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之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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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1937年12月13日，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下，侵华日军未经攻城战斗，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窜进南京城区，立即有计划有组织的展开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我被俘军民被惨杀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2万余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全市建筑被纵火烧毁三分之一，被抢劫财物不计其数，日本军在南京制造出震惊世界的暴行。

67年过去了，金陵耻，今未雪，30万以上同胞屈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难以安息，20万幸存者的悲愤之情永远也平静不下来。讨回公道是受害者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任何犹豫、徘徊、忍辱都是错误的。时隔已有60余年，与日本朝野坚持护卫国耻的现实相反，我虽正义旗帜在手却未能伸张正义，使得国人正当的要求在日本国土上一次又一次败诉。应该用什么适当的言词来论述这种姑息、屈就的实质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朝野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态度。

二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认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南京大屠杀作出公正的判决，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公认和拥护。而日本国内却有一小撮右翼分子和某些政客否认罪恶，妄图翻案。这些右翼势力是从军国主义腐尸上滋生，逐步扩大起的。如今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左右着日本的政局。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和许多阁僚都参拜靖国神社，把战争罪犯的亡灵当作“民族英雄”崇拜，顽固地坚持“侵略史观”，否认日本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和战争中所犯的暴行罪恶。

1986年6月，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胡说：“南京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楚”。1994年5月，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叫嚣：“南京事件纯属捏造”等等。他们歪曲历史事实，反对向被侵略国家道歉，已达到不能容忍程度。右翼势力中还有一些人著书大发谬论，毒害日本青年一代。其中原战犯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田中正明写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1983年日本文教社出版。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译成中文。以下简称《虚构》)最具有代表性，摈弃历史事实，以虚构写《虚构》，满纸胡言，伪证重叠，影响极坏。

作为幸存者，我已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40余载，始终坚持辩证方法，从宏观方向着手，微观方向着眼，纵横有序，前后兼顾，力求全面、深刻。南京大屠杀60周年祭日之后，我写此专著揭露、批判日本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方方面面的谬论，为我国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和日本人民反对复活军国主义提供教材。

拙作摈弃了简单的资料组合堆砌法，而采用叙事撰史，以史立论的方法，揭发、论证、批判交替使用，相辅相成，将论证逐步推向前进。《虚构》的要害之一是编造谎言，并用伪证证实。在前几章用一定笔墨批判《虚构》的伪证和田中的侵略史观，随后则从华中方面军的罪恶、亲身经历、文字档案等方面将论证引向深入。有少量资料会在不同章节里反复出现，那是因为力求叙述完整，防止田中之流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我方个别当事人在向日本友人介绍南京大屠杀的情景时，未能将江东门集体大屠杀的事实叙述清楚，致对方写得有某些欠缺。就江东门集体屠杀的人数而言，它不是最大的一次屠杀，其残忍性也是常见的，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江东门现在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在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正因为如此，田中借题发挥，大肆污蔑，卑鄙无耻地攻击江东门那次集体大屠杀。此次在极其慎重地查证中外史料的基础上再现那段血腥历史的原貌。此外，还有个别地方集体屠杀对象的素源有错位之处，反复论证后也一并予以校正。

日本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为什么如此顽固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侵略战争翻案，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呢?我觉得弄清这个根源有必要。为此，研究课题必须向外延伸，解剖东京审判，由此步步深入，弄清楚日本在什么情况下才按《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接受由盟国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并从中发现在投降前夕，战犯们反复设计了将来复活军国主义的阴谋，通过裕仁天皇所拟投降诏书暗中打下思想基础，示意将来“与世界并进，发扬帝国固有光荣”。紧接着分析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日本的现状，发现日本依然保留着战时的政治体制、官僚机构、财政制度、土地法规。战争罪犯在国内获得合法地位，并作为“民族英雄”被崇拜；旧军队的军人享受着很高的政治“荣誉”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军国主义侵略史观从未遭到彻底批判过，使得日本一直保持并将继续右倾化下去。

二战胜利后第51个年头起，日本又出现“桥本现象”——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向外提出领土扩张的要求，加紧军备，积极向着政治大国地位冲刺，意欲从此摆脱战败国的约束。小泉上台后拒绝就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事实向中国进一步道歉，在被日本福岗地方法院判“违宪”的情况下仍扬言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令人愤慨。与此相联系，日本右翼政客企图赖帐，一股脑儿抹掉日本历史上的暴行罪恶，而拒绝认罪、道歉、赔偿。拙作也对日本人民在右翼势力包围中的出路问题作了某些不成熟的探索，并归纳到对后人负责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正题上来。

总之，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鸣冤，为幸存者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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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1节 问题的缘起(1)（图）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战全面爆发，从8月14日起，日机连续空袭南京。图为日机轰炸南京城。

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我被俘军民惨遭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在有计划有组织大屠杀的同时，日军疯狂地奸淫、抢劫、焚烧和破坏，使南京人民蒙受到无比深重的灾难。

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性，所犯下的罪行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其残酷程度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其手段而言并不亚于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纳粹把所有的屠杀对象分批送进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将人杀死，被害者经历痛苦较短；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外，很多是日军成群地或个别地在屠杀之前对人加以酷刑、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随心所欲，不分青红皂白，施行暴力的方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残酷形状难以用笔墨所形容。这不仅在现代史上是破天荒的，即便在人类史上也是罕见的。有的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入南京城里起，6个星期内，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约19万多人，分散屠杀约15万多人，惨遭屠杀的人总数在30万人以上。日军并大肆奸淫妇女，约2万多名7至70岁妇女被强奸、轮奸，一般的都是先奸后杀，惨不忍睹。无数住宅、商店、库房、机关都被洗劫一空，为了毁灭罪迹，日军随后把房屋纵火烧掉。全市约有三分之一建筑物被付之一炬。被抢劫的财物不计其数。在那场浩劫中南京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

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罪恶，当时就引起一些国家的特别关注，或提出交涉，或提出抗议，指责日军的暴行。这要归功于一些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教授、传教士、摄影师等外国友人。他们利用得到本国政府保护的有利条件，凭借目睹的真实材料，及时地向本国写出报道，多角度地在报刊上报道了日军烧杀奸掠的暴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纽约时报》记者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都纷纷向本国发布日军暴行的消息。金陵大学徐淑希教授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名义，从1937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上旬，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要求日军保护难民区内难民的安全。最著名的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及时地编撰出《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1938年7月，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后来斯诺也以《为亚洲而战》一书揭露日军的残暴。他们(除斯诺外)都以目睹的事实遣责日军惨无人道的罪恶，严正指出日本兵的暴行完全是日本军事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在行动中的反映。这些外国人看问题比较客观、公正，一语击中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要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南京的中国人遭到日军残酷的蹂躏，已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命难保，危在旦夕，没有从南京发出信息的可能，更没有将日军暴行形成文字的条件，以便及时地控诉日军的残暴。但他们痛心疾首，忍辱负重，将仇恨埋在心里，等待有朝一日的时机。一些人一经逃出地狱，获得自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随之涌上心头，难忘血债，便找亲人诉说，并以亲身经历或口头宣传，或写报道，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滔天罪行。

由于幸存者九死一生，陆陆续续地从敌人的魔掌下逃出南京，用亲眼目睹的事实向身边的人诉说，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早已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可以断定，这些就是当时条件下的口头报道。很多听者心惊肉跳，谈日(军)色变，惶恐不安。由于战乱，交通和通讯条件又大受限制，最早用文字报道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是佚名。他对逃出南京而辗转逃到武汉的幸存者进行采访，在《国政与公余》杂志上以《失守后的南京》为题，报道了日军在南京杀人、纵火、奸淫、抢掠等等暴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激起抗日军民对日军的刻骨仇恨。

紧接着国民政府特工人员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亦作了不完全的报道：

(1938年3月7日)，倾据最近由京抵汉者谈及南京失陷时我军不及撤退，被敌杀者达六、七万之多，全城满是尸体，河渠尽红。无辜平民被杀害者最初日达数千，最近日渐减少。亦有数十人之多……

这个特工人员早已随政府迁都到了汉口，未能亲眼目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只是从幸存者口里得到了部分材料，很不全面，所作报道是不足有余的报道，被屠杀人数之差相距甚大。事实上许多幸存者流散各地，受害的程度及其目睹各不相同，谁又能很快掌握到南京大屠杀的全面材料呢?

由于国外的报纸报道和幸存者从南京逃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逐步被舆论界所掌握，在汉口的大公报和其他一些报纸相继作了报道，《陷都血泪记》、《陷京三月记》、《敌蹂躏下的南京》、《在黑地狱中的民众》、《血泪话金陵》等等通讯报道和纪实文学陆陆续续在抗战区域内出版发行，有力地揭露了日寇的暴行，使我军民进一步认清敌寇的狰狞面目，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 ，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报道和用血泪写成的文学也流传到国外，使许多外国人士认清了日本军队的残暴，表示对苦难中的中国同情，支持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及时地组织在宁的有关机关团体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调查，收集到很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证据，并组织幸存者到东京出庭作证。翔实的史料当庭控诉了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和刽子手们，要求法庭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严判，偿还所欠中国人民的血债。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准备，于1946年4月29日对日本战犯进行起诉，历时二年零6个月，于1948年11月12日审判结束。在东京审判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恶事实，其中包括屠杀、强奸、纵火和掠夺各类具体数据，判处南京大屠杀主凶松井石根死刑，随后被绞死。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谷寿夫的犯罪事实，依照国际法判处死刑，于1947年4月26日上午10时，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执行死刑，并张贴布告周知。

南京大屠杀一案到此本应画上句号，不该再加纠缠，而应将其放进历史博物馆，警告军国主义的幽灵不得死灰复燃。也对后人进行教育，牢记灾难源于何处，用实际行动谱写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但是，东京审判很不彻底，该处死的几个甲级战犯未被判处死刑，大批乙、丙级战犯都未绳之以法，放纵了他们。而他们对战败很不服气，随时都想东山再起，潜藏下了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美国不甘心中国和朝鲜在战火中所获得的人民民主政权。当50年代刚掀开一页的时候，美国便在朝鲜挑起战争，妄图一口吞灭朝鲜，与此同时派出第7舰队侵占我台湾省，并派飞机多次轰炸我东北城市。到此，美帝国主义重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老路，已经全部暴露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美国从它霸占全球的战略出发，积极扶持日本右翼势力，起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计划重新武装日本，把日本建成反苏反共的桥头堡，进而成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基地。美国的此举遭到苏联和亚洲有关国家的坚持反对。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对此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扶持下的日本右翼势力还是逐步发展起来了。

由于当时为美国生产侵朝战争中的军火军需品，日本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60年代一开始便大有好转，到了70年代便取得伟大成就，羽毛也随之丰满起来。右翼势力随着经济增长得势而发展，从此势头再没有减弱。1972年中日建交时，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中国政府慷慨地放弃了日本国战争损失赔偿的要求，更未要求日本用政府名义通过对华战争损失赔偿，把侵略战争中所犯暴行罪恶用文字固定下来，防止别有用心的他人赖帐。日本右翼势力钻空子趁机兴风作浪，不以我为友，反认我软弱；不以我为善，反认我可欺，窥视中国在经济上必将有求于日本，便出现了一连串为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翻案文章，竭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右翼势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要有：1972年铃木明在《诸君》月刊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等文章，否认历史事实，不遗余力的狡辩。第2年3月汇集成《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一书出版。右翼势力认为铃木明已经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打开了缺口，大肆为该书喝彩、捧场，哄动日本，并引起共鸣。接着山本七平继铃木明之后，在《诸君》从1972年至1974年连续三年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文章，并汇集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我方的日本军》，比铃木明更加露骨地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当时中国未能及时反击、批判，日本右翼势力逐步汇成一股翻案逆流，来势越猛，大有“武士道”一往直前的趋势。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改教科书的机会，用官方名义企图把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一笔勾销，彻底赖掉日军暴行的罪帐，为日本右翼势力张目打气。因遭到中国方面的严厉批判，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但此举并不意味着扭转了日本右翼势力翻案的逆流，潜在侵略史观随时都有可能冒出头来，更加露骨地表演一番。须知，右翼势力从民间到官方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基础，要他们“安分守已”，放弃“往日辉煌”已不可能。1983年3月，原战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自称是拓殖大学讲师的田中正明蓄谋已久，挖空心思写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公开为他的主子战犯招魂叫屈，以虚构写《虚构》，大放厥词，不仅否认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而且还为日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推御责任，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就在这一年，他又趁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馆之际，在日本发表了《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把有论成无，把无论成有，无理取闹，不可一世，成为右翼势力翻案逆流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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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2节 问题的缘起(2)（图）

1937年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

日本社会上许多教授、学者和有识之士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高举日中友好和反战旗帜，纷纷起来批判日本日益膨胀的翻案逆流。他们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先生。1973年7月，他针对逆流的要害，在《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一文，批判了随意取舍史料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并于1975年8月，出版了《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批判了铃木明、山本歪曲历史的错误论调。1973年9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编写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出版，尖锐地批判了铃木明等人奇谈怪论，与洞富雄先生所发表的文章一样。同样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

洞富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学问渊博，造谐极高，处理学术问题态度极为严肃。他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惨案极端关注，并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为中心，收集了战争期间和战后报刊上大量有关的报道文件、档案、书籍、回忆录及散落在民间当事人的日记，把它们分类为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认真地进行对比，鉴别，批判和筛选，去伪存真，于1967年写成《近代战争之谜》一书。后半部为《南京事件》，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敬重。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审定教科书的机会纂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洞富雄出于对日本人民和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逆流而进，又于12月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定本(1982年日本现代史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毛良鸿，朱阿根译。以下简称《大屠杀》)，侧重批判铃木明和山本的错误谬论，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就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而言，该著作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值得史学工作者去深入研究，从中定会受益匪浅。

但是，从中国角度来看，田中的《虚构》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出自日本的社会基础，迎合了长期存在的侵略史观和旧军人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所散布的谬论纂改历史，毒害日本青年一代。田中比日本右翼势力中任何一个人都更加恶毒，他不仅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而且还嫁祸于人，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责任强加在被侵略者——中国人民的头上，干涉我国内政，用军国主义口气剥夺我国人民保卫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还进行了人身攻击，诽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对日本战犯的定罪，妄想从根本上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为复活军国主义鸣锣开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日本依仗强大的财力，已暗中出动相当数量的人员，四出搜集对东京审判和南京大屠杀有利翻案的材料，等待时机，一举推翻历史的定案。此可忍，敦不可忍。在沉默中任其倒行逆施，必将留下无穷的后患。

我国报刊杂志揭发批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文章很多，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大是惊人的。每有日本右翼势力翻案，引起我国人民的愤慨，必有文章回击。或逢周年祭日，亦发表相应的文章，或怀念，或谴责，难忘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事件。50年代初，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激起我国人民的新仇旧恨，《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孽。个人署名发表的批判文章亦有相当的数量。它们涓聚成行，对扼制日本右翼势力翻案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众多的文章都较为短小，或属片段，或只是一个横切，或是仅停留在揭露而未加批判和论证，未能形成南京大屠杀的整体资料。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撰成《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共八章，前后有导言和结论，并向外界提供了油印本。1963年经修改将该书稿交付给江苏人民出版社，并打出清样，但因故未能出版。即便如此，油印本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人们用它向国内学者和日本友人作了多次介绍，都引起了强烈反响。1979年，该书限制铅印2000册，未能公开发表，仅供内部参考。总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方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工作欠缺考虑，成绩甚微，难以令人满意。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史志机构，广大史学工作者广泛征集历史资料，成绩是空前的。在档案工作者积极配合下，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以下简称《史料》)。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以下简称《暴行》)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紧接着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以下简称《档案》)。90年代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等。这些书籍资料齐全，涉及面广，非常系统，大大地推动了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深入研究。

从1954年起，我在南京大屠杀史料中遨游30多个春秋。1986年出版了以反映南京大屠杀为内容的长篇纪实小说《千古浩劫》，用许许多多事实揭露侵略军的野蛮和极端残忍，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并再版。由于当时我还未能见到《虚构》一书，也就不了解其虚构的内容，更谈不上对其批判一事。后来，我看了一遍，觉得谬论连篇，气愤难忍；看了两遍，认定连篇谎言，怒火中烧。我认为《虚构》在日本流毒很大，对日本青年一代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虽然见到《虚构》的很少，但我们决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默认其谬论。针逢相对地批判《虚构》的谬论，一一进行驳斥，深入地剖析它产生的根源，应该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前面已经提到，洞富雄先生的《南京大屠杀》(简称《大屠杀》)以翔实资料叙事立论，批判的侧重点是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狂性》和山本的《我方的日本军》。拙作将把更多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文件、档案、人证等等集中起来，组成合力，矛头对准日本右翼势力，作一次大胆的尝试，也许更能再现南京大屠杀原貌。侵华华中方面军罪恶深重，遍及华中华南好几个省份。因此，凡涉到该方面等有关罪行，我们也不能轻易放过。关于《大屠杀》中提供的日本方面资料，拙作将部分引用，以便全方位的批判《虚构》。同时，《铁证》所提供的中国方面资料，也可作为批判铃木明和山本谬论的补充，使得他们的错误观点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把他们和战争罪犯僵尸一起通通扔进垃圾坑，永远不再在社会上任意泛滥，毒害人民。此外，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左右着日本的政局，特别猖狂，无时无刻不想东山再起，复活军国主义，重温“大东亚共荣”的美梦。拙作也将就日本的现行社会基础作些探索，以便引起世人高度警惕，时刻注意日本国内的动向，防止在慷慨言词的背后和“鞠躬社”面前吃亏上当。

中国人民一贯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恶，而与日本人民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民同样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灾祸，众多的人家破人亡，生活极苦。所以这笔罪帐应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而与日本人民无关。这些年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已经取得了经济大国的地位。正是东京审判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枢神经和惩治了战犯，在日本土地表面上已刮去一层战争土壤。同时，也是日本人民通过斗争，赢得一部和平宪法，使日本有可能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结果。然而，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及其继承人却混淆视听，歪曲事实，胡说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不是日本人民不懈努力的结果，而是借助军国主义精神的支持；同时，又把他们当年的罪恶说成是他们的“功劳”，把耻辱说成是他们的“荣誉”，企图从中捞到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资本。他们很敏感，特别抵赖南京大屠杀的罪恶。

知道历史事实的人们都很明确，南京大屠杀不是有无之争，仅仅是在大屠杀某些细节上有异议。就某些细节作学术性探索，弄清的情况是完全应该、也是允许的。但是，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水火不能相容。是承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还是否认历史罪恶，严肃的政治斗争关系到维护民族尊严。敢于痛斥侵略者，决不能容忍加害者一赖了之。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凭借武力侵略中国，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遗留下深远的影响。而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又想凭借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企图以外贸为杠杆，用经援向中国施加压力，妄想我“让步”屈从，承认日本军国主义是为“解放”中国而来，一笔勾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所有暴行罪恶。田中之流和某些政客的意图就是如此。必须明确，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之间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中国人民岂能屈耻让步?

作为一名南京大奢杀的幸存者，现在，就来看看我是怎样在这场千古浩劫中逃出活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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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3节 虎口余生记(1)（图）

日机轰炸后南京繁华街区一片废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妄想一举灭亡中国。当时在南京淮海中路一个小食品厂里学徒的我，并未及时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无从知道日本军残忍成性，也没有想到那场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更没有想到战争将迫使我改变自己一生的道路。

我是南京六合新篁乡人。1936年底，我同村的一个堂兄林长华在南京淮海中路128号学徒满师。这样，老板许少兴便要带另一个徒弟，替代他做食品厂里的下手活。1937年5月，经林长华的母亲(我的伯母)林徐氏说合，许老板同意收留我到该食品厂学徒三年。

我是第一次来到南京，各方面都很生疏，街道的方位向南向北都分辩不清，自己又不识字，心里好害怕的。林长华看到我土里土气，担心我上街过远了“迷途难返”，便把我带到大门口，指着深蓝色底板上印有白字的门牌对我说：“上面的四个字是‘淮海中路’，中间是洋码子‘128’号，下面是‘第一百二十八号’。南京不像乡下见村认路。城里许多街道一个样，不容易辩认。认不得路时问淮海中路。记住巷口挂的‘许记食品厂’的牌子。”他还向我介绍了许老板的为人、家情，要求我应遵守学徒规矩。

许少兴是招郎的上门女婿，随其岳父姓。岳父死后便由他撑门立户，当家作主。他的岳母和老婆都特矮小。当时他约30开外，生有一儿一女，约在8—10岁之间。此外，许还有一个亲姨娘——沈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有些事也要他照应。

许记食品厂实际上是个小作坊，仅雇有一个广东人陈师傅，由他带领林长华做些面包、蛋糕、饼干之类的食品。128号并没有店门面，前三间供他家五口人和一个老妈子住宿，后院一边连接的几间做厂房、厨房，堆放面粉、油、糖、鸡蛋之类的原材料，有一间供师徒住宿。厂房里有一个砖砌的烘烤炉，一个长长的案板，好几口用来发面的大缸。连接厂房的外一间面向小巷，专门用来包装食品。小店主或小贩经小巷从这里把新鲜的食品提走。此外，院角落处还有一个堆放煤炭、黄泥、煤球、蜂窝煤之类的小棚子，我常在棚子里做煤球和制作蜂窝煤，差事极若。

许记食品厂收我做徒弟，计划升林长华为二师傅，增做糕点之类的食品，并打算在太平路开设一个门面，扩大营销业务，既搞批发也做零售生意。但就在筹划得差不多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发生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们听说“北方又打起仗来了!”但我们认为与已无关，谁也未引起注意，天天仍围着烘烤炉转，十天才有一次休息。

许老板的姨娘孤身一人，年已近70。和许老太太虽不是亲姐妹却胜过亲姐妹，常会到许家来做客。每次回去，许老太太都要她带些食品，总要我送她到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的家里。她虽一人，却住着前后两进很宽畅的房子。据林长华说：沈家原在中华路上开有一个南货店，雇佣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家业底子很厚。只因儿子抽鸦片，孙子得病暴死，媳妇一气上吊自尽了。随后儿子又死于肺病，仅留下她孤身老人。现在尚有挨近中华路边的街中有几间房子租给他人居住，其中就有一个挑皮匠担子的李老头。我每回去长乐街时都要帮沈老太太将前屋、中院、后屋、厨房等打扫干净，碗厨、饭桌、板凳也都用湿抹布抹净；有时还要帮她在中华门米店买回一袋大米，供她食用。

这天下午，我把一袋子大米倒在她的米缸里，当即要求返回淮海中路。她看到我脚上的一双布鞋绽了线，便把她小孙子穿的一双力士鞋送给我穿。我谢过后便提着那双力士鞋往回赶路。当我走出长乐路口拐上中华路时，看到李老头坐在皮匠担子边等生意。沈老太太曾经当面介绍过：他也是江北人，是个孤老头，已年近60岁了。家乡人亲家乡人，我每次路过他身边时都要打个招呼。这次才走到他身边，忽见从中华门方向开过来一支武装整齐的国民党军队。一队队官兵步伐整齐，姿态威武，唱着军歌向北走去。

那雄壮的歌声振奋人心，招引来许多路人止步站在人行道上观看。有人说：这支队伍到下关坐火车，开到上海去；上海又要打仗了!有人说“是一个师”，也有人说“不止，最少是一个军”。

我只感到惊奇，羡慕那些官兵步伐整齐如一，唱的歌子是同一个声音；机关枪、步枪都是一样的；马拉的大炮更是令我惊讶，打起仗来一定是天下无敌的。待队伍过完了，李老头问我“怕不怕”?我回答说“怕”。他认为这些兵都是“老良子”，打起仗来本事可大了，到哪里去都会打胜仗。我问他“南京也会打仗吗?”他肯定地说“不会。”他忽然看到我脚上的布鞋绽了线，便热情地催我脱下来让他修补。我很感激地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脱下布鞋，一边等他补鞋一边听他讲故事。

他说：“小伢子家没有见过大世面。你不知道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也分不清南北。所以，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都打不过来。因为中国兵晚上躲起来，鬼子找也找不到。太阳一出，中国兵就撵上去，用大刀砍鬼子头。那些鬼子都看不见路，只好睡在地上打滚，有的滚下高坎跌死了，多数滚到大海里淹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怕，鬼子不可能打到南京来”。他看到我们听得很认真的，又说：“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他尽量鼓励我不用怕，边说边把绽线的布鞋缀好了。我也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儿放在心上，谢了“李公公”，及时回到许记食品厂，每天仍是做那些繁重的杂活。

那时，民间很少有人看到报纸，更无广播可听，时事消息只能从道听途说中略知一二，与已无关的事都是心不在焉，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到了八月初我们才确知日本鬼子很厉害，在北平进攻中国部队，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北平到底离南京有多远?广东师傅说“有两千多里。要走两个月才能到南京。”许老板担心做坏了面包、蛋糕，要我们别怕，说道：“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后来又到上海打，都没有打赢。上海离南京有六七百里路。对南京没有影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们，眼前又感觉不到战争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精神上一点也不紧张，每天仍是围着面包炉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该干的活计。

但是，“八•一三”那天，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与“一•二八”战争不同，第三天日机便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飞来十多架，恐吓式地扰乱社会、威胁市民、动摇人心、破坏民用设施，使人对日军产生恐惧心理。

随着上海的难民相继涌到南京，日军对南京加紧空袭。有时一天飞来好几次，夜间又接着空袭。那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内藏亲日派，潜伏在南京大大小小的汉奸很多。夜间空袭时，地面上的汉奸便发射讯号弹指示目标，与天上的日机紧密配合。人口密集地区和交通要道，遭日机轰炸的尤为厉害，死伤的平民特别多。

9月25日那天轰炸得最为残酷。自上午9时半至下午4时半，日机先后5次共95架次侵入南京上空，共投炸弹500枚，炸死炸伤平民600余人。当时下关难民收容所亦不幸中弹，被炸死者在百人以上。前往观看者只见残骸满地，碎尸血衣惨不忍睹；芦棚大火熊熊，浓烟直冲九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广播电台都中弹，被迫停水、停电、停播，给居民生活上造成极大困难。中央医院亦遭到日机的攻击，住院病人和医护人员亦有少量的伤亡。法国大使馆附近亦有两颗500磅重的炸弹落下，幸未曾爆炸，否则办公楼将被炸倒，亦会造成人员伤亡。法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竟然置之不理，继续派出飞机轰炸南京。

至此，市民们才恍然大悟，显得异常惊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至武汉消息的传出，大公司、大商店老板纷纷协带妻儿逃往长江上游，大部分市民逃往江北江南乡下，暂避日机的狂轰滥炸。许少兴看到面包、蛋糕、点心的销路锐减，存货一天多似一天，又估计到形势将会越发严重下去，家里人又处在危险之中，便动员陈师傅和林长华暂时回家躲避日机的轰炸，待南京市面平稳后再回南京，重操旧艺。他又辞去老妈子，决定留下我照顾他岳母、姨娘和看守食品厂。开始时我很不愿意。但许老板又提到《保证书》上的规定：学徒三年，一切都要按老板说的去做；徒弟违约要按天数付给老板的伙食费。我只好勉强顺从了。于是，许老板便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到江北林长华家里去躲避日机轰炸去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做饭的老妈子也被辞掉。等许老板他们走后，仅过三天，她也背起包袱回安徽和县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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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4节 虎口余生记(2)（图）

日军攻占中山陵

那年我仅13岁，不懂什么世事，对于战场上的形势更一无所知，哪里知晓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残酷性，仍按许老板的嘱咐：隔一天去长乐街看望沈老太太一次。她似乎什么也无所谓，厨房房檐上被猫踩落下几片瓦，也要我搬梯子将瓦添上去，盖严塞紧，防止再落下来。我提出要她到淮海中路去住，她再三不肯，看得出她很留念这份祖传下来的家产。说心里话我也非常害怕，又很想家，因有《保证书》在许老板手里，真正要算伙食钱又拿不出，只好硬着头皮等下去。同时，我那天返回淮海中路时，又听到李老头说：三下南唐时，金陵被围困一年多也未被打进城来；现在的城墙这么高，鬼子的眼睛又见不得太阳，肯定不要紧，怕什么呢?我也信以为真了。

此刻，战场上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11月4日，日军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杭州湾登陆，企图包围我上海守军。中央军随即被迫从上海总退却。日军紧追不舍，直向南京方向追击过来。南京城里的难民和伤病兵一天比一天多。许老太太看到他们流浪在街头巷尾凄凄惨惨，挨冻受饿；又听他们说：日本鬼子残忍歹毒，沿途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她心里又为在江北的女儿女婿一家担忧。12月6日上午，经和沈老太太商定：要我到江北去跑一趟，把南京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女儿女婿；又嘱咐我：万一我不能及时返回南京，一定要她女婿从速返回，商量“要事”。中午饭后，我便到花牌楼附近的科巷去找我二姐林秀英1约她一同回家去算了。

林秀英，生于1919年8月，是双胞胎，又先生母胎，故小名叫大桂子(其妹小桂子仅活一年便夭折)。她在1936年中秋节之夜离家， 到南京当女佣；次年正月返回家探亲，回南京时她告诉我：她在科巷××号。当时我不识字，又忘记了门牌号码。到许记学徒后我曾抽空去找过她几次，均因忘记了门牌号数而未找到。9月25日日机大轰炸后，许老板已带妻儿去了江北，因担心我二姐的人身安全，我又到科巷去挨门挨户询问。有一个老太婆告诉我：她在公共厕所倒马桶时，双方交谈中得知有一六合姑娘叫林秀英的，好象东家住在靠近太平路。我又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挨门询问，终未查到一丝线索。傍晚很丧气地返回许记。当夜，我做了长梦：我二姐林秀英反反复复活灵活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12月7日早饭后，我经和平门出城，心急如焚似的奔向燕子矶。在经过砖瓦厂边的公路上，我眼睛忽然一亮，看到前面不远有一个打大辫子身穿短打的大姑娘，尤其看到辫根子处紧扎着一圈又一圈的红头绳，头脑中出现我二姐细嫩微红的脸蛋。想到这里忍耐不住，当即加快步伐追赶，上前一把抓住她挎着小包袱的右胳膀，欢天喜地的说：“二姐姐，你把我急坏，今天终于找到你了。”

她用左手拿过小包袱，右胳膀一挥挣脱我的一只手，转过脸来气愤地问道：“谁是你的二姐姐?”我一看，她一脸大麻子，在用右虎口擦去她刘海下的汗珠子时，我又看到她脑门上像皱纹荷叶一样难看，使我连连吃惊。她又教训我说：“小伢子，这么莽撞?若是别人，非甩你两个耳光不可”。我连连道歉，像根木段子一样站在那里灰心丧气，眼睁睁地看着她向燕子矶方向走去。我慢吞吞地紧随其后 ，在燕子矶坐上木帆船到通江集下船，徒步40余里，当天下午回到家里。妈妈见到我很高兴，得知我未找到二姐又哭了起来。我又及时的找到许老板，把许老太太的嘱咐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许老板向我问了一些其他情况，当场并未说什么。谁知仅仅只隔三天，许老板向我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同去南京取物，同去同回，仅有两天时间就返回来了。我妈坚持不肯放我走，但给我当保人的伯母却帮许老板说话，结果我于12月11日又跟随许老板回到淮海中路128号。此时，南京城里已经隐隐约约听到城外的炮声了。许老板的心情很紧张，和他岳母简单地交谈后，当即领着我赶到长乐街沈老太太的家里。他们在房里进行了密谈，取出一只约30斤的皮箱，我饿着肚子扛着皮箱，快步跟随许老板回到许记家里吃晚饭。当晚，从许老板和他岳母的谈话中得知：他已和他姨娘谈妥：万一世道再紧 ，外面穿起旧衣服，带上钱和衣、被，二位老太太同去难民区避难；有可能的话就返回来看看家；世道一稳定就迅速返回家里，同时写信寄去江北，把南京城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许老板也表示：只要世道一安定，他很快地就返回南京。

南京城里已经停电停火。许老太太心情很沉重，再三念叨着家里还堆多少面粉、白糖、汤油(做桃酥用的)；存放的面包、饼干被老鼠糟蹋得一塌糊涂。许老板也不忍心，只好对他岳母又进行细致的安慰。

南京的东边和南边都已炮声隆隆。1937年12月12日，我们天不亮就吃饱油炒饭。许老板提起他家一只小皮箱，我便用毛竹扁担的一头穿进皮箱的提环，拗起背在肩上跟随许老板赶路。街上许多市民打早涌出，背被子的，提包袱的，拖儿带女的络绎不绝，边走边骂声不绝。我们经和平门出城，路上逃向燕子矶的人成群结队，谈论着从燕子矶可以逃到江北去等事。但是当我们来到燕子矶江边上时，看到滞留在江滩上成千上万的难民因无船过不了江。他们唉声叹气，责怪中央军不顾人民的死活，把船都控制到隐蔽地方去了。许老板很有心计，见到没有希望从燕子矶过江，便毫不犹豫地领着我，匆匆忙忙地赶到下游的巴斗山，只见江边上停着两只小木帆船，而要过江的却有好几百人。船价暴涨，由原来的30个铜板涨到两元(约合600个铜板)。一只平常只能坐20个人小船，一下子涌上四、五十个人。许老板很大方，一出手给了船老板五块响当当的现洋，要求带我二人过江。船老板推辞一气后收下他三块现洋，却只肯带他一人过江。我又哭又闹，要求同船过得江去。船老板却要退钱，连许老板都不肯带了。许老板看到我那样又不忍心，站在跳板上递给我两张“中国农业银行”纸币说：“你拿着这两块钱等下一班船。万一没有船，你就返回城去。小伢子家，中央军又不会抓你的差，不要紧的。”船老板又一再催促，待许老板挤进船舱便抽掉跳板，另一个船工便猛撑一篙子，在众人咒骂声中那只木帆船顺流而下，像弦的箭一样飞速驶向江北岸的通江集。

站在江边上的好几百人都抱怨唐生智。其中又有人说：中央军已派人到江北抓船去了，不会再有船来。也有人说：大批的船只被中央军控制在三汊河、下关和鱼雷营备用；再多一些船只也会被他们一一抓去，不会让我们老百姓过江。许多人愤愤不平的离去了。

我不知所措，跟随上百人站在江边上盼望能有船来。约摸过了半个多小时，忽然听到江北那边传来几声枪响。有人断定是中央军在强行抓船。至此人人便纷纷离去。我又怕又无可奈何，被迫按许老板的吩咐，跟随几个大人往燕子矶方向返回，指望从那里坐船到江中心的八卦洲去。但是，当我们来到燕子矶时，乌龙山炮台响起了雷鸣般的炮声，宣告封江了!后来得知，此刻三艘日舰已出现在栖霞山江面，是我炮兵炮轰敌人所致。

燕子矶的江滩上和街里的难民在增多，其中也夹有平民打扮的散兵。已是枯水季节，宽大的江滩上站着黑压压难民在等船盼船，想从这里渡江去，逃了一条生命。但是听说从早上到现在连一条船影子都未见到。人们纷纷议论叫苦连天，也有人愤慨地骂道：“唐生智说话不算数，坚守南京三个月，与南京共存亡，完全是骗老百姓的!”看到从燕子矶过江到八卦洲已经无望，我只好往城里赶路。迎面仍有很多难民陆陆续续地向燕子矶涌去。他们全然不知在燕子矶的难民已有好几万人了，像积水不畅那样被滞留过不了江啊!

下午2点钟左右，我赶到和平门时，守军还在试关城门。当我和一些难民在第三道城门洞里慌慌张张交错而过时，看到守城的官兵们正忙着往城墙头上抬运“水机关”，即马克沁重机枪。但没有丝毫军事知识的我，并未去猜测日本兵已距和平门不很远了。在下坡的路上我听到中华门外隆隆的炮声，然而我又想起李老头的话：“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我想着走着来到中央路上，迎面看到许多难民成群结队地走向和平门，估计也是逃往燕子矶去的。到达鼓楼便听到中山门以南隆隆的炮声，似乎比昨天的炮声有所减弱了。经过新街口，看到一些市民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地走进难民区里。放眼看去，一片凄凄惶惶，令人心酸。

到了淮海中路128号后，当晚我又奉许老太太之命，摸黑赶到长乐街，劝说沈老太太带上钱、被子和换洗衣服，明天打早去淮海中路和我们同住在一块，或者同去难民区避难，以免时时刻刻惶惶不安、担惊受怕。但沈老太太仍然犹疑不决。

日寇野心勃勃地试图灭亡中国，因而进攻南京的攻势极猛，恨不得一口吞下南京全城。鉴于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生死存亡，关系重大。因此我爱国部队在城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给予敌人以迎头痛击，击毙了大量日本兵，阻滞了日寇进城的速度。市民们听到一些胜利的消息，都寄希望于爱国部队——击退日本兵的进攻，保卫住南京的城池，保卫住市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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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5节 虎口余生记(3)（图）

1937年12月19日，松井石根（坐者）等人在南京清凉山观察市里情况。 [手 机 电 子 书 w w w . 5 1 7 z . c o m]

但是，形势突然变化，市民们的希望一夜之间便全部落空了。1937年12月12日下午2时，唐生智召开军长会议，下达“停止抵抗，撤离南京”的命令。命令迅速传达到师、团、营、连。整个守军紧急作出撤离南京的准备，城外我方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下来。不知内情的市民、难民们还以为击退了日本兵的进攻，紧张的心情宽松了一些，却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兵借着中国部队作撤离南京准备之机，已经攻占中华门以西一段城墙，磨刀霍霍，正准备向南京市民和难民下毒手了。

南京市人民世世代代都要牢牢记住这一天——1937年12月13日这个大悲痛的日子——侵华日军不顾国际法的约束，对南京市民、难民们展开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这一天上午，日军未经攻城战斗，摆开杀气腾腾的战斗队形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里，划定区域，明确任务。刹时刻机关枪声、步枪声、手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相互交织，一阵紧似一阵，日本军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我市民、难民、散兵、伤兵、病兵当作战斗对象进行攻击，倾刻间街头巷尾、居民门口一个一个活人被无故打死，血肉狼藉，尸体纵横，伤者惨叫，呼天喊地。而追上来的日本兵惨无人性，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都一一补刺一刀，决不饶过一个活人。

这时我正在劝说沈老太太快些动身。昨天晚上，她听我讲了所见到的那些险情，仍然心神不定。我又向她讲了和平门试关城门和一些难民走进难民区的事，她才慢慢吞吞地在灯光下捡好一包衣服。我从房门外还看到她从箱子里取出一些现洋，反复的数了又数，恋恋不舍地放在包袱里，试着提提后放在自己的床上。又过了好一会问我吃饱了没有，得到我肯定的答复才要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睡觉。早上起来，她要我帮她捆好被子，连同大、小包袱都提来放在正厅的桌子上。本来锁起门来就可以走的，但她又想到晚上为我煮的饭没有吃完，说吃过早饭再走也不迟。她舍不得离开这个生活多年的家，更留念这份祖传的家产。犹豫中突然听到中华路方向响起的阵阵枪声，越来越近，又见几个市民惊慌地从她家的大门外向西跑过去，精神上也紧张起来了，急忙从后进穿过天井和前进，跑出大门外想向惊慌的人们问出什么事了。就在她跨出门槛的时候，一颗子弹正中她的头部，顿见鲜血从她的太阳穴处流出，两手张开似乎想抓住什么似的，挣扎中倒在门槛上死去。这是我亲眼看到被日本兵无缘无故打死的第一位老人。她很善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南京，却在1937年12月13日上午，被侵华日军打死在她的家门口了。正在我被吓得六神无主惊哭不已时，为送给沈老太太刚上好棉鞋的李老头气喘嘘嘘地跑进来躲藏，一把抓住我拖到后进，断断续续地说：“不……得了啦!日本兵……进了城，见到中国人……就开枪，许多人和沈老太太一样……被打死了!”我说：“不是说鬼子的眼睛碧绿……”在李老头对我解释的时候，几个日本兵快速从沈家大门外向西追过来，边开着枪追杀刚跑过去的老百姓。后面上来的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拨动一下沈老太太的尸体，又补刺一刀才走。

见此情景我又被吓哭了。李老头对我又劝又吓。因怕招来鬼子，我才止住哭声问道：“沈老太太被打死了怎么得了?许老板一定不会饶我。”他说：“街上被打死的人很多很多。沈老太太又不是你打死的。别怕，许老板也不怪你。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快同我一道去难民区吧。”我们说话间突然有一个日本兵端着枪闯进门来，照准我开了一枪，子弹头把我右肩膀头上的棉袄撕开了一个口子，露出了陈旧的棉花。我当即被吓懵了。李老头惊慌地催促我说：“有什么要紧的快拿上，要快!”我慌忙提起沈老太太的小包袱，才转向迈开一步，又听一声枪响，子弹头穿过小包袱的底部，小包袱在我手上逛荡一下，随即一块块白花花的现洋哗哗地落在地上。我正准备弯腰捡现洋时，李老头抓住我的一只手在枪声中拖着神志模糊的我冲出了沈家的后门，随即我们汇入了躲避鬼子追杀的人流，在炸耳的枪声中跨过一具一具尸体，跑过一条条街巷，拼死往难民区里逃命。

由外国人划定的难民区在新街口西北，东起中山路，南起汉中路，北止山西路，西止西康路。李老头在南京挑皮匠担子十多年，对主要的街巷都很稔熟。从长乐街往难民区里逃命全靠他领路。只要有松一口气的机会，他就会停下来告诉我这是什么街、什么巷，我们该往哪里走比较近。

好在当时大街上家家关门闭户，而在小巷里却有不少人家门户洞开，大概主人想观察外面的情况，仍有一些站在门里伸头向外张望。日本兵在后面追杀我们，或者前进的路上又遇到堵截要杀死我们的日本兵，我们便利用时间差，从小巷里的这家跑到那家，从这条街跑进那条巷，跑跑躲躲，躲一会趁有机会又往难民区里跑。沿途我们看到好几条街上大火冲天。条条街巷里都躺有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中国人的尸体。不少人家看门守家的人已被杀害，不时还看到儿童和妇女被奸后杀害的惨状。评事街上一具女尸怀里抱着婴尸，鲜血从皮革店门口的石阶上流到石阶下；另有两具男尸横躺在石阶上，鲜血从鹅卵石缝中流到街心里，令人胆颤心惊。

李老头在不住的叹息中想带我和另外三个人跨过一桥，再横越建邺路，准备抄近进入难民区。恰巧此刻建邺路东边又响起枪声，估计又是日本兵从白下路过来追杀老百姓，决不能横越建邺路去送死了。但往西逃命又无小巷，返回去将会离难民区越去越远，更不能站在街心里等死。于是，晕头转向的我们被迫沿河南小巷又慌乱地向东逃跑。

李老头和我从沈老太太家跑出，此刻途中到底跑过几条街几条巷都茫然无知，到底看到过多少具尸体也说不上来。我们本想通过中华路过内桥，但到了小巷的出口处又听到中华路上的枪声，只好打消此一念头，又迅速沿小巷返回，躲在一家空无一人的大屋子缓一口气。此时我才感到口干舌燥，拧开自来水龙头想喝水，无水出来。找到一口缸里有存水，我拿起小瓢舀起一瓢水咕咚咚喝起。他们每人都喝了一些水。我们站在这家的院子里静听，四面不远处都断断续续地传来枪声。大伙儿都认为直接横越小河和白下路，经洪武路直奔中山东路，再向西到难民区去的路最近，特别是巷子小也就比较安全。

时近傍晚，我们提心吊胆地走出这家大门，站在河堤下隔河向北看去，白下路上的中国银行五层大楼底部有好几个窗口往外冒出黑烟，估计才被鬼子纵火不久。好在此刻白下路、洪武路、中华路方向都没有枪声，大家都断定是逃向难民区的机会。但是，当我们横越快要干涸的河底时，冷不防内桥顶上射来密集的枪弹，其中两个人中弹被打死。李老头不顾死活地领着我们快步如飞地冲上河堤跑上了白下路。我远远看到中国银行的墙脚下躺有好几具尸体，丝毫也不敢迟疑一步，快步钻进洪武路口。往日菜市场上拥挤的人群已不见踪影，只有好几具尸体躺在街心伴随着空荡荡的一些肉案子。我们正向北往前赶路时，发现前面有好几个人也向北走。李老头催我加快步伐，说道：“这就不要紧了，一定能够安稳地到达难民区里。”我提出要去看看许老太太，也好把沈老太太被鬼子打死告诉她。然而还未等李老头说出可否时，前面不远处突然响起“嗄公!嗄公”炸耳的枪声，无疑又有鬼子了。枪声中只见二男二女调头向我们这边跑来。我惊哭着紧紧跟随李老头和一个中年人调头猛跑一气，在枪声中拐进闺奁营小巷，迅速钻进一家大门。后跟进来的一个矮子很机灵，反身关上大门，又插上了门闩。

这家的房屋很宽畅，三开间，两厢两进，中间是小天井，后院半边是厨房，看来是个富有的人家。主人在市府任职，随着“迁都”带着老婆孩子已去汉口，独自留下老父亲在家守门。老先生头戴礼帽，身穿长袍，脚蹬棉鞋，已备足了四个月的米、煤、油和盐，以为中央军可以守住南京三个月，英美亦会出面干涉，日本也不敢蛮横到底，定会和中国签定停战协定，仍退回上海，南京必然安然无恙。

我们四人中的矮子是从秣陵关方向带着老婆、儿子、女儿前天才逃进城里，到难民区里没有找到住处，返回到马道街临时住在一个熟人家里。因为看到鬼子搜街打死了好多人，只好带着老婆和孩子往外跑，老婆在中华路上已被鬼子打死，惊慌中15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被冲散，生死不明。矮子讲着讲着哭了起来，估计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很难留下一条活命。另一个中年男人是从句容方向带着老婆孩子前几天逃进中山门里，因没有县里发的“难民证”，又没有熟人证明他的身份，所以难民区里拒不收留。他们曾经逃到下关，那里的人很多很多，因没有找到住处又返回城里。他们在外面吃尽了苦头，再往哪里逃已无指望，今天上午想冒死返回家去。但是，他们走到西华门却遇到杀气腾腾的鬼子，老婆孩子计三个人当场被打死，只身沿中山东路狂逃，后来又钻进小巷，晕头转向地跑过几条小巷，本想跟着熟悉街巷的人经洪武路逃进难民区去，可是又遇上万恶的鬼子。他们途中所看到的烧杀情况与我们所见大同小异，都认为鬼子已下定决心要把南京城里城外所有的老百姓斩尽杀绝，不留一个活人。

老先生听了外面惨状，却说了他的不同看法，认为日本人也是人，不会那么不讲理，特别是不会不问清是什么人就把人打死。你们不该跑，站住让日本人检查，他们认定你不是中国兵，也就不会把你无缘无故地打死；你一跑，他们认定你是中国兵，就会开枪。那个中年人不同意老先生的看法，说他在家里就听说鬼子要霸占中国地盘，中国人不服，所以鬼子见到中国人就开枪打死。我这才逃离家乡，本想往乡下逃命，可乡下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鬼子，被鬼子打死的人很多。我有儿有女，好死总是不如赖活着，只有逃进南京城一条活路。今天的事实正说明日本要霸占中国土地，果真见到中国人就开枪一一打死，我的儿子才11岁，女儿才9岁，日本鬼子都不肯饶过他们啊!他说着说着就断肠似的痛哭不止，令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老先生心也软了，很同情我们不幸的遭遇，拿出锅巴要我们就着冷水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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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6节 虎口余生记(4)

天黑了下来，外面仍断断续续传来枪声。

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站在后院里观察周围的火情。不远处的中国银行那边显出红光，似乎是在内部闷烧，火势并不怎么旺盛；城南、城东和城北三个方向的火光已把空中的云彩映红，惟有西北角处暂时无火情。我们认定那就是难民区所在地的方向，都想能插翅飞进难民区去该有多好。大家想到德国人、美国人真好，在南京遭受浩劫时还设个难民区保护中国人；唯有日本人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在南京制造了千古难平的民族仇恨。

我一开始时非常惊怕，毫无主张，跟着李老头边跑边哭，还记挂着许老板不会饶我。李老头边跑边劝我，鼓励我，又给我作解释，说两个人在一块逃难总比一个人逃命要好，可以互相仗胆，互相照顾。后来，我沿途看到许许多多被鬼子打死中国人的尸体，神经逐渐麻木了，又觉得不听李老头的话早被鬼子打死，惟有跟着他逃难才有活命。但一遇险情我又怕又哭，以为再也见不到妈妈和姐姐了。李老头一劝说我又鼓起了勇气，惟一的指望是逃进难民区里去，寻求德国人、美国人的保护。

当时，估计路上肯定不会顺利，就怕鬼子在每一个巷口都会设哨，又藏在黑暗处借助火光看到我们一举一动，而我们却看不到他们，危险性很大，因而我们不敢冒然去乱闯。老先生担心我们挨冻，特意拿出一床被子铺在一张空床上，要求我们将就一些。我们谢过之后四个人便和衣横躺在床上过夜，打算天亮后再往难民区里逃命。

第二天早上，老先生要到大门外去出恭，我也跟在他身后去解大便。他才跨出大门槛走了两三步，巷口处射来子弹便把他打死在家门口了。见此情景我大吃一惊，把伸出大门槛上的一只脚急忙地收缩回来。正在我惊恐无措时，一个持枪的鬼子飞快地闯进门来，见到我便凶神恶煞似地叽哩咕噜说些什么，又踢我一脚，皮鞋尖踢在我的左胯上，疼痛难忍，立刻哭出声来。正在那鬼子拔出带血的剌刀往枪口上安装时，我的一股热尿不自主地流在裤筒里，以为这一下非死在鬼子手里了。恰在这时，一个身穿旗袍、手提包袱的少女慌慌张张地一步跨进门来，见到门里有一个鬼子，惊叫一声“我的妈呀”，慌忙转身想往外跑。那个日本鬼子就弃开我，像饿虎扑羊一样一把抓住那少女的衣领。趁着那少女哭着挣扎时，我猛醒过来，飞速穿过天井，跑进后进。我们四人谁也不敢去搭救那个少女，只见又有两个持枪的鬼子闯进大门。因怕他们到后进来杀死我们，我们四人便惶恐地跑出后门，翻过后院的墙头，跳进狭窄的小巷，弯来弯去找到出口，又转上闺奁营小巷的中段，已知洪武路那头决不能去，只好加快步伐向东逃命。

此处距淮海中路不远，我已知闺奁营东去是娃娃桥，向南拐弯经观音巷是白下路。而闺奁营和娃娃桥相接处往北拐弯便是火瓦巷，去淮海中路已经很近了。但是，经过观音巷与闺奁营构成的丁字路口时，看到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好几具尸体，鲜血顺着鹅卵石缝流在路面上。有一具尸体被击碎脑壳，脑浆飞溅在墙上，腥味刺鼻，我直打寒颤。原来观音巷中有一栋楼里住有鬼子，门岗见到有人经过此处便开枪射杀。正对观音巷的一根电线杆上留有许多弹痕，擦过的弹头把木皮击飞，留下一道道口子。经过这里的人只要稍慢一下脚步必死无疑。我们四人又惊又怕，在枪声中快步如飞地跑过巷口，跑不多远便拐进火瓦巷，才敢放慢脚步。才走到塘边上，我们看到迎面跑来五个人，有两人中弹倒下了。其中一个壮年骂声不绝，想用胳膊肘子支撑起身子回头看看杀人的强盗，却未能如愿，尸体终于滚下了塘坎。矮子迟疑了一下，也中弹惨叫着倒了下去。李老头领着我和那个中年人调脸就跑，随即跟随另两个人跑进娃娃桥小巷。另一个老头却盲目地只身跑进闺奁营小巷去了。我的头皮变得麻木了，经过大观园(现是南京监狱)门口时，看到该旅馆的楼房正在大火中落架，热气流带着灰烬直冲云霄。我们五人丝毫也不敢放慢脚步，一口气越过小拱桥冲上了太平路，抬头一看便被惊呆了——

近处躺着一具具尸体，北面的太平北路北端，南面的四象桥，东面隔着太平路的马府街都有大火，浓烟滚滚，而且火势还在蔓延，在扩展，走过去不被鬼子打死也要被火烧死。而且南面白下路十字路口处的鬼子在放枪，射杀零零星星逃命者。正在我们犹豫观望时，南面的鬼子发现了我们，紧随机枪声响，那个从句容逃出来的中年男子倒了下去，喊着“快跑”的另一个人也中弹被打死。余生的李老头，我和另一个人被迫茫然地调脸返回娃娃桥小巷。但是，我们才越过小拱桥，刚才盲目跑进闺奁营去的那个老头在枪声中又迎面向我们跑来。看来又处绝境：四方八方都是杀人的强盗，无处可逃，必死无疑。可是野兽都有避死就生的本能，人有思维和理想，那怕是有一线生的希望都不能放过。心慌意乱的我们紧紧跟随两个男人钻进眼前的一家深宅的大门，又跟随原来藏在门里的一个麻子一直跑进第三进，飞快地爬上厅堂壁板后面的一个楼阁。麻脸男子待我们五人都爬上了楼阁，神速地把木楼梯抽上楼阁，关严楼阁的木门，转脸屏住气从壁板缝里观察前厅，天井和厅堂里的动静。

紧跟着老头之后闯进来10多个日本兵，个个手上持有寒光闪闪的刺刀。鬼子挨个看着左边的那个房门，但都未进去，却集中用枪托捣砸右边的那个紧闭的房门；不一会房门被砸烂，从房间里拖出刚才躲进去的那个老头。几个日本兵一涌而上，围着老头乱打乱踢。老头脸上连连中拳，眼睛，鼻子都流出鲜血。最后一个日本兵一刺刀捅进老头的胸膛。那老头的惨叫声刺入肺腑。

我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不忍再往下看。

待日本兵从这家房间里拿出几床被子走后，麻子告诉我们：他是回民，姓马，家住武定门里的城墙脚下，祖祖代代种菜谋生。昨天十点多钟，他听到城外和附近都没有枪声便到菜地去拔菜。然而才低头拔起一棵青菜，突然听到家门口有枪声，急忙往回跑，只见老父亲被打死在家门口场上，吓得他浑身打颤；又看到他老婆在堂屋里正和一个要强奸她的鬼子扭打在一起，他14岁的儿子已被鬼子用刺刀刺倒在地，连声惨叫不止。他浑身冒冷汗，一个箭步跳进大门，拿出门后的一把锄头，照准鬼子的头就是一下。却万万未曾想到击在鬼子的“铁帽子”上，嚓的一声响未伤到鬼子。那鬼子急忙松开他老婆想到大门边取枪，却被他惨叫的儿子死死地拖住了一条腿。而后他和老婆都感到鬼子不会放过他们，是死是活定要一拼，于是他们壮壮胆像打狗一样将那个鬼子处死。他老婆心都要碎了，抱起死去的儿子惨哭，喊怨叫屈。但是，铁路上又有两个鬼子向他家这边走来，急忙拉住他老婆跑出大门。跑不多远老婆又中弹死去，他含恨扔下老婆的尸体向北逃命。然而他飓在不远处越过铁路，转脸一看家里的房子燃起大火。他昨天晚上逃到娃娃桥，看到这楼阁上比较安全，就躲在这里等候机会再逃。

麻子哭了一会又告诉我们：这户主人已逃到安徽去了，只留下一个50多岁守门的女人，昨天遭十多个鬼子轮奸，晚上还艰难地摸到前面关上大门。他很同情那女人的遭遇，要她和他一道躲在楼阁子上，女人却不肯。今天早上，又有三个鬼子砸开大门，像狗一样轮流奸污她 。最后一个鬼子站在床沿前强行行奸后，残无人道地用刺刀捅进了她的下身，女人无力地呻吟着死去。

刚才，麻子想到大门口看看动静，却看到我们一伙跑进这家深宅。幸亏有这个楼阁，否则我们全死在鬼子的刺刀下了。

于是，我们从楼阁子爬到那房间的天花板上，从楼板缝里看到楼下房间里床上一具女尸——女尸上身穿一件敞开怀的卫生衣，赤裸的下身两条腿耷拉在床沿上，腹部已被从阴户破开，一团肠子挂在她的裆下，双腿间的地板上有一滩黑血，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大伙儿谈起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个地方等死，一定要逃到难民区。此刻，我们都把难民区视为在南京惟一的天堂，只有逃到那里去才有活命。麻子认为所有的大街上都去不得，盲目乱闯危险性很大。各条小巷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开着，未打开的门因鬼子搜查抢东西，或找女人奸污，都被轰开了。只有利用时间差从这家跑到那家，躲躲跑跑，遇到个把鬼子先下手为强。你不打死他，他一定会打死你的，只有打死他才能保住自己命，看准了机会就往难民区里逃。

就这样我们五人又趁机小心翼翼地转悠到火瓦巷来了，在“何济公寓所”围墙外一个小巷深宅里，又看到一个老头随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躲藏在堆杂物的房间里，很黑，不易被人发现。据老头介绍：女人是本巷贾先生之妻。她男人在国民政府里工作，已带着儿子逃到汉口去了。昨天，鬼子从她家里把她搜出来，看到她生得漂亮，硬要带到兵营里去奸污。走到塘边上，她含恨跳塘自杀。但又被鬼子从水里拉上岸来，死拖硬拉将她拖进本巷一个烧饼店里毒打，10多个鬼子剥光她的衣服轮奸了她。鬼子们离去后她的腿已无法行走，又想上吊寻死。老头劝她忍住气活下去。由于湿棉衣不能再穿，便把她架到这里，睡在黑屋中被窝里躲藏。

老头住在白下路上的观音巷口，儿子媳妇带着四个孩子已逃往江北。他和老伴都认为已经年纪大了，鬼子来了也不要紧。万万未想到鬼子十分歹毒。昨天上午，他和老伴听到内桥边的枪声，便站在门口向那边细看，只见鬼子边向他们开枪边向他们跑了过来。他们被吓得直打哆嗦，赶紧跑进家关上大门。两个鬼子砸开他家的大门，见到他老伴迎面就是一枪，当场将她打死；他迅速躲进房间，钻进房床下才未被鬼子搜到。下午时分，他通过观音巷逃到火瓦巷，发现了正准备上吊的贾太太，急忙上前劝说和安慰。

老头咬牙切齿地咒骂着日本鬼子，劝我们快去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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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7节 虎口余生记(5)

我们个个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总想快些逃进难民区去。这一带的路我很熟悉，便领着他们从背街悄悄地溜到淮海中路南侧的一个小巷子里。我要求李老头千万跟我去看看许老太太，生死也好向许老板有个交代。因窥视到淮海中路上座北朝南的金昌里几栋洋房里都住有鬼子，几匹大洋马就拴在围墙的大门口，持枪的鬼子从门口进进出出，看样子正处在搜杀老百姓的紧张状态。而许家的大门就在金昌里的斜对面，根本不能经大门而入。所以李老头劝我不要老鼠去啃猫鼻子，自己送死。但我仍领着李老头等人从后门进到许记食品厂里 ，逐屋细看：面粉、白糖、汤油、食盐等被抢一空；我的破被子和破衣服被扔在地上。李老头看到我收拾地上的破衣服很急，催我快走。我仍将早上尿湿的内裤子换了下来。许家的前屋每一个房间里都被翻得乱七八糟，细软全被抢光。而许老太太的去向却无从知晓。

我又向李老头要求，带着他去科巷找我二姐。他气愤地责怪我真不懂事，你自己的命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想去找你二姐。恐怕她早被打死了。我哭，他又很同情的劝我，鼓励我。

天快黑的时分，我们本想向西经洪武路直接进入难民区。但眼前没有与淮海中路平行向西的小巷，同时也怕被金昌里楼上的鬼子发现，故被迫绕道到淮海中路东段。在一家小店的后院里，从一个老头的口里得知：许老太太昨天下午和邻居数人已经逃进了难民区。至此我才放心下来。然而我心中仍惦记着我二姐林秀英的人身安全。

当晚，我们五人摸黑，借助远处的火光，试探着一步一步向北来，打算从中山东路向西到新街口直接进入难民区里。又发现路上有巡逻的鬼子，被迫横越中山东路，在枪声中又有两人被打死。麻子、李老头和我心里早已划算好了，听到枪声拿出吃奶的力气快步狂跑，钻进碑亭巷小跑一气。估计身后没有鬼子追杀才拐进一个小巷，见有一线灯火迅速跑进这家躲藏。我的一颗心惶惶跳得剧烈，想到不知何处才是逃命的尽头，随时随地都有被鬼子打死的可能，伤心的又抽泣不停。李老头又怪我又劝我，麻子又鼓励我，我才停止抽泣。

这家宅深三进，也躲藏着好几个逃命的人。刚才一个警察点蜡烛换便衣才有灯光。我们向他们谈了逃命中所见的惨状。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南京城里已经涌进来好几万日本兵，小营一带、国民政府、西华门的中央饭店、新街口的国货银行、交通银行、外交部、铁道部，四面八方都住有鬼子，到处追杀中国人。

换上便衣的警察掌握的情况更多，判断的也令人信服。他告诉我们：国民政府上空已升起太阳旗，各城门楼上也都挂上了太阳旗，这些都标明中华民国的国耻和中华民族的仇恨；中山门里尸体成堆，都是日本兵把俘虏和难民赶到城墙脚下，全都用机枪扫射杀害；各城门，各要道都有日本兵把守，见到中国人不问是青年还是老人还是小孩，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开枪打死，城里城外被日本兵杀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中山北路，中央路上被日本兵杀死的人最多，尸体成堆，血顺沟淌，尸体密集的地段人都无处下脚。凡是女人，不问老少，都遭鬼子强奸轮奸，发泄兽欲后又将女人就地杀死。日本兵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抢，连香炉、蜡烛台、热水瓶都要抢去，抢后就放火烧房子，毁掉抢掠现场。你们现在看到的火光都是日本兵放的火，城南、城东、城北都火光冲天。难民区已被鬼子封锁，见到中国人往难民区里跑就开枪打死，一个也不放进去。要想活命，只有逃出城去。

大伙哀叹好久，有熟悉南京城里城外道路的人提议从玄武门旁边的城墙上跳入玄武湖水中，游水逃到和平门外。走一步是一步，在城外巡回的余地广阔，逃生的希望比较大。但又有人担心，从玄武湖游水上岸，穿着湿棉衣逃命，天太冷，不被鬼子打死也将被冻死。大伙儿一想也对，又畏难起来。那个刚穿上便衣的警察又说：“你们想要活命，只有千方百计地逃出城外去。城外被鬼子打死的人一定很多很多，你们不要怕鬼，可以跟死人换棉衣穿。到了这个时候，不要计较那些了。”李老头觉得这样做不得，活在世上也要欠“阴债”。但想到别无他路可选，磨蹭好久仍随大伙儿选择跳湖逃生之路。

当晚，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或明或暗的月光下，在冷枪声中横越了珠江路，转弯抹角，走过一条又一条小巷，提心吊胆的来到中央路上。借助月光和下关方向冲天的火光，看到路面上成片的尸体，一下子便把我吓得呆如木鸡，眼前尸体挨尸体，两边店门外也横七竖八的躺着尸体，血腥味刺鼻，催人恶心想吐。我心惊胆战，一迈开脚步便被一具尸体绊倒，扑在好几具尸体上，吓得我哆哆嗦嗦不敢动弹。幸亏李老头将我拉起来跟着他们继续逃命。

我们都壮胆绕过一具具尸体，向北走不多远，迎面遇到十多个同样是逃命的人。一问才晓得玄武门旁边上不了城墙，城门口有鬼子更不敢接近；挨近和平门一段坡路可以上城墙，但城墙上有鬼子岗哨，不时用手电筒光圈搜索目标，万不可挨近。于是我们一起转向鸡鸣寺，从城墙倒塌处攀上城墙。我们遇到的那伙人想得周到，做了充分准备，带有两捆很长的粗麻绳。我们把粗绳捆在小树上，一个一个系下城去，一路上小小心心，踩着玄武湖边冻土，在天蒙蒙亮时逃到太平门外来了。

我们都以为城外比城里安全，再不会有鬼子追杀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松一口气。其实也一样糟糕，同样随时随地有被日本兵杀害的危险。

太平门外城墙下不远处躺着一片成堆的尸体，从衣着上看有中国军人也有老百姓，肯定是被日本兵集体残杀的。我们小心翼翼地边走边看，细致观察正前方，从一条沟壑中爬上公路，路边两边躺着一具具尸体，到处都是丢弃的钢盔，子弹袋，水壶等。冷不防太平门城墙上响起了炸耳的机枪声，当场有八九个人被打死打伤，我不顾一切的甩开两条腿，紧跟李老头和麻子狂跑。到底跑了多远自己也弄不清楚，只觉得身后的枪声不再响了，又见到路边有一口水塘，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跑到塘边用手搿水喝足。这时才想起还是前天晚上，在闺奁营老先生家里吃的锅巴，肚里早已空空，四肢无力了。

刚才在我们身后跑得较慢的七八个又赶上来了，我们当即也跟着他们向前赶路，总觉得离南京城越远越安全。走着走着，在太子坟对面的公路坎下发现一只行军锅，麻子走下坎打开一看，原来是小半锅饭。听说是饭，我第一个跑到锅边，抓起冻饭就吃。有的人听说是饭连脚步也不肯停，直管自己赶路。麻子也吃了不少，只有我和李老头伸长脖子往肚里吞咽那带冰冻渣子的冷饭。随后我们又加快步伐追上那伙人。约模9点钟时分，我们来到蒋王庙小街。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昨天和前天都有鬼子到蒋王庙搜散兵和老百姓，街头上山沟里还可以看到尸体。鬼子曾在紫金山上乱开枪，几只獐子被枪声赶出树林均死在鬼子手中了。晚上，他们都回太平门去了。鬼子随时都会来蒋王庙，很危险。此处不能久呆。北去的尧化门早被鬼子占领，东去的岔路口也有鬼子把守。昨天下午，有八九个人从尧化门处过铁路，大部分被打死，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夜间才偷越过去了。因此，在当地一个老头指引下，我们只好迅速爬上紫金山北坡——延伸到蒋王庙附近山岭上的马尾松林，等待天黑再去逃命。

就在这个树林里我们和83军掉队的罗参谋2，亲眼遥看到大汉奸高冠吾在蒋王庙诱杀大批俘虏的现场。这个狗汉奸的重大罪恶多少年来都未被揭露出来。抗战胜利后我在南京见到了罗参谋，他应该算是一个难得的爱国军人。他为了刺杀曾经担任过敌伪南京市长和江苏、安徽、江西省长的高冠吾，曾冒险追到合肥和南昌，但因受条件限制都未能得手。

当时约有近千名教导总队和83军掉队官兵与部队失去了联络。这些官兵都是在夜间突围时因天黑未能跟上部队，便分散藏在蒋王庙街外的山沟里、柴草中和紫金山脚下树林中，处境危险，十分艰难。但这近千名散兵都是老兵，训练有素。特别是教导总队军士营的官兵，曾多次与日军作战，知道敌军对中国战俘一概杀掉的政策，故不肯轻易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敌人投降。昨天，约有一百多个日本兵到这一带搜索，有一部分军人特别是十多个伤兵因躲避不及都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中了。因而他们大多数用各种办法避战和敌人周旋，已经躲过了一个难关，都在等待时机逃离南京。

日寇也曾派飞机在这一带盘旋侦察，认定在此部分散兵活动的余地仍很宽广，地形又很复杂，有利他们隐蔽。他们虽分散但仍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比整体防守阵地的官兵更难对付。上上策是利用中国兵相信美国人会偏袒他们的心理，使用高冠吾出面诱降，此乃是兵家之计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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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8节 虎口余生记(6)

中午时分，当时任日伪南京督办的高冠吾偕同汉奸们十多人，分乘三辆打着美国星条旗的小汽车从太平门驶出，一路鸣着汽车喇叭，耀武扬威地来到蒋王庙小街。冒充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在街外招来散兵代表“谈判”，向散兵代表诈称：“只要散兵们自愿放下手中的武器，美国使馆将出面与日军交涉，保证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爱国者也不用担心，度过眼前的难关，将来再去报效祖国。不愿去难民区的也可以，分发路费，回家为民。”

散兵们一经脱离了长官的指挥心里很不踏实，考虑到眼前危险的处境，将来的去向多多少少地又符合自己的心愿，轻信了汉奸的欺骗。代表们迅速回到散兵中传达“美国使馆的好心好意”，约有500多人到指定地缴出枪弹，坐在一个邻近的山沟里等待汽车来接他们。

教导总队的班长吴炳生3缴枪后有点半信半疑，疑疑惑惑地坐在散兵群中观望，担心“美国使者”不及时派汽车来，更怕“美国使者”与日军交涉破裂，日军派兵来将他们全部杀害。罗参谋也曾到蒋王庙参与“谈判”，心里想来想去总是有所顾忌。他又不认识高冠吾，想到南京保卫战中国部队处于劣势，战败已成定局；美国使馆事先未与日方取得保证，此刻单方面在战火中出面保护中国军人，其举动很为蹊跷，可信的程度太小了；同时他又想到撤退时曾经明确布置，一旦谁掉队了便各自为战，设法与鬼子脱离接触，直奔安徽宁国找83军归队。但他又不敢出面阻止那些散兵缴出枪弹。因而他决定不向日军缴出枪械为宜，又回到马尾松林中注视着山下的动态和情况变化。

三辆小轿车返回太平门后，未令缴出枪弹者等候多久，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分乘五辆卡车从太平门驶出，十分钟后赶到蒋王庙。迅速占领山头，旋风般架起轻、重机枪，夹以三八步枪，猛烈地向俘虏群开火，弹头象雨点般地向俘虏们身上泼去。

吴炳生看到日本兵抢占山头，又旋风般对准他们架起轻、重机枪，意识到了上当受骗，枪声一响便就地倒在身边的沟里装死。紧随着他倒下有两具尸体倒在他身上，虽受压而又不敢动弹，希望以此作掩护，逃出生命。

另有几个勇敢者突然醒悟，冒着日军密集的枪弹呼喊着前仆后继，冲了出去。其余均在惊叫声中被日本兵打死。

面对成片散兵的尸体，日本兵又排成横队，见尸一一补刺一刀。有呻吟者还要用刺刀拨动伤者的身子，连刺几刀致死。日本兵的一把刺刀透过一具尸体刺穿吴炳生的外胯肌，未刺到致命处，而他忍受剧痛未敢喊叫。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待日本兵在邻近的一个山沟里运走枪弹后，他便从尸堆里爬起来，又用绑腿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想着逃出地狱的办法。

15日晚上，天变阴了，天上漂着流动的云层，未圆的月亮不时从云缝中露出。紫金山北面一带长满山柴的丘陵时隐时显，很有利我们去逃命。我们估计日本兵此时不可能出来，周围三四十人分成好几股，各自商议逃命的途径。其中最担心的是渡江地点和有无船只的问题。

罗参谋和另外三个当官模样的军人都带有短枪，他们记下了这笔仇恨，在天才黑的时候便下山去了。

我们这一伙有十二三人。李老头和麻子对这一带的道路一无所知，计划跟随他人从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借助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的火光，往北偏东方向直达江边。他们认为为了赚黑钱，总会有一些胆大者星夜架船到这一带偷渡。

天黑后，我们抓紧时间悄悄地下得山来，谁也不敢到蒋王庙小街寻问情况，从其街外横越公路，沿着小路向北走。我心里很害怕，担心天黑跟不上，哀求李老头一定要带我逃到江北去。李老头也要我放心，要求我紧紧跟着他走。

谁知道在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时被日本兵发现，枪声一响我看到麻子倒了下去，他还轻声喊着“快跑，快跑!”惊慌中我没有看清是不是李老头，紧跟着几个人狂跑，一口气向西跑出一二里路。待停下来看看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火光构成的轮廓，判定此时自己的位置，认为危险性更大，于是5个人一行又向北偏东方向赶路。

我失去了李老头的依靠，心里更加害怕。但又不敢哭。好在他们看我可怜，要我跟着他们赶路。这一夜到底走了多少路谁也不清楚，天快亮时来到乌龙山下游，距炮台约七、八里处。当即睡在深草丛中等待天黑，盼望夜间江北有船来偷渡。

到了下午，我们发现不远处也有十多个人躲在草丛里，估计也是在此等船的。派人去打听，果然如此。并告诉我们：昨天夜间有三条帆船来到这里。每人要两块钱的船钱，有一百多人渡到江北去了。有钱赚，估计今夜还会有船来到这一带。

谁知这一夜，我们等到天亮却未见一条船来。大伙觉得距乌龙山炮台不远，恐有鬼子到此搜查，便三五成群地顺着江边往下游走。也是走走躲躲。上午曾有一架日机到这里低空盘旋。我们都趴在草里不敢动。这一带仍是丘陵，很少见到村庄。到了下午我们这五个人才走出十多里路，却遇到十多个带枪的中国兵。吴炳生一拐一拐的也在其中。

接着又飞来两架日机盘旋侦察。吴炳生等断定日机已发现了他们，明天定会派兵到这一带搜杀中国人，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渡过江去。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问清我的情况后说：“小孩，来到这里就不要怕。只要有船，我们就会带你过江。”

就在士兵们和我谈话的时候，与我同来的另三个人摸不清士兵们的用意，更担心此处没有船来便悄悄地离去。第四者是个老头，看到当兵的对我很是和气，也就没有离开。他和我跟着吴炳生等向下游又走出二、三里，便来到一个小村庄，村头和村里都躺有农民的尸体；4户人家的房子被烧3家，另一家的瓦房中了几发炮弹，墙倒梁塌，好在没有起火，碎瓦堆在梁柱之间。在不远处的碾场上有2个被枪击穿的牛头，其颈和腿全被割去；2条牛身仍在，牛血已变黑，牛的肠肚也已露出体外。

吴炳生等人在山草里找到一口袋米，又在烧毁的房子灰里扒出一口锅，煮了一锅饭，吃后便着手拆下倒塌房屋的梁柱。本想及时搬到江边的，因傍晚看到几只飘着太阳旗的汽艇从下游驶向南京方向，而且那些日本兵都是杀人狂，不时用机枪扫射两岸被他们所发现的中国人。据到江边观察的士兵回来介绍：江面上不断有尸体向下游漂去，远处看到的一个个黑点估计也是漂浮的尸体。因此等到天黑，我们才把拆下的梁柱搬到江边，放在水里，作为向江北泅渡的工具。

那个老头向士兵们介绍江中流水和江北岸的情况，还讲了抱住梁柱泅渡的要领。他被那个当官模样的人看中，作为领渡人先下了刺骨的江水，借助或明或暗的月光，在江水里作泅渡示范。士兵们在此情况下都知道枪弹的重要性，把子弹袋捆在梁柱上，套上枪带皮带，并用绑腿绑牢。

我和吴炳生共用一个“驼梁”作泅渡工具。他绑好步枪和子弹袋，我们协同把“驼梁”推下水，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我们浑身打颤，上牙敲得下牙格格响。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骑在“驼子”的脚下，手抱“驼梁”，“驼颈”往上翘起，挥动两腿，奋力向江北泅渡。江中心一浪紧跟一浪，一时被浪峰托起，随之又跌下浪谷，那浪花像瓢泼的大雨一样从头顶上落下，打得脸皮麻酥酥的。有时又被迎面击起的浪花钻进鼻孔，呛得连打喷嚏，引起咳嗽。过了江心，吴炳生又催我用劲。此时双手和整个上身都已冻麻木了，唯有两条腿不停顿地在水里挥动，到底经过多长时间和游了多远，我俩都一概不知。好在江滩上有几个打捞从上游漂流下来木器的人。我们距岸丈把远时被一个壮年人一钩子挂住，缓缓地拖到岸边。吴炳生从“驼子”上取下枪弹，面向江中喊几声同伙的名字。见没有回音，便要一个农民领着他去找保长。

此处属六合县最南端的玉带洲。我上岸未走出几步便昏倒在地，幸被一个姓刘的老农民救起，在他家吃住四天，又帮我烘干棉袄和单衣、裤。临别时我掏出身上仅有的2元钱相谢却遭拒收。我跪在地上连连叩头，感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待我回到家里，我妈得知我逃命的险恶情况而为我高兴；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认定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便伤心地大哭起来。我随后大病一场，一个多月后，十个脚趾盖全部脱落，两个小脚趾盖再也未长出来，留下终身残疾。

注释：

1林秀英，女，1919年农历八月生(后来因婚姻问题有可能隐瞒年龄)，是双胞胎，小名叫大桂子(其妹一岁多时夭折)。她于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当小保姆。南京大屠杀后一直无书信回家。村里人都认为她已被日本兵杀害无疑。1970年秋天，上海“清理阶级队伍”时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乡调查林秀英的社会关系，得知我家是贫农，军属，我又立过大功，复员转业后在党委部门工作，取证后便离去。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我先后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户口寻找，只因五个年龄段内同名有数千人之多，从中选择相近条件的数十名上门相认，均不是而使我失望。1994年，当时接待调查人员的四星大队长罗加和告诉我：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长宁区，是编织工，因儿子要“接合”进领导而来调查。但此时我双目近乎失明，已无法前往上海寻找。看来南京大屠杀给我留下又一终身遗憾。

1罗参谋失散后未去找部队，却留在南京与他人合伙赶马车谋生。后来他认出敌伪南京市长就是1937年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诱杀俘虏的高冠吾，并于40年夏天在朝天宫之东的南京大学(临时的)门口行刺未遂。但对敌人惊动很大，日军曾紧闭城门三天三夜，进行了严密搜查。

2吴炳生：上岸后，当地保长安排他在村中一间学屋里住宿，并供他吃饭。还有一位土郎中用草药帮他医治好伤口。后来他在瓜埠镇附近一个姓杨的人家做帮工。抗战胜利后便返回原籍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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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9节 铁证如山(1)（图）

1937年12月13日，中华门前尸横遍地，血迹斑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残杀我同胞数额巨大，伴随之强奸妇女、焚烧破坏、抢掠财物，无所不用其极，惨绝人寰，铁证如山，举世公认，不容否定。

日本现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仅仅口头上表示反省是不能接受的，必须进一步诚恳的道歉，并按国际法给予受害者应有的赔偿。

《虎口余生记》中，我所看到只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一小部分。到今天，经过50余年收集资料和潜心研究，我认定南京大屠杀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侵华日军的罪恶历史留在南京城里城外，那是在中国土地上，日军带不走，也毁灭不了，已在中国人民心中铸成铁案，不管日本右翼分子和某些政要如何耍赖狡辩，妄想一笔勾销，血写的历史将永远记下日军的暴行。用生于东京而曾亲身参加攻陷南京战役的日军士兵冈本健三的话说：“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

(一)30万人以上被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杀、烧、淫、掠，惨杀我无辜同胞达30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有19万多人；被零星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的有15万多人。日本兵无任何约束地强奸轮奸妇女，很多妇女被奸后惨遭杀害。日军到处放火，全市房屋有三分之一化为灰烬。他们还大肆抢劫，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不论私人住宅或商店，公司库房的财产，金银钱财，文物古玩，以至难民的粮食，医院里的被褥，民间的牲畜等几乎无一不抢。我们先看看日军屠杀我同胞的罪行。

一、分散屠杀。

根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日军在南京分散屠杀计2000余案，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被害者达15万余人。(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137页)

例证之一。

王芝如：日军进城前，她家住在小荷花巷。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时，她家留在中华门里新路口家中的9口人，有7人被日本兵杀害。那天，她随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到难民区里避难，父亲、母亲、姑子、姑爷及5个小孩留在家中。原来打算到了难民区，找到住处以后，再要她丈夫回去接她家里的人。谁知道日本兵进了城，听说离开难民区有被打死的危险便不敢出来了。20多天以后回家一看，家里躺着7具尸体：父亲、母亲、姑爷被杀害了；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活活被糟踏死了，最小的侄女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7岁的侄女被戳几刀昏迷过去；3岁的侄女被吓呆。当时的情景真难于用语言所形容。

中山陵园管理处退休职工夏淑琴证实：王芝如是她舅母，侵华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时，她们一个大门里住着两家：一家是回族，4口人；她家有9口人。日本兵在很短的时间内，杀害了她们两家11口人，邻居家4口人。她家7口人，只幸存她和她的一个妹妹。她当时7岁，背上被戳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有疤痕。

对于上述“例证之一”有必要用新发现的马骥(又称马吉)的日记来补充。因为出现了有2个“13口人”，容易引起误解：前者2家13口人被杀死11人；后者1家13口人全被杀死。所以不能重叠起来看成是一件事有关。该日记的新闻于1993年1月25日由《参考消息》报道：日本新书披露美传教士目击日记

南京大屠杀又一历史证据

(路透社东京1月10日电)题：日本人阅读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记载：

日本士兵杀死了屋里所有13人，包括75岁的老头，74岁的老太太，一位母亲和她的3个年龄分别为16岁，14岁和11岁的女儿。在此之前，两个姑娘被先后强奸3次，然后才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死。

这是美国传教士马骥日记中的一段。马骥是南京大屠杀的少数几位外国目击者之一。

马骥的日记50多年来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91年人们才在纽约市郊马骥儿子住所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它。

后来马骥日记作为日本作者潼谷次郎《南京事件目击记》一书中的一部分出版。书中还有一些年迈古稀、当年幸免于难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叙述。

该电讯说：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日本人赶走了留守的5名外国记者，城里只剩下几个外国人。马骥等人在市中心建起了一个特殊避难区，收容逃难的中国人并向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那里很快就挤满了人。

马骥在日记中写道：到12月19日，日军随意强奸杀人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他描述了一名站在他附近的中国人头部中两弹的情景：两名日本兵如同杀了一只耗子一般无动于衷，一边抽烟一边谈笑不止。

他也描述了大屠杀的情景：大批中国人被机关枪扫射倒下，成堆的尸体被焚烧。

马骥的大部分时间在尽力阻止日本士兵强奸避难区里的中国妇女。马骥还拍了4卷胶片，一共37分钟。后来他把这些胶片偷偷带出了中国，这些胶片也直到1991年才发现。(1993年1月25日《参考消息》)

例证之二

刘庆英，女，当年45岁，家住红梅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抱有明确目的挨门挨户搜查，在她家里搜出她丈夫韩老六和她20岁儿子韩小斌及房东张老板的大儿子张老大、二儿子张老二。张老大因脚上长疮，用纱布缠着；张老二手上有老茧；她儿子韩小斌和二张躲在一起。日本兵硬说他们是当兵的，张家兄弟俩当场被砍死在家门前；她儿子被日本兵共捅9刀：肚子两边各4刀，手臂1刀，又将重伤后的韩小斌拖到大门口，看他死了才放下。这时她丈夫韩老六也被日本兵抓到。他看到儿子惨死便往儿子的尸边挣扎。恼了火的日本兵竟把他举起，活生生地投入井里，接着又用大石块往下扔，就这样把韩老六连砸带淹死于井中。

例证之三

马忠山，男，住中华门外雨花路58号。

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和大哥、二哥逃到乡下，留下父亲马明春、三叔马明庆和三哥马春华在家看门。12月14日，马明春正呆在家里，突然隔壁豆腐店里一个女人跑进来，惊慌地对马明春说：不好了，有几个日本兵要侮辱她。马明春赶紧把她带到后门口，让她逃走。紧跟她身后闯进来几个日本兵，搜又没有搜到，硬逼着马明春、马明庆和马春华交出那个“花姑娘”。他们进行了解释，而日本兵竟用刺刀将他们三人活活捅死。临走时将马家的房屋一把火点着，连接在一起的10多家房屋全被付之一炬。

例证之四

陈光秀的控诉。

我出生在江宁汤山镇许巷村。1937年12月间，日军先头部队从我家住地附近沿公路进攻南京。农历冬月初八，我父亲陈智松留在家中看家，日本通讯兵沿公路回收电线，正巧我父亲到稻场上去搬草喂牛，被日本兵枪杀身死。冬月十四日，村上忽然出现大批日本兵。当时全村有近两百户人家，日本兵把全村的一百多个青年人集中在打稻场上，全部敞开胸怀，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死。我的弟弟陈光东也在其中。有个叫大林的，日本兵复查时，发现他没有死，又戳他几刀。每戳一刀，就听他喊一声“我的妈呀!”回忆起来，真叫人心疼呀!还有刘志应和进先二人，被戳了几刀，因未戳中要害，后被他家里的亲人救护，伤口用布包扎起来，经过一段时期伤口渐渐好了。湖山煤矿工人崔义财，由于机智，在日本兵戳人的时候，他顺着倒在死尸中，幸免于难。这三个当年幸存者几年前先后死去。

日本兵残忍成性，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当时村上艾家四兄弟：艾红来、艾根来、艾义生、艾仁义，被日本兵抓住，象扔麻袋一样，活活地砸掼死了。还有一些从外地被日本兵抓来做苦力的人，事后也被日本兵用刺刀将心肝都挖了出来。邻近村庄有个叫方老二的，被日本兵砍成两段，一段丢在大场岗，一段抛到六亩口；还有个叫刘老五，日本兵冲门入内，用刀把他头脑砍掉，半截身子在门外，半截身子在门里。日本兵除了杀人外，还强奸妇女，苏仁发的老婆当年四十多岁，被日本兵按在我家床上奸污了；苏仁发家有个童养媳，才十五、六岁，被三、四个日本兵拖到时魏官家轮奸，造成阴部红肿流血不止，走路都困难。

日军血洗许巷村的罪行，叫人难以忘怀。我家除父亲弟弟被杀外，我嫂子因躲避日军，在外边大山上生小孩，得了产后风病不久即死去。我妈因二子被杀，也忧郁而死。

例证之五

魏延坤，家住头条巷18号。

日军占领南京城后，他父亲、母亲急忙带着他躲进成贤街一座尚未竣工楼房的地下室里。该地下室里早已躲有三四十人。有一个卖豆腐干的人在洞口向外张望，不幸被日本兵发现，随即便被一枪打死。日本兵当即赶到洞口，用刺刀把地下室里的人一个一个都逼出来。20多岁的魏延坤急中生智，悄悄地钻进干墙边一个尚未收口的烟囱，躲了起来。接着外面响起了一阵枪声。他父亲、母亲和那三、四十个人全被杀害。夜里，他从烟囱里出来，转到一个大管道内，几经周折，才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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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10节 铁证如山(2)（图）

日军把抗日战士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城外的铁丝网上，嘴里还插上一支香烟。

例证之六

杨余氏，女，32岁，住凤凰街。她生有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自己领养6个，另一个女儿寄养在伟子街弟弟的家里。

1937年冬，日本兵进了南京城，她从家里带领6个孩子和邻居家1个15岁的女孩，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以防日本兵糟蹋杀害。但很快被搜查的日本兵发现，先用机枪对洞里扫射，后又在防空洞口用火烧熏。等到日本兵走后，她的6个孩子和邻居家里的1个女孩，统统都死在防空洞里。唯独她1个人活了下来，星夜跑到她弟弟家躲藏。

她外出返回家来的丈夫还不知道他3个儿子、3个女儿和邻居家1个女孩已被日本兵杀死在防空洞里，却到防空洞里去找老婆孩子，偏偏路上又碰到日本兵，当场被日本兵用刀劈死，尸首就倒在距防空洞不远处，太惨了。

例证之七

葛仕坤，家住乌龙山附近的许家村(后住燕子矶巴斗山村)。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全家逃到江北避难，唯他经常偷偷地返回江南探听家乡的情况。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了乌龙山炮台，许多未来得及撤退的中央军官兵被俘。他亲眼看见日本兵在许家村月亮山把400多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兵用绳子捆绑起来，强令他们跪在地上，当即用机枪将他们全部扫死。当时，从许家村到乌龙山沿路到处都是尸体，有的地方尸体堵塞了道路，过路人要从尸体上跨过去。村长周明旭带人沿路挖坑，把死人就地埋葬。

他还亲眼看到，在老10亩地，六七个日本兵把一个姓葛的女人拖到他家进行轮奸。

例证之八

朱再兴是个中年人，在太平路开林园浴室。日军占领南京时他和弟弟朱再祥在家守店，三个跑堂的工人也躲在他家里未走。

1937年12月14日早上，几个日本兵在外面砸门。他打开门来，一个日本兵一句话未说，一刀戳进他的胸口，当场挣扎中死去。朱再祥见哥哥去开门未回来，便端着脸盆到门口去看情况，一见哥哥被杀死吓得慌忙调头就跑，被日本兵追上，从背后刺进一刀，惨叫中死去。几个日本又进到里间搜查，硬说三个跑堂的职工是中国兵，一一被杀死在房里。

例证之九

孙育才，男，19岁，37年以前住在雨花台西洋巷，务农为业。

1937年12月10日，大批中央军伤残人员退了下来，形势很紧张。12日日本兵侵占了西洋巷一带。老百姓只好东躲西藏，在一家骡马房的地洞里躲有27个人。孙育才的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和他自己都躲在洞中。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日本兵发现了洞口后就用烟熏他们出来。他父亲见有烟进洞，就对大伙说：“赶快上去，不上去会被活活的呛死的。”于是大家哭着往上爬。日本兵又要爬出洞口的人排队，挨个儿用刺刀一个一个刺死。他家5个人排在最后面。他5岁的弟弟看到日本兵用刺刀开始刺人，吓得大哭大叫，一个日本兵拎过去摔在地上，活活地被摔死。他父亲的头部和肩上各被戳了一刀，当场倒地；他姐姐的肋下也被刺进一刀。他当场被吓昏倒在地上。他母亲以为全家人都死掉了，昏昏沉沉地调头就往家里跑。一个日本兵追上她，一刀砍在她的脸上，被砍下一块肌肉也耷拉在她的脸上，鲜血流淌，同时门牙也被砍掉了好几颗。不一会天黑了下来。他父亲苏醒后带领他们三人逃到沙洲圩，和另一个逃出了活命，其余22人都被日本兵杀害。

例证之十

郑永英，女，24岁，家住栖霞镇钱家渡，务农为生。家有丈夫、两个女儿、祖母和公公6个人。

日本兵还未打到栖霞山之前，她和丈夫郑永福带领两个女儿逃到江北避难。后来得知公公也要到江北来，便要她丈夫到江边接。但郑永福等了许久也未见到公公来，便自己乘船到江南去接。谁知她公公也在这时乘船往江北走。但两船在江心里擦帮而过，且谁也未看见谁。永福当晚回到家里，听说日本兵来，便带着老祖母，牵着一条牛，向石埠桥方向逃命。不料在衡阳寺附近的路上撞到两个日本兵。郑永福个子高大，年轻力壮。日本兵硬说他是“中国兵”。郑永福说他是“良民”，且有祖母和牛作证，但日本兵不听郑永福的分说，端起枪来，砰砰两枪，将郑永福打死在衡阳寺附近。

例证之十一

许金凤，女，27岁，家住沙洲坪。

1938年1月的一天，日本兵一队闯进沙洲圩村里。她丈夫便急忙躲进一个大橱里。谁知日本兵进到圩里就点火烧房子。她丈夫被迫跑了出来，当即被日本兵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了他的心脏，又对准他的头部打一枪，从左边打进去，子弹头从右边出来，脑浆都淌在地上。日本兵又把她丈夫的尸体抛到塘里。

日本兵走后，下午4点多种，她请人把她丈夫的尸体从塘里捞了起来。正在埋葬时又碰到日本兵，日本兵又把丈夫的尸体放火烧掉了。

例证之十二

苗学标，男，40岁，家住陡门桥山东会馆里。日军侵占南京后，他三次被日本兵抓去抬尸、埋尸，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暴行。

第一次被抓：12月14日上午，他被日本兵抓到莫愁湖对面许歪头鸭毛栈外，一看空地上有好几百个男人被抓到这里，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守着。接着又来了一些日本兵，挨个摸摸被抓来人的头、手和腿。他们叽里咕噜地互相说些什么，把检查过的人分成两边。直到下午4点多钟，把排出来的300多人硬说是中国兵，当场用机枪扫射杀死。然后叫他们这一边的人把尸体扔进塘里。苗学标等人趁机偷跑掉了。

第二次是被抓到莫愁湖，专门派他和其他被抓来的人抬尸体往塘里扔。他和被抓来的人抬了40多具尸体，又趁天黑逃跑。在回家的路上，从水西门到升洲路一带遍地都是尸体，多半要从尸体上跨过去，好不容易才回到山东会馆。

第三次被抓是在12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与他同时被抓的夫子约20多人。日本兵把他们带到中华门外，又要他们抬尸体。他们大约抬了几十具尸体到山脚下，随即挖坑掩埋。最后，日本兵又要他们在雨花路挖一个坑，深约一米多。一个日本兵用枪上的刺刀逼着一个中国人下到坑里，另几个日本兵抢忙往坑里填土，把一个活人给埋在坑里了。

后来，日本兵又把他们带到水西门外抬死人。水西门那座大桥有5个桥孔，他亲眼见到抬的尸体足足填塞了两个高大的桥孔。

例证之十三

谢大珍，女，家住牌坊街27号，一家5口人被日本兵杀害4口。

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她才5岁，全家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和她自己。父亲已经双目失明。有一天，日本兵冲进她家，翻箱倒柜，从箱子里找到了她大妈外甥女的照片，于是强迫她父亲交出这个花姑娘。当然交不出了。日本兵一怒之下，用刺刀捅死了她父亲。她父亲怀抱她幼小的弟弟以及站在旁边的妹妹也一同遭到杀害。然后又把她母亲杀害，只有她一人逃出活命。

例证之十四

路洪才，一家7口人惨遭日军杀害。

他家住在雨花门红土山下，是街头的第一家。1937年冬天，从句容逃难路经门前的难民都纷纷传说：日军在句容烧杀奸掠，无所不为。他们全家都惊慌起来，商量如何逃难。外公外婆因孩子多都不肯走，两个小舅舅、一个小姨娘都比他年龄小(他才6岁)。他母亲已近临产不便行走，只好与外祖父一家同留住地。其父亲带着他和他大舅舅跑到中华门外渔滩圩(即沙洲圩)荒岛上去避难。他们和其他难友一起挖了一个地洞，住在里面。一天，见到几日本兵追赶一个农民，捉到后用石块绑住沉入江底。这使他们感到荒岛上也不安全。这时从雨花门来的难友告诉他父亲说：“你家不得了，赶快回去看看。他们偷偷地回到家中，只见房屋已成一片瓦砾，院前防空洞血肉满地，尸体枕籍，全家人无一生存。他父亲悲痛欲绝，在收埋尸体时，看到他老婆的肚子被炸开，尚未出世的婴儿惨死在腹中。住在隔壁的伯母见他们归来，哭诉了那天遭难的经过：在他们走后的一天，好几个日本兵来到红土山，他们有的提着机枪，有的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挨家挨户搜查。他家首当其冲，鬼子先是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继而劈毁桌椅，引火取暖，后来竟放火烧屋。临走时发现防空洞口，日军便大喊大叫。他母亲和外公一家人都躲在洞里。日本兵看见他母亲，叫她出来。她不肯出来，日本兵便端起机枪向洞里扫射，接着又往洞里扔进手榴弹，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血肉随着弹片飞出了洞口。这些灭绝人性的日本兵竟拍手狂笑。他一家7口人就这样惨死在日本兵手里。

例证之十五

李成福，家住中华门韩复村，亲见12名同村人被日本兵杀害。1937年12月，有一天，9个日本兵窜进中华门外的韩复村，其时村上的男人都逃到韩复山躲藏起来。日本兵在村里找不到人，便上山去搜查，结果藏在山上的两百多个男人被发现。日寇便从中挑出13个青壮年。他那时24岁，也被拖了出来。9个鬼子用刺刀逼着他们挖了一个大坑，接着向他们13人开枪射击。子弹头从他面前掠过，鼻尖被打穿了。他一吓，裁倒在坑里。接着其他被枪杀同胞的尸体都往他身上压。他的脸朝下，还能用嘴巴呼吸，只觉得左腿痛得不能动弹。其时被害者中有一个患哮喘病，其腹部被击中一枪，倒入坑里并没有死，只是不断哮喘。谁知声音从坑中传出，日本兵听到后，又用刺刀在尸体上捅了许多刀，李成福的背上被刺伤好几处。日本兵以为他们全部都被杀死了，便回城内。直到深夜他和那个哮喘病人才敢从尸堆里爬出来。他连走带爬躲进山里，那个哮喘病人用手捂住流出来的肠子跑回家中。在断气之前告诉乡亲们说：李成福还活在山上。李成福的家属和乡亲们趁黑夜在山上找到他，及时抬回家里。由于受伤流血，两天又未吃东西，已奄奄一息。家属把他鼻子里的泥血挖出，洗净，身上的伤口又敷上了草药，总算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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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11节 铁证如山(3)（图）

日军把一个手脚被捆、眼睛被蒙的中国人当作练刺杀的“活靶”。

例证之六

杨余氏，女，32岁，住凤凰街。她生有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自己领养6个，另一个女儿寄养在伟子街弟弟的家里。

1937年冬，日本兵进了南京城，她从家里带领6个孩子和邻居家1个15岁的女孩，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以防日本兵糟蹋杀害。但很快被搜查的日本兵发现，先用机枪对洞里扫射，后又在防空洞口用火烧熏。等到日本兵走后，她的6个孩子和邻居家里的1个女孩，统统都死在防空洞里。唯独她1个人活了下来，星夜跑到她弟弟家躲藏。

她外出返回家来的丈夫还不知道他3个儿子、3个女儿和邻居家1个女孩已被日本兵杀死在防空洞里，却到防空洞里去找老婆孩子，偏偏路上又碰到日本兵，当场被日本兵用刀劈死，尸首就倒在距防空洞不远处，太惨了。

例证之七

葛仕坤，家住乌龙山附近的许家村(后住燕子矶巴斗山村)。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全家逃到江北避难，唯他经常偷偷地返回江南探听家乡的情况。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了乌龙山炮台，许多未来得及撤退的中央军官兵被俘。他亲眼看见日本兵在许家村月亮山把400多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兵用绳子捆绑起来，强令他们跪在地上，当即用机枪将他们全部扫死。当时，从许家村到乌龙山沿路到处都是尸体，有的地方尸体堵塞了道路，过路人要从尸体上跨过去。村长周明旭带人沿路挖坑，把死人就地埋葬。

他还亲眼看到，在老10亩地，六七个日本兵把一个姓葛的女人拖到他家进行轮奸。

例证之八

朱再兴是个中年人，在太平路开林园浴室。日军占领南京时他和弟弟朱再祥在家守店，三个跑堂的工人也躲在他家里未走。

1937年12月14日早上，几个日本兵在外面砸门。他打开门来，一个日本兵一句话未说，一刀戳进他的胸口，当场挣扎中死去。朱再祥见哥哥去开门未回来，便端着脸盆到门口去看情况，一见哥哥被杀死吓得慌忙调头就跑，被日本兵追上，从背后刺进一刀，惨叫中死去。几个日本又进到里间搜查，硬说三个跑堂的职工是中国兵，一一被杀死在房里。

例证之九

孙育才，男，19岁，37年以前住在雨花台西洋巷，务农为业。

1937年12月10日，大批中央军伤残人员退了下来，形势很紧张。12日日本兵侵占了西洋巷一带。老百姓只好东躲西藏，在一家骡马房的地洞里躲有27个人。孙育才的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和他自己都躲在洞中。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日本兵发现了洞口后就用烟熏他们出来。他父亲见有烟进洞，就对大伙说：“赶快上去，不上去会被活活的呛死的。”于是大家哭着往上爬。日本兵又要爬出洞口的人排队，挨个儿用刺刀一个一个刺死。他家5个人排在最后面。他5岁的弟弟看到日本兵用刺刀开始刺人，吓得大哭大叫，一个日本兵拎过去摔在地上，活活地被摔死。他父亲的头部和肩上各被戳了一刀，当场倒地；他姐姐的肋下也被刺进一刀。他当场被吓昏倒在地上。他母亲以为全家人都死掉了，昏昏沉沉地调头就往家里跑。一个日本兵追上她，一刀砍在她的脸上，被砍下一块肌肉也耷拉在她的脸上，鲜血流淌，同时门牙也被砍掉了好几颗。不一会天黑了下来。他父亲苏醒后带领他们三人逃到沙洲圩，和另一个逃出了活命，其余22人都被日本兵杀害。

例证之十

郑永英，女，24岁，家住栖霞镇钱家渡，务农为生。家有丈夫、两个女儿、祖母和公公6个人。

日本兵还未打到栖霞山之前，她和丈夫郑永福带领两个女儿逃到江北避难。后来得知公公也要到江北来，便要她丈夫到江边接。但郑永福等了许久也未见到公公来，便自己乘船到江南去接。谁知她公公也在这时乘船往江北走。但两船在江心里擦帮而过，且谁也未看见谁。永福当晚回到家里，听说日本兵来，便带着老祖母，牵着一条牛，向石埠桥方向逃命。不料在衡阳寺附近的路上撞到两个日本兵。郑永福个子高大，年轻力壮。日本兵硬说他是“中国兵”。郑永福说他是“良民”，且有祖母和牛作证，但日本兵不听郑永福的分说，端起枪来，砰砰两枪，将郑永福打死在衡阳寺附近。

例证之十一

许金凤，女，27岁，家住沙洲坪。

1938年1月的一天，日本兵一队闯进沙洲圩村里。她丈夫便急忙躲进一个大橱里。谁知日本兵进到圩里就点火烧房子。她丈夫被迫跑了出来，当即被日本兵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了他的心脏，又对准他的头部打一枪，从左边打进去，子弹头从右边出来，脑浆都淌在地上。日本兵又把她丈夫的尸体抛到塘里。

日本兵走后，下午4点多种，她请人把她丈夫的尸体从塘里捞了起来。正在埋葬时又碰到日本兵，日本兵又把丈夫的尸体放火烧掉了。

例证之十二

苗学标，男，40岁，家住陡门桥山东会馆里。日军侵占南京后，他三次被日本兵抓去抬尸、埋尸，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暴行。

第一次被抓：12月14日上午，他被日本兵抓到莫愁湖对面许歪头鸭毛栈外，一看空地上有好几百个男人被抓到这里，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守着。接着又来了一些日本兵，挨个摸摸被抓来人的头、手和腿。他们叽里咕噜地互相说些什么，把检查过的人分成两边。直到下午4点多钟，把排出来的300多人硬说是中国兵，当场用机枪扫射杀死。然后叫他们这一边的人把尸体扔进塘里。苗学标等人趁机偷跑掉了。

第二次是被抓到莫愁湖，专门派他和其他被抓来的人抬尸体往塘里扔。他和被抓来的人抬了40多具尸体，又趁天黑逃跑。在回家的路上，从水西门到升洲路一带遍地都是尸体，多半要从尸体上跨过去，好不容易才回到山东会馆。

第三次被抓是在12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与他同时被抓的夫子约20多人。日本兵把他们带到中华门外，又要他们抬尸体。他们大约抬了几十具尸体到山脚下，随即挖坑掩埋。最后，日本兵又要他们在雨花路挖一个坑，深约一米多。一个日本兵用枪上的刺刀逼着一个中国人下到坑里，另几个日本兵抢忙往坑里填土，把一个活人给埋在坑里了。

后来，日本兵又把他们带到水西门外抬死人。水西门那座大桥有5个桥孔，他亲眼见到抬的尸体足足填塞了两个高大的桥孔。

例证之十三

谢大珍，女，家住牌坊街27号，一家5口人被日本兵杀害4口。

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她才5岁，全家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和她自己。父亲已经双目失明。有一天，日本兵冲进她家，翻箱倒柜，从箱子里找到了她大妈外甥女的照片，于是强迫她父亲交出这个花姑娘。当然交不出了。日本兵一怒之下，用刺刀捅死了她父亲。她父亲怀抱她幼小的弟弟以及站在旁边的妹妹也一同遭到杀害。然后又把她母亲杀害，只有她一人逃出活命。

例证之十四

路洪才，一家7口人惨遭日军杀害。

他家住在雨花门红土山下，是街头的第一家。1937年冬天，从句容逃难路经门前的难民都纷纷传说：日军在句容烧杀奸掠，无所不为。他们全家都惊慌起来，商量如何逃难。外公外婆因孩子多都不肯走，两个小舅舅、一个小姨娘都比他年龄小(他才6岁)。他母亲已近临产不便行走，只好与外祖父一家同留住地。其父亲带着他和他大舅舅跑到中华门外渔滩圩(即沙洲圩)荒岛上去避难。他们和其他难友一起挖了一个地洞，住在里面。一天，见到几日本兵追赶一个农民，捉到后用石块绑住沉入江底。这使他们感到荒岛上也不安全。这时从雨花门来的难友告诉他父亲说：“你家不得了，赶快回去看看。他们偷偷地回到家中，只见房屋已成一片瓦砾，院前防空洞血肉满地，尸体枕籍，全家人无一生存。他父亲悲痛欲绝，在收埋尸体时，看到他老婆的肚子被炸开，尚未出世的婴儿惨死在腹中。住在隔壁的伯母见他们归来，哭诉了那天遭难的经过：在他们走后的一天，好几个日本兵来到红土山，他们有的提着机枪，有的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挨家挨户搜查。他家首当其冲，鬼子先是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继而劈毁桌椅，引火取暖，后来竟放火烧屋。临走时发现防空洞口，日军便大喊大叫。他母亲和外公一家人都躲在洞里。日本兵看见他母亲，叫她出来。她不肯出来，日本兵便端起机枪向洞里扫射，接着又往洞里扔进手榴弹，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血肉随着弹片飞出了洞口。这些灭绝人性的日本兵竟拍手狂笑。他一家7口人就这样惨死在日本兵手里。

例证之十五

李成福，家住中华门韩复村，亲见12名同村人被日本兵杀害。1937年12月，有一天，9个日本兵窜进中华门外的韩复村，其时村上的男人都逃到韩复山躲藏起来。日本兵在村里找不到人，便上山去搜查，结果藏在山上的两百多个男人被发现。日寇便从中挑出13个青壮年。他那时24岁，也被拖了出来。9个鬼子用刺刀逼着他们挖了一个大坑，接着向他们13人开枪射击。子弹头从他面前掠过，鼻尖被打穿了。他一吓，裁倒在坑里。接着其他被枪杀同胞的尸体都往他身上压。他的脸朝下，还能用嘴巴呼吸，只觉得左腿痛得不能动弹。其时被害者中有一个患哮喘病，其腹部被击中一枪，倒入坑里并没有死，只是不断哮喘。谁知声音从坑中传出，日本兵听到后，又用刺刀在尸体上捅了许多刀，李成福的背上被刺伤好几处。日本兵以为他们全部都被杀死了，便回城内。直到深夜他和那个哮喘病人才敢从尸堆里爬出来。他连走带爬躲进山里，那个哮喘病人用手捂住流出来的肠子跑回家中。在断气之前告诉乡亲们说：李成福还活在山上。李成福的家属和乡亲们趁黑夜在山上找到他，及时抬回家里。由于受伤流血，两天又未吃东西，已奄奄一息。家属把他鼻子里的泥血挖出，洗净，身上的伤口又敷上了草药，总算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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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12节 铁证如山(4)（图）

例证之十六

张从贵，男，家住宝塔山。

日本军攻陷南京时，为了躲避日本兵屠杀只好向外逃难。他路过江东门时，桥边芦席棚里走出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竟将他们互不相识的九个人抓去，指手画脚，示意要他们干抱稻草、铺床、烧饭等杂活。他们要求放走他们，日本兵又不准。他们只好忍气吞声，要他们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等到日本兵吃完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日本兵把他们九个人叫到一个铁丝网围着的操场上，逼着他们全部跪下。两边各站一名日本兵，以防他们跑掉。另有九个日本兵，各持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使劲朝他们身上刺去。第一刀正中张从贵的腰部，因天气很冷，他穿着棉衣，这一刀未刺着他的肉。第二刀正中他的颈部，顿时鲜血直流，便昏倒在地。什么也就不知道了。日本兵也以为他被杀死了。到了深夜，他苏醒过来，借着月亮，看到其他八个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操场上，周围一片血迹。仔细一听，没有一点动静，猜想日本兵都睡着了，便拖着沉重的身子爬到铁丝网前，滚出了铁丝网，掉到了沟里。又忍痛爬出了一里多路，经过许多艰难周折，第二天到他岳父家，逃出一条活命。

例证之十七

杨品贤，男，家住小彩霞街6号。当时在古乐斋商店学徒。

1937年冬天，日军进攻南京城时，他全家5口人搬进上海路豆芽桥难民区避难，目睹日军借发“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难民登记要过五关：1.光头关；2.手上老茧关；3.肩膀上老茧关；4.头有帽子印关；5.套头卫生衣关。在过这5个关上冤枉死了很多人。

日军侵占南京两个月后，就把豆芽桥难民区里的幸存者约数百人都赶到华侨路兵工署大院内，说是要发“良民证”，让难民回家安居。当时大院中摆着方桌，日本军官站在上面。台下是汉奸翻译詹荣光，桌子四周都是难民，外面有日本兵包围着。汉奸翻译说：“皇军传话给你们，只要领到了良民证，各人就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是良民的站一边，是军人的站另一边。”

当时人群中无一人站出来。无奈，日军又以举手的办法，要是中央军的举手，结果仍无动静。第三次又要良民举手，此时大家忽啦一下都举起了手。日本军官大怒，下令把青年都拖出去。有一个男青年被拖出去又跑回人群，说他不是当兵的。连拖了他三次，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刺死。后来被拖出去的青年再也不敢跑回来了。青年难民被拖出去后，日本兵就把剃光头的和手上有老茧的人都当作是中央军，押上了大卡车拉走了。杨品贤当时头上留有长发，手上又没有老茧，故得以虎口余生。第二天，同院有一个被抓去的青年逃回来了，说日军把他们拉到汉西门外河边，用机枪进行集体屠杀。他因在枪声响时倒下，夜间从死人堆里爬起，又逃了回来。杨品贤一家领到“良民证”后，在搬回家的路上，沿途看到尸体到处横陈，惨不忍睹。走到陡门桥时，看到一根电线杆上吊着一长串人的耳朵。他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军杀害了很多同胞。

例证之十八

刘世尧，男，40岁，住丰富巷。

1937年农历冬月初六，正是他父亲过70生辰的前两天，南京城里居民纷纷跑反找生路。听人说五台山划为难民区收容所，总部设在五台山永庆寺内。他父母和他的前妻跑到云南路口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楼下住了下来。冬月初八，总部来人联系，说已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第35难民收容所，要他和太平路美最时皮革店负责人担任小组长。当时住在35难民收容所里的难民有2000余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都认为住在难民区里能保证生命的安全。冬月九日的上午9点左右，突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军人，一进收容所就开枪打伤一人，随即抓走10多人。到晚上，只见太平路、中华路一带火光不绝，日本兵开始杀烧奸掠。

冬月十四日，刘世尧在农业专修科二楼，看见日本军人在云南路抓人。凡是路过此地的中国人，都被拦住。到十点钟，把集中起来的数千中国人带走，中午时听到机枪声不绝于耳，真是“只闻枪声响，不见一人归”。收容所后面有一小塘，日军把从湖南路抓来的中国人五个人一排跪在塘边，开枪杀害。过了几天，在塘中发现83具尸体。另一次，日本兵将数百名中国人带到清凉山附近的一个大防空洞口，把人推进防空洞中，先用汽油燃烧，再用机枪扫射，将数百人活活烧死。每到晚上，日军就到收容所来抢走妇女，进行奸污。

后来，日军还借“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刘世尧亲眼看到日军在宁海路发“良民证”的情景。有个汉奸叫詹荣光，据说是江西人，他站在汽车上讲：凡是被抓夫的，抽壮丁的或是被迫当兵的，要一一说出来，“皇军”不杀你们，有饭给你们吃，还发路费给你们回乡。凡是不讲的，查出来统统杀死。人们听到汉奸的话，误以为真，竟有数千人站了起来，被日军用汽车运走，全部杀死了。

例证之十九

这里仅就掩埋尸体的情况举几个例子。

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这里埋尸15.5万指的是被日军分散屠杀，而由慈善团体或个人义务掩埋的数字。它不包括日军集体大屠杀的人数在内。同时，南京大屠杀后，由慈善团体招募而参加掩埋尸体的人数以百计，这里仅记述施惠云、沈锡恩和刘德才等人参与埋尸的情景，以供研究分析。

施惠云，原在万竹园种菜谋生。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他们一家跑到五台山难民营。施在粥棚里煮粥，每天给他五六十个铜板。有一天，红十字会的崔主任来找他，对他说：“你带20个人去抬死人，每天给你4毛钱。”施找齐20人后，称为红十字会的第一班，崔并要他当班长。他们从1938年3月份开始收尸，一直到8月份才结束。头一天，收内桥、南门桥到水西门一带的尸体。当时到处都是尸体，由于收尸的人手不够，又由20个人逐步增加到160个人，分两班收尸。每天管门东、门西、三牌楼地段，最多一天收过800多具。特别是到收尸的后期，由于有的人被杀的时间较长，天气又热，尸体已经腐烂了。他们就用铁勾子抬。每天收到的尸体，用汽车运到望江矶、汉西门和下关一带埋起来。施惠云班拖的尸体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和年轻妇女。

沈锡恩，家住鸡鹅巷礼拜寺，一家共九口人——父、母、妻和5个孩子。他和父母都是伊斯兰教的阿訇。

1937年阴历10月底，因形势紧张，他全家9口人都搬到豆菜桥28号难民区，住在二楼。冬月12日，日本兵一进城就烧、杀、抢，闯进哪家就倒霉。豆菜桥来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闯进沈家。他家后屋的邻居扩飞，是个28岁的姑娘。她看到日本兵进来，机智地抱着沈家三岁的女儿月云，坐在他们身边，想以此显示她已是有孩子的妈妈了。日军看她长得漂亮，把月云硬从扩飞手中拉出，一下摔到墙角，把扩飞连推带搡弄到后房强奸了。月云被摔得半死不活，没过两天就死了。以后扩飞母女躲进金陵大学，但日本兵还不断来缠她，母女俩感到走投无路，跳进金陵大学池塘寻死。幸好被人救起。

1938年农历正月，许多回民受害者的亲属一起来请求沈锡恩、马长发、王寿仁、戈长发、麻子和、张子惠，还有沈锡恩的父亲沈德成等几个回民阿訇出来收埋尸体。沈去找当时维持会的负责人孙淑荣(回族)帮忙，并自己作了臂章作为身份证明，组成回民掩埋队，开始收埋回民的尸体。

他们收埋的第一具尸体是看管鸡鹅巷清真寺的张爸，他60多岁，死时趴在地上，因为曝尸时间太长，尸体开始腐烂了。他们按宗教习惯，进行土葬。

埋尸地点主要在红土桥(今广州路)，冬瓜市(今南京师范大学)，五台山三处。红土山、冬瓜市埋得最多，还有九华山等地，都是离尸体较近的地方。

他们共干了3个多月，天天都有人来找他们去收尸，少时一天两三具，多时七、八具，一般的都是四、五具。有时应付不过来，就分成两个组。最初是埋一具登记一次，以后无法逐一登记，收埋总数不下400具，而且都是鸡鹅巷清真寺周围被杀害的回族人。收埋尸体中，男女老少都有，有母子两人被害后侧在地上，小男孩才七、八岁，头朝着妈妈，死得好惨。当时南京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乌龙潭里漂满了尸体，偌大一个塘，几乎看不到水面，水也成了红的。九华山下也堆满了来不及收埋的尸体。事隔多年，他想到当时的情景，提到那些地方，就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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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13节 铁证如山(5)（图）

在南京评事街被日机炸死的三个儿童。

刘德才等人的埋尸情况：

1947年1月2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庭长在民间就南京大屠杀埋尸情况进行调查时，刘德才说：

我是同善堂掩埋组正组长，戈长根是副组长。26年12月，日本人进城时的大屠杀是十分的惨极了。各街各苍都看到被害的人，有的是刀刺的，有的是刀砍的，有的是枪杀的，有的是火烧的，有的是奸后又杀的。东一堆，西一堆，左一个，右一个，不忍看，不忍见了。女人的身上有多少没有衣服。新码头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也被日本人用刺刀刺进阴户内死的。我同戈长根两个人所经手掩埋的尸首就有七千多具。区公所后面所埋的二千多人都是老百姓，东干长巷二千多是有军人有老百姓，兵工厂三百多，水台二百多。还有多少人衣服被脱光了，关在制造局的楼上用火烧死的。杨巷两个地洞内的人是被日本兵用木头和草将洞口堵塞在内边烧死的，还有两个学堂内也烧死了几十个人。

本节分散屠杀2000例，这里仅举19个例证。材料来源有两个，一是原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等机关团体所调查，又经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其中一部分是受害者向日伪当局和胜利后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申诉，所收集的材料很不全面。二是解放后，有关单位陆陆续续地收集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订教科书的机会，矢口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有关部门又进行了全面调查。全南京市在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尚有1700余人。他们以亲身经历的苦难，对当年日军的暴行作了揭露和控诉，其中，共计104篇，作为第三部分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都是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可靠的历史见证。由于这些见证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又限于南京市内，就其个人对日军暴行的了解难免有局限性，不可能对屠杀的规模、被害人数等方面作出精确的回答。南京是个交通枢纽，本来人口流动性就很大，加之侵华日军摧毁了一些在南京赖以生存的条件，当年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不少人已流向全国各地，其中有部分人因自然原因而已死亡，这些人的苦难史肯定已被遗忘了。

上述的十九例只说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间之长、地点之广及其残酷性，是南京大屠杀中分散屠杀的一个轮廓，仅以这有限文字不可能叙述得透彻无漏。那么集体大屠杀呢?

二、集体屠杀

根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的控诉案有350起。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集体屠杀有28案，被害人数达19万以上。(引自《档案》第51页)

可以肯定，上述28案中不包括《虎口余生记》中所记载的蒋王庙大汉奸高冠吾诱杀俘虏一案。因我在外地工作而没有机会向世人倾诉。

现在，我在叙述侵华日军南京集体大屠杀之前，请允许引用陈光敬先生的《写在敌人罪行照片集子前面的几句话》一文。他当时是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书记官。该文说——

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一个早上，我们的首都——南京也终于给敌人占领了。在那个时候，所有未能退出城的人民，一批一批的被敌人拖上汽车，在煤炭港扫射了，在汉中门扫射了，在大方巷扫射了!更有惨无人性的在草鞋峡的五、六万人大屠杀，扫射之后加以刺击，刺击之余加以烧毁，最后再投入长江以饲鱼鳖。

逃走吗?何处是生路?!八卦州江中漂流着满江的尸体，不都是逃走的去路吗?水电营江边垒垒高耸着的坟墓，不都是逃走者的归宿吗?何处是生路?!

不逃吧，也不是办法。红十字会、崇善堂等机关团体以及私人掩埋的几十万具尸体的数字，不都是不逃走的结果吗?这间房间，那间庭堂里的肢离体裂，血肉模糊的，不都是藏在家里不肯出门的人吗?

杀!杀!杀!昏天黑地地杀!天摇地动地杀，藏也是杀，躲也是杀，逃走也是杀，不逃走还是杀，蹲在难民区还是杀。南京城内的血水如长江里的水一样流着，尸体像紫金山一样堆着。精华的南京城变成阴风惨惨，鬼哭神号的地狱。

如今抗战胜利了，敌人的罪行，我们正在这里收集了。我们带领了掩埋和摄影者到这些给敌人消灭未完的荒冢上来拍摄照片，我们对这些惨遭杀戮的同胞不禁要号啕大哭，纵然将敌人全部杀死，又何能补救这个永远不能补救的创伤。

——记于三十五年元月十四日拍照后(引自《档案》第52至53页)

陈光敬先生带领当年掩埋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者尸体的人员和摄影工作者，到达中华门外，拍摄敌人仍未消灭完的荒冢及其从荒冢中挖出的累累白骨。之所以面对那些被害的同胞要放声大哭，追想到当时被日军杀害的情景，是因为被日军杀害的人太多了，太惨了!令人寒心、同情、愤慨。

(1)中华门外大屠杀。

1937年12月8日，占领秣陵关的日军见人就开枪射杀，致使尸横遍野。该镇上桥北一户姓张的全家六口都遭杀害。张母张妻均遭18名日本兵轮奸后用刺刀戳死。张某及其子被吊在后院的一棵树上，4名日本兵同时打“肉靶”，当时被射杀。另有两个小孩见状惨叫呼救，亦被用煤油活活烧死。同时该镇另有10个老人被强抓夫挑运军用物资，因挑不动而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在路上。

1937年12月12日，在中华门外附近的凤台乡和花神庙一带，日军将难民5000余人和放下武器的俘虏2000余人集体屠杀。

同日下午，日军在中华门外西街145号将张玉发一家及其亲戚王福和、张书新、张马氏、张玉根、张玉福、张小六子、张小狗子等12人集体屠杀。

前面“分散屠杀”中的“例证之三”和“例证之九”的屠杀都发生在中华门外，尸体无人收埋。芮芳缘、马鸿儒、杨广才3人，在日军侵入南京后，从逃难之地的沙洲圩返回家来，眼见沿途尸体遍野，惨不忍睹。经与中国红十字会接洽，办理掩埋工作，共集合热心于此项工作的30余人，组织义务掩埋队，由南门外附廊至花神庙一带，计掩埋难民尸体5000余具，国军兵士尸体2000余具，分别就近埋在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一带。

从崇善堂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尸体的具体情况中看，中华门外惨遭日军杀害的同胞人数众多，是南京大屠杀中的重灾区之一。

崇善堂第4队，1937年12月在中华门以东埋尸404具，其中女尸34具，童尸18具。该堂第1队，1938年4月，在中华门外兵工厂，雨花台至花神庙埋尸26612具，其中女尸567具，童尸293具。两队合计埋尸27016具。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1937年12月22日，在中华门外望江矶埋尸109具，其中女尸9具；同日在中华门外高辇柏村埋尸261具，其中女尸11具；又在中华门外普德寺埋尸280具。同年12月28日，又在普德寺埋尸6468具。1938年1月25日，在望江矶埋尸431具，其中女尸21具，童尸3具。1938年2月23日，在普德寺义地埋尸106具；2月28日，在望江矶埋尸87具。随后数日又掩埋尸体3038具。该会合计埋尸10780具。

前者掩埋的27016具尸体大多数都是在中华门外被日军杀害的难民、市民，崇善堂则就地掩埋。后者掩埋的10780具尸体，大多数是从城里各地运来。芮芳缘等30余人和两个慈善团体在中华门外掩埋尸体总数相加，共计45000余具。陈光敬先生面对如此众多的累累白骨，感到是国耻，怎么能不想放声大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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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14节 铁证如山(6)

(2)各寺庙被日军屠杀的情况。

1.南门外方家巷长生寺僧人隆海所亲眼目睹：1937年12月12日，占领南京郊区到长生寺来的日军，将该寺19名僧人杀害在该寺内，附近被杀害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并将附近的房屋纵火烧毁。唯该寺僧人隆海见形可怕，事先躲在寺内地藏王菩萨身后才幸免于难。

2.正觉寺15名僧道被日军杀害。1937年12月13日，日军一队士兵窜到武定门444号正觉寺内，将看守寺院的17名僧道集中起来，以步枪射杀，或用刺刀戳杀。同时并有不知姓名的逃难者30余人，亦被杀死在该寺的空地上。这17名僧人的姓名是：

慧北、德才、宽宏、德清、道禅、刘和尚、张五、源谅、黄布堂、晓侣、慧璜、慧光、源悟、能空、倡修、广祥、广善。

3.通济门外龙华寺多名僧人被杀害。1937年12月13日，日寇窜到龙华寺内，将该寺多名僧人和印源的师公集体杀死在该寺内；同时，将避难在该寺地下室内的30多名难民集体杀死，或用刺刀戳死。

4.祖灯庵内的烧杀。南京城北的祖灯庵是明代建筑，系本市之古刹。日军侵占南京后，日军冈村部队官兵多人窜进城北校门口晚市3号祖灯庵，将宏定、宏开、惟洲3个出家人杀害，并纵火将该庵大殿诸佛、菩萨、神像、应用器具、文约、经典烧毁，其价值难以估算。

5.消灾庵尼姑和平民8人被杀害。1937年12月13日下午2时，日本官兵8人持长枪到消灾庵搜查，当即将尼姑慧定、太真、登元、登高四尼赶入后门外防空洞内，先用枪击，复刀刺。太真行年65岁，胸部中弹，当即殒命。登元腰中弹，脑部被刀刺；登高头部中了3弹；日本兵走后二人即毙命。慧定腹部、腿部均中弹，惟她一人未死。此外，另有5人被日本兵杀害在该庵防空洞里。

6.东狱庙内被杀害8人。1937年12月17日，该庙主持顾威目睹了日本兵多人窜至庙内，将庙内外不知姓名的百姓8人杀害，其中4人双眼被用布蒙着。庙内谢老太太亦被打死，遍地血迹。

7.放生寺内四、五百名难民遭杀害。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当时三叉河放生寺及佛教慈幼院均为难民收容所。毕正清亦在该收容所避难。日本兵因向民众索要一切，他利用此机会走出。当日目睹河岸尸体四、五百具，日军随便将我众多同胞杀害。

(3)两条血路

日军攻陷南京前夕，大部分本市居民搬进难民区避难。可是，从前方溃退下来的散兵、伤兵、病兵，以及被炮火和日军所威胁的难民，扶老携幼，从中山门、中华门涌进南京城。他们逃到南京后，日军的炮火、枪声愈来愈紧，大家更感到慌张，希望能躲进难民区，但又被拒绝；最后希望冲出城门，渡过长江。于是，一部分人群涌向通往长江边的中山北路，准备闯出挹江门到下关渡江；一部分人群涌向中央路，准备闯过和平门到燕子矶渡江。

当许多难民向中山北路、中央路移动的时候，守军因日军临近或担心难民在江边与撤退官兵争船抢渡，便于12月12日深夜，突然将挹江门和和平门关闭，致使成千上万的难民滞留在中山路和中央路上，处于绝境。

1937年12月13日，侵入南京城里的日军一部分立即占领国民党各机关、银行和仓库，一部分则象野兽似的寻找屠杀的对象。中山北路中央路和两旁街巷中的难民，就被他们当作战斗目标，使用机关枪、步枪和手枪，疯狂射击。

成群的老人、妇女、孩子和混在人群中的伤病兵，随着枪声，纷纷倒卧下去，大多数人当场死去，但也有些仍在呻吟，叫骂。马路和街巷顿时血肉狼籍，尸体纵横。毫无人性的日军，不论官兵，都露出狰狞的面目，践踏着千万具善良人们的尸体，继续对手无寸铁的人们射击。

14日清晨，日军的坦克车带头，炮队及各种车队涌进了南京城。他们穷凶极恶地继续屠杀，并搜杀逃散到其他街巷中的难民，成天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无片刻停息。一直杀到马路上街巷内都没有人了，他们又打开挹江门、和平门，把屠杀的范围扩大到城外。

经过13、14号两天的大屠杀，中山南路和北路，中央路及两旁的街巷，都成为血路、血窟。

(4)在中山门外的集体屠杀

难民李有田、杜长才等向敌伪南京市长高冠吾呈文时说：“窃难民等多数环居中山门外附廓各村，自经南京事变，房屋被毁，农物被劫，农具粮罔不扫荡一空犹未已矣。男子被掳无归，幼女非伤即毙，以致母不得子，妻不得夫，兄不得弟，姐不得妹，罹此浩劫，悲惨情况实有诉不胜诉之势……

毛贾氏在其呈文中则说：氏子毛汉卿，在民国二十年提间，开设毛森号煤窑货，营业地点中山门外仙鹤门。至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左右，被日本兵杀死后，推落塘中。在斯时中，被日兵所杀死的有严姓等六人，均被日军杀死后推落塘中。

从句容方向逃向中山门的难民和当地居民被日军杀害者甚多。这里仅录《日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卫生局六月份事业报告书录》的记载如下：1939年6月据村民告，中山门外灵谷寺、马群、陵园、茅山一带有遗骨三千余具，由掩埋队前往掩埋，计工作四十日，始收埋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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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15节 铁证如山(7)

(5)大方巷、虎踞关、阴阳营集体屠杀。

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期间，程金海家住琅琊路11号。1937年农历冬月的一天，他和邻居三人上街看看，恰巧被日军发现，对他们三人检查一番。日本兵看到程金海像当兵的模样，就把他双手倒背用绳子捆起来，带到大方巷口难民区，将其他两人放了回去。从早上9点起，凡被抓的人，都送到这里集中，到下午4点以后，被抓来的人就有好几百。程从早上9点被抓来以后，双手一直被绑着，大小便只好解在裤子里。4点以后，日军用机枪向他们进行疯狂的扫射。程金海因在后面，又被前面的死人压在底下，所以没有中弹。他还听到，机枪扫射以后，日本兵又用步枪对没死的人进行补枪。他躺在那里不动，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待日本兵走后，程金海爬起来走不多远，遇到姓黄的邻居，帮他把绳子解开——他就这样生存了下来。

邓明霞，女，家住汉西门堂子街，日军侵占南京前夕搬进华侨招待所难民区。1937年12月27日上午9点左右，日本兵闯进难民区，3挺机枪对准所有难民，把中、青年男子都抓起来，一个连接一个用绳子捆绑着，押到大方巷塘边，用机枪扫射。这一次就打死了好几百人，塘水都给染红了。整个难民区一片哭声，老人哭儿子、妇女哭丈夫、孩子哭爸爸。日本兵来了还不敢哭，谁哭就打死谁。邓明霞的丈夫邓荣贵，就是这次屠杀中被枪杀的，死时年仅35岁。

王鹏清，男，25岁，家住居安里7号，是个铁匠。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家(包括父、母、妻、妹)搬到古林路18号难民区避难。1937年12月底的一天，日本兵挨家挨户搜查，看他手上有老茧，其母以铁匠工具为儿子说明身份，却挨日本兵痛打，并将王鹏清强行押到宁海路。此处已有200多个被抓来的人，全都是平民百姓。日本兵又用绳子捆住每个人的手腕，4个人一排捆在一起；两边有日本兵押着，把这200多人赶到虎踞关，驱至一个凹地上，旁边有一口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临下架起机枪，将王鹏清这200多人围在中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日本军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齐向他们射击。一颗子弹从王鹏清的头上擦过，鲜血直流，他只觉得头上挨了一闷棍，顿时倒了下去。停止射击后，他隐约听到用脚踢尸的声音。当踢到王鹏清时他没有动，后来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是深夜，日本兵早已走了。他从死尸堆里慢慢地爬起来，满身是血污，便顺着原路摸回家。

周凤英，女，23岁，家住二条巷，曾搬到大方巷难民区避难。她家10口人被日本兵惨杀5口。1937年12月16日上午8点多钟，七、八个日本兵将周凤英院子里100多人都赶出，一个一个进行检查。凡肩上、手上有老茧的就拉出来，讲是“中央军”，另站一边。周凤英的丈夫周永其一家都在止马营种菜谋生，手上、肩上都有老茧。于是日本兵便把周凤英的叔公周必富，她丈夫周永其及夫兄周永春、周永寿、周永财、周永林等5人都拉出来，硬说他们是“中央军”。太阳快落山时，七、八个日本兵将拉出来的100多人都赶到阴阳营一个塘边，用机枪扫射死了。几天以后都无人敢收尸，10多天后才由红十字会将尸体掩埋了。

(6)在汉中门、汉西门的集体屠杀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驻华大使馆函节录 [手 机 电 子 书 w w w . 5 1 7 z . c o m]

(1937年12月18——19日)

迳启者：

非常抱歉又一次麻烦你们。为20万平民生命安全，请贵国军事当局立即制止施暴士兵在安全区继施骚扰。

贵国士兵暴行报告，纷至沓来，无暇缕述……

12月16日司法部被架去多人，其中好几百人为我们熟悉，还有50名警察。这一事实如得不到澄清，那么难民区之所有平民生命安全绝无保障……

贵国士兵搜查难民区可能另有意图。认为安全区到处有“便衣中国士兵”。此事已多次告知对方，于12月13日下午进安全区之中国士兵全部解除了武装，现敢担保区内绝无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贵方巡逻队早将他们全部杀了，且累及许多无辜平民。

以下均略。

陈永清述日军在汉中门集体屠杀的结文

(1945年11月4日)

余谨将亲见敌人之罪行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兹于26年12月15日，日本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境内之司法院，查出军民以及警察等合共二千余人，用轻机枪12架将一解人等押送到汉中门里，每行列用绳捆绕圈住，赶至城外用机枪对其扫射，已死者及伤者都被该日军用木柴汽油焚烧之。

当年29岁的伍长德是日军汉中门集体屠杀中的幸存者，亲眼目睹了那场集体屠杀的经过，并于1946年5月，在远东国际事法庭审判战犯时，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目睹之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1937年12月15日上午8时左右，忽然来了10多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住在司法院难民区里的青壮年全部赶到外面，并被集中在马路上，共约2000人以上。11点左右，他们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后改为爱国电影院)门前时，队伍后面开来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兵和机枪，并由那几辆卡车在他们的队伍前面开路继续前进。下午一点到达汉中门，日本兵命令这2000多人都坐在城门里的地上。接着，两个日本兵一个人牵着一头的长绳子，从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围有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伍长德看着这批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用绳子圈走，又一批一批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偶有个别人被吓瘫了，不能动弹的，日本兵就地将其杀掉。到了下午5点钟，伍长德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他们带到护城河边，赶到河堤斜坡下面。他看看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睛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卧着的尸体。他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扑倒在乱尸堆上。恰在这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下去，他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随后，伍长德感到尸堆上象是有人走动，通过背上的尸体，传来有人走动的压力，冷不防他背上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痛。原来日本兵在尸堆上刺杀尚未断气人，刀尖透过他背上那个人的尸体，扎到他的背上。在这之后，伍长德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肯定又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又放火烧尸。伍长德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时，趁着天黑忍痛跳进秦淮河。幸好河水不多，以后又偷偷地沿河向南爬，爬到水西门旁，躲在瓦厂街9号一个住宅的厨房里。大约10天后设法逃回难民区，经鼓楼医院医治50多天。现在他的背上还留有一条5寸多长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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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16节 铁证如山(8)

(7)下关和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

中山码头和下关站是南京当时最主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南京沦陷前夕数万难民和国民党军队一部分撤退官兵都拥挤在下关，江边上的行李、箱笼堆积如山。他们指望从这里渡过长江，免遭屠杀。但一部分船只被军方控制，以备撤退之用；另一部分船只见南京即将沦陷便提前逃往上游，或装载最后一船难民到江北不愿返回而由此逃入江北内河。这样数万难民急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12日下午，他们便听到东面和东南方向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预感到处境即将恶化，江边上的秩序随之更加紊乱。稍微有点力量的人，不问是伤病兵还是难民，都在焦急地设法作最后挣扎。

13日拂晓，他们想到夜间已撤走一部分官兵，断定已处在最后生死悠关的时刻，便搬来商店的大门、洗澡盆、长凳子、圆木等作为渡江工具，跳入刺骨的江水，艰难地向浦口方向泅渡。但具备泅渡条件的人数和可利用的泅渡工具毕竟有限，大多数人仍在下关望江兴叹。而就在这天上午10时左右，日军少将佐佐木到一指挥一支日军部队冲入了下关火车站、各条街道和中山码头及各船舶停泊的各个码头，用机关枪、步枪疯狂地向难民群射击，手榴弹也在难民群中轰轰爆炸，成千上万的难民在惊恐、愤怒、咒骂声中倒下。后来佐佐木承认这一天杀害我难民和伤病兵20000人以上。

日军侵占南京曾多次在中山码头进行集体屠杀，其事实有被害者和幸存者证实。

徐康氏证实其子徐文鑫死于日军在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当时她家住在东关头，后全家避居难民区大方巷兵工署内。12月14日，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兵为借口，将其子徐文鑫及其同事3人指为中国兵，不容辩解，强行带走。全楼中共搜去200多人，下落不明。约一星期后，有隔壁邻居之张有仁逃回，言说所被搜去之人次日(即15日)用汽车装至下关中山码头，当时挑出10余人，余者全部用机枪扫射后将尸体推入江中。所挑的10余人用汽车装回中岛部队，留作奴役。张有仁趁黑夜跳墙逃回。

幸存者梁廷芳，白增荣证实日军在中山码头曾一次集体屠杀5000余人。他们当时住在难民区内五条巷5号。16日早饭后12时前，突有七八名日本兵到他们的住地进行搜查，随即将他们五人带到华侨招待所后面的大空场上，已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亦令他们坐在人群旁边。继之由日军又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上人已满，复送至对面两大空院中时，人多已容纳不下，即由日军带走一部分，去向不知。到下午5点时止，捕捉人数除带走外，所占面积计约5000人以上。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4人一排依次向下关而行，到达下关时已是6点多，即将这5000余人置于中山码头的人行道上。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装来满卡车麻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赶到，下车似一高级军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前向其敬礼，聆训语别，该带刀之人即令其士兵取麻绳一同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在7时光景大屠杀开始。屠杀至3小时止，东方已升起月亮。梁廷芳和白增荣议定：总是一死，不如跳入江中。因江边的水不很深，仅及大腿。但日军又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梁廷芳右肩窝中弹一粒，但白增荣未曾中弹。二人又在水中失去联系。二三小时后日军撤离江边。他们经过不同的艰难而逃出生命。

抗战胜利后，梁廷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用自己所遭受残害的经历控诉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8)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上新河、江东门、拖板桥、菩提阁、江滩、棉花堤等地广阔区域内屠杀我军民28700多人，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一大暴行。

当日军步步向中华门推进时，沿途被驱赶的大批难民向南京方向逃来。早期的一部分难民尚能进入南京城里。但在日军攻打雨花台战斗很激烈时，中华门外已成战区，难民们不能直接通过中华门进入城里，为了避死求生，便跟随当地的一些人向西迁移，或想避开战区，或想通过水西门、汉中门进城，求一安生之地。与此同时，滞留在下关的数万难民，眼见日军进攻猛烈，步步逼近南京，而下关又是南京水陆交通的枢纽，是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必定即将陷入敌手。向浦口渡江人多船少，与需相差太远太远了。迫于危急，与其等死不如劳其筋骨，到上游去另找渡口，于是滞留在下关的一部分人便向上新河方向移动。此外，在日军进攻雨花台的战斗日趋激烈的时候，城里的一些人知道中央军已将挹江门封闭，而又估计日军攻陷南京仅仅是时间问题。为了躲避日军的屠杀，有少数人便从水西门、汉中门出城，涌向城西，以为到乡间便可以避难。

上述这三部分人加在一起为数众多，加之从战场上溃退下来而已抛弃武器的士兵，他们准备从此为民而去逃生。

12月13日下午，日军谷寿夫师团侵入南京城里进行大屠杀，在向下关进攻的途中，即在水西门、汉中门外广阔的地域内与那三批难民相遇。此处东方城墙，西面大江，北面已是陷入敌手的下关，南面是南方追上来的日军第6师团，在凶虐的谷寿夫指挥下，对准数万难民开枪射杀，水西门外、江东门、三汊河广播电台、新河口、荷花池、江滩、棉花堤、东狱庙等等广阔的地带，尸横遍野，人血涂地，惨不忍睹。

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作为“战功”已有明确记载。

攻陷雨花台后的第6师团步兵第45联队绕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谷寿夫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复盖。”(引自《大屠杀》第26页)

这里谷寿夫扯了弥天大谎，把“上述三方面的难民”说成是“从南边逃出来的敌人”，这“敌人”无疑是指中国“难民”。须知，我们从前面 “芮芳缘等在花神庙附近掩埋国军尸体2000多具”便可知道，守卫雨花台的部队牺牲重大，撤退下来的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部队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撤退，水路撤退者手上控制有船只，陆路突围者有明确路线，方向和目的地。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们决不会指挥自己的部下钻进水网地区的死角——上新河一带待毙。把难民说成是敌人，这本身就是军国主义意识的反映。

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中国方面也有证人，主动掩埋尸体者清点了尸体的数目，证据确凿无疑。

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就上新河这一带市民被大屠杀的问题，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提供事实说：

这里集中大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兵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个方面一齐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洪水吞没。”(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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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17节 铁证如山(9)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的江东门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桥上的人全部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兵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4页)

以上两点转引自《大屠杀》第27至28页。需要澄清的是：后一点在文字表述上存在问题。比如“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没有说清楚从断桥上落水的到底是多少人?这种文字上表述不准确，后来被田中之流等人钻了空子，强词夺理地说“从断桥上落水三千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考证历史时只能从事实出发，而不是在文字上做游戏。侵华日军第6师团步兵45联队在江东门一带屠杀市民3000人左右，谷寿夫作为“功绩”已载入《军情报告》。日军陆军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对第6师团此次军事行动也有明确叙述，任何别有用心者都推翻不了。

关于江东门的集体屠杀，幸存者刘世海也可以证实：刘世海原是守卫雨花台部队的士兵，退到下关后，想过江又没有船，一行50余人沿江到上游找船。12月16日，从三汊河转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逃命，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横陈，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他们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他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并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明知他们已放下了武器，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他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个日本，其中有十几个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他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立即昏死过去。等他苏醍过来时，天已经黑了，而他身上却压着两个死人，便使劲推开尸体，站立起来。幸亏脖子上的伤口还不很深，而且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有亮，他忍痛离开那块菜地，经历艰险，辗转逃出生命。

他现在脖子上仍有约10厘米长的伤疤作证。

盛世徽捐资埋尸28730具更是铁的证据。他就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一案，在1946年1月9日的《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文》中说：

事由：为日寇残害我军民二万八千七百三十人于上新河附近，被俘毙命由。

窃民等籍隶湖南，以木业行商，旅居上新河历有年所，家业财产全在，为财未离。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冬间，日寇沦陷南京时，惟上新河区甚险。东方城墙，西方大江，北方下关，敌在追射南方雨花台大军，退下兵多混乱，四方无处措身，被俘遭敌戳杀。就江东门、汉西门、凤凰街、广播电台、自来水厂、皇木厂、新河口、拖板桥、菩提阁、菜市口、荷花池、螺丝桥、江滩、棉花堤、双闸、东狱庙各地，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凄惨万状，而人民被害者多系别地逃难来此，本地居民早已逃避。民等在死尸丛中躲出，耳闻目视日寇杀害我国军民。……民等被拉扛掳物，心惊胆跳，可怜死者抛尸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将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此系安慰死者聊表衷心……

(9)在蒋王庙附近诱杀虏500余人

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附近，由大汉奸高冠吾出面，诱骗散兵约500余人就地放下武器，当场集体屠杀。

当时有1000多名教导总队和83军官兵，由于12日夜间慌忙撤退，或掉队或与部队失掉联络，躲藏在紫金山北坡和蒋王庙附近的丘陵深草丛中，处境相当危险。

中午时分，日伪督办高冠吾皆同其爪牙10余人，分乘三辆打着美国星条旗的小轿车从太平门开出来到蒋王庙，冒充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招来散兵代表“谈判”，诈称“只要散兵们放下武器，美国使馆将出面和日军交涉，保证安全，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将来再出去报效祖国”。散兵被集体屠杀，只有吴炳生等几个人死里逃生。

(10)在下关南通路的集体屠杀。

胡春庭证实：1937年12月18日，日本兵将我这放下武器的军人和难民300余人，集中在南通路之北的麦地里，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将尸体弃在麦地里而去。胡春庭联合有劳动力的难民，就地掘土掩埋了。但后来日本人在此挖土填垫海运码头，至将所埋尸骨痕迹毁尽无余。

(11)在姜家园南首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下午2时，日军在挹江门姜家园南首，将居民300余人集中起来，用机枪射杀，或纵火烧毙，无一生还。

(12)在鼓楼四条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鼓楼四巷难民区，将张义魁等50余人，集体屠杀。

(13)在下关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亭等4000余人，押至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4)在北圩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北圩将熊桂弟等30余人，集体用机枪射杀。

(15)在四条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10时，日军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将平民吕发林、吕启云、张德智、张德亮、张务海等100余人，拖至四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6)在大方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搜捕徐静森等10余人，押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扫射。

(17)在龙江桥口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9日上午，日军在龙江桥口，将我军民500百余人绑扎后，全体推于马路空地旁，以机枪射杀后，纵火烧尸，尚有气息者，更以刺刀连续戳毙。

(18)在大方巷广场上的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难民区内，将平民王岩、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村等数百人，驱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射杀。

(19)在大方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傅佐巷12号，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边枪杀，罹难者200余人。

(20)在石观音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4日，在石观音17号，日军将居民柯大才、柯徐氏、柯荣贵、柯方氏、柯荣春、柯根荣、小巧子、赵雪美等8人集体枪杀。

(21)在煤炭港的集体屠杀。

陆法曾陈述《日军集体屠杀首都电厂职工》一文说：南京首都电厂于南京沦陷之前，奉命维持供电业务，留有由副工程师徐士英率领的工人50人。12月13日首都沦陷后，乃退至煤炭港英商和记冷藏厂内避难。后日军到下关且到和记厂内检查，除有文件证明身分确为和记雇员外，余均被拘捕围禁于煤炭港下游之江边。是处被拘禁者约3000之众。徐士英得到和记友人之介绍，为敌军配制汽车电钥匙而得免难。另有赵阿劳稍懂日语被释出。正在赵和另一名被释放的工人设法营救同仁时，江边围禁之众忽被全部杀害：其初以机枪扫射；继将临近茅屋的驱进屋禁闭，再集薪油之类堆积茅屋四周，放火燃烧，致被害人一部分系被烧死。

幸存者陈德贵是日军煤炭港大屠杀的见证人，亲身经历了那场集体大屠杀。

1937年12月12日，陈德贵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13日，日军侵占下关，发现了他们这批难民。第二天早晨，200多名日本兵从几千名难民中抓出2800多名年轻人，要大家排成4人一排的队伍，并要难民们交出手表和银元等贵重物品，又进行搜身。下午，日本兵把这批难民从和记押到煤炭港一个仓库里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上去干活，每10个人一组出去。”站在仓库门里的10个人马上被推出去，不久，陈德贵听到一阵枪声。不一会，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是一阵枪响。他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本人要第3批人出去时，陈德贵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8点多钟，一走出仓库，他看到日本兵列队两旁，斜举着步枪上的刺刀，后面的日本兵押着他们。当走到长江边时，陈德贵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持枪的日本兵，他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他站到水里，就在日本兵举枪射击时，陈德贵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河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厢肚里，亲眼看到10人一批地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未被杀害，日本兵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以后，日本兵走了，陈德贵摸到岸边，偷偷地爬上岸来。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拣起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死人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兵从栈桥头经过，发现他在抖动，便向他打了一枪。子弹头从他大腿上穿过，左手无名指也被打伤，至今还留下伤疤。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就走了。到第三天，掩埋尸体的人见他还活着，把他救上来，才幸免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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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18节 铁证如山(10)

(22)在宝塔桥、上元门和鱼雷营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被俘军民30000以上。

1945年10月1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职员陈万禄陈述《日军在宝塔桥惨杀军民》一文说：

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一、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余人。

二、奸害妇女暴尸于市者约一万人。

单就宝塔桥一地而言，日军“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人以上”显然有些夸张。但宝塔桥与鱼雷营、上元门很近，日军在这一带进行多次集体屠杀，说其“总数在三万以上”未必不是事实。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在宝塔桥、鱼雷营和上元门说日军集体屠杀我国军民在三万人以上，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目睹者何守江证实：他家住在宝塔桥桥东。日本兵侵占南京时，宝塔桥一带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难民，大约有四五千人，十字会把难民分男女两边集中。日本兵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从女难民中拉走了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去奸污。第二天，把700多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由于桥很高，先跳下桥的人，大部分都摔死了。后跳下桥的人，没有摔死的，日本兵就用机枪扫射，无一幸存。

下关警察局《调查日军在宝塔桥集体屠杀军民的公函》(1946年1月8日)中说：

关于敌人在下关有组织之大屠杀，及大批军民在机枪扫射之下殉难，或堕江溺死之情形，……调查结果所得材料如下：据宝塔桥浴室老板陈汉森及金固乡梁思诚乡长等声称，彼等所见及之敌人在下关之暴行如下：

宝塔桥——此处殉难者多数为敌人自崖逼跳跌死及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体为582具，丛葬于煤炭港。

后者证实前者所目睹之事实。前者说，日本兵“把七百多个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或跌死，或被机枪扫毙，无一人幸存；与后者收埋582具尸体有无矛盾呢?应该说毫无矛盾之处。“或堕江溺死”者，有一部分尸体被江水冲走不是不可能的。

殷有余在军事法庭陈述日军在鱼雷营集体屠杀时说：1937年12月13日下午4时，日军在江边鱼雷营集体屠杀九千余人，先用机枪扫，后用刺刀戳，最后用火油烧。

1946年1月8日，下关警察局，同样通过陈汉森和梁思诚证实：

鱼雷营——此处被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为2508具。

这样一来，宝塔桥和鱼雷营两地集体屠杀我军民计9700余人，尚不足10000人，距30000人以上尚缺20000余人。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了：上述这9000余人是在13日下午和14日被屠杀的数字。前面提到“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后来，65联队的随军记者听到当时情况后说：

“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高潮。”

可以肯定，屠杀更多的军民不是在12月13日，也不是在12月14日，而是在15日才开始集体屠杀。那么这些屠杀对象从哪里来的呢?

属第16师团的65联队，曾于13日下午4时30分占领了紫金山以北的乌龙山炮台，接着于14日上午11时占领了南京北侧的幕府山炮台。中国军队从城里败下来，65联队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这支部队。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就当时情况报道如下：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65联队归该部队统辖)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南京城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有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有点吃惊发愣，以至我方由于人数少得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先叫他们丢掉枪支，然后把他们押进营房。虽说是一个师以上的军队，就是挤得紧紧的，也塞满了22栋大营房……

第一、这14777人中有相当数量是难民。在幕府山下，包括下关在内只有上元门和鱼雷营才有营房，后者的营房仅供上岸的水兵住宿，营房的数量有限。根据记者横田提出“22栋”营房的数量，可以肯定是上元门营房，而不是鱼雷营海军营房。第二、关于这14777名俘虏住在上元门营房内日本方面也有报道。

当时，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日华事变画报》第11辑就刊登了一幅两角部队抓获俘虏(部分)的照片，他们集中在一起，都被收容在幕府山下，扬子江岸边村庄——上元门的兵营里。这幅照片恐怕就是在屠杀他们的前一天拍摄下来的。(引自《大屠杀》第36页)

事实表明，这14777名被俘军民，经过请示司令部，在命令“处理掉”的情况下，两角部队借口没有饭吃，将被俘军民集体杀害了。山田旅团长曾狡辩说：打算把这批俘虏送到江北释放，因途中俘虏“暴动”，日军才开枪射杀。所谓“暴动”是日军面对大批俘虏开枪集体屠杀后，被屠杀者夺路逃命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暴动。山田还扯谎说，为了押送这批俘虏到江北释放，事先已经准备好了船只。持否认南京大屠杀观点的铃木明曾就渡船问题向山田问道：“船有多大?有几艘?”山田回答说：“大概有几艘。我看到一艘，能乘数十人。”14777人要乘多少条船呢?我们知道：从12月12日午到13日拂晓，江南岸边一条船也没有了，从上新河，包括秦淮河在内，下关各个码头、燕子矶、巴斗山，所有船只都已装载撤退下来的军人和部分难民驶往北岸，而且都到内河里隐藏起来。只要有船，撤退到江边待渡的军人和难民，无论如何，都要登船北渡，决不会眼睁睁看到能渡到江北而静静地等死。而且，到了北岸的船只，听到江南的枪炮声，明知日军在南岸已展开了屠杀，船老板再蠢也不肯开船到南京来送死呵!山田的回答完全是欺骗，为的是一股脑儿推卸掉自己执行司令部的命令屠杀掉这14777名被俘军民的罪行。那么，集体屠杀这14777名被俘军民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呢?

日本方面曾有人说：屠杀这14777名俘虏的地点是草鞋峡。不对，这个地点应该是鱼雷营。其理由如下：

第一、草鞋峡集体屠杀的对象是来自幕山下之四、五村，而不是来自上元门营房。

第二、草鞋峡集体屠杀之前有个捆绑屠杀对象的过程，而上元门押送屠杀对象之前则使用“送往长江北岸释放”的欺骗方法。一硬一软，两者的方法截然不同。

第三、从押送集体屠杀对象的里程上看也不是草鞋峡，而是鱼雷营。上元门至草鞋峡在3公里以上；而上元门至鱼雷营仅一公里多些。这个里程由第65联队据有“65联队活字典”之称的平林作出了回答。他就当时从上元门收容所押解俘虏到江边的情况说：“仅几公里(一公里左右)路”。(引自《大屠杀》第310页)且原文就是如此。由此可以推断这14777名被俘军民是从上元门营房押至鱼雷营集体屠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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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19节 铁证如山(11)

第四、时间上也证实上元门营房关押的14777名被俘军民是在鱼雷营被集体屠杀的。草鞋峡集体屠杀的时间是12月16日晚上，而鱼雷营集体屠杀的时间是12月17日晚上。

即便如此，鱼雷营集体屠杀也只有24000余人，距30000人以上还差6000之遥。

我们知道：12月13日，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下关进行屠杀时，有一部分难民为了避死求生，自上游逃向了上新河，遭到日军第6师团的屠杀。而向下游到宝塔桥、上元门、鱼雷营一带的难民也遭到日军的屠杀。这样说有无证据呢?回答是肯定的。

同盟通讯社记者前田雄二，最近写出《在战争的浪潮中——从华中到法属印度支那》，就16日那天的屠杀情况这样说：

这一夜(举行入城式的17日那天晚上。——洞富雄注)，我们在野战分局再次举行庆祝宴会。席间，深泽干藏独自一人去下关看看，得知就在下关长江下游有许多尸体，堆积如山。他走去一看，堆积如山的尸体绵延很长距离。据说，警卫兵如发现其中有人尚未死去而动的话就立即把他杀死。

洞富雄先生对上述情况研究后说：

深泽记者说，他在17日傍晚看到的尸体堆积如山，其中有的还在动，这也象松本重治所说的那样，可以认为是前一天晚上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自13日起，日本军在扬子江岸边几乎每天都进行大屠杀。从下关到草鞋峡，在漫长的扬子江岸边，肯定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总之，我认为深泽和前田只是看到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的一部分而已。(引自《大屠杀》第51至52页)

前田和深泽都没有明确提出在上元门附近看到尸体一事。但我认为，从下关到草鞋峡要经过上元门。在漫长的扬子江岸，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上元门附近的尸体。否则两记者就不会看到“堆积如山的尸体”了。此外，日本官方也为宝塔桥、鱼雷营、上元门一带集体屠杀提供了证据。

12月21日，就任南京地区西部(包括城内)警备司令官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进攻南京纪实》一文，就昭和十三年(1938年)一月五日的情况记述如下：

依次逮捕在城外近郊继续不听命令的残兵败卒。在下关予以处决者达数千人。(《一个军人的自传》，转引自《大屠杀》第47页)

从什么角度可以推断这数千人被集体屠杀在鱼雷营呢?

此刻，中山码头到浦口的轮渡已经通船，也有少量外轮在江边码头停靠。日本军搞集体屠杀不会不担心被第三国的侨民看到。煤岸港、宝塔桥靠近英商和记洋行，也不是集体屠杀俘虏合适的场所。草鞋峡此时堆积如山的尸体仍未处理完毕，更不适宜在那儿集体屠杀。鱼雷营原是军港，此刻此处停有日本的舰只，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敢接近。同时在鱼雷营集体屠杀俘虏消尸灭迹最为理想。日本军当然会进行比较，淘劣择优，自然而然地选择鱼雷营了。

综合上述各点，以事实为根据，说日军在宝塔桥、上元门、鱼雷营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在30000人以上，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既然时间上不同——为什么草鞋峡集体屠杀发生在16日晚上，而关于上元门的14777名要在17日晚上押到鱼雷营集体屠杀呢?

前面经证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这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慎重考虑，周密安排，尤其是已被看管起来的中国军民。

众所周知，日军在攻陷南京战役中最突出问题是投入的兵力与战役目标很不相称：首先未能达到全歼守军的目的，其次在屠杀被俘军民时也暴露出兵力不够支配的问题。这样一来指挥者就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安排兵力，分清难易，逐一屠杀。对那些不愿当“顺民”者在哪里相遇便在哪里屠杀，决不放走一个仇视“皇军”的人。对已被俘者看守不易而容易跑掉的俘虏则先斩尽杀绝；对圈禁牢固的地方则最后“处置掉”。比较起来，草鞋峡集体屠杀对象圈禁在幕府山下之四、五村中，地点分散，显然看守兵力不足；这一带地形复杂，被俘军民极易逃跑。而上元门营房关押的14777名被俘军民，看守起来比前者牢固得多，而且事实上还有一个向司令部请示“处置掉”的过程。所以16日晚上，日军进行草鞋峡集体屠杀便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17日集体屠杀上元门营房内的被俘军民日本方面也有证人。1984年，当时参加处理这批俘虏的栗原军曹详细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南京陷落后，大批处决无抵抗的俘虏，的确是事实。不管日本方面如何否认这一事实，中国方面只要有些幸存者，这个事实就无法隐瞒。

栗原当时只有24岁，为把“事情的真相留给后人”，当时画一些示意图。示意图中提到的俘虏数是18500人。他回忆说：“在沿支流挺进是幕府山腰时，一举迫使大批中国士兵投降了。各个中队手忙脚乱地解除了这批俘虏的武装，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只许他们带一条毯子，然后就把他们收容进一排草顶的大型临时建筑中，中国兵管此叫‘厂舍’。”“在举行入城式的17日那天，根据上面‘收拾掉’的命令，把这些俘虏处理掉了。那天早上，向俘虏们解释说：‘要把你们转移到江心岛的收容所去。’转移大批俘虏应当警备，所以配置了一个大队的日本兵。这是一次大批人员的行动，动作很迟缓，把俘虏们手向后捆起来，出发时已是下午。出了厂舍，命令俘虏排成四路纵队，成一字长蛇，向西迂回，绕过丘陵，来到长江边，大约走四五公里，顶多六公里。”“俘虏队伍到达三四个小时，俘虏们注意到：说要把大家送到江心岛上，可是并没有那么大的船，江边也看不出什么渡江的准备。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等着，天已快要黑下来了。然而，就在俘虏群周围，日本兵沿江岸成半圆形包围过来，许多机关枪的枪口对着俘虏们。……不一会儿，军官们下达了一齐射击的命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围成半圆阵式，对着江边的大群俘虏猛烈开火，将他们置于弹雨之下，各种枪支齐射的巨响和俘虏猛烈开火，将他们置于弹雨之下，各种枪支齐射的巨响和俘虏群中传来的垂死呼号声混在一起，长江边简直成了叫唤地狱，阿鼻地狱。……

齐射持续一个小时，直到俘虏全部倒在地上。这时天已黑下来。”

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前面平林证实从上元门营房押至江边仅一公里左右，因而证明集体屠杀这批俘虏的地点是鱼雷营，而不是草鞋峡。现在栗原又说是“四五公里，顶多六公里”。会不会由此否定这批俘虏被集体屠杀的地点不是鱼雷营呢?不会的。鱼雷营在上元门之北。而栗原则说“向西迂回，绕过丘陵，来到长江边”。这就明显地成了直线和曲线的两种不同说法，而地点则是一致的。且来看看草鞋峡的集体屠杀，对上述的理解也会有所帮助。

(23)草鞋峡的集体屠杀。

草鞋峡集体屠杀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具典型性，一是屠杀人数之多令人胆寒；二是并非单纯地屠杀，而是在屠杀之前进行迫害，丧尽天良地令屠杀对象冻饿几天几夜；最后，屠杀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尸灭迹。

对于草鞋峡的集体屠杀，南京沦陷前在首都警察厅工作的鲁*3，作为目睹者对其经过作了如下陈述：

倭寇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57418人，圈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16日夜间，作铅丝两人一扎，排成四路驱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悉于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尸骸悉投入江中。在此大屠杀中，有教导总队冯班长及保安队警郭某，将绑扎挣脱，佯卧地上，拖尸盖身，因而得免。惟冯班长左膀上被刺刀戳伤，郭某脊背烧焦，逃至上元门大茅洞，具结人(即鲁*3)觅便衣更换，偷偷渡至八卦洲始脱险。

鲁*3与敌巷战中被敌炮弹炸伤腿部，匿于上元门大茅洞内，与圈禁被俘军民之村落和屠杀场地很近，居高临下，目睹了惨状。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7日，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和书记官陈光敬先生，亲自深入到下关等地调查，完全证实了鲁*3所提供的事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也提到了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所提出的报告：

敌军入城后，将准备退却的国军和男女老幼难民共57418人关在幕府山附近的四五个村庄里，断水断粮。冻死饿死者颇多。到1937年12月16日夜间，日本军用铅丝将幸存者两个两个捆在一起，排列成四行，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然后用机枪对这些人进行扫射。又用刺刀乱戳，最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化。烧后，把尸骸一个个地抛入扬子江中。(转引自《大屠杀》第41至42页)

有人对鲁*3提供的“57418”这个数字，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是自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怎么知道是“57418”人的?应该肯定，鲁*3在首都警察厅工作，因职业的关系，他平时可能很注意人的数目，自有一套简便的统计方法。同时匿于大茅洞内，居高临下，时时都会注意村庄里敌人的动向，更会担心同胞们的命运；时间又有那么长，为忧虑中的他提供概算人数的可能。再一个是：他见到冯郭来洞，三个人不可能不交换看法，其中对被惨杀的同胞不可能不进行估算。否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会那么轻意地认可吗?

家住下关宝塔桥桥东的何守江也证实了草鞋峡的集体屠杀。他说：

1938年阴历正月初四，我从江北的卸甲甸过长江到草鞋峡(现在的金陵船厂)，看到遍地都是尸体，全是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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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0节 铁证如山(12)

日本方面对下关一带集体屠杀的惨况也有详细的描绘。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在《悲剧的证人》中说：

昭和12年(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17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5天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掠夺和强奸，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在散发了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转引自《大屠杀》第273至274页)

上述中西义显虽未直接提到草鞋峡的集体屠杀，但完全证实了日本军“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

从掩埋尸体的情况看，也证明草鞋峡集体屠杀是铁的事实。

日伪南京市卫生局抄报草鞋峡

农民金国桢掩埋尸体呈文

(1938年)

草鞋峡农民代表金国桢呈报：宝塔桥、草鞋峡、滨江一带尸体暴露，臭气四溢，请求掩埋。经呈准经费，饬萧财源领掩埋夫四名，募临时夫20人住宿该处。由6月13日至7月6日工作24天，共收瘗及迁埋尸骨3575具。选定地势较高，离江较远之地作大型土坟一座，并竖碑一方，以资纪念。又掩埋男女尸12具，孩尸37具，施大棺12具，小棺一具。

日军在鱼雷营和草鞋峡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数万人，大部分尸体当时被焚烧后抛入江中。日本军这样做的目的是毁尸消灭罪证。但是这样大规模的屠杀，不管日军事先和事后计划如何周到，也不可能做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任何痕迹。正因为如此，事后，红十字会仍掩埋尸体24000余具，作8个合葬坟墓。墓前石碑上书有“民国廿六年草鞋峡无主孤魂墓”字样。抗战胜利后，曾拍照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报国际远东军事法庭。而金国桢等掩埋的3575具尸体只是红十字会漏埋，或是由上游冲来，或是散落在偏远地方上的尸体罢了，仅是鱼雷营和草鞋峡集体屠杀尸体中一小部分而已。

(24)燕子矶的集体屠杀。

燕子矶的集体屠杀一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中国方面未曾向该法庭提出，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认为证据暂时不足，待搜查确切证据再行呈报；二是被屠杀的人数有争议，一时统一不了；三是当时未能找到燕子矶集体屠杀中的幸存者或是屠杀现场的目睹者。鉴于慎重的原因才未轻易向该法庭提出。或许还有人认为：燕子矶集体屠杀一案无论呈报与否都不会影响南京大屠杀的定性，因而被忽略。我们先来看看有关燕子矶集体屠杀的资料。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中说：

燕子矶地处南京城东北角沿江边处，是南京风景胜地之一。

南京陷落前，这里集聚几万难民，想由此逃往江北。但因缺乏船只，无法渡江。日军侵入南京的前一天，燕子矶江面已被敌舰、敌机封锁，并向沿岸难民袭击，死伤无数。日军入侵南京后又把难民赶到沙滩，围禁起来，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向难民扫射。(引自《暴行》第132页)。

燕子矶的集体屠杀史料的记载是有根据的，经得起论辩。对此目睹者郭国强作了证明。郭在1936年参加88师，日军进攻上海时曾参加抵抗日军的进攻。撤退下来后，在句容又和日军打了一仗，随后退到南京，参加保卫南京的战役。他说：

1937年12月，我和二、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到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情景。当时日军用机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两万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我们躲在三台洞里，后来被日军发现，我们佯说是开山的农民，并拿出开山工具才免于一死。之后，我寻机逃到八卦洲下坝村，在这里定居下来。

郭国强说“有两万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被屠杀的人数到底是多少我们暂且不管，先来弄清被屠杀的人中有无一般难民。这个问题唐广普可以作证。

唐原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0期预备班任公役。一年多以后，参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二团三营，在营部当勤务兵。他说：

12月13日，日本兵从中华门侵入南京，我跑到下关，无船渡江。就跑到燕子矶。燕子矶满街是人，抱木板、盆楹争相泅渡长江。

唐广普证明“燕子矶满街是人”，这个人当然指的是穿着便衣的人，是逃难的难民，其中难免夹有象郭国强说的“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毫无疑问，日军在燕子矶的集体屠杀中屠杀的多半是难民。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最早系统地揭露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难得资料。其中对燕子矶的集体屠杀记载如下：

燕子矶：这里有许多古庙，也有一个乡镇，乡镇附近数里的地方统称燕子矶，乡镇前有一座小山岗，登岗四瞩，长江在望，是南京古迹名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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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1节 铁证如山(13)

这里在南京沦陷前，聚了十万多难民，希望由此渡江，逃往江北。但因缺乏船只，无法渡江。日军侵入南京前一天，燕子矶江面已被敌舰、敌机控制，轰击难民。难民们正分向四乡疏散，不料日寇于侵入南京的同时，有一部分日军赶到燕子矶，随即把难民赶到沙滩(燕子矶当时的江滩很阔，隔江与八封洲相望。冬季该江滩有数平方公里——作者注)上，围禁起来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向难民射击。所有的尸体，或漂浮江面水为之赤；或堆积沙滩，雨淋日晒。直到次年春夏之交，此处积尸，还无人过问，臭恶气味，远闻数里之外。

对于燕子矶的集体屠杀除了上述记载外，据洞富雄先生介绍，台湾方面也有记载：

现在台湾的郭岐将军当时曾目击该地发生惨剧后的情况。郭岐是南京守军的军官，南京陷落时隐蔽下来，次年在逃往上海的途中在燕子矶下游二公里处的巴斗山下船，目睹了当时现场的惨状：“遍地都是尸体……臭气四溢，令人作呕。这些尸体都是军人。”这些尸体“多达二万余具”，尤其是“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尸体。”(摘自《大屠杀》第75至76页)

毫无疑问，郭岐看到“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尸体”完全是事实。但把20000多具尸体说成都是军人的尸体与事实就有出入了。前面提到，燕子矶集体屠杀中被屠杀的多半是难民，而被解除武装或穿便衣的军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上新河、下关、草鞋峡等地的集体屠杀也都是难民多于军人。这个事实我在下面还要继续谈及。

1965年，南京对外文化协会的江良，在日本“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南京时，曾对该团体成员说：

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曾汇集了约10万难民。日本军从三个方面追赶而来，用10挺机枪将他们包围，几乎把他们全部杀了。据仅有的幸存于难的人说，当时扬子江的江水变得血红，留在江岸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熏天，散发到几公里之外。附近一带都可闻到这种气味。([日]山冈繁著《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9页)

可见，燕子矶的集体屠杀不是个别人的道听途说，而是有广泛的文字记载，不能视为谎言或误传。既是事实，必定还有其他证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除依靠军统、中统、警察厅及各行政机构进行统计外，还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对燕子矶的集体屠杀，调查人李龙飞在1945年10月1日的呈报中说：

罪行事实：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间，在燕子矶一处，杀毙我解除武装青年在五万人以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同日，中央统计局职员陈万禄向组织呈文报告说：

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敌人有计划之恐怖行为，敌占南京时任意杀戳。在燕子矶江滩我解除武装被其杀害者五万人以上。

可以肯定，李飞龙的报告来自在燕子矶当地调查报告。后者则是情报，材料的来源很可能就是李飞龙调查的结论。二者不可忽视的缺陷都说我解除武装者”，没有提到被杀害难民的数目。

陈光敬叙述日军在八卦洲集体

屠杀军民致广松信函

(1945年12月27日)

广松先生台鉴：来表得悉令郎怀金君给敌人残杀，至感痛心。本人决代转呈上峰，与敌人结算此一笔血帐，为死者申冤。又八卦洲一表，所填未详，闻该处欲渡江之军民，约10万，俱给敌人扫射，尸体蔽江，江水停流，此千古浩动，有心人莫不发指。

前面已经提到：燕子矶江滩与八卦洲隔江相望，若是睛天而江上又无雾，对岸停靠的船只肉眼都能数出。而八卦洲虽有内江和外江之分，但洲内并无很集中码头，不可能一处集中“约10余万”人。燕子矶江滩集聚的约10余万人，也不是单纯去八卦州的，而包括直航江北的卸甲甸、通江集、九里埂、沙洲桥、划子口、大河口以及内河东沟、瓜埠、六合等地。所以陈光敬先生的“又八卦州一表……约10余万”指的就是燕子矶江滩上集聚的“约10余万”人之众。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在燕子矶被集体屠杀的一说是2万以上，一说是5万人以上，有的则说约10余万人。这三个数字到底哪一个数字正确可靠呢?从材料的来源看，郭国强是屠杀现场的目睹者，称得上是第一手资料，可靠性最强。但三台洞和燕子矶江滩有一定距离，所目睹被屠杀的人数和对象就不那么准确；然而可准确地证实燕子矶江滩上发生过集体大屠杀。唐广普的证言可证明“燕子矶街道上有那么多被屠杀的对象。郭岐的叙述证明燕子矶集体屠杀后留下的部分惨状。说其是部分，一是漂浮在江面上的尸体大部分汇入江中的激流冲到长江下游去了，只是在回水湾处才残留下少量尸体。二是残留下的尸体中可能还有上新河、下关等地集体屠杀被江水冲下来的尸体。

其他资料的来源当然是来自当地群众中的调查，具有相当的准确性，视为历史资料也完全是应该的。燕子矶的集体屠杀未能找到更多的幸存者和目睹者，客观上有其原因：第一、当地人先于难民逃到江北去了，留下的看家守门者已被日军杀害；第二、燕子矶本身就是过往客商的码头，由这里逃到江北去的难民散居在苏北、皖北，以致山东、河南等省；第三、八年抗战中这一带都是战场，或参加抗战而牺牲，或为民被日军屠杀；第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对整个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深度和广度都有限，许多很有价值的直接见证人被忽视；第五、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曾做了大量工作，但到后期，由于一些幸存者和目睹者死亡，失去了这一部分证人。但是，既然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不管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如何狡辩、抵赖，也不管日本投降时他们如何下力气去消灭罪证，但总会有些证据留下来了。

日军在南京销尸灭迹15万具就是证明。

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军民后，将尸体大部分扔进长江中，部分用汽油焚烧后掩埋，妄图以此方法来销尸灭迹，逃避罪责。

据可靠材料证明，仅1937年12月14日至18日这5天中，日军就销毁尸体15万具，其中包括2100名伤虽重却未断气的活人。现已查明，由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处理掉”下关地区的尸体10万具，由城内作战部队“处理掉”城内的尸体5万具。

南京碇泊场司令隶属华中碇泊场司令部，又称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于1937年10月在大阪编成。1937年10月至1938年8月期间，司令是铃木义三郎中佐。该司令部随作战部队于12月13日进入南京，设于下关码头附近。司令部当时编制人员32人，司令官、次官各1人。军官15人，军士15人。军官中少佐2名，一名叫安达由巳，另一名叫太田寿男，均为司令部部员。

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到达南京后即接受处理下关地区中国军民尸体的任务。14日至15日两天，由安达由巳全权负责，在下关地区“处理掉”尸体6.5万具，其中包括伤重未死者1500名。处理尸体的工作日夜进行，将尸体从下关码头及其在下游投入江中者计3.5万，经船运至浦口东沿江烧埋计3万。

15日，太田寿男到达南京，立即接受与安达共同负责处理下关地区尸体的任务。司令部拨给安达和太田30只船、10部卡车以及负责运尸的部队士兵800名。安达和太田把下关划为东、西二区，安达负责西区，太田负责东区，各分15只船、5部卡车，分别带领400名士兵从事销尸作业。远离码头地区的尸体，由士兵用铁钩子将尸体搭上卡车。有重伤未断气者，先用铁钩子猛击其头部或胸部，将其打死后再拖上卡车，运至下关江边，或直接抛入江中，搬上船再从江心扔下。

16日始至18日，3天中共处理掉尸体3.5万具，其中包括重伤未死者600名。这3.5万具尸体中，安达处理了1.6万具，含250名重伤未死者；太田处理了1.9万具，含350名重伤未死者。

自14日至18日，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10万具中国人尸体，加上作战部队处理的5万具，总数为15万具。在整个15万具尸体中，军人为3万，其他均为南京市民。市民的尸体中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儿童。

通过这份材料，再次证明中国军事法庭关于日军集体屠杀我19万同胞的判定是完全有根据的。

也许田中之流又会耍起算术的技能，狡辩说：800人，5天内处理10万具尸体，每天2万具，每天每人25具，又要用汽车装到码头上，再从码头上用船装到江中心扔尸，是不可能的。再说10辆卡车，每车装60具，要装1666多车，也是不可能的。同理，用船装也是不可能的。又再说汔车装尸、运尸、卸尸都要耗时费秒，5天之内不可能运送10万具尸体。同理，30只船运完10万尸体也是不可能的。总之，南京碇泊场司令部5天内销尸10万具是来自中国方面的编造。不对!我们已经证明：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计29案完全是事实。日军集体屠杀场地主要选择在沿江一带，目的就是为了便于销尸灭迹。可以认定，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在下关销尸10万具就是日军在下关集体屠杀我军民的数字。也就是根据这个日军称之为“战绩”的数字，华中方面军才向南京碇泊场司令部下达销尸10万具的具体任务。5天内，如果全部从距离下关很远的各街各巷，用10辆卡车把10万具尸体运到江边上有一定难度。但是，不应忘记：日军在下关一带的集体屠杀都在江边，这10万具尸体中在屠杀的当时便有一部分落入江水，已被江水冲走。正如第六师团所属辎重第六联队的小队长高城守一在《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所叙述亲眼见到的惨剧：

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波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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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2节 铁证如山(14)

可见，集体屠杀的当时一部分尸体已被江水冲走，另一部分“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处理后一部分尸体只需用铁钩子从岸边拖下水去便会被江水冲走，无需动用卡车和船只转运，非常方便。

南京碇泊场司令部销尸10万具算是完成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交给的任务。但前者只把交通要道处堆积的尸体或运走，或就地销尸。然而散落在一些偏僻地方的尸体并未去寻找，仍暴尸于日晒雨淋。所以后来才有金国桢等在草鞋峡、宝塔桥等地掩埋零散或在偏僻地方的尸体的可能性。同时，前面已经陈述：日军在草鞋峡和鱼雷营曾边集体屠杀边销尸灭迹。在这方面鲁*3等人已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出庭作证，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铁证如山，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对我无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集体屠杀军民19万余人，零星杀害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达15万多具，被屠杀的总数在30万以上。

这是侵华日军一大罪恶，有损日本的国格，更暴露了日军的野蛮和残忍。日本人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呢?首先不能护短，强行抵赖；其次应诚恳承认日军的犯罪事实；再次对后人进行正面教育，使其不重蹈覆辙。但日本右翼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抵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其中用南京人口变化情况进行诡辩，就是他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手法之一。他在难民区20万人口上大作文章，把这20万人说成是南京的全部人口，侈谈南京被屠杀30万人的不可能性，以假乱真，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其实，这20万人是日军大屠杀后的幸存者，而不是在此之前南京的全部人口。

日军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人口变化情况如何呢?根据南京市马俊超市长就市内人口异动情况致内政部的咨文：至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份计为二十万一百六十户，一百零一万五千四百五十口。(摘自《档案》第700至701页)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时，鉴于前方传来日军对我实行“三光”政策的消息，南京有近半数人口疏散逃难，但仍有近半数人留在南京市内及近郊。同时尚有国民党军队数万人未及撤出，以及从前方流入南京一定数量的难民。事实证明，在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前夕，南京仍有50余万人，而决不是被屠杀后的20万人。这个巨大差距的变化也有人证。

日伪大民会总部组织部长王鸿恩在上海《朝日新闻》座谈讲话中说：

现在先就南京市民民众在事变的当时所受的痛苦情形，作一个简单的报告。南京人口在事变以前，即党政府的全盛时代，计有人口一百零七万之多，及至事变后，人口骤减至十七万之数，相差几达九十万。此中原因，固然是一部分的民众受了蒋介石的恶意宣传，相率逃避，而其中的一部分则因误会或种种不可避免的关系而罹难散失与牺牲。言念及此，不能不表示相当的悲痛与遗憾了。据事变后调查统计人口减少的情形，其中二十余万人口，包括军民，因受了党政府的麻醉宣传，相惊怕有灾而避难于各埠；还有几十万人口，或则原在南京谋生而返回原籍，或则死亡失散了。(引自《档案》第705至706页)

首先肯定，王鸿恩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已背叛了祖国和人民，说话做事都是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处处为其主子辩解。但就当时南京人口大帐也说了实话。如事变前南京人口107万，有20余万人跟随蒋介石逃离南京；另有20余万人避难于各埠；还有几十万人口，或在南京谋生而返原籍，或则死亡失散了。准确的说，王鸿恩所说“还有几十万人口”，实实在在的是50多万人口。日军屠杀后仅剩下20万人口，还有30多万人口到哪里去了呢?明明是被日本军残酷无情地杀害了。

结论只有一个：田中正明妄想从人口上欺骗舆论，混淆视听，否认南京大屠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些日本友人对此作了正确回答。

一位叫曾根一夫的，1937年23岁，曾参加南京作战。1984年，他写了一本《私记南京大屠杀》。他在书中写道：

战后，我读过大量战争纪事，其内容由于著述者的立场不同而大相径庭。

我认为，不老老实实地讲真情，则不能使不知战争为何物的一代人做出正确的判断。我决心把我所知道的事实公诸于众。……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事实。对此，我可以断言。我之所以这么讲，因为我本人作为一个士兵参加南京攻略战并干了那样的事。……以我猜测，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想从战史上抹掉污点，因此才歪曲事实的。

《私记南京大屠杀》一书由日本彩流社出版。作者曾根一夫在南京大屠杀中曾亲自砍过中国人的头，强奸过中国妇女，抢劫过中国人的财物。他以很大的勇气暴露了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并表示反省和反悔。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田中正明是何许人也?他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面目也就一清二楚了。

(二)2万多名妇女被强奸。

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对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日军在南京的奸淫暴行，由于许多受害者事后出于羞耻等原因不愿报告，很难确切查明。1947年3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受害幸存者和目睹者的控诉确认，日军陷城后，四出强奸，一逞淫欲，且蹂躏妇女方式离奇惨虐，前所未闻。另据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认定，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起左右的强奸案件。

田中正明在《虚构》中抱怨反对“奥斯威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说法。我们回答说：就其屠杀手段而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远甚于奥斯威辛的大屠杀。在屠杀之前，日军大都对被屠杀者进行人身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奸淫。在这方面妇女比男人受害更为严重。日本军侵入南京后，对我妇女的蹂躏，惨绝人寰。强奸案件太多，我们先来看看有关资料：

一、强奸幼女

第151件，12月22日两个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蚕桑系校舍，强奸13岁的小姑娘，母亲想阻止，当场被击伤。

第146件，12月23日下午7时左右，汉口路小学收容所，又来3个日本兵强奸两个姑娘，一个年仅13岁。

第154件，12月16日下午4时，3个日本兵轮奸陆家巷6号1个13岁的小姑娘。

第175件，38年1月1日下午4时，3个日本兵闯入汉口路211号(属于金陵大学)，轮奸1名14岁的幼女。

第179件，1月3日，发育未全的14岁小姑娘，被日本强奸，受伤甚重。

第281件，1月28日，3个日本兵闯入大沙帽巷1号，强奸1名幼女。

第222件，1月30日，日方命令金陵大学蚕桑系校舍收容所内的一家难民，回到自己的家二条巷。当夜，3个日本兵破门而入，1个日本兵强奸12岁的幼女，另两个日本兵则轮奸1个老妇，直至半夜始去。

第290件，1月30日上午11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内的1个12岁的小姑娘，回到朝天宫黄泥巷19号家中，遭到4个日本兵轮奸。

第428件，2月7日，12岁的幼女半夜被奸污。她是昨天才和父亲重返大方巷家中的，今天她父亲又把她送回收容所。她的下体发肿，不能行动。

上述10例，9例摘于田伯烈的著作，只有第281件引自《南京安全区档案》。以上各件均经国际委员会查实，向日方提出抗议。

即使给日军的掠夺说成是全市大掠夺也不过分。日本兵是一排排的闯入建筑物，并屡次在军官眼前进行掠夺，他们掠夺任何想得到的东西，日本兵多次强迫中国人搬运掠夺来的物品。

最初所需求的是粮食，这是很明确的。接着就抢劫其他有用的东西和贵重物品，最可耻的是日本兵还抢劫难民，集体搜查难民收容所的士兵抢劫金钱和贵重物品，有时还发生将难民的随身物品全部抢走的事情。

归纳起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屠杀我国同胞30万以上；第二、强奸妇女2万名左右，一般地是先奸后杀，惨无人道；第三、有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焚烧，受害最严重的是繁华的商业区；第四、被抢劫的财物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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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3节 铁证如山(15)

(三)纵火与破坏

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调查认定，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进行。陷城之初，沿中华路迄下关江边，遍地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又据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认定，全市约三分之一的房屋建筑烧毁。

焚烧破坏是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之一，早在杭州湾登陆后便已实行。请读者先看看“龙溪两岸的烈火”惨案：

这次轰炸、焚烧、破坏，一直进行到深夜11时，北起吴兴县菱湖查家簖，南迄杭县王家庄，长120里，宽10多里范围内的近150个大大小小村庄，被炸得烧得一片火海，直到第二天还在燃烧。

日军攻陷南京后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中，更加疯狂地纵火，许多民房、商店、名胜古建筑，以致整条街道被烧成灰烬。我们先来看看日军纵火留下的罪证：

罪证之一。通济门外米行街27家，各有祖产或自置房产，历来经营各业，安分守纪。日军侵入南京时，竟将通济门外米行街焚烧殆尽(仅有米行街1号市民左东生房屋幸免殃及)。一个繁荣之街市，一变而为瓦砾场。不仅如此，后来，日军尽将各家所被毁时遗留下的砖石瓦片，全部运至大教场(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为其军事之用。

罪证之二。孙庆有，男，24岁，住王府巷。日本兵进城后一个礼拜的一个晚上，约在8点到9点钟时，日军在邻近的王府巷的丰富路卫生所里(原址就是现在的建邺医院)先是烤火取暖，然后纵火把卫生所烧了。当时火势越来越大，眼看火势向王府巷茅房棚户区蔓延，孙庆有等人非常惊慌。这时，日本兵假意要他们去救火，实则进行杀人。他们见到日本兵来了，便乘黑四散躲避。当时有些人从难民区里回家看看，因而被抓，被打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被日本兵抛进火里活活烧死。日本兵抓住他家邻居徐保定、韩天成2人，要他们喊人去救人。他俩被迫喊了两个人一起去，结果喊人的和被喊的4个人，没有一个生还。

当天晚上，他见到被日本兵杀死的人还有：范老头夫妇被砖头砸死了；王月的母亲和弟弟(是个瞎子)被刺刀刺死；王冠发的岳父岳母被用绳子捆住，推到火里烧死；柏老五和铁贵宝的岳叔丈在丰富路卖粥的伙计，也被打死、砍死；他母亲还看见吴三躲在鸡毛堆里，被日本兵发现，狠戳一刀，从前胸直刺到后背心而死去。

罪证之三 。马怀德，当年60岁，在党家巷开个叫“望成轩”的饮食店，经营水饺和牛肉面。店房是两层楼6间，较为宽畅。

12月15日那天，日本兵闯进望成轩，把家具全部砸碎烤火，然后在楼下放一把火。倾刻间，烈烟腾空，火势很快蔓延开来。马怀德躲在楼上，见楼下着火，就往外跑，没跑多远，就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这次大火，从党家巷一直烧到东牌楼，瞻园路半边街的10多户人家的房屋也被烧得精光。

罪证之四。潘守华，住长乐路222号，经营纸张。有大间楼房一进，披厦一间，内存绵表30余担、表芯纸20余担、锡箔一百块、新闻纸20余令、毛边纸30余令，红纸2百刀，木造纸10令、信封纸10刀、黄纸10件，行李、家具等全部，均被中岛部队放火焚烧，损失迨尽。

罪证之五。冯兆美，住长乐路220号，经营香烛纸箔。营业所处两间楼，两进楼，两披厦，共计9间。内存香古百余担、烛10余担、烛油百余担、白蜡4百余斤、贡檀4百余斤、鞭炮5大箱、黄纸10余担、锡箔15箱、烛芯及纸钱10余担、红烛两打，生财全部，行李等物，均被中岛部队放火烧成灰烬。

罪证之六。程年荣，住建康路564号，楼房、平房计18间，于1937年12月19日，被中岛部队强行放火，焚烧无余。

罪证之七。1937年12月14日，日军汉骨、铃木二部队窜至浦口，将小河西中华圣公会全部房屋及公私财产纵火焚烧，全部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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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4节 铁证如山(16)

罪证之八。1937年12月13日至14日，日军第6师团在安德门海新乡多处纵火，有20家房屋计80多间，稻麦2百余担及农具全部均被烧成灰烬。

罪证之九。夫子庙的大成殿座落在秦淮河岸，始建于宋，清朝又加重建，是一游览之地。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把火烧毁该大殿，至使以其为中心， 好几条街被烧得瓦砾成堆。

罪证之十。王海亭，住大石坝街12号，经营世界游戏场和麟凤阁剧场。1937年10月携眷逃往昆明。起程前已将游戏场和剧场委托5名茶役看守门户。日军进城后，肆意纵火，竟将其2处文化娱乐场所烧成灰烬。计有茶役郑培良、尹少棠、张少岩、高凤鸣、王凤栖等5人被屠杀，尸体骨骸毁于火中，踪迹无存。

罪证之十一。陶秀夫证实：1937年12月17日，日军10余名，由五板桥巷内，用硫磺弹射中剪子巷6号瓦房，从楼上着火，烧毁楼上楼下瓦房24间。那些日本兵逍遥而去。

从日军进城之日起，南京城里城外大火烧了39天，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及南京咽喉之地下关，无不在日本兵纵火之列。越是繁华街道，交通要道段落越是被焚烧得更惨。

日本兵从中华门和雨花门入城者随即纵火烧房。从中华门以东，俗称门东。门东从中华门至雨花门、长乐街和由武定桥至中华路，全被烧成瓦砾。中华门至三山街每隔几家便有一片瓦砾。三山街至内桥(中华路北端)，青年会、市民银行、银楼、绸布店、回民菜馆均被烧毁。白下路上10多处被烧毁，最大的中国银行也被付之一炬。首都法院也被日军纵火烧毁。旧坊口黑廊三山街左右，承恩寺奇望街等，以及建康路全部，都被烧成灰烬。建康路经朱雀路、太平路至大行宫被烧得最惨，皆成废墟。大行宫至新街口余下的房屋不多，但全被日商霸占。新街口以北的中山路，每隔数家亦有被烧毁的商店。中国国货银行等高大建筑均被日军占用。 新街口以南的中正路，中央商场、大华大戏院均被烧毁。临近白下路一段全被烧成瓦砾堆。被烧得最惨的是下关。除下关车站、电厂、下关邮局、永宁街外，热河路、鲜鱼巷、沿江街道、宝塔街等全被烧成灰烬，惨不忍睹，直到解放初都未能恢复其原貌。有名的古迹魁星亭、得月台都在大火中被烧毁。

G.A菲奇是美国人，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亲眼看到日本兵在12月20日有组织的放火情景：

野蛮、残暴，无休止地继续着。市内最重要的商店街太平路已经全部焚烧殆尽。我亲眼看见许多日本陆军的大卡车装着他们在放火之前从商店内抢劫的东西，我还目睹一些日兵正在建筑物上点火。我曾驾驶小汽车去基督教青年会旁边，青年会大楼已经起火燃起，那是不久前被点燃的。当夜，我通过我家的窗户往外看，总共有14处大火，有的大火波及相当大的地区。

12月20日的大火不止菲奇一人所见。当时目睹者还有：C.克莱格、M.S贝茨、P.哈兹、埃瓦德.斯珀林、路易斯.S.C.史密斯。他们6个人具结签名于12月21日递交日本大使馆，后被收入《南京安全区档案》，该报告的内容如下：

12月20日晚上的情况——

该委员会的委员们对12月19日夜在安全区内发生的火灾进行了调查。平仓街19号的住宅是日本兵放火烧的，斯珀林作为安全区消防队指挥到达火灾现场。我们的消防泵和灭火工具前几天被日本兵抢走了。在这一天中，中山路与保泰街的拐角处建筑物全部被烧。到了傍晚，在国府路方向又有几处地方着火。

12月20日下午，菲奇和史密斯博士在5与6时之间，从保泰街经太平路向南，往白下路方向前进。他们见到所有街道上都停着装有货物的日本军用卡车和汽车，日本兵显然在下级士官指挥下分成15－20人一伙，一边看着路两旁的大火，一边将商店里的货物搬出来。在其他店里，士兵们在地板上烤火。

大家一起走向中华路，在那里也看见了同样事情的发生。青年会建筑物的北半部被大火包围了。

从青年会大楼周围的建筑物没有着火这一点来看，明显是从内部放的火。日本哨兵看见我们之后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20日晚上9时左右，C.克莱格和哈兹乘汽车从中正路向白下路行驶，然后拐向东面驶向中华路时，被日本哨兵阻拦，不许向南行进。青年会大楼基本上被全部烧掉。两个人于是向太平路驶去，从那里往北拐时发现道路两旁有10个地方在燃烧，其他建筑物已化为灰烬。两人从中山东路往西拐去，在东海路(音译)和国府路的拐角处观察大火。他们 到达中正路和九江路拐角时，看见九江路北侧发生了大火。被日军的巡逻队阻拦，不能再向东走了。附近有许多士兵，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救火。别说救火，他们将东西都搬走了。

12月21日，南京外侨22人联名上书日本大使馆，要求立即制止日军有计划的放火暴行，并迅速恢复秩序。对此，日本大使馆当时都未敢否认。

关于日军在南京有计划纵火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国自己有着更多的讲述，都是很珍贵的史料，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的一部分。诸如蒋公谷的《陷京三月回忆录》、陆泳黄的《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陶秀夫的《日寇祸京始未记》、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范式之的《敌蹂躏下的南京》和《民族大仇》、佚名的《失守后的南京》等，有的已被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永远成为日军的罪证。其中《失守后的南京》一文中说：

大火遍全城。

首都沦陷，敌军进城，炮火之余，又大施纵火，到处狂烧猛烈之巨火，浓烟日夜宠罩于全城，亘一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全城居民无时不在惊骇恐怖中，其延烧区域，计有中华路、夫子庙、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所有高大建筑物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断垣颓壁，焦土无垠，凄惨情况，目不忍见。回忆十数年来之辛苦经营，艰难缔造，今不幸遭此浩劫，其损失诚不胜计。以陵园新村之焚毁，直令人痛心蹙额，及至近日敌人纵火情形较缓，惟时因彼等聚合房内烘火取暖，稍不注意，致星火焚烧，波及范围极大。总之，此次南京大火，实为洪杨之役以来之最大火灾，其惨重亦为我国史上空前之痛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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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5节 铁证如山(17)

1946年国防部军事法庭关于谷寿夫案判决书中有关日军纵火部分曾经写道：

再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策，故焚烧之惨，亦无伦比。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布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我公私财产殆不可以数字计。中华门循相里房数十幢，均遭烧毁，居民何庆森、夏鸿贵、毕张氏数百人，庐舍成墟，栖息无所。中华门钓鱼巷、湖北路、长乐路、双闸镇各处居民曾有年、常许氏、冯兆英等房屋数百幢，亦俱焚烧，荡然无存。到12月20日，复从事全城有计划之纵火暴行，市中心之太平路，火焰遍布，至夜未熄，且所有消防设备，悉遭劫掠，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

中外人士对日军有计划的纵火，并造成严重后果都有记载，那么日本方面是否有人证实日军在南京纵火的严重后果呢?有。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日本军方拒不坦白。但泷川政次朗博士却是个例外。他曾担任原海军大臣岛田繁太朗日本方面的辩护律师，在战后勇敢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日军在南京纵火的严重后果这样说：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13年(即1938年——作者注)夏，我通过津浦线去南京旅行 。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空军轰炸引起的，对他们的空袭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子的车夫说，当时在南京市区内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军糟蹋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96页；作者引自《大屠杀》第96页)

美国人史密斯博士曾任“安全区委员会”秘书长，对南京火灾损失作了调查分析，其中一节说：

如果分析一下留在南京的人家损失如此之大的原因，可知百分之二是由于交战因素，百分之五十二是由于纵火，百分之三十三是由于军队的掠夺抢劫，百分之九是盗窃，还有百分之四原因不明。房屋的损失几乎全部是由于纵火，可是动产的损失只有百分之三十一是由纵火造成的。事实上动产的损失中有一半是由于被士兵们抢去了。

田中正明说：“南京大火”纯系谎言。他还说：当时，日本宪兵还抓到过中国女放火犯。(见《虚构》第20至21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全市约三分之一的房屋建筑被烧毁。这个认定是以中、外、日三方面证人及当时南京被日军纵火焚烧所留下的残迹为基础，而不是凭空捏造的。东京审判时日方也有辩护律师，日方如果有异议，为什么不提出到南京去核对调查?那是因为当时人证和物证都在，核对、调查了，只会证实日军纵火的罪恶事实，也就会当庭作茧自缚，自投罗网。36年后，即1982年田中否认日军在南京纵火的罪恶事实，同样只会碰得头破血流，下场可悲。作为侵华战争参与者，他将永远站在被告席上受审。

(四)抢劫与强占。

据受害者和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调查认定，日本军在南京举凡粮食、牲畜、器皿、古玩等莫不劫取。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本兵向老百姓抢劫他们所需的任何东西。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说穿了就是通过军事侵略，迫使蒋介石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所有资源任其宰割。因此占领南京的日本兵抢劫和强占是常见的事。这个结论已被中、外目睹者所证实。

前面曾由陈德贵证实：12月14日早晨，2000多名日军闯进下关英商和记洋行，从几千名难民中抓起2800多名青年，令他们排成4路纵队，要大家交出手表、银元和值钱的财物，并进行搜身，然后才押去屠杀。

12月17日下午8时许，3名日军从后门闯入鼓楼医院，任意践踏该院走廊。美籍63岁的护士波恩兹小姐接待了他们。但日本兵不顾波恩兹小姐一再声明，抢走私人财产手表7块和3支自来水笔而去。

陶锡三家住市府路27号，日军入城后便被日军强占。1月29日，日军搬出，入室一看，所有全部红木家具及衣箱、磁铜器一切用品，约值四、五千元，被劫一空，尚不足惜。惟内有佛堂一间，供奉老祖宗乩笔画像及神圣佛像与历代祖宗神位、父母遗像，并道院传授《太乙北极真经》及《午集正经》、《末集经髓》与各种经典，为修道以来16年身心性命所寄托。日日馨香奉祀者也，今竟全行被劫。读者不会忘记：大石坝街50号国医石筱轩被日本兵劫走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董2000余件、木器400余件的事。那么对日本兵的抢劫与强占，外籍人士有何看法呢?

“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是德国人。当时德国、日本、意大利组成法西斯轴心国，妄图称霸全世界。就拉贝本人而言当时是持中立立场。设置“安全区”的目的在于收容中国难民，出面维护难民们的安全，帮助解决困难，以使难民们度过难关。他记下的《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在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被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提了出来。该书关于日军抢劫方面记载说：12月14日，日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得到充分供应。他们在市内解散，采取了对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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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6节 铁证如山(18)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去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巾、衣服、钟表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会立即挨刺刀。许多人只因为语言不懂，就成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4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的。(引自《大屠杀》第88页至90页)

在“安全区”内日军的抢劫尚且如此，肆无忌惮，在“安全区”之外的抢劫便更加无拘无束了。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出庭作证说：

开始占领南京时，约有5万日本兵从难民那里拿走了许多被褥，厨房用具和副食品。在占领后6个星期内，他们几乎入侵了市内的所有建筑物。有时，他们动用了许多军用“卡车”，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银行的保险箱，特别是“德国人”保管的私人保险箱等也被他们用“乙炔”割开了。有时我看到，长达三分之二英里的辎重队拿走了老百姓的红木家具……从12月19日或20日左右开始，在6个星期内，建筑物经常被烧掉。日本兵有时也在掠夺一批商店的东西即付之炬……另一个大问题是，据说日本兵为来到南京的日侨而去拿个人私有财产的。除有些建筑物因军队使用而被强占外，从1938年到1939年的某些时候，来到南京的日本商人都通过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分别从中国老百姓手里得了一片商店和一幢私人住宅。我曾多次看到，仅限12小时的预先通知，许多中国人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坐在路旁。其中有几十个朋友，是我几年前认识的。(《记录》36号，载前引书Ⅰ，第51至52页)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打着“皇军”旗号明火执杖，在他人或被抢对象面前毫无羞耻地公开进行，而且是在长官指挥下有组织的抢劫行为，是被军事当局认为合法的，不受到军纪惩罚。日军在南京抢劫的特点与当年日本倭寇在沿海的抢劫有所不同。当时被抢劫的对象——沿海的商人和农民在当地官府保护下有可能举行自卫、反抗。而现在南京市民失去了国家保护，日本兵则任意抢劫，稍有不满便遭屠杀。所以这种抢劫便越演越烈。

前面提到的，12月20日下午，菲奇和史密斯沿途看到日军动用军卡在军官指挥下有组织抢劫之事不再重述，这里再曝光几个日本兵抢劫的实例：

有一天，几个日本兵闯入市民邓志陆的家里，先向他的老母索取金钱，又要姑娘，并诬陷邓的幼子为兵。邓母在日本兵的威胁之下，先给300块银元、金镯两副、金戒指四只，最后又给现钞5，000元。但日本兵仍不满足，既把金银和现钞拿去，又把邓母和他的幼子带走同时杀害，并将邓家的其他财物或拿走或捣毁，方才离去。

李克痕在《陷京五日记》中说：

抢掠，这也是敌人的拿手好戏。入城后，挨家搜索，翻箱倒笼，凡稍值钱的家用什物，或完好的衣服被褥，亦被抢去，敌人用卡车装载不知运往何处。不过两天光景，难民区以外各处，被抢一空，于是敌人便设法到难民区抢劫。

蒋公谷在《陷京三月回忆录》中写得更加详细，说得更加全面：

敌入城后，三五成群，挨户搜查，难民区内更甚，及各使馆与外侨住宅亦一视同仁。应门尚迟者，即枪射刀刺。先则专掠钱财，后即翻箱倒箧，虽便桶地穴，亦必查看，不论日夜，每户必搜七、八起。如是狂掠，竟达两旬之久。现虽稍　，各官署各私宅大件器物，则早已被运一空矣，综计敌军入城后烧、杀、掠、奸书不尽记。

蒋先生在《陷京三月回忆录》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掠、奸四方面的罪行，已被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这里仅摘录日军抢劫罪行的一小段。其中，蒋先生提到“如是狂掠，竟达两旬之久”，也许是蒋先生脱险离京较早，后来发生的日军抢劫他没有见到，实事求是，故有此记述。事实上日军在南京的抢劫延续长达2个多月之久。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日军在宁暴行，先后向日本大使馆提交69份公函，其中绝大部分是安全区内部的。据粗略统计，其中提交的“日军在安全区的暴行事件记录”和“暴行事件记录”共20份，报告中有关抢劫事件共125起。从报告的递交时间看，1937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8日。报告中对每一次抢劫的情节和后果说得清清楚楚，这里不再叙述，仅用美国记者杜廷1937年12月17日的报道，给日军在南京抢劫做个总结：即使给日军的掠夺说成是全市大掠夺也不过分。日本兵是一排排的闯入建筑物，并屡次在军官眼前进行掠夺，他们掠夺任何想得到的东西，日本兵多次强迫中国人搬运掠夺来的物品。

最初所需求的是粮食，这是很明确的。接着就抢劫其他有用的东西和贵重物品，最可耻的是日本兵还抢劫难民，集体搜查难民收容所的士兵抢劫金钱和贵重物品，有时还发生将难民的随身物品全部抢走的事情。

归纳起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屠杀我国同胞30万以上；第二、强奸妇女2万名左右，一般地是先奸后杀，惨无人道；第三、有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焚烧，受害最严重的是繁华的商业区；第四、被抢劫的财物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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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7节 三方面证人的经历和所见(1)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侵略军有计划地统一行动，采取最野蛮的焚尸灭迹，竭力掩盖罪行的手段，当时和事后又控制其他国家的舆论，设置重重障碍，使外界得不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也使日本人民蒙在鼓里，还以为“皇军为大东亚共荣在国外圣战”呢?

然而，日本报纸为了鼓励“皇军圣战”的士气，宣扬“武道”，夸耀“战绩”，表彰“英雄”而刊登的消息，参加大屠杀的官兵们写下的战场日记、手记，他们自己拍下杀害中国人、污辱妇女的照片和电影，无可抵赖地记下了日本侵略者一件件的暴行。当时留在南京的第三国的教授、记者、传教士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曾在南京城里设立“安全区”收容难民。但日本否定了他们的工作，使他们保护难民的愿望未能实现。他们作为目睹者，当场记下了日军的暴行，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近几年，日本有人否认侵略历史，引起人们警觉。在日本、美国、德国又陆续发现一批很有价值的日军侵略中国的资料，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加害国，比其他国家更为关注和重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80年代便普遍建立史志机构，抽调专家任职，制定工作方针，就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深入调查，取证，对材料严格鉴别，在批判的基础上筛选去伪存真，定成史料。与此同时，深入挖掘，整理历史沿革档案，使其与史料并存，互为补充，互为印证，更具有使用价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也相继修志成功，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铁证的一部分。

21世纪的今天，不再是侵华日军侵占南京、任意屠杀横行暴戾的时候，也不再是1945年“八一五”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而日军在占领区仍控制住局势的时候。尽管当年日军有计划地按“命令”将各种档案、文件、报纸、杂志，统统付之一炬，卑鄙无耻地毁灭证据，为今天翻案留下了后路。但是，一部分证据已落在世人手中。须知，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方面掌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仍有数以千计的人健在。再加上外国人手中的资料，更加加重了铁证的份量，是翻不掉的铁案。

首先听听受害者血泪控诉的声音。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经查证实：集体大屠杀共28案(由我提供蒋王庙诱杀俘虏一案除外)，对315起控告案进行周密调查后确认被害人数达19万余人。证人有被害者本人，被害者家属，目睹者和尸体掩埋者。他们的证词写明了时间、地点、被害人数和罪行事实，不容置疑。例如，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受害者之一——伍长德，就以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军在汉中门外屠杀中国军民2，000人的暴行。

12月15日，日军从难民区抓走几批男子押去屠杀，从外侨贝茨博士当天写出的一封信(该信收在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也可以证实：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被捆绑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掠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走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从难民区内的一幢房子里拉出了四百个人，每50个人排成1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和以下均请参阅《铁证如山》中有关部分。

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称：日本侵略军在南京零星屠杀中国军民858案，被杀害者达15万人以上，尸体掩埋进行数月之久，证人有1，200多名。据担任掩埋尸体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统计，掩埋尸体43，071具，南京崇善堂掩埋尸体112，226具。亲人受害者王芝如以亲身经历控诉日军使她家破人亡的暴行。

当年身受其害，亲临其境者何止伍长德，夏淑琴等人。1947年2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励志社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每天都有数百人到法庭控诉日军的暴行。这些人中的每1个都是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除了这些活证据外，慈善机关掩埋尸体的统计表和掩埋尸体的经手人也出庭作证，陈述掩埋尸体的时间和地点，对照至今犹存的“万人坑”“千人冢”中的累累白骨，也都显示出南京大屠杀的真正面目。田中之流的日本右翼势力认是为非，以非乱是，污赖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今天仍然幸存于人世的受害者身上的刀疤枪伤能够虚构出来吗?掩埋尸体的经手人和掩埋尸体统计表，还有外侨可以出面作证，每1个环节都能虚构出来吗?那“万人坑”“千人冢”中的累累白骨又怎么能虚构出来呢?除了歪曲事实者能说出如此无耻滥言外，谁又能血口喷人不承认这些证词是证实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呢?

1996年12月，即南京大屠杀59年后在德国发现《拉贝1日记》能说不是第一手资料吗?受害者的证词又和外侨的证词完全相吻合，还不能算第一手资料，天底下还能找到第一手资料吗?上述两者的证词再加上历史沿革档案又相一致，不仅要称之为第一手资料，而且构成了铁案，不容任何别有用心的歪曲、颠覆。

对于南京大屠杀，除了受害者出面作证外、还有参与或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记者、邮政工作者等人。

当年参加攻占南京的外贺关次是隶属佐佐木支队的一个卫生队担架兵，自从1937年8月接到应征入伍命令，到1939年7月止，天天记日记，叙事详细，证实屠杀事实随处可见(下面[]号中的年月日为洞富雄先生所加，以下均同。用的昭和纪元。引者注)。

[12年12月13日]，33联队的1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2到30名残兵败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架地刺杀了中国兵70人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现痛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者，不计其数。

[12月15日]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着城外，通过和平门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右，好象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人杀了我们许多朋友，杀死他们理所当然，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

[12月17日]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距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13年1月12日]下关确实是个美丽的港口。一走出南京城，就发现有数千人死在马路两边。微风吹来，臭气扑鼻，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日]洞富雄：《大屠杀》第18至19页)。

攻占南京的日军共计6个师团、3个航空队和海军1个舰队。陆军中支队、联队、中队之类，总共不下30支队伍。外贺关次所在的佐佐木支队仅是其中之一。他又是担架兵，行动受到限制，不能象随军记者可以根据需要到各处采访。所以他看到的仅是中华门外、宿营地、太平门外、下关等处屠杀俘虏和平民的实况。因他是日军中的士兵，不含任何政治偏见，所以记得朴实、详细。成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朝日新闻》1984年6月23日发表了一条消息，报道一个叫中山重夫所见南京大屠杀实情。他原是陆军坦克部队的上等兵，谈到目睹情景时说道：

我在沿途看到的累累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的尸体……我忘不了在雨花台见到的情景。日军士兵让打着白旗来到这里的中国人站在壕沟边，然后逐个用刺刀刺死。对于一刀未致死而痛苦挣扎的人，则用军靴踢到壕沟内用土埋上，这场不分老幼的杀戮持续了四个小时。

中山重夫所见南京大屠杀中在雨花台附近日军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的情景，时间虽已过去漫长的47年，但仍然是第一手资料，无可争辩地记下了真实情况。在这方面中国早已掌握到第一手资料。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中说：

在南京即将陷落时，我方在雨花台地区的军民两、三万人，在撤退时遭到敌军扫射，哀声遍野，血流过胫，一片惨状。

关于12月13日在下关屠杀了大量的市民问题，第6师团所属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在《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中这样写道：

在汀线，尸体象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着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象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尸体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籍着的尸体，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辩认。因为这些尸体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重罪行。

该书由第六师团第13联队二等兵赤星义雄所著，由日本创作学会青年部反战委员会编。高城守一所反映的12月13日下关大屠杀的情况，证实了佐佐木支队在那天屠杀下关军民的暴行，而不是象佐佐木到一少将所说：“实际上是就理想地进行包围的歼灭战进行演习”。关于佐佐木的暴行我将在后面有关章节里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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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8节 三方面证人的经历和所见(2)

赤星义雄在该书中又说：

12月14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边进发，正好是中华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猛烈。

扬子江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启航和停泊的地方。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 ，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楚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赤星光雄所见到的扬子江中岸边中国军民的尸体，是第6师团在上新河等地所杀害。此一暴行我已在《铁证如山》一节中论述。赤星接着说：

看来至少有5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死尸之江”。

《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军入城后的第三天，即12月15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的情景，并在《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中描述如下：

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我看到坦克发出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迷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致有了一种感觉，好象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见《丸》，1971年11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

铃木二郎所说是日军在光华门里屠杀中国士兵的惨状。中国军队在城里准备进行巷战。但因唐生智下达了撤出南京而未进行巷战。然而一经被日军发现便当即一一屠杀。《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对日本军在城里屠杀中国士兵的情景证实如下：

藏在战壕内横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获，他们在防空壕的入口处，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戮死。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抛进并填埋在战壕内横洞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们进行轰击的。当然，一般处死的方法是用手枪射击的。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　资料8《南京事件》2，第291页)

铃林二郎叙述光华门里的屠杀与中山门城门外屠杀的情景不大相同。第16师团辎重兵仲烟靖七于12月12日与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看到屠杀的方法有些不同。信中说：

12月13日入城。城门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城门，堆积着数千袋土包，士兵要搬走它后进入城内，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气的。在门外，有五十、一百个中国兵倒在那里，似乎是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兵头并头地排在一起，被日本军用机枪扫射死的。其中好象混入了中国高级官员。这好象是九师团干的。(《大屠杀》第61页)

这150余名中国被俘官兵到底是怎样被屠杀掉的呢?仲烟靖七属第16师团，他说“好象是第九师团干的”当然并不是他亲眼所见。记者铃木二郎却是悲剧的目击者。他说：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用刺刀刺落在城外。

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直向俘虏的胸膛或腰部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迎宾馆)把我错当成中国人]企图刺杀我的一幅凶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亡的到来。(见《丸》，1971年11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

12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横田曾就俘虏中国官兵的“战绩”发出一篇新闻电讯稿，其中说：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城南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闻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乎吃惊发愣，以致于我方由于人少是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

这么多的俘虏日本军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横田记者曾在电讯稿中提到给这些俘虏吃饭就是大问题，但未报道处理结果。两角部队指的是第13师团第65联队。该联队的随军记者秦贤助后来在回忆录中对处理这批俘虏作了回答：

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

甚至被称为“精锐的白虎队”也屠杀其俘虏?这难道是白虎部队的过错吗?是所谓富有人情味的部队长两角大佐的意图吗?抑或是师团长即荻洲部队长荻洲立兵中将所选择的处理方法吗?

军司令部曾向中央(参谋本部陆军省)请示了几次，最初发来的电训是“好好谋划!”这一道命令很不明确，也没有关于处理俘虏的方法。一再请示后，发来的电训也是“研究处理!”如何研究好呢?军司令部觉得为难，于是第三次请示，得到的命令是“由司令部负责处理!”军司令部认为中央的态度暖昧。为迎接朝香宫中将而举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军司令部十分焦急。“杀掉吧”，军司令部就轻而易举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城内，日本军已经屠杀了俘虏，并扫荡残敌，直到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而且，日本军认为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只有杀掉2万俘虏。

……再说，无论哪一个部队在大陆战线上连战连胜后，都骄傲非凡，得意忘形的。结果什么都干了。(《沾满了俘虏血迹的白虎部队》，载《日本周报》第398号)

秦贤助说“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不完全准确，日军南京大屠杀在接近南京城便开始了。

洞富雄先生就屠杀2万名俘虏的请示问题提出疑问，认为可能是一种误传。他说：

在秦贤助的回忆录中，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关于对2万俘虏的处理问题。据说军司令部曾再三请示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而中央态度暖昧，每次都命令“处理”。然而，我认为军司令部就处置俘虏问题请示中央的说法可能是一种误传。可以认为，军部就处置俘虏问题早已下达了命令，说是要全部“处置掉”(杀掉)。下级无视上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无论干什么事情，军司令部似乎本来就无意尊重中央的指令。更何况第13师团所属上海派遣军有像长勇那样的参谋，他曾放肆地说过，屠杀30万俘虏是他下的命令。(《大屠杀》第38页)

洞先生提到第13师团属上海派遣军，分析是很对的。1992年12月19日，《港台信息报》以《南京大屠杀罪魁有新说》为题报道说：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谁?人们一般认为是松井石根，因为他是攻陷南京的日军最高统帅，他被判绞刑也是罪有应得，但问题在于当时真正指挥和约束日军行动的不是他，而是天皇的一位亲戚——朝香鸠彦亲王。

南京被围期间，1937年12月7日，朝香鸠彦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12月8日，朝香鸠彦抵达战地听取报告后，立即下达了“杀掉全部俘虏”的密令，于是破城后大屠杀惨剧发生。

12月17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松井石根在第二天“忠灵祭”后感到自身罪责重大，以严厉言词对朝香宫和柳川军司令官以及全体参加祭礼者进行了训斥。他边哭边训斥，强调部属今后要更加努力整饬军纪军风。事实证明毫无效果，其原因可能就在朝香宫、柳川和中岛今朝吾等人身上。

上述提到环城和江边的部分屠杀，城内的屠杀仅提及一点点苗头。城里是不是未发生重大惨剧呢?不是的，一幕幕惨剧令人发指。

佐佐木元胜当时是野战邮政局长。他在12月16日下午到达南京，在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悲剧的情景：

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数町(一町约合109米。引者注)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两万中国兵在这是被枪杀的。其中好象也有脱去军服而换上便衣的中国兵。(《野战邮政旗》上册，第216页)

佐佐木元胜所看到的是在中山北路至挹江门里大屠杀中国军民的惨状，是南京城里“两条血路”中的一条。另一条是中央路：

12月13日，……攻入城内的一部分日本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城中心的从中山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马路，约五公里长)和中央路(通往中央门三公里的一段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尤其是12月14日早晨，坦克部队、炮兵部队侵入城内，冲过了这两条马路。13日和14日两天屠杀的结果，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血的洞窟。

1984年8月4日，在日本宫崎县臼杵群北乡村一农民家里发现一本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士兵留下的日记。日记本是日本博文馆印刷的。这个士兵是侵华日军都城第23联队的上等兵，属第10军第18师团。《朝日新闻》8月4日报道了日记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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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9节 三方面证人的经历和所见(3)

日记中12月15日(1937年)一页中写道：

今天，碰到大约二千名无路可逃的中国佬，打着白旗排着长串投降，老幼掺杂，服装不一，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沿途绵延而跪，简直成天下之奇观。我们好象没有采取任何处理措施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杀了。近来，闲得无聊时，就拿杀中国人取乐。把无辜的中国人抓来，或活埋、或推入火中、或用木棒打死、或采用其他残酷手段加以杀害。

在12月21日一页中他写道：

今天，又把无辜的中国人推倒，猛打，打到半死状态时，又把他们推到壕沟，从头上点火，把他们折磨死。为了消遣解闷，大家都这样取乐，这要是在日本内地，将会造成大事件，但在这里简直如同杀狗宰猫。

在这个农家保存的相册里，还发现三张名片大小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在看上去似乎是住房的建筑物前，有12个刚刚砍下的头滚落一地，中间一个好象是个女人的头；另 两张照片是妇女和老人的尸体。《朝日新闻》说，照片没有标明是在南京城，但这个士兵曾悄悄地对他的家属讲过：“这是南京大屠杀的照片。”

有资料表明，第23联队不属于第18师团而属于第6师团之误。该联队凶恶蛮横，曾在牛岛少将指挥下参与会攻雨花台阵地和中华门西南角的城墙，并于12月13日侵入南京城里，负责水西门以南城墙内外西侧的“扫荡”。有关这一地区23联队屠杀中国军民的情景将在有关章节论述。

日本军攻占南京是遵照华中方面军的命令而行动的。因此，屠杀中国军民没有长官的命令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造成大屠杀的严重后果。我们先来看看攻陷南京时日军指挥官对处理俘虏和一般市民的指导思想。

1984年12月《历史与人物》增刊号发表了会攻南京的日军侵略军第10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该日记在1937年12月13日那天这样写道：

“大体上我们没有留俘虏的打算，当逐一予以收拾。”“仅佐佐木部队即解决了俘虏一万五千名，守备太平门的第一中队长解决了一千三百名，还有七八千名集结在仙鹤门附近，陆续前来投降。”“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实在难寻觅。另一个办法是打算把这些人分成一百二百，引至适当地方下手。”

中岛于12月21日奉命担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其他各师团随即撤离南京。但是该师团继前九天的大屠杀后继续进行搜杀散兵和可疑的市民。1938年元旦，日本陆军省获知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南京了解情况。身任南京警备司令官的中岛竟对阿南放肆地说：

“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

可见，南京大屠杀来自侵华日军指挥官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我将在《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中详述。

南京失陷前，第三国留在南京的外侨记者、教授、传教士等人出于人道主义，仿效上海收容难民的做法，在南京城里设立了难民区。由德国的雷伯(或译拉贝)为首和美国的史密斯.梅奇等27人组成国际委员会，负责收容难民和救济工作。该委员会自动划定难民区的界线为：南起汉中路，东起中山路，北迄山西路，西迄西康路。界内有3.86平方公里，分设金陵大学、金陵文理学院、南京神学院、南京法学院、德国俱乐部、国民党最高法院、无锡同乡会等25个收容所，估计可容纳25万多难民。该委员会在日军侵占南京后，当即向重返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呈文，要求对难民区进行保护。但华中方面军渺视国际法，未予以承认，并派武装进入难民区抓人、强奸、抢掠，无所不为，使得安全区反而成为日军搜杀俘虏和市民的重点攻击区。

留在南京的外侨一般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较高的道德修养。他们尊重他人的人格，厌恶战争，主张人道。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说他们持有反战思想而无反日情绪比较恰当。看到日军侵入南京后的暴行，他们曾出面为保护难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主张公道的愿望一次次被日军否定后，他们对日本军不满的情绪被激发起来。不过，直到此时他们也未见得反日。但可肯定，他们对日军暴行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金陵大学贝茨(亦译贝德士)博士曾就南京城内大屠杀的情况，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他有一段证词说：

日本军入城后，在我家附近的路边，到处都是被枪杀的老百姓的尸体。这种残暴行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没有人能讲得出它的全部情况。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方作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种调查观察，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者的数字。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全然不包括遭屠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辩证一二三四。《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以下简称《记录》第三十六号])

贝茨和斯迈思只能就他们所知道的范围如实地向法庭作证，当然不是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全部评估。洞富雄先生说：“贝茨和斯迈思两教授得出结论说：仅就他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12，000个包括男女、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不言而喻，他们是无辜遭杀害的，其中还有一些市民由于有便衣兵的嫌疑而遭杀害。然而，南京市民或在搜便衣兵中受到牵连而遭集体杀害，或被一个个日本兵用来血祭，其数目无论如何也不会是12，000个这个小数目。(《大屠杀》第33页)

洞先生分析的很中肯，其原因他们受到日军恐怖威胁，行动上受到限制，只能就其所知在法庭上作证。同时，就日本军野蛮行动人们也会想象得出更大的屠杀可能在贝茨和斯迈思两教授的视线之外发生。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鉴于南京告急，听说向南京扑来的日本军沿途烧杀、奸淫和抢掠，便留在南京想亲眼看看真假，一直坚持到15日才离开南京。他就亲眼所见到的惨状这样写道：

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行……许多未能从市区南部和西南部逃出来的中国普通市民都遭杀害。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的死亡数大致相同。日本军占领南京后，记者曾前往南京市的南部采访，那里在日本军的炮击下，各处几乎破坏殆尽，到处横着中国普遍市民的尸体(《大屠杀》第293页)

12月13日，日本军一侵入南京城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杀人。对此，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作了证实。他与作家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件与广田弘毅》(载《潮》1972年12月号)中说，日高信六郎谈话时说：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马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鉴于13日如此严重的恐怖情况，许多人都不敢出门。当然德丁记者也会担心在未被日本军辩明他的身份前便有可能死在日本军的“砰砰”枪声中，因而未必敢于冒生命危险去碰运气。这样他的采访应在14日或15日上午。如此仓促的采访从中推测出市区南部和西南部被杀害的市民“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死亡总数大致相同”不够准确。其原因是12月15日之前该记者不可能知道守卫南京的中国部队到底死亡多少。但德丁的报道证实了第18师团第23联队在南京城内南部和西南部杀害了数目惊人的普遍市民。由于该联队残忍成性，屠杀了大量市民，而水西门内外属于23联队“扫荡”区域内，城墙两侧屠杀俘虏和市民也该是23联队所为。这样，1984年8月4日，《朝中新闻》报道的第23联队那个上等兵日记的内容与此相吻合。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许传音，在日军屠杀南京中国军民时，他一度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就南京陷落的第三天驱车视察南京市区的情景，其证词如下：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马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这些躺着的被害者的尸体仍保持着当时被害的模样。有的身子蜷曲，有的却伸直两腿。这些都是听任日本兵摆布的，我目击了当时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500具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了，就作罢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况……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我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记录》第35号，第25页)

12月14日晚上，在中央路上作者借助微弱的月光和下关方向的火光也曾看到同样的惨景时，被吓得呆若木鸡，不敢移动脚步。

许传音的证词证实了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上制造“两条血路”的暴行，该证词与佐佐木元胜在中山北路所看到的惨景和《访问中华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中提到的“两条血路”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证实日本军的暴行确实罄竹难书。

以上均是南京大屠杀中的部分情景，但由此足以看到南京城里城外大屠杀的轮廓。

1注：当时中文翻译“雷伯”，后同。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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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30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1)（图）

广田弘毅在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电中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用血腥手段使“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

我们说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这是因为南京大屠杀的铁案由6个方面的证据所铸成。

1.幸存者亲身遭受的迫害；2.外国人之目睹；3.加害者的坦白；4.掩埋尸骨的数据；5.东京审判的定案；6.最近在国外发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

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尚有1700余人健在，对当年所遭受的迫害仍然记忆犹新。今天，我们理直气壮地重申：我们这些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日本方面一些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想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我们针锋相对，坚决地拒绝，且已下定决心，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地位，准备就南京大屠杀一案，在任何地方和日本政府对簿公堂，直到他们认罪道歉。

谈到见证人，其次应该是当时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国友人。他们主张人道主义，支持正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立场坚定，同情中国人民遭受日军的屠杀和蹂躏，以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事实向全世界做了报道，受到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他们所提供的材料是珍贵的历史见证，也是日本某些人想翻南京大屠杀案不可逾越的障碍。

再次是日军将领留下了进攻南京的纪实、日记，以及后来出于良心上的反省，日军中的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写出了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录，叙述了日军屠杀、奸淫等暴行，成了南京大屠杀不可多得的证据。这些证据的出现，应该把它视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彻底崩溃。这些文字前因后果清清楚楚，在嘲笑“否认者”的同时，给了他们一记又一记的响亮耳光。

外国人之目睹起到的旁证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南京陷落时，大约有40名左右的外侨，不顾本国外交代表的劝告，留在南京。他们中15人组织了“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其中德国人3名、美国人7名、英国人4名、丹麦人1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则由15名外侨和2名中国人组成。后一个组织中的15名外侨委员，有7名与前一个组织重复。值得一提的是，在2个委员会外侨之外，尚有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和巴赫教授，以及《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5名宣传报道人员。两个委员会的名单如下：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姓　名国　籍服务机关

主席雷伯德　西门子洋行

秘书史密斯博士　美　金陵大学

福　娄　英　亚细亚火油公司

牧师梅奇美　美国圣公会

希尔滋　英　和记洋行

汉森丹麦德士古火油公司

潘亭德　兴明贸易公司

麦寇英　太古公司

毕戈林　美　美孚煤油公司

史波林　德　上海保险公司

悲志博士美　金陵大学

密尔士博士　美　长老会

里恩英　亚细亚火油公司

德利漠　美　鼓楼医院

李格斯　美　金陵大学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

主席梅奇，副主席李健南、罗威，委员福斯多牧师、克鲁治、德威南夫人、魏特琳女士、威尔逊、福娄、德利漠、麦加伦牧师、悲志博士、雷伯、史密斯博士、密尔士牧师，普牧希洛夫和沈玉书牧师。该组织下设有南京分会。

难民区的划定界限是：南起汉中路，东起中山路，北迄山西中路，西迄西康路。界内有金陵大学、金陵文理学院、南京神学院、南京法学院、德国俱乐部、国民党最高法院、无锡同乡会等处设置的25个收容所，可收容25万难民。但日军拒绝承认这个人道主义的机构，以致使得这个机构丧失了保护难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可能性。

且看外侨目睹日军屠杀的暴行。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采访消息，到15日一直留在南京。他就南京市区发生的惨状作了“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过”和“到处横着中国普通市民的尸体”的报道。

我们一定还记得，小长生在长乐路上第一次看到沈老太太被日本兵打死的情景，也不会忘记李老头带领小长生跨过一具具尸体，跑过一条条街巷狼狈逃命的情景。长乐路在中华门里。德丁这篇报道：“到处横着中国市民的尸体”与他们所见完全一致。可以肯定，这是由中华门侵入市内的日军第6师团和第11旅团把市民当作战斗对象加以攻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此报道与《铁证如山》中的“例证之18”——施惠云在门东、门西埋尸的情况也相一致。

当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副会长许传音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他是中国人，与世界红十字会多有联系，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南京陷落的第三天情况向法庭作证说：

我目击了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记录》35号，载前引资料集，第25页）

前面曾经提到汪良向中国归来者联合会的访华代表团提到南京城内“两条血路”的惨况。许传音在马路上“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指的就是两条血路中的一条。另一条血路——中山北路上被日本杀害的难民，国民党退却下来的士兵和病员则由佐佐木元胜和西条八十来加以证实。

早在第二章里我们曾经介绍了《野战邮政旗》作者佐佐木元胜看到中山北路的惨况。他在12月16日下午到达南京，即在举行入城仪式前一天到达南京。南京陷落了三天后，在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的悲惨情景：“当时有一、二万中国兵在被枪杀，其中好象也有脱去军装而换上便衣的中国兵。”

洞富雄先生从《未来》杂志（1976年12号）一篇题目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中了解到诗人西条八十所写的见闻里，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留下的现场记录，其中在12月17日“入城式”那天，他在下关下船上岸后写道：

我出去一看，见码头对面有一座高高的板墙。墙内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我心想：“已渐渐开始啦。”

我一直往前跑去，来到宽阔的中山北路。那是白杨树覆盖的林荫道，参加阅兵式的军队不断地行进着。他们首先要穿过阴暗的挹江门。那里，在厚得令人吃惊的铁门背后，堆起了敌人的沙袋，像扬子江岸边装米的草包那样，沙袋集中在一起。从这一带开始，一路上，横躺着很多穿着当地居民衣服的中国兵尸体以及死去的军马。（引自《大屠杀》第55至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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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31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2)（图）

井手纯二于1938年1月上旬拍摄的下关长江边铁道栈桥附近的屠杀现场

对于“已渐渐开始啦”这句话，这无疑意味着屠杀俘虏。洞富雄先生分析，这只能认为是西条八十根据自己的判断顶料到将会发生这种事情，或是西条八十从别人口中听说到即将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屠杀决非偶然发生的事件，所谓“不幸”的事件，似乎只能说是出自于日本军队有计划、有意识的残忍的屠杀。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对许传音的马路上的所见，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

“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及其附近地方作了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种调查，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害，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害者的人数。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以上所说，全然不包括遭屠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记录》36号，前引书Ⅰ，第49页）

《铁证如山》例证之十七中，刘世尧所见在五台山小学后面塘里有83具被日本兵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这个地点在难民区之内，由此可以证实贝茨博士的论说。证例中刘世尧还证实：日本兵把好几百个难民赶进清凉山一个大洞里，将他们用汽油活活烧死。清凉山仅在难民区西边的边缘，此次屠杀对难民区内一定震动很大。

田伯烈看到日本军肆意屠杀中国的平民百姓和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对日军不守信义感到失望。他说：“当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日机散发传单称‘日军将尽力保护善良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12月10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劝唐生智将军不战而退的传单中，他也这样说：“日军对于抗日分子虽然苛酷无情，但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日本军队对于自己的诺言，究竟履行到什么程度，下面的事实可以显示出来。他称贝茨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并引用他12月15日写给上海友人的一封信说：

在南京，日本军已经名誉扫地，甚至得不到中国市民的尊敬和外侨的好评……

入城两天来，由于日本军连续不断地杀人，大规模而有计划地掠夺，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妇女）等等，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了。外侨巡视市区后报告说，这时在马路上堆满了许多市民的尸体。昨天，在南京市市中心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死去的市 民中，大部分人是在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说是在日本军入侵时或被机枪枪杀，或被刺刀戳死的。如果谁因恐怖与兴奋奔跑，谁在黄昏后被抓去，几乎都被就地枪决。其残酷程度是难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如此，外侨和有地位的中国人曾清楚地目睹了这许多暴行。有些人被刺刀砍得惨不忍睹。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都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抢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获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从难民区内的一幢房子拉出了四百个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摘自《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根据当时日军残暴成性的实际情况，贝茨肯定从难民区里抓走的警察和难民是被日军杀害了。但他不知道屠杀的地点。日本军也不会让他知道集体屠杀中国警察和难民的暴行。实际上，这些警察和难民是被押到汉中门外被杀害了。1946年5月，伍长德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控诉了日本军此一暴行，证实在汉中门外的大屠杀。

我之所以在这里重提伍长德的一部证词，是因为日本军在汉西门外进行了多次集体屠杀，这只是首次而已。汪良曾向中国归来者联合会的访华代表团说过：“在汉西门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数百人，多的时候有数千人被集体屠杀，他们都是现在还活着的证人殷有余先生。”这里所说的“汉西门”。那么汪良所说的汉西门集体屠杀有无其他证人呢?有。

先看日本方面的证词。日本广播协会1977年8月22日晚8时题为《映像的证词，战斗的军队》的广播中，提到过井之胁定二这个牧师。他曾参加南京攻陷战。他说：当时，在南京汉西门外，有30米左右宽的防坦克壕沟，全为尸体所埋没，马拉的辎重车在尸体上碾过。（引自《大屠杀》第60页）

毫无疑问，当时沟里填满了被日本军所杀害中国人的尸体。后一句可能有些夸张了。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军在汉西门外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事实则不容否认。这一点从贝茨博士1938年1月25日的手记中也得到了证实。他在那一天手记中写道：

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请求我们去汉中门外，视察一下在那里的许多尸体……汉中门现在封锁着。掩埋队报告说，在那里有遗弃尸体三千具。那些尸体经大批处决后原封未动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叠着遗弃在那里。（前引书2，第47页）

就在汉中门第一次集体屠杀的当天上午，贝茨曾驾驶汽车送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回下关军舰，但在半路上被一个陆军军官阻止，说那边还正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贝茨说：“我们停止的地方就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这原因。”但当天下午他还是设法和路透社的斯密士•史蒂尔到了下关，一路之上，尸骸累累，触目惊心，难于描写，令他永不能忘。

《外人目睹中日军之暴行》一书中就15日那天晚上写道：

那天晚上，在职员开会时通知说，在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收容所里，士兵们带走了全部难民一千三百名准备枪杀。我们知道，其中有许多人过去当过兵。可是雷伯当天下午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准，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他们怎么样呢?现在已经明明白白。男人们在带刺刀的士兵们的押送下，排好了队，每一百个人集中起来，系在一起。戴着帽子的人被粗暴地抓去帽子，扔在地上。然后，我们通过车头灯的照明，看到他们走向刑场……我们自己觉得心里憋得慌。他们从南边一直拖着沉重的步子走来，其中不是也有四个广东青年曾于昨天无可奈何地向我交出了武器吗?有一个身体强壮的高个子北方人，他那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时所流露出来的幻灭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令人担忧。我对他们说，要日本军保证难民的生命安全，这是多么愚蠢啊!我们深信，日本军至少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其所作的保证，在他们到达同时，也许会建立秩序。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暴行恐怖是残忍透顶了。因为后来更险恶的日子来临了。（《外人目睹中日军之暴行》，引自《大屠杀》第125至126页）

洞富雄经过全面分析资料后认为：上述所说的日本军从安全区带走了1300名左右难民并加以屠杀，是日本军在安全区最初搜查捕杀的便衣兵数字。当时黄俊乡曾被日本军逮捕，但幸免于难。他在为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作的宣誓口述中（检证1733）叙述如下：

1937年阴历11月9日，日本军在光华门附近炸坏城墙，侵入城内，逼近难民区。两天后，日本军开始搜查住宅。他们见到地上到处是丢弃的武器，断定有许多军人潜伏在难民区内。于是，他们无视国际道义就开始进行杀戳。凡18岁到40岁的人，一概被作为国民军而逮捕起来。最初几天逮捕的人超过两千名。我也是其中之一。被捕的人成四列纵队，从难民区出发，走向扬子江堤岸的各处（宝塔桥、四所村、老江口、草鞋峡、燕子矶一带），队伍长达一日里（约二英里）。入夜后，日本军几乎把他们斩尽杀绝。（引自《大屠杀》第126至127页）

这里提到了许多难民被日本军押到下关各地屠杀，那么日本兵在城里还有其他屠杀吗?有!而且很多，非笔墨能够写尽。

日本军出于屠杀的目的，对南京的城里城外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凡是他们认为是“中国兵”或是有可能成为“中国兵的人”一律当场或者带到指定地点加以杀害。乔治菲奇是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书记，他就当时在南京看到的情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日本人从我们宿营的地方抓人时，不遵守任何规定。他们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当作曾经当过兵的充分证据，认为务必判处死刑。在我宿营的地方，几乎都受到军队的侵入，他们想要杀谁，就把他拉出去”。（《记录》58号，前引书1，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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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32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3)（图）

随军慰安妇

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很多人不剪“西装头”而剃光头，是我们的民族习惯而已。勤劳、忠厚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之一。劳动惯了的工人农民的手上哪能没有老茧呢? 更不幸的是有谁的头被晒黑了而脑门上显出白的额角，这样许多风餐露宿的难民，均被日本军看成是“中国兵”而加以屠杀，而且有时没有明确理由想杀谁就把谁杀害了。美国大使馆的埃斯皮领事在报告中说：

除由日本军负责驱逐前中国军人和对他们执行死刑外，日本兵以两、三人或两三人以上为一小组，在全市进行巡逻。这些兵杀人、强奸或掠夺，引起了城市里莫大的恐慌。这些兵为所欲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是否得到了空白委任状，抑或日本军在入城后，完全不受管制?对此毫无充分说明。我们听说，最高指挥官至少发出了两项命令，这就是：命令对官兵加以管制，又严格命令军队在入城前切勿烧毁财产。

但就实际情况来说，几千几万个日本兵聚集于全市，犯下了荒谬绝伦的掠夺和残暴行为。据外侨目睹说，士兵们像一群野人，放任自流，糟蹋了城市。全市无数男女和儿童被杀。据说，日本军枪杀或用刺刀杀戳一般老百姓，却丝毫没有明确的理由，这种情况很多。（《记录》59号，前引书1，第153页）

前面曾经提到，《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了采访消息，15日以前留在南京，他对日本兵屠杀人民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报道：“一般市民，不问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军枪杀。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马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被日本兵凭一时高兴从背后开枪击毙的”。

德丁的报道是否是从个别偶然发生的屠杀中提炼出来，不具普遍性呢?不是的。我们看看《南京安全区档案》中记载些什么?

26年12月15日，在安全区内，有红十字会之卫生队清道夫6人，无故被日军枪杀。

26年12月15日，有一负枪伤之华人奔至金陵大学医院，据其述称：当时计有6人被日军由安全区拉出强迫挑运军械，行抵下关突被日军开枪射杀，本人死里逃生。

1937年12月15日，一名有刀伤的男人来到鼓楼医院，述称：他们6名华人被从安全区抓去运弹药到下关，当他们抵达下关时，日军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刺杀，只有他一人死里逃生，回到鼓楼。

26年12月15日上午8时，有已入德国籍华人王惠者（译音）被日军多人逮捕，该人出示德国旗竟被日军将旗弃毁，即迫其挑负重担。讵行至九江路，日军忽从背后开枪向其射击，幸未中要害，乃奔至金陵大学医院求治并痛陈悲切。

26年12月15日，有一60岁之华人由其侄伴同逃入安全区，在途中被日军枪杀，其侄则负伤奔至金大医院求治。

1937年12月15日，一男子来到鼓楼医院，他是背着他的60岁叔叔到安全区来的，日军开枪打死了他的叔叔，并打伤了他。

26年12月16日，有日兵多人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14人任意逮捕。

26年12月18日下午4时，在颐和路18号有一日兵向一市民索取香烟，该市民稍事迟疑即被开枪射中头部，生命垂危。

26年12月18日，市民30人遭日军逮捕后音讯杳然。日军并于医院内洗劫财物、金钱、食 米及病人被服400套，当时一人被杀，一妇女被重殴倒地，约20分钟即告毙命。

以上似乎引证多了一点，占据了篇幅。但上述记录充分证明日军随意屠杀市民，而且非常残忍，竟将为其服务者加以杀害。真乃是虎狼心肠，不可近其者也。

外国人之目睹所记录下来的文字篇幅很大，我们不能一一引用。现在我们转向来看侵略者作为“战功”的记录，并加以分析批判。

田中说：“他为了写《虚构》一书，专门详细查阅了《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家1937年12月至翌年2月所有报纸的版面，却不见有关杀人强奸的只言片语。”日本军的实际行动与“三家”报纸有无出入呢?回答是，“三家”报纸和100多名记者、作家、评论家、摄影师随军进入南京城，目睹了日军的部分暴行，却在日军对言论严格管制下无法冲破约束、如实地报道日本军在南京暴行，反而虚假地为皇军“圣战”喝彩。这种虚伪的报道当时就被日军实际行动所彻底揭穿了。

前面我们引用了会攻南京的日本侵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为了回击田中的谬论，我们再引用一次。该日记的1937年12月13日那天这样写道：

大体上我们没有留置俘虏的打算，当逐一予以收拾。

仅佐佐木部队即解决了俘虏约一万五千名，守备太平门的第一中队长解决了一千三百名，另有七、八千名集结在仙鹤门附近，陆续前来投降。

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实在难寻觅。

另一方法是打算把这些人分成一百两百，引诱至适当的地方下手。

中岛明白无误地记下了屠杀的地点、人数和方法。国际法规定屠杀俘虏是犯法行为。日本军却渺视国际法，在南京大批地集体屠杀俘虏，而且很多市民也无辜惨遭屠杀。中岛以为攻陷南京象征着中国亡国，必将像朝鲜和台湾一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他如实地记下他的“战功”以其“名垂千古”。

中岛日记由他自己掌握，机密性程度极高，是他向军部报告“战绩”的依据，真实可靠。当然，包括三家报社记者在内的100多名记者、作家等不可能及时地看到中岛的《日记》。然而作家、记者和文化人对于日军公开大批处决俘虏、屠杀市民的情况能够一无所知吗?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对成批的俘虏被处决，对大批市民遭屠杀，作为记者能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这是记者起码的责任。这只说明日本侵略者早有预谋，并有严格规定，对侵华战争期间的日军的暴行一律不准报道。像南京大屠杀这样震惊世界的暴行有损日本的国格和皇军在世界上的名誉，更加不准报道。所有报纸、电台都要回避与中岛《日记》类似的内容。中岛《日记》的重要性不在于第16师团处决了俘虏数量多少，而在彻底暴露了日本军事当局对待中国俘虏的方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俘虏们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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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33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4)（图）

被俘虏的战士，他的一条腿被小日本吃光了！

佐佐木到一在《进攻南京纪实》一书中承认，大批处决俘虏和屠杀市民，只能看成是日本最高当局恐怖政策的应证。书中说：

12月13日，实际上是理想地进行包围歼灭战进行了演习。那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区域内遗弃敌人的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的俘虏，如合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2万以上。

佐佐木说的“理想地进行包围歼灭战”，杀害的是一些什么人呢?1965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访问南京时，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向该代表团详细介绍了有关下关的那次大屠杀的情况，他说：

13日那天，北城门已被打开（当时，国民党退却时从北门朝扬子江方向撤走，但守备队退却完毕后，为了阻挡日本军的进击，已在外侧对北门上了锁），日本军向扬子江方面挺进。岸边的中山码头原有两艘渡船，因此有难民涌到这里。然而，两艘渡船早被国民党军官占据，难民一个也不能渡江，他们挤在码头上，已处于快要冻死的状态。人数达二万至三万。日本军向这些难民开炮，将其全部屠杀了。（[日]，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8至9页）

关于佐佐木支队在下关的大屠杀，已在《铁证如山》一章中作了详细陈述，这里不再重叙。但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再进行分析，并进行适当的批判。

第一，南京的守备部队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分别撤退。当时分陆路突围和渡江撤退双管齐下的战术，各有明确的方案和撤退线路。凡渡江撤退的各军、师、团都控制了一定数量的船只，夜间已经渡江撤退完毕，只有少数掉队士兵与部队失掉联络而分散在下关和沿江岸各地，绝对没有仍保持建制整师整团成千上万的官兵待在下关，坐等日军前来歼灭他们。

第二，佐佐木说该支队在下关打完了15000发子弹，15000发子弹只能供200名左右的日军携带。首先该支队未经激烈战斗歼灭上万名中国士兵是不可想象的事。毫无疑问，该支队屠杀的是手无寸铁的难民，最多其中夹杂着极少中国部队掉队士兵，而他们也已放下武器，脱去军装了。应该明白，守备南京的中国部队不是乌合之众，更不是经不起一击的一块“豆腐”，而是比较能够战斗的部队。他们是奉命有组织有明确目的地撤退，而不是溃退。既然如此，他们就保持着相当强的战斗力。如果上万人的部队面对200名左右的日军死中求生，背水一战，以多击少，即便是“穷鼠啃猫”，200名左右的日军能够抵挡得住吗?很明显，歼灭的不是中国部队，而是屠杀了2至3万难民。

第三，中山码头原有两艘直航对岸浦口的渡船，每半小时对开，往来较为方便。但自从日军逼近南京后，日机经常骚扰、扫射，该轮渡已不能正常运行。但是下关除内河航运码头外，唯有中山码头客运流量最大。因此中山码头、各内河航运码头和下关火车站共聚集约2至3万难民，盼望由此渡江逃命。同时，国民党守备南京的部队一开始便作了两手打算，即死守与撤退的两手打算。因此在南京城郊战斗日趋激烈的时候，各军、师都在江心洲的内江、三汊河、秦淮河出口处、煤炭港、鱼雷营、燕子矶等口岸处控制了一定数量的民船。国民党军这样做严重地影响了难民们逃往江北的进度，使得近10万该撤走的难民滞留在沿江各个口岸，后来都死于日本军的枪弹之下。这不能不是国民党军的一大过错。而他们在最后撤退的紧急情况下又动用了中山码头的两艘较大的船。最不幸的是在当夜国民党军弃下数万难民而不顾，自己撤退到北岸后，未令全部船只返回南岸接走难民，因而导致了下关约2至3万难民惨遭日军杀害。

田中在《虚构》中认定佐佐木到一在下关杀害我2至3万难民是“敌军”，并且抱怨说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张，导致了后来南京大屠杀的谣传。关于日本在下关屠杀的是难民，后面我将再提出证据。应该说中岛今朝吾和佐佐木到一都是日军将级指挥官，在这里是把屠杀俘虏和难民作为“战绩”看待，记下来的屠杀人数是实实在在的，并无夸张之处，从客观上招供了自己的罪行。田中抱怨的是不该如实地记下实在的而后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发生以后，外国一些记者各自向本国的报纸、广播作了诚实的报道，因涉及到一些侨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有关国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日本军事最高当局不得不研究对策，外部问题内部处理，用以掩人耳目，达到否认暴行的目的。

首先于12月21日，将会攻南京的诸师团的布置作了调整，命令其他各师团撤出南京城，仅留第16师团，并任命今朝吾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然而，他就任以后变本加厉，非但没有放弃屠杀俘虏和平民的方针，而且更加严厉地说：“要一个不漏地找出隐藏在城内的散兵，并加以处置。”所谓“散兵”指的就是18至40岁中国的男子。在今朝吾指挥下，屠杀俘虏和平民一直持续到1938年1月，扩大了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另一方面，日本军事当局采取措施，控制舆论，封锁消息，严令禁止传出南京大屠杀的实况。并在军中强力实行言论控制令，官兵不得记载、谈论、外传南京大屠杀的情景。涉及到会攻南京，一律用皇军在国外“圣战”加以歌颂，向本国人民隐瞒真相，用以维护日本国和皇军的威信。

然而，不管日本军事当局采取何种严厉措施，控制得又如何严密，但在日本报纸为了夸耀皇军的“战绩”和“圣战”的同时，除美国《生活》杂志把南京大屠杀的情景传入日本本土外，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官兵私下记的日记、手记，也有的军官摄下杀害中国人、污辱妇女的照片，无情的记录了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这些日记、手记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成了那段血腥历史的见证。由于历史不断地向前推移，一些参与大屠杀者灵魂上不安，逐步觉醒，感到要对后代负责；同时另一些人也由于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便跳出来为南京大屠杀翻案。而后者又激怒了前者，于是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不能回避，便拿起了笔写回忆录，或者干脆向社会上发表日记、手记，号召人们提高警觉，决不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最近几年来，一批批很有价值的资料在日本被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在12月13日那天，不仅下关火车站，各条马路和在江边码头上大批地屠杀了难民，而且在江面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遭到日军的屠杀。对于这一情景佐佐木的手记中也有记载——12月13日，无数南京市民和中国士兵准备从即将陷落的南京城渡江逃往江北，在江心里却遭到日本军的扫射，全部死亡。

就这一情景，日本中央公论社特派记者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一书中写道：

挹江门直至最后未遭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残兵败卒土崩瓦解，通过这个唯一的城门逃到下关码头。面前就是江水，没有一艘可以渡江的船，陆上也没有一条可以逃跑的路。他们抓住桌子、圆木和木板等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企图横渡宽阔的长江，逃到对岸——浦口。其人数大约有五万，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向江对岸游去，简直看不到江水。抵达对岸一看，日本兵已抢先等在那里。机枪声响起来了，好像点点雨水打在江面上。人们要想返回已不可能。日本兵在下关码头已经布下了机枪阵地。对由上而下漂流的残兵败卒，则由驱逐舰给予最后一击。

按照海战法，日本军这样做是一种犯法行为。这里的人数很难断定是几千几万，但可以肯定用桌子、圆木和木板等漂浮工具向对岸浦口泅渡的军民人数很多很多，却被日本军杀害在江面上了。由此也可见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忍性，决不放走想逃出南京的一个中国人。

日本军杀害了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被杀者到底是军还是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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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34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5)

前面提到过第6师团第13联队二等兵赤星义雄在14日那天因公到了下关，曾在那里看到屠杀后留下的实际情景，后来在《扬子江在哭泣》一书中写道：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宽一些，在这宽阔和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心也是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看来至少有五万人以上。而且几乎全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了“死尸之江”。 [手 机 电 子 书 w w w . 5 1 7 z . c o m]

对此，我听说是这样的：

前一天，撤出南京城的几万中国军队和难民从下关码头——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上游——出发，企图挤下一艘仅可乘50人左右的渡船，逃向对岸。

在进攻南京城的战斗最为激烈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军舰装载大炮和机枪溯扬子江而上，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猛烈的枪炮射击，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渡船直接中弹，被打得稀巴烂，全部沉没。

我听到这些话，当时心中就想：“为什么连对毫不相关的人也……”我觉得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情况吗”（《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28至30页）

守卫幕府山和下关的是78军宋希濂部队，撤退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又占地理有利条件，命令撤退后夜间迅速放弃阵地，很快登船抢渡，未留下任何战斗部队。因而日本军进抵下关时未遇到任何抵抗，也就谈不上“攻击相当猛烈”之说了。马路上躺着的是难民的尸体，其中可能夹杂一些中国兵的尸体。但那是少数，大部分还是难民的尸体。其实他讲的几万难民遭屠杀，与佐佐木的《进攻南京纪实》和谷寿夫的《军情报告》中所记载的一致。所不同的佐佐木和谷寿夫把难民的尸体说成是“军人的尸体”，由此妄想推卸屠杀难民的罪责。

下关、江边和江中到底有多少具中国军民的尸体，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军有计划地推行的是恐怖政策，屠杀与销尸灭迹同步进行；另一方面进行严密封锁，绝对禁止外国记者观察现场，及时采访报道；而事后日本军事当局又加抵赖。但是大屠杀事件发生了，总会有一些幸存者会揭发日本军的罪恶事实；同时也总会有身份不同的人观察到现场。

佐佐木元胜16日到达南京，17和18两天曾往返于中山站和下关之间。他在接收了下关中国邮局后，就把野战邮局搬到下关，对当时附近满是尸体的情景描绘如下：

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体成堆，在马路上、江堤下和江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之外，还有多少具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冲走，不得而知。我曾于关东发生大地震时，看到本所的缘叮呵岸堆积着许多尸体，但与此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了。那些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的被浇上煤油焚烧得焦黑。（《野战邮政旗》上册，第222页）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死伤及下落不明者15万人，是世界级灾难。佐佐木元胜以关东大地震作比，只说明了下关被日本军屠杀的严重程度和残忍性，但也未说清楚到底被日本军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其原因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说，下关被屠杀的军民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占据份量很重。

田中歪曲事实说：“回想起来，《中国之旅》的内容，均来自中国受害人的揭发，或是一些故事，仅是一些‘传闻’。本多先生和《朝日新闻》根本不想弄清这些残酷故事的真伪，他们即不查证当时的历史记录，也不核对日本方面的证词。”（见《虚构》第9页）

本多胜一先生曾以记者身份到中国访问，采访了许多幸存者和当事人，掌握了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回国后写的《中国之旅》于1984年《朝日新闻》上连载。该书以鲜明的观点和立场揭露了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冈本健三生于东京，作为士兵参加了南京的攻陷战，亲眼目睹了杀人现场，他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睹了屠杀现场，日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我们的部队也每天干起像是盘问之类的事情来。虽然要中国人填写了出生年、月、日，职业、性别，但中国很少有人会写字。我们对不会写字的人作了说明，但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有人回答得慢腾腾的，前言不搭后语，就被视为行迹可疑的人而加行处置。

我想日本军是在南京机场焚烧了被杀害了中国人的尸体。行迹可疑的人由各部队集中带往飞机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草地上，被绳子团团捆住，他们无法逃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嚣起来，喋喋不休。架在飞机库顶上的机枪对准那里哒哒地射击。我认为这种射击是在接到“射击”命令后进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勾动了扳机。由于我们没有杀人的精神准备，因此毫无表情。如果在战斗中命令我们杀人，若不把对方杀掉，则自己有被对方杀掉的危险。可是在那种场合，有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射击。射击的任务由机枪队执行。我们的部队则驻扎在四周进行监视。

射击开始，有人抢先夺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为到处都架有机枪，结果也必然被枪杀。当时估计被杀害有四、五百人。事情结束后，日本军把路轨堆起来，上面放着尸体，下面塞着木架，浇上汽油后统统焚烧。……有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拉出来，我也干过焚烧尸体的工作，一直要干到第二天，干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不到10岁的儿童。这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啊!被杀的人是不是游击队，也不清楚。在区别他们是否是良民时，并非什么都是的。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会弄得很清楚。虽说在地狱里与极乐世界相差无几，实际上，是胡言乱语。（引自《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载《中国》1971年8月号）

通过冈本健三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有力地回击了田中对本多胜一的指责。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屠杀是接到上面的命令而进行的；第二，所有日军都参与了屠杀；第三，屠杀是极严格而秘密地进行的；第四，屠杀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方法——屠杀后焚尸灭迹；第五，所有被屠杀的都是老百姓，其中有男有女，也有儿童。田中要求本多核对日本方面的资料，日军中将今朝吾的《日记》、少将佐佐木到一的《进攻南京纪实》以及士兵外贺关次、赤星义雄、冈本健三等亲眼所见，都可以作为给田中的回答。关于强奸一事，冈本健三说：“强奸事件也不是谣传。占领南京后不久，情况糟得很。自杭州湾登陆后，军队里就没有女人了。士兵们都是青年……上级说，如果干了那种事就当场把女人杀死。”

冈本健三提供的“奸后杀死妇女”的情况，使我们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在南京奸后惨杀妇女的情景。原来日本军先奸后杀也是来自“上级”的命令，这就是根源 ，是无可争辩的证据。

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军犯有屠杀、强奸、纵火、掠夺四种暴行。而四种暴行中屠杀暴行居于首位，罪恶最大，是定性的暴行。因而也是日本右翼势力集中力量的攻击点。下面我们再从掩埋尸体的数据来证实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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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35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6)

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就该会掩埋被遗弃尸体的情况，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出庭作证说：“红十字会一般掩埋了人们无力进行自费掩埋的尸体，但当时尸体太多了，难以处理。日本军当局却来人说，你们是掩埋尸体的，请帮助我们清除尸体。因为得到日本军的同意，我们获得可以前往市中心的许可证或通行证。于是，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雇用了二百名工人。”12月16日那天，许传音曾在日本兵的监视下乘汽车观察了南京城内马路上遗弃尸体的情况。可以认定，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准备工作便从这一天开始，于12月22日，首次在清凉山后山掩埋了129具尸体。至1938年10月30日在中华门普德寺掩埋62具尸体。（其中女尸13具，孩尸1具），共埋43071具。

除了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组织掩埋队外，崇善堂也组织了四个队进行掩埋遗弃尸体的工作。该堂单掩埋尸体一项工作有固定工役48人，临时工没有固定数字。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该堂于12月26日在五台山首次掩埋了124具尸体，其中女尸22具，孩尸6具。该堂至1938年4月20日止，累计共收埋尸体112，267具，其中女尸2，091具，孩尸813具。

红十字会和崇善堂掩埋尸体数统计表

单位男　女　孩　合计

崇善堂109,363　 　2，091 　813112,267

红十字会　 　42,942 83 46　 　 43,071

总计　 　152,305　 2,174　 859 155,338

（以上数字以《档案》第424至435页为准）

南京崇善堂成立于清嘉庆二年，是一个历史较长、财产较厚的慈善团体，主要办理恤寡（寡妇）、保婴、施药、施材并辅助　妇子女读书及贫民施诊，救济难民食米等事。有董事19人，其中二人为经理董事，主持日常工作。南京沦陷前有田产4处（六合、中华门外、句容、水西门外），约600余亩；此外还有房产19处，租金可观，都用于慈善工作。

南京陷落后，崇善堂部分迁入难民区内，对难民进行救济。并组建“崇字掩埋队”，下设4个分队，各队设主任1人，队员1人，固定工役10人，招收的临时工人时多时少，没有固定的人数。开始收尸时要把尸体从城内清理集中，再运往城外掩埋，进度较慢。第二年春末掩埋转入到城外，尸体又集中，又用大坑就地掩埋，进度大大加快，到5月底，掩埋结束。

崇善堂所组建的4个掩埋队，以队为单位收埋尸体，指定专人每天记录收尸的地点、人数和掩埋，认真负责，手续完备。每队都要填表上报，凭表领取经费。崇善堂本是慈善团体，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救济受难者，从不争名，更不为利。凭良心做事，无虚伪之处。从这种为善的愿望来看，他们所提供掩埋尸体数应当是可靠的。

南京市崇善堂掩埋工作一览表

队别　 　尸数 　合计

男　 　 女　 　孩

第一队　 27,085 　653　 332　 28,070

第二队　 20,108 　492　 81　 20,753

第三队　 35,212 　316　 118　 35,646

第四队　 26,886 　630　 282　 27,798

总计　 109，363 2,091 813　 112,267

（以上数字引自《档案》第423至424页）

南京市崇善堂呈报《南京市崇善堂掩埋工作一览表》附件

本堂哀悼同胞遍地惨死尸体，特组织崇字掩埋队与红十字会合作，红十字会担任西城掩埋，本堂担任东城掩埋，共立四队，每队主任一人，供伙食，无薪给，队员日给米八合，队员十人，日给米六合。本队戳记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因本堂通行证被伪宪兵搜去未还，其后随宪兵来者翻译等，依仗敌势，百般威吓，顺便劫去衣物甚多，三次搜查，室中如洗，敌人威胁惨辱，已非人所能受，熟知我同胞为其走狗，伤天害理，万甚于敌，迄今回忆，仍胆战心惊也。

多方推测，《南京市崇善堂掩埋工作一览表》及其附件，于1946年2月6日之前向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呈报。因为2月6日审判战犯谷寿夫时，该堂堂长周一渔曾在这一天出庭作证。此表的可靠性有如下几条：

第一，和红十字会掩埋尸体一样，崇善堂掩埋尸体也是经日本军允许，而且在他们严密监视之下进行的。许多事实证明，日本军长期注意各种资料的积累，连我国的文化名胜都不遗漏一点一滴，何况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有关情况。他们不可能不掌握埋尸的情况，尤其是埋尸的数据。日本方面决不会允许崇堂埋少报多，夸大“斩尽杀绝”“残兵败卒”的数字。

第二，崇善堂的性质决定了他们掩埋尸体的方针、工作态度和事后该遵守的准则。他们既不涉足社会，捞取政治资本动机；又无向他人乞怜，索取金钱而个人发财的想法，连该团体的收益都拿出来作为社会救济了，根本不会伪造事实，多报埋尸数字。

第三，据说，在埋尸过程中，日本宪兵曾制造口实，没收过“崇善堂掩埋工作一览表”，这表明日本方面已经感触到“一览表”掌握在崇善堂手里对他们的威胁，因而后来三番五次地搜查崇善堂，并将其戳记通行证没收，事实上禁止他们掩埋尸体的活动了。《一览表》是根据藏起来的原始记录制作，其可靠性可想而知。

第四，法庭收到“一览表”后，专人向周一渔宣读了“刑法第168条的法规：主人供前供后具结而为虚伪陈述者，处七年以下徒刑。”可以认为这是检察方面对他进行心理侦察和精神上的威胁。当年周一渔已60岁，大半生从事慈善事业工作，不会不考虑到本身的利害关系。他回答询问人：“据实陈述，并无匿饰增减。”

第五，“一览表”经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查证，调阅了安全区档案，搜集了幸存者的证词和外侨提供的证据，并挖坟起骨核对，由法医仔细检验被日军屠杀的难胞尸骨，然后综合分析，认定了崇善所提供掩埋尸体的数据确实可靠，无须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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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36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7)

除了红十字会和崇善掩埋尸体外，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也组队掩埋了尸体，具体情况见下表。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按月统计表

月份　 掩埋尸数 其他

1队　 2队　 小计　 1队 　 2队 小计

一　 2,131　2，175　4，306 畜类10

二　 1,728　2，924　4，652　 畜类7　 畜类11

三　 2,344　1，636　3，980 马匹26 　畜类3

四　 484484

五　 300300

总计　 6,987　6,735 13,722　 33　 24 　57匹

附注：在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六日以前，该会1队在和平门外一带联合乡共埋军民尸体5704具，因非1队单独工作，故未列入上述统计；同时2队在民国二十七年月六日以前已在下关一带掩埋军民尸体3245具，因该时尚未得到日军正式许可，故未列入上述统计。（详见《档案》第440至446页）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7月16日，向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即敌伪南京市政府的前身）呈文备案，因敌我关系不好公开谈及掩埋军民尸体的工作，只得在大谈其会性质和工作内容，顺便提到成立掩埋队一事：

本分会掩埋队自二十六年（1937年)12月间起即在下关沿江及和平门外附近一带从事掩埋工作，总计在此六个月内，共掩埋军民尸体22671具。此项尸体多系掘土掩埋，用棺木者只有数百具。

上述掩埋尸体的数字距结束掩埋工作仅一个多月，又是向敌对当局呈报，从常识讲也不敢虚数多报。所以该会所提供掩埋尸体的数字也应当给予确认。

此外尚有盛世征、昌开运在上新河一带组成义务队，掩埋尸体2873具；芮芳缘、张鸿儒在中华门外花神庙一带组队掩埋尸体7000余具；敌伪南京市长高冠吾在卯山、马群、灵谷寺一带积骨3000余具，造一无主坟墓。上述共掩埋尸骨12873具。

可以肯定上述列举掩埋尸体的数字，当然不是所有被杀害者尸体的总数。还有一些由其他义务团体、亲人、熟人所掩埋的尸体。此外渡江之军民被日本军屠杀的江心里，尸骨被江水冲走，或在陆上被焚尸灭迹，或将尸体填入池塘、河流水中，这个数字也是很大的，是无法一一统计了。最明显的是燕子矶和巴斗山的大屠杀，被屠杀的难民数量很大，却在东京审判时中国检察方面未曾提出。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对于被杀害的人数持慎重态度。

在东京审判时，中国方面就日本军分散屠杀155338人向法庭提出了证人、旁证和掩埋尸体数据。有人对崇善堂掩埋尸体数提出了疑问，但只是一些常识性的分析，并无证据，否定不了该堂掩埋尸体的事实，况且本节又以充分的理由作了回答。余下的是红十字会掩埋43071具尸体的论证的问题。

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也是一个慈善团体，所掩埋遗弃尸体，以日记载，分月统计，详细地记载下收尸地点、尸数（分男尸、女尸、孩尸）和埋尸地点。累总时填写《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救授队埋尸班埋葬尸体数统计表》，总数是43071具。这项工作是后做的，因为当时不允许公开这一类数字。这些尸体是1937年12月26日至1939年5月1日之间所掩埋，该“统计表”被检察方面列为证据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而作为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曾以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时说：

我们立即掩埋了这些尸体。这些尸体实际上有四万三千具，但这是过低的估计。我们无法明确说出实际数字到底有多少。因为当时不容发表正确数字。起初，我们未敢提出这个数字并写在公开的文件中。于是我们将此记在私自的文件中。这个数字是我们掩埋的尸体数。这些尸体都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其中没有一个中国兵。我们与军人毫无关系。（《记录》35号，载前引书1第30页）

许传音出庭作证时列举了详细数字，而且从日本方面的资料中得到证实。例如在“统计表”中说“三月以前在城里收尸运往城外掩埋的尸体为1,793具，而在城外收埋尸体数为36985具”。当然这是确切的掩埋尸体数。日方的《大阪朝日新闻》：华北版曾报道南京被日本军屠杀后留下的遗弃尸体情况。标题是《南京通讯，第五章卫生之卷》，这段消息中还有另一个标题，即《工作是整理尸体，控制瘟疫蔓延，防疫委员也四出活动》。它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之一：

经战斗后，南京首先必须整理的是遗弃的敌人尸体。不知有几万具尸体埋在壕沟里和小河中。尸体堆积如山，如让其遗弃在那里，就卫生和安定人心而言都有严重危害性。

于是红十字会、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所属的僧侣们携手合作，着手进行处理。他们把腐烂的尸体装上卡车，同时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将尸体掩埋在一定地方，但花费了相当的物力和人力。他们忍受着令人厌恶的臭气，日复一日地持续进行收尸掩埋工作。到最近为止，已在城内处理了1793具，在城外处理了30311具。约花费用一万一千元，出动了苦力五、六万人（注：原文如此）。但在城外，山后还留着很多尸体，而且支出八千元左右，准备在盛夏来到前结束尸体的处理工作。（引自《大屠杀》第192页）

许传音的证词中“在1939年3月以前，城内收尸1793具”与《大阪朝日新闻》的“华北版”完全一致，而“在城外掩埋尸体36985具”与该报“华北版”多出6674具。这表面看来似乎是夸大的数字。但仔细研究《南京通讯，第五章卫生之卷》便会得出结论：相差之数的尸体是由南京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所处理的尸体数，并非是红十字会故意夸大。综观全部，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到1938年5月1日止，共掩埋尸体43071具，证据确凿，不容置疑。因而可以得出结论说：崇善堂和红十字会掩埋尸体155,338具。

关于集体屠杀，根据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日军在南京集体的控诉案有350起；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集体屠杀有28案，被害人数达19万以上。我们在《铁证如山》中已由幸存者证实，日本方面也有资料记载。同时南京碇泊场司令在5天中处理10万具中国人的尸体，加以作战部队处理5万具尸体，总数为15万具。

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人数到底是多少?当时国民党在日军犯罪调查报告中发表为39万人，也有的认为是50万人。经过论证，认为这两个数字证据不足，而报告中提出屠杀30万，有充分资料作为根据，是正确的结论。解放以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多次进行调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了史志部门，抽调了专家，除全部重新审阅已有的材料和档案外后，又进行了普遍调查。经过专家论证，肯定被日本侵略军屠杀的受害者在3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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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37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8)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开庭审判战犯之前，根据中国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所提供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曾派美军上校托马斯.H.莫罗到南京调查、核对、鉴别，认定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所提供南京大屠杀的证据真实、可靠，手续符合法律程序，应该给予认定。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写道：

据后来估计，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在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普通老百姓和俘虏，总数在二十万名以上。这些估计并不夸大，那可以从掩埋队以及其他慈善团体所掩埋的尸骸达十五万五千具这一事实得到证据……这些数字没有把被日本军焚烧后丢弃的、投放扬子江的以及用其他方法处理的许多人在内（《记录》载前引书1，第396页）

上述判决与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所提供南京大屠杀被日本军杀害的总人数在30万人以上并不矛盾。须知，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崇善堂共掩埋尸体155,338具，加以其他慈善团体掩埋的尸体数已近20万。如果包括碇泊场司令部和日军作战部队所处理的尸体数，总数超过了30万。

日本政府至今还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者是30万人以上，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与事实有较大的差异”。“差异”到底有多大?日本方面没有说出具体数字。我们认为日本方面肯定保存着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否则他们不可能公开强调“差异”。

第一，日本军方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必有记载。华中方面军攻陷南京后除公开发表战报外，内部肯定有“误伤”市民的记载，此点是根据松井石根在举行入城仪式后接着又在明故宫机场举行“忠灵祭”，领们说：“你们艰苦战斗，振我皇威，可惜部分士兵之暴行，使皇威一举扫地。”可见暴行程度之严重，军中不可能没有记载，尽管是大大缩小的事实，但不可能只字不提。

其次，当时任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证实参谋本部曾派本间少将到南京制止日本军的暴行。松井石根在接受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向他提出的反问所作的陈述是，本间陆军少将受参谋本部的派遣，于一月下旬前往他在上海的司令部。说是东京当局看到了关于在华日本兵暴行的有关报告，非常遗憾。就此事石射猪太郎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时作证说：“记得是在1938年2月底左右，陆军中央特别派人前往当地的军队。后来知道派的是本间少将。从此以后，南京大屠杀才停止下来。”（引自《大屠杀》第183页）

第三，陆军省肯定收集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人们现在都知道，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屈于一些国家政府的谴责和舆论的压力，陆军中央部对此感到十分狼狈，曾于1938年2月把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和第10军参谋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约80名参谋军官召回国内，对他们提出了警告，换句话说涉外问题作了内部处理。在这一过程中陆军省必须占有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否则不可能接受对他们的指责。

第四，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间断地向日本驻华使馆致函，报告日本军在安全区内及其周围的暴行。同时日本各驻外使馆也不可能不收集各所在国政府和舆论对日本的指责。所有这些都会汇集到外务省，一一记载下来。

第五，红十字会和崇善堂等团体掩埋尸体是在日本军允许、监视之下进行的，对于收尸地点、尸数和埋尸地点不可能熟视无睹，不闻不问。我们认为“《大阪朝日新闻》华北版”所报道的存尸、埋尸数肯定来自日本军方。由部分到全部，日本军方和驻华使馆肯定掌握了全部收埋尸体的总数。

第六，日本投降后，外务省和陆海军烧毁了有关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资料，同时也相应地指示各下属驻外机构销毁同样性质的资料。尽管如此，日本不可能干净、彻底、一纸不存地销毁所有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资料。同时，有关人员头脑中“资料”不可能同时被销毁掉了。后来陆续发表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录便是最好的证据。

如此看来，日本手中肯定掌握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关键资料，而且举足轻重，是很有份量的资料。这种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和心理：

一、该资料屠杀的人数在34万以上，屠杀的计划和手段完备，永远也不敢公布出来。公布了，无疑将不打自招，对以往的抵赖感到有愧，有损日本国格和政要的人格，对不起国民，必将招来众多的斥责。

二、该资料中屠杀的人数正是30万以上，一经公布将对号入座，成了中国资料最有力的旁证，被迫公开道歉，往后再无推诿的余地。索性不予公布，可以一直扯皮下去，谅你中国也怎么不了日本。

三、该资料中屠杀人数虽有某些差异，但出入不大，最致命的一点是公布出来，偕差异之数也否定不了南京大屠杀的定论，因而认定不如不公布为好。

四、日本不公布他们所掌握的南京大屠杀资料，考虑的是内外因素：一是担心在国民面前丢脸，失去人民的支持；二是担心被中国抓住把柄，往后和日本打交道时态度强硬起来；三是存在翻案心理，为复活军国主义扫除障碍。

我们明确指出，日本方面考虑错了。不要以为南京大屠杀的定性仅仅在日本军屠杀了多少多少中国的平民百姓。当然，屠杀人数是主要因素，而不是一切因素。日本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有屠杀、强奸、纵火和掠夺四种罪行。屠杀仅是其中之一，是主要的。南京大屠杀的定性还要考虑到大屠杀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在于屠杀平民百姓的方针，还在于其手段残忍和在世界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这就是南京大屠杀定性的全部因素，至于翻案，那是幻想。已经到了21世纪初，还想走日本军国主义老路，也不是一小撮野心家说了算的。

我们说日本方面想翻掉南京大屠杀铁案是幻想，异想天开，是因为中国尚有1700多名幸存者健在，且有旁证，包括日军参加攻陷南京的官兵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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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38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9)

1991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中发现了实地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一份珍贵资料，该资料记载着：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在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的授意下，在南京城及其周围地区制造了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大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平民惨遭屠杀。

这份长达190页的档案材料，是由当时留守在南京的德国外交官罗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西门子公司）、英国记者史密斯和美国牧师马吉根据他们耳闻目睹的情况记录下来，真实可靠，并无夸张之处。

德国驻华使馆迁去汉口时，陶德曼大使派出该馆政务秘书罗森留守南京，收集多方面的情报，特别是中日双方政治和军事情报，并及时向汉口方面报告。推测，波茨坦档案分馆所保存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很可能都来自罗森的报告。他在1938年1月20日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南京附近的英国“蜜蜂”号炮舰上，日军海军少将宾藤对英国海军上将特说：在南京附近的江心岛上，还有3万名中国士兵“待清理”。罗森说，所谓’待清理”就是把“这些已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杀掉”。该报告中还说道：“1937年12月16日，南京上海路聚集了许多中国妇女，她们央求日本兵饶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的性命，结果几千名中国平民还是被拉到下关，用机枪扫射，刺刀挑或手榴弹给杀死了。”罗森在1938年3月4日的报告中写道：直到1938年3月4日，在南京下关附近的扬子江江面上还漂浮着大屠杀后留下的3万具尸体。”

关于日本军从难民区里抓走大批难民押到下关集体屠杀，前面已经论证过了。罗森的报告可以相互应证，又是一个铁证。

日本军残忍成性，屠杀中国平民和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遍及城里城外，到处都有。英国记者史密斯在他关于1937年12月9日至15日南京战况报道中写道；在南京城北门前有一大片一米多厚被日军集体屠杀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尸体。12月15日他由南京去上海登船之前，在港口附近的一片空地上看到几千名被捆绑起来的中国人。日本人对他们一批一批用机枪扫射死，史密斯写道：“被绑起来的中国人，在被枪杀之前必须跪下，然后后脑勺挨一枪，我亲眼看到100多人就是这样被枪杀的。”

几十人、几百人乃至上千人被集体杀害的惨景就更加普遍了。史密斯在上述报道中说，他在下关亲眼看到有四、五百人被捆在一起，然后带到另一个地方去屠杀。至于几十个人一起被杀的，或几个人、单个人被杀的就数不胜数了。后来他从朋友的信中得知：“池塘中，水渠里到处都是日军杀害中国人的尸体，以至在几个星期后人们都无法使用‘满是浮尸的池塘、水渠里的水’。”

关于“北门前堆着一米多厚的尸体”不只是史密斯一个人见到。我们一定还会记得——西条受读卖新闻社派遣专门参观12月17日举行的“南京入城式”。后来在《支那事变一年史》中写道：“我出去一看，见码头斜对面一座高高的板墙，墙内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当时许多外国人把挹江门说成是北门。而挹江门又距中山码头很近。史密斯所见“一米多厚的尸体”也许和西条讲的是一同处，也许不是同一处，这样就有两处“墙内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了。

拉贝（即雷伯）在1938年1月4日给一个名叫W迈尔的人一封信中说：“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进行了数周之久的烧杀抢掠，大约有2万名妇女被强奸，成千上万的平民惨遭杀害。日军连外国人住的房子也敢闯入，60所德国人住的房子中40所遭到抢劫，4所被全部烧毁，整个南京城被日本人放火烧掉三分之一。杀人纵火、奸淫抢掠，至今仍在继续。南京城里没有一家商店未被砸、被抢。南京城里到处都是被日本军队杀死的中国人的尸体，不准另人收埋。”

拉贝根据的情况已被洞富雄先生编入《南京大屠杀》一书，并且加以分析和肯定。这里不再重复。

除了罗森、拉贝的报告和史密斯的报道外国人外，马吉拍的电影解说词中也和上述三个人说的一样：日本军攻陷南京后，对中国平民犯下了灭绝人性、惨不忍睹的法西斯暴行。他们不仅用机枪扫射，刺刀挑，手榴弹炸，以及用活理方法一批一批地残杀中国人，还往活人身上浇汽油点火焚烧。把许多人捆住手脚扔进江河池塘。不少凶狠残暴的侵略者兽性大发，把中国人的衣服剥光后将人丢进池塘开枪射击；把年轻的姑娘、妇女衣服剥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日本兵轮奸后，再用刺刀把受害者挑死。有的日本兵用枪逼着儿子当众奸污自己的母亲，当儿子拒绝时立即被杀死。于是灭绝人性的日本兵奸污了这位母亲，母亲含愤自杀。

罗森在上述的报告中还谈到日本兵残杀妇女的惨状：一位妇女被刺刀从背后捅进去，刺刀尖从前胸穿了出来，送进医院后5分钟便惨死；在美国教会的医院里，满是被日本兵野蛮摧残后伤势严重、气息奄奄的中国妇女。他在1月15日那份报告中写道：“1月14日，美国医院收到一位脖子被日本割断一半的中国妇女，连医生都惊讶这位妇女居然还活着而被送到医院里来。另一位孕妇腹部挨了一刺刀，腹中的胎儿被刺死。医院里收进许多未成年的少女，她们被多次、有的甚至接连被轮奸20次之多。”其惨状令人寒心。

日本侵略军的兽欲在那份报告中也有详细叙述：日本兵不论中国妇女年龄大小，一律强迫满足他们的兽欲，不少妇女因此而投河自尽。一位年仅10岁的姓冯的女孩，因年纪太小，日本兵竟把她的阴道割开，活活将她折磨死掉。

罗森3月4日的报告中还谈到南京郊外的受害情况。他说，在南京周围四、五十里的地方见不到人影，到处都是无人收埋的尸体。距南京太平门50里的龙潭镇，2000多户人家居住的几千栋房舍全被烧毁；距南京中山门六十里的淳化镇，1万栋房屋被烧毁，79人惨遭杀害，1万多户人家无家可归。

罗森的那份报告中还有一个附件，是龙潭水泥厂附近的农民王耀山、梅有夏、王云凯和夏明丰等人，写给在该厂工作的德国人和丹麦人的一封控告日军的信的译文。信中说：日本兵经常带枪到村子里来，他们先要“花姑娘”，只要谁说“没有”就当场被枪杀。在路上只要遇到人就搜身，银元、货币一律抢走，牲畜几乎被日本军杀光了。龙潭地区3000头耕牛抢走2700多头。江宁和句容交界的山，龙潭地区二、三十里范围内，没有一个家庭不是房屋被烧，就是家人遭杀害，被弄得家破人亡的。在这封信的后面，还开列了被日本军杀害的一长串名单。

罗森的1937年12月24日的报告中说，1937年12月9日上午，日军侵占南京的前4天，日本方面就要求所有外国人都离开南京，1938年1月15日的报告中又说道，南京沦陷1个多月了，日本方面还不让外国人回南京。他们：“我想这是日本当局害怕外国人成为他们滥杀无辜、血洗南京的见证人。”当外国人提出回南京的要求时，日本人才着手清理遍地都是的中国平民、妇女、儿童的尸体。因此，他们迟迟不允许外国人返回南京。

事实很明显，日本军在攻陷南京前要求外国人离开南京就是为了要执行南京大屠杀的计划。南京大屠杀后又不允许外国人及时回南京，就是害怕外国人看到南京大屠杀后留下的现场，企图掩盖他们的暴行，为的是往后可以抵赖。

外国人即使被允许回到南京，其行动也受到日本军的严格限制。罗森等曾提出到设在龙潭的江南水泥厂看望德国公民，却遭到日方的拒绝。他借故到中山陵一趟作为试探，路上受到日本兵多次盘查。罗森说，这充分证明日本侵略者害怕外国人把他们的暴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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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39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10)

但是南京大屠杀遍地是尸体的罪恶事实是掩盖和抵赖不了的，就连战犯松井石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铁的事实。罗森在1938年2月10日的笔记中记下了南京敌伪机构中一位叫杨秋明（译音）的官员向他提供的松井石根2月8日会见这位高级官员的谈话内容。松井对他说：“非常遗憾，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后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我们清楚地知道，松井石根在1月底便亲自出马，筹划建立南京的敌伪政权，先后找到几个大汉奸谈话，计划以温崇尧、梁鸿志、陈群三汉奸为核心，在南京组成华中“政府”筹备委员会。杨秋明是汉奸中的一个。松井石根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实话实说拢络人心罢了。在被判处绞刑以后，他对东京大学教授花山信胜曾经这样说：“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应该说只有可耻，哪里还有什么光彩而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开庭，根据中国方面所提供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和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军的供词以及其他人证物证，1948年11月12日判处对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松井石根绞刑。另一名主犯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进行审判，处以死刑。

1996年12月，我又收集到一份很珍贵的南京大屠杀的旁证材料，现将该报道全文抄在下面：

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

前德国纳粹党驻南京负责人报告书被发现

【日本《朝日新闻》（1996）12月8日报道】

题；纳粹干部的遗物中发现详细记述南京惨状的报告（记者　水本和实）

前日军从1937年底直到第二年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当时驻南京的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J拉贝曾向希特勒递交了关于此事件的报告。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人虽然也有报告，但这次发现的记录却是身为同盟国的德国人所写的亲身体验，是揭开“屠杀”真相的珍贵史料。

报告是用打字机打的，共260页。这是1938年6月8日写给希特勒的信，它的内容选自J拉贝从1937年12月9日开始写的日记。他说：“我想报告一个照顾我30余年的中国人是如何受到悲惨的遭遇的。”

据报告说，日军占领南京后，不把放下武器进入难民区的许多中国士兵当作俘虏，而是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

此外，关于普通百姓，他记述道：“仅仅由于像是士兵或在日军面前出现就有数千人被杀。”

J拉贝认为这种“大屠杀”是有组织地进行的。

日军多次集体抢劫和强奸，拉贝自己也出示纳粹的臂章，把拥入安全区自己家中试图污辱避难妇女的100多名日军轰走。

报告保存在拉贝的德国家人手中一直没有公开，今年9月被在调查此事的美籍华人记者得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J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几乎被免职，但考虑到他在南京时的功绩，又被官复原职，1950年死于西柏林。

发现报告的是现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艾丽斯陈。陈从两年前开始收集有关南京事件的材料，走访了美国和中国的有关人士，在柏林找到悄悄收藏报告书的J拉贝的外孙女。

拉贝是当时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调查了1937年12月8日至第二年1月13日这段时间发生在南京的一些事件，记下了《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在东京审判时并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被提出。罗森的报告引用的也有这中间的内容。此次在J拉贝外孙女处发现J拉贝给希特勒的报告。报告者提醒希特勒应引起注意，还证实南京大屠杀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当时德国驻南京代表向本国外交部报告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据推测，这个报告可能也是J拉贝写的。

艾丽斯陈在J拉贝外孙女家中发现的这个给希特勒的报告，它的意义在于预示着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有，其中也包括日本，多少年以后还有可能才被发现。这对翻案者来说是个无可奈何而又难以避免的惩罚。

《拉贝日记》于1997年8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计720页524千字，是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

拉贝的日记从1937年9月开始，一直到1938年他回柏林为止，连续写了6个月之久。这段时间正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间。拉贝先生当时被推选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主持安全区难民的保护工作。他曾亲自就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向日本大使馆交涉。作为大屠杀的外国见证人，他的日记详细的记录了500多个惨案。详细地记录了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的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集体屠杀、砍头、活埋、水淹、火烧和奸杀等罪行。日记里还包括其他几位德国人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这些材料所描述的暴行罄竹难书。而这是一个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公民所写的私人日记，其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

拉贝1938年回到德国后，曾向希特勒提交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因德日为盟国，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拉贝先生1950年逝世后，日记资料由其孙子保存，但一直没有公开。

最近，美国一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为撰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而收集资料，查访到拉贝先生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最初，赖因哈特夫人对公布拉贝先生的私人日记还有顾虑。经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向她说明日记的意义，她为之感动，劝说她已80多岁的舅舅拿出日记，并同意公诸于世。

拉贝给希特勒的报告，消息传到日本，立即引起许多人关注。尤其是日本学者，日中和平友好人士，对此事特别关心，并参与评论。认为约翰拉贝的报告在尘封50余年后，最近公诸于世，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重视。由于拉贝是日本战时盟国德国纳粹党人，当时任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因此，他的这份报告更具历史价值。

日本字都宫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指出，这份报告是现已发现的当时在现场的德国人的第一份报告。它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向希特勒提交报告本身也很耐人寻味。像拉贝那样身份的人，敢于向日本盟国的最高领导人报告，此事本身就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确有其事。

日本千叶大学、日本现代史教授秦郁彦说，这个报告是战时日本的友好国家德国的人士对当时情况的客观叙述，比起当时对日本很反感的美国牧师的证言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前面提到：《拉贝日记》发现的意义在于预示着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在其他地方也有，其中也包括日本。这个估计千真万确。事隔5个年头后，就在日本右翼团体于2000年1月23日，在大阪市国际和平中心举行所谓“彻底验证20世纪最大谎言《南京大屠杀》的集会”时，在长春又发现南京大屠杀的另一铁证——“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题为《南京总攻击观战记（之三）》，内中说：“在下关扫荡，败敌尸体约有三万；城外约7万人被打死，城内一万五千人，另有一万二千多名俘虏待处置”。不难看出“下关败敌尸体约三万”是佐佐木到一支队所杀害的平民百姓。该报道在当年12月23日，在这之前南京城外尤其是沿江发生多起集体大屠杀，这7万人被打死应视为其中一部分而已。“城里一万五千人被打死”，肯定指的是被分散屠杀的一小部分。

所有这些新发现，对于翻案者来说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种无可奈何的惩罚。日本现政府对于日军侵华的全部暴行罪恶，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罪恶，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应确实制止日本右翼势力反华翻案活动，进一步向中国人民道歉，按照国际法给予受害者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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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40节 谷寿夫罪有应得(1)（图）

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

谷寿夫系日本军国主义中凶猛、骠悍之军人，武士道精神贯穿于他的整个军人生涯。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他便在中国领土上作战，凶恶残忍，“战功”卓著，一举扬名。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主张武力灭亡中国，于8月间率领第6师团来华，是最早参加侵华战争的将领之一。他指挥部下进攻永定河、保定、石家庄等地时犯有抢劫罪。为了实现日本军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谷寿夫又率部从海上南下，于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野心勃勃，狂妄地向昆山方向大举进攻，企图截断我军撤往南京的后路，置我上海守军于死地，全部就地将他们消灭在上海。此着变成泡影后，他又积极转向太湖南岸，并用他“下克上”的精神突破“限制线”，用以表明他从速灭亡中国的决心，经湖州、广德，他率领日军直向南京扑来。在参与会攻南京作战中无比凶恶，先后攻陷我秣陵关、雨花台等阵地，于12月12日下午，首先攻占中华门之西一段城墙，是突破我城防最后一道防线的罪魁祸首。第6师团在谷寿夫指挥、纵容下于12月13日从中华门侵入南京城里，率先揭开了南京大屠杀的序幕，不放过一个中国活人。与此同时，谷寿夫指挥第6师团沿城向西窜犯，攻陷水西门外、汉中门外、上新河、江东门等广阔地域，并在下关和佐佐木到一指挥的第30旅团会合后，积极参与沿江大屠杀，犯下了血腥的暴行。南京大屠杀暴行被外国记者、外侨向有关国家披露出来后，迫于有关政府的交涉和舆论的压力，日本军部于12月21日决定将第6师团调离南京去芜湖，后该师团相继参加攻陷皖南、赣北、湖北、湖南等地的侵略行动。

我们在《铁证如山》中已经看到被第6师团所惨杀的例证之一、之二、之九、之十二及长生寺的19名和尚；此外，上新河、棉花堤等地被该师团屠杀达28730多人。此外不再重叙，仅再补充以下两点：

第一，刘修荣证实说：日本兵在江东门杀人很多。1937年12月15日，我看见日本兵在国民党军俘虏集中的陆军监狱（就在我家附近）到大士茶亭之间，约二里长的距离内，用刺刀捅、机枪扫射，整整屠杀了一天，尸体接连尸体，只有少数人死里逃生。我看见曾被日本飞机炸断了的江东门旧桥，已被日本兵用中国人的尸体堆接起来，上面铺上木板，供日本兵当“桥”行走。后来天气暖和，雪化了的时候，江东门一带血水遍地，令人寒心。

第二，龚玉昆证实说：侵华日军入南京时我才17岁，在三汊河扬子面粉厂（现有恒面粉厂）看大门，亲眼看到日本兵屠杀中国同胞的暴行。从三汊河到水西门，遍地都是尸体。单这一段万人坑就有5个：老虎门附近一个，水西门附近一个，汉中门黄土山下一个，三汊河高枝村对面一个，大同面粉厂（现在的鸡鸭毛加工厂）后山仓库外一个。这5个万人坑当时都被尸体填满了。12月16日，我还亲眼看见日本兵在三汊河抓到早已丢弃武器的中国兵一百多人，强令他们排成“一”字形队形，被日本兵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死，真是惨不忍睹。

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纵兵屠杀我国平民、强奸妇女、抢劫、焚烧、破坏等罪恶累累，不用枚举，本节附该罪犯的判决书供读者查阅，以资对该罪犯进一步批判。

附录一

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

三十六年度审字第一号

公诉人：本庭检察官

被告：谷寿夫，男，年66岁，日本人，住东京都中野区富士见町53号，日本陆军中将师团长。

指定辩护人：梅祖芳律师，张仁德律师。

右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左：

主文

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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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41节 谷寿夫罪有应得(2)

事实

谷寿夫系日本军阀中骠悍善战之将领，远在日俄战役，即已从军，并著战绩。自民国26年中日战起，先转战于河北永定河及保定石家庄等处。同年11月底，我京沪沿线事频告失利，转移阵地，扼守南京。日本军阀以我首都为抗战中心，遂纠集其精锐而凶残之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第十八师团牛岛部队，第一一四师团末松部队等，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下，合力会攻，并以遭遇我军坚强抵抗，忿愤之余，乃于陷城后，作有计划之屠杀，以示报复。由谷寿夫所率之第六师团任前锋，于26年12月12日（农历11月10日）傍晚，攻陷中华门，先头部队用绳梯攀垣而入，即开始屠杀。翌晨复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万非笔楮所忍形容。如12月15日下午一时，我军警2千余名，为日军俘获遭活焚。同月16日下午6时，集华侨招待所之难民5千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仅白增荣、梁延芳二人，中弹受伤，投身波中，与漂尸同流，得以幸免。同月18日夜间，复将我被囚幕府山之军民57418人，以铅丝扎捆，驱集下关草鞋峡，亦用机枪射杀，其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戳毙，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又如12月12日，乡妇王徐氏，在中华门外下码头，遭日军枭首焚尸。同月13日，乡民魏小山，因谷寿夫部队在中华门堆草巷纵火，驰往施救，致被砍死。同日，僧隆敬、隆慧，及尼真行、灯高、灯元等，亦于中华门外庙庵内，悉遭屠戮。14日，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难于中华门斩龙桥，又遭日军将其妻奸杀，8岁幼儿、3岁幼女，因在旁哀泣，被用刀尖挑入火中，活焚而毙。同月13日至17日，时值严寒，驻中华门外日军，勒令乡民30余人，入水捞鱼，从则冻毙，违亦遭戳。并将一老叟，绑悬树梢，以枪瞄准，作打靶练习，终至命中，断绳跌毙。同月19日，乡女谢善真，年逾六旬，被日军在中华门外东岳庙用刀刺杀，并用竹竿插入其阴户，实属惨无人道。计自12日至同月21日，我首都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而案可查者，达886起。（见附件甲1至28号，乙21至858号）其后中华门一带被害者，除以上列举外，尚有王福和、柯人才、卓吕同、沈有功。刘广松、曹文党、余必福、陈肖氏等378案。（详见附件9、13、1819、20、24、26、28号，乙至370号）日军陷城后，更四出强奸，一逞淫欲。据外侨所组织国际委员会统计，在26年12月16日、17两日，我妇女遭日军蹂躏者，已越千人。且方式之离奇惨虐，实史乘所未前闻，如12月13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被日军轮奸后，剖腹焚尸。怀胎九月之孕妇肖余氏，16岁少女黄桂英、陈二姑娘，及63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污。乡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草堆巷，经日军13人轮奸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被刀刺小腹致死。同月13日至17日间，日军在中华门外，于轮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因遭日军强奸，羞愤投江自尽。凡我留京妇女，莫不岌岌自危。乃相兽欲，每乘黑夜，越垣入内不择老幼，摸索强奸，虽经外侨以国际团体名义，迭向日军当局严重抗议，而日将谷寿夫等均置若罔闻，任使部属肆虐如故。再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象，故焚烧之惨烈，亦无伦比。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我公私财产之损失殆不可以数字计。中华门循相里房屋数幢，均遭烧毁，庐舍成墟，栖息无所。中华门、钓鱼巷、湖北路、长光路、双闸镇各处居民，曾有年、常许氏、冯兆英等房屋数百幢，亦俱焚烧，荡然无存。至12月20日，复从事全城有计划之纵火暴行，市中心区之太平路，火焰遍布，至夜未熄，且所有消防设备，悉遭劫掠，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日军更贪婪成性，举凡粮食、牲畜、器皿、古玩、莫不劫之。石坝街50号，抢掠国医石筱轩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2千余件，木器4百件，衣服30余箱。又在集庆路，铁管巷等处，掠劫民间牲畜、粮食、钱财，不可胜计。即国际红十字会病院内，护士财物，病人被褥，难民食粮，亦遭洗劫一空。美大使馆职员陶格拉斯晋饮（DouglasJcnkinc）、美籍女教士格蕾斯苞尔（Miss Graccbavcr）、德人乌拉比，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Rabe Barcharat Poklo Jcimssen）等住宅，并经先后搜劫，损失綦重。种种暴行，更仆难数。日本投降后，谷寿夫在东京被捕，经我驻日代表团解送来京，由本庭检察官侦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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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42节 谷寿夫罪有应得(3)

理由

查本案被告谷寿夫，于民国26年，由日本率军来华，参予侵略战争，与中岛、牛岛、末松各部队，会攻南京，因遭我军坚强抵抗，血战4昼夜，始于是年12月12日傍 晚，由中华门用绳梯攀垣而入，翌晨率大队进城，留驻一旬，于同月21日，移师进攻芜湖各情，已据供认不讳。（见侦卷66页，审判卷7宗16页，23页）至其陷城后，与各会攻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杀戮，尸骸经慈善团本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此项事实，匪特以据身历其境之证人殷有余、梁迁芳、白增荣、单张氏、鲁苏、殷南冈、芮芳缘、毕正清、张玉发、柯荣福、潘大贵、毛吴氏、郭岐、范实甫、姚加隆、万刘氏、徐承铸、僧隆海、莲华、尼慧定等12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征等，具结证明，（详见附件甲1至28号，附件乙1至858号，京这9至12号，各证，暨本庭侦查及审判笔录）且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及伪南京督办高冠吾为丛葬于灵谷寺无主孤魂3千余具所立之碑文为凭。（见京字3号、16号、17号各证）复经本庭按丛葬地点，在中华门外雨花台，万人坑等地，发掘坟冢5处，起出被害人尸骸头颅数千具，由法医潘英才，检验宋士豪等，填具鉴定书在卷可稽。（见本庭勘验笔录，及京字14号证）并有当时日军为炫耀武功，自行拍摄之屠杀照片15帧，及实地摄制之屠杀电影，经我军于胜利后扣获，可资印证，（见京字1号、2号、15号各证）至陷城后，日军各部队分窜各区，奸淫肆虐，如乡妇陶汤氏被奸后剖腹焚尸，丁小姑娘遭轮奸后刺死，即妊妇老妪亦同遭奸污，又放火烧毁民房，掠劫财物，以及闻人安全区内强奸妇女，劫取外人财产等情，亦据各生存之被害人及目睹之证人肖余氏、陈地姑娘、柯荣福、方鹤年、张孙氏、范实甫、张万氏、周一渔、何庆森、夏鸿贵，毕张氏、倪春富、曾有年、常许氏、冯兆英、石筱轩、徐兆彬等百余人，分别结主是实核与国际委员会所组南京安全区内档案列举之日军暴行，及外籍记者田伯烈（H.JTimpcriey）所著《日军暴行纪实》，史迈士（Cewis.C.Smythe）作《南京战祸写真》，暨当时参加南京战役之我军营长郭岐所编《陷都血泪录》，胪载各节，悉相吻合。《说见附件丙、丁、戊、已及京字9至12号各证》暨本庭侦查及审判笔录又经当时留京之美籍教授贝德士（M.S.Bates）史迈士（Cewis.C.Smythe）本于目击实情，至定宣誓并具结证明无异。是会攻南京之日军各将领，共同纵兵，分头实施屠杀、强奸、抢劫、破坏财产之事实，已众证确凿，无可掩饰，虽据辩称：（一）被告部队入城后，系驻扎中华门，于12月21日全部开赴芜湖，当时中华门一带，正值激战，居民迁徒一空，并无屠杀对象，且被害人均未能指出日军番号，故屠杀事件，应由中岛、末松，及其他部队负责，即罪行调查表亦多载有“中岛”字样，可见与被告无涉。（二）被告所属部队，军纪严肃，可保证未曾杀害一人，除已经证人小笠原清到庭证明外，应请传讯被告所属之参谋长下野一霍、旅团长坂德太郎、柳川参谋长田边盛武、高级参谋藤本铁熊等，即可明了。（三）本案证据全系伪证，不足为论罪根据等语，以为免责之辩解。但兹于第一点，按共同实施犯罪行为之人，在合同意范围之内，各自分提犯罪行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为，以达其犯罪之目的者，即应对于全部所发生这结果，共同负责。（参照最高法庭28年上字第3110号，26年渝上字第1744号各判例）被告既系会攻南京之高级将领，因遭守军猛烈抵抗，（见审判巷7宗16页）乃于陷城后，会合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各区，实施大屠杀，达30余万人之众，已与监督不严之偶发事件，显有不同。况经当时驻京外侨，以国际团体名义，于26年12月14日至21日，即在被告部队驻京之期间内，前后12次，分向日军当局及日本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并在照会内，附录日军烧、杀、淫、掠暴行，计113案，促请日军注意管束部署，防止暴行扩大，（见南京安全区档案原文1至49页，及附件已京字10、11号各证）而被告各将领，又均置若无睹，纵兵肆虐如故，且反将此种惨烈屠城情状，摄成电影及照片，藉以表彰战绩。其系与各会攻将领，基于合同意思，共同纵兵，分头窜扰，而作有计划之大规模屠杀及焚烧奸淫，至为明显。纵令被告部队，仅在旬日间，分担京市一隅之屠杀等暴行，然既与各会攻将领，本于联络之犯意，互相利用，以其报复之目的，依照上开说明，即应就全部所发生之结果与松井、中岛、牛岛、末松、柳川各将领，共同负责，奚容罪行调查表载有“中岛”字样，以及被害人未能指出日军番号词为藉口希图诿卸。查 市各区，屠杀奸淫等事件，泰半系发生于被告部队驻京这期间内，（即12月12日至同月21日）即在被告自承为其防区之中华门一带而烧、杀、淫、掠居民有案可稽者，已达459起，（详见附件甲9、13、18、19、20、24、26、28号，乙1到370号，丙1至21号，丁1至57号，戊1至3号各证，既本庭侦查审判笔录）其中被害人家属及证人，且多能切实指明被告部队之罪行，如据范文卿之子范实甫供称：“谷寿夫部下杀人、放火、强奸，无所不为，最残忍的要算是谷寿夫部队，杀人最多的约10几万人，我家对门丁道台的孙女被谷寿夫部下13个人强奸，这小姑娘因受不了，惨叫，被日军一刀刺进小腹而死。我还看见邻人魏小山，因谷寿夫部队放火，他去救火，被日军一刀砍死。”丁长荣供称：“我儿子丁连宝，被谷部（指被告）士兵用枪打，又戮一刀死了，当时一共打死七个人。又在中华门赛虹桥，见两个妇人被日兵强奸后，用刺刀从阴部刺进腹部，至腹破肠流而死。”徐承铸供称：“我胞兄徐承耀，被谷寿夫部队拉夫，经母亲哀求，不肯释放，当被拉到雨花台下打死。”又据证人欧阳都麟供称：“日军谷寿夫部队攻陷南京，由中华门首先进城，先行屠杀，就此两天内（12、13两日）中华门内外，遍地尸首，惨不忍睹，有的用刺刀刺孕妇腹部，至腹破胎坠而死，有的用刺刀从妇女阴户刺入，刀尖透过臀部致死，亦有80岁老妇，被强奸致死。”证人张如鸿称：“日军于26年农历11月初十晚进城，杀人放火奸淫最厉害的是谷寿夫部队。”各等语见本庭审判卷1宗30页；3宗35页、39页、43页；7宗60页、61页尤足见被告部队分担实施暴行之事实，昭然若揭，尚何有狡赖之余地。关于第二点，查被告部队，远在保定石家庄一带作战，即曾抢劫居民陈嗣哲所有之衣服古玩28箱及红木家具等物多件，又在浙江德清县境，惨杀平民卜顺金、卜玉山等人（见京字18号，20号各证）是其军纪之败坏，已可概见。迨会攻南京陷城后，更暴行累累，凶残无匹，乃反谓军纪严肃未曾杀害一人，显属遁词，至证人小笠原清，于被告部队会攻南京之时，尚在日本求学，徒以臆测之词，漫谓被告部队在南京并无暴行，自属无可采信。又查被告所属之参谋长下野一霍、旅团长坂井德太郎，及柳川参谋长田边盛武，高级参谋藤本铁熊等，均系参与会攻南京之高级军官及参谋和长官。对于实施有计划之南京大屠杀事件，本有共犯嫌，纵使该嫌疑犯等到庭为被告预期之陈述，亦不外瞻徇袒庇，自难据为被告有利之判决。兹被告犹斤斤请传该嫌疑犯等到庭作证，无非藉端希图延宕。关于第三点，查本案证人千余人，均系身历其境，将当时目击日军暴行痛陈如绘。被害人尸骸头颅数千具，并经本庭在丛葬地点掘出。灵谷寺无主孤魂三千余具之墓碑，至今犹存。郭岐所编《陷都血泪录》，远在民国27年即在西安写成，并于同年8月披露于西京平报（见京字12号证第1页）。国际委员会所组南京安全区，外籍记者田伯烈所著《日军暴行纪实》，及美籍教授史迈士所作《南京战祸写真》，皆为当时未曾参加作战之英、德、美、德人士，本其目睹情形，所作之日军暴行实录。日军以杀人为竞赛娱乐，且系在被告本国《东京日日新闻》登载。（见京字10号证第284至285页）屠杀照片及屠城电影，具为当时日军所摄制，借以夸耀武功，均系被告及会攻南京各将领共同实施暴行之铁证。被告竟以空言抹煞，妄指为伪造，可谓毫无理由。综上各点抗辩，均属狡展图卸，殊无可采。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其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破坏财产等暴行一系违反海牙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间有方法结果关系，应从一重处断。又其接连肆虐行为，系基于概括之犯意，应依连续犯之例论处。按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

据上结论，应依刑事诉讼第291条前段，海牙陆战规例第4条第2项，第3条第3款，第28条、第46条、第47条，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第2条，第3条，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2条第2，第11条，刑法第28条，第55条，第56条前段，第57条，判决如主文。（《档案》第603至612页）

以下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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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43节 谷寿夫罪有应得(4)

附件二

国防部审判战凶军事法庭判处

战犯谷寿夫死刑的布告

（1947年4月26日）

查战犯谷寿夫于作战期间，在南京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罪证确凿，业经本庭于本年三月十日依照海牙陆战规例第四条第二项，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七款，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第二条，第三条。战争罪犯审判第一条，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四款、第二十七款，第十一条，判处死刑。并呈报总参谋长 ，转奉民国政府主席蒋本年四月二十五日防吕甚字第八三七五号卯有——代电核准执行，各在案。遵于本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由本庭检察官将该犯谷寿夫一名提案，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执行死刑，除呈报外，合函布告周知。此布。

计开：

战犯谷寿夫一名，男，六十六岁，日本人，住东京中野区富士见町五十三号，日本陆军中将，师团长。（《档案》第613至614页）

以下从略。

从《判决书》和《布告》中不难看出，谷寿夫在会攻南京过程中凶猛无比，是日本军中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促令部下率先破城防，同时因会攻作战遭我军坚强抵抗，遂起报复之心，于陷城后有计划地纵兵烧、杀、奸、掠，杀人如麻，罪恶累累，对他处以死刑是罪有应得。

但是，我们又不难看出，谷寿夫虽然枪毙在雨花台，但不能把他看作一死了之。一是谷寿夫的罪帐未能算清。据查，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攻陷旅顺、大连时屠杀奸掠，无所不为，我同胞2万多人惨遭日军杀害。当时谷寿夫是基层指挥官，是命令的执行者，进攻凶猛，且“战功”卓著，不可能没有屠杀一个平民百姓。本书前面例举了日本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后的暴行，仅点出第6师团屠杀平民2人，似有应付之意。此外，第6师团离开南京后，参与攻陷皖南、赣北、湖北、湖南诸多大大小小战役，必有屠杀以致施放毒气等罪行。而此刻国防部忙于内战，轻外重内，未能对谷犯的罪行全面调查，不能不是一个明显的缺陷。二是我们对松井石根和谷寿夫的罪行批判显然不够。后来日本社会上不断地出现逆流，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为战犯松井石根鸣冤叫屈。一方面我们未能动员更多的人予以有力的回击；另一方面联合日本社会上民主人士和学者，汇成合力，对田中正明之流进行批判，声张正义，使日本的青年一代知道军国主义的罪恶以及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由此奠定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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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4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图）

1938年2月26日，日本裕仁天皇在他的寝宫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和柳川平助，对他们攻克南京予以嘉奖。

“七.七”芦沟桥事变不久，早有预谋的日本侵华部队于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得手后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思想指导下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向南京扑来，以为一举可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结束日中之战，从而使中国永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迫于险恶的形势，蒋介石在宣布“迁都”的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调配13个师计11万人的兵力归他指挥。守军在紧迫的时间慌忙布防，连同城墙在内构筑3道防御阵地，以期御敌、歼敌。

侵华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指挥下的9个师团攻陷上海后，用6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向南京进犯。松井在华以武官身份活动多年，对上海、南京的军事险要早已掌握在胸。东路沿沪宁线经镇江攻击南京的正面；中路沿杭宁路取道溧水、句容袭击南京之背；西路则选广德经宣城，直取芜湖，截断南京守军西去的退路。由此妄想把中国部队全建制的13个师歼灭在南京地区，使中国无力再行抵抗。

12月9日，各路日军紧密配合，步步逼近，合力对南京缩小了包围圈。早在12月1日，松井便得意洋洋地宣称：“南京最后之末日，相距愈近。”9日中午，在南京上空空投下《劝降书》，摆出杀气腾腾的架势，限令唐生智24小时内开城门投降，否则日本军决不宽恕，“南京势必难免战祸，而千载之文化，将化为灰烬，十年之经营，亦将全成为废尘”。唐生智一身正气，用阻击的枪炮声对松井的恐吓作了回答。10日，松井恼羞成怒，下达了总攻南京的命令。中国守军在南京城外与敌人进行了激战，击毙了相当数量的日本官兵，而且在7日那天阻击日军攻击牛首山的战斗中将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击伤，挫伤敌人的锐气。但是与日军相比，中国部队的兵力、装备和士气都处于劣势，更致命的是在战略上消极防御，不得不在激战中步步后撤。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下达“停止抵抗，撤离南京”的命令。于是军队按卫戍司令部的布署，放弃了阵地，分头突围或后撤。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侵华日军未经攻城战斗，却虚张声势地摆出战斗姿态，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内，划定区域，明确任务，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作为幸存者——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就当时日本所持的野心及日军的内部情况做某些探索，抛砖引玉，为研究者提供线索，乃属我的心愿。

第一，日本最高军事当局选择南京下毒手，并不单单意味着一次性的大屠杀的暴行，而是意味着日本对外政策的明确喧嚷——如果不迅速投降，接受日本的“条件”，甘做日本的“顺民”，就得继续吞下“南京模式”的苦果。后来的“三光作战”便体现了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南京模式”在侵华战争中的继续。归根到底，它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和灭亡中国的需要。

向外侵略扩张是帝国主义的共同本性。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里，各帝国主义先后多次侵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并强行在中国领土上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中，日本表现得最积极，是中国人民最凶恶、最残忍的敌人之一。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以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为借口，发兵侵略中国台湾，遭到台湾高山族人民顽强抗击，清政府亦调兵增援，全面布防。日本政府转而派代表与清廷谈判，阴谋从外交讹诈达到目的。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压力下，同年10月恭亲王奕沂与日本特使签订《中日北京专条》，日本退兵的条件是：中国允给“抚恤”银十万两，赔偿日本在台湾“所有修道、建房等件”银40万两，中国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给日本此后正式兼并琉球找到口实。（《中国近代史词典》第106页）此乃日本政府侵犯中国领土最早的一例。

1894年7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此举日本早有预谋，耍阴谋诡计诱中国上当，趁机占领朝鲜全境，进而攻陷旅大，血洗全城；接着在海上袭击北洋舰队，逐由海陆两线直逼中国国门。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后，日军占据海城，又兵分三路连陷牛庄、营口、田台庄。辽宁半岛陷落，京畿震惊。辽东军民奋勇抗击，但已无法扭转由清政府所造成的败局。1895年4月，日本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中国割取台湾及其周围的岛屿，掠夺去巨额赔款，从此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1900年，日本得寸进尺，派兵1万余人参加八国联军，充当强盗的主力军，镇压我反帝爱国力量，侵入天津、北京地区，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该《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剥夺了我国人民爱国反帝的权利，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1904年2月，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两国强盗在中国土地上火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破坏。后俄帝战败，由美国出面调停，签订《朴资茅斯条约》，日本取代俄国在满洲享有一切特权，为后来全部占领我东北三省起到跳板作用。

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借口对德宣战，肆意出兵山东，从德国手中夺取我山东半岛，并公然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因遭到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阴谋未能得逞。但日本并未由此放弃侵占山东半岛野心。1927年至28年，日本又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事件”，屠杀中国军民5000余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个步骤是日本侵占朝鲜割据台湾之后，妄想独占东北全境、灭亡中国、进而征服亚洲的一个具体行动。随后日本加紧向华北渗入，并把上海作为下一个侵占的目标。

1932年1月21日，日军借口“日僧被殴事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未待答复，于1月28日间突然向闸北发动武装进攻。中国19路军在上海人民大力支援下，连续打退了优势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三易主帅，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骄横气焰。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妥协，19路军抗战未能持续下去，最后将该军调离上海，满足了日军的要求。

日本军国主义侵吞中国东北三省后，就把有着丰富资源、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

1937年7月7日，日军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灭亡中国的野心到此暴露无疑，也是它自己走向灭亡的开始。

我们清楚地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取得成功后，不断地扩充军备，目标对准外国的领海、领土，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奴役殖民地人民，掠夺殖民地的财富，用以充实日本国财力和军备。日本是个领土有限、国土散落、资源不全、市场狭小、与外界交往条件有限的岛国，历来把发展放眼在国外。朝鲜、台湾和东北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就想尽快吞并下人口众多而又向来团结对外的中国。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固有的本性。日军残酷暴戾的根源又在于帝国的殖民政策。这一点，已由日军在我国各地所作所为为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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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5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2)（图）

1937年12月17日，日军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举行“入城式”。

第二，南京大屠杀来自把中国人民统统都当作敌人的指导思想。

日本侵略者自己完全明白，它和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是水火不能容的敌对关系。“八一三”事变后，上海人民英勇抗日。当战场上出现胶着状态时，松井坦率地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皇军的敌人，说道：“中国官民对我无不同仇敌忾，直接间接采取诸多不利我军行动，乃至妇女儿童自动成为义勇军之一员，或担负密侦任务。”这种军民不分的指导思想，是后来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松井是抱着“膺惩”中国的目的而率军来到中国。在攻陷南京前，松井限令唐生智24小时内开城门投降，否则日本军决不宽恕，“南京势必难免战祸，而千载之文化，将化为灰烬十年之经营，亦将全成为泡影”。可以认为此是松井对异国人民和文化仇视的反映，更是南京大屠杀宣言书的明确的写照。果真，松井说到做到，陷城后便把南京市民当作战斗对象进行攻击。

日本侵略军基于非正义，一经踏上中国领土，心理上就非常胆怯，时时刻刻都担心遭到中国人的袭击，处处都担心落入陷阱。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在杭州湾登陆后便深有感受，时时处处都疑神疑鬼，认为在支那“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在这种把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看成是敌人的思想指导下就导致以烧杀淫掠为主要手段的罪行。据统计，登陆后的日军在金山卫乡屠杀当地平民1050人，仅在山阳一带，日军就杀害无辜农民351人，烧毁房屋4,177间，抢杀耕牛708头，5,300多亩水稻和大量棉花田被烧成灰烬。属于第10军的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平民最多，也是出于指挥官极端错误的反动思想。

屠杀俘虏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日本也是《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签字国。然而，日本军部在侵华战争一开始时就作出决定，不受《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约束。

日本军部为了冲破国际法的约束而绞尽脑汁，先在战争程序和文字上大做文章，强调对中国是不宣而战，可以冲破国际法这一现有的程序。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不仅是军部中央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天皇的想法。

第10军第6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在该师团司令部里看到一份传达文件，内容是：“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到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情况异常》）该师团在向昆山进攻时又接到命令说：“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洞富雄先生深入研究了所有资料后认为：“上海派遣军或第10军，或双方发出了如此残酷的命令，那是千真万确的。”（引自《大屠杀》第225页）

所以，一些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侨得出结论说：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完全是日本军事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德国驻南京的代表向本国外交部报告中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第三，南京大屠杀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最野蛮的军事教育。南京大屠杀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反映了日本最高军事当局蔑视国际法的极端错误的指导思想，也反映出日本极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导致了日本军队的野蛮和残忍，形成当时日本军队侵略成性的本质。

军国主义教育以天皇至上为主线，成为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日本建立强大的海陆空三军的目的在于强力向外推行殖民地政策，与这个目的相适应，或者说相配套的是“以在国土内外，发扬光大皇威之荣誉”为宗旨的军国主义教育。天皇至上，崇拜天皇，天皇凌驾一切之上。在日本军队里出现了许多为天皇战死而感到“光荣”的军人。

日本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奉行天皇主义，实际上他们通过种种步骤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天皇主义。比如松井石根统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长官之后一段文字记载。

8月17日上午10时，余于宫中拜谒陛下，并拜受如下敕语：

朕委卿以统率上海派遣军，宜细察宇内大势，以速勘定敌军，扬皇军威武于内外，以应朕之倚重。

余奉答如下：

臣石根拜领上海派遣军之大命，受赐优渥敕语，诚惶诚恐，不胜感激之至，惟仁惟威，发扬皇军之宗旨，以安宸襟。(《虚构》第102至103页)

以上完全以皇帝身份对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这就是极端天皇主义和对天皇崇拜的表现。

宣扬天皇至上的思想，逐步形成日本军人毫无畏惧、敢于残酷战斗的精神支柱。竹内实在《观察中国的出发点》一文中说：“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在日本人一般精神状态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载日本《中央公认丛书》，1975年，第177页)在确立天皇制的过程，天皇至上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当时所有日本人的意识中。

在日本崇拜天皇和军国主义教育从少年时代便形成了牢靠的基础。学生都要参加升太阳旗，唱《君之代》

我皇御统传千代，

一直传到八千代，

直到鹅石变岩石，

直到岩石长鲜苔。

在参加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时要求绝对严肃，在操场上自不待言，哪怕是隔墙听到军乐队奏国歌曲调，意识到在升太阳旗，都要肃立致敬，表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

教科书课本上向学生灌输侵略意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规定学生要背熟、记牢。同时鼓励学生直接进入预备军官学校，并从各方面给予照顾，使进入预备军官学校的人得到实惠，在社会生活方面起到感召作用，把“优秀”人才集中于海陆空三军之中，以便用于对外侵略。

入伍后的军人教育首先要发扬崇拜天皇的精神。军歌《跨过大海》歌词中说：“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露骨地鼓励军人为天皇卖命，军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在侵略他国的道路上不住手地杀人的意识，主张只有杀绝对手才能扫除占领他国领海领土的障碍，取得殖民地的可能。前面提到的“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放火焚烧”便是日本军杀绝他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意识中的反映。

军人教育中又把“武士道”精神引向崇拜天皇，忠于天皇，把“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诱导为侵略政策服务，鼓吹日本大和民族绝对优越，蔑视中国，使日本士兵心灵上受到可怕的影响。军事训练也是极其残酷的，要求极严，在操场上，在野外惩罚士兵是常有的事。由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军官是日本的典型军人，他们集顽强性与残酷性于一身，不仅亲自参与杀人，并作示范，要新兵也这样做，由此进行军人教育。在南京大屠杀中用我同胞作练习刺杀的靶子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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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6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3)（图）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中华门。该城门顶端箭楼当时被日军炸毁。

鹈野晋大郎作为日本军人在侵略我国时犯有罪行，曾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他自己承认：“在担任见习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间，大约直接杀了四十五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虏而间接杀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并深有感受地说：“曾入侵中国大陆多达数百万的日本军官兵，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尉级军官，是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们所作所为，说是凶恶的化身也不过分。”(《〈南京大屠杀〉读后》，鹈野的手记：《以被控告的立场进行控诉》，《大屠杀》第259页)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日本投降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被关押了15年。他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神”熏陶下，产生了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引自《大屠杀》第265页)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第四，南京大屠杀来自日本军队最糟糕的纪律。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由中山门进入南京城内，看到南京城里城外被日本军烧杀所留下的现场后，感到自己的罪责难以掩饰，也认为：日本军是世界上风纪最坏的军队；士兵之暴行使皇威扫地。日本军风纪已成习性。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下克上”、军人以武力逼政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军人策划和指挥发动政变，要求改变对外政策，杀死内阁大臣、财政大臣和教育总监等人，提出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变虽被镇压下去，但军中的’少壮派”却更为反动。广田内阁的上台标志着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导致了进一步对中国的侵略，助长了“下克上精神”在军队中潜滋暗长。

无视政令军令的事在日本军队中常有发生。攻陷上海后，在向南京追击的途中，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及时地下达了以苏嘉线为“限制线”的命令，要求皇军到达此线后讨伐任务誓告一段落。一方面等待德使陶德曼在京“劝蒋”的动向，同时皇军在上海经过苦战，消耗很大，官兵都很疲劳，急需休整，以恢复精力，并在此期间获得补充、补给，预计1938年1月再向南京进击。但11月15日，第10军不接受“限制线”的命令，司令官柳川平助擅自率军越过“限制线”南端的一翼，沿太湖南岸如脱缰之马，快速向南京方向追击。松井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未及时制止，显示出他默许这种做法，在日本军中起到了下级可以不按上级命令办事的纵容作用。

柳川平助是第10军司令官，他的“表率”下级不会不模仿。总之，在日本军队中“下克上”的风气，似乎被视为一种“英雄”行为，因此军纪紊乱之程度可想而知。泷川政次郎后来特别提到南京事件，认为发生这起事件 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出现下克上的风气。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下士官级手中。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下士官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新评：东京审判》，下册，第96到97页)应该看到，高级指挥官“下克上”行为的危害性要甚于下级军官。当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南京调查。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竟对阿南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可见“下克上”的风气以及军纪的败坏又到何种地步。

松井进入南京后，明明知道自己的部属犯下了暴行，却得意洋洋地宣称：“鉴于皇军攻占外国首都乃属有史以来之盛事，永垂竹帛之业绩，万国注目之大事”。他陶醉不已地安抚亡灵，进行“忠灵祭”，转赐天皇的“御酒”，进一步鼓励日本军大胆妄为。

在日本侵略军里，军纪败坏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侵略战争中逐步地使人性异化。参加战争双方的人无疑地都将得到心灵的改造。中国部队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战争，自觉地遵守纪律，坚决地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保卫民族利益而战斗，英勇顽强，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而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侵略战争，遭到我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中国部队的坚决抵抗。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在残酷的战场上心理状态自然会出现反常，侵略战争很容易把人变成了魔鬼。许许多多日本军人，在血腥的战场上只考虑把对手——中国人杀尽而取胜，表现出野兽般的残忍。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埃德加斯诺怀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便来到中国，到过许多地方访问。就日本军野蛮性的问题，他描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转引自《大屠杀》第250页)

第五，南京大屠杀来自日本军对我军民最残酷的蓄意报复。

日本军早年在侵占朝鲜和台湾时，遇到的大都是地方人民组织起来的抵抗，力量单薄，以日军全胜而得逞，在侵略道路上未曾付出过重大伤亡代价，逐渐养成了骄横一时的傲气。

“九一八事变”后，在不抵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大批忠于祖国的部队被纷纷调进关内。日本军仅以12,000人的兵力很快地占领了东北三省，使3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人们怨声载道，呼天抢地。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内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呼吁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抗日呼声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强盗尚存，英雄见危授命。凶敌未灭，男儿何以为家。“七七芦沟桥事变”，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的蓄意挑衅作了坚决的抵抗，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声授，爱国抗日的将士们深受鼓舞。红军自动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平型关大捷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谬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抗战浪 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表明了中华儿女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十分英勇顽强，阻滞了日军的进攻，歼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尤其是上海防御战出乎日军意料之外。“八一三”始，中国部队在当地工人积极支援下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进 攻，日军以4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又增加1个军2个师团的兵力，方使攻陷上海的阴谋得逞。

就局部战斗而言，南京保卫战十分激烈，有的几近白热化的程度。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9日早晨，日军第九师团之一部已突至光华门外。我军从城墙上进行猛烈射击，阻击敌人的进攻。10日午后日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爆破城墙，曾三次突入城内，均被我教导总队军士营和156师苦战，将突入城内的日军予以歼灭，并缴获全部武器。雨花台防御战更为惨烈。日军第6师团在凶悍残忍的谷寿夫亲临前线督战下，该师团第11旅团发动30次猛攻，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才攻陷雨花台阵地。到我军下达撤出南京命令时止，华东战场上的日军伤亡已逾7万之众。加上华北战场上的战绩，已初步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幻。

伤亡7万，对于兵源有限的日军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沉重打击。短短几个月的战争便击溃中国军队的幻想在日军指挥官的头脑中逐步破灭了。这样，无疑地将在日军官兵中产生报复心理。在松井“对抵抗者极为严峻”的思想纵容下，攻陷南京城后，日军对中国军民最残酷的蓄意报复便由此产生了。日本方面也有人证实由于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抵抗、使日本军进入南京城后对中国军民进行了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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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7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4)（图）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举行“入城式”，骑马走在前面的为松井石根。

1938年2月5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了茶话会，参加这次茶话会的有各国外交代表。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日军军纪败坏的原因发表了谈话。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美国务院电文中说：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记录》59，载前书1，第162页)

这就是对中国军民报复的自供。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给了日本军一定数量的杀伤，而且中岛被击伤，对此日本军尤其是中岛满怀仇根，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极残酷的报复。

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松井和柳川是在什么情况下下达“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命令的呢?在攻打上海战役期间，日军付出4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松井认定中国人“无不对我军同仇敌忾”，因此对所有中国人都深怀敌意，必将寻找机会进行报复。攻陷南京前，松井对中国军民报复的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对抵抗者极为严峻”体现了松井报复的心理。松井自己估计错误，他以为《劝降书》空投下，唐生智将开城欢迎他，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唐生智用枪炮声对松井作了理直气壮的回答，不能不使他恼火，攻陷城进行报复到此已不可能逆转。后来，松井进入南京后，发现了日本军残酷的暴行，只是口头上念几声“紧箍咒”，并未采取有力措施严厉制止，从反面印证了松井的报复意识。

田中曾经企图为松井解脱罪责，说他在攻城前向日本军强调过军纪风纪。其实那是松井使的“障眼法”，只是做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看看而已，也是后来推卸罪责的托词。在被判处绞刑以后，松井自己都承认南京事件可耻之极，罪有应得。在东京审判30多年后的今天，田中还厚颜无耻地为松井石根涂颜抹脂，企图翻案，岂不可笑?

另一个蓄意报复的是中岛今朝吾。有资料表明，中岛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陆军大学，曾留学法国。为人性格反常，对下级具有不少虐待的恶迹。在攻打南京战役中各师团都想最先突破南京城，抢到头功。中岛在攻打牛首山战斗中“头功”未曾抢到，作为16师团的主帅却挨了中国军队的子弹，他能不恼火吗?“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完全反映了中岛的报复心理。

佐佐木到一在日本军中很有名气，很早便参与谋划侵略中国的事宜。1928年6月，松井便策划将已是少将的佐佐木到一推荐给蒋介石当“顾问”，试图在蒋身边安下一颗定时炸弹，因发生“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该阴谋才未得逞。佐佐木到一在南京大屠杀中先下毒手，到下关的第一天就屠杀军民2万人，是个令人可怕的瘟神，其恶毒决不亚于中岛。在这之前他是个对国民党寄予深切同情的所谓“亲华派”军人，而对中国内部迅速变化，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便转变为反对国民党的强硬派。后来他陈述这段历史时，在《进攻南京纪实》中说：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1929——作者注)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在20岁即自明治44年以来，我梦寐已求的目标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表示友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政策，尤其是蒋介石所执行的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觉得皇军的前途渺茫，于是就愤然离开这里。现在看来，这决不是出于私愤，背信弃义的人必受天罚。后来，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增订版，第255至256页)

洞富雄先生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对佐佐木上述言论作出结论说：“如果佐佐木对新生的中国抱有这种看法，那么他在占领南京时，身为警备司令官，其态度之严厉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1938年1月5日，在下关一次枪杀数千名中国军民，很明显是出于报复、发泄对中国军民的仇恨。

说到这里，试问一下：日本军中士兵有无报复行为呢?有，佐佐木支队那天在下关屠杀我军民2万人以后，下午到达和平门。他在《进攻南京纪实》中就到达和平门的情景叙述如下：

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因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想说：“都干掉!”

日本军对我军最残酷的蓄意报复，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因素之一，于此显而易见。

第六，南京大屠杀来自日军政治上和军事上速战速决之必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是日本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到总攻南京的前夕，时间已整整4个月，超过了战略时限，然而中国并没有向日本投降，而且提出了长期抗战，抗日救国的方针。日本军上下必然要考虑：选择最果断的措施，威慑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使其向日本投降，从而迅速结束战争，在短期内达到目的。

日本军政首脑心里明白：占有满洲并向华北推进，是在反共遏俄外衣掩饰下进行的，而且由于遏俄反共还有可能在政治上获得英美某些支持。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了。上海、南京是英美在华经济利益的集中点，也可以说是英美伸进中国的神经部位，一经触动，必有反应。皇军攻占上海和即将攻占南京，不可能不与英美发生矛盾。《田中奏折》中虽认为：“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但是能做到既不与英美发生冲突，又使中国向日本投降，是政治上两全其美的事，这取决于军事上采取什么样的果断措施了。

日本军事当局心里明白：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单纯地从军事素质和装备上对比，都优于中国，在攻占战略要点上，中国部队暂时还抵挡不住它的进攻。但日本兵力有限，资源也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基于这原因日本方面被迫制定速战速决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点出自日本军事最高当局的设想，也是建立在蒋介石政权事实上未能统一中国的基础之上。

同时，日本利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心理，暗中和他保持着“和谈”的联系。另一方面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内部分裂，分裂者在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同时投靠日本。日军攻占上海，攻陷南京，政治上的用意就在于迫使蒋介石猛醒，迅速接受日本的条件，签订“城下之盟”，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的，起码可以促进国民党内部分裂。到那时将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谈判”，仅把他看成是一个地方势力，使其后悔。这样便可先在华中方面“取胜”，也给最后制服中国奠定牢靠的基础。

松井在南京投下的《劝降书》，一方面是对守军进行威胁，“日军对抵抗者极为严峻，毫不宽恕”；另一方面发出招降的讯息：“对一般民众及毫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宽大为怀，全不侵犯。”当然这纯属于欺骗而已。南京陷落后，日军用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兑现了松井石根在《劝降书》上的谎言。其恶毒用意就在于以此来威慑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迫使蒋介石政府从速向日本投降。田伯烈对此深有感受，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说：“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事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100至101页)

此刻，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抗日运动掀起了高潮。而蒋介石不能不看到全国人民已行动起来，抗日呼声已如雷贯耳，不敢轻意背叛人民的愿望，冒险去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选择在南京下毒手，妄想以最残酷的罪恶手段威慑住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在死神面前束手就擒，听其宰割，永远做个亡国奴。

但侵略者失算了。祸莫大于杀已降和敌国人民。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激怒了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坚密地团结起来，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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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8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5)（图）

日军66联队1大队的《战斗详报》（部分）载有杀害全部俘虏的内容。

第七，南京大屠杀是霸权主义逻辑下的犯罪。

南京是蒋介石政府的首都。日本军国主义选择南京下毒手也是向英美声明——中国是日本的国中之国，主权归日本所有的意思。

在进行攻打南京时，日本飞机公然在江阴炸沉美国军舰“巴纳”号，又在芜湖用重炮击伤英国商船“瓢虫”号，事后仅通过外交渠道说一声“意外的失误”了事。攻陷南京后日本拒不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然到安全区内抓走平民押到预定地点去屠杀，就地强奸、抢掠，不听从国际委员会官员的劝告，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的表现。

众所周知，战争中杀害俘虏和敌国人民为国际法所不容许。甲午战争时，日本在宣战诏书中对战俘问题曾经提到受国际法的约束。后来事实告诉我们，日本最高层在处理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时常常采用不可告人的投机取巧手段。

“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暗暗地按照田中义一的侵略步骤一步一步地吞食中国，而又避免与英美发生冲突。有确凿证据表明，当初东条英机曾就军部中央提到国际法的约束问题，却被军部中央有意删除，决定冲破这一现有国际法的束缚。处在侵略中国步步得手的日本军事当局认为，承认国际法将妨碍部下的军事行动；反之只做不说，日军在在中国土地上便可以任意处理俘虏和平民，直至把他们斩尽杀绝。

可以肯定，征服支那不可能和和平平、一帆风顺。斩尽杀绝倒是征服支那不可欠缺的强硬手段。只要考虑得当，行动周密，干得彻底，不被当场抓住证据，又控制住当地舆论，彻底摧毁支那人的精神，执行(刑)者的官兵和忠于日本的学者肯定会慎重考虑大和民族的荣辱问题，偏袒本民族，把有说成无，把真说成假，混淆是非。随着历史不断地向前推移，人们的记忆也将淡化，往事定会自生自灭，不了了之。最最重要的是征服支那，手段促成目的，目的无论如何也少不了手段。到了目的达成之日，用羽翼下“溥仪式”的人物出面说话，为“皇军”歌功颂德，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被“皇军的圣战”所淹没，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这种赤裸裸的霸权主义逻辑只能纵容部下犯罪和起庇护作用。而对决策者，不因为他不承认国际法就不受国际法的约束。战后依据国际法组成远东国际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理，其中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被处死刑。

八、走鸣冤诉讼之路

欲要诉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必先状告田中正明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歪曲和否认。道路遥远和艰难，但千里之行又始于脚下。我们是受害者，掌握着侵华日军的罪恶事实，又有13亿人民作后盾和广大爱国华人华侨的支持，经过不懈的努力，为雪国耻，一定能够胜诉。

田中正明是何许人也和《“南京大屠杀”之虚构》(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中译本)出笼的背景，在有关章节里已作了简介，不再追叙。众所周知，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国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发动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世人有目共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时，对南京大屠杀一案作了定性，形成了铁案。那么试问：田中正明为了歪曲和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有哪些虚构呢?

虚构之一，是西安事变中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南京俘虏了蒋介石。《虚构》为了污蔑共产党，他说：

为了迫使南京政府就范，这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相继离开陕西省的红色首都延安前往南京，商讨国共合作全面进行抗战等问题。当时蒋介石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俘虏，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以自己的意志中止对日全面抗战的力量。(《虚构》第91页)

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是蒋介石迫令部下执行不抵抗主义的结果。西安事变何以得到和平解决，共产党从中起到什么作用，世人皆知，已成历史。但是，对中国有着重大影响的西安事变，田中正明都没有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他凭什么“资料”证明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到了南京，蒋介石又是怎样成为共产党俘虏的呢?他对中国的政治历史知识等于零。中国许多小学生都知道，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只到了西安，却未去南京。毛泽东和朱德一直未曾离开延安一步。田中正明虚构得太离奇了——也许这就是他惊天动地的才华!

虚构之二，是刘少奇指使学生挑起芦沟桥事件。在这里田中正明造谣的才华举世无双，栽脏也不用起草，说道：

总之，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批示，派遣抗日救国学生，乘黑夜在芦沟桥上向日中两国军队射击，挑起日本驻屯军和宋哲元的29军发生冲突，致使冲突扩大为日中战争这一闻名历史的大战。(见《虚构》第97页)

田中正明使用的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的欺骗战术，把日本军蓄意挑起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身上。试问《二十一条》和《田中奏折》的内容是什么?不就是要灭亡中国吗?灭亡中国的途径是什么?不就是凭借日本军事上的优势，在中国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地挑起战争，一次一次地蚕食中国的土地，最后的目的是迫使中国签订像《日汪密约》内容那样的条约，把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全部控制在日本手里吗?皇姑屯事件是谁制造的?“九•一九事变”又是谁挑起来的?“七•七芦沟桥”对中国人民来说，那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从那一天起，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驻丰台的部队，有预谋地在宛平城外芦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在夜幕掩护下试探我军心理，企图引诱我军先打第一枪，从而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但是中国部队识破了日本军的阴谋，任凭日本兵在芦沟桥附近横冲直撞，鬼叫狼嚎，我自岿然不动。日本兵无奈，又借口夜间演习失踪一名士兵，无理要求允许派部队进入我军固守的宛平城搜查，为当时驻守芦沟桥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219团吉星文部严词拒绝。双方正在交涉中，日本侵略军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竟迫不及待地向宛平城射击，继而开炮轰击宛平城和芦沟桥。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从此开始。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其所著《日本历史》一书中，依据历史事实正确地指出：“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日本突然地攻击了中国军。这样，所谓‘七•七’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开始了。”他在1982年一次谈话中说：“有良心的历史学家没有人否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这就是历史事实，当然也是历史结论。

虚构之三，污蔑“进入8月以后，中国军队在闸北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中国没有按日本的要求及时撤走保安队和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全面抗战，是引起上海“八•一三”战争的根本原因。

人们都还记得，“九•一八”前日本军在沈阳外围经常举行军事演习，“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军在芦沟桥白天举行军事演习还嫌“不过瘾”，夜间又接着演习，两起事变都是由日本军假借演习主动挑起战争。日本无视中国的主权，在中国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上海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完全有权利按自己的需要进行军事演习。只准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放火，不准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点灯，这种强盗逻辑，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有理”的理论。还有，日本要求中国撤走上海的保安队更属无稽之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经常寻衅闹事，引起全国人民的切齿之恨。日本不把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的日本军撤回日本，反而要中国撤走保安队，岂不是本未倒置，是非颠倒。一切都由日本说了算，而中国只有遵从日本大人的指挥棒了!岂有此理，侵略者的嘴脸亦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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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49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6)

说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全面抗战是引起“八•一三”上海战争的原因更是理曲词穷，曲解是非。“七•七事变”后日本决定动员40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7月30日先后攻占北平、天津，尔后在华北战场上以平津为据点，沿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继续扩大战争，决心三个月灭亡中国。在此情况下南京最高军事会议才决定全面抗战。此次会议的决定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虚构》在第100至101页虚构上述“三点”是引起“八•一三”上海战争的原因，为日本军部开脱罪责——强盗从来就不顾人格，抢劫财物之后还说是被抢者防盗的结果。

“芦沟桥事变”时，日军即在上海地区加紧进行调集船只，增派部队，征召预备役等战争准备活动。企图利用在上海的既占阵地和有利的军事势态，一举占领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为后续部队上陆创造条件。在战略上企图控制进攻南京的大门，配合华北战场，以求战争的速战速决。为此，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自7月中旬起即开始武装示威和夜间巷战演习等军事挑衅，并且多次制造了“水兵失踪”事件。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左右，日军特别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水兵，驾驶汽车直闯虹桥军用机场，并开枪射击中国哨兵。警卫机场的中国国民保安队开枪还击，两个日本军人当场毙命。11日，日寇提出取缔上海地区国民党保安队和撤除沪西地区的工事等无理要求。同时，增派大量舰艇驶进黄埔江，并向上海增派海军陆战队。12日傍晚，停泊在上海的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司令官电告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上海战争已处在爆发前夕。当天夜里，日本政府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四相”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火速派两个师团开赴上海。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凭借租界和黄埔江上的军舰，在航空兵支援下发起进攻，揭开战幕。中国军民忍无可忍，奋起迎战，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引自《暴行》第26至27页)

虚构之四，因为中国军队坚决抵抗，日军无可奈何进攻南京。田中正明引证松井的《阵中日志》说：“故午后命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原作者注)进攻南京城。实为敌军之冥顽而遗憾。此及欲罢不能之事也。”(引自《虚构》第135页)

松井是个阴谋战略家，战场上演的“西洋镜”是以欺世盗名，用以掩盖他的侵略罪行。中国人讽刺这种不要脸的人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竖牌坊”。对于松井和田中来说，他们既要灭亡中国，又要说“大东亚共荣”；既要攻占南京，又要说“实为敌军之冥顽而遗憾。此乃欲罢不能之事也”，用一块很漂亮的遮羞布把自己的真实面孔遮将起来。

日本陆军大佐西坦新七在《中国事变史》一书中就1937年12月8日，日军进攻南京的势态时说：

南京最后之末日，相距愈近。 [手 机 电 子 书 w w w . 5 1 7 z . c o m]

然南京已落我军掌中，若攻略南京本防御线，则所剩者，惟须扫荡城内外之残敌耳。而继续并辔向南京前进之我官兵，其意气冲天，高声大叫：“呵，已到南京矣。”仍着血与汗污染之戎衣，为日当不久；换着新鲜入市之锦衣，为日亦自不远也。我军已制南京之死命，敌尚不知。(引自《档案》第21页)

松井披着日本武官的合法外衣在华进行多年间谍工作，暗中对上海和南京的地形作过调查，早就为进攻南京作了实际准备。当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老谋深算的他已经设想好了要动用多少师团的兵力投入战斗，一旦攻陷上海，便趁热打铁立即进攻南京。1937年10月8日，他发表声明说：“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11月7日，他接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已经公开了他进攻南京的身份。

进攻南京是松井石根的主导思想，也是他梦寐以求的迫切愿望。1937年11月22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向日本参谋部呈报必须攻占南京的意见书。呈报中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引自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见《档案》第19页)该“呈报”中还谈到攻占南京的意图——利用目前的形势攻占南京，当在华中方面结束作战，以及具体的兵力布置。足见“欲罢不能之事”是松井的欺人之谈。

虚构之五，“保护南京的名胜古迹”之说，田中正明借助当时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之口，反复宣传松井保护南京名胜古迹的命令，大施障眼法，明是暗非，说一套做一套。

中外无论何种身份的人每到南京，除了游览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莫愁湖等处名胜古迹之外，另一个必到之地就是秦淮河岸边的夫子庙。该庙又称大成殿，是一文庙，始建于1034年，全木结构，设计精巧，构造复杂，风格古朴，内部陈列着一些与孔子有关的文物。清代重修，是南京城古建筑群中最古老的名胜，世界闻名。可是，日本军侵入南京城后，将大成殿内一些文物抢劫一空，而后付之一炬。与松井“保护南京的名胜古迹的命令”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了松井一个响亮的耳光。

座落在南京城北校门口的祖灯庵，始建于明代，历经数百余年，是南京的古刹之一。大殿内诸佛神像栩栩如生，经典文物价值十分贵重。庵内师徒众人日夜诵经守护。日军罔村部队窜至校门口，将该庵纵火烧毁，3个出家人亦遭日本军屠杀。

虚构之六，是捏造所谓的“市内激战”。他虚构的谎言如下：城内尚驻有15000名以上的中国士兵。为此，部队在攻入南京城内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从政府大楼的门窗内和屋顶上不断有机枪子弹飞来。直到翌日下午4时，日军才完全控制了市内。

上海派遣军参谋大西一大尉于13日下午进入市内，当他来到中山北路的首都饭店(后为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所在地)时，正赶上16师团一部为进攻这座饭店而同少数顽强抵抗之敌进行激烈的枪战。(见《虚构》第147至148页)

为了驳斥田中正明混淆视听，以假乱真的诡辩，有必要把日本军进攻中山门和从中山门进入南京城的时间先搞清楚。据日本国际画报社1938年2月1日出版的画报在《开始总攻南京》的一文中记载：

[十二月十二日]，在正面进攻中山门的富士井、伊佐、片桐、大野、野田等部队中，富士井部队突破了中山陵附近的第二道防线，其佐翼的伊佐部队从下午二时半开始参加了攻击中山门的战斗。猛烈的炮击在城墙上打开了缺口，门口的守军是教导总队的精锐，作着拼命的抵抗。

这里说的是“下午二时半开始参加了攻击中山门的战斗”。“此刻南京城内尚驻有15000名以上的中国士兵”是对的。但田中正明把实际时间推迟到13日下午，那就是虚构的欺骗。

日军12月11日曾经突入光华门，但被我教导总队军士营所击退，日军伊藤善光少佐被我军击毙。12日下午才正式突入光华门。12月12日中午12时，第6师团的山田工兵部队在中华门以西爆破成功，使城墙出现缺口，长谷川部队用绳梯登上城墙，窜进南京城里。很明显进攻中山门的伊佐部队与从光华门、中华门进攻部队攻击进展迟了一天时间。12月12日和13日南京城内的情况有天壤之别。

1937年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在原铁道部里下达了“停止抵抗，撤出南京”的命令。各部队立即就地动员，按照命令的要求，分别利用夜幕，向不同方向撤退突围。可以说“南京城内是个无抵抗的城市”。那么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未经攻城战斗便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内，何来的“顽强的抵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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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50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7)

13日下午，在南京城内日本军实际行动情况又如何呢?

[十二月十三日]，随着占领区域的逐步扩大，我海陆空军从下午二时停止轰炸，中央军官学校、国民政府等机构，先后落入大野部队之手。另一方面，前日开始一直在城南一带进击敌人的部队，把敌人不断地赶向城北丘陵地区。我军城内的扫荡战，在黄昏前终于结束了。(引自日本国际画社1938年2月1日出版的画报《开始总攻南京》，见《档案》第16页)

上述文字清清楚楚证实了日本军在南京城内的扫荡战，于13日下午“黄昏前终于结束了”。这里又揭穿了田中正明把“12月12日下午，中山门外与城里的情况”移到13日下午的鬼把戏。直到翌日下午4时，日军才完全控制了市区”的内中便隐藏着屠杀中国军民的阴谋。

南京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后来曾与日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有一次谈话，对大西一13日下午在中山北路看到的“激烈的枪战”作了具体地回答：

[十二月十三日]，进入城内的一部分日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中心的从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条马路，约五公里的一条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病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大西一在13日下午在中山北路看到的所谓“激烈的枪战”，实实在在地看到的是两条血路中的一条，即中山北路上血腥的大屠杀。而12月16日下午经过中山北路的佐佐木元胜在《野战邮政旗》一书中，对汪良的介绍作了印证：

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数町(每町约合109米——作者注)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二万中国兵在这里被杀。其中好象也有脱去军装换上便衣的中国兵。(上册，第216页)

这里所谓“脱去军装换上便衣的中国兵”便是难民，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中国兵”的好几倍。

南京城内是个无抵抗的市区，不仅中国人实事求是地一贯声称，而且被外国人目睹所证实。南京陷落时，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先生一直留在南京，并组织收容难民工作，曾秘密地记录下日军的暴行，他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写道：

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向日本军开过一枪，而日本军至少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为了省去掩埋尸体的工作，日本军大抵都把尸体丢入江中。

雷伯先生说：“中国人没有向日本军开过一枪”那是事实。但说“日本军至少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那就相差太远了，也许所指仅限于安全区附近被杀害的“五千人”而已。

1982年，我《人民日报》谴责日本教科书把南京无抵抗的市区写成了“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歪曲了历史事实，是地地道道的无耻谰言。田中正明此一虚构，到此也彻底破产了。

虚构之七，谎称“正确对待俘虏”的问题，是因为屠杀俘虏为国际法所不允许，表明日本军野蛮，丧失国格，而且战后要追究指挥官的战争责任。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却无视国际法，竟“决定对被捕的中国人不作俘虏处理”。(《记录》44号，第19页，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Ⅰ)

田中正明从为日本军抵赖罪恶出发，虚构谎言说：“所谓杀害俘虏，完全是无中生有。在部队转移时都让他们返回了家乡。”(见《虚构》第154页)。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且来在《虚构》一书中找到日本的前田雄二在《在战争的激流中》中写道：

翌日(12月16日)，我和新井及照片中的祓川等人一齐前往军官学校(即中央军官学校——作者注)观看“处刑”。关在校舍一角的俘虏一个个被拉到院子里面来。下士官令他们向前面的防空壕方向跑，早已做好准备的士兵用刺刀向他们背后刺去。对于惨叫着栽入壕内的俘虏还要补上一刀。学校内共有三处这样的“刑场”。

另外，松川晴策(千叶铁道第1联队.陆军队长)说：具体日子记不清楚了，大概是15日或者16日，在下关码头，我曾见到陆军士兵让中国俘虏每六人排成一列，然后用刺刀把他们挑死或者用枪把他们打死。(见《虚构》第149页)

田中正明接着说：“看来在17日入城式前夕确曾有过这类处刑”，但又诡辩说“绝非什么大屠杀”。用他们的观点来解释，日本兵用俘虏作靶子进行刺杀训练也叫做“正确对待俘虏”?

《铁证如山》一节中已说过，日本军对待中国俘虏一概都杀，未曾饶过一人，无需加以重述。这里仅就日本军指挥官对中国人的认识，由此发出的命令和对待屠杀的行为加以引证和补充。

松井石根指挥侵华日军来华作战的任务是“膺征”中国，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在攻打上海时便在《阵中日志》中写道：

然上海附近之中国军民，受蒋介石多年排日侮日精神影响颇深，无不对我军同仇敌忾，直接间接采取诸多不利我军之行动，乃至妇女儿童亦自动成为义勇军之一员，或担负密侦任务。

松井仇视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也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鉴于非正义的心理，第10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在杭州湾登陆后便深有感受地认为：在支那山川草木都是敌人。

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步步紧跟进攻的日本军前进，他在属第10军的第6师团司令部里看到一个文件，其中说：“不许共产主义暴虐，为了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见《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的情况异常》)另在《乡土部队奋斗史》一书中也记载着：第6师团司令部在向昆山进攻的途中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烧毁。”初步体现了日本军“三光作战”的政策，随后又大加发挥和不断地升级。

事实证明，仇恨中国军民的思想在日本军将领中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对待俘虏斩尽杀绝是他们的既定政策。有充分证据表明，华中方面军在进攻南京的布置中未曾提到对待俘虏如何处理的问题。田中正明引用松井的《阵中日志》为“正确对待俘虏”之虚构进行诡辩，欺骗不明真相者，以便蒙混过关。但我们查遍了他引用的《攻克南京城纲要》和《进攻南京及入城后之注意事项》总共615个字，其中却未见“俘虏”一词，“正确对待俘虏”又从何谈起呢?1937年12月8日，松井在给守卫南京的中国部队《劝降书》中说：“百万日军，业已席卷江南，南京城正处在包围之中。”又说：“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但对一般无辜之良民及没有敌意的中国部队将是宽大为怀，并保障其安全。”他在《攻克南京城纲要》和《进攻南京及入城后之注意事项》未曾提到如何处理俘虏问题，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有意省略。《劝降书》中的第一句“意识到将有大批中国军人被俘”；第二句“是处理俘虏的方针”，即“格杀勿论”和“宽大为怀”相结合的方针。所谓“宽大为怀”只是对中国部队官兵抵抗意志的软化，诱引他们投降，是欺骗手段。因此，“宽大为怀”是假，“格杀勿论”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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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51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8)

从田中正明引用的“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松井的《阵中日志》中大部分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反证的线索：他在《攻克南京城纲要》和《进攻南京及入城后之注意事项》中用“回避处理俘虏”极关重要的事项替代将俘虏斩尽杀绝的命令，用“宽大为怀”的欺骗手段替代“对俘虏一律格杀勿论”的方针。这个论断恰恰与“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的叫嚣相互印证，一点也不牵强附会，而且前者是前提的暗示，后者是内容的执行，正好形成因果关系。

虚构之八，制造“以公正态度对待一般市民”的假象，用以收买人心，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经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日军在南京分散屠杀计2000余案，被害者达15万人以上，而其中大部分是市民、难民!

21日的《朝日新闻》以5栏篇幅，并穿插照片，大加报道特派记者守山19日发的消息，共有4个标题，其中《敌国首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明朗气氛报道说：“过去市民一见到日本人就要扭头躲藏起来，而现在全变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们，日军的宣抚工作在稳步进展。在日本大使馆后面的广场上，看见日本兵在发给居民点心，香烟，给抱着婴儿的老太太送奶粉，场面非常热闹。”(见《虚构》第204页)

《虚构》中的虚构纯属一派谎言!15日以前日军屠杀的情景我们姑且不提，看看16日至18日，日本军在南京有哪些屠杀?

1937年(以下均是1937年，故略)12月16日傍晚，有难民五千余人，被日军由华侨招待所押至中山码头江边，用机枪集体射死，当时有梁廷芳、白增荣两人跳江自戕，幸而脱险。

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四号难民区内，搜捕青年徐静森等十余人，押至大方巷广场，以机枪扫射。

12月16日，在鼓楼四条巷难民所，将张义魁等五十余人集体屠杀。

12月16日上午10时，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将平民吕发林、吕户云、张德智、张德亮、张德海等一百余人，拖至四条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幸免。12月16日，在傅佐路12号，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边枪杀，罹难者二百余名。

12月16日下午，在鼓楼五条巷四号难民区内，将军民石岩、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村等数百人，驱至大方巷广场，以机枪射杀。

12月17日，在煤炭港英商和记公司内，将首都电厂工人许江生等45人，捕禁于煤炭港下游之煤边，初以机枪扫射，继集薪油之类，堆积茅屋四周，放火燃烧，致被害人一部分人被烧死者。

12月17日，在三叉河放生寺，及慈幼院难民所等处，集体枪杀平民四五百人。

12月16日夜间，日军将被俘之国军及难民57418人囚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复用铅丝两人一扎，排成四路，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悉予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作骸骨悉投于江中，在此大屠杀中有教导队冯班长，及保安队警察郭某，将绑扎挣脱，佯仆地上，拖尸盖身，因而得免。

12月18日，在下关南通路之北，将我军人及难民三百余人，集合该处麦地内，用机枪射杀，无一幸免。

12月18日，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亭等四千余人，押送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人生还。(以上引自《档案》第132至134页)

这里叙述的仅是日军16日至18日的集体屠杀，计11起，被害者近7万人之众。在此期间日军分散屠杀的次数很多很多，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分别从不同角度记载了侵华日军分散屠杀的次数则数以千计；屠杀的人数则数以万计。

守山19日发自南京的消息，共有四个标题：即《忘记抗日口号的南京市民》、《与日俱进的友情》、《使人想起“奈良之鹿”的配给情景》、《敌国首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明朗气氛》。12月21日，《朝日新闻》在第三版头条位置，以五栏通篇，大加报道特派记者守山19日发的消息，可以想见文字之长了。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那篇文字不是12月19日一日一下子能够杜撰成文，而是取材于16日、17日、18日三天，甚至也包括日本军15日以前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已经铸成铁证。仅就12月16日至18日集体屠杀中国军民近7万人之众，也就构成了血腥的大屠杀，何况仅仅是那3天的集体屠杀了!据考证《档案》和《史料》记载的分散屠杀的名单摘自《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附件关于分散屠杀部分统计节录》。分散屠杀文中只是例举的城西部分，不是在一区域内的所有屠杀，更不是南京城里城外所有的分散屠杀。屠杀面涉及南京城里及郊区农村，是被分散屠杀15万人中的一部分。但仅就被列出来被分散屠杀者的名单，足以证明日本军野蛮、残忍到了何种程度!这与守山虚假报道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值得一提的是，12月17日松井石根耀武扬威地到达南京，并举行“宣扬皇威”的入城式，每个师团都调集一定数量的官兵去接受他的检阅。但就在这一天，发生了煤炭港和上新河放生寺等处的集体大屠杀。分散屠杀中我们列举了2700余人。16日还发生草鞋峡、18日下关南通路、城里大方巷3起集体大屠杀，很明显，各师团都以大屠杀的“战绩”欢迎松井石根来到南京。

然而，仅就守山新闻通讯本身而言，按新闻“五要素”的要求，也经不起内行逐段分析，解剖推敲。比如他说：“过去市民一见到日本人就要扭头去藏起来，而现在全变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们”；“日军的宣抚工作在稳步进展，在日本大使馆后面的广场上，看见日本兵在发给居民点心、香烟，给抱着婴儿的老太太送奶粉，场面非常热闹。”

不要忘记，该文的前提是日本军在南京用烧杀奸淫、抢掠所造成的恐怖心理。他避而不谈市民们恐怖心理的形成，恐怖心理在市民中仍在继续加深，只用一句“过去市民一见到日本人就要扭头藏起来”，没有回答为什么会藏起来的真相，显然失真。在恐怖还在继续之时恐怖心理能够消除吗?双方立场尖锐对立，南京市民“同日本兵交上朋友”等于说“水和火”交上了朋友一样可笑，是一句地道的捏造之词。亲人被日本兵杀害，在身边的尸骨未寒，又走到“两条血路”的交汇点上来，在死神面前人们能够笑得出来吗?

守山所要做的是对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精神的污辱。人们不免要责问守山：日本兵就哪些居民发了点心、香烟?人数有多少?他们各姓什么，叫做什么名字?住在哪条街上?门牌多少号?怀抱婴儿的老太太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怀里的婴儿是她什么人?是男是女?几岁?日本军的动机是什么?各发了多少点心、香烟和奶粉?捏造就是捏造，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也只能起暂时作用，一经被识破，人们一定会责备守山的新闻道德弄到哪里去了。

揭穿守山虚构的报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很有代表性，值得深刻分析和研究，它标志着日本记者受到严格的新闻监控，而在中国报道的明确方针是：只准报道皇军在国外的“圣战”，不准报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中国军队的坚强抵抗，杀死很多日本官兵，阻滞了日本军战略行动的期限；只准报道皇军攻陷对中国人的所谓“宣抚”，不准报道皇军的奸淫抢掠。军国主义的手段是极其残酷的，对被侵略者烧杀、奸淫、抢掠毫不手软，对违犯军规的人的处罚，包括污辱人格在内，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在“这样方针”的约束下日本记者敢越过雷池一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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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52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9)

田中正明说：“当时有100多名日本特派记者和十几名外国记者竞相采访。其中无一人拍下‘大屠杀’照片，也没有人耳闻目睹过屠杀情景。”(见《虚构》第13页)情景真是如此吗?《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12月15日前留在南京，他对日本兵屠杀人民的情况作了报道：

一般市民，不问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兵枪杀。消防人员和警官都成了日本兵的牺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之于恐怖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枪杀的危险。在日本军加强市内管制时期，凡外侨巡视市内所到之处，连日来看到了一般市民死亡的情况。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被日本兵凭一时高兴从背后开枪击毙的。(前引书2，第292页)

此外，还有马吉牧师偷偷拍下南京大屠杀的纪录影片。贝尔加米尼在《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中说：

约翰•马吉牧师，战后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牧师，他用摄像机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情景。后来他郑重声明：这部黑白影片没有适当地反映出“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鲜血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看了影片。

作者之所以反复引用记者德丁的报道，不厌其烦地论证报道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是由于德丁是南京大屠杀的目睹者，从第三国的立场出发，不偏不倚，真实地报道了当时的实际情景。马吉牧师偷拍的影片，直接揭穿了田中正明的丑恶嘴脸，不是“其中无一人拍下‘大屠杀’照片，也没有人耳闻目睹过屠杀情景”，而是既有人拍下大屠杀影片，也有人目睹了大屠杀的情景。

日本记者因受到日本军部的新闻监控的限制，又从狭隘的民族观点出发和考虑到本人的利害关系，只能象守山一样虚构一些皇军“圣战”“宣抚”之类的报道，根本不可能通过日本报纸报道皇军在国外烧杀、奸淫、抢掠。这个论断是从守山那几篇无中生有的虚假报道中得出的结论。日本军部不仅不允许本国记者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连德丁在《纽约时报》上以《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报道的报纸都被日本当局检查后没收了。这样，日本的特派记者越多，虚构的报道将越来越多，为《虚构》提供虚构的所谓“证据”也越来越多，到头来终成子虚乌有。

1938年1月8日，《新申报》以《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现摘录若干以供读者鉴别：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西北角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遭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得到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

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馆的西首，难民数千人放弃了以前无聊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保障，群相额手称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军，表示忠忱。在难民区内，日兵向难民分散面包、饼干及香烟，难民莫不感激逾恒。日兵并在营房附近馈赠礼物。

同时，卫生队也已开始进行医药救济工作。双眼将失明的人得重睹天日，咳嗽甚剧的孩子，两腿脓肿的老妇，都免费疗治。难民们沾皇军的恩惠后，满面愉悦，围绕日兵，高呼‘万岁’。”(见《史料》第260至261页)

《新申报》捏造的是安全区内的难民们接受了日本军的“深表同情”的“优待”，似乎难民区内极为平静，难民们已和日本军“和睦”相处了。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就日本军暴行所提出的报告，揭穿了《新申报》捏造的谎言：

第180件，1月8日，5、6个日本兵在沈举人巷22号强奸妇女后，开枪射击居民，有个姓李(音译)妇女受伤。

第181件，1月8日，4个日本兵在昨晚闯进了高家酒楼附近49号袁(音译)氏家里，企图强奸三名妇女(21岁、25岁、29岁)。由于她们行动迟缓，没有听任日本兵摆布，日本兵便向她们开枪射击。

第183件，1月8日下午6时，三个日本空军飞行员强奸了华侨路4号姓高(音译)的姑娘(18岁)，事后任意开枪射击。

第184件，1月9日，一位老人离开安全区回到大沽巷(音译)，想看看自己家的情况，以便决定是否能够住下来。他一到家，三个日本兵站在门前，一言不发，其中一个开枪，打穿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老人正在鼓楼医院治疗[威尔逊]。(引同前书2，第114页)。

日本军在南京犯下大屠杀的暴行是日本军高级指挥官有意纵容，以便从中得到提高战斗力的结果。有材料证实说：“对于日本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将军们感到，自从进入上海以来，军队已经艰苦奋战，因而乘向敌国首都入城之机，牺牲敌国人民，干一下，松松轻轻，这是毫不踌躇的。’(五味素平，《战争和人.10.劫火的猎人》第2部，第193页)然而，这种可怕的屠杀、掠夺和破坏，并非从日本军攻入南京时才开始的。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在急起直追中，一路上有许多城市和村庄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战争祸害。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军路过之处或驻屯地。其方圆达十几公里至40公里，所有农民房屋被火烧，他们的财产被掠夺，有的人被拉去当壮丁。(臼井胜美，《日中战争》[中央公论社新书]第52页

对于上述的惨景，日本的那么多特派记者不可能一无所知，应该说是知之亦不敢报道，足见日本军部对新闻监控坚定不移，所有日本记者都不得违犯。《密勒氏评论报》对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之暴行作了报道，该报1938年3月19日以《中国之毁灭》为题评论说：

如果有人相信，日本军在这个国家里正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要他们过幸福的生活，就叫他前往上海和南京一带走一趟，在那约两百英里的地方，可以让他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废和遭受破坏的活动，日本军队是样样都做到了。(引自《大屠杀》第162到163页)

虚构之九，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便衣队”的谎言，肆意搜捕、屠杀青壮年男人，千方百计地扩大屠杀对象的范围。

屠杀战俘是日本军部和华中方面军的既定政策。38联队的联队长助川静二元曾向下属传达了“师团长吩咐，不要保留俘虏”的命令。38联队属于第16师团第30旅团。第16师团有此命令下达，其他师团也应视为有此命令。从大屠杀的普遍性看也是如此。但屠杀战俘违犯《海牙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要追究战争犯罪。而日本军部队不顾及这些公约，竟然斩尽杀绝俘虏之后，为了扩大屠杀对象的范围，又把男性青壮年指为“便衣队”加以屠杀。

田中正明虚构说：

当时潜入难民区的便衣队据说有数千人之多。

如后所述，日军把他们捉住，当作俘虏加以收容。其人数估计有2,000人。(见《虚构》第156页)

应该把田中正明视为虚构专家，短短的47个字中既有“据说”又有“估计”，试问历史允许从“据说”和“估计”中得出结论吗?从“据说”和“估计”出发正是《虚构》的要害，纯属欺人之谈。

难民区无一个便衣兵，更无一个便衣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函》完全可以证明：

贵国士兵搜查难民区可能还另有意图。认为安全区到处都有“便衣中国士兵”。此呈已多次告知对方，于12月13日下午进入安全区之中国士兵全部解除了武装，现敢担保区内绝无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贵方巡逻队早将他们全部杀了，且累及许多无辜平民。(见《档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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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53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0)

日本军国主义为征服中国，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早就制定了把中国平民当作“俘虏”加以屠杀的所谓“法律”，并在战场上强行付诸实施。田火田茂二郎在《新订国际法》中大言不愧地胡说便衣队不具有交战资格，被俘后该处以重刑：

不具有交战资格而从事军事行动者，如被敌人抓获，则不享受俘虏待遇，当作为战时罪犯被处以重刑。(着重是田中正明所加)(见《虚构》157页)

信夫淳平在《上海战役与国际法》中则又胡说：

无交战资格而采取敌对行动者，则为非交战者行为，顽抗作为战时重罪犯处以死刑或近似死刑之重刑。(见《虚构》第157页)

田火田茂二郎和信夫淳平所述是否就是国际法呢?否!1907年的陆战法规规定，民兵或义勇军具有下列各条，才拥有交战资格：

一、拥有对部下负责的统率者；

二、具有从远处能加以识别的固有的特殊标志；

三、公开携带武器；

四、依据战争法规和惯例行动。

《海牙公约》规定上述“四个条件”，承认便衣队拥有交战资格。但田中正明却加以否认，诡辩说：“即使从上述条件看，仍难以说便衣队是‘拥有交战资格者’。”(见《虚构》第157页)他的胡言乱语与田火田茂二郎、信夫淳平二唱一和，目的混淆国际法的是非，用日本一国之法替代国际法，为屠杀中国平民制造口实，是一种污赖手段。

中国在保卫南京战役中并没有使用便衣队作战，故所谓便衣队不具备作战资格不是本段讨论的重点。守卫南京的共7个军(包括教导总队)、13个师以及若干炮兵部队等等，这里也不着重讨论。所要证实的在南京并无便衣队，更无采取敌对行动者。《一个德国人的所有所闻》证明“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向日本军开过一枪”便是在南京没有便衣队有力的证据之一。

当时以高冠吾为头子的汉奸深入到南京各个阶层，活动猖獗，无孔不入，四出搜集政治、军事情报、南京守军的配备、各军师的指挥官、武器装备、作战动向，他们都能一一掌握，就连蒋介石秘密离开南京这样极为重要的情报，汉奸们都能及时地向日本方面报告。那么“便衣队”一事走狗们哪能一无所知?试问：该“便衣队”是什么番号?接受哪个战区指挥?“便衣队”的领导人是谁?编制状况如何?各有几个大队、中队，队员多少?他们使用什么武器?作战动向是什么?在南京城里城外什么地方与日军交过火?双方伤亡各有多少?日本军从“便衣队”员手中缴获到多少武器?

虚构之十，荒唐地编造故事情节，通过算术演算，用来作为历史评论的“证据”。应该看作是《虚构》要害的另一表现手法。

田中正明引用原《每日新闻》特派记者五岛广作的报道：

所谓一个月二万起强奸案是这样计算出来的：18日前后，中国经营的妓院开张，有十五、六个娼妓，兵收五笔钱，军士收一元，军官收五元，生意很兴隆，一个妓女一天接待四、五十人为老板赚钱。这样计算起来，当然一个月就达二万起。据推测，二万起的根据可能就是这个。(见《虚构》第252页)

我们说田中是虚构的专家，一点也不会冤枉他，前面出现了“据说”和“估计”，这里又用计算的“假设”和“据推测”作为对历史评论的“证据”。

日本军攻陷南京后，在疯狂屠杀市民的同时大肆强奸妇女、发泄兽欲，据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并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认定，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案件。

马吉牧师就日本军强奸妇女的问题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信中说：

12月17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奸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奸污。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37次。另一个妇女，她那五个月的婴孩被日本兵活活闷死。那是因为这个兽兵在强奸时，为了不许婴孩发出哭声来。如果妇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

鼓楼医院麦瞳勒姆牧师，用12月19日的日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

一个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和看到过如此残忍的事件。强奸—强奸—又强奸—一个晚上多达一千起，白天发生这类事件也很多。假如有人表示反抗或稍不同意，日本兵就对她们或用刺刀戳杀，或开枪打死。这种情况，我们一天可以写数百件。民众得了歇斯底里病。(《记录》，58号，载前引书1，第117页)

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曾在远东国际国事法庭上提出：

从一般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受害者甚多。日本军所采取的手段有强奸、轮奸，凡拒绝被强奸者都遭杀害；有的或迫使父亲奸污他的女儿，或迫使哥哥奸污他的妹妹，或迫使公公奸污他的媳妇，从中取乐；也有的割去妇女的乳房，戳破她们的心脏，打坏她们的下巴，拔掉她的牙，其状惨不忍睹。(《记录》58号，载前引书1，第144页》)

许传音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举了一个不堪入目的例子：

不知道有几千名妇女受到日本凌辱后被杀，连尸体也被污辱。士兵们在市中心及其外围地区反复进行这些行为，以南门“新开路七号”为例，这一家有11个人被杀。

当军队来到房门口时，年老的祖父出来接待。他当场被杀。70多岁的祖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来看，她在离丈夫几步路的地方也被枪杀。他们的女儿抱着婴儿过来，日本兵把她和婴儿两个全部杀害。家中有17岁和14岁两个未婚少女，都受到士兵凌辱后被杀。一个少女倒在桌子上的血泊中，有短棒插入她的阴道内；另一个阴道被插入了香水瓶，倒在血“床”上。其他还有五个女人在家中被杀。日本兵把这一家看到的人全都杀害了。有一个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了一天一夜，才幸免于难。(《记录》29号，载前引书Ⅰ，第29页)

许传音博士证言的内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同样得到马吉牧师的证实，他说：在那一家里到处都是血迹；如果他当时带有摄像机，想必能把当时的血迹颜色清楚地拍下来——其中一个少女被强奸的桌子，以及另一个被杀害的少女的床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这些在法庭上的证言，又经检察方面调查证实的血淋淋的事实，一件件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令人不寒而栗，岂容五岛用日本军“嫖娼”的谎言来混淆视听，加以否认。

对于日本军强奸的暴行，我们在《铁证如山》一节中曾经引用了王芝如的证言，她家当时住新路口，一家9个人被杀害7个；其中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都活活被糟蹋死了。她今年85岁。夏淑琴是王芝如的外甥女，当年7岁，亲眼所见，她背脊被戳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留有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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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54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1)

许传音博士编写出版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中，例举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13日期间，就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所犯的暴行，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交涉，反映了日军444件的犯罪事实，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军强奸妇女的暴行。许传音的记载是不够全面的。但仅仅就此也可看出日本军在南京强奸暴行的严重程度——安全区内有外籍人士监视，日本兵多还有些顾及，而在安全区之外他们便随心所欲，一般的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他们都一逞淫欲，先奸后杀的甚多。强奸暴行很多，仅在《南京暴行报告》中摘录几个典型如下：

12月19日，日本兵闯入北平路59号，前天有两个姑娘被奸污，今天又有两个姑娘被奸污，其中之一，因摧残过甚，性命难保。

12月19日下午7时半，两个日本兵轮奸怀孕9月的17岁少妇，9时，阵阵腹痛，12时婴孩落地。今晨2时送鼓楼医院，产母神经错乱。

12月26日，三个日本兵轮奸陈家巷(译音)6号内一个13岁的小姑娘。

2月5日，一个日本兵闯入西华门附近大中桥陈姓(译音)住宅，索要姑娘。因室内并无姑娘，该日本兵乃鸡奸了一个18岁的男青年。

2月7日，12岁的幼女半夜被奸污。她是于昨天才和父母返回大方巷家中的。今天她的父亲又把她送回收容所。她的下体发肿，不能行走。

1月29日，吴殷氏，年19岁，刚分娩4天，被日本兵强奸了。

1月31日，在彩霞街一海货店隔壁小巷内，一位年逾60的妇女和12岁的小姑娘都遭日本兵强奸后，用刺刀刺进她们的阴户而惨死。

1月11日夜，两名日本兵闯入高家酒馆44号，索要妇女。因该家没有妇女。日本兵便在隔壁劫持两名妇女，当她们丈夫的面轮奸。

2月1日，吴金生(译音)回到光华门外家中，7个日本兵拖出一个老妇，强迫两人性交，他们在旁欢笑(以上摘自《史料》第215、217、219、224、235、375、381、396、223各页)。

12月13日，陈吴氏，58岁，住佛心桥20号，被三名中岛部队士兵轮奸后杀害。

程张氏，58岁，住三牌楼洪庙2号，日军进城后先将她轮奸，后用木棍由阴户捅入腹部致死，惨不忍睹。

12月13日，王娄氏，44岁，住高辇村，当日在家守门，被日本兵先奸后杀，死时赤身裸体。

12月28日，刘陈氏，33岁，住赛虹桥南村11号，当日被一名日本兵强奸，过后又被强奸一次。她丈夫刘学德见到日本兵又来拖刘陈氏去奸淫，上前阻止而被日本兵用步枪吓死。

12月14日，梅周氏，17岁，住黄泥塘，当日被数名日本兵拖入地洞内轮奸，复用枪击中头部致死。

12月12日，陈筱香，11岁，住雨花台1号。当日日本兵闯入她家，企图强奸未遂，当场被日本兵用枪射中胸部致死。

12月13日，陶汤氏，18岁，住门东仁厚里5号。当天日本兵到她家搜索，被数名日本兵轮奸，复用步枪射杀，又用刺刀戳其肚子，并以火烧死，其情至惨。(以上分别引自《档案》第333、334、336、340、343、344、345、349各页)

关于日本军的强奸暴行，请参阅《铁证如山》中的有关部分。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日本兵强奸中国妇女算是第一个层次上的犯罪，那么五岛利用特派记者的身份，明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出于军国主义立场和个人私利而编造谎言，欺骗世人，该算是第二个层次上污蔑性的犯罪。更有甚者——田中正明又利用所谓历史“评论家”的身份，对五岛谎言不加鉴别，又虚构事件的成分的歪曲历史真相，并大加发挥，该算是第三个层次上诽谤性的犯罪。他这样做就像往伤口上涂硫酸，大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虚构之十一，利用伪证，虚构中又虚构，抵赖日本军掠夺的暴行。

第16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作伪证时说：“我从不知道日本军有组织、集体地抢劫的事实，当然更不会有司令部下令、默许、容忍这类不法行为的事实。”

(《虚构》第124页)

中泽三夫的伪证只不过是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辩解，拒不承认罪恶事实而已。他的伪证只需用日高信六郎的谈话就可加以揭穿。

日高在日本军攻陷南京时曾以外务省参事官的身份于12月16日进入南京，目睹了部分日本军的所作所为。他就16日那天的情景对作家诚山三郎说：

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便朝宪兵队长大尉那里走去。

我对他说：“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着东西，我就向你敬礼。”

……由于我再三劝说，他虽刚洗好澡，还是穿上军服，带领部下，坐上卡车出去了。而且，据说还抽打了正在进行掠夺的士兵和正在强奸妇女的士兵，连军刀都打弯了。(《南京事件与广田弘毅》上册，载《潮》1972年10月号)

日高目睹3个日本兵对市民都进行掠夺，感到事态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在世界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印象，又为中国人民所痛恨，将给往后的外交工作带来众多的麻烦，因而才要求日本宪兵上街去，制止日本军的暴行。他从外交角度出发，合情合理，与中泽三夫相比，一个从今后工作出发，一个为了隐瞒自身的罪恶，立场各自不同，前者十分可信。

前面已经论证过：日本军将领自有用意，乘着攻占敌国首都之机，用牺牲敌国人民的方法满足官兵们对财物和性欲的急需，用以获得高涨的战斗力。同盟通讯社社长松本重9治在书中记述道：

柳川兵团之进击所以迅速，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由于在官兵中间有一种“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和强奸的默许。”(《上海时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242页)

小川平吉听到师团长们对士兵们奸污中国妇女的行为无动于衷，令他吃惊。又在昭和13年(1938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上海回来的松井七夫(石根之弟)那里，听到了新的情况：战地荒凉，掠夺和强奸……许多情况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转引自《大屠杀》第232页)

开始占领南京时，约有5万名日本军从难民那里拿走许多被褥、厨房用具和副食品。在占领后6个星期内，他们几乎侵入了市内的所有建筑物。有时，他们的掠夺行为是非常有组织进行的，他们动用了许多军用“卡车”，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银行的保险箱，特别是“德国人”保管的私人保险箱等也被他们用“乙炔”割开了。有时我看到，长达三分之二英里的辎重队拿走了老百姓的红木家具。(《记录》第36号，载前引书Ⅰ，第51至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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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55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2)

对于日本军的掠夺暴行，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有这样文字记载：

12月14日，日本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获得充分供应。他们在市内解散，采取了对于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动。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取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巾、衣服、钟表等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立即会挨刺刀。许多人因语言不懂，就成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4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况是是绝无仅有的。(《记录》第59号，载前引书Ⅰ，第169至170页)

田伯烈是英国《孟却斯德导报》的驻华记者，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原序中说：“去年12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于中国的无辜平民，枪杀奸淫掠夺，无所不为。我以为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孟却斯德导报》。不料上海日方的电报检查员，向当局请示后，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件凭证，以证明我所发电稿的真实性，结果我从最可靠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同时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 世界的必要。”(《史料》第157至158页)

对于日本军的掠夺暴行，田伯烈在该书中说道：

城内差不多每一所房子都遭日本兵搜索几次，即美国、英国、德国使馆和大使住宅，以及外侨财产的一大部分，也未能幸免。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银钱、地毯、字画以及其它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他们抢劫的对象。现在还是如此，尤其在难民区以外。南京的店铺只有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用仓库未蒙日军光顾。大多数的店铺先由日本兵争先恐后地打开大门，略事偷窃，于是在长官的监视指导下，有计划地(用)卡车搬运一切，再付之一炬。现在每天还有几次火警。许多住宅给日本兵故意烧毁。日本兵放火用化学的引火物，我们有几种样品，就是他们的放火步骤，我们也一一目睹。

大多数难民的银钱，都给抢去，他们仅有的若干衣服、被褥和食品，至少遭到日本兵夺取了一部分。这真是毫无心肝的行为，使难民在最初一星期到十天内，露出沮丧绝望的神情。店铺和工具是损坏了，银行是没有了，交通是断绝了，几条重要的街市是化为焦土了，一切东西都给抢劫尽了。(《史料》第157、158、195各页)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烧杀奸淫掠夺同时进行的，而对一家一户的抢劫，往往又是与上门索要“花姑娘”、强奸妇女同时进行的。请看《安全区档案》部分摘录：

第281件：1月28日，3个日本兵闯进大纱帽巷1号姓宋的家，抢劫了全部衣物，并强奸了一名幼女。次日，日本兵再次来到这里，要这家给一个年轻姑娘，回答说没有，他们就室内到处点火烧房子。第298件：1月29日，阴阳营43至46号均遭日本兵搜查，抢劫财物、奸淫妇女。而在第44号这家里，一妇女遭四个日本兵轮奸，其女遭毒打。

第329件：2月1日上午一时，一个日本兵在门东转龙巷问一位11岁的小男孩哪里有姑娘。小男孩说不知道，日本兵就打了小男孩两记耳光，并抢走了他手上满装开水的铜壶。

第328件：2月2日下午3时，三个日本兵在萨家湾搜寻妇女。这家主人的妻女立即从后门逃避了，幸免于难。但家中的四个洗面盆，却被日本兵抢去了。

第342件：1月31日下午，一个日本兵在肖齐营(译音)闯进一位41岁的罗姓妇女家里，幸而当时有些男子在她家里维护她，幸免于难。但放在桌上买米的1元钱，却被抢走。

第364件：1月28日，日本兵在林庆巷抢走了刘女士的现金一元，并恐吓她要姑娘。

第371件：2月1日，汪先生报告说：五时30分，3个日本兵闯进天目路一家，要姑娘，幸而他的妻子已经藏进厨房了。于是，日本兵从他身上掏走8元6角。

第386件：2月2日，乔凡云回家时，在市政府大楼前遇到几个日本兵，抢去现金3元3角，另铜元15枚。

第385件：1月29日，刘平员在仙肖里(译音)遇到3个持匕首的日本兵，抢劫了他的手表和钞票。

第396件：1月30日，赵邱氏在1座桥上遇1日本兵，迫她走小路，搜查了她，钱被抢光了。

第397件：1月30日，杨秦氏回家，深夜闯进1日本兵，强奸了她，并用匕首威胁，向她要钱。

第398件：1月30日，张王氏回到中华门外的家，数名日本兵闯进，强奸了她，并向她要钱。

第406件：1月30日上午11时，两个日本兵闯进高家酒楼苏先生家，他是1月25日刚搬到这里的。日本兵向他要姑娘，他回答“没有”。日本兵即以刺刀指着他，劫去金戒指和手表各1只。

第414件：2月3日上午，吴姓全家回到新北里(译音)家里，1日本兵两度闯进这家，抢走大部分东西，赶走了家里的男子，把1妇女的衣服剥光，强行奸污了。

第418件：2月3日下午8时，4个日本在北平路翻越一家院墙，抢去徐先生现金3元，并两次强奸了乔先生的妻子和刘先生的妻子。

第419件：2月3日下午8时，3个日本兵在北平路闯进另一住宅，抢走金先生2元2角、胡先生2元5角、屠先生1元4角。

第427件：2月5日下午7时，两日本兵越墙偷入颐和路25号二层楼房，将该处男子全部集中，不准走动，并搜劫现金和其他用品。计有：袁君戒指1只，现洋10元；徐君现金15元，印有衔名的空白信纸；刘君现金1元3角；乐君现金1元。接着该日本兵到隔壁一家劫去现金千元。当时他们身穿大衣，腰挂手枪。(引自《史料》第379、384、386、388至394页)

通过上述极少数的案例，我们可以凄楚地看到，日本军在南京的抢劫不是单纯地抢劫，而是结合抢劫进行烧杀奸淫，市民被害之深的程度难以用笔墨叙说清楚。他们抢劫的范围极广，举凡粮食、衣物、用具、金钱、手表、首饰、器皿、古玩、书籍、字画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在他们的抢劫之列。从时间上看，会攻南京的日本军已于1937年12月21日因暴行惨烈大部分调离南京，惟第16师团留驻南京，继续进行烧杀寻淫抢掠任务。所例举的案件都在12月21日之后，事实揭穿了作为第16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的证言实属伪证，抵赖日本军的暴行。田中正明利用中泽的伪证，大加发挥，虚构中虚构，向世人扯了弥天大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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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56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3)

虚构之十二，利用松井得意忘形地观看南京的名胜古迹之机，制造假相，大大缩小日本军的暴行。

12月17日，在南京大屠杀正在全面展开的前提下，松井石根以华中方面军司令的身份来到中山门口，受到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和第10军司令官柳川的迎接，随即骑马检阅排列在路旁的日本兵，直至国民政府，又与海军长官长谷川会见，表示海陆两军胜利会师在中国政府所在地。随后举行升旗仪式，一面太阳旗在国民政府上空飘扬，用松井的话说，已经给予了抗日的南京政权以致命的打击，并发表谈话，声明在攻占南京城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再次期望全支那朝野的反省，今后皇军的行动将永不后退。他威胁蒋介石要从速接受日本的条件，立即投降。第3天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

田中引用松井12月19日的《阵中日志》说：“此日午后，率数名参谋登清凉山及北极阁，眺记南京城内外之情景。仍可见城内二、三处兵燹之迹，实感遗憾，然尚不属惊人之大火，城内概免兵燹之灾，亦充满安堵之气氛。”(《虚构》第174页，着重号系田中所加)本节中已阐明16至18日3天中被日本军集体大屠杀和分散屠杀掉近10万人；而此刻大火正遍及城里城外，由此可以看出松井面对事实说谎，《阵中日志》记的都是为洗刷自己的罪过和美化自己的无耻谰言，全属虚假，绝不可相信。

提到日本军的纵火破坏，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前面读过“半城大火冲天”的文字，令人胆寒，永远不能消失的印象。

对于日本军在南京纵火的暴行，外国目睹者有文字记载，从南京逃出的幸存者都以亲身经历揭露了日本军这方面的暴行，武汉的报纸也作了报道，延烧区域包括中华路、夫子庙、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国府路、珠江路、陵园新村等地。这些报道只作了轮廓上的叙述，而《丁丑劫后里门见闻录》一书中记载得更加具体，而且真实可信：

城里被灾之区极广，繁华地方较重，除划难民区之区域外，无不受劫火这洗礼。其中幸免者，则中华门以西区域、近鼓楼之北门桥大街一带。受灾最重者，则由太平路经朱雀路，至夫子庙一带。中华门以东之门东地方，以日寇之先锋队系由通小火车这雨花门攻入，受灾亦巨。

……建康路全路被灾，旧坊口黑廊三山街左右，承恩寺寄望街等处、中华路自内桥至三山街口均毁。青年会、市民银行、绸布店、银楼，均烧毁。自三山街至中华门则隔两三家，即有瓦砾场一段、白下路被灾十余处。最大的中国银行亦毁。未开辟之长乐路，由定武桥至中华路一段全烬。首都法院之大建筑亦焉。由建康路至大行官，步行一次，如历荒墟……东望中山门，寂如鬼域。西行经中山东路，至新街口两旁，尚有余烬房屋，然已为随日寇继之日本商人修理改造，成为纯粹之日本商店。新街口以北之中山路，间有被灾者，其存留之公私大建筑，多为日寇军事机关占用。以南之中正路，除中央商场和大华大戏院被灾外，仅近白下路一段被焚。

一泓淮水依旧绿，两岸烧痕不断红。此余戊演(1938)夏返里仅第一次到夫子庙，所得之印象，自东牌楼起，迄大中桥止，巡视一周，其间屋宇被毁者约十之六七。有名建筑物，如大成殿、魁星亭、得月台、奇芳阁等，均付之炬。(《暴行》第200至201页)

该书所反映的是南京城里一部分日本军纵火的暴行，被烧得最惨的下关未曾提及。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关于战犯谷寿夫案判决书中也曾提到有关日本军的纵火情景：

再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象，故焚烧之惨烈，亦无伦比。陷城之初，沿中华路迄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我公私财产之损失，殆不可以数字计。中华门循相里房屋数十幢，均遭烧毁。居民何庆森、夏鸿贵、毕张氏等数百人，店舍成墟，栖息无所。中华门钓鱼巷、湖北路、长乐路、双闸镇各处居民，曾有年、常许氏、冯兆英等房屋数百幢，亦俱焚烧，荡然无存。至十二月二十日；复从事全城有计划之纵火暴行，市中心区之太平路火焰遍布，至夜未熄，且有消防设备，悉遭劫掠，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档案》第605至606页)

人们不大了解，日本军为什么如此野蛮地到处纵火，焚烧破坏呢?细细考察，内中必要原因。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日本军暴行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调查，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一文中说：

城内被烧毁的大半建筑物，里面的东西几乎都在焚烧前被彻底地，有组织地一抢而空。而且，在幸存的百分之十一的建筑物中，日本兵也毫不例外地闯进去进行掠夺。(转引《南京大屠杀》第45页)

由此不难看出，焚烧为了消灭屠杀包括先奸后杀抢掠的现场，防止被中外人士抓住证据。《阵中日志》说：“然尚不属惊人之大火，城内概免兵燹之灾，亦充满安堵之气氛”，但是日本学者泷川政次郎博士对此作了无情地揭露：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通过津浦线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军轰炸引起的，对我们的空军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曾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的车夫对我说，当时在南京市区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兵糟踏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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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57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4)

虚构之十三，污蔑证人的人格，篡改证人的证言，歪曲证人的行动，编造谎言，妄图从根本上否定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案。

东京审判时，检察方面传讯了中国证人到庭审问，听取了他们以亲身受害的经历揭露日本侵略军烧杀奸淫抢掠的暴行，事实确凿，经过清楚，人证，旁证对口，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案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当时，那些战犯慑于法律的威严，在事实面前抵赖不了自己的罪行，只得怀恨伏法。然而，一些漏网的军国主义分子及其追随们，比如田中正明之流，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便钻了出来，一变为“英雄好汉”，叫嚣东京审判不公正，把矛头指向中国出庭的证人许传音和陈福宝，以及马吉牧师。

许传音凭借耳闻目睹，在法庭上揭露日本兵见动的东西就开枪，见人就开枪，见逃跑者就开枪打列；他目击了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马路两边点到500具左右尸体时才作罢；他明确证实那些男男女女的尸体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他所揭发出来的材料得到第三国人和日本人的证实，也被列入检察方面的证据。这里不再一一赘叙。但田中正明污蔑许传音“在谈梦话”，其实真正说梦话的是他自己。

陈福宝曾以自己目睹日本军的暴行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请看：

陈福宝陈述日军在城内屠杀市民记录

问：姓名、年龄、住址。

答：陈福宝，28岁，广东人，住白下路东井巷22号。

问：你可把当年目睹日军的暴行，据实简要陈述。

答：我目睹他们暴行可分五点：(一)26年(指1937年——作者注)12月13日，有5个日本兵把我从难民区和其他38人一齐挑出来，带至西桥塘边，——查看各人的头部和手，结果除我和另一不识人之外，其余37人均被打死，令我们搬尸首抛到塘里去。(二)同日下午，我逃到鼓楼渊声巷，来了三个日本兵(是中山部队)令我替他拿东西，经过湖南小学难民所，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三个日兵就轮奸她。(三)在16日又把我拉去，看到日本兵村上伍长强奸女人不遂，用刺刀剌死。同时看到日兵纵火烧太平路寰球饭店房子。(四)17号，在我住处有一个照相馆女人已经怀孕，被一个日兵强奸流产而死。(五)中岛部队集体屠杀，利用汉奸到难民区对难民说：“倘是以前当过兵或做过事的走出来，立即资遣回籍。”有不少难民被骗出来，排成几队等候发款，谁知日军立即架起机枪集体射死。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

陈福宝的证词中时间、地点、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又是亲眼所见，且是日本兵杀人、放火、强奸的普遍行为，事实确凿，合情合理，并无丝毫夸张，因而被法庭检察方面列入证据。而田中却把陈福宝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诬陷他是个不正常的人，并把他列为中国伪证之列，借所谓印度代表帕尔的口说：

南京事件检察方面证人的证词“有过多的传闻和臆测，可靠性很值得怀疑。”陈福宝证人的陈述就是这样的例证。他说：12月14日，他和39个平民一起被从难民区(“安全区”)抓走，亲眼看到在小池塘边上他们被用机枪打死。他说，16日他又被日军抓住，再次目击了许多健壮的青年被用刺刀捅死。又说，当天下午，他被抓到太平路，看到三个日本兵朝两所房子放火，并说连日本兵的名字都知道。于是，帕尔法官在其判决书中讽刺性地指出了这一证词的欺骗性，他说：“这位证人在本官看来是个不大正常的人。日本人把他抓到好多地方，让他看到那些坏事，却又把他放了而没有伤害他，好象特别喜欢他似的。”并严厉指出：“12月14日从难民区39个中国人的事，哪里也没有这样的记载，管理委员会也否定有此事。”从而判定是伪证。(《虚构》第251页)

上述所谓法官帕尔的一通盲说，实际上当时的帕尔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上，是田中之流的代言人，说出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心里话。故驳斥帕尔荒唐的判决，也就批倒了日本右翼分子这方面的谬论。

日本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洞富雄先生对帕尔的所谓判断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说：“我对他(指帕尔——作者注)的理解不能同意。据南京市民陈福宝证人的宣誓口述，他在十四日日本军搜捕“便衣队”时受牵连，曾被强行带走，但后来被释放了，十六日又遭逮捕。(洞富雄编前引资料Ⅰ，第411至412页)可想而知，陈福宝第二次被捕，是为了强制劳动而押走的。这可以从当时所看到的屠杀情况中看出。被带到太平路，不妨认为是替日本军服劳役。再说，陈福宝证人于14日和15日目睹了强奸事件，即他在个别地方分别看到了两次屠杀和强奸事件。当然，日本兵并不是为了让他看到这种场面而特意把他带来的。(《大屠杀》第411至412页)

我完全同意洞先生的分析和批驳，并且加以补充。

第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罪犯时，帕尔未能正确地站在国际法的立场上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竟然背叛法律，最后宣判日本全体战犯无罪。践踏了国际法，在世界法官史上留下了笑柄。他对陈福宝的证言“从而判定是伪证”不符合事实。

第二，帕尔和田中都暗示日本军未杀害陈福宝是个反常现象，从反面默认日本军惨无人道，见中国人就杀的本性。

许传音证实“日本兵见动的东西就开枪，见人就开枪，见逃跑者就开枪打死”确是事实，并得到旁证。但他的证言并不意味着，日本兵在辩明所有中国平民后一概都杀。南京原有人口107万，沦陷前逃出去50万人左右，留下的50多万人被日本军屠杀30万以上后，仍有余生者20万人，并没有把能见到的中国人都加以杀害。我们说日本军残酷无情，杀人成性。这个论点正确无疑。但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蛋，惨绝人寰，声名狼藉，他们中善良者不乏其人。另外，有的中国男子因外貌上的缺陷，一照面便能确认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军人。再次，也因当时日本兵大肆抢劫，需要一些中国人为他们服劳役。这样，三个日本兵才没有把陈福宝杀掉。当然，并未想到后来陈福宝成为他们犯罪的证人。

第三，所谓“12月14日从难民区抓走39个中国人的事，哪里也没有记载，管理委员会也否认有此事”。不对，这是一种借名欺骗，完全不符合事实。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明确指出：“这些报告原有170件，仅占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所知道的一部分”；“但列入本书的许多材料和凭据，仅足以代表日军侵华整个暴行的横断面，为了篇幅上的关系，许多宝贵的材料，作者不得不忍痛割爱。”(《史料》第207、或202至203页)当事人讲的是“仅占所知道的一部分”，怎么能武断地说“哪里也没有记载”呢?田中把陈福宝12月13日看到5个日本兵从难民区里抓走39个人的日期改为14日，内中必有阴谋。应该看到，13日日本军进入南京后，突然敢于冒犯天下之大不韪，出乎田伯烈、贝茨之所不料而闯入难民区，使他们措手不及，被动应付，未能及时掌握到开始发生的暴行。同时，他们也没有准备收集日军的暴行，更不是日军暴行专门登记机构，疏漏其间，也不是不可能的。谈到记载，首先日本军中应作为资料把他们官兵的行为记载下来，尤其是《阵中日志》应该记下官兵行为的细节。但松井所记下的是他的“赫赫战功”，而对日本军的犯罪一点一滴也不记载。陈福宝能说出中岛部队和村上的名字，证明日本军犯罪的确凿性，不容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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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58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田中正明不择手段地诽谤马吉，歪曲他的证明。我们知道，东京审判时马吉、贝茨、许传音三人是重要的证人，尤其是马吉用翔实的资料证实了日本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性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因而田中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大量的书面证言抛弃一边，集中笔墨追究他所有资料是否亲眼所见，否则便是造谣。辩护人布鲁克斯对马吉的反讥很不合理，对他书面证言(包括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实)不敢当面辩论，却追问他亲眼看到几次日本兵强奸、杀人和抢劫。由此田中大言不惭地说：“总之，美国牧师马吉两天提供的一百数十件关于日军官兵的种种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结果除杀害一起，强奸一起，盗窃一起共三件外，其余都是传闻、流言，或者是臆测、想象，或者是他的创造。”(《虚构》第249页)这样，他认为辩倒了马吉，就可向世人宣布：大日本军在南京总共违纪有三件：杀害一起、强奸一起、盗窃一起。日本军的其他暴行都是“捏造的谎言”。

马吉是个普通牧师，不具备神奇色彩，做不到在日本兵枪弹乱飞的环境中神出鬼没，变化无穷，从空中俯视南京城内日本军所作所为的一切。超过常人的苛刻要求，只能看成是别有用心，借题发挥，转移视线，企图把严肃的论证引入上歧途，而后趁机溜之大吉罢了。

马吉牧师在东京审判法庭上证明：12月15日，日本军从国际委员会办事处附近的收容所里强行带走1300多名难民，随后被集体屠杀。能说他是自己臆造吗?他在新开路7号看到一家13口人被杀害13口，其中两个少女先奸后杀，并对她们的尸体进行猥亵，惨不忍睹。他拍了照，能说是他的想象吗?12月20日，马吉牧师和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乘车外出，途经太平路，看到日本军放火，集体抢劫，能说是他听到传闻和流言吗?田中也引用马吉在法庭上的证言说：

(占领南京)不久，这些日军有组织地到处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横倒竖歪的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

“强奸到处都有发生，许多妇女和孩子遭到杀害。如果妇女拒绝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电影，从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妇女被砍头、或被刺得体无完肤的情形。如果妇女的丈夫想救救自己的妻子，她的丈夫就会被杀死。”

这样一些不堪付印在文的、残忍的日本的暴虐行为，牧师却口若悬河地连续讲了两天。(《虚构》第248页)

要想辩倒和推翻马吉牧师的证言，必须用资料证明：日本军根本没有到过南京；南京城内根本没有横倒竖歪的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没有强奸过一个中国妇女。这还不够，还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论证，马吉所拍的照片和电影不是在南京拍的，并且具体指出拍摄的确实地点。田中正明用抽象的文字妄图否定具体而真实的前提，这意味着什么呢?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诡辩替代不了史实，虚构却无形中暴露了自己真实的用意。

总之，田中正明围绕着为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铁案，为战犯松井石根开脱罪责，《虚构》中套虚构，一派胡言，自圆其谎，欺人之谈连篇累牍，说穿了还是离不开虚构的手法。

到今天南京大屠杀已近70周年了!但30万屈死同胞的冤魂尚未得到圆满的安慰，在天之灵死不瞑目。我们应当对历史负责，更应当对后人负责，把南京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写成历史，以便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让日本年青的一代知道军国主义的罪恶。

提到南京大屠杀，按理它早该成为历史，写进历史教科书，送进历史博物馆，供陈列、研究、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也对日本人民提供资料之用，使他们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军国主义的滔天罪恶，教育子孙后代，从中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走犯罪道路。

就我这个幸存者的心愿来说，也不大愿意纠缠以往，经常回忆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毕竟有碍身体健康，让人过得不舒服。生活应随时代前进有新的内容，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以使自己的明天比今天过得更快活，更充实，更有生气。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日本，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并把它当作“无稽之谈”的，有铃木明、山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已出版专著，在日本社会上引起反响，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集右翼势力诽谤之大成，对南京大屠杀的定论进行了恶毒攻击。像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挑起战火一样，既然田中以《虚构》污蔑历史事实，挑起争端，我只好应战到底。

长期以来，我们一贯遵循关于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的原则，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欠下的滔天血债，应记在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而与广大的日本人民无关。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军国主义同样也是日本人民凶恶的敌人。目前，日本社会上许多学者、评论家和和平友好人士一道，高举反战旗帜，搜集资料，著书立说，或发表文章，或举办“侵华日军暴行罪恶展”，批判侵略史观，对扼制日本右翼势力和对后人进行教育，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仅仅限于思想和学术斗争还很不够，应当组成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参与政治，保住和平宪法，争取挖掉军国主义侵略史观的祸根。而且鉴于日本右翼社会基础相当牢固，着眼点应放在争取子孙后代的身上。

《虚构》就全面否认南京大屠杀暴行之事，已穷尽了污蔑之能事，达到登峰造极之程度，是可忍，孰不可忍，对其谬论的批判尤为重要。说到底，这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不容许歪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我写出这证实性的文字，除告慰南京大屠杀中死者和幸存者外，主要是对《虚构》进行全方位和系统的批判，彻底肃清其谬论的流毒，用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求他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教训。同时，据说《虚构》在日本流传很广，对不明真相的人欺骗性很大，最容易遭受毒害的还是日本的青年一代，在这方面我也想对他们负点责任，向他们提供信息，让他们知道60多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真相。

此书仅仅表示：为南京大屠杀中30万以上屈死冤魂鸣冤、为数十万幸存者讨个公道——首先状告《“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作者田中正明，其次状告《南京大屠杀的虚狂性》作者铃木明和《我方的日本军》作者山本七平，为诉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作好前提准备。我们一定能够胜诉。

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事实不会因时过境迁在社会上消失，不会被南京大屠杀中幸存者所遗忘，不会应加害者的幻梦而一笔勾销。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时作了相应的判决，有关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田中正明、铃木明和山本七平理所当然地应当承担歪曲和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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