《猎杀“中国龙”？》

作者：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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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艰难成就书稿，按常理常例应有个序，如此方觉得“完满”。但是，想来思去，还是自己套写一个。因为文章写作甘苦，自己身受。更何况，拙稿不少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在单篇发表过程中，已经令诸多部门与相关人士不快，有的甚至还兴过师问过罪。如今，虽然细致打磨，自觉圆润不少，但是对一些眼睛中容不得沙子的人士，可能依旧有些冲击力。倘若真的有仗义执序者，一旦问罪过来，岂不是拖人家下水。好坏还是一人承受，是故自序。

一

2009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恰好也是改革开放“河东与河西”的分水岭。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昏睡百年的“中国龙”开始觉醒、舒展、腾飞。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对外开放伊始，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国人，打开门窗，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会进来。一开始，进入中国的“不好的东西”恐怕真的只是些蚊子、苍蝇。但是，后来形势就不同了，蚊子、苍蝇发现中国“钱多、人傻”，便呼朋引伴，由此大虫、大鳄皆鱼贯而入，“第五纵队”迅速滋生且不断壮大。对外开放的局面由此日趋复杂，过去“摸着石头过河”而获得的经验，对于如今“过海”、“越洋”的实践，越来越捉襟见肘。在中国经济周期正处于下滑之际，恰遇世纪金融大危机，屋漏偏逢连阴雨。在内外因素相互激荡下，外储缩水，楼市股市高危，企业倒闭，店铺关张，员工纷纷下岗，民工大批返乡。这在贫富加速分化、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域发展严重落差的大背景的烘托下，夹杂着各种利益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与尖锐，严峻地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中国今日之局面，缘由众多，但是发展模式应居于首位。新中国成立60年，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其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可以先后集中到两大发展模式，一个是苏联高度计划模式，另一个是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大问题恰恰是先前过分偏执于计划，而后又越来越偏执于市场，从恪守马列主义教条到恪守自由主义教条。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我们当然要大力宣扬30年来、60年来我们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我们当今面临的紧迫问题，回首我们走过的道路，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

就纵向而言，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国际地位提高。但横向来看，尤其是与近邻日本、“四小龙”的成长历程比较来看，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的人民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本可以比现在更加宜人，我们的社会本可以更加和谐，我们的国家本可以更加富强；世纪金融大危机下，我们的经济本可以损失更小，社会本可以震动更小；我们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我们本可以更加主动；……而实际情形恰恰远不如人意。我们的社会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隐患，我们的社会经济安全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我们的未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影响我们在总体方面变得“更好”或在一些方面变得“更坏”的，有很多因素，但是对外资的迷信、崇拜而忽视其消极作用是中国遭遇当前诸多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外资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与氛围，尤其是给我们带来了靓丽的GDP。但是，在今日中国，外资早就告别散兵游勇态势，呈现利益集团化、组织代理化、诉求政策与法律化，而且其行为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相关集团利益交织在一起，逐渐显露出其垄断、寄生与贪婪的本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跨国垄断资本在今日中国近乎无孔不入，无利不图。在世界，跨国垄断资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在中国，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要挖掉中资企业的民族基础，要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主要的是要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在世纪金融大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持续衰退与低迷之下，在扫荡全球的自由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之后，在整个世界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保护主义愈发严重之际，中国应思考：严重依赖外贸、外资、外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以美为师”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日益棘手、紧迫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世界遭遇“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之时，中国向世界宣誓，中国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苏联的高度计划模式，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道路。

自序(2)

二

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不仅来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与伟大的中国人民，也来自作为共产党与人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官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权钱交易盛行，官员腐败与时俱进，大众不满与日俱增。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官僚相对数量庞大，因此贪官的绝对数量当然不少。2005年，本人被分派一个课题，研究《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刚涉及此题，一头雾水，到哪里寻求实证。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我私下调研过程中，得到了多个部门中众多官员的大力支持，他们给我提供了诸多鲜活素材，很多是闻所未闻，有的甚至是骇人听闻。

近些年来，频繁游走于中国政治人丛，我的认知是，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不仅有很好的知识素养，而且也有很好的道德水准，尤其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价值观一直得到较好的传承。相较于已经失去道德罗盘、失去自我反省能力的华尔街、华盛顿的那帮商僚与官僚，有着天壤之别。这是西方早就预言并急切期待“中国崩溃”，而实际迄今中国仍然屹立不倒并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倘若中国政治体制能不断改进完善，那么这些具有很好知识素养与道德水准的官僚就能更好地造福大众、社会与国家。本书稿中有众多对相关政府部门与官员的指责批评，但我并不否认相关部门与官员的大多数，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家崛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2008”，中国人曾经给予很多期盼，而后却带给了中国诸多不幸。有天灾，有人祸，还有天灾夹杂着人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上，巨型天灾人祸曾经击倒过许多民族，但是中华民族却在各种灾难中持续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天灾人祸只能使这个民族更加成熟、更加坚韧，民族崛起的基础更加坚实。“2008”，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清晰地揭示，人民群众是中国的真正主人，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一段时期以来，一度远去的英雄史观在中国又悄然出现，成形成势。不可否认的是，精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一个个精英在关键时刻，置个人安危、利益与家庭于不顾，为民族存亡，为国家崛起，奔走呼号。正因如此，鲁迅先生感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如今一些中国人，以精英自居，却无昔日精英之胸襟与作为，利之当头，难之面前，首先是为自己打算，总是把自己、家庭、家族与小团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为了个体与小团体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他们口口声声爱国爱民族，要与国家民族患难与共，私下里却将子女亲属悄悄送到海外，在境外机构开设不干净账户，有的还拥有西方绿卡，随时做好“弃船登岸”的准备。有的长期以来拿境外钱财，为境外提供数据资料信息，为境外利益代言，肆无忌惮。世纪金融大危机，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于国际场合承认，美国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但是，中国的亲美精英却一个劲地鼓噪，中国是这场危机的重要源头，甚至要承担20%~50%的责任。这些精英们肆意妄为在中国泛滥，虽然没有普遍成灾，但是在一些领域（如产业化下的教育、市场化下的医疗、产权明晰下的国有企业贱卖等），灾难已经出现，而且仍在不断扩散。

多年来，中国在一些领域实际所奉行的社会经济路线是“打左灯向右转”。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处于强势地位；原先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一部分已经成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与边缘；而中产阶层远不够强大，远不足以对社会稳定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两极分化的急速扩大中，他们属于“失落的一族”，多数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近年来，经济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社会对立日趋严重，左翼与右翼的理论、政策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利益基础的严重反差，决定了共识少之又少。而且在主管部门长期奉行“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变相助长了右翼声势。“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到中庸”。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深刻缘由，重要一点是高端决策多数时候是“执两端而用其中”，很好地克服了极左极右、忽左忽右。在利益集团于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日趋活跃的情形下，国家政策的公正、科学、合理依赖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平衡博弈。但是，环顾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强的超强，弱的过弱，政治博弈天平指针明显倾向强势集团。

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官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在中国经济周期向下、弱势群体日子日趋窘迫、下岗不断增多、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势下，中国决策者再也不能忽视左翼的声音。中国实现社会相对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出路首先在于左右和解。但是，无原则、无是非标准、无大义、无基本共识，左右和解何易？为此，舆论必须照顾社会大多数的情绪，决策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完善社会保障，减少失业，提高劳动就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节制资本无度与肆意扩张。

自序(3)

三

本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小时候从未觉察，那里的景色很美，山围着湖，湖中有山，有野鸭、菱角、芡实和莲藕，还有血吸虫和“水鬼”（后来知道其实是一种水獭）。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轮又一轮，可是那个倔强的乡村在现代化上至今也没有多大起色。我一贯认为，孤陋寡闻者莫过于我。上初中才见到手扶拖拉机，到县城中考才乘上公共汽车，到武汉上大学才真正见到并坐上了轮船，还是“东方红”号。进大学第一个星期天，与一个来自河南商丘的同学，在长江大桥上看到了真正的火车。那同学一直表现得比我有见识，当时很惊叹，“如此庞然大铁，能在水面浮起行驶，不能不说是鬼斧神工。”如今，这位仁兄早就不愿意提及那段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笑话，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毅然下海，信誓以实业报国，如今在深圳置办企业，经营有道，日进斗金，世纪金融大危机也丝毫没有延缓他赚钱的步伐。

儿时的同伴众多，放牛种田，成家生子，独我上了大学，还是重点名牌。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还是值得炫耀的，“天之骄子”（当时说起一点也不脸红），没有学费一说，月有补贴，还有困难补助，虽然不算宽余，但是只要不找女孩子，也可以平静度日完成学业，关键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毕业后工作全包，重点大学还可以挑三拣四，如此当然神气活现。远不像今天的学子，为学费而愁眉苦脸，为恋人而挤眉弄脸，为考试而歪鼻斜脸，为工作而灰头土脸。尽管后来时事沧桑，命运多舛，尽管距离意想的成功目标还十分遥远，但是在跋涉的路途上，在有志者事竟成的努力过程中，每每提醒自己，不要忘本。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研究经济的学长，标准的主流精英，其讲话每每引起公愤。据好事者考究，该学长也出生乡村寒门，后来沐浴国家的阳光雨露，上大学，去海外，得洋“打狗脱”，身价倍增，凭借占得先机，终日里忙着给企业与富人打点，多年来难见经济学新造诣，却时而不时抛出莫名其妙的论点。前不久，学长又言：大学生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便宜。网友评论，此公太不厚道了，忘本啦！印度圣雄甘地教诲，要当心可令我们毁灭的“七种罪孽”：没有责任的享乐，没有劳动的财富，没有道德的生意，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奉献的崇拜，没有原则的政治。吾人当小心翼翼，引以为戒。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国家。对父母尽孝，对国家尽忠，天经地义。笔者的母亲是个非常普通的母亲，普通的即便用大段语句、甚至整篇文章也很难把她与众多的中国乡村女性区别开来。母亲一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识，平日里总是围着柴米油盐打转转，专长就是洗衣做饭、养鸡喂猪。2002年我博士毕业，最后敲定选择北上北京工作，她非常高兴，直接向我提出要求，说等我安顿下来后，要接她来北京，去看天安门。然而，等我刚刚从异地初任培训回北京，还未正式上班，她就辞世了，非常突然。她辛苦一辈子，辛苦到最后一刻。我发表文章诸多，编写书籍不少，但是能拿出手的尚无。本书一开始我就认真打磨，就是要献给这个平凡的、默默无闻一生的母亲大人，今年是她的本命年，祝福她在另一个世界平安、健康、快乐！今年又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书若能在“十一”前出版，也算为这个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祖国母亲尽一份忠心。

江涌于紫竹院

2009年5月

导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的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所处的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他所集中阐述的只是一般资本。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时代，金融寡头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主宰者。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引述利西斯《论反对法国金融寡头》的话，“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 。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直言不讳：“在日本，政府是船长，财界是罗盘，船长始终按罗盘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如今，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普遍国际化。跨国公司对国外市场的渗透，对于母国来说意味着其影响范围的扩大，这就延伸了国家权力的地域界线。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对东道国的某些行业、领域或部门的控制，为母国增加了新的权力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利用本国的跨国公司收集情报早已成为公开秘密，这已不仅是实现一般的经济扩张力，而且是谋取一种战略控制力，便于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们通过“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的方式引进了外资，有一段时期，外资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理念与氛围，尤其是给我们带来了靓丽的GDP。但是，在今日中国，外资早就告别散兵游勇的状态，告别“先将予之”的阶段，呈现利益集团化（集中体现在组成一个个协会、商会）、组织代理化（跨国垄断资本普遍通过代理人、代言人在中国各行各业频繁活动）、诉求政策与法律化（通过游说，将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写入中国法律、政策），而且其行为与我国国内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相关集团利益交织在一起，逐渐显露出其垄断、寄生与贪婪的本性。在世界，跨国垄断资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在中国，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要挖掉中资企业的民族基础，要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主要的是要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公有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公有制与国有企业构成中国经济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因此，消除国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行釜底抽薪，是国际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如此，长期以来，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自己直接行动，而且通过他们精心培育的代理人、代言人，始终不渝地向中国灌输经济自由主义，宣扬经济无国界，用“在中国合法注册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来模糊决策者与大众视线，以“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市场换技术”等似是而非的理论，来诱导决策者，放弃自主研发。如此，中国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被折腾得支离破碎，强大制造的基础被严重侵蚀，陷入“越引进，越落后”的困境。尤其严重的是，在“产权明晰”的招牌下，肢解公有制，瓦解国企，消除与跨国垄断资本相抗衡的市场力量；使一大批一大批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国家的主人下岗失业，成为弱势群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力量；将一时不能瓦解的国企改造成为中国老百姓日趋厌恶唾弃的垄断力量。

无孔不入的跨国垄断资本

壹

跨国公司，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对派怎样惋惜，跨国公司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在我们睡大觉的时候世界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全球化3.0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每个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的方式。不论是政府部门、商业部门、社会部门，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员工还是自由职业者，概莫能免。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从小缩成了微小。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持续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外贸，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外资企业对中国提高技术与管理水平、培育与锻炼人才、促进市场发育等诸多发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资给中国带来的并非都是阳光雨露，随着外资在华成长壮大，作为垄断资本的本性开始显露，其积极作用日渐消减，消极影响逐步显现，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危害正日趋严重。

“第五纵队”长驱直入

环顾当今世界，当数美国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交织最为紧密。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列宁提出的垄断资本主义五个特征之一）而生成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一直是国家政权的幕后操纵者，有时为了需要甚至直接跳到前台。金融寡头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主宰者，“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 “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 。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国防和外交的权力分配形成了一条规律：由发家最早、实力最强的东部梅隆金融财团和洛克菲勒石油财团瓜分。通常情况下，国防部长来自梅隆财团，国务卿则属于洛克菲勒财团。如今，官商结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相关形式发生改变而已。单看财政部长多半来自华尔街，而政府部长离职后进入大公司当老总或顾问早已比比皆是，而布什总统父子本身就是金融寡头。日本则是另一个垄断资本登峰造极的国家，著名的“财界四团体”（经团联、日经联、同友会和商工会议所）不仅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政治结构与政府更迭。前首相池田勇人曾经直言不讳：“在日本，政府是船长，财界是罗盘，船长始终按罗盘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外资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的状态。随着外资的强大，早先的一般资本如今已演变为垄断资本，正积极谋求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产生影响，并实现控制与垄断，以获取暴利。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垄断资本依靠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的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与政治力量。

强力公关　跨国垄断资本凭借其雄厚经济实力，巧妙利用各方人脉，进行公关。越来越多的外企总管熟谙中国政治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接近与拜会中国政府与国家领导人，一方面私图进行政策游说；(奇*书*网.整*理*提*供)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

为击败竞争对手（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花旗银行请出与华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给中国××部写信，“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并称“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该部门如何反应不得而知，但事实是花旗不仅持有广发20%的股份，而且还以20%的股份赢得广发100%的经营管理权。

以收购各国“命脉产业”为宗旨的美国私募基金凯雷投资，一直以强大的政府公关能力著称，为实现对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徐工的并购，积极游说当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并取得后者鼎力支持。

利益输送　跨国垄断资本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

百事可乐等国际大公司曾多次以课题研究的名义，向××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与相关个人提供研究经费；投桃报李，该中心长期以来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

此外，跨国垄断资本还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国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与洗钱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一些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为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销市场地位，美国安利公司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进行集体公关，通过向清华大学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提供巨额赞助，送相关高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福特基金会每年在华开展数十个资助项目，很多项目是面向官员与学者的。由此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而且借机可以施加政治影响，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治国理念。

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　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在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一般有着复杂乃至显赫的政治背景，法力极大，影响力无边。他们与涉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外资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翻云覆雨，获取巨额收益。与跨国垄断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的不仅有个人，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甘愿充当外资的“铺路石”。

为占领中国寿险市场，外资保险巨头纷纷与中国非保险业的大型企业集团“联姻”。比如，法国安盛保险集团与中国五矿集团合资成立金盛人寿保险，意大利忠利保险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合资成立中意人寿等等。这种有违常理（同行合作）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保险公司的独资图谋。在合资寿险公司中，中资企业往往缺乏保险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上是由外资主导。

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　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相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斯坦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南孚的直接竞争对手——美国吉列。

2005年1月，54家在华跨国公司联合向国务院上书（《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若干看法》），反对“两税合一”。在《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共同派代表会晤商务部等部门高官，通过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等组织机构传达意见，并且于2005年7月联合通过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CAPEC）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能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

借助与培育政治力量　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西方社会的“通行规则”，跨国垄断资本自然精于此道。当获悉中国铁路大提速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法国阿尔斯通集团董事长兼CEO柏柯龙极力游说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前总统希拉克由此带着“重要的经济使命”访华，阿尔斯通由此与中方签署了总额达15亿欧元的供货协议。当凯雷收购徐工案陷入胶着状态时，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富兰克林?拉文访华，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按照“商业原则”处理凯雷收购徐工的交易。

以非常手段操纵腐败官员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企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发展为支配这些堕落者。2006年6月，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而直接扳倒刘志华的，就是一盘长达60分钟的性爱录像带，录像带记录了刘在香港进行色情交易的整个过程。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这盘录像带显然不是偶然拍摄到的，肯定经过周密策划。由于涉入新的权色交易与收受更多贿赂，刘“背信弃义”，将原本给予某个“很有来头”的外资企业、位于北京黄金地段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又授受给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恼羞成怒的外企相关人员便出此下策，使刘身败名裂。坊间认为，像刘这样被涉外利益集团操纵玩弄（始“弄”终弃）的官员绝对不是特例，而对刘的“惩治”对那些正为涉外利益集团服务的官员也具有“杀一儆百”的作用，使他们以后忠心耿耿为其利益服务。

侵蚀中国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活跃在中国境内的跨国垄断资本，在中国攻城略地，通过各种方式与各类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地影响中国重大决策乃至立法，中国经济主权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

影响立法，损害法律威严

1998年4月14日，中央颁发一个重要文件——《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文件的基调积极，总体设计科学合理，但是文件当中被塞入某些玄机，例如文件开篇就有“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之一。这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实行对外开放，就必须坚持利用外资不动摇”。值得注意的是，该《意见》过去一直是个秘密文件，在2008年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成绩的时候，才将该文件公开。大众不禁要问：一个关系到中国对外开放方向、大张旗鼓引进外资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为什么是“秘密的”？其实，正是跨国垄断资本的积极活动，使相关部门设定“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而后又被悄悄塞进上述重要文件，从而具有法律效力。如此，涉外利益集团、跨国垄断资本便借此“拉大旗做虎皮”，作为“中国企业”横行中国。

2006年8月，中国银监会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要求外资银行在华注册为独立的法人机构。该举措遭到跨国垄断资本的强烈反弹。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呼吁美国政府抵制中国银监会的新《条例》，敦促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出面干涉。

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并购，当中不乏涉及谋求或实现市场垄断的情形，我国颁布反垄断法无疑是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竭力阻止，致使我国反垄断法迟迟难以出台，被搁置长达十多年之久。

跨国垄断资本甚至直接参与中国的法律起草。××部在争取到直销法的部门立法权后，曾与安利等外资直销企业多次沟通，甚至还请安利、雅芳等外商草拟直销法。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颁布，正式开放直销市场后，近千家直销企业只有13家获得直销牌照，其中外资企业就独占了10家（此后国内拿到直销牌照的企业已达19家，其中外企14家）。业内专家认为，《直销管理条例》完全是为外资量身打造的。

2006年3月，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向全社会征求《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见，由于外企违法用工比比皆是，比如肯德基公司不与劳动派遣者签订劳动合同，辞退这些员工时，就不用支付赔偿金。很多日资公司形成一种惯例，解雇员工用“劝退”代替“裁员”，这样就无须支付违约赔偿。针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订，一些外企驻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和上海的美国商会等）迅速行动，积极进行有组织游说。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资”相威胁，抵制《劳动合同法》的出台。

中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限制。但是，许多外资企业以“建立工会组织不符国际惯例”等理由拒绝参加和组织工会。在华外企近50万家，雇佣职工2000多万人，但组建工会的外企长期不到20万家。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与法人的义务，依法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税收主权。众多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象，2005年账面亏损的外企占总数60％以上。其实质就是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并通过各种公关活动持续避税获利。国家税务总局的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税，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保守估计达300亿元以上。在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约10%、税收平均增长高达20%~30%的态势下，2004年外资百强纳税增长率为零！

影响重大决策，损害政府威信

跨国垄断资本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当顾问或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刻意包装、打造，提供各类交流平台与活动舞台，提高这些学者的知名度、美誉度，使其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影响中国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决策。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引进战略投资者，都有相关经济学者摇唇鼓舌的影响。这种市场化、国际化倾向，使得一些国有企业逐步沦为外资企业并购的对象。在“产权明晰”的招牌下，肢解公有制，瓦解国企，消除与跨国垄断资本相抗衡的市场力量；或将一时不能瓦解的国企改造成为中国老百姓日趋厌恶唾弃的垄断力量。

多年来，跨国垄断资本还不遗余力地鼓捣中资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这不仅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而且将中国财富源源不断输送到境外！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四家公司当初海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这种“分红”的实质就是将通过垄断盘剥国内消费者获得的财富转手奉送给外国投资者。

许多在华跨国垄断资本的行为还损害中国政府的威信。中国政府明文规定，中国金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是习惯“全能运作”的外资机构，利用中国混业监管上的缺失，加速在中国金融业的网状布局，德国安联集团与德意志银行、美国AIG集团与保德信集团、英国汇丰集团与保诚集团、荷兰国际集团（ING）等外资金融机构都拥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分支机构，“明目张胆”地实施混业经营。

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与地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与优越的法人地位，向中国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高盛、摩根斯坦利、花旗、瑞银、华平投资、凯德置地等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价格由此居高不下且不断上涨，宏观调控政策因此大打折扣，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谋取垄断优势，扰乱市场秩序

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而成长起来的。对外扩张与兼并是西方企业发展的常态。

通过多种途径，谋取垄断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技术密集等高附加值产业越来越多地为跨国公司所控制：跨国公司已在中国的网络设备、计算机处理器与服务器等行业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外国汽车品牌占销售额的90％；最大的5家电梯企业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彩色显像管占65％，程控交换机占90％，移动通讯电话行业占95％。

美国沃尔玛公司实施“亏损战略”，以其本土市场对海外市场补贴的方式，扩张中国市场份额。麦肯锡报告称，外资零售企业可能在WTO开放5年后占据80%的中国零售业市场份额，奇Qīsūu.сom书届时中资零售企业将面临严峻的生存竞争考验。

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开始，就着手对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实行整体性、规模化并购，如今已在华建立了11个生产基地，两个研发中心，一个培训中心，2003年正式提出100亿美元的收购计划，旨在占领整个中国工程机械市场。依照国际经验，工程机械制造业，平时制造推土机、挖掘机等工程用机械，战时则可转产坦克、装甲车等战争机器。一旦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由外资垄断或控制，则中国的国防军工业与国家安全必然受到损害。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发现，跨国公司已将并购目标集中在我国能源生产和供应领域、基础材料工业领域、具有巨大市场规模和长期增长潜力的消费品生产领域、新技术服务和正在逐步走向开放的商业、金融服务业领域。

利用垄断优势，获取垄断利益

随着市场份额的增加，跨国垄断资本对相关商品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无锡威孚有限公司自主拥有轿车用柴油的电喷射系统技术，生产的喷油泵价廉物美，但是德国博世并购威孚后，威孚品牌没了、相关研究团队被剃光了，博世垄断了这一技术与产品生产，而产品售价翻了一番。

滥用知识产权。国家工商总局和科技部先后发布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报告”和“知识产权滥用报告”，指出包括柯达、利乐、微软、思科、通用电器、飞利浦等在内的跨国企业滥用知识产权。部分跨国公司作为一些产品、技术的标准制定者，把专利嵌入各种国际标准中，让中资企业在遵循、使用标准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发生侵权行为，然后通过诉讼维权，坐收渔利。如跨国公司利用“DVD专利使用联盟”，迫使中国的DVD碟机生产企业每年交近百亿元的专利费。这迫使相关中资企业退出生产领域，或沦为跨国垄断资本的贴牌生产企业。

不当利用话语权。跨国垄断资本及其代言人在相关市场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利用话语权谋取不当利益，进行市场投机。股票与房地产市场易于掀起泡沫，是跨国垄断资本投机的理想场所。跨国垄断资本及其代言人利用其丰富的国际经验，利用大陆A股与香港H股之间的联动以人民币升值、宏观调控、市盈率高低等名义误导民众的预期，导致股市与楼市剧升剧降，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使中国企业家“英雄气短”，中国企业落入“引进，落伍；

再引进，再落伍”的恶性循环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与产业成长壮大的关键因素，也是国家实现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源泉。但是，跨国垄断资本实现与谋求垄断，严重抑制了本土企业家精神。

实施并购　乔治?J?斯蒂格勒在《通向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一文中认为“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发展成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 在华跨国公司需要能够执行其全球战略的经理人，而不是有独立意志的企业家。本土优势企业被收购后，虽然“本土品牌可能保持”，“团队可以继续经营”，但事实是本土企业成了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棋子”，不少企业家变成了职业经理人，本土品牌与企业家的命运完全落在跨国公司董事会的手中，一些曾满怀豪情的企业家因此而悔恨不已。前文提到，在美国吉列对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实现控股后，南孚品牌虽然保留，但是南孚人昔日征战全球的雄心壮志已不复存在。

重金收买　外资一方面大肆偷税漏税，另一方面在吸引中国企业家、科研人员等方面则不惜重金。乐百事、双汇、徐工等知名本土企业的优秀管理团队以及企业家都是因为跨国垄断资本许诺并购后给予丰厚待遇而纷纷倒向外资的。当荷兰天地快运（TNT）与联邦快递（FedEx）以远远超出预期的价格分别收购华宇和大田两家中资物流企业后，众多曾誓言与外资物流公司一决高下的本土民营物流企业，便不约而同地集体投奔外资。跨国垄断资本凭着优厚的薪水和待遇，持续挖掘中国本土企业、机构的优秀科研人才。统计表明，中国最优秀人才的40%、优秀人才的45.7%都流向了外企或其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

严密设防　中国制造业在做大、做强或国际化的征程中，普遍遭遇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和专利、产业和技术标准方面设置的壁垒与陷阱，使中国企业家“英雄气短”。在强大的外资企业面前，一些本土企业陷入了“不搞研发等死、搞研发找死”的两难境地。“中外合资”一度是中国试图获得国外技术的理想方式。但是，一些外资通过多种手段遏制合资企业开发新产品或新技术。如在合资条款中，外方一般都要求中方，只有生产许可权而没有产品设计确认权，不能对外方的产品技术进行任何修改和创新。不少国企在与外商合资的过程中，原有的研发机构被分拆，技术力量流失。

战略误导　在跨国垄断资本代言人的鼓捣下，中国长期推行“以市场换技术”而忽视“自主创新”战略，由此陷入了“引进，落伍；再引进，再落伍”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严重扼制了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贻误了中国产业发展的最佳时机。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产业发展的主导技术基本上依靠国外。制造光纤、集成电路、石油化工、轿车和数控机床的装备，依赖进口的比率分别达到100％、85％、80％、70％和70%。

“围剿”中国海外利益，欲使中国成为跨国垄断资本的“超级提款机”

战后，日本用了18年时间（1956~1973年），经济发达程度就赶上了美国，如今人均财富世界第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与当年日本相当，但是国家人均财富不及美国的一个零头。中国的财富哪里去了？被跨国垄断资本卷走了！中国股市从6124高点，一度跌穿1700点，数以十万亿计的财富被“蒸发”，跨国垄断资本“功不可没”。

价格讹诈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导致对国际铁矿石的需求急剧增加，进口占世界需求量的1/3以上。按常理，中国具有战略买家优势，不仅拥有一般的定价“话语权”，甚至可以说具有定价“垄断权”|Qī-shū-ωǎng|。但在2006年进口价格谈判期间，跨国垄断资本与国内买办等联手大肆炒高铁矿石价格，导致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如此原本合同压价17%的期望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涨价19%。铁矿石定价只是个代表，“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说法的背后或多或少都隐藏着类似玄机。如今，被媒体近乎铺天盖地、热炒的“力拓案”只是揭示巨大玄机之冰山一角。

借机敲诈　由于国家严格限制外盘代理，中国期货经纪公司只能长期局限在国内市场。中资企业要参与国际套期保值一般需借助外资投行渠道，因此相关商业活动丝毫无机密可保，交易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被动。如中航油进行期权交易的渠道，是包括日本三井、法国兴业、英国巴克莱等在内的国际知名投资银行，与此同时这些投资银行也是中航油的交易对手，因此当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于2004年进行5200万桶原油的投机交易时，对各大投资银行而言则是公开的秘密。有诸多报道显示，猎杀中航油、导致5.5亿美元巨亏的元凶正是这些投资银行，2005年国储铜巨亏6亿美元以及2008年东航巨亏7亿美元，近乎都是同样的问题。

将中国企业变成“圈钱道具”　伴随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摩根斯坦利、高盛等投资银行以及凯雷、华平等私人股本公司对中资企业的并购异常活跃，这是因为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有很好的海外退出渠道，将中国企业适度包装后于境外上市融资，一般三年左右就可以实现上市股权退出，赚取丰厚利润。因此，相关国际金融机构通常只关心企业的短期业绩，并不在意发展中存在的基础性问题。这使得中资企业成为国际资本到股市圈钱的“道具”，伤害中资企业的后续发展能力，破坏中资企业的长久声誉。

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庇护下，一些跨国公司长期漠视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于相关劳动纠纷愈演愈烈。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廉的工资水平、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等因素，使各地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引发社会动荡，威胁经济安全。2005年10月，因严重不满资方加班超时、加大劳动强度等举措，大连一家日资公司员工发起罢工，由此引爆长期潜伏在外企的劳资矛盾，一场原本一家企业五六百人的罢工迅速蔓延成当地20多家日资企业3万多名员工。

此外，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国外中国问题专家警告，中国产业正日趋“边缘化”、“外围化”，“进步中的贫困”正加速生成。在跨国垄断资本的催化下，中国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冲突日趋尖锐，资源急剧耗尽、生态严重破坏，民族工业加速解体，科技创新不断滞后，社会经济愈发呈现出某些“增长而不发展”的迹象，这是否表明中国正步入“拉美化”境地？

“家贼”与“内鬼”值得关注

跨国垄断资本之所以能对中国经济安全实施越来越大的危害，主要在于某些学者的误导、舆论的追捧、买办的帮忙；在于政府的错误决策、监管能力不足、监管行为滞后；在于某些中央政府部门利益膨胀、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

学者的误导、舆论的追捧、买办的帮忙

跨国垄断资本在华网罗了一大批依附力量，形成了以跨国垄断资本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学者误导　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主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权，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的重大决策。这些学者或学者型官员食洋不化，对外国的资本、技术、管理以及生活习俗等迷信备至，崇拜有加，在平时的思考与决策中，自觉与不自觉地站在跨国垄断资本的立场，有些甚至为跨国垄断资本代言。例如，陷入“GDP增长”迷思，鼓吹跨国垄断资本已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且是最重要、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陷入“经济效益”迷思，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执迷“以市场换技术”；陷入“私有产权”迷思，鼓吹以西方的产权制度、经济运行机制来全面置换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等等。

舆论追捧　伴随地方政府的红地毯，面对新闻媒体的镁光灯，在各地方，跨国公司CEO往往被大群记者众星拱月般簇拥，其音容笑貌总能进入电视的黄金时段、报纸的头版头条。舆论这种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极力跟从、无限追捧，客观上赋予了跨国垄断资本越来越显赫的地位，以及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买办帮忙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大批依附于跨国垄断资本的、为其鞍前马后效力的买办阶层。其中一些买办有着复杂乃至显赫的背景，法力极大，影响力无边，与跨国垄断资本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为跨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壮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部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不仅随意接受，而且还主动寻求跨国公司的资助，名为专事跨国公司研究和咨询的机构，但众多业内人士与广大网民早就“认定”其为跨国公司在华的“话语中心”、“政策公关中心”。每年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对跨国公司近乎充满了肯定和赞誉。

此外，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国外中国问题专家警告，中国产业正日趋“边缘化”、“外围化”，“进步中的贫困”正加速生成。在跨国垄断资本的催化下，中国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冲突日趋尖锐，资源急剧耗尽、生态严重破坏，民族工业加速解体，科技创新不断滞后，社会经济愈发呈现出某些“增长而不发展”的迹象，这是否表明中国正步入“拉美化”境地？

都能找到政府“不当决策”的影子

跨国垄断资本在华的每一次扩张，都能找到政府“不当决策”的影子

由于政府职能僵化、一些部门衙门化与领导官僚化，民主决策难以落实，决策科学性每每出现问题，导致在资金、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形成对跨国垄断资本的全方位依赖。

资金方面　中国储蓄率居世界前列，中资银行虽然存差高达数万亿元，但仍迷信外资为所谓“高功能货币”（可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增加本土市场的竞争活力）给予各种优惠（包括税收减免、优惠的用地用水用电、降低环保与劳工标准）吸引外资。由此，导致外资对内资日益严重的替代与排挤，金融市场发育严重滞后。

技术方面　迷信盲从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偏方，满足于引进“适用”技术，放弃自主研发，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关键技术、高新技术没换来，反而令诸多重要的国内市场纷纷被外资抢占，原有技术与研究团队被肢解，自主创新之梦逐一被粉碎，类似“运十”飞机、汽车行业等悲剧一再发生。

管理方面　自轻、自暴、自弃，迷信“外来和尚念好经”，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相关监管部门颁布一纸文书，要求上市公司融资时，财务报告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由此迅速占领并垄断中国审计市场。实际表明，这些国际事务所在“道德风险”上丝毫不逊色于国内同行。

市场方面　迷信“GDP增长”，迷信外汇储备（实际就是国外印刷的纸张）的“战略价值”，不惜资源、环境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等进行出口与创汇，导致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日益激烈，外经外贸乃至部分外交受制于人。

宏观调控方面　在缺乏科学论证的情形下，没有因时、因地制宜，仓促出台措施，而且“一刀切”，使得国民经济与关键行业大起大落，导致外资乘虚而入，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如1992年银根松弛，银行对企业大规模放款。1993~1994年银根紧缩，清理“三角债”，融资渠道堵塞，本土企业举步维艰，纷纷转向与外资合作，导致外资大规模扩张。新一轮外资在华并购扩张，则与2004年开始的紧缩银根，抑制部分行业过热紧密相关。

日益膨胀的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助纣为虐”..

日益膨胀的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助纣为虐”

部门挟洋以自重　随着开放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机构打着“国际化”、“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旗号，利用增进对外交往、开展对外谈判、加强对外合作等时机，以“接受国际惯例”、“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资源控制力”等为借口，挟洋以自重，巩固、谋取部门利益，一些机构已经将部门利益与境外利益集团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甚至形成俱荣俱损的“共生”态势，部门政策制定乃至部门立法都向跨国垄断资本敞开，这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华活动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如金融业只对西方而不对内的“定向开放”，长期给外企“超国民待遇”等等。

地方外资崇拜　在以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普遍争相招揽外资，大搞优惠政策攀比，甚至不惜动用行政资源为外资进入“保驾护航”，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在珠江三角洲，当出现劳工与外资纠纷时，一些地方政府总是站在外资立场，包庇、袒护、纵容外资，想方设法隐瞒、推延甚至打压劳工为合法权益进行的行政与司法抗争。相比沿海，一些内陆地方政府给予外资的优惠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已超出经济领域，甚至把过去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省××市明文规定，外资享有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包括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出入娱乐场所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此外还规定，每月1~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外企，违者立刻开除。很多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国企能搞好，也不信任民企能做大，因此铁了心思要把地方企业卖给国外资本。2004年年中，徐州市在筛选徐工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就是国企与民企，使竞争者为“清一色”的国际资本。2005年4月5日《珠江时报》自豪地宣称，外资并购民企在佛山已成“流行色”；同年10月24日《新华日报》报道南京市的自豪：南京民企成为外资并购的“香饽饽”。

监管能力不足，监管行为滞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守夜人”的功能，强化对市场主体的监管。但是，快速市场化、国际化以及管理体制僵化，使相关监管部门难以很好适应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有效监管。

监管能力存在问题　外资创造了中国约33%的GDP，却只缴纳了约20%的税收。众多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象，就是利用中国的管理与政策漏洞进行利润转移以逃避税收的结果。外资之所以能长期成功避税，且不论在某些地方是否存在具体税务人员与外企的合谋，但可以推定中国税务部门的监管、审计能力存在问题与漏洞，即地方税收部门的能力难以应对外企在财务管理体系上的繁杂性。

监管机构设置存在问题　中国行政机构设置及其职能配备至今尚缺乏严密的科学性与法定程序，很多是部门利益博弈的结果。例如，针对外资银行理财产品，风险控制由银监会监管，所涉及的外汇管制规则由外管局制定，反洗钱问题则由央行反洗钱局来管理。注册会计师行业所涉及的监管“婆婆”就有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等多家机构。多头监管难免会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国家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有23个成员单位，也就是说至少有23个机构与这项监管有关，各机构分工配合的效率可想而知。

监管行为滞后　由于监管水平不高，专业能力有限，加上监管机构设置欠缺，从而使监管滞后，有时相当严重，由此造成重大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失。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在监管部门的“帮助”下，迅速占领并垄断中国审计市场的。凡是要融资尤其是在境外融资的企业与机构，都要接受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法眼”的检验，如此，企业的商业机密乃至国家机密（很多企业属于战略行业或敏感行业）何以得到有效保障？中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部门分工协作，理论上周密有效，但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实行混业经营。中国“入世”协议明确规定中国各类金融市场及其业务的开放时间表，然而外资金融机构利用其混业经营及技术管理等优势，早就积极从事跨地域、跨期限展业活动，使我国很多规定形同虚设。

处心积虑消除国企

贰　处心积虑消除国企

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垄断资本则不知比一般资本血腥和肮脏多少倍。国有企业则是肩负着替代私有资本、狙击垄断资本、清洁世界的使命来到人世间。在国际市场由跨国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在经济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态势下，国有企业注定会命运多舛。一些私有资本与跨国垄断资本在不断从国有企业“掘金”的同时，还不停地咒骂国有企业，更加显示出其“血和肮脏”的本性。

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的主力军

自国家诞生后就有国际竞争，只是于全球化之下日趋激烈而复杂。就竞争主体而论，不仅有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有企业之间以及国民之间的竞争。

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先于企业及国民之间的竞争。自国家诞生后，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竞争就始终存在，竞争的常见方式是对抗，极端形态就是战争。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竞争退居次要地位，而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不仅体现于不同国籍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直接体现在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战略的竞争、重要战略资源的拥有权与定价权的竞争、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竞争。当今，发达国家在重要战略资源的定价权、国际话语权以及国际经济规则上仍占据统治地位，但是随着“金砖四国”等一批新兴市场的崛起，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全球经济严重失衡、国际金融市场日趋动荡、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两大经济板块”激烈碰撞的体现。可以想见，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国家之间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国际经济秩序最终也会因之而调整。

发展中国家，能够抗衡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唯有国有企业　在企业竞争层面，发达国家的企业占据绝对优势，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仅经济实力富可敌国（如微软公司销售额与利润额超过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与财政收入），而且在技术、管理、营销等诸多方面普遍超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民族企业。市场开放与自由竞争的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有利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实力严重悬殊下的自由竞争，必然使后进国家的弱小的民族企业沦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猎食与并购对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唯有国有企业。环视全球，市场不断开放下的各国民营企业多半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长期为基本生存而不断挣扎。当然，在一些后进国家与地区的某些行业，也有成长为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竞争的民营企业，但那是特例，而且通常是在市场保护下成长壮大的。

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　新自由主义就是因应这一需要而诞生的。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其基本要义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国际化，以扫清资本扩张的障碍。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大张旗鼓地出售国有企业。阿根廷基本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并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的“全流通”。但是，这些被变卖的国有企业经过“私有化”实现短暂民营后，很快在“国际化”下被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金融寡头所收购，阿根廷由此丧失了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由外资主导，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深受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阿根廷因为没有国有企业的抵押或担保，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拒绝给予其资金援助。而墨西哥能在爆发危机后获得及时援助，则是以该国的国有石油与铁路企业的股权与收入作担保的。普京总统掌权下的俄罗斯，对叶利钦时期的自由经济政策来了个180°大转弯，全力收复石油等战略资源行业，重组国有企业，保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与国际地位因此有了明显改观。拉美与苏东的经验与教训显示，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是国家经济危难时最可靠的依托。

“主力军”的地位与作用已被严重侵蚀

综观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同时具有增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三大职能。应该按照这三大职能，重新认识中国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一个企业，盈利是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生产财富、创造就业、依法纳税是国有企业与其他各类企业的共同特征。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不断加大改革、管理与创新力度，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8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实现利润1.62万亿元，同比增长31.6%。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1%；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29.2%。地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带动了地方经济的较快发展，实现销售收入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实现利润0.5万亿元，同比增长37.4%。 尽管这些数字令一向不满国有企业效益的人士质疑，但是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发展统计数字同样也令人怀疑，尤其是向国家上缴的税收与其所炫耀的增长成就（集中在对国家GDP的贡献）远不成比例。实际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竞争是“兄弟之争”，《诗经?小雅》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果说民营企业避税至少还可以变相实现藏富于民的话，那么外资企业则完全不然。外资企业虽然创造了GDP，但要拿走财富，并留下了支离破碎的民族工业与经济体系、严重的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以及日趋严峻的金融风险。

国有企业承担诸多社会职能　发达国家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会承担一些社会职责，这同样与这些大型企业的经济能力相适应。这些大型企业一般都在国内、地区乃至国际同行业中居于垄断（市场或技术垄断）地位，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因此有能力、有条件承担一些社会职责。中国的国有企业自诞生以来，不论规模大小、盈利多少、层次高低都“一篮子”承担了各项社会职能。它们不仅要全盘考虑本企业职工的就业、培训、住房、医保、养老等一切问题，而且还有子女、老人乃至周边社区的负担，并且要尽其所能地体现职工当家做主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不仅要背负如此重任，与“轻装上阵”的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竞争，而且还承担社会经济转型的重任。以此指责国企的效率，就好像拿满载的大卡车与单人摩托车比油耗，谁的油耗高就推定谁缺乏效率，岂不荒唐。中国社会经济今天有如此成绩，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能获得如此迅速成长，不能切割与国有企业所肩负重任的关联。且不论众多民营企业脱离不了转移国有资产的“原罪”，就是诸多外资企业的发展也直接是“国退洋进”的结果。

如果说，作为国民经济“生力军”的民营企业在经济效益增进上成效显著，在社会效益增进上有待进步，但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现阶段主要是经济安全）上，则不能也无法寄托期望　且不说拉美、苏东、东南亚等地区有层出不穷的教训，即便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也越来越多。就拿前文提到的物流行业来说，中国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到了发展空间，赢得了很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在中国全面“入世”，国际“四大”物流巨头大兵压境后，过去一向信誓旦旦与外资物流巨头一决高下的中国民营物流企业纷纷“缴械投降”，竞相向外资物流企业“投怀送抱”。原因很简单，就是外资物流巨头报出了远远高于这些中资物流企业自己评估的收购价格。大利当头，脊梁股一下子便软了。当然，民营企业家逐利，无可厚非；要求他们考虑国家利益，反而有些过分。君不见，为获得外资待遇，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国际避税港“回流”中国大陆的大量“外资”多半是民营资本。大凡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在境外不开设资金账户的恐怕是凤毛麟角，拥有多国护照乃至他国国籍的也不在少数。倘若中国这只大船遭遇风疾浪高，危在旦夕，准备与普通大众同舟共济的民营企业家会有几人？所以，能承担国家经济安全职责的，责无旁贷地落到国有企业的肩上。

国有企业的战略价值不可替代　国有企业通过部分资源（包括政策与自然资源）与市场垄断，积累起一定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在一国、地区乃至国际市场可以有效应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扩张，形成有力的经济制衡，从而维护东道国的市场稳定与经济安全。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这是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一项重要的共同职能。近年来，我国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难以落实，宏观调控成效不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资力量的强大与国有经济的削弱。当今世界，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增强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实践经验表明，技术创新是国有企业最具优势的领域。可以推断，国有企业为中国建设创新性国家必将发挥巨大作用。

确保“三分天下”，“主力军”顽强抗争

当今，发达国家的经济保护主义势头越来越盛，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中国企业”的情绪近乎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只是国际保护主义因应中国快速崛起的开始。未来，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强烈的经济摩擦，越来越大的开放压力，以及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尤其是金融风险。新中国成立后，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纲领下，中国建立起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由此，我们才得以克服一个又一个经济难关，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退洋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显著成绩，但这基本是在“国退洋进”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在“产权明晰”与“减员增效”的口号下，出售国有资产，甚至包括战略性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与私有化）在中国国内非常有市场，这恰好便于跨国垄断资本实施行业收购与经济控制，最终实现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接管”中国经济的目标。国有企业一再退让，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占全国工业企业的比例已不到10％，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前文已提及，国际经验与教训显示，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是国家经济危难时最可靠的依托。至于国有经济的治理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而其治理好坏与产权形式并不必然相关。当然，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治理直接影响社会大众的观感，甚至直接影响国有企业存在与兴盛的社会基础，因此轻视不得。

主导作用正“名存实亡”　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说明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国有企业退守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小，即便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对国有企业依旧不依不饶。而且随着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触目惊心。量变会引起质变，民企、外企与国企“三分天下”的态势已经显现，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正“名存实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经济基础已经受到严重侵蚀。而且在现有改革开放的逻辑思维下，未来，为确保“三分天下”态势进行顽强抗争的，只能是国企。因此，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适逢其时！

全球化没有改变“国家利益至上”观

叁

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韩德强《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

奇异“中立”再次上演

国内媒体就杭州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并购纠纷自2007年4月后被媒体炒得热火朝天。多位学界骚人纷纷搁笔费评章，孰是孰非争得不可开交。就主要媒体所披露的资料来看，娃哈哈与达能的各自是非都很明显，管理者或代理人一己之私利不仅是矛盾的重要肇始，也使并购纠纷更加扑朔迷离。

2008年7月3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法国达能集团要求撤销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07年12月就“娃哈哈”商标转让协议所作出的裁决的申请。至此，围绕“娃哈哈”商标归属问题长达一年多的争议尘埃落定[奇+书+网]，最终确认“娃哈哈”商标依法归属于杭州娃哈哈集团。

学者毕竟无法代替或担当仲裁者与执法者，但是学者的道德水准、立场观点会影响相关舆论，甚至影响相关决策与仲裁。在并购纠纷过程中，中国一些学者与官员的立场与思考令人诧异，他们还不甚清楚问题的原委，劈头盖脸“就是娃哈哈的不是”，迫不及待大声疾呼要仲裁者与执法者“一视同仁，公正对待，否则影响到吸引外资”。主管相关事务的××部更为荒唐，举起“中立”大旗，不免让人想起，当年晚清政府袖手旁观日俄在中国土地上打仗的情形。晚清政府作壁上观的是外人在本土的厮杀，如今咱们横眉冷对的是自己与别人在本土的厮杀。连普通老百姓都清楚，外资在中国享有“超国民待遇”，而该部门此前却有高官抱屈“外资遭遇不公正待遇”等莫名其妙的言行。本着职业习惯，笔者不由自主地思考：一国法律政策到底为谁的利益服务，一国学者还有官员在遇到类似纷争中为什么会出现在本国大众来看“很是离谱”的观点与立场。

全球化导致“经济无国界”？

“很是离谱”的观点与立场，也都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经济无国界”论。为什么在一些学者那里会出现“经济无国界”的幻觉，约略推敲，主要有以下缘由。

“经济全球化”盛行，“经济无国界”雀起　二战后，世界出现一股跨越国家边界、超越民族藩篱的社会经济文化潮流，这一潮流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呈现加速趋势，理论家称之为“全球化”。由于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人们习惯唤之“经济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有力佐证的有：国际商品贸易不断扩大，国际资本流动迅速增加；企业全球生产营销布局，跨国公司纷纷涌现；越来越多的人员受雇于跨国公司、国际机构，从事国际业务活动，游走于国家之间，成为“国际公民”；世界领袖峰会不断，国家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如火如荼，在西欧一向被无比珍视的国家主权被重新审视，一个超越国家的联盟在逐渐生成。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因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似乎有力地证实了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便可以有效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经济无国界”实质就是为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资本扩张扫清障碍　“经济无国界”不仅有实践明证，而且更有理论支撑。新自由主义者就是“经济无国界”的积极鼓吹者。不容否认，新自由主义本是一类平常的经济理论，有其科学与合理的一面，但在被政治化、范式化以及其功用被近似无限放大化后，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美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在国际上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并强调这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而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识”。为兜售新自由主义，美国充分利用其占据的理论高地与国际话语权，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持续地为他国培育了一大批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高级人才，并千方百计利用国际组织施压、诱导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国际化。在美国的长期努力下，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逐渐成为主流思想，经济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风。正因如此，有多个国际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国化。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旨在推平中国的国界　中国在推行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巨大成功。这一方面提高了中国人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的意志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由此生成了相关利益集团，强化了相关部门利益。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付出资源、环境、劳动者生命健康、社会矛盾加剧以及民族产业受到空前挤压、民族文化遭到严重侵蚀等诸多代价。但是，在一些学者与官员眼中，只看到获得巨大好处的光环，而不见付出重大代价的阴影。在利益集团、部门利益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持续影响下，出现了更危险的倾向，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日渐模糊淡薄，代之以消费者权益至上、股东权益至上。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大力扩张，涉外利益集团的积极游说，一些学者也不断呼应国际思潮，认定“国籍现在只有一种形式上的参照意义”；“跨国公司增加了中国的GDP，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民族企业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全球化下，只有民族文化，没有民族企业。企业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中，是没有民族认同、民族归属问题的，只有利润认同、利润归属” 。

民族国家依旧是当今世界的基础

公民有国籍　笔者有过多次经历，当进入另一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国境时，东道国的关检人员对他国人员的检查要比本国人员细致得多、严格得多。不用出国，同样可以感知，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处长年累月都有长长的、等候签证的队伍。这些都在暗示：世界不仅国家界限分明，而且国家大小、强弱、富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相关公民、企业在国际场合也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与体会到不同的尊严。游走于国家间的所谓“国际公民”，从国际组织或不同国家领取薪水，其地域与国家观最为淡薄，但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一般非富即贵。即使这样的人一旦出现重要麻烦时，还是要向自己的母国寻求保护的。对于绝大多数公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民，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国籍，无法游走于国家之间，无法在海外开设账户，无法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就学就业。他们只能固守本土，全身心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把自身的全部希望与民族命运捆绑在一起，敏感地捍卫着自己民族的利益与国家的尊严。

企业有国别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哪里有利可图，企业的身影就活跃在那里。即便如此，企业仍然有着明确的国界。且不论企业有法人注册地与出资人国籍的差异，跨国公司赚取的利润都有比较稳定的流向，那就是母国。跨国公司对母国的认同远远超过对东道国的认同，尽管为其发展需要通常也能部分反映与满足东道国的利益，但是一旦东道国的利益与跨国公司及其母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大的冲突时，跨国公司会毫不犹豫地站到母国一边。“跨国公司对国外市场的渗透，对于母国来说意味着其影响范围的扩大，这就延伸了国家权力的地域界线。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对东道国的某些行业、领域或部门的控制，为母国增加了新的权力手段” 。母国利用本国的跨国公司收集各类情报早已成为公开秘密或国际惯例，这已不仅是实现一般的经济扩张力，而且是谋取一种战略控制力，便于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如制造或加剧东道国经济与金融动荡，以便火中取栗，东亚金融危机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与对冲基金就曾扮演过这类角色；或在两国交恶时扩大诸如贸易禁运、技术封锁等经济制裁，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就曾利用美国公司在法国的分公司阻止向苏联出售技术。

国家依然有国界　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即便欣欣向荣的国际合作也未能动摇这一趋势。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国际竞争存在于各类市场以及各类市场主体之间，不仅个人、企业、机构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且政府、地区、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不断增强。当今国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由于经济实力、发展意愿、国际秩序等局限，一般都停留在商品、资源等低层次上竞争，相互之间甚至为既定的市场规模而怒目相向，打得头破血流；而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强国，利用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与垄断地位，在规则、标准、话语权（如知识产权、贸易规则、金融市场准入等）上展开竞争，以维护或谋取更大的主导与垄断地位，由此坐享其成，取得一本万利的经济收益。旷日持久的WTO谈判就是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缩影与集中体现。

所谓“经济无国界”只能是一种畅想、幻想甚至妄想　只要有国家边界，就有经济国界；只要有经济国界，就有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竞争、财富分配的竞争，这在宏观上越来越集中于经济战略的竞争、规则的竞争、话语权的竞争，在微观上则越来越集中于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的竞争、技术管理的竞争、品牌的竞争。国际商品与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国际公民”的出现以及跨国公司的崛起不仅没有改变这一事实，而且使国家利益在更加复杂的表象下争夺得更加激烈。各国政府也都是从本民族、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相机制定对外经济政策。2005年，当出现百事可乐欲以300亿欧元收购达能的传闻后，立即激起法国从上到下的反对，法国总理就此事向法国公众公开表示，他已向达能公司CEO保证，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保护法国达能的利益，确保法国达能在法国的未来”。

“国家利益至上”不可动摇

2006年6月，三一重工老板向文波的一记博客（有关对美国凯雷并购徐工的质疑）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大争论。2007年4月杭州娃哈哈与法国达能的并购纠纷又将这一争论推向高潮。鉴此，有人将2006年看作是“中国并购争论年”。持续发烧的争论，给中国热络的互联网狠狠烧了一把火，中国的网民由此激发出参政、议政的无限热情。笔者建议，未来的中国史学家应将2006年当作“中国大众社会元年”。近乎两整年，纷纷扰扰，未有休止。包括“振龙拍虎”在内，在2008年都有结论，结果自然是网民的胜利，是大众的胜利，也是民族的胜利。其时本人在媒体与形势的感召下，也凑了几回热闹。下文是本人应《中国经营报》之约撰写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外资并购争论热络下的冷思考》（2006年9月24日发表），自以为能代表本人对这场大争论的肤浅见解，也能融入本书的逻辑体系之中。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外资并购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争论十分热络，这应是一个好兆头，以众说纷纭替代“一言堂”，以不断争论替代迅速定论，当然是历史的进步。本人本无意参与，因为很多东西的确是雾里看花，谨慎行事就是顾虑“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但是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然而，这些本不成熟的看法不经意被登报后，发觉记者的解读与我的思考有些出入，因此不得不就此作些澄清。

首先，不可逾越的工业化决定了制造业是现阶段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外资并购徐工等中国制造企业所涉及的产业安全问题很重要，相关讨论也并非都是民族情绪的流露，而且即便流露出某些民族情绪，也并非都是不好的。国际经验反复表明，大国在向强国迈进的征程中，必须建立起强大的、相对独立的制造业体系，更何况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近代史充满了被欺辱记录的发展中大国。制造业安全问题不仅涉及一般的经济安全，而且还涉及国防安全——坚实的国防依赖强大的制造业，更关系到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而强大、独立的制造业体系的基础则是重装备制造。因此，徐工并购案不是普通的一般制造业并购案，其所掀起的产业安全问题的讨论无论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都是深远的。此外，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民族主义都出现抬头趋势，这对中国企业跨出国门，实现全球化战略十分不利。在此情形下，中国国内民族情绪的适当流露，可以增加我国国际政治与经济博弈之筹码，同时也是对相关部门因部门利益膨胀，或为境外利益集团驱使充当代言，而忽视国家利益与安全的一个有效制约。

其次，比制造业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金融安全　本次由外资并购所引发的国家经济安全讨论还远远没有结束。不过，相关的讨论似乎有些不够冷静，舆论过分把焦点放在徐工并购上，模糊了细致、全面审视国家经济安全的视线。实际上，外资并购所带来的制造业（狭义产业）安全并不是我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问题，金融安全应该更为重要。所以，回顾总结这次大讨论，讨论的方法和重点出现了偏差，金融安全没有纳入重点讨论的范围。在国际上，极少听说因为制造业安全而导致国家经济和社会动荡的，相反由于金融风险所导致的经济乃至社会危机却屡见不鲜。原因很简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虽然难以立国，但是可以强国，可以弱国，还可以亡国。非常遗憾的是，在本次讨论过程中，由于将注意力过多地给予制造业，而忽视了中国金融业本身存在的巨大风险。此前，国有银行业的操作风险、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一连串问题引起学者、舆论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不知为何，视线转移了，焦点转移了，丢了西瓜，捡到的即便不是芝麻，相对于西瓜来说也小了许多。况且，制造业安全问题不是体系性的，而中国金融则是在脆弱的基础上正在酝酿着整个金融体系性的风险。不仅各类银行积重难返，而且证券、保险、基金等问题堆积如山，此外，不断飙高的外汇储备面临缩水、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国际热钱投机炒作等压力络绎不绝。这些都需要强而有力的监督管理，而我们的监督管理无论在体制、机制、能力以及道德操守上都与确保金融稳定发展的监督管理要求相去甚远。

最后，国家整体安全大于局部安全，综合经济安全要大于个别产业安全　一方面，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大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已渐行渐远，非传统安全已逐渐取代传统安全，成为大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应当以更新的安全观来应对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这不仅要求对外奉行“互利、协作、共赢”，而且对内要实施“整体、综合、核心”。即在经济全球化使相互依赖加深的前提下，只有“互利、协作、共赢”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而要实现之，则必须有所取舍，不能通吃独占，什么产业都力求安全则最终什么都不安全，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应追求的是整体安全、综合安全、核心产业安全，而且这些安全的追求还应是动态的。综观国际经济大势，商业资本驱使产业资本，而金融资本又统领商业资本。具体落实在经济结构中，则是商业物流业控制制造业，而金融业又控制商业物流业。因此，发达国家避实就虚，向外转移制造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美国则通过金融业牢牢占据国际分工的制高点。所以，从国际经济秩序与竞争态势来看，金融业仍是全球化下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最核心的安全。当然，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同样是整体安全与综合安全，因此大国在构建经济安全体系时，必须关注各方安全漏洞，防范“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范出现安全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薄弱环节依照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之内在逻辑，可约略罗列出主要的经济隐患：信息、自主知识产权、商业物流、装备制造业、矿产资源、粮食食品等安全。这些领域的问题都已相当突出，而且相互作用，这表明中国经济安全已进入高风险时期。因此，如何在“矛盾凸显期”缓解矛盾，抓住“黄金发展期”的难得机遇，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艰难课题。

“市场换技术”忽悠了谁

肆

改革开放以来，在某种奇特思想指导下，中国出现了很多奇特的认识，如“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市场换技术”、“靓女先嫁”等等。如果这些思想只是一些人、一群人、一些行业的主张也便罢了，言论自由，文责自负，然而这些思想曾经却是实实在在地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指导思想。如今，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强调自主创新，强调建立创新型国家，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回头看，当初这些看起来很前卫、很新颖、很革新的思想，现在反思，是多么的荒谬、荒唐与荒诞。

新华社2007年6月24日电，中国首架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支线飞机——ARJ21飞机，将于2008年首飞，2009年首架飞机将交付使用。分析人士认为，这应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为国家拟定的“大飞机”重大研究专项所做的技术和人才准备。目前，在中国内地进行民用航空运营的1100多架飞机中，波音占55%，空客占30%，其余的支线客机同样还是欧美各国所生产。近乎与欧洲空客同时启动的我国的“运十”大飞机前后只制造了两架样机，在1980年9月成功试飞后，在“以市场换技术”思想的指导下匆匆下马，以至于今在中国的日益庞大的机群中，竟然没有一架“中国制造”的标记。“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曾令多少有识之士扼腕长叹的决策，使我们坐失良机，错过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如今，我们终于有勇气从头再来，以试图圆航空大国、强国之梦，可喜可贺。但是，这一梦想的实现，不仅需要数千亿元资金的投入，而且要面临诸多不测。

对“市场换技术”的痴迷

“市场换技术”的悲剧一再上演。“市场换技术”的悲剧当然不只发生在中国民用航空领域，在汽车等技术相对密集等行业都或多或少出现了“马失前蹄”的情形。尽管如此，我们的一些学者、一些部门依旧痴迷、着魔于“市场换技术”，依旧抱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信条不放。不久前，××部信誓旦旦，要充分运用“战略买家”的策略，在高速铁路上实现“以市场换技术”。最新又有媒体人士透露，××部门又在拟订以市场换新能源与碳减排技术。一次失误可能属于偶然，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样“愚不可及”的错误，肯定有其深层次原因。

以稀缺市场资源换取二三流的技术得不偿失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西方国家技术差距巨大，西方国家一些已经落伍的技术在中国则成了先进技术。比如，早在1978年就在欧洲淘汰的桑塔纳汽车技术，中国当宝贝买过来生产，一度还占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当然，早期以各类手段“换来”的技术的确使中国生产力获得跃进，从而有力地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与西方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中国经济需要的不再是一般的适用技术，而是先进技术、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这时再迷恋“市场换技术”，自然也就如刻舟求剑那样滑稽可笑。而且在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促进生产力提高、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失而不可复得的稀缺资源——市场，换取二三流的技术，使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处境，当然得不偿失。

@奇@国家是“市场换技术”的真正唯一输家　“运十”的匆匆下马，不排除有难以名状的政治原因。而“市场换技术”在中国前赴后继，则与个人、集团与部门利益密切相关。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在中国不仅滋生了境外利益集团，而且也培育了一大批买办与掮客，他们法力极大，影响力无边，游走在外资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翻云覆雨，获取巨额收益。这应是“市场换技术”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此外，外资入乡随俗，公关游说力量惊人，凭借其获得的垄断收益，进行利益输送，近乎无坚不摧。而一般相关办事与公务人员，在“市场换技术”的由头下，可以出国参观考察，周游世界，不亦乐乎。因此，“市场换技术”是一个相关者都能得到好处，利益均沾的博弈，而输家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

@书@“市场换技术”——理论荒谬，实践证伪

@网@“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深层理论依据就是迷信市场万能　即，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调节的不仅有国内资源，而且还有国际资源；不仅有一般要素资源，而且还包括技术等战略资源。但是，国际市场并不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宣称的自由竞争市场，而是被国家或地区割裂的市场，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导的市场，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市场。与众多非市场的“看得见的手”相比，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远远相形见绌。其实，约略懂得国际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市场换技术”这种想法是幼稚可笑的。按照“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跨国公司的“命根子”，是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是其在国际市场安身立命的本钱。将自己的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拱手让予别人，岂不是自寻绝路。因此，“市场换技术”即使得到了技术，也绝对不是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

在国际社会于整个国家层面大张旗鼓鼓吹“以市场换技术”，似乎只有中国一家，别无分店　在亚洲确实有新加坡、韩国与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引进技术的成功，但是这些不仅远不足以为“市场换技术”提供背书，而且恰恰是反证。首先，这些经济体的成功是在“冷战”背景下取得的，美国出于与苏联争霸的需要，拉拢、联合同盟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给予了巨大关照，甚至可以说是作出了“经济牺牲”。而且这些经济体并不满足一般技术引进。资料显示，日本引进技术时期，平均花1美元引进，要花约7美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从20世纪50~80年代，历经短短30年，日本便走过了从引进到创新的全过程，进入了技术输出国家的行列。韩国明确规定，同类技术只能引进一次，余下的功课就是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在这些成功经济体中，不仅从未出现过“市场换技术”的奇谈怪论，而且他们主要是在封闭市场下，通过保护民族产业发展而实现经济振兴的。

“市场换技术”实践证伪　西方经济学研究没有发现外资本身会自动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阿特金森和哈里森两学者对委内瑞拉的统计研究表明，除了对与外资合作的伙伴企业有正面影响外，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影响是负面的，正负相抵，因此对整个经济影响不大。 中国自身实践也表明，在经济蓬勃发展的80年代，几乎没有像样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引入外资很少的浙江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超过了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江苏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的吕刚分析，外资在中国并没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因为跨国公司大多倾向于只向子公司转让技术，大部分国际技术转让都发生在跨国公司及其在华子公司之间，本地企业从跨国公司获得的技术转让比较有限。

回归原点：“市场换技术”的代价

“市场换技术”使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套用古语“赔了夫人又折兵”应是恰如其分的写照，市场丢了，真正需要的技术又没拿到。

“越引进越落后”中国在相关技术与制造上，陷入了“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的恶性循环之陷阱。一些学者津津乐道，通过引进，我们已经制造出自己的彩电、冰箱、手机、DVD等等，但是这些“仿造”产品所带来的利润极其微薄，很多知名企业长期处在破产边缘。例如，我们生产出全世界绝大部分的DVD，但是DVD的核心技术均从国外进口，跨国公司利用“DVD专利使用联盟”，迫使中国的DVD碟机生产企业每年交十几亿美元的专利费。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已使国内生产企业被迫退出这一生产领域，或沦为外资的贴牌生产企业。据称，2006年我国汽车（乘用车）“自主品牌”销量已占全部销量的57％，然而所谓的“自主品牌”实质是“中国贴牌”，跨国公司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已达90%。在国际汽车市场排序坐三望二的情形下，中国在乘用型汽车中至今还没有一个世界级的自主品牌，没有一个世界级的汽车企业，自主品牌的乘用车几乎都集中在中低排量和经济车型领域。而作为一种对照，中国坚持自主开发的卡车领域，生产技术不断创新，使卡车制造成为今天中国汽车工业中不必依赖合资模式的主要领域。

“够用就好”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学者、官员、企业家一直鼓吹“够用就好”，把引进的“适用技术”当作所谓的高新技术与关键技术，以此自欺欺人。与此同时，企业、政府都在相对减少自主研发（R&D）的投入。中国企业R&D投入占其销售额的比例（即企业R&D投入强度），近十年一直徘徊在0.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则是3%左右。只有国外引进，没有自主创新，不能掌握同行业的高新技术与关键技术，我们的企业永远只能是个二流企业，我们的相关行业、产业永远只能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

“中国无马”由于落入“引进——落后”恶性循环的陷阱，中国由此形成了对外资的技术依赖，从而形成了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赖。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统计，中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2003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仅为1∶0.07，而日、韩两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均保持在1∶10左右。这使我们的国际分工长期停留于劳动密集、低技术密集。人们难以想象，8亿件中国衬衫才能换回1架空客380，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尴尬 。不仅如此，外资对内资、外国技术对本国技术、外国人才对本国人才的“挤出效应”日益明显。我们一方面在拼命引进外资（地方政府为外资都杀红了眼），另一方面银行巨额存差难以贷放；我们一方面在挖空心思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其实顶多就是3~5年的适用技术）与“先进技术人才”（包括华尔街金融诬术人才），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忽视、丢弃自己的技术与人才。以前，上海、长春都拥有一批能征善战的汽车研发队伍，可是引进德国大众后，自己的品牌废掉了，研究队伍、研究平台没有了，科技创新无从谈起，由此形成了购买一套生产线，生产一批汽车；再购买一套生产线，再生产一批汽车的状况 。在“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不断循环中，中国的技术人员实际被边缘化，难有用武之地，昔日的“千里马”或有望成为“千里马”的“小马驹”因此而碌碌无为，长此以往也就有了“中国无马”的慨叹。

“利用外资”结果是“被外资利用”由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利用外资”，实际往往是“被外资利用”。外资占领了我们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对国内相关商品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奇*书*网.整*理*提*供)前面提到的无锡威孚有限公司被德国博世并购后产品售价由此翻了一番便是一例。由于陷入“市场换技术”的迷思，中国整个民用航空电子调度系统、中国银行业的电子结算系统等都是成套引进的，据说连系统升级、维护与维修都是外国人。这里存在的安全隐患，谁评估过？将来出现安全问题，又由谁来承担责任？“市场换技术”的实践不仅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而且还威胁着国防安全。现在，从高性能战斗机到潜艇，到驱逐舰，从雷达到预警机，等等，除了当年不是靠市场换来的核武器及空间技术外，我们的先进武器或其中的关键部件多半都是购买的，这能不存在隐患吗？

回到原点如今，尽管反思“市场换技术”、提倡“自主创新”成为压倒性的舆论导向，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也确立了国家“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但是，盲目迷信外资、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在一些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巨额利益又驱使一些个人、团体与部门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不久前，一知名人士还在鼓吹，“全球千余家研发机构开始向中国转移，说明我国用市场换技术的时代已经来临”。“千余家研发机构”，不知道该人士是如何统计的？也不清楚，研发机构的转移与中国获得高新技术和关键技术之间有何必然联系？即便有大批跨国公司将研发机构转移到中国，中国就能获得先进技术、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吗？中国如今也有一批企业在海外（集中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这是否也将中国的高新技术与关键技术带给了这些发达国家，由此而产生所谓的“技术外溢”呢？

导读

金融业与流通业是现代国家经济的血脉。各行各业以及消费者与投资者，都仰赖金融业与流通业提供各类资金流、物流与相关信息流服务，犹如“机体细胞”仰赖“血脉”提供氧气、养分并带走废弃物。对金融与流通的忽视，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百舸争流，制造业兴旺发达，生产出来的产品众多，门类齐全，琳琅满目。由此，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然而，中国这种“世界工厂”能光彩照人的地方却不多。因为是低端、是加工、是贴牌，中国赚取的是一些道道地地的辛苦钱，众多现代化工厂其实就是一种装置，即把中国和谐的自然、优美的环境、健康的劳动者等优质资源，置换成为现代市场价值，置换为印有华盛顿头像的“纸张”。前文提到，前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1架空客380，中国出口的衬衫平均一件只有30~40美分的利润，还要老是遭受反倾销制裁的折磨。

其实，“中国制造”的低端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远不是主要方面。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孜孜不倦“为人做嫁衣”的被动局面，是中国“大制造、小流通、低消费”的经济格局决定的。制造出产品，流通出商品，最终零售消费则是用品。国际产业分工链决定着利润分配比例，当今国际的现实是，流通业控制或直接影响制造业，其增值部分一般占据最终消费品价格30%~50%的比例；零售特别是现代大卖场同样可以直接影响制造，其增值部分一般占据最终消费品价格20%~30%的比例。因此，在现代经济中，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已经被排挤为经济结构的底层、基层，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流通航母”（类似日本商社）、没有零售巨头，单单只是一个“世界工厂”，不仅现在没有“钱图”，未来也没有什么前途。

中国片面重视制造，忽视创造，忽视流通与销售。在不断扩大开放的旗帜下，将越来越关键的流通业与零售业，拱手让给跨国垄断资本。而那些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自己在中国流通业与零售业大肆跑马圈地，而且还努力抑制中国民族流通业与零售业的发展，防范、遏制与之相抗衡的中资“流通航母”与零售巨头的崛起。如今，中国经济周期向下，恰逢国际金融大危机，屋漏偏遭连阴雨，中央抡起胳膊，捋起了袖，要求“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全力以赴确保经济增长，而保增长关键在于保就业。但是，通过扶植各类制造企业来增加就业，事倍功半。健康的经济结构，在制造、流通与零售三大行业的就业构成比例一般是1∶2∶3，大力发展流通业与零售业，不仅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壮大制造业，而且能够有效增加就业。

金融业本是服务业的一种，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金融业异常发达，不仅成为垄断资本大耍炼金术的赚钱工具，而且还是垄断寡头们控制下的国家实现霸权的工具。因此，金融业意义远远超出它自身的行业属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竞争是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已清晰表明：金融虽然难以立国，但是可以强国，可以弱国，还可以亡国。因此，主权国家必须从技术深度与战略高度全面重视金融安全。当前，国际金融环境日趋复杂险恶，跨国投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与三大评级机构等跨国金融机构在中国随意兴风作浪，中国金融市场已经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的嬉水乐园，中资机构、各类资产正在成为国际金融大鳄伺机狙击的对象。虽然中资金融机构因大张旗鼓的改制而露出浴火重生的曙光，但是金融内在脆弱性仍不断增加，巨额外汇储备缩水、海外投资与投机巨亏、国际热钱伺机炒作、金融不断扩大开放与自由化等风险日益紧迫。凡此种种，中国金融业依然诟病丛生而积重难返，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国家崛起的最大风险因素，依然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最薄弱环节。

“三公里死亡圈”凸显零售隐忧

壹

谁控制了法国的商业流通业，谁就控制了法国经济，谁也就拥有了法国。

——法国经济界名言

中资零售企业的“最佳选择”：卖掉自己

北京奥运火炬接力期间，由于法国放任“藏独”，在中国民间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家乐福”运动。在华外资零售巨头一时间又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资零售企业的“最佳选择”：卖掉自己

1992年，北京、上海等6个城市和5个经济特区开始试点合资零售企业，中国零售业开始了对外开放的“试水”。法国家乐福、德国麦德龙等国际零售巨头开始纷纷进入中国。2004年11月，根据WTO承诺，中国零售业全面向外资开放，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在中国加入WTO后零售业全面开放仅一年多时间内，相关部门批准来华投资的外资零售商高达1027家，而此前12年时间内，批准入境的外资商企仅是314家。对外开放使中国零售企业得到长足进步，零售行业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国外零售业150年的商业历程，大型综合超市、超级市场、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家居中心、仓储商场等新型零售业态得到快速发展。在欣喜之余，零售业的安全隐忧日益凸显。

零售业的繁荣遮掩着诸多深层问题。中国零售业在服务理念、营销策略与方式、产品结构调整、规模与组织化程度、连锁化经营程度、物流配送水平、人才、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资金实力、经营管理能力、业态创新能力以及国际竞争能力等诸多方面，与外资零售巨头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国内有专家认为，中国零售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在50年左右，相当于发达国家“二战”后初期的水平。

在规模上　近年来，虽然通过兼并重组，涌现出了几个在国内堪称巨头的零售集团，但与国外零售巨头相比，相距甚远。2007年，沃尔玛全球销售额为3788亿美元，而中资零售业龙头上海百联仅为871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沃尔玛12天的销售额。

在营销方式上　大多数中资零售企业规范化水平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配送中心和信息系统；没有形成完善的、规范化运作的经营管理体制，从而阻碍了零售业连锁经营的发展。美国的连锁经营已占全国零售额的80%以上，而中国这一比重仅为25%左右。

在绩效上　近几年，我国零售企业平均毛利率水平在17%左右，而平均纯利水平不到2%，我国500强零售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1.47%，前100强的平均利润率仅为2.56%。而国外大型零售企业的毛利率一般都在10%左右，纯利也有3.4%。

外资正是凭借其压倒性优势，在中国“大展宏图”，由早先“跑马圈地”转向业内兼并购买。丰富的国际经营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低成本高效益的运作，令国内零售商望而生畏，乃至望风而逃，如今正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卖身”运动，“卖掉自己”、“完成套现”已成为中资零售企业的一种趋势与“最佳选择”。2008年1月，美国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发布报告称：中国零售业并购浪潮将5年不退。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零售业整合度仅有20％，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中国零售100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仅为10％，市场呈严重分散状态，需要强大的整合力度。问题是谁在整合？谁将主导中国零售业？

“钱图”与前途都给了外资零售巨头

加剧通货膨胀，影响宏观调控　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消费者价格指数领先生产者价格指数；在消费品价格上涨中，食品价格领先一般消费物品价格；在食品价格上涨中，外资控制的食用油一马当先，而且是由外资零售企业提供“舞台”。中国粮食价格一直明显低于国际水准，对成品油持续进行补贴，也就是说，在中国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形下，“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就这样诞生了。在短缺经济体制下，生产决定零售、决定消费；在买方市场条件下，零售决定生产、决定消费。零售业控制消费品价格的终端，消费品定价权正在向巨型零售企业转移，而且这些零售企业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影响商品价格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有专家早在中国全面开放零售市场时就预计，一旦外资联合在价格和运营模式上有所动作，国家将较难控制。如今，这种情形正在出现！

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危及传统城市生活　零售业多为小商小贩，经营规模小，提供的就业机会表面看微不足道，但是由于数量多，聚沙成塔，最终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城内居住密度高，小商店方便了居民生活。以零售业为主体的流通业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发达国家一般都在20%以上，而中国不到10%，这预示着巨大的增长空间。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调查，沃尔玛、家乐福营业面积在8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店，每销售1000万元的商品，需要从业人员20人，而中国中等以下店铺，则可以吸纳从业人员50人，就业比率或直接的挤出效应是1∶2.5~1∶3。此外，由于外资零售大店强劲的市场竞争力，也迫使内资商业企业减员，即造成间接挤出效应。有研究表明，在美国，沃尔玛每创造1个就业机会，会带来1.5个人失业；在中国，至少会带来3个人失业；平均每家外资零售巨头开业后，就有3家较大规模和30多家中小型国内零售企业关张。家乐福在上海开张第二家分店，一个月之内，其周围5公里内32家中小超市、百货商店的营业额下降了50%。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当巴黎市长期间，就曾经下令不再批准新的超市进入城区。巴黎市政府对市内商业机构进行的研究表明，小型商店是保证、促进就业的手段，也是保留传统城市生活框架必不可少的手段。

挤压中资企业利润，侵蚀中国制造业基础　外资零售巨头的一个重要成功之道，就是“天天低价”，即充分利用其市场主导以及部分垄断经营的优势，挤压供应链成本，实现价差策略。其利润主要来源是上游的供应商，而不是来自下游的消费者。从世界最大的日用洗涤、护肤品制造公司（宝洁公司）与世界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之间的博弈，足可见零售巨头所具有的竞争优势。2004年在宝洁514亿美元的销售额中，有18％来自沃尔玛在世界范围内5100家超市的经营业务，而沃尔玛2560亿美元销售额中的3.5％归功于宝洁的产品。显然，宝洁对沃尔玛的依赖更大。沃尔玛要求宝洁公司降低商品价格，宝洁公司加以抵制。沃尔玛发出警告：如果你们拒绝，我们会把高露洁的产品摆在你们产品的旁边，而且每样都比你们便宜，这样等着看结果。当然，宝洁不得不让步。像宝洁这样的著名公司都得屈从于零售商，那么其他供应商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制造业集中于劳动与低技术密集领域，竞争尤为惨烈，受外资零售巨头的挤压尤为残酷。有业内人士分析，20世纪90年代时，如果供应商在家乐福一年的营业额100万元，大概有10多个点的赚头，家乐福也会有10多个点的赚头（生鲜应该会高点）。现在呢？家乐福的利润不到10个点（刨除正常竞争带来的影响），而供应商大概有5~6个点。有报道显示，一些外资零售巨头担心中国品牌迅速成长，而对本国相关知名品牌形成挑战，拒绝或有意抑制中国品牌的销售。

私自从事金融操作，扰乱金融秩序　外资零售巨头在进货上善于向供应商“借鸡生蛋”，通常与供应商签订3~6个月甚至9个月的付款合同。如此，货卖得越快，供应商往零售商那里投入的资金就越多；外资巨头将获得的这些周期性的无成本“短期融资”投入企业的日常经营，或用于扩张并购，或通过变相手段转做他用，包括金融操作。在欧美发达国家，随着金融自由化，超市已成为重要的金融机构，既可参与资本市场，也能直接为企业提供融资。在中国，由于金融机制不健全，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不高，因而相关操作被严格禁止。但是，相关外资巨头早就“暗渡陈仓”，或直接进入股市房市，或把资金直接拆借给企业，或通过外资银行进行相关金融操作。当前，中国境内热钱激荡，金融风险急速上升，当然少不了相关外资零售巨头的“贡献”。

谋求市场控制，实现行业主导　2004年11月中国零售业全面开放后，沃尔玛在中国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在中国的发展战略是“占位居首，盈利其次”，公开声称3年不要利润，以本土收益来补贴在中国境内扩张。在全面履行“入世”承诺时，中国相关主管部门很清楚，凭借中国零售业的现状和企业的竞争力，根本无以抗衡外资零售巨头，因此设想，加强与外资巨头“联姻”，吸取他们的管理经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但是，如今，不断有媒体报道，这种“联姻”合作没有几个是成功的。例如，中资广百集团高层透露，其与法国家乐福的合作过程中，广百非但没有盈利，在管理和服务方面也未能学到外资的先进经验，而且广州5家卖场不断亏损，因此广百要求将其在合资企业中所持的25％股份减至5％。中资零售龙头上海百联集团董事长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外商完全主导我国零售业的可能性非常大。多个报道显示，外资零售企业，除了带来一个品牌与相应管理外，其余全部经营要素包括资金、货品、人员都是中国的。外资零售巨头用足中国的资源，积极主导中国市场，赚足中国人的钱。

不作为，乱作为，有选择作为

外资在华急速肆意扩张，与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态度密切相关。一些部门、地方或个人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有时候不顾国家利益、民族与大众利益，或不作为，或乱作为，或有选择作为，为外资在华肆意扩张提供便利。

不作为：对众多外资零售企业违规展业视而不见　在国内零售业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家乐福就采取了诸如“违规”、“绕道”、“假合资”、“借道地方政府绕开牌照审批”等非常规手段，在华快速扩张。有数据显示，到1999年底，正式获得批准，能够合法进入中国的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只有21家，但实际上进入中国的外资商业企业近300家。而我相关部门对众多外资零售企业违规展业，以及随意挤压中资企业利润，侵蚀制造业基础；私自从事金融操作，扰乱金融秩序等行为，往往视而不见。相比之下，家乐福韩国公司曾因从事不公平交易，被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处以约146万美元的罚款。

乱作为：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　外资零售商总是出现在中国一些城市最繁华的地段，业内人士分析，像这种地段，利润率极低的大卖场是无法支付昂贵的地价的，因此肯定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特殊关照”。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通过廉价土地、优惠税收、便利融资等等手法以吸引外资，降低外资零售巨头的经营成本。许多上好的商业地段被拱手让给外资企业，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拆除原来属于国有商业企业所在黄金地段的店铺，让给外资企业，从而使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商业网点规划变成了挤压国内企业、给外资“腾地方、送网点、圈地盘”的规划。这变相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实际上使中资零售企业面临不平等竞争。截至2001年底，经国家正式批准的外商投资零售商业项目有49家，但是各地越权审批的达到316家。 由于越权审批现象严重，各类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大量涌入，影响了国内商业的正常发展秩序。

有选择作为：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有利可图则积极作为，无利则不作为，或少作为，或消极作为　2003年12月，某部门起草了《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管理办法》，将外资在中国商业领域投资过程中无违规行为的列为A级，有违规行为但予以规范的列为B级，违规且未规范的列为C级。《办法》规定，违规行为在进行规范后1年内，不能申请开设新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博弈（八易其稿）后，《办法》终于出炉，然而对违规企业进行分级管理的条文因为外资企业的激烈反对而被取消。

家乐福利用其局部垄断优势，收取供应商“进场费”早已是个公开秘密。“进场费”五花八门，包括“出厂价让利”、“法国节日庆”、“新店开张”、“老店翻新”等二十多项，所有企业无一幸免；特别大的特定客户进场费只有5%，而炒货行业则高达销售额的30%。其实，这应是一种严重的不正当竞争。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大型连锁超市向供货商乱收费的现象，全美中小制造商及经销商联合起来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最终促使《罗宾逊波特曼法案》的出台，规定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商家不得向供货商收取进场费等。法案有效遏制了超市乱收费的现象，我们的管理部门也应当有所作为。

经验表明，外资零售巨头一旦落地开张，一般会造成所谓的“三公里死亡圈”现象，三公里之内的同业态店铺都会受到影响。2006年12月底，一份北京报纸报道了一条小消息，传说家乐福要在北京北部一个庞大的居民区开业，结果导致一些中国超市纷纷撤离，因为他们无法与家乐福抗衡。美国有的州直接禁止沃尔玛这样的公司进入，有的州允许进入，但必须课以重税，并且在营业时间上有着苛刻的规定。我们的管理部门应当学习学习。

20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经济界一句名言曾广为流传，即“谁控制了法国的商业流通业，谁就控制了法国经济，谁也就拥有了法国”。法国政府的确也如此作为，限制外资商业企业在法国的发展。世界多个国家政府也是像法国那样作为的，法国家乐福集团因此在全球屡遭挫折：早在1993年就完全退出美国零售业市场；2005年，亏损3亿欧元，退出日本市场；2005年退出捷克与墨西哥市场；2006年，退出韩国市场；2007年，退出瑞士市场。我们并非要逼退外资零售巨头，而是要问，我们的管理部门做了些什么？

2008年9月相关部门将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审批权（包括营业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大型超市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大幅度简化外资商业企业的审批程序，审批时间可以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天。家乐福等外资商企摩拳擦掌，积极部署，大展在华宏图。地方政府则如久旱逢甘霖，为了GDP政绩，新一轮引进外资的热潮正在掀起。在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指出，将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这一决策对国内民族商业企业的发展是个沉重打击，政府应将大型超市审批权回收中央，从长远来说，内需的拉动必须依赖于发展和壮大国内零售企业。

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强盗”

贰

凡是媒体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就算是假的也变成了真的；反之，凡是媒体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变成了假的。

——法国《外交世界》主编拉莫内

2008年，围绕“中国制造”、“拉萨3?14”与奥运火炬传递等系列事件，一向以真实、客观、公正自居的西方主流媒体公然违背新闻伦理，歪曲报道，甚至制造传播谣言，激起全球华人义愤，引起国际舆论哗然。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中西舆论较量中，中国的传统主流媒体显得软弱无力，而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爱国主义的鼓舞下显示出强大力量。在西方媒体牢牢掌握国际话语权、竞争主导权的态势下，如何坚守阵地、突破重围、赢得主动，是中国传媒业必须直面的挑战。

信息时代的“流氓”

“打鸣的公鸡”与“下蛋的母鸡”所谓传媒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广义传媒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与互联网。其中报刊、电视、广播与互联网是四种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媒介。媒体作为政治的“喉舌”或大众的“看门狗”，长期具有“打鸣的公鸡”的职责；而作为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媒体同样有“下蛋的母鸡”的功能。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媒介，传媒业涵盖了信息的生产、加工和传播等领域，具有典型的信息服务业的特征，进入门槛较高，是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同时，各类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即传媒的信源）具有强烈的文化、人文特征，使得传媒业属于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传媒业还具有鲜明的国家、民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特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因此，传媒业不仅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还兼有文化、政治等多种属性，从而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拦路强盗”与“第四权力”传媒是基于社会共同的信息需要而产生的，通过褒扬、贬斥、劝服、引导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由此产生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力。美国著名学者、国防部前部长助理约瑟夫?奈把这种权力称为“软权力”。奈认为，在全球传媒时代，媒体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它可以让突发事件不致演变为不可收拾的危机；与此同时，也可以使危机升级，毁灭现有的价值体系。在西方社会中，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除了立法、司法及行政权力外的“第四权力”。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拉莫内则更进一步认为：今天，媒体巨头已经一跃成为继经济力量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支配力量，政治力量退居第三位，必须服从于经济和媒体。

媒体巨头、金融寡头与巨型高新企业CEO是当今世界最有力量的核心人群。新闻记者埃莉斯?奥肖内西把他们称为信息时代的“流氓”或者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拦路强盗”：“他们是计算机、娱乐以及电信行业的领袖，他们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足以在华尔街和华盛顿兴风作浪。”其中，媒体巨头尤为突出，金融寡头与巨型高新企业CEO都要借助媒体扩大其影响力。在英国一家家政杂志公布的“英国100名最有权势的女人”中，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排名第89位，而默多克的长女伊丽莎白?默多克（英国的天空广播公司的节目总监）却排名第一。

拉莫内如此勾勒媒体无与伦比的力量：当今社会，真与假有了新的定义，凡是媒体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就算是假的也变成了真的；反之，凡是媒体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变成了假的。中国古代“三人成虎”的寓言故事不断被西方媒体真实演绎。温室气体排放是否导致地球变暖，而地球变暖是否导致气候变化，本身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但是近年来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定论，而被世界广泛接受，这就与西方媒体的步调一致的宣传报道密切相关。

政媒联手，法力无边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为防止大公司对信息的绝对垄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本着反托拉斯原则，限制电视网络在全国的占有量，对电台、电视台的并购实行严格限制，规定一家公司在一个大的当地市场只能拥有4家电视台，在小的市场只能拥有3家，电视网不能占有全国市场的25%。但是，媒体巨头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公关游说，默多克还向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预付450万美元稿费，以让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将相关电信法案尽早在国会通过。1996年，国会批准了《1996年联邦电信法》，法案取消了一家公司拥有电视台数量的限制，电视网可以占有全国市场份额由原来的25%增加到35%，由此广播电视业并购兴起，传媒垄断由此形成。默多克的一位资深助手曾感叹说，在操纵政客为自身利益服务方面，从未见过比默多克更精明的人。

媒体背后总不难找到国家的支持力量。西方传媒多数由私人和财团投资兴办，其控制权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但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多种“软手段”，对大众传媒进行制约和调控，如政府广告选择、决策传播业发展规划、提供技术支持、基础设施改善、远程传输光缆提供、卫星技术帮助，以及对传媒的传播活动进行管理，对传媒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控制消息发布源等等。政府的影响力无处、无时不在。美国批判学派的先驱赫伯特?I?席勒在《思想管理者》一书中揭示：美国媒介受到的是双重束缚，一方面受到来自大广告商和大公司在经济上的控制，另一方面受到政府在政治上的严格管理。因此，政府和媒体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媒体受到政府束缚与管理的同时，也得到政府力量的支持，由此媒体通过市场与国家的双重力量向世界扩张。

翻云覆雨，驰骋全球　当今，全球50家媒体公司占据了95%的世界传媒市场，90%以上的新闻由西方媒体垄断，其中有70%是由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等巨型跨国传媒集团控制，仅美国就占据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市场调研表明：在全世界跨国流通的每100本书中，就有85本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小时的音像制品中，就有74小时的制品是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2007年，美国时代华纳集团营业收入447亿美元，依照年末汇率折算，约合于330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与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3440亿元人民币总收入相当。时代华纳旗下有130种期刊，其中《时代周刊》年收入约10亿美元，《人物周刊》年收入7亿美元。另一个传媒巨头——鲁伯特?默多克所创建的新闻集团，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净资产就超过400亿美元，业务涵盖电影、电视节目的制作和发行，无线电视、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书籍出版以及数字广播、加密和收视管理系统开发，是个道地的庞大的传媒帝国，默多克本人的影响力则遍及西方朝野。

“本土化”亲近中国

未被征服的“帝国信息边疆”2007年中国传媒业总产值为4811亿元，比2006年增长13.6%。从内部产业结构看，图书出版和移动媒体在市场规模上居前两位，远超其他媒体。2008年中国传媒业的总产值估计为5440亿元，同比增长11.3%，其中图书出版和移动媒体继续占据市场前两位，将分别达到1316亿元和1249亿元。世纪金融大危机，西方传媒市场集体遭遇重创，广告业迅速萎缩，但是中国仍旧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取代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与德国的世界第四大广告市场。拥有13亿受众且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传媒业是西方传媒巨头尚未实施控制的最大一块“处女地”，而中国独具特色的政治与文化，则被西方传媒视为最大一块尚未被征服的“帝国信息边疆”。因此，这些传媒巨头总是竭尽所能要进入这一市场，影响、渗透中国的政治文化。

强大而持久的叩门攻势　为进入中国市场，拓展这块尚未被征服的“帝国信息边疆”，西方媒体发动了强大而持久的叩门攻势。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维亚康姆、新闻集团、迪斯尼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等巨型传媒集团就拉开了进入中国传媒业、娱乐业的序幕。西方国家的政府当然对传媒业的跨国扩张给予积极的支持，借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机，为西方传媒要价、开路。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首次访华，贝塔斯曼乘机将“书友会”的概念带到了中国，这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上是少有的案例。西方传媒巨头深谙中国政治的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拜会中国政要，以借机进行公关游说。2001年3月，维亚康姆总裁雷石东在拜会中国领导人之后，就与中央电视台以及上百家地方电视台展开一系列合作。不过，长袖善舞者非默多克莫属，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频繁造访中国，拜会中国政要，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由此新闻集团成为令其外国同行艳羡不已、深入中国腹地最深，同时也是对中国传媒业影响最大的西方媒体巨头。

“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落实”西方媒体对中国渗透的重要策略就是“本土化”。跨国传媒巨头清楚地认识到，要让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鲜明政治特色的中国人接受西方媒体，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新闻集团星空卫视确实是境外电视频道中本土化做得最彻底的，不仅全部用普通话播出，连英文名字也直接用拼音“xingkong”。星空卫视还网罗了一批中国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与其他洋电视把卖点放在“开洋荤”的做法不同，星空卫视一个节目都不引进，从创意到制作全部在中国完成，用星空传媒一位人士的话说，“压根不考虑老外观众”。维亚康姆在“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落实”的经营策略下，选择了音乐电视作为进入中国电视市场的主打产品，利用其旗下的“MTV”著名品牌，制造MTV中文频道，主持人本地化，通过数十个有线电视台深入到几千万户家庭。此外，还有大量境外传媒的节目，通过赠送、低价销售、甚至支出播出费的方式进入内地有线电视系统，或者通过与内地电视台合办节目而逐步渗入，星空卫视还与中国地方电视台合办春节联欢晚会。

媒体巨头与金融寡头的“双簧”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的一项报告中说：“四家广播机构（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在美国最大的国际银行业第一花旗公司的董事会中全有代表，而且这些广播公司与其他金融公司和工业公司彼此都有联系。”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大机构连锁董事会中，媒体巨头与金融寡头之间形成了“大公司的乱伦”之中的“乱伦”。媒体巨头与金融寡头的融合由来已久，由此形成一股巨大的市场力量，肆无忌惮的金融投机主导着国际金融市场。如今，席卷世界的粮食危机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危机只不过是西方媒体巨头与金融寡头“双簧”的故伎重演，吞噬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红利。

2004年，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因为天气灾害导致大豆减产，大豆价格迅速攀升，超过50%。等到中国商家大量吸进大豆期约后，西方媒体又说先前的数据失真，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大豆价格因此暴跌50%，中国商家损失惨重，跨国粮商乘机收购中国大豆企业。如今中国的70％油脂加工厂是外资或合资企业，80％的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商控制，由此出现“豆子比牛奶贵，豆粕比大米贵，猪吃的比人吃的贵”的局面。

“妖魔化”游戏中国

现代中国虽不乏主流媒体、权威媒体、私人媒体，却唯独缺少强势媒体，加上长期韬光养晦的政策，以及近年来对西方媒体的敬畏与追捧，使得西方媒体牢牢地掌握着传媒业的话语权，使得中国在整个格局上处于西方媒体的包围与单向影响之中。西方媒体本身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作为有线电视和传媒领域的巨人——TCI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马隆使用了许多不同的词汇来描述他与默多克之间的关系——“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共同策划者”。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渗透上，西方媒体对华有一致的利益，因此一直采取联合态势，而且这一联合早已成为一种默契。

低成本、高收益的“游戏”西方媒体对华的联合，集中体现就是“妖魔化中国”。对众多西方媒体而言，这是一个低经济成本、高政治与社会收益的“游戏”。“妖魔化中国”成为西方媒体的常态，众多西方新闻记者编辑固执己见，不断地用放大镜寻找中国的阴暗面，制作诋毁中国的新闻作品。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做过一项统计：从1996年之后的5年时间内，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时代周刊》等在内的美国主要媒体出现的关于中国负面报道与正面报道的比例高达30∶1。西方媒体对中国媒体有着绝对强势与优势，因此中国总是处于被动受骂挨打的境地，而且中国政府与新闻界多数时间保持沉默，往往被西方解读为默认。这无形中鼓励着西方媒体在丑化、妖魔化中国上更加肆无忌惮。

迎合西方政府的需要　西方传媒“妖魔化中国”一方面是迎合西方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迎合政府的需要。西方媒体标榜的“自由、独立与公正”在巨大的政府政治干预力以及经济诱惑力（如政府广告）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因此，西方媒体一直充当政府的政治工具，由此不仅引导舆论，而且为政府大搞舆论战。在战争时期，舆论战体现为一种直接的战斗力，即军事行动不可替代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在北约推翻南斯拉夫联盟政权以及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中，美英的媒体舆论战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和平时期，舆论战体现为通过“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意识形态竞争和国家形象塑造上，对目标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如1988~1993年美国无偿向弱小国家赠送图书达460多万册；在1989年苏东巨变中，美英的媒体对这些国家的长期影响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业利益与政治利益一个都不能少　在成功实施苏东巨变后，中国成为西方政府与媒体的演变重点。1993年，默多克曾表示卫星电视将“削弱极权统治”。1994年美国制定了《国际广播法》，把中国定为电波战的第一对象国，建立了主要针对中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国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网站基本上都有中文网站，而且音频与视频并用，形成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手段齐头并进，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强烈信息轰炸。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曾直白：“我们的政策是设法鼓励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这个伟大国家的和平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领域积累起庞大的实力与巨大竞争力，但是经济的市场化与多元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西方所预期的政治民主化与自由化。因此，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实乃至歪曲报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离谱。早先是对中国宗教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横加指责，后来则越来越多地借机生事，对中国的香港、台湾、西藏及核售等具体问题说三道四，把自己扮演成道义的捍卫者、正义的仲裁者与国家社会的领导者。近年来，针对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转而密集制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竭尽丑化、妖魔化中国之能事。

在北京争取到奥运会举办权后，西方媒体在奥运议题上又做足文章，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舆论宣传战。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一般都会提振东道国的形象，诞生一批民族品牌。于是凡是有助于暗淡中国国家与产品形象的，西方媒体都不厌其烦加以报道，甚至无中生有，歪曲夸大。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声势浩大的诋毁“中国制造”舆论宣传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粉墨登场的。中国崛起步伐稳健与快速，于是西方媒体纷纷就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暖等议题向中国施加所谓“大国责任论”。

跨国“水龙王”搅浑中国水务市场

叁

在一次调研中，××市自来水公司老总告诉笔者他的一个亲身经历。一段时期以来，市场化、国际化在中国城市水业中大行其道，在有关部门要求下，××市自来水公司也承受着引进国际投资者的重压。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赴美了解学习美国华盛顿、纽约这些大都市是怎么市场化、国际化的。当他们提出相关要求时，美方有关人士耸耸肩：Sorry！你们必须向国防部申请，因为自来水公司属于准军事设施，由美国军方管辖。

国际水务私有化的深刻教训

水务私有化是为利益集团牟利　一直以来，国际垄断资本为获取垄断利润几近疯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垄断资本控制了政府，自由经济之风由英美强劲刮向世界。自由经济理论强调，效率是经济的核心，要使效率最大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市场化、私有化。1984年英国国有电信被出售，“市场化”、“私有化”似乎一发而不可收，并很快摇变为世界“主流”。迈克尔?赫德森在其《全球分裂》（2005年4月美国普卢托出版社再版）一书序言中指出，美国大力推动的自由化不是为了促进真正的创新或发展，其兴趣不在于创造新财富，而是以自由化的名义接收第三世界已有的人民的财富，如资源、不动产或者夺取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业的垄断权，以牟取暴利。作者许由在其《水的危机与商机　　兼谈大陆水务私有化浪潮》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污染及破坏淡水资源的元凶。讽刺的是，它越是这样破坏，就越为自己带来商机，因为水越缺乏，就越值钱，而供水成本也越贵，在此情形下官商勾结推行私有化就更有借口。

21世纪初，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销售总额比全球191个国家中182个的总经济实力还高。如果把跨国公司与国家按经济实力一起排名，那么前100名中将有53名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运用其强大财力，纠集政府的高级官员、学术界与传媒界人士，组成旨在为经济彻底松绑的类似“三边委员会” ，联合向所在国政府、国际组织施加压力，使其接受一个理念，即“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即使人的生命中过去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些方面，比如健康和受教育权、文化与传统、遗传密码与种子，甚至包括空气、水在内的自然资源，现在都可被当作商品。”

世界银行一直是水务私有化的积极推动者。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振振有辞：当今世界水危机的根源是因为水太廉价，差不多等同免费，水由此被人们大量浪费，而只需让水价确实反映成本就能使人珍惜水，这就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自由经济学家为国际垄断资本量身定做了一套经济自由政策，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维廉森将其命名为“华盛顿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后便不遗余力地加以推销。而世界银行始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呼应，从未间断为私有化、市场化造势。2000年，在世界银行赞助下，第二届世界水务论坛在海牙召开，出席论坛的是大型水务公司代表、言必称市场的政府官员以及自由派经济学家。论坛最后的结论是，有水吃不应视为“人权”，只应视为“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好由市场及私人企业来满足。

水务私有化得不偿失　跨国水务公司、相关政府官员与自由经济学者竞相标榜，私有化、市场化会惠及所有人。可是，世界各地的经验说明，水务私有化往往令水费持续提高，服务质量却不断下降。对私营公司的老板和股东来说，其首要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是保证人人有水可用。在私有化、市场化后遇到的常见情形或跨国水务的经营方针是，鼓励消费而不是节约用水，大众消费越多，企业赚得越多。英国是最早实行水务私有化的国家，在私有化五年内，水费平均上升1倍，同时水务公司利润上升近7倍。印度水务私有化后，一些家庭用于购水的支出竟然占家庭收入的25%。非洲部分国家的水务私有化不仅没有扩大服务的范围，反而导致贫困地区的设施得不到及时维修，穷人饮水更为困难。而且，跨国水务公司破坏环境、贪污贿赂的案件不断被报道。正因如此，水务私有化、市场化在全世界正遭到越来越广泛的抵制。

在玻利维亚、乌拉圭、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在南非等非洲国家，纷纷掀起各种抵制水资源私有化的运动，甚至出现起义或骚乱（左派赞誉为“起义”，右派、跨国公司则指责为“骚乱”）。此外，在发达国家，意大利反对水资源私有化的运动也很有影响力，比利时政府一直就对水的私有化持怀疑态度，2004年荷兰议会通过法律禁止水资源管理私有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世界银行以拒绝为玻利维亚的2500万美元贷款作担保，来威逼玻利维亚政府把该国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水务私有化。结果由美国工程巨头贝克特尔公司（Bechtel，参与建造中国三峡工程）的分公司独家中标，并获得16%的利润保证。1999年1月，该公司接手科市水务后，立即把水价提高了一倍，甚至连那些吃井水的社区居民也要安装水表以便付水费给贝克特尔。众多贫民不堪重负，一些家庭因此所付水费竟然达到收入的两成。被收买与要挟的政府官员忠实执行与世界银行、贝克特尔公司达成的协议，在多方努力无效后，科恰班巴市民最终于2000年3月发动大规模抗争。这时候，政府不得不向人民低头，宣布取消私有化，但要补偿贝克特尔公司4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玻利维亚市民与买办政府、跨国水务公司的宏大抗争，引起了世界多国民间团体联合起来，积极反对水的商品化与私有化。当2000年世界水务论坛召开时，全球几十个民间团体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批评跨国公司以及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推动水务私有化。同年12月，几百个民间团体代表在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市召开会议，发表以下声明：“水理应属于地球及一切物种，水对生命来说是神圣的。因此，为了将来世代以及自然环境，世界水资源必须好好保护及由人民拿回来。用水是基本人权，必须受各级政府所保护。因此，不能把水商品化、私有化或为商业目的而买卖。这些权利必须得到各级政府尊重，特别需要一条国际公约来保障这些权利。由当地居民来保护水资源是最恰当的，因此在保护水源及其调节上，当地居民应被视为同政府平起平坐的伙伴。人民自己才是促进民主及保护水资源的力量所在。”

跨国资本“试水”中国(1)

“电老虎”、“水龙王”是中国传统的垄断行业，是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就业的心仪对象。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在经济自由化声势下，昔日无限风光的行业，正不断黯然失色，甚至要不断为自己的合理存在而证明辩解。

水务改革创造“浑水摸鱼”良机　长期以来，垄断性与福利性制约着中国水务的发展，老牛破车般勉强维持着城市的基本需求。但是，在中国水资源日趋短缺，水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水务管理体制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中国城市与农村水务管理分属于不同部门，涉水部委管理衙门众多，地下水属于国土资源部，水污染监测属于环保部，饮用水水质属于卫生部。此外，水利部、农业部，还有“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各部门一般都是从部门利益而不是全局出发，有利便均沾，不利则皆逃。水务条块分割，各地方画地为牢，掺杂着各种地方利益因素，从而使水的问题异常复杂。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及公用事业改革的深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匮乏，让各地方政府捉襟见肘。水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在没有更有效手段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时，市场化、私有化自然成为部门与地方最简单、便捷的选择。2002年12月，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2004年3月，建设部发布《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由此，大规模的外资和民营资本开始进入水务市场，掀起了水务改革“第一波声浪”。威立雅、中法水务等外资水务巨头纷纷与国内水厂进行合资。在2006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水大会上，建设部进一步明确中国未来水务市场发展方向，就是鼓励水务行业的市场化运作。政府部门出台市场化举措理由更是言之凿凿，核心是“欠账太多”，尤其是环境欠账太多，国家要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就必须建设更多的市政设施，这些市政设施的投资令国家不堪重负。据建设部估计，仅“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的污水处理以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和老城区改造、南水北调、水安全体系的建设等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利用非国有资本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一种全新融资方式。

在决策部门那里，水务市场化的初衷是推进特许经营制度，即经营层面的改革。但是，只有市场方向，没有实施细则。自由化理论本身就存在诸多不足，加上政策的粗糙，如此到贯彻执行时，必然会出现严重问题。如同赛场哨声吹响，运动员却不知道跑往何方，一时间只能乱作一团。如此，就给了一些贪官、恶商浑水摸鱼的机会。正是有些部门的语焉不详，地方政府胆子更大、步伐更快，在“特许经营”之中，塞进了“产权改革”的私货，“市场化”升级为“私有化”，即出让当地水处理企业的股权，再限定经营年限。地方之所以纷纷“偷天换日”，是因为“产权改革”比“特许经营”更有短期“油水”。当然，地方也有地方的苦衷，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时，肥油精肉都给中央拿走，只给地方留下一块块硬骨头。地方收入约束增大，而肩负的责任未减甚至还在不断提高，开支刚性增加，因此往往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甚至杀鸡取卵，包括出售水权。但是，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地方的苦衷确实存在，不过相关开支是否公开、透明，吃喝、旅游等公款消费竞赛，形象工程大比拼，什么时候消停过，不断增加的财政开支，有多少花在正道上？

跨国水务巨头“试水”中国　国外水消费一般占个人收入的4%，而在中国城市目前平均仅为1.2%左右。由于相关水费一般由政府定价，价格始终处于低位，一些城市甚至十多年没有上调过水价，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因而未来上升空间很大。更何况，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不断加速的城市化、工业化与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的进程，都给未来水务市场留下足够的空间。巨大的市场空间则像磁石一般吸引着跨国与民间资本纷纷进入。在“市场化”与“私有化”尤其是“国际化”的感召下，包括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泰晤士等跨国水务巨头挟其强大竞争实力纷纷登陆。它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中国水务市场竞争中占有明显优势，并以特许经营、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模式）、TOT模式（“移交—经营—移交”模式）、控股、合作等投资方式，打入北京、上海、天津等10多个大城市的水务市场。

跨国资本“试水”中国(2)

2002年5月，上海自来水浦东公司与法国著名的威立雅水务集团签约组建中国第一家大型中外合资城市自来水公司。一开始中方报出的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的国有股股权，而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这一评估价的2倍。这让中方各界诸多人士惊诧不已，也迷惑不解。尤其是到2007年，跨国水务公司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溢价大战。是年1月，威立雅水务与兰州供水集团签署了45%的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报价17.1亿元，远远超过同时竞标的中法水务报出的4.5亿元和首创股份报出的2.8亿元。8月，扬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转让49%的净资产，中法水务以8.95亿元的投标独占鳌头，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9月，威立雅水务以21.8亿元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股权转让项目，超出净资产额3倍。跨国水务公司动辄以3~5倍的高溢价竞购中国水务资产，令相关地方政府欣喜若狂，不仅增加了政府收益，而且还引进了外资，提高了GDP与政绩。然而，中国水协会长李振东一针见血：“外商今天高溢价收购供水资产，明天都要成倍地赚回去。一届政府的政绩，将成为今后历届政府的严重隐忧，最终都会转嫁给老百姓。”

高溢价竞购隐藏诸多玄机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而且跨国垄断资本积极谋取的还是高额垄断利润，外资高溢价竞购水务资产隐藏诸多玄机。2007年9月，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发出《关于城市水业资产溢价转让行为的公告》指出：在政府定价的背景下，水业资产溢价是地方城市用以后预期的水价和水量收益进行的短期资产融资，溢价的收益最终将进入消费者的支付体系中。跨国水务付给中方的高溢价最终都要在中国收回。

中国城市水务市场容量巨大，不必担心没有市场盈利；水务行业很少受国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收益相当稳定；水务现金流特别好。这三方面决定了水务行业风险很低，外资的风险收益比是可控的。许多地方为了引资而不惜向外资做了高利润保证。外资之所以高溢价进入中国水务，就是非常清楚这是稳赚不赔的。

BOT等合作模式要涉及资产回购问题，跨国水务肯出、敢出高价购买内地水务资产，看重的是未来（15~30年不等的“特许经营”期）资产回购时可以大做文章。它可以在“特许经营”期间把资产规模做得很大，然后从政府回购中获取很高的利润。

跨国水务公司可以通过关联交易转移成本与利润。工程和设备服务关联是成本转移的途径之一，跨国水务公司与地方政府约定，合资企业的某个项目，或者全部的工程服务项目，或者主要设备，必须由投资人所属的工程公司或设备公司提供，而提供服务的价格则回避了竞争机制。

更为关键的是，跨国水务公司利用在我国政府中的广泛人脉，清晰地把握了中国水务发展的血脉。早在修改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就已经透露出“水价即将改革”的信息。跨国水务公司高价收购后，迅速于几年内做大，待其全面掌握某个城镇供水主动权后，便要求调涨水价。

前人种刺，后人遭殃　发展中国家水务私有化、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弊端，如今正一一在中国再现。跨国水务公司在华并购，通常第一项要务，就是裁减原国营水务公司的员工，以提高效率；紧接着就是投资改建与扩建，积极从事关联交易以转移成本与利润；其后，在万事俱备、控制供水主动权后，便调涨水价。威立雅自1997年进入天津获得第一个项目起的10多年时间，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先后上调了8次，由每吨0.68元提高到3.40元，水价上涨近5倍。昆明市自来水集团2005年底开始与威立雅合作，次年1月昆明市就上调水价，2007年7月再次上调，涨价幅度和频率都令当地百姓惊诧。2007年7月，威立雅旗下的青岛威立雅水务被曝向自来水管道排放污水，通过自来水进行稀释，以使污水处理达标，导致多人身体严重不适，引起社会震动。

但愿“为水而战”不会出现在中国

水务，永远的朝阳产业　水的战略价值远没有被我们所认知。《财富》杂志在2000年5月的一期特刊中宣布：“水在21世纪中的地位将相当于20世纪中的石油，它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穷富”。在战略家看来，水：不只是一般资源，是蓝金，是21世纪的石油，而与石油不同的是，作为生命之源的水，没有替代品。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克劳斯?特普费尔在1999年这样评述：在不久的将来，最激烈的冲突可能是为水而战。为水而战不仅是国与国之间，还有一国之内的阶层之间，更多的恐怕是跨国垄断资本与东道国贫民之间，从玻利维亚市民的宏大抗争中就应看出这个端倪。

拉美、东南亚、苏东等国的教训反复表明：一个缺乏战略性预见的国家注定要被国际资本洗劫。中国从外汇储备到石油等资源，因为缺乏清晰的国家战略，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因此一直就是被敲诈的对象。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地方利益使得一些部门与地方政府完全抛弃了水业的公益性、长期性、战略性，于是便出现了“把自己卖了还要给别人数钱”这样啼笑皆非的困境。水业不是夕阳产业、不是一般竞争性行业，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

新自由主义教条祸害深远　以“私有化、市场化、国际化”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在多次金融危机的冲刷下，已经在国际社会式微，但是在中国依然盛行，因为中国迄今尚未遭遇大规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新自由主义势力异常强大。我们一些高级干部国外进修，中层干部国内进修，他们主修的经济管理，近乎全部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货色。一些干部高喊着要打破马克思主义教条，废除社会主义教条，置换的却是新自由主义教条。

是否市场化以及市场化方式与程度的高低，在不同行业应依据不同国情而定，不同国家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其与之相适应的市场机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明显区别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从世界范围来看，水务完全市场化也有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是集中在一些小国；完全采用国有经营管理形式，也不乏成功的范例。1996年世界银行对比了6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后，也不得不强调指出，智利的公共水业服务是高效率的典型。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供水服务系统是巴西圣保罗省的圣保罗供水公司SABESP，自1995年以来，经过多次改造，其运作更加现代化、效率更高。SABESP向省内2200万居民中的一半以上提供水业服务，在增加收入的同时，降低了运行成本，而且还不断增加了环保投入，是国际公共服务中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典型。

跨国水务公司、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及政府中的买办官员一般都认为，国有企业低效、滋生腐败，但是国际劳工组织下属的国际公共服务组织（PSI）根据他们多年的跟踪研究认为，“无论是水业还是其他公共服务业，私有化过程的特征之一就是腐败”。世界银行的报告也证实“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可能产生腐败的温床。一家公司可能使用行贿的方法挤进合法竞标者名单或减少名单上竞标者的数目、压低要租赁或购买的公共财产的估价、在竞标过程中受到优待等等。……行贿公司可能不仅仅满足获得合同，它还可能希望在将来获得政府补贴、垄断权以及政府对其管理的放松。”

在改革开放初期，众多公用设施欠账多，政府资金缺乏，国内可以利用的资金和融资工具奇缺，很多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目光瞄向了外资，多数外资因为“奇货可居”而获得了较高回报。据国家统计局早几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外商对华投资中，供水是外商在中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业。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市场体系的完善、投资主体的明晰、资金的充裕、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再大张旗鼓地引进外资，尤其是对具有稳定收益的水业来讲，则是异常的、非理性的。如果没有腐败掺杂其中，没有不可告人的交易掺杂其中，是无法进行合理解释的。

每一个奇异的引资背后，都有见不得人的交易　2002年3月《南方日报》曾报导，在90年代，沈阳市政府给予兴建沈阳第九水厂的香港汇津公司的保证回报率异常得高：第2~4年为18.5%，第5~14年为21%，第 15~20 年为11%。这种异常稳定的高回报拖垮了沈阳自来水总公司，因为它向市民供水的价格只是每吨1.4元，而向汇津公司买水的价格每吨却是2.5元。这种只有傻子才做的买卖竟然由政府达成。后来，沈阳市原政府副秘书长、前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迟若岩因涉及“慕马案件”落马，由此方才揭开原先的“水务黑幕”。中国在处置国有资产、推进市场化、引进外资过程中，奇异交易众多，有多少黑幕等待揭示？

外资大举收购中国水务资产以及黑幕交易重重，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中国水协曾上书国务院，力陈跨国水务公司高溢价收购中国水务资产可能造成的“陷阱”和“隐患”，“把水务行业与其他一般竞争性行业同等对待，是方向性错误。应该保证国家对水务行业的控制力，计划产权改革的水务企业在对引进外资还是内资的问题上要慎重，已经引进外资的水务企业应保证国有企业的控股权。”

据悉，在2007年7月，由发改委和建设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针对“外资收购城市供水项目”进行了专项调研。2008年以来，跨国水务的高溢价收购戛然而止，全年似乎未见有一个外资水务项目获批。但是，凭借此前在中国水务市场上的布局，跨国水务已经在中国水资源上占据了诸多控制权，已经引发国内多地水价的上涨。

国人期待，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水务将会成为与石油、电力同等规模甚至更大的产业，长期兼并重组后，产业内也将出现与中石油、国家电力齐名的“中水集团”。政府应当切实破除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大众利益，为中国的水安全、水清洁提供切实保障。

外国评级机构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

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两个力量，任何一个力量都强大无比，如果两个力量的结合，当然会所向披靡。

三大评级公司受到广泛质疑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发展越是深入，对信用的要求就越高。为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信用评级应运而生。信用评级是指专业机构对债务人就某一特定债务能否准时还本付息的能力及意愿加以评估，分为资本市场、商业市场及消费者等三类评级，其中资本市场评级处于核心地位。长期以来，穆迪（Moody s，美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 s，美资）和惠誉国际（Fitch Rating，原为美资，现为法资控股）位列国际资本市场评级“三甲”，但是惠誉在市场份额、赢利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远逊于穆迪与标普，因此国际资本市场评级的话语权实际是“两强垄断”。“两强”在部分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的同时，推行美国价值观，威胁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成为美国强权的一个新工具。近年来，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异常活跃，明里攻城暗中掠地，中国信用评级业正陷入被外资评级机构掌控、垄断之中，其活动往往超越一般经营性领域，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

三大评级公司受到广泛质疑

美国信用评级制度运作已近一个世纪。美国商法规定，评级公司属于一般股份公司，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为保证评级的公正与客观，“向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情报”，评级公司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主要是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同时，评级公司虽对股东负责，但当股东与大众利益冲突时，必须优先考虑大众利益。因此，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信用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但是，三大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早就受到广泛质疑。

三大评级公司并不独立　第一，政府给予特权。SEC奉行“评级公司的地位应由投资者予以确定，政府不得进行干涉，并不得以任何手段加以限制”。1975年SEC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拥有NRSRO资格的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评级公司的垄断地位。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指出，穆迪和标普几乎遇不到什么竞争，主要因为这两家公司得益于“受控特许”。第二，政府极力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AA评级，SEC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发生后，SE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 Bond Rating Service Ltd.）一家评级公司为NRSRO。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公司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

三大评级公司缺乏公正　首先是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评级公司一个重要评估标的是主权国家的信誉，而评价主权国家信誉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市场自由化，这是一个典型的“华盛顿共识”，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断努力用各种手段推行的美国价值观。经济学界已越来越倾向认为，一度被滥用的“自由化”药方应当慎用，充分的自由化需要必要的条件与环境，并不适用于每个经济体。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为了稳定经济，采取关闭外汇市场的断然措施，虽受美国评级公司的口诛笔伐，然而事后证明马来西亚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而世纪金融大危机已经将美国的“自由化”标准击得粉碎。

其次是长期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三大评级公司在美国本土评级时，主要依据被评估公司自身或经美国会计公司发布的报告，但对于美国以外的企业，除少数进行“自愿评估”（需要付费）外|Qī-shū-ωǎng|，大多数则是所谓的“独立评估”。另一方面，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而对他国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的金融市场动态往往“明察秋毫”。在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的同时，美国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资高达23万亿美元，但三大评级公司都不曾降低美国银行的信誉等级。从“9?11”袭击，到安然等巨型企业财务丑闻，到众多华尔街股票分析师不法行为，到2003年11月摩根大通等知名银行金融欺诈，再到伊拉克战争与持续恐怖袭击威胁，以及美国巨额的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双赤字”等等，美国金融市场遭遇一次又一次冲击与持续威胁，国际资本一度纷纷逃离美国，但是三大评级公司都不曾也不打算降低美国主权评级。

三大评级公司有欠客观　其一，长期以来，三大评级公司在对亚洲新兴市场尤其是对中国进行评级时，总是因为该地区“环境特殊”而另眼相看。多年来，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令全球为之瞩目，但直到2003年底，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众多国际著名的投资机构都认为标普的这一评级“保守得有些可笑”。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曾经指出，评级本身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产物，现代评级业在评级原理、评级方法等技术层面都非常接近，决定评级的关键并不是技术手段，而是立场。

其二，存在明显的利益动机与利益冲突。评级公司首先是赢利至上，必须对股东负责，因此在运营时难免会伤害立意良好的政策目标、危及公益；评级公司的赢利主要来自其所评估的公司，若过于客观，则肯定不受欢迎；评级公司目前的核心业务存有潜在的利益冲突：被评估企业付钱为自己购买信用等级，而由投资者来使用这些评级结果；评级公司在向客户主动提供信用评级时，往往变相要求客户购买其他服务。1996年穆迪就曾受到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原因是穆迪在向客户主动提供信用评级时，被怀疑变相进行了捆绑销售，迫使客户购买其全套服务。

三大评级公司在方法上也并不像其标榜的那样科学　主要体现在：一是评级使用的方法与模型过时，其模型引用的数据对于美国本土公司一般一个季度方才更新一次，而对于境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公司的数据更新周期往往超过一年甚至更长，远远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实际。

二是信用评级旨在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但是长期以来，三大评级公司的收集和发布信息的活动一直是灰色的，乃至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严重问题。当为安然公司评级的评级师被质问为什么对安然财务报告的重大疑点视而不见时，该评级师承认，他没有能力把握安然的业务和财务结构，也没有认真读过这些财务报告。

三是一般上市企业与主权国家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发布金融信息与经济数据，但是信用评级公司缺乏信息发布工作的规则，不是有规律地而是随时地、出其不意地发布信息，由此往往造成金融市场动荡。有我国台湾专家指出，台湾地区金融制度与法规有自己的特性，金融环境又瞬息万变，而每年都对台湾地区进行金融业年度评级的穆迪，在台湾当地竟然没有办公室与分析师。

三大评级公司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三大评级公司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三大评级公司因为已经存在而合理，因为美国政府而获得垄断地位，因为垄断地位而具有强大影响力。但是，由于三大评级公司缺乏应有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性，因此难以发挥市场期望同时也是自己所标榜的预警作用。

评级公司常步市场后尘，在国际屡屡失信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酝酿阶段，三大评级公司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机爆发后，慌张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1996年9月，穆迪及标普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的长期债信评级为“A1”及“A+”，均属于投资等级。韩国危机发生后，随即调整为“Ba1”及“B+”，连降八级至垃圾等级。1997年7月，泰铢发生危机，穆迪及标普仍给泰国政府公债“A”级，直到10月才加以改变。更为滑稽的是，1997年11月23日，日本山一证券公司提出歇业申请，但穆迪于11月21日的评级报告，仍只将山一证券长期债信评定为“Ba3”，直到当晚才降为“Caa1”级。同日，标普只再将其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直到23日才紧急降为“CC”级。此后，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土耳其危机问题上，穆迪及标普都没有提前预测危机，直到危机已经成型，才迟迟降低有关信用等级。

难以发挥预警功能，在美国本土备受质疑　三大评级公司或根据被评估企业公布信息资料进行评估，或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所谓独立评估。但实际表明，这两种评估的科学性都存在疑问。1992年，加州保险司长控诉标普及穆迪先前给予倒闭的Executive Life保险公司不实且过高的评级，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1996年，美国加州橘郡指控标普未能对该郡所投资的基金风险进行恰当评估，以致该郡扩大举债终至破产。自2001年底，一连串巨型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美国金融市场由此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信用评级公司反应滞后，并未能发挥所期望的预警作用，自身信誉备受质疑。信用评级公司要么有意隐瞒不报，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公正性；要么真的没有发觉，那么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连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人员都出来指责信用评级公司的失职，没有在“大厦将倾”之前发出警告。在内外压力下，SEC出具的报告罗列了信用评级业存在的12种问题与缺陷，使三大评级公司陷入空前尴尬境地。

加剧国际金融动荡，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　三大评级公司垄断了近乎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俨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调节者，往往一个业务声明就能引发金融市场震荡。1997年以前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外贸顺差、制造业竞争力、储蓄率等众多指标都好于美国等诸多发达国家。但是，由于话语权掌握在三大评级公司手中，所获得的信用评级都比美欧国家低，由此促发资本外逃，导致金融危机。1997年11月28日到12月11日，穆迪将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从原来的A1急速调降到Baa2，由此韩元对美元汇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业接二连三倒闭，从而引发韩国全面金融危机。德国《经济周刊》1998年2月5日载文评论，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对亚洲危机毫无预感，它们根本就没有起作用，而现在正火上浇油。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与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也都因评级公司过早地降低有关信用等级，迅速恶化两国的金融形势，加快了金融危机的到来。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爆的世纪金融大危机，与三大评级公司直接有关。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为了眼前收益，一直“以价定级，价高级高”，使得投资银行开发的众多“低质高险”金融衍生品得了高等级标号，以光鲜靓丽的外表呈现在国际债券市场上，众多国际金融机构购买这些“有毒”资产，如此美国次贷危机一爆发，众多持有“有毒”资产的国际金融机构便纷纷陷入困境。

评级机构已成为美国强权的新工具

评级机构已成为美国强权的新工具

谁来为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三大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危害一国（东道国）的主权与安全，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权力，而且一直在积极运用这种权力。它们在不停地给别的机构与国家打分、评级，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但是“谁来为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经过百年的积累，评级机构树立起一定的市场公信力。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三大机构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它们是如何一贯地保持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但是，一系列严重问题乃至危机出现，使三大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正在受到广泛质疑。

三大评级机构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庇护

三大评级机构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庇护

市场公信力更多只是三大评级机构向世界扩张经营的外衣，而其之所以可以施行垄断与强权，主要来自政府认可强化。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为美国监管部门所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如规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低于一定等级的债券，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质量由外部评级机构来测算等，这无形中将一个民间中介服务机构的私权转化成了公权。长期以来，美国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因此很多国家的监管部门便沿用或默认美国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扩张了三大机构的权力。

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科学”集中在评级模型上。根据笔者的研究与观察，在所谓的评级模型中，故弄玄虚成分比实际科学成分要多。而且，评级模型很少更新，相关数据更新周期太长。全球化下的经济越来越变幻莫测，评级公司“以不变应万变”明显不合时宜。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从数学意义上讲堪称一流的模型也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的全部主要变量，更难以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出现。当评级公司不断出错，屡屡跌破人们的眼镜时，社会便呼吁要评级公司公布评级模型。欧盟早就要求美国增加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当局称，评级模型作为评级技术的载体，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保护。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The Rating Agency Act）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由此可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来自政府、其强大力量来自国家。美国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励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为什么？个中原委其实很简单：“政企合作，实现共赢”。

三大评级机构成为国际的新强权

三大评级机构成为国际的新强权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穆迪与标普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还充分利用其垄断利润，通过利益输送、直接向本土评级公司购买、聘请政府官员讲座或担任咨询师、与高校及研究机构搞学术合作等各种途径，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获取非正常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纽约时报》曾在社论中指出：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的另一个新强权。

其一，配合美国公司的经营扩张　穆迪与标普的评级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制约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正被悄悄运用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与经营战略。日本证券市场相对闭塞，长期为本土四大券商垄断，美国投资银行垂涎已久。东亚金融危机使日本金融业陷入动荡，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成为金融链条中最薄弱环节。1994~1996年，山一股票价格一直在600~1000日元之间波动。但是，自穆迪1997年6月宣布要降低山一评级后，山一股价便一路下滑，从300日元滑落到8月的200日元。11月穆迪宣布正式降级后，山一股价狂泻，最后降到1日元，形同废纸。而且在山一被降级后，美国证券公司立即大量抛售其股票，不仅造成山一股价狂泻，还断绝其从短期资金市场筹资以起死回生的希望。山一倒闭后，美国券商美林公司乘机接管了山一证券，原本属于山一的50间店面、2000名精干员工以及经营技巧，都归属美林。

其二，扰乱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　评级公司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穆迪与标普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起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泡沫经济破灭后，[奇+书+网]日本经济陷入衰退，银行业累积了巨额不良债权。按传统习惯，日本官方、民间机构与传媒不会轻易触及国内累积巨额不良债权的银行与金融公司，而依照日本独有方式悄然渐进处理，不会出现重大金融风波。但是，美国评级公司毫无保留地重估日本企业的投资安全度，结果打破了日本传统的游戏规则，扰乱了日本经济秩序，使金融陷入持续动荡。日本媒体将美国评级公司给日本企业、经济带来的冲击描述为：不单像历史上用大炮打开日本锁国大门的“黑船”，还像最终全面占领日本的赫尔“最后通牒”，具有强大无比的破坏力，以至于在工商界普遍出现“评级恐惧症”。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即美式自由资本主义）首当其冲，欲以金融立国的冰岛更为堪忧，然而标普、惠誉落井下石，连续下调冰岛主权评级，冰岛银行业由此几乎崩溃，面临国家破产的险境。2008年11月，标普将韩国7家主要银行的信贷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引发了韩元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韩国《国民日报》援引该国证券市场一位高级人士的话说，这些评级公司似乎是有意从亚洲金融市场“淘金”。

其三，直接为美国政治利益服务　有研究显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美国对东盟吸纳缅甸加入不满的一次政治报复，而穆迪和标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1997年4月中旬，穆迪公司将泰国政府的长期最高借贷级别从A2下降为A3，4月25日又宣布降低泰国大城、京都和泰军人三家主要银行的信用级别，从而加剧市场恐慌，诱发资本外逃，导致金融危机爆发。时任马来西亚总理就此严词批评西方信用评级公司缺乏客观，助纣为虐。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加以反对，两国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Thyssen Krupp）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时任德国社民党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温德称，“近期的降级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我不排除德美紧张的外交关系甚至间接地影响了评级结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德国政府为此曾愤怒不已，明确表示向美国信贷评级领域的“霸权”发起绝地反击，并要求欧洲信贷机构联合起来抗衡美国评级公司。德国财政部表示，将对标普和穆迪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并宣称德国将在2003年或2004年初通过立法以“保证评级的公正性”。

早在2008年初时穆迪便曾警告，若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需要财政大举投入，则将降低美国主权评级。然而，在美国政府动用2000亿美元接管“两房”后，穆迪的警告也不了了之。截至2008年底，美国已经积累了11.3万亿美元的国债，占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债台仍在不断高筑，巨额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更难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如果再加上或有负债（即过去事项引起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潜在债务，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等），美国的债务规模超过65万亿美元（《流氓?国家》一书所揭示，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人均约22万美元，超过其人均财富（15万多美元），从一般财务视角看已经破产。但是，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的主权评级依然保持AAA 级别。

三大评级公司尤其是标普和穆迪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因此，纷纷采取措施，消除对三大评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限制与三大评级公司的联系，加强对三大评级公司的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评级公司的依赖，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

外国评级机构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1)

外国评级机构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

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过度开放

经过十多年的长期准备，外国评级机构利用中国在信用评级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长驱直入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如今，他们控制了中国2/3以上的评级业务，并通过收购中资评级公司，深入至中国的经济腹地，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的短期融资券市场建设形成了中诚信、大公、联合、新世纪和远东五家评级机构的评级业新格局。2006年美国评级机构全面开始了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渗透与控制。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股权并接管了经营权，同时约定七年后持股51%，实现控股。同年，新华财经（美国控制）公司收购上海远东62%的股权，实现了对该机构的直接控制。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其经营权；标普也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商谈合资事宜。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公司都曾与大公洽谈合资，提出对大公控股或控制经营权，穆迪愿意出价3000万美元购买大公控股权，但都遭到拒绝。这样，中国5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除大公始终坚持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外，其余已经或正在被以三大公司为代表的外国评级机构所控制。

美国评级机构借助被收购的中资公司的分支机构，迅速将触角伸展到全中国，直接或间接从事所有评级和相关业务。美国评级机构占据我国评级市场的大半份额之后，将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极大地压缩民族评级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很显然，中国信用评级市场已过度开放。导致中国信用评级市场过度开放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对信用评级缺乏了解　信用评级是事关金融产品定价的高端产品，但多数人不了解信用评级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更多的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评级。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思想认识基础，使信用评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和作用没有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信用评级业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生存环境中。与此相反，发明了信用评级并深知其利害的美国人，正是利用了中国人对信用评级不甚了解的弱点，轻易敲开了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大门。

二是盲目迷信外国技术，认为美国评级机构比中国的好　由于对信用评级特殊性的不了解，很多中国人认为信用评级就是一般中介服务，甚至认为按照国际标准，由美国人给中国企业评级更公正、更权威。特别是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根本瞧不起中国本土评级机构，而对美国机构却频频安排高规格级别接待，听取他们的意见。有的政府部门在评级业务的准入标准上明确首选国外机构。政府部门过分相信外国评级机构，在没有明确政策法规的情况下，实际上鼓励了外国机构迅速占领中国评级市场。

~Qī~三是信用评级机构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国家尚无明确政策法规限制外国机构进入中国评级市场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法规明确评级机构归口哪个政府部门管理，有关部门仅依据其业务需要选择用谁的评级结果，是选中资还是外资也无法规和政策依据。中国政府在“入世”承诺中并未包括信用评级业，但面对美国机构的凌厉攻势，政府部门找不到政策依据，特别在对评级业对国家的战略影响作用认识不清晰的情况下，没有制定相应的对策，实际上形成了对美国全面开放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局面。

-shū-四是美国评级机构持续公关，敲开中国市场大门　美国评级机构利用中国人对信用评级不完全了解、崇洋心理以及政府的监管缺位，持续进行政府高层公关(奇*书*网.整*理*提*供)，引导高层对外国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原则表态，以此形成对具体业务部门的心理压力，并向公众传递一种中国政府支持他们进入国内市场的信息。比如穆迪、标普总裁多次拜访中国高层，经常性地与中国最高决策层进行交流，而中国本土评级机构从未有过这种殊荣。中外评级机构与中国政府决策层接触交流机会的不对等，使得中国政府官员对美国评级业的了解程度远远多于本土机构。

/ωǎng/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资评级机构没有一家在美国境内开展信用评级业务，在亚洲和欧美评级市场上没有中国的评级声音，中国在世界评级界的“话语权”很弱。这种开放的不对等性使得中国民族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中国评级业的长远发展。

外国评级机构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2)

美国控制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直接威胁中国金融主权、经济和技术信息安全

美国控制中国信用评级旨在谋求控制中国资本市场主导权　中国政府决定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鼓励企业依靠自身的信用在市场中融资，债券市场对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信用评级则是债券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石，债券的发行和交易完全依赖信用评级，交易利率费用也由信用级别的高低所决定，而债券的价格走势又与股票等其他证券价格的走势密切相关。实际上，信用评级掌握着发债企业的生杀大权和债券发行交易的定价权，是控制资本市场走向的制高点，与国家的金融主权息息相关。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一旦控制了中国评级业，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中国未来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就必须依赖美国评级机构。这势必严重侵蚀中国通过金融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直接威胁中国经济安全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控制中国评级业，除了追求商业利益外，他们代表的是美国国家利益，将使中国金融市场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随着债务工具品种的增多，中国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的比例会越来越大（美国这一比例达到70%）。也就是说，整个债券市场对信用评级的依赖程度会日益增加，信用评级的状况将直接影响债券市场，乃至整个资本市场。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经济金融状况直接受资本市场走势的影响。美国评级机构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就有能力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甚至扰乱中国的经济秩序。

目前，美国评级机构已经通过操纵香港金融市场，逐渐强化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美国评级机构通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中国外币主权以及在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进行评级，每次评级都会引起香港股市的震荡。鉴于美国评级机构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与日俱增，2002年7月，香港交易所与标普签署合作协议，创立一系列以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为成分股的新指数系列。有专家认为，这是香港以金融主权出让，换取美国评级机构“口下留情”，这种做法在当今国际上实属罕见。

严重威胁中国技术信息安全　信用评级需要掌握债务人的经营环境、市场竞争、核心技术、内部治理、发展战略以及财务状况等全面信息。美国评级机构控制中国信用评级业，将严重威胁中国的技术信息安全，进而危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企业、银行、甚至政府的融资都将越来越多地依赖资本市场。目前美国评级机构在中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包括具有政府和军工背景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的评级。美国评级机构很快就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国各大骨干企业、主要金融机构、各个行业、各地政府乃至国家较为全面的经济和技术信息，掌握中国技术发展动态和各种重大商业机密。在目前军民技术结合日益紧密、中国军工企业逐步走向市场的环境下，即使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外资机构通过对外围企业或相关民用技术的了解，仍可以掌握中国军工企业的技术状况。事实上，美国评级机构早就借助在香港的子公司和影响力，对中国经济金融领域进行渗透，获取中国政府与中资企业（包括国防工业或与国防有关的企业）的全面信息。

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信息，甚至一些国防技术信息在美国人面前暴露无遗，不但危及中国国家整体竞争力，使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位置，还将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有意压低中国主权与企业评级，增加中国海外融资成本　三大评级机构长期以来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他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直至2004年前，标普依然宣布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级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普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为A。中国经济在全球遭遇经济寒冬时，算是为数极少的“阳光地带”，但是所获得的评级，不仅与美国，而且与众多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我国的主权信用级别被人为压低，不但严重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还导致我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

引导中国经济决策，危及中国发展战略　中国银行业通过海外上市寻求国际化本身就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2003年底，正值中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标普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有意思的是：他们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显然在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中国金融机构为了国际化，纷纷股改上市、走向国际，引进境外投资者。同时美国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使其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得以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助一臂之力。

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据有关专家统计，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狂赚了7500亿美元，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世界银行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目前国内政界、学界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中国的银行被贱卖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但对美国评级机构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却依然没有充分的认识。

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和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美国评级机构垄断了中国评级业，中国就完全丧失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取得话语权的可能。在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美国人控制的金融服务体系不但不会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提供任何保障，还将使中国面临各种难以预知的巨大风险。

世纪金融大危机，使三大评级公司尤其是标普和穆迪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欧盟早就对美国的评级机构存有不满，此次危机给欧盟一个极好的机遇。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今后在欧盟境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向欧洲证券管理委员会统一登记注册，以获得经营许可，并由各成员国证券主管部门负责监管，从而结束了信用评级机构长期游离于欧盟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局面。

中国应当积极呼应欧盟的义举，积极发展民族评级业，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首先，此次金融危机再次清晰展示，“美国制造”神化破灭，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彻头彻尾的伪善；使世人进一步认清三大评级公司的特权以及协助美国搞强权的实质，消除对三大评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其次，中国信用评级业多头监管，有利都趋之若鹜，有责则相互推诿。因此，应尽快统一对信用评级业的监管，加强对在华活动的三大评级公司的监管、监督，包括媒体监督与其他社会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依赖。最后整合评级市场（机构多、经营乱），肃清假冒中资机构（名义中资，实际外资），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在中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有理由、有能力扶植本土评级公司、民族评级机构的发展。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当中国的“账房先生”

伍

当三匹狼和一头羊坐到一张餐桌前，决定要吃什么的时候，无论他们投票与否，结果早就注定。如今，坐到中国餐桌前的是四匹狼，中国的羔羊如何结局？

金融信息：被安全遗忘的角落

2007年8月28日，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关注世界金融形势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这是继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高层将视角再次聚焦于金融领域。高层聚焦金融风险，并非偶然。除了美国冷不丁闹了个次贷危机掀起国际金融一阵恐慌外，大凡稍有理性的人士，都会对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所累积的风险惴惴不安。不安的不只是一般市场风险，更是监管者对这些风险的判断以及应对措施，方寸正乱，这是一个普通投资者都能感觉到的——中国的金融风险与报道的金融改革成绩一样不断攀升。

关于中国现在的金融风险，一般都关注金融市场的风险，却普遍忽略了另类金融风险，即不当开放带来的金融信息风险。信息是信息时代的关键要素，金融信息是金融市场的稀缺资源。一个有效的金融信息，足可令金融市场“潮起潮落”，相关财富转瞬间即实现重新分配。因此，有效金融信息不仅是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孜孜以求的一般要素资源，而且也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战略资源。国际金融机构、金融大国都通过各种途径尽其所能地获取有效金融信息。

中国金融信息安全正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威胁，集中在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控制并试图垄断中国的会计审计业，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中国的积极展业如入无人之境，国际投资银行对中资企业境外上市的咨询承销已形成垄断，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使中资金融机构的投资经营活动近乎无密可保。由于篇幅所限制，这里仅集中论述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信息安全所带来的危害。

天掉馅饼——“四大”主导中国市场

与信用评级机构一样，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金融服务行业，通常被看成是金融服务的“中枢”。1932年《财富》杂志推出的排行榜，首次凸显出“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后来合并为“六大”、“五大”，即普华永道、安达信、安永、毕马威、德勤——“清一色”的美资。由于悠久的历史、完善的管理制度、全球的业务网络、全方位的服务，以及许多成功的案例，使得“五大”成为国际知名品牌。20世纪90年代初，“五大”陆续登陆中国大陆，获准在华设立合资会计师事务所。2001年因卷入安然等大公司的严重作弊丑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破产，“五大”变成了“四大”。

“9?11”事件后，世界经济低迷、企业经营活动放缓，欧美资本市场的股票承销和并购业务剧减。“屋漏偏遭连阴雨”。2001年美国巨型公司倒闭，对审计欺诈的恐惧，不仅结束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风光，也令“四大”陷入困境。但是，天佑“四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审计以及财务咨询市场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前所未有，整个行业的规模几乎每年都以不低于10%的速度增长。2001年，一些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卷入“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会计丑闻，中国证监会由此颁布“补充审计16号文”，要求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一些银行也相继规定，贷款的公司必须到指定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令“四大”倍感意外的不仅有中央监管部门、大金融机构，还有一向对外资“无比友善”的地方政府。如，2004年1月底，深圳市要求深圳基础产业国有企业年度审计工作全部由“四大”承担。借助这些优惠政策，“四大”在中国狂飙突进。

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显示，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分别以9亿元、4.3亿元、3.7亿元和3.2亿元位居业务收入前四名，而位居其后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中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上海立信长江一家。“200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显示，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分别以12.4亿元、7.1亿元、6.5亿元、6.2亿元的收入位居前四名。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统计，“四大”在中国的业务总收入，2002年为16.9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38.23%；2005年为45.98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49.46%；2007年为91.31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3.69%，占该年度中国事务业务总收入的55.51%。由此清晰显示，“四大”在中国市场份额在不断提高。“四大”已几乎垄断了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在14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中，“四大”审计的资产超过40%。当中行、建行、工行分别以数亿计费用主动向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投怀送抱时，5600多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却在为每笔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业务打得头破血流。

“四大”独立、客观、公正的神话已被戳穿

长期以来，中国相关主管部门与企业的自信严重不足，对“四大”崇拜有加，都想借助其所谓的“卓越声誉”在国内外市场中树立起信誉。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审计实践表明，“四大”没有能够提供更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证据。

“四大”多“门”

早在2001年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中，毕马威就因为中石化河南分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报表数据失真等受到通报批评，2001年更因为“锦州港事件”而创造了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在华成为被告等三项第一。安永因为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风险手册而广为诟病；2006年安永全球发布《不良贷款报告》，在遭到中方严正驳斥后，宣布收回报告，承认其中关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数额估计“没有根据，是个错误”。2005年财政部公布例行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普华永道因上市公司“黄山旅游”问题被责令整改；紧随其后，因失察，普华永道被G外高桥提起仲裁，要求追究审计责任并赔偿巨额损失。德勤则深陷“科龙门事件”，因在存货、应收账款、销售收入等审计过程中，执行的审计程序不充分而遭受普遍指责，并因科龙资不抵债而成为诉讼重点。此外，德勤在中芯国际、古井贡、创维等多个审计事项中不断在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我们很多媚外人士很善于自我解剖，认为“四大”在中国遭遇的诚信问题根源在于我国司法制度不健全，社会风气不好，诚信普遍不足，使得外资事务所难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这种自我解剖精神可嘉，但是妄自菲薄实在不可取。作为垄断资本，“四大”逐利而且是暴利之本性丝毫没有因国而异。“四大”在美国本土与西方世界的“独立、客观、公正”的神话早已被戳穿。

2005年8月，德勤因涉嫌为罗孚汽车公司避税而获取额外报酬，遭到英国会计调查与纪律委员会的独立调查。2005年9月，持续数年的日本保险公司状告德勤一案有了结果，德勤付出至少2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审计公司为诉讼和解付出的最昂贵代价的。2006年5月，普华永道的日本公司被日本金融厅责令停止最大客户审计业务两个月，原因是该公司的内部控制措施松懈，导致化妆品公司嘉娜宝出现会计欺诈行为……。

财务丑闻背后都有“四大”身影

即便在美国本土，随着“四大”越来越多的掺假涉假被曝光，美国监管机构也越来越难以包庇纵容。近乎每个大公司（如世界通讯、安然、施乐、微软、IBM、波音、朗讯等）财务丑闻的背后都有“四大”的身影，但几乎没有一个重大财务舞弊是由“四大”自己发现的。2005年8月，美国司法部着手调查毕马威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非法避税。美国国税局声称，会计师事务所的避税策略使20多家公司至少少缴了17亿美元的税款。

在倒闭前的2000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取的收入中，审计收入为2500万美元，竟然低于2700万美元的非审计收入；毕马威2002年从通用电气（GE）公司得到的审计收入仅为2390万美元，而咨询服务费收入则高达7970万美元。大量的非审计服务收费引起市场的广泛批评，甚至美国证监会（SEC）的主席也不由感慨：“如果审计收入只占事务所收入的30%，事务所的独立性怎能保证？”

美国在“安然事件”后成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PCAOB）在2003年6~12月间对“四大”的审计业务进行抽查，发行了大量的审计错误。根据PCAOB提供的报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2003年审查账户中错误地使一些客户低估其债务和歪曲其财务状况”，“错误地解释一项已经9年的规范”。SEC的首席会计师称，“四大”个个都需要改善其审计质量。

当安达信陷入危机时，其执行总裁贝拉迪诺在给雇员的信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陷入这种困境的大机构。”

“四大”在华祸害深远

成为政府的座上客

“四大”进入中国后，通过各类公关活动，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特别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把自己和监管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勤从1993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参与××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该部推进此发展方案。此外，德勤还与国家税务总局、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相关监管部门还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草《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以此“构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自1995年起，毕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多年担任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外国专家顾问，安永的中国区合伙人多年担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由于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四大”在华受到的监管很少，因此可以便利地谋取更多、更广泛的利益。

垄断高端审计业务

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相关措施限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于境内展业，如中国的台湾对外资会计所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外资事务所的会计师必须考取当地的资格后才能执业。印度除此以外还要求外资事务所做上市公司业务后须经本土事务所复核。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对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采取保护措施。而像中国内地这样多个政府部门与一个始终对自己不很友善国家的机构保持如此密切关系，并给予多种“特许经营”，在国际上恐怕是罕见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罕见关系，使中国监管部门宁愿牺牲本国机构的利益来讨好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

正是在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帮助下，“四大”事务所几乎垄断了中国大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跨国企业的审计业务。“四大”也因为这种“特许经营”而获取高额垄断收益。研究显示，同一个审计项目，“四大”的收费高出国内事务所2~5倍很正常。以收费标准最高的北京为例，国内事务所的主任、副主任会计师每小时收费300元，而安永为2750元。随着审计事务所并购加速，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四大”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获取的垄断利润也会越来越大。

无商业秘密可保

跨国垄断资本的本性是获取暴利与实施控制，控制是为了更好、更稳定地获取暴利，而暴利则更能便利、更有条件实施控制。在华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的“四大”，不只是获取了丰厚的市场利润，而且获取了更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信息。“四大”审计的大型企业，特别是金融类企业，关系着国家经济命脉。这些企业完全由“四大”来审计，无疑将中国经济的重要数据暴露给了外资。据中国银行一经理人员透露，普华永道在中行上市审计期间，中行高层专门指示各部门必须为普华永道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资料，而很多资料本来对自己的研究人员都是保密的。

不仅如此，诸多中资机构还请“四大”来设计企业改革、融资模式，如普华永道为中国工商银行规划了未来八年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全面风险管理改革路线图，这意味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弱点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外资。在美国，会计师事务所一般都建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其他提供咨询、顾问的中介机构也是如此），专门对搜集到的情报进行筛选分类，然后提供给相关客户（企业、机构甚至个人等）获得商业上的“增值”收益。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屡屡遭遇不顺，巨额经济损失时有发生，相关专业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恐怕也最重要方面，那就是我们的企业已经无商业秘密可言。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等已经使中国企业乃至部分政府部门在近乎透明的状态下运作。

荒谬接着荒谬

早在2002年初，也就是中国证监会颁布那一纸文书后不久，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就撰文指出了“必须请外国公司补充审计”的荒谬。200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不再实施特定上市公司特殊审评要求的通知》，废止了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的荒谬政策，但是对“四大”在中国市场已形成的垄断近乎无所作为，外资审计机构对华审计行业的控制日甚一日。自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急速膨胀的风险日益令人不安。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相当一部分归功于“会计革新”，即上市公司可以合法交叉持股，拉抬股价。笔者不甚清晰是哪家机构使出的“高招”，也不清楚监管者为什么会接受这一“妙计”。但是，笔者知道的是，当初日本就是因为允许企业交叉持股而使股市迅速走向泡沫，而随着泡沫的破灭，是十多年的经济萧条。笔者不敢猜测这其中是否有什么预谋，但是可以设想的是，这极有可能使中国股市加速走向崩盘。

国际金融大鳄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

陆

长期以来，中国的一些政府高官、企业高官不能或不愿意正视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金融玩家的本性。一些政府高官、国企高官与美国金融大鳄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不仅是“坐，请坐，请上坐”，而且还“茶，敬茶，敬香茶”，请狼入室！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金融玩家一直以来是中国诸多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以及机构的顾问。如此，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投资融资顾问等好赚钱、赚大钱的机会都给了这些玩家。香港一著名爱国学者曾经不断提醒，中国的政府高官、企业高官应当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国际金融大鳄。

世纪金融大危机不仅重创了华尔街，重创了美国，更重创了世界。作为金融资本主义图腾的五大投资银行，作恶多端、罪孽深重，不论是依照市场规律还是道德标准，五大投行理当全死，而且还死有余辜。但是，在美国政府的全力救助下，作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机器”——高盛与摩根斯坦利，一起摇身一变，成为银行控股公司，不仅得以保全，而且还在积蓄能量，有可能在未来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嚣张”。美国政府有选择破产（挽救高盛，抛弃雷曼），一方面是美国金融资本内斗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政府干预的产物。以高盛为代表的美国投资银行，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爪牙 。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帜下，美国牺牲了雷曼；但是当自由市场经济威胁美国霸权手段时，美国毅然决然选择了干预。高盛这个“华尔街最诡秘的投行”，自1994年进驻中国以来，于中国市场积极布局，不仅赚取巨额垄断利润、控制主导中国的相关产业，而且误导我国政府与企业经济决策，涉嫌危害中国经济安全。

后来居上的成功秘密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是当今世界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行为也最为诡秘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是华尔街“最赚钱的机器”。2006年，高盛集团薪酬福利支出165亿美元，平均每名员工收入超过62万美元。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摩根斯坦利、美林、贝尔斯登和花旗集团等华尔街金融巨擘普遍受挫，唯有高盛收益数据节节攀升，全年净收入为459.87亿美元，薪酬福利支出为201.9亿美元。

“最赚钱的机器”之秘诀在政商勾结　高盛将它成功的秘诀归结为独到的经营管理。但是，有诸多报道披露，高盛成功的秘诀在于与华府的密切关系。多年来，高盛向华府输送众多要员。1985年，时任高盛联合董事长的约翰?怀特黑德加入里根政府，官居副国务卿，不久时任高盛副总裁的罗伯特?霍尔迈茨成为里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1992年，时任高盛联合董事长的罗伯特?鲁宾离开高盛，出任克林顿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两年后调任财政部长。

在前任布什政府中，除了财长亨利?保尔森外，其他诸多要职（白宫办公室主任、国务卿赖斯顾问等）都有高盛任职背景：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塞恩出任过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长；高盛前合伙人肯尼思?普罗迪曾经担任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兼董事长；高盛前任执行合伙人鲁本?杰弗里担任大宗商品期货及期权交易负责人；高盛前任联合董事长斯蒂芬?弗里德曼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任白宫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高盛原执行董事乔舒亚?博尔顿担任白宫办公室主任；高盛前副总裁罗伯特?斯蒂尔担任财长的国内金融顾问；原高盛全球股票业务主管兰德尔?福特担任国务卿赖斯的顾问。

华府要员卸任后，进入高盛担任高管也不乏其人，如前副国务卿罗伯特?左利克在2006年6月辞去公职后，担任了高盛担任拓展国际业务的副董事长。除此以外，还有不少高盛“毕业生”走入国会山，成为举足轻重的国会议员。尽管美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限制“旋转门腐败”，禁止政府官员参与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质性冲突的事务。但是，由于官学商之间的“人员流动”十分频繁，这些限制都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疑窦丛生的众多“第一”与其他同行相比，高盛是中国市场的姗姗迟来者。日本野村证券1973年就开始拓展中国金融和投资业务。摩根大通1980年就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高盛在1984年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1994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代表处，正式进驻中国市场。但是，高盛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创造令国内外同行羡慕不已的众多“第一”，甚至“唯一”：唯一一家作为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中国政府每次主权美元债务海外发售项目的国际投行；第一个外资机构投资中国金融企业股份（平安保险，1994年）；第一家获准交易B股的外国证券公司；第一批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第一次成功地使中国通信、中国航空、金融以及石化行业踏上民营化和公开发行之路的外国证券公司；第一家中标处理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外资机构；第一个组建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中国不良资产的外资金融机构；等等。高盛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资金用于在华公关，主攻目标就是政府高官与国企高管，这是高盛在华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

精心布局中国市场

2007年高盛税前收入第一次有超过一半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其中中国是高盛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像在美国本土市场一样，高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满了神秘色彩，令人质疑。

钻法律漏洞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2004年12月，中国证监会批准高盛与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恰逢其时”地在一轮牛市开始之前介入了中国证券市场。

根据《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2002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定：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不得超过1/3。高盛名义拥有合资公司33%股权，高华拥有67%的股权。但是，高华是由高盛借款1亿美元组建的，另一出资人高盛的重要客户联想集团则只是扮演“掩护”角色。高盛高华证券近乎100%是高盛控股，这是业内早已公开的秘密。而且有报道显示，监管机构对高华证券与高盛高华证券的组建的内幕心知肚明。在高盛高华成立之初，双方协议规定，高盛集团具有“选择权”，即拥有收购相关中方持有的股权的权利，一旦监管环境允许，马上就能控制高华证券。而且高华证券成立的注册资金均为“待缴”。

英国《金融时报》就此评论，高盛此举已迫使其他投资银行改变策略，大多数外资银行过去将时间花在收购中国本地券商少数股权的谈判上，现在却希望达成与高盛类似的交易，但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却是个未知数，也许是因为没有哪家金融机构像高盛那样与中国官员有如此密切关系？

以隐形渠道渗入中国房地产市场　2001年初，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的不良资产的国际拍卖，2001年12月高盛中标。2003年，高盛与华融成立合资公司——融盛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价值19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及地产资产组合。同年，高盛与华融资产和长城资产签署的近百亿元的不良资产处置协议中，约50%属于地产不良资产。通过处置不良资产，高盛悄悄地进入了中国尚对外资限制进入的房地产市场。

2003年以来，国际炒作人民币币值低估，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一浪高过一浪，大量热钱由此纷纷涌向中国，房地产是热钱栖身的重要领域。擅长投机的高盛当然不会坐失良机，2005年底，向21世纪中国不动产公司注资2200万美元，成为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2005年，在上海以1.076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凯德置地有限公司的百腾大厦（商业写字楼）用于出租，成为上海成交价格最高的地产买卖，直接拉抬上海房地产价格；2006年10月，高盛以7000万美元买下了上海虹侨花苑酒店式公寓。当时就有专家评论，高盛进入商业写字楼与高档住宅市场，很可能是进行短线炒作，即便房地产本身并不升值，也将因为人民币升值而获利。

通过并购农产品加工企业进入中国农产品市场　2006年11月，中国商务部批准香港罗特克斯有限公司（高盛控股）以3.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中国最大的国有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的100%股份。此后，罗特克斯直接或间接控制双汇发展约61％的股份。此前，高盛已持有中国雨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13%的股权。高盛在拥有双汇和雨润两家巨型肉类加工企业以及成熟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后，便开始向上游养殖领域进军。

自2007年中国农产品价格出现上涨后，“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金融大鳄罗杰斯语），因此高盛斥资数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资本渗透的不仅是中国养殖业的整条产业链，更涉及中国农业上下游各个领域。另外，德意志集团已经注资天津宝迪集团。这样，中国三大肉类加工企业均被外资染指。业内人士担心，继中国大豆与豆油沦陷后，生猪养殖与猪肉正在成为外资的盘中餐，由此引发的食品与粮食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通过对国有骨干企业债券主承销等渠道，掌握中国重要行业的商业及战略信息　美国大型投资银行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研究能力惊人，信息采集、处理、分析的能力超乎想象。一家大型投资银行对于经济信息的处理能力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在高盛等境外机构的游说下，中国大型骨干企业纷纷于海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或海外并购。而企业海外融资必须请外资中介服务机构（包括投资咨询、审计、评级等）进行全面、彻底的“家底盘查”。凡是经过外资中介机构“周密服务”的，都近乎无秘密可言。

高盛因为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突出地位，在中国大型骨干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扮演关键角色。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与中化等中国石油巨头，在股份配售承销、账簿管理、奇Qīsūu.сom书海外并购等各方面都得到高盛等相关美国金融机构的“周密服务”。如此不难发觉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布局了如指掌，为什么国际金融炒家总能轻易利用“中国因素”进行成功炒作。当然高盛介入的中国战略行业远不止石油。

电信业直接涉及中国信息安全，在日益走向一体化的欧洲，英法德之间的电信业都是明显的禁区。1997年，高盛担任中国移动40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这是当年除日本外亚洲地区最大的民营化项目之一，也是中国电信行业第一个民营化项目。1999年高盛担任中国移动价值20亿美元二次股票发行项目的主承销商。2000年，高盛担任中国移动创纪录的价值72亿美元后续/可转债发行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2001年，高盛收购了中国三大综合固线电信服务公司中国网通价值6000万美元（合2.4%）的股份。其他如金融、汽车、大众传媒、医药等行业高盛早就染指，而且无一例外都是龙头骨干企业。

更值得关注的是，高盛还担任一些省政府的财务顾问，多次在中国政府的大型全球债务发售交易中担任顾问及主承销商。上面提到的德勤从1993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参与××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该部推进此发展方案。而高盛与德勤等会计师事务所都有着紧密的业务合作，因此美国机构对我国中央及重要地方的财政运行状况相当清楚。近年来，高盛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与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事后发表的报告数据，经常出现惊人的一致，有时连小数点后数字都分毫不差！

欺诈交易与误导决策

在美国频繁涉及内幕与欺诈交易的指控　2003年，因涉嫌安然、世通等上市公司财务制假欺骗投资者丑闻，高盛支付了1.1亿美元的赔偿金。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对有关高盛在次贷危机中异常突出的业绩“深表关注”，要求财长保尔森就高盛在次贷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进行说明。2008年7月，因涉嫌“欺骗性地”卖空抵押支持证券（MBS），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高盛发出了传票。此外，美国纽约州立检察院、康涅狄格州检察院表示将对高盛“是否有意对投资者隐瞒高风险债券的关键信息”进行联手调查。

最具代表性案例是，高盛收买美国财政部新闻发布人透露相关商务信息（如1987年10月发行的30年期主要债券停止销售）。2003年９月，高盛与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协议，因“不当使用实质性非公开信息”而支付930万美元的罚款。2004年4月高盛集团前副总裁、资深经济学家约翰?扬代尔被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判刑入狱33个月。

在中国从事内幕与欺诈交易不胜枚举　中国市场的透明度不太高，本来这应是跨国资本的最大障碍。但是，高盛通过本土化战略，“不透明”反而给了高盛更好的保护，更多的拓展空间。

中国不良资产处置问题重重，因内讧，摩根斯坦利暴露出在中国不良资产处理中的利润达到900%。在中国不良资产处理上，高盛比摩根斯坦利更加活跃，因此国内外舆论也不断怀疑高盛存在内幕甚至欺诈交易。

2006年7月20日，高盛全资子公司Delaware投资9615万元持有西部矿业10%的股份，每股约为3元。到2008年7月上市交易时，高盛以不到1亿元的投资成功套现70亿元。业内人士质疑，高盛先签约后注册的做法涉嫌编造虚假合同，因为Delaware于2006年7月24日才在美国特拉华州成立注册。就在与高盛签约注资前，西部矿业其他投资者（如维维集团等）的股权转让价格每股为7~10.5元。高盛获得的股权价格低得离奇。

高盛收购双汇存在明显违规：首先，高盛本来就不符合双汇提出的禁止同业竞争的招标条件，因为高盛拥有双汇在肉制品领域的最大竞争者（雨润食品集团）的股权；其次，香港罗特克斯有限公司不符合双汇原先要求的拥有500亿元资本的条件。

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引导、误导中国经济决策　在相关媒体追捧以及相关重要人士的偏爱下，高盛在中国金融界拥有极大声望，高盛也不断利用这种声望积极谋取利益。|Qī-shū-ωǎng|中国大型骨干企业纷纷于海外上市、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决策的始作俑者就有高盛。有专家分析统计，“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中国10家银行所获得的资产收益就高达1.06万亿元人民币，若加上在广发行、深发展、华夏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所得约7000亿元，合计达到1.7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取得的。

高盛一直善于以中国最习惯、最受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2001年11月，高盛发表了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的报告，即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英文起首字母组合起来为BRICs（译称“金砖四国”）。2002年8月，高盛发布题为《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的报告称：中国要主导全世界。2003年10月，高盛在《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可能会在2015年赶超日本，在203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前任总裁保尔森直接吹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袖”。

高盛对中国的大肆吹捧，讨好相关官员，一方面是炒作公关的需要，另一方面不仅有自己的私利，而且还有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黄靖博士认为，吹捧中国是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第一，经济和物质上的责任，在国际问题上更多地出钱出力。第二，开放金融市场方面的责任，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许多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大开金融之门，导致经济受制于人。第三，道义上的责任。西方想让中国逐步按照他们的价值理念和博弈规则来出牌。

近年来，高盛及其分析师针对中国宏微观经济不断发表报告与评论，影响相关部门决策，影响金融市场走势。当国际油价攀升至120美元时，高盛发表报告预计未来6~24个月，油价有可能每桶升到150~200美元，诱导中国加快购进价格不断上涨的石油，填充刚刚建成的四个战略储备基地。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进口原油1.79亿吨（同比增加9.6％），累计用汇1292亿美元（同比增加62.2％），平均单价722.4美元/吨（同比上涨47.9％）。而实际上，身为中国相关机构的投资顾问的高盛本身就是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四大玩家”之一。业内人士披露，高盛非常肯定且一再强调2008年人民币要升值10%，直接诱导热钱涌向中国；利用A股与港股连动，不失时机发表评论，引发内地A股与港股暴涨暴跌，从中获利。关键是高盛的一些报告明显存在误导中国决策嫌疑，如：人民币应一次性大幅升值；资本项目应尽快开放；“港股直通车”有利于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热钱对中国不是大问题等等。总之，高盛在华行为早已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商业机构的一般商业行为，社会大众与相关部门应当给予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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