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第一章万里乾坤

第二章山河影转

第三章风露浩然

第四章秋雨边关

第五章长剑耿耿

第六章彤云蔽天

第七章冰霜历尽

第八章孤怀激烈

第九章风孰与高

第十章热血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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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明惊变》全集

作者:吴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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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大元王朝虽然灭亡，但蒙古帝国的势力和根基仍存，“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历史上将这一政权称为“北元”。终明一朝，北元始终对明朝的北部边疆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与威胁，此即史书中所言：“终明之世，边防甚重。”这“边防”，即指明廷为了防御蒙古北元势力入侵所设置的“九边”防线。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乘势而起，烽火燃遍中原大地。义军在与元军的交战中接连获胜，而元朝各地将领拥兵自重，内讧不断，元朝廷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历史的天平开始向义军中势力最强的朱元璋倾斜。

当时天下的局势是——义军方面，朱元璋继承了老丈人郭子兴的势力后，经过多年艰难经营，打败了东南一带最具威胁的陈友谅和张士诚，成为南方割据势力中力量最强的一支。虽然还有陈友定等人割据闽广地区，但势力相对弱小，讨平只是早晚之事。

元廷方面，尽管元军还有相当势力，不过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为政，不能相互呼应。驻守山东一带的是元将王宣，实力不强，构不成太大威胁。最有实力的是盘踞在河南的元大将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但其人刚愎自用，为了争夺地盘，与占据陕西、甘肃一带的元将李思齐、张良弼等人势同水火，积怨很深。元关中诸将甚至推选李思齐为盟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王保保。双方正你来我往，真刀真枪地互相火并，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多次下诏令，也不能制止。

在局面十分有利的状况下，朱元璋开始了北伐步伐，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率二十五万大军，水陆并进，北取中原，直捣大都[1]，从而迈出了夺取天下极为关键的一步。

徐达字天德，濠州[2]人，为朱元璋同乡，自小家境贫寒，却由此而磨炼得性格坚毅，遇事善用脑筋。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当时隶属于红巾军首领郭子兴的朱元璋回家乡招募兵士，二十二岁的徐达仗剑从军，从此开始了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

至正十五年（1355年），徐达因战功被擢升为镇抚。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和州[3]事变。红巾军首领之一孙德崖因其部缺粮，到和州请求朱元璋资助，朱元璋以大局为重，收留了孙德崖的部队。而朱元璋岳父郭子兴与孙德崖素有嫌隙，知道后很是生气，亲自从滁州赶到和州训斥朱元璋。孙德崖听说后有些害怕，便打算悄悄地溜走，却被郭子兴派人抓住。孙德崖部下听说后大为气愤，一场内讧即将发生。

刚好此时朱元璋赶往孙德崖军中，打算为其送行，结果被孙德崖部将趁机扣住，并扬言要杀掉朱元璋为主帅报仇。徐达在城中听说朱元璋被孙德崖部将扣为人质，生命危在旦夕，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到孙德崖军中劝解，并请求代替朱元璋作为人质。后来经过多方调解，孙德崖、朱元璋均被对方释放，一场危机得以平定。

正是在这次事变中，徐达的舍身相救赢得了朱元璋的绝对信任，后来朱元璋羽翼渐成，雄霸一方，徐达总是位在诸将之上，长期担任最高军事统帅，为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立下了盖世之功，被誉为明朝“开国功臣第一”。

北伐事关重大，朱元璋事先作了周密部署，分为三步：第一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第二步，“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第三步，“进兵大都”，灭亡元朝。

按照部署，徐达、常遇春率主力军由淮安北上，直取山东。同时，朱元璋麾下另一员大将征戍将军邓愈也率领军队进入河南境内，自襄阳向北攻打南阳，目的在于分散元军兵力，配合徐达主力军作战。徐达、常遇春的主力军非常顺利，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很快占领了山东全境，随即率军进入河南，兵分南、北两路，南路攻取归德、陈州、许州，与邓愈军会师；北路军则由山东郓城溯黄河而上，直逼军事重镇汴梁[4]。

先看南路军。当时驻守陈州的元将名左君弼。左氏最初是南方弥勒教彭莹玉[5]的门徒，红巾军起义爆发后，他聚众数千人响应，与巢湖红巾军赵普胜部势相联结，后因与赵氏不和，独据庐州十余年，为天完政权汴梁行省首领，曾经出兵相助朱元璋死敌张士诚，被朱氏击败。朱元璋发兵攻打庐州时，左君弼不能抵御，逃奔汴梁投降元军，后奉命防守陈州。

徐达南路军到来后，左君弼弃城逃往汴梁，母亲却被徐军俘虏。徐达对左母以礼相待，不但没加伤害，还主动将其送往汴梁与左君弼团聚。这一招怀柔战术相当有效，在左君弼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感激徐达释母之恩，开始在战降之间摇摆不定。

徐达大军很快包围了汴梁。守卫汴梁的主帅是元将李克彝。他看见徐军来势汹汹，志在必得，料知孤城难守，不免心中胆怯。加上知道另一守将左君弼无心恋战，担心左氏随时会倒戈相向。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李克彝不战而逃，趁夜色带领一万人向洛阳逃去。左君弼顺势开门迎降，徐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汴梁。

就在朱元璋大军锐不可当、风卷残云般攻城略地的时候，元廷内部正大搞派系斗争，元军各地将领各自为政，与元顺帝太子、朝臣党同伐异，相互攻打，乱成一团。为了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徐达提出了直捣大都的计划。朱元璋表示同意，并亲自绘制《征进阵图》交给徐达。

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初一，徐达率二十万大军渡过黄河，向北挺进，一路摧枯拉朽，风卷残荷，锐不可当。七月二十五日，徐军进抵通州[6]，大都东边的门户已经被打开，元朝京师近在咫尺。

大都即是著名的燕京，其东南面是广阔无垠的平原，西面是蜿蜒起伏的山峰，一直向东北方向延伸，直到山海关外。山间的关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成为联结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咽喉。自古以来，这处形胜之地便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号称“山川形胜，足以控夷、制天下”，金、元两朝先后在此建都。到元朝的时候，大都已经成为中原的政治军事中心，更具有非比寻常的战略意义。

大都城中的大元皇帝妥欢帖木儿见徐军势如破竹，自知大势已去。七月二十八日，妥欢帖木儿在清宁殿召集三宫后妃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宣称要动身返回蒙古老家。

宦官伯颜不花进谏道：“陛下宜固守京都，臣等愿募集兵民，出城拒战。”妥欢帖木儿不听。

伯颜不花大哭道：“天下是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轻去？”妥欢帖木儿听了大为不快，拂袖而去。

随后，妥欢帖木儿又在端明殿召见群臣，名为商议对策，实际上是安排收拾乱摊子之人，为自己逃跑做准备。左丞相失烈门、知枢密院事黑厮等都力劝皇帝固守京城，妥欢帖木儿决心已下，不肯听从。

当晚半夜三鼓时分，妥欢帖木儿携皇太子、后妃出建德门，经居庸关逃往上都开平[7]，由此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外来政权全身而退的奇迹。

另一面，徐达大军到达通州后，并没有乘胜进击，立即挥师进攻距离仅几十里的大都，而是驻扎在通州，按兵不动[8]。直到八月初二，滞留整整七天后，徐军才进军大都，至齐化门，将士负土填壕，登城而入。徐达本人亲自登上齐化门楼，杀死元朝监国宗室淮王帖木儿不花和右丞相张康伯等人，俘元王子六人，从根本上结束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

当年，元世祖忽必烈派伯颜率军二十万灭掉南宋。时间仅过百年，朱元璋派徐达将蒙古逐回大漠，同样也是率军二十万，不知道是不是历史的巧合。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第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浑一的王朝，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辽阔的疆域——大元帝国最盛之时，势力横跨欧亚大陆，据说从帝国的中心骑马向东南西北四方奔驰，马不停蹄，也要一年才能到达边界。然而，元朝统治中原却不过百年时间，堪称中国历史上另一桩罕见奇事。

元朝一共有十一位皇帝，第一任皇帝为元世祖忽必烈，在位三十四年。忽必烈之后，九任皇帝一共只经历了三十八年。这期间，政治阴谋和宫廷斗争层出不穷。而最后一位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却在位三十五年。

妥欢帖木儿为元明宗和世瓎长子。元朝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后，皇廷内部权位之争十分激烈。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元泰定帝在上都开平去世。大都群臣决定立元武宗长子和世瓎为帝，但因为和世瓎人不在京都，便先迎和世瓎之弟图帖木儿为主，是为元文宗。

与此同时，上都大臣立皇太子阿速吉八为帝，是为天顺帝。双方经过武力较量，天顺帝败北，元文宗掌握了局势。但他不忘大都群臣初衷，请求退位，立兄长和世瓎为帝。和世瓎遂在漠北草原即位，是为元明宗。为表达感激之意，又立图帖木儿为皇太弟。

兄弟二人最终在大都会面，在虚假的欢愉中举行了权力交接仪式。仅过几日，元明宗和世瓎即被大臣燕帖木儿下毒害死，时年三十岁。图帖木儿再度被拥立为帝，得以成为名正言顺的正牌皇帝，此即大元历史上有名的“天历之变”。

身为元明宗和世瓎长子，妥欢帖木儿也成为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先后被流放到高丽[9]的海岛和静江。元文宗图帖木儿为了贬低妥欢帖木儿身份，还刻意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草诏，告示天下，称妥欢帖木儿乳母之夫曾经提及元明宗在世之日，经常说妥欢帖木儿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此来暗示妥欢帖木儿没有当皇帝的资格。

无独有偶，民间一直有种说法，说妥欢帖木儿并非蒙古人，而是宋恭帝赵显的亲生儿子。赵显是宋度宗唯一嫡子，为全皇后所生，即位时才四岁，在位仅两年，即做了元军的俘虏。可以说，他还处在懵懂无知的孩童时代时，便已经遭逢了国破家亡的悲惨，经历了人主沦为囚徒的凄凉。

赵显被押送到大都后，先是被降为瀛国公，安置在上都开平，并娶蒙古公主为妻。然赵显长大成人后，显示出一些异于常人的征兆。元世祖忽必烈听闻后，开始有些不放心起来，便派赵显到吐蕃[10]学习佛法，实际上是逼迫他到雪域高原出家，彻底与世隔绝。

赵显无力左右自己的人生，只得收拾行装启程。到吐蕃后，他住在萨迦寺中，法号“合尊法宝”，还学会了藏文，从事佛经翻译工作，竟然由此成为一代高僧，有《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轮》等作品传世，曾任总持之职。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赵显一时心血来潮，偶尔吟诵旧作道：“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被暗中监视的人听到，密告赵显写诗煽动江南人心。元英宗于是派人到吐蕃将赵显杀死，时年五十三岁。

元明宗和世瓎未即帝位时，居处与赵显相近，二人私交颇好，时有来往，因而有传闻称和世瓎长子妥欢帖木儿其实为赵显之子[11]。这种说法在元末明初时流传尤广，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其准确性，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至顺三年（1332年）八月，元文宗图帖木儿病死在上都，遗命立元武宗之子为帝。十月，元武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是为元宁宗。元宁宗在位不到两个月，便一病而卒。权倾朝野的大臣燕帖木儿想立元文宗之子燕帖古思，但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12]不肯同意，提出立被流放在外的妥欢帖木儿为帝。

燕帖木儿便去拜见妥欢帖木儿，具体陈述了迎立之意。当时妥欢帖木儿年纪幼小，又一直畏惧燕帖木儿，不知该如何应对，只沉默不应。燕帖木儿因此怀疑妥欢帖木儿已经知道自己当年参与谋害其父元明宗和世瓎一事，生怕妥欢帖木儿继位后，会对己不利，于是多方拖延阻挠。

然而，好运眷顾了妥欢帖木儿——不久，燕帖木儿便因荒淫过度，“体羸溺血而死”。于是，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与大臣们商定立妥欢帖木儿为帝，并仿照“武宗、文宗故事”，协定妥欢帖木儿死后，传位给元文宗子燕帖古思。

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妥欢帖木儿被权臣伯颜迎回大都，正式登上大宝，是为元顺帝，时年十三岁。伯颜因有拥戴之功，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

即位之初，妥欢帖木儿完全受制于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的家族势力，“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正因为无所事事，他读了不少汉书，这使得他成为元朝皇帝中唯一一个对汉文化有所了解的皇帝，且有相当的科技才能——

他曾自制金人玉女自动报时器，当时称为“宫漏”，“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

还曾经设计并建造龙舟，长一百二十尺，高二十尺，上有帘棚、穿廊、暖阁、楼阁、殿宇等，“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

入宫后不久，妥欢帖木儿不得不按照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的意志，立杀父仇人燕帖木儿之女伯牙吾氏答纳失里为皇后。答纳失里为人贪婪，骄横多妒，完全不把皇帝丈夫放在眼里，她曾私自传旨，将十万两盐银占为己有，还经常鞭打其他后宫嫔妃。

当时徽政院使秃满迭儿进献了一名叫奇氏完者忽都的女子，专门负责为妥欢帖木儿煮茶。奇氏来自高丽，是名绝色美女，美貌惊人，妥欢帖木儿对其十分迷恋。答纳失里知道后，怒不可遏，招来奇氏，用鞭子将其打得遍体鳞伤。妥欢帖木儿虽然愤怒，却也无可奈何。这样的状况下，他对这位皇后自然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元统三年（1335年）三月，中书右丞相伯颜与燕帖木儿之子唐其势发生权力之争。当时唐其势为中书左丞相，但伯颜有扶助皇帝登基之功，权倾朝野。唐其势不免愤愤不平，怒道：“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于是密谋发动政变，打算废除妥欢帖木儿，拥立元文宗之子燕帖古思。但是事不机密，被伯颜事先知道，设计捕杀了唐其势及其同党。

唐其势弟弟塔剌海逃入后宫，请求贵为皇后的姐姐答纳失里帮助。答纳失里顾念手足之情，将弟弟藏在自己的衣裙下，结果被伯颜搜出杀死。伯颜又命人拖走答纳失里。答纳失里惊慌失措，向皇帝丈夫求助。妥欢帖木儿一言不发。答纳失里随后被伯颜鸩杀。

经此一役，燕帖木儿家族完全败亡。此后，元朝不再设中书左丞相一职，朝政全由右丞相伯颜把持。

伯颜身边养有一个“西番”师婆，大抵类似中原巫师一类。师婆曾经告诉伯颜，说他将来要死于南人[13]之手。伯颜因而相当仇视南人，极力反对蒙古人读汉书，还停了科举，并主张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南人，因为这五姓为汉人百家姓中的大姓，人数最多。

妥欢帖木儿身为皇帝，却完全被伯颜挟制，自然相当不满。他年纪虽幼，却颇有心计，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在等待时机，蓄势待发。

七年后，妥欢帖木儿二十岁，利用伯颜的侄子脱脱[14]发动政变，伯颜被贬往外地，自杀而死，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也被流放。直到这时候，妥欢帖木儿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九五之尊。

夺回大权后，妥欢帖木儿以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力图革新朝政，复行科举，亲试进士，诏修辽、金、宋三史，颁《至正修格》，印行至正交钞，治理黄河。然而，蒙古人建立的大元王朝始终以高压及歧视政策统治汉人，轻视儒生，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多属无知粗暴贪残之辈，因而元朝统治下的中原局势，始终动荡难安，并且逐步恶化，无可奈何，终至民变蜂起。

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事，一呼百应，势力迅即壮大。而此时的妥欢帖木儿内部掣肘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和皇后奇氏，外部各地方将领又拥兵自重，已无回天之力。

皇后奇氏即是来自高丽的美女完者忽都。答纳失里死后，奇氏专宠后宫，生下儿子爱猷识理达腊，更加赢得了妥欢帖木儿的欢心。她先是被立为第二皇后，第二任皇后伯颜忽都死后，奇氏便被扶为正宫皇后。她心机很深，特意在自己的母国高丽选取大量美女，送给朝中重臣，以此来结纳人心，培植了一大批自己的势力。

当时妥欢帖木儿怠于政事，荒于游宴，加上听信谗言，贬黜了有“贤相”之称的右丞相脱脱，将国家大权尽归哈麻、雪雪兄弟。脱脱被流放云南，之后被哈麻毒死。而哈麻、雪雪只知玩弄权术，一度耍阴谋废除皇帝，结果事败被杀。

其后，元廷内部权力之争日趋白热化，皇后奇氏不满意皇帝丈夫所作所为，希望妥欢帖木儿退位，由自己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朝臣也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枢密院事图坚帖木儿为首，拥护皇帝；一派以皇后奇氏、丞相搠思监、朴布华为首，支持皇太子。两派几乎势均力敌，矛盾急剧尖锐。明争暗斗的内讧造成朝纲混乱，元帝诏令失去作用，各地守军独霸一方，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局面终至土崩瓦解。

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逃回蒙古高原老家后，残存在中原各地的元军立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整个中原战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久，朱元璋在应天[15]即位，是为明太祖，国号“大明”。

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称霸天下的时代，蒙古武功震惊世界，改变了整个亚洲甚至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格局。蒙古曾疯狂地扩张，因而拥有极为庞大的帝国。而在辽阔无垠的蒙古版图下，中原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块，用“九牛一毛”来形容也不为过。妥欢帖木儿虽被赶出了中原，却仍然是蒙古帝国名义上的大汗，对蒙古各汗国、部落享有宗主权，因而大元王朝虽然灭亡，但蒙古帝国的势力和根基仍存，“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历史上将这一政权称为“北元”[16]。终明一朝，北元始终对明朝的北部边疆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与威胁，此即史书中所言：“终明之世，边防甚重。”这“边防”，即指明廷为了防御蒙古北元势力入侵所设置的“九边”防线。

妥欢帖木儿向北走到应昌[17]，心情十分不好。他是元朝皇帝中接触中原文化最深的一个，难免不产生“去国怀乡”的悲凉。虽然一心想回到中原，但此时明军兵锋锋锐，他始终不能如愿以偿。

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回到北方草原两年后，妥欢帖木儿因患痢疾，病死在应昌，庙号“惠宗”，终究未能实现他再回到中原的夙愿。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妥欢帖木儿在国破家亡之前夕，能够“识时务”，放弃背城一战而逃窜漠北，是为“顺天命”，所以特意加号“顺帝”，历史上习惯称其为元顺帝。

元顺帝死后一个月，明军大批兵马赶到，全力围攻应昌城，一日而下。元顺帝后妃、皇孙、诸王、官吏全部被明军俘虏，只有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率十余骑逃脱。

但蒙古实力犹存，蒙古贵族追忆中原的繁华与富庶，“犹有觊觎之志”，有心再度入主中原，不断组织力量反攻。而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江山统治，亦三番两次派大军深入漠北，想彻底消除来自蒙古的隐患。由于补给困难、生活习惯等诸方面因素制约，明军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却未能永久占据草原地区，从而形成了明朝与北元南北对峙的局面。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了应付北元对明朝的威胁，对蒙古采取了征讨和招抚并用的策略。朱棣本人几度亲征漠北，甚至不惜迁都北京，是为历史上令人瞩目的“天子守边”。在朱棣执政时，蒙古势力急剧分化衰弱，明军军威达到了巅峰，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强兵耀武的朱棣死后仅二十五年，宏伟壮丽的紫禁城便面临了一次濒临绝境的危机——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余人入境，以贡马为由，向明廷邀赏。把持朝政的大宦官王振发现瓦剌虚报人数[18]，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原定马价的五分之四，以此作为惩戒。瓦剌便借机制造衅端，于同年七月率大军向明边境骚扰，明军一败再败。

战报传到京师北京后，明英宗朱祁镇年轻气盛，竟听信王振的怂恿，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结果被瓦剌两万骑兵击溃，五十万明军“死伤过半”，朱祁镇本人于土木堡被俘，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此战中，明军以五十万大军对抗追袭的两万余瓦剌军，竟致全军覆没，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偶然事件，既有战略的失误，又有战术的失策。而土木堡之变还有更严重的后果——

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皇帝被瓦剌军俘虏，朝野震动，大明王朝遭遇到自建国以来从所未有的严重危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明代驿路图

* * *

[1]大都：今北京，时为元朝京城。徐达占领大都后，即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永乐年间又改北平为北京。

[2]濠州：今安徽凤阳。入明后改为凤阳府，辖凤阳、临淮、怀远、定远四县。朱元璋岳父郭子兴即为定远人。

[3]和州：今安徽和县。

[4]淮安：今江苏淮安。襄阳：今湖北襄阳（前名襄樊）。南阳：今河南南阳。归德：今河南商丘。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汴梁：今河南开封。

[5]彭莹玉：元末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又名彭国玉、彭明，号称彭祖、彭和尚。十岁时出家于慈化禅寺，成人后加入弥勒教，成为当地教首。他精通医术，经常为寺院附近及慕名而来的群众治病，遂以行医为掩护布道，进行秘密反元活动。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彭莹玉与门徒周子旺在袁州起义，周子旺被俘遇害，彭莹玉出走淮西，仍继续反元活动，门徒遍及江淮地区。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起义。起义军以红巾裹头，烧香聚众，故称“红巾军”，又称“香军”。彭莹玉积极响应，推徐寿辉为首领，建立天完政权，彭氏任军师。后在与元军战斗中牺牲。

[6]通州：今北京通州。

[7]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8]正因为徐达进军缓慢，才使得元顺帝从容逃走，当时朝野之间为此而议论纷纷，认为徐达有意纵敌者不在少数。明人徐祯卿在《翦胜野闻》中记录说：徐达和另一主帅常遇春一同进兵追击元顺帝，即将追到之时，徐达突然传令班师。常遇春大怒，立即去向朱元璋告状说：“（徐）达反矣，追兵及（元）顺帝而已之，其谋不可逆也。”朱元璋因此而怀疑徐达，并让人在徐达入见时扣留了他。不料徐达来见朱元璋时发现情形不对，干脆夺门逃走。朱元璋派人召见，表示赦免其罪，徐达死活不应。不得已，朱元璋只好亲自去探望，二人才重新和好。关于类似的记载还有许多，有的说徐达有意谋反，有的说徐达接受了元顺帝的贿赂，等等，不过均非正史。实际上，以徐达精明谨慎的性格，故意纵逃元顺帝的可能性不大。后世史学家赵翼认为徐达在灭元大事上绝对“不敢自专”，言下之意是说徐达“纵元君”不过是奉命行事，主使人自然就是朱元璋了。这一点，确实可以从《明太祖实录》中得到验证，《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中记录了徐达与朱元璋的一段对话。徐达说：“臣虑进师之日，恐其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朱元璋则说：“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灭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这应该是徐达“纵元君”案最好的答案。

[9]高丽：今朝鲜北部。静江：今广西桂林。

[10]吐蕃：今中国西藏。

[11]据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国榷》记载：“宋帝显降元，封瀛国公，尚公主。后因侍宴有奇怪之征，忌之，遣学佛法于帝师，遂居漠北。其后明宗逃居沙漠行帐，适与瀛国公相近，缔好甚密。一夕，明宗方寝，闻瀛国公帐中有笙镛声，问其故？乃婴儿始生而啼也。知其非常人，遂乞归，养为子，是为妥欢帖木儿是也。”后来这个传说更被演绎翻版成另外一个更加离奇的传说，即明成祖朱棣并非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其实为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之亲子。据说元顺帝从大都逃走后，朱元璋入大都，见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洪吉喇氏（元朝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之女）美貌出众，便将其收为己有。而其时洪吉喇氏已经怀孕，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明成祖朱棣，因而朱棣是元顺帝的遗腹子。这显然只是民间以讹传讹的传说而已，徐达攻陷大都是明洪武元年（1368年），而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前后相差达八年之久。之所以会有这种流言，据说是因为朱元璋以猛治国，刑罚过重，而朱棣从侄子明惠帝朱允炆手中夺过皇位后，杀戮过重，以致民间群情激愤，对朱元璋和朱棣二人不满的人大有人在，因此故意编造谣言，以发泄胸中的不满情绪。但朱棣生母仍是历史难解之谜，后面情节中将会提及。

[12]元朝皇后权势很大，掌握户口钱粮，有专设的下属职官，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

[13]当时的“汉人”专指北方在金朝就归降异族的汉族人，南方的汉人则被称为“南人”“蛮子”“南蛮”。

[14]脱脱，字大用，蒙古族，蔑里乞氏。其父马札儿台为元文宗朝大臣，脱脱本人由伯父伯颜抚养长大，元顺帝元统年间官至同知枢密院事。伯颜擅政时，脱脱惧为伯父所累，遂于至元六年（1340年）与世杰班、阿鲁等趁伯颜狩猎柳林（今北京通州南）时，奉皇帝之诏罢逐伯颜。之后任右丞相，备受妥欢帖木儿信任。其人详细事迹及最后命运详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

[15]应天：今江苏南京。南京其实是有了北京（当时的北京是汴梁，即河南开封，今北京当时称北平）后才称南京，历史上有金陵、江宁、建康等旧称，本书中南京一律指金陵。

[16]北元政权持续了二百六七十年，差不多与明朝相始终，最后统一于清王朝。

[17]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南。

[18]当时明廷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有非常丰厚的赏赐回报，且按人头派发。为了节省费用开支，明廷对使者团人数亦有明确规定，按照定制，瓦剌每年来京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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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万里乾坤

永乐四年，明成祖朱棣诏建北京宫殿，震惊世界的紫禁城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营建的。紫禁城名称借喻天象，占地七十二公顷，集各种建筑手法之大成，房屋总数在初建时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巨大的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大殿富丽堂皇，气势威武，后宫阴柔秀美，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

碌碌浮生五十年，追随无计息尘缘。

放怀顿觉寰区窄，揣分应惭雨露偏。

禁阙疏钟催早起，客窗寒月照孤眠。

可能归去西湖上，相逐渔翁踏钓船。

——于谦《漫书》

自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来，紫禁城便成为京城的象征。而皇城正南门大明门[1]则是紫禁城的门面，号称“皇城第一门”，因与明朝国号同名，又称“国门”。大学士解缙题门联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这处规制极高的城门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坐北朝南，是皇城与市井的分界，内外相隔于此，俨然两个世界。

大明门采用单檐歇山顶结构，红墙黄瓦，凝重庄严。门阙三间，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门匾石刻，由青白石琢制镶嵌而成[2]。大门两旁有掖门，绕长庑，中抱大明殿丹墀之半。长庑左、右有文、武楼，楼与庑相连。门前绕汉白玉石栏，左右有石狮及官员下马碑——至此处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除皇帝、皇后、皇太后的龙车凤辇外，其他人只能步行通过。

大明门正南侧有天街，是一块朝廷特设的商业区，四周围以木栏，呈方格棋盘状，故又称棋盘街[3]。街道旁店铺密布，“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时人有诗云：“棋盘街阔静无尘，百货初收百戏陈。向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涌金银。”足见天街商贾荟萃，市井繁华。

明中央官署图

大明门东、西两面是千步廊，廊外是明廷中央官署所在地。按照“文东武西”的格局，东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宗人府、翰林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会同馆等机构，西面则是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

诸多衙门中，最令人畏惧的莫过于锦衣卫，几达闻名色变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锦衣卫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亲创的侍卫禁军，还因为它既不隶属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亦不受五军都督府节制，是只听命于皇帝的侦缉机构，有权秘密监视朝中臣民的一举一动，且设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

从职能上说，锦衣卫充当着皇帝的心腹鹰犬，无事不监，无人不察，且凌驾在法司法制之上，这也是它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锦衣卫将士尽是奸人鼠辈，他们也是朝廷正式在籍军人，内中不乏勇敢正直之士。

当今司礼监大太监王振权势熏天，仗着天子宠幸，干预朝政，胡作非为，且大肆排除异己，对不趋迎奉承他的大臣实行残酷打击。满朝文武大臣生怕惹祸上身，皆敢怒而不敢言。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同情无辜被关押迫害的大臣，对王振的暴横心怀不平，不顾人微言轻，将王振罪行书写成帖，张榜公布于大街上。相比于群臣的唯唯诺诺、争相噤声保命之举，其人挺身而出的勇气格外可嘉。

可惜的是，王永心虽是匿名揭发，但仍被东厂侦缉者捕获，移交三法司[4]处置。而刑部作为掌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竟迫于大宦官王振的压力，以“妖言论斩”判处王永心死刑，用残酷的磔刑将其肢解处死。王永心虽死，其名不衰，有人赶在官府抄没王家前抢先接走了王氏独生爱子王安便是明证。但王永心其他亲眷仍受到牵连，男子充军边关，妇女则没入官中。时人深为叹息之余，对锦衣卫的印象也有所改观。

今日的锦衣卫官署格外安静。明日是孙太后生辰，英宗皇帝朱祁镇特准百官放假[5]三天，以示普天同庆之意，锦衣卫既是天子近卫，轮班值守，当然不在放假之列，不过大多数人都赶去了东郊圆觉寺[6]，太后、皇帝正率领皇亲国戚到那里祈福贺寿，平日喧嚣的官署难得清闲了下来。

负责值守衙门的是年轻的千户朱骥。他出身武官世家，武艺不凡，祖父、父亲皆是锦衣卫官员，父亲朱护还坐到过锦衣卫指挥的高位。朱骥以父荫入仕，初为百户，然因父母早逝而家道中落，又为偿还母舅债款而弄得落魄潦倒，俸禄难以自给，他能够摆脱窘境，有今日风光，全仗五年前娶了现任兵部右侍郎于谦爱女为妻。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7]人。于谦祖父于文在洪武初年做过明朝的兵部主事，后调任工部主事。于谦算是出身官宦之家，自小志向远大。其祖父于文收藏有一幅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的气节，一直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要向文天祥学习。

永乐七年（1409年）大年初一，杭州巡按按当地惯例出行游街，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一个骑马的孩子忽然冲了出来，横冲直撞，冲散了队伍。巡按十分恼怒，责问那个孩子为什么要在大街上乱闯。那孩子从容地答道：“千里马急欲上进，一时难以收缰啊。”语意双关。

巡按大为称奇，有心试试那孩子的才华，便口出一联道：“红孩儿骑马过桥。”那孩子马上对道：“赤帝子斩蛇当道。”

巡按见孩子竟然懂得用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典故作对，愕然叫绝。这孩子便是于谦，当时只有十二岁。

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十五岁，文章才华已极有声誉，在地方上名重一时，因此被录取为钱塘县儒学生员。于谦喜读先秦两汉书籍及北宋名士苏轼的文章，还选录唐人陆贽[8]的奏疏，朝夕阅读，研究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举进士，本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之后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任不久，便开始以“廉干”著闻。明宣宗朱瞻基刚一即位，便留意到于谦的名字，遂于殿廷召对。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且声音洪亮，每次上朝奏对公事，语言流畅，很有条理，个人感染力也非常强，朱瞻基很是喜欢。正好汉王朱高煦反叛，朱瞻基便任命于谦为御史，随同自己御驾亲征。

皇帝亲自平叛，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汉王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各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9]。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投降。

朱瞻基为了羞辱叔叔，有意命于谦当众数说朱高煦的罪行。于谦嗓音高亢，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气势逼人。朱高煦伏在地上，汗流浃背，战栗不已，只称罪该万死。三军将士则个个精神振奋，激动不已。自此，朱瞻基便认定于谦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可当大任。

于谦在此次平叛中以胆识过人而初露头角，朱瞻基十分满意，赏赐于谦与诸大臣相同。彼时顾佐[10]为都察院都御史，其人严明廉直，有“包青天”之称，对诸御史管理督察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才干比自己强。

次年，明廷正式设立“巡抚”，作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明宣宗朱瞻基钦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11]，负责巡按河南、山西二省。这样，于谦一下子从七品升至三品，足见皇帝对他的极大信任。

于谦巡按山西、河南长达九年。巡按任上，先后平反冤狱数百起，倡建尚义仓[12]和平准仓多处，并督率官民增筑黄河堤障，以防水患，两省因此大治。民间纷纷颂赞于谦，称他为“于龙图”。两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这“恩官”，即是指于谦。

于谦在巡抚任上时，有青年状告姊夫霸占田产。姊夫却说岳父生前有遗嘱，说儿子不是亲生，不能享有田产，并当堂拿出遗嘱念道：“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论。”于谦取了原件，又问得青年名“非”，心知姊夫想独占田产，判决时，念遗嘱为：“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议。”又考虑到姊姊及姊夫抚幼有功，仍判予十分之三的田产。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不仅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就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听到他的名字也远远避开。于谦率从人路过太行山时，为群盗持刀拦截。众人吓得不知所措时，于谦越众上前，厉声报出了自己名号。全副武装的盗贼亦久闻于谦清名，当即闻声而退，成为传诵一时的佳话。

于谦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从宣德到正统初年，明朝中央内阁的辅臣是杨士奇、杨荣、杨溥，身为元老大臣的三杨对于谦也相当敬重，因而于谦在山西、河南行政上的建议，多被朝廷采纳。至于锦衣卫千户朱骥何以能成为这位名臣的爱婿，亦是锦衣卫中广为流传的一段传奇故事——

朱骥沉默寡言，表面不大合群，但其实面冷心热，其人从不多事、遇事不缩的性格在锦衣卫中十分讨喜。又因父亲朱护曾任锦衣卫长官，厚待下属，锦衣卫同僚多对年轻的朱骥照顾有加。

再说于谦。正统年间，大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文武百官投其所好，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方保无事。进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入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道：“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

于谦洒脱一笑，甩了甩两只袖子，道：“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手帕、蘑菇、线香指进献的礼品，于谦不屑送礼，称自己唯有两袖清风，此即为“两袖清风”成语的来历。诗成后，远近传诵。宦官王振听到后，心中牢牢记住了于谦这个名字。

事隔不久，有同名御史于谦因接连平反数起大臣冤案而得罪了权贵，为避祸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王振以为此于谦即“两袖清风”的于谦，竟以“久未升迁，心怀不满”的罪名，将于谦逮捕下锦衣卫狱，判处死刑。

山西、河南两地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下狱的消息，纷纷赶到京师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虽然专横，也知道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又知道报复错了对象，此于谦非彼于谦，且手下人没有调查出他有什么把柄，只好将其释放。但为了面子，又寻小过将于谦降官为大理寺少卿。

河南、山西两地吏民很不满意，集合了一万多人联名进京上书，声势浩大。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终于迫使王振恢复了于谦官职。

于谦落难于锦衣卫诏狱的两个多月，朱骥暗中嘱托狱卒予以照顾，但于谦本人并不知情。锦衣卫指挥马顺是大宦官王振新安插进来的心腹，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会溜须拍马。他偶尔听到了真相，又恼恨朱骥生父朱护在锦衣卫中威名甚高，遂借故大肆打压朱骥，将其排挤出衙门，改去负责京城街道房[13]事务。

正统九年（1444年）某日清晨，兵部右侍郎兼巡抚于谦自裱褙胡同[14]家中正衣而出，准备上朝时，正好遇到身穿锦衣卫官服、佝背扫地的朱骥。不知什么原因，于谦对朱骥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好感，主动上前搭话，问了对方姓名，又道：“家有弱息，以奉箕帚，可乎？”

“弱息”即是于谦幼女于璚英。于谦与结发妻子董氏感情很深，未曾纳妾，是当世罕见的一夫一妻。夫妇二人膝下仅一子一女，长子名于冕，字景瞻，时年二十三岁，已与提刑按察使司[15]副使邵悰之女结婚。次女名璚英，意为冰清玉洁般纯美，时年十六岁，是于谦的掌上明珠。于谦为人秉直严肃，文章诗作述及儿子于冕时，均是勤于学业、砥砺名节之类的话语，然提到女儿于璚英时，则是脉脉温情，充溢着慈父关切之心，与平日的持重形象判若两人。

朱骥既知于谦视于璚英为珍宝，不知这位直名震动天下的朝廷重臣为何突然要将女儿下嫁给无权无势无钱无业的自己，呆呆愣了许久，才愧谢不敢。然于谦非但不是玩笑，且主意已定，当日到官署后便请兵部右侍郎吴宁出面提亲。朱骥惶然不敢拒绝，婚事由此而定。

于谦夫人董氏闻知后非常生气，恚然道：“老悖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穷军耶？”

于谦也不与妻子争辩，只笑道：“此事非你等女子所知。”

当年，十六岁的于璚英下嫁朱骥。成亲当日，于璚英才认出新婚丈夫便是当年好心放自己入锦衣卫大狱探望父亲的武官，遂将此事告知了父母。于谦不由得感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董氏亦因而释怀，自此视女婿为半子。

朱骥娶朝廷重臣爱女，成为轰动锦衣卫的大事。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是大宦官王振侄子兼心腹党羽，将此事报告了王振。王振虽不解于谦为何要将爱女下嫁不名一文的锦衣卫百户，但因于谦从未当众忤逆他，甚至半句未提及当年蒙冤下狱之事，忽生出几分笼络之意，指令王林将朱骥破格提拔为千户。

朱骥毕竟年轻，颇为惶恐，忙赶去征求岳父意见。于谦却只是沉默不应，既不支持，亦不反对，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骥与妻子商议后，再三辞谢，然始终难成。兼之朱骥武功、骑射均佼佼出众，锦衣卫中也有许多人支持他，遂升迁为锦衣卫历史上最年轻的千户。

留在官署当值的朱骥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不断绞着双手，在堂中徘徊。忽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忙迎了出去，来者正是手下校尉袁彬。

朱骥忙问道：“可有找到人？”袁彬摇了摇头，又道：“琼娘说了，明日教坊司须得入宫表演，为太后贺寿，过了今晚，事情就再也瞒不住了。”

朱骥想了想，招手叫进副千户白琦，客气地问道：“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白大叔可否暂代我值一会儿勤？”

白琦年近四十，在朱骥初入行时带过他，算是半个师傅，然锦衣卫等级森严，对方目下既是他的上司，他亦不敢以师傅自居，忙躬身行礼道：“千户有令，下官自当遵从。”

看到白琦诚惶诚恐的样子，朱骥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感到不大舒服，只是因为另有他人在场，也不好多说什么，只点了点头，道：“有劳。”将当值官员持有的钥匙和令牌一一交给了白琦，这才转身走了出去。

时值七月，夏季暑气余热未尽，再经明晃晃、火辣辣的日头一照，愈发令人感到闷热烦躁。

朱骥走出官署，一时难以决定该先往东还是先往西，便本能地伸手去遮挡住刺眼的日光。

校尉袁彬跟了过来，问道：“千户是要自己去寻李小娘子吗？”

朱骥未及回答，便有人远远叫道：“朱千户！朱千户！”

尖呼声中，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直奔过来，却是国子监祭酒[16]李时勉的孙子李骥。

朱、李两家私交甚笃，朱骥忙迎上前问道：“可是出了什么事？”

李骥顾不得满额汗水，只气喘吁吁地道：“朱千户……请你救救家祖……”

朱骥不解地问道：“李祭酒不是应邀随皇上去圆觉寺为太后祈福祝寿吗？到底出了什么事？”

李骥哭丧着脸道：“家祖推谢未去……他在国子监中被……被人……”一语未毕，竟坐到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朱骥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料想必是李时勉出了大事，李骥才会如此失态，便低声吩咐了袁彬几句，命他尝试到某处寻人，自己则搀起李骥，道：“走，我跟你一起到国子监看看。”

刚走出棋盘街，便见到丘濬和林鹗联袂赶来。丘、林二人均是国子监监生，因参加上届会试未中而入学深造。丘濬与朱骥好友巡城御史[17]邢宥是同乡，同为广东琼州[18]人，因邢宥之故，丘濬与朱骥也甚是熟稔。

朱骥见丘濬神色凝重，便料到对方与李骥一样，同为李时勉而来，忙上前问道：“可是李祭酒出了事？”

丘濬点点头，简短地道：“适才忽然有锦衣卫校尉赶来国子监，称李祭酒带头私伐树木破坏公物，将他和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一并拿下，用大枷锁了，押在国子监门前示众。”

朱骥闻言极为愕然，道：“今日我当值锦衣卫官署，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呀。”

丘濬答道：“那些校尉是直接从东郊赶来的，说是奉了皇帝诏令。”

一直抹泪不止的李骥忽愤然插口道：“什么皇帝诏令，还不是因为家祖得罪过那位王先生，他成心报复。”

“王先生”即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他是有明以来地位最高、风头最劲的大宦官，称其权倾朝野毫不为过，只要有大臣得罪了他，便会遭到报复。前不久锦衣卫校尉王永心仅因匿名张榜揭发王振罪恶，便被极刑处死，家眷均受到牵累。锦衣卫大小官员也因管束下属不力而受到训斥，除了王振亲信指挥佥事王林及指挥马顺等人外，余人皆受到罚俸三月的处罚，也包括朱骥在内。

朱骥一听到“王先生”三字，转瞬便明白了，忙问道：“有李祭酒破坏公物这回事吗？”丘濬微一迟疑，即答道：“确实有。”

李骥嘶声嚷道：“那难道也叫破坏公物吗？”

林鹗忙解释道：“丘兄的意思是，确实有李祭酒修剪树木这回事，这才被人指控为破坏公物。”

原来今日国子监也循例放假，大多数监生都外出游玩，祭酒李时勉便想利用这一机会修剪彝伦堂[19]门前的树木。他不顾七十余岁高龄，亲自爬上梯子修剪枝桠，只为给芸芸士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读书环境。不想李时勉忙活了大半天，人尚未从劳碌疲惫中缓过神来，便有锦衣卫校尉赶到，手持刑具，以破坏公物的罪名将其逮捕，就地枷在国子监大门前示众。

显然，王振派了人暗中监视李时勉，想寻找他的过错。但这位李祭酒一生勤勉正直，始终没有落下把柄，想不到他今日趁假期亲自出马修剪国子监树木，竟会授人以“破坏公物”的口实。

李时勉名懋，字时勉，号古廉，以字行，安福[20]人。自小勤奋好学，七岁能背诵《四书》《五经》，十二岁能诗会赋。于永乐二年（1404年）中进士，选庶吉士[21]，修成《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后升为翰林侍读。

李氏既有学识渊博的文学侍臣身份，本该一辈子雍容华贵，然其一生却充满了传奇色彩——成祖、仁宗、宣宗祖孙三代皇帝皆欲杀他而后快，而李氏竟能不死，可谓百转千回，命大福大。

明成祖朱棣起于北京，虽在南京登基称帝，但一直有心迁回龙兴之地。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诏建北京宫殿，震惊世界的紫禁城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营建的。

紫禁城的名称是借喻天象而来。古人将天上的星星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三垣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其中，紫微星在三垣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有“紫微正中”之说。而天帝住处名紫宫，皇帝既号称“天子”，是上天的骄子，便模仿天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作“紫宫”。自秦汉开始，皇帝居所又称“禁中”，即不许人随便出入之意，因而合称为“紫禁城”。

明紫禁城图略

紫禁城占地七十二公顷，集各种建筑手法之大成，房屋总数在初建时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22]。巨大的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南部外朝以三大殿奉天殿[23]、华盖殿[24]和谨身殿[25]为中心，是皇帝举行大典、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北部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后廷里帝后居中，东、西又各有六宫给嫔妃们居住。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大殿富丽堂皇，气势威武，后宫阴柔秀美，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

阴阳五行说渗透在紫禁城各个角落，可谓殚精竭虑。如五行学说认为土为黄色，代表国家，所以紫禁城屋顶多采用黄色的琉璃瓦；火能生土，火为红色，所以宫殿柱子均用红色，以示兴旺发达之意。

要建造这样一座皇城，代价可想而知。紫禁城施工期间，前后征集全国著名工匠十万、民夫一百万。所用材料运自全国各地，如木材来自湖广、江西、山西等省；汉白玉石料来自今北京房山区；五色虎皮石来自蓟县的盘山；花岗石采自曲阳县。宫殿内墁地的方砖，在苏州烧制；砌墙用砖是山东临清所烧。宫殿墙壁所用的红色涂料，原料产自山东鲁山，加工在博山；室内墙壁上的杏黄色颜料产自河北宣化的烟筒山；等等。

谨身殿后有一块近三百吨重的云龙大石雕，从几丈深的地方开采出来，运输非常困难。当时刚好是严冬季节，于是民夫们沿途挖井，汲水泼路，用水结成一条冰路，将石头放入旱船，在冰路上拉运。仅拉曳旱船就用了骡马一千余头，前后排成一里多长，人喊马嘶，浩浩荡荡，热闹异常，然建造紫禁城的艰辛亦由此可想而知。

除了建筑花费太过浩大外，迁都还有许多实际问题。北京原为元代的大都，是典型的非生产型的消费城市。而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离大都时，胁迫大量居民随行，大都人口因此而锐减，城市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正式迁都前，朱棣不断从南方迁徙富户到北京，“以实京师”，北京人口才逐渐增多。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

尽管如此，南北两京的差距还是没有办法弥补。江南经济发达，历来是中国赋税重地。尤其是原先的京师南京地处江南中心地带，城市整体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城市。而北京地处内地北部边境，明朝建国后，与北元蒙古连年交战，北京因此也成为国防前线的哨所，繁华富庶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南京相提并论。但朱棣迁都决心已下，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

当时连接北京与南方的经济通道，只有一条大运河。为了迁都需要，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朱棣命工部尚书不惜一切代价，浚通大运河。

在中国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莫过于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在隋朝，一是在元朝。隋炀帝杨广开凿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由余杭至涿郡[26]，长达四五千里，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虽然杨广是出于玩乐的目的开发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唐朝诗人皮日休有《汴河怀古》一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汴河即大运河。皮日休认为杨广发动民众连通京杭大运河对繁荣经济是有利的，如果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坐上龙舟到扬州去玩，那他的功绩就足以和大禹治水媲美。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但却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元朝开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体取直，不必再远绕洛阳。但元朝因为运河水量不能很好调节，所以运河并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直到明成祖朱棣时期，才使大运河真正地畅通无阻。自此后，大运河几乎完全承担了南粮北运的任务，因而大运河的浚通，不仅在运河史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

营建紫禁城及浚通大运河开销巨大，均是劳民伤财之举，朱棣为此耗光了明太祖朱元璋三十年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国库，上书反对的大臣前仆后继，李时勉也是其中之一。

永乐十九年（1421年），紫禁城突然发生火灾，奉天、华盖、谨身三大主殿一齐毁于大火。朱棣初登皇位时，曾对建文帝朱允炆旧臣大加杀戮，甚至发生了株连十族及瓜蔓抄的悲剧。一些大臣死得相当悲壮惨烈，其家眷均被送入教坊，每夜受到几十名男子的凌辱，朱棣还亲自监督过问。

然杀人既不能获得民心，还会落个暴君的形象，事后回味，手段强硬的朱棣一样感到不安，他曾经悄悄询问身边的大臣尚书茹常道：“朕毋得罪于天地祖宗乎？”意思是，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可见他虽然表面英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却着实难安。朱棣后来的许多行为，都与这种忧惧的心理有关。

发生了三大殿着火事件后，朱棣未免有些惶悚，于是按照惯例命大臣们直言上书。群臣纷纷认为是迁都惹来的祸。主事萧仪和侍读李时勉二人的奏疏尤其痛切。朱棣大怒道：“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将萧仪和李时勉下于锦衣卫诏狱中，又将同时上书的给事柯暹、御史郑维垣等人谪徙边疆。

萧仪受不起折磨，死于锦衣卫大狱中。李时勉因受锦衣卫指挥朱护庇护，总算勉强活命。后经大学士杨荣力救，这才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

经此磨难后，李时勉并未改掉其刚介耿直的个性，依旧“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他再进谏言事，朱棣都不肯听从，迁都北京亦不可避免[27]。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六十五岁的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由于大臣的精心安排，太子朱高炽顺利登基，是为明仁宗。

这一年，朱高炽已经四十七岁，几近知天命之年，如此晚成的皇帝，终明一朝都十分罕见。

朱高炽因为肥胖，且身有残疾，不为父皇朱棣所爱，之前一直生活在微妙而危险的环境下，多年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今终于得到了解脱，不免有些放纵起来。这放纵，自然是指美色了。

李时勉听说后，立即上书劝谏道：“谅闇[28]中，不宜近妃嫔。”又道：“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

暗指朱高炽嗜欲过度，不该“旭日已旦”才上朝，更不该派人到建宁选取宫女，惊扰百姓，劝皇帝“谨嗜欲”。

朱高炽阅览奏章后，怒不可遏，立即将李时勉召到皇宫偏殿，要他当面说个清楚。李时勉竟丝毫不给皇帝面子，毫不退让，且言辞激烈地批评皇帝。朱高炽本是极好的脾性，至此再也按捺不住，命武士以金瓜[29]扑打，当场打断了李时勉的肋骨。

朱高炽还不解恨，又下旨将李时勉贬为交阯道御使，命他一天审一案、言一事。但皇帝此举不过是为了折辱李时勉，李时勉尚未动身出发，愤恨难平的朱高炽又下令将李时勉投入锦衣卫监狱。

直到垂危之际，朱高炽仍不忘李时勉当廷的侮辱，对亲信大臣夏原吉道：“李时勉廷辱我。”越说越怒。

夏原吉百般慰解，朱高炽仍然不能释怀。当天晚上，皇帝撒手归西，享年四十八岁，在位仅十个月。

这件事后来传了开去，闻者不免奇怪，如果不是因为朱高炽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仁宗皇帝又怎会如此耿耿于怀，至死不忘？

李时勉入狱时已经被打得半死，生命危在旦夕。他曾经偶然捡获锦衣卫指挥朱护妻子的传家之宝，当即设法归还，且没要任何回报。朱护一直想找机会报答李时勉，便暗中加以照顾，又寻到十分难得的血竭[30]，为李氏治伤。如此，在朱护的精心照料下，李时勉不但保住了一条命，就连断掉的肋骨也被接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有人告诉他李时勉曾当众侮辱仁宗皇帝，直接导致先帝病情加重，终至丧命。明仁宗朱高炽病殁时，朱瞻基人在凤阳祭祖，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闻声大怒，立即派使者去大狱提李时勉，并发狠道：“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

使者走后，朱瞻基越想越生气，又改变了主意，招手叫过当值的锦衣卫指挥王某，命他立即将李时勉直接绑赴西市斩首，不必再行入见。不料机缘巧合，王指挥刚从端西旁门出去，使者已经带着李时勉由端东门进入，双方没有碰上，李时勉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朱瞻基一见到李时勉，便怒骂道：“你等小臣，竟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

李时勉叩头答道：“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

听到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朱瞻基这才怒气稍解，叹息了半天，连声称赞李时勉“忠臣”，下旨复其官职。等到王指挥去锦衣卫大狱提人不得回来复命时，李时勉已经冠带立于阶前，阶下囚转瞬间变成了朝中显贵。

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后，李时勉参与修《宣宗实录》，书成，进为翰林学士，不久又擢升国子监祭酒。

此时的李时勉已经因德高望重而名满天下，文人士子仰慕其节操正直，无不争相归依，执弟子礼。英国公张辅率领贵戚们上书，请求到国子监听李时勉讲学，得到允准后，均欣然到国子监受教。除张辅与李时勉执平礼外，余人均不敢坐下，以学生自居。这一幕，被誉为大明立国以来最大的太平盛事。

在政治上，李时勉与朝中正直大臣一样，坚决反对宦官干政。由于他刚直不阿，率性敢言，深深得罪了大宦官王振。

明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乱政，专门制定内侍官制，谕吏部道：“朕观周礼，阉寺不及百人。然后世竟有增至数千者，因重用而致生乱。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驭之之道，当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矣。”

意思是说，宦官在宫廷中是少不了的，但只能做奴隶使唤，打扫跑腿，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以做心腹。驾驭的办法，要让宦官们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坏事；不要让宦官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以管束了。

朱元璋还立下规矩：凡是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做内廷官品级不许超过四品，每月领一石米，吃饭穿衣公家管。且外朝各衙门不许与内官之间有公文来往。又铸铁牌立于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谓是家法森严。

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廷臣考究前代纠劾内官的办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的行为。

有一名宦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即被朱元璋遣归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还有个内侍官名叫杜安道，侍奉朱元璋数十年，知悉诸多朝中机密计议，但其人个性缜密，严遵禁令，在诸大臣面前仅一揖而退，从不启口泄露机密。朱元璋对他很是宠爱，但也一样不给予优遇，后来迁出为光禄寺卿[31]。

到洪武末，朱元璋又重新整顿宦官机构，定十二监[32]及四司[33]、八局[34]，即民间俗称的“二十四衙门”，内官分别定有品秩和待遇，不准干政，不能结交外臣。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

建文帝朱允炆登上帝位后，遵照祖训，对宦官的限制更加严格，“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明成祖朱棣初临朝时，也警惕宦官擅权，曾道：“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

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朱棣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后，为了个人统治需要，这些禁令全部被朱棣亲手破坏了。

当“靖难之役”还在进行之时，许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里，向他报告朝廷的虚实。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就是因为他从宦官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情报，知道南京守备空虚。朱棣身边的一些宦官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朱棣感到这些宦官忠于自己，便慢慢重用起他们来，涉足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铁牌制度由此被打破了。

朱棣即位后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兴出使暹罗[35]，宦官就此开始涉足外交。自永乐三年（1405年）起，朱棣连续派宦官郑和[36]率兵二万，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开了明朝宦官带兵的先例。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派宦官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又派宦官马靖巡视甘肃，开了宦官监军、巡视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后，镇守安南的也是著名宦官马骐。

不仅如此，朱棣还改变了洪武时由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让宦官第一衙门司礼监来管理宦官事务。宦官的管理权转归到内廷后，宦官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

为巩固地位，加强统治，朱棣除了继续依靠锦衣卫外，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式成立了东厂，用宦官为提督。宦官势力由此在永乐一朝得到大大加强，太监参与到了政治军事中，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明成祖朱棣开此先例后，其子孙争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儿子仁宗皇帝朱高炽派遣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从此以后，宦官领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时，朱高炽又派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省镇皆相继派宦官为镇守。

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于宫中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从此，明太祖朱元璋不许内臣读书识字之制也被废除了。朱瞻基宠爱金英、范弘等宦官，甚至特赐免死诏，无异于勋臣之丹书铁券。自此，宦官作威作福，权倾内外。但由于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俱是英明之人，宦官虽已职涉外廷朝政，却不敢太过妄为。真正威慑重臣、独擅朝政者，王振是第一个。

王振，山西蔚州[37]人。他跟郑和、金英等被迫阉割入宫的战俘身份不同，年轻时候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既没有中过举人，也没有考中进士，甚至连秀才都不是。心灰意冷之下，王振到某县任教官教书，却依旧失意而贫困，史称“九年无功”。愤懑无奈之下，王振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最终案发，被判充军。

当时仍是明成祖朱棣执政，皇帝想招收一批有学问的老师入宫，教授宫中妇女读书识字，待选者也包括充军罪犯。这对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其中尚有一个难处，皇帝要的是宦官。倘若王振选择了前程，将永远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这对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经过短暂的犹豫后，王振还是选择了净身入宫，在他人生的赌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

儒生通常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王振入宫的本意，还不仅仅是摆脱经济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军的难堪，他更希望能就此接近大明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有所作为。对于博学多识的王振而言，他通晓古今，自然知道历朝历代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然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变吗？

永乐一朝，声名显赫的宦官不少，更是出了郑和这类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但王振并不在热门之列。尽管他抱着极大的野心和极高的期望入宫，尽管他因博学多识已经成为众多宦官中的佼佼者，然在明成祖朱棣这样的英主下，他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之事。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与世隔绝的深宫中，王振时常独自品尝着比充军更大的失意，难免不会懊悔当初慨然自宫的行为。

机会一直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才逐渐显露。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朱瞻基下诏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教小宦官读书。当时在内书堂读书的小宦官大概有二三百人，年纪均是十岁左右。后陆续增加到四五百人，教师又增加了大学士陈山、修撰朱祚等。从此，宫中宦官开始通文墨。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识字，后设内宫监典簿，掌文籍，以通晓书、算之小内使任职。又设尚宝监，掌管王室图书，其内官皆仅识字，不明其义。至永乐时，明成祖朱棣开始招教官入宫教习妇女，兼教内官，此即为王振入宫之契机。但正式设堂教宦官读书习字，明宣宗朱瞻基算是开了先例。朱瞻基性格类似其祖朱棣，并非平庸无能之辈，他也知道宦官对汉唐两代亡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他仍然重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其深刻的历史发展背景——

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省内设左右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长官尚书、侍郎等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的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须经中书省再下达。中书省相当于是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构中的一级权力部门，是必要的中转站。中书省长官更是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成为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论功，首推徐达、常遇春，文臣论功，则推李善长、刘伯温。常遇春四十岁病死，刘伯温则辞官不做。一直以来，文臣派李善长与武臣派徐达间的斗争很尖锐。朱元璋白手起家，对权力极为看重，担心尾大不掉，便重用胡惟庸为左丞相，以牵制李善长、徐达二人。然到了后来，中书省大权完全旁落在胡惟庸手中，其人在外生杀黜陟，为所欲为，许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

朱元璋起于寒微，私心很重，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权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胡惟庸很快以谋反罪名被凌迟处死，许多大臣株连被杀。案件前后株连多达三万余人，史称“胡狱”。

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后，朱元璋查到胡氏欲籍日本为助，越想越是恼怒，曾一度想要发兵征讨日本。元朝曾对日本大举征讨，因遭遇风雨而全军覆没，是当年横行天下的蒙古遭遇的不多的惨败，故终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国。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谴使赵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怀良亲王遂派遣使者来华，奉表称臣，两国间的邦交得以恢复。现在出了胡惟庸之事，两国立即断绝了邦交。朱元璋又预备对日本用兵，召曹国公李文忠回京师，欲任命其为主帅。李文忠却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征日本失败的教训为鉴，朱元璋这才勉强作罢，心中却始终耿耿于怀，李文忠后来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意犹未尽，下定决心趁这个机会将朝政大权尽数收回自己手中。他即刻着手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皆由朝廷总之；兵制上实行卫所制[38]，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明代兵制

如此，朱元璋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一身，使得皇权大大加强，达到了秦汉以来的极致。

然朝无重臣，总还是要有人办事，皇帝再精明能干，也只有一双手、一双眼，不可能总揽亲裁所有天下大事，于是朱元璋又创置了“四辅官”，由起自庶民的儒士们担任，以协赞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发现这一套行不通，这些儒生虽然可靠，却没有什么实际处政经验，于是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于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职权是侍左右，备顾问。

此时的内阁，既非官署名，也非职官名，殿阁学士也不入典机务，很少参与政事，但它填补了组织形式上的空白。

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原属于文学侍从之臣。如果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便可以进入翰林院，获得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迁转后，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专职为替皇帝撰拟诏告，润色御批公文的词句。

这些人原官品秩低，不兼部务，也无官属，不能直接指挥行政，与东汉尚书、唐代翰林学士性质略同。但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最接近皇帝，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基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这个机构的职权必然会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大学士逐渐升迁，并有了正式的办事场所。大学士本身官秩只有五品，但其所迁任官职往往至尚书、侍郎等，或有加衔至于“三公”者，如此，地位便大大提高。

明成祖朱棣登极后，决定起用一批资浅而干练的文臣入文渊阁办事，参预机务，因在大内殿阁行事办公，故称为“内阁”，内阁参预机务从此开始。

只是此时的阁臣品秩远在六部尚书之下，且不设官署，不辖诸司事务，权势也不大。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时，内阁专任批答文章，草拟诏令，阁职渐崇，权势迅疾增大，甚至超过宰相，号为“辅臣”。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中央机构，但也作了某些变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创造了一套“票拟”制度，突出了内阁的作用，并使得宦官开始参政。

票拟又称拟票、票旨、条旨，指内阁对奏章所拟的批答。按照惯例，六部本章文书由通政司[39]汇总，送左顺门[40]，交内书房收录。皇帝阅览过后，认为不便批示的留中不发，凡要批示的则送内阁拟票——内阁将所拟批答之辞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章之上，再进呈皇帝批红。明宣宗朱瞻基一般会采纳内阁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各主管部门去执行。

这样，内阁就成为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和审议权。内阁大学士可以不与主管各部商议就直接提出建议，只要皇帝没有异议，这些建议便会自动生效。六部原先直接对皇帝负责，逐渐变成了秉承内阁之意行事。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间接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

在票拟制度中，皇帝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有大量的奏章要处理。以明宣宗朱瞻基而言，他爱好广泛，喜好书法、绘画、文学、骑射、宴饮、游乐等，又好微服出行，斗蟋蟀也是其一大嗜好[41]。对于兴趣多多的皇帝而言，批阅奏章无疑是个繁重的辛苦差事。为了减轻自身负担，皇帝开始让宦官读书，受到所谓的正规教育，以能够协助他处理文书和奏章。宦官本是皇室家奴，只有忠于皇帝才有立身之处。基于这一点考虑，朱瞻基认为宦官忠诚可靠，能够保守机密，且朝夕跟随在身边，是最合适的助理。

宦官参与到票拟当中后，逐渐演变成皇帝批阅奏章也多交给司礼监宦官代笔。按照票拟的流程，如果内阁大学士们提出的建议直接被皇帝采纳，那么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当皇帝不想采纳大学士的意见时，宦官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通常这个时候，陪伴在皇帝身边的只有司礼监宦官，皇帝会本能地征询征求宦官的意见，宦官则会趁机提出他们的看法。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赢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因为宦官多谄媚顺从皇帝的心意，而大臣则更多考虑提议是否合理，且好以君道来限制皇帝的个人欲望。如果皇帝采纳了宦官的建议，决策便会直接下达，而实际负责执行的六部根本没有机会与皇帝一起讨论复审宦官的意见。

由于司礼监高踞在票拟制度的顶点，有“影子内阁”之称，掌印宦官由此获得了空前的机会，人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最极端的情况是，如果皇帝因疏忽或是懈怠而不理政事时，负责居中传递诏令的宦官便完全有机会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往诏令上做手脚。而宦官因为生理缺陷，往往心灵扭曲变态，阴狠残暴，加上长期生活在皇宫中，只擅长奉迎巴结之术，缺乏实际的从政才干，一旦他们真正执政，危害极大。这一点，已由无数历史案例所证明。

不过在宣德一朝，由于明宣宗朱瞻基本人精明强干，宦官专权尚未凸显。他下诏设立内书堂后，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王振本是个读书人出身，通文墨、晓古今，已经有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内书堂宦官中的佼佼者，宫中都称呼他为“王先生”。朱瞻基很喜欢王振身上的儒雅书卷气质，特地挑选他出来，任命为东宫局郎，专门服侍皇太子朱祁镇。

当时的朱祁镇还只是个孩童，博学多闻的王振因而成为朱祁镇的启蒙老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振开始对朱祁镇具有很强的个人影响力和支配力。这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在朱祁镇当上皇帝后，开始表现在对明朝国政的影响上。

王振是少见的文人型太监，朱祁镇从对方口中听说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因此非常尊敬王振，尊称他为“先生”，这亲切的称呼直到朱祁镇后来当上了皇帝也没有更改过。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九岁太子朱祁镇登基为帝，是为明英宗。八个月后，朱祁镇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礼监。

司礼监为明廷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号称“第一署”，下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及秉笔、随堂太监等官职。提督太监统仪礼刑名，兼督东厂。掌印太监统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太监为掌印之辅，并统领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等事宜。凡有政事，先由内阁大学士票拟办法，上达皇帝，要由太监批朱，又称“批红”。王振执掌司礼监，可谓如鱼得水，不仅得到了钱财和名誉，而且无限的权势和地位都近在眼前——

既有票拟制度给宦官弄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又有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年幼皇帝，王振成为司礼监权力膨胀的最大受益者。所谓“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他蛰伏多年的雄心壮志开始蠢蠢欲动了。

只是，王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不是当年失意落魄却胸怀大志的书生。他在宫禁多年，足不出户，习惯与宦官为伍。他的所谓政治才干，在明眼人的眼中，不过是逞显技能，玩弄阴谋。

然而，一个多年来怀有雄心的宦官是不容小觑且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一旦得到了机会，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追逐最大的权力。

王振掌管司礼监后，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明英宗朱祁镇以重典治理，更利用朱祁镇的信任，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方式，开始控制朝廷。为了一试自己的权力，王振命人在京师朝阳门外筑起一座将台，请朱祁镇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在那里进行。名义上是阅武，其实是王振想收取兵权，好用来抵制文臣。

不久后，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执掌京营兵权，又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执掌锦衣卫。明英宗朱祁镇因年纪尚幼，荒嬉无度，一切机要朝政都被王振把握，“恃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又“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坊，侵略民利，不输国课”。明代宦官专政自此正式粉墨登场，王振本人也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个权力极重的宦官。

王振还觉得威权不足，拿一些大臣开刀，借以树立他在朝廷中的威信。朝廷中凡是得罪王振的大臣，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大臣见到王振权势日重，争相讨好攀附。当时内外大臣公侯贵戚多叫王振作“翁父”，兵部尚书徐晞等谒见王振都是望风跪拜。

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留意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胡须啊？”

王佑不假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

这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于是收下王佑做干儿子，并立即提拔王佑为工部侍郎。

一时间，王振的权力可谓顶了天。如何形容其人权势之大呢？举例而言，当时满朝文武大臣中，以英国公张辅地位最高。张辅生父张玉原是元朝重臣，还在蒙古统治中原时期，就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担任元朝的枢密知院，相当于军政最高长官。元顺帝败走大漠后，张玉“从走漠北”，跟随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万里来归，投在当时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麾下，从五品的副千户做起，逐渐变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得以成大事，夺取皇位，最大的功臣便是谋士姚广孝和武将张玉。

张玉本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东昌一战中为了救护朱棣而英勇战死。朱棣痛极而泣，称其靖难功当第一，登上皇位后，追赠张玉为荣国公，又娶张玉之女为贵妃。明仁宗朱高炽亦娶张玉孙女为妃，即位后又加封张玉为河间王，并将其和东平王朱能、金乡侯王真、荣国公姚广孝的灵位一同放在明成祖朱棣的宗庙中，是为人臣之最高荣誉。

张辅是张玉长子，但其显贵却不完全是沾了父亲的光，大多是凭自己的才干。他自幼追随父亲于军中，久历战阵，智勇双全，是靖难功臣中少有的优秀青年将领。朱棣即位后，封张辅为侯安伯，食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又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而张辅一生中，最显赫突出的战绩则是在征伐安南[42]的战场上。

安南在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五代时独立，但名义上仍是中国属国。大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亦曾册封安南国王陈氏，遂成惯例。此后，凡是安南新王登基，均需要得到明廷正式认可。

到了永乐一朝，安南内讧加剧，原国王陈氏一族被灭，胡氏上台，明成祖朱棣不欲过多干涉，便顺水推舟地承认了新国王胡汉苍的地位。

不料平地风云再起，前国王陈日烜之孙陈天平辗转来到北京，当面向朱棣哭诉道：“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

这一番声情并茂的言语深深打动了皇帝。但朱棣尚不能确认陈天平的王孙身份，并没有当场表态，只将其安顿下来。

不久后，安南新国王胡汉苍派使者入明廷朝贺。朱棣将陈天平也叫了出来，安南使者“皆错愕，或有下拜者”。如此，陈天平的王嗣身份已无可怀疑。朱棣决定帮助陈天平复国，先派人谴责安南国王胡汉苍。胡汉苍倒是爽快，诚恳上书，表示愿意将安南王位让回给陈天平。朱棣信以为真，遂派人护送陈天平回国。不料胡汉苍预先设下了伏兵，在护送明军的眼皮底下杀死了陈天平。

朱棣起于马背，本是嗜武如命之人，之前考虑到西南山高路长，这才想要不战而胜，却没料到胡汉苍不顾信义。皇帝被彻底激怒，决定派兵讨伐安南，张辅被选中为明军主帅。张辅亦不负所望，安南遂平。明朝廷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专人管理[43]。

张辅亦因平定安南而备享荣耀——进封为英国公，岁禄三千石。明成祖朱棣又赐宴于奉天殿，亲自作赋《平安南歌》。

朱棣太子朱高炽娶张辅之女为妃，即位为明仁宗后，命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并加官太师。张辅愈发显赫，成为明廷地位最高的武臣，威震中外。

可惜的是，明仁宗朱高炽天不假年，仅做了九个月的天子，便“无疾骤崩”在钦安殿中。由于皇帝死得突然，去世前三天还在“日理万机”，从不豫到驾崩，前后仅两天时间，死前并无明显征兆，且距其父明成祖朱棣之死仅十个月，因而朝野流言颇多——

有说明仁宗是因为纵欲过度而死，且言之凿凿，大臣李时勉甚至因劝谏此事而被下锦衣卫诏狱，几近丧命；有说明仁宗死于后宫之争，郭贵妃欲以毒酒毒害张皇后时，误杀了丈夫[44]；有说皇帝猝死是服用了治疗阴症[45]的金石之药，中毒身亡；还有传闻说明仁宗是被亲生长子朱瞻基下毒谋害而死[46]。

无论真相如何，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骤然去世，再度造成了明廷权力真空，时局陡然紧张了起来。彼时皇太子朱瞻基人在南京[47]，紧急返回北京继位，是为明宣宗，即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时年二十八岁。

明仁宗亲弟朱高煦时封汉王，就藩山东。朱高煦在“靖难之役”时立有战功，多次营救明成祖朱棣于危难之中，于是恃功骄恣，凶悍不法。他素来瞧不起朱高炽、朱瞻基父子，一直暗中窥测大宝之位，预备以其父为榜样，趁侄子明宣宗朱瞻基地位尚不稳固时谋反，以武力夺取皇位。但朱高煦就藩于外地，还需要朝中文武大臣的支持。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张辅，显然，如果能得到张辅的帮助，必会事半功倍。

靖难之役时，朱高煦与张辅曾经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浅，朱高煦对拉拢对方一事甚有把握，派亲信枚青秘密入京，倾心笼络张辅为内应。结果，张辅二话不说，直接下令将枚青捆绑起来送入朝中，并向朱瞻基请求，由自己亲自率兵平叛。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汉王朱高煦趁北京地震之机，在乐安起兵谋反。朱瞻基出人意料地决定御驾亲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和心理压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

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张辅已是四朝元老，是明廷举足轻重的重臣，兼之其姊是明成祖朱棣贵妃，女儿是明仁宗朱高炽妃子，有皇亲贵戚的身份，无人能出其右。大宦官王振倚仗有宠于明英宗而干预朝政时，张辅因名尊位崇，并不将王振这等阉宦放在眼里，时常当面与其据理以争。王振对其恨之入骨，后来终于找到机会弹劾张辅，派锦衣卫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借名明英宗之口，命杖其二十，以此来折辱张辅。

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奇特的发明，后来为其子孙继承，成为明廷政治的一大特色。廷杖即在殿廷杖责大臣，受刑地点在承天门[48]后边、午门前面。关于这一刑罚的实施，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不分官职大小，不管是德高望重的文臣，还是功勋赫赫的武将，只要惹怒了皇帝，一声令下，就会立即被拖到午门打屁股。

负责行刑者是锦衣卫校尉，监刑者则是司礼监太监。表面上，廷杖是由皇帝下令执行，但受杖大臣的死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刑宦官。锦衣卫校尉行杖前，先看司礼监太监的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便会尽可能地手下留情；若靴尖向内一收，便表示要下重手，不必顾忌[49]。

张辅既是因得罪了司礼监大太监王振而受杖，二十杖虽不至于送命，但却也吃足了苦头。而在紫禁城午门当众受刑，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楚，还有肆无忌惮的羞辱——

张辅所封英国公，是大明最高世袭公爵，兼之其妹是明成祖贵妃，女儿又嫁给明仁宗为贵妃，辈分远远高于当今英宗皇帝，就连太皇太后张氏也尊其为长辈，而今却被一名阉宦羞辱，堂堂英国公尊严荡然无存，日后何以在朝堂立足？

深宫中的太皇太后张氏听闻消息后，急忙派人去阻止，但是已经来不及。太皇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将王振宣进来，当着明英宗朱祁镇和众大臣的面，怒斥道：“你不过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监，却做了这么不法的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死！”

宫中女官立即将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魂不附体，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明英宗朱祁镇见自己最亲信的宦官要被斩杀，连忙匍匐在地上，替王振求情。其他大臣见皇帝下跪，只好也跟着跪下求情，连张辅也跪下了。

这位太皇太后张氏，正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英宗朱祁镇的祖母。张氏原是指挥使张麒之女，贤慧贞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封燕王世子妃，永乐二年（1404年）封皇太子妃。她嫁给朱高炽后，谨修妇道，侍公公明成祖朱棣极其恭谨，经常亲自下厨做饭，因而深得朱棣喜爱，朱棣曾经说“幸得佳妇”。朱棣一直不喜欢肥胖多病的长子朱高炽，而喜欢英武的二子朱高煦，朱高炽得以保全储位，也幸亏张氏从中调停。后来朱高炽登上皇位，立张氏为皇后，一直对其敬爱有加。

明仁宗朱高炽死后，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皇帝，尊封母亲为皇太后，张氏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位皇太后。朱瞻基性格坚定，文武兼备，有勇有谋，即位之初即一举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又停止对外战争，与民休息，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守成之君。

当时海内安宁祥泰，朱瞻基侍母至孝，入奉起居，出奉游宴，四方有所进献，即便是微小物品，也一定要先奉送给张氏。两宫慈孝天下皆知，张氏从此安心颐养天年。

然世事难测，宣德九年（1435年），朱瞻基短暂患病后意外驾崩，年仅三十八岁。皇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还是个孩童，根本无力主政。朱瞻基遂在临死前留下遗诏：“皇太子祁镇嗣皇帝位。诸王宗室悉遵祖训，谨守藩国。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尔文武大臣尽力辅导。”又特别强调说：“国家重务白皇太后。”意思是让张氏摄政。

明朝立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立有严令管制内宫及外戚，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跟皇宫外边通信，违者处死。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子女，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给高爵厚禄，不许干闻政事。而明宣宗遗命请母后张氏摄政，无疑是明朝历史上的创新之举，由此也将张后一举推向了前台，使其成为皇室和宫廷的政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

明仁宗共有十子，长子朱瞻基及第三子朱瞻墉、五子朱瞻墡均为张后所生。少子朱瞻墡为人宽厚贤直，就藩襄阳，在藩王中资望最崇，素有令誉，最得张后宠爱。明宣宗意外病殁后，朝野中谣言四起，传说太皇太后张氏嫌太子朱祁镇年幼，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为由，下令印绶监取出襄国金符[50]，欲立襄王朱瞻墡为帝。然因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反对，坚称“立国以嫡”，事情这才拖了下来。

流言纷纷，臣民不知是真是假，人心思乱。张后紧急宣召群臣到乾清宫，亲手将年幼的孙子朱祁镇放到皇帝的宝座上，对群臣宣布说：“此新天子也。”群臣山呼万岁，浮议乃息。如此，明英宗朱祁镇才顺利即位，而张氏也成了太皇太后。

因朱祁镇年纪尚幼，不能亲自理政，群臣一再上书，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后道：“先帝选了这么多的肱股大臣，就是为了让众位卿家来辅佐朝政。现在皇帝年幼，你们更应该用心辅佐，不要懈怠。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垂帘听政呢？不要因此而坏了祖宗的家法。”始终不愿意听政。

张氏又召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濙及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内阁大学士入内，谆谆告道：“你们都是老臣了，如今皇帝年幼，望你们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由此将这五位老臣定为正统新王朝的核心，然朝廷大政均须奏请张氏而后行。

而今王振借英宗皇帝之口对张后亲自指定的五辅臣之一的张辅下手，表面是宦官擅权乱政，但若没有皇帝的支持，他焉敢如此？这看起来倒像是个明显的信号——太皇太后已经老了，前朝老臣也已经老了，英宗皇帝长大了，该归政给他了。

张后久历风浪，很快就猜及此点。当年明宣宗骤逝，太子朱祁镇年幼，她的确曾有改立亲生少子朱瞻墡为帝的想法，许多宫人都知道这件事，大概朱祁镇也听说了，所以任凭王振胡作非为，甚至不惜对她亲自指定的重臣廷杖立威，以报复当年之事。

唉，她确实老了，既援救张辅不及，也不愿意因此再与孙子结怨，于是便饶恕了王振，但又厉声警告道：“皇帝还年幼，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

经此一事后，王振气焰大为收敛，但由于票拟制度使然，宦官干预国事还是免不了的。此后，张后时常派人到内阁询问政事，一旦得知有王振独断而未交内阁商议的，便立即派人责问。王振无法真正擅政，遂不敢再公然为非作歹，但背地里没少花心思。

太皇太后张氏所指定的五辅臣中，张辅自遭廷杖后，变得沉默寡言，再不敢与王振作对，甚至在一些重大决策上站在了王振一边，如支持王振对麓川思任发[51]用兵等。礼部尚书胡濙是四朝老臣，更是个好好先生，从不多事。如此，执政大臣便只剩了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内阁大学士。

杨荣原名杨子荣，字勉仁，建安[52]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性情警敏通达，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史称其“挥斤游刃，遇事立断”，被比作唐代的姚崇。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以武略见重的杨荣受其赏识，得以入阁，累迁至文渊阁大学士、翰林侍读，任首辅，多次随侍朱棣出征。朱棣称其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军务均委托给杨荣。

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塞外后，众人惶然不知所措。杨荣为防止军心涣散生变，也为了避免一直窥测大宝之位的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趁机作乱，坚持秘不发丧，严密封锁消息，并搜取军中所有锡器，销熔后打造成一口棺材，将朱棣遗体装入内中密封，避免尸臭外溢。又将承造的工匠杀了灭口。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再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是以旁人均不知皇帝已经驾崩。杨荣和宦官海涛则轻骑赶回京师，禀报太子朱高炽。朱高炽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杨荣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朱高炽顺利登基为明仁宗，政权得以平稳过渡。杨荣因功拜太子少傅、资善大夫、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

杨溥字弘济，号澹庵，湖广石首[53]人，与杨荣同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侍皇太子朱高炽为洗马，祸福均因此而起。

永乐十二年（1414年）闰九月，明成祖朱棣北征回师，汉王朱高煦随征，乘机进谮。朱棣本就不喜欢文弱的太子，说得多了，不免心动。回到京师后，朱棣便以朱高炽迎驾迟缓为由，对太子大加训斥，还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捕。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是朱棣“靖难”旧人而未被祸及。金忠不顾个人安危，拼死力保太子，才使得朱高炽未遭废黜，但杨溥等东宫官员却被关入了暗无天日的锦衣卫诏狱。

在这之前，已有大学士解缙受太子牵连而遭杀身之祸的前车之鉴。解缙字大绅，号春雨，吉水[54]人。自幼颖敏绝伦，有“神童”之称。五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七岁能述文，赋诗有老成语。十岁日数诵千言，终生不忘。十二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

洪武二十年（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成为名动一方的解元，时年十八岁。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与兄解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授庶吉士，读中秘书。同年，官至翰林学士。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器重他，命其常随身边。

然解缙成名既早，才气又高，难免恃才傲物，直言不讳，为人所忌，屡遭谗言。朱元璋认为解缙年轻气盛，缺乏涵养，必须闭门思过，修身养性，否则会成为众臣围攻的对象，于是命解父将解缙领回，又告道：“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解缙灰溜溜地回到家乡，闭门读书八年。朱元璋去世后，解缙入京吊丧，又遭大臣攻击，被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贬为河州[55]卫吏。直到建文帝四年（1402年），因礼部侍郎董伦求情，解缙才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一眼相中了解缙[56]，随即建立内阁，命解缙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等入阁参预机务，明朝内阁制度由此开始。不久，解缙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为内阁首辅，又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主编《永乐大典》，可谓备受皇帝信任。但由于他卷入立储之争，且站在朱棣不喜欢的朱高炽一方，终不幸引来杀身之祸。

当时北平已改称北京，设顺天府，不过京师仍然是南京。明成祖朱棣登基后，迟迟不立太子，且命世子朱高炽居守北京，而次子朱高煦则随侍在京师南京，一疏一亲，已是显而易见。朱棣有意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立储事关重大，自古便以“嫡长制”为“万世上法”，朱棣若废长立幼，便是公开违背祖制，难以向天下臣民交代，因而他始终犹豫不决，便问心腹大臣解缙的意见。

解缙明知道皇帝心中已决定立朱高煦为太子，征询自己意见只是因为需要内阁的支持，仍然直言道：“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性成，天下归心，请陛下勿疑。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

朱棣不答。解缙又顿首道：“皇长子且不必论，陛下宁不顾及好圣孙吗？”

好圣孙便是朱瞻基，为朱高炽长子，朱棣长孙。在朱瞻基出生的当晚，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皇帝将一块大圭赐给了他，上面刻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大圭即是大玉璧，象征着权力。朱棣认为梦是瑞征，父皇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表明有意将江山送给他，且那块大圭与传说中的传国玉玺很像。刚好孙子朱瞻基就在这个时候降生，朱棣认为梦中的情景印证在孙子的身上，非常高兴。朱瞻基渐渐长大，英气满面，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朱棣深为钟爱。解缙深知朱棣心思，故意提到长孙朱瞻基，希望能因此感动朱棣。

隔了数日，朱棣画了一副《虎彪图》，命各廷臣应制陈诗。彪即为老虎的幼崽，图中画有一虎数彪，亲昵地在一起玩耍。解缙应声题了一首五绝，其诗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这首诗非常巧妙，寓意深刻。朱棣终于被感动了，与解缙相视而笑，同意立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可以说，解缙在立储一事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朱高煦深恨解缙。

朱高炽虽然被立为太子，危机却并没有解除，经常不合朱棣的心意。朱棣嫌弃朱高炽肥胖，特意吩咐御膳房给朱高炽减食，逼迫他减肥。有人看到太子饿得难受，就偷偷给他送饭。朱棣知道后，怒气难消，将此人杀死。与朱高炽的待遇相比，高大英武的朱高煦格外受到宠爱，礼秩甚至超过了太子标准。

解缙看在眼中，忧心忡忡，忍不住向皇帝进谏道：“陛下这样等于鼓励他们兄弟之间相争，实不该这样做。”

朱棣闻言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在离间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自此疏远了解缙。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赐给内阁学士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唯独不给解缙。

朱高煦对解缙更是恨之入骨，便诬陷他泄露宫内机密，愈发激起朱棣的愤怒。不久，朱棣便以解缙在廷试时阅卷不公为名，将其谪贬广西。解缙刚上路，又说他胸怀怨望，改贬交阯。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恰逢朱棣北征未归，只谒见了皇太子朱高炽，随后返回。朱高煦便说解缙为私见太子，故意趁朱棣外出时进京，无人臣礼。朱棣大怒，立即下令逮捕解缙入京下狱，拷掠备至。大理寺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翰林院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御史李至刚等人均连坐入狱，其中高得抃、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均死在狱中。还是解缙自认罪状，话中一个字都不提太子朱高炽，才没有因此兴起大狱。

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十三日，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按惯例献上囚籍，朱棣翻阅时见到解缙姓名，随口道：“解缙竟然还活着？”

纪纲心领神会，回官署后让狱卒故意用酒将解缙灌醉后，拖到积雪中埋起来，解缙活活冻死，年仅四十七岁。朱棣还不解气，又下令抄没其家产，将其妻子、儿女、宗族都流放到辽东。

杨溥等东宫官属受太子牵连被逮捕入狱，是继解缙被杀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杨溥等人入狱后备受折磨，饮食经常被有意断绝，又随时可能被明成祖处死。其他人难免心灰意冷，杨溥却更加勤奋读书，狱中十年，从不间断，读遍经史诸子。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下诏释放杨溥等人。杨溥擢升翰林学士，掌弘文阁事。明宣宗朱瞻基时，又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典机务。

杨溥朴实正直，廉洁好静，恭敬谨慎，为人有“相度”，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大臣们论事争辩不下时，难免口不择言，甚至有人口出秽语，杨溥却总能平心静气地处理，大臣们无不叹服其气度。

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以字行，泰和[57]人。一岁丧父，其母改嫁当时任德安同知的罗氏，杨士奇遂改姓罗。某次罗家祭祖，年幼的杨士奇自做土像祭祀杨氏祖先，被继父发现，盛赞其志，恢复其宗姓。后来罗氏因得罪权贵戍边陕西去世，杨士奇遂游走于湖广，一边教学一边侍母。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品格，很快他便声名在外。

建文年间，明惠帝朱允炆召文臣修撰《明太祖实录》，杨士奇以史才被荐入翰林，任编纂官。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改编修，主修《太宗实录》，累官左春坊大学士，迁少傅，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明仁宗病重时，召杨士奇书写遗敕，召太子朱瞻基回京。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杨士奇担任总裁修撰《明仁宗实录》，力主罢兵交阯。又善于知人，喜欢推举寒士，甚至包括一些未曾谋面的人，名臣于谦、周忱、况钟等人均由其举荐。

明宣宗驾崩后，明英宗朱祁镇年幼，军政大事均由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张后指定杨士奇、杨荣、杨溥为辅政大臣，与张辅等同心辅佐皇帝，下令所有部门议案均先经过内阁三杨的咨议后再进行裁决。时人议论三杨，称杨士奇有学者风范，杨荣有才干见识，杨溥有高尚品德，为其他大臣所不及。

王振也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且深得太皇太后张氏信任，自己一时难以动摇，因此表面上对三杨毕恭毕敬，还经常演一番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好戏。

一次，明英宗朱祁镇与小太监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一旁，便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对朱祁镇道：“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江山社稷怎么办？”

朱祁镇虽是万民之主，却独对王先生又敬又畏，当即恭恭敬敬地听从，命人将球扔了。三杨没有看出王振是在演戏，反而由此对王振大加赞赏。

后来，王振再来内阁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地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群臣见辅政大臣尚且如此，也不得不跟着礼敬王振，王振一时风光无限。

太皇太后张氏也知道王振有野心，但其人背后是英宗皇帝，一旦冲突起来，势必与孙子不睦。她已是耄耋老人，又怎能与少年皇帝争锋呢？这大明江山到底还是他朱家的。因而只要王振不太过分，她也不再多干涉。

如此过了一段时间，王振又故意问三杨道：“国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过三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以后该怎么办？”

三杨中为首的杨士奇答道：“身为老臣，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振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杨荣最知兵事，谋略也最高，立即答道：“我辈已老，无能为力，应该以人事君。”

王振听了大为高兴，第二天就推荐四人入阁。如此，内阁增加到七名大臣，三杨立即显得势单力孤起来。杨士奇埋怨杨荣向王振让步。杨荣回答道：“王振讨厌我们，我们三人已老，就算不让他如愿以偿，他一定不会甘心。万一他说服皇帝，让某人入阁，我们也无可奈何。倒不如现在让他举荐，谅他还不敢援引小人。这四个到底是我辈中人，何碍？”

杨士奇这才明白杨荣的深意，深以为然。按杨荣的意图，是想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三杨退位，这些阁臣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杨荣想到这一步棋的时候已经晚了。

到了这个时候，连三杨这样的元老大臣都不得不开始向王振让步，朝臣中的风气不问可知。但只要三杨在，王振仍然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势必要铲除三杨才罢休。

王振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杨荣。杨荣生活作风比较奢侈，好收受贿赂，最容易被王振逮到把柄。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得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这才避免了灾难。

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请假回福建扫墓，归途中在杭州病殁，享年七十。

不久后，杨士奇请假回籍，王振趁机大做文章。杨士奇的长子杨稷曾经仗势杀人，王振怂恿言官翻案弹劾，阁议不加法办，只以弹章封寄杨士奇。但言官又列举杨稷横行不法的罪状几十件之多，内阁无法庇护，将杨稷交大理寺拘系，但看在杨士奇的面子上，案子没有立即审理。王振又故意让英宗皇帝下诏安慰杨士奇。这样一来，杨士奇自觉无颜还朝，不肯回到京师。三杨中只剩下杨溥，愈发势孤。而其余阁臣都是后进，无力与王振对抗。

三大殿落成后，朝廷举行了庆贺大典，赐文武大臣宴。明朝自建国以来，“中官不预外廷宴”，所以事先没有邀请王振。王振却因此大发雷霆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

明英宗朱祁镇见不到“王先生”，也内心不安，问道：“王先生为何不来？”于是，开东华门中门召王振。王振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自此，开宦官参加朝廷大宴的先例。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太皇太后精明谨慎，她在死之前，本来已经预见王振将要揽政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除掉他。太皇太后一死，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更加无所顾忌。太皇太后死后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将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在宫门的铁牌销毁。这就是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字的铁牌，这条祖训对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势必拔之而后快。

朝野上下对太祖所立铁牌被毁之事一片哗然，却只是敢怒不敢言。明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新立钱氏为皇后不久，开始亲自上朝听政，却依旧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对王振的行为听之任之。

王振权势熏天，不过也有少数大臣不肯屈从。王振初得势的时候，问三杨道：“吾乡谁可为京卿者？”

其本意是想提拔同乡为京卿。三杨明白王振的用意，因受制于王振，于是推荐了王振的同乡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后，杨士奇要他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于公朝，谢恩于私室是我所不为之事。”断然拒绝。

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唯独薛瑄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颇为惊讶。“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王振主动跟薛瑄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王振遂怀恨在心。

后来北京有位武官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见其妾岳氏貌美，想据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瑄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结果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诬告薛瑄收了被告贿赂，并将薛瑄问成死罪。

极为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到临刑时，薛瑄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连王振家中一名老仆人也主动站出来为薛瑄申辩，痛哭流涕，竟然由此打动了王振，决定放薛瑄一条生路。

当时薛瑄已经被绑到法场。幸好明朝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重囚处决三复奏”的制度。处决犯人的当天，刑科[58]上奏请旨，皇帝批示不准，再请再不准，三请方准，取的是“杀之三，赦之三”的意思。这些程序完成后，往往已经是正午，所以无形之中，斩首变成了午时三刻。刚好三复奏的时候，兵部侍郎王伟上书请求赦免薛瑄，王振便利用这个机会，改薛瑄的死罪为革职，放回乡里[59]。

薛瑄算是运气好，其他不趋迎奉承王振的官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王振为巩固权位，以残酷手段排除异己。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王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系长安门外，或下狱监禁，或被贬官夺俸。

就连皇亲国戚，王振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顺德公主，因事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吕宝。被王振知道后，说石璟贱视宦官同类，找个由头，将石璟逮捕入狱。其他内外官员，时常被王振一党欺压，王振专权愈甚。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有深宫中的明英宗朱祁镇浑然不觉，对王振更加信任。

但世上总有不畏强权的忠直之士，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子监授课时，公然讲述历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后，发誓要报复李时勉。他既兼领东厂提督，便利用职务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调查反对派大臣各种阴事，以此手段来铲除异己，许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只是当王振用同样方法来对付李时勉时，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广大的东厂番子始终查不到李时勉的任何把柄。只是想不到王振并未死心，派了人监视李时勉的一举一动，今日伐枝之举，也成了他一条大大的罪状。

朱骥明白了究竟，却没有立即赶去国子监救人，只皱紧眉头。李时勉于朱家有恩，朱骥并非不愿意出面，但王振是司礼监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没有人能够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杀头的罪名。

李骥几人虽期盼地望着朱骥，却也明白其中难处。

林鹗道：“我们来找朱兄，是想可否请朱兄出面，请那些锦衣卫校尉通融一下，让监生们从旁扶住木枷，好减轻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这几日天气又这么热，怕是他老人家……”

忽听到有人叫道：“朱骥！”

转头望去，却是朱骥的岳父兵部侍郎于谦。他从来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称呼小名或是昵称。

朱骥见于谦一身官服，忙迎上去问道：“岳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还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云庵[60]进香，说明日才回来吗？”

“姑姑”是于谦的妹妹于冰，她嫁给钱塘人氏朱济，目下孙子朱喜得了怪病，听说京城有名医能治，遂千里迢迢带着孙子赶来北京求医，住在兄长家中。于谦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时，时常去碧云庵进香。这次于冰和于璚英都想去碧云庵为家人求签祈福，正好赶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于谦摇了摇头，道：“边关有告急文书送到，我不得不临时赶回来。不过璚英还陪着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来了。”又问道：“你不是今日当值吗？怎能擅自离开官署？”语气颇为严厉。

于谦曾是有名的铁面御史，朱骥又素来敬畏岳父，竟一时语噎，看了李骥一眼，这才嗫嚅道：“那个……李祭酒他……”

于谦皱眉问道：“李祭酒怎么了？”

丘濬忙大致说了经过，还未说完，一旁李骥便哭出声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于公也是朝中重臣，请您救救他老人家。”

于谦未及开言，便听到北面传来呼喝打斗声，那边是兵部、工部、户部、礼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礼当是以诏令的名义下令拿人，我只能等到上朝面圣时，当面向皇帝求情。”

李骥道：“那是三日后了，家祖年事已高，哪里能撑到那个时候？”

北面又传来嘈杂声，甚至多了金刃交接声。于谦转头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后、皇上一行应该在返京途中，你们不妨选几个监生做代表……”

林鹗登时眼前一亮，道：“于公是让我们拦路向皇帝和太后告御状，替李祭酒申冤？”

于谦道：“不是告状，也不是申冤，而是请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骥毕竟还是个少年，沉不住气，声音又尖锐起来，嚷道：“什么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诬陷，说是赦免，倒像是承认有罪了。”

于谦摇了摇头，一时不便当众说明王振与英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状，等于当街告皇帝，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丘濬倒是会意了过来，忙道：“多谢于公出言指点，我们这就回国子监找些同学商议。”

朱骥微一迟疑，道：“那我……”

于谦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赶去国子监，看是否能先行设法解救李时勉，摇头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锦衣卫校尉必然奉了严令。况且他们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于朱家，若要看你的面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于公分析得极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这一趟了。事情紧急，我们得尽快回国子监，好设法解救李祭酒。”

朱骥只得与丘濬等人拱手告辞，又跟随于谦往中央官署赶来。

却见是鸿胪寺前出了变故，一群人混战扭打在一起，还动了真家伙。看服饰，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贡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军军士亦闻声赶过来，却不加劝阻，只在一旁指指点点看热闹。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着双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 * *

[1]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正门除国家大典以外，常年不开。皇帝迎娶皇后时开此门，迎大红喜轿进门，其余妃、嫔只能乘彩车进玄武门（清代称神武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大明门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门旧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纪念堂。

[2]清代时，清廷改大明门为大清门时，直接将“大明门”门匾拆下，翻转重刻后重嵌。民国时，执政选定于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的前一天）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因不知清廷已翻转门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面，直接刻上“中华门”。然拆下门匾后，才发现里面是“大明门”三字，只好临时赶制了一块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及奠基人）题写“中华门”匾额，挂于檐下。原“大清门”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务管理局保存，后移交首都博物馆。

[3]棋盘街到清代乾隆时改围以石栏，中间有路通东、西江米巷（今东、西交民巷），新中国成立后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悉数拆除。

[4]隋代以来，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狱，与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并列。唯元代只设刑部，无大理寺。明清两代，刑部与都察院（由前代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为最高监察机关）、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改刑部称法部，刑部之称遂撤。

[5]明初官员休假很少，一年只有3天假期，分别是春节、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后期，休假制度才逐渐完善起来，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节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废除了前朝名目众多的探亲假期，只规定父母大丧，守孝3年。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后期才受西方影响，每月例假改为每周日休假1天。

[6]圆觉寺：遗址在今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老君堂村，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宠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称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报答前朝皇帝恩宠为名，用所获赏赐的金币以及募捐所得，在赐地武基庄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颇具规模：中有如来殿，左为观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后圆觉殿。廊庑绘有五百罗汉像。此外还有钟鼓楼、禅堂、斋堂、僧房，外有山门、金刚具像等。正统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后，金英又将皇帝所赐田土、树株布施给寺庙，作为斋粮，并延请名师住持，率领僧众朝夕讽诵经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遥于极乐，及当今皇上英宗万岁圣寿。明英宗十分高兴，钦赐寺名圆觉禅寺。

[7]钱塘：今浙江杭州。于谦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时出生于杭州钱塘太平里（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称建文皇帝。

[8]陆贽：字敬舆，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科。后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乱，陆贽随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诏书下达之日，虽武夫悍卒，读之无不挥涕感动，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连起兵叛唐的节度使王武俊、田悦、李纳读到诏书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

[9]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汉王朱高煦封地。

[10]顾佐：字礼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庄浪知县。端午节时，守将集合官僚校尉，因顾佐是文士，便故意为难他。顾佐取弓箭一发中的，守将拜服。永乐年间入京任御史，为官刚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刚直不挠，得罪权贵极多，宣德年间多次被弹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顾佐入内廷办公，独处一间小夹室，不是议政不与官员们群坐，由是得绰号“顾独坐”。

[11]明代地方行政分为省、府、县、里四级，在省一级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统管行政、军事、刑名，直接对中央各部负责，互不统属，互相制约。但中央为了加强对各省的控制，经常临时派出中央官员了解、处理地方事务，协调军政事宜，此即为巡抚制度——“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长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叶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两个相当于省区的地方：南直隶（或称南畿，以南京为中心）和北直隶（或称北畿，以北京为中心）、浙江设巡抚自此始”。由于明宣宗朱瞻基发展完善了巡抚制度，曾大量增设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抚。于谦曾以山西道监察御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不畏权贵，为许多案子平反昭雪，声名很高。明宣宗正式设立巡抚后，亲自书写于谦名字交给吏部，于谦因此越级升迁任兵部左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但巡抚是其本职，兵部侍郎只是挂名。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于谦依旧负责按察各地，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迁为兵部右侍郎，享受二品俸禄，这“兵部右侍郎”才是正式兵部官职。

[12]尚义仓就是开明地主捐资输谷的贮藏处所。平准仓就是丰年贱价买进，遇到凶年照昔日贱价平粜的仓库。仓前立碑勒名，书明某人捐资若干、某人输粟若干。捐二百金以上的给予冠带，贱价平粜过千百石的建坊给匾，予以旌表，并免捐资输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同时教人民口碑传诵，表示奖励。

[13]明代工部（六部之一）下设街道厅，负责北京街道设施维修养护事宜，包括日常清洁、保护公共设施等。同时又设街道房，专管京城坊巷街道，也负责平日的街道洒扫、春日通沟等琐碎事务，但直接隶属于锦衣卫。

[14]裱褙胡同：今称东、西裱褙胡同，位于今北京崇文门内北京日报社东，于谦故居（今北京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即在此处，今犹存，已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提刑按察使司：明代设立在省一级的司法部门，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但审理权限仅仅限于徒刑以下（包括徒刑）的案件，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须报到刑部审理。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主管为提刑按察使或称为按察使，简称臬台、臬司，与承宣布政使并为一省最高长官。

[16]汉代有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西晋改设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的主管官。清末始废。后亦以泛称文坛﹑艺坛或学术界﹑文化界的首脑人物。

[17]北京因是都城，地方级行政机构不同于其他，设有顺天府、五城兵马指挥司及五城巡城御史（始于明英宗正统朝）。顺天府下辖四州二十三县（辖区大于今北京地区），其中宛平和大兴两县为京县（即在北京城区）。宛平县署位于北安门外以西积庆坊（今北京平安大街什刹海以西）。大兴县署位于安定门南教忠坊（今东城大兴胡同）。除此之外，北京城又被按地理位置分为五个城区，分受五城兵马指挥司统辖，包括中兵马指挥司（官署名不带“城”字，位于仁寿坊，今大佛寺街中段）、东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思城坊，今东四北三条胡同）、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宣南坊，今西城区兵马司后街）、西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咸宜坊，今西四南大街兵马司胡同，胡同即因此得名）、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昭回靖恭坊，今交道口南大街兵马司胡同）。五城巡城御史则属于都察院监察御史外放小差，负责巡视各城区，维护治安。

[18]琼州：今海南。

[19]彝伦堂：原为元代崇文阁旧址，明永乐时重建，改今名。彝伦，意为大地入之常道。皇帝来国子监讲学时在这里设座。清乾隆修建辟雍后，彝伦堂改为国子监的藏书处所。

[20]安福：今江西安福，位于宜春市东南。

[21]明制，殿试一甲进士（一甲即前三名，号“三鼎甲”，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直接授翰林院官职，二三甲进士还可以参加翰林院的考试，即“馆选”，标准是文学优等及擅长书法，取中者被称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成绩优者留翰林院，不得留者，则为科道官、六部主事，或出为州、县官。

[22]古人认为天帝居住的天宫有一万间，皇帝身为天子，不能超越天帝，故少半间。

[23]奉天殿：即民间俗称的金銮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明永乐年间建成时称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太和殿。建成后屡遭焚毁，多次重建，今殿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后的形制。

[24]华盖殿：是皇帝去奉天殿大典之前休息的地方，并接受执事官员朝拜的地方。凡遇皇帝亲祭，如祭天坛、地坛，皇帝于前一日在华盖殿阅视祝文，祭先农坛举行亲耕仪式前，还要在此查验种子和农具。皇太后上徽号，皇帝在此阅视奏书。玉牒告成，恭进华盖殿呈御览，同时要举行隆重的存放仪式。明初称华盖殿，嘉靖时遭遇火灾，重修后改称中极殿，现天花内构件上仍遗留有明代“中极殿”墨迹。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皇室入主紫禁城，第二年改中极殿为中和殿。“中和”二字取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三大殿中唯有这间房子可供皇帝一人静静地思考。

[25]谨身殿：属于殿宇式建筑。初名谨身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建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始名保和殿。“保和”出自《易经》：“志不外驰，恬神守志。”意思是神志得专一，保持宇内和谐，才能福寿安乐，天下太平。今保和殿有“皇建有极”匾，为清乾隆皇帝御笔，典出《洪范》“皇建其有极”。

[26]余杭：今浙江杭州。涿郡：今北京。

[27]尽管当时反对迁都北京的人不在少数，但从长远来看，迁都北京确实有力地解决了北部边防的问题。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因为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即引人瞩目的“天子守边”现象。历史上王朝建都，一般都选中间位置，是“天子居中，诸侯守边”。但历史事实证明：如果守边的诸侯、边将兵力薄弱，则边患不已；反之，兵多权重又会威胁朝廷，唐朝安禄山谋反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到了明朝，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蒙古，明朝廷必须在北部边防屯驻重兵，以防止蒙古骑兵南下。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避免重蹈边将拥兵自重的历史覆辙，大肆屠杀功臣，将北部边防的立足点放在了诸亲王身上，实行以藩王御边的政策。朱元璋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因而才对孙子朱允炆得意地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他认为这样便不会对皇权造成任何威胁。燕王朱棣手中兵权最重，且为明军精锐。正是依靠这样的军事实力，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打到南京，夺取了帝位。至此，显然朱元璋那一套儿子守边的办法也不可靠，朱棣必须想出新的办法。既要安边，又不能兵权旁落，于是朱棣做出大胆举动，把国都定在他曾经的封地──北京，这样，边防的军政大权就都握在了他自己手里，大大减少了边镇将帅割据称雄的可能。而真正的积极之处在于：天子守边，如果能居安思危，以身守塞，则天下安宁。“天子守边”这一格局对整个中原的生产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促进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大后方长期的安宁，直接促使了江南手工业的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28]谅闇（liàng ān）：帝王居丧。

[29]金瓜：古代卫士所执的一种兵仗。棒端呈瓜形，铜制，金色。

[30]血竭：中药名，为棕榈科植物麒麟竭果实渗出的树脂经加工制成。据《本草纲目》：“木之脂液，如人之膏血，其味甘咸而走血，盖手、足厥阴药也。肝与心包皆主血故尔。”具有活血定痛、化瘀止血、生肌敛疮的功效。用于跌打损伤，心腹瘀痛，外伤出血，疮疡不敛。明代时之所以珍贵无比，难得一见，是因为原材料只生长于印度尼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处，属于舶来品。

[31]光禄寺卿：官名。南朝梁置光禄卿，北齐称光禄寺卿，后代沿之。主要掌宫廷饮膳及祭献食品。

[32]十二监包括司礼监、内宫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其中最重要的是司礼监，不仅总管内廷宦官事务，还兼领其他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明中后期实行的票拟制度更是使司礼监多了一项职权——批答奏章，传宣谕旨，宦官干政便由此开始。内宫监掌管各类工程事务，负责营造宫室、陵墓以及御前所用铜、锡、木、铁之器等。御用监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司设监掌管卤簿、仪仗、围蟆、帐幔、帘席、雨具等。御马监主管内府马政。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香灯等。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等。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33]宦官四司分别为：1. 惜薪司，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2. 钟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3. 宝钞司，掌管造办粗细草纸；4. 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34]宦官八局为：1. 兵仗局，主要掌造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宫中御用铁锁、锤钳、针剪以及钟、鼓、铙、钹等法器的制造，也归该局负责；2. 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3. 浣衣局，负责清洗宫中衣被等，多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4. 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5. 针工局，掌造宫中衣服；6. 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7. 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酒、醋、糖、酱、面、豆等物，供御前宫眷及各衙门内官之用；8. 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除宦官二十四衙门外，宫女们也有衙门，共五个局：尚宫局、尚仪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每个局又分为四个司，规模也不小。

[35]暹罗：今泰国。有名猫叫暹罗猫，就是因为原产于泰国。又，明宣宗朱瞻基极爱猫，有不少关于猫的绘画作品传世，曾作《花下狸奴图》《五狸奴图》《壶中富贵图》等。同时期著名宫廷画家商喜亦有《戏猫图》传世。

[36]郑和原本姓马，马氏世代为元云南重臣，与蒙古诸王、大理段氏共掌云南军政，事详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大明平云南后，郑和被俘，阉割后送入明宫为奴，后又被明太祖朱元璋赐给第四子朱棣。

[37]蔚（欲）州：今河北蔚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东临北京，南接保定，西倚山西大同，北枕张家口。

[38]明初在京师和各军驭要害之处设立卫、所（所为卫下级机构），所作为基本的驻兵单位。卫、所来源于元代而又有所发展，兼有世兵制和府兵制的性质。士兵皆有军籍，父子相继为兵，平时驻防或屯田，遇有战事，朝廷命将，领兵征战。战争结束，将还帅印，兵归卫、所。每府设一所，数府或要冲之地设一卫，每卫设指挥使、副职称指挥同知，统辖士兵5600人。卫之下有千户所，辖士兵1120人，长官有千户长、副千户长。千户之下有百户所，有士兵112人，长官为百户长。百户之下有总旗2人，小旗不等。卫、所军官多世袭。京畿附近立26卫，为天子亲军，叫作上直卫。每省设一都司，长官称都指挥使、副职称部指挥同知，统辖省内卫、所。各都司统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管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定都司为17，行都司3，留守司l，内外卫329，千户所65。明成祖后增都司为21，留守司2，内外卫493，千户所359，兵额总数（包括屯田军）达270余万人。至于其具体的分布，则是朝廷根据全国各地的战略位置、防御需要来设置，有的一府数卫，有的数府一卫，有的则一府、一州一个千户所而已。明代实行世兵制，卫所兵士皆由“军籍”家庭世代充任，卫以下军官也都世袭。这些卫所平时同时受一省军事长官都指挥使司和中央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节制，战时则听命于朝廷委派的临时将领。战罢仍归卫所。这固然避免了武人拥兵自雄的现象，但也造成了将不熟兵，兵不习将的弊端，导致军队战斗力不高。

[39]通政司：官署名。全称通政使司。明朝洪武十年（1377年）设置，秘书机构，掌内外章奏封驳及臣民进言申诉诸事，受其事移送各职能部门办理，有重大事项则请旨裁决，是皇帝的文书总收发机关。长官为通政使。

[40]明初称左顺门，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九月改名会极门，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改名协和门。

[41]明宣宗朱瞻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他自小就喜欢斗蟋蟀（又称促织），即位之后，他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朱瞻基，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弄得鸡犬不宁。据说苏州的蟋蟀特别好，朱瞻基特意命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采办了一千只蟋蟀。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当地一个小吏用一匹马换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皇帝，不料妻妾好奇观看，一不小心蟋蟀跑了。妻妾知道闯了大祸，均上吊自杀。小吏为了一只蟋蟀，弄得家破人亡，也上吊自杀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即是根据这个小吏的故事改编的。又，作为太平太子，朱瞻基很会享受，除了斗蟋蟀外，他还喜欢动植物，喜欢美食，尤其爱吃朝鲜菜。出于这一个人目的，朱瞻基大力发展跟朝鲜的关系，还写信给李朝国王，索要女厨师，因为他特别喜欢朝鲜女厨师做的朝鲜风味的豆腐。又，按照野史说法，明成祖朱棣生母碽妃本是高丽人，原是元朝宫人，后来被朱元璋收纳，之后还被封为妃子。碽妃生朱棣后，马皇后养为己子，将碽妃赐死。碽妃身世难以考证，朱棣是否具有高丽血统也不能确定，不过朱棣当上皇帝后确实偏爱朝鲜（当时高丽王朝已被李氏朝鲜取代）美女和朝鲜食物，数次要求朝鲜进献美女和擅长制作朝鲜菜肴的厨子。

[42]安南：今越南，又称交阯。

[43]永乐时期，明军兵锋极健，安南虽慑于大明军威而重新归附，但由于历史渊源，民心并不真正向明。之后，大明与安南之间几乎没有断过兵燹，战争绵延长达三十年之久，极大地牵制了明朝的军事力量，巨大的军费开支也成为明廷的沉重负担。到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时，安南问题日趋严重，明军不断在安南遭到败绩。在这种情况下，朱瞻基最终决定放弃安南，撤销交阯布政使司，承认安南独立，彻底扔掉了这个历史包袱，每年省出军费上亿两。此举在当时曾引起巨大争议，反对者不在少数。但实为高瞻远瞩之举，非但可以休兵养民，节省大批人力财力，减轻明廷的负担，还可以令明军全力应付最大的威胁——北方的蒙古。

[44]明仁宗正当壮年，“无疾骤崩”，内中必有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等官方记录只字不载其死因，故引发多方猜测。据明人祝允明（即祝枝山）《野记》记载：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初七，是明仁宗皇后张氏生日，按照惯例，嫔妃、命妇等都入宫为皇后祝寿。明仁宗贵妃郭氏为明初勋臣武定侯郭英孙女，生有三位皇子，很得仁宗宠爱。她恃宠而骄，对张皇后也不如何恭敬。张皇后生日当天，郭贵妃忽然一改前态，上前敬酒。张皇后却不肯接酒，场面甚为尴尬。老好人仁宗皇帝遂出面圆转，主动接过郭贵妃的敬酒饮下。郭贵妃大惊失色，却是阻止不及。一个多月后，明仁宗身感不适，于五月十二日骤然病逝，郭妃也自刭而亡。而据官方正史《明宣宗实录》记载：仁宗死后，有五妃殉葬。郭贵妃曾生育三位皇子，依例不在殉葬之列，但她居然也被列为从葬亡妃。虽然官方文献说郭氏是“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但其诸子尚幼，不大可能自杀，似是从侧面证实了《野记》的说法。

[45]阴症：中医诊断学名词。凡症候之在里，属寒、属虚者，均属阴症。如：身寒喜温，面色苍白，转侧艰难，卧时蜷缩，倦怠乏力，萎靡不振，舌质色淡而胖嫩，舌苔润滑，静而少言，语声低微，呼吸怯弱，食减难消，口中无味，不烦不渴，腹痛喜按，大便溏薄，小便清长或短少，脉象沉微、细涩、迟弱无力等。据明人所著《病逸漫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又据《明史·罗汝敬传》：“宣宗初，（罗汝敬）上书大学士杨士奇说：‘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险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古时治疗阴症并无良药，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这类药方明成祖朱棣晚年也服用过，大多为猛烈之药，服后容易兴奋，也容易暴怒。

[46]明仁宗驾崩后，消息很快走漏。明仁宗亲弟汉王朱高煦就藩山东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但在京师安插了众多耳目，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精骑截杀远在南京的太子朱瞻基，阻止其返京继位。然自山东出发的骑兵，竟未能追上从南京出发的太子，朱瞻基已从南京驰到良乡（今北京西南20公里良乡镇，是北京的西南门户，因“人物俱良”而得名），在那里接受了继位遗诏，随即入京主持举哀发丧，在明仁宗灵前即位。再反过来看太子朱瞻基的行程。当年四月十四日，朱瞻基离开北京，前往凤阳（明太祖朱元璋故乡）祭祖，而后赴南京。朱瞻基出发后，明仁宗出京至昌平祭长陵（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墓，为明十三陵之首），显然身体无恙。五月十二日，仁宗忽然重病，急命宦官海涛携带诏书驰赴南京，召还皇太子。当时南北两京相距两千里，而朱瞻基在六月三日便与海涛一道赶回了北京。从海涛角度来看，他来回只用了二十天，二十天奔驰四千里，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再从太子朱瞻基的角度来看，他离京是为了到凤阳祭祖，按日程安排来看，他最快六月中旬才能到达南京，然而他竟在六月三日便赶回了北京，以当时通信及交通条件来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除非他早猜到京师要出大事，预先做了准备。汉王朱高煦封地居于南北两京中段，以他消息之快及路程之短，所派截杀精骑竟连太子朱瞻基的影子都未追上，似乎也说明了问题。

[47]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降为陪都，用北京控制北方边防，用南京控制南方财赋。南京同样设立一套政府机构，但诸司印信全都移至北京。南京宫殿虽然有皇族和大臣驻守，但却渐趋衰败。正统十四年（1449年）夏六月，天降雷雨，谨身殿、华盖殿等被雷电击中起火烧毁。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五月，南京刮飓风，太庙的树被连根拔起，太庙大祀殿和皇城各门兽吻被毁。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南京下暴雨，江水泛滥，整个南京城及皇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公元1644年，当李自成攻陷北京、南明不得不在陪都南京建立小朝延时，南京皇宫已经相当破败，三大殿荡然无存，福王朱由崧只能在武英殿登基。清朝平定江南后，将明皇宫改为八旗兵驻防城，各处建筑遭到很大破坏。太平天国期间，明皇宫又经受了一次较大的破坏。此时，除了地下埋藏的石构件尚保存完好以外，地上只剩下一堆残垣碎瓦，成为蛇鼠出没的废墟。

[48]承天门：今天安门，为著名工匠蒯祥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说，承天门是至高皇权的象征，其名字来源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首创的圣旨开头语：“奉天承运。”表明其一切行动都是奉天而行，朱氏皇朝是承方兴之运。影视剧中经常看到这一幕，皇帝派人颁布圣旨时，开头总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一套实际上是起自朱元璋。承天门还是明廷圣旨出宫的地方，颁布圣旨时，要将圣旨装在盒子里，盒子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慢慢放下去，下面有人跪着接住盒子，表示“承天”的意思。

[49]廷杖行杖情形，钱穆在其所著的《国史大纲》提到：“（廷杖）其残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魏叔子集》载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唯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塵满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腐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而监杖用内官，行杖用卫卒，遂使士大夫悬命其手。”

[50]明代制度，召外藩亲王入京，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和符信，只有皇帝或太后圣旨，才可取出。

[51]麓川也称勐卯，是傣族先民在云贵高原西部建立的古代王国。明军占领云南后，麓川主思伦法与明通好，明廷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麓川遂成为明朝属国。到了思任发一代，起初尚能与明朝相安无事，后兼并各部，势力渐盛。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据地拥众反明，次年攻占南甸、腾冲，曾击败明黔国公沐晟等军，沐晟（明太祖朱元璋义子沐英次子，女为明成祖第三子朱高燧正妃）因此而畏罪自杀。正统六年（1441年），在兵部尚书王骥、定西伯蒋贵等重兵镇压下，势渐不振。正统八年（1443年），败走缅甸，明军再兴师征讨，务求除之。正统十年（1445年）十二月，缅甸宣慰使卜刺浪马哈省将思任发活捉，献于明朝，思任发中途绝食而死。对麓川用兵为正统一朝的重大军事失误，完全是宦官王振好大喜功所为，征伐麓川的明军70%都死在了云南，包括方政、沐晟等著名良将。

[52]建安：今福建建瓯。

[53]石首：今湖北石首。

[54]吉水：今江西吉水。

[55]河州：今甘肃兰州一带。

[56]朱棣大军占领南京时，解缙的身份还是建文朝的大学士。之前他已与另一位大学士胡广（建文二年庚辰科状元，该科廷试王艮本是第一，但因貌丑，不得不屈居第二，胡广则因相貌端正替代王艮成为状元）约定：城破便一起自杀殉国。然死到临头时，解缙又不舍得，于是派仆人去查看胡广是否已经自杀。仆人到胡府时，胡广正要将头套进绳圈中上吊自杀，忽转头问家人道：“那几口猪今日喂了吗？”仆人回报后，解缙笑道：“连猪都放不下，哪会放得下自己？”于是放弃自杀，后与胡广一道降燕，拥朱棣为帝。解缙后来为朱棣器重，去探访驸马李让（娶朱棣女永平公主），恰巧李让不在家。永平公主久闻解学士大名，想一睹风采，便隔帘叫人留解缙用茶。解缙索笔题诗道：“锦衣公子未还家，红粉佳人叫赐茶。内院深沉人不见，隔帘闲却一团花。”永平公主大怒，奏报父皇朱棣。朱棣笑道：“此等风流学士，见他怪做什么？”就此作罢。

[57]泰和：今属江西。

[58]非刑部，六科之一，负责处理刑事案件。

[59]明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详细记载了这件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振有老仆者，山西人也，泣於下，振怪问之，曰：‘闻薛夫子（指薛瑄）将刑，故泣耳。’振问：‘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乡人也。’具言其平生状。振惘然，立传旨戍边，寻放还家。”直到王振死后，薛瑄才重新被起复，后来一直做到礼部侍郎，并一度以翰林学士入阁。

[60]碧云庵：今北京香山碧云寺，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相传为耶律楚材后裔耶律阿勒弥舍宅开山而建。明正德年间，御马监太监于经曾在寺后营建生圹，对庵寺进行扩建，并改碧云庵为碧云寺。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亦在此营建生圹，并重修碧云寺。但于、魏二人均获罪而死，未能葬于此地。至清乾隆年间，又对碧云寺进行大规模增建。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灵柩曾暂时停放在碧云寺后殿，此殿后因此而改名为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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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山河影转

瓦剌虽然强盛，但蒙古地区基本上是游牧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需要用畜牧产品交换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因而尽管瓦剌也先完成了霸业，还是不得不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但瓦剌仍不满足，经常借朝贡名义，大肆讹诈明朝财物，稍不满意，便故意在边境上制造事端，还抢掠沿途财物。更私自大量购买弓箭，夹藏在箱箧里，运出塞外。

年年马上见春风，花开花落醉梦中。

短发经梳千缕白，衰颜借酒一时红。

离家自是寻常事，报国惭无尺寸功。

萧涩行囊君莫笑，独留长剑倚青空。

——于谦《春日客怀》

于谦见到兀良哈、日本两方使者公然在中央官署前殴斗打架，忙上前喝止道：“住手！快些住手！”

那些使者斗殴正酣，又不知道于谦是谁，哪里肯听从？明军军士认得于谦，见兵部侍郎出面喝止，便稀稀拉拉地上前劝架。不料最先上去的军士反而被兀良哈武士摔了个跟头，其他军士恼了火，一拥而上，这才勉强控制了局面。日本人退在一边，个个垂头不语。兀良哈人犹不肯甘休，脸红耳赤地指手画脚。

于谦也听不懂兀良哈人在叫嚷什么，便过去问那荷衣女郎道：“珠娘，出了什么事？”

珠娘姓蒯名玉珠，是匠官蒯祥的孙女。蒯祥即是永乐年间主持修建紫禁城的工匠，而今仍然在世，且最近又受明英宗朱祁镇之命重新修建了早先毁于大火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1]。三大殿重修是朱祁镇非常自豪和夸耀的事，正好朝贡的兀良哈和日本使者请求瞻观中国紫禁城风采，朱祁镇便趁皇室齐齐外出东郊为太后祈福祝寿之机，命蒯祥引使者们参观三大殿。蒯祥年事已高，又惧炎热，身子不便，禀报过皇帝后，遂命最钟爱的孙女蒯玉珠代劳。蒯玉珠与恭顺伯吴允诚孙女吴珊瑚交好，向其学得一口流利的蒙古话，既受命引领兀良哈使者参观皇宫，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蒯玉珠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两方莫名其妙地就打了起来。我虽懂蒙古语，却完全听不懂日本语，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通译也不知跑去了哪里。”

于谦皱眉问道：“是鸿胪寺派的通译吗？是谁？”蒯玉珠道：“杨埙。”

于谦眉头愈发紧锁，奇道：“怎么找杨埙做通译？鸿胪寺没人了吗？”

蒯玉珠没好气地答道：“鸿胪寺只有四个人懂日语，最主要的那个被王司礼充军去了边关，一个告老还乡，一个父亲刚刚去世，回家奔丧去了，还有一个病重得起不来身。这北京城虽大，可懂得日语的还真不多，似乎只剩下杨埙了。”语气很是不满，也不知是针对大宦官王振，还是暗指通译杨埙。

鸿胪寺专主外宾之事，杨埙却并非鸿胪寺专职人员，而是个工部营缮司[2]主事，主管漆事。杨氏世代为苏州髹漆名匠，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后因技艺出众被征调到北京。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选派工匠到日本学制漆器画，杨埙便在其列。他本有天分，学得日本画漆之法后，更出己意，凡屏风器具上，以髹笔妙绘染，山水、人物、花鸟，书画俱佳，神气飞动，极其精巧，愈久愈鲜，号“杨倭漆”[3]。日本人见到亦韶龆称叹，称赞杨埙天资敏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艺绝古今。

只是杨埙技艺虽高，为人却放荡不羁，倒像个花花公子，与蒯祥那类规规矩矩的工匠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于谦听说杨埙是目下唯一能找到的日本语通译，一时也无法可想，便道：“你先去安顿那些兀良哈人，问明情由，我派人去找杨埙。”

蒯玉珠却道：“我的任务只是带这些使者参观紫禁城三大殿，我已经完成了，安抚之类的活儿，该由鸿胪寺官员去做。”

于谦道：“珠娘该知道今日本是假期，鸿胪寺当值官员怕是也跟皇帝去了东郊。”

蒯玉珠道：“我也是大明子民，也该在放假之列。”顿了顿，又道：“况且于公身边不就有一个懂得蒙古语的通译吗，哪里还用得着珠娘？”狠狠瞪了于谦身后的朱骥一眼，竟就此扬长而去。

于谦习惯地皱了皱眉头，扭头问道：“怎么回事？你得罪珠娘了？你们不是邻居吗？”

朱骥摇了摇头，沉默不应。于谦便不再多问，命军士将兀良哈、日本使者带开，尽量分开安顿在南、北会同馆[4]中，又命人分别去找鸿胪寺官员及日本语通译杨埙。他因为还有紧急公务，不便多滞留，不再理睬使者斗殴之事，只留下朱骥善后，自往兵部官署去了。

朱骥因与蒙古族将领恭顺伯吴允诚比邻而居，也略通蒙古语，上前询问了几句，这才知道究竟——

原来适才参观紫禁城时，日本使者既惊叹宫殿的宏伟，又指着兀良哈人嘘声连片。通译杨埙虽然没有翻译内容，但从日本人神态及动作比画来看，不难猜到对方是在嘲笑蒙古以天为盖、以地为庐的游牧生活方式。兀良哈曾助明成祖朱棣夺取江山，有功于大明，本瞧不起专为朝贡讨赏而来的日本使者[5]，兼之都是火暴性子，当即上前质问。日本使者遂勉强噤声。兀良哈人见日本人避让，又身处大明禁宫之中，不便多生事端，也就此算了。

偏偏通译杨埙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充当和事佬，称日本国民迄今也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卧，跟蒙古人差不多，不必五十步笑百步。语气之中，对日、蒙双方都颇为轻视。兀良哈、日本两方都有懂汉语者，闻言各自大怒，朝杨埙怒目相向。杨埙竟然大笑着指着奉天殿道：“等你们什么时候造得出这样的宫殿，再来瞪我不迟。人，最重要的不是该有自知之明吗？”

言外之意，蒙古、日本永远造不出像奉天殿这样恢宏壮丽的宫殿来。杨埙说的倒也是事实，兀良哈人、日本人遂悻悻作罢。

出紫禁城后，本该由杨埙引着两方使者到鸿胪寺集结，但蒯玉珠再转头时，却发现杨埙人不见了。

这时候，兀良哈人又见到日本人在互相打手势，似在嘲笑己方，于是争吵起来，这次日本人也毫不示弱。双方开始尚且用结结巴巴的汉语对骂，很快就发展为各说各的语言，即便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也深悉对方不可能听懂自己在说什么，也要将污言秽语狂风骤雨般地倾泻过去。再到后来，对骂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便干脆动上了手。

朱骥问明情由，却是哭笑不得，不知该如何解决，只得略安慰了兀良哈使者几句，命军士先送其往会同馆安歇。

这边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忽见一名军士从北面狂奔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人，一面死死紧追，一面挥手大喊大叫。

前面那军士面生，后面那人朱骥倒是认得，正是工部官匠杨埙。正待走开的日本使者见到明廷指派的通译终于出现，忙赶了过来，将杨埙团团围住，七嘴八舌，争相诉说兀良哈使者的不是。

杨埙大叫道：“让开！我有急事，快些让开！”

日本人哪里肯听，个个委屈得不行。一名受了刀伤的男子还将血淋淋的伤口伸到杨埙眼前，要请他主持公道。

杨埙虽急不可耐，却始终冲不出包围圈。他挣扎着在原地跳了一下，看到朱骥站在不远处，忙高叫道：“朱千户！朱千户！”

朱骥便走过来问道：“杨匠官，你去了哪里？我正派人到处找你。”

杨埙被人群挡住，看不到朱骥的面孔，只听得到声音。他也不及寒暄，急忙道：“朱千户，拦住那个人！快拦住前面那个军士，他是个冒牌货！”

朱骥这才会意过来，忙抬脚去追。那军士已到东街口，旋即调头往北，往皇城根方向奔去。朱骥紧追过去，虽落后许多，但尚能看到那军士背影。然到东安门一带时，竟就此不见了对方踪迹。

朱骥见东安门守门军士狐疑地望着自己，忙上前出示锦衣卫腰牌，问道：“适才可有见过一名军士经过？”

一名军士答道：“这里是皇城根，总有许多巡逻军士来来往往，不知朱千户问的是哪个？”

朱骥道：“巡逻军士都是结队而行，有没有见过落单的？”那军士摇头道：“没有。”

另一名军士道：“刚才倒是有个落单的男子经过，不过不是军士打扮，就是普通百姓。但模样可是大大咧咧的，路过东安门时，还横了小的一眼。小的看他往东厂方向去了，还以为他是东厂番子呢。”

朱骥只远远见到那假军士的身影，未知面貌，料想打听不出个所以然，更无从搜寻其下落，只得折返回来。却见日本及兀良哈使者均已散去，漆匠杨埙人也不见了。

正狐疑间，一名军士匆匆过来，告道：“于侍郎有公务请朱千户去一趟兵部衙门。”

朱骥点点头，遂赶来兵部官署。一进大门，便见到漆匠杨埙被全副武装的军士押在一旁，不由得十分惊讶。于谦正在与兵部尚书邝埜站在堂前议事。邝埜一身便服，显是来不及更换官服便直接赶来了官署。于谦转头见到朱骥，便打了个手势，示意女婿先在堂外等候。

朱骥便走到杨埙面前，问道：“杨匠官，这是怎么回事？”

杨埙摇头道：“我也不清楚。朱千户没捉到那名假军士吗？只有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杨埙跟随兀良哈、日本使者团出来紫禁城后，正好看到几名米店伙计推着板车往兵部官署中运送大米，车后还跟着一高一矮两名军士。兵部是大官署，建有食堂，好方便官吏中午就餐。食堂采购供运多在官吏下班后，今日举国休假，正好是补给良日。

不知道为什么，杨埙第一眼看到那两名护送军士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一时好奇，便跟了过去。

到兵部大门时，高个子军士还主动上前跟门前守卫招呼，守卫似是跟他不熟，爱理不理。刚好此时兀良哈、日本使者在附近起了纠纷，守卫正闲得无聊，一时心动，便赶去看热闹，又对高个子军士说了几句什么，大概是要他临时帮忙顶下岗之类。然守卫离开后，那一高一矮两名军士却没有履行守卫大门的职责，而是紧随米店伙计进了官署。杨埙愈发觉得不妥，便也跟了进去。

赶来食堂时，却发现除了米店伙计外，并无他人，那两名军士根本没有跟随板车来卸货。米店伙计虽然奇怪，但好在时常来兵部送货，早已是熟门熟路，便自行将大米扛入仓房堆好。

杨埙顺口问了几句。米店伙计回答说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两名军士，而且之前并没有接到要往兵部送米的通知，今日是两名军士临时来到米店，说奉上司命令来订一车大米。米店店家开始还觉得奇怪，因为距上一次往兵部送米还未及半月，但转念想到也许是主管食堂的官吏因官署放假，进出运货方便，要先行补充一批大米，便紧急安排伙计准备妥当，再随军士往兵部而来。

杨埙愈发起了疑心，然兵部官署甚大，竟一时未能找到那两名军士。他料想二人行踪诡秘可疑，必是冒充的军士，既然想方设法利用送米之机混进兵部，以目下情势而言，极可能是蒙古瓦剌派来的奸细，意图盗窃机密军事文件，于是往收藏重要文书的后楼赶去。他本职是漆匠，京城重要建筑髹漆都归他管，对紫禁城及各中央官署都极为熟悉。

但到后楼时，并没有见到那两名可疑军士，倒是值守后楼的军士发现胡乱转悠的杨埙，赶过来围捕盘问。杨埙忙掏出腰牌，表明身份，谎称自己是来查勘后楼漆面状况的，又装模作样地在楼前转了一圈，这才勉强解除了军士的疑问。

出来路过车驾司时，杨埙又意外遇到那两名可疑军士，其中矮军士手里还拿着一个卷轴。那两人见杨埙神情，知其起了疑心，不等他叫喊，高个子军士冲上来将他大力推倒，再与同伙拔腿就跑。

杨埙挣扎着爬起身来，揉了揉跌得生疼的屁股，这才跌跌撞撞地追将出来，正好跟进来的兵部侍郎于谦撞了个满怀。于谦倒是没事，只退了两步便立定了。杨埙一屁股倒跌坐到地上，当即痛呼出声。

于谦忙上前扶起他，问道：“杨匠官不是正充当日本使者通译吗，你来我们兵部做什么？”

杨埙一时不及多解释，急追出来，却见矮个子军士已经不见了，高个子军士正往大街方向跑去，便直追了过去。

讲完经过，杨埙又道：“后面发生的事，朱千户已经知道了，我被日本使者一拥而上给围住了，那假军士趁机逃走。朱千户去追他时，我又被兵部军士抓到了这里。”

朱骥问道：“你可有将详细经过告知于公？”

杨埙摇头道：“于侍郎一直在堂中与邝尚书议事，没空理睬我。我猜于侍郎召朱千户来这里，是打算将我交给锦衣卫处置。不过我已经向朱千户交代清楚了经过，现下可以走了吗？”

朱骥摇头道：“不行。”

又等了一会儿，于谦匆匆出来，正色告道：“车驾司的机密档案柜被人撬开，翻得乱七八糟，到底丢了哪些文卷，要等比照清单后才能知晓。不过有人看到杨匠官从那里出来。”

杨埙惊叫道：“冤枉！我是看到那两名军士可疑才跟进兵部官署，完全是见义勇为，怎么反倒成了嫌犯了？”又大致说了一遍经过。

于谦似乎不大相信，也不拐弯抹角，径直质问道：“杨匠官素来玩世不恭，何时关心起国家及兵部大事了？再说了，真有假军士混进兵部，官署内外都有人值守，你只需喊叫一声，便能将贼人一举擒获。为何杨匠官没有这么做，反倒在明知那两名军士极可能是贼人的情况下，自己冒险跟踪呢？”

杨埙一时语塞，答不出话来。

于谦便招手叫过朱骥，道：“瓦剌也先正大举南下入侵，边关事急，我没有闲暇来管这件事。这件案子按理该移交锦衣卫，你带杨匠官去吧，一定要尽快追回被盗的机密文书。”

朱骥应了一声，又见岳父神色凝重，忍不住多问了一句：“目下瓦剌军进发到了哪里？”

于谦肃色道：“大同。大同军已全军覆没，总督军务的西宁侯宋瑛及大同主将武进伯朱冕均已战死。”

朱骥“啊”了一声，这才意识到军情的严重性，不敢再多耽误岳父办公，忙带了杨埙出来，问道：“杨匠官，你实话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埙道：“就是我适才告诉朱千户的情形啊。于侍郎没看到那两名军士，你至少看到其中一个啊，还追了一程，那难道能是假的？”

朱骥道：“但于公适才的质疑有道理。你临时担任通译之职，负责将日本使者安顿好，事关国体，职责不轻，可你却半途舍弃使团，改进了兵部衙门。”

杨埙道：“因为我留意到那两名军士形迹可疑啊。”

朱骥道：“就算如杨匠官所言，你怀疑有两名假军士进了兵部，大可直接呼叫守卫，为什么你非要自己跟进去察看？这实在不像你杨匠官的性格。”

杨埙居然答道：“人人都有正义感爆发的时候嘛，这跟性格无关。”

朱骥正色道：“我知道杨匠官在宫中甚为得宠，但目下你犯了案，就得公事公办。你不肯说实话，照规矩，我只能带你到锦衣卫官署，正式立案稽查。”

杨埙见对方要动真格，便不再嬉皮笑脸，忙道：“等等，好，我说实话。朱千户是知道我性情的，我实在厌烦给那些日本使者当通译，早就想找机会溜掉，正好见到那两名军士可疑……”

朱骥打断道：“杨匠官总说那两名军士可疑，为何你一眼能看出疑点，兵部大门守卫却看不出来？”

杨埙笑道：“因为守卫没有看到前面一幕。”

那两名军士跟在运粮板车后，将近兵部大门前，矮个子军士身上掉下了一件物事，他急忙弯腰捡起，收入怀中。杨埙正好看到，立时从姿势辨别出那军士是名女子。大明朝哪有女子当兵的？她既然是女扮男装，同伴必然也是冒牌货了。

杨埙又道：“朱千户也别怪我没有及时知会守卫，我当时正想设法摆脱那些日本使者呢，喊了出来，不是没我什么事了？我跟着他们进兵部，一是无聊，二来也是想找点儿乐子，看看这一男一女到底要做什么，顺便也想看看兵部的笑话。”

朱骥闻言大是不快，皱眉道：“看什么笑话？杨匠官也算是朝廷命官，食朝廷俸禄，如何说出这种话来？”

杨埙也不大当回事，依然笑道：“我跟朱千户不同，只是个漆匠，凭手艺吃饭，但这手艺并不是只能售予帝王家才有出路，我其实更喜欢民间的自由自在。但朝廷将所有手艺还算不错的工匠都强行拘在京师，专为官家做活儿，所以我这朝廷俸禄食得并不舒坦。再说朝中这些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多尸位素餐者，我等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既不能批评这些在位者，站在一旁看个笑话，难道也不成吗？”

朱骥本不是能言善辩之人，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杨埙见朱骥尴尬，哈哈一笑，道：“我是出名的爱开玩笑，常常信口胡言，朱千户不必当回事。”顿了顿，又道：“还是说回眼前这桩案子吧。朱千户想想看，我怎么可能是贼人？我只是个漆匠，能有什么动机？退一万步说，就算我真的想偷什么东西，我负责所有中央官署建筑的髹漆，去年还为兵部正堂补过漆，想偷什么机密文卷，早就盗了，还用等到今日吗？”

朱骥本就不信杨埙会是贼人，听了他的一番解释，也就此释然，又道：“但杨匠官已知晓那两人可疑，却知情不报，导致贼人顺利偷走兵部机密文书，仍有重大过失。”

杨埙嘻嘻笑道：“如果我协助朱千户捉到那两名贼人，是不是可以将功补过？我可是唯一见到假军士正脸的。”

朱骥道：“这件案子牵涉兵部机密，我做不了主。但如果杨匠官能协助锦衣卫侦破此案，我愿意尽全力为你圆转求情。”

杨埙闻言颇为失望，拍了拍自己额头，懊悔道：“怪我一时觉得好玩，竟将自己卷入了大案，这下完了。”

朱骥正色道：“兵部丢失了机密文件，必须得立即追回。这件事，可比杨匠官个人荣辱、前程重要多了。”

杨埙“嘿嘿”两声，道：“那是你朱千户的立场，我只关心……”见朱骥脸色一沉，便没有继续说完，改口道：“朱千户大概觉得我太不拿朝廷大事当回事了，试问满朝文武之中，真正关心国政的又有几个？至少我没有做过危害朝廷利益的事。说起来，走私通敌、贩卖军事禁物给瓦剌，可比兵部丢失机密文件重要多了，怎么不见有人去管呢？”

他所称“走私通敌”，即指当今权宦王振为了私利走私、肆意破坏明廷边防的行为。王振贪暴纳贿，镇守大同的监军宦官郭敬是其亲信，每年私自制造大量钢铁箭镞，以王振的名义送给瓦剌。作为回报，瓦剌则派人赠送王振良马。明朝贡市法严禁将铁锅、钢铁、硝黄等物卖与“番人”，王振如此肆无忌惮地破坏规定，朝中大臣皆畏惧其权势，无人敢吭一声。

朱骥听了杨埙这番话，这才领悟对方所称“看个笑话”背后的深意，一时间，心底深处竟有些悲凉起来。他亦知王振种种危害国家社稷的行为，却没有勇气像手下校尉王永心那样挺身而出，是不是也称得上“尸位素餐”呢？

正郁郁满怀时，忽有人叫道：“朱骥兄，你怎么在这里？”却是巡城御史邢宥。他也不多及寒暄，径直告道：“我刚刚巡逻中城时，收到匿名投书，称兀良哈已与瓦剌、鞑靼勾结，意图大举侵明。这次入贡的兀良哈使者，其实是瓦剌也先专程来探听我大明虚实的奸细。”

元朝势力退出中原后，蒙古各部落开始分裂，黄金家族[6]的地位也日益衰落，虽然威望犹存，却再无实权。到“马上天子”明成祖朱棣即位的时候，蒙古已经分裂为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部，各自为政，其中以鞑靼实力最强。

兀良哈部散居在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7]一带，靠近中原，实力相对比较弱，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内附中原。明太祖朱元璋在兀良哈部设立朵颜三卫，划归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统辖。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宁王朱权被兄长用计挟持，其部下兵马亦并入了燕军。朵颜三卫骑兵精悍骁勇，在朱棣夺得皇位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朱棣为了报答兀良哈三卫之恩，曾许诺将宁王朱权的封地大宁转封给三卫之部落首领。但朱棣当上皇帝后，已经决定要将明朝京师由南京迁往北京，这样，大宁的地理位置就显得相当重要，不能轻易许于外人之手。朱棣迟迟没有兑现当初诺言，招来朵颜三卫部落首领的不满，由此埋下了祸根。

鞑靼部以和林[8]为中心，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势力最强，是明廷的主要威胁。瓦剌部主要驻牧地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附近。

北元自元顺帝之孙脱古思帖木儿之后，继位称帝者先后有恩克卓哩克图、额勒伯克、坤帖木三代。这些人都是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在名义上保持了元帝国的正统。永乐元年（1403年），鞑靼别部首领鬼力赤篡夺了北元黄金家族帝位，废除“大元”国号，改国号为“鞑靼”，自称为鞑靼可汗。

鬼力赤改大元为鞑靼后，鞑靼内部以及蒙古各部落之间的纷争加剧，进入白热化的状态。当时鞑靼内部有太师右丞相马儿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孙台、太保枢密知院阿鲁台等势力，相互角斗。鬼力赤自立为鞑靼可汗后，瓦剌部首领猛可帖木儿也很不服气，为了在称号上凌驾于鬼力赤的“鞑靼可汗”之上，更是自称“瓦剌王”。因而鞑靼可汗鬼力赤同时面临着深重的内忧与外患。

不久，瓦剌部猛可帖木儿和鞑靼部阿鲁台联军，共同夹攻鬼力赤。阿鲁台一举杀死了鬼力赤，拥立元宗室本雅失里为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是坤帖儿之弟，出身黄金家族，算是名正言顺的汗位人选。阿鲁台则自任太师，把持大权。

永乐初年，中原刚刚结束“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新即帝位，不欲大动兵戈，真心希望北部边境安定，便积极派遣使者与鞑靼修好，表达“讲好修睦”的愿望。但鞑靼忙于内讧，对此没有任何回应。阿鲁台掌权后，干脆断绝了与明朝的一切往来。

朱棣议和不成，打听到鞑靼与瓦剌互相仇杀不已，而鞑靼势大，便想利用瓦剌来牵制鞑靼。刚好瓦剌也希望取得明廷的支持，在朱棣即位后不久，便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之后，明朝与瓦剌之间的使者往来不绝。

永乐元年（1403年），鞑靼阿鲁台进攻瓦剌，被瓦剌部的马哈木打败。阿鲁台听说马哈木与明朝通使，颇为忧惧，也派使节与明朝通好。这间接表明鞑靼与瓦剌的势力相对平衡，明成祖朱棣自然很高兴。只是，这和平并没有持续很久。鞑靼逐渐强大起来，渐渐对明朝不恭起来。

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明成祖朱棣派使臣郭骥到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处通好，为了表示诚意，还将以前明军俘虏的本雅失里部属二十二人全部释放。但这次出使没有成功，明使臣郭骥还被鞑靼杀害。六月，郭骥的部分随从从鞑靼逃回，向朱棣报告了郭骥被杀的消息。朱棣十分愤怒，决定对鞑靼用兵。

因为担心瓦剌与鞑靼联合，朱棣事先进行了大量分化瓦解工作。当时瓦剌部首领猛可帖木儿已死，瓦剌部落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首领控制，势力日盛，且与鞑靼阿鲁台素来不和，经常互相仇杀。朱棣为了激化矛盾，另派使臣到瓦剌部封赠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想利用这三部来削弱、牵制鞑靼势力。自此，明朝、鞑靼和瓦剌相互之间展开了长期的角逐与争斗。

永乐七年（1409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总兵官，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为副，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率精骑十万，北讨鞑靼。

出发前，朱棣一再告诫主帅丘福道：“毋失机，毋轻战，一举未捷俟再举。”然而，丘福急功近利，不听属下意见，冒险轻进，结果中了鞑靼埋伏。双方在克鲁伦河北岸激战，丘福被杀，十万明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逃回。

朱棣闻讯后十分恼怒，追夺了丘福的世袭爵位，还将其家属全部流放到海岛。

丘福率领明军吃了败仗后，朱棣震怒之下，认为诸将无一能任统帅之职，决定御驾亲征。永乐八年（1410年）一月，朱棣经过周密准备，下诏亲征鞑靼。彼时因皇太子朱高炽正在南京监国，朱棣便命皇太孙朱瞻基留守北京。名将张辅被特意从安南调回，随同皇帝出征。

五月，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北进至斡难河，与鞑靼可汗本雅失里遭遇。斡难河是蒙古英雄成吉思汗的发迹之地，也是蒙古人心目中的圣地。正是在此处，明军击溃了鞑靼主力军，本雅失里仅带七名随从仓皇向西逃遁。

六月，明军在回师途中遭遇阿鲁台部。明军火器优势在此战中充分展现，神机营军士所使用的神机铳每矢可毙敌二人，众铳齐发，声震数十里[9]。鞑靼军无不惊恐万分，急忙逃跑。阿鲁台部大多溃散。此时天气炎热，明军饥渴交加，已现疲态。朱棣下令收兵时，突然天降大雨，由此解决了明军缺水的难题。

这一战，是明朝历史上皇帝第一次统率大军北跨瀚海，亲自指挥作战，并获得了胜利。朱棣在班师回北京的归途中，登擒胡山，御笔勒铭纪功于岩石：“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以此来纪念这次出塞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经此一役，鞑靼势力受到沉重打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逃往瓦剌。太师阿鲁台不得不派遣使者向明朝贡马，表示通好之意。明成祖朱棣表现出了大朝君主的风度，不但准许阿鲁台议和，还将洪武年间捕鱼儿海一战中被明军俘虏的阿鲁台兄长和妹妹送归，阿鲁台对此十分感激。

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在中亚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帖木儿帝国，一度对中国造成了威胁——

还在元朝统治中原的时候，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合台分裂为东、西二部。洪武三年（1370年），跛子帖木儿夺得西察合台的统治权，并以成吉思汗继承人自居，力图恢复当年蒙古大帝国的辉煌。帖木儿四处扩张，占领察合台全境后，又陆续征服了波斯、花剌子模等地，并打败了钦察汗国，攻入印度，还攻入土耳其，俘虏了苏丹。随后，帖木儿以撒马尔罕[10]为首都，建立了一个强盛一时的大帝国。

当时帖木儿不可一世，大有效仿祖先成吉思汗征服称霸世界之意。明太祖朱元璋派往帖木儿国的使者傅安也被帖木儿扣留。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当年，帖木儿征服土耳其，再无后顾之忧，遂决定对明朝用兵。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率十万大军，东来攻明。朱棣闻讯大为紧张，命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11]严阵以待。

幸运的是，这一仗并没有打成。撒马尔罕距离中原十分遥远，途中隔着人力难以逾越的高山和沙漠，军队补给异常困难。帖木儿行军东进时，许多战马都因为恶劣的环境死去，军中痢疾流行，生病倒毙的将士不在少数，帖木儿自己也病死在途中。这次令明廷大为紧张的轰轰烈烈的远征，便以主帅帖木儿“出师未捷身先死”而戏剧性地告终。

帖木儿长子早死，其孙哈里继承了汗位。哈里不像他爷爷那样野心勃勃，一心要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荣光，而是主张与明朝修好。他即位后，主动释放了被扣押十三年的明朝使者傅安。随同傅安出使的一千五百人，只有十七人生还，内中艰险壮烈程度可与当年西汉张骞通西域相提并论。之后，明朝与帖木儿国之间往来使者不断，明朝西部边防的压力由此得到缓解。

而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及太师阿鲁台被明成祖朱棣第一次亲征打败后，实力大为削弱，瓦剌却日益强盛起来，时常派兵骚扰明朝边境。永乐十年（1412年），瓦剌部马哈木杀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吞并了鞑靼西部，更立同族人答里巴为可汗，大权都掌握在马哈木手中。阿鲁台自然对此不服。朱棣继续采取“扶弱抑强”的政策，封阿鲁台为和宁王，使其有能力与瓦剌部马哈木对抗。马哈木对此相当不满，对明朝的敌对情绪越来越严重。

永乐十二年（1414年），瓦剌部马哈木进兵饮马河，宣称将进攻阿鲁台。明成祖朱棣闻警，又亲率大军出塞，进行第二次北征，并让皇太孙朱瞻基随行。朱瞻基自小在宫廷长大，朱棣此举，无疑是要让皇太孙知道征战的辛苦。

出塞后不久，明军即与蒙古军主力遭遇，在忽兰忽失温展开激战。战斗十分惨烈，交战双方损失相当。直到傍晚，瓦剌军才败走。明军两度越过高山，一直追击到土剌河[12]。次年，瓦剌遣使卑词谢罪，战事遂解。

此后，鞑靼和瓦剌互相冲突，明朝依然采取离间双方的政策，有时乘机出兵助弱抑强。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又三次亲征蒙古，想使漠北蒙古各部间保持势力均衡，借以减轻北方边防上的威胁，但明军始终只取得了局部胜利，想要“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在当时情势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第五次亲征时，朱棣病死在归途中。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率兵御驾亲征时有所见，但没有哪个帝王像明成祖朱棣那样接二连三地大规模亲征。朱棣五征漠北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当时轰轰烈烈，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永乐一朝的二十几年中，千千万万百姓被征调在铁马金戈的劳役下，付出了许多鲜血，染红了广大的沙漠和草原，才勉强保持了北边国防上的相对优势。

蒙古北走沙漠后，“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实力犹在。明成祖朱棣想彻底解除蒙古势力对明王朝的威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稳固的江山，所以不惜身临矢石，但后三次亲征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反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实，经过朱棣前两次亲征的打击，鞑靼和瓦剌实力大为削弱，均已经无力大举进犯，再出兵只是徒然消耗国库，正因为如此，所以朝中反对出兵的大臣前仆后继。但朱棣仍然坚持出兵，人们难免会猜测皇帝亲征必然有更深层的原因——有传闻说，传国玉玺才是皇帝真正的目标。

传国玉玺为传奇名玉和氏璧所琢，秦相李斯亲书八字小篆于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秦始皇以来，传国玉玺便是中国至高皇权的象征，无数人梦寐以求，苦苦争夺。元顺帝被逐出中原远遁大漠后，此玺随之消失，再未在中原出现过。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如今天下一家，只有三事未了，挂在心头。”其中一件便是缺少传国玉玺。

朱元璋在世时，接连对蒙古用兵，除了防边的用意外，也有想得到传国玉玺的动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大才子解缙上万言书，即有“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之语。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太学生周敬心上书，对此说得更清楚：“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臣民万口一词，是因为没有得到传国玉玺，陛下想要得到它罢了。”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动机更加强烈。朱棣的皇位是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来的，被正统士大夫视为“篡逆”，这一直是朱棣的一块大心病。朱棣后来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为了改变这一形象，比如修建大报恩寺、大规模地营建武当山等。如果朱棣能获得传国玉玺，无疑会大大提高他“天命所归”的天子形象。因而尽管朱棣口头上说：“帝王之宝，在德不在此。”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是十分想得到传国玉玺，所以才接二连三地大规模亲征，后来更是死在第五次亲征途中。然“五征漠北”并没有寻到传国玉玺，也未从根本上解决边防问题，终明之世，明廷与北方蒙古诸部始终关系不谐，兵火绵延。

永乐十五年（1417年），瓦剌部实力最强的马哈木病死，其子脱懽继位，势力愈强。但此时瓦剌部西南境与东察合台国交界，双方开始互相攻伐。从永乐十六年（1418年）到宣德三年（1428年）的十年之间，瓦剌和东察合台发生过较大战争六十一次，而东察合台仅取得过一次胜利。瓦剌部越来越强盛，然而，东察合台也对瓦剌的军事力量产生相当的牵制作用，极大地缓解了明朝边境的压力。

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东察合台国歪思汗死，国内四分五裂，实力大减。瓦剌既无西顾之忧，其势力开始向东发展。宣德九年（1434年），瓦剌部脱懽攻杀鞑靼阿台及汗及阿鲁台，又攻杀瓦剌贤义王太平和安乐王把秃孛罗。如此，脱懽便统一了鞑靼和瓦剌两大部。脱懽欲自称可汗，但他并非黄金家族成员，按蒙古惯例不具备可汗资格，于是暂立鞑靼别部酋长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脱懽自称丞相。脱脱不花仅领有阿鲁台余众，大权仍然归脱懽掌握。脱懽的势力强盛后，更进一步向南发展，经常进扰甘州、凉州等地，对明朝北边威胁日趋严重。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病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当时脱脱不花仅在名义上保有鞑靼可汗的称号，实际上瓦剌和鞑靼两大部的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也先大规模出讨蒙兀儿斯坦，并与沙州、赤斤蒙古[13]诸卫首领通婚；东破兀良哈，胁逼高丽；使东至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各部，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北连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皆受其约束。向南，则逼明朝边疆。此时，瓦剌在也先手中，已经形成了所谓“两虏合一”的局面，势力达到极盛。

瓦剌虽然强盛，但蒙古地区基本上是游牧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需要用畜牧产品交换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因而尽管瓦剌也先完成了霸业，还是不得不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

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三十日，明英宗朱祁镇允准在大同开立马市，专供瓦剌部进行互市。

当时马市交易分“官市”和“私市”。官市由瓦剌方面卖马匹，明朝官府发给“马价”金、银、绢布若干。因瓦剌主要是以马匹同明朝官府进行贸易，所以官市又习称马市。私市则是瓦剌方面用马、骡、驴、牛、羊、驼、皮张、马尾等物，跟明朝商贩交换缎、绢、、布、针线、食品等物，但禁止买卖兵器、铜铁等。另外，还有明官府发给“抚养”金银若干，这就是所谓“款虏”。

马市形式上是互市，其实是明廷定期送给塞外各部族一批财物，藉以缓和他们对边疆的侵扰。这种互市若是处理得当，确实是对双方有利的，明廷能够得到一部分马匹，明朝边塞的百姓也可以暂时得到安宁。

然而瓦剌不满足于仅仅与明朝有朝贡贸易关系，经常借朝贡名义，大肆讹诈明朝财物。当时明廷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按照定制，瓦剌每年来京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而正统四年（1439年）以后，瓦剌每年派到北京的贡使多达两千人。明朝赏赐供应瓦剌贡使的费用十分浩大，仅大同地方每年的供应费即达三十余万两白银。瓦剌贡使还常常虚报名额，冒领赏赐，稍不满意，便故意在边境上制造事端，还抢掠沿途财物，更私自大量购买弓箭，夹藏在箱箧里，运出塞外。

今年春天，瓦剌首领也先再度遣使者两千人到北京进贡马匹，而诈称有三千人之多，并要求按虚报名额给予赏金。执政大宦官王振曾接受也先贿赂的良马，常明里照顾瓦剌使者，但当他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过多后，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命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予赏赐，并削减了赏金和马价。

也先又效法历史上的匈奴、回纥，为其子求娶明朝公主。明廷通译马云贪图也先财物，也想炫耀自己的权威，竟谎言道：“大明皇帝已经允许。”也先大喜，贡马千匹作为聘礼。明廷这才得知究竟，大吃了一惊。在明朝历史上，还没有公主出塞和亲的先例，也先这一要求自然被明廷拒绝。被激怒的也先认为明朝在戏弄他，遂以明朝失信为名，兴兵侵明，即为此次边关警事之缘起——

也先亲率一军直扑明军重镇大同。在瓦剌军的步步紧逼下，“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军屡战屡败，大同镇参将吴浩迎战也先于大同北猫儿庄，败死。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万骑出击，大败，“四万骑无一还者”。而今更是传来总督军务的西宁侯宋瑛及大同主将武进伯朱冕阵亡的消息，足见大同亦是岌岌可危。

朱骥听巡城御史邢宥说有人告发兀良哈使者是蒙古瓦剌派来的奸细，忙接过匿名书信，刚扫了一眼，尚不及回答，杨埙已先“呀”了一声，道：“适才于侍郎不是说瓦剌也先正大举侵明吗？看来这封信中所言确有其事。适才闯入兵部车驾司的假军士会不会就是瓦剌奸细？不然哪有那么巧，刚好他们要混进兵部官署时，两方使者便莫名打起了架。”

朱骥随即会意，兀良哈与日本使者适才在鸿胪寺门前大打出手，多半是兀良哈故意所为，好引开兵部守卫的注意力，让贼人有机可乘。

邢宥这才知道有人冒充军士大摇大摆闯入兵部一事，却大感不可思议——

自明仁宗朱高炽以来，明廷一改过去主动出击的方针，转攻为守，对漠北蒙古采取“脱扰塞下，驱之而已”的政策，诫边将“毋贪功”。由于蒙古是游牧民族，入塞志在劫掠财物，往往来去如风，极少攻打城池，因此明蒙两军交战并无常势、阵法，作战策略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形势。由于距离前线路途遥远，战机又瞬息万变，兵部根本控制不了。也就是说，对蒙古一方而言，所谓的兵部机密文卷并无太大价值。

朱骥听了邢宥分析，亦觉得有理，道：“蒙古人虽然彪悍，却都是直来直去，盗窃机密文书这种事，实在不像他们的风格。”

杨埙却不同意，道：“你们二位没听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吗？以往大明与蒙古交战取胜，多仗火器优势。蒙古箭矢虽利，却无论如何不能与火器匹敌。那瓦剌太师也先号称是蒙古不世出的英杰，说不定他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想要出奇制胜，专门派了人来偷取火器图。”

话音刚落，便有军士自兵部赶来，告道：“于侍郎命小的来禀报朱千户，车驾司失窃的是一卷《军资总会》。”

朱骥“啊”了一声，不由得转头看了杨埙一眼，流露出极其古怪的神色来。

邢宥是进士出身，是文臣，杨埙则是工匠，均不知道《军资总会》是什么。杨埙狐疑问道：“该不会真被我说中了吧？”

朱骥叹道：“说对了，还真如杨匠官所言。”

那《军资总会》是兵部内部机密文件，名为“军资”，内容却十分广泛，涉及行军设营、作战布阵、旌旗号令、审时料敌、攻守城池、河海运输、战船军马、屯田开矿、粮饷供应、人马医护等事项，极为详备。举例而言，内中收录的攻守器具、战车舰、船、各种兵器就多达六百种。

杨埙忙问道：“书卷中有火器制造术吗？”

朱骥点点头，道：“书卷中不但有详细的配制火药、造用火器之法，还收录有一百八十种应用型火器，如陆地用、水中用，又如飞镖式、地雷式。”

邢宥道：“既然书卷如此重要，那我们还等什么？”欲即刻赶去会同馆搜查书卷、审问兀良哈使者一行。

朱骥沉吟道：“杨匠官，你见过那两名贼人的面容，不妨跟我们一起去。”

杨埙摇头道：“我不去，我劝朱千户也别去，只会白跑一趟。要我说，那书卷一定不会在会同馆中。”又进一步解释道：“兀良哈使者住在会同馆中，那可不是普通的旅舍客栈，是国宾馆，内外都有军士把守。那两名贼人又被我当场撞见，露了形容，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地到会同馆跟兀良哈使者交接联络的。照我推测，最大的可能是，贼人已携带文卷先行逃出京城了。”

邢宥道：“兵部丢失的不是普通文书，既有人告发兀良哈使者牵涉其中，总不能就此置之不理。”

杨埙笑道：“当然要理。我们兵分两路，我和朱千户去查那两名贼人下落。邢御史还是赶去会同馆，找个由头搜查兀良哈那干人。嗯，不能说是收到了告发的匿名信，如此只会打草惊蛇。最好是说日本使者丢了物品，怀疑是兀良哈人所为。当然搜也搜不出什么名堂，只能让邢御史了却一桩心事。”

邢宥尚在犹豫，朱骥已经点了点头，道：“好，就这么办。”

邢宥轻喟了一声，拍了拍朱骥肩头，道：“朱兄是锦衣卫千户，我是巡城御史，堂堂大明官员，竟然要听漆匠号令。”

杨埙笑道：“邢御史没听过吗，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跟身份、官职无关。”

朱骥又道：“邢兄，请你先去一趟兵部，将收到匿名投书一事禀报邝尚书和于侍郎，再请兵部长官派轻骑紧急知会边关要塞，仔细搜查出塞之人，以防《军资总会》文卷流出塞外。”

邢宥道：“是，我这就去办。”走出几步，又回头道：“朱兄可知道国子监李祭酒正被戴枷示众？”

朱骥点了点头，道：“嗯。李祭酒的孙子李骥还来向我求助，可惜我也无能为力。”

邢宥摇了摇头，似是想说什么，终于还是忍住，拱手自去了。

朱骥道：“这就请杨匠官随我去找画工，让他根据你的描述将那两名贼人相貌画出来，我好发出通缉告示，”

杨埙道：“不，这一招在小地方管用，北京城太大，鱼龙混杂，就算锦衣卫几千校尉人人拿着画像出动，怕也难找到那两人。”

朱骥道：“那么杨工匠可有什么好法子？”杨埙道：“按图索骥。”话锋一转，又问道：“适才邢御史说国子监李祭酒正被戴枷示众，是真的吗？到底怎么回事？”

朱骥不能出力营救恩人，内心有愧，不愿多谈，道：“正事要紧，须得尽快找到那两名贼人，夺回文卷。”

杨埙道：“那件事不急，李祭酒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可是命悬一线。”

朱骥心下大奇，问道：“《军资总会》是兵部机密中的机密，目下失窃，落入敌国奸细之手，杨匠官为什么反而说不急？”

杨埙道：“就算瓦剌太师也先得到了《军资总会》，没有懂行的工匠，他能造得出火器来吗？如果看本书册，就能造出称霸当世的武器，那不是人人都成鲁班了？况且制造火器需要物资，蒙古漠北之地，不是沙漠就是草原，连铁器都没有，哪里去弄造火药的硝石？”

朱骥道：“但《军资总会》书卷落入敌人之手，可是危及我大明安危的大事。”

杨埙道：“是，《军资总会》涉及朝廷机密，是很重要。但人命关天，就不重要吗？就算李时勉不是国子监祭酒，可他也是大明子民，眼下朱千户就能救他，为何不肯多花费一点时间力气，而偏偏要去管那卷《军资总会》？朱千户自以为以大局为重，不错，有国才有家，可没有了民，又哪里来的国？”

朱骥明知对方是在狡辩，却又无力反驳，细细思量之下，竟觉得杨埙之语尚有几分道理。略微踌躇，便大致说了李时勉因得罪大宦官王振而获罪的情形。

杨埙“哈”了一声，道：“私伐树木，破坏公物？亏王振能想得出这种罪名。”歪着头想了想，道：“听说李祭酒对朱家有恩，当年李祭酒被仁宗皇帝下令行金瓜之刑，能保住性命，全仗尊父朱指挥救护。目下李祭酒遭人陷害遭罪，想来朱千户心里也不好受，我给你出个主意，也许能救李祭酒。”

朱骥不愿多提李时勉之事，就是因为恼恨自己无力营救恩人。他对杨埙并无好印象，尤其对方对兵部丢失机密书卷明明负有责任，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更显粗鄙低俗。但接连听他言语，又不似见识浅薄之人，大概只是性情闲散罢了。忽听到他说有法子营救恩人，忙道：“杨匠官请说。”

杨埙道：“王振是司礼监大太监，本无权逮捕朝中重臣，但既然他敢公然将李祭酒枷在国子监门前示众，必定是以皇帝的名义下发的诏令。无论皇帝有心无心，木已成舟。”

朱骥道：“这我当然知道，李祭酒的学生也知道，国子监监生们正打算联名请愿，请求皇帝赦免李祭酒呢。”

杨埙道：“皇帝金口玉言，圣旨已出，怎能出尔反尔？”

朱骥多次在皇宫当值，亲眼见到皇帝与王振情若父子，皇帝不但尊重王振，还对其极为依恋，那份情意已远远超出了君臣及师生关系。听了杨埙的话，也觉有理，料想丘濬等监生多半会无功而返，说不定事情闹大后反而会更糟，忙问道：“那么杨匠官有什么好主意？”

杨埙道：“要让皇帝收回成命！但却不能靠监生请愿，须得请出一位能拉转皇帝回头的人。普天之下，只有太后懿旨大得过皇帝圣旨，要救李祭酒，得请孙太后出面。”

朱骥道：“可孙太后今日跟皇帝一道去了东郊礼佛，多半已经知道李祭酒这件事。明日又是她老人家寿辰，她哪有闲心来管？”

杨埙笑道：“孙太后从来不会管闲事，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去找孙太后，而是去找能管得住太后的人。”

朱骥大奇道：“什么人能管得住太后？天下竟还有这样的能人，我怎么不知道？”

杨埙笑道：“朱千户见到本尊就明白了。”也不多言，抬脚便走。朱骥不明所以，只得追了上去。

东安门是皇城东门，东面正对玉河上的石拱桥。因大臣多由东安门进宫上朝，所以此桥又称皇恩桥。玉河东面虽是平民区，但因靠近皇城，居民俱是达官显贵，大名鼎鼎的东厂也位于这一带。

杨埙、朱骥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东安门附近的金鱼胡同时，朱骥这才会意过来，道：“原来是来找孙国丈。”

孙国丈本名孙愚，后改名孙忠，自明宣宗一朝官任中军都督府[14]佥事[15]迄今。这官职地位不低，但只是挂名，不实领兵权，盖因孙忠并非武将出身，能官居显要，只是沾了女儿孙太后的光。

孙太后本名孙莼，山东邹平[16]人氏。其父孙愚任永城主簿时，与彭城伯张麒[17]夫人相熟。孙莼幼时即生得姿色艳丽，美貌出众。彭城伯夫人来往于孙家，对她十分喜爱。彭城伯夫人之女张氏时为皇太子妃，夫人进宫探望女儿时，偶尔提及孙愚有女既贤且美。明成祖朱棣听到后，便命人接孙莼进宫，交由太子妃张氏抚养，作为皇太孙朱瞻基日后的嫔妃人选。

孙莼在皇宫中长大，与朱瞻基朝夕相处，二人之间萌生了真挚的感情。然而朱瞻基身为皇太孙，是未来的皇帝，尊贵之余，亦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无奈。他成人后，祖父朱棣亲自主婚，选中百户胡荣第三女胡善祥为其正妃，孙莼只立为侧室。尽管这改变不了朱瞻基对孙莼的宠爱，但名分却是一锤定音——

胡善祥才是未来的皇后，而皇后是后宫的象征，也是国家的象征，母仪天下，被称之为“国母”，孙莼注定做不成国母。

胡善祥被选为朱瞻基正妃，只因其大姊是朱棣的嫔妃，其人容貌远远不及孙莼，身体亦不大好，不为朱瞻基所喜。朱瞻基即位为明宣宗后，虽不得不册封原配胡善祥为皇后，但亦同时立孙莼为贵妃。为了表示恩宠，还特地在“贵妃”名号之前加了个“皇”字，孙莼由此成为明代第一位皇贵妃。

按照明朝祖制，皇帝册封皇后时，要授予皇后金宝和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但明宣宗朱瞻基为了安抚爱妃，专门赐宝给孙莼，由此开了贵妃有宝的先例，足见朱瞻基对孙莼的宠爱程度。

朱瞻基又大力施惠孙氏族人，任命孙贵妃兄弟孙继宗、孙绍宗为指挥使，孙显宗、孙续宗为指挥同知，俱于府军前卫带俸不管事。又为孙贵妃父亲孙愚改名孙忠，官中军都督府佥事。

但皇帝仍不满足，一心想扶持最爱的女人登上皇后之位，以母仪天下。胡皇后只育有顺德、永清两位公主，没有子嗣，朱瞻基想以此为借口废掉胡善祥皇后位，改立孙莼为皇后。但明代立国以来，还没有废后的先例。大臣们都劝谏道：“胡皇后没有什么过错，不能随便废立。”

朱瞻基见群臣不肯依附自己的心意，很不高兴。有逢迎上意者献计道：“不如好好开导胡皇后，让她自己上表辞去中宫之位。如此，旁人便再无话说。”

胡皇后也知道自己无力与孙莼争锋，遂同意上表，请辞皇后之位。但皇帝生母张太后一向喜欢胡氏的沉静贤慧，不喜欢漂亮可人的孙莼，坚决不同意。在立后这件事上，太后一言九鼎，有绝对的控制权，朱瞻基也无可奈何，只能拖了下来。

刚好这时候有个宫女被朱瞻基临幸，怀上了身孕。这个宫女还天真地以为有了皇帝的骨肉，从此能过上好日子。孙贵妃也还没有子嗣，只生有一位公主，得知宫女怀孕的消息后，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柱的计策，派人将怀孕的宫女软禁在密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心腹照看。孙贵妃自己则买通御医，对外宣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

当时孙贵妃深得明宣宗朱瞻基的宠爱，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朱瞻基明明知道真相，却因为太爱孙莼，假装不知情，任其作为。后来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处死了宫女，将孩子据为己有。就这样，这个冤死的宫女的儿子名义上就成了孙贵妃的亲生儿子。这个孩子也就是当今英宗皇帝朱祁镇。

孙莼为隐瞒真相做了不少努力，严禁宫人议论此事，但仍有消息传了出去。不久后，长随内使喜安因诽谤罪伏诛，传闻便是因为他泄露了孙莼夺宫女子为己子一事。

明宣宗朱瞻基结婚十年都没有儿子，对孙贵妃之子自然十分疼爱，“眷宠日重”。朱祁镇出生仅仅两个多月，就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明朝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皇储。母凭子贵，儿子成为孙贵妃争夺皇后之位最重要的筹码。在朱瞻基再三向张太后保证仍然会厚待原配胡善祥的情况下，张太后勉强同意改立孙莼为皇后。一心谋取后位的孙莼还假装推辞说：“皇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

胡善祥被废后，退居长安宫，号静慈仙师。张太后对无故被废的胡氏十分同情，特别加以关照，经常将她召到自己宫中，和自己一同居住。家宴时，还有意抬高胡善祥的地位，让她坐在孙莼的上座。孙莼经常因此怏怏不乐，但也无可奈何。

跟当年宋真宗皇后刘娥狸猫换太子[18]一样，许多人都知道太子朱祁镇非孙皇后亲生之子，唯独当事人被蒙在鼓里，朱祁镇对自己的身世毫不知情，侍奉孙皇后如亲母。命运亦似乎格外垂青他，九岁时，他便顺利登上了皇位，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天子。当时他实际年龄为七周岁又两个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

孙莼奋力当上皇后后，便再无作为。她虽因谋求皇后一位，导致胡皇后无辜被废而遭世人反感，但其与皇帝丈夫的感情却是千真万确。明宣宗朱瞻基在世时，二人情投意合，情比金坚。朱瞻基去世后，孙莼大半心思也跟随丈夫去了，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元气，无精打采，只安心以太后身份在后宫颐养天年，这次肯出紫禁城到东郊礼佛，算是极为罕见之事。

朱骥见孙府大门紧闭，杨埙却要奔过去叩门，忙拉住他道：“明日是太后寿诞，孙国丈贵为国戚，多半也跟随太后去了东郊，此时应该还在回来的路上呢。”

杨埙笑道：“我跟朱千户赌一顿酒，孙国丈一定在家。”

朱骥家教极好，待人客气，即使他轻视杨埙时，也没有任何失礼之处，但一听到一个“赌”字，脸色立即沉了下来，喝道：“杨匠官，不要胡闹了，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救人？”

杨埙道：“咦，好端端地发什么脾气？我还以为朱千户是锦衣卫中难得的好男子呢。”不再理睬对方，几步跨上孙府大门台阶，拉起门环敲了两下，又扬声叫道：“孙老[19]，有客。”

朱骥冷笑道：“皇帝、太后都去了东郊礼佛，孙国丈怎么可能……”

忽听得门“吱呀”开了一道缝，露出半张人脸来，正是老国丈孙忠本人。孙忠认出杨埙，便拉开门道：“你小子好久不登我孙府大门了。是不是我这里没有髹漆的活儿，你就忘记了我这老头子？”

杨埙嘻嘻一笑，道：“这个嘛，回头我再向孙老赔罪。今日还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和朱千户冒昧登门，是想请孙老出面救一个人。”

孙忠指着朱骥道：“他是锦衣卫，还穿着一身飞鱼服呢，救人的事找他啊，怎么找我这个老头子了？”

杨埙道：“锦衣卫不顶事，这个人是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只有孙老能救得。”大致说了李时勉正被戴枷示众之事。

孙忠一听到李时勉的名字，便脸色陡变，越听到后面越是难看，不等杨埙说完，便气呼呼地挥手道：“我知道了，你们走吧。”

杨埙也不多答话，拉着朱骥便退了出来。二人后脚刚迈出门槛，大门便“轰”的一声关上了。

朱骥道：“孙国丈还没有应承救人呢。”

杨埙道：“孙老这么生气，脸都绿了，能袖手旁观吗？朱千户就放心吧。”

朱骥道：“杨匠官怎么知道孙国丈今日留在家中，没有随大队人马前去东郊？”

杨埙道：“我瞎猜的。”又问道：“朱千户可知道孙老这中军都督的官职还是前一任宣宗皇帝封的？”

朱骥道：“当然知道。孙都督性情淡泊，不慕名利，当年孙太后由贵妃进封皇后，宣宗皇帝本欲按惯例给孙都督加官，进侯封伯，但孙都督坚决推辞了。当今皇帝即位后，亦要给外祖父封官进爵，孙都督也拒绝了，所以人们叫他‘两朝都督’。不过毕竟明日是太后寿诞，不同平常。”

杨埙叹道：“世上人各式各样，不是每个人都喜爱热闹的，尤其是皇室那种虚假的热闹。”又指着孙府斜对面的衍圣公府[20]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两千年前，孔子认同的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今的儒家要学优而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齐家治国平天下。衍圣公倒是越来越热闹了，可是圣人的初衷又在哪里呢？”

朱骥心念一动，正待再问，忽有锦衣卫校尉急奔过来，道：“小的正到处找朱千户，幸好有人看到你往东安门方向来了。”

朱骥见那校尉满头大汗，神色惊惶，皱眉问道：“又出了什么事？”

那校尉名叫逯杲，看了杨埙一眼，嗫嚅道：“白千户命小的速来禀报朱千户，那个……那个……”

朱骥厉声道：“身为武官，吞吞吐吐，成何体统！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被长官一喝，逯杲便再无顾忌，径直说了出来：“杨行祥死了。”

杨行祥只是个普通的名字，其背后却牵涉一桩历史谜案——

建文帝四年（1402年）六月十三日，燕王朱棣率大军抵达南京城下。奉命守城的曹国公李景隆和谷王朱橞打开金川门，开城迎纳，燕军兵不血刃地进入南京，京师陷落。靖难之役，终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六月十七日，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因年号永乐，又称永乐皇帝。

朱棣率燕军攻陷南京后，建文皇帝朱允炆见大势已去，在左顺门亲手把阴谋为朱棣攻城内应的徐增寿[21]杀死，奔回宫中。皇宫随后突然起火，朱允炆不知去向，由此成为明代开国以来第一大谜案。

皇宫起火后，朱棣闻讯赶到，急忙派人灭火营救。事后只从余灰中找到两具已经烧焦的尸体，被认为是建文皇帝朱允炆及皇后马氏的尸骨。

朱棣故作惋惜地叹道：“小子无知，乃至于此！”于是命有司治理丧葬，并遣官致祭，布告天下，称朱允炆走投无路，与后妃阖宫自焚而死。朱棣还为此辍朝三日示哀。

然民间还有一种说法，称朱允炆并没有死在大火中，而是化装成僧人从皇宫逃出。更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道：当燕军兵临城下时，建文帝朱允炆见大势已去，打算拔刀自尽。翰林院编修程济连忙上前阻止，建议出逃。少监王钺连忙奏道：“昔日高帝归天时，留有遗箧，付与掌宫太监，并遗嘱道：子孙若有大难，可开箧一视，自有方法。现在就收藏在奉先殿之左。”

群臣听说明太祖朱元璋留下了法宝，赶紧将箧取出来，箧四围俱用铁皮包裹，连锁心内也灌了生铁。王钺用铁锥将箱子提供撬开，里面是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以及袈裟僧帽僧鞋等物，并有剃刀一柄，白银十锭，及一张纸。纸中写着：“允炆从鬼门出，余人从水关御沟出行，薄暮可会集神乐观西房。”

朱允炆看了感叹道：“天命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

太监立即取出剃刀，给朱允炆剃发。朱允炆脱了衣冠，披上袈裟，藏好度牒，一面命人纵火焚宫。吴王教授杨应能认为度牒中有自己的名字，也愿意剃发为僧，追随惠帝。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道：“臣名贤，应贤无疑。”

于是以朱允炆为首，换上袈裟，藏好度牒，在数名大臣的保护下，来到鬼门。这鬼门在太平门内，是内城一矮门，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朱允炆等人钻过鬼门，门外正好有一艘小船，于是一行人得以逃出南京，潜至西南削发为僧，行踪遍及滇、黔、巴、蜀等地[22]。

这是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听起来煞有其事，令人真假难辨。据说朱允炆避难贵州时，还作了两首诗：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岭千层回，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鸟早晚朝。

颇为符合一个流亡皇帝的身份。

对于明成祖朱棣的新王朝而言，朱允炆的生死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朱棣将在大火中找到的两具尸体当作朱允炆与皇后马氏下葬，但他内心深处也对朱允炆之死很怀疑——

朱允炆当政时，曾以西域青玉琢制为玺，且改八字、四字之古制[23]，玺文曰：“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一共十六字，命名为“凝命宝”。朱棣占领南京后派人仔细搜查，始终未能找到凝命宝。皇宫虽然起火，却不会将玉玺烧化，只可能是朱允炆随身带出了宫，以图日后东山再起大事。

朱棣心中起疑，但并不明说，依旧将那具被称为朱允炆的尸体以天子礼敛葬，以安天下。但他心中难安，于是派户科都给事中[24]胡濙，配上认识朱允炆面貌的内侍朱祥，以寻访传奇道士张三丰的名义，从陆路遍访各州、郡、乡、邑，打探朱允炆下落。自此，胡濙钦承上命，巡历四方，东南涉于海隅，西北旋转于沙漠，海内郡县，罔不周流。江西龙虎山天师教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也曾暗中受命寻访朱允炆。

永乐二年（1404年），又有谣传说朱允炆已经逃亡海外，朱棣开始筹划派亲信宦官郑和领兵浮海，远巡西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但也未查到朱允炆下落。

由于担心出逃的朱允炆与建文旧臣里应外合，朱棣对不肯归附者采取了血腥的屠杀政策，对于那些不肯归附的建文旧臣进行了诛戮，名臣方孝孺、铁铉等人均被处死，且手段极为残酷暴虐，令人发指。

方孝孺死得尤其惨烈。朱棣率军离开北平时，其主要谋臣道衍曾经秘密请求道：“殿下至京，希望保全方孝孺。若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实际上，方孝孺是天下名儒，道衍是担心杀掉他，将会引起士人的反感。朱棣满口答应。

占领南京后，朱棣特意请方孝孺上殿拟写登基诏书，方氏坚决不从，朱棣又派方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反被方孝孺痛斥一顿。最后朱棣强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便穿着一身重孝服上殿，一进来就大哭不已。

对于正在兴头上的朱棣来说，实在败兴得很。但他却装出颇受感动的样子，走下殿来亲自慰问道：“先生不要难过了！朕本来是要效法周公辅成王的。”

方孝孺答道：“成王在哪里？”朱棣道：“他自焚死了。”

方孝孺复道：“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当皇帝？”朱棣道：“国家要依赖年长的君主来治理。”

方孝孺进一步逼问道：“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话到这里，朱棣十分狼狈，实在难以对答，只好说道：“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多操劳。”命左右将纸笔递与方孝孺，婉语劝道：“先生一代儒宗，今日即位颁诏，烦先生起草，幸勿再辞！”

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道：“要杀便杀，诏不可草。”

朱棣忍不住气愤，便道：“你何能速死？就算你自己不怕死，难道不顾你的九族吗？”

方孝孺厉声道：“即使灭十族，又敢奈我何。”说到此处，复拾笔大书，再掷付朱棣道：“这便是你的草诏。”纸上竟然是一个“篡”字，触目惊心。

朱棣终于被彻底激怒，命人用刀割开方孝孺的口，一直割到两耳。又命人诛杀方孝孺九族，又将其朋友门生列为一族，共称“十族”。受方孝孺牵连被杀的有八百七十三人，这些人被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个处死，最后才轮到方孝孺自己。据说是用两块石板夹住，然后用铁锯从头部锯下而死，死后还被碎尸于南京聚宝门外。

方孝孺被害前，曾咏《绝命词》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岁。

方孝孺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灭十族的人。其后，朱棣还余怒未消，派人挖了方家的祖坟，并下旨：“藏方孝孺文者皆死。”但方孝孺门客仍冒着生命危险收藏了方孝孺的遗稿，后来编成《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25]。

兵部尚书铁铉亦死得相当壮烈。铁铉曾经在济南城下用诈降之计，差点儿杀死朱棣。朱棣亲自审问，铁铉宁死不肯面对朱棣，背向而坐。朱棣让他回头看一眼，终不可得。朱棣盛怒下命人割去铁铉的耳朵鼻子，铁铉仍然谩骂不止。朱棣遂命人将其凌迟碎剐，将其尸投入油锅，炸成焦炭。

御史大夫景清曾谋划假降刺杀朱棣，结果失败。景清被剥皮填草，挂在城门示众。后朱棣梦见景清披头散发，持剑追杀他，遂又让人用铁刷子将景清尸身上的肉一块块刷掉，肉刷光后，再将骨头打碎。朱棣犹不解恨，灭其族，籍其乡，称为“瓜蔓抄”。景清的街坊邻居都因此受株连被杀。青州教谕刘固曾因母亲年迈提出辞职，景清写信给刘固，让他到京城来任职。仅因这一层引荐关系，刘固全家被杀，连其老母都没有放过。

御史高翔在朱棣即位后穿着丧服入见，朱棣除了诛杀其族外，还将高翔祖先的坟墓挖开，掺杂上一些牛马的骨头，一起焚成灰扬掉。又将高翔的田产分给附近的百姓，征收特别重的税，目的是为了让乡亲世世代代骂高御史。

不肯归附的建文旧臣家中男丁通通被杀，妻女命运则更加悲惨，不分老幼均发往教坊司，充作官妓。被凌辱折磨致死后，尸体还被抬出去喂狗，且是朱棣亲自下的圣旨。

铁铉的两个女儿正当妙龄，均被发往教坊司为娼妓，但两女数日不受辱。铁铉学生高贤宁与锦衣卫长官纪纲交好，托他出面说情。彼时纪纲正受宠幸，朱棣总算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铁铉的两个女儿。二女后来都嫁给高贤宁为妻。

以高压恐怖手段镇压建文旧臣后，朱棣始终未放弃派人寻找朱允炆的下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在外面漂泊十几年的胡濙突然赶回北京。此时朱棣正大举北征，正在宣府[26]驻军。胡濙匆忙赶到宣府时，已经是深夜，朱棣已经睡下，听到是胡濙回来，立即披衣召见。君臣二人一直密谈到四更，谈话内容无人得知，然此后朱棣停止派人追查朱允炆的踪迹。因而有人推断，胡濙已经打探到了朱允炆的确切消息，且事隔多年，朱允炆已经没有任何争夺皇位的想法和可能，朱棣确信了这一点，终不再有顾虑[27]。

随着光阴的流逝，朱允炆的出逃故事渐渐被人忘记。然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这一名字再度浮现在众人视野之中。有老僧率领数名徒弟从云南来到广西，面见地方长官，称自己便是建文帝朱允炆。地方长官不敢怠慢，立即派兵护送他入京师。

朱祁镇闻报大为惊讶，命法司会审。老僧自言已经九十岁，很快就要死了，希望能归葬祖父明太祖陵旁。审问的御史道，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今年应该才六十四岁。老僧这才无话可说，被迫招供了实情：原来他叫杨行祥，河南人氏，洪武十七年（1384年）剃度为僧，历游各地，在云南、广西听说过建文帝的事迹，受了旁人蛊惑，想冒充建文帝以图富贵。

真相大白后，明英宗朱祁镇下令将杨行祥关入锦衣卫大狱，徒弟遣戍辽东。数月后，杨行祥死于狱中。

这是一段京师人人皆知的故事，然怀疑朝廷弄虚作假者亦大有人在。明代制度，皇帝生辰为全国性假日。朱允炆曾做过四年大明天子，也就是说，在四年中，他的生辰是大明的公共假期。杨行祥既要冒充建文帝，如何会将人尽皆知的年龄弄错？

当时还有一名老太监吴亮，曾贴身服侍过建文帝朱允炆起居，熟知其人体貌，是仅存的建文旧仆。他虽年过六旬，却一向壮健，然杨行祥一案发生后不久便神秘过世，令人感到蹊跷。

因而有一种说法是，杨行祥就是真的建文帝。杨行祥被押送京师后，英宗皇帝朱祁镇曾命老太监吴亮去认人。虽然几十年过去，朱允炆容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吴亮仍从独特的胎记认出了旧主，当即下拜恸哭。不过既然明成祖朱棣早已宣布朱允炆自焚而死，且举行了隆重的官方葬礼，明廷便不能公开承认朱允炆还活着。而朱允炆投官前，已将身份公开，弄得满城风雨，明廷无法掩盖其事，遂谎称朱允炆其实是杨行祥冒充，且编造了口供。

校尉逯杲慌慌张张地跑来，又向朱骥禀报说“杨行祥死了”，无论这杨行祥是不是真的建文皇帝朱允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之前官方公布杨行祥死于锦衣卫大狱一定是假消息了。

杨埙一时很是好奇，便故意问道：“杨行祥？是那冒充建文帝的老僧吗？他……他不是早死了吗？”见朱骥转头看了自己一眼，目光颇为严厉，忙道，“当我没说。既是锦衣卫出了事，这样，朱千户，你先回官署善后。我自己设法去找那两名贼人。”

朱骥道：“杨匠官一个人能行吗？”杨埙笑道：“人不在多，在于路子对。朱千户放心，我知道事态严重，一定会尽力而为。”

朱骥微一思忖，即点头同意，等杨埙走远，又招手叫过逯杲，低声命道：“你跟着杨埙，他去了哪里，见过什么人，一举一动，我都要知道。”

逯杲应了一声，抬脚欲去跟踪杨埙。

朱骥又叫道：“先脱掉你的飞鱼服，这身衣服太扎眼了。你穿着它，没法跟踪。”

逯杲干脆解下腰间的绣春刀，脱下官服，交给了朱骥，笑道：“如此也好，小的正嫌天气热呢。”

朱骥将绣春刀递了回去，道：“你是武官，执行公务时，不能不带兵器。”

逯杲道：“那小的一会儿在街边随便找块破布，将兵器包住，这样旁人便看不出来，不会知道小的是锦衣卫了。”

朱骥点了点头，道：“去吧。有什么事，速回锦衣卫禀报。”

打发走逯杲，朱骥正待赶回锦衣卫官署，忽觉有什么不妥，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看。四周扫视一番，路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名行人，见到一身锦衣卫官服的朱骥，便垂首远远避开，更不要说敢瞩目于他了。

朱骥再走出几步，仍觉不大对劲儿，蓦然转头，却见那富丽堂皇的衍圣公府大门紧闭、高墙肃然，并没有什么异常，便不再理会，自往官署去了。

与朱骥分手后，杨埙便径直往东城黄华坊而来。这一带妓馆、青楼林立，官方教坊司及官妓院丽春院[28]也在其中，因之繁华热闹，茶楼、酒肆、商铺亦跟着风生水起，尤其以售卖妇人用品的绸缎铺、首饰铺、胭脂铺生意为佳。

进来“蒋骨扇铺”时，年轻貌美的女铺主蒋苏台正在招呼贵客，却是名匠蒯祥孙女蒯玉珠及恭顺伯吴允诚孙女吴珊瑚。

吴珊瑚虽然姓吴，却是蒙古人，吴只是明廷赐姓，她本姓帖木儿，亦是蒙古皇族出身。虽在北京出生长大，却不改蒙古姑娘的豪爽本性，她一见杨埙进来，便取笑道：“苏娘，你的热心追求者又来了。”

蒋苏台出身苏州制扇名家，精于骨扇制作，人称“蒋骨”，因与杨埙同乡，来往颇多。她虽在京师以制扇为生，撑起一方天地，究竟还是江南女子的婉约性情，被人当众开玩笑，颇觉尴尬。

杨埙却毫不在意，大大咧咧地招呼道：“二位小娘子又来买扇子吗？珊瑚娘子，上次送去吴府的倭漆屏风，尊父可还满意？”

吴珊瑚生父名吴克勤，蒙古名答兰，是恭顺伯吴允诚第三子。其长兄吴克忠继袭了恭顺伯的爵位，吴克勤亦封都督，兄弟二人同是明军高级将领。吴克勤不通文墨，却爱风雅，因其书房只有书案，无其他装饰，客人嫌其过于简朴，便特意向杨埙定做了一具屏风。杨埙也不画蒙古人喜爱的山川、骏马等，只以墨漆题诗于上道：“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诗并非杨埙原创，而是选自唐人李山甫的《上元怀古》，文字浅白，正应吴克勤之风。

吴珊瑚笑道：“满意，太满意了。家父直夸杨匠官书法好呢。”还欲接着开杨埙的玩笑，被蒯玉珠扯了一下，这才留意蒋苏台已经红了脸，遂抿了抿嘴，笑道：“不说了，不说了，挑扇子，挑扇子。”

杨埙道：“苏台，我有要紧事找你。”蒋苏台道：“店里还有主顾呢。”

虽则吴珊瑚连连称没事，蒋苏台却不肯进去里屋，显是怕落人话柄。杨埙只得先等在一旁。

忽有一名艳妆丽人进来。其人长相古典，透着一种沉静的气质。蒋苏台、吴珊瑚、蒯玉珠三人均是长相不错，蒋苏台更算得上美人，但那女子肌肤赛雪，光彩逼人，一入堂中，旁人便立即黯然失色。却是教坊司的蒋琼琼，曾是名动京华的名妓，亦是扇子铺的老主顾。

蒋苏台忙迎上前招呼，又问道：“琼娘上次买的扇子可还合用？”

蒋琼琼摇头道：“我来不是为了扇子。”将蒋苏台拉到一旁，低声问道，“李惜儿可是在苏娘这里？”

蒋苏台一怔，随即摇头道：“惜儿好久没来过了。”

蒋琼琼道：“苏娘可别骗我。你本不擅长撒谎，更何况我阅人无数，一眼就能看出来。”

蒋苏台满脸绯红，迟疑了一下，仍然坚决地摇了摇头，道：“真的没见到惜儿。”

蒋琼琼跺脚道：“苏娘暗中收留惜儿，即便是出于好意，也只会害了她。”

蒋苏台未及回答，杨埙已然走了过来，笑问道：“二位娘子在聊什么，这般神秘？”

蒋苏台趁机道：“杨匠官，你陪琼娘聊两句，我得去那边招呼客人。”

杨埙笑道：“明日皇宫要举行盛大宴会，庆贺太后寿诞，琼娘负责歌舞，不用忙着彩排张罗有关事宜吗？我今日进过紫禁城，看到里面戏台都已经搭好了。”

蒋琼琼不接话头，只道：“杨匠官跟苏娘走得很近啊，总能在这里看到你。”

杨埙笑道：“是啊，我和苏台是同乡。我们都是苏州来的，都是背井离乡之人，当然要互相照顾。”

蒋琼琼道：“那么就请杨匠官转告苏娘，别做傻事，自以为救人，其实是在害她。”

杨埙奇道：“她是谁？”又道：“我这人笨得很，琼琼别跟我打哑谜呀。”

蒋琼琼也不理睬，自扬长去了。

吴珊瑚和蒯玉珠已各自挑了一柄扇子，付完账拿着去了。临走前，吴珊瑚还笑道：“虽然我们还想多留一会儿，可既然杨匠官到了，也不能不识相。”

蒋苏台脸一红，道：“珊瑚娘子就爱说笑。”亲自送二女出去。

等蒋苏台返身进来，杨埙便将“东主有事”的牌子挂了出去，再将门板一一封上。蒋苏台也不阻止，见天光已暗，便掌上了灯，呆呆坐下，似是心事重重。

杨埙问道：“蒋琼琼为什么纠缠你？”蒋苏台摇了摇头。

杨埙便不再追问，道：“上次你做了五柄骨扇，特意让我用彩漆题绘扇面，你可还记得？”

蒋苏台道：“当然记得，那是我手艺最好的五柄骨扇。”

杨埙道：“那五柄扇子还在吗？”

蒋苏台低声道：“卖出去了三柄。”似是颇为羞愧，又忙解释道：“我本来说了不卖的，可几名老主顾看到后死死缠住我不放，不惜花费十倍高价，我无奈之下，只好转让出了三柄。另两柄我自己留了，实在舍不得。”愈到后面，语音愈低，几近呢喃。

杨埙道：“那你还记得买那三柄扇子的都是些什么人？”

蒋苏台很是不解，问道：“杨大哥追问这个做什么？”

杨埙道：“今日有两名贼人假扮军士混入兵部官署，盗走了机密文书。那两人进官署时正好被我撞见，一人身上还落下件物事，却是柄精巧的扇子。虽然隔得远，但我还是一眼认出那是你蒋骨扇铺的骨扇，扇柄上的金漆，则是我杨氏独有的倭漆。”

他当时就识破了那矮军士是女扮男装，但对方既身怀蒋苏台最珍重的骨扇，他担心其人跟蒋氏有些干系，是以没有立即声张，只悄悄跟了过去。而当他在车驾司外撞到贼人时，不但打了照面，他还问那女贼人道：“你身上怎么会有那柄骨扇？”对方一愣，随即与同伴交换了一下眼色。那男贼人随即上前推倒杨埙，转身与同伴跑了。

杨埙之所以没有对兵部侍郎于谦和锦衣卫千户朱骥说实话，当然是担心牵累蒋苏台。若是被锦衣卫知道蒋苏台可能知道贼人身份，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可能，按照惯例，必会立即将蒋苏台逮捕，严刑拷问。即便查到蒋苏台跟此案无关，也会作为重要证人关进诏狱。到时候刑具缠身，以蒋氏这等弱不禁风的身段，只怕挺不过三日便被折磨死了。

蒋苏台这才知道杨埙是关心自己被卷入了一桩大案，不由得十分懊悔，当即流出眼泪来，泣道：“那五柄扇子本是一套，我实不该将那三柄卖掉的。”

杨埙忙道：“后悔也来不及了，况且你也是被主顾缠得没办法。你告诉我，买了那三柄扇子的人都是谁？”

蒋苏台道：“吴珊瑚买了夏扇。我开始是不肯卖的，她苦苦哀求，说她出生在夏季，那扇子应了她生辰，是她命中的福扇。我拗不过她，只好答应了。吴珊瑚买扇子的时候，刚好有几名国子监监生进来闲逛，其中一位姓丘的公子听到吴珊瑚的话，也很感兴趣，想买一把‘秋’扇，说他妻子是秋天出生，而今独自在家乡照顾老小。当时他还吟了一首诗：‘明月空中悬，碧云天际合。美人渺何许，望望转萧索。翩翩惊鹊定，片片檐花落。恻然对孤影，下帷闭斋阁。’我听了很是感动。吴珊瑚又为他说情，说反正扇子也凑不成一套了，我就干脆将秋扇卖给丘公子了。”

杨埙道：“姓丘，又是国子监监生，不难查到。那么还有一柄冬扇卖给谁了？”

蒋苏台奇道：“杨大哥怎么知道卖出的是冬扇？”

杨埙道：“你出生在春季，不会卖掉春扇，至于另一柄飞虹，我猜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卖掉的。”

蒋苏台红了脸，顿了一会儿才答道：“卖给了兵部于侍郎的女儿于璚英。”

杨埙闻言大吃一惊，失声道：“怎么会这么巧？”

蒋苏台道：“这不奇怪呀。璚英娘子的丈夫是锦衣卫千户朱骥，朱家跟吴珊瑚家和蒯玉珠家都是邻居。璚英娘子说有一次吴珊瑚到隔壁找蒯玉珠玩耍时，她看到吴珊瑚手中的扇子，觉得很可爱，也想买一柄一样的，还特意向吴珊瑚打听来处，这才寻来蒋骨扇铺。我听她说是吴珊瑚介绍的，又是兵部于侍郎的女儿，就破例把冬扇卖给她了。”

杨埙想了想，道：“你把剩下的两柄扇子取来给我看看。”

蒋苏台依言进去里屋，取出来一只檀木盒子，滑开木盖，打开两层绢布，这才露出两柄骨扇来。蒋、杨二人是各自行业的顶尖工匠，骨扇既汇集二人之力，当然价值不菲。但蒋氏是制扇名匠，号称“妙手”，随便一把骨扇都能卖出三四金的高价。这两柄扇子材质并无出奇之处，就是最普通的竹节绢布，她如此珍惜，又称是自己最好的成品，显然是因为杨埙绘制了扇面。

杨埙取出扇子，略一把玩，叹了口气，又重新放回木盒，道：“这两柄扇子完好无误，但我也没有看错，那女贼人身上掉落的一定是夏、秋、冬扇中的一把。可她既不是吴珊瑚，也不是于璚英，更不会是丘监生远在家乡的妻子，身上怎么会有那柄扇子呢？”

蒋苏台也是手工艺人，深信杨埙的眼力，丝毫不怀疑他会看错，猜测道：“或许是谁失落了骨扇，被那女贼人捡到，因为喜爱，所以藏在了身上。”

杨埙摇头道：“那可未免太巧了。于侍郎的女儿看到吴珊瑚把玩夏扇，心中羡慕，于是专程赶来蒋骨买扇子，这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北京城那么大，那女贼人怎么偏偏捡到了遗失的骨扇？”

蒋苏台道：“但扇子只有三柄，她不是捡到，还能从哪里得来？”

杨埙道：“你说得有理，先姑且认为是有人遗失了扇子。眼下没有别的线索，我只能先去查清楚到底是谁遗失了扇子。”

蒋苏台道：“吴珊瑚那柄夏扇应还在她府上。刚刚她还向蒯玉珠炫耀过，说她那柄夏扇最好，店里所有的扇子加起来都不及她那柄。”

杨埙道：“那么就只剩下丘监生和于璚英了。国子监出了事，想必乱得很，一时难寻到丘监生。嗯，我这就去找朱骥，问他妻子手中的冬扇是否还在。”见蒋氏忧心忡忡，便安慰道：“你不必担心，虽然朱骥是锦衣卫千户，而今他妻子亦卷入其中，他必定不敢逮捕你到锦衣卫问讯了，不然他妻子何以自处？”

蒋苏台点了点头，道：“多谢杨大哥。”

杨埙起身笑道：“有什么好谢的。”

忽有人拍门叫道：“店家，买扇子。”却是名女子声音，口音甚重，似是南方人氏。

蒋苏台正欲送杨埙从后门出去，便应道：“小店已经打烊了，请娘子明日再来。”

那女子急叫道：“我是外地人氏，明日一早便要动身返乡，久慕蒋骨扇铺大名，想买几柄带回家乡做礼物。天就快要黑了，还望娘子行个方便。”

蒋苏台闻言立时心软，便应了一声：“请娘子稍候。”

杨埙道：“你招呼客人好了，我自己从后门出去。”

蒋苏台道：“后门上了锁，得我亲自去开门。”见杨埙露出惊讶之色来，忙解释道：“这是我哥哥的主意。他说我一个单身妇人，总是一个人歇宿在店里，不大太平。前几日他引神机营同伴回来，一齐动手，将后墙加高加固，又给门板安了新锁。”

杨埙笑道：“还是令兄考虑周全。那就不麻烦了，我就直接从前门出去好了。”一边说着，一边去卸门板。

蒋苏台道：“杨大哥要西行去锦衣卫官署，从前门出去得绕上一大圈呢。你稍等一下，我招呼完这位主顾，便送你从后门出去。”

杨埙应了一声，利落地卸下一扇门板，刚好容一人通过。等候在外面的女子闪身进来，歉然道：“实在不好意思，如果不是情非得已，也不会冒昧打扰。”

蒋苏台忙道：“娘子快别这么说。你喜欢我的扇子，肯光顾小店，还要千里迢迢地带回家乡，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扇子都摆在那边架子上，我带娘子过去。”

那女子道：“我哥哥还在外面。”

话音未落，一名高大的男子从门板缝中挤了进来。一跨进门槛，便顺手拿起一边的门板，将空隙掩上。

杨埙虽候在一旁，却因为心中有事，未多留意先进来的女主顾。此时见到女主顾的兄长举止异常，不经意地一扫，这才大吃一惊，忙叫道：“苏台，快跑！”

* * *

[1]毁于天火的三大殿，在永乐一朝没有再进行重修。明成祖朱棣担心“违背天意”，不敢再建，权以奉天门（即今太和门）为听政之所，这就是明清两代皇帝“御门听政”的起因。之后，明成祖朱棣长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朱高炽与其父性情完全不同，留恋虎踞龙盘的兴王之地，一心想复都南京。如此心境下，自然也不愿意花费人力、物力修复北京的三大殿。据《明史·仁宗本纪》：朱高炽“洪熙元年三月戊戌，将迁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四月壬子，命皇太子（指朱瞻基，后来的明宣宗）谒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马皇后谥‘孝慈’，故名，位于今江苏南京紫金山），遂居守南京”。同时，还下令重新修葺南京皇城。然而，天不遂人愿，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便骤然去世，未能实现迁都回南京的计划。皇帝去世时，皇太子朱瞻基人正在南京，为复都做准备。明仁宗遗诏道：“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仰咸南京，斯也吾之素心。”可见其念念不忘迁都南京。其继承者明宣宗朱瞻基颇有其祖明成祖朱棣风范，不思迁都，但并没有修复三大殿。因而，在紫禁城建成之初那场大火后的二十年间，曾经富丽堂皇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始终只是一片焦黑的废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这位英宗皇帝幼冲即位，却十分崇拜曾祖父朱棣，希望能成为一个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于是，在他当政期间，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当时还健在的蒯祥又受命主持营建三大殿和乾清宫、坤宁宫的工程。施工中用各局监轮班工匠三万余人，军队三万六千人，前后花费两年时间。

[2]工部为六部之一，掌理天下百工、屯田、虞衡、山泽之政令。其属有四司：营缮、屯田、虞衡、都水。营缮掌缮治皇家宫廷、陵寝、坛庙、宫府、城垣、仓库、廨宇、营房。紫禁城设计者蒯祥亦是工部营缮司官吏。

[3]中国古代史籍多称呼日本为倭国，本书一律采纳“日本”的正式称呼。

[4]明代接待外国使节，住宿的国宾馆称会同馆，南、北两京均设有会同馆。明英宗即位后，定会同馆为南北两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北会同馆位于澄清坊大街东，就是现在的王府井一带。南会同馆位于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即现在东交民巷内。

[5]明初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于是有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廷骗钱。那些日本人多是胆大的冒险者，没有管辖，朝贡完了后往往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倭寇的来历。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鉴于倭寇多入寇山东海滨郡县，于洪武二年（1369年）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对方约束部属，各安其土。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不知道元朝已经灭亡，误以为使者是蒙古所派，恼恨当年元军伐日，当场杀死其中五人，将杨载拘留了三个月，这才放还。朱元璋对日本国情也不了解，以为怀良亲王就是日本国王，为了减轻倭患，再度派赵秩出使日本。经赵秩解释后，怀良亲王这才知道中国已是大明王朝的天下，遂同意修好，且送还了部分被倭寇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口。自此，中日两国开始了外交往来。然后来朱元璋从日本僧人口中了解到怀良亲王并不是真正的日本国王，日本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不由得十分懊悔，对自己原先计划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扰的做法感到怀疑，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受。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干脆以“通谋胡惟庸”为借口，彻底断绝了与怀良亲王的朝贡关系，并开始闭关自守，对日本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日本在其《祖训》中被列为“不征之国”。所谓“不征国”，就是与这些国家地区和平相处，互不侵犯，贸易活动采用朝贡形式，民间的对外贸易则严厉禁止。为了防止海上的武装骚扰，甚至规定“片板不许入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始作俑的海禁制度正是明代倭寇猖獗的根源。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居民多以“以番舶为利”，不许下海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与其等着饿死，不如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但《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极严，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棉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为了不被诛九族，走私商民多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由此才有了愈演愈烈的“倭情”。事实上，明中后期为害最烈的倭寇，主体其实是“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为营造万国来朝的盛世，对海外诸国仍实行羁縻政策，积极鼓励他们派遣使者入明朝贡。朱棣告谕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而当时的日本室町将军义满已成功解决了南北朝合并问题，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区的征霸事业，已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政治权力人物。由于明朝对朝贡使者赏赐极其丰厚，义满亦积极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以解决其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建文帝三年（1401年），义满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与此同时，明成祖朱棣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于是赵居任等人就偕同坚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赐予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中日两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关系。但仅仅允许朝贡贸易，对民间自由贸易，明廷依然严厉禁止。

[6]黄金家族是指是纯洁出身的蒙古人。根据记载，蒙古族有一名女性始祖阿兰豁阿，她与她丈夫生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她丈夫死后，她又生出了三个儿子。她的两个大儿子和其他亲属对这件事很有疑问。阿兰豁阿解释说：后来的三个儿子是她与一个神人的后代，是上天的儿子。从此之后，这三个儿子的后人就被称为纯洁出身的蒙古人。蒙古各部的可汗都出自阿兰豁阿后来所生三个儿子的家族，所以便被称为“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按照蒙古传统观念，只有黄金家族出身的人，才有继承汗位的权利。非黄金家族出身的人，绝对不可染指汗权。

[7]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吉林、辽宁一带。

[8]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于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在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滕旗达里诺尔西岸）病死后，其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在和林继位。爱猷识理达腊死后，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继立。

[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成祖朱棣所组建的神机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独立枪炮部队，并且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由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此后，神机营成为军队的一个兵种。

[10]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首府。

[11]宋晟：字景阳，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少年时随父兄一同参加朱元璋的起义军，之后戎马一生，成为明代三朝元老，其间历经明太祖朱元璋、明惠帝（建文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深得三朝皇帝信任。专管监察、弹劾的御史多次在明成祖朱棣面前弹劾宋晟拥兵一处，自作主张。朱棣却道：“任人不专则不能成功，况大将统一边，宁能尽拘文法。”命宋晟继续根据边疆实际情况办事。宋晟与朱棣是儿女亲家，第二子宋琥娶朱棣第三女安成公主，第三子宋瑛娶朱棣第四女咸宁公主。两位公主皆为朱棣原配徐皇后（徐达长女）所生，为嫡公主。宋晟享恩宠之隆，为明朝功臣中所罕见。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也先入寇，宋瑛时为西宁侯，在大同总督军务，督大同守将朱冕、石亨等战也先于阳和，明军全军败没，宋瑛及朱冕皆战死，即为书中前段于谦告知女婿朱骥的紧急军情。

[12]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土剌河：今蒙古国境内的图拉河。

[13]沙州：今甘肃敦煌。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西北。

[14]明初朱元璋设统军大元帅府，后仿元制改为枢密院，之后又改为大都督府，统领全国军政。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为扩张皇权，先是杀宰相胡惟庸并宣布永不设宰相，将政权分拆到六部；之后又将大都督府分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将军权分拆。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两名作为长官，均为正一品。都督开始有参政议政权，明后期逐渐失去。五军都督府的职责是统领京畿及各地方的卫所，具有统兵权，但调兵权与武将人事权却归兵部。都督府和兵部互不统属，均直接听命于皇帝。打仗时，在兵部挂职的武将凭皇帝印信领兵，战事结束，还兵于都督府，自己仍挂职兵部。这样，明代的军权便被分拆在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两个部门，使武将与兵权分离，防止了武将跋扈的局面。

[15]都督佥事：明朝都督府长官。初从二品，后改正二品。洪武十三年（1380年），改置五军都督府后，亦分置。凡为公、侯、伯者，可与左、右都督、都督同知（从一品）分任掌印、佥书，以掌府事。镇守或出征时，则充总兵、副总兵。

[16]邹平：今山东邹平。

[17]张麒：永城（今河南永城）人。父因女贵，因女儿张氏被立为燕王朱棣世子朱高炽正妃而被授予兵马副指挥。朱棣（明成祖）夺取皇位后，世子朱高炽被册立为太子，张氏被封皇太子妃，张麒则升任京卫指挥使，不久病逝。朱高炽（明仁宗）即位后，封张氏为皇后，追封岳父为彭城伯，谥号“恭靖”，后又升为侯爵。

[18]事见同系列小说《包青天》。

[19]明代京城官场交际中，称谓大体直接称官衔，也爱称呼官职古名或别名（本书只直接称呼官衔），以示雅观。“老”和“先生”均为尊称，“老先生”为最尊称呼。

[20]衍圣公：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袭封号，始于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当时汉平帝刘衎为弘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之后的千年时间里，封号屡经变化，到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改封为衍圣公，后代沿袭。而到了公元1935年，民国政府取消“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生于1920年的孔德成，便成为末代衍圣公，首任祭祀官。2008年，伴随着孔德成的去世，嫡长孙孔垂长接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衍圣公”就此终结。明代衍圣公为正一品，班列群臣之首，地位十分尊崇。明廷专门在京师东安门外建衍圣公府，作为衍圣公来京之用。

[21]徐增寿：魏国公徐达幼子，朱棣内兄。徐增寿一直暗中支持朱棣，但其长兄徐辉祖却是坚决的反燕派。燕师入南京时，徐辉祖率兵坚决抵挡，被击败后逃入父亲中山王徐达的祠堂，不肯出来。朱棣碍于结发妻子徐氏（徐达长女）的面子，勉强放过了徐辉祖。又封徐增寿为定国公，子孙世袭。因徐达长子徐辉祖已袭封为魏国公，故徐达之后一门两公，为明代功臣中所仅见。又，徐家除了徐辉祖外，徐达幼女徐妙锦也是朱棣政治上的反对派，反感朱棣从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朱棣称帝后没几年，皇后徐氏病死，朱棣打算续娶徐妙锦为后。徐妙锦推辞说：“我无妇容，不足备六宫选，乞代奏皇上，另择贤媛。”女官催了几次，徐妙锦坚决不答应。朱棣听说后很是恼怒，威胁说，不嫁给天子，还想找什么女婿呢？于是，徐妙锦便决定终生不嫁，削发为尼，到南京聚宝门外的王姑庵出了家。此后，朱棣再未立皇后。

[22]在西南数省留有不少有关朱允炆的遗址和传说，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其名著《徐霞客游记》中便记载了朱允炆曾在贵州白云山修行：“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贵州武定正续禅寺大雄宝殿的柱子上有一副楹联：“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皇觉寺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年为僧之所。“僧为帝”指朱元璋由和尚当了皇帝，“帝亦为僧”则指建文帝朱允炆由皇帝出家做了僧人，颇有沧桑巨变的味道。

[23]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命人将和氏璧（此段故事详见同系列小说《和氏璧》）琢成传国玉玺。秦相李斯亲书八字小篆于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后世称玉玺为“宝”，因以八字为文，又叫“八宝”，由此形成惯例。只有宋代宋徽宗执政时，于所用八宝之外，又作一玉玺，其文曰：“范围田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为十六字，命名为“定命宝”。靖康之祸，诸宝都被金兵夺去，唯“定命宝”留了下来。宋高宗赵构携以渡江，因为玺文是蔡京所书，遂弃之不用。到了明朝，诸宝皆用四字：若敬宗庙，用“皇帝尊亲”之宝；赐亲藩，用“皇帝亲亲”之宝；赐守令，则用“敬天勤民”之宝；求经籍，用“表章经史”之宝。

[24]给事中：明谏言、纠察官职名。明代给事中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由于分掌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的总称），故称六科给事中。六科长官为都给事中，为正七品。下有左右给事中，从七品。另还有给事中，从七品。各科人数不同。六科官秩不高，权力非常大，主要职责有封驳（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科参（稽查六部事务）、奏闻、弹劾、注销（圣旨与奏章每日归附科籍，每五日一送内阁备案，执行机关在指定时限内奉旨处理政务，由六科核查后五日一注销）等。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给事中不仅能够稽查六部百官之失，另外诸如充当各级考试参与官，廷议、廷推这些只有各部堂上官才能参加的活动，也要由这些只有七品的官员参加。

[25]方孝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博得了人们深厚的同情与赞扬。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为方孝孺昭雪，在南京为其建了一座“褒忠祠”。清朝乾隆皇帝也曾在曲阜孔庙中为方孝孺立碑。

[26]宣府：今河北宣化。明军事重镇。

[27]万历二年（1574年）十月，十二岁的明神宗朱翊钧突然向首辅张居正问及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张居正虽觉惊愕，仍然如实回答道：“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张居正也认为朱允炆并没有烧死，而是逃走了。因为时间已久，明成祖朱棣当时担心的建文帝复辟问题已经不复存在，连明神宗都公然发问，足见当时已经不再是什么忌讳。更早时，明孝宗（明英宗之孙）弘治年间，曾有大臣杨循吉等人公然上疏请求恢复建文帝的年号。

[28]丽春院：明代北京官妓安置机构，隶属于教坊司。又，明代立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即在南京设教坊司，隶属礼部，掌管宫廷歌舞娱乐。教坊司又设富乐院，专门安置官妓（多为罪囚家眷），然禁文武官员及舍人入院，只允准客商贾出入，此为明朝设官妓收脂粉钱之始。后富乐院失火焚毁，明廷又于武定桥等处重建十六楼，以安置官妓。但洪武之后，社会风气改变，朱元璋“文武官员及舍人不许入院”的禁令已名存实亡。时人记载云：“诸司每退朝，相率饮于妓楼……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竞日暄呶，政多废弛。”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于东城黄华坊本司胡同设教坊司，依旧掌宫乐。教坊司下设丽春院，位于皇城东侧勾栏胡同，类似洪武时的富乐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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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风露浩然

彼时蒯祥正当盛年，建筑技艺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巧夺天工的程度，且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蒯祥随手图之，无不称上意”。当由蒯祥负责设计并组织具体施工的承天门完工时，见者交口称赞。就连一向以苛刻严厉著称的成祖皇帝朱棣亦连连点头，极为满意，夸奖蒯祥为鲁班再世，“蒯鲁班”的外号不胫而走。

朝在太行南，暮在太行北。

问予何事苦匆匆？鞍马驱驰常是客。

笑而不答心自知，眷恋浮名好是痴。

昨日朱颜如醇酒，今朝白发已成丝。

远离乡国空劳梦，怅望庭闱有所思。

君宠亲恩俱未报，窃禄无功补盛时。

太行山，不可攀。

谁似山头白云好，才成霖雨便知还。

——于谦《无题》

那自称兄妹进来购扇的一男一女正是不久前杨埙在兵部官署撞破的两名假军士，也就是他正苦苦追寻盗走兵部机密文书的贼人。男贼人见身份已经败露，便抽出短刀，直朝杨埙奔来。女贼人亦挺出兵刃，欲当场杀死蒋苏台，然见到对方惊惶绝望的泪眼时，又有所犹豫，那一刀竟没有立时扎下去。

瞬息之间，杨埙已绕过货架，赶了过来，大力将女贼人一推，拉起蒋苏台便往后院跑。一边奔跑，一边尖声呼救。

前路已被封死，往后逃走只是求生本能。然杨埙一到庭院中，便立即傻了眼，呼救声也戛然而止——后墙竟足有一丈多高，后门门板也加镶了铁框，更有一把大大的铜将军把守。

杨埙尚不及询问蒋苏台钥匙收在哪里，那对兄妹已然追及。忽有一名少女从厢房里冲出来，手持木棒，如同神降。那男贼人只顾着前面，猝不及防，竟被那少女一棒扫中腰间，一个趔趄，险些摔倒。

女贼人忙扶住兄长，低声问了一句什么。那男贼人摇了摇头，咬牙道：“将他们三个全杀了。”

那少女约莫十二三岁，年纪虽小，身手却极是敏捷，更有一副无所畏惧的神态，还欲举棒上前应战。

蒋苏台略微回过神来，忙叫道：“惜儿，他们有兵刃在手，你不是对手。快逃，快些从前门逃走，去叫人来。”

李惜儿叫道：“我不怕坏人，更不能舍弃苏台姊姊独自逃走。”上前奋力一棒，竟将女贼人逼退一步。

女贼人很是惊讶，道：“咦，你这么个小女孩子也会武艺？”

忽听到背后有人问道：“这里出了什么事？”

不知何时进来一名三十来岁的男子，抚刀站在庭前，却是锦衣卫校尉逯杲。他受命监视杨埙，一直跟其到蒋骨扇铺，杨埙不走，他亦不敢离开。后来男女贼人进了铺子，还掩上了门板，逯杲只以为是买扇子的主顾，兼之又累又饿，没有多想，心中只盼望杨埙快点回家。直到隐隐听到杨埙的呼救声，这才意识到不妥，急忙穿过街道，踢门进来，正好看到眼前的场面。

杨埙曾见过逯杲，认得他是锦衣卫千户朱骥手下，登时如获救星，大叫道：“锦衣卫到了！”

那男女贼人闻言，不禁一愣。男贼人随即道：“我来对付他，你去杀了那三个人。”

逯杲虽不明所以，然见对方身姿矫健，不敢怠慢，忙拔出绣春刀应战。

杨埙已伺机从边上捡了一根棒子，与李惜儿一起对付那女贼人。他不会武功，但李惜儿却自幼养在舅舅家，跟随舅舅王永心习武，一招一式，颇合章法。那女贼人虽身手不凡，但毕竟持短兵刃，竟被杨埙、李惜儿缠住。蒋苏台几次欲往前门大街上呼救，总被女贼人偷空拦住。

另一边男贼人武艺了得，数招便刺中逯杲肩头，飞起一脚，将其踢得飞了出去。他见逯杲受了重伤，一时难以反抗，便转身去襄助妹妹，欲先对付杨埙等人，再来杀逯杲。刚走出两步，便感觉脑后生风，有金刃破空之声，忙回身挺刀，刚好架住对方兵刃。对方使的长刀，力气又大，震得他手臂发麻，短刀险些脱手。定睛一看，却是一名京军[1]将校装束的男子。

蒋苏台登时大喜，忙叫道：“哥哥，你回来得正好。这两个人是坏人，莫名其妙闯进扇铺，要杀我和杨大哥。”

那男子正是蒋苏台兄长蒋鸣军，在京军神机营中任小校，听了妹妹喊话，也不多言，接连扬刀朝男贼人砍杀，气势凶猛。

只是神机营以火器见长，蒋鸣军本是制扇匠人出身，嫌工匠地位卑微，设法入伍加入了京营，虽然也在军中习练过武术刀法，但功夫与那男贼人相差得太远，很快就被对方短刀刺中腹部。蒋鸣军却有一股天生的凶蛮狠劲，虽受了重伤，犹自拼了命地舞刀。男贼人见对方刀光霍霍，完全是同归于尽的打法，不愿意陪这蛮夫丧命，竟一时不敢近身。

天色渐渐昏黑下来，一旁锦衣卫校尉逯杲以刀杵地，挣扎着爬了起来，却不去帮助蒋鸣军、杨埙，而是跌跌撞撞地跑往前堂，高声呼叫。

男贼人情急之下，奋力挡住蒋鸣军一记直劈，飞脚一旋，将他扫倒在地，还欲上前一刀结束其性命。女贼人已舍弃杨埙等人赶过来拉住他，道：“那锦衣卫已出去呼救，这里地处闹市，援兵很快就到，我们得尽快离开。”

男贼人遂不再滞留，与妹妹并力往外冲去。

蒋苏台上前扶住兄长，见他身上虽穿了护甲，短刀仍穿甲而入，小腹处尽是鲜血，不由得哭出声来。

蒋鸣军柔声安慰道：“好妹妹，别哭，哭花了脸就不好看了。放心吧，一点小伤，哥哥死不了……”

李惜儿跟了过来，略一迟疑，即道：“苏台姊姊，适才锦衣卫的人看到了我，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蒋苏台跺脚道：“天已经黑了，你出不了城，还能躲去哪里？”又本能地转头去看杨埙，想请他出手相助。

杨埙问道：“这位小娘子是谁？”蒋苏台道：“是教坊司的李惜儿。”

杨埙道：“蒋琼琼来纠缠你，就是为了她吗？”蒋苏台道：“是。”

杨埙便不再多问，对李惜儿道：“一会儿你跟我走，先藏在我家中。放心，有我在，决计不会让官府的人捉到你。”

忽有人大踏步走进庭院，接口道：“杨匠官可不要将话说满了。”

却是锦衣卫千户朱骥本人到了。他身后还跟着数名校尉，个个手提灯笼，登时将庭院照得通亮。蒋苏台登时花容失色，本能地去看李惜儿。李惜儿倒是一点儿也不惊慌害怕，只高高嘟起了嘴。

朱骥命人先送蒋鸣军回房救护，这才走到李惜儿面前，问道：“你有没有受伤？”李惜儿摇了摇头。

朱骥便招手叫过手下校尉袁彬，命道：“你送惜儿回教坊司，她明日还要入宫表演，为太后贺寿。”

李惜儿既见朱骥亲至，料想再也难以逃脱，便道：“等一等，先让我跟苏台姊姊告别。”走到蒋氏面前，握住她双手，诚恳地道：“苏姊姊，谢谢你，我不会忘记你这份恩情的。”

蒋苏台已是泣不成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惜儿又转头道：“杨匠官，也谢谢你。”

杨埙摇了摇头，道：“我什么也没做。况且今日若不是你舍命相救，我和苏台早被那对贼人杀死了，你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该道谢的人是我。”当真上前，深深作了一揖。

李惜儿叹了口气，道：“实在要谢，就谢老天爷吧，他有时候也许会开眼，让好人有好报。”微微一笑，自随校尉袁彬去了。

杨埙转头见到朱骥狐疑地审视着自己，忙告道：“适才闯进扇铺行凶的一男一女便是白日闯入兵部的假军士，正是这对男女贼人打伤了苏台兄长和朱千户手下校尉。”

朱骥倒也不惊讶，显是早已猜到，只道：“我在附近遇到逯杲，他说有一男一女要杀杨匠官，我猜想应该就是那对贼人，急忙带人赶来，却只看到他们背影。不过杨匠官放心，我已派人去追了。”

杨埙亦是满腹狐疑，问道：“朱千户恰好就在附近，怎么会这么巧？”

朱骥倒也不遮掩，实话告道：“我是专门来找李惜儿的。她偷偷从教坊司逃走，偏偏明日皇宫寿筵表演少不了她，是以我派了人到处寻找，始终没有消息。后来教坊司蒋琼琼派人知会我，说李惜儿可能在蒋骨扇铺。这里距离教坊司极近，她因为时常来扇铺闲逛，跟铺主蒋苏台娘子很熟。适才我去过教坊司，琼娘说她已经来过扇铺，但蒋娘子不肯承认。我便带人过来查看，不想正好遇上受伤的逯杲。可惜来得晚了些，不然能当场捉住那对贼人。”

杨埙问道：“李惜儿到底是什么人，竟能劳动朱千户亲自出面寻找？”

朱骥微一踌躇，还是说了：“不瞒杨匠官，她是我手下校尉王永心的外甥女。”

王永心即是因匿名张榜公布大宦官王振罪恶而遇害的锦衣卫校尉，因其侠义之举，其大名在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杨埙“啊”了一声道：“原来是王永心的亲眷。”投向朱骥的目光立时充满了鄙夷，不无嘲讽地问道：“朱千户亲自出面搜寻捉拿旧部亲眷，是为了表明自己大公无私吗？”

朱骥摇了摇头，道：“我是为惜儿好。她若逃走，便是逃犯身份，就算能侥幸逃脱追捕，日后也只能亡命天涯。一个小女孩子，又不像蒋苏台娘子这样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难免会坠入风尘。我不希望她走那条路。留在教坊司，至少能安安稳稳有口饭吃。”

其实还有一节，朱骥没有说出——王永心遇害后，除其幼子意外逃脱外，其余亲眷均遭逮捕，男丁充军边关，女眷没入官中为奴。李惜儿年纪虽幼，却生就一副美人胚子，特别受到“关照”，被送往官妓院丽春院为妓。丽春院妓女多为罪囚家眷，所受凌辱惨不可言，每每被送往军营时，一晚上便要遭到几十名军士的强暴。李惜儿既成为了官妓，难免也会落到如此下场。王永心原为朱骥得力下属，朱骥同情王氏遭遇，虽不敢正面与大宦官王振相抗，却暗中委托教坊司蒋琼琼予以照顾。

蒋琼琼原是丽春院头牌红妓，因精通音律、擅长编舞，侥幸摆脱了人尽可夫的卖身生涯，进入教坊司协理乐舞事宜。她还在丽春院为妓时，与少年朱骥有过一段露水情缘，终生难忘，既是爱人所托，当然要全力以赴，于是借口要挑选新的舞姬，将李惜儿从丽春院带了出来，编入教坊司。李惜儿因自幼习武，身段灵活，迅即崭露头角，明日在太后寿筵上还要表演领舞。不想在关键时刻，她竟留书称不愿意为仇人献舞卖笑，就此逃出了教坊司。

蒋琼琼将李惜儿从丽春院中保出，等于是她的保人。李惜儿撒手逃走，自己成为逃犯不说，还会牵累到蒋琼琼，是以蒋氏不得不向朱骥求助。朱骥深知大宦官王振衔恨王永心入骨，若被他知晓王氏外甥女逃走，不但蒋琼琼岌岌可危，还会出尽全力追捕李惜儿，到时候她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会进一步祸及她的亲人。为了避免事端进一步扩大、牵连进更多无辜的人，朱骥无论如何都得找到李惜儿。

杨埙却不知这背后缘由，对朱骥愈发不满，道：“照朱千户这么说，女孩子留在教坊司卖笑、过着囚徒般的生活，那才是出路。若流落民间，只有沦为娼妓。是这样吗？”

朱骥不愿意过多解释，况且他已知杨埙爱强词夺理，真较上劲了，辩也辩不过对方，只简短地道：“我是决计不会害惜儿的。”又问道：“杨匠官适才说惜儿救了你，到底怎么回事？”

杨埙便大致说了经过，又道：“若不是惜儿冲出来救人，也就不会被朱千户手下校尉看见，不会就此暴露行踪，也不会被重新带回教坊司了。”

朱骥道：“不，我已经能确定惜儿就藏在这里，我赶来蒋骨扇铺，就是要来找她。”顿了顿，又叹道：“不过惜儿真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孩子，她才十二岁，又身处险境，竟能为救旁人挺身而出，直面强敌。”

杨埙见其赞叹发自内心，这才稍解怒气，不再冷嘲热讽。又问道：“朱千户是不是派了手下校尉跟踪监视我？就是适才那受伤逃出去呼救的校尉逯杲。”

朱骥道：“是。不是我信不过杨匠官，而是事关重大，不得不如此。”又问道：“贼人盗取兵部机密文书一事，蒋骨扇铺也牵涉在其中，对吗？”

杨埙道：“怎么可能……”

朱骥道：“杨匠官不必强辩。在孙国丈府前时，你告诉我说你知道事态严重，一定会尽力而为。我看得出你是出于真心。而你我分手后，你没去别的地方，径直来了蒋骨扇铺，且一直滞留在此，这不是表明蒋骨扇铺也牵涉其中吗？”

杨埙摇头道：“不，蒋骨扇铺决计跟此事无关。”

朱骥道：“杨匠官撒谎在先，已难以取信于人。你先别说话，这些事，容我先问蒋家娘子。你若肯老实规矩些，我可以只在扇铺盘问，不必请蒋家娘子到锦衣卫官署。”

杨埙道：“那好，我先做哑巴，等到朱千户讯问后，我再开口说话。”

蒋苏台安顿好了兄长，这才出来赔礼，引朱骥、杨埙二人到前堂坐下，又欲奉茶。

朱骥摆手道：“茶水就不必了，娘子也不必紧张，我只有几句话想问，问完就走。今日杨匠官来蒋骨扇铺，想来不是买扇子，是为什么？”

蒋苏台正忐忑不安，以为锦衣卫会追究自己私藏李惜儿一事，不想却先问起了杨埙。她看了杨埙一眼，见对方点了点头，便如实说了缘由。

朱骥听到女贼人身上掉落的扇子是蒋氏制作的骨扇，且是五柄描金扇之一时，不由“啊”了一声，道：“描金扇子，我妻子璚英也有一柄。那是不是……”转头去望杨埙。

杨埙道：“朱千户这意思，应该是我可以开口说话了吧？那好，我便直言不讳了，尊夫人手中的扇子，正是五扇中的冬扇，也是在蒋骨扇铺买的。”大致说了五扇有三扇尚在，只有于璚英手中的冬扇及丘监生手中的秋扇尚未确认是否遗失。

朱骥讪讪道：“近来璚英姑姑带着孙子来了京师求医，祖孙二人身子都不大好，璚英一直住在娘家，好方便照顾，我不知道那柄冬扇还在不在她手里。不过她明日回城，我可以当面找她确认。”又道：“丘监生一定就是丘濬。他正率领国子监监生到皇宫请愿，请求皇帝赦免李祭酒，怕是要闹腾一夜，也得明日才能确定秋扇下落。”

想过一回，朱骥自己也觉得巧合得不可思议，又追问道：“据杨匠官描述，你当时与那两名假军士相距甚远，天下扇子又都差不多形状，那人更是没打开扇面，你当真没看错吗？”

杨埙很是不屑，道：“苏台，你来说给朱千户听。”

蒋苏台踌躇道：“嗯，这个……就拿我自己来说，若是我本人制作的扇子，一木一丝，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哪怕只远远一晃，我也能辨认出来。”

杨埙道：“朱千户不懂这些，他是外行。朱千户，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杨倭漆！那五柄骨扇上的金漆，是我独门调配的倭漆，别说数丈之外，就是里许外，我也能一眼认出来。”

朱骥对手工行业一无所知，听到杨埙夸口至此，极为自信，不免半信半疑。

杨埙道：“看样子朱千户还是不能全信，我有一番推论，也许能令朱千户相信女贼人身上的骨扇正是尊夫人失落的冬扇。”

朱骥大吃一惊，忙问道：“目下情况未明，杨匠官如何能肯定女贼人身上所怀的是璚英的冬扇，而不是丘濬手中的秋扇？”

杨埙道：“丘监生是男子，堂堂男子汉，身上带把骨扇，是不是有些可笑？他既声明秋扇是为他妻子买的，应该早将扇子送回家乡，或是妥善收藏在国子监监舍中。”顿了顿，又道：“至于尊夫人嘛，我猜她一定十分喜欢那柄冬扇，时时拿到手中把玩。”

朱骥道：“这倒是。但这也不能证明是璚英失落了冬扇啊。杨匠官也说丘濬可能将扇子收藏在监舍中，或许贼人曾潜入国子监，偷走了那柄秋扇。”

杨埙哈哈大笑，道：“原来锦衣卫办案就是这水平，难怪总有错案、冤案发生。朱千户，你别怪我无礼，你自己想想，这可能吗？贼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兵部机密文书，而尊夫人刚好是兵部长官的女儿。”

贼人早就有意盗取兵部机密文书，但也许他们最开始想到的法子并不是直接混入兵部，而是通过兵部官员下手。既要假手兵部官员，必须得有有效控制该官员的手段，至亲无疑是最好的筹码。兵部长官以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为首，邝埜只有一子邝仪，随侍在邝埜身边为幕僚。于谦夫人董氏早已经过世，别无侍妾，膝下有一子一女，长子于冕在国子监读书，女儿于璚英虽已出嫁，仍最受父亲钟爱。比较起来，于璚英显然是最好下手的对象，其夫朱骥每日动身赴锦衣卫官署后，她总是独自在家。

朱骥这才慢慢会意过来，道：“杨匠官是说，贼人一直在暗中跟踪监视璚英，想以她为缺口，威逼我岳父于侍郎就范？”

杨埙点点头，道：“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尊夫人失落的秋扇凑巧在那女贼人身上。北京城数十万人口，如果不是整日跟踪，女贼人何以凑巧能捡到冬扇？但我猜想他们后来发现这条路行不通。于侍郎以铁面著名，就算贼人绑架了他女儿，只怕他也不会轻易就范。贼人反倒就此暴露了窥测兵部机密文书的本意，一旦兵部加强守卫，他们便再无得手的可能。”

朱骥一时无语，细想之下，杨埙的推测确实有几分道理。一想到一直以来有人在暗中监视朱家，妻子璚英几度濒临险境，而他竟无察觉，枉为锦衣卫千户，不由得冷汗直冒。

杨埙似是看出朱骥的后怕，又安慰道：“朱千户不用太担心，这伙贼人其实是大大的外行。”

朱骥很是不解，问道：“何以见得？”

杨埙道：“其实，从兵部车驾司取到机密文书，稍有职权的官吏便能办到，且不易引人注目。贼人最初却想直接利用兵部于侍郎下手，足见不了解本朝体制，以为只有最高长官才能接触到机密文书。”

朱骥道：“如此说来，蒙古人的嫌疑愈发大了。”想了想，又道：“但那对贼人今日所用的法子——利用兵部官署放假之机，假手米店送米，自己则化装成护送军士，可是相当老到高明了。”

杨埙道：“不错，今日这化装成军士大摇大摆走进兵部官署的计划，与之前意图利用尊夫人逼于侍郎就范相比，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一定有了解兵部运作的高人指点过这对男女贼人。”顿了顿，又道：“虽则我之前也认为贼人是蒙古人奸细，但经历了刚才之事，我开始怀疑这一点了。刚刚那对男女贼人互相交谈时，一直说的是汉语。”

当时场面混乱，贼人在那种情况下紧急商议对策，应该本能地使用母语才对。就算二人费尽心机，刻意掩饰，可那女贼人言语中明显带有南方口音，蒙古与其地相隔万里，怎么会有南方口音？

朱骥听了杨埙描述，反倒糊涂了起来，问道：“杨匠官认为适才那对男女不是蒙古人？”

杨埙点了点头，道：“本朝蒙古族将军不少，我虽不懂武功，却多少见识过一些。那对男女武功不是蒙古那套路数。尤其那名男子，真的很厉害，虽然使的是短刀，但招数倒像是中原的剑术。关于这一点，朱千户可以再跟你手下校尉逯杲确认，毕竟他跟男贼人直接交过手。”又道：“朱千户出身武将世家，也是精干之人，之前贼人暗中跟踪监视尊夫人，朱千户毫无觉察，足见贼人做事谨慎周密，滴水不漏。既然阴谋一直是秘密进行，如何会有旁人知晓，还跑去向巡城御史匿名投书告发呢？明显是嫁祸之计了。”

朱骥连连点头，道：“不错，确实如此。想不到杨匠官虽是个漆匠，却是心思缜密，思虑周全，能看出旁人看不到的破绽。”

杨埙笑道：“这正是我的本职啊。我若是不够缜密周全，看不出哪怕最细微的缝隙，没将皇宫金銮殿的柱子漆好，岂不是犯下了诛灭九族的大罪？”

听了这话，从来一脸严肃相的朱骥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又道：“或许贼人打探到今日百官放假，又知道蒙古兀良哈与日本使者今日将会入紫禁城参观，他们便有意选择那个时候，利用米店伙计送米做幌子，混入兵部官署。”

杨埙道：“再者，目下瓦剌兵犯明境，蒙古已是大明头号敌人，栽赃诬陷兀良哈使者最容易取信。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那一男一女既然已经得手，为何还要赶来扇子铺杀我灭口？”

一旁蒋苏台忍不住插口道：“杨大哥是唯一见过他们真面目的人，杀你灭口很正常呀。”

杨埙道：“不，他们已经得到了想得到的，按常理应该携文卷尽快逃出京城，以免落入法网。为何还滞留京城不走，甚至不惜暴露行踪，赶来黄华坊这样繁华的地方杀我？”

一时想不通究竟，又转头歉然道：“苏台，你受惊了，是我连累了你，还累得尊兄受伤。”

蒋苏台摇了摇头，道：“这是无妄之灾，怪不到杨大哥头上。”

刚好有校尉进来禀报道：“未能追到那一男一女。贼人对北京地形十分熟悉，穿了几条胡同便不见了人影。”

数名校尉追捕两名贼人，且有地头蛇之便利，竟然让贼人在眼皮底下跑掉，理由还是对方利用了北京胡同多的地形。朱骥闻言很是恼火，亦后悔自己没有亲自赶去追捕。他曾负责街道房事务，打扫过诸多大街小巷，对京城地貌当真是了如指掌。

既然贼人已失，线索中断，亦暂时无法可想，朱骥只得起身告辞，又特意告诉蒋苏台道：“娘子请放心，我会特别派出人手，微服在这一带巡逻，以防贼人再度出现。”

杨埙道：“朱千户还是别大张旗鼓了，如此反倒弄得苏台紧张兮兮的。贼人要杀的人是我，虽说原先只有我看到过他们的相貌，可目下看到他们面目的人多了。走，我这就随朱千户去见画工，将那两人相貌画出来。如此，便不会有人再因为见过这两人而遭灭口了。”

正欲离开，忽听到后院有人高声大叫。蒋苏台道：“是家兄。”

杨埙、朱骥担心有事，便与蒋苏台一道到后院厢房查看，却只是蒋鸣军挣扎着起身叫人，并无意外。他见众人进来，径直问道：“适才那一男一女是怎么回事？”

朱骥道：“蒋校官，实在抱歉……”

锦衣卫与神机营同为京军，只是锦衣卫因是天子亲军，地位要高得多，连官服、兵器也是专门的飞鱼服、绣春刀，有别于其他京营。因其靠近中枢，旁人巴结锦衣卫尚且不及，蒋鸣军却不买账，粗暴地打断了朱骥，扭头问杨埙道：“那两个人是不是你招惹来的？”

杨埙见对方横眉冷眼，情知不妙，硬着头皮道：“对不住，我也料不到……”

蒋鸣军不顾身上伤势，举拳砸在床沿上，怒道：“果然是因为你！你老来骚扰我妹妹不说，现下还将仇家、祸事引来了蒋骨扇铺。”

蒋苏台大急，忙解释道：“不是这样的，杨大哥是为了保护我，才会被卷入这些事情。”

事情本与蒋骨扇铺无干，但若不是杨埙瞥见女贼人身上掉落的骨扇，担心牵连蒋苏台，亦不会多管闲事，也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蒋鸣军不明就里，道：“保护妹妹？难道这些锦衣卫来扇铺是因为你？”蒋苏台道：“差不多是这样子。”

她知道兄长瞧不起匠人，反对自己跟杨埙在一起，就算解释清楚经过，他仍会将所有罪过算在杨埙头上，便先对杨埙见使个眼色，道：“杨大哥，你和朱千户不是还有正事赶着去办吗？”

杨埙会意，忙应了一声，又道：“蒋兄，你安心养伤，改日我再来探你。”匆匆辞出。

出来扇铺，朱骥便命随行校尉散去，自己引杨埙赶去找画工。却见到许多国子监监生成群结队往北行，似是欲回安定门内的国子监。料想这些都是到皇宫门前请愿赦免李时勉的监生，既是成队返回国子监，应是祭酒李时勉一事有了结果。而且从众人脸上神情来看，当是好结局。朱骥刻意留意人群，走不多远，果然遇见了相熟的监生丘濬。

丘濬先看到了朱骥，不等对方发问，便上来握住其双手，感激涕零地道：“多谢，多谢了！朱兄，这次全靠你，李祭酒才能逃过一劫。”

事情早在预料之中，朱骥倒也不意外，只是不知经过到底如何，问道：“李祭酒如何了？我何曾出过力？”

丘濬道：“大半个时辰前，皇帝派快骑赶去国子监，当场赦免了李祭酒。非但如此，还将他郑重其事地送去东安门孙国丈府上做客了。”

原来今日孙太后生父孙忠托故未去东郊圆觉寺礼佛，孙太后挂念父亲身子，一直放心不下，人还未回京，便先行派太监入城，专程给父亲送上酒食果品等。不想孙忠连大门都未开，只隔门叫道：“请太后赦免李祭酒到臣家做客。座无祭酒，不足使臣生色。”

送礼太监也知道李时勉今日被枷在国子监门前示众一事，孙忠如此言行，摆明是要替李时勉出头，于是赶去禀报孙太后。皇室大队人马刚刚入城，孙太后得报后，便叫来英宗皇帝朱祁镇，称明日寿诞，不要惹外祖父生气。朱祁镇露出惊愕的神情，称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等回宫查明后再作处置。结果皇帝人还未进紫禁城，便见到一千多名国子监监生及士子跪在大明门前为李时勉请愿，场面壮观，令人震撼。

大宦官王振已知孙忠和孙太后都出了面，亦颇后悔不该在太后寿诞时生事，忙主动请英宗皇帝下旨赦免李时勉。朱祁镇本来还担心赦免李时勉会得罪王先生，见老师亲自求情，乐得借着台阶下台，派人当众宣布赦免李祭酒，又如外祖父所请，命人送李时勉到国丈府做客。紫禁城前的国子监监生欢声雷动，这才陆续散去。

丘濬大致叙述了经过，又道：“监生们感激孙国丈仗义相救，立即选派我做代表，携带礼物，赶去孙府致谢。当时李祭酒人还未到，孙国丈极力谢绝，还说这一切全是杨匠官和朱兄你的功劳。”又转头问道：“朱兄身边这位，可就是人称‘杨倭漆’的杨匠官？”

杨埙笑道：“正是。不过我也没什么功劳，只是跑了一趟腿。”又问道：“公子可是姓丘名濬？”

丘濬道：“是我。抱歉，我只顾谈李祭酒之事，竟忘了通报姓名，失礼莫怪。”

杨埙道：“丘公子，你可曾在蒋骨扇铺买过一柄秋扇？”丘濬道：“是啊。”

朱骥忙问道：“那柄扇子呢？”丘濬道：“早托乡人带回琼州老家了。怎么了？”

朱骥心知杨埙推不差，女贼人身上那柄扇子，便是妻子于璚英身上掉落的冬扇，叹了口气，道：“扇子的事说来话长，回头再说。”见丘濬疲惫不堪，料想他为李时勉一案奔走一天，极为劳累，便让他先回国子监歇息。

丘濬走出几步，又回头告道：“对了，孙国丈还说，如果看见你们二位，就让你们即刻赶去他府上饮酒。”

杨埙笑道：“多谢相告。我正又饿又渴，等忙完手头的事，就立即赶去国丈府。”

画工史平住在史家胡同。朱骥和杨埙赶到时，史家院门紧闭，里面也是漆黑一团。邻居听到动静，提灯出来，见到一身官服的朱骥，忙告道：“官署放假，史平出城探亲去了。”

朱骥闻言颇为悻悻，可又无可奈何，道：“只好再多等一天了。”杨埙道：“也许不用等那么久。”

朱骥问道：“杨匠兄有办法？”杨埙道：“嗯，也许有吧。不过我实在饿得发晕，我们先去孙国丈那里大吃大喝一顿如何？反正他老人家都郑重邀请了我们。”

朱骥犹豫道：“可我还有公事，须得回一趟锦衣卫官署。”

杨埙问道：“是因为那老僧杨行祥吗？嗨，人都死了，再着急也不能令其死而复生。人生大事，无非吃喝拉撒，先管好眼前的事要紧。朱千户，我答应你，只要你陪我去国丈府饮酒，今晚我一定替你解决画像之事。”不由分说，拉着朱骥赶来金鱼胡同。

国丈府中正大开宴席，在座贵宾除了刚被赦免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外，还有一名二十来岁的俊美公子，身材高大，风度翩翩，温润如玉，一望便知是名家子弟。

孙忠见杨埙、朱骥到来，很是高兴，忙替引见道：“这位公子姓源名西河，是现任第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彦缙孔公的弟子，源公子这次亦是代衍圣公入朝贺太后寿诞。”

明代衍圣公地位十分尊崇，正式入朝时，位列百官之首。正因为如此，历代孔氏衍圣公亦视入朝面圣为荣耀。且孔氏家族源远流长，开枝散叶，已经是山东曲阜的庞大家族，现任衍圣公孔彦缙却派一名异姓弟子入朝贺寿，想来这弟子十分不一般了。

源西河忙解释道：“源某实无才无德，只因家师孔公和独生爱子孔承庆孔兄同时抱恙，不便出行，小子素来追随家师左右，颇得信任，孔公遂指派我前来。”

孙忠笑道：“可不仅仅是颇得信任。去年孔公派了孔承庆孔公子入京面圣，源公子也是副手。我出门时正好遇到孔公子和源公子二位出来衍圣公府，看到源公子风度绝佳，光彩照人，堪称人中龙凤，还曾误将他当作了衍圣公的公子。”

源西河笑道：“孙国丈就爱说笑。”回想与孙忠初识的情形，颇觉有趣，道：“论起来，我与孙国丈相识也快一年了。”

孙忠道：“可惜源公子在京的日子太短，不然可以常来我府上喝酒。到底是邻居，方便。”

源西河笑道：“我这次入京，不单是为了替太后贺寿，家师还命我长驻京城，好好打理衍圣公府，日后怕是少不了会常来国丈府叨扰。”

孙忠大喜道：“那可实在太好了。”

杨埙好奇问道：“源公子姓氏，是源头的源吗？在中国，姓源的倒是少见。”

李时勉劫后余生，虽然受了一番折磨，却仍颇有精神，尤其热酒下肚、大快朵颐一番后，满面红光，欣然插口道：“这是因为源姓渊源单一，始于北魏秃发鲜卑源贺。”大致说了源姓来历。

三国时期，河西走廊[2]一带为鲜卑诸部占领，其中拓跋一部势力最大。曹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拓跋部首领拓跋诘汾逝世，次子拓跋力微因其母为天女[3]，有神异，故继立为首领，即北魏元皇帝。而拓跋匹孤虽为长子，却不得继位，很是不平，遂率领部属出走，游牧于河西、陇西以北。拓跋匹孤之子拓跋寿阗出生后，改拓跋为秃发，以区别原来的拓跋氏，史称“秃发鲜卑”。到秃发寿阗后人秃发乌孤一代时，建立了南凉国政权，秃发乌孤自号南凉烈祖武王。

东晋义熙十年（414年），南凉国为西秦所灭。南凉景王秃发傉檀之子秃发破羌被迫逃离故地，辗转投奔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慷慨接纳了他，道：“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由此赐秃发破羌姓名源贺，晋为西平侯，源贺由此成为中国源氏的始祖。

众人听说，均觉惊奇。杨埙笑道：“原来源公子是鲜卑皇族后裔。”

源西河连连摆手道：“什么皇族不皇族，南凉也好，北魏也好，都早化作尘土了。”

李时勉道：“也不是都化作了尘土，譬如那首《敕勒歌》，迄今仍是绝唱。”

他是誉满天下的名儒，居然褒赞一首少数民族民歌，旁人这才知道李祭酒并非十足的书呆子。

杨埙本是不羁之人，灵机一动，道：“就请源公子为我们唱一曲《敕勒歌》，如何？这首歌虽是民歌，却是雄壮激越，气冲云霄，浑浩苍茫，令人向往，正应了今晚为李祭酒洗尘的场面。歌词‘天苍苍，野茫茫’是翻译成了汉语，若源公子能用原汁原味的鲜卑语来唱，就更好了。”

源西河却断然推辞，道：“在下五音不全，还是不要献丑的好，不然只会搅了各位雅兴。”

杨埙也不顾忌，笑道：“源公子看起来是个胸怀磊落之人，想不到还是迂腐。”

源西河连连拱手道：“倒教杨匠官见笑了。”

众人遂就席饮酒，却绝口不提李时勉遭大宦官王振报复一事。他是大明最高学府长官、天下士子领袖，却被戴上大枷，跪在国子监大门前示众，即便天下人都知道是王振之错，然名儒遭此羞辱，颜面不存，旁人提起，只会令其更难堪。就李时勉本人来说，京师再无立足之地，除了辞官回乡，别无出路。不日李时勉果然辞官归隐，这是后话。

但酒席间不能没有话题，不然酒会越喝越索然无味。目下瓦剌正大举入侵明朝，瓦剌首领也先和大汗脱脱不花亲自出动，话头自然而然又转到这上面来。

孙忠听说山西明军接连失利，主将包括西宁侯宋瑛及武进伯朱冕在内均已阵亡，长叹一声，道：“西宁侯宋瑛是成祖文皇帝的女婿，娶了咸宁公主，我还挺喜欢他的，从来不端驸马爷的架子。”忽又酒气上冲，拍案怒道：“要我说，这事全怪王振。要不是这位王司礼坚持对西南用兵，七成以上的精兵良将全死在了云南，我大明朝哪会国中无人，任凭北虏猖獗？”

源西河道：“大同是军事重镇，驻有重兵，明军在数目上远胜瓦剌。只是听说诸部调动要受监军太监节制。如此，调动不能适应机宜。尤其瓦剌以骑兵见长，怕是作战时会坐失良机。”

李时勉当即竖起了大拇指，赞道：“源公子不愧是衍圣公高徒，一眼便看出了关键。”

孙忠又问道：“朱千户适才说大同主将多已阵亡，可包括监军太监郭敬在内？”

朱骥道：“那一战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左参将都督石亨和监军太监郭敬逃脱。”

孙忠道：“哼，我就知道郭敬死不了。不是他命大，作威作福他排第一，临阵退缩他从不会落人后。”

大同监军太监郭敬是大宦官王振亲信，而今王振威势如此，更有深受其害的李时勉坐在席间，旁人不敢应声，堂中一时静了下来。

沉默了片刻，还是杨埙笑道：“孙老，他们几个都是官家人身份，就连源公子都是专程入朝觐见太后的，就算他们都同意你的观点，也不便公然附和你。”

孙忠道：“你小子一向胆大妄为，可以说说你的意见呀。”

杨埙笑道：“我没什么意见。一定要我说的话，我的看法就是八个字：‘吃喝拉撒，人生大事。’”

孙忠摇头道：“到底只是个漆匠。”杨埙笑道：“谁说不是呢？”

孙忠怅然叹道：“我也没资格说你，我老孙其实也只是沾了女儿的光……”

杨埙忙打断道：“嗨，喝酒开心的日子，孙老尽提这些干什么？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话题不好找？不如这样，我给大家讲讲我在日本国的见闻。”

源西河闻言大为惊讶，问道：“杨匠官去过日本？”

孙忠今晚酒喝得过了，话格外多，忙抢着答道：“小杨曾受宣宗皇帝指派，到日本学习漆画，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今绰号‘杨倭漆’，就连日本师傅也自愧不如了。”

众人均对异国历史及风情感兴趣，杨埙便闲扯了一堆在日本学习漆艺时的所见所闻。

中日两国世代友好往来。唐代时，中国文治武功极盛。日本仰慕中国泱泱大国风范，派遣大量遣唐使[4]乘风破浪来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许多日本留学生成就很高，受到执政者的接见。如第七次遣唐使粟田真人在日本国地位极尊，相当于唐朝户部尚书，但仍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虚心学习。他读了许多经史类书籍，能说汉语，还能用汉字写文章。女皇武则天曾在大明宫麟德殿接见他，任命他为从六品的司封员外郎。又如第九次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入长安太学学习，五六年后，竟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成为唯一一个顺利通过进士考试的日本人。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为他取了个中国名字——晁衡，又提升他在唐廷任职。其人工诗文，与大诗人王维、李白均为至交好友，在中国生活长达五十三年之久，亲眼见证了盛唐的巅峰——“开元盛世”。

孙忠摇头道：“小杨说的这些，都是些日本人来中国的故事，哪叫日本国见闻？”

杨埙笑道：“有趣的当然要留在后头。大伙儿可知道玄宗明皇帝宠爱的妃子杨玉环是怎么死的？”

孙忠道：“杨贵妃当然是被缢死在马嵬坡了，这是三岁小孩子都知道的历史故事。”

杨埙摇头道：“不对。在日本有一种说法，说当日在马嵬坡被缢死的不是杨贵妃本人，唐玄宗用了偷梁换柱之计，死的只是个宫女，真正的杨贵妃东渡去了日本。在日本，还有个贵妃村呢。”

孙忠听了半信半疑，道：“当真？”杨埙笑道：“这个当不得真。马嵬坡兵变是大事，真的假不了。所谓杨贵妃远渡东洋，只是日本人的想象。”

李时勉问道：“听说日本国虽有天皇，其实是武士执政，果真是这样吗？”

杨埙道：“情形大致不差，天皇只是名义上的领袖，真正执政的是幕府将军。就跟当今瓦剌一样，脱脱不花只是名义上的可汗，执政的其实是太师也先。”

“幕府”一词也是源自中国，本意是将军率军出征在外时所设军帐，传到日本后成为官署的代名词。势力强大的军人建立指挥机构，称为“幕府”，长官则称为“幕府将军”，又称“征夷大将军”。

幕府将军通常在形式上取得了天皇授权，在领地内实行军事统治，分封采邑给诸有力的武士。幕府将军名义上是天皇的臣子，接受天皇册封，实际上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迄今，日本经历了镰仓、室町两个幕府历史时期。镰仓是日本幕府政权的开始，其建立者是武将源赖朝，彼时中国为南宋时期。源赖朝幼名鬼武者，性格狠辣果决。他用武力打败了贵族阶级的实权派平清盛一族，建立了镰仓幕府，成为日本的实际执政者，天皇则成为傀儡。在贵族时代地位很低的武士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崇尚“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的武士道精神，内中结合大量传自中国的儒学、禅宗、神道等元素，形成丰富的文化内涵。

但源赖朝最广为人知的事件并不是其一手开创了武士时代，而是他杀害了日本最著名的武士英雄源义经，也是其同父异母的弟弟。

源义经幼名牛若丸，生母名常盘，是近卫天皇中宫九条院的侍婢，美艳绝代。源义经出生后不久，父亲源义朝即被贵族平清盛杀害，源氏一族非死即逃。常盘带着年幼的源义经逃亡到山中，但平氏逮捕了常盘生母，常盘不得不携子出山自首。然她惊人的美貌打动了平清盛，平清盛遂纳她为妾，并赦免了源义经等人。后来平清盛将常盘玩弄够了，又将她嫁给公家贵族藤原氏的一条长成。

源义经七岁时，被送往寺庙，意外从僧侣处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这才知道平氏是杀父仇人，遂努力跟勇武僧侣习武，等待机会报仇。

源赖朝举兵讨伐平氏时，源义经已长大成人，在前家臣的帮助下逃脱看管，赶去与兄长源赖朝会合。二人相见时，均留下了感动的泪水。兄弟俩发誓一起消灭平家、共报父仇，再振源氏家门。

之后，兄弟二人携手抗敌。源义经武功高强，骁勇善战，得他之助，源氏节节胜利，源义经亦因此而名震天下，有嫡长子身份的源赖朝的光芒反而被遮盖。

随着平氏的灭亡，兄弟之间不可避免起了猜忌。源义经得胜返回镰仓时，被兄长源赖朝拒之门外，不准进城。他的心情一落千丈，身心俱疲，忧郁成疾。偏偏源赖朝又逼迫源义经去讨伐叔父源行家，遭到严词拒绝后，源赖朝终下定决心铲除功高盖主的弟弟。

不久，武士土佐坊昌率领六十余骑突袭源义经住所，源义经仓促提刀迎战。叔父源行家及时赶来支援，土佐坊昌被俘，招供出是受源赖朝之命。源义经愤然之下决定起兵与兄长对抗，然未能取得源氏家臣的广泛支持。他自知失败不可避免，遂往西逃走，最后投奔了奥州镇守府将军藤原秀衡。藤原秀衡收留了源义经，并给予源义经父亲般的关怀，对于源赖朝要求逮捕源义经的要求，也坚决拒绝，不惜为此开战。

然天意弄人，几月后，藤原秀衡即因病逝世。尽管其人留下遗命，要求众子拼死保护源义经，但长子藤原泰衡抵不住镰仓幕府的强大压力，派兵攻打源义经所居高馆。源氏家臣奋勇应战，宁死不屈，留下许多悲壮惨烈的故事。源义经见事不可回，遂亲手杀死妻子乡御前和四岁女儿龟鹤御前，之后引刀自裁，时年三十一岁。

源义经爱妾静御前早先被源赖朝派兵捕获，彼时已怀有身孕，后产下一子，在源赖朝“男杀女活”的指示下，出生后不久即被溺死在海滨。

藤原泰衡因违抗父亲遗命，而与弟弟藤原忠衡不和。藤原泰衡竟杀死亲弟，但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被老奸巨猾的源赖朝果断铲除。数代雄霸一方的藤原氏家破人亡，就此灰飞烟灭。源赖朝由此独霸天下，威风凛凛，成为日本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武士。

只不过天皇并不甘心成为傀儡，镰仓幕府末期，后醍醐天皇两次密谋倒幕，以恢复皇室权威，只是两次均遭惨败，连天皇本人也遭逮捕流放。

其后，日本倒幕运动此起彼伏。当时中国已是元朝统治。幕府派大将足利高氏前去平乱。足利高氏早已不满镰仓政权，途中倒戈，攻下了镰仓，镰仓幕府由此灭亡。

后醍醐天皇在足利高氏帮助下复位，为了表达感激，特赐足利高氏为足利尊氏。后醍醐天皇主政后，开始复古王政，只重用京都的公卿贵族，轻视武士，引来广泛不满。足利尊氏也想学源赖朝开设幕府，于是以武力迫后醍醐天皇退位，拥立新天皇光明天皇，这一政权被称为“北朝”。光明天皇封足利尊氏为征夷大将军，是为室町幕府之始。

后醍醐天皇被迫退位后，率领部分亲信逃亡大和的吉野[5]。由于他仍然持有天皇象征的三大神器，因而仍然被尊为天皇，这一政权被称作“南朝”。

足利尊氏虽如愿以偿建立了幕府，然其统治范围远远不及镰仓幕府。直到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执权时，才将南北两朝统一，室町幕府遂统治日本至今。

大明初立时，日本正值南北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意图以外交手段平定倭患。然明廷不了解日本情况，将南朝怀良亲王当作日本国王，派使者与其通好。后来朱元璋了解到真相，觉得很没面子，遂拒绝往来，并严厉禁止民间贸易。

明成祖朱棣即位时，为满足其好大喜功的愿望，主动与周边国家通使往来。室町幕府足利义满已经统一了日本。他将与中国贸易视作解决国内经济危机的良机，亦积极与明廷修好，中日两国遂开始了友好往来。而对杨埙这样身份卑微的漆匠而言，之所以有机会受官方派遣，前往日本学艺，也是得益于此。

旁人均是第一次听闻日本国历史，无不听得津津有味。朱骥对源义经的故事尤其感兴趣，特意多问了一些情况，唏嘘感慨不已。

杨埙道：“朱千户似乎很惋惜源义经盛年早死。其实日本一直有种说法，说源义经其实并没有死，而是经北海道渡海西行进入蒙古，后来成为一代霸主成吉思汗[6]。”

朱骥闻言，不禁“啊”了一声，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杨埙又道：“若是当日源义经自杀而死，就没有后来的成吉思汗，也就没有而今的瓦剌太师也先。所以一切的源头，都在源氏身上。”

朱骥半信半疑地道：“源义经当真是成吉思汗吗？”

杨埙哈哈大笑起来，道：“当然不是真的，跟杨贵妃一样，都是日本人的美好想象，假的真不了。”又指着源西河笑道：“若说镰仓幕府源氏是传自中国北魏鲜卑，我倒是相信。”

源西河正色道：“正如杨匠官所言，中国姓源的少，天下郡望仅有西河、乐都两处，总人数不过千人。我家收藏有详细族谱，每一支都有记载，从没有提及有日本的分支。”

杨埙笑道：“我开玩笑的，源公子可别当真。我原先不知道中原还有源这个姓，不过日本源氏是天皇赐姓[7]，与北魏鲜卑毫无关系。”

又聊了一些日本的风土人情，李时勉毕竟年纪大了，又受了一番磨难，体力不支，先起身告辞。朱骥、杨埙、源西河亦就此辞了出来。

孙忠忙命下人准备车马，打算亲自送李时勉回去。出来时才发现李时勉之孙李骥及几名热心监生早雇好了驴车，正等在外面。

李时勉道：“我明日便会上书辞官，就此返归故乡，只怕日后再无机会见面，请孙国丈受我一拜。”欲郑重拜谢孙忠。

孙忠忙扶住李氏，连声道：“使不得，实不值一提。李祭酒实在要谢的话，就谢谢他们两个。我足不出户多日，多亏小杨和朱千户赶来报信，我方才知道这件事。”

朱骥忙道：“我无尺寸之功。请孙国丈出面营救，其实是杨匠官的主意。”

杨埙笑道：“哎，大家都在为营救李祭酒出力，譬如令孙，还有这些国子监监生。出力不分大小，有心就行。”

李时勉颇对杨埙刮目相看，连声道：“有道理，有道理。那好，我就笼统地道一声谢，多谢大家伙儿。”遍揖在场诸人后，这才扶了孙子李骥的手，颤颤巍巍地登车离去。

源西河道：“我目下暂时住在对面衍圣公府，我见二位似乎意犹未尽，要不要再进去坐坐？”

杨埙道：“好啊。源公子，你知不知道这衍圣公府的髹漆，也有我杨某人的手笔。朝廷下了大本钱，都是用的最好最贵的料呢。”

源西河皱眉道：“是吗？我可看不出来好在哪里。”

杨埙笑道：“这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况且源公子是衍圣公的弟子，见识的大场面也不少。对了，那曲阜的衍圣公府，比起眼前这座宅子如何？”

朱骥见杨埙半醉不醉，东扯西拉，没完没了，忙道：“源公子，你明日还要进宫祝寿，不如早些回去歇息。我和杨匠官尚有公务要办，改日再来拜访。”拉着杨埙就此辞去。

杨埙道：“呀，走那么快干嘛？我挺喜欢这位源公子，气度不凡，一看就是出身名门，又没有公子哥儿的娇气和傲气。”

朱骥道：“杨匠官不是说今晚还要解决贼人画像一事吗？”

杨埙笑道：“是了，其实就是找个人代替画工。我有个人可以举荐，而且画艺绝对超出你们锦衣卫画工百倍。”

朱骥道：“现下能找到他人吗？”杨埙道：“她人肯定在家里。我今日还见过她两次。”

朱骥闻言忙道：“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请杨匠官朋友帮忙。”

走不多远，正好遇见率兵巡城的御史邢宥。邢宥急叫道：“朱兄，你去了哪里？我正找你呢。”

之前邢宥为了追查兵部机密文书的下落，带兵到会同馆，找由头搜查了兀良哈使团。结果没有搜出书卷，倒是找到了一堆碗、碟之类的青花瓷器，均产自景德镇官窑，显是兀良哈人窃自官衙[8]。怒气冲天的使者非但不承认盗窃瓷器之罪，反而恶人先告状，称邢宥粗鲁无礼，没有大朝臣子风度。上头遂下了严令，称要以大局为重，除非有确实证据，否则严禁再骚扰兀良哈使者。

所谓“大局”，不言而喻——目下瓦剌正进攻大明，而兀良哈与瓦剌素有仇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况且兀良哈还能从东北面牵制瓦剌军力。

朱骥忙道：“今晚夜幕初临时，那对贼人又出现了，一心要杀杨匠官灭口。”大致说了经过。又告道：“从蛛丝马迹来看，杨匠官认为有人向邢兄匿名投书告发一事，极可能是有意陷害兀良哈使者，好转移视线，我也认为有道理。”

邢宥虽觉有理，却是大惑不解，道：“既然贼人已经得到了机密文书，还留在京师做什么？又现身闹市追杀杨匠官，更是不可思议了。”

朱骥道：“这也是我们想不明白的一点。也许如杨匠官之前所言，要制造出称手的兵器，不光需要书卷图纸，还需要会技术的工匠。贼人还需要继续留在京师，寻找合适的人选。而那时杨匠官是唯一见过贼人面目的人，杀了他，对未来潜伏有好处。”

邢宥道：“倒是有几分道理。既是如此，你二人便快些去找画工，绘出画像来，及时分发下去。北京城虽然大，但只要他们抛头露面，总有人会见到。”

朱骥道：“是，我们正要去寻杨匠官的朋友画像。”

一路往东南而来。京城东南多为武将及手工匠人聚居处。快到南城根时，朱骥不禁狐疑起来，道：“我家就在前面的船板胡同。这一带我很熟悉，杨匠官的朋友到底是哪位，说不定我认识。”

杨埙笑道：“别说朱千户还真认识，是你朱家的邻居，蒯祥蒯匠官的孙女蒯玉珠。”

朱骥闻声立即顿住脚步，道：“我与玉珠自小相识，从来没听说过她会画像。”

杨埙道：“那么你知道玉珠爷爷蒯匠官的外号叫什么？”朱骥道：“蒯鲁班。”

蒯祥跟杨埙同乡，是苏州人氏，出身于香山木工[9]世家，祖父蒯思明、父亲蒯福都是技艺精湛、名闻遐迩的木匠。蒯福曾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木工首”，主持建筑南京宫殿，声望很高。蒯祥子承父业，自幼随父学艺，成人后由于技艺精湛，接替父亲出任“木工首”。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紫禁城时，选中蒯祥担任工部营缮所丞[10]，负责设计并直接指挥了紫禁城及长陵的建设工程。

彼时蒯祥正当盛年，建筑技艺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巧夺天工的程度，且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蒯祥随手图之，无不称上意”。当由蒯祥负责设计并组织具体施工的承天门完工时，见者交口称赞。就连一向以苛刻严厉著称的成祖皇帝朱棣亦连连点头，极为满意，夸奖蒯祥为鲁班再世，“蒯鲁班”的外号不胫而走。

关于蒯祥营造紫禁城，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当年皇宫造得差不多快完工的时候，明成祖朱棣亲临视察。皇帝率领群臣登高临视，俯瞰皇宫，但见金虬伏栋，玉兽蹲户，檐牙高筑，金碧辉煌，龙飞凤舞，富丽堂皇。朱棣龙颜大悦，连夸蒯祥是当世最巧最绝的工匠。

蒯祥所任营缮所丞作用虽然重要，地位却不高，仅为九品芝麻小官。工部右侍郎官秩正三品，是蒯祥的顶头上司，见手下一个小小工匠得到皇帝如此褒奖，很是妒恨。于是，在营造最后一座宫殿时，这位工部右侍郎趁雷雨交加之夜，偷偷钻进工地，将尚未完工的金门槛截断了一段。这一招十分毒辣，因为找不到同样的材料补上，金门槛便装不起来，蒯祥身为负责工匠，便面临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

第二天一早，风停雨止，气象一新。蒯祥见到断门槛后，非常吃惊，要重新做门槛显然已经来不及。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他干脆把金门槛的另一头也截短一段，再在门槛两边各做一个槽子，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活络门槛，可装可拆，方便马车轿子出入，后世建筑者将这一巧妙设计称为“金刚腿”。蒯祥又结合苏州彩画技术，在“金刚腿”上刻了两朵牡丹，叶绿花红，色彩鲜艳。顶部还雕着一对狮子，小巧玲珑，十分可爱。竣工之日，皇帝和大臣看到新颖别致的“金刚腿”时，叹为观止，蒯祥自此名声大噪。

当今英宗皇帝朱祁镇即位后，想做一件超越祖先前人之事，于是重新修建了永乐年间毁于大火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建筑工程依旧由蒯祥负责。早已闻名遐迩的蒯祥不辱使命，再创辉煌——将江南建筑艺术巧妙运用到皇宫中，金漆彩画，琉璃金砖，使殿堂楼阁显得富丽堂皇。

而蒯祥最为传奇的并不是其建筑创造，而是绘图技艺——他能双手握笔同时在一根柱子上绘制双龙，“画成合之，双龙如一”，“技艺娴熟，出神入化”，有如鬼斧神工。又精通尺度计算，每当营建宫殿楼阁之前，他持尺丈量，只需略加计算，便能画出设计图来。待竣工之后，建筑实体与设计图样大小尺寸、位置距离分毫不差。

朱骥自小与蒯氏为邻，又久在官中，自是了解蒯祥传奇生平，但听说其孙女蒯玉珠能绘人像，不免半信半疑。

杨埙笑道：“建筑既复杂又精细，高明工匠无一不是画图高手。玉珠女流之辈，天资所限，建筑工艺不及其祖，但其绘图技艺绝不在蒯鲁班之下。”

朱骥道：“就算如此，绘制建筑与画出人像，可是两码事。”

杨埙道：“这么说吧，好工匠一定能做好画工，但好画工却做不了好工匠。就画像这一条，工匠只会画得更好。当然我所说的‘好’，只是指形似非神似。”

朱骥便不再质疑，一路朝蒯府赶来。

到蒯府大门时，正好遇到一小队京军，为首的是京营将领李端。他本负责东郊警戒，今日孙太后与英宗皇帝到圆觉寺礼佛时，住持特意进献了百坛寺庙自酿的寿酒。孙太后不敢独享，便让皇帝分别赏赐给朝廷重臣，李端是奉命专程来为恭顺伯吴允诚及匠官蒯祥送酒。

朱骥简略跟李端打了声招呼，便径直到大门前，请门仆通报，求见蒯府小娘子蒯玉珠。

门仆笑道：“都是老邻居了，小的都是看着朱千户长大的，还求见不求见的，客气什么。朱千户直接进去便是，珠娘正在绣楼陪客呢。”

朱骥听了这话，反而踌躇着停下脚步来，似乎有所顾忌。

杨埙道：“人家都让朱千户直接进去了，你怎么反倒停下来了？”

朱骥道：“可否请杨匠官自己去寻玉珠帮忙？我就在外面等候。”

杨埙干脆地道：“不行，除非朱千户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况且我只是帮忙，于朱千户而言，尽快画出画像，是你分内之事。”

朱骥闻言，便不再多言，引杨埙进来蒯府。

蒯祥自永乐年间便位列名匠之首，得成祖皇帝朱棣亲口褒奖“蒯鲁班”，然其人谦虚朴实，宅子也如同为人，甚为简陋，跟普通平居差不多。只有孙女蒯玉珠居住的绣楼稍事繁华些，且楼前按江南园林风格搭建了小桥流水，愈显幽静雅致。

朱骥、杨埙二人来到绣楼时，却见楼中灯火通明，正有女子吃吃发笑，显然是蒯玉珠跟好友吴珊瑚在说笑了。

朱骥咳嗽了声，正思虑如何措辞，杨埙已高声叫道：“锦衣卫朱千户驾到。”

笑声戛然而止，蒯玉珠很不满地应道：“这么晚了，朱千户有事吗？”杨埙道：“有事，公事，很重要的公事。”

蒯玉珠听出是杨埙的声音，料想他与朱骥一道登门，必是有事，便勉强应道：“人都到外面了，就自己进来呗。”

杨埙举步便行。朱骥微一犹豫，紧随其后。

果然除了蒯玉珠之外，吴珊瑚也在这里，斜坐在窗下卧榻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扭头看着窗外，似是有意如此冷淡。杨埙进来，径直说了急需画工画出贼人画像之事。

蒯玉珠听说贼人胆大包天，竟然在不久前闯入蒋骨扇铺，试图杀人灭口，面色立即严肃起来，道：“我这去准备画笔、纸张。”

吴珊瑚也起身道：“既是人家有正事，我便先走了。玉珠，你先忙你的，明日一早我再来找你。”自甩袖去了，从始至终，看也未看杨埙、朱骥一眼。

杨埙道：“奇怪呀，今日在蒋骨扇铺遇上时，珊瑚娘子人还好好的，热情得不得了，怎么这会子就阴天了？朱千户，莫不是因为你？”

朱骥不答，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蒯玉珠手脚极快，瞬间即取了笔墨纸砚出来摆好。不大一会儿，便依杨埙的描述画出两张人像来。

杨埙笑道：“就是这两人了，玉珠小娘子出手，果然不凡。”

蒯玉珠道：“闲话少扯，既是画工出了城，官府又等着要。我就再多画四份，回头等画工回来，再以这五份做图样，依葫芦画瓢便是。”

朱骥忙道：“实在太好了，多谢。”

不到一刻工夫，蒯玉珠便将另外四份图像画好，连同最先那份一齐交到朱骥手中，道：“事情办妥了。朱千户，你请吧，恕我不能远送。”

朱骥只得告辞出来。杨埙亦不敢多言，出来蒯府才问道：“你怎么得罪玉珠、珊瑚两位姑奶奶了？”

朱骥无奈地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

时下已是初秋，白天有太阳高照，晴空万里下燥热无比，但到了晚上，凉风一吹，竟然感到森森凉意。

朱骥道：“我得回家加件衣裳，杨匠官，你不着急回家的话，不妨到我家坐坐，就在前面。”

杨埙道：“好啊，我不急，我又没成家，没人会等我回去。”

到了四合院门前，杨埙道：“好漂亮的四合院，这是两进还是三进？”

朱骥道：“三进。不过这宅子已不是我朱家所有了，我家在前面，其实就是原先宅子的偏院改的。简陋了些，杨匠官莫笑。”

到院门前时，朱骥见院门半开，不禁有些奇怪，道：“我今早离开前将门扣扣好了啊。”忽听到“咚”的一声，屋里不但有动静，还有火光闪烁。

朱骥心中一紧，忙打个手势，让杨埙先闪躲在一旁，自己拔出绣春刀，到堂屋门前时，正有人出来，便将手一扬，刀光一闪，刀已架在那人脖子上。又喝问道：“你是什么人？到我家做什么？”

那人连声叫道：“别动手，是我，是我呀。”

朱骥这才听出是舅舅杜平，忙收了兵刃，打亮火折，问道：“这么晚了，舅舅来我家做什么？”

杜平反而问道：“你小子今日不是当值吗？明日又是太后寿诞，锦衣卫应该忙得很，何以这么早就回来了？”

朱骥已瞥见杜平手中拿着妻子于璚英的金簪，料想舅舅以为自己人在官署，妻子近来又住在娘家照顾长辈，便想趁无人之机捞些油水。因有杨埙在场，家丑不可外扬，他不便明说，只上前夺下金簪，道：“你走吧。”不由分说地将杜平推出院子。

杜平大怒道：“你小子反了，竟然敢对舅舅动手动脚。”还想多赖皮几句，讨些钱财，忽见一队官兵举火把急奔过来，吓了一跳，忙不迭地掉头去了。

杨埙走过来问道：“那是你亲舅舅吗？怎么古古怪怪的？”

朱骥叹道：“舅舅是亲舅舅，只是不是什么好舅舅。他嗜赌成性，我朱家的这份家业，全让他败掉了。”摇了摇头，将妻子金簪收了。

官兵已奔了过来，却是巡城御史邢宥。不等到跟前，他便高声叫道：“找到了！找到了！”

杨埙问道：“找到什么宝贝了，才劳得邢御史一路欢天喜地地赶来？”邢宥喜滋滋地道：“《军资总会》。”

朱骥大吃一惊，道：“什么？”接过邢宥手中书卷，伸到火把下细看，果然是兵部留存的《军资总会》。

杨埙奇道：“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邢御史从哪里找到的这卷《军资总会》？”

邢宥道：“我刚才率兵巡城时，在东四牌楼一带遇到了蒋骨扇铺女铺主蒋苏台，书卷是她交给我的，说是她在自家院中柴禾堆边捡到的。”

杨埙“呀”了一声，道：“应该是我们那会子在院子里混战打斗时，书卷从贼人身上掉了出来，当时昏黑一片，谁都没有发现，后来贼人匆忙逃走，也没有留意。”

忽然意识到贼人若发现丢了书卷，一定会再回蒋骨扇铺，如此，蒋鸣军、蒋苏台兄妹便有性命之虞了，忙欲赶去。

邢宥忙道：“杨匠官放心，我已料到这一点，安排了人手埋伏在蒋骨扇铺，一来可以保护蒋氏，二来也能擒获去而复返的贼人。”

杨埙闻言，这才略为安心。

朱骥便将蒯玉珠新绘好的画像交给邢宥两份。邢宥道：“好，我这就派人送一份回官署备案，明日再让画工照猫画虎画上一百份。我自己留一份，再去蒋骨扇铺一带巡视一番，运气好的话，明日那一百份图就不必要了。”

朱骥道：“贼人武艺高强，邢兄多加小心。”

杨埙见邢宥佩剑挂得斜斜垮垮，完全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文臣样子，不禁有些恼火起来，道：“本朝火器素来厉害，为何不拿出来装备巡城军士，还在用这些刀枪？贼人武功再高，也挡不住一铳。”

邢宥“唔”了一声，尴尬笑笑，自率军去了。

朱骥道：“蒋鸣军是神机营小校，杨匠官可有见到他随身佩带火器？”杨埙一怔，想了想才道：“从来没有。”

朱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出了真相，道：“这本是军中机密，我不该多提。不过杨匠官也算是官家人，说来无妨。本朝火器秘技并非自创，而是永乐初年对西南用兵时得自交阯。之后在与蒙古对敌时，火器优势极为明显。而且我军学会制造火器后，便杀光了安南所有工匠，取得了领先地位。因为只有我大明会造火器，其后垂涎我火器秘技者大有人在，曾发现多起设法得到火铳后再按实物仿造的事件。这次贼人混入兵部偷取《军资总会》，从书卷中获得火器图纸，也算另辟蹊径。自仁宗皇帝以来，大明转攻为守，已极少出塞，为了防止火器被敌方得到后模仿制造，朝廷便将神机营所有火器都收缴锁进了库房，只有战时才会取出配发。我敢说，虽则蒋鸣军在神机营任职，他大概也只摸过几次火器，有没有真正开过火，都很难说。”

杨埙到底只是个漆匠，不知京营军中诸多内幕，闻言目瞪口呆，半晌才道：“那万一打起仗来，军士都没有操练过火器使用，不熟悉兵器，如何能上阵杀敌？”

朱骥轻喟一声。岳父于谦也曾与他讨论过此项制度的弊端，然大明自立国以来，废除宰相制，又一再分夺将帅兵权，仁宗之后，更是任用司礼监宦官执掌朝政大权，防范大臣极重，就此制度上书也没有什么结果。

杨埙却是心思敏锐，立即意识到什么，问道：“适才朱千户说我大明火器之法得自交阯吗？”朱骥道：“是。”

杨埙道：“那女贼人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会不会是来自交阯？”又解释道：“虽然本朝早已撤销交阯布政司，承认安南国独立，两国再无战事，但毕竟火器本是他们的秘技，想要拿回去也无可非议。”

朱骥一愣，细细回想，觉得似乎有几分道理。

杨埙又笑道：“我下面的话就是胡说八道了，朱千户姑且听着，不必往心里去。今日百官放假，照例兵部官署应该没多少人，对吧？”

朱骥点点头，道：“贼人选择的时机非常好。”

本来中央官署防范甚严，不时有禁卫军来回巡视，但由于孙太后、英宗皇帝一行到东郊礼佛，禁卫多扈从他们出城，各官署只余门卫而已。

杨埙道：“但自先帝去世，孙太后深居后宫，从未离开紫禁城半步，却独独在今日出城礼佛。那是为什么？”

朱骥道：“听说这是大宦官金英的主意。”

金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入宫，历侍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帝，永乐末年已是司礼监右监丞。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对金英极为宠信，将所没收的大富豪张定家的人口、房宅、家产、良田全部赏赐给了他。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金英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为宦官首领，风光无限。宣宗皇帝还赐给他免死诏，相当于功臣的免死铁券，恩遇在宦官中从所未有。

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后，宠信自幼相伴的宦官王振。金英自知无力与王振争锋，遂主动避让，于是王振得以掌印司礼监。王振赞赏金英识时务，任命他为提督太监，成为司礼监仅次于王氏的第二号人物。

金英虽不似王振那般干涉朝政，但亦多有不法之事。他曾恃势在北京私创十一处塌店[11]，令无赖子弟霸集商货，垄断买卖，导致市场混乱。又将大量私马放牧于禁苑南海子[12]，强夺民草。

前一桩创建塌店不过是损公肥私，在明朝官吏中十分常见。都御史陈镒[13]负责审理此案，只将几名子弟治罪，丝毫没有涉及金英。

后一桩私牧于禁苑则是犯了皇家大忌。案发后，英宗皇帝朱祁镇迫于压力，不得不命锦衣卫究治，但最终只是象征性地惩罚了事。

据说这是因为金英手中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书，只要他不犯谋逆大罪，皇帝也不能拿他如何。

也有传闻说，金英在当年孙莼谋取皇后一事上出了大力。更进一步说，是他帮助孙莼以“生子”得到并巩固了皇后之位，因而有孙太后做他的靠山，孙太后不倒，他当然也不会倒。

虽然一再被正直大臣弹劾，但由于金英得到明英宗朱祁镇和司礼监掌印王振信任，恩宠始终不衰。正统十四年（1449年）夏季，京师久旱不雨，大理寺卿俞士悦等大臣认为可能是刑狱不清所致，奏请会审刑部、都察院狱，以消天变。明英宗朱祁镇准奏，命金英与三法司堂上会审。会审地点设在大理寺，金英“出则斋敕张黄盖骑导”，在大理寺会审坛上“张黄盖中坐”，尚书及其以下官员只能在左右列坐，即史称“抑九卿于内官之下”，足见金英权势之煊赫。

金英热衷佛事，自称“奉佛弟子”。他在宣德朝最受恩宠，然宣宗皇帝朱瞻基对宗教不感兴趣，声称：“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诵经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于善，所论天堂地狱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即是天堂，心起恶念即是地狱，所以经云即心是佛。但存心善，即是修行。敢有潜逃为僧者，皆杀不宥。”认为宗教劳民伤财，反对大众弃家舍业去为僧拜佛。因而明宣宗在位时，金英从不敢过分。

等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金英立即大兴佛事，不惜花费巨资修建了圆觉寺，寺名还是朱祁镇钦赐。不过金英一直希望皇帝能亲自莅临圆觉寺，以为佛寺荣耀，所以努力游说，这次总算借太后生辰契机成功说服了朱祁镇。虽则反对皇帝出行的大臣不少，却还是阻止不了朱祁镇一片孝心。

杨埙道：“也就是说，造成贼人有机可乘，顺利混入兵部官署，提督太监金英也算是有份。如果不是金英坚持将皇帝、太后带去了东郊，中央官署一带照旧有禁卫来回逡巡，贼人借口送米明目张胆混入兵部官署的机会则要小得多。”

朱骥道：“这个……似乎有点牵强。就算真是这样，金英也完全是无心的。”

杨埙道：“无心吗？也许有心呢！莫非朱千户忘了金英是何方人氏？”

金英正是安南人。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明将张辅征服安南，选了一批俊俏的安南孩童送回中国。这些孩童被尽数阉割后，送入皇宫为奴，其中就包括金英。

司礼监另一大宦官兴安也是安南人，且其身份更特殊——他本是安南皇族，然在兵祸之下，也遭遇了跟金英一样的命运，成为男不男、女不女的阉人。

杨埙见朱骥瞪大眼睛，忙道：“我事先就声明过了，这些话是胡说八道，朱千户听听就行。”顿了顿，似是有感而发，续道：“说起来，大明是害得金英国破家亡的大仇人，他兢兢业业侍奉仇人四十年，心中不知何般滋味。”

他说得兴起，又道：“不过也未必，你看郕王之母吴太妃，不是一样侍奉仇人为夫，还生下了郕王。”

郕王名朱祁钰，是宣宗皇帝朱瞻基次子。其生母吴氏本是汉王朱高煦侍妾。宣德初年，汉王朱高煦谋反，为御驾亲征的朱瞻基所平，汉王府女眷尽被逮捕，预备押到北京、充入后宫为奴。就在返回京师的途中，寂寞无聊的朱瞻基在俘虏群中挑中了美貌的吴氏。于是，这一路便有了女人的柔情陪伴。

回京后，因为吴氏是罪囚身份，朱瞻基怕大臣们上书阻挠，不敢公然将吴氏收入后宫，便将她安排在靠近皇宫的一处大宅院中。

回到紫禁城的朱瞻基重新被成群的嫔妃包围，内中更有至爱孙莼，但他并没有就此忘记吴氏，反而经常微服出宫临幸[14]。后来吴氏生下一子，取名朱祁钰，是宣宗皇帝的第二个儿子。一直盼望多子多孙的朱瞻基非常高兴，册封吴氏为贤妃，但又觉得对不起深爱的皇后孙莼，便让朱祁钰母子继续住在宫外。

明宣宗朱瞻基病重后，临死前，最放心不下的不是榻前的皇后孙莼、太子朱祁镇，而是宫外的朱祁钰母子，专门派人接他们进宫，当面托付给母亲张太后和皇后孙莼，请她们务必善待朱祁钰母子。此为皇帝最后心愿。孙莼虽因谋夺皇后位而声名不佳，但既应允了丈夫，也当真做到了。她对待朱祁钰母子甚为友好，又让英宗皇帝封朱祁钰为郕王，住在专门为母子二人修建的郕王府中。

杨埙忽然提及郕王朱祁钰，有以其母吴太妃比照宦官金英之意，然朱祁钰毕竟是当今皇帝异母弟，也是唯一的兄弟，公然议及其母出身，甚至称宣宗皇帝是她仇人，极为不敬。

朱骥忙提醒道：“杨匠官，你确实有些胡说八道了。”

杨埙笑道：“这又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语，全是事实，且毫不涉及朝政，有什么好忌讳的？所谓因言得罪，因文得罪，实是因人得罪。”

明初洪武一朝文字狱阴森恐怖，因说错话、写错字而被明太祖朱元璋杀死的官民不计其数。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亦以高压铁血手段治国。直到明仁宗朱高炽登基，才一改严酷气氛。明宣宗朱瞻基一朝，氛围更为宽松大度。有人不满朝政，到皇宫大门前破口大骂皇帝，被禁卫军逮捕，要以诽谤罪交给法司审判。朱瞻基却道：“古代圣人之世，专设有诽谤木，用来鼓励人们提意见。此人无罪，可以释放。”

明英宗朱祁镇执政后，也有人因为文字而引杀身之祸。譬如曾有炸雷击坏奉天殿鸱吻[15]，朱瞻基因遭此天灾，按惯例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侍讲刘球应诏上言陈得失，写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提出任大臣、罢营作、停麓川之役等十事，多切中时弊，但因所提诸事均与大宦官王振有关，激怒了王振，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

这时，正逢编修官董磷因要求任太常卿而被王振关进狱中。王振便想通过董磷之事置刘球于死地，指使锦衣卫指挥马顺严刑拷打董磷，逼迫他承认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董磷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将刘球的尸体肢解。此为王振残害正直大臣的著名事件。

朝中大臣听闻此事，皆不敢再上疏言事。只有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心中不平，将王振及其党羽的罪行写成告示，张贴于大街上，结果亦被捕获，以磔刑处死。

这两例均是因文得罪，亦均与大宦官王振相干。但只要不得罪王振，发发牢骚、谈谈旧闻，并不为过。正如杨埙所言，因文得罪，实是因人得罪。但一旦得罪了王振，修剪树木都会被冠上破坏公物的罪名，待之以重犯。

朱骥生性谨慎，更对皇权有绝对的敬畏和尊崇，也不会对皇室语出不敬，正想规劝杨埙不要再如此放浪妄为、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忽听到有人在门前叫道：“有人在家吗？”却是吴珊瑚的声音。

朱骥愕然一惊，一时难以相信，忙迎了出去，竟然真是吴珊瑚站在门前，手提酒壶，背后还跟着一名仆人，手提一个大大的食盒。

吴珊瑚道：“家父命我来给朱大哥送些酒菜。”朱骥道：“那个……怎么好意思……”

吴珊瑚道：“不必客气。”竟毫不客气地推开朱骥，自行引仆人走进堂屋。

杨埙道：“这么晚了，还有好吃的呀？哈，我喜欢。喂，珊瑚娘子，你怎么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呀？”

吴珊瑚也不答话，等朱骥进来，便过去将堂屋门关上，随后站在门边，一言不发。朱骥愈发不解，却又不敢多问。

倒是那仆人揭下软帽，主动招呼道：“朱老弟，是我。”却是吴珊瑚长兄吴瑾。

朱骥见状大为惊讶，道：“吴兄，你怎么这身下人打扮？”

吴瑾道：“还不是为了来见你。”又指着杨埙问道：“杨匠官为何也在这里？”

朱骥道：“杨匠官正协助我查一桩案子。”

吴瑾问道：“他信得过吗？”

朱骥未及回答，一旁吴珊瑚已插口道：“别看杨匠官总是油腔滑调，其实是个再好不过的人。”

杨埙哈哈大笑道：“多谢珊瑚娘子一语褒赞，杨埙不胜荣幸。”

吴瑾却极是谨慎，并不全信妹妹的话，见朱骥点了点头，这才道：“那我就长话短说，礼部胡濙胡尚书失踪了。”

原来吴瑾亦是京营将官，今日扈从孙太后和皇帝到东郊进香，回城后又奉命去给几名达官贵人送寿酒。到麻绳胡同礼部尚书胡濙家时，胡濙幼子胡傅将吴瑾拉到一旁，悄悄告知今早父亲照例去附近的棋盘街吃茶汤果饼，但人再也没有回来。他寻到棋盘街小吃铺后，竟有一封留给胡家人的信，内中称胡濙已落入其手，若是胡家人老老实实，胡濙尚能归来，敢报官或是声张，就等着替胡濙收尸。胡傅大惊失色，忙回家与家人商议。

胡濙虽是几朝重臣，但为人宽厚，生性节俭，喜怒不形于色，能屈尊待人。譬如他爱吃北京小吃，每日必去街边小吃铺，且独自一人，从不带随从，与店内贩夫走卒都能谈笑风生，相处得很好，平易近人的性情大概与其浪迹民间多年的生活有关，因而时人颇讥讽他没有礼部尚书的威仪。这样一个老好人，歹人当然能轻易接近并得手，可对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胡家看过胡傅带回来的信笺后，均赞成先听从歹人指示，以保住胡濙性命。然等了一天，歹人却未再送信来。胡家人不知对方意图，愈发焦急，又因为在麻绳胡同见过好些个陌生人来回闲逛，生怕胡宅已被歹人监视，不敢报官，也不敢有进一步的动作。

刚好吴瑾奉太后、皇帝之命到胡宅赐酒，胡傅与吴瑾相熟，便将情形如实告知。

吴瑾问道：“胡兄是让我帮忙寻找胡尚书吗？”

胡傅道：“不。家叔和家兄反复商议过了，父亲莫名失踪，对方既不要钱，也不索物，怕是没那么简单。北京城这么大，要想不打草惊蛇寻找失踪的人，如同大海捞针。况且吴老弟在京营任职，不便出头。锦衣卫千户朱骥不是你家邻居吗？可否请他出面，暗中调查家父失踪一案？”

吴瑾当即答应。胡傅又怕胡宅已被监视，请吴瑾务必乔装打扮，不露形迹地去找朱骥求助，这才有了吴瑾回家后即刻装扮成下人、跟随妹妹吴珊瑚来朱家一事。

当今礼部尚书失踪非同小可，胡濙又是几朝老臣，其麻绳胡同居处更是皇帝赐第，荣耀无比。胡家不敢报官，却委托吴瑾来向朱骥求助，当然是因为他是锦衣卫千户，有查案的便利，可以以调查其他案件来掩盖寻找胡濙的真相，而不至于引起歹人怀疑。更因为胡濙本人与兵部侍郎于谦是至交好友，胡家人深知其女婿朱骥可靠可信。朱骥听了详细经过，却一时没有眉目，不由得转头去看杨埙。

吴瑾狐疑问道：“朱老弟看杨匠官做什么，莫非他牵涉其中？”朱骥道：“不，不是，我是想问杨匠官怎么看待这件事。”

朱骥今日之内遭遇奇事甚多，而杨埙曾推测出贼人身上的扇子必是于璚英遗失的冬扇，且极可能是事实，令他惊佩不已，料想杨氏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有着缜密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是以想听听对方对礼部尚书失踪一案有什么看法。

杨埙却问道：“那个杨行祥是怎么回事？”

朱骥“啊”了一声，忙连使眼色，不欲吴氏兄妹知晓杨行祥之事，又补充道：“我问的是胡尚书失踪这件案子。”

杨埙道：“哎呀，朱千户，你别挤眉弄眼了，吴将军和珊瑚娘子又不是外人！我说的也是胡尚书这件案子，杨行祥不是冒充建文帝吗，胡尚书他生平最著名的事件是什么？”

胡濙生下来即有异象，头发全白，满月后才变黑。其人自小聪颖好学，于建文帝二年（1400年）中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后迁户科都给事中。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因怀疑建文帝朱允炆借大火逃走，遂派胡濙暗访其踪迹。胡濙在外面漂泊十六年，期间母亲去世，请求回乡守丧，朱棣不许，只不断加官加禄，以为封赏。

世人风传胡濙是朱棣心腹密探，除了肩负查访建文帝的使命外，还负责刺探民间隐情，密奏源源不断地送往皇帝手中，而除了朱棣本人外，无人知道内容。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胡濙回朝。已经就寝的朱棣听说胡濙求见，立即披衣起身召见。胡濙夜幕入见，到漏下四鼓才出来。

这之后，朱棣不再派人寻访建文帝。胡濙宠遇日隆，却依旧没有结束密探的身份，受朱棣之命到南京任职，监视太子朱高炽。当时朱高炽不为父皇所喜，朱棣有心查找其过失，但胡濙却没有迎合上意，一再声称太子诚敬孝谨。

然朱高炽即位后，得知胡濙曾受命监视自己，且有密疏上奏成祖，心中很是不满，只命胡濙在南京任国子监祭酒。直到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才擢升胡濙为礼部尚书，且将长安右门的一座宅第赐给他，即为现今胡氏麻绳胡同居所。胡濙生日，宣宗皇帝在胡家赐宴，极为荣耀。

英宗皇帝朱祁镇即位，年过七旬的胡濙名列五辅臣之中，与内阁大学士三杨平起平坐。他亦不满大宦官王振擅政，几度辞官，朱祁镇因其是托孤重臣，均不允准。

胡濙浩荡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无疑是在外流浪的十六年，行迹虽不为人所知，目的却只有一个——寻访建文帝朱允炆下落。这是他生平最著名的事件。

朱骥这才回过味来，道：“啊，杨匠官是说……”

杨埙道：“我什么都还没说呢。胡尚书失踪，杨行祥又那个了，这两件事的共同点便是建文帝。你非要说这是两起独立案件也行，可偏巧发生在同一天，是不是太过凑巧了？”

吴珊瑚狐疑问道：“你们说的杨行祥，可是曾经冒充建文帝的那名老僧，他不是早死在锦衣卫大狱了吗？”

吴瑾忙咳嗽了声，示意妹妹不要插口，尤其是涉及皇室机密的大事。

朱骥果然不愿意多提杨行祥的话题，只道：“目下能确定的是，胡尚书被人绑了票。他是国之重臣，必须得尽快找到他。杨匠官机智多谋，可有良策？”

杨埙摇头道：“不必担心，胡尚书性命无忧。绑架他的歹人不要钱、不要财，只要求胡家人保守秘密，显然是盘问胡尚书什么事，问完了自会放人。”顿了顿，又道：“我敢肯定，歹人要问的事，一定与建文帝有关。”

朱骥见众人目光灼灼，尽落在自己身上，只得如实告道：“不是我不愿说，而是不能说。姓杨的那件事，上头早有严令，不可泄露半句。”

杨埙双手一摊道：“那就没事了。反正歹人迟早也会放回胡尚书，各位都回家安睡吧。”

吴瑾却是半信半疑，问道：“杨匠官能肯定吗？你只是个漆匠，怎能……”

吴珊瑚嗔道：“大哥，你又来了，漆匠怎么了？玉珠全家还是木匠呢。”

吴瑾忙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奇怪杨匠官何以能肯定歹人一定会放回胡尚书。”

杨埙道：“我只是推测。胡尚书是出名的俭朴，但胡家历年官俸、赏赐所积，拿出个万儿八千也并非不可能。绑架朝廷重臣是杀头大罪，歹人铤而走险，却不求钱财，已大异常理，除非他有更大的阴谋。想来想去，能与胡尚书扯上干系的阴谋，就是建文帝了。歹人目标既不是胡尚书本人，得到想要的讯息后，自会放了他。”

吴瑾道：“既然事关皇室机密大事，难道歹人不会杀人灭口吗？”

杨埙道：“人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更何况死的不是普通人，朝廷必然倾尽全力追查。歹人要继续实施阴谋，就会困难得多。相反，胡家人不敢报官，之后胡尚书被放回，以他个性，定然不会声张，就此息事宁人。神不知鬼不觉，对歹人最有利。”

吴瑾听了杨埙分析，也觉得有理，忙道：“那么我就再走一趟胡府，告诉胡家人不必紧张。”

杨埙道：“吴将军不必多此一举。要么今晚，要么明日，胡尚书一定会自己归家的。”

话音刚落，便有吴府下人引着胡府管家胡福进来。胡福见堂中尚有外人，一时踌躇，不肯开口。

吴瑾忙道：“这里的人都已知晓胡尚书一事，且是可信之人。”

胡福便道：“我家老爷已经回来了，就在吴将军离开后不久。”

吴瑾大奇，忙问道：“胡尚书可有说过发生了什么事？”

胡福道：“老爷半句不提被绑票一事，亦不准家人再提及此事。老爷听说小公子私下向吴将军求助，便派小的来，称事情已经了结，请吴将军和诸位切莫外泄。”

吴瑾立时对杨埙刮目相看。他是个爽直的蒙古汉子，送走胡福后，当即竖起了大拇指，道：“我以前只听说过‘料事如神’，想不到当真有人能做到。杨匠官，你好生了不起。”

吴珊瑚道：“现下大哥不会再看不起工匠了吧。”

吴瑾忙道：“没有没有，我只是很佩服杨匠官的才智。”

杨埙却仰头望着房顶，对赞美置若罔闻，似在神思，忽道：“咦，你们说，那歹人会不会是从胡尚书口中得知了什么，然后……然后就……”

朱骥本能地接口道：“杨匠官认为杨行祥之死，也跟那歹人有关？”

杨埙道：“那可不一定。那要看杨行祥是怎么死的了。”

众人又一齐望着朱骥，渴望他能吐露更多讯息。朱骥却有意避开了众人目光，沉吟不语。他也怀疑这件事不简单，但如果杨行祥不是目下上报的自然死亡，锦衣卫便有重大失责。他身为值守官，罪不可恕。

忽有人在门外叫道：“朱千户！朱千户！”终于打破了难堪的沉默。

朱骥应了一声，进来的却是手下校尉袁彬。他简短告道：“指挥使命朱千户立即返回官署。皇帝决定御驾亲征瓦剌，不日便要出发。锦衣卫是天子亲军，理应扈从。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得到官署待命。”

* * *

[1]明朝军队分为京军（也称京营）和地方军两大类，均隶五军都督府。京军为全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洪武初年，京军有四十八卫。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由于京师接近前线，京军数量大大增多，最多时达七十二卫。朱棣还正式成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军士除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称为班军。隶属五军营的还有掌随驾马队官军的十二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的围子手营，以及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三千营由三千骑兵组成，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脐、舆服、兵符金鼓、御用宝物等。神机营，因用兵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而名，其下亦分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中军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项火器。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各军、各司分设坐营官、把总、坐司官、监枪内臣、把司、把牌不一。洪熙时（1425年），命武臣一人总理三大营营政。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三大营均需扈驾随征。此外，还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十二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腾骧、左卫和右卫等四卫营。地方军则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边兵是专门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在“九边”。民兵是军籍之外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由官府检点，内地称民壮、义勇或弓兵、机兵、快手，西北边地称土兵。

[2]河西走廊：今甘肃。河西、陇西以北：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至宁夏北部一带。

[3]据说拓跋诘汾率兵在山泽中打猎时，忽看到有衣蔽的车辆从天而降，侍从们前呼后拥着一位美丽的妇人。拓跋诘汾很是惊奇，上前询问。妇人回答说：“我是天女，受命前来与您成婚。”于是二人一同就寝。次日清晨，天女请求返回，又告道：“明年一周年时，再在这个地方相会。”随后急速离去。过了一年，拓跋诘汾回到先前打猎的地方，果然又同天女相见。天女将所生的男孩儿交给拓跋诘汾说：“这是您的儿子，望善加哺育照料，子孙相传，会世世代代做帝王。”说完后就决然离去。天女所生之子即为拓跋力微。时人有谣谚道：“诘汾皇帝没有妇家，力微皇帝没有舅家。”

[4]自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以来，世界各国及各少数民族到长安来朝贡的使节众多，唐朝将这些人通称为胡人。在长安的大街上，经常能见到各种服装离奇的胡人。“四方来朝”，便是唐朝国力鼎盛的最好证明。贞观三年（629年），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唐太宗命画师作“王会图”，以纪念朝贡的盛况。其中，规模最宏大的是日本的“遣唐使”。日本仰慕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这些人就称作“遣唐使”。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均多达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终唐一世，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常常得到唐朝皇帝的亲自接见，宫廷画师还会为重要的大使画像纪念。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然后又可以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来学习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师求教。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日本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完全是仿照长安的设计兴建，只是规模远远不及。长安有朱雀大街，奈良和京都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

[5]吉野：今日本奈良。

[6]日本确实有这种传说，且有相关著作。据称此说最早生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当时有一谣传绘形绘影，声称在乾隆帝的御文中曾出现“祖传朕之先祖本姓‘源’，讳‘义经’，世出‘清和’，故国号‘清’”一语，并说在《金史别本》（此为日本人伪作）中记载12世纪金朝盛世时有一名为“源义经”的大将。原传说由曾旅日的德国医生菲利普·弗兰兹·冯·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记载于其著作《日本》中，后来在伦敦留学的日本学生末松谦澄以其为蓝本发表了毕业论文《义经再兴记》。到了明治时代，日本积极维新洋化，向海外扩张帝国疆域，特别是物产丰饶的满洲更是其眼前明珠，在这种背景下，上述传说进一步演化而为“成吉思汗说”。大正年间，学者小谷部全一郎（曾留学美国哈佛、耶鲁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牧师，人称“爱努族救世主”）在北海道致力于解决原住民爱努人相关问题，是听闻了爱努人所信仰的神祇“オキクルミ”即为源义经的说法，引起了他的好奇。为了调查传说的真相，小谷部搜集了许多资料，其中也包括了源义经西行蒙古之说。于是他前往满洲、蒙古实地调查，在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成吉思汗ハ源義經也）一书。该书由于正符合当时帝国主义的扩张思潮而成为畅销书，成吉思汗说也迅速广为人知。书中所提出的推论依据主要有二：“源义经”的日式音读“ゲンギケイ”很像“成吉思”汗的日式音读“ジンギス”。蒙古部族的徽章神似源氏家纹“笹竜胆”（现为日本镰仓市市徽）。

[7]镰仓幕府源氏实出于清河源氏。日本弘仁五年（814年）五月八日，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因财政困难的原因，第一次下诏赐四位皇子和四位皇女以源氏之姓氏。之后又陆续有十三名皇子和十一名皇女被赐以源姓，这就是日本源氏最初的由来。此后，日本历史上先后共有二十一位天皇赐过源姓。然而二十一位源氏中，最为显赫的便是清和源氏。他是56代清和天皇赐予其孙源经基的。一般谈论日本武将时，提到平、源二氏就是专指清和源氏与桓武平氏，因为他们均是日本历史上的朝权重族，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此案据真人真事改编，据《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正统九年（1444年）正月丁卯，礼科都给事中胡清等奏：因迩者（近来），累赐海西野人女直等宴，光禄寺官员怠惰偷闲，不行亲督监视，以致夷人乘隙盗去碗、碟等器五百八十三件，略不知觉，今被通事（翻译）赵兴顺等缉出送官。”景德镇及中国瓷器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青花瓷》。

[9]香山木工：又称香山帮，中国建筑史上以苏州香山地区工匠为主形成的匠帮，拥有自身独特的营造技术和文化传统，是江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匠帮之一，在明代声名显赫，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说法。由于蒯祥是皇家总建筑师，营造了北京紫禁城、三大殿、长陵、献陵、裕陵，北京西苑殿宇（今北海、中海、南海）、隆福寺等著名建筑，更于景泰七年（1456年）任工部左侍郎，而且成为有史以来官阶最高的工匠，其声名成就对香山帮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被奉为香山帮的精神领袖。2006年，“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明代时，苏州与杭州并为东南最大城市，但苏州园林鼎盛，远胜杭州。据明《苏州府志》：“东南寺观之盛，莫盛于吴郡（苏州）。栋宇森严，绘画藻丽，是以壮观城邑。”又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香山帮这样出类拔萃的工匠群体。

[10]工部营缮司下又设五小厂，其中营缮所为木工，文思院为丝工，官职有营缮所丞（正九品）、文思院大使（正九品）等。中国古代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其关键在于主柱和横梁之间的合理组合以及榫铆技术的应用，因而木工是建筑的关键。蒯祥所任营缮所丞名义上只是木工院的首领，但实际上相当于紫禁城的总设计师兼工程师，但由于科技与工艺在古代中国不受重视，品秩很低，仅为正九品。

[11]塌店：又称塌房、塌坊，多由官店控制，由朝廷出面修造并组织招商，专门用于货物流通集散。如此，保障货物流通（即今下十分火热的物流）的同时，又能有效管理客商，征收一定赋税。

[12]南海子：今北京大兴。原为永定河故道，河湖相连，曾是北京最大湿地。明、清时期，这里是皇家猎苑，放养了大批珍稀动物，其中就包括“四不像”——麋鹿。清朝末年，最后一批麋鹿从这里被运到英国，开始在异国他乡繁衍生息，而中国的麋鹿就此绝迹。

[13]有趣的是，陈镒并不是昏官贪官，他以正直清廉著称，在民间享有盛名。陕西曾经大饥，军民万余人一起上书说：“愿得陈公（指陈镒）活我。”监司将此上报皇帝，于是派陈镒镇陕，先后达十余年，“陕人戴之若父母”。因为陈镒长着一把美髯，陕西军民称呼他为“胡子爷爷”。陈镒亦精通官场权术。王振不可一世时，陈镒为逢迎王振，每次王振到来，都跪在门口迎接。陈镒审理塌店案时，公然袒护司礼监宦官金英，还因此被刑科给事中林聪弹劾入狱，但不久又官复原职。

[14]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嗜好微服出行，且只带极少数侍卫。宣德六年（1431年）七月某日，漏下十二刻（晚上8点。漏刻是以壶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观测壶中刻箭上显示的数据来计算时间。古人把一昼夜分为100刻，实算96刻，每刻15分钟），朱瞻基率四骏至大学士杨士奇宅。杨士奇仓皇出迎，顿首道：“陛下何以宗庙社稷稷身自轻？”朱瞻基道：“欲与卿一言而来。”次日，朱瞻基还特意遣中官问杨士奇：“微行有何不可？”杨士奇答道：“陛下尊居九重，岂能遍洽幽隐！万一冤夫怨卒，窥间窃发，诚不可不虑。”十余天后，官府捕获二盗，经审讯得知其有异谋。朱瞻基这才信服，召杨士奇道：“今知卿爱朕。”

[15]鸱（chī）吻：俗名龙吻兽，相传是龙王之子。所谓龙生九子，鸱吻为其中之一。形状像四脚蛇剪去了尾巴，好在险要处东张西望，也喜欢吞火。相传汉武帝建柏梁殿时，有人上书称鸱吻是水精，喷浪降雨，可以防火，建议置于房顶上以避火灾。汉武帝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顶之上。遂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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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秋雨边关

浙江钱塘之潮，天下之伟观。海浪铺天盖地而来，吞天沃日，势极雄豪。弄潮儿手持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那是他心底深处最爱的一幕。他虽不善泅水，却常常幻想自己也是一名弄潮儿，凭借娴熟的水性，搏立于惊涛骇浪之中，掌握着命运之舟。

朦胧淡月带疏星，喔喔残鸡报五更。

灯火一攒开野店，鼓笳三叠启严城。

霜凝峻阪鸣驺缓，晓起疏林宿鸟惊。

风透重裘寒不耐，邮亭驻节候天明。

——于谦《晓行》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逝世。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无力主持朝政。部分朝臣及明宣宗生母张太后欲立宣宗同母弟襄王朱瞻墡为帝，然遭到内阁大学士三杨反对。经过三杨一番努力，终于排除异议，使得太子朱祁镇于正月十日登上大宝之位，即为明英宗，年号“正统”。

朱祁镇后来懂事，从宦官王振口中得知真相，深怨祖母太皇太后张氏，遂全心全意依赖王先生。王振敢放手干预朝政，与太皇太后及朝中重臣作对，即是因背后有皇帝的倾力支持。

除此之外，朱祁镇对三杨亦很感激。后来王振与五辅臣争权，敢廷杖英国公张辅，却不敢对三杨下毒手，即是此因。王振欲独揽大权时，亦利用个人过失排挤打压三杨，如杨荣受贿、杨士奇长子杀人等，但均为朱祁镇庇护，三杨终得善终。

朱祁镇即位之日，距离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朱元璋以猛治国三十年，其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性格仁厚，本可以做个出色的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皇位，导致内战纷起，持续长达四年之久。

朱棣一死，大明开创奠基的时代就此结束，于是，守成之世落到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的头上。父子二人均采取了全面收缩的无为之政，任用贤良，轻刑薄役，核查冤狱。

只是到了此时，太祖、成祖两朝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号称“仁宣致治”“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其实已经是吏治败坏，弊病滋生，危机开始逐渐显露。尤其是蒙古瓦剌的日益强大，对明朝北部边防构成了严重威胁。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手中，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日益突出。从正统初年开始，接连发生了农民起义，如浙江山区的叶宗留领导的矿徒起义，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广东的黄萧养起义，广西大藤峡瑶壮人民起义和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等等。发展中的大明王朝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如果朱祁镇像其祖父、父亲一样，做个中规中矩的守成之君，那么大明内忧外患的局面会有所缓和。偏偏皇帝打破了“禁止宦官干政”之铁令，宠幸大宦官王振，任其胡乱干涉朝政。

这虽然破坏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祖制，但在历史上倒也不乏先例，幼主即位，大权往往旁落。然皇帝渐渐长大后，便有夺回大权的愿望。只是皇帝处于深宫之中，身边只有宫女太监，于是宦官便作为皇帝的亲信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充当夺权的工具。除此之外，王振还是英宗皇帝的启蒙老师，关系更是非同一般。于是自朱祁镇稍稍懂事起，王振便以极为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大明朝堂，无人能与其争锋。

但正统一朝最重大、最关键的事件，并不是王振干政，亦不是紫禁城三大殿的重建，而是明英宗朱祁镇亲征。

朱祁镇的成长经历与前几朝皇帝都有所不同。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是一个穷苦的放牛娃，在群雄并起的乱世脱颖而出，经历了一系列的磨砺和斗争，逐个击溃起义军政权，最后才当上皇帝。这其中的艰辛自然不用多说。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权力格外珍视，甚至废除了中国传统的宰相制，将中央大权尽收己有。由于事务繁剧，事必躬亲，皇帝日夜操劳不已。他曾感叹道：“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尽管如此，朱元璋仍然不愿意放权。由于朝无重臣，至后世，大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之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朱元璋生前指定的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倒是个仁慈柔弱的君主，没有什么野心，只是他皇帝宝座还没坐热，就被叔叔朱棣用武力驱赶了下来。

明成祖朱棣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英主，嗜武如命。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戎马中度过，就连最后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战场上，因而在历史上有“马上天子”之称。

明仁宗朱高炽因身体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骑马，所以未能跟随父皇征战沙场，这也是朱棣不喜欢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炽也经历了不少战事。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挡了朱允炆派来的五十万大军，保住了北平城。因为北平是朱棣的后方及根本，这一战对整个靖难之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笔。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当政时，便经常随同祖父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并北征漠北。当时明军与蒙古军遭遇，展开了激战。宦官李谦自恃骁勇，自作主张地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救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这次出征给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养成了他果决机敏、处事周全的性格。后来汉王朱高煦谋反，朱瞻基也是御驾亲征，并以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

虽然朱瞻基当上皇帝后未再主动出击蒙古，但他常常亲自巡视边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当明宣宗朱瞻基巡边石门[1]时，刚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骚扰会州。朱瞻基亲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进击，在宽河与敌军交锋。明军见皇帝亲自冲锋陷阵，顿时气势如虹，人人争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连射倒敌人的三名前锋。此战中，明军以少胜多，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

朱瞻基又有《题胡骑图》诗道：“绝漠茫茫百草寰，秋风数骑立沙隈。可怜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随诏使归。”极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朱祁镇虽在太平盛世下长大，但时常听到先人们的事迹。从未见习过战事的他对祖先的丰功伟绩既羡慕又向往，自小心中滋生着英雄的梦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们那样建功立业。然而，这只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并非胸怀远大的志向。况且朱祁镇的启蒙老师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纵容皇帝玩乐，朱祁镇既无才干，又未受过系统教育，对兵事没有深入了解，所谓建功立业，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只是朱祁镇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孙太后寿诞前夜，皇帝收到来自大同前线的败报——瓦剌太师也先已率军至大同一带，塞外城堡尽陷，明将吴浩、宋瑛、朱冕先后败死，明军死伤惨重。

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反而因之一振，莫名地兴奋起来，异想天开地想要御驾亲征，过过打仗的瘾，最好也能像先祖明成祖朱棣那样，耀兵塞外，勒石纪念。

刚好皇帝所倚重的先生王振也有耀武扬威的念头。王振本是儒士出身，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他此时的权力已经达到巅峰，富贵也到了极限，倘若能立边功，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便能像郑和那般留名青史，一洗他阉宦的形象。于是，王振极力宣称瓦剌区区外番，不配与天朝对抗，撺掇朱祁镇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出征，迎战也先。

师徒二人不谋而合，朱祁镇立即拍案决定御驾亲征，甚至还为此叫停了次日孙太后的寿筵，表示以国家大事为先。

当然，年轻的皇帝此时还预见不到，他冒失轻率的决定，将会成为对大明国政影响极大，并全然改变他本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来瓦剌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和野心。明廷经营北部边防多年，占据长城沿线的重镇要塞。京师更有数十万京军精锐，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从容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明英宗朱祁镇对战争怀有浪漫的情怀，一直想圆心中的英雄梦，滋生了御驾亲征的想法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

当时因大宦官王振力主对西南用兵，明军主力均调往西南作战，仓促间难以调回。北京虽有数十万大军，但却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不能轻出。朝中重臣如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极谏朱祁镇不要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甚至率百官力谏说：“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但始终改变不了朱祁镇的决定。

兵部尚书邝埜见大势无可挽回，退朝之时紧握副手于谦双手，诚恳地道：“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君有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君承担兵部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有君在，我是完全放心的。但愿将来还有相见之日！”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于谦也流泪回答道：“请邝公放心！我早已以身许国，又受邝公知遇之恩，一定尽力保卫京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出发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料到此战必败，与部分大臣商议，想借着军中对王振不满的情绪，杀死王振，再劝阻英宗皇帝。但群臣畏惧王振势力，“惴惴无敢应者”。曹鼐又找英国公张辅商议，然“谋之于辅不得间”。

曹鼐之议如果顺利实施，不失为力挽狂澜的法子，只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最终只能失望而归。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朱祁镇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作辅助，兵部尚书邝埜等从军，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自己则率领五十万明军浩浩荡荡地开始亲征。

出兵当日，北京民众倾城而出，夹道围观。这给了朱祁镇极大的心理满足，意气风发的他已经迫不及待要与瓦剌决一死战了。

皇帝御驾亲征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然半月过去后，始终没有什么确切消息传来。以英宗皇帝及大宦官王振的作风而言，没有消息，通常就是坏消息。只是对老百姓而言，议论军国大事终究替代不了柴米油盐，人们对英宗亲征的话题慢慢也就淡了。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是中国传统佳节。周朝便有中秋夜设案迎寒、祭月的习俗，即所谓“秋暮夕月”，最初只是盛行于宫廷，后慢慢传入民间。到了唐宋，八月十五中秋节成为正式节日。每逢这一日，“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由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篇章——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民间有中秋夜燃灯以助月色的习俗，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讲究的人家，还在门前庭中挂起了成排的精美花灯。又陈列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传说齐国丑女无盐以品德超群入宫后，一直未被齐王宠幸。某年八月十五，齐王赏月时凑巧见到了月光下的无盐，觉得她风韵楚楚，美丽动人，便立为皇后。遂成后世女子中秋拜月之风，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当然最应时节的还是月饼[2]。府第朱门流行以月饼果品相馈赠。呈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然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既是声名远扬，四方争相赶来购买，铺子前面早早便排起了长队。

杨埙曾为致美斋制作过屏风，算是特殊客人，不必排队等候。他拿了店家早预留好的月饼点心出来时，外面已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便径直往东四蒋骨扇铺而来。

蒋苏台正坐在窗下制作扇子，见杨埙进来，忙道：“杨大哥稍候，我这扇子只差一点儿了。主顾等着要，今日便会来取。”又见杨埙两只手都提着东西，忙道：“这么客气做什么！”

杨埙笑道：“今日中秋嘛，总要应个时节，图个吉利。我到前门致美斋买了月饼和几样点心送来，你就不必再出去买了。”

蒋苏台朝内望了一眼，低声道：“若不是哥哥近来脾气不好，我就邀请杨大哥来我家过中秋了。”

杨埙笑道：“只要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哪里过不是一样？况且令兄确实是受我牵累才受了伤，也难怪他见我就发脾气。不过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安心照顾他就好。”

他将月饼与点心放好，来回转了一圈，左右无事，便坐到一旁观望蒋苏台制扇，又问道：“这扇子是特意选的素面吗？”

蒋苏台道：“嗯，这是主顾定做的，特别交代要用素绢做扇面，应该是准备自己题诗作画。”

她刚忙完手头活计，定做扇子的主顾便施然进来。那人姓郭名信，接过扇子略一端详，便道：“久闻蒋家娘子非但擅长制扇，书法亦是娟秀流丽。我这里有一首词，可否请娘子代题在扇面上？”

蒋苏台忙道：“当然可以。”接了对方递过来的纸笺，展开一看，却是一首长短词，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

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似是一首绝命词。蒋苏台微觉不妥，感到题到手扇上不大吉利，但既是主顾当面要求，也不能拒绝，便拿了扇子和笺纸，自入里屋题扇。

杨埙随口问道：“兄台是京城人吗？”郭信道：“不是，在下凤阳人。”

杨埙笑道：“凤阳可是太祖皇帝的故乡，如此，兄台算是本朝开国皇帝的乡邻了，何其幸也。”

郭信也笑道：“兄台不知凤阳有《朱皇帝》的歌谣吗？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杨埙笑道：“这我听人提过，但这‘荒’，只是对外来移民而言。对于凤阳本地人，非但减免赋税，还有着极为便利的生活条件，毕竟曾是中都嘛。”

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虽在金陵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但其实并不满意金陵。金陵地形险要，北有长江天堑，自古为形胜之地，“龙盘虎踞，帝王之都”，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然这些王朝气数很短，在朱元璋看来不大吉利。兼之金陵偏于东南，位于江左，不便于控制全国，对江左边防，尤其是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感，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十分理想。

明军攻取汴梁后，有人建议定都汴梁。朱元璋非常重视，亲自前去实地考察后，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地形显然不如南京。但朱元璋考虑汴梁是北宋旧都，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于是借鉴古代南北二京制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南京”名称自此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明军平定陕西，定都之议再起。主要的候选城市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几地，大臣们的意见不一，各自引古论今，提出建议。“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见众臣意见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以临濠[3]为中都的想法，理由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群臣均知朱元璋有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私心，但却不敢反对。于是，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这样，在大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三都并存的情况。

中都毕竟只是中都，朱元璋一直有将临濠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重臣中只有刘基[4]坚决反对。他认为凤阳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言外之意是，偏僻小城能出一位草莽皇帝，却无法承载大明都城的雄伟。

然朱元璋却是个固执性子，不肯轻易放弃。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他采用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众十四万户于凤阳。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且不许私自回去。

因为东南地区之前为朱元璋的大对头张士诚所据，朱元璋此举实际上是要打击东南文人和豪族。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郭信所言《朱皇帝》歌谣，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这件事。

正当天下人将要接受临濠成为大明都城的事实时，朱元璋亲自巡视已经改名为凤阳的中都的修建情况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修建中都临濠已达六年之久，颇具规模。众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朱元璋则解释为太过劳民伤财。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多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才算正式告一段落。凤阳由此跟国都擦身而过，然毕竟是帝乡，优遇极多。

郭信见杨埙对凤阳情状极为了解，颇为惊异，却不愿意再提，只笑了一笑。

等了一会儿，蒋苏台拿着题好的扇子出来，交给郭信道：“公子看看，是否还算满意？”

郭信略略一扫，便道：“甚好。”从怀中掏出一叠大明宝钞[5]，道：“之前我付了八成定金，这是剩下的两成尾款，请娘子过目。”

杨埙笑道：“兄台是第一次来蒋骨扇铺吧？请蒋娘子题扇，要另外加收钱的。”

郭信“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抱歉了。”又往怀中掏去，一边问道，“加收多少钱？”

蒋苏台道：“一百贯宝钞。若官人以银支付，只需要一两。”

郭信吃了一惊，道：“而今宝钞这么不值钱了吗？”

杨埙接口道：“是啊，兄台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就这一百贯宝钞，还是亏了呢。你出去往隔壁左右店铺问问，现下没有人愿意收宝钞的[6]。”

郭信只掏出数张宝钞来，明显数目不够，又没有携带银两，只得道：“我身上只有这些，先付给娘子，余下容我日后送来，可以吗？”

蒋苏台闻言，便将数张宝钞还给了郭信，道：“公子出门，身上不能不带钱。剩下的，方便时再送来不迟。”

郭信大为感激，当即收了扇子，再三道谢，这才拱手辞去。等他离开，蒋苏台才想起纸笺尚在里屋，忙取了追出门去，却已不见了人影。

杨埙见蒋氏进来时神色古怪，随口问道：“怎么了？”蒋苏台道：“这位郭公子要求题写的扇词有点怪，似乎是绝命词。”

杨埙展开纸笺一看，很是惊讶，问道：“他自称姓郭，是吗？”蒋苏台道：“是啊，怎么了？”

杨埙道：“这首词确实是绝命词，而且不是一般的绝命词，是前朝宣宗皇帝郭嫔郭爱殉葬时所作。”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用活人殉葬的残酷制度。商朝时，用奴隶殉葬和祭祖的做法十分盛行，且规模很大，奴隶殉葬人数众多。从周朝起，人殉的做法已不多见，基本上改用木制或泥制人形偶像殉葬。秦献公还明令废除了人殉制度。然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下令宫中没有生育的宫女全部殉葬，加上为秦始皇营造陵墓的工匠，殉葬者数以万计。

到了汉朝，残酷的殉葬制度被彻底废止。汉朝明文规定：不许任意杀人和用人殉葬。唐朝李世民当上皇帝后，不仅不准用人殉葬，还规定严厉禁止厚葬，凡五品以上官员和勋亲贵族一律遵照执行，如有违反处以严刑。他在安排自己的陵寝时，亲自规定：以山为陵，表示不占用良田，能放下自己的棺木即可。

然这一残酷制度在明朝再度被恢复。明太祖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死后，朱元璋即下令两名王妃殉葬，正妃为元将王保保[7]之妹，次妃为明开国名将邓愈之女，由此重开殉葬制度，并且一直沿用下去。

朱元璋死时，被迫殉葬者有四十六人，均为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妃嫔。明成祖朱棣也效法自己的父亲，死前留下遗诏：“丧服礼仪一遵高皇帝遗训。”殉葬妃嫔多达三十余人。此后的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也各以五妃、十妃殉葬[8]。

蒋苏台听说词主郭爱是宣宗皇帝殉葬嫔妃，很是惊讶，道：“宣宗皇帝有十妃殉葬，当今皇帝有圣旨予以追谥表彰[9]，昭告天下，没有姓郭的呀。”

杨埙道：“因为郭爱入宫才二十天，不巧赶上宣宗去世，不幸被圈去为皇帝殉葬。未获得追谥，盖因她入宫时间太短，且不愿主动殉葬，抗拒了一番，才被迫自杀。”

原来那郭爱字善理，颖悟警敏，擅长文章，是凤阳著名才女，且正当妙龄，容颜姣好，四方求亲者不计其数。不知如何，明宣宗朱瞻基也听到了她的芳名事迹，竟下令召她进宫。郭爱已有倾心爱人，然圣旨大如天，竟由此被朱瞻基棒打鸳鸯，生生拆散。

郭爱被送入宫中后，被封为嫔，还未来得及受到朱瞻基宠幸，便赶上皇帝病殁。天真的她还以为能就此出宫，回去家乡与爱人团聚，却不想被指定为殉葬宫人。反抗不成后，自知死期，遂书词自哀。服侍她的宫女记性甚好，将其绝命词传了出去，但仅在宫禁内作为逸闻韵事流传。杨埙为三大殿上漆时，曾听人议及此事，印象很深。

蒋苏台这才知道究竟，道：“难怪词意如此哀伤凄凉。郭爱娘子这份才气，怕是不在教坊司蒋琼琼之下。”不由得深为叹息。一想到郭爱若是还活着，也就三十岁，正是盛年，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竟因为名声太大而落了个生殉的下场，实在可怜可惜。

杨埙生怕蒋氏感伤落泪，忙道：“适才那郭信既自称凤阳人，又姓郭，手里还有郭爱的《绝命词》，说不定是其亲眷，弟弟或是侄子也说不准。不过郭爱既未追谥，连追封诏书中都没有她的名字，朝廷应该不会恩及家人[10]，也不知郭信到京城来做什么。”

蒋苏台道：“或许是因为旁事吧。不过至亲被逼殉葬，他又怎能忍心因此而接受官禄？”

杨埙道：“世人多名利之徒，本朝那些太祖朝天女户，不都是靠殉葬亲眷发家的吗？”

正议着郭爱之事，忽有人大踏步进来，却是锦衣卫千户朱骥。

杨埙笑道：“而今皇帝亲征在外，朱千户是锦衣卫留守副长官，应该忙得团团转才是，如何得闲来这里？”

朱骥苦笑道：“我手下尽扈从皇帝出征，无人可调，大小事情得亲自动手，忙得团团转倒是真的。不过我来找杨匠官，是有件更重要的事。”

杨埙道：“什么事？”

蒋苏台见朱骥欲言又止，便道：“里屋清静，杨大哥可引朱千户进去说。”朱骥道：“再好不过，只是又要叨扰娘子了。”

蒋苏台一笑道：“朱千户不嫌简陋就好。我去给二位沏茶。”

朱骥与杨埙交往了一段日子，已知其对蒋苏台有意，见他目送着蒋氏，直至人影消失不见，这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忍不住好奇问道：“杨匠官既喜欢蒋家娘子，又是同乡，何不娶她做妻子？”

杨埙摇了摇头，无奈地道：“我是匠户[11]，她兄长不愿意妹妹嫁给匠户。”

朱骥道：“蒋鸣军自己以前不也是匠户吗？”

杨埙道：“就是因为他讨厌匠户，才千方百计地予以摆脱，不惜走歪路子加入了京营。不说了，他人还在后院呢。上次他被男贼人刺成重伤，无法随军出征，心中怨恨不已，一见到我就要破口大骂。”

朱骥道：“这位蒋校官脾气可真不好，连蒋娘子自己都说了，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那柄扇子。”

杨埙低声道：“其实他真正生气的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受伤不能随御驾出征。”

英宗皇帝御驾亲征，调派了五十万京军精锐，神机营也在其中。蒋鸣军本是神机营将校，然在营中几年，只摸过神机铳几次，一铳都没有放过，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真真正正地使用火器，却因为受伤卧病在床，不得参与战事，也难怪他恼火。

朱骥摇了摇头，不再多提，随杨埙进来里屋，低声告道：“正如杨匠官所言，那杨行祥之死，果然有蹊跷。”

杨埙忙道：“哎，别说我没提醒朱千户，你一直是绝口不提杨行祥三个字的。”

朱骥道：“但目下已有人上奏朝廷，说杨行祥死得可疑，还要将他的死归咎于我，我当然得查个水落石出。”

杨埙问道：“是不是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上书告发了朱千户？”

朱骥大感意外，道：“是。杨匠官真是消息灵通，竟连这个都预先知道了。”

杨埙笑道：“我可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只是胡乱猜的。”

之前朱骥始终不肯透露杨行祥相关事宜，可见杨氏一事干系朝廷机密。既然如此，那么知情之人定然是少之又少。知道杨行祥死去时正是朱骥当值，又上书欲牵连朱氏，只能是锦衣卫同僚。朱骥生父朱护生前是锦衣卫指挥使，颇有声威，岳父又是兵部长官于谦，即便不算大有来头，背景也不算小。兼之朱骥静默少言，沉静有度，极少得罪人，要借杨行祥一事将其扳倒者，只能是王振一党——也就是王振侄子王林了。

而杨行祥死在一个月前，拖到现在才拉扯出这件事来，愈发证明此点，盖因为王振、王林叔侄均随英宗皇帝出征在外。

朱骥听了杨埙分析，深为叹服，道：“杨匠官聪明绝顶，只做个工部主事，实在可惜。”

杨埙道：“哎，我觉得没什么可惜。我主业可是漆匠，匠官只是副业。在漆匠一行，我已登峰造极，无人能够超越。站在巅峰，傲视群雄，这正是匠户一生所求，我三十岁前便已实现，人生无憾。反观你朱千户，你也算是年轻有为，这么年轻就做到了锦衣卫千户，做官是你的主业，在你的观念里，应该是不可惜吧？可你上面还有一大堆长官呢，就算你做到了锦衣卫指挥使，上面还有大学士、司礼监、皇帝。”

朱骥一怔，答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升官发财为人生目标。”

杨埙道：“那么锦衣卫算是你的主业，你又有什么惊人的成就呢？是否有什么事，只有你能做到，旁人做不到呢？”

正好蒋苏台端茶进来，抿嘴笑道：“朱千户别听杨大哥的。他好抬杠，而且总有一套一套的道理。其实人各有分工，各有所长。譬如皇帝少了锦衣卫就不行，而目下锦衣卫少了朱千户就不行。”

杨埙忙道：“苏台说得对，现下朱千户是不是心里舒服多了？”

朱骥笑了一笑，也不答话。

等蒋苏台斟完茶出去，杨埙收敛笑色，道：“我开玩笑惯了，朱千户别当回事。杨行祥一事甚是机密，你却只来找我，足见信得过我这个漆匠，我很感激。”又问道：“有人要用这件事牵涉朱千户一事，你岳父兵部于侍郎知道吗？”

朱骥点了点头，道：“这件事，正是我岳父告诉我的。”

当日杨行祥死在狱中，锦衣卫副千户白琦以自然死亡上报。因杨氏身份不凡，其死为皇帝所瞩目，指挥佥事王林预备借此事大做文章，将锦衣卫中看不顺眼的人一举铲除，因而上书称杨行祥之死有异，即指其是非正常死亡。然天下正值风云际会，大明时势亦随之而动。英宗皇帝尚不及关注这件事，便听从大宦官王振建议，决定御驾亲征，随即牵动满朝文武，再无人留意此事。

王林是王振侄子，素来不喜朱骥，又预备未来将杨行祥之死归咎于朱氏，当然不会选中他跟随皇帝亲征，只将其部下调走。如此，虽然朱骥名义上是副留守长官，其实成了空架子。留守长官马顺好花天酒地，时常不来官署，朱骥手下无人，值守的校尉又多是王振一党，不愿意听他调遣，有事只能亲自跑腿，所以朱骥才有“忙得团团转”之语。

皇帝离京，政事却不能不办。王林所上奏疏早已送到司礼监。昨日秉笔太监兴安清理案头时，发现了这封奏疏，尚未拆阅。明英宗朱祁镇曾经交代：凡大臣奏疏，小事由司礼监自行批阅，大事则送军中。兴安照例打开王林奏疏，阅读后很是吃惊，于是将之禀报给提督太监金英。

金英道：“而今多少军国大事要办，一个罪人，死了也就死了。”也不说要如何处置，将王林奏疏自己收了，转身便出宫赶到兵部，将其事告知兵部侍郎于谦。

兵部尚书邝埜随皇帝出征在外，于谦是兵部代理长官，日夜操劳，已多日未曾归家。他正为调派前线军队补给而焦头烂额，听闻此事后，也不多言，只派人叫来女婿，将事情告诉了他，又道：“我实在太忙，分身乏术，你自己看着办吧。”便打发了朱骥出来。

禁中奏疏是机密，私下泄露内容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杨埙听说是提督太监金英主动知会了于谦，很是惊讶，问道：“金英为什么要这么做？”

朱骥摇了摇头，也不知是不知情，还是不愿意揣度。

金英是安南人，杨埙曾因兵部机密文书失窃一案而怀疑过他，甚至疑心那对男女贼人来自安南，跟金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朱骥后来暗中调查当日金英行踪，得知他只在圆觉寺前后忙碌，没有任何出格异常之处，也未曾离开过孙太后半步，足见并未参预兵部机密文书失窃之事。

杨埙怀疑金英的起因，实是因其人原是安南俘囚，被迫阉割为奴，明朝算是他的仇人。但朱骥则举出了大明历史上另一著名宦官郑和的例子。郑和身世亦类似金英，以元朝俘虏身份被阉割，之后非但没有怀恨报复明朝，反而为明成祖朱棣倾心信任，率领船队几下西洋，成就了一代外交伟业。杨埙这才无话可答，不再认为金英是盗窃兵部机密文书的主谋。

此刻杨埙听说是金英主动向于谦泄露禁中机密，倒对金氏多了几分好感。又道：“姑且不理会金英的目的。杨行祥这桩案子其实一点儿也不复杂，朱千户只需要找到当日值守的狱卒，详细了解经过，再请他做证人，不就结了吗？”

朱骥道：“我当然想得到这一点，可我今日去找当班狱卒韩函时，才知他早已告假，多日未来官署。”

他随后寻去了韩家，方知韩函一月前便已离家，左右邻居都再未见过他。

杨埙立即起了警觉之心，问道：“这个一月前，是不是凑巧在杨行祥死后，在当今皇帝御驾亲征前？”朱骥道：“是。”

杨埙叹了口气，道：“那么朱千户找不到韩函了，他多半被你们那位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杀了灭口了。”想了想，又摇头道：“不过不应该呀，如果要将朱千户牵连其中，韩函是最好的证人，让他活着，比杀死他价值要大。以王振叔侄的权势，让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狱卒俯首帖耳，又有什么难的？”又问道：“那韩函不算什么正派人吧？”

朱骥道：“唔，这个……”

杨埙笑道：“朱千户不愿意说下属坏话，果然是个正人君子。其实你不说我也猜得到，如果韩函不是真的牵连进了杨行祥一案，怎么会被杀人灭口？既然牵涉其中，最大的可能便是被人收买了。”

朱骥道：“韩函真的牵连进了杨行祥一案？杨匠官何以特别强调‘真的’二字？”

杨埙道：“就是我怀疑杨行祥确实是非正常死亡。这一点，早一月前我就对朱千户提过。目下既知狱卒韩函失踪，愈发证明了我的猜测。”

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预备以杨行祥一案扳倒朱骥，对王林、朱骥两方而言，当值狱卒韩函是最好的证人。既然韩函不是什么正派人，对王林而言，他活着比死了好处更大，只需要他出面做伪证，便能轻而易举地令朱骥深陷泥潭，无以自辩。

然韩函依然被杀死灭口，表明他已深陷杨行祥一案，他确实可以帮助王林做伪证，但他也洞悉幕后真相，对王林是个巨大威胁，所以王林不得不舍弃韩函这个小卒子。

朱骥开始尚未完全明白，回味一番后，才失声问道：“杨匠官怀疑是王林指使韩函杀了杨行祥？”

杨埙道：“这是有可能的呀。王林既早有心对付朱千户，便刻意选择你当值那天动手。目下无论韩函是死是活，只要能证明杨行祥是非正常死亡，你朱千户便难辞其咎，至少有‘失囚’之责，怕是不止免职那么简单。”

朱骥道：“我知道，我自己倒没什么，但我一旦获罪，还要祸及家人。我若充军边关的话，我妻子也要被没入官中为奴。她是于公膝下爱女，下嫁我这样一个粗人，已是大大的委屈，我实不忍她还要因为我的过失受牵累。可恨我自己愚钝无知，不知该如何查明杨行祥一案真相，所以才冒昧来找杨匠官帮忙。”

之前杨埙仅凭蛛丝马迹便推断出女贼人身上的骨扇是朱骥妻子于璚英遗失的冬扇，且贼人跟踪监视了于璚英很长时间。事实亦果然如此——

后来朱骥拿着贼人画像找妻子查证，他怕妻子受惊担心，不敢明说那是闯入兵部盗取文书贼人的画像，只说是锦衣卫在寻那两个人，有人见过他二人在南城出现，问妻子是否见过。于璚英一眼便认出了女贼人，记得对方跟她搭讪问过路。朱骥由此对杨埙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连他岳父兵部侍郎于谦听了，也觉得杨埙机智聪慧。

朱骥又补充道：“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确实有比杨匠官聪明的，譬如读书过目不忘的丘濬，但论到观察入微，心思缜密，实在没人比杨匠官更厉害了。”

杨埙笑道：“朱千户如此信得过我，我当然要尽力而为。”又问道：“杨行祥是怎么死的？”朱骥道：“是上吊自杀而死。”

杨埙道：“我是说真正死因。”朱骥道：“也是上吊自杀而死，仵作有正式验尸文书。”

杨埙道：“朱千户亲眼见过杨行祥尸体吗？”

朱骥道：“见过。当日我与杨匠官分手后，便匆匆赶回锦衣卫官署。那时杨行祥已被人放了下来，颈中有一道青紫淤痕，看起来确实是上吊自杀。”

杨埙道：“我以为锦衣卫诏狱是天下最密不透风的黑狱，想不到竟有犯人能从容自杀。”

朱骥道：“按照惯例，为防囚犯自杀，入锦衣卫狱前都要戴上械具。除非是狱卒帮助，否则犯人根本没有能力自杀。但杨行祥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上头特别关照过，要予以优待，所以没有给他上镣铐之类。”

杨埙道：“会不会是有人先杀死杨行祥，譬如能接近他的狱卒韩函，将他勒死后再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

朱骥摇头道：“这绝对不可能。韩函是锦衣卫特别指定的几名专职看守，只负责看管杨行祥。知情者虽然口中不说破，但谁都猜得到杨行祥是……那个……”

杨埙道：“我明白了，杨行祥身份不同凡响，杀他罪孽太大，韩函没有那个胆子动手。”

朱骥道：“非但韩函，就是长官王林也没那个胆子。况且先勒毙再伪装成上吊自杀的话，有经验的仵作一眼就能看出来。”

杨埙一拍桌子，叫道：“太好了！这茶真是好茶，朱千户，快些把这杯茶喝了，我和你一道去找仵作。”

朱骥一怔，问道：“什么，杨匠官还是怀疑杨行祥不是自杀？”

杨埙道：“朱千户不是那种随便说两句就能陷害的虾兵蟹将，王林要拖你下水，必须得把证据做足。就像之前王振杀死侍讲刘球，还得靠编修官董磷编造证词，整治前任祭酒李时勉，还得等到他修剪了树枝。也就是说，王林手里应该已经有能证明杨行祥是死于非命的证据或证人，真的也好，伪造的也好，它都已经在那里等着你朱千户入网了。好处是，目下王振、王林叔侄二人在战场奋勇杀敌，你我还有时间来查验此事。”

朱骥细细一想，果然是这个道理，忙道：“还是杨匠官有办法，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忙将残茶饮尽，引杨埙来找仵作伍汉。

伍汉是个鳏夫，妻儿早逝，独自住在西四附近的一处小院子。院门虚掩，门上有血迹，朱骥一眼看到，大吃一惊，忙命杨埙退到一旁，推门而入——

却见伍汉歪倒在正堂檐下，左手捂胸，右手顿地，眼睛瞪得老大。

朱骥正要上前探视，却被杨埙拖住。杨埙道：“地上的血已经凝固，他人已死了一会儿。这里已成凶案现场，还是不要妄动的好。”

朱骥道：“这……这是怎么回事？谁会想要杀伍仵作？”杨埙道：“当然是有利害关系、非要他死的人。”

问题来了，伍汉被杀，与杨行祥一案有关吗？

如果有关的话，杨行祥又是自杀而死，伍汉所填验尸文书是据实而报，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就算王林要陷害朱骥，所能做的，只会是威逼伍汉更改文书，称杨行祥不是上吊而死，犯不着杀人。况且王林人在前线军中，留守的马顺虽是其心腹，却日日忙着泡妓院、喝花酒，哪里有闲心来管一个小小的仵作？

那么就只剩下一种情况，杨行祥一定是他杀。伍汉验尸时，受人指使，有意说成自杀，以掩饰内幕。而今朱骥被迫重新调查案子的真相，有人得到消息，抢先动手，杀了伍汉灭口。也就是说，杀死伍汉的人，极可能就是杀死杨行祥的真凶。

但仍然有两点疑问：一是对方如何会知道朱骥在调查杨行祥一案，还会来找仵作伍汉？二是杨行祥既是他杀，韩函、伍汉均应知悉内幕，为何韩函一月前就失了踪，伍汉今日才遭灭口？

杨埙道：“现下朱千户还认为杨行祥是上吊自杀吗？他的尸体呢？”

朱骥道：“早就下葬了。况且过了这么多日，尸体已经腐烂，就算挖出来，也验不到什么了。”

杨埙道：“嗯，那就算了。”又好奇问道：“杨行祥是不是被秘密葬在了西山？墓碑是怎么写的？”

西山是专门安葬亲王的地方，杨行祥果真被安葬在那里的话，就表明朝廷正式承认他是建文帝朱允炆了。

朱骥摇了摇头，道：“这我可不知道，锦衣卫又不负责操办丧事。”

杨埙便不再多问，道：“明知道杨行祥的身份，还胆敢杀人，凶手应该不是普通人。”

朱骥却怀疑锦衣卫内部人，因为对方非但能令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俯首听令，还能及时察知他正着手调查杨行祥一案。

杨埙道：“杨行祥不是一般人，朱千户亲口说过，非但韩函没有胆量杀他，就是锦衣卫长官王林也没有这个胆子。”

朱骥道：“那么我实在想不出还会有谁了。”

杨埙问道：“王林奏疏一事，朱千户可有告诉旁人？”

朱骥摇头道：“没有。我岳父告知王林奏疏一事后，我回官署想了一通，便去找狱卒韩函，听说他失了踪，才知道事情不简单，一时没有好的办法，便来向杨匠官你求助了。”

杨埙道：“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想，不过又是胡说八道的那种性质，朱千户可以听听，不必当真。”朱骥忙道：“愿意洗耳恭听。”

杨埙道：“杀死杨行祥的凶手，一定是个大有来头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既然朱千户说王林没这个胆量，我相信你的判断。王林应该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能坐上锦衣卫高位，全是仗着他叔叔王振的势力。”

既然锦衣卫最高长官都没有胆量杀死杨行祥，而凶手又能令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参与其中，那么一定来自上面。也就是说，凶手是比锦衣卫长官权力更大的人。

那么上面有谁会想要杨行祥死呢？只有姓朱的。这姓朱不是朱骥的朱，而是朱明王朝的朱。除了对姓朱的皇帝有威胁外，杨行祥对其他人均是无害。

朱骥骇然张大了嘴，半天才合拢，问道：“杨匠官是说……是说……”

杨埙道：“请朱千户先听我说完。当世有能力在锦衣卫诏狱杀死杨行祥的人不多，但不是唯一，朱皇帝却是唯一有动机的人。”

大概经过应该是：英宗皇帝朱瞻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忽然决定要杀死秘密囚禁在锦衣卫大狱中的杨行祥，以绝后患。但杨行祥是皇帝的叔祖，朱瞻基没有公然杀他的勇气。或许皇帝信任的大宦官王振出了个主意，派人勒死杨行祥后，再伪装成上吊，如此，即便是锦衣卫中的知情者，也只以为杨行祥是自杀。但事情再机密，也需要狱卒和仵作的配合，韩函、伍汉由此而参与其中。事后，锦衣卫以自杀上报，果然将事情掩盖了下来。

至于韩函失踪，大概因为他是实际动手者，亲手勒毙了杨行祥。他虽只是奉命行事，皇帝却必须求得心安，弑君者必须处死，历史上多有此类先例，于是韩函便离奇消失了。

而伍汉只是在验尸文书上做了伪证，不算大过，今日之所以被杀，完全是因为朱骥突然要调查杨行祥一案。皇帝虽然出征在外，以亲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宫中却仍有心腹，至少孙太后人还在紫禁城中。大概有人知道金英将王林奏疏内容泄露了出去，而朱骥必然会查验真相，当值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是他必查之人。韩函已死，不足为患，仵作伍汉却是个隐患。该心腹怕事情牵扯出皇帝，遂抢先一步，杀了伍汉灭口。

至于王林就杨行祥一案再上奏疏一事，大概宦官王振也知道侄子是个草包，怕他坏了皇帝大事，所以并没有将事情真相告诉他，甚至特意选了王林扈从太后、皇帝到圆觉寺礼佛当天动手。王林回城得知杨行祥上吊自杀后，或许是真的发现了可疑线索，或许是只想利用此事，竟上了一本。王振因忙于策划皇帝亲政诸事，一时未来得及理会侄子的奏疏，这才有了今日司礼监秉笔太监兴安检阅出王林奏疏一事。

而提督太监金英与王振素来沆瀣一气，他是否早已知道杨行祥一案的真相？素有恶名在外的他，又为何要将王林奏疏内容告知于谦，结好兵部长官是最明显的意图，其真正目的何在？为何他甘愿因此担当极大的风险？这些疑问，杨埙自己也没有想通。

朱骥越听越觉有理，只是瞠目结舌，浑然不知该如何自处了。

杨埙道：“这些只是我的推测，但眼前倒有一处物证，多少能从旁佐证。”指着伍汉的右手道：“朱千户请看。”

朱骥这才看到伍汉以手指蘸血，在地上划了两笔。

杨埙道：“伍汉既是仵作，知道现场留下的物证对破案十分关键。他被捅了两刀倒地后，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竭尽全力想写下凶手的名字，只是尚未写完，便已断气。你看这一撇一横，像不像是‘朱’的起笔？”

朱骥一时无语，他是吃朝廷俸禄的武官，要他相信九五之尊为了掩饰杀人阴谋不惜滥杀无辜，实是有些困难。凝视了那一“丿”一“一”许久，才想起来一处可以用来反驳杨埙的疑点，问道：“那当日胡尚书失踪又是怎么回事？杨匠官不是说他跟杨行祥一案有关联吗？总不可能是皇帝派人绑架了他。”

杨埙一时噎住，半晌才道：“还真是。”

在杨埙看来，礼部尚书胡濙失踪，杨行祥于锦衣卫诏狱被杀，两案发生在同一日，绝对不可能是巧合，必有关联。他的推测能很好地解释杨行祥被杀一案，却无法解释胡濙为何莫名失踪一天后又神秘归来。英宗皇帝果真想就建文帝一事咨询胡濙的话，大可直接召见他。而且朱祁镇当日陪母亲孙太后去了东郊圆觉寺，人并不在京城中。

但就杨行祥一案而言，动机和物证都指向朱祁镇，不是朱皇帝，又是谁呢？

杨埙一时也想不明白，道：“胡尚书年事已高，这次没有随皇帝出征。不如你我这就去找胡尚书，当面问个究竟。”

他二人谈得兴起，早忘了眼前还有一具尸体等待处理，正好有人探头进来，“妈呀”大叫一声，转头就跑。

朱骥忙叫道：“等一下！”上前出示腰牌，告道，“我是锦衣卫千户朱骥，麻烦你跑一趟锦衣卫官署，就说仵作伍汉死了，叫些人来。”

忽又想到自己的部下被王林调走扈从皇帝，目下官署校尉都是王林、马顺的亲信，不听自己指挥，便又道，“还是就近请总甲[12]来，让他派人去西城兵马司报案。”

总甲就在附近，等其人到后，朱骥便与杨埙离开。他着急知道真相，当真引着杨埙来到麻绳胡同找礼部尚书胡濙。

胡濙正在后院晒太阳，听说朱骥、杨埙求见，忙命人引进花厅，自己特意换了衣衫，这才出来见客。

杨埙深知此公饱经世故，圆滑老练，也不拐弯抹角，直言告道：“今日我二人特为杨行祥一案而来。”

胡濙问道：“杨行祥？是那冒充建文帝的老僧吗？他不是早死在锦衣卫大狱了吗？”语气神态极为平静，仿佛是在闲聊一般。

杨埙道：“当年胡公曾参与会审杨行祥，应该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的杨行祥一案，是指一月前杨行祥在锦衣卫大狱中上吊自杀，恰好跟胡公被绑是同一天。”

胡濙笑道：“杨匠官爱开玩笑，老夫是知道的，众多匠官中，就数你最风趣。你又在说笑了，杨行祥早死了。除非你说的是另外一个人，不然不可能死而复生，再在一月前上吊自杀一次。至于绑票，那是小儿虚惊一场，根本没有的事。”

杨埙道：“我猜到胡公会这么说。不过我个人认为胡公是真的被人绑票了，且跟杨行祥一案大有关联。一月前我就这么告诉过朱千户，只是他没当回事。”

胡濙笑道：“看来朱千户也跟老夫一样的看法，不当回事就好。”

朱骥踌躇道：“当时我确实是没当回事，可而今情势不同了。”

他身为朝廷武官，一些话不便明说，小心措辞，颇费思量。

杨埙便接口道：“胡公可知道，一月前杨行祥自杀后，当值狱卒韩函失踪，去向不明。今日仵作伍汉又被人杀死在自己家里。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真像我之前推测的那样，两件案子大有关联，下一个会不会是胡公？”

胡濙笑道：“这番话有点绕，但老夫还是听明白了，杨匠官是说有人要来杀老夫灭口吗？”

杨埙道：“也许会，也许不会。但目下杨行祥一案当事人均遭灭口，线索彻底断掉，胡公是唯一一个可能提供线索的人，不然的话……嗯，不然的话……”

他本意是想引诱胡濙接口，不想老尚书只端起茶盏，细细品茶，意态悠闲。对方既不上当，杨埙只好将底牌完全摊出来，续道：“在胡公眼中，韩函、伍汉那些人地位卑微，不值一提，胡公大概也不会关心他们为何被杀，真相到底如何。但是兵部于侍郎呢？于侍郎的爱女呢？还有眼前这位朱千户呢？他们的性命安危，胡公也毫不在意吗？”

胡濙这才放下茶盏，正容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朱骥便将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只未提及杨埙关于英宗皇帝朱祁镇是杨行祥一案背后主谋的推测。

胡濙听完思虑良久，方才叹道：“事情竟然闹得这般复杂。”又正色道：“杨匠官，这件事本不关你事，你肯为朋友挺身而出，很讲义气，老夫都看在了眼里。朱千户，如果事情仅仅是牵涉到你，我是不会帮忙的。但你岳父于公为人忠直，日夜忙于国事，我不能让他为此分心。并非老夫生性冷酷，而是我已经经历了太多风雨，看得多了，便会明白过来——有些事，是命中注定，上天早就安排好了，人力再如何抗争也没什么用。”

朱骥愕然问道：“胡尚书此话何解？”

胡濙道：“譬如当今皇帝，他尚在襁褓中就被立为太子，生母也由此当上了皇后，人们都说母凭子贵，到底母凭子贵，还是子凭母贵，谁又能真正分辨清楚！但有一点，他是天命所归，所以不管他是宫人之子也好，是太后亲子也好，甚至先皇过世后，太皇太后欲另立长君，然终究还是太子登上了大宝。老夫说这番话，是想说杨行祥也有他的命，他最后的结局，从他被太祖皇帝立为皇太孙那天就注定了。一个没有天命的人，妄登大宝之位，非但自己坐不长久，还会祸及他人。建文帝的好处是，他逃离南京后，并没有继续贪恋权位，以皇帝玉玺发布诏书，号召各地起兵勤王，与成祖皇帝相抗，而是选择了销声匿迹，所以他得享高寿。但他的身份如此，又怎能改变命运呢？”

杨埙道：“胡尚书高论。那么胡尚书的意思是，杨行祥被杀，是命中注定？”

胡濙道：“如果他不是建文帝，会不会招来杀身之祸？”杨埙道：“当然不会。”

胡濙道：“既然他是建文帝，那么这就是他的结局。”又正色告道：“朱千户，你听老夫一句，不要再管这件事了，一切自会风平浪静。”

杨埙道：“风平浪静？我怎么觉得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胡濙道：“杨匠官想想看，那杨行祥是什么身份，关于他的事，皇帝掩盖尚且来不及，王林这等跳梁小丑妄图掀开盖子，怎么可能？就算他是蠢人，他叔叔王司礼可不蠢。”

杨埙道：“那么……”胡濙道：“好了，老夫言尽于此。为了二位，老夫可算是破了例了。”又道：“天色不早，今日八月十五中秋节，二位还是赶快回家与家人团聚吧。”

朱骥无奈，只得与杨埙起身告辞。

杨埙走出几步，忽转头问道：“到底是什么人绑架了胡尚书？难不成是皇帝？”

胡濙一怔，随即道：“胡说！老夫身为人臣，以忠为第一根本，皇帝随时都能召见我，还用得着绑架吗？”

杨埙笑道：“这么说起来，胡尚书是间接承认曾被绑架了？”

胡濙先是一愣，随即笑道：“老夫竟然上了你这小滑头的当。”又道：“杨匠官也别再费心套话了，老夫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去吧。”

杨埙料想胡濙已有了警觉之心，怕是不会再透露任何信息，只得拱手辞出。

走出厅门时，忽有所感应，蓦然回首，却见胡濙正仰面朝天，长吁短叹。他到底是在为谁叹息？是杨行祥，也就是建文帝朱允炆吗？

当年明成祖朱棣当面问及胡濙巡历天下的感想，胡濙只答道：“幸沐荣崇而任使，傅驰招传以咨询，岁月无拘，江湖任适。由是名山大川，雄藩巨镇，故皆遍历无遗，绝域殊方，偏州下邑，亦各周流殆尽。”

听起来倒像是在游山玩水，自有一番赏心悦目的轻松乐趣，然明眼人均知这仅是回答皇帝问话的高明说辞。他正当盛年之时，受命出访建文帝下落，肩负秘密使命，漂泊了整整十六年，连母亲去世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辛酸实不足为外人道。可以说，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那位逃亡的建文帝。

他本是建文帝的臣子，却因为追捕旧主而成为了新皇帝心腹。他可有过彷徨与踌躇？在他内心深处，可有起过波澜，对建文帝又是怎样的情感？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宣府当夜，他到底对成祖皇帝说了什么，才终使朱棣放弃了追踪建文帝下落？而建文帝在成功逃脱多年后，最终自投罗网，死于锦衣卫大狱，当真是上天注定的结局吗？

出来麻绳胡同，朱骥道：“天色已然不早，我得赶去岳父家中，与家人共度中秋。杨匠官是归家，还是要去别的地方？”

杨埙道：“我直接回家吧。不过你我顺路，于侍郎不是住裱褙胡同吗？我也住那附近。”

裱褙胡同位于明时坊，又称表背胡同。此地因靠近贡院[13]，买卖字画者甚多，由此而得名。当年朱骥负责街道房事务，一度亲自打扫裱褙胡同，便是因为巷内多有从事裱褙[14]者，日日有纸张等废品堆积，不好清理，是个人人不愿意接的苦差事。

到胡同口时，正好遇到兵部侍郎于谦。朱骥忙迎上前去。于谦面有倦色，匆匆道：“我是抽空回来的，只能待一会儿，稍后还要返回官署。”转头看到杨埙，问道：“杨匠官还是一个人吗？今日中秋佳节，不嫌弃的话，便到我家吃块月饼吧。也没有别的客人，都是我于氏亲眷。”

杨埙大喜过望，道：“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进来于府，在座除了于谦之妹于冰及其孙朱喜、儿子于冕及儿媳邵氏、女儿于璚英外，还有新到京师的于谦养子于康。他比于冕小上两岁，一直留在故乡杭州，照顾于谦老父于仁。两年前于仁去世，于谦泣请回乡守制[15]，不为朝廷允准，于谦只好命于康代劳。而今守制期满，于谦因公务繁剧，需要帮手，便命于康到京师侍奉。

于谦儿媳邵氏早已安排好宴席，见于谦和朱骥一起归来，便命仆人开席。于谦将杨埙一一引荐给众人。中国古代工匠地位不高，杨埙又是外人，旁人均不知于谦何以将他引进家宴，但人既已到了，也只能客气对待。杨埙本是个不羁性子，言语放肆，但这次倒一反常态，刻意收敛了许多。

主宾入座后，于谦举箸便吃，也无寒暄之语，气氛颇为压抑。旁人见主人神情肃穆，看起来心事重重，也不敢随意开口。于冕忙向妹妹于璚英使了个眼色，于谦最爱女儿，只有她才能打破沉闷。

于璚英遂道：“这是爹爹爱吃的鱼羹，是嫂嫂亲自下厨做的。”

于谦“嗯”了一声，眼睛却一直只看离他最近的菜，筷子也始终只伸向那一盘豆腐。

于璚英叫道：“爹爹，席上还有客人呢。”

于谦“哦”了一声，这才回过神来，道：“抱歉了，杨匠官，前线军情紧急，我一时走神。来，尝尝这宋嫂鱼羹，这是我家乡杭州名菜。”

杨埙忙道：“多谢。大家一起吃。”

既一语提及杭州，于谦又回忆起家乡的无限美景来——

涌金门外柳如烟，西子湖头水拍天。玉腕罗裙双荡桨，鸳鸯飞近采莲船。这是夏日的西湖风景。

而中秋当夜，民间以月饼相邀，取团圆之义。人家有赏月之宴，皓月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又或携柏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

除游湖赏月外，杭州还有观潮盛事——所谓“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浙江钱塘之潮[16]，天下之伟观。海浪铺天盖地而来，吞天沃日，势极雄豪。弄潮儿[17]手持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

那是他心底深处最爱的一幕。他虽不善泅水，却常常幻想自己也是一名弄潮儿，凭借娴熟的水性，搏立于惊涛骇浪之中，掌握着命运之舟。

可惜的是，离家多年，漂泊异乡，自步入仕途，始终没有机会再观潮事。虽则位尊名高，儿女满堂，然自发妻董氏病逝，还有谁能懂得他心底深处的那一缕羁旅愁思？眷眷于怀中，又思忆起亡妻来——

东风庭院落花飞，偕老齐眉愿竟违。幻梦一番生与死，讣音千里是邪非？凄凉怀抱几时歇，缥缈音容何处归？魂断九泉招不得，客边一日几沾衣。

缥缈音容何处寻？乱山重叠暮云深。四千里外还家梦，二十年前结发心。寂寞青灯形对影，萧疏白发泪沾襟。箧中空有遗书在，把玩不堪成古今。结发已逝，何日更能还家，回到那魂牵梦绕的故乡？

于璚英见父亲再度陷入沉思，以为他又在思虑公务，遂劝道：“爹爹这些日子吃住都在兵部，难得回趟家，今日中秋，又正好康哥哥来了北京，爹爹就先将军国大事放下，好好跟我们吃顿饭。”

于谦听了，反而将手中筷子放下，道：“有件事，爹爹一直没有告诉你们。璚英，上次你夫君拿给你看的画像，其实是盗走兵部机密文书的贼人。贼人一直在暗中跟踪监视你，意图用你来要挟爹爹就范，你的处境一度十分危险。后来贼人出于某种考虑放弃了这项计划，改用别的方式混入了兵部。但一想到你的性命曾因为爹爹在兵部任职而遭遇到危险，爹爹就于心不安。”

于璚英大惊失色，转头问朱骥道：“竟有这回事，夫君为何不早告诉我？”又问道：“后来如何了？”

朱骥道：“后来虽然意外寻获文书，但贼人迄今未能擒获。”

于谦道：“这些都是杨匠官细心发现的。不然的话，爹爹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曾经身处险境。”又转头道：“阿康，你现下该明白我叫你来北京的用意了吧？”于康应道：“是。”

于璚英道：“我夫君就是锦衣卫，当能保护我周全。”

于谦道：“朱骥有公职在身，不能时时照顾你。阿康来了，我就放心多了。阿康，从今日起，你来当这个家。”

话音刚落，便有仆人引着军士进来。军士踌躇道：“小的本不该来打扰于侍郎家宴，只是前方有急报……”

于谦忙走下座来，一把夺过战报，匆匆展开，忽脸色大变，失声道：“圣驾竟然驻跸在土木堡？坏了，这下坏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三日一大早，河北境内，一大队人马正由宣府向明京师北京方向进发。这是一支明朝的军队，人数众多，将近五十万，旌旗蔽日，刀戈耀眼，声势极大。然而，这些明朝将士看起来相当疲惫沮丧，似乎不但饱受风霜之苦，还经历着饥渴，有几分逃难的模样。

明九边图

宣府镇占冀州地，秦汉为上谷郡；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后，属辽国；金灭辽后，属金国；元朝时，属中书省上都路；明朝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属京师万全都指挥使司。

宣府还是九边中最为重要的边防重镇。明朝建国之初，元朝残余势力远走大漠。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北征蒙古遭受重大失利，明太祖朱元璋意识到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消灭，便将对北方的战略从“以攻为主”转为“以防御为主”。为了防御蒙古南下侵扰，又沿长城一带修建了九个边防重镇，即历史上所谓的“九边”，包括：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总共驻守有四十万军队。九边之设，使明朝北部边塞形成一条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广袤万里、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北方防线。

九边之中，以宣府最为冲要，有“九边冲要数宣府”之称[18]，宣府的战略地位由此可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宣府镇更成为拱卫京师、防御蒙古军队南下侵略的咽喉要地。明人程道生在《九边图考》中称：“宣府山川纠纷，地险而狭，分屯建将倍于他镇，是以气势完固号称易守，然去京师不四百里，锁钥所寄，要害可知。”

正因为宣府的关键位置，这一带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周边更是大小战事不断。不过，自明朝建国以来，宣府一带便“不置府县，只遣将率士守护”，最初的居民早就被大规模地迁移到居庸关内，宣府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屯兵驻军的军事用地，广阔的土地上少有耕地面积，水草肥沃处，均成为明军的牧场，用来养马放牧。

目下奔走在宣府土地上的这支明军，全然没有在自己家园的那种悠闲自得，只有惶然惊恐清晰地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有谁会相信呢，在这支数目浩大却又狼狈不堪的军队中，竟然就有堂堂大明帝国的天子——明英宗朱祁镇。而朱祁镇身边扈从的人员，无一不是声震天下的名臣，如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大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副都御史邓棨，等等。

当日朱祁镇决定御驾亲征，想到这是他的第一次出征，声势自然是越大越好，起码能声势上给敌人一个下马威。宦官王振也持相同想法，他认为只要人多势众，瓦剌一定会望风而逃，明军便能不战而胜。于是，朱祁镇不顾京师是大明根本之地、不容有失，调派了五十万大军、一百余名重臣，跟随自己出征。

五十万明军全部为京军精锐，包括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等官兵在内。为了鼓舞士气，朱祁镇下令对军队大加赏赐，士兵每人白银一两、胖袄一件、胖裤一件、鞋两双，又给炒麦三斗作为一月行军粮食，每三人分给负载辎重的驴子一头，共发给兵器和用具等八十余万件。把总、都指挥以上级别的军官，再加赐五百贯大明宝钞，官方价值五百两白银，实际价值则大大缩水。

而被要求随从护驾的大臣中，武将有七十五岁的老将军英国公张辅及以下都督佥事陈友安等，文官有内阁大学士曹鼐以下太常寺少卿黄养正等，全部为文武重臣，“几于倾国而出”。

七月十九日，明军大队人马北出居庸关，二十三日到达宣府，随即向大同重镇进发。一路上朱祁镇犹自记恨群臣阻止他亲征一事，不准文武大臣参预军政，一切听由宦官王振指挥。王振专制横行，成国公朱勇等人向王振禀报军务，都需要“膝行听命”。众人皆战战兢兢，唯王振马首是瞻。

因为皇帝决定出征后，要求出兵事务必须在两日内准备齐全，兼之明军仓促出发，军需不及充分准备。匆匆忙忙离开北京后没几天，后勤补给便开始断线。而自王振把持朝政以来，一直疏于北部边防，宣府、大同一带边镇仓储粮食、草料和马匹等均空缺不足。现在又要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京军，完全无力供应。离开北京没几天，军中就开始闹起饥荒来。再加上连日风雨，道路泥泞难行，军士一路上被狂风暴雨侵袭，饥寒交迫，士气极为低落。

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等大臣一再以实际情况上报，力请英宗皇帝回兵。朱祁镇却只听王先生的话。王振一意孤行，甚至当着皇帝的面严斥群臣，罚他们顶着风雨，跪在路边的荒草丛中思过。大军还未到达大同，军中已严重缺粮，明军士兵饥寒交迫，不断有倒毙者，死者充塞道路。

而此刻明军在北方各处战场上都遭遇惨败。除了大同损兵折将、形势极度不利外，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亦奏报被蒙古大军围攻，明军三天不敢出击，附近河水被敌军断绝，明军营中缺水甚急。山海关外辽东镇守左都御史王翱奏报，另一路蒙古兵马与女真各部联合，肆行攻掠，广宁右卫指挥佥事赵忠被围在镇静堡，情况紧急。赵忠妻子左氏和三个女儿都事先自缢而死，避免城破后被敌军俘虏。赵忠率将士誓死坚守，才把敌军击退。

八月初一，朱祁镇率大军抵达大同。当时天气恶劣，连日大风急雨，军士又饥又寒，人马混杂，夜间多次惊扰，军中情况十分混乱。而大同城外前次与瓦剌军交战的战场尚未打扫，伏尸遍野，令人心惊胆寒。困顿不堪的明军见到后，心生怯意，军心开始严重涣散。

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见形势不利，力请回师。宦官王振也没有见过这么多死状惨烈的尸体，心中开始打鼓，已有了回师的念头。

刚好这时瓦剌太师也先探得明京军主力出京的消息，为了诱使明军深入重围，主动北撤，暂时退往塞外。王振听说瓦剌军退，立即精神为之一振，认为是害怕明军声势浩大，已经北逃，这正是追击敌虏、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于是坚持向北进军。

八月初二，战报迭至，王振才得知前线各军屡败的状况。其心腹大同监军太监郭敬密报道：“如大军继续北进，正中虏计，决不可行。”

王振听了亲信的报告，才知道打仗不是仅仅骑在马上摆摆威风那么简单，搞不好是要丢掉性命的，因而惧不敢战。加上自明军出征以来，风雨交加，一直没有停过。大军刚到大同，天又突降暴雨，人人对此惊惧不已。王振怕瓦剌围攻大同，便决意退兵。

最可笑的是，雄心万丈亲征的朱祁镇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根本不知道前方明军战况。他只是盲目地信任王先生。

八月初三，王振下令班师，留广宁伯刘安镇守大同。于是，人心惶惶的明朝五十万大军白折腾了一趟后，开始班师回京。

从大同回北京，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经紫荆关返回，另一条是经宣府返回。经紫荆关返回，虽然路途略远，但易于避开瓦剌追兵，比较安全。大同都督郭登事先向内阁大学士曹鼐建议：让皇帝从紫荆关退兵，才可保安全。曹鼐特别奏报朱祁镇。朱祁镇自己没有主张，全听王振的意见。起初，王振因为其家乡在蔚州，想让皇帝在退兵时，“御驾临幸”其旧宅，以便显示他的威风和高贵，光耀门庭，所以命大军向南往紫荆关行进，准备路过蔚州。

但大军离开大同、开拔四十里后，王振忽然想起当下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若让大军开到蔚州，千军万马一定会踏践家乡的庄稼。为了不让自己在家乡人中背上骂名，王振竟然再下令让大军转回，改向东行，循原路奔向宣府。

如此，明军就拐了一个大弯，不但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还将侧翼和背部暴露在瓦剌军的攻击之下。因为道路崎岖，随行辎重车无法跟上行进的队伍。众大臣纷纷劝阻，但王振不听，执意改走宣府。

八月初十，朱祁镇一行退至宣府。瓦剌军又突入长城，王振得知消息后，颇为慌神，下令大军速速撤退，这才有了大队明军人马落难逃荒一般的场面。

銮驾中的朱祁镇虽然不像外面的军士那般狼狈，但明显兴致不高，这与他年轻而略显稚气的面貌很不相符。他觉得总有些难以名状的缘由，令他心中莫名其妙地恐慌。

车里显得愈发憋闷起来，朱祁镇忍不住掀开了车帘。随侍在车旁的大宦官王振立即会意地上前，安慰道：“陛下请放心，臣已经安排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我军兵强人众，谅瓦剌不敢追来。”

朱祁镇这才松了口气，稍觉安慰。他自孩童起就与王振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礼，既然王先生说放心，那么他便放心了。

皇帝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天，将成为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不但改写了他自己的命运，还将大明江山置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就在朱祁镇一行急着赶路的时候，瓦剌军队听说明军主力在宣府一带，闻风追袭而来。朱祁镇听到消息后，惊慌失措，下令急退。

这时候的英宗皇帝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亲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的目的——要与狂妄自大的瓦剌军奋战一场，尝尝金戈铁马、建功立业的感受。只可惜真的有敌军出现时，皇帝所能想到的只有“逃命要紧”四个字，由此雄心尽灰，出师未捷。

明军后卫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部负责断后拒敌。吴部经历过长途辗转跋涉后，早已经饥渴交加，疲惫不堪，士气极为低落。尽管如此，仍不得不仓促与追击而来的瓦剌主力交战。

明军战阵，素以神机营举神机铳居外，骑兵居中，步兵居后。蒙古以骑兵冲杀见长，火器正好是抑制良器。明军所装备的神机铳，每矢可毙敌二人，威力极大。然自明仁宗以来，神机铳均被收入武库中，就连神机营将士一年也难得摸到几次。这次皇帝亲征，才将平日舍不得用的火器临时取出，装备神机营。由于平日极少训练，大部分军士竟不能熟练使用火铳。而瓦剌骑兵转瞬即至，冲入明军阵营，挥刀猛砍。明前军神机营大多军士来不及发出一铳，便已被杀死。

尽管明主将吴克忠奋力鼓舞士气，督促战斗，瓦剌骑兵还是很快占据了山顶，取得地利之便。瓦剌军箭石乱发，明军死伤大半，队伍开始溃散。吴克忠下马跪射瓦剌军，射完最后一支箭后被瓦剌军重重包围。他丝毫不惧，依旧奋勇杀敌，用短枪格杀数十人。最后，吴克忠、吴克勤兄弟均力尽战死，担任后卫的明军全军覆没。

败报飞至，朱祁镇大惊失色，愈发手脚慌乱起来。他不召张辅等身经百战的武将，只传宦官王振进帐。二人商议之后，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明军前去救援吴部。

薛绶原名寿童，与吴克忠、吴克勤兄弟同为蒙古族人，朱勇则是靖难名将朱能之后。二人求战心切，冒险进军至鹞儿岭[19]，结果陷入瓦剌的埋伏。明军猝不及防，仓促抵挡一阵后，全军溃散。

明援军主帅薛绶战到弦断矢尽，仍用空弓顽强抗击敌军。瓦剌军俘虏薛绶后，恼怒他顽强抵抗，将他残酷地肢解杀死。之后方才知晓薛绶原来是蒙古人，杀死他的瓦剌军士很是后悔，哭道：“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朱勇、薛绶相继战死后，近四万明军骑兵几乎全部损失。

朱祁镇听到吴、薛两军相继败亡的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先前亲征时要与敌军决一死战的勇气荡然无存，急忙下令全军急速逃跑。

土木堡位置图

此时，追袭的蒙古瓦剌军队不过两万，而明军却有几十万，实力对比悬殊，而占有绝对优势的一方竟然要奋力逃跑，实在是历史上少见的咄咄怪事。

傍晚时分，逃跑的明军大队人马到达土木堡[20]。土木堡位于长城内侧，与榆林堡、鸡鸣驿并称“京北三大堡”，均是守卫长城的军事重镇[21]。土木堡是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修设于交通咽喉之地：南封妫水流域，北锁怀来赤城交通，西扼漠北要道，东拱京畿门户，堪称冲要之所。城堡俯瞰呈船形，虽然两丈高城墙，然周遭仅三里，根本容纳不下五十万大军。

不过土木堡紧挨着狼山，西面是鸡鸣驿，北面是麻峪口，均为重要驿站，明军驻有重兵。而土木堡东面二十里，便是怀来县城，城深墙厚，有明军总兵官驻扎。明大军若是继续行军，往东南便是居庸关。居庸关地形极为险要，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专门派大将徐达对居庸关进行重点修缮，令其与长城连接在一起，成为京师北面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只要大军过了居庸关关墙，凭借雄关据守，便可高枕无忧，绝对安全。

既然土木堡四方均是战略要地，朱祁镇随便选择一处要塞前往，再以一军殿后，便可以从容摆脱瓦剌军的追击。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在皇帝倚重的心腹谋臣王振的建议下，明军大队人马选择了驻扎在土木堡。

而王振之所以坚持停留在土木堡，完全是因为个人私心——他私人所有一千余辆辎重车还在后面，没有赶上大队人马。辎重中有不少奇珍异宝，都是这次出征沿途官员进献的。如果就此落入瓦剌军队手中，那他的损失可就大了。于是他强烈游说惊魂未定的皇帝先留在土木堡休整一夜，以整顿士气，明日再战瓦剌。朱祁镇也觉得就此退入城中太失面子，于是决定听从王先生的建议。

随行皇帝的文武大臣均是朝中栋梁，当然比一个弄权的宦官更有眼光。群臣均认为土木堡不适合驻留，堡内地形细而狭长，又缺水少井，容纳不了这么多军队。若瓦剌骑兵追至，自外切断水源，明军将不战自溃，后果不堪设想。众人遂联合起来向皇帝进言，请他尽快到最近的怀来县城，固城自守。朱祁镇贵为皇帝，却没有任何主见，只看着王振，显然皇帝已决定一切要听从王振的安排。王振当众大发脾气，将大臣们斥退。

六十五岁的兵部尚书邝埜心急如焚，急上奏章，请皇帝车驾速入居庸关，同时发精兵殿后。结果奏章被王振扣住，朱祁镇根本就没有看见。邝埜情急之下，又亲自到行殿求见，力请朱祁镇入关。

王振挺身挡住邝埜，不留情面地呵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

邝埜回答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

王振大怒，高声喊叫，命锦衣卫将白发苍苍的邝埜拉扯了出去。

堂堂兵部尚书，是大明最高军事长官，却被一个靠巴结逢迎上位的无耻阉人赶了出来，邝埜自然十分愤怒，但也无可奈何。王振虽说只是一个阉人，却是大明建国以来权力最大的宦官，把持朝政已有多年。朝野上下，无不对王振切齿痛恨，却因为明英宗朱祁镇对其极度宠信，言听计从，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体制下，旁人没有任何办法。忠君即是事国，臣民只是附属，命运完全被皇帝主宰，没有个人观念。尤其在大明王朝，皇帝稍一发怒，便要用打屁股来教训大臣，且在午门前当众行刑，大臣毫无人格尊严可言。为了安身立命，士大夫即便不刻意逢迎主上，也多以沉默来应付，完全没有了傲骨和气节。群臣明明可以与邝埜联合起来，以强势的姿态向王振施压，却没有一人敢挺身而出，而是甘愿屈服于王振的淫威以及其背后的皇权势力之下，便是明证[22]。

邝埜知道情势危急，仍不想就此放弃，遂赶去找四朝元老张辅。张辅封英国公，地位最尊，声望也最高，邝埜希望这位元老级大臣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出面来制衡王振。

然自经历被杖事件后，张辅的心态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以元勋功臣之位受了皮肉之苦，而是他清楚地看到皇帝的态度——在朱祁镇心目中，功勋再高、资格再老的大臣，包括辅政五大臣在内，都远远不及王振王先生重要。之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相继去世，另一辅政大臣礼部尚书胡濙又对王振恶行不闻不问，张辅更是独木难支。因而自那之后，张辅亦不再多管闲事，对王振所作所为听之任之。

所以，当兵部尚书邝埜找上门来，说明要求张辅出面对付王振的来意后，张辅极感为难。除了年逾古稀、来日无多的原因外，他尚有另外一层顾虑——

他已经七十五岁，原配所生之子早已经夭折，他六十七岁时，侍姬才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懋”。“懋”字有多种解释，张辅取“懋而允怀”之义，表示欣喜之意。作为一位老人，他更多地要为自己的骨肉着想，倘若与王振结怨，一旦自己去世，王振势必会向幼子张懋报复。张辅驰骋沙场多年，凡事都是一意立决，此刻却不由得扪胸长叹。然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表示，此即史书所云：“辅老矣，默默不敢言。”

邝埜见到张辅如此神态，多少也明白了过来，只好悻悻退出。他既无法见到英宗皇帝，又请不动英国公张辅，别无他法可想，只能与户部尚书王佐等其他官员聚泣帐中。这几名大明重臣心中百般复杂滋味，有愤怒，有懊恼，也有悔恨——

就在此次出征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曾与部分大臣密谋，计划先暗杀王振，再劝阻皇帝出征，但群臣惧怕王振的权势，无人敢响应曹鼐的建议，以致其谋难以实行。事到如今，真是悔不当初！

邝埜等人已经隐隐预料到即将有恶战到来，这一点，英国公张辅也预料到了。但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不幸大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但震动了天下，还几乎动摇了大明王朝的国本。

土木堡之变形势图

当夜，明朝大军在土木堡布营，人困马乏，士气低落。英宗皇帝朱祁镇一行，则留驻在土木堡狼山上。

八月十四日黎明时分，蒙古瓦剌先锋部队追至，分数路包抄，将土木堡团团围住。朱祁镇一觉醒来，不知自己已被敌军包围，还打算继续行进。然起床出帐后才发现瓦剌军已经从四面合围土木堡，明军要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明军饮用水不够，不得不掘地挖井，然而土木堡地势高，天气旱，一直往地下挖了二丈多，依然不见一滴水，遂不得不放弃。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倒是有一条河，可惜水道已被瓦剌军抢先占据。明军经过长途转战，又饥又渴，人心惶恐，一片混乱。

八月十四日晚，瓦剌军开始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军都指挥郭懋率众奋力抵挡，拒战一夜。但随着时间流逝，后继瓦剌军不断赶到，围困土木堡的敌军数量愈来愈多。明军困守堡中，又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愈发处于不利之中。

次日是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中秋佳节，大明皇帝朱祁镇不但不能与家人团聚，还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了这个非比寻常的节日。

瓦剌军见强攻不能很快奏效，便假意撤退，希望能诱出明军交战。此时明军已断水两日，兵马饥渴难熬。朱祁镇见瓦剌军开始后撤，立即派使臣前往瓦剌军营讲和。瓦剌军统帅索性将计就计，也派使臣持文书来土木堡交涉，假装同意与明军讲和。朱祁镇不辨真伪，命内阁大学士曹鼐即刻起草讲和文书，并派出通事二人，随瓦剌使臣一同前往瓦剌军营。

大宦官王振天真地以为议和将成，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明军拔营，前往堡南河道取水。明军士兵正饥渴交加，听到移营的命令后，立即争先恐后，纷纷跳越营边壕堑而出，阵势由此大乱。

一直在暗中窥探的瓦剌军见有机可乘，立即派铁骑从四面向明军冲击过来，蹂阵而入，如虎入羊群，一边大声呼啸，横冲直闯，奋长刀猛砍明军，一边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

明军甚至来不及拔出兵器，被瓦剌骑兵一冲，立时全线崩溃。将士弃甲曳兵，争先逃窜，互相拥挤践踏，一发不可收拾，死者蔽野塞川。

箭矢如雨般密集，朱祁镇身边的锦衣卫校尉大多浑身中箭，如同刺猬一样。朱祁镇见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惊慌失措，在锦衣卫校尉袁彬和哈铭的扶持下上马，欲乘马突围而出，却始终不得其便。

曾经誓要杀敌破虏的大明皇帝亲眼见到战场惨烈之状，竟浑身发软，不知所措，又见护卫袁彬、哈铭均已失散，身边只有个叫喜宁的太监，便干脆下马据地，盘腿南坐，口中念念有词，等待上天对自己命运的判决。

这时候，一个瓦剌兵奔过来，见朱祁镇的盔甲与众不同，闪亮耀眼，要强夺下来。朱祁镇虽没有反抗的勇气，却不肯将自己的物事轻易交出。瓦剌兵勃然大怒，举刀便要杀死朱祁镇。刚好一个年长的瓦剌头目过来，打量了朱祁镇一番，道：“此人态度异常，看来非同凡人。”于是将朱祁镇擒送到瓦剌首领也先之弟赛刊王营中。

赛刊王盘问朱祁镇时，朱祁镇已镇定了许多，反问道：“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

赛刊王听到后大为吃惊，急忙骑马去见兄长，告道：“我部下抓来一人，模样不似普通人，且态度非常奇怪，极可能就是大明天子。”

也先开始还不相信竟然能俘虏明朝皇帝，“闻车驾至，错愕未之信”，忙命之前扣留的议和使者查证，经审查明白后，这才知道俘虏确实是大明皇帝。他得了一个大大的惊喜，高兴得大叫道：“我常祝天，求大元一统天下，今大明天子乃落我手。”

跟在朱祁镇身边的太监喜宁就此倒戈投降，陆续将明廷内部虚实全盘告知也先，后来成为明廷的心腹大患。

除了英宗皇帝被俘外，明文武官员如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刑部侍郎丁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五十多名文武重臣，都死在乱军厮杀中。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极少数人趁乱侥幸逃出。

公认的罪魁祸首王振并没有死在敌军阵营，而是被自己人所杀。两军交战的混乱中，王振惊慌失措，抱头逃窜，往日指点江山、凌威明廷的豪迈荡然无存。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了私利留在土木堡的决定，会导致他丢掉性命。历史，就是这样地充满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百转千回，不由得令人慨叹。

逃跑的过程中，王振刚好遇到明京军将领樊忠。樊忠正满腔怒火，一见王振便道：“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将士伤亡，生灵涂炭，亦何一不自他闯祸？我为天下诛此贼！”说罢用手中长锤击中王振头部，王振当场身死。王振亲眷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也死在乱军之中。

尽管“国贼”王振被杀，人心大快，明军败局依然不可避免。樊忠冲向敌军，杀敌数十人，最后力战身亡。明军士兵四处奔逃，逾山坠谷，连日饥饿，蓬发赤身，弃尸数百里，惨不忍睹。明军“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皇帝被俘虏，五十万京军精锐死伤大半，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数月后，明军打扫土木堡一带战场，捡拾瓦剌军队无法带走的明军头盔就有九千多顶，甲五千多领，神枪一万一千多把，神铳火器两千八百多个，炮八百个，火药十八桶，可见此战明军损失之惨重。

滚滚寇氛敢犯驾，堂堂天子竟蒙尘。大明皇帝竟成了瓦剌的俘虏，无疑是天大的耻辱。明廷当然要避讳，不能说英宗朱祁镇是为瓦剌所俘，在漠北过着俘虏生活，于是就找到一个托词，说他是到漠北狩猎，而美其名曰“北狩”。

英宗朱祁镇的英雄美梦就此破灭了。当战争的烟尘消散，土木堡的残垣断壁依然静静地安卧着，满地狼藉的尸体与兵器，展现着战争的惨烈与残酷，更多的却是不幸。死者的鲜血与伤者的呻吟，犹如一声声哀怨的叹息，绵延而悠长。

不过，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

* * *

[1]石门：今河北遵化西。

[2]月饼为中国久负盛名的传统小吃，但只是一种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月饼成为中秋节的特色食品，始于元末。传说当时中原广大人民反抗元朝暴政，预备发动起义。为避开元军耳目，起义者事先将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中，传送到各地。到了起义那天，群起响应，如星火燎原。朱元璋以明代元后，便将当年起兵时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由此形成独特的中秋节习俗。明人有大量关于月饼的记载，如沈榜《宛署杂记》：“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酌中志》：“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起，即有卖月饼者，至十五日，家家供奉月饼、瓜果。如有剩月饼，乃整收于干燥风凉之处，至岁暮分用之，曰团圆饼也。”

[3]临濠：今安徽凤阳，元时称濠州，洪武七年（1374年）才改称凤阳府，辖凤阳、临淮、怀远、定远四县。

[4]刘基：即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刘伯温，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因此时人称其为“刘青田”。自幼聪颖，据说“读书能七行俱下”。十四岁时，赴括城（今丽水）入处州路郡庠读书，“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中进士，之后在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为人正直，惠爱百姓，“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不过他看不起元朝统治者，在《卖柑者言》中称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他们“民困而不知救，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后来在宦海几经沉浮后，干脆弃官不做，居家著书。因“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在当时名气很大。其文章也写得相当好，《明史》本传说他“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誉，预言之作《烧饼歌》即被传为是他所写。刘基跟随朱元璋多年，深知皇帝品性和为人，所以选择了功成身退，坚持不当丞相，要归老于乡。他不肯留在朱元璋身边，自然是为了避祸。回到家乡青田后，刘基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从来不跟人谈起他过去的功劳。青田县令一再求见，都被刘基婉言拒绝。有一次，县令换上便服，装扮个乡下人去拜访刘基。刘基正在洗脚，见来了陌生人，连忙穿了鞋子，把来人请进屋，热情地留饭。刘基请教来人姓名，县令只好实话实说：“我是青田知县，特来拜见先生。”刘基大吃一惊，连忙起身作揖，自称是治下的普通百姓。自那以后，再也不肯跟县令见面了。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被暗中下毒害死。一说为宰相胡惟庸所害。

[5]大明宝钞：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以桑皮纸制作，方形，高一尺，广六寸“（约合高30厘米、宽20厘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青色，外为龙纹花栏，横题印有“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为八字篆文：“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壹贯，其下印“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伍佰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分六等：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始造。由于当时缺铜，于是朱元璋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并于次年以中书省南京名义发行。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又发行小钞五种：即拾文、贰拾文、叁拾文、肆拾文、伍拾文，票面幅面较小。永乐以后，印行宝钞仍用洪武年号，且禁止民间用黄金、白银买卖交易。

[6]由于宝钞纸质较差，难以耐久，且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有《倒钞法》，允许以旧钞向国家换新钞，但要缴纳工本费），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人民纷纷弃之。初行宝钞时，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或米一石（今一百八十八斤），四贯合黄金一两。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前后，纸币时贬时升，江西、福建一带二贯纸钞只能换铜钱五百文。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米一石一度值钞一百贯。永乐五年（1407年），米一石值钞三十贯。明宣宗宣德初年，米价已达到宝钞五十贯一石。宣德七年（1432年），宝钞一贯只值铜钱五5文。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米价涨到一石值宝钞一百贯，宝钞事实上已不能通行，“积之市肆，过者不顾”。到明武宗正德年间时，宝钞实际已经废止。此后，明朝不再发行纸币。又，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曾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官吏枉法受贿者，赃一贯以下者杖刑七十，每增五贯增罚一等，至六十贯（按当时物价合六十石大米，正好是从九品官吏一年的俸禄）以上的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当时府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百姓们称土地庙为皮场庙。有的衙门公案两旁摆着塞满稻草的人皮，为官者见之毛骨悚然。

[7]王保保：元末名将，蒙古名扩廓帖木儿，曾被元廷封为河南王、中书左丞相。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徐达军攻占大都，王保保自山西退至甘肃，在沈儿峪被明军击败后于至正三十年（1370年）北奔和林，辅佐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元顺帝子），力图光复大元江山。曾于宣光二年（1372年）大破明军于漠北，后病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问群臣说：“天下奇男子为谁？”群臣一致推选常国公常遇春，说：“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也。”朱元璋却叹息说：“卿等以常遇春为奇男子吗？遇春虽是人杰，我尚得他为臣，唯元将王保保，终不肯臣我，这正是奇男子呢！”自朱元璋“金口玉言”夸赞王保保为天下奇男子之后，“民间凡遇有微劳自矜者则诮之曰：‘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至今遂成谚语。”意思是，在民间，如果有人为一点儿小功劳而骄傲的话，别人就会讥笑他说：“这点事算什么，有本事到西边把王保保抓来。”甚至到后来成了一条流行的谚语。由此可见王保保在当时名气之大。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中也有王保保一角，为女主角赵敏兄长。

[8]据史料记载，明朝的殉葬制度规定很细，哪些妃嫔应殉葬，哪些可以不殉葬，都有明文规定。凡被册封为贵妃等高等名号的，生过儿子并且儿子被封藩的，可以不殉葬，娘家原有功勋的也可“恩免”，其余的皆殉葬。《朝鲜李朝世宗实录》有一段记载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死后逼殉宫女的悲惨情景：“帝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其中有个朝鲜选献的韩妃，临终时对守候在身边的乳母金氏连呼“娘，吾去！娘，吾去！”话声未落，便被太监踢开木床。这些殉葬的妃嫔被吊死后，再送入墓中。

[9]兹录明英宗朱祁镇追封宣宗殉葬宫妃原文：追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淑妃，谥贞静；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又，文中郭爱为真人真事。

[10]殉葬嫔妃死后，都会由下任皇帝追封，并对殉葬宫人家眷予以优恤，如有记录的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等家，皆自锦衣卫所侍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

[11]明代按职业不同将人分成不同的户籍，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等。匠户（匠籍）隶属于工部，不允许他们随意脱籍，必须世代相袭，承当指定的工役。分轮班匠﹑住坐匠两类。明初规定：轮班匠须一年或五年一班轮流到官手工作坊服役﹐每班平均三个月。住坐匠则是每月赴官手工作坊中服役十天，若不赴班，则须月出银一钱由官府另雇他人。这两类匠户在当值以外的其余时间可以自由趁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终年拘禁在官手工作坊中劳动的束缚。但是，匠户在身份上仍是父死子继，役皆永充。匠户子弟征入内府针工局习艺者号“幼匠”。匠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不能免除。

[12]北京按地理位置分五个城区（中、东、南、西、北），每城辖若干坊，坊下有牌铺。总共5城，36坊，101牌，670铺。每铺设铺头，伙夫三五人，统之以总甲。

[13]贡院：中国古代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最早始于唐朝。贡，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贡献给皇帝或国家的意思。北京贡院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原系元代礼部衙门的旧址，位于今北京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现今还有贡院东街、贡院西街、贡院头条、贡院二条、贡院三条等路名和地名。但北京贡院并不是中国最大的贡院，南京江南贡院（遗址在今江苏南京夫子庙地区）规模更大，也更为出名，盖因为明代江南经济发达，教育文化水平亦远远高于北方，著名的“南北榜案”即因此而起。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礼部会试，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和吉府纪善、白信蹈等人主考。榜发时，江西泰和人宋琮第一，全榜五十一人皆为南方人，没有一名北方士子被录取。落第举人向朝廷告发说主考官刘三吾是南方人，有意拔擢其乡人。朱元璋大为震怒，命侍读张信等人复查试卷，但北方人还是没有合格的。又有人告发张信等人受了刘三吾等的嘱托，故意将低劣的试卷呈报。朱元璋遂将白蹈倌、张信等处死；以刘三吾年老，免死充军，状元宋琮也跟着倒霉被充了军。六月初一，朱元璋命翰林儒臣于下第卷中择文理优长者复廷试。廷对中擢韩克忠等六十一人，韩克忠名第一，皆北方之士及陕西、四川之人，赐进士、出身有差。时称“春夏榜”，亦称“南北榜”。

[14]裱褙（biǎo bèi）：亦作“裱背”。用纸或丝织品做衬托，来装潢字画书籍，或加以修补，使之美观耐久。凡裱褙必两层，书画等正面向外者，谓之裱；以无染素纸衬托其背者，称为褙。又，裱褙胡同靠近贡院考场，因而是进京赶考举子首选的居住地。明人汤显祖（《牡丹亭》作者，其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明宫奇案》及《青花瓷》）到北京参加科考时，便客居在裱褙胡同，还将此事记入了其著述中。

[15]守制：旧时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儿子或长孙须在家守孝三年。在此期间，不任官、应考、嫁娶等。但所谓三年并不是整三年，而是二十七个月，跨三个年头。

[16]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是因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潮头初临时，江面闪现出一条白线，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潮头推拥，鸣声如雷，顷刻间，潮峰耸起一面三四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喷珠溅玉，势如万马奔腾。唐人刘禹锡《浪淘沙》：“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观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迄今仍是当地习俗。

[17]弄潮儿是指娴习水性、技术高超的戏水游泳者，专等钱塘江大潮来临时，于潮头弄水。古代弄潮儿被民间视为英雄人物，可达万众拥戴的地步。

[18]古时将府州县分为四等，重要关隘和要道边城称为“冲要”，列为第一等。

[19]鹞儿岭：今河北涿鹿（隶属于张家口市）西北四十里。涿鹿即黄帝、炎帝、蚩尤大战之地。

[20]土木堡：遗址在今河北怀来（隶属于张家口市）。榆林堡：遗址在今北京延庆康庄镇，东临八达岭，西靠康西草原。始建于元代，初为驿站，明永乐初年始建榆林屯，因有榆树林而得名。元人胡助《榆林》诗：“倦客出关仍畏暑，居庸回首暮云深，青山环合势雄抱，不见旧时榆树林。”其“榆林夕照”是古代著名美景。鸡鸣驿：又命鸡鸣堡，遗址在今河北怀来鸡鸣驿乡，是中国现存的最大驿站。清代末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西逃，第一夜就住在鸡鸣驿城内的贺家大院内。慈禧归京后，专门赐给贺家“鸿喜接福”四个字。

[21]明朝立国后，明廷为了加强和巩固长城防务，除了派驻重兵守卫外，还从山西一带迁移大量民众到长城沿线，一方面开荒垦田，另一方面修筑大量的城堡。这些城堡大都建在长城以内的重要关口和谷地，成为守卫长城的军事重镇。为数众多的城堡与长城一道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

[22]有人认为廷杖制度是摧残士大夫的根本，也有人认为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起，文人士大夫便再无尊严可言。事实上，大明皇帝从来没有尊重信任过文士。从朱元璋还在打天下的时候开始，就不允许将领跟文官接触，因为觉得文人会坏事。后来许多人都是因此丧命。比如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封曹国公，其人器量沉宏，私下结交招纳了许多文士在家里，为朱元璋所忌，后被暗中派人下毒害死。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允许由宦官用盐引去采购纺织品。大学士李东阳上书劝谏此事道：太监会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故意领取更多的盐引，好去出售牟利。明武宗立即反驳道：“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明武宗的这句话代表了朱氏王朝对文人士大夫的看法。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说得更是直接：“士大夫误国家。”士大夫始终只是朱氏皇朝统治的点缀。“养士”是自古以来的老办法，但不信任文人士大夫的风气，当数明朝最为严重。而残暴蛮横的廷杖则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对明朝国势影响深远。甚至有人认为后来汉族被清朝奴役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廷杖。了解了廷杖对人性的摧残，就能更好地理解明朝士大夫那种欲有所作为却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复杂心态。在之后即将登场的民族英雄于谦身上，将会看到最矛盾最复杂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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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长剑耿耿

北京保卫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军民人心振奋，天下安定。更重要的是，也先的重大失败重新引发了蒙古内部的纷争与内讧，瓦剌部从此开始衰落。对于明朝来说，空前的危机终于过去了。对也先来说，则标志着末日的开始。只此一战，于谦名满天下，他处危不惊、指挥若定的气度才能，成就了盖世英名。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于谦《咏煤炭》

公元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在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状况下，于土木堡被蒙古瓦剌军俘虏，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被俘虏的皇帝。瓦剌上下欣喜若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位身份最尊贵的俘虏？

瓦剌上下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执。有人主张立即杀死大明皇帝以泄深仇大恨，有人主张以朱祁镇为人质，向明廷要挟，索取财物。在这场白热化的争论中，谁也无法说服谁。首领也先一时难以决断。

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主张不杀英宗朱祁镇，称：“那颜只欲万世美名。大明天子云端里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万众死伤之中，镞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尝受其赐，九龙蟒袍犹在，安得害之？当报中国遣使来迎，送还之。一日复坐宝位之上，岂不有万世美名乎？”

那颜是蒙古语，意为“贵人”，是伯颜帖木儿对兄长的尊称。

也先便暂时决定将明朝皇帝交给伯颜帖木儿看管。瓦剌没有像对待普通俘虏那样对待阶下囚明英宗，朱祁镇人到营帐时，伯颜帖木儿及其妻亲自出迎，礼节也很周到，特意显示他们瓦剌也是知礼之邦。

尽管瓦剌对英宗皇帝“致礼甚恭”，表面上还算是比较客气，但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将蒙古逐出中原后，双方交战已整整有八十年，其中的仇恨、怨念绝非一场争论就能平息。为了安抚蒙古各部落，首领也先很快改变了主意，“将谋逆”，即打算对朱祁镇下手，以一了百了。刚好这时雷声震天，大雨倾盆，也先的爱马也被闪电击死。蒙古人极为迷信天象，也先由此惊惧交加，“复见帝寝幄有异瑞，乃止”。此后，蒙古上下再也没有人敢轻易生出加害明朝皇帝的念头，以英宗向明廷勒索财物的提议则占据了主流。

此时，朱祁镇身边只有被俘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和哈铭伺候。哈铭本是蒙古人，精通蒙古语，正好居中充作翻译。而就在土木堡事变前几天，明军曾派千户梁贵出使瓦剌军营，当时梁贵还滞留在瓦剌军营中。朱祁镇便按照瓦剌的要求，让袁彬写了一封信，告知被俘情况，让明廷以珍宝金银来赎。朱祁镇自己署上名字后，再由梁贵送往怀来卫。

以财宝换皇帝，这当然只是朱祁镇天真而幼稚的想法。就跟他对兵事一无所知一样，他对政治也没有基本的了解，还没有明白明朝天子被俘虏对于蒙古人的意义，也不懂蒙古瓦剌部落与大明关系的复杂性，还以为也先抓住了自己，只是一般性的强盗绑票，可以用金银珠宝来赎取。

八月十六日，梁贵携书信抵达怀来。当时怀来城如临大敌，紧闭城门，梁贵只得攀墙入城。怀来守将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将信火速送到京师。这是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后，第一封来自前线的战报，时为八月十六日深夜三更时分。

京城中最先得知消息的是正在兵部当值的兵部侍郎于谦。自兵部尚书邝埜随从明英宗出征后，于谦便一直代理兵部事，身为代理最高军事长官，战报理所当然最先送到他手中。

就在明军驻扎在土木堡当日，也就是八月十三日，扈从英宗皇帝的兵部尚书邝埜见朱祁镇坚持驻扎在土木堡，已预料到将会有兵败如山倒的结局，悄悄写了一封密信，派心腹走小道驰送京师，送交兵部代长官于谦，此即八月十五中秋节傍晚，于谦在家中所收到的文书。

在信中，邝埜提及明军吴克忠、吴克勤及薛绶部均已全军覆没，主将亦战死，而英宗皇帝不听文武大臣规劝，任凭宦官王振乱指挥，因而此次出征凶多吉少，明军必败无疑，瓦剌多半会乘胜进袭京城，于谦须得尽早做好抗战准备。

邝埜当时还不能预料英宗皇帝会成为俘虏，之所以特别写信交代于谦，是因为之前明英宗已将京军精锐尽数调出，留守北京的只有极少数老弱病残，一旦瓦剌乘虚而入，京师亦有沦陷的危险。

而于谦收到长官密信后，便已预料到英宗皇帝一行极可能会被瓦剌骑兵围困在土木堡，急忙返回兵部官署，签发十万紧急文书，命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立即发兵，策应英宗皇帝一行。但兵部信使尚未抵达大同，千户梁贵便已自瓦剌军营返回，到达怀来，带回了英宗皇帝被俘的消息。

收到有皇帝亲笔签名的书信后，于谦不敢擅断，飞速写下一道文书，扼要讲述了所知情况，再附上明英宗朱祁镇的信，派人急送给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因为已是晚上，皇城宫门锁闭，书信从西长安门门底塞入，由此进入紫禁城。

金英是宣德一朝最得宠的大宦官，明宣宗朱瞻基还赐给过他有罪免死的诏书。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金英依旧尊贵得宠。但不久王振专擅大权，金英尽管资历在王振之上，却不敢与之抗衡，因而权势下降，反而不及王振这个后来者。但由于他逢迎王振有术，依然是宦官中第二号人物，王振陪同英宗皇帝出征后，他理所当然成为司礼监头号掌权人物。

通过金英之手，大明天子御驾亲征的大队人马在土木堡一败涂地的消息传入内宫。当夜，深宫中隐隐传来哭声。开始声音还小，随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哭泣的行列，哭声越来越高，直至黎明。

人在兵部官署的于谦也是彻夜难眠。他虽然常年担任地方官，却对边防军事极有研究，警惕地意识到，英宗皇帝被俘不过是个开头，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他所担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瓦剌会利用英宗皇帝要挟明军各重镇开关延敌；二是京师北京即将成为瓦剌的下一个目标。而京军五十万精锐都在一个月前被英宗带出了居庸关，北京附近已经无兵可调！如何保卫京城，正是最现实、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务。

果然如于谦所料，惊涛骇浪很快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比他料想的还要快。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二十八年后，瑰丽的紫禁城岌岌可危，陷入濒临城破的巨大危机。明朝举国上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八月十七早晨，文武百官均得到了皇帝被掳的消息，齐集于朝堂之上，各人神态不一：有低声私语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放声痛哭的。

而在深宫之中，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人人惊慌失措。孙太后自幼被选入宫中，得到朱瞻基的宠爱，人生一帆风顺，没经过风浪，亦无见识，决意不惜重金赎回儿子，下令打开内承运库[1]，专门拣选蒙古部落喜好的金珠重宝。哭肿了双眼的英宗皇后钱氏也倾囊而出，甚至拿出了她自海州娘家陪嫁来的首饰及许多珍贵物品。

这两批财宝一共装满了八匹马的载重背驮，名为“犒赏”，实为赎金，由太常寺的提督四夷馆及行人司各派干员，在兵部特遣的精骑护卫之下，仓促出居庸关，去寻找瓦剌也先的军营，目的是为了赎回被俘虏的英宗皇帝。

孙太后和钱皇后这种急躁侥幸的行为，当然是应明英宗朱祁镇那封信的要求。她们事先未与任何大臣商量，只凭着自己一厢情愿，自然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只是徒然给瓦剌多送了一些财物而已。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因国不能无主，她自己又是女流之辈，不得不命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此时此地，言必三思，众情忧惧，嗫嚅久之，不知所为。一时间，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

沉默了许久后，翰林侍讲徐珵终于忍不住站出来，大声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唯南迁可以纾难。”

意思是说，从星象上观察，金秋荧惑星曾入南斗，从历数上推算天命已经转变了，现在只有赶快南迁，可以避免大难。

徐珵字元玉，号天全，苏州吴县人，后改名为徐有贞。宣德八年（l433年）进士，因文章书法出众，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正统二年（1437年），进为翰林侍讲。其“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有人说他“矮子肚里疙瘩多”，也有人认为他无书不精，是一个博学广闻的名士，对其学识极为佩服。

早在英宗皇帝朱祁镇亲征之前，瓦剌南侵，边报紧急，徐珵夜观天象，发现“荧惑入南斗”。荧惑即是火星，外表橘红色，在西方称为“战神玛尔斯”。南斗六星分别为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专掌生存，故民间又称为“延寿司”。据《史记·天官书》载：“荧惑出则有兵，入则兵散。”荧惑不但出现，且侵入南斗，是大大的不吉利。徐珵感觉到局势不妙，开始惊慌失措。

朝中大宦官王振正当权，对持异见者大肆打压。徐珵料想天子亲征势在必行，不愿意惹是生非，所以没有将天象预兆上报英宗皇帝或者其他重臣，只是悄悄告诉好友太医院御医刘溥，连称：“祸不远矣。”并让妻子带着家小立即返回故乡苏州。

当时正是秋老虎的季节，天气闷热难当，旅途自然更加辛苦，徐妻不愿意因为所谓的“天象”就胡乱折腾。

徐珵发怒道：“那你留下来给鞑子当老婆好了。”徐妻见丈夫当真动了气，这才携子南归。

等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朝堂上，徐珵见他根据天象的推算应验了，不免既得意又忧虑——

得意的是自己推算无误，且有先见之明，将老婆孩子打发回了老家；忧虑的是皇帝身边有五十万精锐护驾，都被敌人俘虏，而京城如此空虚，如果瓦剌军到来，根本不堪一击，他到时不免也要跟皇帝做伴了。

又见百官六神无主，便第一个站了出来，公然倡言南迁到陪都南京。说得堂皇些，是避开瓦剌兵锋；说得难听些，就是丢弃北京城逃跑。

彼时京军劲甲精骑皆已经陷没在土木堡，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城内军士有盔甲者仅十分之一。满朝文武对此心中有数，听了徐珵主张逃跑的话后，面面相觑，虽然没有立即附和，但绝大多数人心中都已经开始动摇。

一时群臣人心惶惶，人情汹汹，只知“聚哭”，不知所为。主持朝议的郕王朱祁钰对眼前情形不知所措，又不能甩手而去，只好一言不发。

这时候，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份参加朝议的于谦挺身而出，声如洪钟，厉声怒叱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誓死守卫京师。”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后来为了加强皇权，在诛杀功臣的过程中，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六部的职权和地位大大提高。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之后，文人治国的势头逐渐明显，因为丞相制度被太祖朱元璋取消，朝政大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内阁地位日益上升，逐渐成为朝廷的政治中心。但是在名义上，内阁仍然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大学士不过是顾问的角色，阁臣的责任至多只能“票拟”，对于六部当然也没有统领的权力。

而六部中以吏部和兵部尤其权重，吏部有用人大权，兵部则有国防大权，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兵部尚书别名“本兵”，既理军政，亦掌军令，“本兵”行边，遇有不称职守的将帅，可以就地撤换，不必先行禀报皇帝，足见其权力之重。

于谦此时既是兵部的最高代理长官，已经是实质上的大明最高军事长官。他声色俱厉的话语给了众人极大的震撼，一时哭泣声顿止，无人敢挺身予以反驳。

礼部尚书胡濙也站出来道：“成祖文皇帝将陵寝安排在这里，就是向子孙表示不再有迁都之志。”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尚书是前任宣宗皇帝指定的五辅臣中的唯一在世者。他不疾不缓的语气，镇定自若的神态，给了众人极大安慰，殿上人心略安。

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大学士陈循等也都表示赞同于谦的意见。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见重臣多反对迁都，便立即下令将徐珵赶出大殿。眼见徐珵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少数与他见解相似的大臣也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轻易出声，于是朝堂上主战派占了上风。

太后孙莼和郕王朱祁钰仍是名义上的最高决策者，二人毫无主见，不知应该拒战还是求和。司礼监宦官以提督太监金英和秉笔太监兴安为首，二人都力主与瓦剌一战，坚守北京。孙太后遂勉强同意，并在金英、兴安的劝说下，将战守大任全部交给于谦负责。

圣驾蒙尘，敌势甚炽，朝中大臣已是群情骚然若此。为了防止人心浮动，明廷严密封锁了消息，没有正式公布明五十万大军已在土木堡一带全军覆没，英宗皇帝也做了俘虏。但从战场上侥幸逃脱的残兵败卒络绎不绝地回到京师。京城的人们开始惊疑不定，流言纷起，私相传言。一些官员和富绅开始收拾自家的细软，预备逃走。整个北京城人心惶惶，陷入巨大的恐慌中，京师形势十分危急。

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郕王朱祁钰命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士、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士、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士都急来京师，担任守卫。

当时通州官仓存有数百万石粮食，而朝廷又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将其运入北京城中。有大臣担心被敌军侵夺，建议先行焚毁。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将仓米充作京军一年饷粮，令军士自行前往通州领运进城。当时百官俸禄多以米支付，于谦由周忱之议得到启发，请命预支文武京官本年九月到明年五月的俸粮，军士各预支半年饷，各自到通州仓领取。特派都御史陈镒总管运粮事，征用顺天府大车五百辆，专门用以起运通州官粮进京。民间有车之家，能从通州运粮二十石到京师仓库者，即由官府发给脚银一两。

当然，正如兵部尚书邝埜密信所提示，做好防守北京准备才是重中之重。为了尽快募集兵丁，于谦更命赏给新选余丁官军和旧操舍人及应募新兵每人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和皇城四门内外官军每人布二匹。

于谦当机立断，利用通州仓预支年饷一举，可谓随机应变的高明措施，不但令群臣和明军将士受惠，而且也延缓了瓦剌也先进攻北京的日期。当时蒙古部族骑兵入寇，从来都是就食当地。也先打听到通州仓官粮已散尽，而京畿四周坚壁清野，备战甚严，觉得此去多难，便起了归意。

于谦开始大举调军运粮的行动后，京城人心稍安。于谦又奏请调动靖远伯王骥所领湖广兵、宁阳侯陈懋所领浙江兵，火速赶来京师充实守备力量。但因王骥路远，先令陈懋率浙兵北上。各地军兵陆续到来，北京局面安定了下来。

八月二十一日，于谦正式升任兵部尚书，全面负责保卫北京。

八月二十二日，孙太后下旨，立明英宗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仍命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大事皆告孙太后。

大明新立的皇太子朱见深此时年仅两岁，自然难以理政，孙太后女流之辈，又无法亲自出面，所以只好由明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

正式诏告天下后的第二天，郕王朱祁钰驾临午门，主持群臣集会议事。

朱祁钰最关心的是北京的守备情况，但他还来不及开口询问，都御史陈镒首先上前，倡议严厉追究造成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的责任，认为王振倾危社稷，构陷皇驾，应该诛杀王振家属及其党羽，抄没财产，以此来安定人心。

陈镒在民间名声很大，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其人精通权术，王振当权时，陈镒为了巴结其人，每次都跪在门口迎接，又曾在审案时公然袒护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此刻他忽然一改前态，厉声指斥王振，令人瞠目结舌。

王振专权已久，为天下人所痛恨，但群臣之前都是敢怒而不敢言。陈镒开了头后，群臣争相上前，宣读王振罪状。郕王朱祁钰没有治国经验，不知该如何答复。一些大臣们开始痛哭，声震殿宇。朱祁钰见此状况，便想退入内庭。

这时候，锦衣卫指挥马顺站了出来，大声道：“王振已经死了，还说他做什么？”

马顺是王振的亲信，一直充当打手，帮助王振铲除异己，干过不少坏事，史称“流毒天下”。比较恶劣的有枷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于国子监门外示众，杀死并肢解侍讲刘球等。

此时，众臣正要求追究王振罪责，本来就群情激愤，马顺还不识时务地站出来，愈发火上浇油。给事中王竑性如烈火，嫉恶如仇，头一个按捺不住愤怒，冲上前去揪住了马顺的头发，痛斥道：“你以前帮助王振为恶，狼狈为奸，凶威不小，今国家危急至此，你还敢如此狂妄耶？”越骂越怒，竟张开嘴，一口咬下马顺肩膀上的肉。

其他议事官员也是怒火中烧。一拥而上，围住马顺拳打脚踢。众人拾柴火焰高，马顺立即被当场打死，王竑也因为此事而名震朝野。

马顺死后，现场秩序一片混乱，开始失控。眼见朝仪大乱，群情汹汹，郕王朱祁钰被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慌忙起身，惊避入内。内使刚要关门的时候，群臣怒意未平，紧跟上来，蜂拥而入，一定要朱祁钰下令族诛王振。

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喝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愤，无人肯退，堵在内宫门口，高叫着要搜捕王振亲信宦官毛贵、王长随二人。金英见情势不妙，忙命人将毛贵和王长随从宫门门缝中推了出去。毛、王二人立即被群臣聚殴而死，由此可见与王振积怨之深。

再过一会儿，王振的侄子王山也被人抓来，捆绑后跪在大殿前。众人争相上前向他唾骂，呶呶不绝。一时间，“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

郕王朱祁钰见状畏惧不已，急忙抽身，打算先离开现场再说。于谦奋力排开众人，抢上前拉住朱祁钰的衣襟，告知道：“郕王殿下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倘若殿下就此一走，今日之事，再也无法收束。”

朱祁钰才二十二岁，加上明代自成祖朱棣后，对藩王大加限制，不得参与朝政，所以郕王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也没有得到过这方面的教育。他不明所以，唯恐发生哗变，拼命挣扎要走，将于谦的袍袖都撕破了。

于谦死活不肯放手，详细解释道：“此时群臣一起动手，当殿杀了人，等到激愤平息下来，参与之人定然会有后顾之忧，这样便更是人心惶惶不安了，这才是哗变的根源。”又恳请郕王下令灭王振族属，并为闹事的群臣辩解，称廷臣忠愤，无暇顾忌，符合《春秋》诛乱臣贼子之大义，道，“臣等本为社稷，无他耳。”

郕王朱祁钰走也走不脱，无可奈何，这才不得不听从于谦的建议，大声下令道：“马顺等人罪当死，其他众人不论。”现场秩序由此恢复。

这场撕打事出突然，仓促间郕王朱祁钰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全靠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宜，使混乱的局面迅速得到平息。于谦缓步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诚恳赞叹道：“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当是时，上下皆倚重于谦，于谦也决定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之后，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凌迟处死。马顺等三人尸体被陈列在东安门外示众，军民犹多争击泄愤。王振家族无论老少一概斩首，家产被籍没。都御史陈镒因为有清廉之名，奉命查抄王振家。

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也站出来揭发王振在京城内外共有私邸数处，且都穷极华丽。在金英所派锦衣卫的协助下，陈镒一共抄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座，珊瑚树六七十株，马数万匹，其他币帛珠宝等物不计其数，明廷由此得到了一笔不小的财富，正好充作了军费。

后来，王振一些在外地为官的私党，如大同监军郭敬，从大同回到京师后，也一并被抄家坐诛。

就在北京紫禁城上演这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群臣当殿打斗的好戏的时候，同日，宣府及大同城下也上演了几场更为精彩的表演。

八月十七日，瓦剌首领也先挟持明英宗朱祁镇到达宣府城下。土木堡败后，宣府成为一座孤城，人情汹惧，官吏军民纷然争出，意图抢先逃离。巡抚罗亨信仗剑亲坐城下，下令道：“出城者斩。”这才安稳了人心。

也先趾高气扬地押着朱祁镇到宣府城下后，先胁迫朱祁镇传旨，叫明军守城将士开门迎驾，想借此骗开城门。

宣府总兵杨洪与巡抚罗亨信立于城头，回答道：“臣只知为陛下守城，他事不敢闻命。”坚决不开城门。

连续两天内，也先胁迫朱祁镇三次命宣府开城，都被罗亨信严词拒绝。也先又命被俘虏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喊城。明军守将对英宗皇帝尚有顾忌，对袁彬则不必多虑，宣府总兵杨洪干脆派人在城头架上火枪，作势欲发，袁彬只得就此离开。

也先在宣府碰了个大钉子，遂又来到大同。大同守将广宁伯刘安和都督郭登听到消息后，亲自登上城楼，严密戒备。

前几日，也先曾命袁彬转告大同都督郭登，只要明廷愿意送大批金银，瓦剌可以放回英宗皇帝。但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大同须得打开城门，迎接英宗圣驾。郭登是名宦子弟，久在边关，何等人物，焉能看不出这是也先诈开城门的伎俩？当场坚决拒绝，并表示没有金银作赎金。

而身为俘虏的朱祁镇此时正翘盼明廷能用金银换他回去，听到郭登的答复后，竟然大为生气，又命袁彬前去大同城下，对郭登传旨：“朕与郭登有姻，何拒朕若是？”

郭登字元登，其祖父是明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郭英父亲郭山甫与明太祖朱元璋是同乡，精于相面之法。郭山甫子女很多，但他只看好第二子郭兴和第四子郭英，说二人将来会出将入相。后来朱元璋投军，郭兴和郭英亦跟随朱氏出生入死。大明立国后，二人都因功劳卓著而封侯，郭兴封巩昌侯，郭英封武定侯。两兄弟的妹妹也入侍朱元璋，被封为宁妃，甚得宠幸。马皇后崩，朱元璋不复立后，由郭宁妃暂摄中宫事，直到驾崩，由此可见朱元璋对郭家的信任。

即便如此，郭宁妃的哥哥郭德成也曾因言辞不善，差一点儿就掉了脑袋。朱元璋因为宠遇郭家，时常召郭家人到后苑一起喝酒。有一次，郭德成喝醉了，要出宫的时候，跪下磕头谢恩，头上的帽子掉了下来，露出稀稀落落的几根头发来。

朱元璋也有点儿醉了，便开玩笑地说：“醉疯汉，头发秃成这样，可不是酒喝多了。”

郭德成抬起头来，笑道：“就这几根头发我还嫌多呢，薙光了才痛快。”

朱元璋听了，当即拉下了脸，默然不语。郭德成酒醒后，回忆当日言语，惊出了一身冷汗——

朱元璋出身穷苦微贱，当过和尚，因此他对文辞中凡有“光”“秃”“僧”“生”这类字眼十分忌恨。又因做过义军韩林儿部下的红巾军，曾被元朝官员斥之为“红寇”“红贼”，所以当了皇帝后对“贼”“寇”及形音相近的字都很忌讳。浙江府学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本来是极力颂扬朱元璋的，却被认为是嘲讽他当过和尚，立即被斩首。也不知多少文人学士、朝廷官员皆因为文章或上书中无意中用了这些字眼而莫名其妙地遭到杀戮，以至洪武一朝，谨小慎微成了风气。自明朝开国以后的一百年，文坛上一直比较黯淡。明前期文学中一些优秀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这跟朱元璋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压统治有关。

郭德成知道闯了大祸后，为了保命，只好装疯卖傻，剃光了头，换上僧袍，天天念佛。朱元璋得知后，信以为真，对郭宁妃道：“始以汝兄戏言，今实为之，真疯汉也。”

后来，朱元璋屡兴大狱，所有看不顺眼的人都被屠戮，郭德成成了极少数几个得以幸免的人之一。

可笑的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字的许多禁忌，一方面还表现为卖弄出身。历代开国皇帝照例要拉扯古代同姓的名人做祖先。朱元璋的父亲、祖父都是佃农，外祖父是巫师，在当时的社会都是极其卑微的人物，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朱元璋和他的文臣们商量修玉牒，即皇家家谱时，原来打算拉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做祖先。朱熹是徽州人，恰好徽州一个姓朱的典吏来朝见。朱元璋打算拉本家，有意问道：“你是朱文公的后人吗？”姓朱的典吏不明白底细，怕撒谎惹祸，就直说不是。

朱元璋一想区区的典吏小官尚且不肯冒认别人做祖宗，而且几代以来也没有听说自己的祖先和徽州朱家有过瓜葛，万一硬认上，白给人做子孙倒也罢了，被识破后反而落人笑柄。于是朱元璋打消了攀附朱熹的念头，做不成名儒的后代，转而向他的同乡皇帝汉高祖看齐，索性强调自己是没有根基的，不是靠先人基业起家的。在口头上，在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

郭氏自称是唐朝名将郭子仪后人，郭子仪儿女众多，有七子八婿。而武定侯郭英的子女竟然超过了老祖宗，一共有十二子、九女。其中一子娶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二女永嘉公主，一女为朱元璋十五子辽王妃，一女为朱元璋二十四子郢王妃。另外还有个孙女是仁宗朱高炽贵妃，即传闻中欲杀张皇后而误杀了仁宗皇帝的郭贵妃。正因为郭氏与朱氏两代联姻，所以明英宗朱祁镇才发怒说他跟郭登是至亲。

郭登“幼英敏。及长，博闻强记，善议论，好谈兵”。土木堡事变前，郭登已经预料到危机，请内阁大学士曹鼐转告英宗道：“车驾宜入紫荆关。”但王振没有听从。明军在土木堡惨败后，人心惶惶，怀来等守将弃城而逃。大同军士因为在土木堡一战多战死，城门紧闭，人心汹汹。郭登修城堞，备器械，救死扶伤，并亲自为伤兵上药，表示：“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大同人心这才得以安定。

此时，面对袁彬代传的英宗皇帝的质问，郭登颇为委屈。城门一开，也先必定乘机进攻，难道皇帝不知道，所谓的“放归”，只不过是瓦剌骗开城池的借口吗？于是，郭登对城墙下的袁彬答道：“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

大敌当前，郭登的话不错，决定也不错，但却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朱祁镇本不是个大度的人，当此危难之时，他一心只想能够归国，哪里还去多想什么瓦剌借他骗开明军城池的计谋？自此，他对郭登怀恨在心，即所谓的“衔之”。当朱祁镇后来复辟登位后，自然要来一次总的清算，因郭登是皇亲国戚，不好加害，只好将他贬去甘肃。不幸的是，真心保家卫国的忠臣，总是容易被皇帝遗忘，而蠹政害民的奸臣，反而铭记在皇帝心中。后来英宗竟然还为王振建祠纪念，这是后话，后面再表。

城下的锦衣卫校尉袁彬也是个政治上的糊涂蛋，一心只知道要传达皇帝的旨意，见郭登坚持不开城门，怒不可遏，大叫道：“郭登，你无父无君，我跟你拼了！”然后用头猛撞城墙，一副打算撞死在城墙上的样子。

这显然只是袁彬故意装出如此激烈的举动，想以此来激郭登。但袁彬的激将计奏效了，郭登命人从城墙上放下一架软梯，让袁彬上城。

袁彬入城后，先是抱头痛哭一场，然后会同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及土木堡之变中大难不死逃入大同的其他官员一起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郭敬带头捐献，各官忍痛捐出家资，一共凑了两万两千两银子，连同库藏龙袍及其他服御等物，由广宁伯刘安出城进献。

刘安见到朱祁镇后，忍不住伏地恸哭。朱祁镇这时候总算清醒过来了，密语刘安道：“也先声言归我，情伪难测，卿等须严行戒备。”

之后，朱祁镇特意将刘安带来的蟒龙袍转送给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也就是直接负责看管他的人，有结纳示好之意。

也先嫌弃银两太少，又与刘安约定，“金至驾还”。于是，刘安回城后，继续搜刮金银，甚至连自己的家产也赔上了。他是个有心计的人，希望能借此机会用金银赎回英宗皇帝。如此一来，他就是最大的功臣，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又何必在意眼前区区一点家产呢！

都督郭登得知刘安要继续给瓦剌奉送金银后并不阻拦。他也是个有心人，另有深心，只不过与刘安完全出于私心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决定将计就计，暗中招募勇士七十余人，激以忠义，密谋深夜出城，到城西敌营夺回英宗皇帝。

就在这一天傍晚，孙太后派人从紫禁城运出的大批金银财宝到达大同城外，也先自然笑纳，但却没有放还明英宗之意，并对明朝使臣的质问不置可否。大概是对到手的金银财宝已经颇为满足的缘故，半夜，也先突然下令拔营，带着朱祁镇北走，并迅疾退出塞外。郭登劫夺皇帝的计谋因而未果。刘安听到消息后，十分懊丧，他以全部身家所作的投资，算是白打了水漂。

瓦剌也先带着英宗皇帝四处要挟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众人面面相觑，因为这明显是打着大明天子的幌子，进行招摇撞骗。既已有前事，以后必然还会发生。为了以防万一，于谦紧急驰谕各边镇，明确指示道：“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

国不可一日无君。尤其在发生了多起朱祁镇本人亲自传旨骗开城门之事后，大臣们越来越意识到：英宗皇帝返国无望，应该为大明朝选立一位新天子。

立新天子有两大好处，一是利于明廷政令、军令的发布和推行；二是当也先手中的朱祁镇不再是大明皇帝后，也就失去了致命的杀伤力。

新的国君人选只有两个：现任太子朱见深、郕王朱祁钰。太子朱见深只有两岁，自然无法理政。郕王朱祁钰年富力强，无疑是最合适且最没有争议的人选。

理虽如此，但无人敢轻易提起。此时，郕王朱祁钰虽然名义上代理朝政，但大事须白孙太后。尤其重要的是，郕王朱祁钰不是孙太后的亲生儿子。在古代，历朝后妃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帝都是殚精竭虑，费尽苦心。孙太后也是如此，她不能忘记，当初她是如何母凭子贵，靠“亲生”儿子朱祁镇争得了皇后的地位。最不能令她容忍的是，如果立郕王朱祁钰为帝，那么按照礼法，他那出身卑贱的母亲吴氏也应被尊为太后，便能与她孙太后平起平坐了。

因为常年在宫外过着近乎隐居的日子，朱祁钰母子的性格都有些怯懦怕事，凡事不敢出头，与世无争，因而母子二人与孙太后及英宗皇帝朱祁镇倒也能融洽相处。如果没有土木堡的狼烟，软弱的朱祁钰母子肯定会平静地度过一生。当朱祁镇陷落敌手后，朱祁钰便立即被推到了前台，盖因为明宣宗朱瞻基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当了敌人的俘虏，剩下一个便是朱祁钰了。

朱祁钰最初监国时，临朝议政的诸般事务只让他觉得惶恐而烦恼，而并没有大权在握的喜悦。这也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彼时正当危急时刻，朝中之事千头万绪，状况连连，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即使是有丰富治国经验的人，也会茫然无绪，更何况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朱祁钰。他一直很担心自己能否执掌好朝政，也从来没有奢望能真的取代兄长，登上大宝之位。

然时势比人强。当朱祁钰当上监国后，他身边有一些人便出于个人私利将政治赌注押在了他的身上，对他大谈皇帝君临天下的权势，怂恿朱祁钰即位为帝。朱祁钰在反反复复中犹豫着，情绪真是坏到了极点。他的内心交织着各种矛盾，难以下定决心。但是历史却偏偏给了这个颇想逃避皇位的人一个特殊的机会，明廷以于谦为首的重臣们开始行动了。

八月二十九日，距明英宗被俘虏十四天后，文武百官事先经过商议，合力请孙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以安人心。

郕王朱祁钰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听到群臣公然在朝堂上提出，不禁大为胆怯，惊让再三，并站起来，打算避归郕王府。群臣力请，朱祁钰无可奈何，只好道：“有皇太子在，卿等何敢乱法？”

这是一句相当有力的措辞，群臣不敢再说。

此时，于谦再一次挺身而出，正色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但郕王朱祁钰总算代理了几天朝政，知道目前局势万分危险，瓦剌手握英宗皇帝，对北京虎视眈眈，整个大明朝廷都岌岌可危。他如果当上皇帝，面临的不是天下人憧憬的帝王的权势，而是一个乱得不能再乱的烂摊子。面对朱祁钰的推辞犹豫，于谦苦口婆心，以“社稷为重君为轻”加以劝说。

这时候，刚好明廷派往瓦剌的使者都指挥岳谦回到京师，声称英宗皇帝有旨，命郕王“继统以奉祭祀”，意思是让朱祁钰继承皇位。时人包括殿上大臣对此多有质疑，认为岳谦没有英宗书证，大为怀疑。

岳谦到底是否真的奉有英宗朱祁镇口谕，还是受人指使故意撒谎以说服郕王朱祁钰，始终没有明确答案。但毋庸置疑的是，岳谦在关键时候起了关键的作用，恰到好处地出现，恰到好处地烧了一把火。岳谦口传明英宗圣旨后，郕王朱祁钰这才同意接受孙太后懿旨。朱祁钰既已被说通，剩下的就是孙太后那一关了。

孙太后没有政治经验，却不是傻子，她很清楚郕王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将来必然不好控制。虽然她遵从丈夫遗愿，一直以来善待郕王母子，可这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从骨子里看不起这对出身卑贱的母子。而且郕王并不是唯一的储君候选人，她的丈夫宣宗皇帝还有一个亲弟弟，即襄王朱瞻墡，此时就封襄阳。从血缘上而言，襄王和郕王不相上下，但若要保障自己的利益，显然襄王朱瞻墡是更合适的人选。于是，在权衡了种种利弊后，孙太后决意迎立朱瞻墡为帝，命人取来襄王金符，派人去襄阳召襄王入京。

这位襄王朱瞻墡为太皇太后张氏亲生，在藩王中资望最崇，名声极好。当年他的兄长宣宗皇帝朱瞻基壮年去世，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据说太皇太后张氏一度有要立襄王朱瞻墡为帝的想法，至少当时朱瞻墡有嫡子的身份，是大有机会的。如今，幸运再一次降临到朱瞻墡头上。然而，朱瞻墡却不是个贪恋名利权势的人，他接到孙太后诏书后，立即上书，请求立太子朱见深为帝，由郕王朱祁钰监国，从旁辅助。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孙太后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她眼下最关心的，是儿子朱祁镇能否安然无恙地回来。至于谁当皇帝的问题，反而在其次。

就在这个时候，孙太后听到流言，大臣要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于是，孙太后在司礼太监金英和兴安的陪同下，召见于谦等重臣垂询。

于谦自然主张立郕王为帝，这已是经过朝议的定论。对于立郕王后英宗朱祁镇的安危与去向问题，于谦在拜见孙太后时也有一番解释，他认为：立新皇帝后，英宗该被尊为太上皇。立郕王为帝，则太上皇归国有日；立太子为帝，则太上皇还国无期。因为如果立郕王，也先手中的太上皇将变为“空质”。立太子为帝，因为太子年幼，如果太上皇归国，即便不复位，也必然训政。这样，对也先而言，太上皇仍然奇货可居，还会继续有种种要挟的行动。

重臣们纷纷赞同于谦的意见。孙太后虽然不愿意看到郕王朱祁钰当上皇帝，但她并非有主见的女人，事已如此，她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按群臣的意见办。

临退出前，心思缜密的于谦还提了一个旁人不敢触及的敏感话题，那就是如果英宗朱祁镇能够归国，会不会复位？

孙太后还没有回答，司礼监宦官兴安已经抢着回答道：“自然还是太上皇。”

孙太后为情势所迫，只好也跟着道：“太上皇归国，名号不变。”明确表示即使朱祁镇归国，仍然只能当太上皇，不再是大明的皇帝。

于谦等人退出后，孙太后陷入巨大的失落中。但她随后又想到了一个更为长远的问题：她的孙子朱见深仍为皇太子，新皇帝却是朱祁钰。自古以来父死子继，朱祁钰虽然现在还没有儿子，但其人还年轻，将来有了儿子后，有什么理由不改立他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就跟她曾费尽心机要当皇后一样，朱祁钰也一定会想方设法废除朱见深的太子位，改立他自己的儿子为储君，这算不算是一种巧妙的因果报应？

孙太后虽然不那么精明，但她毕竟经历过险恶的宫廷斗争，开始为孙子未来的命运担忧，亦第一次对早已过世的废后胡善祥产生了愧疚感[2]。

然对孙子的处境及未来，孙太后考虑了很久，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唯一能做的，仅仅是选派一个得力的人安插在朱见深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孙子。这时候，她想到了宫女万贞儿。

万贞儿，山东诸城人氏。因为孙太后是山东邹平人氏，说话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一般宫人不容易听懂她的话，为了方便，孙太后所选用的宫女都是家乡山东籍的。万贞儿生父万贵因亲属犯罪而被外贬，为了日后有所依靠，他托付同乡将年仅四岁的女儿带进皇宫当宫女。万贞儿幼年进宫，在孙太后宫中听差，聪明伶俐，懂事乖巧。孙太后视之若女，无话不谈，是最可靠的心腹。

于是，孙太后将万贞儿叫来，嘱托她照顾太子。自此开始，万贞儿入太子东宫，开始照应太子朱见深。

这一年，万贞儿十九岁，朱见深年仅两岁。谁都不会想到，这个美艳丰腴的宫女在日后会登上大明的政治舞台，写下一段不可思议的传奇历史，并造成了明朝第一个外戚乱政的局面。这是后话，后面再表。

除了孙太后之外，紫禁城中还有一个人陷入了巨大的不安，这就是明英宗皇后钱氏。钱皇后出身卑微，凭美色得立为皇后，英宗朱祁镇一度想给她娘家加官进爵，却被钱皇后拒绝了。皇后娘家没有封官，这在大明历史上极为少见。而此时的钱皇后因为日夜为皇帝丈夫担心哭泣，已经哭瞎了一只眼睛。祸不单行的是，她在睡梦中跌到地上，腿也因此折断而伤残。

钱皇后的辗转反侧、日夜不安，倒不是怕郕王朱祁钰当上了皇帝，而是怕英宗朱祁镇自此再无归期。尤其是瓦剌一旦知晓明廷另立新君后，朱祁镇就此失去了利用价值，搞不好一怒之下还会杀了他，这叫钱皇后如何不担心呢？

然在风卷云涌的时势面前，即使是太后、皇后，喜怒哀乐也只是个人的心绪，渺小得微不足道。大江东去，滔滔洪流，终将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九月初四，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从大同回到京师。在奏报敌情时，刘安声称瓦剌太师也先愿意将妹妹嫁给英宗，与大明结亲，又说英宗皇帝已当面封他为侯爵。

刘安愚蠢贪鄙，不识时务，居然在危急关头不忘向朝廷索要爵位，立即遭到御史弹劾。兵部尚书于谦请求严责刘安“不分真伪，听敌诈诱”，因其人不顾守城重任，在大敌当前之时出城拜谒英宗皇帝。刘安由此被免职，并遭逮捕下狱。大同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受于谦举荐为总兵官，佩征西将军印，负责镇守大同。

事实证明了于谦识人的眼光。当时大同军士多战死，郭登接任大同总兵时，士卒堪战者才数百，马仅百余匹。郭登总揽全局后，迅速着手修城缮甲，扩充军队，数年后，马至五千，精兵数万，大同兵遂为天下之最。

九月初六是钦天监选定的吉日，郕王朱祁钰正式即位，是为明代宗，史称明景帝，改元“景泰”[3]，意思希望大明从此好景常在，国泰民安。并遥尊兄长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尊孙太后为上圣皇太后，尊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立郕王妃汪氏为皇后，迁太上皇后钱氏别居仁寿宫，仍然立明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

很明显，朱祁钰的皇位是捡来的，倘若不发生那场震动天下的“土木堡之变”，他永远没有机会登上皇位。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便是以过渡性人物的身份出现的。本来绝无机会当上皇帝的朱祁钰，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下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皇位。

然而，这个生于忧患的皇帝并不好当，国家正当危难之秋，京师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新皇帝必然要承担保卫大明江山社稷的历史重任，面临严峻的考验。明景帝朱祁钰惶然无助下，便将信任的目光投向了正积极备战的兵部尚书于谦。

与北京城中军民同仇敌忾、紧锣密鼓地备战相比，明英宗朱祁镇正在塞外经历着另外一种人生。

朱祁镇曾经对塞外有过许多的浪漫幻想——“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何等广袤；“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何等雄奇[4]。塞外的风光一度让他十分神往。他不止一次地梦想有朝一日能够跃马驰骋在塞外，像先祖那样，创立不世军功。然而，当他真的“北狩”来到了塞外，心中只有无尽的惨淡和悲伤。

在中国历史上，“北狩”的皇帝还有北宋的宋徽宗和宋钦宗。这对父子皇帝在北宋国势日益衰落的情况下遭遇“靖康之变”，为金兵俘虏，最后客死他乡，尸体还被熬作了灯油。这样悲惨的命运，会不会也同样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对此，朱祁镇想都不敢想。

正当九月，塞外草衰，一派萧瑟景象。这情景落在朱祁镇的眼中，更是生出凄凉来。一贯养尊处优的他对瓦剌的游牧生活很不适应，这里住的是帐篷，吃的是肉酪。更令人沮丧的是，他不再是贵不可言的大明天子，而是胡虏阶下囚的身份。

除了没有人身自由外，瓦剌上下倒是对朱祁镇这位被俘虏的皇帝颇为礼敬，生活上也尽量给予照顾。甚至首领也先还真的打算将妹妹嫁给朱祁镇做妃子，与大明结亲，当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羁绊。

朱祁镇身边的侍臣只有锦衣卫校尉袁彬、哈铭，以及翻译官吴官童等数人。吴官童悄悄道：“也先打算将妹妹嫁给陛下，陛下决不能同意。陛下为万乘之主，怎能当胡人的女婿呢？”

朱祁镇却害怕直接拒绝也先会惹来杀身之祸，于是吴官童出面去告诉也先，称时下诸事不便，等到英宗回朝，便用厚礼来聘迎也先的妹妹。也先心中也有一把小算盘，见朱祁镇派人婉言谢绝，便不再多提。

恰在这个时候，传来明廷已经立郕王朱祁钰为帝的消息。朱祁镇得知后非常失落，倘若真是如此，他现下就是个多余的人，大明已经不需要他，也先也不会再需要他了。一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也先亦对明廷另立郕王为帝非常意外，但他并没有就此认为朱祁镇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在他眼中，英宗依然是一件奇货。

也先派出了使者，表示要与明朝议和，送返明英宗。对此，新即位的明景帝朱祁钰不好明确表态。兵书尚书于谦却认为这是瓦剌的阴谋，当廷引用孟子之语“社稷为重，君为轻”，要求坚决拒绝也先的议和要求。

此时的于谦大权在握，备受新皇帝朱祁钰信任，可谓一言九鼎。于是，明廷对也先议和的提议响应冷漠，对瓦剌使者态度傲慢，甚至还发生了瓦剌使者于会同馆遭行刺事件。若不是锦衣卫武官朱骥机警，瓦剌使者怕是没命活着离开北京。

也先得报后，这才知道大明明显不再重视英宗，所谓的皇帝人质已经成了空质，不禁非常失望。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宁献计：干脆趁明朝景帝新立、内部不稳，诈称奉太上皇还京，迅速进攻明腹心之地北京。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距离土木堡事变后一个半月，也先再次出兵。出征前还搞了个隆重的仪式，杀马大宴，重新立已经成为太上皇的明英宗朱祁镇为大明天子，由也先带头向朱祁镇行礼道贺，表示要将朱祁镇奉还回京。

这场闹剧上演完后，也先和蒙古可汗脱脱不花挟持朱祁镇再度来到大同城下，要求大同总兵郭登开关相迎。郭登上次就已经拒绝开关，现在大明朝已经有了新天子，并且兵部尚书于谦下有严令：“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这次自然也未加理会。

也先见大同城高池深，难以一时攻取，便绕过大同南进。瓦剌军到达阳和城驿的时候，当地明军守备“赍羊酒米面”，专程前来进献给朱祁镇。一直担心已被朝廷和天下人抛弃的朱祁镇心中这才稍稍有了一丝安慰。

十月初三，瓦剌军前锋两万抵达紫荆关北口。为了钳制明军，也先另派两万人出古北口。

紫荆关北临拒马河，直通居庸关、大同、宣化重镇，西临雁门、宁武、偏头诸关，南倚龙泉、倒马要塞，东连古燕国下都所在的幽冀平原，素有“畿南第一雄关”之称，与居庸关、倒马关合称为“内三关”。此关在《吕氏春秋》中即被列为神州九塞之一，历史悠久，汉时为土石夯筑，后历经各代扩建、修葺。到明洪武初年，改用石条做基础，以砖砌面封顶，并用石灰碎石灌注。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更是大兴土木，在紫荆关修城建关，有城九座，水门四座，里外城连，城门则环环相套，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

由于紫荆关依山傍水，地势险峻，易防难攻，又是为燕京上游路，因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于紫荆关对京师的重要性，于谦也有深刻的认识：“险有轻重，则守有缓急，居庸、紫荆并为畿辅咽喉，论者尝先居庸、而后紫荆，不知寇窥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所以，这处要塞首先成为瓦剌和明军争夺的焦点。

十月初九，也先主力大军抵达紫荆关，假传明英宗朱祁镇圣旨，命紫荆关守将右副都御史孙祥、都指挥使韩清开关接驾。二将闭门不纳。于是也先督促瓦剌军猛烈攻关。都指挥使韩清出战，战败阵亡。

自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士气低落，战无斗志，边将不敢出战。韩清虽然战死，勇气却相当可嘉。右副都御史孙祥继续坚守。

孙祥原是文官，新到任紫荆关不久。这是景帝朱祁钰登基后采纳于谦的策略，分遣御史、给事中、部员，分守各处要地，安抚军民，招募壮丁，就地训练。孙祥原先官任兵科给事中，因是大同人氏，熟悉当地情况，所以于谦奏请将他升为右副都御史，派守紫荆关。韩清死后，孙祥不再出战，只是据险固守。然宦官喜宁深知紫荆关虚实，带领瓦剌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内外夹攻关门，孙祥督兵巷战，壮烈战死。紫荆关因此被攻破。

而另一路瓦剌军由蒙古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从古北口南进，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居庸关守将罗通利用寒冷的天气，将水泼在城墙上，水很快结成坚冰，坚而且滑，瓦剌军不得靠近，于是转攻居庸关西南的白羊口。

白羊口是内长城东部的重要关口，位于居庸关和横岭城之间的峡谷南口，因永定河的一条支流白羊河经过此地而得名。这段长城最早筑于汉朝，据说汉代苏武出使匈奴、王昭君出塞和亲均从此处路过。

明军守卫白羊口的是通政使谢泽，刚上任还没有几天。正式上任前，谢泽已经预料到职责重大，“与其子俨诀而行”，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脱脱不花倾全力进攻白羊口之时，“大风扬沙，不辨人马”，天气十分恶劣。十月初八，白羊口被攻破，通政使谢泽战死殉国[5]。

自此，瓦剌军顺利突破北京外围防线，由西路紫荆关和北路白羊口两个方向继续进逼大明京师。瓦剌首领也先还一路上发表文告，声称要一举夺取北京，重建大元帝国，逼迫明廷南迁。

明廷闻报，朝野大震。北京，将以大明京师的身份，第一次承担起力抗外敌的重责。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地位，曾大兴党狱，将所有元功宿将一网打尽，连开国功臣徐达、刘基等人都没有放过。如此一来，国中无强将，朱元璋只能依靠自己的儿子来屏卫四方。他将自己的儿子和个别宗室封为藩王，让他们率领精兵分驻全国要塞，一方面用以巩固边防，另一方面用来替代诸功臣将领，监视各地文武官吏，建立起由皇权直接控制的军事中心。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嫡长子朱标早死及幼子朱楠无封地外，其他二十四子均被分封王爵，赐予国号。其中，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王均立国塞上，驻守在东北、北方和西方边疆，“莫不敷险狭，控要害”，经常奉命领兵出外作战或巡阅边陲，被称为“藩王”。内地则有齐、鲁、赵、周、沈、伊、唐、郢、楚、湘、蜀、潭、岷诸王分布于江、淮、河、汉、川等地区，“内资夹辅”。

为了不使天下人感到他私心太重，在封藩前，朱元璋还特意作了一番表白：“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即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这番话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明明在那里“私其亲”，把自己那些没有尺寸之功的儿子们封为藩王，还要故意装模作样地说是为了国家。虽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朝历代皇帝都将国家当成自己的“家天下”，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像朱元璋这样公然表白不是“私其亲”，反倒让人惊讶了。

藩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署。按体制，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但亲王地位虽高，却没有土地，也不能统治人民，不能干预地方政务。王府之外，便归朝廷所任命的各级官吏治理。但另一方面，亲王有统兵和指挥军事之权，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则三千人，多则一万九千人。而地方官兵调发，除皇帝的御宝文书外，须得亲王令旨，方得发兵。这样实际上亲王就是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平时以亲王的护卫军监视地方军队，单独可以应变；战时指挥两军，独当一面。

蒙古回归大漠后，仍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北部形成极大威胁，故朱元璋分布在北方边防线上的藩王兵力尤为雄厚。可以说，他将北部边防的立足点完全放在了诸藩王身上，实行以藩王防边的政策。朱元璋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曾不无得意地对孙子朱允炆道：“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

封藩制是朱元璋强化皇权的一个重要措施。十分可惜的是，由藩王掌握过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是与空前提高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冲突的。朱元璋并没有想到，在他死后不久，子孙们就大起内讧，祸根便是封藩制。而破坏他北部边防设计的，正是来自皇族内部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对于这种分封的弊端，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看出来了，只是很少有人敢公开说。著名的文士解缙率直敢言，他“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

说得最直接的大概要数府学训导叶伯巨了。洪武九年（1376年）星变，朱元璋按惯例诏求直言。叶伯巨当时以国子生授平遥训，上书直言切谏。他在奏章中明确提出了三个问题：分封血亲诸王及其掌管兵权，皇帝过分依赖严刑重罚；以及皇帝治国和建立制度过于匆忙。就第一点，叶伯巨指出，过分热心地分封诸王可能为将来某一亲王僭位创造条件，他甚至预言燕王终将有争位之举，“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这份关于藩王危险性预测的奏章，在后来得到了验证。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时燕王朱棣还没有就藩，叶伯巨居然就预言到了朱棣将来会谋反。

奏书上后，朱元璋大怒道：“这小子敢离间朕父子骨肉，速速逮来，朕要亲手射死他！”

叶伯巨被枷解到南京，虽然侥幸没有被朱元璋射杀，但不久便饿死在狱中。更为不幸的是，叶伯巨所言后来果然成了事实。

朱元璋将军事大权交付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总算才放了心。以亲王守边，内地的各个大城市，也都由自己的儿子出镇，每一个王国都是军事中心。这样，虽然京师远在东南，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诸亲王每年秋天勒兵巡边，远到塞外，练兵习武，叫作“肃清沙漠”。凡是亲王都参与军务，其中晋王和燕王屡次受命领兵出塞。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受晋、燕二王节制。军中大小事务由亲王决断，大事才报告朝廷。晋、燕二王军权独重，立功也最多。

朱元璋自以为这样安排，十分周全。但是他没有想到，给儿子过重的军权，会造成皇家的内部矛盾。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皇权与藩王之间积累已久的矛盾便急遽激化。一方面，是朱允炆担心诸王权力过于强大，积极着手“削藩”；另一方面，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们极力要求维护自己既得的权位，最后爆发了“靖难之役”。内战的结果是建文帝朱允炆败亡，朱棣夺得皇位，史称明成祖。

朱棣为夺取皇位所发动的靖难之役给北部边防带来巨大的影响，其最关键的就是北边防线出现了两大缺口：一是大宁都司之废；二是东胜卫之撤。

朱棣即位后，对北边的防卫体系重新进行了部署：其一是将诸王防边的体制改变为大将镇守边陲军镇的体制，分别派亲信大将镇守辽东、陕西、宁夏、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山海六处军事要地；其二是将有威胁的藩王向内地迁徙，或者将藩王的兵权削夺。

其中，对宁王朱权[6]的徙封及大宁都司的内撤对明朝北部边防影响最大。“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意思是，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将原来驻守大宁的弟弟宁王朱权徙封南昌，一方面将设在大宁的北平行都司迁往保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兀良哈三卫对其靖难之役的支持。

大宁都司的内徙，给明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尤其是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后，明成祖朱棣没有在大宁之地重新设防。他即位后在北边布置的镇守总兵官中，唯独没有大宁，所以大宁之地在实质上已经被割让给兀良哈三卫。

尽管明成祖朱棣有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大宁，但大宁的不设防，等于在辽东和开平之间的边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蒙古骑兵可以从这个缺口自由出入，使得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设计的北部防线出现了断陷，直至导致后来的动摇。明军北部声势隔绝，最后不得不南撤开平。

在大宁都司内迁的同时，东胜州也作了内撤。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北边防线上的两个重要都司撤向内地。这样北部的边防就出现了两个大缺口，一个在辽东与开平之间，另一个在大同与宁夏、甘肃之间。由此，开平势单力孤，成为深入蒙古高原的孤岛，三面受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到了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开平驻防也撤向了内地。

大宁、开平、东胜州三个重镇的内迁，是明廷重大战略失误，由此对明朝北部边防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而所弃之地则为蒙古部族所占据，成为他们南下侵扰明朝边境的战略基地。

永乐一朝，明朝军力强大，加上明成祖朱棣本人从马上得天下，是个英主，因此终成祖一朝，蒙古始终无力与明军争锋，因而朱棣的“天子守边”看起来相当有效。天子守边的重要根基在于居安思危，这个思危的本意，其实就是说大明的京师北京濒临北边边防。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为了防御蒙古，明廷不得不在内移的防线上据险筑城，屯兵防守。于是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的数千里防线上逐渐形成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陕西镇、甘肃镇等九个边防重镇，号称“九边”，这就是九边的来历。

前沿据点的内移，导致明朝在北边防卫上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只能以九边为中心布置军队驻守。而此时明朝的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对河套地区和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失去了控制。蒙古军进入河套地区，构成明朝北边的心腹之患。

更加严峻的形势是，明朝原来的内边变成前线，外险尽失，开门延寇，京师和内地直接暴露于剽悍的蒙古骑兵面前。尤其是大明的国都北京，已经直接站在了国防第一线。而所谓天子守边的根基——居安思危的思想，在明成祖朱棣之后的皇帝们身上，已经日趋淡忘。事实上，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俘虏事件的潜因，在明成祖朱棣一朝便已经伏下了。

瓦剌军过大同后，大同总兵郭登将军情紧急送往京师。当天，北京全城戒严。

十月初五，明景帝朱祁钰诏诸王派兵入卫。

十月初八，朱祁钰下旨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一指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将官有不奉命的，可以先斩后奏[7]。

当时，各地赶到京师的明军，加上新招募的兵丁，共有二十二万人。因为缺兵少将，于谦急上奏疏，请朱祁钰放出了那些因过下狱的将领，准予戴罪立功，其中便有广宁伯刘安和原大同左参将都督石亨。石亨是一员猛将，善骑射，因之前战败后单骑奔还，被贬官下诏狱。危难之间，于谦大胆用人，熟习军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

于谦登坛检阅将士后，将各军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负责守卫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杨节守宣武门。九门之军，皆受石亨节制。

北京原为明朝第一要塞，建筑格局都是取战时体制。京城九门之中，最重要的当属德胜门。德胜门的名称始于明初。明朝建国之初，明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城破前，元顺帝自大都北门健德门逃走。徐达攻进大都后，将健德门改名为德胜门，有纪念明军取得大胜之意。

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时，将大都城的北城墙南移五里，重新修建城门和瓮城。又将原来的土城墙改建为砖城墙，名称还叫德胜门。每逢出兵打仗，明军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前线作战，以求打胜仗，暗合“得胜”之意；而得胜还朝时，则要进安定门，表明打退了敌人，实现了安定。不过，这只是图个吉利的名头，事实上，明军出德胜门打仗，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打败仗的时候。明军在土木堡惨败，便是典型的例子。

瓦剌军从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攻京师的消息传来后，朝廷大震。竟然有言官上奏弹劾已经在紫荆关战死的孙祥，说他弃关逃跑，应给予追究。于谦没有相信。事实上，即使他相信，此时也没有时间来追究孙祥的下落与责任，因为敌方大军已经近在咫尺。

明军战败消息传开后，北京城外郊区的民众一片恐慌，争相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逃入北京城内。

而北京城内，各将领对北京战守策略也是意见不一。兵马司建议完全拆毁九门外军民房屋，以免被敌人利用。都尉王通主张在京城外挖筑深壕，以阻挡敌骑冲突。总兵官石亨则提议全军退守城内，坚壁清野，以避贼锋，等到敌人久攻不克，兵马疲惫，然后出击，必能获胜。

于谦却认为前面明军一直在吃败仗，瓦剌肯定因此而轻视明军。他慨然道：“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提出不应该单纯守城，而是要主动出城迎击，给敌人一个下马威。

于是，于谦委派兵部侍郎吴宁代理兵部事，自己亲自率军阵于德胜门外，准备迎击瓦剌的主力军。

十月初十，于谦下令紧闭京城九门，规定作战期间一律不得开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并且颁布临时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将士们看到城门已闭，知道已无退路，只有勇敢击退敌人，才能死里求生。

兵部尚书于谦以下诸将都亲自督战。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彼时于谦已是新朝廷首屈一指的头号重臣，他亲自披甲上阵，许多明军感动得痛哭失声，决心以死报国。

十月十一日，随着号角声长鸣，瓦剌军前锋抵达京师，并在西直门外列阵，摆开了要大战一场的架势。明英宗朱祁镇则被关在德胜门外的一处空宅子的猪房中。家国近在咫尺，却是有家不能回，其焦灼心情可想而知。

当日，于谦趁敌军立足未稳，派都督高礼、毛福寿率军出击。明军与瓦剌军交战于彰仪门土城北，瓦剌军败。明军杀敌数百人，夺还所掠千余人。初战告捷，军威大振，人心振奋。当天夜里，于谦又派薛斌率精兵偷袭瓦剌军营地，亦有所斩获。

也先此次南下进兵，几乎是倾巢出动，没想到刚到北京城一天之内，就连吃两个败仗，锐气大大受挫。之前，他因为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明朝皇帝，骄横异常，认为明军不堪一击，甚至他已经计划在几天之内攻下北京。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明军阵容整齐，京师城防严密而坚固，要想攻下北京，绝非易事。宦官喜宁见也先有进退两难之意，便献计让也先遣使讲和，请明廷派大臣来迎回英宗，借以试探明廷的态度，也可以等到有利的时机。

明廷经过紧急商议后，认定这是也先的阴谋，决定不派大臣“迎驾”，但还是应该派遣使者去见太上皇。

此时两军对峙，一触即发，阵前出使显然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使命，何况朝廷没有打算接受也先的任何条件。经过商议，明景帝朱祁钰采取了重赏招勇的老办法，升通政司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派遣二人出城拜见太上皇朱祁镇。

十月十二日，明使者王复和赵荣来到德胜门外土城关也先军营。土城关是古蓟州的遗址，所以又名“蓟邱”，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便是指此处。

也先为了吓唬明朝使者，大摆兵仗，露刃夹道，杀气腾腾，并让朱祁镇带刀坐在帐中。也先和弟弟伯颜帖木儿都披甲胄，张弓矢，站在朱祁镇两旁。王复和赵荣进来朝拜后，献上羊酒。

朱祁镇看到来人官职不高，觉得朝廷太不重视自己，很不高兴地问道：“何不遣大臣来？”

也先听了也很惊讶，便问使者都是何等官职。朱祁镇道：“都是小臣。”

也先亦大感不悦，怒道：“大臣如何不来迎？犬犹认主人，我奉驾至城门，不来接。”随即对王复等人道：“尔小官，可令胡濙、于谦、王直、石亨、杨善等来。”

意思是嫌王复和赵荣官小，指名要于谦、石亨、胡濙等往瓦剌军营谈判，并再次向明廷索要大量金帛。

也先这一招显然是想诱骗于谦、石亨等重臣前来，借机扣押，由此扰乱明军防守，趁乱攻取北京。但明景帝朱祁钰听到使者回报后，意志竟然开始动摇，倾向于讲和。

幸好朱祁钰初即帝位，在重大军政上还不敢自作主张，专门派人到前方德胜门征询于谦的意见。于谦回答道：“今日只知有军旅，他不敢闻。”坚决主张抗战，并要求朱祁钰不要再派使臣出城。朱祁钰接受了于谦的意见。

到了这个时候，一场事关明朝廷生死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京保卫战。

十月十三日，瓦剌军散骑到德胜门外窥探明军阵势。于谦料知瓦剌军将倾全力攻德胜门，命石亨事先伏兵于道路两侧的空房中，而以小队骑兵诱敌。瓦剌军见状来攻，明军佯装败退，瓦剌军精骑万余呼啸追来。石亨率伏兵陡起，截断了瓦剌军退路。

当时北京已经入冬，天气寒冷，空中开始飘雪，忽而又是大风。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瓦剌军和明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明副总兵范广率军从正面迎击。范广与石亨前后夹击下，瓦剌军大败。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一齐射击。硝烟弥漫中，也先之弟孛罗、瓦剌部平章卯那孩先后中炮而死。孛罗绰号“铁元帅”，号称不可战胜，他的死对瓦剌军士气打击颇大。

明京师保卫战形势图

进攻德胜门的瓦剌军败退后，转攻西直门。明军守卫西直门的是都督刘聚。他早有准备，背城列阵，前面是极深的一道壕沟。瓦剌军刚一逼近，躲在壕沟后的明军火器齐发。瓦剌军攻势受阻，见无法突破壕沟，只好往西而走。

守卫西直门西面的是明军右都督孙镗一军。孙镗本来奉命率军一万前往紫荆关御敌，但军队还没有开拔，紫荆关已经失守，孙镗大军便临时停在北京城外。但此刻孙镗驻扎在西直门外大营的不过五百多人，手下大部分明军都驻守在良乡、涿州一带，远水解不了近渴。孙镗见瓦剌败军到，亲自率军迎敌，斩瓦剌军前锋数人。瓦剌军新挫，竟然被孙镗五百人杀退，往北退去。

孙镗见敌众我寡，不敢追击，退军到西直门下，要求西直门守将打开城门，放他进去。西直门城上守将是都督王通和都御史杨善。杨善原为礼部左侍郎，扈从英宗皇帝亲征，侥幸从土木堡之变中逃脱，此次再上战阵，肩负守城重责，不敢轻易做主。吏科给事中程信奉旨在西城监军，坚持闭门不纳孙镗，以免给瓦剌以可乘之机。

此时，瓦剌一队人马杀到，程信只下令从城上用枪炮遥击瓦剌军，为孙镗助威助战。

孙镗见已经没有退路，只好率军与瓦剌在城下拼力血战。然而，瓦剌军有数千人之多，数倍于孙镗军，敌强我弱，实力对比悬殊。眼见孙镗就要不敌的时候，明都督高礼、毛福寿等率军从南面赶来助战。西直门外激战更急，双方混战在一起厮杀。混战中，明都督高礼身中流矢。孙镗军死伤渐多，有些抵挡不住，被瓦剌军四下围住。明军被逼着后退，战阵渐渐逼近西直门城门。

危急时刻，总兵官石亨与侄子石彪率援军赶到。石亨的兵器是一把大刀，石彪则使巨斧，叔侄二人所用都是重兵器，所向披靡。瓦剌军领教了厉害，立即望风而逃。这时候已经是黄昏，天光渐暗，石亨下令收兵，没有继续追击。

十月十四日，在德胜门和西直门遭挫的瓦剌军又进攻彰义门[8]。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迎战，主动出击。明军前队用神铳火器冲锋，后队列弓弩短兵继进，挫败了瓦剌军的前锋。

但明景帝派来的监军太监想要争功，领着数百骑驰马抢前，明后军因而阵乱。瓦剌军乘势反击，总兵武兴不幸中流矢而死，明军受挫败退。瓦剌军追击明军到土城，当地居民舍生忘死，登屋号呼，投砖石阻击瓦剌军。情势危急之时，佥都御史王竑和副总兵高礼、毛福寿率领的援兵赶到，瓦剌军仓皇撤退。

前几次交锋，均以瓦剌军大败告终。然而，瓦剌军元气未失，集结在德胜门外土城关一带的军队还有三万之多。但明军亦有占先之处，有着当时世上无可比拟的火器优势。

早在元朝时，中国便有了火炮，即世所称“襄阳炮”，因首先在襄阳使用而得名[9]。此炮并非火炮，而是巨型投石机，威力巨大，为后世所重视。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攻城略地，往往赖火炮建功。

这里面，还曾经发生过一则颇为有趣的故事。燕军南下进攻济南的时候，围城三月而不能下，朱棣便下令用火炮轰城。当时守济南的是山东布政使铁铉，见燕军火炮厉害，便制作了许多大木牌，上书“太祖高皇帝神牌”，挂在城头。朱棣若继续开炮，便是轰了自己父皇的牌位，无奈之下，只好下令停止轰击。

朱棣当上皇帝后，在平定安南的战争中，获得了制作“神机枪炮”的方法。此枪炮威力令人耳目一新，非旧式火炮可比，朱棣特设“神机营”，成为明军中的炮兵部队，并在明军与蒙古的数次交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神机枪炮当时称为“神铳”，由京师“兵仗”“火器”两局制造，因为是重要利器，不轻易配发。明英宗朱祁镇亲征时，给大军临时配发火器，许多明军士兵都不能熟练操作，以致在土木堡之变时，明军的火器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但北京既是京师，城头架设有许多大口径火炮，威力又非单兵使用的神机铳所能比拟。

京城九门之中，以德胜门和西直门配置火炮的架数最多，火力也最强。于谦早就想炮轰德胜门外的瓦剌军，不过因为明英宗朱祁镇人在瓦剌军中，不得不有所顾忌。但突然之间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是瓦剌军受挫后，也先已派弟弟伯颜帖木儿护送朱祁镇往西去了。于谦派人侦察核实后，立即下令开炮。

十月十五日这一晚，炮声震天。驻扎在城外的明军都点起火炬，以免被城中炮火误伤。明军大炮轰了一夜，声势惊人，瓦剌军死伤上万，其余人分西、北两路逃走，北路出居庸关，西路出紫荆关。

北路出居庸关的瓦剌军大都顺利逃脱，而西路的瓦剌军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也先自良乡西退后，沿途大掠，还在昌平焚毁了明朝皇陵寝殿。明军右都督孙镗大军正分布在往紫荆关的方向，大破也先瓦剌败军于涿州。刚好明军宣化守将杨洪奉诏率军两万入卫京师，在半路遇到被孙镗打败的瓦剌军。又一场大战，瓦剌军溃败。杨洪一直追击到霸州。瓦剌军能够生出紫荆关的，不过几千人而已。

到十一月初八，瓦剌军全部退到塞外，京师解除了戒严。于谦有《出塞》一诗，记录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健儿马上吹胡笳，旌旗五色如云霞。

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

瓦剌穷胡真犬豕，敢向边疆挠赤子。

狼贪鼠窃去复来，不解偷生求速死。

将军出塞整戎行，十万戈矛映雪霜。

左将才看收部落，前军又报缚戎王。

羽书捷奏上神州，喜动天颜宠数优。

不愿千金万户侯，凯歌但愿早回头。

但又有《入塞》云：

将军归来气如虎，十万貔貅争鼓舞。

凯歌驰入玉门关，邑屋参差认乡土。

弟兄亲戚远相迎，拥道拦街不得行。

喜极成悲还堕泪，共言此会是更生。

将军令严不得住，羽书催入京城去。

朝廷受赏却还家，父子夫妻保相聚。

人生从军无奈何，岁岁防边辛苦多。

不须更奏胡笳曲，请君听我入塞歌。

表示战争是不得已之举，希望从此边境无事、和平永在。

北京保卫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军民人心振奋，天下安定。更重要的是，也先的重大失败重新引发了蒙古内部的纷争与内讧，瓦剌部从此开始衰落。对于明朝来说，空前的危机终于过去了。对也先来说，则标志着末日的开始。

只此一战，于谦名满天下，他处危不惊、指挥若定的气度才能，成就了盖世英名。

瓦剌军败退之后，北京城大街小巷都张灯结彩，人们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欢庆胜利。明景帝朱祁钰也在皇宫中设宴庆功，论功行赏。于谦以首功加“三孤”之一的“少保”衔，总督军务。

于谦固辞道：“如今国家多难，近郊多垒，强敌虽退，疮痍未复，做臣子的实在觉得惭愧，怎能居功受赏？”朱祁钰不许于谦辞让，他才再拜受赏。

武臣则以石亨为首功，之前他已经被封为武清伯，此时晋升为武清侯。石亨的侄子石彪也因功由指挥同知升为都指挥佥事。石亨得以封侯，可以说既有他本人的才干，也有于谦大力提拔的因素，否则，他至今仍然在诏狱戴罪，哪里谈得上建功立业？

北京保卫战之后，于谦名震天下，宠遇无比。甚至有人因此担心于谦权柄过重，司礼监宦官兴安听了后怒气冲冲地说：“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意思是，于谦日夜为国家分忧，不要钱财，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这样的人，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找一个人来替代于谦。于是，“众皆默然”。

力退强敌后，北京的局面并没有就此稳定下来。由于京师秩序相对混乱，未能完全回归正轨，盗贼趁机而起，放火抢劫者时而有之。且各种谣言满天飞，最流行的一种是：新皇帝朱祁钰并不是宣宗皇帝的亲生儿子，而是汉王朱高煦的儿子。理由是，其母吴太后曾是汉王朱高煦侍妾，而朱祁钰又与朱高煦容貌甚像。

流言传入宫中后，朱祁钰既慌且怒，忙命人公开张榜澄清，称自己出生在宣德三年（1428年），而汉王朱高煦早在宣德元年（1426年）便已因造反而被讨平。

然皇帝的反应并没有平息谣言，反而促使其传播得更快，且衍生出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来——

据说明成祖朱棣病危前，决意听从内心深处的召唤，改立次子汉王朱高煦为储君。但尚未来得及拟写诏书，朱棣便撒手西去。跟在皇帝身边的内阁大学士杨荣支持太子朱高炽即位，遂没有遵从成祖皇帝的遗愿，而秘不发丧，精心安排，促使朱高炽顺利当上皇帝。朱高煦得知父皇死讯时，朱高炽已经是君临天下的仁宗皇帝了。朱高煦心中不甘，遂于宣德一朝谋反，却被明宣宗朱瞻基亲自平定，最后更是被侄子烧成了焦炭[10]。其宠爱的侍妾吴氏亦被朱瞻基霸占，生下了儿子朱祁钰，即为当今大明王朝的新皇帝。因而这是上天的巧妙安排，朱高煦本该成为皇帝，又遭焚身绝嗣之祸，苍天为此鸣不平，于是借其侍妾吴氏所生之子朱祁钰来夺回皇位。尽管这个“子”是宣宗皇帝朱瞻基的骨血，但上天依旧借他之手，为朱高煦出了一口恶气，且将再度炮制骨肉相残的惨剧。

关于骨肉相残惨剧一说，并不是指英宗朱祁镇归国有期、其人回到京城后会为弟弟所杀，而是指当今皇帝朱祁钰一定会对现任太子朱见深下毒手，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这一版本的故事类似宋太祖赵匡胤借金国金太宗报复夺位[11]一说，且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虏，明英宗亦是做了瓦剌的俘囚，两者确实有极多相似之处。一时广为流传，甚至到了街谈巷议、人尽皆知的地步。

对民间风向极为关注的新皇帝朱祁钰当然也听到了这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不由得脸色如土。他可以用记载详细出生日期的皇族玉牒来反驳他并非明宣宗亲子一说，却无法驳斥新版本的故事——

当日跟随成祖皇帝朱棣出征塞外的心腹，包括内阁大学士杨荣等人均已过世，无人能够证明成祖是否真的打算将皇位传给次子汉王朱高煦。而明景帝生母吴太后曾是朱高煦侍妾一事，更是铁一般的事实，正因为她有此身份，明宣宗朱瞻基才不得不将她金屋藏娇在宫外，不敢收入宫中。若不是吴氏命好生下了儿子朱祁钰，母凭子贵，只怕始终是个无名无分的侍妾。

朱祁钰因此而坐卧不宁，一度想要责成锦衣卫追查流言根源。还是礼部尚书胡濙劝谏道：“京师是龙蛇混杂之地，自古以来是非极多。无穷尘土无聊事，不得清言解不休。陛下是万乘之躯，何必为了那些匪夷所思的闲言碎语而自扰？不如随它去吧，越是追查，反而越显得心虚。”

朱祁钰新即帝位，根基尚不稳固，十分尊重重臣的意见，这才勉强作罢。

世上沄沄，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烽火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对于那些战死的大臣及将士的家眷而言，还要继续承担失去亲人的伤痛。

蒙古族女郎吴珊瑚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伯父和父亲，长兄吴瑾亦落入虏手，当了俘囚。活泼俏丽的她变得沉默寡言，形容消瘦，与往日判若两人。

制扇女匠人蒋苏台的情况比吴珊瑚稍好。她兄长蒋鸣军本是神机营小校，因受伤未能跟随英宗皇帝出征，侥幸逃脱了土木堡之变，却又积极参加了北京保卫战，不幸腰间中了流矢，成了残废，一日三餐、吃喝拉撒都得靠妹妹照顾。

蒋鸣军脾气本不大好，眼见自己成了废人，别说再回到军营，就连是否能再起身行走都是个问题，心性愈发暴躁。蒋苏台为此没少受兄长的恶声恶气。

这一日，杨埙提着前门致美斋买来的糕点到蒋骨扇铺探访，却被蒋鸣军一顿莫名臭骂，还将糕点也扔了出去，撒了满地。

杨埙大怒。他虽然只是个漆匠，却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凭借出色手艺扬名海内外，一样能笑傲王侯。坦白讲，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蒋鸣军，明明是匠户出身，有一手祖传好手艺，却嫌弃匠户身份卑微，不惜放弃制扇天赋，走野路子加入京营。世人可以看轻匠户，但凭什么自己看轻自己？

他好心来探望蒋鸣军，不过是看蒋苏台的面子，却被蒋氏劈头痛骂，说什么一个臭漆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蒋苏台是天鹅，他可不是什么癞蛤蟆。

蒋苏台见杨埙脸色发青，知道情郎要发火，忙连使眼色。杨埙却已是忍无可忍，指着蒋鸣军鼻子骂道：“你小子轻视匠户，千方百计地加入京营，花光了你妹妹的积蓄，终于买到个神机营小校的身份，由蒋工匠变成了蒋校官，自以为荣耀无比。你在战阵中对敌受伤，对于这一点，我很敬重，但这也是你的职责所在。你既已是京营将校，吃着朝廷禄米，不该为国为民出力吗？受伤成了残废，是你的不幸，但作为军人，你应该早有心理准备，没什么可抱怨的。你残废不是我造成的，也不是苏台造成的。你成天发脾气，怨天尤人，怪这怪那，算什么？我看实在要怪的话，只能怪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要加入京营？从你穿上戎服的那一天起，是不是该做好为国受伤流血甚至战死的准备？还是你只想着凭京营那身狗皮耀武扬威，显示你蒋鸣军与众不同，终于不再是匠户身份？”

蒋鸣军胸无点墨，面对杨埙一连串诘问，竟无语反驳。他愣了好大一会儿，才咬牙切齿地道：“你……你这辈子休想娶我妹妹。”

杨埙冷笑一声，预备再反驳一番，但转头见到蒋苏台充盈泪水的双眼，心瞬间软了，却是不便再继续留下，便哼了一声，拂袖而出。

蒋苏台叫了一声“杨大哥”，还待追出。蒋鸣军怒道：“不准追，让他滚，滚得越远越好。还有，以后不准你再见她。”

杨埙出来时，正好遇到一位翩翩公子进来，却是之前曾来扇铺定做扇子的郭信，手里居然也提着果品糕点，明显是来探访的。

这已经是杨埙第四次在这里遇到郭信。似乎这位郭公子对蒋苏台亦颇有意，所以才总往这里跑。然杨埙从来没有多问过，除了对蒋苏台甚有信心外，他也不希望自己再耽误她，如果能遇到她真心喜欢、又令她兄长蒋鸣军满意的男子，那是再好不过。既然爱她，就要为她考虑，女子的青春年华可是耽误不起。

郭信早已熟门熟路，主动招呼道：“杨匠官，你也来了？”

杨埙只“嗯”了一声，便匆匆夺门而出。走出一段，忍不住回过头去，却看到蒋苏台已迎了出来，正与郭信交谈甚欢，不知为何，心里竟升腾起一股莫名的嫉妒酸楚来。

一时颇为惆怅，他心底里自然是希望蒋苏台过得好的，但真的看到她对其他男子笑语晏晏时，心中又不大舒服。这，大概是人自私的天性吧。

不知不觉走到教坊司附近，忽见已升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的朱骥正站在街口槐树边，盯着教坊司门口——曾名动京华的教坊司名妓蒋琼琼正在与一名高大帅气的男子交谈。那男子赫然便是曾在国丈孙忠府上有过一面之缘的衍圣公弟子源西河。

杨埙走过去，轻拍了朱骥一下，笑道：“朱指挥在做什么？而今你已是锦衣卫代理长官，竟然还在亲自做监视疑犯的勾当吗？”

当日英宗皇帝朱祁镇决定御驾亲征，除了京营精锐外，锦衣卫也在扈从之列。指挥佥事王林选取精兵强将，跟随明英宗出征，朱骥部属亦被选中，但朱骥本人却被留下，协助指挥马顺留守官署。然之后土木堡之变，王林等人尽殁于战阵，尸骨无存。指挥马顺等靠依附大宦官王振者的下场则比王林还要凄惨，要么被群臣在殿上活活打死，要么被新皇帝明景帝朱祁钰下令抄家处斩。锦衣卫一时群龙无首。朱祁钰便破格擢升千户朱骥为指挥佥事，令其暂时代管锦衣卫事务。

朱骥自知年轻识浅，不足当大任，之所以为新皇帝瞩目，完全是因为岳父于谦新任兵部尚书，又以“社稷为重，君为轻”力主立朱祁钰为帝，得到景帝的倾心信任，由此才恩及自己。然朱骥几次上书请辞，朱祁钰均不允准。

朱骥又去向岳父求教。于谦操劳国事，千头万绪，无暇他顾，只道：“恶战在即，大局为重，一切等危机过后再说。”

言外之意，无非是让女婿先代管锦衣卫，等到朝廷寻到合适长官人选再说。朱骥也只得勉为其难。他执掌锦衣卫后，亦不敢有什么大的作为，只优待抚恤战殁的锦衣卫将士，又因将校多死于土木堡，官署人手奇缺，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到军营选补人丁。

朱骥正全神贯注地凝视前面，忽被杨埙自背后一拍，吓了一跳，忙道：“我其实是因为惜儿来找琼娘的，但见到她和那位源公子交谈甚欢，便一时没有过去。原想等他二人谈完再说，这不杨匠官你就来了。”

杨埙笑道：“看他二人模样，似乎聊得极为投机，应该还有许多话要说呢。朱指挥日理万机，等得及吗？”

朱骥不理会对方玩笑，摇头道：“算了，反正我也只是想问问惜儿的情况，没什么要紧事。”

“惜儿”即是李惜儿，是前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外甥女，一直养育在王家。王永心因张榜揭露大宦官王振罪恶被杀后，李惜儿亦被没入官中，发配到教坊司。亏得朱骥暗中托付蒋琼琼营救，才勉强做了舞姬，未至沦为娼妓。

杨埙奇道：“朱指挥人都已经到了教坊司，不会直接去找李惜儿吗？”

朱骥摇头道：“自从上次我将惜儿强行送回教坊司后，她便再也不肯见我了。”

杨埙道：“要她回心转意又有何难？而今王振一党已经身败名裂，只要朱指挥能出面为王永心平反，李惜儿也会被开释，朱指挥大大有恩于王氏家族，李惜儿还会不见你吗？”

朱骥道：“这件事，我不是没有想过，极难。之前王永心是经过三法司正式审判后才被定罪判刑，且由皇帝钦命处死，甚至未经三复奏程序。刑科第一遍上奏请旨时，皇帝便立即批示执行。钦定要案，没有皇帝谕旨，照例是不能重开的。”

杨埙道：“我明白了，这算是之前太上皇亲自审定的铁案，而今新皇帝又指望不上。”

朱骥道：“我曾趁当值宫中时，私下向新皇帝提过，他只是漠然看了我一眼，便起身走入内宫。司礼太监金英还训斥我不懂事，新皇帝是从兄长手中继承大宝，怎么可能刚一登位，就去推翻皇兄钦定的旧案？将我骂了出来。”

杨埙道：“我瞧李惜儿个性为人，是个极有主意的女子，又有勇气，应该不会甘心在教坊司当一辈子舞姬。”

朱骥道：“惜儿就是太有主意，我才格外担心。”

杨埙叹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一切皆有定数。李惜儿自有她的命运，朱指挥也不必太劳神了。”

朱骥见蒋琼琼已引着源西河入了教坊司，摇了摇头，道：“我们走吧。”

杨埙奇道：“我们？去哪里？”朱骥答道：“去胡尚书府上。他前几日派人到锦衣卫官署找我，让我叫上杨匠官，找个时间去他府上做客。我因为忙，一直没顾得上，正好今日不当值，又遇到了杨匠官，相请不如偶遇，干脆就趁这个机会吧。”

杨埙道：“你我上次到胡府，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想调查杨行祥案，结果在胡尚书那里碰了个软钉子。怎么他忽然又主动相邀，可是想提供那起旧案的线索？”

朱骥道：“我猜应该如此。胡尚书年事已高，近来一直深居简出，连皇帝都免了他朝参。他从不多事，突然派人相邀你我二人，一定是事关杨行祥一案。”

那么问题就来了。钦命重犯杨行祥“自杀”当日，礼部尚书胡濙亦被人绑走，回来后，他自己绝口不提，旁人不明就里，这件事本就这么算了。后来司礼监大宦官金英泄露了禁中秘密，称锦衣卫长官王林欲将杨行祥之死归咎于朱骥。朱骥一时惊惧，担心祸及家人，不得不自行调查杨行祥一案，想弄清楚内中是否有猫腻。不想当值狱卒韩函失踪已久，验尸仵作伍汉又被人抢先一步杀死，线索尽断。

杨埙认定杨行祥一案与礼部尚书胡濙失踪大半日之事必有关联。朱骥不得已，便来找胡濙询问究竟。胡濙大打太极，始终不肯透露半点风声，只叫朱骥不必再管，称锦衣卫长官王林想借杨行祥陷害朱骥一事，难以得逞。

朱骥心中仍然忐忑不安，既不敢找岳父商议，也不能告诉妻子，只好求教于漆匠杨埙。杨埙相信胡濙的判断，只要朱骥不再声张，就不会有事，但由此愈发认定是英宗皇帝朱祁镇派人杀了杨行祥。皇帝既是幕后主使，相关人等又被灭口，当然是越少人提及越好。不知真相的王林试图借机扳倒朱骥，只能自讨没趣，最终不了了之。胡濙一定早知道这一点，所以才甚有把握。

然不日便有土木堡之变一事，英宗朱祁镇被俘虏，王振、王林叔侄尽死于乱军之中，针对朱骥的危机彻底瓦解，杨行祥一案自此烟消云散。

但老尚书胡濙为何又突然找上朱骥和杨埙呢？莫非他认为大明已换了新皇帝，英宗皇帝归国无期，是时候说出真相了？

朱、杨二人心头疑云甚重，便联袂往西，打算赶去胡府问个究竟。刚拐上东大街，便遇到了朱骥内兄于康及国子监监生丘濬。

于康叫道：“妹夫，我刚去锦衣卫官署找你，你人不在，幸好在这里遇到你。”

朱骥道：“阿兄找我，可是有什么急事？”

于康便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来。

朱骥问道：“这是什么？”于康道：“这是我清理打扫后巷时捡到的。我看它团作一团，滚在墙根角落下，似是被昨晚大风吹来的，一时好奇，便打开看了。觉得上面的图案有些怪异，刚好丘兄来找于冕，我便给他看了。”

丘濬与于冕同是国子监监生，交情甚好。今日二人本约好一起到书铺购书，丘濬如约而来时，不巧于冕被新任国子监祭酒萧镃叫去家中了。

杨埙伸头一看，那皱纸上用黑墨画着一个大方框，中间有十数个篆体字，不大清晰，似是印章之类，不禁摇头笑道：“这一定是哪家裱褙铺在试刻印章，不过谁会用这么大的印啊。”

丘濬道：“这十六字是：‘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

杨埙笑道：“天命明德，表正万方……”他开始还笑嘻嘻的，忽然敛色呆住，失声道，“天命明德？这……这是……”

丘濬左右看了一眼，见近旁无人，这才低声道：“这就是昔日建文皇帝所用凝命宝的玺文。”

朱骥大吃一惊，问道：“那这纸上的印章……”

丘濬道：“我没见过以建文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书，但从形制来看，这应该就是建文帝的凝命宝。只是墨色是黑的，不是常规的朱色。”

朱骥和杨埙正要因为杨行祥，也就是建文帝一案赶去礼部尚书胡濙府上，忽然又冒出了凝命宝图样来，也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二人惊疑交加，不由得面面相觑。

于康刻意压低了声音，道：“近来坊间关于新皇帝的流言颇多。甚至有人说大明之所以灾难连连，是因为皇位本不该归成祖文皇帝这一系所有，要想消弭祸患，就要还政给建文帝后裔。我和丘兄都觉得不是巧合，但又不好张扬，所以只好来找你商议。”

京师近来关于朱氏皇帝的流言确实特别多。除了汉王朱高煦借爱妾吴氏所生之子朱祁钰复仇夺位外，还有人提及明成祖朱棣客死塞外，明仁宗朱高炽神秘暴毙，明宣宗朱瞻基壮年而卒，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瓦剌俘虏，这一连串灾祸事件均相互关联，事件根源则在于成祖皇帝朱棣——

他不该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了本不属于他的皇位，又在立太子一事上反复无常，因而他的子孙后代注定坐不稳大宝之位。如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不足一年而卒，明宣宗朱瞻基死时年仅三十八岁，英宗皇帝朱祁镇则是二十三岁做了瓦剌俘虏，成为了太上皇。

而今报应又将落在明景帝朱祁钰身上，不独有明成祖朱棣的罪孽，还有明宣宗朱瞻基残害叔叔汉王朱高煦的恶行，也将一并着落在他身上。他命中注定没有子嗣，但因汉王朱高煦诸子皆被诛灭，九五之尊之位将会重新回到建文帝朱允炆一系。

至于明英宗朱祁镇命运格外与众不同，盖因上天曾降天火焚毁了紫禁城三大殿，欲以此作为警醒。明成祖朱棣心中不安，未敢重修三大殿。偏偏明英宗朱祁镇不信邪，年轻气盛，即位不久便命工匠蒯祥主持重修三大殿，且规模比当年更加宏大。朱祁镇还欲学当年郑和下西洋盛事，再兴下西洋之举，因其人不知天高地厚，太过狂妄自大，所以上天要特别惩罚他，让他被瓦剌俘虏。

朱骥也曾听到过诸多类似说法，但却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源自官署及宫中。他是锦衣卫代理长官，有时候明景帝朱祁钰会向他打听消息，甚至证实询问一些说法是否可靠。如传闻皇统将归还建文帝后裔之事，朱骥还是从朱祁钰口中听过，足见谣言流传之广了。

朱祁钰表面听从礼部尚书胡濙建议，对谣言不予追究、不予理会，但内心深有所忌，不久前还曾命朱骥秘密派人到凤阳查看建庶人状况。

建庶人名叫朱文圭，即建文帝朱允炆次子。当年靖难之役，朱棣攻入南京之后，皇宫起火，朱允炆及其长子朱文奎均不知去向，次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被朱棣废为庶人，一直幽禁在中都凤阳广安宫。朱祁钰命锦衣卫到凤阳探察监视朱文圭，显然对“皇位回归建文帝后裔”一说有些打鼓。连明景帝都多少当了真，民间普遍同情建文帝遭遇，完全相信的人愈发多了。

朱骥打量着那张纸，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处置。即便他是锦衣卫代长官，也没有能力处理这等涉皇室机密的大事。若是向上奏报，只怕会就此掀起一场惊涛骇浪，不知有多少无辜者要被牵累进来。至少裱褙胡同的裱褙铺要被尽数翻起，而起因只是一张来源不明、不知真假的皱纸。

还是杨埙先笑道：“大伙儿先别这么紧张，或许是谁开玩笑也说不准。朱指挥，不如你先收了这张纸，等查实了，再作决断不迟。”

朱骥想了一想，道：“只能先这样了。”将那张纸笼入袖中，又道：“阿兄，丘兄，这件事可大可小。大明才刚刚渡过了难关，在我查证之前，还请二位不要张扬。”

于康道：“妹夫放心，我们都知道利害，既然交给了你处置，便完全放了心，决计不会再对第三人说起。”

朱骥道：“如此……”忽觉一阵风过，却是吴珊瑚匆匆擦肩而过，一边走还一边抹眼泪，忙叫道：“珊瑚！”

吴珊瑚略略回头看了一眼，便又往前走去。朱骥一眼瞥见她双眼肿得老高，忙追上几步，劝道：“珊瑚，人死不能复生，还望你节哀自重。”

吴珊瑚白了朱骥一眼，道：“关你什么事！”硬邦邦地甩了一句，自顾自走了。

朱骥见这位自小相识的邻家小妹消瘦得厉害，身子单薄成一片纸，在寒风中摇摇晃晃，不免很是忧心。但又必须得与杨埙赶去礼部尚书胡濙府上，一时颇为踌躇。

丘濬忙道：“既然朱兄还有事，就先去忙吧。我曾在扇铺见过吴小娘子，算是相识，我会照顾她，送她安然返家的。”

朱骥大喜过望，忙道：“如此便有劳丘兄了。”

丘濬便与于康招呼了一声，自去追吴珊瑚。朱骥和杨埙自往麻绳胡同而来。

途中，朱骥问道：“杨匠官如何看待这张印有凝命宝图样的纸？”

杨埙道：“先不说这张纸。朱指挥如何看待那些流言，尤其是皇位该回归建文一系之说？”

朱骥道：“不过是无聊之人的闲言碎语罢了。”

杨埙道：“这张纸肯定跟那谣言有关。”

朱骥道：“杨匠官难道也相信那谣言？”

杨埙道：“当然不信。但所谓无风不起浪，肯定有人在其中煽风点火，有意散布此类谣言。”

明成祖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位后，以铁血残忍手段镇压建文旧臣，民间凡收藏诸臣书信著作者都要抄家处死，想以此手段来令建文君臣从世上销声匿迹。人们表面屈服于恐怖统治，但心中显然更怀念忠厚大度的建文帝，而方孝孺等建文遗臣的壮烈身死也令无数人感怀泪下。明仁宗、明宣宗之后，政治气氛大为宽松，建文帝等不再是什么隐晦的话题，民间因而有不少建文帝朱允炆行走西南的故事流传。

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病重，紧急召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入宫，询问国家还有什么大事没有办。杨士奇当面提出了三件事：其一，建文帝朱允炆虽死，但应当编修实录。其二，成祖皇帝曾下诏凡收藏方孝孺诸臣遗书者死，这条禁令应当解除。第三件事还未来得及上奏，张后就已崩逝，当然也未来不及回应杨士奇的奏请[12]。杨士奇所言三件国家大事中，两件均与建文帝有关，足见早已不是什么忌讳。

土木堡之变后，人们惊骇于大明的软弱与不堪一击，再联系当年北宋灭国之祸，不免有所反思。有人列举了自明成祖朱棣即位以来的种种天灾异变及人事变迁，并将所有过错归咎于朱棣夺位及迁都。而自明成祖朱棣病逝，到明景帝朱祁钰即位，短短二十五年，竟换了五任皇帝，确实可惊可怖，因而皇统该回归建文一说应运而生。

但在杨埙看来，所有的流言都是马后炮，建立在假设的前提上。说成祖皇帝朱棣不该夺位、不该迁都，如何如何，但朱棣早已是名闻世界的永乐大帝，北京亦是大明的首都，这些都是无可更改的事实。而所谓灾异变故，历朝历代比比皆是，只不过人言刻意附会，便成了耸人听闻的因果报应说。汉武帝、唐太宗是世所公认的英明睿智之主，然前者父子自相残杀、幼子成人即逝，大权落入霍光之手。后者亦是骨肉相残，终立软弱的李治为太子，直接导致了武则天谋朝篡位。如果有心人愿意附会，可以编出一大串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故事来。

杨埙又道：“我怀疑是有人故意在散布皇统将会回归建文一系，再弄出个建文帝的凝命宝玉玺来，愈发能从旁佐证了。”

朱骥很是不解，道：“这件事若是发生在之前，或许还有些意义。”话虽没有挑明，其实也是暗示之前关押在大狱中的老僧杨行祥即是建文帝朱允炆。又续道：“但目下建文帝已死，而且在官方公告中他早几年便死了，建庶人又被幽禁在凤阳高墙之内，皇统如何回到建文一系？”

杨埙问道：“建庶人还在凤阳吗？”朱骥道：“当然在，我刚刚派人查验过。而且建庶人被幽禁时才两岁，人在高墙内长大，只懂得最基本的吃饭穿衣，连话都不怎么会说，跟傻子无异，如何能当一国之君？”

杨埙道：“建文帝不是还有个长子吗？就是曾被立为太子的朱文奎。”朱骥一时呆住，道：“那个……”

杨埙道：“哎，别说建文帝太子已经死了啊，他爹都能从围成铁桶一样的南京逃生，儿子也极可能没死呢。”

朱骥迟疑道：“杨匠官是说……建文帝太子朱文奎还活着，而且手里握有凝命宝，是他有意在散布流言？”

杨埙笑道：“有这个可能啊。朱指挥，我发现你当上锦衣卫代长官后，想象力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近朱者赤，也有我一份功劳呢？”

朱骥不理会对方的打趣，问道：“那流言又与杨行祥一案有什么关联呢？会不会是皇帝……哦，我是说前任皇帝、现在的太上皇听到了什么，所以才派人杀了杨行祥，以先行铲除隐患？”

杨埙笑道：“朱指挥终于肯认同我的推测了？老实说，太上皇是杨行祥一案主谋，仅仅是我的推测，不一定对。真相到底是什么，怕是要等见了胡尚书才能知道。”

正值寒冬季节，天气干燥寒冷。胡府内却是温暖如春，燃起了数盆炭火。礼部尚书胡濙正缩在坐榻上翻阅书卷，听说朱骥、杨埙到访，忙命引进来。

一见面，胡濙便埋怨道：“怎么现下才来？朱指挥当真成了贵人多忘事吗？”

朱骥道：“锦衣卫官署事务繁剧，实在抱歉……”

杨埙道：“胡尚书既然心急，就别客套了。”毫不客气地挤到火盆边坐下，随手抓了一块点心，塞入口中。

朱骥便问道：“胡尚书邀我二人前来，可是有什么要事？”

胡濙低声道：“二位可有听到皇统将要回归建文一系的流言？”

朱骥看了看杨埙，见对方正忙着大快朵颐，只好点了点头。

胡濙又问道：“二位怎么看？”

朱骥未及回答，杨埙已抢着答道：“不过是无聊之人的闲言碎语罢了。”原封不动地搬了朱骥的话。

胡濙道：“也许杨匠官说得对。但如果是有心之人呢？”

杨埙道：“胡尚书到底想暗示什么？不妨直说。”

胡濙便命人取来三副笔墨纸砚，命仆人尽数退出，亲自掩好门窗，这才往案前坐下，提笔写道：“纸笔交谈。”

杨埙很是意外，问道：“这是为什么？事无不可对人言，况且这里只有你我他三个人。”

胡濙不答，只写道：“因我承诺于人，决计不可对旁人说起。”还特意将“说”字圈住，以示强调。

杨埙、朱骥这才明白究竟，遂以笔墨与胡濙交谈。每写满一张纸，便随手丢到一旁火盆中烧掉。

原来当日胡濙的确被人绑票，他离开小吃铺时遭人挟持，带上了一辆马车。对方一开始便用黑布蒙住胡濙的双眼，并告诉这是为了胡氏好，自己毫无恶意，只想问几个问题，只要胡濙老实回答，并且保证不对人说起，问完便会放他回家。

胡濙只是礼部尚书，地位虽尊，礼部却不是兵部、吏部那等要害部门，不过是个虚架子罢了。他听到对方语气和善，但却刚毅有力，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便猜及极可能涉及建文帝，因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涉及天机的事件。

但胡濙只猜对了一半，对方询问的不是建文帝朱允炆，而是凝命宝的下落，也就是当年建文帝通行天下的十六字玉玺。

写到这里，胡濙提着笔的手颤抖不止，不知是激动，还是害怕。

朱骥与杨埙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将于康捡到的那张皱纸取了出来，展平后摆在案上，问道：“胡尚书见多识广，请问凝命宝可是这样子？”

胡濙手中的毫笔登时掉落。他侧过身子，双手撑住皱纸四角，凝视了许久，才喃喃道：“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我已经许多年没见过这方玺印了。”

杨埙道：“这么看来，这当真就是当年建文皇帝的玉玺印章？”

胡濙点头道：“只不过墨色是黑的。”又问道：“你们从哪里得到的这个？”

杨埙道：“大街上捡来的。”见胡濙面露诧色，忙道，“真的是捡来的。”大致说了经过。

胡濙道：“看来他已经得到了真的凝命宝了。”朱骥问道：“‘他’是绑架胡尚书的人吗？”

胡濙点点头，又提笔续写起来。

那绑架者问及凝命宝后，胡濙忙实话告道：“我知道凝命宝是建文帝所用宝玺，可实不知它在哪里。”

绑架者道：“当年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失踪，成祖皇帝知其未死，不遗余力派出大队人马寻找其下落，你胡濙负责国内，大宦官郑和负责海外。搜寻持续了十数年，忽然在你某夜觐见皇帝后停止。据说是你成功带回了凝命宝。建文帝即使人还活着，手中既无玉玺，再也不能发布诏书，与成祖皇帝相抗，威胁不再，所以成祖皇帝才停止了搜查，是也不是？”

胡濙道：“听阁下语气，似乎不是普通人，我可以实话相告，但你也要答应我，此事只限你我之间，你绝对不能告诉旁人。”等对方应允后，这才告道：“当年我确实找到了建文帝，他已出家为僧，再无争位之心。我因他是旧主，一时不忍抓捕，便说只要他交出凝命宝让我回京复命，我便可以放他走。建文帝说凝命宝早与太子朱文奎一道掉到了大江中，又让我直接抓他回朝交差，不必手下留情。我终究未能下手。后来我赶去宣府参见成祖文皇帝，如实禀报了经过。文皇帝并未追究我私放建文帝之罪，只问我是否能肯定凝命宝与朱文奎均不在世上了。我亲眼看到了建文帝哀戚难过的表情，当然能够肯定。文皇帝遂长舒一口气，下令不必再追踪建文帝踪迹。”

说完经过，胡濙又道：“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文皇帝知，及我知。而今阁下是第三个知道的人。我将如此重大之机密和盘托出，足见没有撒谎。凝命宝早已不在世上，阁下也不必费心寻找了。”

绑架者沉默了许久，又问道：“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文皇帝知，你胡尚书知，及我知，但我和文皇帝都是从你胡尚书口中听说，真正知道真相的只有天地和胡尚书你。我又如何能肯定你说的是真话？”

胡濙道：“相不相信全在阁下一念之间。我已经七十多岁，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早已活得够了，就算今日死在阁下手里，也没什么可惜。只是当年我所做之事，不能尽对人言，心中不免引以为憾。今日既有此机缘，虽则我是被迫开口，但总算有人知道我并未辜负旧主之恩。”

胡濙是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按照惯例称“天子门生[13]”，也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门生，后来投靠了明成祖朱棣。虽则他不是唯一投降的建文旧臣，却是唯一一个受命追踪旧主下落的大臣，不免沦为世人眼中的“卖主求荣”“忘恩负义”之辈。他在民间行走的十余年间，旁人得知他身份后，没少对着他的脊梁骨指指点点。而今忽然对一个陌生人说出了真相，且不知对方姓甚名谁，连对方长相都不知道，忽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让他有机会一吐常年无法吐露的冤屈，登时身心舒畅。

那绑架者又沉默起来，但胡濙能感觉对方目光一直落在自己身上。

马车奔驰了很久，终于停了下来。绑架者道：“胡尚书稍安毋躁，在这里暂作歇息，天黑时自然有人会送你回去。”

胡濙没有答话，随后被人带下了车，安置在某处民房的某间空房中。他双眼被黑布蒙住，也不知白天黑夜，只觉得这一日格外漫长。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绑架者居然又回来了，走到胡濙面前，正色告道：“胡尚书，我看得出你没有撒谎骗我。但你当年被建文帝骗了，他的太子朱文奎并没有死，而是事先带着凝命宝逃走了。”

胡濙问道：“阁下怎么能如此肯定？”

绑架者道：“因为我刚刚当面问过建文帝，他亲口告诉我的。”

胡濙轻笑一声，道：“建文帝早就死了，除非阁下变成鬼，不然他如何能当面告知？”

绑架者问道：“胡尚书当年放走建文帝后，朝廷停止追查其下落，自此建文帝消匿于人间。敢问胡尚书如何能知道建文帝已经死了？他目下顶多七十来岁，民间活到八九十的都大有人在。莫非胡尚书知道之前假冒建文帝投官的老僧杨行祥就是建文帝本人？”

胡濙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绑架者又笑道：“既然杨行祥就是建文帝本人，那就好办了。朝廷虽然对外宣称杨行祥是假冒，且病死在狱中，但他不是一直被秘密关押在锦衣卫诏狱吗？胡尚书应该早知道这一节吧。”

胡濙连忙道：“不，我不知道。”

绑架者笑道：“胡尚书只是装作不知道，像你这么精明的人，早就该猜到了。多年来你明明知道建文帝被关在锦衣卫诏狱受苦，却是不闻不问，还敢说什么并未辜负旧主之恩。”

胡濙大为骇异，问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绑架者不答，只笑道：“从不多问，从不多管闲事，不是你胡尚书的作风吗？怎么今日反倒破例了？”又挥手叫道：“来人，天色不早，准备送胡尚书回去。”

随即将嘴唇凑到胡濙耳边，低声道：“如果胡尚书敢把今日之事告知旁人，我便将杨行祥一事公布于众。当日朝廷会审杨行祥，胡尚书和老太监吴亮是负责指认之人。胡尚书明明认出了建文帝，却坚称对方是假，传将出去，就算有你有几世英名，也必将身败名裂。胡尚书，我知道死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可千万不要晚节不保啊。”

这一招甚是厉害，胡濙当即对天发誓道：“我决不会对旁人说起，包括我的至亲好友在内。”

绑架者这才拍了拍胡濙肩头，亲自扶他出门上车。驾车者将胡濙丢在麻绳胡同附近，等到马车走远，胡濙才取下蒙眼黑布，蹒跚着走回家中。他亦遵从了诺言，半字不提被绑架一事，也禁止家人议论此事。

至于杨行祥自杀而死，胡濙是后来才从司礼监大宦官王振口中听说。王振临出征前，特意将消息告知了前来送行的胡濙，无非认为他也是知情者，而今这一历史包袱终于死了，大家都可以松口气。

当时胡濙就觉得王振神情语气有些奇怪，疑心杨行祥死得蹊跷，所以后来朱骥和杨埙找上门，称与杨行祥一案相干的狱卒韩函失踪、仵作伍汉被杀，他反而不觉意外。

只是胡濙经历与绑架者一番对话后，心力交瘁，不愿意再卷入其中，甚至不想再听到“杨行祥”这个名字。料想无论其人死亡真相如何，明英宗朱祁镇必会竭力掩盖。锦衣卫长官王林不识大体，想借此案铲除异己，只能是自讨没趣。

时势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五十万明军精锐于土木堡败于瓦剌几万骑兵，京军几近全军覆没，希图立下军功的英宗皇帝本人则做了俘虏。既然王振、王林尽殁于阵，应该再也不会有人过问杨行祥一案。但近来京师谣言蜂起，更有皇统将归位建文系一说。胡濙听闻后，感到了一种从所未有的恐惧和危机，甚至比之前瓦剌侵袭北京还要心悸——后者气氛紧张而热烈，前者则是蓄势待发的风雨。

胡氏这才意识到早前他的被绑、杨行祥自杀只不过是前奏，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而这一番风暴得势于英宗皇帝北狩及大明江山易主，将会来得更加迅疾，更加猛烈。

胡濙虽然焦急，却不能报官，或是直接上奏皇帝，因为他向绑架者透露了太多机密。更不能将其告诉儿女亲眷，他们均不是知情者，他亦不希望杨行祥真实身份外扬。想来想去，便想到了朱骥和杨埙。于是找来二人，将事情和盘托出，希望二人能继续追查杨行祥一案，好拯救危急中的大明江山。

杨埙看完经过，摇头道：“我可没看出大明江山有何危急，目下瓦剌兵退，新皇帝即位，京城秩序正在恢复。仅凭一番流言，还能反了天吗？”

胡濙道：“杨匠官可别小看流言的力量，利用得好，便成谶语。当初红巾起义，靠的就是‘石人一只眼’的流言，一下子便召集发动了十万大军[14]。”

朱骥问道：“胡尚书怀疑有人故意放出流言，说什么皇统回归建文一系，以此来制造舆论，等到合适时候，便会以建文帝玉玺举事？”

胡濙点了点头，道：“如果我猜得不错，对方一定会以建文帝太子朱文奎的名义举事，名正言顺，又有玉玺在手，兼之朝野对太上皇普遍失望，对新皇帝没有信心，只怕响应者甚众。”

杨埙问道：“建文帝太子朱文奎当真还活着吗？”

胡濙犹豫了一下，答道：“当年建文帝亲口告诉我太子死了，凝命宝也随其消失。他是皇帝，至少曾是我的旧主，他说的话，我焉能不信？况且我亲眼见到他的神情……”转头凝视案桌上的皱纸，道，“但是这个……这个确实是建文帝的印玺。”如此，等于承认建文帝太子朱文奎还活着了。

那么那绑架者又充当了什么角色呢？他自称当面问过建文帝，恰恰发生在杨行祥“自杀”的同一日，莫非他就是潜入锦衣卫大狱杀死杨行祥的凶手？他绑架胡濙，意在问出凝命宝的下落，入狱逼问杨行祥，则是想证实胡濙一番话是否属实，得到了答案后，便将杨行祥杀死灭口。那么他又是如何同时买通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的呢？

还有一层更深的疑问，如果真是建文帝太子朱文奎在暗中兴风作浪，无论他知不知道父亲行踪下落，为何要等到现今才开始行动？是一直在暗中窥测，终于等到了土木堡之变的天赐良机吗？

胡濙又道：“建文帝太子算来今年该五十岁了，那一直跟我说话的绑架者是个年轻人。”

杨埙道：“绑架者应该跟建文帝太子没什么关系，不然他不会来找胡尚书问凝命宝的下落。我猜他应该也是个有野心的人，想利用建文帝后人的名义谋朝篡位。但他需要玉玺来证实身份、发布诏书，所以他找上了胡尚书。”

这其中还有个矛盾之处，从绑架者言谈来看，他已经知道杨行祥就是建文帝，且人还活着。然绑架者既有能力潜入锦衣卫大狱，大可直接询问建文帝凝命宝的下落，为何还要辗转来找胡濙？

还是说，杨行祥始终不肯合作，绑架者不得已才来找胡濙？大概绑架者知道凝命宝已坠入大江后，已然绝望，遂再度入狱，对杨行祥下了狠手。杨行祥临死之前，说出了长子朱文奎仍然在世的秘密？

但杨行祥一把年纪，已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之前一直称朱文奎已死，应该是为了保护儿子，如何会因绑架者的威逼而就范？

是不是杨行祥自知将死，忽然说出太子朱文奎尚在人世，便能给对方以威慑？而凝命宝玺适时出现，到底是绑架者寻到了凝命宝玺，还是太子朱文奎本人在背地里兴风作浪？

三人商议一番，毫无头绪。刚好有仆人在外拍门，欲进屋掌灯，胡濙便起身道：“我老啦，不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为国效力了。这件事，我也不敢宣扬，只告诉了二位。还望二位能查明真相。”

朱骥与杨埙遂起身告辞。胡濙也不挽留，只叹息一声，送到堂前，就此拱手作别。

胡濙虽然讲出了整个事情经过，连他个人缺失也没有隐瞒，但其实对查案没什么帮助，他没有提供能追查绑架者的有用线索。

朱骥道：“流言无根，短时间内无从查起。绑架者应该是目下最好的线索，但我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该怎么办？”

杨埙道：“那张纸再给我看看。”

朱骥道：“天都快黑了，能看出什么来？”仍然将那张皱纸掏出来，递给杨埙。

杨埙道：“这张纸肯定是裱褙胡同出来的，不如我们拿去裱褙铺问问。”

朱骥道：“胡同内外大大小小近百家铺子，差不多排到贡院。仓促之间，怕是问不出什么来，还容易闹得尽人皆知。”

杨埙笑道：“工匠一道，朱指挥是外行。纸也是工匠做出来的，不同的裱褙铺，各有自己偏好的用纸。我们不问印玺，而是去打听这张纸出于何处，不就没人怀疑了吗？”转头看了朱骥一眼，皱眉道：“不过朱指挥最好脱掉这身飞鱼服，实在太过碍眼。人家见到你都远远避开了，哪里肯说实话。”

二人遂往东而来。朱骥先回去岳父于谦家中，换了一身便服，连绣春刀也摘了。

于冕妻子邵氏怀了身孕，朱骥最近又常不归家，便让妻子于璚英住在娘家，方便照顾嫂嫂。于璚英见丈夫到来，还以为朱骥是专程来接自己归家，很是欢喜，不想他转身又要出去，不由得有些黯然，道：“爹爹这样，夫君又是这样，家里连间客栈都不如。”

朱骥忙回身抱住妻子，道：“实在抱歉，最近公务太多。等我辞掉锦衣卫代长官的职务，就会清闲些，到时我就有时间陪你了。”

于璚英不由得转嗔为笑，道：“只听说人一心升官，哪有人当了长官，还总想着辞掉的？”

朱骥笑了笑，习惯性地伸手刮了下妻子的鼻子，又顺手点了只灯笼，这才提着出去。

天色已黑，裱褙铺大多打烊关了门。朱骥举灯四下照了照，问道：“要如何查起？”

杨埙早已胸有成竹，道：“先去找这一带的百事通潘舍，跟我是苏州同乡。”

朱骥道：“苏州还真是多出能工巧匠，蒯匠官和杨匠官你也就不必说了，制扇子的蒋家娘子是苏州人，这潘舍又是苏州人。”

到了西街口的潘氏书画铺，门板已经封上。杨埙喊了两声，无人相应。正好对面铺子有人出来，告道：“老潘今儿个没开门，人不知跑哪儿去了，有人找他好几回了。”

杨埙“呀”了一声，道：“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忙与朱骥绕到后面，果见后门未闩，一推便开。

来到前堂，却见潘舍倒在柜台后，双眼瞪得滚圆，胸口一个大血窟窿，人早已僵硬，显然已死去多时了。

* * *

[1]内承运库：明代皇宫的官库，主要储藏金银、纱罗、丝绸、羊绒、珠宝玉器、象牙、玛瑙等，供皇室使用。其署设在东下马门，在宫内设内东裕库、宝善库等里库，并在会极门、宝善门等设外库。主官有掌印太监一人，下设近侍，佥书、太监十人，掌司、写字、监工无固定员额。明时，国家的朝廷和皇室的财政收支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供朝廷开支的赋税，归户部、工部、太仆、光禄寺等分别掌管，其中主要是户部的太仓库，而供皇室开支的收入，都出自内承运库。明代中后期，皇帝们开始敛财，将各种赋税收入也纳入内承运库，如矿冶、关榷、金花银等，即使遇到辽东战事和自然灾害也丝毫不能动用内承运库的白银，国家财政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田赋和其他税收，致使百姓不堪忍受沉重的税赋，纷纷逃亡或造反。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被迫自尽后，农民军从内承运库中搜到上千万两白银，而太仓库中只有区区二十五万两白银。

[2]明宣宗朱瞻基晚年也曾因废原配胡善祥皇后位悔过，说是年少冲动，见《明史·后妃列传》：“（胡）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宣宗后亦悔。尝自解曰：此朕少年事。”天顺六年（1462年），孙太后崩逝以后，明英宗朱祁镇为母亲加徽号为“圣烈慈寿皇太后”，明代后宫徽号亦自此始，并颁行优老之政。孙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宝的贵妃，现在又成为明朝第一个得到徽号的太后，可谓一生鸿运高照，天下的老年人也因此分沾了不少好处。孙太后去世之后，英宗非孙太后所生的真相渐渐也就传了出来。英宗发妻钱皇后同情无辜被废的宣宗皇后胡善祥，将朱祁镇并非孙太后之子一事如实告之，劝丈夫恢复胡氏位号。朱祁镇就此事询问大学士李贤，李贤道：“以陵寝、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庶称陛下明孝。”天顺七年（1463年）闰七月，朱祁镇恢复胡善祥皇后名号，上尊谥曰“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不过对于英宗朱祁镇来说，孙太后毕竟是抚养他并共渡难关的嫡母，因此孙太后身后待遇并没有丝毫的降低。胡善祥也没有能与宣宗合葬，只修陵寝，不祔庙，孙太后仍然是宣宗后宫中唯一能够和宣宗合葬的女人。

[3]朱祁钰死后只以亲王礼葬西山，明宪宗成化时才追谥为景皇帝，南明时上庙号代宗。因“景泰”年号而出名的有景泰蓝，其实就是铜器表面上以各色珐琅质涂成花纹，花纹的四周嵌以铜丝或金银丝，再用高火度烧即成。因为这项工艺始于景泰年间，而且初创时只有蓝色，所以叫景泰蓝。后来虽然各色具备，但仍然沿用了以前的名字。

[4]于谦有《塞上即景》诗：目极烟沙草带霜，天寒岁暮景苍茫。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上将亲平西突厥，前军近斩左贤王。边城无事烽尘静，坐听鸣笳送夕阳。

[5]朱祁钰监国后，守备白羊口的还有杨信民，为于谦所推荐。杨信民，浙江新昌人。永乐时，乡举入国学。宣德时，任工科给事中，后改刑科。后因王直推荐，擢升为广东左参议，一时以清名闻朝野。杨信民的死极富传奇色彩，与黄萧养起义有关。黄萧养起义是发生在广东的一次农民起义，凑巧发生在正统、景泰年间，也就是英宗被俘、景帝新继的时候。黄萧养，广东南海人，曾经因犯案被地方官府逮捕下狱。他一入狱中，就成为了老大，领导数百名囚犯成功越狱，随后靠着这支犯人的力量，在广东发动了起义。一时间声势浩大，震动朝野。正统十四年（1449年），黄萧养自称顺民天王（一作顺天王），改元东阳，封部下为公、侯、伯、太傅、都督、指挥等官爵。随后率众十余万，船千余艘，围攻广州。义军攻广州有八月之久，但却始终未能攻克。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佥都御史杨信民以巡抚坐镇广州。他采用招抚的手段应对黄萧养，迫使义军攻势转缓。黄萧养围广州后，明军每次与义军交锋都大败而回。杨信民到广州后，一改往常戒备森严的状态，开城门，发仓廪，以此来收买民心。义军久攻广州不下，军心开始涣散，投降明军的日益增多。杨信民又派使者去招降黄萧养。黄萧养等人一度为之心动，便提出要与杨信民面谈。杨信民竟然出人意料地答应了。会面之日，杨信民单骑赴约，隔着壕沟劝黄萧养投降。黄萧养对杨信民的勇气很是佩服，派人送大鱼给他，杨信民也坦然接受，没有丝毫怀疑的意思。义军的军心由此动摇。本来事情已经有了转机，刚好这时候明军都督同知董兴率大军赶到。黄萧养疑心大起，于是拒绝了杨信民的招安。这次会面后没几天，三月十一日，杨信民莫名其妙地暴毙，死因大有可疑。黄萧养义军继续斗争。五月，明都督同知董兴调江西、两广兵，合力镇压义军，并派“狼兵”（广西溪峒士兵）进至大洲，杀死、溺死一万余人。黄萧养中流矢死，其父与子都被明军俘虏。义军余部退据大良堡，凭借倚山面海之地形与明军激战，失败后，余众仍在沿海坚持斗争。

[6]宁王朱权为朱元璋第十六子，自幼体貌魁伟，聪明好学，人称“贤王奇士”。最早就藩大宁。大宁为“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军事重镇。在朱元璋所封的藩王中，以宁王朱权和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二人实力最强。《明通鉴》记载：“太祖诸子，燕王善战，宁王善谋。”宁王朱权当时“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八万精兵中包括元朝归顺过来的蒙古兀良哈部泰宁、福余、朵颜三卫的骑兵，这些骑兵英勇善战，是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朱允炆即位，立即着手削藩，先削夺了燕王朱棣同母弟周王，随后又废掉了湘王、齐王、岷王等藩王。朱允炆曾经下诏，要求宁王朱权进京述职，其实就是要骗宁王朱权离开封地，一举削除。宁王朱权自然明白明惠帝的用意，畏惧不已，没有奉诏进京。明惠帝又将目标对准燕王朱棣，朱棣为了自保，起兵造反。但当时朱棣的精兵都已经被明惠帝调走，手中力量有限，为了能与朝廷抗衡，朱棣将目光投向了大宁。他先装成穷途末路的样子，来到宁王府求见朱权。朱权对明惠帝削藩也有诸多不满，见兄长到来，自然热情相待。朱棣先劝说朱权与自己一起造反，并且承诺事成后与朱权共分天下。朱权却无意反叛，还劝朱棣不要造反。朱棣见话不投机，便要离开宁王府。朱权很同情兄长的遭遇，许诺为朱棣向朝廷求情，一直送朱棣到宁王府外的千秋桥。朱棣再次劝说朱权与自己一起造反，朱权依然不从。朱棣一挥手，埋伏在桥下的士兵一拥而上，包围了朱权。而此时，蒙古兀良哈三卫已经被朱棣拉拢，朱权见状，只好束手就擒。宁王朱权及其王妃被朱棣劫走，此后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宁王府，大宁由此成为一座空城。朱棣吞并朱权的军队后，实力大大增强。尤其是朱棣在作战时往往先用骑兵冲击，蒙古兀良哈三卫均是蒙古人，从小长在马上，骁勇善战，为朱棣夺得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称帝后，为了报答蒙古兀良哈三卫，把宁王朱权在大宁的封地赏赐给了蒙古兀良哈三卫做了牧场。而宁王朱权则受到朱棣的猜忌，非但不提当年“分治天下”的承诺，还被改封到江西南昌，尽夺其兵权。

[7]按明朝兵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此举为破例。

[8]北京在金朝称为中都，中都西城有三门，中间一门名彰义，以后为外城广宁门，即今广安门。明朝末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明思宗（即崇祯皇帝）朱由检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李自成因而兵不血刃地入城。

[9]襄阳炮及襄阳之战参见同系列小说《战襄阳》。

[10]朱高煦被生擒后，明宣宗朱瞻基起初没有杀死这位皇叔，而是将他软禁在西安门内，还将囚所称为“逍遥城”，大有侮辱之意。朱高煦手下的六百多名文武官员被处死，另外二千二百人被发配边陲。宁王朱权（朱元璋第十六子）上书，请求赦免朱高煦父子。朱瞻基不但不准，还亲自赶去逍遥城，想羞辱一下昔日威风凛凛的皇叔。当时朱高煦盘腿坐在地上，见了朱瞻基也不参拜，显然内心不服。朱瞻基很没面子，忍不住出言训斥，但朱高煦恍若未闻。朱瞻基碰了个大钉子，悻悻转身，打算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朱高煦突然伸出一只脚，将朱瞻基勾倒在地上。朱瞻基大怒，站起来后，立即命人将朱高煦用铜缸罩住。铜缸重三百余斤，朱高煦力气再大，也无法掀开。朱瞻基又命人用炭火熏缸，不久后，铜缸熔化，朱高煦被烧成了灰烬，诸子也全部被杀，朱高煦由此绝嗣。

[11]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死后，其弟赵光义于“斧声烛影”中即位（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极为可疑，时人及后世公认赵光义杀兄夺位，又迫害死了亲弟赵廷美和赵匡胤诸子，终于得以名正言顺地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到了北宋末年，半壁河山被金人所占，徽、钦二帝被俘虏，成为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而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宋太祖借了金太宗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之手，报了当日刀斧之仇。而宋太宗的子孙们也相信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幼子早殇，之后一直无子，太子人选因而成为突出的问题。朝野上下都为此议论纷纷，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宋太祖是宋朝的创造者，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继承皇位。此时，到宋高宗赵构一代，血缘已经与宋太祖的子孙相当疏远。因此，对于这种立太祖子孙为太子的提法，宋高宗开始认为是异想天开，往往是严加贬责。但是，突然有一天，宋高宗改变了主意。据说这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开国君主宋太祖赵匡胤带着他，逆转时光，回到当日的“万岁殿”，看到了当日“斧声烛影”的真实情景。宋太祖还严肃地对宋高宗说：“你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大宋国势才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宋高宗决定从宋太祖的后人中选拔皇位继承人。梦境和传闻也许是假，但宋高宗传位给宋太祖的后代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宋高宗费尽心力，找来宋太祖的七世孙赵昚（宋太祖幼子赵德芳的直系后人），收为养子，并在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将皇位传给了赵昚，即为宋孝宗。

[12]又，正统初年，杨士奇曾经上疏称瓦剌渐强，将为边疆敌患，而边疆尚缺兵马，恐怕无法抵御。御史请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并悉数供给。然明英宗又在大宦官王振大兴兵马征讨麓川，耗尽了明军主力。杨士奇去世不久，也先果然入侵明朝，始有土木堡之变。

[13]古代科考，士子被录取后，称监考官员为座师，自称学生，因而形成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极容易在朝中形成朋党。宋朝时，皇帝加强了对取士过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年）起，殿试正式成为定制，取中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最后的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由此减少考官同士子结党营私的可能性。殿试结束后，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然后由皇帝赐宴琼林苑，史称琼林宴。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14]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元朝廷派工部尚书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征发十五万民工和两万军队，打算治理黄河决口。这些民工都是从全国各地强行征来的，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到了工地后，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劳役，还经常被监督的元军官兵打骂，而且还吃不饱饭，伙食口粮也被克扣。强烈的不满和愤懑在民工胸中积郁着。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发动起义。他们暗中刻了一个独眼的石人，在石人背上镌上“黄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十四个大字，将它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今山东曹县西南）河道上，同时四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想仿照历代农民起义的做法，以此来制造谶语。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四月下旬，民工开始挖掘黄陵岗故河道，果然挖出了独眼石人。看到石人背上的字，又对照之前工地上留传的歌谣，民工们均惊诧不已，认为这是天意，于是辗转相告，顿时大江南北，人心浮动，大家都感到天下将有大变。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颍上（今安徽颍上）发动了起义。不过，十分可惜的是，开河的民工并没有参加最初的起义，而是一直坚守在治河工地上。而韩山童也因为起义的消息事先走漏而被捕遇害，韩山童妻子杨氏和儿子韩林儿乘乱逃走。刘福通、杜遵道等白莲教首领逃出重围后，重新组织力量，再次起兵，并一举攻下了颍州。因为起义军均头裹红巾，以为标志，故称“红巾军”。又因为起义军将士多为白莲教徒，焚香拜佛，故又称“香军”。红巾军举事后，天下争相响应，红巾军一时间便发展到十万之众，声势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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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彤云蔽天

登闻鼓是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敲挝登闻鼓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尧舜之时，便已经有“敢谏之鼓”，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周朝时，悬鼓于路门之外，称“路鼓”，由太仆主管，御仆守护。百姓有击鼓申冤者，御仆须迅速报告太仆，太仆再报告周王，不得延误。这“路鼓”就是后来“登闻鼓”的雏形。

彤云蔽天风怒号，飞来雪片如鹅毛。

忽然群峰失翠色，等闲平地生银涛。

探梅诗客多清趣，瘦蹇冲寒溪上去。

只闻风送暗香来，不识梅花在何处。

——于谦《题画》

杨埙发现潘舍死在柜台后，很是吃惊，嚷道：“怎么偏巧是潘舍？”

朱骥四下搜寻一番，从柜角取了一叠纸，与手中皱纸比照，果然纸张大小、花纹、质地完全相同。柜台格子上还有一个大铜盘，盛有半干的墨汁。

杨埙道：“寻常砚台盛放不了凝命宝，这铜盘是临时用来做宝玺印泥的。你看这皱纸上印文的方角，跟铜盘这里墨汁的纹路完全一样。”

但为什么要杀潘舍呢？进一步说，潘舍一定知悉了凝命宝一事，被杀人灭口了，倒不足为奇。但那手中有凝命宝的人，无论是绑架者也好，还是建文帝太子朱文奎本人也好，为什么要找上潘舍呢？为什么要找潘舍试盖宝玺呢？

杨埙因熟识的人被杀，心烦意乱，不愿意继续待在裱褙铺中，便先辞了出来。一时不愿意回家，又无处可去，竟不由自主地往蒋骨扇铺而来。

扇铺正要打烊，蒋苏台见杨埙到来，便指了指后面，又指了指东面。杨埙会意，遂先进了街对面的酒铺，寻了个角落坐下。

等了好大一会儿，蒋苏台才姗姗进来，歉然道：“实在抱歉，我哥哥说不准杨大哥再进扇铺。不过这只是他气头上的气话，稍后我会劝他的。”

杨埙苦笑了一下，道：“随令兄吧。来，快坐下，我就是心里烦，实在找不到人说话，只好来找你。”

蒋苏台道：“杨大哥机智风趣，很多人都喜欢你，怎么会找不到人说话呢？”

杨埙摇头道：“不是真的找不到人，而是我不想找别人。”

正好热腾腾的酒菜上来，他自斟自饮，一口气连饮了三杯。

蒋苏台问道：“可是出了什么事？”

杨埙不愿意爱人担心，只摇头道：“没什么事，就是心情不好。”

蒋苏台迟疑道：“那个……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杨埙道：“你我自小相识，又互相有情，若不是令兄从中阻挠，早已结成了夫妇。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蒋苏台道：“之前哥哥为我定了一门亲事，是京营的一位将军，丧妻不久……”

杨埙闻言大怒道：“你哥哥竟然宁可让你做填房，也不愿意将你嫁给我。这人真是猪油蒙了心了，丢尽我们苏州人的脸。”

蒋苏台忙道：“杨大哥小声些。”好在酒铺人多喧闹，也没有人留意。她又道：“我本来不同意，但哥哥说是为了我好，还搬出了过世的父母。我就没有再说。那位将军已经四十岁了，哥哥也觉得这桩婚事委屈了我，不好意思对外张扬。我……我本来想告诉杨大哥的，可一直开不了口。后来赶上哥哥受伤，那位将军又随同皇帝出征，事情就耽误了。”

杨埙忙问道：“那位将军可还活着？”蒋苏台摇了摇头，道：“他在土木堡阵亡了。”

杨埙大喜道：“这真是天意。”忽觉得失言，忙道：“我不是针对那位将军，他为国捐躯，自然是值得尊敬的。”又觉得蒋苏台深知自己脾性，不必刻意掩饰，便改口道：“五十万大军，打不过瓦剌两万骑兵，那叫什么将军，死了也好。”

蒋苏台道：“可哥哥目下又开始张罗了。那位郭信郭公子……”

杨埙惊道：“什么，你哥哥要把你嫁给那个来历不明的人？”

蒋苏台忙道：“哥哥也不怎么喜欢郭公子，但看得出郭公子喜欢我，说只要他能找到血竭，治好哥哥的残废，就将我嫁给他。郭公子也爽快地答应了。”

杨埙虽然看出郭信喜欢蒋苏台，却也没料到事情来得如此之快，吓了一跳，忙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蒋苏台道：“就在刚才。杨大哥到扇铺时，郭信郭公子正在后院厢房探访我哥哥。我关好铺子，想跟哥哥说声我要出去逛逛，刚好在门外听到他们这番对话。”

杨埙摇头道：“令兄完全把你这个妹妹当作交易的筹码了。”握住蒋氏双手，道：“苏台，我对你的心意，你应该很明白。我们一起远走高飞吧，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你我都是手艺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愁没饭吃。”

蒋苏台脸色绯红，低头嘤嘤道：“如果是从前，我一定会跟杨大哥走。可是我哥哥现下是个残废，我走了，他该怎么办？”

杨埙道：“令兄都不管你的幸福，你还管他做什么？”见蒋氏泪水潸然而下，忙赔礼道：“抱歉，是我说话太冲了。你心地这么好，怎么能舍弃自己的亲哥哥呢？令兄无情，你不能无义。”

想了想，又道：“这样好了，既然令兄最在意的是身子和血竭，我会去想办法的。我如果能治好他的残废，他就再无话说，应该不会再反对你我在一起。两相比较起来，我这个苏州同乡，总比那个凤阳公子郭信可信可靠吧。”

蒋苏台道：“可是血竭十分难得……”杨埙道：“放心，我有办法，我一定能想到办法。”

杨埙是当世顶尖漆匠，又是皇家御用匠官，出入尽是豪门，认识不少达官贵人、名流高士。蒋苏台料想他若出尽全力，应该比那位郭信郭公子有胜算得多，心情登时大好，忙提壶斟满酒杯，道：“今日天冷，夜里怕是还要下雪，我陪杨大哥喝一杯热酒，暖暖身子。”

杨埙又思及京城一帮苏州籍工匠冬日围炉饮酒的日子，再联想到莫名横死的裱褙工匠潘舍，不免有所惘然。

蒋苏台道：“杨大哥有心事吗？不妨说出来，心里也好受些。”

杨埙道：“你可还记得在裱褙胡同开裱褙铺的老潘？”

蒋苏台道：“苏州同乡，怎么会不记得？前不久还见过他呢。他怎么了？”杨埙道：“他死了，被人杀死了。”

蒋苏台“啊”了一声，手一颤，酒洒了少许出来。

杨埙忙道：“是我不好，我不该把这种血光之事告诉你。”

蒋苏台摇了摇头，问道：“什么人杀了老潘？”

杨埙道：“我不知道。刚才我和朱指挥有事去找他，铺门关着，有人说他今天就没开张。我们绕到后面，后门没闩，进去后才发现他人死在铺子里，似乎死了好一阵子了。那一带是裱褙铺汇集地，也算是繁华闹市，竟没有人发现。”

蒋苏台道：“会不会是老潘卷入了什么不好的事？”

杨埙不敢提凝命宝之事，只漫口应道：“也许是吧。”

蒋苏台犹豫着道：“会不会是因为老潘造假一事被人发现了？”

杨埙奇道：“什么造假？”转瞬便明白过来，问道：“你是说老潘在暗中制造赝品字画？”

蒋苏台道：“嗯。这件事，我本来答应了老潘不说出去。可他人已经去了，找出真凶要紧。我猜凶手极可能是买过他赝品字画的主顾。”

杨埙道：“奇怪了，老潘售卖假字画的事，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苏台你怎么会知道？”

蒋苏台道：“之前老潘要仿制一幅古画，没有合适的绢布，来找我讨要。我是做扇子的，绢布都是现成的，就给了他一些。他又求我帮他做旧……”

杨埙道：“这个你在行，一些定做绢扇的主顾，指名要做旧。”

蒋苏台点了点头，道：“做旧也算是我蒋家世传的手艺。我猜到老潘是在做赝品字画的生意，本不同意，可他一个劲儿地哀求，说苏州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京城铺子租金又贵，裱褙赚的钱只够垫付租金，根本养不活家人。我一时心软，就答应了。”

杨埙“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老潘为什么会卷入其中了。苏台，你可帮了我大忙了。”也不多说，忙掏钱付账。

店家赔笑道：“小店不收宝钞。”

杨埙往身上一摸，没有带银子，只好道：“改日再给店家送来吧。”

店家认得蒋苏台，便道：“蒋家娘子的朋友，信得过，小的给您记在账上。”待听到杨埙的名字，立即充满了蜜糖般的热情，笑道：“原来是杨匠官。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该打。您这样的人物，小店请都请不来的。这顿酒，就当小店请客。”

杨埙道：“哎，我从来不吃白食的。记账，记在账上。”

店家笑道：“账就不必记了。不过不知杨匠官可否帮小店一个小忙？小的知道杨匠官是大忙人，也不敢有劳您太多，您看您是否能抽空给小店牌匾鬆个倭漆呢？”

杨埙哈哈大笑，道：“店家连宝钞都不收，却肯请我吃酒，我就知道你绝不会吃亏。好吧，这件事我记下了。目下入了冬，不适合做漆，等来年开春吧。”

店家连声道谢，一直送出门外。

杨埙道：“你留了门吗？还是得绕去后面？我送你吧。”蒋苏台道：“我留了门。杨大哥既是有事，我自己回去就行。”

杨埙仍然送过了街道，忽见扇铺前面站着一名男子，虎视眈眈地望着两人，正是郭信。蒋苏台颇为难堪。杨埙既知蒋氏心意，也懒得理睬情敌，转身欲走。郭信主动招呼道：“杨匠官，又遇到你了。”杨埙道：“郭公子。”

郭信道：“听说杨匠官被禁止再进蒋骨扇铺，可是真事？”杨埙道：“我人站在扇铺外，没进去啊，这也犯法呀。”

郭信微微一笑，道：“我这是开个玩笑，杨匠官何必介意。”又道：“外面风大，苏娘快些进去吧，免得着凉。”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蒋苏台应了一声，朝杨埙点点头，转身进去。

杨埙便匆忙赶来裱褙胡同，朱骥人还在裱褙铺，正与率兵赶到的巡城御史邢宥交谈。

杨埙道：“朱指挥，借一步说话。”

朱骥便随其走到一旁，先告道：“我没有对邢御史提凝命宝之事。不过你走后，我细细搜过前后院子，在后面房间里发现了一个暗格，里面藏有几幅宋画。刚才邢御史看过后，认为画是赝品。他怀疑潘舍借替主顾裱褙名贵字画之便，暗中仿造，再将赝品高价售出，或是干脆偷梁换柱，用假画掉包换走了真画，结果被人发现，由此才招来杀身之祸。”

杨埙道：“是，这一节我已经知道了。”说了潘舍曾找蒋苏台做旧字画一事。又道：“以假乱真确实应该是潘舍被杀的原因，我也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会与凝命宝扯上干系了。”应该是有人请潘舍伪造了一方凝命宝。潘舍不知天高地厚，贪图厚赏，竟然接了下来。宝玺既已制成，主顾当然要杀他灭口。

朱骥大吃一惊，道：“杨匠官是说目下出现的那方凝命宝是假的？”

杨埙道：“一定是，只有如此，才能解释皱纸上为什么是黑墨。潘舍制成宝玺，当然要先行试盖，朱墨不好找，只好临时以黑墨调灰来替代。朱指挥内兄于康所发现的皱纸，大概就是潘舍试完后随手团起来抛弃的。结果这两日风大，机缘巧合下，竟将那团纸吹到了于尚书家后巷。”

叹了口气，又道：“宝玺既成，潘舍再无利用价值，主顾当然要杀了他灭口。如果我猜得不错，那主顾便是曾经绑架胡尚书的男子。”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目下牵涉凝命宝的只有两人：一是绑架者，一是建文帝太子朱文奎。后者手里有真的凝命宝，无须再请匠人制造赝品。前者曾为打听凝命宝下落而绑架礼部尚书胡濙，足见志在必得。绑架者虽然知道建文帝太子未死，凝命宝也还在人世，却一时无法寻及，于是便起了仿造的主意。只要赝品像那么回事，他大可利用建文帝太子的名义兴风作浪。此时距离建文朝已近五十年，世上见过凝命宝及玺印的人少之又少，谁又能分辨真假呢？

但即便是假的凝命宝，仍然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譬如要详细了解凝命宝的形制，寻到合适的、足够大的玉石。那绑架者在短短时间内便能完成，足见此人深谋远虑，谋划此事已非一两个月了。

朱骥一时惊惧，忽听到巡城御史邢宥叫喊，便应了一声，忙道：“这里人多，不便细谈。请杨匠官先回去歇息，明日我再去找你商议。”

杨埙点点头，道：“烦请朱指挥将那张皱纸暂时借给我，我拿回家再仔细看看，也许能发现线索。”

朱骥闻言，便将皱纸交给了杨埙，又道：“对了，邢御史问起我为什么会来潘舍铺子。我说是因为杨匠官，你和潘舍同乡，恰巧又住在附近，顺路来打个招呼。我正好跟你在一起，便一道进来了。”

杨埙笑道：“我知道了。朱指挥也学会撒谎了。”

朱骥摸了摸后脑，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离开裱褙铺，杨埙便径自回来家中。天寒地冻，家里未曾生火，冷得跟冰窖一样。他进屋便觉得冰彻入骨，又一时懒得生炭火，便坐到厨下火灶边，往灶里塞了几根柴禾点着，就着灶火细细揣摩那张皱纸。

忽听到庭院中窸窸窣窣有动静，杨埙以为又是隔壁的大黄猫跳墙过来寻觅食物，便起身来开门，叫道：“天这么冷，做只猫也不容易，我家没有吃的，就让你进来烤烤火吧。”

门刚一打开，只觉得一阵寒风扑面而来，杨埙不自觉伸手去挡口鼻，这才发现门前站着一人。未及开言，便见到那人手中木棒挥下，随即额头一痛，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忽听到朱骥叫道：“杨匠官！杨匠官！”

杨埙呻吟一声，缓缓睁开眼睛，问道：“我还活着吗？”朱骥道：“当然。”

杨埙见自己躺在床上，身上还盖着厚厚的丝被，一时有些迷茫，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朱骥道：“在你自己家里啊。”杨埙道：“哦，我记起来了，这儿还真是我家。”

朱骥摇了摇头，又告道：“杨匠官离开后，我将潘舍一案移交给了邢御史，本待回家，忽又想到一事，想到你家就在附近，便想先来找你一趟。我看到院内有灯，但拍门不见你应，从门缝一看，你人倒在门口。我猜想出了事，便翻墙进来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杨埙苦笑道：“我被人当头打了一棍。”大致说了经过。

朱骥道：“那贼人只打晕了杨匠官吗？我瞧这房间甚为整洁，不像有人为翻动过的痕迹。”

杨埙道：“不瞒朱指挥，我家值钱的东西不少，譬如这丝被就是常德公主[1]的赏赐，感谢我替她家梁柱鬆漆。还有那边那几件摆设，都是来自宫中的赏赐，值不少钱。”

朱骥道：“我明白了，这贼人不是为财物而来。”

杨埙“哎哟”一声，往身上摸索一番，又挣扎下床，四下找寻，这才发现不见了那张皱纸。

朱骥失声道：“难道贼人是为那张皱纸而来？他又如何知道那纸在杨匠官手中？”

杨埙沉吟道：“或许贼人就是杀害潘舍的凶手。他暗中一直在留意裱褙铺动静，以防官府发现追查到他的线索。今日我两次到过那里，他或许认为我知道些什么，所以跟踪到了我家。”

皱纸只是裱褙匠人潘舍试印后随手抛弃的，虽然被兵部尚书于谦义子于康捡到，成为重要证据，却不足以暴露杀害潘舍凶手的身份。为何凶手反而冒着暴露形容的危险到杨埙家抢夺，难道皱纸上还有其他未曾被发现的关键证据？

杨埙颇为后悔，道：“皱纸上肯定还有重要线索，我之前疏忽了，早该好好查看的。”又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打晕我的贼人，应该不是胡尚书口中的绑架者。”

礼部尚书胡濙虽未见到绑架者面貌，但毕竟与对方面对面地交谈过，对其人身高、体貌有个大概的感觉。而且从胡濙描述来看，那绑架者彬彬有礼，应该是个读书人。杨埙也未看清闯入贼人的容貌，但大致有个轮廓印象，对方是个壮汉，比自己高出半头，明显与胡濙口中的绑架者不是同一人。

朱骥道：“那绑架者既筹划谋逆大事，应该招买了不少手下，或许他是派手下来贵府查验也说不准。而今对方已知杨匠官多少知悉此事，你的处境很危险，不如暂时搬去我家住。”

杨埙笑道：“尊夫人应该住在娘家吧？那何必麻烦，朱指挥要保护我，就住在我家里好了，离尊夫人娘家还近。那边窗下的折叠椅子，往外拉开，便是张板床。”

朱骥亦觉得有理，便走过去提起木椅挡手往外一拉，果然拉成了一张床。他还从未见过这种椅子，觉得设计十分新奇。

杨埙道：“有意思吧？这是一名苏州工匠送我的。对了，褥子、被子都在那边箱子里，朱指挥自己动手，不必客气。”

家里有了客人，杨埙也不好意思太过懒惰，挣扎着起身，生了一盆火，搁置在房中。房中勉强有了一丝热气，总算好睡多了。

朱骥忽问道：“杨匠官没睡着吧？”

杨埙“嗯”了一声，道：“我正好有件事想问问朱指挥。听说李祭酒当年得罪仁宗皇帝，被武士以金瓜扑打，肋骨尽断，生命垂危，是尊父朱指挥拿奇药血竭救了他。那血竭，朱家可还有剩余？”

朱骥道：“那血竭是十分珍贵之物，家父到南海出差时偶然得到，后来为了救治李祭酒全用上了，半点不剩。杨匠官如何忽然问起这个？”

杨埙便大致说了蒋鸣军嫌弃自己是匠户出身，欲将妹妹嫁给郭信一事。

朱骥奇道：“郭信？杨匠官说的这个郭信可是凤阳人？”

杨埙道：“是啊，怎么，朱指挥认识他？”朱骥道：“不认识，但是我听过他的名字。他是滁阳王后人。”

杨埙：“滁阳王又是谁？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朱骥道：“杨匠官总该听过郭子兴吧？”

杨埙笑道：“那谁能不知道？郭子兴可是我们大明开国皇帝的岳丈。”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未发迹前，是个穷苦的僧人。红巾起义席卷中原大地后，他慕名到濠州投军，结果被城门的守军拦住盘问。因性子执拗，言语不和，又被守军捆缚起来。守军还派人去请令旗，要杀掉脾气很大的朱元璋。红巾军首领郭子兴听说后，亲自骑马到城门口去察看究竟。他第一眼看到朱元璋就很喜欢，命令兵士松绑，并将朱氏收为自己的部卒。

加入红巾军后，朱元璋如鱼得水，不但打仗勇猛，而且颇有智略，数次出战都立下了军功，加上他是军中少有的认识字的将领，因此很得郭子兴赏识。郭子兴还将养女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二人结婚时，朱元璋二十五岁，马氏二十一岁，都算是当时的大龄青年了。马氏长相一般，也不识字，但由于她是郭子兴至交之女，对朱元璋早期事业有不少帮助。

与干女婿朱元璋的性格、作风截然不同，郭子兴性格暴躁易怒，忌才护短，心胸狭隘，不能容人，加上做事迟疑不决，所以和濠州城中其他四个红巾军首领都合不来。日子久了，几方矛盾越来越深，其他红巾军首领联合起来，一齐排挤郭子兴，有一次差点儿将郭子兴害死。亏得朱元璋得到消息，奋力将郭子兴救了出来。

朱元璋为人精细，做事果断有魄力，在军中人缘很好，大家都尊称他为“朱公子”，他出于大局考虑，担心红巾军因内讧而实力削弱，于是努力想调和郭子兴和其他四个首领的关系，结果却是两边吃力不讨好。郭子兴见干女婿总为对头说好话，对他也猜忌起来，将朱元璋身边能干的亲信都调走不说，还几次下令将朱元璋禁闭起来。

马氏拿出私房钱，拼命巴结郭子兴宠爱的二夫人张氏，托小张夫人斡旋其中，这才令朱元璋几度化险为夷。

有一次，郭子兴恼恨之下，又下令将朱元璋关起来，且不准给食物，预备将他饿死。马氏听说后，赶去厨房偷了几张烧饼，藏在怀中，悄悄到牢房送给丈夫。烧饼刚出锅不久，将马氏的胸口都烫红了。朱元璋见到妻子肯与自己患难与共，十分感动[2]。

这段被老丈人猜疑的经历对朱元璋的性格影响很大，他认为郭子兴胸襟狭窄，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开始动了自立门户的心思。之后，通过一系列不动声色的努力，朱元璋竟然在郭子兴的眼皮底下悄然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开始掌握了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

郭子兴有正妻大张氏和次妻小张氏两位妻子，另外还有一名侍妾李氏。大张氏生有三子：郭大舍、郭天叙、郭天爵，小张氏生有一女，李氏则生有幼子郭老舍。其中长子郭大舍已在郭子兴起兵时被元军杀死，但次子郭天叙和第三子郭天爵都正当盛年，对朱元璋暗中扩张实力很是不满。

郭子兴死后，矛盾立即爆发。然因为朱元璋在军中威望甚高，又得到了小张氏的鼎力支持，由此顺利取得了郭子兴部的控制权。但郭天叙仍然被小明王[3]封为都元帅，是郭部名义上的最高首领。

不久，郭天叙率军出战，遭叛徒出卖，遇元军袭击战死。亦有人说是朱元璋有意将郭天叙的行踪透露给了敌军，好借刀杀人。

次年，郭天爵因谋反罪名被诛杀，朱元璋最终完全掌控了郭部。为了报答小张氏对自己的支持，又将其爱女纳为侍妾，即为后来的郭惠妃。

朱元璋与郭天叙、郭天爵兄弟争权夺利最烈之时，郭子兴侍妾李氏携幼子郭老舍远走高飞，因为郭老舍年纪还小，朱元璋也未放在心上。

洪武三年（1370年），已经贵为皇帝的朱元璋终于在妻子马皇后的劝说下，追封岳父郭子兴为滁阳王，并下诏命当地有关部门为之建庙祭祀，又免除郭氏邻居宥氏的赋税徭役，让宥氏世代为滁阳王守墓。

到了宣德年间，忽然有自称郭老舍的老者来到京城，请求朝见皇帝。明宣宗朱瞻基认可了他是郭子兴之子的身份，授予冠带，赐予宝钞等物，命他回凤阳家乡奉祀滁阳王。

郭老舍之后，又有郭谦、郭昇，到而今的郭信，已经是第四代了。朱骥曾在官方名册上见过郭信的名字，因而有印象。

杨埙这才知道郭信来历，不无嘲讽地道：“这么说，他也算得上是八竿子之外的皇亲国戚了。”

朱骥道：“滁阳王只是追封的名号，没有封地，也没有实际利益。除了凤阳一带的人，一般人都不知道滁阳王是谁。不过逢朝中大事，譬如太后、皇帝寿诞，新皇即位等，郭家也会照例进京朝贺，就跟衍圣公一样。当然他不像衍圣公那么显赫，还有朝廷专修的衍圣公府供其起居用。”

杨埙道：“甚好，如今我总算知道情敌是什么来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朱骥又道：“血竭是南洋特产，中原极是罕见，怕是一时难以寻到。杨匠官不妨去找找胡尚书，问他有没有办法。”

杨埙奇道：“胡尚书怎么会有办法？”

朱骥笑道：“胡尚书其实医道相当高明[4]，他虽没有正式学医，但当年行走全国时，搜寻了许多民间方子，治怪病有奇效。我外甥朱喜，就是我妻子姑姑的亲孙子，就是在他那里治好的。不过胡尚书是个怕麻烦的人，从不张扬。当年李祭酒遭难，虽有血竭，仍需名医。京城大夫看过后，都说李祭酒活不了了，劝先父别浪费了好药。最后还是胡尚书主动伸出援手，救治了李祭酒，先父这才知道胡尚书原来是个相当厉害的大夫。”

杨埙道：“我明白了，血竭只是名气大。也许胡尚书有别的法子治好蒋鸣军的残疾，并不需要血竭。但胡尚书既对其高明医术秘而不宣，想必请动他极难。上次他为什么肯替令外甥治病？”

朱骥道：“我不知道，应该是看我岳父的面子吧。”杨埙道：“那好，我明天去试试。”

他心中有事，难以入睡，好不容易迷糊过去，又被朱骥推醒，随口问道：“天不是还没亮吗？”

朱骥道：“我得赶回岳父家换回官服，再去官署。杨匠官一个人在家行吗？”杨埙道：“当然行。”

朱骥道：“那好，我一会儿出去时，顺道知会一下总甲，让他多安排些人手在附近巡查。”杨埙道：“好了，知道啦。”

再一觉醒来，竟已过正午，火盆中的炭亦早燃尽了。因为低温严重影响漆面质量，自古漆匠冬季不做活儿，目下正是杨埙最清闲自在的季节。他还想再多赖一会儿，但肚子实在饿得不行，只得磨磨蹭蹭地起床，简单洗漱了一下，打算先出门填饱肚子，再往礼部或是麻绳胡同去寻胡濙。

却见总甲阎英正倚靠在院墙边，见杨埙出门，立即便迎了上来，赔笑道：“杨匠官早，昨晚睡得可还好？”

杨埙道：“还好。阎总甲在这里做什么？”

阎英道：“锦衣卫朱指挥命小的保护杨匠官啊。今儿个有好几拨陌生人到这附近转悠，都被小的打发走了。”

杨埙道：“阎总甲小题大做了吧。这一带住了不少匠人，人家也许是上门的主顾呢。”

阎英道：“快到年关了，人人忙着回家过节，谁赶这时候做活儿啊？况且这是锦衣卫长官交代下来的，要当大事来办。管他有活儿没活儿，都得赶走。”

杨埙摇了摇头，先到巷口常去的小吃铺，胡乱填饱了肚子，便起身付账，预备动身去找礼部尚书胡濙。忽有一名军士掀开门帘进来，问道：“哪位是杨匠官？我刚去过杨匠官家，总甲说他多半来了这里。”

杨埙应道：“我就是。看装束，你是京军神机营的？”

那军士点点头，道：“我原是蒋鸣军蒋校官手下。今日去他家探望时，他叫我来给杨匠官带个话，叫你去一趟蒋骨扇铺。”

杨埙有点不相信自己耳朵，问道：“你肯定蒋鸣军找的是我杨埙吗？”

军士道：“是啊，我之前就曾听蒋校官提过杨匠官，你们不是苏州同乡吗？”

杨埙道：“我知道了，多谢。”便与那军士一道出来，又问道：“蒋校官有没有说是什么事找我？”

军士笑道：“这我可不知道，杨匠官还是当面问蒋校官自己吧。我走了。”杨埙道：“好，多谢了。”

那军士本已转身，忽然伸出双臂，从背后圈住杨埙。杨埙一挣未能挣开，忙喝问道：“做什么？”

话音未落，后脑勺又重重挨了一记，当即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双眼已被蒙住，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双手也被绑在身后。

杨埙心道：“这手法，跟绑架胡尚书如出一辙了。一定是那绑架者所为了。”

有人见杨埙醒来，便走了过来，拿柄匕首、短刀之类的兵器戳着他额头，问道：“你是不是叫杨埙？裱褙胡同的潘舍对你说过些什么？”

态度极为蛮横粗暴，跟之前盘问礼部尚书胡濙者显然不是同一个人。

杨埙心道：“这些人不知皱纸是于康捡到的，只以为是潘舍悄悄交给了我，生怕他对我泄了底，所以将我抓来盘问。不管我回答是否令对方满意，今日只怕都是难逃一死。只能先用话稳住他们，拖延些时间再说。”

于是装出非常害怕的样子，问道：“我就是杨埙。阁下又是谁？捉我来做什么？”

那人道：“我姓朱，你叫我朱公子便是。现下是我问你话，你老实回答。说，潘舍对你说过什么？”

杨埙道：“我很久没见过潘舍，今日去他铺子，才知道他人死了。”

朱公子道：“撒谎！你没见过潘舍，你身上这张有印章的纸是从哪里得到的？”

杨埙道：“这是锦衣卫朱指挥交给我的呀，他说他路上捡的，让我帮他查下纸张出自哪家铺子。我对裱褙纸张不了解，只好找同乡潘舍帮忙，哪知他人已经死了。”

朱公子怒道：“又在撒谎！什么捡的？你当天上掉馅饼呢。不说实话，可别怪我不客气。”拔出刀来，将刀尖比在杨埙脸上。

杨埙当真有些惊慌起来，忙道：“别……别动手……我没撒谎，我以祖宗八代的名义对天发誓，那张纸真的是捡的。朱指挥岳父于尚书家就在裱褙胡同，捡张纸，又有什么稀奇？”

朱公子大怒，手上加力。杨埙只觉得面颊一痛，便有血流了出来。忽有人咳嗽一声，朱公子便松了手，退到了一边。

杨埙气得大骂道：“我明明说了实话，你还要下狠手，还朝我脸上来了一刀。这叫我以后怎么见人？”

朱公子又举刀走了过来，冷笑道：“你以为你还有命活着见人吗？”命人按住杨埙肩头，举刀往他脸上划去。

杨埙头被人左右顶住，难以避开，伴随着皮肉的刺痛，心中更是彻骨的冰凉，心道：“完了，我被毁了容，从此再也不能面对苏台了。”伤心欲绝，大叫一声，就此晕了过去。

依稀觉得口中尽是咸味，大概是血流入了口中。又有人捏住他鼻子，迫使他张开嘴，往里面灌下什么东西。杨埙双眼被蒙住，半晕半醒，全然不知对方所为，心道：“对方手中有刀，明明可以一刀杀了我，为什么还要给我灌服汤药？是想让我中毒，七窍流血而死吗？唉，那样的话，我宁可被一刀杀了。”

神志越来越模糊，头一软，便再也不省人事。

朦朦胧胧间，眼前的景物似乎被翻了个面。一个头挽双髻的女孩子手里拿着串冰糖葫芦[5]，正傻傻地瞪着杨埙，不过她的人却是横着的。杨埙勉力一笑，那小女孩吓了一跳，尖叫一声，转身便逃了出去。

杨埙只觉得全身酸软，动也动不得。过了好大一会儿，力气似乎渐渐恢复，右手本能一抽，却似乎握着什么东西，转头一看，才发现手中有一把血淋淋的匕首。他吓了一跳，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一下子坐起身来，这才发现面前坐着一个人——

头无力地下垂着，胸口有几个血窟窿，鲜血染红了半身，正是蒋鸣军。

杨埙一时呆住，不知是梦是真。他丢掉匕首，使劲掐了掐手背，很痛！原来这一切不是做梦，而是真的！

他慌忙爬起身来，大着胆子伸手探去，蒋鸣军鼻息全无，这才确认对方已经死了。又不明究竟，出屋后见后门大开，生怕蒋苏台也遭了毒手，忙出来寻找，里里外外找遍了，也不见蒋苏台踪迹，心中愈发慌乱。

忽听到有人问道：“杨大哥，你在这里做什么？”

转头一看，蒋苏台正提着一个大包袱自后门进来。杨埙大喜过望，忙上前扶住爱人肩头，问道：“你去了哪里？好叫我担心，我生怕你……”

蒋苏台道：“今日朝廷将犒赏发到了京营，哥哥不能去领赏，非要我替他去……”又惊道：“杨大哥，你……你的脸……”

杨埙“哎呀”一声，忙赶到院角井边，探身往井中一照，果见右脸颊上有一道长长的血痕。

蒋苏台跟过来问道：“出了什么事？杨大哥受伤了吗？怎么身上都是血？”

杨埙道：“不是我的血，是令兄……”

蒋苏台狐疑的神情登时转为紧张，问道：“我哥哥怎么了？”

杨埙道：“他在屋里……”不忍对方见到血淋淋的场面，忙挺身挡住道：“你别进去。”

蒋苏台将包袱抛到一边，尖声问道：“我哥哥怎么了？”

忽听到后门口有人沉声问道：“出了什么事？”

竟是兵部尚书于谦亲自到了，锦衣卫代指挥朱骥亦紧跟在岳父身后。

杨埙一时顾不上询问堂堂兵部尚书为何会大驾光临这里，忙叫道：“朱指挥，你来得正好，蒋鸣军被人杀了，人就在屋里。”

忽从于谦背后钻出个小女孩来，指着杨埙道，“就是他杀人！就是他杀人！”

杨埙一愣之时，蒋苏台已趁机跑到厢房门边，往里一看，连叫都未叫一声，便软倒晕了过去。杨埙急欲奔过去扶她，却被朱骥上前扯住，告道：“杨匠官目下是杀人嫌凶，不可乱动。”

于谦命人抬走蒋苏台送医，自己亲自走进厢房，看到蒋鸣军已然惨死，心中颇为难过。他今日亲至京营犒赏三军将士，又随机挑选了一些重伤军士，挨家挨户到访，当面感谢他们为国家、为朝廷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蒋鸣军亦在名单中。

再巧不过的是，于谦率人赶来蒋骨扇铺这边时，刚好遇到一个小女孩满街疯跑，险些撞上他的马。于谦生怕出意外，忙命朱骥上前拦下小女孩，又问她家在哪里，预备送他回家。不想小女孩一指北面道：“杀人了！杀人了！”一路引着于谦等人到此。

进入后巷时，朱骥已有所疑心，告道：“似乎那边就是蒋骨扇铺。”

于谦早已下马步行，忙紧跟在小女孩身后，到院门时，正好见到杨埙和蒋苏台拉扯的一幕。进厢房看过蒋鸣军死状后，便退了出来，走到杨埙面前，问道：“果真是杨匠官杀了蒋鸣军吗？”声音虽然不高，却极是严厉。

杨埙见到于谦目光，心头一凛，但因事涉凝命宝，又不便当众说出实情，遂只摇了摇头。

朱骥亦进厢房大致扫视一番，又出来告道：“既然蒋鸣军已死，于公不如前去慰访下一位受伤者，这里已成命案现场，就交给下官来办。”

于谦也是果断之人，点了点头，道：“甚好。”又特别交代道：“蒋鸣军是与瓦剌激战时受伤瘫痪，他是国家的英雄，你一定要找出凶手，给他在天之灵一个交代。”

朱骥应了一声，送走于谦，这才回身招手叫过小女孩，指着杨埙问道：“你亲眼看到那个人杀人吗？”

小女孩点了点头，道：“他手里有刀，就是他杀人。”

杨埙不悦地道：“喂，小姑娘，你别乱认人。我什么时候杀人了？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朱骥斥道：“杨匠官，我不询问你，你不要胡乱开口说话。不然我只能公事公办。”又换上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问小女孩道：“那边那个人杀人时你在场吗？就是说，你来这里的时候，里面那位叔叔是活着还是死了？”

小女孩道：“他坐在那里不动，应该是死了吧。”

朱骥道：“那就是说，你没亲眼看到那个人杀人，对吧？”

小女孩歪着头想了想，点了点头，又道：“我看见他手里有刀，而且还朝我笑。”

朱骥又问道：“你怎么会进来这院子？”

小女孩道：“我买了冰糖葫芦，听到巷子里有人吵架，吵得很凶，很大声。我跟着吵架的声音，便进来了这里。”忽想起冰糖葫芦跑没了，不由得哭出声来，嚷道：“我的糖葫芦没了……我的糖葫芦……”哭闹个不休。

朱骥登时大为头疼，只好命人带小女孩出去买冰糖葫芦，再设法找到她的家人。又派人去询问左右街坊邻居有无听到动静，这才走过来询问杨埙。杨埙大致说了经过情形。

朱骥皱眉道：“杨匠官说你被人绑架，那个朱公子拷问过你后，你便晕了过去。再醒来时，人就在这里，而蒋鸣军人已经死了？”

杨埙道：“是啊，事实就是这样。我是被人陷害，杀死蒋鸣军的真凶是朱公子。”

朱骥道：“如果朱公子就是那赝品凝命宝的主顾，按照杨匠官所言，他找上你，是因为你和潘舍是同乡，后来又发现你在潘舍死后先后两次到过裱褙铺，怀疑潘舍告诉过你什么，因而派人到你家夺走了皱纸。但他们既然发现印有玺印的皱纸，表明你极可能是知情者，为何不立即杀了你，或是将你带走盘问？当时是深夜，将你悄无声息地掳走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反而要在次日才动手，且费尽心机地以蒋鸣军的名义诓骗你？”

杨埙一时答不出来，仔细凝思过一回，亦有些糊涂了，道：“是啊，为什么他们昨晚不杀了我，或是将我带走？”

朱骥道：“还有一处疑问，他们既已问明经过，不管出于何种考虑，都应该立即杀了你灭口，为什么要用杀死蒋鸣军来陷害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杨埙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总之朱指挥要相信我。至少我脸上这道伤能证明我的话。”

朱骥想了想，道：“这里是命案现场，杨匠官是杀人嫌犯，不能久留，我先派人送你回锦衣卫官署。”招手叫过一名校尉，低声吩咐了几句。校尉遂取出绳索，将杨埙五花大绑起来。

朱骥道：“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此。”

杨埙无言以对，只能苦笑。

杨埙被押进锦衣卫官署时，正好遇到锦衣卫副千户白琦。白琦好奇地问道：“这不是杨匠官吗？他犯了什么罪？”

校尉答道：“杀人。”又道：“这是兵部尚书于少保亲自交代的重案，所以是朱指挥亲自办理。”

明代自英宗以来吏治败坏，锦衣卫多习惯从犯人身上榨取油水，杨埙是御用漆匠，所得王公贵族赏赐极多，且多为珍品，是典型的“肥羊”。白琦本来还想过问此案，听了这话，只好道：“那好，先将他带去收监。”

校尉将杨埙带进诏狱狱厅。典狱长聂引登记收监，听说是杀人罪名，遂下令给杨埙手足上了重铐，关进重囚牢房。

杨埙道：“喂，我是漆匠，靠双手吃饭，能不能把手铐去了？”聂引道：“这是朝廷定例，规矩不能改。”

杨埙道：“我只是有杀人嫌疑，又没有坐实是杀人犯。不日还得清白之身出狱，不会忘记典狱的恩惠。”

聂引摸了摸下巴，道：“这个是将来之事，可有什么现实的好处？”

这是公然索贿了，杨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道：“我家有不少珍玩，典狱长可以随意取去。”

聂引摇头道：“杨匠官犯下杀人罪，照例锦衣卫校尉会去搜查你家。那些人如狼似虎，这会子怕是已经掘地三尺，什么都没剩下了。”

杨埙道：“那些校尉都是朱指挥手下，我不信他们会乱来。”

聂引似是颇为畏惧朱骥，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给杨埙个面子，就算将来捞不到好处，他也不会有任何损失，遂笑道：“那好，我就破例为杨匠官卖个人情。”下令松了手铐，送杨埙入狱。

牢房仅高过一人，昏暗阴冷，只在角落铺有一张破破烂烂的草垫。杨埙嫌弃垫子又脏又臭，不愿意去坐，只勉强蹲缩在门边。

这一日漫长无比，直到天将黑时，才有人开了门，进来的却不是狱卒，而是朱骥，手里还提着一个食盒。

杨埙早就饿了，忙一把夺过食盒，揭开盖子，有肉有菜有饭，香气扑鼻，登时大喜，立即操起筷子大吃起来。

朱骥告道：“这食盒是蒯玉珠送来的。”

杨埙很是意外，道：“玉珠怎么会知道我被关进锦衣卫大狱，还会给我送饭？”

朱骥道：“目下蒋骨扇铺成了凶宅，不宜住人，蒋苏台暂时借住在蒯玉珠家里。”

杨埙道：“苏台她……”

朱骥道：“她没事，有蒯家照顾她。”叹了口气，道：“我和杨匠官是朋友，本来我该避嫌，将这件案子移交他人审理。但因为事涉凝命宝，不宜宣扬，我将事情禀报过于少保和圣上后，圣上钦命，还是由我亲自处理。”

杨埙道：“这件案子竟然都惊动圣上了？呀，这是好事，皇帝肯定不会关心蒋鸣军的案子，他真正关注的是凝命宝。那么还是快些放我出去，我好与朱指挥一道继续追查此案。”

朱骥道：“于少保面奏圣上，说将士性命远比凝命宝重要，应该将这件案子当作头等要案来处理，圣上也同意了。”

叹了口气，道：“目下局面对杨匠官很不利。你家那一片的总甲阎英，还有小吃铺的老板，都作证说，是蒋鸣军派手下军士叫走了你。京营军士方大明也找到了，他说将话带到后就回军营了。而蒋骨扇铺隔壁左右都作证说听到你和蒋鸣军争吵，吵得很凶。你对蒋苏台用情很深，蒋鸣军却不愿意将妹妹嫁给你，更是众所周知的事。”

杨埙道：“所以大伙儿都认为是我杀了蒋鸣军，好顺利娶到他妹妹？”

朱骥道：“目下根据证人证词来看，经过应该是：蒋鸣军有什么事要找你杨匠官，因为今日他妹妹蒋苏台不在家中，谈话比较方便些。正好京营军士方大明去探访，他便让方大明去找你。方大明把话带到后，你来了蒋骨扇铺，因口角跟蒋鸣军起了争执。蒋鸣军一怒之下拔刀朝你脸上划了一刀，你火冒三丈，夺过刀子，朝蒋鸣军连刺三下，将他杀死。但你自己也因为失血晕了过去，手里还紧紧握着刀子，正好被那拿着冰糖葫芦的小女孩看到。”

杨埙笑道：“过程有头有尾，相当精彩，就跟朱指挥亲眼见到的一样。可朱指挥忘了吗，蒋鸣军腰间受了伤，下半身瘫痪，站不起身，平日只能靠妹妹搀扶坐在椅子上。他如何能朝我脸上划一刀？”

朱骥道：“这个嘛，应该是蒋鸣军有心破你的相，让你无法再娶他妹妹，所以故意以话引诱你到他面前，譬如说有秘密说给你听，你便俯身弯腰，他趁机给了你一刀。”

杨埙瘪嘴笑道：“编排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朱骥又道：“不知杨匠官是否知道，你手里的凶器，正是蒋鸣军本人的防身匕首。蒋鸣军妹妹蒋苏台和京营军士方大明都证明了这点。”

杨埙呆了一呆，失声道：“呀，难怪我觉得眼熟，那还真是蒋鸣军的匕首。呀，呀，这朱公子太厉害了，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又摇了摇头，道：“总之我没杀人。朱指挥没听过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句话吗？”

朱骥道：“别说众口，就算有十个人作证你杀人，你也算是有罪。如果不是杨匠官证词涉及凝命宝，这件案子按例要上堂审理，传讯证人，当面指证，如果面对如此铁证还不认罪，便要用刑拷打，以得到认罪供状。”

杨埙笑道：“看来反倒是那凝命宝救了我。”

朱骥道：“不，为了以示公正，不负圣上所托，我还是打算开堂公案审理，时间就在明日。”

杨埙吃了一惊，道：“怎么，朱指挥不怕凝命宝一事传出去？”

朱骥道：“什么凝命宝，世人多没听说过。就算你抬出建文帝来，旁人也只以为你胡说八道罢了。”

杨埙道：“这么说，朱指挥是要在公堂上拷打我了？”

朱骥道：“杨匠官信不信得过我？”杨埙道：“信是信……”

朱骥道：“那好，杨匠官放宽心，先吃饱肚子，好好睡一觉，明日公堂再见。”

杨埙吃是吃饱了，可牢房如此寒冷，也没个棉被之类保暖，只凭身上一件棉衣御寒，又哪里睡得着？

好不容易捱过了一夜，终于等到了天亮。有狱卒送来早餐，不过是一碗稀得可以照见人影的豆粥，唯一的好处是粥是热的。杨埙便就着豆粥，将昨晚剩下的饭菜吃了。

又等了一个多时辰，才有校尉进来提杨埙过堂。典狱长聂引提着一副手枷等在狱厅中，笑道：“该过堂了，不得不装装样子。”亲自上前，将杨埙双手铐住。

进来大堂时，堂前已站了不少人，都是被锦衣卫招来官署作证的，包括找到了家长的小女孩及京营军士方大明在内，却是没有蒋苏台。

杨埙一见到方大明便极是生气，喝道：“你为什么陷害我？”扑过去便作势欲打，却被押解他的校尉制止，将他拖入堂中，强迫他跪下。

堂官正是朱骥。他重重拍了一下惊堂木，问道：“下跪犯人可是杨埙？”杨埙见对方神色严肃，勉强应了一声。

朱骥又问道：“昨日可是你杀了京营将校蒋鸣军？”杨埙道：“没有的事。我是被人冤枉的。”

朱骥道：“那怎么会有人见到你手握蒋鸣军的匕首，倒在他屋里？”

杨埙见事已至此，便再无顾忌，道：“这全是因为一张破纸而起。前日，朱指挥你拿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有个图章，说是在裱褙胡同捡到的，让我帮你查查这纸是哪家裱褙铺子的。我还觉得奇怪，一张破纸怎么能劳动锦衣卫长官大驾，于是非要你说个清楚明白才肯帮忙。你告诉我说，那图章不是普通印章，是什么凝命宝，就是建文帝用过的那方十六字玉玺……”

他说到这里，堂下证人发出一阵惊呼声，堂上校尉也各自面露惊异之色。

朱骥喝道：“什么凝命宝，公堂之上，休得胡言乱语。杨埙，你若再胡说八道，别怪我不留情面，大刑伺候。”

杨埙道：“我在交代事情经过啊。”又续道：“我听了只是半信半疑，那图章明明是黑的，哪像皇帝玺印？但还是引着朱指挥去找我同乡裱褙匠潘舍，想请他看看。不想我们到时，潘舍人已经死了。我又害怕又难过，便去了酒铺喝酒。后来回家时再次路过裱褙铺，见朱指挥人还在那里，就向他要了那张纸，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结果我到家不久就有人翻墙进来，将我打晕，抢走了那张纸……”

将朱骥及时赶到以及次日遭朱公子绑架一事说了一遍。又指着脸上伤口道：“这就是那朱公子逼问我时，在我脸上划下的道。”

朱骥倒也不否认凝命宝一事，道：“那张纸是捡到的，我查问纸张来历只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当真。你说潘舍是因为帮人制造假凝命宝被杀，朱公子就是主顾，他又怀疑你知情而找上了你，那他为什么不当晚杀了你，而非要等到昨日才绑架你？为什么审问你后又不杀你，而是以蒋鸣军之死来嫁祸你？”

这些问题朱氏早就问过，杨埙也反复思虑过，却始终想不通究竟，此时被在公堂当面诘问，仍然无言以对。

朱骥喝道：“所以一切都是你在撒谎！你一心想娶蒋鸣军之妹蒋苏台，与他起了争执，一怒之下杀了他，又想脱罪，便想利用之前那张纸之事，编造出一个朱公子的谎言来。”

杨埙大叫道：“冤枉，我说的全是实话。”

朱骥全然不信，下令将杨埙押到一旁听审，按流程将证人传讯一遍。总甲阎英、小吃铺店家、京营军士方大明等挨个上场，将所知叙述了一遍。

朱骥冷笑道：“杨埙，你现下还有什么话说？这么多证人证明你去蒋骨扇铺见蒋鸣军，又有这么多街坊亲耳听到你跟蒋鸣军争吵，那位小女孩还亲眼看到你人在蒋鸣军房中，手里握着蒋氏的匕首。不是你杀人，还能是谁？我知道你是官匠，自恃有些名声，不将锦衣卫放在眼里，现下该让你知道些厉害了。来人，给我杖责二十。”

当即有行刑校尉上前，将杨埙拖翻在地，按住手脚，将他棉衣掀起，剥下夹裤，只留下贴身内裤，“噼噼啪啪”打了二十杖。

杨埙起初大叫冤枉，后来便破口大骂朱骥是昏官，当了锦衣卫长官就不顾朋友情面之类。然数杖过后，剧痛缠身，鲜血染红了内裤，他除了哼哼唧唧，再也喊不出来了。

二十杖打完，杨埙已无法起身，只能伏在地上。朱骥问道：“现下你愿意招供了吗？可是你杀了蒋鸣军？”

杨埙甚是硬气，勉强抬头道：“不是……朱骥……你……你冤枉好人，亏了你岳父于少保一世英名。”

朱骥大怒，喝道：“住嘴，这是审案，不准再提于少保的名字。”

千户门达曾扈从英宗皇帝亲征，土木堡兵败后侥幸逃回，但却因护主不力被降级罚俸。他见长官雷霆震怒，忙上前献策道：“这杨埙好歹是见过世面之人，不动大刑，是不会招的。他是漆匠，靠双手做活儿，最爱惜手艺，不如用拶指夹他手指，不怕他不招。”

朱骥微一沉吟，便命人取来拶指，将杨埙十指一一套入夹棍中，作势欲收时，才问道：“杨埙，你招还是不招？只要我一声令下，你十根手指可就废了。”

杨埙道：“朱骥，你好狠……”见行刑校尉用力欲收，忙叫道：“好，好，我招……我招了……”

朱骥却不命人松开拶指，只喝道：“快将你杀人经过一一招来。有一句谎话，便要立即动刑。”

杨埙既已服软，又有刑具夹在手上，随时待发，为了保住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手艺，只好垂头丧气地招供道：“昨日我在小吃铺吃完早饭，京营军士方大明带话给我，说蒋鸣军有事找我，我便去了蒋骨扇铺，结果跟蒋鸣军起了口角，我一气之下就把他杀了。”

朱骥道：“你脸上的伤怎么来的？”

杨埙道：“是蒋鸣军划的。他骗我近身，忽然抽出匕首划伤了我的脸。我实在气不过，才夺过匕首杀了他。”基本上是将昨晚朱骥在狱中的话重复了一遍。

朱骥道：“你既然杀了人，为什么还留在现场？快说，不说就废了你这双手。”

杨埙只得胡乱编道：“我……我脸上的伤流了太多血，一时吓得晕了。”

朱骥又询问一番，见杀人动机、行凶经过均已详实，这才命人松了拶指，命书吏将供状送到杨埙面前，让他签字画押。杨埙自知一画押便等于判了自己死刑，是以迟迟提笔难下。朱骥一再催促，又以拶指威胁，杨埙无奈，只得签了名，按上指模。

朱骥看过供状，盖上锦衣卫指挥大印，命道：“来人，押杨埙下去，钉上死囚大枷，关入死牢。没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探视。”

证人们见蒋鸣军杀人案仅仅一日便水落石出，当堂审结，效率极高，均感满意，各自散去。

忽有校尉报道：“门前有人自称能够作证杨埙没有杀人。”

朱骥本已走下堂来，闻言不禁看了杨埙一眼。杨埙摇头道：“这世上，除了朱公子那伙人，没有人能证明不是我杀人，总不成是朱公子自己来投案自首了。”

朱骥便重新坐回堂上，仍让杨埙跪在一旁，命手下带证人进来，却是衍圣公弟子源西河。众人均感意外。朱骥问道：“源公子如何能证明杨埙没有杀人？”

源西河道：“昨日我曾去教坊司找人，贪图路近，便从蒋骨扇铺后巷穿过。当时后巷里有一辆马车，将巷子完全堵住了。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那一片都是前铺后院，从来没见过有马车停在后院门口的。我既起了疑心，便先闪身在巷口槐树后。马车停下后，有大汉扛着一个人从马车上下来，进了院子，马车又立即往前走了。”

朱骥道：“源公子可有看清对方面孔？”

源西河道：“抱歉了，距离太远，没有看清。但我留意到那个被扛着的人反绑着双手，而且眼睛蒙了黑布。”

杨埙忙道：“呀，这不就是我吗？”

朱骥道：“既源公子发现异样，为什么没有呼救或是报官？”

源西河犹豫了一下，道：“因为我也被人发现了。那大汉转头看到了我，便喊了一声，院子里迅疾出来一个人，朝我奔来……”

杨埙问道：“这个人不会是我吧？”

源西河道：“当然不是，我认得杨匠官的脸。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尖刀，吓得傻了，转身就跑。一路疯跑，直到进了衍圣公府才停下，中间连头都没回过。倒叫朱指挥见笑了，我真的是吓坏了，连昨日跟教坊司琼娘的约会也错过了。”

朱骥道：“源公子既没有看清对方面孔，如何能肯定跟蒋鸣军一案有关？”

源西河道：“我不知道。后来琼娘寻上门来，说蒋骨扇铺出了命案，我感到跟我看到的情形有关。今日听说锦衣卫开堂审问蒋鸣军一案，我觉得我应该来说出真相。”

朱骥道：“源公子能肯定那辆马车就停在蒋骨扇铺后院吗？”

源西河道：“嗯，这个……我其实不知道蒋骨扇铺具体在什么地方，得到了后巷实地，才能确定位置。我这就带朱指挥去看，只要我指明的位置就是蒋骨扇铺后院，不就可以证明杨匠官是遭人陷害吗？”

杨埙奇道：“我跟源公子仅有一面之缘，你如何能肯定我不是杀人凶手？”

源西河道：“杨匠官有一双妙手，我不相信你会用这双手杀人。”

杨埙道：“呀，想不到源公子竟是我杨埙的知己，足慰平生。”

朱骥命人将杨埙带下监禁，走下堂来，向源西河实话告道：“杨埙已经招承杀人罪名，此案算是结案了。”

源西河不知杨埙是在刑罚威胁下被逼服罪，不明究竟，问道：“那么我看到的又是怎么回事，不是也算是案子的疑点吗？”

朱骥道：“前一阵瓦剌大举进犯，京师豪侠盗贼趁机横行，迄今未能全部擒获。也许源公子看到的是另一起绑架案。我会立即派人去那一带巡查的，有需要的话，再请源公子来作证。”

源西河沉吟片刻，点头道：“也好。”又问道：“可否让我见一下杨匠官？”

朱骥为难地道：“杨埙已是待决死囚，按律是不能探视的。”

源西河道：“当日我在孙国丈府上遇到朱指挥和杨匠官，看起来你二位交情颇好。朱指挥相信杨匠官会杀人吗？”

朱骥道：“这里是大堂，只讲证据，不讲人情。”

源西河这才无话可说，遂拱手去了。

朱骥便命书吏填写蒋鸣军一案相关文书，建议判处杨埙斩首示众，秋后问斩[6]，再送去兵部，交给尚书于谦。

为这个案子忙了整整一天，朱骥也有些累了，正靠在便厅椅子上略事休息，忽听报吴珊瑚求见，很是惊异，亲自迎出来，道：“珊瑚，我一直说去你家看你，结果一忙就给耽搁下来了。”

吴珊瑚冷冷道：“朱指挥是大忙人，这几个月常常忙得连自己家都不回，哪里还想得起登我们吴家的门？”

朱骥有些怕她，不敢接话，只好问道：“你来官署找我，可是有什么事？”

吴珊瑚道：“今日是我生日。”朱骥道：“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了。”

吴珊瑚道：“家里人为了让我开心，今晚要办一场宴会，左右邻居都请了，就差你朱指挥。我跟家人说你是大忙人……”

朱骥忙道：“不，不，我今晚一定登门为你贺寿。”

吴珊瑚道：“爱来不来吧。”一如小时候一道玩耍时的语气。

朱骥又想起少时的情谊来，忙道：“一定会来的。珊瑚，你坐坐再走。”

吴珊瑚道：“我不想坐。”嘴里这般说，脚下却是不动。

朱骥便搬过来一把椅子，吴珊瑚也顺势坐下了。朱骥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冲动来，诚恳地道：“珊瑚，我知道你从小对我好，可我父母过世得早，家舅又不争气，败光了家产，连祖传的房子都赔上了。你是公侯之后，我自知配不上吴家，所以才疏远了你。后来只是机缘巧合，才会遇到于少保，他老人家不嫌弃……”

吴珊瑚登时拉下了脸，怒道：“你以为我是因为你娶了于尚书的女儿才生气的吗？”

朱骥愕然道：“难道不是吗？”

吴珊瑚道：“当然不是。璚英人那么好，温柔善良，又出身名门，堪可配你。我生气是因为你跟那蒋琼琼……”一时说不下去，起身道：“我该走了，还有人在外面等我呢。”

朱骥不敢多问，也不敢再接话，只好闷闷送将出来。

国子监监生丘濬正等在门口，见吴珊瑚、朱骥同时出来。忙迎上来招呼，又问道：“今晚珊瑚寿宴，朱兄会来吗？”

吴珊瑚道：“他爱来不来。我们走。”拂袖而去。

丘濬只得朝朱骥拱拱手，转身去追吴珊瑚。

朱骥目送二人走远，见吴珊瑚侧过头与丘濬交谈，又露出少见的笑容来。不知为什么，心中也莫名其妙地感到欢喜。他知道丘濬新近丧妻，大概与失去至亲的吴珊瑚同病相怜，才会因此走近，互相有个抚慰。

刚要回返官署，蒯玉珠匆匆奔了过来，问道：“当真是杨埙杀了蒋鸣军吗？”朱骥道：“他已经招供，还有什么可说的？”

蒯玉珠很是失望，叹道：“苏娘这下可要伤心欲绝了。”

朱骥心念一动，问道：“蒋苏台怎么看她兄长之死？”蒯玉珠道：“她只是哭个不停，能怎么看？”

朱骥迟疑道：“那个……”本想问丘濬与吴珊瑚之事，又觉得不好意思，便改口道：“今晚珊瑚寿宴，珠娘会去吗？”

蒯玉珠白了他一眼，道：“当然要去。我又没做对不起珊瑚的事。”

朱骥道：“我也没……”不敢说完，顿了顿，终于鼓足勇气道：“刚才珊瑚来过，说她这些年生我的气不是因为我娶了璚英。”

蒯玉珠愕然道：“你竟然不知道？”朱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以为……”

蒯玉珠道：“当年你跟那蒋琼琼难道不是真的……”

朱骥忙道：“我只是送琼娘回去，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丽春院名妓。”

蒯玉珠道：“就算你不认识她，那样的绝色美人站在你面前，你想也该想到了。”

朱骥道：“我那时才十几岁，能懂什么事？”

蒯玉珠道：“算了，我懒得理你。我要见杨埙。”

她与朱骥自小一起长大，这几年对他态度蛮横，当然是因为他有负吴珊瑚，但三人情分不减，满以为自己开口，对方一定会答应，不料朱骥干脆地拒绝道：“不行。”

蒯玉珠很是惊愕，道：“为什么不行？我跟杨埙虽不是亲眷，却是苏州同乡。”

朱骥大手一挥，道：“这是规矩。”不再理睬蒯氏，转身进去官署。

蒯玉珠气得直跳脚，道：“亏我从小就帮你在珊瑚面前说好话，而今你当了锦衣卫指挥，了不起了？”

回来便厅，朱骥又处理了几起公文，见天色不早，便先回岳父家，告知妻子晚上要去吴家做客。

于璚英道：“你们那么多年的邻居，应该的。珊瑚刚刚失去伯父和父兄，夫君要好好劝慰她。”

朱骥问道：“我总不能空手而去，该给珊瑚带什么礼物呢？”

于璚英沉吟道：“女孩子无非喜欢服饰、玩意儿之类的。珊瑚虽是蒙古人，却不改女孩儿家本性。但她不爱金银珠玉之类，我从来没见她戴过。这样，夫君不妨到蒋骨扇铺买把扇子，我看珊瑚手中常常更换不同的扇子，应该对扇子是情有独钟的。”

朱骥不好提蒋骨扇铺出了命案一事，只应道：“那好，我出去寻寻看看。”

朱骥换上便服出来时，天色已然黑定，正好遇到内兄于康。于康问道：“听说杨匠官杀了人，可是真有其事？”

朱骥略微点点头。于康本颇为关切，然见妹夫神色，似不愿多提，便不再多问。

朱骥简单告知了行踪，道：“今晚我去完吴家，就直接歇宿在自己家了，不必再给我留门。”

于康笑道：“妹夫就这样空着手去给吴小娘子拜寿吗？”

朱骥也甚觉头疼，道：“我还没想到要给珊瑚买什么。”

于康道：“就算想到，这会子怕是也来不及了。我这里有两盒新买的各色糖果点心，本来是买给家里人吃零嘴的，妹夫既有急用，不妨先拿了去。”

朱骥也没有别的办法，便随于康取了点心，尚未走出大门，忽有校尉进来禀报道：“朱指挥，有人敲了登闻鼓为杨埙诉冤。”

朱骥大吃一惊道：“什么？是谁敲了登闻鼓？”

校尉道：“说起来，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的一个人。”

朱骥道：“到底是谁？”校尉道：“是孙太后的父亲孙忠孙国丈。”

朱骥大为意外，微一沉吟，即将手里的点心盒子交给于康，道：“我得立即赶回锦衣卫官署，可否烦请兄长派人将这件礼物送去吴府？”

于康道：“妹夫放心去吧，我一定办妥这件事。”

朱骥抬脚便走，校尉提醒道：“朱指挥，你还穿着便服呢。”

朱骥道：“来不及了，先去看看怎么回事。”

登闻鼓是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敲挝登闻鼓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尧舜之时，便已经有“敢谏之鼓”，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周朝时，悬鼓于路门[7]之外，称“路鼓”，由太仆主管，御仆守护。百姓有击鼓申冤者，御仆须迅速报告太仆，太仆再报告周王，不得延误。这“路鼓”就是后来“登闻鼓”的雏形。

到了晋代，晋武帝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的“登闻鼓”直诉制度，即冤枉者不服判决，可以不受诉讼审级的限制，直接诉冤于皇帝或钦差大臣。这种制度弥补了绝对禁止越诉的不足，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客观上有利于百姓冤情上达。而皇帝亦往往能认真处理，如“西平人麴路伐登闻鼓，言多袄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舍之不问”。

晋代以后，历朝都设有登闻鼓。北魏时，“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表其奏”。隋朝“敕四方辞讼……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唐代规定：“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

宋代专设登闻鼓院和登闻鼓检院，前者隶属于司谏、正言，后者隶属于谏议大夫，两院均由宦官掌管，受理吏民申诉之状，也因此发生了不少故事。

北宋立国之初，京师开封市井间有个名叫牟晖的人走失了一头猪。因猪是自己走失的，并非失窃，到开封府报案时，官府不予受理。牟晖投诉无门，气急败坏的他跑到登闻鼓院敲响了大鼓。于是，丢猪一事立即被紧急上报到御案前。宋太祖赵匡胤不怒反喜，特意给宰相赵普下手诏道：“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的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猪最后没有找到，赵匡胤诏令赐给牟晖一千钱，以补偿他的损失。

北宋靖康年间，金兵南下，直抵开封城下。宋钦宗为讨好金人，罢了力主抗金的尚书右丞、东京留守李纲之职，并割三镇予金人。消息传开，京城军民义愤填膺，以太学诸生陈东等为首的数万人伏阙上书，要求复用李纲，并登阶击登闻鼓，喧呼动地，迫使宋钦宗复了李纲之职。

元、明两朝均沿袭旧制，专门设有鼓院，以受理四方吏民之诉为要务。由于登闻鼓是古代有冤屈者最有效的直诉渠道，因而使用者颇多。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六月，龙江[8]某卫吏因母亲去世请求辞官回乡祭母。吏部尚书詹徽不同意。吏部掌管天下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既然最高长官否决卫吏的请求，照理他再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继续干下去。但这个卫吏决心很大，跑到南京午门外敲响了登闻鼓。于是这件辞职不成的小事被明太祖朱元璋知道了。朱元璋认为龙江卫吏是为了尽孝才辞官，应该予以批准，并严厉批评了吏部尚书詹徽。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桃源[9]人氏苏彬因县多荒田，而苛捐杂税极重，县民难以存活，遂上疏朝廷，请求蠲免，奏疏不达。苏彬遂亲赴南京，到午门击打登闻鼓后，自缢于鼓下。为民请命，终以身殉。官员从其怀中寻找了再次请求减免赋税的奏疏，明太祖朱元璋看后很是感动，下诏免桃源县赋粮万石，并户口为里。

宣德年间，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告为盗，判为斩刑。家人拼死擂登闻鼓诉冤。宣宗皇帝朱瞻基下令复审，果然发现冤情，九条人命由此得救于刀下。

由于明朝法律允许死囚家属在行刑之前击打登闻鼓诉冤，监管登闻鼓的给事中将情况上报皇帝后，往往有因此暂停行刑者，死囚便能死里逃生。有一些精明有心的死囚为了侥幸求活，便让家人在行刑时到午门敲打登闻鼓。明宣宗时，监狱中有二十七名被判死刑的强奸盗窃犯教唆家属联合起来打登闻鼓诉冤。负责监管登闻鼓的官员林富不胜其烦，上报宣宗皇帝，称：“击鼓诉冤，烦渎不可宥。”明宣宗朱瞻基倒是为人开明，道：“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恼？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正因为敲打登闻鼓可以直达天听，通常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所以成为人们心中的希望，民间有一些诉讼、斗殴类小事，也往往去击鼓。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重臣以明英宗朱祁镇的名义颁布《禁妄击登闻鼓旨》[10]，规定：“登闻鼓专为申冤而设。凡军人等陈告户婚田土、斗殴、相争、军役等项事务，只许赴通政使司并当诙衙门告理，不许迳自击鼓。官员不许受状。系申诉冤枉并陈告机密重事方许受状入奏。”

此令严厉禁止官民因民事案件而击鼓。当然即便访民因小案敲击了登闻鼓，也不会受到惩处，只是掌鼓官员不会受理。明英宗诏令之后，登闻鼓绝少再响起，这当然不是因为民间没有冤案，而是大宦官王振干政后，为了粉饰太平，采取了一些人为手段禁止人们敲打登闻鼓——

有意上访者才刚刚走近登闻鼓，便已被守在附近的军士拦下，带到官署，随便捏造个罪名痛打一顿。这些上访者本是为亲人申冤而来，结果反而惹祸上身，平白挨了一顿棍棒，即便侥幸躲过牢狱之灾，也只能忍气吞声，哭诉无门。是以人们知道后，再无人敢轻易擂响登闻鼓。连朝中大臣都屈服于王振的淫威，又何况民间百姓呢？

赶去官署的途中，朱骥不禁心道：“之前人人畏惧王振，是以登闻鼓数年不响。若不是他在土木堡之变中被杀，孙忠以国丈身份去敲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嗯，他是太上皇的亲外公，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事。当日杨埙请他出面营救国子监李祭酒，也是因为他的身份足够与王振抗衡。然目下在位的是新皇帝，跟孙国丈并无血缘关系，是否还会在杨埙这件钦命要案上插手？”

他料想孙忠是从邻居衍圣公弟子源西河那里听闻了杨埙一案，然孙氏素来沉闷低调，英宗皇帝朱祁镇在位时，其为人所知者，也仅有营救国子监前祭酒李时勉一件事。目下换了朱祁钰做皇帝，此公却如何肯为非亲非故的杨埙出头？一时颇为费解。

校尉惴惴告道：“孙国丈早前曾到过锦衣卫，要求见杨埙一面。因为朱指挥下了严令，不准人入狱探视，小的们不敢违抗，所以没有同意。不想孙国丈一气之下便去擂了登闻鼓，结果事情闹大了。早知道，就该放孙国丈进去的。”

朱骥摇头道：“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只是遵命行事。”

朱骥人到达锦衣卫官署时，明景帝朱祁钰特使司礼监大宦官金英已陪着孙忠等在那里。

金英端着架子道：“皇上已知悉孙国丈为杨埙击鼓鸣冤一事，很是重视，命锦衣卫重新彻查此案，务必以真相大白天下。”硬邦邦甩下一句，便自行回宫去了。

朱骥请孙忠坐下，如实告道：“今日开堂审案，有众多证人、证据，无不指认杨埙杀人，杨埙亦当堂负罪，签字画押。这里有卷宗抄件，孙国丈尽可过目。”

孙忠却将卷宗推开，摇头道：“我不看这个，我只想见见杨埙。”

朱骥见对方意志坚决，料想不让他入狱探视，他势必继续闹个天翻地覆，只得亲自引孙忠入来诏狱。又道：“孙国丈探视囚犯时，我人须得在场。”

孙忠闻言愈发不满，道：“怎么，朱指挥怕杨埙暗中告知我真相？这倒像是欲盖弥彰了。”然朱骥不肯走开，他也无可奈何。

杨埙被囚禁在死牢之中，模样甚是凄惨。他臀部受过杖刑，无法坐立，偏偏又按惯例钉了大枷，只能僵着身子，侧卧在地上，移动一下都极为困难。

孙忠见状大为不平，愤愤道：“这分明是刑讯逼供过了。”上前扶杨埙起身，问道：“小杨，你说，是不是锦衣卫严刑拷打于你，你受逼不过，才承认了杀人罪名？”

杨埙长叹一声，道：“孙老，确实是我杀了人，我已经当堂签字画押了。”

孙忠道：“什么？不可能，决计不可能！我听源公子说，蒋骨扇铺后巷里发生过不寻常的事，他已如实上报，锦衣卫却不去核查，独独盯上了你。”也不顾朱骥在场，直言道：“分明是朱指挥新官上任，想尽快破案邀功。你不必怕他，我已经敲过登闻鼓，皇上知悉了这件案子，下旨务必查明真相。”

锦衣卫官署离皇宫虽近，诏狱却处于半地下，兼之墙厚门重，杨埙竟没有听到鼓声，听说孙忠竟为自己去敲了多年不鸣的登闻鼓，吃了一惊，呆了半晌，才叹道：“孙老，你是皇亲国戚，贵不可言，而我只是个漆匠。为什么你一力相信我没有杀人，还要替我出头？”

孙忠道：“你虽只是个漆匠，却以手艺为傲，从不自轻自贱，脾性甚合我胃口。况且我也不全是为了你。”叹了口气，道：“昔日王振祸乱朝政，人们都说只有我孙忠能与他相抗，可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太上皇北狩之后，我常常想，如果我不是那么自私，只想着自己清静安稳，早些挺身而出，或许大明就不会有这么大灾难。”

杨埙道：“可是孙老实在犯不着为了我去敲登闻鼓。”

孙忠道：“登闻鼓就是让有冤屈的人敲的，没有人敢敲的话，它只是一面普通的鼓。锦衣卫屈打成招，让小杨你受了这么大冤屈，我老头子也该出来做点事了。”又转头问道：“于少保为了江山社稷劳心劳力，天下景仰，他可知朱指挥而今的所作所为？”

朱骥道：“于少保虽是我岳丈，然兵部与锦衣卫互不统属，该上报兵部的事，他老人家自然知道。”

孙忠道：“瞧你这小子，年纪轻轻，当上了锦衣卫长官，倒神气活现起来了。你才几斤几两……”

杨埙忍不住笑出声来，道：“好了，孙老别再骂朱指挥了，他没有冤枉我，我们是在演戏。”

孙忠一惊，道：“什么，演戏？”

朱骥见杨埙说出真相，只得道：“我早相信不是杨匠官杀人，只不过不知对头真面目，所以想将计就计，引对方现身。”

孙忠问道：“那你为何要在堂上拷打杨埙，还将他当作死囚对待，让他多受苦楚？”

朱骥道：“我怀疑绑架杨匠官的朱公子，就是之前到锦衣卫大狱杀死杨行祥的凶手。他能无声无息地潜入戒备森严的诏狱杀人，想必有内应在此。虽则狱卒韩函已死，锦衣卫大多将校殁于土木堡，但难保他没有别的眼线。我有意折辱杨匠官，也是为了让眼线看到。”

孙忠这才明白究竟，转头骂道：“死小子，不早说，害得我奔去敲了登闻鼓。”

杨埙忙道：“这件事，只有我、朱指挥和于少保三人知道，目下加上孙老，也只有四个。”

孙忠很是意外，问道：“于少保也知道这件事？”

朱骥点了点头，道：“我曾经和杨匠官一块查案，了解他的为人，相信他不会杀人，尤其不会杀死心爱女子的亲人。我岳父于少保也信他。当时在蒋骨扇铺，于少保亲口问是不是杨匠官杀人，杨匠官明明可以当面说出经过，好尽快洗脱嫌疑，但因为事涉凝命宝，他绝口不提，可见他将大局看得比自己清白还重。后来我将杨匠官所述转告于少保，于少保说这是个忠心可托的人，不如将计就计，引蛇出洞，于是才有了后面的好戏。”

杨埙道：“哎，那可不叫什么好戏！朱指挥事先没有说清楚，只跑来牢房问我信不信得过你，撂了一句话就走了。结果第二天就在公堂上将我打得死去活来，还要夹我手指。那一刻，我差点儿就怀疑你是不是也变成一意邀功请赏的昏官了。”

朱骥正色道：“这也是不得已，我担心隔墙有耳，所以才事事小心，我既信得过杨匠官，我相信杨匠官也信得过我。至于公堂上动刑……”

杨埙道：“这我倒是理解，对手如此厉害，安排下如此天衣无缝的陷害计划，不将戏码做足，怎能引他上当？”与朱骥相视一笑。

一旁孙忠很是感动，站起身来，道：“二位如此心照不宣，肝胆相照，那我更要配合好好演一场戏了。”

忽扬手扇了朱骥一巴掌，怒道，“明明是屈打成招，还要将人锁成这样，不是有意弄死他，好杀人灭口吗？”

又走进去拉开牢门，朝外叫嚷道：“大家听好了，给我老头子作证，锦衣卫长官朱骥不准人探视犯人，还要弄死杨埙，杀人灭口……”

朱骥忙道：“这里是诏狱，请孙国丈小点儿声。”

孙忠道：“怎么了，我连登闻鼓都敲了，在这里喊几句话还不行？”

朱骥大感头疼，换作旁人，还能命校尉直接拿下，可对方是国丈，又一把年纪，决计不能动手，只好问道：“孙国丈要入狱探望杨埙，我已经破例应允了，您老人家还想要怎样？”

孙忠道：“新皇帝不是说了吗，锦衣卫要重新彻查此案，务必以真相大白天下。既有冤情，就表明杨埙还不是死囚，先把重枷去了。”

今晚当值的副千户白琦亦跟来了大狱，见长官很是难堪，忙上前低声劝道：“孙国丈不是普通人，他敲了登闻鼓，皇帝接报后却将案子又发回锦衣卫，摆明不给他面子，他心中气不过，今晚铁了心要来大闹锦衣卫。不如先听他的，先打发他走再说，免得弄得人尽皆知。”

朱骥便顺势道：“那好，就听孙国丈的。来人，去了杨埙的死囚大枷。”又赔笑道：“孙国丈，这里寒气重，您老小心身子，我先陪您上去。关于杨埙的案子，您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出来，咱们慢慢商议。”

大枷戴上不易，通常要用锤子击打楔子，才能固住，脱下亦十分困难，得用大斧劈开枷板。死囚牢房狭小，难以展身。副千户白琦听长官下了令，便命校尉将杨埙架出来，带去狱厅脱枷。

刚到狱厅，巡城御史邢宥便引人抬着一副担架进来。邢宥道：“朱指挥，我正找你。”

朱骥见担架上躺着一个人，随口问道：“他是谁？”邢宥道：“是个死人。”

原来最近京师内外盗贼蜂起，景帝朱祁钰为此不得不下诏道：“擒获者不分首从，俱处以死；能自首或自陈同盗者免罪，仍给以不自首者家赀之半。”

尽管如此，仍不能平息，是以官民人人警惕。就在不久前，有人欲往运河中抛尸时，被一警觉的船夫看到，以为是强盗，遂高声叫喊了起来，惊动了附近的巡城御史邢宥，忙引兵来捉。那两人丢下尸体，竟只凭两柄匕首，便杀出官兵包围圈，然后趁夜色逃脱。

朱骥细细一看，才见那死人已是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不禁皱眉道：“既是如此，邢御史将尸首交给兵马司处置即可，为何还绕远道抬来锦衣卫？”

邢宥道：“我跟两名贼人照了面，虽然只有微弱的灯火照亮，但还是能认出他们就是之前闯入兵部盗取机密文书的一男一女。”

数月前，有一男一女假扮军士混入兵部官署，虽被漆匠杨埙撞破，但仍然成功盗走了机密文书《军资总会》。之后二人还曾闯入蒋骨扇铺，欲杀知道其相貌的杨埙灭口。后虽全城贴出图形告示，也只侥幸寻回了《军资总会》，始终未能将二人擒获。官府以为二人早已趁瓦剌军进击时逃离了北京，不想今晚巡城御史邢宥竟意外在运河边上遇到了二人。

邢宥又道：“这就是那对男女欲抛弃的尸体，我猜他多少跟二人有所关联，所以才抬他来锦衣卫。”

朱骥本已放弃追捕那对男女贼人，料不到忽然又有线索出现，忙道：“孙国丈还在这里，邢御史稍等我一下。”

邢宥日夜忙于巡城捕盗，尚不知道蒋鸣军命案，见杨埙被架在一旁脱枷，好奇地问道：“杨匠官犯了什么事？”朱骥道：“说来话长。”

一旁孙忠亲眼见到杨埙身上的大枷脱下，这才略感满意，又指着朱骥的鼻子道：“我以后每天都要来看望杨埙，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再去敲登闻鼓告御状。”

朱骥道：“是，是，我当面向孙国丈保证，绝不敢亏待杨埙。我这里还有公务。白千户，你代我送孙国丈出去。”

白琦应了一声，引着孙忠出去。

校尉正待押解杨埙回牢房，杨埙忽指着担架上的尸体道：“我认得这个人。”

朱骥与邢宥交换一下眼色，登时大喜过望，忙命校尉扶杨埙过来，道：“杨匠官可看清楚了，你当真见过这个人？”

杨埙却又摇头道：“没见过。”

邢宥奇道：“杨匠官刚刚不是还说见过他吗？不妨再仔细看看，他被人痛打过，脸有些变形了。”

杨埙道：“我说我认得，没说见过。认人不一定要靠眼睛，我闻过这个人，他身上有股独特的狐臭味儿，隔老远便能闻见。”

邢宥低头猛吸一口气，道：“好像是有一股子骚味，是不是尸臭？”

一旁有名叫李立的狱卒插口道：“天气冷得这般厉害，泼水成冰，这个人死了还不算久，应该不会有尸臭。况且尸臭也不同于狐臭。”

朱骥道：“你叫李立，对吧？我记得曾跟仵作伍汉学过验尸，那你过来闻闻，看是什么臭味。”

李立走过来，小心翼翼地伏下来，往尸体周围嗅了一遍，起身告道：“肯定不是尸臭。至于是不是狐臭，小的就不知道了。”

杨埙很是不屑地道：“你们还怀疑漆匠的鼻子吗？”

邢宥道：“杨匠官可还记得在哪里闻过这个人？”

杨埙“嘿嘿”了两声，摇头笑道：“说不得，说不得。”

朱骥上前一步，低声道：“怎么，杨匠官有意不说，是要报复我白天动刑拷打于你吗？”

杨埙笑道：“当然不是，而是我若当众说了出来，就等于证明你朱指挥屈打成招，刚刚了结的是一桩错案冤案。”

朱骥骇然而惊，转头看了一眼尸体，问道：“他……他跟……”

杨埙笑道：“那个死人，就是绑架我的朱公子的手下。”

朱骥闻言一怔，微一凝思，退开几步，低声与邢宥商议了几句，遂命道：“来人，开了杨埙手足镣铐。他有关于男女贼人的重要线索，那件案子事关兵部机密，应优先办理，先准许杨埙戴罪立功。”

进来官署，朱骥屏退侍从，只留邢宥、杨埙二人，先对邢宥说了详细经过。邢宥这才知情，奇道：“杨匠官当真受过二十杖吗？我看你似乎没什么事啊。”

杨埙笑道：“这当然是朱指挥命人做了手脚。只不过有外人在时，我得装出伤重不能行走的样子。但适才我戴着重铐大枷可不是假的，若不是孙国丈出面，怕是我现下还被锁在牢房中，一动不能动呢。”又叹道：“真是僵卧牢房不自哀啊。”

邢宥笑了一笑，又问道：“我带回来的尸体，杨匠官能肯定就是其中一个绑架者吗？”

杨埙道：“朱公子用刀划伤我的脸的时候，就是那有狐臭的人站在我身后，一只手勒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按着我的头，我死都记得他的气味。”

邢宥道：“果真就是朱公子手下的话，又跟那男女贼人有什么关系呢？”

杨埙道：“那有狐臭的人成了那副模样，比我还要凄惨，显然经过拷打折磨。如果不是结下了私人恩怨，凶手有意令他多受苦楚，便是要从他口中盘问什么。”

朱骥道：“那对男女贼人之前闯入兵部时已露了形容，被全城通缉，抛头露面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们捉住那有狐臭的人加以折磨，之后又冒险弃尸，应该不是为了复仇。莫非他们也想从朱公子那里得到什么？”

杨埙道：“这下不是更好了，两件案子合二为一，只要我们追捕到朱公子一伙，便可以顺藤摸瓜，将以前那件断了线的无头案子接起来。”

邢宥道：“朱指挥不惜对杨匠官用苦肉计，预备如何追捕朱公子一伙呢？”

朱骥道：“我已经派了精干人手，日夜监视相关嫌疑人。等摸清对方底细后，便可立即拉网搜捕。”

邢宥道：“既已有了嫌疑人，朱指挥为何不将他秘密捕来审问？以锦衣卫的手段，应该有办法让他开口。”

杨埙笑道：“这我绝对相信。朱指挥手下能人甚多，有个千户见我挨了二十杖还不肯招，立即出主意，要用刑具夹我双手。我是手艺人，这可绝对是我的软肋呀，于是不得不屈服，按照朱指挥的授意胡乱招供了一通。”

朱骥颇为尴尬，只道：“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任何凭据指证对方，万一他抵死不认，或是如杨匠官所言，胡乱招供一通，甚至牵连无辜进来，那事情岂不是要糟？”

邢宥道：“那好，就按朱指挥的计划来。对了，要不要重新发出那对那女贼人的通缉告示？”

杨埙笑道：“关于这个，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不如将那具尸体连夜交给地方官府，顺天府也好，兵马司也好，明日让他们公开招领无名尸体，并以杀人罪名通缉那对男女贼人。如此，朱公子便知道手下遭了旁人毒手，就算不立即报复，也应该会有所行动吧。”

朱骥拍手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预料在蒋鸣军一案公告前，朱公子一伙肯定会按兵不动。若是将朱公子手下尸体抛出去，或许能就此激怒他，引诱他出动人手，寻找仇家。”

三人商议一通，朱骥仍命校尉将杨埙押入牢房囚禁，自己与邢宥分头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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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冰霜历尽

他打算坐等时机，只要等到太子朱见深即位，杨家的富贵自然滚滚而来。可惜事与愿违，他看到了远处，却看不到更高处。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后，已领悟到臣民不过是皇权下的蝼蚁，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对天子有本能的畏惧，卑贱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

北风吹，吹我庭前柏树枝。

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

冰霜历尽心不移，况复阳和景渐宜。

闲花野草尚葳蕤，风吹柏树将何为？

北风吹，能几时？

——于谦《北风吹》

击打登闻鼓非同小可，次日，国丈孙忠大闹锦衣卫诏狱之事便传遍北京。京城市井最好谈论这种跟宫廷沾边的事，立即引发了热议。人们关注的不是杨埙杀人案本身，而是背后是否有什么意味——

譬如一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国丈为何要突然去击打登闻鼓，是不是对新皇帝朱祁钰抢了外孙英宗朱祁镇的皇位不满，假意借漆匠杀人案擂鼓泄愤？

又譬如孙忠称杨埙杀人案有冤，让主审的锦衣卫代长官朱骥下不来台，是不是针对朱骥的岳父，也就是目下炙手可热的兵部尚书于少保于谦？须知若不是于谦极力主张立朱祁钰为帝，孙太后本是主张立宣宗亲弟襄王朱瞻墡的。

再譬如此案未经三法司即由锦衣卫审结，本已不合规矩，为何明景帝朱祁钰接到击鼓奏报后，又将案子发回锦衣卫重审？如果锦衣卫推翻原判，不等于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天下又哪有这样的事！朱祁钰此推诿之举，分明是给了孙忠一个软钉子。太上皇人还在漠北北狩，宫廷争斗已然拉开序幕，后面还会有什么精彩好戏上演？

当日退朝后，朱骥被单独召进便殿。明景帝朱祁钰看起来有些垂头丧气，大概是昨晚没睡好的缘故。他直截了当地问道：“杨埙那件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朱骥道：“回陛下，杨埙一案，审结的卷宗已呈报御案。目下正打算遵从陛下圣旨，重新审理。”

朱祁钰道：“我……朕只是为了应付孙国丈，不得不那么说。嗯，这件案子既牵涉了凝命宝，还是尽快了结，只要别闹得满城风雨就行。”朱骥道：“是，臣遵旨。”

朱祁钰打了个大大的呵欠，遂挥手道：“你退下吧。”起身扶了内侍的手，转入内堂。

司礼监宦官张永送朱骥出来，皮笑肉不笑地问道：“朱指挥，皇上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张永新近才入司礼监，权势地位不及老宦官金英、兴安等，但其人一直在郕王府听差，是朱祁钰心腹，目下郕王成了皇帝，他也跟着一飞冲天，金英、兴安等人自知无力争宠，也不得不让着他，就跟当年王振仗英宗之势凌驾于朝堂的情况类似。

朱骥对宦官干政素来反感，但也不能得罪对方，只道：“明白了。请张司礼转告皇上，臣自有办法应付。”

张永道：“朱指挥是于少保爱婿，前程无量。办好了这件事，皇上一定重重有赏。”

朱骥拱手道：“朱骥身为朝廷命官，吃的是皇粮，为圣上办事理所当然，不敢奢望赏赐。”

回来官署，朱骥尚未坐下，百户逯杲便进来禀报道：“下官奉命率人跟踪京军神机营军士方大明，他今日请假出营，去了蒋骨扇铺附近，但只转悠了一圈，什么人都没见，便回了军营。不过他入营不久，有个平民男子模样的人便到军营指名找他。二人在军营大门前嘀嘀咕咕了一番，来人交给了方大明一袋东西。从方大明掂量的手法来看，应该是一包金银。方大明接了东西就进营了。下官留了人在军营继续监视，自己亲自去跟踪那男子，一直跟到观音寺附近的一处民宅。那男子进去后再未出来，倒是不久后又有另外两个人匆匆出来，往南北分头去了。下官已经在观音寺附近也安排了人手监视。特来请示朱指挥，下一步该如何做？”

朱骥思忖片刻，道：“这样，你派人将方大明诱出京营，秘密逮捕审问。嗯，不过不要直接带来锦衣卫官署，先暂借东厂的地方吧，我一会儿也赶去那里。记住，一定不要让旁人发现这件事。观音寺那边，再派一些得力人手过去，全部换上便衣，不要暴露形容。”

逯杲应了一声，匆匆出去办事。

朱骥又命校尉从大牢提出杨埙，卸掉手脚镣铐，递给他两根拐杖，道：“本官目下要办兵部文书失窃案。杨埙，你既是知情者，又认得男女贼人，便准你暂时留在我身边做帮手。若是能抓住贼人，我会替你向圣上求情，请求从宽发落你的杀人罪名。”

杨埙试了试拐杖，道：“还算称手。”又笑道：“朱指挥宁可放出我这个被定了杀人罪的罪犯，也要捉拿男女贼人，看来男女贼人比我有价值多了。”

朱骥喝道：“少说废话。来人，备马。”正预备带着杨埙赶去东厂，忽有校尉引着蒯玉珠进来。

朱骥昨晚歇宿在官署，未曾归家，这才想起吴珊瑚生辰一事，忙上前问道：“昨晚珊瑚的寿宴可还热闹？”

蒯玉珠道：“还不错。不过珊瑚吃坏了肚子，卧病在床，她指名要见你。”忽转头看到杨埙也在一旁，便道：“还有他。”

杨埙道：“珊瑚娘子指名要见朱指挥和我吗？”蒯玉珠道：“是啊，怎么，请不动你们二位大驾？”

朱骥为难地道：“我目下有公务在身，杨埙更是重囚身份……”

蒯玉珠本来还算和颜悦色，忽然发怒道：“珊瑚说了，今日你不去，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朱骥大惊失色，问道：“珠娘说什么呢？珊瑚她到底怎么了？”蒯玉珠道：“珊瑚快要死了。”

朱骥“啊”了一声，不及多思索，转身走到杨埙面前，道：“我现下赶去吴府，你不能跟着我。来人……”

杨埙不愿意再回牢房，忙道：“我怎么不能去？我跟珊瑚娘子也很熟，她既然病危，我怎么着也得见她一面。再说了，我又不会逃走，你朱指挥武艺高强，我能逃得了吗？实在不行的话，你让人将我绑起来好了。”

蒯玉珠连连催促，朱骥只得勉强同意。杨埙坐了蒯玉珠的车子，朱骥自己带了几名校尉骑马跟在后面。

快到蒯府时，杨埙悄声问道：“苏台是不是还住在你家里？”蒯玉珠点了点头。

杨埙道：“那她……她是不是认为是我杀了她哥哥？”

蒯玉珠道：“你都当堂认罪了，还问旁人做什么？”杨埙道：“这个不一样。旁人怎么看我不管，我只在乎苏台怎么想。”

蒯玉珠道：“我觉得苏娘内心深处是不相信的，但人人都说你杀了人，理智又迫使她相信。杨大哥，我知道你杀死蒋鸣军，也只是为了要跟苏娘在一起，她对你的心意，其实并没有因她哥哥的死而改变。要不然你和苏娘一起逃走吧。我一会儿帮你拖住朱骥和他手下校尉，你直接去我家里接上苏娘逃走。”

杨埙苦笑了一下，道：“就算苏台肯跟我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再说了，我也不希望苏台受我牵累。”

一进来吴珊瑚闺房，便闻见一股药草气，混杂着浓烈的脓血味。朱骥不由得惊悔交加，忙奔到床榻边，道：“珊瑚，我来晚了！实在抱歉，我昨晚……”

忽见那躺着的人并不是吴珊瑚，而是一名男子，虽则形容憔悴，却分明是吴珊瑚的兄长吴瑾。

朱骥一时愣住，结结巴巴地问道：“吴大哥，你……你还活着吗？”

吴珊瑚在背后接口道：“是我哥哥指名要见你。昨晚我的生日寿宴，只是个幌子，偏偏骥哥哥还没来。”

朱骥道：“抱歉了，我昨晚临出门时……”

吴珊瑚道：“骥哥哥不必解释了，你内兄于康于公子昨晚已经将缘由解释清楚了，还代你致歉。”

朱骥很是惊讶，问道：“我内兄于康亲自来了？”吴珊瑚道：“是啊，他说要替骥哥哥赔礼，非得亲自来不可。”

她自与朱骥闹别扭后，一直称呼他官职，显得极为冷淡生疏，忽然又改回了小时候的称呼，显然是已经释怀了。

朱骥惊诧异常，只是一时不及多问，问道：“吴大哥怎么了？”

吴珊瑚道：“他是从瓦剌军中逃回来的，受了重伤，一进门就晕倒，说什么有内奸，不能张扬，只指名要见你。”

朱骥道：“你为何不早点明说？”吴珊瑚道：“哥哥不让明说，说京城有许多瓦剌人的奸细，有的官职还不小。”

朱骥愕然道：“什么瓦剌人的奸细？”

吴珊瑚道：“好像是说朝中有人跟瓦剌勾结，阴谋造反，双方约定成功后平分江山，跟当年南宋、金国南北分治一样。”见兄长睁开眼睛，清醒过来，便道：“骥哥哥还是直接问我哥好了，我在中间传话，也传不清楚。”随即走到门边，问道：“听说杨匠官杀了蒋鸣军，是真的吗？”

杨埙哈哈笑道：“真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

吴珊瑚道：“那不叫恶事。我以前就听哥哥提过，蒋鸣军为了自己的富贵前程，要将妹妹嫁给上司做填房。现下他上司死了，又要拿妹妹去换药。虽说杀人不对，但我心底里还是支持杨匠官的。”往后看了一眼，见朱骥正与兄长专心说话，便压低声音道：“不然这样，我和玉珠掩护杨匠官逃走，你到隔壁找到苏娘，一道远走高飞吧。”

蒯玉珠道：“我早提过这建议啦，他不愿意。”

吴珊瑚奇道：“这是为什么？”杨埙道：“二位娘子好意我心领了，只是我……”

朱骥忽招手叫道：“杨匠官，你过来。”

杨埙便双手一摊，假意苦笑道：“就算我想逃，朱指挥看得这么紧，我也没机会。”走过去招呼道：“吴将军，你可还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吴瑾很是虚弱，只勉力道：“多谢。”又道：“杨匠官，你聪明绝顶，料事如神，我早已领教。还望你助朱老弟一臂之力，找出内奸，揭破敌人阴谋……”

他在逃跑时受了箭伤，又一路颠沛流离，伤口已感染化脓，伤势严重，已是奄奄一息，每日大多时间都处于昏迷中。适才有所感应，苏醒过来，将事情经过告知朱骥后，已耗尽了全身气力，再对杨埙一番嘱咐，话未说完，便晕了过去。

朱骥忙叫道：“珊瑚，快，快叫大夫。”

吴珊瑚走了过来，道：“大夫早看过了，说是伤太重，没有法子医治，能否活下去，全靠哥哥造化。”

自从办完伯父、父亲、兄长丧事后，她已经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不再徒然流泪。兄长的意外回归，于她是个惊喜，虽则极可能会再度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总还是感激上苍的怜悯，给了一线生机，是以能平静对待。她上前帮兄长拉好被子，又问道：“我哥将事情对骥哥哥讲清楚了吗？”

朱骥点了点头。吴珊瑚道：“那就好，骥哥哥，你去办正事吧。我哥拼死逃回来，就是要将这些话带给你，你一定要完成他的心愿。”

朱骥道：“放心，我一定会找出内奸，查明真相。”又借了蒯玉珠的马车，好让杨埙乘坐。

杨埙道：“朱指挥，我想到隔壁蒯家看下苏台。”

朱骥虽然着急赶去东厂，但想到杨埙与蒋苏台倾心相恋，人到门前，却不让他进去见爱人一面，未免太不近人情，便道：“那好，我陪你去。”

二人来到绣楼前，朱骥等在门口，让杨埙自己进去。蒋苏台正倚坐在窗下制扇，听到脚步声，只以为是蒯玉珠回来，头也不抬地问道：“珠娘不是说今晚要陪珊瑚的吗？”

杨埙轻声道：“是我。”

蒋苏台“啊”了一声，丢掉扇子站起来，颤声问道：“你……你是逃出来的吗？”

杨埙道：“不是，我随朱指挥出来办事，来看看你，说上几句话，我就得跟他走。”

蒋苏台瞬间便已泪流满面，有满腹的话语想对爱人说，可偏偏什么都说不出来。杨埙柔声道：“好了，不要哭了，都怪我不好。”

蒋苏台摇了摇头，走到门前，叫道：“是朱指挥在那里吗？请进来，我有重要的话对你说。”

朱骥不明所以，仍然走了过来，见蒋苏台瘦得厉害，便劝道：“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娘子节哀顺变。”

蒋苏台急切地道：“朱指挥，我知道杀死我哥哥的真凶是谁。”

朱骥和杨埙均吃了一惊，异口同声地问道：“你知道？”

蒋苏台点了点头，道：“但我只能说给朱指挥一个人听。”

朱骥闻言便走得近些，问道：“到底是谁？”蒋苏台道：“是……”顺手抄起一旁花架上的铜瓶，狠狠砸在朱骥额头。朱骥哼了一声，晃了两下，便软倒在地。

杨埙愕然无比，问道：“苏台你这是做什么？”奔过来扶起朱骥，叫道：“朱指挥！朱指挥！”

蒋苏台催道：“杨大哥，你快些逃走吧。”杨埙惊道：“什么？你打晕朱骥，就是为了让我逃走？”

蒋苏台哭道：“你杀了人。我哥哥毕竟是神机营将校，朝廷不会放过你的，一定会让你偿命。你还是快些走吧。”

杨埙遂起身问道：“如果我逃走，你肯跟我走吗？”

蒋苏台已是泣不成声，道：“我……我不能……”

杨埙问道：“为什么不能？”忽有所警觉，摸了摸脸上的刀伤，问道：“莫非是因为我毁了容，实在太丑了？”

蒋苏台哭道：“不……不管杨大哥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嫌弃你。可你……你杀了我哥哥……我怎能再跟你在一起？”

杨埙闻言，神情登时黯然下来。

大门外校尉久候不至，进来查看究竟，见楼中起了变故，立即上前将杨埙、蒋苏台擒拿住。

一名校尉上前叫道：“朱指挥！朱指挥！”

朱骥只是暂时晕厥，很快便清醒过来。他自己爬了起来，抚了两下额头，道：“没事……我没事……放开他们两个。”看了蒋苏台一眼，摇了摇头，命人带杨埙出去。

蒋苏台哭得软倒在地，杨埙虽然心痛无比，却无可奈何。

朱骥也不骑马，与杨埙一道坐在马车中，方便商议事情。他见杨埙闷闷不乐，很是好奇，道：“为了让杨匠官逃走，蒋苏台不惜打晕我，这还不足以说明她对你的情分吗？你该高兴才是啊。”

杨埙叹道：“可她不肯跟我走，认定是我杀了她哥哥。”朱骥道：“那么多证据、证人指向杨匠官，蒋苏台怀疑你也是正常的呀。”

杨埙道：“可朱指挥你从一开始就相信我没有杀人。”

朱骥道：“那是因为我听了杨匠官的解释，而蒋苏台没有听到你叙述的经过。如果她听了，一定会选择相信你。”

杨埙狐疑问道：“真是这样吗？”朱骥道：“两个相爱的人，一定不要相互猜忌，心存芥蒂，事情说开，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杨埙呆了一呆，细细思量了一回，才道：“有道理。朱指挥，你这人倒真是个难得的朋友，承教了。”

朱骥道：“这是我过世的岳母教给我的。她是个明理又睿智的妇人，可惜我娶璚英仅一年，她老人家便过世了。”

杨埙道：“听说于夫人在世时，于少保跟她很是恩爱，可谓互敬互爱，相敬如宾。”

朱骥道：“我岳母在世时，岳父别无侍妾。岳母过世后，岳父立誓终身不复娶。”

杨埙很是感慨，道：“当今达官贵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于少保可真是难得的奇男子。”

朱骥叹了口气，道：“我们还是说正事吧。”

杨埙道：“是吴瑾带回来的消息吗？”

朱骥点点头，大致说了事情原委。原来吴瑾早在土木堡之变前便因断后拒战失利做了瓦剌军的俘虏。瓦剌人知道他是蒙古族人，倒也没有太为难他。

吴瑾亲眼见到伯父和父亲惨死，痛不欲生，起初也想一死了之，然不几天即听说英宗皇帝也做了俘虏，起初全然不能相信，后来得到确切消息后，又伤心又难过，遂决意先忍辱偷生，设法营救皇帝。但英宗皇帝一直被囚禁在也先弟弟伯颜帖木儿的军营，他则被押在也先的军营，虽也曾远远见过英宗皇帝被带到也先大营，但瓦剌军防范极严，始终没有机会靠近。

吴瑾既是蒙古族人，会说流利的蒙古语，瓦剌军对他的防范当然要松懈得多。他被分配做喂马之类的杂役，除了不得出营外，倒也能随意走动。

这一日，吴瑾见到英宗皇帝朱祁镇被带进也先的大营，片刻后即奔跑出帐，找了个角落痛哭起来。吴瑾不明所以，忙上前问安抚慰，又告道：“陛下，目下你身边无人看管，是逃走的大好良机。陛下设法赶去东边营门，我去盗两匹马，在那里与陛下会合。”

看到吴瑾后，朱祁镇反而不顾皇帝尊严，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得更加厉害。

这时候，也先等人跟出帐来。吴瑾才知道明廷在重臣于谦等人主持下，已立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为帝，朱祁镇已被遥尊为太上皇，成了大明朝多余的人。也难怪他会如此心灰意冷、痛哭流涕了。

吴瑾当时也是惊异得骇住，以为也先会就此杀了不再是奇货可居的太上皇朱祁镇。然也先显然不是有勇无谋之辈，居然带着朱祁镇大举攻明，一路势如破竹，竟逼至京师北京城下。只是此时吴瑾已被押送回蒙古本部，竟无缘得见著名的北京保卫战。

瓦剌兵败北京后，也先在蒙古诸部中的威信大大下降。蒙古可汗脱脱不花亦蠢蠢欲动，意图夺回实权。也先对此心知肚明，急需一场大功劳来威服众人。他甚至还主动请教过吴瑾，只不过为吴瑾婉言拒绝。

隔了不久，吴瑾见到曾随侍英宗皇帝的太监喜宁匆匆走进也先大帐。他早知喜宁投降了瓦剌，怀疑对方有什么阴谋，便假意为也先爱马添加马料，慢慢靠近大帐。忽见瓦剌军士又引着一人进了大帐，那人虽然头戴笠帽，遮住了脸庞，却分明是一身明人的打扮，穿的既是平民衣衫，当然不可能是大明使者。吴瑾遂附到帐布上偷听，虽然不是特别清晰，倒也听了个大概——

那明人打扮的人是某位朱公子派来的使者，朱公子正在北京密谋夺取皇位，想请瓦剌出兵配合，如此里应外合，共夺大明江山。

起初也先对使者不大恭敬，称朱家是真龙天子，天命所归。使者这才说明他家主人亦是姓朱，且是太祖皇帝嫡长玄孙，即建文帝朱允炆之孙，远比明英宗朱祁镇、明景帝朱祁钰更有资格继承皇位。也先不懂明朝历史。太监喜宁大致讲了明太祖朱元璋嫡长子朱标早逝，朱元璋遂按礼法将皇位传给朱标长子朱允炆，即建文皇帝。但明太祖第四子朱棣窥测皇位，妄称自己也是马皇后所生嫡子[1]，发动靖难之役，以武力从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其实朱棣只是庶子，根本没有继位资格。而当今大明皇帝朱祁钰生母更是明宣宗亲叔汉王朱高煦的侍妾，出身低贱，太上皇朱祁镇亦并非太后孙莼之子，而是地位卑微的宫人所生。当年喜宁亲兄长随内使喜安即因不小心露了口风，而被孙莼以诽谤罪名处死。

也先听过喜宁的一番解释后，才知大明所谓的真命天子也是靠刀枪夺来的，而派来使者的朱公子在中原传统礼制上远比朱祁镇、朱祁钰更有资格做皇帝，大为高兴，当即同意与朱公子结盟。朱公子使者称已经在朝中笼络了许多文武大臣作为内应，边关亦有重将愿意为他所用。喜宁则告知他在宫中要害部门尚有不少亲信，可以为朱公子所用。

吴瑾在帐外听到后，大为焦急，但不及细听起兵时间和计划，便发现巡逻卫士走了过来，只得走开。

当夜，吴瑾设法逃出也先营地，赶去伯颜帖木儿营地，假扮是也先派来的使者，竟顺利见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吴瑾将偷听到的计划告诉了朱祁镇，甚至连喜宁称皇帝不是孙太后之子一事也未隐瞒，又预备带同朱祁镇一起逃走。朱祁镇尚未从被退位为太上皇的巨大失落中走出来，只一言不发。

还是皇帝身边的锦衣卫校尉袁斌道：“瓦剌人看管皇上甚严，一起逃走极难。就算能逃出营地，瓦剌发现后亦会派重兵追赶。不如吴将军独自逃走，将也先和朱公子联盟的阴谋禀报朝廷，让他们及时提防。”

吴瑾见朱祁镇也无异议，只得同意。拜别前，朱祁镇只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话，道：“一定要杀掉喜宁。”又命袁斌送给吴瑾一些财物，均是瓦剌人进献的，让他当作路上盘缠。

吴瑾顺利出营，然走不多远即被巡逻队发现，一路追赶。他中了两箭，但策马狂奔之下，竟由此甩脱了追兵。

吴氏祖孙三代均为大明戍边，吴瑾对九边防守状况极为熟悉。他在也先帐外听到朱公子使者称有诸多大臣与边关重将为佐助，虽不知真假，但为保险起见，仍未按照惯例去求助戍将，只装成普通百姓，由大同缺口入塞，独自赶往北京。

他重伤在身，一路颠簸，几度昏倒，全靠顽强的意志力支持，直到快进北京时，才雇到了一辆大车，驰进城中吴府时，人已昏迷了过去。

杨埙听完经过，当即笑道：“朱指挥不必如此忧心忡忡，那朱公子使者一定是夸大其词。”

吴瑾口中的“朱公子”，一定跟绑架并陷害杨埙的是同一个人。他既因那张印有玺印的皱纸找上杨埙，表明他其实就是聘请裱褙匠人潘舍伪造凝命宝的主谋，那么他也一定不是真的建文帝太子朱文奎的后人，因为朱文奎的后人无须伪造凝命宝。既然这个人只是个冒牌货，最近还在用“皇统回归建文帝”之类的谣言制造舆论，不惜引起官方瞩目，又怎么会已经得到了朝中文武大臣和边关重将的支持呢？

朱骥这才恍然大悟，道：“是了，朱公子果真取得那么多大臣支持的话，一定会暗中行事，好先发制人，出奇制胜，绝不会事先大肆声张。”

杨埙笑道：“只有实力不够的人，才会虚张声势。况且那使者不夸大其词，怎么能取得瓦剌太师也先的武力支持？”

朱骥道：“但喜宁原是宫中太监，且自幼进宫，时日不短，他称有亲信在朝中，怕是不假。”

杨埙笑道：“喜宁只是个太监，他在宫中得势时，奉承他的人自然多。但这些人均是墙头草之辈，瓦剌军强势时，也许有人为后路着想，勉强与喜宁通气。而现今瓦剌兵败退出塞外，也先在蒙古部落中威信大大下降，霸主地位亦岌岌可危，谁还会理睬一个叛徒呢？不必理会喜宁的那套朝中有亲信的说辞。”

朱骥因为事关重大，不敢擅断，先到兵部官署，将吴瑾之言禀报给兵部尚书于谦。于谦居然也是跟杨埙一样的看法，道：“朱公子使者和喜宁之语均不足为虑。而今京师人心尚未安定，不宜大张旗鼓地追捕叛贼，除非有真凭实据，不然不能随意捕人讯问，以免人心惶惶。”

朱骥应了一声，出来兵部，正好遇到巡城御史邢宥。

邢宥忙告道：“有人到兵马司认领了昨晚那具尸首。”

朱骥忙问道：“认尸的人是谁？”邢宥道：“是观音寺的僧人。说是有无名施主托付他们来认领尸首，好好安葬。”

朱骥闻言，与杨埙相视而笑。

邢宥奇道：“怎么，你们二位已经知道了？”

朱骥点了点头，道：“那朱公子老巢应该就在观音寺一带，我已经派了人手监视，但目下还需要证据。邢御史，我们分头行事，我和杨埙去趟东厂，你点齐一队人马，在东城兵马司等我。”

那新升任百户的逯杲极为能干，早已带人将神机营军士方大明捕获，见朱骥进来，忙奉上一个钱袋，告道：“这便是之前那人交给方大明的东西，下官曾亲眼见过，里面全是金子。”

杨埙惊叫了一声，道：“全是金子吗？似乎不少啊。这么大手笔，只为买通方大明陷害我吗？”

朱骥也不打开，只略微掂量了一下，便将钱袋递还给逯杲，命他回去后上交库房，又问道：“方大明人呢？”

逯杲道：“吊在东厂大狱的刑房中。”又告道，“下官派手下偷袭方大明后，随即用药迷晕了他。他不知道是我们锦衣卫捉了他，也不知道目下他人在东厂。”

朱骥点点头道：“这件事，你办得很好。”

来到刑房，果见方大明被剥了铠甲戎服，只穿着贴身内衣，反吊在梁下。他眼睛蒙上了厚厚的黑布，口也被破布塞住，只“呜呜”挣扎着。

朱骥正待上前盘问，杨埙拉住他，低声道：“让我来试试。”

朱骥微一踌躇，即点头同意。杨埙走过去，伸手挖出方大明口中麻布，粗着嗓子问道：“你是叫方大明吗？”

方大明接连“呸呸”两声，怒道：“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太岁头上动土！可知道我是京军神机营的？快些放我下来，不然等我的同伴到了，拿神机铳将你们全部轰死，一个不留。”

杨埙笑道：“跟瓦剌对仗时，怎么不见你那么神勇？还一个不留呢。”

方大明双眼被黑布蒙住，看不到周围情形。他见对方不吃自己那一套，徒然挣扎了两下，只好问道：“你是谁？为什么捉我？”

杨埙道：“我只是个想发财的人。今日我在市集上看到一个人拿金砂付账，似乎是个有钱的主儿，便一路跟着他。不想还未寻到机会下手，他人到了军营，将一个钱袋交给了你老兄。虽说你是京营的人，不大好惹，可我和兄弟们要吃饭，总不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我们向门前军士打听到你的名字，再设法将你诓骗了出来。”

方大明闻言反而长舒一口气，道：“原来只是京城的盗贼……哦，不，原来只是道上的好汉，我还生怕你们是锦衣卫呢。”

杨埙道：“我们要是锦衣卫倒好了，锦衣卫一直死死追着我们兄弟不放呢。听你老兄的语气，怎么，锦衣卫也要捉你？”

方大明不愿意多提，只道：“好汉既已搜去我身上的钱财，算是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这就请放我走吧。”

杨埙道：“那怎么行？你刚才还说要带着神机营同伴拿神机铳将我们全部轰死呢。我们已经惹毛了锦衣卫，再惹上神机营，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抱歉啦，老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这也是不得已。来人，这就杀了他……”

方大明忙道：“好汉饶命，有话好说，我刚才只是信口胡诌，当不得真的。”他为了保命，不得不设法套近乎，又道：“其实我跟锦衣卫也是对头。”

杨埙道：“哦，这话怎么说？”

方大明道：“我最近收了人钱，帮人办点儿事，要送一个人进监狱。偏巧这案子是锦衣卫办的，现任锦衣卫长官跟那人交情不错，我还一直担心呢。”

杨埙假装糊涂，道：“你说什么呢，怎么我完全听不明白？你是不是在有意拖延，好等你同伴来救你？”

方大明忙道：“不，我说的是实话。那好，我从头说起。”

多日前，方大明曾去蒋骨扇铺探访过前长官蒋鸣军，其实他跟蒋鸣军关系并不好，不过是上头的命令，不得不去。出来扇铺时，他遇到一个自称朱公子的人，对方邀他到对面酒铺饮酒，打听了一些京营的事。

然前日一大早，忽有人来军营找他，自称是朱公子的手下，当面给了他二两金子，称找他帮个忙，二两金子只是一半酬劳，事成后还有二两金子。对方亦直言不讳，说朱公子跟蒋鸣军和漆匠杨埙有仇，欲趁蒋鸣军受伤瘫痪不能动弹之机，行一石二鸟之计。

方大明听对方语气不善，大约猜到了究竟，便没有多问，反正他的任务只是借口替蒋鸣军带话将杨埙骗去，轻易便能赚到四两金子，相当于四十两白银，等于他好几年的俸禄，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不久后，便有锦衣卫找上门来，要召方大明到公堂作证。方大明虽早猜到朱公子要杀蒋鸣军，再嫁祸给杨埙，但听说兵部尚书于谦亲自过问此案，便开始有些着慌了。然朱公子手下立即给了他二两金子，称只要他按照计划坚持说是蒋鸣军让他去找杨埙的，便还能得四两金子。方大明为利益所驱，便在公堂上一力咬死是蒋鸣军要找杨埙。所幸朱公子的计划十分周密，有意让方大明先去贡院附近向总甲阎英打探杨埙踪迹，阎英又指引方氏去小吃铺，这样一来，阎英和铺主均成为方大明的有力证人，由此顺利过关。

案子审到最后，杨埙当场画押服罪，被打入死牢待决。方大明这才放下心来，回去美美睡了一觉。今日一早醒来，心中惦记朱公子手下许诺的四两金子之事，可他不知朱公子住在哪里，便只好去最初遇到对方的蒋骨扇铺附近转悠了一圈，但没见到人，只能讪讪回营。

原以为那四两金子多半打了水漂，不想不久朱公子手下便找上门来，将金子付给了他。却万万料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早有人盯上了那袋金子。

方大明叙述完经过，又道：“我已经将所有事情都告诉好汉了，只求好汉放了我。那金子好汉自可留着，而且我有把柄握在好汉手中，决计不敢说出今日之事。”

一旁逯杲插口道：“你这袋金子可远远不只四两。”

方大明道：“是，因为朱公子还想要我替他办件事。”

杨埙道：“什么事？”方大明道：“朱公子想约神机营长官见上一见。”

原神机营大半将士已殁于土木堡，新组建的神机营仍是京军精锐，长官由右都督孙镗兼领。在之前的北京保卫战中，孙镗被瓦剌大军包围在西直门外，明军担心瓦剌军趁机攻城，拒绝放孙军入城，孙镗不得不率部血战，若不是总兵官石亨及时赶来营救，只怕要全军覆没。

朱骥已大致猜到了朱公子的用意，闻言大急，问道：“孙都督可答应了？”

方大明道：“孙都督人去了兵部，我尚未见到他人。”忽意识到什么，失声道：“我认得你的声音，你……你不是锦衣卫长官朱指挥吗？”

朱骥见事已败露，干脆上前揭下方大明的眼布，冷笑道：“不错，正是我。快些将事情一五一十地招出来，不然的话……”

杨埙忙上前道：“朱指挥稍候，我还有句要紧话要问。”

方大明认出了杨埙，惊讶得合不拢嘴，好半天才道：“你……你不是被打入死牢了吗？”

杨埙道：“确实是啊，不过我又出来了。闲话少说，你既见过那名朱公子，他可是跟我差不多高，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样子？”

方大明道：“不，朱公子不是什么文弱书生，他看起来很强健，像是会功夫的人。”顿了顿，又道：“不过朱公子身边那个侍从，倒是很像你说的样子。”

杨埙道：“侍从？什么侍从？”方大明道：“我第一次与朱公子在酒铺饮酒时，他身边还跟着个侍从，话不多，偶然开口，人也很客气，看起来像是个读书人。”

杨埙道：“他鬓角这里是不是有颗黑痣？”方大明道：“是啊，你认得他？”随即又狐疑过来，道：“你不是朱公子的仇人吗？该认识他和他身边的人才对。”

杨埙冷笑道：“我不认识什么朱公子，不过那侍从倒是认得。”

朱骥问道：“是他吗？”杨埙道：“就是他。”

朱骥便招手叫过逯杲，命道：“你留下来继续审问方大明，看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我与杨匠官得赶去办事了。”

离开东厂，朱骥先赶来兵部，将方大明一番话禀报给了兵部尚书于谦，又道：“看来朱公子是想利用京营作为起事的主力。”

于谦道：“目下京营多是新募征来的新丁[2]，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确实容易给人造成可乘之机。我会立即赶去京营，将将校召集起来。你尽快带人捉拿朱公子及同党。”

朱骥应命而出，与杨埙赶来东城兵马司。御史邢宥和兵马指挥使徐优早已准备妥当，遂一起往观音寺赶来。

负责监视的锦衣卫校尉见长官亲至，忙上前禀报道：“自逯百户离开后，又有一人进去，但旋即又出来往观音寺去了。后来有僧人出来，去兵马司领了具尸体回来，那人跟过来抬担架，好像很悲伤的样子，但不久便又进了那处宅子。”

朱骥点了点头，下令包围宅子，又将附近所有出口都封住，自己一马当先，先踢门冲了进去。

院子里有两人正蹲在树下调配什么东西，听到动静，本能地去摸兵器，却见兵马司军士已拉开了弓，只得缩回了手，束手就擒。

等到杨埙进来时，短暂的抵抗已然结束。除了两人被杀外，余者皆被生擒，军士在这处前后三进的四合院搜捕出了十七人，反手捆缚后，在院子中跪成几排。

杨埙径直走到一名模样彪悍的男子面前，问道：“你就是朱公子吧？可还记得你在我脸上划的这一刀？”

朱公子哼了一声，道：“我早说该杀了你。”

杨埙指着他身边的人笑道：“这我可就要感谢郭公子了。郭公子，我猜若不是你坚持要用蒋鸣军一案陷害我，我是活不到现在的。”

那男子竟是曾多次光顾蒋骨扇铺，且对蒋苏台也有意的凤阳男子郭信。他低头沉默了许久，才抬头道：“不错，我不该出于私心考虑，我早该杀了你。”又觉得百般不解，道：“我自觉做事周全，不留痕迹，你怎么会猜到是我？”

杨埙笑道：“你做事的确周全，但不可能不留痕迹，世上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我遭人陷害，被指控为杀死蒋鸣军的凶手，那些证人基本上都是真实可信的，只有京营军士方大明一人说了假话。也就是说，方大明是案子的关键。我猜你之所以没有杀死方大明灭口，一是我人还没被处死，杀死证人太过张扬；二是方大明还有用，你正好可以利用他作过伪证这一点来要挟拉拢他入伙。他是神机营军职，刚刚升职做了小头目，能成为你日后谋事的良助。”

郭信道：“难道是官府捉了方大明，他抵挡不住严刑拷问，露了口风？”

杨埙道：“不，在方大明被捕前，我便已经猜到是你了。其实关键还是方大明。”

方大明是重要证人，杨埙是唯一疑凶，但杨埙之前并不认识方大明，二人无冤无仇，只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蒋鸣军。方大明既然在公堂上作伪证，表明蒋鸣军被杀一案，他多少参与其事。但他为什么要杀蒋鸣军呢？就算二人曾有宿怨，蒋鸣军已然瘫痪，再也不能重返军营，他又有什么动手的必要呢？

无利不起早，方大明不会冒着丢掉前程的危险参与其中，除非他能从蒋鸣军之死中得到好处。可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既不可能接管蒋骨扇铺，又不会娶蒋鸣军孤妹为妻。如此，便只剩下了一种可能，他是被人收买了。

收买方大明的人，应该就是杀人真凶了。杨埙刚被朱公子绑架拷问，再醒来时，便倒在蒋鸣军旁边，成为杀人凶手。陷害他的人，显然就是朱公子了。

杨埙已然知悉凝命宝一事，杀他灭口显然是上上之策，朱公子却偏偏为何放过他，还处心积虑要以蒋鸣军一案来陷害他呢？最可能的答案是，朱公子一伙一定能从蒋鸣军之死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但朱公子图谋如此远大，又怎么会将小小的蒋骨扇铺放在眼中呢？他杀害蒋鸣军，多半是出于私人恩怨。陷害杨埙，又是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朱公子明明可以分别杀了蒋鸣军、杨埙，却非要设下嫁祸之计，除了需要一个替罪羊之外，似乎更多的是有意针对杨埙。他有意要令杨埙身败名裂，饱受痛苦折磨而死，这便是极深的难解仇怨了。杨埙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跟什么人结下了这样深刻的梁子。

那日他初入锦衣卫诏狱时，狱卒正在热议太上皇后钱氏原为绝代美人，而今竟为皇帝丈夫哭瞎了一只眼睛，年纪轻轻，实在可惜。有狱卒道：“瞎眼还是幸运的了。如果瓦剌杀了太上皇泄愤，钱皇后无子无女，按例要殉葬。”

狱卒随口一句话，竟提醒了杨埙。他又想到那曾入宫仅二十天便被迫为明宣宗殉葬的凤阳才女郭爱来。当日郭信手持诗笺到蒋骨扇铺请蒋苏台题扇，那诗笺用纸，跟那张试盖了印玺的皱纸，不是一模一样的吗？

郭信听到这里，大为意外，忙问道：“杨匠官竟然知道那首诗是郭爱遗诗？”

杨埙道：“算是知道吧。我也是在宫中做漆时，听宫人随口议论的。”

郭信问道：“那么苏台知道吗？”

杨埙道：“当然知道。她还感慨了许久呢。”

杨埙既从狱卒对话中一念联想到郭爱，势必牵扯出郭信，事情便慢慢清晰起来——

郭信不正是那个有杀害蒋鸣军，又有陷害杨埙动机的人吗？他或许认为寻找血竭无望，或许太想得到蒋苏台，遂想到了这一石二鸟之计，先杀了蒋鸣军，再嫁祸给杨埙。如此，绊脚石被搬走，情敌被铲除，他便能乘虚而入，一举掳获美人芳心。

至于郭信所行大逆不道之事，亦有强烈动机——他既是郭子兴之后，想必不甘心大好江山被郭氏女婿朱氏所拥。而且朱元璋当年杀死郭子兴儿子后才得以完全掌握郭部大权，又谋害了支持郭氏的小明王韩林儿，称帝后视其发家根本红巾军为贼寇，大肆剿灭，跟郭氏实有不共戴天之仇。朱元璋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但仅仅是因为原配发妻马氏是郭氏义女，他摆脱不掉郭氏女婿的身份，郭氏一族已被他诛灭殆尽，根本谈不上恩惠。

然这些都是陈年往事，已经跟郭信隔了几辈人。真正触发他心底深处仇恨的，应该是亲眷郭爱之死。郭爱或许是他的姑姑，或许是他的姊妹，那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竟被迫生殉了已经死去的宣宗皇帝。连蒋苏台这样毫不相干的人，听闻后都难过了很长时间，郭信心中的伤痛可想而知，遂立志复仇，一心图谋颠覆朱氏皇朝。

恰如杨埙所料，郭信有心谋朝篡位，不过他不是什么郭子兴后人，只是凑巧与滁阳王后人郭信同名而已[3]。郭爱是他双胞胎姊姊，相差仅一个时辰，自小感情极好。

朱公子则姓朱名路，是郭爱的未婚夫。当年郭爱因芳名远扬被明宣宗朱瞻基横刀夺爱，征召入宫，朱路虽然伤心，却又怎能与皇帝相争？只能祝福郭爱，愿她得到皇帝宠爱，从此富贵荣华。

然郭爱入宫仅二十天，明宣宗朱瞻基便去世了，郭爱被迫殉葬，临死前以绝命诗交付身边宫女，请她设法寄给远在凤阳的未婚夫。宫女身处深宫，难以与外界交通，那诗自然不可能送达朱路手中。凑巧有识字的太监倾慕诗句凄美，暗中抄录下来。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后，又正好派那太监到凤阳祭祖。那太监因郭爱是凤阳人氏，遂将诗文传给了郭爱的弟弟郭信。

郭信原以为姊姊是思念家乡成疾病故，得到遗诗后，方知姊姊是生殉了皇帝。然天下都是姓朱的，又能到何处讲理？他怒火中烧之下，恨不得立即奔赴京师，一把火将紫禁城烧得干干净净。还是朱路及时将他拦住，称不要冲动，要想报仇，不妨从长计议。

朱路不过是随口安慰，郭信却当真上了心，心道：“我姊姊正当妙龄，却像猪狗一样为姓朱的殉葬。姓朱的拿我姊姊不当人，不过仗着他是皇帝。要想报仇，只有夺了江山，我自己做皇帝。想那太祖皇帝未发家时，也不过是个叫花子和尚，他能做得到，我为何做不到？”

然郭信无权无势，又如何能夺取大明江山呢？思来想去，于是学昔日张士诚[4]发家之道，仗着朱路会些武艺，纠集了一帮亡命之徒为贩卖私茶、私盐[5]。经过数年努力，二人终于积攒了不少钱财，只是距离九五之尊宝座仍遥遥无期。而且郭信行走于民间，深知民情，朝中虽有大宦官王振干政，但民心相对安定，昔日揭竿而起那一套已然行不通了。

凑巧在云贵[6]时，郭信听到建文帝朱允炆假扮僧人逃遁的故事，心中一动：建文帝是太祖皇帝生前指定的继位者，比成祖文皇帝更为正统，若是以建文帝的名义号召起事，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郭信想到这个投机取巧的法子后，便立即让朱路冒充是失踪已久的建文帝太子朱文奎的儿子，并按照太祖朱元璋定制[7]为他改名为朱遵锦，尊称为“朱公子”。但郭信仍然需要凝命宝来证实朱路身份，于是在云贵一带苦苦追寻建文帝下落，以求得到凝命宝。

后来郭信又听说建文帝化名杨行祥，主动投了官府，已被押送京师，遂与朱路率人一路跟来北京，却只得到杨行祥是假冒，且已死于锦衣卫大狱的消息。朱路不免很是沮丧，野心勃勃的郭信却并没有轻易相信。他决定先在京师安顿下来，多方打探后，最终还是得到了杨行祥被秘密囚禁于锦衣卫诏狱的消息。他买通了专事看守杨行祥的狱卒之一韩函，设法进入狱中与杨行祥交谈。郭信装作建文帝的有力支持者，表示要营救杨行祥出去，再扶他当皇帝，并试探着打听建文帝太子朱文奎及凝命宝的下落。

杨行祥既肯主动投官自首，早已看穿世事，将生死置之度外，对于郭信这样心怀不轨的人，根本不屑开口。但杨行祥亦未向狱卒告发郭信所言，郭信心中仍怀有期望，是以借韩函当值时，频频出入大牢，试图以言辞打动杨行祥。

后来狱卒韩函实在难以承受总是担惊受怕的日子，明确告知郭信不要再来，不然会引起上头怀疑。郭信别无出路，于是派人绑架了礼部尚书胡濙。

胡濙的事迹不必多再提，众所公认他是唯一一个对建文帝下落知情者，所以成祖皇帝朱棣才在听了他的禀报后停止追查建文帝下落。胡濙出于某种考虑，将所有事情对郭信和盘托出，告知凝命宝已与太子朱文奎一道掉入大江，不知所踪。

但胡濙的回答只是在转述建文帝的话，郭信仍不死心，又去锦衣卫大狱找杨行祥证实，并一再向狱卒韩函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到了这种情况，杨行祥终于开了口，证实胡濙所言不虚，以让郭信死心，及早回头。但为名利驱使的郭信早昏了头脑，不相信杨行祥的话，认为对方是出于保护儿子的目的，才谎称朱文奎与凝命宝已不在人世。他狂怒之下，一时失去控制，扼住杨行祥咽喉，逼其说出下落，却用力过猛，误杀了杨氏。

狱卒韩函闻声进来，惊见郭信杀了杨行祥，骇异得呆住。郭信反而冷静下来，撕烂杨行祥僧袍，打成绳结，将杨氏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又给了韩函一大笔钱，让他收买仵作，以自杀上报。

事已至此，韩函亦无可奈何，只能竭力掩饰，以逃脱罪责。

郭信既知凝命宝已落入大江中，无迹可寻，便又想出了新主意，他大可以自己仿造一方玉玺，反正真的凝命宝已经不在，只要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便无人知道真假。

至于郭信误杀杨行祥之后又赶来见胡濙，谎称建文帝已承认太子朱文奎未死，则是刻意为将来安排下的一着厉害棋子——虽则胡濙不是多嘴之人，但日后郭信以建文帝太子朱文奎名义起事时，胡濙也许能成为证明朱路即是朱文奎之子的绝佳人证，反正杨行祥已死，没人知道他临死前到底说了什么。

安排好一切，余下便只剩伪造凝命宝一事了。之前郭信已经下了不少功夫，以高价从市井中买到一道盖有建文帝玺印的圣旨，又经卖家推荐，找上了裱褙匠人潘舍，聘请他伪造一方凝命宝。潘舍既看到建文帝公告，焉能不知郭信所想，然贪图重金，仍然接了下来。

后来潘舍制成宝玺，交货时为朱公子所杀。不想之前潘舍曾试盖过玺印，其中一张被风卷走，凑巧被住在附近的兵部尚书于谦义子于康捡到，这才有了后来之事。

此时此刻的郭信极度沮丧，倒不是因为前功尽弃，连自己也遭官兵生擒——既然图谋大事，他亦早有失败的心理准备——而是因为心爱的女子。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第二次见面后，蒋苏台便会一反清淡姿态，对自己格外青睐。

当日蒋苏台既知郭信是凤阳才女郭爱亲眷，怜悯郭爱之悲情无常际遇，此后对郭信亦格外照顾，青眼有加，但却从未说破。

郭信不知杨埙身为皇家漆匠，知悉诸多宫廷机密，而他自己的身份早被对方认出，误以为蒋苏台对他有情。他本对这种婉约灵秀的江南女子印象极好，对方又一再主动示好，遂意乱情迷，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郭信既有娶蒋苏台之心，必然千方百计地接近她。然他不是傻子，亦逐渐了解蒋苏台真爱之人是其苏州同乡杨埙，若非兄长蒋鸣军从中阻挠，二人早已结为连理。

难过之余，郭信竟起了恶念，心道：“苏台认识杨埙在前，二人又是同乡，在异乡互相关照，日久生情，倒也情有可原。杨埙有什么好，不过是个漆匠而已，我相貌、才智样样不比他差。如果杀了杨埙，苏台自然会移情于我。”

他既有大图，并不以杀个把无足轻重的人为意，既动杀机，便开始图谋，只不过因为大事要紧，始终未真正在杨埙身上花费心力。

那晚郭信得到蒋鸣军许诺，只要寻到奇药血竭便可娶蒋苏台为妻。郭信表面答应，心中已动了杀机，心道：“我有多少大事要赶着去办，谁耐烦去寻血竭来治你这个瘫子？我只是因为爱你妹妹才来敷衍你，你既然不把苏台当回事，也怪不得我冷血无情。”遂决意设法杀了蒋鸣军，再顺势娶蒋苏台为妻。一想到来日可期，登时满心欢喜。

蒋鸣军不知郭信真正心思，还以为他当真会去寻来血竭为自己治病。

然离开蒋骨扇铺时，郭信亲眼见到杨埙和蒋苏台一起走出酒铺，二人眉眼之间，情致绵绵，不由得妒火中烧。

送蒋苏台回家后，郭信立即召唤了一名手下，让他连夜赶去杨家教训杨埙一顿，不必打死，打成残废即可，这便是杨埙深夜遭遇的在自家门前遇袭事件。

郭信手下一棒打晕杨埙后，发现了他手中的皱纸，上面竟印着凝命宝的玺印。这一惊非同小可，他顾不上再去理会杨埙，急忙携着皱纸回去禀报。

郭信见到玺印后也是异常吃惊。他便是聘请裱褙匠人潘舍制造假凝命宝的主谋，早从潘舍口中听过其苏州同乡蒯祥、杨埙、蒋苏台等杰出工匠事迹，当日寻到蒋骨扇铺定做扇子，也是慕名而往。郭信既知潘舍与杨埙同乡，二人颇为熟稔，怀疑潘舍暗中对杨埙泄露过什么，急忙派人连夜去抓杨埙。不想锦衣卫长官朱骥人已到杨家，且当晚留宿在那里。手下人在墙外听到二人对话，一时不敢轻易进去，不得不折返回去禀报。郭信亦不敢轻易招惹锦衣卫长官，他已从蒋鸣军口中得知蒋苏台明日不在扇铺，苦思了一夜，遂想出了一条一箭双雕的好计。

次日天未亮，郭信便派人前去军营寻找神机营军士方大明。其实从一开始，郭信便极其厌恶蒋鸣军，但既意在蒋苏台，亦假意对蒋鸣军亲近，顺便打听了京营不少事。那日正好撞见方大明来探访蒋鸣军，便让朱公子出面，邀请方氏到对面酒铺饮酒，有意交结，以日后图用，想不到这一天很快就到了。

果如所料，方大明贪图钱财，轻而易举便答应了朱公子——其实是郭信的要求。在方大明的帮助下，郭信不但成功制造了蒋鸣军急找杨埙有事的假象，还顺利将杨埙捕获，带回栖身之处拷问。

杨埙的回答大大出人意料，竟称皱纸是锦衣卫长官朱骥在其岳父于谦家附近捡的。朱公子本不相信，郭信却信了，因为他跟潘舍接触时，时常去裱褙胡同，发现纸张满天飞确实是那一带的常见景象。

郭信原本是计划将蒋鸣军和杨埙一并杀死，再制造出二人因争吵仇恨互相砍杀的场面。此刻又觉得若是杀了杨埙，怕是会引来锦衣卫长官朱骥怀疑，于未来大计划不利。但又不愿意就此便宜了杨埙，便命朱公子在杨埙脸上划下一道长长的口子，即便他能侥幸逃脱杀人罪名，面容尽毁，也无法再面对蒋苏台。

朱公子等人均不赞成郭信的计划，主张将杨埙一刀杀死了事，然郭信是首脑人物，他既然坚持要让杨埙身败名裂后惨死，众人也不得不从命。

之后，朱公子带着被药迷晕过去的杨埙赶去蒋骨扇铺，又怕前街繁华，太过引人注意，有意将马车停在后巷。朱公子先与一名叫林海的手下下车，进去扇铺后院，谎称是来给蒋鸣军送东西的。进入房中后，林海出手制住蒋鸣军，以左臂横勒其颈，右手仅仅捂住其嘴，防他呼救叫喊。朱公子已从郭信口中得知蒋鸣军身上有一把匕首，上前搜出匕首，再用匕首连刺几下，当场杀死了蒋鸣军。

朱公子回去抱杨埙下车时，忽然出了意外，他发现有人躲在巷口槐树后偷窥，一时惊惧，忙命人将马车赶走，又呼叫手下林海。林海闻声而出，急奔去追赶那偷看的男子。

朱公子则将杨埙抱入房中，往他衣衫上抹了些血，再将带血的匕首塞入他手中。又有意学着两种声音大声叫喊。他跟江湖艺人学过口技，当年便是以此雕虫小技博得了凤阳才女郭爱的欢心，外人不仔细听，倒真像是蒋鸣军在与杨埙争吵。

闹了一阵，朱公子觉得差不多了，一时等不及林海回来，预备先行离开。出后门时，发现有个小女孩举着冰糖葫芦往这边走来，忙躲到门板后，等小女孩进入厢房，这才闪身离去。

后面事情的发展相当顺利，一切如郭信预料一般，杨埙以杀人凶手身份被锦衣卫逮捕，一切证人、证据均直接指向他。而朝廷头号重臣于谦亲自过问此案，指令务必尽快侦破。

郭信既知杨埙与锦衣卫长官朱骥交好，朱骥又知皱纸印玺一事，起初还有些担心朱骥会听信杨埙之言，甚至怀疑朱骥下令动刑拷打杨埙也是在做戏，后来得知老国丈孙忠愤而敲了登闻鼓为杨埙鸣冤，这才完全放下心来。刑讯可以做假，登闻鼓可不是随便能敲的，是要记入典籍的。料想朱骥是新官上任，又受上头催逼，急于立功，兼之铁证如山，遂连朋友道义也顾不得了。

但仍有一件事让郭信担忧，那就是前去追赶偷窥男子的林海始终没有回来。为谨慎起见，他派人到蒋氏扇铺后巷口附近打探，看是否有人见过林海经过。有个绸缎铺铺主记得见过一名男子持刀追赶另一名男子，持刀男子不认得，但前面奔跑如飞的男子则是衍圣公弟子源西河，他曾与教坊司蒋琼琼一道到绸缎铺买过布料。

打听到偷窥男子源西河的姓名实是意外之喜，但郭信却不知林海为何没有回来。如果是源西河遇到巡逻官兵，指引对方抓了林海，那么扇铺后巷之事也应该败露了才是，为何锦衣卫毫不知情？

还是说，源西河只是偶然出现在巷口，根本没看到什么关键。林海因为持刀追人，也被官兵捉了，但什么都没交代？

这时候，出去打探的手下入来报告，称那源西河住在衍圣公府，其邻居便是本朝国丈孙忠。郭信闻言大为惊骇，怀疑孙忠昨晚跑去击打登闻鼓，多半是因为从源西河口中听说了什么。

尚未有所行动，便又得知林海尸体出现在东城兵马司的消息。郭信这才知道林海昨晚被一男一女杀了，那对男女便是因闯入兵部衙门盗取文书而被通缉的重犯，显然与源西河无干了。

那对男女既是意图盗取兵部机密文书，一定是敌国间谍。而中国之大敌，无非来自南北两方，南方已平，北方蒙古却始终是劲敌，现下瓦剌更是握有英宗皇帝朱祁镇在手。郭信正与瓦剌首领也先通好，密谋里应外合，却不知道那对男女的来历。又听说林海死前受过残酷拷打，便有些怀疑对方是蒙古可汗脱脱不花的人。

由蒋鸣军陷害杨埙一案，平白生出了这么多事端，朱公子等人均有些不满。郭信也有些懊悔，觉得当时就应该杀了杨埙，也不必多害蒋鸣军一条命，徒然招惹来了兵部尚书于谦的注意。然世上并无后悔药，遂决意专心起事，一切等之后再说。

本来按照计划，近日之内，朱公子便要与宦官喜宁在皇宫内的亲信见面，但郭信觉得宦官是断根之人，可用不可信，要想起事成功，就得有一支军队，京营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在目前的局势下，大多京军是新募兵丁，长官亦是大换血，对朝廷忠心远不及旧营军队。刚好郭信打听到了京营都督孙镗的一些丑事，可以用作筹码。他本来命神机营军士方大明居中牵线，但方大明迟迟没有回音。郭信见意外事端频发，不愿意多等，便准备今晚以朱公子的名义亲自去拜访孙镗。然孙镗手握重兵，反应难以预测，是以事先得安排周全。正详细筹谋之时，锦衣卫等官兵竟不知如何发现了这处从未暴露过的宅子，冲了进来。

御史邢宥亲自从宅中捧出一方玉玺，兵马指挥使徐优则领人将搜出的刀枪等兵甲之物堆在院中，道：“都在这里了。”

朱骥走到郭信面前，问道：“你可还有其他同党？你们和瓦剌具体有什么阴谋？”见郭信不答，便命人将他及党羽先就近押到兵马司审讯。

杨埙道：“这下我的冤情该彻底洗清了吧？”

朱骥点点头，道：“从现下开始，杨匠官自由了。”又道：“还要多谢杨匠官，若不是你，怕是没这么容易捉到郭信一伙。”

杨埙笑道：“不必谢我，要谢就谢老天爷吧。我命大福大，有郭信这样一个宁可诬陷我也不肯杀我的对手，又有朱指挥这样一个信我的朋友。”

朱骥笑了一笑，道：“我还有公务在身，忙完再去找杨匠官。”

杨埙道：“好，我也有些私事赶着去办。”

离开观音寺后，杨埙浑身轻松，立即赶来城南蒯府，欲找蒋苏台一诉衷肠。蒯玉珠告道：“今日杨匠官来过后，苏娘便说要回扇铺看看，后来一直没有再回来。”

杨埙闻言，忙赶来蒋骨扇铺。却见蒋苏台站在凳子上，正将头伸往梁下的三尺白绫，登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上前将她一把抱下来，责问道：“你怎么那么傻？”

蒋苏台转头看了杨埙一眼，举袖掩面，悲泣道：“哥哥去了……杨大哥又……又……我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

杨埙道：“你为什么要为别人而活？你又不是那些三从四德、只会相夫教子的女子，你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制扇名匠，完全可以为你自己活呀。况且我人就在这里，我也没有杀你哥哥，真正的凶手是郭信。”

蒋苏台道：“当真？”听了大致经过，反而哭得更加厉害，道：“我早该相信不是杨大哥杀人的。我……我对不起你。”

杨埙道：“你别傻了，那么多证据证人，有人亲耳听到我和你哥哥争吵，还有小女孩亲眼看见我手里拿着刀，任谁都会怀疑我是凶手。若是你当时没有昏晕过去，我当面对你解释，你一定会相信我。”

又将朱骥岳母之语转述了一遍，道：“从此你我坦诚相待，互不隐瞒，再也不要分开，好不好？”

蒋苏台道：“可是……”杨埙道：“可是什么？”

蒋苏台道：“杨大哥，所幸你没事，我真的为你开心。你我之事，还是等我安葬了哥哥再说。”

杨埙心中一沉，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郭信谋反一案并未在京师掀起太大波澜，这是官方刻意未曾张扬的缘故。但郭信伏法却又牵扯出两桩疑案来——

关于锦衣卫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之死，郭信的回答是：“我收买了韩函，却没有杀他灭口。他私下放我进牢房见杨行祥可不是件小事，等于有件大大的把柄握在我手里，我又何须杀他？至于那个什么仵作，我见都没有见过他，又如何杀他？”

他又问锦衣卫长官朱骥道：“我手下林海被人杀死，当真是那对被通缉的男女贼人所为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竟然请求朱骥务必捉拿住凶手，好为林海报仇。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郭信认罪前，提出了面圣的要求，为法司所拒绝。他便请求见兵部尚书于谦一面，说是有重大机密相告。于谦因郭信曾遣使者与瓦剌太师也先联络，担心有更大的阴谋，于是亲往牢中与他见面。但兵部尚书很快便虎着脸走出牢房，显然并未得到希冀的信息。郭信具体说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郭信及其党羽很快以偷盗及谋害京营军士的罪名被处死，不分首从，一律斩首。郭信至死也未透露出与瓦剌内外勾结的具体计划是什么，又或许根本没有计划。但他却当面向主审官员刑部尚书俞士悦揭发了京营都督孙镗贿赂司礼监大宦官金英一事。

法司查证属实后，金英被责令退回受贿财物，孙镗则论罪当斩。还是明景帝朱祁钰念孙氏在北京保卫战中立有军功，特别恩典宽恕，孙镗这才逃过一死。

消息传开，人们不免有些不满，倒不是因为皇帝宽恕了京营长官孙镗，而是大宦官金英屡屡犯法，却总能逃脱罪责，在英宗朝如此，在景帝朝又是如此。当年大宦官王振扰乱朝政一事，会不会再度上演？

说来奇怪的是，这件案子之后，纷纷流言逐渐消失，京城秩序也好转了起来，不复再闻有盗贼劫掠杀人之事。

与此同时，瓦剌局势也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北元退走大漠后，黄金家族势力衰弱，蒙古诸部分裂，相互攻讦，各自为政，无力与大明相抗。直到瓦剌部脱懽统一了鞑靼和瓦剌，蒙古才重新强盛起来。但脱懽不具备当可汗的资格，于是立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脱懽自称丞相。脱懽死后，其子也先自称为太师淮王。脱脱不花仅在名义上保有蒙古可汗的称号，实际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但脱脱不花一直有心成为真正的可汗。也先败退后，脱脱不花见也先势力受挫，决心主动向明朝贡马，以求与明朝结纳，取得明廷的支持。

明景帝朱祁钰新即帝位不久，又厌恶瓦剌的贪婪及反复无常，不愿意接受。但礼部尚书胡濙和吏部尚书王直等重臣认为，可以利用脱脱不花和也先的矛盾，采取离间之计。于是朱祁钰勉强召见了脱脱不花的使者，温言抚慰，还特别加以优待。

也先很快便得知了消息，心中大为恐慌，担心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急忙派遣使者到北京，表明要送太上皇朱祁镇归国。

有些大臣认为也先新败不久，蒙古内部又是矛盾重重，正是议和的大好时机。明景帝朱祁钰却不表态。他刚刚坐上皇位，享受九五至尊的荣耀与权力，怎么能听任太上皇归国，再还政给兄长呢？

兵部尚书于谦认为明廷局势刚刚稳定下来，一切正在步入正轨，也先此举毫无诚意，分明是与郭信合谋内外联兵不成，又以送归太上皇来扰乱大明政局。他不愿意节外生枝，挺身而出，大声道：“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要中了敌人的伎俩。”

这时候的于谦，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上新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司礼监首领太监金英和兴安也都支持他，自然没有人敢反对他的意见。于是，也先议和的提议被严词拒绝。

同时，于谦担心也先以太上皇的名义与边将私下议和，特请明景帝朱祁钰下诏，命大臣与各要塞守将不准私自与也先联络。

于谦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力保大明江山社稷。他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他率领军民打退了瓦剌的进攻，但还会有更大的风波到来，他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已经给他自己埋下了引祸杀身的种子。

明廷拒绝和谈后，为了防止也先再度进攻，于谦重新布置了国防军事，首先着重加强保卫京师的力量，并进一步加强了边关的防御。

转眼就是景泰元年（1450年），因为是闰正月，这个年过得特别长。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宁又给也先出谋划策，怂恿也先从宁夏进兵，夺取山、甘苑马寺六监的马匹，切断明军马源，然后长驱直入，直趋江南，将英宗皇帝朱祁镇安置于大明陪都南京，重新立朱祁镇为帝，使其与弟弟景帝朱祁钰对抗。如此，明廷内部必然分化为两派，一旦动荡不稳，瓦剌就能有机可乘。

也先对喜宁十分重视，只是他刚刚吃了一个大败仗，元气还没有恢复，南京又远在大明腹心之地，对此建议不免有些犹豫。

刚好这时候，明军河间戍卒小田儿因对上司不满，转而投降了瓦剌军。小田儿颇有眼光，也向也先献策，建议瓦剌军可由紫荆关南下，直趋山东，夺取明朝漕运重地临清[8]。而北京的军需粮饷全靠大运河支持，一旦截断大运河的运输，便能给明朝廷以重创。也先听后大为振奋，决定冒险一试。

也先先派兵进攻宁夏，打算实现宦官喜宁的计划。但明边防守军早有准备，瓦剌军一时不能得手。也先便采用老法子，再次进攻大同。大同总兵郭登闻讯主动率军出城迎击，离开大同城数十里后，与瓦剌大军相遇。

郭登登高遥望，只见瓦剌军有将近一万人，密集如蚂蚁，而郭登手下不过八百骑。郭登部下将士人人惊惧，纷纷要求赶紧退回大同。

郭登反驳道：“我们此时离大同城将近百里，一旦退走，瓦剌必来追击。不等我们入城，人马已经疲倦，一定逃不过瓦剌的骑兵。”说完拔剑道：“敢言退者斩。”

众人不再言退。郭登身先士卒，“径薄敌营”。八百明军一齐呼啸冲锋，呼声震动山谷。瓦剌军不知明军虚实，惊慌后退。郭登一直追击到大同西北的栲栳山，斩敌首二百余级，尽夺所掠而还。

自土木堡之变五十万明军大败后，明朝边将无人敢轻易出战，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也只是以守为主，最终仗着城头火炮厉害才击退了瓦剌军。郭登以八百骑破瓦剌军万人，是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在塞外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郭登退入大同后，料想瓦剌军必来报复，除了在城头装备新锐炮石火器外，又发动军民在大同城外挖掘了一条纵长的深堑，里面安置有“搅地龙”“飞天网”等新式武器，地面覆盖土木，看上去好像平地一般，一旦敌军被诱进围中，发动机关，顷刻间便陷入堑中。此后，大同大小数十次战斗，郭登未曾挫败，因此被推为战功第一，封定襄伯。

也先见明军一改新貌，已大不同往日，便又打起了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主意。他让朱祁镇写下亲笔信，催促明廷派大臣“迎驾”。闰正月，小田儿混在瓦剌使臣当中前来送信，想要探听明廷动向。于谦早有密令，让各边防守军严密缉捕瓦剌间谍，兵部侍郎王维认出了小田儿，将其诱斩于阳和城外。

而此时身在塞外的英宗朱祁镇也意识到小田儿、喜宁的重大危害，尤其是喜宁，一日不除，他就一日不能回朝。之前京营将领吴瑾逃走时，朱祁镇已密令他设法除掉喜宁，后又多次与身边侍臣袁彬和哈铭商议，想设法暗杀喜宁，除去这一心腹大患。

喜宁有所察觉，抢先动手，将袁彬和哈铭从朱祁镇身边诱出，命人捆绑起来，打算以酷刑杀死。幸好朱祁镇意识到不妙，及时赶到解救，还搬出了妻子及也先弟妹阿挞剌阿哈做援兵。

经此一事，双方矛盾明朗化。喜宁虽不敢对朱祁镇下手，但亦敌意深重，时时在也先面前进谗言。朱祁镇为了自己的安危，不得不奋力反击。他和袁彬、哈铭经过周密商议后，主动求见也先，请求派遣使者去见母亲孙太后，如果由孙太后下令同瓦剌议和，新皇帝朱祁钰也不敢不听。

也先深觉有理，但又怕朱祁镇指派的使者与孙太后暗通消息，决定派喜宁充作使者。除了信任喜宁外，还因为喜宁是宦官身份，久在宫中，跟孙太后熟识。朱祁镇却故意不同意，称明廷上下深恨喜宁，一见到他，就会立即杀了他。喜宁对此倒毫不畏惧，一是他深知明廷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二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也先仔细考虑后，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让被俘虏的明锦衣卫百户高磐陪同喜宁出使，以证明喜宁是太上皇朱祁镇的“钦差”。

喜宁带着高磐等人先来到宣府西北野狐岭，扬言奉太上皇朱祁镇之命，前来索取礼物。宣府守将本来是杨洪，瓦剌进军北京时，杨洪奉急诏率两万人入卫京师，大破瓦剌军于霸州。之后论功，杨洪由原封的昌平伯进位为侯，并留在京师负责训练京营，兼掌五军都督府的左府。此时宣府守将为左都督总兵官朱谦和杨洪次子都督佥事右参将杨俊。

喜宁一行人先遇到了巡逻的都指挥江福。听说太上皇使者到来，江福立即款待接风。高磐趁喜宁不备，将一封密信交给江福。江福装作上茅房离开，展开密信一看，为明英宗朱祁镇亲笔书信，命明军务必趁此机会杀了喜宁。

江福读了密信后，心领神会，立即进城去调兵。喜宁见江福久不回来，起了疑心，站起来便打算离开。高磐冲上去将喜宁牢牢抱住，刚好江福带兵到来，就此将喜宁擒获。

喜宁熟知明军虚实，当时明廷上下尽以喜宁为患，曾经下公告说：“凡是擒斩喜宁者，赏黄金千两，白银二万两，爵封侯。”

都督佥事右参将杨俊因此起了冒功之心，上奏说喜宁为自己所捕获。喜宁随即被押送到京师。但杨俊并未能因此而封侯，明廷认为杨俊是边关重将，捕获喜宁是职责所在，只将他晋升为右都督，赐金币[9]。

对于喜宁的处置，在明廷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喜宁虽然危害极大，罪该万死，但他此时是瓦剌首领也先的得力谋士，备受信任。正值也先一再作出议和表示之时，明廷如果杀了他，势必会触怒也先，搞不好狼烟又起，朝廷上下都因此而犹豫不决。

只有兵部尚书于谦一人坚持要杀喜宁，奏称道：“喜宁本朝廷之腹心，而反为胡虏之腹心，本胡虏之仇敌，而反为朝廷之仇敌，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虏有轻视之心，祸乱无可弥之日。”

于少保一言九鼎，遂不复再有异议。当年二月十七日，喜宁被凌迟处死。

三月，悲愤交加的也先分兵入寇庆阳、朔州、大同、阳和、偏关、乱柴沟、天城、野狐岭、万全卫等处，边关警报连连。

大同参将许贵上奏，请求朝廷立即派人同瓦剌讲和。于谦答道：“前遣指挥季鐸、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并因此而切责许贵。

自此，边将人人主战，无人再敢言讲和。

从三月到五月，边关战事不断，明军和瓦剌军各有胜负。

六月，也先又带着英宗朱祁镇来到大同城外，表示要送还太上皇。郭登决定将计就计，率领众将领在月城内“迎驾”，同时在城上设伏兵，等太上皇一入城，就立即放下月城的门闸，由此救出太上皇。

布置就绪后，郭登打开城门，出城大叫道：“来将既送归太上皇，请令太上皇先行，护从随后。”瓦剌不予理会。也先送朱祁镇将要到达大同城门时，发现了明军设有埋伏，大为惊骇，匆忙挟持朱祁镇逃走。因为朱祁镇人在军中，郭登也不便派兵追击。

至此，也先无计可施。在一切阴谋诡计都行不通的情况下，他才意识到奇货不一定可居，不得不考虑到底要如何处置英宗朱祁镇这个烫手的山芋。

在土木堡被瓦剌军俘虏后，明英宗朱祁镇的待遇颇为优厚。也先对这位对手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下令每二日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都大摆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漠北天气寒冷，也先还命令妻子献出“铁脚皮”，给朱祁镇御寒暖脚之用。

也先甚至还对明朝使臣道：“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由于上天的意志，使他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吗？”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的文章。朱祁镇始终只是个俘虏，他几次被也先挟持入关，风霜雪雨，跋涉甚艰，无一日不胆战心惊，可谓吃尽了苦头。身边可以信赖者，只有袁彬、哈铭二人。

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10]人。父亲袁忠亦为锦衣卫校尉，任职近四十年，一直充当皇帝近侍。正统四年（1439年），袁忠告老还乡，以三十九岁的儿子袁彬代其校尉职。袁彬虽因老成持重而得到长官朱骥信任，但校尉只是一般的卫士，地位卑微。原本袁彬一生也会跟父亲一样，一辈子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就因为他被选中跟随朱祁镇亲征，并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之后一直随侍在朱祁镇身边，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

朱祁镇与瓦剌首领交涉，甚至包括吃饭穿衣、行走睡觉等事务，全由袁彬承担。漠北寒冷，每到夜晚，北风呼啸，冰冷刺骨。过惯了优裕日子的英宗朱祁镇哪里吃过这种苦头，往往彻夜难以入眠。袁彬便与朱祁镇睡在一个被窝，用自己的腋窝为皇帝暖脚。每逢随军转移车马不能行时，袁彬便背着朱祁镇行走。经此患难，君臣二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朱祁镇对袁彬极为依赖，一刻也不能离开，史称“帝居漠北期年，视彬犹骨肉也”。袁彬曾经水土不服，感染风寒，一度病重，发烧不省人事。朱祁镇急得不知所措，不顾帝王之尊，趴在袁彬的背上大哭起来。不料经朱祁镇这么一压，袁彬出了身大汗，“汗浃而愈”。

哈铭原本是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跟吴瑾等京营将领一样，都是吃明廷俸禄长大的蒙古人。他因为会说蒙古语，被俘后，一直留在朱祁镇身边充作翻译，被皇帝亲切地称为“哈回子”。他并未因为自己是蒙古人而倒戈，反而一力维护朱祁镇，还险些因此被叛徒喜宁杀掉。

在险恶的处境下，君臣三人相依为命，之间结下深厚的情谊。朱祁镇每每“独居氈庐，南望悒郁”，全靠袁彬和哈铭宽慰。喜宁抓住了二人后，“帝闻，如失左右手，急趋救”。当时情形千钧一发，喜宁将袁彬和哈铭捆了起来，打算以五马分尸的酷刑处死。朱祁镇阻止不成，干脆不顾皇帝尊严，扑上去紧紧抱住袁彬、哈铭，喜宁无法下手，又因也先弟妹阿挞剌阿哈赶到说情，才只好作罢。

瓦剌一方中，也先亲弟伯颜帖木儿及其妻阿挞剌阿哈对英宗君臣也极为友善。阿挞剌阿哈是典型的蒙古女子，纯朴天真，对天朝皇帝相当尊重。明朝使臣曾带来大量衣物送给朱祁镇，结果未到皇帝手中，便被伯颜帖木儿的手下瓜分光了。

朱祁镇很不高兴，他见阿挞剌阿哈对自己态度恭敬，便让哈铭前去传话，要求阿挞剌阿哈将衣物归还。哈铭却不肯，还振振有词地答道：“不可，虎口中夺食也。纵得之，非己有。”

朱祁镇勃然大怒，亲自动手打了哈铭。阿挞剌阿哈知道后，忙将衣物追回，如数归还给朱祁镇。结果不等朱祁镇穿上身，喜宁又赶来将衣物全部抢走。朱祁镇这才感叹道：“哈回子言是，非己有也。”

既然敌人阵营中还有善人，朱祁镇当然也在阿挞剌阿哈身上打过主意，他命哈铭去游说阿挞剌阿哈，请她在丈夫伯颜帖木儿面前进言，设法放自己归国。

阿挞剌阿哈道：“我女人何能为？虽然，官人盥濯，我持侍巾蜕，亦当进一言。”

伯颜帖木儿听了妻子的话后，没有明确回答，而是提了一只野鸡，来与朱祁镇一起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伯颜帖木儿打了个比喻：“大海水潮时，有一大鱼随潮落在浅水滩。彼大海中鱼，如何浅水中住得？这大鱼急还归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时到，潮水接着浅水，这大鱼还归大海也。上可宽心，时至自不能留。忧或成疾，悔无及矣。”意思是劝英宗耐心等待，时机一到，便可回朝。

为了安慰朱祁镇，伯颜帖木儿还让他住在自己家中，饭菜汤水都是阿挞剌阿哈亲自动手操办。朱祁镇对此自然很是感激。但塞北条件艰苦，即使是伯颜帖木儿这样的大贵人，也只是住在牛皮帐中，帐外便是牛羊马匹，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瓦剌的食物也尽是牛酪马乳、羊羔兽肉，对吃惯了山珍海味的朱祁镇来说，那腥味简直难以忍受。有时候，朱祁镇还会想起后宫成群的美貌嫔妃，那滋味更是苦不堪言，嗟叹下泪，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大有李后主“天上人间”的感慨。

每当这种时候，袁彬和哈铭便设法排解朱祁镇的苦闷。三人在瓦剌军的监视下，游览了不少塞外名胜，如汉朝的苏武庙、李陵碑、昭君庙等。苏武当年出使匈奴，被拘禁十九年，不肯屈服，庙中供奉有他当年出使所持的旌节。而李陵碑除了纪念汉朝名将李陵外，据说还是宋将杨业一头撞死殉国的地方，碑下记有杨业殉国的年月及宋将潘美破番的事迹[11]。这些名胜古迹，以往汉人来访，都要徘徊凭吊，感慨万千。对于身份际遇特殊的朱祁镇而言，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而对英宗君臣来说，最难过的还是在德胜门外的那几个晚上，自己的家近在咫尺，却不得门而入。难怪跟着朱祁镇的袁彬向着北京城哭道：“我母在城，不得一见，奈何？”

朱祁镇对明廷不肯接受也先的议和建议，不派重臣来迎驾是相当不满的。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是也先的阴谋，但他还是因此而怨恨主战拒和的于谦。

等到喜宁在朱祁镇的精心计划下被杀，朱祁镇很为自己的智谋而得意，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大喜道：“逆阉受诛，我南归有日了。”

也先却是恼羞成怒，再一次以送太上皇回京的名义，挟持朱祁镇南下。大同总兵郭登，也就是英宗的至亲，终于同意开城门迎接朱祁镇。那一刻，大同城门大开，朱祁镇一步步走近，欣喜若狂。但希望之门在关键时刻关上了，也先发现郭登事先安排了埋伏，朱祁镇再一次被带回漠北。

几经心理上的大起大落，朱祁镇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几乎已经认定，也许这一生，他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原。

此时，明朝北边军力经过兵部尚书于谦的大力整顿，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于谦态度坚决，无论瓦剌采取什么手段，都坚决予以打击。瓦剌先后扰边，死伤颇多。也先再想像从前一样到中原掠夺财物，来去自如，已经不大可能。而瓦剌这样的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要从内地获取必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加上也先屡战屡败，在蒙古部落中已经丧失了从前的威信。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是一个负担。也先不得不开始考虑真心实意地与明朝讲和，送英宗皇帝回国。这样，至少每年朝贡能获得明朝丰厚的赏赐，马市也可以继续开通。最重要的是，英宗朱祁镇回国后，一定会与弟弟景帝朱祁钰争位，明廷也许会因此朝政大乱，这对瓦剌自然是极度有利的。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祁镇真正看到了归国的希望。但他的希望很快黯淡了，这次不是来自也先的言而无信，而是他弟弟景帝朱祁钰的态度。

也先决意与明朝讲和后，面子还是有些放不下，先是授意阿剌知院，让他先派使臣到怀来贡马，借此试探明朝的态度。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阿剌知院又派使臣到京师，要求同明朝讲和，并表示也先有诚意要送回英宗皇帝朱祁镇。

然而，此时的明景帝朱祁钰心态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当初不情愿当皇帝，是因为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乱摊子：六师倾覆，强敌压境，直扑根本之地，明朝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皇帝的责任极重。朱祁钰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明朝廷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怕万一担负不了重任，成为明朝的千古罪人。但现在，局势已经大大不同，瓦剌势力被遏制，大明重现天朝大国的势头。

最重要的是，朱祁钰亲身体会到了皇帝九五之尊的荣耀。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哪个皇帝主动提出退位的，朱祁钰比任何人都能理解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心情，倘若宋高宗赵构真的迎回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兄长，到底谁做皇帝？即便宋徽宗和宋钦宗仍然保持太上皇的名位，但宋高宗赵构为子为弟，行事岂能不受掣肘？

虽则皇帝的私心众人都看在眼里，但朱祁钰却不便公然表示，只下令礼部聚群臣商议迎回太上皇一事。议奏久而不决，自然因为景帝不愿意英宗回来的缘故。四朝元老吏部尚书王直实在忍不住了，遂率领群臣上奏，认为应该遣使往报。

朱祁钰得奏后，只派司礼监大宦官兴安出面，质问群臣道：“公等欲报使，何人堪为富弼、文天祥？”

富弼是北宋大臣。辽重兵压境时，遣使求关南地，富弼奉命出使，如蹈虎穴。文天祥则是南宋大臣，元军进逼临安时，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到扣押。凡此都需要胆量，兴安的意思是，根本没有人敢去。

吏部尚书王直听了兴安的话，针锋相对地问道：“按照你的说法，莫非使太上皇陷虏，再当一次宋徽宗、宋钦宗不成？”

王直字行俭，号抑庵，泰和人，与名臣杨士奇同乡。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及第，改庶吉士，授翰林院修撰，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几朝。在翰林二十余年，名气颇大。正统八年（1443年）迁吏部尚书，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在民间被称为“吏部天官”，意思是天官赐福，吏部尚书掌握用人大权，可以造福苍生。之后，王直一直在吏部担任长官，年益高，名德日重。

兴安听了王直的反驳，当即哑口无言，不得不将群臣们主张遣使议和的意思回报景帝。朱祁钰又派兴安答复王直等人说：“你们的话说得很对，不过遣使亦非一次，每次不得要领。这回假使以送驾为名，来犯京师，岂非又苦了百姓？你们再好好议！”

“再好好议”，就是表示皇帝不满意，你们再接着议，直到议出皇帝满意的结果为止。

这“议”就这样一拖再拖了。瓦剌也先倒先沉不住气了，正式派了使者到北京请和。礼部尚书胡濙上奏说：“应该趁此机会，奉迎太上皇。”

明景帝朱祁钰这次不可能再躲在幕后，只得亲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

朱祁钰先说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断绝来往，卿等屡言和议，是何理由？”这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表示不想与瓦剌讲和。

但群臣中不尽是只知奉迎上意的人。吏部尚书王直道：“上皇蒙尘，理当奉迎归国。今瓦剌既有意送归，请陛下务必遣使迎驾，免致后悔。”

朱祁钰一听脸色就变了，说：“朕不是贪恋皇位，当初是你们非要让朕坐在这里，你们现在又出尔反尔，朕真搞不懂你们是什么心理。”

朱祁钰显然是太急切了，还没有人暗示他应该让出皇位，只不过请他派人迎接回兄长，他便发了怒。群臣见皇帝如此失态，一时瞠目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对答。

还是兵部尚书于谦对朱祁钰的心意比较了解，景帝此时正患得患失，总以为群臣要迎太上皇回来，意在复位，因此站出来道：“皇位是完全确定了的，任何人不敢有其他的意见。不过就情理而言，应该速派人迎回太上皇。即使是也先使诈，曲在对方，理在我们，也就有话可说了。”

朱祁钰听到自己的皇位有了保障，这话又是从他最信任的于谦口中说出，这才转怒为喜，忙对于谦道：“从你，从你。”

商议后，明廷决定升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率领指挥马显等随员，于七月初一出发，持敕书出使瓦剌。

李实字孟诚，四川合州[12]人，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为人恣肆无拘检，有口辩”。正因为他口才很好，才被临时赋予重任，出使瓦剌。

副使罗绮当过巡按御史，颇有才干。正统九年（1444年）参赞宁夏军事，对西北颇为熟悉。后来因为得罪了大宦官王振，被谪戍辽东。景帝即位后，于谦因罗绮熟悉西北情况，特地举荐，让他官复原职。此次于谦又推荐罗绮出使瓦剌，自然是想要他借机观察瓦剌的虚实，以利将来的战守。

李实心细，早早便发现手中的敕书只提了议和，没有迎驾一说。显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这令李实非常为难，倘若他到了瓦剌，提出要奉迎太上皇，便是得罪了当今景帝。倘若不提，他此行北上不就是白跑一趟？

李实一行人出居庸关后，经怀来，过云州、赤城，出独石卫，入兴和卫，再行几日，即进入瓦剌境内。

七月十一日，李实等一行到达了也先军营中。李实先向也先奉上敕书。也先为表诚意，立即派人陪同李实等人穿过了三十里草原，去见英宗朱祁镇。只见英宗住处“围帐布帏，席地而寝”，外面只有一辆牛车，马一匹。想来朱祁镇便是乘着这辆牛车，被挟持着四处奔波。李实一见之下，大为心酸。

朱祁镇见到李实后，颇为激动，毕竟这是朝廷第一次派来议和的使臣。

朱祁镇问道：“我在此一年，为何朝廷不派人迎接我回国？”李实答道：“自从陛下失陷在瓦剌，朝廷曾三次派人迎接，都得不到确实消息。最近见到陛下的亲笔书信，才派我来探问。”

朱祁镇心潮澎湃，问了不少朝中情况。他也逐渐明白弟弟朱祁钰不希望自己回去，其实是怕他复位，便流着泪对李实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朝廷，我回去后，只求做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

而李实竟然出人意料地犯颜直谏，问朱祁镇为什么那样宠信王振。朱祁镇黯然道：“王振没有死时，从没有人指责他不对，如今人人都把罪过推到我头上。”

李实却不肯甘休，明白指出朱祁镇到此地步，全是因为宠信王振的缘故，并要求朱祁镇“请还京引咎自责”。朱祁镇当时没有发作，但却因此对李实怀恨在心，后来一复辟，就立即以“居乡暴横”的罪名削去李实官职，贬斥为民，这是后话。

也先备酒招待李实时，也留意到明朝敕书中只说议和，不说迎驾，便告诉李实道：“大明皇帝敕书内只说讲和，不曾说来迎驾，太上皇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们的皇帝，是一个闲人。我还你们，千载之后，只图一个好名儿。你们回去奏知，务差老臣三五人来接，我便差人送去。”

李实认为也先诚意求和，于七月十四日启程返京。

半路上，李实一行意外遇到了另一队明廷派去出使瓦剌的人马，由右都御史杨善和工部侍郎赵荣带队。原来也先求和心切，接连派出了催促议和的使者，李实一行人刚从北京出发不久，也先派出的第二队使者便到了北京。

于谦和诸大臣都主张再派使臣去迎接太上皇。于谦道：“也先屡败，他的求和是可信的。陛下和太上皇兄弟至亲，若不遣使迎接，则直在彼，曲在我。不迎回太上皇，边疆终不得安宁，干戈终不止。迎接太上皇回来，战事停止，百姓可以得到安宁。”

明景帝朱祁钰虽然不愿意，但情势如此，不得不勉强答应，于是派杨善为使者，再次出使瓦剌。

杨善字思敬，大兴[13]人。十七岁中秀才，那年刚好是燕王朱棣起兵，发起了“靖难之役”，杨善因为参与守城有功授典仪所引礼舍人，永乐元年（1403年）改为鸿胪寺序班。鸿胪寺掌管庆典朝仪，序班为从九品，官职虽小，却能经常见到皇帝。杨善“伟风仪，音吐洪亮，工进止”，每每为成祖朱棣所瞩目。后来累官进右寺丞。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擢为本寺卿。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杨善之子杨容诈作中官书，假金于尚书吴中。事发后，杨容谪戍威远卫，杨善竟然没有受到牵连。不久后，擢升为礼部左侍郎，兼管鸿胪寺。

但明景帝交给杨善的敕书中，依然没有提到迎接太上皇回京的话。除了送给也先的金币等少许礼物外，也没有给英宗朱祁镇筹办什么物品。

杨善极有心计，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建立盖世奇功，凭自己之力将太上皇迎回来。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私下给英宗朱祁镇买了一些衣食用品，又大量购置了被塞外视为珍品的日用什物，诸如布帛绸缎、茶叶药材等物品，用来买通瓦剌上下人等。

杨善遇到李实一行后，了解到也先的意图，对此行迎回太上皇更有把握。但他到达也先的军营后，也先并未召见，只派出部下款待，探问明廷的态度。

当天晚上，瓦剌在军营中设宴款待杨善。有人讥讽道：“土木堡一仗，南朝的军队好没有用！”

杨善口才过人，从容答道：“精壮有用的军队，不是派到两广去征傜人、僮人，就是派到闽浙去剿海盗。那时王振王司礼只是想邀大驾到蔚州，荣耀乡里，所以不重战备，你们也不过侥幸得意。如今南征将士的精锐都已回京，总数不下二十万。这不算，于谦于尚书为了报仇雪耻，另外又募了三十万人，选拔得很严，体格稍微差一点的就不要。这三十万人，完全用神机营的操法，练神枪、练火器、练毒药炼过的弩箭，百步以外，就可以致敌死命。于尚书手下有个奇才，替他策划战备，沿边要害之地，都埋了铁椎、铁桩，深可三尺，上面露出五六寸长的一个矛尖，马蹄一踏上去，没有不刺穿倒地的。又请了不少刺客，像这种蒙古包，三两下就上去了，比猴子还要灵活。”

他说得活灵活现，故意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于是人人色动，不约而同地向上望，生怕帐篷顶上伏有刺客。

随即，杨善长叹一声，做出十分遗憾的样子说：“可惜！现在都用不着了。和议一成，大家像兄弟一样，还用得着这样子费心思？”命人取出礼物分发，上上下下都有份儿。瓦剌人重利，杨善此举立即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也先听闻杨善一番话后十分高兴，第二天便主动召见杨善，杨善向也先递上敕书。然而，在也先的心目中，认为王直、胡濙、于谦等人才算是明朝的大臣，又见敕书中没有奉迎太上皇的语，不免有些疑心明廷的诚意。

杨善机巧善对，解释道：“这是为了尊重太师，成就太师的美名，否则，就带有强迫的意味，不能显示是出于太师的诚心了。”

瓦剌平章昂克问道：“为什么不多带贵重财宝来赎？”杨善答道：“那样的话，就会让人们说道太师图利。现在不那样做，正是要表现出太师是行仁义的好男子，可以名垂史册，流传千古。”

也先听了大喜，决定就坡下驴，送英宗朱祁镇回朝。又问杨善道：“上皇回国后，还会再当皇帝吗？”杨善答道：“天位已定，不便再移。”

也先又问道：“中国古时有尧舜，称为圣主，究竟事实如何？”杨善答道：“尧把帝位让给了舜，我们太上皇把帝位让给弟弟，古今同出一辙呢。”

杨善不过是随口敷衍。他熟读史书，深知中国历史上多有为争权而骨肉相残的悲剧，即便是亲父子、兄弟，在争夺皇位的大事上，一样会撕破脸皮。

但这时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又有意见，他劝说也先另外派使者通知南朝，要先让太上皇复位，然后才送回朱祁镇。

也先比弟弟要清醒得多，已猜到太上皇不可能复位了，但又不便明说，只好道：“我们几次说，只要南朝遣大臣来，就会把上皇送还；如今大臣来了，仍旧不送上皇，岂不是变成失信？”

此时，李实已经回到京城，向明景帝朱祁钰禀明也先真心议和之意，群臣认为应该立即派使臣去迎接太上皇。但朱祁钰坚持认为瓦剌态度不明，应该等到杨善回来再说。

等了一通后，杨善没有回来，他的长子杨宗疾驰回京，带来一个重大讯息：太上皇即将启驾回京了。

对于这消息，有人欢喜，有人忧愁。

太上皇，辞书的解释是：皇帝的父亲，也叫太上皇帝，简称上皇。太上皇的称号源自秦朝。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后，称始皇帝，追尊生父秦庄襄王[14]为太上皇。“太上”即为无上，蕴有道家的意思，表明比皇帝还要尊贵。

汉高祖刘邦即位后，专门搞了套皇帝的礼仪，目的是要确定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每天清晨，群臣都要向刘邦行三跪九叩大礼。有一天上朝的时候，刘邦忽然发现自己年迈的父亲刘太公也跟着大臣向自己行礼。他慌忙走下宝座，扶起白发苍苍的父亲，并立即颁旨封父亲为太上皇，免去每天的朝拜。当然，这个太上皇只是一个礼仪上的名称，除了名号，什么都没有。

上面提到的两个太上皇，和后来的由皇帝转变成太上皇退居幕后的情况完全不同。自古以来，皇帝宝座都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坐上去诚然不易，而下来也非常之难。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实行世袭及终身制，一旦黄袍加身，就要做一世的皇帝。除非是被推翻，一般一定要等皇帝驾崩之后，才允许由新皇帝接位，此即为“天无二日，国无两君”。

但也有少数例外，皇帝在身体健康、可以继续处理政事的情况下宣布退位，并成为所谓的太上皇。唐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唐高祖李渊既是唐朝开国之君，后来还做了太上皇，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群雄逐鹿。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打出的却是“志在尊隋”的旗号，其策略为：立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攻下长安，即迎十三岁的杨侑即皇帝位，改元义宁，遥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己则谦逊地称唐王。此时隋炀帝远在江南，浑然不知李渊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太上皇”的帽子。第二年三月，隋炀帝为部下所杀。消息传来，李渊还假惺惺地遥祭，随后逼杨侑禅位，自己做了皇帝，是为唐高祖。

李渊能够在乱世中扫灭群雄，统一全国，建立唐朝，次子秦王李世民功劳最大。李世民功高震主，父子之间亦难免猜忌。而李世民与其兄太子建成、弟元吉的权力之争日趋尖锐，势同水火。后来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伏兵于玄武门，将正要入朝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及弟弟齐王李元吉一齐杀掉。

这时，李渊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里泛舟嬉戏，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相残的人间惨剧。突然，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敬德戎服入见。李渊见他手握兵器，来势汹汹，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当时裴寂、陈叔达等重臣均在场。李渊十分惶恐，便问裴寂等人：“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萧瑀、陈叔达见李世民一派已占据上风，忙回答道：“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李渊见一旁的尉迟敬德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的架势，只得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平息了这场事变。

李渊又召见李世民安抚，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高祖脚趾，恸哭许久。李建成、李元吉的子女等都株连处死，于是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便很识相地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其实，李世民早就掌握了兵权，高祖禅位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让不让位恐怕由不得他了。

唐中宗李显遭毒杀后，临淄王李隆基起兵，拥立父亲李旦即位，是为唐睿宗。李旦为李世民之孙，是李治与武则天之幼子。他登上龙椅，得力于妹妹太平公主及儿子李隆基。缘此，太平公主权倾朝野，而李隆基则以功高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与太子姑侄斗法，矛盾日益凸显，朝臣亦分为对立的两派，双方明争暗斗，不可开交。面对亲人、重臣之间的纷争，李旦亦莫知所从，深感烦恼，最后，他采纳了一道士“无为”的建言，回避矛盾，一退了之，只当了两年皇帝，便传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自己则退位为太上皇。

而唐玄宗李隆基自己也未能逃脱退位为太上皇的命运。安史之乱后，李隆基逃难到蜀中，太子李亨抢先在灵武即位为肃宗，并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唐朝后期，还出过两个太上皇。唐顺宗李诵在位时，突然中风失语，无法处理军国大事，继位仅八个月，便传位于太子李纯，做了太上皇[15]。唐昭宗李晔是在宦官刘季述等拥戴下做的皇帝，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刘季述以“废昏立明”为由，突然发动宫廷政变，将昭宗及皇后锁进少阳院，随即拥立太子李裕嗣位，尊昭宗为太上皇。昭宗这个“太上皇”其实与囚徒无异。被囚禁一个多月后，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杀死了刘季述，拥戴昭宗重新复位，诏令太子重回东宫。

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中，出现过好几个太上皇。头两个是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北宋末年，金兵借口宋朝君臣背盟毁约大举南下，对北宋都城汴京形成合围之势。兵临城下，朝内一些当权大臣以非帝退位不足以平金人之怒为由，逼迫宋徽宗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但金人并不因此罢兵。后太上皇宋徽宗赵佶与宋钦宗赵桓双双被金兵俘虏，史称“靖康之耻”。不久，宋高宗赵构即位，遥尊在金国俘虏营里的兄长宋钦宗赵桓为“孝慈渊圣皇帝”，也是类似太上皇的称号。宋徽宗父子被掳至五国城[16]，先后客死他乡，成为历史上下场最为凄惨的太上皇。

宋高宗赵构本人晚年也当了太上皇。他没有亲生儿子，立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赵昚为太子。由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之后由亲弟赵光义即位，开国二百余年，赵匡胤嫡系子孙一直没有人做过皇帝，为此朝野中常常有各种议论。尤其是金兵压境、局势危急之时，满朝文武大臣越来越倾向于尽快让太祖后裔担负护国重任，坐了三十五年皇位的赵构在各方压力下，不得已宣布禅位于太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做了二十七年皇帝后，在内忧外患中将位传于赵惇，是为宋光宗，宋孝宗自己也做起了太上皇。

宋光宗赵惇惧内，皇后李氏妒悍跋扈，宋光宗因得心病不能履职，当时政事多决于李后。宋孝宗病殁后，宋光宗因病竟不能为父执丧。于是，朝臣商议后，奏请太皇太后下诏，传位于太子赵扩，尊光宗为太上皇。宋光宗成为太上皇，纯粹是由于健康问题。

大明立国以来，只出过一位太上皇，即明英宗朱祁镇。他的情况跟宋钦宗类似，均是因为做了外敌俘虏，被新皇帝遥尊为太上皇。不得已，不情愿，不甘心，尽在不言中。但朱祁镇显然比宋钦宗幸运多了，宋钦宗最终客死他乡，而他至少等到了归国还家的机会。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也先为英宗朱祁镇饯行，并亲自送至数十里外，下马解脱弓箭战具，作为献礼，然后洒泪而别。

伯颜帖木儿一直送到野狐岭，携榼进酒，并挥泪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见？”

大哭了一场后，伯颜帖木儿又拉住朱祁镇亲信侍臣哈铭，悄悄告道：“我等敬事上皇，已经有一年，但愿太上皇还国，福寿康强。我主人如果有缓急，亦得遣人告诉，请转达太上皇，莫忘前情！”

伯颜帖木儿是也先亲弟，素来称兄长为“那颜”，“主人”则是指蒙古名义上的可汗脱脱不花。伯颜帖木儿这一番话，藏有许多微妙的玄机伏笔，哈铭竟不知该如何回答。还是一旁的杨善机警，大声喊道：“上皇要启驾了！”

此时，伯颜帖木儿已经预料到蒙古将会有重大事变发生，所以想用交情套住英宗朱祁镇，请他在关键时刻暗助自己兄弟，但事实是，当蒙古内讧再起的时候，朱祁镇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自然谈不上帮助也先和伯颜帖木儿了。

双方依依惜别。朱祁镇又是伤感，又是高兴。走不到几里，后面马蹄声大作。朱祁镇以为是瓦剌后悔，派追兵追来，大惊失色。来人飞至，却是伯颜帖木儿刚刚猎得野兽，特地派人献给朱祁镇。朱祁镇百感交集，想到胞弟朱祁钰的寡情薄义，当即泪如雨下。

英宗要回来了！有人喜，有人愁，喜的人多，愁的人也不少。明景帝朱祁钰自然就是这为数不少的人之一。首先要考虑的是明英宗回来后住在哪里的问题，一山不能容二虎，自然不能继续住在大内了。大宦官兴安正得新皇帝宠信，深知明景帝心思，提议效仿唐朝唐玄宗。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即位，唐玄宗李隆基成为太上皇，回到长安后，居住在兴庆宫。李隆基未当皇帝前，与兄弟五人住在隆庆池北面，号称五王宅。后来李隆基当上了皇帝，其兄弟认识到自己继续住在皇上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是不合适的，就将他们的住所献出，建起了兴庆宫。兴庆宫在大明宫之南，因而被称作“南内”，同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并立为“三内”。兴庆宫建成后，李隆基正式迁到兴庆宫起居办公。为方便皇帝出行，沿兴庆宫东墙还专门修建了秘密通道，就是所谓的夹城复道。夹城从大明宫开始，沿长安城的东城垣到达兴庆宫，再由兴庆宫通向曲江芙蓉园。大诗人杜甫《秋兴》诗中有“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一句，说的就是这条夹城。

明朝也有南内，位于太庙[17]以西，名崇质宫，位置与兴庆宫相仿，但规制不能与其相比。“崇质”二字，顾名思义，可知是以质朴为尚，因是粉墙黑瓦，民间称之为“黑瓦厂”。明景帝朱祁钰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将兄长安排在崇质宫。

住处解决了，在迎接太上皇回朝的礼仪上，明景帝朱祁钰与大臣又产生了矛盾。礼部尚书胡濙拟定的流程是：胡濙主持仪礼，首先由锦衣卫具全副銮驾，迎候于居庸关外；入关至龙虎台，礼部陈奏仪节；文武百官迎于土城外；至德胜门外的团营教场，诸将迎接；但大驾不入德胜门而入东面的安定门；至东安门内、面南设座，景泰帝谒见，百官朝见；最后迎入南城大内。

朱祁钰却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派兴安传旨：“以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外，到安定门后再换法驾。其他准如所奏。”

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朱祁钰担心明英宗朱祁镇大张旗鼓地回京，倘若百姓夹道欢呼，百官倡议复位，诸将拥护，直接奉明英宗御午门之上的五凤楼，宣布复统大政，那就麻烦大了。

群臣也明白朱祁钰的私心，但就事论事，奉迎太上皇的礼仪太薄了，不少大臣上书，据理力争。给事中刘福会合同僚，联名上奏。明景帝朱祁钰的批复是：“朕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尊礼无加矣；福等顾云太薄，其意何居？礼部其会官详察之。”含蓄指出刘福居心叵测，大有降罪的意思。

礼部尚书胡濙联合吏部尚书王直等人面见朱祁钰，为刘福解释道：“诸臣实无他意，只不过请皇上加深亲亲之谊而已。”

朱祁钰却回答说：“昨天收到太上皇的信，说奉迎之礼务必从简，朕怎能违背？”

群臣面面相觑，再无话可答。到底有没有收到明英宗的手书，无人得知。

这时候，有个京营千户龚遂荣又冒了出来。他不满明景帝以微薄礼仪迎接兄长，不顾人微言轻，愤然投书给内阁大学士高穀。龚遂荣在书中引经据典，大谈唐肃宗奉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想以此来讽谏明景帝。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肃宗收复长安后，立即派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到成都奉迎太上皇唐玄宗。十二月，唐玄宗抵达凤翔，唐肃宗发精骑三千人迎驾；十天以后驾抵咸阳，唐肃宗备法驾迎于望贤宫，等唐玄宗御南楼时，唐肃宗在楼下脱卸黄袍，换着紫袍，表示不居皇位，仍在东宫，然后拜叩于楼下。唐玄宗下楼，父子相见，呜咽不胜。唐玄宗索取黄袍，亲自为唐肃宗穿上，唐肃宗磕头固辞。唐玄宗道：“天数人心，都归于你了。能让我安享余年，就是你的孝了。”唐肃宗不得已而接受。

其时，父老群集欢呼，唐肃宗下令撤除警卫，许百姓入禁地，谒见唐玄宗。在望贤宫，唐玄宗不肯居正殿，唐肃宗固请，亲自扶登。进食时，每一样都由唐肃宗亲尝以后，方始进奉唐玄宗。

第二天，由望贤宫出发，唐肃宗牵马奉上皇，亲扶上鞍后，执缰控马。唐玄宗吩咐“不可如此”，唐肃宗才乘马前导，却不敢行在大路正中。唐玄宗非常感动，向左右说道：“我为天子五十年，未足为贵；今天为天子之父，才真是贵了。”

到得长安，自开远门入大明宫，御会元殿慰抚百官；然后拜谒太庙，恸哭久之，方入居大明宫。唐肃宗上表避位，唐玄宗不许，三辞三请，皇位始定。

内阁大学士高穀将龚遂荣书信藏在衣袖中，带入朝中遍示群臣，与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商议对策。礼部尚书胡濙提议直接将此书上呈景帝。都御史王文却认为上意已定，即便递上龚遂荣的书奏，也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这封书大有挑拨太上皇和景帝手足感情的嫌疑，搞不好皇帝还要降罪。大学士高穀听到王文“挑拨感情”的话后，立时显得颇为犹豫。

此事被给事中叶盛知道后，大为不平。他赞成礼部尚书胡濙的主张，认为应该将书上交景帝。叶盛当时有个外号叫“叶少保”。每当朝议时，他总是第一个发言，当时只有于谦于少保在群臣中具此威望。叶盛如此争先恐后，有人不高兴地讥讽说：“莫非他也是少保？”

叶盛便因此得了个“叶少保”的外号，他敢于任事、直言无忌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以叶盛的个性，知道龚遂荣投书一事后，当然要上书向景帝上陈这件事。

另一名给事中林聪也不满高穀、胡濙、王直三人态度软弱，竟然被王文一言恐吓，紧跟着叶盛上书，弹劾高穀、胡濙、王直三人“皆股肱大臣，有闻必告，不宜偶语窃议”，要求皇帝降旨切责。

这样一来，事情就彻底闹大了，想瞒都瞒不住了。景帝朱祁钰特地派人来索要龚遂荣的上书，看后大怒道：“龚遂荣何人，敢议朝廷得失！”立即下令逮捕龚遂荣，下狱坐罪。于是，群臣再无人敢多说迎接太上皇礼仪之事。

之后，朱祁钰派太常少卿许彬到宣府，翰林院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到居庸关迎太上皇回京。

许彬字道中，宁阳[18]人。自小勤奋好学，被称为“学痴”，与当地才子王贤齐名。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正统末，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他被景帝朱祁钰选中，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正是因为他平庸无奇。

商辂字弘载，淳安[19]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即所谓的“连中三元”。终明一世，三元都是第一的人，只有商辂一人[20]。即便是在整个中国科举史上，三元第一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其人仪表美好魁伟，英宗皇帝很喜欢他，曾亲自选拔为展书官。

许彬一行在宣府见到了英宗朱祁镇。一番礼节后，许彬按照英宗的授意，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罪己诏和祭文。祭文是为了祭奠土木堡阵亡的官军，写得悲壮苍凉，颇有气势。最关键的是，许彬揣度英宗的心思，在文中隐有为王振开脱之意。虽然王振已成为千夫所指的“国贼”，但英宗对王振的复杂感情，决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许彬巧妙地迎合了上意，因此文极得朱祁镇欢心。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中秋节，当了整整一年俘虏的英宗朱祁镇到达北京，一轿二马悄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

朱祁镇在安定门换上“法驾”，由安定门到东安门。百官于东安门外迎接，景帝朱祁钰于东安门下辇迎接，朱祁镇下轿答礼。兄弟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了这一形式上的礼节，朱祁镇“驾入南宫”，正式开始了太上皇的生活。

刚开始，朱祁镇尚能为终于平安归来而庆幸。当他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钱皇后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时，感动万分。但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冲淡了，朱祁镇发现他这个太上皇与囚徒无异，被禁锢在南内，不得出入，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君主被少数民族政权俘去，又无条件地被释放回来，这还是第一次，堪称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也是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明朝军民坚持抗战的结果。也先送还英宗后，恢复了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而对于迎回英宗的大功臣杨善，在论功行赏的问题上，明廷中大起争议。当时举朝上下都认为杨善所建是不世奇功，应该封爵，赐丹书铁券，享受一个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但景帝朱祁钰只命杨善以礼部左侍郎迁左都御史，仍掌鸿胪寺事；校尉袁彬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哈铭亦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着改名为杨铭。

如此薄待功臣，私心昭然若揭。显然，新皇帝并不希望兄长回来，所以，出力营救兄长回来的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功臣。

满朝文武都为杨善和袁彬不平。袁彬与英宗关系亲密，事先已经入宫拜见英宗及孙太后，得了英宗亲信宦官金英的嘱咐和提醒，心中早有准备，所以也不以为意，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而为迎回英宗已赔上全部家当的杨善则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越是赏薄，越是显得英宗为景帝所忌，越显得他这件大功的盖世之奇。他没有冒昧地改去巴结景帝，而是打算坐等时机，只要等到太子朱见深即位，英宗便成了皇帝的父亲，自然能够重见天日。到那时候，杨家的富贵自然滚滚而来。

可惜事与愿违，杨善看到了远处，却看不到更高处。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后，已领悟到臣民不过是皇权下的蝼蚁，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对天子有本能的畏惧，卑贱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于是，废英宗之子、立己子为太子，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钰宠爱的妃子杭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朱见济。此时英宗朱祁镇虽然被软禁在南宫，不能踏出宫门一步，形若囚徒，但名义上的太子依旧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朱祁钰对此自然不甘心。从儿子朱见济落地的时候开始，他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了易立太子的计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临死前，在遗训中规定了大明皇位继承制度：即嫡长继承制，太子立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传弟及尽之后，下面的嗣立者应该是兄之子，还是弟之子呢？理论上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往往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因此，“兄终弟及”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就与“兄终弟及”制度所造成的紊乱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看到了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

嫡长制确立后，为后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为“百王不易之制”。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绝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但嫡长制在执行过程中既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也有人为干扰的因素。

首先谈不可克服的困难。历史上许多皇后往往没有儿子，或者儿子患病早夭，这样，“立嫡”的首要条件得不到保证。举例来说，秦汉两朝共有二十八个皇帝，嫡出者仅三人，东汉皇帝竟无一人嫡出。宋代十八个皇帝中，仅三人嫡出。如此可见，嫡子继位在历代皇帝中的比例很小。这样，在不能立嫡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推长而立的原则，即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年纪最大的作为继承人。

其次是人为干扰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为太子，当皇后年老色衰失宠后，不仅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地位。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由皇后郭氏而移宠阴丽华，郭氏之子太子刘强只有惶恐让位于阴氏之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唐玄宗王皇后无子，宠妃赵丽妃所生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后来，唐玄宗宠爱武惠妃，又想废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

历史上还常常有各种权贵势力干预其中，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等，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唐朝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而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皇帝废立生杀，自然更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继承并严格遵守了嫡长制。他最早立马皇后所生嫡长子朱标为太子，并延请名儒宋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史称“懿文太子”。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伤心之余，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性英武，许多地方都与他自己非常相似。但在朝议论的时候，翰林学士刘三吾提出了反对意见：“如立皇四子燕王，那么皇二子秦王、皇三子晋王将立于何地？”

刘三吾的理由依旧就是嫡长子制，因为这三个儿子都是嫡出，按照嫡长子原则，应该立皇二子秦王，无论如何都轮不到燕王朱棣。朱元璋觉得有理，不应该乱了礼法，然而，他并不喜欢秦王，于是选立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的第二个儿子，他本来还有个哥哥朱雄英，但很早就死去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因为嫡长孙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孙。

立储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后来又起了变化，皇二子秦王和皇三子晋王先后病死，这样，皇四子燕王朱棣就成了嫡长子。朱元璋偏爱燕王朱棣，有心想改立朱棣为太子。但群臣纷纷反对，理由是：“皇孙世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

此时，朱元璋已经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头，年老力衰，已经没有很多精力，见群臣反对，就此作罢。不料他所喜爱的皇四子朱棣后来还是发动了靖难之役，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走了皇位。

但朱棣的皇位是夺来的，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大打折扣，即使当上了皇帝，仍被传统士大夫视为篡位，于是他大挥屠刀，以极其暴虐的手段屠戮建文旧臣，以堵住众人非议的悠悠之口。他后来连年对蒙古用兵，也是希望得到传国玉玺，表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为了加强正统继位形象，朱棣还大兴土木，修建了大报恩寺和武当山宫观。大报恩寺名义上为纪念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借以让人知道，朱棣是明太祖和马皇后的嫡子，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对于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明朝来说，这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帝位的合法性问题。而修建武当山宫观则是朱棣假托天命，宣扬自己得了真武帝君的庇佑。武当金殿中供奉着真武帝君的鎏金铜像，披发跣足，形象逼真，据传是按朱棣的相貌和体态铸造。

朱棣夺取皇位后，立太子一事便提上日程，他亦陷入烦恼。按理来说，朱高炽是嫡长子，以前又是燕王世子，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但朱棣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相当的犹豫，他不喜欢朱高炽，更偏爱作战勇猛的第二子朱高煦。朱高煦对兄长的地位也一直虎视眈眈。朱棣却没有违背祖制的勇气，朱高炽最终还是以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由此亦可见嫡长制作为“万世上法”的巨大威慑力。

朱高炽即位为仁宗后，立嫡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后，朱祁镇因为是长子，被立为皇太子。朱祁镇开始还只是庶子的身份，后来母亲孙贵妃被立为皇后，也因而成为嫡长子。而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后，异母弟朱祁钰登位为景帝，但他既非嫡子，亦非长子，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以庶子身份即位的皇帝[21]。

明景帝初即帝位时，只是为了形势和国家的需要，但如果朱祁钰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那将是公然对祖宗制度的破坏。因而，朱祁钰一开始也不敢公开表露，先是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发妻皇后汪氏。汪氏是北京本地人氏，其父是中城兵马司指挥汪英，正统十年（1445年）八月册封为郕王妃。景帝登基后，册立汪氏为皇后。汪皇后无子，只生有二女。

出乎意料的是，汪皇后对丈夫的提议持反对意见，她认为如果朱祁钰这样做，会让天下人笑话。朱祁钰不以为然地说：“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谁会笑话。”

汪皇后反问道：“兄未终而弟及，又是什么天经地义？”

朱祁钰大怒，当即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汪皇后砸去。汪皇后倒是闪开了，但帝后不和的矛盾由此悄悄在宫中流传。这其中，最高兴的人当然要数生下儿子的杭妃了。

朱祁钰立自己儿子的决心已下，但生怕众大臣反对，便先试探司礼监大宦官金英的态度，问金英道：“太子的生日是七月初二吧？”

七月初二其实是景帝儿子朱见济的生日。金英也不是不明白朱祁钰的意思，他曾在危急关头力主立朱祁钰为帝，但在立储这件事上，却是心向太子朱见深，答道：“太子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朱祁钰下面的话就不便说了，只好默然不答。

既然金英不开窍，朱祁钰便明白地去问心腹宦官王诚、舒良等人的意见。王诚竟然建议朱祁钰去贿赂大臣，朱祁钰欣然采纳。

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初十，景帝朱祁钰派宦官兴安到内阁传旨，赐给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人银百两，金五十两。这是从所未有的事，明眼人已经看出这是朱祁钰在为易储做准备。

然而，朱祁钰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当时诏告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朱祁钰为了私心要改立太子，事关国本，即便是收了皇帝贿赂，明白景帝心意的大臣，也不愿意主动迎合上意。兴安跑前跑后地忙活，满朝文武依然无人上奏提出易储。

这下，朱祁钰着急了。而千里之外的广西，此刻正发生一件灭门血案，谁也想不到，这一起杀人案，竟然由此成为改立太子的契机。

广西思明府的土知府，一直由土官黄家世袭。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土知府黄年老，奏请自己的儿子黄钧袭位。黄同父异母的庶弟黄任都指挥使，谋夺兄长的世职之位，率领儿子黄震及骁悍数千人，化装成贼人模样，半夜杀入土知府，见人就杀，将黄和黄钧都杀死并肢解。碎尸装入两个大缸，埋在后花园。第二天，黄假装才知道惨案，一面悬赏捕凶，一面上书，请以黄震袭位土知府。

但黄的仆人福童发现了奥秘，跑去向巡抚李棠和总兵武毅告状。总兵武毅经过查访，证据确凿，上奏请求将黄革职查办。黄惊慌失措，急忙派千户袁洪到京师行贿，企图保命。

袁洪经过“高人”指点后，急忙赶回广西，向黄面授机宜。于是，黄于千里外给景帝上书，要求易储。疏称：“往年上皇轻身御敌，驾陷北塞，敌人进犯都门，几乎危及社稷，不有皇上，臣民将何归？今已过二年，皇储未建。臣以为，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之态一萌，则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欲全天叙之伦，恐怕事机叵测，反复无常。万一羽翼养成，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杀，那时则悔之晚矣。乞皇上与亲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计，以统一中外臣民之心，绝觊觎之望。”

景帝朱祁钰正愁没人出头，看到黄的奏书后大喜，说：“万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不但下旨免除了黄的杀兄之罪，还加官都督同知。随即将黄原书发给礼部，由礼部尚书胡濙主持廷议。

群臣“王直、于谦以下，各相顾眙愕”。户科都给事中李侃、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及御史朱英三人率先反对。但于谦、王直、胡濙等重臣都不表态。

宦官兴安厉声喝道：“此事今天一定要决定下来。同意的，请署上名字；不同意的，不必署名，但不可以首鼠两端。”掏出一张纸，让群臣署名。

群臣见兴安早有准备，事已至此，大都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签名首先从内阁开始，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等人事先收过景帝的贿赂，内心有愧，签得都比较干脆。

下面轮到吏部尚书王直，他面有难色，不肯署名。内阁大学士陈循将笔塞到他手里，王直最终还是签了。

下一个便轮到于谦。于谦提起笔的时候，犹豫很久，迟迟不肯下笔，显见他内心的迟疑和波澜，但他最终还是缓缓写上了自己的名字[22]。后面的大臣见素有刚直之名的于谦都签了，自然也都跟着签了。

满朝文武，无论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署上了名字。这次早有预谋的投票表决几乎是全票通过，只缺一个人的票，吏科都给事中林聪拒绝署名。但林聪也因而付出了代价，他随后被调为春坊司直郎，虽然春坊司直郎是从六品，比他原来的吏科都给事中还高了一品，但却是个闲职，典型的明升暗降。

离开大殿时，群臣表情不一，心中更是各有滋味。林聪深深叹息，不看别人，唯独望着于谦的背影，无限惋惜。

事后，老臣王直顿足长叹：“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显然为在同意改立太子的书上署名懊悔不已。

于谦却没有更多的表示，这与他辅佐景帝即位及力抗瓦剌时的坚决果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后，于谦也只是用写诗来表达无可奈何的心态：“鬓花斑白带围宽，窃禄无功久旷官。岸帻耻为寒士语，调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恋恋西湖旧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复杂矛盾的心态一览无遗。

不久后，景帝朱祁钰正式下诏，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朱见深为沂王[23]，有诏特赦，宫廷宴贺。群臣也因景帝改立太子成功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显然不以新立太子为荣耀，这多少引起了朱祁钰的不满，他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而唯一一个当廷反对的大臣林聪，也遭到了景帝朱祁钰的报复。林聪字季聪，号见庵，宁德人，正统五年（1440年）进士，史称“直声闻天下”，朝野“莫不望其风采”。朱祁钰改立太子后不久，林聪被诬“专擅选法”，廷议大辟，打入死牢等候处死。

礼部尚书胡濙敬佩林聪的正直，决定救林聪一命，故意称病在家不出。胡濙是礼部尚书，许多公文都需要他的签字。景帝朱祁钰见公务堆积，便派宦官兴安问疾。胡濙道：“老臣本无疾，闻欲杀林聪，殊惊悸耳。”

朱祁钰心愿已经达成，不愿意与胡濙这等老臣结怨，遂诏释林聪，但将他贬为国子学正。

除林聪之外，还有一人因为立太子一事而受到景帝报复。朱祁钰下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皇后汪氏再三谏阻，义正词严地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何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改呢？”

朱祁钰大怒道：“皇子非你所生，所以你怀妒得很，不令正位青宫。你不闻宣德故例，胡后无出，甘心让位，前车具在，未知取法，反且多来饶舌。”于是废除汪氏皇后位，幽禁于冷宫中，另立太子朱见济生母杭妃为皇后。

被软禁在南内的太上皇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心中百般滋味。他在漠北一年，尚能得到瓦剌上下的礼遇，这其中虽然有也先的政治企图，但还算是以礼相待。而他的亲弟弟不但夺了自己的皇位，将他像罪犯一样囚禁在南内，还废了自己儿子的太子位，彻底绝了他的后望。

此时朱祁镇的处境，不见得比身为瓦剌俘虏时强多少。面对戒备森严的高墙禁卫，他常常陷入苦闷的沉思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敌人？是瓦剌，还是自己的亲兄弟？

* * *

[1]明成祖朱棣生母是谁的争论，一直到朱棣夺取皇位后才开始敏感起来，因为明朝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朱棣生母的问题即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皇位合法性的问题。按照《太祖实录》《太宗（即成祖）实录》以及《明史》等正史的说法，朱棣为明太祖皇后马氏所生，也就是所谓的嫡子。当时马皇后所生的长子朱标、次子朱樉、三子朱棡均已经病死，朱棣已经拥有嫡长子的身份，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因此，生母是马皇后无疑可以最大加强朱棣的正统形象，掩饰他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的篡权行为，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明朝有本《太常寺志》的书，对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陵墓）神位的记载如下：“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朱标）、秦愍王（朱樉）、晋恭王（朱棡）。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朱棣）。”太常寺是皇家机构，负责管理祭祀礼乐，因此它的记载绝对有权威性。这种说法实际上就表明马皇后根本就没有儿子，她的三个养子朱标、朱樉、朱棡实际上是淑妃李氏的儿子，而朱棣的生母实为碽妃。而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座位南向，左边淑妃李氏等坐东向西，只有右边的碽妃坐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除马皇后外，碽妃地位高于其他妃嫔，除了因为碽妃是朱棣生母的原因外，实在没有别的解释——朱棣为了皇位考虑，在生母问题上大做文章，称自己是马皇后嫡出，不敢公开承认地位偏低的生母碽妃，只好把硕妃偷偷地供奉在享殿。这原本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太常寺志》后来也没有流传下来，以致明朝文人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明末清初时，担任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和担任大理寺左丞的李清（著有《三垣笔记》）利用职务之便，在祭祀孝陵的时候悄悄进入孝陵寝殿，发现神位排列果然如此，朱棣并非马皇后嫡出已经一目了然。而朱棣为了掩饰出身而欲盖弥彰的行为也更加证实这点，他曾经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显然是要将不利于他的证据消除，明人因此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朱棣能利用权势删改一切不利于他夺位的史料，但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高丽末期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朱棣，权近著有《奉使录》一书，记录十分详细，其中说：“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先太后显然是指朱棣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马皇后的忌日在八月初十，二者不合，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和太子朱标均在世，因此朱棣没有必要掩饰，绝对是可信的。

[2]明代军户是世袭制，一旦列入军籍，世代为军。军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虏，就要按军籍所造之册，到该军丁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以补足原数。除非皇帝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籍。卫军实行屯田制度，边地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兵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应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而土木堡之变后，京军全军覆没。为保卫京师，明朝廷不得不派人四出募兵以应急，由此，明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募兵渐成为军队主力。著名的募兵有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俞大猷的“俞家军”等。不过募兵需要养兵，耗费极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而到了明末，募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并不断发生大面积逃亡事件，终至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

[3]郭子兴后人郭老舍宣德年间入朝自表身份为历史真事，明宣宗朱瞻基承认其郭氏后人身份，赐钞遣还，并授予冠带奉祀滁阳王。但郭氏一系的出现触犯了原滁阳王守墓人宥氏的利益（免除赋税徭役）。明孝宗弘治年间，宥氏上书揭发郭氏并非郭子兴后人，并引用太祖皇帝朱元璋关于滁阳王无后的话。明廷遂剥夺郭氏奉祀的资格。

[4]张士诚：原名张九四。元末位于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出身贫苦，少有膂力，负气任侠，靠贩卖私盐起家。后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与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袭据高邮（今江苏高邮）后，张士诚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他占据东南富庶之地，又深得人心，实力雄厚，时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但其人懦弱，野心谋略远远不及朱元璋，后被朱元璋俘虏。押解至南京后，张士诚道：“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怒而将其斩首，时年四十七岁。朱元璋生平恨及张士诚，当上皇帝后，诸多举措都是直接针对张士诚，如将十四万户江南富民迁徙凤阳安置（即前面提过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故事）；如取民间首富沈万三（其人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仅苏州便承担了全国12%的税赋；又如将张士诚心腹幕僚高启腰斩（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等，均是恨张士诚在江南极得富豪士人之心。又，朱元璋当皇帝后，为了治国，开始重用文人。有武臣心怀嫉妒，告诉皇帝说，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以后皇帝疑心变得很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大兴文字狱。

[5]明代盐、茶均是官方垄断商品，行销、征税由户部统一管理。私犯盐、茶是严重罪行。明初安庆公主（马皇后所生）驸马欧阳伦即因私贩茶叶被明太祖朱元璋处死。但由于利润丰厚，民间有不少铤而走险者。

[6]有诸多学者认为，被誉为“黔中第一奇迹”的“红崖天书”即是建文帝朱允炆手迹。红崖天书原名红崖碑，是位于今贵州安顺的一处神秘景观，具体在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山上红崖北面的一隅数十平方米的峭壁上，有若干形如钟鼎古籀的符号，似画如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雕非凿，如篆如隶，布局蹊跷，风格古拙。明代嘉靖年间，贵州人邵元善游览晒甲山后，写下《红崖诗》：“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邵元善是当时知名文人，与其兄邵元吉皆文誉一时，红崖天书由此知名于世。此后，学者纷至沓来，专门对红崖天书进行考察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破译热潮。清光绪年间，日本领事得丸作藏及旅行家鸟居龙臧不远万里，专程来到晒甲山观摩。二人后将红崖天书摹本带回日本展出，引发强烈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洪都观经，可云盛也”。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也慕名来到晒甲山，由此成为名噪中外的“红崖文化”现象。红崖天书迄今仍是历史未解之谜，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悬赏百万破译红崖碑，但并无结果。晒甲山当地自古有许多关于天书的神秘民谣，传闻解开天书，即可获取巨额宝藏。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去贵州观摩。

[7]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只是为儿子们取了名字，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二十字定名》规则：“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诸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为一世。以某字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则临时定议，以为二名，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复拟续增。”即每个儿子都作为一支，每一支拟定二十字辈分，作为一世，以后则周而复始地循环，意为传之永久。如太子朱标一系为：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又如成祖朱棣一系二十字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静、迪、先、猷。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则临时确定，但也不能随便取，而是要按五行相转。例如，朱棣这个辈分的都属木德，他的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孙子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可惜的是，朱元璋为子孙们拟定的二十字只用了一半，刚用到“由”字，他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8]临清：今山东临清，取临近清河之意。历史悠久，自古为战守要地，境内河流纵横，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从其间穿过。明清时，依靠运河漕运成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繁荣兴盛达五百年之久，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美誉。2006年，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认定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

[9]杨俊一生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他跟随父亲杨洪在军中长大，只知道边将权重，不知道朝中言官厉害。喜宁事件后，杨俊仗着父亲杨洪深受朝廷器重，因私人恩怨杖杀了都指挥陶忠。身在京师的杨洪知道后大为恐惧，上奏说儿子轻浮急躁，会误了边关大事，要求儿子随自己在京营中操练。杨洪本意是要保儿子一命，谁知道杨俊刚到京师，言官便上书弹劾杨俊杀都指挥陶忠一事，杨俊被下狱论斩。杨洪想方设法营救。朝廷因用人需要，诏令杨俊跟随杨洪，戴罪立功。但没过几天，杨俊冒领喜宁功一事败露。杨洪也颇有能耐，上下活动，杨俊仅被追夺官爵，真正的功臣江福获得别赏。不久后，杨洪病逝，临死前仍然放心不下儿子杨俊，“请调俊等他镇”。景泰四年（1453年），杨俊任游击将军，奉命送瓦剌使者北归。到了永宁的时候，杨俊喝醉了酒，都指挥姚贵因小过被杖八十。杨俊还欲杀姚贵，被众将士劝住。回朝后，姚贵告发了杨俊。宣府参政叶盛也上奏，认为杨俊曾经在独石败于瓦剌，是败军之将，应当论罪。杨俊自己上书辩护，为了表明自己为朝廷的功劳，还将朝廷所赐敕书封还。哪知道因此又给自己加了一条大罪。言官因此弹劾杨俊跋扈，论罪当斩。刚好这时候杨俊的哥哥杨杰死了，杨母请求放杨俊回家奔丧。因为“杨洪父子兄弟皆佩将印，一门三侯伯。其时称名将者，推杨氏”，朝廷因此动了恻隐之心，免除了杨俊死罪。不久后，杨俊以次子身份继承了父亲杨洪的爵位，重新光耀起来。但杨俊很有些屡教不改，因此好日子也没过多久，“家人告俊盗军储，再论死，输赎还爵。久之，又以阴事告俊。免死夺爵，命其子珍袭”。爵位没有了，丢了官，按理来说，杨俊应该掀不起大浪了。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土木堡之变后，杨俊负责守永宁、怀来一带。当时也先打着英宗的招牌四处招摇撞骗，杨俊严令将士不得开城门迎接英宗，以免为瓦剌所乘，已经为英宗所记恨。后来英宗归国，杨俊预料到一山难容二虎，朝中将有祸事发生，并说英宗归国是祸本。他的预见并没有错，只是这预言为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英宗复辟后，杨俊这些“大逆不道”的话被跟他一向不和的张軏（英国公张辅弟）揭发，一向命大的杨俊这次终于没逃过一劫，“坐诛”。他儿子杨珍也被剥夺了世袭的爵位，贬到广西。一直到英宗死、宪宗立，杨珍才被召回，授龙虎卫指挥使。

[10]新昌：今江西宜丰。

[11]苏武、李陵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杨业（即杨家将中的杨令公）：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包青天》。

[12]合州：今重庆。南宋理宗时，合州州治位于钓鱼城（今四川合川），蒙古大汉蒙哥即死此城下。事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

[13]大兴：今北京大兴区。

[14]当时盛传嬴政是相国吕不韦的儿子。无论嬴政有没有相信过这种说法，他还是表现出帝王的狠毒和果断，大权在握后，立即罢了吕不韦的相位，随即迫之自杀。

[15]此段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

[16]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17]太庙：明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占地二百余亩。最早太庙只是供奉皇帝先祖的地方，后来皇后和功臣的神位在皇帝的批准下也可以被供奉在太庙。太庙平面呈长方形，共有三重围墙，由前、中、后三大殿构成三层封闭式庭园。大殿耸立于整个太庙建筑群的中心，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重檐庑殿顶，三重汉白玉须弥座式台基，四周围石护栏；殿内的主要梁栋外包沉香木，别的建筑构件均为名贵的金丝楠木。天花板及廊柱皆贴赤金花，制作精细，装饰豪华。太庙又以古柏著称，树龄多高达数百年，千姿百态，苍劲古拙。辛亥革命以后，太庙一度仍归清室所有，1924年辟为和平公园，1950年改为现名“劳动人民文化宫”。1988年1月太庙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宁阳：今山东泰安。

[19]淳安：今浙江。

[20]其实商辂并非明朝三元第一人，第一个连中三元的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进士黄观，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取中。但因其人后来成为建文帝朱允炆心腹大臣，被成祖朱棣怒而除名。

[21]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明宪宗朱见深和明孝宗朱祐樘都非皇后嫡子，直到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明武宗朱厚照三十一岁时因纵欲过度死亡，生前嫔妃如云，死后却无一儿一女。按明朝皇位嫡长继承制和兄终弟及的原则排列：明武宗无子，上推至明孝宗，明孝宗有二子早死，再上推至明宪宗，明宪宗长、次子早死，三子即明孝宗，已死，四子就是在钟祥做藩王的朱佑杬，朱佑杬已死，但他有二子，长子已死，次子朱厚熜。因此朱厚熜就成了法理上的皇位继承人。这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熜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宝座，改元嘉靖，即明世宗，史称嘉靖皇帝。明朝皇帝仅有两次世系转移，一次是明成祖朱棣以武力夺取了皇位，另一次就是明武宗到明世宗。自明世宗朱厚熜后，明朝再无一个皇帝是嫡长子身份即位，原因都是前任皇帝无嫡子。明熹宗朱由校死后无子，便由弟弟朱由检（崇祯皇帝）即位，成为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兄终弟及”的例子。明景帝登位时，兄长明英宗还在世，后来皇位又被英宗夺回，所以不算是真正的“兄终弟及”。

[22]一些史料为了美化于谦，将于谦记录成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签名的人。诚然，于谦的赫赫功劳足以掩盖他曾经彷徨困惑的心态，但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朝廷重臣，他当时是有能力左右局面的。面对混乱的政局，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作出的选择，不但对其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还将影响到历史的走向。十分可惜的是，于谦在皇室问题上一再彷徨，直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23]纵观明朝的皇位继承史，公然破坏礼法的只有两人，一是明成祖朱棣，另一个就是明景帝朱祁钰。但成祖朱棣夺取皇位时还有更深的历史背景，当时建文帝朱允炆咄咄逼人，大力削藩，朱棣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起兵夺取了皇位。更进一步说，当时朱棣的三个兄长都已经去世，他已经有嫡长子身份，他的即位，还不算是对祖制的大破坏。唯独景帝朱祁钰，出于私心，废除了英宗子朱见深的太子位，将破坏朱元璋所制定的皇位继承制度推向了极致，从而酿成了更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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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孤怀激烈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亦有文渊阁。随着明朝内阁制度的发展，文渊阁成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入直办事之所，不再仅仅是藏书之所，而是上升为秘阁禁地。

年去年来白发新，匆匆马上又逢春。

关河底事空留客，岁月无情不贷人。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

孤怀激烈难消遣，漫把金盘簇五辛。

坐拥红炉尚怯寒，边城况是铁衣单。

营中午夜犹传箭，马上通宵不解鞍。

主将拥麾方得意，迂儒抚剑漫兴叹。

东风早解黄河冻，春满乾坤万姓安。

——于谦《立春》二首

位于东四牌坊附近的金桂楼这几日格外热闹，盖因刚过进士放榜日不久，新科进士们争相摆宴庆祝。金桂楼名字取得好，素来是新贵们的首选之处。

新科进士丘濬今日亦在金桂楼摆酒请客，庆祝只是其一，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承诺。他在正统九年（1444年）即考中举人，在广东乡试中名列第一，然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之后入国子监深造，一直留在京师生活。期间也曾参加过一次礼部会试，直至今年才金榜题名。会试时，主考官内阁大学士商辂列其文章第一，然殿试时因策文不合明景帝朱祁钰心意，只能屈居二甲第一[1]。虽然未能成为大明状元，但却是十八名入选翰林院的进士之一，仍然荣耀无比。

十年异乡生活，寒窗苦读之余，亦是思念亲人。正当丘濬在京师国子监苦读时，其结发妻子金氏在家乡琼州亡故，甚至未能见到最后一面。

初接到消息时，丘濬伤心欲绝。然彼时国家亦多灾多难，五十万京军覆没于土木堡，英宗皇帝也被瓦剌俘虏，他的个人情怀很快淹没在巨大的忧虑中。

那一日，丘濬遇到伯父、父亲均战死沙场的将门之女吴珊瑚，见到对方清瘦哀戚的容颜，心中陡然起了巨大的波澜，不由自主地想要去关心她、爱惜她。二人同病相怜，彼此呵护，彼此抚慰，逐渐走到了一起。

然吴珊瑚是蒙古人，即便是再婚，丘氏家族依然不同意丘濬娶异族女子为妻。丘濬借回乡探亲之机，欲设法说服亲朋好友。吴珊瑚竟摒弃京城富贵荣华，跟随丘濬到了海岛，又拜当地渔家为义父，以普通渔家女的身份留在琼州。

传统中国人在感情表达上多含蓄深沉，对女子的期待尤其如此。吴珊瑚此举，曾在北京激起了轩然大波，然南方海岛风俗淳朴开放，倒也不认为有什么出格之处。

吴氏本是蒙古王族，出身豪门，自小万事无忧，本来连做饭、缝补之类的小事也不会做，两年海岛生活下来，竟成为织网好手，小有名气。丘家感怀万状，终于认可了这桩婚事。丘濬遂许下诺言，一旦金榜题名，便正式迎娶吴珊瑚为妻。因而今日金桂楼酒宴，不独是庆祝他进士及第，亦是要当众宣布婚期。

锦衣卫指挥佥事朱骥早早便赶到了金桂楼，能够亲眼看到儿时玩伴嫁个好男子，自然令人欣慰。只是他到得太早了些，主角丘濬、吴珊瑚都还未到，只有吴珊瑚兄长吴瑾在包厅里里外外张罗。他便自己在大堂寻了个位子，正待坐下，临窗一桌的年轻男子忽道：“这金桂楼一到饭点，便火爆得不行，兄台反正只是等人，何必多占一张桌子？不妨过来这边挤上一挤。我也在等人，我们算是‘同等’。”

朱骥抱拳道：“承教了。”走过去坐在那男子对面，刚要询问对方姓名，却不禁讶然呆住。一时还不能相信，微一犹豫，便伸手往那男子眼前晃了几晃。

那男子笑道：“兄台不必再试探了，我确实是个瞎子。”

朱骥忙道：“抱歉，是我失礼了。阁下既然看不见，如何知道我在等人？”

那男子笑道：“我眼睛瞎，心可不瞎。”

朱骥见对方态度随意自然，显然不以自己是瞎子为耻，心念一动，问道：“莫非阁下就是仝寅？”

那男子笑道：“不错，正是我。嗯，兄台能知道我的名字，应该是官府中人了。听你行走矫捷轻便，应该是身怀武艺之人，不是京营将官，便是锦衣卫。”

朱骥道：“锦衣卫也算是京营，不过我确实是锦衣卫。”当即报了自己姓名。

仝寅道：“原来是朱指挥，久仰。”朱骥道：“我也久仰仝先生大名。”

仝寅字景明，山西安邑[2]人。十二岁时双目失明，无以谋生，于是拜师学占卜之术。其人聪慧敏捷，技成之后，占祸福多奇中。石亨为大同参将时，仝寅父亲仝清带着儿子经过大同，仝寅为石亨占卜，无不灵验。石亨大为称奇，便将仝寅留在身边。北京保卫战后，石亨因军功封武清侯，成为武臣之首，风光显赫。仝寅也跟着来到北京，住在石亨府邸中。京城中的达官贵人都爱来找仝寅占卜，一时享有盛名。

仝寅笑道：“久闻是真，久仰未必。朱指挥想必对占卜这等江湖之术不屑一顾，也不如何相信。”

朱骥心中确实是这么想的，但不便当面承认，只笑道：“哪里的话，仝先生言重了。”

仝寅道：“朱指挥，你有位好友就快要到了。”

朱骥心道：“我独自来到酒楼，又曾上楼看过，仝寅大概听到动静，不难猜到我在等人。即便他看不到我身穿便服、未携兵器，但我是锦衣卫指挥，大白天的来到酒楼，当然是为私事，等的人必是朋友。这些我都能推测到，仝寅猜到‘好友就快要到了’又有什么稀奇？如果说这也叫占卜，那杨埙应该称得上神算。”也不说破，只笑应道：“希望他快些到吧。”

仝寅大概听出了朱骥的漫不经心，便微微一笑，不再言语，只安心饮茶。

邻座几名酒客正在议论当下传得沸沸扬扬的复储一事，即重新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

明景帝朱祁钰以庶子身份幸运登上大宝，地位稳定后，将兄长英宗朱祁镇囚禁在南内，又费尽心机，废掉了英宗之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甚至不惜送礼物讨好群臣，废除原配皇后汪氏。这一赤裸裸的出于私利的做法，令景帝的名望和威信大打折扣。

尽管朱祁钰在改立太子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胜利太过短暂，他的宝贝儿子朱见济当上太子仅仅一年，便夭折于襁褓之中。因为朱祁钰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幸运女神再度向英宗之子朱见深招手。

民间甚至有不少议论，认为景帝朱祁钰夺兄位、废兄子，是犯了天忌，所以老天爷都不帮他，有意要让他绝后。

那几名酒客显然也同情明英宗父子。一个黑脸汉子道：“我以前就听人说过，太上皇是天命所归，一个宫女的儿子，却当上了皇帝。后来被瓦剌捉去，还能完好无缺地活着回来。这些可都是前所未有的奇事。”

另一个红脸汉子接口道：“什么天命所归！真有天命的话，还会被关在冷宫中做太上皇？”

黑脸汉子答道：“当今皇帝没有儿子，大宝之位最终还是要传给太上皇的儿子。到了那个时候，太上皇等于还是皇帝，这不是天命所归吗？”

一个白脸男子道：“那倒也未必。当今皇帝年纪不大，也许还会有子嗣。”左右看了一眼，刻意压低声音道：“听说皇帝近来日夜忙碌于后宫嫔妃的床笫，为的就是尽快生下儿子。我昨晚去丽春院，还听说了一件奇事……”

他有意停顿了下来，几经同伴催促，才不无得意地道：“听说皇帝已经慌不择食，连教坊司的妓女也看上了，连夜派人召她进宫呢。”

同伴听说此等风流韵事，大感兴趣，急忙追问被明景帝看上的妓女是谁。白脸男子道：“好像叫蒋琼琼。”

红脸汉子忙道：“我知道蒋琼琼，她以前曾是丽春院头牌红妓，长得一朵花儿似的，我有个富豪朋友还摸过她。”

白脸汉子笑道：“如此，你那位朋友岂不是与皇帝共摸过同一个女人？”

红脸汉子道：“是这个理。不过算起来，那蒋琼琼年纪不小了，至少有三十好几了。当今皇帝还要比她年轻许多，不知如何会看上她。”

白脸男子笑道：“也许皇帝偏偏喜欢那种半老徐娘呢。”

他三人暗中议论宫廷大事，虽只是取乐，却也怕朝中耳目听到后招惹祸事，声音甚是细微。朱骥却是习武之人，耳聪目明，闻言立欲起身，却被仝寅及时按住了手，不禁一怔。

仝寅摇头道：“坊间闲言碎语，当不得真。朱指挥虽是锦衣卫官员，可也别失了身份。”

朱骥未及回答，忽听到有人招呼自己，回头一看，却是锦衣卫指挥卢忠。卢忠原先在兵部当差，父亲曾是郕王府管事，算是明景帝朱祁钰私人，因为这一层的关系，朱祁钰将卢忠安插进锦衣卫做了长官。

朱骥不大喜欢卢忠，但对方毕竟是自己上司，忙起身见礼。

那黑脸汉子等三人看到卢忠穿着一身锦衣卫的飞鱼服，料想朱骥也必是锦衣卫，他适才坐在邻座，也不知听到了多少对话，吓得魂飞魄散，想也不敢多想，忙不迭地起身走了。

卢忠笑道：“这儿不是官署，朱指挥不必多礼，我也是来赴朋友私宴。”

原来卢忠与司礼监太监王瑶交好，今日凑巧是王瑶义父老太监阮浪生日。那阮浪在永乐朝便已净身入宫，是目下紫禁城中资格最老的太监，皇宫许多后进宦官都是他的义子或是门下弟子，王瑶也是其中之一。阮浪最爱金桂楼的菜式，王瑶便与另一名出自阮氏门下的大太监曹吉祥一道在金桂楼定了一桌豪华酒席，要为义父贺寿。

朱骥忙道：“我也是为朋友贺喜而来。”

卢忠瞟了仝寅一眼，问道：“朱指挥的朋友该不会就是他吧？”

朱骥道：“不是，我朋友在楼上包厅。这位是……”

正好司礼监太监王瑶率一众人护着阮浪进来，卢忠便甩下朱骥，自去招呼寒暄。朱骥只好回来坐下。仝寅忽开口道：“我朋友到了。”

朱骥道：“既是如此，我便不打扰仝先生与朋友会面。”

起身时，一名青衣女子施施然走了过来，正是李惜儿。她已长成一名灵秀少女，虽不施粉黛，素面朝天，依然难掩丽色。人也变得成熟了许多，大大方方地招呼道：“朱指挥。”

朱骥道：“惜儿，好久不见，你又长高了一截。”又问道：“你来找我有事吗？”

李惜儿摇头道：“我是来找仝先生的。”

朱骥一怔，不及多问，便见到丘濬引着众人走进堂来，忙道：“我朋友到了，得空再去教坊司找你。”

仝寅叫道：“朱指挥，你我今日因‘同等’而相识，可谓有缘。我赠你一句话，你今日只是为庆贺朋友金榜题名而来，切莫多管闲事。”

朱骥不解其意，也不便回应，只朝李惜儿点了点头，便转身去迎朋友。

丘濬见到朱骥，招呼了一声，笑道：“我是主人，反倒迟了。”

朱骥问道：“珊瑚呢？”丘濬道：“她和珠娘在后面。”

朱骥走出几步，再度回过头去，却见李惜儿与仝寅正窃窃密语，似是交谈甚欢，疑心李惜儿要找仝寅占卜，可又不便多问，只好先跟随丘濬等人上楼。

虽然是喜宴，丘濬却不想大张声势，只邀请了少数几个朋友。除了吴瑾、吴珊瑚兄妹、朱骥和蒯玉珠外，国子监同窗只邀请了林鹗、杨集二人。

林鹗已于景泰二年（1451年）中进士，目下官任监察御史，因铁面无私而大名鼎鼎，号称“举以总三法司奏按”。杨集则与丘濬同榜中进士，昔日同学，又成同年，喜上加喜。

监察御史钟同及礼部郎中章纶也在受邀之列，二人均是林鹗同僚，因此而与丘濬结为好友。

当然也不是没有遗憾，丘濬同乡好友邢宥正以御史身份巡按辽东，人不在北京，无法参加今日的宴会[3]。

另外还有一位贵客——衍圣公弟子源西河。现任第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彦缙自永乐八年（1410年）便袭封衍圣公，而今年事已高，独生爱子孔承庆又已病逝，长孙孔宏绪才只有几岁，便命最得意的弟子源西河长驻京师衍圣公府，专事应付处理朝廷事务。

衍圣公府比邻国丈孙忠府邸，源西河没事的时候，常常去找孙国丈饮酒聊天。而土木堡之变后，孙忠亦经历着巨大的失意。尤其外孙朱祁镇成了太上皇、曾外孙朱见深不再是太子后，常有校尉上门滋事，设法盘剥孙府财物。源西河每每见到，均挺身而出，厉声呵斥对方。他是衍圣公在京师的代表，连皇帝都礼让三分，校尉也不得不就此退去。孙忠很是感慨，时常戏称自己是落魄的太上国丈。

丘濬在国子监就读多年，这次能高中进士，最感激前后两位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和萧镃。尤其是李时勉，在被大宦官王振戴枷示众后，便主动辞官回乡，然依旧不忘写信勉励昔日学生。其人已在土木堡之变后不久因伤痛国事而过世，丘濬追忆其音容笑貌，时常感怀涕泣。他也格外感激当年仗义营救恩师的国丈孙忠，时常上门拜访探视，如此倒与源西河相熟起来，结为了好友。而今孙忠病重，不能亲身来金桂楼向丘濬道贺，源西河便身兼两种身份出席，同时代表他自己和孙忠，还携带了两份礼物。

吴珊瑚兄长吴瑾已袭封恭顺侯。他提前到了金桂楼，早已安排妥当。只出了一点儿小意外，丘濬定的包厅刚好在司礼监太监王瑶隔壁，吴瑾因小事跟王瑶手下争了几句，但王瑶到后，认出了吴瑾，另一名大宦官京营监军曹吉祥又与吴瑾同在京营为官，算是同僚，双方各让一步，也就算了。

丘濬见宾客差不多已经到齐，便请诸人就座。杨集笑道：“不等新娘子了吗？”丘濬道：“珊瑚说了，让我们先开席，不必等她和珠娘。”

话音刚落，便听到门前有人哈哈笑道：“可算是赶上了。”却是杨埙到了。

朱骥登时大喜，忙上前握住好友双手，问道：“杨兄何时从苏州回来的？”

杨埙笑道：“刚刚。我听说丘兄金榜题名，今日在金桂楼摆宴庆贺，便不请自来了。”

丘濬忙道：“杨匠官大驾光临，正求之不得。今日珊瑚还念叨过，说要是杨匠官和苏娘都在京师就好了。”

杨埙道：“珊瑚娘子和苏台交情好，互相念叨是正常的。但珊瑚娘子念叨我，一定是想请我给她新房刷漆吧？”

众人见他说得风趣，均笑了起来。

朱骥问道：“苏娘可还好？”杨埙笑道：“她很好，刚刚又生了个大胖小子。”

众人闻言，忙齐声道贺。

源西河笑道：“既是如此，杨匠官膝下已有一子一女，儿女双全，还舍得离开娇妻爱儿吗？”

杨埙摇头道：“没办法，谁叫我是匠户呢？朝廷连下了两道诏书，命我必须尽快赶回京师，不然以抗旨论处。”

吴瑾道：“朝廷急召杨匠官回朝，应该是为修缮太庙一事。”

杨埙笑道：“公事回头再说，喝酒要紧。”

林鹗笑道：“杨匠官，你脸上多了这道伤疤，非但不难看，还平添了几分英武之气。”

杨埙笑道：“多谢林御史褒奖，我妻子苏台也这么说。我在苏州跟人口角，旁人一见我脸上刀疤，便立即吓得退让三分。每每与人争执获胜，我便格外感谢当年那坏人朱公子在我脸上来了这么一刀。”

众人闻言，无不哈哈大笑。丘濬请杨埙入席坐下，便命开席。

金桂楼之所以声名在外，主要是菜式精致，都做成了花样。菜名也取得风雅吉利，比如“花好月圆”“大展宏图”之类，是以格外为士人所喜。众人知道吴珊瑚是蒙古女子，不拘礼法，也不等她，先自开席畅饮。

酒过三巡，不免又议及时势来。众人因朱骥在锦衣卫任职，不便提及目下京城热议的复储一事，只谈瓦剌新可汗，即前瓦剌太师也先。

此前瓦剌内部三大首领太师也先、可汗脱脱不花、阿剌知院纷争不断，尤以也先与脱脱不花矛盾最为激烈——

脱脱不花是元室嫡裔，蒙古名义上的可汗，但自也先父亲脱懽起，蒙古大权就落到了瓦剌太师手里。脱脱不花不甘心徒居虚名之位，想真正复兴其蒙古宗主的地位，自进攻北京失利后，便单独向明朝派遣贡使，想取得明廷支持，至少是名义上的认可。明廷亦想利用脱脱不花来削弱也先的势力，对脱脱不花所派遣的使臣，宴劳赐赏要远远优厚于也先的使臣，故意厚此薄彼，使之互生猜忌。果然，也先和脱脱不花的矛盾越来越深。

瓦剌三大首领中，也先因得专权，兵力最强。脱脱不花虽名为可汗，兵力较少，阿剌知院兵力更少。三大首领外亲内疏，联兵南侵时，利多归也先，有害则均受，因而矛盾重重。

当时脱脱不花所立太子非正妻之子，而其正妻是也先之姊。为了自身利益，也先希望脱脱不花改立姊姊的儿子做太子，为此特意邀请脱脱不花及诸部落首领在明安哈剌举行会盟，商议蒙古太子的问题。脱脱不花因为势力不及也先，也不敢公然得罪对方，遂应邀前来。

就在这次会盟上，早有安排的也先忽然率军攻打脱脱不花。脱脱不花没有任何准备，一败涂地，只率领部属十余人逃往兀良哈部，想去依靠沙不丹。沙不丹曾是脱脱不花的岳父，女儿曾嫁脱脱不花，但却被脱脱不花遗弃。沙不丹本来为女儿之事恼恨脱脱不花，加上畏惧也先的势力，非但没有收留脱脱不花，还杀死了他，将其首级砍下，献给也先。

脱脱不花一死，也先乘胜威胁诸部，东及建州、兀良哈，西及赤斤蒙古、哈密诸卫，一时又恢复了昔日威风。

此时蒙古已无可汗，也先便干脆自立为可汗，年号添元，以示继承元朝之大统。并于不久前派遣使者到明朝来朝聘，文书上称“大元田盛[4]可汗”。书称：“往者元朝受天命成为夷夏之主，今我已得其位，拥有国土和人民，并得传国玉玺，敬请遣使修好。”

此传国玉玺即为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父子穷兵黩武、费尽心机想得到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玉玺。明廷见事已至此，不得不优礼厚币答报，回书上称“瓦剌可汗”，等于正式承认了也先的可汗地位。

杨埙久在江南，少闻北方之事，听说也先最近称汗，很是惊讶，道：“听说只有黄金家族成员才能当可汗，也先不是因没有资格，之前才立脱脱不花为可汗的吗？虽然不是他亲手杀人，脱脱不花却也是因为他而死，蒙古部众如何还能服他？”

吴瑾是蒙古人，熟知蒙古习俗，道：“也先只是暂且以武力压服蒙古诸部，并没有真正赢得人心。他这可汗之位，怕是坐不长久。”

丘濬道：“这也先也是太贪慕虚名，其实他只要立脱脱不花与其姊之子为可汗，便名正言顺，而他自己还能继续掌握大权。”

钟同摇头道：“这可不是虚名，这关系到留名青史的问题。唐代武则天自高宗时代起便已经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最终还不是要自己过一回皇帝瘾，不惜以妇人之身篡位登基？”

杨集道：“既然也先不能服众，日后瓦剌内部矛盾更重，对我大明而言，倒是一件好事。”

正闭门议事，门扇忽被撞开，众人先是吓了一跳，待看清来人，这才舒了一口气。

进来的却是今日主角之一吴珊瑚，她明显精心修饰打扮过，但脸上妆容却因为汗水涔涔而弄得花了。

朱骥首先站起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吴珊瑚急道：“玉珠……玉珠出了事。”

众人一愣，忽听到外面有人喊道：“强盗，有强盗！”

朱骥反应最快，先冲出门去，却见两名大汉正拖着那老太监阮浪往楼梯口行去，呼救声正是自阮浪口中发出。

朱骥喝道：“什么人？还不快些放手！”

他未带兵器，直冲过去，一记勾拳，击在左边大汉下颚上。那大汉吃痛，手上劲松，朱骥便趁机将阮浪夺了过来。

那大汉恼羞成怒，还要再上前与朱骥搏斗，却被同伴及时拉住，说了一句什么。大汉转头见众人皆闻声从包间出来——锦衣卫指挥卢忠穿着飞鱼服、佩带绣春刀，一看便是锦衣卫——不由心下发怵，便与同伴掉头往楼下逃去。

卢忠已喝得半醉不醉，一边做出拔刀的架势，一边问道：“出了什么事？”

朱骥道：“卢指挥，你照顾阮公公，我去追强盗。”

阮浪却一把扯住衣袖，道：“不要追。”见朱骥面露惊异之色，又解释道：“穷寇莫追。”

吴瑾过来急告道：“珊瑚说玉珠在前面街道口被人捉走了。”

朱骥便不再理会阮浪之事，欲先去追查蒯玉珠下落，脚下刚动，便觉得踩到了什么硬物，拾起来一看，却是一柄金刀，雕镂精细，一望就不是凡品。

阮浪忙道：“这是我的。一定是刚才强盗捉住我时，我不小心从身上掉下来的。”

朱骥正要将金刀还给对方，司礼太监王瑶却好奇道：“义父什么时候有这样一柄漂亮的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朱骥沉吟道：“这不是普通金刀……”又觉得要阮浪这样资格极老的太监当众证明他是金刀之主，实在有些失礼，便住口不说。

阮浪已明朱氏言外之意，只得实话告道：“这是太上皇赏赐我的生日礼物。”

朱骥这才会意，忙将金刀还给阮浪，与吴瑾一道下楼去寻蒯玉珠。正好在楼前遇到内兄于康，忙道：“阿兄，你来得晚了。”

于康已娶蒯玉珠为妻，道：“我跟玉珠约好酉时在金桂楼会面，不算晚呀。”

朱骥道：“玉珠出了事。”他也不明究竟，只简短告道：“阿兄先上楼去，问清楚珊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和吴大哥赶去前面看看，事情刚发生不久，也许能追到歹人。”

忽听到有人道：“仝先生告诫过，切莫要多管闲事，难道朱指挥忘了吗？”

却是李惜儿扶着仝寅站在身后。她一身布衣，婀娜俏丽，仿若原野上盛开的野花，烂漫而明亮。

朱骥顾不上理睬，与吴瑾先赶来街道口，向路边小贩打听。小贩忙告道：“适才真有一伙人在对面树下拦住两名女子，将其中一人抢走了，不晓得出了什么事。”

朱骥问了方向，一路追来。再沿路打听时，却没有了消息。料想那些歹人制伏或是迷晕了蒯玉珠，将她藏在马车中或是用其他方式带走，由此掩盖了踪迹。一时无迹可寻，又见天色不早，只得先回来金桂楼。

王瑶一行正要离去，阮浪特别向朱骥道了声谢，道：“今日全亏了朱指挥。”

朱骥道：“这是我分内之事。”又问道：“阮公公可认得那两人？”阮浪连连摇头道：“不认得。”

杨埙跟出来问道：“阮公公既不认得对方，金桂楼这么多人，他们为何独独盯上了您老人家？”

阮浪道：“我适才起身去茅厕，出来时正好遇到那两人，不知道怎么就被他们盯上了。”

王瑶忙道：“义父气派非凡，一望就知不是普通人，被歹人盯上也是正常。好在只是虚惊一场。”也不理睬朱骥，自率人护着阮浪去了。

锦衣卫指挥卢忠醉得不轻，需要人从旁搀扶才能行走。他虽然认出了朱骥，却只是摆了摆手，大概是让他不要将醉酒一事说出去。

朱骥忙重新进来包厅，询问事情经过。吴珊瑚气鼓鼓地道：“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玉珠赶来金桂楼时，忽然有一伙人拦住了我们，问谁叫蒯玉珠，玉珠刚应了一声，就被他们捉住。我上前理会，也被对方抓住。领头的络腮胡子将我粗暴地推倒在地，便带着玉珠扬长去了。我跌得不轻，等起身时，那些人早不见了。我没有法子，只好赶来金桂楼报信。”

朱骥道：“你可有看清那些人的脸？”

吴珊瑚道：“别的人不一定记得，但那络腮胡子我记得一清二楚。”又向于康歉然道：“于大哥，实在抱歉，都是我不好，非要去换胭脂水粉，这才和玉珠落了后。不然我们跟濬哥哥他们一道来金桂楼，歹人就无机可乘了。”

于康道：“这不怪你。歹人指名找玉珠，一定有所图谋，不过是凑巧赶上你二人落单罢了。”

丘濬料想朱骥必定要立即展开行动，以及时营救蒯玉珠，忙向众人致歉。

钟同道：“找人要紧。我还要回去准备明日上朝的奏章，就不多留了。”

章纶也道：“丘兄既已选了翰林，日后便会常住京师，我们有的是时间再聚。”与钟同拱手辞去。

源西河还想留下帮忙，于康忙道：“源兄有心，毕竟你是衍圣公的代表，身份尊贵，不便参与这些事务，还是请你先回去。”

源西河听罢，亦拱手辞去。

朱骥道：“丘兄，我和你陪珊瑚去锦衣卫官署，画出歹人图像，再尽快发出通缉告示。”

杨埙道：“我和于康兄赶去蒯家，以防歹人与蒯家联络。”

朱骥踌躇道：“好是好，只不过杨兄刚刚回来京城，舟车劳顿……”

杨埙道：“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些做什么？况且玉珠是我同乡，寻她回来，我亦是责无旁贷。”

林鹗道：“我这就赶回官署，通知巡城御史，搜索全城，看是否有所发现。”

外面天色已黑，众人遂不再迟疑，分头行事。

蒯府尚不知道蒯玉珠被歹人当街劫走一事，闻讯后无不大惊失色，蒯母甚至当场晕厥了过去。蒯父人在昌平，正为明景帝朱祁钰营建寿陵[5]，因而蒯家无主，只能指望祖父蒯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匠官倒是神色镇定，皱紧眉头，一言不发。

于康扶住岳母，又命众人退出，亲手关好门窗，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道：“是不是祖父知道些什么？”

蒯祥看了杨埙一眼，没有说话。杨埙忙道：“既是蒯老爷子有话单独对孙女婿交代，我这就出去。”

蒯祥摆手道：“不必。小杨，你我同为苏州人，我跟你祖父自小相识，我尊他为兄长，情分比亲兄弟还要亲，怎么会信不过你？”叹了口气，又道：“其实我以前一直想把玉珠许配给你。”

杨埙大吃一惊，道：“什么，还有这样的事？那玉珠她……”

蒯祥道：“是玉珠亲口告诉我，你只钟情于制扇子的蒋家娘子蒋苏台。她也觉得蒋苏台才貌双全，跟你更为相配。”又转头道：“康儿……”

于康忙道：“祖父请放心，这些玉珠早已跟我提过，我从不介意。”

杨埙一时百感交集。一向伶牙俐齿的他，竟久久无言，不知该说什么好。

蒯祥又道：“康儿，你是我孙女婿，也算是我蒯家人。玉珠这件事，我本该指望你，但你义父于少保是本朝兵部尚书，是社稷栋梁，不能有丝毫闪失，因而我要将这件事交给小杨来办。你不必再管，这就回家静候消息吧。”

于康先是一愣，随即慨然道：“义父于我有养育之恩，我感激不尽，终生不敢忘记。但我和玉珠已结为夫妇，夫妻同体，而今她有事，我怎能置身事外？况且听祖父话里的意思，玉珠是牵涉进了什么不好的事，我是她丈夫，无论如何都会有所牵连。”

他深知蒯祥脾性，一旦作了决定，旁人难以改变，是以又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杨埙。

杨埙却是站在蒯祥一方，道：“蒯老爷子虑事周全，他既然这么决定了，一定有他的考量。于康兄，你还是先回去。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有一口气在，一定会将玉珠救出来。”

于康无奈，只得讪讪出去。他虽退出堂屋，但心中忧虑爱妻被歹徒捉去，又见蒯祥神情闪烁，分明知道些什么，哪肯就此离去？便在庭中徘徊，预备等杨埙出来，再细细询问究竟。

过了一刻工夫，忽听到堂中杨埙高声叫道：“来人，快来人！老爷子晕倒了！”

于康吓了一跳，闻声推门而进。却见蒯祥躺倒在堂首太师椅中，杨埙正站在边上，神色焦急。他转头见到于康，愣了一愣，才问道：“于兄怎么还没走？”

于康道：“我怎么能走？祖父他老人家怎么了？”

杨埙道：“我刚在说营救玉珠之事，他就晕了过去。”

于康忙上前察看，见蒯祥双眼紧闭，嘴角有白沫泛出，似是中了风，忙高声呼叫仆人去请大夫。又见杨埙要抬脚溜走，忙一把拖住他问道：“祖父他老人家对你说了什么？”

杨埙道：“能说什么，还不是设法寻找营救玉珠的事。”

于康道：“你们在里面单独待了一刻工夫，只说了营救玉珠的事？如果只是这件事，为何祖父要赶我出来，还说跟我义父有牵连？”

杨埙挣脱掌握，正色道：“于兄，你素来精明，所以于少保才让你掌管于家。蒯老爷子用心良苦，难道你还想不到缘由吗？唉，这也怪不得你，当局者迷。”

于康呆了一呆，凝思半晌，才逐渐回过味来，道：“你是说，歹人捉住玉珠，只是扣作人质，他们真正意图在我义父？”又道：“一定是了！我义父出入侍从甚多，宅邸也有军士守卫，外人难以靠近。璚英最近一直住在娘家，且足不出户，只有玉珠是最好的下手对象。”

杨埙道：“正是如此。所以蒯老爷子才将你打发出去，他老人家准备牺牲玉珠一命，宁死也不答应歹人要求。”

于康“啊”了一声，登时流下泪来，往蒯祥身边跪下，道：“我枉为男子，竟不知祖父大人如此高义。”

杨埙劝道：“于兄也不必难过。蒯老爷子只是说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歹人要求，但我们还是有机会救出玉珠的。”

于康忙起身道：“既然歹人对家父有所图谋，我该立即赶回于家，以防他们送信上门。”

杨埙道：“尊父于少保是本朝重臣，皇帝专门派有京营卫士贴身保护。那些卫士都配备火铳，歹人再厉害，哪敢靠近于府？照我看，他们有所要求的话，一定会来蒯府，让蒯府人出面转告于少保。于兄只需等在这里便好。”

于康这才恍然大悟，道：“是了，杨兄分析得极是。难怪朱骥平日总夸杨兄，果然是个思虑周全的人。”

杨埙道：“那好，于兄留在这里，一边照看，一边等待歹人送信。我先去锦衣卫官署找朱骥，看他那边是否有所进展。”于康应道：“也好。”

杨埙便在蒯府借了一匹马，一路赶来锦衣卫。官府画工史平已应召而来，并根据吴珊瑚描述，画出了络腮胡子的相貌，朱骥派人将画像连夜送去刑部，请当值官员签发通缉告示。

杨埙进来时，朱骥刚派人将公文送走。杨埙问道：“丘兄和珊瑚人呢？”朱骥道：“我让他们先回新居了，不然也是白白耗着。”

杨埙问道：“画工走了吗？”朱骥道：“还没有。夜色已深，我让他在公房歇下了。”

杨埙道：“太好了！朱兄，你派人去叫画工起来，然后让他画出你今日在金桂楼见过的两名强盗的相貌。”

朱骥道：“是了，金桂楼阮浪那件案子我倒是忘了。不过天实在太晚了，还是明日……”

杨埙坚决地道：“不行，非得今晚画出来不可。”

朱骥一怔，料想杨埙不会平白无故关注阮浪一案，问道：“难道杨兄认为金桂楼的案子跟玉珠当街被劫有关联？我跟丘濬、珊瑚反复商议过，都认为歹人当街绑人是因为她是我岳父于少保的儿媳，就跟当年那对男女贼人意图对璚英下手一样。”

杨埙道：“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让于康等在蒯府，随时静候歹人上门提条件。”

朱骥道：“但阮浪这件案子……”

杨埙正色道：“朱兄，你称呼我这个漆匠为杨兄，表明你真心拿我当朋友。我站在朋友立场劝你一句，这件事，你莫要多管。”

朱骥闻言，不禁笑了起来。

杨埙狐疑道：“你笑什么？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笑得这么奇怪。”

朱骥道：“杨兄是今日之内第二个叫我莫要多管闲事的人。”

杨埙立即警觉起来，问道：“另一个是谁？”朱骥道：“仝寅。”

杨埙皱眉问道：“仝寅是谁？”

朱骥道：“杨兄这几年不在京城，不知仝寅大名。他是个瞎子，靠占卜为生，极得武清侯信重，来京城后一直住在石府。达官贵人争相找他算命，据说极其灵验。”

杨埙道：“名气那么大，应该有几分本事。”

朱骥道：“今日在金桂楼，仝寅先对我说，我有位好友就要到了。我原以为是废话，结果后来杨兄你就出现了。这算不算灵验呢？”

杨埙道：“当然算了。既然仝寅都这么说了，朱兄就不要再管闲事了。但你今日跟那两名强盗近距离交过手，应该记得他们的相貌，不妨先找画工画出来。”

朱骥疑心愈重，料想杨埙不肯明说，便派人叫来画工史平，画出了两名盗贼的图像。

杨埙仔细看过画像后，又请画工多描了一份，自己收了，道：“案子发生在金桂楼，是不是该由东城兵马司接管？”

朱骥道：“按照惯例，阮浪才是苦主当事人，先得给他看过画像，请他出面指认后，再移交相关官署。东城兵马司有权接管这件案子，不过我们锦衣卫……”

杨埙道：“别管这件案子，真的，朱兄，算我求你。”

朱骥道：“我可以不管，但杨兄得把话说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杨埙道：“那好，我实话告诉朱兄，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有所预感。我人虽在江南，可也听闻了不少宫中之事。而今太子病死，又有复储一说，正是敏感时期。那阮浪是宫中老太监，凡是跟宫廷沾边的事，都切莫插手。”

朱骥道：“杨兄既让我不要多管阮浪一案，为何又要连夜画出两名强盗的画像，还自己收下一份？”

杨埙笑道：“因为我没看清强盗的脸啊。我留下一份画像后，下次再遇见这两人，就知道他们是强盗了。”

这是明显的谎话，朱骥当然不信，道：“杨兄你……”

杨埙打了个大大的呵欠，道：“我好困啊。我家几年没人住了，估计灰有一尺厚，进不去人。这里有睡的地方吗？”

朱骥道：“屏风后面有一张睡榻，是我临时休息用的。”杨埙道：“那好，我先去睡了。”当真转到屏风后，不客气地躺了下去。

次日天还未亮，已得到消息的于谦先赶来锦衣卫官署，问道：“可有玉珠的消息？”

朱骥道：“没有。目下已悬赏发出通缉告示。那络腮胡子特征明显，如果他出现，应该有人能认出来。”

于康匆忙进来，告道：“我在蒯府等了一夜，也没有人来送信。”

于谦看了义子、女婿一眼，问道：“你们都认为歹人绑架玉珠是针对我吗？”

他为人严峻，居家也是如此，只对女儿和两位儿媳和颜悦色，是以于康、朱骥均不敢答话。

于谦沉吟片刻，道：“这样，阿康还是继续回蒯家等候消息。一旦歹人上门送信，提出条件来，你先不要有回应，只说一定会转达给我，我也会认真考虑。”

于康闻言大为惊愕。他之所以焦急万状，是因为熟知义父性情——一个从来以大局为重，当年坚决拒绝与瓦剌和谈、完全不顾也先握有太上皇的朝廷重臣，又怎么会因为儿女情长，而向恶人低头屈服呢——却不想于谦语气竟有圆转之意，即使是缓兵之计，也是从所未有了。

于谦却有自己的考量，若对方绑架的是自己的儿子、女婿，甚至是最钟爱的女儿璚英，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谈判，但偏偏是儿媳玉珠。当日老匠官蒯祥亲自将玉珠的手交到了他手里，郑重托付，情形历历在目。他须得对得起蒯老的这份信任，不希望其最爱的孙女因成为于家媳妇而遭受厄运。

朱骥也对岳父的态度很是意外，忙道：“我已经在蒯府附近安排了人手，都是最精干的探子，一旦歹人信使出现，便能徇迹跟踪。”

于谦摇了摇头，道：“对方挑中玉珠下手，足见不是无能之辈，不会没有防备。”想了想，又道：“朱骥，你再多派人手，携着歹人画像，到市井坊间四下询问，总比坐等他们上门要好。”

朱骥应了一声，正好千户白琦进来，便请对方去办搜查之事。于康却是不肯离开，似还有话说。

于谦问道：“蒯匠官身体可还好？”

于康道：“他老人家昨晚伤心过度，中了风。大夫连夜赶来救治，人是醒了，可有些傻了，什么也不记得了，连人都认不出来了。孩儿想……想……”

于谦道：“你想到请胡尚书出手救治蒯匠官，是吗？”于康道：“是。可是胡尚书素来清简，不肯轻易出手。”

于谦沉吟道：“此刻胡尚书应该正在上朝途中，我会在下朝后跟他提及此事。你先回去蒯府，好好照顾蒯匠官。”

于康道：“是。多谢父亲大人。”这才慌忙去了。

于谦又皱眉问道：“你何以对白千户如此客气？”朱骥道：“白大叔是先父老部下，我初入锦衣卫时，他也带过我，算是半个师傅。”

于谦道：“就算如此，这里是锦衣卫官署，你是指挥，他是千户，你是长官，他是下级，你当众称呼‘白大叔’成何体统？”

朱骥悚然一惊，躬身道：“是，于少保教诲，下官记下了。”

于谦赶着上朝，也顾不上更多，匆忙整了衣冠出去。

朱骥送走岳父，回来见杨埙还在呼呼大睡，料想是远途奔波太过劳累所致，一时不忍叫醒他，便自携带了两名强盗的画像，与百户杨铭带了两名校尉入宫寻找老太监阮浪。

正好在宫门口遇到京营监军曹吉祥。曹吉祥昨日在金桂楼与朱骥照过面，听说对方找阮浪，忙告道：“朱指挥不知道吗，阮公公专事看守南内。朱指挥要寻他，得去小南城。”

朱骥闻言，不禁转头看了杨铭一眼。杨铭即哈铭，他与袁彬在太上皇北狩期间朝夕服侍，与朱祁镇关系匪浅。朱祁镇被囚南内后，杨铭与袁彬亦常常被孙太后召入宫中，并替孙太后将一些日用物品带给太上皇，是以杨氏应对南内情况颇为熟悉。

杨铭忙道：“下官虽去过南内不少次，但连崇质宫大门都没有进过。南内守备十分厉害，根本不让外人靠近宫墙，是以下官不认得南内内侍。”顿了顿，又刻意补充道：“南内守备是靖远伯王骥。”

朱骥登时皱起了眉头——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靖远伯王骥与他岳父于谦不和，是于谦生平最讨厌的人之一——但出于公心，仍不得不往南内而来。

南内位于东华门外皇城东南隅，永乐年间称东苑，是明成祖朱棣“观击球射柳”之处，类似皇家练武场。每年端午节时，皇帝车驾临东苑，并听任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

宣德年间，钟爱自然风光的明宣宗朱瞻基在此修建了斋居别馆，亦由名匠蒯祥主持，殿阁简陋朴素，内外种植了大量奇花异草，鸡鸭成群，有意呈现田园草舍风光。朱瞻基也为此写下了大量诗句，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各种动物的形态。崇质宫即是斋居别馆中的建筑之一，因是黑瓦，不同于皇宫大内之琉璃瓦，故别名黑瓦殿[6]。

自太上皇朱祁镇归国以来，明景帝朱祁钰视兄长为最危险的政敌，生怕朱祁镇寻机联络群臣复辟，因而明令禁止南内内外交往，违令者斩无赦。朱骥虽是锦衣卫官员，却也不能进入南内，只能到崇质宫外，请守备召阮浪出来。

负责守备南内的是靖远伯王骥。王骥字尚德，保定束鹿[7]人。虽是儒生，却身高体壮，精于骑射，刚毅有胆，晓畅军事，永乐四年（1406年）进士及第，官拜山西兵科给事中，镇守山西。当时徐沟盐池因淫雨连绵被水浸淹，王骥请朝廷免除盐民的二十万两课税银，因而在民间获得了美名。

明宣宗宣德年间，精明强干的王骥任兵部右侍郎，长期代理兵部事务，后正式升任兵部尚书。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初，在大宦官王振怂恿下，颇有开边的野心，命王骥上诏议边防事务。王骥当时看不起王振这样的阉人之辈，没有立即回复，五天后即被朱祁镇下令逮捕，与兵部右侍郎邝埜一道被关入锦衣卫诏狱。此为朱祁镇激愤之举，当时实际执政者为太皇太后张氏，小皇帝及心腹宦官王振尚未能完全掌控朝政，很快又不得不将两位兵部长官放出。

明廷兴兵征讨麓川思任发后，名将方政、沐昂和宦官王振先后进剿，均损兵折将，无功而回。正统六年（1441年），王骥受命总督军务，与平蛮将军蒋贵督军十五万，在麓川之战中借风纵火，焚栅破寨，一举击败思任发，并因征讨麓川之功封爵靖远伯[8]。后总督云南军务，对于稳定西南边陲起了极大作用。

王骥是几朝老臣，沙场老将，擅长用兵。当年英宗皇帝朱祁镇率五十万京军御驾亲征时，王骥正率领明军主力在南方作战，得以保身。他虽然威名赫赫，政治上却是个投机者，有点儿官迷的味道，曾一度不择手段地巴结大宦官王振，为朝中正直大臣所不喜，譬如兵部尚书于谦便极其讨厌他。

明景帝朱祁钰选中王骥到南内看守太上皇朱祁镇时，王氏已年过七旬。至于朱祁钰为何会选中他，迄今仍是个谜——

有人说是因为英宗初登基时即因王骥没有及时回奏而将其下狱，险些处死，王骥心中一直有怨；也有人说因为王骥不是什么正经人，七十多岁了，仍然好走马游乐，饮酒吃肉，甚至频繁出入青楼。而自古以来，贪财好色、污点多多的武将反而最为主上所喜。

但事实上，王骥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为巴结明景帝而刻薄对待太上皇。朱骥人到时，他正要亲自将瓦剌可汗也先派使者送给太上皇的礼物献入南内。

自英宗朱祁镇归国后，也先时常派使者送来一些礼物，指名交给太上皇，半句不提新皇帝。由于事关国体，景帝朱祁钰也不能不如数转交。他见也先如此优待兄长，心中很不是滋味，特意派人送信给也先道：“前日朝廷遣使，未得其人，飞短流长，遂致失好。如果太师有使，朕当优礼待遇！”

意思是说，英宗和王振当政时与也先失和打仗，但现在是他朱祁钰当政，一定会好好对待也先的使者，实际上也是暗示也先应该送礼物给他朱祁钰。

但也先始终没有私礼给朱祁钰本人，即使在他称汗前后急需明廷的支持。后来有人告诉明景帝，说这是也先挑拨离间的诡计，就跟当年明廷厚待脱脱不花、薄视也先使者一样，朱祁钰这才释然。

朱骥几人刚进入南内范围，便有全副武装的京营军士冲了出来，喝问道：“什么人敢擅闯南内？”

锦衣卫是天子亲军，素来地位尊贵。校尉见这些军士态度蛮横，个个手持火铳，一副牛气冲天的样子，很是不满，没好气地答道：“还问什么人，看不到我们穿着飞鱼服吗？这位是我们锦衣卫朱指挥。”

军士勉强客气了些，告道：“南内是禁地，除非奉有皇帝谕令，才能入见太上皇。朱指挥进来这里，可奉有皇帝谕旨？”

朱骥忙道：“我们来南内，不是为了见太上皇，而是因为一件案子来找阮浪。”

军士听说，便让朱骥等人等在原处，自赶去禀报王骥。王骥便亲自入南内，叫了阮浪出来。

阮浪似是宿醉未醒，想来昨日是他生辰，没少饮寿酒。他晃悠悠地走过来，一听说朱骥是为昨日强盗之事而来，便立即警醒过来，连连摇头道：“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他若一直是醺醉的样子，糊里糊涂地称不记得，倒也可信。但他摇头之前，分明有一丝锐光闪过双眼。朱骥不由得多了几分狐疑，忙掏出画像展开，道：“这是我请画工画出的强盗相貌，请阮公公看一眼，是不是这两个人。”

阮浪瞟了一眼，眯起眼，摸了摸光溜溜的下颌，道：“是这两人吗？不是吧？”

朱骥道：“这是画工根据我的描述画的，我跟这二人近身交过手，应该不会记错。”

阮浪道：“唉，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真不记得了。”又道：“朱指挥有多少大事要办，何必亲自来管这么件小案子？况且反正我也没丢什么东西。”言外之意，竟也是让朱骥不要多管闲事。

朱骥疑云更重，试探着问道：“阮公公是不是认得那两名强盗？”

阮浪道：“哪有的事？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们，从来没有。”一边摇头如拨浪鼓，一边转身回南内去了。

杨铭为人单纯直率，摸着脑袋道：“常人遇到盗贼，都是立即报官，好及时抓住对方。这阮公公怎么好像生怕我们沾染了这件事似的？”

朱骥也大为不解，便让杨铭与两名校尉带着强盗画像到金桂楼去打探，自己则赶回锦衣卫。

进来官署时，杨埙人已经不见了。校尉告道：“朱指挥前脚刚走，杨匠官后脚便离开了。”

朱骥早料到会有此情形，也不惊奇。转身见到公案上有一封信，信皮写着“锦衣卫朱指挥亲启”，墨迹甚新。他随手拆了，一读之下，惊得一弹而起。这竟是绑架蒯玉珠的歹人送来的信！忙招手叫进校尉，问道：“这信是谁送来的？”

校尉道：“不知道，是大门守卫送进来的，说是有人放在了官署门前的石狮子座上。”

朱骥心道：“对方不往蒯府或是于府送信，偏偏送来锦衣卫官署，倒真是让人想不到。”

那信中叮嘱朱骥不得声张，见信后立即出门，独自到西四牌楼下等候。朱骥一时无法可想，又不知杨埙去了哪里，便如约来到西四牌楼。

北京最热闹的市井有三处：东四、西四和鼓楼。而西四人最多，也最热闹。西四是西四牌楼的简称，位于西安门外大市街，因路口立有四座牌楼而得名。牌楼建于明初，为四柱三门七楼式，描金油漆彩画木结构，檐下有如意斗拱，朱红漆柱，正脊两端、垂脊顶端有吻兽。四根立柱下面有三尺高的汉白玉夹柱石，各柱顶部前后斜向支撑着一根戗柱，是典型的“街道牌楼”。东边路口牌楼上书“行仁”二字，西边路口牌楼上书“履义”二字，合起来即是“履行仁义”之意。南面和北面的牌楼上各书“大市街”三字。

除了装饰外，四牌楼还分别是金城坊、鸣玉坊、积庆坊、安福坊的出入口。当然，它最为著名的则是另一个别称——“西市”，京师刑场的代名词。

明廷在西四一带设有西帅府、燕山前卫及西城兵马司衙署，杀人刑场则布置在西四牌楼。处决人犯事宜通常由锦衣卫、理刑官、刑部主事、监察御史及大兴县、宛平县合署承办，即“所谓会官处决”。大兴县在西四东转角街楼，宛平县则在西四西转角街楼。

行刑前，要在刑场上搭起席棚，供监斩官员使用。另外还要竖起几根高高的木桩，做处决犯人后悬首示众之用。斩刑与凌迟分别在西、东侧牌楼下执行。犯人被处决后，大兴县领尸身投漏泽园，宛平县领首级贮库。分别处理，是有意令死者在死后也不能落个全尸。

朱骥料想歹人选中西四，是因为这里人流穿梭不息，容易藏身。他站在路北牌楼下左右打量，始终不见人来，倒是有不少路人因他一身锦衣卫官服而侧目注视。

又等了一会儿，有个小孩怯生生地走过来，却又不敢走近，似乎颇为害怕。

朱骥走过去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大人呢？”

小孩鼓足勇气问道：“你是姓朱吗？这有一封给你的信。”将信塞入他手中，转身就跑。

朱骥欲查明送信人身份，忙抬脚去追。却见小孩滴溜溜地转过街口，躲入了路边的烧饼摊子。

摊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妇人，随口问道：“壮壮，你跑哪里去了？京城坏人多，别瞎跑。”忽见到朱骥过来，回头惊叫道，“你惹上了锦衣卫？”忙将双手往围裙上抹了抹，上前赔笑道：“官爷要吃烧饼吗？”

朱骥道：“我不吃。那是你家孩子吗？我有点儿事情问他。”

摊主道：“小孩子能晓得什么事？”见朱骥神情严肃，不得不回头叫道：“壮壮，出来，这位锦衣卫官爷有事问你。”

那壮壮却缩在桌子下，死活不肯出来。

朱骥料想自己穿着一身飞鱼服，对方害怕，只得走开。拆信一看，却是让他再赶去白塔寺，反复更换地点，分明是怕朱骥有所准备，暗中伏下了帮手。

朱骥心道：“对方如此谨慎，当然是怕我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设法救出玉珠。但目下这是唯一的线索，只能遵照指示了。”便如约来到白塔寺。

白塔寺本名大圣寿万安寺，原是元代皇家寺院，规模宏大，始建于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当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为庆祝“遂一天下”，决定建造一处佛教圣地——白塔。忽必烈亲自勘察选址，由入仕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经过八年的设计和施工，才算大功告成，随即迎请佛舍利入藏塔中。

白塔塔体为砖石结构，由塔座、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座为三层须弥座式；塔身为覆钵式；刹顶为铜制鎏金小型佛塔，塔刹由硕大的下大上小十三重相轮，托起一个巨大铜制华盖，其周边垂挂着带有佛字和佛像的华盖，下面各系一个风铃。

白塔竣工后，元世祖忽必烈莅临，以塔为中心，往东南西北四方各射一箭，以射程为界占地，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从此这里便成为元代皇家寺院，是蒙古人心中的神圣之处，也是百官习仪和译印蒙文、维吾尔文佛经的地方，寺内香火极为旺盛。因位于大都城西，所以又称作“西苑”。元朝皇帝常常到此主持佛事活动，最多一次参加者达七万之众。然而到了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一场雷电大火焚烧了寺院所有殿堂，唯有白塔幸免于难。

白塔寺寺庙无存，白塔却是香火仍旺。朱骥来到白塔下，转了两圈。有个戴笠帽的人走过来，问道：“你姓朱吗？”却是个女子的声音。

朱骥道：“我是朱骥。请教娘子尊姓大名。”那女子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内嫂在我手中。”

朱骥道：“总要有个称呼，才方便交谈。”那女子道：“朱指挥就叫我紫苏好了。”又命道：“转过身去，面朝白塔，双手放在塔上。”

朱骥遵命照做。紫苏走上前来，抽出匕首，抵在朱骥后心。外人看起来，倒像是一对情侣靠在一起，在白塔下许愿私语。

朱骥问道：“娘子要我做的，我都已经照做。你们想要什么？”

紫苏道：“一件对大明来说无足轻重的东西。”

朱骥道：“哼，无足轻重的话，你们还用得着如此大费周章吗？到底是什么？”紫苏道：“郑和下西洋的宝图。”

郑和下西洋是永乐时期的重大事件。郑和原本姓马，小名叫三保，自幼阉割，为燕王府太监。因聪明能干，得到朱棣信任，赐名郑和。后又得高僧道衍召引，成了佛门弟子，法名福善，人称“三宝太监”。朱棣当上皇帝后，听说建文帝朱允炆从海上逃走，担心朱允炆会卷土重来，便派遣心腹太监郑和率领船队浮海寻找。

之所以选中郑和，除了他为人干练外，还因其人是回回[9]出身。郑和祖父、父亲均信奉伊斯兰教，甚至亲身到过麦加[10]朝圣，其马姓本为先知穆罕默德首字“穆”的音译。郑和自小便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外国的一些情况，另外他还身兼回教、佛教两种身份，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所谓“西洋”，是指中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包括印度洋和沿海地区。郑和统率的船队称为“宝船”或“西洋取宝船”，每次出海有宝船五六十艘，规模最大的第七次出海有海船二百余艘。最大的宝船有九桅十二帆，长四十四丈，可容一千人，足见当时中国造船业的发达。每次出航，船队中有水手、军士两万多人。船上载有大量中国的特产，用以和外国做交易。

船队从太仓刘家港[11]出发，最远到达东非海岸，历十七国。从永乐三年（1405年）起，郑和七次率领庞大的舰队下西洋，每到一处，都以瓷器、丝绸、铜铁器和金银等物，换取当地特产，从事贸易等。

虽然郑和并未寻找到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然其下西洋之后，航路畅通，贸易发展。所经诸国都纷纷派遣使节前来中国修好通商。渤泥[12]、菲律宾、马来亚等国国王还亲自到中国来进行友好访问，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亦出现了明成祖朱棣渴望的“万邦臣服”的盛况。

然浮海西洋花费太过巨大，且中国对待友邻邦国素来厚出薄进，明廷消耗不起，宣德之后，便叫停了下西洋。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好大喜功的他在大宦官王振怂恿下，一度想重开西洋之旅，但最终被众大臣谏止。

所谓“宝图”，即是指郑和所绘下西洋路线及所经各国地貌图。因事隔多年，早已被人遗忘，此刻从这名叫紫苏的女子口中说了出来，倒像是尘封已久的古镜被衣袖拂亮，又现出一抹黯黯的光华来。

朱骥应道：“宝图不是藏宝图，只是航海路线图，对寻常人没什么用处。你要宝图做什么？”

紫苏道：“轮不到朱指挥发问。想要你内嫂活命，就把宝图拿出来。”

朱骥道：“宝图是前朝文卷，我一时哪里能寻到？”

紫苏道：“你拿不到，你岳父兵部尚书于少保还拿不到吗？”

朱骥道：“不是，我是说时间久远……”

紫苏喝道：“再推三阻四，我这就去杀了蒯玉珠。”

朱骥只觉得背心一痛，料想衣衫已被对方匕首刺破，只得道：“那好，你给我点时间，我总得回去跟我岳父商量一下。”

紫苏道：“给你一日时间。”

朱骥道：“一日哪里够？我岳父正上朝议事，退朝后还要回去兵部官署办公，我晚上才能见到他老人家……”

紫苏厉声道：“你当这是买卖玩意儿吗，还敢讨价还价？”

朱骥道：“我性命全在娘子掌握中，哪敢讨价还价？只是一日实在太少。”

紫苏却不由分说，道：“你拿到宝图后，明日再来这里，自会有人跟你联络。敢耍花样，就等着给蒯玉珠收尸。日落之前，不见你人与宝图出现，也等着给蒯玉珠收尸。”又吩咐道：“你先站在这里别动，等我走远了再转身。”

朱骥只觉得背心一松，料是对方收了兵刃。又等了片刻，刚要转身，一支箭呼啸而来，钉在他右脚边，却是一支小巧的袖箭。

朱骥料想紫苏还有同党在暗中监视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又等了一会儿，这才转身，却见人来人往，紫苏早不见了踪影。他将脚底袖箭抽起，笼入袖中，便赶回千步廊兵部官署。

于谦尚未下朝，朱骥便先回来锦衣卫。百户袁彬正在官署等候，见长官回来，忙禀报道：“杨匠官现在在蒯匠官府上。”

原来早上朱骥离开官署时，特意安排了袁彬暗中留意杨埙，若是杨埙离开，便一路跟着，看他去了哪里。

袁彬又告道：“杨匠官离开锦衣卫后，最先去了工部衙门，还在门前跟上朝迟到的工部江尚书说了几句玩笑话。”

朱骥道：“杨埙辞官归乡几年，这次是应召回京，想必是去工部报到了。”

袁彬道：“下官也是这么想。然后杨匠官便往东去了，去了东城武清侯家。”

朱骥闻言大为惊异，道：“他去石亨石将军家做什么？”

袁彬道：“下官也是好奇。不过到石府大门时，有个瞎子从府里出来，迎上了杨匠官，似是早已约好见面。”

朱骥问道：“然后呢？”袁彬道：“然后瞎子便跟杨匠官到巷口的茶铺喝茶去了。下官不敢靠得太近，只远远看到二人嘀嘀咕咕说了一大堆话。杨匠官又吃了一大碗阳春面，然后摸摸肚皮，就往蒯匠官府上去了，再也没有出来。”

那瞎子一定就是占卜先生仝寅了。袁彬说仝寅与杨埙事先约好见面，朱骥却知不是——

昨日杨埙刚到京城，便匆忙赶到金桂楼，而后蒯玉珠出了事，他便与于康一道去了蒯祥府邸，后又赶来锦衣卫官署，晚上也歇宿在这里，没有片刻闲暇。况且杨埙根本不认识仝寅，又怎么可能事先与其约好？

唯一的解释是，那仝寅倒真有几分神算本领，预先算到杨埙回来，所以提前迎了出来。

又或者根本就是巧合，仝寅只是刚要出门，凑巧在门口遇上了杨埙。

剩下的问题是，杨埙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儿去找素昧平生的仝寅呢？莫非是要请对方占卜蒯玉珠的下落？

朱骥又去了一趟兵部，于谦仍没有回来。他料想朝上必是出了大事，便让袁彬守在兵部官署，一旦于谦下朝，便火速去蒯府找他。

赶来蒯府，于康迎出来道：“仍然没有歹人消息。”

朱骥道：“我倒是接到了歹人的信。”大致说了经过。

于康忙问道：“那郑和下西洋宝图在哪里？”

朱骥道：“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在工部，也许是在文渊阁[13]中，又或许收藏在内府印绶监中[14]。”

于康问道：“为什么郑和宝图会在工部？”

朱骥道：“当年郑和下西洋所乘的宝船，全部由工部下属造船厂承造，按理该收藏在工部。但是‘七下西洋’是本朝盛事，宝图收藏在文渊阁或是内府也说不准。”

工部亦是中央官署，位于兵部和鸿胪寺之间。文渊阁和印绶监则位于紫禁城中，尤以文渊阁为禁中之禁。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亦有文渊阁之建。

南北两京文渊阁均位于皇宫中，起初主要用于藏书，如著名的《永乐大典》即贮藏于文渊阁。又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明太祖朱元璋于此“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明成祖朱棣“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明宣宗朱瞻基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

随着明朝内阁制度的发展，文渊阁成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不再仅仅是藏书之所，而是上升为秘阁禁地。阁门上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郑和下西洋宝图果真在文渊阁中的话，想在一日之内取到，无异于登天。

于康跺脚道：“宝图若在工部官署，还勉强能想想办法。若在文渊阁或是内府中，如何才能在一日内取到？”

朱骥道：“我也知道难办，甚至不可能办到，可对方就是这么要求的，且态度极其强硬。岳父他老人家还未下朝，我不敢擅作主张，只好先来这边看看。”又问道：“昨日你和杨埙一起回来蒯府时，可有发现他有什么古怪之处？”

于康道：“没有啊……嗯，一定要说怪的话，就是祖父他老人家先将我赶了出来，说有话要单独跟杨埙说。”

朱骥忙问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于康道：“我问过杨埙，他说只是关于营救玉珠之事。嗯，这么说起来，还真是有点奇怪，他二人单独在堂中说话，大概有一刻工夫。后来我听到杨埙惊呼，再进去时，祖父已经不省人事了。而今人完全傻了，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只是不停地念叨玉珠。”

朱骥道：“杨埙人呢？”于康道：“在内室陪着祖父呢。”

朱骥便让于康叫杨埙出来，肃色问道：“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杨埙莫名其妙，问道：“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朱骥道：“昨晚你跟蒯匠官单独在一起时，发生了什么事？你必须得说清楚。”

杨埙道：“我已经告诉于康兄了啊，只是营救玉珠之事。其实蒯老爷子说的不是营救玉珠，而是不必营救，因为事情必然要牵扯到兵部尚书于少保。”见朱骥一脸不相信的神情，不由也有些着恼，反问道：“怎么，难不成朱指挥怀疑是我害得蒯老爷子成了现在这样？”

于康忙道：“朱骥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怕遗漏了重要线索。歹人已经联系他了。”

杨埙大吃一惊，道：“什么，歹人直接找到锦衣卫了？呀，这一招还真是高明，我竟没有想到。”又急急问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朱骥道：“你明明知道，还问我做什么？”

杨埙道：“我怎么会知道？”朱骥道：“你不知道，怎么还去管阮浪的闲事？”

杨埙道：“怎么又提起那档子事了，我不是叫你不要多管闲事吗？”又追问道：“歹人提了什么具体条件？”

朱骥见对方神色，愈发起疑，想要再套套杨埙的口风，于康关心妻子安危，忍不住先说了出来，道：“他们要用宝图去换玉珠。杨匠官，你素来多智，可有什么办法？”

杨埙道：“之前知道的人少，还能想想办法，目下你们都知道了，还能有什么法子？！这帮歹人说聪明也真聪明，说蠢笨也真蠢笨，为什么要去找你朱骥呢？”

朱骥道：“你果然早就知情！是不是歹人绑架玉珠的同时，就已经派人找过蒯匠官。蒯匠官怕我等有公职在身为难，所以只私下将事情告诉了你，让你暗中想办法？还有，你今早赶去工部，是不是为了打听宝图下落？”

杨埙道：“朱兄，朱指挥，你是锦衣卫长官，难道不知道你眼皮底下发生的要案吗？工部收藏的皇城图纸已经全部失窃了。”

于康怔了一怔，忙问道：“皇城图纸失窃？那宝图呢？郑和下西洋的宝图呢？”

杨埙张大了嘴，一下子愣住了。

朱骥见杨埙诧然之极，这才会意过来，道：“原来杨兄说的图，是皇城图纸。”

杨埙道：“朱骥，你小子一向老实，这次居然使诈。”

朱骥抓住杨埙肩头，逼问道：“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埙摇头道：“我不能说。”

朱骥道：“为什么不能说？”杨埙道：“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总之我可以告诉你，那个紫苏向你索要宝图的事是假的，对方是有意转移你的视线。”

朱骥转过身子，指着背心被匕首刺破的洞，道：“紫苏费尽心机约我见面，又用匕首对准我背心，防我反抗。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交换条件，怎么可能是假的？”又从袖中取出袖箭，告道：“这是监视我的紫苏同党防止我追踪射出的箭。他们这么费心安排了一切，怎么会是假的？”

于康却一眼看到朱骥手心有蛛网状的黑色细纹，惊道：“妹夫，你的手……”

朱骥奇道：“咦，这是……”

杨埙忙举袖将袖箭拂落在地，道：“朱骥中了毒！于康兄，快去请大夫。”

于康吃了一惊，忙不迭地去了。

朱骥却是不信，道：“我怎么会中毒？”

杨埙道：“袖箭上有毒。朱兄，你中计了。那紫苏手中根本没有玉珠，她只是凑巧知道了玉珠被绑一事，利用这件事来诱你上当。”

紫苏手中并无筹码，但目下朱骥既然中毒，解药便成了极有效的筹码。所谓明日以宝图换蒯玉珠一事，其实是以宝图换取解药。

杨埙又道：“如果我猜得不错，朱兄所中毒药一定是世间奇毒，只有紫苏才有解药，不然她这一切的精心布置就失去了意义。”

朱骥只觉得手掌慢慢失去知觉，竟连握掌成拳也做不到。他便用另一只手抓住杨埙，道：“你快些告诉我真相，不然我死不瞑目。”

杨埙却坚决地摇了摇头，道：“不行。不是我不愿意，而是不能。况且朱兄一时半刻不会死的，那紫苏还指着拿你的性命换郑和宝图呢。”

朱骥道：“杨兄为什么始终不肯对我说实话？”

杨埙道：“我有我的理由。朱兄信不信得过我？”

朱骥道：“信。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涉险。”退开几步，提一口气，反手拔出绣春刀，对准自己右手腕，道：“你告诉我真相，不然我就斩下我这只手。”

杨埙笑道：“哪有用自己身体威胁他人的道理？”

朱骥道：“你以为我不敢吗？好，那我就……”

忽听到屋里有人叫道：“你们都进来吧。”却是蒯祥的声音。

朱骥一时愣住，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杨埙叹了口气，道：“进去不就知道了？”

原来蒯祥并未真的中风失忆，昨晚他将孙女婿于康赶出堂中后，杨埙问道：“玉珠到底牵涉进了什么大事，竟连于康也要回避？”

蒯祥叹道：“对方意图不在玉珠，玉珠只是筹码。”

杨埙道：“我猜也是。对方想借于康之手，从于少保身上得到什么？”

蒯祥一怔，随即摇头道：“不，对方不是针对于少保，针对的是我。”

杨埙“啊”了一声，凝思半晌，有所醒悟，问道：“他们想从蒯老爷子身上得到什么？”蒯祥道：“紫禁城东苑建筑图。”

杨埙奇道：“东苑？那是什么地方？”

蒯祥道：“噢，我年纪大了，老糊涂了。东苑是永乐时的称呼，后来改名小南城，也就是而今太上皇居住的崇质宫。”

杨埙这才恍然大悟——一定是有人想营救太上皇，但又苦于宫禁森严，无法靠近，竟异想天开地想到了打蒯祥的主意。蒯祥是紫禁城设计者，内中一砖一瓦皆十分熟悉。那些人想通过他寻到一条出入南内的便捷通道，如此便能不惊动禁卫，不动声色地救出太上皇，再以太上皇的名义振臂一呼，图谋不轨。

杨埙忙问道：“那些人已经先找过蒯老爷子了吗？”

蒯祥点了点头，告道：“前些日子我到工部办事，听说有人混进官署，偷走了一堆图纸，当时还不明白小偷偷取图纸做什么。前几日归家途中，有人持刀拦住我，索要南内的建筑图。我那时才明白过来对方的意图，料想那歹人应该就是从工部偷走图纸的小偷，便告诉他说图纸在工部，而且已经失窃了。”

杨埙道：“但工部留存的图纸是老图纸，南内还是叫东苑。就算歹人手中有东苑图纸，却不知道那就是崇质宫，于是又来找蒯老爷子。”

蒯祥道：“我也想明白了这点，但却不能实话告诉对方。那歹人果然说他手中有皇城的全部图纸，唯独缺少南内。我说那就是工部的事了。那人道：‘你是皇宫设计者，没有了旧图纸，也应该能重新画出一张来。’一边说着，一边拿刀子抵在我胸口。我便道：‘我年纪大了，实在记不住事。’那人倒没有再威逼，只冷笑几声，便收了兵刃，转身去了。”

杨埙道：“蒯老爷子可有报官？”蒯祥道：“没有。你看看目下太上皇和前太子的处境……唉，如果我上报，皇帝一定会……”

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却不言而喻——明景帝朱祁钰囚禁太上皇在先，废除太子朱见深在后，其为人已是天下皆知。一旦他知悉有人试图闯入南内营救太上皇，一定会斩草除根，将太上皇杀死，再弄个“病殁”之类的由头公告天下。

杨埙得知缘由，也极感为难，问道：“那目下该怎么办？”

蒯祥道：“就算我同情太上皇的遭遇，也不能就此画出图纸，再交给歹人。可是玉珠……”

杨埙忙道：“蒯老爷子放心，歹人还没有达到目的，玉珠暂时没有危险。朱指挥正根据珊瑚描述画出歹人画像，很快就会发出通缉告示，全城搜捕。”

蒯祥惊道：“如此大张旗鼓，岂不是要将事情弄得更糟？”

杨埙道：“歹人当街抓走玉珠，有诸多人证，玉珠更是本朝于少保的儿媳妇，官府如果不立即追捕缉拿，未免显得太无能了。”

蒯祥道：“不是，我是担心歹人试图营救太上皇这件事……”

杨埙忙道：“蒯老爷子放心，大家都想不到这一节，一定会以为绑走玉珠是要针对于少保。之前曾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也是贼人想利用于少保爱女来对于少保下手。”

蒯祥道：“但我知道歹人真正想要什么，他们捉了玉珠，一定会上门来找我，到时我该怎么办？”

这位营建过无数著名建筑的工匠竟急得六神无主，大粒大粒的汗珠从额头滚落。

杨埙道：“蒯老爷子相信我视玉珠为亲妹，一定会出尽全力营救吧？”

蒯祥道：“那是当然，不然我也不会赶走于康，只将事情告诉你了。”

杨埙道：“那好，我建议蒯老爷子什么都不要做。你目下只能装病、装糊涂，你不记得什么图纸，也不记得曾被人持刀威胁过。歹人想要南内地形图纸这件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而今我当作没听过，蒯老爷子你也病得失了忆，全然不记得了。旁人只以为歹人绑架玉珠是对于少保有所图，我们也这样以为。”

蒯祥道：“那玉珠怎么办？”

杨埙道：“只能通过官府渠道营救玉珠，这才是保全蒯家上下的唯一办法。”又道：“老爷子放心，除了玉珠这件事外，我还有别的线索，一定能找到玉珠的。”

蒯祥踌躇许久，才点头道：“好，我信得过你，玉珠的性命就托付给你了。”

杨埙点了点头，又叫道：“老爷子！”蒯祥道：“什么？”杨埙道：“该你装病装糊涂了。”

蒯祥叹了口气，坐回太师椅中。又舍不得新泡的春茶，端起来喝了一口，这才假意闭上眼睛。

杨埙俯身过去，嘱咐道：“老爷子千万记住了，戏要一直演下去，对谁都不能透露。歹人再来找你，你也是失了忆，认不出对方来。”

蒯祥忽然有些不耐烦起来，发怒道：“我知道了。装病，装糊涂，不正是我朝大臣所长吗？”

杨埙嘻嘻一笑，忽大叫道：“来人，快来人！老爷子晕倒了！”于是才有了后来之事。

杨埙说完经过，又道：“实在抱歉，我是顾虑太深，才不敢告诉朱兄你。但若是昨晚我对你说了实话，今日你赴紫苏之约时，便会从对话中发现对方其实没有抓住玉珠，你警觉之下，应该就不会中毒，甚至能设法捉住紫苏。对不住，是我害了你。”

朱骥摇头道：“那紫苏布置周密，安排有同党在附近接应，就算我发现了她是在用玉珠诓骗我，她和同党也足以制伏我，令我中毒。杨兄和蒯匠官虑事周全，我深为感激。只是玉珠既是家嫂，我有责任为营救她出力。”又问道：“昨晚杨兄便已与蒯匠官演了一出好戏，骗过了所有人。那时杨兄你还不能预料今日紫苏毒害我一事，你说还有别的线索，那是什么？”

杨埙见事已至此，只好实话告道：“就是阮浪一案。”

他昨日在金桂楼时，偶然听到司礼监太监王瑶手下议及老太监阮浪是专事南内的内侍，本来也没有太当回事，再听到蒯祥说歹人是为南内图纸一事而绑架蒯玉珠时，便恍然有所醒悟——这两件案子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南内。

想来歹人出于某种目的，一心想营救太上皇朱祁镇出来，除了想向蒯祥索要南内地图外，还欲将阮浪发展为内应。但阮浪平日都在深宫中，歹人无缘得见，好不容易等到他出宫参加生日宴会，便想暗中与他通气。

那阮浪自永乐一朝便入了宫，几十年来，见识过多少风浪，焉能不知轻重利害，想必不是装糊涂，便是断然拒绝。歹人还想继续劝说，阮浪却是不肯再听。歹人一时着急，便想将他拉到僻静处继续劝服，却不想阮浪高声呼救，引得朱骥出手相助。

杨埙既想到此节，料定出现在金桂楼的两名强盗与绑走蒯玉珠的歹人必是一伙，吴珊瑚只记得歹人首领有络腮胡子的相貌特征，如果再画出另两名同党的画像，无疑会增大寻找的概率，于是杨埙坚持让画工连夜画出了两名强盗相貌。但因为跟蒯玉珠被绑一样，案情涉及太上皇，是以不便告知朱骥真相。

早上杨埙赶去工部，只是例行公事去报到，跟所谓的郑和宝图无关。他之后去找占卜先生仝寅，则是因为朱骥曾提过在金桂楼遇到时，仝寅告诫他不要多管闲事。仝寅既是武清侯石亨的心腹，石亨又执掌京营兵权，杨埙怀疑想要营救太上皇的歹人已预先拉拢过石亨，仝寅或许听到些什么。

杨埙到达石府时，仝寅先行出来，说是已经算到有贵客临门，且不方便在石府中谈话，所以主动出迎。

当时杨埙很是惊异，然在茶铺坐下后，略谈几句，便对仝寅刮目相看。这人还真是眼瞎心不瞎，对时势洞若观火。

一番试探下来，杨埙认定仝寅不知有歹人意图营救太上皇一事。他之所以让朱骥不要多管闲事，或许真是洞悉天机，测算到了什么。又或许是听到或是感觉到一些事情，断定金桂楼将有事发生，再联系到当今皇帝久久不令兵部尚书于谦入阁、明显有猜忌之心的局势，提醒朱骥主动避开麻烦，亦是情理之中之事。

至于老太监阮浪对朱骥寻上门问案的反应，也不足为奇。他当然不敢与歹人合作，甚至沾都不敢沾一点边。但他也不希望这件事传扬出去，否则当今皇帝知晓后，势必对太上皇不利，而他亦会受到牵连。

朱骥听了杨埙一番解释，这才明白究竟，忙问道：“那么阮浪这条线可有进展？”

杨埙道：“我已将强盗画像交给茶铺店家，请他帮着通传全城商铺，凡是肯出力帮忙的，我杨埙无偿赠送杨倭漆一桶。提供准确线索寻到强盗的，店铺里里外外的漆活儿我全包了。”又不无得意地道：“强盗也是人，总得吃喝吧，我不信他们不露面。”

朱骥又想起西四烧饼摊那个叫壮壮的小男孩畏惧自己是锦衣卫的情形，叹道：“这一招，确实比派锦衣卫校尉拿着画像四处询问线索要好使多了。”

蒯祥道：“全城商铺加起来，怕是有几千家。小杨这次要破费了，怕是你俸禄加上你平日接私活儿捞的外快也不够使的。我这些年的俸银加上皇帝赏赐，也有不少，回头我让人拿给你。”

杨埙笑道：“蒯老爷子见外了，说这话做什么？况且您老人家现下不是糊涂失忆了吗？”

蒯祥道：“是了，我还得继续装病。朱指挥，这件事，还望你不要告诉他人，包括你岳父于少保和康儿。”

朱骥忙道：“是，蒯匠官放心，这件事只有我们三人知道，我绝不会泄露出去。”

杨埙问道：“朱兄手臂可还好？”

朱骥右臂已全无知觉，却不愿意旁人为自己担心，只咬牙道：“这不是要命的毒药，没事，我挺得住。”又觉得有些不解，道：“紫苏既是要用下毒要挟我，如何不将毒药直接涂抹在信笺上？”

杨埙道：“这就是对方的狡诈之处。紫苏及同党不知绑走玉珠的歹人的真实目的，大概也以为对方意在于少保，只想抢在前头与你联络，让人误以为他们跟歹人是同一伙人，如此混淆视听。我等误以为对方握有玉珠及解药两个筹码，就算不乖乖就范，也会将案子重点放在绑架玉珠的歹人身上，无论如何难以追查到紫苏等人的真正身份。”

蒯祥也道：“紫苏以假乱真这一招确实高明。她抢先冒充歹人出面联络，等到真的歹人再出现时，官府便完全糊涂了。”

忽听得有仆人叫道：“张大夫来了。”

杨埙便向蒯祥使个眼色，令其躺好，自己扶着朱骥到外堂坐下，再去开门，请大夫进来。

那张大夫低着头，提着药箱，一步跨进门槛，便直奔内室。

杨埙道：“喂，病人在这里。”忽见朱骥朝自己使了个眼色，心念一动，又改口道：“我跟大夫开玩笑呢，蒯老爷子在里面。张大夫请。”

张大夫问道：“蒯匠官好些了吗？”杨埙道：“昨晚老人家受刺激中了风，而今口吐白沫，连人也认不得了。”

张大夫道：“我知道，我昨夜来过。我开了些宁神的药，蒯匠官服下后可有好些？”

杨埙不禁一愣。他见这张大夫神情鬼祟可疑，原以为是歹人假冒，却不想是真的大夫，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忽听到朱骥大叫一声，转头一望，他人已经晕了过去。

杨埙忙奔出来，撸起朱骥臂上衣衫，却见他整条臂膀布满网状黑纹，如同刺青一般，甚是诡异。

杨埙忙叫道：“张大夫！张大夫！”

那张大夫应了一声，却是隔了一会儿才赶出来。正好于康进来，忙招呼道：“原来张大夫来了这里，这可实在太好了，我正找你。”

张大夫只简略看了朱骥臂膀一眼，便摇头道：“治不得，治不得。”提了药箱急急出去。

于康道：“喂，张大夫……”

朱骥却又缓缓睁开了眼，道：“我没事……阿兄，你帮我在这里找间静室，扶我躺下。我这半边身子开始麻木，不能动了。”

于康忙上前扶起朱骥。杨埙趁机进来房间，低声问道：“那张大夫可是奉歹人之命来送信的？”

蒯祥道：“是，他说他妻子、儿子在对方手中，不得不走这一趟。两日后，他会再来取歹人要的东西，我拿不出来的话，我家人和他家人都要死。”

杨埙问道：“那蒯老爷子怎么回答他？”

蒯祥道：“我能怎么回答？我不是失去记忆糊涂了吗？”

杨埙这才放心，道：“是了，蒯老爷子死死咬定这一条就好。千万不要心软啊，老爷子不交出东西，张大夫及其妻儿还有可能得救，一旦交了，他全家必定被杀了灭口。”

蒯祥道：“我明白，可终究还是感觉是我牵累了他。”

杨埙忙道：“这不是谁牵累谁的问题，歹人作恶，总会伤及无辜。老爷子，你安心躺着，我该出去忙了。”

于康将朱骥临时安置在同一处院子的厢房中。杨埙跟进来问道：“朱骥怎样了？”

于康道：“人已经昏晕了。”杨埙还不大相信，问道：“他真晕了？”

于康道：“这还能有假？人晕过去前，还叮嘱我千万不要告诉璚英，以免她担心。”叹了口气，道：“看他这样子，怕是一日之内，毒性便要蔓延全身了。”

杨埙道：“难怪那紫苏限定一日之内拿到郑和宝图，原来毒药药性也是一日之限。”

于康只以为下毒加害朱骥与绑架妻子者是同一伙人，咬牙切齿地道：“想不到歹人如此狠辣，他们已经捉了玉珠，还要再用朱骥来多做一层保障。”又问道：“为什么杨匠官之前说紫苏向朱骥索要宝图的事是假的，只是为了转移视线？”

真正知情者蒯祥、朱骥均已卧床不起，一个真的中了毒，一个虽是假病，却不能起身。杨埙一个人难以应付两头，不得不说了实情，只是未提张大夫已遭胁迫、被逼充当了信使一事。于康这才知道事情牵涉重大，愕然呆住。

杨埙道：“于兄不必担心，朱骥之前已安排了大量人手搜寻玉珠，我也托请了不少朋友私下帮忙，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于康道：“歹人没有送信来，也许是见官府追捕正急，想等风头过去。我虽担心玉珠，但她总算有惊无险，倒是朱骥……该怎么办？”

杨埙道：“郑和宝图收在哪里？”于康道：“朱骥说如果不在工部，多半就在文渊阁或是内府中。他原本想等我义父于少保下朝后，二人商议个可行的法子，却不想出了中毒这件事。”

杨埙道：“如果事关玉珠，她是外来的媳妇，又是女子，于少保还有可能考虑妥协。朱骥中毒既是跟玉珠一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于少保一定会直接拒绝对方，决不会交出宝图。”

于康道：“杨匠官倒是熟知我义父的性子。”

杨埙道：“天下谁人不知于少保是社稷为重，君为轻。嘿嘿，能为玉珠向歹人屈服，即便只是有这个可能，已经是罕见的慈父柔肠了。”又道：“这件事，绝不能告诉于少保。不然他一定会调派重兵包围白塔，那时就算能捉住紫苏，怕是也得不到解药，不能解救朱骥了。”

于康也同意此点，又踌躇道：“但我们没有宝图，始终换不回解药来救朱骥。”

杨埙道：“实在不行，明日我去白塔会会那紫苏。”

于康道：“你去？朱骥好歹还穿着一身锦衣卫官府，对方又不认识你，如何认出你，又怎么会相信你？”

杨埙道：“朱骥中了毒，明摆着不能赴明日之约。紫苏显然也不会真的期待朱骥会出现，只要是跟朱骥或多或少有关系的人，她就会上前联络。我也有法子让她相信我。”

于康道：“你没有宝图，如何能换回解药？”

杨埙道：“我只能设法拖延。对方真正想要的是郑和宝图，不是朱骥的性命，一定会考虑我的提议。不过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还要另想办法。上次我听朱骥说，礼部胡尚书医术高明……”

于康登时眼前一亮，道：“是了，也许胡尚书有法子能救朱骥。”

话音刚落，便有仆人进来禀报，说是礼部尚书胡濙到访。

杨埙狐疑道：“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这是不是太巧了？”

于康道：“一定是我义父恳请胡尚书来救祖父。”忽又想起一事来问道，“那祖父装病这件事，要不要事先告诉胡尚书？”

杨埙坚决地摇了摇头，道：“不能告诉。”

于康却是不无担心，道：“胡尚书医术高明，万一他看出来怎么办？”

杨埙失笑道：“胡尚书何等人物，就算他看出来，也不会揭破的。正如蒯老爷子所言，装糊涂正是本朝大臣所长。”

于康半信半疑，一时不及思虑更多，忙出庭迎接胡濙。胡濙神色极为凝重，却又有一丝黯然。

于康心中一紧，问道：“可是朝上出了事？”

胡濙叹道：“出了大事！唉，大事！又有人要因此丢掉性命了。”

* * *

[1]丘濬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当年录取举子三百四十九名，前三名为一甲，另一百二十九名为二甲，后二百十七名为三甲。丘濬是二甲第一名，即总名次第四名。

[2]安邑：今山西运城。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为夏朝都城。

[3]后邢宥常年巡按天下，断处诸多疑案。明宪宗年间，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赐玺书，巡抚江南十一府，总理江南兵民财赋。传闻他在任上时，有一民妇与他人通奸，被养子发现，恐被告发，便来个恶人先告状，反而先状告养子强奸了她。邢宥审问时，养子不作任何申辩，遂被判死刑。事后，邢宥发现狱中留有遗书曰：“孝子不言亲之过，邢公不明安在哉。”邢宥方知错斩了孝子，愧疚不堪，于是坚决辞官归隐。他回到故乡（今海南文昌水吼村），在东昆港北湄的山丘上盖了一间“湄邱草亭”，以读书写作自娱，因此自号“湄邱道人”。虽到晚年，仍手不释卷，“足迹未尝至城市”。邢宥与丘濬交谊甚厚。丘濬回乡探亲时，曾到水吼村探望邢宥。分别时，邢宥送行至琼山与文昌交界处的葫芦铺（今海南琼山大致坡镇）。后人为了纪念二人友情，特在当地修建了一座“约亭”。邢宥死后，丘濬（彼时已是内阁大学士）亲自撰写墓志铭。

[4]“田盛”二字的音义，与“天圣”相似。

[5]古代帝王即位后，便要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将明景帝朱祁钰预营的陵寝毁掉。朱祁钰死后，以亲王礼葬于金山口（今北京玉泉山北麓），成为明代迁都北京之后唯一一位没有葬于明十三陵的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复景泰帝号，将原郕王墓扩修为皇陵。嘉靖时（1522—1566年）又改建陵碑，并易绿瓦为黄瓦，使之符合帝陵规制。

[6]英宗朱祁镇复辟后，不忘南内八年幽居生活，对小南城大肆扩建。据《明英宗实录》：“初，上在南内，悦其幽静，既复位，数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龙德，左右曰崇仁、曰广智。其门南曰丹凤、东曰苍龙，正殿之后，凿石为桥。桥南北表以牌楼，曰飞虹，曰戴鳌。左右有亭，曰天光，曰云影。其后垒石为山，曰秀严，山上平中为园殿曰乾运。其东西有亭曰凌云，曰御风。其后殿曰永明，门曰佳丽。又其后为园殿一引水环之，曰环碧。其门曰静芳，曰瑞光。别有馆曰嘉乐，曰昭融，有阁跨河曰澄辉，皆极华丽。天顺三年（1459年）十一月工成，杂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木于其中。每春暖花开，命中贵陪内阁儒臣赏宴。”又据《燕都游览志》：“自东华门进至丽春门，凡里余，经宏庆殿，历皇史庋门，至龙德殿，隙地皆种瓜蔬，注水员瓮，宛若村舍。”明朝灭亡后，睿亲王多尔衮（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将小南城改为睿亲王府。当时清朝顺治皇帝在位，由多尔衮摄政，睿亲王府实为国家政治中心。后多尔衮死，被削王爵，其府遂空。时人吴伟业（号梅村，“冲冠一怒为红颜”《圆圆曲》作者，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有诗道：“松林路转御河行，寂寂空垣宿鸟惊。七载金滕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

[7]束鹿：今河北辛集。

[8]靖远伯王骥，与威宁伯王越、新建伯王守仁同为明代因功封爵的仅有文官。王越字世昌，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曾尝三次出塞，收河套地。身经十余战，出奇取胜，动有成算。奖拔士类，笼络豪俊，人乐为用。以功封威宁伯。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

[9]当时的“回回”泛指伊斯兰教徒（其遵循的伊斯兰教法律被称为回回法），但也包括其他西域人（不一定信奉伊斯兰教，此西域泛指中国以西国家）。

[10]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因篇幅有限，郑和祖、父、兄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

[11]刘家港：位于今江苏太仓。起于南宋，兴于元代。元代定都大都后，为实现南粮北运的经济需要，重修大运河，新辟海运，使刘家港成为当时江南漕运和海运的集结地。极富传奇色彩的江南首富沈万三元末便寓居在刘家港，以方便泛海经商。入明后，明廷在刘家港兴建运仓，用于储存官粮，号称“天下之仓，此为最盛”。明嘉靖年间，因倭寇登岸侵掠，刘家港设重兵驻守。明末港口淤浅，海运遂衰。

[12]渤泥：今加里曼丹。又郑和下西洋前后历经30年，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都是后来的哥伦布、麦哲伦所不能相比的。它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郑和下西洋大大加强了中国与南洋的联系，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直到今天，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还把当地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同中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地名叫三宝垄、三宝庙；泰国有三宝庙和三宝塔（因郑和叫三宝太监而得名），印度的古里和柯枝都建有纪念碑。

[13]此文渊阁为明代明成祖朱棣所建文渊阁（已在明末战火中被毁），非今存清代乾隆所建文渊阁（位于今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据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可见明文渊阁位于紫禁城东庑之南。又，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明皇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

[14]当时明廷尚未修建皇家档案馆皇史宬（位于今北京天安门东边的南池子大街南口）。弘治五年（1492年），内阁大学士丘濬（即本书中的同名人物）上书皇帝，提出应收集整理历代的经籍图书，立为案卷保存，以备“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又建议仿照中国古代“石室金匮”之意，在紫禁城文渊阁附近建造一所全用砖石垒砌的重楼，上层用铜柜存放各朝皇帝的实录和国家大事文书，下层用铁柜保藏皇帝的诏册、制诰、敕书及内务府中所藏可用于编修全史的文书。但丘濬建议未得到采纳。直到嘉靖年间，明世宗才下令修建皇史宬，地址选在囚禁过英宗的南内以西。建筑为整石雕砌，殿内大厅无梁无柱，南北墙厚分别为6米，东西墙厚分别为3米。地面筑有1.42米高的石台，其上排列150余个外包铜皮雕龙的樟木柜，叫“金柜”，即能防火、防潮、防虫、防霉，且冬暖夏凉，温度相对稳定，极宜保存档案文献。初名神御阁，又称表章库，后改名皇史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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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风孰与高

勘合是明廷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廷朝贡贸易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对于日本等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营利之机，甚至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尤其郑和下西洋后，东南亚与中国海陆来往频繁，亦带来了渐多的倭寇侵扰。明成祖朱棣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即官方贸易，勘合因而变得十分抢手。

花不常好，月不常圆。

世间万物有盛衰，人生安得常少年。

昨日朱颜如醇酒，今日俄然成白首。

白首容颜渐枯槁，万事无心成潦倒。

翁莫恼，自古人生无不老。

——于谦《翁莫恼》

自明景帝朱祁钰亲生太子朱见济死后，复立太上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事，便在朝野间传得沸沸扬扬。人们普遍同情太上皇朱祁镇的遭遇，就连他任由大宦官王振祸国殃民之事也慢慢淡忘了。而今，这股蠢蠢欲动许久的潜流，终于因监察御史钟同的一纸奏书而彻底爆发。

钟同字世京，江西吉安人，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后授官御史。父亲钟复曾任翰林院修撰。当时大宦官王振专权，好大喜功，征发大军征讨云南麓川土司。翰林院侍讲刘球上奏劝阻，奏上不听。

后来有巨雷震坏奉天殿，明英宗朱祁镇按照惯例下诏求直言。刘球与好友钟复约好联名上书，但钟复告诉妻子后，钟妻认为这会得罪王振，坚决不同意。

刚好刘球来约钟复，钟妻在屏风后骂刘球道：“你自己上疏，何必连累他人！”刘球叹息道：“这种事，他竟然跟妇人商量！”

于是刘球独自上书，后来果然被王振下狱害死，尸体都被肢解成碎片。刘球的长子刘钺只找到父亲的手臂，“裹裙以殓”。

钟复见好友丧命，想到之前的约定，大为懊悔，不久病死。

钟妻非常后悔，经常哭道：“早知尔，曷若与刘君偕死。”

意思是，早知道如此，还不如让丈夫与刘球一起死，也落个忠臣之名。

钟同经常听母亲提及此事，自小有心要做刘球那样的直言之臣，成全父亲之志。而今，他终于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上书请求重新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

尽管不少大臣私下都认为应该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但无人敢轻易提起。人人都知道明景帝朱祁钰私心极重，这事搞不好就要掉脑袋。而钟同此举，大有将生死置之度外之意。一时满朝文武皆惊。

钟同率先上书这一天，骑马上朝，马竟然伏在地上，始终不肯起来。钟同拍着爱马之首，告道：“吾不畏死，尔奚为者！”马盘桓再三，这才站起来。

钟同的奏书事先经过精心准备，先是大论时政，后面才提到复储一事，称：“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

明景帝朱祁钰当即就拉下了脸，很不高兴。但因为钟同的话比较委婉，朱祁钰不好当场发作，只得勉强按流程将钟同的上书发交礼部议奏。

群臣见皇帝脸色不好，都保持沉默，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发言。长久的沉默中，朱祁钰自己也颇觉尴尬，于是主动询问宁阳侯陈懋的意见。

陈懋字舜卿，早年随父陈亨参与靖难之役，之后立功封宁阳侯，镇守宁夏、甘肃等地，并屡次跟从明成祖朱棣远征漠北。之后又跟随明宣宗朱瞻基征讨平定朱高煦叛乱。明英宗时期，负责镇守甘肃。他是唯一一位以靖难之役功臣身份封侯并活至现在仍保持爵位的侯爵，且因其女是明成祖妃子，可以说是朱棣的岳丈，为在世的皇亲国戚中辈分最高者，无人能及。

陈懋虽是武将，饱经世故，却尚有忠直之心，当即表示赞同钟同的提议。

明景帝朱祁钰见陈懋不开窍，很是恼火，便转问吏部尚书王直的意见。王直很想直言，但又担心由此惹来大祸，于是老谋深算的他先“引罪求罢”。朱祁钰自然说直言无罪，于是王直表示赞成钟同。

朱祁钰很不高兴，又询问其他大臣的意见。众大臣都默不作声，就连一向为群臣先的兵部尚书于谦也保持缄默，从始至终未发一言。

朱祁钰本指望有人出来反对钟同，却不想陷入此等难堪境地，只好说“缓议”。明眼人都知道，所谓“缓议”，即是无限期拖延下去，直至不了了之。

隔了一日，礼部郎中章纶依照事先与钟同的约定，再一次上书，陈言修德弭灾十四事，以令皇帝之“缓议”无法缓下来。

章纶字大经，号葵心，乐清[1]人，出生在雁荡山麓南阁村。八岁入社学，燃枯竹为灯，夙夜苦读，所咏《寒梅》诗：“梅生山谷间，不与群芳异。霜冷雪寒时，清香满天地。”深受塾师章仲寅的赞赏，认为章纶将来“必树名节”。

宣德六年（1431年），章纶入选府学，知府何文渊留署施教，学养大进。正统三年（1438年）中举人，次年上京会试，于途中寓所捡到一箱金子。章纶家境贫寒，却能拾金不昧，在原处坐候失主，传为一时佳话。

就在这次会试中，章纶中二甲三名进士，授官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初，召为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见国家多故，每慷慨论事”，与同样胸有大志的钟同情投意合，结为好友。

与钟同奏疏尚且婉转不同，章纶上书语气比钟同直接多了：“孝悌者，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传位陛下，是以天下让；陛下奉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伏读奉迎还宫之诏曰：‘礼惟加而无替，义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节旦，率群臣朝见延和门，以展友于之情，实天下之至愿也。更请复汪后于中宫，正天下之母仪；还沂王之储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则和气充溢，灾沴自弭。”

明景帝朱祁钰读到“上皇是天下之父，陛下是上皇之臣”一句，拍案震怒，再也顾不得面子，下旨立即捉拿章纶和钟同。

当时日薄西山，天光已暗，宫门都已经上锁，不得出入。传旨宦官便将圣旨从门缝中递出。

当晚，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被关入著名的诏狱。明景帝朱祁钰指名其心腹锦衣卫指挥卢忠监审，卢忠亦摩拳擦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纶、钟同备受酷刑，都只说意由己出，并非人授。

主审的刑部官员已得到司礼监大太监兴安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朱祁镇有勾结，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残酷，血肉狼藉”，非逼迫章纶、钟同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濒死，无一语”。

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见五指。刑部审讯官和监审卢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报应，这才停止用刑，将章纶、钟同关回狱中。

新科进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愤怒之下，连夜写了一封信，投递给了当朝重臣于谦。

杨集在信中说得非常不客气，大意是：“奸人黄献议易储，不过是为了逃死，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别的人也罢了，你于公是国家柱石，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如果他们死在杖下，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禄，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读过信后，心中很有感触。但他亦有太多无奈——

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他敢于挺身而出，高呼“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因国难当头时，君依赖于臣，军国大事无不言听计从，因而他有力挽狂澜的力量。然局势一旦平静下来，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权的卑微附庸。

于氏过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将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比作侍妾与丈夫，丈夫可以任意买卖侍妾，甚至随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对待大臣，升降一凭己意，不高兴了，还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门打大臣屁股。

于谦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没有钟同和章纶的勇气，他只是知道自己冲不出体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听的进言，即便他是兵部尚书，一样是人微言轻。

内心深处极度迷惘，一腔焦灼愤懑，实无可宣泄，于谦便将杨集的信笺拿给了新近入阁的大学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与靖远伯王骥同乡。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迁陕西按察使。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召为大理寺卿。又迁右都御史，巡视延绥、宁夏边务等。进左都御史，为政整肃。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召掌事。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中实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入文渊阁，由此开二品大臣入阁的先例。不久前再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书生不知忌讳，不过这杨集还挺有胆量，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于是授杨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误。

杨集与于谦义子于康及女婿朱骥相熟，其写信本意并非要责骂于谦，而是想激励于谦出力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而于谦之所以拿给内阁学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议一个办法，但王文轻描淡写，有意忽略了于谦的用意。

但无论如何，于谦身为朝廷重臣，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他，而今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疏离与冷漠，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后反而将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刚好此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到北京办事，亦愤而上书，虽没有公然替钟同、章纶求情，却提及明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英宗皇帝对待兄弟如手足，尽心尽意，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优待太上皇诸子。

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将奏疏扔在了一边[3]。宦官舒良趁机道：“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

一句话，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身子强健，勉强活了下来，但也是奄奄一息。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他死后次日，其马悲鸣嘶叫而死，传为京师一大奇事[4]。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师，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朱见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让他再在中枢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讨好明景帝，没想到朱祁钰正在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自此，满朝文武大臣再没有人敢提复立太子一事。

朱骥苏醒过来时，正听到杨埙与于康在窗下低声议论钟同、章纶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几日，不知短短几日内朝堂上已发生了诸多大事。忽听到钟同已惨死在锦衣卫大狱，竟一时难以相信。明明昨日还在金桂楼与他把酒言欢，何以一晚过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听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过钟府，竟被钟氏家人赶了出来。钟母还指着院中的马尸道：‘所谓国家栋梁，庙堂重臣，忠义不如一匹马。’这显然是指责我义父没有出面营救钟同。于冕不敢告诉义父，只说钟母伤心过度，泣不成声，未能交谈。”又怅然问道：“而今天下人都认为钟同、章纶之死是我义父之错吗？”

杨埙摇头道：“于少保曾力抗强敌，保全江山社稷，功不可没。正因为他功勋太大，所以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人们对他期望太高，盼望他能出面解决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少保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大臣，就算他站了出来，也改变不了局面。”又道：“更何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少保也是人，凭什么要让他出面，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只在一旁说三道四？于少保吃的是朝廷俸禄，这是不假，可他只是兵部尚书，他在他的位子上，已经是废寝忘食，竭尽所能，开创了兵家新局面。而今国泰民安，边境晏然，不正是于少保的功劳吗？还要期待他多做什么？”

瓦剌虽然送明英宗朱祁镇归国，并主动与大明修好，但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并未掉以轻心，认为只有加强巩固国防，才能长久地制止瓦剌侵略，为此特意上疏提醒明景帝道：“上皇虽还，国耻未雪。”

随后，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郭亨、杨俊等军官，就连保护京师立下首功的武清侯石亨也不例外。

同时，于谦还仔细阅读了《军资总会》，参照书籍，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改革，以新式火器大量配备军中。

更重要的是，于谦着手改革京营军制，创立了团营。原先明廷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阯作战时所建，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一，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配合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习。英宗正统年间时，京营军士虽然有五十万之多，但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而在土木堡之变中，京军伤亡极多，营制更加紊乱。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从京营中选出十万精锐，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分十营操练。次年，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作“坐营都督”。坐营都督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明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

自从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自在安定门外校场操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等主要军官必须熟习每个士兵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

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明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史称“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至此，明京营军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国防力量大大加强，多次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

这几日，于康没少听到士民因钟同之死而指议义父于谦之语，就连好友杨集也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京师，不免心中难过。忽听到杨埙一番论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然依旧不能忘记义父在家中仰天长叹的神情，有愧疚，也有恐惧，心道：“改天我要将杨埙这番话转告义父，他老人家听了之后，一定会就此释怀。”

正待再议妻子蒯玉珠一事，忽听到背后有人问道：“可有找到玉珠？”却是朱骥醒了。

于康赶到床边，扶妹夫坐起来，又见他眼角尚有泪痕，问道：“你听到我和杨匠官对话了？”

朱骥点了点头，却不再提钟同之事，只问道：“玉珠呢？”

杨埙道：“暂时还没有玉珠消息。”又解释道：“歹人一直没有再露面，信使也没有再来过。于康兄已经知道了真相，我二人商议过，应该是钟同、章纶上书之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歹人既意在太上皇，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轻举妄动。”

朱骥左右打量一番，又问道：“我人是不是还在蒯府？我不是中毒了吗？你该不会是设法取了郑和宝图，这才换回了解药吧？”

杨埙道：“你人在蒯府，确实中毒了，而且已经昏迷了五天。至于解药一事，则说来话长。”又叹道：“其实我也才刚刚清醒，就比朱兄早一个时辰，刚才一直在说钟同、章纶上书一事，还未来得及讲述我这几日的经历。既然朱兄醒了，我便原原本本地从头叙说一遍，就从你中毒晕厥开始说起。”

那日礼部尚书胡濙赶来蒯府，于康带他到蒯祥房中，大致看过后，便引他到厢房，请他出手救治朱骥。当时网状黑纹已由手臂弥漫到朱骥躯干，状况极为诡异。

胡濙看过后连连惊叹，道：“我生平阅历无数，自认为还算见多识广，竟从未见过这种毒药。”凝思过后，先开了一张方子，意图先压住毒性，阻止毒药继续扩散，再慢慢设法医治。

药熬好喂下去后，倒也见效，网状黑纹果然被压制在朱骥右半边身子，不再弥散。胡濙又连夜赶回麻绳胡同，遍查家中所藏医书医方，苦思解毒之法。

凌晨时，胡濙不顾年高体衰，再次乘车赶来蒯府，告道：“我医术有限，实在没有法子解这种毒。不过我翻了旧日笔记，内中有一则记录，记载了当年我在福建遇到的一起真假勘合争贡事件。”

勘合是明廷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明廷对邻国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按时朝贡，便能获得大批赏赐。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亦均由官府供给。周边邻国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均乐于派遣使者入明朝贡，甚至发生了多起假冒邻国使者骗取财物的事件。明太祖朱元璋为杜绝这种事再发生，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当时获得勘合凭证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共十五国。其他国家倒还好，唯有日本最令明廷头疼。

洪武末年，因胡惟庸案及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等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与日本断绝了往来。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又主动与日本修好，并派大臣赵居任出使日本，赏赐了一批勘合。

这批勘合称为“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一百道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二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二册组成。日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日本入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5]。

明廷朝贡贸易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对于日本等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营利之机，甚至能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6]。尤其郑和下西洋后，东南亚与中国海陆来往频繁，亦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明成祖朱棣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即官方贸易，勘合因而变得十分抢手。

胡濙那年漫游到浙江宁波，正好赶上日本不同武士家族各派使者来华，因欲争相入港，便互相指责对方勘合为假。宁波市舶太监明基厌恶双方横暴，下令关闭港口，将两派人马均拒之门外。

然不几日，明基便中毒而死。其全身布满网状黑纹，甚是奇诡。时人纷传是日本人下毒，官府却苦无证据，福建布政司为求息事宁人，最终还是放日本船只入港，也不辨勘合真伪，视两方均为正牌使者[7]。

胡濙告知经过后，道：“我在福建听说这件事后，便将明基中毒异状记在了笔记中，但因未亲眼得见，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适才翻阅旧日笔记，才记了起来。”

于康忙问道：“杨匠官，你曾去过日本，可有听说过这种奇毒？”

杨埙摇头道：“我在日本只是学习漆艺，没有听过毒药之事。不过胡尚书提及的这件事倒是提醒我想起一桩旧事来。”又问道：“胡尚书，你可知道郑和下西洋宝图收藏在哪里？”

胡濙虽知朱骥身中奇毒，却不知缘由，也没有多问，忽听杨埙问及宝图之事，很是诧异，道：“当然是收藏在兵部。杨匠官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言外之意，分明是郑和宝图不算什么至关重要之物，且多年尘封在角落，早已被人遗忘。盖因华夏地大物博，又自以为是世界中心，号称“中国”，历代王朝多好闭关自守，轻视对外贸易，并不以郑和开拓西洋路线为珍贵。

于康倒是愕然，问道：“宝图怎么会收藏在兵部？”

胡濙道：“宝图一直就收在兵部车驾司，没有为什么。不过目下也许收在内府中。据我所知，太上皇当年当政时，曾想重开西洋，私下派人将宝图从兵部取走，不久后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再未有人提过宝图，它应该还在宫中。”

杨埙一拍脑门儿，道：“我就知道是这样。哎呀，我早该猜到的。胡尚书，多亏你及时告知，不然我迄今还想不到下毒暗害朱骥的人是谁，就是几年前闯入兵部衙门盗窃机密文书的男女贼人。”

当年男女贼人化装成军士，借送米之机混入兵部官署，盗走机密文书《军资总会》。官府大索全城，未有所获。而那对贼人竟甘冒奇险，跟踪到蒋骨扇铺，意图杀死目击证人杨埙灭口，已是奇事一件。

杨埙最想不通的是，那《军资总会》既然十分重要，贼人好不容易才偷盗取得，又如何会轻易携在身上，还将其遗落在了蒋骨扇铺后院中？而今他既猜及男女贼人真正想要的郑和宝图，之前疑问便迎刃而解——

男女贼人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盗取郑和宝图。他们大概已经从某种渠道打听到宝图藏在兵部官署，为此没少下功夫。先是意图绑架兵部长官于谦爱女于璚英，后来又趁孙太后寿诞百官放假之机混入兵部车驾司。但彼时明英宗朱祁镇已派人将宝图取走，贼人未能寻到，意外见到《军资总会》一书，感觉日后也许会有用处，于是顺手取走。

二贼出来时，正好遇到杨埙，由此露了面目。杨埙只关注女贼人也就是紫苏身上的扇子来自何处，男女贼人愕然之下，不知杨氏来历，亦未当场痛下杀手。但后来二人大概暗中跟踪打听过杨埙，知道了杨氏亦算是官府中人。二贼因为郑和宝图尚未到手，须得继续留在京师，而杨埙是唯一一个看到二人真面目的证人，于是决意杀他灭口。

不想后来在蒋骨扇铺出了变故，先有藏身那里的李惜儿舍命相搏，后有锦衣卫校尉逯杲及京营将校蒋鸣军陆续赶来，贼人一时不能得手，便及时退走。

二人既彻底露了形容，料想必遭全城通缉，只能先行离开京师，或是暗中蛰伏下来，等风声过后再作打算。但兵部丢失了《军资总会》这等机密文书，必会穷追不舍，于是二人决意舍车保帅，有意将书卷投入蒋骨扇铺后院，装出无意中失落的样子。这一招，亦成功瞒天过海，骗过了所有人。兵部因追回机密文卷，不久又因边防警报连连，果然不再追查此案。

二贼之后销声匿迹，但应该并未离开北京，能在处处张贴有二人画像的京城中生存下来，也属不易。土木堡之变后，二人又不知如何跟郭信一党扯上了干系，捕捉并杀了郭信手下林海，这亦是郭信临死仍未能释怀之谜。

几年过去，二贼仍未放弃盗取郑和宝图，但只知宝图不在兵部，不知它到底收在何处。刚好最近发生了歹人绑架蒯玉珠事件，贼人不知如何知道了此案。他们大概早知蒯玉珠是兵部尚书于谦儿媳，便想到了一个点子，冒充歹人出现，要对方以宝图交换蒯玉珠。

这一计划的绝妙之处在于：二贼手中本来没有任何筹码，却以蒯玉珠为幌子，将于谦女婿朱骥一步步引入彀中，并令其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中了毒。就算于谦这方不肯以郑和宝图换取解药，他们也没有任何损失，官府只以为是绑架蒯玉珠的歹人所为而已。而二贼极可能由此而打探到郑和宝图的具体下落。

于康听了杨埙分析，很是不解，问道：“论起来，《军资总会》比郑和宝图要重要得多，那对贼人为何只要宝图，甚至不惜为此耗费数年光阴？”

杨埙笑道：“因为对方是东瀛日本人。于兄该知道日本是个岛国，地少人多，国力有限。自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全境后，便极度渴望对外开拓。对日本而言，郑和宝图可是无价之宝。”

于康一时不能相信竟会与日本扯上干系，道：“杨匠官这般推测，是因为朱骥所中毒药酷似当年福建布政司市舶太监明基症状吗？可胡尚书也不能肯定明基所中之毒来自日本呀。”

胡濙道：“嗯，是。如果当时有证据证明是日本人下毒害了明基的话，朝廷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放日本贡船入港的。”

杨埙却认定自己的看法没有错，并坚持要独自赶去白塔寺，与那紫苏会上一面。胡濙既没有办法解毒，要想救朱骥一命，只能设法从对方手中拿到解药。

于康见杨埙甚有把握，只得勉强同意，且未将事情告知于家人，连于谦也瞒过了。于谦只以为朱骥在忙蒯玉珠的案子，又忧虑钟同上书复储一事，竟丝毫不知女婿身中奇毒，昏迷不醒。

天亮后，杨埙先骑马去了趟工部，办完事，又转而来到锦衣卫官署，寻到百户袁彬，问道：“官府可有打听到玉珠的消息？”

袁彬摇了摇头，道：“锦衣卫、都察院、兵马司均派出了大量人手，搜遍了全城，也没有蒯娘子的踪影。”顿了顿，又道：“不过我昨晚遇到杨铭，他受朱指挥之命到金桂楼打探消息，说是有了点线索。我问他具体线索是什么，他不肯说，说是等有了眉目再说。”

杨埙道：“那好，如果杨百户有什么消息，就请他直接去蒯府。”想了想，又问道：“可有什么来历不明的人私下找过袁百户？”

料想袁彬曾与太上皇患难与共，算是朱祁镇心腹，若歹人有心私入南内营救太上皇，说不定会与袁彬联系。

不想袁彬愕然半晌，又仔细回想了一遍，才道：“没有。”

杨埙道：“那么孙太后或是孙太后的兄弟最近找过袁百户吗？”

袁彬道：“没有啊。我上次入宫见孙太后，还是两个月前呢。不过我最近去过孙国丈府上，他老人家病得厉害，身子很是不好。”

袁氏四十多岁才接替父职入锦衣卫，老成纯朴，未沾染上校尉常见的恶习。他既是这么说，便是确无其事了。

杨埙心道：“或许歹人出于好意，才未主动联络孙太后一方，怕营救太上皇一事不成，反而牵累了孙家。”

袁彬又问道：“朱指挥人呢？”

杨埙道：“朱指挥生病了，让我来代他请个假。对了，朱指挥还有任务交给袁百户，他命你带上一些便衣校尉，暗中监视南城的张大夫医铺。”

袁彬道：“张大夫医铺我知道，在蒯府附近，莫非朱指挥怀疑张大夫跟蒯玉珠被绑一案有关？”

杨埙道：“朱指挥只交代了命令，没说缘由，总之你暗中监视就是了。”又笑道：“不过千万不要让人发现。袁百户昨日一路跟踪我，我可是老早就发现了的。”

袁彬不好意思地应了一声，自去办事。

出来官署时，杨埙听到有校尉在低声议论钟同上书复储一事。他对政治及权势没有任何兴趣，也未太在意。又见时候还早，便先去买了些点心，赶来国丈府探访孙忠。

到孙府大门时，正好见到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出来。金英自从上次没有立即表态支持景帝朱祁钰立自己儿子为太子后，便有些失势，始终未能当上掌印太监，反而让一直不如自己的兴安后来者居上。不过他究竟是几朝权宦，手中握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书，又曾力扶明景帝登基，有定鼎之功，朱祁钰倒也不敢像对待林聪那样公然报复，只不过自此不再视他为心腹。

金英来国丈府，是奉孙太后之命来给孙忠送药，不知是不是在孙府碰了钉子，脸色不大好，认出杨埙，只略略点了点头，便翻身上马去了。

孙忠正坐在中院庭院中晒太阳，一见到杨埙进来，病恹恹的脸上登时有了些神采，笑骂道：“你小子还知道回来！以为你抱得美人归，从此就留在江南了呢！”

杨埙笑道：“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可朝廷一再宣召，不得不回来。这不，我前日刚回京师，今日便来探访您老人家了。”

孙忠忙叫下人去准备午饭。杨埙忙道：“不忙，我坐一坐就走。”

孙忠却甚是固执，道：“不行，今日你得留在这里吃饭。难不成三大殿等着你去刷漆不成？”

仆人问道：“还没到午时，现下就让厨子开做吗？”

孙忠道：“现在就做！客人到了，当然要立即好酒好菜招待，管他什么午时不午时！把宴席就设在庭院里，吃得安逸些。”

又命仆人去对面衍圣公府问问源西河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便过来一道吃午饭。

杨埙笑道：“这倒是方便。怎么我就没赶上孙老这样的邻居？”

孙忠道：“别说做邻居，你搬来我这里住都行。”

杨埙笑道：“不瞒孙老，我前日入城，将行囊寄在了车马行，连着在外面将就了两晚，人都还未回过自己家呢。”

孙忠道：“回去做什么，反正你现下也只是一个人，不妨搬来跟我老头子做伴。”问了车马行地址，便命仆人去搬取杨埙行李。

杨埙忙道：“这可使不得，哪敢打扰孙老的清静？”

孙忠板起脸道：“怎么，你是看我老孙成了太上国丈，不值钱了，也跟其他人一样，不稀罕搭理我了？”

杨埙见孙氏真的生了气，料想对方没少受明景帝的气，忙道：“哪里的话，孙老既不嫌我烦，我这就搬来这里，跟您老做伴，还不行吗？”

孙忠这才收敛怒色，笑道：“那就好，你把你们江南的人事也都说给我听听。”

仆人又折返了回来，禀报道：“小的看到源公子跟教坊司蒋家娘子站在街边说话，便没有过去。”

孙忠道：“那你去门口望着，等他二人说完话，便叫源公子过来。”又朝杨埙诡秘一笑。

杨埙莫名其妙，问道：“怎么了？”孙忠笑道：“我们源公子爱上教坊司的蒋琼琼啦。”

杨埙早几年曾见过源西河到教坊司找蒋琼琼，闻言倒也不惊讶。

孙忠倒是愣一了愣，问道：“怎么，小杨知道这件事？”

杨埙摇头道：“不知道。不过自古以来郎才女貌，才子爱佳人，又有什么稀奇。”

孙忠道：“但他二人身份悬殊，终究差得太大了些。”

杨埙道：“源公子是衍圣公得意门生，自是人中龙凤，但蒋琼琼也不差，否则当年怎么能名动京华？而今虽然年纪大了些，可文章、诗词、歌舞样样出色，若不是流落风尘，说不定又是一个当代李清照呢。”

他并不如何了解蒋琼琼，可劲儿地夸她，只是本能地反感身份悬殊一说，因此非要抬杠到底，表明蒋氏并不低人一等。

孙忠居然连连点头，笑道：“别的不说，蒋琼琼真是懂事。源公子常常来我这边闲坐，也不避讳他喜欢蒋琼琼这件事，可是他师尊现任衍圣公不准，料想成事极难。他打算等师尊过世、他尽完弟子孝道后，便带着蒋琼琼远走高飞。那蒋琼琼也极懂事，知道她的身份，即便源公子邀请她，也从不踏入衍圣公府半步，说是怕亵渎了圣人圣地。”

杨埙道：“不错啊，他二人不但般配，还真心相爱。源公子肯为琼娘放弃衍圣公弟子身份，倒也难得。”

孙忠越谈兴致越高，招手叫过一名仆人，命道：“去把上次太后派人送来的那坛女儿红挖出来，我要跟小杨好好喝上一杯。”

正好源西河进来，笑问道：“好酒有没有我的份儿？”

孙忠笑道：“当然有。源公子请坐。”

既有客来了，他便不能穿得太过随便，忙命仆人扶自己起身入内更衣。

源西河将杨埙拉到一旁，低声道：“我本来正要去找丘濬，听说杨匠官来了孙府，便过来问上一问。蒯玉珠人找到了吗？”杨埙摇了摇头。

源西河道：“那么歹人可有提出条件？”杨埙道：“没有。”

源西河沉吟道：“歹人绑走玉珠，应该是针对于少保，怎么会悄无声息呢？”

杨埙道：“或许是见官府追捕正急，想等风头过去。”

他心中有事，实在无心留在孙府吃吃喝喝，便道：“源公子，你代我陪陪孙老，我有急事得出去一趟。”

源西河忙道：“杨匠官，我知道你跟蒯玉珠是同乡，你惦记她的安危，着急出去找他。但恕我直言，你现下出去，未必能救得了蒯玉珠，但你留下来，却可以救一位老人的命。”

杨埙很是不解，问道：“此话怎讲？”

源西河道：“杨匠官可知孙国丈这些年来极少露出笑脸，身体也是急转直下？今日他见你来，气色好了许多，不但拿出好酒，还郑重入室换衣，你忍心让他失望吗？你需要花费的，不过一顿饭的时间而已。”

杨埙闻言一凛。他其实也看得出孙忠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只是不愿意朝坏处想而已，此时得源西河一语提醒，心中大为触动，遂拱手道：“源公子不愧是名门高徒，见识过人。好，我就留下陪孙老吃这顿饭。”

正好孙忠更衣出来，三人便坐在花架下闲聊胡扯。杨、源二人均不敢提时局，生怕触及孙氏心事。孙忠也绝口不提皇帝、太上皇之类，只对江南风物有兴趣，问了许多事。

一会儿便有下人端了酒菜上来，三人边吃边谈。杨埙尽拣江南美景风光、奇人逸闻讲述，听得孙忠、源西河瞠目结舌，极是向往。

孙忠叹道：“原来江南如此人杰地灵。我这把老骨头若是能好起来，就亲自去江南看看。”

杨埙笑道：“孙老要是去，我一定亲自为您驾船做向导。就是我们那边湿气重，北方人到了那边，常常水土不服呢。”

忽有人拍门叫道：“杨匠官在里面吗？”

杨埙应了一声，又问道：“是谁找我？”对方应道：“小的是石大人胡同开茶铺的，昨日杨匠官交代的事，有消息了！”

杨埙大喜过望，忙亲自赶去开门，却是适才买过点心的点心铺老板及昨日饮过茶的茶铺老板，忙问道：“可是有人发现了歹人行踪？”

茶铺老板忙告道：“杨匠官交给小的两张画像，上面有一个人今早在北城出现过，有家卖饼的今日一大早见过他，还记下了他大致的住址。小的收到消息后，便立即按杨匠官吩咐赶去蒯府报信，但门仆说杨匠官去了锦衣卫官署。小的一路寻过来，幸好顺路向点心铺老板打听时，他告诉小的说杨匠官来了孙国丈家。”

点心铺老板道：“也幸亏杨匠官买点心时，小的多问了一句。”

杨埙道：“抱歉抱歉。这份恩情我记下了，二位和那位卖饼店家日后的漆活儿，我全包了。”问了卖饼店的具体地址，又打发走二人，这才回身。

他未及开言，孙忠已挥手道：“去忙你的吧，我早看出你心不在焉，是为了逗我老头子高兴才勉强留下的。”

杨埙忙道：“什么都瞒不过孙老。不过反正我就要搬过来住了，日后有的是时间。孙老先跟源公子好好喝上几杯，我忙完的话，晚上回来陪您宵夜。”

源西河有意起身相送，低声问道：“是蒯玉珠有消息了吗？”

杨埙道：“目下还不能确定，只是有人发现了歹人踪迹，我得立即赶过去。”

源西河道：“那好，杨匠官多加小心。”

朱骥既已中毒，杨埙不敢再以其名义调动锦衣卫，想了一想，便先往都察院而来。

明廷中央机构基本集中设置在大明门两侧。只有内阁和六科分位于皇城中午门东、西两边，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则在西单牌楼附近。

杨埙到都察院找到监察御史林鹗，请他带一队人马跟随自己去北城。

林鹗问道：“歹人出现在北城的消息可靠吗？”杨埙道：“绝对可靠。”

林鹗仍是不解，问道：“朱骥是锦衣卫指挥，又是玉珠亲眷，他怎么不亲自去？”

杨埙道：“他目前被别的事牵绊住，分不开身。”

林鹗遂不再多问，道：“那好，我这就去点兵。”

出来时，正好遇到监察御史钟同。杨埙已知钟氏冒死上书复储一事，招呼了一声：“钟御史！”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便只朝对方拱了拱手，便与林鹗一道往北城而来。

到了饼铺附近，杨埙让林鹗部属先行散开，以免太过张扬，打草惊蛇。他自己先进来饼铺，报了姓名。店家忙迎上来，道：“正等着杨匠官您呢。”

亲自引了杨埙穿堂过巷，指着前面道：“那人走到中间的二条胡同，便转向东去了。小的跟过去时，已不见了他踪迹。料想是住在二条胡同东边一带。”

杨埙一见便傻了眼——这一带全是低廉租户房，院中院、院套院、院连院，密密麻麻住着几十户人家。要是展开搜查的话，得再多调几队人马，才能完全封锁住所有出口。

杨埙想了想，问道：“那人买了多少饼？”店家道：“六十个。”

杨埙道：“那么那一伙至少有十个人了。”店家忙告道：“大概有七八个人，都是壮汉，所以吃得多。”

杨埙奇道：“你怎么知道？”

店家道：“今日买饼的这个人，前日跟一群人一起进的胡同。小的本来也没留意，那边都是大杂院，人进人出没什么稀奇。但有两个人抬着一个长长的口袋，有点古怪，小的便多看了几眼。”

杨埙曾从锦衣卫官署顺手拿了张根据吴珊瑚描述画出的歹人头领络腮胡子的画像，忙取出来，问道：“那群人里面有没有这个人？”

店家摸了摸脑袋，道：“好像有。面目不记得了，但小的记得有个人有一脸胡子。”

杨埙心道：“既然络腮胡子也在那群人里面，那口袋中装的一定是玉珠。我料得果然不错，在金桂楼试图带走老太监阮浪的强盗，跟当街绑走玉珠的歹人，是同一伙人。”又问道：“可有办法具体寻到这些人住在哪里？”

店家道：“得等他们再来买饼了。杨匠官放心，这一带就小的这家烧饼铺最红火，对方一定还会再来的。”

杨埙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又着急赶去白塔寺索取解药，便叮嘱了店家一番。再出来寻到林鹗，告道：“虽然能基本断定玉珠就被关在东二条胡同某处，但这一带地形复杂，出入口极多，不能明目张胆地搜索，否则歹人极可能逃脱，也许还会危及玉珠生命。”

林鹗也道：“除非打探到歹人的具体藏身之处，才能动手。”又问道：“目下等于陷入僵局，下一步该怎么办？”

杨埙道：“烦请林御史先兼任巡城御史，假意带兵在这一带巡逻，等候店家消息。”

林鹗见杨埙牵马欲走，很是意外，问道：“杨匠官不留下吗？”

杨埙道：“我还有急事赶着去办。等忙完那件事，我会再来与林御史会合。”又颇觉担心，道：“林御史……”

林鹗正色道：“杨匠官放心，我知道事态严重，一定会小心行事。”

杨埙便骑马自往白塔寺赶来。到了寺门口翻身下马，到门前摊子边寻了几张纸，卷成书卷模样，拿在手中。他在白塔附近徘徊了两刻工夫，才有人过来搭讪道：“是锦衣卫朱骥派你来的吗？”

对方虽然用竹笠遮住了大半边脸，然看身高体形，并非杨埙曾经照过面的男女贼人。

杨埙道：“是。昨日是你用带毒袖箭射向朱骥的吗？解药呢？”

那人问道：“郑和宝图呢？”

杨埙一扬纸卷，道：“明人不做暗事，不瞒你说，我原以为郑和宝图在工部，但却不是，也不在兵部，目下还没有查到它在哪里。求你先给解药救人，再宽容些时日。”

对方冷笑道：“你倒是会打如意算盘。”

杨埙道：“朱骥死了，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目下我们尽力隐瞒他中毒之事，但一旦他死去，事情就大了。我虽然不知你们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你们要郑和宝图做什么，但实话告诉你，本朝根本没有人关心那劳什子下西洋宝图，所以一时才不知它被丢在了哪个角落。但若是朝廷知道你们意在郑和宝图，甚至不惜绑架兵部尚书于少保儿媳，再下毒加害于少保女婿，那么不值钱的宝图也立即变得金贵起来，朝廷会高度重视，将宝图藏入秘阁，那么你们就再也没有得到的希望。”

那人闻言沉吟不语，显然颇为心动。

杨埙又道：“况且就算替朱骥解了毒，玉珠不还在你们手中吗？你们仍然有筹码。”

对方道：“蒯玉珠只是后备计划，留着她还有大用。”顿了顿，又道：“你说的倒是不错，但空口无凭，总不能就凭几句话，就让我把解药给你。”

杨埙道：“你想要我答应什么？”对方道：“你能承诺什么？”

杨埙道：“我只是个漆匠，什么都承诺不了。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朱骥中毒及你们意在宝图这件事，我们这边一定不会张扬出去。这难道不是你目下最希望的吗？”

对方笑道：“你倒是个实在人。”想了想，道：“好，我先给你一颗药，你喂朱骥服下，三日内他自会醒来。但这颗药不是真正的解药，只能多延十日性命。十日后，你带着郑和宝图来这里，我再给你真正的解药。”

杨埙在日本待过几年，会说流利的日语，知道日本人说话不翘舌，语言都是平舌音。他与这人一番对话，对方虽会说流利的中文，但却语调甚平，听起来没有抑扬顿挫的音节，跟他以前见过的日本人说汉语一模一样，愈发肯定对方身份。心道：“我手上什么筹码都没有，要拿到解药根本不可能，先拖延十日也好，也许十日内能追查到这些日本人的栖身之处。”

于是点头应承道：“好。”接了解药，又有意问道：“玉珠还好吗？”

对方道：“她是人质，有什么好不好的？”不再理会，扬长去了。

杨埙还试图跟踪对方，刚一转身，便有一支袖箭不知从何方飞来，钉在脚边。他吓了一跳，担心那支小箭有毒，不敢用手去取，亦不敢任其留在原处，便用手中的纸包了箭杆，将其拔出。又见天色不早，便一路赶回蒯府。

来到蒯家附近的张大夫医铺时，杨埙见锦衣卫百户袁彬打扮成商贩模样，在医铺对面槐树下支了个水果摊子，便假意买水果，下马过去问道：“果子怎么卖？”

袁彬道：“三文钱，不收宝钞。”又低声告道：“今日张大夫称病歇业，人一直在家里。我派人手监视住了前、后门，目下还没有人出入。”

杨埙道：“这些人倒真沉得住气。”摇了摇头，骑马进来蒯府。

于康见杨埙带回了一颗不是解药的药，还有些担心，道：“那些人心机深远，这药该不会又是他们的诡计？”

杨埙道：“朱骥死了，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也知道一日之内根本不可能拿到宝图，所以早有准备。”将药用水喂朱骥吞服下去。

等了一会儿，朱骥身上黑纹慢慢淡去，于康这才略略放心。又听说已有卖饼店家发现歹人行踪，御史林鹗已带兵等候在附近，伺机围捕，一时等不及消息，竟与杨埙一道摸黑朝北城赶去。

到达北城时，烧饼铺已经打烊。杨埙拴好马，上前拍了几下门，叫道：“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买烧饼！”

门扇打开，开门的却是监察御史林鹗。杨埙忙与于康闪身而进。于康急切问道：“可有我妻子消息？”林鹗摇了摇头。

店家忙上前告道：“今日那人买走六十个烧饼后，再未出现过。”

于康不无担心地道：“林御史公然带兵到此，会不会被对方发现了？”

林鹗道：“杨匠官离开后，我立即分派便衣军士，守住了东二条胡同的出口，并未发现有多人同时离开，也没有见过携带长口袋的人。就算歹人有所警觉，玉珠娘子应该还留在这一带。”

杨埙道：“只能先设法打听到具体位置后再说。”

林鹗道：“我已经派了军士装扮成闲人，进去那一带打听，但没有发现。关键是那一带住得杂乱无章，住户互不认识，也无从打听。”

杨埙道：“这一藏身之处选得极佳，如果不是歹人极熟悉京师环境，便是有高人暗中指点。”

一时也无法可想，杨埙便让店家继续留意，又请林鹗留下便衣军士监视，自己与于康先行回去。

于康虽然不舍，然留下亦是无用，只得随杨埙离开。又问道：“杨匠官还是跟我回去蒯府吗？”

杨埙道：“不了。我连着两个晚上没有睡好觉，脑子像糊了漆，一团乱麻，想事想不清楚。我今晚得好好休息。于兄有事的话，便到孙国丈府上寻我。”

到孙忠宅邸附近时，正见到一名男子鬼鬼祟祟躲在石狮子后面，朝大门张望。杨埙远远看见，忙策马上前，正待喝问，对方却转身便走。

杨埙叫道：“什么人敢在孙国丈门前撒野？你再跑，我可要喊人了。”

这一带因极近皇城，巡防甚严，只要杨埙出声呼叫，瞬间便能惊动官兵。那人只得停下来，转身笑道：“我是宫中当差的，杨匠官不认得我吗？”

杨埙翻身下马，问道：“你认得我吗？我怎么瞧你面生得很？”

那人便出示腰牌，果然是宫里的太监，名叫李发。

杨埙问道：“这么晚了，李公公在这里做什么？”

李发笑道：“我只是路过，看到府里有灯，一时好奇，便想看看孙国丈在做什么。”

杨埙道：“路过？是回皇宫路过吗？那你怎么穿着一身便衣？”

李发无言以对，立时拉下脸，转身去了。

杨埙见对方前恭后倨，一时也想不通李发的目的，心道：“难道是皇帝听到风声，知道有人图谋营救南内太上皇，怀疑孙老参与其中，所以派了人暗中监视？”

想到明景帝的刻薄寡恩，不免很是忧心。他其实并不关心谁当皇帝，那是姓朱的家事，哥哥不比弟弟英明，弟弟也不比哥哥厚道，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但他喜爱孙忠这个童真有趣的老头儿，不希望他因皇室内部争斗而遭厄运。

孙府仆人听到动静，忙开门出来牵马。杨埙忙道：“那是蒯府的马，我临时借的，麻烦好好照料。”自进来寻孙忠。

孙忠刚服完药，浑身发热，索性踢了薄被，半倚在榻上散热。

杨埙进来笑道：“我回来啦。可有宵夜吃？”

孙忠气息不顺，咳嗽了两声，才招手叫过仆人，命道：“快去做宵夜。”

杨埙道：“别专门做啊，其实我也不饿，孙老想吃的话，我就陪您吃。”

孙忠道：“那就做几个下酒菜，将那大半坛女儿红重新取出来。”

杨埙道：“孙老身上不便，倒也罢了，怎么源公子酒量如此不济，那坛女儿红竟还剩下大半？”

孙忠道：“昨日你前脚刚走，源公子后脚就被人叫走了，说是皇帝明日在文渊阁有讲读，得预先拟定题目。”

杨埙笑道：“这个正常，衍圣公是朝廷门面，衍圣公的弟子也是皇家妆点。”

孙忠笑道：“你这个工部漆匠，还不是皇家妆点？”

杨埙闻言哈哈大笑，道：“还真是，不过妆点的地方不同罢了。”又道：“同是妆点，日后我得跟源公子多亲近亲近。”

说笑一番，杨埙问道：“金司礼今日来给孙老送过药，宫里可有再派人来？”

孙忠摇了摇头，道：“我叫金英转告太后，不必再为我的身子费心了。古语有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太后也算见识过大风大浪，难道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况且我一大把年纪，活也活够了。”

杨埙忙道：“孙老别这么说，我还指着您身子大好后下一趟江南，亲手抱抱我的一双儿女呢。”

孙忠精神登时一振，道：“是了，为了这个，我也得快些好起来。”见仆人端酒菜进来，又习惯性地命道：“去对面看看源公子有没有空……”忽想到源西河得参加文渊阁讲读，便摆手道：“算了，他明日要进宫，大概早已睡下了。”

杨埙劝道：“孙老刚服过药，不宜饮酒，我陪您吃两筷子菜，早些歇息。这酒留着您身子好了再喝，如何？”

孙忠应了。他本来不肯进食，此刻心情大好，胃口也好了起来，竟与杨埙将四盘酒菜一扫而光，这才各自歇息。

次日醒来时，日头已升得老高。杨埙从衣箱中匆忙寻了一身干净衣衫换上，出门时却不见孙忠。

仆人告道：“孙国丈遵照大夫嘱咐，去御河边散步了，人还未回来。”

杨埙道：“我今日要出门办事，晚上也不一定会回来，请孙老不必等我。”

仆人应了一声，忙赶去牵马。

路过衍圣公府时，正好见到源西河出来。杨埙打了声招呼，问道：“源公子不是要进宫吗？”

源西河道：“本来是的。不过一早宫里有太监来，说是皇帝身体有恙，不能起身……”

杨埙大吃一惊，忙翻身下马，追问道：“皇帝染恙起不了身了吗？”

源西河忙道：“不是杨匠官想的那样。是……哎，是皇帝昨晚临幸了数名妃子，疲累异常。一时起不了身。听说本来皇帝今日连早朝都不想上的，但后来还是勉强去了。文渊阁讲读一事，自然取消了。”

杨埙这才舒了一口气，道：“原来是这样。”

源西河狐疑问道：“杨匠官本来在担心什么？”杨埙道：“没什么。”

源西河道：“可有找到蒯玉珠？”

杨埙道：“没有。”甚是沮丧，连连摇头道：“诸事不顺，诸事不顺。”

忽想到之前与那算命瞎子仝寅交谈时，对方断言自己返京后将会诸事不顺，且有一厄，心念一动，忙拱手道：“我该去工部办事了。源公子，回见吧。”

源西河问道：“杨匠官搬到国丈府了吗？”杨埙道：“是啊。”

源西河道：“那个……嗯，我留意到最近总有陌生人在孙国丈家附近转悠，怀疑有人在暗中监视孙国丈。”

杨埙道：“昨晚我也发现了。”顿了顿，又问道：“源公子，你算是局外人，旁观者清，你认为会是什么人所为？”

源西河微一踌躇，即道：“杨匠官是孙国丈信任的人，也就是我源西河信任的人。既然杨匠官直言询问，我便实话实说了。”举手朝西面皇宫指了指，道：“除了紫禁城中的那一位，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要监视孙国丈。”微微叹息，显然也为孙氏颇为不平。

杨埙摇了摇头，道：“我不在的时候，还请源公子多多照顾孙老。”

源西河道：“那是自然。”

杨埙遂先往工部而来，找到当值官吏赵丝路，问及公事。赵丝路道：“本来上头催得极紧，要在一个月之内将太庙内外粉上新漆，但昨日不知为何又叫停了。”

他与杨埙相熟，见左右无人，便低声告道：“听说跟钟同钟御史上书有关。”

杨埙哑然失笑道：“这两者能有什么关系？八竿子也打不着。”

赵丝路道：“钟御史上书请立太上皇之子为太子，皇帝当然不高兴，所以对一切跟太上皇沾边的都抵触。太庙刚好在南内边上……”

杨埙半信半疑，问道：“当真是这样吗？”

赵丝路道：“我也是听人议论的。总之，杨匠官现下清闲了，这岂不是一件好事？”

杨埙摇头道：“这可未必是好事，我怎么觉得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辞出工部，杨埙先赶来蒯府。朱骥仍未醒来，但身上黑纹却淡得多了。又赶去张大夫医铺，锦衣卫百户袁彬仍在原处监视，告知张大夫的妻儿今早回来了。

杨埙大吃一惊，忙进来医铺，径直问张大夫道：“是不是有人捉了你妻儿，要挟你给蒯老爷子带口信？”

张大夫“啊”了一声，骇异问道：“你……你怎么知道？”

杨埙道：“玉珠被歹人绑架，锦衣卫派了人严密监视蒯府四周以及进出过蒯府的人，张大夫进出两趟，当然也在监视之列。”

张大夫不得不点头承认，又哭丧着脸道：“不过我也是被逼无奈……”

杨埙道：“我不关心这个。你可有见过对方的脸？对方是如何找到你的？”

张大夫道：“当晚蒯府仆人来请我去给蒯匠官治病，我出去时家里都还是好好的，回来时妻儿就不见了。只有一封信留在桌子上，说是我妻儿在他手中，让我次日正午后到蒯家传话，只准告诉蒯匠官一个人。要传的话，都已经写到了纸上，我没有见过对方人。”

杨埙道：“对方没有再找过你吗？”

张大夫道：“没有。我急得不得了，连医铺都关了，专门等候对方再来找我，可始终没有人来。幸好今早我妻儿自行回来了。”

他亦是大惑不解，又道：“对方在信上说得明明白白，让我两日后去找蒯匠官取什么东西。前日说的两日后，算起来应该是明日，我人还未去过蒯府，自然也没有拿到东西。却不知他们为何提前放了我妻儿？”

杨埙道：“那封信呢？给我看看。”张大夫道：“烧了。信上写得明明白白，看过后就要烧掉，不然我就再也见不到我妻儿了。”

杨埙心道：“这些歹人做事还真是滴水不漏。可他们未再与张大夫联络，又为何放了他妻儿回来？”忙让张大夫叫妻子出来，问道：“你和孩子被歹人绑走，可有见到对方面孔？”

张妻摇头道：“没有。相公前脚出去，便有人敲门。奴家以为是相公落了东西，赶去开门时，便被来人当头一棒打晕了。再醒来时，手脚被绑住，口中塞了布团，眼睛上也蒙了黑布，看不清周围。孩儿还小，就算看见了什么，也记不住。”

杨埙见那孩子才三四岁，站在门边，一边咬着手指，一边怯生生地望着自己，只好算了。又问道：“那你被关在什么地方？嗯，你双眼虽被蒙住，但总有感觉，比如那地方有没有特别的气味等。”

张妻道：“这个我记得。”

杨埙本来也没有抱多大期望，不过随口一问，闻言大喜过望，忙问道：“是不是有烧饼的香气？又或者有没有别的女子跟你关在一处，你闻得见她身上的气息？”

张妻道：“没有啊。奴家被关在一辆马车上。后来奴家感觉到身边还有一个人，摸索过去，原来是我孩儿。”

杨埙道：“马车？什么马车？”张妻道：“奴家也不知道。原先奴家也不知道被关在马车上，只觉得那地方狭小，稍微动上一动，便会摇晃，但又不是十分厉害。后来有人上来，解开奴家手脚上的绑绳，将我带下去，我才知道那是一辆马车。”

杨埙道：“那么你可有见到赶马车的人？”

张妻道：“对方未取下奴家眼睛上的黑布，还告诉奴家说，等听不到马车声音了才准取下黑布。奴家害怕极了，又怕他伤害我孩儿，不敢不听。所幸马车离开后，我取下眼布，发现孩儿就在身边。奴家又高兴又恐慌，又怕相公担心，就赶快归家了。”

杨埙道：“听娘子描述，你被关在马车上时，车子一直没有挪动过地方，是吧？那你获释具体是在什么位置？”

张妻答道：“就在前面苏州胡同口。”

杨埙心道：“原来不光有锦衣卫在监视蒯府，歹人也派了人在附近监视，而且张大夫妻儿就被关在监视者乘坐的马车上。”

不由对歹人胆量极为佩服。但仍想不明白歹人既要张大夫再去找蒯祥索取图纸，为何东西没有拿到，便提前释放了张氏妻儿。

出来医铺，锦衣卫百户袁彬迎上来道：“杨匠官可有打探到什么？”

杨埙知道锦衣卫手段狠虐，若是知道歹人找上过张大夫，必定将其全家当作重要证人投入监狱，目下几件案子千头万绪，均没有实质性进展，实在没有必要再多破坏这家人的生活，便道：“没他们事了，袁百户可以将手下撤回去。”

袁彬迟疑道：“就这样撤了吗？要不要先问问朱指挥的意思。”

杨埙道：“先撤了吧。朱骥中了毒，人在蒯府中。你先不要声张，我带你去看他。”

袁彬大吃一惊，忙命手下先回官署，跟杨埙进来蒯府探视朱骥。

于康忙迎上来告道：“朱骥和杨匠官带回来的两支袖箭，我拿去兵部找精通兵器的官吏看了，说是没见过这种工艺的小箭，应该不是我大明所造。我想到杨匠官推测对方可能是日本人，便问他那里有没有日本的贡刀。正好朝廷将上次日本使团进贡的一批刀具发下兵部作参照，拿出来比照一看，还真是同一种钢质、同一种工艺。只不过倭刀是钢刃本色，袖箭刷了黑漆而已。”

杨埙笑道：“那不是黑漆，应该是锻造时加入了某种矿石，袖箭自然变成了黑色。现下于康兄总该相信那些人是东瀛日本人的推测了吧？”

于康点了点头，道：“那现下该怎么办？虽然是守株待兔，但玉珠那件案子总算是有了眉目。我们该如何找到这些日本人？”

杨埙沉吟道：“这些人在北京多年，均能讲流利的汉语，相貌也与汉人无甚分别，要找出他们，怕是极难。”

于康道：“若是容易的话，那对露过相的男女贼人早该被捉住了。也是奇怪，他们如果一直留在京师的话，怎么会从来没有被人认出来呢？”

杨埙道：“这只能说明他二人藏身在一个与外世基本隔绝、从来没有人想到的地方。”

于康道：“那是什么地方？”

杨埙道：“我一时也想不到。哎，目下也没有好的法子，尤其我跟于康兄均不是官府中人，我虽在工部任职，其实只是个漆匠，不能公然调动官府人力物力。这样吧，还是等朱骥醒了再说。”

正好袁彬探完朱骥，出来问道：“是谁将朱指挥害成这样？”

杨埙不便提及日本人，便道：“是绑架了玉珠的歹人。朱骥收到他们的信，如约去谈判，却被对方暗中下了毒。”

袁彬发怒道：“又是他们！先是绑架蒯小娘子，接着又毒害朱指挥，分明是针对于少保。”忽想到什么，竟就此丢下于康、杨埙，转身便走。

杨埙叫道：“袁百户，你去哪里？”袁彬道：“杨铭曾说发现了线索，我这就去找他。”急急去了。

杨埙不明所以，又将张大夫之事告知于康。

于康狐疑道：“那张大夫被要挟作为信使及中间人，按约定，他明日才来蒯府取图纸，歹人提前释放他妻儿，再无制衡他的筹码。目的尚未达到，便预先释放人质，却是为什么？”

杨埙道：“我本来也想不明白这一点，但适才袁彬的激愤之语倒是提醒了我。先不谈日本人横插进来毒害朱骥这件事，会不会玉珠这件事，一开始就是个圈套？”

张大夫妻儿既被释放，就表明歹人并不指望他来蒯府取图。目下蒯府仍在锦衣卫监视中，歹人又被发现藏身在北城，再找到合适人选进入蒯府，怕是难上加难。也许根本没有什么人意图营救南内太上皇，这起案子从一开始便只是个圈套。

于康失声道：“杨匠官是说，这是有人设下圈套，刻意陷害我义父？”

杨埙道：“不，不是。如果歹人绑架玉珠为取得南内图纸这件事泄露出去，无论于少保什么态度，儿媳牵涉宫廷政变，均会引起皇帝猜疑。但关键是，当今皇帝早已经不再像登基时那般信任于少保，不然于少保早就以兵部尚书之职入内阁为大学士了。我说的圈套，指的是针对南内太上皇。”

于康仍是不解，道：“太上皇被囚禁在南内，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还需要什么圈套？”

杨埙道：“太上皇只是被囚禁在南内，人并没有死。尤其太上皇有好几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是前太子，这对没有子嗣的当今皇帝而言，算是重大威胁。但当今皇帝囚兄废侄，已极不得人心，惹人非议，他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也不敢贸然加害兄长。但如果有人意图拥护太上皇复位，这便是谋逆大案。当今皇帝便能以此罪名诛杀太上皇。”

于康骇然张大了嘴，一时说不出话来。

杨埙道：“可能我是有点异想天开，但只有作此假设，才能解释内宫太监在暗中监视孙国丈一事。”

于康愈发吃惊，道：“当今皇帝派了人监视孙国丈？”

杨埙点了点头，道：“不但住在对面衍圣公府的源西河留意到了，我昨晚还当场撞见过。”

于康道：“那玉珠……”

杨埙道：“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玉珠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我猜这件事应该策划了许久，只是不巧赶上了监察御史钟同上书复立太上皇之子为太子，局势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现在也不是铲除太上皇的好时机。”

于康却仍然难以置信，道：“就算皇帝不顾人伦，想害太上皇，但这圈子未免绕得太大了吧？”

杨埙道：“那么于兄怎么解释张大夫妻儿被释一事？”

于康道：“也许歹人已经从某种渠道，打听到玉珠祖父受到刺激，失去了记忆，张大夫就算来了，也取不到图纸，所以干脆将人放了，免得节外生枝。”顿了顿，又道：“杨匠官让玉珠祖父装糊涂装失忆，我是极佩服这个点子的，真的没有比这更好的应对方法了。”

杨埙道：“呀，还真是有这个可能。”抬脚便往外走去。

于康问道：“杨匠官去哪里？”

杨埙道：“去找个聪明人聊聊。”

杨埙径直来到东城武清侯石亨府邸，请门仆找仝寅出来。

门仆道：“仝先生刚刚应朋友之约出去吃午饭了。”

杨埙道：“那他去了哪里吃饭？”门仆道：“说是要去东四，具体哪家酒楼不晓得。”杨埙笑道：“我晓得。”

赶来金桂楼，果见仝寅坐在角落一桌。同桌的朋友，却是教坊司名妓李惜儿。

杨埙径直走过去，不客气地坐下来，笑道：“惜儿，几年不见，你人可是大大变样了。布衣素裙，已是如此明艳动人，真不敢想象你一旦打扮起来，是何等倾倒众生的景象。”

李惜儿道：“杨匠官，几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子，油嘴滑舌，整日无所事事，游来荡去。”

杨埙道：“哎，你救过我的命，我可是一直心存感激。苏台还特意为你做了一柄骨扇，等我行囊收拾好，再拿去送给你。”

李惜儿这才颜色稍缓，问道：“苏台姊姊可还好？”

杨埙笑道：“做了我杨家少奶奶，有什么不好？”

李惜儿很是不屑，道：“少来贫嘴。苏台姊姊嫁给你，可真是……”

杨埙笑道：“可别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苏台都为我生下一儿一女了。”

李惜儿“呀”了一声，道：“恭喜……”

忽有人直奔到一旁，气喘吁吁地道：“惜儿娘子，我正到处找你呢。”却是当今权势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兴安。

杨埙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李惜儿却甚是冷漠，似不将兴安放在眼中，自顾自地端起茶盅，饮了一杯，这才慢吞吞地问道：“兴司礼不忙国家大事，来找我这个小女子做什么？”

兴安道：“皇上……”忽觉得当众提及不妥，便道：“惜儿姑奶奶，这就请上轿吧，有话路上再说。”

李惜儿冷笑道：“没听说……”忽听到仝寅咳嗽一声，便改口道：“那好吧，今日可是看兴司礼的面子。”

兴安满面笑容，道：“是，是。”护着李惜儿去了，竟对眼前的杨埙熟视无睹，连招呼都未打一声。

杨埙纳罕异常，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只听说司礼监掌印太监位比宰相，何时对教坊司舞姬如此恭敬了？”

仝寅微笑道：“这两个问题，我都回答不了。杨匠官急着找我，可是又来算卦？”

杨埙道：“之前仝先生说我诸事不顺，还说我要遭一大厄，敢问先生可有化解之法？”

仝寅摇头道：“这是命中注定，无可化解。”

杨埙道：“仝先生既能未卜先知，也该负责指点迷津。”

仝寅道：“我失去了一双眼睛，才能洞悉天机。若是杨匠官易身而处，可愿意用眼睛来交换占卜的本领？”

杨埙道：“当然不愿意。”

仝寅道：“那就是了。杨匠官要解自己的厄运，需要付出一位朋友的性命，你是否愿意交换？”

杨埙干脆地道：“不愿意。我宁可自己死，也不要朋友替我死。况且我连厄运是什么都不知道，也许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我自己能应付化解。”

仝寅笑道：“杨匠官回答得如此爽快坚定，看来心中早有主意，还来找我做什么？”

杨埙道：“嗯，这个……是这样，如果有坏人做了坏事，官府却抓不到他们，我很想找到这些坏人，请问仝先生有没有办法？”

仝寅笑道：“这我可没有办法，我只是个算命的。而且得本人在我面前，我才能占卜。”

杨埙道：“那如果坏人出现在这里，仝先生有没有办法算到他藏身在哪里？”

仝寅道：“这个……应该算不到。”

杨埙狐疑道：“什么叫应该算不到？”

仝寅笑道：“杨匠官问的这些，已完全超出了占卜的范围，就卜卦能力而言，我是算不到的。但我是个瞎子，听觉、嗅觉比常人敏锐许多，如果坏人出现在我面前，也许我能察觉到一些旁人注意不到的线索。”

杨埙哈哈笑道：“我就知道仝先生是个聪明人，这话上道。不，不仅上道，简直太合我心意了。”

仝寅道：“杨匠官有话不妨直说。”杨埙道：“仝先生可还记得大前日金桂楼这里出了事？”

仝寅点了点头，道：“当日我也在这里喝茶。”

杨埙道：“不错，就是仝先生在这里遇到锦衣卫朱骥的那一天，有两名强盗试图绑架皇宫老太监阮浪。事情虽然发生在楼上，但那两名强盗一定是从大门进来，也算是从仝先生眼前经过，先生可有法子找到他们？”

仝寅笑道：“我又不是神仙，任谁从我面前经过，我便能一口猜出对方来历吗？不过那两人应该不是真的强盗，他们在楼梯口跟阮浪说了一些话，我虽听不清言语内容，但他们的语气并不凶恶。”

杨埙霍然起身，道：“是了是了，线索就在我眼前，我竟然看不见。”对仝寅深深一揖：“仝先生，这次我若能成功救回朋友，一定好好感谢你。”

仝寅笑道：“那好，我静候杨匠官来找我饮酒。”

杨埙笑道：“这么说，我这次一定能成功了，由诸事不顺变成了诸事顺利？”

仝寅道：“一旦诸事顺利，厄运便会随之而至。不过杨匠官也不必过于忧虑，你为人戏谑风趣，处处吉星高照，总能逢凶化吉，这厄运也许不会危及你性命。”

杨埙大是好奇，道：“到底是什么厄运？民间有‘四喜四悲’的说法。‘四喜’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四悲’则是幼丧父母，少无良师，中年丧偶，老丧独子。难道我要丧偶？可我妻子人在江南……”

仝寅摇头道：“杨匠官别妄自揣测了，天机不可泄露。”

杨埙哈哈笑道：“那好，我就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杨埙其实并不如何相信占卜一说，但却相信仝寅有敏锐的观察力——这“观察”不是用眼，而是用心、用闻、用听——果然他也没有失望。

离开金桂楼后，杨埙赶回孙府，取了自己出入皇宫的腰牌，到南内来寻阮浪。

南内守备靖远伯王骥久仰杨埙大名，十分客气，将他请入自己官署坐下，再派人去请阮浪。又告道：“今日上头忽然来了一道命令，凡是会见南内宫人，均得有本官在场。圣命难违，还望杨匠官体谅。”

杨埙本来有些怀疑绑架蒯玉珠是出于明景帝设计，但朱祁钰既然突然下了这道命令，就表明他确实忧惧南内与外界联络交往，也就不存在所谓圈套一说了。

等了好大一会儿，才有军士带阮浪进来。阮浪认出杨埙，很是意外，道：“实在想不到竟是杨倭漆找我。”

杨埙道：“阮公公，今日冒昧求见，也是情非得已。公公还记得大前日你在金桂楼遇盗一事吗？”

阮浪一怔，随即连连摇头道：“那件事我早忘记了。”

一旁王骥好奇问道：“锦衣卫朱指挥已经为那件案子来过一趟南内，杨匠官怎么也会牵涉其中？”

杨埙道：“我其实是为蒯匠官的孙女蒯玉珠来的。”

大致说了蒯玉珠当街被绑的经历，又道：“有人见到绑架玉珠的络腮胡子跟阮公公在金桂楼遇到的强盗走在一起，所以我怀疑这本是一伙人。但目下陷入了僵局，歹人既不露面，官府也无从追踪。我们都十分担心玉珠的安危，蒯匠官更因受到刺激而中风昏迷，而今连人都不认得了。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赶来求见阮公公。不知您老人家是否还能提供一些线索？”一边说着，一边上前握住阮浪的手，用力捏了两下。

阮浪愣了一愣，道：“我只跟那两名强盗简单打过照面，如何还有别的线索？”无论杨埙如何暗示，始终只是摇头。

杨埙不免很是失望，可又不甘心就此空手而回，不愿立即辞去。

阮浪却生怕沾染上是非，站起身来道：“我该回去南内了。”又问道：“靖远伯上次送我的跌打酒可还有剩的？我老了，身子骨不中用，每晚全身酸疼，抹点药酒就好多了。”

王骥连声笑道：“还有，还有。我也每晚都用。”转身便往内室去取药酒。

等到王骥进去里屋，阮浪忽低声道：“对方提到了瓦剌可汗，他们应该是也先派来的。”

杨埙先是一怔，随即明白过来——瓦剌也先虽然称汗，处境却并不好，他需要一个强大的外援，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他压服蒙古诸部，大明显然是上上之选。然自土木堡之变后，也先便是大明头号劲敌，当今明景帝朱祁钰更是在抗击瓦剌入侵的大前提下登位，同意与瓦剌讲和已是让步，又怎会公然支持也先巩固汗位？如此岂不是贻笑天下，与通敌叛国有什么区别！

但蒙古局势已是一触即发，刻不容缓，也先不得不谋求其他出路。既然明景帝朱祁钰这条路决计走不通，也先便想起太上皇朱祁镇来。虽然朱祁镇当过他的俘虏，心中嫌隙怨恨难以轻易消除，但目下朱祁镇的处境并不比在瓦剌时强，亦时时有被亲弟弟朱祁钰谋害的危险。如果派人设法救出朱祁镇，并助他复位登基，那么朱祁镇感激之下，必然转而支持也先，由此结成稳固可靠的联盟。

事实上，纵观天下，瓦剌也先是最有动机营救太上皇朱祁镇的人，且会出尽全力。只不过其人远在天边，大明又先后发生明景帝废除朱见深太子位、改立己子朱见济为太子、朱见济夭折于襁褓、朝野舆论要求明景帝复朱见深太子位等重大事件，局势动荡不稳，竟无人想到意图营救太上皇的竟是蒙古人。

之前杨埙还一度怀疑是明景帝朱祁钰设下圈套，好找借口铲除太上皇，显然是无稽之谈了。至于歹人提前释放了张大夫妻儿，应该是如于康所言，大概歹人已从某种渠道得知蒯祥失忆并信以为真，知道无法再从其手中得到南内图纸，遂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计划。

至于蒯玉珠，蒙古人的主要目的是扶持太上皇朱祁镇复位，再与大明结盟。她是大明象征紫禁城的设计者之孙女，蒙古人既是心怀诚意而来，应该也不会动她。只是她被扣几日，多少听闻知悉歹人图谋，歹人在未达目的之前，为防泄密，决不会释放她。

杨埙瞬间即想明白了内中缘由，但表面却作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大声道：“既然阮公公也没什么线索，我走了。”

离开南内，杨埙正欲赶去京营寻找恭顺侯吴瑾，孙府仆人忽赶过来叫道：“孙国丈不行了，他老人家指名要见杨匠官。”

杨埙奇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仆人道：“有人见到杨匠官入宫，小的便一直等在这里。快，快走，迟了就见不到了。”

杨埙见仆人焦虑万状，料想孙忠病情紧急，忙随仆人朝孙府赶来。

孙忠四子孙继宗、孙绍宗、孙显宗、孙续宗均已闻讯赶到，各带子孙，围守在床榻前。源西河也在这里，正是他最先发现孙忠倒地。

杨埙挤到床边，叫道：“孙老，我来了！”

孙忠一直提着一口气，见到杨埙，忽倒吸了一口气，抬手指着他，口中“嚯嚯”有声，欲说什么，却始终未能说出来，随即头一歪，手无力地垂落了。

孙继宗忙叫道：“董大夫！董大夫！”

董大夫即是太医院太医董宿，闻声上前，搭了一下孙忠脉搏，摇头道：“孙国丈去了。”

孙忠虽独居一宅，与子孙并不亲昵。但多亏他与彭城伯夫人交好，才能令女儿孙莼被选入宫，由此带给孙家满门富贵，是以孙家上下均感激他。听到御医宣布孙忠过世，房中登时哭声一片。

孙忠幼子孙续宗脾气最暴，抢到杨埙面前，不客气地质问道：“杨匠官，你住在国丈府中，家父他老人家死前只要见你，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家父的事？”

杨埙满面愕然，未及开言，一旁源西河忙道：“完全不关杨匠官的事，是我最先发现孙国丈倒地的。”

原来今日午饭后，孙忠小憩了半个多时辰，醒来精神很好，说要再去御河边散步，且不要仆人婢女跟着。下人知道他脾性，只好随他。但孙忠刚出大门，骤然顿住，摇晃了两下身子，便倒了下去。当时源西河正好出府，远远见到，忙高声叫喊。仆人听到呼救声，出来扶起孙忠时，他人已经晕了过去。

源西河赶过来，帮着仆人将孙忠抬进府。不久，太医董宿到来，用了针灸，孙忠总算醒来，但却不理会闻讯赶来的诸子，只要见杨埙一人。

孙续宗也知道事情多半与杨埙无关，不过是伤痛父亲过世，又有些恼怒父亲素喜独居，将儿孙都赶出去自立门户，却将杨埙这样一个外人留居在府中，又恨太上皇失势，一旦孙太后过世，孙氏满门富贵荣华便会如东流水，多方恼恨失意之下，竟将杨埙当作了出气筒，当众发作。不过源西河是衍圣公弟子，身份尊贵，他既出面圆转，孙续宗便不再纠缠杨埙，哼了一声，退了开去。

杨埙转头凝视孙忠遗容，心中一阵阵地揪紧。他不知这叫不叫伤痛，但此刻房中挤满了孙氏子孙，稍后孙太后得知消息后也极可能赶来，他自知孙府中没有自己的位置，便知趣地退了出来。

源西河跟出来安慰道：“杨匠官，孙家人只是一时伤心难过，才会口不择言，你别放在心上。”

杨埙摇了摇头，道：“孙老视我为忘年交，我又怎么会和他的儿子计较？”顿了顿，又道：“我心情实在好糟。源公子，你曾邀我到衍圣公府做客，择日不如撞日，我今日到府上做客，你我痛饮一番如何？”

源西河先是一怔，随即应道：“好，我就陪杨匠官大醉一场。”却不引杨勋回府，而是带他来到御河边的玉带酒肆，告道：“府上厨子请了假，半年未归，衍圣公府也是半年多未开过火了。今日先在这里将就一顿，改日我好好预备后，再请杨匠官到衍圣公府做客。”

杨埙昏头昏脑，有酒喝有人陪就行，哪管什么地方？酒一上来，他便自斟自饮了三杯，忽想到与孙忠的诸多约定再也无法实现，不禁怔怔流下眼泪来。

源西河劝道：“我知道杨匠官跟孙国丈交情很深，我也很尊敬爱戴他老人家，可而今他去了，也算是享以高寿，更有儿孙满堂，算是喜丧，杨匠官还是要节哀顺变才好。”

杨埙道：“源公子可知道孙老明明儿孙满堂，却独独愿意跟我这个漆匠亲近？”

源西河道：“想来是你二人十分投缘吧。”

杨埙道：“这只是其一。孙老跟平常人一样渴望天伦之乐，但他是国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临终前，最想见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而是他的亲生女儿孙太后、他的外孙太上皇，以及他那曾是太子又被废去储君位的曾外孙，但他见不到，也不能说出来。他从来都不喜欢他的国丈身份，只因为皇家不同于普通家庭，权势永远凌驾在亲情之上。而我凑巧是个对名利地位毫不在乎的人，正好契合了孙老的微妙心理，所以他老人家格外青睐于我。”

源西河闻言很是诧异，道：“旁人都说杨匠官玩世不恭，嘻嘻哈哈，爱开玩笑，想不到你竟能审时度势，洞若观火。”

杨埙摇头道：“我不是玩世不恭，而是一早便看到了权位名利的本质，所以觉得这些索然无趣。源公子是名家弟子，学问见识远超我百倍，但在洞明世事上，源公子你不一定及得上我，因为我地处卑微，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能看得到真谛。”

源西河道：“此话何解？”杨埙道：“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本来起源自最低的姿态。但号称智慧的人类，却只知崇拜权力，人人仰头向上，想成为高高在上的英雄。哼，英雄，为什么不问问做英雄的代价？看看而今于少保的困境就知道了。”

他喝得多了，舌头大了，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又道：“孙老对源公子也很好，不过并不是因为你合他的胃口，而是因为源公子你是名家弟子，仪表出众，学问渊博，是男人中的俊杰，人人渴望与你相识做朋友。就连孙老，也希望能有你这样的儿子。总的一句话，孙老视我如知己，视源公子如亲子。但你我二人在他心目中，仍是不及他最想见的人，因为血浓于水，他老人家是性情中人。但他不能说出来，临死尚且如此隐忍情感，最终遗憾离开人世，又怎能称作喜丧？”

源西河劝道：“杨匠官，酒多伤身，而今你心中难过，更要少饮。”

杨埙道：“我才喝了几杯，离大醉还差得远呢。”又赌气喝了几杯。

源西河见他不听劝，便上前夺下酒杯，扶他出来，杨埙不肯，却是不能抗拒。

外面天光已暗，正好见到昨晚遇见的太监李发匆匆行过，仍是一身便衣。杨埙登时气打不出一处来，挣脱源西河的搀扶，奔过去揪住李发衣领，问道：“李公公这是赶着去哪里？是去国丈府监视孙老吗？你去迟了，他老人家已经过世啦。”

李发吃惊地盯着杨埙，说不出话来。源西河忙跟过来，拉开杨埙，又向李发赔礼道：“实在抱歉，杨匠官喝醉了。”

李发居然什么都没说，只拍了拍衣衫，便继续朝前走了。

杨埙道：“咦，他怎么不理我？”

源西河道：“杨匠官，你喝醉了。你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

杨埙未及回答，忽有一名锦衣卫将官奔过来叫道：“杨匠官，原来你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你了。”

杨埙扫了对方一眼，道：“你是谁？”杨铭道：“我是锦衣卫百户杨铭，是朱指挥的手下。”

杨埙道：“噢，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蒙古人哈铭是吧？你……你找我做什么？是找我喝酒吗？我今晚要喝个痛快。”

杨铭看了源西河一眼，仍迟疑着说道：“我有了重要线索。袁彬说朱指挥中了毒，人还未醒，让我直接来找你。”

杨埙道：“是了，我也有重要线索，是也先……瓦剌可汗……”只觉得脑子越来越昏，越来越热，就此晕了过去。

于康和朱骥听到这里，均大吃一惊，问道：“杨铭说找到了重要线索，那是什么？”

杨埙道：“我也不知道，我来不及听完，人便晕了，就此酩酊大醉。再醒来时，人在客栈客房中，说是源西河送我去的。我还以为是次日，赶来这里，跟于康兄一聊，才知又过了一日，我竟是前晚醉酒，今日才醒。”

于康见朱骥甚是迷茫，又特意告道：“章纶是前日上书，与钟同一道在当夜被锦衣卫逮捕的。当时杨集人正好在钟家，连夜写了一封信给义父，昨日便被内阁外派为官，被勒令出京了。”想到与丘濬赶去相送、杨集始终不肯转身面对自己的情景，不免怅然。

朱骥问道：“钟同是何时被杖死的？”于康道：“也是在昨日。”

朱骥遂不再多问，默默起床穿衣。

于康又道：“我去过北城烧饼店几次，歹人始终没有再露面。所以我怀疑对方已察觉到官府派了探子在那里，有所警惕。或许连玉珠都已经转移走了，只是不知道对方用了什么法子。”想到妻子落入歹人之手已有五日，她性情刚烈，估计没少吃苦头，愈发忧心。

杨埙道：“于康兄，实在抱歉，都怪我贪杯误事，耽误了整整一日……”

于康摇头道：“孙国丈跟杨匠官交情匪浅，他在你面前骤然过世，你怎能释怀？都是男子汉大丈夫，抱歉的话就不必说了。况且杨匠官跟玉珠只是同乡，却尽心尽力，为了营救她而四处奔走，我感激还来不及呢。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做？”

杨埙道：“本来当今皇帝和太上皇谁当皇帝只是皇室家事，外人即使看不过眼，也只能发发牢骚，但目下既然瓦剌卷入，便成了国家大事。虽然也知道还有日本人在暗中窥测郑和宝图，但我们只能先将重点放在追查蒙古人上。朱兄，你体内剧毒未解，且只有十日之期……”

朱骥正色道：“不是还有十日吗？只要十日之内破了蒙古人这件案子，我就算死，也是了无遗憾。”

杨埙道：“那好，我想这样安排，我和朱兄先去找杨铭，问问他所说的重要线索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去找吴瑾，设法从蒙古人这条线下手。于康兄，你不妨去找一趟你义父于少保，将日本人暗中窥测郑和宝图一事告知他，请他查明宝图下落后妥善收藏，以免给外人可乘之机。”

于康道：“那好，我就先不向义父提及朱骥中毒和蒙古可汗也先正设法营救太上皇一事，他老人家这几日实在够心烦意乱了。”又叫道：“妹夫，你多日未曾回去裱褙胡同，璚英几次问起你……”

朱骥忙道：“等我忙完蒙古人这件案子，就去接璚英回家。中毒一事，我会亲自跟她交代。”

于康也不愿意妹妹为此担惊受怕，道：“也好。另外还有一事，前日教坊司蒋琼琼来过，指名要见妹夫。看她神情，似乎有什么急事。我不能让旁人知道你中毒未醒，便说你去忙公务了，人不在这里。蒋氏却说她去过锦衣卫官署，说是你托人请了病假。我不敢让她进来，只好说你有些私事出去了。又问她找你到底有什么事，她不肯说，转身匆匆走了。”

朱骥年少时曾与蒋琼琼有过交往，但后来除非不得已，已极少有来往。他料想对方不会无缘无故地来找自己，必定是有要紧事，只是目下难以顾上，只点了点头，道：“等我忙完，得空再去问琼娘找我有什么事。”

赶来锦衣卫官署，却找不见杨铭。问起旁人，说是已经有两天没有见过杨氏人了。朱骥找到百户袁彬，问及杨铭行踪。

袁彬答道：“我前天离开蒯府，专程去找杨铭，问他在金桂楼发现的线索是什么。他说是一条重大线索，要立即禀报朱指挥。不得已，我告诉他朱指挥中了毒，人在蒯府，对外只说生病。”

朱骥问道：“你没问杨铭线索是什么？”

袁彬道：“当然问了，但他不肯说。我说：‘朱指挥一时半会醒不了，你说出来，我跟你一起商量。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但他就是不说。又问目下谁在管蒯玉珠的案子，我说应该是杨匠官，他曾以朱指挥的名义让我监视张大夫医铺。杨铭听了，就立即转身走了。我猜他是去找杨匠官了。”重重看了杨埙一眼，道：“当时我还特生气，后来想到杨铭坚持不说，也许是为了独占头功，也就算了。”

杨埙笑道：“你二人曾在漠北同生共死，你还不知道杨铭为人吗？他这样的忠厚老实人，不肯说，一定有他的道理。”

袁彬尚未释怀，赌气道：“是啊，我也知道啊，独占头功就是他的道理。”

杨埙上前一步，低声告道：“杨铭发现的线索，里面一定牵涉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他怕牵累你，所以才不肯告诉你。”

袁彬闻言一呆，问道：“是杨铭告诉杨匠官的吗？”

杨埙道：“不，前晚杨铭找到我时，我人已经醉了，没跟他说上话，这只是我猜的。当年我被锦衣卫逮捕，朱指挥在公堂下令对我用刑，甚至要废掉我一双手，我却从未怀疑过他。袁百户可知为什么？”

袁彬道：“朱指挥事先跟杨匠官通过气，动刑只是走走过场？”

杨埙摇头道：“不是，是因为我对朋友有信心。袁百户，你也要对朋友有信心。”

朱骥道：“杨铭人没有来过官署，你我只能先去他家找找了。”

路过镇抚司公堂时，堂中不断有惨叫声传出，有什么人正伏在地上受刑。正好有一名年纪极老的犯人被五花大绑带到，却是南内老太监阮浪。

杨埙大为惊诧，忙上前问道：“阮内使犯了何事？”

阮浪摇头不答，旋即被校尉押解进大堂受审。

杨埙转头看了朱骥一眼，使个眼色，朱骥亦有所担心，招手叫过袁彬，问道：“出了什么事？”

袁彬开始不敢说，引着朱、杨二人走到角落，才道：“全是一柄金刀惹的祸。”

原来前几日老太监阮浪过生日，太上皇念他入宫多年，勤勤恳恳，将自己随身佩带的金刀赏赐给了他，作为生日礼物。后来阮浪义子王瑶见到，很是喜爱。阮浪因自己已经失势，而王瑶在司礼监任职，前途无量，便大方地将金刀转送给了义子。不想那金刀不知如何落入了锦衣卫指挥卢忠手中，卢忠以金刀向明景帝朱祁钰告发，说太上皇与阮浪、王瑶勾结，图谋复辟，金刀便是阴谋的证据。朱祁钰十分生气，立即下诏逮捕了阮浪、王瑶，交由锦衣卫严刑讯问。

袁彬道：“卢指挥正在亲自审案，堂上受刑的就是司礼监太监王瑶，一早就被带进去，拷打到现在。卢指挥也不忌讳，公然喊道：‘皇帝说了，务得实据。’”

杨埙闻言，不禁苦笑道：“我之前还以为玉珠那件事是圈套，原来金刀案才是。”

袁彬问道：“杨匠官在说什么？”杨埙摇头道：“没什么。”

朱骥皱眉道：“当日在金桂楼，我见过那柄金刀，当时阮浪就说是太上皇送的生日礼物。一柄金刀，能有什么阴谋？”

又听到大堂中惨叫声迭起，应该是阮浪也加入了受刑的行列，一时忍耐不住，便欲进堂。

杨埙忙将他扯住，低声道：“朱兄，你扭转不了这件案子的结局，正如于少保无力改变钟同钟御史的命运一样。阮浪、王瑶被屈打成招，牵连进太上皇，正是当今皇帝想要的结局。”

朱骥道：“可是……”

杨埙道：“你救不了他们，却还有机会救其他人，又何必白搭上你自己？你我还是尽快去找杨铭要紧，蒙古人那件事一旦张扬开去，根本不再需要阮浪、王瑶二人的口供，不但太上皇死无葬身之地，怕是蒯家上下，还有孙太后孙家上下，都要受到牵连。你岳父于少保跟蒯家是姻亲，只怕……”

他没有说完，朱骥却不禁打了个寒战，遂不再坚持挺身为阮浪作证。

出来官署时，正好遇到锦衣卫校尉押着京营监军曹吉祥进来。曹氏出自阮浪门下，手握兵权，连兵部尚书于谦都受其监管，本是最有实权的宦官，而今也落得个镣铐缠身，想必是被金刀案牵连了进来。

曹吉祥倒颇为镇静，还主动跟朱骥、杨埙打了声招呼。

朱骥叹道：“也不知这桩莫名其妙的金刀案要牵累多少人。”

杨埙道：“这曹吉祥不是普通人，一定能全身而退。”

杨铭住在西城铁匠胡同，其住处原是孙太后名下的一处宅子。孙太后为感激杨铭在漠北朝夕侍奉太上皇，将这座带花园的三进四合院赏赐给了他。

杨埙道：“杨铭没有亲眷吗？一个人住这么大宅子，实在有点儿浪费。”

朱骥上前叩了两下门环，见大门虚掩，便径直推门进去。宅院中槐影森森，却是不见人影。

杨埙道：“这宅子外面看起来不起眼，里面却是别有洞天，幽静雅致。”对这处四合院的布置赞不绝口。

朱骥叫道：“杨铭，杨百户，你在家吗？”

杨埙道：“去卧室看看，这里环境这么好，也许他在家安心睡觉呢。”

朱骥闻言，便先进来卧室。一到门口，便闻到一股异味——尸臭味。杨铭果真在里屋躺着，却不是在睡觉，而是死在了床上。

* * *

[1]乐清：今浙江。

[2]六安州：元至元末置，属庐州路，治所在六安县（今安徽六安），辖境相当于今安徽六安、霍山等市县和湖北英山县地。明洪武初废六安县入州。

[3]廖庄后来也遭明景帝报复，以“平时狂妄”的罪名，杖八十，贬为兰州附近的定羌驿丞。

[4]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大将郭登上书说章纶、廖庄、林聪等人都因为直言得罪，应该给予嘉奖。朱祁镇立即下旨释放了章纶，并下令找出当年章纶和钟同的上疏，结果始终没有找到，想必已经被明景帝怒而毁去。有个记性好的宦官朗读了所记得的内容，朱祁镇“嗟叹再三”，擢升章纶为礼部右侍郎，赠钟同为大理左寺丞，并录钟同长子钟启为国子监监生，不久任命为咸宁知县。章纶始终不改亢直秉性，不为当事者所喜。因不趋附权臣石亨，又与尚书杨善（之前变卖自己家产迎回明英宗的大臣）论事不合，改调南京礼部，改就吏部。任侍郎二十年未升迁，后来辞官回乡，优游林泉，以诗书自娱。

[5]终明之世，颁赐给日本的勘合共有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六种。

[6]见日本学者臼井信义《足利义满》一书：“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

[7]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使宗设抵宁波。未几，右京兆大夫高贡遣使瑞佐偕宁波人宋素卿亦至。按明朝惯例：“凡番贡至者，阅货宴集，并以先后为序。”但宋素卿贿赂了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宴会时得以坐在宗设上座，其货船虽然后至，但先于宗设货船受检。宗设怒杀瑞佐，焚其船只，追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沿途劫掠而去，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损害。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追击时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事后，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瘐死狱中。明廷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明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礼部则请罢市舶，明廷遂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明朝与日本的贸易途径就此断绝，导致倭寇滋生，为后来的“东南倭祸”埋下了伏笔。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东南沿海倭寇才被明将戚继光、俞大猷彻底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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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热血千秋

为了阻遏蒙古骑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修缮加固长城，将原先不相连接的关隘和长城连接起来。明朝全线连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一时期修筑的长城，同明朝建国之初沿边修建关隘的性质完全不同，已经退化为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长城也未能起到有效的阻遏作用。

红梅落月去年花，爆竹声中易岁华。

萍梗一身常是客，关河万里未还家。

桃符新换门前句，柏酒微生脸上霞。

顷刻马蹄催就道，丹山碧水又天涯。

——于谦《元日寓中写怀》

朱骥见杨铭横尸床上，一时呆住。杨埙倒是大着胆子上前，到床前嗅了嗅，道：“人都臭了，应该死了很久了。”

朱骥忙出去找人报官，再进来时，杨埙正蹲在庭院墙根下大吐黄水。

朱骥忙过去问道：“杨兄怎么了？”

杨埙摇了摇头，道：“我没事，没中毒。只是想到前晚我遇到杨铭时，他人还是好好的，而今……”又吐了两口黄水。

朱骥道：“要不杨兄先回去。我得留在这里等仵作。杨铭虽然死了，他身上应该还有许多线索。”

杨埙道：“我也留下来。”极是懊悔，道：“要不是我前晚喝醉了酒，杨铭将线索告诉了我，也许早就抓到了那些蒙古人，他也不会死。”

朱骥道：“这不怪杨兄，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

杨铭明确问过袁彬是谁在管蒯玉珠的案子，那么他发现的重大线索一定是跟玉珠有关了。朱骥之前只是派杨铭携带强盗画像到金桂楼例行询问，看有无证人，他到底是如何找到了重大线索呢？

朱骥苦思一番，也没有任何结果，便道：“杨兄，你才智远在我之上，你好好想想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我们遗漏了的？”

杨埙道：“玉珠就像我妹妹，我发誓要竭尽全力救她出来。这件案子我日思夜想，所有经过情形在我脑子里盘桓了不下千百回，自觉没有任何遗漏。那日我抱着侥幸心理去找算命先生仝寅，受他一语启发，这才回味过来，其实阮浪才是最重要的线索。于是我去了南内，设法探到歹人是蒙古人的消息，但还来不及着手处置，便遇到孙老过世。唉，我……我实不该贪杯醉酒，而今误了大事……”

朱骥劝道：“事情都过去了，后悔也是无用。不过杨兄刚才一番话提醒了我，最明显的线索反而最容易被人忽略。”

杨铭本是蒙古人，太上皇北狩期间曾充任朱祁镇与蒙古达官贵人之间的翻译，想来跟蒙古上上下下也混得极熟。蒙古现任可汗也先派了精干人手到北京，欲营救太上皇朱祁镇并助其复辟，势必需要内应。而杨铭既是朱祁镇心腹，又一度充当过明蒙的中间人角色，蒙古人会不会主动跟他联系？

杨埙听了朱骥分析，沉吟道：“确实，也先手下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图谋的又不是小事，需要有内应从旁协助。但这个内应一定不是杨铭。他为人忠厚，胸无城府，喜怒均写在脸上，本来就不是合适的内应人选，也想不出从蒯老爷子手里索取南内地图的主意。加上他只是锦衣卫百户，无法接近南内太上皇。另外，蒙古人早就知杨铭对大明忠心耿耿，当年喜宁还要将他五马分尸。若不是太上皇用自己的身体扑上去遮挡，他人早就被碎尸了。”

朱骥道：“我当然不会怀疑杨铭是内应。我是说，正因为太上皇曾舍身相护，杨铭才格外忠心于太上皇。太上皇复辟，对杨铭当然是有利的。从这点上来说，杨铭跟蒙古人有一致的目标和利益。玉珠事件后，官府追捕搜索甚严，蒯匠官又中风失忆——对了，我得多说一句，这是个极妙的主意——蒙古人也许是想利用杨铭在锦衣卫做官的便利，打听一些案子内幕，好提前应付。”

杨埙登时眼前一亮，道：“朱兄是说，蒙古人在玉珠一案后，曾主动联络杨铭，他由此才发现了重大线索？这倒是极有可能。嗯，一定是这样，杨铭一定是从蒙古人那里发现了关于内应的重大线索。”

杨铭并没有立即将蒙古人意图营救太上皇一事上报，倒不是他顾念同族之情，而是因为事情牵涉到太上皇，一旦事泄，明景帝必以铁腕手段对付太上皇。既然蒙古人深知杨铭对太上皇的忠心，杀死他灭口的可能性便不大，而最有可能下毒手的，便是那主谋内应了。

或许内应不愿意事成前泄露身份。或许他不想冒一点风险——即使杨铭感激太上皇救命之恩，可景帝朱祁钰也是名正言顺接受臣民拥戴即位的皇帝，杨铭做着本朝景帝的官，若与蒙古人勾结拥护太上皇复辟，即便有一千个理由，但一条“谋逆”的罪名，便足以令他无颜存世。这一点迟疑即便微不足道，很可能导致杨铭向朝廷告发。而杨铭先后急着找朱骥、杨埙，愈发证明这种可能性很大，是以内应抢在杨铭说出线索前，将其杀死灭口。

那么主谋内应到底是谁呢？

中国工匠自古位轻，多不扬名。就算蒙古人知道蒯祥是紫禁城的设计者，但南内独处一隅，跟皇宫并非一体，且建于宣德年间，不是真正了解明宫内幕的人，不会知道蒯祥是那片建筑的主建筑师。

再从杨铭死前行踪来看，他称发现了重大线索，先找顶头上司朱骥，后来又只找杨埙，无论如何都不肯对曾患难与共的袁彬透露半点口风，表明事关重大，多半涉及位高权重之人。而这个人，正是蒙古人的内应。想出凭借南内图纸秘密进入南内营救太上皇计划的，是这个人。指点蒙古人藏身北城二条胡同一带的，也是这个人。他是这次计划的核心主谋，蒙古可汗也先出人出力，但也只是为这个人跑腿而已。

朱骥也赞同杨埙的推测，道：“这个内应一定能从太上皇复位得到最大好处，会是谁呢？”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今重臣要么是明景帝所信任的，要么是明景帝所提拔的，而正统旧臣绝大多数都死在了土木堡之变中。也就是说，朝中文武大臣都是得益者，一旦太上皇复辟，反倒有失宠丢官的危险。

如果太上皇复位成功，得利最大者自然是朱祁镇父子，朱祁镇重新当上皇帝，朱见深则又成为太子。但朱祁镇被关在南内，与外界不通气息，朱见深还是个小孩子，父子二人均不成气候，不可能在明景帝眼皮底下策划复辟之事。

再从之前蒙古人到金桂楼找阮浪及其后阮浪的反应来看，他事先并不知道瓦剌也先派了人手到京师营救太上皇。阮浪是唯一能自由出入南内的内侍，南内供应极差，阮浪常常替钱皇后将刺绣带出去售卖，再换些必需的日用品送入南内，太上皇夫妇都对他极为依赖。阮氏都不知情，朱祁镇又如何能知情呢？

这内应既能令杨铭对袁彬绝口不提，想必身份非同小可，但既已位高权重，又为何要再扶太上皇登位呢？毕竟这是拿身家性命在冒险，稍有不慎，便会人头落地。既愿意铤而走险，只能说他有更大的图谋，扶助太上皇复辟只是幌子，真正要满足的是他个人的野心，就跟当年郭信打着建文帝太子的招牌一样。

满朝大臣，谁又有这样的野心呢？自明太祖、明成祖两朝以高压手段统治以来，文人士大夫战战兢兢，文武大臣气节全无，所以才有宦官王振横行朝野，才有明景帝肆意废立太子。有勇气有胆量挺身而出的只有寥寥几人，如之前之刘球、林聪，又如现今之钟同、章纶，均是世所公认的正直奇男子。实在难以想象，在皇帝放个屁都吓得直哆嗦的大臣中，隐藏着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竟然一心想要掌握朱家王朝。

朱、杨二人商议一番，始终想不出这个人会是谁。杨埙总认为自己对杨铭被杀多少负有责任，不禁有些焦躁起来。

朱骥安慰道：“着急也没用。等仵作到了，验过尸，也许会有线索。”又有意转移话题，问道：“杨兄新生儿子取了名字没有？”

杨埙果然一改萎靡神色，精神一振，笑道：“还没有呢。我说叫杨国忠，苏台直骂我。后来又想了好几个名字，她都不满意，说让我到了京城再好好想。”又问道：“你和夫人还没孩子吗？”

朱骥道：“璚英身子弱，前年小产过一回，后来再没怀上。”

又想到于家近年流年不利，先是于冕妻子邵氏难产而死，后是自己妻子于璚英小产，而今于康妻子蒯氏又遭人绑架，生死难卜，不免有些叹息，生出流年不利的感慨来。

杨埙安慰道：“你夫妇二人都还年轻，日后还有机会。实在不行，朱兄再多纳几房小妾。”

朱骥勉强笑了一下，正待答话，本地总甲已引着官府的人到了。

仵作平二先进去验尸，出来后告道：“杨百户应该是死在前晚。他后背衣衫被刺破，且有新伤，但真正致命的是胸口那一刀。似乎是被一人从背后用刀制住，另有一人当胸刺了他一刀。床上没多少血，应该是在别处被杀后才移尸这里。”

朱骥见仵作喝报简明扼要，几句话便描述得一清二楚，极是惊奇，特意记下了他的名字。

杨埙沉吟道：“这可奇怪了。”

朱骥道：“奇怪什么？是说凶手杀人移尸吗？也许凶手知道杨铭一个人住，有意将他搬回家中，如此便可以延缓尸体被发现的时间。”

杨埙道：“不，我们重新来捋一遍。朱兄，你在锦衣卫官署问了不少人，有的说好几日没见过杨铭，有的说前日见过他，我则是前晚天黑时分见过他，那么我算是最后一个见过他的目击证人，对不对？杨铭因为发现了重大线索，而你又中毒未醒，他便赶来找我商议，这是因为他知道我是朱兄你信任的人。然他在御河边找到我时，我人已经醉了。那时御河边有不少行人，且对面就是皇城根，不断有禁军来回巡逻，凶手不可能在那里杀人。也就是说，那时杨铭一定还活着，对不对？然后呢？”

朱骥道：“什么然后呢？”

杨埙道：“然后杨铭会怎么做？我醉了，他是专程去找我的，估计跑了不少路，费了不少劲，好不容易才在御河边找到我，然后他会怎么做？”

朱骥道：“应该是先找个地方将你安顿下来，再设法弄醒你，好将重大线索告诉你。”

杨埙道：“对呀。但我醒来，时间已过了一日，而且人在客栈，店家说是源西河前晚送我去的。杨铭则在前晚就被杀了，尸体还被送回了他自己家中。这不是不合情理吗？”

朱骥亦想不明白究竟，道：“我们赶紧去找源西河。”

正好恭顺侯吴瑾进来，见朱骥、杨埙在此，很是惊讶。原来他去京营时路过这里，见巷口挤满了人，议论出了杀人命案，便过来看看。

朱骥一时顾不得更多，忙告知是瓦剌可汗也先派人绑架了蒯玉珠，请吴瑾利用自己也是蒙古人的优势，设法调查那些蒙古人的下落。

刚好差役抬着尸体出来，吴瑾问道：“杨铭被杀，也是因为玉珠这件案子吗？”

朱骥道：“嗯。我们怀疑蒙古人想利用杨铭，主动联络过他，他因为知悉了什么秘密，而遭人灭口。”

吴瑾道：“那好，我这就回营调集一队蒙古心腹卫士，命他们到市井间蒙古人开的商铺去打探，看最近有没有眼生的蒙古人出现。”

杨埙道：“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法子？这个法子最有效呀。对，要找苏州同乡，只需去苏州人开的店铺，那是排排站啊。”

朱骥道：“杨兄，多谢你。”

杨埙道：“谢我犯了这么多错吗？”

朱骥道：“这几天杨兄一个人承担了那么多事。要不是你……”

杨埙忙道：“别婆婆妈妈，快去找源西河吧。”

二人赶来衍圣公府。源西河迎出堂来，笑道：“二位大驾光临衍圣公府，可真是难得。”

杨埙道：“源公子，前晚我喝醉了酒，在御河边发酒疯，锦衣卫百户杨铭赶来寻我，你可还记得？”

源西河道：“当然。怎么了？”朱骥问道：“杨铭后来人呢？”

源西河道：“他说他有急事找杨匠官，本来是要设法弄醒你的，但他忽然看到了什么人，转身走了。我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回来，又因为只是代管衍圣公府，不便留杨匠官住宿，又不知你住在何处，便将你送去客栈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朱指挥，你脸色似乎也不大好。”

朱骥不愿意多谈，道：“叨扰了。我二人还有事，改日再来拜访。”

匆匆出来，赶来前晚杨埙遇到杨铭的地方，在附近搜索了一遍，却没有发现血迹等可疑之处。而当时天色已黑，亦没有人看到杨铭去了哪里。

朱骥道：“杨铭赶来找你，着急将重大线索告知，按理不会轻易离开，除非他看到的那个人十分重要，甚至极可能跟他掌握的重大线索有直接关联。”

杨埙忽然转头往御河方向看了一眼，道：“朱兄，你也认为那内应一定是地位显赫，对不对？”

朱骥道：“当然了。不然为何杨铭如此紧张神秘。”

杨埙道：“也许内应人不在朝堂，而在宫中呢。”

朱骥一怔，正待接话，有军士奔过来叫道：“朱指挥，兵部尚书于少保有急事找你，命你速速赶去兵部衙门。”

杨埙道：“既是于少保找朱兄，朱兄这就去忙吧。我走一趟宫中，去打听个事。”

朱骥应了一声，就此与杨埙分手。走出数步，心中忽尔有些不放心起来，转头望去，杨埙早已急急奔过皇恩桥去了，遂又随军士前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刚才那一眼，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见到杨埙。

兵部官署中，兵部尚书于谦正与京营副总兵范广议事，见朱骥到来，便命范广先行退出。显然，他将要谈的事，比军情更要紧。

朱骥上前见礼，问道：“于少保召下官前来，可是为了郑和宝图一事？”

于谦点了点头，道：“于康已禀报了事情大致经过，我设法从宫中取出了郑和宝图，已收藏妥当。虽然我也爱惜玉珠，甚至可以用我自己的性命去换她，但郑和宝图关系国家安危，绝不能交出去。我已经对于康交代过这番话，他亦没有异议，表示能够理解。”

顿了顿，又道：“不过这样的话，那些日本人无法取到宝图，怕是会对玉珠不利，你要尽快设法救出她才行。”

朱骥料想于康没有将有蒙古人卷入营救太上皇一事告知，于谦只以为是日本人绑架了蒯玉珠，略微迟疑，仍然没有说实话，只道：“是，下官一定尽力而为。”

于谦又道：“我召你来，还有一件事告知，目下有一队日本使团来京师朝贡。早几年日本贼人混入兵部官署，意图不轨时，便有日本使团有意与兀良哈使者大打出手，以吸引外人的注意力，掩护贼人行踪。而今贼人再度图谋宝图，甚至不惜绑架了玉珠，又有日本使者来京朝贡，应该不是巧合。”

朱骥道：“于少保是说，这次来朝贡的日本使团极可能与贼人有所勾结？”

于谦点了点头，道：“使团应该是特意赶来接应的。你想想看，贼人在京师公然绑人，闹得满城风雨，官府一定会大举搜捕。就算他们得到了郑和宝图，如何能平安离开京师？”

朱骥恍然大悟，道：“是了，使团是贼人抽身逃离京师的最好掩护。”

于谦道：“你派人严密监视会同馆，如果我料得不错，贼人一定会与日本使者联系。”又道：“杨匠官不是回来了？他聪明绝顶，又总能想常人之所不能想，你不妨找他帮忙。”

朱骥应了一声，又见书吏拿着厚厚一摞文书，候在外面，大概是要给于谦过目签署，便辞了出来。出大门时，正好遇到恭顺侯吴瑾。

之前朱骥曾托吴瑾以蒙古人的身份协助追查绑架蒯玉珠歹人下落，他见吴氏一脸焦躁，忙问道：“可是有了玉珠的下落？”

吴瑾摇头道：“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手下从新来京师的蒙古商人那里打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不，也算不上不好，而是消息重大，所以我专程赶来兵部禀报于少保。”

朱骥心中莫名其妙一紧，忙问道：“什么重大消息？”

吴瑾道：“漠北发生了内讧，蒙古可汗也先被杀了。”

朱骥闻言大吃一惊，问道：“这消息可信吗？”

吴瑾道：“可信，是第一手消息。那商人名叫阿蛮，常来大明做生意，我也认得他。这次他运货南下途中，歇宿在某部落，正好当晚可汗也先仅率数十骑逃来此处。原来也先跟阿剌知院大起内讧，阿剌知院偷袭了也先，也先战败逃脱。当地部民不满也先杀害了蒙古第一勇士锡古苏台，趁也先势单力孤，联合起来，一举将他杀死。也先虽然狂妄自大，擅自称汗，还逼死了前蒙古可汗脱脱不花，但他毕竟统一了全蒙古，威名赫赫，算是不世出的英雄人物。阿蛮亲眼见到也先被暴怒的部民杀死，很是害怕，料想蒙古从此再无宁日，说不定也先部下还会赶来报复屠杀部民，便连夜动身上路，甚至抛弃了大批货物，只带了少许皮货轻骑南下。”

原来也先并非黄金家族成员，按照蒙古惯例，他并没有当蒙古可汗的资格。为了稳定蒙古内部政局，也先即大汗位以后，一面设法取得大明实质性的支持，一面有计划地开始了一系列铲除异己的动作。

蒙古部落中，科尔沁锡古苏台部拥有很强的实力。科尔沁部落始祖哈撒尔是成吉思汗二弟，锡古苏台则是哈撒尔的十一世孙，曾经砍杀了卫拉特部神箭手圭林齐，号称“第一勇士”，在蒙古部落中威望很高。他对也先自行称汗一事，一直公开表示谴责。也先担心锡古苏台会威胁自己的汗位，决定抢先将其铲除。他派人通知锡古苏台前来汗廷议事。锡古苏台自恃骁勇，不疑有他，同其弟兀鲁灰墨尔根仅带领三十名随从前来。

锡古苏台抵达汗廷后，也先以可汗身份命令他交出当年砍死圭林齐的那把刀。锡古苏台认为也先不怀好意，想要动手，被弟弟兀鲁灰墨尔根劝阻。结果，锡古苏台交出那把大刀后，也先果断下令杀死了锡古苏台兄弟及其随从人员。但由于锡古苏台威名远扬，也先这一举动对巩固权势毫无益处，反而造成了恶劣影响。

而瓦剌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也先当上可汗后，阿剌知院想当太师，请求道：“主人穿新衣，希望您能以旧衣赐臣。”但也先拒绝了阿剌知院的要求，任命自己的次子阿马桑赤为太师，阿剌知院因而怀恨在心。也先为了削弱阿剌知院的势力，将对方的两个儿子派往西部边境驻守，同时派自己的一个儿子跟随前往。

途中，阿剌知院次子突然中毒身死。阿剌知院猜想这是也先所为，立即要求调回长子。结果在回来的途中，其长子又被也先派人毒死。阿剌知院痛失二子，勃然大怒，勒其部落兵三万攻击也先，数其三罪，并道：“汉儿血在汝身上，脱脱不花血在汝身上，兀良哈血在汝身上。天道好还，血在我矣。”

也先无以对答，只派人与阿剌知院约好再战。阿剌知院趁也先出猎时，率部众突然袭击。也先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率骑兵数十人仓皇逃走。逃到蒙古商人阿蛮歇宿的部落时，凑巧当地部落首领是锡古苏台的狂热崇拜者，遂发动部民刺死了也先。足见也先攻杀脱脱不花大汗及铲除异己等一系列举动，相当不得人心。

蒙古商人阿蛮亲眼见到也先被杀，随即丢弃货物，骑马南奔，如同逃命般进入大明之境，亦不敢轻易声张。而漠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也先被杀后，消息并未立即传开。大明边军竟不知曾经纵横漠北的英雄人物，已经落了个悲情凄惨的结局。最终，明廷竟是从蒙古商人阿蛮口中辗转得知了也先被杀的消息[1]。

也先一死，瓦剌部立即丧失了对蒙古诸部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退居西北旧地。此后，活动在明长城防御线以外的主要是鞑靼部和兀良哈三卫部众。

蒙古东部最强大的孛来、毛里孩鞑靼两部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夺也先母妻及传国玉玺，立脱脱不花之子麻儿可儿为汗，因其年幼，被称为“小王子”。后来孛来杀小王子，毛里孩又杀了孛来。时隔不久，毛里孩又为朵颜部所杀。蒙古重新陷入互相攻讦仇杀的分裂状态。

蒙古各部落进行内讧的同时，并未停止对大明边境的侵扰，屡犯明边辽东、宣府、大同等镇。毛里孩、孛来等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可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可以扰关中。明廷称占据河套地区的这部分蒙古部众为“套寇”，逐渐成为大明的心腹之患。

为了阻遏蒙古骑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修缮加固长城，明朝全线连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即后世所称“万里长城”。

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为防御北方边患，就对已经破烂不堪的长城开始进行补修。建文帝朱允炆时，明廷修筑了山西大同境内的长城，称之为“极边”。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敕边将治壕垣，自长安岭堡迤西，至洗马林，皆筑石垣，深壕堑，以固防御”。明英宗朱祁镇执政之初，下令从河北龙关经独石口至蓟县北，修筑了墩台、烟墩二十二座，用来加强瞭望警戒。不过，这些基本上还是修修补补的工程。

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明廷发动军队和民夫，对东起山海关西至雁门关一段长城进行了全面修筑，将原先不相连接的关隘和长城连接起来，防止蒙古利用空隙山坡小径渗透入关。这一时期修筑长城，同明朝建国之初沿边修建关隘的性质完全不同，已经蜕化为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

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负责陕北边防的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发动军民修建了东起清水营，西到花马池[2]长约一千七百多里的长城和十一个城堡，以及上百个烽火台。工程十分浩大，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

明武宗正德年间，修筑宣府镇及大同镇所管辖的长城一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明穆宗隆庆年间，名将戚继光担任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总管时，组织人力，花费三年时间，重修从山海关到昌平的长城线，修筑敌台一千零七座。

可以说，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的万里长城，在秦始皇手中连成了一气，但一直到明朝才算完成。彼时工程技术较之从前也有了很大改进，长城结构更加坚固。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长城仍然未能起到有效的阻遏作用。这一现象并非人力因素，而是由形势决定的。从军事角度而言，长城长逾万里，如此漫长的边防线，明军军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军队通常是突袭而至，来去如风。由于通信手段有限，明军即使能够做到常备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准确预料蒙古军队攻击的时间及地点，因而对规模较大的突袭难以有效阻挡和防御。

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蒙古东部鞑靼势力再次兴起，其首领巴图孟克先在鞑靼内部实现了统一，随即开始实现他统一蒙古的雄心壮志。巴图孟克首先击败了瓦剌，接着又收服了土默特，并于弘治元年（1488年）在成吉思汗大庙前，向全蒙古宣布称达延汗。巴图孟克称汗后，又兼并了兀良哈部，最终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部三大部落基本统一。在达延汗统治初期，由于他主要集中力量统一蒙古，无暇骚扰明边境，所以和明廷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的关系。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达延汗死，其子孙争权夺利，重新开始分裂。达延汗的第三个儿子阿勒坦势力日盛，成为蒙古部落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即中原史书所称的俺答汗。俺答势力的崛起，对明廷重新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隆庆初年（1567年），明廷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俺答的应变措施。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巩固边防的工作。自从明成祖朱棣放弃大宁，大明朝就没有恢复三卫的决心，于是拱卫京师的重心便着落在蓟州和大同。嘉靖年间，名将戚继光受命抗倭，功绩显著。到嘉靖末年，倭寇之患基本消除。因北方蒙古俺答势力大增，经常侵扰中原，戚继光又被调至北方抗击俺答，被授为神机营副将，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从此，戚继光到北边练兵，北部边防大大得到加强。

隆庆四年（1570年），鞑靼内部发生矛盾，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子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到大同请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府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

原来，俺答第三子死时留有遗孤，即把汉那吉，为俺答正妻一克哈屯所育。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三娘子蒙古名为钟金哈屯，是卫拉特蒙古奇喇古特部落首领哲恒阿哈之女，为俺答长女所生，依名分上论来，是俺答的外孙女，把汉那吉的表妹。表哥娶表妹，也算是近亲结婚，亲上加亲了。

然三娘子美丽出众，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打算据为己有，把汉那吉大为不满，于是祖孙之间为此结怨。把汉那吉到底争不过祖父，便上演了失恋青年离家出走的一幕。在明廷看来，把汉那吉算是弃暗投明了。

大明朝可从来没有碰上过这等事。加上当时俺答从嘉靖朝开始就是明廷最大的敌人，把汉那吉是其嫡子，身份特殊，大同巡抚方逢时不敢擅作主张，转报总督王崇古。王崇古认为可以收留把汉那吉一行。

部将谏阻道：“一个孤竖，何足重轻，不如勿纳为是。”

王崇古道：“这是奇货可居，为什么不收留呢？倘若俺答前来索还，我军有叛徒赵全等人，尚在鞑靼处，可叫俺答送来互易。我们还可以学习汉朝质子的故例，让把汉那吉招引旧部，寓居近塞。俺答年纪老迈，去死不远，他的儿子都不及俺答，到时我们可命把汉那吉出塞，前去与辛爱相抗。彼为蚌鹬，我作渔人，岂非一条好计？”

王崇古的计策固然不错，但也不过是个有些见识但并无远见的人。何况把汉那吉的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还很难判断将来会有什么结果。但王崇古的运气好极了，因为整个事件的起因——三娘子，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巾帼人物，只是她的作用暂时还未显露出来。

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再次写信给王崇古：“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要王崇古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并命王崇古、方逢时上奏，请明穆宗纳降。

明廷得知把汉那吉投降一事后，很多大臣极力反对纳降，认为敌情叵测。只有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认为王崇古的处理很得控边要策，力主照行。明穆宗朱载垕也赞同内阁意见，连称外人慕义，前来降顺，应加优抚。于是，明廷正式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紵丝衣一袭。

俺答正妻一克哈屯生怕大明诱杀爱孙把汉那吉，日夜与俺答吵闹。俺答也有些后悔起来，立即召集十万军队，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气势汹汹地要找明朝要回孙子。

王崇古早有准备，飞书传檄各镇，坚壁清野，严兵戒备。俺答攻无可攻，掠无可掠，弄得进退两难，不得已遣使请和。王崇古早得张居正授意，公然以其孙要挟，称不退兵就杀了把汉那吉。俺答虽然夺走了孙媳妇，但依旧爱惜孙子的性命，终于被迫妥协。张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明朝叛臣绑送明军大营。

把汉那吉穿着大明皇帝钦赐的大红丝袍回到鞑靼，俺答见到后非常感动，称以后绝不再侵犯大明，要与明朝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1571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蒙古进行贸易，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

把汉那吉回去蒙古后，俺答依旧将三娘子霸占。祖孙二人在一克哈屯的调停下，倒也相安无事。蒙古人性情爽直，他们那时还没有发达的文化，亦没有太深的城府，不善于互相勾心斗角，和好了就是彻底和好了。三娘子似乎无所谓，就此正式嫁给了俺答。但她非常渴慕中原文化，所以力主和平。由于三娘子精明能干，逐渐在蒙古军政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俺答对她非常宠爱，“事无巨细，咸听取裁”。

万历九年（1581年）十月，七十五岁的俺答汗病死，俺答长子黄台吉任鞑靼首领。按照蒙古族习俗，黄台吉可以娶继母三娘子为妻。但时年三十二岁的三娘子嫌黄台吉年纪太老，容貌又丑，不愿意接受，带着部众往西出走。黄台吉垂涎三娘子的美丽已久，认定继母也是父亲的遗产，自己当然有继承的权利。加上继母地位非凡，没有她的支持，自己很难入承王位，于是带着轻骑向西追赶。

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想用三娘子来羁绊黄台吉，以对明廷有利，连忙派人劝说三娘子。识大体的三娘子这才重新回头，嫁给黄台吉，成为第二代顺义王夫人。此时的三娘子已经成为鞑靼的核心人物，“群情依为向背”。当时奉表称谢者，皆以三娘子为主名。凡赴内地，均须携带三娘子签发的文书，方准通行。

黄台吉在位仅四年便死了。顺义王王篆和兵符都在三娘子手中，她一度打算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卜他失礼。但黄台吉长子扯力克很不满意，欲自立为王。三娘子权衡利害后，最终将王篆交给了扯力克。扯力克也娶三娘子为妻。三娘子的年纪比扯力克要大许多，但扯力克丝毫不介意。为了娶到继祖母，他事先将所有的姬妾都赶走。扯力克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月袭封顺义王，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王崇古、方逢时卸任后，吴兑继任宣府巡抚。三娘子经常到吴兑的军营中来。吴兑待她如亲生女儿一般，关系十分亲昵，曾经赠她明朝贵妇穿戴的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裙等物。吴兑好友徐渭[3]当时也在军营做客，有《边词》记录了三娘子来到吴兑军营中的情形：汉军争看绣裲裆，十万弯弧一女郎。

唤起木兰亲与较，看他用箭是谁长？

当看惯了逐敌千里的壮志、立功塞外的豪情，“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之类的慷慨，以及久戍不归的忧伤和马革裹尸的惨烈，再来看徐渭的这首《边词》，无疑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因三娘子貌美不衰，三代鞑靼首领都对她非常宠爱，言听计从。数十年中，三娘子“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她参与掌握兵权，主持贡市，为维护鞑靼和明朝和平友好的局面，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自“隆庆和议”之后，从宣府、大同至甘肃，边陲晏然，数十年不用兵革，其实三娘子个人的功劳占了相当大一部分。

这段时期，也是明朝历史上与蒙古相处最好的时期。大明从建国以来，不断受到蒙古的骚扰，持续了二百余年。明廷一直视蒙古为大敌，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无论是北征，还是防备，都没有消除祸患。然俺答封贡后，“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为此，清人魏源评价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扯力克病死。按照惯例，应当由扯力克孙卜石兔台吉即位，但三娘子之孙素囊台吉也窥觑王位，一心想从祖母手中得到王篆。因为俺答汗生前与明廷达成的“世代相传为王，以长部落归心”的约定，三娘子不徇私情，毅然将顺义王印移交给卜石兔。为此，素囊台吉多次咒骂三娘子，憎恨她不将王篆授予自己。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三娘子病逝，终年六十四岁。当地人为了纪念她，将她居住过的归化城叫作三娘子城。这之后，原俺答汗所统治地区逐渐分裂成许多小的独立领地。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族杰出领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努尔哈赤对蒙古族采取联合的政策，先将女儿、侄女等许嫁给蒙古族一些首领为妻，又让自己的儿子娶蒙古部落首领的女儿，对来降的蒙古各部均给以很好的接待，分散的蒙古族各部便相继臣服于努尔哈赤。后来大清立国，康熙皇帝将北方蒙古视为长城，推行满蒙一家，总算彻底解决了边防问题。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朱骥听到吴瑾转述蒙古可汗也先被杀的情形后，心中一沉，失声道：“这下可糟了。”

也先在蒙古大肆铲除异己的同时，也派了心腹人手来到北京，在明廷内应的协助下，积极策划营救太上皇朱祁镇，欲助其重登皇位。事情一旦成功，朱祁镇感激涕零之下，必然全力支持也先称汗，大明遂成为也先强有力的外援。

但目下也先因内讧被杀，他派到的北京手下应该很快就会得知消息，他们会如何应对呢？

按照常理来说，他们会半途而废，放弃营救太上皇的计划，即刻动身返回蒙古本土，以应对后面的局面。只是他们又会如何处理蒯玉珠呢？若仅仅是蒙古人参与其中，还有可能就此释放蒯玉珠，但既有明廷内应牵涉其中，事情便变得复杂起来。那内应已经杀了锦衣卫百户杨铭灭口，为了保护自己，稳妥起见，多半也会就此杀了蒯玉珠。

也先被杀属于重大突发事件，吴瑾立即禀报了兵部尚书于谦。朱骥不得已，只得说了是也先手下绑架蒯玉珠一事。

于谦倒也没有责怪女婿之前隐瞒真相，沉吟半晌，交代道：“杨埙之前不是已经查到蒙古人栖身的大致位置了吗？你速速带人到那一带，严密搜索。”又对吴瑾道：“吴将军是蒙古人，有同族的便利，你不妨先行去散布消息，只要那些人肯释放玉珠并速速离开京师，他们图谋之事，就当没发生过。”显然于谦也是不欲张扬蒙古人欲助太上皇复辟一事，以免进一步激化太上皇、明景帝兄弟的矛盾。

朱骥和吴瑾商议一番——如果朱骥立即公然搜捕二条胡同一带，很可能促使蒙古人伤害蒯玉珠，遂决意由吴瑾先行动，给蒙古人预留一个缓冲期。朱骥回来官署，命千户白琦点一队精干人手，全部换上便衣。

尚未动身赶去北城，便见校尉引着教坊司舞姬李惜儿匆匆进来。朱骥大为惊讶，忙迎上前问道：“惜儿，你怎么来了这里？”

李惜儿问道：“朱指挥最近见过蒋姊姊吗？”朱骥道：“没有啊。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琼娘了。”

李惜儿道：“那么蒋姊姊一定是失踪了。那日我遇到她行色匆匆，说要赶去锦衣卫官署找朱指挥你，结果再也没有回来。”

朱骥道：“之前我人一直在蒯匠官府上。琼娘倒是寻去过那里，只是我当时……当时凑巧人不在，所以未曾遇到。我内兄于康问她找我是不是有事，但她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心中陡然一紧，暗道：“莫非琼娘无意中从某处知道了什么秘密，特意赶来告知，却没有见到我人。她离开蒯府后，即被人先行下手除去了？”

李惜儿眼泪夺眶而出，道：“我遇到蒋姊姊时，感觉就不大对，劝她不要出门，她却不听，说有很重要的事要找朱指挥。”

朱骥忙问道：“可是琼娘提到了什么，所以你才会感觉不好？”

李惜儿摇了摇头，道：“是之前仝寅到教坊司找我时，撞到了蒋姊姊，说她身上有煞气，让她最近不要外出行走，不然有性命之虞。当时蒋姊姊还挺当回事，表示会认真遵守仝寅的嘱咐，结果那日她还是坚持要外出……”料想仝寅预言多半已成事实，登时嘤嘤哭出声来。

朱骥亦是焦灼无比，一时顾不上抚慰李惜儿，也无法脱身去打探蒋琼琼下落，忙招手叫过百户袁彬，命他到南城蒯府一带打探，看是否有人见过蒋琼琼。蒋琼琼虽然年纪已大，且刻意布衣素面，但仍然是美貌惊人，见过她的路人，必定留有深刻印象。

朱骥又道：“我目下还有事要去办，惜儿你先回去。我这边一有消息，就会派人到教坊司通知你。”

李惜儿一屁股往交椅上坐下，摇头道：“我不想回去，我就在这里等消息。”又流露出一副小女孩的脾性来。

朱骥为难地道：“可是我得马上离开……”

忽有一阵喧哗声，却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兴安率一群小黄门到了。兴安目下是明景帝眼前的大红人，执掌司礼监，权势显赫，不在昔日王振之下。朱骥不知对方为何而来，忙迎上前问道：“兴司礼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兴安却不大理会朱骥，只“嗯”了一声。

锦衣卫长官卢忠紧跟进来，大概是闻风赶来拜见兴安，又苦着脸告道：“阮浪、王瑶无论如何不肯招承出太上皇来。”

兴安重重咳嗽了一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卢忠退开，自己走到李惜儿面前，弯下腰去，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李惜儿摇头道：“蒋姊姊失踪了，我得在这里等她消息。”

兴安本以为李惜儿是找理由拒绝入宫，但见她梨花带雨，泪眼涟涟，这才信以为真，忙招手叫过朱骥，问道：“蒋琼琼失踪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朱骥道：“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兴安当即板起脸，尖声斥道：“你们锦衣卫干什么吃的，一个大活人失踪几日，你们竟然不知道。”劈头盖脑一顿臭骂，又道：“朱指挥，你立即亲自带队，全力寻找蒋琼琼，生要见人，死要……”忽觉得提到“死”不吉利，便改口道：“总之，一定要找到人。”

朱骥大为头疼，道：“可是……”

兴安面色一沉，道：“可是什么？莫非朱指挥认为我的话不作数，非要等皇上颁下诏令？”

卢忠忙跟过来道：“兴司礼，这件案子就交给下官来处置，下官一定……”

兴安不客气地打断了对方，蛮横地道：“卢指挥使不是正忙金刀案吗？你还是专心忙那起案子的好。”又转过头来道，“朱指挥，你有意推诿搪塞……”

朱骥亦不敢轻易开罪这位司礼监大宦官，只得实话告道：“并非我有意推诿搪塞，而是目下有了蒯匠官之女蒯玉珠被绑一案的线索，我得立即赶去。”

兴安道：“哦？”语气之中，竟充满了质疑，似不大相信朱骥的解释。

朱骥料想不说清楚，兴安必定要到皇帝面前告上一状，遂上前一步，低声告道：“之前蒋琼琼曾找过我，后来便莫名失踪，我怀疑亦跟蒯玉珠一案有关。”

兴安“啊”了一声，一向深沉肃穆的他竟微微张嘴，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望着手下一名太监。那太监以为兴安招呼自己，忙急步过来，躬身问道：“兴司礼有何吩咐？”

兴安道：“那个……”微一踌躇，便转头道：“那朱指挥还是先忙手头的案子吧。”

朱骥见兴安不停地瞟向李惜儿，多少能猜到对方是为她而来。他在锦衣卫任职，消息灵通，已听到一些风声，说是明景帝为求子嗣，荒废朝事，日夜忙碌于后妃床上，甚至饥不择食，爱恋上了教坊司的李惜儿。本来传闻不乏子虚乌有之事，然此刻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现在此，望向李惜儿的眉眼之间尽是谄媚讨好之色，再愚笨的人，也知确有其事。但瞧李惜儿神色，似乎并不以被皇帝宠幸为荣，不大情愿。朱骥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劝慰，便干脆就此离去。

兴安又劝李惜儿动身。李惜儿道：“我好饿。”

兴安道：“皇宫里面山珍海味，娘子想吃什么都有。”

李惜儿摇头道：“我只想吃炒红果[4]。”忆及初入教坊司时，蒋琼琼用一盘炒红果抚慰自己的情形，泪水再度涔涔而下。

兴安忙吩咐道：“李发，你快去正阳门东大街果子市，给惜儿娘子买些炒红果。”

朱骥刚要跨出门槛，闻言心中一动，暗道：“杨埙曾提及有太监暗中监视孙国丈府邸，那太监不正是叫李发吗？”

再联想到适才兴安听到“蒋琼琼失踪跟蒯玉珠一案有关”一句时，不由自主转向李发的神色，不由得疑云大起——

兴安其实并不如何在意蒋琼琼失踪一案，他之所以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命朱骥立即侦缉，全是要讨好圣宠正浓的李惜儿。从兴安神情及反应来看，他之前并不知道蒋琼琼失踪一事。而蒯玉珠被当街绑架一案，官府虽未张扬，但兴安执掌司礼监，早已知悉详情。他愕然色变，应该是听到朱骥认为蒋琼琼失踪与蒯玉珠案有关。但兴安之前对蒋琼琼之事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关注的重点是蒯玉珠案。会不会是兴安知道些什么内幕，听到蒋琼琼亦牵连进蒯玉珠案，出乎意料，所以才吃了一惊？

之前杨埙曾推测蒙古人内应不是本朝大臣，而是处于宫中。宫中有能力做蒙古内应者，无非得宠嫔妃及当权宦官，以景帝一朝局势来看，显然后者可能性更大了。杨埙人随即赶去宫中，至今未归，应该是打听到了重要线索。

即便兴安果真与蒯玉珠一案有关，他也不大可能是内应，因为他是明景帝朱祁钰眼前的大红人，正得宠幸，地位权势远远超过了明英宗朱祁镇执政时。世人皆趋利避害，他又有什么理由冒险支持蒙古人营救太上皇朱祁镇呢？

反倒是司礼监另一位大宦官金英远比他更有动机。明英宗时，金英是司礼监仅次于王振的第二号人物。明景帝即位后，金英本已升为领衔宦官，却因易立太子一事得罪了明景帝，之后情况便急转直下，反倒让资历不如他的兴安坐了司礼监头把交椅。

会不会是金英与瓦剌也先联络，支持对方营救太上皇并助其复辟？而兴安多少有所觉察，猜到蒯玉珠被绑架一案不是那么简单，疑心金英与之有关，却苦无证据。金英手握明宣宗亲赐的免死诏书，可不是那种能随随便便扳倒的小人物，要在明景帝面前举报他，非得拿出铁证不可。兴安料想金英的最终目的仍是太上皇，为取得更多援助，势必会与孙太后联络，所以派了心腹李发暗中监视国丈孙忠府邸。如此，李发便也是知情者了。

朱骥疾步出来官署，却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等在门边，见到李发出来，便上前拦下，径直道：“我听说李公公曾在孙国丈府外监视，公公可是知道些什么？”

李发一惊，连连摇头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朱骥道：“李公公，人命关天。公公如肯实话告知，我保证只有你我知道此事，且朱骥感激不尽，来日必有后报。”

如此，等于承认欠了李发一个大大的人情。朱骥是锦衣卫长官，能办到的事不少，将来李发总有用得上的时候。这一承诺，不可谓没有吸引力。不料李发毫不心动，连连摇头道：“我知道的，不久前都已经告诉了杨匠官。朱指挥不妨直接去找他。”

朱骥又问道：“不久，杨匠官去了皇宫，原来他是去找你？”

李发道：“是。当时我正好随兴司礼出宫，杨匠官拦住我问东问西，若不是着急打发他走，我也不会透露那些话给他。”

朱骥大奇，还待再问，李发却绕开两步，匆匆走了。朱骥一时无法可想，又不见杨埙踪影，只得先与千户白琦率人往北城而来。

都察院监察御史林鹗刚好也在东二条一带巡视。他眼睛中充满红红的血丝，看上去十分疲惫，大概连续多日没有休息好。见朱骥带人赶来，忙过来问道：“可是打探到了玉珠具体关押之地？”

朱骥道：“不是。”大致说了蒙古人绑架了蒯玉珠，而今也先已因内讧被杀一事。

林鹗惊道：“如此，玉珠岂不是命悬一线？”朱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带人赶来。”

林鹗道：“之前我们没有严密搜索这一带，是因为投鼠忌器。而今既然知道玉珠有生命危险，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朱骥却不同意，道：“我们只将这一带出口封锁，等到吴将军人到后，再具体采取行动。”

林鹗大是不解，道：“为什么要等吴瑾？”

朱骥未及解释，那曾给杨埙通风报信的烧饼铺店家引着一人过来，讪讪叫道：“林御史，这位是……”

那人等不及店家介绍，直接取下帽兜，露出一脸络腮胡子来。朱骥、林鹗同时认出对方便是当街绑走蒯玉珠的歹人首领，齐声惊叫道：“是你！”

那人丝毫没有惧色，大大咧咧地道：“我叫穆沙。你们谁是头领？”

林鹗忙喝令手下擒拿穆沙。朱骥道：“等一下！”上前两步，问道：“你肯主动出来见面，可是想要谈判？”

穆沙道：“阁下是……”朱骥道：“我是锦衣卫指挥朱骥。”见对方不大相信，这才想到自己换了便衣，便出示腰牌。

穆沙又问道：“你做得了主？”朱骥点了点头，道：“你有什么条件，不妨直接说出来。”

穆沙便道：“想必朱指挥已经得到消息，我国大汗遇害了。”

朱骥奇道：“消息尚未传开，连本朝朝廷都未收到正式讣告。你正被官方通缉，不能露面，又是如何知道的？”

穆沙道：“我自有我的渠道，你们恭顺侯吴瑾收到消息的时候，我同时也收到了。朱指挥，你是军人，该知道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且也不是要与南朝为敌。你若肯就此放我们离去，我就把蒯玉珠完整无缺地还给你。本来她是必死无疑的，非但有人坚持要除掉她，而且另外有人愿意花大价钱买她。只是我国大汗既死，我们一行人急着赶回蒙古本土，不欲再节外生枝。”又问道：“朱指挥，你意下如何？”

之前兵部尚书于谦曾有交代：“只要那些人肯释放玉珠并速速离开京师，他们图谋之事，就当没发生过。”朱骥见穆沙主动出来谈判，也乐得尽快救出蒯玉珠，就此息事宁人，遂点头道：“那好，我们一言为定。”一旁林鹗虽有异议，却也未多说什么。

那穆沙便转身离开。朱骥非但不阻拦，也没有派人跟踪。过了大约一刻工夫，穆沙带着数名大汉簇拥着一名女子出来。那女子双手反剪，头上套了个粗布袋子，从身形衣着来看，赫然便是失踪几日的蒯玉珠了。

朱骥忙迎上前去，揭开头上袋子，取出塞口的毛巾，解开绑缚，问道：“玉珠你有没有受伤？”

蒯玉珠摇了摇头，活动了几下手腕，转头问道：“就是这些坏人绑架了我吗？”

朱骥道：“是。”见蒯玉珠要冲上前动手，忙扯住她，低声告道：“我已经跟他们私下达成协议，答应放他们走。”

蒯玉珠极为愕然，问道：“这是何故？难道是为了救我吗？骥哥哥，你我一起长大，你该知道我的性子，我宁可自己死了，也不要你向坏人屈服。”又问道：“于少保一定不会为了我做出有损朝廷利益的事，他老人家知道你跟坏人私自达成协议了吗？”

朱骥不便当众谈及此事，便道：“这件事，不止于你一人安危，而是牵涉重大，容我慢慢跟你解释。”一面安抚蒯玉珠，一面挥手命手下让开，放穆沙等人离去。穆沙也不多言，只以蒙古人的礼节深深鞠了个躬，表示谢意，随即扬长而去。

正好京营恭顺侯吴瑾率人赶来，其妹吴珊瑚也跟在后面。朱骥忙告道：“事情已经解决了。”向吴瑾使了个眼色，吴瑾便命妹妹先送蒯玉珠回娘家，好与家人团聚。

朱骥告道：“适才穆沙提及还有人在打玉珠的主意，这次怕是针对于少保。”

吴瑾忙道：“放心，有我在，一定尽全力保护于少保家人安然无恙。”顿了顿，又道：“你自己也要当心。”

朱骥点点头，送走吴瑾，忽觉得眼前一阵昏黑，脚下一个趔趄，险些站立不住，幸亏一旁的林鹗及时伸手扶住。

林鹗问道：“朱兄，你脸色十分难看，是不是生病了？”

朱骥料想是体内毒性发作，却不便宣扬，只道：“我没事。”

林鹗道：“玉珠一案虽已解决，但朱兄预备如何上报？”朱骥道：“事已至此，只能据实而言了。”大致说了内里情由。

林鹗这才知道穆沙一伙蒙古人的真正目的在于太上皇，不由得骇然色变，道：“钟同已因复储一事遭杀身之祸，章纶亦是濒死，足见太上皇父子是当今皇帝的心头刺，提都不能提上一句。穆沙这件事，虽则太上皇并不知情，但若皇帝知道蒙古人竟意图助太上皇复辟，怕是不会就此甘休。一旦手足相残，将是自本朝靖难之役以来的第二大悲剧。而且极有可能皇帝因发怒而对蒙古用兵，兵衅再起，非黎民之福。”

朱骥亦是极感为难，道：“我一开始便深知其中利害，所以一直刻意隐瞒内幕，连我岳父于少保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真相。然目下玉珠全身而退，安然无恙，而歹人竟无一人就擒，实再难编一套谎话自圆其说。”

林鹗沉吟半晌，也没有好的办法，便问道：“杨埙人呢？他脑子活，主意多，也许会有办法。”朱骥道：“他去追索内应线索，一直没有回来。”

话音刚落，司礼监大宦官金英便匆匆赶到。他虽竭力保持一贯气定神闲的姿态，但仍然难掩焦灼之情，急迫问道：“听说是日本人绑架了蒯匠官之女蒯玉珠，意图要挟于少保拿郑和宝图交换，可有这回事？”

朱骥道：“唔，这个……确实有歹人联络过我，约我在白塔会面，称玉珠在他们手中，要我拿郑和宝图去交换，但并没有表明身份。最终还是杨埙杨匠官从蛛丝马迹中推测出他们是日本人。”

金英长舒一口气，道：“原来是这样！杨匠官到过日本，熟悉日本人情，他既然说歹人是日本人，应该是没错的了。”

金氏一到场便称听闻是日本人行绑架之事，语气甚是肯定，然听到朱骥的对答后，神色、语气大为舒缓，好像是很欣慰终于找到了人证、物证。朱骥心如明镜，愈发肯定金英便是蒙古人的内应，料想对方已经得知日本人图谋郑和宝图一事，竟异想天开地想要将罪名嫁祸到日本头上，如此，旁人便不会再怀疑事情与太上皇有关，可谓十分高明的说辞。朱骥因为此事牵涉重大，也不能轻易揭破金英牵涉其中，试想连司礼监头号大宦官兴安都没有找到金英的把柄和证据，他又如何能捅穿这层纸？

但金英亦是胆大之极，明知道极可能遭到怀疑，仍然赶来与朱骥当面议论蒯玉珠一案。虽然二人各有立场，且目的不同，但仍然有串通证词的嫌疑。或许金英以为曾经将禁中机密透露给于谦，算是对朱骥有恩。又或许他猜及于谦、朱骥这对翁婿心怀忠义，不忍见到太上皇处境雪上加霜，即便猜到真相，也不会就此揭露出来，更何况牵涉进案子的直接当事人是于府儿媳。

金英又饶有深意地看了朱骥一眼，道：“圣上已经得知此事，很是震怒，决意停止日本使团朝贡，命他们立即动身返国。”

言外之意，无非是明景帝已经相信了日本人绑架蒯玉珠以换取郑和宝图的说法，让锦衣卫不要再节外生枝，以此上报便是了。

朱骥明知这是最好的解释，但还是难以轻易释怀，尤其是锦衣卫百户杨铭因此而遭灭口，案子却草草了之，真凶逍遥法外，他又如何向死者在天之灵交代？

金英见朱骥沉默不应，料想他已经默认，便拱手辞去。

林鹗不知日本人卷入并联络朱骥一事，问道：“当真有日本人牵涉进来吗？”朱骥点了点头，道：“据杨埙推测，这些人跟数年前闯入兵部官署盗取机密文书的是同一伙人。”

林鹗道：“如此，金英这套说辞倒是最好的交代了。”压低声音，不无忧心道，“虽然玉珠这件案子算是揭过了，没有牵连太上皇。但那起金刀案，如果阮浪、王瑶挺不过酷刑，扯出太上皇，只怕南宫内外都难逃一死。”无奈地摇了摇头，又道，“这几日午夜梦醒，我常恨自己没有钟同那样的胆识和勇气……”双眼晶晶发亮，语音也哽咽了起来，不忍说完，怅叹一声，亦拱手辞去。

蒯玉珠一案竟如此轻易解决，除了杨铭死得冤枉外，还算是比较圆满的结局。然朱骥心中仍有诸多顾虑及疑问——

譬如金英不惜勾结外番，与蒙古人结盟以营救太上皇，而今事已难成，且正如林鹗所言，即便蒯玉珠一案息事宁人，但还有金刀案，太上皇亦是处境堪忧，金英是否还会有别的计划，甚至铤而走险？

又譬如穆沙提及还有人将蒯玉珠当作一件奇货，愿以高价购买，联想到之前紫苏曾谎称手中握有蒯玉珠，出价者多半也是这伙日本人。这些人在北京潜伏多年，知道蒯玉珠被绑不足为奇，但他们又是如何与穆沙这伙人联络上的呢？还是说，大明内应非但外通蒙古，甚至与日本也有所交结？

还有蒋琼琼失踪一案，她当日着急找朱骥，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因为她入宫方便，知悉了金英秘事，亦被金氏杀人灭口？

仓促之间，朱骥难以想明白究竟，不由又念叨起杨埙的机智聪明来，苦闷他不在身边。只是自皇恩桥一别后，杨埙竟再无消息。朱骥派了人到处寻找，均没有找到。他心中隐约感到不妙，亲自去找太监李发，想问问当日他到底对杨埙说了什么。然李发竟也在当日离开神秘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就此人间蒸发了。司礼监大宦官兴安还为此亲自到锦衣卫报案，暗指李发失踪是另一大宦官金英所为。

朱骥心道：“李发是兴安的心腹，曾受命监视孙国丈府邸，多半是要拿捏孙太后一方或是金英的短处。前者多半是为了奉承当今皇帝，最终将太上皇拖下水。后者则是为了铲除对手。此刻李发失踪，极可能是被金英灭了口。之前杨埙全力追查内应线索，去找过李发后，大概也猜到金英便是内应，说不定一时情急，直接去质问金英，竟被他……”

他不敢想象杨埙被金英灭口的情形，料想一时无法找到指证金氏的证据，遂干脆直接来找金英，开诚布公地问是不是对方杀了杨铭和杨埙。

金英愕然道：“杨铭是太上皇最喜欢的人，我怎么会杀他？杨埙更谈不上了，我都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听说他好不容易才娶到心仪的女子，一直陪着妻儿待在苏州老家。”

朱骥却是不信，道：“难道金司礼不知道杨埙奉诏回来京城了吗？”

金英道：“我倒是知道皇上欲修缮太庙，所以召杨埙回京了，但一直没有机会碰面。朱指挥，你我都是明白人，明人不说暗话，杨埙是个聪明人，我怎么会杀他？”又问道：“到底是什么缘由，促使朱指挥怀疑我是凶手？”

朱骥不答，又问道：“那么李发呢？”金英料想不说实话，难以轻易打发走对方，便颔首道：“李发或许跟我有点儿干系，但杨铭、杨埙二人决计不是我下的手。我可以对天起誓，若有虚言，就让我来世仍然做不得男人。”

对于身体残缺、心理屈辱的太监，这算是最毒最重的誓言了。朱骥遂点了点头，道：“好，我相信金司礼。”又问道：“会不会是穆沙那些人下的手？”

金英道：“决计不是。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目的是要救人，不是来杀人。”想了想，问道：“会不会是日本人下的手？”

朱骥摇头道：“杨埙还有这个可能，可杨铭跟日本人扯不上半点儿干系。”

金英道：“或许本来就是两起案子呢？”

朱骥道：“应该不会。当日杨铭赶着去找杨埙，当晚即遭毒手。而杨埙赶来皇宫见过李发后，便就此消失不见。我有一种直觉，感觉这两件案子是同一凶手所为。”

杨铭受命到金桂楼一带盘问证人，他所发现的线索，一定跟蒯玉珠一案有关。依照杨埙推测，极可能事关内应。即使到现在，这一推测仍然最有可能。目下已能肯定蒙古人内应便是金英，但他肯以毒誓表明自己没有杀人。可除了金英之外，还有谁有杀杨铭灭口的动机呢？

杨埙也是同理。当日他赶往皇宫面见李发，也是因为追查内应，而金英也没有杀他，又有谁还想杀死一个漆匠呢？虽则日本人倒有可能，因为杨埙屡屡坏了他们的事，但朱骥却感到杨埙一案一定与杨铭被杀有关，他隐约中觉得有一根线能将这两件案子串连起来，却始终理不清楚。

尽管猜到杨埙多半已遭不幸，但朱骥仍心存侥幸，期待好友某一日会重新出现在自己面前，依然带着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幸运的是，朱骥预料自己将毒发身亡并未如期到来。有人投了一包药给礼部尚书胡濙，称是朱骥所中之毒的解药。胡濙本是良医，仔细检验后，认为可信，朱骥遂一口服下，身上奇毒果然因此而解。但由此再度引发了一桩迷案——

这解药当然来自日本一方，可他们未能取得郑和宝图，亦未进一步联络朱骥，为何肯轻易交出解药，从而失去了唯一的筹码？

最关键的是，知道朱骥中毒且由胡濙救治者，不过寥寥几人，胡濙、于康均未对旁人透露，且对解药来由一无所知，那么就只剩下杨埙了。会不会是他设法从日本人手中取得了解药，又托人带给胡濙？那么取得解药之后，情形又如何呢，杨埙是被杀了，还是遭人囚禁？

然联络过朱骥的紫苏及其同党再未露面，线索中断。日本使团亦因卷入蒯玉珠一案而被明廷驱逐离京，但明景帝仍客气对待使者，且按照惯例给予赏赐。

彼时除贡物外，使者所携私物增了十倍。礼部官员上言道：“宣德年间，凡使臣所携私物，俱按时价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不多，却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应大减其值。”

明景帝也觉得二十一万太多，下令给银三万五千七。日本使臣极为不悦，当场甩了黑脸。明景帝不愿意得罪邻国，下诏增钱一万。日本使者犹以为少，要求增赐他物。明景帝只求这些人快点离去，不惜讨好，又下诏赠布帛一千五百匹，日本使臣这才怏怏而去。

日本一行人离开中国时，路过山东临清，见当地富庶繁华，动了贼心，公然大掠居民财货。驻守临清的明军指挥前往诘责，反而被日本使臣殴打致死。有司请朝廷处置日本使团，明景帝口称恐失远人之心，反而下诏礼送日本使团离去。

至于郑和宝图，仍有后话。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知道父皇生前念念不忘重下西洋，意欲替父皇实现心愿，命宦官传令兵部，将郑和宝图奉上。掌管兵部文书的车驾郎中刘大夏[5]先行得知消息，认为重开西洋劳民伤财，而下西洋所带回之物只是一些奢侈品，对普通百姓没有任何用处。他思虑之后，料想无力谏阻皇帝，干脆利用职务之便，将国家机密文档郑和宝图私下取出烧毁[6]。

兵部尚书项忠接到明宪宗诏令后，亲自赶来车驾司寻找郑和宝图，结果不见踪影。明宪宗遍索不得，只好不再提重开西洋之事。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蒯玉珠一案未曾公开，常人并不了解，京师官民议论热切关注的是金刀案，几近轰动全城。因为都跟太上皇有关，人们难免将此案与之前钟同、章纶的上书联系起来。尤其出人意料的是，阮浪、王瑶虽只是宦官，却跟钟、章二位大臣一样，抵挡住了严刑拷打，极有骨气，始终只说金刀是太上皇朱祁镇送的生日礼物，并无其他。明景帝朱祁钰却不肯善罢甘休，穷治不已。大概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想找机会置兄长于死地，现在机会送上来门来，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因为反复审讯，这场大狱的始作俑者锦衣卫长官卢忠也不得不上堂作证。卢忠只是个草包，起初不过是猜到明景帝心思，想逢迎上意，借诬告升官发财，却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他见事情闹大了，又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开始害怕起来，希望能够早些脱身。

经人指点，卢忠找到了算命先生仝寅，跪地恳求对方为自己占卜。仝寅被纠缠不过，便为卢忠卜了一个天泽履卦，摇头道：“易言：‘履虎尾，咥人凶。’不咥人犹可，咥人则凶。”

卢忠吓了一跳，见对方果然大有能耐，连忙将金刀案实为诬告之实情相告，求化解之法。仝寅不耻卢忠为人，怒道：“是兆大凶，死不足赎。”将卢忠赶了出去。

卢忠恐惧之极，反复思量后，便开始装疯卖傻。这一法子相当奏效，他虽被免去了锦衣卫指挥的职务，但竟因此得以逃脱金刀案。

原告既然是个疯子，话自然不能相信，按理来说，阮浪和王瑶之狱应该得解，明景帝朱祁钰却还是不放心，将王瑶处死。阮浪年纪已大，又受到酷刑折磨，未等行刑便死在狱中。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复辟，追封阮浪和王瑶二人，卢忠再装疯也无法自救，被凌迟处死，仝寅之卦果然应验。这是后话。

金刀案虽解，但明景帝朱祁钰多少还是听到了一些关于大宦官金英的流言。朱祁钰虽然怀疑金英意图与太上皇勾结，助其复辟，但却没有确凿证据。本来他是皇帝，握有生杀大权，可以随意操纵臣民生死，不需要证据便可以捏造罪名处死对方，但金英却大大不同，他手中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朱祁钰可以对不起兄长，但却不能忤逆生父，就算他再自私自利，再无情无义，也跨不过最后的底线。

金英仍然受到了惩处，被罢去司礼监官职，禁锢在浣衣局[7]中。不久又被释放，有诏“命往南京安处，以就优闲”，升调为南京守备太监，后病殁，葬于南京。

这位历事五朝的传奇大太监，最终还是获得了圆满的结局。许多人揣度金英手中不仅仅有一纸免死诏书，还握有足以扭转乾坤的重大宫廷机密，如此才能几度死里逃生，其子孙亦始终荣华富贵[8]。

卢忠及金英事件后，明景帝朱祁钰大为警惕，不仅加强了南内的守卫，禁止人出入，还派人将南内成片的树木全部砍掉，防止有人攀援树木越过高墙与明英宗联系。南内的大门也被上了锁，锁里还灌上了铅，这样，即便有钥匙也无法开门。朱祁镇的日常饮食衣物等物品，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为防止南内与外面联络，纸笔也极少供应。

尽管如此，明景帝还是不放心，生怕朝中大臣与明英宗暗中结纳，开始倚重锦衣卫官校。正统末年，大宦官王振乱政，王振党羽马顺任锦衣卫长官，亦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马顺既诛，廷臣极言官校缉事之弊，明景帝曾采纳，并切责官校首领，命其将所缉人犯悉送交法司察办，锦衣卫官校势焰稍稍收敛。而今情况又有所不同，明景帝欲暗察外事，遂提拔亲信毕旺为锦衣卫长官，专司侦访，暗中监视臣民言行。从此，锦衣卫官校又渐用事。这一切，都是明景帝针对亲兄长太上皇朱祁镇所采取的防范。

南内汤池仍蔓草。困顿中的朱祁镇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些事，有一天出屋晒太阳，突然发现南内的树木都没有了，变得光秃秃的，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明景帝派人伐掉了。朱祁镇大为惊恐，当即全身发软，跌坐在地上。

惨红如血的斜阳照射在高墙上，南宫满园残存的花草都饱含着凄凉的悲意。这个名义上的太上皇，终于明白他不但失去了自由，且完全丧失了尊严，甚至连生命也时刻处在危险当中。他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经历了明朝所有皇帝中最复杂的人世沧桑。

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大明天子，主宰着中原大地，没有什么会让他心生恐惧。就算当初在土木堡血肉纷飞的战场，他也没有畏惧。而此时此刻，他浑身发冷，仿佛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冬日冰窟中。而最可怕的是，冰窟不只是寒气逼人，还有一股巨大的旋涡，不停地在他身边转呀转呀，时时刻刻要将他吞噬。他不知道那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但他知道一定会来，这才是他发自心底的恐惧，无时不刻，无处不在……

明英宗身上，生动地体现出皇权对人性的巨大扭曲。在最高权力的争夺中，父子和兄弟的亲情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世上最残酷和最惨烈的事情，大概要算这类皇家父子或兄弟之间为夺取权力互相残杀的斗争了。

中国自古有“心、态、习、性”的说法，意思是心变了，态度就变了；态度变了，习惯就变了；习惯变了，行为就变了；行为变了，人生就变了。明英宗的转变由内至外，从心开始——他强烈渴望重新恢复天子的荣耀。然而当他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挫折时，他又渐渐丧失了同情心和道德感，对人极其怀疑和冷漠。到他后来侥幸重新登上皇位，立即采取一系列残酷手段进行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闲庭草长，别院莺飞，南内的太上皇朱祁镇逐渐被人遗忘，而明景帝朱祁钰与李惜儿的恋情则在朝野之间传得沸沸扬扬。传闻皇帝为了解决子嗣问题，开始大肆纵情声色，甚至还将教坊司舞姬李惜儿公然召入宫中，而之前朱祁钰召教坊司蒋琼琼入宫，只是投石问路，其本意在李惜儿。

皇帝与名妓交往，在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宋徽宗赵佶与名妓李师师的故事。李师师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房的王寅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三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亢嘹亮，声震屋瓦。那老僧合十赞道：“这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作“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李师师四岁时，父亲因罪入狱，病死狱中，她无依无靠，只好入娼籍李家。长成后，因色艺双全，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且慷慨有侠名，有“飞将军”和“红妆季布”的称号。天下人上至朝廷命官、王孙公子之流，下到文人雅士、三山五岳之辈，无不以一登其门为荣耀。

宋徽宗听说李师师的大名后，十分仰慕。自政和以后，皇帝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有时还叫大学士王黼同去。为了方便寻欢作乐，宋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负责出行事宜。行幸局的官员还负责帮皇帝圆谎：如果宋徽宗因淫乐当日不能上朝，就说宫中有宴饮，次日仍未回宫，就传旨称皇帝染病。

李师师渐渐也知道了宋徽宗的真实身份，自然百般奉承。宋徽宗霸占了李师师后，其他人哪敢与天子争美，只能望“师”兴叹。武功员外郎贾奕以前与李师师交情甚厚，有一天喝醉了酒，醋意大发，写了一首词讽刺宋徽宗。宋徽宗听说后大怒，差点儿杀了贾奕，最后还是看在李师师的面子上，将他贬到琼州做参军。

后宫嫔妃对宋徽宗如此迷恋一个妓女感到不可理解，受宠的韦贤妃私下问宋徽宗道：“何物李娃儿，陛下悦之如此？”宋徽宗答道：“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命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可见李师师令宋徽宗着迷的地方在于风韵别样[9]。

明景帝朱祁钰之爱李惜儿，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起后宫其他嫔妃，李惜儿风情大不相同，婀娜曼妙，聪慧而有个性，因而备受朱祁钰喜爱，宠赐优渥。皇帝为了讨她欢心，甚至下诏为前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平反，赦免王氏亲眷家人，李惜儿亦得以脱籍。甚至连向朱祁钰推荐李惜儿的钟鼓司内官陈义、教坊司左司乐晋荣都得到了厚赏。

看到皇帝被美人迷得神魂颠倒，人们甚至暗自揣测，以朱祁钰之一意孤行及不顾体面的个性，一旦李惜儿生下儿子，她会不会成为大明开国以来第一位妓女出身的皇后？

为锦衣卫故校尉王永心平反诏令下达后不久，李惜儿便亲身来到锦衣卫，当面向朱骥道谢。朱骥惭愧极了，道：“不敢当，我实无尺寸之功。”

李惜儿道：“如果不是朱指挥你命蒋姊姊将我带入教坊司学舞，我便不能吸引到皇帝，更无法替亲人平反了。”又想到蒋琼琼就此下落不明，不觉黯然神伤。忽见兵部尚书于谦大踏步进来，慌忙拭泪起身，预备辞去。于谦叫道：“惜儿慢走，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李惜儿愕然道：“于少保找小女子何事？”

于谦道：“之前我一直没有提过，不是有意瞒你，而是为安全计。目下王永心一案已然平反，便再无忌讳。事关你表弟王安。”

王安是李惜儿舅父王永心唯一爱子。王永心被杀后，家产抄没，家眷被逮，李惜儿便是因此而入教坊司，但独有王安漏网——有人抢在官兵出动前，从王家带走了他。

李惜儿亦曾多方打探表弟王安下落，但没有任何进展。此刻听了于谦一番话，瞪大了眼睛，颤声问道：“难道……是于少保派人救走了安儿？”又不由自主地转头去看朱骥。朱骥忙道：“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于谦道：“这件事，除了我和具体办事的心腹，再无旁人知道。”

李惜儿忙问道：“安儿人在哪里？他还好吗？”于谦道：“他在我家乡杭州，过得很好。”

李惜儿这才知道于谦钦佩王永心忠义，想保住他唯一血脉，暗中托人救走了王安。一时热泪盈眶，当即朝于谦盈盈下拜。

于谦忙双手扶住她，又谆谆劝道：“你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子，只是你以色事君，意在谋事，未免风险太大。”言外之意，无非指李惜儿有意接近迷惑皇帝，好换来为舅父平反的机缘。

李惜儿居然也不否认，应道：“是，多谢于少保提醒。小女子早得高人指点，自有良策全身而退。”

于谦一怔，但也未过多询问。朱骥几次看到李惜儿与仝寅在一起，疑心她口中的高人即是有“神算”之称的仝寅。

事隔不久，李惜儿不知如何忤逆了明景帝朱祁钰，竟被驱赶出宫，自此不知所踪。朱骥等知情者料想她已经离开京师是非之地，到杭州去寻表弟王安了。

朱祁钰荒淫无耻，公然迎妓女入宫，人们不敢指责皇帝，便改口咒骂李惜儿红颜祸水，到今日方知真相——原来李惜儿并不求荣华富贵，刻意接近皇帝，只为替其舅王永心平反昭雪，而目的一旦达到，便生出去意。

自古妇人以色事君者，一旦失宠，不被处死，也要被打入冷宫，任凭容颜年华空耗老去。李惜儿从明景帝身上得到了她最想要的，还能够全身而退，可谓一件大奇事。

有小道消息称，李惜儿得了算命先生仝寅的指点，且未花费过一文钱，盖因仝氏同情其遭遇。还有一种说法是，瞎子仝寅亦钟爱美貌女子，对倾城倾国的李惜儿倾心不已，甘愿为她出谋划策，殚精竭虑。

后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将带李惜儿入宫的钟鼓司内官陈义、教坊司左司乐晋荣杖杀，称：“奸邪小人，逢迎以图富贵乃如此！”但却未进一步追索李惜儿下落。

而神算仝寅更有奇遇。他在景泰一朝成名，在天顺一朝反而眷宠更甚。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听说仝寅曾预言他将要复辟，连复辟的时间都丝毫不差，大为称奇，打算授官给仝寅，仝寅坚决推辞不要。后来仝寅父亲仝清官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将赴徐州上任。朱祁镇听说后，生怕仝寅会跟父亲一起去徐州，连忙改仝清为锦衣卫百户，在京师供职。皇帝对仝寅的信重，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日，源西河来到锦衣卫官署，专程向朱骥告别。第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彦缙新近辞世，他要即刻返回山东操办恩师后事。

二人说了一番客套话后，忽各自莫名伤感起来。源西河道：“当初我答应琼娘，等到师尊过世、我尽完弟子孝道后，便与她一道远走高飞。可而今她下落不明，当日承诺，竟成一句空言……”

之前朱骥调查蒋琼琼失踪一案时，听不少人提到蒋氏与源西河走得极近，甚至源西河有意为她脱籍赎身。只是教坊司隶属于礼部，妓女都是官妓，从良并不容易，不是有钱就行，还要取得一整套官方文书。蒋琼琼也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坏了源西河衍圣公弟子的名头，事情就此拖了下来。谁想蒋氏后来莫名失踪，迄今杳无音讯，甚至不知道她到底卷入了什么事。

对于蒋琼琼，朱骥自有一番难言的情愫。虽然近年来他们极少会面，但她在他心目中，始终有一席之地，且不同于妻子于璚英及儿时玩伴吴珊瑚的感觉。每每回忆起初遇时她的艳光四射、惊若天人，都会感觉做了个不可思议的梦。她缥缈，却不虚幻，她只是静静在那个位置，若有若无，风轻云淡。

自从朱骥看到蒋琼琼与源西河在教坊司门前交谈的那一刻起，他便从蒋氏的眼神知道了她心之所系，心中虽觉涩楚，却也为她高兴。她终于有了可以托付终身的心上人，而源西河一表人才，又是名门子弟，身份尊贵，堪可配她。孰料世事无端，命运难测，她竟然就此失了踪，再也不见芳迹。

即便朱骥不愿意承认，亦清楚蒋琼琼已经遇难。在他心目中，总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她，如果她不是发现了什么，赶着来告诉他，便不会遭人灭口。而今这么长时间过去，他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到底是对头太高明，还是他自己太愚笨？她在天之灵，可愿意给他一点指引？

源西河见朱骥黯然神伤，便起身告辞，又顺便问及杨埙失踪的案子。朱骥摇头道：“跟琼娘失踪案一样，完全没有头绪。”

源西河便劝慰了几句，抬脚欲行时，忽转身问道：“朱指挥可认识杨国忠这个人？”

朱骥先是一怔，随即点头道：“当然认得。他就是……”忽扬声叫道：“来人，将源西河拿下了。”

百户袁彬闻声率领校尉进来，听长官下令擒拿衍圣公大弟子，颇为惊异。

源西河倒保持了名门子弟的风度，毫不惊慌，问道：“朱指挥为何拿我？”

朱骥道：“是不是你捉了杨埙，他是不是还活着？人在哪里？还有杨铭和琼娘，也都是你下的手，对不对？”

源西河神色渐渐严肃起来，皱眉问道：“这话从何说起？”

朱骥道：“那日杨铭去找杨埙，因杨埙醉酒，未及深入交谈，当晚杨铭即遇害。后几日，杨埙去找太监李发，之后便莫名失踪。这两起案子都跟你源西河有关。前一起你人就在场。后一起杨埙找的虽是李发，但李发曾受命监视国丈府，你居住的衍圣公府就在孙府对面，李发一定看到了你的什么秘事，将之告诉了杨埙。杨埙素来极赞赏你的仪表风度，大概不能相信你竟是个龌龊伪君子，所以当面去找你对质，结果反而被你加害。”

源西河双手一摊，道：“我是衍圣公大弟子，要名有名，要利有利，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杀人行凶，总该有个动机。”朱骥道：“因为你是日本人。”

杨铭因意外发现蒯玉珠的重大线索，急找杨埙商议，蒙古人穆沙及内应两方均没有动手，杨铭却在关键时刻被灭口，真凶势必是跟蒯玉珠一案有相关利益的人。再联想之前日本人紫苏冒充绑架了蒯玉珠的歹人，试图渔翁得利，后又想出价买下蒙古人手中的蒯玉珠作为人质，就不难猜到日本人便是这利益相关方了。

这些是朱骥早已想通的问题，他只是弄不明白日本人是如何与蒙古人联络上的。之所以立即怀疑到源西河身上，除了那句关键的“杨国忠”外，还因为对方在杨铭被杀之前，差不多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且其证词有矛盾之处——

按照源西河的说法，杨铭本来要设法弄醒醉酒的杨埙，却因为临时看到了什么人而迅疾离去。如此，对方一定是涉及案情的人物，杨铭才会抛下杨埙离开。他既是跟踪，应该相当警觉，又是武艺不凡的武官，就算被杀，也要经过一番搏斗，如何会被人从背后轻而易举地举刀制住，再被凶手从前面一刀杀死呢？

既然证词有疑点，那么源西河其人就相当可疑了。但正如他所言，杀人要有动机，他杀杨铭的唯一动机，只能是他是日本人。而数年前闯入兵部官署盗取文书的男女贼人被通缉多年，始终未曾擒获，多半便是藏身在衍圣公府中，亦能从旁佐证这一点。

除此之外，还有郭信手下林海被杀一案。郭信设下杀人嫁祸之计对付杨埙时，正好被路过的源西河撞见。朱公子发现后，不知源西河看到了多少，遂命林海去追杀源氏灭口。源西河一路狂奔，自称直接逃回了衍圣公府。真正的经过应该是：林海在途中即被源西河制住，带入衍圣公府，交由手下拷问，想弄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又在图谋什么事。后来林海被杀，源西河不愿意被尸体玷污，遂命手下也就是那对武功高强的男女贼人弃尸，结果被巡城御史邢宥发现。恶战一场后，二人竟仗恃武功精绝再度逃逸。

源西河是唯一能将林海和男女贼人联系起来的人，男女贼人既是日本人，他也必是日本人无疑了。之前诸人因他衍圣公弟子身份，从未起过疑心。而今朱骥被“杨国忠”一语警醒，立即想到源氏实有太多可疑之处。

当日杨铭被杀，大致情形应该是——杨埙因伤痛国丈孙忠过世，邀请源西河对饮，喝得酩酊大醉。刚好杨铭发现了关于蒙古内应金英的线索，当时朱骥已中毒昏迷，杨铭便赶来找杨埙商议。发现杨埙喝醉后，便要设法弄醒他。

源西河既是日本人，是蒯玉珠一案的最早知情者，亦相当关注，甚至还派了手下紫苏诓骗朱骥，妄称蒯玉珠在其手中。他见到杨铭匆忙来找杨埙，大概猜到多半是有了与蒯玉珠案有关的线索，便假意提出先带杨埙回衍圣公府醒酒。因为衍圣公府就在附近，源西河又是身份显赫之人，杨铭乐得从其便，与他一道将杨埙扶来衍圣公府。然进门不久，杨铭便被人从后制住。他虽是武官，哪里想得到圣地竟会藏污纳垢，另有玄机？竟来不及反抗，便遭了毒手。

源西河杀死杨铭，当然是为了不令官府找到蒯玉珠，隐有讨好蒙古人之意，因为他也想得到蒯玉珠作人质。况且，在险情环生的京师，多一个盟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而杨埙在客栈昏睡了一日两夜才醒，多半是因为被人暗中下了药。源西河亦忌惮其人精明，有意令其多昏睡一日，好为己方赢得更多的时间。

至于日本人能与蒙古人联络上，大概也是因为源西河多有机会与杨埙在一起，无意中从他口中听到了什么，或是干脆暗中派人监视跟踪了杨埙。但杨埙只知穆沙等人藏身在二条胡同一带，源西河能设法寻到具体位置，也算十分有本领。

主谋即是源西河的话，蒋琼琼的失踪便完全顺理成章了。她与源氏亲近，偶尔知悉了他的一些秘密，尤其涉及朱骥等身边人时，便忍不住挺身相告。却不想朱骥中毒昏迷，她未能见到本人，即被源西河捉住。源西河既然爱她，大概也不会猝然下手害她。然蒋氏外柔内刚，不会轻易屈服。源西河见二人再无希望，便干脆杀了她灭口。

源西河听了朱骥指控，连连摇头道：“荒谬！荒谬！”朱骥便命道：“搜搜他身上。”

校尉往源西河身上摸索一番，搜出一柄扇子来。朱骥展开一看，那扇子上题着一首小令《春思》：“澄湖如镜，浓桃如锦。心惊俗客相邀，故倚绣帏称病。一心心待君，一心心待君。为君高韵，风流清俊。得随君半日桃花下，强如过一生。”立时认出这是蒋琼琼的笔迹，道：“这是琼娘的扇子。她……她人在哪里？”源西河不答。

朱骥只觉得胸中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命道：“来人，点一队人马，包围衍圣公府，细细搜查每一处角落，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找到杨埙和蒋琼琼下落。”

袁彬与校尉不由得面面相觑。朱骥怒道：“怎么了？”袁彬小心翼翼地答道：“朱指挥，那可是衍圣公府。”

朱骥指着源西河道：“这个人是日本人的间谍，隐伏在本朝多年，利用衍圣公弟子的身份，图谋不轨。就算皇帝知道后怪罪，一切由我一人承担。速去叫人包围衍圣公府，不要让一个人走脱。”

袁彬应了一声，急忙带人去办事。

当日，锦衣卫大队人马包围了东安门外的衍圣公府，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出人意料的是，锦衣卫入府搜查时遭遇了被兵部通缉多年的男女贼人。一时间，衍圣公府中血肉横飞。男女贼人武功了得，杀死杀伤十余名锦衣卫。然锦衣卫人多势众，最终以弩箭射伤二人，将二人围困在庭院一角。二人见无力逃脱，便调转刀头，自刺胸腹而死，情状甚为惨烈。

锦衣卫百户袁彬带人细细搜索，在后花园发现有新挖的痕迹，命人掘开，赫然是蒋琼琼的尸体。然来回翻查，始终没有找到杨埙的踪迹，当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朱骥听说后，亲自带人再去衍圣公府寻找，折腾了几天，仍是一无所获。朱骥认定杨埙失踪跟日本人有关，便再度提审源西河，直接询问他如何处置了杨埙。

源西河听说手下二人已自杀而死，颇为黯然，又对朱骥称呼以“贼人”极为不满，道：“他二人也有名字，兄长叫明镜，妹妹叫紫苏。”

朱骥道：“被你们杀死的杨铭等人，还有今日死在明镜、紫苏手下的校尉，也都是有名字的，曾是活生生的人。”

源西河沉默许久，才道：“事已至今，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朱指挥肯据实回答我，我就招承所有罪名。”

朱骥道：“什么问题？”源西河道：“当日我来锦衣卫官署，朱指挥本没有任何头绪，如何会突然怀疑到我头上？”

朱骥道：“因为你不该在离开时多问了一句杨国忠是谁。”

这“杨国忠”，当然不是指唐玄宗执政时靠堂妹杨贵妃显贵的宰相杨国忠，而是杨埙戏言要为爱子取的名字。杨国忠祸国殃民，后世姓杨者耻于与其同名，绝不会用国忠当名字，就跟秦姓者因南宋奸相秦桧耻于姓秦[10]一样，杨埙当然不是真的要给儿子取名叫杨国忠，只不过是跟妻子开个玩笑。而这件事，全京城只有杨埙和朱骥二人知道。源西河乍然问起杨国忠是谁，朱骥便立即将他与杨埙失踪联系了起来——

一定是杨埙知道有危险，且无法逃脱，故意以言语引诱源西河，期待他将来一时好奇，会向朱骥打听杨国忠是谁，朱骥自会听懂这一“暗号”。

而事实果亦如此，如果不是源西河多问了一句，他早已离开京师，亦决计不会有人怀疑这位衍圣公大弟子竟跟多起凶案有关。

源西河听完解释，这才明白究竟，对杨埙才智更是衷心叹服，道：“杨匠官不仅手巧，心思更妙。”

朱骥问道：“他人在哪里？如果你已经杀了他，尸首埋在哪里？”源西河摇头道：“我再无话说。”

朱骥再三喝问，源西河却闭口不言。源西河是日本人，既姓源，多半是镰仓幕府源氏后人，还顶着衍圣公弟子的头衔，明景帝已特意派人交代锦衣卫，要予以善待，朱骥也不便动刑拷问，只好就此作罢。

源西河被押解出堂时，忽转头道：“是我杀了琼琼，至于缘由，朱指挥猜也猜得到，我不想再多说。事实上，琼琼是因为你朱指挥而死。而且我派人下毒害你，并不是要拿你当筹码。我在京多年，深知于少保为人，绝不会为了保住亲人性命而牺牲国家利益。”

朱骥很是不解，问道：“那么你为何还要命人以淬毒袖箭害我，难道我曾得罪过你？”

源西河道：“不是。”长叹一声，道：“这是我心中一个结，不吐不快。朱指挥，我实话告诉你，我下毒害你，不是打算拿你来交换郑和宝图，而是因为琼琼心中还有你。”语言渐渐低沉了下去，又回忆起当日情形来：“我不是有意杀她。当日琼琼在大门外听到我和明镜对话，所幸我及时发现，将她拉了进来。她说她早已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只是想不到我会对朱指挥下手，求我拿解药救你。我自然不肯，她便高声呼救。我情急之下，扼住了她的咽喉，想不到用力过猛，竟让她窒息而死。我……我亲手杀了最爱的女子，亦因此而饱受折磨。”

朱骥道：“你真爱琼娘的话，又怎会下重手？”顿了顿，道：“那么你后来拿出解药救我，也是因为心中内疚吗？”

源西河道：“不，你的解药是杨埙用性命换来的。”

朱骥一怔，料想就算开口询问，对方也不会交代具体经过，怒道：“你杀了我手下杨铭，又害死我两个最好的朋友，我……”

源西河轻蔑地道：“朱指挥又能怎样？你们那位皇帝对内声色俱厉，对外软弱可欺，我是日本人，你实不能拿我怎样。”冷笑一声，昂然去了。

朱骥愣了半晌，竟无力反驳源西河示威性的言语，只颓然跌坐在交椅中。等到堂中无人的时候，泪水终于潸然滑落。

这一日，有客来武清侯石亨府上拜访神算仝寅。仝寅迎出来一看，竟是锦衣卫指挥朱骥，一时颇为惊异。

朱骥道：“怎么，仝先生算不到我要来吗？”仝寅笑道：“我又不是神仙，怎么什么都能算到？不过我倒是大致能猜到朱指挥的来意。恕我不能透露惜儿的下落，这是我答应过她的事。”

朱骥摇头道：“不，我不是为惜儿而来。”踌躇许久，才讪讪道：“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荒唐，我知道杨埙已经死了，但一日不找到他的尸首，我就不能安心，总觉得他有可能还活着。”

仝寅道：“这一点，我可以直接告诉朱指挥，我也为杨埙掐算过，他应该没有死。”

朱骥大喜过望，忙问道：“当真？”仝寅道：“信则有，不信则无。”

朱骥道：“那杨埙人去了哪里？”仝寅道：“这个嘛，我也不知道。朱指挥如此关心朋友下落，何不去问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朱骥摇头道：“源西河不肯说。而且因为他的身份特殊，皇帝已下诏释放他回国，不究前罪，他应该已经离开京师了。”

仝寅道：“你二人命运相系，一定会再见面的。”

朱骥一怔，问道：“仝先生说的是说我和杨埙，还是指源西河？”

仝寅却恍若未闻，起身往内堂去了。

朱骥怅然许久，始终不见仝寅再出来，只得怏怏离开。他翻身上马后，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官署，只信步走着，竟不知不觉来到城外蒋琼琼墓地处。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新坟茔前跪伏着一人，正是源西河。

朱骥先是一惊，随即满腔怒火，赶过去质问道：“你竟然还有脸来这里？”

源西河勉力抬起头来，招呼道：“朱指挥，你也来看琼琼了。”

朱骥一眼瞥见几丝黑血正从源氏嘴角、鼻孔、眼角沁出，大为骇异，忙上前扶住，问道：“你是中了毒吗？是谁下的手？”

源西河摇头道：“没人对我下毒，是我自己想留下来，跟琼琼在一起。”昔日白皙俊朗的脸庞虽因痛楚而扭曲得变了形，却仍然流露出凄凉的悲意来。又叹道：“我生在中国，长在山东，如果我不姓源，如果我不是日本人，只是衍圣公的弟子，该有多好。”

朱骥见他气息渐弱，慢慢软倒，忙问道：“你告诉我，杨埙人在哪里？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源西河断断续续地道：“这里……这里就是终点……”

朱骥见他命在旦夕，忙从怀里掏出扇子递过去，道：“这是之前在你身上搜出的琼娘的扇子，我现下还给你。我只要你告诉我，杨埙是不是还活着？”

源西河不答，只展开扇子，道：“一心心待君……为君高韵，风流清俊……可惜……”头一歪，就此死去。

朱骥慢慢站起身来，凝视着源西河狰狞扭曲的面孔，心绪万端，滋味复杂。

满地残阳，乱碧萋萋。伤怀念远，黯然情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明景帝朱祁钰对外只求息事宁人，未追究日本人图谋郑和宝图一事。甚至连源西河真正身份也未告知山东孔氏，称其因伤感恩师身故而骤逝，仍将他以衍圣公弟子身份下葬，以掩人耳目。

第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彦缙过世后，因其独生爱子孔承庆早逝，便由孔承庆之子孔宏绪继袭衍圣公之位。孔宏绪年纪虽小，天资秀异，聪明异常，于凡书典，过目成诵，所作诗文清新可观，字画端楷。

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十岁的孔宏绪以第六十代衍圣公[11]身份入朝道贺。朱祁镇爱其进止有仪、应对得体，“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君臣极为欢悦。又因衍圣公府曾发生命案，便借口更换大第，专门为孔宏绪在皇城西太仆寺街造了一座新衍圣公府，规模更胜旧第。

京师接连发生蒙古、日本图谋不轨的重大事件，明景帝朱祁钰不知内幕，或许根本不关心真相到底如何，只终日沉溺于后宫嫔妃的温柔乡中。在李惜儿被赶出皇宫后，明景帝又纳妃唐氏，十分宠爱。而皇帝求子心切最直接的结果是纵欲过度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而老天爷始终不肯再赏给朱祁钰一个儿子。景泰七年（1456年）二月，皇后杭氏也得病而死。朱祁钰连受打击，加上酒色太过伤身，他的身子很快垮了下去，连行路都困难了。

到了这时候，朱祁钰不得不开始考虑立太子的问题，以作后备。前太子沂王朱见深肯定是不在考虑之列的，朱见深是明英宗朱祁镇之子，如果重新当上太子，朱祁镇的势力势必重燃。而朱祁钰是如何对待兄长的，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他还能指望兄长的儿子善待他身后之事吗？反复思虑之下，襄王朱瞻墡进入了明景帝的眼帘。

对于襄王朱瞻墡而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考虑立为皇嗣。明景帝考虑襄王朱瞻墡，自然是因为襄王朱瞻墡为外藩，如果继位，势必感激他，起码身后事是有保障了。然而，这其中却有一个难处。召襄王入京的金牌一直在孙太后手中，孙太后怎么可能放着孙子沂王朱见深不立，而去立襄王朱瞻墡呢？

种种顾虑中，事情便拖下来了。明景帝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子嗣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位处理政事极为幼稚的皇帝，丝毫没有料到一场惊天阴谋将要来临。

转眼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明景帝仍然在病中，好几日不能临朝。群臣到左顺门问安。宦官兴安走出来，愤而指责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群臣哑口无言，只得退了出去。

在朝房中，众臣聚在一起悄悄商议，认为兴安之语大有意味，可能是在暗示大臣们商议立储之事。御史萧维祯等人提议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大学士萧镃认为沂王既退，不便再立，应该另选贤良。群臣意见不一，鉴于御史钟同的前车之鉴，没有人敢轻易上奏提重立沂王为储，于是拟定以“早建元良”请。

正月十四，群臣将奏疏递了上去，明景帝没有同意。且下发谕令道：“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表示皇帝将于正月十七临朝。

按照明朝惯例，正月十五，皇帝要在南郊主持典礼，大祀天地。群臣都认为这是明景帝身体好转的标志，于是各自退去，等待正月十七再议。

然而，深宫中的明景帝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原本计划正月十五亲自祭祀天地，正月十六回宫，正月十七临朝，哪知道刚刚站起身，就头昏眼花，摇摇欲坠。朱祁钰叹息了半天，最终决定放弃计划，选派一位可靠的大臣，秘密代替他去南郊祭祀。

按理来说，代为祭祀的大臣应该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应该从内阁或者六部中选取，但明景帝生怕自己的病情动摇人心，便决定选一位武将。于是，这重任就意外落在了武清侯石亨身上。

历史就因为这一意外而改写，不日，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即南宫复辟，实际上是因为明景帝病重，某些投机分子临时起意，事先并未有周密谋划。参加这一政变的人，主要有武清侯石亨、大宦官曹吉祥、靖远伯王骥、京营都督张軏、礼部左侍郎杨善，以及都御史徐有贞。其中，徐有贞是主谋首脑人物。

石亨，渭南[12]人。出身军人世家，袭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善骑射。正统中，累官至都督同知，充参将，辅佐朱冕守大同。也先进犯大同时，明军兵败，石亨单骑奔还，被关进监狱等待处分。后来北京保卫战时，兵书尚书于谦认为石亨熟知兵事，力荐他掌管五军大营。石亨不负所望，立下大功，被封为武清侯。

由一个戴罪的败军之将，瞬间加官进爵，石亨难免受宠若惊。在他内心深处，相当感激于谦的知遇之恩。为了表达感谢，石亨特意上书，请求明景帝加封于谦之子于冕官职。

石亨当然知道于谦当初大胆起用他，仅仅是因为他熟悉军情，在公不在私，但他仍然不大了解于谦为人。于谦听说石亨举荐于冕后，一点也不领情，大声道：“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

于谦不但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石亨的好意，还当众指责他徇私。石亨十分难堪，又愧又恨。原先的一腔感恩戴德之心，立即化作了怨恨，发誓有朝一日要报复。

明景帝倒是十分信任石亨，恩宠有加，恩遇甚至超过了于谦。可笑的是，明景帝病重时，为挑选大臣代行祭祀大礼而费尽心机。皇帝反复权衡后，没有选择于谦，而是选择了石亨。而刚好是这个石亨，看见明景帝病重难起后起了异心，密谋拥立明英宗复辟，以立不世功勋。

大宦官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永平滦州[13]人。早年曾依附于权倾当朝的大宦官王振，颇得明英宗宠信，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明景帝即位后，王振同党马顺、毛贵等人均被杀死。曹吉祥却因长年在外监军而逃过了一劫，并很快调回京师，掌管禁军与内廷侍卫，成为新皇帝的新宠。后虽一度因出身于老太监阮浪门下而间接卷入金刀案，但他却棋高一着，抢先贿赂了司礼监大宦官兴安，又通过武清侯石亨居中向明景帝说项，由此未多受牵连，仅到锦衣卫官署转了一圈儿便被释放，且恩宠不衰。

王骥靠战功起家，封靖远伯，在明英宗一朝战功显赫，在明景帝一朝亦备受信任，负责看守囚禁太上皇的南内。

张軏是英国公张辅的幼弟，征苗时因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心中深恨于谦。明景帝时任前府右都督，总京营兵，是京师中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

杨善，即完全靠自己的家当、口才迎回太上皇的礼部左侍郎。他自认为立有不世之功，却为明景帝所压抑，而今景帝病危，又无子嗣，理所当然想要将全部赌注下在南宫的明英宗身上。

徐有贞，即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而遭到于谦等人严正驳斥的徐珵。之后，徐珵名声大坏，屡为内外朝所讥笑，多年未得晋升。徐珵多次托门生杨宜出面，请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

因杨宜是于谦内姻，于谦碍于情面，便在明景帝面前提及此事。只是明景帝一听说是徐珵，便鄙夷地道：“徐珵虽有词华，然其存心奸邪，岂堪为祭酒？若从汝用之，将使后生秀才皆被他教坏了心术。”于谦无以应对，事情遂不了了之。

未能如愿的徐珵非常懊恼，非但不感激于谦，反而认为是对方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懊丧之余，徐珵转而奉承内阁大学士陈循。在陈循的建议下，他将名字改为徐有贞，之后果然顺利多了。

景泰三年（1452年），徐有贞任左佥部御史，到张秋治理黄河。当时，黄河在沙湾一段决口已有七年，难以治理。明英宗即位后，黄河屡次北决，威胁沙湾运道。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新乡八柳树决口，往东北方向狂泻，直冲山东张秋，毁坏堤岸，淤塞运道。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运河便成为大明的枢纽干线，钱粮均通过河道运往北京，不容有丝毫闪失。黄河决口后，明廷紧张万分，先后派王永和、洪英、王暹、石璞等人前去治理，但旋治旋决，均不见根本成效。

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黄河又冲决沙湾运道北岸，挟运河水东奔入海。景泰四年（1453年）五月，再次决开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舟尽阻”。

徐有贞到任后，即对河情水势进行实地勘查，“逾济、汶，沿卫、沁，循大河，道濮、范”，提出了置水闸、开支流、疏通运河三条措施，并积极组织大量民工，亲自督率工程建设，从景泰四年（1453年）底兴工，至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竣工，“凡费木铁竹石累万数，夫五万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寸余日”，终将沙湾决口堵截，消除了水患。

尽管徐有贞一生荣辱沉浮、功过掺杂，然他在山东治黄成功，在中国治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4]。景泰七年（1456年），山东大水，“河堤多坏，惟有贞所筑如故”。张秋地区有歌谣唱道：“昔也，沙弯如地之狱；今也，沙弯如天之堂。”后徐有贞又奉命巡视漕河济宁等十三州县，督促修复河堤，因治河有功，进为左副都御史。

明景帝选中石亨为代祭大臣后，将他召到病榻前，亲自殷殷嘱咐。石亨当面满口允诺，但他亲眼看见明景帝的恹恹病态，知道天不假年，皇帝挺不了多久，内心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石亨出宫后，立即返回家中，请神算仝寅占卜储君之事。仝寅称明英宗必将复位。石亨立即派心腹找来与自己交好的前府右都督张軏和大宦官曹吉祥，告诉二人说明景帝已经不行了，得商议个法子，好为自己谋取后路。

此时，京师正有流言，称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明景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也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軏等武将身上。石亨道：“皇帝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

张軏、曹吉祥也表示赞同。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身上，拥立朱祁镇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三人当场做了分工，大宦官曹吉祥利用职务之便，入宫拜见孙太后，密告复辟一事，以取得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軏自认智谋有限，一道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议。

许彬曾代表明廷迎太上皇于宣府，其人心机极为深远。听说石、张二人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道：“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軏相信许彬的推荐，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件事，须得赶快下手。”

几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白天，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众人推举内阁大学士商辂主草奏疏。疏成时，已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明景帝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

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夺门之变。随之而来的便是诸多大臣被杀被贬，这其中也包括国之重臣于谦。倘若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就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大明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临行前对妻女交代道：“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我徐家就是灭顶之灾。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出门后，徐有贞又顺路邀请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党。杨善和王骥二人都表示要以死报答太上皇。王骥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不但自己亲自披甲上马，还将儿子和孙子都带在了身边。三方人马会齐石亨叔侄、曹吉祥叔侄后，又等到了张軏率领的大队京营兵，这才一齐向皇城进发。

张軏调兵进城的借口是瓦剌骚扰边境，要保护京城安全。而石亨是最高武官，掌管皇城钥匙，所以能够通行无阻。

四鼓时分，大队人马从长安门直接进入皇城。进入紫禁城后，徐有贞重新将大门锁上，防止外面有援兵进来，并将钥匙投入水窦中。皇城内的守军见这伙人行踪诡秘怪异，不明所以，但由于领头的石亨、曹吉祥等人俱是本朝显贵，也不敢上前盘问究竟。

这时候，天气忽变，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怀疑此番作为有逆天意，会遭到天谴，都非常惶恐。精通天象的徐有贞挺身而出，劝大家不要退缩，说大事必济。众人料想事已至此，后退也来不及了，于是继续前进，顺利到达南宫。

王骥本是南宫守备，不费吹灰之力，便斥退守卫。然而，南宫宫门早已被明景帝锁闭封死，且大锁坚固异常，怎么弄也打不开。石亨既是武将，便将军事中攻城之术派上用场，命人用巨木悬于绳上，数十人一齐举木撞门。宫门没有撞开，门右边的墙反倒先被震坍了一个大洞。众人便从墙的破洞中一拥而入。

太上皇朱祁镇还没有就寝，正秉烛读书，突然看见一大堆人闯了进来，还以为是弟弟明景帝派人来杀自己，不禁有些惊慌失措。谁料众人一齐俯伏称万岁。朱祁镇心神略定，这才问道：“莫非你们要请我复位吗？这事须要审慎。”

此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朱祁镇直奔大内。路上，朱祁镇挨个儿问清诸人姓名，表示不忘功臣之意。

一行人来到东华门，守门卫士上前拦住盘问。朱祁镇主动站了出来，表明自己太上皇的身份。卫士顿时傻了眼，不知该如何是好，更不敢强行阻拦。

于是，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专门举行朝会的奉天门而去，并迅速将明英宗朱祁镇扶上了奉天殿宝座。殿上武士见变故忽起，挥舞金瓜，要打徐有贞等人，被朱祁镇厉声呵止。他到底做过十几年皇帝，威仪俱在，一声令下，武士便闻声退开。徐有贞等人一起叩拜，高呼“万岁”。石亨亲自敲响朝会钟鼓，召集群臣到来。

彼时天色已然微微发亮，众臣因为明景帝事先说明今天要临朝，都已经早早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后，众人按顺序走入奉天门。但眼前的一切令人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明景帝朱祁钰，而是八年前的英宗皇帝朱祁镇。

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道：“太上皇复位了！”

明英宗朱祁镇便对百官宣布道：“景泰皇帝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你们各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

众朝臣见事已至此，只好跪倒参拜。明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

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坐上皇位时，明景帝朱祁钰已勉强起身，正在乾清宫西暖阁梳洗，准备临朝。突然听到前面撞钟擂鼓，立即问左右道：“莫非是于谦不成？”意思是，是不是兵部尚书于谦谋反篡位了。明景帝猜忌于谦之心已久，在这场可悲的政变中展露无遗。

左右惊愕万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明景帝的发问确实出人意料。于谦于社稷立有不世之功。尤其在辅佐明景帝登位、迅速安定局面上，于氏所起到的作用无人能及。可以说，没有于谦，明景帝的皇位不可能坐得安稳。而之后，明景帝也对于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信任。虽然皇帝一直没有让于谦进内阁，但恩宠有加，无出其右。谁也想不到，原来在明景帝的内心深处，竟然如此提防他表面所信重之人。帝王的薄情寡恩，亦由此可见一斑。

片刻后，大宦官兴安回奏是太上皇复位。明景帝连声道：“好，好，好。”然后喘了几口气，重新回到床上，面朝墙壁睡下。

表面镇定无事，心中却是唏嘘感叹，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失望之情。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完了，他所加在兄长身上的一切毒辣手段，都要被加倍回返到自己身上。

在中国历史上，报复和仇恨往往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悲痛总是无法完全忘却，伤害总是不可弥补，明英宗朱祁镇重新登上皇位后，清算旧账便成为与巩固政权头等重要的大事。

“夺门之变”成功后，明英宗先在奉天殿登位，随即到文华殿，命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入直内阁参预机务。不久，明英宗再登奉天殿，行即位典礼，此时刚好是正月十七日正午。

仪式完毕后，殿上传下圣旨，兵部尚书于谦、内阁大学士王文当庭被锦衣卫逮捕。内阁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都督范广，以及景帝亲信宦官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人都相继被逮捕下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宦官兴安为景帝亲信，独幸免于难。据说主要是孙太后为他讲话，有功于社稷，加上兴安好佛，不贪财，更是难得。

于谦和王文被逮捕后，关在锦衣卫镇抚司，由新上任的锦衣卫长官门达审理。早在英宗一朝，门达便已经坐到了锦衣卫指挥同知的高位，曾扈从明英宗出征，“土木堡之变”后单骑逃回京师，被降为千户。其人后依附石亨，在锦衣卫长官卢忠罢职后再度升任指挥同知。明英宗即位后，听从石亨建议，罢免了明景帝亲信锦衣卫指挥毕旺及朱骥，改由门达担任锦衣卫长官。

门达性格机警沉鸷，名声却不坏。他手下有小吏名谢通，精通刑律，一直协助门达处理司事。谢通主张用法仁恕，平反了不少冤案，以致朝廷上上下下都夸奖门达能干。正因为如此，门达特别信任谢通，对其言听计从。

谢通料想于谦这次在劫难逃，明英宗一定会要他的命，但于少保不是普通人，如果死在锦衣卫镇抚司手中，门达身为长官，势必被天下人怨恨。于是，他出了个主意，以案情重大为名，将案子推了出去，交给三法司会审。门达虽然也想奉迎重新登位的明英宗，但仍然害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于是听从了谢通的建议。

三法司会审应该由刑部主审，但刑部尚书俞士悦一向与于谦交好，且已被逮捕下狱，案子辗转到了都察院都御史萧维祯手中。法司给于谦、王文二人定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欲立襄王朱瞻墡长子为帝——意图谋逆。虽无实迹，其意则有，同样可定罪，于谦、王文因此备受酷刑。

于谦冷静而从容，似乎早预料到一切。王文则不胜其愤，极力辩解道：“按照祖宗成法，迎立外藩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和符信；派遣使者，必须用兵部发的马牌。这些事只要到内府兵部一查便可明白，岂能平白无故地诬陷？”

兵部主管马牌的是车驾司主事沈敬。沈敬却是个硬汉子，不肯作伪证，当场指出兵部从未发出马牌。而内府所存召取襄王的金牌符信早就被孙太后拿去，一直在后宫中。大家心中有数，如果真的查验，反而应验了王文的话。

王文见占了上风，更加据理力争。堂上堂下吵得不可开交时，于谦却笑道：“石亨等罗织锻炼，辩之何益？”

萧维祯看见于谦是个明白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三法司只好加上“意欲”二字，给于谦和王文定的罪名为“意欲迎立藩王”，“坐以谋逆，处极刑”。所谓“极刑”，便是千刀万剐之刑，按例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沈敬被无辜牵扯进来，也跟着倒霉，被认为是于谦和王文的同谋，不过罪减一等，免死罪，充军铁岭。

当案子的审理结果递到明英宗朱祁镇手中时，皇帝见给于谦的定刑是一个“死”字，不禁犹豫起来，迟疑着道：“于谦实有功。”

在朱祁镇的心中，对于谦的恨意极重，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对他个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在当俘虏的北狩期间，他甚至有必杀于谦而后快的念头。但如今的朱祁镇，已经不是八年前的那个年轻皇帝了。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后，他逐渐明白，倘若当初不是于谦坚决抵抗瓦剌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非但他本人永远回不到京师，就连大明朝廷恐怕也早是风雨飘摇。所以，这一句“于谦实有功”很好地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于谦态度的转变。

徐有贞见明英宗迟疑，马上攘臂直前，大声道：“若不杀于谦等，夺门之变则无名，无以昭告天下。”

于是，明英宗下定决心，诏令将于谦和王文弃市，即公开斩首示众。这已经是一些正直大臣极力营救的结果，其中新入阁的阁臣薛瑄更是据理力争。按三法司的定罪，于谦应该被凌迟处死，改为弃市，已经是罪减一等。

正月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临刑前，于谦口占《辞世诗》[15]云：村庄居士老多磨，成就人间好事多。

天顺已颁新日月，人臣应谢旧山河。

心同吕望扶周室，功迈张良散楚歌。

顾我今朝归去也，白云堆里笑呵呵。

诗中无一冤字，只历数一生行状，旷达潇洒，笑对生死祸福，表达了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磊落胸怀，令人深为震撼。

此时的于谦，豪情与悲凉在心中反复交织回荡。自明景帝私心日益显露以来，他便感觉一只无形却密不透风的大网缠绕住了他，且愈匝愈紧。人们赞许他扭转了大明的命运，他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操纵不了。

他又想起早已死去数年的前御史钟同来。他这几年的人生，有许多苍白无力之处，没能拯救许多他在意的人。而死去的人一直在他意识深处纠缠着他，他想要逃避，却始终避不开。他早已萌生退意，想要摆脱世俗杂务，辞官归返故乡，隐居于江南的青山绿水中。然到了他的地位，又怎能轻易摒弃一切，一走了之？

当日他到锦衣卫大狱与逆贼首领郭信会面。郭信称他功劳太大，功高震主，将来必会被皇帝所杀。他问郭信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郭信道：“这可不是废话。于公你是大明栋梁，全靠你支撑大局。我虽大事不成，却也要设法剪除大明羽翼，令它气数早尽。我请见于公，只是为了害你，别无其他。”

他很是不解，问道：“你刑具缠身，动一下都难，要如何害我？”

郭信笑道：“用皇帝的疑心害你。疑心是把刀子，也能杀人。”又进一步解释道：“因为我是逆贼，图谋改朝篡位。于公独自来见我，却不能将我一番话传出去。日后皇帝询问于公，你只能不答。但我既指名见于公，怎么会什么话都不说呢？如此，皇帝必然猜疑你。疑心这东西，一旦发芽出来，便会一直滋生下去。”

当时他以为郭信只是无稽之谈。明景帝倒是真问了郭信说了什么，他当然不能如实上奏，只好回答说对方什么都没说。后来人们纷传明景帝不让他带职入阁为大学士，已有猜忌他之心，他也未放在心上。但当他听说英宗皇帝复辟后，景帝第一句话竟是“莫非是于谦不成”，陡然又想到郭信当年在牢房中的那番话来。原来在皇帝心目中，疑忌已如此之深，竟将他当作了郭信一类的逆贼。他忠君爱国，殚精竭虑，仅此一句“莫非是于谦不成”，便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打击。

正郁郁满怀时，忽听到一声炮响，有人高叫道：“时辰到！”

于谦自知大限已到，遂慨然赴死，正色就刑，时年六十岁。

人们看不到英雄心底深处的悲怆与纠结，只看到他走向刑场的镇定。当他矗立的身影倒下时，大地深沉，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

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被人称为三字狱。而于谦的罪名是“意欲”，时人称为二字狱。千古英雄共一心，却有着相同的悲剧命运。

自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独力支持危局，名满天下，成为全国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朝野上下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所以听闻他被杀的消息后，“行路嗟叹，天下冤之”。都人见者闻者，老幼无不垂泪。有举家号哭者，有合门私祭者，有暗地披麻戴孝者。边关军士闻之，莫不涕泣。

大宦官曹吉祥麾下有一指挥朵耳，一向很感激于谦。土木堡之变以后，北京军民对于城内的少数蒙古人很不放心，有人主张全部杀掉，有人主张收监，以防止他们作乱，与瓦剌军里应外合。于谦却力排众议，不同意这么做，还下令道：北京城里的蒙古人只要安分守己，一律保护；愿意从军立功的，与汉人同样受奖；敢于通敌内应的，杀无赦。北京城内的蒙古人都很感激于谦的深明大义。朵耳听说于谦被杀后，提着酒浆纸钱到刑场恸哭祭奠。曹吉祥得知后大怒，命人鞭打朵耳，以儆效尤。然而到了第二天，朵耳照旧前去哭祭。

有个姓裴的太监为于谦的莫名被杀而愤愤不平，秘密将于谦的孙子于广救出，抛弃到手的荣华富贵，只带着于广，逃往河南，隐居起来。

北京城内还出现了怀念于谦的童谣：“京都老米贵，那里得饭广；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饭广”即指与于谦一同遇害的副总兵范广，是于谦爱将。“鱼嗛”则是指于谦。就连孙太后听说于谦被杀后，也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于谦遇害，家属亦受到牵连：长子于冕充军山西龙门；于冕妻张氏发配山海关；义子于康、女婿朱骥发配辽东。所幸由于某些大臣力救，儿媳蒯玉珠及女儿于璚英没有按惯例配入军中为奴，否则所受凌辱难以想象。

当锦衣卫来抄家时，在于谦家中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只有正屋一间，大门紧闭，上面一把大锁牢牢锁着。锦衣卫大喜过望，急忙撞门进去。里面装的都是皇帝御赐物件，蟒袍、剑器、圣旨等，一件一件地摆着，并没有金钱宝物之类。见此情形，就连负责查抄的官吏也涕然泪下。

事情还不止于此，锦衣卫千户白琦上书请公告于谦之罪，“榜谦罪，镂板示天下”，“一时希旨取宠者，率以谦为口实”。倒是早先因赌博将朱家家产败光的朱骥舅舅杜平挺身而出，怒骂朝廷薄情寡义，杀害社稷功臣，还要令其身败名裂。明英宗心中多少有愧疚之意，下诏令勿要再论及于谦一案，这才阻止了这股虚浮的戾气。

在于谦一案中，锦衣卫千户白琦是关键证人，且在其后还有处处针对于谦、朱骥之举。他是带引朱骥入行的师傅，朱骥一直对他极为尊重，却想不到他在关键时刻从背后捅了人一刀，朱骥难免心中大惑不解。

这一日，朱骥将要被递解出京，远赴辽东戍边。出锦衣卫大狱时，正好遇到白琦，忍不住停下来，多问了一句：“我一直尊白大叔为师傅，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白琦道：“你想知道吗？”朱骥道：“如果是不相干的人，如何栽赃诬陷，倒也无所谓了。可白大叔你……”露出极为失望的神情来。

白琦挥手命校尉退开，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道：“实话告诉你，我倒也不是想讨好皇帝，可我杀了人，你是最有可能揭开真相的人，只有除掉你，我才能永保无事。”

朱骥大为惊讶，问道：“你杀了人？”微一凝思，便回味过来：“啊，是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

白琦道：“不错，是我杀了韩函。那日本是你在官署当值，偏偏你因私事外出，将钥匙和令牌交给了我。又偏偏那身份特殊的老僧杨行祥在这期间死去。狱卒韩函将实情告诉了我，他私放外人入狱，自是死罪，我作为当值官员，也要受到牵连。”

于是，白琦让韩函收买仵作伍汉，令他以自杀上报。事后，韩函因为太过害怕，再找白琦商议。白琦烦不胜烦，为绝后患，遂将对方诱出城外杀死，掩埋了尸体。

事情本就此了结，然后来风波再起，朱骥又被迫重新调查杨行祥一案。他在锦衣卫官署打听韩函住址时，正好被白琦听到。白氏立即起了警惕之心，料想朱骥对杨行祥案起了疑心，大概要重新调查，于是立即赶去仵作伍汉家中，将其杀死灭口。

之前仵作伍汉被买通以自杀上报，只有韩函出面，伍汉不知白琦也牵涉了进来。而一旦朱骥了解到杨行祥不是上吊自杀、而是他杀，仍能辗转查到白琦身上，所以伍汉也必须死。

不想伍汉没有立时毙命，想留下线索，试图写下白琦的名字，可惜只写了两笔便断了气。后来杨埙到场，留意到地上的笔划，认为是个“朱”字，因此而疑心是英宗皇帝要杀杨行祥，却绝未想到是个“白”字。

再后来郭信案发，朱骥一度以为是郭信杀了韩函、伍汉二人，却被郭氏当面否认，韩、伍之死由此成为无头悬案，想不到竟在今日由白琦亲口应承。

白琦又道：“塞外苦寒，寒风似刀。你这一去，怕是再也没命回来，所以我告诉你实话，让你死也死得安心。”

朱骥明白了究竟，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苦涩滋味，嘴唇动了两下，还待再说几句告别之语，白琦却挥手命校尉将他押走。他手足戴了重铐，无力反抗，被押送人员推着走了几步。勉力回过头来时，昔日谆谆教诲的师傅变得完全陌生起来，只看到了一张狞笑着的阴冷的脸。

翰林学士丘濬冒着巨大风险，赶来为朱骥、于康送别。又慨叹世事变幻无常，作《梁父吟》道：浩歌梁父吟，视古犹视今。

世态屡翻覆，人心益崎崯。

争名竞利日无已，龙蛇走陆波涛起。

设谋无虑千万桃，杀人岂但二三子。

来今往古何憧憧，宵人心态今古同。

君不见，张道济嗾赵彦昭；

又不见，李文饶拔白敏中。

实当不祥公窃位，不畏天命悲人穷。

梁父吟，用意深，卧龙久已矣，谪仙亦消沉。

以我今日见，寄之前古音。

至于于谦后事——于谦被杀后，京营指挥同知陈逵感念其忠义，冒险收藏了其遗骸。天顺三年（1459年），于谦女婿朱骥因前下属逯杲营救，被赦免还乡。他设法取到岳父骸骨，将灵柩运回于谦故乡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麓，后人称为“于少保墓”。每年红男绿女，至墓前拜祷，络绎不绝，相传祈梦甚灵。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为西湖生色不少。清代文人袁枚有诗道：江山也要伟人扶，

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

人间始觉重西湖。

南明抗清名将张煌言也有诗云：“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于谦与岳飞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抵御外侮、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岳飞“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到死抗金大业未竟，以致死不瞑目。而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间，备受明景帝信任，一战惊天下，从根本上改变了明朝与瓦剌强弱对峙的局面。相比于岳飞，于谦可谓已经建功立业。完全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结局——两位相隔三百年的英雄人物，最后都是被诬陷而冤死，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

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于谦之子于冕遇赦回乡后，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朱见深邃下诏为于谦昭雪，将裱褙胡同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祠中塑有于谦像，由朝廷按时派官吏祭奠英魂。故宅的西侧建有奎光楼，上悬“热血千秋”木匾。左右对联曰：“帝念有功群小谗谋冤太惨，公真不朽故居歆记地犹灵。”

弘治二年（1489年），明廷又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

于谦性格刚强，遇到不如意之事，每每拍胸道：“我这一腔热血，不知竟洒何地？”大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叹，已极具悲壮色彩。又曾赋诗明志，写下一首《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时人及后世认为，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 * *

[1]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命人在西四牌楼北侧道路当中建了当街庙，以纪念也先，“当年车马皆由庙之两旁绕行”。后人认为英宗无耻，竟然建庙纪念敌人。然而，明英宗的际遇难免不让他在心目中将也先与兄弟明景帝朱祁钰对比，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谁才是真正的敌人，一言难尽。事见清末民初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西四牌楼北，当年在甬中间有一庙宇，坐南面向北，名当街庙。其址在石老娘胡同（1965年改名西四北五条）东口，庙供额森（即也先，都是根据蒙古文音译）牌位。据闻明英宗北狩，后为额森放还朝，感其义，为之立庙。”又，虽然明朝视北方蒙古为大敌，交战绵延，但承认元朝的正统性。明成祖朱棣道：“昔者天命宋主天下，历十余世，天厌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数世之后，天又厌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岂人力之所能也。”称宋、元、明之间的传承在于天命所归。每年明廷都会按时派人祭祀元世祖，明英宗时还重修了元世祖庙。“土木堡之变”后，明官方仍未改变祭祀元世祖的传统。

[2]清水营：今陕西神木东北。花马池：今宁夏盐池。

[3]徐渭即是民间传说的天才徐文长。其人才华横溢，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均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著名戏曲《牡丹亭》的作者）的极力推崇。一直有种说法，徐渭就是第一奇书《金瓶梅》的作者；他的书法，袁宏道称赞说：“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他的绘画，干笔、湿笔、破笔兼用，风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清名士郑板桥对徐渭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徐渭号青藤山人）。近代艺术大师白石老人，也对徐渭深为倾慕，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然徐渭的一生却很不幸，中年因发狂杀妻而下狱七年，晚年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终于潦倒而死。详细生平及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青花瓷》。

[4]炒红果：老北京名小吃，用糖水熬煮山楂而成，汁红果亮，酸甜开胃。

[5]刘大夏：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今属湖南）人。天顺三年（1459年），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年），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成化元年（1465年）起，一直在兵部任职。他曾在张秋（今山东济南西南张秋镇）治理河道，功绩卓著。宋代以后，黄河变化越来越频繁，泥沙大量沉积造成河床升高，形成悬河。张秋正好位于黄河和大运河的相交之处，洪水一来，堤坝决口，洪水就形成新的河道，变成黄河的支流。张秋地段的黄河不但危及大批人的生命，而且严重地威胁着运河的运输。刘大夏采用了前辈水利工程学家贾鲁使用过的技术，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离决口很远的上流黄陵冈（几乎远及河南的开封）开始，疏通了贾鲁河、孙家渡和四府营的上流，用来分黄河的水势。又从胙城开始，经东明、长垣，一直到徐州，修建堤坝，一共三百六十里。最终通过堵塞、开渠和筑坝的巨大工程，改变了黄河主河道的流向，使它转向东南，流向江苏北部的徐州，再流入淮河入海。这样，黄河主流只在山东半岛南部流动，不再威胁到大运河这一漕运的中心。这一改变一直延续到清代。

[6]刘大夏因为此举被今人视为千古罪人。一说刘大夏只是藏起了郑和宝图（航海图），等到事情平息后，又悄悄放回了原处。郑和宝图未能流传下来，极可能是明朝灭亡时档案丢失所致。另一说是清朝乾隆皇帝为了禁海，下令烧了郑和宝图。明人茅元仪（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所著《武备志》中录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郑和航海图。地图精度很低，但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令今人可以略窥当年七下西洋的盛况。又，成化元年（1465年），安南入侵老挝，宦官汪直建议趁机攻击安南。明宪宗闻言心动，要求兵部上交永乐年间名将张辅征战安南时的地图。刘大夏时到兵部任职不久，暗中将图册藏了起来。结果管理图册的官员被逮捕下狱，遭受毒打。刘大夏一声不吭，只对兵部尚书余子俊道：“打死一个小吏，不过是一条命罢了。如果安南战事一开，死的可就不止千人万人了！”

[7]浣衣局：俗称浆家房（洗衣处），明代内官（宦官）八局之一，位于德胜门以西，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由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

[8]金英有妻，嗣子名福满，养子名周全。周全累官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佥事。都指挥是流官，按制度是不能承袭的，但周全死后，明宪宗朱见深特准由其侄周广袭职。

[9]北宋灭亡后，李师师辗转流落在湖广一带。只是此时时过境迁，历经离乱之苦的绝代名妓已经容颜憔悴，不复有昔日的丽色。因为生活艰难，无以谋生，李师师不得不重操旧业，以卖唱度日。南渡的士大夫们仰慕其昔日盛名，时常邀她出席宴会。据说在宴席上，李师师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辇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遇湖湘。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而另一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则有千古绝唱的《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0]秦桧一生作恶多端，生前死后都遭天下人的咒骂，声名狼藉。当时姓秦的人都哀叹说：“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11]孔宏绪生父孔承庆虽然过世，仍被追赠衍圣公，是以孔宏绪为第六十代衍圣公。孔宏绪原名孔弘绪，日后因避乾隆皇帝弘历讳而改名。又，翰林许彬（即书中人物）曾为孔承庆所著《礼庭吟》作序。又，孔宏绪后娶大学士李贤之女为妻，因少年得志，骄横跋扈，所为多“过举”，滥杀无辜。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南京科道弹劾孔氏宫室逾制，孔宏绪被夺爵，废为庶人，由其弟孔宏泰袭衍圣公，仍称第六十代衍圣公。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年），地方官员上报孔宏绪已“迁善改行”，命复冠带。弘治十六年（1503年），孔宏泰去世，由孔宏绪之子孔闻韶承袭，是为第六十一代衍圣公。

[12]渭南：今陕西。

[13]滦州：今河北滦县。

[14]徐有贞在山东治黄时，曾做水箱放水实验，是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早于西方近400年。

[15]明朝著名的临刑诗还有明初画家孙蕡《临刑诗》。孙蕡因曾为蓝玉题画，受蓝玉案牵连被杀，临刑口占云：“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明太祖朱元璋听到后，怒道：“有此好诗而不奏，何也！”遂诛监刑者。但此诗其实非孙蕡原创，而是改自五代人江为诗作。江为因事被杀，死前索笔为诗云：“衙鼓惊人急，西倾日易斜。黄泉无邸店，今夜宿谁家。”又有刑部尚书杨靖被朱元璋赐死，死前作《临难词》：“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轩辕镜，可惜颠折了无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盏须弥有道灯，可惜陨碎了龙凤冠中白玉簪。三时三刻休，前世前缘定。”顾影自怜，哀叹大才不遇，忠而获咎，“一寸葵花向日倾”，令人嗟伤。

尾声

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曾与皇帝同甘共苦的袁彬立即青云直上，由锦衣卫百户擢升为指挥佥事，不久又进同知，恩宠无比。只要袁彬开口的事，明英宗无不答应。内阁大学士商辂罢官还乡后，袁彬看上了商辂在京师的豪宅，明英宗立即将宅子赐给袁彬。后来袁彬娶妻，明英宗特别优待，命外戚孙太后之弟孙显宗主持婚礼。

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曾与皇帝同甘苦共的袁彬立即青云直上，由锦衣卫百户擢升为指挥佥事，不久又进同知，恩宠无比。只要袁彬开口的事，明英宗无不答应。内阁大学士商辂罢官还乡后，袁彬看上了商辂在京师的豪宅，明英宗立即将宅子赐给袁彬。后来袁彬娶妻，明英宗特别优待，命外戚孙太后之弟孙显宗主持婚礼。

除此之外，明英宗还经常召袁彬入宴，谈论一些旧事，“欢洽如故时”。不久，袁彬升为都指挥使，差不多已经是锦衣卫的最高长官。

袁彬曾经受中官夏时托付，为了私事，派百户季福到江西侦事，后来被人检举，东窗事发。明英宗见证据确凿，不便公然袒护，便将袁彬判了罪，但允许用钱赎罪。袁彬只是破了点小财，之后依旧官复原职。

当时锦衣卫指挥使门达得宠，势倾朝野，群臣对他无不畏惧三分。唯独袁彬自恃是皇帝心腹，不大买账。门达怀恨在心，派人查到袁彬小妾王氏父亲王钦在外面用袁彬的名义聚众赌博，诈取钱财，立即上奏弹劾。

明英宗本能地想要袒护袁彬。门达早有准备，讲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明英宗因为要继续利用门达控制臣民，不愿意因为一个袁彬得罪他，只好道：“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还我。”意思是，随你去办，但一定要把活的袁彬还给我。

门达虽然不敢加害袁彬，但袁彬因此吃了许多苦头，被关进著名的锦衣卫北镇抚司，最后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了门达加在他头上的数条大罪，“遂锻炼成狱”。

危急关头，竟有人跑去敲了登闻鼓为袁彬鸣冤。更令人骇异的是，这敲鼓人竟然是失踪多年的漆匠杨埙。

原来当年杨埙与朱骥一道追查锦衣卫百户杨铭被杀当晚行踪时，杨埙忽然想到在遇到杨铭之前，他先见到过太监李发。这个李发之前曾在国丈孙忠府邸附近出现，行踪鬼祟，又刚巧跟杨铭差不多同时出现，且总是一身便衣，也许不是巧合，而是他根本就在跟踪杨铭。杨铭起先没有觉察，找到杨埙后，反而无意中发现了仍在附近监视的李发，于是起了警觉之心，赶过去对质，但却被李发引开杀掉。

杨埙起了这念头后，越想越觉得李发应该就是那内应的手下，于是赶来皇宫，打听李发来历。

皇宫守卫道：“李发我知道他，那是司礼监金司礼手下。”

杨埙“哎哟”一声，心道：“难道金英就是内奸？他原是本朝头号宦官，而今声势大不如从前。他既是支持太上皇之子当太子，内心当然是向着太上皇的，而今既因易储一事而失宠于当今皇帝，所以大有营救太上皇助其复辟的动机。”

他离开京师数年，早不熟悉皇宫情形，更不知李发其实是大宦官兴安的心腹，皇宫守卫分不清楚，误将兴安说成了金英。

怀疑到金英后，杨埙欲找李发进一步确认。只是他虽有腰牌，却进不去内宫，不免暗暗着急。

刚好此时兴安引着一群太监急急出来，内中竟有李发。杨埙忙上前拦住，将李发扯到一边，称自己代表锦衣卫百户杨铭来找他。

李发满面愕然，问道：“杨铭是之前一直陪伴着太上皇的蒙古将军哈铭吗？他找我做什么？”

杨埙道：“不是你杀了杨铭吗，怎么还要问我他是谁？”

李发大吃一惊，道：“杨铭死了吗？怎么死的？”

杨埙道：“那晚我在御河边遇到你后，杨铭来找我，我喝醉了酒，没来得及说上话，结果当晚他就被杀了。我知道你人就在附近，不是你动的手，还能是谁？”

李发惊讶之极，道：“我为什么要杀杨铭？他是锦衣卫武官，我只是个小太监，我怎能杀得了他？”

杨埙道：“杨铭是被人从背后突然制住，再才被凶手正面一刀杀死。一定是你将他诱去了什么地方，再与同伙一道下手加害。”

前面兴安回头催叫，李发着急摆脱杨埙的纠缠，便道：“实话告诉杨匠官，我只是奉命监视孙国丈府，其他一概不知。至于杨铭，那晚我确实见到他了，他不是和源公子一道扶着杨匠官你进衍圣公府了吗？”

杨埙一怔，问道：“你说的可是真话，没有撒谎？”

李发道：“这件事，有什么值得撒谎的？当时我就躲在孙府墙根下，亲眼瞧见。”顿了顿，又道：“那位衍圣公弟子实在有些怪异，我曾看到他……”听到兴安叫喊的声音愈发严厉，不及说完，便匆匆去了。

杨埙心中不由得打起了鼓，暗道：“李发的话，与之前源西河所言全然不符，其中必有一人在撒谎。可源西河何等身份，怎么会平白无故说瞎话？太监当然不可信，但我看李发神情，也不似在说瞎话。”

他是豁达随性之人，心中既有疑虑，便干脆直接赶去衍圣公府，预备当面找源西河问个明白。

到衍圣公府门前时，源西河正要出门。杨埙忙道：“我也不耽误源公子太多时间，就想确认一件事，那晚我醉酒后，杨铭到底去了哪里？”

源西河微一踌躇，即道：“起先，杨铭来了我这里，还带着杨匠官你。”

如此，就表明李发所言无虚了。杨埙反而大为意外，问道：“那么源公子之前为什么要对我和朱骥说谎？”

源西河便请杨埙进来衍圣公府，到正堂坐下，这才正色告道：“是杨铭要求我这么做的。他告诉了我一件大事，请我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杨埙忙问道：“是什么大事？”源西河道：“我立了重誓，不能说。”

杨埙道：“但杨铭已经死了，而且他被杀，极可能跟这件大事有关。”

源西河叹了口气，道：“杨匠官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吗？”杨埙道：“一定要。”源西河道：“但我不能说。”

杨埙心道：“杨铭明明是来找我，既然事情紧急，他应该设法弄醒我。就算另有他事离开，不得已托付了源西河，也该是转告于我或是朱骥，为何杨铭反而要源西河不要泄露？”疑虑之下，望向源西河的目光也多了几分审视之意。

源西河沉默片刻，忍不住叹道：“杨匠官终于还是想到了。”

杨埙登时一震，瞪视了源氏好大一会儿，才失声问道：“源公子是日本人？”

源西河居然不否认，道：“杨匠官到过日本几年，熟知我国国人习性。但我在中国出生长大，言谈举止与你们没有任何区别，杨匠官又是如何猜到的？”

杨埙虽然猜及对方身份，仍是一脸难以置信的神情，神思了半晌，才道：“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能将郭信手下林海被杀和那对男女贼人联系起来的人，再联系诸多前后事，不难想到。”又摇了摇头道：“不难想到，我却到现在才想到。源公子，你顶着衍圣公弟子的名头，隐藏得如此之深，好生令人佩服。”顿了顿，又道：“你既姓源，当是幕府将军源赖朝后人了。”

源西河道：“我是源氏后人，但却跟他没什么关系。”

原来源西河竟是日本英雄源义经后人。当年源赖朝千方百计地杀死弟弟源义经，又下令将源义经爱妾静御前所生之子溺死在海滨。然执行命令之人不忍对新生婴儿下手，遂将他丢弃在海边，料想海水涨潮时，婴孩自会溺死，总好过亲自动手。源义经心腹家将得到音讯后，及时赶来救了婴孩，并携其东渡，逃往中国。一行人在山东定居下来，由此繁衍生息。为掩饰身份，又与河西源氏联族，冒充起鲜卑皇族后人来。

到了源西河父亲这一辈时，已与山东大族孔氏交往频繁，源西河亦得以拜在衍圣公孔彦缙门下，成为其得意弟子。然源氏终究是日本血脉，始终有割不断的根系相连。某一日，有来自东瀛的使者找上门来，要求源氏协助当今执政幕府足利将军取得郑和宝图，只要成功，便允准源氏重返日本。可惜源氏早已在中国落户，已无落叶归根之意。使者便以公布源氏真实身份相威胁，源西河为保家族能继续过平静的生活，遂同意了使者的要求。

不久，源西河设法以衍圣公弟子的身份频繁到北京公干。到京师后，方知日本方面早已派了明镜、紫苏兄妹到北京谋取郑和宝图。这对兄妹出身武士世家，非但武功高强，还会说流利的汉语及福建沿海一带方言。明镜已打听到郑和宝图作为机密档案收藏在兵部车驾司，但兵部是军事重地，防守严密。兄妹二人多方权衡后，预备从兵部副长官于谦之女于璚英入手。

源西河到底在中国长大，熟知明朝国情，忙告诉明镜兄妹大可不必如此。又称中国官员多贪婪无耻之辈，只要找到能接触机密档案的官吏，以重金收买即可。

明镜是源义经的狂热崇拜者，亦视源西河为主，对其言听计从，遂放弃了监视跟踪于璚英。但经过周密调查后，始终没有寻到合适的兵部官吏。明镜觉得贿赂官吏太过冒险，除了人性难测外，还因为官吏向上告发一样能获得厚赏，一旦对方举报，定会引起大明警惕，那时再要取得郑和宝图就难上加难了。

源西河亦觉得有理，遂放弃了贿赂的计划。后来终于发现往兵部食堂送米或许是个好法子。经过详细谋划后，终于等来了日本使团，于是有了孙太后生辰当日兵部官署发生的一幕。

只是明镜、紫苏兄妹虽顺利混入兵部官署，却并没有找到郑和宝图。紫苏无意翻看了《军资总会》一书，觉得日后也许会有用处，于是顺手取走。不想出来时撞到杨埙，露了形容。因为杨埙神色镇静，一上来就问紫苏身上的扇子来自哪里，兄妹二人不知道其身份，没有当场杀他灭口，待后来杨埙出来呼叫人追赶明镜时，才后悔。

紫苏出官署后即易回女装，暗中监视着杨埙，等到天黑与兄长明镜会合后，一道赶去蒋骨扇铺杀杨埙灭口。不但意外为人阻止，且被更多人看到了相貌，旋即遭到全城搜捕通缉。

源西河得知经过，忙命紫苏将《军资总会》投回蒋骨扇铺，以平息事态。又让明镜兄妹藏身在衍圣公府中，不再抛头露面，一切等风声过去后再说。

随即而来的便是明英宗御驾亲征、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等，中央官署忙碌得如热锅蚂蚁，要想再潜入衙门盗取具体不知在何处的郑和宝图，简直难如登天，事情由此拖延了下来。倒是以衍圣公弟子设法长驻京师的源西河对教坊司蒋琼琼一见倾心，不顾明镜兄妹劝阻，坚持要与她来往。二人郎才女貌，很快便走到了一起。

就在某日源西河去找蒋琼琼时，意外撞到郭信手下朱公子大行嫁祸之计。朱公子派手下林海追赶源西河，欲杀他灭口。源西河武功亦相当了得，却因为不知这些人的动机和身份，又身处闹市，便没有贸然出手，只假意逃走，引林海到僻静处，出其不意将他擒住，悄悄带回衍圣公府，交给明镜兄妹审问。林海受不住拷打，如实交代了一切，但后来仍遭灭口抛尸。只是明镜兄妹弃尸时被巡城御史邢宥发现，虽仗着高超武功侥幸逃脱，但却再度受到官方严密通缉。

源西河既知真相，很瞧不起郭信这些人，也对他们异想天开的阴谋没多大兴趣，本不欲再理会，但后来听到杨埙背负上了杀人罪名，一时颇为忧心。他很喜欢杨埙的个性，又曾在国丈孙忠府上听对方大谈日本风土人情，那可是他的故乡，虽从未到过，却深有眷念。那一次会面过后，他便对杨埙有本能的亲近。

反复思虑后，源西河去了锦衣卫官署，大致说了当日在蒋骨扇铺后巷看到的情形。不想锦衣卫长官朱骥已认定杨埙便是真凶，不愿理会。源西河失望地离开，又顺路去了国丈府，与孙忠感叹了一番世道云云。令人意外的是，贵为国丈的孙忠亦爱惜杨埙，竟跑去敲了登闻鼓，闹出一番大事来。

最巧不过的是，明镜兄妹丢弃的林海尸首，竟成为证明杨埙无辜的物证，且经过巧妙安排，引发了郭信等人的行动，令官府迅疾拉网，将郭信一干人一网打尽。

杨埙亦好奇当日源西河挺身到锦衣卫官署为他作证一事，问道：“当日源公子到锦衣卫作证，是真心想救我吗？”源西河道：“当然。”

杨埙叹道：“如果源公子当日不主动说出林海追杀你的那件事，大概我今日也不会猜到你是日本人。你为了救我，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源西河笑道：“我不后悔，这大概就是命数。”

杨埙也笑了一笑，道：“我自知今日再难活着离开衍圣公府，但我死前有一个请求，希望源公子能拿出解药，救朱骥一命。”

源西河干脆地回绝道：“不行。”

杨埙仍不死心，道：“如果我设法取到郑和宝图呢？”

源西河摇头道：“那也不行。况且我知道杨匠官只是说说而已。就算你真打算这么做，朱骥也不会同意，他宁可自己死。你若是这么做了，他到死也不会原谅你。”

杨埙道：“哈，想不到源公子倒是朱骥的知己。”又道：“原来你们一开始就是要毒害朱骥，想要他死，这是为什么？”

源西河道：“我有我的理由，杨匠官不需要知道。”

正说着，明镜、紫苏兄妹一齐走了进来，站到杨埙身侧，虎视眈眈。杨埙自知死期将至，而朱骥不知源西河真实身份、且身中奇毒，怕是等不到查明真相，便会毒发身亡，更无人会怀疑到衍圣公弟子头上，不由得冷汗直冒。

源西河笑道：“原来杨匠官也有怕死的时候。”

杨埙叹道：“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说‘不怕’，那肯定是骗人的。”

源西河喝彩道：“好一个大恋所存，虽哲不忘！”挥手命明镜、紫苏兄妹退开，想了想，道：“我不想杀杨匠官，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囚禁你。而且风险太大，一旦你逃出去……”

紫苏插口道：“公子，杨埙这个人聪明绝顶，而且运气奇好无比，将来势必坏我们大事。不如现下将他杀了，一了百了。”

源西河道：“紫苏说得对。这样吧，我给杨匠官两条路，一是死，二是去日本。”

杨埙惊道：“什么，你要带我去日本？”

源西河道：“杨匠官之前去过日本呀，不过是受宣宗皇帝所派。你能说流利的日语，去了日本也不会有任何不适。”

杨埙问道：“那源公子你呢？”源西河道：“我当然要留在这里，继续我的使命。”

杨埙摇头道：“不行，我不去日本。”

源西河道：“我也不是要你终身留在那里。五年，我们以五年为限，如何？”杨埙只是摇头。

紫苏很是生气，怒道：“杨埙性命现下在我等掌握之中，公子何必对他好言好语？直接杀了他便是。”

源西河摇头道：“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你不懂的。”

紫苏道：“公子迷恋那妓女蒋琼琼，我是不懂。而今你又坚持不杀杨埙，我还是不懂。”赌气甩手出去。

源西河也不理会，沉吟许久才道：“杨匠官如果肯乖乖听话，我就拿出解药去救朱骥，怎样？”

杨埙大为意外，忙问道：“此话当真？”

源西河道：“我以我衍圣公弟子的名义发誓，绝无虚言。”

杨埙心道：“我本以为今日必定丧生于衍生公府中，却不想源西河提了这样一个条件。神算仝寅之前曾说过，要解我自己的厄运，需要付出一位朋友的性命，莫非就是应了这件事？也罢，反正我只需在日本待上五年，便能救朱骥一命，有何不可？”便点头应承下来，又与源西河击掌为誓。

被带离厅堂时，杨埙忽转头问道：“源公子，是不是你杀了杨铭？”

源西河点了点头，道：“我也是逼不得已。”

杨埙叹道：“源公子可知道杨铭他……唉，可怜的杨国忠。”

源西河一怔，问道：“杨国忠是谁？”

杨埙摇了摇头，道：“我已经答应你要去日本待上五年，还问杨国忠做什么？希望源公子也信守承诺，拿出解药去救朱骥。”

不日，杨埙便随日本使团离开京师，东赴日本。到日本后，他没有语言障碍，除了行动不得完全自由外，日子倒也过得安然平静，只是格外挂念家乡的妻儿，以及北京的朋友。由于海内外隔绝，极少听闻大明之事。

待到五年期满，杨埙迫不及待地登上走私商船西行回国时，才在船上得知大明已换了天子，而重臣于谦早于三年前被杀等事。一时全身发冷，旋即又热得满面通红，大叫一声，昏厥在地。

待到商船在山东登陆，杨埙也不动身南下回苏州老家探访妻儿，而是一路赶来北京，直接奔到登闻鼓前，擂响了大鼓。

虽则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世人该安于天命，然一味无情，放任天命，亦难免使有志之士心寒。他豁出去了，要为于谦鸣冤，要为于谦不平。

鼓院的老官吏闻声而出，一眼便认出杨埙来。正逢英宗皇帝的宠臣袁彬蒙冤下狱，老官吏只以为杨埙是在为袁彬敲鼓，立即飞报到御前。

明英宗朱祁镇亦对杨埙的名字有印象，问起左右时，太监们都说还记得杨埙，似乎跟前锦衣卫指挥朱骥交情不错，也极得前兵部尚书于谦赞许。朱祁镇本来颇欣慰竟有人替袁彬挺身而出，听了这话，立即拉下脸，下诏将案子发到锦衣卫处审理，主审官仍是门达。

本是门达锻炼冤狱在先，杨埙擂鼓在后，皇帝如此处理，显然是要送羊入虎口了。门达心领神会，动用各种酷刑拷问杨埙，甚至折断了他引以为傲的双手手指。

杨埙决定擂响登闻鼓的那一刻，便已做好了从容赴死的准备，却不想平白被冠上为袁彬鸣冤的帽子，且无从辩解。在层出不穷的重刑下，他终于被迫认罪，且按照门达的授意，承认是受大学士李贤的主使。

一直准备拿大学士李贤开刀的门达很是满意，为了大张旗鼓，特意请三法司在午门会审杨埙，想借此机会扳倒李贤。

不想杨埙被押到会审现场后，当众大声道：“我是漆匠杨埙，有‘杨倭漆’之称，想必这里还有人记得我。我被迫离开京师，已有五年时间，新近才回来北京，根本没有机会认识李学士。”揭发了门达用严刑逼供的事实后，又高举血淋淋的双手，悲愤地道：“我这双手，曾为紫禁城三大殿上漆，而今全毁在了门指挥的酷刑下。自此之后，世间再无杨倭漆。”

在场官员惊叹出声，无不动容。然三法司畏惧门达势力，不敢据实上报。经过商议，判袁彬以钱赎罪，杨埙斩首示众。

袁彬也以为杨埙是为了自己而擂鼓，当然不能让恩人为自己送命，紧急求见明英宗，痛哭流涕，反复叩首泣请，终于令皇帝动了恻隐之心，下诏改判杨埙为监禁。

袁彬旋即被调往南京，带俸闲住，而门达愈发一手遮天。杨埙虽免死罪，却因为得罪了门达，没少受罪，不久便死在了锦衣卫诏狱中。

明英宗死后，门达获罪被贬，袁彬被召回京师，官复原职，掌锦衣卫事。不久后，门达被判充军。袁彬不计前嫌，在郊外为其送行，还馈赠了许多财物。门达后来死在充军途中。袁彬之后则一直仕途顺利，终卒于官。

杨埙活着又死了的消息传到苏州时，杨埙妻子蒋苏台正在客厅招待朱骥夫妇。朱骥因前下属逯杲向英宗皇帝求情，已被释放为民。他将岳父于谦遗骸运回杭州安葬后，便定居于杭州。又因苏杭相距不远，时不时地携妻子于璚英来苏州探访寡居的蒋苏台，多方予以照顾。

本以为杨埙早已被日本人源西河杀死，且毁尸灭迹。待听到原来杨氏只是被胁裹去了日本，却又在回国后卷入袁彬一案，终遭毒手后，众人先是惊异，继而悲痛。

蒋苏台倒是没有落泪，只紧紧搂着儿子杨国忠道：“你阿爹虽然不是于少保那样的英雄，却始终是个坦坦荡荡的男子。”

话音刚落，便有信使到来，说是奉翰林学士丘濬之命，来转交杨埙遗物。

那是一柄木制的骨扇，手艺虽不及蒋苏台，却也颇精巧，独具匠心，应该是杨埙在锦衣卫大狱中所制。扇首所题，正是于谦所作《和梅花百咏》：玉为肌骨雪为神，近看茏葱远更真。

水底影浮天际月，樽前香逼酒阑人。

松篁晚节应同操，桃李春风谩逐尘。

马上相逢情不尽，一支谁寄陇头春。

冉冉梢头绿，婷婷花下人。欲传千里信，暗折一枝春。一时间，众人再也难以自制，均泪雨纷下。

外一章青史尽灰

皇帝并非不死之躯，亦有七情六欲。过去恍如一场梦境——宣宗在立他为太子时目光流露出来的慈爱和期望，先生王振滔滔不绝的教诲与情逾父子的感情；土木堡血肉横飞的厮杀场面；大漠凛冽的寒风，一望无际的衰草；患难与共的袁彬和哈铭，闭城不纳的明军将领；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豪言壮语，南内冷宫的凄凉与寂寞……

豪华汩没几星霜，废宅空遗古道旁。

鼠迹印尘盈故榻，燕巢经雨落空梁。

紫云歌断人千古，金谷花残梦一场。

世事兴衰总如此，啼鸦不必怨斜阳。

——于谦《叹贾平章废宅》

于谦遇害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清算结束了，清算造成的影响却还在继续。于谦死后，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和内阁大学士高穀深觉有愧于于谦，三人一齐向明英宗朱祁镇请求致仕。

高穀字世用，扬州兴化人。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中书舍人。明仁宗即位后，改春坊司直郎，寻迁翰林侍讲。明英宗即位，开经筵，杨士奇荐高穀及苗衷、马愉、曹鼐四人侍讲读。正统十年（1445年）由侍讲学士进工部右侍郎，入内阁典机务。

明英宗朱祁镇从胡地归国时，千户龚遂荣认为明景帝迎接太上皇的礼仪太薄，特意投书高穀，援引唐肃宗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高穀将投信藏在衣袖中，带入朝中，拿给群臣看，称：“武夫尚知礼，况儒臣乎！”但后来明景帝还是只用一轿二马将兄长迎回了南内。

王、胡、高三人都是几朝老臣，他们的主动致仕对明英宗触动颇大。朱祁镇复辟前，内阁有五名大学士，王文被杀，陈循被贬，萧镃、商辂都被削职为民，内阁只剩下高穀一人。所以朱祁镇很快批准了王直和胡濙告老还乡，但对高穀却颇为留恋，极力挽留。只是高穀去意已决，朱祁镇也无可奈何。

高穀离开朝廷后，闭门谢绝宾客，“有问景泰、天顺间事，辄不应”，显然对朝政之事忌讳极深，朝廷的薄情寡恩，无疑已经令士人心寒。

王直在宣德、正统年间名气颇大，却因同乡杨士奇的抑制，一直未能入阁。作为名望尊崇的资深老臣，始终未能入内阁为大学士，等于没有抵达人臣之巅峰，王直心中是有怨气的。但在夺门之变致仕后，他回到家乡，与下人们一起种地栽树，还感叹道：“曩者西杨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阁，今上复辟，当不免辽阳之行，安得与汝曹为乐哉！”

意思是感谢当年杨士奇的压制，否则真的当了内阁大学士，还不一定能躲得过夺门之祸。足见夺门之变后的清算对朝野上下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惧，且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消散。这也是为什么于谦之死在后世引起诸多讨论的根本原因。

而于谦，在活着的时候便已经表现出对朝廷政治的畏缩与恐惧。政治的大背景与复杂的个人心理交织在一起，给其晚年生活涂上了一层灰暗冷漠的色彩。他在明景帝改立太子等一系列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及沉默寡言，无一不充分表明这一点。

于谦之死，亦成为明英宗朱祁镇心中一直不能解开的一个心结，虽然他碍于皇帝尊严口中不说，但一些事情却能表明他其实对于谦的人品和功劳相当认同。于谦死后，陈汝言继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便因事获罪，结果抄家时抄出了赃款巨万。朱祁镇下令将这些赃款摆在大内廊庑之下，召集众臣观看，还感叹道：“于谦在景泰朝深受重用，死的时候却家贫如洗。陈汝言当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就有如此多财富，贪的也太多了吧！”

同样是兵部尚书，于谦掌权时间很长，却是“家无余物”，陈汝言掌权时间极短，反而“赃私藉甚”。朱祁镇对杀于谦的懊悔之情也由此可见。

于谦死了以后，蒙古又开始屡屡骚扰明朝北方边境，朱祁镇忧心不已，经常长吁短叹。恭顺侯吴瑾有一天看见，趁机在旁进言道：“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

朱祁镇听了，默然无语。此时他内心深处，想必也是波澜起伏，心意难平。皇帝并非不死之躯，亦有七情六欲。对于朱祁镇而言，过去恍如一场梦境——

宣宗皇帝在立他为太子时目光流露出来的慈爱和期望，先生王振滔滔不绝的教诲与情逾父子的感情；土木堡血肉横飞的厮杀场面；大漠凛冽的寒风，一望无际的衰草；患难与共的袁彬和哈铭，闭城不纳的明军将领；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豪言壮语，南内冷宫的凄凉与寂寞……

这一切的一切，只给朱祁镇带来更深重的危机感。而今虽然皇位在手，未来却依旧是一片苍茫。也许，担心于谦帮助明景帝复辟，这才是明英宗要杀于谦的真正理由。明人程敏政[1]讲得非常直率：“故窃以为肃愍公之死虽出于石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诬也。首罪之祸，则通于天矣。”

“肃愍公”是于谦后来的谥号。程敏政认为，真正要杀于谦的其实是明英宗本人，而不是所谓的徐有贞、石亨等进谗构陷。正因为如此，后来诬陷于谦的徐有贞和石亨或败或死，明英宗却始终没有给于谦平反。

除了于谦、王文之外，明景帝亲信宦官舒良、王诚、张永、王勤等人也被杀，内阁大学士陈循、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被谪戍，内阁大学士萧镃、商辂被削职为民。

王文是明代第一位以二品入阁的大臣，他其实没有做什么遭明英宗衔恨的事，只是明景帝病重后，朝廷内外盛传内阁大学士王文与宦官王诚等人勾结，谋召襄王世子立为太子，几乎达到京城尽人皆知的地步。当时流言并未牵涉进兵部尚书于谦，但明英宗复辟后，谋立襄阳世子成为于谦的最主要罪状，既然于谦必须要死，所以王文已难逃厄运。

内阁大学士陈循，字德遵，号芳洲，泰和人，杨士奇及吏部尚书王直同乡。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洪熙中，进侍讲，宣德中，迁侍讲学士。正统元年（1436年）充经筵官，进翰林学士。正统九年（1444年）入阁，参与机务，迁户部右侍郎兼学士。土木堡之变后，进户部尚书仍兼学士。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进少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累迁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

陈循曾建议徐有贞改名，夺门之变后，陈氏自以为曾经对徐有贞有恩，而徐氏是帮助英宗复辟的关键人物，在明英宗面前炙手可热，若是能出面帮他斡旋，也许只被免职而已。但徐有贞见利忘义，根本没有替陈循说一句好话。陈循因为是首辅，在明英宗之子朱见深被废太子位时，他没有据理力争，一直受到朝野上下的非议，所以明英宗清算时将他罪加一等。除了被贬充军到铁岭外，还受廷杖一百。

刑部尚书俞士悦，字士潮，长洲[2]人，与名匠蒯祥同乡。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擢监察御史。正统中历官浙江参政，多次抗倭获捷，迁大理卿。土木堡之变后，以右副都御史留守京师，守德胜、安定二门。事平，迁刑部尚书。他是守卫京师的有功之臣，与于谦私交极好，也因此逃不过清算。

关于俞士悦，还有个著名的笑话。当时于谦为兵部尚书，古代雅称此官职为“大司马”；俞士悦为刑部尚书，雅称为“大司寇”。有一次，兵部和刑部的官员聚在一起聊天。刑部侍郎同兵部侍郎开玩笑说：“于公是大司马，您不就成了少司驴了吗？”兵部侍郎立即反唇相讥道：“俞公为大司寇，您就是少司贼了！”

工部尚书江渊，字时用，号定庵，别号竹溪退叟，重庆府江津县人。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他的经历也颇为传奇。土木堡之变后，北京城内一片惊慌，当时还叫徐珵的徐有贞倡议南迁，结果被宦官金英赶出了大殿。徐有贞狼狈不堪出来时，在左掖门刚好碰到江渊进来，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徐有贞道：“以我议南迁不合众意。”于是江渊进入大殿后，“极陈固守之策”。他的投机正合形势，立即获得升迁，由侍讲超擢为刑部右侍郎。瓦剌进攻北京时，江渊协助于谦等保卫了京师，后历任刑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太子太师、工部尚书等职。

景泰一朝，陈循、王文、高穀、萧镃、商辂五位内阁大学士并不和睦，陈循、王文尤为苛刻营私。而江渊好发议论，言语之间常常得罪同僚，所以“每为同官所抑”，在刑部任上时颇为失意。当时兵部尚书于谦因病告假，景帝朱祁钰下诏推选一名大臣协助处理兵部事务。江渊极想得到此职，于是到内阁活动。陈循等假意推选江渊，商辂起草完奏章后，将“石兵江工”四字给江渊看。江渊不解其意。不久诏令下达，调工部尚书石璞去兵部，以江渊代替石璞。江渊大为失望。

后明景帝朱祁钰想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没有大臣首倡，一直不得其法。当时广西土官黄为了逃脱杀兄杀侄的死罪，得人指点，上奏请求改立太子，从而获得了朱祁钰的欢心，由此被赦免了死罪。当时有人传说，黄不过是广西的一个土官，怎么会懂得这些，一定是受了江渊的指点。甚至传闻黄的奏疏也是江渊代拟的。这流言如何而起，为何要针对江渊，最终有什么目的，一直没有人真正弄清楚。但这流言在京城广为传播，虽然无从证实，“人言籍籍，多信其说”，给江渊声誉名望带来很大的影响。

直到新科进士丘濬入翰林院后，仰慕江渊诗文才华，才挺身而出，道：“黄奏疏是否由江公代拟，很容易辨别，广西的纸与京师的纸不同。”于是将黄原奏取来一验，果然是广西纸，证明奏疏是黄自广西所上，这才得以还江渊清白。

但这件事并没有就此平息。明英宗复辟后，既然以谋立襄王世子的流言杀了于谦、王文，那么也可以因指点黄的谣言将江渊论罪，江渊遂被充军。

内阁大学士萧镃，字孟勤，同邑[3]人。宣德二年（1427年）进士。宣德八年（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命宰相杨溥合选三科进士，拔二十八人为庶吉士，萧镃名列第一。史称萧镃“学问该博，文章尔雅，然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他曾接替李时勉为国子监祭酒，在士子中深孚众望。

土木堡之变后，明景帝朱祁钰即位，想废掉明英宗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萧镃上书反对道：“无易树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后来朱祁钰病重，大臣们又准备复立朱见深为太子，萧镃却认为：“既退，不可再也。”就因为这句话，明英宗复辟，萧镃也在被清算之列。

较之前四位内阁大学士有所不同的是，商辂未正式步入仕途前已是名震天下的“三元及第”者，是大明立国以来乡试、会试、殿试三元都是第一的唯一一人。商辂为人侃侃守义，宽厚有容，与群臣关系都不错。明英宗复位后，最先召内阁大学士高穀和商辂于便殿，温言安慰，命二人起草《复位诏》。显然，高穀和商辂势必继续得到重用，不在清算之列。

而商辂后来之所以被弹劾与王文朋比为奸、谋主襄王世子为太子，仅仅是因为他在夺门之变后，没有迎合徐有贞、石亨的意图。夺门之变后，徐有贞入阁，欲尽揽事权，于是帮助石亨剪除诸阁臣，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商辂不肯附和，由此引起徐有贞不满，后来又因为起草赦文一事，进一步惹怒了权臣石亨。

因为皇帝复位，按照惯例要大赦天下，大赦不光包括赦免罪犯，还要免除前朝于民不利的措施。而明景帝刚即位的时候，大敌当前，一切事务都是以军情为主，所以明军将帅有不少扰民的措施，之后一直没有废除，还演变成将帅谋取私利的特权。按照成法，这些措施都应该在大赦书中被废除，石亨为了保全自己的特权，特地找商辂商议，让商辂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赦文。商辂很清楚石亨的私心，回答说：“旧制不敢易。”如此一来，石亨很不高兴，所以将商辂也列入了清算的名单，关进了监狱。

当年阮浪、王瑶金刀案时，商辂曾劝景帝道：“卢忠病风，无足信，不宜听妄言，伤大伦。”明景帝朱祁钰这才没有继续追究。明景帝病重时，群臣预备复立太子，推举商辂执笔写《复储疏》。商辂写道：“陛下是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陛下”是指景帝朱祁钰，“章皇帝子孙”则是指沂王朱见深。闻者无不感动。这就是在夺门之变发生前写成的那封奏疏，因为当时已经日落西山，所以没有送入大内，而在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夺门之变。

商辂下狱后，上书自诉，说自己主张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并没有谋立襄王世子，有他所拟的《复储疏》为证。《复储疏》当时收在礼部，一验便知分晓。

明英宗朱祁镇本来器重商辂，便命人取来《复储疏》，结果读后勃然大怒，说商辂舞文弄墨，不直接提沂王，而称“当立章皇帝子孙”，是为取巧。

此刻，商辂性命已是命悬一线。司礼监宦官兴安正好在侧，不顾自己已经失宠，在一旁抗辩道：“商辂没有取巧，取巧的是徐有贞！陛下是否还记得，正是这个徐有贞当年倡议南迁。倘若南迁，不知道将陛下置于何地。”

朱祁镇听了这话，默然许久，脸色总算缓和了下来，之后只将商辂削职为民。

商辂能保住性命，与兴安在明英宗面前的据理力争有很大关系。而后来朱祁镇评议有功之臣，石亨等人都加官进爵，只给徐有贞加官，但没有进爵，可见当时兴安的一番话对英宗有相当大的触动。

兴安与金英在永乐年间一道入宫，但金英在宣德、正统两朝权势熏天，兴安远远不及。后明景帝朱祁钰欲立己子为太子，金英没有明确赞同，兴安则前后奔走，出了大力，由此成为明景帝心腹，并一举超越了金英的地位。明英宗复辟时，金英早已过世，朱祁镇虽然杀了景帝众多心腹宦官，却还是放过了兴安，只将其免职。兴安不久即病卒。

受冤而死的还有都督范广。范广，辽东人，嗣世职为宁远卫指挥佥事，性刚果，精骑射，骁勇绝伦。正统十四年（1449年）积功迁至辽东都指挥佥事。土木堡之变后，迁都督佥事，充左副总兵。也先入犯京师，范广奉命守德胜门，跃马陷阵，身先士卒，击退也先，以功迁都督同知。史载范广“每临阵，身先士卒，未尝败衄。一时诸将尽出其下，最为于谦所信任，以故为侪辈所忌”。范广对石亨的嚣张跋扈一向不满，二人早有矛盾。夺门之变的主谋之一张軏也与范广素来不合。石亨和张軏便挟怨报复，诬蔑范广附于于谦，谋立外藩，遂逮捕入狱，于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初九被磔于市。

范广死后，儿子范升充军广西，妻女被赐予士兵，备受凌辱。范氏一门遭遇之惨，下不于靖难之役后忠于建文帝朱允炆的方孝孺等人。

张軏还趁机揭发了自己痛恨的杨俊。杨俊是名将杨洪次子，守永宁、怀来的时候，命手下将士不要轻易开门接纳明英宗。明英宗回到北京的时候，杨俊则说，“是将为祸本”。结果被张軏揭发，下锦衣卫诏狱死。

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巧合的是，张軏虽然因参与夺门之变立有大功而被封侯，荣华富贵并没有享得长久。事隔清算不久，张軏便得了暴疾，晚上无法入睡，痛苦了一个多月，终于死去。时人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这是范广、杨俊向张軏索命所致。

还有一些大臣也因为明英宗复位而遭殃，比如土木堡之变后在大殿上率先殴打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的王竑。王竑此时已经是左副都御史，先是被降为浙江参政，后又削官为民，送江夏管制。这一方面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理，另一方面，也侧面表达了明英宗依旧不忘王振的复杂心理[4]。

何文渊，由进士擢湖广道监察御史，历任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吏部尚书等职。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后，何文渊因为当年赞成景帝改立太子，还说了“父有天下传于子”的话，知道朱祁镇一定不会放过自己，惧而自杀。

而那位第一次被派去瓦剌迎接明英宗朱祁镇的李实，因为当年在漠北当面斥责朱祁镇用人不当、导致土木堡之败，明英宗复辟后，以李实所著《北使录》多虚诞将其从理院事除名。天顺七年（1463年）九月，李实因微过被逮捕入狱，后经人营救，被释放为民。

不过，明英宗并不忌讳谈及那场导致自己人生命运改变的土木堡之变。他重新当上皇帝后，还下诏土木堡内修建显忠祠，以祭祀、褒扬土木堡之变中牺牲的将士。相较于明景帝登基后的冷酷、一心只顾固位，明英宗更显出几分人情味来。

残酷的战役，精巧的权术，最终都化作了黄土。只有肃穆的土木堡显忠祠巍然屹立，提醒着后世人们，这里曾发生过不平凡的战事。

清算由外到内，终于到了明英宗朱祁镇仇恨的根源上——那就是他的亲弟弟朱祁钰。

这其中还有个笑话，夺门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心切，正月十七立即宣布复位，但是他却忘记了要先废除弟弟明景帝的皇位，于是，大明朝就同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朱祁镇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只好二月份才下旨废除朱祁钰帝位，重新封回为郕王，还居西内。同时，以孙太后的名义，贬郕王生母皇太后吴氏复为宣庙贤妃，废后汪氏复为郕王妃，削孝肃皇后杭氏谥号，改朱祁钰子朱见济谥号怀献太子为怀献世子。

朱祁钰不久即在冷宫中死去，死因可疑。朝野风传是英宗派宦官蒋安用布帛勒死了朱祁钰，朝中大臣亦坚信这种说法，只是碍于明英宗的面子，不好明说，只记载郕王是“薨”[5]。

朱祁钰即位后，花费巨大财力，事先为自己在昌平皇家陵园修建了陵墓。明英宗朱祁镇恼恨弟弟，命人毁其生前所建寿陵，只以亲王礼葬于京西金山，不仅有贬谪之意，更有折辱的成分[6]。

即便如此，明英宗还觉得积恨难平，在复辟诏书中严厉指斥亲弟弟朱祁钰道：“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不久，又假借皇太后制谕，宣布朱祁钰的罪状：贪天位，用邪谋，废黜皇储，私立己子，变乱彝典，纵肆淫酗，不孝、不弟、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等等。

可以说，朱祁镇借孙太后的名义，将被幽禁在南宫八年的愤懑和私恨完全发泄了出来。他还觉得不够解气，给朱祁钰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意思是朱祁钰终生为恶，死不悔改。后世史家对此评论道：“视天位也过于重，而视天亲也过于轻。”

朱祁钰死后，为了彻底除掉后患，明英宗朱祁镇下令景帝所有嫔妃殉葬，这其中就包括废后汪氏。沂王朱见深已经重新被立为太子，他年纪虽小，却不能忘记汪氏因为反对改立太子而被景帝废去皇后位的情形，特意出面为汪氏求情。

吏部侍郎李贤也道：“汪妃已遭幽废，所生两女，并皆幼小，情尤可悯，请陛下收回成命。”

英宗皇后钱氏也大说汪氏的好话，连英宗母亲孙太后也出面干预。朱祁镇拉不下面子，这才命汪氏出宫，还居住在原来郕王旧邸。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不久后，朱祁镇突然想起来他小时候佩戴过的一件玉玲珑，在皇宫中四处都没有找到，于是问宫中宦官。宦官说曾经见过朱祁钰拿过，想是由汪氏收着。朱祁镇立即派人向汪氏索要，汪氏推说不知道。朱祁镇再三派人去要，汪氏不胜其烦，愤愤道：“我的丈夫虽然被废，但也做了七年的天子，难道这区区的玉件，也不配消受吗？我已经将玉玲珑投入井中了。”

朱祁镇因此怀恨在心，后来不断派锦衣卫往取汪氏带出皇宫之物，由此竟然得银二十万两。

可怜汪氏被锦衣卫弄得刮垢磨光，一度连生活都很困难。还幸亏太子朱见深念着旧情，时常去照顾。太子朱见深生母周贵妃与汪氏素来投契，也经常邀请她入宫，按家人叙礼，汪氏才算得幸保住了余生。汪氏一直活到武宗正德元年，寿终旧邸。汪妃下葬时用妃礼，祭用后礼，与景帝合葬在西山，后追谥为景皇后。

郕王朱祁钰死了，自然不会再有一次复辟了。但在明英宗朱祁镇看来，他的皇位还有潜在的威胁，并没有彻底安稳，这威胁就是襄王朱瞻墡。

实际上，在景泰年间，已经发生过一起藩王谋反的事件。朱元璋第十八子朱楩被封为岷庄王，开始封国在岷州，后来改为云南。朱楩最早立长子朱徽煠为世子，但却更喜欢次子朱徽煣。朱徽煠生怕被弟弟夺了自己的世子之位，竟然与宦官勾结起来，向朝廷上书，说弟弟朱徽煣肆意诽谤朝廷。当时还是明宣宗在位，明宣宗精明，认为其中有诈，一查果然是诬陷。朱徽煠弄巧成拙，反而因此丢了世子的位子。

景泰元年（1450年），岷庄王朱楩逝世，次子朱徽煣嗣位。朱徽煠自负有勇力，才能远在弟弟之上，更加愤愤不平。当时朱徽煠的手下有个叫段友洪的，“以善奇技得宠”。还有个于利宾，善于看相，说朱徽煣有异相，当为天下之主。于是，朱徽煠图谋作乱，伪造了敕文，分别派亲信段友洪、蒙能等前往云南苗族地区，用银印、金币诱惑诸苗，想让他们发兵攻武冈。苗族首领杨文伯当时颇为迟疑。

事情被新一任的镇南王朱徽煣知道后，立即大义灭亲，逮捕了段友洪，并上报朝廷。明景帝派驸马都尉焦敬、中官李琮征召朱徽煠入京师。当时湖广总督王来、总兵官梁珤又上告阳宗王朱徽焟也意图谋反，朱徽焟也被一同召入京师。之后，朱徽煠和朱徽焟都被废为庶人，幽禁在高墙之中。

当时，朱徽煠手下蒙能已经成功说服苗族部落，率领苗兵到达武冈。听到事败的消息后，蒙能遂举义旗，入广西领导苗民起义。当时义军势盛时达到三万余人，并攻取龙里、新化、铜鼓诸城，蒙能自称“蒙王”。明廷屡次派军镇压，均不奏效。景泰六年（1455年）十一月，景帝命南和伯方瑛为平蛮将军，充总兵官前往镇压。景泰七年（1456）十二月，蒙能率众攻平溪卫，明军都指挥郑泰等竭力抵抗。蒙能中火枪死。方瑛遂进兵沅州，连破鬼板等一百一十余寨，苗民起义遂告失败。

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坐稳皇位后，权臣徐有贞和石亨进言说朱祁镇的叔叔襄王朱瞻墡有异图，理由有二：第一，当年明英宗第一次即位时，年纪还小，太皇太后张氏就有立二儿子襄王朱瞻墡的意思；第二，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后，孙太后也曾经想迎立朱瞻墡，曾命人去取襄国金符。

襄王朱瞻墡在诸藩王中年龄最长，且有“贤明”的名声。而于谦被杀，罪名就是他与王文谋立襄王朱瞻墡长子为太子，此事传闻已久，朱祁镇心中也开始怀疑了。但事情却突然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某日朱祁镇命人检查朱祁钰旧奏疏时，偶然翻出了襄王朱瞻墡的两封奏疏：一封是土木堡之变后襄王写给孙太后的，请立朱见深为太子，请郕王朱祁钰监国，并招募勇士，设法到大漠中营救英宗；另一封是襄王写给即位后的景帝朱祁钰的，襄王以叔叔的身份，劝景帝朱祁钰要对太上皇朱祁镇朝夕省问，经常率群臣朝谒，毋忘恭顺等。

两封都是向着明英宗说话。朱祁镇看到了这两封奏疏后，感动得涕泪交加，这才知道险些错怪叔叔，襄王不但没有窥测皇位的野心，而且还忠义过人。

为了表示歉疚，朱祁镇特意派恭顺侯吴瑾迎叔叔朱瞻墡入朝。天顺元年（1457年）四月二十一日，襄王朱瞻墡来朝。朱祁镇亲自到左顺门迎接，恩遇无比。又连下诏书，添加襄阳府护卫，让工部为襄王代营寿藏，还准许襄王每逢节日，可以带着子孙们出城打猎——

这是极度信任的表现。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时，就有规定，不许藩王私自见面，不许出城。后来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防范更严，生怕藩王借游猎为名练兵起事，所以严禁藩王出城打猎。明英宗如此特许襄王，是表示对叔叔毫不猜疑，推心置腹。

有一日，叔侄在便殿欢宴，襄王朱瞻墡说他在路过汴梁时，当地父老拦路告道：“按察使王槩贤，以诬逮诏狱。”

因为襄王一句话，朱祁镇立即下旨释放了王槩，并任命王槩为大理卿。

朱瞻墡辞归时，朱祁镇亲自送到午门外，握手泣别。朱瞻墡逡巡再拜，伏地不起。

朱祁镇便问道：“叔父是不是还有话说？”朱瞻墡顿首答道：“天下人望天下大治如饥渴，愿陛下省刑狱，少赋税薄敛。”

朱祁镇闻之大为感动，拱手称谢道：“叔父良言，谨当受教。”叔侄二人这才依依惜别。

朱祁镇一直目送襄王出了端门，才转身回宫。可见在他内心深处，并非无情无义之人，甚至包括他对王振的念念不忘。因为徐有贞和石亨先前曾经在明英宗面前大力诽谤襄王朱瞻墡，自此以后，朱祁镇对徐有贞和石亨两人的话也不是完全相信了。

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后，下诏大赦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对拥立他的人大加论功行赏：曹吉祥被任命掌管司礼监，总督三大营，掌握了京城的军政大权；石亨进爵忠国公，石亨的侄子石彪为定远侯；张軏为太平侯；杨善封兴济伯；唯独徐有贞只升为兵部尚书，没有进爵。这些人一夜之间都成了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之所以对徐有贞另眼相看，自然是不能忘记徐有贞曾有臭名昭著的南迁之议。此时的朱祁镇，已经不是八年前懵懂无知的天子，经历了长年累月的囚禁生活后，他开始明白许多前尘往事。他仍然是个念旧的有感情的人，虽然他不能忘记旧恩，但也不能轻易忘记旧恨。

关于论功行赏一事，还引出了其他事端。曹吉祥有一个亲戚叫董兴，当时是京营都督。董兴对那些因为夺门之变一夜暴发的人十分眼红，便想出了个冒功的主意。他跑去告诉曹吉祥，说朝野上下“浮议”纷纷，都认为夺门之变太过容易，那些受到重赏的人根本不值。紧接着，他给曹吉祥出了个主意，只要大封功臣，就可以显得夺门之变的胜利得来多么不易。曹吉祥觉得有理，与石亨商议后，两人列了长长一张冒功的名单，交给英宗，大谈当时局势的险恶，以及夺门的艰难。英宗一切照准。于是，跟夺门没有任何关系的董兴被封为海宁伯，跟石亨交好的孙镗[7]被封为怀宁伯，京营将士升官晋级的多达三千人，滥封官职的程度，甚至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普遍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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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吉祥和石亨这样一弄，另外两个真正有功的人就不乐意了。靖远伯王骥首先上书，要为儿子王祥求官，理由是：当夺门之变时，众人从震塌的南内宫墙一拥而入，王祥被挤下马来，摔得厉害。英宗朱祁镇向石亨求证后，便也给王祥授官。

而徐有贞也有意见，他虽然已经是兵部尚书，却没有爵位，很想尝尝滋味。但徐有贞毕竟还是个读书人，没有无耻到当面向明英宗邀功请赏的地步，于是，托请石亨去代为斡旋。石亨这一出马，竟然还成功了，徐有贞立即晋为武功伯，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成了风光显赫的阁臣宰相，势倾朝野。

当初石亨与曹吉祥、张軏策划复辟时，是许彬向石亨推荐了徐有贞。徐有贞为了报答许彬的推荐之恩，特意举荐许彬。英宗朱祁镇也还记得当年许彬在宣府代作的祭文极合心意，于是任许彬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也入直文渊阁。

然而，许彬却没有当阁臣的命。史书记载他“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择人，一时浮荡士多出其门”，就是说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其人入阁拜相后，时人讥笑他是“李邦彦第二”。李邦彦是宋朝徽宗时的宰相，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因应对便捷，善歌唱蹴鞠，自号“李浪子”，所以旁人都称呼他“浪子宰相”。李邦彦的名声实在太坏，许彬不愿意背上这样的恶名，于是闭门谢客，与旧日的那帮恶友断绝了来往。结果反而适得其反，那些人恶其态度，争相诽谤，说许彬小人得志，是势利眼。这话最后都传到明英宗朱祁镇的耳朵里，便将许彬出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其实是个闲职，许彬的阁臣生涯没当几天就结束了。

此时，吏部侍郎李贤兼任翰林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也是阁臣之一。许彬离开后，明英宗问询李贤阁臣人选，李贤推荐了薛瑄。薛瑄是大宦官王振老乡，为王振所提拔，却不耻于王振作为，因此被构陷下狱问斩。紧要关头时，因王振家老仆为薛瑄痛哭求情，王振决定放薛瑄一条生路，将其从法场救下，削职为民。景帝即位后，薛瑄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大理寺卿，因为刚直不阿，断狱公正，名气很大。因其人一直在陪都南京为官，未参与北京种种政治风波，甚是干净。英宗也很满意，于是拜薛瑄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

内阁中，徐有贞权势最重，朝廷内外为之侧目。徐氏能够发迹，得力于曹吉祥和石亨，但徐有贞本人却颇为自负，不大看得起曹吉祥和石亨。他认为曹吉祥不过是个宦官，石亨不过是个武将，他们的才干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徐有贞“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心计很深。他善于察言观色，见曹吉祥、石亨把握朝政，用事乱政，明英宗偶尔对二人露出厌色，便动了心思，有时假装不经意地在英宗面前提到曹吉祥和石亨的贪横之状，明英宗因之有所心动。

机会很快就来了。监察御史杨瑄巡视河间府时，当地有人控诉曹吉祥和石亨强夺良田，杨瑄将此事据实上奏，弹劾曹吉祥和石亨。明英宗为此事征询阁臣徐有贞和李贤的意见，徐有贞和李贤都认为这是事实。

这件事，很快被曹吉祥和石亨知道。李贤倒还罢了，但徐有贞完全是靠夺门之变才能入阁拜相，竟然恩将仇报，尤其为曹吉祥和石亨所痛恨，二人决定一定要将徐有贞置于死地。

当时明英宗已经觉察到曹吉祥和石亨专横跋扈，怕将来尾大不掉，想利用徐有贞的足智多谋来制衡二人，因此对徐有贞格外恩宠，经常召他谈话。然曹吉祥主管司礼监，已是大明头号权宦，在皇宫中心腹众多。每当明英宗与徐有贞谈话时，曹吉祥就派人暗中偷听，然后故意将谈话内容泄露给英宗，说是徐有贞在外面说的。明英宗不知这是曹氏伎俩，认为徐有贞竟然私泄密语，不可大用，自此开始疏远徐有贞。

不久后，又掀起了张鹏狱。曹吉祥和石亨强夺良田一事后，御史又查出了石亨的许多不法之事。尤其骇人听闻的是，石亨的侄子石彪竟然在大同逼迫皇族代王向他下跪。河南道御史张鹏召集十三道御史商议，最后决定联名上奏，弹劾曹吉祥和石亨。

十三道御史联名上奏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势必令朝野侧目。曹吉祥和石亨得知消息后，急忙进宫去见皇帝，抢先揭发张鹏是英宗极痛恨的景帝亲信宦官张永的侄子，然后大谈内阁预备专权，排除异己，所以与御史勾结在一起，是内阁指使御史上奏。

英宗半信半疑的时候，曹吉祥和石亨二人开始痛哭流涕，“具陈夺门之功”，意思是告诉皇帝，没有他们，英宗不可能重新登上皇位。英宗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被打动，顺从了曹、石二人的意思，谕言官弹劾徐有贞、李贤二人图擅专权，排斥勋旧。

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初七，徐有贞和李贤被锦衣卫逮捕下狱。带头上奏弹劾曹吉祥和石亨的监察御史杨瑄、河南道御史张鹏同日被捕，在镇抚司吃尽了苦头，最后都被判了死刑。其他十二道御史都受到牵连，被判充军。

徐有贞和李贤就此被贬官，分别谪为广东、福建参政。吏部尚书王翱是五朝老臣，力保李贤，说他才堪大用。明英宗本就是迫于形势，于是顺水推舟，赦免了李贤。李贤还没有来得及去福建赴任，便直接改调为吏部侍郎，实际上就是他以前的官职。不久就升为尚书，重新入阁拜相。这一次李贤有惊无险，只在监狱里待了几天，出来后晃悠一阵，照旧是大学士，颇令时人意外。可见英宗对事情的是非曲直并不是不清楚，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忌惮曹吉祥和石亨兵权在手，只能听从他们的意思办事。

而徐有贞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曹吉祥和石亨对他只被贬官意犹不足，发誓要将他弄死才肯罢休。石亨派人写匿名信，投到都察院，检举徐有贞指使门客马士权四处造谣，诽谤当今皇帝。结果，徐有贞和马士权在赴广东的途中被追回逮捕。徐有贞再一次沦为阶下囚。世人总说于谦是君子，君子不容于小人，小人固可畏。徐有贞是小人，小人不容于小人，小人更加可畏，君子更加可悯。

徐有贞被重新逮捕后，下锦衣卫狱审讯，结果不得罪证，没有证据证明他如何诽谤皇帝。于是，石亨改指斥徐有贞在草拟诰词中，自诩“缵禹神功”，无人臣礼，罪当死。

本来徐有贞这次必死无疑，不料这个时候天气骤变，树木都被连根拔起，承天门也被闪电劈中，只剩下了一半。钦天监上书说天怒示警。明英宗立即下诏大赦。监察御史杨瑄、河南道御史张鹏得以免死，改戍辽东。其他十二道御史本来都要被充军，改贬为知县。

但在石亨和曹吉祥的授意下，徐有贞还是被判处死刑。明英宗却没有批准，只将徐有贞发配云南金齿卫为民。徐有贞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后来石亨和曹吉祥相继被杀，明英宗若无其事地提到徐有贞，说：“他并没有大罪，只不过石亨和曹吉祥构陷他而已。”于是下旨赦免徐有贞，放他回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明英宗虽然复位成功，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无法完全掌握局势，不得不屈从石亨和曹吉祥这类手握兵权的夺门功臣。

徐有贞落难之时，身边只有门客马士权不离不弃，徐有贞曾经许诺将女儿嫁给马士权作为报答。后来出狱后，马士权到徐府拜访，期待徐有贞履行诺言，徐有贞却绝口不提嫁女一事。马士权也不再多说，自此离开了徐有贞。时人都称赞马士权的忠义，却鄙薄徐有贞的势利。

徐有贞晚年住在苏州老家，一心盼望再得英宗重用，天天观察天象，自称将星位于吴，常挥动铁鞭起舞，等待佳音的到来。然而，上天再也没有眷顾他，他再也没有得到他念念不忘的荣光。不久，闻得吴地将军韩雍因出征两广而立功，徐有贞才颓丧地扔掉铁鞭叹道：“想不到天象应在这小子身上。”从此不再寄望于仕途，而是浪迹于山水之间，十余年后病逝。

徐氏人品虽差，却颇有才华，其书法行笔流畅，气韵连贯，骨力嶙峋[8]。亦有文章才华，“放情弦管泉石之间，好作长短句，以抒写其抑塞激昂感慨”。其诗文不屑雕饰，注重通达，有辛弃疾的风格。他早年有《鹧鸪图》一诗：“披图无限江南思，不必闻声也自愁。”沉郁苍凉，缠绵凄楚，传诵一时。另有《中秋月》一词：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

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

使下片首句与上片末句顶针，复以下片末句与上片首句衔接，往复回环，有如回文。虽少伤纤巧，但亦颇见匠心。

徐有贞倒台后，另一位阁臣薛瑄见朝政混乱，叹道：“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此句出自《周易》，意思是君子处事接物要善于观察动向，看准兆头，把握最有利的时机，采取果敢行动，流露出薛瑄对朝廷的深切失望。

薛瑄于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初十请求致仕。明英宗“心重瑄，微嫌其老”，于是同意薛瑄告老还乡。当时，徐有贞和李贤两名阁臣都在狱中，内阁又出现了空缺。吏部尚书王翱向英宗推荐岳正入阁。

岳正字季方，号蒙泉，通州[9]人。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当时，人们普遍对被宣宗朱瞻基废掉的皇后胡善祥寄予同情，但因为明英宗生母孙太后还在世，没有人敢轻易表现。岳正却正儿八经地上书，请求恢复胡皇后的地位和称号。其兄长岳端看到大惊，生怕就此惹祸，急忙夺过奏疏烧掉。明景帝时，岳正迁右赞善、修撰，负责教小内侍读书。

岳正身材高大，有一把漂亮的美髯，极有风度，明英宗在文华殿召见，一看就很喜欢。一番交谈后，明英宗欣喜地道：“爱卿正当壮年，身体又好，不仅是我们北方人，而且是朕赐给你的进士，以后做了内阁学士，该当尽力辅助朕。”

岳正当然满口应允。他退出去的时候，刚好遇到石亨和张軏。二人见到官职卑微的岳正竟然在这里出现，都十分惊愕，于是进去问明英宗。明英宗十分高兴，说今天选到了一名阁臣。石亨和张軏这才知道岳正即将入阁拜相，都很不满意，但表面上却向明英宗祝贺。

明英宗又道：“岳正的官太小了，应该提拔他为吏部左侍郎兼学士。”

石亨和张軏二人立即阻止说：“皇帝既已得其人，等他称职之日，再加官也不晚。”

于是，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十一日，明英宗命岳正以原官入阁，参预机务。

岳正为人跟他的名气很像，一身正气，“素豪迈，负气敢言”。此时他才是从六品，竟然能够入居相位，所以感激天恩，工作格外卖力，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劝他得到皇帝信任后再提谏言，他激动而慷慨地道：“皇上对我厚，我怕无法报答，你不能让我虚当一名谏官！”

当时掌握钦天监的礼部侍郎汤序是石亨一党，汤序想借机罢免一些与他不和的官员，曾上奏说天灾是“奸臣”当道造成的，应该将“奸臣”全部除去。明英宗就此征求岳正的意见。岳正回答道：“汤序说的奸臣也没指名道姓，就那么一说。如果按照他的建议去寻找，只能造成人人自危。而且汤序这个人学术浅薄，怎么可能使人相信他呢？”这件事就此作罢。

这时候，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揭发宦官曹吉祥的罪状。曹吉祥知道后大怒，要求明英宗张榜悬赏，找出写匿名信的人。明英宗让岳正负责撰写榜文。岳正和左春坊大学士入内阁的吕原一起入见英宗，直截了当地道：“国家行政有一定的体制，打仗的事该兵部去办，案子的事该刑部去处理，哪里有天子张榜悬赏、收买人检举的事呢？况且追查一事，不能着急，追查得紧，写匿名信的人就会隐藏得更深。”

明英宗认为岳正说得很对，就将此事搁下不问。

镇守大同的石彪是石亨的侄子，他派一名使者入朝报捷，以求赏赐。明英宗让岳正问清战况。使者非常含糊，只说捕获和斩首的敌人不计其数，俘虏全部在战场附近的树林间斩首了。岳正打开地图，反问使者：“这里都是沙漠地带，哪有什么用来斩首的树林？”

使者本来就是冒功邀赏，见岳正揭发出来，无言以对。

经此几事，曹吉祥和石亨都对岳正怀恨在心，不断在明英宗面前构陷岳正。七月初十，岳正入阁刚好一个月，被谪为钦州同知。临上任前，岳正回家探望老母。兵部尚书陈汝言趁机指使人诬告岳正夺占公主皇庄的农田。于是，岳正重新被捕回京，杖一百，然后流放到大西北肃州去戍边。

兵部尚书陈汝言还不肯罢休，暗中嘱咐解差要给岳正苦头吃。解差特意给岳正戴了一副很窄的小号木枷，双手完全不能活动。夜间在驿站住宿，不卸枷。岳正两手同夹在木枷中，气血不通，几乎就要死去。

路过涿州时，有个叫杨四的侠义之士不满朝政，听说岳正是因忠直而被奸臣所害，便决定设法救岳正一命。杨四设下宴席，请押解岳正的解差喝酒，等解差大醉后，杨四设法脱去岳正双手的刑具，用刀刳大了木枷孔的边沿，这样刑具就成了摆设，岳正的手就舒伸自如了。等到解差醒来，杨四立即送上了一大笔银子，请他们对刑具被改造一事视而不见，这才救了岳正一命。

岳正在肃州戍所的时候，明英宗曾对人道：“岳正倒好，只是大胆！”

岳正听说后，立即挥笔自画了一幅像，写上英宗的话，末尾写上：“有自京师来者，传天语于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或以贺正曰：‘上念如此，行召公矣。’曹生为写陋容，遂隐括其辞，题于上云：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惟帝念哉，必当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尝闻古人之言，盖将之死而靡憾也。”

岳正已经知道皇帝是了解他的，也没有忘记他的好处。倘若他改掉大胆的习惯，就会得到重用，但他却表示，宁死也不会改变[10]。

显然，明英宗复辟后，内阁并不平静，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局的不稳定。在这些进进出出的阁臣们身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任吏部尚书王直要庆幸当初杨士奇抑制他不让入阁了。明英宗复辟之初，对石亨和曹吉祥恩宠无比，视为心腹，言听计从。石、曹等人，分据要害，操生杀之大权，处处以“功臣”自居，骄纵恣甚，不可一世。

在景泰年间，石亨即对文臣节制武臣之制不满，数以为言，但当时于谦尚为兵部尚书，石亨始终未能如愿。英宗复辟后，石亨以其功臣之身，再次建言。至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六日，明英宗谕户部、兵部二部官说：“我今复位，凡百行事宜，当遵祖宗旧制。各处巡抚提督等官，是一时权宜添设，宜即将各官取闲。其各处边备及军民事务，令总兵等官兼理。事有不便及官有不法，从巡按御史究治。重者奏闻区处。”

从此，巡抚之官不兼提督军务。此后不久，各处巡抚兼督军务官纷纷调动改职。如总漕兼巡抚凤阳、提督军务的王竑改浙江参政，云南巡抚兼督军务的右副都御史郑禹改福建副使。

石亨更加得意，恃宠而骄，大树其党，颐指气使，欺上瞒下。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天顺元年（1457年）五月二十三日，监察御史杨瑄上奏弹劾石亨怙宠专权。石亨得知后，立即泣诉于明英宗朱祁镇面前，说杨瑄凭空诬陷。明英宗为了抚慰石亨，令工部为其建造宅第，以示恩宠。这所宅第一直到年底才完工，华丽逾制。

有一天，恭顺侯吴瑾陪明英宗登临翔凤楼。明英宗看到石亨新建的宅第，宏伟华丽，十分惊讶，便回头问吴瑾：“此为谁家宅第？”

吴瑾是蒙古人，其伯父吴克诚和父亲吴克勤都在土木堡一战中英勇战死。他为人正直，历来不满石亨弄权，有心要揭发石亨的专横，便故意回答道：“这一定是王府。”明英宗笑着说：“不对，这里哪儿来的王府。”吴瑾说：“如果不是王府，谁敢斗胆这般狂妄，修建如此豪华逾制的住宅？”

明英宗默然无语。之后问清是石亨的宅第后，对身边的宦官说：“石亨恣横，无人敢发其奸。”自此渐恶石亨。

而石亨却毫无觉察，“无日不进见，数预政事”。如果他所请奏的事得不到明英宗的批准，“艴然见于辞色”。为人臣子，竟然敢公然给皇帝脸色看，他后来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即使明英宗没有召见石亨，石亨也要借故进宫。明英宗不胜其烦，发脾气说：“阁臣有事，须燕见。彼武臣，何故频见？”特意召负责皇城宿卫的恭顺侯吴瑾面谕叮嘱：“武臣非奉诏，不得擅入左顺门。”这实际上是针对石亨之举。

大学士李贤见明英宗已经开始意识到石亨之辈骄横，便趁机提醒皇帝道：“石亨等人以‘夺门’居功，可‘夺门’二字怎么能流传后世？皇位本来就是陛下的，如果是夺，那就不正常了。况且，当时郕王病入膏肓，势将不起，那时候，群臣定会上表请皇上复位，名正言顺，又何必夺门呢？幸亏当时成功了，万一失败的话，石亨等人死不足惜，可陛下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石亨这些人无非是利用陛下图富贵，哪里有真正为社稷之心？”

明英宗仔细思量，这才恍然大悟，立即命将“夺门”改称为“复辟”，即真正合法的世系恢复了皇位继承权。自此，明英宗对李贤愈加信任。

明英宗得到李贤的提醒后，仔细观察石、曹等人的所作所为，终于慢慢地意识到：这帮“功臣”原是奸诈险恶之徒，不可久留。明英宗曾向李贤问计：“此辈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门，为之奈何？”李贤对答说：“陛下唯独断，则趋附自息。”

于是明英宗便采取措施，打算一步一步地收拾石、曹等人，这便成为锦衣卫门达、逯杲相继得到重用的根本原因。

石亨一党中最先倒台的是陈汝言。因为陈汝言是兵部尚书，身处要害，为将其先行剪除，明英宗密令锦衣卫指挥佥事逯杲侦查陈氏不轨之事。

陈汝言，字时献，陕西临潼人。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景泰中，依附石亨，迁户部右侍郎。天顺元年（1457年）以迎立功，于同年六月迁兵部尚书。当然是在前任兵部尚书徐有贞倒台后的事。

逯杲原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朱骥手下，朱骥受岳父于谦牵连被削职流放后，逯杲代任朱氏之职。其人强悍阴鸷，得到明英宗密旨后，立即着手侦查。他效率极高，第二天就向明英宗回报。

原来明英宗曾命兵部给叔叔襄王朱瞻墡增加护卫，当时朝野上下见襄王朱瞻墡恩宠无比，只在明英宗面前提了一句，被逮下狱的按察使王槩就被放了出来，还立即升为大理卿。可见走襄王朱瞻墡的门路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因此，京卫中希望去给襄王朱瞻墡当护卫的人不在少数。于是，负责这件事的兵部尚书陈汝言就奇货可居了，他因此大力收受贿赂，专擅选调。

明英宗得知后大怒，立即命言官弹劾陈汝言。结果陈汝言被逮捕下狱，从他家中抄出了财货巨万。英宗怒不可遏，下令将抄出的赃款摆在大内廊庑之下，召集大臣去看，愀然道：“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资。汝言抑何多也！”

言语之间，流露出皇帝对于谦被杀一事的追悔态度。当时石亨也在场，低头无言以对。陈汝言之后一直被关在监狱，于天顺五年（1461年）十二月死于狱中。

此后，明英宗对逯杲信任有加，逯杲也“摭群臣细故以称帝旨”。当时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外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仗势抢夺官田，逯杲上奏弹劾，张懋等勋贵们被迫服罪，还田于官，事情才算了结。张懋是张辅之子，孙氏兄弟则是孙太后亲弟弟，逯杲不畏权贵，由此名声大噪。他此时官职虽然不及锦衣卫指挥使门达，但势力却在门达之上，门达都不敢与其争锋。逯杲察觉到明英宗不满石亨作为，便暗中派人伺机窥测石亨的隐私，希望能抓住把柄。

当时石亨执掌京营兵权，侄子石彪英勇善战，镇守重镇大同。有人密告石彪骄纵。明英宗顾虑倘若石亨叔侄二人内外呼应，对京师将构成巨大的威胁。天顺三年（1459年）七月，明英宗召石彪还京。石彪贪恋权势，竟然拒不从命。为了谋取大同守备的要职，石彪指使大同千户杨斌等人入京，联名保奏石彪为大同守备，在奏书上签名的有四十九人。

石彪虽然居心叵测，但到底还是武将出身，在政治和策略上显得相当幼稚。当时大同有十五个卫，三个千户所，一卫下有五到六个千户，总数是五十一人。此时，竟然有四十九人保奏石彪，这只能表明大同的军队几乎全部在石彪掌握之中。明英宗当即疑心大起，命逯杲审讯杨斌等人。逯杲手段毒辣，杨斌等人抵不过严刑拷打，如实招供出保奏一事是受了石彪指使。

另外由此牵扯出一桩牵涉外交与国体的重大事件。英宗被囚禁在南内时，瓦剌首领也先为了履行当日要将妹妹嫁给英宗的诺言，派人将自己的妹妹送到大同，托大同守将石彪转献京师的英宗。石彪见英宗失势，而瓦剌公主姿色可人，便暗中强占，自行消受。不久后，也先因蒙古内讧被杀，此事也无从对证。

杨斌也将瓦剌公主一事揭发了出来，明英宗大怒，天顺三年（1459年）八月，敕令石彪疾驰入京。圣旨大如山，石彪不得不从，一回到北京，就被逮捕下锦衣卫狱。明英宗随即命逯杲赶到大同，将石彪同党都指挥朱谅等七十六人全部逮捕。逯杲就此揭发石彪之弟石庆的罪状，被牵连的人甚多，逯杲因此升任指挥同知。

石彪事发后，言官于朝廷弹劾，有人事先泄露给石亨。明英宗知道后大怒，遂下令：“禁文武大臣往来，其给事中，御史及锦衣卫官，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违者依洪武间铁榜例治罪。”

石亨得知消息后，上书请罪，以试探明英宗的态度。明英宗也极为老练，“慰谕之”，表示石彪的罪与石亨无关。石亨又请削去石家子弟的官职，放归田里，当时石家子弟冒夺门之功受封者多达千人。明英宗也没有同意。

石彪被下狱审讯后，有更多的大罪被揭露出来，比如他曾经指使人到苏州采办绣蟒龙衣及不是臣子所能用的特大号红床。这就是死罪，石彪因此被抄家。朝臣纷纷劾奏石亨“招权纳贿，肆行无忌”。逯杲也认为石彪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其实是受了石亨的指使，请求将石亨逮捕。明英宗念旧，还是狠不下心，只下令石亨在家养病，实际上是软禁了石亨，并免除了他的职位。

好笑的是，逯杲并没有就此罢休，派人长期驻守在石亨家门口，严密监视进出人等的举动。结果发现石亨并不安分守己，与从孙石浚和都督杜清来往密切。

当时京师有流言说：“土木掌兵权。”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后来有人揭发，土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杜字。于是，逯杲将目标放在都督杜清身上。

这杜清确实不够安分，蓄养来历不明的闲汉，还四处打听英宗皇帝的行踪。逯杲立即向明英宗密奏石亨与从孙石浚等造妖言，专伺朝廷动静，谋反行迹显著。

因为涉及自身安全，明英宗这次没有迟疑，下诏逮石亨下狱，籍没其家。天顺四年（1460年）二月，石亨瘐死于狱中。瘐死是指在监狱中因疾病、饥饿、折磨等原因而非正常死亡。毫无疑问，这是有人故意要让石亨死。之后，石彪、石浚等均被斩首示众。曾经显赫无比的权臣石氏家族顷刻间烟消云散[11]。

石亨败后，其门下冒功得官者被罢黜四千余人。锦衣卫长官门达和逯杲其实也是依附石亨才得到提升，但明英宗正倚重二人，特意下诏书留任。尤其逯杲在石亨一案中出力甚多，更加得到明英宗信任。

逯杲更加得意，权势超出于门达之上。他派锦衣卫校尉侦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门为了避祸，争相进献乐伎及财物给逯杲，就是皇亲国戚也不能幸免。不主动进贡的人，通常都被逮捕，罗织罪名定案。当时有朝见皇帝资格的官员，一大半受到过逯杲的指控。彭城伯张瑾因为妻子病死下葬，称病不去朝见，却与人在私宅中饮酒，被逯杲劾奏，差点儿得了大罪。有些地方上的奸民趁机兴风作浪，诈称是锦衣卫校尉，收受贿赂，横行无忌。

逯杲手下校尉诬蔑宁王朱权后裔宁府弋阳王朱奠壏母子淫乱。明英宗派官员前往查勘，结果并无其事，就连一向与朱奠壏不合的靖王朱奠培也说这事没有证据。因为事关宗亲，明英宗很生气，责备逯杲。逯杲为了取信于英宗，大力构陷，英宗信以为真，赐朱奠壏母子自杀。

朱奠壏死后，人们刚把他尸首抬出埋葬，天气骤变，雷声隆隆，大雨如注，平地上积水瞬间深达几尺。当地人都认为朱奠壏母子死得冤枉，所以上天都为之愤愤不平。然而，在政权的巩固阶段，明英宗时刻提防朝中大臣结党，所以格外倚重门达、逯杲这类人，这是帝王权术的需要。

石亨之败，给曹吉祥以很大的打击，他总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尤其是明英宗听从内阁大学士李贤的意见，下诏禁用“夺门”字样。曹吉祥认为夺门之功被否定，心里恐惧，渐渐酝酿异谋。而石亨倒台后，逯杲又将目标对准了司礼监太监曹吉祥。他派人刺探曹氏阴事，多有讦告，曹吉祥恨之入骨。

曹吉祥早年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每次出兵，他总是挑选达官及作战英勇的士卒，归到自己帐下，回师后豢养在家中，所以家中隐藏了许多甲兵。夺门之变后，曹吉祥掌管司礼监，兼总督京营三大营，兵权在握，更是蓄养了大批死士。曹吉祥原与石亨狼狈为奸，及石亨失败，他内心不安，预感到自己亦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决定铤而走险，大肆搜罗亲信，结为死党。

曹吉祥天天犒劳手下亲信，任意赠送金银、粮食、丝绸。亲信们担心曹吉祥一旦垮台，自己也会受到牵连，都表示愿意誓死效力。曹吉祥嗣子曹钦问门客冯益道：“自古以来有宦官子弟当天子的吗？”冯益回答道：“你的本家魏武帝便是其人。”

魏武帝是指曹操。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钦听了大喜，更加坚定了夺权之心。但这时候却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曹钦自己先触发了危机。

曹钦手下有个锦衣百户曹福来，颇有经济头脑，常常借采办的名义，自己从事贸易牟利。结果，曹福来被逯杲盯上了。曹钦得知消息后大为恐慌，因为曹福来也是起事的知情者，万一曹福来向逯杲泄露，就前功尽弃了。于是，曹钦指使曹福来的妻子去向锦衣卫报案，说丈夫得了失心疯，不知去向。这是曹钦有预谋的伏笔，万一曹福来泄露了秘密，疯子的话是没有人当真的。逯杲得报后，立即将计就计，派人缉捕曹福来。曹钦见此计不成，便决定先下手为强，派人去杀曹福来。

曹福来在保定被曹钦派出的杀手发现，正在动手的时候，有个姓顾的巡按御史刚好率兵路过，不但救下了奄奄一息的曹福来，而且逮住了其中一个凶手。凶手招供出是受昭武伯曹钦所派。顾御史上奏弹劾曹钦。英宗命令锦衣卫指挥逯杲严查此事，并颁布敕书，遍告群臣：不准臣下自行其是，干涉法典。

曹钦心惊胆战，急忙找曹吉祥商量对策。曹吉祥也深知大祸将要临头，决定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经过多次策划之后，定于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初二清晨正式起事。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边境有警，怀宁伯孙镗即将挂大将军印出征，兵部尚书马昂监军，定在七月初二在奉天殿举行辞别仪式。而头天晚上孙镗和马昂按惯例留宿朝堂，如果杀了这两人，可以直接夺门入奉天殿。于是决定由曹钦自外拥兵入宫，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废除英宗。

起事头天晚上，曹钦召集心腹，大摆宴席，专门等待凌晨行事。指挥马亮突然觉得曹钦造反如同儿戏，万一不成，罪至灭族，于是起了告密的念头。宴席中，马亮借口上厕所，逃席而去，直奔朝房告密。

当夜恭顺侯吴瑾在朝房当班，听到马亮所言，大惊失色。因为此时已经是深夜，皇城全部落锁，要传话到深宫，只能通过字条，可吴瑾是蒙古人，不会写汉字，他急忙叫醒了留宿在朝堂的怀宁伯孙镗，告诉情由。

孙镗武将出身，肚子的墨水也不多，匆忙之下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措辞，只好直截了当地写道：“曹钦反，曹钦反！”随后将这六个字的纸条从长安右门门缝塞入大内。纸条被火速传入深宫，明英宗得知消息后，急忙派人逮捕了大内的曹吉祥，同时敕令皇城及京城九门俱不准开启。

曹钦发现马亮逃跑后，知道事情泄露。他恼恨逯杲一直暗中派人侦查曹氏，先带人半夜骑马前往逯杲的家中，杀了逯杲并割下首级。随即直奔西朝房。御史寇深正在西朝房待朝，被曹钦一刀杀死。

到了东朝房，刚好遇上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李贤。李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曹钦手下人二话不说，上前一刀砍伤了李贤。曹钦急忙喝止，上前握住李贤的手，道：“李公是好人，我今日为此事，实由逯杲激变，并非出我本心，烦公代为奏辩！”李贤见大变发生，便含含糊糊地写了几句。

曹钦带着李贤写的奏疏到达长安左门，想从门隙投奏疏进去。不料那门十分坚密，奏疏无法塞入。曹钦大声喊门，此时宫中守卫早已经得到明英宗之命，自然不肯开门。曹钦便下令手下放火烧门。守门卫士紧急拆除御河边的砖石，将门死死堵住，火一时烧不进去。曹钦等人无可奈何，只在门外呼噪，声彻宫中。

怀宁伯孙镗来不及调兵，急忙到太平侯张瑾家，邀兵击贼。张瑾畏惧，不敢出。孙镗便令儿子孙辅和孙軏到宣武街召集征西将士。孙镗很有心计，要儿子不要告诉大家是曹氏谋反，而是说：“刑部囚犯反狱，抓住越狱者重赏。”霎时间，立即召到西征将士两千人。孙镗这才对大家解释了曹钦谋反的经过，众人表示要奋勇向前，击杀曹钦。工部尚书赵荣得到消息后，披甲跃马，一边狂奔，一边高呼杀贼有赏，竟然也由此召集了数百人。

这时候，天渐渐亮了，恭顺侯吴瑾率五六骑出来观察战况，刚好与曹钦迎面遇上，吴瑾寡不敌众，力战而死。明英宗一直十分信任吴瑾，曾经想派他去守甘肃，吴瑾推辞说：“臣，蒙古人，陛下若用臣守边，恐外裔轻中国。”明英宗“善其言”，从此更加恩宠。

曹钦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又下令放火烧门。门内守卫极有计谋，见火势越来越大，门难免被烧毁，干脆搬了许多柴禾和易燃物品，投到被烧坏的门处，火势炽烈，曹钦等因而无法进门。

天色已经大亮，曹钦的党羽心中开始畏惧，不少人悄悄散去。曹钦被左右夹攻，料难成功，便打算退走。孙镗率兵紧追不舍，孙镗的儿子孙軏砍中曹钦的胳膊，但孙軏也被曹钦杀死。曹钦率军去冲安定各门，想逃出城去，不料各门关闭，巍然不动。

适逢大雨瓢泼，曹钦全身被淋湿，狼狈万分，见走投无路，只得逃回家中。孙镗督促各军高喊着冲杀进来。经一番恶战之后，曹钦走投无路，跳井自杀。曹家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屠灭。曹吉祥一家发动的兵变，一夜之间即被镇压。

过了三天，曹吉祥在闹市被车裂，其党羽汤序、冯益等以及曹吉祥的姻亲党羽全部被杀。

孙镗论功第一，进爵世侯，仍典三千营；孙軏赠百户，世袭；马昂、李贤并加太子少保；马亮告叛有功，擢为都督；将士等升赏有差；追封吴瑾为梁国公，赠寇深少保，以擒贼诏示天下。

曹吉祥只是个宦官，其叛乱在明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再如何骄横，也不敢公然和皇帝对抗，造反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即便后来明熹宗一朝魏忠贤权势熏天，也没有敢与皇帝较量。这只能说明，在英宗复位初期，政局相当不稳定，从之前阁臣们的进进出出，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中国历史上，一生中当过两次皇帝的除了明英宗朱祁镇外，还有唐中宗李显。李显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第三个儿子。上元二年（675年），武则天鸩杀了年仅二十四岁的亲生儿子李弘。次子李贤随即被立为太子。但不久后武则天又指使人诬告李贤谋夺皇位。李贤被废，贬为庶人，被迁到巴州。三子李显被立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去世，李显由太子即皇帝位，为唐中宗。武则天为皇太后，总揽朝政。两个月后，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睿宗终日居于别殿，不管朝政，朝政尽归武则天裁决。武则天废除中宗李显后第三天，派人赶到巴州，将李贤杀死，许多人牵连被杀。

公元690年的重阳节，即九月初九，年近古稀的武则天改元天授，正式建立了大周王朝，自称“圣母神皇”正式将李唐天下变为武氏天下。这一年，武则天六十七岁。同时，降睿宗李旦为皇嗣，降太子李成器为皇太孙。后来李显被迎回，重新立为太子。长安四年（704年）八月，已经八十一岁的武则天终于卧病不起。宰相张柬之经过周密部署，在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三日发动了兵变，羽林将军李多祚率兵自玄武门入，斩武则天男宠张昌宗、张易之于院左。太子李显即位，复为中宗，恢复唐国号。只是中宗李显的下场也不大好，被自己最信任的妻子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下毒害死。

对于第二次即位的英宗朱祁镇来说，一切的仇恨，最后必然要归于根源。而这一切困难的根源，本来应该是王振。王振擅权乱政，又导皇帝亲征，酿成土木堡之祸。然而，英宗却对先生王振思念不已，特地命人雕刻一个王振的木像，招魂安葬，并在智化寺为王振塑像，还赐额曰“旌忠”。智化寺由此成为宦官王振的家庙。直到三百多年后，清朝皇帝乾隆下令毁掉王振像，改供佛像。此后，智化寺便逐渐衰败了。

毫无疑问，明英宗复辟后，进行了诸多无情屠戮。在他身上，再一次表现出八年前他所拥有的以自我为中心、为所欲为的强烈特征。不过，对于明英宗而言，他的行为仍然可以解释得通——

他登基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在宦官王振的把持下长大，享受的是无穷无尽的不识愁滋味的放纵，随即经历了亲征、被俘、成为太上皇等一系列人生重大变故。等到好不容易回国，又被亲弟弟囚禁，孤寂与落寞无时不在，连生命都没有了保证，时刻生活在惊恐之中。所以当政变出人意料地将他重新扶上皇位时，他便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措施和毒辣手段来确保权力的巩固，这也是为什么明英宗会在皇位失而复得后开始一改常态地勤政。

明英宗复位后不久，便做了一件惊人之举，下令释放朱文圭。朱文圭是建文帝次子，史称“建庶人”。当年靖难之役，朱棣攻入南京之后，皇宫起火，建文帝朱允炆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去向，朱允炆次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被朱棣废为庶人，幽禁在凤阳广安宫。

明英宗之所以突然想到朱文圭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跟他长达八年的南宫囚禁生活不无关系，大概是因为起伏的命运使得他对世事沧桑多了几分理解。

释放朱文圭之举在当时争议颇大，一些人认为不妥当。明英宗专门征询大臣李贤的意见。李贤道：“这是尧、舜之用心。”促使明英宗下定了决心。

天顺元年（1457年）十月二十六日，朱文圭及其庶母以下家属五六十人都被释放，安置在凤阳，听其婚娶出入自便，给守门人二十人，婢妾十数人。

明英宗身边的人还担心放出朱文圭会出变故。明英宗倒是极有气度，慨然道：“有天命者，任自为之。”

此时的朱文圭已经五十七岁了，他自小被囚禁在高墙内，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连牛和马都不认识，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和安乐也感到无所适从，被放出来后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一些野史记载说朱文圭的死是因为房事，这倒叫人格外感叹，倘若他继续被囚禁，诸事不知，也许反倒可以尽享天年。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患病。病危时下遗诏，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由此废止了宫妃殉葬制度。此后明朝各帝都遵从此遗诏，不再以宫人殉葬。明英宗此举，被史家称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

正月十七，复辟帝位整整七年的明英宗病死，葬于裕陵，终年三十八岁，从而结束了他大起大落、跌宕传奇的一生。

在明朝十六个皇帝中，明英宗的经历是最奇特、最复杂的。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富有戏剧性的一生也不乏某种悲剧色彩。而他的悲剧因素，还将在他的儿子身上流传。

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俘虏时，长子朱见深还不到两岁。在严重的国家危机中，朱见深被孙太后立为太子。这时候的朱见深，还并不清楚太子的地位对他来说意味着将来的君临天下，也由此注定他将有不平凡的人生。

命运总是爱开玩笑。朱见深虽然小小年纪就当了储君，但他的太子位并不安稳，尤其当叔叔明景帝朱祁钰有了儿子朱见济后，他的地位和生命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私心极重的明景帝一心要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开始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废掉朱见深。不过，倘若现太子朱见深意外地死去，朱见济就能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正因为如此，朱见深一度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当时有人看出这一点，建议将朱见深接到南内由明英宗亲自抚养，但后来经过商议，还是认为由明英宗生母孙太后养在仁寿宫比较好。即便如此，孙太后的地位也大不如从前。朱见深虽然年纪还小，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耳闻目睹，多少有些感觉，以致从小就落下了口吃的毛病。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五岁的朱见深终于被废太子位，改封沂王，他的小堂弟朱见济被立为皇太子。

朱见深父亲明英宗被囚禁南内的八年，正是他的童年。本该天真欢娱的年代，却代之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明景帝之刻薄，自然也不会对朱见深予以照顾。虽然史书记载朱见深“年虽幼，举止如成人，气度非凡，不轻言笑”，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他的童年非常压抑，且阴影影响了他终身。对于朱见深而言，唯一的安慰，就是似姊似母的万贞儿。

万贞儿是孙太后亲信，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后因犯法流配边疆。万贞儿年仅四岁便充入掖庭为奴，十多年后出落得花容月貌。孙太后怜她聪明伶俐，又是家乡人，便命她在仁寿宫管理服装衣饰等事，甚为得力。后来景帝即位，孙太后担心孙子朱见深的处境，特意派信得过的万贞儿专门照料孙子。万贞儿因此成为朱见深的贴身侍女，她比朱见深大十七岁，整天带着朱见深游玩戏谑，日益亲近，以至形影不离。朱见深被废太子位后，万贞儿极力抚慰，照顾得极为周到。在险恶的宫廷争斗的环境中，聪慧的万贞儿所带给朱见深的心灵上的慰藉，远非后人所能想象。而就是这种在患难中产生的不离不弃和互相依赖的深厚感情，竟然会在后来导致明朝的第一个外戚擅权。

上天似乎对朱见深格外垂青，先是被立为太子的朱见济早夭，随即便是著名的“夺门之变”，这也意味着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将失而复得。明英宗复辟成功后，消息传到仁寿宫，万贞儿抱着年仅九岁的朱见深又哭又笑。许多年以后，朱见深才明白当时万贞儿的心情。

朱见深再一次以英宗长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他逐渐长大了，但性格依旧木讷软弱，童年时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由于幼年卷在皇位之争的旋涡中，精神压力非常之大，朱见深从小留下了口吃的毛病。他的反应也非常迟钝，据说连他的父亲明英宗朱祁镇都怀疑儿子的智力是不是有问题，也怀疑这样的儿子是否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朱祁镇曾经密召李贤，问道：“一定要传位给太子吗？”可见皇帝对这个儿子实在是不放心。

当时宫中的流言也很多，盛传太子朱见深与比他年长十七岁的宫女万贞儿不清不楚。但因为万贞儿是孙太后的心腹，对太子又有抚育之恩，加上太子对她无比依赖，明英宗和太子生母周贵妃对此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因此，宫中人人都知道，一旦朱见深即位，万贞儿必将贵不可言。

周贵妃，昌平人，庆云侯周龙女。她被明英宗纳为嫔妃的经历颇为传奇。有一次，明英宗到郊外打猎，追逐一只兔子，结果闯进了周家。周家人惊慌失措，四处躲避，周氏才十岁许，却未躲匿，而是大方地瞪着明英宗这个不速之客。明英宗大为惊讶，认为周氏非常人，于是将她携入宫中。正统十二年（1447年），周氏生皇子朱见深。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复辟后，周氏才被封为贵妃。

周贵妃母凭子贵，颇为傲慢无礼。明英宗看在眼中，担心将来太子朱见深即位后，会因为生母周贵妃而不尊崇钱皇后地位。所以在临终前，特别遗命大学士李贤：“钱皇后千秋万岁后，应与朕同葬！”按照明朝惯例，一帝一后同葬。明英宗这道命令就如同明白地告诉周贵妃：即便你的儿子做了皇帝，钱皇后的太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这是明英宗对糟糠之妻感情深厚的体现。

然而，尽管明英宗事先做了预备，最终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明英宗死后，十六岁的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周贵妃嫉妒钱皇后，想只立她一人为太后。明宪宗朱见深不敢违抗母命，只好下令廷议。由于大学士李贤、彭时力争，周贵妃才同意两宫并尊为太后，钱皇后为慈懿皇太后，周贵妃为皇太后，两宫地位相等。在为明英宗营建裕陵时，李贤等大臣考虑到一帝二后的特殊情况，提议地宫建三个棺位，但遭到明宪宗的反对。

成化四年（1468年）六月，钱太后病逝。周太后反对钱后与明英宗合葬。群臣自然都激烈反对，一致认为明英宗与两后合葬是“礼之所合，孝之所归”。几次疏争，周太后仍然不同意，要求为钱太后别择葬地。礼部尚书姚廷夔与其他的廷臣九十九人都不同意为钱太后另外建造陵寝。

明宪宗对群臣说：“悖礼非孝，违亲亦非孝，卿等为朕筹一良法。”意思是他也进退两难，让他的大臣们给他想个办法，但群臣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并由姚廷夔率百官跪在文华门外候旨，从上午巳时一直等到下午申时。明宪宗一直没有降旨，只派人出来传谕群臣暂且先各自回家。群臣却不肯善罢甘休，一齐伏地大哭道：“若不得旨，臣等不敢退去。”自此，开了廷臣哭谏的先例。

又耗了一阵子，明宪宗还是耗不过这些意志坚定的大臣，只得下旨命将钱太后与明英宗合葬裕陵。群臣这才齐声呼万岁，各自回家。

同年九月，钱皇后葬裕陵，谥“孝庄皇后”。然而，钱皇后虽葬裕陵，并没有与明英宗合葬在一处，而是同隧异室，葬在离明英宗玄宫数丈远的左配殿中，右边则空着留给周太后。周太后还派人暗中做手脚，堵塞了两殿之间的市道，意思就是不让钱太后在另一个世界跟英宗见面。

明十三陵位置图

周太后的寿命很长，一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才病逝，以皇后礼葬裕陵。周太后去世后，当政的明孝宗朱祐樘提出当时安葬钱皇后不合礼制的事，想打通钱皇后墓室和明英宗玄宫的隧道。钦天监说：“通陵事，岁向不利。”终于还是没有改变。

十八岁的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度。他不计前嫌，不记恨叔叔明景帝朱祁钰曾经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了朱祁钰的帝号，并对明景帝陵寝进行了整修。明景帝之女固安公主在英宗复辟后，降为郡主。成化时，固安郡主长成，明宪宗以阁臣奏，将其下嫁王宪，礼仪视公主，以故尚书蹇义赐第赐之。可见在明宪宗心中，既没有怀恨明景帝，也没有对景帝的后代采取任何报复的措施，相反还格外优待。

明英宗晚年，已自悔“夺门”之不当。明宪宗深察父皇之心，即位后，重新为夺门之变厘定是非，其中最大最得人心的事件便是为于谦平反昭雪。成化元年（1465年）二月，监察御史赵敔首先上疏，请求为于谦及其家人雪冤，“死者赠官遣祭，存者复官”。明宪宗表示同意。于谦长子于冕本来被遣戍龙门，先是赦免回家，次年恢复官职，为府军前卫副千户。义子于康已死在辽东贬地。女婿朱骥则早在天顺年间便已被赦免，明宪宗命其重回锦衣卫任职，后朱骥一直做到锦衣卫最高长官。

除此之外，明宪宗还特意派使臣马璇代表自己到于谦墓前祭奠。祭文由翰林院代撰，内中道：“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恃，为权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复卿子官，遣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

这篇以皇帝名义撰写的祭文打动了许多人，民间争相传诵。

另外一件比较得人心的事，是明宪宗罢免了锦衣卫长官门达。天顺时，明英宗重用门达，朝野为之侧目。明英宗病危之际，门达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暗中结纳太子身边的宦官王纶。王纶利欲熏心，暗中结纳外臣，与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密谋，打算等到太子即位后，让钱溥入阁，代替大学士李贤辅政。结果这件事被人揭发出来，明宪宗大怒，斩杀王纶，贬谪钱溥到广东顺德，门达贬谪贵州。但门达因为以前干的坏事不少，现在他倒了霉，旧账就都被翻了出来。言官上奏弹劾门达，于是门达被交付都察院会同九卿廷讯。右都御史李宾等人弹劾门达罪状：“忤其意者，过求细故，必加陷害。屡兴大狱，巧于锻练。别置狱舍，以鞠罪囚”，“又纵令子弟为奸利事，交通外人，多纳贿赂”。明宪宗命将门达处斩。门达后来遇赦，被发配广西南丹卫充军。其党羽多被谪戍或降调。

而在夺门之变中获罪或者遭石亨等人构陷贬谪的官员，在明宪宗一朝都得到了复职。比如原御史杨瑄、张鹏等因劾奏曹吉祥、石亨而被诬得罪，免官谪戍。宪宗恢复杨瑄、张鹏等原官，又任杨瑄为浙江按察副使，张鹏为福建按察使。

明宪宗即位后不久，命没收大宦官曹吉祥之地为宫中庄田。这就是明朝皇庄的来历。给事中齐庄上疏劝阻：“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小民争利！”明宪宗不理。从此，勋戚、中贵之家，多夺民地为庄田。

明宪宗即位之初任用李贤为相，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可谓是人才济济，朝政也曾比较清明，但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明宪宗钟爱的万贵妃开始涉政。万贵妃即为前面所提到的万贞儿。明宪宗即位后，心中唯恋着万贞儿一人。此时万贞儿已经三十五岁。明宪宗不忘万贞儿对自己的爱护和体贴，也不因她比自己年长十七岁、颜色渐衰而嫌弃。照他心思，想册立万贞儿为皇后。但万贞儿年龄比皇帝大十七岁，又是微贱的宫女，想坐上皇后宝座，几乎是做梦。迫于礼制，明宪宗只能纳万贞儿为才人，属于等级较低的嫔妃。成化二年（1466年），万贞儿生皇长子，进为贵妃。此后宫中诸事，亦多由万贞儿操持。更为少有的是，明宪宗在位二十三年，始终如一地专宠万贵妃，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奇事。

万贞儿丰艳有肌，肥美似唐代著名美人杨贵妃。每每明宪宗出游，万贞儿必戎服佩剑，侍立左右，颇有英气。明宪宗顾之辄为色飞，越看越爱。后人曾经引用史籍云：“妺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说是桀的宠妃喜喜欢穿男子的衣服，所以桀才灭亡。而万贞儿好穿男子服装，也为成化朝带来了灾难。但明宪宗之所以痴恋万贞儿一生，最重要的是在他被废太子位后最艰难的时候，万贞儿一直在他身边，给了他许多心灵上的安慰。

明宪宗初即帝位时，两宫太后为替新皇帝选择皇后人选颇费了一番心思。她们在明英宗生前亲自替儿子选定的十二名淑女中，再行认真挑选，选了王、吴、柏三人留住宫中，慢慢考察。后实在难分高下，明宪宗生母周太后便命司礼监牛玉在三名淑媛中选定一人为皇后。牛玉道：“先帝在时曾属意吴女和王女，我看二女姿貌相当，分不出谁更美丽端庄，比较起来，似是吴女更为贤淑。”

周太后便做主替朱见深择定吴氏为皇后。因为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钱太后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谁知大婚之后，皇帝新郎并不贪恋吴皇后的青春美色，而是常常宿在万贞儿宫中，这使吴皇后又气又羞。而万贞儿仗着明宪宗的宠幸，根本不把吴皇后放在眼里。她每次谒见吴皇后时，总是板着脸，甚至故意拿架子，这使吴皇后非常生气，起先碍着明宪宗的面子还隐忍着，到后来实在忍耐不住，有一次惹得吴皇后性起，命宫人将万贞儿拖倒在地，亲自取过杖来打了她几下。

万贞儿找到明宪宗，哭闹不休。明宪宗大怒，要去找皇后评理。万贞儿是个有心机之人，又故意拦住明宪宗不让去闹，说道：“妾已年长色衰，不及皇后玉女天成，还请陛下命妾出宫，以免皇后生气，妾也省得受那杖刑了！”

明宪宗大怒，立即去见两宫太后，说吴皇后举动轻佻，不守礼法，不堪居六宫之首，定要废去。钱太后不便说什么。周太后劝阻道：“册后才一月便要废去，岂不惹人笑话？”

明宪宗坚持要废，周太后溺爱儿子，只得由着他。于是，一道废后诏书下达，命吴氏退居别宫，还将主张选吴氏为后的司礼监牛玉罚往孝陵种菜。在平定曹吉祥叛变中立有首功的孙镗因为是牛玉的姻亲，也被免职赋闲。

万贞儿尚觊觎皇后之位，要皇帝丈夫替她去向太后说情。但周太后嫌万贞儿年纪太大，且出身微贱，始终不肯应允。

过了两个月，周太后下旨，命明宪宗册立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生性软弱怕事，知道皇帝宠幸万贞儿，自己更不是万贞儿的对手，只得处处谦虚忍让，做个傀儡皇后。史书记载，王皇后“终其身不得十幸”，然亦无所嫉妒。

成化二年（1466年），万贞儿生下皇长子。明宪宗大喜，立即进她为贵妃，又派出使者四处祷告山川诸神。谁知偏偏天不从人愿，未等满月这位龙子竟是短命夭折，万贞儿也从此不再有娠，但是夺取皇后之位的野心并未放弃。她就十分妒恨妃嫔们生子，如知道哪个妃嫔怀胎，她就千方百计逼令喝药打胎。迫于万贵妃在宫中的权势，妃嫔们只有含泪服从。几年过去，明宪宗一直没有子嗣。但他并不知道是他的爱妃万贞儿在中间捣鬼。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为之忧心，明宪宗也为之愁眉不展。

成化五年（1469年），柏贤妃生下一个皇子。明宪宗高兴非凡，大事庆贺，取名祐极。第二年二月，皇子祐极突然生起病来，一天一夜后竟夭折了。宫人觉得太子病得奇怪，偷偷查访，发现是万贞儿派人毒死了太子。但是，谁也不敢去告发。

一天，明宪宗偶尔到内藏观书，与管藏书的瑶族女子纪氏发生关系。不久后纪氏怀了身孕，万贞儿得知后，令心腹侍婢去给纪氏喝打胎药。那侍婢颇有良心，回来告诉万贞儿说纪氏只是得了肚子胀，并不是怀孕。万贞儿半信半疑。

纪氏怀胎十月后，分娩生下一个男孩儿。她知道万贞儿的势力，忍痛将孩子交给太监张敏，让他抱出去将孩子淹死。张敏惊叹道：“皇上还没有子嗣，怎么能轻弃骨血？”于是将孩子藏起来，暗中哺养。明宪宗废掉的皇后吴氏知道了消息，也帮忙养育孩子。

朝廷对皇帝没有后嗣深为关切。大臣们纷纷上奏，力请明宪宗疏远万贵妃，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嫔妃生育子女。虽然万贞儿早已经年老色衰，但明宪宗对万贞儿的感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淡，对这种请求，皇帝的答复是：“此乃朕之私事。”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某日，明宪宗召太监张敏帮他梳头发，揽镜自照，突然看见头上已经有不少白发，不觉发愁地叹道：“老将至了，尚无子嗣，何以为情？”张敏鼓起勇气道：“万岁已有子了。”明宪宗愕然道：“朕子已亡，哪里还有子嗣？”

张敏这才说了纪氏生子的经过。明宪宗听说后大喜，立即派遣张敏去迎接皇子。纪氏抱着儿子大哭：“今日我儿一去，我恐怕性命难保！”

明宪宗见到儿子已经六岁，大喜过望，取名为朱祐樘，立为太子，又册封纪氏为淑妃。朝廷上下欢天喜地，唯独万贞儿不高兴。不久后，纪妃暴死，谁也不敢过问。明宪宗也不追究，只是下令予以厚葬。张敏见纪妃被万贞儿害死，料想自己也难逃毒手，便吞金自杀了。朱祐樘被周太后接入宫中，严密保护，总算得以安全长大。

万贞儿挟恨在胸，渐渐得了肝病。成化二十三年（1488年），年近七十岁的万贞儿因小事发怒，鞭打一宫女，突然气咽痰涌，暴毙身亡。明宪宗得到消息，忧伤地道：“万侍长去了，朕亦将去矣。”可见皇帝对万贞儿依然情深一片。数月后，明宪宗果然因悲伤过度去世。

明宪宗崩后，身世奇特的太子朱祐樘即位，年十八岁，是为明孝宗，年号弘治，又称弘治皇帝。而此时的大明江山，已然是千疮百孔了。

（全文完）

* * *

[1]程敏政出身名门，为南京兵部尚书程信之子，还是英宗朱祁镇后期所倚重的名臣李贤的女婿，十岁就被称为“神童”。英宗听说了他的大名后，召他应对。小小年纪的程敏政毫不畏惧，对答得体。英宗大喜，让他进翰林院读书。李贤打算招程敏政为婿，便设宴招待他。席间，李贤指着桌上的果品出个对子让他对：“因荷（何）而得藕（偶）。”李贤这样做，一是为了考考程敏政的学问和智力，二是为了探探他对婚事的意见。程敏政当即猜测到了李贤的意思，随口答道：“有杏（幸）不须梅（媒）。”一时传为佳话。程敏政于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当时天下著名的三翰林，学问渊博称程敏政，文章古雅称李东阳（在文学史上创造了自称宗法杜甫而追求格律声调的茶陵诗派），性情纯真称陈音，三人均名冠一时。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科举，程敏政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身份，与李东阳共同主持会试。考生中有苏州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即风流才子唐伯虎）。唐寅十六岁以第一名中秀才。弘治十一年（1498年）参加在陪都南京举行的应天府乡试，又以第一名考取举人。时人都认为唐寅是天下奇才，一定会连中三元。甚至远在北京的程敏政读了他的文章，也称赞不已，期望能早日见到这位年轻才俊。唐寅赴北京会试时，结识了富家举子徐经（著名旅行家徐霞客高祖）。到北京后，程敏政书童假通关节向应试者索取贿赂，暗中倒卖试题。徐经花重金买到试题，预先做好了文章，也将试题之事告诉了好友唐寅。不久，谏官华昶等人揭发此事，程敏政、徐经、唐寅都被下狱，饱受皮肉之苦。毫不知情的程敏政出狱后不久便忧愤而死。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傅瀚（当时的礼部右侍郎）想要得到程敏政的主考官位置，跟谏官华昶和程敏政书童一起设好的圈套，徐经和唐寅不过是其中的棋子而已。唐寅经吴宽保举出狱，但前途尽毁，后来发往浙江为吏，“耻不就，居家益放浪”。妻子改嫁他人，甚至家人也不谅解他。唐寅只得迁居于桃花坞，自号桃花庵主，并效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远游闽、浙诸山，湘、赣诸水，以鬻文卖画度日。在此期间，宁王朱宸濠曾重金相聘。唐寅察其有异志，于是“佯狂使酒，露其丑秽”，使朱宸濠吃他不消，最后放他走路。唐寅后来一直靠卖字画为生，贫困潦倒，为人则更加狂放戏谑，不拘礼法。有次代某商人写了一副对联：“生意如春意，财源似水源。”那人不满意，说对联意思必须显而易见、容易理解的才好。唐寅就重新写了一副：“门前生意，好似夏月蚊虫，队进队出；柜里铜钱，要像冬天虱子，越捉越多。”商人才十分高兴地告别而去。在程敏政唐寅案未发前，明孝宗朱祐樘在宫中饮宴。一个优人扮成个卖猪蹄的，用盘子端了熟猪蹄，边走边叫：“卖蹄啊！”另一个上前去买，先问价钱。卖蹄的答道：“一千两一个！”买的人惊道：“怎么这么贵？”卖的答道：“我这是‘熟蹄（题）’，并非‘生蹄（题）’。”暗喻京师有人向举人们卖会考试题。明孝宗听到，居然毫不醒悟。

[2]长洲：即吴县，今江苏苏州。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置吴县，为会稽郡治所。后历为吴郡、吴州、苏州、平江府、苏州府治所。1928年城区划出设苏州市，1930年5月16日，撤苏州市，仍并入吴县。1949年划出城区建苏州市。1995年6月撤销吴县，设吴县市（县级），2000年12月撤销吴县市，改设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

[3]同邑：今福建厦门。

[4]王竑被贬半年后，明英宗朱祁镇偶尔翻阅到王竑的旧奏折，见通篇都是忠言良策，略有感悟，遂恩准王竑回籍。王竑历经风波，感慨万千，赋诗“十年不见凤凰山，今喜承恩得暂还”，以表心情。天顺五年（1461年），边疆兵事又起，朝中无人可用，英宗急召王竑赴京参赞军务，事平后授副都御史，仍督漕运。王竑至徐淮到任时，老幼迎拜，欢声动野。宪宗朱见深继位后，升王竑为兵部尚书。王竑深感朝廷积习难除，自己无回天之力，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奏章，称病辞官归乡。王竑辞官居家二十三年，宪宗多次下诏令其出仕，均被王竑婉辞。

[5]明人陆釴则在《病逸漫记》中记述说：“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清朝时，乾隆皇帝为景帝朱祁钰立碑题词，也认为朱祁钰是人为致死。

[6]这就是为什么明朝有十六个皇帝，昌平只有十三陵。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在南京，惠帝朱允炆不知所踪，自然也没有资格葬入皇陵，景帝被葬在西山，成为明朝三个没有入葬在十三陵的皇帝之一。一直到成化十一年（1475年），宪宗朱见深不计前嫌，以其叔叔朱祁钰“戡乱保邦、奠安宗社”，于国有功，追复其皇帝身份，改谥号为“恭定景皇帝”，接着命有司修缮陵寝，其祭飨与诸皇陵享受同等待遇。嘉靖一朝，金山的景帝陵又有所修缮，还将原来的绿瓦统一换成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黄色琉璃瓦，但景帝的遗体始终没有迁入十三陵原建的寿陵中。景帝原来在皇陵的寿陵，后来也派上了用场——因为明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暴死，来不及修建寿陵，便将就用景帝原来的寿陵，即现在十三陵中的庆陵。

[7]此孙镗即是在北京保卫战中，率五百明军击退瓦剌军、在西直门外被明军拒入、不得不在城下与瓦剌血战的人。后因贿赂大宦官金英，被人揭发出来，论罪当斩，景帝念他多有军功，特别恩典宽恕。又，嘉靖一朝还有个孙镗，武艺矫绝超群，所带双刀，人不能举，是松江一带的抗倭名将，倭寇闻名丧胆。孙镗因每战必捷，渐生轻敌之心。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春，一股倭寇结聚在松江府境西部烧杀淫掠，又乘船渡泖湖，意欲袭攻府城。孙镗得知后，即与部下数人，乘马飞奔，突入敌后。鏖战竟日，箭尽弦绝，而后援不至，不得不撤退。回至石湖桥，半渡，寇船伏兵四起，孙镗落水，因不会游泳，被倭寇用长矛刺进腹部而死。后朝廷封赠为光禄丞，松江民建祠以祀。

[8]徐有贞真迹《有竹居歌》现藏上海博物馆。

[9]通州：今北京。

[10]石亨和曹吉祥相继被杀后，英宗感慨地对大学士李贤道：“岳正曾经主张要诛除这两个奸贼（指石亨和曹吉祥）。”李贤趁机对英宗说：“岳正家有老母，请陛下把他放归老家吧。”英宗顺势将岳正赦免。岳正回到老家通州，做了一个平民百姓。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召岳正复原官，并且作经筵讲官，负责教皇帝读书，纂修《英宗实录》。岳正还朝后，自以为应当大用，不想内阁大学士李贤却安排他当南京任国子监祭酒，掌管办学事。岳正对此很不高兴。有人便趁机兴风作浪，伪冒岳正的名字写了一封弹劾李贤的奏疏。李贤不明所以，对岳正衔怨在心。不久，岳正被贬为兴化知府，后致仕还乡。岳正没有儿子，女婿却都是名臣，大学士李东阳（孝宗、武宗两朝阁臣）和御史李经都是他的女婿。

[11]石亨府宅所在街道，曾叫石大人胡同，现为外交部街。

千古英雄共一心

——大明惊变大事编年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图谋不轨”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取消中书省，废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属官，唯存中书舍人，以政归六部。

洪武十五年（1382年）锦衣卫正式成立，设指挥使一人，秩从三品。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其属有御椅、扇手、擎盖、幡幢、斧钺、銮舆、驯马七司，秩皆正六品。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洪武十七年（1384年）改锦衣卫指挥使为正三品。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因有罪官民，多不尽由三法司，其重者辄令收系锦衣卫狱。治狱之人多非法凌虐，朱元璋令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理，诏内外狱皆归三法司，罢锦衣狱。明成祖朱棣时复置，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死，立朱标第二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时，于谦出生于杭州钱塘太平里（今浙江杭州祠堂巷）。闰五月初十日，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为明朝第二代皇帝，史称建文皇帝。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当朱允炆准备削夺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权位时，朱棣公开反叛，聚集将士，誓师起兵，以“清君侧”“诛奸臣”为名，自称“奉天靖难”，由此揭开了明朝历史上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的序幕。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胜利而告终。朱棣于南京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文皇帝。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朱棣登基后，为了处理政务之需，决定起用一批资浅而干练的文臣参预机务。八月一日，选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同预朝廷机密重务。九月间，又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和胡俨等同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七人朝夕侍从左右，协助皇帝办理政事。因其在大内殿阁行事，故称“内阁”。内阁参预机务从此开始。不过，此时的阁臣品秩远在六部尚书之下，而且不设官属，不辖诸司事务。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时，开始由六部尚书兼任大学士，阁职渐崇。明英宗天顺以后，阁权益重。明世宗朱厚熜鉴于前朝宦官专权，更使阁臣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之上。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决定方针大计，检准诸司题奏，草拟皇帝诏令，俨然成为百官之长。

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郑和与王景弘奉命第一次出使西洋。其船队总共二万七千八百多人，分乘二百零八艘船，其中，最大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其次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船队由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刘家港）渡海到福建，又从福州五虎门扬帆启航，开始了长达两年多之远航。

永乐十四年（1416年）于谦十九岁，与翰林董镛女订婚。两年后，正式娶董氏为妻。

永乐十八年（1420年）八月，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又在东华门北设立东厂，专理刺探臣民谋逆妖言、大奸大恶之事。朱棣担心外臣徇私，不能反映实情，特命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从此，太监提督东厂，成为常例。太监作为提督，具有随意逮捕、刑讯臣民的特权。朱棣为平衡锦衣卫与东厂权势，既由锦衣卫调充东厂属员，又令东厂太监监视锦衣卫，使之相互依赖、彼此制约，共同对皇帝负责。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明朝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于谦会试中式，主考官大学士杨士奇、侍读周述视其为“国士”。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明成祖朱棣死于第五次北征蒙古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东南），年六十五。八月初十，灵柩至京，皇太子朱高炽迎入仁智殿，加殓纳梓宫。九月十日，被奠谥为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长陵。事隔百余年后，嘉靖十七年（1538年）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成祖。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立皇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进杨士奇、杨荣、杨溥、黄淮、蹇义、金幼孜、夏原吉等秩，又进大学士杨荣工部尚书，从此文渊阁者均相继进尚书，阁职渐重。大学士为正五品，比正四品的知府还低。尚书正二品，大学士兼尚书后，品级才符合执政官地位。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十一日，明仁宗朱高炽卒，年四十八。上尊谥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庙号仁宗，葬献陵。皇太子朱瞻基即皇帝位，是为明宣宗，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宣德元年。尊母后张氏为皇太后，立正妃胡善祥为皇后。汉王朱高煦（朱棣第二子）谋反，朱瞻基御驾亲征，擒叔父朱高煦。朱高煦及诸子先被囚禁，后被杀。

宣德二年（1427年）明宣宗朱瞻基废皇后胡氏，立孙贵妃为皇后，立孙贵妃所生之子朱祁镇为皇太子。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三日，明宣宗朱瞻基逝世，年三十五。上尊谥章皇帝，庙号宣宗，葬景陵。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拥太子朱祁镇为帝，是年九岁，即为明英宗，年号正统。以王振为司礼监，明朝宦官乱政自此开始。

正统元年（1436年）闰六月十四日，巡抚河南、山西兵部右侍郎于谦上疏言十事：接济边储，优养军士，减省吏役，清理军伍，查勘逃户，禁止揽纳，中纳盐粮，取用监生，辩理刑名，存恤孤老。疏下礼部，由大臣会议。除官府给予在途军士口粮，恐造成淹留难行，监生不勤慎者宜黜退为民外，其余均如于谦所言，付诸实施。

正统三年（1438年）于谦之子于冕与提刑按察使司副使邵悰之女结婚。

正统九年（1444年）于谦之女璚英嫁给锦衣卫武官朱骥。

正统十年（1445年）于谦妻子董氏去世。于谦与妻子感情深厚，终身不纳侍妾，也未再续娶。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谦五十岁，父于仁（字彦昭）病故，泣请回乡守制。朝廷不许，令有关部门办理营葬事，遣行人汪琰谕祭。于谦回乡参加葬仪，请吏部尚书王直作墓表。墓表言：“公，子二：长即谦，今为大理寺少卿；次泰；女一，嫁钱塘朱济。孙男一，即冕；孙女一，即璚英。”于谦事毕回京，恢复兵部右侍郎职，留部理事。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五十一岁，佐兵部尚书邝埜经画军务，奏遣兵将，镇压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起事。于谦母丧，复恳守制，朝廷以边事紧张，不许。于谦于丧事完毕后返部理事。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入寇，英宗听信王振之言，御驾亲征，土木堡一役，明军溃败，英宗被俘。京师大震，有迁都南京之议，于谦力加阻止，决定战守。九月初六，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是为明景帝，又称明代宗。以明年为景泰元年，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瓦剌首领也先挟英宗大举入犯攻北京，京城告急，景帝亟诏各地诸王遣兵入卫京师，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诸营，将士皆受其节制，都指挥使以下不听从命令者可以先斩后报。于谦保卫北京，也先溃退，拥英宗北逃。京师之围遂解。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英宗还京，百官于安定门迎接。景帝迎拜英宗于东安门，又送英宗至南宫，大赦天下。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皇太子朱见深（明英宗子）被废，立皇子朱见济（明景帝子）为皇太子。加于谦为少保，兼太子太傅。

景泰四年（1453年）石亨举荐于谦子冕为府军前卫副千户。于谦恳辞：“决不敢以子滥功。”仍不获准。回家勉励儿子“砥砺名节”，不辜负朝廷奖勉之意。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亡故。于谦一品秩任期届满，例封四代。

景泰五年（1454年）时序失和，雨雪不降，有灾异象。于谦数次上疏请求罢职，景帝再三挽留。御史钟同、礼部郎中章纶请求复立沂王为太子，景帝怒而收捕钟、章二人。于谦请求解除兵权，告归田里，又不允准。

景泰六年（1455年）于谦五十八岁，所居仅蔽风雨，景帝赐给房屋，恳辞不允，仅将平日所赐袍带、金帛、图书、盔甲之类移入，以封条贴于门上，仍居旧庐。

景泰七年（1456年）于谦勤于王事，自奉又过于俭约，身体亏损，风痰疾作。帝迫太监兴安、舒良看视，又追太医董宿视疾。病少，于谦多次请求罢职归乡，仍不获准。景帝特降手敕谕留，可免朝参。十二月，景帝病重，于谦同百官问安于午门外。同御医董宿进宫问疾。

景泰八年、天顺元年（1457年）春正月，景帝病重而储位未定，中外忧惧。正月十七日，徐有贞、石亨等迎英宗复位。正月二十一日，英宗告即位于宗庙陵寝。下诏大赦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当日即命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次日，加兵部尚书。不久又以夺门之功，封石亨忠国公，张軏为太平候，张輗文安伯，杨善兴济伯，曹吉祥之嗣子曹钦都督同知。逮捕于谦和大学士王文下狱，诬以迎立外藩之罪，正月二十三日遇害。临刑时，于谦神色不变，口占辞世诗一章，从容就义，年六十岁。抄没，家无余资。二月初一，废景泰帝仍为郕王，迁之西内。贬生母皇太后吴氏复为宣庙贤妃，废后汪氏复为郕王妃，削孝肃皇后杭氏谥号，皆称孙太后制行之。二月十九日，郕王死，诏丧葬悉依亲王例。毁所营寿陵，葬之西山，谥曰“戾”，以其后宫唐氏等殉葬。三月初六，英宗复立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

天顺三年（1459年）石彪谋镇大同，明英宗觉其诈，以罪下狱。十月，英宗罢石亨之职，绝朝参。石亨败。

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二十四日，锦衣卫指挥同知逯杲等奏石亨怨望益甚，与其从孙石浚制造妖言。而且蓄养无赖，专伺朝廷动静，不轨之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轻宥，乃下石亨于诏狱。从“谋叛律”应斩，籍其家。二月十六日，石亨瘐死狱中，英宗命革“夺门”功，穷治石亨党羽，由石亨而得官的尽行罢黜，朝署一新。

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初二，太监曹吉祥反失败，其家无论大小尽诛。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死于乾清宫，年三十八岁。临死罢宫妃殉葬。上尊谥睿皇帝，庙号英宗，葬裕陵。正月二十一日，皇太子朱见深正式即皇帝位，是为明宪宗，时年十八岁。大赦天下，以翌年为成化元年。宪宗即位后不久，为于谦平反，赦免于氏家人。于谦子于冕任兵部员外郎，上疏申诉，宪宗遂恢复于谦官职，赐祭。于谦婿朱骥再度出任锦衣卫长官。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进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万历中，改谥忠肃。

塞北穷冬候，无风也自寒

——蒙古大事记

1352年，郭子兴起义，朱元璋参加起义。

1353年，伊利汗国灭亡。

1358年，红巾军攻陷上都。

1361年，元将孛罗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发动内乱。

1363年，元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枢密院事图坚帖木儿叛，投奔孛罗帖木儿。

1364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解除孛罗帖木儿兵权，孛罗帖木儿举兵逼京师，复其职。

1365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遣人杀孛罗帖木儿。

1368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退出中原，趋上都。明军占大都。

1369年，明太祖诏修《元史》。明军占上都，元顺帝退居应昌府。

1370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病逝于应昌府，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明军取应昌，爱猷识理达腊走哈剌和林。帖木儿推翻察哈台汗后裔在马维兰纳尔的统治，建立帖木儿帝国。

1381年，明将傅友德征云南，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自尽。

1387年，明将冯胜征纳哈出。纳哈出降。

1388年，明将蓝玉在捕鱼儿海打败元帝脱古思帖木儿。脱古思帖木儿逃走，至土剌河被也速迭儿袭杀。

1389年，明置兀良哈三卫。脱古思帖木儿子恩克卓里克图即汗位。

1391年，兀良哈泰宁卫阿札失里举兵反明，被明军镇压。

1392年，建昌卫指挥月鲁帖木儿反明，被蓝玉杀。恩克卓里克图汗故。

1399年，额勒伯克汗杀卫拉特浩海太尉，立其子巴图拉为丞相。瓦剌首领乌格齐哈什哈杀额勒伯克汗。

1400年，额勒伯克汗长子坤帖木儿即位。

1402年，东部蒙古始称鞑靼。

1409年，明设奴儿干都司，统领兀良哈、女真诸卫。蒙古汗本雅失里杀明使郭骥。

1410年，明成祖朱棣亲征蒙古。

1411年，答里巴汗即位。

1412年，答里巴汗与明通使。

1413年，瓦剌拘杀明使。

1414年，明成祖亲征瓦剌。鞑靼、瓦剌军与明军战于忽兰忽失温，败北。

1415年，巴图拉遣使至明京修好。

1424年，明成祖朱棣再征蒙古，死于途中。

1425年，阿岱汗即位，亲征瓦剌，杀巴图拉，俘虏其子脱懽。

1438年，脱懽太师杀阿岱汗，立脱脱不花为汗，自为丞相。

1439年，脱懽故，其子也先继父职，称太师淮王。

1443年，也先统一蒙古。

1449年，也先率二万蒙骑在土木堡大败明军五十万，俘明英宗朱祁镇。

1451年，也先与脱脱不花汗宣战。脱脱不花弟阿噶巴尔济济农投奔也先，脱脱不花汗兵败。

1452年，脱脱不花逃往郭尔罗斯部被沙不丹所杀。

1453年，也先自立为汗，称大元天圣可汗，建元添元，封其子为太师。

1454年，瓦剌右翼领主阿剌败也先，也先逃亡中被永谢布之孛浑所杀。喀喇沁领主孛来败阿剌，立脱脱不花幼子马可古儿吉思为汗。

1465年，孛来杀马可古儿吉思汗。毛里孩败孛来，立摩伦为汗。

1466年，毛里孩杀摩伦汗。

1473年，兀良哈三卫攻辽东。

1475—1479年，满都鲁汗在位。

1480年，达延汗即位。金帐汗国亡。

1483年，达延汗攻明大同、宣府和亦思马因太师。

1485年，达延汗攻明兰、凉州等地。

1486年，达延汗命郭尔罗斯的脱火赤等率部袭击亦思马因，杀之。

1488年，达延汗遣使，要求明朝开设互市。

1492—1497年，达延汗部署攻明大同、宣府、甘州、兰州、凉州、宁夏等地。

1498年，明与蒙古开通互市。

1509年，阿尔图斯领主伊布拉、满都赉杀达延汗派遣的右翼三万户济农（达延汗次子）乌鲁思博罗特。

1510年，达兰特哩滚战役，达延汗败右翼三万户，伊布拉逃往青海。达延汗派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

1517年，达延汗死，巴尔斯博罗特摄政。

1519年，巴尔斯博罗特归政于卜赤汗（博迪阿拉克汗），其子衮必里克嗣济农，称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

1524年，衮必里克与俺答（阿勒坦汗）出征兀良哈。

1531年，衮必里克与俺答二征兀良哈。

1532年，衮必里克与俺答攻入青海，败伊布拉、卜儿孩。

1533年，伊布拉死于哈密。衮必里克与俺答越杭爱山，再征兀良哈。

1537年，兀良哈反击济农、俺答和卜赤汗。

1538年，衮必里克、俺答出征兀良哈，兀良哈败，兀良哈万户被分解。蒙古左右翼会盟，尊卜赤为库登汗。卜赤汗授予俺答索多汗号。

1542年，俺答入青海，收降卜儿孩，击溃撒里畏兀儿，占领青海。卜赤汗授予俺答土谢图彻辰汗号。

1546年，明杀俺答使臣。俺答率十万骑进犯明边。

1547年，卜赤汗死。俺答遣使求互市，明朝拒之。

1548年，卜赤汗子达赉逊即汗位。

1550年，俺答举兵南下，围攻明京师。释战俘，持书入城，要求通商。明从之，后退兵。

1551年，明开大同、宣府、宁夏马市。

1552年，明杀俺答汗使臣于大同。俺答攻大同、辽阳、宁夏。明关闭各边马市。

1557年，达赉逊汗故。

1558年，图们汗即位，立札撒。史称图们札撒克图汗。俺答汗入青海，征收贡赋，遇西藏商队，释放千名喇嘛。

1566年，鄂尔多斯万户之忽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入藏族地区，与喇嘛结交。

1568年，俺答汗征卫拉特，将二女儿妻其首领。

1571年，明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俺答给明帝送顺义王俺答谢表及贡品。明与俺答汗达成协议，建立和平互市关系。

1572年，俺答汗建库库河屯（今呼和浩特）。

1574年，俺答汗派使者迎请格鲁派索南嘉措。

1577年，俺答汗在青海建仰华寺。

1578年，俺答汗在仰华寺会见索南嘉措，封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之号，索南嘉措赐俺答汗转千金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之称号。颁布《十善福经法》。达赖喇嘛命栋科尔忽图克图常驻蒙古。

1580年，俺答汗在库库河屯建大召寺。

1585年，达赖喇嘛至土默特万户。

1586年，喀尔喀阿巴岱汗在哈剌和林建额尔德尼昭。

1587年，阿玉（优）喜固什创制阿里嘎里（阿利伽力）字。

1604年，迈达哩忽图克图至土默特坐床，掌蒙古佛教。

1612年，科尔沁部与建州女真结亲。

1613年，林丹汗三入辽东。

1615年，察哈尔部攻辽东，掠义州，入大安堡。

1616年，俄罗斯派使臣至喀尔喀蒙古。

1618年，喀尔喀使臣至俄罗斯。

1619年，林丹汗派扎鲁特部万骑与后金战于铁岭。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征服蒙古。

1620年，林丹汗杀后金使者。林丹汗与明结盟，共同抗后金。

1623年，扎鲁特部首领巴克至辽阳朝见努尔哈赤。

1624年，努尔哈赤遣使与科尔沁部奥巴结盟。

1625年，林丹汗率兵攻科尔沁部，围攻奥巴居所格勒珠尔根城数日。后金出兵解围。内喀尔喀五部背盟。

1626年，后金出兵征讨内喀尔喀之巴林、扎鲁特二部，二部败。奥巴请婚，努尔哈赤以贝勒舒尔哈齐第三子台吉图伦女妻之。赐奥巴土谢图汗号，又赐其弟布达齐号札萨克图杜棱，兄图美号岱达尔汗。

1627年，林丹汗攻讨扎鲁特、巴林两部，两部投奔科尔沁。敖汉、奈曼归附后金。

1628年，林丹汗西进，入土默特。卜石兔济农联合喀喇沁部，打败守库库河屯的四万察哈尔兵。喀喇沁首领苏布地率众归附后金。皇太极亲征察哈尔，先期传檄归附蒙古诸部率兵来会。奥巴未至会地，自攻其察哈尔边，又私与明市。

1632年，皇太极亲征林丹汗，大军至库库河屯，林丹汗渡黄河遁。

1634年，林丹汗赴青海途中死于西日塔拉（大草滩）。

1635年，林丹汗子额哲投降，北元亡。卫拉特巴图尔洪台吉嗣位。后金编蒙古旗。

附录一明朝年号表

附录二《大明惊变》人物像

明英宗朱祁镇像

明代宗朱祁钰像

明英宗钱皇后像

明英宗周皇妃像

于谦像

于谦像

附录三北京智化寺王振石刻像

附录四于谦《题公中塔图赞》

附录五朱元璋圣旨

附录六大明宝钞

附录七红崖天书

附录八北京四合院

带花园的四合院布局示意图

后记

——粉身碎骨浑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朝代：宦官最为猖獗；党争最为尖锐；皇帝对士大夫的态度最为恶劣；在汉唐宋明四大汉人自主统治的朝代中，明朝灭亡最为迅速。更令人称奇的是，在明朝开国之前的元朝，以及明朝灭亡之后的清朝，均是外来异族政权，明朝刚好夹在两个外族征服者王朝之间。

正因为种种奇特之处，明史历来为后人所重视。而明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堪称“土木堡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余人借贡马为由，向明朝廷邀赏。把持朝政的大宦官王振发现瓦剌虚报人数，因此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原定马价的五分之四作为惩罚。瓦剌便借机制造衅端，于同年七月率大军向明边境骚扰。明军无力抵挡，一败再败。战报传到京师北京后，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怂恿下，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结果被瓦剌两万骑兵击溃，朱祁镇本人于河北怀来土木堡被俘，五十万明军“死伤过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战也因此成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史家通常认为，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由强盛转向衰败的分水岭。土木堡之变后，明廷再也无力对蒙古诸部进行远征。加上政治日趋腐败，此后，将士不敢再战，遭受重创的明军再也没有振作起来。

而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兵锋极健，大明王朝风雨飘摇，局势十分危急。在国家的危难关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涌现出了于谦这样的民族英雄，力挽狂澜，扭转了岌岌可危的局面。而后来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复位，于谦反而被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悲剧事件，令人格外嘘唏感慨。

本书讲述的即是这一段历史。选取了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发生的大背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这两次著名事变发生的前因后果，从而折射出明朝由盛转衰的演变。在时间跨度上，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英宗、景帝两朝，自明朝建国，一直到明朝中期，凡与两次事变相关的边防、军事、政治、人物，均有所涉及。对明朝一些有特点的现象，如宦官、廷杖等，还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讲述，力求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再现这一段令人瞩目的历史。

因书中人物众多，为避免混淆，本书摒弃了明人以字、号、籍贯互相称呼的习惯，直接改用名字。另外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理工科出身，逻辑颇严，记忆颇佳，不会忘记交代某处必要情节，若是书中没有交代，即是有意留白，赋予读者想象的空间，或在后书中还有续言。

《大明惊变》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柳如是》《钓鱼城》《战襄阳》《敦煌》《青花瓷》《交子》《开元悬疑录》《江东二乔》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出版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感谢读者，谢谢你们，一直陪伴着作者前行。

世事无端成蝶梦，畏途随处转羊肠。兹录于谦诗二首作为本记的终结。《观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夏日行太行山中》：“信马行行过太行，一川野色共苍茫。云蒸雨气千峰暗，树带溪声五月凉。世事无端成蝶梦，畏途随处转羊肠。解鞍盘礴星轺驿，却上高楼望故乡。”

吴蔚

2015年7月3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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