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

作者：陈云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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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九二六年七月）

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

（一九二六年七月）

有几千年文化历史、沦为次殖民地的中国，最近发展起来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国民族独立运动了，它的一切变化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形势。但是，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民族运动，在今后长时期的奋斗过程中，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当然，各方面的观察是不同的。我希望每个亲爱的商务（注「商务——指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一八九七年，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第1页。」）职工，参加讨论，坚决地破除往昔中国人民普遍“不谈政治”的现象。

从中国民族运动的历史事实看，如太平天国（注「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掀起了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随后举行北伐和西征。这次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发展到十八个省份，坚持斗争达十四年之久，太平天国在建都南京（改名天京）以后，它的领导集团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于一八六四年失败。第1页。」）和义和团（注「义和团十九世纪末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组织。它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把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义和团的活动从山东开始，逐渐扩展到华北和东北，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年，英、美、德、日、俄、法、意、奥八国联军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先后占领天津、北京。在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联合镇压下，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第1页。」）运动，都是中国盛大的民族运动。它们虽因缺乏科学的组织和指导而归于失败，但在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五四运动（注「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最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180页。」）的发生，给帝国主义一个莫大打击，同时也推进了中国民族运动的潮流。这是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次运动。参加运动的，是全国的学生、工人和商人。

他们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从这次运动的事实分析出来，没有强有力的有组织的下层民众——工农参加，革命是难能成功的。

震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注「五卅运动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当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示威时，一百余人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爱国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2、180、391页。」），将中国民族运动升至高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动摇了。参加运动的，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尤其是全国各地几十万工人，勇敢当先，不屈不挠地奋斗，也有至今还在与帝国主义肉搏的，如省港罢工（注「为了声援五卅运动，香港十余万工人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开始罢工，后来罢工人数增至二十五万，并有十余万工人回到广州；六月二十一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这两处罢工，当时合称省（指广东省城广州）港罢工。七月三日，在广州正式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会组织了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香港和广州沙面租界，使英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这次摆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胜利结束。第2页。」）。虽然在运动开始不久，帝国主义就用种种狡计，使资产阶级妥协和小资产阶级怠工，破坏了整个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但是下层民众——工人、一般小商人和一些学生，始终是不妥协的，至今还保持着反抗的决心，继续着“五卅”的精神。最近上海内外棉六个厂同盟罢工（注「内外棉即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是日本当时一家资本雄厚的棉纺织公司。它在日本国内和国外（中国的上海、青岛、辽宁等地）都设有工厂，所以有“内外”之称，当时，它在上海有十一个厂，海内外棉六个厂同盟罢工指一九二六年六月上海内外棉第十三、九、东五、七、八、十二厂共六个厂的工人，因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友而举行的一次同盟罢工。最后，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所开除的工人一律复职，这次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第2页。」），即是证明。五卅运动虽然遭受了挫折，可是在民族革命（注「这里所说的民族革命，是沿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一些文件的提法、它的含义不仅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包括打倒封建军阀。例如，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议决案还指出：“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第2页。」）的行程里，已经显现了曙光。有组织有力量的几十万工人，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锋。五卅运动的结果证明，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同时，工人也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孤单，因为没有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强有力的主力——整个农民的参加。

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现在虽然在很少的几处有了农民协会等组织，不过还没有出现急进的趋势（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全国的农民协会会员约有一百万人，其中广东最多，达到六十余万人。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全国农民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当时，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是湖南，湖南省的农民协会会员人数北伐前为四十万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增加到五百一十八万人。在湖北，农民协会会员人数北伐前为七万余人，一九二七年五月增加到二百五十余万人。在江西，农民协会会员人数北伐前为六千余人，一九二七年六月增加到三十八万余人。此外，河南、山东、陕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四川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有进一步的发展。——第2页。」）。但是，中国农民不是柔弱的，是富有革命性的。在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自陈胜辍耕而叹，迄赤眉、黄巾、黄巢、闯献，（注「陈胜（？-前二○八），阳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人。秦朝未年农民起义领袖。赤眉是西汉未年以樊崇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军。参加起义者都用红色涂眉，被称为“赤眉军”。黄巾是东汉末年以张角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军。军中以头缠黄巾为标志，彼称为“黄巾军”。黄巢（？——八八四），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闯”指李自成（一六○六——一六四五），陕西米脂人：明朝未年农民起义领袖。原为闯王高迎祥的部下，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献指张献忠（一六○六——一六四六），延安柳树涧（在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朝未年农民起义领袖。——第2页。」），而至近代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和现在的红枪会（注「红枪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起源于山东，渐流行于河南、陕西以及其他许多省份，固以红缨枪为武器，所以有这个称呼，中国共产党对红枪会的政策是启发和帮助他们，使之成为革命的力量，免遭军阀、土豪的利用。——第2、113页。」），都是官逼民反。这些虽未免带有农民原始暴动的色彩，可是中国农民运动有二千年一贯的历史，是无人能否认的。最近的红枪会，满布了山东、河南全省，以及直隶（注「直隶是旧省名，一九二八年改称河北。一第3页。」）、江苏、安徽、江西的一部分，正酝酿着将来的爆发。

从以上中国民族运动的大概中，已经可以找到过去失败的原因。农民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但是如何把成千成万的农民组织起来，又如何训练已组织起来的农民，把他们引上正轨，使之和全国的工人、学生、小商人及一切革命分子，同在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面去做民族运动的工作，这是中国很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五四”、“五卅”过去了，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未推翻，全国民众应时时预备着未来的“五四”、“五卅”。怎样补救以往的失败和准备应付将来的策略，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切身问题，尤其是已经觉悟的青年，应该担负起这种责任。“到民间去”，这是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中的重要口号。

*注「本文原载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编辑的刊物《职工》第十期，署名“怀民”。该刊物是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大罢工胜利后创刊的。当时陈云同志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店员，参加领导了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担任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目前江苏农民运动是一种发展的趋势。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主要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加重了。

在江苏农村，土地日益集中于地主阶级。各地除实行铁租制外，近来预租制、押租制（注「铁租制即不论丰歉，地租额固定不变。预租制即佃农向地主租种土地时，要预付田租。押租制即佃农向地主租种土地时，要缴纳一定数额的押金，直到退佃时才归还。--第4页。」），收租使用大秤和大斗等，都在日益普遍化。苛捐杂税有六十多种，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剥削也十分严重。所有这些，使广大农民破产，无衣无食。农民的反抗，使地主武装迅速增加起来。今年大荒普遍，只有三成到五成的收获。再加上军阀混战，徐海（注「徐海指江苏省的徐州和海州。海州今为连云港市辖区之一。--第4页。」）一带的老百姓大受其害。因此，抗租、抗税、抗债的斗争四乡都有。这些斗争，有的是我们党领导的，或者是同我们党有关系的；自发的斗争也非常多。总之，斗争正在发展着。如果这些日常的斗争继续向前发展，就会逐步动摇封建的土地关系，给国民党军阀统治以打击。在党的影响比较大的地方，有的已向武装冲突发展，南通、如皋、泰兴等地已发展成游击战争的形势，有的甚至有红色乡村的存在。江苏农民运动发展到这个地步，虽然还有许多缺点，但它的确是广大贫苦农民为切身利益所需要的斗争。

目前农村斗争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领导工作也还有不少缺点。党组织过去对农民运动没有进行坚决的领导，连实行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的宣传也很少。农民的群众性组织发展不广，也不巩固，没有汇合起来形成有系统的农民协会。由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压迫和豪绅地主的屠杀，农民还有害怕心理，尤其在斗争失败了的地区，这种情绪更重。国民党散布的改良主义幻想，在农民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就我们党内来说，虽还有盲动主义的残余，但主张和平发展的倾向却有相当的基础，有些党组织不敢领导农民斗争，有些党员甚至不敢到农村去。个别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内，混入了富农分子，以致很难开展斗争，即使斗争起来了，也常常妥协，甚至被出卖。总的说来，各地斗争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往往忽起忽落。党只有坚决克服了这些缺点，才能领导农民取得土地革命的胜利。

党领导农村斗争的任务和策略，目前应注意以下各点。

（一）党在现时农民运动中的政治路线，仍然是加紧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在指导思想上，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应该看到，游击战争的条件，不是主观制造的，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激烈的斗争，必然要走上武装冲突。同时，参加游击队的，是农民群众中最觉悟、最勇敢的雇农和贫农。在这两个条件下，我们就应该加紧武装农民。在江苏开展游击战争的前途是存在的。至于游击战争能否胜利，固然有许多客观的主观的因素，尤其在国民党军阀统治较为巩固的江苏，斗争是十分艰苦、复杂的，但是从地主那里夺取武器，装备自己，小的队伍的存在是可能的。而且，即使游击战争暂时失败了，但是它的影响将会扩大，游击队将会继续发展，农村斗争一定能够开展起来。

（二）要抓住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军阀强加于群众的一切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灾害的事实，根据农民的迫切要求，有计划地在农村提出斗争的口号、任务和方式，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债，反对征工筑路，反对军阀战争等斗争。在策略上，要使各种日常斗争互相推动，汇合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总的斗争。

（三）党应该确定独立的农民运动的政策，不应对刀会（注「刀会即大刀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武装团体。产生于清末，同白莲教有密切关系。主要活动在山东、苏北、皖北一带，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在一些地区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和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并参加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但也常被地主阶级利用来镇压农民的反抗，--第6页。」）有过分的幻想。刀会主要是破产和失业农民的群众性组织，在客观上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但如果缺乏党的强有力的领导，时常可以变成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因此，我们的策略是打入刀会，争取其中的广大群众。

（四）对土匪的策略。土匪有两种，一种是破产失业的农民，一种是军队中的溃兵。前一种是较有希望的，后一种过惯了军队、土匪生活，不易接受革命。因此，我们要着重争取土匪中的农民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影响他们，使他们转到革命方面来。如果收编土匪参加游击队，一定要将人员分散到几个单位，不能让其合伙加入一个单位。

（五）有系统地建立各级农民协会，争取把更多群众组织起来。为了防止农民的分裂，不宜用佃农、贫农名义组织；在名称上也不一定单用农民协会，还可以用其他名称。农会中要排斥富农，特别应从党内清除富农成分。对富农领导下的组织和斗争，要参加进去，夺取领导权。对黄色农会（注「黄色农会指国民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农会。--第7页。」）尤应运用这一策略去争取群众。要开展农村妇女、青年的工作，提出适合他们的特殊要求，发动他们参加斗争。在农村进行宣传工作，要注意农民能接受的程度，多用壁报、图画、歌曲来宣传。

（六）农会中党团（注「党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第7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党的农民运动的路线和策略，要经过党团去宣传、组织实现。地方党部要加强对党团的指导，以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治领导。

*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云同志在江苏从事农民运动，担任过中共青浦县委委员、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等职。这是他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苏区（1）工人的经济斗争*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年以来，党和工会在改善工人生活，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提高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一万工人英勇参加红军；踊跃退还二期公债（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准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向革命根据地工农群众募集“革命短期公债”六十万元；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发行第二期公债一百二十万元，以充实革命战争的经费。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筹备会议，号召会员退还第二期公债票，不要政府还本。三月初，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了这个消息后，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响应，至五月中旬就退还了九十余万元。」）；参加和领导乡村查田运动（注「查田运动是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在这之前，瑞金及其他县的个别地区已经开展了这个运动，并积累了经验，查田运动的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为了纠正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同年十月十日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所著《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这些事实证明，工人积极性的提高，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条件。

但是，苏区党和工会内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工人（注「这里所说的工人，主要指雇农，以及乡村的手工业工人。此外，还有一部分城市失业工人。」）在分田以后经济上的要求，还是一般存在着的严重现象。一方面不去领导工人改善生活、一方面却骂工人不革命，或者说工人落后于农民，有的地方甚至要工人在战争时期忍受资本家的任何压迫，不要反抗。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只有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发挥工人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对于农业工人（注「这里所说的农业工人，指雇农。」）在分田以后缺乏耕牛、农具、肥料的实际困难，没有领导他们用互助合作和取得政府帮助的办法来解决。乡村工人（注「这里所说的乡村工人，指雇农、乡村的手工业工人和商店店员。」），许多没有增加工资，有的没有进行劳动介绍（注「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内，由中央劳动部或各地劳动部门设立的失业劳动介绍所向雇主介绍失业工人，被称为劳动介绍。这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在当时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下，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强迫介绍，即在雇主不需要雇佣工人的时候也要雇主雇佣，结果造成私人企业倒闭。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被富农和地主残余夺取了他们的工作。因为敌人的经济封锁和资本家的怠工，成万失业工人遭遇着不能生活的痛苦。许多女工、青工，虽然与成年工人同等工作，但我们没有领导他们起来争取同样的工资并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对于失业学徒的就业和增进学徒的技能，也没有足够的重视。还有，许多工会收了大量的社会保险金，不去救济工人，反而被工会机关乱用。总之，忽视苏区工人当前这些最迫切的问题，妨碍了工人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是目前职工运动中危险的右的错误倾向。

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例如，在许多城市的商店、作坊中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注「这里所说的劳动法，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颁布施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不顾企业的经济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去；在年关斗争中，许多城市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地，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而且，这种“左”的错误，使许多企业和作坊倒闭，资本家乘机提高物价，并欺骗工人，使工人脱离党和工会的领导。所以，这种“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

这种错误，主要来源于政治上的工团主义（注「工团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地流传很广。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索烈尔、拉加德尔等人。工团主义者反对政治斗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由工会领导和组织生产，以工会代替国家机构。」），同时也由于我们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并不深入群众，不去估量商店、作坊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形，只是提出一般的并不适合每个企业的笼统的要求和纲领。所以，各业的集体合同（注「集体合同是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内由职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雇主订立的集体条约。」）虽然不断地订立，但是每个行业工人的迫切要求仍是没有解决。

党和工会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

党和工会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要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不顾实际情况，不体现出各个企业的不同工人的具体要求，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不能满足于形式上召集了几次群众会议，也不能满足于群众已经举手通过。签订集体合同，不能只是由工会机关自上而下地提出，而要自下而上地提出，反映工人最迫切的要求。这样的合同才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使群众有决心为实现他们的这些要求而斗争。

要审慎地去考察资本家怠工与否，分别各种情形执行不同的策略。领导工人坚决地反对在经济上故意停止营业、破坏苏维埃经济的资本家，监督店铺、作坊的生产和经营。对于确实因为没有来货，无货可售，或生意清淡，店铺、作坊将要倒闭的资本家，工会应该领导工人要求他们继续营业；同时应该领导工人在自愿的条件之下，减少一部分工资，以企业不致倒闭为度。某些企业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应该取得工人的同意，用增加额外工资的办法来补偿额外工作的时间。党和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予各种工人以具体的领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聚群众于我们的周围。

在斗争方式上，要克服不发动群众、命令群众的错误。过去脱离群众，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逮捕资本家，或者戴高帽子游行，纠正了这种错误以后，在去年年关斗争中，又到处采取了总同盟罢工的方式。这些总同盟罢工，同样是没有经过群众慎重地讨论，只是上级机关的命令。过去许多错误斗争方式的根源，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每个工人的日常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依靠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经济斗争中举行总同盟罢工，不但妨碍商品流通，妨碍红军的作战行动，而且会被资本家利用来反对工人的斗争，对苏维埃政权实行经济怠工。因此，这种总同盟罢工，不但是斗争方式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极大错误。

在斗争的战术上，必须分裂资本家的团结。因此，每个商店、作坊的工人斗争，应该依据本店的资本家的经济状况来进行。同时，工会应该组织同业的和各业的工人，用开会、慰问、示威、包围等各种同情援助的方式，来提高阶级团结的情绪，组织阶级团结的力量。

在职工运动中，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改善工人生活的右的错误倾向，和妨碍苏区经济发展的“左”的错误倾向，都是与党在苏维埃运动中正确的路线不能并立的。党必须清楚地估计到，工人经济斗争中“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对于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莫大的危险。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地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在每个斗争中去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工人参加苏维埃建设和革命战争，以巩固工农的联合和无产阶级在这一联合中的领导权，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

（1）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

*注「一九三三年一月，陈云同志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九期，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

怎样订立劳动合同*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

中央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的职工会过去虽然领导工人与雇主订立了许多合同，但是很多合同的条文，都是照抄劳动法（注「这里所说的劳动法，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颁布施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第9、13页。」）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所发的斗争纲领，所以大半是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没有时间性。合同的条文所以如此呆板，或者不能适合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形，这是由于在签订合同时，工会领导机关没有发动群众积极讨论，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没有清楚地估计到合同上的每一条文必须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工会领导机关常常拿了自己起草的合同条文，交到群众会上去讨论，就是这样的“讨论”，也常常变成简单的“赞成的举手”，马马虎虎“通过”。现在虽然还没有关于劳动合同实行情况的充分材料，但从汀州（注「汀州即今福建省长汀县，--第13页。」）一部分劳动合同来看，好些没有实行。其原因，一方面是资本家的怠工破坏，另一方面是有些合同的条文就连工人也感觉到难于实行。如店员和木船工人都机械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和星期日休息。这就不能动员工人积极地为自己合同的每一条文的实现而斗争。这是过去签订合同中普遍存在的毛病。

今年六月我到汀州，对于订立合同，用了以下的办法。

一、首先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形，考察已订合同实行与否，了解工人的要求。

在汀州京果业（注「京果业是当地经营南北土特产（糕饼、果子、粉条、香菇等）的食杂店。--第14页。」）签订合同之前，我首先找到两个党员，详细问了现在京果业的营业情形，生意的利润；问了上半年所订的合同是否每一条文都实行；问了工人对于“五一”代表大会（注「“五一”代表大会指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等纠正经济斗争中“左”倾错误的决议，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修正的劳动法草案，并且决定成立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征调会员参加红军。--第14页。」）的态度，对于企业在现在情形下订立合同的意见和要求。经过了解，知道了红军与白军在水西渡（注「水西渡位于福建省上杭县东北约三公里处。--第14页。」）打仗之后，国民党对于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经济的流通加紧封锁，许多货物因为不能从上杭运来，汀州店铺只好从宁化等地远道买进，或者仅向上杭来的挑贩买货。在成本提高、营业减少的情形下，有些资本家借口封锁故意不进货。许多工人觉得，工资等等的要求，现在企业是不能担负了，按照企业现在的情形。即使工人不吃老板饭，不拿工资，给老板无代价的工作，老板仍要亏本。我还了解到，四、五、六这三个月是该业生意清淡的时期，加上上杭完全封锁的特殊情形，更增加了经营的困难。经过这个考察，使我对于企业情形和工人情绪有了大概的了解。

二、以党的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加强支部对工人签订合同的领导，并通过群众工作巩固党的组织。

我在京果业党的支部会议上，详细地说明了“五一”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左”倾的决议及新起草的劳动法草案（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经过一年半时间的施行，证明有些条文不符合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倾向。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例会决定修改劳动法，并于同年四月组成修改劳动法的起草委员会。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颁布了经过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第14页。」）的几个主要条文，并且详细地考察了每个党员对于“五一”代表大会决议和劳动法草案了解的程度，诚恳地要求他们把每个细小的怀疑都提出来讨论。经过两个半钟头的讨论，全体到会的同志都承认没有怀疑了。

在第二次党的支部会议上，由党员报告各店上半年签订的合同的每个条文执行的程度。在他们逐条报告之后，了解到以下情况：（一）好些店的老板欠工人的工资，最多的欠四百多元。有些老板把政府的公债票给工人抵押工资，当然也有一些工人完全拿到了现金。（二）八小时工作制完全没有实行。照店内工作来说，每天实在做工的时间不到三小时，同时各店生意忙的时间不同，乡帮生意和城帮生意也不同。比如，接近田郊的店铺，每天上午八时后、下午四时前较忙，因为这是农民到汀州来赶市的时间。城内某些店铺因居民的生意较多，在上午八时前、下午四时后较忙。所以，机械地规定八小时，或者几点到几点为工作时间，是不适宜的。（三）星期日完全没有休息，做工也不加双倍工资。因为工人感觉到每天做工不到三小时，星期日休息不休息差不多。如果星期日要加额外工资，店内的生意老板尽可自己照顾，不愿再出双倍工资。（四）店员每年有两个月的例假，一般的做到了。客家店员（注「客家店员指家不在当地的店员。--第15页。」）按革命以前的习惯，每年有两个月回家休假。不回家的仍自动向老板拿两个月特别例假工资。（五）其他十几条多半是照抄劳动法上的条文。在上述情形之下，支部的党员提出了对于工资、工作时间、星期日休息、例假、社会保险等等问题的具体意见，一致主张改订一个临时性质的合同。这个合同只适用于上杭完全不能来货的时候，但是必须由工人严密地监督老板，反对老板故意不进货。支部把同志们所提出的意见，归纳为六七个主要的条文，经过党员一致同意之后，分配每个党员到各店去向工人宣传、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第三次党的支部会议上，由每个同志报告向京果业各店店员宣传的结果。工人提出了两条要求：每星期日应有双倍工资；每月六元的伙食钱除外。这样，我们就根据支部提出的意见，并考虑了群众的要求，拟定了这次合同的条文，并由每个同志负责到各店去召集工人，征求意见。然后经过京果业工会支部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了合同的条文，选举了签订合同的五人委员会，领导工人同每家店铺的老板去签订合同。

三、应该订立实际的适合于汀州京果业目前情形的有弹性的合同。

下面是一个合同的例子。

第一条本合同自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起，系临时双方规定的无限期劳动合同，只能适用于现在本市京果业因汀州邻近的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无法来货时。若工会认为情形有部分或全部改变，随时有权要求部分或全部修改合同，但雇主不得借口经济封锁故意不进货物。

第二条工人工资照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数额。工人王其伕每月工资大洋二十元（伙食六元包括在内）；每月由雇主另外发给理发、洗衣杂费大洋九角。工资每月一号、十五号两次发给。

股东老板在店内有一定职务而支薪者和管理人员（人数均照现在，不得增加）的工资，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均照革命以前最后一年工资额数支付；但其工资革命前在十元以内者，不减不加，革命前支十元以上者，现在最多不得超过十元。老板及管理人员的子弟在店内当学徒者，如不能做生意不给工资，能做生意者照一九三二年六月份工资减半。

第三条工作时间以八小时为标准，但工人可以按照每日店内营业时间的忙闲来安排（忙时在店，闲时休息），平均计算每日不超过也不少于八小时。

第四条工人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为使星期日店内继续营业，工人可在七天中轮流休息。如果工会会员大会决定星期日工作，将该星期日工资捐助某项运动时，则星期日工作者应给全部额外工资。

第五条每年例假照劳动法规定执行，不扣工资。客家工人每年另外可以回家两个月，照发工资；如不回家者，雇主津贴工资一个月。例假和客家工人回家时间的选择，可于店内营业较闲时；如工人有紧要事情，则不在此限。

第六条工人有疾病，在三个月以内者，由雇主负责诊治药费，并照给工资（花柳病及吃补药除外）。

第七条雇主除每月十足付给工人工资以外，每月再应付出工人全部工资额的百分之六为失业保险金（除老板、工头外，不论工会会员或非会员均应照付），由雇主交社会保险局，工会得随时要求查到社会保险局的收据，雇主每月应付出工人全部工资额的百分之二为工会办公费，百分之一为文化教育费，均按月交工会。

第八条雇主承认工人组织的监督生产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随时要求查阅帐册、货款。

第九条本合同有效期间，劳资双方如有争执，悉按现行劳动法令办理。中央政府（注「这里所说的中央政府，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18、21、94页。」）修正的劳动法颁布以后，依照该修正的劳动法办理。

这一合同的条文，并不重复劳动法上已定各种保护工人的条例，而是把京果业工人所需要的条文与老板签订合同，我以为这是很实际的。

为什么要订临时的无限期的合同？正是因为要适合现在汀州京果业的情形。现在上杭毫无来货，生意十分清淡，这种时期并不是永久的，而且也不是有一定期限的。因此，现在签订这个临时的无限期的劳动合同，是十分适宜的。只要营业有部分的好转，或全部发展起来，则工会随时可以领导工人要求部分或全部修改合同。工人群众是完全能够了解这个临时性质的合同的意义的。如果资本家能够从上杭进货时而故意不进货，工人组织的监督生产委员会可以随时监督着资本家，用群众的力量来反对资本家的怠工。

在第二条“工资”的一项，照一九三二年二月所订的合同，每人每月不论成年工人和学徒一律加十元，而按这次签订的临时性质的劳动合同，一律减少十元。这样不分等级的减少十元，是否使青工、学徒太吃亏了？这一问题我慎重地提到党和工会的支部大会上，要求成年工人和青工、学徒共同讨论，他们一致认为是适当的。事实上，大部分青工和成年工人的工资已经相差不远，在五十一个店员中，自二十五元至三十二元的占绝对多数，自二十元至二十五元的占极少数，只有一两个学徒。

对于八小时工作和星期日休息这两个条件，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我们应该领导工人坚持要求八小时工作和星期日休息，因为这是工人阶级的基本要求，不能放松。但是，八小时工作时间的运用，星期日休息的办法，是活动的，不是机械的。这正是估计到商店营业上特殊的情形。

对于例假，规定“客家工人每年另外可以回家两个月，照发工资；如不回家者，雇主津贴工资一个月”。这个问题，历次订条件时客家工人与本地工人有争论。客家工人坚决要求这个条件，本地工人反对，或者要求同等待遇。经过慎重的讨论，说服本地工人同情客家店员的要求，不受资本家的欺骗和挑拨。

最后决定，签订合同的委员会，在会同工会领导各店工人与各店老板签订合同时，可将大会通过的条件作为标准，依照各店不同的特殊情形，与各店工人共同讨论，可以部分地修改合同上的某些条文。

*注「劳动合同是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内一个工人或几个工人与雇主订立的协定。--第13页。」，「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十八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

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

（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

农业工人工会（注「农业工人工会--即中国农业工人工会，是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下的一个工会组织。一九三三年四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第20页。」）有一个很努力工作的巡视员，他的工作优点是能够深入到支部中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但是，他的领导方式十分呆板，不会具体活泼地领导。现在经过全总执行局（注「这里所说的全总执行局，指一九三一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简称苏区全总执行局，或全总苏区执行局。--第20页。」）会议的讨论，我想，这个同志在下一次巡视工作中，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成绩。

这个同志不久以前到某县去巡视，在某区召集区的农业工人工会支部长（注「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各工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其主要负责人称为支部长。--第20页。」）联席会。这个区有八个支部，但那天只到了五个支部长。会议开始了，“上级参加人”（那个巡视员）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了七件工作，要各支部去做，同时要各支部长发表意见。他说的七件工作是：（一）加紧查田运动（注「查田运动是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在这之前，瑞金及其他县的个别地区已经开展了这个运动，并积累了经验，查田运动的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为了纠正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同年十月十日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所著《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第8、20页。」）；（二）扩大工人师（注「工人师是一九三三年三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的动员中，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的工人武装队伍。这年八月一日，工人师正式组成，整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被编为中央警卫师。--第20页。」）；（三）经济动员，退还公债（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准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向革命根据地工农群众募集“革命短期公债”六十万元；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发行第二期公债一百二十万元，以充实革命战争的经费。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筹备会议，号召会员退还第二期公债票，不要政府还本。三月初，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了这个消息后，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响应，至五月中旬就退还了九十余万元。--第8、20页。」），退还谷票（注「谷票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借谷供给红军的运动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印发的借谷票。退还谷票就是把借谷票退还给政府，不再要政府归还谷子。--第20页。」）；（四）发展农具生产合作社；（五）组织犁牛站（注「犁牛站--也称耕牛站、犁牛合作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为解决耕牛、农具缺乏的困难，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成立的一种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一九三三年三月和四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发了《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和（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这些文件规定，犁牛站的基本站员应该是雇农、贫农和红军家属。耕牛、农具的来源，以没收地主的和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为基础，同时发动站员合股购买添置。站员借用耕牛、农具要出租钱，作为饲养耕牛、修理农具和津贴管理者的费用。--第20、153页。」）；（六）发展农业工人工会组织，健全支部；（七）统一工会经费收支。他的报告作完了，进行讨论，但是发言的很少。后来工人发言了，说：“我们粮食很困难，现在没有饭吃。”“照中央政府（注「这里所说的中央政府，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18、21、94页。」）规定，工人可以免缴土地税，但是我们这里区政府还是要我们缴土地税，这件事情请上级想想办法。”我们的巡视员对于工人提出的两个问题，没有要他们去讨论。结果大家空空洞洞地讨论了巡视员的报告。最后，巡视员提出要求各支部承认扩大红军多少名，各支部长承认了一两名，会议就此结束。

第二次，在城市的杂货工会支部和杀猪工会支部全体会员的联席会议上，他又作了报告：（一）过去经济斗争中的错误，或“左”或右；（二）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注「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内，由中央劳动部或各地劳动部门设立的失业劳动介绍所向雇主介绍失业工人，被称为劳动介绍。这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在当时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下，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强迫介绍，即在雇主不需要雇佣工人的时候也要雇主雇佣，结果造成私人企业倒闭。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第9、21页。」）；（三）取消参加工会工作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长期工资。在他这个报告之后，城市工人可不同了，不客气地向他“开炮”。工人说：“停止强迫介绍，老板不会主动请工人，工人大家要失业，长期工资取消了，工人家里没有饭吃。”他们很爽快地反对了这个报告。这个大会毫无结果而散。

这种领导方式，我想不仅这个同志如此，许多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常常也是如此的。但是，这是很不好的领导方式。这样的方式妨碍工人的积极性，不能推动支部工作，而且会使工人对工会领导产生不满意，影响到这个支部的健全和巩固。这种领导方式的错误在哪里呢？

一、出席会议以前毫无准备。

这个巡视员在区的支部长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七件工作的报告，但工人感觉到都没有他们目前没饭吃、割禾以后缴土地税那样的事重要。因此，对他的报告就毫无兴趣。这就告诉了我们，这个巡视员在参加会议以前，应该先找区工会的常驻人员或者个别支部长来谈一谈，问问工人有些什么要求。了解了这些要求以后，自己想一想，再与他们商量一下，如何才能找到满足这些要求的办法。准备好了，到会上首先提出工人的要求，或者把工人的要求放在自己报告的中间讲一讲。如果这样做了，工人一定很高兴，很愿意讨论自己的要求，讨论巡视员的整个报告。经过这样的会议，可以推动支部在农民群众中间的工作。

在城市的杂货工会支部和杀猪工会支部的大会上，这个巡视员同样是事前没有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没有准备好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工人的困难。最奇怪的是，连他自己对于斗争错误的实质和克服“左”倾的方法都没有了解，所以到了工人反对他的报告时，只有目瞪口呆，或者就蛮不讲理地下“命令”。事实证明，这种领导方式是不能推动工作的。

二、在支部会议上提出一大批工作。

这是工作中的大忌。如果在支部会议上，也像对上级领导机关的干部一样，提出七八件工作，不分轻重，不分先后，这会使支部同志感觉头痛，不知做哪件工作好，从哪件做起好。他们会说“能力不够做不到”，实际上是拒绝工作。或者说“你们是外来人，不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困难，只会打官话”。他们在上级参加人的严厉督促之下，觉得回答“不愿做”不好，只好说“去做做看”。工人说“去做做看”，究竟在会议以后做不做，我想不会做的。不说拒绝的话，而说“做做看”，只是为了敷衍上级的“面子”。这是不是工人不愿做工作，应该骂他们“右倾机会主义”呢？这丝毫不是工人不好，而是我们的领导方法不好。如果你要工人做七件工作，工人在会议以后一件也不做，这非但没有什么用处，而且会对我们的领导不大信任，你下次要他来开会，他就有些不高兴，要推三阻四了。

三、没有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

召开会议，应该事前了解工人当时的要求，提出工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假使已经作了报告，而工人感觉没有兴趣，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两个问题--没饭吃，要求免土地税，这时，领导同志应该“见风转舵”，先发动大家讨论这两个问题。因为粮食眼前已经缺乏了，秋收快到了，土地税是迫在眼前的事，他们一定能在讨论中发表许多意见。到那时，就可以提出发动有多余谷子的农民来互助，暂时借出，秋收归还；或者发动群众，同苏维埃政府（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一起，要富农捐谷子，来救济缺乏粮食的工人、农民。只要能做到这个程度，那我们就可以再向工人提出，应该联系完成上级提出的那几个任务。同时向群众说明，只有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了，才能根本解放工农。如果巡视员这样领导那个支部长联席会，我想有许多工作是可以完成的。

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这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这个钥匙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而不是呆板地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去做。因为只有工人愿意做，从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们推动起来。只要他们积极起来工作了，加上我们及时地活泼地领导，许多任务都可以逐渐完成。所以，我们要善于找到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环子，抓住这个环子来推动支部工作，推动全盘工作。领导的艺术在于了解群众的心理，甚至一个会议的议事日程的排列，哪个先，哪个后，都有很大关系。

四、缺少具体的方法，把握不住群众的情绪。

在会议上讨论扩大红军，只要支部承认多少人，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感觉有困难，是看上级“面子”而承认扩大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形，领导会议的同志应该告诉他们工作的方法，要他们首先去找工人、农民中平常积极工作或者愿意当红军的人谈话，以及谈话的内容应该怎样，并且告诉他们去动员愿意当红军的人在群众大会上自动报名，作广大的鼓动。这种方法不是一般的粗糙的领导，而是具体的细心的领导。这样，一定可以推动支部的工作而获得成效。

同时，还要告诉他们，这些方法在某种情形之下可能遇到困难，也不要失望。如果某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那时我们就要告诉他们，某种困难需得预防，不要忽略，要准备克服这种困难。只有把握住支部同志每一时期工作上发生的各种“失望”和“忽略”的情绪，给以预先的具体的领导，才能使支部同志团结在我们的领导之下，相信我们的领导，而使工作得到推动。这样，就会锻炼出大批细心的有毅力的新的工作干部。

最后，我郑重声明，那个巡视员是一个很好的工人干部。我这些批评只要正确，他一定能够接受并用到下一次巡视的实际工作上去。

我写了这些文章，希望大家来参加关于“领导方式”的讨论，把个人的好的坏的经验统统写出来，增加我们自己的工作能力。支部的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还不够，要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十八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一、如何建立白区党（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和群众组织？过去我们的游击队经常到白区去打击团匪（注「团匪是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编练的地方武装。--第25页。」）和土豪劣绅，召集群众会议，散发宣传品，发动群众斗争。这是建立白区工作的方法之一，但还不是经常的最有组织的建立白区工作的方法，还应该经过各种路线去建立白区工作。要利用边区党（注「这里所说的边区党，以及本文下面谈到的边境的党组织和边境的党部，都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区的组织。一第25页。」）和群众组织中能够来往自区的同志；利用来往赤区和白区的木船工人和苦力小贩；特别重要的是要找寻在白区居住的积极拥护红军和要求参加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的分子，把他们找到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来，给以工作方法的教育。不管是哪一种人，都要依照他们的环境，细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估计到他们的可能，分别讨论各人去进行工作的方向，给以简单的不多的任务，告诉他们完成任务的工作方法。在一定时期内请他们来报告工作，检查和总结工作的经验，并耐心地具体地告诉他们解决所遇到的困难的方法，使之继续去进行工作。这是开展白区工作的第一步。

二、在建立白区组织中，要培养出当地的干部。我们派到白区工作的同志，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寻找和培养白区组织中的干部。白区的当地干部更加了解当地群众的生活和要求，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可以在白区来往自由。因此，对于白区组织和一切工作的领导，我们派去的同志应该尽可能地推动这些干部去做。在每次会议以前，应该首先与这些干部讨论，并取得他们对于我们意见的积极拥护，然后经过他们去领导各种会议和群众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当地群众看到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领袖，才不会使群众感觉是外来人的命令。这种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应该在日常工作中间进行；在不妨碍干部活动的环境下，也可以把他们找到苏区来，给以短期的训练。

三、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白区的工作同志，白区的一切组织，他们的任务是要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如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减捐减税，要求自由买米买盐，反对抽丁筑路，要求筑路给工资，等等。在城市要抓住工人和贫民任何的细小的不满，领导和组织他们的斗争。在领导斗争中，不是要提出许多要求，不是要提出过高的群众还不了解或不能立刻为这些要求而起来斗争的口号。在提出要求时，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适合他们的需要，并估计到争取每个日常斗争胜利的可能性。我们领导的艺术，不在于口号提得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群众所能接受，并立刻起来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要不放松每个机会去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政治觉悟，使群众去为更高的口号而斗争。在一切斗争中，必须不放松丝毫机会去扩大党和群众的组织，去建立包括广大群众的各种斗争委员会。这种斗争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在斗争过程中大批地吸收积极分子，更加扩大党和工会、农民协会等一切群众组织。组织上的发展和争取每个日常斗争的胜利，是检查领导斗争的成绩的主要尺度。

四、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反日反帝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强暴地占领了东三省、热河，并向华北扩展（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随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这三个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军又进攻热河省（今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前后不过十天，热河全境沦陷。接着，日军向长城一线进犯。五月，日军侵入察北（察哈尔省今分别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山西省）和冀东，向华北扩展。--第27、321页。」）；其他帝国主义亦加紧进行瓜分中国的活动；国民党无耻的投降和彻底的出卖，引起了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以至小资产阶级的高度愤恨，激发了直接的、剧烈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怎样抓紧去组织这种斗争，是我们党特别是白区的党组织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党应该在广大群众面前，尽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凶暴行为；揭露国民党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抗日义勇军、封闭反日团体、捕杀反日领袖和群众的无耻出卖的事实。要组织群众的御侮自救会和检查日货队，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注「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常常采取的一种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方法。例如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都进行过这种抵制日货的运动。--第27页。」），并要领导群众加入到各党派所组织的反日团体中去，用我们的反日纲领（注「这里所说的反日纲领，指《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得到宋庆龄、何香凝等全力支持，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发表的。主要内容有下列六项：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战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第27页。」），活泼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把群众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要将下列事实作对比宣传：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注「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指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的对日战争宣言。宣言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一第27页。」），而国民党则卖国投降；在苏维埃区域已完全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而国民党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坚决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准备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奋战，而国民党压迫反日运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抗日义勇军，等等。通过深入的宣传，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在苏维埃革命旗帜之下，扩大反日反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斗争。

五、发动群众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运动。在经常的宣传鼓动中，在每个斗争中，在一切日常工作中，党要宣传苏维埃土地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的反帝政纲及各种保护工农贫民的法令，发动白区群众起来组织“红军之友社”，募捐援助红军。党和工会要组织白区的群众到苏区来参观，我们要给以热情的招待和欢迎。工会及边境苏维埃，要在苏区边境建立工人俱乐部和群众休息所，吸引白区工农贫民在经过边区时来游玩和休息。通过这些方式，吸引他们参加白区工作。边境的党组织和苏维埃要经常了解白区群众的困难和需要，并利用各种机会去实际帮助他们，在群众面前证明苏维埃政府是全国一切劳苦群众的救星。例如，赣东北白区工人参观团到苏区时，因为白区米贵而苏区米贱，党发动群众廉价卖米给参观的代表，每人挑了一元钱的米回去，我们所费不多，但对于白区工人则影响极大。在经济上有可能时，我们可以从苏区运一些米，到白区群众生活最苦的地方去平粜。这些，都有利于吸引群众在苏维埃的周围，发动群众起来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六、保证白区工作顺利进行，注意秘密工作是重要前提。我们要教育干部使他们了解白区的情况和苏区是完全相反的，在白区进行工作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秘密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保护。我们的行动和居住应该在群众中，一切日常生活甚至言语、服装，要完全当地群众化，与群众打成一片。党和群众组织的各种会议，要有群众各种形式的掩护。党和群众组织的各个单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可以分别隔离。秘密工作要靠群众的掩护，愈是我们与群众联系广泛，群众组织更加扩大，党和群众组织就更能取得群众的掩护，更不易遭受敌人的袭击。

七、地方党部要保证对白区工作的经常领导。边境的党部和工会的白区工作委员会，要真正有计划地进行白区工作，推动边境上党和工会的一切组织去做好白区工作。要经常在会议上讨论和检查白区工作。应该找白区组织的负责人到苏区来，或者派出巡视员去白区检查工作，细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给以具体的切实的而不是一般的粗糙的领导。而且，要细心地去了解群众的情绪，并了解每个干部，将他们工作上遇到的各种困难，给以具体的解决。此外，要总结和整理白区工作的经验，来教育全党。

八、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参考党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共中央编印的一本内部学习的小册子所写的前言。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

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四日）

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四日）

现在，许多被敌人占领的区域中，还没有真正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即使挺入游击区域的游击队，非但队伍缩小，而且经常退回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有些游击队在游击区域中坚持活动，也还没有发动当地的广大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游击区域中虽有不少的党员，一些同志还在独自与敌人作顽强的斗争，但是没有党的组织和领导。总的说来，游击区域中游击队和党的活动还没有给前进的敌人以极大的困难，还没有起吸引敌人到自己方面和阻止敌人前进的应有的作用。

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没有广大地开展起来，原因何在？

第一，对游击战争的重要性的认识还非常不够，一般地还没有把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作为党的第一等任务。我们可以看见，放弃被占领区域工作的倾向还是存在的。代英县（注「代英县是以恽代英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县。它是当时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为了便于领导群众和接近群众，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将原属上杭县的太拔、太阳、庐丰、蓝家渡、茶地等区划分出来成立的。红军主力长征以后，代英县一度改称杭代县。随后被撤销。--第30页。」）被敌人占领只剩下四个乡，但是县委和分区没有到被占领区域去开展游击战争，而把各级工作人员、党员、难民和分区机关，以及各武装队伍，都紧缩在这四个乡里面。许多战区还是消极的坚壁清野，没有立即武装群众去进行游击战争。在游击区域中，党的组织没有积极地去领导游击战争，一些党部变成了“谍报小组”；有的党组织即使领导了一部分群众反抗国民党强迫修路、做工事，也是停留在“要饭吃要工资”的口号上，不曾进一步去领导群众进行怠工破坏，使其修不成堡垒和马路，更没有领导群众激进地与敌人作武装的斗争。

要使一切党的组织了解游击战争的重要，了解发展游击战争是现时党的第一等任务，是主力红军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以阻止敌人的前进，可以保卫苏区。深入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创造新的苏区和新的红军。只有最清楚地认识、并向一切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解释党的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才能克服一切放弃游击区工作、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应该：（一）加强现有游击部队政治和军事的教育，派遣政治上最坚定的干部，去健全党的支部，加强党的领导，保证这些游击部队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去开展游击战争，并使之成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二）加强赤少队（注「赤少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内成立的赤卫军（队）和少年先锋队的统称。赤卫军（队）是带有地方部队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成员的年龄有的地方规定为二十三岁至五十岁。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队员的年龄有的地方规定为十六岁至二十三岁。他们都不脱离生产。在赤少队中，设有赤卫模范营和模范少先队，统称模范赤少队，由十八岁以上的男性青壮年自愿报名参加。模范赤少队经常配合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同时又是红军现成的补充队。抗日战争时期，赤卫军（队）改称自卫军（队）。--第31页。」）首先是模范赤少队的领导，派遣干部，建立支部，健全组织，使赤少队首先是模范赤少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能够挺进到游击区域去开展游击战争，成为现成的地方游击部队。（三）赤少队组织还未健全而游击小组已经组织好了的地方，党应该领导这些游击小组参加到赤少队中成为一排一班，领导赤少队去开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必须依靠游击队去发动游击区域中广大的群众，使游击队成为群众的武装斗争以及一切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过去一些游击部队所以不能在游击区域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能生根立脚，甚至找不到饭吃，归于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去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帮助。

要纠正游击区域中的党组织和游击队脱离群众的错误，必须反对那种不相信群众力量，不相信我们可以领导群众起来与国民党、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的倾向。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要改变把中心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所用的发动群众的方法一成不变地拿到游击区域去运用的做法。必须善于去了解各种环境的不同，善于采取适合于当时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要真正了解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为群众所能接受的口号，使群众起来为我们所提出的口号而斗争。这里可以用如下的具体例子来说明。在中心苏区，群众在敌人进攻西前的迫切要求是武装起来保卫苏区，所以我们号召群众“武装上前线”，号召群众节省粮食、借谷、捐助各种军用品，一切为着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正是因为党提出了群众心坎内所要求的口号，所以五六月份就有六万三千名新战士武装上前线，全苏区节约粮食、借谷捐助运动也得到伟大的成功。但是，在游击区域中就不同了。群众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是反对国民党白军杀人、强奸、抢劫，反对地主催租逼债、牵牛牵猪等等眼前不能忍受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环境之下，固然也要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也要发动群众捐助谷子给红军、游击队，最终推翻国民党统治，恢复苏维埃政权。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提出群众眼前迫切要求的口号，而机械地像中心苏区一样进行“扩红突击”（注「“扩红突击”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扩大红军的突击月运动。当时红军兵员的主要来源，是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青年参军。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经过教育而自愿加入红军的，也为数不少。--第32页。」）、“借谷运动”（注「“借谷运动”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借谷供给红军的运动。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颁发了第二十号训令，规定了革命群众自愿借谷的办法，并因战争紧迫，要求各县在三月份内将这件事办完。--第33页。」），那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成绩，甚至不能发动群众，更说不上发动觉悟还不够的群众。正像永定游击区域的县委和游击队，虽然他们长期坚持奋斗，积极开展像中心苏区一样的“扩红突击”，但是三个月来只扩大八个人。这种“劳而无功”，正是因为不懂得运用适应环境的工作方法去发动群众。

第二，在组织领导工作上，还有着几个严重的错误。首先是各地党组织还没有分配最好的最适当的最有能力的干部去担负游击区域的领导。其次，过去战区党（注「战区党指当时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地区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第33、157页。」）所组织的“秘密支部”，没有和群众打成一片，甚至脱离群众。再次，游击区域中没有建立集中的领导机关。所有这些组织领导上的错误，妨碍党在游击区域中去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结果使游击队得不到群众的配合而陷于孤立，甚至失败。

要保证游击区域中党组织和游击队坚持执行党的路线，就必须在组织上保证有最好的干部去领导。派遣到游击区域去担负工作和领导的干部，必须是在各方面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他们即使暂时与上级党失去联系时，仍能毫不动摇地执行党的路线。同时，要选择当地了解地方情形又为党员群众平昔所信任的干部，担负领导工作。这些干部，都必须懂得游击战术。如果不审慎地按照这些条件去选派干部，那必然会重复粤赣及其他游击区域中曾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在敌人到处追逐的情形之下，发生动摇，缩回苏区，甚至逃跑投敌。现在战区党的紧急任务之一，就是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而基本的是选择和派遣干部。党要有决心分配好的干部到游击区域去，根据干部的特长，把他们安置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对于那些政治坚定的当地干部，要给以必要的军事教育，或使其参加赤少队，到游击战争的实际中去学习。

党的支部应该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必须纠正过去那种组织“秘密支部”的错误。那种“秘密支部”是放弃了支部中其他好的党员，只找三四个老弱妇幼的党员来组织的支部，它的结果必然脱离群众，而且根本不会领导游击战争。我们必须教育党员到游击区域群众中去进行艰苦的不退却的工作，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只要我们深入群众，取得群众拥护，非但可以得到群众的掩护，而且能够去开展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游击区域中，党组织要建立集中的领导。必须纠正过去工作团、县委与游击队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没有统一的集中领导的错误。这种错误会使游击队得不到地方党的配合，得不到群众的拥护而陷于孤军作战，以至失败。还必须纠正庞大的机关跟着游击队走，而下面的各区以及小的游击队缺乏领导干部的现象。庞大的机关工作人员跟游击队东奔西走，只会便利于敌人找到游击队的目标，而且使游击队无法灵活机动作战。为了建立集中的领导机关，应该从区的独立团、工作团和游击队中选择最好的干部组成集中领导的军事政治委员会。在已经有县委而与游击队没有联系的地方，应该改组县委，选择县委中和最大的游击队中好的领导干部，组织新的县委，县委书记即为这个最大的游击队的政治委员。所有区的军事政治委员会或县委均须与游击队在一起行动，直接加强游击队的领导，同时担负领导地方党的工作。

在游击区中，我们必须把堆在县或区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工作人员做适当的分配。把一些干部分配到下级党部或各小游击队去加强领导；把其余的工作人员武装起来参加游击队，去开展游击战争，或者分配到各区各乡群众中去工作。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二期，题为《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注「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第36、197页。」）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注「反对五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第36页。」）中与西征（注「这里所说的西征，是当时中央红军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突围，开始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的称呼。后来统称为长征。--第36页。」）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注「一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一九三○年六月，红四军、红六军（不久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在福建长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接着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三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一九三○年六月在湖北大冶刘仁八成立，下辖红五军、红八军。--第36页。」）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注「林指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聂指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第36、45页。」）、彭杨（注「彭指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杨指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第36、45页。」及五军团注「五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它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当时，董振堂任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云是中央代表。--第36、293页。」）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注「李总政主任指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第36页。」）及刘参谋长（注「刘参谋长--指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第36、88页。」）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注「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合编组成。一第37、93、295页。」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注「西康是当时的一个省。一九五○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一九五六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第37、45页。」）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注「这一段话是原提纲中的。这里所说的今天来观察，是指写传达提纲的时候。--第37页。」）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注「一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分别在江西省宜黄县黄陂、草台冈、东陂地区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第37页。」）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注「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第37页。」）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注「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负责人。--第37页。」）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注「关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当时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加之战争形势紧迫，遵义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而这里说“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这样做，对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地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有利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总结。--第37页。」），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注「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是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的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第38、93页。」）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注「朋口战争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红军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宫溪地区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所进行的战斗。是役歼敌约两个团。--第38页。」）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注「指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同年十一月，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当时，中共中央由于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给它以应有的援助。--第38、393页。」）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注「东黄陂即东陂和黄陂，是江西省宜黄县的两个集镇。--第38、45页。」）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注「建黎泰指建宁、黎川、泰宁。建宁、泰宁是福建省的两个县，黎川是江西省的一个县。--第39页。」去侧击向延平注「延平即今福建省南平市。--第39页。」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注「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上海南汇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第39页。」）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注「这里是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把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当时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的事。传达提纲写于该错案平反之前，沿用了以前的说法。--第39页。」）。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注「广昌战斗指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县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当时，国民党军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打开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尔后夺占瑞金。“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则调集九个师的兵力，硬挤死守。红军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终于被迫撤出广昌。--第39页。」）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注「“短促突击”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它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第39页。」）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注「龙岗战斗指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县龙岗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出”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注「三溪圩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红军在江西省南丰县三溪圩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太阳嶂战斗（注「太阳嶂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红军在福建省泰宁县大洋嶂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石城战斗（注「石城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红军在江西省石城县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上以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注「堡垒主义指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修筑碉堡、步步为营、缓慢地向红军根据地推进的一种新军事策略。这是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据当时不完全统计，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前后，国民党军在江西修筑碉堡一万四千多座。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种反革命的堡垒主义是完全可以战胜的。--第40页。」），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注「李延年（一九○四--一九七四），山东广饶人。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兼第九师师长。一第41页。」）纵队之温坊战斗（注「温坊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至四日红军在福建省连城县温坊（今文坊）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1页。」）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注「抗日光遣队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牵制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而派出的一支先遣部队。它最初由寻淮洲领导的红军第七军团担任，一九三四年七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同年十一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军第十军在闽浙赣根据地会合。随后继续北上，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阻截和围攻，部队受到重大损失。保留下来的部队，在粟裕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编入新四军。--第41页。」）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注「毛指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张指张闻天。王指王稼祥（一九○六一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第42页。」）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注「恩来即周恩来（一八九八--一九七六），江苏淮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第42页。」）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注「指李德（一九○○--一九七四），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实际上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及长征初期，同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一起，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后，他被取消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博指博古，周指周恩来。--第42页。」）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注「布尔什维克是似文Боπьшевик的音译，意即多数派。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展开激烈的争论。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自称为布尔什维克。--第42页。」）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注「三人团是博古、李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第43页。」），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注「朱指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四川仪陇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指周恩来。一第43页。」）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博古（即秦邦宪）所犯的“左”倾错误作了结论。博古拥护这个决议，并在行动上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第43页。」），凯丰（注「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红军第九军团中央代表。--第43页。」）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注「毛指毛泽东，张指张闻天，陈指陈云。--第43页。」）--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长征时期，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

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

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

（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

党中央正确规定，目前野战军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来创造新的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根据地。同时着重指出，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必须在战略战术上正确指挥红军去争取胜利的战斗以外，还必须有广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因此，我们对于发展四川的游击战争的问题，应该提到创造苏区的高度上来。

我们着重说明游击战争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而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因为这是游击战争胜败的关键。过去中央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周围的游击战争不能开展，甚至部分游击队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游击队与群众联系的薄弱。由于游击队常常仅注意到军事行动，轻视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因而不能取得群众的热烈拥护与参加，而使游击战争不能开展，甚至挫折。

目前在川西北和全省如何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

四川的客观环境是，群众为反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而开展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四方面军（注「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合编组成。一第37、93、295页。」）几年来的胜利与中央红军（注「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是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的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第38、93页。」）入川的影响，更加动摇了反动统治，更加振奋与扩大了群众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更加推动着群众斗争走向为自己的武装、政权和土地而斗争。

在这一有利的环境之下，游击队的任务是要去组织和发动群众的斗争，并且把斗争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发展到更高的形式。

在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上，首先需要地方党与游击队去细心了解每一地区群众不同的最迫切的要求，用群众心坎内的要求鼓动群众起来为这些要求而斗争。这种群众的要求，不仅仅是我们平日所了解到的和笼统的，如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抽丁、派伕等等，而必须是当地最大多数群众眼前的反对某一种捐税、某一种压迫的要求。我们只有提出了这种具体的口号，而且充分说明这个口号的理由，使群众充分相信这个口号是他们所必需的，而且是可以胜利的。只有真正进行了这种具体工作，使我们提出的口号成为群众自已的口号，才能动员群众为着实现这个口号而坚决斗争。只有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起来斗争的时候，我们才能逐渐地领导群众走向更高的斗争。

在群众工作的策略上，必须指出，我们能否组织和掀起广大群众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能否扩大斗争的范围，能否真正把握住群众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就决定于我们能否正确地运用广大的统一战线和保证这一统一战线内部的党的领导权。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为在四川发动群众的策略上的中心，是因为在四川存在着最残酷的剥削群众的军阀统治。因此，在四川有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而且有着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注「这里所说的中央政府，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18、21、94页。」）和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也因为这样，在四川群众运动的开始阶段，有些流氓、富农甚至破落的小地主，以及思想不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为着自己的阶级利益，或者为着在革命运动中投机，必然会混到革命运动中来，有时这些分子可能暂时占着运动的领导地位（过去四方面军入川时，有过十几万抗捐军的运动，虽然经过几年土地革命的深入斗争，斗争中的阶级分化更尖锐了，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条件之下，依然或多或少的可能存在着这种现象）。把这种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不管谁领导的），组织成更大的范围，并且掌握在我们领导之下，这是有利于我们彻底推翻四川反动统治、建立新苏区的战略方针的。

统一战线的正确运用，首先就在于不惧怕、不拒绝任何投机分子参加到群众运动中来（当着他们在与群众一起反对军阀的时候，或者还能号召群众的时候）。拒绝这些分子参加，常常使群众运动不能得到应有的开展，更谈不上争取党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基本的策略，就在于去联合和组织这种群众运动达到更大的范围，这是有利于红军反对四川军阀的战争的。为了争取领导，必须用我们的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拥护，同时组织斗争中的群众。这样做，也就有充分的可能逐渐使群众脱离那些投机的不可靠的分子，而迅速站在我们领导之下。

在组织群众的工作上，我们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我们应该估计到群众中政治觉悟程度的不同，不必立即在群众中组织“工农红军游击队”，而应该灵活些。依据四川群众运动的经验与群众的要求，可以大大地发展抗捐军的组织。在组织抗捐军时，必须纠正在冕宁的关门主义错误（一千余人的大会，四五百群众要求报名加入抗捐军，而正副队长拒绝登记老的、少的、不能脱离生产的分子，结果只登记了五十余人）。是的，抗捐军应该是群众的武装组织，而且要使它真正成为能够作战的群众武装，但是它不能脱离群众运动而去招兵买马组织队伍。只有把抗捐军的组织扩大成为群众运动，才能在运动中锻炼出更勇敢更觉悟的、能够脱离生产的分子来组织作战的队伍。必须注意到，组织抗捐军也是组织群众的方式之一。

要使我们的游击队完成赤化群众、创造苏区的任务，要使它这样去组织群众与灵活运用策略，同时要估计到游击队常常可能得不到上级按时的领导，而必须能够在各种顺利的、困难的、复杂的环境之下独立地工作，就必须使游击队的领导干部具有各种才能。而这种才能必须给以培养和教育。游击队在出发以前，至少要使领导干部了解：（一）产生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和目前革命形势的存在；（二）发动和领导群众的策略及工作方法；（三）怎样组织党、发展党和领导党；（四）游击队的必要的军事知识。只有了解了上述问题，才能使游击队在政治上坚定起来，在群众运动的发展上措置裕如。要使游击队能够担负起这样伟大的任务，不仅必须给以上述的教育，而且在组织上要十分坚强巩固并能够去赤化群众。因此，游击队内党支部的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的坚决勇敢，处事以身作则，与战斗员共甘苦，这是使游击队坚强巩固的必要条件。游击队必须彻底纠正看不起当地新战士的倾向，必须努力吸收他们到游击队中来，而且要培养和吸引他们逐渐担负起中下级的领导，因为这些人是游击队去接近群众、赤化群众的桥梁。

*注「这是陈云同志参加长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并奉命即将赴上海从事恢复党的秘密工作时写的一篇文章，原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第一期。」

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

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

五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中华民族处在存亡的危急关头，全中国的人民都轰轰烈烈地起来进行救国运动。在这一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总是站在最前线。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追击，跋涉万里，北上抗日，还领导着东北义勇军（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地人民和驻东北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这些武装通称东北义勇军。--第97、307页。」）在冰天雪地中打击日寇。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中，共产党人不顾一切压迫，不怕一切困难，英勇地参加和领导救国运动，以及一切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斗争。去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更具体地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主张（注「指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号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联合组织抗日联军。--第97页。」）。所有这些多年来奋斗的事实和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获得全国广大人民的同情，共产党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

正因为如此，日本帝国主义拼命地在叫喊“防共”，而我们民族内部的不安于人民救国运动的国民党的一部分领袖人物，也拼命地进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革命者，破坏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团体。同时，因为许多觉悟分子要求加入共产党，许多人民团体要求共产党的参加和领导，所以反对救国运动的人们，他们对于破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手段，也采用了新的方法。

他们现在已经不仅仅站在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外面来反对革命，使用“大肚子”、“黑长袍”的“包打听”（注「“包打听”指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租界内所设巡捕房雇佣的密探。一第98页。」）来追逐革命者，而且还派遣奸细混入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内部，来破坏革命。在有些地方，那些伪装着“革命”的奸细，也组织起“共产党”、“工会”和“青年团”等等招摇撞骗，假冒“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名义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诱杀误投罗网的革命分子。

比如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早已转移到苏维埃区域（注「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上海中央分局自从一九三四年冬季以来也已撤销了，自那时候起，上海就没有什么中央的组织或者中央的代表了。但是，现在上海却出现了不少所谓“共产党中央”，“中央局”，“中央代表”，“少共中央局”，“某某工会”，甚至还有什么“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上海委员会”。他们出版报纸，有时还转载我们党的国内外领袖所公开发表过的文字。在他们这些伪造的组织下面确实也有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些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受了奸细们的骗，误以为参加了真正革命的组织；另一方面，奸细们也必须以这些受骗而不自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为招牌，来引诱其他的革命者。

为什么反对革命的人要用派遣奸细的新花样来破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呢？

第一，他们企图用“共产党”的名义，伪造许多文件，使国民党中一些宁忍坐视民族危亡的领袖们可以借口来拒绝统一战线，借口来损害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威信。

第二，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威信正与救国运动的发展同时增长着，要求加入共产党或者愿意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人更多了，所以企图用伪造的“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去欺骗这些人，诱其入网，一一捕杀之。

第三，他们知道虽然上海已经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但是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革命分子，正在英勇地独立地在工人运动中、学生运动中及一切救国运动中不屈不挠地奋斗。反对革命的人们为了要捕杀这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就伪造“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利用中国共产党在秘密条件下党员与上级党部联系的困难，冒充中国共产党组织与这些革命者接触。许多革命者因为不知道奸细们的诡计，被骗与之接触而遭受牺牲。

当然，奸细进行破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不仅仅用简单的伪造的一种方法，他们诡计多端。就我们已经发现的说来，就有许多种。

有些奸细混入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以后，开始时不一定就来破坏他们所混入的组织，因为他们想得到更多的收获，进行更大的破坏。他们即使遇到某种机会可以破坏某个重要组织及拘捕其负责人时，也还不一定就动手，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故意表现“出力”，而且也假装着奔走进行统一战线的活动，使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可以相信他，提高他在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中的地位，以便将来破坏更多更重要的组织。所以，现在有些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还以为奸细只是“见人就捕”，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了。对于那些可疑的分子，因为他在某一件事上“出过力”，或者他知道某一重要事项而未遭破坏就轻予信任，是绝大的错误。有这样思索方法的人，奸细们正好利用以掩护其活动。所以，奸细们对于这种糊涂的革命者往往不去拘捕他，而是利用他的糊涂来掩护自己的活动。

奸细们欲求混入上级共产党部的诡计的另一种方法，则是进行自下至上或自上至下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及革命干部遭受了牺牲以后，奸细们就假冒着出来“恢复组织”、“建立联系”，一步一步地混入上层组织中来。每次破坏之后，他们总是高喊着“破坏原因是由于某人不小心被侦探盯梢”，以免革命者去注意内部的奸细。奸细们的此种伎俩所以得售，是由于许多共产党人在困难环境之下，缺乏应有的警惕性，许多共产党人因革命积极性和坚持性的传统习惯，总是在每次组织遭受破坏之后急于去恢复关系，甚至于急不择人。因为不去细心考虑和研究混入内部的奸细，所以奸细们的诡计往往可以如愿以偿。由于内奸未曾清除，虽一次又一次地恢复组织，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使革命者落入奸细们的血手。根据多年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在秘密条件下革命党人的活动，每次遭受破坏以后，不应该急急忙忙去恢复组织，首要的任务在于把破坏的原因审查个水落石出，考察有无奸细。因为即使暂时不恢复某一组织，这虽然是一时的损失，但这个损失比急急忙忙去恢复组织而一次又一次地牺牲宝贵的干部的损失要小得多。革命干部的损失是最大的损失。没有革命干部坚持不懈的奋斗，革命胜利是不会自流地到来的。

奸细们活动的另一种方法是，假装自己是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牢狱内逃出来或者释放出来的“革命者”，混入革命组织中。他们假装受刑，弄得头破血流。因为一般革命者是富于热情的，所以这种奸细也常常可以混进来。其实，从牢狱内出来的人，不加审查而立即吸收其参加组织是不适当的。且不说有奸细乘机混入的危险，就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如果他在牢狱内被照了相，侦探们一定会跟踪他追逐其他革命者，那末，革命组织也不应轻易地与他发生关系，而应该进行严格的考察。对于这样的考察，只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毫无怨言。他知道这种考察是为了巩固革命的组织，避免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究竟怎样辨别奸细呢？奸细的活动是有一般的特点的。

第一，无论奸细如何伪装努力，他们总不是真正“努力革命”的。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好，或者装着一天到晚奔忙于“革命”，但是他们对于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基本主张和革命策略是不愿执行的。比如，现在共产党中央决定实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实行工作的转变，奸细们对于这一政策或者实行怠工，或者故意曲解，或者进行破坏。

第二，由于奸细们的基本目的是在于捕杀革命者，破坏革命组织，所以只要他们自己估计已经取得革命党人之相当的信任，就要开始在与他没有直接联系的或者不至于使他受嫌疑的革命组织中捕杀革命者了。这些奸细在每次革命者惨遭捕杀时，他常常是“侥幸脱险”的。有些奸细，当他到达甲地的革命组织中工作，不久甲地遭受破坏；调到乙地，不久乙地又遭破坏；再调到丙地，丙地又遭到破坏。这当然已经很明显地证明他是奸细了。

第三，奸细最有兴趣的是登记革命组织的人员，了解一切他们所未闻的消息。他们常常利用上级组织的名义造出许多调查统计表格，把各地革命组织的人员详细登记。登记以后，有时就直接逮捕这些革命者，但大多数的情况，是将存放登记表的地方叫警察来搜查，使这些登记表落入警察之手，由警察逮捕革命者。奸细们这种伎俩之所以奏效，因为有的革命者对于他那种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登记”，不加以考察。有些在上层革命组织中工作的人，甚至把许多重要而应严守秘密的东西都抄在纸上或者竟在刊物上公布，这种人如果不是糊涂虫，那就是奸细。

第四，奸细的另一种伎俩，就是在革命组织内有意散布不满意某某人，或者不满意某一组织，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派别。奸细们知道，只要革命组织内部一有分裂，就争吵不休，革命运动当然无法进行了。革命组织只要内部一分裂，奸细就有机可乘了。一九二九年挑拨江苏省委与党中央分裂，以后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派头目的马玉夫（注「马玉夫曾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委委员等职。由于他积极追随陈独秀反对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同陈独秀等一起被开除出党。他是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托陈取消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签名者之一，并且参加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后来投靠国民党，充当特务。--第102页。」），现在不是坐在南京做公开的侦探吗？

第五，奸细看见某些革命组织内已经有了新的奸细来代替他们，或者因为群众运动的高涨，他们已经快要不能继续再做奸细了，就公开在报纸上“自首”，破坏革命组织的威信。有时在报纸上发表的所谓共产党员自首宣言，就是奸细捏造的把戏。

当然，奸细们诡计多端，决不止上述几种方法，这要靠革命者随时警惕地去考察。

奸细的阴谋所以有时奏效的原因，这固然是因为几年来奸细活动更加狡猾，但是主要的还在于革命者对于他们反对革命的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有些简直是革命者的过分糊涂。比如，上海共产党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曾经实行过三次公开报名、不加考察地征收党员，这就给奸细混入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在每一次革命组织遭受破坏以后，总是受惑于“被侦探盯梢”而不去追查奸细。有些分子已经组织过小派别，而且他到一处就破坏一处，或者被捕了，侦探很客气把他放走，对这些异乎寻常的事情，还不去考察考察是否有奸细，仍然把那些可疑分子当好人，当然以后就吃了大亏。甚至革命组织内，还有腐朽到这样程度的人，把一个曾经公开向官厅自首过、捕杀过革命者的奸细，竟列为“同志”，希望他走到革命道路上来，这真是不能解释的糊涂。

至于在下级组织内的革命者，或者一些还缺乏经验的革命者，时常容易走入奸细骗局的血手，这一方面由于某些上层组织未曾对他们进行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教育，同时革命组织在组织结构上有许多弱点可以被奸细利用。比如，在组织结构上，不管秘密工作条件如何困难，总是把各个组织的“架子”十余年来一成不变地照样保存，不管这个组织内有多少工作，有多少人，纵的各级组织和横的支部组织总是舍不得加以改变，因此也就滥竽充数地选择人才。其实，在现时条件之下，组织结构愈简单愈独立就愈好。由于组织结构上的弱点和过去的习惯，通常由别处组织或某一个人介绍来的人，总是不加考察地接受，这种所谓“介绍”，奸细们是可以假造的。也有这样糊涂的组织和糊涂的人，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地随便把人介绍到别个组织去，奸细们是不难从他们手里取得介绍信的。所以，不论从什么地方来的人，先要考察清楚，才不会中奸细的骗局。至于那种不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现象，在任何地方的革命组织中都可以看到，甚至把一切必须严守秘密的材料写在公开的信件上，这方面多年来的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

在现在这样极端受压迫的困难条件之下，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常常会遭受破坏，与每个革命者有失去联系的可能。这虽然是革命运动中相当的损失，但这决不是说每个革命者就不能进行独自的革命工作。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革命者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是常有的。外国有过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不能存在，而只能由很少数的领导人出版一种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时常登载指导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那些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革命者，也并不因为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而不能工作。恰恰相反，他们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做法，反而创造出许多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同时，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反而使敌人无从追踪，奸细们也无从施其诡计。我以为这是中国革命者应该学习的榜样。像上海等地，奸细们已经组织了一些“共产党党部”和“革命团体”，其中被他们蒙蔽的真正革命者，应该立即想法脱离这些奸细们的追踪，而自己独立地到群众中去埋头进行革命活动。俄国在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指一九一七年二月（饿历）发生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十八日（公历三月三日），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开始罢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罢工很快转为起义，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奋起参加，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举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革命后，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支持下成立了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又领导人民为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第104页。」）以前很长的一个时期还不是如此吗？虽然当时各个革命者分头在独立工作，但是有着远方来的报纸给了革命者以战略方针。所以二月革命时，就把各地相互没有什么联系的革命者在大革命的爆发中联系起来了。当然，这种工作方法，不仅为今天的上海，就是整个国民党区域都可以采用。即使今天某些地方还有上下层之间相当的联系，也不要忘记，联系有随时中断的可能，各个革命者应该准备独立工作。

不管敌人如何凶恶地压迫革命者，但是革命是那些违反历史前进的反动派所不能消灭的。加紧压迫革命，决不能使他们避免必然灭亡的命运。在人民和革命者看来，愈是残酷的压迫，愈会增加人民的憎恨，愈能坚强革命队伍的意志。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救国时报》第六十七期，题为《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署名“史平”。」

一个深晚（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个深晚*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注「黄包车即人力车。--第106页。」），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注「铜盆帽是一种圆形的礼帽。--第I06页。」）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注「秋白即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第106页。」）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注「之华--即杨之华（一九○○--一九七三），浙江萧山人。瞿秋白的夫人。一第106页。」）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的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的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下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拍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一九三二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的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鲁迅竟死了！当我读了报纸上鲁迅病卒的消息时，我脑子里一阵轰轰的声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几分钟，那身穿灰布棉袍和庄严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在我脑子里出现，似乎他还在说：“深晚路上方便吗？”

鲁迅虽然死了，但是鲁迅的思想却深印在中国百万青年的脑子里。鲁迅的“坚决，不妥协的反抗”的精神，永远遗留在我们中国青年的思想里，将领着他们走上解放中华民族与解放劳动大众的光明大道。鲁迅虽死，鲁迅的精神不死。

鲁迅的死，是我们中华民族绝大的损失。鲁迅的死，损失了一个爱护我们党，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同志们！朋友们！不用悲伤！向前进吧！鲁迅一生奋斗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勇敢坚决去完成。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后写的一篇悼念文章，记述他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成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时，为将瞿秋白、杨之华同志从鲁迅家中接出并转移到别处去，同鲁迅会见的经过。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救国时报》第六十四期，署名“史平”。

论干部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

论干部政策*

（一九三八年九月）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为何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同学们要到敌人占领的后方去工作，不单是当一个游击队员，而且要当干部，当领导者，而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这样的话：“干部决定一切。”（注「见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第109、211页。」）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共产党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可惜得很，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斗争中，干部损失了十几万，没有陕北根据地（注「这里所说的陕北根据地，即陕甘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地区。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先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七月在粉碎了陕、甘、宁、晋四省敌人“围剿”之后，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同年九月，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由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突围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军团。这时，根据地发展到近二十个县，九十多万人口，成为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第109页。」）的话，连现在这一点干部也保存不了。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县，假如每个县能够保存三个党员，我们党开展工作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先讲第一点：了解人。　　了解人，要了解得彻底，不是容易的事情，严格地讲是很难的。就拿我们共产党来讲，是不是每个党员都了解人呢？我看还是做得不够的。最近就发现有两种毛病：第一种毛病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不能面面都看到；第二种毛病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

只看到坏，不看到好，或者只看到好，不看到坏，这两种看法，哪一种多？一般地说，我们有些同志总是看坏的多，看好的少。有什么证据呢？如分配干部时，往往听到许多不好的话，说这个家伙自高自大，那个家伙懦弱无能，要不然，就说这个人背景复杂等等。

自高自大当然不好，是坏的，但是这种看法往往包含片面性。我们要进一步地看，每一个坏处同时也常有它的好处。这个人自高自大，但是做起事来有自信心，这种人多少有点才能，因为他起码总有点本领才敢自高自大。对这种人，我们就要用他的好处，避免他的坏处。假如你指定一个范围，告诉他正确的方向，让他尽量地去发展，他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对这种人，给他不十分重要的工作，使他放胆做去，发挥他的长处，在工作的过程中间，随着经验的增加，他的弱点就可以慢慢克服。经验的积累和弱点的克服是分不开的。

懦弱无能当然也不好，可是其中也有它的好处，好处是小心谨慎。因为他能力不大，所以特别唯谨唯慎。这种人不能做大刀阔斧的事，但是可以担任小心谨慎的工作，例如做机要、做调查统计等等工作。我不赞成懦弱无能，但是这种人有他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他好的一方面，小心谨慎的一方面。

再来讲背景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发展党员的时候，凡是会说话的，有胡子的，懂得各党各派情形的，就以为他背景复杂，不敢吸收。然而这种人在社会上常常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了解许多问题，只要他们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现在愿意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一同革命，一同前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背景就非常复杂。我先是相信吴佩孚（注「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一九一八年一度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爆发后，以“爱国军人”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支持曹馄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三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一九二六年又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年在湖北被北伐军打垮，后逃至四川。一九三九年死于北平。--第59、111页。」）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注「国家主义是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盛行于十九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曾鼓吹国家主义，当时被称为国家主义派。由于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曾经一度蒙蔽过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向导》和《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对国家主义派散布的谬论进行了批判，把真正爱国的青年争取了过来。--第111页。」），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注「三民主义即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第111页。」），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青年是纯洁的，但纯洁的不仅仅是青年，老头子也可以是很纯洁的。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

第二种毛病是，了解人的时候，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样就往往对于干部不能有根本的估计。这种毛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随便提上来，随便放下去。我们共产党中也有过这种情形：今天这个干部表现得好一点，就把他一抬抬上了天，同一干部明天表现得坏一点，就把他一打打到地下去。你们看见过老百姓盖房子打桩，一上一下。使用干部不能也像打桩子一样，今天看他好，便把他提得高高的，明天看他做得不够，便把他打下去，后天又把他提起来，再后又打下去。这种一上一下打桩式的用人是不对的。造房子打桩愈多愈好，如果对干部也这样来几次，我说顶多只要三次，这个干部就算断送完了，因为他的自信力早已失掉，再也不敢做工作了。过去我们在江西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毛泽覃（注「毛泽覃（一九○五--一九三五），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师师长、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四月在江西瑞金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牲，--第112页。」）同志，是毛主席的弟弟，人家说他犯了一个错误，要不得，便认为这个人不能用。后来扩大红军需要人工作，于是派他到一个区域去，结果不但完成了任务，并且还大大地超过，成绩非常好。他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又把他抬高起来，调他到闽赣边界的游击区去工作。隔了几个月，因为他说了几句似乎有些近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正在这个时候，恰巧又派他去扩大红军，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于是又都说他不能用了。大家都不要这个人，送到这里拒绝，送到那里拒绝。一个这样的同志，竟会到处无人要，连饭都几乎吃不成了。后来红军退出江西的时候，他在战斗中勇敢地牺牲了，为着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所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了解人的问题。

再讲第二点：气量大。

用人要气量大。何以要讲这个问题？现在时代变更了。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二八年有何不同？卢沟桥事变（注「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第112页。」）以前与卢沟桥事变以后有何不同？我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今天我们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注「陕公即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延安成立。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给以短期的革命教育。一九三九年七月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同年十二月在延安复校。一九四一年并入延安大学。--第112、223、252页。」）、鲁艺（注「鲁艺即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文艺工作干部的学校。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九年七月，该校一部分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其余部分一九四三年四月并入延安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东北。--第112、223页。」）、党校（注「这里所说的党校，指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校。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在江西瑞金成立。长征以后，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瓦窑堡复校，改称中央党校。一九三七年初迁到延安。--第112、178、223、250页。」），在延安就有一万多个学生。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种情况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六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抗大、陕公的同志去和敌人搏斗还不会成功，要团结更多的同志和广大的群众。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辛亥革命（注「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月，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且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第113、180页。」）武昌起义，几天之内全国就有十几个省起来响应。何以孙中山先生能够得到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他气量大，什么红枪会（注「红枪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起源于山东，渐流行于河南、陕西以及其他许多省份，固以红缨枪为武器，所以有这个称呼。中国共产党对红枪会的政策是启发和帮助他们，使之成为革命的力量，免遭军阀、土豪的利用。--第2、113页。」）、哥老会（注「哥老会--是民间的秘密团体。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退伍军人和游民，也掺杂有地主分子。辛亥革命时期，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和领导，多次参加武装起义。--第113页。」）、三教九流（注「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第113页。」）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做大事。我们也必须善于用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得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同志们毕业后到敌人占领区域，到敌人的后方去工作，在那些地方用人，更要有大的气量。那里有许多从大城市避难出来的人才，躲在田野山里。你代表民族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组织游击队，只要干得好，包管躲着的人会出来归向你。那些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家，假装成农民的，这时候都露出真面目，投奔到你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人才。山东有一处地方，只去了几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八路军干部，号召老百姓抗日，一下就来了几千人，现在已经有一万人了。

现在讲第三点：用得好。

要有什么方法用人才能用得好呢？我想没有旁的道理，只要是在你领导下的人都很高兴工作，都很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任何工作都是一样，你们以后做地方工作，军队工作，或者党的工作，要使每一个人都很负责，都很积极努力，都很高兴，就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好。就怕在你领导下面，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不安心，请求调动工作，等等。一个同志如果工作合适，能发挥所长，是绝对不会请求调动工作的。他要求调动，说明他已经不能安心工作。如果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就是领导得不好。那末，要怎样领导才能使干部高兴地安心地工作呢？只有一条，就是上级要信任下级，下级也信任上级，上下互相信任。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有许多下级干部，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服从，开会的时候你问他：“同意不同意呀？”他说：“同意呵！”“同意的举手呀！”他举手。然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一定要使下级敢说话，同时还要使下级敢做事，就是做错了也不要紧，如果这个下级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他就一定会积极起来。

不敢说话为什么不好呢？举例来说，如果有人有某些不同的意见，又不敢说，而议案已经表决通过，这些决议案在执行的时候，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所以宁可争论，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过。

用什么方法使别人敢说话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在一个领导机关里，一个领导者别人见了他就不敢说话，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如果大家都喜欢亲近他，都爱和他说话，这个领导者一定很能团结人。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其实，领导者又何必装出很凶很庄严的样子呢？同志们也许要问我，领导者的好坏是从政治上来看的，为什么要看面孔呢？但是很多人都要看面孔，不要说别的，就是共产党员中间也有这种习惯，所以领导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开会时尽可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规规矩矩请他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很可能有的人就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有人常常不敢在严肃的场面中间说话。

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

第二，少戴大帽子。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

有一些人，专门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比如，某个同志犯了一些小错误，他就说人家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小的错误能说是因为政治上的动摇吗？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是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因为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我可以说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个女同志，她把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后来大家把它检查出来了，就推论说：“大概是她不愿拿出来给人家用吧？”于是下了个结论，批评她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不相容！又有一个同志在吃饭的时候吃菜吃得很多，向来是吃菜“打冲锋”，另一个同志就批评他是自私自利。假如这个同志是共产党员的话，凭着自私自利这四个字，就得考虑他的党籍问题了。还有一个例子，陕北公学有一个学生，丢了一把洋刀，据说这是一件纪念品，所以他心里很不好过。一个同志见了他那种样子，问他什么缘故，他就说因为一把刀子丢了，于是这个同志就批评他“没有牺牲精神”，说是一个革命者连性命都要敢于牺牲，难道一把小刀还不能牺牲？这个道理好像很对，实际上，这种批评用在这件小事上未免太冤枉了人家。爱护一件纪念品，并不是不应该的事，怎么能因此断定这个人对革命没有牺牲精神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帽子。戴大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把每个错误夸大，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错误，错误的大小轻重，不要随便乱给别人戴大帽子。

第三，当你去批评人家错误的时候，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根源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出气，主要是在于真正帮助人家纠正错误。一般地说，批评的人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声势汹汹地指责人家；第二种是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只有后一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千万不要戴大帽子，因为上级领导人批评下级，与同级的同志互相批评所发生的影响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同级的人，他们认为大家都差不多，即使你批评他过火一点，或不大正确，还没有什么要紧，他也不会十分在意；如果是上级给他的批评，那就不同了，因为下级对上级所说的话，都是很认真的，所以不能随便地任意地批评。假如批评得过火或不正确，那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使得被你批评的人对你解除误会，才能使别人对他不至于蔑视。当然下级也要想到上级的出发点是好意，不要只看到态度或语气的不妥，就以为不得了。

批评的时候还要注意到：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参加共产党久不久，革命的历史长不长。因为对于老党员批评，态度和方式好不好，没有多大关系。对新党员就不同，因为他们刚刚加入，他们的意识观念与老党员有差别，所以对他们批评，宜于采取温和的方式去劝导、说服。

总结起来，就是要使人敢说话。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

用人用得好，还要使人敢于做事。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脾气，喜欢在你领导下的人遇到任何一个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情，都要向你请教，先征求你的意见，你才觉得很快活，很舒服，觉得自己才像一个领导者，这种脾气对工作妨碍很大。一个人能有多少力量、多少时间？即使你的精力很强，“天下第一”，也要有天下第二、天下第三的人来帮助扶持，你才会成功。假使没有他们，你一个人也第一不起来。领导者犯了这种毛病，会降低干部的责任心，妨碍下面同志的工作自信力和积极性。比如一件事情做得很对，他说这是上面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做错了，他也说这是上面叫我这样做的，他完全不负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下面的干部没有责任心，工作一定不会做好，还会降低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妨碍他们工作能力的发展。

也许有些同志要说，你这种让下面的干部发挥主动性的领导方式不大好，恐怕要生出许多错误来。然而我看，错误虽不可免，但也不必怕。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不犯错误就不会进步。一个人犯了一次错误，同时也就是得到一个教训，不断地取得教训，方能不断地改进自己。正确的东西常常是从错误中得来的。科学家发明的东西，哪一件不是从试验和错误中得来的？今天流线型的汽车漂亮得很，灵活得很，但是到博物馆里去看一看最初发明的汽车，笨得要命，真不好看。由从前的不好，进步到今天这样好，这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试验和失败，才得到成功的。一个同志犯了一点小错，并没有什么关系；真的犯了错误，只要老老实实吸取教训，他的经验一定会增加，能力一定会提高。所以，不要怕下面干部犯错误，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总结起来说，使干部敢说话、敢做事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使干部很安心地工作。假使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一个单位，干部不要求调动工作，而且有主动性和创造性，领导必定很好；如果干部都不安心，要求调动工作，领导一定有些什么毛病。以后大家出去做领导工作，能做到使下级敢说话、敢做事这六个字，工作效果一定会好的。

最后讲第四点：爱护人。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一、使用干部不要今天拉起来，明天又放下去，好像打桩一样，这是我前面讲过的。如果你要提拔这个干部，首先就必须全面地估计他的政治品质和能力，看他各方面是否合适，要详细考虑一番。既然提拔起来，要经常留意他的工作，到他实在不能支持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不要等他塌台以后，再来追究责任，撤换他的工作。

二、对下面干部任何不安心问题，都要想法子去解决。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会有人来找你，到底会不会他呢？很犹豫。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该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说话；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地郑重地解答各种问题，这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办好，也还是值得的。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然接受了，就得彻底替人家解决，花一些时间，决不是自白浪费的。

三、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如果在政治上发生这种问题，他就会认为他的前途没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要开除党员的党籍。

常常有许多被开除党籍的同志来中央组织部上诉，或者写上诉书。这里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还很年轻，因为有人的口供说他是托派（注「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原为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列宁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一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这个组织遂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仍然继续进行活动。--第120页。」），被开除了党籍；这个人后来虽然解决了党籍问题，但是七年来光荣的历史完全不算了，同一个新党员一样。这个人要求把问题弄清楚，证人是有的，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延安，一个在一二九师，还有一个在外国，就一一写信去调查。经过比较长的时间，直到最近，各方面复信收集齐了，才知道以前是弄错了，我们承认了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现在变成活人了。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男一女，有人告发他们，说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员，女的是托派分子。他们到这里来读书，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便来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控告了他们，于是我就照实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这年轻的一男一女听了我的话，马上就惊异得哭起来了。我便保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非常活泼，走的时候都哭了回去。后来只花了两个星期工夫，查清他们不是托派，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吗？

有的同志常常怕连累自己，不敢正确地替别的同志做证明人，所以领导人遇到这类政治历史问题，更要慎重办理，否则有些人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实际上是损害党的事业。这一点，无论是领导党的工作，领导军队，都要十分注意。

同志们！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都应该帮助他纠正。如果他犯过的错误非常严重，甚至是很大的罪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看他过去有没有功，如果有功，就要把他功过比较一下，再作处理。如果一个人从前犯了错误，现在还在犯错误，这样的人，经过批评，只要赶快觉悟，下一个决心，口头是岸，将来能够转变得好，也还可以将功赎罪的。我们共产党是讲公道的。犯了错误只要自己觉悟，只要能够切实改正，在革命队伍里就应该允许人家继续革命。今天犯了错误，以前的功劳可以拿来相抵；若是今天有错，以前也有错，可以将来赎罪。我们共产党要尽最大努力把有错误的人挽救回来，因为这样做对于革命有利。

四、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只说他的好处。如果对于下面干部只说他好，掩饰他的缺点，以致养成他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实际，这样只会害干部，而不是帮助干部。

干部中间也有些人很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好就感到舒服，不然他就生气，很不乐意。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干部常常不了解这一点。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每个同志都要注意这一点。　　总结起来，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我就讲这些。但是有两点必须申明：第一，同志们不要引起这种感觉，以为革命纪律这东西也可以不要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一个革命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也就不会存在，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革命的纪律一定要遵守，希望同志们不要违犯革命的纪律，我这篇讲演不能帮助那些违犯纪律的人。第二，有的同志过去受了什么冤屈、处罚，不要使用我这篇讲演来打反攻战，今天乘机来反攻、报复，这样就不好。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谁能够不做一点错事？只要改正了，就算很好。同志们的气量要大些。

我的讲演完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刘力功去年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在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毕业以后又进了党的训练班，专门学习了一次党的建设的课程。当他在训练班毕业时，党组织根据他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给他作了鉴定，认为他“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又是工作无经验的新党员，因此党组织决定他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刘力功则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注「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养理论干部的学校。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延安创办。一九四一年七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马列学院普通班与中央党校合并；以马列学院各研究室为基础，成立马列研究院，不久改称中央研究院。--第123、178、223页。」）或回原籍（离延安很远）工作，否则就退出党。为教育新党员，党组织曾经与他谈过七次话。在第一次谈话中他声明退出党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仍旧坚持启己不到基层工作的意见。党组织认为马列学院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学校，不能接收像刘力功这样思想意识极端错误的分子，认为派他回原籍工作，只是满足了他的家庭观念，非但不能对当地工作有帮助，而且有害于事，因此拒绝了他的要求。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党组织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到华北去做下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可是他还是要求党接受他的意见，实际上是要“组织从个人”。最后党组织给他一个时间去反省自己的错误，几天以后，他声明愿意到华北去，但是又提出条件，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党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

中央党务委员会（注「中央党务委员会--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的。决定说：“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第124页。」）认为，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刘力功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刘力功开除出党了。如果问：我们党内具有或多或少像刘力功这样观点的党员还有没有？还有。这是由于我们党内接收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加入了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同时，要求每个新党员自觉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习惯。

我们在分配党员工作时常常碰到对于党的决定讨价还价的现象，借口干部政策来抵制党的决定。这样的党员虽然他满口“干部政策”，可是他并没有完全了解干部政策。他没有想到：分配党员工作时，党固然要考虑到个人的特长，但主要还是决定于党的工作需要。试问，你如果是一个飞机师，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飞机，不能用你驾驶飞机的特长，那还不是只能分配你做其他工作？所以，不能只讲干部政策“量才使用”的一个原则，而不讲干部政策的另一个原则，而且是主要的原则，这就是党的工作的需要。那种只看重个人，不顾及党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实际上是不了解干部政策。

那末，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能不能说“如果党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服从”？决不能。如果那样，实际上不是个人服从组织，而是组织服从个人了。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在接受党分配工作时，只能是这样的立场：“我个人有做某种工作的愿望，但是如果党有任何别的决定，我绝对服从。”作为一个新党员，本来应该积极要求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而刘力功却要到总司令部去工作。还有些新党员，在意见书上也说要做“上层工作”。在这一点上，许多老党员与他们恰恰相反。我碰到许多久经锻炼、有不少工作经验的党员，他们常常说：“啊呀！我们新的经验不够，要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一下。”而某些新党员却以为自己已经在某个学校或几个学校毕业了，学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可以做“领导工作”了。他们不懂得学校内学的理论固然重要，但到实际中去运用，并取得实践经验更重要。干部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班长要从老兵中提升起来，区委书记要从支部书记中提升起来。一般说来，越级提拔常常会发生领导无经验和不称职的现象，而有害于事。领导工作的能力要从下层的实际工作中生长起来。

刘力功上过党的建设的课程，曾经举过手“拥护”党的纪律。但是，要他从口头上赞成到实际上执行党的决议时，就完全相反，不服从党的纪律了。这就告诉全党同志，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口头上说遵守纪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实际行动上真正遵守纪律。所以党观察党员是否遵守纪律，要看他的行动。党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我也碰到过这样的党员，他平常批评别人不遵守纪律的时候，理直气壮，还要进行“不调和的思想斗争”；但是自己在执行党的决定时，就完全相反，讨价还价，甚至公然违犯党的纪律。似乎党的纪律是为别人写的，他自己可以例外。这个不成。中国共产党党章（注「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126、129、146、274页。」）第四十四条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这里所谓“所有党员”，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所谓“各级党部”，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一句话，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但尤贵于与自己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

那末，怎样才叫做真正遵守纪律呢？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为什么执行决议是遵守纪律的表现呢？因为党所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无非是用这样民主集中的制度来作出党的决议，统一党的意志和行动。这个决议，这种纪律，就不仅是口头上的赞成，而要实际上去执行。你执行中央和上级决议才算是真正遵守纪律。那末，为什么要“迅速确切”地执行呢？因为要考验你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决议是拖延的，敷衍的，甚至故意歪曲的，还是真正忠实执行的。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

为什么共产党要这样看重纪律？理由很简单，因为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这不是容易的事。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只有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要保障我们的党能有组织和统一，这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说过：“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注「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第127页。」）。

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的国家，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如果党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

今天党内加强纪律的教育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奇Qīsuu.сom书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会议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投降主义的错误。鉴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的事实和张国焘由自立中央发展到反党叛党的严重事实，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第127、141、187、211页。」）的报告中，论党的纪律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基本原则时，说：“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注「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第127页。」）我们党内今天有大批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受过党的纪律的教育，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今天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民众团体中工作着，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因此，今天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正是因为它的党员都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对革命有无限忠诚和责任心，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一切经验证明，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会是有组织的队伍。所以，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内，也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三期。」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一入党资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什么人有资格加入党，是我党经常留心的问题。征收党员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经常工作之一，所以，什么人有资格加入党，是我党每个同志都应该通晓的。

第一，什么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依照中共党章（注「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126、129、146、274页。」）第二条，对于什么人有资格可以加入党的规定是：

“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党的性质和党员的成分与入党的条件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在党的建设中党员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这个问题远在一九〇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一八九八年三月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九○三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布尔什维克（俄文Больщевик桕的音译，意即多数派）和孟什维克（俄文MeHьшевик的音译，意即少数派）两派。一九一二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从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八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一九二五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一九五二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党的双重名称，称“苏联共产党”。--第130、146页。」）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第一次引起热烈争论和严重意见分歧的问题，并成为列宁与孟什维克基本分歧之点。

列宁的主张是：

“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

而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注「马尔托夫（一八七三一一九二三），俄国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立场。一九二○年逃亡国外。--第130页。」）的条文是：

“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根据列宁的主张，只有真正加入组织，一切服从组织和愿意将自己全部贡献给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为了建立党的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列宁曾与马尔托夫进行了斗争，坚决反对马尔托夫所提出的一个人不一定甚至不愿加入到党的任何组织，只要能在组织外同情和赞助党，都可算作共产党员的主张。这种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不仅根本抹煞了党和阶级的界限，而且混淆了党的本质，使党降为职工会或学生会，使党沉没在同情者的大海中，“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注「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第130页。」）。所以参加党的一定组织，为党积极工作，是每个党员最低限度的义务。

坚持列宁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自己的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一致的战斗的党。这一事实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给了全世界共产党一个建设党的根本原则。而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年来的斗争中之所以能成为英勇奋斗的强大的党，也正因为我党在开始成立时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便对李汉俊（注「李汉俊（一八九○--一九二七），湖北潜江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一九二一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脱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汉口。--第131页。」）的合法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观点作了斗争，根据列宁的原则，奠定了党的建设之基础。

在现在我党大量发展党员时，列宁的关于党员的这个原则，更有着重要的意义。要克服我们党内还存在着的个别党员不经党的允许任意离开原来所属的组织，任意离开工作的倾向。

第二，每个入党者必须承认党纲，但这不等于要求精通党纲。

中国共产党现在虽还没有成文地规定自己完整的党纲（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在一九三九年作者写本文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文地规定自己完整的党纲。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制订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的前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也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第131页。」），但是它却有世界共产党总的纲领（共产国际纲领（注「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一九四三年六月解散。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纲领指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第131页。」）和它自己的最低纲领（如历次大会的政纲和一九三七年的抗战十大纲领（注「抗战十大纲领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其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第131页。」）。承认党纲是每个入党者的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要把精通党纲作为人党的条件。因为精通党纲，是要有理论修养的人才行的。如果要求加入党的人特别是工人、农民、必须精通党章党纲之后才能入党，这样不仅会把许多要求入党的革命的优秀分子拒之门外，而且也是否认了党对于党员的教育的责任。

第三，共产党员不仅要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的。要求加入共产党为党员，必须是承认党纲，并且愿意献身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分子。所以，我党吸收党员，只有依靠经常有系统地在群众中宣传共产主义及党的纲领，并从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中来细心地考察和选择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

二党员的成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但是，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

第一，首先是加强优秀的工人成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斯大林指出，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吸收进来（注「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页）。--第132页。」）。因此，有计划地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骨干，这是我党组织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特别是现阶段的我党，加强和扩大工人成分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我党过去在城市职工运动中工作比较薄弱，工人阶级曾经遭遇到空前的摧残，以及抗战以来我各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沦陷，更加使中国工人阶级受着非常的灾难和损害。广大的工人由在业到失业，由集中到分散，这就使党更加加重了吸收工人入党的任务。城市中的党组织必须首先集中注意力吸收工人党员，在乡村中的党组织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由城市转入乡村的工人，吸收农村的雇农和手艺工人入党，以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发挥工人在抗战中的中坚作用，加强工人阶级对广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领导。

但是，也必须指出，共产党并不是“工党”，而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此，不是全体工人都可加入党的，而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

第二，党应该注意到贫苦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成分。

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存在着广大的、贫苦的、革命的农民群众。他们遭受种种压迫和剥削，生活在多重痛苦和压抑下，因而决定他们愿意拥护共产党，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帝反封建作坚决的斗争。历史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而在今后革命的进程中，贫苦的农民仍然和必将成为无产阶级最有力的联盟者。因此，大量吸收他们之中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使自己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放在农村无产者和贫苦农民分子的上面，是完全必需的。

同样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特别在今日抗日战争中，都证明他们之中有许多是能够为正确的政治方向而英勇奋斗的。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党与群众之间的必要的桥梁。我们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同时，经验还告诉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中间的革命的贫苦的成分入党。这些革命的贫苦的知识分子，是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的。由于他们贫苦的生活决定他们最易接近党，并且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的下层，思想和生活习惯都与劳苦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最好的对象。

第三，党应该特别注意到女工和贫苦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农妇和知识分子妇女的成分。

妇女占人口的一半，没有妇女参加革命，革命就不能胜利。现在女党员的数量太少，这首先是由于党内对吸收女党员注意不够。要反对借口于中国社会男女不能接近而放弃共产党员介绍女党员的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首先是女共产党员应该把发展女党员当作重要工作之一。党今日应该强调提出吸收大批革命的妇女--女工、贫苦的农妇和知识分子妇女到党内来。党应该以此作为有计划的经常工作之一，并且注意在学习中工作中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第四，一切党员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工人成分是党的基础，党特别要注意在自己的组织内加强工人的成分。对于在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因此，党坚决反对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使党降为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的任何观点，而牢固地确立一切党员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

三入党手续，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

第一，一定的手续。

新党员入党时必须经过一定的介绍人（依党章及目前规定是：工人、雇农一人介绍；小资产阶级出身者二人介绍；脱离其他政党而加入本党者三人介绍）。由党的小组和支部通过，经上级党委的批准。参加过其他政治派别的分子入党，必须经过区党委、中央分局或中央的批准。

第二，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规定。

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问题，应遵照中央的决定，并按具体情况决定之。其原则有四：

（一）长期脱离党，但仍在继续为党工作，党内有人证明者，恢复党籍。

（二）长期脱离党，自称仍在继续为党工作，但党内无人证明，而今日已具备入党条件者，重新入党，候有证明时，恢复党籍。

（三）曾经长期参加党的工作，中有相当时间（一两年）脱离党的工作，未做违反革命利益的事，而现在已经恢复党籍者，则脱离党的工作的这一时期，不算在党龄之内。

（四）长期脱离党，未做违反革命利益的事，经过相当长期的考察而今日已具备入党条件者，重新入党。

至于政治上变节的分子，则不得重新入党。

四候补党员（注「候补党员是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决议中规定的。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曾经取消关于候补党员的规定。后来，中央又决定恢复。在不同时候，对于候补期的长短有不同的规定。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将候补党员改为预备党员，相应地将候补期改为预备期。并且规定，所有新入党的人，都要经过一年预备期的考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一九八二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也作了同样的规定。--第135页。」）

第一，候补期的规定。

候补期的长短是根据新党员的阶级成分而定。目前党中央暂定候补期间如下：工人、雇农不需候补期；贫农、手工业工人一个月；革命学生、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革命军人三个月；其他成分六个月，但在特殊情形下得延长之。

第二，候补期的作用，介绍人的责任，以及转党的手续和标准。

凡非工人成分入党者，必须经过一定的候补期限。候补期的作用是教育和考察。党应该按照各地具体情况给候补党员以党的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到党员的水平，分配他们一定的工作，在工作中教育他们。同时，党应该审查候补党员的个人品质，以及历史地多方面地去考察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在党的工作上和对党忠诚的程度上，是否具备了入党条件，以作为转党的准备工作。

凡新党员入党都各有其一定的在政治上负责的介绍人。介绍人对其所介绍的新党员应该对党郑重负责，决不可苟且了事。他们不仅需要精细地留意被介绍者的行动和言论的表现，而且特别应该经常在政治上、工作上积极地耐心地帮助、教育被介绍者；而党也可以以此作为测验该党员对党负责、忠实于党的标准之一。

转党标准。党应该根据在候补期内对于候补人教育和考察的结果，来判断他在思想上对党的了解程度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如何，在工作上是否经常积极，以及在他的一切言论行动中是否忠诚于党，这样细心地去判断他是否符合正式党员的标准。倘认为符合时，则经过转党的手续，由小组、支部通过，上级党委批准。环境允许时，各地党委并得按该地具体情况，举行入党仪式。

转党条件不在于候补期限已满与否，而决定于候补党员对党的认识程度如何。如候补期已满仍不够转党标准，必得延长之，延长期限应等于其原有候补期的期限，必要时可停止其党籍。但是，延长候补期亦不能视同儿戏，例如延长一二十天用以作为党内的处分方法等。

至于青年党员，一般的不征收十六岁以下者入党，十六岁以上者可以开始被介绍为候补党员，至十八岁才能成为正式党员。但已加入党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应保持原状，不能因此开除或停止党籍。

第三，候补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候补党员应执行党所分配的一定的工作，缴纳党费，并得受适当的党的教育--阅读一定的党的文件和受政治的或军事的训练。候补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在介绍新党员时，可以提出其所介绍的对象，再由支部派人谈话和考察，作正式介绍。在党内工作上，候补党员不得为支部干事或党的小组长。以上规定，在特殊情形下，在新建立的支部或全支部绝对大多数都是候补党员时，可以有例外。

候补党员不能参加党的某些会议，并不给予阅读党内秘密文件。

五共产党员的标准

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怎样才能建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观呢？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这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他的阶级觉悟，从他的实际革命锻炼中，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中，深切了解到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懂得无产阶级的利益及其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洞悉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当前任务和根本目标。只有这样，他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同时，每一党员应该深刻知道，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变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因此，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

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党是以彻底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全中华民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职志的政党，因此，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党员的利益同民族的、人民的和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每个党员必须对于民族、对于革命、对于本阶级、对于党，表示无限的忠诚，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

但是在革命工作中，在党的工作中，可能发生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不一致。在这样的时候，每个党员必须依靠他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整个利益。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

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不是一句空话。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懂得这一条，特别是要求每个党员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疑惑动摇地执行这一条。党内有了这样为革命为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的党员，才能保证党胜利地完成革命。

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十八年来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注「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一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139、295、344页。」）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88、139、196、295、342页。」）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以及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的进行。在今后，党仍应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在会议上或稠人广众之前声明拥护并举手赞成党的路线，就算遵守了党的纪律，这是十分不够的。

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

革命力量的增长，共产党威信的提高，使敌探、汉奸、反共分子更加阴险地进行破坏共产党的活动。因此，在党的工作中，不但丝毫没有减轻秘密工作的重要性，相反地，党应该特别加紧自己的秘密工作，提高秘密工作的纪律，与忽视、破坏秘密工作的现象作斗争。党应该指出，在今日的某些地方党部，还竟以为在现在环境下可以忽视秘密工作，这是十分危险的。每个党员应该不忘记许多年来由于疏忽秘密工作而受到牺牲的血的经验教训。为了保持抗战的力量，为了保证革命和党的事业的胜利完成，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并且与一切忽视、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任何党内的不对外公开的事件，不准任意向党外宣传；任何对其他党员没有必要说出的秘密事件，不准在其他党员中乱说。一切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必须受到党的纪律的制裁，直到开除党籍。

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

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决议就算完事，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实现党的决议时，在工作中不可免地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共产党员必须有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革命是艰苦的长期奋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特色之一，就是它具有不怕困难、牺牲奋斗的作风。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只有具备这样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第五，群众模范。

党的政治影响越是扩大，党的威信越是提高，则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对于我们党员的要求越多越严。因为是共产党员，是群众所信仰的先进队伍中的一分子，群众就有特别的要求。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

党的六中全会（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会议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投降主义的错误。鉴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的事实和张国焘由自立中央发展到反党叛党的严重事实，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第127、141、187、211页。」）号召全党党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应该起先锋的模范的作用：

“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注「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第141页。」）

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地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中，真正以模范党员的姿态，响应这一号召。

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还表现在对于革命利益严肃的立场上面，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始终不变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任何威胁，任何利诱，都不能动摇自己的立场。谁要是放弃了革命的和党的立场，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无数的模范党员，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而斗争，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百折不挠，在种种威胁利诱下，表示对于党和革命无比忠诚。成千成万的优秀党员及党的领袖，在火线上、刑场上和监狱中，英勇牺牲。他们在全世界和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面前，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至高无上的气节，而他们一生的丰功伟业，更是光辉千古。他们是一切革命者的模范。我们党的党员不但要敬仰他们，而且应该学习他们。

第六，学习。

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

根据目前的环境，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呢？

（一）我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

（二）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三）要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特别是游击战争。在今日，“党员军事化”已成为全党的战斗口号。

（四）文化程度低的党员，首先要长期地进行识字和读书读报的工作，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只有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求得政治上的更加进步。

（五）尤其重要的是，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的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向群众学习。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课本。

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的武器，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好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每个批评都必须以诚恳的态度、愉快的态度去接受和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错误。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或者不愿学习。我们反对那种“自高自大”、“自称高明”的倾向，反对那种不愿学习或者对学习没有信心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是难得机会长时期在课堂上学习的，因此，必须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一点必须有坚持的精神才能做到。

共产党员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注「参见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和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第144页。」）。全党应该热烈地响应党的六中全会提出的“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注「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第144页。」）的口号。

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二期，一九四三年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

党的支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党的支部*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的组织，也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支部在群众中日常的宣传组织工作，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口号、主张、政策之下，进行革命运动。

正因为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党就依靠支部去征收新的党员、扩大党的力量。支部在革命斗争中领导和教育党员，培养党的干部。所以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

一支部的组织

第一，按生产单位组织支部。

党的支部建立在什么地方呢？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一样，依列宁提出的原则，按生产单位组织支部，即在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农场、农村、兵营、商店、学校、机关等生产场所和工作单位中，组织党的支部。列宁反对社会民主党（注「社会民主党也有用社会民主工党、社会党和工党等名称的，大多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一八八九年各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早期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恩格斯逝世以后，由于第二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滋长，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以外，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逐渐蜕化成为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第146页。」）不以支部为领导群众的核心，而把支部当作选举运动的竞选工具。我们党在某些城市中组织街道支部，只是因为个别自由职业者的党员暂时不能编入适当组织，是一种临时性质的支部。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它首先应该注意在自己的阶级队伍中建立支部，建立工厂中的党的堡垒。列宁一九○二年在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一八九八年三月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九○三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布尔什维克（俄文Большевик的音译，意即多数派）和孟什维克（俄文MeHьщевик的音译，意即少数派）两派。一九一二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从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八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一九二五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一九五二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党的双重名称，称“苏联共产党”。--第130、146页。」）的组织任务的时候，即已指出工厂作坊支部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他说：“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中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整个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上、发展上和斗争能力上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注「见列宁《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个同志的信》（《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第146页。」）

在农村里还没有大农庄的时候，党的支部按党员的多少，环境的适合与否，在乡或村的范围内组织支部。在我们党所领导的政权下（如陕甘宁边区），党的支部按最低级的行政单位组织起来，以便利于领导乡村政权机关。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要以民族的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所以我党在抗战的军队中（如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等）及敌伪军中的工作占有头等的意义。党必须以坚决的步骤，在军队中建立、巩固和加强党的堡垒。

党的支部怎样组织呢？党章（注「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126、129、146、274页。」）规定，在有三个党员以上的生产场所中，即可组织支部。大的支部下面，可以小的生产单位（如工厂之车间，农村之副村、自然村）设立分支部或小组。

在绝对秘密的环境下（如敌占之大城市工厂中），党的支部应该扩大与群众的联系，但支部的人数不应过多，应该短小精干，而且可以在一个工厂中建立两个以上的相互之间并不直接发生联系的党的组织。

第二，支部的领导机关。

支部领导机关的健全与否，对于党的任务的完成有决定的作用。因此，支部的党员必须慎重地选择自己领导机关的人员。要保证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或支部干事）必须是政治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政策，有工作能力并为大家所信仰的党员。党必须严重注意现在大量组织的新支部及新党员政治上还幼稚的情形下，投机分子混入支部领导机关的危险。

支部委员会（或干事会）人数的多少，按党员的数量和工作的范围、工作的需要来决定。在我们领导的政权下（如陕甘宁边区），则分书记、组织、宣传、军事（自卫军）、政府、工会、农会、青年、妇女等各种工作的委员。为了处理日常工作的便利，可以设立支部委员会的常委。不满五个党员的支部，只设支部书记或加一副书记。

支部应该经常有计划地输送好的干部到上级党部，但同时必须保证支部工作不因此而受到损失。

二支部的基本任务

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垒的姿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垒的作用。为着实现这个目的，支部必须建立起它自己的基本工作，分配和责成每个党员去执行。依据中共党章及中国革命现在发展的形势，支部的任务，或者说支部的基本工作，应该包含着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

支部在周围群众中间工作的好坏是测量支部工作好坏的尺度。支部中每个党员积极地、经常地进行群众工作，是支部周围的群众工作开展的基本条件。支部周围群众工作的开展，可以使党员更加积极，支部生活更加健全。新党员占绝大多数的支部，要特别注意分配新党员去进行群众工作；支部委员会及上级党部必须经常地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往往缺乏工作的经验。

支部进行群众工作的目的，是要争取自己周围的群众，接受党的领导。支部及其每个党员应该密切地与周围的群众联系着，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依据群众当时的觉悟程度，有计划地在群众中解释党的政策和口号，散布党的报纸，宣传共产主义，使群众走到党的方面来。

支部，尤其是战区的支部，进行群众工作的中心一项，是在组织和领导群众参加抗战，动员他们参加正规军，组织游击队、自卫队，进行为战争服务的各项工作。同时，应该领导群众开展生产运动，进行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的生活，并使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条例得以实现。在没有建立我们政权的地区，要发动群众进行必要的斗争，取消不公平的和无理的负担，撤换贪污横暴的官吏、村长、保甲长（注「保甲长即保长和甲长。保甲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管制和压迫人民群众的基层政治制度。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了《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起，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一律推行这种制度。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若干保为联保，联保设联保长。--第148页。」）。应该依靠群众自己组织的力量，采取协商、调解和一切适合于抗战环境的办法，解除群众所感受的参加抗战的各种困难，以提高他们参战的积极性。支部应该在群众中作广泛的深入的宣传解释：积极参加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是每个中国人今天最高的利益。

支部在组织群众的工作上，应该依据当地的具体环境和群众的需要，去选择适当的群众组织的形式。战区中一般的要以适合战争需要、对于战争担负具体工作的组织形式开始（如自卫军、慰劳队、少先队等），以这些组织为基础去建立更广泛的群众组织（如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在大后方及敌占区，一般的首先要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经过他们去组织更广大的群众。支部应该分配适当的党员到各个群众团体中去积极参加工作，并且参加群众旧有的一切团体，与群众在一起，领导他们，同时向他们学习。要以民主的作风与群众一起工作，不要包办，不要以支部的领导来代替群众团体自己的领导。要经常注意团结群众的领袖，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并吸收他们到党的领导下来。

支部的责任是要引导群众一步步走向共产党的周围，所以应该在各种斗争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相信我们党的一切口号、主张就是他们的切身的要求，并且为这些口号、主张而努力奋斗。

支部要保证自己对于群众团体的领导完全正确，就必须在支部会议上经常讨论群众团体中党的工作，及时审查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党员执行支部的决定是否正确，以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应该随时注意情况的变化，使党的活动适合于情况。

第二，支部是征收党员的机关。

支部是征收党员的机关，应该在党员中经常进行教育，使党员了解征收新党员的意义。共产党组织力量的扩大，是革命运动发展的主要保证，无论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推动革命的继续发展，均必须如此。征收新党员应是每个党员的经常的重要工作。支部领导机关，必须经常检查和督促党员，按照党章规定，去进行这项工作。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日益提高，许多愿意和要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分子，都在要求入党，这是支部征收新党员的顺利条件，支部应该利用这个条件去大量地征收新党员。但同时支部必须注意，正因为共产党政治威信的提高，敌探、汉奸、反对共产党的分子，正在用种种方法钻进共产党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有些投机分子，也在企图混进共产党内，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并腐化我们的党。所以支部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中，应该时刻防止敌探、汉奸、反共分子的阴谋破坏和投机分子的混入。每个党员都有责任，随时随地注意发现并清查和清洗这些破坏党的分子。

支部必须使党员了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必须是不惜牺牲个人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自觉的战士。为了保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支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必须把前提放在每个党员时日常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在群众运动的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发现愿意并且能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分子，接近他们，教育他们，向他们解释共产主义，吸收他们入党。支部必须教育党员，党不是亲戚朋友的集团，随便的吸收一个不合党员条件的人到党内来，这对于党和对于每个党员自己，都是极大的危险。

支部征收党员必须严格遵守个别征收的原则，防止和纠正只要报名、不经审查即吸收入党的办法，防止和纠正“小集团”整批入党而不作个别审查的办法。即使在群众斗争中有一批积极分子具备入党的条件，在吸收他们入党时，也必须逐个进行审查、通过、批准。支部必须教育党员了解党章上所规定的征收新党员的手续和办法，要他们详细去了解准备吸收入党的对象，包括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为人如何，在群众运动中特别在紧要关头的表现，判断其是否具备入党的条件。总之，既要保证支部能大量地征收党员，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混入党内。

支部必须要求党员按照党章规定缴纳党费，不能以为这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共产党员按月或定期缴纳党费，是应尽的义务。这与服从党纲、党章、党纪和参加党的组织为党工作，同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第三，支部是教育党员的学校。

支部是教育党员训练党员最基本的学校。支部委员会应该取得上级党部的帮助，有计划地教育党员。支部教育党员的内容首先着重于共产主义的基本教育，以坚定党员的革命人生观。在支部的日常工作中，要监督党员遵守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党员中间各种脱离党的理论、政策、党规、党法等错误倾向。文化程度低的党员，支部应该帮助他们识字读书，督促他们自习，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政治水平。支部应该教育党员进行群众工作的方法，利用现成的事例和经验教训，教育党员。

支部领导机关和支部中党龄较长的党员，应该担负教育新党员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以自己在思想作风上、工作上、遵守党纪上的模范行为，去教育新党员。

第四，根据地内的党支部要领导党、政、军、民、学各项工作。

我们党领导的政权下的地方支部，应该是乡村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地方武装（如自卫军）的领导者，民众团体的领导者。党、政、军、民、学的工作都是支部所必须管理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建立和巩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支部的重要任务，就在领导民众来管理政权，领导群众参加选举，选出群众自己所信仰的领袖到乡政府的领导机关，领导群众去帮助和监督乡政府实施上级政府的指示及群众的决议，包括实行上级政府所颁布的改善民生的一切法令；同时，武装群众去反对破坏抗战法令的分子，肃清敌探、汉奸。总之，支部应保证乡村政权成为群众自己所管理的抗战的革命的政权。

要实现民众自己管理政权，支部必须首先组织民众的武装（如自卫军、少先队等），并把全乡民众组织于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等的团体中，使这些民众武装和民众团体成为乡村政权的支柱。

如果有些地方，政权还握在妨害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对人民的不良分子的手上，支部首要的任务就在把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用群众的力量和适当的方法，改造政权，清除坏人，使之成为真正民众的政权。如果政权为广大民众所爱戴，而民众团体和民众武装尚未组织起来的时候，支部的任务就在帮助政权机关，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充实和健全政权。这都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建立民众自己所管理的民主政权。

支部在民主政权管理下的乡村中的日常工作是：领导群众参加抗日军队或游击队、壮丁队（注「壮丁队原为国民党政权的一种武装组织形式。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中提出：“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领导地位。”--第153页。」），组织运输队，动员一切男女老幼，进行站岗放哨，协助政府动员征收粮税，募捐慰劳军队，实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进行一切参战工作，保卫家乡。同时，领导群众协助政府进行一切可能的改良民众生活的工作，如进行可能的经济建设，扩大农业生产，改善农具、种籽、肥料，开垦荒地，改良水利，组织春耕和秋收运动，组织劳动互助社（注「劳动互助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自愿参加的一种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入社的社员，实行互利原则，即工数对除，少做了的，按工算工钱给多做了的。并且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老。抗日战争时期，这种农业劳动互助的办法，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广泛沿用了下来。有些地方仍叫劳动互助社，有些地方叫“变工队”、“扎工队”等。--第153页。」）、耕牛站（注「犁牛站也称耕牛站、犁牛合作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为解决耕牛、农具缺乏的困难，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成立的一种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一九三三年三月和四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发了《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和（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这些文件规定，犁牛站的基本站员应该是雇农、贫农和红军家属。耕牛、农具的来源，以没收地主的和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为基础，同时发动站员合股购买添置。站员借用耕牛、农具要出租钱，作为饲养耕牛、修理农具和津贴管理者的费用。--第20、153页。」），调剂劳动力，扩大手工业，组织合作社，增加农民收入。此外，还应进行文化建设，如成立识字班、夜校，实行小先生制，举办农闲时的临时学校，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支部在领导这些活动中，应该特别注意动员妇女，她们占有人口的一半，在一切参战参政及建设运动中，没有妇女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依靠支部的努力，要逐渐破除农村中轻视妇女、束缚妇女和对于妇女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培养乡村中的妇女领袖，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的地位。

支部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必须首先在党内详细讨论，然后经过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和民众团体中进行各种解释，由政权机关和各民众团体号召，群众民主的讨论，使民众了解党所提出的号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动员起来响应和完成这个号召。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响应这个号召中起模范作用，并且要善于团结各民众团体中男女老幼的积极分子，采取竞赛鼓励的办法来完成这个号召。

三地方党部如何领导支部

当一个支部的组织生活和群众工作还不健全的时候，地方党部（区委或县委）对支部进行正确的领导和具体的帮助，有决定的意义。正确的适当的领导可以使不健全的支部健全起来；没有这种领导，即使好的支部工作也会退步，党员积极性不能提高反而下降。

第一，了解支部的情况，给以适当的领导。

地方党部及领导某一支部的同志，要使自己的领导正确而适当，就必先熟悉这个支部党内党外的具体情况，了解支部的历史，每个党员的各方面，支部的环境，如地方情况、群众情绪和阶级关系等。这些不是从一两次会议和谈话就可以了解的，需要比较长期的了解和研究。因此，上级党部负责各支部的领导人，固然不可能长期不换，但也不能常调，以便熟悉情况，积累经验。不了解支部党内党外的具体情况，就不能作出正确而适当的指导。

地方党部负责各支部的领导人，在指导支部执行上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和指示时，必须依据支部当前的情况，并经过支部的讨论，去定出在这个支部如何执行决议的具体办法和步骤，而不是机械的千篇一律的应用。只有这样灵活的切实的领导，才能保证上级决议的完全执行，保证支部工作活跃起来。尤其在某些党员还幼稚、积极性还没有达到应有高度的支部中，地方党部的领导，要善于抓住当时推动工作的最中心的一环，不慌不忙地首先抓住这一工作去推动支部的积极性，提高党员工作的信心，在支部工作的继续前进中，去全部完成上级的决议，使之转变成为活跃的健全的支部。

第二，培养支部的干部。

地方党部对于支部领导上的重要一环，就是培养支部的干部。没有积极分子，支部工作就不能活跃、健全。要经常注意挑选和培养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或干事），在政治上工作上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掌握开展工作的方法，提高他们的责任心。要尽可能举办支部干部的临时训练班，或者经常地进行个别谈话。所有这些，是为在支部中培养出干部，使支部能够独立地进行工作。因之，在帮助支部培养干部的过程中，也必须避免上级领导人包办代替支部工作的现象，因为这种方式，是与培养干部的目的相反的。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三期，题为《支部》。」

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

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

巩固党的首先而且基本的工作是巩固党的内部，教育党员，清除坏人。因为只有健全的巩固的党，才能够领导群众去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但是，当着我们去巩固党的基层组织--支部的时候，除了去整理支部内部以外，同时应该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推动党员到群众工作中去锻炼，加强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都可以帮助党的组织的巩固。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苏维埃时期（注「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江西兴国县的群众工作是模范，而这个县的党组织也是最健全的。过去，大城市中有些支部不巩固，时起时伏，大半也是那些脱离群众、不进行群众工作的支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总结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基本教训时说：

“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如果党在自己的党的狭隘圈子里闭关自守，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能不能说我们党没有领导群众或者与群众脱离呢？不能这样说。现在我们党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着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工作，党在人民中有着空前的政治威信。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支部都已成为群众的核心。在战区内，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如边区注「这里所说的边区，指中国共产党在两省或几省交界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豫边区、冀鲁豫边区等。--第157页。」等），能够掌握全村的党、政、军、民、学各方面工作的农村支部还不多。如果我们在巩固党的时期（注「这里所说的巩固党的时期，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后，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以后，党的组织在短期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不少党的组织很不巩固。为此，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巩固党的时期内，党的发展一般应该停止；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秘密工作；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特别要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加强党的纪律性，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第157、203页。」）内，把整理党的内部与加紧支部周围的群众工作联系起来，那末，不仅党的组织可以巩固，而且群众工作也会大大深入。两者相互配合的结果，会使整个工作向前推进。

我想说一说战区党（注「战区党指当时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地区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第33、157页。」）尤其是我们领导着政权的地方的党，如何把巩固党的工作与开展群众工作联系起来？

一般地说，那些地区群众工作由上而下建立工作的阶段已经完结，现在应该是由巩固下层来加强上层的阶段。这第二阶段在许多地区还没有开始，少数地区虽已开始但还没有完成。

现在应该开始并完成第二阶段。从何着手呢？一切工作在于乡或者村。不管上级的各个机关有多少决议、命令，但是具体实现这些决议、命令，还是靠乡一级的组织，加强和改造它们的工作是目前重要的一环。

面向乡级之后要进行些什么工作呢？

一、要采取组织上的办法，使党和群众团体接近群众。实现这一点，过去和现在的经验都说明，要把区委及区一级团体所管的地区缩小些，人口稠密的乡也要划小。我们在江西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和陕甘宁边区都曾经这样做。区、乡划小以后，由于工作范围缩小，就有可能去接近党的支部和接近民众。现在有些区委管的支部太多了，所以设立了中心支部，区委只去领导中心支部，中心支部成为一级。而且各级管的地区太广，直到县委，都有中心一级，区委则有类似副区委的组织。这样层次愈多，上下联系愈弱，工作推动愈慢，收效也就愈小。

划小区乡，增加区委，岂不是与行政区域不相符合而工作不便吗？如果主张政权要接近民众的话，划小是应该的。但是，即使行政区不划小，党的组织也可以划小，在同一行政区内的几个党的组织，在共同的问题上可以共同协商。

增加区委，就要增加干部。如何解决呢？可以从下面提拔。不要怕他们能力不够，过去中心支部管理乡村支部的能力决不会比新提拔的区委干部强些，而且在工作中也可以锻炼新干部的能力。

二、支部要经常注意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支部的责任，不仅应该接受上级所给的任务，按照当地环境适当地完成，而且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群众的日常问题愈解决得好，支部及党员在群众中愈受拥护，则一切动员工作也就愈能顺利完成。

现在许多地方党组织很少问问下层和支部中的情况，很少引导支部去注意群众的呼声，很少把“经常解决群众的日常问题”作为指导支部工作的中心之一。一般是把工作布置下去，按级向下要这要那，而不大关心下级和群众的日常要求。如果改变了这种工作方式，则群众工作的活跃，支部的巩固，党的干部在群众运动中的锻炼，都会得到更大的成绩。

我们要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支部掌握乡或村的全局，即掌握全乡或全村的党、政、军、民、学的工作。做到了这一点，支部才算得是群众的核心，党在群众中的堡垒。现在个别地区的党已经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满足群众的要求，岂不就要加紧经济斗争吗？我们的回答：共产党人是主张改善民生的，同时又认为，抗日时期群众运动的目的，主要的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强抗战力量。改善群众生活，并不是说抗战中一定要比抗战前好得怎样多，这是办不到的。我们应该向群众说明，要解除目前痛苦，只有驱除日寇。当然，我们不应该忽视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任何细小的可能的改善。愈是多注意群众各方面生活之尽可能的改善，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就愈会提高。同时，经济上改善群众的生活，也不仅是要求解除过度的剥削和不合理的负担，还可以从其他许多积极方面增加群众收入，减少他们不必要的损失。

三、要使群众工作活跃，不在于团体多，会议多。有些地方，一个老百姓在七八个团体名册上都有他的名字，而每个团体又规定五天或七天开一次小组会，十天或半月开一次大会。如果真有这样老实的老百姓，遵守纪律，每会必到，即使不种地，时间还不够分配。显然地，老百姓不能照各团体的章程办。

各团体领导机关的人，少去召开那些开不成的会，多用些时间到民众夜校或类似这样的组织中去接近民众，这里可以自由谈天，不妨讲讲《三国演义》，吹吹“山海经”（注「《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作，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不少远古的神话。这里所说的“吹吹’山海经’”、意思是谈天说地。--第159页。」），谈谈国家大事，说说家常琐事。如果谁愿意这样耐心做，群众会由少而多，甚至不请即来。那时候什么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的任何一个抗战动员，都可以顺利地在群众中得到解决。各团体的相同的动员工作，也可以彼此不重复而集中地去解决。这种方式行得通而且做得好，是被经验所证明了的。

当然这种深入下层工作，不能了解为我们不要自上而下的活动，而是要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者配合起来。

四、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组织于团体之内，主要问题是组织妇女的问题。现在虽然还有些男子未组织起来，或者还只是形式，但总算组织了。儿童一般地喜欢唱歌上操，所以也大体组织了。老年人除了少数以外，也组织在农民团体中了。那末，为什么我们计算各团体会员的数量总是不及这一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呢？这很明显，是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还未组织起来。有些地方名义上“组织”了，但还未“起来”，实际没有组织。妇女是群众运动中巨大的力量，哪个地方妇女已经发动起来，这个地方的群众运动就深入了。过去中央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的经验如此，现在有些战区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加紧妇女工作是中央的指令（注「这里所说的中央指令，指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第160页。」），为什么妇女工作还是落后呢？我问了四个乡村支部书记，当他们抽象地说到“妇女工作重要”的时候，似乎也很认真，可是我问：“你的老婆参加了党没有？参加了妇救会没有？”他们虽然在不同地方不同的谈话中答复我，但答复的内容是半斤与八两（注「这里所说的半斤与八两，是两者相同的意思，按当时市制中的重量单位，一斤为十六两，半斤为八两。--第160页。」）：“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原来还是那个争论的大问题：“妇女有用没有用？”共产党员不打破“女人无用”的观念，连自己老婆都看不起，说服教育不了，那还说什么领导民众、组织民众呢？

如果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加一番努力，把它做得更好，可以使现在某些群众团体改变“官办”的性质，涌出许多群众领袖，变成群众自己的团体，不仅群众工作可以做得更好，而且也会帮助我们巩固党，鉴别谁是好的共产党员，谁是混进党来的坏人；还将使现在缺乏经验的党员和下级干部，在阶级意识上、工作经验上得到许多锻炼。

群众工作的深入，将使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抗日军队更易补充，抗日政权更能动员民众。所有这些，正是我们在敌后坚持长期抗战所迫切需要的。我们提出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也正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支持敌后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创刊号，题为《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

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

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

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谈话以后，觉得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这不但是华北的问题，也是华中、华南、其他战区和敌占区的问题，是全国一切地方的问题。要使抗战前进一步，要使我们党的工作前进一步，问题的根本，在于开展群众工作。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今就华北经验，，并依据战争环境的特点，分为下面几点来说。

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

在华北的许多抗日根据地内，我们党内及党外的工作，都有伟大的成就。但是，如果再看另外的一面，那也会看到工作还有不足的地方，还有弱点。

从党的方面来看。华北的党组织是新发展的，是大量地迅速地发展起来的。因此，一方面党员的阶级教育还很缺乏，另一方面，党内也混入了一些坏人。支部是新成立的，同志们的工作经验不足，大多数支部还没有变成当地群众的核心。县委以下的干部，绝大部分是新的，他们也缺乏工作经验。同时，在某些领导机关中又混进了一些不忠实的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

从政权方面来看。华北的多数抗日根据地内，乡村的政权还不是掌握在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员手里，土豪劣绅及为非作恶的分子，仍把持着大部乡村政权，充当乡长村长。虽然上级政府曾经设法改造乡村政权，但因为一般是自上而下地改造，从下面，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非常不够，所以改造工作未曾深入。由于乡村政权未经改造，政府的进步法令及进步措施，就不能完全实现，甚至有些被人曲解，被人倒行逆施了。例如，某县的地主把持乡政权，他们把各种负担都加在抗日军人家属及贫苦工农身上，却美其名曰“起模范作用”。

从军事方面来看。华北是处在艰苦抗战的环境中。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补充，而这些补充只能依靠民众。如果要民众在人力、财力、物力上诚心诚意、源源不绝地帮助军队，就必须在民众运动方面进行最好的工作，否则是不可能的。今天在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要发动民众更广泛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援助军队，非依靠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不可。例如，过去党在江西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的组织工作就是这样。一九三三年红五月时，一次即动员了六万三千人当红军。如果拿这样的标准来看华北，今天大多数根据地内的群众工作，还差得很远。固然情况不同，过去江西是实行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政策，而现在的华北还无这个条件。但减租、减息、减税（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改变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代之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同时，在税收制度上，实行减税的政策。地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社会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为限。税收，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外，还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额，以减轻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第163页。」）的政策，如果坚决地实行了，再加上党的组织工作，动员相当广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援助抗战，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再拿今天尚未建立政权的游击区来说，在那里要坚持残酷的斗争，并使之转变为根据地，那末，群众工作的好坏，也是决定的条件。

从民众团体方面来看。应该指出，只在个别地区民众团体工作真正有了成绩，在大多数区域，还仅仅是一些自上而下、由政府帮助组织的民众团体。由于发动群众的工作，或者根本没有做，或者做得非常之不够，所以好多民众团体，在民众自己来看，并不是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团体，而只是为军队为政府服务的机关。乡村的民众团体，大多数还是很不健全的，其中许多仅仅是“抄名册”的。因此，民众团体中也就至今没有涌现出著名的为广大群众真正拥护的群众领袖。民众团体在大多数区域中，还没有成为抗日政府的支柱。

从上述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我们的群众工作确是最薄弱的一环。党、政、军、民、学各种工作之健全，虽然都有它们各自的单独的工作，但是把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联系起来，使各方面工作都能进步，都能发展，都能健全，基本的环子就是开展群众工作。如果不把这一环抓住，克服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的弱点，便无法坚持抗日根据地，无法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

但是，群众工作千头万绪，究竟应该从哪一点做起呢？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针，才能变薄弱的狭小的群众工作为真正广大的群众工作呢？不是别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这样，群众的利益与那些把持乡村政权为非作恶的乡长村长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就会尖锐化。在共产党和上级政权推动之下，就很容易去改造这些乡村政权，使之掌握到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乡长村长手里。这就是说，开展群众工作乃是彻底改造乡村政权的主要办法。为群众自己利益而斗争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群众在斗争过程中就会体验到，自己的力量就是团结和组织，群众团体也就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健全起来，成为真正群众自己的团体，群众领袖才会真正涌现出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也才能提高。也只有这样，才易于使群众懂得维护本身利益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能分离的，才能使群众更加积极地多方面地援助军队，军队的扩大、加强和物质保证才有深厚的来源，坚持长期抗战才说得上有了可能性。

至于说到巩固党，那末，历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党部，都是最不巩固的党部。所以，只有党与群众密切的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现在党内发生的各种弱点，不管是党的组织方面的还是党的工作方面的，都是同脱离群众相联系的。为群众自己利益而斗争的群众运动真正开展起来了，就能鉴别谁是真正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谁是别有企图混入党内的坏人。这样，清洗党内坏分子的工作才有客观的基础。只有群众运动，才能给新党员和新干部以实际的阶级教育，单单书本上的教育是非常不够的。我们的新党员和新干部缺乏群众工作经验的弱点是普遍存在的，他们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是很少的，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群众运动中锻炼和提高。他们今天没有经验，明天就变成有经验的了。参加群众工作越久，他们的经验就越丰富。他们在群众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犯一些错误，但同时即取得了经验，取得了进步。

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

“不发动群众，抗战就不能胜利。”这个道理，我们大家已经懂得。但是，有很多的同志还没有明确了解，要使群众起来，必须改善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我们的同志在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内，都进行了这些方面的工作，而且有许多成绩。但是，许多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有些地方的同志对于抗战主要是依靠工农呢，还是平均地依靠社会各阶层，这样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有些地区虽然政府颁布了不少进步的法令，但还没有使之彻底实现。

经验已经证明，哪个地方群众的生活改善了一些，群众就更加积极了，群众团体就更有组织了。如果哪个地方没有注意改善民生，或者虽有改善民生的法令，但实际上没有实现，群众就照旧起不来。凡是群众起来了的地方，汉奸的活动就要少些，也易于制裁些。所以为了对付汉奸，也要依靠群众的力量。

如果我们定下了改善民生的方针，那未，这个方针的实现也要依靠群众自己起来奋斗。过去上级政府减租减息的法令在许多地方没有彻底实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奋斗非常不够，或者并没有去发动。所谓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奋斗，就是动员乡村一级的各种组织，首先是党的支部，深入各个阶层的群众中去，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决定，经过群众的斗争和努力，去实现减租减息的法令，实现那些今天可能实现和必须实现的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地方党部如果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事。

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

群众的切身问题，不只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事，还有许多日常的生活问题。所以，党的区委、支部、小组的一项经常议事日程，应该是研究本区、本乡、本村群众的切身问题。群众的情绪如何，有些什么困难，有些什么要求，如何解决，都是地方党部，尤其是区委和支部，应该严重注意的。把区委和支部的注意力引向讨论和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引向当地的群众工作，是今天严重的任务。

根据我与华北不同区域的九个支部同志谈话的结果，知道大多数支部是不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的。他们的经常工作，是依照区委的布置，发展几个党员，动员几个人当兵，要多少粮食和军鞋，而且一概是分派，没有造成热烈的群众运动。他们是只向群众要东西，至于群众要些什么，就不管了，就不讨论了。不但如此，而且还应该说，我们有许多支部会议没有什么明确的内容，同志们并不知道开会做什么，会议只是一种宣传。中央组织部的巡视团曾经参加过华北某乡支部的一个小组会，区委同志和支部书记都来参加了，没有提出任何要讨论的问题，就要求党员发言。到会的党员不知说什么好，因此互相推诿，结果公推了一个平常会说话的党员起来说话。于是这个同志就说：“我不会说话，不知说得对不对。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同志要缴党费，这是为了惦记党。党费是每月三个大子儿，没有大子儿，缴鸡子儿也行，小米也行，完了。”经他这一说，算是打破了沉闷的空气，于是第二个同志也起来讲话了：“我们一定要缴党费……”。会上共有三个党员说了话，都是“缴党费”一套。区委同志和支部书记一言不发，小组会就此散会。这样的会议如果多开几次，恐怕谁也不愿再来了。完全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区委、支部和小组，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是非常危险的。

基层党组织也有好的典型。晋察冀边区有一个好支部，这个村上已经动员五十一人去当八路军和出外参加救亡工作，占了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十三。而在旁的地方，还不到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在那个村，村公所代表会是真正群众选举出来的，救国公债和救国公粮都完成了计划，优待抗属组织得很好，合作社开办了，减租已经实行，有了低利借贷所，减息已经实现。群众的各种团体，都组织得很好。妇女也发动了，有了妇女自卫军。所有这些，都是群众自愿进行的。为什么这个支部的工作做得好？基本原因，就是这个支部密切联系着群众，抓紧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在十次会议中有六次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我想，这一模范例子，已经足够证明我们所有支部都应该怎样做工作。

支部用极大的注意去关心和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会不会妨碍上级所分配的动员计划呢？不但不会妨碍，正是“顺水推舟”，为动员计划之“舟”准备好汪洋之“水”。地方党部，尤其是区委和支部，一定要把完成动员计划问题与解决群众切身问题联系起来。只有对群众切身问题有了很好的解决，才能把动员计划造起一种热烈的群众运动，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并且高兴地去完成。

至于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这不应该而且不可能有固定的方案，必须看当时当地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是确定不移，到处适用的，这就是：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我们的地方党部，我们的区委和党支部，只有收集了群众的意见，才能作出很好的决定，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常讲的那句话：共产党员“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注「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第169页。」）共产党员要领导群众，就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二期。」

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

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

陕甘宁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很有成绩。这次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七日在陕西安塞县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陈云、李维汉等讲了话。这次代表大会，对于进一步建设陕甘宁边区，支援抗日战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170页。」），总结了各个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检查了这两年工作中不足的地方，以求得改进。既肯定成绩，又检查缺点，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现在我讲讲关于群众工作的问题。

根据在华北的经验，创建根据地一定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军队。没有军队，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在华北，我们一开始就派部队去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在冀东、山东，日本一进攻，国民党垮台，八路军还没有去，我们的地方党就首先搞起游击队来，结果成绩很好。有了军队，就可以把政权建立起来，把地方党扩大起来，接着把群众团体也组织起来。所以说，有了军队便什么都有了。大革命（注「大革命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失败。--第170、233、295、362页。」）失败后，地方的党几乎都被破坏了，只有在有军队的地方，党没有被破坏。陕北也是这样，刘志丹（注「刘志丹（一九○三--一九三六），陕西保安（今志丹）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同谢子长等领导渭华起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二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同年九月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等职。一九三六年四月，率领红二十八军东征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阻击，在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第170、180页。」）等同志很早就在这里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建立了根据地。现在的陕甘宁边区，如果没有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注「留守兵团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主力先后开往前线抗日后，留下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包括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保安部队是由地方游击队编成。它们共同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第171、264页。」），我们也就不能在这里存在，早就被人家赶跑了。

第二阶段是大规模地建立党，迅速地大量地发展党员。军队建立了要扩大，还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这都要依靠党。尤其在农村，人口分散、更需要有较多的党员来领导。在新开辟的地区，党员在数量上一定要多，同时还要发展得快。如果慢了，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搞它的一套组织，还有顽固分子也要来与我们磨擦（注「这里所说的顽固分子，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坚持反共的分子。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意指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第171页。」），所以，先下手为强。

党组织建立以后，就要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是第三个阶段。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建立军队、建立党、建立群众组织这三个阶段，是截然分开的。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靠军队、要靠党深入到群众中去。假如这个工作做不好，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也就不能存在。因为没有群众，军队是不能扩大的；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所以，发动群众是为了巩固前两个阶段，这个阶段完成以后，根据地就巩固起来了。那末，这是不是说，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没有群众工作了呢？还是有的。在军队建立后，就可以先成立群众组织。不过在第一、第二阶段，是自上而下地组织群众。这个从上而下的组织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必经的阶段。但这样建立群众组织，虽然很快，也有很大弱点，就是不巩固，还不能成为群众自觉工作的组织。所以到了第三阶段，就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

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怎么样呢？大家都承认，边区的群众是有革命传统的，对党中央是全心全意拥护和支持的，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抗日热情。但正如大家所指出的，今天边区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工作，还做得不够。不要以为有了各种群众团体，群众就发动起来了，只挂牌子是不成的。这些组织应该自下而上地加以充实、健全和提高。现在的任务是要着重乡级的工作，这是群众工作重要的一环，是巩固根据地必不可少的一步。

关于边区今后的群众工作，我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讨论。

一、继续改善人民的生活。

我们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陕甘宁边区群众的切身问题解决了没有？边区有些地方经过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现在没有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群众有了土地，实行了民主，生活得到了改善，老百姓都有了吃的穿的，可以说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有部分的问题没有解决，党、政、军要继续帮助群众解决。比如，现在边区商业资本的剥削很厉害，要想办法使群众不受这种剥削，就要着手办合作社。还有一部分地区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各地方普遍缺少农具，许多抗日军人家属缺少劳动力，以及卫生条件不好，生了孩子养不活，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帮助他们解决。像组织代耕队帮助抗日军人家属，这是关系巩固部队的重要事情，不要看轻了。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扩大军队就困难，甚至会影响军队的巩固。总之，群众有许多实际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群众会更信仰我们党，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越来越高。大革命时彭湃（注「彭湃（一八九六--一九二九），广东海丰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海丰县赤山领导建立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当选为海丰县总农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和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领导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同年十一月在海陆丰领导建立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任委员长。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二九年八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第172、180页。」）同志在海陆丰，为什么受农民的拥护，为什么他在农民中间有很高的威信？就是因为他很关心群众的疾苦，随时随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农民的一些问题，在我们有的同志看来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在农民自己看来却是很大的事情。我们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大的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的问题。　　我再说一个例子。有一个农民的父亲死了，他家的地被别人霸占，无法生活，后来我们的一个同志去帮助他把三亩地收了回来。从此以后，不仅这个农民，而且全村的群众对这个同志很信任，很快地建立起党组织。像这类的问题，在群众中多得很。我们帮助了群众，群众就会积极、热情地来帮助党和政府的工作。

边区建立了人民的革命政权，我们党是有政权的党。我们要向群众要东西，如果不要，就没有饭吃。但是，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关于这一点，不论党、政、军、民各团体都应该注意，把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做好。

二、把参战动员变成热烈的群众运动。

现在边区的参战动员还没有能够形成热烈的群众运动。在这个问题上，要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要向他们讲清牺牲眼前的利益，是为了长远的利益，牺牲小的利益，是为了大的利益。动员时一定要适合群众的心理，使他们自愿地热烈地参加抗战工作。

在战争动员中，首先要对干部和党员解释清楚，只有经过今天的困难才有将来的胜利。有些同志经不起困难的考验，甚至为了一点私利，便丢掉共产党员的党性。我们现在吃点苦，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解放，大而言之，是为全世界二十万万人民的解放。我们为这样伟大的事业而奋斗，牺牲个人一点利益算什么呢？

在战争动员中，一方面要向工农劳苦大众解释，另一方面要向坏分子作斗争。向破坏战争动员的坏分子作斗争，就能提高劳苦大众的积极性。这两件事是不可分割的。又如缴救国公粮，共产党员和劳苦大众是积极的，该出一斗的出二斗。但是，有的人便不然，该出五斗的只出一斗。要地主老财自愿出粮出钱是不行的，一定要规定他们应出多少，少了不成，抗拒的要批评、斗争。当然，简单的斗争或乱斗也不好，斗争需要讲道理。我们并不是对一切有钱的人都斗争，只有做坏事的人我们才同他作斗争。

在战争动员中，政府要规定一些法律，照法律办事。比如要按照壮丁的数目规定参军人数。这一方面要向群众作深入的动员，另一方面政府下的命令一定要执行。此次代表大会通过要扩大三千战士，就要用这样的办法。政府的法令，不论干部和群众都要遵守，干部要起带头、模范作用。

三、做好行政村（注「行政村是农村的基层行政单位，由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组成。--第174页。」）的工作。

行政村的工作是发展群众运动的中心一环，它是县的工作的枢纽。我们的工作要深入下层，就要深入到乡和行政村中去。真正贯彻执行上面的方针、政策和命令，要靠乡和行政村的干部。比如党中央向特委、县委、区委发出一个要大发展党员的指示，直接做工作的还是乡支部。只要基层组织积极、认真、切实地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行得通；如果基层的组织和干部不积极工作，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做好行政村的工作的关键在党支部。要建立一个纯洁的、健全的、得力的党支部。有了这样的党支部，就可以领导党员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就可以领导各个群众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各项工作，开展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向各种坏分子及不良倾向作斗争，领导群众更好地完成党和政府的各项任务。党支部要真正成为乡村一切组织的核心，成为完成一切任务的领导力量。

我们要深入下层，做检查工作，不能只看下面的报告。报告上都说，任务完成了，但实际一检查，就可以发现任务完成得不一样，完成任务的办法也不一样。这里可以说说我曾经看过的两个县。一个接到上面一个命令，要动员五个人参军，于是向土豪劣绅要了一些粮食，召开了群众大会，说谁来参军，就给谁家多少粮。这里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工作基础是不扎实的，方法也不好。另外一个县，支部工作做得好，动员参战先做宣传解释工作，而且做得很深入，很细致，动员去的战士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同样是完成任务，但是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检查基层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比检查县委和区委的工作还要实际。

要开好行政村的群众大会。行政村地方比较大，人口比较多。凡是关系到全体人民的事，要召集群众开会，大家讨论。这样一来，我们工作就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了，同时也发扬了民主。但是，开什么会，怎么开法，讨论什么问题群众愿意来，群众来开会走路方便不方便，都要认真考虑，做好准备。总之，会议内容应该主要讨论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形式要生动活泼，而且不能耽误群众很多时间。

四、健全群众团体的工作。

各个群众团体既要做好一般的工作，又要做好各自单独的工作。比如要动员新兵上前线，动员缴纳救国公粮，各个团体都要参加，这是共同性的工作，但除此而外，它们还有各自单独的工作，如工会要管理工人，妇救会要组织妇女，青救会要动员青年，等等。群众团体不注意各自单独的工作，不注意自己本身的工作，是不对的；专做本身的工作，不问一般的工作，也是不对的。要注意把两方面的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是有关各个群众团体共同的工作，可以召开各界联合会一起讨论，统一解决。这样，就可以使各个群众组织的工作都能既独立自主地又相互配合地开展起来。

在群众团体内部，要来一个民主的改选运动，真正选举出群众中的领袖人物。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一般来说，对一个人，如果群众普遍认为是好的，便不会有什么问题，选举中党应该去保证；如果群众多数不赞成，我们去保证只会使群众不满。我们党内实行民主选举，群众团体的选举更应注意发扬民主，上级简单地提一个名单是不好的。要把发扬民主当成一种制度，形成一种风气。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关于群众工作问题的要点。」

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

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

干部队伍的建设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提高老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

边区老干部很多。老干部是我们的骨干，他们有宝贵的经验。老干部参加革命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自己问一问，老干部领导革命的本领够了没有，在政治上文化上各方面的本领够了没有？还不够。因此，应该天天努力提高我们的本领，提高我们的水平。工农出身的同志因为过去吃了地主资本家的亏，他们的文化程度低，写也不会，书也看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吃不开了，唉声叹气；另一种是下决心来努力提高文化程度，一年不成两年，这样慢慢地学下去，就可以赶上来。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今天不懂明天就可以懂，应该有这样的学习决心。没有文化不成，不要说别的，如果没有识字的人，军队中连文书也找不到，工作便不能做好。干部没有文化，没有知识，革命是革不成功的。

文化与政治是密切相联的。如果没有文化的提高，要提高政治水平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有很多理论著作，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如果不识字，没有相当的文化程度，要学懂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许多不识字的同志都是好同志，但有时了解问题眼光不远大。不识字不能看报，许多地方发生的事变不了解，许多东西不懂得。没有文化，政治水平很难提高，不能看得远，只看到目前，只看到陕北。这不行，要看到全中国，看到全世界。许多同志以为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学习，实际上是可以学习的。没有一个人从娘肚里出来便是知识分子。一些同志以为学习便要进党校（注「这里所说的党校，指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校。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在江西瑞金成立。长征以后，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瓦窑复校，改称中央党校。一九三七年初迁到延安。--第112、178、223、250页。」）马列学院（注「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学校。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延安创办。一九四一年七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马列学院普通班与中央党校合并；以马列学院各研究室为基础，成立马列研究院，不久改称中央研究院。--第123、178、223页。」）。能够进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当然很好，但不能大家都去。因为学校没有那样大，不可能住很多人；同时工作还要有人去做。问题怎样解决呢？就是毛主席说的进“长期大学”，就是要坚持自学。你现在二十几岁，活到六十几岁还有四十年，学成之后是头号的“博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我们的特委、县委区委的领导同志，要有计划地看书，要好好地学，长期地有恒心地去学，像党中央的干部一样。这件事，对领导干部是重要的。自己的知识不增加，不提高政治、文化水平，要想工作有进步是很难的。从什么时候学起呢？从一九四○年一月一日起吧？不行。要想到便做，从现在就学起。负责的人要带头学，你这样做了别人也会照样去做。

第二点，提拔新干部和新老干部团结的问题。

先讲提拔新干部的重要。现在的干部是不是够了呢？很不够。边区党委就常说干部不够。天下很大，现在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开展，新的根据地在不断建立，军队在不断扩大，党在全国需要用很多干部，如果没有大批的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停顿不前，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有些人说，新干部没有老干部老练，经验不如老干部多，资格不够。照这样说来，就没有办法提拔新干部了。很明显，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老干部都是从新干部锻炼出来的，有经验的干部开始也都是没有经验的。新干部经过锻炼，就会从没有经验变成有经验，由不老练变成老练。至于说到资格，那末，资格不老的干部不一定都做不好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要以老干部为骨干，有资格的老干部做县委工作、区委工作固然很好，但是，有的地区干部的党龄都非常短，那也只有靠资历较浅的干部担负领导责任。比如在华北那个地方，如果都要有八年以上党龄的人才能做县委、区委的工作，那末，在整个的华北就没有几个能担负县委、区委工作的同志。那里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的学生。因为那个地方是在抗战以后，我们的八路军到了才搞起来的。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了，而且搞得相当好。如果没有新干部，华北的根据地就建立不起来。边区虽然老干部很多，但是也要大量提拔新干部。这不仅是边区工作的需要，而且以后要为全国输送干部。

抗战以后，我们党接收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到党内来，参加军队工作和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群众运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还做得不够，在某些地方还出了一些毛病。党中央最近作出了一个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注「这个决定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发出。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一620页。--第179页。」），为什么要专门作出这样的决定呢？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吸收进来，在抗战工作中，在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现在我们的抗战工作，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农村里面进行的，需要大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

过去有的地方对于知识分子不敢放手使用，甚至把他们排挤出去。在某些老干部里面就有排挤知识分子的现象，因为他们没有懂得知识分子的重要，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我们国家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愿意为工农阶级服务的，他们有较多的革命积极性。在历史上，五四运动（注「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最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180页。」）就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五卅运动（注「五卅运动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当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示威时，一百余人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爱国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2、180、391页。」）、一二九运动（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个运动，历史上统称为一二九运动。--第180、205页。」）都有大量的进步学生参加。至于参加抗日战争的学生，那就更多了。这些运动，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推动，对于抗日救亡运动局面的打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再看农村里的革命，不少领导人也是知识分子。彭湃（注「彭湃（一八九六--一九二九），广东海丰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海丰县赤山领导建立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当选为海丰县总农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和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领导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同年十一月在海陆丰领导建立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任委员长。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二九年八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第172、180页。」）同志在广东省领导过四十二个县的农民运动，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领导陕北革命的刘志丹（注「刘志丹（一九○三——一九三六），陕西保安（今志丹）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同谢子长等领导渭华起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二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同年九月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等职。一九三六年四月，率领红二十八军东征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阻击，在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第170、180页。」）同志也是知识分子。再推远一些，辛亥革命（注「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月，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且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第113、180页。」）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他也是学生出身。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

有些同志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们不加分析，笼统地说知识分子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说，知识分子有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到我们这里来，分配到各地开展工作，这样就发生了一个新老干部的团结问题。过去在军队或者是党政部门都发生过新老干部不团结的现象，现在有些地方也发生了这样的问题。这里说的老干部，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出来的干部。他们中的有些同志往往看不起新干部，总是说，你才参加革命几天，有什么了不起，我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有些新干部也看不起老干部，他们把老干部看成“土包子”，说你过来，我和你谈一谈马列主义，你懂吗？这样一来两方面就对立起来了，关系就搞不好，互相不接近。新干部和新干部在一起，老干部和老干部在一起，工作就一定做不好。

现在我们新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应该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这是革命的需要。我们许多老干部，他们有一肚子的实际经验，但是讲不出来，写不出来。知识分子新干部读书多，会说会写，但是没有实践经验，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很空洞。一个是会写没有经验，一个是有经验不会写，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非常需要互相帮助，彼此学习，共同提高。

我在这里要讲清一个问题，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会有不少毛病。老干部有责任帮助他们克服弱点，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老干部不应该忌妒新干部有才有识，也不应该向人家摆架子，而应该向他们学习。新老干部一定要团结，如果闹不团结，主要的责任应由老干部担负。因为你是老干部，怎么能够和新干部一样犯毛病呢？你从前也是新干部嘛！所以我们要帮助新干部。现在我们党内有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干部，新的工农分子干部，他们都有许多毛病，这要慢慢地在革命实践中去克服，才能使他们逐渐变成一个好党员。我们对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不应该害怕，不要认为有了他们，老干部就吃不开了。不是这样的。党是以老干部为骨干的，但是仅有老干部还不够，还需要大批的新干部。老干部是宝贵的，新干部也宝贵。

第三点，干部中间的思想斗争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反对干部里面怕斗争的倾向。我们不主张乱斗，而是主张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必要的斗争。因为各个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同，还有剥削阶级的影响，所以对一切不好的倾向必须斗争，斗争是为了教育全党，并帮助一些同志克服他们的毛病，挽救一些人，以免他们的错误继续发展，甚至跑到反革命的阵线去。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有了错误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是不对的。

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常常说，共产党员只有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才可以不断前进。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可以翻一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总结苏联革命成功的六条经验，其中第五条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那里说：“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我要特别着重地说，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先检查自己，批评自己，不能只说下面不好。如果工作出了毛病，作为领导者，自己应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诿过于人。一般说来，看别人的毛病比较容易，看自己的毛病比较难。领导者本来有责任，但不批评自己，光批评别人，这种批评便没有效力，别人是不会接受的。在批评下级的时候，领导者说话要慎重。领导者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在下面就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有的话在上级会议上可以讲，如果在别处随便讲，便会引起不好的后果，使下级不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采取客观的态度。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局部，看现象。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党、政、军、民各方面都对自己的工作作了很多的自我批评，这很好。从总的方面看，我们的军政关系是好的。八路军对于边区的工作有没有帮助？帮助很大。比如它完成了保卫边区的任务，这是一大功劳。边区各级政府对于八路军好不好，帮助大不大？是好的，帮助也是很大的，首先是解决了军队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是从大的方面看。只有从大的方面看问题，才能把问题看得全面，看得远。地方的同志要真正地帮助军队，有了小的矛盾要向群众作解释工作。同时，在军队内部要进行教育工作，使广大指战员体谅群众的困难。这是我们领导者的责任。如果军政两方面都能这样，我想这次大会以后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大进一步的。在军民关系的问题上，八路军与群众的关系是好的，比旁的军队好得多。但也还有缺点。这些缺点不改正，会在群众中产生不好的影响。在这方面，军队应该多责备自己，时刻注意把军民关系搞好。军队应更好地帮助群众，这样就可以取得群众更多的帮助。地方的同志也要看到自己工作的不足之处，多责备自己。两方面都只说人家的长处、不说人家的短处，这样，关系就可以搞好了。

第四点，纯洁干部队伍。

边区的党员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有没有坏的呢？当然也有。坏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外面混入边区的，一种是在边区的和平环境中产生的。这两种坏人已经查出一些，现在还有未查出的，正在继续审查。

我们有的同志往往是太老实了，只看到公开反对我们的分子，而没有看到那些表面上很革命，而实际上反对我们的坏人。有些人本来是反对共产党的，但是共产党一到那里，他为了保存自己的财产，也跑到共产党里头来，说要革命要抗日。还有破坏分子，也用这种方法混入我们党内和政府内。有些地方的领导机关失去警惕，往往把这些坏分子提拔成为干部，这些坏人就钻我们的空子，搞各种破坏活动。坏分子一般都是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欺骗我们。但是，只要我们提高革命警惕性，他们的真面目还是不难识破的。做坏事的人表面上虽然装得很好，但心里是坏的，一定要做坏事，形式与内容相矛盾。他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装假，但他不可能在很长时间里始终装假。有句老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一件事情可以装得好，但一百件事情就不能都装得好。现在我们的同志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种人，他本来是我们的同志，但是在根据地的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了，也去做坏事了。有人以为共产党内没有坏人，这是完全不对的。在革命运动中，特别在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

我们内部是巩固的，坚强的，如果敌人打过来，就可以把他们打出去。最怕的就是我们内部有坏分子。如果内部不巩固，外面的进攻就抵抗不住。因此，要做好防微杜渐的工作。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既不要麻木不仁，也不要惊慌失措。麻木不仁会给坏分子以可乘之机，惊慌失措则会把事情搞乱。只要我们采取既坚决又稳妥的办法去做，纯洁干部队伍，巩固党的组织，是有保证的。因为我们有政权，有枪杆子在手里，同时最大多数的群众也是拥护我们的，对于所有做过坏事的人，危害过党的事业的人，应该严肃地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审查。如果他硬要那样做而不肯改正，就只有开除，以至法办了。

同志们！我们不要把以上的问题看成是小事。这些问题解决了，对于巩固我们的党，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整个革命事业的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边区的工作做好了，对中央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要有远大的眼光，要有很大的气魄，把边区的各项工作做好。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上部分：关于干部问题的要点。」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在党的六中全会（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会议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投降主义的错误。鉴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的事实和张国焘由自立中央发展到反党叛党的严重事实，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第127、141、187、211页。」）上，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把学习作为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一项任务。大家都接受了这个任务。一年多来，虽然进度不同，但大体上都在学习。交换一下学习的经验，对于今后的学习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对于学习的意义认识得够不够，是决定我们能否下决心学习的关键。我们过去对于学习的意义了解得不够切实。比如大家读过列宁那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见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第187页。」），以为懂得了学习理论的重要。但是，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读了那篇结束语以后，实在使人感觉到列宁那句话又有新的意义，认识比过去切实得多了。

在实际上，我们过去还不曾把学习理论作为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即使在六中全会以后，虽然大家知道了学习是党员的一种任务，可是许多同志了解得还不深刻。我们好多同志总以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对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学习理论既然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末，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高级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下列两种情形，哪一种对党更有利？一种是，一天到晚地埋头工作，不去找时间读书；另外一种，就是一天抽两小时来读书。我认为：后一种无疑对党更有利。因为你是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这样，领导工作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同时，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和高级干部的身上，老干部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只要大家认识清楚学习的重要性，就应该想法挤时间来读书。

我们这些老干部如果要学习，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十年内战时代，在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虽有教材、教员，但因为白色恐怖，没有读书的环境。在苏维埃区域（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虽然没有白色恐怖的不安，教员也有，教材也可设法找到，但由于战争频繁，读书的机会也不多。在今天，延安和某些根据地的读书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了。我们这些老干部应该趁此机会读些书，增加一点知识，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去，否则将来就悔之晚矣。现在无论你怎样忙，为了把握伟大而又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增加一点革命的理论，增加一点历史的知识。

各人的程度不同，环境不同，读书应该采取不同的办法。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是弛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可以每个星期读三四十页，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的就要认真请教。

一本一本书读懂的办法很重要。过去我们许多干部，书拿到手上，这句不懂那节不晓，而又不曾想法一句一句地弄通。这样，没有益处，而且不能坚持，必然半途而废。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这种力求把书上的意思都读懂的办法，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对于初学的人，不要企图每门功课读很多参考书，那样读完一本书要延长几倍的时间，倒不如一本书多读几次，逐渐增加参考书，逐渐加深理解，得益更多些。

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但是，如果书还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不如先把书上的东西读懂。读懂就是消化。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

读书要做笔记。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

读书最好有个小组，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互相启发，程度低的还可以得到程度高的同志的帮助。

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

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革命所负的责任这样重大，自己的知识又这样少，应该是“加油”的时候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

论游击区的一个重要斗争形式——游击小组（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论游击区的一个重要斗争形式*

——游击小组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根据两年半来华北抗战的经验，今后坚持敌后抗战必然是一个长期艰苦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斗争坚持到胜利，目前地方党的工作，就要以开展群众运动为中心。因为群众的发动，是党、政、军一切工作发展的基础。

从华北来说，大体上可分三种地区。一种是抗战的根据地，那是指比较巩固的、相当大而又联成一片的地区，敌人不能随便进来，像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等。第二种是敌占区，就是敌人武力占领的据点及其附近。第三种是游击区，是敌来我往的区域。这种区域的面积最大。上述三种地区都不是固定的，是可以变化而且时常变化的。某些敌伪占领的城乡据点被我收复并开展了工作，游击区就变为根据地了，原有根据地就扩大了。如果根据地中的某一块被敌伪占领了，这个根据地就缩小了一块，而敌占区或游击区就扩大了一块。过去和现在是这样的变化着，一定时期的将来也还会是这样。应该看到，根据地暂时缩小和游击区及敌占区暂时扩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的方针就是要在游击区中打击敌人，缩小和打掉敌人据点，使游击区重新变为根据地，并且扩大根据地，以便将来配合全国，把日寇最后赶出中国去。

对于根据地的建设和敌占区的工作，我不准备多说，现在要研究游击区内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办法。华北游击区内群众采取了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例外，所有游击区内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都在党支部、乡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之下，组织了“游击小组”。游击小组虽然人数多少不等，武装配备不等，起的作用也不等，但是维系了乡村的党、政、民组织，并且打击了日寇，这是相同的。游击小组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它是江西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反五次“围剿”（注「一九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第192页。」）时群众创造出来的，后来由党积极领导而大大发展起来，现在已被普遍运用于华北。这是被实际经验所证明了的一种很适合于游击区情况的重要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我研究了华北七个区域的情况以后，认为这个经验是可以普遍推广的。当然，游击小组还应该有游击队和军队作后盾，否则是难以持久的。

游击小组的作用是很大的。具体说来，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游击小组是一种最能动员群众起来参加抗战的方式。在游击区，敌伪经常来蹂躏，当地群众为要保卫自己的利益，就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武装反抗，这样，群众为保卫本身利益的斗争，就同整个国家抗战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了；各家各乡民众为保卫自己家乡的斗争，就同全体民众保卫抗战根据地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了。所以游击区内的群众，容易认识到本身利益与抗战利益是不可分离的。用游击小组的办法去动员群众起来抗战，非常容易被群众接受。

第二，游击小组可以锻炼党员，培养干部，巩固党、政、民组织。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于武装力量，才能生存（不是狭小秘密党的生存，而是大党的生存），才能发展。这在目前战区是更加清楚的。没有武装，党就不能生存。党的生存依靠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又可以锻炼党和发展党。同样地，没有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游击小组，游击区就会变为敌占区，那末，这个地区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就会缩小甚至垮台。党员参加游击小组领导群众与敌伪作斗争，对于新党员是一种最好的锻炼。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在残酷的斗争中，会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动摇分子经不起锻炼就会被淘汰。同时，地方党的军事干部，也可以从这个尖锐的、复杂的、广大的斗争中训练出来。

第三，游击小组是正规军和游击队的有力助手。正规军是在根据地内作战也间常去游击区作战的，游击队是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交界地区为依据经常向游击区作战的，游击小组是在两区交界和整个游击区内生存而为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助手。游击小组是自卫军的核心，没有自卫军也可单有游击小组。如果游击区内满布了游击小组，正规军和游击队就很好作战。游击小组不但是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助手、又是扩大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可靠基础。

这样看来，加强游击小组的工作，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怎样加强游击小组的工作呢？

首先，要提高干部对游击小组的认识，纠正那种敷衍应付的态度，将建立游击小组当作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一项基础工作，认真做好。党的支部要成为游击小组的核心。在开始的时候，可以由先进分子组织一两个游击小组，再逐步发展，在群众中建立起许多组，并使之围绕于干部所领导的那个基干组的周围。

其次，不要不适时宜地收编游击小组。如果游击小组有普遍的发展，收编一部加入游击队或正规军是应该的，收编之后应继续发展游击小组。如果游击小组刚刚开始发芽，收编走了，群众失了依靠，敌人容易摧残群众，那就不应该收编。在这种情况下，要帮助其广泛发展之后，再行部分的收编。

最后，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党组织，应该自下而上地好好总结一次游击小组的工作，总结游击队、自卫军、游击小组这三者的配合发展及其相互间的正确关系。这种总结工作将使游击区的工作取得新的发展，这是我们所盼望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前文稿。飓泽东同志作过修改。」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

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纪律？

甲、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联合起来进攻革命，力量异常强大。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长期的斗争，而且十分复杂，非常残酷。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

乙、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还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中国无产阶级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但人数较少，历史较短。他们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自然的联系，优点在于可以与之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缺点在于容易保留和滋长自由散漫的习气，或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没有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

丙、中国革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注「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第195页。」）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有了铁的纪律的党，才能建立有铁的纪律的军队，以此战胜强敌，创建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政权。

丁、中国革命必须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即统一战线问题。特别在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的时期，资产阶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向无产阶级进攻，这就要求每个党组织和每个党员严守党纪，防止被资产阶级所腐化。

戊、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新党员涌进党内，新党员中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缺乏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用纪律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

党的纪律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为了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也是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统一。

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端正路线和方针、政策。

社会情况复杂，各人看法不同，党内有争论是正常状态。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

三、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

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

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要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如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88、139、196、295、342页。」）。

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铁的纪律的新党员，尽可出党。

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正确时，自然要服从；如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怎么办？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革命成败的紧急关头，对错误领导者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仍须遵循党章的规定，采取合法的手续（如遵义会议注「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第36、197页。」）。对危害党的阴谋分子的斗争，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特殊的措施，但仍应遵守党内斗争的原则（如长征中对付张国焘注「遵义会议以后，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即“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向川康边境退却的错误主张。但是，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并要挟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为此，中央决定率领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继续北上，迅速脱离险区。十月胜利到达陕北。中央为了挽救张国焘，曾于九月十二、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当时只发中央委员），要求他改正错误。但是，张国焘坚持其错误主张，擅自命令红军第四方面军南下，并公然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除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第二中央外，并在党内公布了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的决定。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以及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同张国焘作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六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同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第197页。」）。当然，叛党投敌者不在此限。

即使党员个人（或下级组织）意见正确，工作能力强，地位比较高，资格比较老，都不能作为不服从纪律的借口。

四、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

既知重要，就必须遵守，凡入党者都应有此自党性。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

纪律有强制性。不自觉遵守，必须强制执行。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应开除出党。

为维护党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每个组织，都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其他党员和上下周围组织的监督，同时诚恳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

五，强调纪律并不妨碍党员、党组织应有的权利。

党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

在决议作出以前，有争论的自由；在决议作出以后，有保留不同意见的自由（但行动上必须服从）。

每个党员、党组织都有权上诉，直至中央。

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

中国共产党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斗争，已经是一个成熟了的党，广大党员对党忠诚，有高度的觉悟，因此，铁的纪律能被有效地执行。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的讲话要点。」

党员对党要忠实（一九四○年）

党员对党要忠实*

（一九四○年）

前几天，有两个知识分子新党员分别来找我谈话。他们已经在一个学校毕业，不久将出外工作。第一个同志说：“有三件事过去没有向党报告过，今天临走时必须向你说一下。”接着他说了三件事，都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但过去都未填在入党志愿书上。第二个同志也报告了一件他在党内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某年在某地方为了“饭碗”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但是既未开过会，亦未领过党证。我问他为什么入党时和入党后不说呢？答复是，说了怕党不接收为党员，怕不准在党的学校读书。他们在讲完了过去的隐瞒之后，都表示：现在一切话都对党讲了，对党没有一点亏心的事了，痛快了。

我听了之后，认为他们临走时能把隐瞒的事讲了出来，总算向党讲了老实话，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原谅这些党员的幼稚，但同时不能不指出，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共产党不允许党员有这样的行为。为了使他们自己认识这个错误，我要他们个人写一个对党的声明。

这一类的隐瞒，在党员中特别是新党员中还有没有呢？过去有，现在也有，而且还不少。

最普遍的情形是：家庭社会地位确实是大地主、资本家或者父兄在旧军政界服务，但是在党表（注「党表指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其中包括入党志愿书。--第200、291页。」）上一概不填，只写家庭社会地位是小资产阶级。有些人在社会上有过各种职业，但党表上填得非常简单，甚至有的不是工人却在党表上填着“无产阶级”。为什么隐瞒呢？就是因为说了这些怕入不了党，怕在党内受歧视。有人填“无产阶级”是想在党内吃得开。

所有这些隐瞒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行为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严格地说，这种人，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还是不够格的。他们设想隐瞒之后就可不经详细考察而入党，但没有想到，详细考察每个党员的社会出身和家庭背影，这是党所必需做的，即使你入党时瞒过了，如果后来被发现，就要经过更详细更严格的考察。发生这样的问题，主要应由对党隐瞒的人自己负责。每个党员应该相信，党在考察党员时主要是观察党员的政治立场和对党的事业实际表现。党也懂得，在反动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未尝没有革命的子女。

另一方面，应该承文化部分党的工作人员中也存在着缺点。他们选择新党员对象时，只要“纯洁”分子。他们对于家庭社会关系或本人社会经历较为复杂的分子，就不敢介绍入党。结果是，学校和单位内年幼的纯洁的人一批一批入了党，长胡子的就吃不开。甚至有这样的怪现象：儿子入了党，父亲还是非党员，而儿子的思想又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进步的。这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不了解，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的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发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

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言行一致。我们共产党内也不允许有对党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我们绝不能像剥削阶级政党那样，党员可以说假话，鬼话连篇，欺骗人民。如果我们的党员也染上了这种恶习，那末，我们党内的互相信任就不可能建立，党的意志的统一和铁的纪律也就不能建立，共产党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也决不能被人民信任而成为人民的领袖。

因此，在党员面前放着这样一个问题：你要做一个好党员，就要与自己作斗争，经常以正确的意识去克服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识。这个思想上的斗争和斗争中的胜利，就是自己思想意识上的进步。自己不跟自己的错误意识作斗争，偷偷地容忍自己错误意识存在着，则错误意识就会发展，结果越错越远，终究会离开革命的队伍。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有些人对党一次两次假话，经过教育不加改正，反而假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大。这样的人，不管你口里讲得如何革命，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应该立即开除出党，没有价钱可还。

向党隐瞒的人，说假话的人，固然有许多人是政治上很幼稚的党员或新党员，但是，确有一些政治上别有企图的分子，过去做了许多坏事的分子，自首变节的分子，或者是叛了党的内奸和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所有这些人，他们隐瞒历史，假话连篇，目的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党。这同上面所说的幼稚的共产党员，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此外，还有一些投机分子，他们为了取得党信任，爬上领导岗位，也常常会采取隐瞒欺骗的态度。对于这几种人，必须提高警惕，防止他们利用任何机会破坏党的事业。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

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一九四○年十月一日）

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

（一九四○年十月一日）

自从中央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发出巩固党的决定（注「这里所说的巩固党的时期，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后，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以后，党的组织在短期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不少党的组织很不巩固。为此，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巩固党的时期内，党的发展一般应该停止；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秘密工作；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特别要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加强党的纪律性，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第157、203页。」）一年多来，我们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组织的巩固工作，应该说是有成绩的。各地及时撤退了一些已经暴露的干部，党员开始深入到社会内部去，初步地整理了组织（编支部、淘汰不良分子），加强了党的教育工作。但是，这些秘密党组织能否说已经巩固了呢？还远不能这样说。中央检查了几个省委的工作以后，认为大后方和敌占区党的秘密组织一般说来还极不巩固。在巩固党的方面，很多地方还没有把握住最重要的工作。那末，什么工作是巩固党的最重要的工作，做到了哪几件事才能使党巩固起来呢？

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

目前巩固党的秘密组织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因为无论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或者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它们用来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方法，都是派遣或收买内奸，使他们隐藏于我们党内，只要时机一到，就会立刻进行破坏，并且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他们的这种阴谋，是一直在进行着的。今天许多地方党内肯定还潜伏着内奸、而且为数不少。对此，我们党的许多同志还没有警惕，还没有把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作为巩固秘密党组织的最重要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把秘密党组织巩固起来。这是因为，不管你秘密工作做得如何好，不管你如何得到了社会的掩护，不管你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好，不管你马列主义学得好多，只要党内藏着内奸，只要机关里坐着内奸，他们一动手，我们的所有成绩都会丧失，党的组织就会被打垮。内战时期，上海及各省秘密党被破坏的痛苦经验，不正是如此吗？因此，不仅是目前而且是将来，巩固秘密党组织的第一位工作，就是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

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

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是巩固党的秘密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这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从党的组织来说，我们秘密党的组织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直接深入社会，在群众中活动着的党员；一部分是专做党的工作的干部，就是各级领导机关。这两部分人是不能缺一的。但是，干部和领导机关工作的好坏，以及他们是否安全，具有决定意义。在许多场合，领导机关因被破坏而不存在时，虽然有党员，也常常会减低作用，或者没有作用，甚至党的组织完全垮台。这种事实很多，例如十年内战后期，在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许多省份和上海企业中都是如此。在相反的情形之下，即使党员很少，甚至没有党员，只要当地还有领导机关或个别领导干部，在客观形势顺利时，领导方法正确，就不难建立党、扩大党。这种事实也有过，例如一二九运动（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个运动，历史上统称为一二九运动。--第180、205页。」）以前的平津，只有二三十名党员，农村党员与组织失掉了联系，但是作为北方党的领导机关的河北省委还保存着，所以客观形势一改变，就能把一二九运动领导起来，党的组织很快地扩大了，后来创造了抗战以前国民党区域最大的党。因此，从党的组织上来说，要保证党的安全，首先就要保证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

从阶级敌人破坏我们党的阴谋来说，他们企图残杀破坏的，首先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和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他们派遣和收买内奸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侦察党的领导干部，混进党的领导机关，以便他们一声令下，将当地党的组织自上而下地一网打尽。因此，要防备阶级敌人的袭击，领导机关必须首先而且特别提高警惕。

那末，如何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呢？

首先，必须审查和肃清隐藏在领导机关的内奸，并且经常防止内奸混入。对于领导机关的每个人，自领导者直到煮饭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彻底的慎重的审查，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内没有一个未经审查或来历不明的不可靠分子。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了解这种审查的意义，而乐于接受党的审查。

其次，既须把秘密工作做好，又须真正取得社会上可靠的掩护。做好秘密工作，就要严格遵守中央及省委规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掉那些惟恐别人不知或者使人一望而知的“共产派头”。取得社会上可靠的掩护，就要获得社会职业，并力求持久。必须懂得，没有真实可靠的公开合法的社会掩护，就不能保证秘密党组织干部的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和保持社会职业并不比革命工作次要些。

我们强调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决不是说可以忽视下层组织的安全。下层组织被破坏，也会影响到领导机关的安全。

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

为什么要郑重地提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这个问题？第一，因为在敌占区、大后方的党组织是秘密的。一方面，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直接统治之下，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到武力的压迫、政治的诱惑、奸细的破坏，经常处于严重的被突然袭击的状态。另一方面，党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不像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的党，有武装力量可以自卫，仅仅是依靠员革命意志的坚定，党的织织的严密，党与群众的联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党员的政治质量不高，如果党内混入了内奸，那就不能与敌对势力作残酷的斗争。我们在全党范围内提出党员的质量应重于数量，那末，在敌占区及大后方，这个方针就更为重要，更应严肃对待。

第二，现在大后方的党员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我们的方针，不再是以发展为主，而是以巩固为主。

第三，今天大后方的党组织一般说来还是极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党员的质量还不高。在敌占区虽然有无数党员具备着反抗日寇的英勇气概和共产主义的坚定性，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党员质量不高。大后方的党员大多数是在抗战初期入党的，遇到政治局势逆转，或者受到某些诱惑，有些人就容易动摇。虽然这种情况在革命运动中是不可免的，而且其原因在于抗战初期吸收党员时有些地方的同志缺乏政治经验，但是，应该说，我们领导机关缺乏应有的注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强调提高党员的质量，并不是说大后方的党不要发展了。现在大后方的党组织，有的地方党员太多，有的地方党员还太少。党员多的地方，一个“保”（注「参见本书注（192）。--第207页。」）或一个村庄有几十甚至上百名党员，其中不少人并不工作，也不开会。这样的组织，实在既不精干隐蔽，又不起大的作用，宁可缩小些。那些不愿开会不愿工作的人，不必强迫他们退党，也不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实际上可以把他们当作党的同情者。这样整理的结果，虽然党员数量减少，但是质量提高了，秘密工作会做得更好些，领导干部的精力会更集中些。这是合乎精干隐蔽的政策的。许多地方现在还没有党员或党员很少，那就应该发展党员。但是发展党员时，要避免过去的缺点，而着重注意质量。不必要求大后方农村内每个“保”都有支部，但是每个“联保”要有一两个支部。支部人数不求多，五人左右至多十人。现在大后方发展党员，主要看当地组织开展工作是否需要。如果当地组织已经太大了，那末，即使有条件入党的农民，也不必急于吸收入党，尽可使他们做党外同情者。只要客观环境一变，党需要发展党员时，这些同情者随时可以吸收为党员的。

提高质量不仅仅是洗刷落后分子，还必须加强党内的教育。每个干部，每个党员，都要经常阅读党出版的书报或其他进步的书报，增加知识，自修深造，在政治上不断提高自己。不识字的党员，要把识字读书提高文化作为对革命的责任。如果大后方、敌占区的党员人人都照这样做，定下一个长期学习的计划，则几年之后会造就成千成万政治上相当高明的干部。这虽然不是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但这种质量上的提高，远胜于数量上的发展。培养这样成千成万的干部，并且能够保存下来；使用到革命决战关头，实在是无敌的力量。

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

严密党的内部还只是巩固党的一个方面，开展党外群众工作，也是巩固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决不能说，与群众毫无联系而孤立于社会的党组织可以称之为巩固的党组织。没有党外上层和下层的群众工作，决不能保证秘密党的安全。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党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正确了解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及其区别，因此党外的群众工作没有尽量地开展，已经建立了的党外群众工作又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而使许多地方的群众工作完全垮台。党外工作垮台的结果，不能不使党的秘密组织因缺乏外层的掩护而暴露，最后必然使秘密组织遭受打击。这个痛苦的经验，应该成为现在秘密党的借鉴。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央一再指出：严密党的内部和扩大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巩固党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秘密党的组织要埋头苦干，既须埋头，又须苦干，并不是埋头不干。

加强党外的群众工作，是否又要像内战时期白区党那样，天天在工厂内、学校内、农村内找“斗争”呢？不是的。过去多次发动的那种既非群众迫切需要又无胜利把握的斗争，非但今天不应该这样做，过去也不应该这样做。那种办法已经证明是不能真正与群众建立起联系的。党与群众的联系，不在于发动多少次斗争。在秘密党的条件下，也不在于组织多少群众团体和吸收多少会员（几乎所有大的群众团体现在都已遭受封闭），而在于党员去做许多有益于群众的社会公益事业。各种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公益事业，到处可以做，到处可以取得社会的援助。共产党员是人群中最好的人，而去进行这种社会公益事业，也正是名副其实地成了社会上公认的好人。只要做几次公益事业，就不仅能够在社会上被劳动大众所拥护，而且可以获得中上层正派人士的同情，也使反共分子难于反对我们。这样与劳动大众和社会人士联系着，经过几年的苦干，难道还怕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好的影响，生下根来吗？

那末，在贪污勒索、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当着某个地方的民众起来反抗时，我们是否袖手旁观？当然不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应该站在民众方面，反对黑暗势力。但是，同时又必须注意任何一次民众的斗争。我们应该帮助民众来估计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估计社会同情的程度，估计斗争前途的成败，不仅不要去制造“斗争”，而且如果不能取得社会大多数人士赞助，孤军独战，没有胜利把握，就不应去轻试。

应该承认，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斗争”，范围实在太小了，今天应该把自己的认识从狭隘的范围内解放出来。要认识到。一切社会公益事业如果做起来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实际上就是一种斗争。因为争取了群众，争取了中间人士，就是一种孤立顽固分子的斗争。

最后，要想把党外工作做得好，还必须懂得一个道理：群众工作离不开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离不开群众工作。例如，某处乡间，我们党员联络地方上的正派绅士，排除万难，办了一个学校。这件事既是统一战线（联络正派绅士），又是群众工作（开办了有益于民众的学校，取得了民众的信仰），而且又是一个斗争（因为在排除万难中孤立了破坏分子）。如果不联络正派绅士，就不容易办成学校；如果没有办学校这个题目，就不便与正派绅士讲统一战线。所以统一战线与群众工作虽然有区别，同时又是互相联系的。简单地说，党外活动就是要把社会的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都做好，这两者不能分开，而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有了上层的推动，没有不便利于下层工作的。

如果秘密党把党的组织严密了，精干了，隐蔽了，党员的质量提高了，党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养成了，那末，领导干部就不必忙于应付机关的破坏，不必天天跑来跑去在党内开会，而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和指导党外活动。如果党内是巩固的，每个党员又在社会上获得地位而被公认为好人，这样的地方党组织才说得上是巩固的。这样的党组织，才能完成中央所给的任务：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十一期，题为《巩固秘密党的几个问题》。」

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干部的重要性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五年曾经指出：“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注「见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第109、211页。」）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会议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投降主义的错误。鉴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的事实和张国焘由自立中央发展到反党叛党的严重事实，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第127、141、187、211页。」）上的报告中也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注「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第211页。」）这些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要通过干部去实现。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党看重干部的作用，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因此，干部对于党的事业负有重大的责任，应该成为一般党员和群众的模范。

干部的现状

目前干部已有很大的数量，并且有各种干部，包括党、军、政、民、文、技等。这是很大的成绩。但干部依然不够，特别是新开辟的根据地。这是因为：革命事业发展很快，工作范围扩大了，工作性质又是空前的复杂。党员增加了很多，但干部不能与党员按同比例增加。

我们党政军各部门，基本是以老干部为骨干。党政方面，地委书记、专员以上、都是老干部；中下级干部，百分之八十五是新干部，在中级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军队因有老的基础，中级干部主要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山东及华中、冀中新建立的部队除外。这是目前党的干部的大体状况。

在各个根据地中，还有广大数量的非党干部。

挑选干部的标准

（一）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

忠实，讲得具体一点，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注「见《孟子，腾文公下》。--第212页。」），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爱出风头，闹名誉地位，吹牛拍马，耍两面派，是同党的干部的称号不相容的。要做到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是一个教育和锻炼的过程。

（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

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先了解群众，帮助群众，群众才能帮助我们。

不要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要尊重他们。

（三）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

必须能独立工作（因为是战争环境，中国又大）；在失去联系时能独立负责，但又不是拒绝上级领导。

能独立工作的条件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一个干部没有理论不行，只凭经验不够。要有进取心。态度不高慢。

忠于职守。拿得起，放得下。

（四）守纪律。

纪律是保证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武器。

责人易，责己难。向好的看齐，不是向坏的看齐。

总之，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

挑选干部的标准，同时是干部检查自己的标准。每个干部都应该经常进行自我检查，有错误就改，不足的就补。

了解干部和审查干部

了解干部是制定干部政策的基点。

审查干部，必须区别好坏，了解优点和缺点。但在现状下（延安招生，全国一时有很多人涌进来），首先要区别好坏，这种审查是不可免的。

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结论应该是不可反驳的。切忌以主观的推测为根据。不单看言论和态度，主要看本质和实际。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不决定于家庭，决定于个人。不怕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不允许被审查者隐瞒社会关系。

审查干部必须对党对干部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疏忽大意，不能冤屈好人。疏忽和冤屈都要承担责任。冤屈好人的责任并不小些。

审查干部必须采取正当的方法，切忌耍手腕。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

审查干部必须做出符合实际的书面结论。切忌含含糊糊和悬而不决。切忌空口无凭。

提拔干部

（一）原则：

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

坚持人、事两宜的原则，用人得当，适得其所。

要求干部能上能下。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级、不能降级，是个人第一、党性不纯的表现。

（二）提拔干部中的缺点：

不敢或不让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做更负责的工作；反对知识分子，不放心知识分子。

主观上还未注意到本地群众领袖的培养。

只提拔，不教育。

以上缺点，必须纠正。

（三）提拔干部的方法：

提拔干部是经常的有步骤的工作。要有准备，预先审慎考虑过的才提拔。切忌提而不当又放下去，能力大小和工作历史必须符合于位置，即工作称职。超过则跌，过降则升。不越级提拔，越级提拔一般证明有害无利。

先从日常工作中认识之，证明能胜任较繁重的工作；尤须于斗争中考验之，证明政治坚定，主动得力，作风端正。从群众运动中发现和提拔。不怕没有人才。

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到领导机关来工作。

使用干部

（一）原则：

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量才为主，应急也不可免。量才的原则是用其长，不是用其短。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

使用干部到当时当地最需要的环节上，而不是平铺分配。

（二）目前使用干部工作的缺点有二：

一是远未量才使用。原因：有客观困难，对干部不了解；仅顾自己、轻视全局的本位主义。如何克服？先了解干部，量才使用是一个过程；建立相当统一的各系统干部的管理机关，以大局克服本位。

二是轻视行政工作。不把好干部分配到政权机关；干部不愿到政权机关。原因：对政权机关工作的作用认识不足，有些人没有勇气。

（三）使用的方法：

放手使用，同时要经常地适时地检查和帮助。适当分配，并保持相对稳定，不轻易调换，以造就人才，积累经验。

领导机关要有本地干部

对于模范干部，要有计划地逐渐分到各区去，特别是落后区。

合理地经济地使用干部，由工作来决定组织形式，而不是相反。

教育和培养干部

老干部需要教育，新干部更需要教育。

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目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和实际两者不能或缺。看不见理论和实际统一，或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有别，都不对。

理论教育的对象，一种是有较长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一种是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认识的知识分子。有经验者，从理论上去反省经验；无经验者，理论与实践相配合。教员的教育方法，是从实际经验归结到基本理论上。要打破轻视实际的观点，同时，也要反对不安心学习理论，急着要去工作的思想。

实际工作是重要的教育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分配干部适当的工作，使其负责，在工作中受到教育。在工作中发现干部有错误时，要及时教育之，纠正之，说服之，使之从错误中求得教训，并且提高到原则上来认识。同时，要鼓励他们吸取和正确地运用别人的经验。发展其长，克服其短。适当表扬优点，适当批评弱点。

纠正干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

反对家长式的对待干部，同时反对放任干部的错误。赏罚要分明，批评和奖励要适当（包括时间、程度）。以党的原则立场来团结干部。

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系统。互相捧场，拍马奉迎，是最可耻的，结果害党害己。

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摘，甚至打击报复。要正面、坦白、诚恳地对待同志。

反对轻视干部政治生命、随便摆布干部的倾向。要真正爱护干部的政治生命，鼓励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克服倚老卖老或自甘落后的现象。同时，经常关心和解决干部的生活困难。

反对滥用纪律惩办干部。对待干部的错误，基本办法是教育。纪律是不得已的教育，当然又是必要的。处罚干部必须适当。

加强党内干部的团结

目前总的情况：基本路线一致，部分的不协调。党内干部不团结有四种：新干部与老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以及同类干部（军队与军队、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等）之间。其中，以新老干部的不团结为最多最久。新老干部不团结的实质，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干部与新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

干部闹不团结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是工作性质不同，要求不同，个人的经历不同，工作能力强弱不同，等等。从主观上说，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互不佩服，有功必居，有过则推，不以党的利益为重。

新老干部不团结，主要责任在老干部。

鼓励干部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两方闹不团结，领导人各自作自我批评，这有决定意义、党组织要主持公道，任何偏袒都是错误的。该批评的必须批评，该支持的必须支持。这是加强干部团结的正确办法。

必须使所有干部认识一个基本问题，领导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党，不论新干部和老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必须在维护党的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

加强同非党干部的团结。

不团结非党干部，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革命就不能胜利。这个问题，目前和将来都是对我们党的一大考验。人心归共，看你的气量如何。我们的缺点是宗派主义，不确认非党干部的地位，不接近他们，看不起他们。以成见看待非党干部，对他们要求过高。以他适我，不是我先适他。党员干部缺乏自我批评，缺乏大众的民主的作风。

党与非党干部闹不团结，应由党员干部负主要责任。

用各种方法团结非党干部，应取的基本态度是坦白、诚恳、爽直。一切原则都必须讲究适当态度以达到之。

建立和健全管理干部的组织

干部工作是组织部门中最主要的工作。干部部门要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干部，人选力求忠实，公正，有能力、（包括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社会经验，以及细心、耐烦等），|奇-_-书^_^网|上下信任，使之符合于党的发展的需要。

干部部门应经常了解、考核、选拔干部，向党委提供意见。干部的任免、奖惩等重大事项，应按组织原则，根据考察材料，并考虑干部部门的意见，经党委会讨论通过，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份讲话提纲。在整理本文时，参考了他当时所写的另外几份讲话提纲。」

学会领导方法（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学会领导方法*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组织工作要适合于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因此，有两个要求：对政治路线的正确了解；对具体情况的切实了解。只谈路线，不了解具体情况，是空谈。只知道具体情况，不了解路线，是盲目。要克服“上级只谈政治路线，下级只谈具体工作”的缺点。

二、要做到主观与客观一致，领导机关决定计划，执行计划，检查工作，都必须主客观相一致。要重视我们现在的特点：在根据地当权；主要在农村；斗争形式以战争为主；工作有很大发展；各地都有大批新党员。

三、计划是主观，但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计划要适合于路线，又要适合于客观实际情况。客观情况是基本的。

四、新发展要从旧阵地出发。

五、工作要抓住中心，照顾其他。中心为主，做到全局与局部的一致。

六、大刀阔斧与精雕细刻相结合。先抓住，后消化。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不能存侥幸心理，不能希望一蹴而就。

七、检查工作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考察、补充和修正决议，使主观逐步达到与客观相一致。

八、兜底查：检查支部和乡的工作，要抓住一两个典型，总结出经验，教育其他。

九、领导方式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上级的基本态度是帮助下级，吸收下级的经验来改善领导。上级决定本身有缺点，完全由领导负责；下级执行中有缺点，领导也要负教育不够的责任。不能只批评下级，上级不作自我批评。学专制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上下级关系不协调，一般情况下，主要是上级负责。下级要尊重上级，对上级要善意地提出批评和建议。

十、领导机关要区分命令和建议。必须有命令，但在某些问题上要有弹性，允许下级根据实际情况处置。

十一、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

领导要具体区别不同地方，分配以不同的任务；区别任务的缓急；区别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掌好舵，指出主要的努力方向，预防某种偏向。

十二、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要分清。不忘记经常工作，但必须抓住中心，防止事务主义，乱无头绪。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平均使用力量，瞎抓一气，必无成效。遇事不要慌张，也不要松弛。不仅自己会干，而且会推动别人干，要改变那种一人忙众人闲、上忙下闲的状况。不仅要有听的时间，而且还要有想的时间。从感性到理性，这是思维的过程。会要少开，开会要有准备，出文件要解决问题，否则无结果。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份讲话提纲。」

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使用原则的决定和通信（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三日、十四日）

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使用原则的决定和通信*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三日、十四日）

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的使用原则

（二月十三日）

一、马列学院（注「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学校。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延安创办。一九四一年七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马列学院普通班与中央党校合并；以马列学院各研究室为基础，成立马列研究院，不久改称中央研究院。--第123、178、223页。」）、中央党校（注「这里所说的党校，指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校。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在江西瑞金成立。长征以后，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瓦窑复校，改称中央党校。一九三七年初迁到延安。--第112、178、223、250页。」）、陕北公学（注「陕公即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延安成立。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给以短期的革命教育。一九三九年七月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同年十二月在延安复校。一九四一年并入延安大学。--第112、223、252页。」）的全部学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于党的各方面工作。

二、女大（注「女大即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妇女工作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成立。一九四一年九月并入延安大学。--第223页。」）、青训班（注「青训班即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是抗同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七年十月在陕西省泾阳县斗口村成立时、称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后迁云阳镇，再迁安吴堡，习称安吴青训班。一九三九年七月，青训班的一部分，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另一部分子一九四○年四月到延安，并入同年五月成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第223页。」）、鲁艺（注「鲁艺即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文艺工作干部的学校。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九年七月，该校一部分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其余部分一九四三年四月并入延安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东北。--第112、223页。」）、自然科学院（注「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科学技术工作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九年五月在延安成立时为自然科学研究院，一九四○年初改称自然科学院。一九四三年四月并入延安大学，成为该校的一个学院。--第223页。」）的学生，暂时依各校现有的全部学生人数，在高级班中留百分之五十，低级班中也留百分之五十，作为妇运干部、青运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自然科学工作干部。其余一半，统由中央组织部随时调动使用于党的各方面工作。以后各校新入学的学生，亦照此比例分配使用。

给王明（注「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入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224、344页。」）的信

（二月十四日）

二月十三日信收到，答复如下。

（一）中组部依照最近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对女大学生的调动办法是：不论高级班和低级班，知识高的和低的，身体好的和坏的，有小孩的和无小孩的，陕甘班和军委干部的老婆班，我们只在上述各种人中各要一半，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陕甘班和军委干部的老婆班，我们可与边区中央局和军委政治部具体商讨如何抽一半。

你提出女大学生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的比例，降低为百分之二十五，在现状下恕我不能同意。因为我们党已经不完全是秘密党，而是领导着政权和军队的党，必须根据需要，分配大量干部到各方面去工作。例如，最近几天调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的女生四十名到中央医院去工作，就是证明。如果没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全盘工作是做不好的。因此，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

（二）一九三九年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妇女工作系统中，专任妇运领导工作的妇女干部，中组部在分配她们工作时，需征求妇委意见以外，其他任何干部的出入，一律均经中组部。据我所知，中央并无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的决定。如果中央有此决定，我个人当然绝对遵守党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此外，中央书记处也并未有过来延安的女学生一律送女大的决定，同时，也因为过去除女大提交中组部或书记处调动的学生，或因老公他调而需随去的女大学生外，中组部实际无权调动女大的学生。另一方面，各方要人只能向中组部要。因此，中组部有过这种情况，即除一部应送其他学校外，确有一些女学生可送女大而未送女大，这丝毫不为别的，仅仅为了调动容易，因为其他各校调动学生都不必经书记处通过。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合理的办法，但造成我们本来不愿意而又不能不这样做的原因，是以这种不合理的办法对待另一不合理的办法，勉强还可得到不完备的“合理”。我个人希望在党内双方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办法，使干部的培养和分配得到合理。

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由中组部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这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

（三）我向你声明、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有空时希望面谈一次。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决定。」

党员要积极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

党员要积极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

（一）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

（二）解释学习理论和参加实际工作都是每个共产党员不可或缺的责任。但在革命运动中，尤其领导着军队和政权的党，党员决不能离开各项实际工作去“专做”理论工作（虽然可以和应该有一小部人专门从事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决不能单单埋头实际工作而完全不学习理论。因此，借口学习理论而不愿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埋头实际工作而不在工作中抽暇学习理论的倾向，都必须纠正。

（三）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的分配。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

（四）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的专门家学习。他们的责任是诚心诚意地学习，并熟练自己的业务和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并使自己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

（五）党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和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原载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新中华报》，题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

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一）两年来巩固党的工作虽有某些成绩，但大后方的党组织基本上还未巩固。一部分党员的行动仍然是采取继续突击的方式，多数党员则是消极不动。党组织被破坏的次数不断增加。大后方党组织易于被破坏，难于巩固的主要原因在于：党是以公开的救亡分子为骨干组织起来的，党的组织还很庞大，在目前国民党进行内线突击、多方侦察监视我党、准备一网打尽的毒计下，如果不彻底改变上述状况，则大后方党组织的巩固是不可能的。为着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避免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大后方的党组织应尽量缩小，真正成为既短小又精干能适应环境的组织。

（二）目前大后方党是一种特殊的秘密党，既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或抗战初期的半公开党，也不同于内战时期非常孤立的秘密党。它是民族抗战时期的秘密党。它的基本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秘密的党，同时又有空前广大的革命的社会基础。依据这一特点，党的组织虽然要短小精干，但党外活动必须扩大。党员数量不在多，思想上同情党的人和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则不怕多。只有“党内小党外大”，才是目前秘密党唯一正确的组织形式。

（三）执行“党内小，使党短小精干”的原则，就必须彻底打破那种秘密党党员数量愈多愈好，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错误传统。留在党内的每个党员。必须是忠实可靠、有能力、有作用的分子，而不是挂名党员，他们不仅要与群众有联系，而且真正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或群众领袖。为此目的，目前必须让不够上述质量的党员暂时退到党外。虽未暴露但必须退出党才能保存的党员，也可说服其退出。同时，在尚无党员或党员太少的地区内，应个别地吸收具有上述质量的分子入党。这样大量退出和少数收进的结果，每个省委所管党员的总数，依据其现有党员数量、质量及工作需要，大体达到三五百人至一千人左右为宜。

（四）大后方的大部分党员暂时退到党外，不仅为了实现“党内小”的方针，同时为了扩大党外活动。许多党员只有暂时退出党才能不受组织牵累，便于党外活动，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追逐。过去和现在的经验都证明：有些党员失去了党的联系，因无组织牵累，不仅保存了自己，而且获得了社会地位。因此，目前让一些党员主动地暂时退出党，不是抛弃而是保存，不是缩小工作而是扩大工作。

（五）执行党内精干政策，必须打破过去那种“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传统观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员成分基本上必须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吸收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入党，只要他们不是投机分子、而是抛弃原有阶级利益，决心为共产主义而牺牲一切者。因此，目前在巩固党的现有基础的同时，必须加强中上层分子中的工作，适当地吸收革命的中上层分子入党，以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但吸收中上层分子入党，既不能降低入党条件，也不能将一切可能入党者全数收入党内。党不仅要考察他们是否已经具备入党的政治条件，同时必须估计到他们入党之后是否更利于革命活动。依据“党内小党外大”的原则，大多数进步的中上层分子应该暂时只作党外共产主义者而不必入党。只有必要吸收入党者，才应吸收入党。

（六）暂时退党的党员，不是停止革命工作，而是扩大党外活动，因此党组织与他虽不作党的联系，但应保存适当的“友谊联系”。将来恢复党籍时，原有党龄仍然保存。暂时退党的党员，仍有保守党内秘密的责任。如遇被迫“自新”时，可用非党员资格去应付，但以不破坏组织为限。仅仅应付而不破坏组织者，只要继续革命，将来可以恢复党籍。在劝导党员暂时退党时，一方面必须使退党的党员不发生消极情绪，确实认清暂时退党是保其安全和发展革命工作的一种办法；另一方面必须防止反共分子和阴谋分子的挑拨。如果某些党员不愿退党并且说而不服时，可以暂留党籍，先停止党内的组织生活。

（七）今后党的组织形式，切忌呆板一律，必须“杂乱无章”，以免被敌一网打尽。因此，平行组织，个别联系，党员转移地址不转党的关系等等办法，各级党委都应采用。必须个别联系的党员，一律不编入支部。每个支部决不能超过三五人。支部和各级党委一般的不开会议，只作个别联系。对党员的教育，一般的知识依靠自修；自我检讨、纪律教育则由党内进行。目前已经暴露的干部，切勿易地对调，必须忍痛一时使其脱离工作，不能撤入根据地者，暂时静伏。各个省委必须以忠实可靠、久经锻炼、确能掌握党的政策者为骨干，以忠实可靠有职业掩护的干部辅助之。

（八）党外活动是秘密党的革命工作之主要部分，党外活动愈扩大，党的隐蔽愈有效。没有党外工作而仅仅缩头不动，决不能巩固党的组织。因此，必须打破秘密党只顾党内工作，忽视党外活动的错误认识，而将下列三种工作配合起来：（甲）党的组织的精干隐蔽；（乙）熟悉国民党，加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丙）熟悉社会，深入社会。不论留党或退党的同志，都必须确实执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注「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的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第231页。」）。每个同志必须精通自己的工作部门的各方面，学习一般的社会知识。

（九）欲求社会活动有效，必须打破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和暴露自己的盲动主义，同时必须改变过分干涉和束缚下层组织的领导方式。每个同志欲求“站得稳，爬得高”，其活动方式，必须做到：对社会人士只求大同不求小异，应在相同点上与其合作，不是专找差异孤立自己；对国民党则以群众的面貌去暴露其黑暗，但不要因此丧失自己的地位；对革命工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作劳而无功、得不偿失、强求急效、暴露自己的盲动。同时，党的领导方式必须做到：对同情者的活动，不要多加干涉，即使他们有某一问题向党请问时，决不作武断结论，一般地要他们依据情况自己适当解决；对下级党委及党员，只作大政方针和的略性质的领导，不要干涉其细目，使下级同志的活动不受拘束，能力逐渐增长。

（十）大后方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各级党委必须详细研究国民党各方面的状况（党部、政权、军队、三青团注「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学欺骗和控制青年的反动组织。一九三八年成立，一九四七年并入国民党。----232、359页。」、民运等），成为“国民党通”。必须学会和使用一切方法、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在这些工作中应侦察反共分子的活动，团结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

（十一）如果个别上层党员被国民党强迫自首或要求表明对共产党的态度，为了继续革命工作，在不破坏党的组织、有利于自己革命活动的条件下，可以采取适当的应付办法。

（十二）为使秘密党巩固起来、必须建立和扩大党与群众的联系。因此，党必须完全抛弃内战时期群众工作方面的盲动主义错误做法，学会和掌握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的一切民族形式。不要制造斗争，但对于大后方存在和发展着的广大的群众斗争，必须积极参加。不要偷偷摸摸地组织群众，但要积极参加一切原始的、自发的、合法和半合法的群众活动。抛弃一切突击暴露的工作方式，使党的活动适合于群众情况。经过党员的各种活动，使党与群众建立思想上友谊上有形的无形的各种各式的联系。

上述基本方针，同样适用于敌占城市的秘密党。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

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一

大后方的党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则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轻视大后方工作或不安心在大后方工作是错误的。

内战时期，党在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由于党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认识，在大革命（注「大革命指--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失败，--第170、233、295、362页。」）失败后对政治形势估计错误，没有实行暂时退却、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方针。在工作方法上和组织形式上，没有彻底转变到适合于中国一般的和当时特殊的情况。因此，虽然有成千成万共产党员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但除了北方党以外，绝大部分的党组织遭受了完全失败。这一挫折是重大的，损失是严重的，结果仅仅锻炼了一批干部，并给了我们失败的教训。

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错误是基本的错误，也是当时整个错误路线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注「白区党代表会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举行。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十年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第233页。」），虽然一般正确地决定了具体工作的转变，但内战时期工作错误的传统仍旧或多或少地在今天大后方的党内存在着。因此，现在党中央虽然指出了大后方党的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在许多具体工作上还必须根据过去失败的教训加以深刻的反省，大胆地解脱历史成见的束缚，否定那种过去错误的或不合现时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而做出正确的规定。

二

大后方的党是长期秘密的党，但又有广泛革命活动的必要和可能。大后方的党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之下，如果不是秘密隐蔽的组织，就不能存在。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这种秘密隐蔽的时间不是短促的，而是长期的。国为革命如果没有全国范围的胜利，所有在阶级敌人统治区域的共产党组织都必须是秘密的。

大后方党的组织的秘密隐蔽，决不是革命活动的停止，相反地，必须是革命工作的扩大。党的秘密隐蔽正是为了便于扩大革命工作；革命工作越是扩大，党组织的秘密隐蔽就越加可能。

革命活动有扩大的可能性，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目前又处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时期。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矛盾占着首要的地位。因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很落后，在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尤其因为目前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在全民抗战中，国民党没有必需的进步，共产党的力量及其影响则增加到决定的地位。因此，在继续抗战与妥协投降之间，在人民大众与反动统治阶级之间，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展开着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广泛深刻的发展，就使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大后方有广泛进行革命活动的可能性。

要广泛运用客观存在着的革命工作的可能性，还必须彻底打破大后方党长期存在着的错误认识。内战时期的白区党，虽然认识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但是没有认识中国社会的许多具体特点，并根据这些具体特点来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例如：对于民族矛盾的首要地位长期没有足够的估计，把国内阶级对立和分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等量齐观，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完全忽视和拒绝利用；对于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不容忽视的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完全不理；等等。相反地，用切断历史和生搬硬套的办法，把书本子上的抽象概念套到中国来，把生动的中国看成僵硬的中国，把复杂的社会看成简单的社会，把广大的革命工作园地缩小到寸步难移，把容易深入的社会变成格格不入。所有这些错误，使白区党非但不能广泛地开展革命工作，而且基本上脱离了群众，绝大部分遭受了失败。

为了今后大后方党的保存和革命工作的发展，必须彻底无保留地打破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和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概念。从具体的中国情况出发，抓住中国的特点。只有这样，革命工作的广大园地，才会真正发现。

三

大后方党的基本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进行互相联系而不能缺一的三方面工作：党的组织的精干隐蔽；熟悉国民党，加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熟悉社会，深入社会，为了长期埋伏，党的组织必须精干隐蔽；但如果不去熟悉国民党，不了解国民党的反共统制，以避免国民党的袭击，或者不深入社会，得到掩护，则长期埋伏同样不可能。积蓄力量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已有力量，而且还须增加新的力量。同样，如果没有精干隐蔽，在国民党内部去争取革命力量，不深入社会，同各阶层群众有广泛的联系，则积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

上述三项工作的中心一环，是深入社会，无论为了隐蔽党的组织，或熟悉国民党、了解国民党的反共统制，在国民党中争取革命力量，都必须以深入社会为前提。要深入社会，就必须适应社会。共产党员必须学习社会的人情世故，在革命工作的方针之下，善于与社会的各方面融洽。必须打破内战时期鄙视和割断社会联系或者害怕利用社会关系的心理。

四

执行精干隐蔽政策，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只有精干才能隐蔽。因此，大后方党组织应重视党员的质量，不贪图数量。大后方党员质量的标准是：具有共产党员必需的政治觉悟，有巩固的社会职业，并与群众真正联系。目前党内的不健全分子应该淘汰，使之退为党的同情者，团结于党的外围。某些可能入党而估计到入党之后其活动反而遇到困难者，暂时不必吸收入党，但是，具备共产党员条件而当地党又需要发展党员者，应该吸收。党的发展，主要地在重要的工厂，重要的机关，重要的学校和重要的乡村。

党的组织形式必须根据环境和任务的变更而变化。一切呆板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如呆板的纪念节开会示威，共产党员特殊的作风等），必须大胆地加以改变。越是打破公式主义，国民党特务越难捉摸，党的存在和发展就越加可能。必须缩小支部的组织，缩小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从支部到各级组织，一般地要把会议变成个别联系，并减少联系的范围和次数；各级党的工作和领导，主要的不是靠上级的指示，而要求在党的基本方针之下独立工作。失去联系的下级党的组织，必须在任何情况下能独立地坚持工作。

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为此，必须彻底地果敢地撤退已经暴露的干部；提拔新的干部到领导机关时，必须遵守宁缺毋滥的原则，绝不提拔未经考验的分子，严防国民党派遣内奸混到领导机关；领导机关要短小而且分散。

巩固在中上层社会职业中的党员的地位，并使每个党员找到可靠的真正的职业，并且广交朋友，建立无数社会联系，以社会人士的面目去取得周围的信仰，使党在社会中打下牢固的基础。

必须把秘密工作范围缩小到最小限度。一切党内文件尽可能少发或不发，一切党内联系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不担任党内秘密工作者，必须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进行社会的公开工作。党内担任秘密工作者，也必须把掩护秘密活动所必需的职业的社会活动，看成是工作的重要方面之一。党的公开活动愈加扩大，秘密工作的范围就会愈益缩小，只有这样，党的隐蔽和革命工作的扩大才有可能。

在情况复杂而又必须独立工作的大后方，每个党员必须把自我教育看成重要的任务之一。

五

熟悉国民党，与国民党反共统制作斗争，并在国民党中争取革命力量，必须成为全党，尤其是大后方党的重大任务。为实现这个任务，必须纠正内战时期白区党只顾自己，完全忽视国民党内工作的错误。必须研究国民党的各方面，各级党委要变成“国民党通”不仅国民党的党部，而且它的政权、军事、经济、民运、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机构、制度、人物，都在研究之列。对于这种研究，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知识，而应深入其内部，并着重于本乡、本区、本县、本省国民党情况的研究。上级党委必须根据自己和下级党委研究的结果，综合自己工作范围内国民党的情况，并定出与国民党反共统制作斗争，在国民党内部争取革命力量的办法，熟悉并利用国民党的各种矛盾。

六

党内工作是秘密的，党外活动必须是公开的，公开工作是革命工作的最大部分，合法活动是公开工作的唯一内容。依靠公开工作，不仅可以掩护党员面目，隐蔽党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任何巨大革命运动的发动，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是不可能的。公开工作是秘密党对阶级敌人采取隐蔽的活动方法之一。公开工作应该如何进行，首先决定于这种公开活动是否为统治阶级的法律及社会习惯所允许，内战时期用蛮干的方法来“争取公开”、“争取合法”，抗战初期和现在继续存在的“突击”作风，必须纠正。党在进行公开工作时，非但不能标新立异，引起国民党注意，而且在社会的旧有机关中活动，不要随便在旧形式中加进新内容。公开工作的范围，必须是多方面的，不仅在社会中下层，同时必须在社会上层。为了使公开工作适应社会情况，各级党委必须把研究社会情况作为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要通过实际机会和书刊材料去研究社会的一般方面和专门方面，研究社会各个阶级的各个方面，研究它们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它们的利害关系，同时每个党员，必须特别研究自己公开活动的专门的方面，成为党内的“社会通”、“专门家”。

为使公开工作能够持久扩大，必须将一切公开工作与党内的秘密工作分开，不要混淆。一切党内秘密工作的人员绝对不准担任公开机关工作，一切党内的秘密文件不准存放于公开机关，一切党的宣言、主张不能在公开机关照样传布。党内秘密工作的人员，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决不要经常调动。另一方面，公开工作的人员决不能同时担任党的秘密工作。一切公开工作机关及其人员的材料，决不能存放于党的秘密机关。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隔离起来，决不是公开工作可以违背党的方针或党的领导。相反地，公开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服从党的领导，不过应采取不同的形式。

七

要深入社会开展公开工作，并与广大社会人士合作，必须首先打破内战时期白区党对外活动中的关门主义和公式主义。应该认识，社会上完全反共者和接近共产主义者都是少数，而多数人则是既不拥护共产主义，也不满某些现状的中间分子。在这些人中，或者从个人利害出发，或者从社会正义出发，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正义感。虽然社会人士的正义感与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区别，但共产主义思想非但不排斥一般的正义感，而且这种正义感正是共产党员与广大社会人士合作的桥梁。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决不是首先以差别与社会人士分离而造成自己的孤立，相反地，必须首先以自己与社会人士的相同点去团结他们、提高他们和改造他们。过去那种只在“左”倾分子中打圈子的关门主义思想，轻视社会正义感，不屑与这些“旧道德”、“落伍分子”合作的思想，必须彻底打破。

社会人士的思想是极端复杂的，常常进步和落后的两种思想同时集合于一身。我们的工作，在于去区别各个人的思想何者是进步的，何者是落后的，他的基本思想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当然，不是每种思想都能合作，而只是择其能够合作的部分，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与之合作。只有这样，朋友愈多。工作愈能扩大。

反对思想上的关门主义，力求与广大社会人士合作，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的思想可以降到一般的社会正义感，相反地，共产党员一方面必须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又必须善于与各种进步思想合作。

八

要加强上层社会的活动。下层劳苦大众是党的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但还必须在社会的上层分子中进行活动。愈是要坚持抗战，愈是国民党不进步，愈是统治阶级内部不统一，愈是共产党力量强大和政策正确，则上层活动愈加重要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上层活动有决定意义，如果上层不动，则下层难动。上层的推动往往是下层工作开展的便利条件。必须纠正内战时期白区党惧怕上层活动，或自鸣清高而不进行上层活动的错误。

上层活动是多方面的，不仅在文化教育部门，而且应该到军事、政府、党务、经济各种部门中活动。不仅在在野的士绅名流中活动，还要在当权的人士中活动。不仅在进步的分子中活动，还要在中间的和某些顽固分子中活动。上层活动愈是广泛，则愈能深入社会，愈能扩大革命阵地。

上层活动的目的，是使党员巩固社会地位，组织上层社会中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共产党的进步力量，以便广泛地开展革命工作。在活动的方法上，首先要在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们个人的事业上与之合作，不是要求他们公开拥护共产党，而首先只须发展他们对统治现状的不满，使之逐渐地进一步地与我们合作。

已取得上层社会地位的党员，应该巩固已有的地位、并为继续取得更高的地位而努力。只要牢记着取得社会地位是为了党的革命工作，只要不脱离群众，对于工作机关的上司应该采取一般人所取的态度，不要表现“特殊”、“清高”而堵塞自己上升的道路。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的高级党委直接管理。

九

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用各种方式多方面与工农群众建立联系，并领导民众的各种斗争，这是大后方党的工作的主要内容。知识分子是党深入各阶层的桥梁，党必须继续加强在学生界、教育界以及其他职业界的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巩固党的支部，在没有党组织的学校及职业机关中建立新的支部。党应该经过社会上已有的或建立新的文化、教育、经济各种组织，去影响和教育工农群众。为了保证这些组织的存在和持久，又必须忠实保持这些组织的原有性质，保持它们的灰色态度，不在这些组织中作党的秘密活动，不采取公开的革命行动。在没有和不可能建立这种组织的地区，党要有计划地培养群众领袖，通过他们与群众建立联系。对于国民党的工会和工人团体，不管它是仅仅挂牌的或有群众的，党都应该参加进去，参加这些组织所允许的各种文化、教育、经济活动，在友谊上生活上与积极分子建立联系。农村中原始的迷信的封建的革命组织，党都应该加以研究，派党员参加进去，加以引导。只要工作做好了，使这些组织逐步地成为农民的组织，是有可能的。

由于国民党政治愈益腐败，统制政策和贪污舞弊的发展，不论是抽拔壮丁，垄断物价，思想钳制，都造成了民众的不满，巨大的民众斗争正在酝酿着，有的已经爆发。共产党人对于这些斗争的态度，不是旁观，而是赞助。(奇*书*网^.^整*理*提*供)党应该领导这些斗争，以帮助民众改善民生，争取民主，从而扩大党与群众的联系。每个斗争必须估计到对方、我方及社会赞助的三个方面，以达到胜利为目的。斗争手段应该灵活，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具体运用到民众斗争中来。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的节录。」

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一、团结于党周围的非党干部是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分子，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不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党的政策就不会完全正确。不经过党外人士的传布，党的政策就不能深入群众。没有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因此，我们不仅须与已经共事的非党干部亲密团结；而且竭诚欢迎广大的党外人士与我们共事。

二、由于客观环境变迁，党的路线正确，几年来我们与非党干部有了更多的接触，我们学习着与非党干部共事，非党干部对党更加接近了。但是，团结在党周围的非党干部人数还不多，党与非党干部的关系，一般地还处在不正常状态。党内非但缺少礼贤下士的空气，反有浓厚的排外思想。不少党组织，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不重视以至歧视非党干部。党内许多同志对非党干部或则深具戒心，有才不用，口讲接近，实际疏远，或则高傲自满，党气凌人，满口原则，不近人情。因此，使热心革命者受到冷淡和排斥，已经共事者感到苦闷不安。总之，我们虽有团结非党干部的方针，但还没有具体明确的非党干部政策。

三、有人以为党与非党干部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主要是由于非党干部不顾环境，强调一面，一意孤行，任意批评等等所造成。这种意见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个别非党干部对环境了解不够，或存在着某些缺点，这是事实，也是难免的。不正常关系的主要责任在于党，而且，非党干部的某些缺点，或是由于我们的工作缺点所引起，或则需要我们帮助才能纠正。

我们在这方面的缺点，主要在于：

（一）不了解非党干部的重要。由于过去党处于秘密环境或被“围剿”环境，与社会接触的范围太狭小，得不到党外人士广泛的帮助，看不到和不了解非党干部的作用，形成了关门主义传统。

（二）对非党干部政治上不信任，疑神疑鬼，任意“逻辑”。往往以为，不是党员即是可疑分子，要求入党者即是别有用意。认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正确，而非党干部的意识、习惯都有问题。对非党干部不能量才使用，不依其经验、能力给以适当的位置。这样，就使非党干部政治上受着压抑不安，精神上受着冤屈痛苦，深感不能见容于共产党。

（三）思想上组织上存在着宗派主义。表现在要求非党干部与我们集体共事，但不尊重其个人自由。非党干部在总的方向上与党共同努力于革命事业，但在生活习惯、思想意识上，应有其个人自由。多数党员不重视其与我们大同之点，完全否定其个人自由。因此，加以责备和非难，认为难于共事。于是，排挤非党干部是事所必至，理成当然。这种不看大同，专找小异的结果，使党与非党干部之间不能融洽。在非党干部担任行政领导的部门中，只要求非党干部政治上工作方针上服从党的领导，而这一部门中的党员却不服从非党干部行政上的领导，以致党的领导完全代替了行政领导，行政问题不经行政机关解决，致使非党干部感到棘手，工作无法做好。

（四）曲解党性为脱离社会的“纯洁”。许多党员不愿结交党外朋友，不敢向党介绍党外人士，以为“洁身自好”即为最高之党性，战战兢兢，惟恐有失于党性之纯洁。因此，党不能经过党员团结成百成千的非党干部。非党干部感到我们毫无友情，难于接近。党性的“纯洁”，变成了排斥非党干部的护符，变成了个人主义的对党不负责任。结果在党与非党干部之间隔起了人造的墙壁。

（五）党与非党干部间缺乏适当的组织联系。党、政、军都没有适当的组织照顾非党干部，干部部门没有把非党干部作为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非党干部没有可以直接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申诉冤屈的机关，许多问题不能解决。

四、改善党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必须确定以下办法：

（一）重视非党干部的作用，在政治上信任他们。事实证明，许多非党干部是破釜沉舟而来的革命分子。过去对非党干部的许多疑虑（例如社会关系复杂，意识不正确等），常常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经验不足，对他们了解不够。反之，非党干部的许多意见、批评、不满，常常是正确的，或反映了我们的某些缺点。因此，今后对非党干部不要疑神疑鬼，应该信任他们。人之可靠与否，不在其有无党票，而在其为人的历史和现实的表现。

（二）打破宗派主义，即打破“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人造墙壁。在一条战线上奋斗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都是革命同志，人人都有革命、工作、说话之权，党员干部无权垄断革命。在革命工作中，与共产党员负同等责任的非党干部，他就有与共产党员同等的革命功绩，脱离党外人士的“洁身自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礼贤下士、尊敬贤能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风度。党员干部只有团结非党干部之责任，并无排挤非党干部之权力。一切歧视、排挤非党干部的倾向，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三）使用人才的原则、是用人唯贤。要注意用人之才，不能只考虑是否党员或党龄之长短。按才能排位置，不按党票排位置。共产党员应承认人之长，检查己之短，一切嫉妒，一切阿Q精神，都于事无补，既损人也不利于党。应满腔热忱地向非党干部学习，学习他们的一切长处。党的领导责任，在于发挥非党干部的才能，使之服务于革命需要。对于担任一定领导工作的非党干部，应同党员干部一样，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必要的信任和必要的权力，使其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当然，不能因尊重非党干部而分配以不适当的过高的位置，或给以空的头衔。

（四）要尊重非党干部的思想自由和生活习惯，同时要求他们在工作是服从党的总的方针，这是彼此合作不可缺一的条件。非党干部忠实于革命利益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他忠实于本职工作，发挥自己的才能，成为工作的模范。除此而外，苛求其与党员一样服从一切级织纪律，是不适当的。

（五）非党干部负责某一行政部门之领导时，党必须要求他们在工作上符合于党的方针，但该行政部门之党的组织则应教育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保证行政任务完成。在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干部服从上级组织领导的前提之下，该部门之党员应在行政上服从他们的领导，违反者应受到批评或处分。

（六）在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

（七）要相互开展善意的批评。非党干部有不满，发牢骚说怪话，并不等于思想上反对党。应把非党干部善意的批评视为鞭策、鼓励我们的有益武器。欢迎非党干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要使非党干部了解我们的处境和工作缺点的来源，不要单看个别党员或个别方面的缺点，而主要看全党和总的方面。非党干部如提出不正确的意见，或工作上发生不适合于党的方针和客观需要的问题时，党组织亦不应敷衍客气，必须对他们进行坦率的批评，请其改正。党与非党干部的相互批评，是两者之间的正常关系。只有彼此相见以诚，才能和衷共济。

（八）党对非党干部应在政治上、工作上、物质上给以帮助。政治上除党员在党内所有的义务和权利以外，非党干部与党内干部应同等看待。要求入党者应按党章规定给以答复。在目前物质困难的条件下，要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以爱护党内干部的态度去爱护非党干部。

（九）党与非党干部组织上的关系，应作如下规定：党的一般支部会议欢迎非党干部参加，只是无表决权，但有发言权。定期召开党员和非党员联合的各种干部会议。党的组织部门或干部部门，负有照顾非党干部之责任。各部门的负责人要经常听取非党干部的意见，非党干部有直接找该部门负责人或各级党的干部部门谈话之权。非党干部与党员一样，有向党组织控告之权，直到党中央。党继续赞助非党干部和党员干部共同组织专门性质的团体，例如自然科学研究会、法学研究会、同学会等等。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

到什么地方学习（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到什么地方学习*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延安有一个时期的教育方法，在新干部中造成一种风气：不愿参加工作，要求“长期学习”。这种风气现在已有改变，但未完全扫除。近来又有一部分党龄较长（十年或十年以上）、工作经验很少的（在秘密党内与党的生活长期隔离的，或长期未做过党的工作的，或只做过一个时期很少一部分工作的）老干部，要求进中央党校（注「这里所说的党校，指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校。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在江西瑞金成立。长征以后，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瓦窑复校，改称中央党校。一九三七年初迁到延安。--第112、178、223、250页。」）学习，不愿意组织部分配他们到工作中去。虽然组织部一再表明，他们是党保存下来很宝贵的老干部，但缺少工作经验，党为了爱护和培养他们，要求他们到工作中去缎炼，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可是这些解释并没有使他们满意。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说明下面几点。

不愿立即参加工作，要求进学校，或者要求长期学习的同志常常说：“让我进学校学习，我要在政治上开展一下。”党当然希望干部在政治上开展起来，但应该研究，干部在政治上如何才能开展？事实证明：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不能专从学校里训练。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不论是苏联的或者是中国的，决不是毫无经验、夸夸其谈的人，而是既有丰富革命经验又有真正革命理论的人，干部也是一样，真正政治上开展的干部，决不是毫无革命斗争经验的。因此，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因为使政治上开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

当然，这不是说，每个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上都很开展了。我们党内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水平一般说来还很低，而且还有一些经验主义者，这是事实。但是，许多同志政治水平所以不高，有的同志有经验主义的毛病，决不是因为他们有了某些工作经验，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狭隘的经验去观察去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要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克服经验主义，既要在思想方法上，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在党的路线上和政策上加强教育，又要扩充他们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如果两者不是相辅而行，则提高政治水平和克服经验主义是不可能的。本来这个道理很简单：政治高明不表现在人身的别的部分，表现在人的思想上。而思想上的高明和发展，只是因为这个人丰富地接触了并且理性地认识了革命运动中的许多客观事物。

如果上面的说法是合乎事实的，那末，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为了建立政治上开展的基础，为了自己在政治上进步，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

先进学校读书，还是先去参加工作？这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时常犹豫的问题，经验证明，除了学习专门的知识以外，一般没有或者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延安训练新干部有过好坏不同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抗战初期的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陕公（注「陕公即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延安成立。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给以短期的革命教育。一九三九年七月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同年十二月在延安复校。一九四一年并入延安大学。--第112、223、252页。」）的训练方法，学生在学校只学习几个月，之后就去参加工作。他们在学校中不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是培养生气勃勃的革命作风。现在许多抗大、陕公毕业之后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已经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都有了进步，这是正确的训练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后来延安又有另外一种训练新干部的方法，就是把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长期放在学校里“学习理论”，教的是一大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原则，学的是教条，许多学生既没有学到理论，而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这是不正确的方法，错误的方法。本来这两种学生的政治文化水平是一样的，但因为训练方法的不同，学习方法的不同（工作中学习和学校内学习），而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已经超过了没有参加工作的学生。这两种训练方法所得的经验是宝贵的，现在对于错误的方法不应该重复而应该纠正。今后应该确定一条章程、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这正像我们读书一样，某一本书自己确实已经读过几遍，但是，隔了几年，因为工作需要，再去读它一次，就好像是没有读过的新书，就觉得过去实在没有读懂。这个道理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必须由实践中得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认识才能发展。所以，要使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进步，不是先进学校（抗大、陕公那种几个月训练的学校不在此例），应该先去工作。

我不是一般地反对干部进学校学习。对于那些必须进学校学习的干部，我赞成他们进学校。但是对于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我赞成他们到工作中学习，根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注「这里所说的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自一九三八年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同时，没有强调业务教育。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则不得其法，或则轻重不分，或则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两项，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高级和中级干部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和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决定还指出，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的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上面。--第253页。」）去学习。

有些同志也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经验很少，需要到工作中学习，但又以为这次中央党校彻底改组（注「这里所说的中央党校彻底改组，指一九四二年二月的改组。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第253页。」），许多中央委员当教员，不进党校恐怕错过学习机会。因此，虽想参加工作，更想先进党校。我以为事实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同志不仅是党校的教员，而且是全体在职干部的教员。每一个中央的决议、指示，就是学习的最好的讲义。而且在职干部的教员，不止中央委员会的某几个人，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党校规定学员最多只学三年（预料），而在工作中，则中央委员会是长期的教员。

缺少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不应该满足于自己党龄长，应该看到自己工作经验的不足。革命队伍里不能卖老资格。革命工作能否做好，不决定于党龄长短，决定于是否有工作经验、组织能力、政治水平和高度的积极性。如果在“老资格”上心满意足，就会阻碍努力，阻碍进步。这非但对于革命没有丝毫益处，对于自己也是一种倒退。

“我是老干部，难道我的工作经验还不如新干部？”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我们承认所有奋斗了多年的老干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工作经验，但是，必须懂得今天工作的复杂程度，如果只靠我们过去的工作经验去应付，也是应付不了的。例如，我们在秘密党内从未动员过老百姓驮盐、没有征收过救国公粮，没有搞过春耕运动，没有干过政权工作、军队工作，没有干过管理吃饭穿衣的经济工作，没有做过现在这样繁重复杂的技术工作，等等。这些工作在秘密党内一概没有做过，件件没有经验，难道我们不要学习学习吗？不要赶上去补课吗？新干部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自然的，我们既称老干部又没有这些工作经验，就必须补课。过去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由于工作关系或其他原因，但现在不能安于现状，或者责备过去，抱怨别人，而应该踏踏实实去补课。这是革命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对革命的责任。

我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干部，丝毫没有轻视的意思，而且我自己也是缺少工作经验的一个。但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同志，需要经过哪条道路才能把自己充实起来的问题，是需要弄清楚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署名社论。」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许多干部现在只强调党要正确执行干部政策，而不注意用干部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干部本人理应多讲标准，多要求自己，但现在延安的一部分干部，一谈到干部政策，就意识到党应如何照顾他，了解他，爱护他。相反，作为一个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的四条干部标准（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服从纪律）则漠然视之，把它放在次要地位，甚至根本忘掉了。很明显，这是不对的。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及其他学校学生中讲干部问题（注「参见本书《论干部政策》一文（第109一122页）。--第255页。」）时，只讲党对干部的政策，未讲或未强调干部本身品德的修养，这是有片面性的。

一、关于新知识分子干部。

新知识分子干部的好处，是对事物敏感，工作热情。也有缺点，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他们是愿意克服自己的缺点的，党组织也是可以把他们教育好的。

不少新知识分子干部现在感到工作“不合手”，在技术、经济和其他部门中工作的同志不安心。是组织上分配错了，还是自己想错了？我看，主要是自己想错了。

（一）自己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不相符。

理想中的革命家：根据过去青年学生运动的经验，往往是高谈阔论的“政治家”，开会演说，游行示威，文艺活动，鼓吹革命。

现实需要的革命家：要会解决军事、政治、吃饭穿衣的问题。开会、游行、文艺、鼓吹革命虽然也要，但已经很不够。换句话说，这些不是基本的，因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实需要的工作，是党、政、军、民。这里又有许多部门，而且不可缺一。吃饭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难事。作为一个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谈阔论，主要是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即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否则，就要打败仗，革命革不成，就不能生存。

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之所以不相符，其原因就在根据地与非根据地的区别，旧观念与新事实的矛盾。

（二）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术、经济、事务工作。

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军事机关，不仅有政治部，而且有参谋部和后勤部。地方工作呢？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

可否改行？比如搞文艺，许多人想去，我看不行。文艺有用，但仅仅文艺不够用，不能人人去弄文艺。而且，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也要了解技术、经济、事务。文人也要下乡，不经历一番，不能成“家”。

“事务主义危险！”有些人这样说。他们不了解，现在需要办事，事务是革命的事务，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办革命事务，不会成事务主义。

新党员新干部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锻炼开始。从中组部派给陕甘宁边区的几百个新的知识分子干部看，他们到了下层参加实际工作之后，确也能埋头苦干，不仅在工作中积极刻苦，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是有极大进步的。他们的吃苦精神并不下于边区老干部，能与老干部团结，能接近群众，在群众中可以取得很好的信仰。因此，我们深切地感到对于新干部的锻炼，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开始。

（三）所谓“大才小用”。

先说“大才”。现在中学生、大学生是可贵的，因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就是有用之才。但这仅仅是“做人之才”，还不是革命的大才。中学、大学的程度在革命队伍里还不行吗？一部分行，一部分不行，而且不行的比较多。因为革命工作，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要社会知识和革命实践知识。现在有些研究工作者已经觉悟到这一点，叫苦连天。当然，新知识分子干部比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书本知识多，这是好的，但实践经验少。

新知识分子干部往往看不起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以为自己文化知识高，又很“大方”，老干部没有文化，又很“小气”。他们说：“农民干部是为土地、为自己的好处才来革命的，我呢？是思想自觉来干革命的。”其实，这种骄傲，这种想法，都是不对的。他们的书本知识、文化程度虽然比农民出身的老干部高，但是这些老干部的革命实践比他们多，新干部非但不应该骄傲，还应该向老干部学习。所谓“大方”、“小气”，我的看法倒是相反。我对农民有个估计：小事小气、大事大方。如果为了革命而拼命的时候，农民同志往往比知识分子勇敢，舍得牺牲。我不是说知识分子完全要不得，而只是说有些没有工农化的知识分子，在小事上大方，但是碰到了大事就有些小气。农民同志的缺点是有私有性、保守性，他们的好处是革命性强，这是主要方面。我们对农民同志应该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看到他们的两方面。现在我们要记得，知识分子要工农化，革命主要依靠工农群众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革命性强。

再说“小用”。要适当估计自己，不要嫌事小。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

（四）所谓“没有前途”。

共产党员事业心很强，志气最大，都希望有光明前途。但是，他们把个人的前途，寄托于革命的前途。无整个革命的前途，即无个人的前途。没有人民，就没有英雄。现在有很多人闹名誉地位，都想在历史上提一笔。但是，人太多了，写在历史上的不能有几万个。这样讲，是泼冷水吗？不是的，行行出状元。办法是：各安其位，精通业务。

二、关于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

老干部经过长期奋斗，是我党我军之骨干。现在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不要卖老资格。老革命不必挂起招牌。要了解：德、才、资三个条件，不能专讲资格，需要重视才干。德、才不能分开。不能完成革命任务之德，是不完全的德。老革命是好，但不要成为包袱，使前进不轻快。

（二）要提高文化。这是前进的关键。学文化是学其他知识的基础，不学文化不得了，就会赶不上革命的需要。革命不等人，不学习如何为革命多做些事？有的同志怕学习赶不上别人，这不要急，后来可以居上。应该有信心，可以学好，而且可以成为全才。只要自己立志，党可以帮助，学习不是一朝一夕，要长期下苦功夫。主要不是进学校，而是靠自修。

（三）要主动团结新干部，在新老干部团结方面，要向老干部作负责的解释。老干部是老革命，处于领导地位，应负主要责任。当然，新知识分子干部也有责任。要了解新干部，不单指摘其缺点，应帮助、教育他们，要看到新干部是自己的同伴和将来的替手。而且，新干部也有长处，要向他们学习，取得他们的帮助。新老干部团结好了，就是老干部进步的表现。

三、关于专门技术干部。

现在专门技术干部不多，但已有了一批，这是我党我军不可少的。他们是革命的专门家，是在困难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专门家。革命者必遇困难。中央知道他们的苦干精神。

（一）专门家与政治。不要说专门家不懂政治，不然，他们为何来陕北？但是，在政治上要帮助他们。革命的专门家做技术工作，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在技术上，我们要尊重他们。外行不能冒充内行，当然，经过努力，将来是可以学会的。外行应该变成内行，外行可以成为内行。

（二）在做专门技术工作的同志之间提倡合作。在学术上可以自由争论、研讨，工作上要互相合作，共同为革命服务，于革命有利。现在的情况是，政治上是合作的，技术上合作不够。各部门之间，各个人之间，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合作之困难何在？不在生活习惯，而首先在思想。

进了革命队伍，还带有旧的思想习惯。旧社会是个人主义，我们是集体主义。集体力量一定比个人力量大吗？回答是肯定的。世界上一切事业实质上都是合作办成的。干好革命就是大家商量出来的。难道能否认科学上个人的发明和创造，能否认个人的努力吗？不能否认。但不学习前人的成果，就没有新的发明。人们如果都不合作，都在个人小圈子里打转转，可能都成为蠢人、野蛮人，书也读不成了，现在个人主义旧思想是存在的，必须纠正。

要采取科学态度，不要自以为是。有的医生不喜欢会诊，不希望别人治好自己治不好的病。有的人不愿别人说自己的短，而喜欢说别人的短。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什么东西在作怪？面子、地位。请教别人，是否丢脸？并不丢脸。世界上的事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十分复杂。不认识或认错了，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要力求不错。不论医生或做别的工作的，特别是政治家，对不认识和认不清的事物要持慎重态度，这不会丢脸，轻率才易丢脸。毛主席处理事情就十分慎重。犯了错误，研究教训，决不是丢脸；不研究，不吸取教训，才会丢脸，有时会大丢其脸。总之，老实人不丢脸，不老实，怕丢脸，越会丢脸。请教别人是否降低自己地位？地位靠做好工作，不靠搞形式，摆架子。搞形式，摆架子，统统靠不住。提高地位在于自己少犯或不犯错误，决不能靠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三）前途远大。目前困难是有的，比如科学设备差，这是革命的专门家不可克服之困难。但是有前途的，因为革命有前途，革命成功了，科学设备可以取得。专门家有知识，可以搞创造发明。目前要增加经验，读书，集体研究。将来新的高明的人来了怎么办？不要怕吃不开。革命发展是必然的，吃饭的地方大得很，那个时候，提高自己技术的机会就更多了。共产党是否得新忘旧？新旧都要，团结人越多，革命的前途越大。

四、关于领导干部。

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责任是重大的。要使用人才，掌握政策。使用人才是件大工作，班子配齐才能唱好戏。要使领导工作做得好，就要注意以下几点。

努力学习，加强自己。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特别是军事系统的负责同志，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不是不读书。现在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需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当然一般知识也需要。要读懂马列主义，而没有一般的知识，那马列主义也不容易消化、掌握和接受。正因为我们的一般知识和理论知识少，文化程度不够，所以有些同志就上了人家的当，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读书要有信心。读得进的关键，是痛感知识少，下决心读。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

识大体，顾大局。在工作上，如果只看到你的一部分，就要发生本位主义，妨碍大局。

赏罚分明。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不大注意批评，使他接受教训，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爱护干部主要是政治上爱护。干部犯了三分错误、你把他当作十分，这是不对的，但是，完全不批评他，纵容错误，也不对。如果犯了严重错误不处罚，这样就不能教育他，也不能教育其他同志。如果对于好的同志不赏，这就不能使他更进步，也不能教育其他同志。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倡该赏就赏，该罚就罚。

五、关于军事干部。

军事干部需要爽快坦白的作风，但对革命队伍内的同志和老百姓不能横蛮霸道。会不会产生横蛮霸道的作风？很可能，因为手中有枪杆子，还有功劳。这是军事作风不良的一个方面。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双方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西北局就是采取这个办法来解决军政关系的，这很好。如果只进行自我批评，不责备别人，那就更好。军队是重要的，但没有地方和人民的支持，会变成光杆，一天也不能立足。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在整理本文时，参考了他当时所写的另外几份文稿。」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我讲四个问题

一地方党委工作要照顾全局

这次会议讨论了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要做到党的领导一元化，首先必须反对闹独立性的倾向。与此同时，地方党委工作也要照顾全局。如果地委、县委的工作不照顾全局，在客观上就会帮助闹独立性倾向的发展。所以，要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就必须把反对闹独立性倾向和地方党委工作要照顾全局这两者结合起来。

过去地方党委领导不了军队，也不敢领导。现在中央已给了这个权柄，西北局也给了这个权柄，地方党委就要实行对军队的领导。今后如果地方党委和军队的关系再搞不好，一方面要责备闹独立性倾向的单位和个人，另一方面也要责备地方党委没有尽到责任。

地方党委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照顾全局这个问题呢？以前地委、县委只管党务，今后除管党务外，还要管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工作。就是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后，地方党委要管党政军民四方面工作，责任大大加重了。地方党委只有照顾好全局、党的领导才能稳固。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指明方向，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帮助人家做好工作。地方党委千万不要把军队的、政府的、民众团体的事统统自己揽起来，甚至包办代替，指手画脚，这是做不好领导工作的。换句话说，就是地方党委不能只是自扫门前雪，也不能代替人家去扫他们门前的雪，而是要领导大家去扫，指挥大家去扫。

军队问题也是地方问题，军队是地方人民的一部分，养兵就是养民。这样的观念，在地方干部中间是不是弄得很清楚呢？我看不一定。延安有些地方同志和我谈过，感到有关军队的动员工作太多，老百姓很苦，不如少一点好。这话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是，有些同志把老百姓和军队对立起来，没有把军队看成是老百姓的一部分，不懂得没有军队就没有老百姓的道理。要知道，陕甘宁边区如果没有联防司令部，没有留守兵团（注「留守兵团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主力先后开往前线抗日后，留下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包括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保安部队是由地方游击队编成。它们共同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第171、264页。」），老百姓过去土地革命革来的东西就都保不住。

照顾全局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无论地委也好，县委也好，或者其他领导部门也好，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情况不完全熟悉，一下子要求人们照顾好全局，恐怕还不行，在某些事情上可能会发生一些缺点和问题，对此，军队不要挑毛病。总之，军队同志和地方同志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互相谅解，互相帮助。

二老干部要带头学文化学科学

今天讲提高文化是指哪些人呢？是指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出身的老干部，我们要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学文化不仅是识字，还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包括历史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等等。我们过去十年进行的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是在山里、在乡下革命。参加革命的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起来革地主阶级的命。所以在我们党内、军队里面，干部也好，战士也好，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打仗很勇敢，但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社会制度不好，旧社会穷人不能进学校读书。现在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比较好，有条件让他们学文化。但也有一些同志不相信文化的作用，说打仗时老子一冲就行了。毛主席经常讲，打仗一冲就算了吗？不算！要有两冲：第一冲军事，第二冲政治。应该看到，我们的干部将来要担负的责任更重、任务更大，那时必须有文化，没有文化就办不好事。

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很愿意学习，但先学文化好呢，还是先学政治好？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比方在党校的学生，叫他学文化，但他看到人家学《六大以来》（注「《六大以来》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延安编印的党内秘密文件汇集，分上、下两册。一九八○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第265页。」），他也要学《六大以来》，结果挤来挤去就把文化课挤掉了，而政治也不能学懂。所以，文化低的，要尽心尽力学文化。政治是重要的，我们共产党就是搞政治的，但是搞政治要有一个基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这些不是电影，是写的书。如果连字还认识不多，许多基本知识都不知道，怎么去学？所以，要搞通政治，就先要提高文化；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学懂政治。

现在不学文化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革命的世面将越搞越大，新环境、新事物会更复杂，没有真本领是掌握不了的。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要进来一批有本领的新人物。你们没有文化，他们有文化你们没有知识，他们知识很广泛，你们怎么同他们共事呢？当然不是说有新人物进来了，党会把老的一脚踢开。党不会做这样的事。但也不是一定要把老的摆在前面，新的摆在后面。革命是不能论资排队的，后来的可以居上。这要看什么呢？要看他有没有本领，有没有高明的政治眼光，有没有工作经验。你说我是老干部，有经验。但青年也会有经验，新的知识分子也会有经验，他们可以在实践中锻炼出经验。所谓新、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靠老资格，不求进步，就不行。革命需要我们的干部更进步，更高明。可否让革命等等我们？说我还没有进步，革命先不要发展？那可不行，革命不能等你，你不赶上去就要落后。所以说现在不学不得了。学了怎样呢？我们把它掉一个头，叫做了不得！为什么呢？同志们想一想，我们是老干部，是经过十年内战的，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如果再加上文化知识，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经验、文化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样东西都有了，而且能够把它们结合起来，那还了得！

许多同志讲，我年纪这样大了，还有什么信心学文化知识呢？我的家乡有一句老话：“六十岁学吹打。”六十岁的人气短了，但他还要学吹鼓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许多同志说，我记忆力差了。我们要承认，老年人的记忆力是比青年人差一些，但理解力要比青年人强。比方从前我在学校学英文，觉得难得很。一九三五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工夫，马马虎虎能看懂报上一点消息了。以前英文文法学不通，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学懂一点呢？因为平常接触东西多了，也就容易学懂了。还有，我十五岁在上海当学徒，开始连报纸也看不懂，几年以后就能读懂了。我们应该有可以学好文化的信心。

同志们可能要说：“好呀！我也非常盼望学习，陈部长你就把我送到学校专门去学习吧！”这就很难了。我们学习主要的还是靠自修。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因为进学校学习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不过是两年。如果我们下决心要学文化，是不是住两年学校就可以解决问题呢？我看不可能。学习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要做长期的打算。第二，大家都进学校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作离不开。在工作中学习是最主要的办法，是最靠得住的办法、只要身上揣着几本书，摆在干粮袋里，闲的时候就看一看。以后有了钱，不要做新衣服，而是买几本书，买一本字典，买一部《辞源》，有不认识的字就翻开字典、《辞源》查一查，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字翻上三五次就认识了。《辞源》比什么先生都好，那是许多人编出来的。商务印书馆编《辞源》的时候，就请了几十个人，这些人都是全国有名的学问家。

提高文化水平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党要帮助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提高文化水平，这对我们党的领导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如果党没有帮助他们提高文化，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老同志自己要努力，如果不努力，只是党的帮助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多种办法使这些同志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起来。

三认真开展自我批评

在这次高干会上，许多同志进行了自我批评。我和军队的同志接触不很多，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有一个感觉，这次高干会上军队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自我批评有什么必要呢？毛主席那天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十二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讲自我批评的。世界上第一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总结了几十年奋斗的历史，一共有六条经验，其中有一条也是自我批评。可见，自我批评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忽视它。我们要同一切反革命作斗争，同党内各种“左”的、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在进行这些斗争中，我们还要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这就是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的党就搞不好。自我批评对于我们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要决定政策，就要研究情况，用脑筋去想问题，如果自己脑子里所想的是主观主义的，和实际情况不相符，那就会犯错误。既然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而我们的革命工作在错误之中又是不会成功的，那末，有了错误，发现了缺点，我们就要纠正。怎样纠正呢？就是要作自我批评。同时，人家批评得有道理，就应该接受。

我们批评同志，不是批评别的，是批评他的错误。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列宁说过，一个政党是否郑重，要看这个政党对自己错误的态度怎么样。我们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研究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我今天同军队的同志们谈这个问题，因为你们不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而是军队里的党员，是军队里的党员干部。你们要好好地想一想，你们肩上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中国革命靠的是什么？就是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叫做武装斗争。武装就是指军队。当然，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还要做好政权工作和民众团体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现在哪一个工作最重要呢？我看军队工作最重要。当然，军队是党领导的。我们没有党不行，没有党连在这里开会都不可能。没有党领导的军队也不行，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开会。军队是革命队伍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军队干部的好坏，对革命成败有直接的影响。当然，今天决定中国革命的成败，不单纯是军事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党的建设问题。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成功。如果我们搞不好，中国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的解放，不知又要拖后多少年！既然是这样大的责任放在我们肩上，那末，我们有毛病，有缺点，有错误，就一定要改正。

有同志认为，开展自我批评会失掉自己的信心。他说我们军队是硬的，如果搞自我批评，今天批评一下，明天批评一下，军队就不能打仗了。我说，这样想是不对的。自我批评是否会失掉自己的信心呢？比如贺老总（注「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军团长。一九三六年七月红二、六军团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他任总指挥。--第44、270页。」），在这次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就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他的这种自我批评是不是会使我们对工作丧失信心呢？我想不会的，相反，我们的信心更大了。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估计得客观，不夸大，也不缩小，实事求是地把毛病找出来，我们以及我们的士兵，都不会失掉信心。我们不抹煞成绩，同时也不掩盖缺点、错误，这样对整个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末，自我批评是不是会丧失我们的威信呢？威信在军队里头是很重要的。如果军队领导干部没有威信，下级就不听命令。那就不能指挥作战。但是要知道，靠上面发给你一个威信，靠招牌来建立威信，都是靠不住的。威信是建立在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平时工作上面的。进行自我批评，克服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只会使你的指挥更正确，工作做得更好，因而你的威信就会更高，有些同志认为，有了什么毛病、要不分场合到处作自我批评，如果是那样，当然也不好，应该弄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的批评是对待革命同志的。在敌人跟前，我们不能作自我批评。不能把党内处理问题的原则用来对待敌人。

我们自己应该有自我批评，这一条要经常注意，同时有很多事情还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我们自己的意见不一定是客观的，而别人对我们的缺点、错误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处理问题可能要更客观些。要做到客观，首先要对自己客观，对自己客观了，就可以把人家也看得客观。开展自我批评，会使一个人更虚心、更客观。如果军队干部自己不虚心、不客观，其他部门的干部也就不敢批评军队干部。在军队里，横行霸道的作风有没有呢？我想还是有的。霸道的作风，也就是不客观。霸道作风应该是对付敌人的。比如打仗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搬到党内来，也不能把它搬到革命队伍里来。如果把它搬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和党外人士，这就不好了，应当改正。

四坚决反对自由主义

对犯错误的同志既不能进行打击，槁残酷斗争，也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

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自抗战以来，我们曾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有的同志讲了三个原因：一是由于过去搞过火的打击，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是统一战线环境；第三是由于我们队伍里新的知识分子成分大量增加。我很同意关于这三个原因的分析。过去我对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也估计不足，我有责任。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讲演，只讲了季米特洛夫（注「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第271页。」）的六条干部政策，没有讲到对干部本身的四条要求，即：第一，对党忠实；第二，同群众有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纪律。

我们对于党内的错误倾向，反对得也少，只讲团结，没有斗争，这是有普遍性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工作是被动地而不是主动地去做。组织部长的责任是，看到一种错误的现象，就要问，就要批评，说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这项工作应该是主动地去做。如果是被动的，人家不找来就不讲，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才讲，那就来不及了。第二，只注意组织上的问题，不注意思想上的问题。如果思想根子不挖一挖，是不能够去掉毛病的。第三，只注意下层，不注意上层。一般来说，下面有一种什么倾向都是小倾向，大的事情是闹不出来的。闹独立性也不见得是下面能闹起来的。反对错误倾向，最重要的，是在高级干部身上。只要上面的错误纠正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我这样说，是不是对下面的小问题就不要管？那也不是。下面的小问题还是要批评，但是更应该注意上面的大问题。第四，过去我们只注意个别现象，不能够把某种突出的个别现象作为典型进行一般教育。中央的同志、尤其是毛主席就不同，他们很注意通过个别事例教育大家。

以上这些毛病，实际上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自由主义好不好？当然不好，因为它会助长错误。其结果，只能损害人，损害党。那末，怎样才能克服自由主义呢？第一，我们要像毛主席讲的那样，嗅觉要灵敏，要主动地发现问题。第二，共产党员看问题要尖锐一点，不能明哲保身。第三，在反对错误倾向时，态度一定要坚决，一次不行就几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能够逐步克服错误倾向。第四，要注意纪律。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目的是使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正确的同志更前进一步。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关于整党问题的讲话摘要。」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同志们！现在大家要下去做工作，我来讲几句话送行。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有了很重大的贡献，这是不能够否认，也不应该否认的。但是我今天不打算讲这方面的事情，我想讲讲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中的两个倾向，或者说两个缺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讲得是否对。两个什么缺点呢？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这两样东西我看都是不好的，都是应该去掉的。从积极方面说，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先讲不要特殊。在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里面，或者说宽些，在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里面，有没有人感觉我是一个文化人，和旁的党员不能相比，对党的关系也要与众不同呢？我看这种人是有的，不但他们自以为特殊，旁的同志也把他们当作是特殊。这种现象，应不应该在党内存在？为要答复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的。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也许还有第三种，文化人和党员各半。不过，这只是过渡形式，是一定要向第一种看法或第二种看法发展的。党对这两种看法的态度怎么样？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党是不是像共产党？党员是不是像共产党员？原则区别就在这里。可否来一个妥协？妥协就是帮助“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所以，妥协的路是没有的。

那末，党员中间是不是还有分别？有分别，分工就是分别，但是分工并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十三条党章（注「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126、129、146、274页。」）里面，一条也没有讲起党员分工以后怎么样，党员就是党员。要说分工，个个党员都分了工，我们党内就没有一个不担任任何具体工作的“单纯党员”。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别的工作高一等？这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注「见北宋汪洙等著《神童诗·劝学》。--第274页。」）的士大夫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凡是对群众、对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样有价值，做好了都同样有功劳。一定要问什么工作最必要，那末，只有说劳动最必要。这才合乎历史的实际。而劳动者恰恰就没有向党向社会要求过什么特殊化。如果一定要求特殊，这个要求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这是后退的要求，这是要使先锋队的党员向党外老百姓看齐，使党向“各界联合会”看齐。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不要有这种落后的要求。

同志们或者还要问，那末，党为什么又说要照顾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呢？我想，这不外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因为分工的特点。每种分工都有它的特点，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军事工作不行，用做军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文化工作中个人活动要多一点，这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新的译文题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7页）。--第275页。」）里面说得很好，如果不照顾到这一点是错误的。还有一个用意，是因为考虑到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的弱点。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们过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党的教育比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识上不免产生一些弱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人家长期照顾，到处对人家讲，我有缺点，你们要照顾呀！这就并不漂亮了。这是我要说的关于不要特殊的第一层。

这一层弄清楚了，接着就好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遵守纪律？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党员是容易解决的；在文化工作的同志中，过去就曾有过一些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的党员不是请客似的请来帮忙的，--这种客是请不得的，请来也会越帮越忙，--那末，就要毫无例外地实行我们的党章第四十四条：“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你说机关枪也是我们的武器，但是我们的机关枪又是哪里来的？是由有纪律的党领导群众斗争得来的。并且越是有了机关枪，就越要依靠纪律。一连人作战的时候，我要向这里冲，你要向那里冲，大家都不听连长的指挥，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纪律有没有束缚性？我们的纪律基本上是自觉执行的，但是假如有一回有一个党员偏不自觉，那怎么办？那就得来一点束缚。是不是这一下就把我们的天才束缚住了？我说不会。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么对不起，就得束缚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决不会感到是束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这些人我们都承认有天才，但是他们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所以，同志们对于这一条完全可以放心。

同志们过去对于有纪律的生活既然不很习惯，现在又要到前方到乡下去工作，那末，在遵守纪律的问题上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我以为要特别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体地遵守。所谓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口头上说要遵守纪律并不难，我们要求的是会场上这样说，散了会私下里也是这样说，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所谓具体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面来遵守。我们说要服从真理，服从革命，赞成的人一定是很多的；说要服从无产阶级，服从共产党，赞成的人也不少；再说要服从党中央，服从毛主席，这也还比较容易；但是说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这就发生了困难。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只能抽象地遵守纪律，不能具体地遵守纪律。具体地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第二个问题，做文化工作的同志要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这个问题对大多数党员是不成问题的。做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在纠正了教条主义倾向以后，一般也不成问题。而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中间，就一直有些不同的议论。有的说，做文艺工作可以不学这两项。有的说，学了反而妨碍文艺。也有的并不发议论，就是不学。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不是叫做革命的文艺工作吗？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严格地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比如怎么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把这一类问题搞通，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怎么能反映一个时代，怎么能反映这个时代群众的斗争？所以，那种以为作家可以不学习政治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群众的意见。这个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曾经详细说过（注「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的第一、第三部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858、865-867页）。--第277页。」），我现在不多重复。我只补充一点，就是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我们有些同志，一高兴就是灵感，一不高兴就是伤感，这叫做感情用事。这样，事情固然搞不好，自己也很吃亏。我们是干人类解放的大事业的人，就算二十岁加入共产党，活到六十岁不过四十年，还要为一点小事情烦恼，不是太划不来了吗？现在同志们到实际工作里面去，这一点，关系更大。为要把工作做好，为要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团结得好，都需要大家努力注意学习政治。

以上是讲不要特殊。现在再讲不要自大。这与前面讲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所以要特殊，就因为自大，要反对特殊，就要进一步反对自大。我不是说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都自大，但是确有一部分同志有这个毛病。毛病是从两处来的，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实的估计。这里要分别研究一下。

有些同志觉得自己过去写过很多文章，画过很多画，作过很多曲，演过很多戏，因此很值得骄傲一番。这是不是值得骄傲？我说丝毫值不得骄傲。如果做文艺工作是一个人的分工，那末，他这门工作做得好，是他尽了份内应尽的责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为什么表现实际，硬比实际做的更值得骄傲呢？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大得很，比如革命，就是要使全人类翻一个身的大事，文艺家就是能把这件大事完全表现出来，他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也还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何况文艺家所表现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同志又觉得自己有许多读者，有许多群众，因此值得骄傲。这个想法适当不适当？我看也可以考虑。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个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不要说一个和群众走反对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也会被群众所遗忘的。并且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现在我们多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究竟有多少群众？应该承认，我们的读者还只是群众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离开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步还远得很。在这个时候就忙着骄傲自己有群众，这就更加有害了。

我们不要把文艺的地位一般的估计过高，同时对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是否都能很客观地估计自己呢？我看有些同志不见得能够如此。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来，俨然有了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我们的这些同志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小菜煮在锅里，味道闻在外面。”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我们口称不如上秤称，看自己的知识够了没有？没有呢！我们的年纪还轻，知识还少得很。我们名为共产党员，但是对于党的知识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样一回事，农民搞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搞农业生产是怎样一回事，现在八路军、新四军打仗又是怎样一回事，许多人都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识，就是社会的知识也很少，我们的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证券交易所也好，纱布交易所（注「上海证券交易所是解放前上海买卖有价证券的投机市场。一九二○年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立，当时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主要从事公债投机。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宣告停业。一九四三年重新设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华商股票为主要投机对象。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一度停业。一九四六年再度复业。上海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六月被封闭。上海纱布交易所即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是抗日战争前我国最大的棉花、棉纱市场。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一九三七年八月停业。买卖棉花、棉纱，分现货、期货两种，期货、交易大多是投机活动。--第280页。」）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写《子夜》（注「茅盾即沈雁冰（一八九六一一九八一），浙江桐乡人。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子夜》是茅盾写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这部小说主要通过对吴荪甫这一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及其周围环境的描写，反映了中国三十年代初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时代发展的趋向，表现了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不可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而是日益殖民地化这一深刻的主题。--第280页。」），就跑了好久的交易所。但是，许多同志不但不知道什么是交易所，就连在上海吃的大米是哪里来的，拉的大便往哪里去的，住了七八年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知识实在是很少的。同志们现在都很年轻，知识少，不能成“家”，这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现在不学习，不深入群众，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四五十岁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充分的知识，没有真正成熟的内容丰富的作品。这种自大的人，就因为不知道这个危险，所以自己不求进步，也不求旁人的帮助。他们最主张批评，最喜欢批评旁人，偏生最不喜欢旁人批评自己。表面上说几句“欢迎批评”的话有没有呢？是有的。每逢演戏，开演前都有人出来说：“我们这个剧排演时间仓促，技术上比较差，希望同志们批评。”但是，这类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有的是假的。你要真的批评起来，那就成了仇人。他们心里是只许人家说好的。这样，使人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正同志式的“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既然没法拿出来，不如敬而远之了。我们现在就要提倡真正同志式的态度，就要提倡自我批评。有些同志想，实行自我批评，这不要丧失自己的身份吗？恰恰相反，最不能实行自我批评的人，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就越痛。斯大林说：“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注「见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280页。」）我们共产党是一个照实际办事的党，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党。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也应该照实际办事，能够说老实话，听老实话。这对于同志们自己，对于党，对于整个新文艺运动，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必要的。

我今天就讲这两点，因为是专讲缺点，又是实行同志态度，讲的话也许不很好听。但是，我的意思是为同志们好，还是为同志们坏？这是大家一定能够弄清楚的。我讲的缺点也只是一部分同志的缺点，就是这部分同志，也有很多优点。头一条就是他们拥护光明，反对黑暗；拥护工农兵，反对侵略者，这是任何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缺点也只是革命中的缺点，从旧社会带来的暂时的缺点，在革命队伍中一定能够很快克服的。我们的同志都是很聪明的人，这一回经过了整风（注「这里所说的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谭常称为延安整风，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81、292页。」），现在又到群众中去做实际工作，进步一定很快。如果我今天的话能够对同志们的进步有所帮助，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

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

一九四一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被封锁的环境。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在这个方针下，我们已获得显著的成效。

首先，我们实行了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边区的部队、工作人员和学生，大家动手生产，到十月份为止，据接到的报告，今年已完成了十万石细粮，还可能超过。现在部队、机关和学校，有些已做到部分自给，有些完全自给。某些部队，如三五九旅，不但完全自给，还向政府缴纳公粮。这样，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今年边区公粮就减少了二万石。这是一种好办法，以后还要继续下去。明年要加紧练兵，但军队还要生产，至少要自给八个月的粮食。

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以加重老百姓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这两种办法谁好谁坏，何去何从，中国人民自然看得清楚。

我们努力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工业品自给，也得到了很大成绩。由于农贷（注「农贷即农业贷款。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调剂农村金融，一九四三年三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农业贷款章程》，共十四条。其中规定，农业贷款分为四类，即农业生产贷款、农村副业生产贷款、农业供销贷款和农田水利贷款，以农业生产贷款为主。贷款利率，长期以年利一分计算，短期以月利一厘计算。贷款一般以一年为限。--第283页。」）政策、奖励移难民（注「奖励移难民--指优待陕甘宁边区外来的难民、贫民以及边区地少人多区域的人民移入垦区从事开荒，发展农业。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颁发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共十九条。其中规定：“经移民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荒，其土地所有权概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荒三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三年免纳地租，三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工地。”--第283页。」）政策、变工（注「变工即换工，是陕甘宁边区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等等。参加变工的农民，组成变工队，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畜力，集体地轮流替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一工抵一工，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第283页。」）政策等的施行结果，今年边区农民增产细粮十几万石，连部队、机关和学校所生产的，共计二十余万石，约值边币（注「这里所说的边币，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一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后停止发行，按陕甘宁边币二十元对西北农民币一元的比价并行流通。--第283、288页。」）一百万万元。由于奖励植棉和提倡纺织，今年我们收棉花三百万斤，可织成一百五十万匹布。又由于我们积极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的工业，我们生产了许多日用品、，如纸烟、毛巾、袜子、火柴、生铁、肥皂、纸张、食盐、瓷器、化学产品等；连棉花在内，我们今年共能减少入口货物总值达边币三百万万元。这样就使得我们边区的经济地位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抗战的力量。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成绩是在抗战环境和边区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得到的。

但是，我们不应自满、要继续努力，争取棉花的完全自给（年产四百五十万斤），必需工业品的完全自给。如果没有敌人的封锁，边区还可年增数百万万元的收入，可以用来增强抗战力量。我们要求国民党立即撤销对边区的封锁，执行误国政策的政府和统帅部，必须立即改组。

我们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的政策。这是为了在严重的封锁情况下，保证以输出边区的产品（主要是盐），换取抗战和民生所必需的物资（布匹等），同时也是为了扶植边区的实业，繁荣边区的市场。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封锁边区食盐出口，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宁夏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竟无耻地诬蔑边区出口的盐为“奸党私盐”。我们边区人民辛苦生产的食盐，经过脚户们长途跋涉的运输，推销出去，每市斤只售十五元五角二分（今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五日的平均售价），而国民党当局坐收其成，每市斤竟要“买路钱”（盐税）十四元零三分。这还不够，还要肆意诬蔑，真是岂有此理！试问，我们以食盐供给大后方人民，换取必需品，支持抗战，为什么国民党当局硬要千方百计破坏呢？这难道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吗？边区的内部贸易是完全自由的，对外贸易基本上也是自由的（只有在封锁环境下，为了保证食盐出口才实行统销）。边区政府领导下的贸易公司和盐业公司，是为了保护边区人民（特别是盐民和脚户）的利益，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这又和国民党当局的各种统销专买机关专为少数人发财，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摧残人民企业的做法，完全相反。

组织合作社有着重要作用。边区人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运输，开展内部贸易，兴办许多社会福利事业。合作政策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下去。但今天我们的合作社中间，还有摊派股金、业务不精、人选不当、领导不强等缺点，必须加以纠正。边区政府对于一切有利于发展边区经济的事业，不论是公营、私营或合营，都予以帮助，而对合作社特别予以减税的优待。希望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地参加合作事业。

由于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的成效，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的增加，加上贸易、金融管理的改善，近年来边区的金融和物价，大体上是稳定的。如果生产有了更巨大的收获时，稳定的程度还要增加。

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提倡爱护公物的美德。

最后，我希望各位参议员对财经工作尽量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边区建设好，打倒日寇，把全中国建设好！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原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延安《解放日报》。当时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

怎样做好财政工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

我们度过了几年的经济困难，现在也还在继续克服困难。应该说，财政厅及各局的同志是努力的，工作是做得好的。另一方面，还有问题，就是工作比较被动。过去我在组织部管干部时，也感到被动之苦，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为什么被动？有三个原因：一是有盲目性；二是存在实际困难；三是主动性不够。第一条是主要的。

关于盲目性。对于事务主义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区别哪些是，哪些不是。比如，材料库的同志发东西要点数，鞋子一百双，不能发九十九双，也不能发一百零一双，而必须是一百双，这不是事务主义。人家来领东西，要给他计算一下，仔细打打算盘，这是必要的。如果来一个“政治领导”，人家要什么给什么，不算帐，那是不行的。我们的工作是事务性多一些，不能像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只是议事，发布命令。说做麻烦琐碎的事叫事务主义，是不对的。事务主义不好是指它的盲目性。

财政厅是有些盲目性的。收支概数，大政方针是什么，哪些主要，哪些次要，自己的收支，人家的力量，不知道就无发言权，就难于主动。连上、团上、旅上各有些什么问题，也应该了解。

做财政工作，就必须下决心，学会业务，否则一辈子受气。少给了解决不了问题，多给了浪费，都不对。做不好，到处都要受批评。因此，我们必须克服盲目现象，情况不明是无法主动的。

关于实际困难，实际困难是有的，例如下面挪用财政款，各地缴回来的不是现金，而是一堆单据，审计不好审。人家是大机关，自己是小科员，科长：人家是老干部，自己是新干部。但只要坚持原则，公平合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关于主动性不足。主动性不足，这是对大家的批评，大家看是否恰当。不是说大家不做工作，而是说对上提建议不够，提问题不够。例如，后勤部门在十一月突增三千人，就应该直接问问厅长，或打电话问财经办事处（注「财经办事处--指西北财经办事处，一九四二年六月成立，主任贺龙。陈云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任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该办事处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第287、343页。」）。发现问题就要追根究底去研究。中央明确指出，上面的指示命令不对的，可以顶回去。上级有不对，就要顶，这不是闹独立性，而是主动精神很好。

二

财政收入的来源有三：一是生产自给，这部分最多；二是税收；三是贸易公司收入。

今年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税收。收入估计：税务局三十万万元，公盐代金（注「公盐代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征收的一种临时捐。一九四○年秋季开始，边区政府为了克服由于国民党封锁而造成的财政困难，组织群众在三边地区（陕西省西北部的定边、安边堡、靖边地区）制盐，向国民党地区销售，以换取边区所需要的物资。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边区人民承担了一部分运输公盐的任务。不直接参加运输者，可缴纳公盐代金，由运输合作社代运。第288页。」）十二万万元，盐税四十万万元，贸易税三十万万元，共计一百一十二万万元。其中，盐税、税局收入可能把不稳。

开支方面：伙食、办公费三十万万元，特费（注「特费--指兵工器材费、技术人员津贴费、保健费、妇女生育费、病员伙食费等。第288页。」）三十万万元，事业费三十万万元，被服、买粮十万万元，共计一百万万元。

因此，财政可以不靠银行发票子，也不靠任何补助，问题在于力争多收少付。

后备力量怎样？有四五个月的后备，如果吃老本，只能支持四五个月。预备力量是有限的，不能随便动用。

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去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就是如此。这两个月因黄金走私，垫出去的法（注「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全国金融，禁止银元流通，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实行法币政策，并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简称法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发行金圆券代替崩溃的法币。--第288页。」）四万万元，折合边币（注「这里所说的边币，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一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后停止发行，按陕甘宁边币二十元对西北农民币一元的比价并行流通。--第283、288页。」）三十四万万元。这些是什么人搞出去的？是机关、部队搞的。因此，首先从财政抓起，停发经费，然后抓盐业公司，停止屯盐。停发经费就得准备挨骂，这不要怕。天下大乱，不如天下小乱，这样金融才得以稳定。

三

做好财政工作，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既要解决问题，而又不浪费。问题一定要解决，决不能饿死人冻死人。不浪费，就是用钱要节省，要适当。钱要用在刀口上，不要用在刀背上。

第二，力量集中，不要分散。要长期打算，把力量集中起来，并且要留有后备，以备救急。如果每一机关都要求有一些余裕，就会分散力量，一有急事，拿不出来，临时这里收几斗米，那里凑几套单衣，是不行的。集中才能救急，这个方针要坚持，可以公开同各旅各团和各单位讨论，请他们考虑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开会开到中央去，我们也是有理由的。

第三，思想要一致。在收支关系上，机关、部队、学校与财政部门是对立面，没有一个单位嫌预算批得太多的吧？我们要用民主协商的办法求得一致。要说服大家，首先是那个单位的首长，然后是经济工作者，再后是群众，使他们的立场与我们一致。

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因为机关多少有些能力，而且人少。解决问题要有重点。

在开支项目上，伙食、草料最重要，衣服次之，有了钱应多发油盐，使大家吃好些，吃得好，病就少。伙食好，意见就少，否则一天三顿饭，顿顿有意见。其次是治病，办公，文化娱乐。这是按生活需要说。

从目前边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财政支付要注意以下几条：

（一）保证粮食不缺，伙食费不缺。

（二）被服布必须节省，要重冬轻夏，收旧省新。收了旧单衣可以做鞋底，做棉衣里子，估计仅这一项全年可以节省六万万元。

（三）停止建筑和装潢，保证办公和文化娱乐。

（四）协助公私生产，但要注意防止浪费，投资不超过原资本的三分之一。

（五）平常要保证经费开支，特殊情况下必须首先保证衣食。

（六）要长期打算。被服应几年连起来考虑，粮食应计算到明年、后年的供给情况。

四

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当然，有了错误或影响全局的问题，应该改的还是要改。

检查要严格。俗话说，“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穷会使工作被动，但是有了东西不仔细核算，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工作也会变成被动。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些，人家就要得多，来得勤。

总之，在算帐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的讲话。」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如果有同志问我，你做了几年组织部长，有什么交代没有？我说有一点。今后我不做这个工作了，彭真（注「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一九四五年八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第291页。」）同志做这个工作。他问过我，你有什么交代？我说：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多少党表（注「党表--指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其中包括入党志愿书。--第200、291页。」），多少小册子。这是在少奇同志房子里交代了的。现在不讲这个，讲另外一个交代。我感到我有责任，把我所看到的一点，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向各位代表讲一讲。同志们研究，看我说得对不对，不对的可以批判，条条可以驳。这七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什么是骄气？就是骄傲之气。七年中间我在工作中接触的干部多不多呢？不很多。去过华北没有？去过华中没有？去过大后方没有？都没有。但是，这些地方来延安“朝山进香”的很多，就在这些接触中间，我看到有一种情形，就是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有功的时候他一定要居；有过的时候你批评他，他总是想很多道理来解释，其目的就是说明他没有过。人家说功他就舒服，说过就不舒服。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是有这种倾向的。我再把界限分清楚一下，我们党内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坏的？基本上是好的。基本上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是带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我前面讲的那种状况，在党内整风（注「这里所说的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通常称为延安整风，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81、292页。」）以后和整风以前是不是一样呢？不一样，有变化，整风以后有很大的改进。这种状况还有没有呢？在一部分干部中间还是有的。整风有一部分干部整到了，有一部分没有整到，我说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在这一部分前面我再加上两个字，是“很大”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些干部是地方的，还是军队的？我说，都有。地方也有，军队里也有。照我看来，军队里头比地方多些。这是我的看法。有骄气的干部是下级干部，中级干部，还是高级干部呢？都有。下级也有，中级也有，高级也有，大头子也有。下级干部的个人主义，高级干部的个人主义，性质是一样的。但在我看来，两个“包袱”不同。因为下级干部虽然背个人主义这个“包袱”，但他只能背那么多。比如当一个连长，他只能背一条被单，两双鞋子，一包牙粉，一把牙刷，身上只有这一点。背那么一点好不好？也不好。但是大干部、大头子，党头、军头，就有大行李。有被子，有褥子，有时候有两条被子，还有毯子。行李担子里，有大行李，也有小行李。所以说高级干部中间，如果有这种倾向，那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中级干部。我说的“包袱”是什么性质？是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里有个人主义的成分。为什么骄傲呢？骄傲并不是没有原因，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看到自己有功劳，看到这一点就骄傲起来了。如果他觉得自己毫无功劳，那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骄傲是因为觉得“兄弟有点功劳，可以骄傲”。

所以我顺便讲一点对功劳和错误的看法。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为什么不能这样看？人民为什么是第一呢？道理是很清楚的。哪一条英雄好汉要是这样想：“如果我不干革命的话，老百姓一世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不出来的话，老百姓不得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了。”我看是错的。这条英雄好汉，死了以后，革命是不是停顿呢？老百姓是不是不革命呢？老百姓还是要革命的，党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可见头一条不是英雄好汉，而是人民。第二是党，对党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比如拿军队来讲，我们的军队也会打败仗，但是打不垮。这一件事我有亲身经验，耳听为虚，目见为实。长征中，五军团（注「五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它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当时，董振堂任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云是中央代表。--第36、293页。」）行军时天天打仗，打了一百天，看起来不能再打了，手里拿着火把走路，精神很不好，但如果上面决定要打，那任何人都可以丢掉火把照样打，把敌人抵住。被人家俘虏去，还一个一个跑回来。长征时那样苦，谁也不愿意到旁的地方去，还跟着我们。因为这种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这种队伍好带也不好带。不好带，是大家都讲革命的道理，来不得强迫命令；好带，是因为大家都觉悟了，每个人都拼着命干，自觉地干。在别的军队里头，一个连长、团长、师长反水，就可以把队伍带走，可是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某个什么长反水，下面的战士可以把他杀了，不跟他去。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从前有，现在也有。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党的力量。共产党到了一个地方，人民就欢迎，老百姓首先问你是不是八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他是穷人，他想翻身，打土豪分田地，想“共”一点产，他赞成共产党。这不是个人力量，这是党的力量，党的影响。我们共产党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内战后期，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们。我这样说不是为那时的错误辩护，而是讲事实。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这一切证明我们党的力量是伟大的。所以，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才是个人。

个人有没有作用？如果我否定个人的作用，那也是错误的。如果说，个人完全没有作用，那我们现在还拥护毛主席干什么？我说个人有作用，有时还有很大的作用，这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以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讲我们的毛主席领导得好。但无论怎样，根本的东西是老百姓，是共产党。如果承认上面的话是对的，那末，一个人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还做得不错，是不是可以说，我的功劳蛮多？这样说法就不适当。应该这样看：在人民的革命要求之下，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适合客观情况，做了工作，错误还不多，工作还马马虎虎。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你也做到了十分，这种情形很少。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因为你自己有缺点，只做到八分或六分、五分，这种情形是很多的。那这里头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客观情况很好，本来可以做到十分，但是因为自己有错误，成绩一点没有，缺点蛮多，或成绩只有二分、一分，错误有八分、九分，非但无功，过错一大堆，就更不应该骄傲。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看问题，这样看对不对？对的。我们确实不敢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了头，看得太大。

如果别的同志尊重你，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那就要小心。说你好，你的肩膀不要觉得轻松了，轻松了就要摔交。什么时候容易摔交呢？长征中有这个经验，平常走路生怕跌交，小心得很；如果你以为自己行军从来没有跌交，那就很快要跌交了。所以人家说你好，一定要小心。要想一想我是不是那样好，恐怕没有那样好，应该小心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里有好多这样的例子，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下爬不起来。最显著的例子，我看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注「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139、295、344页。」），一个是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88、139、196、295、342页。」）。陈老头从前还不是了不起！大革命（注「大革命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失败，--第170、233、295、362页。」）时公认为党的领袖。张国焘，张主席，在边区做过主席，但是当他离开了老百姓的时候，当他离开了党的时候，一个大钱也不值。前清时候用的是麻钱（注「麻钱即方孔铜钱，因用麻绳穿起来存放）所以民间有这个称呼。--第295页。」），后来用的是铜板，他值不值一个铜板呢？不值。他们现在搞什么？陈独秀死了，他搞过取消派反对我们，老百姓不拥护他。陈独秀是不是从前的陈独秀呢？后来的陈独秀和大革命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人，前后都是陈独秀，以前拥护他做领袖，以后大家都不理他了。张国焘从前是张主席，现在搞特务，有没有人拥护他？拥护他的只有蒋委员长，老百姓不拥护他。他原来的山头大不大？四方面军（注「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合编组成。一第37、93、295页。」）很大，但他走的时候单枪匹马，干部统统离开他，警卫员也回到了延安，他一个人在清明时节雨纷纷中走了。这件事，可以做我们的教训。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应该这样估计。我们的功劳是哪里来的？头一件，老百姓要革命。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

对于犯错误的看法，我觉得除了一个人的立场不正、心术不正以外，犯错误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对客观的事物看错了，所以行动也错了，这是结果。这种情形多得很，过去多，现在多，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说“老兄你错了”，是不是面孔就要红，就不高兴？有错误当然不好，但只要态度正确，也不要紧。假如你有错误，人家讲了，就请教请教，问一问人家怎样看法，纠正一番，以后可以少犯错误。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我们肩头担负这样重的任务，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他，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例如敌人很强，我们侦察错了，以为很弱，便打了败仗，败仗就是其结果。这种情形不但过去有，将来还有很多，每个人都会有的。

我为什么在七大（注「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296页。」）的会议上费这么多时间，讲一讲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我做了七年组织部长，看到这件事，需要在大会上讲一讲。希望大会的代表审核一番，对不对，对的几分，错的几分，或者全对，或者全错，错了条条可以驳。如果这种情形确实存在，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有所改正。现在是一个时机，很重要的时机。毛主席的报告指出了，根据现在的世界大势、中国大势，我们是处在决战的前夜。我们有这样的志向，要解放全中国，使全中国的人民起来，把政权拿在手里。要做这件事，而且马上就要做，开七大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现在全党的任务是要增加力量。增加力量的方法很多，有的是扩大解放区，有的是缩小沦陷区。对个人来说，要增加又要减少，增加就是要学习，减少就是要把“包袱”放下，放下“包袱”也是增加力量。这个力量的增加是不可估计的。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是有军队的党。我们干革命，有地方工作，有军事工作，现在主要是军队工作，武装斗争。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它的组织更集中，干部的责任很大，高级干部的责任更大。四万万五千万人能不能翻身解放？解放得早还是迟？少牺牲几十万人还是多牺牲几十万人？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把希望寄托于我们的高级干部身上。如果我们搞得好，便胜利得早，人民解放得早。如果搞得不好，四万万五千万人便不能很快解放，革命胜利会推迟多少年，人要多牺牲很多，那我们就对不起老百姓。我们党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共产党员，是老百姓派你当代表干革命，老百姓要你领导他们求得解放。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得失。我们要兢兢业业，所有坏的东西，一切应该丢的东西，统统丢掉。我们要在老百姓面前，负起责任，如果不是这样做，便没有尽到责任。人们说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孝子孙。这个责任摆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好好地、兢兢业业地注意这个问题。我重复一句，我们的同志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好的共产党员，现在我说的是好中间还有一些缺点，一部分干部有这样的缺点，现在要把缺点改掉。从前内战时期，有一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王明写的一本“左”倾教条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出版，题为《两条路线》。次年再版，改为现名。--第298页。」），那是不好的。我们要把“包袱”丢了，真正为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把自己的力量加强，把党的力量加强。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一部分。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再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八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一）苏联力量的存在，对我在满洲（注「满洲--原是清代满族的自称。满族过去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所以后人称东北地区为满洲。--第299页。」）的工作方针，显然起着决定的作用。根据三个月的经验，我们已可看出，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注「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自哈尔滨起，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这条铁路，原为俄国修建和经营，称中东铁路。一九○四年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据，称南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仍称中东铁路，九一八事变后也为日本所占。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统称中国长春铁路，归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苏联政府将长春铁路全部移交给中国。现分段改称滨洲、滨绥和哈大等铁路。--第299页。」）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注「中苏协定--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和《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第299页。」）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二）在美国积极支援下的国民党军队，现在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虽然国民党的处境甚为困难，但它的部队仍均集结，准备向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前进。苏联除要我们军队退出大城市外，现在更要我们交还已接收的政权，禁止我们在三大城市中一切足以妨碍他们公开执行中苏协定的措施。为了执行中苏协定，苏联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必须的，是应该被我们谅解的。苏联军队原定于十一月底撤退完毕，现在又重新开回。这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将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正式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实力为后盾，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满洲。

（三）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东满（注「东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长春线以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延吉、安图、敦化等地区。--第300、321页。」）、西满（注「西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南（今洮安）、扶余、双辽、开鲁、阜新等地区。--第300、306、321页。」），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四）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同时迅速地把我撤出以后三大中心城市的工作放在应有的地位。在那里，我们必须与苏军取得密切的合作，继续争取资材，克服我们在城市的过“左”措施，不便苏联在应付国民党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并使他们增加对我们的援助。应该预先布置在苏军退出、国民党进入城市后的工作。例如，开展群众运动，创办报纸，吸收人才、资材，打进国民党及其他各种合法组织，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五）在北满，我们估计，哈尔滨及中东路某些主要城市将迟早由苏军交给国民党，更由于北满是处于南满（注「南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第301、306、321、371页。」）的后方，因此，我们认为，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如以珠河（注「珠河原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县，解放后与苇河县合并为尚志县。--第301页。」）、牡丹江为中心，以佳木斯、依兰为中心，以绥化、北安为中心，以洮南、三肇（注「洮南原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县，一九五四年划归吉林省，一九五八年与白城县合并为洮安县。三肇指黑龙江省的肇东县、肇州县和肇源县。--第301页。」）为中心，以讷河、龙江为中心，建立若干根据地。我们的兵力、干部、资材，必须主动地向那些地区转移，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

（六）我们认为，争取我党在满洲的优势是有着许多有利条件的，苏军对我们的援助即为有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们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须经过一个与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教育干部时时注意新地区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的工作方式，防止把老解放区的老经验机械地运用到新地区的倾向。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政治的和纪律的教育，密切军民联系。要十分注意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以及系统地培养本地干部的工作能力。

（七）在北满迅速建立根据地的最大困难，在于老部队的缺少。直到今天为止，北满的老部队不到一千五百人，新组成的部队已达二万五千人。在人力和武器方面说来，大的发展可能性是具备的，如果再有三个月的时间，东北局能够从南满抽调四个大团进入北满，组成五万人以上有战斗力的部队，是有把握的。否则，部队的数量虽大，不但不能战斗，而且其可靠性也是成问题的。最近宾县、北安被蒋匪攻占，某些新部队叛变，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这种情况，在国民党进入北满之后，必将更为严重。

以上各点，对迅速建立根据地有重大意义，望东北局帮助解决，并请转中央。

*注「这是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的，以陈云、高岗、张闻天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当时陈云同志是东北局委员、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

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

北满（1）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

一、国民党接收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市。除龙江省（注「龙江省--即当时的黑龙江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等九省。--第303、308页。」）之漠河、鸥浦、呼玛、奇克、乌云（注「黑龙江省的鸥浦县已并入呼玛县；奇克、乌云二县与逊河县合并为逊克县。--第303页。」）五县，合江省之同江、宝清二县，尚被匪占领我正进剿外，所有嫩江、龙江、合江、松江、牡丹江（注「这里所说的牡丹江省，当时实际上是绥宁省。该省是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了牡丹江等地之后，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设立的。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改为牡丹江专区。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牡丹江专区与合江省东安专区合并，成立牡丹江省。一九四八年七月撤销牡丹江省，所属牡丹江地区划归松江省，东安地区划归合江省。--第303页。」）五省之县城都在我手。嫩江、龙江、合江、牡丹江已有民主省府，松江省正开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各县政府绝大部分已初经民选。村政权只有个别已经改造。

二、“八一五”（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日子，简称“八一五”。--第303、321、353页。」）后北满所有股匪都是政治土匪（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匪，实际上是伪满军警和地主武装。所以，这里称政治土匪。--第303、310页。」）。现仅龙江五县、合江二县仍被匪占领。

土匪经过重创后，大部蔽伏待机；尚在流窜的，二三百人者尚有十余股，五百人以上者有四五股，窜入哈齐两市者有三四千人。估计不论东北是战是和，国民党均必利用残匪扰乱北满。我积极的剿匪政策收复了许多县城，并锻炼了新部队的战斗力。

三、北满六十五个县，我已占的五十八个县中，农民已经发动者十六个县，宾县、宁安、木兰、方正、通河五县更普遍深入，其余仅在开始。农民斗争目前是清算运动（注「清算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解放区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目的是清算汉奸、伪军的罪行，收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财产，摧毁伪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组织群众团体。--第303、324页。」），同时分配开拓地、满拓地（注「开拓地、满拓地--指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拓务省“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后扩大为“满洲拓殖公社”）和伪满民政部拓政司（后扩大为开拓总局）组织的各种开拓团所夺占的土地。其中，分配给日本移民的土地称为开拓地，租给中国农民的土地称为满拓地。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中提出：“所有东北境内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应立即无代价的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贫民所有，以利春耕，以增民食，并免致荒芜。”--第304页。」）、汉奸地，减租增资。仅有清算，农民在经济上不能翻身。北满多是山东、河北来的开荒农民，大佃农及经营地主很多，雇工、零工、伙种雇工占农民百分之六十。如不能满足此百分之六十雇农的要求，我无法取得多数农民的拥护。目前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分开拓地、满拓地，向地主租地，实行减租，以及政府帮助调剂农具、耕牛。北满地主武装很多，且多与土匪勾结，农民如不武装起来，便不敢斗争。我们的政策是发动经济斗争后，迅速武装农民，搜缴地主土匪武装以加强之。农民武装起来后，再扩大经济斗争，简称“经济--武装--再经济”。现宾县已有一千人的农民自卫队，其中七百步枪缴自地主。宾县自卫队实际上是村区最有权力者，其余各县自卫队则仅在开始。武装农民，应成为农民已经起来的标准。由于国民党勾结伪匪，我经过四个半月的剿匪、民运工作，北满农民已认识共产党是帮助农民的，国民党来不利农民。一般人民对我纪律严明及生活艰苦有好感，外县人到哈市，传布我军好处多，不满者少。

四、争取学生工作也有成绩。现已吸收一千二百名大中学生到民运部门及军队工作。松江各县县立中学均已开课，开始时用军政学校教导队名义不易招生，故取缓进政策。各县开办短期训练班，一二星期后组织工作团到农民中去，最为有效。要有学生运动经验的党员去做学生工作，争取进步教员。中学复课费钱不多，社会同情，这是争取广大学生的根本办法。

五、到二月底止，北满军队和地方的新党员只有一千人左右，军队占十分之六。我们吸收党员取谨慎政策。在军队中，必须经过战斗考验或经过反内奸、反逃亡的斗争。农民党员必须经过斗争考验后选择吸收。估计三月以后的发展将迅速一些。

六、进攻哈市的准备工作如下。三五九旅主力及松江部队共一万一千人已进到市郊，哈市十个区中，我军已进驻七个区，只有南岗、道里、道外三区，因苏军未撤尚未进去。北安调来一千五百人已在松浦（注「松浦--当时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区。--第305页。」）集结。经我工作，哈市各界名人、各重要社会团体，已发出要国民党军停止北上通电，并将请求人民自卫军入市维持治安（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松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请求人民自卫军进驻哈尔滨市以维护哈市人民生命财产案》。人民自卫军即原东北抗日联军。--第305页。」）。国民党方面企图保持其市政府。我一切准备工作放在武装进攻上，拒绝与其谈保存伪市府问题。对进攻哈市不可轻视，但攻克是有把握的。

七、经过八个月的工作，我在北满已掌握主动。去年九月到十一月，是坐在大城市扩大武装，并且由于对国民党及伪满（注「伪满--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305、307、323、380页。」）残余施展的“先当八路军后当中央军（注「中央军原是蒋介石系统对自己嫡系部队的称呼。这里泛称国民党的军队。--第305、349页。」）”的阴谋无警觉，又由于北满干部少，老部队少，所以各县都发生部队叛变和蒋匪到处向我进攻的事。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下旬，我将一切力量都使用于掌握连队、巩固部队，并积极组织机动兵力向匪主动进攻，稳住了局面，从被动挨打转为主动打击。二月至三月中旬，我军主力到达，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争，克复了二十二个县城。剿匪大胜，开辟了农运的前途，但由于到达北满的地方干部甚少，龙江、合江农运现在才开始。

八、必须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我们的任务有三。一是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二是把发动群众看成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拟用下列两种基本方法来满足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的雇工、零工、伙种雇工的要求，即分配开拓地、满拓地、汉奸地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增加伙种雇工的实物工资或减低其租额，领导零工向地主、大佃农租地。三是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不仅继续扩兵，以新兵补充南满（注「南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第301、306、321、371页。」），而且要建成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兵团，去补充主力。

为完成上述任务，请求东北局给我们下列三点帮助：（一）将南满、西满（注「西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南（今洮安）、扶余、双辽、开鲁、阜新等地区。--第300、306、321页。」）一部分干部转移到北满，加强地方工作、大城市工作和掌握铁路、矿山、工厂。（二）派遣军事干部、练兵干部及组织十个补充团的干部，到北满各省扩兵和练兵，以备源源南下。（三）增加北满分局的领导人员，加强分局的领导。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起草的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

（1）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

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

东北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

（一）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初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一九四八年一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区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三月东北野战军整编为第四野战军。--307页。」）和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和伪满（注「伪满--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305、307、323、380页。」），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地人民和驻东北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这些武装通称东北义勇军。--第97、307页。」），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对日反攻以后，我党更从关内派遣大批军队和大批干部至东北，帮助东北人民创造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但是，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蒋介石，在美国反动派援助之下，违背和平约言，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我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人民，从去年十一月山海关战役（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由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向山海关发动突然袭击，驻守山海关的共产党部队进行自卫还击后，于十一月十六日撤出山海关，退守绥中。--第307页。」）起，至今年六月七日两军停战（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东北，坚持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地区，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自卫还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于三月二十七日在重庆签订东北停战协议。但协议签订才三天，国民党军即在美国的援助下，向营口、鞍山、四平街等地发动了新的进攻。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无条件地停止内战，加上蒋军战线太广、兵力不足，六月六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东北各军，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战十五天。同日，周恩来发表关于东北停战之公报，同意休战十五天，并愿尽一切努力，谋取谈判成功。六月二十一日，双方宣布东北停战期限延长八天。后又宣布无限期停战。蒋介石宣布停战，实际上是准备新的进攻。--第307页。」），这一时期内，举行了英勇坚决的自卫战争。目前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国民党仍在积极准备再进攻。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粉碎蒋军的再进攻。但是，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克服这些弱点，方能达到目的。

（二）根据上述情况，东北局规定下列各点作为当前任务。

〔甲〕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目前英美矛盾增长，美国内部矛盾又极严重，蒋介石在全国范围说来仍感兵力不够分配，且人心不顺，经济困难，尤其重要的是我党我军的力量强大和坚决斗争，因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十五天及八天停战期满后，又宣布无限期停战。在某些蒋军力量不足地区，停战对于蒋军亦属有利；在蒋军力量充足地区，例如中原区、胶济路，蒋介石已经发动大打（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以三十万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保存力量，争取主动，中原人民解放军在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下，于六月底分路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自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起，国民党军向胶济路沿线发动进攻。山东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第308页。」），苏皖亦有很快大打的可能（注「苏皖有很快大打的可能的估计，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以数十万兵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八百里战线上，大举进攻苏皖解放区。华东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十八个团，自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集中优势兵力，七战七捷，共歼灭敌军六个旅、五个交通警察大队，约五万六千余人。--第308页。」）。对于目前东北，蒋军兵力不足，利于停战，但如增兵到来，便有极大可能向我再进攻。蒋介石在此次南京谈判（注「这里所说的南京谈判，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起国共双方在南京举行关于结束东北冲突、恢复交通、整编军队三个问题的谈判。参加谈判的，除国共双方代表徐永昌、周恩来外，还有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美蒋方面对谈判毫无诚意，拒绝了中共提出的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的四项建议。--第308页。」）中，除允许给我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及嫩江省（注「龙江省--即当时的黑龙江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等九省。--第303、308页。」）一部和延吉地区外，其余均要接收，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此为我方所绝不能接受者。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某些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因此，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在这个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下，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从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总之，和平是必须取得和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靠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国际和国内各方助我之力量才能发生作用，才能取得可靠的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

〔乙〕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注「见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9-1183页）。--第309页。」）。大城市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大城市暂时一般地不易确保，如果偏重大城市，轻视建立根据地，我们将有既无大城市又无根据地的危险。因此，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这种规定不能解释为不要大城市，轻易放弃大城市，或者可以破坏大城市，相反地，不论我军已占或未占的大城市，都须依照不同情况进行工作。而且，建立根据地，正是便利争取大城市。我们所要创造的根据地，是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在内的，但必须认识，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因此，强调城市轻视农村的观点，是与事实和要求不相符的，必须加以肃清。发动农民的方法，是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并使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注「“五四指示”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主要内容是，坚决支持广大农民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指示，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作了重要的改变。--第309页。」）迅速普遍执行。在农民翻身斗争中，提高农民的觉悟，武装积极的农民，改造村屯政权，使乡村的政权确实掌握在农民手里，并随之建立农会，组织各种各式的人民武装，吸引农民参加战争的各种工作，使东北自卫战争成为广大人民参加的战争。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必须吸收在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加入我党，并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堡垒--支部。只要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了，并积极参加自卫战争，我们就能建立不可战胜的阵地。为了迅速有效地创造地区广大的根据地，应以主力兵团的一部，配合当地的地方武装，采取积极行动，肃清政治土匪（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匪，实际上是伪满军警和地主武装。所以，这里称政治土匪。--第303、310页。」），调集干部组织地方工作团，首先集中工作于根据地的要点，逐渐推广，联系成面，力求在半年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

〔丙〕应向全党全军明确指出现时的斗争和战争的目的，这正是目前党内所含糊不清的问题。我们是为保卫解放区而斗争。东北人民已经从日伪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自由生活的解放区。但是，中国反动派在外国反动派的援助之下，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人民不能不举行自卫战，因为不自卫就灭亡，所以自卫战是完全正当和必需的。并须指出，自卫战的目的，是为实现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而斗争。在经济上，是为劳苦人民争得土地、房屋，以及分粮、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免除失业、发展生产的民主而斗争；在政治上，是为推翻敌伪残余和特务、警察的统治，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由人民自己掌握政权的民主而斗争；在军事上，是为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警察和政治土匪的压迫，为组织人民武装的民主而斗争。这些是我们斗争和战争的目的，也是为民主而斗争的具体内容。因此，我们不能不估计到各个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地位，比之抗战时期会有若干变化。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反内战反独裁，要求和平民主，仍然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应估计到，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企图及蒋介石的卖国行动，已引起了中国人民反美帝国主义反蒋介石卖国的运动，在这些斗争中民族的性质将逐渐加重，因此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在保障基本群众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结成广泛的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统一战线，这是极其重要毫不可轻视的。但又必须清醒估计到，今日的东北已非抗战时期的敌后，不要被地主阶级所蒙蔽，不要委任和发展地主武装，必须紧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

〔丁〕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作战的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为此，应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方针。消灭敌人，就达到保卫根据地的目的。一般地不作阵地战，广泛地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所有军队人员必须有充分的群众观点，军队必须协同地方武装进行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第311页。」），严格注意纪律的检查，任何破坏群众纪律的行为都是等于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应充分发扬我军既善于打仗又善于发动群众的光荣传统。

〔戊〕适应长期战争和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必须在军事、剿匪、民运、土地、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工作、文化和建党、建政等等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时时注视工作进度，根据工作的经验，作出扼要的总结，并使各地经验迅速交流，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干部能力。

〔己〕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干部中这些不良倾向的来源，一方面由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足，另一方面主要的由于不认识东北斗争的形势。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凡能深入农村者给以鼓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这就既可以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又可以彻底改正干部的不良倾向。

（三）东北是处在长期艰苦斗争的环境中，但东北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在东北已占先机之利，党领导了强大的军队，有几万外来和本地的干部，广大劳动人民又迫切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相反，国民党反动派不可能给东北人民以任何利益，他们勾结敌伪惨杀人民，排除异己，贪污腐化的结果，必丧失人心。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增加它在东北的武装力量，但无法占领全东北。它占地分兵的结果，将遭受各个击破。目前在军事上虽然仍敌强我弱，但力量对比相差的程度并非内战和抗战时期的悬殊。内战和抗战的时候我可战胜，现在更有战胜的把握。在敌我所站的地位上，不论他们如何进攻，像内战时期的“围剿”和抗战时期的四面围来的“扫荡”，这种情势是不存在的。同时，东北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有全国解放区一万万几千万军民的配合，有全国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要求和平民主独立运动的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国坚持内战的结果，高树勋、潘朔端（注「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一九四五年十月率新编第八军等部一万余人在河北邯郸内战前线起义。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该军总司令。这次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和争取国民党军起义，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军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运动，当时被称为“高树勋运动”。潘朔端（一九○一--一九七八），云南威信人。原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一九四六年五月率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起义后任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第313页。」）将军的继起者一定会出现的。从全国范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的发展过程看来，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国民党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人心。在这样有利条件之下，只要我们全东北的干部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与群众在一起，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地向着奋斗目标前进，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一定可以建立起巩固不拔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使东北和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四）东北局决定：这一决议必须在各级党部中讨论，澄清干部的思想，并将检讨的结果报告东北局。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决议。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改。」

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

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

一、东北形势，目前仍是敌强我弱。

应该对东北形势做出正确估计：东北不仅是国内而且是国际革命和反革命争夺的一个焦点。如果我们能在东北完全站住脚，中国革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正基于此，美蒋与我必争。他们怕我们和苏联联系，企图在东北彻底消灭我们。如果我们在东北增兵，他们也会从关里调兵遣将的。我们与其跋涉千里从关里调主力部队到东北作战，不如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就地扩大武装。国民党在东北和关里采取打打停停政策，极力避免两面作战。我党中央也采取两面呼应的对策，这样会减低对东北的压力。蒋介石已令杜聿明（注「杜聿明（一九○四--一九八一），陕西米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314、320页。」）在东北就地收编伪军、汉奸、特务、土匪、伪警，扩大武装，把地下军一个军扩大为三个军。美国在青岛给蒋储存大量军火，依靠这些来武装东北新兵。

在东北，由于日寇统治十四年，一般群众对国民党存有相当的幻想，认为他们是正统，牌子正，有美国援助，力量大。我们虽然亦工作了几个月，但在群众中影响仍比国民党小。目前在东北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打人民战争还谈不到。

我军现有三十万，数目不小，其中正规野战军十万，干部二万。但是，新成分、新部队比重很大，尚不十分巩固。如没有老百姓配合，军队作战不能取得相当胜利。

从以上三方面估计，敌强我弱的状况在今后一个时期还会存在。敌之所以强，主要是因为有美国人帮助；我之所以弱，主要是老百姓没有发动起来，同时一部分部队和干部思想上混乱。当然，对敌之强既不应夸大，亦不应看轻。我应不放松有利条件，也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应在思想上作最坏的打算。

二、总方针是发动群众，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主要的办法是发动群众，增加我们的力量。从关里再调主力部队是不可能的，因为关里也在打。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在关里和关外全面打，这样更有利。调主力到东北也不是好办法，没有群众支援，单纯拼骨头，打来打去，是会打光的。

要站住脚，就得有群众。没有群众，地方虽大，离敌很远，也站不住；有了群众，地方虽小，离敌很近，可以站住。长征走了很多地方，都没站住脚，到了陕北才站住了，主要是那里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现在是“租房”，尚未造屋。群众不起来，干部恐怕要当“华侨”，十万主力也要打完的。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

群众能不能起来？可以起来，一定起来。阶级斗争客观上可以展开。

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得要掌握武装，因为地主普遍有枪。从经济斗争到武装斗争，再深入经济斗争，再进一步转入武装斗争。这样农民不仅敢同地主斗，也敢同国民党斗了。

争取每个村建立人民武装，建立党组织。在六个月到八个月内，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把东北群众工作搞起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干部下乡。不分男女、新老及哪一级干部，都要下去。军队每个团都要抽三分之一指战员下乡。要当参谋，参群众之谋。城市、机关、学校工作都可放松一点，受些损失都可以。乡村工作的比重应占全部工作的百分之八十。

三、目前的六项任务。

（一）纠正干部中的混乱思想，建立长期战争观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抱和平的幻想。和平只能是力量较量的结果，是打出来的。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不是公平调处，而是以扶蒋反共为目的。马歇尔（注「马歇尔（一八八○--一九五九），曾任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驻中国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宣布“调处”失败。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离华国国。--第316页。」）的调处，实质上是主张能够今天消灭就今天消灭，否则，待蒋介石的力量养大了再干掉我们。魏德迈（注「魏德迈，一八九七年生，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四年十月来华，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和蒋介石的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七年七月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的身份到中国“调查”，寻求扶植和控制蒋介石集团的办法。--第316页。」）则主张今天就消灭我们。总之，美国准备尽一切办法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美国采取假仁假义的两面手法，我也需要准备两手，慎重对待之。不能寄希望于国际条件的变化。

东北的斗争是很尖锐的，是长期战争的形势，是停停打打的长期战争局面，但停的局面不会很长。国民党的力量只要一准备好就会再打。我党中央的方针是，如果他们打哈尔滨时，关里就配合，最近打山东（注「这里所说的打山东，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山东人民解放军对胶济线和津浦线上的国民党军发动攻击战，先后解放胶县、张店、周村、德州、泰安、枣庄等十余城镇。--第316页。」）就是一个信号。国共谈判问题很无头绪，国民党准备的是“囚笼”政策（注「“囚笼”政策原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也用此政策，妄图摧毁解放区。--第316页。」），无非想一网打尽我们。因此，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二）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根据地主要是广大乡村，加上二三等城市和次要铁路线，这是占第一位的。第二位才可能搞下大城市。不依靠大城市亦能掌握二三等城市和广大乡村。从建立游击区发展到根据地，主要是发动农民问题，轻视农村工作是不对的。

目前东北的群众组织，最重要的是建立武装组织，要以武装为中心，建立政权和党支部。要重视农会组织，县可成立县农会，县委可设立农委。

群众工作的主要要求：一是提高农民的觉悟，开展斗争，与地主扯破脸；二是培养起本地干部。

党员发展的条件：三敢，即敢于要土地，敢于斗争，敢于武装；三不怕，即不怕离家，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新党员发展到足够数量时，要做巩固工作，争取每个乡村都有我们的堡垒（注「这里所说的堡垒，指共产党支部。--第317页。」），避免大量发展又大量清洗。坚持积极发展、个别吸收的办法。

（三）提出正确的斗争口号，发动群众为此而斗争。现阶段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关键是实现经济、政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解决农民经济生活问题：政治民主，解决农民的政治地位问题；军事民主，解决组织农民武装问题。

目前东北是一个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场所，和抗日战争时期不同，各个阶级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是第一号敌人。

（四）实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一般地不打阵地战。战争应作持久的准备。目前部队问题较多，正气不扬，邪气发展，有些干部腐化，应该很快调整。破坏一次群众纪律等于军事上打一次败仗。要防止到地方上抓一把。当然，地方应该适当照顾部队，目前搞好部队建设，主要是抓政治工作，解决部分指战员的思想作风和群众观念的问题。

农村分地前，县、区武装不可靠者，由主力改编；分地后，成立新的武装。

（五）解决干部思想问题。许多干部来时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缺乏长期战争和下乡苦干的决心，向往大城市。部分干部暴露了享乐、腐化、闹地位、争待遇和厌战情绪，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够。

要大家懂得，东北是新解放区，斗争艰苦，困难很多，群众未发动起来。需要大喝一声，大家要丢掉那些错误的东西。要准备出现最困难的情况。

干部是可以说通的，使其了解形势和任务。要组织工作队，许多同志要下乡，应该到斗争中去上大课。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不论是中央委员还是区委委员，都是群众一级的干部，大官要做小事。

（六）纠正工作中的盲目自流现象。党、政、军、民各项，都要有政策，有工作计划，随时检查，总结和交流经验。

以上六项任务有一个中心，就是发动群众。

四、东北的斗争是艰苦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东北八个月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开辟了这样一个新地区，牵制了二十一个美械师，使得关里解放区得以休整六个月，土地问题开始解决，关里解放区民兵发展至七百万人。坚持东北的斗争，对关里各根据地的斗争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国民党不会给群众好处的。只要我们把群众工作做好了，东北人民一定会跟着我们一道干。

蒋介石露骨地给美国许多利益，如内河航行（注「内河航行--指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中国的内河自由航行。这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向美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所谓在复员期间准许外国轮船驶泊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四埠装卸货物的决议。同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进一步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规定，缔约此方的船舶可以在彼方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及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最便捷之途径”通过彼方领土的自由。缔约此方的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时，开入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及领水”。条约表面上双方享有对等权利，但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远洋运输设备的情况下，这只能是美国单方面享受的权利。这个不平等条约缔结后，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第319页。」），天津、青岛驻兵（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师在天津登陆。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又先后在上海、青岛、秦皇岛等重要城市驻兵。为控制中国，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的人数达到九万人。--第319页。」），等等。国民党区民心厌战，反对美国。蒋介石的威信大大降低。他经济上有困难，军事力量不足，与十年内战时期、八年抗战时期相比，已差之甚远。像过去那种对我“围剿”、“扫荡”的形势，已不存在。

全国军队：国民党三分之一，杂牌三分之一，我们三分之一。打来打去，杂牌会和我们靠拢的。我们将越打越大。

全国、全世界的大势，我向上，敌向下。只要发动群众，在东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来，我必胜。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会议上的报告要点。」

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九四七年四月）

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九四七年四月）

一

（一）杜（注「杜聿明（一九○四一一九八一），陕西米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314、320页。」）已下令攻辑、濛、临、松（注「辑指辑安县，即今吉林省集安县。濛指濛江县，即今吉林省靖宇县。临指临江县，今为吉林省浑江市（驻八道江镇）。松指抚松县，今吉林省的一个县。--第320页。」），企图歼我主力于狭窄的长白山地区。其进攻兵力为驻桓仁之九十一师、二师、一九五师、三十师之一部集结三源浦（注「三源浦--是今吉林省柳河县的一个镇。--第320页。」），二十二师已接防梅海，尚有两装甲兵团已到龙梅（注「梅海、龙梅--都是指海龙、梅河口一线。当时海龙县驻海龙镇，后迁梅河口镇。海龙县今为吉林省梅河口市。--第320页。」），二○七师一部已接防永陵（注「永陵--是今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镇。--第320页。」）、兴京（注「兴京--即今辽宁省新宾县。--第320页。」），十四师主力布于安奉路（注「安奉路--指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至沈阳段铁路。沈阳旧称奉天。--第320页。」）两侧“清剿”。据密息，八十八师已南下集中八面城（注「八面城--是今辽宁省昌图县的一个镇。--第320页。」），意图不明。

（二）在此情况下，已决定四纵（注「四纵--指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一九四八年，东北民主联军先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三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320页。」）全部伸向通化、桓仁、浑江以西，在安奉路两侧“大闹天宫”，消灭弱敌，调动敌人，支持地方。如敌围歼计划不变，则决以三纵（注「三纵--指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之一。--第321页。」）一部坚持长白山区外，主力亦到敌后。那时除长白（注「长白--即今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第321页。」）外，其余县城均将被占。估计两个大兵团到敌后作战，在伤兵、减员、补充等问题上极端困难。但不经反复、长期艰苦斗争，不能坚持南满（注「南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第301、306、321、371页。」）。

（三）我们希望：（甲）东（注「东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长春线以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延吉、安图、敦化等地区。--第300、321页。」）、西（注「西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南（今洮安）、扶余、双辽、开鲁、阜新等地区。--第300、306、321页。」、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能牵制住当前敌人；（乙）北满给我们一万吨粮。

以上各点妥否？请示。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萧劲光、陈云、萧华、程世才致林彪、东北局并中共中央电）

二

（一）我们是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到临江的（注「指陈云和萧劲光。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报经中央批准，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也称南满分局），陈云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辽东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司令员。他们是按照这个任职决定，从哈尔滨到当时辽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临江的。--第321页。」）。三纵队已于十一月十六日改组领导，派了新的领导人。程、罗、唐（注「程指程世才（一九一二一一九九○），湖北礼山（今大悟）人，当时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罗指罗舜初（一九一二--一九八一），福建上杭人，当时任辽东军区参谋长。唐指唐凯，一九一六年生，湖北黄陂人，当时任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第321页。」）等都到了辽东军区（注「辽东军区--也称南满军区，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军区，下辖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安东、辽宁、辽南三个军区及其直属的部队，总兵力不足四万人。--第321页。」）。据萧华（注「萧华（一九一六--一九八五），江西兴国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321页。」）同志对我说，此事曾得林总（注「林总--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21页。」）同意。

（二）农民群众已经在分地后确知八路（注「八路--即八路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力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里是沿用旧称。--第321页。」）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因此，当我军未退时，担架是可以组织的，一切是可以完成任务的。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形式，而是表明群众真正有了觉悟。此次我军撤退，亦无群众扣捕落伍人员事件，相反，个别群众还有掩护的。这是四个月来（从七月起）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以后，在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农村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第321页。」）的效果。

但群众鉴于日俄战争（注「日俄战争--指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它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奉天（今沈阳）、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一九○四年二月八日，日军突然袭击俄国在旅顺口的舰队。次年一月，攻占旅顺口。接着，又在奉天附近击溃俄国陆军主力。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增援的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溃。后经美国斡旋，一九○五年九月五日日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第321页。」）、“九一八”（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随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这三个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军又进攻热河省（今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前后不过十天，热河全境沦陷。接着，日军向长城一线进犯。五月，日军侵入察北（察哈尔省今分别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山西省）和冀东，向华北扩展。--第27、321页。」）、“八一五”（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子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日子，简称“八一五”。--第303、321、353页。」）的经验，认为后退者必一去不返。因此，他们认为我军大势已去，眼看已得利益不可保，并且最重要的是已得利益不多，不值得为此而拼死斗争。所以敌来时，大家不逃，村干部出来维持顽军（注「顽军--指当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军队。--第322页。」）（也是顽军的需要，要他们派夫派差），所有我寄存群众家中或埋藏的物资（群众知道的），群众统统献给顽军或保安队、警察。民兵一部被坏人领导投敌，大部散了。区中队也如此。本地干部不愿离家，或离家随队几天，陆续溜走，只有少数（每县二十人左右）尚随我地方武装行动。县大队大量逃跑，完全不能抵抗保安队、警察。

南满情况警告了我们全东北（尤其北满未沦陷区），如果今冬明春敌向东、北、西满进攻时，在任何被占区中都必发生与南满同样情形，即不论土地分得如何彻底，但因为时间太短，群众得利不多（如果我保持了三年以上的地区或可例外），不能希望群众起来游击或摆地雷阵，不能希望群众与我并肩作战。我此刻深深体会“拉锯”反复斗争的意义，不如此，群众是不能进一步起来的。内战（注「指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称土地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第322页。」）、抗战都经过这样时期。请你们研究为了弥补群众不能立即起来武装参战的缺憾，应否在军事上作其他的补救。例如林总前天发的电报，要各部积极滞止敌人，不使敌如入无人之境。此外，许多同志提到我们在若干地方应该做些工事，这当然与死守有区别。这一方面，我觉得大家应研究。

过去南满有些是接敌区，有些（如联合县注「当时将被分割在南满敌后的几个毗邻县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以适应斗争的环境，故称联合县。例如，沈铁抚联合县，沈指沈阳县（后来撤销，并入沈阳市），铁指铁岭县，抚指抚顺县。--第322页。」），甚至是半岛式的接敌根据地，三面是敌，只有一条很狭的路通我大后方。在接敌区与半岛式区中，我们都有经验，证明那里在敌人普通进攻（不是“大扫荡”）情况下可以坚持，而且群众情况与中心区差不多，甚至群众对国民党纪律坏这一点的认识要更深刻些。但对于四面是敌的区域，过去尚无经验，而南满现在绝大部分是这种区域。注视和研究这种区域的工作和经验，成为南满工作的中心。

现在问，在敌后坚持与建立游击根据地或小块、大块根据地有无希望？要回答这个问题，须从两个条件看。一个条件大概有把握了，另一条件客观上存在着把握，还须实践证明。哪两个条件呢？其一，消灭敌地方武装，使敌正规军兵力空虚。安奉与南满两铁路（注「这里所说的南满铁路，指沈阳至大连段铁路。--第323页。」）间，敌只有十四师的四十一团，新六军的运输团，一八四师残部，其他都是保安队、县警察和大团（地主武装）。长春、吉奉、平梅三铁路（注「这里所说的长春铁路，指长春至沈阳段铁路。吉奉铁路即吉林至沈阳段铁路。平梅铁路即四平至梅河口段铁路。--第323页。」）间，正规军亦少。过去敌“扫荡”时所安的三十余据点，现在只剩十二个。我有三股武装共十一个连已进去二十天，打了四个据点，来电要后续部队与干部去。由此可见，敌正规军兵力不足。我们必须捉定敌人这一弱点，使敌人顾了后方顾不了正面，顾了正面顾不了后方。从东北全局看，使敌人顾了南满顾不了北满。为了扩大敌人这一弱点，我们正在设想，敌后多打保安队（即敌地方主力，大部是过去土匪改编的）、县警察（一部是原土匪，另外是伪满注「伪满--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305、307、323、380页。」警特）和大团（地主武装）。消灭了这些，就使其正规军不能不填防，这就实际上减少了正面与全东北敌人进攻的机动兵力。同时，敌地方部队对我根据地“清剿”与破坏最厉害，而且我要发动农民，保护农民利益，也须打击这些反动地方武装。所以消灭敌人与发动群众是二而一的任务（当然发动群众不止打击敌地方武装这一点）。要实现这一条，我们在敌后的部队就要在战斗力上能消灭保安队和不怕敌正规军。这一点，我以为我们可以做到。

第二个条件，保护农民切身利益。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的积极性是建筑在切身利益基础上的，得利越多积极性越高。在敌后我们要使农民得利。现在要研究有什么利可让农民得，农民有什么利需要我们去保护。这一定要弄清敌占后的农村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大体可以设想的是下列几个：今年分地所得的粮食是否退还地主，明年我们能否让农民种上今年分得的土地，地主对清算（注「清算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解放区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目的是清算汉奸、伪军的罪行，收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财产，摧毁伪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组织群众团体。--第303、324页。」）的报复和抽壮丁。现在想到的是这么几点，敌来后一定还有许多具体事件，如敲诈、抢劫、奸淫等等。根据现在农民、地主和国顽（注「国顽--指当时国民党内坚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第324页。」）三方材料看来，敌后客观上存在着重大的阶级斗争，我们军队去，一定受到欢迎。我推想，欢迎的程度甚至会超过未沦陷时。因为那时国民党还未直接压迫这里的农民，现在是直接压迫了农民。在这些切身利益中，首先是保护今年分地所得之粮，只要吃了分地所得之粮，农民必然增加对土地斗争的决心。其次是解除国民党来后的一切日常压迫。再其次是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明年农民种上所分得的地，只要农民在其分得之地上加了工，大体上就可设想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秋收冬藏了。所有上述这些，仅仅是推想，都需实践证明。但大部农民想把今年分地所得的粮食自己受用，这是有确实材料的。我与安东、赛马注「赛马--是今辽宁省凤城县的一个集镇。--第324页。」等地退来临江的七个农民谈话，他们说农民早把大部粮食藏于密窖，只以十之一二放在仓内，以便应付地主。如地主要粮时，即说收成坏或被八路吃了来应付。据说，这种藏粮办法，在伪满时代农民怕出荷（注「出荷--指强迫农民缴纳以实物为主的捐税。--第324页。」）就行了的。农民是我们的老师，一切办法可以从他们那里去找，反转来我们加以集中提高和运用。据昨天从宽甸、桓仁、凤凰城（注「凤凰城--即今辽宁省凤城县。--第324页。」）回来的地委组织部长讲，那边农民的粮在场上已看不到了，大概用这种藏粮办法藏了。这样说来，敌后农民藏粮与地主要粮的斗争是一定存在的。此外，地主要报复，这也是一定的，开明观望者不会太多。那末，敌后客观上存在着阶级斗争是无疑的了。今冬是机会，决不能放过。

这里，我要着重指出敌后坚持中相互配合的问题。必须有三种配合：一是游击区与游击区的配合，如果此动彼不动，则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二是正面与敌后的配合，正面至少要吸引住当面敌人，不增加敌后负担。三是南满与北满、东满、西满的配合。在这一点上，首先应该确定，南满准备打烂坛坛罐罐，吸住敌人，使之不能北进，以便北满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东、西、北满要吸住当前敌人，东满要在吉奉线深入一股游击队，辽西（注「这里所说的辽西，指西满。--第325页。」）要在铁法康（注「铁法康--指今辽宁省的铁岭县、法库县和康平县。--第325页。」）继续坚持斗争。南满各区我们自己督促配合。再大一点的范围来说，关内、关外要有配合。现在关内正打，配合了我们关外。如此配合下去，敌关外不能增兵，则北满与东、西、南满很有可为。希望你们时时注视敌从关内增兵来关外的消息。

（三）地方武装问题。事实证明，打过土匪的民兵区中队都没有用，应该在敌占前，或则改编给主力，或则先后退整理，求精不在乎多。林总提出先后退整理，然后再回去，此法可行。县大队是小部叛、大量逃，也以早些改编一部分给主力为妙，免得济敌。那末，敌来时何种队伍没有垮呢？只有地方基干团。虽然也有逃亡的，也不能打正规顽军，但减员之后还能撑住。因此，东、西、北满各地每个分区都须有两个基干团（强者应如松江王奎先注「王奎先，一九一六年生，安徽霍丘人。当时任松江军区哈南军分区司令员。第七团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他率领从辽东地区到松江军区的。--第325页。」之七团，次者亦须如温玉成注「温玉成（一九一五--一九八九），江西兴国人。当时任松江军区哈东军分区司令员。哈东军分区当时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团。--第325页。」之一、三团），没有这样的团，敌来时是毫无办法支持地方的。

为了使基干团以及某些县大队、县独立团得到锻炼，请你们考虑可否派出北面的地方基干团到边缘地区活动，使他们在主力掩护之下，见识见识与顽军的作战。凡是与顽军作战有过锻炼的，战斗力就强，敌来不会垮。清原以北的县大队、县独立团及联合县的独立团都是如此，撤退时也可全师而退。未与顽军接触过的，闻风即溃。

（四）敌占时要尽量减少干部、资财的损失。现在干部牺牲很多。据辽南（注「辽南--是当时的一个省名。--第326页。」）报告，岫岩一县即三百人，主要损失于事前未精简，还是平常那一套，架子大，干部多，体弱者和妇女不少。敌来“扫荡”时，不能钻两个月山和露宿山头的，都应撤退到最后方去做事。关于各县资财，不要有本位主义，应统统有组织地交给省委，放在最远的后方，如黑河、虎林等处，敌一两次进攻打不到那里，我还可取用。如果寄在民间，一定会被全数献出，结果游击队的衣服鞋袜反无补充。此外，游击队及县级机关，应由首长亲自埋藏若干锅、粮等物品于敌占后我可活动的山沟内，以便实在搞不到吃时去挖用。这点，冯仲云（注「冯仲云（一九○八--一九六八），江苏武进人。当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在这之前，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治委员等职。--第326页。」）和抗联（注「抗联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一九三六年组成。一九四五年十月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初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326页。」）干部有经验。

（五）镇压敌占区反动分子与反动地主。镇压是必须的，他们在杀我们，我们不能对他们宽大。但也不能乱杀，要使中间观望分子仍观望。沈阳县（注「当时将被分割在南满敌后的几个毗邻县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以适应斗争的环境，故称联合县。例如，沈铁抚联合县，沈指沈阳县（后来撤销，并入沈阳市），铁指铁岭县，抚指抚顺县。--第322页。」）的经验是：“多捉多放，快捉快放”，这实在是一种又镇压又宽大的办法。各地也杀了一些，但不多。此种方法，我以为可取。

（六）此间领导同志中的关系不很好，似乎很有些意见。我们的办法，是引导同志们一股热气地去打击敌人和争取群众。同志们都对我们很好，欢迎是衷心的，萧华同志的工作是很积极的，态度是很好的。

（七）我感到有困难的，决非在人事，这我完全可以对付，困难在于军事，我毫无经验。发生争论时，我无从说话，必须弄清事实，弄清利害，才能下决心。本来懂得军事的人，有许多问题是常识问题，但对我来说，却非下大力去摸不可。这件事比在北满不知苦多少倍，尤其因为军事常常逼在眼前，非迅速决定不可，而且我不能不管。但勇气是有的，现在正鼓起勇气来补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所未上的课。

十三日之前我都在临江。十三日晚十二时我到前方去处理一个大的行动问题，因为有争论。十五日回临江又讨论了一天。此后情况，已给你们发了电报。

这样的信，问题虽经过考虑，但字句是随手写来的，可能词不很达意，请你们看我的主要意思。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陈云写给林彪、彭真、高岗信的节录）

三

（一）大家认为，现敌主力靠拢向内圈压缩中，我已无好仗可打，且有可能被迫转移，于我不利。不如将主力一部伸入敌后，则虽有困难，但可使敌难以前后兼顾。且敌后我现有地方武装，对敌既无还手之力，亦难招架，需主力撑腰。故四纵（缺四个营）已于十八日到敌后创造根据地。先头部队收复八里甸子（桓仁西），歼灭伪警一百七十余人，并顽军一个班。现主力正向平顶山（注「这里所说的平顶山，是今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集镇。--第327页。」）前进。十二师（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师，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的一个师。--第327页。」）正向辽南岫岩一带前进。

（二）二十二日敌占领辑安。今后敌先打我内圈，抑先对付四纵，或同时并进，尚不明。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萧劲光、陈云、萧华致林彪、彭真、高岗并中央军委电）

四

（一）我们同意你们十二月十七日及二十六日两电，准备在像冀东、热河（注「热河--是当时的一个省名。一九五六年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第328页。」）及华北抗战困难时期的那种局面下奋斗，并将一切打算都放在三、四两纵队坚持南满这一目标上。现因我北满发动攻势，敌兵五团北调。我正利用时机求得歼敌一部，力争不但保住长白山区，且求在桓、辑、金、辉四点（注「桓--指桓仁县，今辽宁省的一个县。辑指辑安县，即今吉林省集安县，金指金川县，今为吉林省辉南县金川乡，辉指辉南县，今吉林省的一个县。--第328页。」）中收复几点。如此，则南满仍不失为东北重要的侧翼战略阵地，可以北出吉奉，西出安奉。在敌不能增兵关外及我在北满胜利的条件下，只要努力，这种可能尚未失去。

（二）力争上述较好局面不是轻易的，必须经过多次中小规模的对敌歼灭战，而我又需付出一定代价。过去安东、通化未失守前（注「指一九四六年十月以前。十月中旬，东北国民党军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集中八个师约十万人的兵力，分三路进攻南满解放区。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行了英勇的还击。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十月下旬，敌军先后占领安东、通化等大部分城镇，进而向长白山区紧缩，企图消灭南满解放区。--第328页。」），主力兵员不充实，平均每师仅六千多人。主力经过战后伤亡减员，而地方武装在敌进攻下损失很大，据不精确统计可能在一万人左右，现已无地方武装可补充。加之现有之长白四县（注「长白四县--指吉林省长白县、临江县（今浑江市）、濛江县（今靖宇县）和抚松县。--第328页。」），总人口二十二万，规定旧历正月底止扩军一千，能否完成未定。沦陷区短期内扩军则无望。以上原因，使主力目前得不到补充，且在不断减员。因连队不充实，干部怕伤亡大，战斗信心降低。至于求打胜仗，争取俘获补充，亦须一个过程方能解决。

（三）为了消灭敌人，补充兵员是严重困难。如过早缩小师，可能不利且影响情绪。可否北满方面除给一万吨粮食外，再在兵员上于短期内给南满组织两个大的新兵补充团。补充团干部此间可派去，棉衣请代缝，我们还布。

（四）鉴于南满地区缩小、人民情绪下降、兵员困难的经验，请考虑北满应否利用时机，大扩一次军。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陈云致林彪并彭真、高岗电）

五

一月十八日你们关于难补兵员给南满电，经我详细考虑后，有下列意见，请再考虑一次。

（一）南满吸引着敌新六军、五十二军及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全部，另一八四师新编之两个团，尚有不少保安独立师。南满对北满是一个重要的牵制敌人的力量。

（二）今后南满可能有两种前途：（甲）保住临、濛，使长白山区有完整四县（二十二万人口），进而夺回辑、柳（注「柳--指柳河县，今吉林省的一个县。--第329页。」）、金、辉中二三城，如此则坚持敌后亦易。因山上与敌后互可呼应，对敌北进牵制力亦大，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势，此为上策。（乙）如临、濛不保，大部主力在敌后处于敌兵四面包围中，根据地不易迅速建立，那时敌情又有两种可能：其一，敌以少数兵力对南满，大兵北压；其二，则利用松花江开冻，北满主力无法南渡击敌，敌可集中东北重兵先扫南满，使我无立脚喘息之机会，而这种可能是很大的。敌采取各个击破，先清南满再攻北满，那时南满减员必大，扩兵短期无望，经过一时期后，南满对敌北进牵制力必减。由上估计，我必须拚死反复力争第一前途，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走第二前途。我们也准备了第二前途的。

（三）力争第一前途必须勇敢、积极地大量歼灭敌人，必须主力打运动战（南满现在应该是广泛的游击战，必要的阵地战，主要是运动战）。但主力兵员的补充，目前南满是极端困难的。地方武装叛逃万余，悔已不及。现在地方武装编并殆尽，每县所剩无几。过去所谓一、二、三独立师，共只五个小团，都在敌后边沿单独担任任务，不应再并。我们一再研讨，兵员来源如下：（甲）争取伤兵百分之七十归队；（乙）争取俘虏百分之五十留连队；（丙）地方动员一千新兵；（丁）抽机关及警卫人员下连队；（戊）讲求战术，减少伤亡，巩固连队，减少逃亡；（己）韩光处（注「指旅大地区，当时这个地区的范围是旅顺、大连和金县。韩光，一九一二年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当时任中共旅大地委书记。--第330页。」）扩兵，大体上只能补辽南。这六种来源并不能立见效果，须先找到一批兵员才能接上气，因此想到北满的地方武装县大队中可否在三月份补我们三千人。

（四）利用与保持南满有利的环境与阵地，北满只给以几千新兵的支持，使其达到阻抑敌兵北进的效果，我以为这是十分“价廉物美”的。

（五）按常理，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要新兵要粮食是不合理，且不能持久的，但想到南满如有较好局面，对于拱卫北满之更大作用，又估计到改善南满局面的客观条件的存在，故我力争上策之心未死，一再求援。我请求你们对援助南满兵员问题再考虑一次。

（六）南满的有利条件是全满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除暂需兵员及粮食帮助外，我估计都可以自力更生。

（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陈云致高岗电）

六

（一）军委十日电悉。

（二）十二月十八日四纵全部伸出敌后，又因北满出击，敌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北调，一月中旬四纵主力六个团即回长白，与三纵合击通（注「通--指通化市，今吉林省的一个市。--第331页。」）、辑地区五十二军的一九五师及二师，敌均逃脱，仅消灭一九五师五个连。此后，四纵主力四个团及三纵全部都集中作战。四纵十一师全部则仍在浑江以西、安奉路以东，进行钳制敌人的作战，配合及扶持地方武装。十二师师部率主力三十四团会合辽南独立师，目前虽被压缩，背靠关东州（注「关东州--即一八九八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承认的“旅大租地”，包括旅顺。大连和金县。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转让给日本。这里是借用旧称。--第）331页。」）休整，但吸引了敌新六军二十二师四个营，十四师五个营；六十军一八四师两个团及两个省防师。由于敌后地区广大，交通便利，过去地方武装在敌进攻中垮了不少。为达分散敌人目的，我十一师全部及十二师一部，分散在敌后，对全局是有利的。

（三）现敌七十一军之九十一师又到梅河口，准备第三次进攻长白山，我正准备粉碎其进攻。目前辽东敌是：新六军、五十二军全部，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及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全部，六十军一八四师两个团，并有几个省防师。

（四）我们将利用松花江开冻前积极歼敌，求得改善南满形势，并准备应付松花江开冻后北满欲援不能，而敌集中大力单对南满时的困难情况。

（五）目前长白山区内四个县只有二十二万人，敌后扩兵一时尚无望，最大困难是兵员，正以自己努力并向北满求援。我们认为南满目前虽有广泛游击战，且有必要的阵地战，但主要仍是运动战。

（六）劲光（注「劲光--即萧劲光（一九○三--一九八九），湖南长沙人。当时任辽东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司令员。--第332页。」）仍在前线指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陈云、萧华复中央军委并致东北局、林彪电）

七

五日九时、五日十二时（敌放水雷）及六日敌一八四师调郑家屯（注「郑家屯--是今吉林省双辽县的一个镇。--第332页。」）、估计九十三军可能调东北等三电均悉。我们从南满及东北全局着想，意见如下：

（一）九十三军来后，估计敌不能南北并攻（兵力仍不够），也不能南守北攻（三、四纵对敌威胁很大），料敌仍是先南后北，企图将我各个击破。

（二）如北满主力不来，敌先南后北，估计南满将被击破，北满不久必危险。

（三）北满主力南来后，敌南守北攻的企图也可能，但那时我南满兵力很大，极可能阻住敌之北进。万一阻不住敌而哈市（注「哈市--指哈尔滨市，今黑龙江省省会。--第332页。」）失守，则比之敌先南后北哈市仍不保的情况较好。因我南北阵地仍在，全东北仍可保持长期斗争、南北互为依存的有利阵地。

（四）北满主力南来后，在敌集中兵力进攻下，南满仍被击破的危险也是存在的。但更大的一种可能性是，我以南来主力及三、四纵队利用南满山地陆续消灭敌人，而达到保住南满、迟敌北进甚至保住北满的目的。只要消灭新一军、新六军的两个师，东北困难就可减少，关内再来顽军，战斗力也必较低，则今后东北就好办了。

（五）再退一步想，在拼死力争之后，南满仍被击破，那时除必要留在南满敌后的部队外，一部主力可以转到东满、北满，不致全部陷死于南满敌后。

（六）北满主力南下时，抢占桦甸黑石镇很必要，能占磐石及其他地点则更好。但很可能桦、磐都占不了，被迫在金、辉、柳地区与三、四纵会合，即令如此，南满仍有消灭敌人，保持与扩广局面的可能。

（七）北满主力抽多少个师南下，请你依全局考虑酌定。如确定南下，可否将路线略告，以便配合。

（八）主力南来，今后兵员、财力必须仍靠北满支持。

（九）小丰满放水，不知下游尚能渡兵否？如逼着要走丰满上游，则需力争在化冰前过江。

以上意见请考虑。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萧劲光、陈云、萧华复林彪电）

八

二十八日电悉。

（一）萧、程（注「萧--指萧劲光，程指程世才。--第333页。」）已回临江讨论部署。我们认为，目前南满的敌情是严重的（注「指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军调集约七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以部分兵力牵制敌军两翼，集中第三纵队主力和第四纵队一部，于四月三日在柳河县三源浦镇西南的红石砬子地区，全歼敌主攻部队中路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及第五十四师的一六二团共七千多人，粉碎了敌军的这次进攻。--第333页。」），今后更严重。但是敌兵虽多，目前其主力只二十二师两个团及十三军四个团。其他各师或则不强或已残缺。我只要再给二十二师及八十九师以相当歼灭，则渐次粉碎敌进攻是可能的。我们已集中两纵五个主力师打运动战。我们下定决心，不惜将三纵、四纵队打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以争取较完整的长白山。从全局来看，这种决心十分必要。又因为此次及今后敌兵多，且靠拢，因此决心打几个恶仗、硬仗、较冒险仗（仍是运动战）。如无此决心，则必然这样也不便打，那样也不便打，其结果必然部队拖垮，山头失守，贻害全局。我们经验证明，愈怕损失则损失愈大，不怕损失则损失反小。从二月五日打到今天，共八仗，俘敌近万，我主力则伤亡三千。

（二）对北满建议如下：

（甲）暂时不必加兵南来，因在敌区中被敌重重堵追，干部思想必恐慌（辽东敌后的经验），避战则减员，作战无法安置伤兵，很可能既有损失仍不达目的地，即使达到亦必疲惫应战，不如以此代价协同北满主力在长春西北死打硬打较有利。

（乙）可否由北满派一个主力师到东满加强桦甸方向，其作用是积极向敌活动，带出东满部队战斗作风，并保持我们与东满交通，必要时可转到南满。

（丙）北满主力可否提前出击，以免敌再增兵到南满。

（丁）你们准备给南满更多新兵，壮了我们的决心。我们希望来得快，给得多。第一批速南来，并将给两个现成的补充团，七天后，我们组成三个补充团架子（班长以上）来北满，以便陆续接兵南下。只要你们给人力支持，我们将以无比的勇气打仗。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萧劲光、陈云、萧华、程世才复林彪、彭真、高岗电）

九

由于辽东主力及敌后、正面全党、全军的努力，由于北满主力三渡松花江出击（注「指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三月间，东北民主联军在北满的部队，为策应辽东军区部队四保临江、坚持南满根据地斗争所进行的三下江南作战。一月五日，北满部队集中十二个师首次南渡松花江作战，在九台县东北的其塔木、焦家岭、城子街等地，歼敌国民党军四千多人，迫使敌军由南满抽调两个师、由西满抽调一个师北援。一月十九日，北满部队撤回江北，休整待机。二月二十一日，北满部队再次渡江南下作战，以奔袭手段歼灭城子街守敌一个团又一个营，并乘胜围攻德惠县，诱使敌军从南满、西满及长春地区调集十二个团北援。三月二日，北满部队又主动撤回江北。这时，敌军继续北进，北满部队乘其分散之机，于三月八日第三次渡江南下进行反击，在农安县东北的靠山屯、郭家屯等地，歼敌第八十八师全部及第八十七师一部，继而包围农安县，敌军又从热河、南满抽调两个师北援，三月十六日，北满部队在松花江开冻前回师江北。--第335页。」），过去三个月中粉碎了敌对临江前后三次进攻（注「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间，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部队粉碎国民党军对临江地区发动的三次进攻。十二月十七日，国民党军调集六个师的兵力，沿辉南、柳河、通化、桓仁、宽甸一线，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辽东军区采取内外线密切配合作战的方针，以第四纵队深入敌后，分散敌军的进攻力量；以第三纵队运动防御，待机反击。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歼敌五千多人，粉碎了敌军对临江地区的第一次进攻。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军又调集四个师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辽东军区集中第三纵队主力和第四纵队一部于通化以北的高丽城子地区，歼敌中路第一九五师大部，继又转移兵力于三源浦镇歼敌援军两个营，共计四千多人，粉碎了敌军对临江地区的第二次进攻。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军再次调集五个师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辽东军区集中第三纵队主力首先打敌一路，第四纵队主力则活动于敌后奔袭作战。前后十天，在柳河县通沟、大北岔地区，以及本溪县碱厂、下马塘等地，共歼敌七千多人，粉碎了敌军对临江地区发动的第三次进攻。--第335页。」），俘敌近万，歼敌二十营（敌后我军歼敌在外），收复五城（注「指金川县、辉南县、柳河县、辑安县和桓仁县。--第335页。」）。但这些胜利不应使我们麻痹。敌利用松花江开冻，北满主力对我配合较前困难的条件，首先集中兵力击破南满的企图是不变的。敌已从热河、平津增来东北五个师（大部或全部可能用于南满），并开始了第四次对长白山的进攻。敌鉴于过去三次的失败，目前进攻兵力与组织都加强了。但我南满阵地必须坚持。现辽东本身条件亦有改善，敌兵力虽多，其主力只二十二师及八十九师，因此敌之进攻应该而且可以被粉碎。

目前辽东全党的任务如下：

（一）在部队的高级干部中弄清粉碎敌之进攻，保持南满，有全东北全国的意义。我们必须不惜以任何代价，决心打若干恶仗、硬仗、大仗，以消灭敌之力量，粉碎敌之进攻。在连续战斗中损失是不可免的，但以局部损失去换取全体胜利，正是保证每个局部取得恢复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敌后部队应继续保持不叫苦的精神，积极活动，严格执行配合正面作战的任务。要随时随地发动农民，保护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春耕。同时，应预先准备必需的物质补充，以防战时交通隔绝和更困难的情况到来，这里同样要有局部服从全体的精神。

（三）地方的、后勤的、机关的工作同志，都须继续并更积极地工作，以无限责任心去改善工作，保证前线胜利。

（四）我们的斗争将得到全东北我军尽量的配合与人力物力的支援，但全部精神必须放在自力更生上，避免依赖和等待。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关于全党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第四次进攻的通令）

十

目前敌人已经集中较大兵力，开始进攻南满。我们必须下定坚强的决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对于坚持南满的斗争，不应有丝毫的动摇，在敌人面前不应有任何的畏缩与恐惧。从安东失守到现在，南满坚决粉碎了敌人三次进攻长白山的计划，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以上的兵力，生俘万余，收复了五个县城，振奋了群众，坚持了敌后斗争。这种形势的转变和开展，固然由于北满三次出兵，给了南满以胜利条件，但也由于我党政军民全体的努力和坚强的奋斗，尤其是我主力军给了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因此相当地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了南满的形势。事实证明，只有坚强的奋斗，抱定歼灭敌人的决心和信心，敌人的进攻是能够粉碎的，敌我力量是能够改变的，形势是能够改善的，南满是能够坚持的。在今天，粉碎敌人进攻的条件，比上次更为有利。敌人经过我们东北各个战场连续打击以后，战斗力降低了，而我们越打越强了；群众经过国民党的蹂躏后，对我们的认识和同情心提高了；东、西、北满对我们的配合并未因松花江开冻而放松。今天增加到南满的敌人主力军并不多，大部都被我们打垮过。此外，还有战斗意志比较脆弱的云南军。敌军建制杂乱，后备力量有限，数量虽然增加，但其质量比前降低。今后只要歼灭一两个师，南满形势即可发生基本变化。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战斗意志，发扬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决心。战争胜利的要诀，就是积极地争取主动性，努力造成敌人弱点，积极寻求和抓住一切有利机会，即使是微小的，也不应该放过，以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如果我们以消极的畏首畏尾的态度，这样不能，那样不好，只想等待适合口味的机会，结果我们越退缩，敌人越靠拢，我们处处被动，敌人总是主动。这样就会始终得不到机会，打不成好仗。被动的结果，必然是失利。要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牺牲代价。为了打胜仗，歼灭敌人，这种代价是要下决心付出的。保存实力，只有付出一定的代价，换取敌人更多的代价，才能得到。就是说以一定的牺牲换取的胜利，这样才能减少牺牲，保存自己，壮大自己。我们要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大敌当前，表现英勇无畏；以积极、负责、努力和坚决、勇敢、顽强的精神，来狠狠地消灭敌人，这便是我们革命军人最高尚品质的表现。这样的指战员应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尊重、爱戴和欢迎。战争是最艰苦、最残酷、最严肃的斗争。全体将士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努力完成任务，严格遵守纪律，爱护根据地人力物力。每个指挥员要很好地了解敌情、地形，细密地组织战斗力，随时注意配合、协同与联系，反对莽闯、乱撞的战斗作风，提高从战术上爱兵的观点。为加强和统一前方部队的作战，已决定由曾、韩（注「曾指曾克林，一九一三年生，江西兴国人，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韩指韩先楚（一九一三--一九八六），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第337页。」）组织前方临时指挥部。韩于四日到达十师后，即与曾一起指挥作战。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萧劲光、陈云、萧华、程世才、罗舜初、吴克华、莫文骅、唐凯致各兵团首长并报林彪、彭真、高岗电）

十一

我们现派三个补充团干部架子来接新兵。你们能更多给我们新兵，使我们勇气大增。当然即使没有兵补，我们也要反复力争长白山的。有了新兵，增加了争夺的最有力的条件。

我们到这里可以说基本上是解决一个问题，即思想上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意志去坚持南满（不是打游击的南满，而是完整长白山区的南满，因为只有这样，对北满敌人的牵制作用才大）。由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我们才敢大胆负责地说，即令现有实力全部消耗完了，仍不能保持南满时，也是必须拼的，因为这有全东北全国的意义。又因此打破了那种“保存”实力的退却的想法，那种退却的“保存”，将来南满与全东北都不能保存，近视眼必害自己，亦害全局。劲光在前面指挥，最大的收获是解决了部队干部思想上怕伤亡、“保”实力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了，战术上就灵活了。又弄清了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今天南满的意义，决不仅仅是指部队的实力，而大部是指硬要保住完整的长白山区，当然也指部队。

现在不敢说南满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但可以说大部解决了。

现在我要向你们提出而且要请你们考虑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经过了考虑的，希望你们加以一再的考虑。问题如下：

从全国、全东北经验看来，兵力总数是敌大我小（东北程度较差），但敌兵力仍不够，故只能而且已经采取“分别先后，集中重兵，各个击破”的计划。这一计划在苏北、鲁南收得若干效果，其原因敌我相较，敌仍有两个有利条件：兵多；运输便利。

被敌进攻方面的我军处境是困难的。苏北、鲁南我不知，以南满为例，第一困难是长白山区人少，因此粮少，房少，伕子少，运输力少，安置伤兵的地方少。就其当地条件来说，只能打游击战，但从全局来看，必须打运动战。在这样地区，人力上以及必要的物力上，如无其他地区的支援，则是不可能打运动战的。第二困难是无间隙的作战。例如，当北满出击敌人时，我们也不能并不应休息，因为只有牵住敌人，才便于北满歼敌；只有乘机向敌进攻，才能改善自己阵地，以备第二次敌来进攻。北满一停攻，敌立即以火速南运向我进攻，我虽想休息而不可得，不得不被迫应战。战争就这样循环无已地下去。所以休整二十天一个月，是根本没有的事。这一点如果不被各满了解，则可能在援助的行动上稍迟一点，对于南满就有很大的不利。

归结起来，要使东、西、北满了解我们南满的处境，在军事上、人力上和必要的物力上给我们足够而且及时的支援。

我考虑的结果认为：被进攻方面（例如南满），必须克服右的近视眼的“保存”实力，向困难屈服的倾向。一般说，只要看出这一问题就较易解决，因为共产党员本性革命，而且直接在敌兵的逼迫之下，故这一倾向不易被忽视，且容易说通。另一方面，即敌取守势方面，我们的干部思想，因为所居环境不同，不易深刻体会被攻方面的困难，也一时不易使所有干部都看清被攻方面之困难及其成败对于其他战场有切身利害关系。由于敌人暂时不对他这一方向进攻，很易近视苟安。这种倾向易被忽视，因此也不易迅速全部克服。由于这种倾向存在，可能产生钳敌行动不够积极，可能的人力物力的调剂被忽视。这种倾向存在是有原因的，我估计有二：（一）敌未直接对之进攻，不易使干部将局部利益与全部利益、一时情况与长远情况统一起来看。（二）八年抗战与十年内战无此可能、必要和经验。八年抗战，在若干阶段上，敌对我军基本取守势（太平洋战注「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同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第340页。」后，对全中国基本是守势），我军协同的需要不很大。今日之内战，则敌取攻势，而且是尽可能的集中重兵各个击破。十年内战时，各战略区既无配合的可能，更无此习惯。今日之内战，则完全有配合的必要，而且在这一点上，我们稍有弱点，注意不周，注意太迟，则必定吃亏。

中央和东北局对敌人各个击破政策的对策是，各战场协同动作，以各个击破敌人。这一政策确定了，执行了。但是，我以为执行的难关必须打破。即被进攻方面，右的情绪必须打破；在协助战场上，我上面所说的不积极、不及时支援的思想也必须打破。我提议东北局召集一次会议，将各战场有关人员找来交换一下意见，被攻战场方面可以提出请求援助哪几项，协助战场方面可以研究可能协助到什么程度。各定任务，一则坚持，一则协助，这样使击破敌策、执行对策更有效。我以为这不仅今天需要，万一哈市失守，北满也被分割，那时敌仍是各个击破政策，我们今天预先在思想上准备，并具体计算各满军事配合行动的可能程度，人力物力可能调剂的程度，也是需要的。请你们看这样的会议有否必要？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陈云写给高岗信的节录）

*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为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同国民党军进行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作战。在三个半月时间里，东北民主联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四次向临江地区的进犯，歼敌四万余人，收复城镇十一座，打破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并迫使其由攻势转为守势，扭转了东北战局。本文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中共中央辽东分局、辽东军区其他领导人名义发出的七份电报，以及他写的两封信和两份电报。当时他担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辽东分局当时也称南满分局。」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88、139、196、295、342页。」）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敌一九五师的失败，也是由于赵公武（注「赵公武。当时任国民党军安东警备司令。--第343页。」）和陈林达（注「陈林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九五师师长。--第343页。」）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我们这次在敌后，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原因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明明是个瓜皮帽，却把它看成了猫耳山（注「猫耳山是吉林省临江附近的一座山。当时中共中央辽东分局设在临江。--第343页。」）。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时从枣园（注「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从一九四三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办公。当时陈云曾住在这里养病。--第343页。」）出来后到财办（注「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同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第340页。」）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陈独秀（注「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139、295、344页。」）的错误，李立三（注「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同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李立三本人在会上也承认了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他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344页。」）的错误，王明（注「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全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224、344页。」）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九三○年的革命高潮，只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落时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前高。红军力量比过去是大了，但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军队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注「“一·二八”即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起英勇抵抗，淞沪抗战爆发。--第344页。」）事变，使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但还不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四中全会（注「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第344页。」）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注「指中共临时中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通过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过分地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冒险主张及一系列“左”的政策。--第344页。」），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对形势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所以，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喜欢同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谈话，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注「上海三次暴动--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发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这两次起义均由于准备不足遭到失败。第三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次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于三月二十二日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第345、362页。」）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注「史迪威（一八八三--一九四六），美国职业军人，曾任美国驻华武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一九四四年被美国政府召回。--第345页。」），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做到了这一条，自然不会一听到反对意见，就毫不思索地跳起来。

我们要求犯错误的人论事不论脸，同时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

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健全党内生活（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健全党内生活*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目前辽东党内存在着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这在上面有，下面也有。有的是受人影响，有的是本来就有的。

辽东党内，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有先来的，有后到的。形势复杂，又战又和。这就容易发生无原则的纠纷，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之。

我提出下面三条意见。

（一）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

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

被责备者不要一触即跳。“大广播”比“小广播”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是否是事实，一见面就清楚了。

（二）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

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

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

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

（三）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

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行动上消极，这是不对的。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在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的一部分。」

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

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

去年七八两月，辽东两千干部连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四个工作团一齐下乡，当时只集中打击地主和恶霸富农。七月时，土改工作采取很慢的点点前进、求透不求快的办法。但群众在亲尝了八路军好、中央军（注「中央军原是蒋介石系统对自己嫡系部队的称呼。这里泛称国民党的军队。--第305、349页。」）坏的经验后，又在我军各方胜利前进的形势下，情绪普遍高涨，他们迫不及待，到处请工作团去，开展土地改革。另一方面，辽东在久战之后，急待补充兵源和动员战勤（北满主力大部到了四梅线注「四梅线--即吉林四平至梅河口的铁路。--第349页。」两侧），建立地方武装，肃清土匪。在此情况下，运动速度加快，范围加大。

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七个月中，除秋冬攻势的新收复区外，辽宁大体分了土地，安东（注「龙江省--即当时的黑龙江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等九省。--第303、308页。」）、辽南则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地区分了土地。总的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发动了农民，十万农民踊跃参军，并在基本地区内肃清了土匪。但由于运动扩大过分迅速，阶级划分不清，没有巩固地团结中农，对佃富农与旧富农不加区别，许多地方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没有严格执行，以及一度打风盛行，死人过多，犯了很多“左”倾错误。直到一月份中央及东北局指示纠“左”，才开始纠正。现在，老区正继续纠偏，新区则照中央指示，首先打击大地主。所有新老区，都以春耕为中心，同时进行纠偏或发动的工作。

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造成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含糊不清。

一、对于贫雇农翻身，在现阶段只能翻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的恰当的认识。现在看来，分了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口以后，基本上已算翻身了。至于牲口还不足等等，只能在以后发展生产中逐步解决。否则，必然打击太多，孤立自己。

二、只看中农对土改犹豫观望的一面，没有充分认识坚定地团结中农的必要，分了富裕中农的牲口，又侵犯了其他中农。这种做法，贫雇农经济上所得不多，政治上损失甚大。

三、没有研究富农剥削剩余劳动量的大小，以为凡雇长工者都是富农。当时不知剥削部分只占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应划为中农。因此，误划许多中农为富农。对佃富农，则偏看其二地主性（转租地主土地），他们在乡村中政治地位甚高，牲口又多，因此与旧富农大体上同等对待。

四、在工商业政策问题上产生混乱的原因，在于未彻底认清保护工商业、发展经济，无论对城市和乡村，对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对支援战争，都是有利无害的。

五、在打人问题上，当时没有认识到，农民打恶霸虽属正义，但群众运动中人多手杂，打风一开，就会乱打，其结果必然祸害百出。以法庭来处罚应惩之恶霸，既可避免乱打，又可为农民伸张正义。

六、运动中凡属农民提出之要求，总是有原因的。但是，不少要求从全局和长远看来是不合理的。有些要求，即使在当时说来也是不尽合理的。因此，在运动中不能放任自流，作群众的尾巴。

七、在群众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运动范围可以大些。但如无明确政策，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干部，过度扩大运动范围，就容易出乱子。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一部分。」

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一

两年多来，我们接收了很多规模很大、技术先进的企业，如铁路、矿山、发电站、邮电、轻重工业工厂、市政企业。当接收时，企业内的工人和职员有下列情况。

（甲）企业内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但工人和各级职员，在企业内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工人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内劳动条件最苦，待遇最低。下级职员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情况接近于工人，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带有旧知识分子轻视工人的意识。有一部分管理人员，在日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挥和压迫制度下，习惯于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管理工人。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前，东北企业内的全部高级职员和一部中级职员，都是日本人；“八一五”（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日子，简称“八一五”。--第303、321、353页。」）后，由中国职员代替了日本人。因此，“八一五”后的中国高级职员，在“八一五”前都是中级职员。当我们接收时，中、高级职员是企业的生产及业务管理人。一部分中级职员是职位较低的管理人，其地位接近于下级职员；其余的中级职员，及由“八一五”前的中级职员提升为高级职员的一部分，其社会地位相当于自由职业者，但在企业内是较高和高级职位的管理人。不论“八一五”前或后，中、高级职员对工人及下级职员都居于管理者的地位。工人对于一般管理人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对于少数为非作恶分子，则是痛恨的。

（乙）我接收企业后，工人和职员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当时都是模糊的，但其模糊程度、性质有差别。工人对国民党，也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正统观念，但一给民主政府工作之后，工人的情绪是积极的，深怕我军撤退，盼望我军胜利。下级职员，虽然是接近工人的阶层，但在企业中工人群众尚未发动，中、高级职员仍占传统重要地位时，他们的多数是追随高、中级职员的。高、中级职员对国民党政权有浓厚的盲目正统观念，对民主政府则抱冷淡以至抵抗态度。有一小部分职员，则参加了国民党地下军的破坏活动。由于当时工人群众尚未发动，原有的高、中级职员仍占企业的重要地位，因此当时许多企业内事故甚多，生产效率很低。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当时的方针是首先发动工人，同时又团结改造职员。其方法是：首先使工人认清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自己是企业主人翁的一分子。过去是为日寇、国民党资本家创造利润而劳动，现在则为人民大众、为自己而劳动。同时，洗刷撤换了一些为非作恶、为工人痛恨的人员，并恰当地解决了工人与一部分职员之间的矛盾，由此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工人在生产中表现了负责的态度。由于工人群众劳动态度的改变，生产力的提高，企业的进步，加上恰当地解决了工人与一部分职员之间的矛盾，因此达到了既依靠工人又团结职员的目的。

今天看来，工人和原有职员在工作中的积极性，虽然有若干差别，但应该指出，职员，连同中、高级职员在内，他们的政治认识及工作积极性，两年来都有了很大进步。原因有二：一是企业内工人群众的发动和团结职员政策的实行；二是东北战局我胜敌败，加之国民党政权反动腐败，排斥东北职员的恶劣行为有了充分暴露，打破了广大职员对国民党的幻想。今天职员的情绪与一两年前比较，已大有区别；同时，国民党政府企业中的职员，经过两年的亲身体验，也逐步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反动腐败。因此，在我新接收或将接收的企业中，也具备着团结、改造旧职员的有利条件。

两年来，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个别企业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右的错误表现在过分信赖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因此，既不能启发工人的积极性，也难教育改造旧职员，使生产力的提高和企业的改造受到了阻碍。“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依据现有经验，处理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矛盾，必须根据两点：第一，工人是企业中基本的生产力量，但职员也是企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了提高生产，改造企业，必须使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并发扬两者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第二，必须根据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企业内各种职员与工人之间关系的不同，恰如其分地解决存在的矛盾，既提高工人觉悟和劳动热忱，又团结改造职员，达到员工团结、员工互助的目的。为此，我们对各种职员应依下列原则处理。

（一）职员中百分之七十至九十是下级职员，他们既不是生产业务的管理人，也不是人事的管理人。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虽然具有一般旧知识分子的意识，看不起工人，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是接近工人的。因此，对于下级职员应该团结，大体上应该和工人一样待遇；同时应用教育的方法改变其轻视工人的错误认识。

（二）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我们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以必要和可能的优待，使他们发扬专长，为人民服务。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应予鼓励。

（三）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专门压迫工人的特务，矿山中专以额外剥削工人为职业的把头（不是一般工厂中的工头），这些人与一般职员不同，他们与工人的矛盾最深，工人至为痛恨。在人民企业中，决不允许特务分子和把头制度的存在，决不能让原来把头担任生产领导工作，其罪大恶极而工人要求法办者，应允许工人要求送交法庭惩办及追偿损失。

（四）总务、庶务各部门的主持人员，他们之中有不少曾经仗势凌人，克扣工人、职员的配给、薪资，并且假公济私，贪污自肥。他们占有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肥缺”的原因，常常不是由于业务技能，而是依靠特殊势力。洗刷撤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人，不仅是工人的要求，也合乎多数职员的愿望。对于克扣、贪污为数巨大者，应由企业和职工依法追偿。但洗刷、澈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主持人员时，必须把这些部门中未曾作恶的主持人员及非主持人员、下级职员加以区别，不应一律对待，以免扩大打击面。

（五）生产及业务的负责管理人员，如铁路的站长、段长，工厂的厂长、处长、科长，矿山的矿长、坑长，等等，这些职员占企业内中、高级职员的最大部分。在日伪时期，这些职员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八一五”后，由中国职员代替了；而当我接收企业时，高级职员几乎全体及中级职员的一部分，已被国民党军携走。留下的那些生产业务管理人员，一方面，他们有专门知识或业务技能，有组织生产、组织业务的经验，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多数是日寇、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企业中或大或小兼管人事的生产和业务管理人员，他们管理的性质及方式虽然不同于把头、特务，但与工人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因此，对于这些人员的使用及他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的处理，必须谨慎而恰当。

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是在剥削压迫的基础上，依靠一部分组织生产和掌管业务的职员来管理工人的，而这种管理，不能不是官僚主义的方法。应该看到，在生产及业务管理上所发生的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矛盾，其形式上虽然是职员与工人的矛盾，但实质上是日寇、官僚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被接收而变为人民企业时，这种矛盾根源已不存在。由于上述原因，对于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由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工人对管理人员的不满，其解决办法不应该是“流血斗争”或殴打职员，而应该采取批评、团结的态度。但完全忽视工人对管理人员的不满，也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阻碍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开展工人群众的批评和管理人员的自我批评，得罪过工人的，要赔礼道歉，以便达到团结的目的。

这些管理人员，一般虽有思想上和作风上的毛病，但他们的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目前或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是需要的，我们许多共产党员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这些人员中除了少数高级职员，或因本身是官僚，或因在旧社会有特殊地位，不愿为人民服务，或因作恶过多为工人痛恨不能留用者外，其余凡愿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者，都应给以工作。其职务的分配应该照顾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使用其长；另一方面，如果不调离原来职务即将妨碍企业中必需的民主活动和工人的劳动热忱时，则必须调离原职，给以其他适当工作。凡管理人员在人民企业内工作积极又与工人合作、生产业务上获得成绩者，应受奖励。

二

一般职员，即下级职员、技术人员、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和中级职员，他们的劳动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管理方法必须改变。为了改造他们的劳动态度，必须使职员认识以下基本道理：国民党政权必亡，人民解放运动必成。国民党政府企业变为人民企业是企业性质的根本改变：过去是企业属于官僚资本家，因此一切劳动者是为少数官僚资本家创造财富，现在是企业属于人民大众，劳动是为人民大众，也为了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企业中，用人唯私，在人民企业中，用人唯贤；在旧社会中，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毫无充分发展的机会，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有无限发展的前途。为了改变职员对工人的态度，必须使职员认识：工人是企业中最大量、最重要的劳动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力量。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是以皮鞭和饥饿来强迫工人为日寇和官僚资本家创造利润，这不但不能使工人有自愿的高度的生产情绪，恰恰是造成工人反抗的根本原因；在人民企业中，一切劳动者都是企业的主人翁。生产、业务管理的进行，一方面须有企业规则（即厂规、店规），同时主要地依赖工人群众自觉的劳动纪律和维护劳动纪律的舆论。因此，在人民企业中，不应也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压迫的方法来管理，而必须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方法来管理。

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的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这个目的，可以采取讨论会、座谈会、研究班、训练班等方式。

三

为适应经济建设及企业发展的需要，除原有生产、业务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必须进行思想和作风的改造及培养提高外，一切经济企业同时必须十分注意提拔优秀的工人、职员，把他们培养成为新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四

过去接收的日伪企业中，已有一些“八一五”前后加入的国民党员、三青团（注「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欺骗和控制青年的反动组织。一九三八年成立，一九四七年并入国民党，--第三产业232、359页。」）员；现在新接收的企业中，有更多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国民党、三青团在它们所管的企业中曾实行大量吸收党员、团员和集体入党、入团的办法。许多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职员及工人，其入党、入团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职业。但是，其中确有若干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是特务分子，过去负有监视工人、职员的任务，当企业被我接收后，则隐蔽、埋伏，从事破坏活动。因此，我们的政策，对于不同情况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应加区别。对于为保障职业而加入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应令其登记，并报告入党、入团经过，在保证不参加破坏活动的条件下给以工作，但在短期内不可担任重要职务。对于负责党务、团务的人员，则必须分清其是否特务分子而决定去留。对于隐瞒的特务分子，则必须提高警惕，从企业中清除出去。

五

解决工人与职员在生产、业务管理方面的旧矛盾，改变旧的管理方法之后，在人民企业内，依然必须有人民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代表人民和国家的管理人员，否则，组织生产、组织业务是不可能的。管理人员中有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有新提升的工人、职员，但其中有许多是旧的管理人员。这些旧的管理人员，当他们忠于业务、依照企业规则执行职务上的管理时，其所属的工人和职员，包括其所属员工中的共产党员在内，必须服从。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决定，原题为《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载一九四八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当时他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四日）

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四日）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哈尔滨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解放区职工联合总会的代表，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两广等各解放区职工会的代表，上海、天津、武汉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的工人代表，共五百零四人，他们代表全国有组织的二百八十三万职工。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全国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并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第361页。」）提出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总任务是什么？就是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讲得普通一点，就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反革命的旧政府，建立革命的新政府。这是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最高的任务，解放区的工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都要为此而奋斗。到会的同志都是工人的代表，为工人谋利益的，我们应该郑重其事地讨论这个总任务，并且广泛地向全国工人阶级宣传这个总任务，让每一个工人都了解，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就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我们向全国工人阶级提出这个总任务，那末，工人生活问题，比如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劳动时间太长，工资太低，组织工会没有自由等等问题，都不提了吗？不是的。凡是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的一切问题，我们都要关心，都要帮助解决。但是，如果不完成我们的总任务，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部分地解决了，也是不能持久的。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生活还是很苦的，他们还受着剥削压迫，没有自由；解放区的工人虽然得到了民主，但生活还是不好。这些苦是从哪里来的？归根到底，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造成的，除了打倒他们，工人就没有出路。

不打倒国民党就没有出路，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同国民党斗争了二十几年。现在可以讲一点历史事实。大革命（注「大革命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失败，--第170、233、295、362页。」）时期我在上海，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三次武装暴动（注「上海三次暴动--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发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这两次起义均由于准备不足遭到失败。第三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次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于三月二十二日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第345、362页。」）。我们工人拥护国民革命军，工会派代表到新龙华去迎接国民党。可是，他们来了，搞了一个“四一二”大屠杀（注「“四一二”大屠杀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362、391页。」）。接着是十年内战，调动几十万、上百万军队“围剿”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在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和工人革命分子。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进攻华北，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则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结果来了个西安事变（注「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362页。」），把蒋介石捉住了。共产党以民族存亡的大义为重，主张放他出去，要他抗日，但是，他在八年抗战中打日本很消极，反共反人民却起劲得很。抗战结束后，毛主席到重庆同他谈判，国共双方都在“双十协定”（注「“双十协定”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发表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在这个纪要中，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但不久即撕毁协议，向解放区进攻，--第362页。」）上签了字，但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赖帐不算，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来了个全面内战，准备一家伙把革命力量统统打下去。在国民党统治区，他疯狂地镇压要饭吃、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人们，查封报纸，逮捕了许多人，打了许多人，杀了许多人。被捕被打被杀的，有工人，有共产党人，也有民主人士，在座的朱学范（注「朱学范。一九○五年生，上海人。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国际劳工局理事院理事、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于他声明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在香港被蒋介石特务的汽车撞伤。--第362页。」）同志就是一个。最可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八年多，蒋介石最近却任用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注「冈村宁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是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犯。解放战争期间曾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国民党政府宜判“无罪”，释放回国。--第363页。」）这个首要战争罪犯当他的秘密军事顾问，帮助他打内战。蒋介石国民党二十几年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不战胜它，不打倒它，我们就要吃亏，就要倒霉。因此，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现阶段的总任务，最高的任务。至于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工资问题，组织工会自由问题，等等，比较起来，都是些小问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个大问题解决了。小问题都容易解决。

工人阶级现在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还要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新民主主义好，社会主义更好。因为社会主义可以完全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生产力可以有更大的发展，全体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首先就要参加新民主主义的斗争。不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可以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发展劳动群众的合作经济，这样就可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工人阶级越是干得好，贡献大，英勇奋斗，不惜牺牲，就越能成为领导的阶级，中国就越有可能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取得的大胜利是几十年来没有过的。据新华社发表的消息，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的军队二百六十四万，解放区的人口已经有一万万六千八百万，战争已经从敌人的进攻，变为我们的进攻了。我们已经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反革命已经到了彻底垮台的边边上了。比如爬山，我们已经快爬到山顶了。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大胜利。国民党快要垮台了，它就要打主意，搞新的阴谋诡计。美帝国主义也要替它想办法。他们新的阴谋诡计，就是搞一部分军人，一部分政客，利用中间派、有翼分子，来搞假和平，而且还可能让蒋介石下台，将来上台的是张介石、王介石、李介石。他们搞假和平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不想下台，想重新组织力量来打我们。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同志们不要上当，不要被他们骗了。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取得胜利，这是肯定了的。

现在我还要讲一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规定的现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这是人民的政权，帝国主义无份，封建阶级无份，官僚资产阶级无份，而且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在适当时机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支援战争，争取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告诉我们，目前在农村中要有步骤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城市中，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我们的大会，应该号召全国工人阶级按照这个章程办事。

在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当前的任务有四条：（一）聚集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二）掌握斗争和团结的策略，对待民族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应取不同的政策，联合民族资本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三）派遣熟练的技术人员到解放区来参加新式的工商业的建设，同时保护一切公私营企业及其机器、物资，使之不被破坏。（四）注意保护自己的团体和领袖人物，加强职工内部的团结，严防敌人的挑拨离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同志们做到了这些，就是对革命、对人民做出了贡献，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解放区的职工运动是在一种完全新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人阶级已经获得解放，并成为人民政权的领导阶级，在国营（注「这里所说的国营企业，指解放区省（不含省）以上政府经营的企业。当国营企业和公营企业这两个名词并列使用时，公营企业指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经营的企业，而不是泛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为了避免名称使用上的混乱，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对“国营企业”等名称的用法，作了一个规定，即凡中央及大行政区各部门投资经营的企业（包括大行政区委托省、市代管的），称“国营企业”；凡省以下地方政府投资经营的企业，称“地方国营企业”；政府与私人资本合资，政府参加经营管理的企业，称“公私合营企业”。--第365、372页。」）、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职工们已经是企业的主人。在私营企业中，虽然仍有劳资关系的存在，但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就保障了职工们不致受到压迫和过分的剥削。因此，解放区的职工运动就应该在完全新的方针和政策下来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区职工的任务首先是提高自己的觉悟，好好学习，有组织地自觉地去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各方面建设工作，特别是发展工业生产，以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满足人民的需要。

在解放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已经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这就必须解决一连串的问题。

首先，要加强工业的计划性，我们工业中的计划性太少。做事要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办法。这个问题在国民党区域不是工人管的，而是老板管的。我们解放区要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就东北来说，破钢烂铁已快要用完了，现在就要打主意，在什么地方开铁矿，办钢铁厂，搞炼铁炼钢。要分清哪些是几年以后需要的，哪些是今天战争需要的，还有哪些是今天需要，将来和平建设时也需要的。比如说，鞍山钢铁厂今天不能开工，但是要做好准备，待把本溪、沈阳拿下来就动工恢复生产。这些都要经过调查研究，全盘筹划。军火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各搞多少，要有适当的比例。原料、机器、技术力量各方面，也要有一个调剂，克服那些各抓一把的不统一现象。同时要克服那种原料来源、成品推销没有计划，资金周转迟缓的现象。从总的方面来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都需要互相配合，不统一管理，经济就搞不好。各个地方的工厂，也不能各行其是，互不通气，否则就会产生很大的害处。现在我们提倡有计划，首先要把国营、公营企业的计划搞好，只有这样，才能对私人资本家工厂和合资工厂加以领导。总之，没有计划就会造成浪费，按计划办事就可以提高生产，也可以为将来搞全国计划打下基础。

其次，要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主要是贯彻企业化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管理工厂，经营工厂，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帐。用人也要有制度，按能力按技术，按称职不称职，既要精干，又要合理。我们解放区的同志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我们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这就需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为了把工厂办好，需要大家按章程办事，工厂中要有厂规，要有各种个人负责制度。还要有检查，成品好坏，做工好坏，管理好坏，都要有检查，该赏就赏，该罚就罚。不这样，就是鼓励坏作风，纵容落后，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企业管理民主化，就是要发挥大家的智慧，靠全体职工办好工厂，有事情大家一起讨论商量，他懂这一点，你懂那一点，几点合起来就可找到比较合适的办法。用什么办法来做到“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呢？一是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或者叫企业管理委员会，由厂长（经理）、工程师和其他的负责人加上从工人和职员中选出的代表组成，双方人数各半。这是工厂统一领导的机关，由厂长（经理）任主席。二是组织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五百工人以上的工厂），及时传达工厂中的决定，讨论生产计划，总结生产经验，对干部实行监督，以及讨论职工在生产和生活中共同关心的问题，工人有意见就在会上讲。三是发挥生产小组会的作用，有意见大家开会讨论。民主化并不是没有人领导，不能哪一个人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有组织的民主，目的是把工厂管好。

第三，要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我们现在懂技术的干部很少，能管理工厂的干部更少，这是一个大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靠现在工作岗位上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同时要从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和职员中提拔，这是我们干部最主要的来源。要开办职工学校和职工训练班。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开办工业大学或者工业专门学校。也可以从别的岗位上调一点过去做过工厂工作的或者学过工业的人来。所有已经解放了的地方，原有的工程师、职员，只要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愿意留在工厂里的，一律欢迎。工程师还是工程师，职员还是职员，而且要很好地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改变思想，改变他们的劳动态度和对工人的态度，去掉旧工厂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关于工资的规定，要坚持一个原则，即反对平均主义，实行交叉累进工资制。评定工资的标准，主要是按照职务、能力、技术和劳动强度，不得根据其他条件。女工、青工、童工，一律同工同酬。学徒学习期限不能超过三年，师徒关系应严守尊师爱徒原则。至于职工劳动保护和福利事业，必须由工厂和工会很好地办理，其经费可由工厂付出等于全部工资的若干份及工人缴纳工资的若干份筹措之。关于劳动时间问题，在目前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下，解放区工厂工人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工作制，除战争紧急需要外，每日劳动时间连加班在内，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国营、公营企业中的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运动，对发展生产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后仍要提倡，但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和个人锦标主义的倾向。解放区工会工作的任务，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下，团结全体职工，积极劳动，遵守纪律，以及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职工等，使职工在国营、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发挥管理能力，在私营企业中起监督作用，在个体劳动中促进技术改良和生产合作。工会会员的征收，必须本着自愿原则，尽量争取所有职工加入工会。工会须有切实的真正能够解决群众需要的经常工作，同时必须彻底整顿目前工会工作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使工会真正成为职工自己的组织。

为了保障大会决议的实行，必须重新建立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即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便指导各地职工群众的行动。这次大会应该责成全国总工会新的执行委员会，继续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全国总工会的革命传统，迅速组织全国职员和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为迅速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为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到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

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一九四八年八月）

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一九四八年八月）

我们在六七两月集中检讨了财经工作，其原因就在于二三月中财经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为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了不适当的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另一为三月物价暴涨及由此而来的工人实际工资降低，工人不安，公营企业商品售价太低发生赔本现象。兹分述如下。

（一）以鹤岗煤矿为代表对职员的“左”的错误，在鸡西和西安煤矿以及铁路的个别区段均发生过。东北在公营企业中犯过的主要错误，不在过高的工人待遇，相反地，注意工人必要的待遇还不够，而在对职员政策上的右或“左”的错误，其中尤以“左”的错误为重。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已有中央批准的关于职员问题的“八一”决定（注「见本书《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一文（第352-360页）。--第370、386页。」）。

（二）三月物价波动原因有二：（甲）大量增发了纸币。增发之原因是主力部队和二线兵团人数增多，同时又必须购粮四十万吨，去冬今春开支增加，又无物资作为支付手段。故货币发行量由二月底的一千四百万元（注「这里是指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银行开始发行的东北币，即东北解放区的地方流通券。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起，按东北币九元五角折合人民币一元的比价收兑。--第371、375页。」）增到今天的六千万元，平均物价指数也涨了近三倍半。（乙）去年粮食歉收，故粮价在货币发行量激增和粮食求过于供的两重影响下，领头上涨了十倍，由二月底的每斤一百六十元涨为今天的一千六百元。

一九四八年度共收公粮一百三十四万吨，贸易局购入粮四十万吨，除供给必需外，再无调剂市场余力。而东北解放区八九百万城市人口所需之二百五十万吨食粮及粉糕用粮，除哈市外完全仰给于二千多万农民的售粮。在此种城市人口众多，公家又无力调剂的供求关系下，略有失调，粮价即暴涨。此外，去年南满（注「南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第301、306、321、371页。」）和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全歉收，而南满历来缺粮，北粮无法大量南运，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七倍，影响北满粮价。同时，因公家购粮，限制商贩携带五十斤以上的粮食，缩小了社会的调剂力量。

（三）粮价飞涨的结果，公营企业中完全发货币工资者（约五万工人）和部分发货币工资者（约二十五万工人），其实际工资大降。而此时企业机关对于工人生活注意不足，三月公布的东北公营企业工薪标准又太低，因此，四五月间工人大躁不安。五月以后逐步提高工资，并拟了新的工薪标准，其主要内容是提高工薪的实物计算，并大部支付实物（约百分之七十）。

（四）由于粮价飞涨，而公营企业的牌价，如火车、轮船、邮政、电力，以及为公家完全掌握的煤、盐、布、金价等等，则基本未动。一部分主管同志怕刺激物价而不敢提高公营事业价格，因此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现象。例如，六百里的火车票价只等于十支纸烟价，一盏二十支光电灯每月收费只等于一支纸烟价；接近产盐区的通化每斤盐价一千二百元，不产盐的北满反而只售五百元；我掌握之布价，由十斤粮换一尺布，一跌而为五斤粮换一尺布。金价也跌了一半。贱卖时间仅四十余天，后即提价，当时并非畅卖，故损失不算多。

全东北只有哈市一处是粮食配给，粮价远低于其他大小城市，相差三四倍，又不敢主动提高，结果不但公家赔本，也无法阻止其他大小城市的粮价上升，而且造成了哈市配给粮外流。此种公营物价过低的办法，不利于工农业生产，仅利于小贩。由于小贩利润高，有些工厂的工人和职员请假当小贩。

（五）在粮价飞涨之下，公家即令按照市价统购，农民也囤粮不卖。为了度过灾区的粮荒季节，鼓励农民出卖粮食，故于七月十日公布命令（注「七月十日公布命令指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布的东财第十三号命令。主要内容是，在解放区境内，一切粮食，不分品种与数量，加工未加工，不分省县区村，皆得自由流通。任何机关、部队、团体或个人，不得加以封锁或干涉。在铁路运输上，取消运输证制度。如有故意封锁或干涉，当事人可以向各级政府控告，各级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财产论处。--第372页。」），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结果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上涨，全东北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在此粮食青黄不接的最紧要关头，一个月来只涨了百分之四五十，反比四五两月粮价为平稳。

（六）秋收及新公粮征收以前，估计物价仍将逐步上涨。其中，粮价我无法控制，煤、盐、布、金及公用事业价则必须主动跟上粮价。又因淡月货币回笼不够，开支不减，必被迫发行。我应力求物价平涨而非暴涨。

（七）东北工业恢复的范围日益扩大，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又因为各个国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国营企业，指解放区省（不含省）以上政府经营的企业。当国营企业和公营企业这两个名词并列使用时，公营企业指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经营的企业，而不是泛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为了避免名称使用上的混乱，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对“国营企业”等名称的用法，作了一个规定，即凡中央及大行政区各部门投资经营的企业（包括大行政区委托省、市代管的），称“国营企业”；凡省以下地方政府投资经营的企业，称“地方国营企业”；政府与私人资本合资，政府参加经营管理的企业，称“公私合营企业”。--第365、372页。」）之间，国营与各省、市、县公营企业之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虽有各厂的生产计划及部分的加工和订货关系，但就全体说来，在工业中我们还缺乏计划性，这就使原料、机器、人员、产销等等，缺乏调剂和衔接，产生浪费和损失。因此，东北局决定，今年必须制订一九四九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果可能则进一步拟定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以便我们学习并走向计划生产。为此，首先必须规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其次必须规定各省、市、县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向和计划。在这些国营、公营企业之外，又必须调查合营和私营工厂的情况，以便给以生产方向上的指导，在可能的条件下实行订货加工。

（八）综观上述情况，说明东北财经工作到今天仍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其原因，一是财经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复杂，我们无经验；二是两年来我们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未深摸细摸财经问题。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接收沈阳的经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接收沈阳的经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沈阳接收工作，准备时间非常仓促。东北局于十月二十七日决定军管会人选，抽四千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收几个大城市。二十八日开动员大会，说明政策，规定纪律，从哈尔滨动身。只在路上开了几次会，十一月二日战斗结束（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即辽沈战役。十月十五日，攻克锦州，迫使长春的敌人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十一月二日，再克沈阳、营口。至此，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整个战役，共歼敌四十七万余人。--第374页。」），即进沈阳城。好在沈阳未经激烈战斗，军管会人员进去快，接收工作还算顺利，一般国民党未搬走的工厂机器，均保持得完整无损。现将接收工作的几个主要经验，简报如下。

一、怎样才能接收得快而完整。军管会在出发前即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一九四六年进哈尔滨时，因干部少，也曾采用过这种方法。分述如下。

（一）各按系统。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进行接收。依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

（二）自上而下。入城后即布告通知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即由第二或第三级办理。同时，从原有内线和下面群众中了解情况。

（三）原封不动。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生活维持费十万元（注「这里是指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银行开始发行的东北币，即东北解放区的地方流通券。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起，按东北币九元五角折合人民币一元的比价收兑。--第371、375页。」），等于四十斤粮，有些高级职员则不发。这只是临时过渡办法，主要目的在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接收步骤，第一步是资产档案，第二步才能整理人员。

（四）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接收证件统一由军管会发，由专人负责审查盖章，无证件即不准接收。此外，在入城之前，应连续广播我之政策、办法（此条很重要）。要预备布告、信封、图章、通行证、警察袖章等，并预做招牌，以便在进城后几小时即能摆开办事。军管会机关应放在食宿交通方便之适当地点，充分利用电话与各方联络。

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既能防止乱，又能保证快（两天都接上了头）。如果不按系统，不分上下，乱接一通，必然损失很大，影响很坏。

二、怎样才能迅速恢复秩序。要做到比较稳当而无大波动，有五个关键问题要解决。

（一）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没有，电车和火车也无法开动，变成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沈阳靠外面送电，抚顺解放后即送电来，群众称道。但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有一先决条件，即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技工。这次哈尔滨各系统共带来新的技术干部数百名，他们忠勇而熟练，一个晚上在万难的情况下，即开出疏散弹药的火车，使本地人员惊异，无“共产党土包子不懂技术”之感。

（二）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为避免外地商人来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现象，先介绍了解放区近来各地的物价表，使商人有底，敢于开市。为吸引粮食入城，定价高于外地，二十六天来粮食源源不绝，物价无大波动，粮价大体尚超出我百货公司收买价，高粱米每斤三千元。对金圆券（注「金圆券--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当时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限期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并且，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即不到十个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由最初规定的二十亿元增加到六十八万亿元，增长约三万四千倍，结果币值猛跌，物价暴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人民币一元兑换金圆券十万元的比价，将金圆券全部收回作废。--第376页。」）处理，则先观望了四天，当金圆券一元跌至我东北币一百五十元时，即挂牌以一比一百的比价，收兑一星期，使之自动向关里流出。敌九省券（注「敌九省券--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九省（参见本书注259）发行的流通券。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停止发行。--第376页。」）以我一敌三千的比价，亦兑一星期。两者兼兑，共兑出东北币二亿元。沈阳解放一个星期，凡能开市的买卖，大体已开市，市面很稳定。

（三）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交通警察尽快站岗，消防队各守原位，户籍警察大部可留。其他刑事警察和武装警察队等带特务性者，二十天后集中受训，也不宜过早遣散。

（四）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对我宣传品，各阶层都是字字细读。除安民布告等预先准备好外，可先准备几期报纸稿件，一进城就立即出报。内容首先只能是刊登一些基本政策文件。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但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要审阅大样，对广告都要过细审查。报社与对外报道委员会应各派一人，在头半个月经常住在军管会参加会议，密切联系。分期出报。排字校对，都用原人，我只派五六个干部，故第三日即出报。

（五）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沈阳（连抚顺、本溪）有公教职工约十五万人，如不注意工资问题，则人心不定。因工资问题不能一下合理解决，我于入城后五天，首先普遍发生活维持费（兼有货币占领市场作用），十一月份发临时工薪。沈阳系围城，解放前粮食奇贵，故工资标准不能按解放前折粮数发。目前基本上根据国民党的底薪等级，工人、职员、技师从每月八十斤至四百斤，因比围城时提高很多，故一般已满意。高级技术人员距离应远一些。对国民党的欠薪，则置之不理。特殊情况者，可作必要的救济。

此外，这次卫戌工作的缺点，在于卫戌机构本身不健全，没有建制部队入城，卫戍部队是临时指定的。最初几天，卫戍司令部命令不能普遍迅速下达，以致街上通行受阻，手中又无机动部队，不能应付各接收系统的紧急需要。依沈阳经验看，除一般卫戍部队外，卫戍司令部尚需有一个半团机动兵力，随时派出保护接收了的工厂、机关。卫戍部队应是单一建制，让有训练有纪律教育的部队担任。沈阳解放初期需三个师方能监管仓库、看管俘虏、担任警戒、扫雷，及派遣临时警卫等。

三、迅速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这两项工作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治安秩序。如沈阳这样后方基地性质的大城市，敌之后方机关系统众多，人员复杂，我历次放出归俘也不少，加以战败回城的散兵极多，我一进城首先就碰到散兵游勇收容处理问题。此次事先准备不够，这一工作延迟时间较久，对治安影响最大。散俘首先是收容好，有饭吃，有房住。次一步是如何往外分散处理。现在感到应先准备好几个解放团（注「解放团--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改造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的机构。不少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378页。」）的架子，以便于收容。这次各区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指定地点，花很大力气进行登记和检查，才基本解决了散俘问题。弹药疏散是入城后才碰到的问题，事先更无准备。沈阳原处在作战情况下，又是补给基地，不少弹药已经装车待运，各弹药仓库皆有铁路叉道可通，有许多弹药在仓库附近未卸车，头几天敌机轰炸目标，首先就是这些地方。我们发现后，组织三人委员会，动员很大人力，连夜疏散，力争搬动数里或数十里，幸而保存了这批弹药，未受损失。如果重要弹药仓库被炸，沈阳可能半城被毁。现在看来，入城时需有充分的铁路人员和保护车站的武装，以保证交通和疏散。

四、军管会内部做到减少扯后腿、抵消精力之事。军管会各负责人，要坚持接管原则，秉公办理，全力制止争房子、争汽车、争工厂等纠纷。这次能做到一般未发生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军管会本身坚持原则，不偏不私，模范行动。

五、关于重大事件、容易出乱子的问题，必须预先有充分精神准备。军管会的首脑要有足够时间来考虑研究重大问题。此次外交、粮食、金融、捕杀等重大问题，军管会多少都有精神准备，但外交仍出乱子。

六、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此次入沈部队很多，都懂得保护工厂、保护城市。今年以来，城市政策教育收到了很大效果，犯纪律者是个别分子。对苦战之师，应在吃住方面主动照顾。

七、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有一感触，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后由中共中央作为成功的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当时陈云同志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各厂的代表都反映了许多情况和工友们的意见。特别好的是从这些意见中看到，我们工人不仅是关心工资、福利和其他生活上的问题，而且更关心生产建设的问题。这表示我们工人阶级确实具有国家主人翁的气魄。在伪满（注「伪满--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305、307、323、380页。」）和国民党时代，你们决不会提出这些问题，他们也决不让你们提出这些意见。只有现在，在人民政府之下，你们才热烈地发表意见，关心国家生产建设的大事。这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是遵循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见办事的。工人不仅是工厂的主人，又是国家的主人。今天这个会上，大家都充分表现了这种主人翁的精神，表现出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很高，这是特别值得高兴的事。请代表们回去告诉你们厂里的工友们：政府一方面要帮助大家尽可能把生活改善，凡是目前办得到的事，一定办；另一方面也要靠大家挑起担子，共同把生产搞好，早日打倒反动派。只有这样，我们大家的生活改善才有可能。

这样的会，以后还要经常开，以便能经常把工厂的情况和工人的意见反映上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共产党领导革命二十几年了，现在革命力量这样强大，全国胜利就要到来，是依靠什么法宝呢？没有别的，就是依靠大家出主意。“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有事找大家开会商量，办法就出来了。我提议，以后开这样的会，各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员都要来参加。

大家今天提出的问题，凡是当前应该办、可以办得到的事，一定尽力去办。但是，不能说你们提出的每个问题我都能马上回答，因为对于各个工厂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就难以作具体的答复。比如某某人的工资评得不合理，这只有工厂内部才能讨论解决。工友们将原谅我今天不能对你们的每个问题都作答复。但是，我一定负责把大家的意见分别交给各个有关的部门，请他们斟酌办理。

忍受暂时困难，支援前线

大家所提的意见，大约可分这样几类，现在我扼要地来谈谈。关于工资、生活和福利方面的意见，这当中有些是目前可以办得到的，就应该办起来。比如，每月工资分两次发，每个工厂设立一个小图书馆，这都是可以办的。又如家属在山海关、唐山等地，现在要接回来，这也是能办到的，你们可以经过职工会去领路条。

还有些事情也是应该办的，但在目前却有很多困难，希望大家能体谅。

第一件是煤炭。现在发的是炉煤（注「炉煤--即无烟煤。--第381页。」），不好烧，早起做饭困难，还耽误上班。为什么发炉煤呢？我把缘由告诉工友们。沈阳解放时接收的大部分是铧子沟（注「铧子沟--位于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县境内。--第382页。」）的煤，只有两万多吨抚顺煤。东北大军进了关，每天得多少列车给他们运给养军需，火车头又非烧抚顺煤不可。大家想想，是把抚顺煤发给大家做饭，让进关的人民解放军饿肚子，打不下平津好呢，还是我们后方工友们和大家委屈点，用炉煤做饭好呢？当然只好大家委屈点。为什么抚顺这样近运不来煤？因为抚顺煤矿叫国民党破坏得不成样子，露天矿光挖煤不剥土，竖井坑洞也给水淹满了，现在三万多工人每天才出三千来吨煤。抚顺矿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恢复得过来。阜新煤矿井坑也尽是水，出煤还得一个时候。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倒是有煤，但是一时不能大量运过来，这是火车不得空的缘故。总之，人民解放军到前方打仗，解放平津的人民要紧呢，还是后方烧煤要紧呢？当然是打仗第一。不彻底打倒反动派，工人阶级的胜利就不巩固，为了全体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只有暂时忍受一下烧炉煤的困难。这种情形要请代表们回去给大伙说清楚，政府不是不关心工人生活，现在正在从各方面想办法，只要能运到，就给大家发些好煤。

再一件大家提出的，发粮食的地方太少了，发起来太慢。是的，几千人到万把人的工厂，一两个地方发粮的确不够。拿普通一个县城打比，城里居民五六万人，有多少粮米油盐煤炭铺？一万人的工厂加上工人的家属，差不多抵一个普通县城，要开那样多的粮米油盐煤炭铺当然不是件简单事。从全体来看，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光十二月份沈阳所有公营企业的工资中，仅粮煤二项共三万五千吨，得一千一百六十六个车皮装；把这些东西在几天之内再分发到各厂去，这又是一件大事；再要从工厂发到每个人手中，还要发得快，发得好，更不是容易办的事。这件事需要代表们回去号召大家出主意，商量个好办法出来。要大家来参加工作，帮忙，或者组织工厂消费合作社。

有一件事代表们今天还没有提出来，这就是现在发的粮食还不算好，以后还不能完全保证都发好粮。这件事也是个困难。政府的粮食都是农民缴的公粮，翻身的农民大多数都是缴好粮食，但也有少数觉悟较差的农民，缴的粮不大好。公粮太多不易保管，特别是苞米容易生热发霉，一时翻腾不到就霉了，所以发的粮食总难像市场上私人卖的那样好。如果工资都发钱，让大家到市上去买，票子就要毛了，结果还是大家吃亏。政府当然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大家发好点的粮食，但有时遇到不好的，就要请大家体谅这个困难。

还有，工厂的玻璃窗叫国民党飞机轰炸震坏了，做工的时候很冷。现在造平板玻璃的工厂还没有复工，只好暂时用洋铁片或木板钉补一下。当然还是冷，而且光线不好，这也要请大家暂时忍耐，等玻璃厂开工就好办了。

另外还有些问题，也是要靠大家商量决定的。如有些部门轻重工业怎样分法，在那里的工资怎样评定才更合理等等，都要靠大家回去召集本厂工友，会同厂里的管理方面，商量着办。

彻底消灭反动派，建设幸福的将来

今天也有许多代表说：现在的生活，比国民党在时好了。是的，但是从工人阶级革命的目的来看，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很苦。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人人有吃有穿，而且要吃的较好，穿的较好。我们现在的生活还差得很远，要达到比较高的生活水平，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目前在这段路上的绊脚石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有它在，我们的生活休想到那步田地。中国工人阶级受资本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上百年了，现在眼看它们在中国就要垮台，蒋介石却叫喊起来：“不打了，我要和平！”他想叫人民松手，让他休息一会，以便卷土重来。我们能让吗？（代表齐声回答：不让！）对，决不松手，要坚决把反动派彻底打倒。消灭了反动派，我们才能全心全意来发展生产，建设我们幸福的将来。苏联革命成功以后，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人民生活才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在全国打垮国民党反动派以后，也还要艰苦奋斗，进行大规模建设。上了岁数的工友也许会灰心：“还要多少年建设，我等不上了。”你等不上，不是还有你的儿子孙子？我们工人阶级不是光为自己，是为整个人民大众，为我们后代子子孙孙永远的幸福。工人阶级这么多年来的奋斗，就是为了不再忍受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一百零一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写了《共产党宣言》，号召工人阶级起来革命，自求解放。直到三十二年前，俄国的工人阶级革命才成功了。中国工人阶级奋斗了二三十年，现在就要成功了。沈阳的工人阶级，从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到伪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又经过国民党的“二满洲”（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依靠暂时的军事优势，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在这些地区，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垮台了，但取代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所以人们称之为“二满洲”。--第384页。」）受了几十年的苦，到去年十一月二日，沈阳的天下才变了。十一月一日还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十一月二日就变成了工人和人民大众的天下了。这叫做翻身，看起来是一天变过来的，但这是奋斗了二三十年的结果。就是全国解放之后，要达到吃好穿好，也要靠我们大伙自己努力，而且要计算到这是一段不短的路程。

大家提出的关于学习方面的意见，表现出工人阶级强烈的上进心。入训练班学习政治知识，这是应该充分满足大家要求的。要求学技术，翻译外国文的工业书籍，编写各种工业知识和经验的小册子，这是很好的意见。这些事都应该逐步地尽量办起来。有的还要求入专门技术学校深造，这个意见也是好的。我们的工程师不光是学校毕业的学生能当，还要挑选政治觉悟高、工作好、肯用功、有上进心的工人，到学校去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把他们的生产经验与科学原理结合起来，这样就一定可以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工人工程师。这个办法苏联已经实行多年了，他们培养了很多工人出身的工程师，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这种专门学校我们这里马上还办不起来。现在可以先办一些训练班、补习班、补习夜校。

职工要团结一致，搞好生产

有的代表提出，工友们对于工厂个别职员有些意见。我们的看法应该如此：工人是工厂里直接劳动的，人数最多，是最重要的。许多职员过去有一种缺点，就是轻视劳动者，瞧不起工人，觉得自己穿长袍握笔杆，就是“上等人”。其中有的人有过对不起工人的地方。但是，要认识职员也是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没有职员画图、写帐、打算盘也不行，没有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更不行。而且将来有许多工人还要当职员、技师和管理人员。

目前，如果工厂的工人对职员有意见的话，那是应该加以解决的。解决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参照中共中央东北局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注「见本书《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一文（第352-360页）。--第370、386页。」），采取适当的办法。除了个别作恶甚多的职员必须开除出厂以外，各厂员工之间应该团结一致，提高生产。工友之中如果受过哪个职员的气，这个职员作了自我批评，而且道了歉，那末，工友的气就应该消了，我们工人阶级对于打倒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对于应该合作的员工之间的小“气”，要看成是小事。工人阶级是一个干大事的阶级，我们要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以及全世界的二十万万人，要把人类数千年来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推翻，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办这样大事的工人阶级，应该把大事小事分别开来，全力干大事。只要员工之间的“气”已经适当解决了，就应该团结一致，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把反动派打倒，以便创造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自由天地。

在生产方面，今天提的意见都是很好的。这方面工友们至少要估计到两个困难。第一个是我们的老干部对管理生产还不内行，还缺乏经验。第二个是原料、器材不足，目前又处在战争环境中，补充也很困难。因此，就需要工友们大家想办法，发挥工人阶级克服困难的精神。想办法节省原料，利用一切能找到的器材乃至已被当作废物的东西，进一步设法创造代用品。代表们回去后，就与自己的厂长、经理商量，再集合全体工友的意见，订出三个月的生产计划，或者一年的生产计划。要告诉全体工友，大家要挑起担子，不光是积极做工，还要真正尽主人翁的责任，在厂长领导之下参加管理工作，团结职员一起干。此外，还要特别告诉全体工友，要大胆提意见，凡属对生产有好处的意见，都可以提。做得通的意见，经过管理方面和工友方面商定之后，就可以办。现在工厂的领导会欢迎工人提意见，工友们对于厂里的生产和工作有什么意见，应该以负责的态度提出来，大家商量着办，把生产搞得更好。

*注「本文原载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我才从东北来不久，军委会（注「军委会--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第388页。」）指定我参加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建立中央财经机构的大纲草案（注「指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第388页。」）已经发出去，请大家讨论。

以往东北、华北、西北及其他解放区都有地域性的财经机构，但现在有成立中央的财经机构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有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也需要研究。例如上海解放后，就有了江、浙、皖、赣、两湖、川等地通过上海进出口物资的问题。又如天津解放后，就有了西北地区通过天津进出口物资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中央的财经机构来解决。这个机构初成立是带有临时性的，暂时属军委会管，时间也只是几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交给政府。这件事很大，需要党内外同志合作。财经委员会内部也要合作。各部门之间，如工业、农业、交通等部门之间也要合作。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经验很少，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最早红军时代谈不上什么经济工作，就是有个把事务长，以后有了根据地，再后有了边区政府、人民政府，也有了供给机关、贸易公司等等，一步步地扩大。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注「章乃器（一八九七--一九七七），浙江青田人。三十年代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第389页。」）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总之，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

整个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大纲草案，我不一一介绍了，这里只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是组织机构问题。财经委员会本身有六局一处（注「六局一处--指计划局、人事局、技术局、私营企业事务局、合作事业管理局、外资企业管理局和秘书处。--第389页。」），下属十三个处、行、署、部、会（注「十三个处、行、署、部、会--指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中央铁道部、中央交通处、中央燃料处、中央金属处、中央纺织业处、中央工业处、中央农业处、中央林业处和中央水利委员会。--第389页，」）。有些事情还没有定。如盐务暂属财政，还有渔业、烟酒属哪里需要进一步考虑。工业部门分得比较多。在中国，过去曾经笼统叫过农工商部，后来分成交通部、实业部或工商部。现在除了铁道、交通之外，又分了燃料、金属、纺织及其他工业四个处。分得细的原因是在各有专职，这是工业发展的需要。

这六局、十三处是否一天就建立起来？全国性计划是不是可以一天弄成？不成，要逐步地来。我们的目的是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工作则是要一步一步地做。

其次，现在我们正在强调集中统一，而大纲的最后，仍把地方经济放在必要的地位，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没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389页。」）、各省及各大城市都有财经委员会，这岂非矛盾？我们的回答是，有矛盾，但因为现在是军事时期，中国地方又太大，交通不便，需要地方机构与中央配合。集中统一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需要；二是有可能。两者缺一不可。比如火车现在已经统一管理。又如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假若天津是一种规定，上海是另一种规定，这就不行。但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事业不能集中或不能过分集中。最大的问题是，三百多万军队有两百多万在前方，给养能不能由后方统一供给？不能。这需要在各地买、借、征，就地解决。部队决不能饿饭，但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反了。比如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匹布做衣服，三百万人就要三百万匹布，只能由前方解决。这些事带有很大的地方性。野战军吃、穿、工作、打仗一起搞，这需要统一，但不能过分集中。这一段时间还不会很短。要等打完仗，交通恢复以后，这些问题才能慢慢地解决。有些事中央现在管不了，只能让地方先管着。比如招商局（注「招商局--是一八七二年成立的中国轮船航运企业。一九四八年时共有船舶四百六十余艘，约三十三万吨，一九五○年一月十五日，香港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即招商局香港分公司）光荣起义，回归祖国怀抱。--第390页。」），现在由陈毅（注「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口川乐至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等职。--第88、390页。」）他们管，中央一时管不到，先托他们管，所有权属中央，将来需要时，一个命令，全部由中央接过来就是了。

总之，这个财经机构是临时的，是党内外合作的。工作要慢慢地来，地方机构还保留相当的地位。

*注「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陈云同志离开沈阳到达北平，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这是他在周恩来同志召集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在北平的党政机关负责同志会议上的报告。」

纪念严朴同志（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

纪念严朴同志*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

严朴（又名严达人）同志，江苏无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曾肄业上海专科师范、上海大学、南方大学。早年受《新青年》、《向导》及社会主义书籍的影响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曾是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者。一九二五年“五卅”（注「五卅运动--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当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示威时，一百余人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爱国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2、180、391页。」）游行时，他发表讲演，是最初被捕的十五人之一。当年夏释出后，接受党的命令，回无锡进行革命活动，初任地委秘书，后任总工会总务部长，领导工人运动。他还变卖自己的田产创办“无锡江苏中学”，兼校长，并领导教员联合会，使江苏中学成为当时无锡共产党领导职工与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四·一二”（注「“四一二”大屠杀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362、391页。」）蒋介石叛变革命，无锡和其他地方一样，工会、农会和江苏中学都遭封闭，革命分子遭到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屠杀，严朴同志即转入无锡乡村，领导农民抗租抗税的武装斗争，被任命为农协委员长。由于他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不收地租，并在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清乡中领导农民经历过无数次困难危险的斗争，因此取得无锡、江阴、常熟一带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承认他是自己的领袖。在环境最恶劣的几个月中（一九二七年冬至次年夏），敌人调集了许多军警，日夜“清剿”，四处追捕，但农民保卫严朴同志，常常是一夜之间敌人追捕好几次，但每次他都被农民一村一村地安全转送，避开了追捕的敌人。严朴同志曾经是无锡一带农民心目中的“神仙”。即在抗战时期，无锡农民还盼望着严朴同志回家。当时无锡一带的党组织就打着“严朴”的旗号，组织起抗日的武装。

由于严朴同志是无锡一带农民拥护的领袖，故他被推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后调任松浦特委，领导松浦一带的农民运动。在他领导奉贤农民攻打反动堡垒庄家行时，他事前亲手制造了若干炸弹，攻击时手执武器，率先冲锋。在他的英勇领导之下，终于攻下了敌人的据点，收缴了敌人的武装。一九二九年，他调任上海法南区工作，被分配在黄包车夫中进行工会活动。他日夜与黄包车夫在一起，吃饭与黄包车夫在一起吃，晚上就与黄包车夫一起睡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由于他积极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秋，他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在被捕的四十余天中，受尽法国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酷刑，被灌了几次冷水，受了几次电刑，皮鞭、踢打不知其数，但他始终英勇不屈。由于捕房及国民党反动派不知道被捕的是赫赫有名的严朴，所以经过严朴同志的哥哥给反动派以若干贿赂之后，他即被释出。经过这次酷刑之后，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出狱不久，他调任松江中心县委并任青浦县委书记。年余后，因浙南农民斗争开展，又被调任浙南军委书记，兼红十五军政治委员，参加进攻温州之役。

一九三一年冬，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严朴同志被调到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担任掩护机关的工作。在此期内，日夜谨慎小心于自己的工作，直到大批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转入江西中央苏区之后，他才转到中央苏区工作。在中央苏区，初在新泉贸易公司工作。一九三四年福建事变（注「指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同年十一月，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当时，中共中央由于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给它以应有的援助。--第38、393页。」）时，他被派驻福州为苏区商业代表。回苏区后，任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后即参加红军长征。在长征途中他身体是常有病的，可是当党一两次给他找到牲口代步时，他总是把牲口让给别的同志，自己拿着一根拐杖，一步一步地步行。长征到达黔北川南时，因为严朴同志身体病得无法再走了，党决定严朴同志经过川南游击队转送至重庆、宜昌，担任组织交通站的工作。不久，他被上海党组织派赴苏联学习。一九三八年他回国，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二科长，后到西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任秘书长、二科长等职务。日本投降后，派赴东北工作。此次奉命南下，因病留住医院，久治无效，不幸于六月五日十四时三十分病逝，享年五十二岁。

严朴同志一生对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二十五年如一日。在弥留时，关于个人的事情他仅仅说了一句话，而其他的遗嘱全是念念不忘于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解放全中国。临终神志不清时，犹在呼喊打倒帝国主义。他遗嘱希望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并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严朴同志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临终十小时前尚在遗嘱中作一生工作上个别缺点的自我批评。他并嘱死后将自己的遗体请病理专家解剖研究。

严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好的党员，他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服从组织的分配，从不在工作上讲价钱。严朴同志的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损失。当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就要全部胜利的时候，严朴同志死去了，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奋斗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存不朽的。

*注「本文原载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题为《严朴同志传略》。」

干部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干部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六月十日信此刻收到。

十八年不见你，看你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我很高兴。从个人方面说，我与你父亲（注「陆恺悌的父亲陆铨（一九○六--一九七九），上海青浦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一月参加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一九四九年时任石家庄市总工会主席。--第395页。」）都顾不上子弟的入学和生活，没有尽到父兄的责任。但是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现在解放全国的目标不久就会实现了，但这还仅仅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全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旧低。我们的目的不仅要打倒反动势力，而且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困难的长期的工作还在后面，这后一段的工作是要与全国人民大家一齐干的。

你祖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注「吴志喜（一九一一一一九二八），上海青浦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曾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参加领导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信中所说的“当年冬被残杀”的时间，系指农历。--第395页。」）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失败（注「指一九二八年一月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小蒸地区的农民暴动失败。--第395页。」）后，你们全家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持这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此外，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注「霓云，即廖霓云，陈云的表弟。--第396页。」）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我大概会到南方来一次的，但行期未定。那时你父亲能否从工作中抽身则我不能预计，我可以约他一下，如有可能当同他南来。

你与霓云商量一下，如果章练塘（注「章练塘--即今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第396页。」）或小蒸尚无电报局，不能与北平通电报，则你们在松江找一个转电报的通讯处告我，以便有急事时打电报，信件来往要两星期（这次你六月十日信，六月十七日投到，费时七八天）。

请你代我向你祖母请安，并问候你母亲，祝你好！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陆恺悌同志的一封信的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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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

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尤其是南线（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向南方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进军。这里所说的南线，指南方前线。——第1、13页。」）更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和六百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到七月底，人民币的发行总额为二千八百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在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吃和穿。上海是个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目前困难很大。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变。今冬明春如无特殊情况，全国除台湾、西藏、西康（注「西康——是旧省名。一九五○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一九五六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第1页。」）、新疆及青海的一部分外，都可以解放（注「这是当时对解放战争进展的估计。事实上，一九年九月五日青海解放，九月二十六日新疆和平解放。——第1页。」），解放区的人口将达到四亿四千多万。要预见到这种情况。我们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否则，就要影响到国计民生。

我先讲讲上海目前的困难及解决困难的意见。

一、敌人封锁问题。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当然，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北方也有通路，天津可以出，大连可以出，满洲里也可以出。有些东西可以让外商代销一下。我们要准备赔些钱。为什么要赔钱呢？因为出口货物的价格决定于国外市场，而不决定于国内的生产成本。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要从农村收购主要的出口物资，以便维持农村经济，这对农民有很大好处。

二、工厂搬家问题。这件事情要慎重。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例如，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

三、粮食问题。现在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一般商品的一倍或一倍以上，如大米比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猪肉、鸡蛋、胶鞋等的上涨指数平均超过一倍。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工业生产的成本，也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维持上海的大米供应，每天至少需四百万斤（五百五十万人，每人每月平均二十一斤半）。现在面粉比大米便宜，吃面的人较过去增加了一倍，市场上每天销出的面粉，估计可抵八十万斤大米。另外，近来每天上市的大米约八十万斤。还有我们每月配售及卖出的大米有三千万斤，每天一百万斤。三者合计，每天约二百六十万斤，尚差一百四十万斤。不足部分，是靠上海市民在国民党占领时储备的“应变米”（注「“应变米”——指解放前上海市民为应付物价飞涨和突然事变而储备的大米。——第3、17页。」）补充的。当然，市民自己储备的米并不多。将来粮食调剂得好，可以补救“应变米”的不足。上海米价最高时为七月十八日，现在低些了。估计今年米价的最高点可能已经过去，但我们仍应作万全的准备。常州至嘉兴一带的早稻较江南一般地区迟四十天登场，但常州以西、芜湖以及皖北的早稻已经下来了，价格比上海低。如这些地区的早稻能运来，再隔四十天，常州至嘉兴一带的早稻接上，粮食的供应就可以解决了。退一步讲，即使上述地区的粮食运不来，也有办法。现在准备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来一亿二千万斤粮食，九、十两个月各六千万斤。根据两个月来的配售与市场情况，每月六千万斤可以够用。华东地区不要禁止粮食运到上海来。听说皖北、常熟、无锡等地禁运粮食，如果确有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华中对华东也不能封锁。各地一定要开放粮运，让它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明年计划在常州、嘉兴一带集中六至八亿斤大米，随时应付上海之需。如果明年水灾严重，则以东北的粮食为后盾。

四、棉花问题。这几个月纱厂生产能维持现状，每周开工三昼夜到四昼夜，就是好的。八至十一月，每周按四天生产计，共需棉七十九万担。其中，中纺（注「中纺——指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垄断全国纺织工业的官僚资本企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总公司设在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公司及所属企业被收归国有。——第3页。」）三十六万担，上海私纺（注「私纺——指私营纺织企业。——第3页。」）四十万担，青岛私纺三万担。棉花的来源：中纺在上海现有二十三万担，在香港存有二万担；私纺在香港存有十万担，还可在那里买五万担；上海贸易处（注「上海贸易处——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第3页。」）存一万四千担，前经济合作总署（注「前经济合作总署——指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国政府设立的经济合作总署。它是美国政府为实施“马歇尔计划”而建立的负责援外的主要机构。本书这里所说的七万二千担棉花，是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援助国民党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接收。——第4页。」）存七万二千担；华东可以买十八万担，华北可以买十万担，西北可以买三万担。以上合计为七十九万六千担。新棉收购计划即将布置下去，希望十一月底能开始拿到手。明年准备把农村妇女手工纺线缩小些，以机器纺纱来代替，用降低布价的办法来补偿农民的损失。预计明年在华北、华中、西北三地共可购棉三百万担，华东自己再收购一百八十万担，共计四百八十万担。如果能够买到这些数目，则明年纱厂的开工情况不会比今年坏。收购数量由中央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摊派，各地公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要联合私营企业共同采购。组织购棉这件事情，担子很重，但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是可以办好的。各地应大力援助华东。有了棉花，还要估计到明年纱布可能外销不了，内销也可能成问题，此事以后再作研究。

五、运输问题。运来上海的东西（主要是煤、粮、棉）多，从上海运出去的东西（主要是纱布、纸烟等）少。最大宗的，是煤炭的运输。从铁路运输看，困难大大超过东北。浦口轮渡（注「浦口轮渡——指浦口、下关之间的长江轮渡。浦口，位于南京西北，长江北岸，与下关隔江相望。一九六八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前，津浦铁路与沪宁铁路靠浦口轮渡相接。——第4页。」）有困难。蚌埠至浦口一段，现在只能开十四五对列车，要争取开十六至十八对，保持煤七，粮三，军用二，余为其他货运和客运。现在徐行及错车距离长，行车速度慢，调度不灵，通讯设备不够。今后应缩短徐行和错车距离，加添车站的错车点，放长支线，增加通讯设备，加快装车卸车，使列车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铁路调度人员要很能干，因为货物来自各地，管理系统又不统一，调度十分困难。华东财办要把运输看成一个重要问题，好好组织，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华东局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此外，防空也很重要，一方面要配备防空武器，另一方面要适当疏散，避免列车过分集中。总之，运输是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煤、粮、棉的供应都会很困难。

六、工业生产问题。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华东的纸烟可到全国各地去销，使上海的卷烟厂尽量恢复生产，以增加税收。面粉厂可以继续生产。五金机器工厂多，但也只有一万多工人，修铁路、造船可以利用这些工厂。这些设想，不一定都行得通，但可以做做看。旧上海那种公务人员与商人勾结起来，贪污舞弊，投机倒把的局面，不能再让它存在了。改造旧上海，主要的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

七、金融问题。现在关内的钞票统一了（注「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各解放区的银行和货币发行业务逐渐趋于统一。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简称人民币），作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的流通货币。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原解放区的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至此，统一关内各解放区的货币工作基本完成。——第5、48页。」），在处理金融问题时，必须有全局观点。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抱怨是没有用的。个别地方采取“自卫”办法，即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办法，是用不得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地统一使用。有人提出，两广、西南可以另发票子，说这是为了照顾后方，对后方有好处。但是，如果这样做，前方是否受得了呢？这种票子与人民币的比价假如不变，等于是一种票子；假如常常变动，则对前方的物资供应会发生很大问题。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现在是大兵团作战，需要发的票子很多，不是抗战时期的那种小局面了。所以，像抗战时期那样，发几种票子，既可照顾后方，又可照顾前方的办法，已经不再适用。

下面我再讲讲在全国范围内如何克服今年秋季的财经困难，力争明年财经状况好转的问题。

为了保证今年秋季的支出，八至十月每月需发行一千六百三十三亿元人民币，以七月底二千八百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八。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注「这里所说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指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不变。——第6页。」），则物价也将上涨百分之五十八。这些发行，主要是解决军费开支及修复现有铁路的费用，还没有考虑到工业的投资和农产品的收购。十一、十二月除军费外，要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两项合计每月需发行一千六百九十二亿元，还须另外筹划。物价上涨指数是否可能降低、到冬季，由于解放地区扩大，农产品上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和纱布的推销等等因素，物价上涨率有可能降低。按保守的估计，可能降低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样，物价上涨可能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开支能否少一些呢？不能。首先，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其次，为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而发行的票子也不能减，减少了农工业生产都会有困难。当然，提倡节约，可以省一些，但数目不会大。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无非是两条：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在北平时，曾有此议，中央让我们开会商量决定。华中已提出发公债，而且数目还很大（注「上海财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华中局（后改为中南局）曾提出华中地区分两期发行一千六百亿至二千亿元人民币（旧币，参见本书注2）公债的建议。——第6页。」）。现在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负责同志已赞成发一点公债，请到会同志再考虑考虑。假如只走前一条路，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实际上有钱的人，并不保存很多的现钞，吃亏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其次是军队，以及党政机关的人员。少发票子就得发公债。

公债发多少呢？预计一亿二千万银元（注「银元——也称银洋、白洋、光洋、大洋等，是一种银币。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在市场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收兑，严禁流通。本书一些地方提到的银元，是借用来说明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的实际价值的。——第6、57、94、116、141、180页。」）或二千亿元人民币。有的同志主张多发些，我倾向于发二千四百亿元人民币（注「这个数字，不包括东北地区发行的公债。——第7页」）（包括收购一部分黄金外汇）。发行公债主要是在城市，新区的农村市镇也发一些，以便帮助推行人民币。中国地方如此之广，发一亿二千万银元的公债，数目并不算多。蒋介石剩下那么一点地方，还要发行二亿银元的公债。他在历史上每逢到了没有办法时，就搞这么一下。东北四千万人口，私营经济所占比例较关内低得多，两期发一千二百万银元的公债（注「指一九四九年三月六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在当年发行的上下两期生产建设实物有奖公债。这次公债发行总额原定一千二百万分（每分值以沈阳市高粱米五市斤、五福布一尺、粒盐五市斤、原煤三十四市斤的市价总合计算），上下两期各六百万分，年息二厘，另给奖金二厘，分三年还清。上期超额百分之二十五完成，下期没有发行。——第7页。」），第一期已经按期完成了。关内私营经济占的比重比东北要大得多，公债数目可以定大一些。

当然，发行公债也是有困难的。目前工商业还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会“叫”的。发了公债，城市工商业是否会垮？我看不会，因为每月发出的钞票超过公债收回的钞票。现在我们每月发行现钞一千六百三十三亿元，而发公债收回的只有六百亿到七百亿元，这是有限度的收缩，不要顾虑筹码（注「筹码——指手头可以调度的资金数量。——第7、59、212页。」）会少。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如果紧得不行，就后退一点。现在拟了一个发行办法（注「指华东地区发行人民公债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共十三条，主要内容是：公债之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发行总额为三千万分，年息四厘，分三年还清；公债之发行及还本付息事宜，指定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及其所属机关办理。——第7页。」），请大家研究一下。发公债各地区动作要一致，否则此宽彼紧，有人会钻空子。公债要折实（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折实单位的价格，由各地人民银行按日或按旬用当地市场平均批发价格计算，并挂牌公布，称为折实牌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第7、36、39、68、73页。」），以牌价为准，有借有还。偿还期限，初发公债时短些，三年分期还清，每年还三分之一。能不能今年不发，明年再发？看来不行（注「这是当时的意见。后来中共中央考虑到资产阶级对购买公债的消极态度，决定将公债推迟到一九五○年分期发行。——第7页。」）等明年发，目前的困难不好解决。当然发公债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要努力搞好整顿税收、精简节约、调剂物资等方面的工作。

关于明年的收支计划，按解放区人口将增加到四亿四千五百万计算，初步的设想是：

收入方面。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共一百九十三亿斤（大米一百零五亿斤，小米八十八亿斤）。各区分配数字如下：华东六十五亿斤（大米四十五亿斤，小米二十亿斤），华北小米三十亿斤，华中四十五亿斤（大米三十亿斤，小米十五亿斤），两广大米十亿斤，西南三十亿斤（大米二十亿斤，小米十亿斤），西北小米十三亿斤。

税收按七月底物价计算，共收一万七千五百零二亿元。几个地区的情况如下：华东七千一百亿元（其中上海三千五百亿元，一个上海顶五个天津），华北一千八百亿元，华中二千二百亿元，西南一千八百亿元，西北四百八十亿元，两广一千八百亿元。

这一计算，是根据天津的税收及各地人口的比例而拟定的。东北因为实行另一种货币（注「指一九四六年三月起东北解放区东北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简称东北币。东北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为使东北及早恢复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减少全国战时财政对东北的影响，中央决定，东北市制暂不与全国统一。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收回东北银行的地方流通券，井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四月一日起，按东北币九元五角折合人民币一元的比价收兑。东北银行同时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级机构，——第8、46、72页。」），不好统一计算。计划明年从东北调进关内的物资，计有二十万吨大米，十万吨大豆，五十万吨杂粮，二十万吨钢，一百五十万立方米枕木。

支出方面，按九百万脱产人员每人每年的需要折合三千斤米计算，其中三分之一用粮食供给，共需九十亿斤；三分之二用货币支付（大米按每斤一百五十元，小米每斤六十元），共合二万三千一百六十亿元。另外，事业费支出计七千四百六十亿元。

上述公粮收支相抵，剩余一百零三亿斤，合人民币一万零二百三十亿元。经费开支货币部分共三万零六百二十亿元，用税收和剩余粮食抵补以后，还有赤字二千八百八十八亿元。

大家会说，这个预算还有问题，就是有赤字，而且没有把预备费打上。是的，有这些问题。但是，努一把力，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最要紧的有两件事：一是公粮要征得好，二是税收要整顿好。老区过去公粮负担很重，老百姓希望减轻一些。新区工作无基础，还不能按老区的标准征收。因此，老区今年还松不得。老区松了，新区又接不上，就成了问题。

现在定的这个税收数目，有可能完成。根据在哪里？过去大城市多数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三，现在我们有了大城市，情况有了改变。东北地区，税收以及公营企业和对外贸易收入，占整个收入的四分之三，而公粮仅占四分之一。华北地区，税收已达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今后要争取达到百分之五十。由此可见，有了大城市，和没有大城市是不同的。过去说敌占城市我占乡村，在经济上是敌强我弱，道理就在于城市的收入优于乡村。我们应该逐渐增加税收的比重。努力收税，是解决财政赤字的一种办法，靠发行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也是一种办法。这两种办法不同，结果也不一样。原则是，应该发行的就发，而且要早发。例如东北，随着物价由不稳定达到相对稳定，许多商业投资转到了生产领域，同时钞票的储藏性能增加了，这样，货币的周转减缓了，市场上感到筹码不足，需要增发票子。发行的结果，物价并未上涨。抗战前，全国的货币流通量（包括地方币）为二十多亿银元。经过了十二年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之后，生产与货币流通不正常，发行量应该少一些，假定打两个对折，还应有五亿多银元。可是，现在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只相当于一亿至一亿二千万银元，数目还是很小的。我们的税收数也不大。特别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上涨，就大有文章可做。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松动了，会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就增加了税收。这样，预备费也有了，工业投资也有了。

最后提一下剿匪和发动农民的问题。

剿匪和发动农民，对完成财政经济任务作用很大，党、政、军都要抓好这两件事。当然，贸易工作和税收工作也要抓紧。对于干部下乡，我很赞成。还要注意物资下乡。现在农村多以米计价并作为交换手段，我们把土匪打掉，农民发动起来了，农村的经济阵地就可以展开，人民币就可以占领市场。一是政治，一是经济，两者需要很好配合。

明年我们有了四亿几千万人口的统一的地区，这是民国以来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军事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否则，各项工作就会落后于形势，处于被动。

*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十五日，由陈云同志主持，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这是建国前夕一次重要的财经会议。本文是陈云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

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

这次会议开的时间很久，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天了。我现在把会议以前和会议中间所讨论过的问题，特别是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应注意的问题，再讲一下。

一、发行公债问题。中央一再考虑，如果因发行公债引起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紧，因而对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不利，怎么办？可以采取这样三个手段：

第一，调剂通货。在发公债时，要把票子放出去，必要时再收回来，有吞有吐。要善于使用这个手段。什么时候吐出多少，收回多少，要好好研究。还要研究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使之达到比较合理的程度。如在银根紧时，可以多投放一些票子来收购物资，同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

第二，调剂公债发放数量。公债各月的发放数量，应该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在数量上可多可少。例如，新粮上市，票子下乡（注「票子下乡——是当时为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巩固和扩大人民币阵地，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所提出的一个口号。——第11、29页。」），银根会紧，就要注意到城乡公债各发行多少。

第三，调剂黄金、美钞收进的数量。黄金、美钞收多收少，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也是一个手段。如果物价平稳，银根较紧，即可多收进些。

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三个手段，使其服从一个目的，即达到我们所预期的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的状态，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

二、纱厂生产问题。上海纱厂搬不搬，这个问题应该决定下来。如果工厂搬家，那里需要有厂房、动力以及辅助工业等。搬了，这里工人失了业，那里半年也开不了工。因此，我们决定不搬了，要全力维持生产。现在维持生产虽有困难，但尚有维持的条件。可以设想，把现有纱锭数打八五折（这是正常状况），然后再打个八折，即每周开工五天五夜。究竟能维持到什么程度，今天还不能定，要等棉花下来后再说。假使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卖不出去怎么办？准备两手：第一，赔本出售，有意识地组织出口，目的是为了换回东西；第二，假使美帝国主义封锁，不能出口，就多发些票子把纱布囤积起来。这两条路走不通，才考虑停工问题。当然，还可以看看有无别的出路。现在心要定下来，就按这个方针布置工作。

三、收购土产及资金问题。首先要求各地财委和贸易公司的同志，对资金的运用不要搞得太死。该收购的要及时收购，该抛售的要尽快抛售。只要有东西，该抛的就抛。过去，大多数同志是物资拿到手就不愿抛，这是历年物价不稳所造成的。现在要注意，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抛有利。如果该抛的不抛，物价涨了，又要多发票子，从局部看可能有利，但对全局不利。要准备从稳定物价这个全局出发而抛售。

组织统一的花纱布（注「花纱布——指棉花、棉纱和棉布。——第13、39、124页。」）公司，由中财委（注「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直接领导。华东有纱厂，最好是以纱布去换棉花。华东的同志说，如不由中央统一管理，华东以纱布或钞票不一定能换来棉花，有的工厂也可能将纱布囤积起来不卖。他们要求把纱布交中央统一掌握，由中央统一供应棉花。这就需要设立一个由中财委直接领导的花纱布公司。有了这样一个公司，还可以保证顺利实现钞票回笼。

桐油、丝、茶等重要土产的出口，也要由中财委管起来，组织统一的土产公司。如果不这样做，资金就需要两套，收买要一套，组织出口又要一套，造成资金占用过多。另外，如果不统一经营土产出口，就不利于集中使用外汇，换回需要的东西。现在各方面都需要外汇，各部门有各部门的进货单。如果组织了统一的土产出口公司，就可以从全国着眼，有效地集中使用外汇。

四、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西北地区人少而穷，兵又多，结果钞票发得多，如果让西北独立负担是支持不了的。这样负担很重，军民会叫苦。西北应有背上百分之九十的精神准备，华东、华中、华北三个地区则应支援西北。在货币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支援的方法之一就是开展国内汇兑，让商人贩运东西。不仅对西北是这样，对南线（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向南方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进军。这里所说的南线，指南方前线。——第1、13页。」）也应该这样。这是有钱地区支援无钱地区，后方支援前方的一个办法。汇兑畅通后就发生钞票管理问题，票子发行可能增多，因此必须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开展汇兑，应改变十二年来各区自己要发就发的状况（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财政金融工作，完全分散经营，各设银行，各发货币，各管收支。一九四八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逐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措施，首先是统一货币的发行。——第13页。」），使发行库与银行的业务库分开。为了照顾到新区财政情况，可以给予一定的机动数，使用时可“先斩后奏”。

五、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要统一管理。现在拟的税目、税率，可能很多地方不合理，但有总比没有好，先试行两三个月，然后加以总结并进行修改。不能为了追求十全十美而放弃统一的办法，可以先九全九美暂求统一。地方上个别的特殊情况可以例外，但主要的必须统一起来。

食盐大宗出口，在五万吨以上的，因关系到对外政策，必须由中委财统一办理。李烛尘（注「李烛尘——（一八八一——一九六八），湖南永顺人。曾任天津水利碱厂厂长、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轻工业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第14页。」）说，洗过的盐出口有利。能出那样的盐当然好。如果不能，粗盐只要价格合适就可以出。食盐出口，要由中财委统一规定价格，至于在什么地方出口，出什么盐，因路程远近不同，盐的质量不一，到时看具体情况再说。注意不要被商人钻空子。

六、实行内部贸易自由。据华东的同志说，常州的粮食不让运来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是封锁的。有很多人还是共产党员，认为这是“为国为民”。他们说粮食运走了，农民会没有粮食吃。这样说是没有道理的。天下没有那样傻的农民，把粮食都卖光，自己等着饿死。农民不是傻瓜，知道票子会贬值，不到用钱时是不肯卖粮的。他们还说粮食运走了物价会涨，有害国计民生。事实上，凡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的地方，农民的粮食就不能卖到高的价钱，而城市因粮食贵，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使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扩大。这对农民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完全是有害无利。对大城市有利还是有害呢？几百万靠薪资生活的劳动人民所需要的粮食来不了，当然是有害的。可见，这种封锁，无论对农民，对城市的劳动人民，还是对国家经济建设，都是有害的，而仅仅对禁粮出卖区域之内的中小城市的居民有利，他们可以吃到便宜的粮食。这一部分人比之于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职工，显然是很少的。我们究竟是为大多数之民呢，还是为少数之民？当然首先要为大多数之民。至于说到为“国”，由于粮价高涨，城市工业生产不能维持，结果对国家也不利。对于这一点，党和政府要发布命令，报刊也要写文章，把道理说清楚。

七、接收旧人员问题。全部接收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财政上负担很大。但是，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更大。现在养着这部分人，从财政上看是个损失，但从另方面看，政治影响好。待解放地区的人看到，这些人生活都有保证，就不怕了，反抗的人少了，这样战争可以更快结束，少损失好多人力财力，整个支出可以大大减少。退一步讲，就是裁也不可能全部裁掉，大部分还要用，裁掉的只能是少数。对要裁掉的人，华东采取的办法是，集中训练，讲清道理，把财政困难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讨论。至于那些劣迹昭彰为群众所痛恨的，当然不能留用，但这只是极少数。那些靠裙带关系领干薪的，也要辞退，但这也是很少数。现在要注意到广大旧人员的心情，他们感到“天下定了”，“人民政府定了”，愿意受训，目的是为了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将来好有饭吃。这和过去在东北的情况不同了。沈阳解放（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沈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第15、21、26页。」）时，有些人还要走，现在变了，不是要走而是要回来了。反动营垒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也要反正起义。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这个问题，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政策。对旧人员要训练、改造和使用，这个包袱不能不背，不能光从财政着想。

八、野战军（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军委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通令全军进行整编，实行统一的编制和番号。通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按其所在地区当时分为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一九四九年春，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的三个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第15、58页。」）与原属地区的关系。每个野战军都愿意有个“家”，因为新区经济困难，不能完全解决物资供给问题，需要依靠原属地区。如四野（注「四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简称。——第16页」）的棉衣，就是由东北供给的。采取这种做法，有浪费是不可免的。怎么办？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新区供给野战军的物资不足时，由中央给以补助。野战军如果需要原属地区的纸张、电讯器材等少数东西，这些地区也要尽可能地帮助解决。但是，大的数目，一定要经过中央。

九、各地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只讲以下三点：

第一，必要时各地区都在友区设一个办事处。各地区的工作人员与友区联系工作时，必须经过办事处，听从指挥，禁止横行霸道。中财委是否在各地设办事处？这个问题，值得慎重考虑。设立了麻烦多，会造成地区本来可以处理的事情，也去找办事处解决。所以还是不设为好。那末，不设办事处对开展工作是否有影响呢？我看不会有，因为现在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的财委，实质上是中财委在各地的办事处。

第二，各地区大宗物资的调拨，要经过中财委。如东北给上海的二十万吨大米，就是经中财委调拨的。至于小的个别的交换，则由双方直接协商处理。

第三，各地区的工厂在上海存的主要材料，原则上由华东拨还各地。双方有争执时，由中财委裁定。各地到华东来接收东西，要“君子自重”，零星东西就别要了。

十、保证上海的供应问题。上海对运输特别是内河航运，要花很大力量去加以组织。招商局（注「招商局——是一八七二年成立的中国轮船航运企业。当时总局设在上海。该局成立之初为官办，后改为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政府将其收归国营，隶属交通部。一九四八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共有船舶四百六十余艘、约三十三万吨。一九五○年一月十五日，香港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即招商局香港分公司光荣起义，回归祖国怀抱。——第16页。」）的大轮船，都要准备拨出去供解放台湾用。民用运输的力量，主要是小轮船和苏州河的木船。这些船虽然运力小，速度慢，成本高，但是有总比没有好，要充分加以利用。而且，还要花些钱造这种船。这不仅当前急需，将来也会有用。现在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

今年秋天要在南京、杭州间集中六亿至八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对大米供应问题不要悲观。据去年年底统计，上海共有五百零五万人，到今年五月底达到五百五十万人。这是把周围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内的。如果只算市区，是四百四十万人，扣除解放后还乡的四十万人，现在实有不过四百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二十二斤米计，则每天有三百万斤就够用了，这与现在可以供应的数量是相符合的。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应变米”（注「“应变米”——指解放前上海市民为应付物价飞涨和突然事变而储备的大米。——第3、17页。」）的数字是不小的。有了粮食，控制上海物价就有了相当的把握了。上海过去靠“踢皮球”、“抢帽子”（注「“踢皮球”、“抢帽子”——是旧上海投机市场上的俗语。“踢皮球”指投机者把自己的投机损失转嫁给客户。“抢帽子”指投机者根据证券、商品行市下跌或上涨的估计，进行贱买贵卖，从中获得差价利益。——第17页。」）的投机者有二、三十万人，他们搞投机，是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坏事正是出在政府手里。现在我们不徇情受贿，发现了还要严办，投机者不能为所欲为了。我们掌握着粮食，一定会管得好的。

华北、华东、华中都要保证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

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我们要重视水路运输，支援铁路运输的恢复和发展。津浦线的修复，主要是靠山东的力量。修通平汉线（注「平汉线——即北京（当时称北平）到汉口的铁路。——第17页。」），十分重要，要不惜人力财力保证完成。

十一、充分利用电讯局。我们为了保守秘密，现在是只用自己的电台，对接收过来的电讯局则很少利用。今后一般的事务都可通过电讯局收发，秘密的仍由自己的电台收发。

十二、召开各系统的专门会议。这次上海会议后，要召开一些专门会议：金融会议，讨论外汇、公债问题；贸易会议，讨论棉花收购问题；物价会议，讨论价格政策，最重要的是工农业产品比价。工农业产品比价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同农民的关系问题。过去在东北，我们有过教训。如前年规定十二斤粮等于一斤棉花，结果农民都不种棉花了。去年改为十三斤粮等于一斤棉花，还规定了种棉花免缴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农民便积极种棉花。这说明，价格政策很重要，必须注意研究掌握。

另外，还要召开会议讨论工业生产计划。上海有许多五金工厂，相当于机器工厂的修理车间，它的恢复和发展，是和整个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相联系的。上海五金工厂的特点，是技术熟练程度高，应从多方面去找出路。如生产钢丝就大有出路。大机器需要的零配件也可以生产。公私企业为了推销产品，可以到各地去开展销会，或者和外地工厂联系，互相参观。

十三、对各地财委与财经工作者的两点要求：

第一，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要注意节省开支，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

第二，各大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现在各地区财委只有几个人，这样不行。财委要设置专管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如金融、财贸等处。有些可以设秘书或委员，如工业秘书、计划委员等，负责看有关材料，动脑筋，考虑问题。这光靠下面的业务部门不行。现在工作范围很广，任务很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应付不了。人员从哪里来？由上面派不可能，要从业务机关抽。抽二三等的不行，要抽一等的。以前的机构，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需要，过去的那一套经验也应付不了现在的局面。现在我们不但要应付国内，还要在国际经济中周旋。这样，就需要党内外人士团结起来，根据地的、做地下工作的，外来的、本地的，没有哪一方面的也不行。总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所作的总结。」

工人阶级要提高政治觉悟（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工人阶级要提高政治觉悟*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解放后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否起了变化呢？是起了变化。不是枝节的变化，而是本质上的变化，从被压迫阶级一变而为领导阶级。谁不弄清楚这个问题，谁就会犯错误。有人说：“现在工人还不是做工拿钱吗？”但是，要知道，国营企业中已经没有了剥削，工人已经是主人；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一方面仍受资本家的剥削，另一方面又是新中国领导阶级的一分子。时代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变了，我们的斗争任务，也应由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转而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努力生产，支援前线。这些变化虽然绝大多数工人都了解了，但也还有一部分人不了解，这就需要我们反复地给他们讲清楚。

目前还处于战争没有结束、敌人对我们进行封锁的时期。全国胜利是确定无疑的了，而且不会很久。敌人的封锁虽然给我们造成困难，但后果将是促使我们更快地达到自力更生。当然，我们要看到将来，也要看到现在。现在是敌人的残余势力尚待肃清。敌人的封锁使我们的原料、销路、运输都有困难。棉花大部来自华中、华北，煤炭来自华北，粮食来自华中、东北。由于我们的火车不够，船舶只有小的，还要防空，晚上才能走，东西不能及时运来，加上市场没有打开，销路很少，因此，许多工厂不能全部开工，有的甚至要关门。

我们能否因此而灰心失望呢？不能。应该看到，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同过去二十多年奋斗中所碰到的困难相比，不过是一些小的困难。只要我们正视它，是可以很快克服的。问题是，我们要有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比如，对工人来说，工资就有降低的可能性。上海一般的工资并不算高，刚解放时工人每月拿到五担米，觉得不错，说“革命成功了”。如果真是这样，那革命的目标就未免太低了。我们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同志们，当我们行军途中碰到一座大山时，是否要绕道前进呢？我们现在就碰到了这种情况，所以就要暂时绕道前进。比如，那些适应过去上海畸形发展的工厂，现在就很难维持了，这些工厂的工人有暂时失业的危险。有些工厂则是可扶可倒，我们就要力求把它扶起，使它不要倒。有人说：“倒就倒吧，迟倒不如早倒。”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工人来说，在业无论如何苦，总比失业好。对那些一定要倒的工厂，工人、工会、资本家要好好协商，如何协助失业工人渡过困难。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应该准备迎接这些困难，并且协助政府解决这些困难。哈尔滨解放的第一年（注「指一九四六年。——第21页。」），工人工资每月不到二百斤粮食，还是玉米、小米、高粱米各三分之一。咬紧牙关打退敌人后，过了半年，才加到二百五十斤。去年解放沈阳（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沈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第15、21、26页。」），重工业工人每月工资平均提高到一百五十分（注「这里所说的分，指解放初期在部分职工中实行的工资分。工资分是工资折实计算单位（参见本书注23）。一九五○年九月，全国工资改革准备会议规定，每个工资分所含的实物种类和数量是：粮零点八市斤，布零点二市尺，油零点零五市斤，盐零点零二市斤，煤二市斤。一九五六年全国工资改革后，取消工资分制，实行货币工资制。——第22页。」）（每分折合二斤半粮食），并开始举办劳动保险。这证明我们在克服困难后，工人的生活是会一年比一年好的。

困难时期有多长呢？时间的长短，决定于三个方面：第一，决定于解放全中国的快慢。解放战争结束得早，就能早减少我们的军费支出，把钱用到生产事业上来。但目前这个钱是一定要花的，战争不完全胜利，一切都谈不上。第二，决定于政府工作做得好不好。要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设法维持生产，减少困难。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会尽量努力这样做的。第三，决定于工人阶级的觉悟。广大的工人是和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还是在困难面前灰心埋怨呢？假如是后者，那就会使困难之上更增加困难。总工会的同志要发动工人来讨论，在目前条件下如何维持和增加生产，渡过困难。工友们要想想，国民党统治二十二年做了些什么？现在让我们来做它几年，看看究竟是谁使工人生活过好了。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私营工厂呢？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应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这不是帮资本家赚钱吗？是的。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生产的东西是多好，还是少好呢？当然是多生产东西好。工人不能单从个人来看，要看整体利益。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要求资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但也有义务，这就是：完成生产计划，遵守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私营企业的法令。我们不但要让工人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一定要教育工人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教育工人尽义务，要比教育工人享受权利困难，但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工人阶级要提高政治觉悟。上海工人是有革命传统的，但也有少数特务分子隐藏在里面，他们别有用心地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强调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似乎他们最能代表工人的利益。我们要戳穿他们的诡计，告诉全体工友：代表工人利益，不是单靠讲，要拿出事实来看。特务是逃不出我们的手掌的，抓特务是比较容易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要更好地组织工人，教育那些认为张三说也对、李四说也对的觉悟程度不高的工人。要多办学习班，上大课，把敌人和朋友，正确和错误的界线划分清楚。

总之，我们要正视目前生产上的困难。只要工人阶级和政府一致起来想办法，困难是一定能够战胜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当时他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本文原载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建设人民的新海关（一九四九年九月）

建设人民的新海关*

（一九四九年九月）

一、把百年来帝国主义所把持的海关，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完全自主的、有利于新民主主义国计民生的海关，这是带根本性的大变革。在变革中，应该采取稳重审慎的步骤。应该把旧海关内对新民主主义有用的东西，如验证、查缉等业务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接受过来。

二、海关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愿与各国政府及人民恢复和发展通商关系。

三、海关管理上目前的不统一是暂时的现象，要逐渐走向统一。

四、从事海关工作的新老干部必须团结，共同为建设人民的新海关而努力。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海关工作人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原载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新老干部要团结（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

新老干部要团结*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

对于人力物力要有一个全局的调整。现在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都想自己搞一个大摊子，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钱和机器只有这么多，一定要选择条件好的，基础好的，从这里开始搞起。分别轻重缓急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就没有全面观点。关于这一点，大家经过考察之后，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另一方面，只顾重、急，不管轻、缓，也是不对的。机器的调拨，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和重工业部（注「重工业部——于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六年五月撤销。——第25页。」）可以派人到各地考察，主持分配工作。人员的调整是大量的。南方的技术干部现在要向北调，东北的技术人才太缺乏了。

华东的同志到东北，觉得那里使用干部有问题；东北的同志到华东，也觉得那里使用干部有问题。问题主要是新老干部之间的关系。新干部怕老干部不信任，老干部唯恐新干部不可靠。

按照唯物论的观点，一件事的形成总是有它的原因的。不妨看一看我们与技术人员接触的过程。哈尔滨解放（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哈尔滨解放。当时东北的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第25页。」）以后为第一个阶段，当时不少人还是被盲目的正统观念统治着，对国民党有幻想，技术人员的情绪极为不安。我们的铁路、煤矿经常出毛病，那时只能依靠工人。第二个阶段，四平解放（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日，四平解放，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四平至大石桥和山海关至沈阳的铁路沿线对国民党军发动的冬季攻势胜利结束。这次攻势，共歼敌十五万六千余人，收复城市十八座，并将敌军压缩到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的城市，改变了东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第26页。」）了，军事上巩固了，加上我们对技术人员的正确政策，使他们打破了观望态度，愿意工作。等到沈阳一解放（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沈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第15、21、26页。」），东北的人心都安定了，北满的人到沈阳接收（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北满的人到沈阳接收，指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由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率领四千名干部，从北满根据地首府哈尔滨出发，进行接收沈阳等城市的工作。——第26、191页。」），成了老干部。东北的工作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天津解放，北平和平解决（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了平津战役。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由于我方的努力争取，并经过谈判，北平二十余万守敌，在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领下，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全战役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余人，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第26页。」），天下大势已定，工厂里除了少数领导人是由根据地来的之外，其他技术人员都未更动，这是与解放区迅速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的。这个时期南边的许多技术人员代表纷纷北上商谈，所以解放军过江之后，有许多接收工作就由他们去做了，生产机构不但下层未动，上层也有他们参加。这就说明了人们的政治觉悟是和解放大势相联系的。

以上的情况说明，几年来随着解放事业的发展，技术人员是逐渐向我们靠拢的。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老同志不应用几年前东北的情况看华东，华东的同志也不应用过去的眼光看东北。

老同志对原在国民党区工作的技术人员应该采取信任的态度，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就应该改变。现在是新的情况，应该按新的章程办事。要看到，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是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改造思想的，有许多人将来还可以成为共产党员。我们应该使用他们，不能搞关门主义。当然也有顽固的，但这是极少数人。

原来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的技术人员，也有他们的弱点，使他们认识这些弱点，对他们的思想改造是有好处的。

第一，绝大多数技术人员，过去受过英美资产阶级的教育，与共产党没有接触过，有些人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盲目崇拜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应该让他们认识到，英美的技术固然高明，但是控制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些人是敌视我们的，不会帮我们的忙。现在唯有苏联才能帮助我们。

第二，过去不少技术人员，自鸣清高，认为政治是吹牛，只有技术才是为社会服务的。应该让他们了解，不能抽象地谈论为社会服务。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技术是为资本家的利润服务的，只有在我们的人民共和国里，技术才能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当然，技术人员要真正做到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需要有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多数技术人员为了吃饭，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受资本家的支配和剥削，个人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我觉得，一个人最愉快的事，就是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革命事业有了发展前途，个人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第三，过去许多技术人员看不起工人，这是不好的。新中国的建立，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旧社会，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工人，而且造成了技术人员与工人之间的对立，虽然他们同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现在不同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不是对立，而是协调。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把生产搞好。没有工人是不成的，但是离开了技术人员，生产同样搞不好。

以上所说的技术人员的三个弱点，如果我不指出来，就是对大家不负责。有一点个人主义是不奇怪的，我们共产党员中间不少人也有个人主义。问题是，个人主义必须在而且能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加以克服，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总起来说，新干部和老干部是相对而言的。今天是新干部，明天就是老干部了。希望互相之间打破隔阂，多多了解，很好合作，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起更大的作用。老同志必须信任新同志，放手让他们工作，同时帮助他们克服弱点。新同志要尊重老同志，教老同志文化和技术。只有双方都明白了这个道理，认识靠拢了，才能更好地合作。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欢迎赴东北考察团归来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当时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制止物价猛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制止物价猛涨*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自十月十五日以来，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到今天止，以七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京津已涨达一点八倍，上海涨达一倍半，华中、西北亦与此相近。此次物价上涨，除部分地区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贵等）外，根本原因则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七月底为二千八百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九月底为八千一百亿元，十月底为一万一千亿元，到今天止为一万六千亿元，发行增加近五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二、自七月底以后，由于我地区扩大，钞票下乡（注「票子下乡——是当时为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巩固和扩大人民币阵地，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所提出的一个口号。——第11、29页。」），农产旺季，工商恢复等等因素，货币流通量是扩大了。七月底发行总数二千八百亿元，按当时的价格折算，等于布一千万匹或粮食二十亿斤（大、小米平均）。目前发行总数一万六千亿元，按现价折算，等于布二千万匹或粮食四十亿斤。七月底与目前的货币流通速度大体相同，都是很快的。估计我货币所占领地区已扩大了一倍。依此推算，全国平均物价比七月底上涨两倍多，按这一物价水平，则关内货币的全部需要量为一万六千亿元。因此，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半月前希望把物价稳定在九月底的水平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十月初至今天止，共发行将近八千亿元，我们手内绝无回笼或抵销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不估计到这一情况，想以少量物资，稳住物价，必然消耗了实力，物价仍不能稳住。在目前物价已经涨了两倍的情况下，稳住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此决定如下：

（一）以沪津两地七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两倍或二点二倍。

（二）东北自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须每日运粮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湘粤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供应，派钱之光（注「钱之光——（一九○○——一九九四），浙江诸暨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第30页。」）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十一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注「平原省——是旧省名，一九五二年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第30、79页。」），拨交贸易部（注「本书中贸易部、中贸部、中央贸易部都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当时，贸易部主管国内外贸易。一九五二年八月，贸易部撤销，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第30、33、39、55、66、71、85、90、124、159页。」）二亿一千万斤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及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作用之税收，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扣压。但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二十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二十天。

（十一）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迟三十日）完成；预定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

（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注「冷货呆货——指销路不畅或销不出去的商品。——第31页。」）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以上措施，请各地讨论并作准备。如有意见，请即电告。在准备中所有布置，切勿登报外传。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指示。」

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上海七月底龙头布（注「龙头布——又称龙头细布，是当时上海第十七棉纺厂生产的一种印有龙头牌商标的棉布，一九五八年这个商标停止使用。从一九七八年起，上海各棉纺厂恢复使用龙头牌商标。——第32页。」）每匹二万七千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二十支金城纱（注「金城纱——是当时上海永安公司各厂生产的一种印有金城牌商标的棉纱。一九六○年九月棉纱按等级论价后，不再使用金城牌商标。——第32页。」）每件六十万元，这在当时全国物价水准上看是过低的，不正常的，原因在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紧，存货多，销路少。在全国范围内估计今天物价上涨指数时，应该把七月底上海布价估为三万元，纱价估为七十万元。以此计算，十二日上海布价七万七千元，纱价一百八十五万元，则上涨不到两倍。此点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十一月十三日致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财委电（「见本书《制止物价猛涨》一文（第29—31页）。——第32页。」）中已有说明。

（二）北京十二日、天津十三日市场极乱，个别粮商叫价有高出七月底指数四、五倍者，但昨今两日均已恢复正常，粮布均在向预期的上涨两三倍的指数回缩。估计各地在此次涨风之最后一、二天，均可发生远过两倍的不正常的现象，但这是暂时的，在一般情况下是会逐渐回缩的。某些物资也有可能在此次涨定之后不回缩，这是由于货币发行不平衡，以及这些物资在供求上的特殊原因。

（三）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在猛涨时期，均须指明我之抛售价（“官价”）与市场价（黑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津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

（四）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种物资有余或不足，又须估计到沪津等地若干种物资价格的涨落对本地同一物资价格影响的有无与大小（例如沪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对汉口纱布影响大，大米则影响小），以便各自规定既适合于全国又适合于当地的价格。

（五）估计沪汉也可能出现如十二、十三两日京津市场一度极乱的情况，但也可能不及京津之乱。如出现市场大乱的情况，只要我们确已紧缩货币发行，物价指数已涨达两倍，则不必恐惶。那时，粮、油、盐等照正常门售量售出是需要的，但过多的抛售则不必要。

（六）两日来，京津我贸易公司已卖不掉粮，粮价在回跌中，只要沪汉两地也出现这种情况，此次涨风即告一段落。估计各地紧缩通货及沪汉纱布涨足之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即可全国稳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为稳当起见，各地仍照十一月十三日电全力准备物资，勿稍松驰。

（七）汉口物价必须每日报告中财委及贸易部（注「本书中贸易部、中贸部、中央贸易部都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当时，贸易部主管国内外贸易。一九五二年八月，贸易部撤销，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第30、33、39、55、66、71、85、90、124、159页。」）。

（八）华东米、布、油、煤四种基本物资的价格，可能较七月底上涨二倍半至三倍。此点各地可作精神准备，但须视十一月二十一日左右沪市物价情况而定。

*注「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给邓子恢同志并华东、西北、华南等大区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电报。」

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

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

从十月中旬开始的币值下跌和物价上涨，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对几百万军队和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

这次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而钞票发行过多。

在大陆上，人民解放军把国民党残匪打得鸡飞狗散，广大地区已经获得解放。这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但是，随着这个胜利而来的，是政府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军政公教人员已经超过了七百万，明年还会更多。今年的财政收入，远赶不上支出的需要。经过长期战争的老解放区，直到今天还在以很大数量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支援前线和新解放城市。在新解放区，仅仅有一部分地方开始征收公粮。新解放区因为战争结束不久，土匪尚待肃清，铁路修复不易，城乡交流需要有一个恢复过程，所以城市的税收也是很少的。这样，就使政府的财政支出与收入之间，大不相符。为了弥补赤字，暂时不能不依靠发行钞票。这就造成了币值下跌，物价大涨。

应该说，财经主管人员，因为经验不足，工作中也是有缺点的。举例来说，即使物价上涨难于避免，也应该尽力防止在几天之内飞涨。京津一带的粮食储运如果比原来多增加一些，投机奸商就无从捣乱，就可以免得市民在那几天中对粮食供应不足的恐惶不安。

一九五○年快要到来，今年只有一个月了。明年度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如何？能否比今年好些？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已提出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概算草案，薄一波同志对此将有说明（注「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簿一波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说明。概算草案的基本精神，是保证战争胜利，逐步恢复生产；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兼顾，取之合理，用之得当。这个概算草案的实施，对于稳定物价、安定民生起了积极的作用。——第35、54、64页。」）。因为许多地方解放不久，许多地方尚待解放，我们还处在战争中，因此，概算所列的支出与收入，将来定有若干变动。大体说来，明年度政府的财政情况将是这样：一定比今年好得多，但赤字仍旧很大。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继续单一地依靠增发钞票来弥补赤字，还是寻找别的较好的出路？

现在，全国人民对于解放军的胜利，欢欣鼓舞，也理解到人民政府在解放战争中财政方面的困难。但是他们又希望，政府即使在困难中，也要设法使金融物价比较地稳定一些。这种希望是很可理解的，因为人民在日寇、汉奸、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遭受了十多年恶性通货膨胀（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二年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深受其苦。据统计，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第35、78、85、88、101页。」）的痛苦。考虑到人民的这种希望，在政府的财政措施上，不能单一依靠增发通货，应该在别的方面寻找出路。现在，政府正努力整理税收，增加收入，并且决定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厉行节约，增加生产。在增产节约的方针下，已经很苦的军政公教人员的待遇，还不能提高。后方的部队、机关、学校人员，应该尽可能进行生产，以自给一部分粮食和蔬菜。没有直接战斗任务的部队，在可能条件下，要进行农工业生产。一切可能节省的支出，要统统加以节省。

但是，所有上述这些，还不能大量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生产自给也不能立即生效。为此，政务院（注「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6、38、42、64、69、99、144、166页。」）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提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次公债。这种公债的购买与付还，都以折实计算（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折实单位的价格，由各地人民银行按日或按旬用当地市场平均批发价格计算，并挂牌公布，称为折实牌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第7、36、39、68、73页。」）。五年之内，保证承购人分期得到可靠的本息。考虑到目前全国经济情况和人民的困难，公债的数量只定二万万分（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这次公债发行总额原定二万万分，年息五厘，分五年还清。第一期公债在一九五○年一月至三月间发行了一万万分。第二期公债因国家财经状况已基本好转，没有发行。这里所说的分，是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单位。每分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六市斤、面粉一市斤半、白细布四市尺、煤炭十六市斤的平均批发价格的总和计算。一一第36、38、55、76、97页。」）。这种公债的作用，在于弥补一部分财政赤字。人民购买公债，在全国经济困难情况下，也是一种负担。但是这种负担，比起因增发钞票、币值下跌所受的损失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币值下跌的结果，其下跌部分是全部损失了的，而购买公债，在一时算来是负担，但是终究可以得到本息，不是损失。如果发行公债缩小赤字的结果，使明年的币值与物价情况比今年改善，则不但对全国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和军政公教人员有好处，而且对于工商业的正常经营也是有益的。所以从全体人民的利益说来，发行公债比之多发钞票要好些。

还要向政府委员会报告：即使发行了公债，明年缩小了财政赤字，财政情况仍然是困难的。因为发了公债之后，并不能消灭赤字，而且赤字的数目仍旧不小。尤其因为解放战争进展很快，新解放地区的军政人员增加，支出会迅速大量增加，而财政收入的增加则是缓慢的，不多的。一般地说，新解放区各项工作走上正常的轨道，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财政工作也是这样。许多财经主管人员还缺乏经验，要使财政收入达到预期的目标，是有许多困难的。

所有今年的和明年的政府财政困难，都必然成为人民的困难和负担。但是，这个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这个负担是有报偿的负担。只有解放了全国，全部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结束战争之后，这个负担才能开始解除，并且使全国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地好起来。全国的解放，已经为时不远了。解放之后，虽然仍会有很多困难，还需要经过一个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艰难过程，但那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困难。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和财政情况，将必然一年胜过一年。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物价问题和发行公债的报告，原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

公债和钞票的发行计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公债和钞票的发行计划*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公债发行计划

（甲）据沪、汉、津、京及太原的材料，工农劳动者与公薪人员对发行公债一般反映是好的，工人并在积极准备购买。工商界方面，一般没有反对或不愿承购的表示。若干正当的工商业者认为，发行公债后币值和物价可相当稳定，便于正常经营。大部分工商业者有两怕：一怕部分资金搁死于公债，二怕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紧，物价大跌。也有少数人怕像国民党所发公债那样，有借无还。

（乙）第一期一万万分（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这次公债发行总额原定二万万分，年息五厘，分五年还清。第一期公债在一九五○年一月至三月间发行了一万万分。第二期公债因国家财经状况已基本好转，没有发行。这里所说的分，是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单位。每分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六市斤、面粉一市斤半、白细布四市尺、煤炭十六市斤的平均批发价格的总和计算。一一第36、38、55、76、97页。」）公债的发行条例，十二月十六日业经政务院（注「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6、38、42、64、69、99、144、166页。」）通过。债券已付印。明年一月一日开始发行，估计大量收款约在三月份。依现在物价计算，每分之值约等于一万二千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人民币。针对工商界的顾虑，我们的对策是：发行公债时适度增发新钞，使银根不过紧，以达到既推销公债，回笼货币，又避免物价下跌、工商受困的目的。在不准以公债券代替货币流通市面、不准向国家银行抵押、不准用作投机买卖的规定下，不禁止（也无法禁止）债券持有者私人间正当转让或向私营银行抵押。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公债分配的比例如下：华东百分之四十五，中南百分之三十，华北百分之十五，西南百分之七，西北百分之三。老区限于城市，新区以城市为主，农村中亦向地主富农推销少数。方法是：经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各城各业，分配以适当数字，再由各业各户民主评定。多加说服，避免强迫。工人和公务人员中正在拟议特殊办法，如能一次付清承购债额的款项最好，否则亦允许一次承购、分月扣薪付款。

（丙）我们应注视银根松紧的不同情况，掌握三种工具。其一，银行收兑黄金美钞的数量依银根松紧而定，预定购债人可以百分之三十的黄金美钞向国家银行兑换人民币交纳公债。其二，银根紧时公债催收得松些，银根松时催收得紧些。其三，银根紧时贸易部（注「本书中贸易部、中贸部、中央贸易部都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当时，贸易部主管国内外贸易。一九五二年八月，贸易部撤销，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第30、33、39、55、66、71、85、90、124、159页。」）可以多收买些主要物资（花纱布注「花纱布——指棉花、棉纱和棉布。——第13、39、124页。」、粮食），银根松时则少收买些。但此项均以收购现货、订货为主，个别的也可定期折实（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折实单位的价格，由各地人民银行按日或按旬用当地市场平均批发价格计算，并挂牌公布，称为折实牌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第7、36、39、68、73页。」）贷款。

二钞票发行计划

十一月底止，连前共已发行一万八千九百亿元（十二月底将达二万六千七百亿元）。今年十二月和明年一、二两月，三个月支出共需三万一千四百余亿元，同期收入估计六千四百余亿元，赤字二万五千亿元。这一赤字，在此三月中需要而且可能全部用发行弥补之。其理由如下：

（甲）这三个月赤字大的原因有三。其一，为使各大行政区便于将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税收统上来，必先保障下级供应，满足下级需要，才能严令其将粮、税上缴到各大行政区，而不准省以下动用。因此一二月中收少支多。十多年来根据地财政统一的过程就是这样。其二，军政人员所需夏衣款及农林、水利、交通投资，很大部分须于这三个月支付。其三，公粮不宜于此时卖出，因目前是农民卖粮季节，如政府与农民竞卖，则谷贱伤农，政府公粮亦必贱卖，公私两害。公粮不宜变卖，财政收入即少，赤字即大。

（乙）明年二月底发行总额将达四万四千亿元。三月收公债款一万二千亿元，扣去认购者交纳黄金美钞百分之三十，实收公债款八千四百亿元人民币，占四万四千亿元的百分之十九。这个回笼比例是不低的（东北今年五六月收公债回笼比例，只占当时发行额百分之十二），可能银根太紧。但如减少发行，又不易推销公债。因此，现在只能按照上列计划发行钞票。

（丙）从概算（注「这里所说的概算，指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第40页。」）所列明年度赤字近七十亿斤小米（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不稳，所以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一九四九年开始改用折实计算（参见本书注23），但一般仍保留了用小米计算的习惯。一九五○年物价稳定以后，逐渐取消小米制，改用人民币计算。——第40、46、53、89、113页。」）来看，这些赤字须按月用发行新钞弥补。假定上半年赤字为三十五亿斤小米，依现价每斤七百元计算，则须发行二万四千五百亿元，以今年十二月底发行二万六千七百亿元为基数，发行额将达五万一千余亿元，增加近一倍。这样，物价也可能上涨一倍，小米每斤将为一千四百元。下半年赤字也是三十五亿斤小米，如以那时每斤小米一千四百元计算，则须发行四万九千亿元。到一九五○年十二月底发行总数将达十万亿元。如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发行总数二万六千七百亿元计算，则明年增发钞票将达三倍，因此，物价也有可能上涨三倍。由于明年地盘扩大、货币流速降低等等因素，可以减轻物价涨度，但支出难保不超过，收入难保不减少，因粮食供应不足而来的价涨等因素充分存在，所以应该估计物价可能上涨三倍，而在工作上则应力争做得更好些，使之涨得少些。

考虑到明年物价有可能上涨三倍，那末，我们的任务就是避免一下子猛涨，而使之逐渐上涨。还要估计到，从现在起，有阳历年、阴历年、发公债收回货币这三个银根紧的关头，我们如不预加调度，则很有可能物价在上半年涨得很少甚至不涨，而挤到下半年一下子猛涨二三倍。因此，我们的办法，应在上半年涨一部分，以避免下半年短期内猛涨。应设法使明年一月起逐月上涨百分之十左右，至明年年底共涨二点一倍。为此，除财政发行之外，再以五千亿元作为准备，在银根紧、物价平稳时，收购花纱布和粮食。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已拨给华东五百亿元，以满足资本家订货贷款的要求。

综上所述，明年上半年多发行一些钞票的好处有三：其一，使银根不紧，易销公债；其二，保持物价逐月分涨，避免挤在下半年短期猛涨；其三，在平价时购进主要物资，不但可贱买贵卖，且可援助工商界。

*注「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给马寅初的电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给马寅初（1）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关于原大华民航公司事（注「原大华民航公司事——指当时上海几个资本家准备投资创办该企业一事。因我国的航空事业均归国营，所以没有实现。——第42页。」），与周总理再次交换意见，我们认为航空事业归国营这个原则是肯定的。但是，我国私人和华侨方面也确有愿意投资于民航事业者，中国航空公司（注「中国航空公司——原为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一九二九年成立，总公司设在上海，解放前夕迁香港。当时拥有大小飞机五十多架。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该公司和原中央航空公司的四千员工光荣起义，脱离国民党统治，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该两公司资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并对其行使管辖。——第42页。」）应吸收一部分本国私人的投资。私人投资的方式，不必先由私人筹设新公司后再投入中国航空公司，而可以将资本直接投入。如将来希望投资于民航者很多，则中国航空公司可于一定时间内专作一次征集私股的号召。考虑到航空所需的器材都购之国外，私人投入中国航空公司的股金，也应该是外币。

二、根据华北、华东的报告，因为今年先旱后涝，明年缺粮不少，政务院（注「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6、38、42、64、69、99、144、166页。」）昨日通过救灾指示（注「指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发布的《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第42页。」），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正在开农业会议、粮食会议和城市供应会议。各地所报情况不一，但根据华北、华东最低限度的估算，华东缺粮十一亿斤，华北缺粮十八亿斤，共二十九亿斤。中财委决定，由东北调入十五亿斤，华中调来十一亿斤，共二十六亿斤，尚少三亿斤，正在电询四川的收成和明年可能下江的粮数。如果四川能下江三、四亿斤，则明年克服粮荒的可能是存在的。我们的方针，力争不饿死人。广东粮食也很缺乏，准备以湘米济粤。此外，国内私商或留港人士愿以自己外汇购粮运回者，一律欢迎。救灾重点放在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和民间互助。中财委调度之粮食，将大力组织运输，使其及时到达需粮地点。总之，明年缺粮情况甚严重，必须全力以赴解决之。

三、公债条例（注「这里所说的公债条例，指《一九五○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第43页。」）昨日政务院已通过，即可于报上发表。各方反映，目前经济虽有困难，但发行公债是较好之一着。沪杭反映如何，便中乞告。

四、中财委所管各部之专业会议，已开过者有：茶叶、鬃毛、油脂、海关、税务、盐务、水利、煤炭、航务、公路、铁路等。正在开者有：粮食、城市供应、钢铁、邮务等。即将召开者有：财政、机械、有色金属、电业、石油、纸张、电讯等。其中，最重要者为财政会议（注「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前，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管各部举行过一系列专业会议，摸清了基本情况，作了充分准备。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三月三日，政务院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随后，出现了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的新局面。——第43、54、70、115页。」）。由于各大行政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在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概算之后，需集会讨论，故中财委所召集的各大行政区财经领导人会议，须于一月下旬召开（注「这是当时对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日期的估计。——第43页。」）。届时您如能来京出席则最好。专业会议所定要点，当陆续奉告。

五、铁路修复进展较快。京汉线已于本月十五日修通。粤汉线二十五日接轨。同蒲路北起忻县南至运城已修通，年内可到风陵渡。衡阳至桂林亦可于年内修竣。上述各线均可于年底通车。赣江桥争取明年一月修好，上海至广州即可直达。铁路方面今年修路成绩超过年初预计，此系员工共同努力及苏联专家协助之结果。明年铁路任务仍很大。目前抢修之路，明年均须补工，有二千余座临时桥，明年必须争取大部改建为永久工程。

上述均系您离京后财经工作的要事，希望您把对中财委工作的意见以及南方所反映的意见，随时告诉我们。

*注「这份电报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发出的。」

（1）注「马寅初——（一八八二——一九八二），浙江嵊县人。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第42页。」

技术人员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技术人员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这次钢铁会议（注「钢铁会议——指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的会国钢铁会议。这次会议，制订了一九五○年全国钢铁生产计划，确定了以东北为全国钢铁工业建设的重点，华北、华中等地以恢复为主的方针。会议还讨论了技术人员的培养问题，并对全国钢铁工业技术人员的配备作了通盘筹划。鉴于东北是全国钢铁工业建设的重点，但技术人员最为缺乏，因此会议决定从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抽调大批技术人员赴东北工作。——第45页。」）开得很成功，大家议决把钢铁建设的重心放在东北，而且规定全国在一九五○年生产生铁八十八万吨。这是一件大事。虽然苏联专家还提出更高的指标，但是我认为现在的任务已经很重了。今后的工作，是要完成并超额完成这次会议规定的任务，希望大家努力。

当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的。比如，如何集中使用全国有限的技术人才，动员专家到东北去从事新的经济建设工作，这里便有困难。困难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华北、华中、华东等地区不大愿意把人送出来。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定要解决。现在国家财政这样困难，下决心在东北建设钢铁工业，这是国家大事，只作本位打算，就是破坏全局，是要不得的。

其次，东北方面对于各地送去的人，能否妥善安排，也是一个问题。据我知道，中国的产业工人不过三百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三十万。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的，只要领导正确，他们是可以做些事业的。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技术人员在思想政治上几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不应该再用老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这次全国考察团的同志从东北回来，便和我谈过东北的技术人员不如上海那样被重视，这一问题值得注意。对技术人员要采取信任的态度，在物质上也应有必要的保证，不要使他们有家庭之累。

再次，是技术人员如何对待物质待遇和地位的问题。物质待遇，在今天的情况下不会好到哪里去，关内、关外相差不过一二百斤小米（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不稳，所以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一九四九年开始改用折实计算（参见本书注23），但一般仍保留了用小米计算的习惯。一九五○年物价稳定以后，逐渐取消小米制，改用人民币计算。——第40、46、53、89、113页。」），问题不大。至于地位，我想可以有两种态度。其一是到东北先不做厂长，帮着办事，将来能力使出来，再做厂长也不迟。其二是去了便想赶走别人，自己做厂长，不重视别人的成绩，自己又未必有把握，可能弄得焦头烂额，下台不好看。如果是我的话，宁愿采取前一种态度。

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发展工业，这就需要技术。我们有勇敢战斗的精神，这很好，但还不够，还要掌握科学技术，并且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家共同努力。希望在这次会议以后，有大批的技术人员高高兴兴地去东北工作。

大概几个月以后，全国便要统一了。过去那些不能统一的因素已经不存在了，客观上要求我们实行统一领导。现在全国基本上连成片，铁路交通也在恢复，钞票除东北以外也是一样的，情况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解放战争全面结束后，币值一稳，东北票（注「指一九四六年三月起东北解放区东北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简称东北币。东北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为使东北及早恢复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减少全国战时财政对东北的影响，中央决定，东北市制暂不与全国统一。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收回东北银行的地方流通券，井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四月一日起，按东北币九元五角折合人民币一元的比价收兑。东北银行同时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级机构，——第8、46、72页。」）与人民币也要统一起来。全面统一，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且为时不远，会很快实现的。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将召开一系列的会议，部署这一方面的工作，大家都要朝着统一的方向努力。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钢铁会议上所作总结的一部分。」

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目前许多地区是新解放区，实行财政、税收、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贸易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管理的基本统一，在工作进度上是带跃进性的，一定有许多困难。但从客观情况看来，如不作基本统一，则困难程度、为害之烈将更大。其理由如下：

（甲）支出方面，五六百万主力部队与大行政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直属部队是必须按月由中央（通过大行政区）开支的，其开支到今天为止主要靠货币发行。

（乙）收入方面，公粮、税收均在县、市、省的手里，收入的多寡迟早，中央无法确实掌握。而公粮变卖（注「本书中的公粮变卖、公粮实物变款、公粮实物变价都是指财政部门把公粮交给商业部门在市场上出售所得的收入。——第48、68页。」）及现金税收，又恰恰是今后按月按季回笼货币的主要手段。

（丙）关内币制已统一（注「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各解放区的银行和货币发行业务逐渐趋于统一。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简称人民币），作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的流通货币。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原解放区的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至此，统一关内各解放区的货币工作基本完成。——第5、48页。」），汇兑、交通已畅通，一遇金融、物价风潮，必然牵动全国，除东北外无一地区能自保。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实行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为害亦小；由不统一而来的金融、物价风潮的困难大，为害亦大。因此，应该克服统一中可能出现的小困难，避免由于不统一而产生的物价混乱等大困难。

（二）实行财政经济基本统一管理时，下级的同志可能产生一时不关心收入，只伸手向上要的情况，你们预见此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只要我们反复说明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说明革命者的责任，并保证下级的开支，那末，预防和克服下级消极情绪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迫切希望你们在这次华东财政会议上，说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权利，又勇于负责，以此精神共渡难局。

（三）在上述方针下，对于华东与所属地方的财政关系，我们主张对公粮不实行比例提成，地方税（注「地方税——是地方留用税收的统称。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年四月一日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中，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收和地方留用税收。各地征收的国家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和工商业税，均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指拨。其他税收，如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大行政区、各中央直辖省（市）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划归地方留用；各大行政区所属省（市）人民政府应留用部分，则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省（市）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予以划分。决定还提出，中央人民政府给各大行政区、省（市）规定的国家公粮及税收任务，必须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政策和税种、税则、税率努力征收；超过部分，公粮按八成留归地方，二成上解中央；税收按七成留归地方，三成上解中央。——第49、58、65、71、158页。」）不采取分成办法。具体意见如下：

（甲）税收中，除关税、盐税、货物税（注「货物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货物税暂行条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中，对货物税作了修订。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国务院颁发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将当时工商税收中的四个主要税种：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第49、65、178、199页。」）、工商税（注「工商税——即工商业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一九五八年九月推行工商统一税后，所得税部分独立为工商所得税，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税。——第49、65、96、107、178页。」）外，划一部分归地方收是好的，但地方征收的各项税款均要计算数字，规定任务，并与地方经费开支加以比较，多则上解若干，不足则由中央补助若干。超收部分，地方可提成百分之五十至七十。

（乙）公粮收入，除经中央或各大行政区批准之地方附加（注「地方附加——是地方随正税征收的、不列入国家预算的部分。正税指列入国家预算的税收。国家对地方附加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农业税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某些获利大的经济作物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49、65，71、117、158页。」）归地方支配外，其余全由中央或大行政区支配。中央或大行政区根据省市全年或半年需要吃粮之预算，一年一次或半年一次分给地方管理使用。但吃粮以外，另拨粮食作财政开支时，大行政区须先与中央商定。粮食不能随便分散使用，必须集中使用于各大区之间，使用于各大城市的调剂，并且作为今后货币回笼的一个主要手段。属于中央掌握的粮食，由中央统一调度，地方负责保管。管理上坚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则。这样就不会在公粮管理上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丙）军队供给是否由军委后勤部统一，现正由后勤会议研究。未确定前，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先统归军区后勤部，向大行政区报销。

（丁）大项目的投资（如铁路、工业、水利等）属于中央各部直接掌握者，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属于大行政区掌握者，由大行政区管理。

*注「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复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电报，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政经济委员会。」

上海工商界情况（一九五○年一月一日）

上海工商界情况*

（一九五○年一月一日）

十二月三十日电悉，报告如下：

（一）除奢侈品行业外，上海厂商（注「这里所说的厂商，指私营工商企业。——第51页。」）已比六七月大有转机，这是上海公私双方共认的。原因是内地原料去沪，华中、华南销路已开。西南解放（注「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西汉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至此，西南全部解放。——第51、76页。」）后，情况必更好。

（二）上海市委十二月三日电称，许多大、中厂负债多，难维持，要求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之险。这在当时也是确实的，但这是一时的情况，与六七月的困难本质上不同。

（三）上海厂商这次困难的原因，是他们在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注「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年二月，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以同年三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物价上涨一点八倍。第二次，发生在七八月间，以同年六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七月份物价上涨一点八倍。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是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以同年九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十一月份物价上涨三点五倍。第四次，发生在一九五○年一二月间，以同年一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期，二月份物价上涨零点九倍。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纱布。中央财经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参见本书《制止物价猛涨》（第29—31页）和《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第32一33页）两文。——第51、55、77、113页。」）中，对波动程度估计过头，认为人民币会有更大下跌，利息赶不上物价涨的快，贪心太大。投机者举债买货，一般厂主宁肯举债开支（如发工资等），也不肯卖货，其利息重至每借一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月息二元。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物价稳而且降，出乎他们意外，于是急于抛货还债，但愈抛则愈贱，愈不易脱手，急于举新债以还旧债者愈多。因此，物价虽跌，但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仍紧，利息仍高，许多厂商周转不灵，叫苦连天。上海十二月三日电正是此种情况之反映。

（四）我们于十二月八日先拨华东五百亿元，大部用作收购沪厂商品，小部用作贷款，并准备续拨一千亿元。这样。使我们在上海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注「上海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一日召开，这次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精神，着重讨论、研究了上海财政经济的基本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第52页。」）上完全居于主动。十二月二十二日华东财委称，只用了二百亿元，已解救了沪工商界的危机。

（五）申新厂主荣毅仁（注「荣毅仁——一九一六年车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第52页。」）事后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他说：六月银元风潮（注「六月银元风潮——指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的一次银元涨风。从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九日的十三天中，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由人民币六百多元涨到一千八百多元。银元的暴涨，带动了黄金、外币和整个物价的上涨。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作出了取缔银元、黄金、美钞投机的决定，并于六月十日查封了证券大楼（当时上海银元、黄金、美钞、证券投机的最大场所），处理了一批有严重投机行为的分子。于是，上海市场上的金融投机活动基本肃清。——第52页。」），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根据各方反映，上海商人在此次物价波动中，大多认为人民币将与金元券（注「金圆券——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当时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限期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开始由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并且，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即不到十个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由最初规定的二十亿元增加到六十八万亿元，增长约三万四千倍，结果币值猛跌，物价暴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人民币一元兑换金圆券十万元的比价，将金圆券全部收回作废。——第52页。」）一样暴跌，故投机冒险的胃口特别大。相反地，天津商人解放以来在物价风潮上经过了三波三稳（注「三波三稳——指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月至八月、十月至十一月全国物价先后出现三次大的波动，以及每次大波动之后，短时期内出现物价暂时比较稳定的状态。——第52页。」），经验多，不敢过分冒险，能适可而止，结果无大损失。

（六）十二月初上海工商界的叫喊，也带有哭穷和少买公债的企图，但当时银根紧，周转不灵，确是主要的。他们对公债认为不可抵制，表面上是拥护的，但抱有两个希望：一是少购，二是以合理价格收兑黄金。我们决定满足其第二个希望，并严重注意不使银根太紧，力求保持适度。

*注「这是陈云同志复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

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

（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

我们现在仍然处在战争与经济困难的环境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对我们。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垮台。去年对上海封锁，现在又进行轰炸，并喧嚷轰炸很有效，说什么“如长期轰炸，可以动摇中共的统治”。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

国内也有不满分子和观望分子。开明地主是少数，绝大多数地主对我们不满。资产阶级一部分在观望，他们将钱带到香港或美国，又向政府要投资要借款；一部分则是反对我们。上海的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他们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

人民政府成立后，许多善意的人，包括工人、学生、民主人士，对我们的经济十分担心，说“你们是否可以搞得下去”。总之，他们很不安。

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人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今天我们的工作，已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队的工作，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地大物博的全国性的工作。我们胜利了，我们的各项工作是否搞得好，不仅关系到四亿七千五百万人的命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不看清楚这些，便不可能认识我们的责任。

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的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

我们搞财经工作的同志，很容易陷于局部观点和本位主义之中，把某些重要问题忽略过去。我要提醒同志们，必须提高自觉性。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上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与全国的任务不相符，应该立刻觉悟，立刻纠正，否则几年后是要在人民面前检讨的。我们不应该做后悔的事。其次，比较富裕地区的同志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条件好，任务重，再困难也要努力去做。再次，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应该首先觉悟，并要教育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不这样做，既坏事又害人。各地财经领导同志都不应该打埋伏，不应该以多报少，否则我们的帐便没法子算清楚，在资金使用上便会发生极大的浪费。浪费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对财经工作人员的要求，不应该只是不贪污的问题，那是旧社会的标准。我们的标准，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

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员，可能犯错误，而且一定会犯错误的。国家这样大，情况如此复杂，我们又如此不熟悉，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我们要小心谨慎，力求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克服目前的困难。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年三月三日）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一九五○年三月三日）

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根据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报告，全国军政公教人员实有近九百万人。（二）去年秋季规定征收的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虽已大部征齐，但在若干地区尚未征齐，且在征收工作中发生某些偏向；税收的实收数字与预定计划亦有距离。（三）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四）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已全部解放，由通货膨胀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已不能限于一地，而势必影响全国。但是全国人民经过了十二年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和通货膨胀之后，生活已极困难，需要我们努力制止通货膨胀。

上述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机关脱节的现象，如不速求克服，则不但一九五○年的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而且由此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将大大增加全国人民的困难。但是必须指出，目前财政情况比之去年已有改善，进一步缩小财政收支之间不平衡和防止金融物价大波动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其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注「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6、38、42、64、69、99、144、166页。」）特作如下各项决定：

（一）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以薄一波（注「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簿一波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说明。概算草案的基本精神，是保证战争胜利，逐步恢复生产；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兼顾，取之合理，用之得当。这个概算草案的实施，对于稳定物价、安定民生起了积极的作用。——第35、54、64页。」）为主任，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聂荣臻（注「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市长。——第64页。」）为副主任。各大行政区、省、大市均分设编制委员会，制订并颁布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等编制。各部队各机关的首长必须亲自负责，核实现有人员、马匹，消灭虚报数字。立即制止各机关不经批准自行添招人员及招人开训练班的现象。政府及企业部门编外及多余的人员，不得擅自遣散，均由全国和各地编制委员会统一调配使用。各部门各企业如需增添人员，在经过一定机关批准之后，必先向全国编制委员会请求调配，只有调配不足又经一定机关批准时，才能另外招收。把所有旧军队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不变，但在我军解放前已跑散的人员，不必继续召回。自己要求回家的人员，不必强留。包下来的人员，亦不应采取消极的包饭态度，应该有步骤地加以改造和合理使用。

（二）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杨立三（注「杨立三——（一九○○——一九五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食品工业部部长。——第64页。」）为副主任。各大行政区、省、市、县，各后勤部，各工商企业，均分设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各级首长应亲自负责，指导清查仓库，在本年六月底前查明所有仓库存货，无隐瞒地逐级转报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不得打埋伏，不得擅自转移。所有库存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便减少今年的财政支出及向国外订货。

（三）厉行节约。所有机关和公立学校，必须规定工作人员的数量及每个人员的工作任务。所有国家工厂和企业，除规定职工人数及生产的质与量外，必须实行原料消耗的定额制度，铲除囤积材料的浪费行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均须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保护机器资材，建立保管制度，严惩贪污浪费人员。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事项，以便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

（四）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注「地方附加——是地方随正税征收的、不列入国家预算的部分。正税指列入国家预算的税收。国家对地方附加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农业税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某些获利大的经济作物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49、65，71、117、158页。」）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各省、市、县、区人民政府，非依粮食局支付命令，不得支取公粮。同时，省、市、县、区人民政府负有保管公粮不使损失腐烂以及协助运输的责任。由于若干地区去年歉收和大城市需粮数目浩大，必须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拟定全国范围的公粮调拨计划，以便达到合理使用的目的。除人马口粮和集中起来的残废军人优待、救济、婴儿保育粮外，不经批准，各地不得以公粮拨作经费。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审慎计算其可能，发出调拨命令之后，各省不得拒绝以本省公粮运济外省或其他地区。凡属拨给外地的粮食，均应拨给近地的好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制定关于公粮支付、保管、运输的各项规定。

（五）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注「地方税——是地方留用税收的统称。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年四月一日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中，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收和地方留用税收。各地征收的国家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和工商业税，均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指拨。其他税收，如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大行政区、各中央直辖省（市）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划归地方留用；各大行政区所属省（市）人民政府应留用部分，则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省（市）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予以划分。决定还提出，中央人民政府给各大行政区、省（市）规定的国家公粮及税收任务，必须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政策和税种、税则、税率努力征收；超过部分，公粮按八成留归地方，二成上解中央；税收按七成留归地方，三成上解中央。——第49、58、65、71、158页。」）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注「货物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货物税暂行条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中，对货物税作了修订。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国务院颁发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将当时工商税收中的四个主要税种：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第49、65、178、199页。」）、工商税（注「工商税——即工商业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一九五八年九月推行工商统一税后，所得税部分独立为工商所得税，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税。——第49、65、96、107、178页。」）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如在二月底尚未建立国库者，统限于三月中建立好，并代理地方库业务。三月份起所有税款逐日入库。离库较远之镇市，则由各地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定时间按期入库，禁止延期缴库及挪借行为。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是全国财政开支、经济恢复所需现金的最大来源。为了完成征税工作，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的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

前述四、五两项的公粮征收额，包括地方附加公粮征收额在内，以及税则、税目、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施行，不经批准，各地人民政府不得增减和变动。

（六）为了调节国内供求，组织对外贸易，有计划地供售物资和回笼货币，各地国营贸易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和物资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注「本书中贸易部、中贸部、中央贸易部都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当时，贸易部主管国内外贸易。一九五二年八月，贸易部撤销，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第30、33、39、55、66、71、85、90、124、159页。」）统一负责。各地人民政府及其财政经济委员会，负有监督和协助本地贸易机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计划的任务。非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各地贸易机构不得改变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规定的业务计划。贸易机构与各工商企业、各合作社的营业往来，均须依照经营业务的正常经济核算制度，不得以财政经费不足为理由，拖欠贸易机构的货款。一切经济单位之间的营业往来，必须严守信用，凡遇对方失信时，得向法庭控告。凡属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所属国营贸易机构每日售得的现金，必须逐日解缴国库，不得挪用延缴。各地贸易机构除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者外，不得向国库支取贸易金款。一切部队机关，必须严遵毛主席命令，不得经营商业（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的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第66页。」）。

（七）国家所有的企业，分为三种：一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者；二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注「这里所说的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的企业，指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投资经营的企业，简称中央投资经营的企业。——第66、71页。」），暂时委托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三是划归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依此标准，责成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划清现有各类国有企业的管理责任，并制定对这些企业投资贷款的条例（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指出，关于国营企业投资和经济建设事业费，暂依一九五○年度管理情况划分，即属于中央投资经营者，其投资或事业费列入中央预算；属于各级地方投资经营者，其投资或事业费，列入各级地方预算；中央投资委托地方代营者，列入中央预算，地方只负管理、监督、代领转发或核销之责。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指出，凡属散在各地，但由中央各部、署、行直接管理的企业单位，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均需指定相当的地方当局，加以监督、指导、协助，并领导这些企业中的一切政治工作。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员，均须按期向相当的地方当局作业务和工作报告。凡属中央委托地方代管的企业和若干地方自管的重要企业，地方当局均应向有关的中央部门作必要的业务和工作报告，并在业务方针和技术上服从后者的指导。地方经营的重要企业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则应经有关的中央部门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第67页。」）。一切公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及合作社，均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规定，按时纳税。所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经管的企业，均须将折旧金和利润的一部分，按期解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或地方政府，其解缴总数及按期缴出的数量，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地方政府根据情况分别规定之。

（八）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应增设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各公营经济部门及各机关请求外汇，统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核。私人请求外汇办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对外汇实行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经营的方针。关于私人请求外汇的办法，当时的规定是，凡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外国侨民和无国籍人，如需购买外汇、汇出或者携出境外，可以向当地外汇管理机关申请，经批准后，由中国银行卖给。——第67页。」）仍旧。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行庄，违者处罚。国家银行应尽量吸收公私存款，但国家银行本身业务上使用这些存款的限度，亦不能超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规定。

（九）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必须保证军队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开支及恢复人民经济所必需的投资。对军队及地方经费的现金支付办法，应按照编制的确有人数，根据供给标准和全国概算所列的现金部分，按月按季地批准各部队各部门的预算，按期支付现金。其原则是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对地方经费的支付，照供给标准应发经费数额，扣除其地方税收及企业收入中归地方的部分。国营企业的投资，文教社会事业费的支付，依照全国概算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的各期支付数量支付之。国营企业请领投资款项前，必先有经过批准的工程预算。为确保军政费、事业费及企业投资的币值，国家银行对一切军政部门及公营企业举办短期无息的或一定数量低息的折实（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折实单位的价格，由各地人民银行按日或按旬用当地市场平均批发价格计算，并挂牌公布，称为折实牌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第7、36、39、68、73页。」）存款。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为保证上述各项经费的支出，必须严格管理税款、公粮支拨、公粮实物变款（注「本书中的公粮变卖、公粮实物变款、公粮实物变价都是指财政部门把公粮交给商业部门在市场上出售所得的收入。——第48、68页。」）、公债收入、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折旧金等等，以保证这些收入按时入库。

（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认为，严格地实行上述九项规定，国家的财政困难就可能克服，军政费用的开支就可以保证，金融物价的大波动就可能防止，因此，必须严格地完全地予以执行。凡不实行、不遵守上述各项规定者，即属破坏人民利益，违犯国家法纪，中央人民政府将制订适当的法律，给予这些分子以必要的制裁，来保障上述各项规定的严格实行。

由于全国财政经济困难，收支机关脱节，金融物价不稳，要求我们必须有进一步的统一管理。但是，因为许多地方是新解放区，实行统一管理会有若干困难。同时，在公粮、税收划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支配以后，地方经费开支，比以前更困难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这种困难，比之全国财政经济的管理继续不统一和金融物价大乱而来的困难，其范围、程度和后果都要小得多。因此，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宁愿忍受若干较小的困难，以避免发生更大的困难。在粮、税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支配之后，一切地方工作同志不但不应有消极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对今后财政经济工作，应更加积极负责。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地方工作同志的责任。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经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原载一九五○年三月四日《人民日报》。」

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年三月十日）

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一九五○年三月十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注「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6、38、42、64、69、99、144、166页。」）三月三日作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对搞好财政经济的管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不早不迟，现在作出这个决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战时的财经工作，从抗日战争开始直至一九四九年的十二年间，都是分散经营的。其中又分两个段落：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这十一年是一个段落，一九四九年又是一个段落。目前正开始新的时期。头十一年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完全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统一的方面只有一项，即政策统一。仅仅最后一两年，在各解放区之间才有可能作少数军用品和物资的调拨。这种完全分散经营的政策，是适应当时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的，因此获得了极大成绩。去年，解放战争的胜利迅速扩大，一年之间，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全部解放，都成了解放区。适应这种情况，财经工作统一的范围和程度也随之增加。首先是货币的统一，除东北外，人民币已成为通货。在上海、武汉解放之后，像第一阶段那样仅限于政策上的统一，已经不够。全国各地财经机关一致要求对下列各项问题作出统一的规定、计划和管理。这些项目是：税则、税目、税率；国营工厂的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推销；外销物资的采购，外汇使用的分配；内地贸易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道、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管理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统一，而且都陆续地统一了。但就财经工作的全部来说，基本上仍是分散经营的，因为财政的收入并未规定统一管理的办法，只统一支出，未统一收入。这种情况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因为解放区的扩大极其迅速，新解放地区的财政收支，又只能由各地接管机关自行处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部分的秋征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大部新区只在今年一二月才收起，不少地方尚未收齐，新解放区的税收整理也不是很快的。所以去年一年的情况是，继续分散经营，但分散经营中的统一程度迅速提高。目前到了新的时期。公粮大部已征收起；统一的税则、税目、税率已经公布；因为大陆已解放，税收也比去年多。放在面前的问题是，继续停留在去年那个阶段上，还是前进呢？全国财政会议（注「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前，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管各部举行过一系列专业会议，摸清了基本情况，作了充分准备。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三月三日，政务院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随后，出现了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的新局面。——第43、54、70、115页。」）讨论的结果，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注「指一九五○年三月三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68页）。——第70页。」）和中共中央的号召（注「指一九五○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各地同志对于财政经济工作，在过去长时期内，是习惯于被分割状态下的各自分散处理的，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并且获得了巨大成绩。但是，现在必须切实地加以转变，如果不加转变，则要犯严重的错误。”——第70页。」）答复说：要前进，不能停留。就是说，财经工作要从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也就是说，虽然分散经营的成分仍然有，但主要的将是统一管理。这种改变，是适应目前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关内币制等等方面已经统一的情况的。

究竟统一管理哪几件事？这在政务院决定中已经具体规定。主要内容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在财政收入，即国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粮、税收及仓库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没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付命令，不能动支。这样，就保证了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在财政支出方面，则规定：军队供给统一于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后勤部；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则规定编制，规定供给标准，编外和编余人员由全国编制委员会统一调配，不经批准，不得自招新的人员。机关、学校和工厂企业，按照工作和生产情况，均须规定工作人员的数量和每个人员的工作额，一切可省和应该缓办者，统统节省和缓办，反对百废俱兴。要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此外，全国国营贸易机构资金、物资的运用调拨，集中于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注「本书中贸易部、中贸部、中央贸易部都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当时，贸易部主管国内外贸易。一九五二年八月，贸易部撤销，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第30、33、39、55、66、71、85、90、124、159页。」）。一切军政机关、学校、团体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所有这些，是统一管理的主要内容。这些统一在今天已经必不可少。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这样，不但有害于对战争和军政人员的供应，而且有害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

毫无疑问，上述内容的统一管理，比之去年的基本上分散经营有根本的区别。如果问：在统一管理之后，哪些是仍然存在的分散经营？回答是：还很不少。例如，农业生产，在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规定了总的方针之后，必须由地方政府担任具体的组织和领导；国家工厂的一部分完全划归地方和军事机关管理，另一部分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注「这里所说的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的企业，指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投资经营的企业，简称中央投资经营的企业。——第66、71页。」）的，也暂时委托地方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财政收入上，地方附加（注「地方附加——是地方随正税征收的、不列入国家预算的部分。正税指列入国家预算的税收。国家对地方附加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农业税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某些获利大的经济作物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49、65，71、117、158页。」）粮和纯属地方税（注「地方税——是地方留用税收的统称。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年四月一日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中，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收和地方留用税收。各地征收的国家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和工商业税，均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指拨。其他税收，如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大行政区、各中央直辖省（市）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划归地方留用；各大行政区所属省（市）人民政府应留用部分，则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省（市）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予以划分。决定还提出，中央人民政府给各大行政区、省（市）规定的国家公粮及税收任务，必须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政策和税种、税则、税率努力征收；超过部分，公粮按八成留归地方，二成上解中央；税收按七成留归地方，三成上解中央。——第49、58、65、71、158页。」），仍归地方支配；依据税则、税目、税率，国家规定了征收公粮、税收数字后，地方政府在严遵法令之下努力工作，严查漏税得来的款项，则以分成办法，大部归地方。同时，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绝不是说，公粮、税收归了国库之后，征收、保管、运输工作，以及在各地的中央人民政府各部所属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必或不应过问。相反地，地方政府对粮、税的征收、保管、运输，负有全部责任。地方政府对当地的中央所属企业完成主管各部所给的计划任务，负有指导、协助、监督的责任。没有地方政府这方面的工作，这些企业完成计划任务将是不可能的。此外，为使东北行政区能更好地在财政经济上支援全国起见，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东北的货币（注「指一九四六年三月起东北解放区东北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简称东北币。东北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为使东北及早恢复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减少全国战时财政对东北的影响，中央决定，东北市制暂不与全国统一。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收回东北银行的地方流通券，井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四月一日起，按东北币九元五角折合人民币一元的比价收兑。东北银行同时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级机构，——第8、46、72页。」）暂时维持现状，在财政上对东北也暂时只采取抽调物资的办法。

像我们这样地区广大、许多地方又解放不久的国家，实行统一管理，是否太早，是否困难？比之过去解放区被分割时期，一个解放区内部财经工作由分散进到统一的那种进度来看，在目前实行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确是提早了。但是由此而来的困难并不算大。因为除边疆交通十分不便的省份，如新疆和西藏，仍应另作处理外，全国各地的电报电话已经畅通，几小时内可以电报往复，几分钟内可以电话问答；铁路已经全部恢复，航空运输也将开始。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已经可能做到逐日收到各地业务情况和收支数字的报告。这就是说，现在不是被分割的农村解放区，全国已经统一了，一切进步的交通、通讯工具已由人民掌握，过去那样的困难，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提早统一，已有可能。我们不应偏顾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应该克服小困难，以避免大困难。

这样程度的统一，地方机动性是否太少？是的，地方机动性比以前大大减少了。但是我们知道，目前国家的财政收支不但不富裕，而且有赤字，可以机动使用的现金和物资本来很少。这微小的机动力量，如果不放在中央人民政府手里，而分散给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其后果必然是把这微小的机动力量丧失无余，必然是全局不机动，大家不机动。这正像作战一样，把机动兵力分散了，不是大吃败仗，就是难获全胜。

统一管理是否会降低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可能的，但是应该避免。财经工作统一管理之后，下级工作人员降低积极性的原因，大体是出于误解，即以为上面统一管理了，下级可以不必负责。因此，领导机关要告诉这些同志，统一管理后中下级机关仍负有极大的责任，国家任何事情，办得好、办得坏，都与自己有密切关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完全错误的。

把公粮提走，每个月发的经费是人民币，如果货贬了值，下级经费怎样维持？不必担心。第一，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直接效果之一，就在制止通货膨胀。第二，对于若干地方，今天仍发一部分公粮作为经费。第三，即令货币贬了值，政务院决定中也规定了，国家银行对一切军政部门及公营企业举办折实（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折实单位的价格，由各地人民银行按日或按旬用当地市场平均批发价格计算，并挂牌公布，称为折实牌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第7、36、39、68、73页。」）存款。这样，就基本上保证了各种经费款项的币值。

下级的经费总是要发的，何必将税收先归国库再发经费？如果先让下面在税款中把经费支用了，多余的上缴不一样吗？经验回答我们，这两种办法，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实行“多余上缴”的办法时，地方财政机关常常要首先照顾“当地需要”，近水楼台，便于挪用，结果是上缴无几，甚至不缴。“当地需要”的许多项目，在当地看来是首要的，但从全局看来，常是次要的，可以缓办的。全国如果都按各个局部需要来开支经费，那末，哪有钱来办全国性的大事？一个家庭收入的支配，还要分轻重缓急，何况国家？在人民政府中，公务人员在处理财经问题上合格与否的标准，不单是贪污或廉洁。贪污是犯罪，廉洁是必须的。主要的标准，还在于是否浪费。浪费也不单指铺张滥用的那种浪费，而特别是指办事用钱不分轻重缓急，不分全体、局部的那种浪费。即是说，不是把经费最适当地使用在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上，而是不适当地使用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地方把粮、税收交出之后，中央对地方经费是必须保证的。但应该说，偶然迟发十天半月的情况，难于完全避免。目前仍在战时，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仍旧是我们财政支付的基本原则。即使经费迟发了十天半月，下级政府的人员也不会挨饿。日夜作战的游击战争时期熬过去了，敌人统治下衣食无着的秘密工作时期熬过了，现在全国解放，保证了吃粮，偶然迟发十天半月的经费，并不是什么大的困难。

统一管理的初期，下级是有困难的。但是，这种困难，比之因全国财经管理继续不统一而致金融物价大乱所产生的困难，其程度要小得多，其后果要轻得多。我们必须忍受小困难，避免大困难。我们必须遵守这样的原则：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

只要严格实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我们很有理由希望财政情况逐渐好转。财政情况的好坏，直接关联到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

（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我要向此次政府委员会报告的第一个问题，是目前财政状况和改进财经工作的意见。

去年十二月二日第四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一九五○年国家财政概算之后，四个月来，国家的财政情况已有好转。秋征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百分之七十多已经入库。除西南地区因解放较迟（注「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至此，西南全部解放。——第51、76页。」）正在征收外，其余各地绝大部分已经征起。去年解放较早的地区，税收亦在逐步增加。今年第一期公债（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这次公债发行总额原定二万万分，年息五厘，分五年还清。第一期公债在一九五○年一月至三月间发行了一万万分。第二期公债因国家财经状况已基本好转，没有发行。这里所说的分，是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单位。每分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六市斤、面粉一市斤半、白细布四市尺、煤炭十六市斤的平均批发价格的总和计算。一一第36、38、55、76、97页。」）款，已实收百分之七十二。公教人员的编制正在制定，全国军政公教人员的总数，尚未超过概算所列的数字，并且还可能酌量减少。在此期间，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各部门开过许多专业会议，进一步规定了今年度的业务和财务计划。国家的财政收入一部分已经确实收到，而且因为西南已经解放，比去年十二月财政概算岁入所列有了增加；支出方面，经过核算，已经比通过概算时更加确实。收支相较，虽然仍有赤字，但比一九五○年概算所列已经缩小五分之二。今年一、二两月，是统一财经管理的准备时期，国家财政赤字仍然不小。但如从今年三月份起计算，此后十个月的财政赤字将大为缩小。平均算来，收支可以接近平衡。如果今后税收及公债能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公粮的出售部分和国营企业产品能按期脱售，从而使货币回笼；如果收支方面没有重大的改变，财政支出所需的增发钞票可以减到极小限度，那末，全国金融物价状况就可以开始好转。我国人民已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如果能停止通货膨胀，使金融物价稳定下来，这是符合于人民的希望和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的。努力实现这一点，是人民政府的责任。

在战争还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这应该感谢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迅速解放了中国大陆；感谢全国军政公教职工努力工作，而过着艰苦的生活；还要感谢全国人民踊跃缴纳公粮、税收和购买公债。没有这种共同努力，要达到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比较稳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和全体军政公教职工，继续奋斗，克服困难，实现大家所希望的财政经济、金融物价状况的进一步好转。

应该说，这种希望并不是空想，只要全国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最主要的根据是，照现行计划，财政收支已经接近平衡，这是与去年根本不同之点。去年金融物价经过三次大波动，今年一二月也有相当的波动（注「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年二月，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以同年三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物价上涨一点八倍。第二次，发生在七八月间，以同年六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七月份物价上涨一点八倍。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是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以同年九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十一月份物价上涨三点五倍。第四次，发生在一九五○年一二月间，以同年一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期，二月份物价上涨零点九倍。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纱布。中央财经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参见本书《制止物价猛涨》（第29—31页）和《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第32一33页）两文。——第51、55、77、113页。」），这是因为去年国家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去年每次物价大波动之后，短时期中虽也有过金融物价比较稳定的状态，但那种稳定是暂时的，并不是因为财政赤字缩小了。相反地，由于军政费用逐月增加，使得财政赤字逐月增大，造成了金融物价的不稳定状态。去年的某些暂时性的稳定，或者由于解放地区的扩大使人民币流通地区随之扩大，或者由于若干种商品适逢上市季节而价格未升。因为那时短期的稳定是建立在上述的条件上面，不是建立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面，继之而来的波动，就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则不同，收支接近平衡，财政赤字极小，为了调剂军民需要和市场价格而必须掌握的几种主要物资，政府已有必要的准备。如果今后每月还可能增发少许钞票的话，主要也不是为了填补财政预算上的赤字。这一点，是与去年根本不同的。

全国人民及工商界过去十二年是处在通货膨胀（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二年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深受其苦。据统计，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第35、78、85、88、101页。」）的环境中，他们的生活及经营方法不能不适应这种环境。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状况已经开始转变，并将进一步转变。当然，实现这种转变，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经过十二年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之后，人民的购买力大大降低，有些工商业长期走着投机取巧的道路。因此，希望全国工商界看到这种转变，预作必要的准备，与政府共同努力，克服转变中的困难，争取更好的局面。那些依靠通货膨胀投机取巧的人，要改变过去的行为，转入正当的经营，以避免对国家和自己的不利。我们还希望全国人民忍受目前某种程度的困难，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总之，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由坏转好，困难只是暂时的。

整理收支，缩小赤字，仅仅是财经工作的一部分，还有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已经做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征收公粮中的畸轻畸重现象，应加改正；现行税则在执行中还须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审查，其中不合适者应予修改；税款负担和公债推销，应该达到合理和适当的程度；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征收工作中的不良作风必须整顿；对税务人员要进行整训，防止贪污偷漏；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需要调整，使公私兼顾的原则在实际政策和具体办法上体现出来；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应该改进；公营工厂（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的管理有待于改善；公私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应减少盲目性，逐渐增加计划性；如此等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六个月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的工作重心是放在财政方面，达到了平衡收支、稳定物价的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数月的工作，除坚持财政工作方面一切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并克服工作中发生的缺点以外，将召开若干必要的会议，拟订若干必要的法令，把工作重心转到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方面去，并做出成绩。

我要向此次政府委员会报告的第二个问题，是去年的灾情，今年的粮食准备工作和救灾工作。

去年，整个说来，我国的农业收成还不算坏，但灾情是严重的。之所以严重，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和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战争，对生产和水利长期破坏的结果。去年的灾害，除极小部分是旱灾外，都是水灾。华东的皖北、苏北、山东，华北的河北、平原（注「平原省——是旧省名，一九五二年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第30、79页。」），这五个省区的不少地方受灾很重。华中、西南、东北、西北各省的个别地方，也有灾情。全国合计，受灾程度不同的农田一亿二千七百九十五万亩，灾民共约四千万人。其中集中的大块的重灾区，共二千八百余万亩，最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有七百万人。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自去冬以来，用各种方法救济灾民，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现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今年全国的粮食供应够不够，会不会发生大困难？二是灾民能否度过当前的春荒？

在这里，我想把去年的灾情同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的情况作个比较。根据伪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一九三二年的报告，一九三一年八个省的受灾农田共一亿五千七百八十七万亩，计：江苏四千一百七十八万亩，安徽三千二百八十二万亩，湖北一千七百二十八万亩，湖南一千零七十九万亩，河南二千九百三十二万亩，山东一千七百一十六万亩，江西五百四十七万亩，浙江三百二十五万亩。灾民共有五千二百七十一万人。这就是说，一九四九年的灾田比一九三一年约少三千万亩，灾民少一千二百余万人。

再来看看一九三一年那次水灾之后的粮食供应情况，并把它同今年中央人民政府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作个比较。一九三一年大水灾的次年，即一九三二年，粮食进口，加上东北进关粮食，共二百二十四万吨。这个数字应该作为去年水灾之后计算今年粮食供应的一种重要的参考材料。我们今年的粮食准备是：东北入关一百零三万吨，四川运出二十万吨，浙赣、粤汉两铁路沿途若干地区可运出约三十万吨。如有必要，东北进关粮食还可增加。同时，我们还准备在必要时，购进若干外国粮食。即拿前述三项计算，已经与一九三二年的救灾粮食数字相差不很远。如东北增加入关粮食，外粮进口又不受阻挠，则相差更少。这是粮食准备方面的比较。如果计算到去年灾田比一九三一年约少三千万亩，多收获粮食约三百多万吨，则今年粮食供应绝不会比一九三二年差。

应该估计到，十二年战争之后，全国农田产量降低了，民间粮食的存底也薄了。但又要估计到，由于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城市人民为了减少货币贬值的损失，大多购存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就粮食的消费说，因为长期战争造成的贫困，人民吃粮的数量是有弹性的，在粮贵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吃得粗一点，稀一点。

为了保证全国的民食，政府正在进行粮食调运。一方面，从交通不便但有余粮的地区，用各种方法运出相当数量的公粮到交通线上。同时，从去年收成较好历来又有余粮出境的省区，在不超过历年出境粮食的限度内，运出若干公粮接济灾区和大城市。

调运费用是很大的，平均计算，运费等于粮价，有些地方甚至超过粮价。运费虽大，但不少都被灾民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取得了。这样的调运，对全国有必要，对余粮区的农民也有利。如果余粮区的公粮不运到灾区和大城市，而就地与农民竞卖，则粮价将大跌，造成谷贱伤农的情况。另一方面，大城市如果粮食不足，必使工业品成本提高，其结果不仅大城市人民生活会发生困难，余粮区的农民也必然因粮食贱、工业品贵而受到损失。政府调运粮食的目的，是把偏僻地区的余粮调到可以机动的交通线上，既可以进，又可以退。只有这样的调度和部署，才能供应全国的粮食需要。

像上海、天津、广州这样的沿海大城市，曾经长期依赖进口粮食，今年则将以国内粮食来供应。许多人因为海口被封锁，担心大城市发生粮食恐慌。我们认为，除因内地交通十分不便而暂时又被封锁的个别海口城市，今年可能感到一时的粮食困难外，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及各省城市，均将得到必需的粮食供应。今年单是国家的公粮，包括麦征之后的公粮在内，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数量，除东北外，就有九十亿斤，即四百五十万吨。全国大小城镇的人口不超过九千万，四百五十万吨粮食，即可供应三分之一左右的城镇人口的全年食用。国家以如此大量的粮食供应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关于救济灾民。东北的辽西、热河（注「辽西——是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分别划归辽宁、吉林两省。热河是旧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第82页。」）两省灾田一千二百万亩，灾民二百六十万人，东北人民政府正在救济。今年中央人民政府以各种方法用于救济关内灾民的粮食数量如下：救济粮三亿四千零四十万斤，水利工赈粮（注「水利工赈粮——指国家为了组织灾区人民进行生产自救，发给灾民作为参加兴修水利工程报酬的一部分救济粮。——第82页。」）三亿四千五百六十四万斤，农贷粮九千四百八十万斤，合作投资粮（注「合作投资粮——指国家为扶助灾区发展合作事业而投资的粮食。——第82页。」）一亿二千万斤，灾民运输的运价粮二亿斤，收买灾民土布粮一亿二千六百三十五万斤，借给农民粗粮（待麦收后归还）一亿四千五百万斤，地方救济粮一亿六千万斤。以上八项，共计十五亿三千二百余万斤，即七十六万六千吨。如有必要，还可酌量增加。据《中国经济年鉴》所载伪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报告，一九三二年的救济粮三亿二千零四十万斤，工赈粮六亿斤，农贷种子等一亿斤，共计十亿二千零四十万斤，即五十一万零二百吨。根据同一材料，其中至少有三亿斤，即十五万吨，并未运到灾区。今年灾民比一九三二年少一千二百余万人，用于救济的粮食则多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吨，并将全部运到灾区。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在救灾方面还有贪污中饱，而人民政府是绝不允许的。

我们救济灾民，重点是组织灾民生产自救。政府的救济粮食是用在协助灾民进行各种生产上面，而不是只管发放不管生产的单纯救济办法。只要工作做得好，是完全可以协助灾民战胜春荒的。

灾民生活是很苦的，一般人民的生活也很困难。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全国人民决心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迅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央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已为改造国家经济创立了前提。全国人民是懂得这一点的。全国人民正和政府站在一起，同心协力，消灭残敌，恢复经济，战胜困难。

帝国主义者正在幸灾乐祸，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也在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让他们去做梦吧！东北、华北及河南、山东（除胶东区），已经普降春雨，麦收有望。全国农民正在进入春耕。那些幸灾乐祸，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的人们，是注定要失望的。与他们的预料相反，我们将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将是多年未有过的粮价平稳的局面。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报告，在载一九五○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继续稳定金融物价（一九五○年五月五日）

继续稳定金融物价*

（一九五○年五月五日）

三、四月份物价平定之后，货币流速大为降低，贸易回笼大为减少（三月只完成原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四月只完成百分之二十），银行存款则大为增加，计五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左右，其中私人存款占百分之二十。用这些存款收兑了相当数量的美金，并大部贷给贸易公司。三、四两个月金融活动的特点之一，是银行存款对财政贸易周转起了大作用。银行存款增多，这很可能是好现象，但由于我们对这一方面历来没有经验，不能不从坏的方面着想，预先防止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在于，物价如有幅度较大的上涨，则存户立即提存。由于银行已将这些存款贷给贸易公司或收兑了美金，为了支付存户提款，就只能大量增加发行，以应急需。因存户提款增加发行，市场抢购物资，其结果，物价又可能发生更大的波动。对此危险，必须预筹对策，力争物价平稳。这不仅关联到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且关联到中央人民政府的信誉。我们必须预先防止这种危险性的另一原因，是目前人民币阵地尚未有很大的扩展（虽然华北赶集农民已要人民币了），多数人对物价平稳尚未相信。经过十二年通货膨胀（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二年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深受其苦。据统计，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第35、78、85、88、101页。」）之后，也决不能希望两三个月人心即变。为了预防危险，我们拟行下列办法：

一、掌握足够数量的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现在，纱布依然是我们物资中的弱点。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是一两次就征起的，因此我们手内存粮多。纱布则全年虽够，但那是逐月纺织为成品的，应付门售后，余纱余布也是逐月积累的。如我纱布尚未积到较大数量而发生金融物价风潮，游资（注「游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的一种短期借贷资本。游资如果用于投机买卖，会对社会再生产起破坏作用。——第55、85、240页。」）又集中攻击纱布，则纱布防线有被冲破之险。因此决定对内对外适当增购棉花，扩大委托上海私营纱厂代纺的数量，力求在短时期内增加纱布实力。现中贸部（注「本书中贸易部、中贸部、中央贸易部都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当时，贸易部主管国内外贸易。一九五二年八月，贸易部撤销，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第30、33、39、55、66、71、85、90、124、159页。」）、纺织部手内共有四百万匹布，十一万件纱，价值一万四千多亿元，拟将成品增至二万亿至二万五千亿元。究竟能购多少棉花，增加多少代纺，待计算后通知华东、上海。如能实现，对国家，对上海私营纱厂的劳资双方，都是有利的。

二、扩大人民币的流通面积。目前货币流通市场虽在扩大，但事实证明流通面积仍是不大的。除国家银行库存以外，实际上市场周转的货币在四万亿元左右。四月份从财政和收购放出去的货币，又迅速转为国家银行的存款。这就证明，流通面积的扩大还很有限，人民币主要浮在若干大中城市。设法扩大货币流通面积，是预防金融物价发生风潮的办法之一。因此，请求新区各省党政领导同志，指导并协助国营贸易机构，在若干县内，各选择其重要市镇，利用已有的合作社，或找寻代理店，或设立国营商店，售货照贸易公司的统一牌价专收人民币。只要在许多市镇上有了按统一牌价专收人民币的合作社或商店，则扩大货币阵地和稳定物价，就能迅速而有保证。

三、吸收定期存款。现时定期存款只占全部存款额的七分之一。人民银行总行正在研究利息和其他方面的办法，以便多吸收两、三个月及更长时间的定期存款。只要这种定期存款占了相当的比重，则金融物价波动的风潮即令到来时，定期存款者不能随时提取，就可减少一部分压力。因为今后金融物价波动的时间不会拖得太久，估计只要有一两个回合应付过去，风波即可平息。

四、如果金融物价风潮来势猛烈，单靠上述办法还有危险时，我们最后一着，就是把军政经费迟发半月二十天，同时限制一切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在银行存款的提取数量，把大部存款作短期冻结（那时公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可以向职工请求迟发半月或二十天的工资）。这是一种力量最大的短期通货紧缩的方法。这一点非到危机时决不轻用。当采用时也要分别轻重缓急，而决不能千篇一律。这是一种预想的办法，照现状看来，最近一两月内，还不会有危机，因此也不必采取这一着。但请求中央和各地同志，在万一危机到来时，允许我们行此最后一着。

只要在税收方面纠正存在着的某些错误偏向，而又能逐渐制止贪污偷漏，继续保持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加上上述各项办法能够实行，虽然我们还没有经验，必须继续兢兢业业地前进，但大体说来，危险是可能避免的。

我们估计了金融物价波动的危险，预筹了防备的办法，同时还必须注视在物价继续平衡之下可能产生的另一方面的情况，即物价猛跌。我们定于五月八日召开以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注「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一九五○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之后出现的若干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停工歇业日多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会后，开始调整工商业。经过约半年的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使它们得到了发展，并引导它们开始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86、88、110，149页。」），稍后还要召集各省工商厅长会议，研究办法，调整公私关系。同时还在准备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和定购数量，并适当地放出货币，收购农产品和上海私商的纱布。依靠我们的收购，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物价跌势，基本上已停止。但今年麦子如果丰收，麦价下跌将难避免。我们可以放出一部分粗粮、百货，换回麦子。也可少量收买一些麦子，不使麦价过低。估计麦子上市量大，收购力小，因此难于保持麦价不下降。如果国家大量增发钞票，收买麦子，虽然粮食方面的准备是充足的，但钞票大量增多的结果，游资对我们的进攻之点，很可能是纱布而不是粮食。增发钞票后，纱布的准备就相对减少，成为我们的弱点。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注「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发的一份财经简报。」

扭转商品滞销（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扭转商品滞销*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现在工商界主要的困难，是商品滞销，由此而引起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许多中小城市。

根据全国总工会的估计，今年三月间全国新增加的失业职工约十万人，其中上海五万，武汉二万五，天津一万四。实际上不止此数。全国各大城市的失业人口约三十八万至四十万人。全国失业人口总数已达一百一十七万人（包括东北的十二万五千人）。

根据这次工商局长会议（注「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一九五○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之后出现的若干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停工歇业日多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会后，开始调整工商业。经过约半年的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使它们得到了发展，并引导它们开始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86、88、110，149页。」）统计，今年一至四月，在十四个城市中有二千九百四十五家工厂关门，在十六个城市中有九千三百四十七家商店歇业。困难的程度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上海重于其他城市，工业重于商业。工厂越大困难越重。从行业来说，以粮食、布匹等批发业及高级消费品行业最重。

商品滞销和生产过剩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十二年来通货膨胀（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二年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深受其苦。据统计，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第35、78、85、88、101页。」）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的迅速消失。也有其他原因，如人民购买力的降低，季节的影响，公债的发行等，但这些都是次要的。

别外，中国十二年来均处在战时的分割状态，为了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各自设立了许多工厂。如西北，由于胡宗南（注「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推行将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四九年其残部被歼后逃往台湾。——第89页。」）几十万军队集中在那里，因而开了大量面粉厂。抗战时日本在沿海也建立了很多适合自己需要的工业。我们在解放区，如太行山也有四千锭子，在延安设有火柴厂。现在全国统一，分割状态已消除，便出现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从消费来说，现在的生产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完全适合于今天的社会需要。新旧政府的更迭反映到消费上也有很大变化。现在政府干部有二百四十万人，军队干部一百二十万人，共三百六十万人，他们的消费水平较之国民党时代的公务员低很多。上海市长陈毅每月能够自由支配的款仅合五十斤小米（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不稳，所以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一九四九年开始改用折实计算（参见本书注23），但一般仍保留了用小米计算的习惯。一九五○年物价稳定以后，逐渐取消小米制，改用人民币计算。——第40、46、53、89、113页。」），较之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相差至巨。其次，中国的地主约一千多万人，估计其中过去消费大而现在降低的至少有二百万人。此外，城市小学、中学教员和大学教员约五十万人。搞投机倒把的约五十万人。以上合计，共六百六十万人。假定每人每月生活水平平均降低三百斤小米，则每月降低的总数为十九亿八千万斤小米，全年就是二百三十亿到二百四十亿斤小米。解放以前城市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估计每年合一千四百亿斤小米，现降低到约一千一百多亿斤，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这种降低是事实，而且不可能一下子恢复，有些也不应该恢复。

目前的不正常的滞销状态一定会过去，原因是货物的囤积量并不多。社会上棉纱存量估计有五十万件，而社会需要量约为一百二十万至一百五十万件。估计今后一二年内，购买力会高于今年。农民购买力肯定会提高，究竟能高到多少，尚无具体材料，我们作了如下的估计：旧中国地主的土地约占百分之四十，假定农民以其收入的一半缴地租，又假定全国粮食总产量为二千四百亿斤，土改（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后农民不再缴地租，扣除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全归农民所有。根据这样的推算，全国农民增加的购买力，约合二百八十亿斤小米。如果加上选种、施肥、水利等方面的改良，农业增产，估计还可增加购买力合三百四十亿斤小米。这样，共可增加购买力六百二十亿斤小米，将比现在农民的购买力四百亿斤提高一倍半。不过，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定时间。

解决目前工商业困难的办法是：

一、重点维持生产。在华东，最重要的是纺织工业，拟采取国家拨给原料、私营工厂加工的方式。部分工业，如机器制造工业、橡胶工业及一部分造纸厂，拟采取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的办法。现华东规定，私营工厂为国家加工棉纺的锭子共一百六十二万枚，上海占一百三十六万枚。机器订货约合九亿斤小米，范围包括公、私，地区远及西安、重庆等。机器的订货不是为今年之用，而是为维持生产。橡胶行业（如胶鞋等）的订货，将由中央贸易部（注「本书中贸易部、中贸部、中央贸易部都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当时，贸易部主管国内外贸易。一九五二年八月，贸易部撤销，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第30、33、39、55、66、71、85、90、124、159页。」）做出大体计算，然后由各地具体分配。

二、开导工业品的销路。分两方面：一是以收购农产品来增加农民购买力；一是政府给予优惠条件，组织目前暂时难于出口的工业品出口。

三、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

四、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

五、重点举办失业救济。

上述办法，均须与稳定金融的政策相辅而行。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金融稳定对工商界和绝大部分人民是有利的。

要用适当方法公告全国，工业生产哪些已过剩，哪些已达饱和点，避免再向这些方面盲目投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所作总结的一部分。」

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首先讲调整公私关系。

这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注「五种经济成分——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原文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92、136、148、179、267页。」）。也就是说，要按照《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注「《共同纲颔》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当时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第92、100、150、173页。」）办事。这一条是我们全体干部都必须注意的。现在党外人士把这一条都背得很熟，但是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却把它忘记了。现在财经机关里，每个干部都发了一本《共同纲领》，不但要读熟，还要照着做。

五种经济成分是兼顾好，还是不兼顾好？当然是兼顾好。因为私营工厂可以增加生产，私营商业可以帮助商品流通，同时可以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对人民有好处。国家政权、骨干厂矿、铁路运输、金融贸易机关都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力量强大，资本家碰不起我们。当然“磨擦”（注「“磨擦”是抗日战争时期流行的一个名词，意指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这里是借用旧称，意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在利害关系上的矛盾。——第92、154页。」）是很厉害的，尤其今年特别多。去年上海解放时，我们手里没有多少东西，只有两千万斤粮食。现在上海由国家掌握的粮食有多少呢？最高的数目为十七亿斤，够一年半周转。现在不怕没有粮食了。棉花去年我们只有一万担，现在手里掌握的也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注意统筹兼顾，既照顾到我们这一边，也要照顾到他们那一边。否则资本家的企业就会垮台，职工失了业就会埋怨我们。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公营（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只有在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但五种经济成分的地位有所不同，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统筹兼顾。对于资本家，凡是妨害国计民生、投机操纵、偷税破坏等行为，都要反对，不能含糊，公开也这样讲。应该警告我们自己，要防止吃亏。他们总是要贪一点便宜，搞一点乱子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外行，只好让他贪去。但是我们应该从中学会本领。如去年上海资本家听说要造船，就大批收买原料，结果公家吃了亏。他们只讲个人利益，开会提什么提案，都与他们的私利有关系。这一条要特别注意。

对待私营工厂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加工订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现在我们想一年分两次，把全国军队、政府等方面的订货单子集中起来，然后分配到各地。过去社会上的生产是无计划的，我们来一个有计划，能集中的东西统统集中，以便于组织订货。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这一件工作很麻烦，但是必须做。我们对公私工厂分配订货，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大体照顾到公私双方。这是工业方面。

商业方面的公私关系包括：第一，价格政策。我们和私人商业关系搞好搞不好，能不能协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价格政策问题。批发和零售的差价要适当，使私商有利可图。如果零售和批发价格一样，比如批发价是十万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零售价也是十万元，私人生意就没有办法做了。我们百货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市场物价，而不是回笼货币。第二，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的收购要有分工。都由我们收行不行？不行。这样会拖长收购时间，仓库也没有那么多。同时，农村是很分散的，我们的国家又这样大，生产方式是零零碎碎的小生产，东西是在一家一户的，城乡的物资交流都靠我们的贸易公司不行，这样做会害了农民。（毛泽东同志插话：也害了共产党，害了人民政府。）农民要求农产品的价格高一点，这一条很难。卖价必须照顾到消费者的接受能力。如广东的香蕉很好，但太贵人家就不买，就会烂掉。此外，还必须照顾到商人有利可图。只要做到这两条，就有了销路。许多农业副产品是很花费劳动的。农民用毛驴子运输，如果算运费，就不得了。农民自己养牲畜，不搞副业也得喂，自己运东西，可以多得一部分收入，就能得到便宜。第三，进口什么东西，要严加管制；出口的东西要放宽尺度，凡是能够出去的东西，不管鸡毛蒜皮都可以出。这样我们就主动了。

国家银行要领导私人银行和钱庄。私人银行吸收的存款很少，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利用起来，使其能够转动。黄金和白洋（注「银元——也称银洋、白洋、光洋、大洋等，是一种银币。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在市场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收兑，严禁流通。本书一些地方提到的银元，是借用来说明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的实际价值的。——第6、57、94、116、141、180页。」），现在是处于相当的冻结中，要加以使用。什么时候使用，这要看人民币稳定的程度。我看今年大概还不行，要等力量大的时候，再有步骤地收美钞、黄金和白洋。先收美钞，再收黄金，最后才是白洋。黄金的数目不会太少，据说社会上有五百万两，就算一百五十万两，也可折合一亿多美元。今年我们如果又收美钞，又收黄金，又收白洋，没有这个力量。

其次，讲税收以及粮食、公债等问题。

这些方面工作中的毛病很多。（毛泽东同志插话：第一条是功劳很大。）从各级财经领导机关的同志来说，毛病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政治不强，一个是业务不通。过去在税收工作中，对税率的大小是否超过人民的负担能力，也就是说轻重是否适度，没有过细考虑。大宗的货物，如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烟草等要收税，鸡毛蒜皮就不一定要收，由于没有注意这一点，就闹出了鸡蛋要贴印花税票的笑话。收税要有税率和税目，税率发表了，但税目没有发表。收税时，人家问这个东西收不收税，那个东西收不收税，下边同志没有把握回答，去看条例，条例上写的是什么什么“等均属之”，所以只好这个也收，那个也收。收税不但要有税率和税目，还要有细则和办法。可是我们连计税和征税的办法都没有，只是喊“要收税啊”，完全是外行办事。

财经干部经常注意政治是必要的。做财经工作的人，一天脑子里就是数目字，经常转财经工作本身的问题，其他方面考虑的就很少。要经常在政治上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群众观点，没有政治观点，就很容易出毛病。

毛泽东同志提出，今年夏征要减少，秋征也要减少一点。至于税率，我看在三五年内，一般的不提高，一部分还可能略为降低一点。这样的方针是对的，是应该采取的。因为中国经过了十二年的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人民很苦，这是第一。第二，照老规矩，开国的时候，对老百姓总应该好一点。（笑声）我们现在是开特别的国，这一个国不同于大清帝国，也不同于北洋军阀（注「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第96、127、307页。」）、蒋介石那个国，对人民当然更应该好一些。第三，在全国进行经济调整，要解决很多问题，如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等。调整就需要时间，因此在几年内，一部分商品的税率可以减低一些。估计明年的税收额，不会比今年少，因为生产恢复了，收税面宽了，又减少了偷漏。生产逐步恢复，岁入就可慢慢增长。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几年的稳定，大家必定好好生产，国家收入肯定会增加。

但是，在目前的财政收支情况下，有两点是不可避免的。第一，要大量裁减国家机构的经费。现在军费占百分之四十多，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三。百分之十的预备费，大部分也是用在军政费上的。这三项合计达到四分之三左右。第二，今后几年的工业投资规模，不能希望太大，因为无法支出那么多钱。将来收入增多了，机构也减少了，才能多投资。现在工业投资只能有重点地进行。

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今年度计划是二百五十亿斤，实收二百二十亿斤。明年度大体上只能收二百亿斤。因为今年年景不好，压得厉害了，群众会不满意。我们在农村要实行单一的定额农业税，棉花、黄豆、小米等合起来按年计算税额，增产不再增税（注「实行单一的定额农业税的办法，后来写进了一九五○年九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到一九五三年才开始实行。这时，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根本好转，实行稳定农业税征收额、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具备了条件。这一政策，原来规定稳定三年，即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后来实际一直稳定到一九五七年。这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起了促进作用。——第96页。」）。养鸡、养羊，卖几个鸡蛋，都不收税。这样就可以鼓励农民从事多种生产。

最复杂的是工商税（注「工商税——即工商业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一九五八年九月推行工商统一税后，所得税部分独立为工商所得税，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税。——第49、65、96、107、178页。」）。其中，营业税是征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所得税是征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十。另外，交易税（注「交易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但没有公布税法。当时各地征收交易税的范围，主要是粮食、棉花、土布、牲畜、药材等。一九五一年国家规定，对土布改征货物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规定，粮食交易税改征货物税；棉花交易税并入商品流通税；牲畜交易税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征收办法，全国统一执行；各地单行办法一律取消。一九六二年，为加强集市贸易管理，开征集市交易税。——第96、108页。」）是征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六，昨天印度大使问我，你们的税率最高是多少？我说是百分之三十。他说他们的最高税率是百分之八十。我们的税收工作手册，请同志们放在口袋里，因为人家要问你哪一条怎样讲的。当然这个东西还要修改、调整、补充。困难最多最麻烦的是营业税，这种税带间接税的性质，账是很难算的。收税一定要按照税率办事，税额要符合于税率。现在我们的任务巨大，税收也要有一定的计划。过去是无计划，像大海里边捞针。根据税率收税，哪里能收多少，大体的数目字要不要呢？也是要的。但必须估计出两点：一是营业额，一是目前的平均利润。这就需要调查研究，使估计有根据。税目不宜太多，手续不宜太繁。税目多、手续繁，有一种危险，就是抓住小的放了大的。在税工人员中，也要整风，纠正偏向。现在新人员很多，占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贪污的人是有的，但是比例不大。原因就是现在吃穿难，穿上政府的衣服，挂上那么个牌牌，名誉、前途是要紧的，如果贪污被赶走，就不能在政府里边工作了。在整风中首先要向他们说明：你们收税是对的，是有功劳的，但错误一定要改正。总之，要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心。

今年发了一万万分（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这次公债发行总额原定二万万分，年息五厘，分五年还清。第一期公债在一九五○年一月至三月间发行了一万万分。第二期公债因国家财经状况已基本好转，没有发行。这里所说的分，是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单位。每分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六市斤、面粉一市斤半、白细布四市尺、煤炭十六市斤的平均批发价格的总和计算。一一第36、38、55、76、97页。」）公债，对回笼货币、稳定物价，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一次搞得太多了，如果分几次搞，也可能好一点。一下发这么多，而且和税收等挤在一起，这种办法不妥。根据现在的通货情况，这样集中的大量的回笼货币也不适宜。对于尾欠，能交者就收，不能交者就停。二期公债，今年不发。

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

将来是粮食出口，还是棉花出口？这要看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如果不需要粮食，粮食出不了口，棉花能出口，那末华北地区就多种棉花，其他地区多种粮食。这也要统筹兼顾，好好计算一下。否则不摸底，种了棉花就卖不了。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现在我们是在粮食、棉花上打算盘。中国从大清帝国开始，就从外国买棉花、粮食、石油，现在我们如果还把外汇都用来买这些东西，哪里有钱买机器搞工业建设？所以，要先解决棉花、粮食的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只要有重点地进行工业投资，先解决石油的问题，将来还要解决发电的问题，铁路的问题，等等。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搞工业也不可能今年搞今年的，明年搞明年的，或者是今年搞工业，明年把工业停下来去搞农业。东北跟关内有很大不同。东北工厂有了，机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资金，生产就恢复了。关内就不是这样，开一个工厂需要相当时间，一般说，从开始订机器到安装好机器，没有三年五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如果希望一年就好办，那能办一个什么样的工厂呢？像延安挖个窑洞还差不多。搞工业要求当年投资，当年见效，一般是不可能的。经济建设要今年就做明年的准备工作，今年投资数量多少，明年投资数量多少，要有个计划，同时还要照顾到将来的投资计划。现在正在召开各种会议，讨论这件事。但是，中国的统计数字很缺乏，去年十二月编造概算的时候就讲，只能估一估。除此以外，有什么办法？今后编预算，可能会比较确实些。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这次会议决定，陈云同志在任弼时同志因病休养期间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五○年十月，陈云同志正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九五○年六月十五日）

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

（一九五○年六月十五日）

自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到现在，时间过了八个月。在这个时期中，政务院（注「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6、38、42、64、69、99、144、166页。」和财政经济委员会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在财政经济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其中，有几项是有关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的。这就是：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管理和领导（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征收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税款，发行公债，以平衡国家财政收支、稳定通货和物价；接管、建立和着手恢复各项国营工商企业和金融业；投资运输事业、水利事业、农业和若干工业；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调运粮食供应大城市需要；拨出粮款救济灾民和失业工人，等等。这些工作，有些有了显著的成绩，有些才开始看见成绩。各项工作成绩，都是有赖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协助和努力工作，方才取得的。各项工作中都有缺点，有些则犯了若干错误，大都由于不明情况和缺乏经验而来，正在加以改进。今后任务是坚持和发扬已经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巩固这些胜利和成绩，总结经验，分析情况，教育干部，谨慎从事，努力以赴，逐步实现《共同纲领》（注「《共同纲领》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当时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第92、100、150、173页。」）上所规定的各项财经任务，以副全国人民的期望，为争取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现在我要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报告的，是关于目前经济战线上的一般形势、关于调整工商业和关于调整税收这三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

关于目前经济战线上的一般形势

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转折点，由落后到进步的历史转折点，由坏情况到好情况的历史转折点。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所造成的长期的通货膨胀和商业投机，这是落后的，是坏情况。不改变这种坏情况，我们就不可能稳定经济和市场秩序，并使社会的生产和流通沿着正当的轨道前进。这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和改造国民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现在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取得了胜利。当然，我们丝毫不能自满，因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还在将来、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的任务是很多、很重大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留给人民的许多灾难，还待我们一步一步地消除，战争的创伤还待我们去医治，人民生活还有很多的困难。而且，我们在经济工作方面还缺乏经验，只能在工作中逐步积累。但是，应该承认：我们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即财经工作业已实行统一，财政收支业已接近平衡，通货和物价业已趋于稳定。这些工作无疑是做得对的，是我们国家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的表现。最广大的人民已经看到并开始得到通货稳定和物价稳定的利益。不少有远见的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也已经开始领会到这种稳定对于他们将来的营业是会有好处的。

目前工商业界发生了许多困难，这是由于以下几种情况而来的。第一是通货和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这就是说，人们在过去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二年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深受其苦。据统计，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第35、78、85、88、101页。」）时期，为了避免钞票跌价的损失，不愿存放钞票，宁愿竞购和囤积并不是为了消费的货物。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他们不但不再囤积货物，而且将过去囤积的货物吐到市场上来。这样就使市场上若干物资一时供过于求，生意不好，许多工商业者发生困难。这种情况是暂时的，原来囤积的货物一经销完，供求关系即将走向正常状态。第二是过去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另有许多货品也不合人民需求的规格。这种情况引起了一部分工商业的倒闭，从而发生一部分工人失业的现象，需要救济及转业。第三是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企业经营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润少，甚至还要亏本。这也引起许多工商业发生缩小营业，甚或停工歇店的现象。必须重新调整，才有出路。第四是经济中的盲目性，同一行业内部盲目竞争，地方与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这也引起许多企业减产、停工和倒闭。至于因为长期战争，人民购买力大为降低，使得工商业不景气，则是人人共知的现象。

所有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这些问题现在之所以突出，是因为长期间存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情况现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化虽然有痛苦，但这种变化的性质，却并不是坏的，它将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荣，走向健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这种变化是伟大的人民革命的结果。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破坏了这个反动统治的经济秩序。正如毛主席所说：“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注「见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年六月六日）。——第102页。」）。这就是现在所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在暂时说来确是一种痛苦，一种困难，但这是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荣过程中的痛苦和困难。整个地说来，它是带暂时性的。毛主席分析了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两种情况，指出上述的痛苦和困难，现在只是新解放区的现象；在老解放区，则这种痛苦和困难的问题或者已经解决，或者接近于解决了。毛主席举出解决这种痛苦和困难的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注「参见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年六月六日）。——第102页。」）。这些条件，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实现的。在经济问题上的一切悲观论点都是毫无根据的，这就是我们对中国目前经济战线上的一般形势的简单分析。

关于调整工商业

在调整工商业这个题目中，问题很多。它包括调整公营（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与私营之间的关系问题，调整公营与公营之间的关系问题，调整私营与私营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包括调整工业与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调整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调整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调整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调整各企业内部关系问题，调整出入口关系问题，等等。在这里，我主要地说人民政府对于调整公私关系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政策和办法。

人民政府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这点大家早已知道。《共同纲领》承认了有益于国计民生而不是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虽然中国商业资本在大城市中过于膨胀。但是，中国是散漫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私商的存在是不可免的。为着发展商品的交流，国家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商业，这也是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人民政府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家的利益，但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而从事投机捣乱的人们的行为。国营经济是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以上这些，是我们今天进行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诸项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关于人民政府对公私经济关系的基本政策，《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写得很明白，很妥切。即：“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所谓公私关系是包括五种社会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今天我不准备详细说明这些关系的一切问题，只说明现在必须而且可能解决的一些问题。

我们认为，为使公私关系取得一定的协调，减轻目前在我国经济的历史转折点所发生的困难，人民政府应该采取如下的各项措施。

（甲）在工业方面

一、只要有可能，即由政府和国营企业委托私营工厂加工及向私营工厂订货。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将统一组织各国营企业和机关部队所需要的加工订货的订单，希望做到一年分两次把这些订单分配给公私工厂，订立合同，以便公私工厂能够有计划地组织生产。

二、政府收购一部分农产品，并给目前还难出口但是可能争取出口的工业品以便利条件，借以扩大工业品在国内外的市场。

三、联合公私力量，组织工业资金的周转。

四、号召私营企业改善经营方法，改善劳资关系，共同克服企业中的困难。

五、为了调整公私企业的关系，政府准备有步骤地把国营企业以外各机关、各部队、各团体分散经营的生产事业统一起来，并加以调整，使之与私人企业、手工业和农民副业相协调而不相冲突。

六、随时公告全国，哪些产业部门的生产暂时已经过剩，或已达饱和点，使人们知所趋避，减少盲目从事的弊害。

七、有重点地举办失业救济，尽量把失业者组织起来参加国家公共工程，例如兴修水利、修建市政工程等。

（乙）在商业方面

一、《共同纲领》第三十七条规定：“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这里要求政府依照经济情况，随时规定一个适当的价格政策，即是要把批发价与零售价、地区与地区间的差价，保持一种适当距离。这种距离的限度，要使零售商人和远地商人有适当的利益可图，促使商业畅通，便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

二、国营贸易机关所设的零售店和百货公司，其数量以能够稳定零售市场价格、制止投机商人扰乱市场为限度。零售店只卖粮食、煤炭、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食油、食盐、石油六种人民日用必需品。国营批发公司的责任在于回笼货币，稳定批发价格。

三、农产品有无销路和销得快慢，是一件有关民生的大事。目前国营贸易机关的收购范围，还只能是主要农产品、外销物资及主要农业副产品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必须鼓励合作社和私商收购。

四、必须维持农产品的适当价格，保护农民正当的生产利益，但又必须照顾销路和运销利润，以使农产品畅销，方于农民有利。

五、为了加速城乡物资交流，使农民与城市人民都受其益，地方人民政府对于私商的运销手续及运输条件，应给以充分的便利，并在税收政策和税收手续上给以适当的照顾。

（丙）在金融业方面

目前可以说的是这样一点，即国家银行继续赞助公私行庄联合贷款，并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扩大其业务。

（丁）在工商界组织方面

为了调整公私企业关系，随时协商有关问题，公营和私营工商业以合组同业公会（注「同业公会——是工商业者所建立的地区性的同行业组织。在旧中国，多为同业内大户或封建把头操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组，成为工商业联合会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第106、151、291、315页。」）和工商业联合会（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为适宜。

上述各方面措施，有些已开始实行，有些正准备实行。其中，关于工业方面的第一个措施，即由政府和国营企业委托私营工厂加工及向私营工厂订货，不论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或对于私营工业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关于此项措施，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两项办法。

第一，委托私营工厂加工或向私营工厂订货时，加工费或货价的成本计算，不应该依照各个工厂生产技术的高低来计算，而应该依照同一地区一般工厂在合理经营条件之下的中等标准来计算。这种加工费或货价的标准，同样适用于公营工厂。对于某些产品的加工或订货，如果政府和国营企业方面并非为了自已的需要，只是为了维持私营工厂的生产不使停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轻政府和国营企业的负担，私营工厂的加工费和货价的计算，应该低于一般正常的加工费和货价。但是，所有加工订货的价格和交货条件，均需双方同意，成交与否，悉听自愿。

第二，为使加工订货的订单适当分配于各公私工厂，凡属政府和各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单，均需经过当地人民政府工商局的经管分配，并需由当地的工商联、总工会、同业公会、产业工会协助进行，保证履行合同，按时、按量、按质实行货款两清。

我们相信，上述各方面的措施如能顺利执行，对于全国工商业渡过目前的困难，是能有所帮助的。

此外，有些人提议由政府制订投资条例或公司法，我们认为有此必要，现正在起草中。

关于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问题，现在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关于调整税收

从今年三月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以来，国家财政出现了收支接近平衡的新局面。由于三、四、五这三个月的财政收支接近平衡，财政赤字不大，增发的钞票很少，也就取得了金融物价的稳定。但是，我们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在征收农业税、征收工商业税（注「工商税——即工商业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一九五八年九月推行工商统一税后，所得税部分独立为工商所得税，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税。——第49、65、96、107、178页。」）和发行公债等项工作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偏差，发生了一些毛病。人民对于这些偏差和毛病，已经表示了他们的不满意。我们必须改正这些偏差和毛病，例如征收公粮的工作，在地区上和在负担面上有畸轻畸重的现象，负担面太窄，使得一部分人负担过重。城市税收方面，同样有畸轻畸重的情况，也有逃税漏税的情况。税目太多，有的重复，有的不明确。计税方法和估价不统一，许多手续繁杂。这些偏差，主要应由上面负责，即应由财经主管机关负责，而不应责备税务工作人员。

人民政府的税务人员一般地是尽了职的，他们受命要把应征税额全部征起以保证国家财政的需要，没有他们的努力，是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这不应该叫他们为“贪功”，而应该说他们是尽职。但是偏差是存在的。由老区派往新区去的干部，人地生疏，一时不甚了解情况，经验又感不足，有些人作风生硬。原在旧政府工作由我们留用下来的人员占了税务人员的大多数，他们中许多人是好的，是尽职的，但有些人则还是沿袭过去的不良作风，同时也发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分子。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主要地是由于我们对他们教育不足而来。一经实施充分的教育工作，整顿作风，这些不良现象便可以消除。

根据过去时期的工作，我们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有把握使我们的税收工作做好。为使我们的税收工作完全符合于《共同纲领》关于税收政策的规定，即“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人民政府应该有步骤地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甲）在农业税方面。

一、只向主要农产品征税，凡有碍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

二、为着照顾目前农村经济的情况，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当地减轻农业税。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征收，不许提高，也不许降低。

三、农业税应以通常产量为固定标准。对于农民群众由努力耕作而超过通常产量的部分不应加税，借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农村中的交易税（注「交易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但没有公布税法。当时各地征收交易税的范围，主要是粮食、棉花、土布、牲畜、药材等。一九五一年国家规定，对土布改征货物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规定，粮食交易税改征货物税；棉花交易税并入商品流通税；牲畜交易税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征收办法，全国统一执行；各地单行办法一律取消。一九六二年，为加强集市贸易管理，开征集市交易税。——第96、108页。」），应该规定一个恰当的起征点，只是对于比较大量的货物交易才征税，对于农民很小数量的交易则不应征税。

（乙）在工商税方面

一、继续执行工轻于商和日用必需品轻于奢侈品的征税政策。

二、征收不得超过应征的税率。

三、简化税目。准备减少的税目有二百余种，简化合并的有二百余种（例如各种棉织品统一于棉纱作一次征税，各种毛织品统一于毛纱作一次征税），两项共减去五百余种。

四、减轻盐税，以便利广大的消费者。

五、统一计税方法和估价方法，并按照实际情况作统一的解释。

六、根据各地工商业发展及会计制度的差别状况，工商税分为三种方法依照税率征收。即：（一）工商企业有健全的会计制度可作为征收确据的，采用自报实征、配合查帐的办法征税；（二）不合前项标准的，采用民主评议，但仍须根据税率去征税；（三）小工商业及小城镇，用查帐和民主评议两项办法都有困难的，采用定期定额的征税办法。

七、各大城市设立税务复议委员会，由税务局、工商局、工商业联合会三方面派员组成，复议有关税额及处罚事项。

（丙）在税务工作人员方面

为使税务工作人员具有必需的政策头脑，必需的税收知识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全体一致地做到严守政策，与人民合作而不要引起人民不满，不要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堵塞偷漏，廉洁奉公，人民政府要加强对于税务人员的教育工作，并在今年的夏、秋、冬三季确实收到成效。

以上是我对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这三项问题的意见，是否有当，请予审议。

最近三个月来，中央劳动部召集了一次各省、市的劳动局长会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各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注「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一九五○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之后出现的若干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停工歇业日多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会后，开始调整工商业。经过约半年的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使它们得到了发展，并引导它们开始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86、88、110，149页。」），中央财政部召集了一次各大城市的税务局长会议，详尽地讨论了有关劳资关系、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这三次会议均有私人工商业代表参加。我现在报告的，大都是这些会议的共同意见和结论。

我们国家和人民目前还有许多困难。为了顺利地完成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任务，我们希望全国军政公教职工，人人负责，厉行节约，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妥善地整理军政机构的编制，一切受命调动工作地区的军政公教职工，踊跃赴调，减少国家在人力和资金上的浪费；彻底清理仓库；全力整理国营企业的经营，完成上缴国库的任务。同时，希望全国工商界，遵照税章踊跃纳税，消灭逃漏。希望各地工会、工商业联合会和同业公会及全体职工协助税务人员完成国家征税任务。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同时又要减少和消灭国家的财政赤字。我们相信，只要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这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我们的国家是有无限前途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原载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七日）

抗美援朝（1）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七日）

一

现在放在财经会议面前的有三个问题：第一，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第二，明年度的财政概算。第三，财经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如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的供销，农产品及土产的收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调整，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的建立，以及贸易工作计划的制定，等等。

今天只讲第一个问题，即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现在分下面几点来说明。

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应该放在什么基础上

现在美帝侵朝战争扩大，估计时局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我们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虽然炸有先后，有大小，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简单地说，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这就是应付第二种局势对策的主要点。

财政工作的部署应该分别先后

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现在争执之点，在于何者是第二，何者是第三。这种争执，在过去各个时期未曾发生过，也不会发生。我以为第二应该是维持市场，求得金融物价不要大乱；第三才是其他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的支出。

为什么要把市场列在第二，而且宁可削减经济和文化的支出以就市场呢？从政治上、经济上来说，我们现在已非过去的时代，既非延安、太行山、阜平时代，也非哈尔滨、张家口时代（注「这里所说的延安、太行山、阜平时代，意指抗日战争时代，哈尔滨、张家口时代，意指解放战争时代。——第113页。」）。延安时代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农村中，只占有一部分小城市，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支出主要是军队及供给制（注「供给制——是革命俄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对党政工作人员和军队指战员，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直接供给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一九五○年以后，大部分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即把服装、伙食等一些基本的供给项目折成货币，连同津贴一起，作为生活费，以现全支付。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供给制的项目。到一九五五年，供给制和包干制一律改为工资制。——第113页。」）干部的生活。当时的经济，主要是分散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经济，大部分系自给自足，所以市场物价问题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不大。即使城市物价波动，对农村也无大关系。在哈尔滨时代，虽占有大城市了，但当时还谈不上恢复经济，全部财政收入，支持战争还不足，也就无力支持市场，稳定物价。而且，城市工资劳动者数目不多，市场物价不稳，关系并不很大。在经济支出中最多能保证铁路通车，维持交通，还无法做其他的事。现在不同了，我们已占有全国大、中、小城市，全国交通已经恢复，财经已经基本上统一，而且城市经济已有了一些基础。半年来物价稳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好的作用。因此，凡是对于市场物价稳定有影响的，我们应该慎重地来考虑。

其次，我们的经济还无巩固的基础，还很脆弱，物资储存也很少。如果敌机来轰炸，可以随时引起物价风潮。我们手中无物资，平抑不了涨风，政治上很不利，而且会影响军事。这个弱点，如果被敌人看到、抓住，就会用此法欺侮我们。物价波动以后，税收便要减少，公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收入也要降低，逼着财政增加发行。发行一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抵不上一亿斤小米（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不稳，所以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一九四九年开始改用折实计算（参见本书注23），但一般仍保留了用小米计算的习惯。一九五○年物价稳定以后，逐渐取消小米制，改用人民币计算。——第40、46、53、89、113页。」），结果还要不断追加。去年的物价波动（注「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年二月，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以同年三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物价上涨一点八倍。第二次，发生在七八月间，以同年六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七月份物价上涨一点八倍。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是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以同年九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十一月份物价上涨三点五倍。第四次，发生在一九五○年一二月间，以同年一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期，二月份物价上涨零点九倍。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纱布。中央财经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参见本书《制止物价猛涨》（第29—31页）和《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第32一33页）两文。——第51、55、77、113页。」），使城市居民受到损失，城乡交流受到阻碍，财政、金融、贸易的周转失去正常，为害很大。今年三月，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稳定，工商业得到调整，加以秋后农业丰收，农民购买力提高，到今年九十月，各城市都热闹起来，工商业开始活跃，税收增加，一个钱顶一个钱用，市场物价稳定，工人不需要救济了，工商业家又喊“毛主席万岁”了。这说明，广大人民，大多数的工商业者，愿意市场物价稳定下来。从今年初财经统一（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到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由调整到现在的初步好转，证明了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这是财政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求得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用多发钞票弥补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物价的稳定。

在战争中是否能够保持市场物价平稳呢？我们还没有把握。因为即使财政上求得平衡，金融稳定了，而物资的供应发生问题，运输发生问题，市场物价还要波动。这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时间迟早之间的矛盾，在战争时期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如果金融与物资都发生问题，物价波动程度将更大，更难以控制。所以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物价波动中的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如果赤字削减不了，也只能是因为军事上的紧急需要。除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不应该允许有赤字。没有钱可以不办，可以缓办。在财政收支不平衡时，虽然可以向外借款，但数量少而且困难。发行公债，根据上半年经验，也搞不了多少，而且工商业家意见很大。因此，只有靠发行钞票。在战争中大量发钞票是很危险的事，其后果在物价上立刻可见。因此，我们这种对支出用“削罗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在财政和经济上都会有利。

带投资性的支出列在第三，就是说，要在照顾第一、第二之后，剩有多少钱，便办多少事。总之，以没有赤字为原则。如果为了战争，为了军事，维持不了市场物价稳定怎么办？那也无办法，因为战争是第一。做了第一才可以做第二，做了第一和第二才可以做第三，而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这和作战是一样的道理。今年二月财政会议（注「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前，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管各部举行过一系列专业会议，摸清了基本情况，作了充分准备。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三月三日，政务院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随后，出现了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的新局面。——第43、54、70、115页。」）时提出的财政预算，赤字很大，以后决心缩减，困难克服了，也没有饿死人。最近决定冻结国营企业存款，大家决心去做，困难虽多，结果也做到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还很困难，干了二十多年革命，还要苦一段时间。农民的负担，不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一点。这都是不得已的办法。

在这里还要重复说明一下，什么叫战争第一。过去在地方系统中做党的工作，做政府工作，主要是在做战争后勤工作。党委书记实际上是后勤部长。说高级干部没有战争第一的观点，这不合事实。现在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同志可能注意得还不够。战争第一的观点表现在财政上，即是在预算上要尽可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从军事系统做后勤工作的同志来说，战争第一，不能采取有多少用多少的“包用”办法。如何用，用多用少，用迟用早，要详加审核，而不是“报销”完事。因此，一方面要做到战争第一，另一方面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才能满足军事上的要求。

在财政上，经常存在着要多和要少、要早和要迟的矛盾，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局部与全局的矛盾。最后的决定，要求局部必须服从全体。

削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

经济建设的投资，要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除此以外，应加以削减和收缩。

来日方长，经济建设推迟一下是可以的，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战争不由我们决定，美帝国主义不许我们建设，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如此。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方针上，都不可能又战争又建设，不可能两者并列，两头兼顾。有些建设可以发展，应该发展，如军工，那是直接为了战争。等战争结束以后，才能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我们现在可以做各种准备工作，如资源调查、干部训练等等。是否有人不乐意呢？有的，但不能搞“情绪投资”，即以国家投资去照顾某些人的情绪，这是完全违背我们经济建设的目的的。

文教卫生、公用事业以及军政经常费用，也应大大减缩。在建设投资中，对投资数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所谓投资一亿斤小米是表示什么呢？一亿斤小米即是七万两黄金，或五百万块光洋（注「银元——也称银洋、白洋、光洋、大洋等，是一种银币。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在市场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收兑，严禁流通。本书一些地方提到的银元，是借用来说明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的实际价值的。——第6、57、94、116、141、180页。」）。所谓一亿元人民币是表示什么呢？一亿元人民币折合战前五千块光洋，或七十两黄金。过去农民过年，梦想“黄金万两”，也不过是一千四百万斤小米。

增加财政收入

平衡收支要从各方面想办法。要向地方上打点主意。明年要求地方收入上解一部分，如地方公粮附加（注「地方附加——是地方随正税征收的、不列入国家预算的部分。正税指列入国家预算的税收。国家对地方附加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农业税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某些获利大的经济作物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49、65，71、117、158页。」）及地方企业收入，要缴中央一部分。另外，这次扩大地方武装的开支，也要由各地自行解决。还要向农民求援。我们现在的统一战线有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现在还穷，文化人现在也不能再紧裤带，民族资产阶级今年上半年买了二十亿斤小米的公债，油水也不大了。农民人数最多，在土改（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后或减租后，已得了好处，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低于工人，但只要国家收买其农产品和土产品，他们的购买力便可以提高。而且，东北农民在工农业品价格剪刀差上所受的损失，现在较过去已大为减少。过去一吨粮食只换零点八匹布，以后提高到二匹布，今年初加到二点八匹布，现在调整到二点五匹布。而在关内，以天津为例，一吨粮可以换到六匹布，比关外已经好多了。这说明，向农民求援是可能的。

各级政府及税收机关要加紧收税。地方漏税百分之十五到三十，这个估计不算多。汉口市检查了一下，各月一般漏税在百分之三十。应该想办法堵塞这个漏洞。做好了，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此要加强税收机关工作，提高税务人员的质量。

某些民用必需品，如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可以实行统购统销。只要保证资本家的一定利润，按照供销情况实行合理的统购与配售，增加统销税（注「一九五一年四月，为配合对棉纱实行统购统销，开征棉纱统销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规定，取消棉纱统销税，并入商品流通税。——第117—193页」），国家又可以增加一大笔收入。

二

这次会议讨论确定的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中央已经基本上同意。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应该反复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在农民那里多取几十亿斤粮食行不行，农民是否负担得起？国防第一，又要维持市场，使金融不大乱，能否做得到？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增收措施，如增加公粮附加（注「一九五○年九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农业税地方附加不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将全国各地区的农业税地方附加提高到不超过正税的百分之二十。——第118页。」），征收契税（注「这里所说的征收契税，指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颁发土地房屋所有证（或土地证）时所收的一次土地证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土地房产所有证收费的决定》。土地证收费标准，一般分为两类，均以细粮（大米、小米、小麦）计算。甲类：水田及场院、宅基，每市亩收五市斤。乙类：旱地，每市亩收二市斤半。凡已领有土地证的土地房产，如有买卖、典当、赠与或交换，则按一九五○年四月三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契税暂行条例》办理领契完税手续。——第118页。」），酌增若干种货物税、进口出口税等等，共有几十亿斤小米。这些大部都落在农民头上，农民会不会不满意？这是必须考虑的。要农民拿得起，我们要做一件工作，就是实行近地交流、全国交流、内外交流，让农民销出农副土产品。只要能够把农副土产品销出去，农民就可以负担起来。比如，一户农民养一只母鸡，一年下二百个蛋，把它销出去，每个二百五十元（城市价五百元），就可以收入五万元，合五十斤小米。从五十斤中拿出十几斤，这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帮助农民销出农副土产品，是国家取得税收的前提。

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农副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这样，可以进一步促进正当工商业的发展，打击投机，使城乡交流更趋活跃。这是一连串的收获。因此我们说，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

我们的弱点是资金不足和业务知识不足。过去我们进行这一工作，是依靠国家银行吸收的存款，这一来源到十月份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十一月采取暂时缓收、少收农副土产品的办法（这对农民是有损失的），并冻结大小公的存款（各地行动一致，执行得很好）。为了更好地活跃农村经济，我们提议，各地区要加强对贸易部门和合作社的领导，并且发展农村信贷，向农民赊购，用农民的钱来给农民办事。只有这样，农民增加一些负担才会不出问题。在业务知识方面，我们要及时地总结经验，培养干部和提高干部。

关于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不能讲物价绝对不涨，因为物价涨落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生产的多少，需求的状况，运输的条件，以及时局的、心理的因素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能最后决定金融能否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财政概算的平衡与否。我们今天就是要力争财政概算接近平衡，也就是说力争金融不乱。只要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不发或少发票子，物价虽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波动，但可以波而后定，基本上维持市场。

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这次会议，大家认为纱布有问题，因而在这方面提的意见、出的主意比较多。对于粮食，大家却认为没有问题，我认为这是必须提醒注意的。我们很多错误，往往是由于疏忽。为了把市场维持得好，必须密切注意粮食的供应。今天城市中的粮、盐、煤的供应，实质上是运输问题。现在运输很紧张，应该更有计划。今年夏天，在运输淡季中没有抓紧，是个教训。运输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很重要，要建立强有力的指挥机构。

纱布明年勉强够，采取统购的办法把它集中起来，再适当分配，是很需要的。在保证资本家适当利润的条件下也是可能做到的。这件事做得好，对保证纱布供应以及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很大的。

在目前财政收入的情况下，既要充分地满足国防的需要，又要使市场金融不乱，这就要求我们在增收减支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从现在到明年一月这四个月，是税收的黄金时节，|奇-_-书^_^网|应该抓紧，并且要努力把百分之三十的偷漏收回来。只有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努力，市场才可以维持，金融才不致大乱。

在这几天的会议上，大家认为暂时缩减经济和文化的投资是必要的。如果今天不主动削减，到明天金融乱了，势必被动削减。金融波动不仅影响收支，影响存款，而且在政治上会造成损失。被迫削减，不如主动削减。目前中国的财政经济要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还不可能。主动地把一些经济文化投资推迟一年半载，将来则可集中力量搞这方面的建设，三、五年后算起总帐来，效果是不会小的。今年的经验证明，物价稳定，金融巩固，是促进工商业繁荣、活跃商品交流的重要条件。明年国家投资虽有减少，而购买力没有降低，工商业是不会萧条的。

*注「本文第一部分是陈云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的报告；第二部分是他在这次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1）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

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

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

（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

一、实行决算制度。自抗战后期以来，由于解放区的军政机关、学校、团体的经费，一部分是依靠军政人员的劳动生产自给的，故按季、按年向财政部门作决算报告的制度，有的久已停顿，有的执行得不经常。目前情况已经改变，军政机关、公立学校、团体的经费，全部或绝大部分已由国家发给。因此，依照《共同纲领》第四十条（注「《共同纲领》第四十条中关于财政部分的内容是：“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第121页。」）的规定，特决定：所有军队、政府、公立学校及受国家经费补助的团体，均须每年分四个季度，向中央或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报会计决算报表，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作上年度的全年决算报告，再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将上年度总决算案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核批。国营企业亦须定期作出决算报告。为着实现这一要求，加强各单位的财务工作和财务人员是必要的。决算之后，凡在预算中所余的款项，均须缴回国库。实行决算制度是国家的法令，不得违抗；除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批准者外，不得延迟。实行决算制度后，可能发生浪费预算中的余款的现象，责成各级军政机关、学校、团体的负责人员，切实防止。

二、实行预算审核。各部队、机关、学校、团体在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总预算范围以内，向财政部门提出经费的预算或国营企业的投资预算时，必须首先经过各该领款机关的首长切实亲自审核后，才能提出。各相当的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此有再加审查与核算的责任。各级财政部门审核预算的人员，必须忠实于国家制度，严守财政纪律；各该提出预算机关不得拒绝审核。审核时，财政部门与提出预算机关如有争执而不得解决者，报由上级财政部门会同领款部门的上级机关复核审定之。

三、加强投资的计划性。过去解放区在经济建设的投资方面，由于缺乏经验，有过一些浪费。只凭热情和愿望，在动工以前，缺乏切实的设计和必要的施工计划，因此个别兴建工程，或则中途改变，或则重建，使国家蒙受不少损失。这种现象，必须尽力避免。因此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或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一切企业投资或文化事业的投资，在请领款项以前，必须审慎设计，作出施工计划、施工图案和财务支拨计划，并须经过各该级人民政府或其财经、文教机关的批准。未经设计，未作施工计划、施工图案和财务支拨计划，或已作而未经批准者，财政部门应拒绝拨款。此项规定之所以必要，不仅为了使国家在现金运用的迟早上，力求合理，更主要的是为了减少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浪费。

四、加强货币管理。自今年三月实行货币管理（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以来，由于各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的一致遵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根据已有的经验及工作基础，为了进一步合理使用现金，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进一步的货币管理办法（注「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银行制订了《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和《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其目的是加强现金管理、实行划拨清算、集中短期信用和监督基本建设投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研究了这两个办法，准予公布试行。——第123页。」）。为了便利部队的货币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应逐步举办部队的随军银行。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的现金使用，必须编造收支计划，并经过适当机关的批准。各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间在本埠、埠际及国际间的一切交易往来，全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划拨清算。上述各单位间，不得发生赊欠和借贷，信贷集中于国家银行。各企业基本建设投资之拨款，逐步交由银行实行监督，按计划拨款。使国家银行成为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的总的帐务会计机关。

上述各项规定，是为了避免浪费，力求国家财力的合理使用。这是国家的财政纪律，必须执行。兹责成各有关财经部门，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各项实施办法。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起草的《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经第六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原载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实行棉纱棉布的统购（一九五○年十二月七日）

实行棉纱棉布的统购*

（一九五○年十二月七日）

（一）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凡公私纱厂自纺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注「花纱布——指棉花、棉纱和棉布。——第13、39、124页。」）公司统购。公私纱厂现存的棉纱、棉布，均须进行登记，由国营花纱布公司承购，停止自行在市场出售。

（二）国营花纱布公司，按前条规定实施统购时，其收购价格，须确切计算厂方的成本，并给以适当利润。

（三）公私纱厂为国营花纱布公司加工代纺、代织的棉纱、棉布，其工缴费（注「工缴费——指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124、161、169、283、322页。」）的规定，亦须适当。

（四）公私纱厂生产的棉纱、棉布，均需符合国营花纱布公司规定的成品标准，不得降低质量。

（五）为使统购价格、工缴费、成品标准等项的规定趋于合理，由当地政府的工商局主持，工商联（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奇Qīsuu.сom书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总工会参加，召集国营花纱布公司及公私纱厂共同协商，提出具体方案，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注「本书中贸易部、中贸部、中央贸易部都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当时，贸易部主管国内外贸易。一九五二年八月，贸易部撤销，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第30、33、39、55、66、71、85、90、124、159页。」）批准实施之。

（六）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应根据棉纱和各种棉织品的生产和需要情况，规定棉纱的分配、加工和销售办法。

（七）各地人民政府，对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市场必须负责管理，取缔投机囤积，协助国营花纱布公司作有效的分配、销售。必要时，国营花纱布公司得增设零售店。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公布施行。」

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一九五一年四月四日）

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

（一九五一年四月四日）

现在，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今年国家财政概算的方针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其他”里面包括的项目很多，如文教费用、行政开支和经济建设投资，等等。为什么这样确定呢？道理很明白，假如我们不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打下去，一切经济建设都靠不住。其次是稳定市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与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关系。如果美帝国主义一吓唬，票子就贬值，物价就波动，人民政府的声誉就不大好，人们就会怀疑，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容易被欺负，你抗美援朝能行吗？因此，物价稳定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我们是能够稳定市场的，因为我们有后备。我们的财政平衡是靠增产节约，不是靠发票子。今年还有不到九个月，如果战争照现在的情况打下去，打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市场稳定没有问题。因为国防支出不可少，市场物价不可乱，所以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也就不能像去年七、八月想象的那么多，今年大约只有相当于四万万美元这个数目字。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则这方面的投资可以多得多。现在的投资虽不算多，也不算太少。说不算多，是同将来的大规模建设相比。说不算太少，是同过去相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刚一年多，今年的投资超过历史上清朝、北洋军阀（注「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第96、127、307页。」）、蒋介石三个时期任何一年的建设投资。今年投资的重点，集中在水利、铁路和纺织这几个主要部门。总之，国防开支，稳定市场，经济建设，都是重要的，但钱是有限的，钞票又不能滥发，所以钱的使用要妥善安排。如果次序排得不当，主次不分，就会犯错误。

下面，我想向同志们报告一下今年财政经济工作的要点。工作不抓住要点，乱钻，那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今年财政经济工作的要点，共有以下六项。

第一，城乡交流。

为什么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呢？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所谓城乡交流，一是将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一是将城市工业品销下去。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这件事情从去年提出后，华北各省以及河南、浙江都开了会，河北各县也都开了会。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现在，仅猪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平均约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十，有的地方占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如去年全国产粮以二千四百亿斤计，土产收入即相当于二百四十亿斤粮食。去年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大概是二百二十亿斤，如果帮助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农民的收入就相当于交公粮的数量。土产推销不出去，还要交公粮，老百姓就会有困难。我们要想办法使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

去年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过去帝国主义为了收购土产，倾销洋货，在青岛、大连、上海、广州等地建设码头，建发电厂，修仓库，筑铁路，办银行。经过这些城市，利用商业资本，收购土产，推销洋货，这叫“中外交流”。这种交流，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被剥削的农业国。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中国政治情况起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城乡交流关系基本上打乱了。如果不估计到这种情况，单去搞收支平衡，那么老百姓虽然也喊“万岁”，但因与他们的实际关系不大，就会喊得不起劲。中国现在有几万万农民，有几千万手工业者，有几百万产业工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每件工作都要对他们有利益。如果没有廉价的工业品供应农民，并且把他们的土产推销出去，那么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农民就会说：“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都很好，但是鸡蛋卖不出去，桐油跌价，那就不好。”所以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

推销土产，最重要的是运输。应该恢复从前的运输公司，通过这些公司使所有的零担土产（注「零担土产——指委托铁路、公路货运的在数量上装不足一节或一辆货车的土产。——第128页。」）集中装卸。在目前条件下，运输应该充分利用落后工具。中国汽车太少，而且大部是木炭车，单靠汽车运输是不能完全解决城乡交流需要的。北方大车的总运量超过汽车的总运量，南方木船的总运量超过轮船的总运量，假使不注意这一点，就是没有抓住大头，没有抓住重点。当然这也不是说，不要重视发展轮船、汽车、火车的运输。贵州人民吃盐很困难，省政府费了很大力量，用落后工具组织盐的运输，现在盐价已经跌了，这就是帮老百姓办了一件大事。交通部应该花很大力量来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把城乡物资交流搞好。我们应该随时随地根据客观情况解决问题。现在我国汽车还不能自造，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汽油供给。汽车工业的大发展，有待于钢铁、机械、石油工业的发展，这可能是在五至十年以后的事。在最近数年内，仍应重视并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

去年五月有人说：“工业品生产过剩了。”我看，根本说来，中国的工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加上城乡交流，购买力必然会大大提高，只是这一点，工业生产也是不相适应的。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工业品过剩，而是工业品不足。我们要大大提高工业品生产，以适应这种情况。所以推销土产，提高工业生产，使两方面能够平稳的交流，这是一件大事。

十二年的战争，把一切都打乱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一年，就做了很多工作，生产恢复很快，物价稳定了，城乡交流适当整顿了，铁路修复了。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可爱的。如果再有两年平稳的交流，文章就好做了。所以我们把城乡交流放在第一位。

第二，农业增产。

我们在水利方面花了很多钱，这是应该的，因为人民的政府就应该使荒年比从前减少。从前水利没人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在水利方面花的钱折合粮食二十七亿斤，今后水灾应该也一定会比从前减少。前年水灾冲了一亿二千万亩，去年冲了七千万亩，如果再减到五千万亩，就等于增加一百亿斤粮食，约值五亿美元，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修整水利，力争丰收，这是农业工作中的第一个问题。

其次是增加经济作物面积。棉花、烟叶的种植面积要扩大。去年棉花收了一千四百二十万担，今年希望收二千一百万担。果能如此，我们就可以完全自给。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奇怪得很，这个农业国过去还进口棉花和粮食。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那就会卖出去的是猪鬃、桐油，买进来的是粮食而不是机器。如果棉花和粮食能够自给，买进来的就会是机器。我们的棉花要自给并争取出口。

粮食丰收以后，有些地方（东北、湖北、湖南、江西）粮食多了，怎么办呢？我想可以适当地把一部分粮食生产转变到经济作物生产上去，同时可以在靠近铁路的三亿农民中提倡积谷，如果每人积十七、八斤，就是五十亿斤，贸易公司再控制五十亿斤，这一百亿斤粮食对于我们国家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粮食是战略物资，我们经常控制着一百亿斤粮食，什么杜鲁门（注「杜鲁门——（一八八四——一九七二），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130页。」）、李鲁门，统统不怕。假如碰到荒年，全国有几千万人口没有粮食吃，统统需要国家供给，也可渡过。

第三，经济核算。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过去长期在农村工作，经济知识很少。去年虽然实行了财政经济的统一（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稳定了市场，建立了贸易公司，办了合作社，但我们的经济干部，同一个普通资本家比较，还是外行。我们靠的是集体力量，有我们的党，有我们党领导下的一套经济机构，才有作用。如果一对一的和人家比，是比不赢人家的。

去年我们讲财经统一，要收税，要借款、存款。借款、存款、缴税，都要到银行里去，不像过去那样，军队打到那里，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一个税务局长，收、付等等都是这几个人。我们现在银行的干部，过去是背干粮袋的，当勤务员、警卫员。比如管金库的，我们就告诉他：“你就睡在那个钞票上边，不丢掉就行。”现在全国有两千多个县，财经工作很复杂，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办了。

贸易公司要搞经济核算，我们就告诉他们：“要搞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譬如，货物从上海出厂，转到天津、北京再到保定，然后再到石家庄，这个路线不是按经济原则，是按着政治系统，像这样做买卖怎么能不赔账呢？这叫货物旅行。翻毛大衣应摆在天津、上海或北京去卖，但却拿到西安去。再如，天下雪了，发去的货物却是汗衫。私人资本家是不会这样干的。我们是依靠国家机构，按真正的经济原则来讲，统统要赔钱。

在工业方面，一说办工厂，大家非常热心，但事先往往不设计。解放前，我们在太行山区修过铁路，事先没有勘察设计好，从两头修起，修到中间碰上一座大山，过不去，后来又拆掉了。有的地方开煤矿，上边的房子、机器都弄好了，但最后发现煤层很薄，只好停止开采。再如开运河，运河挖好后，放水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地方是沙底子，水漏掉了。解放后，天津盖仓库，和打仗一样，一看地形，说这个地方好，就在这里盖房子，一下雨，仓库塌下去了。像这样的冤枉钱不知花了多少。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搞基本建设，事前一定要设计。一般的工厂设计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这个地方的地层怎么样，水够不够，水的化学成分对锅炉有什么损害，等等。我们是从乡村出来的，往往不大懂这一套。我们现在还不会，要从头学起。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账，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以前我们的经济工作搞的是“供给制”（注「这里所说的“供给制”，指生产不计成本，花钱不讲多少，统统由国家包起来的办法。一一第132页。」），不是经济核算制，现在要改变。过去打仗的时候，不能讲经济核算，现在是开工厂，要反对供给制思想。我们针对着供给制的思想，提出一个经济核算制。有很多同志不习惯这一点，他们说：“你还不信任我吗？你把钱给我，我负责就行了！”他们不懂得，过去我们在农村中搞一个纺纱厂，搞一个兵工厂，那是小规模的，是小手工业的办法。现在是办大工厂，不学会经济核算不行。

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年到莫斯科去（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二月，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一月二十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与毛泽东一起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会谈。二月十四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第132页。」），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专家到了北京，对汽车工厂设在什么地方，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我说是不是可放远一点，设在西安。后来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如果这个汽车厂全年的生产量是三千辆汽车，电力就需要二万四千千瓦，西安只有九千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还需要钢铁，一年要二十几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生产这么多钢铁，要在五年或者六年以后。木材要二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还有运输问题，每年的运输量是一百万吨，而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超过二百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的了。讨论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设在东北。苏联专家在北京住了两个月，才到东北去勘察。为这个问题一直讨论了三次。同志们，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

第四，统一管理下的因地制宜。

这是说，集中统一的管理还要保持，但从一年的经验来看，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可以分一点工厂让地方上管一管。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这两方面要同时兼顾。去年的统一是必要的，不然这个财经仗就不好打。过去赤字很大，靠发票子。三月份来了一个统一，很有效果。我们的方针是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现在要分一点权给地方，这样做既无害于全局，又有利于地方。我们在二月开了一个会议（注「指一九五一年二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讨论，同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确定从一九五一年度起，国家财政收支管理划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第133页。」），划分了三级财政制度，中央一级，大行政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一级，省一级。省以下的县，到明年可再分一级。他们有他们的税收、支出，重要的税收归中央，比如盐税、关税等。这当然要有相当的预算。如果超额完成了，地方上就把超额的部分，分一部分给中央，地方上也留一部分，这样使地方有一个机动的余地。

工业方面，中央和地方可以分管。将工厂分一部分给地方管，他们的临时费、特别费就不会用来买地毯、沙发，而把钱都用在工业上去了。这个办法好，是一个挤资金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挤干部，工业归他们管了，他们一看工业方面的干部太弱，就会派干部去。再一个就是挤领导的注意力，工业归他们管了，要向他们报告工作，他们看到这里有浪费，那里也不合理，也就注意了。地方工业发展了，反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头。这样做，大有好处。

在贸易方面也要划分一下。中央可以规定统一的价格，但地方可以按具体情况，在总的价格水平上作适当调整。我到汉口，李先念（注「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红安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湖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第134页。」）同志提出湖北山地农民很苦，东西出不来，可在巴东开一个码头，轮船在那里停一下，对那里的人民有很大好处。这是应该做的。铁路运输和轮船运输，地方也可以有一定机动的权力。

在税收方面，有几种税收地方也可以作些调整。只要对全国的经济没有多大危害，税率可以降低一点。小的局部的调整，无害于全国的收入，也无害于全国商品的流通，这样的调整应该有，并把这个权力让给地方。

同志们，我们常常讲，有些经济工作人员眼光比较狭隘，只看到自己的部门，看不到地方党政机关的作用。全国这样大，没有很多地方干部，公粮就收不上来。收税、冻结资金、调干部等等，不仅仅是那个地方的业务部门在做，实际上是县政府、县委、省政府、省委都在管，他们讲一句话，比业务人员讲几百句话力量都大。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依靠地方。这是全党的工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要跌筋斗。总之，要上下同心协力，把经济工作搞好。

第五，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

毛主席讲，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注「见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原文是：“‘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第134页。」）三年准备是指一九五○、一九五一、一九五二这三年，十年建设在这三年之后进行。经这十年建设以后，中国经济面貌可以发生变化，工业的比重会大大地增加。三年准备所剩不到二十一个月了，时间不长，而我们需要准备的事情多得很。土地改革、剿匪、镇压反革命（注「镇压反革命——指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美蒋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醒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第135页。」）、抗美援朝这些工作，都是经济建设的准备。财经部门要计算一下财力，看到一九五三年我们能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还要估计到那时国际情况如何变化，我们国防的情况如何，能不能在军事支出方面减少一点，增加到经济建设上去。这些都不能仅从财经方面来考虑，要从整个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来考虑。我们要考虑到，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什么东西，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现在我们的水利只是防灾，水来了把堤修一修。今后搞水利，要既能防止水灾，又可灌溉，又利交通，又能发电。据专家估计，中国的水量还不够用。我们要建设，在这方面也要有充分的准备。在交通方面，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要多少钱。工业方面，我们要开发石油，生产化肥，制造发电机，建设发电厂，等等，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好办了。发电机要先造小的，以后再造像小丰满电站（注「小丰满电站——位于松花江上游、吉林市东南。解放战争时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了整修和改建，一九五七年竣工。当时的发电装机容量为四十八万千瓦。其中，七点二五万千瓦的四台，六点五万千瓦的二台，六万千瓦的一台。——第135页。」）那样大的。还要造飞机、坦克，建设大的汽车厂。每一个工厂都要计算好，要多少钱，每一笔钱怎么用，先办哪个后办哪个，都要报一个账，准备迟了不行。造机器要定货，最快也得十八个月，甚至二、三年，因此事先要有计划。老百姓需要什么东西，也要摸清楚。如果我们只办重工业工厂，不办轻工业工厂，老百姓等着要东西，没有东西供给他们，他们就不满意。我们工业品增加的速度是很小的，过去中国农民没有用多少工业品，将来如果每家买一块玻璃，三亿八千万农民，七千万到八千万家，要七、八千万块玻璃，这个玻璃厂就没有。现在说纸烟生产多了，全国年产二百万箱，农民是抽旱烟，如果都抽纸烟，那就不得了。要估计到，中国的轻工业，有很大的前途，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现在在轻工业中间，国营的比重是很小的，纱锭只占全国钞锭的百分之四十，私人的占百分之六十。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

要看到，今后几年农民的购买力会大大地提高。现在工业品不够，就要注意发展，并且进行调查，看看老百姓需要什么东西。发展轻工业还要计划一下，国家占多少比重，私人占多少比重。公私两方面要同时发展，国家必须占一个相当的比重。五种经济成分（注「五种经济成分——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原文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92、136、148、179、267页。」）同时存在，但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要使私人经济跟着走，有一个条件，就是国营经济有相当的力量。你有力量它就跟着你走，你没有力量它就不听你指挥。比如去年我们手里有力量，煤油、粮食、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掌握住了，私商就听指挥了。工业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不是要把资本家搞掉，他们也可以发展，但我们也要发展，而且我们要有更大的发展，因为他们现在比重很大，我们比重很小。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多办工厂，生产许多民用品。

我们还要在文化教育上投资。开一个工厂，就需要工程师、技师、工人、职员；各要多少，应有一定的比例。现在需要很多的熟练工人、职员，更需要技师。一般说一百个工人至少要有一个技师。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多。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全国的大学生才有十万多一点，每年毕业二万多人，可是各方面的需要很多。中学生一年只有四十万毕业的，党政军民机关都要，不够分。干部“赤字”很大。这两年教育经费很少，长此下去很难维持。熟练工人现在也不够用了。开个工厂，一定要有一些熟练工人，所以要进行训练。

要计算我们的财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现在要组织一个计划委员会（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第137页。」），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要有地质勘察的组织（注「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一九八二年五月，改称地质矿产部。——第137页。」），必须大体上知道金、银、铜、铁、锡在什么地方，现在这方面的准备材料还很少。解放前全国地质系毕业的只有二百多人，可是现在需要很多。中国没有勘察的地方多得很，以前有人说中国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这是靠不住的，因为没有加以勘察，将来勘察以后，就能发现许多矿藏。

现在我们没有什么精确的统计，都是靠估计。没有统计的时候，估计也是重要的。我们现在统计工作还没有开始，搞一个表还填不来。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

我们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一大堆，背上压的东西很重，时间又很少，要紧张地工作，才能够适应这个情况。这个准备工作，不仅中央要做，而且各地区也要做。

第六，整顿财经队伍。

目前这个队伍，一部分是老干部，一部分是新发展的，一部分是留用人员。总的说来，工厂较好，机关复杂。在留用人员中，虽然有一些人不好，还是要用，但必须加以整顿。我们的方针，主要是教育，其次才是清洗，两者结合起来。先着重教育，发现了好人，依靠这些好人把队伍整顿一下，把少数坏人清洗出去，这样做比较稳当。在时间上，估计今年还整不完。

财经部门工作很忙，每天有很多公文、电报、会议，但是有一样很少，就是经验少。事情多，经验少，就容易忙乱，就不能很好思考问题，就容易出毛病，结果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政府的事情很多，如果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调整是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六月以前是统一，六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

一年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因此，经济工作干部可能产生骄傲自大的情绪，必须针对这个思想予以教育，向他们指出：成绩是全党努力的结果，没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把经济工作做好是不可能的。土匪满地，你能收税？美帝国主义打进大门，工商业家能积极纳税？每个财经工作者，必须清楚这点。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离内行还很远。三年准备还有不到二十一个月，还有很多任务等着，不能疏忽，要时刻小心，谨慎从事。人们常常容易在胜利时因疏忽、骄傲而犯错误。这要向所有财经工作人员讲清楚，不讲清楚就会害了他们。

从大局看来，财经部门的干部配备可以慢点，先把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做好，再来也不迟。不怕外行，内行是外行变来的。因为从程度上、时间上来说，土地改革、剿匪等工作的重要性都不亚于财经工作。但是税务干部要保持，否则稳定市场就不可能。

财经干部的教育工作，要由地方来做，因为百分之九十的干部不在北京。教育内容主要是为人民服务。要批评和克服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片面性和单纯技术观点，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把财经队伍整顿好了，对党有利。但这并不容易做好，没有全党努力是不行的。希望地方党组织帮助做好这件事。

假使今年我们能够再争取一个农业丰收，工业生产能适应农民的购买力，则城乡交流会比去年还要好，这样人民才会感到政府能够给他们办事，是人民很好的公仆。过去的“公仆”不做好事，欺压人民，拿高薪而且贪污。现在人民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而努力，这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公允的，是拥护政府的。政府与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已经耕种的土地，据旧政府的统计，约为十四亿五千万亩。抗战前粮食的最高年产量，不包括豆类，是二千七百多亿斤。一九四九年粮食总产量下降到二千一百多亿斤，去年回升到二千四百多亿斤。我国的农业生产，总的说来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东北、华北的老解放区，因为进行了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以后，各老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第140页。」），并鼓励农民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少数地方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一部分地方已经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还有一部分地方也已接近战前的水平。在新解放区一般的都低于战前的水平，这是因为十二年的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加上国民党下班的重重盘剥，把水利破坏了，牲口损失了很多。

现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关键，就是在新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只有进行土地改革，才能大大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农民分得了土地以后，舍不得穿，舍不得吃，尽一切力量投资到生产里头去。农民有了牲口，有了水车，再加上劳动互助，生产就发展了。这是第一。

第二，防止水旱灾害。要增加农业生产，必须做好这件事。去年全国被水淹了五千万亩到七千万亩地。如果每年只淹这么多，不发生其他灾害的话，一般说还算是丰年。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水灾可能每年都会有，在预算里头每年都要列上一笔救灾经费。现在我们在水利上花的钱并不少，已经花了一亿五千万块光洋（注「银元——也称银洋、白洋、光洋、大洋等，是一种银币。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在市场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收兑，严禁流通。本书一些地方提到的银元，是借用来说明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的实际价值的。——第6、57、94、116、141、180页。」），但还是治标的多，治本的少。对已有的水利设施每年都要修修补补，不修补就挡不住水灾。水在农业里头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指挥不了，以后要积极地做治本工作。当然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做好的，但是一定要做，非做不可，要长期地来做。因为如果每年淹掉五千万亩地，就至少要损失五千万石粮食，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据估算，全国水量平均起来并不多，还缺水，有些地方就经常干旱。从总的看，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以后我们要重视蓄水，许多地方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注意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对水一定要好好利用。在华北、西北有些地方，还要多打水井，保证在发生旱灾时水量基本上够用。泄水防涝，蓄水防旱，这两件都是大事，在我们进行经济建设时，每一年都要有很大一批钱用在这方面。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现在正在勘察，正在计划。

为了应付水旱灾害，要注意储备粮食。去年丰收，到处叫粮食便宜。现在北边要雨没有雨，南边不要雨却天天下雨，又叫粮食不够了。我常常想，我们在粮食方面要做一点保险工作。那末，要存多少粮食呢？有一百亿斤粮食在手里就大体可以了。假使遇到一个灾年，有五千万农民颗粒不收，每一个农民每天发给半斤粮食，半年以后新粮就可以下来。每人每月十五斤，六个月就是九十斤，五千万农民就是四十五亿斤。城市里头再算一千五百万人口等着粮食吃，每人每月二十五斤，一年是三百斤，一千五百万人是四十五亿斤。两项合计，一共要九十亿斤。我们手里有一百亿斤粮食，就可以应付局面。当然最好是有二百亿斤，一百亿斤放在农民手里，一百亿斤放在我们手里，这样就可以战胜更大的灾荒。如果帝国主义要打仗的话，我们也不怕，那个时候粮食就是战略物资。储备粮食，最主要的是靠老百姓。年成好的时候，就号召大家多积谷。每个农民积十斤就是四十亿斤，积十五斤就是六十亿斤。

第三，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业布局，要在西南和西北修铁路。现在西南的粮食很贱，成都的大米五百块钱一斤都没有人要，可是西南有的老百姓没有裤子穿。这是因为交通不便，农产品运不出来，工业品运不进去，就是进去一点也是背进去的。如果我们把西南、西北铁路修通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无论从经济来讲，还是从国防来讲，把那个地方的铁路搞起来，是一件大事情。

丰年积谷和修筑铁路这两条解决了，粮食就不会恐慌。等西南铁路通了以后，我们要把各种庄稼分一下类，调整一下，什么地方适于种棉花就种棉花，什么地方适于种粮食就种粮食。要多种一点麦子。现在北京、天津的居民是吃三分之二的面粉，三分之一的玉米面。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麦子不够。大豆，今后东北要多种一点，南方要少种一点，腾出一点土地来种棉花。现在棉花的播种面积是五千七百万亩，将来要超过八千万亩。橡胶是战略物资，从朝鲜战争（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以来就不能进口了。海南岛可以种橡胶，但是数量很小。中国别的地方也有宜于种橡胶的，产量虽然不象南洋群岛那样高，但是比没有强。我们是非常需要橡胶的，今后要尽可能多种。在西南铁路还没有修通以前，有很多粮食运不出来，那里农民的生活是不会太好的。当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是好一点了，有饭吃了，买布的比过去多了，女孩子有裤子穿了。如果我们把各种作物的耕种面积加以调整，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大增加。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以前还要进口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现在虽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也很难发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注「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6、38、42、64、69、99、144、166页。」）今日发出了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亦为此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号召。这是关系国家经济和军民生活的大事，应该引起全国人民，尤其是产棉区人民的重视。

政务院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号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目前有存棉的棉农，在公私两利的条件下，把存棉售予或储存在国家委托的经济机构，以应纺织工业的急迫需要。

人民政府从来就是重视棉花增产和棉农的利益的。在实行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对棉农采取了种种保护政策，如最低棉价的规定，反对投机商人压价，国家保证以定价收购，棉田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不高于粮田，适时大量供应肥料，预购棉花，等等。正是由于这些措施，使去年棉花增产丰收，今年棉田面积扩大，老解放区的棉农生活显著提高。

我国过去是一个长期依靠大量外棉入口的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年多以来，虽然实行了各种扶助植棉的措施，去年实现了棉花增产丰收，但是由于人民经济开始好转，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消费增加，棉花增产运动又仅仅是第一年，因此，去年所产的棉花，除去絮棉、手纺，以之供应全国纱厂的全部需要，仍有少许不足。美帝国主义针对我原棉不足的情况，采取封锁政策，不让我国人民以自己的生产品去交换外棉，企图以此困扰我们。但是可以断言，帝国主义的封锁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有完全的自信，像粮食一样，不需多久，将以自己的棉花供给全国的需要。

我们要告诉全国棉农，去年所产的棉花，除去絮棉、手纺以外，如能全部卖给国家，则全国纱厂所需的原料虽然还缺少许，但已相差不远。目前棉农手内是确有不少存棉的，但是近来国家购得的数量则日渐下降，如果棉农的存棉继续不卖或少卖，则纱厂就将减产，其结果将使全国军民的衣着发生困难，稳定物价的政策也可能受到损害。政务院号召全国棉农，将藏而未用的棉花，按照合理的牌价售给国家，或向国家所委托的经济机构作实物或折价存储。这样做，不但对国家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对棉农也是有利的。

“要发家，种棉花”，这已经成为许多农民的口号。目前种棉花确实可以发家，老解放区的产棉区农民生活的提高，就是事实。但历史上并不是种棉花的都能发家，相反地，像“谷贱伤农”一样，棉花丰收棉农赔本的情况，倒是反动统治时代的普遍现象。仅仅在人民政府时代，因为土地所有制度改革了，保护棉农的政策实施了，才能避免“丰收成灾”，真正做到种棉发家。有了人民的国家，棉农才能发家，这是一条真理。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人民政府的成立，没有土地改革，棉农绝难发家。所以，“要发家，种棉花”这句话，仅仅说了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保国才能发家。产棉区的党组织、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应该向棉农解释这个真理，使他们在发家必须保国的认识下，自愿地将存棉以合理价格卖给国家，并且要在“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口号下，扩大棉田，精耕细作，增加棉花产量。

国家的贸易部门，合作社和人民银行，应该以合理的价格来收购棉花，并以有利于农民的存储办法来吸收棉农的棉花储蓄。国家贸易公司的历史短，工作还有很多缺点，棉农所需的货物还不能充分供应，今后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供应棉农的需要，使购棉任务顺利完成。

大部产棉区都经过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棉农存棉较多的正是老解放区，这些地区农民的觉悟是很高的。只要地方党组织、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一齐努力，购棉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我们相信，全国棉农将以爱国主义的精神，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号召，开展售棉竞赛，并以扩大棉田，精耕细作，争取棉花丰收，来回答帝国主义的封锁。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做好工商联工作（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

做好工商联（1）工作*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

我今天讲四个问题。

一、工商业情况及我党的对策

目前全国工商业进一步好转，这表现在工业产品（包括手工业产品）和商业营业额都在增加。即使在工商业情况较差的地区，商业的总营业额也是增加的。但最好的证明是城市税收逐月增加。第二季度一般是工商业的淡季，但税收已达到十一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以上，超过了第一季度。估计工商业还会继续好转。在工业中，不仅机器工业品，而且手工业品也会继续增加，只是有早迟之分。杭州三种手工业品（雨伞、扇子、剪刀）就已全部卖完。

工商业好转的程度是不平衡的，而且发展与淘汰同时存在。一般地说，工业较商业好。工业之间也不平衡，有的好转程度大，有的好转程度小，个别也有缩小的。地区之间也不平衡，中南、西南较华北、华东差，因为华北是老解放区，华东则工业比重较大。

工商业中有发展有淘汰，发展程度和淘汰程度又各有不同，这是正常的，反映了中国经济改组的情况，用不着大惊小怪。经济改组是以新的经济轨道代替旧的经济轨道，即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国的工业产品本来不够，不论是帝国主义的企业或者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只要改变领导就能照常生产，并且能够发展。商业方面的情况则有不同。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是经济的改革也是政治的改革，一经土地改革，由地主所有制转为农民所有制，整个农村经济发生了变动，其他经济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动。国营商业代替了洋商、投机商及非必需的中间商。合作社在新区开始组织，也是改变旧轨道。旧轨道上的工业有一部分要转变，因为它们过去是依赖帝国主义的原料的，现在则需转而依靠国内原料。总之，中国经济的情况不可能是一好转就家家好转，而只能是多数好转，少数淘汰，否则就不叫革命，就不是经济改组。

经济改组的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好转的部分会继续好转，淘汰的现象也还会继续一阵。但也要看到，在好转的中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五种经济（注「五种经济成分——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原文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92、136、148、179、267页。」）成份都会发展，各得其所，这是肯定的。现在合作社还未得其所。有些中间商则不能保持原有之“所”，还要垮一部分，或需要换一个“所”。新的情况是，在好转的行业中出现了暴利思想。私营工业过去对政府的加工订货感恩不尽，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把加工订货看作负担，因为加工订货只能给他们以正常利润，不能给他们以暴利。现在这种现象还未泛滥起来，对此不能作过分估计，但应指出，这种趋势是在增加。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对策，简单讲来有三条：

一是欢迎发展。我们欢迎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利，对将来搞社会主义也有利。害怕这种发展是错误的。

二是指导转业。转业问题中有劳动力的转业及资金的转移。我以为较困难的是劳动力的转业，我们的努力主要应放在这方面。自从去年工商局长会议（注「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一九五○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之后出现的若干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停工歇业日多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会后，开始调整工商业。经过约半年的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使它们得到了发展，并引导它们开始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86、88、110，149页。」）以来，指导转业还未取得良好效果。这件事不要对外面讲，以免陷于被动。这是做而不讲。一般说，指导和协助转业要以地方为主。今后不论在大中城市或小城市，转业都是可能的，不要悲观失望。在大城市中，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及知识分子的数量是很大的，转业有迟早，但一定会转过来。去年喊知识分子没出路，当时我就说过，知识分子不但不会没有出路，而且会嫌少。今年“七一”我做文章（注「指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陈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一文（见《新华月报》1951年7月号，第504—506页）。文章说：“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文化的发展，学生群众中那种‘毕业就是失业’的恐慌，已不复存在。高中以上的毕业学生已经不是多余，而是不足；大学、专科的毕业学生，远远低于经济、文教、行政部门的需要，国家可以保证每个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第149页。」），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已经消灭。其实，高中学生也是如此，只是为求稳当而未说出来罢了。现在北京小工的工钱高到三万元一天。没有饭吃的人，即使是搬砖头也会去干的。在小城市中，不要害怕淘汰的速度会很快，因为小城市以手工业为主，在土地改革后，他们的生意会兴旺一阵的。我过去在东北的调查就证明是这样。合作社的发展也不会很快代替私商的地位，因为合作社的力量有限，起初只能多注意收购。在小城市中，私营工商业也不会垮得很快，而且在土地改革后会有一阵好生意做。所以，不论在大中城市或在小城市中，转业都是可能的。

三是加强领导。加强领导就是加强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同志们注意，我过去只说国营经济的领导，现在第一次说到国家计划的领导。今后国家计划很可能是公私斗争中我们手里的一个重要武器。将来生产、价格、加工、订货都要根据国家计划办事。这是《共同纲领》（注「《共同纲领》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当时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第92、100、150、173页。」）中已经规定了的。分别来说，在工业方面，我们要增加日用必需品工业中国营的比重，现在国营工业的比重还太小，不足以保证领导。要适当扩大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即适当扩大加工订货的范围。在贸易方面，国营贸易要继续在生活必需品并有步骤地在其他若干必需品上，保持足以稳定批发及零售价格的力量，即除了经营粮、布、油、盐、煤之外，还要增加一些东西。

合作社，我也把它和国营经济列在一起来说，因为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合作社必须发展，但发展的速度要符合于全国及各地经济发展和经济改组的进度。

总之，我们在工业和贸易方面，在经济成分上要掌握恰当的比重。这种比重，要足以保证国营经济领导，又能团结其他经济成分。至于具体的数目字，还要摸索一些时间才可能找出来。因为在相当长时期内，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及私人经济互有发展的情况是必然存在的，今后经济发展的道路是很宽阔的。既然大家互有发展，就不至于“短兵相接”，当然，矛盾和斗争是不可免的。

二、工商联问题

现在的工商联已不同于旧中国的商会（注「旧中国的商会——是商人为维护其营业利益而组织的社会团体。创始于清末，一般由同业公会会员或商员会员组成，常被大商业资本家和地方士绅操纵，有的还有反动武装——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商会被解散，另组工商业联合会。——第150页。」）。从工商联的组成成分来看，虽然私营企业占户数的绝大多数，但国营企业也参加了。从前的总商会是在旧政权领导之下，现在的工商联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工商联虽然是私营企业利益的主要代表组织，但它又必须服从《共同纲领》。就工商联的工作来说，主要是协助人民政府和指导工商业者，这也与过去商会不同。

关于工商联的组织问题，讲以下几点：

第一，摊贩和手工业作坊是否加入工商联？原则上应该加入。因为在中小城市中基本上没有工厂，大商店也很少，如果不要摊贩和手工业作坊加入，工商联的会员便没有多少。在大城市中，开始时侧重于一些大公司、大工厂是对的，要求大、中、小等量齐观是不可能的。因此，摊贩和手工业作坊加入工商联，可以稍为慢一点。这只是步骤的问题，不是说不要他们加入。实际上，把他们组织到工商联中，是有利无害的。“管”总比“散”好。让摊贩自己组织起来比由公安局管理好。全市统一组织又比分区组织好。以区为单位组织在开始时是必要的，但在适当时候要建立全市的摊贩联合会，并加入工商联。这样既有利于做摊贩的工作，也不妨碍做大户的工作。

第二，合作社是否加入工商联？一般说，加入是有利无害的。全国合作总社（注「全国合作总社——指一九五○年七月成立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作社迅速大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劳动群众自愿联合组成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当时组织的县、市以下的基层社，主要有农村供销合作社、城市消费合作社以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渔业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县、市和县、市以上建立联合社和合作总社。——第151页。」）的意见是先试一试，因为合作社本身还未组织好，还没有巩固，怕进去后吃亏。他们建议先以省联社及县联社为单位，在一两个地区试验一下。我认为这个办法是好的，是稳当的。

第三，现在工商联的会员有三种：同业公会（注「同业公会——是工商业者所建立的地区性的同行业组织。在旧中国，多为同业内大户或封建把头操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组，成为工商业联合会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第106、151、291、315页。」）团体会员，企业单位会员，特邀人士。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同业公会这种组织不是会员入会的必须形式，在小城市甚至一部分中等城市中，常常是先加入工商联，然后按行业划分小组，这种小组并不等于大城市的同业公会。但在大、中城市中，一般不要采取打乱原有的同业公会而完全采取以企业为单位入会的做法。有些同业公会的经费和人员很多，工商联不能调动，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不要一下子打乱同业公会，而宁可采用其他的办法来合理使用经费和人员。等到工商联的工作做得久些，做得好些，并提高了威信，经费和人员的合理使用，是可以逐步做到的。即使如此，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慢两、三个月天不会塌，怕什么。某些地方已经改为以工商户为单位参加工商联的，也不必再改过来，可以再看看。对现在还未加入工商联的私营工商户怎么办？应该承认组织进来比不组织进来有利。但工商联不宜于在章程上作统统加入的规定。工商联应依靠自己的工作来争取他们加入，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办法协助工商联吸收这些会员。

第四，工商联组织实行三级制，即全国工商联、省工商联和县工商联。大行政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及专署不设工商联，必要时可以召集各省各县工商联的联席会议或工商界代表会议。大城市工商联的区办事处可以继续试办，以取得经验。

关于工商联的领导成分。私营企业方面，要照顾到工商、大小、帮派、政治态度四点，但重要的是必须有充分的代表性。所谓有代表性，就是要适合于当地的经济情况和人事情况。我们特别注意“工”是应该的，但不要勉强，勉强就不可能符合经济情况和人事情况。公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方面，要有必需的名额，但又要防止过多，各地同志应很好掌握分寸。

关于工商联本身的工作。工商联在各个方面，尤其是税务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对于国家、对于他们自己都是有益的，应该继续这样做下去。有一些地方的工商联对于指导私营企业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或担负了过多的不适当的差事，这是不好的，应该逐渐地加以改变。但这并不等于不要做协助政府的工作。指导私营企业和协助政府两方面不能偏废。工商联工作总的方向，是在《共同纲领》之下协助政府和指导工商业者。具体说，就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协助政府推行法令和政策，同时为会员服务，指导经营，教育工商业者。据会议中各地同志反映，工商联在教育私营工商业者方面起的作用很大，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三、党对工商联的领导

首先是要统一党的政策领导。目前对工商联的领导是不统一的。在财经各部门之间（如工商局、税务局、劳动局等）工作步骤不统一，工商联党组与财委之间也不统一，这种现象是不好的。在大、中城市要成立工商工作委员会。这是党内的工作机构，在市委的领导下，统一党对工商工作（包括工商联工作）的政策思想。其成员，应包括统战部、财委党组、工商联党组及总工会等有关人员。

加强工商业联合会党组的工作。党组成员是在工商业联合会中工作的主要党员干部，加上公营企业代表中的党员。工商联党组受市委的领导，在一般情况下，市委可委托工商工作委员会来指导。

加强公营企业代表的工作。现在的情况是，少数公营代表做了工作，多数公营代表未对工商联给予应有的重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认识错误，工作困难，缺乏指导。我们要物色一些在工商联兼职的公营企业代表，他们除了担任本身业务工作之外，能划出一部分时间从事工商联的工作。这种代表不能多，只能是参加工商联的公营代表中的一部分。这在大、中城市应该有，一部分小城市也应该有。参加工商联的公营企业代表要兼业务，若业务不熟悉，搞工商联的工作也是困难的。资本家是实际主义者，只要看见公营企业代表能解决问题，他们就会赞成的。

公营企业代表参加工商联的目的有三。一是实现国营的领导。二是既要贯彻国营企业的经营方针，又能团结其他各种经济成份。国营企业的经营方针的实现不是在真空管中，而是要与其他各种经济在一起，经过“磨擦”（注「“磨擦”是抗日战争时期流行的一个名词，意指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这里是借用旧称，意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在利害关系上的矛盾。——第92、154页。」）、斗争、调整才能实现。三是熟悉情况，学习业务。制订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不管私营企业不行。国家计划必需包括私营经济，至少要包括主要的私营经济在内。我们有些同志怕麻烦，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私营工商业者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麻烦是国营企业代表人员躲不了的。这是很重要的工作。过去很多公营代表参加工商联工作，确有不少困难，因此，对他们的批评应该审慎。中央委托各地党委召集一次公营代表会议（以城市为单位），研究他们如何参加工商联工作，规定一些具体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

同业公会职员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些人熟悉行业的内情，争取、团结他们，对于我们熟悉各行各业大有好处。

党在工商界的工作，过去先注意上层是对的，今后仍不要放松，但是应该加强中、下层的工作。

四、成立全国工商联

成立全国工商联，多数资本家有这种要求。上海的大资本家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较多的发言权。中等城市（如长沙、南昌等）的资本家要求成立全国工商联，因为他们要求更多的发言权。小城市的工商业家现在还没有这样高的要求，只是希望成立省工商联，以便有些问题能提到省来解决。从国家来说，可以通过工商联做很多工作，如调查各行业的情况，调配资金和劳动力以及对各行业的调整，这对国家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有好处。在这方面与会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也同意。讨论中也曾设想了成立全国工商联可能产生的弊害。比如，私营工商业者借以进行有组织的叫喊，这很麻烦。我看这比无组织的叫喊好。叫得对的，我们可以接受；叫得不对的，我们可加批驳。不要害怕叫喊。去年如果没有叫喊，就不会召开工商局长会议及税务会议（注「这里所说的税务会议，指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七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税务会议。这次会议，根据财政经济的新形势和调整公私关系的精神，决定对现行的税种、税目、税率以及征收方法作适当的调整。——第155页。」）。这两个会议的召开，对扭转当时的财经形势起了很大作用。有的同志怕成立全国工商联之后把问题都提到中央，使地方难于管理，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并没有宣布取消地方政府对工商业的行政管理权力。上级机关也应注意，不要轻易批评下级，也不要随便答应私营工商业者的要求。好事要让下级出面去做，上级不要包揽代替，这样下级便不致感到困难。

在全国工商联成立之前，要开一个全国的工商界代表会议（注「这里所说的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后来称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全国各省、市、内蒙古、西藏的工商界代表四百一十三人。其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代表七十六人，私营工商业代表三百一十九人，特邀代表十八人。会议产生了以陈叔通为主任委员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组织。——第156页。」）。代表的产生，大家认为应照顾到以下各个方面，即：地区，工商，大小，特殊（华侨、少数民族及特敫人士等），政治态度（包括左、中、右），公私。代表人数，会上作了一个估计。全国以四十个省计（注「这里所说的全国以四十个省计，是约数，当时实际上为三十九个省、区和地方。即：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热河、山东、浙江、福建、台湾、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西康等二十九个省，苏北、苏南、皖北、皖南、川东、川西、川南、川北等八个行署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地方。——第156页。」），每一省代表平均六人，计二百四十人；全国二十个左右大中城市，每一城市平均十人（上海应不止此数），计二百余人。加上其他方面，总共有五百人左右。其中，国营企业代表可占百分之十五，计七八十人。除此之外的代表中，右的可占十之二、三，中间及进步的可占十之七八。这些现在都不作最后决定，仅提出供各地参考。中央决定后，会有正式通知。时间、筹备、领导人选诸问题，也由中央决定。在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党组与中央统战部的联席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全国代表会议今年暂不忙于召开，先促进大中城市的工商联工作，建立省的工商联，摸索一下，明年再筹开。此点由中央考虑决定。

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准备讨论及解决的问题有下列各点：（一）研究和准备适当解决私营工商业要求解决的问题，如加工订货、价格、税务及劳资关系等。（二）政府与国家计划对私营工商业的要求。如果朝鲜战争（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问题能够解决，时局平定，我们就要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三）选举领导机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工商联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总结。」

（1）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

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

一、对去年工作的估计和今年财经工作的方针

去年的财经工作，支持了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稳定了国内市场，这是成绩。缺点是，在财经系统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由于对财政支出管理不严，工业、贸易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基本建设和经营管理中浪费很严重。

一九五二年，朝鲜战争可能结束，但应准备拖延。财政概算方案，应该放在和谈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这个基点上。

财经工作的重点，应在不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管理支出；在不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财经干部比较熟悉的本领已经不够用了，不熟悉的工作，如工业建设、经济计划等等，放在面前，必须迅速努力学习。

二、财政工作

（一）城市各项税收，必成数六十三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期成数七十万亿元。国营企业收入，必成数三十五万亿元，期成数四十万亿元。农业税二百六十四亿斤，实行依率计征（注「依率计征即按照法律规定的税率征税。——第138页。」）。其他收入按概算草案进行。

（二）建立完整的省一级财政，重点试办县级财政。省级的一切收入，包括税收超额留成，地方粮和地方税（注「地方税——是地方留用税收的统称。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年四月一日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中，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收和地方留用税收。各地征收的国家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和工商业税，均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指拨。其他税收，如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大行政区、各中央直辖省（市）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划归地方留用；各大行政区所属省（市）人民政府应留用部分，则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省（市）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予以划分。决定还提出，中央人民政府给各大行政区、省（市）规定的国家公粮及税收任务，必须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政策和税种、税则、税率努力征收；超过部分，公粮按八成留归地方，二成上解中央；税收按七成留归地方，三成上解中央。——第49、58、65、71、158页。」）及附加（注「地方附加——是地方随正税征收的、不列入国家预算的部分。正税指列入国家预算的税收。国家对地方附加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农业税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某些获利大的经济作物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49、65，71、117、158页。」），地方企业收入，机关生产收入，地方结余款项，以及省级的一切开支，均须列入省的年度概算和决算。不能有预决算以外的收支，不能有帐外的帐。

（三）在“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运动后，各级机关的生产，应该统一于同级的国家企业公司，像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一样，其收支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统一支配，并列入同级的财政预决算内，具体办法另定。

（四）加强财政监察工作。请求各地抽调大批县级以上干部，建立中央、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和省的财政监察机构，重点考核财力的使用是否适当和有效。中央各行政部门事业费中之使用于各地的，均统一由中财政部按期转拨各大区（由大区转省、市）财政机关统一掌管发放。大区及省、市财政机关负有审查、核发及监督责任。

（五）开始建立部队随军银行，实行货币管理。

（六）重点试办独立会计制度（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提出：“实行独立会计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国营企业的一切信贷，允许各企业有权独立与国家银行发生往来，逐渐发挥银行对企业财务活动的监督作用。责成各企业的领导人，对所管企业的盈亏负完全责任。”——第159页。」）。

三、物资调拨

决定下列十二种物资的调拨与平衡计划，由中央掌管，即：生铁、钢锭、钢材、木材、煤炭、水泥、杂铜、电解铜、钨、锑、锡、新闻纸。

四、粮食调拨和征购

（一）因为经济作物面积扩大，农民在土改（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后生活改善而多吃，粮食情况一般是紧的。但是，现在预计去年增产可达一百五十亿斤以上，国家手内掌握并能运用于市场的粮食，今年比之去年可增加七十亿斤以上，因此只需小心管理粮食，不要有恐慌心理。除同意东北购粮七十一亿斤（愈多愈好）外，各地均应按照中贸部（注「本书中贸易部、中贸部、中央贸易部都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当时，贸易部主管国内外贸易。一九五二年八月，贸易部撤销，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第30、33、39、55、66、71、85、90、124、159页。」）购粮计划，努力完成，力求超过，并按照中财委（注「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计划，予以调拨。一切应调出粮食的地区必须如数调出，一切要粮的地区不应多要。必须把应付市场的机动调拨之权，归于中财委。只要统一调度而又谨慎从事，则全国主要地区的粮食市场，是可以稳定的。

（二）经济作物（棉、麻、烟、蔗、大豆等）的播种面积，统应稳定于一九五一年的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为了防止农民盲目扩大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由中财部、中央贸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后，公布经济作物的公粮负担额及经济作物与粮食的适当比价（注「参见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一九五二年棉粮比价及棉田的公粮负担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对棉田的公粮负担作了如下规定：“凡过去棉田的公粮负担占棉田应产量的平均比例在百分之十一（例如每亩棉田应产皮棉三十斤，负担三点三斤）以上的地区，其负担办法照旧不变；过去棉田的公粮负担占棉田应产量的平均比例不及百分之十一的地区，应把当地棉田的公粮负担的平均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十一。”——第159页。」）。目前经济作物的公粮负担额很低，例如棉田所纳公粮只等于收获额的百分之六，拟提高到百分之十至十五。其目的是既防止经济作物面积的盲目扩大，又不缩小现有的播种面积。

（三）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一九五二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

五、工作问题

（一）准备于一九五二年内，按各地生活水平、劳动生产率等状况，对工资作必要的调整。照顾到历史情况，暂时不强调工资上的产业顺序（如某业是第一等工资，某业是第二等工资等）。同一产业的工资，除铁道外，也不强调一致，而以同一地区的各业工资水平为调整的标准。对于某些工人不愿去而又必须鼓励工人去的地区，在中央批准之后，则可用地区津贴的办法，鼓励工人去做工。调整的时间，须在民主改革（注「这里所说的民主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工矿、码头等企业中，消灭封建势力和废除压迫工人的包工制、工头制、抄身制等的民主革命性质的社会改革。——第160页。」）和增产节约运动（注「这里所说的增产节约运动，指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全国工矿交通企业开展的一次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第160页。」）开展以后。各地调整方案，须由中财委批准。有些企业如果具备了一定条件（如有定额制度等），而调整又是较普遍地增加工资者，则可以推行八级工资制（注「八级工资制——是全国解放以后国营工矿企业实行的工人工资等级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工人的工资分为八级。——第160页。」）。

（二）基本建设中已暴露了很大的浪费。经验证明，仅凭希望和热情而无必要准备，没有自己的得力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去办，是必然要失败的。各地对于基本建设工作，必须切实执行中财委的规定。各地财委要负责对过去本区的基本建设工作，在本年二月份内作出总结，报中财委。

（三）增产节约运动，也是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运动。今年六月底，各部门要在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定出所属企业主要项目的定额，报告中财委。一则以此增加业务人员的知识，二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四）中央各部直属的国营厂矿，其生产计划，企业利润，折旧和投资的支配，原料和产品的调拨，重要管理制度和重大技术措施的规定，以及主要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的调整，应归中央统一掌握。其政治领导和行政工作，统归各大区管理。

（五）全国正在进行的清理资财和核定资金的工作应加紧进行，并应互相交流经验。

六、公私关系

（一）对私厂实行加工订货，产品议价，以及对若干种产品的统购，是当前必须实行的政策。这种政策，可以用来反对资本家牟取暴利，限制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因素，必须坚持。统购项目应随国家需要而增加，如机制纸张、色布、轮胎，均应由中贸部规定办法，于今年内逐步统购。同时要保证私厂的合理利润，工缴费（注「工缴费——指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124、161、169、283、322页。」）及利润低了的，应该适当提高。对私营工业的合理经营的部分，要继续加以保护，限制的只是那些违法暴利的部分。对私营工业和私营商业的税收政策仍应有所不同，以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

（二）合作社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国营零售店及其零售品种，应该随稳定市场的需要而扩大。粮食经营中，国营比重应该增加。我们对私人商业的政策，在主要商品的经营中，在批发市场上，国营贸易必须继续扩大和加强领导地位；在零售市场上，则必须保持稳定的力量。淘汰若干不宜于存在的中间商，是不可避免的，这有利于人民经济的全局。同时，我们在零售市场上保持了稳定力量之后，应该给私商以较多的零售地盘。

（三）在私商联营方面，要纠正那种由政府强制组织联营的错误做法。过去联营曾起过一定作用者，现在亦不需发展。至于私商自动组织者，则应加以密切注视，如其垄断市场，则以经济斗争和行政管理两种办法对付之。由中贸部在各地“三反”高潮过后，召集一次工商行政管理会议，讨论和传达这一政策。

（四）因中间商淘汰而需要转业的职工，应加协助。由国营企业、合作社、工商行政机关、劳动部门共商转业办法。目前应进行下述三种人的登记：国营企业和合作社需要新招雇的人数和类别，社会上需要转业的人数和类别，解放前失业但尚未登记者。我们对失业人员，不论其失业时间是属于解放前或解放后，均应采取负责统筹的政策。但在介绍其职业时，应会同公安机关考核，区别出一般失业人员与被管制分子。

七、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厉行“三反”，增产节约。

（二）健全地方和军队的财政制度，严格财政纪律。

（三）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

（四）努力购粮，统筹调运。

此外，中财委与各大区及各部的关系，继续遵守下述三点：互通情报，协商大事，交流经验。各大区财委及中央财经各部，须每季给中央写一扼要的综合报告，首长要亲自动手，不准秘书代办。专业会议的专题报告，照常进行。

*注「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李富春同志的名义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审查一个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的报告（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

审查一个工厂初步设计(1)议定书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

一、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注「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即今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第164页。」）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委托苏联设计的，年产铝合金一万吨。其中，铝板七千吨，各种型材一千三百吨，铝棒一千一百吨，铝管三百吨，铝线三百吨。产品主要供应航空工业，其次是一般工业。该厂与淄博铝氧厂（注「淄博铝氧厂——即今山东铝厂。——第164页。」）、抚顺制铝厂（注「抚顺制铝厂——即今抚顺铝厂。——第164页。」）组成了我国第一个制铝工业系统。淄博铝氧厂（日本占领时办的，解放战争时遭受了大破坏）将以氧化铝二万多吨供给抚顺制铝厂电解，连同抚顺厂自产的氧化铝近一万吨，共可生产电解铝一万五千吨。其中，一万吨交哈尔滨铝合金厂加工，五千吨用于生产高压电线。上述三个工厂必须同时恢复与修建，才能生产铝合金产品。目前，哈尔滨、抚顺两厂均已作出初步设计，而淄博铝氧厂，去年经外交系统电请苏联设计，隔八个月后苏方才答复须由贸易系统出面联系，因此恢复该厂的设计尚未进行，必须迅速补上。

二、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的主要车间及主要设备如下：

（甲）铸型车间。以各种金属与电解铝融在一起，冶炼成各种不同性能的铝合金，一部分供压延车间用，另一部分供制管车间用。主要设备有，容积七吨的电炉和混合炉各四座，十五吨煤气炉一座，扁形铸锭半连续铸造机二座，圆形铸锭半连续铸造机二座。

（乙）压延车间。压制各种性能的铝板七千吨，最大宽度为一米半。主要设备有，大小压延机四组，均热炉十六座，退火炉二十四座，加热炉二座，热处理炉一座。

（丙）制管车间。制成不同性能铝合金的各种规格的管子三百吨，线材三百吨，圆棒、六角棒一千一百吨，其他型材一千三百吨，合计三千吨。主要设备有，三千五百吨水压机一座，二千吨水压机二座，一千二百吨水压机二座，六百吨水压机一座，制管机三座，链式伸压机三座，大小拔线机三座，热处理炉一座。

三、工厂人员、用电、用水、厂址面积的设计如下：

（甲）全部人员二千二百五十八人，计工人一千七百六十八人，技术人员二百三十人，职员一百四十五人，服务人员六十一人，守卫、消防队员五十四人。实物劳动生产率，每一工人平均每年五点七吨。

（乙）全年耗电量为六千万度，每吨铝材用电六千度。

（丙）生产用水全年三十二万三千一百吨。

（丁）工厂面积三十三点六公顷，合五百零四市亩。建筑物面积九公顷，合一百三十五市亩，为全厂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八。

四、为了慎重研究其产品质量、规格能否完全符合我国航空工业的需要，我们征询了航空工业专家的意见，他们认为是符合的。

五、这一工厂所需的全部投资及外汇数量，据粗略估计，约需人民币三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

六、中财委（注「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党组讨论了这个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之后认为，我们建设新型工厂没有经验，而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已有很大浪费，因此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研究审核，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今后，各级工业交通等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中财委党组决定：全国各地凡属举办价值五十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新工厂，均须呈报党中央。一切较大和大型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均须经过中财委党组审核，分别呈请政务院（注「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6、38、42、64、69、99、144、166页。」）党组和党中央核准。各有关部门对于设计的审核工作应该力避拖延，又必须切实认真。

*注「一九五二年，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起草了几份关于审查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向党中央的报告，这是其中的一篇。」

(1)「初步设计——是根据批准的计划任务书对拟建工程进行设计的第一阶段。我国大中型建设项目，一般采用两阶段设计，即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重大项目或特殊项目，采用三阶段设计，即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初步设计的主要内容人是编制拟建工程的方案图、说明书和概算。——第164页。」

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关于市场情况，我有这样几点估计：

一、市场还没有完全活跃起来。在二三月间市场是停滞的，这种停滞现象现在已经有所改进，但是大的改进还需要一个时期，不能希望太快。资本家方面按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来说，现在是三动七不动，小动大不动。有人说，现在大的资本家不是也动了吗？我说那是口动心不动，或者说是皮动肉不动。公家怎么样呢？公家是七动三不动。什么没有动呢？下层没有动，县以下的合作社、贸易公司还没有动，只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最多的是百分之五十的买卖，其他还在忙于打“老虎”（注「“老虎”是“三反”、“五反”运动中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和犯有严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行为的资本家的称呼。揭发和查清他们的问题，叫做“打老虎”。——第167页。」），清理积案等工作。这个时期的市场所以能维持，大部是依靠“人工呼吸”的方法。城市里的加工订货，乡村里的收购，都是靠国家的力量。从三月到五月，这种情况有变化。但是照现在看起来，要完全变好还要有一个时期。我们的铁路装车计划应该是每天一万三千个车皮，但今年实际装车数，最低时降到了七千车皮，四月恢复到八、九千，五月恢复到一万二千，现在才恢复到一万三千。我们的百货公司，今年计划每天的贸易额应该是三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人民币，但是最低时是七百亿元，五月下旬到现在是二千六百亿元。

二、中间市场脱节。其表现是国家贸易公司的货物堆积如山。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每个城市都是如此。到处都叫装不下，共计有一千万吨，只有二百五十万吨入了仓库，七百五十万吨还在露天。去年仓库也是这样多，为什么叫得不那么厉害，是不是今年的生产品特别多呢？不是。今年生产的东西也不特别多。虽然多收了一点棉花，囤积了一点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但是数目不大，总的说来和去年差不多。原因是去年两个仓库装东西，而今年却只有一个仓库装东西，只装了公家的仓库，没有装私人的仓库。资本家在等着“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根本不进东西。

在城市，物价有倒挂的现象，五月上旬国家贸易公司的牌价比市价高。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把高出的部分降低了一半。在乡村中，则是市价高于牌价，工业品、土产品都是如此。市价比牌价高，证明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城市里面的工业品下乡就会有销路。

工业品从大城市到乡村不是直接下去的，而是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从中等城市到小城市，从小城市再到初级市场。现在有些中等城市，比如蚌埠、徐州、南通、扬州、许昌、潍县等，因为“五反”，搞得不通气了。曾山（注「曾山——（一八九九——一九七二），江西吉安人。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第168页。」）同志从上海来北京开会，到蚌埠看了一下，那里在解放初期市场很活跃，现在是冷冷清清。原因是一百零五家最大的铺子还躺在那里没有动。没有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公私关系不协调，一个是“五反”没有定案。公私关系的问题，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出了通知，要国营贸易公司赶快加工订货，使市场不致停顿。如果能够定出新的加工订货工缴费（注「工缴费——指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124、161、169、283、322页。」）的标准，当然更好，不能定出就按照老标准执行，将来多退少补。中财委（注「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的这个命令各地都执行了，上海还规定了具体办法。现在资本家在公私关系上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五反”心里不服，有一个疙瘩。不过，我们现在不从这方面提，还是从税收、加工订货这方面来解决，雷公打豆腐，照软的来。

三、国营贸易的比重增加了。这种增加是被迫的，又是必要的。为什么是被迫的呢？因为一搞“五反”，资本家不做买卖了，如果不增加国营贸易的比重，加工订货也不搞，农村土产没有人收购，工厂的产品没有人买，整个社会经济就要停顿，农民就要骂娘，工人就要失业。昨天收到一个电报，皖南王稼祥（注「王稼祥——（一九○六——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第169页。」）同志家乡的农民把合作社打掉了，原因是合作社收茶叶的价钱低。实际上今年的价钱并不比去年低，而且还高一点。如果天津这些地方出产的热水瓶、皮带等东西国家不收购，工人也会这样干。所以国家只有加紧收购，这样，国营贸易的比重就增加了。私人一做买卖，这种情况就会改变。这几天就有变化，北京百货公司的生意比以前就减少了。国营贸易的比重究竟占多少为好，我们是有计划有尺度的。去年国营贸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多一点，今年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要掌握住这个尺度，不要提高，也不要降低。

四、在我们的五种人员（税务局的税务员、银行的放款员、企业的采购员、贸易公司的验货员、海关的验估员）中，有一种“宁左勿右”的情绪。他们以前不认真，出了“老虎”，现在认真了，验货的规格特别严，标准特别高，“次货”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上海有的地方在验乒乓球时，还要用显微镜一个一个地照。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呢？不合理。一般来说，废品不能高到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十，工厂就要关门。那末，可以不可以臭骂他们一顿呢？不能。他们现在都不肯干了，都怕当“老虎”，上街是几个人一起去，跟资本家谈话也得几个人，一个人不敢讲，电话一个人也不敢接。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倒下去的人跟资本家有勾结，他们也怕，甚至不愿意搞这一行了，要求调动工作。再者，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很详细地定出一个新的验货标准来，所以没有理由骂他们。应该这样向他们讲：当“老虎”是不对的，跟资本家划清界限是对的，但你们在改正错误的时候做得太过分了一点。这是下层的情况。

上层的情况怎样呢？上层机关中很多人打“老虎”去了，留下来的人刚刚“下楼”（注「“下楼”指“三反”运动中犯有一些错误的干部，经过坦白交代和检讨，弄清了问题，得到了群众的谅解，恢复了工作。有的干部虽然恢复了工作，但还没有完全得到群众的谅解，人们便称他们是“穿着短裤子勉强‘下搂’”的。——第170页。」），并且有许多人是穿着短裤子勉强“下楼”的，所以叫做仓卒应战。“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五反”的面很大，尤其是一搞“五反”，大工厂也不向中小工厂订货了，中小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主要是由国家贸易公司来买。那些次要的零零碎碎的产品，以及农村的土产，如枣子、核桃、药材等，就难免照顾不到。虽然是仓卒应战，我看维持得还好，这证明国家经济力量比以前强了。如果在一九五○年搞“五反”（当然这是不可设想的），国家经济就没有力量来维持市场。又要应付“五反”，又要维持生产，又要在农村里面收购猪肉、鸡蛋等东西，国家经济没有现在这样大的力量，是不行的。

市场可以繁荣，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要繁荣到很正常的程度，还需要经过一个时间。根据什么说市场可以繁荣呢？这就是社会供销关系没有变。去年是供不应求，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统统卖掉。现在购买力是不是减退了呢？没有减退，还有增加。生产是不是增加很多呢？有增加，但并不很多。今年购买力会增加，这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看：（一）农业的收成好。现在麦子已经收了，收成比去年增加，秋季丰收也是有希望的。这样，农民的购买力就会提高。（二）国家预算比去年大。这一条很重要。国家预算的支出，除了一部分向外国订货，大部分都用在国内。预算大，支出的钱会回到市场上去，变成购买力。（三）工业品城乡价格差额很大。因为现在一些私商都忙于参加“五反”，把城市的工业品运到农村去的人少了，而农民又很需要工业品。只要有人把东西弄到农村去，农民就会买的。

把上面几点综合起来看，虽然相当大数量的资本家在观望，国营贸易机构维持市场很吃力，但是市场是可以繁荣的，而且将是比较健全的繁荣。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繁荣，还要经过一段时间。

下面谈谈公私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

“五反”之后要退赃补税。退赃补税要合适。一开始全国退补的数字达到三十几万亿元。很多人讲：“这回共产党可发财了，出了这么个主意，搞到这么多钱。”其实，现在一个钱还没有搞到，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并且第一季度还少收了五万亿元的税。在这方面没搞到钱，可是在另一方面搞到了很多钱。四月底止，财政部库存十万亿元。因为都在打“老虎”，基本建设不敢用钱，经费也不敢开支了，应该支出的钱都没有支出。这件事是开国以来没有过的。另外，节约也见了效果。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注「“五毒”指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种违法行为。——第172、267页。」）帐，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象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蚌埠有一百五十家工商户，资本只有一万五千亿元，要退补的就达三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帐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脚，也会把真正的“五毒”放过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这样，对打“老虎”的同志可能讲不通，他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你一核，核少了，他们可能不愿意。可是如果不核下来，我们就站不住脚。同时，还要成立一个接受申诉的机关，如果资本家认为算的太多了，可以申诉。对资本家要加以照顾，缴退补款的时间可以拖长一点。要先活后收，先税后补。第一先要活，能活就能收，如果先收，就活不了。第二先收税后补退。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了。先税后补，就是说你不能大补就小补，小补还不行那就暂时不补，明年再补，但税一定要收。退补大概能收到四万亿元，税收要收到七十万亿元。只有先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四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加工订货的工缴费问题。去年我代表财经委员会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注「见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政务院到总理陈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若干种加上订货，按照目前情况，工缴费低了的，应该在照顾工业的合理利润，照顾消费者和销售者的可能性，又照顾稳定市场的原则下，适时地合理地予以提高。某些加工订货，原材料、工缴费规定过高者，也应该按其适当程度加以减低。”一一第172页。」）的时候讲到，加工费定低了的要提高，定高了的要降下来。这个话现在还有效。有的资本家说：“要我们得合法利润，但究竟什么叫合法利润，总弄不清。”我们准备这样答复：工缴费的合法利润可以百分之十，可以百分之二十，也可以百分之三十。我们不把它讲成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如果那样讲，下面就容易简单化，不定百分之十，也不定百分之三十，当中一折，普遍定百分之二十。但有些东西不能到百分之二十，有些东西可能要超过百分之二十。我们要按照生产成本、市场价格和社会需要来定。

工缴费的利润是不是适用于一般工业利润呢？我看也可以适用。如果有人问，工业利润比百分之三十再高一点行不行？我的意见，只要不违反国家规定，订的价格适应社会购买力，也可以不受百分之三十的限制。一切东西都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多一点也不行，这是办不到的。有些东西是市场很缺少的，人们也愿意要，只有这么一家生产，它的利润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就不允许成交，那是不行的。

商业利润怎样呢？第一，必须遵守国家的贸易政策，遵守《共同纲领》（注「《共同纲领》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当时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第92、100、150、173页。」）的规定。第二，商业利润不应该高于工业利润。这只是指一般情况说的，个别的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也限制不了。比如某些土特产，农民卖不出去，商人收买的时候价格很低，卖的时候价格很高，利润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你说他是非法还是合法呢？应该承认他是合法的。所以，只能一般地说商业利润不应该超过工业利润，个别的超过也可以，但是不允许投机倒把。

加工订货的规格问题。所有的东西都要定出统一的规格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各地出产不同，要由各城市自己去管，规定本地加工订货的规格。六、七两个月，全国各地应在当地工商局的领导下，与资本家协议，规定加工订货的规格。这样，验货员就可以按照规定的标准收货。

加工订货的定金要多少呢？资本家要百分之七十，这办不到，最多只能是百分之三十。这已经很高了，真正要做生意，百分之三十也可以做了。定金不能一次全给资本家，全给了他，他就跟你耍赖皮。过去我们吃过亏。

中小厂的加工订货问题。中小厂的单位比较多，全部兜来还办不到。有一些落后的中小厂是要倒台的。如北京有的袜子用手指一捅一个洞，国家贸易公司买了十七万双，结果卖不出去，浪费了原料。

名牌货的问题。如414毛巾（注「414毛巾是上海萃众毛巾厂生产的一种印有钟牌414商标的毛巾。——第174页。」），固本肥皂（注「固本肥皂——是解放前上海五洲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肥皂厂生产的一种印有固本牌商标的肥皂。一九六○年五洲肥皂厂转产，由上海制皂厂继续生产固本牌肥皂。——第174页。」），这些名牌货我们要提倡，不要名牌货不好。买货的人，都希望买名牌货。“五一”减价的时候，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买东西的人挤得很，广播器总喊“不要挤，不要挤”，结果还挤坏了二十多块玻璃。旁边私人商店里的货和百货公司的货是一样的，而且价钱还便宜，但是人很少。老百姓相信百货公司，他说到百货公司买东西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我也亲身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早先在上海的时候，世界书局（注「世界书局——一九一七年创办于上海，曾是中国三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作为官僚资本企业被接管，官僚资本部分被国家没收，其印刷厂改为中华印刷厂。——第174页。」）、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几家共同组织了一个书店，我是被派去的一个。有一个人要买小孩用的书包，问多少钱，我说一块钱。他说，有一块钱还不如到商务印书馆去买哩。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只是用了另一个牌子，但是他就认为商务印书馆的好。老百姓要名牌货，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取消名牌货不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都不讲信用，尤其是纸烟，第一回出厂的很好，第二回、第三回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这很不好。对名牌货不应该打击，应该鼓励。当然只照顾名牌货，不照顾非名牌货也不行。过去上海曾经把几家小毛巾厂合起来，出货都用414牌，你的质量不高，用人家的名义，把人家的名声搞坏了，人家是不愿意的。

出口贸易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出口赔，进口赚，所以私人出口生意很难做。他出不了口，就卖给国家，国家贸易公司给他利润。国家贸易公司赔了钱，就靠进口赚。应该照顾私商。还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及国内与农民的关系，而且这两方面的关系是主要的，与私商的关系是次要的。如果我们的国内价格跟着国际上的价格跑，就会在农民中发生盲目发展土产的问题。你说少生产一点，他是不会听的，因为他是看卖得出钱还是卖不出钱，卖出钱的就多生产。现在我们的农业生产还是分散的。例如，我们说棉田不要再增加了，粮食少了就会发生危险，结果还是增加了几百万亩。那怎样办呢？就要在价格上想办法。今年收购棉花的时候，价钱不应提高。我们对农民现在还是拿价格政策来指挥他。如果国际市场价格跌了我们也跌，也会发生问题，我们的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就会被打垮。我们在农村里收购，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的办法。要农民从这种生产转到那种生产，必须给一个过渡时间。这样就不能跟着国际市场的价格走。国际市场上有几样东西，比如猪鬃，如果价格低了，我们就不卖，反正你要靠中国，五月不卖等六月，六月不卖等七月，我们有钱，也不急着卖。出口东西，如果他跌你也跌，完全跟着国际市场价格走，那就不好办了，外国资本家就会多占便宜，农民就会不满意，国家也受损失。

这样，私商的生意是不是就难做了呢？是难做的。比如去年杂粮很少，北京和天津就让老百姓少吃杂粮，多吃面粉。面粉卖五万多元一袋，比吃杂粮还便宜，就没有人吃杂粮了。贸易公司赔了多少呢？五千万斤粮食。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让商人去搞，那市场上会混乱，买杂粮就会站队。越买不到就越要买，那就会天下大乱。天下乱好，还是不乱好？当然是不乱好。不采取这样的办法，就不能保持价格的稳定。秋季粮食市场价格很低，收购进来，到来年四、五、六月份提高价格卖出去，就会赚一笔钱，但是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牌价要一年四季差不多，基本上不变。这就发生一个问题，收进来时要付出一笔钱，这钱是哪里来的呢？从银行借的，借钱就要付利息。贸易公司要付利息。又要花保管费。私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做买卖。对他们可以不可以迁就呢？不可以，如果迁就了就会天下大乱。总之，与农民的关系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主要的，与私商的关系是从属的。能够两全时就两面都照顾，不能两全时就照顾主要的方面。

公私贸易的比重及转业问题。去年国营贸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到二十，今年的比重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要保持这个比例。私人方面要有加有减，有的行业要发展，不合社会需要的行业要倒台，要转业。这是个老问题，去年也讨论过。一九五○年提出转业方向问题时，我们答不出来，现在敢答了。我说方向多得很，钢铁、器材、汽油等方面都可以转，保你赚钱发财。这一点他们也看得很清楚。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职工转业问题。这个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还会拖一个时期。中国的失业问题我看还没有完全解决。是不是可以想一个干脆的办法，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呢？不可以。我们算了一下，百货公司一个人一天做的生意，能顶私人铺子五个人一天做的生意，就是说，如果私人铺子的店员有十个人失业，我们只能吸收两个人。只要我们在北京开一个茶叶公司，很多茶叶铺子就要倒闭。又比如夫妻两个开一个铺子，有事开门，没有事关门，如果把他们都吸收过来，又让他们干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我们现在还不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

银行利息问题。银行利息要采取降低的政策，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现在银行是月利三分，年利百分之三十六。这样高的利息是无法经营工商业的，资本家与其向银行借款经营工业，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生利。银行的利息要降低到什么程度呢？降低到接近战前的正常水平，或者稍高一点。比如降低到月利一分，或者一分多一点，年利百分之十到十五。降低银行的利息，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银行利息降低了，资本家就愿意向银行借款来经营工商业。对于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也有好处，因为资本家自己能够向银行借钱经营工商业，国营企业就不必要向他们投资了。全国公私合营的银行有职工约一万二千人，私营银行有职工七千多人，共计一万九千多人。过去私人银行是靠存款利息和借款利息的差额吃饭的。银行职员的工资很高，等于我们的一个市长、部长或者局长的收入。现在利息一降低，银行收入少了，很大一部分私人银行就必然要倒闭，很大一部分职工要失业。在这些失业的职工中，我们只能招考一部分，招考来的也只能按照我们的标准待遇。我们现在是低薪制，从私人银行里招考来的人员就不能是高薪。

银行的利息以前为什么不降下来？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物价稳定还不久，如把利息降下来，就会减少银行的存款，商人就会从银行里提钱到市场上抢购东西。现在这种危险已不存在了。第二个原因是怕私人银行倒得太快，增加失业人数。现在即使私人银行的七千多职工都失业，问题也不太大，何况一部分私人银行要继续维持，我们还能招七百来人，他们不会都失业。

税收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历来跟资本家有争论。货物税（注「货物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货物税暂行条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中，对货物税作了修订。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国务院颁发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将当时工商税收中的四个主要税种：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第49、65、178、199页。」）（从前叫出厂税，也叫统税）争论不大。工商税（注「工商税——即工商业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一九五八年九月推行工商统一税后，所得税部分独立为工商所得税，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税。——第49、65、96、107、178页。」）中的营业税是按照营业额的百分比来计算的，现在一般占营业额的百分之一到三，自从有了统一的发票制度以后，按照发票算帐，争论也不大。争论最大的是所得税。所谓争论，在税法上的争论也不大，主要是在技术上即计算方法上的争论。有争论应该用复议的办法解决。现在税务局有一个专门的复议委员会，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到那里去复议。我们的原则是：不应该收的钱一个不要，应该收的钱一个不少。你们要按照这条原则去处理。

要防止漏洞。只要一不小心，开一个漏洞，潮水就可以往里头钻，资本家就可以利用这个缺口来向我们进攻。比如滞纳金（所谓滞纳金，就是不按期缴纳税款者，按日计算，一天罚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就不能取消，取消了就会天下大乱。我们有一条规定，就是不管有没有争论，要先付钱，不付钱就要罚滞纳金，不能因为有争论就可以缓纳。如果说有争论就可以缓纳，他天天可以和我们争论，我们就会收不到税。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让步。

印花税是不是要取消呢？印花税，过去叫凭证税，实际上是一种小营业税。一九五○年，上海资本家的代表曾建议取消印花税，当时我们说国家现在还处在困难时期，还应该继续维持。印花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推算营业税，即有防止漏税的作用。资本家也最怕这一条。所以现在我们还不取消。

私营工厂的工人工资，也要有一个规定，一般不能超过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如果不作这样的规定，资本家就会在结帐时把赚来的钱都算成“工资”，他就可以少纳税或者不纳税。

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天还是五种经济成（注「五种经济成分——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原文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92、136、148、179、267页。」）分之一。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资本家就会在各种政策上跟我们有争执。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税收问题上发生一些小的争执，甚至大的争执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现在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财政收入其余的百分之五十，来自国营企业的占百分之三十，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占百分之十五，其他占百分之五）。假如税收发生了问题，整个国家的财政就要发生动摇。因为征收的方法不同，税收还有畸轻畸重的现象。现在征税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查帐，一种是民主评议，一种是定级定额。私商要求用查帐的方法征收，能不能都用这种方法征收呢？不能。比方上海，用查帐方法征收的有两千户，其税额占全部税收的百分之六十；用定级定额方法征收的有几十万户。如果都用查帐的方法征收，那就要把他们的帐簿都拿来查，需要多少人呀！那可做不好。对于这件事情，我特地征求了各省、市委书记的意见。我说，三种方法，不管你们用哪一种，只要能收到钱就行了。他们说，查帐征收的户数无论如何不能增加，铺子不大，每家铺子都有它的帐目，那里头的名堂可多啦！你怎么给他算呢？搞不赢他们。所以，查帐的面不能扩大，还是来一个民主评议，就是你自己讲，大家评，评了以后，如果不同意，还可以复议。当然，这中间可能发生畸轻畸重的现象，应该注意。两边吵架的事情还会发生，而且经常会有。我们有一点做得不合理，资本家就到处叫，到处传，一直传遍全中国。可是，偷税漏税他们不讲。我们的办法再好，他们还是要偷税漏税的，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完全没有偷漏是不可能的。

有同志问：他们这样闹呀，叫呀，我们怎么办？回答是：听他们的正确意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估计，这就是我们收的税大体上是恰当的。比如汉口，去年收的所得税近两千亿元的样子。所得税等于所得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亦即所得税的四倍就是他们的所得额。这样计算，汉口资本家的所得额是八千亿元。天津的资本家去年一年赚了多少钱？我们估计是两万亿元的样子。我们收了多少税呢？只收了三千亿元。如果按照所得税是所得额的百分之二十五来计算，天津资本家的所得额即是一万二千亿元。天津资本家是不是仅仅赚了这么多呢？我看不止。假设有人问：国家的税收是不是很重？这个问题一九五○年也有人问过，我说，不轻。我们说重也不好，说轻也不好，应该说不轻。世界上的事情就怪在这里，我们所有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注「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这里所说的我们所有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税率，是参照以前国民党政府的税率制定的。——第180页。」）的，而且还精简了一点，但是我们还比他们收的多。现在我们一年的税收，大约合二十三亿元光洋（注「银元——也称银洋、白洋、光洋、大洋等，是一种银币。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在市场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收兑，严禁流通。本书一些地方提到的银元，是借用来说明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的实际价值的。——第6、57、94、116、141、180页。」）。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随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180、258。」）以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八亿到九亿元光洋。税率是他们的，我们还加以“精兵简政”，他们比我们收的少。所以上海的资本家说：“国民党复杂简单，共产党简单复杂。”国民党税务条例多得很，形式上复杂，看起来不好办，事实上很简单，只要贿赂一下就行了。共产党办银行的也好，办工业的也好，搞税收的也好，都是从山沟里来的，土头土脑，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很认真，搞什么事情就开会讨论，一开会就“复杂”了。

现在的情况，一个是资本家观望，再一个是部分工人有“左”倾情绪。他们想，搞“五反”，打“老虎”，这一下子可快到社会主义了，现在搞到半途又停下来，所以不满意。这就需要我们做解释工作。对于失业工人，我们都要给以救济，不要使他们闹架。救济也花不了多少钱，市场恢复以后他们就会找到职业。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工作队伍（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

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工作队伍*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五三年我国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形势，明年的地质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进步。

从前，地质工作是做多少算多少，国家没有整体计划。现在不同了，地质工作要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更应根据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燃料工业等建设的需要，在一定时间以内，探明一定的储量。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了。

明年地质工作的工作量，比今年要增加十倍至二十三倍。其中，钻探增加十倍，坑探增加二十倍，槽探增加二十三倍，普查面积增加十倍。后几年的任务还要逐年增多。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绝大部分地质人员明年都要参加探矿、普查及其他野外地质工作。过去虽然也有很多人参加了野外地质工作，但留在室内工作的还不少。明年必须进一步改变这一情况。

为了完成地质工作的巨大任务，还要用有效的办法训练新的地质人才。东北、北京及其他地方，已招收了几千名学生，经过一、二年或三、四年的学习，就可参加地质工作。这样大的地质工作队伍，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一定要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来训练他们。我们对他们寄以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毕业后马上参加国家的建设。这项训练，是地质部的重大任务，也是中国地质界的重大任务。

大批地质人员到野外工作，大批训练地质人才，这标志着我们国家开始了大的转变——由经济的破坏和停滞状态转变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落后转向先进。

当然，摆在地质工作者面前的困难是很多的。这些困难在其他部门也同样存在，最主要的就是任务大，力量小。否认这个困难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困难，积极解决这个困难。

对待这个困难有两种方针。

一种方针是按照现有的力量规定地质工作的任务。我们应不应该采取这一方针呢？不应该。因为采取这一方针就要推迟地质工作的进度，推迟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燃料等工业的建设进度，因而也就推迟我国工业化的进度。中国几百年来受人欺侮，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经济落后。现在全国解放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如果还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因此，决定地质工作的方针，就不应该只考虑地质部门目前的困难，而应该首先考虑国家的需要，也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

另一种方针，就是按照国家的需要，力争完成国家的计划。力量不够，就研究增加力量的办法。我们共同讨论的结果，是采取这一个方针。采取这个方针是有困难的，但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这样做。

怎样增加力量呢？力量的来源有三：

一、增加新的人力和工具。增加人力的主要办法，是办学校和训练班。我们需要大学生和高中学生，但大学生和高中学生不够分配。因此也可以考虑招收初中学生，训练一年二年，使他们能参加简易的工作。同时，要采取专业人员带徒弟的办法，大量培养干部。这样的做法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壮大地质工作的力量。

二、合理地使用人才。现在地质工作人员很少也很分散，更要合理使用。如何才能做到合理使用呢？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按国家的需要合理分配。从明年起，全国各地财政系统的一切收入统统要缴中央财政部，地方的较大的工厂要统一交中央管理。地质工作人员也应该由中央统一调动。每一个做地质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有这种服从国家需要、听从调动的思想准备。各地的地质部门，也应该准备在工作需要时，整个机关都要搬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统一行动，发挥力量。

新老人员要合理组织。现在的野外工作队，有的全是老的人员，有的全是新的人员，这种现象应该加以改变。要把老的工作人员分散开来，让他们多带徒弟，这样才能扩大地质工作的力量。带新学生是麻烦事，但为了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就不能怕麻烦。

室内工作和室外工作的同志也要有合理的调配。要把力量使用到关键的地方，不能让那些地方人力不足。

地质部门中的老干部也要合理地使用，并且使他们和技术人员分工合作。技术人员主要的应该担任业务工作，老干部则应多做行政工作。这才能使大家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地质工作人员，忙于行政事务，这是人力的浪费。当然，行政工作也不简单，需要办的事情很多。把这项工作委托给老干部去做，他们有经验，是可以做好的。老干部是不是也可以学地质业务呢？应该学，只要自己长期地努力学习，是可以学会的。

三、提高原有地质工作人员的本领。这一条有极重大的意义，我要多说几句。应该说，过去两三年来，地质工作人员是做了工作的，也有一定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几十年来，地质工作人员也做了工作，这些工作对祖国也是有益的，这也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应该知道，我们已经做的工作，赶不上今天的需要，和国家所提出的要求相比，还相差很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质工作人员还太少，一是我们以前所做的是研究工作比较多，实际勘探工作少，不全面。必须承认，地质工作人员的数目不多，本领不够。这责任不在于地质工作人员，中国并不是不能造就出有本领的地质工作人员，而是因为过去没有良好的环境。现在，地质工作者的责任很大。地质界的同志们，应该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努力提高本领，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怎么才能提高现有地质工作人员的本领呢？这就是必须下决心努力学习。学习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经常总结经验教训。要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特别要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这是使我们减少错误的好办法。个人做事不可能不犯错误。有一种人，犯了错误只是觉得不好意思；另一种人，却把失败当作成功之母，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后一种态度，显然是正确的。地质部每年可以召开两、三次这样的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在每一工地上，每一工作岗位上，也应该这样做。要从错误中学习，就必须克服掩盖错误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技术界是存在的，在共产党员中也有这样的人。这种行为是不好的，对工作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如果想掩盖错误，越怕丢脸就越会丢脸。相反，如果承认错误，承认本领不行，则将来就很可能不丢脸。我们的本领不高，毫不奇怪，是符合于中国的历史情况的。我们能认识这一点，然后从这一点上前进，就会得到进步。

第二，向左右、上下学习，也就是向同行学习，向上级和下级学习，特别是向下级学习。我们应该形成一种开会讨论、随时商量的风气。提出方案，不怕别人指责，因为只有互相讨论，才能使方案更加合理，使工作前进一步。现在，这种互相讨论的空气是很稀薄的，而向下级学习的空气更稀薄。这种现象应该有所改变。

第三，向苏联经验学习。有人说，我们自己也有很高的文化，在历史上有占显著地位的科学发明。这当然不能否认。但是这些成就，如同锁在仓库里的东西一样，不会因为向外国学习就丢掉的。现在我们应该首先学习我们所没有的东西。

要学习，就要丢掉包袱。我们要面向现实，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出发，而要从国家建设的任务出发。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只要好好学习，地质界将来一定能产生出杰出的人才。

要抓紧一切机会，帮助技术人员提高。过去，行政领导人员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一方面，是对技术人员的工作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没有很好地支持和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没有利用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学习和提高；另一方面，是对技术人员的某些缺点、错误不加批评，结果对事对人都不好。今后应该改正这些缺点。

我们面临的经济建设任务是十分巨大的，在工作中一定会犯一些错误。在建设过程中还会碰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但反革命的破坏和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必须加以区别，也是可以区别的。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历史、工作经历、平常的工作态度等作出判断。

工作中的错误大致可分两种：一是由于粗心大意草率从事所造成的。避免这种错误的办法，就是小心谨慎。另外一种，就是在创造发明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对于犯有这样错误的人，应该帮助他们从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鼓励他们继续前进，不使他们灰心丧气。

我们承认明年的工作是有困难的。我们要提高本领，增加力量，向左右、上下学习，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学习。只要如此，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们的责任很重大。我希望同志们努力来完成祖国交给你们的伟大任务！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解决上海失业问题的办法（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

解决上海失业问题的办法*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

关于上海失业问题的来信收悉。向我们反映新的情况，提出新的问题，我们感到很好。

上海的失业问题，的确相当严重。三年以来，上海市委在华东局领导之下，在介绍就业和资遣难民回乡的工作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

上海的失业问题之所以严重，是有历史原因的。在长期战争期间，上海处于比较安定的地位，生活比较容易混，因而各地去的人多，流亡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等也不断向上海涌进。过去依靠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赚钱的一些奢侈行业，在解放后被淘汰。在经济改组过程中，亦有一些行业要遭受淘汰。因此，上海严重的失业问题，在短期内是很难避免的。从总的趋势看来，在国家经济建设尚未大规模展开以前，要彻底解决上海的失业问题，不是容易的事情。

对于上海失业问题的处理，在研究了你们的报告以后，我们对情况还不能说完全了解，现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参考。

第一，我们已经通知有关各方面，根据他们计划中对人员的需要，定出一个可能的切实的数字，向上海招纳一些年富力强的青年职工，进行训练。你们所建议的训练建筑工人的数字（从四万扩大到十万），是太大了，建筑工业部门需要不了这么多。分批吸收或特约公私企业分散安置养成工（注「养成工——指旧中国纱厂或某些丝厂招收的主要是女性的童工。入厂时须有铺保和人保。入厂后一般有三至六个月的养成期，在此期间没有工资；期满后须在厂工作三四年，所得工资一般只有正式工的半数。养成工劳动繁重，食宿粗劣，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第189页。」）或兴工代赈，经过筹划，可以配合进行。

第二，对于游民、流氓、兵痞、把头、还乡团（注「还乡团——是地主反动武装。解放战争时期，有些解放区的地主、恶霸逃到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把他们组织成为“还乡队”、“还乡团”等反动武装，随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他们抢掠烧杀，无恶不作。——第189页。」）及反革命分子，应根据中央公安部的计划办理。在未有妥善办法以前，以不集中为宜。至于这些人到垦殖区进行劳动改造，亦应视地方能力来决定，不可贸然举办。

第三，为了减少新的失业人口，我们同意尽可能维持目前上海的工业生产，但生产数量又必须兼顾全国，否则就会形成此处就业彼处失业的现象。店员方面，在调整了商业以后，情况当可缓和。你们提议，国营贸易机关适当采取特约代销办法，将有利无害而难于维持的小商店加以组织，这是不妥当的。这样做会背上大包袱。工业方面，原则上同意你们的意见。在中央各部的计划范围内，加工订货，尽量予以照顾；上海所需要的原料，适当予以维持。总之，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失业问题与经济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但在目前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即不能用经济建设去迁就解决失业问题。当然，你们所提“请各业务部门在掌握国营经济发展计划时，能同时考虑可能发生的失业问题，并预作布置”，是必须注意的。

第四，因为上海是各地人口涌进的大城市，根据过去的经验，这边送走了一批，那边又流进了一批，问题是不会那样容易解决的。你们要研究出一个妥善办法，以控制人口之大量流入。目前，至少可建议地方党委，批评某些地方同志盲目鼓励和介绍农民进城求职，并应适当劝阻农民入城。

第五，为了刺激上海职工以及失业人口之内移，政府今后对于某些地区必需发展的企业，拟适当提高工资；而在上海方面，今后在工资问题上，则不应同样地随便提高。

第六，作为治标的救济工作，是应该进行的，但对开办训练班则应慎重考虑，既开之则准备留用，否则不要开。在现行救济标准之上，规定一个临时救济办法是可以的，请你们根据实际情况，研究解决。现在上海尚有救济金约五百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大体可以解决问题。不足之数，可以把劳动就业金调用一部分。明年的失业救济金可以继续征收。劳动就业工作队四千人是太多了，应大大紧缩。为了工作需要，可设一小的机构，编制人员，应包括在市级编制内。

以上意见妥否，请研究。有何意见，望随时见告。

*注「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复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的信。」

粮食要统筹统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粮食要统筹统支*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关于粮食的管理和供应，我主张维持原办法，但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略增地方机动性。如果把由中央统筹统支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则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各省为了各自保证自己方面的需要，余粮者必然希望更少调出，缺粮者必然要求更多调入，其结果很可能发生下述两种情况：

（一）上缴粮不能达到中央要求的数量，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

（二）地区之间的调剂，因一方要得多，另一方供得少，而不能达成协议，仍然要求中央作决定，甚至形成地域之间互相封锁（此种情况一九四八年在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北满的人到沈阳接收，指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由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率领四千名干部，从北满根据地首府哈尔滨出发，进行接收沈阳等城市的工作。——第26、191页。」，一九四九年在赣浙之间都发生过），市场发生混乱，后果可能更坏些。

如果本次财经会议（注「指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第191、205页。」）或中央主张采取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办法，我提议，为慎重起见，必须先对下述两点作出决定：（一）各大区、各省上缴中央粮食数量（连同品种）的具体方案（我现在还说不出中央究竟掌握多少为好）；（二）各大区之间调剂的数量、品种的协议草案。在此两点未确定前，以暂缓实行新办法为稳妥。

*注「这是陈云同志复周恩来同志的电报。」

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

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

关于物价政策。现在若干种东西的价格偏高，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有些是主动提高的，如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一九五○年提了一点价，一九五一年因为收统销税（注「一九五一年四月，为配合对棉纱实行统购统销，开征棉纱统销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规定，取消棉纱统销税，并入商品流通税。——第117—193页」）又提了一点价。有些是因为供不应求，如食糖，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我们掌握的很少，压不住市场，价格就上涨了。有些是因为国营企业生产效率低、成本高造成的。这类东西只要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以后，价格就可以降下来。我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对降低物价要采取谨慎态度。降下来容易，提上去麻烦。降了再提，就会有人提意见。要分别对待，该降而可降者就降，暂时难降者不要降。纱布对农民关系最大，据东北调查，纱布占农民购买力百分之三十。降低纱布价格，得益的人多，可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今年春曾提出，如有可能，纱布价可以降一点。但要考虑两个问题，即今年的库存和对税收的影响。早先估计到年底可存五十五万件纱，现在计算只有三十八九万件，布也少了，只能有二千五百万匹。如库存不够，降价只能明年再议。纱布统销税，现为一万八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如果减少一半，即九千亿元，布价才可降百分之二三。

在物价问题上，决不能草率从事。在我国有私商存在的条件下，简单的降低物价，并不能达到有利人民的目的。有时物价下降，消费者并不能受益，因为中间商可以乘机囤积，等我们卖完了，他们再提价，赚大钱。在几种经济同时并存的情况下，降低物价的步骤必须稳妥。

去年九月以来，我对降低物价是犹豫的，主要是担心利润会下降，因为我们屁股后面拖着军事费用。军费不能短少，打仗的事情不能单由我们做主。去年艾森豪威尔（注「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194、287页。」）上台，叫嚣要进行两翼登陆。这样，我们就得首先保证军事上的供应。预算中相当大的比重，是军事费用。直到朝鲜停战签字前，七月二十几日还在打仗，我们还不能摆脱军事费用对财政预算的影响。（周恩来同志插话：今后国防建设费的比例仍会很大。）现在，朝鲜战争停下来，我安下心来了。过去三年心总是放不下，因为任何问题都没有打仗这个问题大。一九五○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我脑筋里考虑的问题，重点常在这里。

至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附带讲一下降低利息问题。去年六月降低利息（注「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指示全国各分行，在本月份内将现行存、放款利率分别降低百分之二十至五十。同时，停办保本保值存款和折实存款。这次降低存、放款利率，是为了适应市场物价出现全面稳定的新情况，也是为了降低工商业成本，开展农村信用，进一步发展生产，活跃市场，迎接新的建设高潮。——第195页。」），也只能降到那样的程度。早降了不行，降多了也不行。去年以前，物价在上涨，加之那时存在着很多私人银行，利息还不可能降低。“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后，私人银行和钱庄实行公私合营，把一万八千名私营行庄的职工包了下来，这才有可能降低利息。当时同志们提出分两步降，我也同意。实际只降了一次，没有降第二次，这是一个疏忽。应该再降，究竟降多少，还要专门研究。

其次，关于今后国家财力的使用。地方财政有困难，过不去的，要照顾，该解决的必须解决。把财力集中于工业建设，这是大家一致的想法，地方是不会要得很多的。财力只能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放在能使我国经济起重大变化的方面，这是总的趋势。财权可以迟放的，放下去作用不大的，就要缓放。

再次，关于编制预算的权力。预算是体现国家政策的，不是单纯收支计算和管理问题。党要管预算，国家预算应集中在中央，地方预算应由省、市委主持。这样，党可以更好地掌握财经方面的政策。

过去编制预算的办法，是财经机关（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和财政部）拿出方案，邀请政法、文教各部委负责人参加，提点意见，加以修修补补。那时政法、文教各部门的发言权不多，他们的需要很容易被忽视。这是那时不得已的办法，今后要改变。当然，财经部门拿出一个初稿，仍然是需要的，可以供大家讨论。

最后，再讲一下恢复与壮大国营商业阵地的问题。恢复与壮大国营商业阵地，这是应该做的，但不要盲目排挤私商。请地方党委加以掌握，不要单交商业部门去做。现在有些我们该占领的阵地没有占领，有点右倾的毛病。但是，要注意，不要来一个“左比右好”，犯“左”倾的毛病。

对零售商与批发商要有区别。对待零售商，在去年中关于央调整商业的指示（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巩固了主要阵地的前提之下，应容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和贩运业务。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措施。主要是：一、调整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日用品批零差价一般扩大到百分之十至十八。二、划分公私间的经营范围。国营商业在大城市的零售店，要加以缩减；县镇的国营商店要适当地收缩零售业务，多做批发；城市国营商店和合作社要减少次要商品的经营；农村供销合作社所要收购的，应是粮食、主要经济作物和若干种主要出口物资，其他的次要土产，应让给私商经营。对于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收购，也保留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给私商经营。在零售方面，全国公私商业的比重，仍按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到一九五四年七月，由于情况的变化，上述措施停止采用。参见本书《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一文（第246—254页）。——第196、249页。」）中已交代明白。对待批发商，我们的做法也应有区别。我阵地未失者，如盐、煤炭、白布等，自不发生恢复阵地的问题。有些行业的批发商现在不应削弱，比如他们经营土产，挤掉了对我不利。只有那些我本来不应收缩而被私商占了的阵地，才可以去挤。但在挤时，要区别什么行业，数量多少，并且要有步骤地前进。准备周到，才不致扶得东来西又倒。特别是有些地区，工业比重小，基本建设投资少，商业比重大，更要特别注意。总之，国家的力量是强大的，挤私商并不困难，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的一部分。」

克服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

克服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

今年上半年，全国的经济情况是稳定的，上升的。现在看，除农业生产遭受灾害难以完成计划外，其他方面的情况都是好的。我们的整个经济工作是有成绩的。财政工作和商业工作，从主要方面来看，也是有成绩的。

现在，我着重讲讲财经工作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先说税收工作。

上半年税收工作的成绩，表现在：第一，税收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根据几年来的经验，税收常常是“前四后六”，就是前半年收四成，后半年收六成。今年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三，是比较好的。第二，按政策定任务，政策与任务一致，这一点做得也比较好。第三，税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半年来的税务工作也有过重大错误，这就是修正税制（注「本书中的修正税制、新税制都是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第197、199、209页。」）的错误。

我们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注「参见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社论说：“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依照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通告，对于加工、调拨、代购、代销或包销课税规定的修订，毫无疑问，这将是主要地增加了国营商业及合作社的税收负担。同时，通告中又规定，今后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及对合作社减征营业税百分之二十的优待。这样便使得国营商业、合作社与私商完全处在同等待遇之下。”——第198页。」）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注「货物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货物税暂行条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中，对货物税作了修订。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国务院颁发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将当时工商税收中的四个主要税种：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第49、65、178、199页。」）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并不需要纳批发营业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不合乎国家政策的。

我们是以工人阶级、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国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上面所说的修正税制的错误是带原则性的错误。已经错了怎么办？据我看来，现在新税制（注「本书中的修正税制、新税制都是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第197、199、209页。」）已经实行，如果没有重新安排好，就立刻改回去，又要乱一阵，所以不能轻易改变。究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很好地研究。我们对于免税的批发商，已经恢复了一道税，把它限制了一下。

总之，变动税制必须谨慎从事，因为它牵涉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再说商业工作。

几年来，国营商业组织了城乡交流、内外交流，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稳定了全国的市场，在恢复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年第一季度，国营商业的营业额缩小了，这是不好的。营业额缩小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今年市场的需要量估计不足，对物资积压估计太高，误认为仓库的东西太多，说“肚子太大”，提出“泻肚子”的口号，并且减少了加工订货。这样，市场上很快就出现了脱销现象。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错误。

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在收购产品中，对国营工厂的产品收得少了一点，对私营工厂的产品收得多了一点。这也是因为对销路估计不足，所以要求国营工厂不要生产那么多。但国营工厂还是生产，因为工人在那里做工，产量不能减少。国营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商业部门收购，商业部门不收购，国营工厂说“你不收购，我自己卖”，但商业部门也不准许它卖，因此国营工厂对商业部门很不满意。对国营工厂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是带原则性的错误。

再说财政预算。

一九五三年的预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缺点和错误。今年预算中列了结余三十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这里边有不可靠的成分。现在我们把它分析一下。结余是由五部分组成的：一是去年转到今年来的，就是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后收进来的钱（税收、上缴利润等），只能用在今年。二是预付部分，就是今年的预算中有些钱已经在上年付出。三是跨年度工程结余。四是大机关和地方过去收入节余的一部分，机关生产剩下来的一部分，税收剩下来的一部分等。这些在去年“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以后统统都缴到了中央，数目不小，但这些钱以后不会再有了。第五才是真正的结余。比如我们盖一座大礼堂，预算是一千万元，结果只用了九百万元就盖好了，那一百万元就是结余。

上述第一、二两部分是每年发生的，去年结余一部分用到今年，今年也要结余一部分留到明年，有进也有出，实际上是收一笔付一笔。而今年的预算中只有收一笔，没有付一笔，所以收入中就有虚假成分。这种情况是在解放以后年年有的。为什么前几年都过去了，而今年显得这样严重呢？这是因为，过去几年没有经验，计算得不够精确，税收、上缴利润常常都是超过原来的估计。现在计算比较精确了，因而额外收入减少了，而且预料不到的支出比过去增加了。因此，就产生了预备费不够用的问题。到六月底计算，大概有二十一万亿元赤字。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问题是，对地方财政统得太多太死。一九五二年我曾向中央人民政府作过一个报告（注「指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明年要把四级财政体制全部建立起来。一九五○年只有中央一级，去年大行政区建立了地方财政，省级财政还没有完全建立好。今年下半年要把省级财政完全建立好，并且要准备明年把县级财政也建立起来。”——第201页。」），提出统一地方财政，这是对的。但是现在统得太多了，甚至把小学生的学费（有的学费还不是人民币，是几斤小米，几个鸡蛋）也统上来了。还有一个就是统得太死了。财政部的钱，是按教育系统、工业系统等“条条”发下去的。发下去之后，如果在“块块”（即大行政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省、县等）中发生了这个部门的钱用不了，另外部门的钱不够用时，“块块”不能调剂，把“块块”的权力限得太死了。“专款专用”是对的，不能用盖工厂的钱去盖大礼堂，但应在一定范围内给地方以灵活调剂的权力。中国这么大，地方情况那么复杂，不可能统得太死，也不应该统得太死。解决的办法，今后准备把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划分一下。但是在划分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后，要严格防止随意摊派的现象。

上边说到了税务方面、商业方面和财政方面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所有这些，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及其主管各部都有责任。我是中财委的主任，在这些问题上首先应该负责。

财政上有赤字，怎么办呢？首先要抓增产节约。增产是为了增加收入，节约是为了减少开支。不论工业、农业和商业，不论公营和私营，也不论政府、军队和团体，也不论中央和地方，都应该尽一切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我认为，只要大家共同努力，财政赤字是完全可以弥补的，今年可以平安地渡过去。当然，增产节约不仅是今年下半年的事情，今后年年要做，而且要用很大力量去做。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

现在，全国粮食问题很严重，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还要更加严重。这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一，收进的少，销售的多。七、八、九三个月共收进了九十八亿斤，超过原定计划七亿斤；销售了一百二十四亿斤，超过原定计划十九亿斤。收增加了，销增加得更多。分析其原因，就是现在农民不把粮食卖给商人，商人也就无粮可卖，全部由我们来卖，所以我们卖出的就多了。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卖出的少了，我们卖出的多了。这种情况既不同于一九五一年，也不同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一年六月份以前粮食紧，从七月份开始就收进的多，销出的少。一九五二年十月以前是卖出的多，到十一月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总的还是收多卖少。今年十一月以后会不会出现收多卖少的情况呢？我看可能性很小。

第二，不少地方已开始发生混乱。全国的大、中城市大体上是平静的，但是，在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小城市和集镇已开始发生混乱现象。粮贩子大肆活动，特别是粮食少的地方，粮贩子的活动更厉害。从事这种活动的，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集镇上的小贩，数量达几十万人。有些原来不做粮食生意的，也收买囤积粮食。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如果波动两三个月，粮贩子就可以增加几百万。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地区之间互相封锁，也造成了粮食的抢购和抬价。

第三，东北的灾情很重。今年东北的水灾比一九五一年大，减少了收成，将完不成收购任务。东北今年原计划产粮四百四十亿斤，收购一百亿斤。近据东北局估计，产量最多只有三百七十亿斤，只能收购七十六亿斤。东北上调中央的粮食数，原计划是四十二亿斤，现只能上调二十六亿斤，减少了十六亿斤。中央掌握的粮食一共是九十六亿斤，减少十六亿斤是个不小的数目。

第四，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够供应。北京、天津需要面粉十六亿斤，现在实际掌握到的只有十亿斤。这两个城市是以麦子为主粮的，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是不是可以从全国调来麦子救急呢？我不仅不反对，而且很欢迎，但我看是救不胜救。一来数目字很大，二来会流到外地去很多。现在只能实行定量配售。北京、天津实行定量配售，会不会影响上海、汉口以及再远一点的广州呢？我看会影响。你这里配售，上海的商人就会打主意，想办法买进面粉和麦子。如果我们在那里不实行定量配售，必然会便宜了商人。实行面粉定量配售，对在自由市场上收购秋粮是不是有影响呢？我看有影响。所以全国必须采取不同程度的同样性质的措施。

第五，粮食混乱现象如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今年全国的收购计划将完不成，销售计划将大大突破。今年八月，财经会议（注「指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第191、205页。」）决定收购粮食三百四十亿斤。现在的情况是，东北将减少二十四亿斤，其他地方也有完不成的。粮食市场愈紧张，愈是收不进。现在已经收购了九十八亿斤到一百亿斤。十月到十二月要收购一百六十亿斤，明年一月到六月要收购八十亿斤，才能完成计划。照现在的情况估计，到明年二、三月以后，粮食情况一定会紧张，三月以后能收到多少粮食，很值得怀疑，我看会有很大的数量收不上来。销售数量原计划是四百八十亿斤，比去年的四百六十多亿斤（私商在外）稍多一些。这个计划一定会被突破，估计要达到五百五十亿斤以上，可能到六百亿斤。

收购和销售两项比较，差额是多少呢？如果今年度销到了五百六十七亿斤，就比原计划多销了八十七亿斤；如果收购比原计划减少三十亿斤，差额就是一百一十七亿斤。即使收购计划全部完成了，八十七亿斤的差额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八十七亿斤粮食的差额，用什么办法解决呢？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的收入只有减，难得加。那末，减少支出的办法行不行？减少支出的途径我都一个一个地想过了，都不行。

市场上的粮食销售量能不能减少？不能。城市和集镇人口的吃粮必须按数供应，农村灾民和缺粮户的口粮也必须供给。

出口粮能不能减少？这个主意不能打。在三十二亿斤的出口粮中，有二十亿斤是大豆，这主要是用来跟苏联等国换机器的，五亿四千万斤是跟锡兰换橡胶的，还有一些是向其他国家的出口。所有这些出口，都是必要的。

军队和机关人员的口粮能不能减少？除了他们在市场上买的以外，公家还发给三十三亿斤，这是不能少的。

能不能减少储备粮，少增加库存粮呢？也不能。本粮食年度（注「粮食年度——指在流通领域中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到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206、277页。」）的储备粮为二十三亿斤，增加库存粮为五十四亿斤，共七十七亿斤。即使把这两项全部用来弥补八十七亿斤差额，也还差十亿斤。就是说，要从老库里面再挖掉十亿斤。这样，本粮食年度库存就由一百九十四亿斤减为一百八十四亿斤。如果这样做的话，明年的情况比今年还要紧张，波动的面比今年还要大。因为如果库存减到了一百八十四亿斤，其中根本不能动的是一百七十九亿斤，剩下来的只有五亿斤。结果，就是吃净卖光，扫地出门，再来接收新粮，这是十分危险的。一百七十九亿斤库存，看起来数字是不小的，但是分析一下，这仅是旧的吃光、新的接上的最低库存数字。各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由六月底吃到新粮上市，一般要有三个月的粮食。东北的新粮最早要到十月底才能上市，华北是十月上半月，西北是十月底，华东是九月底，中南是八月底，西南是九月底。这几个月的吃粮，最低限度需要一百一十八亿斤。另外，仓库里面还有二十一亿斤麦子，是准备全年的供应，不能动。还有死角粮（注「死角粮——指存放地点偏僻，根本运不出来的粮食；或者能够运出，但估计运出后按发粮地成本计算，亏损百分之百以上的粮食。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规定，凡属死角粮，均可由“库存商品”科目转到“呆滞商品”科目。——第206页。」）和难运粮二十亿斤，以及加工生产和运输的周转粮二十亿斤。这四项一共是一百七十九亿斤。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百七十九亿斤的库存是不多的，是不能动的。过去估计粮食混乱总是四、五月或五、六月，现在看来将会提早。估计过了阴历年，粮食就要发生混乱，而且混乱的范围要扩大。到那时，我们在收购方面就会进一步减少，销售方面就会进一步增加，如果库存很少，问题就大了。过去是乱子一来，我们就收缩小城市、中等城市的供应，守住上海、武汉、广州、北京、天津、西安和东北的工矿区这些核心阵地。现在看，如果全部都收缩，核心阵地肯定要受到影响。

粮食混乱的后果是什么呢？过去我们说物资充足，物价稳定，一个是指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一个是指粮食。纱布和粮食相比较，粮食更重要。粮食波动就要影响物价。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纱布提价四分之一，对市场物价有影响，但是不大。如果粮价上涨四分之一，那对劳动者的影响就大了。他们的收入，用在吃的方面的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用在穿的方面的只不过占百分之十左右。而吃的东西，如蔬菜、猪肉和鸡蛋等，价格统统是跟着粮价走的。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人心恐慌，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老百姓叫好的物价稳定这一条，就有丢掉的危险。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粮食的情况是严重的，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解决。

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只要收到粮食，分配是容易的。

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所要采取的基本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下面分别讲一讲。

第一，在农村实行征购。

“征购”这个名称是骇人的，究竟叫什么可以考虑，但性质是这么一个性质。为什么提出征购呢？基本理由是，我们的需要量一天一天地增加，但是粮食来源不足，需要与来源之间有矛盾。前几年，我们搞城乡交流，收购土产，农民增加了收入，生活改善了，没有粮食的要多买一点粮食，有粮食的要多吃一点，少卖一点。结果我们越是需要粮食，他们越不卖。有的同志提出，去掉商人，我们可以多买一点粮食。我看去掉商人并不等于农民的粮食一定可以多卖给国家。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不实行征购，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我想过很多，从“改良主义”想起，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彻底的办法。现在把我想过的所有的办法都提出来，请同志们考虑。

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实行这种办法，我有点担心，因为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问题太大。如果在这件事上出了毛病，比新税制（注「本书中的修正税制、新税制都是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第197、199、209页。」）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新税制只是我们跟资产阶级的关系，而这是我们跟广大农民的关系。

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一听到“征”字就害怕，说是不是可以慢一点征；至于城市配给，他是赞成的。实行这个办法，那只是关了一道门，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面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也不准拿到乡下去。但是农民也有眼睛，也有耳朵，看到城市在配给，他就会不卖粮食。所以，只在城市配给，不在乡村中征购，我们就会买不到粮食。

只征不配。在城市工作的同志欢迎这种办法，他们说，农村征购是要的，城市配给可以慢一些。日本帝国主义在它侵占的地方搞过配给，国民党也搞得天翻地覆，现在人们一听到配给就头痛。我说，如果只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里面不配给，结果一定会边征边漏。你在农村中征购，换给他钞票，他拿到钞票以后，转一个身就可以再跑到城市的粮食公司里去买，结果，你征购到的粮食便会统统漏掉。所以，只征不配不行。

原封不动。所谓原封不动，就是照现在这样做下去，自由卖出，自由买进。结果必乱无疑。有的同志说，就准备乱它一年，看一看再说。但是，如果在乱了一年以后再来征购，那就要比今年就开始征购困难得多。

“临渴掘井”。就是说，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再来抓大头，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主要产粮区去征购。要这样做，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自由购买能不能完成收购计划？如果完不成，那就要多加小心。二是到明年二、三月或三、四月间粮食已经不够的时候，再搞征购，是否比现在就征购好一些？我说，那时候临渴掘井，还不如现在搞好。

动员认购。东北在一九五一年实行过认购，就是上面有一个控制数字，交到省，省到县，县到区，区到支部，支部开一个会，号召大家认购，认购不足就不散会。这个办法，可以称为强迫而不命令。不达目的不散会，还不是强迫？征购是要下命令的。我说，强迫而没有命令，还不如有命令而不强迫好。不强迫就要对农民做说服工作。

合同预购。就是订预购合同，按合同购粮。这个办法也好，但是今年来不及了。有人说，棉花订了预购合同，就买到了。我看，棉花之所以买到，主要原因是去年收获了两千多万担。如果棉花收成不好，订了预购合同，他也不会卖。现在粮食产量恰好不是多，而是不足。我们并不完全放弃预购，预购还是一个办法，但是有一个数量的问题。

各行其是。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实行这个办法，那个地方可以实行那个办法。只要不妨害旁的地方而且能够完成任务，这种做法也可以试一试，但是要考虑到互相之间的影响。

上面这些办法，看来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二十六万个乡，一百万个自然村。如果十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十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不仅要给他们钞票，还要供应他们物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农民要的东西百分之三十是日用工业品，百分之七十是牲口、农具这些东西，而我们一下子搞不到这样多的东西。毛病还可以举出好多，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定会有。

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只有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那么办，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下面我讲一下征购的时间、数量和办法。

开始时，对于今年实行征购，我还有点犹豫，因为公粮马上就要开征，怕来不及了。后来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第211页。」）同志想了一个办法，把征收公粮的时间推迟一点，征购和征收公粮一起搞，免得搞两起麻烦。中央经过讨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决定征收公粮推迟到十一月。

征购的数量是多少呢？现在这个单子上开的是三百四十亿斤。我声明一下，单子上也开列了各大区的分配数字，是很粗的，只供大家讨论。

征购按照什么标准呢？最好的办法是依照公粮的标准。比如，公粮一，征购零点二、零点四、零点五，或者公粮一，征购一，或者公粮一，征购二。按照这样的标准比较方便。在有死角粮的地方，供应不上市场的地方，可以不征购。因为那些地方原来的粮食都用不上，还堆在那里，又何必搞征购呢？除了那些地方以外，其他能够供应市场的地方，都要采取征购的办法。

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什么是公道的价格？并不是统统跟着黑市走，而是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中农和富裕农民，所以常常不肯把粮食卖出来，就是为了等季节差价。毛泽东同志要我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想一个办法，使他们得一点季节差价。我想，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即农民把粮食卖给我们，把卖粮食的钱存到银行里，等四个月或五个月以后再拿钱，我们除还本以外，要多付一点利息。

物资供应和货币筹码（注「筹码——指手头可以调度的资金数量。——第7、59、212页。」）调度的问题。在这次收购中间不可能把需要的物资全部都准备好，而且许多物资也不是我们所有的。但是我算了一下，由于购粮而增加货币，市场也不会发生大问题。从今年十月到明年二月底，我们原定计划收购二百亿斤，与二百亿斤粮食相交换的物资，可以正常供应。现在的问题是，从明年二月以后到六月底收购的四十亿斤，这次又增加的一百亿斤，共一百四十亿斤粮食，需要增发十二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的货币。增加这么多的货币，市场可不可以过得去呢？估计可能还过得去。理由有五：

甲、农民卖出粮食以后，其他土产会卖得少一点。农民不会把粮食卖掉换成钞票后，又把花生、绿豆、芝麻等赶快都卖掉换成钞票。他们要等一等。这一等，大概三万亿元总会省下的。

乙、明年预算中列了六万亿元的公债，城市四万亿元，农村两万亿元。在农村发两万亿元公债，加上上面省下的三万亿元，就是五万亿元。

丙、用优厚的利息吸收农民存款，估计可能吸收三万亿元。利息高一点不要紧。就算百分之十的利率，我们也才出三千亿元。三千亿元买个市场不波动，那也是很合算的。这个办法，只适用于卖了粮食不拿钱的存款，不适用于别的存款。

丁、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已经准备了四万亿元的货。这些东西很可能有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但是总还是准备了一点。

戊、冬天正是还农贷或者借农贷的时候，多还一点，少借一点，或者迟借一点，这里也可以有万把亿元。

总起来看，增加十二万亿元货币，在市面上不算太多。要求全国对农村市场给予援助，起码不要冲击农村市场，这样农村的钞票就能够有一部分吸收到城市里边来。

开展征购工作依靠谁？必须依靠区乡干部和党、团员。现在我们许多农村干部都上升为新中农了，如果这一部分同志能够被说服，由他们带头的话，是很有作用的。同时，要解决缺粮户的困难。如果缺粮户的粮食问题不加以解决，会动摇人心，对我们的征购很不利。在征购时，要通过人民代表会，大家民主讨论。高级干部也要深入农村，一方面帮助基层工作，一方面总结经验，指导全面。

征购是一项很艰巨、很麻烦的工作，这比对付资本家难得多。做好这件事，要采取很多经济措施，同时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这是一项很大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很大的政治工作。过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加上时间急迫，工作中出一点毛病是不可避免的。不仅第一年要出，第二年第三年也可能出。我看这件事情，不是一次可以做得好的，要两三年才能做出一个道理来。征收公粮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还常常出毛病。征购现在才搞，怎么能不出一点毛病呢？

搞好征购工作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两年来，农民实际拿出来的粮食，每年都在六百亿斤以上，我们现在要征购的是三百四十亿斤，从数量上说，完全有可能实现。另外，只要我们的价格定得公道，完成征购任务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数量，一个价格，这是两个决定的因素。况且，农民每年拿出的六百多亿斤粮食中，有四分之一左右要回到农村，主要是经济作物区和灾区。实际上这部分粮食起了调剂的作用。

第二，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

“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起它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作“计划供应”，是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我们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的配给，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的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是填不饱肚子的，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相反的。

配给要迅速地在全国实行。集镇上的配给并不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样困难。那里需要配给的人口有限，一个镇子只有两三千人，有几家铺子，你叫他管一管就是了。天津、北京预备十一月一日就实行配给。配给证来不及发的话，可以先用户口证。其他地方是不是同时实行，请同志们考虑。有些地方，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情况很复杂，准备工作要较长的时间，那只能迟一点。

配给的等级是不是要分得很细？我看开始可以粗一点。昨天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讨论北京面粉配售时，我说过，不论大口、小口，重劳动、轻劳动，统统来一个每人每月十斤或者八斤就可以了，其余的可以买杂粮。等级不一定分得很细，可以先粗后细。

实行配给以后，黑市的出现是免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不够吃，有的人吃不完；南方人要吃大米，北方人要吃面粉。这样就会出现买卖。我们要允许有一个地点作为交易场所，在我们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进行交易。这并不可怕，比起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没有东西，投机商人在那里搞黑市，要好得多。最大的好处是人心定了，也可以防止粮食向外流，制止城市有人囤积粮食。

第三，严格管制私商。

粮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私商只能做代理店。现在可以搞粮食投机的，在大城市里，第一是私营粮食加工厂，第二是粮食店，第三是私营食品加工厂，第四是跨行跨业的兼营粮商，第五是粮贩子。最难对付的是粮贩子。他们是流动的，只有一条扁担，人数又多，只要一个地方粮食市场一波动，一下就可以出动多少万人。这些人搞的是转手买卖，他们的资金不多，但是动摇人心。粮贩子的可恶就在这里。对付粮食贩子的办法：一个是堵住他们粮食的去路，使他们卖不出去；另一个是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斗上几个。要禁止粮商跨行跨业。囤积粮食者要严惩。粮食加工厂，只准加工，不准做粮食买卖。非主粮也由国家经营，步骤可以缓一点。粮食零售店，特别是大城市的零售店，第一个步骤是要使它变成我们的代理店，叫他们给我们代售。他们会不会把粮食压起来待价而沽呢？现在是配售，买粮的人要按时向他们买，所以他们不能压起来。会不会在粮食的质量上搞鬼呢？会搞鬼的，但是我们也有办法对付。让商人搞代理店，还可以使城市中不致有许多人失业。

第四，调整内部关系。

粮食由中央和地方分管之后确有好处，就是各地都积极了，采取负责态度了。这样我们就能多买到粮食，少卖出粮食。是不是发生了缺点呢？也有。分管以后，各地为了保住自己地区的粮食，阻止粮食向别的地方流，结果提高了价钱。现在大区对省之间的调动，中央对地方之间的调动，比从前更困难了。大区与大区之间、省与省之间的交换也碰到了困难，协议常常不能成立，互相封锁，甚至发生冲突。这些都是在讨论分管的时候就预料到的（注「参见本书《粮食要统筹统支》一文（第191一192页）。——第216页。」），也是有所准备的。另一个缺点是，中央没有定出一个全国的粮价来，分管以后，全国统一的粮价也很难定，所以各地在定价上很可能只照顾局部，有的地方为了阻止粮食出去，把粮价提得太高。搞征购，牌价按什么规定呢？如果全国统统按高的标准定，而销价又不能提，国家至少要赔十万亿元，数目很大。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提高了，需要降下来，等征购时再降就被动了。调整粮食价格是一项很大的工作，但一定要调整，如果不调整，国家要赔很多的钱，这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粮食分管以后，还可能发生在品种上使用不合理的现象。有些细粮多的地方多吃细粮，少吃粗粮；而有些需要细粮的地方则缺乏细粮。此外，在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安排上，也可能发生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说过各地的粮食要基本上自给，但有些地方只顾自给，不顾国家的需要。有的地方扩大了棉田，而他那里棉花的单产很低，并不适宜于扩大。比如东北明年计划扩大棉田一百万亩，其实那个地方并不适宜于种棉花，那里种杂粮很好，产量很高，可以供给其他地方。总起来说，现在既要改变过去统一管理时地方上没有积极性不负责任的毛病，也要改变分管以后所发生的毛病。怎样来确定中央的统一筹划，又怎样来确定地方的分级负责，这次会议应该在方针上有所讨论和决定。

我上面讲的四个问题，重点是征购。粮食不充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乱的局面必然越严重，我们也就越是被动。

总起来说，我们要在农村中采取征购粮食的办法，在城镇中采取配售粮食的办法，名称可以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确定在十一月底以前完成各级的动员和准备，十二月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务院第一百九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并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布《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

食油产销情况及处理办法（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食油产销情况及处理办法*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目前食油供应的情况是紧张的，特别是上海、广州、唐山等城市。食油供应紧张，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较长时期带根本性的困难问题。国民经济恢复（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迅速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五。钢、煤、电力、原油、水泥、粮食、棉花、棉纱等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均已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为一九五三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第218、246页。」）以后，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抗战前的水平，而油料作物的产量仍大大低于战前，食油产量只达战前百分之七十六，而内销、外销增长速度却很快，内销每年增加约十万吨，外销每年增加约在八万吨以上。这是目前食油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

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研究了全国食油产销的情况，并提出了解决今后食油不足的措施。

第一，食油生产。战前一九三五年产量为二百二十二万吨（油料折油），一九五二年只达到一百六十九万吨，减少五十三万吨。油料作物的产量，菜籽、芝麻约当战前最高年产量的一半，花生约当战前最高年产量的四分之三。油料作物总面积并未减少，而单位面积产量降低很多。其原因，主要是农民只注意增产粮食，未重视油料。这与我们在经营政策和价格政策上的错误有关。一九五二年误认为“油多”，收购太少，价格也偏低，农民自然无心增产。今年受灾害影响，减产更多，其中突出的是花生。山东、河北等花生的集中产区，皆告减产。估计今年食油的总产量，比去年减少十万八千吨。

第二，食油内销。内销数量是逐年增大的，国营公司在城市的销量，一九五一年为二十万吨，一九五二年为二十九万吨，一九五三年为三十九万吨。合作社在农村的销量也不断增加。合作社为了大量掌握油饼，在产地就近榨油，因此农村供油量便增加了。农村销油增加，使城市的食油供应更加紧张。另一方面，可供内销的数量却又逐渐减少，一九五二年为一百零二万吨，一九五三年为九十七万吨，预计一九五四年只有八十九万五千吨。一九五三年可供的内销量不足，还可用库存弥补，而一九五四年度因收购减少，销售增加，库存不足，食油供应紧张状况将更为严重。

第三，食油出口。战前一九三六年出口总量为二十六万八千吨，一九五二年为二十九万吨，已超过战前。一九五三年出口又增长至三十三万七千吨，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三，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出口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苏联等国家要得多，很难减少；一方面是我们需要以此增加外汇，换进基建物资（一吨食油可换四吨钢材）。一九五三年出口增加八万吨，与误认为一九五二年食油积压有关，是带有盲目性的。

第四，公私比重。三年来，在国内市场和外销中，公私比重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内市场上，收购方面，国营和合作社一九五一年占百分之四十四，一九五二年增长至百分之六十四，一九五三年又增长至百分之七十四。供应方面，国营和合作社增长的比重，大体与收购相似。出口油脂，国营一九五一年占百分之七十五，一九五二年增长至百分之七十七，一九五三年又增长至百分之八十七。社会主义成分已经逐渐增加。一九五三年下半年，由于停止胡麻（注「这里所说的胡麻，即油用亚麻。油用亚麻在我国西北、内蒙古一带为主要油料作物。——第220页。」）籽、芥菜籽等出口，私营出口商更加削弱。国内市场，由于华东等地区的食油紧张，加强了对私商的管理，国营及合作社的阵地扩大，私营比重也更形缩小。

解决今后食油困难的根本办法，是增加生产。为此，应积极提高各种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菜籽的播种面积，充分利用未耕沙地多种花生。对不影响粮食产量的油料，如茶油籽、葵花籽、大麻籽等，应尽可能增加生产。对此，农业部将提出具体办法，各地应加强对增产油料作物的领导。商业部需酌量提高油料的收购价格。

应该指出，油料的增产是不能立刻见效的。为了缓和一九五四年食油供应的紧张状况，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第一，实行计划收购，即统购。油料作物的统购，要与粮食统购一同进行，不另定时间，也不另立名目。全国在一九五三年度（一九五三年十月到一九五四年九月），共统购花生仁八十七万二千吨，芝麻三十一万一千吨，菜籽四十三万一千吨，胡麻籽九万二千吨，芥菜籽一万二千吨，茶油籽二万六千吨，共折油六十八万五千吨。再加上由粮食部统购的大豆可榨油十五万吨，合作社收购的棉籽可榨油十五万吨，合计共可收购到食油九十八万五千吨。

计划收购的办法是，在花生、芝麻的集中产区，由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根据中央所规定的油料收购数字，分配给省、专区或县，与统购粮食的工作同时进行。油料集中产区，由于商品率高，统购的比率（即统购数量占产量的比例）可以高于一般地区，花生可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芝麻可占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在花生、芝麻的一般产区，则由各大区根据各地油料作物的产量，分配给各省一定数目，算在粮食收购数字内，随粮收购，即在统购粮食时，一律允许农民缴纳油料作物，并规定合理的油粮比价，使农民乐于缴纳油料作物以代替粮食。各种油料的收购价格，由中央商业部另行规定。

第二，加强对油商的管理。在实行统购油料的地区，不准私商收购油料。统购任务完成后，农民的剩余油料是否可以向当地私人油坊出卖，或只准卖给国营公司和合作社，待研究后另行决定。在未实行统购油料的地区，则仍准私商购销油料。

第三，实行计划供应，即统销。一九五四年，在大、中、小城市必须实行食油计划供应。由于农村中缺油户比缺粮户更多，对农村人口的定量标准不易确定，定少了农民不满意，定多了无法供应。因此，对食油计划供应的范围及办法，尚待进一步研究。食油计划供应的时间，可以略迟于粮食计划供应。

第四，扩大食油的来源。一是扩大推销煤油八万吨，以此换出一部分燃灯植物油，来供应市场。二是以动物油来代替工业上用的一部分植物油。三是尽可能提高出油率。从原来供应土榨的油料中，抽出一部分供给机榨。四是试行榨谷糠油、骨油等。

第五，为了缓和食油市场的紧张程度，一九五四年食油出口，比原定控制数字减少十万吨。

第六，目前国营和合作社的油脂业务机构是不统一的，为了适应统购并准备担负统销的任务，必须加强商业部的油脂公司，以此为中心来组织国营和合作社的油脂业务机构。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个报告，并作出了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改善副食品的产销状况（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改善副食品的产销状况*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副食品为城市及工矿区广大居民每日生活所必需，较主食消费比重还大。由于生产非常分散，供应十分集中，季节之间、城乡之间的调剂都比较困难，因此，如果放松了对副食品的经营和对市场的管理，便会发生供求失调，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居民生活。

几种主要副食品中，除食油已另作报告外，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对猪肉、蛋品、水产、蔬菜、干菜、水果的产销问题也进行了专题讨论。这些副食品的供应，不但在“五一”、中秋、国庆、春节等节日，各大城市和工矿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局面，而且猪肉、蔬菜在个别城市常常供不应求。加强副食品的经营，已成为国营商业急不可缓的任务。

各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如下：

一、猪肉。一九五三年毛猪年末存栏头数将达九千万头，商品量为五千万头，其中，供应城镇消费、军需及出口的为二千五百万头（城镇居民消费二千二百五十万头，军需五十万头，出口二百万头），供应农村约二千五百万头。农民消费，连同自宰自食的约二千六百万头，共达五千一百万头。城镇每人每年消费约二十斤，农村约十一斤，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民相比，约为二比一。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经营六百四十万头，占商品量的百分之十三左右，比重还小。从猪肉商品量与城市消费量对比来看，只要对城市、工矿区供应工作组织得好，可以做到不发生脱销和不出现黑市。从猪肉商品量与出口对比来看，出口仍有潜力。在一吨肉可换五吨钢材的条件下，争取更多一些猪肉出口，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

当前猪肉供应发生问题，原因有五。第一，毛猪生产非常分散，长途赶运易死易伤。第二，收购面窄。中国食品出口公司经营毛猪，在华东一个大区的收购量，即占全国收购总量百分之六十九，而华东又集中在苏北、胶东两地。其他地区虽由土产公司和合作社收购一部分，但离交通线较远的地方，收购就很少。第三，多头收购，不能统一计划盈亏。国营土产公司、食品出口公司、合作社以至私商，都集中在交通沿线和集中产区收购，未能统一采购，以致交通不便地区及山区经营赔累，就不去收购。初步估计，全国毛猪重要产区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江西、湖南等省，今年仍有三百五十万头毛猪不能进入市场。第四，冷藏加工厂少，且集中在几个城市，旺季因不易大量保存，不能尽量收购，因而要调剂季节之间和地区之间供应上的不平衡，也就很困难。第五，猪疫蔓延，对生产和经营威胁极大，历年因患猪肺疫、猪瘟疫而死亡的占总头数的百分之十。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江西的猪丹毒（注「猪丹毒——俗称“打火虫”，是猪的一种急性败血性传染病。——第224页。」），河北的囊包虫（注「囊包虫——是猪的一种寄生虫。——第225页。」），也很严重。一九五三年猪肉产销情况是，从全年生产和销售的数字看可以平衡，但季节调剂和地区调剂则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是：建立统一收购机构，扩大收购面；增加冷藏设备，加大储存量；加强防疫治疗，保护生产；随着消费增加，按比例扩大生产。

二、蛋品。一九五三年全国鲜蛋产量估计可能达一百四十四亿枚（以一亿农户，平均一户养母鸡二只，每只年产鲜蛋七十枚左右计），其中农民自用量八十亿枚，商品量为六十四亿枚（出口十亿枚，军需三亿枚，城镇居民消费五十一亿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经营的占商品量的三分之一。全国鲜蛋重点产区为河北、绥远（注「绥远——是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第225页。」）、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其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鲜蛋生产极端零散，集中和长途运输损耗很大。鲜蛋又是季节性产品，盛产时期为每年三月至七月初，约占全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保存不易，供应上很不平衡。冰蛋、干蛋厂的设备多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而城市需用蛋类的食品业皆用鲜蛋，尚不习惯用冰蛋、干蛋粉来制点心，这就增加了季节调剂的困难。鲜蛋上市旺盛季节，农民争相求售，到淡季，城市又普遍感到供应不足。蛋品除供内销，出口量还可增加。抗战前一九三○年曾出口三十一亿枚，一九五三年只出口十亿枚，两万枚蛋可换五吨钢材，应争取更多的蛋品出口。解决鲜蛋产销中存在问题的办法是：增加冰蛋、干蛋粉在产蛋旺季的加工和保存；改变城市人民食用鲜蛋习惯，扩大冰蛋、干蛋粉对食品业的供应，以补淡季鲜蛋供应的不足。

三、水产。一九五二年水产品供过于求。一九五三年全国商品量估计为三十五亿斤（其中海产二十四亿斤，河产十一亿斤），全年产销情况是供求适应。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经营比重很小，不及商品量的百分之二十。由于生产季节性强，冷藏的运输和仓库设备少，在水产大量上市的旺季，因不能大量冷藏难以作长途运销，又不能大量腌制，因此常常腐烂落价。北方各城市平均每人每年食鱼仅四斤，南方城市每人每年消费量则三倍或五倍于此数。我国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估计年产量可达八十亿斤至一百六十亿斤，如能在产区增加冷藏设备，增大腌制量，扩大水产推销，对减少猪肉的供应，挤出猪肉出口，对渔民，对消费者，都是有利的。

四、蔬菜。当前蔬菜的经营，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在城市约占百分之二十，大城市供应平时还没有问题，节日稍感紧张。新的工矿区和驻军集中的地方，则多有供不应求的情势。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城市附近建筑面积不断扩大，占用菜地很多，新扩建工程又很少预留菜地，致使蔬菜种植面积不断缩小，加之菜园又非一年施肥即可种好，种菜需一定的技术，因此蔬菜供应量减少，而需要量却日益增大，供需不敷的情势日益暴露。解决蔬菜产销问题的办法是：第一，组织生产。由于蔬菜只能就地生产就地供应，国营商业不能大量经营，必须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组织郊区蔬菜生产合作社，保证必需的供应。第二，按人口比例保持必需数量的菜园。一般估计城市人口每人每年平均需蔬菜二百五十斤，菜园的产量每亩平均约七、八千斤，则每三十人应有一亩菜园。第三，城市消费合作社组织菜栈，扩大供应，增加窖藏。第四，国营商业可经营一定量的若干种蔬菜，如白菜、萝卜、洋葱、大蒜，做远距离的调运，调剂节日的需要。

五、干菜。粉丝、榨菜、木耳、金针、香菇等，一九五三年产量共约三亿多斤，商品率高，现在国营商业、合作社经营达一半多。小杂粮及豆类加工制造之豆腐、豆芽、豆酱等，国营商业皆未经营。干菜适于储藏，且可行销全国，随着城市需要的日渐扩大，可以补副食品的不足，国营商业、合作社应扩大经营。

六、水果。一九五三年全国各种水果产量，根据商业部召开的全国土产会议的估计，约为五十九亿斤。国营商业、合作社仅经营适宜于长途运销及出口的苹果、桔子、香蕉等，在集中产区国营采购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他如梨、柿等一般水果多为当地私商小贩经营，市场供应尚能适应。今后内销和出口需要增加，国营商业、合作社应适当增大经营比重，以保证水果的供应。

改善副食品的产销状况，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一、提高认识。过去国营商业部门将经营重点放在粮食、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重要百货等主要生活必需品上，对副食品没有去管，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主观力量也只能如此。今后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营商业除继续重视粮、布、主要百货外，对城市副食品的经营要有计划地管起来。城市、工矿区居民副食品的消费比重较主食为大，副食品的供应，关系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国营商业必须把副食品列为经营重点之一，与合作社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增大副食品的批发、零售及经营品种，达到足以保证城市及工矿区的供应。同时，保证必要的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借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二、成立专业机构。中央商业部应成立全国食品公司，负责统筹副食品的收购、市场供应和出口。

三、扩大收购面，增建冷藏设备。由于副食品大都为鲜货，生产季节性强，目前冷藏库、车的设备太少，不能及时大量收储，不能长途调运，影响收购、内销和出口，妨碍调剂供应。商业部应即根据今后几年收购供应情况，提出逐年增建冷藏库、车设备的计划。

四、保证大中城市、工矿区的供应。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应逐步保证九十九个大中城市及工矿区（中央直辖市十四（注「指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武汉、广州和重庆。——第228页。」），工矿区十一（注「指山东淄博工矿区、河南焦作工矿区、河北峰峰矿区、绥远石拐沟矿区、松江双鸭山矿区、甘肃玉门油矿区等。——第228页。」），省会二十六（注「一九五三年，全国设有三十个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地方。其中，除台湾省外，松江、陕西、湖北、广东的省会哈尔滨、西安、武汉、广州为中央直辖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绥远省人民政府共驻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所以这里讲二十六个省会。一一第228页。」），其他中等城市四十八）共四千万居民副食品的供应。初步估算，一九五四年九十九个大中城市、工矿区副食品需要总值为十七万二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每人每年副食品支出平均四十三万元），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应经营八万四千亿元，占百分之四十八。但不应平均使用力量，我们首先要加强大城市和工矿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经营比重，肉类供应比重应达百分之六十，蔬菜应达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在中等城市及西南、西北地区比重可小于此数，东北地区则应大于此数。

五、加强领导，分工负责。责成商业部负责对全国副食品的经营领导。同时，要在各地党委、财委领导下，拟定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商的经营比重，分别拟定购销计划，达到城乡、内外的统筹兼顾。在经营上，国营商业部门和合作社应作如下分工：肉类、蛋品、水果的批发和出口，由国营商业经营；蔬菜应由城市消费合作社建立必需的菜栈，与郊区蔬菜生产合作社订立购销合同；水产目前仍由国营和合作社经营，食品公司成立后，逐渐由食品公司担负经营的主要责任；干菜的批发由国营商业、合作社共同经营；小杂粮由粮食部负责供给粮源，城市供应由商业部负责。

六、增加生产。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及出口量的扩大，今后必须增加副食品的生产。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应适当增加畜产品、蔬菜、水果等的生产，并应加强对猪疫的防治。农业部应作专门的研究和布置。

*注「这是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230页。」）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注「四中全会——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进行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第230页。」）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妨碍党的团结，不幸发生党的分裂这样一种危险。如果我们不严格地防止它，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讲起这样的事情是不愉快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这次会上，被批评的同志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改正，一是不改。现在他们开始检讨自己，哪怕检讨不彻底，我们也是应该欢迎的。瞿秋白（注「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一九三五年二月，在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第231页。」）同志讲过，水牛转弯不大容易。这是常有的。我希望他们能彻底改正。但是我现在要说，就是这些同志改正了，以后是不是还会出？过去出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绝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至于乱子是否闹得像张国焘那样大，可以分裂党、分裂军队，那要由条件来决定。出是可能的，但是乱子闹得大不大，要看当时的具体条件。我们不要高枕无忧，认为党内不会出怪事。

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马列主义的教育，当然有很大的作用，我们是相信这个主义才来干革命的，我们必须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这是肯定的、无疑问的。但是，我看不能因为有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不出问题了。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

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那末，我们翻来覆去地想一想，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就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四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的，有六十几岁的，也有七十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都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千万不要“伤风”。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我们想一想，一九四五年七大（注「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第233页。」）到现在，跌了大筋斗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背上背了一个大包袱，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正确”。背了“正确”的包袱，就会跌筋斗。这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我并不是说犯错误好，而是说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很顺利的同志，应该十分警惕。同时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一个时期正确了，不小心，骄傲了，同样可以再跌筋斗。同志们，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很小心。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

（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到一九五七年底，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235、256、269、277、308页。」），从一九五一年到现在，共编制了五次。前三次都是由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编的，第四次是由国家计委编的。这一次又由我接手，从今年三月开始工作直到现在。

这个计划，有比较准确的部分，即国营经济部分。也有很不准确的部分，如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只能做间接计划（注「间接计划——是有别于指令性计划的一种计划管理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国家直接向企业单位下达计划指标，而是通过颁布有关的政策法令，利用经济杠杆，使其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第235页。」），而这些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又占很大比重。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

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了一年半。现在我作几点说明。

对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估计

工业生产方面。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下同）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点五（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百分之十四点七，执行结果达到百分之十八。——第235页。」），估计是可以完成的，并且可能超过。但有些主要产品，如钢材、棉纱等则很难超过。有些产品，不一定能达到计划指标的要求。五年内，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原有的工厂及自己设计的工厂。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增加到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第236页。」），在五年内投入生产的很少，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到六。一百四十一项主要是在第二个五年投入生产，有些要到第三个五年才能起作用。包括一百四十一项在内，全部新建工业厂矿，五年内能投入生产的，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中只占百分之二十五，约百分之七十五的产值要靠解放前的老厂。

工业基本建设方面。五年内新建改建的六百一十五个（可能还要多些）限额以上的项目（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增加到六百九十四个项目。限额以上的项目，指在基本建设项目中，不论新建、改建或恢复，全部投资等于或大于国家规定限额的建设单位。这类建设单位的设计任务书由中央审批。小于限额的，称为限额以下的项目，其设计任务书由地方审批。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管理和掌握基本建设项目的方法。当时，国家规定：钢铁工业和汽车、拖拉机、船舶、机车车辆等制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一千万元，有色金属、化学和水泥等工业的投资限额为六百万元，煤炭、石油和纺织等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五百万元，橡胶、造纸、制糖、卷烟和医药等工业的投资限额为四百万元，等等。限额以上的项目，一般为国家重点建设的项目。——第236页。」）中，有些项目（包括一百四十一项）可能要推迟。其主要原因为：我国技术力量弱，提供的资料不准确，又常改变，翻译资料也需要耗费时间，加上我国与苏联在交接中有许多不便，苏方提供的许多成套设备可能不及时，常常会发生停工现象。同时，如鞍钢和长春汽车厂等大项目的建设，现在是以全国力量来支持的。一百四十一项的建设全面铺开之后，全国支持的力量也会更加分散。基本建设的大规模铺开，还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真正紧张的时期还在后头。将来必然会遇到更多困难，特别是下级干部和基层干部会严重不足。干部在基本建设方面取得经验，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此外，对六百一十五个建设项目，内部工作布置必须按现定时间争取完成，但要准备有些可能完不成。因此在公开宣布时应讲清楚，哪些项目会推迟。

农业生产方面。五年内农业总产值每年要求递增百分之五（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百分之四点三，执行结果达到百分之四点五。——第236页。」），一九五七年较一九五二年要提高百分之二十八。这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靠开荒增产的不多。应该估计到，谷物增产是缓慢的。苏联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五○年这三十八年中，单位面积产量仅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要完成农业计划是很吃力的，主要靠合作化。

铁路运输方面。这无疑是紧张的。如果有些工业产品的生产超过了计划，则铁路有些区段的运输就承担不了。因此，在年度计划内，应准备对铁路增加新的投资，解决某些区段扩建改建的要求。

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计划，可以完成，也可能超过。

总的来说，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生产，能否按计划完成，很难说。工业生产计划可以完成，基本建设可能差一点，铁路运输很紧张，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可以按期实现。

按比例发展问题

一、农业与工业的比例。

农业生产同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即使完成计划，也是很紧张的。粮食生产如按计划完成，五年内能增加的库存，也只有二百五十五亿斤。如加上一九五三年六月底的库存一百九十五亿斤，到一九五七年底库存粮总共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这还是包括周转粮在内的。今年五月份一个月就卖了八十亿斤，按此计算，如果遇到灾荒，库存粮只能应付五、六个月。

食油五年内增加不了多少。如果每人每年的供应增加一斤，全国就要六亿斤，需要增加二千万亩的油料作物，这是很难办到的。

棉花平均亩产必须达到三十八斤，才能完成计划所规定的任务。现在全国平均亩产仅三十斤，要提高到三十八斤是不容易的。华北地区提高到三十八斤虽然不很困难，但棉田如再扩大，就会减少高粱、玉米和谷子的种植面积，使燃料和饲料发生很大困难。如果棉花的生产不能按计划完成，则棉花供应就会发生更大问题。

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

以开荒来说。新开垦五亿亩土地，可以收粮食八百亿到一千亿斤。但这甚至在十年内都难以做到，因为没有机器。要开垦五亿亩地约需二十五万台拖拉机，据说要有一千多万吨原油来炼柴油，但我们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才可以有十万台拖拉机，原油的开采也快不了。大规模开荒只能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没有机器是不行的。要是开垦新疆的荒地，还要修铁路（约四千公里），修水利（每亩约一百万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这些在目前都是没有力量来做的。那末，是否可以比计划再多开垦五千万亩荒地呢？我看也有困难。因为，一要增加二十五万亿元的投资来搞国营农场，二要进口三万台拖拉机，三要组织相当大量的技术力量进行勘察设计。此外，还要修筑公路、铁路，建筑房屋，组织七十万劳动力移民，而花费了这样大的力量以后，每年所能增产的粮食也只有八十到一百亿斤。因此，五年内，开荒和建设机耕农场，实际上只能起积累经验和培养干部的作用。

比修水利来说，大型水利工程首先在北方。要是把淮河以北的水都蓄起来，可以灌溉两亿亩地，即可以增加二百多亿斤粮食。这个工程是很大的，没有十年完成不了。而所增的粮食，就全国来看，数量并不多。

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增产百分之三十，就有一千亿斤粮食。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所以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国家在财力上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农业投资是否太少，能否增加？五年内对农业（包括林业和水利）投资为四十九万亿元，占经济建设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五（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三十二亿六千万元，占五年内经济建设支出的百分之七点六。实际完成的投资为四十一亿九千万元，由于国家投资总额增加，所以仍占百分之七点六。——第239页。」）。这里应指出，五年内直接或间接的对农业的投资还有下列各项：地方农业水利投资五万亿元，军垦费用五万亿元，农村救济费十五万亿元，治理黄河可能将有五万亿元，银行长期农贷十万亿元，以上共计四十万亿元。如果把这些费用加上原计划中对农业的投资，就决不止仅占经济建设总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五，而是在百分之十五以上，并不算低。对农业，可以准备几个后备计划，争取在年度中增加投资。

二、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

五年计划规定，轻工业投资与重工业投资的比例为一比七点三，即百分之十二比百分之八十八（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百分之十一点二比百分之八十八点八，执行结果是百分之十五比百分之八十五。——第239页。」）。但目前轻工业的增产，主要还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原料问题。轻工业的原料，一方面来自农业，如棉花、油料、甜菜、甘蔗等；一方面来自重工业，如薄钢板、铝、化学产品等。在这些原料还不能大量增产以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原料供不上，工厂开了也是白开。轻工业现在还有很大后备力量，生产设备利用率很低，只要稍加调整，就可以增产很多。

不仅就生产能力来说，轻工业有很大的潜力，而且就资金来说，也有很大后备力量。因为除去国家预算拨款外，可以投资于轻工业的，还有公私合营及私营企业的公积金，有地方工业的投资，还有社会游资（注「游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的一种短期借贷资本。游资如果用于投机买卖，会对社会再生产起破坏作用。——第55、85、240页。」）可吸收。如果迫切感到轻工业产品需要时，建立工厂也较容易，短时间内就可以搞起来。一个五万锭的纱厂，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建成。

因此，轻重工业之间的投资，以维持现有的比例为好。

三、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

按照五年计划，国防工业是很突出的。为了实现发展国防工业的计划，很多民用工业就必须跟上，而且跟得很吃力。有些民用工业，实际上也是为了配合国防工业而建立的，比如有些特殊钢厂、化工厂等。这种情况的存在，是由于外国是在已经发展了的工业水平上搞国防工业，而我国工业落后，基础太差，但又必须迅速地发展国防工业。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目前的办法。迅速发展国防工业，用力赶一赶，对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是有好处的。

石油工业的发展赶不上需要。石油的供应，不仅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是不够的。现在主要是寻找石油资源的问题。只要发现了新的丰富的资源，就必须大力开发。

总之，重工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这种状况，目前还无法改变。

四、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

今后铁路运输是紧张的。铁路方面的投资也还不够。在制订铁路修建计划过程中，原设想的新干线越来越短，而用在旧线上的投资则越来越增加。一九五二年拟议五年内新建干线一万公里，以后改为六千公里，现在只有三千公里。原因是新设的厂矿多在旧线附近，旧线运输负担将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加重。同时，对修筑铁路的估价也过低，原定每公里为三十九亿元，现实际已达六十二亿元，不得不减少铁路修筑的里程。

目前铁路的修建，应首先保证一百四十一项建设和扩大旧线运输量的需要，同时要为修新线做好准备。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运输任务的完成，必要时将在年度计划内增加投资。铁道部应在所拟定的计划投资外，准备十万亿元以上的工作量，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搞。

五、技术力量的需要和供应是不平衡的。

初步计算，五年内工业和交通运输两项需增加技术人员三十九万五千人，但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仅为二十八万六千人，相差近十一万人。技术力量不足，当然会影响到建设的进度，并会使产量提不高，质量不好。这个问题在十年内很难完全解决。我们决不能等培养好了技术干部以后，再从事建设。而且就目前来说，技术力量不足的状况，也不是依靠增加投资就可以改变的。还有教授不足，在校学生不足等问题。补救的办法，是靠工厂多办技术学校和训练班，培养技工。总之，干部培养不及，是第一个五年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上所说，五年计划各部门的比例，是有缺点的。但目前只能按照已拟定的方案来做。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

财政收支方案

五年内财政收入可否再增加？我看会有某些增加，企业利润和税收可能超收一些，但大量增加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税收再增加四、五十万亿元，将会使物价大涨，实际工资降低，所以是办不到的。

军政费用能不能再减？今后三年，政费难减，因为不能大量裁员。要减军费，也只有减人员，降低现代化程度。我以为，五年计划草案不能这样制定。

工业投资可否减少？既然一百四十一项定了，不能推迟，工业上的钱也是少不了的。除属于一百四十一项的以外，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于一九五二年八月成立。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一机械工业部与农业机械部、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合并为机械工业部。——第242页。」）其他方面的投资，是很少的。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工业投资，过去曾经研究过三个方案一个是二百六十五万亿元，按照这个方案，一百四十一个项目要推迟很多。另一个是三百二十八万亿元，这样就要求财政收入再增加几十万亿元，如前面所说，这很难做到。因此，较适当的是现在的二百九十二万亿元的方案。（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二百四十八亿五千万元，执行结果是二百五十亿三千万元。——第243页。」）。

预备费能不能再减少？现列的预备费是不能再少的。今后三年只有三十八万亿元，只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四，是很少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某些临时的支出一定会有。而且根据过去经验，工业的项目及其造价往往比原计划增加。这些都要求财政上有一定的后备力量。

财政收入超过的部分，不能列入预算。如列到预算里面，而且马上分掉，则会使财政毫无周转余地。所以，宁可在年度计划中，再对某些项目的支出作必要的增加。但这种增加，也必须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在财政上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冒进，即将财政收入全部分出去，搞到中途预算破裂。一种是保守，即有钱不用，妨碍建设。为了在财政上避免这两种错误，就必须一方面保有一定数目的预备费，另一方面又准备在年度计划中增加可能增加的投资。

今后三年保有三十八万亿元的预备费，大体可以不致犯冒进的错误。农业、铁路方面准备好后备计划，在年度计划中准备增加新的投资，就不致犯保守的错误。

按照计划，五年内现金收支是平衡的。将来要出毛病的话，可能出在商业各部，关键在于商业各部的贷款是否已打足。

对苏外汇的支付是很紧张的。为了偿还欠款，为了进口成套设备及其他物资，五年内将对苏支付外汇一百三十六亿卢布。我们必须力求不借外债。为了保持外汇的收支平衡，应压缩不必要的进口。

保持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

一九五七年生活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总额，可达四百六十万亿元（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四百九十八亿元左右，执行结果达到五百二十一亿五千万元。一九五七年社会商品购买力为四百八十八亿二千万元。——第244页。」），那时社会购买力将增至五百万亿元，供应与需要之间差四十万亿元，占供应总额的百分之八。这种差额，城市与乡村都有，但多少在城市，多少在乡村，现在还划不清楚。差额发生的原因有二：一是投资于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吸收了大量的资金，但不可能很快生产出东西，将来生产出来的，大部分也不是消费品。二是为了保证供应，不得不实行农产品计划收购，这样农民就保有很多货币，而不能保存很多实物。

在短期内要完全消灭商品供应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差额不能过大，过大了就可能发生市场上的抢购现象，或农民不出卖农产品。应该说，四十万亿元这个差额是不算小的。解决这个差额的办法：一是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增产，这是最根本的；二是努力在农村中推销工业品；三是增加农产品出口，进口轻工业原料，如毛条、人造丝、橡胶等，经过加工向农村推销，这对回笼货币的作用很大；四是发行公债和提倡储蓄；五是适当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如烟、酒、糖等消费品可以涨点价，而某些农产品可以降点价。我们的原则是，人民虽多出一些钱但不影响基本生活，并要使生活水平微微上升。采用这些措施，虽不能完全解决四十万亿元的差额，但一定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市场的平稳。

解决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应该采取各式各样的、适合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的办法，并且分开在几年内解决，不要挤在一年里面来搞。我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工资，这三条应该说都是好事，都应该做，但是，都不能做得太早，要极其慎重，要量力而行。

最后，再讲几点意见。

第一，现在所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各种数字的小变动是一定会有的，但大体轮廓已定，不能再变。

第二，今后还须继续搞好各年度的财政收支平衡，避免出现抛物线。同时，要搞好电、煤、木材等若干种主要产品的供需平衡。

第三，由于间接计划部分很大，因此这个计划应经过地方党委在更大范围内加以讨论。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注「这是陈云同志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提纲的一部分。」

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

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

一、从一九五三年全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我国市场上发生了许多新的情况，其中主要的一点是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第一是吃的，第二是穿的，第三是用的。这是由于国家以大量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加了就业人物，增加了工资总额。同时，农业增产，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这就使全国人民的购买力，在恢复时期（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迅速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五。钢、煤、电力、原油、水泥、粮食、棉花、棉纱等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均已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为一九五三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第218、246页。」）已经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更加迅速地增长起来，因而社会购买力增长速度超过了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这种趋势将是长期的。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购买力与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差额还会继续扩大。我国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小生产者和私商，市场情况非常复杂，我们对于由许多商品供不应求所造成的市场紧张状况和市场上存在着的不稳定的可能性，必须引起充分的注意。市场的稳定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前提。因此，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市场的稳定，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是商业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解决商品供应不足的困难，根本办法是积极增加生产。由于目前增产的速度特别是农业增产的速度有着一定的限制，因此必须从商业的收购与供应两个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反对私商的囤积和投机，并防止小生产者的惜售和消费者的抢购。一九五三年夏季以后，国营商业扩大了工业品的加工订货和包销的范围，十月和十一月又先后决定实行了粮食和油料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并加强了对其他主要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的收购工作。实行这些措施，就使国家基本上直接掌握了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货源，同时也扭转了粮食、油料的销售量大大超过收购量的紧张局面，继续保持了粮食和油料市场的稳定。经过计划收购来掌握货源，经过计划供应来控制销量，这是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市场稳定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国家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商品品种，将不是减少，而是逐渐增加。对此，全党应有明确的认识，并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在今后加强农产品计划收购工作的同时，对于计划供应品种的增加，范围的扩大，方法的改进，尤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必须了解，在工农业产品的主要货源已由国家直接掌握以后，如果对某些供应不足的主要商品在市场上的销量，不采取计划供应的方法加以适当的控制，并依据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各方面的需要，认真地进行合理的分配，那末，继续保持市场稳定的目的仍是不能达到的。

三、实行上述措施后，我国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国营商业已在批发环节上逐渐排挤私营批发商，到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私营零售商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已不仅要为公营商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商业，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的统称。——第248页。」）系统进行组织货源和组织供应的工作，而且必须对私营零售商担负起同样的责任。因此，我国旧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国营商业对整个市场的统一管理和对私营商业的领导和监督，已经日益加强和巩固。这种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为国家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前提，使整个商业工作更进一步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是非常有利的。但这种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也必不可免地使商业中的公私关系日趋紧张，使私商的经营发生困难。目前大城市中有十余万从业人员的私营批发商，因为得不到货源而没有买卖可做。集镇的私商，因为主要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由国家扩大收购，营业额已经日益缩小。在城市中，由于粮食和食油的计划供应，减少了私商的销货量，还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扩大了经营范围，再加上不适当地过多地扩大了零售额，私营零售比重迅速下降，私营零售商已经惶惶不安。在城乡交流方面，由于农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注「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向全国人民进行关于总路线的宣传，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一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准确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第248、267页。」），私商难于下乡，合作社对一般土产一时又无法全部经营，因此某些次要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也存在着阻塞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目前私商困难的具体表现。中国私营商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大（座商和摊贩共有七、八百万人），对他们盲目地加以排挤，一律不给安排，不给生活出路，势必增加失业人口，造成社会混乱。这是必须防止和纠正的。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对于“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以后市场交易暂时呆滞所造成的私商困难，中央曾采取调整商业的办法给予解决。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巩固了主要阵地的前提之下，应容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和贩运业务。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措施。主要是：一、调整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日用品批零差价一般扩大到百分之十至十八。二、划分公私间的经营范围。国营商业在大城市的零售店，要加以缩减；县镇的国营商店要适当地收缩零售业务，多做批发；城市国营商店和合作社要减少次要商品的经营；农村供销合作社所要收购的，应是粮食、主要经济作物和若干种主要出口物资，其他的次要土产，应让给私商经营。对于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收购，也保留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给私商经营。在零售方面，全国公私商业的比重，仍按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到一九五四年七月，由于情况的变化，上述措施停止采用。参见本书《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一文（第246—254页）。——第196、249页。」）规定：放宽当时过紧的批零差价，减少公营商业的零售点和零售品种，使私营零售商能够维持营业；放宽地区差价，让出公营商业经营的某些商品品种，使私营批发商能够继续贩运。这些办法，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目前市场上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已经出现，为了稳定市场，国家再不能把已经掌握的工业和农业产品的主要货源让给私营批发商；目前批零差价的幅度，除某些商品尚需调整外，大部分是适当的；同时由于今后一个长时期内，计划供应的商品种类还要增加，公营商业的零售点和零售品种亦无法减少；所以，一九五二年为调整商业所采取的那些办法已经不能适合目前的情况，不能再度采用。目前正确的方针，必须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

必须指出，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它将受到私商各种各样的抵抗。在整个改造过程中，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很复杂很尖锐的。现在，批发环节上逐步排挤私营批发商的任务，虽然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对他们的人员的安排和资金的处理，仍需进行妥当和切实的工作，才能巩固已得的胜利。今后，更为复杂更为困难的问题，是改造私营零售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数量很大，而且是因为他们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还有着广泛的联系。要把他们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不经过适当的斗争是不行的。即使在把他们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零售商以后，在如何继续改造他们的经营管理，如何合理划分供应网，如何防止他们掺杂掺假，反对他们制造黑市，以及如何严格监督他们遵守代销和经销的各种规章制度等等方面，都是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经常的斗争的。我们将来还要把私营零售商从业人员的大部分逐步改造成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职员，所以对他们必须系统地进行教育训练和思想改造的工作。

四、根据上述情况，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和安排，特做如下具体规定：

第一，对私营批发商。以零售为主而兼营批发的，一般的转为零售商。专营的批发商或以批发为主而兼营零售的，其中凡能继续经营者，让其继续经营；凡为国营商业所需要者，可以为国营商业代理批发业务；凡能转业者，辅导其转业；经过上述办法仍无法安置者，其职工连同资方代理人可经过训练，由国营商业录用。其职工已由国营商业录用的私营批发商，原有资金应受工商行政机关指导，使用于有益事业。资方实职从业人员，除能自找职业或年老而可维持生活者外，要求参加工作者，只要没有政治问题，经过训练后，可由国营企业陆续吸收，分别安置于没有机密性的商业、粮食、银行和合作社等门市营业单位，以便进行改造。

第二，对城乡私营零售商。除一部分必须和可能转业的以外，一般的应逐步地把他们改造成为合作商店或国家资本主义的零售商。国营商业应该采取分配货源、搭配热门货、调整批零差价、逐步统一公私售价等办法，保持私营零售商一定的营业额，使他们能够维持生活。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某些商品的经营比重，在零售方面，可以作适当的退让，但必须保持足以稳定市场的营业额，防止不适当的过多的退让。国营商业在批销商品时，应该对当地同一行业的全体座商和摊贩同时安排，但不要过多地给摊贩批销商品，以免挤掉了座商。对全部摊贩的改造，是一项更加复杂的工作，只能在处理了座商之后，才能作全盘处理。各地除经营粮食和食油的私营零售商已经采取代销形式和经销形式，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零售商外，今年下半年各大、中城市中，应再选择一个或两个行业，同样采取代销形式和经销形式，把私营零售商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零售商。应把这些改造私营零售商的办法，向社会宣布，以安定各业私营零售商的经营情绪。在县城和集镇上改造私营零售商的工作，可以首先选择适当行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根据目前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城乡经营范围上的不同情况，两者对私营零售商的改造和安排应做如下分工：大、中城市私营零售商的改造，由国营商业负责；集镇私营零售商的改造，由合作社负责；一般小县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哪些由国营商业负责，哪些由合作社商业负责，或者由双方共同负责，应由省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合作社商业在安排私商中如遇困难时，国营商业应大力给以帮助。

第三，对私营进出口商。基本上应按照对私营批发商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同时，国营对外贸易机关应尽量采取联营、经销、代进、代出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私营进出口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他们能在国营对外贸易机关的领导和管制之下，发挥其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应有的积极作用。

第四，为了畅通城乡交流，活跃初级市场，各地应根据情况采取如下的具体措施：（一）广泛建立国家领导的没有私营粮商参加的粮食交易市场。（二）举行初级市场的物资交流会。（三）组织货郎担子为合作社代购代销。（四）为解除互相封锁，取消某些乡、镇人民政府所规定的不适当的市场管理办法。（五）对一般小土产，可以组织公私联购，或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后按比例批给私商。

第五，为着缓和私营零售商营业额下降的趋势，在一九五四年旺季到来以前，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营业额，一般地应停止在目前的水平。个别地区和个别行业的公营零售额，则可以有进有退，但在前进时，对该地区该行业的私商仍须根据上述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分工的原则，分别加以安排。

五、为着适应目前市场情况的变化和切实执行改造私营商业的政策，全国市场的领导必须统一，全国商业工作的步调必须一致。为此：

第一，中央商业部应该成为全国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的统一领导机关，负责制定商业各部门和各地区商品流转的主要计划，掌握公私经营比重，确定商品价格方案。

第二，城乡市场根据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分工负责的原则，划分经营范围。即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市场归国营商业负责；集镇和农村的市场归合作社商业负责；一般县城及大的集镇，由各省委根据不同条件，划归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单独负责，或由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双方共同负责。中央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应根据上述原则，另行议定分工方案，逐步实现。各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仍由合作社经营。为了加强县一级对市场的领导，各县都需建立财委机构，并使这一机构和省级国营商业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编制商品购销计划，掌握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私营商业的经营比重，统一安排私商。

第三，城乡市场必须互相支援。副食品供应不足时，应压缩中、小城市和集镇的副食品的消费，优先供应大城市及工矿区；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应尽先供应农村，以利农产品的采购。

第四，关于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供国内市场销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必要的出口，以换回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六、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加强各地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的机构和干部。各级党委应向党员干部讲清楚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和原因；讲清楚盲目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会更加扩大社会购买力与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差额，因而将更加助长商品供不应求的趋势；讲清楚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所必需的办法；讲清楚若干物资首先供应大城市、工矿区和出口的必要性；讲清楚对私商不能只挤不管，而必须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进行改造的道理。

各级党委接到此指示后，应即进行研究，规定执行的步骤。

*注「这是陈云同志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现在我就目前人民经济生活中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对于粮食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日用消费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从一九五三年以来，我国市场上出现了若干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在小麦遭受冻灾的地区，粮食的供求状况很紧张，下半年，食油、肉类在许多地方也供不应求，不少城镇中都要排队购买。适应当时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对粮食实行了计划收购（即统购）和计划供应（即统销）；然后对食用植物油也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从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起，又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措施，它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城乡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说，是很必要的。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到一九五六年底，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235、256、269、277、308页。」）得以顺利地进行。

粮食、油料、肉类、布匹供不应求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些物品的生产量减少了？不是的。正相反，解放以来，粮食、油料、肉类、棉花、布匹的生产量都是上升的，而且粮食、肉类、棉花、布匹都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年产量。抗战前五年的粮食平均年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其中一九三六年产量是三千亿斤，可是一九五三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三千三百亿斤。抗战前一九三六年是产棉量最高的一年，那一年的产量是一千六百多万担，可是一九五三年棉花产量已经达到二千三百五十万担；一九三三年是棉纱产量最高的一年，产量是二百四十四万件，一九五三年是四百零九万件。一九三六年全国养猪六千三百万头，一九五三年就达到九千三百万头。只有油料作物是例外，虽然解放以来是增产的，但是还没有达到抗战前的最高水平。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粮食、棉花、肉类、布匹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就拿油料来说，一九五二年的产量高于一九五0年和一九五一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二年食油供应情况是平稳的。但恰恰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产量比前两年提高以后，反而不够供应一九五三年的需要。这就可以看出供不应求，不是因为这些物品的产量减低，而是在产量增加以后发生的现象。

那末，供不应求的原因，是否因为出口多了？是否出口数量超过了抗战前？五年来，我们是有一定数量的粮食、油料、肉类和其他农产品出口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百多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经济的落后状态。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进口大量的机器装备，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以便在若干年以后，把我国改造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为了进口机器装备，我们必须用出口物资去交换。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农产品。如果在国内消费方面，不能节省出农产品去出口，那末，我们就不可能进口机器装备来进行工业建设。因此，全国人民应该自觉地节省凡属可以节省的消费品，以便供应出口。为了保证人民的需要，国家对于粮食、油料、肉类只准许一定数量的出口，对于其他农产品，那是应该尽可能首先供应出口，出口有余，再来供应国内需要。减少消费，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消费，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由此来建立我国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在将来迅速地增加各种消费品的产量；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掉，因而不能建设工业，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全国人民自然应该选择前者，不应该选择后者。我们以为，不但是现在，而且是今后十多年内，只能采取节省国内消费、首先供应出口的办法。只有工业基础建立以后，工业装备的进口可以减少的时候，这种情况才能有所改变。

我们虽然出口了一定数量的粮食、油料，但是现在比抗战前出口的数量或是超过不多，或是还有减少。粮食方面，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三年的四年中，平均每年出口三十一亿斤。九一八事变（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随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第180、258页。」）以后，东北地区每年出口多少粮食没有确实材料，因此就难有抗战前的完整的全国出口数字。根据海关的统计，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0年的四年中，那时既有大米、小麦进口，也有大豆、杂粮出口，如果拿扣除进口的净出口来计算，那末平均每年净出口是二十三亿斤。解放以后的出口量，比那一时期每年多了八亿斤，从全国粮食产量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油料的出口，抗战前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0年四年中，平均每年为二十四万六千吨，解放以后四年中，平均每年为二十三万六千吨，还减少一万吨。猪肉出口比抗战前略有增加，但是猪肉出口数量只占解放以来增产数量的百分之六，占全国猪的产量的百分之二多一点。解放以来，粮食、油料、肉类，每年都有大体相等数量的出口，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二年市场供求情况是平稳的，到一九五三年才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这些物品供不应求的原因，不能说是由于出口所造成的。

若干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这些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这些消费品的产量增加了，但是人民购买力增加得更快。农民购买力提高的事实是很明显的，他们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几年的丰收，加上国家对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起解放初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农民的生活是改善了。过去吃得稀、吃得少的农民，现在吃得干、吃得多了；过去为了交租还债、被迫出卖口粮的农民，现在不但不卖口粮，而且无需急于出卖余粮了。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一九五三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城市人民购买力提高的事实也是明显的。几年来物价是稳定的，工资收入比起解放初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最重要的是从一九五三年起，国家开始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全国就业人数又大为增加。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社会工资总量和城市人民的收入。正是由于城乡人民的收入增加了，才使产量增加了的粮食、油料、肉类、布匹发生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有些人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说，抗战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上述几种消费品没有采取配给办法，现在反而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了，看来，现在不如过去了。事实正相反，上述几种消费品，比抗战前产量增加了，但是人民的购买力比生产增加得更快。国民党统治时期产量比现在低，当时不用配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那时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有钱，几万万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如现在。那时是少数人能够吃饱、穿暖，现在是几万万翻身了的劳动人民都有饭吃、都有衣穿。只要全国每一个人一年多穿一件衣服，一年就要多消费三千万到四千万匹布；多吃一斤肉，一年就要多消费六百万到七百万头猪；几万万人的消费水平提高，就会使增产了的消费品发生供不应求。这种情况难道可以说“现在不如过去”吗？正相反，这恰恰是证明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了。

增加生产是解决供不应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产量是不能立刻大量增加的。就现在条件来说，解决消费品供应问题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听任这些消费品被囤积居奇，抢购涨价，那末，得到好处的将是投机商人，吃亏的是广大的消费者。另一种办法是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种办法既保证商品所有者得到了合理的出卖价格，也保证消费者用正常的价格买到一定数量的消费品。因此，无论对于商品出卖者或广大消费者都是有利无害的，仅仅对于投机者不利，因为他们无法投机倒把了。我们采取后一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国家对于农民自用以外的剩余粮食、棉花、油料实行计划收购，是否不利于农民？我们认为，这对于全体农民是有利的。如果不是由国家计划收购而听任私商、富农操纵农产品市场，那就是走解放以前的老路。那时能够等待高价、囤积居奇的只是商人和富农，广大的农民是得不到丝毫好处的。正相反，在私商、富农操纵的市场上，农民只能是出卖时被压价，买进时出高价。国家实行计划收购以后，农民就再不吃这种亏了。国家规定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牌价，是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是完全公道的。过去一年，国家在粮食收入和卖出之间，用于运费、杂费的赔贴，就有两万多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世界上到哪里去找补贴农民和消费者的粮食商人？当然，以国库补贴粮食的赔损，只是一时的现象；但是，仅仅这件事，就可以证明国家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国家卖出粮食的总数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卖给缺粮的农民的。向国家买粮的农民，有一亿人口以上，他们或者因为种了经济作物，或者因为土地少粮食不够吃，或者因为受了灾，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国家供应粮食。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对于农民都是有利无害的。

面粉、棉布、食油采取定量分配的办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的。定量分配，当然是对于消费的一种限制，但是我们目前采用的定量分配，还不是一种全面的严格的定量分配，实际上只是某类物品中，一部分品种实行定量分配。例如北方的面粉是定量分配的，分配量也不多，但是其他粮种并未定量分配。（注「这是当时的情况。后来，市镇居民的口粮，全部实行定量分配。参见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第261页。」）。棉布是定量分配的（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四日，国务院根据近几年纺织品货源日益充裕的情况，决定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一九八四年不发布票。——第261页。」），但是供应的数量足够保证每个人必要的衣着。购买力高的人，还可以自由购买丝织品、毛织品、麻织品，因为这些织物并未实行定量分配。食油是定量分配的，对某些城市和乡村人口的定量也很低，但是肉类和动物油并未定量分配（注「这是当时的情况。后来，在全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或者有些地方的肉类和动物油的供应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就采取定量分配的办法。——第261页。」）。所以，这样的定量分配，并未全面限制人民的消费。定量分配比之自由购买，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但是如果听任商人囤积居奇，抢购涨价，那末，大多数人民不但会更加不舒服，而且许多人可能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将来是否会有改变？我们认为计划收购这个政策，今后要继续实行下去，是不会变更的。因为一方面，由国家掌握各种货源是保证国家进行有计划建设所必需；另一方面，保证我国农民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不是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而是经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取消计划收购，等于放纵私商和富农去操纵农产品市场，农村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计划收购是一种使全体农民不受人剥削、都能得到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步骤。

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但是应该看到，取消粮食、油料、布匹计划供应的日子，并不会很快到来，因为粮食、油料是农产品，布匹的原料也是农产品，而农产品增产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因此，我们便不能希望粮食、油料、布匹的计划供应，会很快取消。相反地，为了适应供求情况，今后几年内还有扩大计划供应范围的可能。我们应该看到，计划供应并不是供应数量的减少，它是消费水平提高中的节制，就是说，我们的消费水平在目前不能无限制的提高，只能是逐步的提高。应该看到，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节制，并不表示国家经济状况的后退，正是显示出国家经济状况的前进，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

粮食、油料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已经实行了半年多。在过去这段时间内，事实说明了全国人民是赞助政府的。农民热烈响应国家计划收购的号召，粮食、油料都超额完成了国家的收购计划。城乡粮食计划供应的情况是平稳的，人民同政府是合作的，国家在粮食方面也超额供应了城乡人民。全国的市场物价是平稳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没有错误和缺点，工作中错误和缺点是很多的。例如，粮食计划收购的数量，对某些农户有偏多偏少的现象；对供应农民的粮食分配，并不完全恰当；许多集镇尚未建立起国家领导的、没有私营粮商参加的粮食市场。由于国家没有掌握足够的食油，因此对农村食油供应就很少；许多地方的油坊尚未恢复榨油。所有这些错误和缺点，都要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

目前一个严重问题是某些农村食油供应量太少。有人问，如何解决？可否减少城市中的供应量来增加到农村去？关于食油问题在农民中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一部分人食油是有余的，有一部分人食油能够自给，有一部分人食油不够自给或者根本没有。农村中本来可以自行调剂，互通有无的，因为食油供应紧张，这种调剂也减少了，这就更增加了农村供应的困难。城市中食油分配的定量是不高的。以北京为例，每人每月平均不过十两（注「这是当时市制中的重量单位，，一斤为十六两。——第263页。」），许多城镇还比北京少。从城市中减少供应量来供应农村，并不能解决农村的缺油问题。因为城市供应数量中能够减少的很有限，假定每个人每个月再减少一两，分到农村去，每个农民分得的还不到二钱。油料是从农村来的，解决农村食油不足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油料的产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已经规定办法，要求过去大量种植油料作物的农户，必须照旧种植，而且要以更多的油料卖给国家，保证国家和城市人民的需要；要求过去未能种油料作物的农户，家家户户在地边上、荒地上广种油料作物，到明年油料收获以后，保证家家都能达到食油自给，并且希望以后能够逐步做到拿出一定数量的油料卖给国家。我们相信，只要政府规定出适当的办法，全国农民是能够同政府合作的，食油供不应求的情况是可以逐渐缓和的。

为了保障供应，为了巩固市场物价的稳定，在实行粮食、油料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同时，国营商业对全国私营工厂的产品更进一步扩大了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范围，这些措施是必要的，符合于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但是，实行这些措施以后，在我国原有的商业关系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国家对于某一种物品实行计划收购或者统购包销以后，这一行业的私营批发商就减少了货源，或者没有买卖可做。国家实行粮食、食油、棉布的计划供应以后，这些行业的私营零售商，就变成替国营商业执行代销、经销业务的零售商。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这样：对于私营批发商，能够继续经营的让他们继续经营；国营商业需要他们代理批发业务的，委托他们代理批发；能够转业的让他们转业；除此以外，无法经营的批发商从业人员，连同资方实职人员在内，如果他们没有别的谋生之路，自己又愿意，经过训练，可以由有关的国营公司和合作社依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工薪待遇，吸收录用。对于私营零售商，只要他们诚实地遵守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规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将尽可能地委托他们代销、经销，他们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营业收入。但是，凡属不遵守代销、经销的规定，犯有盗窃舞弊行为的人，国家将给以应得的处罚。

我对于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意见就是这样，是否妥当，希望各位代表指教。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原载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现在私营工业生产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有若干种行业（不是全部行业）设备有余，工人有余，任务不足，原料不足。这些行业是：机械制造，医药和医疗器材，针织，成衣，食品（面粉、榨油、罐头），制革，文具和印刷，木材加工（特别是东北）。在这些行业中，存在着国营与私营的矛盾，上海、天津与其他地区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现在，公私都有困难，但国营的困难比较少一些，私营的困难比较多一些。各地的私营工业都有困难，但上海、天津最困难。

在上述行业中，有些行业如面粉和榨油，解放后就困难，但正因为这些行业一直未增加新设备或者增加很少，现在反而不觉得很困难。有些行业如电机、制药、针织、文具等，是经过新的发展之后造成的困难。这类行业的盲目发展，不仅私营有，而且国营和地方国营也有。

造成盲目发展的原因，一是抗美援朝大量的（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加工订货刺激了生产，二是由于扩大基本建设而增加加工订货，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三是国营商业部门的加工订货有很大的盲目性。去年上半年“泻肚子”，下半年就到处加工订货，什么都要，百货公司订货甚至不管商品的品种、规格，只讲金额，盲目性很大。我们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比如现在要发勋章、奖章，如果大家都去生产这种东西，就会出问题，因为勋章、奖章总不能天天发。

过去本来困难的行业现在不困难了，有过黄金时代的行业反而困难了。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以后看见某些行业有较大发展的时候，不要太高兴，要加强管理，否则，发展就会过头，生产就会过剩。并不是什么发展都是好的，不加计划、不加管理就会不好。不仅私营工业如此，国营工业亦是如此。尽管国营工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如不进行计划，也必然是盲目的。国营工业不是孤立的，我国还有合作社工业、公私合营工业、私营工业。如果只有国营工业有计划，而不将其他工业计划进去，那末，计划也是空的。只顾国营工业不行，只顾工业也不行。经济是多方面的，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还有商业、财政、金融等等，如只顾工业，不顾其他，也会出毛病。

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私营工业没有一个专门的业务管理机关，中央各部只管国营还管不了。地方有工商局，这是行政管理机关，只管歇业开业，不管成品和原料，因此对私营工业生产也就管不起来。现在原料、成品都由我们控制了，没有专门业务机关领导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在今年九月成立了地方工业部（注「地方工业部——于一九五四年九月成立，一九五六年五月撤销。——第266页。」）来管私营工业。现在来讨论私营工业生产安排问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将原料掌握起来，将成品管起来。去冬实行粮食统购，把主要农产品管起来，今春又把工业产品掌握起来，所以条件就具备了。

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来调整私营工业生产呢？就是要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注「1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向全国人民进行关于总路线的宣传，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准确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第248、267页。」），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工业，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断稳步增长的条件下，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工业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要反对资本主义的盲目性，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要把上述四种工业都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资本主义经济要对抗国营经济的领导，要搞“五毒”（注「“五毒”指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种违法行为。——第172、267页。」），我们一定要坚持反对，这是肯定的。但必须知道，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注「五种经济成分——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原文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92、136、148、179、267页。」）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一九五○年，为了财政经济稳定，只顾货币回笼，于是税收、公债等几路一起抓，对资本主义经济攻了一下，后来不得不来一次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那时我们舒服了，人家就不舒服。我们只管国营是很简单的，既管国营又管私营是很麻烦的，但我们不能怕麻烦。如果不管就会更麻烦。现在怕麻烦，将来就会有大麻烦。现在解决好，还是将来解决好？当然是现在解决好。对各种经济成分要有所不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限制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步子常常走得快了一些，走得过快就要调整一下。为什么我们对私营工业又要大体上一视同仁呢？这是因为，所有私营工业迟早都要变成国家的，不能丢掉它。同时，私营工业的工人与国营工业的工人一样，都是中国的工人，不能另眼看待。

下面，我讲一讲解决工业生产中矛盾的办法。

一、公私之间的矛盾。国营能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的，就让出一部分。棉花歉收，纺织业要减班减点，国营与私营大体上要一样。机器，私营能做的不多，做出的也无销路，国营要让出一部分不致积压的产品给私营来维持他们的生产。不能认为，让出一部分就是将私营生产放在第一位了。让出一部分是为了维持私营生产，国营生产还是第一位。国营让出任务后，要减少上缴利润，但如果不让出，就要付出救济费，这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样的。我们宁可减少上缴利润，少出救济费，因为往往是出了救济费还要挨骂。这种做法，可能会使社会主义工业比重的增长速度在这一两年内慢一些，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一两年。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使私营工业逐步顺利地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二、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有些地方有本位主义，产品不如上海、天津，但要当地国营商业卖当地货。自由竞争固然不好，也不应该，但这种本位主义的做法，是排斥进步、帮助落后的，是不对的。应该是奖励先进，照顾落后，淘汰有害（如坏药）。

三、地区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维持上海、天津，照顾各地。由于不少地方工业盲目发展，使得上海、天津两地私营工业特别困难。上海、天津必须维持，产量不能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上海、天津是老工业基地，日用工业品大部产于这两个城市。五年计划中新建的工厂在内地，内地的市场可以靠新的来维持。上海、天津没有新建的工厂，旧的搞垮了，就不能维持。上海、天津不仅是日用工业品的主要产地，而且是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枢纽，那里有许多批发商和进出口商。现在由于商品流转环节变化，批发商和进出口商减少，使上海、天津的服务性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维持上海、天津，对全国是有利的。

根据上述方针，应该采取下列的具体措施：

第一，通过逐行逐业分配原料、分配生产任务、计算设备能力、安排生产计划等办法，来进行逐行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此，要尽可能摸清楚资本主义工业的情况，加以研究和讨论。当然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弄清楚的，需要逐年来摸，每年摸一些，几年后就可以全部摸完了。如果现在不摸清楚，以后改造的时候是要出毛病的。

第二，要利用原有工业设备，控制新建和扩建，控制国家基本建设的投资。现在有许多轻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很低，但又在新建和扩建。从局部来看，可能有些地区轻工业不足，但从全国来看是多余的。因此，不能只看一地，必须看全国。现在已经多了，再去新建，这就是浪费国家的财力。如纺织工业部计划在第一个五年（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到一九五六年底，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235、256、269、277、308页。」）内增加二百七十五万纱锭，但从现在情况看来，纺织原料不足，旧有设备又未充分利用，因此，要考虑降低基本建设计划指标。又如第一个五年内地方工业投资是十四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已投入七万亿元），现在还要求增加十多万亿元，如果把这些钱都投下去，恐怕会发生像大堤顶不住洪水的情况。现在对地方工业的投资要加以控制，适当减少。对于用地方企业盈余和地方财政拨款来投资的，也要加以控制。如果投下去可能乱，那就宁可不投，停两年再看。对于私营工业的扩展也要加以控制。私营工业发展受到控制后，私营批发商转业到哪一行好呢？这是很难说的。过去说可以转为制造工业，现在制造工业也多了。对批发商转业，不能随便讲，要看准后才讲。还有合作社工业的新建和扩建，也要加以控制。

第三，私营工业的生产，要提倡提高技术、淘汰落后。对落后的先要促使其提高，如果提高不了，将来就要淘汰。这是一般的原则，个别情况可以例外。如有的地方手纺数量很多，挤掉他们，会使很多人失业。河北等地今年有了水灾，国家就需要用棉花去维持当地农民的手纺，借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不如此，国家就得拿出救济费。

第四，根据需要和可能，用各种形式来安排私营工业的生产。既要有临时的办法，又要有长远的办法。全国现有私营工业十三万四千户，其中较大的就有一万七千户，如不组织起来很难管理。可采取母子联合、逐步合并的办法。中央工业部门必须把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工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搞五年计划时将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潜力充分估计进去，把它纳入国家计划。其中也难免要淘汰一部分，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

第五，减少盲目加工订货。今后加工订货，必须经过国营商业部门或者省、市管理加工订货的机关。

第六，对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要加以管理和控制。手工业合作社是一定要发展的，但要防止产量超过需要，并注意原料是否有保证。要防止新的手工业基地排挤老的基地，组织起来的工人排挤未组织起来的工人。这种情况在工业和商业中都发生过，比如在商业中曾发生过批购户排挤非批购户（注「批购户——指用现款从国营商业成批进货，然后按规定的牌价或核定的价格零售，获取批零差价的私营零售商。经营这种批销业务的私营零售商，同时也允许向自由市场采购同类商品，自行销售。这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非批购户指不是从国营商业成批进货的私营零售商。——第270页。」）的情况。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了，就会出毛病。

第七，要扩大私营工业的出口品种，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

第八，要加强国家对私营工业的业务领导。中央现在仅仅有一个地方工业部来管私营工业，这是不够的。因为私营工业行业多，有轻工业，有重工业，而且规模小、户数多，都交中央各部来管也不行，有些部管国营还忙不过来。也有些部是可以管的，如燃料工业部（注「燃料工业部——于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五年七月撤销。——第271页。」）对私营煤窑、电灯公司是管得了的。除地方工业部外，要成立一些新的领导机构，原则上按行业和产品来管理，不以经济性质来分。这种办法，现在还不能在所有工业部门实行，要有一个过渡，先将公私合营企业分别交各有关工业部门来管，零零星星的私营工厂准备另成立一个新部来管理。现在中央考虑成立一个第三机械工业部（注「这里所说的第三机械工业部，于一九五五年四月成立，一九五六年五月撤销。——第271页。」），编制要短小精悍。在地方上也要按照“一条鞭”（注「这里所说的“一条鞭”，是指国营工商业部门分行业对私营工业的供产销实行统一管理。这是当时国家管理私营工业的一种办法。一一第271页。」）的办法，分业管起来。所有中央和地方机构的任务是，研究计划平衡，管生产，管改造，不管厂。

第九，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顾国营，不管私营的倾向；另一种是私营工业自己不想办法，坐待国家给办法的倾向。

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现在的困难局面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现在是在发展中，问题是在某些方面发展有些过分。我们把马缰勒一下，只要控制住了，情况就会好转。过去卷烟、火柴等行业都有过困难，经过安排就解决了。我相信现在一些行业存在的困难也是可以解决的。况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三分之二还在后三年，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那时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就会感到不足。从整个来看，我们国家的工业设备是不够的，当然，也要注意防止盲目发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城乡的粮食销量开始了不正常的上升，当时没有加以注意。到了今年三、四月份，在原属华东、中南、华北地区若干省份的部分农村中，出现了许多农民要求供应粮食的现象。结果，国家销售的粮食超过月度计划很多，而且往往超销越多的地方，叫喊缺粮的越多。与此同时，在农民叫喊缺粮地区的城镇中，粮食销量也不断上升，不少地方发生了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现象。为了迅速纠正粮食销量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发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全国各省市立即派出了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到城市整顿统销工作，再一次宣传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号召人民起来协助政府做好这一工作。对于要求供应粮食的户进行评议，把不应该供应、可以少供应的数字削减下来，可以迟供应的就推迟，同时保证缺粮户必要的供应。经过这样整顿以后，销量迅速恢复正常，“缺粮”的喊声也有了显著的减少。全国销粮，三月份九十三亿斤，四月份九十六亿斤，五月份降到八十四亿斤，六月份又降到六十四亿斤。历来五月份是粮食销量最多的月份，但是今年却比三、四月份减少。显而易见，在叫喊缺粮的人中间，确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缺粮的，但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缺粮。

我们全面地分析了粮食的生产和统购统销的情况，认为今年春季一些地方粮食供应紧张，固然同去年粮食统购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多购了几十亿斤粮食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还不习惯于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千百年来他们的习惯是除交租、交税以外，形式上是自由处理余粮的。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虽然把粮食卖给了国家，但因为他们是私有者，有些农民又想买回去，并且还想买得更多。今年三、四月份粮食供应紧张地区的城镇上，只看事情表面的人，以为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农民都是缺粮的。但大量事实证明，排队的人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极少数是缺粮的；一部分是家有余粮的，他们去排队的目的是装做缺粮，怕再向他们购粮；大多数是这样一类农民，即他们的粮食是够用的，但想多保存一些，多有一些后备，所以也去排队购买切面和其他食品；也有的是已经评定为缺粮户，并且已经规定了开始供应的日期，但是他们却想在得到供应以前，先买到一些切面和其他食品。应该指出，不少地方粮食供应一度紧张，是由于地主、富农分子和某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小私有者的心理和我们某些工作上的缺点，从中造谣煽动而造成的。但农民是拥护政府的，又因大多数口头叫喊缺粮的农民并不真正缺粮，在我们把道理向他们讲清楚，同时把统购统销工作加以整顿以后，不但销售数量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而且缺粮的喊声也很少了，这样，人心就安定下来了。

有人提出：可否停止粮食的统购统销，或者政府减少统购粮食的数字，只管城市供应，不要去供应农村，让农民中的余粮户和缺粮户自行调剂。

我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大家知道，解放以后的头三年并没有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是为了解决全国粮食供需之间的矛盾。那个时候，一方面，城市、工矿区和农村技术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都在扩大；另一方面，国家收购不到必需的粮食。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是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商人和别的行业的商人就囤积粮食，存有余粮的富裕农民等待高价，不卖粮食。很显然，政府为了掌握必需数量的粮食来保证供应，使私商和富裕农民不能够操纵粮食市场，就必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但有利于粮食消费者，同时，因为收购价格是合理的，对于全体出卖粮食的农民也是有利无损的，因此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过去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仍然需要这样做。

我们认为，政府只管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去供应农村，让农民中的缺粮户和余粮户自行调剂，这样一个办法，目前在我国普遍实行是有害的。黑龙江和内蒙的一部分地区，大体上是实行这个办法，因为那里每个农民平均约有十二亩耕地，家家有余粮，又没有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需要供应粮食。但是，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全国有一亿几千万的农村人口每年或多或少要买一些粮食，这就是：三、四千万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四千万左右遭受不同程度的各种灾害的农民，五千万人口的缺粮户。除此以外，还有渔民、牧民、盐民、林民和船民约一千二百万人左右。所有这些人，都需要粮食供应。在粮食够吃够用的农民中，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他们有一定数量的周转粮食需要进行卖买，例如，卖出麦子，买进杂粮，或者先卖出一部分口粮作为某项开支，有了钱再买回口粮，等等。全国卖买周转粮的农户没有统计，各地情况也不同，但估计可能不低于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即一亿人口。这样，农村中需要买进粮食和卖买周转粮的农业人口就有二亿以上。如果对这二亿多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周转粮的卖买，政府不去管，听任私商、富裕农民去操纵，那末，使广大农民倾家荡产的资本主义就必然在农村中泛滥起来，国家关于各种作物面积按比例播种的计划就必然要被破坏。随之而来的，首先是集镇和小城市的粮价，接着就是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粮价发生波动，全国物价也就不能稳定。我们不应该采取这种办法，道理是很清楚的。

要根本改善我国的粮食状况，当然必须增加粮食的产量。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搞好生产，一方面要搞好供应。发展生产才能够保证供应。同时，合理地解决供应问题，又能反过来促进生产。我们必须懂得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产粮食，主要是靠农业的合作化。就是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那个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可以用整个合作社的力量来保证每个农民的正常的粮食需要，农民就会感觉到有不可比拟的雄厚力量作为自己的粮食后备。但是应该看到，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全国农民都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去。到现在，还只有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约一千七百万左右。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到一九五六年底，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235、256、269、277、308页。」），到一九五七年，合作化的农户也还只占总农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们面对着这样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户，在粮食的统购方面和统销方面，是遇到了困难的。困难不单来自我们对于统购统销缺少经验，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做好这项工作。我们认为，政府必须坚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逐步地改进工作，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和农民成立协定，以便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

关于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和办法（注「参见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第277页。」），就是我们和农民成立协定的基础。

“三定”的办法主要是如下几条：

第一，规定一九五五年七月到一九五六年六月这个粮食年度（注「粮食年度——指在流通领域中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到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206、277页。」），连征带购粮食的数字是八百六十五亿斤，这个总数三年不变。

第二，要求各地方政府对于粮食产量必须估得确实，定产不准超过实际产量；按照各地现有的消费水平规定留粮标准，留粮必须留够；不购买农民的全部余粮，使农民在国家统购以后，还能保有一定数量的余粮，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的现象。

第三，把农村的余粮户、自给户、缺粮户划分清楚。允许自给户、缺粮户将卖出的周转粮，照数买回去。这些周转粮，以后将从统购统销的总数内扣除，不列入统购统销的数字以内。对于自给户和缺粮户收公粮代金（注「公粮代金——指对于缺少粮食和粮食只能自给的纳税人，可以缴纳货币的一种征税办法。——第278页。」）的办法，今年先在每个省的几个县试行，在湖北全省试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划清余粮户、自给户和真正缺粮户的界限，减少一些人为的缺粮户，使每个乡村能够弄清楚真正缺粮户的确实数字。由于生产的发展，缺粮户是要逐渐减少的，自给户也可能变成为余粮户。每个乡村都应在一定时间内注意这种变化。

第四，改善购粮证和粮票的管理制度，消灭舞弊行为。改善粮食的储运工作，减少损耗。

第五，在城市中采取必要的严格措施，切实整顿粮食的统销工作，反对浪费，压缩一切不应销的粮食。同时，必须保证城市居民必需的粮食消费。

“三定”的办法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有了“三定”，他们心中有底，就能够更好地筹划自己的生产和安排自己的生活。有的农民说“三定是四定”，意思就是，有了定产、定购、定销这三项办法，心也就定下来了。显然，“三定”的办法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今年粮食增产的可能性，而且将要大大地改善我们的统购统销工作。

几年以来，我们曾经努力把工业品供应给农民。做好工业品的供应，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必须注意把工业品的供应和“三定”的办法更好地结合起来。五年计划已经规定，国家发展工业生产的计划，将尽可能地照顾到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

除做好“三定”以外，国家在统购统销的工作中，还必须加强对粮食市场的领导。

今年春天有些地方的农民叫喊缺粮的时候，曾经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议论，他们认为粮食工作搞得很不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也搞得不好，等等。我们批驳了这种看法，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在粮食工作、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和农村的其他工作方面，缺点和错误是有的，但是应该说基本上是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多数都到过农村和城市作了实地的考察，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所议论的那样不好。我们粮食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例如对有些缺粮户没有及时足够的供应，有些地区因为留的饲料少了一些，猪和大牲口有一些减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例如在若干地方因为没有注意掌握自愿互利的原则，有一小部分的社没有搞好。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中。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很高，到处在积肥买肥，庄稼种得很好，麦子已经丰收（只有山东、陕西两省因旱略有减产），秋庄稼一般也长得很健壮，大量农民要求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说明，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农民不满意的只是一时一事，而且是少数。那些发表错误议论的人不看到工作的成绩方面、主要方面、总的方面，只看到某些工作的错误方面、次要方面、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只看到树木，不看到森林。在这些人中间，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些人是站在他们原来的地主、富农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的，只愿意讲坏的方面的材料，不愿意讲好的方面的材料。特别是有些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农民和人民政府存在着报复心理，故意捏造材料，散布谬论。在那些叫喊中间，也混有一些反革命分子的叫声，他们是反对人民、反对人民政府的，政府的一切工作缺点，他们都想利用来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绝大多数人则是另外的情况，他们有的是共产党人，有的是其他党派的民主人士，有的是劳动者，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其他阶层的人士，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政府把事情办好。他们的错误在于，听了叫喊，没有分析。就是说，没有把错误的、不好的事情和正确的、好的事情加以比较和分析，对于错误的事情也没有对它的范围和程度加以比较和分析。我们对于善意的人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正确的批评，指出他们错误的看法，说明情况，弄清问题，以便共同努力改进工作。我们对于地主、富农阶级分子的叫器，给予驳斥。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则必须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以揭露和制止。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发言，原载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我讲一讲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

几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有很大进展的。

在工业方面，实行加工订货的，在大型企业（使用机器的工业是十六个工人以上，手工业是三十一个工人以上）中已占了百分之九十三，较大的厂差不多都实行加工订货了。到一九五五年六月底止，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一千九百多个，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八。

在商业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也大大增加了。在三十二个大、中城市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五十二左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二十二左右，纯粹私营的商业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就是说，四分之三是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纯粹私营的只有四分之一。在农村集镇中，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已占零售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一，经销、代销占百分之十，农民贸易占百分之十一，纯粹私营的只占百分之十八，较城市的比重更小。批发商业的比重，国营和合作社营已占了百分之九十一，私营只占百分之九。

现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许多全行业合营的新情况，整个行业，几十家、几百家工厂一起实行公私合营。上海市有八个行业实行全行业合营，就是：棉纺业、毛纺业、麻纺业、面粉业、碾米业、造纸业、卷烟业、搪瓷业。北京市的面粉厂、机电厂和棉布店也都实行了全行业合营。天津市有一部分粮食代销店直接转变为国营粮食店。

现在可以讲，我们已经用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资本主义工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消除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同样，在国营商业掌握了货源的主要行业，已经把私商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合作化的轨道，制止了私商的投机倒把。

新的情况，要求现存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转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我们从今年一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各行各业的私营工业进行全行业的生产安排。这是正确的，有成效的。但是，在一个行业里面，有某些小的、设备落后的工厂，并不能完全安排好，其原因，或者是分配它的生产任务担负不了，或者是成本太高，品种规格不合需要。上海、天津等沿海的大城市，由于历史的原因，某些行业现在生产能力过剩了，这些行业也还没有安排好。另外，大厂容易安排，小厂不容易安排。因此，在大小之间、地区之间（如沿海与内地），都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改组，否则是安排不好的。

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安排了的、生产正常的私营企业也有问题。如果继续长期停留在现在加工订货的办法上，就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这是因为，加工订货，原料是我们给他，资本家拿加工费，加工费则是按照他的成本计算利润的。假定成本是一百五十元，他的利润是百分之十，便是十五元；如果成本降低到一百元，利润只有十元。这样，资本家就不愿意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降低了他的利润。资本家也不愿节约原料，他节约公家原料，对他并没有好处，用料少了，货色不好，还要退货。资本家还会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增加开支，提高成本。总之，资本家在加工订货中是要用各种方法提高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下去，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采取加工订货、支付工缴费（注「工缴费——指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124、161、169、283、322页。」）的办法，比之过去是前进了一步，这是因为开始改变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制止了资本家牟取暴利。但是，这只是一种过渡的办法，长期停留在这种办法上面，是不适当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前进一步。

下面，我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六点意见。

第一，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统筹安排就是全面计划。如果只是国营这一部分有计划，私营部分没有计划，那就不能说是有了全面的计划。而且国营这一部分的计划，最后也要被生产无政府、无计划的私营那一部分冲破。历次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调节公私关系，总是要把我们的生产和经营，让出一部分给私营，来维持它们，这不就是变动了国营的计划吗？所以，不预先安排好，不可能实行全面的计划。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统筹安排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行统筹安排，不但是有问题的行业需要安排，就是现在正常生产的行业也要安排。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很被动，人家有问题找到我们了才去安排，还不是我们主动地去安排。全行业安排，开国初期是搞对国计民生最要紧的几个行业，头一个是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以后是粮食，慢慢地又到其他行业。今后安排的行业势必增多，样样都要安排。

要进行统筹安排，就要看大局，纠正各式各样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现在我们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表现在哪里呢？一种是只顾发展，不加管理。困难的行业是管的，但是发展的行业管得少。在过去一年中，那些发生困难的行业，统统是经过了一个盲目发展的阶段。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不加管理，就会发生问题。还有一种局部观点，就是只注意到国营工业，没有把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列入各个部的计划以内，只计划国营的，没有注意计划私营的。必须看到，私营企业迟早都是国家的，如果早一点管，国家的投资可以少一点，混乱也可以少一些。还有一种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就是只注意本地，不注意别的地区。这在工业中是个内地与沿海的关系问题。沿海城市是历史上工业发展早的地方，现在内地也要发展，要开工厂，但是沿海城市的生产能力有余，内地工厂建立起来之后，沿海城市就会发生困难。当然，工厂统统都摆在上海等沿海城市，原料却在内地，消费也在内地，这也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根据原料、生产、销售和运输的情况，进行综合研究，确定哪些工厂应在沿海，哪些工厂应在内地。在手工业中间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农村中间发展手工业，常常没有考虑到是不是会使城市里的手工业工人失业。

统筹安排的范围是很广的。国营与私营之间，私营与私营之间，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都需要统筹安排。应该看到，要对全国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统筹安排生产，否则改造是无法进行的。

第二，各个行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我们是在有资本主义工业的情况下进行统筹安排的。资本主义工业，一般说来是分散的，小厂、落后厂占大多数。全国的私营工厂约有十三万户，已实行公私合营的一千九百多个工厂，产值占百分之五十八，其余的十二万多户只占百分之四十二。这十二万多户绝大多数是小的、落后的工厂，它们同国营商业部门没有加工订货的关系，因为做出来的东西不合规格，没有人要。要国营让出生产任务来给它，那就等于把先进工厂的任务让给落后工厂，这在经济上是很不合理的。因此，改组非常必要，不改组就不能安排。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典型经验，上海三笔（金笔、钢笔、铅等）公司（注「上海三笔公司——即上海制笔工业公司，是一九五五年三月按行业成立的一个专业公司。下半年，全行业进行改组。一九五六年一月，被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第285页。」）的经验就是这种典型之一。三笔公司今年要减少生产任务百分之四十左右，按照这个计算，它多余了二千五百个工人，需要转业。但是，后来在整个行业中进行改组，问题就解决了。改组大体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并，小的并到大的里面，大的带小的，几个小的合起来变成为一个大的；一种是淘汰，有的工厂设备很落后就不要了，把工人、实职人员安插到先进的大的工厂里面去。结果一百八十六家变成了九十八家，减少了几乎一半，多余的二千五百个职工都包了下来。这些工厂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可以赚钱，一种是暂时可以保本，将来可以赚钱，一种是略微把职工的工资降低一些，就可以维持生产。三笔公司的这种改组办法，上海、天津和北京的合营工厂有，其他地方的工厂也有，商店也有。大厂对小厂、先进厂对落后厂有一种责任，就是要把小厂这个包袱背起来，或者把它带起来。这是对国家的一种责任。不仅是私营工厂的大厂、先进厂有这种责任，国营工厂也有这种责任。我们解决工业中生产过剩的问题，解决先进厂与落后厂之间的关系问题，决不能够采取资本主义的办法。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大鱼吃小鱼”，大企业吃小企业，对失业工人根本不管。我们是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即按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

第三，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在目前是合适的，必要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既然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实行全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组。现在，如果还是一个厂一个厂地搞公私合营，十几万个工厂，要搞到哪一年呢？当然，在实行全行业合营时，下面两种方式还是应该允许的。一种是基本上全行业合营，就是这个行业里头大部分合营了，但有一小部分的工厂或商店暂时还不愿意合营，那就可以等一下。另一种是，某个地方只有一个特别大的工厂，它没有什么同行同业，那这个工厂实行合营就是了。

全行业合营比之单个工厂合营，是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不仅合营的速度快，而且质量高。所以说质量高，就是全行业合营打破了厂与厂的界限，这是一个进步。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便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列宁说过，托拉斯是资产阶级给我们准备好了的，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把它没收就是了。（注「参见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一302页）。一一第286页。」）实行全行业合营，将来转变到全民所有制也就容易了。当然，全行业合营里面还有公私关系，仍然需要有适当的处理。

原有工厂和店铺的招牌是不是需要改掉？我看最好把它保存下来。如果统统改掉，编成号头，使人搞不清楚，还不如“瑞蚨祥”（注「“瑞蚨祥”指北京瑞蚨祥绸布店。一八七○年前后开业。——第287页。」）、“全聚德”（注「“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一八六四年开业。——第287、296、338页。」）等各种各样的牌子挂着好一点。这样资本家也舒服，牌子是祖宗传下来的，把牌子搞掉，他们是会心痛的。

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里面有反革命分子怎么办？那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可以另作处理。都安置起来，就要给他们饭吃。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注「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194、287页。」）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面的，还让他吃下去，我们并没有增加别的东西给他。他们的工资怎么办？一般地（不是所有的人）不降低。资方人员现在认为职业是有了，就怕降低工资，将来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87、304、309、323、333页。」）没有了，如果工资也少了，那是左右打耳光，两面夹攻。我们不能这样做，应该“网开一面”。我认为，现在首先要把定息、专业公司这样要紧的问题定下来，至于工资，给他保存一下，影响不大。他们的工资比国营企业的标准高怎么办？可以采取暂时保留工资的办法，也可以想其他办法保证资本家的收入。

不应该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而要尽可能地使用他们。资本家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少爷虽不少，精明强干的也相当多。我们现在对精明强干的资本家不大欢喜用，这样不好。我们有的同志怕这些人精明强干，搞不赢他。我看不要怕，公私合营以后，一切都是按照社会主义企业的章程办事，上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各部，下有工人群众，中间夹着资本家，怕什么？在工厂管理中，可以实行竞赛，只要我们不犯大错误，不是糊里湖涂，那末，社会主义方法是一定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方法的，这有什么可怕呢？我们不但不要怕，而且应该让资本家好好工作。公私合营企业里面的公股代表，要提高本领，不懂就要学习，否则就站不住脚。首先要把生产抓好，特别要抓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只要生产搞得比资本家好，资本家的嘴巴就被封起来了，工人也信任你了，你说话也就响亮了。

第四，应该推广定息的办法。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现在有两种分配利润的办法：一种叫做“四马分肥”（注「一九五三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所得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资方的股息红利等四个方面进行分配，称为“四马分肥”。国家所得税采取累进税率，一般占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企业公积金一般占百分之十至三十；职工福利奖金一般占百分之五至十五；股息红利（包括董、监事和经理、厂长的酬劳金）一般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是初级和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利润分配的办法。一九五六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所代替。——第288、304页。」），这种办法同志们都是知道的；另一种是定息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工业、邮电等行业中都有实行的例子。全国的公私合营银行，大体都是实行定息的。上海还保存了几家私营银行，还挂原来的牌子，因为它们可以吸收侨汇，有一定的作用。至于其他银行，什么北四行、南四行（注「北四行——指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是旧中国北方的金融资本集团之一。南四行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是旧中国南方的金融资本集团之一。一九五二年，北四行、南四行分别同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公私合营银行。——第288页。」），统统都实行公私合营了，实际上成了人民银行的储蓄处，给国家担负吸收存款的业务。

实行定息有很大好处。实行定息以后，工厂的生产关系有了很大改变，国家对工厂的关系，资本家对工厂的关系，都改变了。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可以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这样，资本家得到了好处，我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资本家暂时保存了他的资产价值，这个资产的所有权还是他的，但是不能变卖，只能拿到定额利息。工厂企业管理的实际权力转到了国家手里。资方人员参加一部分管理，这是一种什么管理呢？他仅是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参加工作一样，不能像从前那样以资本家的身份来管理工厂了。由于生产关系的这种变革，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全部可以采用。因此，上面所讲的在采用加工订货时还不能避免的那些阻碍进步的因素，就可以消除了。

工商界已经有人提出，定息可以先定得高一点，以后慢慢减下来。我看可以采取这个办法。钱就是这么多，可以先多一点，后少一点。大资本家得的利息很多，怎么办呢？我们手里头的法宝很多，比如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过去我们都没有收，要收的话可以收得很重，把他们限制住，超过一定限度的为国家所得。这样一些办法，都可以成为政府手里的一种约束资本家收入过多和对他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对大的资本家现在搞定息，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每年所得的钱很多。小的资本家，情况不同，比如他有五百块钱的资金，年息百分之五，一年只有二十五元，一个月两元，意义不大。资本上万元的中等资本家，现在主要是注意工资的多少，要求安排好他们的职务，保持原工资；至于利息，他们知道靠不住，数量也不多，洋财早就发不了了。全国的资本家一共有多少资本？据估计，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共计三十三亿元。定息百分之五，一年就是一亿六千五百万元。用这点钱，便把中国的资本家统统包下来了。

第五，关于组织专业公司问题。组织各行各业的专业公司，很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有几十万户的私营工厂，有几百万户的私营商店，还有几百万户摊贩，只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把他们纳入计划。专业公司是我们组织私营工商业的一个重要方式。管私营企业的，中央有部，地方有局，但是像上海这样大的地方，十几万家工厂，靠一个局怎么管理？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就是把头发丝编成小辫子，这就容易抓了。为了安排全行业的生产和进行行业内部的改组，以及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也需要有专业公司。

专业分工可以粗一点，也可以分细一点。有的是一个行业一个公司，有的是几个行业一个公司，主要看工厂多少，铺子多少。如果在小的地方，还可以只搞一个公司，叫企业公司，把各种行业都摆进去。这种专业公司，可以在合营以前组织，也可以在合营以后组织。专业公司有经济任务，也有政治任务。它主要的任务应该是：管理加工订货，管理生产，指导技术改进，负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专业公司里应该设立政治机构，对职工和资本家进行教育。同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在新的条件下要用新的方法。

专业公司是什么性质呢？资本家曾经想把专业公司变成私营工厂组织起来的托拉斯，其目的是大厂并小厂，“大鱼吃小鱼”。我们说的公司是领导公私合营工厂和私营工厂的一个机构，应该是国家的公司，不是资本家的托拉斯。为什么说它是国家的呢？因为，它将来要承担对地方国营工厂、公私合营工厂和私营工厂发放原料、分配任务、收购成品的责任。我对工商联的人讲，公司掌握的原料都是国家的，资金都是国家的，如果说这不是国家的公司，那是不合乎事实的。

公私合营工厂也有特别大的，如天津永利化学工厂，这样的工厂只能归中央管，不必归地方专业公司管。国家应该委托专业公司，来管理私营工厂。因为加工订货要靠国家，零售店的货源也要靠国家，所以私营工厂虽然没有合营，国家也要管。像上海的申新、永安（注「申新、永安——是上海两个私营纺织公司。一九五五年十月实行公私合营。——第291页。」）这样企业的总管理处，一般应该暂时保存，在专业公司底下作为一个分支机构。单独一个厂有总管理处的，应该取消，把人员分到工厂里面去，或者分到专业公司里面来。专业公司都应该设立董事会。董事会开会，反映资方的意见，公方代表也可以参加。还可以安置一些人，有些老弱，当一个董事，可以拿一点钱。同业公会（注「同业公会——是工商业者所建立的地区性的同行业组织。在旧中国，多为同业内大户或封建把头操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组，成为工商业联合会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第106、151、291、315页。」）的组织也应该保存，不要一下子取消，取消之后，那些人就没有饭吃了。资方的实职人员（不是挂名不做事情的股东），应该广泛地吸收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工作。每个行业的代表人物，都要给他们一定的地位。上海的三笔公司，经理是我们的，副经理一个是吴羹梅，另外一个是汤蒂因，女的，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种副职将来还可以多设一点。党应该派许多有能力的干部到专业公司里面去工作。在一个时期里，这种公司的重要性并不下于国营企业，因为在那里要跟资本家斗争，既要改造企业，又要改造资本家，使他们从依靠剥削为生变成依靠自己劳动为生。这是很复杂很艰巨的任务。

第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首先是要有生产规划，并把私营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设备，列入各行各业的国家计划之内。这件事情，应该以中央有关部门为主，地方为辅。其次，要有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规划应该分行业，分先后缓急，分地区，分进度。这一工作要以地方为主，与中央各有关部门一起合作进行。应该看到，我们在改造中间定出的许多办法，因为是刚刚开始，实行起来会有困难，而且困难还会不少，忽视和轻视这些困难是错误的。应该分期分批，不要一声号令，就立刻全面铺开。

要加强教育工作。对党政干部，私营企业的职工，私营企业的资方人员，都要进行教育。要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我们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包括部长、副部长、局长这样一些人，思想上要搞通，把它看成一件重要的事情，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要看到，这不只是几个领导干部的事情，要对各方面同私营企业接触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教育。从“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以后，我们好多国家工作人员怕和资方接触，怕被资本家腐蚀。当然，现在被腐蚀的也有，但主要的是不敢接触。要找出既不怕被资本家腐蚀，又能够依照党的政策办事的干部作为典型，来进行教育。和资本家混在一起，把自己的立场丢掉了，腐化了，是不对的；不和资本家来往，放弃对资本家的改造和教育，也是不对的。要有来往，又不腐化。天津有一个女老板，她看到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很，饭也没有吃，给他煮了一碗面，公方代表就拍桌子说：“你腐蚀我吗？”这就不近人情了。所以，应该对公方人员、党政干部进行教育，要懂得怎么做统战工作。对私营企业的工人和职员，也要进行教育。私营企业改变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这种制度上的变更，不可能不涉及职工的利害关系，所以要进行教育。在北京棉布店合营的时候，有一些工人说，到国营来好，我们是愿意当公家人的，但一怕工作强度大，二怕降低工资，三怕讲了话不算数。解放以后，在私营企业里，是工人讲话算数，资本家只能听，但是到国营企业里就不同了，经理、厂长也是工人阶级，而且是企业里的头头，他讲话才算，你讲话不能完全都算。所以工人觉得他们的地位不如在私营企业里了。但是总的说，他们是愿意来的，因为这个饭碗是“铁”的，给国家做工比给资本家做工好。我们改造私营企业靠什么人？派进去的干部是有限的，主要的是要靠私营企业的工人和职员，要改造企业，必须依靠他们，因此要把他们的思想搞通。还要对资本家本人和资本家家属进行教育。工商联座谈会（注「指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和陈毅到会讲了话。这次会议是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次会议。——第293、324页。」）上反映，好多资本家说：“我们通了，但是老婆不通。”也有人讲：“两个副总理讲了几个钟头，但是回去还不抵老婆一席话。”所以对资本家家属的教育很重要。

要在党内党外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中央各个部的部长、局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要自己去抓。在政府各有关部门里，应该设立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专门机构。现在我们不是人多吗？可分一部分人出来，专门作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各地方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应该在明年一月底作出一个对本地区本部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轮廓计划，规定先改造哪几个行业，后改造哪几个行业，哪一年改造到多少，哪一年完全改造好。中央准备在明年三月，提出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规划。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报告。」

公私合营中应注意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公私合营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现在各大、中城市都在搞公私合营，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从北京开始发起全行业合营后，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很快都公私合营了，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但是应该看到，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并不是已经结束了。因为实现公私合营，需要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等，而这些工作都还没有做。我们先批准合营，等于把要做的工作放到后边去做。这是需要注意的。

第二，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二万户，雇店员的不到一万户，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不用店员的。政府对于不雇店员的商店本来是要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但是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他们人数很多，铺子很多，如果一律采取对待资本主义商业那种方式，对营业是不利的。比如我家对门的一个小铺子，只能站两个顾客，但是他卖的东西适合那个地方群众的需要，有文房四宝（注「文房四宝——是对笔、墨、纸、砚四种书房文具的统称。——第295页。」）、牙刷牙膏、针头线脑，直至邮票，样样都有。这种小铺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对群众很方便。他们卖的方法也跟百货公司不同。百货公司的信封，是成扎卖的，他们一个也卖。百货公司的信纸是成本卖的，他们一张也卖。售货时间也不一样，百货公司是八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他们是晚上十二点敲门也卖东西。这样的铺子居民很需要，所以能够存在下去。如果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干不干二斤半，做不做二尺五（注「二斤半——指供给制时期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包括主食和副食）是二斤半小米。二尺五指穿的衣服（上身）是二尺五长。这里借用来说明，平均主义的做法是不行的。一一第295页。」），一律三十块、三十五块发工资，我相信品种就不会那么齐了，半夜十二点钟门也敲不开了。全部改变以后，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就会大为降低，对消费者造成很大的不便。所以，对这些人要继续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这种小铺子可以向两方面发展，一部分吸收到国营公司里来，或者变成公私合营的商店；还有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比如雕刻，如果这种人也组成合作社，进货是统一的，销路是统一的，那他的手工艺品就做不好。北京的馄饨担怎么办？上海弄堂里的白糖莲心粥怎么办？对他们应该很宽很宽。他要求加入合作社，也只能是挂个牌子，报个名，登记一下就算了。把他们组织起来，每个人要在一个小组，统一进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那就有一种危险，即馄饨皮子就不是那么薄，而是厚了；肉不是鲜的，而是臭的了。所以要长期保留这种单独经营的方式。把他们搞掉了，对人民对国家都是不利的。我们是要改组工商业的，但并不是每个小厂统统需要改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调整。如果轻率地并厂并店，就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第三，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以内，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不能保持好的品种、好的质量的情况，在统购包销以后就发生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竞争，统统是国家收购的，结果大家愿意生产大路货，不愿意生产数量比较少和质量比较高的东西。公私合营以后，这种情况很可能进一步发展。例如，北京有个“东来顺”（注「“东来顺”指北京东来顺饭庄。一九○三年开业。——第296、338页。」），涮羊肉很有名，现在不好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它原先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五十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又如北京“全聚德”（注「“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一八六四年开业。——第287、296、338页。」）用的鸭子，原来从小喂起，大概要喂一百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给它劳改农场养的老鸭子，烤的鸭子就不好吃了。

上述情况，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不论工业、商业，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好的品种和质量。公私合营后，企业的资方经理或副经理应该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品种和质量。他专门做这个事情，就是看质量降低了没有，品种减少了没有。发现问题，及时向企业提出来，向专业公司提出来。专业公司不解决，就直接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国家今后要颁发奖励优良品种和质量的办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

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

我要讲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与全国工商界有关的一些事情，一共五点。

第一点，大部不变，小部调整。

公私合营以后，要进行企业改组。企业改组并不是都要并厂并店。从今年一月发起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并厂并店的很不少。有些工厂和商店并得对，应该并。但也有很多是并得不对的，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手工业，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机器，门面不大，并起来很方便，就并了。例如北京脚踏车很多，解放初十八万辆，现在有四、五十万辆，那时修理脚踏车的也很多，每条马路都有，可以就地修理，很方便。后来认为一家一家干是低级的，合起来才是高级的，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了，结果找半天才能找到修理的地方，老百姓很不方便。又如，城市里的剃头担子，在马路上、在工作场所、在家里给人剃头，对群众很方便。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有些地方把剃头担子都合到理发铺子去了。本来理发铺子就不多，再把剃头担子并掉，对群众特别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更不方便。这种合并是不合理的合并，或者叫做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并。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上面所讲的，认为集中是高级，单干是低级，难以到社会主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做管理工作的人，只考虑管理工作的方便，强调合在一起容易管理，而没有考虑应不应该合并，能不能合并。这种错误做法的责任在哪里呢？有人说责任在下级干部，这不对。主要责任是在领导干部，首先我要负责任。有人说，北京的话好听，下面的话不好听；上面好，下面坏；上面的经是好经，就是小和尚念坏了，小和尚的嘴是歪的，歪嘴和尚念不出好经。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下面干部有错误，责任也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向他们讲清楚。国务院没有下过修理脚踏车铺和剃头担不要合起来的命令。

并错了的怎么办呢？要分开来，退回去。今年年初以来得到了一条经验，就是公私合营以后，工厂和商店不能大合并，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微加以改造，稍微加以合作。也就是说，大部不变，小部调整。这样做比较好。小调整，也不一定都合并。有的增加工人，有的减少工人，或这个工厂与那个工厂并，这个商店与那个商店并。有些店生意不好，可以把人抽出来，调到大店去。大部不变，不等于原封不动。因为：第一，从前是私营工厂、私营商店，现在变为公私合营了。第二，从前零零星星，各管各的，现在由专业公司统一领导，统一管理起来了。大部不变，小部调整，不是短时期的，在十年以至十多年中，这种局面要维持下去。

现在全国还有很多行业没有改组，很多工商业者还在等待。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百分之七、八十的企业不会合并，合并的只是少数，大家可以安心工作，不必等待。

第二点，提高质量，增加品种。

公私合营以后，应不应该比以前办得好一点？我看应该办得好一点。因为合营后职工比私营时积极性更高了。大多数工商业者对公私合营也是积极的。专业公司实行统一管理，也比分散管理更合理，更进一步了。这说明有办好的条件。但也不能太乐观，说一定能办好。现在有些企业已经出现比合营前质量降低、品种减少、管理马虎的情况。这种情况虽然是少数，但如不注意，还会发展。为什么会降低质量、减少品种？一是工厂都愿意生产得多，生产得快，如果产品的样式多，经常换机器、原料，生产的就会少，就会慢。所以，有些工厂总是怕麻烦，只生产大路货，只管自己生产的方便，不顾消费者的需要。二是没有利润的刺激了，东西造好了是这样，造不好也是这样。质量降低、品种减少的情况，从一九五三年统购包销后就开始了。统购包销是为了稳定物价，防止投机倒把，这很必要。但也有一点毛病，就是产品都由政府包下来了，结果大家都不大注意提高质量、增加品种。

现在要请全国工商界的人，全国做经济工作的人注意，合营后一定要把企业办得比合营前更好。这主要是以下三件事：一是提高产品质量，造出来的东西要好，不要造次品坏货。二是在原料、销路有可能的条件下，提高产量。不是样样东西都可以多生产，要不要多生产，要看原料够不够，销路有没有，有原料、有销路的才能多生产。三是商店不要减少商品品种。

用什么方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我想可以采取下面一些办法：

一、对有些商品，如百货中的一部分，国家不再统购包销。好的，国家要；不好的，就不要。这叫“将”你一“军”。不好的不要，就要跌价，跌价工厂就要亏本。一亏本，工资都发不出，管理人员就要动脑筋，想办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这要有步骤有计划分批地进行。

二、对商品的设计人员，像工厂的工程师，时装店的设计师，要给予奖金。上海有一家皮鞋店，对设计师设计的皮鞋，每卖出一双就给五分钱奖励。如果每年卖一万双，除工资外，就可以得五百元。这个办法很好，可以起到鼓励的作用。其他商品也都应该建立奖励制度。

三、优质优价。好货好价钱，质量好的价高，不好的价低。现在是好货、坏货价钱差不多，这个办法不好。过去稳定物价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做得过分了些，就是好货不能提价，坏货不能降价，现在应该改变。

四、要设专人负责。这事由工厂、商店的经理或副经理来担任，并且大体上可以由工商界原来负责这一工作的人来担任，因为他们比政府干部懂得多，是内行。

五、要给好的原料。没有好的原料，造不出好东西。如去年纸烟不好，就是因为没有好烟叶。别的东西也一样。

第三点，资方人员的安排。

合营以后，各地对资方人员与工人干部安排的情况不一律。已经改组了的工厂、商店，资方人员原担任经理的，绝大部分现在仍担任经理或副经理，只是提拔了部分工人干部担任领导工作。已经组织了专业公司的，吸收了一部分资方人员担任领导工作。没有正式组织专业公司的，也吸收了一些资方人员参加筹备工作，但没有正式职务。现在小城市大部分改组了，大、中城市大多数没有改组，专业公司一般还没有组织好，因而大部分资方人员还没有安排。

工人干部安排的情况也差不多。政府的政策是要提拔一部分工人干部为企业的领导人。现在因为大部分企业没有改组，因而许多工人干部也还没有安排。完全不安排工人干部，工厂、商店里的工作也不好做。

把资方人员安排在原企业当经理，这是政府的政策。但工人可能会不满意，说从前他当厂长、经理，合营后还是他；资本主义是他，社会主义还是他。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听了这些话之后，不能生气。因为过去工人与资方长期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情绪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正如两个人打了架，要一下子就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是不可能的。政府可以向工人讲清楚，资本家愿意公私合营，不要他们，他们没有饭吃，这不好。现在资本家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为利润工作，现在为国家工作。他们中有的人有技术，有业务经验，国家也需要他们。工人是讲道理的，是会认识到应该团结资方的。工商业者自己也要改变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对工作的态度。

现在资方很多人还放不下心，不知道能不能当经理，当了经理是不是长久。有人认为共产党先甜后辣，他是资本家，今天安排了，以后会不要他。他们考虑，一是安排不安排，二是能不能长久，三是安排得高不高。这些问题，全国工商业者都很关心。

政府的看法是，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不懂的也有，但是极少数。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国家需要这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国家对待资本家与对待地主是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害无益。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工商界不要担心得不到安排。对资本家也要进行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干部。

是不是今天安排，将来就踢开了？不是这样的。今天安排，将来也要安排。因为你们在解放后，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支援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接受“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教育，最近又积极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些都是好事。共产党是讲道理的。你们好事做得愈多，得到的好处也愈多，结果也愈好。

职务的高低，将根据每个人的技术、经验、能力等情况作适当安排，尽可能安排得合理。但只有这一条还不够，说老实话，还要有第二条，就是工商界自己的工作态度好不好，积极不积极。这一条是更重要的。可能有人安排得不适当，能力高安排得低了，这是因为政府对他还不了解，不熟悉。这种情况在我们共产党内分配干部工作时也有。如果安排低了，只要工作做得好，以后会提高的。反过来，如果安排得高了，工作不积极，成绩不好，群众就会不满意，结果还得降低。因而只要工作态度好，有本领，不怕安排低，低了将来会纠正的。一般说来，对国家对人民贡献的大小与职务的高低应该成正比例，低了应该纠正。没有这一条，就是不公平。

我有责任提醒大家，你们虽有技术和经验，但是现在环境变了，资本主义企业变成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完全用原来那一套经营管理办法来管理企业了。因而工商界现在有一个任务，这就是要学习。现在工商界在民建（注「民建——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简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和一部分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一九四九年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304、315、329页。」）、工商联（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领导下学习，家属也参加学习，这很好。将来除了学习政治外，还要学习业务，提高自己的本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第四点，资方人员的工资。

工资问题是工商界都很关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虽然有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87、304、309、323、333页。」），但迟早每个人都要靠工资生活。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工资，比国营企业同一级干部的工资高，他们怕要降下来。又要社会主义改造，又要降低工资，两路夹攻可受不了。请大家不要担心，政府的政策是不降低你们的工资。全国几十万资方从业人员中，可能降低工资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些人的工资很不合理，降低了，生活也不会发生问题，他自己也会同意降低的。在小城市中，有些资方人员与国营企业干部的职务相同，但是工资较低，怎么办？政府的政策是暂时不提高，因为大部分小工厂、小商店的工人、店员的工资也比国营企业职工低，将来职工的工资提高了，资方人员的工资再跟着提高。

在资方人员中，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定息后收入比过去“四马分肥”（注「一九五三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所得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资方的股息红利等四个方面进行分配，称为“四马分肥”。国家所得税采取累进税率，一般占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企业公积金一般占百分之十至三十；职工福利奖金一般占百分之五至十五；股息红利（包括董、监事和经理、厂长的酬劳金）一般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是初级和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利润分配的办法。一九五六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所代替。——第288、304页。」）时的利润多了。在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原来生意很不好，收入很少，自己家里吃饭都很勉强，合营后定息了，不管亏本不亏本，企业开支都由政府负担，收入比合营前有保证了。第二种是合营前与合营后收入大体相同。这些人一般是原来企业的利润不多，合营后的工资收入差不多。第三种是合营后比合营前的收入减少了。这并不是现在的工资低，而是过去的利润比现在的定息高。同时，过去在工厂、商店中可以“长支”（注「这里所说的“长支”，指资方人员在公私合营前可以随时在本企业预支，到年终结算。——第305页。」），现在按照国营企业的规则办事不能“长支”了。这种人中，有一部分虽然收入减少了，但家里人少，生活不成问题；有一部分家庭人口很多，生活有困难。后一种人，大多数是经营小厂小店的，政府对他们是要给以帮助的。办法就是，资方家属原来在企业中参加辅助劳动的，现在企业要尽量录用，用不了的由专业公司想办法，组织厂外加工或做一些临时工作。如果还不能解决，政府应与工商联、专业公司一起共同商量，找出办法，专门进行救济，解决困难，不能让小孩子没有饭吃。我对你们的生活问题比较乐观，认为是可以解决的。开支大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多，而人口多又主要是小孩子多。小孩子是年年长大的，等到你们的孩子长大了，不管男孩、女孩都可能找到职业，都有出路，都有事做，那时家庭负担就减轻了。

说到工商界的困难，我附带谈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一、二月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中，有些工商业者和家属，把家里的黄金、美钞、人民币、宝石戒指、金刚钻、房产都拿出来增加资金，这是好事，是进步的表现。因为定息了，增资就等于是捐献。但是，如果提倡得不适当，就会发生偏差，好事会变成坏事。当时我们对这种捐献活动，没有让报纸宣传，有些工商业者不满意，认为做了好事不表扬。但这是表扬不得的，如在报上宣传了，就会形成一种空气，一种压力，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使不能或者不愿意增资的人也增资了。这种现象，一定要加以避免和纠正。全行业公私合营，政府不是想要你们增资，这次开会也不是想要你们增资。你们增资一两千万，数目就不小了，但是对政府的帮助并不大，反而给你们自己造成困难。大家愿意捐献，心是好的，但是政府希望你们最好不要捐献。已经捐献而造成困难的，要赶快退回去。没有东西捐献的，不要认为不光彩。政府不是希望你们再拿钱出来，而是希望你们与政府同心协力，做好工作，办好企业，建设社会主义。过去有些工商界人士，愿意放弃定息，我希望你们不要提倡。因为有的人有条件放弃，有的人家里人多需要定息，不能放弃。一般说，小户中愿意放弃定息的多些，大户中愿意捐献的多些，但大户小户都不要这样做。

第五点，夫妻店公私合营以后，为什么要采取经销、代销的办法？

夫妻店就是不用店员、学徒，而由家里的男、女、老、少照顾的商店。夫妻店分两种：一种是可以合并的，如北京卖打字机、计算机、照像机的，店很少，与老百姓的关系不大，可以把十几家合并为三、四家。合并后，可以给定息，发工资。另一种是不能合并的，只能经销、代销，拿手续费。这些店分散在居民区，分布相当均匀，主要的行业是小杂货，油盐酱醋，与老百姓的关系很密切。对这些店铺，不能搞定息和发工资。他们每天卖多少钱你不知道，又不能每户派一个公方干部去，无法定息。可不可以合并呢？也不能。合并了，有一些店就要关门，对老百姓很不方便，群众不会赞成。夫妻店经营的商品品种很多，生活日用品应有尽有，适合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你什么时候用东西，用多少，就近就可以买到。如果大家什么东西都到王府井（注「王府井——是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简称。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第306页。」）去买，那就不得了。最近北京有个居民区的老百姓，还要求政府允许开新的夫妻店。

夫妻店不能发固定工资。如果按月发工资，那末，半夜敲门买东西，他就不会开门了，一定会说：“睡觉了，明天来吧。”因为反正他按月拿工资，他省心了，但对老百姓就不方便了。不仅夫妻店不能发固定工资，摊贩也不能发固定工资。如北京卖蔬菜的，过去推车到胡同去叫卖，现在组成了联营小组，发固定工资，他就不到胡同里去叫卖了，老百姓很不满意。这说明，对他们只能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

从夫妻店本身来说，搞经销、代销也有好处，因为丈夫出去了，妻子可以做生意，妻子出去了，老人、小孩也可以做生意。如果发工资，怎么个发法？全家人都发，国家负担不了，每个店只给一个人发，他就不够开支。

夫妻店担心进不了社会主义，我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因为老百姓还要买小杂货、油盐酱醋，还要吃大饼、油条、馄饨、汤团。夫妻店因为门面不好，资金少，货物少，不够开支，是有困难的。政府要帮助他们解决，多给他们货，特别困难的可以多给些手续费。

最后，我还要讲几句。我国一百多年以来，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有租界。帝国主义不但是欺侮中国的劳动人民，而且压制中国的工商业，欺侮中国的工商业者。清朝，北洋军阀（注「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第96、127、307页。」），以至蒋介石统治的二十二年，他们都没有进行什么建设，钱都到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腰包里去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几千年来所没有的大规模的建设。一九五五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九十三亿元，相当于私营工商业全部资本三十三亿元的将近三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钱？就是因为工人、农民辛勤劳动，工商界也积极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们国家的财富，不是哪一个人的，是全国人民的，并且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把它集中使用在建设上。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我们的国家很大，有六亿人，应该把它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兴旺的国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大家富裕的可能。在从前的剥削制度下，多数人贫穷，少数人发财，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过去受帝国主义欺侮，难道再让我们的子孙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吗？再不能了。在这个基本点上，劳动人民和工商界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要有志气，要同心协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到一九五六年底，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235、256、269、277、308页。」）、第二个五年计划，以至第五个五年计划、第十个五年计划，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到那时，我们也不能骄傲，不能作帝国主义，去欺侮别人。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

今年一月，全国各地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达到了高潮。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边疆地区以外，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实行了公私合营；手工业一般地也都实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化；私营运输业或则实行了公私合营，或则实现了合作化。小商店和摊贩的改造有下列的几种不同形式：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小商店参加了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87、304、309、323、333页。」）形式的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联合起几户或者几十户组成了统一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作商店；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已经或者正在替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购代销，或者在代销以外自己经营一部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没有经营的货物。

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由资本主义的或者个体的生产经营制度，转变为公私合营，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是一种带根本性质的改变。过去六年来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作了重大的努力，为这样的改变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应该说，我们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幸福生活的胜利。全国人民应该像庆祝全国农业合作化一样，热烈地庆祝这个胜利。

但是能否说，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了呢？能否说改造中已经不存在问题了呢？能否说改造中没有缺点和错误呢？不能。一次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并不是改造已经完成。在这个改造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要求我们逐个地加以解决。为了使我们能够从容地分期分批地解决这些问题，今年二月八日，国务院作了决定（注「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第310、318页。」），要所有私营企业和手工业在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以后，一律照旧经营，半年不动。应该承认，这样一种广泛、迅速而缺乏经验的改变，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应该说，缺点和错误是不少的，国务院的决定使我们有可能尽量地减少并且迅速地加以纠正。

现在我要讲下面五个问题。

一、关于一部分小商店、摊贩、挑贩的生活困难和业务安排的问题。

小商贩是商业中的独立劳动者，在全国约有近三百万户，从业人员近四百万人。前面说过，其中一部分参加了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一部分替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购代销或部分自销。前者的营业额比之单独经营的时候是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营业没有困难；现在有困难的是后者的一部分，他们的户数占整个小商贩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少数地方有占百分之五十的。这些小商贩的困难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因为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的营业额的扩大，不仅包括了本年度比上一年度社会零售额增加了的部分和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让出的部分，而且包括了那些从代购代销的小商贩营业额中挤出来的部分。另一方面是因为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对小商贩的营业没有很好的照顾，缺乏全面安排，而且在小商贩的营业额开始下降的时候，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及时加以解决。

在没有参加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的小商贩中，有很多人提出了四个要求：一是提供货源，二是借贷资金，三是简化税制，四是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是应该逐步加以解决的。

现在政府准备采取一种办法，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和业务安排的问题。这个办法就是在自愿的原则下，分期分批、分行分业地把他们组成分散经营、各负盈亏的合作小组。同时由各地商业部门在现有的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和公私合营商店中指定一个商店，作为合作小组的批发店。这种批发店的任务，一是给合作小组供应商品，寻找货源；二是替合作小组向银行借款，解决资金困难；三是汇集合作小组每个成员应缴的税款，代向税局缴纳。这种税款今后应该由税局实行严格的、一年不变的、定期定额的收税办法。这种批发店的开支，全部由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支付，不由小商贩负担。商业部和供销合作社应该负起责任，按照各地小商贩不同的收入情况，区别小商贩中以商业为主要收入或以商业为辅助收入的不同情况，采取各种办法，使各地的各类小商贩都能获得必需的收入。同时，要把安排小商贩，作为安排全部商业工作的重要部分。

有人问：为什么政府不把全部小商贩都组成公私合营商店，或组成合作商店？大家知道，小商店、摊贩、挑贩中的广大部分是散布在居民区中间的，这些分散在居民区中的小商贩是我国商业中今后长期需要的一种经营服务形式。如果把它们统统收缩起来，合并组成集中的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那就不便于居民的消费。如果仍让他们分散经营，而由国家给以固定工资，那就不能保持他们经营的积极性。同时，还有一部分小商贩，他们现在的收入高于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当他们不愿意参加的时候，也不能勉强地把他们合并到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中来。因此，安排这些小商贩的正确原则是，既要照顾居民消费的方便，又要保持小商贩经营的积极性，使他们获得适当的收入。我们认为政府现在准备采取的办法，就是当前实现这个原则的最好办法，同时，也是今后相当时期内实现小商贩的社会主义要求的合理办法。采取这种办法，可以使广大的分散的小商贩，经过批发店领导合作小组的形式，同社会主义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并且使小商贩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领取计件工资性质的、代购代销的手续费。这样，就能够使这些小商贩逐步地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关于适当解决小业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工厂、商店、运输企业有大的，也有小的。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和业务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很明显的，但是，雇佣少量职工的小企业的数量，远远多于大的企业。目前，不仅大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而且小企业也实行了公私合营。这就是说，大量的小业主参加了公私合营。小业主的地位，在解放以前是极不稳定的，在资本主义的“大鱼吃小鱼”的竞争中，小企业时刻遭受着破产的威胁，小业主随时存在着失业的危险。那时小业主中有为数不小的一部分人，不但没有可靠的利润收入，而且常常得不到正常的工资。解放以后，小企业的业务得到了政府的安排，“大鱼吃小鱼”的威胁早已不存在。公私合营以后，他们可以得到定息的收入，而且只要好好地工作，他们再也没有失业的威胁了。正因为这样，全国的小业主热烈地欢迎公私合营。但是，小业主的定息收入不多，工资也不算高，因此，政府业务部门对于那些与小业主生活密切有关的问题，应该给以妥善的解决。

房屋是小业主生活资料中的主要部分。在国务院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对公私合营企业财产清理估价问题的规定（注「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第313页」）中，曾经指出：凡属家店不分或者家厂不分的小企业的房屋处置问题，应该按照业主的意见办理。现在应该再具体规定，凡属家店、家厂相连的企业，除了原有的铺面、厂房、栈房作为合营资财以外，其他的房屋都应该作为生活资料归业主所有。凡属处理房屋方面有不妥当的地方，必须切实改正。此外，许多小业主的家属，原来参加企业辅助劳动的，公私合营后应该照旧吸收他们参加辅助劳动，或作其他的适当安排。

三、关于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问题和公私关系问题。

在国务院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定息办法（注「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第314页。」）中，曾经规定息率由一厘到六厘，即年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六，并且指出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至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息率。五个月来，许多方面的意见都认为在规定息率的时候，需要简单一些和放宽一些。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可行的。在息率方面，我们认为可以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一规定为年息五厘，即年息百分之五。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仍然可以超过五厘。过去早已公私合营，但是采取按比例办法分配利润的企业，同新合营的企业一样定息五厘。过去早已公私合营，并且已经采取定息办法的企业，如果超过五厘，照旧支付，不予降低；如果不到五厘，提高到五厘。各地公私合营企业和政府的业务部门，应该积极准备，力求在本年七、八月间发给利息一次。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在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的代表共事得好或者不好的问题，是关联到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关联到能否发挥资方人员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能否有效地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劳动者的重要问题。

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目前应该从下列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私营工商业者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是有经验的，他们对于我国工商业的管理工作是有用处的。对于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应该进行分析，凡属不合理的部分，应该逐步加以改变；凡属合理的部分，不但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在国营企业中也应该充分加以运用。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吸收这些有用的民族遗产是我们的责任，采取否定一切的粗暴态度是错误的。

其次，大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今年一月才转为公私合营，大量的资方人员和公股代表在企业内部都还缺少双方共事的经验。为了使双方共事得好，各地的党政机关应该领导业务部门经常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而且根据这些经验的总结，逐步地定出公私双方共事的制度和办法。上级业务部门规定的业务上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应该使企业中公私双方有关的管理人员，都能熟悉。各地应该召集公股代表和私股代表分别举行会议，收集意见，进行教育，解决他们在处理公私关系中所遇到的困难。有时还应该召集公私代表在一起举行会议，商量问题。中央和省市两级政府工商业务部门的主管人员应该定期地同当地工商联（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同业公会（注「同业公会——是工商业者所建立的地区性的同行业组织。在旧中国，多为同业内大户或封建把头操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组，成为工商业联合会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第106、151、291、315页。」）和民建会（注「民建——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简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和一部分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一九四九年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304、315、329页。」）的人员举行座谈会，就公私关系中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再次，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的改进，还必须向职工群众进行教育，说明团结资方人员，发挥他们的长处，把他们改造成为劳动者，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同时，也必须使资方人员采取积极态度同公股代表进行合作，同职工群众加强团结。如果职工群众对资方人员过去的行为有不满的地方，资方人员就应该在适当场合主动地恰当地进行自我批评，公股代表也应该协助资方人员在职工中进行解释，使全体职工与公私管理人员团结一致进行生产和经营。应该看到，这种团结要经过一定的过程，这是一个对职工群众、公股代表和资方人员的教育过程，也是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劳动者的过程。我们相信，经过各个方面的努力，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团结，一定可以实现。

四、关于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职工和私方人员的工资福利问题。

公私合营企业的许多职工写信给有关机关，说他们企业中的工资待遇高低差别太大，说他们的工资比国营企业的工资低，要求政府加以调整。根据现在的初步材料看来，有些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比同类的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高，也有些合营企业特别是小工厂和商店，比同类的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低。大家知道，私营企业之间原来的工资标准是极不一致的，各种待遇也很不相同，要把公私合营企业中过去遗留下来的极不一致的工资待遇，立即统一起来，或者把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待遇，立即同国营企业的工资标准统一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全国解放将近七年，国营企业的工资标准也还没有完全统一。我们应该看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标准的逐步调整，需要有几年的时间。至于目前因为企业合并而产生的、同一企业中相同工作的职工所得工资待遇相差过大的问题，这是应该在可能范围内加以调整的。调整的方针应该是，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同当地同类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相比，高了的不降低，低了的根据生产情况和企业的可能，分期地、逐步地增加。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应该在今年的下半年提出一个方案，经过批准后，予以实行。

许多私营企业的生产安全设备和卫生设备原来是很差的，在合营以后应该逐步加以改进。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社员的工资收入，不应该低于他们入社以前的劳动收入，而应该在努力生产、改善经营的基础上，做到比合作化以前的劳动收入有所增加。如果有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因为提取公积金过多，而使社员收入比加入合作社以前的劳动所得减少了的话，就应该减少公积金来增加社员的工资。合作商店如果因为提取公积金过多，而使工作人员的工资过低了的话，同样应该减少公积金，把工资增加到适当的程度。

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工资，也将根据对职工工资的处理原则来加以调整。

公私合营企业私方人员的疾病医疗，应该加以帮助。企业核定资产在两千元以下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都应该按照本企业职工的待遇同样办理。同时，企业核定资产虽然超过了两千元而有困难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也可以参照本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

许多工商界人士提议，由有关方面共同协作，筹集一批款项，以便在工商业者发生困难的时候进行救济。我们赞成这个提议。希望全国工商联草拟办法，提出方案，政府方面可以给予协助。

五、关于企业改组方面的问题。

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本来是准备用两年时间，在全国各地按行按业、分期分批地来进行的。今年一月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后，政府改变了原定计划，在全国各地一次批准了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适应当时的要求，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但是这样迅速的改变，使许多业务部门和许多地区来不及积累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经验，因此就在敲锣打鼓的那些日子，许多地方有不少的工厂、手工作坊、商店纷纷合并，有些不应该合并的合并了，有些可以合并的也合并得太大了。总之，是并得过多，统一计算盈亏的单位太大。国务院二月八日的决定（注「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第310、318页。」）停止了这种盲目合并的趋势。

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为地把工商业原来的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割裂了。工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不能由一个部门管理，而只能由各个业务部门分工管理。这种分工管理是必要的，合理的，问题是发生在分工管理的部门之间，缺少工作上的密切配合。同时，有些企业应该隶属哪一个部门管理，也还划分得不适当。因此，工商业原来的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出现了割裂的现象。例如，在同一个行业中，过去对于大小企业的生产是一起安排的，它们在业务上是有密切联系的；现在因为四人以上的企业归工业部门改造，三人以下的企业归手工业部门改造，而工业和手工业两个管理部门对他们生产业务的安排，步调常常不一致，因此，他们之间原有的关系被分割了。再如，原来商业中的服装鞋帽店是有固定加工的手工作坊的，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服装鞋帽商店归商业部门改造，承制服装鞋帽的手工作坊归手工业部门改造，而不少承制服装鞋帽的手工作坊，又在这次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被合并了，这样就使商店和手工作坊之间原有的加工关系中断了。像这样不合理的割裂现象还很多，其中以手工业和各个方面的矛盾为最多。为了改正这种人为的割裂，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调整。

我们认为，企业改组工作不能性急，必须经过充分准备。国务院关于合营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半年不动的决定，制止了当时的某些混乱，使业务部门有时间来研究和摸索企业改组方面的经验和办法。但是，这不是说半年期满以后，各行各业就都能够进行改组。所有工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企业改组，都不应该受时间的限制，都必须经过充分准备，对各行各业分批分期地逐步改造，并且要结合生产安排，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进行。目前各地和各业务部门的任务是，对于没有改组的企业，准备改组方案；对于合并错了的企业，则应该有准备地逐步进行调整。

改组公私合营企业和安排私方人员，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职工和私方人员对原来私营企业和私方人员的情况要比公股代表熟悉得多，由他们提出的企业改组和人事安排的方案，一般是适当的。因此，一切公私合营企业中的业务改组和私方人事的安排，可以由相应的工商联、同业公会和私方人员先提意见。已经改组了的企业，如果过去没有征求过私方人员的意见，而私方人员又认为业务改组和人员安排方面有不妥当的地方，应该向私方人员重行征求意见，凡是处置不当的，就应该加以改变。同样的，业务改组和人事安排也必须征求职工和技术人员的意见。我们应该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把企业改组和人事安排的工作做好。

大家知道，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件复杂的巨大的工作，过去五个月我们的工作已经获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今后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工作要做得更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必须比资本主义的企业办得好，合作社必须比个人经营的企业办得好。对于各种各样的个体经济，都应该按照自愿原则用合作化的形式帮助他们逐步地组织起来。我们对民族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愿望和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要认真地帮助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公私合营企业、合作企业的职工和从业人员的劳动收入，不应该比社会主义改造以前降低，而应该在努力生产、改善经营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增加。要达到上面所说的目的，需要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中的全体职工、工程技术人员、公私双方人员共同努力。

*注「本文原载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题为《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

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

在这次会议上，有些代表对商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商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确实存在的，应该加以纠正。现在我就这些缺点、错误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我们曾经设想的改正办法，讲一点意见。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既不采取没收，也不采取让它泛滥、任意剥削人民的政策，而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执行国家这个政策的主要业务部门是商业部门。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多数工业品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几年以来，实行上述政策的结果基本上是良好的。由于政府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保证了工业原料和工业产品的合理分配，因此，使大小工厂一般都能正常开工和获利，避免了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竞争，制止了投机活动，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

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不仅有利用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而且也有限制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就是说，应该让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适当的利润，但是不应该让它们得的过多。我国大部分日用消费品是私营工厂生产的，解放以来，就许多方面说，它们是处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之下。大家知道，国产的日用消费品是受到国家海关的税收政策和对外贸易管制的保护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后，一般他说，私营工厂的生产是上升的。应该看到，我国人民经过了无数牺牲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在人民政权给了私营工业极为有利的条件之下，如果让私营工商业者不适当地得到过多的利润，不但会影响私营工厂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不公道的。因此，商业部门把某些商品中没有让资方拿走的那部分利润，上缴国库，用来发展国家的建设事业，这是完全合理的。即使如此，也有不少合营工厂和私营工厂的工缴费（注「工缴费——指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124、161、169、283、322页。」）收入是不低的。据一九五四年底对上海二百四十一户公私合营企业的统计，有盈余的一百七十五户，亏本的三十三户，尚未完成清产核资因而还难于区别盈亏的三十三户。在盈余户中，平均计算，每户盈余额占资本额的百分之二十。在盈余额占资本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户数中，超过百分之百的十八户，超过百分之五十到一百的三十八户，超过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三十四户。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公私合营企业分配到的加工订货任务较多，但是，也可以看出，不少企业在加工订货中所得工缴费收入确实是不低的。

我们还必须看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在执行中有很多毛病。从工缴费方面来说，虽然国营商业部门不断地调整工缴费用和收购价格，使之逐步走向合理，但仍有不少商品没有给私营工厂以应得的利润。既要给私营工厂以利润，又要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算这个帐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原料、管理费用、其他开支、全年生产的均衡程度等等，都可以有不同的计算方法，都可能发生偏差。不少商品没有给私营工厂以应得的利润，就是由于计算偏严而产生的。从加工的计划性方面来说，由于国营商业的批发系统分工不细，管理商品种类太多，经验不够，加上国营商业过去采取自上而下分配商品的制度，所以加工数量时多时少，原料供应不当，某些商品品种减少，花色不合销路等等毛病，确实普遍存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产生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许多工厂由于已经包销，它们就不像自销时那样关心商品的质量。因为加工费是按成本加成的方法来核算的，因此许多工厂不热心于降低成本。六年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对保证生产、稳定市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它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管理生产的方法，这只能是一种过渡的暂时的办法。在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87、304、309、323、333页。」）形式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应该考虑采取新的更加完善的办法。对此，政府正在研究。但是改变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是一件大事，为了避免生产的混乱，在没有定出妥善办法以前，对原有办法是不应该轻易加以改变的。

为了解决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中产生的问题，政府正在研究下列一些办法。

第一，把由商业部门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办法，改变为由工业部门组织专业公司来管理这些企业的生产和购销。这个原则，我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座谈会（注「指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和陈毅到会讲了话。这次会议是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次会议。——第293、324页。」）上已经说过。工业专业公司接替商业部门管理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购销任务以后，商业部门与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之间的加工订货关系，将采取下列三种形式：一是继续统购包销。人民需要的大宗商品，如布匹、油脂、食糖、纸张、纸烟、火柴等等，这些商品种类虽少，但数量很大，占全部商品产值的大部分，花色品种又比较简单，所以应该也可以采取统购包销办法。二是商业部门按照质量好坏和市场需要情况，对工厂产品进行选购。如毛巾、袜子、香皂、牙膏、搪瓷、陶瓷、玻璃器皿和其他日用百货等零星商品，这些商品在全国商品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是品种十分复杂，共有三万多种，花色也经常变化。所谓货不对路，这里积压，那里脱销。绝大部分是这类商品，三是商业部门选购剩下的商品，工厂可以委托商业部门代销或者自销。商业部门代销时，应该用竞争性的较低的手续费来承担代销工作。不论包销或选购，商业部门只应得到一般的商业利润。工厂从加工订货改变为买进原料、销售成品以后，应该得到较多的工业利润。这种办法是工业生产的正常办法，无疑对发展工业是有利的。同时，实行选购的结果，可以使工厂注意产品质量，关心消费者的需要，减少生产的盲目性。但是，应该注意到，合营企业中的几个工人、十几个工人的小工厂占合营工厂数量的绝大部分，组织这些小工厂进行生产和销售并不容易。因此，刚成立不久的工业专业公司，必须做好准备，才能实行上述办法。

第二，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内部的上下之间、地区之间的业务往来，必须是自下而上的选购关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派货关系。国营批发站除了对一部分各地所争要的好货和某些求过于供的商品，需要按计划分配以外，其他商品都由各地的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私商自下而上地自由选购。这样做的结果，可能除了某些下级商店选购不妥，不合人民需要，因而造成积压以外，一般的可以避免货物调拨不对路的现象。因为下级商店在选购以后，可以选择最经济的运输方法，也就可以不受行政地区的限制而避免迂回运输。因为实行了自由选购，好坏商品搭配的办法也就不存在了。

第三，由于降低了商业部门的批发利润，增加了工厂的利润，因此，现在商业部门批发机构的一部分上缴利润指标，应该移交给工业部门的各个工厂来承担。

第四，银行应该改变现金管理和放款、结算中那些繁杂机械的办法，采用我国银行中原有的那些灵活的支付办法。一切国营企业和大的合营企业，必须继续实行现金存入国家银行的规定。

第五，商业部门虽然对工厂实行了选购，但是多数商品仍然是由商业部门买进的。为了防止商业部门在实行选购以后，可能发生不积极进货来供应市场的情况，因此，必须规定，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仍然担负着保证城乡供应和稳定市场物价的责任。

第六，除国家统一调拨的原料以外，一切原来由采购部（注「采购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采购部。一九五五年七月成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撤销。——第325、331页」）和供销社供应的原料，仍然由它们统一采购和供应。但是，无论农产原料、工厂生产的原料或者进口原料，在数量上都应该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规定的计划统一分配。质量方面，除若干供不应求的品种必须按国家计划分配外，其他品种都应该按质论价，由用货部门选购，不准搭配。

第七，国境以内，任何地方都不得采取互相封锁的办法。不得阻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不得阻止当地商业机构向外地采购。应该允许全国任何地方的商品进入别的地方销售。

第八，选购的办法，带有督促落后工厂改进生产的作用，这是必要的。但是又应该规定，暂时不在计划以外增加先进工厂的产量，以便目前在生产上还落后的工厂，在一定时期内，有机会改进生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首先是落后工厂有向先进工厂看齐的责任，同时，先进工厂也有帮助落后工厂改进的责任。因此，不论是沿海或内地，工厂增加生产和增加设备，都应该在计划的平衡范围以内进行，而不应盲目从事。

实行这些办法（注「这里所说的选购办法，在当时由于可供的商品较少，还只是个设想，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在商品供应比较充裕，消费者有较多的选择余地时，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选购就有了可能。——第326、334页。」）是工业生产、商业经营和工商关系上的一种大转变。实行以前，如果没有准备，将会产生很大的混乱，因此，必须对某些商品先行试验，即令试行有了良好结果，其他商品也只能有准备地分期分批地实行。

有人问：实行选购以后，内地的某些落后的工厂是否会被上海、天津等地先进的工厂挤垮？我们认为，只要把上海、天津等地先进工厂的产量限制在国家计划指标以内，那就给了内地落后的工厂以改进生产来推销商品的机会。这样做，并不违背发展和扶持内地工业的方针，而是督促内地落后工厂的进步，这正是为了发展内地工业。当然那些不肯努力改进生产，一扶再扶也扶不起来的落后工厂，就应该淘汰、改组。这种淘汰、改组，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

有人问：实行选购和工厂自销以后，市场物价是否会波动？我以为，工作做好了是不会的。大家知道，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实行了公私合营，小商贩大部分实行了各种程度的合作化，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市场上占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商业与工业之间，从加工订货改为选购，商业内部从自上而下的派货改为自下而上的选购，这仅仅是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产销关系的一种改变。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像粮食、布匹等等，仍然由国家计划分配。在我们这里没有通货膨胀。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是在巩固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推销和自由选购，也就是在计划经济许可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因此，我认为，实行选购商品的价格，一般会在国家批准的幅度内摆动，不会造成全国物价的波动。

有人问：实行选购以后，落后工厂的产品为了竞争，它们将不顾一切地跌价，这样，国家的企业利润收入是否会减少？回答是这样：如果不采取具体办法，国家的企业利润收入是可能减少的。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采取如下办法：商业部门开列出由商业利润转给工业部门的帐单，列举各个工厂各种商品转移利润的大概数字；财政部设计出一种简单易行的税收办法，把商业部门转给工业部门的利润中的一部分，用适当的税收形式预先在工厂中征收。同时，工厂产品的涨价和跌价，要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这样，暂时减少了的商业利润，绝大部分可以从工业利润和税收中缴回国库。

有人问：如果实行了上述办法，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将变坏一些还是更好一些？我们认为，将会更好一些。无论是工业方面或者是商业方面，原来私营企业中许多良好的经营方法，都将更加被重视。私方人员原有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的有用部分，将更快地获得发挥作用的机会。

所有上述意见，都只是一种设想。这种设想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和工商界内部展开讨论。我们应该努力找到一种尽可能完善的办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商业工作与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原载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要使用资方人员（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要使用资方人员*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公方和私方的关系问题，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有以下几项决定：中央、省市两级政府业务部门和工会，同工商联（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思，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民建会（注「民建——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简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和一部分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一九四九年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304、315、329页。」）定期召开座谈会；中央和地方的各专业公司在各级业务部门的领导下，组织业务改进委员会，吸收资方人员参加；吸收一批资方人员到业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召开公股代表和私股代表的专业会议。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资方人员，吸收资方人员参加业务部门的工作呢？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把资本家拉进来“唱对台戏“，一个是可以利用资本家的长处。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哪里有“唱对台戏”的，哪里有“反对派”，那里的工作就搞得好，否则，工作就搞不好。他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就是这个意思。有民主人士监督我们，对工作有好处。如果革命胜利以后，长时期没有“反对派”，只有一派人讲话，听不到不同的意见，那末，工作就会出毛病。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业务部门的普遍缺点是，开专业会议时大体上只找本系统的干部，这只能反映本系统干部的意见，不能反映多方面的意见，所以作出来的决定往往带有片面性。各业务部门应该注意四个方面的意见，即地方党委、业务系统的干部、广大群众以及资本家的意见。现在大多数的业务部门反映意见，跳不出本系统的圈子。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例如，今年粮食供应的情况比去年和前年缓和，粮食部门和地方党委都说没有问题，但人民代表反映有些地方熟食供应紧张，城市职工和学生的口粮也有不够吃的，这说明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江西省省长说，好多事情很怪，为保护农民养猪的利益，我们定出了生猪和猪肉的合理比价，但是业务人员先降价收购生猪，然后涨价卖肉。地方上不反映这些问题，我们就不知道。业务部门的话不能不听，但不能全听。我们不能只听一个方面的话，要听各个方面的话，这样消息灵通，了解的情况就比较全面了。

在最近召开的工商联座谈会（注「指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至九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第五办公室和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工商界代表就公私关系、人事安排、工资待遇、定股定息以及小商小贩的安排等有关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的问题，反映了很多情况，并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对一些重要的意见作了答复。最后，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着重对搞好公私关系问题讲了话。——第330页。」）上，资本家所讲的好多问题，有的部长、局长、经理根本不知道。资本家在座谈会上的谈话，大体是不会造谣的。资本家往往可以迅速地直接地找到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所在，因为我们好多工作同他们是有利害关系的。他们会“将军”。他们“将军”，我们就得答复。我们要经常准备听“坏话”，但事实上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精神准备。不信，你们可以开座谈会试一试，当资本家说到你们的缺点、错误时，你们可能会紧张，会不好受的。要同资本家共事，就要准备经常听反对的话。只听顺耳的话，是不能做好工作的。

我们是做官，这是干革命呢？不要官做久了，做大了，忘了干革命。许多事情我们没有做过，不可能都做得对，一点错误不犯是不能设想的。现在，供销合作社系统有一百四十万人，商业部系统有八十多万人，银行系统有二十多万人，农产品采购部（注「采购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采购部。一九五五年七月成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撤销。——第325、331页。」）系统有十几万人，外贸部系统有几万人，共二百好几十万人。这样多的人，怎么能够对政策都掌握得很正确，不犯一点错误呢？如果谁说自己没有错误，那他一定会跌筋斗的。如果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脸就红了，那怎么能够做领导工作呢？只要有错，就应该允许别人讲，不论谁讲都有好处。发现错误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找各方面的人来开会。要把资本家请来当“反对派”，专门同我们“抬杠”；越“抬杠”，工作就可能做得越好。

听说有的同志对组织业务改进委员会和召开座谈会都赞成，但主张把资本家都送到中央来，地方不要。这样的“赞成”，实际上是反对。他们不懂得利用资本家的好处。这些敲锣打鼓的“反对派”，世界上是少有的，为什么我们不要呢？

我们所以要吸收资方人员参加业务工作，还因为他们在业务上很有用处。业务部门的同志，有些人认为资本家有本领，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但是多数人还有怀疑。如有人说，我们在没有资本家参加而且遭到他们反抗的情况下，已经干了七年，搞出了一套，现在是否有此必要？有人公开这样讲，有人心里这样想。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估计一下七年来商业工作的长处和短处，另方面也要估计一下资本家的长处和短处。

过去七年来商业工作是有长处的。如果说没有长处，这不合乎事实，大家当然不服气。长处有以下三个方面。

我们的商业是有计划的。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有五年计划，也有年度计划。商业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不可能有全社会的计划。

我们商业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资本主义商业的目的则是为个人赚钱。我们不是看哪种商品销得快，就提高那种商品的价格。我们做的许多事，私商不会去做。四川的粮食赔钱运到上海去，私商不会干。我们的商业也是要赚钱的，但赚钱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国家的和集体的商业工作，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如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开会，十一月准备，十二月就实行，当时全党动员，全国有一千万人参加这件工作。单靠粮食部门的人，连只做技术性的工作也不够。发油票、布票也要靠居民委员会和派出所。商业任务的完成，要靠全国党政军民的支持，成绩不能都记在商业部门的帐上。

但是，过去七年来商业工作的缺点、错误是很多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

过去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商业工作上的许多措施和办法，都是根据这一政策而定的。比如在批发工作上，我们的第一条办法是抓货源，靠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把资本家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这两头切断。其次是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只准各地零售单位在当地进货，不准到上海等地进货。再一个法宝叫做各级市场管理，大、中、小城市和集镇都各有一套办法，而且管理得很严格。比如在价格上，规定资本家收购不能高于牌价，销售不能低于牌价。这些办法都是根据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而来的。这个政策执行得很好，很有成绩。没有这个政策、这套办法，就不会有今年一月的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的事。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这套办法是不是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呢？应该说是有的。就商业工作来说，有以下四点：

一、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后，产品质量普遍下降。道理很简单，因为产品质量好也发不了财，不好你也统购包销，所以就不注意质量了。

二、工业品的品种规格减少。有许多东西减少得很多，只剩下几种大路货。人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许多有特色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大胖子买不到袜子，小孩子买不到皮鞋。难道说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大路货吗？当然不应该是这样。

三、货不对路。

四、市场卡得太死，没有活动的余地。过去延安的新市场（注「延安新市场——指抗日战争时期设在延安南门外的贸易市场。——第333页」），锅、碗、马鞍等什么东西也有卖的。现在专行专业，不许跨行跨业，搞得太死。

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

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所有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业方面，资方只得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87、304、309、323、333页。」），利润统由专业公司上缴国库。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受专业公司领导，实际上是受国营商业领导。小商贩组织的合作商店也同自营的时候不同了，现在他们拿工资，只按供销合作社的规定分红，剩下的钱都变成了公积金，只能用来发展合作事业。合作小组的小商贩和准备组织起来的小商贩也和过去不同了，这些人离开我们过不了日子。

情况既然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政策就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变。比如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要改变，许多商品要采取选购的办法（注「这里所说的选购办法，在当时由于可供的商品较少，还只是个设想，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在商品供应比较充裕，消费者有较多的选择余地时，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选购就有了可能。——第326、334页。」），也可以由工业部门自销或委托商业部门代销。在利润分配上，工业利润归工业，商业只得应得的部分。又如批发，过去是自上而下地派货，现在商品按计划下拨，不管下面需要不需要，不分好货坏货都包销，实际也是派货。上级批发机构对小商店派货，基层商店对消费者派货，有派腊肉的，也有派双铧犁的。现在要把派货制度改变为自下而上的选购制度。要把批发机构分细。百货公司的经营机构应该分细一点，地区划大一点，人员可以从原有的私商中去找。外贸部也应如此。订购阿司匹林、仪器、外国杂志，都叫外贸部办不行。要恢复专行专业，可以找原有的对外贸易商来干，一行一业只要两三个人。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供销合作总社也是如此，要把小杂粮像红豆、绿豆等，以及中药材和小土产的经营分细，单位分小，但应该是在专业公司统一领导下的分工管理。

对批发商的处理，一九五四年采取了打乱分配的办法。现在看来，如果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对批发商原封不动地加以使用，那就比打乱分配好得多。好在这些批发商还没有死，现在可以把他们再找回来。

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我们县商店的经理一天忙得要死，晚上还要算帐到十二点，要货时，再开夜车临时凑。看来，我们的县商店，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而是说要改变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那一套办法。

所以能实行以上这些办法，是因为社会主义成分在工商业方面都占了绝对优势。私营工商业原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可以说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了。

今后重要物资如粮食、布匹，还要统购，实行计划分配。有些供不应求的热销货，也要实行计划分配。其余的可以自由选购。实行这种方法是否会出毛病呢？毛病可能会有一些，因为这是一件新的事情，以前没有实行过。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我看要试一下子，摸索一个时期，也许可能从中找出一条好的出路来。

总之，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作这样的估计：七年来很有一些长处，但也有必须改正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商业工作上的致命伤，如果不改，就不像做生意的样子。

可不可以从资本家那里找到一些有用的经验，来改进我们的商业工作呢？当然可以。应该说，在资本家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好的。我们要把这部分好的东西当作民族遗产保留下来。

商业资本家在业务方面是否有长处，有本领呢？肯定是有的。他们的长处是：

一、有鉴别商品好坏的能力，并且知道如何使用。例如，食品公司请了许多老的猪经纪，他们一摸就知道猪有多重，大体不差。

二、熟悉商品的产地和销路。

三、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市场需要什么，很快就能供应上。上海头天有人排队买东西，第二天就出现租凳子和卖水的。我们的商业工作人员不会去这样做。顾客问什么东西有没有？回答说没有。再问什么时候有，回答是不知道。

四、会运输保管。比如私商运猪死亡率很低，他们知道何时喂水，有的还能给猪治病。现在食品公司也出了几个会养猪的“状元”，但是不如私商多。到内蒙古买马，我们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四，他们是百分之一点五。仓库保管东西，我们往往乱摆一气，他们则知道怎样摆好。

五、管理费用能够精打细算。

对于资本家这些长处，能不能否认呢？不能否认。应该说，他们是有许多长处的。

吸收资本家到业务部门工作，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他们会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例如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那一套带进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会把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带进来。任何一个商人只要有机会，都会投机倒把，能捞一把就捞一把。在不能投机时，也能规规矩矩老实做生意。他们有两重性。吸收他们参加业务部门工作，这两方面都会表现出来。此外，他们还会贪污盗窃。我们国家工作人员还有贪污的，资方人员一定会有。当然，实行公私合营以后，他们要像以前那样大干是不大可能了。

资本家中间是不是也有没本领的人？肯定有。资本家中有大少爷，靠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人吃饭，但这种人是少数。资本家也有政治情况复杂又没有本领的，这些人总要给饭吃。如果不安排，就要靠社会救济。我们还要吸收有劳动能力的资本家的家属。有人说这些人不好安排，安排扫地、烧饭也可以嘛。

现在资本家的态度很明显，他们已经看到接受和平改造比反抗好，所以敲锣打鼓放鞭炮，喊毛主席万岁，怕我们不要。当然也有反抗的，或者表面上拥护而内心不满的。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是要走和平改造这一条道路的。

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过去不听使唤的资本家，现在容易使用了。资本家究竟是财富还是包袱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同志认为把工厂、商店拿过来，不一定把人接过来；一部分同志认为资本家是一笔财富，应该加以利用。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如果解放后资产阶级的工程师都不干了，我们就会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混乱。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对我们有用处，对发展生产有好处，这种办法比一律打倒好。

我们过去搞手工业，靠两只手，现在是机器生产，技术很重要，没有技术就不能生产。过去苏联出美元和洋房请美国专家。现在我们不需要出美元、洋房，资本家还敲锣打鼓来向我们要求工作，给他们工作就很高兴，我们为什么不用他们？不用他们就是傻瓜，这不能说是懂政治。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大呢？我看至少不低于他们生产资料那一笔财富。吸收资本家参加工作是财富大，包袱小，好处多，坏处少。

小商小贩是不是包袱？有一些是包袱，但这是政府必须背的包袱。小商小贩要安排，要根据不同情况使每人每月的收入在十元左右，二十元左右，三十元左右，四十元左右。这对社会安定很有好处。在长时期内，大部分小商小贩在中国社会里是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小商小贩，市场一定会很死，居民就会感到不方便。照我看来，小商小贩也是一笔财富。卖馄饨、卖酸梅汤的小商小贩，如果都取消了，只有“全聚德”（注「“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一八六四年开业。——第287、296、338页。」）、“东来顺”（注「“东来顺”指北京东来顺饭庄。一九○三年开业。——第296、338页。」），老百姓就要反对我们。在胡同里和火车站有卖饮食的，冬天是热的，夏天是凉的，乡下还有送货上门和收购破铜烂铁的，少了这些小商小贩，老百姓也会不满意。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对小商小贩，不给定息，不发固定工资，他们说共产党嫌贫爱富。我们说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给定息，发固定工资，就会妨碍他们经营的积极性，居民也要感到不方便。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商业部一位副部长住的那条街上，菜贩原来都是定时来叫卖的，后来把他们组织起来，每月发四十元工资，他就不叫卖了。因为不管叫不叫，他每月都是拿四十元。这样，那条街上的居民买菜就感到不方便了。

小商小贩是不可少的。要根据不同情况使他们得到不同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在这方面，供销合作社的同志要负责。不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将是被动的。小商小贩是独立劳动者，全国大约有近三百万户。如果对资本家安排了，对小商小贩不安排，我们在政治上就要犯错误。这些人是否会兴风作浪呢？他们的营业额小，是搞不了鬼的。过去有的地方挤小商小贩，现在要保护，不保护，他们就没有饭吃。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包下来，发工资或发救济费；一条是允许他们继续经营，保证他们有一定的收入。供销合作社和商业厅的同志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会太平，他们会来要饭吃的。国营商业的营业额少一点没有什么关系，算来算去还不是财政上的一笔帐。包下来发工资，发救济费，或者给他们一点营业额，让他们独立经营，哪一种办法好呢？看来还是后一种办法好。这条搞不好，每年在人代会上我们都要做检讨。

有人会问，使用资本家是否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否会丧失立场，是否有被开除党籍的危险？你保险不保险呢？险我是不能保的，因为我不敢保证每一个同志和资本家相处都不犯错误。但是，公私合营，资本家进了我们的门，使用资本家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除非你不做商业工作，去当小学教员，否则就必须和资本家共事。对资本家不加使用，就不可能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吸收资本家参加业务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大家不必怕犯右倾机会主义和失掉立场的错误。

和资本家离得远远的，采取“隔离”办法来避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行不行？不行。资产阶级思想是客观存在，即使所有制改变了，还会长期存在。同资本家相处，当然要提高警惕，因为资产阶级思想是随时可以影响我们的，但不必害怕，害怕是没有用处的。

我说要使用资方人员，这并不是说只要资方人员，不要工人、店员了。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使用资本家的问题。职工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当然应该提拔。他们当中有很多熟练人员，其中不少是可以培养成为领导干部的。

最后，我还要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商业工作的若干主要方面总结经验。现在是商业工作的转变关头，要改变过去的旧办法，建立一套新办法。没有一套新的办法，就不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要找出一套新办法，就要研究过去的办法。开始时可能总结得不完整，但不要紧，可以慢慢完整起来。我们已经做了七年商业工作，有了许多经验，过去的长处和毛病，都显露出来了，现在进行总结是有条件的。

总结的办法，主要是根据我们七年来的经验，同时参考旧商人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

总结的题目很多，我这里只略举一些重要的：价格政策，市场管理，商业计划，财务管理，劳动工资，政治工作。批发、零售、采购、保管运输也都要分别总结。要注意研究社会主义商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区别。各行各业如百货、五金器材、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等都要总结。中央部门要总结，各地也要总结。总结出来，不象样也不要紧。三个臭皮匠，可以顶一个诸葛亮。把各地和中央部门总结的经验集中到一起，加以分析、综合、提高，就可以用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新的办法，我看这项工作比日常的业务工作更重要。这些问题应该看成是指挥我们商业方面三百万队伍的“步兵操典”和“战斗条令”。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人员不总结经验，就带不好这三百万人的队伍。这项工作“脱销”了，政策就“脱销”了，这比任何商品脱销都严重，都坏。总结经验说难也不难，只要下定决心，留出时间就可以做。我们教育干部主要靠这些材料。当然，人民大学的教材还是需要的。有的同志可能怕写错。写错了，重新总结，更正过来，印象更深刻。不这样做，就应付不了新的局面。我们做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往往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因此常常受到批评。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使我们头脑清醒，把工作提高一步。不总结没有交代，做了若干年的工作老是糊里糊涂，死了也不好见马克思，后代的人也要责怪我们。这方面是我们的弱点，需要补救。

让我再重复一句：总结经验，提高工作。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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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同意修改了的党的章程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1、31、37、52页。」）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无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都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大量的原来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如此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当然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我现在想就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所发生的问题，包括由此而来的在国营企业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我们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等形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在企业中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资方所得大体占四分之一，其他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这样就使企业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园范围内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形成迅猛发展的浪潮。到一九五六年底，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1、324页。」）工作，已经进行了七年，要完成这个工作，还需要几年时间，而且还要进行许多工作。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有下列三个方面：一、对资本家方面的工作；二、对职工方面的工作；三、解决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引起的工商业管理的一些新问题。

对于资本家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如：规定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和七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和《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在这两个文件中，对定息作了如下规定：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盈亏，由国家按照企业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并依据统一规定的息率（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按季付给私股股东以股息。这种定息办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实行，原定七年，后又延长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实行。——第2、35、144页。」）的数额，对企业实行清产核资，陆续安排资方人员，逐步改进企业内部公私共事的关系等等。

对于职工方面的工作，我们提拔了一批优秀的职工担任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同时，我们正在拟制工资方案，使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与当地相同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相比较，高的不降，低的逐步提高。但是应该说，半年多来，我们在公私合营企业职工中进行的工作是不充分的，这是一个疏忽。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是热烈拥护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他们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也有一部分职工还有这样的疑问：“在公私合营以后，职工的职权为什么反而降低了呢？”“过去的资本家，今天在企业中为什么仍然有职有权呢？”职工的这些疑问，说明了我们在职工群众中工作做得不够和工作有缺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是企业所有制的一种根本改变，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改变。这种改变，使公私合营企业中各个方面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五二年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以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普遍实行了工人监督生产，工会在企业管理方面有很高的权力。这种工人监督生产的办法，在公私合营以前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企业的生产和改造是有利的。把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以后，工人阶级的任务，就应该由监督生产进一步地实行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直接管理生产。当然，国家在管理这些企业的时候，必须依靠职工群众，必须从职工群众中选拔有经验的优秀分子参加领导工作和其他的管理工作，必须健全和坚决执行企业内部各种民主管理的制度。由工人监督生产转变到由工人和国家机关所派的公方代表一起去管理生产，对于工人阶级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权力来说，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不是后退，而是前进。资方人员今天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有职有权，同公私合营以前在私营企业中的有职有权相比较，也有了根本的差别。公私合营以前，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的有职有权，指的是企业的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等权力。公私合营以后，企业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因为没有完全废除私人的财产所有权，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得到一定的利息，除此而外，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都已经不属于资本家，而属于国家的专业公司。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有职有权，它的内容，已经不是公私合营以前的那种权力，而是国家给予他们的一种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权，这不是资本家的职权，而是公务人员的职权。我国的工商业资本家是否具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呢？应该说，不象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一样，我国民族资本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近代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知识，是我们所需要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有高度文化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今后一定会成长起来，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在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是我国文化比较高的一个阶级。应该向全体职工说明：不使用这批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族资本家，对于工人阶级的事业是不利的，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给予他们像全国人民一样的政治权利，是符合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了使职工认识资本主义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的各个方面的变化，我们应该对职工群众进行一次广泛的解释，同时，应该继续提拔一批条件适当的职工到企业的领导职位上来。企业的领导人员应该注意管理工作的民主化，注意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必要的和可能的改善。只要把这些工作做好，那末，一部分职工的怀疑是会消除的。

现在，说一说工商业管理方面一些新的有原则意义的问题。

首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了。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不但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目前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是指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一）国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这在过去是必要的，在今后对于重要的轻工业产品也仍然是要统购包销的。但是，无区别地采取这种办法，就使一部分工厂不像原来自销的时候那样关心产品的质量，因此，妨碍了一部分工业品的质量的提高。（二）在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办法的情况下，国营批发公司的上下之间，也不能不大部分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向工厂订货的工作集中于少数批发公司，基层商店不能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直接从工厂进货。因此，商业部门向工厂订货的品种规格减少了。国营批发公司发到各地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就难免发生一些不合当地需要的情况，因而发生一些这里积压、那里脱销的现象。（三）市场管理办法限制了私商的采购和贩运。这些办法使农产品、农业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因此，当着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产品、农业副产品没有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的时候，这些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就会减产。

其次，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这些错误是：（一）手工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过多地实行了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而这是不利于手工业的经营的。因此，比自营时候，一部分手工业产品发生了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一部分服务性的手工业在合并经营的条件下，对于居民和手工业者自己都发生了许多不便。（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高潮中，也发生了一些盲目合并的现象，产生了同手工业盲目合并类似的问题。（三）农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对于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影响，一部分农业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这些错误，现在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需要继续纠正。

为了改变过去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办法，并有效地纠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的一些错误，我们现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个措施，我们应该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应该把商业部门对工厂所实行的加工订货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商业部门对工厂产品的采购，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对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如棉纱、棉布、煤炭、食糖等等，继续实行统购包销，以便保证供应，稳定市场。（二）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逐步停止统购包销而改用选购办法，这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大体恢复一九五三年冬季以前的办法。凡属选购的商品，商业部门有权优先选购；没有选购和选剩的商品，可以由工厂自销或者委托商业部门代销。商业部门供应工厂原料的时候，不能采取好坏搭配的办法。除某些供不应求的原料可由国家分配以外，其他原料由工厂自由选购。上级商业批发公司不准向下面派货，下级商店可以向全国任何批发机构自由选购，也可以向工厂直接选购。工业商业之间和商业的上下层机构之间采取这种选购办法的目的，是为了使工厂关心产品的销路而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为了使商店适应顾客的需要而不减少商品的花色品种。这种选购办法，同样适合于许多手工业产品。

第二个措施，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

合营工厂中有一部分是应该合并和集中生产的，但是就全国来说，大部分必须按照原来的状况或加以必要的调整后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绝大多数合营工厂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厂，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要是多样的，经常变化的。如果把许多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就它们适应市场需要来说，不会有小工厂分散生产的时候那样灵活。以染色布为例，在小的机器染厂里，一个品种可以只染五六十匹布，因此随时可以改变花色品种，适应人民需要。但是大型机器染厂改变生产程序的工程大，每个品种至少要染三百到五百匹布。如果我国的小工厂统统并成大工厂，那就不能适应人民消费方面的多种多样和经常变化的需要。应该看到，解放以前，我国消费品的花色品种不比现在少，而制造这些消费品的工厂，绝大部分是小工厂。有些同志认为，把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产量就会提高，因此，他们一心一意地合并工厂。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大工厂，因为许多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必须大规模生产的。然而，许多生产日用消费品的工厂，并厂以后产量之所以提高，主要是因为商品品种规格减少、产品单纯了。这种“合理化”不能适应人民消费的需要，因此，我们不应该鼓励这种错误的合并。

手工业的制造性行业中，有一部分是可以适当合并的，但是绝大部分服务行业和许多制造行业不应该合并。为了克服由于盲目合并、盲目实行统一计算盈亏而来的产品单纯化、服务质量下降的缺点，必须把许多大合作社改变为小合作社，由全社统一计算盈亏改变为各合作小组或各户自负盈亏。这种改变不但适合于绝大部分服务行业，而且适合于许多制造行业。手工业一般地带有分散性、地方性，因此，在供销业务上，必须以基层社自购自销为主。中央和省市手工业领导机关和多数行业的联合社，只能作方针政策的指导，不应该自己经营进销业务。

商业方面合并得过多的，也必须适当分散。小商小贩在合作小组内的各自经营的办法，应该长期保存。若干国营批发公司，例如百货公司、文化用品公司等等，应该把所属的各行各业中许多已经改行了的原有私营批发商业人员召集回来。在国营批发公司内部，成立分行分业的批发店，使百货公司、文化用品公司等等国营批发公司现在分工太粗、业务不精的现象，得以逐步克服。为了适应工厂、商店、文教单位、其他机关对于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的需要，对外贸易部对于原系私商现已公私合营了的进口商行，应该按照他们过去经营和可能经营的业务，组织分行分业的进口商店。同时召集一部分原在外籍商人洋行中经营各色各样进口商品的专业人员，来参加这些进口商店的工作。必须改变目前几个国营进口公司统揽全部进口商品，分工不细，业务不精，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现象。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和一部分副业生产是必须由合作社集体经营的，但是许多副业生产，应该由社员分散经营。不加区别地一切归社经营的现象必须改变。许多副业只有放开手让社员分散经营，才能增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在每个社员平均占地比较多的地方，只要无碍于合作社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应该考虑让社员多有一些自留地，以便他们种植饲料和其他作物来养猪和增加副业产品。

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工作正在开始，工商业和农业的集体经营和分散经营正在安排。我们必须及时地纠正只注意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做法。否则，在生产方面、流通方面和为消费者服务方面已经出现的一些毛病，就会继续发展。

第三个措施，我们必须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国家为了掌握粮食、经济作物和各种农产品，为了制止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过去限制私商在初级市场上的收购，这种限制是必要的。今后，对于粮食、经济作物、重要的农副产品，仍然需要由国家统购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但是对于一部分农副产品，例如小土产，现在由当地供销合作社独家统一收购的，应该改变为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小土产避免由于当地供销合作社不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而减产，可以使货畅其流。如果大家争购而供不应求，则应该在当地党政领导之下，按照各个单位需要的缓急来分配货源。如果因为一时供过于求而各个收购单位企图压价，供销合作社应该以正常价格照常收购，使农民不受压价的损失。为了适应自由收购和自由贩运的需要，工商管理办法中今天已经不适用的部分，都必须加以改变。银行汇款支付办法中，那种“买醋的钱不准买酱油”、汇到甲地的款不准在乙地使用的机械限制的办法，必须改变。税务、运输、邮务部门过去为了制止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在税收方面和运输货物、邮寄商品方面的限制办法，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变，来活跃商品的交流。

第四个措施，必须使我们的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一九五○年三月以来，政府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略有提高的，工农业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价格是大体上稳定的。这样的物价政策是正确的，它对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我们对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恰当的，但是有一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妨碍了生产，应该加以调整。由加工订货改为工厂购进原料、销售产品以后，工业品中收价低了的部分，也将得到调整。目前在我国物价政策上存在着一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就是在出售价格方面，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因此不同品质的产品差价很小，优质得不到优价。这种价格政策，不能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助长产品质量的下降。我国市场管理中的议价办法，曾经起过制止私商抬价的作用。一九五○年三月以前，我国经过十二年通货膨胀（注「指从抗日战争爆发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革命迅速发展的需要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不统一，人民政府不得不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加上投机资本的猖獗，物价仍然有过几次大幅度上涨。但是，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制止物价猛涨。一九五○年三月三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后，全国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迅速趋于稳定，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后遗症被彻底消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伟大胜利。——第10页。」），因此全国人民害怕物价波动，要求物价稳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适当的价格政策，必然不利于生产。因此我们对于下列三种情况，不要因为物价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而有所恐惧。这三种情况就是：（一）由于按质论价，品质优良、成本较高的产品的价格，要适当地提高。应该看到，商品的质量下降是最大的涨价。例如，本来应该使用一年的电灯泡，如果因为质量下降而只能使用三个月，实际上它的价格就涨了三倍。在某些消费品质量下降的情况下，提倡优质优价，实际上是降低物价。（二）消费品中的新产品，因为初制的时候成本高，只要消费者愿意购买，应该允许它在初销时期有一定程度的提价，等到成批生产而成本降低以后适当降价。在现在某些消费品品种规格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就不能鼓励消费品新品种的增加。（三）对于一部分小土产放松市场管理而改为自由收购、自由贩运以后，以实行的初期，收价也会抬高，因而就不能不在城市中相应提高销价。应该看到，如果不采取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政策，而继续让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收购，那末，许多小土产会减产。如果城市所需要的小土产供不应求，政府又不可能配售，那末，需要小土产的，就会在市场上抬价收购。现在若干种中药材的价格猛涨，不正说明这种情况吗？应该看到，由于自由采购、自由贩运，一部分小土产在城市销售价格方面的上涨，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上涨的程度，我们仍然是可以约束的。这种价格上涨将促进小土产增产，等到供求平衡以后，它的价格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我们应该采取自由采购、自由贩运，而不要害怕价格方面一时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我们必须避免那种因为减产而来的暴涨。销售价格必须服从收购价格，只有大量增产，才能保持整个市场价格的稳定。

人们会担心采取上述价格政策和对日用百货选购以后，物价是否还能保持稳定？我们认为可以保持稳定。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布匹等等，我们仍然统购统销。允许自由采购、自由贩运的小土产的全部产值不过四十亿元，采取选购办法的日用百货不过四十亿元，手工业品的选购和自销部分也不过四十亿元，所有这一百二十亿元左右的商品，只占今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四百六十亿元的四分之一略多一点，几乎四分之三的重要商品都由国家收购和销售。而且，四十亿元小土产和四十亿元准备选购的日用百货，在一九五四年以前绝大部分就是由私商经营的。至于四十亿元手工业产品，直到今年春季手工业合作化以前，历来是由手工业者自由销售的。一九五四年前，我们既然能够稳定物价，难道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手工业和小商贩绝大部分实行了合作化，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大大加强以后，反而不能稳定物价？我们以为绝不会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保持物价的稳定。

第五个措施，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应该有适当的变更。我们的国家计划，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此外，都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这种办法是恰当的。但是国家计划对这些产品规定了每年的产值，对日用百货的生产部门，规定了降低成本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缴利润额。所有这些规定的根据并不是确切的，绝大多数是估算的。国家计划既然规定了这些指标，并且层层下达，工厂的产品又是由商业部门包销的，因此，工厂的生产就往往只顾完成产值和利润，而对于商品是否合乎市场的需要，却注意不够。我们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只要企业生产发展了，又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财政制度，那末，按年终实绩来缴纳利润，并不会造成国家的损失。

总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采取上述五项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不怕有些商品的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改变对某些部门计划管理的方法，所有这些，是否将使我国的市场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呢？绝不会这样。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在我国出现的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采取上述措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国家市场上存在着的若干问题。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些措施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解决。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少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所说的这些措施，必须慎重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行。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原载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从一九五四年六月以后，全国猪的生产是下降的趋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全国养猪的数目（只计大数），一九五○年是六千万头，一九五一年是七千万头，一九五二年是八千万头，一九五三年是九千万头，一九五四年六月是一亿头，每年增加一千万头。在这以后就下降了，一九五五年六月降到九千万头，一九五六年六月又降到八千万头。同时，每头猪的平均重量也下降了，解放初期是一百五十七斤，现在是一百四十一斤。今年七月一日，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其中规定要“私有、私养、公助”。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养猪有所增加。但是根据各方面的估计，明年计划要增加到一亿一千万头，恐怕达不到。明年猪的生产会增加一些，但增加多少，现在还很难说。

由于猪的生产减少，大中城市猪肉供应量下降，小城市和农村集镇经常没有肉卖。另一方面，由于就业的人数增加，城乡人民购买力不断提高，对猪肉的需求也日益增多。猪肉供应不足，已经是人民普遍不满意的一个问题。广东、上海发了肉票，北京是每人一次只准买五角钱的。现在是半夜就去排队，排到天亮。如果以后排队也买不到肉，问题就大了。

猪肉出口的任务也要减少。今年要出口十六万吨猪肉，再加上出口毛猪，合起来差不多是十八万吨的样子。今年出口比去年减少五万吨，明年要求比今年再减少十万吨。每吨是二十五头，十万吨就是二百五十万头。如果能够减少二百五十万头猪的出口，再增加一些猪的生产，明年猪肉供应紧张的状况会稍微缓和一点。

猪的减产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粮食统购统销的影响。农民手里的粮食少了，饲料就紧张。粮食的统购统销是从一九五三年冬季开始的，一九五四年六月猪还继续增加，这是因为猪是一九五三年养的，那时农民手里还有余粮。一九五四年下半年，闹灾荒的地区猪就减少了；而在丰收地区，由于国家多买了七十亿斤粮食，粮食紧张，所以猪的生产也减少了。一九五五年粮食丰收，猪的生产应该增加，但是下半年正是农业合作化（注「农业合作化是土地改革后，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把农业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农村中，即出现了实行劳动协作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使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广大农村得到普遍发展。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十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随即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浪潮。一九五六年底，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15、324页。」）高潮，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养猪没有定下章程，所以虽然是丰收，猪的生产还是下降的。从上面这些情况看来，粮食和养猪的关系是很大的。农民使用粮食是这样排队的：一是人吃，二是大牲口吃，三才是猪吃。粮食少的时候，只能先顾人，顾大牲口，喂猪就顾不上了。今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不能放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一时还不能改变，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猪的增产问题。

第二，猪的收购价格低了。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不能养猪？我们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粮食紧张不是养猪减少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猪的收购价格低了。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粮食一紧，饲料就紧，就涨价，养猪的成本高了，收购价格就显得低了。在交通不便的地区，收购价格原来就过低。它是按照大城市的收购价格，再减地区差价定的，离大城市和铁路沿线越远，收购价格越低。同时，猪的收购分等过多，验收时常常压级压价（注「自一九五四年国营商业部门经营生猪以后，为了做到收购生猪时计价简便、合理，曾制定了收购生猪的办法。当时各地主要采用“毛斤定等，毛斤计价”，即根据收购时的毛重定等级，重量越大，等级越高，单价也高。这种办法虽然简便，但不能体现优质优价，同时容易助长农民交售饱食大肚猪的现象。后来，不少地区改为“出肉率定等，毛斤计价”，即按照活猪每百斤毛重出带骨肉多少定等级，出肉多的等级高，单价也高。但是，这种出肉率的确定，全凭眼看手摸，又出现了收购人员压级压价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有关部门作出了简化收购规格和规定验级公差的决定。——第15、324页。」），农民吃亏。现在除了已提价的地区外，许多地方的收购价格，不能刺激猪的生产。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之下，要使农民想各种办法多搞一点饲料，多节省一点粮食来养猪，就要在价格上有适当的刺激，使他们有利可图。

第三，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养猪不是为了肥田，而是为了获利。农民土地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养了猪，只能把猪粪卖给合作社，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如果没有适当的利益来刺激，他们便不会养猪。过去我们没有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民养猪没有利，或者得利很少。

今年七月国务院发了指示以后，养猪有所增加，但是如果不解决饲料和价格问题，这个增加是不稳定的，还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面的。

用什么办法增加猪的生产呢？除了必须坚持私养为主、公养为辅的方针以外，还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负责安排社员养猪的饲料。

现在养猪的人要自己解决饲料问题办不到了，因为土地归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猪的饲料，包括精饲料和青饲料。养猪一般的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生下来的小猪吃流质；到二、三、四、五、六这五个月是撑架子的时候，叫“克郎”猪，是以青饲料为主，加一点精饲料；到七、八、九、十这四个月是催肥的时候，要增加精饲料，折成原粮是一百二十斤的样子。吃流质，撑架子，催肥，这样三个阶段，一共十个月，可以长到一百四五十斤的样子，超过一百六十斤就不大长了。

养猪需要糠、麸皮、豆渣、粉渣、豆饼这些东西。现在全国养猪不到一亿头，按照第二个五年计划（注「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简称。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计划的建议。后来由于经济指导工作上发生严重失误，这个计划建议没有付诸实施。——第17、37、56、78、107页。」）的要求，要发展到两亿五千万头，糠、麸皮、豆渣是不够的，必须另找别的精饲料。能够代替糠、麸皮的精饲料，有薯类、胡萝卜、土豆等。现在全国粮食加工大概可得一百五十亿斤到一百八十亿斤细糠，能喂猪三千万头到四千万头；粉渣、豆渣、豆饼，能喂猪三千万头。如果要发展到一亿一千万头，那就还得想别的办法。

我以为，大量养猪的最大困难，可能不是精饲料，而是青饲料。养一头猪，把吃的糠、麸皮、豆渣一起算进去，大概相当于二百斤粮食。猪粪肥田，可以增产一百斤粮食。吃肉多的人会省一点粮食，按二八计算，大概可以省二十斤。那末，养一头猪只需要八十斤粮食，一亿头猪就是八十亿斤粮食。在现在的粮食生产情况下，还是可以负担的。而青饲料并不是全国所有的地方都能大量增产的。南方天气比较暖和，青饲料比较多，长得快，产量大。东北地区和内地山区，地广人稀，青饲料也比较多。据商业部门的同志估计，每头猪大概需要二千斤青饲料，把全国各种能算作青饲料的东西都计算在内，只能养猪一亿一千万头到一亿二千万头。要增加到两亿头，必须有计划地种植青饲料。农业生产合作社要负责安排各种饲料的生产，合理地安排播种面积，并且要有青饲料的播种计划和精饲料的播种计划，还要有适合于种植的高产量的青饲料和精饲料的品种。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给养猪的农民多留一点自留地，让农民自己种饲料。如果不解决饲料问题，发展猪的生产是不可靠的。

第二，有计划地恢复农村的粉坊、豆腐坊、榨油坊和小集镇的碾米厂。

开作坊是解决饲料的很合理的办法。人吃豆腐，猪吃豆渣；人吃粉条，猪吃粉渣。恢复作坊，可以使人和猪“各取所需”。还要对农民多供应带壳粮，让他们自己碾米，以便充分地利用谷糠做饲料。

农村恢复了作坊，势必挤大城市的加工工厂。两个方面的利害比较一下：农村小作坊榨油，出油率低；大城市机器榨油，出油率高。农村榨油，大城市停工待料，或者开工时间减少；在乡下榨，豆饼和糠麸价钱便宜，而且都留在农村。利害相权，恐怕还是打主意把作坊搬到乡下去为好。但是，乡村恢复的作坊，应该是粉坊、豆腐坊、油坊。酒坊看起来不应该恢复，酒糟少，作为猪饲料的数量有限。另外，酒坊过多的分散以后，财政部的专卖税利（注「专卖税利指国家专卖事业部门按照国家法令经营专卖商品向财政部门上缴的税金和利润。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财政部颁发了《专卖事业暂行条例草案》和《各级专卖事业公司组织规程》。到一九五二年，除少数地区外，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对酒类实行了专卖。制造和运销酒类，由国家专卖事业部门统一经营。专卖可以使国家对某些特定商品实行集中管理，以便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提高质量，调节消费，增加财政收入。——第18页。」）收入就要减少，这是不利的。糠、麸皮还是给猪吃，不要用来做酒。

大城市的油厂应该适当维持，榨一部分出口的油和供应城市的油。为了保证大米出口的规格，除了十几亿斤到二十几亿斤的米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碾以外，大城市吃的米还可以由小城市、中等城市碾米厂供应。就是说，大城市里的碾米厂也可以分散一点。糠麸不应该远地运送，应该就地供应附近农民喂猪。

大中城市的机关、部队、工厂剩下来的饭菜是很多的，有许多没有利用。应该经过市政府同郊区农民挂上钩，把剩菜剩饭加以利用，或者给农民喂猪，或者同农民合伙喂猪。

第三，适当地提高猪的收购价格。

要保证农民养一头猪能得到二百斤到二百五十斤原粮的利益，相当于粮食产量低的地方的一亩地左右的收入。有这样数目的收入，可能刺激农民养猪。今年上半年，有的地方提了猪的收购价格，有的地方还没有提，有的提得多，有的提得少。这次提价，各地应该有所不同。已经提了的要少提，提得高了的不再提，还没有提的要多提。总之，要使农民养一头猪都能够得到相当于二百斤到二百五十斤原粮的利益。那末，价格怎样计算呢？养一头猪，精饲料（包括豆饼、米糠、豆渣）需要十五元，青饲料两千斤，大概也值十五元。照一般情况，小猪价钱和猪粪价钱应该相等。但是，现在小猪的价钱贵了，猪粪的价钱比较便宜，所以卖出猪粪再买进小猪要多贴二元。饲料要用柴烧，再加上二元。还有病死的，常常要占猪的头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平均计算，每一头猪赔上二元。以上共计，本钱三十六元。再加上相当于二百斤到二百五十斤原粮的收入，大概要十五元左右。这样，总共是五十一元。现在我们的收购价格，去年平均是四十三元，相差八元。各地究竟提价多少，要根据本地区不同情况，提出具体的意见。照这个价钱计算，我估计农民是愿意养猪的。因为柴是可以拣的，饲料也可以搞到一点，就是多花一点劳动力，可以得二十元或者再多一点。

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如山里边、偏远的地方，食品公司要准备补贴一部分运费。

提了收购价，食品公司就要贴钱，商业部的利润就要减少，财政部就要给以补贴，每年约三亿八千万元。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现在我们是按猪肉的卖价收百分之十三的屠宰税，是否可以减到百分之五。这样，商业部门可以少向地方缴纳二亿四千万元的税款。另外，是否可以把小城市的肉价从每斤五角，提到五角五分，每年销二千万头猪，可以多收入一亿元。商业部门经营猪的利润，今年是四千万元，也把它贴在里面。这三笔，合起来是三亿八千万元。这里最重要的是两条措施：一条是税收从百分之十三降到百分之五，另一条是在小城市把猪肉的价钱每斤提五分。提高销价以后，把最大的好处给了养猪的农民，至于说吃肉的人每斤多花了五分钱，这数目不大。请同志们考虑，这样做行不行。减少了屠宰税，是减了地方税收（注「地方税收是划归地方留用税收的统称。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年四月一日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地方留用税收包括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其中，有些税种后来被简化合并，或者停征。地方税收由国家统一立法，规定征税原则，具体的减免和征收范围、征收办法等，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来确定。——第20页。」），但我看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地方这一项收入减少了，还可以用别的办法去补。总之，如果现在不提价，猪的生产还要下降，将来非提价不可。

要禁止压级压价。收购农产品的评级，商业部门要同农民、同农业生产合作社民主评议。有些地方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收到了好的效果，这是群众路线。收猪的人是不可能把每头猪杀了才决定斤重的，只能估算。现在会估的人，差不多都是过去的猪贩子。这些人很有经验，毛病是压级压秤，猪重一百四十斤，他总是估一百三十八斤，使农民吃亏。我们对这些人要用两种办法：一是要规定公差，进差多少，出差多少（注「这里所说的公差，指收购生猪时每头估计的出肉量与屠宰后实际的出肉量之间的差额。进差，也称上差，指估得多，实际少。出差，也称下差，指估得少，实际多。一九五七年二月，有关部门规定，上差最多不超过二市斤，下差最多不超过一点五市斤。——第20页。」），在公差限度内不算错误，超过限度就算错误；二是要进行教育，靠群众监督，规定奖惩办法。

农民每卖一头猪，应该至少留给他们十斤到十五斤猪肉。他养了猪，没有肉吃，那是不公平的。我们要给他肉票，全年可以用。

第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在各方面帮助养猪社员。

要正确处理农业生产合作社与社员在养猪方面的关系问题。老母猪归谁养，公猪归谁养，小猪归谁养？是归社养好，还是归农民养好？根据各地经验，可以归社养，也可以让那些有经验的社员养，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

农民把猪粪卖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把饲料分给农民，价格都必须合理。除此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给农民留出相当时间，让他们养猪。喂猪不一定要用全劳动力，妇女、老人、小孩都可以。总之，要给一点时间。

第五，县级或县级以下应该成立生猪生产指导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里面，应该主要是农业机构的人，加上食品公司、粮食局以及供销合作社的有关人员。

第六，防治猪病。

据农业部讲，现在对猪病用打针办法已可防治。各地农业部门防治猪病的单位，应该和当地食品公司结合起来，经过典型试验，稳步推行。绝不应该全面开花，急躁冒进。

现在，除了猪肉以外，其他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状况，应该采取以下一些办法。

第一，减少猪肉和油脂的出口。明年出口猪肉减少十万吨，油脂减少七万吨。我们主动地减，比和外国先订合同，出不了那样多，而被动地减，要好一点。减少猪肉和油脂的出口计划虽然这样定了，但是各地应该调出的数量，还是要如数调出。

第二，增加鸡、鸭、鹅、兔子、鱼这些不用粮食或者少用粮食的家禽和鱼类的养殖。我对养鸡的希望很大，鸡吃的粮食比喂猪的粮食要少一点。大量养鸡是可能的。中国农民多，假定一万万家每家多养两只鸡，每只鸡一斤半重，就可以增加三亿斤鸡肉，等于三百七十五万头猪。这几年鸡的数量是因为猪肉少而增加了，应该使其进一步发展。

第三，调整副食品的季节供应。水产旺季打捞得多，不能及时销出，就烂掉了。鸡蛋旺季来临，推销不了也要坏掉。在季节供应上要调整一下。冷藏仓库，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多建点仓库这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有十万吨鸡蛋，在旺季收下来，摆到仓库里面去保存，到了冬季，鸡蛋供应就可能好些。北京三百多万人口，一天供应鸡蛋五十吨。全国大中城市有三千几百万人口，加十倍，一天就要五百吨。此外，水果、鱼等也要搞一点冷藏仓库，以便起很重要的调剂作用。一定要看到，副食品供应紧张，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

第四，各大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供应要加以改进。根据过去几年来的经验，解决蔬菜问题的办法，可提出如下几点：（一）每一个城市都要按照人口的需要，维持相当的蔬菜播种面积。象北京这样的气候，每亩地的产量可以供给三十个人的样子。广东可以供给更多的人，哈尔滨供给的人就少了。要根据各地气候的不同来定。总之，各地蔬菜要做到自给，中央只做个别品种的调整。只要按人口比例规定蔬菜播种面积，蔬菜的价格大体上就能够稳定。（二）不要包收农民的蔬菜，让农民和城市里的菜贩子直接交易，去掉副食品供应机构在农民和机关、团体中间做买卖这个环节。因为搞了中间环节以后，手续费加多了，菜也烂了，好坏也不分了。现在各地正在改变。改变以后，大体上情况是好的。（三）菜贩合作化以后，合作的单位要小。单位小了，比如几个人，各负盈亏，经营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如果他们愿意分散经营，就让他们分散经营。

从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要搞副业，要搞推销，很多地方对农村集镇上的市场，不像过去管得那么死了，开放了一点自由市场。

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好处有三条：（一）从前因为市场管得太死，农民已经停止生产的东西，现在恢复了生产；过去生产少的，现在增加了生产。（二）城乡的物资交流活跃了。从前是当地的买卖当地人做，现在是城市里的人可以到乡下去做买卖，乡下人也可以到城市里来做买卖，城乡的交易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供应充足了。过去怕开放自由市场以后，东西都给乡下人吃掉了，大城市里的人吃不到东西。事实不然。开放自由市场以后，第一个占便宜的还是大城市。拿河北省的梨来说，开放了自由市场，农民并不卖给通县、保定，而是打主意卖给上海、北京这些大地方，一卖就是大生意。（三）开放了小土产自由市场，“将”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军”。过去的买卖是按照我们的行政区划的路线走的，现在不行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直接派人到上海去，中间环节没有了。上海、天津卖东西，不要经过河北省，不要经过保定再下乡，哪里便当，就在哪里卖，完全是按照经济路线。这就暴露了我们又官又商的人做买卖，做不赢小商人；暴露了我们的环节多，有些人没有事情干。现在有不少土产，乡下的收购价比我们的高，但在城市的卖价比我们还低。道理很简单，他们的环节少，走直径，所以赚钱多。而且，农民欢迎，城市里的人欢迎，商人也欢迎。这不仅暴露了按行政路线经商的弊病，也反映了我们过去那一套机构需要改变，不改变不行了。

在开放自由市场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一）哪些东西可以进入自由市场未划清楚。哪一种开放，哪一种不开放，没有具体化。有的地方开放无边，把统购的东西也开放了。这一开，我们要收的东西就收不到了，有完不成统一收购计划的危险。（二）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你也买，我也买，势必提高价格。有些东西涨价以后，由于东西多了，价钱又平稳下来，这是合适的。有些东西的生产时间需要一年或几年，因此可能还要涨一年或几年才能落下来，比如茶叶、桐油等。有些东西的价钱涨得有点过分，已经超过刺激生产的必要限度，这是不适当的。（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做生意，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应该做，也需要明确规定。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把我们现在的农业产品分为三种。一种是法定统购的物资，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第二种是没有法定但实际上要统购的，就是说，委托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统一收购的，如茶叶、蚕丝、烟叶等。第三种是小土产，自由成交的一些东西。现在看起来，要把第二种委托收购的东西，一部分移到第一种里边去，一部分下降到自由市场，把第二种缩小，扩大第一种和第三种。为什么要扩大第一种呢？一个理由是，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农民就问，这个东西政府统购不统购？如果没有规定统购，他们要自己卖，不卖给我们了。法律上不加规定，他就不卖给你。这样，我们的工业原料、出口物资就有收不到的危险。我们禁止商人向农民收购，这容易，而要禁止农民出卖给别人，就比较困难。在当地也许还可以禁止，如果他们卖到外地，便难以禁止了。另一个理由是，过去的收购，实际上等于统购，可以把它移到第一种。当然，统购的品种可以分成几类。有些东西除了自留部分以外，都要卖给我们，比如粮食、棉花等。有些东西，我们只统购百分之七八十，其余的可以自由出卖，比如烟叶等。有些东西，可以不定任务，比如收废铁、废胶，不能说你一定要卖给我多少，只能说不准别人收，只能由国家收。不列入第一类的东西，尽可能列入第三类。但是，某些省还应该有一些第二类的东西。它那个省有一些特殊重要的东西，比如四川的某一种药材，在全国并不列在第二类，在本省可以列在第二类，掌握一定的收购比例。鸡、鸭、鹅、蛋这些东西，都可以列在第三类，让农民自由出卖，这个政策很有好处。第三类商品在自由市场开放也应该由少而多，一步一步地开放。要经过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现在有许多东西，如果讲需要的话，出口也需要，职工也需要，农民也需要，大城市也需要，小城市也需要，所以国家只好拿来作统一分配，不然有可能供应了次要的部分，而挤掉了重要的部分。

第二，价格政策要作一些调整。统购产品任务完成以后，允许自己卖，卖的价钱，可以等于我们的销价，也可以略高于我们的销价。对第三类的小土产，一般的不加干涉，只有个别品种的价格超过了限度，可由当地有关机关出来限价。

第三，对农民贸易要作一些新的规定。（一）凡是农民自产的东西，应该让农民买卖，可以在当地卖，也可以远销。现在农民是很想远销的，但是只要过一个时期，我们把批发机构搞好了，把运销路线调整合理了，那末，农民也不一定愿意自己远销。如果我们的手续费不高的话，他们自己远销并不一定多赚钱，弄不好还可能赔钱，自然就不再远销了。过去就有生产和贩运的分工，这种分工是有道理的。（二）不应该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做贩运生意。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专门去做贩运生意，我们不提倡。（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兼营手工业，原料来得容易，但可能挤了城市里和集镇上的手工业。应该规定，凡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兼营的手工业，和市镇上的专营手工业有冲突的时候，应该照顾专营手工业，不然他们没有饭吃。

第四，改变对市场的领导办法。为了适合现在的情况，我们过去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那一套办法，要加以改变。现在要搞过傤行（注「过傤行也称转运行，是一种为客商办理货物水陆转运业务的商行。有些转运行，还附设货栈，代客储存货物。——第26页。」）、交易所，帮助农民和小商贩之间的交易和贩运。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并不是一点管理也不要了，还需要有管理。要组织集镇上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当然不是像从前管得那么死。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管理委员会要吸收各个经济部门的人，特别是要吸收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关的人，因为只有商业机关，没有管理农业生产的单位参加，是搞不好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做好商业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做好商业工作*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在这几天的会议上，同志们提出了很多问题，集中起来，主要有这么三个：一个是感到商业工作不好办，要东西的向你要，该给你东西的却不给，两个夹攻，好象磨盘里的麦子。另一个是商业的组织工作混乱，同各方面的关系不够协调。再一个是对几年来的工作如何估计的问题。我现在就这几个问题讲一点意见。

先说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

商品供应紧张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反映。今年的商品供应比过去六年紧张一点。今后是否会年年如此？不能那样。如果年年如此，那问题就大了，就不仅是商业工作的问题，也不只是当年经济工作的问题，就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建设方针是否妥当。今年所以出现商品供应紧张状况，主要是由于实际工作中的缺点。

求得预算表面上的平衡并不困难，少打上一些开支就可以“摆平”。例如今年农贷二十五亿元，没有打入预算，想靠后备款解决，这样好像就平衡了。过去说现金收支没有不平衡的，货币流通量多了，可以靠多卖东西或者增加储蓄把它收回来。其实不尽如此。今年是靠挖商品的库存勉强搞平的。现在的货币流通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十亿元，买不到东西，成了人民的储藏手段。因此，简单地从商业一个方面来找供应紧张的原因是不行的，还要从全国的经济情况特别是财政情况来找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说明问题。

八届二中全会（注「八届二中全会指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目前时局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讲话。——第28页。」）对于今年的经济情况作了这样的估计：生产发展，就业增加，群众高兴。这是一。第二，建设投资大部分恰当，只有一部分不恰当或者用多了。总的约多用了二三十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多用了十五亿元左右，学校、文化、农林水利都多用了一点。农贷应该有，但未列入预算，而且多了一点，二十五亿元农贷中约有十五亿元是必要的。把五亿农民组织起来而且不发生混乱，贷点款是值得的。但是，农贷要列入预算，预算不平衡就得减其他的开支。职工工资已经三年没有增加了，今年也应该增加。这样下来，社会购买力就提高了，商品供不应求。不仅如此，生产物资也供应紧张。例如，钢铁已经吃空了过去四五年的积蓄还不够。

经济建设，一九五三年是小冒（注「一九五三年小冒指这一年财政方面的预算盘子打得过大，入不敷出，到六月底，大概有二十一亿元赤字。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纠正。通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到这一年底，不仅财政收支都比上年有较多的增长，而且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第28页。」），今年又是小冒，比一九五三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只要我们很好地吸取今年上半年的教训，今后不再冒，商品供应就不会再这样紧张了。

同志们或许会说，人为什么这样笨？其实这也难说。在商业部里，年初也吹风说煤多了，甚至说布多了。做实际工作不犯错误是很难的，搞过肃反和土改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文章上写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这是容易的，但做起来就很不容易。今年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经济建设上冒了一点，这是难免的，今后也难以保证不重犯，社会经济生活是复杂的，多变的，不会象看电影那样简单。半年来冒了一下，使我们取得了经验，也有好处。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我们的耕地只有这么些，但人口多，吃的、穿的都靠它。如果不搞建设，失业半失业照旧，社会购买力很低，商品供应当然一时可以不紧张，但不搞建设更不行。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而应是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例如猪肉，就可能常常不够。又如棉布，再增加三千万担棉花，每人也不过四丈多，还是紧张的。这一条应该有精神准备。有一些东西多了，是暂时的现象。如前几年说纸多了，今年一年就用光了。五金交电物资也有类似的情况。商业部门不要单从加快商品周转和多提供上缴利润出发，轻易喊什么东西多了。不能片面强调流通速度，因为我们不是胡同口的小贩，也不是永安公司（注「这里所说的永安公司，是上海的一家大型百货商场。一九五六年一月实行公私合营。现为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第29页。」），而且和解放初期也不同了。现在我们担负着调节生产和需要、组织供需平衡的责任。因此，既要考虑周转快，又要考虑社会的必要储备。

看清楚商品供应紧张的原因很重要。这样就不会只在内部吵架，而不从整个财经工作上找原因。只在内部吵架，打破头也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谈改进商业工作的问题。

第一，过去七年商业方面的一套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是适应对私人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那种情况的。现在三大改造（注「三大改造指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30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商业工作也要随着改变。

第二，过去商业工作那一套，固然有利于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但是也有许多不利于人民的地方。我们国营商业做生意是“独此一家”，很有点“独霸的味道”。山西省委书记说，一个老太婆织了一点布，赶集去卖，干部说她违法，把她吓得丢下布就逃跑了。这当然不是商业部长、副部长下的命令，但要考虑到商业系统有二百五十万职工，许多人政策水平不高，成分复杂。领导机关要求既要完成任务又要照顾群众利益，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就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农产品采购方面，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更多，农民有一肚子气。我们挖农民的多，例如粮食仓库有不少“溢余”粮食，就同我们一些粮食收购单位搞大秤进、小秤出那一套有关。国营商业是“亦官亦商”，老百姓难以对付我们。总之，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很多，报上登出来的就不少。

第三，集权太多，分权太少。这是历史形成的。解放以后，为了迅速恢复经济，实行财经统一，要求集中。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也要求集中。但是，商业系统这一条线，不过是一条做衣服的线，并不象水泥柱子那样牢靠。在商业工作方面，重要的事情必须靠各级党政来抓。县委能有个副书记管商业工作，县委会能够时常讨论商业工作，我看就“天下大定”了。山西太谷县试点，把四个公司划给县管，利润百分之四十上缴，百分之五十归地方，百分之十归企业。这样一来，县委大力抓商业工作，销不出去的商品销出去了，收不起来的东西收起来了。一年下来，全县增加收入十万元，而原来一年才只有一万二千元的机动费。即使一县一年十万元，全国两千个县才两亿元；如果一县五万元，全国才一亿元。县里有权有利，商业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现在，担子全压在我们身上，下面有问题我们看不见，也不能解决，有什么好处？统一财经工作，实行计划经济，都要求集中。但是，集中不能过分，必须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这个事实。我们常说，政策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化，谁来“化”？主要是县委。

第四，调整商业系统内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部长、局长、经理只能抓大的方面，具体执行还是靠二百五十万职工。只有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把事情办好。如果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只能听指挥，像算盘珠子那样，拨一拨动一动，商业工作就肯定做不好。党的八大（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1、31、37、52页。」）开会时有一位同志提出，工人代表大会可以撤销厂长、经理。我看这个意见有道理。监察工作固然重要，但光靠监察工作不行，必须让群众都能讲话，都有积极性。发挥民主可以采取职工代表会、店员代表会等形式，许多大事都要经过代表大会讨论，他们可以向上提出建议，撤销厂长和经理。我们党是一直坚持群众路线的，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与苏联断了关系以后，没有办法，让工人自己管工厂，起了相当的作用。在抗战初期，何应钦（注「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等职。——第31页。」）不给我们发钱，毛主席向大家提两条，一是解散，一是搞生产。结果想出了办法，开展大生产运动（注「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当时，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扫荡”和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陕甘宁边区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号召部队和机关开展生产运动，并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随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经过这一运动，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第32页。」），大家都吃饱穿暖了。可见，只要依靠群众总是有办法的。在不放弃国家计划和集中统一的情况下，搞工人委员会有什么不好？商业系统只要把二百五十万人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有责任感，就不怕“天下大乱”。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谓单纯业务观点，就是不依靠广大群众和当地党委。商业系统过去的群众工作是做得非常之差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要经常拿到部务会议上讨论。

以上说明，商业部门存在着同人民群众和地方党政的关系问题，还存在着本系统内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所谓政策，无非是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我想，按照上面的办法把我们的工作改进一下，照理说是有希望做好商业工作的。

最后，说一说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

我看七年来的商业工作有成绩，也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在促进生产、稳定市场方面，在改造私人资本主义方面，都有成绩。至于缺点错误，有些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如为了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要有现在这样一套组织机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主观努力不够造成的，如猪的收购，本地销的和出口的一样分四个等级，这就使收购人员多了一个压级压价的机会（注「自一九五四年国营商业部门经营生猪以后，为了做到收购生猪时计价简便、合理，曾制定了收购生猪的办法。当时各地主要采用“毛斤定等，毛斤计价”，即根据收购时的毛重定等级，重量越大，等级越高，单价也高。这种办法虽然简便，但不能体现优质优价，同时容易助长农民交售饱食大肚猪的现象。后来，不少地区改为“出肉率定等，毛斤计价”，即按照活猪每百斤毛重出带骨肉多少定等级，出肉多的等级高，单价也高。但是，这种出肉率的确定，全凭眼看手摸，又出现了收购人员压级压价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有关部门作出了简化收购规格和规定验级公差的决定。——第15、324页。」）。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中的缺点，有些也是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我看，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要有几条界限：第一条，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第二条，缺点错误中有一部分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有一部分是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第三条，缺点错误上下都有责任，但主要应由中央一级的商业部门负责。许多政策和办法，都是上面定的，领导机关应负主要责任。当然，我也有责任。现在，下面的同志有一肚子气，到了这里要出一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把这一点说清楚。

还要说一下对挨骂的看法。有人说，商业工作天天挨骂。我看，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商业工作有不少唱对台戏的，这可以促使我们改进。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了错误，加以改正，就可以不断进步。如果五年没有人说有错误，一直往上爬，到第六年再从五层楼上跌下来，那就坏了。例如，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如果有毛病不指出来，一味地高呼万岁，一下垮了就不得了。宝成铁路修通了，只是高呼万岁，现在老塌方。

有了成绩也不要老讲，一年讲几次就够了。有成绩是明摆着的，用不着天天讲。对于缺点错误倒是应该经常注意的。商业工作，有六万万人天天看着，他们提出批评，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有什么不好？我们一不是当资本家，二不是为当官，而是干革命的。天天挨骂，可以改进工作，对革命事业大有好处。过去我们搞商业，是为了打倒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现在搞好商业，稳定人民经济生活，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商人，但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从事商业工作的革命家。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

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长江大桥是大，建设很有必要，但商业关乎六万万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说是小事情，不重要。

我们有了缺点错误，天天批评倒还好些。平时不批评，总有一天会来个大批评。斯大林功劳七分，缺点三分。他在世时，有人不讲他的缺点，一旦批评起来，连像都不挂了，这就不好。

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他兼任商业部部长。」

为什么要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赎买政策（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什么要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赎买政策*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今年一月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使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工人阶级的胜利。全国工人十分高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群众开展了劳动竞赛。在这个大会上，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我国要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赎买政策

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以后，人民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政策和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政策是不同的。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是采取没收，而是采取逐步赎买的政策，是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赎买的办法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使私营企业获得合理利润，进而实行按比例分配利润（即四马分肥注「一九五三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所得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资方的股息红利四个方面分配，称为“四马分肥”。国家所得税采取累进说率，一般占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企业公积金一般占百分之十至三十；职工福利奖金一般占百分之五至十五；股息红利（包括董、监事和经理、厂长的酬劳金）一般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是初级和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利润分配的办法。一九五六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所代替。——第35页。」）；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采取定期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和七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和《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在这两个文件中，对定息作了如下规定：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盈亏，由国家按照企业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并依据统一规定的息率（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按季付给私股股东以股息。这种定息办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实行，原定七年，后又延长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实行。——第2、35、144页。」）制度，并对资方在职人员全部由国家分配工作。

为什么要采取赎买政策呢？有下列四个理由：

一、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有利。

资本主义企业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生产人民日用品的轻工业。日用品的正常生产，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很重要。有了日用工业品与农民交换农产品，可以加强工农联盟；有了日用工业品和农产品，可以供应城市人民的需要，稳定市场物价。在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物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如果在一九四九年政府采取没收政策，资本主义企业便不会照常生产，很可能出现生产停滞、减产和工人失业的不利情况，那就不但在政治上不适当，经济上也将发生混乱。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应该像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没收，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同时，他们又有动摇和妥协性。在恢复时期中，他们积极地参加了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干涉，同时派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自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第36页。」）的斗争。在土改（注「土改即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36、324页。」）斗争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土改法令（注「土地法令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施行。——第36页。」），他们没有反对。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和官僚资本主义区别对待，不团结他们，我们就要在国内和国外、在城市和乡村一齐进行斗争，无疑的将大大增加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36页。」）斗争以前，他们曾向我们猖狂进攻，但当我们进行了“五反”斗争之后，就团结和教育了愿意守法的大多数资本家。因此，从恢复时期的全部过程来看，人民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采用没收政策，而采取赎买政策，也就是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对恢复经济是很有利的。

二、公私合营后一定时期内给资本家五厘定息是必要的，对国家和人民也是有利的。

民族资本家经过了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的一关，又经过了土改斗争的一关，这两关都过来了，他们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和恢复经济的工作，在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就是今年一月前后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期，我们能抛开他们吗？当然不能，而且更不应该采用没收企业的政策了。政府决定对他们的资产在一定时期内给以五厘定息，这样做，对资方、对国家和人民都是合情合理的。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定息，是为了让资本家改变生活有个准备时期；限制资本家的利息，便可发挥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国家可以合理安排私营企业的改组，因此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那末，国家要付多少定息呢？定息总额和资本家的资本额比较，数目不算很大。全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资本总额估计为二十二亿元，定息五厘，一年付息一亿一千万到一亿二千万元。准备付几年呢？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1、31、37、52页。」）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注「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简称。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计划的建议。后来由于经济指导工作上发生严重失误，这个计划建议没有付诸实施。——第17、37、56、78、107页。」）的建议的报告中谈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扩大全民所有制。究竟几年，还未定，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总之，几年期间，每年付一亿多，只有几亿元，为数不大。用这个办法，团结资本家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办法。

有人问，为什么高薪水的资方人员仍原薪不动？为什么没有本领的资方人员也安排工作？我们认为，所有原来在企业中吃饭的人，还应该允许他们继续工作，要有饭吃，这是必需的。定息只有几年，今后他们主要靠工作吃饭。薪水高于国营企业中相同职务的人只是一部分。私营企业内中小企业多，所以多数资方人员的薪水是不高的或低于国营企业中相同职务的人的。薪水特别高又没有本领的人只是个别的，这部分薪水应该看作是赎买的一部分。

有人问，为什么资本家增资说退就退，为什么资本家定息说发就发，做得这样快？所谓增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愿的，一种是被迫的。增资的现款很少，多数是欠帐，也有物资，包括房屋、衣服、甚至还有棺材等。全部合计约二百万元左右，数目是很少的。政府决定，属于还帐的可以收下，其他的增资部分除本人坚决不愿退的，其余一律退还。如果不退，资本家人心惶惶，便要发怨言：“敲锣打鼓，国家又发了一笔洋财。”而且所值不多，也不好处理，很快退还是对的。至于股息发得很快，是因为按股票发息，计算比较容易，资本家当时又需要用一部分股息去买公债。

政府实行定息办法的结果，多数资方人员或者积极工作，或者不反对改造，心怀不满的只是少数人，总的说对国家和人民有利。

三、资方人员中的多数是有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资本家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用的，不采取赎买政策，就不能团结、教育和改造他们。

现代化的生产是要技术的，虽然工人阶级的劳动是重要的，但是必须有技术。在目前，工人阶级自己的技术人员还极少，而资本家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现在最有文化的一个阶级，这种情况短期内还难以改变，我们需要团结这部分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资方人员中也有没有本领的人，但多数是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如果我们对他们不采取赎买政策而采取没收政策，那末，资方人员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便不会像现在这样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如果我们不用这些人，我们又不可能从国外招请这样多的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建设，企业在生产技术上和经营管理上将会受到很大损失。

四、我们是在六亿人口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建设工作需要十分谨慎，并力求正确。

我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但又是一个大国，人口占社会主义阵营的三分之二。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或者谨慎正确，或者掌握不稳，这关系世界大局。我国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几乎牵涉到全国人民，是一项极为复杂、紧张的斗争，如果发生错误，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中将会引起混乱。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改得适当，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将起有益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很注意我们的改造工作，外国资本家来中国常要去直接了解我国资本家的情况。我们把和平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做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以上四个理由说明了赎买政策对国家和人民、对工人阶级本身是有利的。因此我提议，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中广泛地进行一次赎买政策的宣传解释。为什么要解释？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有许多工人群众以及基层工会干部对赎买政策并不完全了解。有的人反映：“我对赎买政策是通的，但是对具体办法不通。“实质上是对赎买政策没有通。有的人反映，剥削者还得定息，原薪不动，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从一个方面看是不公平，但从全局来看，从前面所列的实行赎买政策的四个理由来看，还是合理的。我们一年只花一亿多元的定息，使全国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得到太平，这是重要的事情。如果不实行赎买，可能造成混乱和不安，损失将更大，对工人、对人民更不利。第二，在合营企业中公私共事的好坏，能否团结技术人员，能否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劳动者，工作的关键在工人群众的态度如何。虽然团结和改造的责任，资方有份，公股代表也有份，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工人群众。而且对资方人员的改造只有在工作中、在企业内进行，不应该放在厂外去改造。因此，如果工人不认识赎买政策的必要，便不会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和改造资方的责任。

第二公私合营企业要恢复和建立工人

群众参加的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应该和公股代表合作。

在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前，工会和增产节约委员会实际上是企业的领导机关，对推动生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作用。在公私合营以后，公股代表派进去，公股代表管理了企业，工会管理企业的职权便让给了公股代表。当时，我们没有强调保存管理委员会，没有强调公股代表必须继续发挥工会和增产节约委员会的权力，提拔工人担任企业的领导干部也不够，这是很大的疏忽，必须加以纠正。工人群众对此不满，是有理由的。因此，必须恢复和建立工人群众参加的管理委员会。这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办好企业的重要问题。

今后恢复和建立的管理委员会应该和公股代表合作。在合营以前，私营企业没有公股代表，工会直接对资方实行监督，现在有了公股代表，应该和公股代表一起管理企业。应该肯定他说，管理委员会必须有相当的权力，其具体章程需要由工会和政府拟定。此外，要吸收工会领导人员和工人中的适当代表人物参加企业的领导机关，担任正副厂长、正副经理等工作。

有些工会干部对公股代表是有意见的。公股代表中，有些人的工作是有错误、缺点的，但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是好的。他们当中的多数人特别是在大城市从职工中、工会干部中提拔起来的人，有了错误、缺点是可以教育克服的。他们的经验不够，原来有经验的职工离开了本厂，或者是分配了新的业务，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时间又很紧迫，公股代表在工作中有错误、缺点是难免的。他们有时受到三个方面即资方、职工以及企业的专业公司的责难，工作常处于困难的境地。因此，工会应该给以帮助。在对公股代表的错误、缺点进行批评以后，多数人是可以教育留用的，只有少数不称职的才要调换工作。

第三公私合营企业中改善职工福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逐渐进行，不能很快改进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小企业多，大企业少。小企业的福利设施，自然比大企业差。可以这样说，合营企业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比较困难的主要是而且首先是小企业职工，这是过去长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并厂中有些厂又增加了这方面的困难，比如厂房拥挤，没有饭堂，宿舍、厕所不够，等等。

政府正在准备对工资低于国营企业职工的人，适当增加工资。高于国营企业的不降低，也不增加。低的增加拟分两次调整，但是每人每年所加的也不可能多。其他劳动设施的改进，能办者办，但不可能一下都办。不可能设想，小厂都改成大厂，盖大厂房，小店都并成大店。许多小厂、小店的劳动条件的改进和福利的增加，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七年以来，国营企业的条件也还有许多是不好的。改善职工福利是必要的，改善的根本途径，是要在增加国家建设、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前进。应该看到，我们一定会有进步，但前进的速度是不能太快的。一定有进步，七年来已经证明了；但是不能进步太快，因为我国经济比先进国家已落后了一百年。

经过三个五年建设计划，我国可以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但是要赶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要准备五十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努力。十五年、五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长的时间，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时间并不算长。像革命的先烈牺牲自己一样，他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和后代，我们的吃苦也是为了人民和后代。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有志气，迎头赶上去，集中一切力量为我国的高度工业化而奋斗！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工会基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九五七年一月）

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

我们是从事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不能没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二

搞商业的人，只管市场、不问生产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例如，现在的钢铁、纸张供应不足，但如果只注意到这一点，是不行的，还必须看到国家计划和生产的情况，这是第一位的，商业是第二位的。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区别于一般商人之所在。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三

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这件事，值得我们警惕。

在我们的工作中，建议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否则，工作的盲目性无法改变。我们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带有原则性的领导方法的错误。那末，倒过来，“三分经济，七分政治”，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我进了北京城以后，从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九月撤销。——第45、214页。」）领导上来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现在如果再不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则业务总是挤了政治。只要我们按照“七分经济，三分政治”长期做下去，有可能保证工作不犯大错误。否则，十分有九分会变成“斗争对象”。看来，这个问题要“奋斗”，要“突围”。

在这方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部长、副部长。部长、副部长要领导学习。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即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它是按照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第45、126、205页。」）和商业部先搞起来，下边也就跟着搞起来了。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要成为一个章程。领导干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尽到领导责任。

我看学习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结经验。把总结经验列入学习的一项，不用说是很重要的。二是重大的时事和政治问题的学习。三是学习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问题在思想方法。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头，所以经验提不高。这一点，对于任何工作岗位的同志，对于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最重要的。此外，还要解决依靠群众的问题。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依靠组织，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群众。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口号。

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比如，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

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肯用脑筋想问题、发议论的同志，是很好的同志。不想问题，不发议论，天天搞五福布（注「五福布——是当时天津第二棉纺织厂生产的一种印有五个蝙蝠商标的白布。——第46页。」）的，就要差一点。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正确的东西，是在否定错误的东西中生长起来的。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持久战的结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批驳一切经过团结和一切经过斗争，得出既团结又斗争的结论。毛主席如果没有王明（注「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江局书记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47、235、285页。」）、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他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死于加拿大。——第47页。」）这些反面教员，未必能那样的成熟。对于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毛主席为了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把它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比较，加以区别，这样就不含混了。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毛主席自己就假定过许多反对的意见，别人不推翻，自己来推翻，推翻了再来。上述这些，都是全面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

（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注「这是陈云同志两次讲话的节录和一次讲话的要点。」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我就财政经济问题讲几点意见：第一，一九五六年的财政经济情况；第二，如何解决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第三，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第四，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一九五六年的财政经济情况

一九五六年，我国无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全国的职工、农民、公教人员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大大提高了积极性，开展了广泛的劳动竞赛，涌现出大批的模范工作者。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科学规划工作和向科学进军，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在农村，由于农民在合作化以后更加紧张的劳动，虽然自然灾害并不小于一九五四年，而粮食和其他农作物（除棉花外）的产量，比丰收年的一九五五年还有增加。工业的总产值和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也有很大的增长，工业生产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的总产值指标，基本建设四年累计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

一九五六年在财经工作方面，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这主要表现在：

一、在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三十亿元。这三十亿元包括以下三个项目：(1)基本建设投资多用了十五亿元以上。基本建设投资大都是用得恰当的，但是在中央各部门，在各地方，都有一部分用得不适当，用得多了。(2)工资多开支了六七亿元。一九五六年是需要增加工资的，缺点是增加得太多。去年各个方面招收的人员，比原计划的八十四万人多了一百多万人，这里还不包括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技工训练班多招收的人员。一部分人员工资增加得过多，机关、企业人员的升级面宽了，有些奖金制度也不适当。这三笔钱，再加上附加工资，合计约有六七亿元。(3)贷款多了一些，农贷和其他贷款多支出了五亿多元。以上基本建设、工资、贷款三项，共计多支付近三十亿元。

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基本建设和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如钢材、木材、竹子、煤炭等，人民生活需要的许多消费品，都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以致有些地方在搞以物易物。钢铁是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重要物资，去年用空了七十万吨的库存（其中双轮双铧犁和锅驼机（注「双轮双铧犁是当时一种新式的畜力耕地农具。有两个轮子和两个犁头，比旧式犁耕得深、效率高。锅驼机是当时适于农村使用的一种动力机器，用煤炭、木柴做燃料。——第49页。」）就多用了二十万吨）。由于缺少原料，手工业者到处抬价抢购废钢铁；有的地方竟发生手工业者抢去供销合作社的竹子的事。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个别商品（如自行车）出现了投机倒把的“黄牛”（注「“黄牛”指抢购物资，高价出售，以此牟取暴利的人。——第50页。」）。看来，任何一种物资必须保有一定的社会周转量，如果少于这一数量，便会发生供应紧张，甚至会出现黑市买卖和囤积投机的现象。

我们知道，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按物资的数量来说，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是增加了，但是却发生了供应紧张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财政和信贷多支付了近三十亿元。

如前所说，一九五六年经济建设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错误确实存在。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积累起来的，过去有缺点错误，今后也还难免。摸索革命的规律，我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建设的经验，也必须有两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可积累下来。我们的缺点错误是前进中发生的，是容易纠正的。目前有些物资供应紧张，我们只对少数物资实行了定量供应，但就全局来说，市场仍然是稳定的，黑市和“黄牛”并不多。我们认为，粮食、植物油、布匹等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供应紧张，其他的物资，只要在两年内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供应紧张情况是可以缓和下来的。我们要有计划地使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放慢，使它低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在两年的时间内填补供应不足的差额，使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大体上得到平衡。

如何解决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

解决财政经济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办法：

一、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增产方面，农业和有销路的副业产品，应该大大增产；有原料、有销路的工业和手工业产品，也应该尽量增产。在节约方面，无论是基本建设或者是生产，无论是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机关、团体、学校，无论是中央或者地方，除了保证必需的费用以外，都要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

二、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的规模，适应于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这样，基建工作量和财政支出将比原来发下去的控制数字降低，至于降低多少，要看财政收入和钢材、木材等原材料供应的可能。投资额减少以后，是削减主要项目还是削减次要项目，要加以分析。如果有些主要项目不推迟，不减“骨头”只减“肉”（注「“骨头”和“肉”——是计划部门在分配基本建设投资时划分项目类别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第51、253页。」），这样下去，将来还会出现紧张的局面。

三、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今后两年，工资总额只能小量增加；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除了收价太低因而破坏生产的以外，一般不能提高。这样，就可以使购买力的增长在计划的控制之下。劳动工资方面要注意的是，除安排大学和中专毕业生以外，各部门一般不增加人员，必须增加的单位由内部统一调剂；升级加薪一般要停止两年。同时，还要增产消费品，推销公债，奖励储蓄。用这些办法来使消费品的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恢复平衡。

我们采取上述三项措施，就是为了既保证经济建设的一定规模，又逐步使原材料和消费品供应紧张的状况缓和下来。也就是说，既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又要保证市场稳定。这样做，无疑要遇到许多困难。比如，若干基建项目推迟后要进行妥善处理，多余的职工要加以安排，对于不能升学和分配工作的中学毕业生，也要做好工作。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1、31、37、52页。」）上，薄一波（注「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五六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八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第52、130、259、340页。」）同志在发言中，讲了国民收入和积累、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收入、国家预算支出和基本建设投资三种比例关系，我很同意他的研究。他所提出的比例数字可能会略有出入，但寻找这些比例关系，是完全必要的。我现在想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其他方面试图寻找一些制约的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我认为下列各点应该注意。

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的状况，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六年，由于财政上有了赤字，物资供应就不平衡，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同时还应该指出，财政收支略有结余是必要的，因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规模日益扩大，便需要逐年增加物资的周转量，也就是要适当地增加库存量。所谓财政结余，并不只是结余钞票，主要是结余相应的物资。当然，财政结余并不是一点也不能使用，在保证必要的周转量和储备量的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一九五六年因为动用得太多，便发生了问题。

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像钢铁、木材等原材料的供应，应该有分配的顺序。原材料的供应，宽裕时不发生问题，紧张时便必须有分配的顺序。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主要是为了维持最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应该看到，基本建设搞多少，不决定于钞票有多少，而决定于原材料有多少。关于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我之所以说应该保证它们对原材料最低限度的需要，是因为今年的生产指标不可能在去年已经很高的基数上再增加多少。去年农业歉收，今年像棉纺织这样的轻工业生产不能不受到限制。还必须看到，今天把原材料的供应限于最低限度的生产的需要，挤出一点力量用于基本建设，正是为了将来生产的发展。

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构成购买力的主要部分，是职工的工资和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以及其他人的收入。目前购买力提高过快，是由于工资总额的增加以及农产品的提价。至于因农产品增产而增加购买力，不但并不可怕，而且是件大好事情。现在要注意的是农产品提价的问题。提价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收购价格过低影响生产发展的农产品。这是必须严格掌握的原则。经济作物的提价，必须考虑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价，防止经济作物提价过多而挤了粮食，以至被迫再提高粮价，造成轮番提价、全面提价的危险。否则，农产品提价多了，便要减少建设投资，同时增加市场供应和货币回笼的困难。在这一方面必须十分慎重。

生产消费品的原材料的来源，一是农产品，二是用出口农产品换回的原料，三是重工业部门生产的原材料。这三个来源，都受一定限制。人民购买力提高的程度必须和消费品增长的程度相平衡。

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财力物力就是指投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四个方面。一九五六年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只和当年财力物力勉强平衡，既没有瞻前也没有顾后，结果造成基本建设投资猛长，在一九五七年不得不减下来。这是一九五六年计划执行的重要教训之一。国家经委曾经试算过，如果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为一百二十六亿元，照此推算，一九五八年要投资一百六十二亿至一百八十一亿元，这是当年财政支出所不可能负担的。再看过去几年基本建设的投资情况：一九五三年是六十五亿元，一九五四年是七十五亿元，一九五五年是八十六亿元，而一九五六年则陡升到一百四十亿元。一九五六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进口和机器安装都集中在这一年及下一年，因此基本建设投资比往年应该增加得多一些，但是一下子增加了五十四亿元，这就太多了，结果无论财力方面和物资方面都不能平衡。由此看来，年度计划要摆平，就必须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

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我国农业经济比重很大，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有很大关系。据国家经委估算，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与农业有关的收入，大约占百分之四十五。当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中有工人创造的价值。所以，不能说农民向国家的缴纳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只是说明，国家收入与农业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增长率不高。一九五六年农业总产值五百八十三亿元，如果按增长百分之五计算，只增加二十九亿元。而农村人口以增加百分之二计算，一年即增加一千万人，每人每年消费六十元，一年便要消费六亿元，余下的只有二十三亿元。虽然新增产的一部分经济作物经过工业加工后，还可以增加国民收入，但是这部分经济作物占农产品的比重并不大。每年新增加的购买力和增加出口的很大部分，就要依靠这二十多亿元农产品去抵补。我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的比重将来会增加，农业生产也要发展，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农业歉收，都使第二年的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下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第二个五年计划（注「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简称。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计划的建议。后来由于经济指导工作上发生严重失误，这个计划建议没有付诸实施。——第17、37、56、78、107页。」）的编制，应该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有所不同，计划工作的水平要有所提高。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首先着眼于新的基建项目搞多少，只求新的建设和财力的平衡。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已经建成的和正在建设的项目已经大大增加了，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须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而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需要有关部门的同志共同努力。我现在只就已经暴露了的矛盾提出一些看法。

一、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根据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方针加以安排。重工业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这样，工业建设的速度一时看来似乎是慢了，但实际上不会慢，可能加快。

二、煤、电、运输等先行工业部门，已经暴露出过去投资不够的问题，先行成为落后，这种状况要很快加以改变，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很不利。

三、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关系，在发展先后和投资多少的问题上，也暴露了一些矛盾，要研究解决，使两者彼比配合，互相促进。

四、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的关系要处理好。发展军用工业是完全必要的，要有一些专门生产军用品的工厂。但军用工业不能孤立发展，必须建立在强大的民用工业的基础之上。

五、大厂和小厂、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大家喜欢建大厂，掌握先进技术。但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应该是有无第一，先进落后第二。钢铁工业应该有大厂，但更多的应该是中、小工厂。这样，发展快，品种多，可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煤炭工业建设斜井、小立井比建设大立井时间短，收效快，可应急需。我们必须建设若干大厂，但外汇不足，设备不能全靠进口，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六、正确处理建设中的“骨头”和“肉”的关系。过去我们对于处理这个关系没有经验，重视了“骨头”，忽视了“肉”。对于新建一个工业城市或工业基地的困难程度和投资数量，也估计不足。这些问题，应该及早注意，妥善解决。

七、公私合营的企业必须停止合并。已经合并而不适当的，应该退回去。要打破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大厂合理”的迷信。把许多原来单独核算的小厂勉强合并在一起，实行统一核算，不见得合理。我国旧的工厂多，这样的工业基础，在组织形式上不适宜于大合大并。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当时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

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问：近来市场物价的变动情况如何？

答：几个月来，市场上有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这些商品可分为以下四类：（一）食盐、猪肉、一部分食油（菜油、芝麻油、茶油、豆油）、桐油和几种茶叶，提高了价格。随着猪肉和一部分食油价格的提高，肉制品、一部分糕点等也涨了价。（二）呢绒、高级纸烟提高了价格，以呢绒为原料的鞋帽等也涨了价。（三）一部分手工业品，主要是以钢、铁、竹、木为原料的产品涨了价。（四）在小土产自由市场上，一部分副食品、蔬菜、药材涨了价。这些涨了价的商品只占全部商品的一小部分。大多数商品，包括粮食、棉布、煤炭、针织品、重要日用百货等人民生活必需的基本消费品在内，价格是稳定的。

问：政府为什么提高猪肉、食油、食盐、呢绒、高级纸烟的价格？

答：大家知道，在不久以前，政府对猪和某些植物油料的收购价格提高了很多。猪和某些油料的收购价格过去偏低，因此猪的产量前两年降低了，油料播种面积没有扩大，如果不提高收购价，不但不能增产，连现在城市中不多的供应量也将难于保持。为了促进增产，提高它们的收购价格是必要的。提高了收购价格，就要提高销售价格。但是收购价格提高得多，销售价格提高得少，如猪的收购价格提高了百分之十三，销售价格只提高百分之七。能不能只提高收购价格，而不提高销售价格呢？不能。因为那样政府就要赔贴很多钱，使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发生困难，使今年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发生困难。

大家知道，去年全国新增加二百几十万职工，一般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都增加了工资，这就使社会购买力大为增加。另一方面，今年消费品总的产量比去年增加不多，棉布产量还减少了，再加上今年不能拿出很多库存商品来供应市场，这样，今年的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仍然是不平衡的。为了求得两者之间的大体平衡，政府确定尽量减少国家机关、部队、团体、学校等等的办公费用，尽量压缩集团购买力，以便让城乡人民能够买到必需的商品。

应该看到，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现在我们主动地有计划地提高猪肉和一部分食油的销售价，提高食盐的税率（现在盐税、盐价仍然低于抗日战争前），提高呢绒和高级纸烟的价格，都是为了求得财政收支的平衡，求得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当然，争取达到这两个平衡，可以有各种办法，目前正在全国蓬勃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和争取农业大丰收的运动，是实现上述两个平衡的主要办法。而有计划地提高某些商品的价格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采取这种办法，可以使应该涨价的商品适当涨价，不应该涨价的商品不涨价，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这对保障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是必要的。

呢绒和高级纸烟提了价，只是少数人增加了支出。政府物价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历来就是首先保证人民必需的主要商品价格的稳定，因为这些商品是全国所有的人经常大量需要的，占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对于那些最主要的商品，例如粮食，政府还采取了远距离调运、赔贴运费的办法，来保证城市的供应。如果国家不采取补贴的办法，城市的粮食价格就会比现在贵得很多。对那些同人民生活关系十分重大的主要商品实行补贴，而对呢绒和高级纸烟这一类高级消费品有时涨些价，借以平衡财政收支，这正是保证全国人民生活稳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

问：一部分手工业品、蔬菜和小土产的涨价又是什么原因？

答：一部分手工业品涨价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钢铁废料和竹、木等供应不足，价格上涨，加上手工业工人提高了工资，使手工业生产成本提高。有些手工业品供不应求，大家争购，也是涨价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手工业原材料供应不足呢？这是由于去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多了一些，一部分应该用于手工业生产的原材料，用到基本建设方面去了。同时，去年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基本建设耗用的钢、铁、木、竹较多，也是手工业原材料紧张的一个原因。自从增产节约运动开展以来，有一部分手工业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已经开始缓和，但是有一些并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因此今年的供应仍然比较紧张。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应该积极扶助手工业的发展，帮助解决原材料的困难。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小组和手工业者也要努力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

蔬菜的涨价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大。蔬菜涨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季节差价，就是旺季降价，淡季涨价，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不这样的话，谁也不会保存蔬菜去供应淡季的需要。另一种涨价，是指本年比上年同期价格高了。目前蔬菜的涨价，上述两种情况都有。为什么出现后一种情况呢？这是由于有些城市人口增长很快，而我们又没有相应地扩大蔬菜的播种面积。有些城市虽然相应地扩大了播种面积，但是由于去年秋后霜冻早临，秋菜减产，今年又春寒较长，妨碍了春菜的生长。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因为蔬菜生产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蔬菜播种面积的扩大，不仅要和城市人口的增长成比例，而且应该适当地快于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以便保有一定的后备。只要各地切实注意在城市周围适当扩大蔬菜的播种面积，改进蔬菜的经营，防止菜价的不适当的上涨是可能做到的。霜冻春寒等自然灾害是难以避免的，业务领导部门要做好地区之间的蔬菜调剂工作。

有些小土产的涨价，是由于生产还赶不上需要。自由市场开放到现在还不到一年（注「参见本书《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一文（第24—27页）。——第61、97、196页。」），就多数小土产来说，还不可能达到大量增产。只要生产增加了，达到了供求平衡，价格自然就会平稳的。各地应该加强对自由市场的领导，促使其正常发展。

问：近几个月来某些商品价格上涨，对于人民生活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答：首先，对农民来说，提高了一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自由市场上一部分副食品、小土产、手工业原料也涨了价，都使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只有一部分商品的涨价使农民的支出增加，但是对比起来，农民增加的收入多，增加的支出少。至于城市居民，因为若干商品价格上涨，生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购买力较高的家庭增加的支出比较多，购买力较低的家庭增加的支出比较少。不同城市的居民增加支出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去年加了工资的人，除了极少数以外，增加的工资收入，都多于物价上涨的支出。去年没有增加工资的人为数很少，他们是增加了支出，但是对其中多数人来说，增加的支出占工资的比重并不大。

去年的大量就业和增加工资是一件好事，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许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大量增产以后仍然供不应求。这充分说明，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而正在进行建设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我们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问：今后市场物价发展的趋势如何？

答：由于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已经作了适当的削减，同时有计划地提高了一部分商品的销售价格，今年的财政收支可以达到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也大体可以平衡。目前对一些必须调整的物价已经作了调整，以后对于主要由国家经营的商品，政府将采取稳定价格的政策。由于国家经营的商品占全国商品总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今后物价的总趋势，是可以保持稳定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以国务院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原载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研究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的问题。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愈关心。

目前大中城市的党委和政府面临着很多重要问题，蔬菜供应问题是其中之一。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多注意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这是对的，因为国家要工业化。但搞建设就要增加职工，城市增了人就要给吃的。只注意建工厂，不管职工吃的，那怎么行？过去只注意厂房和机器这些东西，没有很好地注意职工的生活需要，对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抓得不紧。我看，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只注意工业建设，不注意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工人就可能闹事，回过头来还得解决。人是应该接受教训的，去冬今春蔬菜供应很紧张，给人们很深刻的教育，使得我们非开会解决这个问题不可。我们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也能搞，如果连蔬菜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成什么样子！

保证蔬菜供应的前提，就是要生产足够数量的蔬菜。要生产足够数量的蔬菜，就要有足够的种植面积，而且要打上“安全系数”。

大中城市郊区要有足够数量的蔬菜种植面积。首先根据人口多少，计算出需要多少菜；再根据亩产量的高低，计算出蔬菜的种植面积。城市人民的吃菜问题，基本上要靠每个城市效区解决。为了扩大菜地，征公粮可以改征代金（注「指以货币代替粮食缴纳农业税的一种办法。——第65、71页。」），统购粮也应该相应地减免。今年全国扩大菜地四十万亩，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不大。如果一边要农民种菜，一边要他们照旧缴粮，农民只有买粮食来缴，这是不行的。

大中城市除了靠郊区生产蔬菜外，还必须另有蔬菜生产基地。要以郊区生产为主，外地调剂为辅。不靠郊区，只靠外地调运固然不行；只靠郊区，没有蔬菜生产基地也不行，冬、春两季就不能保证供应。过去的蔬菜供应网，据我了解，上海的蔬菜并不是全靠郊区供应，而是把上海附近的松江专区（注「松江专区是当时江苏省的一个专区。一九五八年初将所属的三个县划归上海市。同年三月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划归苏州专区，不久又由苏州专区划归上海市。——第65页。」）、苏州专区（注「苏州专区是当时江苏省的一个专区。一九七○年改为苏州地区。一九八三年撤销苏州地区，将吴县、吴江、昆山、太仓、沙洲等五个县划归苏州市。——第65、171页。」）的若干个县作为生产基地的，甚至还包括浙江的平湖、嘉兴等地区。北方也是如此。山东是大白菜的生产基地，河北的唐山、保定等地区也是蔬菜生产基地。除了保持和发展这些历史上形成的蔬菜生产基地外，新的城市还要建立新的秋菜生产基地。这种秋菜基地，今年可在部分地区试验多施化肥，看增施一定数量的化肥究竟能增产多少蔬菜。我国耕地不足，粮食困难，如果在几十万亩蔬菜基地用化肥能大量增产蔬菜，那就能解决很大问题。今年化肥不足，试验面积不必过大。如果效果好，明年可以专门进口一部分化肥用于种植蔬菜。

蔬菜种植面积必须有“安全系数”。这就是说，种植面积要打得宽一些，防备发生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年年都有好些地方受灾，粮食减产，蔬菜也会减产。种植面积如果没有“安全系数”，蔬菜就没有足够的后备；没有足够的后备，遇到灾害时就不能保证供应。

蔬菜种植面积大了，还要保证农民能够得利。要合理规定价格，不能“菜贱伤农”。农民无利可得甚至亏本，是不行的。种菜收入比种粮收入大得太多不好，收入少了更不行。究竟菜农收入多少才算合理，这需要各地仔细计算。

打了“安全系数”，种多了就难以避免有部分蔬菜烂掉。没有“安全系数”也要烂一些菜，有了“安全系数”也不一定会多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问题：一是年年蔬菜供应不够，老百姓吃不上骂娘；一是多种一些，难免要烂掉一点。两者当中选一个，我看宁可多种点，不能少种。有损失由国家出钱，不要老百姓出。菜多了总能想办法解决。比如，现在大中城市都养猪，菜多了可以作为饲料；青饲料多了，猪吃的粮食就可以减少。而且，蔬菜是否年年多出很多，不一定。从全国来说，这儿不灾那儿灾，这里多了那里少了，算总帐，不一定多出很多。当然，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尽量减少烂菜所造成的损失。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发生的烂菜损失，不能推在“安全系数”上。

蔬菜的储藏问题也应该认真解决。由那些人储藏？第一是农民储藏。让农民储藏，一定要保证他们有利可得，有的给保管费用，有的定季节差价，否则他们就不肯储藏。第二是机关、部队、学校伙食单位自己储藏。例如在北方，秋天要储够几个月的菜，这几个月就可以不供应他们。分散储存，可以减少城市商业部门的储存数量，可以不要那么多的基本建设投资。但是要注意防止因分散储藏而发生抢购现象。第三是城市商业部门储藏，这也是不可缺少的。

在蔬菜旺季腌些菜，也是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的一个办法。许多地方老百姓都有腌菜习惯，机关、部队、学校也可以试办。这件事，也要按照供应情况、设备和技术条件逐步搞起来，不能要求今年就完成。

总之，城市的蔬菜供应是件大事，我们要千方百计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十三个省、市蔬菜会议上讲话的摘要。」

必须提倡节制生育（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

必须提倡节制生育*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

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

节制生育的措施，要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见效。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抓这件事情。

在中国社会里，节育不大好讲，不但女同志怕羞，男同志也怕羞，不好意思去买避孕工具。所以，要广泛宣传，使大家不以为羞。可以号召共产党员不生第三个孩子。避孕药和工具还可以再降价，甚至可以白送。准备一年贴几千万。这样做是合理的。（注「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陈云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写信，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这个问题与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要。”——第68页。」）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重视粮食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

重视粮食工作*

（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

一　今年的年成和我们的方针

今年虽然有个别省区灾情严重，东北，内蒙古地区的收成还不能最后肯定，但是从全局来看，大概是个平年偏丰的年景。根据这种估计，我们的方针是：必须抓住机会，保证正常的粮食收购和实行少销，以便以丰补歉。所谓机会，一是年成偏丰，二是农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按照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而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第69页。」）。所谓正常收购，就是必须保证征购数量能够维持在八百五十亿斤多一点的水平上。

许多省区要求少购多销，这个意见就一省一区来看，有一定的理由。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如果按照大家提出的数字来办，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度（注「指粮食年度，它是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至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69、125、160、183、194页。」），国家就要挖用二三十亿斤库存粮食，那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认为，在年成偏丰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下，如果国家不能增加四五十亿斤库存粮食，反而还要挖用二三十亿斤库存，肯定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如果明年来个灾荒年景，国家就会处于危险的地位，那时候势必再来收缩，结果将会全局被动。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在两个方针中间选择一个：或者是保证正常收购和实行少销；或者是少购多销。我们应该选择前者而不应该选择后者，因为后者是冒险的方针。黑龙江和辽宁省的同志说，去年因为对粮食的购销放松了一点，省委作了检讨。如果我们大家今年在粮食购销方面放松了，万一明年来个灾荒，粮食出了问题，大家都得检讨。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我们不提多购少销，因为这容易发生错觉，以为收购越多越好，所以只能提保证正常收购和实行少销。我们不希望多购，也不可能多购。一九五四年多购了一点粮食，结果助长了一九五五年的紧张状况，不得不再来整顿统销工作，这种错误不应重复。

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灾年和丰年相比，粮食收购只差二三十亿斤，而在销售上则悬殊很大。去年粮食销量是八百五十一亿斤。这一年遇到了灾荒，加上刚刚实现合作化，如果销量过少会出乱子，问题是销得过多了，大约多销了四十多亿斤。一九五五年是丰年，这一年粮食销量只有七百二十二亿斤，同受灾的一九五六年比较，销量竟相差一百二十九亿斤。丰年当然应该适当多购一点粮食，但文章主要地要做在少销上。总之，我们说抓紧机会，并不是要求多购，而是为了保证正常收购。我们希望把工作重点放在少销方面，因为，丰收年和丰收地区少销一点粮食，不会饿死人。

二　征购方面的问题

我们要向农民征购八百五十亿斤粮食，这一头必须定死，不这样就不能保证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当然，丰年歉年要有所调整。

增产了，就要适当地多购一些，这是以丰补歉所必需的。如果增产不增购，歉收年份和歉收地区就肯定过不去。增购的数量，一般不得少于增产数量的百分之四十；在特殊情况下，还应该多购一些。所谓“特殊”，就是在省内地区之间，省际之间，年际之间，发生了丰歉严重的不平衡。但是，也不能购得过多。丰收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多留一点，农民也应该多吃一点，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征购粮食方面，我们要做好工作，要求农民如数缴纳，并且保证质量。要纠正拖欠公粮的现象，并且继续保持以好粮缴公粮的优良传统。缺粮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缴纳代金（注「指以货币代替粮食缴纳农业税的一种办法。——第65、71页。」）。单干农户的粮食统购和对国家的各种负担，必须严格照章办事。这件事农业生产合作社要负责管好。

三　统销方面的问题

农民的口粮可以实行以人定量。至于定量分几等，等级间的差距多大，由各省自己规定。但是，分配的口粮总量不得突破国家核定的统销指标。

允许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油坊、豆腐坊和粉坊，但不宜过多，必须加以适当控制。应该禁止农业生产合作社任意动用粮食搞熟食业。

不要忽略丰收地区的小片灾区和歉收地区的统销工作。过去对小片的插花灾区，常常忽略，以致发生问题。今后在统销工作中，应该妥善安排。

市镇的粮食统销工作也必须抓紧。市镇居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降低和可以降低的，就适当降低。口粮供应可以搭配点红薯。

集体伙食单位用粮数量应该严加整顿，不准虚报人数和多领粮食。熟食业收粮票，灾区可以先试行，全国暂不实行。要整顿粮票制度。粮票要有必需的流通量，但是多了就不好，一有风吹草动会发生突击抢购的现象。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可钻的空子，防止突击抢购粮食。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粮食统销的纪律问题。要保证不多销，就必须按季、按月下达销售指标。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国务院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多数地区没有引起注意，统销指标月月被突破。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因此，今后要规定一项纪律，这就是：下达的销售指标，各地和各部门必须坚决执行，不得任意突破。

四　全党重视粮食工作

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的工作。我们不仅要向五亿多有余粮的农民征购粮食，而且要向一亿城镇居民和一部分农村缺粮人口供应粮食。就是说，它不仅关系到对五亿多农民收购的多少，而且关系到对近两亿需要粮食的人销售的多少。总之，它同全国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这是一。第二，粮食分配同农业生产有直接的关系。粮食统购统销就是国家对粮食的一种分配。搞得好，对于农业生产就有刺激的作用；搞得不好，就会发生不利的影响。农民注意生产，同时又注意分配，分配和生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粮食分配方面，要照顾国家和农民两个方面的利益。如果只顾国家需要，而不顾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不顾国家的需要，只是片面地强调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就会妨碍国家的建设。第三，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现在没有任何物资比粮食更为重要的了。我们讲市场是否稳定，主要的是指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是否稳定。粮食的局势和价格如果不稳定，整个市场物价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建设就无法进行。以上说明，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切实解决问题。过去认为，合作化以后，从一亿多个农户变为几十万个合作经济单位，粮食工作总会好做一些，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不完全对头，至少一个时期内并不如此。因此，今后全党还必须把粮食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过去每年要花很多的时间，全党动员、全力以赴地来搞粮食工作，这是有原因的。我国粮食如果节约使用，还可以够吃够用，敞开来吃，吃和用就不够。如果不大力地去抓分配，粮食收下来就会被吃掉很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把农民可以不多吃的粮食，买一点过来。实质上，这是节约使用同敞开来吃的矛盾。这就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粮食问题的症结所在。一方面，为了保证国家建设，我们要求群众不要敞开吃、敞开用。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农民大体够吃、够用，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工作就必然是个广泛的艰巨的群众工作，而且这样的群众工作要长时间地做下去。全党同志特别是所有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刻认识这一点。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总结的要点。」

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扩大地方的职权是完全必要的，一般来说，当地的事情，地方比中央看得更清楚一些。体制改变以后，地方更可以因地制宜地办事。但是，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过去中央各部可能忽视地方，但是职权下放以后，地方也可能发生不顾全局的倾向。因此，一方面要有适当的分权，同时又要加强综合。我们认为，分权以后，平衡工作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大大加强。今后，全国各地在经济上都必须有所发展，但必须注意不要使全国已有的生产设备闲置而造成浪费。例如，内地各省办工业时，不要使沿海城市已有的生产设备闲置。只顾沿海城市，不顾内地是不对的，例如热水瓶也要集中在沿海生产，远途运销，这是不适宜的；但内地样样都要求自给自足，也是不对的。因此，各地基本建设项目必须经过全国计划机关的审核平衡。

二、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我们认为，地方资金投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地方大部分的钱，应该投向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方面，例如化肥工业、兴修水利、可垦荒地的开垦等。

三、财政体制一经改变，必须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中央与省市分权以后，省市还要与专县（注「专县——指专区和县。专区——是省、自治区派出的专员公署所领导的区域。一九七○年专区改为地区，作为一缓政权。一九七八年后，除自治州外，又改为省、自治区的派出机构。一九八三年试行地、市合并，由市领导县的体制以来，有些地区行政单位撤销。——第76、163页。」）分权。今后各地方和各企业，都有机动的财力，比较好办事；但如果管理不好，就会坏事。几十万个单位中，有贪污、浪费是一定难免的。为了防止和减少贪污、浪费的现象，必须建立各种管理制度。例如，要建立会计制度，无论那一个单位都必须有帐，有使用款项的规定。用款，不能由一个人批，要经一定的组织通过。要有报告制度，地方必须将全部收支列入各级政府的报告；企业的财务，要列入企业的年度报告。要有检查制度，财政部、监察部（注「监察部是当时国务院设立的一个部。一九四九年十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务院曾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一九五四年九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设立监察部。一九五九年四月撤销。一九八七年七月重新设立。——第76页。」）和各级政府要定出检查办法。

四、中央和地方各种分成制度，基本上三年不变；担执行一年以后，如果有不适应的地方，应该有局部的调整。分成要有个限度。三年之内，地方财政分成不超过三十亿至三十六亿元，外汇分成不超过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美元，这两个数字的规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如果数目过多，便会影响全国的重点建设。我们估计，三年内，地方分成是先少后多，而且是富的省市多得，贫的省市少得。这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决定了的。改进体制一年以后，应该总结经验，可能进行局部的调整。这是因为。三年分给地方的三十亿至三十六亿元是估计数字，其中财政结余约十亿至十五亿元，比例分成约二十亿元，执行结果可能出入很大，贫富地区之间的差别也可能很大，只有实践一年以后，才可以看出问题。因此，我们说，基本上三年不变，实行一年之后，还会作必要的局部调整。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目前粮食和布匹的供应是紧张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注「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简称。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计划的建议。后来由于经济指导工作上发生严重失误，这个计划建议没有付诸实施。——第17、37、56、78、107页。」）期间，每人平均供应量难于增加，而且有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一是人口增加，现在一年要生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娃娃，这么多的人生下来就要吃饭穿衣。二是国家建设投资增加，因而职工增加，失业变为就业，农民变为工人，于是人民购买力就增加。但是，粮食和布匹等消费品的供应量，增加的速度慢。因此，每个平均供应量就难于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看来，农业已经成为建设中的弱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和交通。这是必需的。农业投资和事业费给了八十四亿元，发展农业主要放在合作化上面。那个时候也只能这个样子。但是，现在要看到，合作化只是给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业增产的许多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大体上要七八年到十年。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注意农业的发展，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来注意，那就晚了，今年十五年内就会处于紧张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现在不注意，错过了五年，就要耽误十五年。

现在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大家还是担心吃饭穿衣问题。农业对我们的重要性，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如果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前进的后腿。地方党委是重视农业的，他们大概要有百分之八十的精力忙于农业，忙于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管理工业的同志现在也认为农业是当前的大问题了。那末，在我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最有效的办法来使农业增产呢？增产的办法，过去已在多方面进行，如养猪积肥、治水灾、开荒、改良农具、改良种子、防治病虫害等，都有了效果。毛主席最近提出农业机械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注「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是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五位同志组成，以陈云为组长，在中央政治局之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第79页。」）准备研究一下。

我现在想说一下化学肥料、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四个问题。归纳起来，一个是化学工业，一个是水利，这两项，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

一　化学肥料

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化学肥料，这是农业增产的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型的国家。苏联和美国地多人少。中国是地少人多，除去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外，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只占有全国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日本、联邦德国这些国家，也是地少人多。苏联、美国农业增产主要是靠扩大耕地面积，而日本、联邦德国基本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化肥的施用量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每亩平均化肥施用量：苏联一斤，美国四斤，日本三十三斤，联邦德国二十八斤（注「按氮肥、磷肥、钾肥的有效成分百分之百计算。——第80页。」）。今后，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在开荒。据农垦部（注「农垦部——是当时国务院设立的一个部。一九五六年五月成立，一九七○年六月撤销。一九七九年六月重新设立。一九八二年五月，农垦部与农业部、国家水平总局合并，设立农牧渔业部。——第80页。」）调查，全国可开荒地只有八亿亩，要全部开垦，很不容易。

在发展化肥方面，过去以为希望不大。苏联为我国设计一个年产七万二千吨的化肥厂，需要建设五年才能投产，国内还不能制造设备。因此，过去未从这方面多想，只是强调养猪积肥。现在情况变了。化肥厂的重要机器和部件，如高压反应筒和高压压缩机，都试制成功了，只缺一些特殊钢材。化肥的原料是煤炭、硫铁矿、石膏以及食盐等，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可以供应。自从今年二月化工部提出大量发展化肥的意见以后，我们同化工部作了多次研究，并召开了各机械工业部的会议，准备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经过一年半试制，做出成套设备的标准设计。估计到一九五九年可以大批制造，一九六○年可以开始装配，然后大量投入生产。我们开始制造的机器可能是落后的，但以后可以改进。

发展化肥比起开荒来，既便宜，又快。年产一百万吨化肥只要十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三百万吨即六十亿斤；而开三千万亩荒地，才可增产六十亿斤粮食，需要投资十五亿元。在目前，养猪和其他积肥方法，仍然很重要，将来也是重要的。但是，养猪需要饲料，同时一亿头猪粪也不过增产一百亿斤粮食。所以要大量发展化肥。

二　化学纤维

今后解决穿衣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发展化学纤维。可不可以从棉花上找出路？想来想去，现在看，棉花的出路不大。去年全国有九千三百万亩棉田，今年因为粮食不够吃，减少到八千七百万亩，即使这个数字今后也还可能维持不住。在我国，要扩展棉田，数量也有限。比如在新疆，扩大一千万亩棉田，就要同时扩大二千万亩粮田，共三千万亩。但是，新疆到现在只有耕地二千八百万亩，可见，短期内大量扩展棉田很困难。当然，可以提高棉田单位面积产量，但我国内地棉田不如苏联那样旱涝保收。我们只能在二千万亩比较保收的棉田上，集中增施肥料，提高产量；在短期内，全国普遍地大量地提高棉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困难的。

中国出产蚕丝，可不可以多发展一点呢？我们现在蚕丝的产量，只相当于历史最高水平的三分之一；全部丝织品也只相当于二百八十万匹布。抗日战争时期，在长江三角洲，在珠江三角洲，日本人来了，粮食涨价，丝没有人要，老百姓就把桑树砍掉种了粮食。当然，今后可以恢复一些。但是，即使恢复到历史最高年产量，也只相当于八百四十万匹布。而且，不可能全部恢复，不能解决大问题。

麻占耕地，发展有限。苎麻可以小量发展，但脱胶困难，成本很高。据纺织工业部的估计，建设相当于一千五百万担棉花的麻纺织厂，需要五十亿元。

来得快的是人造丝，它以棉籽绒为原料，或以木材为原料，但为数不可能很多。由于它见效最快，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积极建设。我们的棉籽绒原料有把握，今后每年可取十万吨到十五万吨。工厂也有，安东（注「安东——即今辽宁省丹东市。——第82页。」）的工厂已开始生产，保定的工厂明年也可装配起来。请各产棉区的同志大力组织收集棉籽绒，把所有的剥绒机都开动起来。但是，要注意，棉花种籽一律不剥绒。

其它还有新疆麻（注「新疆麻——即罗布麻，是一种野生纺织纤维植物。罗布麻也称野麻、茶叶花、茶棵子等，在我国的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均有生长，而以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平原产量最多，故名罗布麻。——第82页。」）、棉秆皮等等都要研究，争取做衣着原料。

上列各种纤维，都发展有限，不能大量解决穿衣问题。

化学纤维今后能大量生产，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在此。化学纤维有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特别是合成纤维品种很多，我们都要研究，争取多种多样。其中，“卡普隆”（注「“卡普隆”是俄文枢镳铐的音译，一种以苯酚、苯胺或苯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合成纤维。——第82页。」）是很可以发展的一种。它的原料是煤炼成焦炭的副产品。“卡普隆”比棉纱坚牢，照理论计算，牢度比棉纱强五至十一倍。从使用寿命来说，如果生产三十万吨“卡普隆”，即相当于一百五十万吨棉纱，也就是三千万担棉花。据化工部估计，生产三十万吨“卡普隆”，需要投资七十亿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搞几万吨。准备明年在北京装配一个小型的合成纤维实验厂。

总之，化肥和化学纤维发展以后，我国的化学工业将大大前进一步。这除了解决吃饭穿衣以外，还可以解决炸药、染料、西药和塑料等生产发展问题，我国便可以成为化学工业发展的国家，减少化工原料进口。

三　治涝问题

全国解放八年以来，在农业的灾情中，水灾多于旱灾，涝灾又多于洪灾。涝灾在河北、山东、河南、苏北、皖北更多一些，约占一亿亩耕地。灾害主要来自黄河，河床高于平地，积水排不出，形成涝灾。在我国历史上，治水主要靠守堤，结果河床愈积愈高。这些地区的老百姓经常遭受水害，人口大批死亡、流散。

现在国家的钱很少，治涝和开荒，先搞哪一个？我认为治涝比开荒有利。可以比较一下，治涝以后每亩产粮和开荒以后的亩产差不多，大概都是一百五十斤到二百斤。但是，治涝地区人口多，易于动员人力。不治涝，每年需要救济大量粮食，是全国之累。这些地区是经济作物比较集中的地区，治涝以后，农民敢于大量施肥，经济作物可以增产。那末，治涝是否有把握呢？现在还没有把握。我同意有些地区提出的标准，十年之内有八年收获，牺牲一部，保全大部，这就很好了。治涝要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希望国家计委、国务院第七办公室（注「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即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它是按照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中央气象局的工作。——第83、192页。」）、水利部和各有关省进行专题研究。

四、扩大灌溉面积

灌溉是农业增产最可靠的办法之一。在水利灌溉方面，我国不如日本，现在我国水地（注「水地——指可以灌溉的土地，包括水田和水浇地。——第83页。」）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而日本占到百分之五十。如果我们把两亿亩旱地改变为水地，每亩平均增产一百五十斤，即可增产三百亿斤。中央和国务院最近提出，在今冬明春要搞一个大规模的兴修水利的运动，水利部和各地区要开会研究，准备明年扩大灌溉面积六千万亩，应该争取完成。

一九五五年冬到一九五六年春的兴修水利的运动，扩大了一亿亩水地，是很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主要发生在打井地区。有哪些缺点呢？第一，没有很好地注意因地制宜，不该打井的地方也打了井。不需要打井的地区，没有水源的地区，以及涝洼地区，都提倡打井，是不对的。第二，走群众路线不够，有些地方干部有强迫命令的现象。第三，有些地区任务定的过大，开始时提出全国扩大水地一亿七千万亩，指标太高了。第四，提水、修理渠道、平整土地等技术方面的具体指导不够。第五，兴修水利挤掉了副业生产，以致使农民没有买油盐的钱。这些缺点，都需要加以纠正。今冬明春开展大规模的兴修水利的运动，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出了指示（注「指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第84页。」）。至于水利投资，应该主要依靠群众，由国家帮助，而不能完全依靠国家。国务院已经确定一九五七年度的水利经费增加一亿多元，加上地方自筹的水利经费，数目已经不小，如果再要求国家多拨款，物资和现金便不能平衡。这种水利投资或贷款，农民拿到之后是要变成购买力的，因此，必须照顾现金和物资的平衡情况。

我今天讲的，一条也没有开荒。那末，开荒要不要呢？我认为，不是不可以开，但应该量力而行。而且，要先开产量高、收效快的荒地，例如湖北滨湖区、广东海南岛。

以上说了化肥、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四个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经过准备之后，应该在报纸上展开讨论，让党内党外各界人士都发表意见。这样做，可以把我们的方案搞得更妥当一点。应该看到：我们历史上有一些事情，决定得太快了。比如说，决定大量种橡胶树，这件事情我有很大责任。那时斯大林来电报说要赶快搞，至少要二十万吨。苏联专家派来了，要机器也有，好，就种吧。种了以后，有许多种不活。我们的雷州半岛和南洋群岛不同，种的方法也不同，不能把所有好坏的种籽都拿来种，需要选种。下籽以后，十五到二十年才能看出产量多大。而我们一下就要求“多快好处”，那是太急了。这是一个教训。再比如说，建设三门峡水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人大通过议案以前，在报纸上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大家讨论。现在社会上有议论，党内也有不同意见，说水库要淹那么多的地，水坝的泥沙淤积起来很快，二十年或者多少年以后就淤满了。有的人主张水坝搞高的，有的人主张搞低的；有的人说淤积不会发展，有的人说要发展，议论纷纷。现在要回过头来重新研究，说明当时不应急于定案。我认为农业上的大问题，许多工作上的大问题，可以在全国展开讨论，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中国农业如何发展，不仅共产党内有意见，社会上很多人也有意见。一切好的意见，我们都应该吸收过来。

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搞化肥，搞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都要花很多钱，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只能紧吃紧穿。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在座的很多同志是搞工业的，工业搞多了，农业高少了，我们有没有责任？有责任。工业搞得多，但肚子都吃不饱，还不是要回过头来搞农业。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纸说，中国的经济迟早要破产。我看，破产倒不见得，但是说我们穷，这是应该承认的。如果我们只注意搞工业，不注意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搞了工业以后，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再回头来搞农业那就晚了。究竟回头搞好，还是先搞好？当然是先搞好。所以，应该对搞工业的同志讲清楚，工业占重要的地位，但老百姓要吃饭穿衣，是生活所必需的，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搞农业的同志提出，今年的农业投资，只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九，太少了，可不可以提高到百分这十二、百分之二十。对农业投资是为了吃饭穿衣，但解决吃穿的问题并不只限于农业，投资应该包括为了农业的工业。比如，化肥和化学纤维，应该把它们看成是解决吃穿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当然不算农业，不能摆在农业里头，但是应该看作解决农业问题的一部分。不看到这一点，只强调投资比例，是不对的。

我认为，采取上述办法，农业的增产，是大有希望的。但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点。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在调整本文时，参考了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他在辽宁省各级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话。」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建设是有计划的建设，全国各地区各企业的生产和建设工作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决不可以违反国家的统一计划。我们现行的工业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来，现行工业管理体制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缺点。一个是有些企业适宜于交给地方管理的，现在还由中央工业部门直接管理；同时，地方行政机关对于工业管理中的物资分配、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等方面的职权太小。另一个是企业主管人员对于本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工业行政部门对于企业中的业务管得过多。这两个主要缺点限制了地方行政机关和企业主管人员在工作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国家统一计划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一定程度的机动权力，正是为了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这是国家统一计划所必需的。为了适当地扩大地方政府在工业管理方面的权限和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国务院现作下列的规定。

第一　适当扩大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工业的权限

一、调整现有企业的隶属关系，把目前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作为地方企业。

现在属于轻工业部和食品工业部（注「食品工业部——是当时国务院设立的一个部。一九五六年五月成立，一九五八年二月并入轻工业部。——第88页。」）的企业，除了若干企业必须由中央管理的以外，大部分企业都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纺织工业先下放一小部分，以后根据具体情况，再定大部分下放的步骤。

重工业各部门所属的企业，凡是大型矿山、大型冶金企业、大型化工企业、重要煤炭基地、大电力网、大电站、石油采炼企业、大型和精密的机器、电机和仪表工厂、军事工业以及其他技术复杂的工业，仍旧归中央各工业部门管理。除此以外，其他工厂凡属可以下放的，都应该根据情况，逐步下放。

森林工业部（注「森林工业部——是当时国务院设立的一个部。一九五六年五月成立，一九五八年二月并入林业部。——第88页。」）所属的企业，除个别单位需要由部直接管理的以外，其余全部下放。

交通部管理的一部分港口和企业下放。

建筑企业中的土建部分，在许多地区应该逐步下放，由地方统一管理。

中央各有关的工业、交通部门，应该根据上述原则，同地方政府协商，提出下放企业的名单，报告国务院批准以后，实行下放。

一切仍归中央各部管辖的企业，都实行以中央各部为主的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加强地方对中央各部所属企业的领导和监督。

二、增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

中央各部所属企业、地方所属企业（包括地方所属的公私合营企业）和商业系统这三个方面所需要的物资，不论是国家经济委员会所管的全国统一分配的物资（以下简称统配物资），或者是中央各部所管的统一分配物资（以下简称部管物资），仍旧各按原来系统申请和分配。地方国营、地方公私合营企业所需要的物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申请和分配。但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于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以内的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地方商业机关为本企业生产经营所申请分配的物资，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有权根据当地的情况和需要的缓急，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数量、品种和使用时间方面的调剂；各个系统的企业，都要服从这种调剂。

中央各部所有的供应全国需要的物资，不论是存放在某地企业内的或者是仓库中的，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不能调动使用。如果当地政府要求调用，必须取得中央主管部门的同意。军用产品所用的特殊原材料，地方政府要求调用的时候，也必须取得中央主管部门的同意。

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的企业所生产的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如果生产数量超过了国家计划规定数量，超过计划的部分，当地政府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提成，自行支配使用，但是原定的品种计划不能改变。中央各部所属企业的超过计划的产品，除了中央指定的少数企业和少数产品品种以外，地方政府也可以按照中央批准的比例分成。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求中央各部所属机械制造企业超额生产时，为了避免盲目增产，其超额生产的品种，如果属于国家经济委员会统一分配或者在部管范围内的，需要得到中央各有关机械工业部门的同意。

三、原来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现在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的企业，全部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归地方所得，百分之八十归中央所得。

凡是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注「第二机械工业部——是当时国务院设立的一个部。最初是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的。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与第一机械工业部、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设立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合并，设立机械工业部。——第90页。」）、邮电部、铁道部、对外贸易部外销部分和民航局等部门的企业和大型矿山、大型冶金、大型化工、大型煤矿、大电力网、石油采炼、大型机器和电机的制造等企业以及长江、沿海跨省经营的航运企业，地方政府不参与利润分成；除此以外，所有仍旧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的其他企业，例如纺织企业，地方政府也可以分得全部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所有地方政府参与利润分成的企业，上述规定的二八分成的比例，三年不变。

凡是属于原来由地方管理的企业，其全部利润，仍旧归地方政府所得。

四、在人事管理方面，增加地方的管理权限。凡是属于中央各部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的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都按照地方企业办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仍归中央各部管辖的企业的所有干部，在不削弱主要厂矿领导力量的条件下，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国务院管理范围的干部，地方要求调动的时候，应该报请国务院批准。各主管工业部门管理范围的干部，地方调动的时候，应该同主管部门协商。在调动干部尤其是调动高级技术人员的时候，应该注意干部原来的专业，照顾到某些干部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要有一定期间的稳定性。

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和分驻各地的管理机构，有关编制定员工作，应该受当地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

第二　适当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

一、在计划管理方面减少指令性的指标，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计划管理的职责。

在生产计划方面，原来由国务院规定的非经国务院批准不得改变的指令性的指标共有十二个，即：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职工总数、年底工人到达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现在把国务院指令性的指标减为四个，即：（一）主要产品产量，（二）职工总数，（三）工资总额，（四）利润。其余八个指标，在一般情况下，都作为非指令性的指标。这些非指令性的指标，在下达计划和上报计划的时候，仍旧和四个指令性指标一样，全部列入计划，作为计算根据，但是，企业在执行中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对于非指令性指标的修改以后的方案，应该报告有关部、局备案。

除了国务院规定的四个指令性的指标以外，各工业部可以根据企业的特殊需要，增加个别指令性的指标，例如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等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也可以根据当地需要，对自己所属企业增加个别指令性的指标，例如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平衡的某种产品的产量。

在基本建设计划方面，国务院一九五七年规定的指令性指标是四个，即：（一）总投资额，（二）限额以上项目（注「限额以上项目——指在基本建设项目中，不论新建、改建或恢复，全部投资等于或大于国家规定限额的建设单位。这类建设单位的设计任务书由中央审批。小于限额的，称为限额以下项目，其设计任务书由地方审批。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分级分类管理基本建设项目的方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各类工业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规定如下：钢铁工业和汽车、拖拉机、船舶、机车车辆等制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一千万元，有色金属、化学和水泥等工业的投资限额为六百万元，煤炭、石油和纺织等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五百万元，橡胶、造纸、制糖、卷烟和医药等工业的投资限额为四百万元，等等，限额以上项目，一般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第92页。」），（三）动用生产能力，（四）建筑安装工作量。今后仍旧按照这四个指令性指标执行。建筑安装部门的劳动工资指标，仍旧按照过去规定办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于地方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在保证完成上述指令性指标的条件下，在国务院核定的地方投资总额以内，可以对建设项目、建设进度等等方面进行调剂。

国家计划只规定年度计划。关于季度、月度计划，哪些企业应该由主管的部、局规定，哪些企业应该由企业自行制定，都由各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

简化计划编制程序。由现行的两次下达、两次上报的编制过程改为两次下达、一次上报，就是先由上而下的颁发控制数字，然后由下而上的编制计划草案，最后由上而下的下达计划。年度计划力求在上年十一月份大致确定，计划下达以后，一般不再修改。坚决精简现行表报。

二、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企业的利润，由国家和企业实行全额分成。分成的基数根据各工业部门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期间领取的四项费用（技术组织措施费用、新种类产品试制费用、劳动保护费用、零星购置费用），加上企业奖励基金，再加上百分之四十的超计划利润，把各部所领取的这三笔收入与工业部门在同一时期所实现的全部上缴利润，以部为单位，分别算出比例。例如各工业部所领取的三笔收入各占该工业部上缴利润的百分之几，就把这个比例分别作为各工业部的固定分成比例。以后年度预算中，国家不再拨付四项费用和企业奖励基金，所有这些费用，统由利润固定分成中解决。分成比例确定以后，三年不变。每年根据实现的利润，计算分成数额。各工业部对于所属企业根据上述原则和具体情况，分别确定各个不同的分成比例，实现国家和企业在利润方面的分成。但是，各工业部可以在自己直属各企业的全部分成所得中，集中一部分作为企业间调剂之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业管理部门也可以在它直属企业（包括中央下放企业）所得的利润分成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当地各企业间调剂之用。

国防企业中新种类产品试制费用，以及其他企业的特殊重要的新种类产品的试制费用，如果超过本企业负担能力，由主管部门另行拨付。

因为公私合营企业过去对四项费用、企业奖励基金、超计划利润分成等等没有像国营企业那样的规定，而且公私合营企业中以中小企业为多，因此在实行企业的利润分成的时候，应该对公私合营企业的分成基数和分成办法，进行专门研究，定出适宜的办法。

企业在使用分成所得的时候，必须把其中的大部分用于生产事业方面，同时，适当地照顾到职工福利方面。

取消现行的某些不合理的规定，例如大修理不准“变形”、“增值”（注「大修理不准“变形”——指所维修的固定资产不能改变原样。大修理不准“增值”指所维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不能提高。——第94页。」）等规定。企业的事业费在保证完成计划的条件下，可以由企业在事业费总额内的项目之间调剂使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在上级规定的权限内，可以由企业增减或者报废。

三、改进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除企业主管负责人员（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等）、主要技术人员以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

企业有权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条件下，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国务院起草的文件，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一次会议通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本文原载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第一，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商业机构的设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决定。当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商业行政机构合并设置的时候，在财务上可以不实行原来各系统的独立核算，而实行统一核算；但是，在业务方针政策上仍旧分别接受原来所属主管商业部门的指导。地方商业行政机构和企业管理机构，原则上实行合并。例如，把各商业机构改变为行政与企业管理合一的组织形式，取消地方上原有的商业专业公司，合并到商业行政机构内。有些大城市或某些地区，经过研究认为不能合并的，也可以不合并。

第二，中央各商业部门设在生产集中的城市或者口岸的采购供应站（一级批发站、大型冷藏库、仓库），实行以中央各商业部门领导为主、地方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行政机构设置的采购供应站（二级批发站），实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业行政机构领导为主、所在地政府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

第三，中央各商业部门所属加工企业，除了某些大型企业，地方认为管理有困难的以外，其余全部移交给地方，由地方商业部门直接管理。这些下放的加工企业，有关生产任务的规定、产品的规格标准、生产设备能力的调整和加工工缴费用（注「加工工缴费用——是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工缴费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96页。」）的规定，仍旧由中央各商业部门统一管理，以便平衡全国生产。

第四，商业计划指标，国务院每年只颁发四个指标，即：（一）收购计划，（二）销售计划，（三）职工总数，（四）利润指标。同时，允许地方在收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总额的执行中，有百分之五的或上或下的机动幅度。但是，对于中央各商业部门控制的计划商品的数字的变动，必须经过中央各主管商业部门的批准。对于地方工业生产的超计划的产品，如果要求商业部门收购的时候，经过上级主管商业部门的批准，可以超计划收购。对于全国计划收购的粮食、油脂、棉花的购销数字的变动，必须经过国务院的批准。如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先行变动，再报国务院备案。今后对利润指标拟逐渐只下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掌握，不再下达到各基层企业，以免基层商店为了勉强完成利润指标而作违反商业政策的活动。但是，中央各商业部门应该规定办法，保证各基层企业的利润不能自行降低。因为利润指标只下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掌握，不再下达到基层企业的这样一种措施是一项重大的变动，不宜在全国立即全部实行，必须由中央各商业部门先在一两个省、区内试行，试行有效后，再行推广。

第五，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利润，实行与地方全额分成。粮食经营和对外贸易的外销部分的利润，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参与分成，但是对外贸易的内销部分仍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成。供销合作社仍旧实行社员分红、提取公积金和其他基金的办法。现在归地方收入的饮食、服务性行业的利润，仍归地方不变。除了上述几项以外，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利润，都和地方实行二八分成，就是以利润中的百分之二十归地方，百分之八十归中央。

为了生产救灾而要商业部门进行有亏损的收购或者销售的时候，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责成地方商业部门办理，如有亏损，可列入企业亏损，由商业利润抵补。

第六，商品价格管理的分工。在农、副产品方面，凡是属于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由中央各商业部门统一规定，但是在非主要产区则委托地方政府根据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的价格水平来管理。统一收购的废铜、废锡、废钢铁的收购价格也照此办理。对第三类物资（注「参见本书《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一文（第24—27页）。——第61、97、196页。」）的价格和由地方确定为本地统一收购的物资的价格，由地方政府管理，但是应该参照中央各商业部门掌握的价格水平，并且每年由中央规定一次价格升降的幅度。在工业品方面，国家经济委员会统一调拨的物资的收购价格，或者各工业部所管的统一分配的物资的收购价格，都按照国家规定的调拨价格办理。除此以外，所有其他工业品的收购价格，按照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的原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工业品在市场的销售价格，主要市场和主要商品由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价格，次要市场和次要商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的订价原则自行订价，并且注意同毗邻地区协商。中央和地方设立统一的各级物价管理机构，中央每年召开物价会议一次，制定全年的物价水平。

第七，实行外汇分成。为了鼓励地方积极完成国家的出口计划和争取若干工农业产品超额出口，中央将所得外汇，分别给地方一定比例的提成。办法另行通知。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国务院起草的文件，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一次会议通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本文原载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为了划定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范围，确定地方财政的收入来源，使地方有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来安排自己特殊的支出，进一步发挥组织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以推动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务院对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现作如下规定。

地方财政收入，一般分为下列三种：

一、地方固定收入。原有地方企业收入、地方事业收入、原已划给地方的七种税收（印花税（注「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凡因商事、产权等行为所书立或使用之凭证，须按税则和税率贴政府发售的印花税票。一九五八年九月，印花税并入工商统一税。参见本书注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国务院颁发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将当时工商税收中的四个主要税种：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财政部报经国务院批准，将工商统一税改为工商税，并颁发了《工商税条例（草例）》。——第100页。」。——第99页。」）、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中，决定取消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起开征的特种消费行为税这个税种，将其中的电影、戏剧等改征文化娱乐税，其余部分并入营业税。一九五六年五月三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文化娱乐税条例》。一九六六年九月，经国务院批准，停止征收文化娱乐税。——第99页。」）、车船使用牌照税）及地方其他零星收入，全部划归地方。

二、企业分成收入。凡属各省、直辖市用上述地方固定收入解决正常年度支出不足的，划给企业分成收入。企业分成收入，就是将中央划归地方管理的企业和虽然仍属中央管理但地方参与分成的企业的利润百分之二十，分给企业所在的省、直辖市，作为地方收入。

三、调剂分成收入。凡属各省、直辖市用上述的地方固定收入和企业分成收入解决正常年度支出还不足的部分，再用不同比例的调剂收入来补足。调剂收入包括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国务院颁发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将当时工商税收中的四个主要税种：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财政部报经国务院批准，将工商统一税改为工商税，并颁发了《工商税条例（草案）》。——第100页。」）、所得税（注「指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参见本书注注「工商业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一九五八年九月实行工商统一税后，所得税部分独立为工商所得税，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税。——第102页。」。——第100页。」）、农业税和公债收入。

有的省、直辖市，如果地方固定收入很大，已经超过了正常年度支出的，收入超过支出的余额，按一定的比例上缴。有的省、直辖市，如果地方固定收入加上企业分成收入，已经超过正常年度支出的，收入超过支出的余额，按一定的比例上缴。有的省、直辖市，除了地方固定收入和企业分成收入以外，将调剂收入的全部划给地方，仍然不够正常年度支出的，差额由中央另行拨款补助。

第二，计算地方正常年度支出的办法。计算地方正常的年度支出，应该剔除重大灾荒的救济、堵口、复堤和国家计划的大规模移民垦荒等特殊性支出的数字，因为这些支出并不是各个省、直辖市年年都需要的。如果哪一年度，哪个省、直辖市需要这些支出的时候，由中央另行拨款。地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不计算在地方正常支出的基数以内，因为基本建设应该由中央在地区之间作统一的安排，每个省、直辖市所得的基本建设拨款并不是年年相同的。因此，今后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包括中央划归地方管理的企业所需要的扩建改建投资在内，仍由中央统一分配，另行拨款。地方国营企业和地方公私合营企业由预算增拨的流动资金，百分之七十的部分也不计算在地方正常支出的基数以内。今后这些企业需要增加的全部流动资金，包括定额流动资金和非定额流动资金（注「定额流动资金——指企业流动资金中实行定额管理的那部分资金，包括储备资金、生产资金和成品资金，这是企业流动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非定额流动资金——指企业流动资金中不便实行定额管理的那部分资金，包括处于流通过程的结算资金和货币资金等。——第100页。」），百分之三十由地方自行解决，百分之七十由中央拨款或者由银行贷款解决。中央划归地方管理的企业所需要增加的流动资金，全部由中央拨款或者由银行贷款解决。

第三，分成的计算方法和分成比例三年不变。省、直辖市的地方固定收入、企业分成收入，低于省、直辖市正常年度支出的部分，是以调剂收入来补足的。分给省、直辖市的调剂收入的部分，占该省、直辖市当年全部调剂收入的百分比，就是该省、直辖市应得的调剂收入的分成比例。这种比例，三年不变。例如，应该划给该省、直辖市的调剂分成收入为五千万元，而该省、直辖市的全部调剂收入为五亿元，那末，中央划给该省、直辖市的调剂收入分成比例即为百分之十。三年以内，地方每年在调剂收入中可以分得百分之十。因为调剂收入的总数是年年增加的，因此，地方分得百分之十的绝对金额，在三年之内也是年年增加的。

如果省、直辖市的地方固定收入，已经超过省、直辖市正常的年度支出，那末，超过的部分，应该上缴。上缴部分占地方固定收入的百分比，就是上缴的比例。这种上缴比例，也是三年不变。

如果税收制度有了改变，企业、事业隶属关系和行政区划有了改变，上述各种收入和支出的计算，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

地方收入和地方支出，统以一九五七年度预算所列的地方收入和地方支出数字为根据。个别省、直辖市如果一九五七年预算执行结果，有不能完成原定收入预算的情况，可以在一九五七年年底，按照收入预算的实际执行数字重新计算，相应地调整分成比例。

在改变体制的第一年，地方教育支出增长的部分，由中央另外拨款补助，以后年度看情况再定。今后三年以内，工资标准增加的幅度如果一个年度有超过百分之五的情况，其中增加工资百分之五的部分，由地方用自己的财政收入来开支，超过百分之五的部分由中央另外拨款补助。但是地方应该切实遵守国家有关工资的各项规定，不得随意提高工资标准。如果有的地方因为遭受严重灾害，当年和第二年的收入不够支出的时候，在受灾的当年，中央予以补贴；受灾的第二年，中央保证地方正常支出不低于前一年的水平。

第四，地方财政结余的处理和地方预算的编制。地方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收入超过支出，地方可以自行安排使用。地方预算的年终结余，全部留给地方，由地方在下年度安排使用。在分配年度预算指标的时候，地方上年结余的部分，不计算在分配的指标以内。中央不因为地方有上年结余收入，或者本年有可能增加收入，而减少对地方应有的基本建设和特殊性支出的拨款。但是，在最后正式编造预算的时候，上年结余收入仍然应该和其他各项收入一样，汇总列入预算，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地方财政管理制度改变以后，地方原有的各项附加收入（注「地方的各项附加收入——指地方随正税征收的、不列入国家预算的那部分收入。正税指列入国家预算的税收。国家对地方附加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农业税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某些获利较大的经济作物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102页。」），包括工商业税（注「工商业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一九五八年九月实行工商统一税后，所得税部分独立为工商所得税，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税。——第102页。」）附加、农业税附加和城市公用事业费附加，一律由地方人民委员会另行管理，不列入预算。关于工商业税附加的比例，今后统一改为按四种税收（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的总额附征百分之一。有的城市如果由于工商业税附加办法的改变，使收入减少，应该在预算安排上给予照顾。经济作物区的农业税附加可以酌量提高。提高的幅度，另行规定。

地方除了用中央的拨款举办基本建设以外，还可以用自己的收入举办一部分基本建设。为了合理的分配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物资，并且照顾全国的产供销平衡，地方对于这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应该连同中央对地方基本建设拨款的部分，一并提出计划草案，报经中央主管部门统一审核，综合平衡，纳入国家整个基本建设计划。

第五，地方机动财力收入的限度。地方固定收入、企业分成收入和调剂分成收入等三种收入都是年年增长的；企业分成收入和调剂分成收入所规定的比例三年不变，在同一比例下，收入的绝对金额也是逐年增长的。使地方得到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是这次财政体制改进的主要目的。但是，地方由于改进财政体制而多得的收入，应该有一个限度，它的原则是使地方可以有适当数量的机会财力，同时又能够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根据这个原则，由于改进财政体制地方多得的收入，三年累计，一般不应该超过二十亿元左右（例如每年递增三亿元，第一年多得三亿元，第二年多得六亿元，第三年多得九亿元，三年累计十八亿元）；加以可能的地方结余收入，三年累计十亿元到十五亿元；两项合计，三年以内，地方约得三十亿元到三十六亿元。分给地方这些机动财力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由于改进了的财政体制，尚未实行，还没有经验，分给地方的收入，可能多于上述估计数字，也可能少于上述估计数字。因此，原则上应该按照本规定所说的各项分成比例，三年不变。但是，在执行一年以后，如果地方所得比上述估计数字超收过多，或者远不足上述的估计数字，那末，应该根据第一年执行的结果，进行局部的调整。

第六，关于民族自治区财政。为了适应民族自治区的财政经济发展情况，在计算民族自治区正常年度支出的时候，只扣除重大灾荒的救济、堵口、复堤和国家计划的大规模移民垦荒等特殊性支出，不扣除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划给民族自治区的收入，除了地方固定收入仍然全部划给自治区，企业分成收入同样按照全国百分之二十的分成比例分给自治区以外，在自治区的各项调剂收入，也全部划给自治区，作为自治区收入。这样划分以后，根据支出基数计算，收入多于支出的部分，按一定的比例上缴中央；收入少于支出的部分，由中央拨款补助。

民族自治区财政管理制度的其他有关事项和民族自治州、自治县财政管理权限的划分，统按国务院即将颁布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办理。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国务院起草的文件，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一次会议通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

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今年全国完成的基本建设工作量将会超过二百二十亿元，比去年的一百二十六亿元增长百分之八十以上，建设的进度是很快的。同时，设计和施工力量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这些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错误和缺点突出地表现在，从今年十月以来，发生了比历年多得多的工程质量事故，同时也有许多工伤事故。这向我们敲起了警钟，要我们严重注意。如果现在不加以纠正和补救，工程质量事故还会继续增加，将来投入生产后厂房倒塌，损失就会更大。现在注意这件事，为时还不算太晚。召开这次会议，就是因为在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工程质量事故。今年基本建设“大跃进”（注「“大跃进”是一九五八年轻率发动的一次群众运动。这一年的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到一九六○年冬，“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第105页。」），许多厂房是在下半年建起来的，现在需要对那些质量不好的工程进行补救，要把纠正和补救的工作看成是当前的一项紧急任务。

造成严重工程质量事故和工伤事故的原因，有设计方面的，有施工方面的，有材料方面的，也有管理制度方面的。概括起来说，有如下五点：

（一）注意了“多”、“快”、“省”，这是对的，但是注意“好”不够。也就是说，注意了数量，忽略了质量，对“多快好省”没有完整的理解。

（二）反对保守思想以后，出现了片面节约材料和不适当地使用代用材料的倾向。我们说，节约材料是需要的，今后还要注意节约材料，但片面节约材料是不对的；使用代用材料是需要的，但不适当地使用代用材料也是不对的。比如大的钢铁厂，应该用钢结构的就要用钢结构，应该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就要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不是保守，也不是浪费，而是实事求是。

（三）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有些地方把必要的规章制度也打掉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如果现在有，还要打破，但合理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就不能打破。这就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样，不能把科学当成迷信去破。

（四）注意在基本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这是重要的，我们还要继续搞，但是业务机关放松了必要的管理工作，特别是技术管理工作，是不对的。应该说，搞群众运动，并不是取消管理制度，而是使群众起来参加管理，改进管理制度，遵守管理制度。

（五）不少地方的施工力量同其担负的基本建设任务很不适应，力量小，任务大，技术工人不够，某些必要的设备不足。许多地方的建筑队伍过去是承担民用建筑任务的，今年开始搞工业建筑，技术水平不高。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只有看清了这一情况，才会根据可能性分配任务，才会用极大的力量去培养和训练技术队伍，并且在可能的条件下补充一些必要的技术工人和施工设备。

我们在生产上大搞群众运动，到现在不过是三个月的时间，基本建设工作也是如此。这三个月对于我们是极端重要的，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出现了许多错误和缺点，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现在我们来纠正，为时还不算太晚，正是时候。如果再不注意，开工生产以后就有可能发生大的问题。希望这次会议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从中吸取教训，力求以后少发生事故。

现在我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注「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简称。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计划的建议。后来由于经济指导工作上发生严重失误，这个计划建议没有付诸实施。——第17、37、56、78、107页。」）时期，将是我们干部真正练出本领的时期。在恢复时期（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一九五二年底，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所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恢复时期。——第107、200、214、366页。」）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时期内，建设项目不多，那时在重点项目的建设上，我们还是小学生，先生就是苏联。那时无论工厂的设计、施工、安装、试运转及事故的处理，主要是苏联包下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就不同了，工厂虽然也还有苏联帮助设计的，重要的设备也有从苏联来的，但是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和自己制造的。这是很大的不同。现在主要是靠我们自己搞，弄得不好，就一定会碰钉子，而且会碰得很多。犯错误，碰钉子，当然不好，但是从错误中能得到经验，练出本领。我们必须这样作，自己动手，准备碰钉子，不经过这个过程，学好本领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领不大。这并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面对现实。现在，不仅青年技术人员本领不大，老的技术人员本领也不大；不仅技术人员本领不大，管理人员本领也不大。说我们本领不大，这是否就丧失了信心呢？不，别人能干的，我们一定能干，而且会干得很好，会后来居上。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信心，应该有办法。过去我们鼓励大家，不要卑视自己，要勇敢前进，破除迷信，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完全对的，而且以后仍然要这样鼓励大家。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现在的本领还不大，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并在前进中随时总结经验，这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他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开了四天会议，对于我们是有益的，必要的。

今年全国基本建设工作，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主要的方面，必须肯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如果不及时纠正，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今年十月以来，发生了许多工程质量事故，倒坍了不少新建的厂房，事故的数量、伤亡的人数都比历年大大增加。今年仅建筑工程部（注「建筑工程部——是当时国务院设立的一个部。一九五八年二月，由原建筑工程部、建筑材料工业部、城市建设部合并组成。一九六五年三月，又分设建筑材料工业部。一九七○年六月，建筑工程部撤销。——第109页。」）系统就死亡四百三十五人，而去年是一百三十五人，增加了二点二倍。在死亡的四百三十五人中，由于工程结构倒坍而死亡的有一百一十七人，而去年只死亡三人；高空作业跌落死亡的有七十八人，而去年只有三十八人。在因结构倒坍而死亡的一百一十七人中，属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倒坍的四十六人，木结构倒坍的五十人，砖结构倒坍的二十一人。这些数字，说明了目前基本建设工程中质量事故突出严重的情况。不过，今年建设的大部分厂房尚未投入生产，或者尚未建成，现在发现这些问题，还来得及补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和上次建筑工程部在此地召开的现场会议，能引起全国、全党的注意，采取措施，改变工程质量方面的这种严重情况。

下面我讲六个问题，即：（一）关于厂房建筑结构；（二）关于设计工作；（三）关于施工；（四）关于建筑材料；（五）关于安全作业；（六）关于地方党委领导和发动群众。今天讲的这些问题，侧重于工业企业建设方面，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建设方面。

一　关于厂房建筑结构

1．建筑结构是厂房的重要部分，是厂房的骨干。目前的主要倾向是降低结构的质量。我们必须重视结构，因为厂房是不是牢固，建筑是不是合理，首先决定于结构。当然，从建筑结构的整体性来说，建筑物的基础工程，也属于建筑结构的范围。对某些重型工厂来说，基础工程十分重要。建筑结构在厂房建设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目前在全国建筑工程中的主要倾向已经不是保守和浪费（当然这种倾向在个别单位还存在），而是在各种类型的厂房建筑上降低了结构的质量。就是说，应该用钢结构的不用钢结构，而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应该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不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而用砖木结构代替，甚至用砖拱结构代替。这是一种不适当的节约，不适当的因陋就简。这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造成更大的浪费。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所规定。比如，凡是大中型钢铁厂的炼钢车间、水压机车间以及其他重型厂房，就应该用钢结构，而且要打好地基。这方面的工程为数不多，不怕多花一点钢材，不能过于节省。凡是应该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就应该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不能用砖木结构来代替。只有那些应该用砖木结构的，才能采用砖木结构。当然，砖木结构也是一种好的结构，在那些没有装吊车或只用小型吊车的小型机械厂或一般的轻工业工厂是可以用的。现在有的地方在年产五万吨的炼钢车间也用了砖木结构，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作了这样的规定以后，当然又要防止过去曾发生过的保守、浪费倾的重新出现，应该注意防止不适当地提高结构标准。

2．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对新建的厂房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这次检查在明年一月份就要进行，迟了损失会更大。检查的范围包括：新建的尚未开工生产的工厂；尚未建成的工厂；正在设计的工厂；一九五八年新建并已开工生产的工厂。此外，在民用建筑方面也要来一次检查，现在民用建筑的节约也有些过分的地方，墙头越砌越薄，标准降得过低，这也会降低工程质量。

3．对于有危险的厂房的补救办法是，应该补救的必须补救，不要犹疑；必须调换结构的就要调换。现在将有危险的结构拆下来，这个损失比之将来压死人、压坏设备要小得多。但是也要注意，不应该补救的也不要随便乱补。为了有计划地进行补救，在一个地区应该把所有的新厂房全面检查了以后，订出一个补救方案，有计划的一起来处理。

4．第一机械工业部（注「这里所说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机部），是一九五八年二月成立的。参见本书注[43]。——第111、152、212页。」）在上海的第二设计院设计的第一种拱形屋架，是有缺点的，而且在目前熟练技工不多的条件下，这样的屋架在施工上也是有困难的。但是，在施工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采用这种屋架的厂房并没有垮。因此，不能说这种屋架在任何厂房上都不能用。鉴于这种屋架有缺点，而且在施工中有困难，修改了这种设计的地方已经发生了事故（如杭州半山钢铁厂），再加上目前还有别的比较好的屋架可以采用，因此，暂时不要推广这种屋架，等待考验一个时期再作结论。目前上海地区采用这种屋架是不少的，要一下子改用别的屋架有困难，因此需要有个过渡时间。就是说，一方面应该小心谨慎地使用这种屋架，另一方面要准备条件过渡到采用其他型式较好的屋架。

5．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根据工程对象的不同要求，因地制宜地推广会议上提出来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种屋架。应该很快地研究一下，在什么地方、什么厂房上用哪一种屋架为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筑工程部应立即在上海召开一次专业会议，对这几种屋架进行研究，提出意见。

二　关于设计工作

1．设计是基本建设的关键部分。当工厂决定建设以后，设计工作就是关键。设计决定工厂建设的质量好坏、合理与否的命运。施工是按照图纸施工，服从于设计的。现在，有许多党委的同志（包括经济部门的同志在内）一般地说对设计工作的重要地位是了解得不够的，他们往往重视施工，不重视设计。这是一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看法，应该改变。总的说，从全国范围看，我们对设计工作的领导少了一些。现在全国有一支约二十万人的设计队伍，这是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培养起来的，是个宝贵的基础。但是应该看到，这个队伍的经验还是很少的，质量还是不高的。领导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他们，提高他们。在设计人员方面，要有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经验不够，本领还不大，要继续兢兢业业地前进。

2．必须继续提倡设计中的创造性，同时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墨守成规的倾向必须反对，应该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前进。但是创造性必须和实事求是相结合，否则就会华而不实，不能真正地前进。现在我们提到实事求是，很可能会有一些设计人员出来讲风凉话。我们必须向这些人讲清楚，在群众的创造中出现一些错误和缺点是难免的；即使是错误和缺点，也比墨守成规而不敢想、不敢干为好。同时要对那些敢想、敢干的有创造精神的青年同志讲清楚，有了创造性再加上实事求是就完整了，那就会前进得更快。

3．没有勘察不能进行设计，没有设计不能进行施工，这仍然应该是基本建设的程序。我们不能单纯地贪图快，欲速则不达。没有勘察设计就施工，遇到地基有问题再返工，损失会更大。因此，党委和基本建设领导部门在布置设计部门的任务时，必须充分估计到工作中必需的时间，不要勉强。现在过分的突击、图快，使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勘察和搜集必要的设计资料，这是不好的。当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期间，由于种种原因，设计方面有过不适当的缓慢，现在不要重复过去不适当的做法。但是，应该看到，现在的主要毛病是单纯图快，过分粗糙。

4．套用设计必须经过切实的计算，必须切合实际。套用或使用标准设计原则上是可以的，而且常常是必要的。但没有切实的计算根据就随便套用或者随便修改，是不允许的。现在有些工程质量事故，就是由于套用别的设计不经过切实的计算而造成的。

5．设计图纸不能过分的简化。过去确实有过图纸太多的现象，好多图纸无人看，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但是，现在图纸简化得又有些过分了，有些图纸施工人员看不懂，说是“无字天书”。这种现象也必须改变。设计图纸应该适应施工的需要。

6．应该坚持两阶段设计。现在有些设计太简单化了，有的只有一张草图就拿来施工；有的边交图、边施工。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当然，有些已经做过的工程或者是比较简单的工程，是可以边设计、边施工的，但是一般说应该按照正规的设计程序办事。

7．设计必须经过适当部门的批准。设计妥当与否，首先需要经过设计人员的集体讨论研究，再交给职工群众（施工现场工人和一定的生产工人）共同讨论。不经过这样的步骤就把设计提到上级批准，这种审查方法往往流于形式。现在有不少设计，一切讨论和批准手续都取消了，甚至只有设计者本人或小组决定就把图纸发给施工部门，这是很危险的做法。我们要求有些重要设计，尽可能做出几个有比较的方案，就像修铁路有比较线路一样。如果不可能有比较方案，也要搞一个有比较方案的说明，使外行人能看懂，使别人也能够比较、研究。今后审查和批准设计的工作，要实行分行业的分级的审批办法，统统集中到一个部门审批是办不到的。具体的办法，将由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注「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指当时国务院设立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十月成立，一九六一年一月撤销。一九六五年三月重新设立。一九八二年五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国家测绘总局合并，设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第114页。」）和建筑工程部加以研究拟定。

8．要使设计工作人员能够进步，必须采取三结合的办法，即党政领导、设计人员、工人群众（包括施工和生产的职工）三者相结合。在技术人员中间，新老技术人员也应该结合起来。现在新的青年设计人员占多数，他们是设计队伍的主力。他们年纪轻，会有缺点，但他们有个好处，就是有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没有包袱。将来青年人总是要代替老年人的，青年人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不仅是在设计部门，任何一个部门都是如此。所以，老年人应该帮助青年人，对于青年人的那种生气蓬勃的朝气，应该加以爱护。老年技术人员中间，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人应该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相互间可以有辩论，可以有批评，这是从团结出发，为了搞好工作。总之，一切愿意为人民建设事业服务的新老技术人员应该团结起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历来欺侮我们的帝国主义远远地抛在后面，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9．设计必须与生产相结合。设计的工厂是为了生产，因此，施工现场或者厂矿是考核、校正设计的最好场合。为了实行设计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必须有计划地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是设计人员深入到工地和工厂里去，跟工地和工厂的生产职工、技术人员进行研究；第二是设计人员有计划地分批地与厂矿、工地的技术人员轮换。这两个办法是能够提高设计工作水平的。

10．设计工作必须交流经验、总结经验。过去九年，特别是今年一年，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设计的经验。这些经验需要加以总结和交流。设计人员只有经常总结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才能取得经验，提高自己。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决定在明年春季召开一次全国设计工作会议，这是全国第二次设计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开法，可能先分区（注「这里所说的区，指当时设立的协作区。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它的领导机构。协作区委员会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其他必要的人员组成，下设经济计划办公厅，作为它的办事机构，并接受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指导。——第116页。」）开，然后再开全国的，如何开法还未确定。现在请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建委通知当地的设计院、所（包括中央直属的），都写一个书面的设计工作报告，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前写好，报送三份：一份报送当地党委，一份报送中央有关业务领导部门，一份报送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此外，还应该定期或不定期地按行业、按工种、按地区分别召开一些设计工作座谈会。通过这些会议来交流经验，提高我们的工作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三　关于施工

1．施工必须有准备。在一般的工程上必须有个施工规划，在较大的工程上必须要有施工的组织设计。现在，有许多工程没有施工准备，工地上连必要的道路也不够，万一发生火灾，救火车也开不进去。施工准备是必要的，准备好了，施工不会慢，而是更快。

2．要使施工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熟悉图纸，会审图纸，了解设计的意图，以便提高施工的效果。过去一般是这样做的，后来有些地方取消了这种方法，应该把它恢复起来。而且，设计部门应该把设计中重要部位的计算根据的资料交给施工部门，使他们心中有数。

3．对于影响工程结构的重要设计部分，施工单位不能随便修改，必要的修改必须取得设计部门的同意。至于材料的换用，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必须经过切实的验算，质量要符合原设计的要求，同时必须经过工地主任工程师的批准。对于设计图纸的部分的改变也是常有的，有些改变还是为了校正设计的错误和不合理的地方所必需的。但是，凡属影响到结构的重要部分，不能随便修改，要修改的时候，必须取得设计部门的同意，设计部门不同意就不能修改。

4．恢复和建立保证工程质量的各种制度。过去有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废除。中央在南宁会议（注「南宁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地方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同时研究了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会上，毛泽东继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再次错误地批评一九五六年周恩来、陈云等反冒进的正确主张。——第117页。」）、成都会议（注「成都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文件。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继续批评反冒进，还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观点。——第117页。」）上作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执行中间，把有些有用的必要的保证工程质量的规章制度也废除了，这是不对的。中央曾经有过通知，对于那些同技术有关的规章制度，不要随便废除。但是，这件事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这是错误的。现在，各地应该恢复和建立那些保证工程质量的制度。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应该加以修改；但是，对于那些正确的合理的部分，应该恢复起来。建筑工程部在这次会议上发了一个关于应该恢复的规章制度的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研究执行，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同建筑工程部商量。

5．群众性的自己检查和相互检查，必须同专业检查机构的检查结合起来。应该说，群众中的自己检查和相互检查是必要的方式，不能取消，应该继续发展。但是，不能因为有了群众的检查，就取消了专业检查机构的检查，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同时，专业检查机构在工作中应该充分地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6．凡是已经取消了工程验收制度的地方，应该把它恢复起来。因为这种制度是一种检查工程质量的有效的制度，应该把这种制度中的有用部分恢复起来和保存下去。

7．要加强职工的培训工作，首先是培训技术工人。今年增加了很多建筑工人，仅建筑工程部系统的建筑工人就比去年增加约七十万人，达到了一百二十多万人，数量是很大的，而各种技术工人都仅仅经过短时期的训练。今年基本建设的任务很重，明年的建设任务更重，而新的技术工人的比重却很大，这就要求我们大大地加强培训工人的工作。明年第一季度一般说是基本建设工程任务比较轻的时候，必须抓紧这个时机培训工人。培训工人的具体办法，请各地自行规划。今后凡是有间隙时间，就应该进行整训。特别是对于某些技术工种，如电焊工、钢筋混凝土工、起重工、装吊工、安装工等，必须采用各种办法来训练。对于那些大轧钢厂、大机械厂等重型企业的厂房建设和设备安装，应该调集全国各地的有关企业的职工来参加现场实习，以便他们回去进行工作。我们应该估计到，安装工人和大型企业建筑工人的供需关系，在明年夏季以后将会大大地紧张起来，因此，应该采取上述办法，抓紧培训工作。

8．对于快速施工应该有正确的理解。现在，因为发生一些事故，不少人对快速施工有怀疑。在建筑部门内部，也有一部分领导人和职工，对于快速施工的理解有错误的地方。因此，应该说明快速施工的内容，纠正职工对快速施工不正确的认识。快速施工是一种新的施工方法，是和过去不同的施工方法。这个名词是否能概括它的全部内容，另当别论，但是应该弄清它的内容。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快速施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1)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反对分兵把口，分散使用兵力，打消耗战。对于建设的工程，完成一批再来一批，建成一个再来一个。

(2)在一个厂房或建筑物上，把过去分工很细的专业工作队，如木工专业队、抹灰工专业队等等，改变为混合工作队，实行“多面手”。并且在一个工程上实行分层交叉平行流水作业的方法。

(3)使用预制构件，装配工作的比重大大增加。

(4)施工工地实行一元化的集中领导。各个工种、甲乙方、党政工团都由工地的党委或者建设委员会统一领导。

实行以上这些办法，工作实践证明可以缩短工期。这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合理的施工方法。但是，有一部分施工领导人员和职工有错误的理解，他们不甚了解快速施工的真实内容，以为快速施工就是单纯图快。因此，没有准备就开工，出现苦战几昼夜、人海战术等等。由于片面地图快，影响了工程质量，发生了事故。产生这些问题，主要的责任在领导方面，因为我们对于快速施工的内容解释得不够明确；对于防止只顾多快省而忽视好，只求数量而不注意质量的倾向，强调得不够。虽然在发生质量事故的工程中，快速施工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把快速施工误解为单纯求快的思想，影响所及，绝不仅限于用快速施工的工程部分，而是远为广泛的。关于“放卫星”（注「“放卫星”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浮夸风的一种表现。当时，不少地区和部门，为了追求产品产量，在生产和建设上集中人力、物力，突击“放卫星”。宣传和推行这种做法的结果，往往是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第119页。」）的问题，为了观察施工速度，作个别的典型试验是必要的，但是，这类事以后不宜用“放卫星”的办法，应该有计划地加以推广。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解释快速施工的正确的内容，同时纠正单纯图快的错误认识；在纠正缺点，总结经验以后，有步骤地加以推广，使它逐步完善，逐步健全发展。

9．增加必要的施工机械设备。今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将完成二百二十亿元以上，明年的投资计划为三百六十亿元，增长速度很快。而且，大中型的、装配式的厂房大大增加。施工需要必要的机械设备，但是现有的施工机械设备很少，同基本建设任务不相适应。因此，我们应该在充分利用现有机械设备和一部分土机械的同时，还必须增加一部分必要的土洋结合的和洋的机械设备。当然，增加这些设备也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在制造上要力求自力更生。

四　关于建筑材料

1．水泥、钢筋、电焊条、砂、石、砖、瓦等建筑材料，必须是合格的才能使用。今后在主要的工地上必须恢复和建立材料的检验机构，设置必要的试验设备。

2．生产建筑材料的工厂，必须负责地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产品才能出厂，不合格的不能出厂。

3．水泥出厂时，必须经过检查，不得以低标号的冒充高标号的；每一袋水泥必须有足够的重量，不得以少充多。

4．用不好的铁炼出来的钢，由于含硫、含磷比重高，不能用于基本建设工程的重要部分。次要部分，例如用作一些门窗上的小五金等是可以的。

5．大中型的有关人民生命安全的水电站的水坝工程，必须十分注意工程质量和安全，建设这些工程所用的钢筋和水泥等建筑材料，必须符合设计规定的质量规格。对于这件事，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后必须专门向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作报告，因为关系重大。

6．必须继续反对保守主义（我们在强调质量之后，保守主义可能抬头），但是，在设计和使用材料上又必须保证有必要的安全系数。施工部门不能在设计的安全系数内再去挖潜力，否则遇到意外事故，如大风、地震等等特殊情况，是很危险的。

7．在关键性的工程上，如果没有合格的材料，宁可停工待料，决不马虎。因为这是工程的关键部分，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材料而产生的损失，将远远大于停工待料的损失。

8．新材料和合格的代用材料仍然应该使用。但是必须经过多次的试验鉴定，不要轻易普遍推广使用。

五　关于安全作业

今年在施工中发生的伤亡事故比去年增加了。今年除了工程的结构倒塌所造成的伤亡事故以外，施工中因工伤事故死亡的在建筑工程部系统内有三百一十八人，去年死亡一百三十二人，今年比去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件事，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必须采取下列办法：

1．恢复安全作业的各种制度。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由建筑工程部和劳动部共同审查修订。

2．对所有新老工人要重新进行一次安全作业的教育，并且应该把安全教育同技术教育、质量教育结合起来进行。

3．规定建筑工人合理的劳动和休息时间。现在，基本建设单位普遍存在着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的现象，必须加以改变。应该根据各地区、各季节的不同情况，由建筑工程部、劳动部共同商量规定每天的工作时间。从现在起，必须规定工人每天有八小时的睡眠时间；对高空作业的工人，在今后几个月内，必须逐步做到每日工作不超过八小时；目前还不能做到的地方，每天工作最多也不能超过十小时。如果人数不够，必须训练新工人，不能用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来解决。过度疲劳容易造成工伤事故。关心工人的安全是领导方面的责任。

4．必须配备足够的安全作业所必要的设备，如安全带等等。

六　关于地方党委领导和发动群众

没有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没有群众运动，基本建设工作是做不好的。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各地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同志回去后必须报告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请求党委专门讨论一次。为了克服基本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的错误和缺点，请求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对基本建设工作加强领导，并抓好下列几项工作。

1．注意工程质量。目前的主要倾向是：注意“多快省”多，而注意“好”不够；注意数量多，注意质量不够。我们必须做到既要求“多快省”，又要求“好”；既要数量，又要质量。

2．注意设计工作。目前全党对设计工作重视不够。我们应该看到，设计工作是基本建设工作的关键部分，是第一关。对于设计部门，领导的注意力应该不次于施工部门。

对于设计中土洋结合的问题，也应该有正确的理解。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土洋结合的设计，其特点有二：一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参考外国的经验而进行的创造性的设计，如同西医学中医一样，学成之后，既不是老西医，也不是老中医，而是一种新型的医生；二是在多数企业只能采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和简易的设备，目前只能如此，因为这是当前能够办到而且能大量办到的。但是，现在也有人对土洋结合的实质有误解，他们把土洋结合误解为“愈土愈好”，或者是“以土为主”。以土为主，如果是指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主是可以讲的；如果是以小高炉为主，以鞍钢为辅，那就不对了。上面说过，应该采用钢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如果采用了砖木结构或砖拱结构，那是危险的，会发生工程质量事故。土洋结合不能做这种解释，必须更有正确的理解，这是目前实现多快好省所必需的。

3．对于新建工程要进行一次全面的质量大检查。应该补救的工程，要迅速加以补救。

4．今年基本建设部门增加的新工人已经很多，一般的应该停止招收，而把重点转到培训现有工人，提高工人技术水平。

我们应该在基本建设工作中继续开展群众运动，决不能因为发生一些工程质量事故而怀疑群众运动，只有真正进一步搞好群众运动，大家关心质量，才能减少事故。我们应该继续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目前的群众运动应该更多地注意下列各点：

1．在群众中提倡工程的多快省的同时，进行一次提高工程质量的运动，全面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

2．在工人中进行一次讨论建立各种技术管理制度的运动。必须广泛地发动群众，首先讨论要不要建立这些制度，然后讨论建立那些必要的制度的内容。

3．进行一次学习技术、提高技术的运动。

4．进行一次安全教育的运动。

所有上面讲的六个问题中的各项工作，目的是为了减少基本建设中的质量事故、作业安全事故，完全明年基本建设任务，提高我们的工作水平。这些工作，都必须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充分地开展群众运动才能办到。我们希望这次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作业从此向好的方面发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所作的总结。」

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四月）

给中央财经小组(1)各同志的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

最近就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想了几点意见，还不成熟，提出来供你们考虑这些问题时参考。

先说缓和市场紧张状态问题。

一、粮食要省吃俭用。去年夏收和秋收后，估产高了，吃用多了。今年以来，城乡销量继续增加（这一年度（注「指粮食年度，它是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到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69、125、160、183、194页。」）比上一个年度要多销粮食一百八十亿斤），库存下降，到处供应紧张。因此，我认为不管今年粮食增产多少，都必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抓住这一头，十分重要。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城市市场上缺少猪肉鸡鸭等的供应和缺少工业品的供应，情况显然是不同的。改善生活，吃还是第一位。市场上如果缺少十亿元猪肉和鸡鸭等商品的供应，是很难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弥补这个缺口的；即使能拿出十亿元工业品来补缺，也缓和不了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为什么呢？我们如果有了十亿元的猪、鸡、鸭、蛋、鱼，有一部分做了菜，经过各种加工，合起来就可抵上十四五亿元的商品。现在，烟酒饭铺，差不多都是国营的，这些东西很快就可以成为国家一个很大的货币回笼力量。今年市场物资供应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约有四五十亿元，如果我们想出办法增加十亿元的猪、鸡、鸭、鱼和蛋类的供应，也就是大体上增加一千万头猪，两亿只鸡、鸭，两亿斤蛋类和几万吨鱼类的供应，在弥补差额上可以起很大作用，使市场紧张状态有所改变。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必须从生产入手，定出有效办法。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并行，三条腿走路。而在目前，国营饲养场和人民公社集体饲养的经验还不很多，农户分散喂养可能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办法。在公社内要很好地安排自留地，保证饲养户得到饲料，还要专门拨出一定数量的饲料粮，同时加强管理工作，认真改善家畜家禽的饲养状况。建议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即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它是按照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第45、126、205页。」）和商业部，在最近期间分别召开猪、鸡、鸭和蔬菜的问题的专业会议，把这一工作认真地抓一下。这样做，即使不能解决今年的问题，但对于改善明年市场供应将会发生作用。

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应该让它们“归队”，恢复生产。特别是原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由于改变为地方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统一安排生产任务，不能单独生产和经营，大量的小商品停止生产了，现在应该组织它们重操本行。它们名义上可以仍然是地方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但在地方工业部门领导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便发挥这些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增加手工业品的数量和品种。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原有手工业者，应该通过公社帮助他们解决原料和销路的困难，增加各种农村手工业品的产量。

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企业增加职工，就要随之增加购买力。在农村增加劳动力，相应地增加购买力并不可怕，因为同时会增加一些农副产品的供应数量。在城市工业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地增加劳动力，也就相应地增加商品产量，同购买力的增加可以大体取得平衡。另一种是不正常地过多地增加劳动力，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商品产量不能增加，只有购买力增加，就加重了市场物资供应的压力，对生产和市场都是不利的。一九五六年我们招工过多，造成当时市场紧张的局面，在这方面是有过经验教训的。对去年过多地招收了的一千多万工人，必须认真地加以精减，安置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今后必须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增加城市劳动力的计划，必须由中央和省区市党委掌握。

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当工业和商业都需要运输的时候，各地马车、手推车、木帆船等运输工具，应该尽先安排商业的需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工业不要去和农业、商业争短途运输力量。

再说编制一九六○年计划的方法问题。

一、拟定明年的工业生产指标，要根据今年年底现有企业已经达到的综合设备能力（包括动力、运输等），作为编制明年计划的出发点，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必成数(奇*书*网^.^整*理*提*供)。另外，根据现有设备的潜力再加上明年基本建设可靠的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加以确实计算，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期成数。这样拟定两个生产指标，保存一个幅度，就可以使得明年生产计划既可靠，又积极。所谓根据现有企业综合设备能力拟定生产指标，这就是说，不仅要计算主要部分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整个企业和行业各个环节的设备能力。比如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不仅要计算高炉、平炉、转炉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采矿、炼焦、耐火材料和轧钢的设备能力。不仅要计算本部门内部的设备能力，而且要计算有关配合部门的设备能力，如计算煤炭、电力、运输等部门的设备能力。总之，要加以综合计算。

二、对于工业中几个薄弱环节，如铜、铝、石油、木材、橡胶这几种物资，在生产和需要之间差额很大，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工业建设中，对这几种必要物资，如果单靠进口来弥补差额，是靠不住的，因为数量太大，难以全部解决。因此，必须在每年编制计划的时候，重视这几种物资的生产，加强这些薄弱环节，使需要和供应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小，逐步求得解决。

(1)注「这里所说的中央财经小组，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组员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和赵尔陆。这个小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负责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但不久开始“大跃进”运动，中央财经小组实际上停止了工作。——第125、129、140页。」

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落实钢铁指标问题*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目前工业方面有两点情况很突出：一是今年春天上海会议（注「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计划草案规定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会后，毛泽东委托陈云落实钢铁生产指标的问题。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于五月提出钢的生产指标应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执行结果为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吨。——第129页。」）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的方案，由于生产上不去，将不能实现，而只有二百零五万吨可供分配。这样，原定第二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就要延缓一个月甚至更多时间才能完成。二是计划一再变动，使企业单位的生产秩序很不安定。有人说，最近一个时期的生产情况是“长江后浪压前浪，做做停停做做停”。许多部门、许多工厂和基本建设单位，现在是人心思定，普遍要求把今年全年本单位确实可以分配到的钢材数量，很快定下来，以便安排生产。

中央书记处根据上述情况，在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的会议上，责成中央财经小组（注「这里所说的中央财经小组，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组员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和赵尔陆。这个小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负责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但不久开始“大跃进”运动，中央财经小组，实际停止了工作。——第125、129、140页。」）研究三个问题：（一）今年钢铁生产的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的指标，另一个是争取的指标。（二）今年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目减少了，势必要削减一些建设项目。现在原则上确定：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要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

财经小组在书记处会议以后，听取了冶金部六次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一次，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各一次），集中讨论了一次。现在把冶金部的汇报和财经小组讨论的情况分做两个部分说一说，一是钢材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的问题，二是目前需要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　钢材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的问题

钢材的生产指标，冶金部提出三个数字：九百万吨，九百五十万吨，一千万吨。与此相适应，钢的生产数字是一千三百万吨，一千四百万吨和一千五百万吨。冶金部还提出过一千六百万吨钢的数字，但是没有详细说明。

在讨论中，国家计委重工业计划局提出的数字是：钢材的可靠指标是八百五十万吨到九百万吨，争取指标是九百五十万吨。与此相适应，钢的可靠指标是一千二百五十万吨到一千三百万吨，争取指标是一千四百万吨。国家经委冶金局提出钢的可靠指标是一千三百万吨，争取指标是一千五百万吨。这些数字，都比上海会议拟定的指标要低。上海会议拟定的指标，钢材是一千一百五十万吨，钢是一千六百五十万吨。

财经小组经常参加这次汇报会议的几个同志，富春（注「富春——即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130、256页。」）、一波（注「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五六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八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后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第52、130、259、340页。」）、赵尔陆（注「赵尔陆（一九○五——一九六七），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第130页。」）同志和我，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一千三百万吨。至于争取的数字，需待听取煤炭、机械、铁道等部汇报后，弄清楚这些部门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再来研究，这次暂时不议。

为什么钢材定为九百万吨，并且以此作为前进的基点呢？理由有下面几条：

第一，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来看，这个指标比较可靠，比较实在，但也不是轻而易举，要作很大努力才能完成。要生产九百万吨钢铁，就要求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二千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一千三百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五百五十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一百五十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关于矿石。生产一吨铁需要三吨半铁矿石，生产二千万吨铁就要七千万吨矿石。现有十四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五千三百万吨（去年采三千四百六十万吨）。现有十九个中型采矿企业，其中六个有半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其余十三个原来是手工开采，也没有铁路，今年设法装备一部分机械，用风动工具打眼，用炸药爆破，“打眼放炮”，并铺设轻轨铁路，这样全年共可采铁矿石八百万吨（去年采六百八十万吨）。现有二百一十四个小型土法生产的采矿点，全年共可采铁矿石一千万吨（去年采六百零六万吨）。以上大、中、小三类企业合计，可以生产铁矿石七千一百万吨，能够运出的是七千万吨。

为着保证七千万吨矿石的开采，需要增加空气压缩机、电铲、卷扬机、球磨机等设备和爆破材料。这些设备和材料，有些已经订了货，但是还没有全部落实。

根据计算，平炉用的富铁矿（含铁在百分之五十八以上者）全年需要二百一十万吨，只能生产一百七十万吨，还差四十万吨。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准备从海南岛多运出十万到十五万吨富铁矿；在鞍山采取团矿的办法（采用含铁量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矿粉，压块焙烧），生产三十万吨。

从上述情况看，全年开采七千万吨铁矿石，由于要对大中型矿山进行基本建设工作，还要增加许多设备，事情并不轻易。但是从第一季度运出矿石一千七百八十万吨（小型土法生产的是七百四十万吨）的情况看，只要继续抓紧这方面的工作，完成七千万吨的任务是可能的。

关于焦炭。炼一吨铁，平均需要一吨半焦炭；炼一吨焦炭，平均需要一吨半洗煤；一吨洗煤，平均需要两吨炼焦煤。因此，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就需要三千万吨焦炭，折合四千五百万吨洗煤，或者九千万至一亿吨炼焦煤。

洗煤是提高铁和钢的质量的关键。有些铁和钢的质量不好，主要是因为含硫过多，而硫的来源，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由于煤里的硫没有洗掉。因此，必须大力把炼焦煤洗好，否则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得不到好铁好钢。解决焦炭质量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洗煤问题。

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以生产一千九百五十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大部分是简易洗煤厂，设备正在专案解决）可以生产五百五十万吨，两项合计是二千五百万吨。另外，还要用土法生产洗煤二千万吨。这部分土法洗煤，据估计需要六十万个劳动力，从现在起继续生产二百天才能完成，并且要有粉碎设备和其他必要的工具。还必须指出，上述洋法洗煤二千五百万吨，各个季度生产是不均衡的。第一季度已经完成了四百一十五万吨，第二季度大体只能完成四百六十四万吨，第三季度也只能完成五百四十七万吨，其余的一千零七十四万吨（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完成，这样，就同各个季度炼铁的需要不相适应。如果洋法洗煤不能在第二、第三季度多生产一些，那末，这两个季度的土法洗煤还要有所增加。

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一千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可以生产一千万吨，土法炼焦计划生产一千万吨，三项合计三千万吨。新建的炼焦炉，有三十六座是机械化的，其中十九座在今年可以建成，能够生产二百四十三万吨；有红旗二号简易炼焦炉一千七百座，能够生产五百三十万吨；有红旗三号简易炼焦炉八百座，建成以后，可以生产一百七十万吨。现在，红旗二号炼焦炉基本上是手工生产，技术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应该看到，炼焦方面的建设规模（包括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是不小的，即使能够如期建成，加上发挥原有的炼焦能力，也只能满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即一千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自然，洗过的煤，用土法也可以炼成好焦，但是还要掌握好技术。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关于耐火材料。据冶金部计算，全年需要各种耐火材料（包括粘土砖、矽砖、镁砖、高铝砖）四百二十万吨，需要原料（粘土、矽石、镁矿石、高铝砂等）六百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

关于炼铁、炼钢、轧钢的设备。要生产那么多的生铁、钢和钢材，基本上依靠现有的设备（一部分还要配套）就可以解决，不需要再增加很多的东西。这方面的情况，过去计委和冶金部已经说的比较详细，我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运输。为了生产二千万吨生铁，除了要运输炼焦煤九千万到一亿吨以外，矿石、耐火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铁路支线和专用线共五百公里，铺设轻便铁路五百公里，增加机车一百五十台，增加车皮一千五百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

由于钢铁生产的需要，目前短途运输异常紧张，不少省的汽车大部分用于运输钢铁原料、材料。这种状况是难以持久的。一个年产几万吨的钢铁厂，光靠汽车运输是不行的。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九百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第二，今年头四个月的生产情况也说明，九百万吨钢材、一千三百万吨钢、二千万吨铁的生产指标是可能完成的，重要的问题是要保证产品质量。

过去四个月，已经生产钢材二百二十七万吨，钢三百三十六万吨，铁六百零三万吨（内有一部分土铁（注「土铁——指“大跃进”运动中用土法生产的铁。——第134页。」）和不合格的次铁）。在今后八个月中，还要生产钢材六百七十三万吨，钢九百六十四万吨，铁一千四百万吨。这个任务经过努力是可能完成的，但是需要特别注意改进铁的质量。现在各地生产的铁，不合格的还不少。冶金部提出目前在钢铁生产方面要着重抓质量问题，是完全对的。

这里谈一下小高炉问题。高炉的建设必须贯彻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以大的为主。小高炉在目前是需要的，今年生产二千万吨铁，其中有九百万吨要靠小高炉。小高炉要改进技术，有些要向大中型发展，这是必然的趋势。那些煤铁资源缺乏和运输条件困难的地区，有一部分小高炉要停止生产。那些条件很困难的地方，不要再新建小高炉。现在进行生产的小高炉，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提高技术，加强管理，认真改进生铁质量。

第三，钢材生产，今年只要炼出一千三百万吨好钢，就能轧出九百万吨钢材，但是，钢材品种还有问题。今年新增的轧钢机都是中小型的，轧成的小型钢材比重增大了，即由过去几年占百分之二十四左右，增大为占百分之二十九左右，按绝对数说，由去年的一百四十九万吨增加为二百六十万吨。另一方面，大轧钢机和重要轧钢机都还没有制造出来，今年八种重要钢材（重轨、大型钢材、中厚钢板、薄钢板、无缝钢管、有缝钢管、矽钢片和优质钢材）不能增加很多，再加上进口比去年少得多，全年可供分配的可能只有四百八十六万吨，只比去年多十万吨。小型的钢材增加得多，大型的、重要的钢材增加得很少，这就势必影响重要设备的制造和重要工程的建设。

多生产一些钢当然是好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力争多增加八种重要钢材的产量，适应生产和建设的需要。为此，就要尽快地多制造出一些大轧钢机和重要轧钢机来。

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和今年前四个月钢铁生产的情况以及钢材的品种等方面来说，把钢材的产量定为九百万吨，以此作为可靠的出发点，是有根据的，可能是比较适当的。当然我们不应该满足这个指标而停止不前。站稳的目的，是为了前进。我们在这个基点上站稳了，就可以扎扎实实地前进，也才有可能超过这个指标。至于能超过多少，争取的指标定为多少，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后才能提出。

这次对钢铁生产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对钢铁工业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工业同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确当。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这次财经小组提出的意见，只能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进行考虑，还不希望做出最后决定。即使政治局同意把钢材产量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产量初步定为一千三百万吨，也请政治局再给财经小组一些时间，考虑一下冶金部的同志提出的把钢产量定为一千五百万吨的意见，并且全面研究一下钢铁生产同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

为着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我们的生产和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同时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站稳以后的前进是更踏实的前进，不致因此而泄气。

如何有计划地安排和向各企业单位进行解释，财经小组还要研究一下。钢材生产指标比原来设想的降低了，分配数字也就少了，生产和基建单位就可能提出：给的钢材少了，完不成原定的任务怎么办？我们认为，只能按照实际拿到的材料，加上主观努力，完成多少就算多少。

二　目前需要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要强调改进质量。钢铁要强调改进质量，设备制造、日用工业品生产、基本建设等等，都要强调提高质量。有不少出口的东西，过去质量比较好，现在也降低了，在国外名誉很不好。数量虽然多，但是如果质量很坏，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真正顶用，不仅不能满足生产、建设和市场的需要，而且要造成极大的浪费。凡是过去质量好而后来降低了的产品，应该尽快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凡是质量一直不好的产品，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限期提高。经委和财经小组准备用几天的时间，专门讨论改进产品质量的问题，并且准备拟定一些切实有效的办法。

第二，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运输这些重点的生产和建设，是必须加以保证的，但是，对于石油、化工、重要建筑材料和市场迫切需要的轻工业品，也应该切实加以照顾。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证。总之，我们必须依据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办事。

第三，既要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当前的生产和建设是重要的，决不能忽视。但是，也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例如，大中型钢材轧机，管材、板材轧机，是解决钢材品种所必需的，应该加以保证。又如，武汉、包头、太原、石景山（注「石景山钢铁厂——即今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第137页。」）四个钢铁厂今年建设的四大高炉，是提高生铁产量所必需的，也要保证提早建成。如果冶金部目前分配到的钢材比较少，用于重要轧钢机和四大高炉配套的钢材同其他方面所需要的钢材发生矛盾，两者不能兼顾的时候，为长远打算，宁愿暂时削减后者，保证前者。此外，主焦煤（注「主焦煤——是供炼焦用的一种烟煤。——第138页。」）新基地和江南煤炭新基地的建设，兰新铁路干线的建设，西北油田的开发，以及其他工业方面必不可少的原料，如合金钢原料和炭极原料等等的生产，都要进行长期的规划，现在就要加以安排，积极进行各项工作。

上面是我听了冶金部关于钢铁情况的汇报以后，向中央的第一次报告。我对工业的情况不熟悉，知道的不多，也还没有听其他工业部门的汇报，提出的意见是否适当，还没有很大把握。准备在听取各工业部和其他部门的汇报以后，再向主席、政治局和书记处作几次报告。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参加研究钢铁指标问题的多数同志的意见，把今年钢材生产的可靠指标，定在九百万吨，并以九百万吨钢材为分配给各部和各省市的数量，把将来超过九百万吨的数量作为奋斗和争取的目标。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今年究竟能够可靠地生产多少钢材和多少钢，议论是不一的，不令在北京如此，各省市的同志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就全局看来，为了安定生产秩序，为了使计划不再变动太多，我认为以九百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那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我们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小高炉炼出的九百多万吨铁，目前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千分之二标准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说至少有百分之五十。那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将有四五百万吨生铁含硫超过标准，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这是劳民伤财。现在应该想办法克服高硫状态。如果关键在洗煤，那就应该规定必须洗煤，并且明确定出含硫量的标准。凡是不洗煤的，就不要炼铁。我担心铁的质量如果不改进，铸造铁也铸造不成，炼钢也搞不到一千三百万吨。也就是说，搞不到九百万吨有用的钢材。洗煤去硫，是今后能否完成现在拟议的钢材指标的关键。

我希望同财经小组（注「这里所说的中央财经小组，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组员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和赵尔陆。这个小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负责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第125、129、140页。」）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注「鹤寿——即王鹤寿，一九○九年生，河北唐县人。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冶金工业部部长。——第140页。」）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因为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代表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志的看法，财经小组准备再一次研究他们的意见。遵照你的指示，多谋以求善断。

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我说两个问题。

第一，进口粮食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但是，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那末，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的就少了。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如果有四百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总之，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这和打仗的道理一样，两个拳头打不行，要一个拳头打。进口粮食这一条，我们现在大体上已经这样做了。这样做有没有危险？我看，再咬紧牙关搞几年，对我们有利。现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减少得不像样子了。从前每人每年十八尺，不包括絮棉和针织品，现在都算在里头，实际上真正的布只有六尺，当然不像样子。但是，上次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十亿斤粮食。五美元一匹布，七千万匹布就是三千五百万美元，恰好是买十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多进口十亿斤粮食。这样做是错的还是对的呢？恐怕是对的，应该这样做。

第二，糕点问题。这看来是一件小事情，但却是一个能缓和人心的问题。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一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在战时则必须采取。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现在出售糕点，就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办法。一种是便宜的，五角或者六角钱一斤，凭证供应。另外一种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外国也是这样的。我问了一些同志，伦敦在战时实行粮食配给，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总之，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从古巴进口的糖，如果平均分配，每个人只能分到很少一点。我们中国有七万万张嘴巴，稍微张一张就差不多了。进口糖要集中使用到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方面。过去，这些地方规定，一个人一个月供应二两或者三两糖，如果能保持住这个供应标准，可以不变，但绝对不要再增加；有些地方因为糖很紧张，早已停止供应的，也就不要再恢复。现在要先把进口糖用于制作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有了猪肉，也可以采取开馆子的办法，卖炒肉片、炒肉丝。进口的麦子，面粉可以做高级糕点，麸皮是养猪的好饲料。把卖高价糕点、炒肉片和养肥猪这些办法联系在一起，可以解决不少问题。总之，现在进口的糖也好，麦子也好，以后的猪肉也好，要集中使用在机动的方面，自由买卖的方面。

在商业工作人员里头要动员一番，提高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的质量。现在把做糕点的人搞到乡下去了，做出来的高级点心不像样子。我叫孩子在中南海排队买了一斤，所谓高级点心是什么东西呢？看不得就是了。从前是六角四分钱一斤，现在升级了，一斤四元五角。北京的高级糕点开市的前一天晚上，姚依林（注「姚依林（一九一七——一九九四）安徽贵池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九年六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五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文化娱乐税条例》。一九六六年九月，经国务院批准，停止征收文化娱乐税。——第99页。」）同志到零售店去看样品，质量也是不好。对此，我有意见。因为拿来给我们看的样品有几十种，但到零售店里去看就不同了，比给我们看的差。就是说，做假样品给我们看。高级点心贵，但要贵得像个样子，做得好一点。所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以及其他城市，要把原先做糕点的人找回来。负责财贸工作的同志要认真检查一番。

在商业工作人员中，有些同志对卖高级糕点、高级糖果不放手，他们怕大家抢购，供应不上。这是因为我们对情况不清楚。应该告诉他们，现在可以敞开来卖，不要怕抢购。我算了一下，把一万吨糖做成高级糖果，平均五块钱一斤，就是一亿人民币。有人怕资本家抢购。全国资本家一年的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和七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和《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在这两个文件中，对定息作了如下规定：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盈亏，由国家按照企业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并依据统一规定的息率（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按季付给私股股东以股息。这种定息办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实行，原定七年，后又延长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实行。——第2、35、144页。」）是多少呢？最多是一亿元。如果他们把所有的定息都拿出来买糖果，那很好，一万吨糖果拿出去，一亿元钞票就回笼了。我们手里有多少糖呢？已经到货的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的还有二十几万吨，第二季度还有三十万吨。这是可以靠得住的。所以，不要怕，敞开来卖就是了。也不要怕高级知识分子抢购。高级知识分子最多二十万人，就算他每人买一百斤，也不过一万吨。再就是五千万职工。五块钱一斤糖果，他们是不能多买的。他们只有那么多钱，要养家活口，要吃饭。工资高的和工资低的职工，平均每人买一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就算每人买一斤，也只有两万多吨。

有些同志被抢购吓怕了，他们没有计算一下我们的后备力量有多少，社会购买力有多少。从上面算的那笔帐来看，可以放大胆子敞开来卖。江苏那个资本家不是说“人民币不挂帅”了嘛，现在我们就请它“挂帅”，挂得越多越好，把钞票都挂过来。要动员商业工作人员，放大胆子，不要缩手缩脚。你越怕鬼，鬼越厉害。天津第一天卖了七万斤，第二天卖了八万斤，第三天就只卖了八千斤。开始买得多些，这是人们的心理作用，敞开来卖之后，情况就会改变，卖数一定会降下来。

现在百货公司的东西，这样也不能买，那样也不能买，什么都要凭证，自由买的东西都没有了。北京也是一样。这不行。要摆出几样东西来卖。

将来，在一部分地区，我们与其提高粮食供应标准，不知让它经过糕点这个渠道出去比较好。当然，这只能是一部分地区，而不是全国。我们预备把将来可以增加的粮食供应量，大部用于糕点。现在一斤糕点，收六两粮票，等到我们的粮食有把握的时候，收的粮票可以慢慢地降下来。当然，在目前粮食不够的时候，还不行。但是，只要有办法，我主张减收一点粮票。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加速发展氮肥工业（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加速发展氮肥工业*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中央已经决定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

为着实现这个重要任务，当前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决定。第一个问题，氮肥厂的规模是搞小型的，还是搞大型的？第二个问题，氮肥厂建设的部署，是把现在已经铺开的十几个点全部列入年度计划齐头并进，还是集中力量分批进行，每年建成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今年四月四日到十日，在陈云同志召集的、中央化肥小组一些同志参加的杭州座谈会上，对这两个问题以及有关重要工作进行了详细研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这三年内，氮肥厂的规模应该搞大型的，建设的部署应该是集中力量，每年建成年产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选择，而不做另外的选择呢？现在向中央报告一下我们讨论的意见。

关于氮肥厂的规模问题。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在化工部的技术指导下，开始建设了一批年产八百吨和年产二千吨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厂。到一九六○年底，年产八百吨的厂已经建成投产二十多个，其中五个生产比较正常；年产二千吨的厂已经建成投产七个，其中三个生产比较正常。当时曾经设想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型氮肥厂，是因为考虑到：小型氮肥厂需要的重要材料比较少，设备制造比较容易，省属机构厂就可以承担制造任务；适合农村分散的条件，易于满足各地方对氮肥的普遍需要，有利于调动各级地方以至某些人民公社发展化肥的积极性；建设的时间短，发展快。经过一年来实践的检验，证明这种设想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从最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即使八个生产比较正常的小型氮肥厂，由于设备的质量不好，技术操作很难掌握，事故比较多，现在生产也还不稳定，实际产量还未达到设计要求，而且原料和动力的消耗都很大。总之，小型氮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还没有过关。要完全过关，还得作很大的努力，需要一定的时间。

与小氮肥厂相反，年产二万五千吨或五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是成熟的。这样的大型厂现在全国共有六个，分别设在大连、南京、吉林、兰州、太原、成都。这些大厂都已经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生产，而且一直很正常。建设这类大型厂所需要的各种主要设备和配套设备，除个别以外，现在国内已经试制成功，并且正式生产。到一九六一年底，可以争取制成三套年产二万五千吨合成氨所需要的设备。

同时，大型氮肥厂可以节约劳动力，可以集中使用技术力量，产品质量好，生产成本低。在这些方面，大型厂比小型厂都要优越。

至于大型厂和中型厂的比较，后者在技术上也不如前者成熟。年产一万吨合成氨的中型厂，一九五九年底在北京建成并投入生产，但是直到现在，生产还不稳定，产量并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特别是由于氨加工的技术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氨的损耗比较大，而且成品容易分解，不易保存，因此，目前不能大量推广。

当然，小型氮肥厂有它的优点。但是，由于小型厂技术上还没有完全过关，还要继续试验，不断改进。在没有完全过关以前，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设。

建设大型氮肥厂，年产五万吨的，一种是分两期建成，每期二万五千吨；另一种是一次建成。年产二万五千吨的厂和五万吨的厂，建设的时间都是二年到二年半。年产五万吨的厂一次建成，比第一期先建成二万五千吨，材料和设备只多三分之一，比同时建设两个二万五千吨的厂则少用三分之一。为了节约材料、设备，集中使用技术力量，争取时间，今后应该使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厂一次建成，既不要分作两期去建设，也不要分成两个厂去建设。

今后三年内，发展氮肥工业的计划安排，应该是分年分批建设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

在研究氮肥厂规模的过程中，我们对于氮肥的品种问题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和研究。由于硫酸的资源和产量的限制，在某些地区硫酸根还容易破坏土壤结构，现在和将来都不宜于过多地生产硫酸铵。目前炭酸氢氨和尿素还在小规模试生产阶段，也不能大量推广。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后两三年内应该主要生产硝酸铵。

关于氮肥厂建设的部署问题。

一九五八年以来，全国各地先后开始了十几个大型氮肥厂的建设。由于布点多，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到现在还没有建成一个。这些项目，大部分没有列入今年的计划，不能继续建设。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必须尽可能加快氮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大家的认识都是一致的。问题是，在氮肥厂的建设部署上，多大的规模才既是积极的，又是可靠的。年产五万吨合成氨厂的建设，从开工到建成，约需二年到二年半。鉴于过去搞多了都完不成的教训，我们认为，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这三年内，以分别建成四个到五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厂为合适。具体说来，一九六二年除了完成上年国家计划安排的建设项目以外，开始新建四个；一九六三年在完成一九六二年建设的四个厂的同时，开始新建五个；同样，一九六四年要完成这五个厂的建设，同时再开始新建五个。这样，从一九六三年起，每年建设的规模，包括续建和新建的在内，共有八个到十个厂，即每年共有四十万吨到五十万吨规模的合成氨厂的建设同时交错进行。每年建设完工并投入生产的合成氨厂，共有生产能力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如果正常地进行生产，每年就可以生产四十多万吨到五十多万吨的硝酸铵（一吨合成氨可以制成二吨多硝酸铵），即相当于八十万吨到一百万吨的硫酸铵（一吨合成氨可以制成近四吨硫酸铵）。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每年增加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规模已经是很大的了。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十一年中，共建成合成氨的生产能力五十一万吨。其中，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四万五千吨，平均每年一万八千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增加三十六万五千吨，平均每年十二万二千吨。而今年几年，每年将增加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等于过去十一年每年平均增长量的四到五倍。同解放前比较，更不可同日而语（解放前合成氨最高的生产能力是五万吨）。

今后三年氮肥建设的规模能不能更大一些呢？在目前条件下，不能更大。氮肥工业的发展尽可能快些，使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速度，这是完全必要的。每年增加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已经比其他工业走快了很大的一步。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用挤掉其他部门的建设的办法，来加快氮肥工业的建设，而必须在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正确部署氮肥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建设。在投资分配、材料安排和设备制造上，既要照顾氮肥工业建设的需要，又要照顾其他部门建设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在巩固的阵地上前进，使氮肥工业的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应该指出，就是按照上述的规模来建设氮肥工业，也必须做极大的努力。能否全部如期建成，还需要几年的实践，才能做出判断。

按照这样的规模来进行建设，应该怎样布点呢？我们认为，应该尽先在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这样布点，就要把经济作物的分散产区和粮食的一般产区的氮肥工业建设加以推迟，即使是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也要分成若干步骤来进行。这同全国各地都希望普遍地发展氮肥工业的要求，是有矛盾的。但是，按照现在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等条件，我们只能这样做。过去的经验证明，如果实行与此相反的办法，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势必把有限的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分散使用，使建设期限拖得很长，不能按期形成生产能力，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费。实行集中力量、分散建设的方法，正是为了避免上述缺点，大大加快建设速度。

以上是我们经过研究和比较以后得出的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一些方针性的意见。

为贯彻执行上述方针，争取大型氮肥厂建设计划的全部完成，建议采取如下几条重要措施：

第一，进口重要材料。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厂，包括自备电站、自备焦炉、硝酸铵加工设备等在内，需要各种重要金属材料共约一万吨。这些材料，目前国内生产不足，或者不能生产，必须从国外购进，应该列入国家年度进口计划，并确实保证所需要的外汇。这是能否完成今后三年氮肥厂建设的关键。据化工部计算，一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氢厂需要的重要材料，约需外汇三百二十万美元，五个厂共需一千六百万美元。进口这些重要材料建设氮肥厂，比进口粮食有利得多。三百二十万美元只能购买四万五千吨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而用来购买重要材料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的合成氨厂，生产的化肥每年可以增产粮食五六十万吨。为了组织这些重要材料的进口，建议由化工部、一机部（注「这里所说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机部），是一九五八年二月成立的。参见本书注[46]。——第111、152、212页。」）、外贸部成立专门的进口小组，决定进口的详细货单，并进行其他各种准备工作，争取于五月底六月初派人出国订货，根据品种规格成套分批定足。进口重要材料的数量，除保证本年度的需要外，要逐步做到有一年的储备。这些进口的材料，由化工部设立专门仓库保管，保证专材专用，以便氮肥厂的设备制造和建设工程能够按计划进行。

第二，定点制造设备。为保证氮肥厂设备的正常生产和成套供应，过去制造氮肥专用设备的工厂，应该继续担任原定的制造任务，同时必须由一机部指定一批工厂，给氮肥厂制造通用设备（如制氧机、冷冻机、鼓风机、阀门等）和各种电气设备。所谓定点制造，并不是要求这些制造厂今后只生产氮肥厂所需要的设备，不能为其他工业部门制造设备。这些工厂为其他工业部门制造专用设备的任务，仍应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只是要把制造氮肥设备的任务，在这些工厂中固定下来，避免现在存在的氮肥厂所需要的通用设备不能保证供应或者不能如期供应的现象。在定点制造以后，化工部和一机部负责供应专项材料，制造厂就可以按期完成生产任务，保证供应，并不断地提高质量。另外，原来由三机部（注「三机部——即第三机械工业部，是当时国务院设立的一个部。一九六○年九月成立。一九八二年五月改名为航空工业部。——第152页。」）所属工厂承担的制造氮肥设备的任务，仍应由三机部继续承担，几年内不变。

第三，成套供应氮肥设备。氮肥设备种类多、数量大，协作关系很复杂。为了保证氮肥厂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按照大型合成氨厂设计文件中的设备清单，组织设备的成套生产和成套供应。同时，必须扩大氮肥设备的成套供应的范围，即除了要保证氮肥主要生产设备和全部辅助车间的设备能够成套供应以外，还要保证有关的洗煤、炼焦、电站、交通运输和公用工程等所需要的设备，都能够成套供应。建议国家计委把大型氮肥厂设计文件中所规定的全部成套设备列入计划，由一机部成套总局负责保证供应。氮肥设备的配套产品，凡不属于国家和有关部统一分配的机电产品，以及需要向市场采购的五金、电气器材（所谓三类物资），应由物资总局、商业部分别成立专门机构，负责供应。在氮肥设备实行全部成套供应，并把这些供应关系固定下来以后，大型氮肥厂的建设单位可以不再参加全国机电产品的订货会议。

第四，保证国内材料的供应。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氨厂所需要的各种金属材料共约三万多吨，其中由国外进口的将近一万吨，由国内生产供应的约二万多吨。这些国内生产的材料，应该由一机部和化工部按照每年氮肥厂建设的需要，计算数量，经国家计委核定分配指标，列入年度计划，确保供应。制造设备的材料要提前半年预拨，专料专用，直拨到厂，以便尽早制造设备。供应的材料，特别是铸造生铁，必须是合乎规格的，以保证设备的质量。

第五，消除配套设备制造中的薄弱环节。全国对制氧机、冷冻机、压缩机、高压阀门、中压阀门、大电动机的需要量很大，但是产量少，供不应求。这是目前机械制造工业中的薄弱环节。为了不致因为保证氮肥厂建设的需要，而使其他部门的建设受到影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扩建原有企业和加强新产品的试制，在两三年内提高这些设备的制造能力。这一工作，由一机部提出具体方案，报请国家计委审查批准后实施。

第六，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今后建设大型氮肥厂，除了做好设计计划任务书、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以外，必须按照先材料、再设备、后土建的次序进行。这就是说，首先必须组织好重要材料的进口和国内材料的供应；在材料供应完全落实的基础上，组织设备的制造和成套供应；然后，再安排工厂建设进度，组织土建施工。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样做，不但不会推延建设时间，反而会加快进度，保证工程质量。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做好外贸工作（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做好外贸工作*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农产品的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

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总是想多收购一些农产品。但是，由于收购过头，给农民留得太少，最后农民不愿意生产，反而收不到东西。结果出口和城市供应都大为减少。经过几年的反复经验证明，农产品的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这就是说，我们宁可少购一些，给农民多留一些。例如，农民养一只母鸡，一年产蛋五六斤，只收购一两斤；养两头肥猪，只收购一头。这样，农民高兴，就愿意多生产了。“肥水不落外人田。”东西生产多了，事情就好办。现在农民还很穷，多给农民留一些，其实农民也舍不得吃，还是要卖的。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油料也可以考虑采取这个办法。现在的毛病是卡得过死，种类越统越多，东西越收越少，搞得活一些，生产发展了，收购上来的东西自然就会多起来。

希望同志们特别注意农产品的生产、收购和出口。我们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打开销路不容易，出口数量有一定限度。农产品则不同，港澳同胞和东南亚华侨，都爱吃爱用祖国的农副土特产品，销路比较有保证，而且这些产品生产周期短，见效快，可以争取多出口。

搞好外贸和稳定国内市场

现在各地都在想办法把市场供应搞得好一点，这是很必要的。但是，外贸也不能放松。能出口的东西要尽量出口，先搞好外贸这一头。当然，国内市场也要留一些，保证城市最必需的供应。收购农产品，手不要太狠，要注意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几年来，城市人口增加三千多万人，工资总额从一九五六年的一百三十七亿元，增加到现在的二百六十三亿元。另一方面，经过连续两年的灾害，农业和轻工业生产都下降很多，因此，在社会购买力和物资可供量之间就出现了很大的差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出售高价糖果糕点等，但是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办法。根本的办法，还在于增加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减少城市人口，压缩购买力。解决这个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大体上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解决国内市场供应问题的次序，是先吃后穿。吃的方面，先粮食后副食品。等到购买力和物资可供量之间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可以进口一批原料制成日用工业品投入市场。那时，除了粮、油、布少数几种东西外，其他商品都可敞开供应，不收票证。我看这是有可能的。

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百货公司实际上是商品陈列所，很多东西都凭票证，只有文具、化妆品和小商品可以自由买。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建立出口商品基地

出口商品都应该有生产基地，哪一种农产品固定在哪几个县生产，哪一种工业品固定在哪几个工厂生产，这几个县和这几个工厂就是某些出口商品的基地。

生产什么就出口什么，从资源有无的意义上讲是对的。比如说我们生产钨砂，就可以出口钨砂；如果某种产品我们不能生产，那就不能出口。这是从数量较大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地位的产品来说的，至于一般商品就不能这样说了。在国际市场上做生意，不只是我们一家，而是有许多家。在彼此竞争中，哪一种商品质量好，价格便宜，那一种商品就有销路。做生意的要在竞争中取胜，只能听从顾客的需要，不能由生产单位主观决定。为了多出口，就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搞好出口商品的基地。

不论出口的或内销的商品，只要是名牌货，过去都有自己的基地。全聚德（注「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第158页。」）的烤鸭，东来顺（注「东来顺——指北京东来顺饭庄。——第158页。」）的涮羊肉，张小泉（注「张小泉——指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现扩大为张小泉剪刀刀具公司。——第158页。」）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都有比较固定的原料供应的基地。基地出产的东西，生产稳定，产量大，质量好，成本低。我们现在把这一套都打乱平分，是不合乎经济原则的。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如不迅速恢复，出口就做不到既经济又稳定。如一只特别品种的鸡换三块美元，能买一百斤粮食，这就叫经济；许多人喜欢吃这种鸡，有销路，这就叫稳定。要保证出口，就一定要搞商品基地。

我们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把出口商品基地搞起来。凡是总值在二三十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商品，生产多少，出口多少，留下内销多少，原材料如何供应等，都要逐项讨论，并且开专业会议进行安排，每一项都要有着落。同时，还要研究和实行产销直接挂钩，组织外贸部门同人民公社或者工厂直接挂钩。

我们的出口商品一定要保证质量，对外国做生意不能出门不认货，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要树立这样的硬牌子。过去的商人为了创牌子，建立商品信誉，开始赔本也卖。现在我们有些商品不合规格，质量又差，在国际市场上名誉不好。因此，对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这样做，不仅今后三四年有好处，而且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出口贸易才能巩固和发展。

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帐。同时，也要算小帐。不能只想做大生意，只是大进大出，而要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总之，无论外贸内贸，都要像个做买卖的样子。现在我们的国营商店好象“阎王老子开酒店”，谁敢进来？这种“官商”习气非去掉不可！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外贸专业会议上的讲话。」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我谈谈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的问题。

为什么要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呢？

今天是五月三十一日，再过一个月这个粮食年度（注「指粮食年度，它是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69、125、160、183、194页。」）就结束了。如果将农村的情况估计一下，我认为这个年度比上个年度要好一点。这个年度内，党中央和毛主席抓了“十二条”（注「“十二条”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文共十二条。信中指出，必须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执行劳逸结合等。这对当时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困难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第160、198页。」），随后又有“六十条”（注「“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对于纠正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160、185、198页。」），农村的情况逐渐好转。这次会议（注「指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工作的问题，修改并通过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等重要文件。为了调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会议决定实行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政策。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提出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与处罚等四个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和手工业的问题，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第160页。」）进一步解决了一些政策问题，我看下一年度会比今年更好些。农业是会增产的，增产的速度也许不是很高，但无论如何是会增产的，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

农村的情况好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也在好转。但是，现在看，国家掌握的粮食，明年度将比今年度还要紧张，因为库存减少了。假如今年度各省、自治区上缴的公购粮（注「公购粮——指公粮和统购粮。——第160页。」）有一百一十六亿斤，明年度可能下降为八十四亿斤。为什么呢？今年度各地上缴的粮食能达到一百一十六亿斤，是因为挖了一部分库存，而明年度就没有什么库存好挖了。

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有四条：

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就是贯彻执行“十二条”和“六十条”，再加这次会议定的四条（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注「平调退赔——是坚决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彻底进行退赔的简称。一平二调是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发生的“共产风”的主要内容。“平”，指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否认按劳分配原则。“调”，主要指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否认等价交换原则。一平二调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第161、170页。」）、平反（注「这里所说的平反，指当时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该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第161页。」）与处罚（注「这里所说的处罚，指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要给以必要的处罚。——第161页。」）。这是重要的。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二、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这一条也很重要。但是因为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产很多，所以这一措施不是短时间可以见效的。

三、进口粮食。进口粮食很有必要，但从目前情况看，超过一百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

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以上四条，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三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现在的问题，实质是这样：城市人口如果不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现在全国在讨论贯彻“十二条”和“六十条”，但是，如果粮食征购任务不减少，“十二条”和“六十条”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因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我们征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末，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城市人口下乡，为什么必要呢？我们从历史上看一看就会懂得。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还有一次是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下面说一说这四次紧张的具体情况。

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这年十月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这以前，是依靠公粮过日子，每年征三百亿斤至四百亿斤公粮，就可以稳定市场。一九五三年国家征的公粮加上买农民的余粮，共八百三十亿斤，还不能保证市场的供应。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城市人口不过六千一百万。从下半年起，准备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政府的机构扩大了，基建队伍和企业职工都增加了，到一九五三年城市人口就增加到七千八百万，一下子增加了一千七百万人。这样，再靠农民缴公粮和卖余粮来维持市场供应就不行了。

第二次是一九五四年。这一年闹了大水灾，粮食减产。那年冬天粮食工作上（首先是我）有错误，购的多了，比上一年多购了七十亿斤，使征购总数达到了九百零二亿斤。一是灾荒，二是工作上的错误，结果搞得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购”。

第三次是一九五七年。这次粮食供应紧张没有表面化，要对统计数字仔细分析一下，才能看得出来，就是粮食库存减少了。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粮食库存都是增加的。由于一九五六年城市人口增加过多，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库存粮食从原来的四百二十七亿斤，下降到三百六十四亿斤，减少六十三亿斤，其原因是征购的粮食数量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城市人口的规模了。当时这个问题没有表面化，是因为那时库存粮食比较多。

第四次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两年征购得多，但是销售得更多。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一九五七年的九千九百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一亿三千万人。这样，就使粮食库存连年下降，到今年六月底可能下降到一百四十八亿斤，其中陈粮只有一百零一亿斤。

由此可见，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

当然，应该承认，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人已经来了，在城市里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再动员他们回去是很不容易的，搞不好要“打扁担”。我们要承认这一困难。

那末，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行不行呢？不行。因为那样就会产生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

第一，会把粮食高产的队、社、县、专区（注「专县——指专区和县。专区——是省、自治区派出的专员公署所领导的区域。一九七○年专区改为地区，作为一缓政权。一九七八年后，除自治州外，又改为省、自治区的派出机构。一九八三年试行地、市合并，由市领导县的体制以来，有些地区行政单位撤销。——第76、163页。」）和省的积极性打下去。城市人口不下去，那么多人吃饭，势必向农村多要粮食。向灾区要吗？灾区没有，只能向高产的省、专区和县要，向高产的社、队要。向他们多要，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高产了不能多吃，只给留三百斤原粮，一年还可以，长期下去就不行。像黑龙江、杭嘉湖（注「杭嘉湖——指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三角地带，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第163页。」）等商品粮产区，如果长期吃粮标准很低，他们增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高产区会变成低产区。全国高产县并不多，浙江省有二十三个县，担负了全省征购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江苏省苏州专区六个县（注「指当时苏州专区所辖的吴县、常熟、太仓、昆山、吴江、江阴等六个县。一九八三年一月，常熟县改为常熟市（省辖，县级），江阴县划归无锡市。——第163页。」），征购十二亿斤稻谷，上缴中央和供应南京市的粮食，主要靠这个专区。把这些高产地区的积极性打下去，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第二，牲口要继续大量死亡。饲料粮留的少（大牲口八十斤，猪六十斤），牲口和人争粮，牲口是争不赢的，人会把饲料粮拿来吃掉，牲口势必继续大量死亡，这时农业的损失就太大了。因为现在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畜力和粪肥，而不是靠机械和化肥。

第三，经济作物产量要继续下降。我们向农村征购的粮食多，销售的粮食少，农民吃不饱，管你棉花不棉花，管你发多少布票，为了吃饭，就会挤掉经济作物。要不挤经济作物，就得给粮食。比如说，要山东恢复种花生的面积并不困难，只要给五亿斤粮食，并且规定适当的价格，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你说种经济作物是“政治任务”，农民就在地头上种一点，中间还是种粮食。这样，不仅城市市场不好维持，对整个农业的发展也很不利。你拿了农民的粮食，把什么东西给农民呢？老是给他高级糖果总不行吧，他还要穿衣服。所以，经济作物继续下降对于人民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很不利。

第四，粮食进口要增加。城市人口不下乡，一年要进口一百亿斤粮食，这个负担很重。我们前些年是出口粮食，外汇主要用来进口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现在，要把很大一部分外汇用在买粮食上，势必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进口，这就要大大影响国家工业建设。

总之，如果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就会发生上述种种困难。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城市人口过多有困难，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也有困难。从全局来看，这两方面的困难相比，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要有很大的决心。影响我们下这种决心的，可能有以下两点。

一是对农业恢复快慢的估计。如果认为农业可能很快恢复，人们就会说，既然很快就恢复了，何必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多此一举呢？对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周总理已经作了分析，认为不能很快。农业生产即使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水平，粮食供应依然不能维持，至少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才行。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即使从今年起每年增产两百亿斤到三百亿斤粮食，也要三四年。增产的手段，包括化肥、排灌机械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一下子增加很多？这个问题周总理也讲过了，我也摸了一下，不可能。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让很多人在城里吃着饭等待农业的发展呢，还是现在就下去？我看不能等待，应该现在就下去。

二是怕影响工业生产。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生产是不是会受很大影响？我看，会有点影响，但是不会大。不减人，工业生产也上不去，减了人，可能反而有好处。例如，今年煤炭、钢铁的生产，应该说我们是很努力了，但一月到五月，就是上不去。原材料不够是很大的问题。棉花少了，许多纺织厂就要停工。煤炭上不去，许多钢铁厂要停工。钢铁少了，许多机械工厂要停工。建筑材料和设备少了，许多基本建设项目也要停工。这说明，工业生产上得去上不去，目前不在于人多人少的问题。我也想过，停工待料、生产上不去这种现象，是不是到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可以结束，从明年一月一日起就大为改观？我看也不是这样。不能设想工业生产的困难局面一下子就可以好转。

现在先举煤炭生产的例子。去年做计划，规定今年第一季度日产原煤六十五万吨，第二季度七十万吨，第三季度八十五万吨。我曾经估计，二月份可能达到六十五吨，三月十五日以后可能达到六十五万吨。但是，现在是五月底，日产只有五十三万吨多一点。煤炭上不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找煤炭部的几个同志谈过，也跟地方的一些同志谈过。他们告诉我，煤炭生产上不去，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开采与后备力量比例失调；二是大量设备失修，“带病”运转；三是工人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够；四是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需要调整。这许多实际问题都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即使在两个月内把整风（注「这里所说的整风，指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进行的整风运动。目的是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纯洁组织，以促进生产的发展。——第166页。」）搞好了，产量也还是上不去。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不是很快可以办到的。

说到煤炭的后备力量，前后、左右、上下都有问题。前后的问题，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掘进量要超过开采量，而现在则是相反，掘进没有后备力量。左右的问题，就是同时开几个巷道，这个巷道开完了，可以马上转到另外的巷道；如果这个巷道发生了事故，能够马上转到另外的巷道。现在的情况是，左面开采，右面没有准备新巷道，或者准备的很少。上下的问题，就是在开采上一层的时候，要为开采下一层做准备，以便这一层采完了，能够紧接着采下一层。老井向下延伸，开新井来代替采完了的老井，都可以叫上下。现在的问题是只顾眼前，在一个水平上开采，不顾长远，不预作准备。这里说的前后问题，两三个月可以解决；左右问题，五六个月可以解决；上下问题，则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至于现在煤炭工业中前后、左右、上下的问题各有多少，我还没有细摸。但是今后几个月，煤炭产量肯定上升不了很多，弄不好还会下降。这里还没有谈设备失修及其他影响生产的问题。

再看铁矿石的开采。这几年搞钢铁，主要搞了冶炼，没有很好注意铁矿的开采，也没有注意轧钢设备的制造。因为钢材少，制造的矿山设备也少，铁矿开采的机械化跟不上，开采方式很落后。冶金工业部系统，小土群（注「在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运动中，提出了“小（小型企业）、土（土办法）、群（群众路线）”和“小（小型企业）、洋（现代化生产方法）、群（群众路线）”的方针。这里所说的小土群和小洋群，就是指按照这种方针建设的企业。——第167页。」）矿山跟大洋群（注「大洋群——指采用现代化生产方法和实行群众路线方针的大型企业。——第167页。」）矿山大概各占一半。铁矿开采的机械化问题是很不容易解决的。过去我们搞小土群，用手工开采，搞了一点露头的矿石。现在露头矿开采完了，要采地下的，就要有基本建设，安装抽水、通风、提升等设备。过去铁矿石的运输，多半是靠人力，工具只有手推车。现在再要那样多人搞运输是不行的，这就要把手工劳动变成机械化作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贫矿要变富矿。现在是含铁量百分之三十的矿石也好，百分之四十的矿石也好，统统都用，费煤很多。要提高炉料的含铁量，就得把矿石磨碎，进行磁选，然后烧结成富矿。这样一个由露头变地下，由手工变机械，由贫矿变富矿的过程，即把小土群变成小洋群（注「在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运动中，提出了“小（小型企业）、土（土办法）、群（群众路线）”和“小（小型企业）、洋（现代化生产方法）、群（群众路线）”的方针。这里所说的小土群和小洋群，就是指按照这种方针建设的企业。——第167页。」），没有三年时间是不行的。

修铁路运矿石，也是个大问题。所谓开矿，无非是搬石头。光靠手推车推，那是不行的，势必要修铁路。离南京二十里有一个牛首山铁矿，是个很小的矿，就有一千三百工人，其中一千工人是在搬石头。河北龙烟铁矿（注「龙烟铁矿——位于河北省龙关县（今赤城县）和宣化县境内。——第167页。」）年产二百九十万吨矿石，矿下的铁轨就有三十万米。建设一个机械化的矿山，是要很长时间的。

此外，解决炼焦问题也需要一个时间。现在许多炼焦厂没有经过洗煤就炼焦，或者是用土法炼焦，用煤多，质量差。要洗煤，要把土法炼焦变为洋法，就要增加很多设备。

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钢铁搞不了很多，那末，轻工业生产也好，重工业生产也好，基本建设也好，都上不去。这几年，全国职工总共增加了二千五百多万人。新增加的，第一位是基本建设部门，增加了四百二十多万人；第二位是机械工业，增加了三百二十万人。如果钢铁工业上不去，基本建设也搞不了很多，其他部门没有原材料也难以有大的发展，生产企业和基建单位都不会有很多的活好做。我们又不能靠进口原村料，因为外汇买了粮食，所剩不多。从这几个方面看起来，我以为要调整工业也不是今年一年的事。现在实际上已经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无事做。纺织工业已经停了五百万纱锭，工人吃了饭无事做。食品工业三年来增加了五十五万人，可谓少矣，但也是很多人没事做。所以，动员大批工人下去搞农业，并不妨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也不妨碍工业改造和矿山改造。将来农村情况好转了，农民能够负担那么多粮食了，那时候再说嘛。

三年来我们招收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一亿三千万，现在看来，并不恰当。当时我们没有经验，而且把粮食产量估高了，认为工厂多搞一些，小一点土一点的也好，即使用人很多，只要把东西搞出来就好，就是这样招了很多人。采取手工或者半手工、半机械的方法来搞工业，可不可以呢？只要粮食能充分供应，在某一个时候，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要讲究经济效果。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粮食并不够，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又太多，人浮于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有人说，工人下乡，也一样要吃饭，不在这里吃，就要在那里吃。其实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一百五十斤粮食，下去一千万人就是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三十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一千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四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九十亿斤。

工人回乡会不会没有事情做？我看不会。农村里可做的事情很多，他东搞一点，西搞一点，总会生产一些东西出来。搞一点能够出口的东西也是可能的。农业的基本建设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如平整土地、修渠挖沟，加上精耕细作等等，总可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

上面的情况都说明，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我看，凡是近三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那里来的就回那里去。当然，全部回去可能会有困难，但大多数要回去。至于原来城市里的小商小贩以及资本家，就不必动员他们下乡了。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样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肯定是会收到显著的效果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青浦农村调查（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青浦农村调查*

（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十五天，进行了农村调查。这里是我一九二七年做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情况比较熟悉。在我去之前，由薛暮桥（注「薛暮桥，一九○四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第170页。」）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先去调查了一个星期。工作组中有两位同志，是一九二七年和我同在此地做过农民运动的。农民知道我们，所以敢于讲话。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内容是：（一）公养猪，（二）私养猪，（三）农作物种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调退赔（注「平调退赔是坚决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彻底进行退赔的简称。一平二调是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发生的“共产风”的主要内容。“平”，指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否认按劳分配原则。“调”，主要指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否认等价交换原则。一平二调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第161、170页。」），（六）农村商业，（七）公社工业和手工业，（八）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九）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十）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这些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做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交换意见。我自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农民对我们党有赞扬，也有批评。他们的意见和情绪，概括起来有四：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的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但是，他们认为在解放后，得到的好处不少，主要有五：一是分到土地后“好过年了”；二是荡田（注「荡田指地势低洼经常积水的农田。——第171页。」）淤高了（全公社共有耕地二万四千亩，其中荡田占七千亩）；三是电力灌溉多了（约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八十）；四是化肥多了（近两年每亩平均有三十斤）；五是虽然还受干部一点气，可是比国民党时好得多了。

此后，我又到杭州、苏州，找了与青浦情况相仿的嘉兴专区（注「嘉兴专区是当时浙江省的一个专区。一九七○年改为嘉兴地区。一九八三年撤销嘉兴地区，嘉兴市升为地级市，辖嘉善、平湖、海宁、海盐、桐乡等五个县。嘉兴县于一九八一年并入嘉兴市。——第171页。」）几个县（如嘉兴、嘉善）、苏州专区（注「苏州专区是当时江苏省的一个专区。一九七○年改为苏州地区。一九八三年撤销苏州地区，将吴县、吴江、昆山、太仓、沙洲等五个县划归苏州市。——第65、171页。」）几个县（如吴县、吴江、昆江）的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了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顺便问了养猪和自留地的情况。另外，又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和无锡两县县委的同志，调查了种植情况，做了比较，研究了农作物种植安排上的有关问题。最后，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等三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浙江省委、江苏省委交换了意见。现在把这三个问题的调查材料送阅，供参考。

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之一

目前在养猪问题上，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已经确定了，但对母猪公养或私养，还没有明确规定。这个问题需要迅速解决。根据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来说，目前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已经把肉猪下放给社员私养了，但大部分母猪仍然由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公养。母猪是否应该下放给社员私养，许多公社仍然犹豫不决，等待观望。我们在小蒸人民公社亲自观察了全公社十五个养猪场中的十个，并召开了两次养猪问题座谈会以后，清楚地感到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苗猪的成活率高。相反，公养母猪空怀多，流产多，苗猪死亡多。我们在嘉兴专区、苏州专区同若干个公社的干部谈话中，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象。事实告诉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一、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

小蒸农民原来有养母猪的习惯，过去每十户中大约有三户养母猪。在公社化以前，二千四百农户共养母猪七百到八百头，全年产苗猪一万多头。苗猪一部分留下来养肉猪，一部分卖给邻近地区，换回饲料。在母猪实行公养以后，一九六○年全公社母猪增加到一千五百头，但只生了六千七百零四头苗猪，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头半苗猪；而且死亡了五千九百九十三头，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九。另外还有七百一十胎流产，损失了四千一百九十六头胎猪。在公社化前实行母猪私养时，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的死亡率只有百分之六。据饲养场的管理人员说，私养母猪几个人管一头，所以养得好；公养母猪一个人管几头（一个饲养员平均十头，加上种饲料和收集、搬运饲料的人员以及饲养场的管理人员，平均每人养四头），所以养不好。据养母猪有经验的农民说，他们养母猪，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要亏本，所以对母猪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关心。他们举出母猪私养比公养有下列几条好处：

（一）喂食喂得好。按照不同时期母猪和奶猪的不同需要，供给饲料，有时多给吃精饲料，有时多给吃青饲料，有时让吃干一点，有时让吃稀一点。他们看着母猪、奶猪吃食，研究它们喜欢吃什么，如果有病不吃食也容易及早发现。公养猪喂食一般化，像开“大锅饭”，干稀一律，吃多吃少没有人管。

（二）垫圈垫得好。私养猪用青草垫圈，圈内清洁舒适，母猪、奶猪皮毛干净，不易得病。公养猪因无人割草，只用少量稻草垫圈，圈内都是水淋淋的，母猪、奶猪常常遍体泥浆，容易得病。

（三）母猪怀孕后注意保胎，不使它受惊。有的农民想方设法减少雷声、爆竹声对母猪的惊动，出肥时先把母猪赶到圈外，避免受惊。

（四）注意接生。发现母猪快要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棚旁守护，生产时注意不让母猪压死苗猪。

（五）保护奶猪。对最后生下来的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经过安排，奶猪就习惯于在固定的奶头上吃，大小长得比较均匀。

（六）夏天注意防暑，冬天注意保温。夏天在猪棚内垫些水草，母猪睡在上面比较清凉。冬天在猪棚内垫些干草，加上棚小，遮盖得好，容易保温。公养猪因为棚大，冬天很冷，苗猪怕冷，挤在稻草中或母猪腹下，易被母猪压死。

养母猪比养肉猪困难一些，有些同志怕农民养母猪养不好。据我们了解，愿意养母猪的，都是对养母猪比较有经验的农户。他们喂养母猪，总是不让母猪空怀、流产，力求生得多、活得多。因为饲养得当，一头私养母猪全年生产和养大的苗猪，至少比公养母猪多一倍以上。

二、无论母猪或者肉猪，私养比公养还有几个好处

（一）私养猪饲料比较充足。现在养猪不可能完全靠精饲料，必须搭配相当多的青饲料。在青饲料的供应上，私养猪比公养猪好得多。养猪农户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去捞水草、割青草，把鲜嫩的给猪吃，老的垫圈。小蒸公社在宣布把大部分母猪和苗猪、肉猪下放给社员私养后，当天晚上和次日清早就有许多要求养猪的农户，争先出去捞水草、割青草，晒干贮存，准备作冬季的猪饲料。可见，国家供应同样多的精饲料，私养猪比公养猪可以吃得饱，吃得好。

（二）私养猪比公养猪长肉多。私养猪因为吃得好，睡得好，长肉比较快。一头肉猪平均每天可以长肉半斤，二十多斤的苗猪，养四五个月就能够长到一百斤上下。公养猪吃同样多的精饲料，一个月平均只能长五六斤。

（三）私养猪比公养猪积肥多。私养猪用大量青草垫圈，积肥多，肥料的质量也好。公养猪用少量稻草垫圈，积肥少，肥料的质量也差。私养母猪每头每年能出肥约二百担，公养母猪每头每年只能出肥一百担到一百二十担，按肥效计算只能抵六十担到八十担。

（四）私养猪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有辅助劳动力的农户，养肉猪不需要误工，养一头母猪全年只要少出工十到二十天。公养猪则要用整劳动力。小蒸公社每个整劳动力只能养四头母猪，或者养十头肉猪；公社和大队共养二千四百头猪（包括苗猪），就用了整劳动力约三百人，平均每人只养八头。

（五）私养猪节约稻草。公养猪煮饲料和垫圈，每头每天至少用稻草二斤，全年七担多，比一亩稻田所收的稻草（约六七百斤）还多一点。私养猪在做饭时附带煮猪食，割青草垫圈，所用稻草很少。

由于以上原因，私养猪能赚钱，公养猪要亏本。据农民计算，养一头母猪，一年生苗猪十二头到十六头，可以卖一百八十元到二百元。养一头肉猪，长到一百多斤出卖，可以卖三十元到四十元；一年养两头，可以卖六十元到八十元。公养猪大多亏本，去年小蒸公社公养猪亏本三万八千多元，平均每一农户要负担十六元，加上基本建设投资约七万元，损失更大。

我们也问了私养猪有什么缺点，干部提出下面两条：一是怕农民偷杀肉猪拿到黑市出卖，二是怕国家迫切需要肉猪上市的时候农民不肯出卖。但是，只要政策得当，加强管理，这两个缺点是可以避免的。同时，国家和集体也可以养一部分肉猪，来适应市场紧急需要。

三、母猪不下放就不能恢复和发展养猪业

把肉猪下放给社员私养，把母猪留着归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公养，这是否可以说已经执行了公私并举而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呢？我们认为执行得不彻底，公养的比重还太大。理由有两条：

（一）粗看起来，母猪少，肉猪多，母猪公养，肉猪私养，就已经是私养为主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每一头公养母猪在正常的情况下，平均要带四五头奶猪；母猪和奶猪合计，在猪的圈存数中，一般要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果母猪公养，加上苗猪和公猪，就有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半数上下仍然是公养。小蒸公社在今年六月底圈存猪三千七百二十头中，肉猪只占一千四百三十七头，还不到百分之四十，其余百分之六十全是母猪、公猪和苗猪。由于母猪大部分是公养，肉猪也仍有小部分是公养，所以小蒸公社六月底的圈存猪中，公养的仍占三分之二，私养的只占三分之一。上海市郊区十个县（注「上海市郊区十个县指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十个县。——第176页。」），六月底在圈存猪八十五万头中，社员私养的只占四分之一。

（二）母猪比肉猪更加难养。前面已经说过，公养母猪空怀多、流产多，所生苗猪死亡多。如果不能多得苗猪，整个养猪事业就不可能迅速发展。小蒸公社一九五七年猪的年全饲养量达到一万五六千头，在母猪公养后的一九六○年，下降到五千六百头，减少将近三分之二。据今年六月底统计，全公社有九百零九头公养母猪，只带了一千二百三十四头奶猪，每头母猪平均还不到两头。目前公养母猪的条件，还不可能迅速改善。如果母猪继续公养，今年冬季奶猪仍可能有较多的死亡。只有迅速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母猪的生育率和奶猪的成活率才能够大大提高，才能够供应大量的苗猪，以便保证明年养猪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在鼓励社员私养母猪以后，必须解决苗猪的市场交易问题。可以考虑在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下，恢复过去的苗猪市场。对出售苗猪的农民，应该奖励一定数额的饲料和肉票，使苗猪的供应能够迅速增加。

四、母猪私养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和公私并举的方针并不矛盾。有些地区养猪有一定基础，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上海市近郊的蔬菜产区，大概有十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的经验，他们不会养母猪。目前还不可能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在这些地区，机关或公社办养猪场，养比较多的母猪和肉猪，可能是必要的，可以继续试办。但必须按照饲料供应的可能来拟订养猪规划，并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方法。同时，要充分利用农民私养的可能性，协助他们多养猪。在一般的农村中，为着改进猪的品种，公社或生产大队应该饲养良种的公猪和一部分良种的母猪。这样，仍然是公私并举，但以私养为主。

上海市郊区要担负七百万城市人口猪肉供应的任务，因此有必要采取多种办法，包括机关公养，社队公养和社员私养等，迅速发展养猪事业。究竟如何养得多，养得好，还有待于进一步摸索经验。目前农民养猪的潜力还很大。农村现在重新分了自留地，又把口粮安排到户，口粮加工所得的糠也归农民所有，广大农民就具备了养猪的条件，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到六月底止，上海市郊区八十多万农户，私养猪只有二十一万头，平均每四户养一头，如果发展到每户一头猪，就可以增加三倍。为着充分发挥社员养猪的巨大潜力，目前必须拿出大部分公养的母猪和苗猪，来满足社员的需要。这个问题，在许多地区还没有完全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对今后养猪事业的迅速发展可能是有重要意义的。

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之二

小蒸人民公社地势低洼，每一农业人口平均有耕地二亩四分。几年来，这里的农业生产比较稳定，一九六○年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有所增长，与大丰收的一九五六年约略相等。在农作物的安排上，存在着两个争论的问题：一个是种不种双季稻？一个是多种小麦还是多种蚕豆？农民不赞成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认为这是“明增暗减，得不偿失”。我们在同社队干部和农民反复研究以后，认为农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一、为什么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

在小蒸地区种双季稻，前熟每亩可以收稻谷五百斤上下，后熟可以收三百斤上下，两熟共收八百斤上下。种双季稻的都是高田（注「高田指地势较高的农田。——第178页。」），用高田种单季晚稻，每亩可以收五百八十斤上下。两者比较，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收二百二十斤上下。从表面上看起来，种双季稻确实可以增产。但如果全面算帐，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

（一）影响寄秧田的产量。这里习惯，双季晚稻在单季晚稻田中寄秧，即单季晚稻田中多插秧苗，到八月初拔出一半移植到双季晚稻田中。这样做，寄秧田将因此少产稻谷约一百五十斤（如果一般的单季晚稻亩产五百八十斤上下，被寄秧的田就只能亩产四百三十斤上下）。

如果改用老壮秧，让秧苗在秧田中长大，秧苗必须种得很稀，一亩秧苗只能插四亩田。即使如此，秧苗还是长得比较瘦弱。用这样的秧苗种的后季晚稻，每亩只能收稻谷约二百五十斤，即比寄秧的办法还少收五十斤。这种秧田不能种早稻，只能种晚稻，而且因为种得迟，每亩也只能收二百五十斤上下，比单季晚稻亩产五百八十斤要少收三百三十斤。把这三百三十斤分摊到另外三亩田上，每亩又要少收一百一十斤。两者合计共少收一百六十斤，比寄秧田的损失（一百五十斤）还大一点。

（二）多用种子。双季早稻秧株数要增加一倍，加以天气冷，成苗率低，每亩需用稻种四十斤；双季晚稻下稻种十五斤，合计五十五斤。单季晚稻每亩只用稻种十五斤，双季比单季每亩多用稻种四十斤。

（三）种了双季稻就不能种夏熟（豆、麦），只能种红花草。种了单季稻还可以种一熟蚕豆或小麦，每亩可以收豆麦八十至一百斤，扣除种子可以得六十至八十斤。

以上三项合计共二百五十至二百七十斤，多于双季稻增产的二百二十斤。所以种双季稻还不如种一熟豆麦、一熟水稻。此外，种双季稻还有以下几项间接损失。

（四）多用肥料。双季早稻因为时间短，必须多施肥；双季晚稻的施肥量，则与单季晚稻大体相同。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至少要多施十五担人粪或猪肥和十五斤化肥，才能获得前面说的收成。目前单季稻施肥不足，如果把双季稻多施的肥料用在单季稻上，每亩单季稻至少可以多收四十斤稻谷。

（五）多用劳动力。这里人少地多，种了双季稻，在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时候，劳动力特别紧张，将使单季晚稻少耘一次。这时又是捞水草、割野草，用来作饲料和绿肥的最好季节。少种一亩双季稻，省下来的人工用来耘田和增施绿肥，每亩单季晚稻至少可以多收二十斤稻谷。

（六）双季稻长得矮，稻草少，两季稻草还不如一季多。

全面算帐，种双季稻比种单季晚稻每亩多收稻谷二百二十斤，但是，种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则合三百一十至三百三十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

二、为什么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

这里的地势比较低，地下水位高，不适宜种小麦。农民要求少种小麦，多种蚕豆，原因是种小麦的收入比种蚕豆少。

（一）这里每亩高田只能收小麦八十斤上下（今年只有六十二斤），除去二十斤麦种，实收六十斤上下。荡田种小麦只能亩产三十至四十斤，除去种子，所余无几。高田种蚕豆，每亩可以收干蚕豆一百斤上下。八十斤小麦约值九元，一百斤蚕豆约值十一元。

（二）种小麦用肥料多。每亩小麦要施猪肥十五担，种蚕豆只需要五担。种小麦比种蚕豆消耗土地的肥力多，原因是豆科植物有根瘤菌，可以固氮。豆田种水稻施同样多的肥料，要比麦田种水稻每亩多收约五十斤。如果把种豆少用的十担猪肥施在水稻上，再增收二十斤，两项合计每亩可以多收稻谷约七十斤。

（三）种了蚕豆，可以吃一部分青蚕豆，这样比完全吃干蚕豆更加合算。吃了青蚕豆，豆萁还可以作绿肥，一亩豆萁可以作两亩水稻的底肥，肥效同一亩红花草大体相同。青蚕豆比干蚕豆或小麦早收二十天，对种水稻在时间安排上也比较有利。青蚕豆的收入比干蚕豆高得多，每亩可以收带荚的青蚕豆五百斤上下，值二十五至三十元。青蚕豆可以当菜吃，多吃青蚕豆也可以少吃粮食。上海市规定，出售六斤带荚的青蚕豆，可以少向国家交售一斤粮食。所以每亩产五百斤青蚕豆，可抵粮食八十多斤。

（四）如果出口蚕豆，换回小麦或大麦也很有利。一吨蚕豆的出口价是三十英镑，一吨小麦的进口价是二十二至二十三英镑，一吨大麦的进口价是十六英镑。所以出口一吨蚕豆，可以换回一点三二至一点三六吨小麦，或者一点八八吨大麦。

最近几年，由于多种小麦和双季稻，少种蚕豆和红花草，土地的肥力有逐渐衰退的趋势。虽然由于多施化肥，使粮食的亩产量仍然略有增长，但土质已经不如以前那样好。从长远着想，必须下决心把这种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迅速改变过来。

三、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

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小蒸地区过去不种双季稻，小麦也种得很少。解放前一个农户如果种十亩田，在冬季大约种七亩红花草、两亩蚕豆、半亩小麦、半亩油菜。去年双季稻增加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四，小麦增加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四，蚕豆和红花草都种得比较少。这样的安排，违反了当地的具体条件，使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受到损失，群众很不满意。今年双季稻虽然缩小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五，农民仍然嫌种得多了。

从上海市郊区和嘉兴、苏州两个专区的情况来看，这里无霜期还不够长，一般说来不适宜于多种双季稻。在这样的地区，如果双季稻种植面积大，劳动力和肥料比较紧张，就会得不偿失。嘉兴专区每一农业人口平均有耕地二点八亩，去年种的双季稻达到水稻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由于“双抢”时劳动力不足，误了季节，两季的产量每亩只有四百五十斤，比单季稻还低四十八斤。所以，不研究客观条件，主观地把“单改双”作为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是不切合实际的。

在有的地方，种一些双季稻可能是有利的。像浙江省萧山县今年种了占稻田百分之六十的双季稻，据说仍然有可能获得丰收。原因是：

（一）这里无霜期比较长，双季早稻种得早，收得早，双季晚稻能在七月底前种完（其他地区要迟七天到十天），霜冻也比较晚。因此，早稻和晚稻的亩产量都能达到五百多斤。

（二）这里每人平均不到一亩耕地，劳力多，肥料足。因为靠近杭州，可以从城里运回很多肥料。

（三）这里是半水稻、半棉麻（注「棉麻指棉花和麻。——第182页。」）地区，种水稻和种棉麻可以错开时间。种一部分双季稻，在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大忙时，可以不误季节，也不致使单季晚稻受很大影响。

即使在这样的地区，种双季稻过多也是不适宜的，农民对去年双季稻种的过多就很不满意。

由此可见，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决定于无霜期的长短，以及人口和耕地的比例等因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区，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亩，可以种较多的双季稻；每人一亩半左右，就只能种少量的双季稻；如果每人二亩半左右，则以不种双季稻为好。偏北地区（例如无锡），即使每人不到一亩，种双季稻也不一定适宜。

种多少小麦，主要决定于地势的高低和土质是否适宜。一般来讲，在低洼地区不宜多种小麦。如青浦县，东部地势高于西部，种的小麦历年就比西部多，亩产量也比西部高。上海市的上海、宝山、嘉定等县，苏州专区的江阴（注「参见本书注[96]。——第183页。」）等县，是小麦的高产区，历来多种小麦。即使在这一类地区，也应该种一点蚕豆和绿肥，使土质能够改善。

四、有必要改变口粮安排的时间

在小蒸地区，不种双季稻，少种小麦，多种蚕豆和红花草，是农民的共同要求。去年冬季所以种了相当多的小麦，今年春季所以又种了一部分双季稻，主要是为了接口粮。去年的粮食只安排到今年六月底，第三季度三个月的口粮要靠小麦和双季早稻来解决。如果不种双季稻，并压缩小麦的面积，第三季度的口粮就必须主要依靠上一年的秋收。也就是说，必须把口粮安排到次年的九月底。这样，粮食年度（注「指粮食年度，它是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到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69、125、160、183、194页。」）就要由原来的从上年七月到次年六月，改变为上年十月到次年九月。解放以来长时期中，这个地区农民的口粮就是从每年十月留到次年九月底的。

上海市郊区、嘉兴专区、苏州专区都有一部分地区的情况同小蒸类似。我们在同嘉兴、嘉善、吴江、吴县等县、社、队干部的座谈中，经过算帐，大部分同志要求不种或少种双季稻，少种小麦，多种蚕豆，但认为要改变这种作物安排方法，必须解决第三季度的口粮问题。他们计算，种一部分小麦，在易涝的荡田种一部分赤稻或洋籼（注「这里所说的赤稻，是籼稻的一种。洋籼指当时从东南亚引进的一种籼稻。——第184页。」）（可以比晚稻早收四十五天），再用蚕豆抵一部分粮食，这样在第三季度就只缺一个半月口粮。如果国家能在第一年每人减少六十斤统购任务，就可以改变口粮安排的时间，第二年把上年减少的六十斤统购粮补起来，国家统购总数并不减少。

同小蒸公社相类似的地区，在嘉兴专区估计有二十五万人，苏州专区估计有十万人，上海市郊区估计有二十万人，共计五十五万人。如果统购粮每人平均减少六十斤，总共只有三千三百万斤。仅仅在第一年减少这一点统购任务，就有可能使这个地区粮食的实际产量和农民的实际收入都有增加。更重要的是，这样安排可以逐渐增加土地肥力，经过两三年，使土质得到恢复和改善，为今后的粮食增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之三

小蒸地区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有自留地七百多亩，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其中大田约五百亩，其余都是“十边地”（注「“十边地”指除农田以外的田边、场边、路边、沟边、塘边、圩边、岩边、屋边、坟边、篱边等可以种植的空隙地。——第185页。」）。人民公社化时把自留地统统归公。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注「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会议提出了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这里指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第185页。」）后，分了三百多亩大田作农民自留地，可是，春天分了，秋后又归公，自留地所产粮食也折价归公。本来社员还保留一些“十边地”，后来也陆续变为公共食堂的菜地了。

今年春天，在农业“六十条”（注「“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对于纠正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160、185、198页。」）下达后，又重新分给农民自留地七百二十六亩，平均每人不到八厘。其中，大田只有一百二十亩，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不到高级社时期的四分之一。社队干部的意见，现在这一点自留地，显然满足不了农民各方面的要求。农民的自留地不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多一点。

在与社队干部讨论时，他们提出，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有以下好处：

（一）可以补充口粮。现在口粮少，多数农民一天吃四餐粥，这是不能持久的。上海郊区的口粮标准已经高于其他地区，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再提高。多给农民一些自留地种粮食和瓜菜，是目前补充口粮的主要办法。

（二）便于养猪积肥。增产粮食，肥料很重要。增加肥料，主要靠多养猪，多种绿肥。现在养猪，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外地供应豆饼和麸皮，单靠自己的口粮加工所得的一点糠也不够，必须在自留地上种些杂粮作饲料。

（三）可以种些蔬菜，满足农民自己的需要。过去小蒸的蔬菜靠外地供应，现在供应很少。要吃蔬菜，必须在自留地上种。

（四）农民可以有些零用钱。现在农民用几个钱，都要向生产队借，“比做媳妇还困难”。有了自留地，农民可以种些东西出卖，也可以养鸡、养鸭，卖蛋换钱。农民手头灵活了，干部也省掉许多麻烦。

（五）可以恢复和发展竹园。因为自留地不够，有些农民砍了竹子种粮、种菜，竹园比解放前减少很多，这是十分不利的。现在木材供应困难，竹子的用途更多了，特别是制除草用的耥竿和翻土用的铁搭柄所用的竹子，每年需要补充，不能短少。从外地买回竹子也很不容易。应该分出一部分自留地恢复和扩大竹园，并在宅前宅后多种一点竹子。

社队干部一方面认为很有必要再多分一点自留地，另一方面对多分自留地仍有各种顾虑，主要是担心因集体耕地减少而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社员可能只关心自留地而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的措施，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会妨碍集体出产，相反地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就更容易完成。

在讨论中，小蒸公社的干部提出把自留地扩大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最近上海市委已经决定，自留地增加到占耕地的百分之七），其中大田只占耕地的百分之三点五。达到这样的标准，要再分七百亩大田。现在饲养场饲料地和公共食堂菜地共有三百七十四亩可以分给社员，再抽出三百二十六亩大田就够了，这并不算多。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和所附的三个调查报告。」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

（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里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187、198页。」）上，陕西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开了大会和小会，都是开得好的。好就好在上下通了气。一方面地委和县委的同志对中央和省委提了意见，另一方面省委负责同志作了两次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上下通气的必要条件。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只有根据大家的意见，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把工作做好。

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还应该看到，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总之，我们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

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比较正确呢？我提出以下几个方法，看行不行，同志们可以试一试。

交换。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比如这个茶杯放在桌子上，对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花没有把的。可是这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把没有花的，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如果两人把各人看到的一面“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譬如打仗，敌情判断错了，作战就要失败。又如医生看病，把病情诊断错了，就治不好病，甚至把人治死。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比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反复。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他对于有些问题也不是一下就决定的。你和他谈问题，他当时嗯一声，但并不一定就是表示同意你的意见。

在你们的会议上，省委作了两次检讨。检讨得够不够呢？我不在陕西工作，情况不大了解，够不够要由你们来判断。但是，我看应该对省委的自我批评采取欢迎的态度，因为作了自我批评总比不作好。大家可以对省委提意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但是应该允许省委有从容的时间来考虑，有些问题可以从长计议。因为这次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是原来未预料到的，再加上时间短，还来不及深入研究。此外，省委的领导干部在这里只有一半，有很多问题还不能讨论决定。

有人说，现在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我看不会吧。为什么？大势所趋嘛！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应该越开越大。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工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报告中所讲的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同志们！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当然，我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领导人都能虚心接受批评，不过少数人想挡终究是挡不住的。有的同志说，我还要看一看。应该允许人家看一看。由于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

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责任由谁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帐，但是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省委也有自己的帐，再往下，地委有地委的帐，县委有县委的帐。大家都要吸取经验教训，把今后的工作做好。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我要讲的是：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目前我们在财政经济方面是存在着困难的。当然，我们有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有利条件，但是，应该说，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

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我相信，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我们的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我讲五点：

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的产量同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八百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粮食不够吃，去年进口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进口八十亿斤。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农业上的困难是大还是小？有不同的估计。近来听到一些同志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去年上半年，我设想过今后几年每年可能增加二百亿斤粮食。为了弄清楚增产的可能性，现在已经由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注「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即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它是按照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中央气象局的工作。——第83、192页。」）等几个单位组织一个小组，研究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看看这些条件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哪些比过去好，哪些比过去差。对于这些，我今天还不能具体回答。但是，可以做这样的估计，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抵，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时期的情况好。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每年平均增产多少粮食？根据农业部计划局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农业经济资料手册》上的材料，同上一年相比，一九五三年增产五十亿斤，一九五四年增产七十一亿斤，一九五五年增产二百八十七亿斤，一九五六年增产一百五十四亿斤，一九五七年增产五十亿斤，五年合计共增产六百一十二亿斤，平均每年增产一百二十二亿斤。如果公布的一九五七年的粮食产量有“水分”，那末，每年平均增产的数字还没有这样多。

现在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水利和机械这两个条件要好一些，灌溉面积扩大了，防洪能力加强了，排灌机械多了，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也多了。同时，工业基础大了，可能支援农业的力量也比过去增加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这几个条件，现在都比过去差。拿土地来说，最近四年，水利、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占用的耕地大约有二亿亩，菜地扩大了五千万亩，而新开荒地只有一亿五千万亩，增减相抵，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用地减少了一亿亩。全国的耕地一共十六亿多亩，减少了一亿亩，是一件大事。而且，这几年减少的耕地，大多是产量高的好地；增加的耕地，大多是在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一般的产量比较低。耕畜和猪现在比过去少了，有一部分种子退化了，有些地方的茬口（注「茬口指在同一块土地上农作物的轮作次序。——第193页。」）搞乱了。按通常情况说，恢复时期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但是，也要看条件怎样。总的看，好坏两种条件相抵，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过去。这是稳当的说法。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能够多快，目前还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两年。那时候，实践将会证明能不能快一点。

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够快，所以要作慢的准备。毛主席说过，“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注「见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4页）。——第193页。」）。我们今后安排农业计划，也必须照着这个意见办。

对于农业生产，首先是对于粮食生产恢复快慢的估计不同，我们财政经济工作所采取的步骤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每年能够征购多少粮食？要不要进口粮食？经济作物和猪的恢复速度有多快？今后几年每年能够投资多少，基本建设的规模多大？城市人口要不要减，减多少？这些问题，都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增产的速度来决定。拿基本建设来说，增加投资，除了增加生产资料以外，还必须相应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各种生活消费品。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也直接关系到工业生产恢复的快慢。中央所有部委的负责同志，都来研究一下农业问题，是很必要的。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对各部委的工作都有关系。不仅农、林、水各部要研究，工、交各部要研究，财、贸各部要研究，而且文教、政法、外事各部也要研究。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农业扯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本身没有问题。我看不是这样，而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我们现在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假定一九六一年度（注「指粮食年度，它是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到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69、125、160、183、194页。」）的粮食产量不减少那么多，而是正常年景的三千七百亿斤，维持这样大的建设规模行不行呢？我看也不行。

从开国以来，粮食紧张已经有过四次，其中三次是因为城市人口增加得过快。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增加职工很多，结果不得不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第二次是一九五五年春天，由于一九五四年购了过头粮，就出现紧张情况，弄得“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购”。粮食工作上的这个错误，中央和毛主席批评过。第三次是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度，当时表面上粮食不那么紧张，但是，当年粮食的征购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不得不挖库存六十几亿斤，可见，当时的农业维持那么大的工业建设规模，已经有困难。第四次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产量下降，而征得多，销得更多。

最近几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七千亿斤粮食、七千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这几年增加了那么多职工，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招收的。从过去的经验看，今后几年即使恢复到年产三千七百亿斤粮食，同现有的建设规模还是不相适应的。

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现在工业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产量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工厂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这几年的建设规模是怎样铺开的呢？除了一九五八年误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设想来布置的。大家没有经验，摊子铺得大了，工人招得多了。这样就造成了建设规模同实际的工业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究竟是否如此？是否说得太严重？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通货膨胀的趋势如何？照现在的情况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还不能停止。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对这一点，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三类物资（注「参见本书《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一文（第24—27页）。——第61、97、196页。」），都大幅度地涨价。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十亿元左右的物资，换去了三十亿元左右的钞票。现在不少农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停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我们要公社和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不让卖不行，过多地派购也不行，而城市人民又要吃，价钱虽高，你不买，有人买。过去每年供应给城市的猪肉三十多亿斤，现在还不到十亿斤。能不能很快恢复到三十多亿斤？不可能。只有当国家手里掌握很多物资，能够保证城市供应的时候，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才能停止。

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要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农民，他们把自己生产的猪肉、鸡蛋等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卖，多得了一些钱；另一种是投机分子，他们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一转手就捞很多钱。从人数说，前一种人占多数，但后一种投机分子确实也不少。刚才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说，一辆自行车要六百五十元钱，还有人抢着买。对于投机分子，必须采取有效办法来对付。

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集体生产者向国家出售了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也得不到等价的工业品。据商业部的同志说，现在农民卖出一百元的农副产品，我们能够供给他们的商品只有六十多元，加上理发、看电影等等，也只有七八十元，还差二三十元。没有相当的工业品供应农村，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但是，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如果不想办法换回来，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农民不愿意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一点，大概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以上讲了五点困难，其中一、二两点是基本的，其他三点都是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我们是不是有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呢？当然有。我想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注「这里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第198页。」）在实践中已经逐步地丰富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制定了实现总路线的一些具体政策。改进农村工作的“十二条”（注「“十二条”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文共十二条。信中指出，必须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执行劳逸结合等。这对当时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困难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第160、198页。」）、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注「“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对于纠正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160、185、198页。」）贯彻执行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进一步巩固。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指示（注「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指示——指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其要点是：一、切实地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二、在工业管理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三、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四、努力增产日用品和农业的生产资料，稳定市场；五、加强经济协作；六、切实整顿企业的管理工作，严格实行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七、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八、加强纪律性。——第198页。」）、工业企业“七十条”（注「“七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七十条。条例草案针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企业管理工作的混乱状态，明确规定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的主要任务和具体办法，要求建立和健全各级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经济核算、按劳分配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促进我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第198页。」），也已经开始实行并收到效果。经过最近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里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187、198页。」），全党县级以上主要干部的思想认识大为提高，各项工作将会有显著的进步。

二、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这是肯定无疑的。回升的速度多快？还要观察一下。至于经济作物的产量是否能很快恢复以至有所发展，现在还难于肯定，因为粮食不够吃，农民还不愿意多种经济作物。

三、几年来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会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这就是说，我们克服困难的力量，比以前大了。

四、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是会同我们党合作的。只要我们把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没有疑问，人民会同我们合作。当然，不是说一点小乱子都不会出。但是，总的说来，人民是会同我们党一起去战胜困难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党英勇奋斗几十年的历史，建国后十几年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绩，人民是看得清楚的。在某些问题上，人民可能对我们有意见，但是，同旧社会比，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好。我们所做的好事，包括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同我们犯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比较起来，当然是好事多。对于这一点，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目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心，就是做错了事。讲清楚了，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人民是会原谅我们的。

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一点也很重要。干部取得了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对今后工作很有好处。

以上五点是我想到的有利条件。可能还有别的，我说得不完全，请大家研究。

总起来说，我们有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但是，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在中央部一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干部中，应该指出这一点。至于认识不一致，那是难免的，也是允许的。彼此交换意见，对统一认识、克服困难有好处。中央财经各部委可否在部长一级和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中，提出这些问题，让大家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应该这样做。因为各部委之间，各部委的内部，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彼此进行交换，听听不同的意见，这对暴露缺点、改进工作，很有好处。“逢人只说三分话”，说话有顾虑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见面打“官腔”，不互相交心，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革命是会失败的。我们干革命的人，应该讲真话，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

现在讲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针对上述情况，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应该采取哪些办法来克服困难呢？我提六点意见。

第一点，把十年经济规划（注「这里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当时只是一个初步设想。——第200、207页。」）分为两个阶级。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

现在无论农业或者工业，都需要有一个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恢复阶段要几年？我个人看来，从一九六○年算起，大体上要五年。是否就是五年，请大家考虑，最后由中央来决定。

当然，在恢复阶段某些方面也可能有若干发展。大家知道，在建国后的三年恢复时期（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一九五二年底，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所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恢复时期。——第107、200、214、366页。」），钢的年产量不但恢复到九十多万吨，而且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吨。但是，就全体来说，十年规划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恢复是为了发展。有了前一阶段的恢复，才有后一阶段的发展。

把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确定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对我们妥善部署财经各部门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恢复阶段的经济情况，应该说是很困难的。照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的说法：类似非常时期。我们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这里所说的集中统一，就是在给地方和企业以必需的机动的财力、物力以后，把力量集中统一起来。这种集中统一的程度，可能要超过建国初期，因为现在的情况更复杂。

第二点，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无论从临时之计看，还是从长久之计看，都必须如此。

要精减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减下来后都要作适当的安排。如纺织工人，大多是城里人，现在很多纺织厂不能开工，也只能多做思想工作，把道理向工人说清楚。减人这件事是很困难的，要他们来容易，要他们走就很困难。但是，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使我们更加被动。现在减有困难，将来减更困难，两个困难比较起来，我看还是早减为好。

家在农村的人，动员他们回乡有困难。但是，总比从农村征购粮食拿到城市里来供给他们要容易得多。去年压缩城市人口一千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四十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民多征购四十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十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第三点，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

我想到的，大体有四种办法：

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要恢复银行严格管理现金的制度，严格的程度要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要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分原料、材料给轻工业，再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人民有了钱，总要使他们能够买到东西，才能心情舒畅。没有这一条，只搞高价商品，老百姓是要骂娘的。

三是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去年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城市；这次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农村。哪里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这个办法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但是，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

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这种斗争应该有三方面的对策。首先是经济斗争。你按牌价卖给我鸡蛋，我也按牌价卖给你糖果；如果你卖高价鸡蛋，我就卖高价糖果，你多赚了钱，我就想办法拿回来。这就是说，不仅要有低价对低价，而且要有高价对高价，否则办法不完全。其次是业务经营。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供销社、消费社经营这些东西，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不要它们经营，搞投机倒把的人会经营，人民的损失更多。让供销社、消费社得利，比让投机倒把的人得利好得多。再次是行政管理。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这些工作，都要反复考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不能今年不动手，等到明年再去制止。

第四点，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目前我们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有三项：

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一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三十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一百九十亿斤左右，这两年是一百二十亿斤，拿出三十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每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口中实行。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七十克的蛋白质，一斤粮食含蛋白质四十五克左右，一斤蔬菜含五克，一两大豆含二十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如果每年用四百万美元进口一千吨尼龙，就可以织四千万双袜子；如果织尼龙底的袜子，产量可以加倍。一双尼龙袜子可以卖几块钱，买的人欢喜，国家一年也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这是公私两利的事情。

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招待所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卖高价。这样，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在保证城市人民生活需要方面，现在想到的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这三条，其他的“支票”还开不出来。就是这些办法，做起来还是不容易的。

第五点，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这一条是根本大计。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除增产粮食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保哪几种？保多大范围？多少年搞起来？都要研究。现在对经济作物的奖励办法是“二百二”红药水，有点用处，但是不能解决多大问题。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城市和乡村的供应，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国家用一块钱收购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就可以卖四块钱。如果用来生产针织品，回笼的钞票就更多。但是，要鼓励农民种棉花，就必须保证棉农有足够的口粮。现在，棉农向国家交售一百斤皮棉，只奖三十五斤粮食。这个办法，棉农吃不饱，他们只好把棉田改种粮食。这样下去，棉花不但不能很快增产，而且还可能继续减少。如果棉农交售一斤皮棉，供应二斤粮食，那末，农民就会积极种棉花。按照这个办法，我们每年收购二千五百万担棉花，就要用五十亿斤粮食。其他经济作物的情况也是这样，要增产就要供应足够的口粮。现在，国家必须进口粮食来补充口粮，如果要保经济作物，还要多进口一些粮食。也曾经考虑过，是进口棉花合算，还是进口粮食合算？研究的结果，进口棉花不仅货源不够，而且不如进口粮食合算。进口一吨棉花要用七百美元，进口一吨粮食只要用七十美元。这就是说，进口一吨棉花所用外汇可以进口十吨粮食，而用十吨粮食就可以鼓励农民多产五吨棉花。

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我国商品粮的主要产区，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关中平原，长江三角洲，江汉平原，洞庭湖周围，成都盆地，珠江三角洲，等等。这些地区，都各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应该找出适应这些地区特点的有效的增产办法。对商品粮的主要产区，应该多供应化肥。据计算，进口化肥比进口粮食合算。只要外汇有可能，就应该多进口一点化肥。

三是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目前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不是拖拉机，而是中小农具。要切实计算化肥和农业机械可能供应的程度，要确实能够办到，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计划。

第六点，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我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七百五十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即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它是按照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第45、126、205页。」）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这里所说的必须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要先把农业生产及其需要安排好，然后根据农业所能提供的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安排好轻工业的生产，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避免孤立地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是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提出的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原则和方法。——第206、246页。」）。现在，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体现这个精神。

以上六点，是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我讲得可能不完全，请同志们讨论和补充。

目前财政经济的状况怎样，克服困难的办法是什么，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时刻关心的大事，我们应该慎重地考虑这些问题，兢兢业业地做几年工作。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当然，凡是看准了的确实有效的办法，就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今后几年克服困难应该力争快一点，同时要准备不快的可能。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早日好转。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

在中央财经小组(1)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

今天我讲七个问题。

第一个是长期计划问题。我认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注「这里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当时只是一个初步设想。——第200、207页。」），先搞五年计划。我上次说过，十年规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恢复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阶段。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在恢复阶段，可以逐渐看清楚发展阶段的问题。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讲法，要很好斟酌。是讲以调整为中心贯彻八字方针（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还是讲调整和恢复？这要由中央决定。但是，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

当然，在恢复阶段，有些方面会有发展；在发展阶段，有些方面还有恢复。例如牲畜，现在粮食紧张，首先是顾人吃，看来五年内不一定能恢复到过去的最高水平。

今年七月准备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也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提前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确定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并要求切实地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同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第207页。」），是否可以不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注「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原定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实行。从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鉴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和一九六一年开始贯彻调整方针情况的分析，曾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后来根据国民经济恢复较快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贯彻调整方针，打下底子，从一九六六年起搞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个主张得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第207页。」）的指标，因为现在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很难提出比较切实的指标，甚至划个“框框”也困难。建议七月会议主要谈财政经济的形势，摆情况，把问题搞清楚，讨论方针，研究措施。对形势的估计和应该采取的方针，要认真讨论，把思想统一起来。

农业的全面恢复究竟有多快？还要看两年，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因此，不但今年七月提不出五年计划指标，甚至明年也难以提出。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在编制这个计划之前，我们同苏联的党和政府谈过，同斯大林也谈过。一九五二年底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做出计划来，是在一九五五年春天，先经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七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才公布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现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更复杂。为了把问题看准，我看现在不忙于搞指标。至于明年的年度计划，可以在今年的七月会议上先提出一个“框框”，使大家心里有个数。

第二个问题，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这是非常必要的。定了以后，后三个季度就不要变动了，再不要像往年那样“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使计委的同志苦得不得了。过去改一两个数字就要重新算一次帐，而数字又不落实，把精力都放在算帐上，顾不上研究形势和方针。以后不能这样办。今年的计划调整以后，执行中的某些变动，由经委去管。

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当然，这也是根据实际可能。例如，按照农村的需要，今年供应五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木材，这是做不到的。不过，必须尽可能先照顾农业。材料的分配，第二要满足市场的需要，主要是日用工业品生产的需要，根据实际可能，能多给一点就多给一点。这两项定下来，再考虑其他。管年度计划，首先就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

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十五万吨鱼，奇Qīsuu.сom书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周恩来同志插话：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一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的营养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每人半斤鱼，再搞点高级馆子，有钱可以去吃。这样，我们对干部适当照顾一下，群众就不会有多大意见了。现在不少人对照顾干部的办法有意见，这是有道理的。增产鱼的指标和措施，必须从今年开始列入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只要切实安排，是可以解决的。

我还想到，除了每人半斤鱼，到明年年底，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每人每月可不可以增加半斤肉？据姚依林（注「姚依林，一九一七年生，安徽贵池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九年六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五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43、209、263、340、358页。」）同志说，今年计划收购一千二百万头猪，每头按六十斤净肉计算，共有七亿多斤。除开出口和其他必保的用途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可以有六斤。猪要保证收购到，收购到以后，还要合理分配，如压缩一部分出口。这样，鱼、肉两项，五口之家一个月就有五斤。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

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同志插话：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第三个问题，综合平衡。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牵涉到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认识是不同的。我以为，现在首先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

先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他们主张先订出几个远景指标，然后推算出各种数字，制定建设方案。冶金部的领导同志原来想在七年内搞三千万吨或者两千五百万吨钢。我问他，那时候品种能不能齐全？他说还不能齐全。我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按照国内和国外的经验，生产一百万吨钢，就要相应地有近五万吨的有色金属；在有色金属中，铜、铝、铅、锌又有一定的比例，缺一样都不行，数量少了也不行。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再说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例如，生产一定数量的钢，需要一定数量的有色金属，那就要认真地计算这些有色金属当年能生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国外进口多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平衡，确定钢的生产指标。冶金部的领导同志想说服我，说他们打算搞二千五百万吨钢，有色金属不够，可以从国外进口。我给他们算了一笔帐，按百分之五计算，每年增加三百万吨钢，就需要十五万吨有色金属。开国以来，进口有色金属最多的年份是十三万吨。明年要增加三百万吨钢，假定国内生产不足的有色金属可以靠从国外进口，那末，后年再增加几百万吨钢，又需要进口更多的有色金属。我看，即使有那么多的外汇，在国外市场也很难买到。所以，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

按照短线进行综合平衡制定计划指标以后，长线怎么办？一种办法是继续生产。如一机部（注「这里所说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是一九五八年二月成立的。参见本书注[53]。——第111、152、212页。」）的生产能力，许多是长线（内部也有很多短线），生产出来的机器今年用不上，但明后年需要的，可以安排生产，生产出来暂时存在库里。不过也要考虑，是生产出来放在库里好，还是把原材料用于生产更急需的东西好。这就是说，另一种办法是，现在不需要的，或者虽然需要但不是急需的，就可以停下来，生产更急需的东西。

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例如，煤的生产指标，应该按照实际可能进行安排，即使比实际可能安排得低一点，也没有损失，东西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还可以多生产。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而且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最后，我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国九十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看出这些国家钢的年产量在一千万吨以下的时候，花的时期最长。美、英、德、日等国，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千万吨之间，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成了工业强国。大体说来，这些国家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千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日本在发动七七事变（注「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所以也称七七抗战。——第213、233页。」）的时候，钢产量还不到七百万吨。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这几年，大家的胃口大了，每年一百来亿元的投资似乎不算什么。中国从张之洞（注「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直隶（今河北省）南皮人。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一八八四年任两广总督，开始兴办新式工业。一八八九年调任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力主筹办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第213页。」）办工业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私营工业的固定资产一共只有二十二亿元左右。现在，我们一年就花一百亿元的投资，安排合理，搞得好，一年就等于过去几十年，规模还能说不大？一百亿元投资，需要二百万吨钢材。现在我们年产七八百万吨钢材，拿两百万吨来搞基本建设，可以做很多事情；此外，还可以有五六百万吨钢材搞其他事情。

第四个问题，物资管理制度。总的说，物资管理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现在，物资是由国家、各部门、各地方分管的。今后，部管的产品不能太多。钢材交冶金部管，他们就“监守自盗”，应该归国家统一管理。现在经委的精力和时间，一半以上是用在物资的分配和调度上。生产过程也是物资的调度过程，如果无权调度物资，也就无法统一指挥生产。要找管物资的同志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包括集中过多和分散过多的经验教训，研究出一套科学管理的办法来。

第五个问题，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计委、经委、农办（注「指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参见本书注[48]。——第213页。」）要扎扎实实地做调查，认真研究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

第六个问题，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计委有个传统，一开始就是搞工业，搞基本建设，其他方面，如农业、财政、贸易等，都是凑凑合合。这有历史原因。恢复时期（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一九五二年底，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所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恢复时期。——第107、200、214、366页。」）有个财经委员会（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九月撤销。——第45、214页。」）统管财政经济。成立计委以后，农业和财贸是农办和财办（注「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参见本书注[24]。——第214、256页。」）分头管的。

财经委员会的时候，我着重注意的是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看到反映资本家意见的材料，这批条子要我研究。每次资本家来北京开会，我们就注意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个“反对派”站在我们面前，可是好事，逼着我们多考虑问题。二是基本建设投资。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三是劳动力。每年大家都要求增加人，我卡得很紧。人进来容易，出去很困难。进来了就得发工资，供应吃、穿、日用品。凡是增加职工，我总要算一算，看市场供应怎样。如果物资不够，就不准增加人。基本建设投资和劳动力这两条管住了，计划大体上也就管住了，就不至于出乱子。那时候，我对农业管得少，后来才管了粮食统购统销。黄敬（注「黄敬（一九一一——一九五八），浙江绍兴人。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第214页。」）同志曾经提出：银行的信贷资金很多，商业的流动资金很多，为什么不从这两方面抽点钱多搞点基本建设？他不懂得，把必要的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来搞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就要出现缺口，这是不行的，是有危险的。

过去我们每年要算一次帐，购买力多少，商品供应有多少，要使商品供应量超过购买力。一百元的购买力，要有几百元的商品，否则，就会出现市场供应紧张，因为有些商品不一定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商品供应量大于购买力，才能使消费者有选择的余地。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不适应，市场就不能稳定，甚至造成通货膨胀。

第七个问题，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对于目前的形势、方针、措施，以及工作重点摆在哪里，实际上有不同的看法。每个部委，每个单位，都要鼓励有不同看法的两方面把意见发表出来。在我们党内，在政府机关内，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

(1)注「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扩大会议之后，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和调整这个小组成员的问题。同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组员。——第207页。」

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

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

（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

陈云：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陈希愈：（注「陈希愈，一九一一年生，山西霍州（今霍县）人。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第216页。」）好！

陈云：我想了解一下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请你们从以下几方面收集一些材料：

一、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的货币发行量是多少？外汇储备是多少，其中黄金储备是多少？

二、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是多少，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是多少？

三、八百亿欧洲美元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

四、作为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标志，工业除了钢铁以外，还有哪些行业？

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美、日、英、西德、法各国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是多少？

五、美、日、英、西德、法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是什么？每次危机间隔时间是多少？

六、美国同英、日、西德、法各国的矛盾，除了政治上的以外，经济上的表现在哪些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

七、美国和日、英、法、西德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估计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

法国财长德斯坦是主张把货币和黄金联系起来的。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是否可以算出一个大致的比例来？

八、美国一九七三年对外赤字是多少？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

九、对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近期和远期的估计。

十、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计。

就是这十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困难。时间是一个星期到十天。如果时间不够，再长一点也可以。

陈希愈：我们回去组织一下。

陈云：你们银行是不是还有研究机构啊？

乔培新（注「乔培新，一九一二年生，内蒙古达拉特旗人。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第217页。」）：文化大革命前有个金融研究所，后来撤销了，|奇-_-书^_^网|现在还有个研究室，共十来个人，主要搞国际金融研究。这方面，外贸部门比我们好些。

陈云：外贸部门主要是搞货价研究的，全面的经济研究还是要由银行担负起来。有懂外文的人吗？

乔培新：有。

陈云：你们那个研究机构还是要搞起来。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通通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陈希愈：我们准备把金融研究所恢复起来。

陈云：机构搞起来之后，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注「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218、227页。」）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划圈圈。像康纳利（注「康纳利即约翰·康纳利，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当时任美国总统国内外事务顾问。——第218页。」、舒尔茨注「舒尔茨即乔治·舒尔茨，当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第218页。」）、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乔培新同志你还记不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研究边币（注「这里所说的边币，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一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后停止发行，按陕甘宁边币二十元对西北农民币一元的比价并行流通。——第218页。」）对法币（注「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全国全融，禁止银元流通，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实行法币政策，并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简称法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发行金圆券代替崩溃的法币。——第218页。」）的关系，你那时是货币发行处处长，崔平同志是兑换所主任，那时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盐的价格和运费。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我们在国外都有商务机构。

陈希愈：我们银行在国外也有机构。

陈云：一个星期到十天请你们搞那么多材料，是有点强迫。但是，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嘛。李裕民（注「李裕民，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三处处长。——第218页。」）同志，你是管哪方面工作的？

李裕民：我是管外汇资金的。

陈云：你多大年纪了？

李裕民：四十三岁了。

陈云：听了很高兴！三十岁到四十多岁，正是干工作的时候。乔培新同志你多大年纪了？

乔培新：六十一岁了。

陈云：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二十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

陈希愈：我们想把利用外资的问题汇报一下。

陈云：好！

乔培新：现在我们可以搞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外汇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符合不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行不通。

陈云：你说的，一个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今年广交会提价，总的趋势是对的，但也有过头的地方，过头的降下来就是了。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

乔培新：现在外国银行来，一是送点情况，二是送钱。

陈云：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来，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总之，情况变了，有些同志还不了解。有时好事就是不好做。规章制度要变动一下。道理就是外贸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了。银行要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此时，陈云同志受周恩来同志委托，研究对外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

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

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

今年四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四十七万吨。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五丰行认为，如果我们立即大量购糖，必将刺激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注「期货——指买卖成交后约定期限交付的货物。——第221页。」二十六万吨，平均价格每吨八十二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四十一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八十九英镑左右。从五月二十日开始，市场传说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纽约、伦敦砂糖市场大幅度涨价。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我向他们购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至五月二十二日涨至每吨一百零五英镑。我因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五月二十二日起至六月五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六十万英镑外，我五丰行还赚二百四十万英镑。

我部核心小组讨论了上述做法，认为利用交易所做买卖。

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

（一）目前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已占我进出口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五。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上，因货币危机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商品价格反应非常敏感。外国商人认为我国购货时只求完成任务，有时价格越涨越要买，常常乘机抬价。这点要注意。

（二）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我们买卖又大都经过中间商，不管采取那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许多是参照交易所价格来确定的。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利用过交易所，这次也是利用私商进行的。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三）我们这次利用交易所，不是为了做投机买卖，不是为了赚二百四十万英镑，今后也不做投机买卖。这次利用交易所是一种迂回的保护性措施，是为了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

（四）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因为利用交易所，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我们决不做卖空的投机，只对进口物资有时经过交易所购买期货，就是说只买进确实需要的物资。因此，像这次购糖做法是可以的，但次数不能多，每做一笔要请示报告，经过批准，每次总结经验。

（五）必须严守党纪，不能浪费分文，像这次购糖赚了二百四十万英镑，对于中间商在商业习惯上给以应得费用和利润外，如果还需请吃一次饭，只需要一百元的话，决不要多花一元。应该严肃教育干部和党员，不能有任何浪费。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对外贸易部起草的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

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二日）

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二日）

有的同志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去年产棉花三千九百万担，今年从国外买了一千六百万担。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产棉花的国家中，美国是大头，但美国不会大搞棉布出口，因为它的工资高，工人每工时平均工资达到三点八美元。英国是靠纺织工业起家的，过去我们所说的“洋布”，最早是从英国来的，“码”就是英制的长度单位。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今年我们有一个汽车代表团去英国参观，看到兰开夏许多纺织厂都改产卡车或其他东西了。英国工人每工时平均工资是一点六美元，搞纺织工业不合算。日本过去也出口不少棉布。五十年代，有一次我接见一个日本代表团，他们问我，你们出口棉布多不多，我说不多。他们很怕我们出口棉布挤掉他们。而现在他们自己也逐年增加棉布进口了。日本工人每工时的平均工资，一种说法是一点九美元，另一种说法是九十美分。我们的工资水平比他们低得多。印度、巴基斯但、埃及都生产棉布，但纺织工业的水平不及我们，历史没有我们长。在棉布出口方面，我们还很有搞头。有人怕用外国的棉花靠不住，其实，计划中打算用的国内棉花，有时也有靠不住的。买到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赚一笔钱；买不到棉花，无非是赚不到这笔钱就是了。买外国棉花有时靠不住，事先就要预料到。如果三年或五年中有一年买不到棉花，其他年份能买到，还搞不搞？我看还是要搞。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总之，订购棉花要抓紧，现货不好买就买期货，赶紧下手就是了，有了棉花心里就踏实了。

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子“洋奴”。

我们要打大的算盘。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进口化肥，增产粮食，出口大米，出口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同志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

工艺品出口问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

工艺品出口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

关于工艺品出口问题，我讲几点意见。

（一）今年秋季广州交易会（注「广州交易会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它是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由中国各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举办的一种定期交易会，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简称春交会和秋交会。会址设在广州，所以也称广州交易会，或者广交会。——第225页。」）总成交额仍然是高的，这是好现象。商品的价格有升有平，只有少数商品下降，如特种工艺品。价格下降的原因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内部原因是提价过高而滞销。这样，价格就得重新降下来。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今后要尽量使价格不要提了再降。

（二）去年秋交会和今年春交会提高出口商品价格是正确的，因为国际市场货币危机，钞票贬值，物价飞涨。某些商品价格提得过高，原因是缺乏经验。这部分商品数字不大，大约一千万美元，主要是特种工艺品。

（三）工艺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为什么？理由有三：一是绝大部分品种货源充足，只是扩大销售市场的问题。二是有关人民生活。在这些商品中，有相当多是农民副业生产和街道居民生产的产品。三是可以积少成多，如草篮价格只有几角钱，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积起来就多了。不要轻视小商品。

（四）组织货源问题。第一，商品生产量的扩大，一定要适应国际市场销路的可能，当然必须努力推销。第二，要就地取材，生产本地有原材料的东西，还要注意保持传统的老基地。第三，外贸部要有计划地调剂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要照顾穷地区。初期收购价不要太高，要照顾地区收入水平，以避免发生重副轻农的倾向。我们是以农业为基础，多种经营。

（五）保持和扩大港澳、日本、新马（注「新马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第226页。」）市场。千方百计打开西欧、北美、大洋洲和其他市场。

（六）产品重点要放在中低档货和低值易损日用生活品上。销售对象主要是广大工薪阶层。我们要从多销中求得绝对金额的扩大。特种高价工艺品，只有富有阶层买，销售数量有限，这些商品不同于人人都要穿的衣服和袜子。

（七）对已经提价过高的商品，要分别提出对策，或降价或等待。要在打开销路的前提下，照顾中间商。有些商品需要补贴的还要补贴。也要准备降价后，仍然可能卖不出去。

（八）要在扩大销路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可以开小的交易会，也可以办展览会，边展边卖，作为广交会的补充。再一种方式是平时成交，要给推销商、中间商好处，在价格上使他们有利可图。此外，对某国或某类商品可否独家经售，对有信用的商人可否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也要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冒点风险，准备万一有失。不要一有损失，就不敢做生意，束缚自己的手脚。

（九）提价幅度要力求适当，同时必须瞻前顾后。要避免因提价过高而大幅度降价。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外贸部一般不做零售，必须经过中间商，照顾中间商有极大的重要性。即使这届交易会提价幅度稍低，也能补救，平时成交可以提，下届交易会还可以再提。

（十）必须强调保证和提高质量。但要估计到，新产区提高产品质量有个过程。要准备有些产品一时赔钱销售，打开销路，使产量增加。卜内门（注「卜内门即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是英国的化学工业垄断组织，总公司设在伦敦。——第227页。」）开始销售化肥，先不要钱，销开后再要钱。有些产品外销不行，内销就是了。

（十一）处理工商之间的矛盾，要从扶助生产出发。这要有全局观点。即使一时外贸赔了钱，也是可以的，因为取得了外汇。我们的算盘要打得大一些，钱还在中国，给农民了，没有给尼克松（注「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218、227页。」）。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谈话。」

对港澳贸易问题（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

对港澳贸易问题*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

今天谈对港澳贸易问题。

港澳是我们目前现汇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区，也就是进口成套设备和器材所需外汇的重要来源。

对港澳的出口贸易，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食品和其他传统出口品，我们可以占领主要市场，但也有可能被挤掉。不利条件是自由港，竞争剧烈。竞争对手会用低于成本的价格竞销，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对此种不利条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

应该保证食品出口市场的已有地位。各省应把出口任务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为此，建设和扩大生产基地是必要的。

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性。要大力推销换汇率高的商品，但决不放弃可以推销的换汇率较低的商品，目的是为了多得外汇。

除特殊例外，对同我竞争的外商不让步，例外是哪些，要通盘研究。

对同我合营的商店及代销店必须照顾。同我合营的商店及代销店的店主是谋利的商人，但他们不同于一般资本家。要使他们有利可图，但不能得暴利，

对港澳贸易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时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难。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这种考验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机会难得。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在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谈话提纲。」

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

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注「天安门事件指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230、234页。」）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我国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虽然有些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困难。只要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商量，同心同德，经过努力，这些困难是一定会克服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书面发言的摘要。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陈云同志的这篇书面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华主席（注「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32、243页。」）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注「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对此，中共中央早已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这是一起重大的错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为这一错案作了彻底平反。——第232页。」）。他们出反省院（注「反省院是国民党政府迫害和诱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一个反动机构。——第232页。」）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的第三条规定：“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第232页。」）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一九四一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注「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这个暂行处理办法的第二条规定：“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第233页。」）。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此外，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

总之，“七七决定”、一九四一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三、陶铸（注「陶铸（一九○八——一九六九），湖南祁阳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五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先后关押在上海公安局和南京监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被监禁期间，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纠正过去对陶铸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第233页。」）同志、王鹤寿（注「王鹤寿，一九○九年生，河北唐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八月，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判刑后关押在南京监狱，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走资派”、“叛徒”，长期关押。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彻底平反的结论。——第233页。」）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注「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所以也称七七抗战。——第213、233页。」）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注「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陕甘支队司令员、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职。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纠正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巨大贡献。——第234页。」）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注「天安门事件指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230、234页。」）。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注「《于无声处》是一部四幕话剧，作者宗福先，创作于一九七八年。作品歌颂了天安门事件。——第234页。」），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注「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东胶南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康生进行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大量工作，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并开除其党籍。——第234页。」）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

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

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

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我曾向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注「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至九月九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提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利用外国资金，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但是求成过急。——第235、252页。」）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

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一九四二年我养病的时候，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注「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五月病故于四川江津。——第235、285、页。」）和王明（注「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江局书记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47、235、285页。」），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

下面，我就经济问题谈五点意见：

（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

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不能这么说。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注「指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等。——第236页。」）时期，我就请示过毛主席，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指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期间中美双方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双方在公报中就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中国方面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总是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力量和军事设施。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双方同意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公报开辟了中美关系新的前景。——第236页。」），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

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

我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我们的起点，是三千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

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

（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我说的是要真正的，不能有名无实。要信任各省市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高级领导干部，我想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

（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现在采购员东奔西跑，就是由此而来的。

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我看了旅游局的一个材料，他们计划一九八三年接待三百万人次，可以收入三十亿美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旅游项目必须优先安排，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但是又不要看得太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

现在的旅游事业，是行政管理，还不是业务管理。

旅游收入，比外贸出口收入要来得快，来得多。英伦三岛每年收入五十四亿美元，我们中国这样大，可以收入更多。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而且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反过来想一想，有无害处？有。例如：其一，外国会派特务来侦察，现在就有嘛，只是小开口、大开口的问题。其二，可能有意志薄弱的人被收买。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注意就行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其三，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的落后情况。这也不要紧，我们本来并不先进，而且外国人早就知道。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选举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在开会。这一次三中全会和在这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里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第239、250页。」）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第239页。」）。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整风（注「延安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习，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39、285页。」）时期，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在所有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注「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240页。」），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决战争的胜利。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要求全党实现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由于种种干扰、种种原因，我们党很多年没有实现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党的九大、十大（注「九大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十大即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第240页。」）也把这个要求写进了党章，但那只是白纸黑字，完全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一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要求，已经写入十一大（注「十一大即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而又起了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第240页。」）通过的党章和我国的宪法（注「这里指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40页。」）。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

这十一二年来，我常想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马克思主义从形成、发展到现在，已经一百三十七年了。从一八四二年马克思由黑格尔左派（注「黑格尔（一七七○——一八三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逝世后，黑格尔学派分裂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也称黑格尔左派，是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第240页。」）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算起，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在这七十五年中，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有像十月革命在苏联那样取得全国的胜利。但马克思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很大。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贡献概括为两条：一是发现唯物史观，一是发现剩余价值。唯物史观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是怎样发财的，工人是怎样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怎么样。这两条是高度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一起战斗的，而且许多著作是合写的，如《共产党宣言》等。由恩格斯讲马克思的贡献，讲得最清楚。

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六十二年了。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在这七年中，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指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苏俄同德、奥等国还处于交战状态。按照这个和约，苏俄丧失了约一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并付出了巨额赔款。这是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而采取的一种革命妥协。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随着德国被战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这个和约。——第241页。」）。列宁坚持签订，但起初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表决时，列宁是少数，托洛茨基（注「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因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第241页。」）是坚决反对的。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当局势起了变化，德国已经打进来了，并且攻占了一些地区和城市，这时列宁说，如果再不签订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中有两票转到列宁方面，列宁才形成多数，决定签订和约。二是讨论工会在苏维埃国家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列宁在讲话中讲到“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注「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后来，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写的《党内危机》（《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237页）一文中讲到一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的讨论时指出：“我还需要纠正我的一个错误。我当时说：’我们的国家实行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立即喊道：’什么国家？’当时，我提到了刚刚闭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为对他的回答。现在读到那次辩论的记录，我发现，我说的不对，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当时我应当这样说：’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第241页。」）时，布哈林（注「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一九○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真理报》主编、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等职。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同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三七年被开除出党，次年三月被处死。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苏联最高法院决定，撤销当年对有哈林一案的判决。同年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布哈林的党籍。——第241页。」）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可以看出，当时在列宁领导下，民主气氛是很浓的。斯大林担任了三十年领导，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第一，他进一步论证了列宁提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在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第三，他领导苏联人民，打胜了卫国战争（注「苏联卫国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为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侵略苏联而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英勇的卫国战争。一九四四年苏军发起总反攻，一九四五年五月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历时四年的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第241页。」），保卫了苏维埃国家，取得了粉碎希特勒（注「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头子。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五年四月苏军包围柏林时自杀。——第241页。」）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斯大林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也有缺点，有错误，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毛泽东同志说他是三七开（注「三七开在这里是指对一个人功过的大体估计，七分是成绩，三分是缺点错误。——第242页。」），所以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八年了。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应该说，解放以后，也有帮倒忙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盲目性，缺少经验。大家都没有经验，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办事应该兢兢业业，但是过去有不少同志不谨慎哪！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同志制止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正像叶剑英（注「叶剑英（一八九七年——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242、269、314、341、379页。」）同志在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一九七五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注「指毛远新，一九四一年生，湖南湘潭人。当时充当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他因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被依法逮捕。——第242页。」），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讲过，那时像他那样的党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去年十二月十日我曾问过华国锋（注「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引策和口号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32、243页。」）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最近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来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放开眼界看看全世界，各种观点的共产党都在我们面前。为什么说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是九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党是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只要我们党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就有了保证。所以，我认为，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很大的责任。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其他场合的讲话中，反复讲了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在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很好地负起这个责任。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的基本任务认真地担负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注「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计划与市场问题（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

计划与市场问题*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

（一）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

《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

《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二）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

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

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

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三）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

(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应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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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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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只掌握了第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把一斤皮棉价定为八斤米价，结果棉花大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所以目前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

该严的（必须按比例的）不严，例如：

基本建设的战线太长；

电力、运输是必须先行的，非但不先行，反而落后；

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一般来说现在加工工业多于原料工业；

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

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

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

该宽的不宽，例如：

计划权力太集中；

农业的非计划部分现在还太紧、太死，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

地方财力用于建设太热心，因此地方财力真正机动的太少。

（四）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南斯拉夫受到苏联打击（注「这里指一九四八年六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后，所遭到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军事压力。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九四七年九月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波兰举行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的。一九五六年四月，情报局宣布结束活动。——第246页。」）后，没有办法，只有大撒手，让市场经济部分大发展。看来那时计划部分太少，所以后来逐步增加了计划部分。

（五）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

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

“农轻重”的排列（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这里所说的必须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要先把农业生产及其需要安排好，然后根据农业所能提供的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安排好轻工业的生产，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避免孤立地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是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提出的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原则和方法。——第206、246页。」），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六）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一份提纲。」

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二○○○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以上意见，请中央审议。

*注「这是陈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

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今天讲四个问题。

（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在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注「这里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第239、250页。」）上说过，解放三十年了，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支部书记会带队到城里要饭。不估计到这种情况，整个经济搞不好。农民是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现在社办工业很多，小城镇工业也很多，办这些工业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要就业，要提高生活。当然其中也有盲目性。

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农业要用电，小城镇工业要用电，大工业要用电，电总是紧张就是了。按外国的数字，生产多少吨钢，相应地要有多少度电，这种计算方法在中国不行。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许多办工业、办商业的同志不大考虑这个问题。苏联现在劳动后备军不足，中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

（二）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计委这次拿出的这个文件（注「这里指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修改一九七九年计划的汇报提纲》。——第252页。」）比较好。钢三千二百万到三千三百万吨，等于踏步。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搞调整（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就是压低指标，钢最低时下到六百万吨。今年钢不提三千六百万吨，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提出三千二百万到三千三百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三千二百万吨钢编计划。

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搞钢，就要煤，要电，要有色金属，等等。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了电厂，没有煤烧，没有油烧，电厂只好摆在那里。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冶金部提出的引进设想，我都看了。他们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现在情况是：冶金部一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旧社会，我在上海呆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也包下来，所有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究竟需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那么大的引进，国内要多少投资，也没有计算。你一家把投资占了，别人怎么办？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

去年国务院开务虚会（注「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至九月九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提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利用外国资金，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但是求成过急。——第235、252页。」），重要发言我都看了。那个时候，我对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说，也对谷牧（注「谷牧，一九一四年生，山东荣成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第252页。」）同志说，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三）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注「程世清，一九一八年生，河南新县人。“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委等职，犯有严重错误，一九七一年被免职。——第252页。」），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十五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折合一百三十三亿斤大米。他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九十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同意秋里（注「秋里即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253、262页。」）同志他们的意见，要让先进企业“吃饱”，这个话对。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下来。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小化肥厂，有些地方不愿意减下来。我看能保存的就保存，不能保存的就下来。当然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要完成调整任务，很不容易，因为过去十年欠了帐。“骨头”和“肉”（注「“骨头”和“肉”是计划部门在分配基本建设投资时划分项目类别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第51、253页。」），“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帐。

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

（四）二○○○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还有二十一年，我说达到八千万吨就不错了。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问题是，一九八五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我说二○○○年搞到八千万吨钢，是冒叫一声，但也有点根据。因为平均每年增加二百五吨，或者多一点，就不算少。如果将来超过八千万吨，或者超过很多，阿弥陀佛！如果达不到，稍微少一点我也满意。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那时钢达到八千万吨的国家并不多，还不是那么几个。要看到，我们的建设丧失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到二○○○年能达到八千万吨钢，就不错了。数量是这个数量，要按这个数量作计划。远景规划的指标定到这里，超过了，欢迎；少一点，也满意。

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这样做，二十年时间，其他的工业、交通运输都可以跟上来，科学技术力量也可以跟得上，城市建设也可以跟得上。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

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

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作很重要的题目。外国人说我们支付能力差，的确差。光靠农产品出口，数量不大，要多找门路。中央工作会议时，看到旅游局一个材料，说他们计划一九八三年可以搞到三十亿美元。是不是很容易搞？恐怕也不容易。其他资源，像石油，美国的勘探技术高，就用美国的技术搞。把石油搞出来，可以很快见效。补偿贸易（注「补偿贸易是利用外国资金引进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用投产后的产品或其他商品分期清偿贷款的一种贸易方式。——第254页。」）、合作生产、加工订货都可以搞。总之，搞外汇要成为一个大题目。

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由十二人组成，后来增加到十三人，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一九七九年三月开始工作。一九八○年三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后撤销。——第254、256页。」）主任，是有问题的。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

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注「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计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第255、286、366页。」）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我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今天开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由十二人组成，后来增加到十三人，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一九七九年三月开始工作。一九八○年三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后撤销。——第254、256页。」），一共有十二个人，除王震（注「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三），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256页。」）同志以外都到了。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我先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协力同心，合作就是了。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除富春（注「富春即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130、256页。」）同志过世以外，差不多今天都到了。最年轻的六十二岁，大一点的七十以上，我今年七十五岁。三十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为什么说要协力同心呢？都是共产党员，协力还不同心吗？因为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等，多种多样的问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怎么处理法，意见会有不同，但不过是意见不同罢了。我看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那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我记得还是在财贸办（注「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参见本书注[24]。——第214、256页。」）的时期，有一回争论要不要提高农产品比价，有一个同志叫王学明（注「王学明（一九一六——一九七八），黑龙江双城人。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第256页。」），他是主张提价的，辩论了三天，结果他承认失败了。我看采取这种辩论的办法好。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没有比较，不好。

第二点，调整，搞四个现代化。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第三点，要参加四月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鉴于过去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会议提出集中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为以后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第257页。」）。这次工作会议，我估计问题很多，一个星期开得完吗？各部有各部的意见，地方有地方的意见，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听就是了。我看有很多实际问题，这次会议至少要理出几个重要的问题来。比如，两千万人的就业问题。这回调整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不一样，那时可以下放人员，这次不能下放。在农场劳动的知识青年，有的地方一个月三十二元、四十四元，比农民高得多了。他们都要回城市，回父母身边，大体上办不到，要说服教育。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要不要讨论民主和法制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一个外国人说，中国的“民主墙”（注「“民主墙”指当时人们在街头贴大字报的地方。后来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来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首先采取措施进行限制。随后，按照一九八○年九月十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即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禁止在街头张贴大字报。——第257页。」）问题是次要的，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现在有些农民还吃不饱饭，再过一二十年，若还是这个样子，那时支部书记会带领农民进城要饭吃。延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说不准要饭，他说共产党没讲过不准要饭，毛主席说过不准要饭吗？中央工作会议可能要争论一些问题。安排两千万人就业，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等，这些属于还欠帐。城市建设经费过去是百分之一点五，后来不到百分之一。

第四点，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注「“八宝山”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258、271页。」）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第五点，要注意粮食。过去，我说过，粮食周转库存降到三百六十亿斤，就要发警报。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这是周总理早已定了的。我看这个问题要注意。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要进口一些粮食。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

有些材料，特别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报表，要送给财经委员会的同志们看。

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

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

这次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批准宝钢建设的问题。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二百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五万人，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在看了谷牧同志五月十一日批的那个文件（注「指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批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第259页。」）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这时，我请一波（注「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五六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八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顾部委员会副主任。——第52、130、259、340页。」）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第二次是五月三十一日到上海以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六月六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曾想过，按照现在的安排，宝钢建设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到一九八四年建成，七年出钢，九年达到设计能力，是否能做到？鞍钢搞了几十年，才搞了六七百万吨钢。宝钢规模这样大，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可以考虑推迟二三年。在有上钢一、三、五厂和冶金局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请他们考虑。我可能是用五十年代老眼光看问题，现在是七十年代，中间相隔二十几年。唐克（注「唐克，一九一八年生，江苏盐城人。当时任冶金部部长。——第260页。」）同志五月三十一日送给我一个冶金工业部的意见，说一九八四年可以完成宝钢的本体工程。这个意见是有理由的。我同意这个意见。原来我还设想过，本体工程完成后，停一两年，进行整顿总结，再搞二期建设。现在看，中间没有办法停顿下来。

下面我讲八点意见：

（一）干到底。这是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的话，我赞成这个意见。建设规模按照五月十一日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那个方案办。先这样定下来，举棋不定不好。

（二）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事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当然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但大的方面是可以预料到的。还有，外部的协作条件，如煤、电、运输、码头、河道治沙以及一机部的协作配套等各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到。

（三）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据说，买技术、买专利只要二亿美元，不晓得对不对。

（四）要提前练兵。宝钢这样的厂子，技术先进，各方面要求都很高，一定要抓好提前练兵。例如，焦炭的灰分含量不能超过百分之八点五，铁矿粉的含硫量不能超过百分之零点六，否则就会影响钢的质量。这个问题，要及早研究解决。掌握了这个技术，还可以在国内其他钢厂，如马钢、武钢、鞍钢等推广应用。

（五）宝钢的负责人是谁？报告中说建委抓总，我同意。负责人第一是谷牧同志，第二是韩光（注「韩光，一九一二年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第261页。」）同志，还有冶金部叶志强（注「叶志强，一九二三年生，河南淮阳人。当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第261页。」）同志，上海陈锦华（注「陈锦华，一九二九年生，安徽青阳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第261页。」）同志。上海有的同志提出，由上海负责抓总，我看上海抓总有困难之处，因为牵涉到许多部和省。

（六）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这是为了取得经验。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

（七）冶金部有带动其他有关部门的责任。冶金部是重工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特别是壮大一机部的机械制造能力，是冶金部应尽的责任。对外讲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内讲都是共产党人，冶金部应该有这样的全局观点。各有关部门，像煤炭、电力、铁路运输、水路运输、一机、四机等部门，都必须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

（八）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采纳有益的意见。对不同的意见，也要认真听取，目的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主张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讨论；而且不只一次，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没有什么保密的。我在上海找上钢一、三、五厂和冶金局同志座谈，他们表示对宝钢的建设不了解。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为什么要请专家来讨论？因为宝钢的技术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水平，但是我们要依靠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专家、熟练的技术工人来建设。建成以后，要依靠他们来工作，必须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外国专家是要走的，长期聘请的只是极少数。请外国专家来考察，提意见，这一点要做。但是，究竟如何建设，建成以后怎样管理，还得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

对宝钢问题，就谈这八点意见。讨论定案以后，要拟一个财委的报告给中央政治局，请求专案批准。但从现在开始，对外的合同可以签了，工作可以做了，不要等待。总之，大家要同心协力，把宝钢建设好。

另外，还有几件事，要请大家考虑。

（一）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提出成立技术管理委员会，他建议，由方毅（注「方毅，一九一六年生，福建厦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第262页。」）同志为头，倪志福、沈鸿（注「倪志福，一九三三年生，上海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沈鸿，一九○六年生，浙江海宁人。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262页。」）同志参加，搜罗一大批机械专家。

（二）成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请谷牧同志负责。

（三）去年提出的一百二十个项目中，哪些必须搞，哪些应该下，还有哪些要加上，请秋里（注「秋里即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253、262页。」）同志负责准备，要再做一些综合平衡工作。

（四）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就引进工作来讲，我认为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四个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要提高信心。但是现在往往把“人民生活现代化”也一起提出，这样恐怕不行。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

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

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尽早注意。

（一）全国各地的水力资源情况。农业要用水，工业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有些地区水力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有些工厂因为矿藏关系只能在当地开办，有些工厂可以而且应该在有水的地方办。即使有水力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

（二）工业污染问题。现已办了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我们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

以上两个问题，可否请依林（注「姚依林，（一九一七年——一九九四），安徽贵池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时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九年六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五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43、209、263、340、358页。」）同志商请有关经济研究机构或有关单位收集材料，在两三个月内各准备一份意见书，以便讨论。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李先念、姚依林同志的一封信。」

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一、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计委这次提出明年的基建投资是二百五十亿元，财政部提出的是一百七十亿元。不管哪个数字，都比一九七八年的四百五十一亿元和一九七九年的三百六十亿元减少了。这就在实际上证实了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的投资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这种基建投资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状况，自一九七○年以来或多或少就存在了。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

二、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注「指不能用赤字财政的办法来进行基本建设。——第264页。」）。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所以，根据三十年来的经验，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这一条杠杠，是必要的，这样才是实事求是。

三、不要用自由外汇（注「自由外汇也称现汇，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自由外汇有美元、联邦德国马克、英镑、日元、港元等。——第264、276页。」）兑换成为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我们现在借到的四十四亿美元自由外汇，用于其他方面的已经有三十一亿美元，明年不可能再借到五十亿美自由外汇换成人民币用作基建投资。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所以，如果明年不削减基建投资中的赤字，后两年必然要大削减，那时局面将会更坏。因此，我主张明年就必须去掉基建投资中的赤字，使我们的基建投资计划脚踏实地。

四、对于外债的分析。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所借外债要加以分别。基本上说，只有两种外债：第一种是买方贷款，就是外国卖机器设备给我们，可以几年或允许更长时间偿还。这种贷款实际上只卖给我们机器设备，不是借给我们自由外汇。第二种是自由外汇贷款，这一种贷款数量很少，现在只借到四十四亿美元。这一种自由外汇可以由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使用。

就是第一种买方贷款，即设备贷款，我们每年能够使用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使用它时，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国内配套投资部分力量如果不大，那末，买方贷款就不可能用得多。如果国内没有投资力量，硬要进口设备，只能把机器存起来。现在有些同志说，外汇可以脱钩（注「指利用外国资金时不考虑国内配套投资的做法。——第265页。」）。在目前自由外汇不够的条件下，这样的事不可能办到。

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五、既然基建投资决定于当年的财政拨款有多少，明年基建规模就应该按照财政拨款多少来安排，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有赤字，就要多发票子。这条路我们不应该走，也不可能年年走。如果大家认为这样看是对的，那末，基建的项目，应该由计委这样的权威机关来确定。哪个项目该上就必须上，哪个项目没有财力上就必须下。要核定该上该下的项目，不能推平头，不能来一个大家打七折，因为其结果将不能改变基建战线太长的现状。不下决心这样做，我们说要缩短基建战线就是一句空话。推平头，大家打七折，这种办法将使我们一事无成，害国害民。

六、现在借到的自由外汇，是一种数目不大的周转外汇的性质。在调整时期和今后建设中只能用于小项目，或迅速见效的项目，就是速借速还的项目。有些还要用来支付购买武器的开支。只有必要时临时挪用一部分作为大项目的还本付息外汇，但这是临时的，必须迅速归还给银行。

七、我们用于偿还大项目借款本息的可靠外汇来源，只能来自下列各项：甲、增加石油、煤炭出口的收汇；乙、旅游业的纯上缴外汇；丙、广东、福建特殊区（注「指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是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当时还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两市各划出一定的范围试办经济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广东省的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设置一定范围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管理原则是，在维护我国主权、执行我国法律和法令等前提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允许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第266页。」）增加上缴的外汇；丁、纺织品、轻工业品、重工业品和工艺美术品等出口收汇能增加上缴的部分。上述四种收汇中的前三种，估计要有十年时间才能每年有几十亿外汇上缴中央，这不是一二年轻易地就能做到的事。即使平果铝矿（注「平果铝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境内。——第266页。」）建成以后，除还债外，并能减少铝的进口，也不会少于十年。就是纺织品的出口，也要看到欧美日本等国有一个不让我多出口的所谓配额（注「这里所说的配额，指进口配额，也称进口限额，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政府对某种商品的进口所规定的最高金额或数额。在限额内可以进口，超过限额即禁止进口。有的还对来自不同国别或地区的进口商品分别规定不同的配额。这是限制别国商品进口的一项重要措施。——第266页。」）问题。因为那些国家要保护它们本国的纺织工业，不让本国人失业。这个问题在欧美日本已经碰到。

八、我们建设像宝钢、平果铝矿、三峡水电站（是否能建成还需收集各方面意见）等那样大的工程，在第六个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每个五年计划中能建成几个（我这里说的是建成几个，不是说上马几个）？每个大项目的建设周期，都需要十年左右。依我看来，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计算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为什么？这些大建设项目，每个投资都在二百亿元人民币上下，五年平均，每年四十亿元上下，我们的财力物力是能够胜任的，是能够建设好的。但是，如果五年不是建成一个，而是要建成好几个，甚至于要求一年建成一个，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我们今年的全部财政基建拨款，照财政部计算，只有一百七十亿元。如果要一年建成一个宝钢这样的大项目，那就占了我们一年多的全部基建投资的金额；如果同时要建成两个三个，非但所要建的大项目建不成，而且把其他的必需资金全部都挤光了也还不够。即使我们能借到一些外国的买方信贷，但自己配套的那一部分投资也要占到接近一半。不错，每年的财政收入都会增加，基建拨款也会按比例增加，但是，非大项目的其他基建所需要的支出也会增加。例如：轻工、国防、交通、学校、城市建设等等也会要求按比例增加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大家应该斟酌这件大事。

九、根据以上各点，我认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这是我们除了上若干大项目以外所必须注意的大事，也是重点所在。

十、用上述办法来进行基本建设，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技术改造，这是脚踏实地的前进。表面上看来像慢，但实际上是快。照顾到各方面协调地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若干年后在工业交通内部和其他各方面都可以按比例地发展。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计委、经委提出的增产节约措施，有不少可以促进生产的上升，生产指标可以打得更积极一点。

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十一、对于农业方面的投资，也要用得适当。农林牧副渔的投资，都要用在刀刃上。今年的农业增产，看来主要来之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过去做了一些农业基本建设工作，加上气候条件比较好，也是重要的原因。农业投资的重点必须放得适当。像西北这样干旱低产地区，必须努力改变现在的状况，但是，这只能经过持久的努力才能达到，不可能一下赶上江南。

以上各点，是我对于这次讨论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计划的意见，希望同志们充分发表不同的意见，使我们的计划更合乎实际，使我们求得一种共同的语言。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的讲话。」

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我现在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注「汪东兴，一九一六年生，江西弋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纪登奎（一八九七——一九八八年），山西武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德，一九一三年生，河北丰润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锡联，一九一五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参见本书注[227]。——第269页。」）四位同志提出辞职的问题。

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范围，叶剑英（注「叶剑英，（一八九七年——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242、269、314、341、379页。」）同志讲应该扩大，我觉得这个意见对，但这个问题可以考虑留到下次中央全会讨论。书记处要管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工作班子。现在提出书记处十三个人的候选名单（注「这是当时酝酿的候选人名单。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选举（按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人组成中央书记处。——第269页。」），有的同志认为还要扩大一点。我认为，这个名单增加一点可以，不增加也好。这次提出的这十三个人的名单，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合适的。平均年龄是六十五岁，也不算年轻，再过五年就七十岁了。但是，要求更年轻一些，我看现在办不到。所以，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

书记处的工作方法，我认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就是叶剑英同志所讲的集体领导的方式。集体办公，大家都在一起，要办的事，或者开会决定，或者几个人商量，立即办，不要拖延。那就要身体相当好，年纪轻一点的。像基辛格（注「基辛格，一九二三年生，曾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第270页。」）那样，在中东搞穿梭外交，我是一次也穿不了。集体办公，碰到问题就解决。像现在这样传阅画圈圈的办法，要误事的，误四化的大事。当然，今后还是要画圈圈的，有些文件可以画圈圈。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

全党应该允许书记处或者书记处的某个同志犯错误，准备他们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老同志和其他同志要帮助他们。

还提一条意见：开会不要开死人。今后的会议，一定是会有老年的，比较年轻的，还有四十岁左右的同志参加。有的能上午、下午、晚上三班连续干。我连续不了，我也不赞成比较年轻的干部或者青年干部都是三班连续干，上午、下午、晚上都办事。必要的事情，必要的时候，要这样做。但是，三班都排得满满的，总不是个办法。胡耀邦同志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我给他讲过几次。我说，中央派你当组织部长，不是派你到“八宝山”（注「“八宝山”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258、271页。」）。他到我这里来谈话的时候，没有一次电话不找他，都跟在屁股后面，这不得了。所以，我不赞成上午、下午、晚上都办事。林李明（注「林李明（一九一○——一九七七），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代省长等职。——第271页。」）同志的死最大的原因是开会，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总之开会多就是了，如果开会没有那么紧张的话，不一定就死。六十年代初期，允许朱总司令（注「朱总司令即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四川仪陇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六十年代初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第271页。」）晚上开会到十二点钟早退。我认为这是个好办法。那个时候我过朱老总，我说，老总，你吃得消吧？他说，现在有了这一条，十二点钟以后早退就可以了。将来找一些年轻力壮的人，能够搞穿梭外交的人，也有些老同志，一起开会。

关于四个同志辞职的问题。我同意他们提出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犯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呢？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误的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讨没有完没有了，批评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了，完不了也只好暂时算完了。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执政党的党内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一九八○年十一月—一九八四年十月）

执政党的党内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一九八○年十一月—一九八四年十月）

一

第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第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第三，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

（一九八○年十一月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发表的意见）

二

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编印的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上的批语）

三

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对胡乔木同志起草的一份文件的意见的节录）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五

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会提出的《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的批语）

*注「这是陈云同志三次谈话的节录和他写的两份批语。」

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

愿意借外债给我们的国家纷纷到来。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

但是，对外债要分析：卖机器设备占绝大多数，能借给我们自由外汇（注「自由外汇——也称现汇，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自由外汇有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日元、港元等。——第264、276页。」）的很少，而且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五左右。这是相当高的利息，过去当铺（注「当铺是旧时进行质押放款的高利贷机构。贫苦人民在生活极端困难时，将衣物等送当铺典押，以取得一般在抵押物品价值五成以下的低额贷款，而利率极高。典押期限六个月至一年不等，过期不赎，就成死当，典押品即归当铺所有。——第271页。」）年息是百分之十八。这种自由外汇，我们借多了也还不起。现在应该明白了，所谓借外债，绝大多数不是借给我们现金。

很明显，这种买机器设备的外债的使用，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

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除非国际关系有大的变化，这种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不会失掉。

现在有些带援助性质的外债，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根据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而设立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始业务活动。同年十一月起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第276页。」）和世界银行（注「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它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根据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而设立的。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营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起成立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总行设在美国华盛顿。——第276页。」）的低利自由外汇贷款，将来使用起来可能对我们有利。但使用时也是有条件的，数量也不会很大，并且现在还没有借到手。将来借到了，也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决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银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

现在离列宁所说的将来“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注「见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第277页。」）的时间还很远很远。

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

再重复一遍：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

二、经济形势很好。

现在既没有出现国民党时期发金圆券（注「金圆券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当时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限期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开始由国民党的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并且，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即不到十个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由最初规定的二十亿元增加到六十八万亿元，增长约三万四千倍，结果币值猛跌，物价暴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以人民币一元兑换金圆券十万元的比价，将金圆券全部收回作废。——第277页。」）的形势，也没有出现解放初期财经统一、物价稳定以前那种形势（注「参见本书注[4]。——第277页。」）。应该说，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

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除了若干种国家规定不准涨价的商品以外，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

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

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三、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

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

对于这些缺点，中央正在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四、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

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

房租很低，只能作修理费，甚至抵不了修理费。

国家补贴一年共计有二百多亿元。

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

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

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来，现在的办法，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

五、目前对国营企业产品、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至少要冻结半年。在这个半年内研究各种经济问题，并且做出初步的结论。这件事也是国家干预。表面看似乎不合经济规律，实际上合乎经济规律。

六、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地方财政结余，要由中央财政借用，财权仍归地方。

地方财政结余要冻结，否则煞不住地方随便投资搞基本建设或随便开支这股风，中央财政也平衡不了。冻结几年，要看情况。中央财政有赤字，就要向银行透支，向银行透支就是多发钞票。

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上年结余，都不许动用，非动用不可的，都要经过批准。这种做法就是集中。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

事实也证明必须这样做。因为现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的比例变了。解放初期一九五三年，中央财力占百分之七八十，地方财力所占比例很小。现在中央财力的比例大大缩小，地方财力的比例大大增加。今年提出的冻结和集中，反映了这个客观现实。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现在要为财贸金融系统恢复一点名誉。

消息灵通、反映灵敏的是：财政、金融、商业部门。

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

七、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搞国防建设，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

因为只能量力而行，所以有些好事不能一时就办到。有些好事，只能做，不登报。

八、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

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

定案时宁慢勿急。

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必须是一项规定。从公社起直到中央常委，一律照此办理。

九、节省外汇。

现在出国考察团太多，有不少是游山玩水团。必须少、小、精。

现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某些中国货降价现象。这不是正常的必须的降价，而是各省市、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自己降价。

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

十、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

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各个方面，有利于改革。

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人不吃饭，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

十一、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

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

十二、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

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

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地：

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

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我们有大专学校毕业生和自学的技术人员共几百万人，他们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

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

出国留学取得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留学生毕竟数量有限。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我们党的领导。有人说我们现在的干部大多是“万金曲”，我看，搞四化建设没有这些“万金油”干部是不行的。不要小看了这些“万金油”干部的作用。

但是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

十三、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

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十四、我同意紫阳（注「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年十二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九八一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第282、306、343、369页。」）同志领导的财经小组（注「这里指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282页。」）提出的调整计划。

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

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一百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

以上列举了十四点，希望同志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不同意见的讨论，只会使我们的步骤更加稳妥，更加合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一九八一年三月）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一年三月）

一

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二

《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三

从遵义会议（注「遵义会议指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这次会议和会后不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第284页。」）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注「“三八式”是对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的一种习惯性称呼。——第284页。」）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这是第一点。

第二，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注「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即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284页。」），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

第三，延安整风（注「延安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习，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39、285页。」）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

第四，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注「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五月病故于四川江津。——第235、285、页。」）、李立三（注「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285、369页。」）、王明（注「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江局书记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47、235、285页。」）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五，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四

要写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注「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一九四三年六月解放。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第285页。」）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注「关东军是当时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侵略军。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继承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此后，日本就在南满驻军，并在旅顺口设立关东军司令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进一步侵占东北全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东军号称百万，是日本陆军最精税的主力和战略总预备队。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打垮了关东军。——第286、326页。」）。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中的一百五十六项（注「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第255、286、366页。」），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邓力群同志四次谈话的要点。」

出人、出书、走正路（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

出人、出书、走正路*

（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

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

要出人，出书。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逐步增加。过去，艺人大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

可以根据小说、电影、话剧等改编成新弹词。我很同意邱肖鹏（注「邱肖鹏一九二六年生，江苏苏州人。苏州市评弹团的评弹作家。——第287页。」）的意见，改编不能只讲书情（注「书情指评弹书目的情节。——第287页。」），还要组织“关子”（注「关子指评弹书目中矛盾尖锐、情节紧张的部分。抓住关子，细致刻画，不马上透露事情的结果，且听下回分解，使听众产生强烈的悬念，谓之“卖关子”——第287页。」）。对原著要进行改组，把“关子”安排好。为了组织“关子”，必要时可以把原著前后的情节移动、变换。组织好了“关子”，才能吸引人。

编新书要靠有演出经验的艺人。

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能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在就青年中去受锻炼，出人才，出艺术。

在编说新书时，艺术上要有所改进，老的一套也要有所改变。但不要歪门邪道，要走正路。当然，歪门邪道中如有某些可以利用的东西，经过改造，也可以吸收过来。

我们要用走正路的艺术，打掉歪门邪道，引导和提高听众。要保持主力，保存书艺，提高书艺。出人、出书、走正路，评弹是可以振兴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上海市评弹团负责同志的谈话。」

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九八一年四月）

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九八一年四月）

第一，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我们的学校教育，注意理工科比较多，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但是，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才行。今后，在继续办好理工科的同时，应该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从小学开始，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

我国的古籍，中华书局说有八万多种，北京大学图书馆反映约有十二万种。现已整理和出版的约两千多种，还差得很远。

第二，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注「训诂是解释古书中词句意义的一种专门性工作。——第289页。」）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今译要经过选择，要列出一个精选的古籍今译的目录，不要贪多。

第三，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连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稳定的核心力量。目前真正能够独立整理古籍的，一般来说得六十岁左右的人才行。现在这个班子中，六十岁的人，再干十年是七十岁，不能坚持工作了；五十岁的人到那时可以接上去；四十岁的人，再干二十年，也可以成为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了。

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李一氓（注「李一氓，（一九○三年——一九九○），四川彭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第290页。」）同志表示愿意做这件工作，可以考虑请他来主持这件事，并组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注「一九五八年在原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曾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整理和出版了古籍约两千多种。后来，这个规划小组很久没有工作，不少成员相继逝世。根据陈云提议，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李一氓任组长。——第290页。」），直属国务院。

第四，要由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第一个十年，先把基础打好，把愿意搞古籍管理的人组织起来，以后再逐步壮大队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可以像国民经济计划那样，搞滚动计划，前十年分为两个五年规划，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经过充实，搞出第二个五年规划。

第五，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注「善本指比一般古籍版本在学术或艺术价值方面优异的刻本或写本。——第290页。」），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图书馆的安全措施要解决。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

第六，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有的大学文科中的古籍专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

目前，整理古籍的专业人才，有许多分配不对口，要尽可能收回来，安排到整理古籍的各专门机构。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整理古籍的人才，有的可以调到中华书局或其他专业出版社，有的可以分配他们担任整理古籍的某些任务。

第七，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制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这笔钱，用于整理古籍所需要的各种费用，主要是整理费用和印刷费用，也包括解决办公室、宿舍等费用。要为整理古籍的专门人才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希望现在就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规划搞出来，把措施落实下来。

*注「这是陈云同志关于整理我国古籍问题谈话的要点。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

一、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五十岁左右的干部。

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

二、五中全会（注「这里所说的五中全会，指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不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第242、300、314、324页。」）成立书记处以后，减轻了中央政治局和常委的工作。但是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也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日夜操劳。这样下去，书记处的现状断然难以为继。

三、自从中央提出提拔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工作的问题以后，从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到现在，对这件事虽然做了若干工作，但总的说来，因为认识不一致，收效不大。这是目前的实际情况。

四、目前在我们面前放着两种办法由我们选择：

一种选择，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任其继续拖下去。那末，事情发展下去，在没有准备好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必然是让六十岁以上的老干部因工作劳累很快地在短时期内陆续病倒、病死，而被迫地不得不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这是我们不应选择的办法，这样对党的事业很不利。

另一种选择，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应该努力去做。

五、应该说，要提拔中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老干部的心愿。但是，同时又应该说，在许多老干部中，对干部的青黄不接的状态，没有清醒的紧迫感，总觉得中青年干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没有经验，感到不放心。这种不放心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

必须说清楚，现在我们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绝对不是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我们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

六、党内是不是有大量我们可提拔的中青年干部？必须看到，我们党内有大量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

七、有人认为“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过去常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当然，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那样丰富的工作经验，这正是一般中青年干部的必然现象。但是我们应该问一问，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才的。

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老干部还不是二三十岁就已经担负了重要工作？老干部都是经过青年时期的锻炼，才逐渐成为成熟的中年干部、老年干部。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

八、应该看到中青年干部的另一方面，他们有朝气，他们比我们当年被提升为干部时有更多的长处，他们多数有专业知识，不少人有第一流的专门知识。当然，中青年干部有某些缺点，并且不成熟，这些缺点和不成熟正是中青年人常有的现象。

九、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

中央组织就要成立青年干部局。这个局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优秀青年，并且是熟悉青年干部情况的。

十、这样大量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固然要靠党的组织部门去做，但主要的要靠各级领导干部大家动手去做。从基层单位直到中央，都要一齐动手。

为了避免提错人，为了在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等等，如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帮办等等（军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照办理），上下对口，让中青年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给他们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让他们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凡属向党委提出的问题或方案，先由上下各级的这些辅助机构中的中青年干部经过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办法，提供党委参考。

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都应该按地区、按部门成立小组一类机构，这些小组由六十岁上下的干部带头，小组成员由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四十岁以内的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

只有这样用大批真正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工作岗位上调查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方案，才可以减轻各级党委的工作，而且可以培养出大批中青年干部。

这种上下对口，使用和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制度。这不仅是为了弥补十年内乱后的需要，而且应该作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

这种办法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更为重要。

十一、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八种人之后，诬蔑为“臭老九”。——第296页。」），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做出贡献而死后，才被追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

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

中央组织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

十二、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应该很珍惜地使用他们，使他们尽到传帮带的职责。这是党的需要，也是老干部的心愿。

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这些老干部退居工作第二、第三线后，在政治待遇上，如看文件、听报告、参加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必须予以保证；在物质待遇上，如住房、医疗、交通工具等必须予以照顾和优待。这应该是党的一项政策。至于老干部本人，也应该自觉地体谅在执行这项政策中某些方面会遇到的困难。

我们所有退居二线、三线的老干部应该继续胸怀大志，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热心地主动地让出工作岗位，让大批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挑起重担，并且随时向这些中青年干部提出建议，给以帮助。

这是老干部对革命事业应尽的责任。

我们的老干部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几十年来终身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老干部的心愿，也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一篇文稿，曾印发一九八一年六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

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

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

我们现在的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干部死亡的报告。北京的，外地的，开追悼会，要送花圈，往往一天几起。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现在各部也好，下面机关也好，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但真正能做工作的，只有三几个人。这种状况再不能继续。

要提拔年轻干部，这个问题提出来很久了。我念的这个文件（注「即本书《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第292—297页）。——第298页。」）是这样形成的：五月八日，我在杭州休息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实在是大，就写了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意见，回来送了一份给胡耀邦（注「耀邦即胡耀邦，（一九一五年——一九八九），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298页。」）同志，一份给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小平同志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所以，接下来，六月八日，我和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一共六七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写了那么个纪要（注「指《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第298页。」）。

现在，我讲一讲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离休退休工作的问题。在这个文件里头意思都有了，再着重地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干部青黄不接的状况是客观存在。老干部带病工作的，或者病倒病死的，一天一天增加。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继续不清醒，拖下去，我看许多老干部都要拖死，这对党不利。老干部现在这个年龄，得了重病，说死就死，快得很。有许多同志讲，我身体很好，可以坚持八小时工作。说得好厉害，但是真正坚持八小时工作，坚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还可以，要再坚持下去就不行了。许多老同志面孔看起来蛮红，胖胖的，但身体里头的机构、零件老化了。我看，现在老干部对于提拔中青年干部还不是很清醒，不是感到很紧迫。如果到倒下来的时候，被迫地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这对我们党是很不利的。我们不应该做这种选择。我们要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立即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党必须这样做。有些老干部，他不讲完全不要中青年干部，但是脑子不那么清醒。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会有争论，会有怀疑。为什么说了那么久，提不上来？总有原因嘛。我看，提五十岁左右的人，现在可能争论少一些。我只说“可能争论少一些”，并不是说没有争论。我看了国务院部长的名单，电力工业部的部长叫李鹏（注「李鹏，一九二八年生，四川成都人。一九四八年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一九五五年后，任丰满发电厂副厂长、总工程师、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辽宁阜新发电厂厂长、北京供电局革委会主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等职。一九七九年后，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等职。一九八三年六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五年九月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八八年起任国务院总理。——第299、368页。」），在延安是个小孩子，李硕勋（注「李硕勋（一九○三——一九三一），四川庆符（今高县）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后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一年七月在广东（今海南）海口被捕，同年九月英勇就义。——第299页。」）的儿子，后来到苏联学习，是学电的，回来以后在小丰满（注「小丰满——即今丰满发电厂，也称丰满水电站，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东南、松花湖出口处。——第299页。」）工作，我参观小丰满的时候还看见过一次。中央组织部第一次提出来的名单里头不是李鹏，到第二次，名单变了，是李鹏。这件事情刘澜波（注「刘澜波（一九○四——一九八二），辽宁凤城人。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后，任电力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等职。一九八一年三月，他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主动要求退居第二线，并推荐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电力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人。——第299页。」）同志是力争的，说一定要提李鹏。为什么呢？他年纪轻，而且搞电是内行。刘澜波同志还跟我打了招呼，要我注意一下。就像这样的人，五十二岁，专门学电的，解放以后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所以，我说，提五十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些，但不是没有争论，会有争论。

提四十岁左右的人，争论、怀疑会很多，说“太嫩”了。所谓“太嫩”，就是资格不老。现在我们提了四十岁左右当部长的，还只有郝建秀（注「郝建秀，一九三五年生，山东青岛人。一九四九年入青岛国棉六厂当工人，创造出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后被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一九五八年后，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一九六二年后，任青岛国棉八厂副厂长、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山东省总工会副主任、山东省妇联主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一九八一年三月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一九八二年九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第300页。」）一个。她是五十年代的劳动模范，今年四十五岁，专门进学校学了一下。但是，可惜，这样的干部还只提了一个。所以，你们看，提四十岁左右的人争论是会很多的。

要提四十岁以下的人，那怀疑、争论会更多。为什么文件里头特别写提四十岁以下的人这么一句？因为他们年富力强。五中全会（注「这里所说的五中全会，指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还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第292、300、314、324页。」）产生书记处，美国的一个新闻记者叫罗德里克的说，这个领导班子力强，年还不富。因为离七十岁，离八十岁，时间很少了。我在《参考要闻》上看到，美国卡特（注「卡特，一九二四年生，美国民主党人。美国前总统。——第300页。」）政府一个什么办公室的主任，只有三十二岁；里根（注「里根，一九一一年生，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300页。」）政府也是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四十岁。外国人一定比我们聪明，我们中国人一定笨一点吗？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这里写还要提四十岁以下的干部。而且从总数上来说，比如提一万人，其中大多数，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四十岁左右、四十岁以下的人。提四十岁以下中青年干部的理由：第一条，是年富力强。第二条，是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现在没有经验，我们可以慢慢地培养，经过三年、五年、十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第三条，四十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我看到好几个材料，在跟外国人谈判中，驳外国人，说你的东西不行，哪个地方不对，大体上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可见，我们有人才。第四条，只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才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青年人当时的表现。现在问我们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讲的绝大多数“红卫兵小将”，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我们都不晓得，只知道聂元梓（注「聂元梓，一九二一年生，河南滑县人，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第301页。」），只知道蒯大富（注「蒯大富，一九四六年生，江苏滨海人，原清华大学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第301页。」），但是他们下面的第二把手、第三把手、第四把手，我们不知道。只有什么人知道呢？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的人知道。“保守派”、“逍遥派”也知道那些给我们老干部搞“喷气式”的人。现在提干部，摆到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一些年轻人，我们不了解。现在不要说三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下的人，就是四十五岁、五十多岁的人，我也不很清楚。我还当过组织部长，但是我知道的那些干部都是六十出头了。现在的第一把手，绝大部分的部长和省委第一书记，都是六十出头了。

第三，台阶论还是对的。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台阶，一级一级上来，这是必要的。一定要按级提拔。我写的一些办法也是按级提拔。但是，也可以越级提拔。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我看按台阶的办法上台的人，他的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我听说，宋任穷（注「宋任穷，一九○九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第301页。」）同志开了一个省市委书记的电话会议，有的地方采取这样的办法，把大学毕业生放到公社里头去做一个时期工作，慢慢地再抽回来，以后到县委，以后再到地委，以后再到省委，一级一级来。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第四，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但是，可以给他一般的工作做。同志们，对于这些人，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有一个，有两个，就可以串连，兴风作浪。他们说，没有把这些老家伙整倒、整死，现在还在台上，当时整死就好了。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因为时局变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变成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什么时候气候适宜呢？我们这些人都见马克思去了，胡耀邦同志他们也见马克思去了，那个时候，在座的人大概追悼会开得差不多了。王洪文（注「王洪文，（一九三五年——一九九二），吉林长春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犯有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诬告陷害罪。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302页。」）讲什么？（邓小平同志插话：一九七五年他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所以，对这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是可以给他们一般的工作，给饭吃嘛。

第五，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至于说专业写作的人，他专门搞这一行的，那只占培养中青年干部中间很少的一个数量。我们党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02页。」）是胡乔木（注「胡乔木，（一九一二年——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一九四一年起任毛泽东的秘书，后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一九八一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在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下，他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工作。——第302页。」）同志协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起草的，第二个决议也是由他执笔的。找胡乔木这样的人不容易。拿笔杆子的人，能写文章的人，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第六，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要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这次在杭州我跟胡耀邦同志讲过，至少一万个。为什么要成千上万？一条理由，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再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还有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

第七，组织部要专门设一个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这个机构十分重要。各级组织部门里，中央也好，省区市也好，地县也好，都要有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什么人带头呢？还要六十岁上下的人带头，工作人员必须是党性好的中青年干部，他们要熟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经历和底细。现在把整死彭老总（注「彭老总即彭德怀。参见本书注[149]。——第302页。」）的人查出来了，但是到他工作的那个机关一查，问这个人历史怎么样，那个机关答复不知道。所以，设立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十分重要。

第八，组织部门里头应该有专门管理科技干部的机构。这个机构怎么组织，怎么工作，必须专门研究以后再成立。要有科技干部的档案。

第九，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工作必须做好。要使人心安定。准备在这方面花一点钱。有的地方可以搞干部休养所；有的地方，干部离休、退休以后，要有个文化娱乐的地方；有些老干部离休以后医药费困难，国家可以花一点钱。不管怎么样，这些钱我们花得起，一年几个亿就够了。中央组织部讲，老干部工资还是照拿，一个人一年还要多花二三百块钱，主要是医药费、交通费、书报费、娱乐费。再多花一点也可以，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当然，不只是钱的问题，还要有思想工作。有许多是可以不花钱的，看戏坐头排，开会上主席台，并不要花钱。

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老干部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讲了一条。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意见（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注「这是陈云同志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处理问题的一次谈话。」

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以后，似乎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

我看到简报里头大家提出来一些问题：

一、郊区必须种菜，不种不行。这样就有点国家计划的样子。

二、养猪要规定任务。规定一年交多少头猪，派购，这也是计划。

三、种烟叶不能超过八百万亩。这是万里（注「万里，一九一六年生，山东东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第305页。」）同志提出来的。这是一个老问题，一九五一年就发生过。什么问题呢？那时粮棉比价是有波动的，粮棉比价对棉花有利的时候，农业部就开农业会议，提出来扩种棉花，扩种到一亿四千万亩。我说，那就不得了，粮食会不够吃。扩种棉花限于八千万亩，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现在大体上还是这个口径。

四、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这是赵紫阳（注「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年十二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九八一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第282、306、343、369页。」）同志提出来的。我看也不能再缩小了，再缩小不得了，没饭吃就是了。

五、也是赵紫阳同志提出来的，增产经济作物，只能靠提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

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

总之，市场调节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灵活灵活。

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

这是农民与国家两利的大政方针。

（二）我们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大方针：

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

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

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

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

（三）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注「参见本书注[198]。——第306、311页。」），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

当然，来料加工，合资经营，现在许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区。搞来料加工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挤掉了。

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

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

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例如：

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人民币“腿短”，外币“腿长”（注「人民币“腿短”主要指人民币只能在国内流通，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兑换。外币“腿长”主要指外币（这里指现汇）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进行买卖。——第307页。」）。

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

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

（四）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

该调出的物资，必须按国家计划调出。

全国建设的进度，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按全国计划办事。

我讲的意见就是这些。再稍微加几句。报纸上登全国有四十亿美元的顺差，所有权是属于中国银行的，使用权是属于地方的和各部门的，地方的三十亿，各部的十亿。各地各部自己的都可以使用，但是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实际上，这些外汇属于周转外汇，而且中央已经在使用了。我希望一九八五年能达到一百二十亿美元的周转外汇，增加两倍。我们这个国家，有一百二十亿的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我讲的这些话，都是“北京话”。地方的同志说北京人讲“北京话”，我是上海人，但话属于“北京话”。有的同志讲，紫阳(185)同志到了北京以后，讲“北京话”了。我看这是确实的，因为紫阳同志是管全国的。我是老北京，一开国就在中央工作，我这个“北京话”合乎全国的利益。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已经讲了一次（注「见本书《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一文（第305—308页）。——第309、311页。」）。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坚持上述原则，不能例外，如郊区要计划种菜，养猪要派任务，种烟叶的亩数不能增加了，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减少了。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还是那句话：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只要把握住这一条就好。

首钢的经验，我看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企业里头，应该是有计划的。产品有没有销路，原料从哪里来，都计算好了，才经营得好。我们过去不讲究这一套，有没有销路不管，原料从哪里来心中没有数，一进一出都不是按计划的。就这点讲，资本主义企业里头相当有计划，没有计划的话，那就不行。经委这个机关，要把生产组织好。从工作来说，企业是一层，经委是一层，计委也是一层。计委管全国大的计划，经委管各个部门的协调。有些事情可以包给企业，哪些包，哪些不包，规定要具体、恰当。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我过去讲，“瓜皮帽，水烟袋”（注「见陈云《要使用资方人员》（《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原文是：“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第310页。」），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计委就是要管这样的事情，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这些问题计委要考虑。

我那个关于经济问题的第一本书（注「指一九八○年内部发行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这些文稿，现已收入本书。——第310页。」）的时间，是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书记处研究室最近又编了一本（注「指一九八二年内部发行的《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一九八四年七月，改书名为《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10页。」），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我从东北进关的时候，有些同志问我，进关以后怎么干？我说，安下地盘试一试。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三大“战役”：统一经济，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从低级形成到最后完成。

计划订得不够完备，有些部门、地方、企业不坚决执行国家计划，这两方面都要注意。至于说分散，现在大部分还是分散在地方、企业里，还在公家手里头，可以年年搞一点国库券。中央财政要想办法向地方收点税。

现在计划不受欢迎啊！所以今天大年初一，我就找计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来谈一谈这件事。计委放空炮行不行？还是要脚踏实地呀！过去的经验不要忘掉了。过去要计委定多高的速度就能定多高，要百分之十就定百分之十，要百分之二十就定百分之二十。这怎么行呢！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计委的工作难做呀！去年十二月我讲了那四点（注「见本书《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一文（第305—308页）。——第309、311页。」），主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还有，现在搞特区（注「参见本书注[198]。——第306、311页。」），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谈话。」

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这两份材料（注「指北京航空学院一位党员教师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的信和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对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第312页。」）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我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的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

据中组部了解，三十五岁至五十岁的中专以上毕业生有四百八十万人，如果分两年提高他们的工资，今年大约需要拿出七八亿元，今后一段时间每年也就是十二三亿元。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五百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是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是今天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工作主要要靠他们做。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因此，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此事建议责成中央书记处来抓。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一封信。」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

我完全同意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这次大会（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作了重要发言，李先念致闭幕词。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到本世纪末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同时提出了全党要力争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的任务。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14、318、354页。」）作的报告，完全同意党章修改草案，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完全同意叶剑英（注「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三产业42、269、314、341、379页。」）同志的讲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备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拨正了航向，又经过十一届四中（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即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增选了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314页。」）、五中（注「这里所说的五中全会，指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不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第242、300、314、324页。」）、六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即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改选和增选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仲勋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314页。」），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的、健康发展的轨道。

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因此，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老干部要陆续从领导班子中退出。

在不久以前进行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中，一些老同志退出了第一线领导岗位。在最近召开的十一届七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即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全会决定，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第315页。」）上，又有许多老同志表示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些领导岗位。这说明，我们的老干部是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

老干部退出了第一线，革命是不是就到头了呢？并没有。无论是退到第二线做自己力所能力的工作，还是离休、退休，都要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老干部只有完成了这项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

另外，既然是干部队伍青黄不接，老同志就不可能一下子都从领导班子中退出。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有些老同志暂时还要留在第一线。但是，对于这些同志来说，主要的精力也不应该再用来处理日常的繁重工作，而应该用来搞好传帮带，在重大问题上出出主意，把把关。

要解决干部队伍交接班的问题，就要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讲两句话。

一句话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而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

为什么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中退出的大批老干部的工作都能有人接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以便把班交给确实可靠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那些兴风作浪的分子在今后闹不起大乱子。

为了做到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我们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他们，不要只看到他们现在还缺乏经验。当然，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那样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我们应该问一问，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中青年干部放到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锻炼三年五载，十年八年，他们就一定可以取得经验，逐步成熟。另外，多设一些类似“助理”那样的职务，这样就可以减少提拔中青年干部到正式领导岗位上可能遇到的阻力，同时也便于党组织在正式任命他们之前，对他们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干有一个实际的考察。

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为害国家，为害人民。

当然，我们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错误的中青年中，属于“三种人”的只是少数，多数是跟着跑的。对于跟着跑的人，只要他们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三种人”坚持划清了界限，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表现一直好，党就应该信任，和使用他们，并在工作中对他们继续加以考察和帮助。

我们还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好的和基本好的中青年有的是，我们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应该主要从他们中间挑选。

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总之，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我相信，只要把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解决好，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

*注「本文原载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

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的若干问题（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

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的若干问题*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

党的十二大(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作了重要发言，李先念致闭幕词。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到本世纪末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同时提出了全党要力争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的任务。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14、318、354页。」)提出，今后二十年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同时又指出，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六五”(注「“六五”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的简称。——第318、324页。」)是前十年的第一个五年，发展速度不能搞得太快。正如赵紫阳同志报告(注「指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318页。」)所说，“六五”计划的主要特点是着重于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我们经过“六五”和“七五”两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并且做好一些大骨干项目的前期工作，后十年的发展速度就可以搞得快一些，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就可以实现。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

为了给后十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大革命、大建设，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当然，地方上的小革命、小建设也要搞，但必须以大革命、大建设为主，这也就是局部服从全局。否则，不分大小，齐头并进，国家吃不消。赵紫阳同志报告中讲，大中型基建项目一律要由计委审批，计划外追加的大中型项目必须经过计委综合平衡后，报国务院审批。又讲，不论哪个地区和部门，如果突破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都必须事前按照隶属关系报请上级批准，否则以违反财经纪律论处。这几条都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大革命、大建设取得胜利。只有把国家的大革命、大建设搞好了，各地的小革命、小建设才有切实的保障。

“六五”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我看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过去一说要增加多少产量，就要新建多少厂，这个办法不一定好。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上海老企业多，应该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现在一些轻纺企业在上海开花，在外地结果，反过来进入上海市场，挤上海的产品。这是好事，不要用行政措施去阻挡，上海要接受这个挑战，迎上去和它们竞争。办法就是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另外，要有若干个大企业，能灵活地搞小批量生产，增加花色品种，使产品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

我们有些地方是大少爷办企业，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不过，这一套我们总是会学会的。这几年就比过去搞得好，比“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搞得好。搞经济工作，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是不行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就是速度。最快的速度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

同革命烈士子女的谈话（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

同革命烈士子女的谈话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

今天是春节。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注「指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和刘伯坚等革命烈士。——第321页。」）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所以，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

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你们中间有的是科学技术人员，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干部，都在不同的岗位为党和人民工作着。我看到你们的健康成长，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都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的形势，发展这个好的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培训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干部（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培训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干部*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看了你们在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注「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于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二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研究了全国党校的教育改革问题，使党校由轮训干部为主转向以培训干部为主，逐步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第322页。」）上的讲话，同意讲话中的基本精神。很好地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是党校的迫切任务。希望这次会议着重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党校学员既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此作为主课，又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王震、蒋南翔同志的一封信。当时王震、蒋南翔同志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和副校长。」

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

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

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这几年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改善，今后也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是，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工资也好，奖金也好，对农民的补贴也好，都要有一定的限度。

还是那句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第二，建设要有重点。财力物力只有那么多，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你挤我，我挤你，势必因小失大，处处被动。

什么是重点？现在看，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这些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

重点确定之后，就要动员全党全民集中财力物力保重点。这几年，有些地方和部门打乱仗，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乱涨价，乱摊派，乱发奖金，把资金分散了。中央手里的钱，除去行政、科研、文教、国防的经常费用，剩下的可以说办不了什么大事。什么几个核电站，什么三峡工程，什么增加港口、铁路，通通办不成就是了。所以，这次有劳在座的“各路诸侯”跑一趟，把口袋里的钱再拿一些出来，并说服企业、部门的干部和工人、农民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看问题，大家一齐来支援重点建设，支援骨干项目否则，像现在这样下去，四化没有希望。

第三，从“六五”（注「“六五”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的简称。——第318、324页。」）计划开始到二○○○年的二十年时间里，我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要翻两番（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确定中国经济建设翻两番的总目标时，是用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的。由于国际上通常使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总成果，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从一九八五年起，中共中央在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时，开始正式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第324页。」），这是党的十二大确定的目标，全党必须为之奋斗。但是，翻两番只能翻好，不能翻乱。这二十年时间必须分两步走，前十年只能是打基础，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否则，就会翻乱。

第四，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得热热闹闹，切莫忘了要后继有人。现在，我们党的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第三梯队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今后全党要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注「这里所说的五中全会，指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不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第242、300、314、324页。」）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以后，为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担负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开国初期，我们进行了土改（注「土改即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36、324页。」）农业合作化（注「农业合作化是土地改革后，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把农业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农村中，即出现了实行劳动协作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使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广大农村得到普遍发展，。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十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随即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浪潮。一九五六年底，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15、324页。」）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等形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在企业中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资方所得大体占四分之一，其他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这样就使企业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国范围内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形成迅猛发展的浪潮。到一九五六年底，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1、324页。」）建设了我国自己的工业基础。但是，那时在经济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没有能够经过试验，摸索出一套更为合理、更为完善的办法。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生产上逐步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收到了明显效果。现在，工商业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和各种责任制的试验。我相信，这些试验也是一定可以逐步取得成功的。

但是，应该看到，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也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和我们这些七十岁以上的人相比，年龄间隔不大。就是说，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距离太近了。因此，要抓紧选拔五十岁上下、特别是四十岁上下的优秀干部，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注「“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第325、330页。」）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像我们党这样做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过。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在去见马克思之前，从党和国家的事业出发，继续努力办好这件事。这件事办不好，我们就要负历史的责任。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一九八三年八月九日）

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

（一九八三年八月九日）

辽沈战役（注「辽沈战役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具有战略决战意义的一个大战役。十月十五日，攻克锦州，迫使长春守敌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十一月二日，再克沈阳、营口。至此，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整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四十七万人。——第326页。」）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它的胜利，加上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其他各个战场上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整个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编一本回忆这个战役的书是必要的，这对于纪念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对于教育下一代，都很有意义。

但是，编这样一本书，不仅应该使大家知道辽沈战役胜利的经过，而且应该使大家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来的。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然而不到三年，却在那里打响并且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大的变化，绝不只是和战役的参加者，和战役的组织、指挥以及具体战斗有关，而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注「关东军是当时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侵略军。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继承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此后，日本就在南满驻军，并在旅顺口设立关东军司令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进一步侵占东北全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东军号称百万，是日本陆军最精税的主力和战略总预备队。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打垮了关东军。——第286、326页。」）。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注「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的简称，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秘密签订。主要内容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恢复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权益，将千岛群岛归于苏联。苏联在会上表示要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第326页。」）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伤病员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其次，是由于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为了支援东北，先后调进去了山东军区的主力，新四军（注「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力之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7页。」）的第三师，陕甘宁三五九旅、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在陕北瓦窑堡（今陕西省子长县的一个镇）创办，初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初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延安。先后共办八期，并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二所分校。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总校迁东北，改建为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其他解放区以抗大分校为基础，先后建立了军政大学或军政干校。——第327页。」）、炮校等部队的一部分，以及冀东、冀中、晋绥、冀鲁豫军区的大部分或一部分部队，共十多万人。另外，还派进去了一百个团架子的部队干部和二万左右的党政干部，其中包括二十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些力量再加上抗联（注「抗联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东北主要抗日武装联合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随后陆续组成。最盛时期发展到十一个军，约三四万人。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进行英勇斗争。但终因敌众我寡，在对敌斗争中遭到重大损失。为了保存实力，一九四○年后大部转移到苏联境内。一九四五年八月，在苏军对日作战中，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同年十月三十日，东北抗日联军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初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327页。」）原有的力量，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奠定了十分雄厚的基础。为了迅速歼灭东北的敌人，东北局（注「东北局即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称东北中央局，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成立，一九五四年四月撤销。六十年代又重新设立，后又撤销。——第327页。」）曾向中央提出，希望关内能牵制更多的敌人兵力，不使他们再增援东北。那时，全国各个战场都打得很好，确实牵制了大部分敌人兵力，以至敌人大部队不仅没有再进来，有的还出去了。这也是全国对东北的巨大支援。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没有一野、二野、三野（注「一野、二野、三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简称。一九四九年春，分别由西北、中原、华东野战军整编而成。——第327页。」）和华北野战军的支援，就不可能有四野（注「四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简称。一九四九年三月，由东北野战军整编而成。——第327页。」），不可能有东北战场的胜利。

第三，是由于我们动用正规部队进行了剿匪。东北的土匪实际上就是伪满（注「伪满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的简称。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满洲国被摧毁。——第327页。」）军警和地主武装，如果不把它们剿干净，农民就发动不起来，后方也不可能安稳。

第四，是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以后，在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农村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第327页。」）。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部队才可能有那么充足的兵源、充足的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

第五，是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东北解放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关内各解放区雄厚，它拥有不少比较好的产粮区，所谓“呼海巴拜，绥化在外”，“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注「呼海巴拜指呼兰县、海伦县、巴彦县和拜泉县，今黑龙江省的四个县。绥化是今黑龙江省的一个市。金复海盖指金县、复县、海城县和盖县，今辽宁省的四个县。辽阳是今辽宁省的一个县。“呼海巴拜，绥化在外”，“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是当地民间俗语，意思是东北地区拥有不少粮食高产区，只说“呼海巴拜”、“金复海盖”就足够了，绥化、辽阳更不必去说它了。——第328页。」）；还拥有沟通各地的铁路和一批大中小城市；再加上我们在解放区迅速建立了政权，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发动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充分动员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这就使我军有了一个强大的后方，物资特别是粮食供应有保障，部队可以不断扩充，而且调动起来快，机动性强。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

总之，战役参加者的作用，战役的组织、指挥，这些对于战役的胜利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的作用，还必须看到其他方面的作用。只有这样看待辽沈决战，才是全面的，符合历史唯物论的。

因此，这本书在编法上要改变一下。可以考虑加进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电报，比如中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东北局的指示（注「见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9—1183页）。——第328页。」），东北局一九四六年的“七七决议”（注「“七七决议”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的简称。同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正。参见《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235页。——第328页。」）。还可以加进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同志写的回忆文章，比如黄克诚、谭政、韩先楚、程世才、彭嘉庆、贺晋年、吕正操等部队干部，张秀山、王鹤寿、范式人、郭峰、赵德尊、张启龙、江华、王首道、李运昌、陈雷、王一知、钟子云等地方干部的文章。还可以请林月琴（注「林月琴，一九一四年生，安徽金寨人。罗荣桓的夫人。——第328页。」）同志写一篇回忆罗帅（注「罗帅即罗荣桓（一九○二——一九六三），湖南衡山人。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第328页。」）的文章。这样，人们就不仅能够从这本书中看到辽沈决战胜利的经过，而且能够看到胜利的各种基本原因。

为了把这本书改编好，可以请几位当时在东北工作的老同志，张秀山、王首道、马洪和韩先楚、刘震他们来主持编辑工作。还可以把这本书的编辑作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个项目，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和它合编。书编好后，要送中央军委、尚昆（注「尚昆即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第329页。」）同志把关。

改编的工作也许要花一两年的时间，不过，只要能把这段历史立全面、立准确，多花些时间是值得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的一次谈话。」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1)上的发言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我同意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同意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的讲话。我讲几点意见。

（一）“文化大革命”对党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有一批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这些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但大家都知道，容易认识。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注「“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第325、330页。」）。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浮在面上的“三种人”，在揭批查中清理了一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藏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

“文化大革命”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

“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现在表现很“听话”，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类人很赏识。

这次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人是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彼此间还有联系，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他们还会兴风作浪。

清理“三种人”，这只是我们要做工作的一半。另一半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半工作，是必须成千上万地培养、提拔三四十岁的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干部，把他们提到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只要把党的第三梯队建立起来了，经过十年八载的锻炼，他们就可以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党的领导权就可以保证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而不会落到“三种人”手里，今后即使有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也就兴不起什么大的风浪。

（二）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注「苏区是苏维埃区域的简称。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第331页。」）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

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就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以来，中纪委统计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看，开除党籍的有九千多人，受党纪处分的有一万八千多人，两者合计二万七千多人，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注「“四一二”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第331页。」）以后全国党员总数还要多一倍多。

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所以，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现在有些农村党员集训，除了伙食补贴以外，集训期间要给党员每天一二元误工费，这是确实的，不是误传。身为共产党员，集训时间只有几天，而且是受教育的时间，每天却要拿一二元的误工费，这在党执政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今后，全国不要再给集训时的误工补贴，凡属要求误工补贴的党员应开除党籍。

（三）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讲了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

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

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1)注「十二届二中全会即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选举了以胡耀邦为主任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第330页。」

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关于祖国统一、两党谈判，我们方面的意见，过去叶剑英同志提出的九条（注「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是：“（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海峡两岸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第334页。」），最近邓小平同志同杨力宇教授的谈话（注「见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一文（《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第334页。」），都已经说清楚了。这些意见，既是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的，也是为蒋经国（注「蒋经国（一九一○——一九八八），浙江奉化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第334页。」）先生所代表的国民党利益着想的。现在我们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将来我们这边的老一辈人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而且能够坚持下去。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这个立场；如果坚持，客观上是否能坚持得住。这些就很难说。因此，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做打算，早下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样即使他们身后有人要搞台湾独立，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说到统一，有一个用什么“统”的问题。照我们的意见，就是用一个国名、一个首都来“统”，其余都可以维持现状不变。就是说，既不要用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去“统”，也不要用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我们认为这是最现实的，是从实际出发的办法。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看不现实。国民党在大陆推行三民主义几十年，结果并不理想，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搞了三十多年，不仅解决了十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当然，这些年台湾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大陆高，但那里没有十亿人口，也没有八亿农民，所以，国家统一以后，大陆还是要搞社会主义，台湾的现行制度也可以继续搞下去，我们不反对。

同时，也要注意，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都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有人死抓住台湾不放，把台湾看成是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他们是一定要千方百计从中阻挠和破坏的，到时候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因此，要提高警惕，尽可能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注「这是陈云同志一次谈话的节录。」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上的书面发言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我讲三点。

第一，收回香港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香港是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帝国用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从中国领土上割让出去的。现在，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确认我国将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注「参见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文本）》。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第336页。」）。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当然，十三年后，我们还只是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至于香港的社会制度，我们说了，至少五十年不变。这样做，有利于继续发挥香港对我们四化建设的作用。事实说明，中央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步骤是完全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历史赋予的这个任务。我们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

第二，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以来，我国农业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工商业及财政、计划等方面的改革，也经过了几年的酝酿、试点和实践，取得了不少成效和经验。一九八一年我曾说过，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对工商业的改造是要消灭剥削，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则是要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也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

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注「这里指的四点概括是：“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第337页。」），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比如对粮食，五十年代如果完全按价值规律办事，那末，四川的大米运到上海，就应该比上海产的大米售价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面，我们不能那样做。现在情况不同了，粮食比过去多了，有的地方还暂时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前提下，把粮食拿到集市上交易，允许集市上有不同价格。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

这几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比较快，现在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确实是有利时机。但是，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

政企职责分开很必要。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比过去大得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可以使各级政府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议大事，看全局，把宏观方面管住管好。

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如果用五年时间能够做好改革这件事，那就很好了。总之，我们要按照这个决定的精神去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

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

关于改革的决定中说：“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这句话在文件里提一下很必要。什么是消极现象？例如，大吃大喝，送很贵重的礼品，以及其他种种为谋取小公和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正当手段，这些就是消极现象。有的地方总结“经验”，叫做“二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六菜一汤，生意兴旺；八菜一汤，独霸一方”。据说，现在八菜一汤也不大灵光了。还有的厂子，选两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当外勤人员，跑材料，推销产品，男外勤人员办不到的事，她们能办到。对这些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一方面许多企业的产品要自销出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社队企业的原材料没有列入国家计划，没有指标，需要自己去找。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必然会出现这些现象，这是不奇怪的。但也要看到，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看到这些现象，并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

(1)注「十二届三中全会即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第336、343页。」

中苏两国完全应该友好相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苏两国完全应该友好相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欢迎你，阿尔希波夫同志。听说你这次来中国很想见到我，我也很想见见你。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在座的薄一波（注「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五六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八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第52、130、259、340页。」）同志、姚依林（注「姚依林，（一九一七年—一九九四），安徽贵池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九年六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五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43、209、263、340、358页。」）同志都和你很熟悉。在五十年代制订和实施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过程中，我们彼此合作得很好。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

中苏两国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友好相处。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为什么不能正常化？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三个障碍：越南侵占柬埔寨，你们在中苏边境、蒙古驻军，以及出兵阿富汗。这三件事都发生在中国周围，确实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威胁。

越南连续打了三四十年仗，如果不是由于苏联的支持，他们怎么能反华、怎么会有力量打柬埔寨？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期间，我们提供了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内的大量援助，仅抗美援越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就达一百多亿美元，我们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可是，他们刚刚取得全国胜利，就反对中国，驱赶华侨，向我们开枪开炮。我们反击了他们一下。当然，我们的反击仅仅限于自卫，我们没有在越南留驻一兵一卒。

中苏两国要做到关系正常化，必须排除上面所说的三个障碍。如果三个障碍不能一下子都排除，也可以先排除一两个。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坚持。我相信，你们也想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如果不在排除三个障碍上有所前进，事情就不大好办。当然，这不等于说，中苏两大邻国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就不能改善和发展关系。这几年我们双方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今年又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科技、文化方面也有了一些交流。今后在这些领域的关系还可以继续发展，还有很多文章可作，这对双方都有利。这里，我想指出的一点是，中苏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感到高兴的。有人手里拿着先进的东西，自己不肯卖给我们，又不让别人卖给我们。因此，在转让尖端技术这类问题上，希望苏联方面要看得远一些。

我曾三次去过苏联：（一九○年——一九九二）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九年，认识不少人，但在目前你们中央领导人中，我认识的已经不多了。你们的前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我认识，可惜他已病逝。我们现在实行三个梯队的办法。叶剑英（注「叶剑英，（一八九七年——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242、269、314、341、379页。」）同志、邓小平同志、李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341、345、363、378页。」）同志和我，以及其他七十岁以上的老同志是第一梯队。，摆脱日常工作，一边休息，一边考虑些大事。六十岁上下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他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今天我特别邀请姚依林同志和我一起见你，就是因为现在是他们当家，工作主要靠他们去做。另外，从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的人中选拔优秀的人才组成第三梯队，放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准备将来接班。

请你带个口信，向我认识的所有的苏联朋友，转达我的问候。

*注「这是陈云同志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时谈话的摘要。」

钞票发行权和外汇储备问题（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

钞票发行权和外汇储备问题*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

这次省长会议开得是好的，使地方的同志了解了全局。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一、我赞成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这个提法。赵紫阳（注「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年十二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九八一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第282、306、343、369页。」）同志在省长会议上讲到这个问题时说：“与其失之过宽，不如先紧一点，这样可以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下面又说：“不宜笼统紧缩银根，该紧缩的，一定要紧缩；该支持的，一定要尽力支持。”我看下面这句话可以不要，上面那句话的意思已经够了。因为现在哪一种是应该支持的，哪一种是不应该支持的，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紧缩银根的手段，我看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

从十二届三中全会（注「十二届三中全会即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第336、343页。」）到现在整整四个月。这四个月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在那次会上我敲了一下警钟，讲了“八菜一汤，独霸一方”的问题。这是个消极现象啊！现在消极现象相当多，比那个时候多得多。总之，现在有点乱。我主张有些东西要搞得死一点，叫先死后活，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合乎辩证法，死是为了活。

赵紫阳同志讲国库券“允许到银行贴现”。贴现是金融商业方面的名词。我看国库券贴现现在不能搞。如果今年的允许贴现，去年的、前年的允许不允许贴现，如果都能贴现，等于把收回来的票子又放出去，增加货币流通量。

另外，旧社会银行有这一种业务：你今天到银行存入一百元，银行给你十张支票，你当天就可以开一张支票取出九十五元，银行里实际只有你五元，但你可以凭着这五元存款，随便开剩下的九张支票，开一千元、一万元都行，只要你能在到期之前把这笔钱交给银行。比如，你开的支票是二月二十日到期，人家提前拿着支票去银行兑现，银行不讲你没有钱，只说支票还没有到期，银行对你很守信用。等你二月十九日把钱存入银行，第二天人家去取，银行就全部兑现，说明你信用很好。这种玩艺，我们不能搞。

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五十年代我把关，发行计划由我向中央常委报告，如第四季度估计要用多少钞票，请中央批准发行权。执行结果，如果多了就不用；如果少了，需要追加发行，还要再请中央批准。总之，银行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不能由银行行长决定。

二、外汇储备问题。我们应该储备多少外汇、多少黄金？这一点。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是很清醒的。前一个时期，我们有一百二十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我认为，我们有一百亿、一百五十亿、二百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去年七八月的时候，有人讲外汇多啦，没有地方用。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341、345、363、378页。」）同志和我谈过一次话，我说：有比没有好，多比少好。沙特阿拉伯在美国存款有三千五百亿美元，按现在的利率计算，利息一年就是三百五十亿美元。我们如果有一百五十亿美元外汇，利息一年就有十五亿美元。现在还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肯痛痛快快一年借给我们十五亿美元。

各单位赚了外汇，应该说对国家是一种贡献，必须存在中国银行。有一些经过特许存到外国银行是可以的，但有许多是不可以的。蒋、宋、孔、陈（注「蒋、宋、孔、陈指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垄断资本集团。——第345页。」）四大家族，他们把外汇存到美国。现在台湾有钱的人，把钱也存在外国，不愿意存在台湾，怕靠不住。我们各单位赚了外汇要存到中国银行，这是应有的责任，也是光荣的责任，不要私自把钱存到外国银行。

现在要组织好出口货源，一定要抓紧。原则是国内销售让出口。国内销售要压缩一部分，保证出口换汇。

总之，一方面要有点外汇控制，另一方面要组织好计划规定的二百七十亿美元的出口货源。要紧紧抓住这两个方面，否则搞不好的话，计划就要翻船。

三、党的宣传工作，我看现在也有点乱。主要是报纸、电台、电视台宣传有点乱。奖金不封顶这个问题要重新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注「指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决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定，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第345页。」）中提出的全面地系统地改革，这是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讲的，不是说马上就要全面地系统地改革。但报纸上经常出现这种宣传，这样讲不合乎实际。今年物价改革，只动猪肉价格和短途运输价格，工资改革方案也还没有最后确定，怎么能说是全面地系统地改革？这些话不合时宜就是了。报纸、电台、电视台的事，中央宣传部要主动地管一下，要一个一个地管才好，不管不行。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两个文明要一起抓*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中纪委召开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抓党风工作好的经验，这对促进党风的进一步好转，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是很必要的。

二、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

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

三、去年第四季度，那些歪风刮来时，不少的共产党员，有些是老党员、老干部也被卷进去了，对这件事我们必须引起警惕。

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

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负有重大的责任。同志们要坚决地刹歪风、正党风，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从精神文明建设上，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

概括地说是两句话：一是希望纪检部门的同志和全党同志，时时刻刻注意，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认真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二是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书面讲话，原载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赞成中央提出的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建议，赞成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赞成中央常委各位同志的讲话。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干部队伍要保持梯队结构。

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这是近几年来，我们党反复强调的一项重要工作。

经过反复考察，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同志，被选进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

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的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这件事，我们做得是有成绩的。今后要继续做好。

（二）对于粮食生产，我们还是要抓紧抓好。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

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有极少数。前一时期，报纸上宣传“万元户”，说得太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宣传脱离了实际。

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

最近，国务院批转的吕东（注「吕东，一九一五年生，辽宁海城人。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第350页。」）同志《关于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讲，农民做工、经商收入多，种粮收入少，就是养猪、种菜，也看不上眼。因为“无工不富”。

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

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

（三）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

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

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方向是正确的，具体的步骤措施，正在探索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坚持把改革搞好。

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当然，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

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

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七五”期间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速度，分别为百分之七和六。这个速度比较适宜，执行中可能超过，但主观上不必再提更高指标。

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八月二日接见外宾，谈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太快时说，“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的因素”。我赞成他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

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四）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这些年来，中央抓了党风问题。但是，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任务还非常重。

现在确有少数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个别老党员、老干部，不能坚持党性原则，遇到歪风，跟着干。

有些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如造假药、假酒等，发生在整党中。

党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些事是极端不满意的，应引起全党认真注意。

整顿党风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

一是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三是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

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

（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

最近，书记处讨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我看很必要。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

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如报上多次公布的，那些投机诈骗，贪污受贿，非法致富，以及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不顾国格人格的现象等等。

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

各级党组织都应把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抓好，都要积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

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注「四项基本原则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352页。」）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在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六）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

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

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1)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会上，胡耀邦致了题为《团结奋斗、再展宏图》的开幕词，赵紫阳作了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邓小平、陈云作了重要讲话，李先念致闭幕词。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一致赞同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的请求，增选了这三个委员会的委员。——第349页。」

*注「本文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党的十二大（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作了重要发言，李先念致闭幕词。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到本世纪末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同时提出了全党要力争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的任务。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14、318、354页。」）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纪委，在协助各级党委争取党风根本好转和提高党员政治素质方面，在纠正不正之风、惩治违法乱纪、反对党员中错误思想倾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目前在党风、社会风气方面，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实现党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任务还很重。

现在我对争取党风根本好转，讲以下几点意见。

一、必须在思想上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

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现在大家致力于物质文明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应当看到，现在确有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

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总之，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

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

二、严重注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

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

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

如果我们各级党委，我们的党员特别是老干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

值得严重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党委和党员干部，对此没有警惕。例如，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这样那样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下流录相，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的工作是：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

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严格执行党纪、政纪，党风、社会风气无法根本好转。

三、各级党委和纪委负有重大责任。

有些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事，违法乱纪的事，如果仅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行为，那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又长期未得到纠正，那就显然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同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领导有关。

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例如，海南岛汽车案（注「海南岛汽车案指一九八四年一月至一九八五年三月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目无组织纪律，违背中央的方针政策，批准并支持所属公司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案件。一九八五年七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查清了这起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并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政府的有关领导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第356页。」）以及汽车案中非法炒买炒卖外汇、诈骗、贪污受贿等等，不仅应追究那些违法乱纪的个人，而且应该追究那里党委的责任。晋江地区制造、销售假药，那个地区的党委熟视无睹，甚至包庇、袒护，如果不追究那里党委的责任，就丧失了党的立场。

各级党委只有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精神文明建设；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严肃党纪、政纪，党风才能根本好转。各级纪委应在同级党委统一领导之下，始终围绕搞好党风这一中心任务，作艰苦的努力。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讲话，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生活制度问题（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

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生活制度问题*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

一九八○年二月成立中央书记处的时候，党内的许多老同志，包括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在内，都是很拥护的。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我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都讲过一些意见。后来我还建议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事先要调查研究，要准备好方案，而且要准备两个方案，不要只准备一个方案。

调查研究很需要，我也做过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我在小蒸——我的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蹲了半个月，调查中发现，公家养猪的地方脏得一塌糊涂，小猪、大猪、病猪、好猪都吃一样的东西。我看到农民家里养的猪，干干净净，还捉泥鳅喂猪吃。所以，当时我主张把猪分给农民私养，包括大部分母猪。因到北京以后，我向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那次我花了半个月，调查一个小蒸，一个乡就是了。公私合营那个时候，敲锣打鼓到天安门游行、我就叫姚依林（注「姚依林，（一九一七——一九九四），安徽贵池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时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九年六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五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43、209、263、340、358页。」）、吴波（注「吴波，一九○六年生，安徽泾县人。一九五六年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第358页。」）同志研究公私合营中的问题。研究的结果是，商业里头的每一行业都有大的、中的、小的商店，我们把它们分成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三类就是了。并且提出，小商小贩在合作小组内的各自经营的办法，应该长期保存。我那个时候身体还好，除上午、下午有事外，经常是晚上八点钟到周总理那里，十二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也忙啊。调查研究的方法，我看不是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都拿本子在书记处会上念一道，大家东插一句、西插一句，最后主持会议的讲一讲就通过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是一个星期跑二十二个县，那样无非是坐汽车走一圈就是了。这种工作方法太简单。

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

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什么干部的。解放初，从东北进关以后，我是就地取材。姚依林、吴波同志都是华北的。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现在有同志常说，要开拓型干部。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我希望政治局、书记处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

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

我今天主要谈谈你们现在身负重任和要学习哲学这两个问题。

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但他今年的岁数，照中国老的算法，已经八十四岁了。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

为什么我把你们的担子看得这么重？因为，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国家是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那时，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一共六个人，有我、李富春、陶铸（当时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正人、王德（注「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鹤寿，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陈正人，当时任陕甘宁中央局组织部长。王德，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科科长。——第360页。」），还有几位旁听的“后排议员。”学习小组不要很多人，大体上都要处在同一理论水平。学习方法是，规定每周看几十页书，然后讨论一次，研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争论。

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毛主席《论持久战》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台儿庄一战（注「台儿庄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部（抗日战争时期属峄县管辖）。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侵华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进犯徐州，连结华北与华中战场，派遣若干（矶谷）师团和第五（板垣）师团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进行台儿庄防御战，首先在临沂挫败板垣师团主力，接着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围歼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至四月七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歼灭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一万余人，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第361、372页。」），一部分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各种情况，就亡国论、速胜论还是持久战这个问题，先在小范围讲了一次。讲后我对他说，是不是可以在大一点范围给干部讲讲，他同意了。后来毛主席自己动手把讲稿整理出来，印发给大家。《论持久战》一文的公开发表，震动了解放区，也震动了国民党统治区。

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这里的关键是要把“实事”看全面。我过去说过，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因此，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一件事，我有了一个意见之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虑考虑，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如果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驳倒错误意见的过程，也是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的过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国务院财贸办的时候，有一回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明主张通过提高工农产品比价，从农民那里多拿点钱，用于扩大基本建设。为这件事，大家辩论了三天，最后王学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相互辩论，也是一种比较，可以看出哪种意见是对的，哪种意见是不对的，然后取得一致看法。

总之，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注「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第362页。」）

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

一、中央纪委和下级纪检机关成立以来，成绩是主要的，也存在不足，需要改进。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

二、去年十月邓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大国策（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大国策*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这两份材料注「指新华社记者所写《“卫星看不见的城市”——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和人民日报记者所写《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两文。——第364页。」你们那里也有，现送去请再看看。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

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李鹏、姚依林等同志的一封信。」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下面，我谈八点意见。

（一）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十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

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

对乡镇企业要做些调查研究，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行的，以便积极引导，使其健康发展。

（二）种田必须养地；承包工交企业的，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

化肥用得越多（超过一定数量），土地就越瘦，今后必须大力提倡施用农家肥。要研究现在农民不重视农家肥的原因，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总之，要看到，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

（三）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

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现在非生产性建设、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搞得太多了，连黑龙江也跑到北戴河去盖楼堂馆所，真是怪事。

（四）永远不打赤字财政。

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

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

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

（五）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

三年恢复（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一九五二年底，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所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恢复时期。——第107、200、214、366页。」），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

从“一五”（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到现在近三十六年，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搞的一百五十六项（注「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第255、286、366页。」）、尖端科学技术、石油自给、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宝钢以及铁路、电力、农田水利等建设，它们的作用不能低估。

苏联能同美国抗衡，到现在才用了七十一年。而美国，从华盛顿（注「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七年任总统。——第367页。」）时代算起，到现在近二百年。

当然，目前国内外情况同过去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也不是说没有缺点错误。

我在一九七九年三月说过，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

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七）对储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同时，国库券也要保值。

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市场物价措旅，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

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

（八）目前财政经济遇到一些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作用。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要反对动乱（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要反对动乱(1)*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

一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注「李鹏，一九二八年生，四川成都人。一九四八年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一九五五年后，任丰满发电厂副厂长、总工程师、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辽宁阜新发电厂厂长、北京供电局革委会主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等职。一九七九年后，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等职。一九八三年六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五年九月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八八年起任国务院总理。——第299、368页。」）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二

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暂缓登记可以有，但是要把政治问题同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分开。在政治问题上，处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表示本人现在对错误的认识程度），这就是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扭住不放，不是我们党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一九八九年的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七大的时候、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李立三（注「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285、369页。」）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去年我们撤销了赵紫阳（注「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年十二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九八一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第282、306、343、369页。」）同志的党内一切职务，但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对于胡启立（注「胡启立一九二九年生，陕西榆林人。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九年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第369页」）同志，仍然保留中央委员。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有利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的。中国现在是十一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

*注「本文第一部分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要点，第二部分是陈云同志写给中顾委常委各同志一封信的节录。」

(1)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第368、373页。」

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

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

（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

讲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注「指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论述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已经分割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因此，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第370页。」）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

列宁写这篇著作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战争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基本矛盾，却引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

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一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一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注「台儿庄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部（抗日战争时期属峄县管辖）。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侵华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进犯徐州，连结华北与华中战场派遣若干（矶谷）师团和第五（板垣）师团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进行台儿庄防御战，首先在临沂挫败板垣师团主力，接着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围歼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至四月七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歼灭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一万余人，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第361、372页。」）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还有，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这样一些朋友。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休、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我在青浦县小蒸公社搞调查，住了半个月。这里是我一九二七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当时在养猪问题上已经确定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但对母猪是公养还是私养，并没有明确规定，而这是关系到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小蒸公社当时有十五个养猪场，我去看了十个，还看了农民私养的猪，并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之后，感到私养母猪比公养母猪养得好，私养母猪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鳅，猪圈也干净，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公养母猪喂食不分大小、强弱，像开“大锅饭”，猪圈脏得很，母猪流产多，苗猪成活率低。通过这次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大部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

总之，后一种调查研究，你们浙江可以试一试。你们要在各行各业广交知心朋友，军队也可以这样做。

军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党的指示，军队一定要坚决执行。去年解决北京天安门的事（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致造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第368、373页。」），没有军队不行。一定要把军队建设好。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要高度重视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一九九○年四月四日）

要高度重视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

（一九九○年四月四日）

最近看到几份有关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日益严重、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的材料，深感不安。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是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这是陈云同志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一封信。

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一九九○年六月六日）

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

（一九九○年六月六日）

张光斗、陈志恺（注「张光斗，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水利专家。陈志恺，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第375页。」）同志就我国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

*这是陈云同志在张光斗、陈志恺同志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篇文章上的批语。

工作要抓实（一九九○年六月六日）

工作要抓实*

（一九九○年六月六日）

有几个问题，想同你谈谈。

一、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暗补、明补，都是补贴。

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

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

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二、工作要抓实。

自从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举几个过去的例子：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动员城市两千万人下乡；另一件是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六十亿元。那时粮食很紧张，解决的办法有四条：（一）调整农村政策；（二）工业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第三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是非采取不可的。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宝钢推迟部分建设项目，赔了几千万美元。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有关全局。但由于仓促上马，存在一些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当时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干到底。

我在一九八○年十二月讲的《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共十四条，这是针对当时情况讲的，而且是起了作用的。现在总的看来，也还有用。

三、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

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

我国已经同一百三十五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二百六十三个政党有交往。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如果对来访者都要安排你们去会见，恐怕谁也受不了。

现在的会议很多，如果每会必到，恐怕也办不成大事。你们现在的工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做。而且，有许多紧急事情要处理。

你们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还是一句老话，开会不要开死人。

*这是陈云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悼念李先念同志（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悼念李先念[1]同志*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先念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

我和先念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那时他率领西路军（注「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第378页。」）余部四百多人，浴血奋战，历尽艰辛，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我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去星星峡接应他们。这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部分力量，尤其是保存了一批干部。

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九五四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这里要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念同志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总理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使一大批在建和新建项目得以建成或加快了建设进度，其中包括攀枝花钢铁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焦枝铁路、襄渝铁路和胜利油田等，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基础。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注「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242、269、314、341、379页。」）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注「邓大姐指邓颖超（一九○四——一九九二），河南光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第379页。」）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先念同志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他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我们要怀念他，学习他。

注　释：

*本文原载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1]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第197、235、252、341、345、363、378页。

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一九九四年二月九日）

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

（一九九四年二月九日）

上海工作是做得好的，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很好。

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注「分税制是一九九四年我国全面推行的一种财政体制。它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三部分。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中央固定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固定收入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这种体制，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第380页。」），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

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注　释：

*这是陈云同志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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