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

作者：安·弗·安东洛夫—奥弗申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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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书的主要目的——揭露斯大林的本质并对斯大林时代作出评价

●马尔托夫对斯大林因进行剥夺而被开除出党一事的揭露及斯大林为洗刷自己历史上这一污点所使用的种种手法

●斯大林在南方战线的恶劣行为

●斯大林得以掌握政权的种种原因

●列宁不相信斯大林。斯大林反对列宁，损害病中列宁的健康

●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对限制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的发表并贬低其意义方面所玩弄的手腕和诡计

●斯大林制造“苏丹—加利耶夫案件”的起因及所使用的手段

●斯大林反对列宁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恶劣表现①

①本书各页的脚注，除注明“译者注”外，均为原作者所加。——译者注

关于斯大林，人们写了很多书。把这些书放在一起，简直可以成立一个图书馆。但是，人们对斯大林及其所作所为的兴趣并未减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想看一看：他们被人企图将其推入的那个可怕的深渊的最底层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

有人在研究世界战争史，有人在把革命的经验运用于自己的实际活动。而我则认为，研究反革命的历史更为重要。因为斯大林所进行的反革命，其经验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斯大林时代，是整整一个时代（不应当谈什么斯大林主义，而应当谈斯大林时代），是充满卑鄙的血腥暴行的时代，是把政治上的强盗行为变成国家政策的时代。从伦理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非人性的现象。如何对待这种现象？是进行谴责，还是保持沉默？也许该加以接受？这里存在着一个善恶之间的分水岭。

民主准则的恢复和广开言路时期的开始，唤起了我们的回忆和社会的觉悟。广开言路使千百万公民纷纷投入到革命复兴的过程中来。但是在今天，诚实地、公正地谈论过去，可能是广开言路的最重要成就。在过去的岁月中悲惨的事件实在太多了，因此在打开这方面的话题之后，要想再加以阻止是永远不可能的。不，我们应当强烈地再感受一下这些悲惨的事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完全健康地向前迈进。

在斯大林时代，极力灭绝种族和使人道德败坏，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和在实践上施行暴力，因此斯大林时代就其后果来讲，其毁灭性超过了历次世界战争。斯大林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工人的工厂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创作权利；他使各族人民失去了任何自由，甚至是迁徒自由；他窃取了支配人们生命的权力。同时，他可以决定一切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消灭千百万公民的问题。

他统治着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样的漫长时间中他居然能够同受奴役的人民一次也不进行对话。他根本就不准许有这种对话的可能。时而是这位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独自滔滔不绝地发表讲话（对他的这种讲话很少有人认真去听），时而是他郑重地要求，对他说的一切要无条件地予以执行。

把社会拖入死胡同的那一整个制度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呀？——我们时常这样发问并时常这样悲叹。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象斯大林那样如此无耻地大肆吹嘘共产主义的天堂，也没有一个人象斯大林那样如此严重地破坏共产主义思想的威信。斯大林给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完全有意的毁灭性的打击。

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的政治肖像——这是一个决非为时短暂的题目。因为如果不了解斯大林，不了解斯大林时代的实质，就很难想象苏联人民所遭受的不幸。

当年那些被授权说出真实情况的活动家们是很愿意把斯大林时代称之为“个人迷信时期”的。他们说，斯大林容许了对党内民主的破坏。我们则认为，这位各族人民之父有时候是相当专横的。但是他们认为，有哪个慈父在必要时不抽打自己不听话的儿女呢？那些官方的思想家们就是在现时也并未绝迹。在他们看来，斯大林还依然是伟大的领袖、对希特勒的战胜者和社会主义的建筑师。

在20世纪，使用化学手段能够人为地使一个人丧失记忆。独裁者们则学会了使用其他手段使整个整个的民族，都害上这种病。这些手段就是每天进行的震耳的宣传、伪造历史和进行镇压。于是整个社会就已经在否认自己的祖宗、否认自己的过去了。在整个一代人的时期内，在社会的记忆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变化：许多重要的事件、事实、人名以及整个整个的历史阶段都在消失。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年代，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党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一种力量来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么下一代人就会患上一种顽固性的遗忘症，而这种遗忘症是人为地造成的，并且受到了巧妙的支持。

在某些地方，成长中的年轻几代人不知道有什么古代神话。用来培养儿童的是一种现代神话，这种神话对本国人民的强大和无敌，以及对本国人民统治者的光荣出身备加颂扬。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于是偶像崇拜现象又死灰复燃。

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和斯大林命令的执行者那一代人至今还活着。在澄清事实真相的气候下，许多告密者、杀人者和刽子手们的名字被纷纷揭露出来。要想打断人们关于无辜受害者的谈论是不可能的。无辜受害者的儿孙们没有理由回避事实真相。他们应当知道有罪过的到底是谁。而且今天就应当知道。因为死者的命运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

……米高扬说，当人们向赫鲁晓夫建议，应对斯大林机构犯下的种种罪行进行广泛的调查，应当查明谁是杀害几千万同胞的罪犯（但愿能作到这一点才好！）时，他回答说：“不，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因为1937年的情况还将重演。要知道当时是所有的人都互相告密。”

这样看来，所有的人都有罪过。斯大林及其帮凶们的罪过由全体人民（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分担了。这样讲，是有部分真理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那么到底这笔帐主要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这个问题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那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之后，才能作出回答。而这一点并不是简单地就可以作到的。因为很多东西都被销毁了，如各种证明文件、回忆录、照片和诗作……很多人都被消灭了，如革命者和屠杀他们的凶手、党的高级官员和职位很低的秘书。在那些被恩准死在自己床上（让死在自己的床上，这在当时来讲，真是象皇帝一般的高贵）的人中，有一些是知情人和见证人，也有一些是当年事件的参与者。但是他们直到最后时刻都保持着沉默——他们之中既有列宁的战友，也有斯大林的帮手。他们把自己的怕死也遗留给了自己的儿孙。

过去暴露出了些什么？未来将暴露出些什么？我们打算评述一下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东西，而是这些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它们今天还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行动中、习惯中和思想中。采取不知道的态度和沉默的态度也是属于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东西。用保持沉默态度是治不好不愈合的伤口的。对过去必须进行研究，并且必须公开地予以谴责。揭露斯大林是一种进行公正裁判的行为，现时所进行的公正裁判使我们的时代变得更加光明，使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纯洁。

我曾经会见过很多过去年代各种事件的参加者和恐怖政策的受害者。我在20多年的时间中研究了我所能接触到的文献、期刊以及各种证明文件。遗憾的是，我未能以广泛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因此，如果把我的这部书看做是一部严格的科学著作的话，那么，这一点有可能成为我这部书的一个弱点。但是我认为，我所选择的体裁是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的。

我打算表明斯大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打算揭露出斯大林的本质（尽管斯大林的性格是”多方面的”和“互相矛盾的”）。斯大林对党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对世界和人道主义所犯下的罪行，应当评定为最高等级的罪行，即国家级的罪行，甚至是国际级的罪行。这是完全符合他的社会地位的（他的社会地位使得象邱吉尔这样的人都对他持以象对待高贵的收信人那样所应持的尊敬态度入也许有人会责备我，说我是在恶意中伤。但是，对于斯大林，对于斯大林时代，难道能够恶意中伤吗？

也许这部书中对那个不幸年代的黑暗情景写得过多了。也许作者未能控制住一个经受了恐怖惨祸的人的感情（过去我从朋友们那里已经听到过这样的责难）。但是在这部书中决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我力求不仅是根据一个历史学家的义务，而且是根据一个人的义务，作到真实可靠。把斯大林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这是对所有被他杀害的人的义务，是对那些熬过了黑夜的人的义务，是对我们后代人的义务。

我的父亲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而进行斗争过，曾经参加过十月武装起义，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当过司令员。而斯大林却把他连同其他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杀害了。我的母亲在监狱里自杀了。我的青年时代是在监狱里过的。但是只是在很晚的时候（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我才认清了斯大林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在我们生活中的真正地位。而在我认清了这一点之后，我便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我关于他的话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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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一件事中，我使用了历史学家л．Л．彼得罗夫斯基所作的调查材料。

1918年3月31日，孟什维克的领袖尔·马尔托夫在自己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挑衅的文章《再论炮兵准备》。文章中有一句引人注目的引起一切争端的话：“布尔什维克历来都号召干各种大胆的剥夺一类的事，至少那位斯大林同志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曾经由于与剥夺行为有牵连而被开除出党组织。”

这样的指责非同一般。早在1906年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曾作出决定，要求“要同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旗号或利用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来夺取金钱的行为作斗争。”①代表大会号召它的党员要进行反剥夺者的斗争。

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联合）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28页。

斯大林对此究竟采取了什么反应呢？对马尔托夫不予回答，保持沉默，也许是最明智的。每天，革命对旧事物的破坏带来了那么多的新东西，使得马尔托夫在这个急速的发展变化中所进行的那种指责，可能很快就被斯大林忘记了。不，这位中央委员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立即就作出了反应：他向出版事务革命法庭对马尔托夫进行了起诉。斯大林不遵守一切手续，不经过人民法庭（虽然根据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2月15日颁布的关于法院的第2号法令规定，正是人民法庭应当审理这类案件），竟直接同出版事务法庭主席尼·瓦·克雷连柯谈妥了此事。

马尔托夫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是他的抗议被驳了回来。于是这位孟什维克的领袖便提出了请求书，要求把诸见证人找来，他并且说出了他们的姓名：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他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作为革命法庭的主席，查明了斯大林在1908年参加剥夺“尼古拉玉号”轮船这一事实）、伊西多尔·古科夫斯基（他是一位布尔什维克，财政人民委员，他于同年曾经调查了斯大林企图谋害工人扎里诺夫的案件，因为扎里诺夫曾经揭露斯大林参加了剥夺）、斯捷潘·邵武勉（他是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诺伊·若尔达尼亚（他是格鲁吉亚政府的首脑，外高加索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这些人对朱加施维里—科巴—斯大林早就有所了解了，他们所了解的斯大林并不仅仅是一个剥夺者和党的决定的破坏者。马尔托夫还说出了其他一些见证人：克·叶·伏罗希洛夫、康·尼·萨莫伊洛娃、C．O．叶若夫、B．K．米罗夫、帕尼舍夫、弗罗洛夫和C．B．吉布拉泽。这些见证人的姓名于3月6日刊登在《前进报》、《消息报》和《真理报》上。

马尔托夫没有掌握任何有关斯大林在1908年进行违法活动的证明材料。处于地下状态的高加索委员会关于开除斯大林出党的决定没有保存下来，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都尽量不把自己所做的事记下来。

下一步该斯大林走了。事情具有明显的使他难堪的性质。应当挽救局面才是。在马尔托夫那里有许多见证人。在斯大林那里有国家机关。谁更强有力呢？

斯大林在出版事务法庭的会议上称马尔托夫是卑鄙的诽谤者。为了消除马尔托夫的危害，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说，需要对马尔托夫进行审讯。案件应当立即审理，而不要拖到把见证人找来时才审理。

斗争的意义并不象骤然看来所表明的那么简单。斯大林害怕见证人——这是清楚的，但是“立即”这个有力的字眼要重要得多．从这个字眼中人们听到了对马尔托夫进行惩治的指示。但是，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拿什么借口来做到这一点呢？其出发点是马尔托夫是一个卑鄙的诽谤者。而且马尔托夫所诽谤的决不是他斯大林个人，使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感到愤怒的并不是这一点，不，不是这一点，而是因为马尔托夫诽谤了党！这才是使斯大林感到愤怒的地方，这才是为什么他建议要对马尔托夫进行审讯的原因。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说的是斯大林一个人被开除出了党，而人民委员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却硬说马尔托夫说的是整个巴库委员会被开除出了党。

从3月31日起一共才过去了几天。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出《前进报》来揭穿斯大林进行暗中偷换（这是缓和一些的说法）。为什么他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歪曲已经公布出来的事实呢？斯大林估计（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他能得到国家机关的支持，而国家机关则期望给人们留下一种对“诽谤”以驳斥（哪怕是表面上的驳斥）的印象。

索斯诺夫斯基代表“受害者”作为原告出来讲话。为马尔托夫进行辩护的是亚历山德罗夫和拉宾斯基。双方争论得很激烈。辩论拖了很长时间，斯大林再次要求对“诽谤者”进行审讯，并且无论如何不能把见证人找来。但是马尔托夫不愧是一位卓越的辩论家。他提醒法官不要忘记当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那件事。早在1914年在瑞士时，马尔托夫就公开表示对马林诺夫斯基的不相信，认为他可能是沙皇暗探局的一个奸细。马尔托夫当时被控告于党的法庭，由于他没有掌握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他被判进行了诽谤。几年之后，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奸细被揭露了出来。

马尔托夫在1918年时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虽然有很多事情他不了解，但是他认为，重要的是要使法庭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说：“如果不能够讯问见证人，这是我的不幸。但是如果没有讯问见证人是由于斯大林不想这样做，那么这就是他的不幸了。”这样，法庭便顶不住了：为了把各见证人找来，对案件的审理拖了一个星期。

是马尔托夫胜诉了吧？似乎是！然而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出版事务革命法庭被撤销了。

斯大林又使用了一个手腕，这个手腕虽然是通过中间人玩弄的，但却是重要的。4月10日，《消息报》发表了米·伊·卡希阿尼①的一篇文章《同对手要进行正派的斗争！》。至今有一些历史学家还在胆怯地、使人听不清楚地说什么斯大林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只有在对斯大林的性格和个性的这个重要方面认识之后并作出正确的评价之后，才能够稍微认真地来谈论斯大林。谁能想到在急速地解散了出版事务革命法庭之后，就立即在全国的一家主要报纸上刊载这样一篇其标题有所暗示的文章呢？

①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卡希阿尼后来是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37年被害。

接着斯大林又玩弄了一系列类似的手腕。让未来的评论家们把这些手腕叫做失算的几着吧。当时在斯大林看来，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在选择手段方面，他从来是不受拘束的。关于把见证人找来的这一决定已被撤销了。根据斯大林的控告，马尔托夫被传唤到莫斯科市革命法庭，接受侦查员的审讯。但是马尔托夫还有他自己的报纸。他在自己的报纸上提出了抗议：根据布尔什维克颁布的法令，革命法庭的任务是对反人民的罪行进行审讯。那么，使斯大林产生怨恨怎么能够被认为是反人民的罪行呢？只有认为斯大林也就等于人民，才能够这样。

在这场演出中，斯大林又扮演了在党派斗争中受害者的角色：“世界上的剥夺者有的是，而马尔托夫却不去管他们。马尔托夫的诽谤有着明确的目的，这就是在选举之前，把我这个全俄中央行委员会委员的脸抹黑，把我这个布尔什维克的脸抹黑，并对选民们说：‘你们瞧呀，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一些人。’”这些话于1918年4月17日，即在莫斯科革命法庭开庭后的第二天，发表在《真理报》上。

报上发表的事还有一桩。《斯摩棱斯克苏维埃消息报》于4月15日即在革命法庭开庭的前一天报道说：马尔托夫由于进行诽谤而受到了7天拘留的惩罚。科巴是很善于进行这种捏造的。

4月16日革命法庭开庭时，马尔托夫要求把案件移交给莫斯科人民法庭审理。革命法庭的成员们磋商了3个多小时。他们不敢违犯诉讼规则，便决定把公民斯大林以自诉人的方式提出的控诉予以驳回，因为马尔托夫的案件不归革命法庭管辖。斯大林未能强迫这个司法机关接受自己的意志。

遗憾的是，马尔托夫过于冲动了。在上面提到的《再论炮兵准备》一文中，他过于激烈地斥责了政府。革命法庭对马尔托夫破坏政府威信的表现进行了谴责，并向社会对他进行了指责。

这是斯大林的胜利吗？但是他对这样的胜利并不感到满足。他认为应当把马尔托夫消灭才是！

1918年春天担任革命法庭领导人的是尼·瓦·克雷连柯。他是一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对孟什维克抱着不能予以容忍的态度。斯大林也就利用了他这一点。在斯大林毫不松懈的压力下，克雷连柯于4月25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宣称，革命法庭对马尔托夫——斯大林案件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对这个决定应当提出上诉。马尔托夫未能进行任何反驳，因为他被剥夺了发言权……他被从法庭里赶出去了。两天之后，他被剥夺了进行辩护的最后一个手段——《前进报》被关闭了。

斯大林似乎做了他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一切，可是他却没有获得把对手彻底打垮那种唯一的胜利。他对马尔托夫的指责没有进行驳斥，他未能洗刷掉自己历史上的这个污点。他由于名声被败坏，便不得不暂时离开莫斯科。当时由于正在进行国内战争，很多中央委员都在前线或者是工作在遥远的省份，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未能注意。在官方出版的斯大林的一些传记中，1918年春季这个时期被掩饰过去了。

4月份，斯大林赴库尔斯克同乌克兰拉达进行谈判。1918年夏季，他工作（而这意味着他尽力妨碍别人工作）在察里津。他是作为采购粮食和从北高加索运出粮食的全权代表身份从莫斯科来到这里的。列宁于5月31日签署了人民委员会作出的相应决定。如何解释列宁对斯大林的这一委托和其他许多委托呢？看来是由于科巴在很久以前从事的违法行为即剥夺行为未被彻底查清，便决定把这个著名的、爱闹纠纷的、历史上很值得怀疑的党员在一定时期内赶出首都。

对斯大林个性方面的道德变化估计不足，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一点在未来的痛苦岁月中，在苏维埃国家整个以后的历史时期内，包括所谓的停滞时期（这个时期当然不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开始的），都表现了出来。

但是，我们要回头来再谈谈1918年的事件。当1918年11月间成立了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首的库尔斯克战线特别集团军的乌克兰苏维埃时，斯大林是该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同捷尔任斯基一起被派往东方战线北部地段调查彼尔姆沦陷的原因。

当斯大林还未能很快地从3月份蒙受的耻辱中恢复过来时，1920年，若尔达尼亚在巴黎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斯大林由于同刑事犯进行可疑的联系和任意进行剥夺而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一事。但是在俄国却没有人愿意倾听一个侨民的声音。

斯大林从“马尔托夫案件’冲得到了不少好处。他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发现了一些方便的小路，他了解到在一定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是干一些不体面的和有害的行为竟能够不受到制裁。

斯大林在组织社会舆论、操纵出版机关和对国家机构施加压力方面，试验了自己的力量。当然免不了有失误之处，但是要知道这是初次试验呀。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他消灭了他在巴库所犯种种罪行的几乎所有的见证人，接着又消灭了1918年时他的那些不明智的辩护人，他们是索斯诺夫斯基、卡希阿尼和克雷连柯。只是马尔托夫死得太早了。多么的不公道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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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到达察里津后，立即趁阿·耶·斯涅萨列夫不在的情况下，开始干预那里的指挥工作。斯涅萨列夫当时被任命为北高加索军区委员会的军事领导人①。他曾毕业于总参谋部学院，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自愿地参加了红军。他于6月中旬来到察里津。游击作风，缺乏统一指挥，部队涣散，供应混乱——这就是他在伏尔加河畔的这个城市里遇到的现象。这位从前的沙皇将军精力充沛地着手工作，他组织防御，开始建立正规军。一个月之后他就已经能够阻止住敌人的进攻了。

①关于任命他的证明书是弗·伊·列宁于1918年5月8日签署的。见《列宁生平大事记》俄文版第5卷第436页。

②总参谋部学院校址在彼得堡，隶属于沙俄陆军部。——译者注

斯大林从最初几天起就企图把斯涅萨列夫压在自己身下。他先是占居了这位司令员的办公室，接着命令司令员把作战地图拿来。斯涅萨列夫走出去，给他拿来了地图，把地图在桌子上打开后，说：“我希望你以后永远不要想到你是在同一个跑腿的小孩子打交道。从前我指挥过第9军团，现在政府把一个军区委托给了我。”

斯大林当时是人民委员和中央委员，但是促使他这样子的并不是他认为自己在党和国家中居于很高的地位这一点，而是他力求感到自己是主人，并且让别人也感觉到这一点。“斯大林以铁的手腕肃清了城里的白卫阴谋分子……无情地粉碎了托洛茨基派遣并支持的反革命专家的反抗，以迅速而果断的措施改组了零星分散的部队。”——在一本斯大林的传记里就是这样写的。①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斯大林摧毁了斯涅萨列夫用很大力量建立起来的一切，并摧毁了斯涅萨列夫本人。“我认为，军事领导人斯涅萨列夫很善于怠工：他不想同反革命作战。”——斯大林打给列宁的电报中这样说，他要求把“怠工者”赶走。这位负责粮食工作的全权代表指责斯涅萨列夫奉行护国主义②，而把斯涅萨列夫制定的保卫察里津的计划说成是有害的计划。

①《斯大林传略》194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72—73页。

②护国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二国际的妥协派所实行的保护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策。——译者注

在言论之后接着就是行动。9月中旬，斯大林逮捕了军区司令部的全体人员，把指挥员们赶到了一艘驳船上，把“背叛者们”加以消灭。接着他逮捕了斯涅萨列夫本人，窃夺了司令员的权利’并命令向家里津以南发起进攻。但是军事上的战术不同于驳船上的镇压。这一点在8月4日以前即在战线上的“进攻”开始3天后就暴露出来了。各部队和各地段的协同动作被破坏厂，联络中断了，察里津市面临着被包围的威胁。

那么．粮食（斯大林本来是被派去搞粮食的）方面的情况又怎样呢？这位有经验的剥夺者以惯用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把伏尔加河上的轮船运输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接着便夺取了所有的鱼船（船上的鱼有200万普特之多）。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在各仓库里集中了大量的粮食，但他却并不急于把这些粮食运往北方……

从莫斯科往察里津派来了一个以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伊·奥库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来到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了斯涅萨列夫。后来斯大林对他们二人进行了彻底的报复：他把老将军斯涅萨列夫和老布尔什维克奥库洛夫都镇压了。奥库洛夫在察里津经过寻根问底，收集了一些材料，回来后他把这些材料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非公开的会议上向代表们作了报告。①

①《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3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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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夏季，巴库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动摇不稳起来。土耳其的武装干涉威胁着这个城市，而孟什维克的领导对布尔什维克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态度。巴库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列宁的战友斯捷潘·邵武勉向莫斯科发去告急情，请求给予援助。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由于同中央割断了联系，只好经过阿斯特拉罕或间接途径即经过库什卡——塔什干与莫斯科取得联系。工人的巴库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外高加索的支柱。巴库就是石油，就是土耳其人、英国人、德国人为之垂涎的石油。德国政府答应：如果苏维埃和它共同享用石油，它就保证阻止住土耳其的进攻。

列宁密切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6月29日，他写信向“亲爱的邵武勉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①，通知他斯大林在察里津，请他将信件经由斯大林转寄莫斯科。7月7日，当米尔巴赫②的被害引起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时，巴库的政治危机达到了极点。列宁写信给斯大林说：“关于巴库，最重要的是您要与邵武勉不断保持联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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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15页。——译者注

②威兼·米尔巴赫（1871—1918年）是德国外交家，在担任驻莫斯科大使期间，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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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28页。——译者注

巴库的苏维埃主席请求援助。列宁感到困难。最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南方战线立即给巴库以援助。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说，邵武勉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自己亲近的同志们说：“你们瞧吧，斯大林是决不会执行这个命令的。他永远不会帮助我们，哪怕是他的一切都绰绰有余，他也不会帮助我们的。”邵武勉过去在巴库和梯弗里斯与科巴共同从事地下工作时就了解科巴其人了。他知道斯大林是决不会从自己的辖区里抽去人员和武器来援助他的，尽管斯大林对克拉斯诺夫匪帮拥有巨大的优势。粮食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斯大林虽然拥有足够的粮食，但他却为自己的部队没收了大量载满着粮食的运粮船，而这些运粮船是把粮食从北高加索运往挨饿的巴库的。

但是，斯大林对列宁的指示不敢公开地进行怠工。他往巴库只派去了一支人数很少的队伍。当这支“救兵”于8月初开到时，巴库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垮台了。根据新政府即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政权①的邀请，英军的一支队伍开到了巴库。这时邵武勉及其同志们被关在监狱里。9月中旬，土耳其的军队冲进厂巴库市，但是布尔什维克们被从监狱中释放了出来后，接着用轮船把他们运往阿斯特拉罕。途中一道严厉的命令又将轮船汗往克拉斯诺沃茨克，于是英国行政当局命令把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们交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

①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最高机关，（1917年上半年—1918年7月设在巴库）。组成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1918年3月，奇*shu$网收集整理由布尔什维克库兹明为首组成了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巴库苏维埃政权失陷后，社会革命党人等假借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成立了反革命政府，即所谓的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政权。——译者注

后来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同列宁一起哀悼了死难的26位巴库委员。这个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于9月17日建立的。它的成员有斯大林、谢·康·米宁（从9月份起，他是察里津苏维埃主席）、方面军总指挥帕·巴·瑟京及其助手克·叶·伏罗希洛夫。但是，斯大林不让瑟京进行指挥。早在7月份，斯大林宣布自己是北高加索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他就擅自同自己的司令部定居在察里津，从而给事业带来了危害。斯大林支配着武器装备、军队和军事干部。同时他还进行着阴谋活动。他无论在南方或者在莫斯科都进行着阴谋活动，而在莫斯科则是进行着党内最高级的阴谋活动。在新的方面军建立10天后，他就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打报告说，瑟京自己认为自己“很奇怪，竟对整个方面军的情况不感兴趣”；他还报告说，在瑟京不在的情况下已作出决定，要准备对白匪发动广泛的进攻。斯大林以此为借口，要求发给步枪、大炮、弹药和服装（越多越好）。否则（这是这个讹诈者惯于使用的一种手法），“我们将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这个报告在表达方面所玩弄的技巧。原来是历史召唤他去“消灭顿河地区的旺代①”……斯大林为了执行这项历史使命，他是不吝惜“人力”的。他命令把仓卒之间由一些未经训练的新兵编成的一个师投入战斗。结果这个师全部被敌人俘获。当波·莫·杜缅科②把红军战士从敌人手中夺回来时，斯大林竟下令把“叛徒们”处以死刑。③

①旺代本是法国的一个省名，因18世纪末法国革命时，该地发生了反革命暴动，后来“旺代”一词就成了泛指的反革命暴动的代名词。——译者注

②波里斯·莫克耶维奇·杜缅科（1888—1920年）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曾任顿河游击队指挥员，东南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的混成骑兵军军长。——译者注

③《红军各方面军指挥人员的指示（1917—1922年）》197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343、345页。

22年之后，在芬兰战役期间，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整师整师的“叛徒”都被送到集中营加以消灭。后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各条战线上，这位最高统帅竟把这种做法加以合法化……

为了达到统一指挥，并且为了控制这位南方的独裁者，中央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康·亚·梅霍诺申派往察里津，并让帕·耶’拉济米尔（他在十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曾担任彼得堡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加入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梅霍诺申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亲手交给了斯大林。但是命令是不起作用的！尼古拉·鲁德涅夫、①这位忠诚的、勇敢的指挥员对斯大林的行为提出了抗议，但也不起作用。斯大林依靠伏罗希洛夫和米宁（说这两个人在指挥方面军的工作中很内行，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策划了对瑟京和梅霍诺申的迫害。“我将亲手把那些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②——他向列宁这样保证。

①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鲁德涅夫（1809—1943年）是苏联国内战争的英雄，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察里津保卫战中任旅长，战斗中负重伤牺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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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09页。——译者注

新的纠纷使中央感到担忧。斯维尔德洛夫打电报提醒斯大林说，所有的人，包括中央委员，都必须服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早在10月初讨论党的干部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中央叽关的各项决定时，首先指的是斯大林，因为他把南方战线弄到了灾难的地步。对军事专家持公开的敌视态度，无缘无故地进行镇压，靠棍棒来维持纪律，对士兵动不动打嘴巴，前线的游在作风和后方的独断专行，对司令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玩弄阴谋——斯大林的这一切行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斯大林的冒险主义使6万名战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为了摆脱斯大林的专横，又有多少个自愿参加了红军的军官被迫跑到另外一个阵营！！白军申于在察里津有这样一个如此效劳的人，便展开了顺利的进攻，从三个方面包围了这个城市，直抵察里津城下。装甲兵和装甲列车战斗了几天几夜都未能退出战斗。第十集团军炮兵司令Г．И．库利克在城郊和城里的各条大街上摆放了将近300门大炮，但是炮弹打完了。10月16日凌晨决定性的战斗开始了。站在第十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大楼的阳台上进行指挥的有克·叶·伏罗希洛夫、谢·康·米宁、Г．И．库利克、E．A．夏坚科和Ａ．И．谢利亚夫金。但是，据谢利亚夫金回忆说，这里唯独没有斯大林。

在最后决战的那一天他到底在哪里呢？他在自己的列车上，处在可靠的保护之下。在这种从阵地上抽调一辆装甲列车来加强保护的情况下，斯大林有一次视察了军队的部署。这唯一的一次对前线的历史性访问就是这样安排的！他一直待在伏尔加河左岸躲避危险，只是在召开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时才出现一下。在最后一个星期里，斯大林压根就没有露面，因为察里津市已开始疏散，已经预感不到有任何胜利的迹象……

看来，白匪哥萨克马上就要冲进察里津城内了。就在这时，在后方和两翼突然出现了几支披着黑色斗篷的骑兵队伍，犹如乌云压境。阳光下，几千只长矛和军刀威严地闪闪发光。眼看乌云就将吞没红色的骑兵，我们的一切就将完蛋。可是披着黑色斗篷的骑兵却杀入了哥萨克白匪队伍。白军抛下几百具尸体，从察里津城下撤退了。

第十集团军指挥部事后得知，从北高加索来援助他们的是德米特里。日洛巴的钢铁师，但是由于事先没有联系，对今天的援助他们没有预料到。而日洛巴却及时赶到了。对察里津的包围被打破了，敌人被打退到120公里以外的顿河对岸去了。

10月24日，斯大林以俄国革命南方领袖的身份打电报向英雄们祝贺：“请向把敌人加以包围并将其击溃的莫罗佐夫斯基、季霍列茨基及其他团队，向洛巴切夫指挥员、日洛巴师长，致以热烈的共产主义的敬礼。请告诉他们，苏维埃俄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英雄业绩，一定对他们论功行赏。”①没有过20年斯大林就对这些英雄们“作了奖赏”②，他“奖赏了”他们所有的人。

①《反对邓尼金》196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7页。

②这里引号里的奖赏当然是说斯大林把他们都消灭了。——译者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事件是怎样反映在斯大林的传记（确切些说，是斯大林的自传，因为对传记中的每一行字他都亲自作了检查）里的。那里写道：“斯大林的钢铁意志和英明远见保卫住了察里津，使白匪未能冲到莫斯科。”①

①《斯大林传略》俄文版第73页。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要求把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撤职，认为他们两个是好争吵的人、不怀好意的人和危害事业的人。后来斯大林在同列宁谈话中竟否定一切，并为伏罗希洛夫进行辩护，说他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和无法代替的干部。伏罗希洛夫也对斯大林作了报恩——他大肆宣扬自己保护人①的战斗“功绩”，称他是红军的“缔造者”和红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组织者。

①这里的“保护人”当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在南方弄得声名狼籍的斯大林却企图在莫斯科钻进最高军事政权的大楼里。但是怎样才能躲过托洛茨基呢？列夫·达维多维奇①受到了列宁的信任，现在要打倒他是办不到的。斯大林向列宁保证，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今后定将成为执行军事纪律的榜样。决不同总司令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生任何冲突。他说服了米宁和伏罗希洛夫，要他们绝对服从中央的各项指示。斯大林不再坚持要撵走瑟京和米霍诺申了，他甚至愿意在南方战线委员会里同他们合作。从前线委员会被召回的斯大林，梦想着能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再回到那里去，梦想着中央委员的地位加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地位能帮助他占据凌驾于前线委员会之上的地位才好。

①列夫·达维多维奇是托洛茨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俄国南方，斯大林打算进行一场大的赌博。他常常以独裁者的身份在南方各地出现。他嗜血成性。有谁能够统计出，当时根据他的命令被处死的军官、士兵和红军战士有多少？在斯大林的一生中，察里津是他早期的一个射击场。

1918年时，列宁在斯大林身上只看到了他不能与人共处和作风粗暴的特点（而这些很容易被解释为“高加索人的性格”），于是他请托洛茨基“竭尽全力和斯大林共同搞好工作”①。托洛茨基早在1917年时就了解到：要想同斯大林一起搞出有成效的工作是不可能的。1917年7月，在新的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时期，托洛茨基撤换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但是一年之后，斯大林又钻进了这个机关，并且第一次在党的官阶梯级上同托洛茨基平起平坐。在《真理报》刊登的一篇关于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报道中，斯大林的名字列在第四位一已经是第四位！——，排在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后面。在革命胜利后的第3年，斯大林“超过了”象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这样一些公认的党的领袖这一事实本身可以被看做是未来的总书记的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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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06页。

庸人们渴求的是强权。而每一次他们都得到了强权，这些人就是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历史上有过很多被芸芸众生盲目崇拜的人，只是为他们而牺牲的那些人的名字却被历史淡忘了。俄国的这个庸人在经过了几次革命和国内战争那些毁灭性的、残酷的岁月之后，渴望建立起一种秩序来。在他看来，铁腕政权是医治饥荒、破坏和无政府状态的灵丹妙药。这就需要有一位独裁者。

列宁在世时，这个普通人的各种天性还有所收敛。列宁一去世，人民便开始塑造新的沙皇爸爸来。早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就对总书记鼓起了3次暴风雨般的掌声。

斯大林掌握政权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斯大林是在需要的时刻出现在了需要的地方。1922年时，一家巴黎报纸写道：“列宁患了不治之症。他一旦逝世，上台的必将是这个毛发很多的印古什人（我们不去谈这个难免不准确的说法，因为正是印古什人成了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本书作者注），他定将他们所有的人加以血腥屠杀。”真是惊人的预见！

但是，对于各种“白俄败类”办的那些“低级趣味的小报”，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季诺维也夫都不去读它。至于患病的列宁，就更不会去读它了。而如果他们也读一读这种东西呢？……那个打着精力充沛的总书记的招牌的杀人凶手会怎么样呢？那就别说啦！

托洛茨基由于过于自负面对斯大林的穿透力估计不足。托洛茨基认为自己对那个“灰色的斑点”（后来他就是这样称呼斯大林的）的优势是太明显了，因此他认为对于总书记在政治上的胡来值不得去重视。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而且不只是在那时候，托洛茨基就放弃与人进行辩论了。而当他于1927年决定与其他反对派分子一起向“党员群众”进行呼吁时，“火车已经开走了”……

斯大林再好不过地利用了主要竞争者的这利。失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愿意在行政事务方面“弄脏自己那双洁白的手”。他们想：让科巴去干这个吧。他诚然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和粗暴的人，但却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就让科巴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坐上一会好了，而我们则来议论一下理论问题吧。他们所有的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都把斯大林看成一个初次登上首都舞台的有点土气的演员。斯大林妄想担任主要角色的企图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因为他既没有受过真正训练，也没有什么天赋。至于他当总书记嘛，那是他觉得有趣。好吧，就让他快活一阵吧。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对待斯大林。而当他们了解到这个演员已经永久地占领了舞台时，已经晚啦。

加米涅夫对斯大林抱着一种特殊的指望。在图鲁汉斯克流放的岁月里。命运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至今还保留着一张他们二人当年的合照，在照片上科巴和加米涅夫互相搂着。

……1915年春天。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在布尔什维克流放者由于审判布尔什维克党杜马党团的代表而召开的会议上发了言。唯一拒绝批评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的行为的中央委员就是斯大林。会议委托他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起草一项决议，但是科巴却意外地走掉了。①

①K.T.斯维尔德洛娃《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66页。

……1917年春天。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一起擅自控制了《真理报》编辑部，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

……1917年10月。列宁处在地下状态，他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痛斥为工贼。斯大林却为加米涅夫抱不平。

在漫长的岁月里，科巴一直以学生身份经常出入于加米涅夫门下，而列夫·波里索维奇①也毫不怀疑，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将永远如此。因为他是公认的党的领袖之一，再说在领导工作的经验方面，在学识渊博和文化程度方面，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啦……他利用斯大林的帮助可以巩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地位，而斯大林则将执行他加米涅夫的意志。

①列夫·波里索维奇是加米涅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1922年4月2日，即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代表们纷纷走向投票箱，把写有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的选票投进去，投票结束了。计票委员会的委员们打开票箱后，困惑莫解地相互对视起来，因为在很多选票上都附带写了这么一句话：“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选举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为书记。”

计票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克雷普尼克对于这种罕见的现象没有去多加猜想，就建议宣布所有选票无效，因为很明显这违反了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未被授权选举总书记。斯克雷普尼克不怀疑这种企图预先决定下届中央全会投票结果的作法是加米涅夫干的，于是根据计票委员会的委托，他把情况诉诸代表大会主席团。但是列宁建议把选票留下来，他说：“我们要迫使加米涅夫在代表大会上出来说明情况，并在中央全会的组织会议上宣布玩弄这种手腕是无效的。”①

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87注。

加米涅夫不得不向代表们说明自己的行为动机。他的发言原文发表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公报上。但是公报没有被保留下来，在出版代表大会的记录时这个原文不见了……

4月3日，在中央全会组织会议开幕时，加米涅夫不得不再次发言，他说：在选票上附带写的那句话对全体会议决没有约束力。接着，全体会议作出了一项专门决定：现将加米涅夫的说明告知大家：加米涅夫在选举期间，在得到代表大会完全赞同的情况下，已作出声明，他在某些选票上指明要选某人担任总书记和书记的作法不应在选举中对中央全会有所限制，这种作法只是某些代表的愿望。

加米涅夫还不上一次地给予斯大林以有效的效劳。季诺维也夫也是这样。他的主要目的是不让托洛茨基施展其才能。这就使得有点蠢笨的科巴处境较好一些。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二人既不可能、也不愿意联合起来，因为两人都过于自负了。每一个人都妄图担任思想家一领袖的角色。

1925年时，克鲁普斯卡娅曾企图把一批有威信的党员联合起来以便最终限制科巴。她相信，这是可能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①联合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她指望让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也加入反对派。她曾到哈尔科夫去找他。但是，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②回忆说，他拒绝了参加这项事业。过了30年，即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他向朋友们表示了懊悔，但为时已晚。他还补充说：不过，根据我们当时即在1925年时的认识来看，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

①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是彼得罗夫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列宁最亲近的身边的人中，有一个人了解斯大林的真相，这个人就是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他从图鲁汉斯克流放时期起就避免和科巴接触，并且在整个1917年中都同他断绝往来。①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很早就去世了（他是在革命胜利一年半之后去世的）。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也许会有足够的原则性和勇气来最终关闭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大门吧？

①《维尔德洛夫选集》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268、276～277页。

捷尔任斯基在逝世前不久，即在1926年春，就感觉到党面临着分裂的现实威胁，开始敲起警钟。但是他把托洛茨基看成了肇事者。捷尔任斯基去世后，令人担心的事日益严重起来

越来越多的党员看到了危险来自何人。1928年夏，布哈林一再使加米涅夫相信：“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的话，科巴就会象成吉思汗那样，割断我们所有人的喉咙。”但是，“右派”终究未能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合起来。他们谈了一阵又一阵，最后还是散伙了……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索柯里尼柯夫、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彼得罗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鲁祖塔克……这些党的领袖（我远未说出全部领袖来）在列宁逝世后，如果采取一致行动的话，是有可能堵住斯大林走向个人独裁的一切道路的。斯大林第一个消灭的是伏龙芝：1925年10月，把他杀死在了手术台上。接着捷尔任斯基猝然死去，随后是瞿鲁巴。斯克雷普尼克和托姆斯基被总书记迫害后，都自杀了。在新的一代党的领导人中，这个杀人凶手的毒手选中了基洛夫。稍晚一些时候，这个主宰者把其余党的领导人都干掉了……

列宁在逝世前不久，看到了科巴的恶劣行径后担心起来：战友们的内证将把党引到何处？而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政敌们无所作为使斯大林走了运。当时斯大林甚至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就是他身边那些天真幼稚的人都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他的身上。

1903年8月2日，列宁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党章第1条进行辩论的笔记》中强调说：一我再说一遍，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权力，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实质之所在。”①斯大林“抓住了”这个“实质”，彻底地利用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非常坚决地实行了“清党”路线。铁的纪律成了斯大林赖以爬上独裁者宝座的一把梯子。这种铁的纪律束缚住了那些企图把党这艘船开回到集体领导道路上去的共产党员们的意志。怎么能够发生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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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412页。——译者注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感到广泛利用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这项决议①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任何派别或集团活动都受到严格禁止。有一项决议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把任何一个“从事派别活动”或违反党纪的共产党员、直至中央委员开除出党。这项决议在斯大林的手里变成了一个随时都可以使用的工具，它使整个党服从于少数政客的意志，服从于斯大林的任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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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2卷第536一337页。

几乎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都要发出维护党的统一的号召。他在攻击反对派分子时，每一次都要指责他们企图破坏党的队伍的统一。臭名昭著的争取统一的斗争逐渐地变成了一种巩固斯大林个人独裁的手段。任何打算批评总书记的企图都等于分裂列宁的党的企图。

当弗拉基米尔·柯秀尔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建议取消对各派别和集团的禁令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放弃党的统一。遗憾的是，象布哈林这样一个聪明人都企图对他加以嘲笑。季诺维也夫、接着是布哈林要代表们相信，现在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健康，它是所有政党中最好的一个党。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7页、103—105页、186—188页其他各页。

捷尔任斯基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号召说：“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我们党的统一”。他在逝世的两周以前写给古比雪夫的信中说：“只有党和党的统一才能够决定任务。”①这成了以后历次代表大会的主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今后“要对一切动摇和破坏党的钢铁纪律和列宁党的统一的企目给以无情的回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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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捷尔任斯基选集》俄文版第2卷第360－361页；H.博夫《捷尔任斯基传》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04页。

②《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版第5卷第132页。

斯大林指望利用党内纪律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专政）这种强有力的杠杆，来扭转历史的进程，使历史按照他个人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要想破坏斯大林的前程，要想解除他的任何负责职务，必需由多数人投票赞成才行。因此斯大林以极快的速度到处安插自己的人，并消除那些意志坚强的和忠诚的因而是危险的人。

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少数要服从多数。这个公理很适合斯大林王朝的心意。党的权力的集中制用强硬的纪律束缚住了党员。这距离个人独裁只差一步了。斯大林走了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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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玛·瓦·福法诺娃的《回忆录》发表出来的时候来到了。她是列宁所亲近的一个人，1917年9—10月间列宁曾躲藏在她的住宅里。她同克鲁普斯卡娅很友好。下面就是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①在1973年即在她逝世前不久对我讲的话：

①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是福法诺娃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1920年年初，有一次我的一位熟人即工农检查院院务委员会委员雅库波夫同志打电话给我。应该说，当时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

雅库波夫说：‘工农检查院正在改组。决定让一位政治上的大人物来领导这个部门，而院务委员会的成员都应是党员专家。我提你作为负责农业的候选人。’

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将到什么地方物色到共产党员专家。我请他让我对他的建议考虑一些时候。3个星期后雅库波夫又打来了电话。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很难下决心，我不知道那个将领导工农检查院的人会如何对待你的建议。’‘我要同斯大林谈一谈，你同意吗？看来他将是这个部门的首脑。’一星期之后，雅库波夫又打来了电话。他说：‘斯大林同意你作为候选人。’‘这很好。不过我要同人商量一下。’‘同谁商量？’‘同谢列达商量’。

谢苗·帕夫努季耶维奇·谢列达是农业人民委员，没有别的什么人比他更称职了。过去他是地方自治局的一个干部，是一位经过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了解农村，懂得农业，是一位有威望的领导人。国内战争快结束啦，一些前线的共产党员纷纷转业从事农业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同志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低于人民委员的职务。正是在这个时候，谢列达遇到了种种与‘陷害’有关的不愉快的事。

我见到谢苗·帕夫努季耶维奇时，他的心情极坏，他甚至不能够平心静气地讲话。这使我感到很难受。我对他说：‘唉，难道你不想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吗：那我就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个电话。’接着我就在‘转盘’上拨了列宁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个人问题上我有话要对你讲。’列宁笑了笑回答说：‘你有个人问题？……行呀，你准备什么时候来？’‘如果可以，现在我就去。’‘好，你来吧。’

我在办公室里见到伊里奇时，那里只他一个人。他站起身来迎接我。他问：‘你有什么个人问题？’当我把雅库波夫的话重说了一遍，说领导工农检查院的应当是一位政治上的大人物时，列宁站起身来，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他的面孔变得阴沉，显出忧虑的神情。最后他停住脚步说：‘斯大林就是这位政治上的大人物，对这一点你是怎样认为的呢？’我说：‘我对斯大林了解很少，而据雅库波夫说，他正在从事工农检查院的改组工作。’列宁说：‘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我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请你给我两天的时间。’

……第三天傍晚，我来到谢列达的办公室，开始在电话机旁等候。这时列宁的电话打来了，他问：‘是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吗？我在等你哩。’我来到伊里奇的办公室时，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第一次一样，神经紧张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他一直在走动，一句话也不讲。后来，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说：‘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达（列宁的妻子当时正在病中）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在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列宁又忧虑地在办公室里走动起来，并补充了一句话：‘你还知道什么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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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明显地不相信斯大林，瞒着斯大林。1922年12月24日，玛·阿·沃洛季切娃在值班秘书日记中记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叫我去。他提醒说：昨天……和今天……口授的东西是绝密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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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3页。——译者注

领袖在口授出《遗嘱》之前很久，就开始看清科巴的性格了。列宁总是把战友们的业务品质①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他只是在太晚的时候才看清了斯大林那凶狠的报复心理和不容异见的性格。

①这里说的“业务品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能力”。——译者注

几乎在整个1922年中列宁都在研究工农检查院的情况，他最后决定由瞿鲁巴来代替斯大林，不过他建议负责干部们在改组下农检查院时应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在列宁一生的最后3年里充满了尖锐的政治冲突，而斯大林总是处在这些冲突的中心。

1921年。斯大林加入了民族问题的辩论。他不去努力寻找论据，而是使用了一个一贯进行蛊惑的人的伎俩：把理论庸俗化，故意歪曲，政治上扣帽子，甚至进行恫吓。

格·瓦·契切林就超帝国主义的倾向和超民族国家的产生发表了一些深刻的、有预见性的意见，并对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契切林的文章发表在1921年3月6、8、9日的《真理报》上），斯大林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却把契切林的这些意见和分析称之为“舞文弄墨”①。当契切林证据确凿地驳倒了斯大林那些站不住脚的“理论”时，斯大林就暗示论敌过去曾是一个孟什维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土耳基斯坦局委员Г．Ｂ萨法罗夫因敢于批评斯大林的提纲而被总书记称之为崩得分子：崩得分子在1903年发表意见赞成民族文化自治，萨法罗夫也对此表示赞成。于是他们全是一丘之貉！全是吗？斯大林混淆了两个时代，把沙皇俄国的情况等同于苏维埃联邦的条件，然后就急忙给自己的这个大胆的批评者扣上了一顶帽子。弗·彼·扎东斯基由于指出了斯大林报告中的论点抽象，斯大林就对他进行报复：对扎东斯基连想都未想拿去发表的提纲进行指责，并顺便把作者辱骂了一番。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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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3页。——译者注

②《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86页及其他各页。

斯大林作起事来非常顽强，厚颜无耻，肆无忌惮，他相信被党的纪律束缚住的大多数代表是消极无为的。对于一些列宁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扎东斯基、萨法罗夫）所发表的某些意见，他认为是用不着去考虑的。例如斯克雷普尼克是一个不顾情面的人，他曾把消极怠情的大多数人称之为“党内的一潭死水”，认为这些人甚至连明确的意见都发表不出来，这一潭死水连“吧卿吧卿的声音”也发不出来。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里，斯大林还能够用一些基本上是新的方法丰富所进行的辩论。后来代表大会的工作程序给报告人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手段，这就是结束语。如果在辩论进程中，在批评的打击下，斯大林的假科学体系行将垮台时，他就能够在结束语里轻而易举地进行报复。“我本来对发言的代表们抱着更大的期望。”①——斯大林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以孩子般的天真态度这么说，但他却没有拿出任何反驳的论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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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6页。——译者注

而在代表大会之间——当时，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间隔时间是很短的——斯大林继续贯彻自己的路线。他对萨法罗夫的攻击变成了真正的迫害。而列宁则千方百计支持“持不同观点的”萨法罗夫，把阿·阿·越飞派住土耳其斯坦去帮助他。1921年亚2月22日，列宁在写给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主席兼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属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说：。现秘密寄上此信。①我想，萨法罗夫是对的（至少有一部分）。恳请您客观地进行调查，不要让无谓的纠纷，争吵和报复给土耳其斯坦的工作带来危害。”②这封信象其他几百份描绘斯大林真面的文件一样，也被湮没无闻了30多年。

①指格·伊·萨法罗夫给列宁的一封信，信中谈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土耳其斯坦遭到歪曲的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179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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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148页。——译者注

1922年。斯大林指示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执行关于建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决定。当1921年决定这些共和国实行联邦制的问题时，列宁坚决主张要采取谨慎态度，要求务必遵守民主准则。他认为需要向当地居民耐心地解释党的政策，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对于这一切，格鲁吉亚人斯大林都拒不接受。他压制了自己的老乡们坚持苏维埃政府宣布过的民族独立的第一个行动。他是以其固有的粗暴态度和高傲态度加以压制的，而且象通常一样，是假他人之手加以压制的。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主席兼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命令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们立即前在莫斯科，听从俄共（布）中央的安排。受屈辱的格鲁吉亚人向政治局提出了申诉。列宁将其申诉交到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也就是将其申诉交到了斯大林的手中。列宁当时不知道，中央全会的决定对斯大林来说并不能成为障碍。列宁也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正在逐渐地变成斯大林私人的书记处。可是，斯大林的同胞们却知道，这个坐上了总书记交椅的人能够干些什么。1922年10月22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乎全体成员都提出了辞职。斯大林立即啪的一声关上了捕捉器：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马上任命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组成人员。这个听话的中央委员会很快就被莫斯科批准了。

但是在1922年时，对中央的决定提出申诉还是可以的。当时甚至还能够希望得到公正的解决。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们经过努力，使得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里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但是总书记不把主动权从自己的手中交出来：他提议要让费·埃·捷尔任斯基、德·扎·曼努伊尔斯基和维·谢·米茨基亚维丘斯一卡普苏卡斯加入这个委员会。斯大林越过政治局通过询问的方法，使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付诸实施。询问是一个非常适用的方法。在技艺高超的人手中，询问能够成为批准总书记独揽大权的一种方便的手段。

列宁认为需要撇开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而把自己在人民委员会中的副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李可夫派赴格鲁吉亚。列宁的种种担心被证实了：冲突并没有消大，争吵闹得更凶了。奥尔忠尼启则打了科巴希泽（他是波·古·姆季瓦尼①的战友之一，当时他们还没有被叫做“人民的敌人”，而只是被叫做“倾向分子”）一个耳光，而且是当着李可夫的面打的。

①波·古·姆季瓦尼（布壮）是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所属苏维埃共和国合并问题委员会的委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领导了一批人致力于取消外高加索联邦的斗争（《列宁生平大事记》俄文版第12卷第390、427—428、434、442—443、568页及其他各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47注）。

那算是个什么专门委员会呀？它没有辜负总书记的信任：它认为奥尔忠尼启则是“正确的”……斯大林全是用自己的人补充进了这个专门委员会（加入第二个专门委员会的有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列宁看到了这种情况后，紧接着便把自己所信任的人也派了进去。列宁得到了捷尔任斯基提供的情报后，正确地指出：“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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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译者注

列宁坚持不懈地要拿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材料，斯大林则顽固地加以阻挠。他建立了一种严厉的书刊检查制度以及对列宁的秘书和助手施加压力的制度。证人就是值班秘书的日记。列宁经常感觉到总书记的那只令人难以忍受的手，因此他做什么总是背着总书记。

1923年1月24日，列宁把莉·福季耶娃叫了去，责备她说：“先谈谈我们的‘秘密’事务：我知道，你在哄骗我。”福季耶娃企图使他相信情况相反，但是列宁说：“关于这一点我有自己的看法。”①他没有说错：无论是福季耶娃，还是沃洛季切娃，当天就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她们秘密口授的一切准确地报告给了斯大林。

①同上，第467页。——译者注

第二天，列宁又提起专门委员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1月27日，福季耶娃从捷尔任斯基那里得知，文件在斯大林那里。1月30日，她记道：“我给斯大林去了一封信，但他不在莫斯科。昨天，1月29日，斯大林来电话说，未经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给。他问我是不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什么多余的话，他是从哪儿了解到日常事务的？……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问回音，并说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①2月1日，政治局终于准许把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交给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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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6页。——译者注

斯大林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他建议政治局解除他担负的与监视列宁执行治疗制度有关的麻烦职务。当然，他是在玩弄手腕。他的建议未被接受……

列宁对大多数中央委员陷于迷误状态感到很痛苦。他们都听命于斯大林。列宁不能容忍民族政策方面的大国路线，因此，为了对付总书记，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委员会来研究“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

列宁认为，应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①。列宁由于不相信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能解决尖锐的冲突，便在1923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信，请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但是托洛茨基借口有病，拒绝了。②

①同上，第354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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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313页。——译者注

斯大林担心被彻底揭露，他断然禁止福季耶娃把日常事务向列宁报告。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材料（例如“遗失的”科巴希泽的声明），总书记终究还是对列宁隐藏了起来。

1922年10月发生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斯大林由于立即采取了拒绝垄断制的立场，便认为没有必要去深入了解问题的实质、研究文件和征求专家的意见。而患病的列宁却这样作了。斯大林留给自己的是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权利。但是列宁却说服了各中央委员，使他们相信保存和巩固垄断制的必要性。于是斯大林便撤回了原来的意见，说什么“鉴于近两个月来积累了一些新材料（！——本书作者注）……因此我认为自己应该声明收回自己原来的反对意见”①。斯大林借口积累了“新材料”（其实对于旧材料他也是不屑一顾的！）而使自己保住了体面，并在需要的时刻附和了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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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4卷第589页第201注。

斯大林表明自己是一个玩弄政治手腕的行家。他在反对列宁路线的斗争中巧妙地玩弄着这种技能，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最高任务”（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一个术语）——损害病中的领袖①的健康。

①“领袖”自然是指列宁。——译者注

总之，在1922年12月，中央全会站到了列宁的立场上来。斯大林自然又站到多数人一边。可是过了半年，他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竟把自己说成了一个历来都毫不动摇地衷心拥护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人，说什么“对外贸易垄断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是无需用新的证明材料来加以证明的”。这时列宁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在逝世前不久，由于认为斯大林不可信赖，便请托洛茨基不要削弱对垄断制的反对者施加压力。

1923年4月是斯大林感到惊慌不安的一个月，因为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将发表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一封信①。斯大林在党内居于高位以来已经一年了。当然，总书记只不过是中央书记处中的第一书记，他并不决定党和国家的政策。此时斯大林还只是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手掌下面观看世界，没有企图损害他们的威信。但是总书记这个职位毕竟是他通向极权的唯一途径。眼下应当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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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9—355及其注释。

列宁已经卧床不起了，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他的信的话，定将掀起一场喧嚷的辩论来，那时，斯大林关于在俄罗斯联邦的庇护下把所有共和国以拥有自治的．身份联合起来的建议就会通不过。那时，他斯大林甚至有可能连中央委员会都选不进去。历史指点给了他一条出路。科巴在什么地方曾经读到过法国的一项发明——“筹备会议”或者叫“元老院”①。是呀，是呀，建立一个筹备会议，只让它知道这封危险的信的内容也就行啦。而为了更可靠地对列宁派进行封锁，就应当从有威信的人中安排自己的一个人来担任代表大会的会议主席。这样一个解救之计被总书记想出来了。剩下的事情只是技术问题。

①该词用于俄国时，译“筹备会议”，用于法国或其他国家时，译“元老院”。——译者注

“为了安排好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并使代表们能有最好的条件来得到情报”，中央全会建立了一个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这个决定于1923年4月15日被通过。4月18日，代表大会主席团从列宁的秘书处那里拿到了关于“自治化”的信之后，通过一项决定：在“筹备会议”的会议上来宣读列宁的这个文件，然后再把这个文件的内容介绍给各代表团’。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全部成员是按照总书记所需要的精神挑选出来并加以说服的。在需要的时刻，自己的那个人就出现在了舞台上，这个人还是加米涅夫。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担任会议主席的就是他。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821页。

在辩论中第一个发言的是穆季瓦尼。他本来想依据列宁的信来发言，但是主席不允许他引证这个文件。“主席：穆季瓦尼同志，你需要听从主席的。你们自己已经决定，这些信将通报给各代表团，因此在这里，这些信将不予公布。穆季瓦尼：我并不公布，我只是引证其中的一些地方。主席：把引证的地方加在一起也就等于公布。如果你打算遵守为了党的总的利益而通过的我们的共同决定的话，那我就请你不要在实际上公布我们决定不予公布的东西。穆季瓦尼：这就是说我必需根据自己的记忆而不能根据我作的笔记来发言。”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96—498页。

主席的这些呵斥就是对以后发言者们的警告。加米涅夫殷勤地把自己那软骨头的脊背弯在斯大林的脚下，已经是多少次了呵！当他把自己的脊背弯在斯大林的脚下时，还依然天真地认为，似乎他正在、而且将永远是在摆正刚开始其一生事业的总书记的脚步。

列宁既不能出席代表大会，就应该由某个人来制止狡猾的政客和振奋被“纪律”所束缚的代表才是……可是托洛茨基在打瞌睡。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应当向斯大林开战。但是列夫①却睡过了头，把该蹦跳一下的合适时机错过了。

①列夫是托洛茨基的名字。——译者注

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①。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吗？是分析危急的形势吗？不，总书记登上讲坛不是要谈这些。他谈的是民族问题的国际意义、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大国沙文主义的危险、要相信从前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他愿意谈什么便谈什么，但就是不谈自己的错误。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79—495页。

斯大林宣布对参加联盟的各民族实行完全自愿的原则，但却只字不提对格鲁吉亚和邻近一些共和国的各民族在行政上所实行的强迫措施。象任何时候一样，他以貌似科学的口吻讲述原始现象的派头，企图来空谈理论，但同时他却想方设法避而不谈列宁的意见、列宁的信。总书记顺便谈到了格鲁吉亚的那些“倾向分子同志”（他羞怯地指出，“人们这样来称呼他们”），并证明：如果格鲁吉亚脱离外高加索联邦而直接加入联盟，那它就将处于特别受优待的地位。同时他从地理教科书中引用了一些中小学生们用的证据。

总之，他没有作任何自我批评，而是对虚构的“官吏”和外高加索的民族主义者进行辱骂，对列宁的文件保持缄默，并进行蛊惑性的欺骗。然而毕竟有一些列宁主义者能够透过尘土飞扬的云雾看清他玩弄的政治手腕。尼古拉·布哈林指出，斯大林由于把大国沙文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便只对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尖锐的批评。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揭穿了那些打算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确定一种“中间路线”的企图（让我们回忆一下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斯大林支持的那种“中间路线”吧）。他特别指出了斯大林玩弄的提出反诉的手腕，说什么“首先你们要克服自己的民族主义”。

斯大林还有一个机会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试图对列宁的拥护者予以驳斥，这个机会就是结束语。但是他却利用结束语来诬蔑论敌，要他们想起从前党所犯的“过错”。他还顺便指出布哈林……不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接着，总书记责备织布哈林和拉柯夫斯基为首的整整一大批人都过分地夸大了良族问题的意义，因此，据他说，他们“忽略了一个社会问题——工人阶级的政权问题”。总书记把所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包括加米涅夫——穆季瓦尼的对话，都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删去了。而他的政治继承人们所关心的则是，即使是经过删改的速记记录也不得再版，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68年为止。关于“遗失的”列宁的文件，如列宁1919年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说，雅·阿·雅柯夫列夫说，“这份文件丢失了……我怕还有一份文件也丢失了。”①现在说的是斯大林避而不谈列宁关于“自治化”的那封信。究竟丢失了多少文件，这都要由斯大林来负责……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596页。这篇演说，无论是在代表会议的记录里，或者是在1923年4月以前出版的《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的那一卷里，都没有发表。

斯大林在民族政策方面所追求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那就是：要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使用强迫的方法；要使党的所有机关（中央的和地方的）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总书记的意愿；暗中破坏列宁的方针和不间断地使患病的领袖感到烦躁；加剧冲突；煽动对抗；揭露夺权斗争中的政敌和竞争者，并将其拥护者记下来（集中火力对付他们！）；网罗帮手，并“在工作中”检查他们和训练他们。而关于斯大林所解释的民族政策，只能说它是把权力集中到他手中和镇压任何异己思想的一种手段。

第十二次党代表入会进行得不顺利。诚然，斯大林摆脱了困境——他是化了很大力气和玩弄了很多诡计才得以摆脱困境的。有时候总书记被逼到深渊的边缘，甚至不得不往深渊里看“一看。他坐在主席团里时，表面上精神饱满，泰然自若，内心里却不住地颤抖——万一他的那些“采掘工们”不再为他卖力了呢？总书记气得发了疯。他决定要进行报复，要不顾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决议而硬是要改变辩论的进程。要是列宁主义者们知道斯大林打算把国家变成兵营该多好！要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将使用各种手段（利用大国沙文主义或是把大批的人处决）实现他那美妙的梦想该多好！要是他们知道这一切该多好呵！那样的话，布哈林大概就不会去捍卫“我们亲爱的朋友科巴一斯大林同志”了。但是，修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公开地反对列宁——这不是斯大林扮演的角色。

米尔赛义德—海达尔·苏丹—加利耶夫曾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工作。他干劲很大，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于是苏丹一加利耶夫决定宣传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列宁关于“自治化”的那封信。这是一位行为不谨慎的同志。斯大林给了他以意外的打击。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国家政治保卫局对苏丹一加利耶夫布置了专门的监视——连在联系方面（邮件、电话）也对他进行间谍监视。这样；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委员就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斯大林当了总书记之后，开始（在大恐怖之前很久）把国家政治保卫局各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后过了3个月，俄共（布）中央召开了一个由各民族共和国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4天，从6月9日至12日。在这4天之中，与会者谈到了苏丹一加利耶夫，对他又是批评，又是责骂。而他无法回答他们，因为在会议召开之前，他已“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捕了。

这次会议的各种材料在等待发表的过程中，一直被搁置了50多年之久。在这次秘密的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是瓦·弗·古比雪夫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了关于苏丹。加利耶夫反党反国活动的报告。他不是代表俄共（布）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作关于贯彻实行党代表大会在民族问题方面各项决议的报告，而是代表监察委员会进行粗暴的斥责。

斯大林在心里选定了这个行政手腕之后，预见到会引起中央委员们的反对。因此，无论是古比雪夫，还是会议主席加米涅夫（又是他！），或者是鞑靼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易卜拉欣莫夫，他们都没有忘记说一说被指责者的革命功绩，提一提他在鞑靼共和国所享有的威望……究竟怎样才能立即置他于死地呢？首先应当把苏丹一加利耶夫辱骂一番，然后给他扣上“苏丹—加利耶夫作风”这样的政治帽子，再谈一谈他的正在变为背叛行为的民族主义倾向，顺便提一提把300名倾向分子开除出党的问题——为了吓唬少数民族中那些执拗而任性的人，这样做就足够了。

斯大林为自己还提出了一项任务——破坏列宁和他的那封信的威信。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找到了。第一个就是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这是一个百依百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在党内广为人知的人。他开始教训与会者说，应当从“苏—丹加加利耶夫案件”中吸取教训：不要去考虑大国沙文主义，而要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积极地进行斗争——这和总书记反列宁的方针完全一致。不，曼努伊尔斯基并不反对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他甚至欢迎这些决议。遗憾的只是这些决议在地方上放纵了“民族的自发势力”。同志们，决不能够把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变成一种少数民族的“自由宪章”！

老布尔什维克曼努伊尔斯基在斯大林的乐队里，认真负责地演奏了自己的独奏部分。总书记为他选配了一个富有表达力的伴奏曲——赛义德一加利耶夫（他是那个被逮捕的“倾向分子”的同乡）的发言。在严实的党的官僚主义的帷幕后面上演了一场亚洲风格的戏剧。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中谈到，大国沙文主义在一些民族区域里弓！起了不良的反应。赛义德一加利耶夫说：“如果不便于把这个地方删去的话，那么……应当强调这不是反应，而是民族主义所固有的后果。”至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那封信嘛，那么发言人认为，它引起了很多的传闻和“不正确的解释，但是就其内容来看，并没有任何令人恐怖的东西”（大厅里发出了笑声）。

为什么斯大林把这个丑角放到舞台上去了呢？他从谍报机关的情报中得知：赛义德一加利耶夫渴望向苏丹一加利耶夫报私仇。原来在鞑靼实行余粮收集制的过程中，赛义德一加利耶夫在向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征税时作得极不平等。当不满者起来反抗时，赛义德一加利耶夫宣布这种反抗是反革命行为（有人在外省已经掌握了斯大林的方法）。根据苏丹一加利耶夫的坚决要求，把这个无能的行政人员从鞑靼共和国调了回来。现在在会议上，这个气恼的人便毫无阻碍地对苏丹一加利耶夫进行起报复来。

这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奏法。斯大林那一大帮人在准备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时所关心的并不是去分析产生“苏丹一加利耶夫作风”的原因：当地的情况和“这个倾向分子”的个性——对这一切决议都不去考虑。但是，对于利用这个被捕的共产党员的私敌来反对他这一点，总书记却没有忘记。

可是不管斯大林怎样精心地准备了这次会议，要想预先防上与会者发表批评意见，他是不可能做到的。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责备中央没有在民族边疆地区进行真正的政治思想工作，责备中央发的通告有增无减。伏龙芝揭露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玩弄把重点转到“法律形式”方面的手法。他注意到了一种意图，这就是力求夸大“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而损害主要的东西——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伏龙芝要求党把实际援助落后民族复兴事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斯克雷普尼克对斯大林分子发动了毫不妥协的进攻。他公开声明，某些与会者企图利用“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来改变党的政策而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背道而驰。“完全正确！”一托洛茨基作出了这样的反应。但他也只限于作了这个插话而已。可是要知道当时无论是在代表大会上，或者是在这样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是能够对科巴进行揭露的。

接着发言的是土耳其斯坦的代表图·雷·雷斯库洛夫。苏丹一加利耶夫在被捕之前不久就知道国家政治保卫局打算反对他的是什么。他未曾想过要建立任何秘密组织，他想的是同其他同志们一起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捍卫在民族边疆地区实行的明智政策。他把这一点写信告诉了雷斯库洛夫，而雷斯库洛夫便向与会的代表们叙述了信的内容。

真理本来是可以妨碍斯大林把他的打算进行到底的。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去倾听雷斯库洛夫的呼声。伊布拉吉莫夫建议对每一个“苏丹一加利耶夫分子”都加以询问，问他画的是什么十字？对那些拒绝声明苏丹一加利耶夫是反革命分子的人。“…都要将其驱逐出党。沙米古洛夫要求对所有与“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有关的人，都要追究其责任（试问：追究什么样的责任呢？）

A．伊克拉莫夫的发言大概是最有重要意义的了。他说，在各地都积累了大量与党的民族政策有关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能够去请斯大林或加米涅夫作出解释，因为他害怕他在这里被逮捕，被枪毙……

我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情景：总书记透过他那著名的小胡子，露出了淡淡的一笑。足以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不只是在莫斯科人们都怕他。

六月会议帮助斯大林更准确地了解到各方面力量的分布情况。古比雪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后来，当斯大林成了伟大的领袖之后，宽大为怀地允许他们死在自己的床上，死在家里。而对那些批评者们的命运，他就是另一种处置办法了。

“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是斯大林以不折不扣的职业家的水平进行的一次政治挑衅，是斯大林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参加下、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思想保护下、在托洛茨基佯装的中立态度下进行的一次政治挑衅。

1923年俄共（布）中央六月会议的材料立即作为密件来处理，有限的几份只发给了党的领导干部。有些东西背着党藏起来了……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继续加工他那管理党的方法。而管理，在他看来，任何时候都意味着镇压。斯克雷普尼克无意之中说出了一句有预见的话：“我担心，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本身会使我们的路线发生某种变动。”实际上，变动已经发生了。而且不只是在“路线”方面。象不真诚和玩弄政客手腕这样一些斯大林时期党的生活中的特点，在当时就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斯克雷普尼克在会议上已经公开地谈到了这一点。

在1923年春季时，要挽救局势还是有可能的。一年之后再来挽救局势，就已经晚了。列宁虽已开始豁然醒悟，但是在“科巴同志”这副假面孔的掩盖下，连他也未能看清这个埋葬十月思想的人的真面目。列宁恐慌不安地写到了国家机关的官僚化问题。斯克雷普巳克看出了官僚化在党内的一些最初迹象。

在1921—1922年，列宁时常思考通过哪些途径来改善党中央机关的工作并加强其同群众联系的问题。最高国家机构的状况也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之操心。他不断地寻找新的、更有效的方式来监督领导机关的活动，并决定以向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提出建议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叙述出来。1923年1月13日，列宁口授完了《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的初稿（这篇文章定稿时用的标题是《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①。1月23日，他把稿子交给了《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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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47注。——译者注

在党内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什么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真理报》的编辑布哈林报告说：列宁对于他的稿子被阻拦发表感到困惑莫解。政治局委员们从克鲁普斯卡娅的口述中得知，列宁非常焦急。据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特别是玛·瓦·福法诺娃）后来说，当时古比雪夫曾建议让《真理报》把列宁的这篇文章只印出一份来，以这种方式来安慰病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瓦列里安·古比雪夫作为俄共（布）中央的一位书记未必敢于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是谁促使他这样作的呢？……

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否决了这项建议，于是列宁的文章于1月25日发表在《真理报》上。但是在同一天，中央书记处却向各省城散发了一项指示：不能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实际意义；说什么领袖正在病中，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但是列宁清楚地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写。有时候他曾建议应该在“有一定人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出席的情况下来举行政治局会议。有时候他还建议“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的威信，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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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译者注

看来，这就是使斯大林焦躁不安的东西。顺便指出，列宁提到。总书记的威信”那个地方，在文章发表时没有了。不难猜想，为什么这样做。至于向各省委发的那个不要理睬列宁的文章的指示，那么在这里总书记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个指示是斯大林亲自签署的。

10年之后，当列宁的这篇文章被称作“天才的”著作时，当斯大林把总书记的交椅换成了专制独裁者的宝座时，他下令从所有档案馆中没收他那封指示信。但是有两份被保存了。下来。此外，在从前的省委书记中有几位幸免于难的老党员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出现的短暂解冻的年代里，证实他们曾经收到过斯大林的那个指示。

在领袖的最后几封信和几篇文章里，表现出他的痛苦心情。他既担心党会分裂，又为各共和国联盟的命运担忧，列宁写道：“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①列宁痛苦地指出，人民至今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列宁在某些文章里写到了中央机关的毫无用处以及尊敬上司和腐败的因循守旧那种令人难受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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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译者注

列宁开始意识到灾难，开始感觉到具体的危险。但是真理的内核还没有被剥离出来。当时只是在一些小事中，如在哥尔克同玛·瓦·福法诺娃或者是同秘书们的信任性的谈话中，才出现了斯大林那凶险的身影。

看来列宁已经注意到了一部分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发生蜕化的明显迹象。此外，在领袖的最后几篇著作里，已经流露出了他对未来的担忧，对斗争的最终结局的担忧。列宁所固有的那种乐观主义只是偶而在他身上居于优势。在1923年1月中旬，列宁在同《革命札记》的作者、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进行辩论时所思考的是十月革命的命运，他得出结论说：“现在包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①列宁的批评性意见送给了《真理报》，在那里加了个标题——《论我国革命》。然而，斯大林进行反革命的时期行将到来。他一个人要比克伦斯基、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加在一起还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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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2页。——译者注

第二章

●总书记这一职务的来历。斯大林如何利用总书记一职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

●《四十六人声明》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案件

●斯大林如何能违背列宁《遗嘱》而依然担任总书记一职

●斯大林在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种种计谋

●伏龙芝之死

总书记这个职务，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是怎样产生的呢9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呢？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立即组成的，但它开始积极地开展活动则是在1917年8月间，当时党的一些公认的领导人有的处于地下状态，有的遭到逮捕。8月6日，加入中央委员会的这个新的工作机关的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叶·德·斯塔索娃、费·埃·捷尔任斯基、阿·阿·越飞和米·康·穆拉诺夫。斯维尔德洛夫实际上是书记处的领导人一他去世后，由斯塔索娃代替。8个月之后，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以中央委员会责任书记的资格又代替了她。1921年3月，维·米·莫洛托夫担任了这个职务。①但是很快就表现出他力不任，于是同志们便谈论起接替他的人来。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加米涅夫建议由斯大林来领导书记处，用“总书记”的职务代替“责任书记”的职务。有人（斯大林清楚地知道他是谁）立即支持这一建议，于是问题便交付表决……

①《俄国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12卷第699页。

当时即在20年代初，在列宁身边的人中，任何一个人，就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都不认为这个情况有什么重大意义。在存在有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机关的情况下，总书记并不决定、而且也不能决定党的政治方针。

如果能够查明到底是哪一位政治局委员从1917年开始，提议由斯大林担任各种职务，那是很有意思的。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是谁建议任命斯大林来负责监督列宁对治疗制度的遵守情况呢？

斯大林传记的作者们断言，在1922年4月3日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的会议上，是根据列宁的建议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的。有一本书里这样的猜测多到了极点。

斯大林保持总书记这个职务几乎长达30年之久。西方那些苏联问题专家们至今还企图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里丧失了总书记这一称号呢？是不是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的马林科夫把他排挤掉了呢？我敢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总”字这个形容词的消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把打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钥匙交给科巴时，他们相信，他将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但是不久情况就表明：斯大林有他自己的指挥棒，而他们则不得个跟着他的指挥棒来转。对于“总书记”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恶意的、初看起来不过是属于办公室职员方面的字眼，斯大林却赋予了它以有分量的内容。他一步一步地扩大了总书。记的职权，加强他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中的影响。地方上（各省、各县和各共和国首都）的领导人逐渐地深刻感觉到斯大林同志个人的权势。发往各省和各边疆区的大量通告、决议、决定和信函都是由他签署的。中央委员们的出差介绍信而主要的是派干部到地方上去工作的委任状，上面都有同样的签署：“约·斯大林”。

主管对党的高级干部分配工作的是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斯大林立即控制了这个机关。自1919年3月起他成了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①后，就开始到处——在中央机关、人民委员会、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委和各省委———都安插自己的人。

①《政治教育》1988年俄文版第9期第77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10卷第592栏。

在20年代曾是斯大林的秘书之一的B．r．巴札诺夫说，总书记有一个习惯，就是一面吱吱地抽烟斗，一面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然后打电话把秘书叫来，简短地指示：要把这个省委书记撤掉，要派某某去代替他……接着便由总书记所完全支配的组织局以非办公人员所应有轻率态度来办理对党的活动家的任免手续。

没有一个人为此而同中央组织局进行过争论。这使斯大林感到十分满意。如果不是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局存在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斯大林所顺利地开始了把戏就算玩成了。然而党的最高机关的成员们眼下还不愿意从斯大林那大沿帽的帽檐下来观看世界。而如果试一试把权力由政治局转到另一个机关去呢？而且是在不声不响地、不做出任何决定和决议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呢？能够成为这另一个机关的就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于是斯大林便企图赋予书记处以能够作出指示的职权。

但是，手腕被识破了。在1925年12月举行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抑制住斯大林的那些争论不休的人的捣乱，他说：“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凌驾于政治机关之上……我确信，斯大林同志是起不了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这个作用的。”①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74—275页。

……1923年。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已经一年多了，可是距离他独揽党的全权还多么远呵……要掌握中央的全部机关，要在一切关键性的部门都安插上自己的人才是。这些人既是忠实可靠的，又是善于执行任务的，他们绝不敢冒然地象托洛茨基那样来蔑视总书记；他们也不敢象斯克雷普尼克或札东斯基那样来正视他斯大林，而是只能仰视总书记，从总书记那小胡子的下面来接受指示。这样的人已经有了，他们是莫洛托夫、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雅罗斯拉夫斯基……但是他们的人数还少。于是斯大林便顽强而有步骤地加强自己的后方——在组织局，在书记处，在中央机关各部门，在《真理报》编辑部，在人民委员会。“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中央机关的迅猛发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17年11月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到1919年年底已将近80人，到1920年3月底时达150人，年之后已经是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服的武装部队（140名战士）在内①。不久，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竟达到了几千人。

①大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词条198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41一642栏。

党的官僚机构刚刚加快发展时，斯大林就已经感觉到中央机关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力量，斯大林一掌握政权（虽然眼下还只是在党内掌权，还远没有达到个人专权的程度），很快就掌握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打开梦寐以求的专政之门的钥匙是放在总书记的办公室里。他还了解到一点：中央机关能够作到的事情是很多的。在中央机关内部能够埋葬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了中央机关，谁就能够封锁住政治局的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够通过中央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当列宁由于担心政治上会发生分裂而开始口授自己的遗嘱，在其中建议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时，他所考虑的是要让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学会做中央工作。①斯大林则别有用心地利用了领袖的这一建议。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已经对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辱骂。斯大林宣称，在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由10—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他们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这个“中央委员会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看，列宁的建议被改变成了什么样子。斯大林由于对列宁的战友们不信任，便建议把那些“有生气的……有头脑的工作人员”吸收进中央委员会里来。②斯大林的建议被悬挂在了空中，因为代表们觉得，他的建议为时过早。他这个总书记能稍微再等一等才是，因为这时列宁还活着，政治局还没有丧失其威信，老近卫军还依然有权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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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1页。——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77、178页。——译者注

科巴同志有时候头脑过于简单，性子过于急躁。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已经学会了改变自己的速度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他从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删去了他在发言中谈到“未来领导人”的那些话。只是到了1968年，那些消失不见了的话才又在新版速记报告的注释中出现。

但是，言语是言语，行动是行动。中央委员的人数从27人增加到了40人——代表大会一下子选举了这么多①。现在总书记能够较容易地使用伪装的手法把自己的人提拔到党的关键性岗位上，也能够较简单地把那些不合心意的人调出中央委员会。在列宁时期，每一个中央委员既可以在书记处、也可以在组织局、又可以在政治局提出任何一个使自己感到不安的问题，捍卫自己的观点，必要时还可以诉诸中央全会。甚至对于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执行的全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也能够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662页。

列宁的这一传统束缚了总书记的行动。他“忍耐”到了1925年。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最后一次允许少数人发言。民主的传统到此终止。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同总书记进行争论了，因为他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精选制度有效地起了作用。

列宁提出一项任务——要使中央机关完全服从党的政策。斯大林对领袖的这项指示稍作改变后，极其有利地加以利用：他使中央机关绝对服从于自己个人的政策。他关心备至地把反对派裹入襁褓，并用一只并不颤抖的手把一块东西塞进它的嘴里，堵住了它的嘴。

斯大林是怎样作到了这一点的呢？他在为独揽党内大权而斗争时，存在着一些有利情况。

当你企图重现党的领导蜕化变质这一历史时，你就必然想到“鱼从头部烂起”这句古老的谚语。蜕化变质的过程是从最上层开始的。斯大林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处在最上层的是党的一些领袖。中央机关即各项指示的传播者，就在他们的手边。处在下层的是不敢发表意见的、被党的纪律紧紧束缚住的普通党员群众。这就是在1923年时所初步形成的党内相互关系的一幅简图。

生命陷于垂危的列宁已经无力去改变什么局面了。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借助于听从自己的机关，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列宁这位党的创立人。当老共产党员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向列宁请求允许他到国外工作时，列宁念起在侨居国外的年月里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情谊，表示愿意推荐他。但是组织局却拒绝了这一推荐。应当指出的是，除了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加里宁是较晚的时候加入斯大林的中央核心而外，当时组织局的成员是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和鲁祖塔克。但是斯大林却能够把多数人联合起来而责备列宁……任人唯亲。

1921年6月4日，列宁在答复什克洛夫斯基的便函时写道：“您不得不从头开始。有人对您抱成见，或者说有人坚决反对您，或者说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很不相信我。这使我感到极为痛苦，但这是事实……‘新人们’来了，他们不认识老头子们。你推荐吗，他们不相信你。你再推荐吗，他们就更加不相信你，还顽强地说：‘我们就是不愿意’。现在的情况与开始时想的完全不同，要把青年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得经过战斗。”①

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生平大事记》俄文版第10卷第517页；《青年共产党员》1924年第3期第8页。

到1923年时，斯大林已经纠集了一批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强有力的、掌握着最高权力的追求个人名利的人。

一些有洞察力的老党员们看清了总书记的用意何在。他们之中有几位大胆的人——斯克雷普尼克、克拉辛、奥辛斯基、卢托维诺夫、扎东斯基……他们毫无畏惧地揭露了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和总书记进行的派别倾轧。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柯秀尔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团“在其组织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执行一种集团政策”，这种政策“往往是违背党的利益的”①。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尤里·卢托维诺夫指出，在党内已经“没有可能通过正常途径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政治局才是绝对正确的爸爸：我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反对不得的，谁也没有权利提出批评。这种状况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②斯大林怎么样呢？他在结束语中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卢托维诺夫，对卢托维诺夫提出的情况避而不答，却大谈其国际局势来，并在代表大会之后，继续进行其破坏性的派别活动。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02页。

②《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10页。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想从斯大林那握得很紧的手中把中央机关夺过来的企图。那是1923年8月，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夫多基莫夫、伏罗希洛夫、拉舍维奇、伏龙芝和其他几位一党的担负重要责任的活动家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有一次他们在疗养地附近散步时，聚集在一个岩洞里，讨论了中央机关的情况。①原来，组织局在任免和调动党的干部时没有征求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一切都是悄悄地、暗地里进行的，某人一个劲地把自己的人提拔到莫斯科和各省的负责岗位上去。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56页。

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总书记通过中央机关进行的组织准备工作所达到的真正规模。谁也不知道科巴在那时就已经对领袖①及其战友们的每一步行动都进行着监视，无论是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或者是政治局委员们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每一次谈话、每一封便函、每一张复写纸，都躲不过约瑟夫·斯大林的眼睛。

①领袖指列宁。——译者注

列宁逝世一年后，总书记把监视制度搞得更加完善了。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使鲍里斯·巴札诺夫很感兴趣，这就是：斯大林在签署文件时，几乎瞧都不瞧一眼就在上面签了字，甚至是对那些需要认真注意的重要问题，他也不去仔细考虑。那么，在一连几个小时的长时间中他到底在干什么呢？有一次巴札诺夫顺便走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坐在桌于旁边，把电话耳机紧贴在耳旁。但这是干什么呀？所有电话机上的耳机都放在原处。这位秘书看到有一根塞绳通往斯大林办公桌的抽屉里。这就是说……此刻斯大林抬起头来，一面把耳机仍然紧紧贴在耳旁，一面看了秘书一眼。巴札诺夫一声不响地退到了门旁，走了出去。他把这个情节告诉给了总书记的另二个信得过的助手列夫·梅利斯。梅利斯简短地说：这不应当和他们有关。

窃听器是捷克的一位专家给安装的①。主人自然在卢比扬卡街②对他进行了惩罚，因为在那里人们都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多余的见证人。

①鲍·巴扎诺夫《斯大林过去一个秘书的回忆》1980年巴黎俄文版第58—59页。

②卢比扬卡街在莫斯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在地。——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里的关键性位置都被斯大林安插的人占据了。他们积极地支持斯大林，在中央机关里制造有利于提高新领袖威信的氛围，他们为新领袖松土、施肥、拔“草”……

谁也没有指望列宁能重返工作岗位，战友们在考虑由谁来代替他的问题。在肯斯洛沃茨克临时举行的那次会议上，与会者们回想起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于是大家商议：怎样消除斯大林那独裁统治的野心。

由于书记处开始具有指示性机关的作用和力量，所以譬如说让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进入书记处是合理的。可以组成一个三人领导小组，由加米涅夫或布哈林代替季诺维也夫参加。布哈林把这样的内容简要地表述成一个建议，并同季诺维也夫一起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伏罗希洛夫对此表示反对，但是其余的人都同意布哈林的建议。信由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带往莫斯科交给了总书记。①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56、506页。

斯大林书记处里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呢？这样做对斯大林来说是极不合适的。因为不管三人领导小组怎样组成，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或布哈林在一起，他都会显得平庸无才。再说在书记处里和政治局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人，表决机器决不会使他失望。而三人领导小组……难道能够把狼、羊和白菜都放到一个小船上去吗？那样的话，小船将靠近什么样的岸呢？何人将留在小船上呢？

斯大林火速来到了基斯洛沃茨克，并立即用辞职把自己的战友们吓唬了一下：“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论。”①战友们惊惶失措了：科巴不了解他们，问题不值得这样……为了使政治路线同组织工作协调一致，当时斯大林建议让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加入组织局。不是加入书记处，而是加入组织局！妥协达成了。②但是这个短暂的改革未能作出任何事情，因为所说的三人领导小组根本就没有在组织局的会议上出现过。只有季诺维也夫有一次无意之中顺路拐到了会场，但只是在那里停留了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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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24页。——译者注

②《苏联历史百科全书川我文版第10卷第593栏

虽然如此，基斯洛沃茨克的聚会惊扰了总书记。他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想起了这一点。为了要嘲笑一下”山洞里的人”，他便以讽刺的意味提到了当时的谈判，重复了他情愿“让出位置”的那些话。列宁去世后过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总书记的地位就巩固了，他感到可以开一开玩笑了。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玩弄了“听众”，同时又打击了季诺维也夫的威信，把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说成是“取消政治局”的政纲。玩弄政治倾轧的大师开始给人扣帽子了……

1923年时，最上层的人士已经知道，列宁患了不治之症。夺权的竞争尖锐起来了。在托洛茨基的身下放上了新的地雷：斯大林安插的人已经打入了托洛茨基的堡垒———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一向轻视组织工作，不去降低身分搞一些阴谋诡计，而是寄希望于无法反驳的说服力。斯大林可不是这样。他按照进行政治阴谋的一切“规定”，对以“托洛茨基”命名的那些堡垒进行围攻，在准备工作方面哪怕是一种粗活也不放弃，从而从对手那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

‘托洛茨基以其老爷式的傲慢态度不想去认真地对待斯大林，他没有觉察到迫害的规模，也没有看到处心积虑地反对他的那一运动的最终目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讲出这样的话：“我情愿放弃我的一切岗位而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去为德国革命而战斗，因为德国革命眼看就要爆发啦！我也情愿辞职，季诺维也夫已经站起来了，所以我要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前去战斗！”斯大林很会迎合自己的伙伴，他说：“中央委员会不可能一下子拿两个这样宝贵的生命去冒险。”①

①根据阿·伊·米高扬的口述。

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困难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1913年的水平，农业被弃置不顾，运输徒有其名，道路情况也是如此……最必需的商品、粮食、住房极感缺乏，货币贬值……不满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三人同盟不知道如何对付困难，而且他们不是承认这种情况并向积极分子征求意见，而是加强行政管理制度。

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8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责领袖们实行了独裁统治，放弃了党的民主制，忘记了选举制原则，对批评采取了不能容许的态度。一个星期之后，一批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在这个被叫做《四十六人的声明》的文件（这个文件充满了对革命运动的担忧）里，对国家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和党的领导活动进行了分析：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①信的作者们指责那些同党失去联系的领导人实行了一种足以使国家灭亡的政策。他们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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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页。——译者注

在46个签名的人中有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对信的正文补写了重要的一点：“要求公开地、开诚布公地对待我们的一切弱点，我的这种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使我完全支持召开上述会议的建议，以便拟定一些实际途径，来摆脱现有的各种困难。”①

①拉基京《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75年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95页。

上层人士认为《四十六人的声明》是对党的粗暴的攻击。吓破了胆的安德列·布勃诺夫急忙勾掉了自己的签名。很清楚，这样一个对进行政治挑拨非常方便的借口，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季诺维也夫，都是不会放过的。以客观的态度来审查这封信，坦率地、同志式地谈论问题—一这使斯大林及其帮凶们感到很不愉快的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0月25—27日联合召开的全体会议宣布写这封信的人都是派别分子，并指责他们同托洛茨基一起进行分裂活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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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3卷第141—142页。

对“领袖们”来说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十月全会的决议没有予以公布。由党的执政官组成的三人同盟没有把“造反性的声明”①原文发表出来。到了30年代．当斯大林成为统治者之后，他就把所有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全都杀掉了。但是就是到了这时这封信也没有被刊印出来。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人们从党的所有讲台上都对斯大林捏造的“托洛茨基分子”大肆咒骂……

①“造反性的声明”即上面说的“四十六人声明”。——译者注

但是在1923年10月，《四十六人的声明》的内容象托洛茨基的屡次发言一样，很多党员都知道了。三人同盟不得不有所承认。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公开承认，现今的领导作风限制了党内民主。《真理报》号召党员们对季诺维也夫写的《党的新任务》一文积极地展开辩论。从11月13日起，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真理报》不断发表党内辩论的材料。这次辩论很有成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12月5日已经能够在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这份出色的文件重申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决议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性的表现，不要以此而把那些认真负责的和遵守纪律的党员推到与外界隔绝和进行派别活动的道路上去”。在讨论党内生活问题时，借口“党的纪律”而加以限制的作法被认为是错误的作法，因为这样的讨论是“党员”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中央号召同“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党的机关和党的实践”的行为作斗争。①

①《真理报》1923年12月7日。

无须把《四十六人的声明》同1923年12月5日中央作出的决议加以对照：就其精神和内容来讲，两者是孪生兄弟。决议的原文不正是因此而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之后竟被保守秘密长达几十年之久吗（这样作是为了便于伪造历史）？

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当时就违反了上述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宣布批评自由是一回事，容忍批评自由是另一回事。新出现的“领袖们”欺骗了那些忠诚的革命者对他们的信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是第一批牺牲者之一。他既然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工作，他就不能不同托洛茨基一起行动。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建议通过一项决议来支持中央委员会。他由于受党的纪律所束缚，回避参加党内辩论。当有人建议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党校会议上代表反对派作报告时，他建议去找拉狄克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但是当他得知季诺维也夫将到会发言时，便决定同手诺维也夫争论争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带上自己的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从事党的登记工作的助手德沃尔热茨一起去出席会议。

会上，季诺维也夫俨然表现出一副大官的姿态，蔑视那些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路线”。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企图阻拦德沃尔热茨别讲话奇Qisuu.ｃom书，但后者终究还是发了言，给这位政治局委员以回击，而且方式很生硬。休息时，季诺维也夫坐到德沃尔热茨旁边，对他说：“你的发言象是克伦斯基毕业生中的一个准尉。”

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之后不久，德沃尔热茨被叫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副官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①并补充说：德沃尔热茨担心会被捕。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说，季诺维也夫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和报复心很强的人，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②季诺维也夫决定要消灭这个胆大的爱争论者，因为他竟胆敢“不按规矩”来批评一位政治局委员。于是德沃尔热茨被捕了，并被流放5年。对他的惩治是在1923年12月，这是即将到来的恐怖时期发出的最早铃声之一。1937年，不合主子心意的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①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即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译者注

②《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12月21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辩论会议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会交了一份声明书，但是中央委员会机关已经学会了以巧妙的办法来拒绝受理使人厌烦的各种声明。①12月27日，当德沃尔热茨已经“受到追究”时，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强硬的信，为这位共产党员进行辩护，因为他享有不久前宣布的讨论党内生活问题的“权利和义务”。

①《M·M·波利亚克回忆录》。

这封信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夜里写的，是匆匆忙忙地写成的。他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的上层人物写道：“我们不是党的官僚等级制度中的廷臣①！你们这些没有能力进行领导的人，用一堵墙把自己同党隔离了开来，而且为了淹没批评者的声音，甚至动用了布尔什维克的偏见。”

①廷臣是沙皇宫廷的显贵。——译者注

这里有些情况实在需要加评述。党的老近卫军是用党的纪律和钢铁般的统一这种传统培养出来的。斯大林善于极其巧妙地和经常地利用这些口号。他的“信条”——“如同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党的统一”①已为几代人（这几代人不只是党员）所熟知。现在，斯大林究竟赋予“统一”和“反对派”这些概念以什么内容，人们对此是越来越清楚了。斯大林把每一个企图表明自己观点的人都看作反对派分子，然后就把他们列人“人民的敌人”营垒。他们的后果如何，人们对此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另一方面事情却弄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出现了许多荒唐无比的反常现象。在镇压时代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些经受过地下工作锻炼的者布尔什维克竟然自己诽谤起自己来，竟然同意被处以死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党的统一，为了不引起混乱和分裂。

①《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版上卷第170页。——译者注

在所描写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打一生中的这件事上，捷尔任斯基于半个月之后在全会上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场是很典型的。他们两人从1905年起就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曾肩并肩地在劳动人民委员部工作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第一次结婚时生的大儿子是在捷尔任斯基家里受教育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①清楚地知道，他的朋友并不是一个派别分子，但是……党的统一！党的统一高于一切。

①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是捷尔任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于12月27日怀着担忧的心情向党中央委员会写道，在领导层中内争没有停止，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在破坏着军队的道义上的团结”和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威信，这条路线对于党的真正统一是有害的。因此，这条路线“是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的。现在唯一要作的是……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①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决定把自己这封信立即发出去。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报刊部主任米哈伊尔·波利亚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早晨时曾把信读给了他听）想阻止他不要走这一步，但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①还是自行其事了。他回答说：“我对党从来不口是心非，我不是一个派别分子。”②

①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象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样一些人是斯大林分子从道路上搬掉的第一批。诚然，暂时还不便于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扭送到集中营去。不得不只限于对他进行季诺维也夫所策划的诬陷——责备他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变成了反党的派别斗争司令部。

1924年1月12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叫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在那里斯大林指责他进行了派别活动。总书记并不是空手来出席会议的：他的帮手们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准备了一份“揭露”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企图搞独立的特殊材料：说他没有把召开军事学校党支部代表会议一事告知中央委员会，说他没有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出的第200号通告使其与中央委员会的精神一致。只有揭穿斯大林机关在幕后进行的阴谋诡计，才能驳倒这种荒唐无比的指责。组织局决议中的第一点所依据的正是这样一种臆测。

请看第二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于1923年12月27日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的信以威胁中央的口气，‘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这封信是对中央空前的攻击，这就使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无法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再工作下去。”①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保管单位第109号第45张。

在组织局的决议之前，政治局已作出了一个决议，而在政治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也是斯大林分子。他们在采取行政措施方面如此的协调一致……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个说法：“机关的制度”。

但是，由什维尔尼克（他是一个还“没有堕落的”人）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所属专门委员会经过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犯罪的”事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全会提出了申诉。他在1924年1月15日的会上详细地分析了组织局的决议（该决议认为他犯了写信威胁中央的罪）。他说：“我认为向中央委员指出党的状况存在某种危险，是一个党员无可争辩的权利；我认为我以自己的信履行了一个党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义务，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是在为军队和军队中党组织的状况担忧。最后，在我于12月27日写的信中没有任何威胁中央的地方，我只是认为，那些能够按照党的原则进行思考的同志，应按照党的方式，即通过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对具有派别思想情绪的领袖，进行劝导工作。”①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8期第43页。

这与尤·赫·卢托维诺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多么一致，卢托维诺夫认为，“不只是中央委员会，而且每一个积极的党员都有挽救党的专利权。”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16—117页。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全会上诉诸起码的公理，他说：“我坚决要求要彻底弄清对我提出的问题。我指的是把一个党员解除其政治部主任职务的事，这个党员敢于按照党的方式反对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对党的统一和军队在道义上的团结是有害的。我以鄙视的态度批驳对我的一切指控，说什么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被我变成了派别司令部——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证明这一点，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证明这一点。既然这一点至今得不到证明，那么把我解除职务就只有一个用意，这就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要对一个富有党的坚定性而不会玩弄派别手腕的同志，进行派别性的报复。”①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7号，目录第2号，保管单位第109号，第42张。

在1924年1月中央全会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大胆地揭露了中央机关对他开展的一场诽谤性运动，其目的是要吓倒一切被列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的共产党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委员们声明：“对这场正在广泛开展的运动定出某种调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一点我绝没有看错。”①

①同上。

对这一点安东诺夫确实没有看错。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那些在党内占居关键性职位的人的力量。站出来支持组织局的决议的有莫洛托夫、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他们都在为主子忠实地效劳）。主要指挥者要是能躲在他们的背后作为靠山该多好。但是，对安东诺夫—奥弗申林那论据充分的辩护感到不安的斯大林却出来突然说出了几句累赘的话：他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拒绝同中央委员会协同一致地工作这种臆测又说了一遍。①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7号，目录第2号，卷宗第109号，第48张。

书记处——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局—一中央全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案件象沿着传送带似地依次经过了这些环节。而党的官位等级制度胜利了。为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抱不平的只有一个卡尔·拉狄克，他说：“在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中，需要有一条禁止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参加派别斗争。如果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利用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这个机关来进行派别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于信中使用的那种不能容许的口气，可按照党的方式予以处分，但是不能把3个问题混为一谈。眼下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侦查还没有结束，那就不能够撤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职务！”①

①苏共中央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7号，目录第2号，卷宗第109号，第45张。

会上拉舍维奇以愤恨的态度几次发言，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进行了揭露。布哈林、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彼得罗夫斯基保持沉默。在33个与会者中，只有10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包括当事人）熬过了30年代的恐怖时期。

今天《真理报》在分析20—30年代“困难问题的时期”时确认：“在日益残酷的思想斗争和夺权斗争中，多数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本书作者注）……采取了（更确切些说应是：允许斯大林采取——本书作者注）……一种不准论敌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的作法。”①

①《真理报》1988年10月3日。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了党的统一冒失地投入了战斗。斯大林也是为了党的统一而停止他进行积极的工作。不过斯大林这样做是让“众人”看的。实际上是斯大林不能够宽恕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写的那封粗鲁的信，因为他在那封信中竟“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

遭到诽谤的、受到屈辱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不久就带着外交方面的委托，被派往中国。“安东要到广州去啦”——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对往日在地下工作年代了解自己的老同志们（他们知道他的是这个名字）这么说。后来他担任过驻布拉格、考纳斯和华沙的全权代表。当时，惩罚那些固执而任性的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人时，其措施只是采取外交流放的方式。在流放地，在国外，闲暇的时候，可以有时间来思考和决定：自己所经受过的是不是一种派别专政制度。

……关于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传记情况，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象通常一样，只是介绍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在1934年5月9日填写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调查表时是这样写的／1927年以前我在组织问题上曾支持过反对派；没有进行过反党的秘密派别活动。”①我们要注意这里的表达方式：是“曾支持过反对派”，而不是“属于”或“参加过”反对派。后来，这些实质上的差别被斯大林一手抹去了。但是，要知道在当时，即在1924年，斯大林并没有指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进行了派别活动，也没有指责他信奉了托洛茨基主义。总书记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虽然对他提出了许多责难，但其性质看来并没有超出对官僚主义进行挑剔的范围。既然组织结论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经常拒绝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事务上的联系”，那么从这一情况中还有什么结论得不出来的呢？斯大林经常根据个别的例子而作出总的结论……他以态度端正和举止良好的榜样自居，这样来表述安东诺夫—奥夫申柯的过错：“不能容许负责工作人员藐视起码的礼节。”②“没有礼节的”行为（在另一个地方，斯大林无意中说出了“堕落”这个词）——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用宗教学校那种博学的水平来评价事物③，甚至表现出一种故作宽容的口吻：你想想看，谁都会出现这样的事。但是3年之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却不得不表示“在组织问题上”不再支持反对派。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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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斯大林全集X中文版第6卷第39页。——译者注

③“用宗教学校那种博学的水平来评价事物”一语意思是说斯大林曾在宗教学校学习过，他是以那样的博学水平来评价事物的。——译者注

然而即使这样，也已经无法挽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党内的声望了。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谈到了托洛茨基反对党中央的斗争①，但是他并没有把这叫做派别活动。斯大林给那些对中央领导的缺点提出批评的人扣的帽子是永久性的。早在20年代末，对那些已经悔悟的人就开始使用残酷的手段了，于是从前的这个反对派分子②便真诚地或不真诚地“放弃了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仲裁人③是一个。早在1927年时，他说讲了一句带威胁性的话：“斯大林也许比我们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对派的一切诈骗勾当，要欺蒙他恐怕并不那么容易。”④没有经过很长时间，这种并不固执的、看来好象谦让的、关于自己绝对正确的声明就触动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内部领域和外部领域，更不用说触动党了。对于领袖的绝对正确没有一个人敢去怀疑——无论是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年代，还是在缔结苏德条约之后和希特勒的军队进逼伏尔加河流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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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译者注

②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译者注

③仲裁人指的是斯大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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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页。——译者注

……再说，根本没有个人野心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什么在十月攻打冬宫之后的第十七个年头要加入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呢？谁知道。既然一个老革命家的地位需要由什么证件来加固，那么想必是在国内生活中，在关于对党员要谦虚这一点的认识上，发生了什么明显的变化。绝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所固有的那种声明的口气是不是由此引起的呢？他声明说：“虽然在形式上我由于过分严肃而自认为、而且在党内也被认为是从1917年起才入党的党员，但是在实质上，根据我的工作来看，我在获得老布尔什维克称号方面所拥有的权利并不亚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前进派、布尔什维克调和派或”区联派中的其他很多人。”①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4页。

结果究竟怎样呢？在1933年时，37岁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5年入党的党员米高扬被接纳入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并领到了编号第4的会员证。①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却被拒绝接纳入会。到了1935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协会被解散了。

①《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名单》193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7页。

但是为什么在中央一月全会的会议上，许多著名的党的活动家和具有英雄历史的革命家却保持沉默呢？他们是为自身的安危而担心吗？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有很多人是还不能够领悟到当前发生事件的实质，而那些闻出主要厨房气味的人却决定不要把这一点说出来。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斯大林的三人同盟才能把党引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而托洛茨基则要把党引到“不该去的地方”去。

在政治上进行激战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扎戈尔斯基（他是在1919年9月25日莫斯科委员会办公大楼里炸弹爆炸时被炸死的）的遗孀奥莉加·皮拉茨卡娅问总书记：“喂，科巴，请向我说明，现在发生着什么事？”——“你想知道吗？你自己没有看到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为争夺席位而战斗——这就是现时正在发生着的事！”①象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样的人是不想参加这场战斗的。他们当年同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殊死搏斗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干革命并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帝制。但是，当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看清了斯大林及其能说会道的同事们原是一些危险的纂权者时，他不能够依然采取一种消极旁观的态度。

①根据玛·瓦·福法诺娃口述。

不过作为一个独裁者的托洛茨基也没有许给任何人以什么好处……

1918年时，把人质制度运用到沙皇军官的亲属身上的，难道不是托洛茨基吗？对于那些处身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从前的战俘来说，武器就是他们返回祖国的唯一保证。1918年5月25日，托洛茨基下令：缴出武器，不服从者送进集中营。对军团的这项命令是23时下的，而到26日黎明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始举行了暴动。①

①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国内战争见闻录》192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卷第234页。

1919年5月。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命令把涅斯托尔·马赫诺的那个旅扩充为一个师，并供给它以必需的武器和装备。在马赫诺同白卫军浴血苦战的关键时刻，托洛茨基撤销了上述命令。这就成了马赫诺分子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的借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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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上，193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113—115页。

1921年。”喀琅施塔得。在这里托洛茨基也表现出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独裁者。在独裁作风、自我欣赏和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方面，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可以比试比试的。今天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国，没有任何东西比斯大林时代更可怕的了。斯大林无论如何是应当被解除其领导职务的。

1934年5月，当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回顾10年前的往事时，他写道：“在1923—1927年的反对派中，我是一个调和分子，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派别分子。”他曾竭力使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和解（他曾“劝说过”他们）。他捍卫托洛茨基是因为担心党会分裂（他的根据就是所谓的《列宁遗嘱》）①。为什么列宁的战友们没有执行已故领袖的遗嘱呢？

①引自《M.M.波利亚克回忆录》。

1924年5月22日，即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弗拉基米尔大厅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要解决的是一系列组织问题：预先确定代表大会主席团、各委员会及其他一些机构的人员组成。会上，克鲁普斯卡娅首先发言。她带来了列宁的信（这封信作为领袖的遗嘱而载入史册）。列宁曾请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读这封信。应当在明天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来实现已故领袖的愿望。尼古拉·克雷连柯提出了另一项建议——立即把遗嘱公布出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反对这项建议。全会通过了克鲁普斯卡娅的建议，但是中央委员们希望能预先了解到信的内容。①

①根据尤·康·米洛诺夫的口述（按：米洛诺夫曾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译者注）。

克鲁普斯卡娅开始读信。她的声音很低，读得使人听不清楚，因为她很激动。于是有人建议：“让叶夫多基莫夫来读。”叶夫多基莫夫是列宁格勒委员会的代表，中央委员，生来有一副好嗓子，发音吐字非常清楚。他把遗嘱一气读完。列宁对几位可能的继承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都作了简短的评述。他特别预先警告党要提防斯大林。现在这些人都坐在主席团桌子的旁边。

当前的问题不得不立即暂停下来。这个文件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必需亲自读一读。全体会议委托主席团把文件为中央委员们复制若干份，而眼下暂时休会。几个小时后复会了。列宁的信的复印件发给了所有的与会者。有人建议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在中央委员会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把遗嘱先在各代表团中宣读。于是立即就确定了一份负责的中央委员的名单。

中央委员会违背领袖的愿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代表大会前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所发生的事好象是一种政治上的即兴之作。全体会议很快就解决完了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的所有问题，接着与会者们便纷纷返回家中，外地的代表们则回到了自己住的旅馆。时候已经很晚了，所有的人都需要休息。可是有的人却不能入睡。汽车发动机的轰隆声打破了莫斯科深夜的寂静。这时格伯乌①的特务们走遍了中央委员们的住宅和中央委员们住的旅馆。他们自称是中央的信使，收回了印有危险的遗嘱的文件，并建议对方在特别的登记薄上签上自己的名子。②

①格伯乌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三个俄文字第一个字母放在一起的音译。——译者注

②根据B．M．韦尔霍夫夫妇的口述。

在5月份的那个夜里，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总书记本人是否急于对付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呢？或者他是否要使自己的行动得到他们的同意呢？这些现在已无法查明。要知道这是只有按照“工作程序”一个一个地询问了各政治局委员之后才能作到的。不管怎样，在那天夜里的行动中已经感觉到了某个人①的一只强硬之手。

①“某个人”显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列宁的遗嘱几乎使斯大林一蹶不振。但是靠诅咒是无济于事的。早在信的作者在世时，斯大林就已开始挖这个文件的墙脚了。1923年4月，斯大林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幕后曾散布流言说，列宁在对遗嘱作的那个补充里，考虑到总书记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谈到了党的分裂危险；这个补充是在总书记同克鲁普斯卡娅发生了那一不愉快的事件①之后作的。实际上，列宁在1922年12月25日口授这几行文字时还不知道妻子受侮辱的事。也不了解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据著名外交家越飞的遗孀玛丽亚·越飞作证说，列宁不止一次向同志们埋怨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诚（他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太粗暴”）。

①不愉快的事件指列宁在病中时斯大林曾因克鲁普斯卡娅记录了列宁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而对她大加辱骂和威胁。详情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703页第619注。——译者注

但是遗嘱中谈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①因此列宁“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②——这两个地方，可真使总书记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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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译者注

②叶·德·斯塔索娃的证词。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这是在没有了列宁的情况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了。接着将要召开中央全会。总书记准备下了什么花招呢？斯大林在全会的会议上，事先在各个位置可以使我丧失任何政治上的信任的文件，我就离开总书记的职位。”科巴已经站在墓穴的边缘了。是季诺维也夫救了他。季诺维也夫要大家确信，斯大林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完全接受了列宁的批评，他在实际上已经证明愿意和同志们保持同志式的关系，愿意维护真正党的关系。于是同志们便来纷纷劝阻科巴。他们是一些党的思想家，他们不想去挑行政工作这副担子。他们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组织者和指挥者，已经获得了忠实可靠的经验，而他却永远成不了领袖一专制者，因为他不具备那些条件……若干年之后，科巴慷慨地报酬①了那些救了自已的人——既报酬了当年那些不怜惜自己语言的人，也报酬了当年那些保持沉默的人。

①这里说的“慷慨地报酬”自然是指“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即“杀害”的意思。——译者注

这样一来，遗嘱就违背了列宁的意愿，既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也没有予以公布。斯大林依然是总书记。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对他表示了信任。

那些被党赋予以很高权力的人，那些经受过地下工作、监狱、流放的锻炼的革命者—一这些人在列宁逝世的那一年惊慌失措了。他们认为斯大林是一位坚定的和果断的新领袖。他们不是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只是到了卢比扬卡街的刑讯室里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那里，他们之中某些人有机会见到了保存有列宁遗嘱复制品的“人民的敌人”。在30年代，只要提到列宁的遗嘱，就要根据第58条第10项和第11项的规定，被看作是进行反苏宣传而受到审判。有的被送进了集中营，为期10年，有的被判决枪毙。

列宁的信只是在列宁去世后过了32年才将其公布出来。

斯大林是怎样作到了这一点的呢？曾经有多少卷书写了这个题目，还将有多少卷书要写这个题目……我的简单的记载决不奢望要作到全面。我只是对斯大林在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计谋作出一些初步的总结。

在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中，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或者在讨论中央委员会的组织结构时，他经常使用吓唬手段（政治上扣帽子，开除出党，逮捕），采取“诱捕手腕”，利用报私仇动机，玩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用冒充列宁主义的词句来散布蛊惑人心的胡言乱语……同时他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自信。

斯大林本是一个顽固的沙文主义者，但他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却指责穆季瓦尼—一马哈拉泽集团似乎反对亚美巴亚人、阿塞拜疆人、阿扎尔人。他还恶狠狠地愤怒指责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地方民族主义者以及党的纪律的破坏者。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89—492页、648—652页。

人们指责斯大林派发生了热月政变①性的蜕化吗？不，这种指责是一种愚蠢的臆测，是一种诽谤！蜕化的危险来自何处呢？来自反对派，完全是来自反对派——斯大林在1927年就是这么声称的。斯大林在其政治生涯的所有阶段上都成功地使用了反诉手段。斯克雷普尼克以敏锐的目光看出了总书记所喜欢使用的这种手段。他预见到反诉策略这种杀人（并不只是转义上的杀人）的手段注定要在他身上加以试用。

①热月政变是1794年7月27日法国热月党人推翻雅各宾专政，结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革命政变。——译者注

在挑起争论和煽动辩论方面，斯大林具有独一无二的才能。在列宁及其周围的人看来，争论是了解真理的一种手段。而斯大林最不感兴趣的就是真理。在辩论中他所感兴趣的东西是对方发言中的“破绽”，是能够记下来以便日后给对方扣帽子或有机会时给对方打棍子的东西。

除了狡猾和固执而外，除了挑选可靠的干部作为帮手来执行其意志和熟练地利用思想领袖们之间经常发生的内争外，斯大林还极其巧妙地歪曲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在强调集中制时却把集中制变成了一种反民主的、专制的原则。总书记对中小类型的反对派分子的惩罚办法是：批评他们，解除他们的职务，赶走他们的拥护者。他以这种方式来孤立“头目们”，使他们失去“基层”的支持。但是对于领袖们本人，斯大林暂时还不去触动他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正在为他效劳的时候，他就更是不会马上去触动他们了。请看，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竟说出了这样一个使斯大林感到舒适的指示：“任何来自‘左翼’的批评现在都正在变成孟什维主义的批评。这在客观上是对孟什维主义的支持……孟什维主义并不可怕，危险的是围着我们打转转的‘左的’批评。”①真是一位极其可贵的领袖！对这样一些领袖，斯大林便向他们献媚讨好，并同他们建立临时的联盟，但他最关心的是挑起他们的纠纷。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53页。

科巴由于对列宁的威信感到苦恼，所以早在1918年时他就企图使托洛茨基与列宁对立起来。科巴在节日即11月6日出版的一期《真理报》上写道：党能够获得1917年武装起义的胜利，这首先应归功于列夫·托洛茨基。分而治之！

1921年3月。托洛茨基平息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后刚刚回到莫斯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几乎是以敌视的态度对待他。而斯大林对他则是表现出一种做作出来的亲热——那紧紧的握手，那眼神里露出的喜悦，那嘴角上浮现出的微笑，全是假装的。①分而治之！

①А．П．梁赞诺娃的证词。

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一起组成了三人同盟来反对托洛茨基。代表大会上作主要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落在托洛茨基身上的是经济问题。分而治之！

在1923—1924年这一夺权斗争的决定性阶段，斯大林已经是一个在进行政治挑拨方面成熟的行家了。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自己的竞争者们彼此迎头相撞，而他则总是坐山观虎斗——最后控制他们。有时候，如果争论具有重大意义的话，总书记就袒护某个人，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这样他就又……争得了一个拥护者。虚情假意的参加为对原则性的玩弄所代替，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不时进发为清理党的队伍的大张旗鼓的运动所代替，粗暴的威胁为挖空心思的语言中伤所代替。斯大林具有丰富的玩弄计谋的手法，并能够巧妙地加以运用，有效地把各种手法混合在一起来使用。他学会了把思想上的诋毁同组织上的诋毁结合起来，表明他在进行政治上的阴谋行为方面具有极高的水平。

斯大林为了要开展一场反对昨日的伙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运动，便决定要预先获得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支持。当时产生了一个由谁来继承列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的问题。总书记能够使政治局委员们相信，俄国的男子汉是决不能容忍让一个犹太人①来领导政府的。于是李可夫成了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①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是犹太人。——译者注

转变的时机选得恰当，所以花招便能够继续玩弄下去——不过现在的对手已经是新的伙伴了。于是在这里斯大林犯了个大错误。斯大林为了要破坏加米涅夫这位理论家的威信，便指责他在引用列宁的话时进行了歪曲：说加米涅夫没有使用“耐普的”俄国，而是使用了“耐普曼的”俄国这一说法。斯大林把速记员的一个明显的笔误变成了发言人①的一个政治性错误，他漫不经心地、似乎是无意地说，他是在“一位同志（大概是加米涅夫）关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读到这一点的。在这个“暗示”之后，接着便是一个修辞性的问语②：为什么加米涅夫“脱口说出了这个奇怪的口号呢”？总书记自己回答说：是因为“平常不关心理论问题”。③斯大林竟敢把这个制作得很粗糙的挑拨手段于1924年6月17日奉献给俄共（布）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的学员们，随后又奉献给《真理报》的读者们。

①发言人指加米涅夫。——译者注

②“修辞性的问语”是用问语的形式强调某种意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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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24页。——译者注

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算帐用的则是另一种手法。他在顺便提到党专政这一错误的提纲时，用拟人的方式表述了这个提纲，并与季诺维也夫联系了起来。但他这样作时并没有提到“有罪过的人”的名字，他“忘记了”这个提纲已写进了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他斯大林曾经同全体代表一起投票赞成这项决议。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672页。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决定要给总书记以回击。但是当紧急召开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参加的党的负责干部会议谴责了斯大林的这种攻击时，他声明（这是第几次了！）他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瞧，就是这样的论据。总书记的辞职这一次也没有被通过。

在这件事上斯大林的性急表现对他来说是危险的。此时党的上层人物们还没有失去独立自主的力量。斯大林显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研究理论问题的能力。为了暗里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身下放上一枚炸弹，起码得有一个干练的智囊团为他出主意才行。总书记的那些帮手们只是一些善于执行他的命令的人，而具有高度智慧的人则远离于他，斯大林代表群众来治理国家，但他本人却远离了群众。

在1924年10月，斯大林突然间来了个180度的转变。他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议暂时停止争论。原因是在与托洛茨基日益尖锐的斗争中，他还需要他们。

1925年。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加米涅夫无法给他以有效的支持。斯大林便利用莫斯科党委会的领导人尼·亚·乌格拉诺夫来反对季诺维也夫。总书记企图削弱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的地位，便对他的拥护者们或进行劝诱工作，或将他们调离开来，然后就挑拨季诺维也夫同他们发生冲突。他准备破坏三人同盟，并准备召开可以使自己获得胜利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上谈到了改组书记处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当年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的那批同志提出的。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知道，计划的倡议人是布哈林。但是这个时候总书记下定的决心是要坚决打倒季诺维也夫。这就是说，要使布哈林同他对立起来。斯大林对那些提出反党“政纲”的领袖们不管是谁都提到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舍维奇、索柯里尼柯夫等都提到了，就是不提布哈林。他大力保护布哈林，使之免受……季诺维也夫的攻击……

挑拨离间——退居幕后——诿过于人——以坚定的列宁主义者自居——这就是斯大林参加十月革命后第一个10年间的各种政治事件的一个典型的图式。这个图式（其中只有微小的变化，譬如说，把“罪人”枪毙）斯大林要坚持到底。

1928年斯大林在造谣诽谤和挑拨离间方面大概是收获最大的一年了。有一次总书记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叫了去，对他说：“让我们二人成为两个埃阿斯①吧，我们二人将进行领导。”②

①希腊神话中说，埃阿斯有大埃阿斯和小埃阿斯两个，他们都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译者注

②根据阿·伊·李可夫遗孀的回忆。

预定在7月份召开中央全会来讨论对内政策问题。此外，全会还要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出一个宣言文本，以证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统一。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政治局里的意见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于是斯大林便大力招募拥护者。他对布哈林寄以特别的希望。他对布哈林说：“尼古拉，我们两个是喜马拉雅山脉，其余的人都是些小人物。”在政治局的一次例行会议上，被斯大林搞得发了火的布哈林决定把他的伪善面目拿出来示众，便将这些话转述了出来。愤怒的总书记连声喊叫：一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你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们来反对我。”①

①《旗帜》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11期第120页。

斯大林于同年8月31日写给了弗拉基米尔·古比雪夫一封信，其中写道：“你的情况怎样？听说托姆斯基有意和你为难。他是个恶毒的人，不是一向都很老实的。我觉得他是不对的。你的关于合理化的报告我已经读过。报告是恰当的。托姆斯基对你还有什么要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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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90页。——译者注

在列宁去世后的最初几年里，在竞争的决定性时期，斯大林是以玩弄政治阴谋的大师水平来领导党的。他把深刻的战略意图同狠毒的、出其不意的策略打击结合了起来。这里既有对难以对付的人使用的各种伪装手法，又有使容易相处的人遭受的种种牺牲；既有对不得罪人的和俯首听命的人的那种徐缓行动，又有一连串手段的巧妙结构和夹叉射击的安排。斯大林在不停顿地进攻的同时，也不畏避退却，在需要时，他还调整后备队伍，改变进攻方向。一个具有如此粗俗本性的人竟有如此惊人的精心考虑。

如果扫视一下争夺党内最高权力的斗争史，就不能不发觉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具有一个宝贵的品质，这就是甚至在最危急的形势下，他都能够来得及比竞争者们更远几步地估计出形势的几种可能变化，他不仅比竞争者们估计得更远些，而且还比他们估计得更准确些。他还有一个本领就是不知疲倦。斯大林总是一直不停地设法使竞争者灰心丧气，使竞争者无能为力，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一小时也不让竞争者安宁。斯大林在各级机关——在地方上和在中央，在政府和在各个部门（军事部门和外交部门）——都进行着这种紧张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当然也在政权的保卫机关进行着这种斗争和这种工作。此外，他也没有忘记工会和共产国际。

斯大林在所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关里都撒下了网，都在那里分别安插了自己的人，并在那里发现忠诚的仆从、潜在的同盟者和敌人，以及不服从的人和异端分子。他还看准了那些“为了事业”即为了他自己的私人权力日后“必须”将其加以杀害的人……这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等待着已经站到了新领袖一边的乌格拉诺夫。

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声明：“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①斯大林以这样的声明打掉了托洛茨基手中的一张主要王牌（这种手法是蛊惑人心的，但却是及时的，因而是有效的）。季诺维也夫是斯大林最担心的人中之一，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但是打开政权之门的钥匙却放在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一次例行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被指责在政治上犯了一系列的罪过。原来他把共产国际变成了类似……“温室”一类的东西。一片埋怨声被巧妙地鼓动起来了，于是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了政治局。这是迈出的第一步。眼下对托洛茨基还需要笑脸相迎。主要的是要分裂反对派。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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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28页。——译者注

在迈向绝对权力的最初一些阶段上，斯大林尽心竭力地、不慌不忙地在巩固自己的阵地。到后来他就抛弃了各种手腕，忘记了妥协策略。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曲折绕行，迂回前进，在强者之中寻找同盟者。当时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劳动者。那时他认为，花费力气去关心挑选干部有什么用！准备中央全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每次会议有什么用！……而党的代表大会呢？现时则需要认真地准备这种会议了。因为不然就会失败。而在别人垮台时自己挣得胜利，发些不义之财，则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斯大林把举行代表大会的权术看做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他是不吝惜力量的。在改善程序方面他可以指望象列夫·加米涅夫、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这样一些有经验的干部。

一些有经验的“权术专家”帮助斯大林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1923年4月举行）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好处，这次代表大会成了夺取党权斗争中具有转折性的一次大会。新经济政策眼下还没有带来任何所希望的成就，工业还没有摆脱破坏状态，农业和商业被弃置不顾，国家机关担负不起领导国家的任务，党遭到了“倾向分子”的瓦解。这一切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谈到了。而总书记在一面听代表们的发言时，一面却在为主要的竞争者们准备着需要有高度技能才能编成的圈套。

托洛茨基不是在为建立“工业专政”而斗争吗？好吧，那就把他作为破坏工农联盟的敌人予以揭露（后来斯大林正是遵循这个——“托洛茨基的”——计划，靠使农村破产的办法来实行工业化的）。

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不是主张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制吗？好吧，那就对投降分子予以谴责。而对于在这个问题上领导者本人①参加了反对列宁路线的斗争，可要只字不提。

①领导者本人当然是指斯大林本人。——译者注

穆季瓦尼、奥库贾瓦、马哈拉泽不是在发展外高加索联邦方面反对行政压力吗？不是反对在总书记和奥尔忠尼启则的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吗？好吧，那我们就要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写上：这些尊敬的同志同时害着两种病——地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694—696页。

斯大林依靠玩弄蛊惑性的诡计和组织方面的诡计而使代表大会上消极无为的多数站到了自己方面来，他掌握了在党的各个领袖之间随机应变这门不大容易掌握的学问。极其急功近利的科巴同志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竟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玩弄权术的人。当老布尔什维克B．B．奥新斯基敢于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批评党的领导时，总书记就讲了下面一番话：“他（奥新斯基——本书作者注）称赞斯大林同志，称赞加米涅夫同志，但他侮辱季诺维也夫同志，他认为目前只要除掉一个人就够了，以后再挨次除掉其他的人。他采取的方针是先瓦解那个经过多年工作而在中央内部形成的核心，然后再一步一步地逐渐瓦解一切。……我必须警告他，他一定会碰壁的，而且我怕他会碰得头破血流。让奥新斯基同志自己怜惜自己吧。”（20年后，斯大林在准备出版他的《全集》第5卷时，把“让奥新斯基同志自己怜惜自己吧”这句话省略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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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84页。——译者注

总之，总书记“袒护了”季诺维也夫。而奥新斯基则成了个阴谋家，他企图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一致。而墙壁就是他斯大林及其志同道合者。等待着奥新斯基同志的是什么呢？处以死刑的时期还没有到来，于是斯大林暂时只是对这位党的活动家、列宁的战友进行威胁，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地进行威胁。接着，不到两年，他就以高超的手法在政治上杀害了奥新斯基。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打算解除托洛茨基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于是他对候选人、在党内享有威信的和战胜了弗兰格尔的米哈伊尔，伏龙芝便采取了容忍态度。1920年秋，伏龙芝同意指挥南部方面军，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斯大林从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赶出去。列宁接受了这个条件。当时斯大林在不久（即在9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请求解除他的一切军事职务。1925年1月，伏龙芝担任了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伏龙芝在威望方面赶不上托洛茨基，但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公认的统帅。最近一个时期他是托洛茨基的副手，并且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总书记同伏龙芝合不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①无论是在军队中，或者是在中央发生的许多争论中，都不接受斯大林的操纵，常常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边。

①米哈伊尔·瓦西里耶奇是伏龙芝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现在开关军队大门的钥匙掌握在伏龙芝手里。但是斯大林想让这把钥匙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当然，伏龙芝是一位有战功的同志、克里木的英雄、列宁的战友，而且是亲近的战友。好吧，我们将来就把他埋葬在亲爱的伊里奇的陵墓旁边吧。而人民委员我们则要让伏罗希洛夫来担任。克利姆①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是最肯忍让的人之一。而且也受到人民的爱戴。——总书记这么琢磨着。

①克利姆是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克利缅特的昵称。——译者注

伏龙芝着手坚决果断地改组军队。这位拥有很大权力的新的人民委员用一些负责政工工作的副指挥员来代替政治委员。他更换了那些没有战斗力的普通人员，把那些有才能的统帅提拔起来担任高级指挥职务，同时对于象党龄这样的条件不予考虑。总书记一点也不流露出自己对这一切的不满，相反，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总是接受这位新的人民委员的每一项建议。

伏龙芝曾经积极地参加过革命的地下工作，两次被判处死刑，在监狱里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这位40岁人民委员的健康受到了损害。虽然他的肠胃时常出血，心脏跳动减退，但他却从事着大量的工作，他的休息日是在森林里和打猎中度过的。给他治病的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医曼德雷卡。突然之间情况复杂起来了。1925年7月，这位人民委员发生了两次汽车事故。而且两次事故是连着发生的……是巧合吗？……伏罗希洛夫说，在发生第二次事故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受了重伤，需要动外科手术。①

①克·叶·伏罗希洛夫《纪念米·瓦·伏龙芝》192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3页。

……9月初，伏龙芝同伏罗希洛夫一起去了穆哈拉特卡的克里木半岛。跟随伏龙芝的有曼德雷卡大夫。伏龙芝自我感觉不好，但他打起了精神。在穆哈拉特卡休养的有斯大林、什基里亚托夫及总书记的几个亲信。斯大林突然干预了。他把曼德雷卡打发去了莫斯科，又从首都叫来了两位教授——罗扎诺夫和卡萨特金。伏罗希洛夫回忆说：“莫斯科这两位大夫的到来对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起了很坏的作用。”9月29日，伏龙芝动身赴莫斯科，他被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这个医院设在从前的游戏宫里。来看望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的有他的亲人和朋友们。所有的人都准许看望他，就是不准许他的私人医生曼德雷卡去看望他。

罗扎诺夫教授坚持要动手术。伏龙芝便进了波特金医院的外科。10月10日，由17位专家进行了会诊，在罗扎诺夫明显施加的压力下，大多数专家都同意对病人动手术。医生们知道，罗扎诺夫教授（1918年时他曾为受伤的列宁治病）代表着总书记的意志。1925年10月31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由于心脏麻痹而死在手术台上。对尸体的解剖表明，他的胃溃疡结疤了。

11月4日，伏龙芝被埋葬在红场上。约瑟夫·斯大林谈到了自己的“无限悲痛”，他说：“老的同志这样容易这样简单地走进坟墓，也许这正是必然的。”①伏龙芝的遗孀在得知伏龙芝是被杀害的之后，便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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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07页。——译者注

……过了5年。外科医生谢·彼·费多罗夫即尼古拉二世从前的御医同红军医疗卫生总局副局长Ｅ．И．伊万诺夫斯基进行交谈时。谢尔盖·彼得罗维奇①打开了一个装着稀有雪茄烟的盒于对客人说：“这个盒子是谢尔戈②赠送给我的。要知道是我给他动的手术，我把他的肾脏切除了。他将活上一百岁。可是他们不应该给伏龙芝动手术。我当时曾坚决反对，因为对这位人民委员是不宜动手术的。可是罗扎诺夫却干了起来，他们就这样……把他杀死了。”③

①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外科医生费多罗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谢尔戈”就是奥尔忠尼启则。——译者注

③根据Ｅ．И．伊万诺夫斯基的口述。

类似的证明是不少的。无论如何，可以得出一个十分确定的结论：一些接近党的上层人士的人都不怀疑：伏龙芝的死是一次政治上的消灭行为。有一位大胆的（冒失的？）作家描写了伏龙芝之死的经过。在一部小说里，伏龙芝被称为集团军司令员，而斯大林则以“三个党的领袖中最重要的领袖”的身份出现。集团军司令员根据“最重要的领袖”的指示，被送去动手术，并因服用过量的三氯甲烷而死去。是谁把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的情节偷偷地告诉给了作者呢？这是从第一次俄国革命时起就同伏龙芝成为朋友的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沃龙斯基作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务委员会委员E．C．阿格拉诺夫对这件事的详情细节都能够讲得出来。①

①引自И．Ｍ．格龙斯基的《回忆录》。

到后来医疗谋杀就成了斯大林最爱使用的战术武器，不过在20年代时他所使用的还不是多么有效的手段。对于亚·德·瞿鲁巴之死的情况很值得考虑考虑。这位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是在海边散步时死去的。跟随他的只有一个保卫委员，而那个平日一天也不离开这位心脏病重患者的医生，不知为什么他们这一次却没有关照他。这事发生在1928年5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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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斯大林豢养了一批捧场者为他在各种会议上捧场效劳

●斯大林排除主要竞争者

●斯大林与列宁及其战友们的不同之处——对斯大林多种性格特点的揭示

●斯大林强制实行集体化和“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使农民付出了2000万人的生命代价

1925年12月，斯大林发表了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时正好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辩论和关于中央组织政策的争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克鲁普斯卡娅发了言。她担心地谈到了党内状况，顺便也谈到了大多数人必定正确这一“理论”。这时给斯大林捧场的那些人便采取了行动。有人挖苦地祝贺托洛茨基有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这样一位新战友。她不知所措了……①

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66页。

加米涅夫表现得更坚强些。他向那些起哄者建议：“让我们达成协议：如果你们是受人委托要打断我的发言，那你们就明确讲出来……不管少数几个同志怎样高声叫嚷，你们决不可能迫使我保持沉默。”①加米涅夫作了反对领袖理论的发言之后，在结束时，他重复了自己的主要思想：“斯大林起不了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的作用……我们反对一长制的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

①同上，第244、248页。

刹那间，大厅里的人们全都愣住了。这是在被宏亮的、滔滔不绝的话声震惊了的观众在爆发出欢呼声之前常有的情况。此时此刻，总书记便使尽全身解数来准备自己的捧场者。早在20年代初他就已经为自己物色了捧场者。这些捧场者在中央全会的会议上，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为他效劳。这些齐心协力的小伙子们既能够支持总书记，也能够破坏任何一个党的活动家的发言。

“不对！胡说八道！”“拥护斯大林！拥护斯大林！”“俄国共产党万岁！乌拉！乌拉！”“党高于一切！”“斯大林同志万岁！！！”——捧场者们这样叫喊。

于是捧场者们把整个大厅的人都鼓动起来了：“代表们纷纷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一位女速记员这样记道。①

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75页。

在1927年7—8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先是嘲笑了加米涅夫，然后便提出了一些荒谬的论据来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文章《未来战争的轮廓》。总书记作出一种小丑的姿态———捧场者们便立即笑了起来。他们也没有忘记在适当地方发出“对！”和“可耻！”的叫喊声（这时讲演者便停了下来）。

当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比作……克列孟梭时，捧场者们便顺从地嘲笑起“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来。但是，这时总书记感到很抱歉，因为你要明白，他“不得不就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的攻击也讲几句话”。于是捧场者们便发出了喊声：“请讲吧！”①他们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接着，斯大林谈到了反对派在实行一种公开分裂共产国际的政策。“对！”——大厅里作出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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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页。——译者注

总书记引证了列宁起草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的一个地方，在那里谈到了反对派别分子的各种措施——直至开除出党。“这一点应当立刻就实行！”——捧场者提出了这种要求。斯大林说：“请等一等，同志们，不要着急！”①这里什么地方不象是在演戏呢？

①同上，第78页。——译者注

后来制定了一种捧场者根据各种不同会议（基层组织的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会议、全会的会议以及各级组织为讨论某个专门问题而举行的会议等）而起作一用的一套严整的制度。捧场者们可以提出或者否决某个候选人，可以称赞或者阻挡某个人提出的方案，可以把某个活动家捧上天或者是把他抛入阴间地狱——捧场者们能够作到一切，自然他们所干的一切都要得到首长①的首肯。对捧场者的管理成了一种艺术，一种学问。

①“首长”当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我决不允许有任何变革！”①。——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1926年逝世前不久曾这样说。而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反驳他说：“约瑟夫②同志，要知道变革已经发生了！”

①根据叶·德·斯塔索娃的《回忆录》（1963年）

②约瑟夫是捷尔任斯基的另一个名字。——译者注

从1926年起，斯大林开始从组织上来巩固他所实行的变革。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1927年12月）上，总书记从党的领导机关中赶走了75个积极的反对派分子，把某些党员开除了党。清除出党的一共有将近2000个人。斯大林把“联合反对派”的领袖们开除之后，在中央全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小小的表演，他说：“我认为，近来出现的一些情况使党必需让我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成为对反对派的某种抗毒素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反对派不仅已被粉碎，而且已被开除出党。但是我们手里还有列宁的指示，而列宁的指示是必需执行的。因此我请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请你们相信，党从这件事中只能得到好处。”全会自然又是选举这位演员担任总书记，而且是一致选举。

这一年是斯大林宦途生涯中发生转折的一年。他虽然还不是主宰者，但已经是领袖了。他对自己所精心挑选的中央委员会是如此有把握，竟然敢于在提到列宁的遗嘱时好象是提到一种过时现象似的。

这时斯大林作为一个掌握了一切蛊惑手段的党的蛊惑家已经完全成熟了。他已经能够独立地愚弄群众，成功地与竞争者相对立，能够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些真正的演说家相匹敌了。斯大林从教会学校里学来的那一最爱用的方法就是问答式的方法：对现成的问题用现成的回答。他无论在发表演说时，或者是在进行辩论时，当他以“即兴之作”来驳斥论敌们对他的抨击时，这种方法总是忠实地为他服务。在进行蛊惑煽动方面，斯大林表现出是一个进行急剧转变、玩弄意外手腕的大师。昨天被他讽刺的东西，到了明天就成为他所“得意的东西”，就成为一种大吹大擂的口号。对于政治上的竞争者和论敌来说，这种口号成了一种短鞭子。总书记巧妙地使用这种短鞭子把昨天的战友们纷纷赶出党的权力宫殿，去备受他的捧场者们公开恶毒地挖苦。

总书记还有一个特点：他教育党永远不要停止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这一点已经成了他的一个生活准则。斯大林在坚定不移地沿着权力的梯子上升的过程中，他不让自己的竞争者有一天喘息的时间。如果他今天给了他们以打击，那么他就立即开始准备给他们以新的打击。1927—1928年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和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准备好了他在党内所需要的道义上的气氛之后，在1928年初，他居然敢于对自己的主要竞争者使用公开的行政上的迫害手段。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送到了阿拉木图。将近30个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被从莫斯科驱逐到各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送到了卡卢加。

从历史的远景来看，应该把这些在党的生活中从未有过的措施看作是未来的全面镇压的预演。斯大林把一块试验石投进了池塘后，在岸上观察情况。瞧，波浪达到了岸边，但是……没有什么动静。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事情顺利地过去了！这就是说，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排除对手。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可以在卡卢加闲暇的时候尽情地诅咒忘恩负义的科巴。要知道不是他们尽心竭力地把他推上了权力的最高峰吗？季诺维也夫在编造和夸大各种“倾向”方面是特别有经验的。只要有人一提出一种不寻常的建议，发表一种独特的见解，季诺维也夫马上就会恶狠狠地发表一篇揭露性的演说，或者是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大块文章来反对“离经叛道者”，并立即向新出现的“反对派”宣战。弗拉基米尔·柯秀尔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他的这种手法发表了完全不赞成的意见。①相反，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的语言中伤却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季诺维也夫是他的勤勉的帮手，非常勤勉的帮手！左派反对派、右派反对派、旧反对派、新反对派、联合反对派……斯大林按下了所有这些键。一个以《党的统一》为标题的剧本就是这样编出来的。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03页。

1928年夏天，布哈林终于看清：科巴将把党引进死胡同，而且已经引进了死胡同；现在他正在消灭列宁的战友，而首先是消灭那些不合他心意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在寻找对加米涅夫的了解，并找到了对他的了解——他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应当拟定一些同盟者，考虑出一个反对这个残酷的篡权者①的运动方案。但是，事情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没有研究如何去实现善良的愿望，相互配合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每一个音乐演奏者奢望都很大，彼此的性格也不同。而主要的是他们错过了时机。党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中央机关即斯大林的机关的手中了。

①残酷的篡权者指斯大林。——译者注

与此同时，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交谈的消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中——窃听制度已经发挥作用几年了。在危急关头，斯大林总是行动先于语言。他选择了莫斯科党委会和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作为攻击的目标。当布哈林向共产国际例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自己关于国际局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时，已经有一些活动家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来纠正他的提纲了。有人已经散布出关于“布哈林倾向”的流言蜚语了。这种流言起初还是窃窃私语，后来就声音越来越大了……

过去斯大林使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满负荷地工作，如今他可以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任何失利都归咎于布哈林，从而把布哈林在党内的威信降低到了零度。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布哈林不知是由于他忍受惯了，还是由于他生来热爱生活，反正他还是继续积极地深入研究理论问题。1928年9月30日，他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观感》一文，文中着重指出了农民经济对整个国家经济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总书记则继续编织着阴谋的密网。这时布哈林在高加索休养。当他听说斯大林对托姆斯基进行僭言中伤的消息后，他决定要立即返回莫斯科。但是紧接着总书记下了命令，于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准布哈林动身，而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员、党的最高机关即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这样作又是什么事也没有！这一事实没有使任何一个人懂得任何一点东西。布哈林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回到莫斯科。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是“右派”的另一个领袖，当时领导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斯大林在充分掌握了党的权力和经过政治斗争检验的方法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一场反对这位工会领袖的运动。他把托姆斯基所信任的助手一个接一个地除掉了：有的被拉拢过来参加自己的机关，有的被调到外省。然后就开始在“理论上”对他施展诡计。一开始他指责托姆斯基使用了“不民主的管理方法”和犯了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过”。斯大林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给了托姆斯基以决定性的打击。①斯大林把自己的人安插进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中，投票结果，托姆斯基虽也进入了主席团，但他失去主席的职位。

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3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44页。

斯大林在逐个地收拾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同时，还操心如何进行伪装：要使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怀疑总书记是在消除自己的对手。不是的，他是在对“右派”进行一场原则性的斗争。此外，他在挑拨首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乌格拉诺夫的“强制行为”提出抗议时，表现出自己竟然是主张……对党的领袖实行来自下面的监督，主张进行自我批评。

当时即在1928年时，谁能够看清斯大林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揭露“右派”的运动实质上是一种挑拨行为呢？给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扣上的帽子看来都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其理由的充分竟使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在30年之后这样来奚落同志们，他说：“你们别再谈论什么‘右派反对派’了，那不过是一些幼稚的小孩子，他们和我们这些上年纪的忠厚老实的人不同，他们当时就知道他们是在同一些政客打交道。”说着他用头向用来装饰墙壁的总书记的肖像指点了一下①

①根据И．Ｍ．格龙斯基写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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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秋，斯大林致力于反对乌格拉诺夫的斗争。10月中旬，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党委会的会议上，第一次没有得到同志们的称赞。10月1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委员会的全会上掀起蛊惑性的煽动来反对“右派”。一个月后，他在中央全会上痛斥了“右倾”。但是他不赞成对倾向分子采取严厉的组织措施。他认为对倾向分子应当开展思想斗争。不过“各区积极分子有权罢免自己的书记”①。这就揭穿了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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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47页。——译者注

当压制“右派”的运动达到极点时，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决定提出辞职。①斯大林不可能预见到一切，但是，正确无误地随机变应、及时地实行退却，抓住合适的反击时机——这种艺术他已经掌握了。时机还末到来，因此总书记不得不劝说“右派”的领袖们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在这种罕见的形势下，要是他们能够把力量联合起来，对斯大林发动进攻，揭穿他的蛊惑家和真正派别分子的面目该多好。可是“右派”非但不这样作，反而同斯大林一起签定了表示政治局团结一致的提纲。②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在一次选定了注定要失败的家兔策略之后，便始终忠于这一策略，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具有与蟒蛇进行妥协的罕见的能力。

①Ｃ．科埃恩和布哈林《皇家六舟》1980年英文版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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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48—249页。——译者注

斯大林是能够得到平衡的。这是一种对自己有益的平衡，因为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被揭穿”了，他们的威信被破坏了，他们在莫斯科的拥护者被粉碎了。现在总书记也能够对误入歧途者加以宽恕。如果斯大林把自己的对手一下了都加以消灭，那么，斯大林也就不是斯大林了。还是在1928年，他恢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内的地位。而对于托洛茨基，他则进行了新的侮辱。总书记把这个从前的政治局委员在职务等级上降得低而又低（让他先后在中央租让委员会、第聂伯国家建设工程局及其他部门工作）的同时，还逐步地对托洛茨基准备了一种指责，说托洛茨基在所有地方都把工作搞糟了。于是，终于把托洛茨基从最后一个管理总局中赶了出去……

有时候看起来斯大林是在过分地编制着阴谋的密网。他掌握有几十种伤人的办法，他使这些办法同“和解”的行为交替进行。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年复一年地，慢慢地在权力的等级上，逐个地折磨自己的竞争者。

1910年春，奥古斯特·倍倍尔在自己70岁寿辰这一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种具有无穷力量的见解：“党员应当注视着党的领袖，不要让他们给党造成任何危害[热烈赞成]。对所有的领袖，包括我在内，毫无例外……都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表示不信任[喊声：好得很！]。”①斯大林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巴时，他曾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在倍倍尔的诞辰到来之际专门写了一份传单，向这位“亲爱的导师”祝贺。这份传单最后几句话是这样写的：“他的确值得做我们俄国工人的榜样，俄国工人特别需要许多象倍倍尔这样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倍倍尔万岁！”②3年之后，倍倍尔去世了。根据列宁的委托，格里戈里·什克洛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伯尔尼的这位革命家的墓前献上了一个花圈。20年过去了。科巴成了领袖，此时他把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要知道这位伟大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在1910年时讲的话也适用于斯大林呀，当时他说：“一位党的领袖只是在他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尽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为党工作时，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领袖……他以自己的活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而群众也就让他来领导党。但他只能以最受信任的人的身份，而不能以使群众盲目服从自己的老爷的身份来领导党……党不是为了领袖而存在，而是领袖是为了党面存在。”③对这些话斯大林“由于没有经验”而作了相反的理解。这样在他的身边也就没有一个倍倍尔来指点他，纠正他……

①《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协商的记录》（1910年9月18—24日在马格德堡作的报告）1910年柏林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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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97页。——译者注

③《协商记录》德文版第252页。

1927年，斯大林访问了列宁格勒。在“新的反对派”被粉碎后，列宁格勒的领导换了人。1926年时领导省委的是谢尔盖·基洛夫，他曾作为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书记出席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由于急于巩固自己新的胜利，便在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束之后立即把基洛夫派往彼得格勒。眼下总书记是在进行一次外出视察。在他到达列宁格勒时，党的积极分子们集合起来去迎接他。然而对斯大林的迎接却是冷淡的。他在这里从来不受欢迎。

晚宴是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在基洛夫的寓所里进行的。共进晚宴的还有彼得·伊万诺维奇·恰金，他是基洛夫的老朋友，曾担任过《巴库工人报》的编辑，这时他在列宁格勒工作。晚宴是按高加索的方式进行的。斯大林把鱼块穿在铁针上，然后就把鱼肉串放在壁炉上烤。他们一边吃着鱼肉串，一边喝着纯葡萄汁酒。晚宴后，斯大林点着烟斗抽起来。他们谈到了各种困难，谈到了党内情况。还回忆起了列宁。

基洛夫悲痛地说：“列宁的逝世对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我们大家应当团结起来，力求用集体来代替伊里奇。”斯大林照常在屋子里散起步来，同时一言不发地听着。后来他说：“是的，当然，中央，集体，这一切很好。但是俄国的男子汉是拥护沙皇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他在说这些话时，把食指向上一指。谈话中断了。两个交谈者都感到震惊。①

①根据彼·伊·恰金的《回忆录》。

“一般说来，是否可以在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富有革命传统的党内‘攫取’权柄呢？”①——这是斯大林于1927年9月2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与托洛茨基进行辩论时提出的一个修辞性问语。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他不是用话语来回答，而是用行动来回答。他认为，只有他斯大林才能够担负起麻烦的使命——使“俄国的男子汉”感到满意。因为到处都是这样一些无爱国心的和无骨气的知识分子……不，男子汉们显然由于斯大林同志而走了运。他在执行时代的命令时，起初是使党的政权机构服从于自己，到20年代末时，他已经攫取了政权本身。总书记这把交椅比较容易地为他所得。后来，他由于善于玩弄阴谋而使这把交椅成了中央机关中主要的东西。剩下来要作的就是为了实现“男子汉的幻想”而把总书记的交椅变成专制独裁者的宝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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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37页。——译者注

热月政变已经开始了——阿·阿·越飞在1927年11月自杀前不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从19世纪末就参加了革命运动，他是列宁的战友，在苏维埃国家的创建者——列宁在世时，他就看清了斯大林这个篡权者和革命的掘墓人的真面目。他在临死时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中责怪托洛茨基说：“你一向是正确的，但你一向退缩。”斯大林未能把这封信隐瞒起来，这封信被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为这封信写了一个前言，在虚假的悲痛后面可以感觉到对死者怀有一种恶感。①

①《布尔什维克》杂志1927年俄文版等23—24期。

在俄国实行了热月政变的那个人①把对党所发生的热月蜕变的谴责叫做“愚蠢的鼓动”。总书记本人是不从事愚蠢的鼓动的。他以统治者的坦率态度在1928年11月谈到对“托洛茨基派的骨干”②的逮捕时，认为这是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的一项措施，是议事日程上的一项措施。

①“那个人”当然是斯大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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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38页。——译者注

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总书记暗示可以在无产阶级专政上制造裂缝。①斯大林在后来的几年里，一直在扩大这种裂缝，直到他经过裂缝，爬上他梦寐以求的宝座为止。象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建设原则，在斯大林手里相当快地变成了全面的集中制，而关于党的统一和党的的纪律的各项决定，则束缚住了来自下面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使得下面的普通党员群众无法对领导人提出批评。不只是不同的说法和写法，就连不同的想法，都成了反党罪行。产生斯大林时代的客观原因可以罗列一大行，而主观原因呢？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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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之成为斯大林，不只是由于很多历史情况。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具有战斗精神，生来反对脑力劳动者，看来他在各方面都比不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几百个卓越的党的活动家。他们具有许多明显的优点：教育水准高，文化水平高，有演说家的才能。斯大林超过他们所有人的地方是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坚定的目的性。他罕见地兼备了各种最具有侵犯性的品德：生性狡猾而诡诈；极端的放肆无礼和恬不知耻；蔑视人和人类；经过精心考虑的残酷行为。没有这些品质他是不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但是我们还没有穷尽斯大林那多种性格的一切特点。

约瑟夫·米加施维里是在家乡即在外高加索开始革命活动的，但是在任何地方——在第比利斯、巴库、巴统——他都未能住惯。当地的布尔什维克们很快就了解清楚了这个好勾心斗角的追求名利地位人。于是大家就躲开了他。

邵武勉①、波格丹·克努尼扬茨②、奥拉赫拉什维利③、马哈拉泽④未能把斯大林的情况预先告诉列宁，因而使得“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⑤”很合他的心意。这使党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①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邵武勉（1878—1918年）是高加索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巴库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任高加索事务特别委员、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党中央委员等职。——译者注

②波格丹·克努尼扬茨（1878—1911年）是巴库人，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译者注

③伊万·奥拉赫拉什维利（1881—1937年）是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从1921年起，历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译者注

④菲力浦·耶谢耶维奇·马哈拉泽（1868—1941年）是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的创立者之一。1921年起历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格鲁去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等职。作者在这里列举了这4个人，是因为这4个人都是高加索一带的革命活动家，他们对斯大林的过去和底细是了解的，但他们都未能将斯大林的情况及时告诉列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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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243页。——译者注

列宁和斯大林所追求的目标是各不相同的：列宁是为革命而工作，科巴则是为自己而工作，对他来说，革命是报复社会的手段（因为他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也是满足他的贪权欲望的途径。

他们使用的手段也是各不相同的：斯大林使用的手段是玩弄阴谋诡计，进行挑拨离间；他对于站在通往政权之路上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外人还是“自己人”，都要进行压制并将其排除。一个潜藏的罪犯混进了职业革命家中间。

斯大林还有一个性格特点。他性子很烈，容易冲动，血气很盛。他早就知道在上层人士中要谨慎小心，因为事情总是由他们决定的。他是一位能够自制的真正英雄，他冷静、持重、行动谨慎。他作为一个不可遏止的剥夺者和强盗，给自己戴上了宫廷礼仪的沉重的精神枷锁。他作为一个技艺高明的伪装者，极其逼真地扮演着一个英明而敬爱的领袖和各族人民之父的角色。在彻头彻尾的伪装者的一伙人中，他是首屈一指的。斯大林作为一个演员，不需要专门的导演，他无论在台前或台后，都感到自己行动自如。

斯大林是一个在政治领域方面天资极差的人，但他却硬是要培养自己具有演说家、党的领袖和导演的品质。然而他的观众却一点也不为他的表演感到激动，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相信在主要舞台上演员们步调一致地所讲的一切以及按照剧情规定来表达“自己的”称赞或指责所讲的一切。

20年代在党的生活中充满了无休无止的争论，但这并没有使总书记有所触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些非常爱好争论的人。在20年代初期，辩论的声音响彻于各种各样的会议，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列宁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争论者。在这种环境下，斯大林的那种保持沉默的本领是惊人的。他把几十年来养成的沉默寡言的作风变成了一种锐利的武器，使他能够在屡次的政治战斗中获得胜利。还有就是我们已经指出的斯大林进行统治的本领。他把自己的这种本领提高到了与无伦比的艺术水平。

在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一个最大的轮子而已。但是，这个评价是片面的和数量上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列宁逝世后，只有斯大林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大概他在领袖逝世前很久就知道这些了。他本能地嗅到了克里姆林宫中散发出来的政权味。于是斯大林坚决遵循已经提出的任务，以其全部的巨大精力和极高的适应能力来实现这一任务。

斯大林是一个幕后玩弄手腕的天才，是一个既狠毒又狡猾的人。这个在克里姆林宫中巧妙地搞阴谋诡计的人并不是一个“灰色的斑点”（托洛茨基的说法），也不是一个蠢人。他不是一个妄想者。一位历史学家正确地发现，革命通常是那些忠诚的、献身于崇高理想的人进行的，而胜利的果实到后来则为狡猾的人所享有。在俄国，这样一个狡猾的人就是斯大林。他是狡猾人中的最狡猾者。

谁也没有去制上他，而且谁也没有打算认真地去作这个。那些口才卓越的领袖们在各种会议上像夜莺似地唱得娓娓动听。但是两只夜莺在一根树枝上是不能够歌唱的。然而你看，这里有多少只夜莺飞到一起来啦！……它们不知道那个打断‘引门的呖呖啼啭的人，日后要拨光它们的羽毛，然后就逐个地把它们分别塞进鸟笼里，把它们憋死在里面。那个人就是克里姆林宫中的捕鸟者①，他将在毫不留情的暗探局那急促的击鼓声中来作这个。于是任何一个人再也听不到那质朴的呖呖啼啭了……

①“克里姆林宫中的捕鸟者”自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俄国的优秀儿女们一代又一代地为争取民主而战斗，但是他们却终究未能使人民培养起对民主的兴趣。官僚主义蜕化的过程是作为独裁的结果而开始的。斯大林为这一过程开辟了航道。他在控制住客观情况之后，便狠狠地用马刺刺马快跑，并能第一个到达终点。

斯大林亲自为自己锻造了克里姆林宫的王冠。当帮手们——莫洛托夫辈、卡冈诺维奇辈、古比雪夫辈、加里宁辈、伏罗希洛夫辈、米高扬辈——在尽心竭力地煽风箱和搬送煤块时，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进行争论（党是否需要一个领袖？这好不好？）时，这个铁匠①却在一直不停地锻呀，锻呀，不让金属冷却下去。并且他以宽厚的态度让那些才能出众的人把自己窄脑门上面的汗水擦去。

①“这个铁匠”自然也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十月革命后，10年过去了，而俄国还依然明显地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再拿战后的经济破坏作借口，已经不合适了。应当建设点什么才是。可是建设什么呢？又如何建设呢？新经济政策使人民摆脱了饥饿，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活力。按照列宁的想法，新经济政策应当加速重工业和社会主义农业的建立。斯大林并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要制定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纲领，对他来说是一项力不胜任的任务。他看到，那些被叫做“富农”的富裕农民已经迅速地发展起来，变成了农产品的主要供给者。1927年底，粮食严重缺乏，原因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余粮，指望到春天粮价提高时再卖出去。“反对派分子们”早在夏天时就建议用强力来没收粮食。但是政治局没有采取这项措施。总书记本人在1927年12月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表示赞成在农村实行温和的政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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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1页。——译者注

但是，瞧，代表大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党已经清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于是斯大林便向各地发出了一项命令：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采取一切方式完成粮食采购计划。“反对派分子”的建议还是有用的！斯大林的指示使他的那些地方官们可以放手去干了：为了保住政权，他们现在能够、而且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斯大林于1928年1月6日在发出这项既是指示又是命令①时，他就已经是作为一位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之上的领袖来行动了，他能够独自作主突然改变党的政策。而为了使自己有害的行为具有威信，总书记便宣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是一次集体化的代表大会，并以这个伪造的特征将这次代表大会载入党的历史。

①Ｃ．科恩的上述著作，第289页；ｏ．拉齐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载于《共产党人》杂志1987年俄文版第18期第87一88页；Г．博尔久科夫和巴科兹洛夫合写的《尼古拉·布哈林》，载于《共产党人》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13期第97页。

就在这时，斯大林到外省去视查了一次。不，他连一个村庄也没有访问，连一个农民也没有会见。他到了新西伯利亚、巴尔瑙尔和鄂木斯克，他对许多党的书记进行了训斥，责备他们粗心大意，软弱无力，同富农“搞到了一起”。在州和区的范围内，以及在村镇的基层机关里，有1000多个工作人员被扣上这样的帽子而解除了职务。很多人被开除出党。①这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访问。领袖这样对待人民的情况，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斯大林发出的许多指示都充满了愤怒和不耐烦。总书记要求各地方党组织要采取一切手段来保证粮食采购任务的完成。

①《真理报》1988年8月26日。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要逐步地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可是3个月之后，斯大林就号召同一富农的危险”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这是农村爆发国内战争的信号。没收和使用暴力的浪潮席卷全国。甚至对贫农也大肆逮捕并普遍地没收他们的粮食。在北高加索产生了许多特别三人小组，这是未来的特别会议的雏型。

但是，不久就清楚了：靠使用恐怖手段，既不能提高粮食收购量，也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而只会加剧农业危机。所以早在夏季时斯大林就已经放弃原来的作法了；因为使用行政压力、“违反革命法制”和进行镇压——这些都被宣布为不能容许的和有害的措施。总书记由于预见到丰收在望，便答应农民为他们运来工业品和提高粮食收购价格。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就是用这种精神支持的。①这是一次新的曲折。因此人们不能立即了解：总书记是在以什么身份出现的。是呀，要知道这已经是在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统治者指导下发生的事情。于是这种情况被叫做“大棒加胡罗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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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79页、181—182页。——译者注

新的一个冬季到来了。当经过计算，了解到收入为数不多时，便又……实行起大棒政策来。接着就发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指示。这时，很多富裕农民把自己的财产都卖光了，其余的富裕农民缩减了播种面积，但是第二轮的剥夺所得到的粮食依然很少。因此，1929年春天的情况便陷于停滞不前状态。没有粮食和食品。在城市里实行了凭证配给制，这是饥饿的预兆①。种种失败未能使斯大林清醒过来。他在寻找出路，他觉得他在立即实现农业集体化方面找到了出路。

①Г．博尔久科夫和Ｂ．科兹洛夫合写的前述著作，第101页。

1927年，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方针是：逐步发展一切形式的合作制，而不只是发展集体农庄。还制定了由国家来援助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的计划。后来（直到1929年春天为止）党所作出的一切决议都重申了这条路线。总书记在这方面也发表了十分明确的意见。在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的前一天，即在1927年11月5日，斯大林要外国工人代表团确信，农业集体化将采取经济、财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办法，逐步地加以实行。①可是到后来，却把鞭子拿在手中，抽打起执拗而任性的马来！领袖在向头脑简单的人发表的许下很多诺言的讲话中，宣布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和严格遵守党的路线，而在那些不是为了刊登出去而发表的讲话中，他却命令地方工作人员要使用凶狠而快速的手段来改造农村。②农业集体化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谨慎的，因而是能够实现的）如同一张废纸一样被扔掉了。连后看一下都不后看，就向着全盘集体化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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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90页。——译者注

②见O．拉齐斯的前引书。

……副财政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分析了全国的财政状况和经济状况后，报告说，全盘集体化和用强制手段没收粮食的政策导致了播种面积的减少。实行这项政策对我们不利，其结果将是取消新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列宁打算要实行很长一个时期。斯大林猛烈地抨击了弗鲁姆金，并决定：把这个爱抱怨诉苦的人撤职！

总书记继续弄弯自己的路线。他把愿望当作现实，把发生危机的1929年宣布为“大转变的一年”。他的一篇发表在1929年11月7日《真理报》上的文章就是以此为标题的。如果把这种响亮的话语同微小的数字加以对比——实行集体化的农庄占全部农庄的7．6％①，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6％——那么，从“大转变”中所剩下的，除了雄壮的号角声而外，就什么也没有。集体农庄的竞赛开始了。如果一个地区保证要在1930年秋季到来时完成集体化的话，那么，邻近的地区就向中央委员会发誓要在夏季就实现斯大林的指示。很多地区的领导人、甚至很多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春季时就到达了终点，并把这种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同志。

①《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1册第607页。

已故作家、《黑与白》小说的作者鲍里斯·诺里尔斯基证据确凿地、有根有据地、简简单单地描写了普遍集体化的作法。一个地方上的格伯乌头目米亚基舍夫教训特派员米哈伊尔·谢多伊说：“你实行你的集体化，我搞我的登记造册。我同别利亚耶夫卡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不列入你的名册的人，就一定列入我的名册，让身份证见鬼去吧。因此你也别那么紧张，只要你轻轻说一声，就可以列入我的名册了。这样，你那里是百分之一百，我这里也是百分之一百。一百加一百是二百。你明白了吗？”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冒险行为，因为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专家、没有最必需的一切而要组织起几千个集体农庄，这只能是纸上谈兵。可是，在不可能实现的时期内所实行的普遍集体化却被宣布为党在农业方面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这个时期的标志是产生了一种摆样子的作风，暴露出斯大林时代必然的本质属性。这种摆样子的作风原来是不可遏止的，经久不衰的，因为它已渗入了经济领域，接着又深入到科学、文化和日常生活等领域中去了。

大肆吹嘘的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对农民来说，变成了一场极大的灾难——干百万人沦为乞丐，备受凌辱，纷纷死去。当时最急剧的政治变革之一就是：到处都下命令不仅要培植集体农庄，而且要培植国营农场，甚至要培植公社。斯大林在1929年12月所号召的正是这种培植。①农民们开始把粮食藏起来，把牲畜和家禽杀掉。哀怨之声遍及各个村庄。于是对暴力的反抗事件发生了。被总书记所挑起的这次战争日益扩大。仅在1930年初到3月中旬这段时间内，就发生了2000多次农民的武装暴动。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第132页。——译者

②《真理报》1988年8月26日。

而国内的粮食越来越少。斯大林不得不再一次实行退却。新的（按次序来说，已经是第几次了？）曲折被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总书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30年3月2日的《真理报》上。原来是某些同志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毫无道理地加快集体化的速度，忘记了自愿的原则。斯大林的表演只不过是一种做作出来的姿态。他本人没有感到有任何可懊悔的。许多地方领导人被宣布为犯了“冒进”的罪过。总书记没有打算对自己的政策作任何改变。10年之后。同样的灾难也突然降临到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农民身上。而那些不满的人则被送到扎波利亚里耶的集中营去。

当时，即在1930年，斯大林为了使自己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具有分量，具有指示一样的效力，竟下令对许多地方干部由于其“左倾冒进”而进行审判。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曾经以顽童般的兴奋心情参加过消灭“富农”的活动，在参加这种活动中他们生平第一次得到了马裤、皮夹克和梦寐以求的纳甘式转轮手枪。而纳甘式转轮手枪代表着支配人的权力。斯大林在组织对农村的大洗劫时，他所依靠的是基层干部中那些贪权的人和向上爬的人所组成的一支大军。“粮食是用脊背背来的，也是死乞百赖地搞来的。”当年在农村里产生的这句谚语，注定要流传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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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件事情发生在莫斯科的一个郊区。“区委书记佩图霍夫打电话给州党委会说：‘我这里发生了暴动！请派军队来。’州委书记米亚索耶德回答说：党不允许任何人张惶失措，接着他下命令说：‘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着，我马上就到。’

米亚索耶德同志来到后，建议区委书记同自己一起前往暴动发生地点。佩图霍夫拿起了纳甘式转轮手枪，把手枪皮套套在皮带上，作好了准备。

‘不要带任何武器！’领头的表示反对。但是如果不带武器，佩图霍夫坚决拒绝到村子里去。

两人争论了很久，最后达成协议：佩图霍夫把手枪藏进口袋里，无论如何不许使用武器。他们二人来到村子后，把集体农庄庄员们集合了起来。他们有100来个人，聚集在一个狭窄的木房子里。《真理报》上的那篇文章（指《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本书作者注）他们都知道了，因此他们一致要求：

——‘解散集体农庄！’

——‘为什么要全部解散呢？’州委书记问。——‘让每个自愿退出集体农庄的人交出一份自愿退出集体农庄的声明书。’

——‘不行，’——人群中有人回答。——‘你先把集体农庄解散，然后谁愿意成立新的，就让他去成立……’

他们就这样一直叫喊到第二天早晨4点钟。在马哈烟烟雾弥漫的情况下，看不清人们的面孔。一帮人把两位书记逼到了墙边，眼看就要掐死他们，撕碎他们，说：

——‘只要不解散集体农庄，我们就不放你们！’

这时佩图霍夫抓住了纳曾式转轮手枪，而领头的抓住了他的手。但是，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便只好让步。当他们刚一宣布解散集体农庄，农民们就要求退还种籽。

——‘这事我们无权决定，’米亚索耶德立即想出了办法来对付。——‘种籽问题，由区执行委员会决定。’

而农民们坚持己见，他们说：

——‘只要我们拿不到种籽，我们就决不放你们。’

有几个人自愿地急忙去找仓库保管员，但是仓库保管员已经溜掉了。到了早晨，大家都累啦，连那些喊叫得最凶的人也累啦。这时，宣布了成立新公社的登记。进行登记的只有7个人，都是‘贫农’。最后把两位书记释放了。至于种籽，区执行委员会自然没有退给他们。既然当局已经把所有的地界都开垦了，又没有马匹，那又怎么耕地、怎么播种呢？农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

而佩图霍夫却向莫斯科委员会交了一份声明书，指责米亚索耶德解散了集体农庄。但是，区委书记就在那个月里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捕了，而州委书记却因此而得了救。”①此事的结局是符合时代精神的。

①根据Д．Ю．佐里娜（1917年入党的党员）的《回忆录》。

还有一个曲折——这就是中央“关于同集体农庄运动中党的路线发生的偏差作斗争”的决议。一个伟大的幽默家想出了这样一句话：怎么能够弄弯从来就是弯曲的路线呢？一个伟大的门外汉①拿定主意要在正是开始播种的春季来解散用强制手段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谁能计算出又要遭受多少损失呢？谁能说得出除了钉得严实的木房而外，由于以往实行集体化而把一切都搞个净光的地区有多少呢？这真是名副其实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上大规模的障碍回转。②

①“一个伟大的门外汉”指的是斯大林。——译者注

②障碍回转——乘皮艇或划艇沿有天然障碍或设有人工障碍的激流河道或特定小道内进行的一种运动。这里用来讽刺斯大林强制执行的、遭受到巨大损失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译者注

在有些地方，一些嗅觉相当灵敏的党的官员把领袖发表的意见看作是一种宣传手腕，因此他们不准许各邮局把刊载有斯大林的文章的那一期《真理报》寄出去。只是在把所有的地界都加以开垦，使得被强迫赶人集体农庄的农民无法再恢复自己原来份地的地界时，地方当局才准许居民了解《胜利冲昏头脑》一文的内容。在北高加索的捷列克区，他们就是这么作的。有一个当时区的领导干部后来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被关了17年，但是他在临死时还炫耀自己在1929年时是如何英勇地欺骗农民的。①真是不可思议的时代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产儿！

①И．Л．斯塔罗帕诺夫的《回忆录》。

但是，无论在区委会里，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里，都有一些干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他们削弱了对农村的压力。那些忠厚老实的人倒霉了！他们由于赞成“妥协政策”、赞成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而被开除出党．实际上则是由于他们没有深刻地体会到领袖在当前玩弄的天才手腕。几年之后，他们戴着“右倾分子”的帽子去了毁灭性的集中营。

但是，即使年当时那种骇人听闻的条件下，也还是能够挽救一些东西的。1930年9年3月，很多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作为观察员和新的纠偏路线的传达者纷纷前往外省。4月初，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来到了乌克兰。他访问了季诺维也夫斯克民族区。①陪同他的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在这个民族区里，“鹰犬们”行凶作恶的情况比较轻，剥夺行为和强制合作化的情况没有触及到基本农民群众。而挑选出来的党的领导干部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叫喊得恰如其分，也不过于残酷。总之，这里的农民们算走了运。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地区的集体农庄在3月份宣布大赦之后，没有立即垮台。这时刚刚结束了春播。这使奥尔忠尼启则极为惊讶。

①季诺维也夫克是从前的伊丽莎白格勒。基洛夫被害后，叫基洛沃，从1939年起，叫基洛夫格勒。

“你们是怎样既没有上面的指示，也没有问任何人，就开始了春播？”他问一个地方干部，“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谢尔戈预先表明了态度。“我不能有别的作法。你们莫斯科在3月25日这天是什么天气？是严寒吧？而在我们这里的草原上，地蒸汽在不断上升。就是说，得赶快播种。”“自觉自愿的情况怎样？”谢尔戈接着又问，“你们这里真的一个人也没有退出集体农庄吗？”“很多人想退出，交的申请书一共有1500份。全区有20万个农户。我们决定凡是愿意退出的都准许退出，但是得供给他们种籽，分给他们土地。围绕这一点又开始了纠纷，冲突激烈得眼看就要达到杀人的程度。而播种是不能等待的。我们把所有区委书记都召集起来，进行商量，决定在春播前所有集体农庄都要召开大会。到处都建立起委员会来检查加入集体农庄时自愿原则遵守的情况，检查越冬作物情况和给马钉马掌的情况——这样的委员会一共有16个。州委书记出席了一个集体农庄的大会，会上，在集体农庄庄员积极参加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个全州的工作细则。”

谢尔戈全神贯注地听完了他的讲话，然后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怎样对待愿意退出集体农庄的人呢？”回答是：“很简单。我们决定先进行播种，然后再召开第二次庄员大会，由上面说的那种委员会作报告。当全州播种完毕，农民把自己的劳动投入地里时，他们确信，确实不会有任何人来强迫他们，有1100个人收回了自己的申请书。其余的人我们让他们离开了集体农庄。”“是的一啊一啊……”谢尔戈拖长了声音。“要是各个地方都进行得这么顺利，那该多好！”“我们这里也有不顺利的事。有人告诉过你们吗？有一个村庄根本不想播种。那里住着一些古老信徒派教徒。怎么办？我把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叫了来，命令他一清早开去5辆拖拉机，把古老信徒派教徒的地都播上种。我们就这样作了。”①

①根据А．Б斯涅戈夫的《回忆录》。

根据一切情况可以看出，谢尔戈确信，不能把地方上的领导人变成一些不加思索地去执行某种最高意志的人；在农业中也象在任何经济中一样，对于主动性和自觉性，不应当制止，而应当鼓励。同谢·奥尔忠尼启则（他是少有的人中之一，但我们也不去把他理想化）是可以开诚布公地、坦率地交谈的。让这个州的领导们对自己所采取的英明措施陷入一种愉快的迷惘不解的状态吧：在实行斯大林的残酷政策的环境下，任何一项不合乎标准的措施都可能使人觉得是一种英明的措施。

在农村政策中最可怕的东西，说到底，就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如果注意一下斯大林所发表的那些指示性的言论，那就会发现，反对剥夺富农的不仅有列宁．而且还有这位“伟大的列宁事业的继承人”。“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①——这是斯大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声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能这样来谈论这个问题。这和任何号召剥夺农村富人的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是不同的。但是，突然之间，同一个斯大林在1929年12月27日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会议上却宣布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口号！②“消灭”一词牢固地变成了一个日常通用的词：消灭富农，消灭在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政策中的错误，消灭落后，消灭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消灭……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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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6页。——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40页。——译者注

可以把新的曲折说成是总书记的健忘：他忘记了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忘记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存在，忘记了已经建立起来的许多专门委员会……不久前“全国”和“全行星”庆祝了总书记的五十寿辰。什么称颂赞扬他的话没有讲呀！这些他是记很牢的，于是他使用自己的权力，使用“各族人民的领袖”的权力，命令着手干一项事业，干一项极其符合他心意的事业，这就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一两个月之后，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向各地下达了一项指示：中央建议不要不加区别地一下子把所有个体户都加以剥夺和消灭，政府的工作细则中将谈到“灵活性”。制止恐怖行为的微小的企图……

据官方计算，全国的富农户有将近100万个。如果把富农作为一支真正反革命力量来谈的话，那么它的基本群众曾在白军队伍里作过战，并同白军一起退却，后来便迁到国外去住了。真正的富农没有去等待贫农阶层的代表把他们的家产抢光，把他们本人枪毙。他们早就把自己的财产卖光，同自己的儿孙们一起，投奔城市无产者去了。因此剥夺者和讨伐者的主要打击实际上落到了中农身上。

仅仅在一年之中，就有近300万“富农”及其家属和“富农的帮手”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人被枪毙，几万人被送到集中营去消灭。凡是靠自己的劳动或儿孙们的劳动积攒起富裕家产的劳动者，都被划入“富农的帮手”这个范畴。任何一个无意之中附和了“富农”的人或者是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也被归入“富农的帮手”之列。总之，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中农还是雇农，只要邻居“记恨”他，他也就算作“富农的帮手”。很多执行斯大林指示的人都被卷进了这个漩涡。于是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同没收富农分子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的人在有刺的铁丝网的后面相遇了。在那里，每一个死人也都获得了一块与活人数量相等的冻结的土地。战争是为了消灭人而进行的，也是为了进行全面的掠夺而进行的。斯大林进行的这场浩劫阻止了中农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了中农，合作社就成为穷人的合作社了。不久，政府发表了一项决定：把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的财富转归集体农庄所有、邻居掠夺邻居，把一切东西全都拿走了：大车、斧子、瓦罐、镜子、靴子、母猪、母鸡、茶炊、被子、头巾……邻居掠夺邻居，斯大林挑动了穷人同富人斗。分而治之！还是邻居掠夺邻居。起初是掠夺富人，后来是掠夺所有的人。所有掠夺来的东西（害羞的历史学家们后来说成是“剥夺来的东西”）都无条件地落入了斯大林的粮囤。哪里有富农和中农之间的界限、中农和贫农之间的界限呢？连克里姆林宫里面的人都不知道这种界限在哪里，更不用说农村里的人了。干这种掠夺勾当的是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是被动员起来的工人、共青团员和地方官员——这是整整一支大军。

我记得1944年春天的情况。我们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从莫斯科开往北方。究竟开往北方什么地方——这只有押送队才知道。我们坐的火车缓慢地在爬行，在各个车站的备用线上要令人痛苦地停留很长时间。我们已经经过了维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科诺沙，每过了一站，关于最终地点的不同说法就减少了一个。很快到达了科特拉斯，从这里往前行进有两个方向——一个向维亚特卡（这个古老的城市后来用被杀害的基洛夫的名字来命名），另一个向伯朝拉。一些富有经验的惯犯已经回忆起了伯朝拉的羁押犯人的监狱，唱起了令人凄惨悲哀的集中营的歌曲。要想从北极圈以北的集中营跑掉，这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事。他们坐在三层双套马车最上边的一层。头目们坐在用钢栅栏钉住的一个正方形的小窗口的旁边。他们的位置舒适，宽敞。他们可以尽情地抽烟，“放开肚子”吃东西。他们交谈时声音很低，他们表现出一种消极无为的情绪。

在第三层，那些公子哥儿和犯刑事罪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们的嘈杂声传不到这里。我们的普尔曼式车辆是一个放在4根轴上的木盒子，里面塞进了100个犯人，他们是莫斯科各监狱的新产品。聚集在一起拥挤得不能想像的、在一个来月中乌龟式的前进中消瘦了的“政治犯们”（他们多数都不知道任何政策）和那些从来都不阅读战时颁布的大量命令的“扰乱社会治安犯们”——所有这些遭到残酷折磨的人都在暗处蠕动。他们本能地推测着发给口粮的时刻——口粮是粘土似的面块，带有一点面包味。政治犯们早就抛弃了自己的家用物品。没有来得及将家用物品换成马哈烟的人，他们的最后一件上衣、裤子、鞋子就被人偷走了，或者简直就是被人抢走了。而现在在这二层的简单板床上，这些私人衣物却被拿来赌博。所有放到赌池里的东西，渐渐地落到了彼得这个机灵鬼的那个角落，彼得是一个灵活而不易抓住的人，厚颜无耻的人和走运的人。有人认为事情不在于走运。可是在他赌博弄鬼时却没有被当场抓住过。为此他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惩罚，但那不过是羽毛戳肚子———微不足道。彼得这个机灵鬼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小偷，不过他的档次要低于处在上面一层的那些人。

……在过了乌赫塔车站，距离伯朝拉还有250公里的时候，彼得倒霉的时候到了。年岁大一些的小偷把他叫了去，掏出自己的一付纸牌来同他玩，于是一会儿彼得这个机灵鬼就输个精光。他所弄到的一切衣物，摞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墙角处，墙的上方挂着一个装有烟丝的荷包。别人让他抽烟，说彼得你就象通常那样，抽吧……

在我们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中的那个窃贼头目未必能模仿出斯大林在30年代时的样子来。但是他们两人却都是按照盗窃界的标准来行事的，这也就是他们两人的相同之处。其不同之处则是在盗窃的范围方面。科巴一斯大林也是从小事偷起的———他抢劫邮局，抢劫轮船上的现款……他从这些“剥夺”作起，最后发展到对全国农民的大剥夺。他的成功的时刻到来了。他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和怀有政治野心的掠夺者。完全是由于他斯大林的那种天才的远见，才及时地消灭了富农这个敌对的阶级。他在红旗的掩护下对农村进行了大洗劫。在所有这几年中。那些热心效劳的思想家们，曾经制定了许多个变幻无常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和消灭富农的纲领，他们就这个抽象公式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展开了争论，还非常狂热地引证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在引证时也展开了一番争论。他们只是在如下一点上意见一致，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是在伟大的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

在集体农庄处于灾年时所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是要分裂农村。但是，在斯大林看来这还不够。他在煽动农民发生内讧时，还企图使传统上形成的牢固的农民家庭也发生分裂，企图利用少年儿童来同“富农”和“富农的帮手”作斗争。在乌拉尔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个男孩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富农父亲。这个男孩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的“功绩”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儿子出卖了父亲，因而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碑，并且还编了一些歌曲来歌颂他。政府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范例来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少先队员。

而给那些被流放的或被枪毙的“富农”的子女则准备下了一种可怕的命运。凡是戴上“富农的儿子”、“富农的女儿”这种帽子的儿童，对于在国内获得普遍的教育这一点，是连想都不用去想的。“被褫夺公民权者”——这是那个残无人道的时代所产生的又一个新字眼。几百万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农民，几百万农民的子女被剥夺了一切：房屋和粮食，自由和公民权。

农民家庭出身的党的工作人员或苏维埃职员——在全国，农村居民占优势——在报告自己的经历时，总是竭力强调自己的父母是真正的贫农。他们在履历表中则写上“出身于无马户”。这标明他是可靠的。正如在往昔时代贵族出身的人是可靠的一样。谁如果提到自己的父亲是中农，他就要立即受到审查。而出身于富农的人是连填表都不能填的。

很多被调进党和国家机关的青年人以及被调进军队和保安机关的青年人，由于他们是斯大林在农村进行大清洗的见证人，所以他们牢牢地掌握了一条：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已经在精神上作好了遭受大恐怖的准备。

1932年时，鲍里斯·帕斯特纳克决定跟随其他作家到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去体验生活。他想写一部描述社会主义农村的书。他说：“我在那里所见到的情况，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那种残无人道的、难以想像的灾祸，那种可怕的苦难，好象已经成了一种不实际的、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病啦。整整一年都睡不了觉。”①

①《新世界》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6期第208页。

……当局剥夺农民是第几年了，消灭农民是第几年了，实际上当局简直是在杀害农民，迁移农民，使他们定居务农，而粮食收购量却越来越少。在北高加索，竟发生了把整个村庄、整个集镇都强迫迁走的事情。但是，就是使用这种极其残暴的手段也无济于事。提高粮食、肉类、蔬菜的收购价格倒是可以试一试的，因为这些食品的收购价格只是零售价格的1／10。但是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工人和农民，这与社会主义建设者有何相干呢？斯大林鼓励不管收成好坏和有无储备而硬是要把农民的粮食拿光的作法。很多集体农庄连种籽储备都没有了，在普遍搜查之后，农民的小木房里一无所有。只有带把的杯子、小水桶、碗和这些物品的勺子……

男子汉战士一领袖①（仅只为了这个字眼，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其全力来压制农村。农夫们不堪忍受。为了不被饿死，只有逃跑。可是逃往哪里呢？去盗窃用汗水所获得的产品也“不可能”，因为你知道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会得到什么报应吗？斯大林除了看见“粮食收购方面的怠工行为”外，什么也没有看见，而且也不想去看见。而对付怠工行为，手段只有一个，这就是恐怖手段。农村十室九空了，幸免于难的农民们都躲藏起来了；全国足足有一半适宜耕种的地区都在闹饥荒。需要引证数字和证明材料吗？那是所有有人性和有求知欲的人都知道的。整个整个的农村连同儿童和老人都灭绝了。首先死去的是农夫。那些还有力量走动的人，都奔向了火车站，或者是涌向城市，路途上布满了尸体。而周围竟然象在战争中那样，到处都是阻击部队。因此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看来恐怖手段眼看就要因饥饿而受挫了……

①这里的“男子汉战士—领袖”是用来讽刺斯大林的——译者注

1921年时，人民已经经受过一次饥荒——那是战争和经济破坏造成的后果。受害的有17个省份，有2000万农民濒临死亡边缘。1932年秋天到1933年春天所发生的饥荒是可怕的。这不只是在规模方面。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由人为而造成的饥荒。在1921。年时，全国都来救济伏尔加河流域。当时从国家的储备中拿出了1200万普特的种籽和3000多万普特的粮食运往闹饥荒的村庄。①苏维埃政府很乐意地接受了外国工人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救济。许多火车车厢满载着美国救济总署赠送的食品运往伏尔加河流域。而在1932—1933年时，闹饥荒的地区没有从国家得到一公斤粮食。斯大林没有从饥饿的死亡中拯救过一个婴儿！

①А．拉基京《以革命的名义》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6、140页。

有一次，在饥荒的灾难最严重的时刻，斯大林到南方去休养。火车行驶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陪同总书记的《消息报》编辑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农民正在纷纷饥死，农夫们……我们还有少量外汇储备，应当用来在国外购买粮食。”主人严厉地回答说：“不行，让他们死去吧。他们正在进行怠工哩。”①

①伊·米·格龙斯基的证词。

是的，对饥荒可以不要多加操劳，而“已获得的成绩”则是应当巩固的。于是斯大林便向国外出口粮食：1929年向国外出口的粮食是260万公担；193o年为4840万公担；1931年为5180万公担；当饥荒遍及全国时，还向国外出口了1800万公担。①出口额虽然不大，但是事实本身……

①《地平线》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5期第34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7卷第493栏。

在1928年时，某些领导人曾建议在国外购买粮食。斯大林却对这些“投降主义者”、“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者”和“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进行指责，说他们犯了“右倾”。①于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里的财主便把那些从正在饿死的农民那里抢过来的粮食卖给西欧。几百万人就是由于他而被饿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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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31—232页。——译者注

1942年，温斯顿·邱吉尔同斯大林交谈时问他：集体化是否牺牲了很多人？斯大林把张开五指的双手向上一举。他是想用这个举动来说明集体化使人民付出了1000万生命的代价呢①，还是这个手势只不过是意味着“很多，多得很！”？对这位职业的人道主义者来说，屠杀几百万人早在战前很久就是一种很普通的事了。不同的史料提供了不同的死亡人数：从300万到600万。②而整个这场以强制手段迫使农民集体化、“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饥荒和进行镇压的运动，根据西方一些作者提供的资料，使农民付出了2000万人生命的代价。可以确信，这个数字并没有过分夸大。关于乌克兰的资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乌克兰的人数从1926年的3100万人减少到1939年的2800万人。③消灭了300万人。但是还存在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每年可能增长2％（作为一个平均增长数来说，这个百分数是相当低的），即每年增加60万人。换句话说，在这14年中，增加了将近900万人。加上那300万人，就是1200万人。这1200万乌克兰人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要知道强迫集体化的大镰刀也割到了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中亚细亚……等地区。在1930年，从农村中迁出的“富农”家庭有115000个，而到193；互年则为266000个。在两年中迁出的“富农”家庭一共为381000个。④如果按一个家庭平均有5口人来计算的话，那就有将近200万人。仅仅在两年中就消失了200万人！但是统计还没有说明死去的“富农”及其子女和老父老母有多少，关进监狱和集中营的人又有多少。那些被流放的、被逮捕的和被褫夺了一切公民权的人，他们的子孙曾经经受了一些什么样的苦难。不久前发表的И．Т．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回忆录》⑤使人们对此有所了解。

①《新世界》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9期第30页。

②В．Л．丹尼洛夫《西方报刊关于苏联1932—1933年的饥荒和30—40年代的“人口惨剧”的争论》。载于《历史问题》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3期。

③А．И．戈祖洛夫和М．Г、格里戈良茨合著的《苏联的人口》196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1页。

④《真理报》1988年8月26日。

⑤《青春》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3期。

把人分成战争时期的牺牲者与和平时期的牺牲者的这种分法，是极其相对的。用强制手段进行的集体化，就是用武装部队夺取土地，俘虏几百万富裕农民，并将他们赶入致命的流放地；就是抢光财产；就是屠杀’人民——这不是斯大林在1929年发动的一场国内战争又是什么呢？关于这场战争，关于集体化所造成的牺牲者和关于遭饥荒时的牺牲者——关于这一切，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敢去谈论。那时各家报纸都保持沉默，演说家们都保持沉默。

可是，你看，列宁在1921年时就不怕公开地讲出实情！关于伏尔加河沿岸发生的饥荒，各家报纸都写了文章，在国际联盟的会议上还就那里的饥荒作了报告。在很多省份里以及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里，都建立了救济饥民委员会。当时在萨马拉这个饥荒中心担任该省救济饥民委员会领导工作的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根据列宁的请求，发表了一本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小册子，标题是：《赶快去救济正在饿死的人》。各家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饥荒的综合报道。在所有的杂志上都有关于谈论饥荒的文章。还有作家们关于饥荒所写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以及在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饥荒所作的许多发言。

列宁在同非党农民、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交谈后，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叫去对他说：“你们萨马拉的农民布尔马特诺夫讲得很好。但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在他们那里的斯塔夫罗波尔县，有人吃人的情况。”安东诺夫回答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而且不只是在那里，有人吃尸体情况。”“人吃尸体？”列宁又问了一遍，然后痛苦而又愤怒地说：“对此，武装干涉者要受到惩罚。”①

①А．拉基京的前引书，第139—140页。

可是，对于在集体化的年代里死去了几百万农民这一点，应当受到惩罚的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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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这位伟大的集体主义者什么话没讲呀！他先是表现出一种过分谦恭的样子：说什么我本来不打算讲话，可是因为你们一定要我讲话，而权力又在你们手里，我就只好遵命了。①接着他向与会者谈了几个神话：说什么二千万贫农已经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②；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在等待着他们；他还讲了忍耐的好处这一怪事。原来在国内战争时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人每天每人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磅的黑面包，而且还掺着一半豆饼渣。在整整两年中工人们一直在忍受着。他们忍耐着，但没有灰心丧气。因此“庄员同志们，你们目前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③

①《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版下卷第31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21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18页。——译者注

这位善良的魔术师在说着，顺从的孩子们在听着，他们玩弄一会口号，夸耀一番出色的成就。斯大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不去说这些突击队员代表们那几千万弟兄所遭受的饥饿痛苦。而饥荒在整个冬天一直不停地、凶残地使养育者大批死亡，死亡的人数达几十万人之多。而一个新的口号又“开枪”了：“要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集体农庄，使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有一句格鲁吉亚的谚语：“如果你手里没有棍子，就给狗扔去一块面包。”斯大林根本没有按照这句谚语的精神去做。他没有给任何人以任何东西，而只是从别人那里枪走东西。他敢于这样作，是因为他一次也没有放下手里的棍子。

而我们的作家们，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大师们在干什么呢？在1932年12月，他们准备召开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来划分文学方面的权力，猛烈地抨击拉普分子①、超越分子②他们还要歌颂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和胜利。但就是只字不谈国家所发生的饥荒和国家所遭受的悲剧！这时他们已经学会了随声附和和保持沉默。③

①拉普分子是1925—1932年间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会员，拉普的领导人在为文学的党性原则而斗争的同时．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泥潭。——译者注

②超越分子是苏联文学小组（1923—1932年）“超越”的成员，曾出版有超越文集，他们在美学和艺术实践方面坚持唯心主义，过高地估计作家的直觉主义和自我表现原则。——译者注

③Л．利霍杰耶夫《隐喻。关于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思考》，载于《文学问题》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10期。

列宁的一位战友、革命后在乌克兰工作的埃马努伊尔·克维林，在1918年时，向中央委员会寄去了一个报告。他得出了一个迥非寻常的结论：“工人阶级不是力量的代表，它具有民主性。而农民则是：谁给他土地，他就跟谁走。”①正统派认为，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是重大政治错误。斯大林夺去了农民的土地，因此，农民自然不跟他走。当时，他夺去了很多农民的生命，而对那些不太固执而任性的人，则以慈悲的态度把他们迁移到极远的地方去。但是，就连剩下来的人也并不了解他那天才的意图。从那时起，俄国的粮食就不够吃。难道真是克维林不对吗？

①根据谢·伊·霍普纳尔的证词。

历史学家们在想出了各种数字的组合和有利的计量点之后，不管摆弄多少次数字，也回避不了一个简单的真理：1928年是在直到战争爆发为止这一漫长的岁月中农业生产发生转变的一年。如果说在此期间偶而也曾出现过一个丰收年（感谢天气！），那么，被糟蹋掉的粮食又有多少！30年代一幅典型的风景画是：在火车站上，在道路两旁，新收获的麦子堆起了一个个很高的锥体。但是，没有车皮，也没有仓库。于是粮食受到雨淋后便坏掉了。而没有一个人敢去拿一点，因为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在保护着粮食。对于“进一步提高农业”来说，任何萨满教①的巫术也无济于事。斯大林使农民的心不再对土地有什么好感。于是土地就成了农夫们咒骂的东西。

①萨满教是宗教的早期形式。其基本观念是相信巫师（萨满）在行巫术时（即在一面敲击铃鼓，一面狂唱的仪式中进入神魂颠倒的状态时），能与鬼神交往。——译者注

斯大林实实在在地破坏了工农联盟，而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原则之一，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在同自己的人民作战中的重大胜利就是这样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之下取得的。为了表彰这位对农村实行大清洗的鼓舞者与组织者的战功，193o年时授予了他以红旗勋章，这是授予他的第二枚战斗勋章（据命令中说，勋章是“根据许多组织、许多工农兵大会提出的大量请求”①而授予的。但是，这项命令却不知为什么竟作为密件被保存了起来）。

①《军事历史》杂志1966年俄文版第4期第66—67页。这里没有确切地指明这项命令的编号。

一切都正确无误：斯大林要负历史的责任。这当然不能取消他的“战友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什基里亚托夫……的罪过，也不能取消那个机智多谋的米高扬的罪过，也不能取消那个正统派日丹诺夫的罪过，也不能取消那个顺从的加里宁的罪过。因为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起来反对过这个暴君。在造成农民死亡方面，他们都插了手。参加这场歼灭性的战争的是由编制内的掠夺兵组成的整整一支大军。他们在经过了积极的战地实习之后，都分别地成了搜查专家、抢劫专家、逮捕专家、杀害专家、强制迁移专家。几年之后，斯大林为这些行家们找到了适合于他们的专业的运用场所。

在集体化的年代里，从前沙皇帝国的各族人民在精神上经受了极大的危机。过去害怕斯大林的只是党的上层人物，而现在，连群众都对这个人感到害怕了。他们直到亲爱的父亲①去世为止，都一直怀着这种害怕心理。特别大的灾难和国家管理者的残酷，摧伤了人民的脊梁骨。于是人们便感到自己是沙皇这个残暴者的臣民。

①“亲爱的父亲”指斯大林。——译者注

可是官方的一部历史文献是怎样评价这场历史悲剧的呢？那里写道：“贫农成了生活上有保障的人”；“工人阶级和农民取得了巨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社会主义在农业方面的胜利已经完成了”。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党和政府制定的大胆而英明的革命政策”。这些话都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

在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能够勉强寻找到少量真理的时刻（它象刹那间的亮光一样闪现了一下）来到了。《苏共历史教科书》（1963年）用如下一些话语来批评集体化时期的“错误”：“斯大林对农民留恋自己私有小经济的力量估计不足以及他不愿倾听地方干部的合理化建议……是他最大的失策和他犯很多错误的根源……虽然强行完成集体化从上面来讲是由斯大林决定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却把“造成错误的全部罪过……都归咎于地方干部，指责他们办事马虎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在后来的一些出版物中，在评价“办事马虎者”的作用及其欺骗性时，语调比较缓和和宽容。因此，那里对列宁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引证……有的人乐意①重新大肆宣扬集体农庄制度在“斯大林同志”极其英明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有的人即比较有良心的人则乐意把农村的这场浩劫说成是一场“不成功的试验”。斯大林在决定征服农民时，未必想到他是在进行一场试验。要知道试验是打算对绝对没有把握的结果进行尝试。而斯大林则预先知道了他定将打败农民，定将把庄稼人镇压下去……他们怎么能够反抗他的专政呢？斯大林与其说是需要粮食，不如说是需要政治影响。而他也就全部得到了政治影响。于是人们认为，约瑟夫一建设者已着手建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成了第一个牺牲者，城市将要通过自己的道路登上各各地。②

①《苏共历史》杂志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44—445页；《苏共历史》杂志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03—405页；《苏共历史》杂志198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79—381页。

②各各地是耶路撒冷近郊的一座小山，据基督教的传说，耶稣被钉死于此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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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斯大林实行的工业化真相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投反对斯大林的票达292张之多，反对基洛夫的票只有3张。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下令将反对斯大林的票烧去289张，使之与基洛夫的反对票相等，从而挽救了斯大林，使其得以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总书记在寄希望于农民经济和耐普曼①的充满生气的力量时，是否对私人的主动性早就予以鼓励了呢？在1926年4月时，他还没有摸索出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斯大林当时说，进行大坝的建设，就好象是一个农民“积蓄了一点钱，但不用这点钱去修理犁头，去改进自己的经营，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②。当时理论家们还没有制订出经济发展的纲领，资源情况——原料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还不允许作出大步快跑的计划。这一点连他斯大林也是看到了的，所以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要求发展工业时，预先警告说：“但是，要严格地与市场的容量和国家的财政状况相适应。”然而1927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曲折：斯大林宣布要立即进行工业革命，号召“在大力进行工业合理化和扩大工业的基础上”来“克服最大的困难”③。他在宣布了全民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进军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催促宣传机关进行大力宣传。

①“耐普曼”是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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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9—120页。——译者注

③《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3卷第429页；第4卷279页。

到1927年底就已经宣布工业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些经济学家收集了工农业生产的贫乏数字，再补充以木材采伐业和捕鱼业的材料之后，就往总书记的桌子上放上了一份胜利的报告：说什么到苏维埃政权建立10周年时，国家终于赶上了沙皇时代，就是说达到了1913年时的水平。国家大工业的总产量比1926年增长了18．2％！①实际上，苏联只是到1929年时才在钢铁熔量这样一些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门里达到了1913年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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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50、256页。——译者注

斯大林由于不能独立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评价国家实行大跃进的经济可能性，所以他不能够初步制定出一个有科学根据的未来的战略。他注定毕生都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在两岸之间来回奔跑，既看不到河源，也看不到河口。布哈林早就看出了斯大林的这种领导作风的特点，他说：“把电线杆锯断用来构筑街垒，这在经济上是非常错误的政策。”①

①尼·伊·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俄文版第268—269页。

起初总书记遵循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不久，他就把这些人叫做“右派”反对派）对经济提出的建议。到了1927年，他又接受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早先提出的建议，最终确定了工业比农业占首要地位——总之，他所实行的就是列夫·托洛茨基5年前所要求实行的那个“工业专政”。①

①《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一分册第273页。

但是，所谓的新反对派的领袖们建议在实现国家工业化时，要更广泛地利用外资。当时国家没有建立现代工业所必需的装备和技术，资金和专家也不够。运输和道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而这一切是在由于强制实行集体化而造成的农业危机十分严重的背景下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把某些工厂租让给外国人，依靠西方国家来建设工业企业，是明智的。无论如何，对于这样的建议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但是斯大林却本能地拒绝广泛地、思路宽阔地思考问题。他把反对派领袖们提出的切合实际的建议宣布为“投降主义者的”建议，而且不久他就以此为借口从肉体上对他们进行摧残。实际上，发展国民经济与他何干呢？加强独裁政权和提高个人威信——这才是他值得思考的事情。而且在这方面他思考得很多，很经常……至于国民经济嘛，那么在这方面是可以——而且应当！——使用强制力量的。在这方面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强制力量呢。

……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两个五年计划（1928年秋——1933年秋）方案：初步的即最低限度的方案和最佳方案，这后一个方案能把任务提高20％。斯大林以及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便选中了第二个方案。因此这个方案也就在1929年4月召开的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上被正式通过。①

①《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一分册第563—564页。

到1929年时，斯大林感到自己已经十分牢固地稳坐总书记的宝座了，因而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急不可耐地要“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见识不广的人的头脑里，大国的妄自尊大和对“群众”或他们的“人力资源”的极端鄙视，是根深蒂固的。尽管这些群众中有的人穿着囚犯的短呢衣，有的人穿着半身军便服（自由的妇女们则戴着红色的三角头巾），他们的人数在100万以上和300万以下——但是在斯大林看来，他们这些人都不过是在通向伟大目标的道路上可以不予重视的细枝末节而已。1926年总书记在列宁格勒时，曾经谴责那些制定计划的人：“我们有些人有时候喜欢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工业计划，而不去考虑我们的资源如何。”可是5年之后，他却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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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0页；第13卷第38页。——译者注

这位“俄国最优秀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专家”贴了一个纸老虎——资产阶级的西方。他贴成之后，就在几十年中牢固地树立了对这个纸老虎的恐惧心理。宣传机关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将其灌输于群众。总书记仓卒作出的这个决定立即就表现出其根据是不是足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原料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还能向西方的贸易伙伴提供什么呢？苏联的输出工业原料和购买外国技术的计划被破坏了。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财政上广泛地援助我们所抱的希望落空了。还有一个灾难是国内方面的，这就是伴随着农村危机而来的农业生产的明显缩减。

第一年就表明，任何一项计划任务都未能在预定期限内完成。应当及时而有效地修订计划才是。斯大林虽然也进行了修订，但是他建议人民委员会把五年计划本来就过高的控制任务再提高一倍。①而地方上则通过了自己的响应计划，把本来就过高的计划又提高了两倍。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这两者那发狂似的雷声巨响淹没了清醒的建议——为预定的跃进创造物质基础，准备技术条件。

①О.拉齐斯《转折》，载于《旗帜》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6期第128页。

斯大林在随意扩大五年计划时，并没有忘记鞭打农村这匹瘦弱到了极点的瘦马。M．C．伊克斯在1932年时是扎波罗热州党委的领导人。他接到了上面交下来的上缴粮食的当前任务后，向政治局报告说，这个计划显然是过高了，根本完成不了。中央书记莫洛托夫把这个执拗而任性的领导人的问题提到了政治局。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还叫来了两个乌克兰的干部。伊克斯出席会议时显得很愉快。一位感到惊讶的朋友问他为什么情绪很愉快。伊克斯回答说：“要知道我今天是作为一个公鸡来出席会议的，不管我叫不叫，反正天是要亮的。”当时决定把这位1905年入党的反抗分子党员送到乌拉尔去。

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斯大林默不作声，装出一副冷淡的样子在听别人的辩论。当一切都无可挽回时，总书记问了这个有罪过的人姓什么，然后说道：“伊克斯？①注意，难道姓这样一个姓的人能够担任州委书记吗？你的父名是什么？是萨莫伊洛维奇吧？好。你就叫萨莫伊洛夫吧。”顺便说一下，主人以同样的方式也给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改了名。主人给他起了个拉夫连季耶夫的姓。地主对自己的农奴不就是这样作的吗？当轮到伊斯克一萨莫伊洛夫来到卢比扬卡街时，他在临死前想起了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到过的一句话：“宁肯因害怕而死去，也别没完没了地害怕。”

①俄文的“伊克斯（UKC）”相当于英文的“爱克斯（X），”表示未知数或未知的人。这里斯大林竟拿“伊克斯”这个姓来刁难伊克斯同志。——译者注

有一些象伊克斯这样的负责干部曾企图证明所谓新的天本规划是脱离实际的，对于这样的干部，斯大林就把他们扔了出去，并叫喊：“打倒爱发牢骚的人和信心不足的人！”青年们愉快地响应这种号召，向着马格尼特山和第聂伯河两岸冲去，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顿河流域建立起了许多拖拉机厂，建筑了许多道路和运河。

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据某些调查者的估计，为建筑这条运河而被折磨死的有30万人，幸存下来的只有几百人……①这条运河只是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叫做通航运河，这个广告式的建筑成了一座很大的烈士公墓。它是斯大林时代早期的第一批墓碑之—……“自由的”妇女们和共青团员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突击建筑工地上手中推的和使用的还是那些导致死亡的独轮手推车和铁铲。他们住的是简易木房，干的是手工劳动，遭受着艰难困苦。这里和白海一波罗的海建筑工地上的情况完全一样，只是这里没有带刺的铁丝网，没有警犬，没有军事化警卫人员而已。一条手铐脚镣路从莫斯科通到俄国欧洲部分的腹地，往东则一直通到西伯利亚，老百姓把这条路起了一个外号，叫“弗拉基米尔卡”②。后来这条路改名叫“热情者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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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索尔仁尼琴全集）1980年巴黎俄文版第6卷第92页。

②这是从莫斯科到弗拉基米尔的一条公路名。在革命前的俄国，被判处服苦役的人戴着手铐脚镣沿这条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译者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距萨马拉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些化学工厂。年复一年地过去了。伊瓦先科沃这个居住区变成了特罗茨克市，后来这个城市改名为恰帕耶夫斯克。周围是煤气造成的一片黄色——那不毛之地，那简易的木房，那人们的面孔，全是黄色。小窗户上那容易生长的老鹳草变蔫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里的人们学会了生产矿物肥料，工人达到两万人。他们的工资不低，所以附近村庄那些饥寒交迫的农民便波涛般地涌向这里，热情者们要想工作得立字据，保证不因健康问题而向管理部门提出任何要求。在对身体特别有害的车间里，发给工人们以防护面具和上了胶的粗帆布服。但是他们无法防止中毒：工人们在4小时为一班的工作期间中了足以致死的毒。3年之后，“热情者”就完全残废了，不久就死去了。①

①根据A．B．斯涅戈夫（他曾是一个地方党组织的书记）写的《回忆录》。

妇女们也在车间里干活。厂方要她们确信，只要她们遵守安全技术，健康就不会受到任何威协。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妇女就不成其为妇女了，接着就死去了。有一次，从首都来了一位大首长，他建议把工厂用地都种上树。可是在那“黄色煤气造成死亡”的地区，是什么也不生长的。

这里的粮食、衣服、住房都极其缺少。实际工资很低（只是到1940年时，这里的实际工资才达到全国1928年时的水平）。这里还实行了严厉的公民证制，迁徙自由受到限制。还实行了反对旷工者的法律。发给工人的食品和工业品，其定额长期固定不变。购买肉、面包、裤子和鞋套，都要凭票。人们是在实行票证的标志下来生活的，这种无人照管的生活延续了几十年之久。在1931年1月举行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一位来自“三山地区”的女纺织工从讲坛上突然冲着领袖们说：“首先应当养活工人，然后才能向他们提出要求。”回答她的是政府首脑本人，①而他是不喜欢这位代表发出的呼声的。莫洛托夫说，这种呼声“不是工人的呼声”。于是当即就迫使这位大胆的女代表进行自我批评。②

①政府首脑本人指斯大林。——译者注

②戈尔东和克洛波夫合著《30——40年代》，载于《知识就是力量》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4期第24页；H．直罗迈艾阿《斯大林的工业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第235页。

建设者—约瑟夫对自己作的事进行了总结。但是千百万人都知道，在他的国家里，强迫的劳动变成了“光荣的事业，受人尊敬的事业和英勇豪迈的事业”。

在乌克兰、库班和伏尔加河流域，有几百万沦为赤贫的农民纷纷饿死。还有几百万人拿着铁铲，拉着大车，推着独轮手推车，去建设工厂———因为在那里好坏可以弄到点吃的。请注意，没有一个革命的呼唤、没有一句充满自由精神的话从那里传出来。斯大林建立起了一种可靠的、极其牢固的制度。远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透过民主的外表粉饰看清奴隶们所戴的镣铐的。

是的，如果没有群众的热情，再加上农村的饥荒和城市的失业，那时，建设就会没有人手去进行！况且斯大林所需要的不是普通的工厂，而是大工厂。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程，其规模确实是惊人的！但是，建立这些工程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如果一个新的工业部门的领导人从现有的资金、材料和技术条件出发，建议一开始只建设两个工厂的话．那么，总书记立即就将这个数字起码扩大一倍。这就造成了资金的分散使用、投资的冻结和建设期限的拖长。

建设者一约瑟夫把自己全部非凡的精力都用来破坏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亚·费·克伦斯基指出：“斯大林的罪行不在于他想实现工业化，因为这是一项早就摆在俄国面前的任务。他的罪行在于这项任务被他弄得一团糟。”①斯大林的领导，正如所预料的，造成了愈来愈多的难以置信的困难，对这些困难需要工人们用顽强的毅力去克服。在介于领袖和群众之间的中间人独断专行的那个指挥环节上，充满了制定空洞计划的人和冒险主义分子。

①《青年国际》杂志193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0期第47页。

……正在兴建中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联合企业需要大量的水。国家室外上下水道和水工构筑物勘测设计院在乌拉尔河上设计了一个水坝。戴着红头巾的妇女们用手推车运来了大量的填土。但是，瞧，这个人工湖被填满了，于是水便从坝的两边流了过去。这样便不得不在河的下游，根据美国专家的设计并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又建造了一个新坝。这个坝直到现在还在很好地发挥着作用。而第一个坝，即本国建造的那个坝，却已经被淹没了。①这当然是很可惜的。工业化方面的这种纪念碑应该保存下来，让后代人参观才好。

①根据工程所Г．С多布罗沃利斯基写的《回忆录》。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人民以其创造性活动所取得的一定成就，完全是人民自己的功劳。斯大林对国家工业化进程所起的唯一积级的影响，就是不断地用鞭子抽打催赶（如果把使用鞭子看作是一种正面因素的话）。

而建设者一约瑟夫编造了一些什么样的响亮口号呢？“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技术在改造时期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

他拼凑了著名的改进生产的六条（或者是别人为他拼凑了这六条，而他则将其下达给群众）——它是每一个年轻的徒工都熟悉的起码的工作准则。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五年变四年！所有的报纸、标语、广播、电影都在昼夜不停地重复着这个超级口号。在各种会议上与会者一字一顿地喊着这个口号。教师们和儿童们，各级领导人和演员们……都在大声地喊着五年变四年！这个口号象炮弹一样打进了教育制度，深入到了高等学校。对这一新的冒险行为在理论上的论证是“精辟的和令人信服的”。“从沙赫特事件得到的教训就是：要加速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并能在技术上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①斯大林在1928年时就是这样教训人的。五年变四年！五年变三年！五年变二年！于是由无产阶级速成方法培养出来工程师、科学家、农艺师、医生、哲学家等所组成的整整一支大军便补充进了国民经济领域和科学领域中去。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郑第186页。——译者注

建设者一约瑟夫在作出尽快培养出自己的生产指挥干部的决定之后，便急如星火地行动起来。那些在1930—1932年间仓卒培养出来的“工程师”（他们头脑中并没有什么知识，但是他们却坚信自己在阶级成份方面优越于其他人）以青年人使不完的精力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后来成为真正的工程师的。但是由这样一些专家所组成的一支大军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后来也遭到了“资产阶级专家”的命运。在保全下来的人中，很多人变成了职业的官吏和管理者。

至于口号，那么斯大林在足足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慷慨地赠送给了人民以各种口号，并要求他们认真地接受。

对于“技术在改造时期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本来是应当认真地予以对待的，可是由于它同另一口号即“干部决定一切！”这个口号相类似，这就妨碍了人们认真地去对待它。不懂事的老百性怎么也不能够了解到底是什么“决定一切”？！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既没有得到技术，也没有得到干部。

进行初步总计的时候来到了，于是领袖便以一种具有无限乐观主义的姿态出现于世界面前。他首先指出，五年计划中的任何一个控制数字都达到了。他在1933年1月宣布，只是在最近3年中，工业就增长了一倍多，而整个五年计划在4年之中就完成了。他在统计数字方面感到自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我们充分尊重领袖的谦虚：早在一年之前他就能够宣布五年计划已经完成了，可是他克制住了自己。

斯大林完成了自己的工业革命，现在他以懒洋洋的宽容态度来接受因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别人对他的祝贺。没有具体事例就很难说明他在工业方面玩弄的诡计达到了什么程度。斯大林把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生铁冶炼计划（“最佳”计划）（1000万吨）提高到1700万吨，实际上工厂只冶炼出了600万吨稍多一些。斯大林把制造拖拉机的计划扩大了两倍，使之达到17万台，但是到1932年时只制造出了49000台，而原来的计划为53000台。①总书记办公室里的天花板是很高的。那里搞出来的数目字只有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才有现实意义。斯大林在农村遭到饥荒灾难和工人陷于赤贫境地的那一年竟需要胜利的军号声。在这项因头脑发热而进行的事业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人们清醒过来，不要让人们的热情冷却下却。于是就需要不停地催促再催促。这位自封的父亲迫使自己的人民把五年计划这辆载重火车拉上高山。但是，瞧，人民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五年计划已经完成。这时下一辆大车已准备好了，人民又被套上了车。父亲又诺许了他们以各种好处……

①О．拉齐斯的前引书第129页；他的文章《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载于《共产党人》杂志1987年俄文版第18期第83页。

但是用留声机发出的大吹大擂的话未能掩盖住一切漏洞。对于饥寒交迫的人的不满是不能不加考虑的。斯大林对此没有作太多地深人思考便作出决定：现在是该牺牲技术专家们的时候了。他认为，为了维护他个人的威信，牺牲这些人是值得的。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斯大林就开展了一场迫害“资产阶级”老专家的运动，即所谓沙赫特事件。计划不善，使用行政压力，领导人不内行，缺少技术干部和熟炼工人——这一切都属于残留阶级的敌对分子进行的“破坏活动”。

爱好仓猝给人作出政治结论的斯大林把群众的不满转移到了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专家们身上。他在1929年举行的中央四月全会上发出了一项指示：要在各个地方，“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①，找出沙赫特分子。于是两年之中，在工业、农业和供给等方面开展的揭露背叛者的大张旗鼓的运动震撼了全国，如在工业方面清查什么“沙赫特事件”、“工业党”和“孟什维克中央联合常务局”；在农业方面清查什么“劳动农民党”；在供给方面清查什么A．B．梁赞采夫教授和从前的将军E．C．卡拉特金的“组织”。“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的成员炸毁了许多矿井、工厂，进行间谍活动，同“世界帝国主义的豺狼”一起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孟什维克恶毒地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过低的计划。劳动农民党联合了几十万反革命分子（！）在农村进行破坏活动。供给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全国制造了饥荒，提高了食品价格，用罐头毒害居民，根据这一伪造的案件，被捕的46个人统统加以枪毙。还必须加以补充的是：他们协助外敌准备对发生了十月革命的国家发动武装进攻，他们想使人民遭受外国的奴役。——在制造这种政治挑拨方面，斯大林表现出他是一个超级专家。在这方面既表现出了他的经验，也表现出了他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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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5页。——译者注

侦查人员的言行常常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最严重的指控并没有用事实、客观证据和真正的证明文件来证实，但是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因为有被告人本人“真诚的供认”在。这样，斯大林的忒弥斯①便稍微感到满意了……

①忒弥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她的形象是：眼睛蒙着布，手挑天平，象征公正无私。——译者注

而效率怎样呢？几十万人被流放，几千人被枪毙！斯大林需要不惜以任何代价来制造一种辉煌胜利的假象，甚至是以牺牲几代技术专家的性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消灭苏联人民中的精英的过程并不是在1937年开始的。让我们回忆一下国内战争时察里津的情况吧。在消灭工程师时，还伴随着对文化界人士和科学家的迫害。

在第一批审判案进行之后仅仅过了几年，第一批建筑工程的组织者们和工业企业的领导者们就人头落地了。下面是一个不长的名单，列入这个名单的是一些全国闻名的、荣获各种勋章和享有当之无愧的荣誉的人，他们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联合企业的经理Ｅ．Ｃ．古格列、尤佐夫卡的厂长О．И．斯捷潘诺夫、马克耶夫卡联合企业的经理Г．Ｂ．格娃哈里亚、津斯塔弗尼铁合金联合企业的经理H．巩卡兰达泽、车里雅宾斯克联合全业的负责人Ｂ．Ａ．雅科夫列夫……他们是年轻的冶金工业的代表。

下面是被斯大林这位伟大的工业化主义者处以死刑的拖拉机厂的领导人，他们是：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领导人——Ｈ．И．斯维斯通；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领导人——Ｂ．И．伊万诺夫；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领导人——Ａ．Д．布鲁斯金（他最后担任的职务是重工业人民委员）。有些人象布鲁斯金一样，也曾是建立本工厂的领导人。被处死的还有许多厂长、研究所所长、托拉斯经理，他们是：基洛夫工厂（原普梯洛夫工厂）的厂长——Ｋ．Ｍ．奥茨（他还是伊若拉河工厂的厂长）；乌拉尔汽车厂厂长——Ｂ．И．安德罗尼科夫；全苏阿塞拜疆石油和瓦斯工业托拉斯经理Ｍ．Ｂ．巴里诺夫；库兹涅茨克煤矿区负责人——Ｃ．Ｍ．弗兰克富尔特；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厂长——Ｃ．Ｃ．季亚科诺夫；铣刀厂厂长——Ｐ．Ｅ．托尔马茨；飞机制造厂厂长——Ｏ．Ａ．米特克维奇；中央茹科夫斯基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所长——Ｈ．Ｍ．哈尔拉莫夫。

从莫斯科到最遥远的边境地区笼罩着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车车辆制造厂的简史中可以读到关于在1937—1938年间“那些不取决于工厂全体职工、但却阻碍工厂工作的原因”：在这两年中从事行政技术工作的全体人员差不多全都被消灭了。遭到镇压的有工厂的总机械师几Ｋ．茹拉夫廖夫，计划生产科科长Ａ．И．科茹霍夫，车间主任和杂用房领导人Ｍ．Ａ．阿加福诺夫、Ｈ．И．叶夫斯特拉托夫、Ａ．Ф．兹洛宾、Ａ．Ａ．科夏金、Ｃ．Ｔ．马约罗夫、Ｅ．К．马奇涅夫、Ｅ．Ｅ．斯普罗格、И．Г．苏姆佐夫、Ａ．Ｃ．波隆金和Ｂ．Ａ．波隆金。这只是无辜被判罪的人的很少一部分。代替他们“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是许多没有足够经验和必要知识的新人”。在这两年中工厂的生产率几乎下降了一半。①由谁来代替内行的工程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呢？在1938年第二季度毕业于高等技术学院的4000名年轻专家中，有800多名在毕业之后就立即被派去担任领导职务。在1939年毕业于矿业高等技术学院的大学生中有54名被任命为矿井总工程师，70名被任命为总机械师和总动力工程师。

①《传统召唤人们前进》1965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俄文版第131—135页。

斯大林这位伟大的工业化主义者在搞垮化学工业方面也作出了有分量的贡献。他消灭了如下一些人：建筑工程局局长兼别列兹尼基化学联合企业经理Ｍ．Ａ．格拉诺夫斯基和总工程师И．Ｂ．安德烈耶夫；戈尔洛夫联合企业（“综合体系”）经理Ｈ．Ｍ．乌兰诺夫以及总工程师Г．Ｅ．普希金；勃布里克夫联合企业（后来是斯大林诺戈尔斯克联合企业——现在是诺沃莫斯科夫斯克联合企业）建筑工程局局长Ａ．Г．阿鲁秋尼扬茨。

斯大林于1935年1月着手来破坏列宁格勒的工业。当时仅只在基洛夫工厂就有140个人“由于对沙皇制度抱好感”而被逮捕。后来又有700个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枪毙……在1937—1938年间，新的镇压浪潮又淹没了这个工厂。被捕的有：厂长、副厂长、党组织书记、所有车间主任。被害的有：厂长Ｍ．捷尔一阿萨图罗夫、列宁格勒地区动力管理局局长И．Ф．安秋欣。强大的列宁格勒工业陷于一片空虚境地。国家的生产计划遭到了彻底破坏。斯大林的国家计划是什么呢？……他的总计划是征服国家。

但是要知道被消灭的还有许多地方领导人，他们是工业组织家、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斯大林连一个人也没有让他们活下来！）。而把他们派来担任领导工作的是如下一些经济战线的大人物，他们是：格·列·皮达可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扬·埃·鲁祖塔克、谢·米·基洛夫、弗·雅·丘巴尔、И．Д．卡巴科夫、费·埃·捷尔任斯基、瓦·弗·古比雪夫。而在这些人中只有最后两个人看来是寿终正寝的，至于其余的人其寿命则都是由斯大林这位伟大的工业化主义者加以缩短的。杀害行为是一种创造手段吗？为什么会不是呢？因为众所周知，“干部决定一切”呀！

有一些道德说教者不好意思地、有保留地写到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写到了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唯意志论①。他们为什么这样写呢？何必非要使用一些外来字眼②呢？斯大林行为野蛮，大批地杀人。所以“斯大林主义”这个术语最好是用“斯大林作风”这个字眼来代替，因为这个字眼更接近于现象的实质。但是人们还没有想出能够把这位新生活的安排者的所作所为都包含进去的字眼。“斯大林作风”这个新词语是马尔捷米扬·留京在1932年时第一次使用的，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致全体联共（布）党员的呼吁书》的起草人。总书记把这份只有少数党员知道的呼吁书宣布为造反纲领，人们只要一提到它，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只是在不久以前才知道了这份文件。但是在70年代来思考斯大林的大恐怖政策的实质时，我在自己的《暴君的肖像》一书中所得出的也正是这个定义——“斯大林作风”。

①“唯意志论”是不顾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而采取主观主义的办法。——译者注

②这里说的外来字眼指“斯大林主义”中的“主义”是外来语；“唯意志论”也是外来语（来自拉丁文）。——译者注

当1933年底斯大林确信关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声明已为人们认真接受时，由于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而掀起一阵喧嚷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出席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正是以这种方式一字不差地来颂扬姿意妄为时期所取得的那种不牢靠的成就。

“胜利者的代表大会”是在1934年1月26日开幕的。斯大林真的是沐浴在荣誉的阳光里。他曾把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称之为“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代表大会。从那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去了3年半的时间。斯大林宣布：“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掉了落后的中世纪的外貌。”①代表们勤奋地鼓着掌，主要的演员②则继续着自己的独白。他说，“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国家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它拥有繁荣昌盛的机械化的农业和兴旺发达的文化。他象通常一样，在适当的地方提到了并引证了列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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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71页。——译者注

②“主要的演员”自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戏剧是按照善恶斗争的古典标准演出的，善的太阳已经放射出光芒，但是缺少一个同台演出的对手，即缺少一个更加可怕的残酷的人。斯大林决定从残余的“被粉碎的反列宁集团”和“参加反党倾向的人”中挑选出这样一个人来。但是，这个残酷的人由于被有名无实的胜利的阳光刺得眼睛发花，不敢抬起他那纸制的头来。前反对派的领袖们依次表示忏悔。在第一批人中有布哈林林和托姆斯基。

斯大林迫使列宁的一位亲密战友即列宁在领导国家方面的一位副手李可夫，参加这次演出。态度随和的、性格善良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①坐在大厅的最后几排，战战兢兢地等着出场。妻子（她是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位医生）整天守在他身旁，让他服一些镇静药。②参加自我谴责这场演出的还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两人后来同“布哈林分子”一起，都被列进了玩弄两面派手腕的“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斯大林的那些捧场者们协调一致地、公开恶毒地对他们进行挖苦嘲弄，而对斯大林这位领袖则进行热情地、过分地赞扬。个别人发出一些胆怯的声音，指望那些捧场的人能遵守布尔什维克的谦虚精神，但是他们的声音被胜利者乐队那强大的轰隆声淹没了。

①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是李可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根据叶·德·斯塔索娃和Ｈ．Ａ．李可娃的回忆。

乌兹别克共产党的领袖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在获得发言机会时指出，不应当由于我们取得了成就而骄傲自满，赞扬最好要适当……斯大林正是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用一个简单粗俗的笑话打断了他的话。①

①《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3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4页。

对斯大林来说，震耳欲聋地大肆宣扬在他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他想以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使人民为之震惊，不，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为此目的，便在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的报告里玩弄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花招——把1913年作为计算的起点，这样一来，工业生产与战前的水平相比，到1937年时就增长了7倍！一些人听了这个数字后惊得喘不过气来。“真是天晓得，如果按人之常情来讲，那当然是希望生活越来越好，但是请看一看，实际情况到底怎样。要考虑事实嘛！”①谢尔盖·基洛夫的这些话反映了人们普遍的心情。当时象这样的演说家是很受欢迎的。对于知识分子，人们往往予以回避，至于思想家们则处于孤立状态。而基洛夫却以其真诚和能力、以其热情洋溢地接受现实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敬仰。

①《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3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58页。

很久以来，人们就在议论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希望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让他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或人民委员会中去从事苏维埃的工作。不管把已故领袖的遗嘱怎样加以隐瞒，但是遗嘱还是被所有担任重要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在农业闪电般地实行了集体化和全国发生了造成几百万人死亡的饥荒之后，在计划和建设工业大项目的试验遭到失败之后（在代表们中是有不少熟悉情况的同志的），在动不动就使人想到对“破坏分子”和“间谍”进行审判的情况之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着（自然是在非正式场合）这样一个方案：总书记由基洛夫来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斯大林担任。一些老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对改变斯大林残酷方针的希望同基洛夫的名字联系了起来。

对很多中央和地方的干部来说，斯大林的强制已经是不堪忍受了。斯大林那粗暴的行政手段和他在中央的那些追随者们的淫威，使人感到经常处于受压抑状态。领袖是否知道人们的这种心情呢？肯定知道。早在1933年1月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全体会议，就根据他的指使，对亚·彼·斯米尔诺夫、B．A．托尔马乔夫和尼·博·埃斯蒙特进行了判罪。这3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唯一罪过就是他们在亲密的朋友之间（而斯大林的暗探是干什么的？）谈论有可能由另一位政治领袖来代替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他们由于有这种造反的思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约瑟夫—品克顿①把中央选举前夕在格里戈里·奥尔忠尼启则寓所里举行的那次晚间座谈也暗中探听到了。聚集在谢尔戈②那里的有：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鲍里斯·舍博尔达耶夫、罗伯特·艾兴、马纪亚·奥拉赫拉什维利——他们使基洛夫相信，斯大林必需辞职。他们有意使基洛夫本人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是这位“领袖的好学生”拒绝了。代替斯大林吗？得了吧。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能胜任这个职务吗？……③基洛夫是属于斯大林的拥护者最前面几排的一位人物。难道不是基洛夫建议把斯大林的总结报告应看作是代表大会的决议吗？④难道这项建议没有被全体一致地、热情地通过吗？

①品克顿是美国侦探小说中的侦探。约瑟夫是斯大林，这里是说作为侦探的斯大林。——译者注

②谢尔戈就是奥尔忠尼启则。——译者注

③根据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录》。

④《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52页。

但是，代表大会工作的最后一天，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天来到了。为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时进行秘密投票，成立了一个由41位代表组成的计票委员会。他们分管13个投票箱，每3个人负责一个投票箱（顺便说一下，在上一届代表大会时，是两个投票箱，而在此之前则只是一个投票箱，现在呢，却设置了13个）。同时值得指出的是，每一个投票箱供名单上一定的投票人数使用，譬如说，供第1到第100个代表投票用。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投票箱中的数字就表明了每一个代表团投票的结果。能以认为这样的选举是秘密的吗？

列宁在世时，在历次代表大会上通常都是选举对党的事务认真细心的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来担任计票委员会主席。到了斯大林时，则总是安排弗·彼·扎东斯基为计票委员会主席。总之，扎东斯基担任主席，瓦·梅·韦尔霍维赫担任副主席。进行投票这一程序用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计票委员会分派给每个投票箱的3个成员打开了各自的票箱，统计票数，按照规定格式来编写记录，然后向扎东斯基和韦尔霍维赫报告结果。投反对斯大林同志的票怎么能够有292张之多呢？！难道将近四分之一的代表都不愿意把列宁一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看成是胜利者吗？！

当时决定同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商量商量。卡冈诺维奇明白，斯大林前程的完蛋，也就是他拉扎尔①前程的完蛋。他这位敢做敢为的人，下令把289张造反者的选票烧掉，出于礼貌准许留下3张不烧。这样一来，就需要把所有13张记录和一张综合记录加以改写。②最后向代表们宣布了总的投票结果：名单上所有预定的候选人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①拉扎尔是卡冈诺维奇的名。——译者注

②根据瓦·梅·韦尔霍维赫和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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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典的国务活动家和统帅亚里斯泰迪兹遭到了放逐。他的命运决定于人们用粘土制造的小型瓦盆瓦罐来投票。只要人们在瓦盆瓦罐上写上他的名字，就足以表明这是投票赞成把他流放。当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请亚里斯泰迪兹将他的名字写在一个小瓦盆上时，他不加思考地就这样作了。不过，于吗要回忆起如此遥远时代的事呢？列宁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总是投票反对把自己作为候选人。而当托洛茨基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得到了50张反对票时，任何人也没有从这一事实中制造事端。现在形成了另一种风尚。候选人的数目要同中央委员会中的席位数完全一致。被预定的人在“选举”中不能够落选。总书记已经垄断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把“总统”米哈伊尔·加里宁放在一个口袋里，而把“总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放在另一个口袋里。

斯大林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历史，是一本接连不断地遭到彻底失败的登记薄。西方的任何一个国务活动家只要有总书记那么多灾难性失算的很小一部分，就会永远失去本国人民的信任。指出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斯大林尽管有那么多的灾难性失算，但他却依然留在原来的职位上。这并不是因为苏联的宣传机关把当前的每一次失败都冒充为当前的“历史性”胜利，而是由于亚洲所有的专制君主习惯上都不知道辞职。只有死亡才能把专制君主请走。

长期以来，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的文件一直作为一份绝密的材料保存在中央党务档案馆里。任何人、甚至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不得使用这些文件。只是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即在1957年，才有可能来审查这些材料。政治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被派进档案馆，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Ｈ．Ｍ．什维尔尼克的助手Г．克利莫夫。选票和投票的记录都保存在一个专门的集装箱里，外面盖上了火漆印。他们先从里面取出了综合记录。这份记录表明，反对斯大林和基洛夫作为候选人的各3票。根据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材料来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为1218人（其中有9位代表团各种原因缺席）。综合记录中登记的投票人数为936人。把摆在面前选票检查一下，票数为936。缺少的票数为289张。

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怎么能够形成的呢？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是在休息之后一个晚上举行的会议上进行的。难道将近300个人猝然死去了吗？但是，也许有另一种真实的说法呢？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副主席瓦·梅·韦尔霍维赫讲述了这一点。

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①被请到了中央，请他回忆一下1934年1月份那个晚上的情况。查历史档案的结果决定先不告诉他。于是韦尔霍维赫向委员会谈道：投反对斯大林的票是292张。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决定同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商量一下。卡冈诺维奇请他等上几分钟，自己走出了房间。他回来后问：没有投基洛夫的票有多少？扎东斯基回答说：“3张。”这位中央书记命令道：“把同样多的票数也给斯大林同志，其余的票要销毁。这方面的疑惑要立即消除。”他们也就这样作了。

①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是韦尔霍维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机智的拉扎尔究竟是同谁商量了呢？留给总书记的反对票和基洛夫所得的反对票一样多，——斯大林所占的一定的便宜就在这里。

委员会建议韦尔霍维赫写一个正式报告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天，委员会的委员们动身赴列宁格勒。一个星期后，莫斯科打来了电话。什维尔尼克秘书处主任帕·伊’博戈亚夫连斯基报告说：韦尔霍维赫什么也没有交。“而你们可以提醒他一下嘛。”帕维尔·伊万诺维奇①幸灾乐祸地回答道：“我往他家里打去了电话，但是你们的韦尔霍维赫回避了。”后来，当委员会的委员们回到莫斯科后，对博戈亚夫连斯基及其同事感到不相信的韦尔霍维赫亲手把自己写的回忆交给了他认为需要交的人。②

①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是博戈亚夫连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根据瓦·梅·维尔霍维赫的回忆。

迄今还有一个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的委员，他也和韦尔霍维赫一样，蹲过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他就是拿破仑·安德烈阿相。他是另一种表现，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记得。”在他身上下了两个小时的功夫，对他进行劝说，唤起他的荣誉感，鼓起他的勇气，向他证明：既然斯大林的名字在292张选票上被勾掉了，那么这样的选票就分散在13个投票箱的每一个投票箱里。安德烈阿相终于“回忆起来了”，他说，在他管的那个投票箱里确实有两张或者3张这样的选票。后来，他开始“记起来”，说这样的票在两张以上。当问题涉及到要他写一个书面证明时，安德烈阿相又执拗起来了。又是对他进行许多令人痛苦的说服工作和他胆怯地予以推辞。但是他终于拿起了笔，写道：“由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的要求，我报告：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统计投给新的中央的票时，在我们分管的那个投票箱里，发现有4张勾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姓名的票。我认为进行这一切调查是有害的，因为这会破坏斯大林同志的威信。”①

①根据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关于投票反对斯大林的票数的材料，现在还在根据一些文献资料继续进行研究。

安德烈阿相同阿·伊·米高扬是朋友，他们曾在一个教会学校里一起学习过。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①知道了安德烈阿相的表现后感到惊讶，甚至企图让他感到内疚。但是安德烈阿相进一步看清了阿纳斯塔斯。8年之后，安德烈阿相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说：“你们瞧，一切都发生了转变：他又在于冒险事了……”

①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是米高扬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对斯大林敲响的一次警钟。如果不是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一些人殷勤地为他效劳，那么这次警钟就可能成为领袖的官途生涯中的最后一次了。总书记要把自己的敌人编出一个“黑名单”未。但是怎样才能知道那292个人的姓名呢？是他们竟然胆敢认为基洛夫这个暴发户比他好。在代表大会各次会议之间休息时，一些特工人员彬彬有礼地在回廊里走来走去，倾听代表们的谈话。斯大林知道，谁应该首先从道路上除掉。但是，只留下一百个明显地忠于自己的人，而把所有代表都加以消灭，不是更好一些吗？对疾病进行预防是一件大事。他也正是要这样作的。不过，当然不是立即来作。善于等待，这在夺权斗争中并不是一个最坏的手段。他要到1938年时把所有要消灭的人都挑选好。计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差不多都要加以镇压。而首先要镇压的一个就是扎东斯基。

＾1937年2月。扎东斯基坐在布特尔监狱的狱室里，等待着法庭的传唤。这是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在那里，一切早就决定好了。但是审讯案件的三分钟仪式还是要绝对遵守的。门栓哗啦一声响了。他们来传唤扎东斯基了。他从自己身上脱下了上衣、裤子、皮鞋，交给了同一囚房的囚犯们。然后又把马哈烟和面包干也给了他们说：“拿去吧，拿专吧，同志们。我是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计票委员会主席，我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我不能够对侦查员什么也不讲，在那里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我不会再从法庭上回来了。我也无处可回。他们不会就这么简单地把我枪毙的。”①应当认为，弗拉基米尔·扎东斯基不仅是党的地下工作和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他在法庭上也作出了英雄的表现。

①引自Г．И．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录》（根据与扎东斯基同囚房的一个囚犯的口述）。

早在第十六党次党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就用20个积极拥护自己的人“加强了”中央机关。他们是中央委员：H．K．安季波夫、И．П．茹科夫、Ｈ．П．科马罗夫、Ｅ．Ａ．雅科夫列夫、Ａ．И．斯捷茨基、Ｂ．Ｐ．明仁斯基。候补中央委员：Ｃ．Ａ．卢托维诺夫、Ъ．Ａ，谢苗诺夫、И．Ｃ．温施利希特、Г．Г．亚戈达、Ａ．Ｂ．科萨列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Ｂ．Ａ．巴利茨基、Ｅ．Г．叶夫多基莫夫、Ｈ．Ｈ．济明、Ｃ．Ａ．梅辛格、И．П．帕夫卢诺夫斯基、Ｅ．彼得斯、Ｃ．Ф．雷坚斯、Ｍ．Ａ．特里利谢尔、Ｅ．Ａ．沙坚科。其中只有3个人（科萨列夫、斯捷茨基、雅科夫列夫）从来没有在中央机关工作过。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忠于斯大林个人的拥护者其人数增加了二分之一。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有：П．Г．贝利亚、Ｍ．Д．Ａ．巴吉罗夫、Ｈ．Ａ．布尔加宁、П．Э．梅利斯、Ａ．Ｈ．波斯克列贝舍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分成了两个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的监察委员会，进入后一个委员会的，除了Ｐ．Ｃ．泽姆利亚奇卡和Ａ．Ｍ．纳扎列强外，还有这样几个重要的肃反工作人员，即Ｍ．Ａ．杰伊奇、Г．Ｅ．普罗科菲耶夫、Ｍ．Ａ．特里利谢尔、Ｃ．Г．乌拉诺夫。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就立即开始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加强自己在中央机关的阵地。10年之后，他已经在中央内部建立了一个执行自己意志的坚强核心。总书记蔑视各种传统和党的道德标准，他把自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调进了中央机关，他们是：Ｂ．Ａ．德温斯基、П．Э．梅利斯、Ａ．Ｈ．波斯克列贝舍夫。他们同П．Ｈ．波斯别洛夫、Ｂ．П．斯塔夫斯基和Ｍ．Ф．什基里亚托夫一起，组成了一个为斯大林进行奸细活动的可靠支柱。象П．Ｃ．阿格拉诺夫和Ｃ．Ф．雷坚斯这样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进入了中央检查委员会。

这些人将为斯大林服务到底。另一方面，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却被扣上反对派分子的帽子，排斥于中央委员会之外。斯大林这个胜利者把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由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①总书记在准备采取第三次行动了。

①《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俄版第652—653页。

＾莫斯科和无产者来到红场向“胜利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致敬——这是一次组织得非常好的工人们“自发的”示威游行。谁应当受到欢迎呢？“基洛夫！”——大厅里一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真是天晓得，如果按人之常情来讲，那当然是希望生活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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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洛夫被害原因及详细经过——“千古之谜”得到解答：斯大林是杀害基洛夫的组织者

●斯大林编造“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和“莫斯科恐怖中心”的真相

●斯大林借杀害基洛夫之机杀害了基洛夫的所有战友和镇压大批的反对派分子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基洛夫和斯大林单独地进行了交谈。总书记已经知道了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寓所里召开那次秘密会议的一切情况。基洛夫毫不否认。他当时拒绝了同志们的建议，因为他感到自己并没有准备要去领导党和国家。“但是你本人以自己的行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知道我们是在警告你……”①

①马库斯的证词。

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组织方面的全体会议。斯大林建议选举基洛夫为中央书记。基洛夫断然拒绝了。奥尔忠尼启则支持基洛夫，他说：“在莫斯科这里，我们的人是够的，而在列宁格勒，是需要基洛夫的。”主人的意图是不难识破的。在列宁格勒，基洛夫执行了一种独立的政策，企图使所谓的前反对派分子相信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并没有那么容易地就放弃自己的主张。总书记坚持己见，他说：“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兼任两个职务。让谢尔盖·米罗诺维奇①既担任列宁格勒的州委书记，又担任中央委员会的书记。”②选择虽然进行了。但是基洛夫并没有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办公，他甚至一次都没有到那里去过……

①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是基洛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引自Ｃ．П．马库斯的《回忆录》。

基洛夫在那个难忘的一天的晚上离开中央大楼后，他有一切根据为自己的生命担心。他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列宁格勒的全权代表梅德韦季（他同梅德韦季共事已经4年多了）讲了这一点。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里，对上面形成的形势立即就清楚了。基洛夫的死已经预先决定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斯列坚卡旅馆里，人们都在谈论这一点。①

①根据И．П．阿列克萨欣的《回忆录》。

基洛夫在谢斯特罗列茨克时曾邀请一位老朋友——工人阿列克谢·谢沃斯季亚诺夫同他谈心，基洛夫是在担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时，在铺设沙拉尔自来水管道的工地上认识他的。在那里，他们曾经一起在巴库附近的山上打过猎。基洛夫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对这位朋友说：“阿廖沙①，我的头已经放在断头台上了。有人要杀害我。”（1959年时，谢沃斯季亚诺夫在黑色冶金工业部工作，他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会交了一份简短的回忆材料，谈他于1934年夏天在谢特罗列茨克同基洛夫谈话的情况，并答应要把当时的一切详情细节都写出来。但是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他在回到家里后，淬然死去了……）

①阿廖沙是阿列克谢的爱称，就是谢沃斯季亚诺夫。——译者注

谢沃斯季亚诺夫并不是唯一奇迹般地幸免于难的见证人。基洛夫也对自己的一位老朋友——维堡区党委书记彼得·斯莫罗金讲过为自己生命担心的话，讲这种话时，斯莫罗金的妻子叶连娜也在场。

基洛夫妻子的姐姐索菲娅·利沃夫娜在基洛夫被杀害后过了好多年，讲述了基洛夫从1934年2月份起是如何在等待着死亡的心情下生活的情况。她说，每天早晨，玛丽亚·利沃夫娜都要走到阳台上目送丈夫上汽车。在整个10个月的时间里，直到12月1日为止，她都是一直这样地为丈夫担心。她经常为丈夫的生命提心吊胆，其结局是：基洛夫死后她疯了。在战争期间，索菲娅·利沃夫娜把患病的妹妹从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带了出来。当她在广播中听到关于党的第二十二大的报道时，突然死在了床上。①

①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过了大约一个月，总书记就开始经常地把基洛夫召到莫斯科来。他过去就曾激烈地批评过基洛夫的各种疏忽，现在则是对他进行真正的严厉斥责。在政治局的历次会议上，斯大林都要显示一下他的权力。不管是谁，要是企图反驳他，他就离开会议室而去。在这种情况下，就派卡冈诺维奇或者是基洛夫去找他，其他的人要花很长时间等他回来……这位领袖在同基洛夫争论时，通常总是拒不接受他的建议。斯大林要求要把“人民的敌人”揭露出来，加以消灭，他认为这种“人民的敌人”“由于州委粗心大意”在列宁格勒是“很多的”。基洛夫断然拒绝参加对列宁格勒党的干部的屠杀。当梅德韦季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不久向他交了一份应当加以孤立的前反对派分子的名单时，梅德韦季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逮捕这些人的准许。这位全权代表报告说，这些人的行为极其可疑，经常碰头。基洛夫问道：“那从这种情况中能得出什么来呢？”①斯大林一而再、再而三地责备基洛夫对“反对派”“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巩固自己个人的威信。

①引自马库斯的《回忆录》。

基洛夫在总书记的办公室里每次受了总书记的斥责之后，返回彼得格勒时总是心情沮丧，久久不能平静。他的秘书在20年之后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会供称：“基洛夫同斯大林在政府电话中争论得十分激烈，有时候他竟失去了自制，把耳机扔到了一边。”①有一次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员会的书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用力克制住内心愤怒，报告说，莫斯科组织能够重视斯大林同志，能够对他的天才给予应有的评价。而列宁格勒的同志们这一点是谈不上的。②于是基洛夫不得不把列宁格勒各区委的所有书记都召来，建议他们改组工作——坚决地提高党的总书记在群众中的威信。

①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②根据阿·伊·米高扬的《回忆录》。

基洛夫在政治局里代表着中央温和的一派。1932年时，他是和反对处死留京的人站在一起的。基洛夫主张对闹饥荒的农村实行温和的政策。他建议不要强迫作家和艺术家们接受党的意志，而要在有创造能力的知识分子同政府之间造成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基洛夫同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不过，我们不去夸大这种分歧。基洛夫和所有斯大林分子一样，也曾号召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参加了对莫斯科党委书记乌格拉诺夫（他批评了斯大林强制推行集体化的政策）的迫害，并同奥尔忠尼启则一起，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揭露了被粉碎的“右派”。他也对总书记进行过歌颂。他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坚定地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周围。”①但是科巴把那些更加忠诚的人也都消灭了。

①《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3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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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地瞧一下利·奥斯瓦尔德和西尔汉·西尔汉的面孔，认真地想一下他们的种种行为，那时首先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凶狠的神经衰弱患者，都是身体上和精神上残缺不全的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酒鬼的儿子，他一生下来就带有残缺，14岁时才会走。他两条小腿是弯曲的，嘴巴很小，对人类抱着很大的怨恨。①这样一幅肖像一再地出现在尼古拉耶夫家的一位女邻居M．B．什梅尔基娜的描写中：“他个子很矮，身体虚弱，头却又大又圆。两条腿弯曲得很厉害。衣着很像个工人，但是行为却又粗野，又傲慢。”②尼古拉耶夫同自己的妻子米尔达·德劳列是在卢加认识的。在卢加，她在党的县委工作，而他在共青团的县委工作，他们都是事务长。

①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②《祖国》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1期第72页。

尼古拉耶夫没有长久地干过一种工作，他曾经当过事务员、钳工帮手、刨床工人……他于1924年入党。他抱怨命运不好，总是不满，他羡慕那些党政职员，力求能担任一个哪怕是很小的、但却是负责的职位。而他也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职位。1932年8月，尼古拉耶夫成了工农检查院的一个检查价格的检查员。当时是根据列宁格勒工农检查院主席H．C．奥舍罗夫的推荐，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尼古拉耶夫进入党的夜校学习。1933年夏季，工农检查院取消后，他被调到党的州委文化宣传科工作。这时正赶上清洗时期，尼古拉耶夫是第一批顺利地通过清洗的人中的一个。在此之后，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超群的人：总是坐在大厅的第一排，常常向党员们提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①

①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从1933年10月起，尼古拉耶夫成了党史委员会的一个指导员。当春天上级宣布动员共产党员到铁路运输部门工作时，他被列进了名单，但他却没有到斯莫尔尼区委的选拔委员会去报到。4月8日，在研究所的大会上把他开除了党，同时还提到了他的爱闹纠纷的行为。一个月后，区委根据他的上诉，撤销了基层组织对他的决定，但对他宣布了严重警告处分。党的三人小组考虑到了他的真诚悔悟，但又指出了如下情况：“尼古拉耶夫对自己缺乏自制，对党委进行威胁”，“言行粗暴，极其缺乏自制，歇斯底里”。①

①《祖国》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卫期第71—72页。

据区监查委员会从前的一位委员Д．Ａ．拉祖尔基娜写的《回忆录》中说，叶梅·雅罗斯拉夫斯基①打的一个电话对三人小组的决定起了影响。尼古拉耶夫到莫斯科去找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书记，他声泪俱下地请求给他以留在党内赎罪的机会。②在中央委员会的接待室里，尼古拉耶夫交出了一封写给总书记的信。他向总书记叙述了自己的痛苦，抱怨那些麻木不仁的官吏，尤其是抱怨基洛夫同志，因为他甚至对一个有功劳的共产党员连给以答复都不给。信中写道：“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公正的迫害使我陷入了绝境。我现在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③

①叶梅利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1878—1943年）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历史学家和政坛论家。1921年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4年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译者注

②引自Д．Ａ．拉祖尔基娜的《回忆录》。

③转引自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转述。

（噢，那班秘书一科员之流是多么伟大但却终究没有被人认出来呀！将来不定什么时候是否会找到你的莎士比亚呢？那个难以替换的、屈意奉迎而又不被觉察出来的人，也就是那个从每天寄给总书记的上百封信中挑出一封充满愤恨的信并将其放到总书记桌子上的人，究竟是谁呢？总书记看出尼古拉耶夫是一个执行自己意图的人。斯大林具有一种闻出罪犯的嗅觉。）

193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列宁格勒的工作人员向中央主席团委员会报告说，早在1934年12月之前就有人企图杀害基洛夫了。这一年的秋天，基洛夫以中央粮食收购全权代表的身份去到了哈萨克斯坦。在那里有人搞了一次事故——这位政治局委员坐的汽车连人带车掉进水壕里去了。幸好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参加下一次对基洛夫的谋害的，是两个刑事犯，即奥尔洛夫弟兄。这弟兄俩在列宁格勒的一所监狱里等待着被判处死刑。这时有人建议他们对基洛夫进行袭击，并说事成之后，答应免处他们死刑。于是在一个夜晚，奥尔洛夫弟兄俩被送到基洛夫住宅的跟前。这两个匪徒沿着一条黑路往上走，开始经过厨房的门硬往里闯。但是发现住宅里有人，于是这两个进攻者便一无所获地走掉了。①

①引自Ｃ．П．马库斯和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录》。

但是把这个作好了一切准备的尼古拉耶夫交给谁去使用呢？委托给梅德韦季是不合适的，他没有被委托来干那种事的性格。再说他同基洛夫也很友好。于是决定把他调到白俄罗斯去，但是基洛夫坚决反对，并且他经过努力，取消了这个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便选中了伊万·扎波罗热茨。

为什么斯大林正是选上了他呢？过去扎波罗热茨是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20年时他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曾被暗中打入涅斯托尔·马赫诺的司令部。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他担任情报局副局长。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是一个爱说俏皮话的人和好打趣的人。常被人带去吃野餐和参观游玩……但是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善于执行任务的职员。1931年时，斯大林派他到列宁格勒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从1934年7月10日起改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第一副手。

菲利普·梅德韦季请求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使他摆脱这个不请自来的副手。基洛夫给主人打去了电话，斯大林勃然大怒：“你在胡说些什么呀？扎波罗热茨是委派的，他是中央委员会推荐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任何人都必须执行。让你的那个梅德韦季不要迫使党接受他的干部政策！”

扎波罗热茨立即关心起尼古拉耶夫来，他委托机要政治局的一位受信任的助手来照关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茨曾经几次穿上便服以同事和客人的身份，出席在别人的办公室里同尼古拉耶夫的交谈。没有费多大力气就使尼古拉耶夫这个不走运的追求名利地位的人相信像基洛夫这样冷酷无情的领袖正在从内部破坏着党。于是本来就怀恨在心的尼古拉耶夫便痛恨起基洛夫来，把未能得到满足的复仇欲望集中在基洛夫身上。当有人向他提出，由他来“拯救党”，使党摆脱基洛夫这个危险的敌人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加之，一些同事“友好地”告诉尼古拉耶夫，说基洛夫好象同他的妻子有一种暧昧关系……

他们发给了这个执行者一支转轮手枪和一个黑皮公文包，公文包的上面和后面专门开了个口。这样一有机会，他不用打开公文包就能够毫无阻碍地拿出武器来。并且还开始教他射击，常送他到内部的射击场去射击。他已经暗自作好了一切准备。纵令他将来牺牲了，他的名字也将是永垂不朽的。“我是作为一个新的热里雅鲍夫①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将进行一种解放行动，我将拯救俄国。”——在尼古拉耶夫的所谓的日记里就是这样写的。

①热里雅鲍夫（1851—1881）是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谋刺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之一。在审判他时，他在法庭上发表了纲领性的演说。列宁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译者注

（杀害阿伯拉罕·林肯的凶手约翰·布特也曾记了日记。有人在凶手的日记落到法官的桌子上以前曾来得及从中撕下的只是在凶手杀害总统之前的几天所记的那几页。尼古拉耶夫的日记本——这是一个很大的活页本，里面的字行写得很不均匀，时断时续——中也丢失了几页……）①在尼古拉耶夫日记中的一页上画有基洛夫散步的路线。

①Ｏ．Г．沙图诺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住在石岛大街，经常步行到斯莫尔尼宫会。警卫人员以很宽的扇形跟在后边，从侧面来掩护基洛夫。10月份，尼古拉耶夫加入了这个保证基洛夫安全的扇形。他通常总是以很远的距离走在扇形的后面。但是他并没有不被人发觉。警卫人员曾经两次把这个带着公文包（公文包里放有武器和记事本）的形迹可疑的人拘留起来，送到政治机要局，但是两次都根据扎波罗热茨的命令，把他放掉了。①基洛夫的警卫员鲍里索夫及其他保卫人员对此都感到很气愤，他们想去找梅德韦季。但是他们却被叫到了机要政治局，在那里没收了他们的党证，将其锁进了保险柜，并下令不得触动尼古拉耶夫。

①尼·谢·赫鲁晓夫在第20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有种种根据可以认为，在负责保卫基洛夫的人中，有人帮助了尼古拉耶夫。”《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俄文版第3期第138页）。

各种行动方案都认真地预先进行了演习。尼古拉耶夫已作好了准备，行动日期也作了规定，于是……扎波罗热茨到基斯洛沃茨疗养去了。既然在遥远的疗养地，那肯定他不在现场。据他的大女儿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说，1934年夏季时，父亲的股骨折断了，几个月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个情况能够妨碍扎波罗热茨执行这样一项任务吗？

12月1日，规定18点钟时在塔夫利达宫召开列宁格勒州党的积极分子大会。15点钟时，在斯莫尔尼宫中州委第二书记M．C．丘多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个由市和州的负责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尼古拉耶夫从早晨起就在斯莫尔尼宫里，他不断地到州委的各个局去，请发给他一张出席晚上会议的票。“但到处都遭到了拒绝……

16点30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进入大门后，沿着楼梯往上走。按规定，鲍里索夫在任何地方都应当跟随着基洛夫。今天他却落在了基洛夫的后面——他被暂时阻留住了……

此刻尼古拉耶夫正在市委书记Ａ．И．乌加罗夫的接待室里。基洛夫走在很长的走廊里，然后向左拐进旁边的一条走廊，就在这个时刻，尼古拉耶夫从乌加罗夫的接待室里走了出来，从后面接近基洛夫，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了纳甘式转轮手枪，向着基洛夫的后脑勺开了一枪。接着他又向自己开了一枪，这时他大概已经昏迷过去了。州委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们听到枪声后立即跑到走廊里。起初他们认定，凶手也死去啦，但是实际上他未受损伤，子弹打到了天花板上。丘多夫把自己的上衣垫在基洛夫的头下，并且说：“大家不要走近，一点也不许触动，否则会妨碍侦查。”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主席И．Ф科达茨基用手绢擦去了基洛夫脸上的血。这时党的州委医疗管理局局长Д．Г．博根来了。17点40分时，军医学院院长Ю．Ю．贾涅利泽教授也来了。在25分钟以前，多布罗沃利斯基教授断定，基洛夫已死去。

丘多夫说：“应当打电话告诉斯大林同志。我无法去打电话。”贾涅利泽走到了电话机前，用直达电话叫通了莫斯科。“斯大林同志，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贾涅利泽话没有讲完，就放下了手中的耳机，对丘多夫说：“他已经全都知道了”，接着他继续同总书记讲了下去。在这几个小时中一直在斯莫尔尼宫医务所值班的Ｍ．Д．加利佩里娜医生回忆道：“突然隔壁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说这是莫斯科，是斯大林打来的电话。找贾涅利泽接电话。贾涅利泽便出去接电话，几分钟后回来了；他站在我的旁边说：‘他们好象是掉了一根火柴……’——斯大林对基洛夫被杀害这一消息的反应使他极感惊讶”①

①引自Ю．Ю．贾涅利津的《回忆录》。

总书记立即下令：“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取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要把斯莫尔尼宫包围起来。等候指示。’将近晚上6点钟时，A．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来了电话，口授了中央正式公告的原文：“12月1日，我党的一位卓越活动家在列宁格勒死在工人阶级的叛徒敌人手中！”……等等。

公报最后号召人民：“要彻底肃清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①调查还没有开始，死者的尸骨未寒，而总书记就什么都知道了：是谁杀害的，为什么杀害……以及应当怎样来回答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

①《列宁格勒真理报》1934年12月2日。

第二天凌晨，一辆特别快车驶抵列宁格勒。同主人一起来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维辛斯基、叶若夫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很多工作人员。斯大林委托叶若夫作为管理内务人民委员部、检查机关和法院机关的负责工作者来领导侦查工作。在此行中代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是Г．Г．亚戈达及其副手Ｅ，Ｃ．阿格拉诺夫和经济处处长Ｂ．Ｔ．米罗诺夫。紧跟着从莫斯科开来了第一辆列车——乘坐的是讨伐部队。其中有以侦查员身份而来的Г．Ｃ．柳什科夫，后来他在国外公布了揭露斯大林伪造基洛夫死亡经过的材料。

政治局委员们被安置在斯莫尔尼宫内。总书记知道，应当把什么人带到列宁格勒来。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他当时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是绝对听从他的意志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是能够干出任何卑鄙勾当来的。他已经在工作中试验过他们了。

斯大林决定亲自审问尼古拉耶夫。他指望这个狂热者在他在场的情况下是不敢说出真正凶手来的，并且预先想象到，在大家嘈嘈杂杂，说荣誉应该归于他尼古拉耶夫的情况下，他将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这个被捕者被押送到了斯莫尔尼宫。斯大林问他：“基洛夫是你杀害的吗？”“是的，是我”，——尼古拉耶夫回答说，并且跪了下来，“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呀？”巳古拉耶夫指了指站在斯大林椅子后面的那些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头头们说：“是他们迫使我这么干的！他们折磨我了4个月！他们对我说，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斯大林用长简靴子踹了一下这个说话不谨慎的人，后者仰面跌倒在地。两个佩戴菱形肩章的人用自己手枪的枪把猛击他的头。10多年后，监狱的几位医生对中央主席团委员会说，他们当时不得不着实地麻烦一阵，才使尼古拉耶夫恢复了知觉。丘多夫后来对州委常务委员会书记、老布尔什维克德米特里耶夫说，他确信，尼古拉耶夫在那个早晨就被打死了。①

①根据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供的材料。

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局副局长费·季·福明是最先来到现场的人中的一个。在他还没有回到管理局时，莫斯科就已经知道基洛夫已死去了。突然亚戈达打来了电话。在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①汇报了情况之后，这位人民委员问道，尼古拉耶夫穿的是什么，在他身上是否发现有来自外国的东西。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斯大林也给福明打来了电话。“斯大林也问，尼古拉耶夫穿的是什么，戴的是什么样的鸭舌帽，他身上是否有外国的东西。斯大林在对最后一个问题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挂起了耳机”……在准备这次列宁格勒的行动中是有所疏忽的。稍后福明这位有功劳的肃反工作人员，在认真地思考了一阵之后，得出了这个结论。他的回忆被及时地记了下来，并于不久前由巴洛尔德基帕尼泽发表了出来。②

①费奥多尔·手莫费耶维奇是福明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论据和事实》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6期。

对基洛夫的暗杀行为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们策划和进行的。1902年入党的拉祖尔基娜的回忆再一次使人确信这一点。12月2日早晨，州委执行委员会主席П．И．斯特鲁佩的秘书约夫列夫跑来泪流满面地对她说：“我犯了罪啦。”原来，一个月之前，一位妇女来找约夫列夫，这位妇女迫切需要同主席亲自谈一谈。当时斯特鲁佩外出了，但是这位妇女没有下决心把心里的话对他的秘书直说出来。1913年入党的约夫列夫答应对她说的一切保守秘密，并答应在主席回来之后立即将她报告的情况转告给斯图鲁佩。

下面就是这位妇女（她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负责工作人员的妻子）所讲述的情况。她说，前天，即星期天，她同一群肃反工作人员在儿童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休养所。奇*shu$网收集整理当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时，便谈起了基洛夫来。他们谈到了即将进行的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杀害。谈话的人中有这位妇女的丈夫。

她跑到丈夫跟前说：“你要干什么，你忘记了你是谁吗？！”“别说蠢话啦！那些喝醉的人讲的还少吗。我们喝醉了，所以大家……”但是妻子不放心，所以第二天早晨回到家里后，她又对丈夫絮聒道：“你们在那里关于杀害基洛夫讲了些什么呀？”当秘书把所听到的向执行委员会主席汇报后，后者决定把这位妇女请来，但是她已经进入疯人院了，是关心备至的丈夫把她送进去的。

拉祖尔基娜听完了约夫列夫的叙述后，建议他同自己一起去见侦查委员会主席叶若夫。约夫列夫哭了，他怎么也下不了决心，但是拉祖尔基娜抓住他的一只手，把他领到了叶若夫那里。叶若夫立即向总书记作了汇报。他们找到了这们妇女，并在保护之下把她带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从斯维尔德洛夫医院叫来了一位女共产党员医生，对她说：“请准备一个房间，我把这位同志交给您，她在疯人院里经受了很多痛苦，您应当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她。决不许任何人接近她。她应当在保护之下住在单独的一个房间里。您要常到她那里去，要对她的健康负责，她的病痊愈时，过两个月左右后，应当送她到南方克里木去，那时我发给您许可证。”①

①根据Д．Ａ．拉祖尔基娜的回忆。

12月2日在斯莫尔尼宫演出的那场戏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它需要再举出一个见证人来。州检查长П．П．帕利戈夫在审问尼古拉耶夫时也在场，他向自己的亲近朋友、老党员奥帕林描述了演出的那场戏。他在同奥帕林谈话后用枪自杀了。①

①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斯大林急于从杀害基洛夫的事件中最大限度地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在12月1日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通过了一项关于同政治杀害手段作斗争的决定。决定责成专门机关对政治杀害案件加速进行侦查工作，而对于作出的判决要立即予以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赦免的请求书将不予接受。在专门机关作出决定之前，应当先由政治局作出决定，而政治局的决定，显然是由斯大林紧急作出的。主人没有用遵守礼仪来为难自己：归根结底，无论是政治局，还是中央委员会，都只不过是他的意志的执行者。

（希特勒在策划了国会纵火案之后，利用这一政治上的挑衅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斯大林需要杀害基洛夫是为了要证明自己的大规模镇压是正确的。根据克格勃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向中央主席团委员会呈交的材料得知，从1935年1月到1941年6月，有1984万人被镇压。其中700万人被枪毙，其余的人被送往集中营慢慢地死去……希特勒在镇压过程中只消灭了20万德国人。）

基洛夫被害后过了一天，斯大林把他的警卫员叫来审问。鲍里索夫被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局大楼带出来沿沃伊诺夫街送往斯莫尔尼宫。让他坐在一辆载重汽车内司机室后面的一条长凳上，两边各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看守着他。在汽车行进中，右边延伸着仓库那闷声不响的、没有窗户的高墙。在这里，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暗探抢过方向盘，把汽车开过人行道，直往墙上撞。汽车撞墙后停了下来。看来没有一个人受伤。接着在车厢内闪电般地进行了计划行动的第二阶段：一个守卫人员用一块废铁把鲍里索夫的头打出了一个窟窿。为了一定把他打死，他们又往头上打了一次。

在参加这次行动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在这一“事故”中碰伤。只是汽车右边的前灯碰坏了。司机把载重汽车转了个弯，向后开进了车库。这个司机活得比斯大林长——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因为他曾被送进了几个消灭人的集中营（杀害鲍里索夫的凶手被用合理的方式消灭了）。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这位司机向中央主席团委员会讲述了自己所经历过的情况。①在医疗鉴定书上写的是：鲍里索夫死于车祸。1959年，幸免于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去的。后来鲍里索夫的妻子也被杀害了。在这件事上所有的见证人都是多余的。为了以防万一，曾经把她藏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把她毒死啦。

①《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俄文版第3期第138页。

州委第二书记丘多夫的妻子、列宁格勒州工会理事会主席П．Ｋ．沙波什尼科娃作为叛国者的家庭成员，被送进集中营，关了8年。她被监禁在托木斯克监狱中专门为人民敌人的妻子规定的地区。1938年时，下令把她送到莫斯科，她在同女友们告别时说：“看来，光让我坐集中营还是不够的。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她在丈夫之后，紧接着也被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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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耶夫在被审讯后刚刚苏醒过来，那些有经验的打断别人骨头的人便来动手收拾他了。毒打、使人疲惫不堪的作法——一切应当使用的手段都使用了。尼古拉耶夫被摧垮了，陷于心情沮丧状态。几乎每一天他都要来纸和笔，给斯大林写信。过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些写给总书记的信（共19封）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会所掌握。后来这些信便不知去向了

尼古拉耶夫企图用头撞死在狱室的墙上。于是不得不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叫卡察法的工作人员坐在他的跟前。卡察法身着制服，常把尼古拉耶夫领会受审，出席法庭时跟在这个被告旁边。

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卡察法向中央主席团委员会报告说，原来曾答应尼古拉耶夫：只要他承认他是根据反革命恐怖中心交给的任务行动的，就一定保住他的性命。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虚构的“中心”是怎样产生的。斯大林到达列宁格勒后，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叫到他那里，要求他们把过去所有积极的反对派分子的卡片呈交给他。管理卡片的人当时都是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他们已经是佩戴上校肩章的人了，他们回忆了他们当年执行总书记委托的情况。斯大林当着他们的面，对卡片进行了逐一挑拣，对一张列有22个前反对派分子（对这些反对派分子，梅德韦季在基洛夫被杀害的几天以前曾建议将他们逮捕起来）的名单进行了研究。

总书记根据这份名单和这些卡片，亲手编成了两个“恐怖中心”：“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和“莫斯科恐怖中心”。他先是把季诺维也夫同加米涅夫列入“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后来又把他们列入“莫斯科恐怖中心”。对于其他很多人的姓名，他也来回地由一个“中心”编入另一个“中心”。1960年时，中央主席团委员会在斯大林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手稿。苏联检查机关进行的笔相术鉴定认为：这个文件是斯大林亲手写的。①

①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1934年来吧。基洛夫的灵柩安放在塔夫利达宫。在守灵仪仗队中有斯大林。出殡前，他再一次走进守灵仪仗队。送的花圈很多……其中有一个花圈很大，在花圈上显眼的地方有一条很宽的带子，上面的题词是：“献给在为共产主义奋斗中的战友亲爱的基洛夫。约·斯大林挽。”这位领袖把身子俯在基洛夫的灵柩上，亲吻死者的前额。在观众看得见的地方，除了死者的遗孀外，只有他斯大林。

决定把基洛夫埋葬在莫斯科的红场上。出殡的行列沿着沃伊诺夫大街——利季约大街——涅瓦大街，向着莫斯科车站走去。斯大林伴随着灵柩只走了两个街区，后来他就坐进了汽车。而在涅瓦大街上，所有窗户朝向大街的住宅，都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所占居。房顶上架着机枪①……

①Г．维尔德格鲁贝的回忆。

总之，对杀害基洛夫案件的侦查工作是由叶若夫领导的。除了柳什科夫外，斯大林还把在工作中经过考验的打断别人骨头的人Д．Ｍ．德米特里耶夫编进了叶若夫的工作组（后来斯大林又让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管理局局长的职务）。维辛斯基从莫斯科带来了苏联检察机关从事特别重要案件的侦查员列·舍伊宁。如今已经去世的舍伊宁曾经讲了一些很有趣的事。基洛夫被杀害后过了几天，逮捕就开始啦。在第一批列入“列宁格勒恐怖中心”的人中，有一个是И．И．科托雷诺夫。他曾同列宁格勒共青团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对出版《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一书计划的讨论。在侦查员们的办公室里，这种会议变成了有尼古拉耶夫参加的恐怖分子的秘密聚会。

斯大林需要在案件里“加进”托洛茨基，说什么托洛茨基通过某个外国领事对阴谋分子们进行“总的领导”。说什么尼古拉耶夫从这个外交官那里领到金钱。在12月27日公布的有维辛斯基和舍伊宁署名的起诉书里就是这样写的。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于12月28日开庭。在列宁格勒于外出期间的开庭通常总是由委员会主席B．乌尔里希主持的。当他从文件上抬起他那浮肿的面孔并用他那双小眼睛透过眼镜片死死地盯住当前出现的牺牲者时，被判死刑的人就慌张起来。他那剃得光光的、向上瘦尖的、略呈黄色的秃顶脑袋，凶险地低垂在桌子上。他的脖子上布满了松软脂肪的皱纹。另外还有他那令人讨厌的、曲意奉迎的声音。这个妖尸①使俄国几千个优秀人士都经过了法庭这一传送带，把人民的精华杀害在断头台上。乌尔里希本质上是属于暴徒一伙的，与之为伍的有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什基里亚托夫、维辛斯基。这些人是斯大林杀人机器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杠杆，也是最经久耐用的杠杆之一。

①妖尸是某些斯拉夫民族迷信传说中人死后夜间走出坟墓吸人血的怪物。——译者注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卡察法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向中央主席团委员会提供了关于审判进程的详细供词。乌尔里希的一个被邀请出庭的熟人也曾讲述了一些情况。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冒充听众坐在大厅里。法庭主席在其他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审问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拒绝了他在预审中所作的供词，并且声明，不存在任何“中心”。但是这个声明没有被写进记录。乌尔里希有步骤地一个劲地对尼古拉耶夫施加压力，他一会儿要求：“你应当、你简直有责任帮助司法机关！”一会儿又用严厉惩罚来威胁。

被监狱弄得极端虚弱的、被审诉弄得心情沮丧的尼古拉耶夫显然支持不住了。他快要投降了。而乌尔里希继续对他施加压力：“你在党内已经这么多年了，你应该知道，对党来说，没有比政治上的倾向更危险的了。但是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一季诺维也夫分子还曾图谋要杀害我们的许多领袖。你要用自己诚恳的供词来帮助揭露那些臭名昭著的敌人。”

尼古拉耶夫终于确认了自己最先作出的“供词”：“是的，在列宁格勒有一个恐怖中心。是的，他们曾委托我来进行政治杀害活动。是的，中心的领导人后来曾准备要杀害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

乌尔里希喘了一口气。可以宣布暂时休庭了。休庭之后该传唤其他被告了。

尼古拉耶夫被带进委员会所属的一个特别狱室里。在那里，暂时摆脱了法庭审讯的尼古拉耶夫清醒过来了，他叫喊：“我干了些什么呀？！我是个卑鄙的东西！我是个坏蛋！我出卖了无辜的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是我把他们牵涉进去了！”当时在站岗的一个对内警卫的士兵古谢夫听到了这些喊声。他后来在向尼·谢·赫鲁晓夫写的一封信中叙述了这一情况。他说，紧接着侦查人员就来训斥尼古拉耶夫：“你为什么要怜惜这些反革命分子？要知道你已经供出他们了，你想想吧……所以现在没有枪毙你，是你自己救了自己的命。”

休庭之后，其他被告们（他们是13个“中心”成员——科托雷诺夫、鲁缅采夫及其他人）被带上被告席。让尼古拉耶夫坐在离其他被告远一些的地方。演出在关起门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次，尼古拉耶夫不停顿地“揭露了”坐在远处凳子上的那些人。科托雷诺夫及其他被告坚决否认对他们进行的指控，并声明：整个案件从头到尾全是捏造。

第二天，法庭审判结束了。当宣读了死刑判决后，尼古拉耶夫叫了起来：“哎呀呀！他们欺骗了我！他们欺骗了我，坏蛋们！他们答应了我3年，可现在就……”他从门坎处对那些演出的组织者们骂了几句，接着他被从大厅里拖了出去。①

①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犯人们当天夜里就被处决了。领导枪毙犯人这件事的是警卫长Ｍ．Ｐ．马特维耶夫。他这个死心塌地的刽子手出于对职业的热爱亲手“结束了”很多“人民的敌人”。科托雷诺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表现得很英勇。他在马特维耶夫的枪口下喊出了这样两句话：“整个案件都是捏造！我们死得冤枉！”

上校米哈伊尔，马特维耶夫如今已经退伍了。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还有列夫·舍伊宁。他不仅进行了侦讯，而且枪毙犯人时他也在场。按编制来讲，维辛斯基应当起这个作用，但是苏联副检察长却把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由自己的助手来担负。舍伊宁后来成了作家，也就是成了作家协会的会员（当时作家被称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事实并没有任何离奇之处。涅巴巴在伊利夫和彼得罗夫那里是个警察，但他却可以改行去当一个音乐评论家……

斯大林在犯了罪行之后，需要消灭执行者，也就是消灭内务人民委员部中那些知情人。由于在材料中对扎波罗热茨所起的真正作用连暗示之处都没有，所以就指控他犯了“玩忽职’守的读职罪”。为此也应当对他进行严厉的处罚。但是对于“恐怖中心”的帮凶们，只让他们流放两三年……

共同的命运产生了同情的思想。菲利普·梅德韦季这个富有经验的肃反工作人员，能够不知道正在准备中的谋害吗？

梅德韦季·扎波罗热茨及列宁格勒管理局其他从前的领导人（他们一共是12个人）被安置在一个有着各种舒适设备的单独车厢。他们带着各种吃的东西、唱机和乐器，前往科雷马。国家建设局远东边疆区分局局长扬·别尔津安排列宁格勒的同事们担任指挥员的职务。由于科雷马大桥通车和通往远处采矿企业的道路竣工，领导们被奖以金表和3支进口武器。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1937年秋服满刑期时，在国家建设局远东边疆区分局分别担任了不同职务：梅德韦季是库伦达勘探区主任，扎波罗热茨是铁路局工程处处长。但是接着他们就被调回了莫斯科，被逮捕起来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门委员会判处了死刑。12月25日他们被处决了。

斯大林巧妙地让党去干他那刽子手的勾当，并依靠报纸、广播和群众大会使人民陷于大规模的歇斯底里状态。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在12月份的最初几天里，严格根据新颁的“法律”，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全国各地，枪毙了几万名“白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恐怖分子”。他们的名字是从以前几次代表大会及各种会议的记录中找到的，是从那些在审讯中遭到残酷折磨者的变成了灰色的嘴中退出来的。当时《真理报》号召“要象在战场上保红旗那样来保护领袖们的生命。”

众所周知，在战场上是不断开枪射击的。在这种背景下，把多年来与斯大林共掌党权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加以逮捕，这件事做起来是没有什么顾虑的。

于是杀呀，杀呀，杀个没完。《列宁格勒真理报》的编辑彼得·彼得罗夫斯基是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儿子。彼得·彼得罗夫斯基这个1916年入党的党员、国内战争中的英雄曾以其勇敢和各种见解具有原则性而受到过奖励。1928年6月30日，他在《列宁格勒真理报》k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大胆的“发现”。现实是否驳倒了列宁的合作化计划》。他在这篇文章中谴责了斯大林推行的“用军事封建方式剥夺农民”的政策。该报发表这篇文章未必没有得到基洛夫的赞同。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与党的很多领导人不同，他未必赞成全面集体化。20年代末，当莫斯科州集体化的农户达70％时，列宁格勒州只占将近30％。

对彼得罗夫斯基发表的这篇文章总书记立即作出了反应：撤销了他的编辑职务。基洛夫曾几次企图使领袖回心转意，但是斯大林急急忙忙就把彼得罗夫斯基开除出党，并对他开展了一场迫害运动。然而，用逮捕和流放并未能把彼得罗夫斯基吓倒。他加入了留京集团，参与了反斯大林宣言的起草工作。在1934年8月，彼得·彼得罗夫斯基迁到了莫斯科来住，干是总书记便对他布置了严密的监视，使他在首都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

……有一天晚上，彼得罗夫斯基同妻子和一岁半的儿子在斯列坚卡区散步，突然在罗日杰斯特沃街心公园里，从黑暗处走出两个匪徒，手执铁棍，要对他行凶。如果不是彼得·彼得罗夫斯基机智和勇敢，遇到这种情况，他是会被杀害的。这事发生在1934年11月30日，即基洛夫被害的前一天。彼得罗夫斯基注定是要遭殃的。这位基洛夫的战友在第3次逮捕之后（193年2月），又受到了布哈林审判案的牵连……被判处15年的徒刑，曾蹲过索洛夫卡监狱和奥廖尔中央监狱，1941年9月被处死。①

①根据П．П．彼得罗夫斯基所作的叙述和所提供的材料。

12月22日，人民从《真理报》及其他报纸上知道了斯大林做好的一道菜：是“列宁格勒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使尼古拉耶夫把枪口对准了党的心脏。但是，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捏造的“莫斯科中心”的领导人“拴在”这个案件上，这对主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中央和地方各家报纸的读者们把道菜连同关于不久前逮捕政治局委员及其助手的消息都吞了下去。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知道，由于我们的基洛夫被杀害，你不仅失去了一位忠实的学生和坚定勇敢的战友，你也失去了一位亲近的朋友。”这是列宁格勒基洛夫区20万工人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的几句话。他们向斯大林保证，“要更敏锐地擦亮眼睛，提高自己的革命警惕和警觉，更坚定地为完全、彻底肃清一切残余的阶级敌人而斗争”。

起诉书几乎完全是根据虚构的尼古拉耶夫的“供词”编造出来的，这并不使任何人感到困惑不解。科托雷诺夫及恐怖的地下组织的其他“领导人”的供词却没有……谁也没有用供词近乎真实这种想法来为难自己。《真理报》把这份伪造的起诉书称之为“令人可怕的、揭发性的文件”。难道这还不够吗？！于是接着就暴发了人民的愤怒。继工人之后开始行动的是知识分子。罗斯托夫教育学院的几千名大学生和教授要求“立即把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所有成员统统枪毙”。Ｍ．Ｅ．科利佐夫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列宁格勒中心”的凶手们》的文章。

3年之后，在总书记的头脑里又酝酿成熟了一个计划，这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列宁格勒中心”。斯大林需要制造这一挑拨行为是为了把基洛夫的战友全部消灭，他们是：米哈伊尔·丘多夫、亚历山大·乌加罗夫、彼得·斯莫罗金、鲍里斯·波泽恩等。被斯大林任命来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局的П．Ｍ．扎科夫斯基决定由1906年入党的、与虚构的中心其他成员一起被捕的罗森布柳姆来起这一挑拨者的作用。不堪忍受的严刑拷打摧垮了这个不幸者，于是他同意在法庭上揭露“在列宁格勒进行怠工行为、间谍活动和破坏行为的恐怖中心”。他从斯大林密使那里接到了指示后，便按照在1934年12月排练过的那个方案行动起来。

扎科夫斯基对罗森布柳姆说；“您本人不需要臆造任何东西。内务人民委员部将为您准备一份对中心的每一个分部的描述。您需要作的是仔细地研究这份描述，并记住在审判时涉及到您的那些问题和回答。这个案件再过4个月、5个月或者半年就可准备好。在这整个期间，您应当注意，不要败坏侦查员和您自己的名声。您未来的命运决定于审判将如何进行和审判将取得什么结果。如果您开始大撒其谎，作出不正确的供词，那就怨您自己吧。如果您经得起这一考验，您就挽救了自己的生命，那时我们将供给您吃的和穿的，一直到死。”①

①《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1988年俄文版第3期第143页。

瓦·费·潘克拉托夫在1919年时是第11集团军司令部特别部部长，这就是说，他有可能得到关于贝利亚、巴基罗夫及斯大林的其他帮手们的秘密情报。1924年他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辞职后，迁到莫斯科来住，并开始在奥尔忠尼启则的秘书处工作。当斯大林着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时，逮捕的浪潮席卷全国。潘克拉托夫于1929年被捕，接着被送往托博尔斯克政治隔离所。当时命令被监禁的“托洛茨基分子们”要交出一份关于放弃政治活动的书面保证。潘克拉托夫是那些拒绝这一断然要求的人中的一个，因此在监禁3年之后，他被转为流放。当时奥尔忠尼启则请潘克拉托夫的妻子（她也被流放）劝说劝说瓦西里·费多罗维奇①。谢尔戈向他保证：只要他放弃自己的观点，他定能获得自由并担任负责工作。潘克拉托夫大声斥责了伊丽莎白·米哈伊洛夫娜②，把她叫做“黑乌碉”，并拒绝了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他得知基洛夫于1934年12月1日被害死的消息后，对妻子说：“既然斯大林杀害了基洛夫，那他今后必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消灭。”基洛夫被杀害后过了一星期，所有“托洛茨基分子”再次被捕。3年之年，根据车里雅宾斯克“三人小组”的判决，潘克拉托夫被枪毙了。③

①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是潘克拉托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伊丽莎白·米哈伊洛夫娜是潘克拉托夫的妻子。——译者注

③根据伊·米·潘克拉托娃——桑德勒的回忆。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潘克拉托夫在西伯利亚流放时，距离猜透事情真相已经很近了，尽管也允许有第二种方案。让我们看一下，历史学家A．基里利娜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她在《祖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4种杀害基洛夫的说法。第一各说法是：恐怖行为是由单独一个凶手于的。似乎尼古拉耶夫这个喜怒极其无常的和对周围一切都不满的人能够亲自来干这一罪恶行为而无须别人帮助。（这里怎能不使人想起美国关于调查杀害肯尼迪案件委员会所得出的结论，该委员会没有找到任何密谋杀害总统的蛛丝马迹。）第二种说法是：倭罪于列宁格勒前反对派的领袖们。第三种说法是：通过拉脱维亚的一个领事与托洛茨基取得了联系的尼古拉耶夫成了托洛茨基凶恶意图的执行者。第四种说法是：斯大林。他是否被卷进了这个恐怖行为中呢？

此外，在这篇文章里起码还考察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企图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亚戈达一个人身上。似乎他不经斯大林知道就打算谋害基洛夫，并组织了这一谋害事件。最后，第六种说法是：尼古拉耶夫同白俄相勾结，白俄似乎已打进列宁。格勒以便先杀害基洛夫，然后再杀害斯大林。

科学的认真态度和客观态度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可是当一个历史学家故意详细地来考察亚戈达或托洛茨基作为独裁领导人参与谋害基洛夫的各种说法，而且是在党的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过了几十年来这么做时，那么这种调查看起来就是很奇怪的了。

基里利娜引用了托洛茨基的看法：“对于杀害基洛夫斯大林不仅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要负直接的责任。”接着她写道：“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尼·谢·赫鲁晓夫实际上重复了这一说法。”要走的还剩下一步，就是谴责赫鲁晓夫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顺便提一下，遭到万世唾骂的Ｃ．П．特拉佩兹尼科夫是一个最顽固的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他曾公开称赫鲁晓夫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这话是我亲自听到的。

而托洛茨基的结论就是应当予以认真对待的那一“说法”。托洛茨基是了解斯大林这个人和这个政治家的，因为他亲身感受到了斯大林那凶狠的、报复的性格和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当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同的领导人的详情细节已为国外所知晓时，托洛茨基就更加确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原来，梅德韦季及其助手们“既然掌握了关于准备谋害基洛夫的情报……却不采取措施及时揭露和制上尼古拉耶夫的活动，尽管有做到这一点的一切可能。”①杀害基洛夫的这种行为只能是由上面指使的。

①柳德米拉·库兹米尼奇娜是沙波什尼科娃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这里引证一下A．M．拉里娜的回忆正是时候。她在集中营里遇见了丘多夫的妻子柳·库·沙波什尼科娃。她们在谈话中谈到了斯莫尔尼宫中发生的罪行。柳德米拉·库兹米尼奇娜①说：“季诺维也夫不需要杀害基洛夫。这是按照‘主人’的指示，根据来自最上面的旨意干的。在枪响之后，很多列宁格勒的同志都了解这一点，丘多夫也了解这一点。”②

①《旗帜》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10期第129页。

②《祖国》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1期第77页。

斯大林既深入了解侦查的细节，也不忽视起诉书的文词。这个根据明显捏造编写出来的和没有任何逻辑的文件，揭露了谋害基洛夫的组织者本人——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这里表现出了斯大林这个政治家的粗野无知。当他进行群众恐

①《祖国》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1期第77页。怖和个人恐怖时，他是拿着斧子在行动的。当总书记在准备1938年的审判案（这是一系列“大家都能享受的”演出中的第三次演出）时，他的目的是要把集聚在圆柱大厅里的观众以及整个读者界都弄糊涂。这一次导演让出场的是П．П．布拉诺夫，他是前内务人民委员的私人秘书。这位新的见证人根据亚戈达的话，告诉法庭说，基洛夫的警卫员鲍里索夫参与了对基洛夫的杀害。

①罗·梅德韦杰夫的著作指的是《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译者注

基里利娜在引证这些供词的原文以及侦查员Ｐ．ｏ．波波夫的回忆时，对于现有的罪证得出了一个调非寻常的结论，她说：“这些罪证如今成了反对斯大林的证据。在1938年时，这些罪证的出现是反对亚戈达的，它们是那么容易地同对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的种种指控协调一致起来。”①总之，这位历史学家毫无根据地把列宁格勒事件中一些假想的罪犯互相区别开来（尽管他们在职位等级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然后又对他们等同看待，从而把我们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这里充满了各种显然站不住脚的假设和说法，还有对什么证明文件的等待。这就使人觉得，亚戈达或者扎波罗热茨，或者他们共同一起，在没有主人命令的情况下，组织了对基洛夫的谋害。而证明文件……难道基里利娜真的认为象斯大林这样一个富有经验的罪犯，对于由自己领导并参加的这一罪行，会留下什么书面方面的罪证吗？

①作者的论斯大林一书指的是《暴君的肖像》一书。——译者注

至于象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新的成员的选举结果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基里利娜对其决定性的意义竟表示怀疑。此外，她还建议等一等看看对代表大会各项文件（公报之类）的研究结果。似乎这项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会在1958年时并未进行过。似乎罗·梅德韦杰夫的著作①以及我的论斯大林一书②并未发表。我在自己的书中根据上述委员会的委员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对主要问题作了十分明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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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65页。——译者注

②罗·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1972年伦敦俄文版第331页；《旗帜》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2期第200页。

基里利娜在说明侦查的进行情况时，引证了起诉书和尼古拉耶夫的供词：“我应当把对基洛夫的杀害说成是我一个人于的，以便掩盖季诺维也夫集团对这一杀害的参与。”一个星期之后，在审讯记录里出现了新的供词：“当我向基洛夫开枪时，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的枪声应当成为爆炸的信号，成为全国反对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信号。”再看尼古拉耶夫的另一个供词（供词涉及到对准备谋害基洛夫一事确实一无所知的一个人）：“我让他（科托雷诺夫——本书作者注）知道，我决定在准备行动期间不去上班，以便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实现杀害基洛夫的计划。科托雷诺夫同意了我的决定。”这是明显的挑拨行为。但是基里利娜却固执己见：“不排除尼古拉耶夫有可能根据某人的暗示来诽谤诚实人。”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基里利娜在研究审讯记录的文词时，不知道当时进行政治侦查的特点。只是在过了几页之后，她才醒悟过来：“现在我知道了这样的‘供词’是怎样被挤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当时竟能够把侦查员的潜言中伤和胡编乱造同这个被告自愿作出的供词混为一谈呢！

基里利娜彻底消除了对斯大林的怀疑，认为斯大林并没有把基洛夫看做是一个竞争者。“基洛夫恰恰并不极欲获得政权，对此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她这么说是因为她忘记了相当大一部分党的积极分子曾经明显表示希望由基洛夫来代替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这一点。倾向性还表现在结论中。说什么基洛夫在1934年时是斯大林所需要的，因此斯大林“没有理由要除掉自己的一位忠实战友”。可以补充说，基洛夫还是斯大林的朋友哩。

曾经有一个时候，斯大林表示出了他同“米罗诺维奇”的友谊。他把《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赠送给基洛夫时写了这样一个富有表情的题词：“送给我的朋友和亲爱的兄弟。作者约·斯大林。1924年5月23日。”①总书记到底有多少诚意呢？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速记报告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东西。速记报告是在1934年4月签字付印的，并且象通常一样，经过了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有波斯克列口舍夫、梅利斯、斯捷茨基、托夫斯图哈……这样一些富有经验的人。在此以前，对党的活动家们的欢迎根据其伟大的程度曾作了严格的规定。总书记自然是第一级。在代表大会上确定为第二级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对他们的欢迎是：“长时间的鼓掌，全体起立。”属于第三级的有柯秀尔、波斯特舍夫、克鲁普斯卡娅，对他们的欢迎是：“鼓掌，全体起立。”既然这样，可是被代表们以暴风雨般的欢呼来欢迎的基洛夫，在报告中却被列为第三级。毫无疑问，这是根据领袖的愿望做的。

①这里说的沃尔科戈诺夫撰写的斯大林的最新传记指《胜利与悲剧》一书，该书在我国已有中译本：——译者注

斯大林在基洛夫被害后把基洛夫说成是党最喜爱的人。实际上斯大林对基洛夫及其朋友们的深恶痛绝是至死不变的。党的另一个最喜爱的人尼古拉·布哈林的命运是人们所熟知的。

A．基里利娜把很多至今人们还不知道的事实和细节都使用了一种科学的说法，但她却未能将这些事实和细节排成有逻辑的和完整的次序。至于她那篇文章的主题思想，那它同苏斯洛夫——特拉佩兹尼科夫时代的观点就太接近了。与她不同，另一位研究工作者罗·梅德韦杰夫则没有企图去消除人们对总书记的怀疑。但是他没有作直接回答。他曾在多年以前写道：“斯大林所领导的侦查的整个性质和事件的整个链条都使得关于基洛夫并不是在斯大林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害的这一推测成为极其合乎情理的。”15年过去了，但是，罗·梅德韦杰夫终究没有接近真理。①Д.沃尔科戈诺夫这位斯大林最新传记②的作者也未能作出准确的结论，他说：“甚至是斯大林对基洛夫的‘爱’看来也未能阻止住总书记去除掉这个最受欢迎的人、自己的潜在对手。”③

①《十月》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12期第54页。

②对于如今还健在的沙图诺夫斯卡娅这位委员会委员所写的《回忆录》，梅德杉杰夫和基里利娜都是见到过的。

③根据Ａ·Г，·艾哈迈捷利的《回忆录》，《回忆录》是1957年时在苏呼米写的。

不久前发表了M．B．罗斯利亚科夫的《回忆录》，他在1934年底是州和市的执行委员会财政部门的领导人。他作为党的州委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曾参加12月1日在丘多夫办公室里召开的那次会议。听到枪声后，罗斯利亚科夫是首先跳到走廊并看见基洛夫倒在地板上的人中的一个……此后不久，罗斯利亚科夫连同基洛夫的所有最亲密的战友都遭到了迫害。他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才回到列宁格勒。他的《回忆录>是到1970年时在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拜的环境下才写完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能够说出杀害基洛夫的组织者的名字吗？

现在到底是什么在阻止另外一些作者去坚决地、公开地和毫无保留地谴责斯大林呢？是的，斯大林领导并参与这一罪行的直接罪证是没有的，这种罪证还没有找到。而间接的罪证……难道还不足以作出客观的结论来吗？何况这种结论中央主席团委员会在1961年时就已经作出来了。①

①《斯大林传略》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五页。——译者注

各种作者在各种不同的执行者中，除了尼古拉耶夫外，还提到了鲍里索夫、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长的专门暗中派来的那个刑事犯。在这里提到的那些出版物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出版物的作者都没有下功夫去深入地考虑一下斯大林这个独裁者的心理，分析一下他从艰难的童年时代起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他在青年时代的行为，他在作党的地下工作时和在流放时所犯的种种罪行，他在国内战争时严重的奸细行为，他对病中的列宁所抱的凶狠态度，他在基洛夫被杀害前很久就对忠诚干部的消灭——对这一切都是需要认真地加以考虑的。在斯大林的种种决定、命令、决议、报告、祝词和咒骂的浓烟后面，看得见有一个极爱报复的、厚颜无耻的家伙的身影。对这个人来说，杀人已经是常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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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阿·林肯是为了改变国家政策。而向约翰·肯尼迪开枪也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是，斯大林在消除了基洛夫之后，难道就没有立即急剧地改变国内政策吗？在我们的时代，要划清刑事和政治之间的界限往往是很困难的。就拿基洛夫案件来说吧，在这个案件中，这两者的开端处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大肆进行政治暗杀，使俄国人民老老实实地屈膝投降，使从前沙皇帝国的各民族老老实实地屈膝投降。扫除通向新的君主制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把杀害基洛夫的罪责推在其他对手的头上。恫吓，挑拨，诽谤，悄悄地杀害，高声地审判——在这里，是什么更多一些呢？是刑事罪，还是政治？

我们不打算去弄清斯大林厨房里的各种剂量。重要的是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更正确些说，他已经达到了几个目的。他消除了一个对手。他对于党的其他领袖先是破坏其威信，而后则将其处死。他用“阶级斗争尖锐化”吓唬住了人民，并在这种喧嚣声中开始剪除列宁的近卫军。为了加强反响，开始对被杀害的基洛夫大唱赞歌。用基洛夫的名字来命名许多工厂、许多集体农庄、许多矿井、许多研究院、许多学校、许多船舰……两个州和17个市以及喀拉海里的一个群岛也被授以这种荣誉。一方面是对斯大林那难以排除的“悲痛”慷慨地作出许多标志，另一方面是每天都要提到来自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保皇派匪帮的那些阴险狡猾的凶手。

斯大林猜想到，很多人（不只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会把基洛夫的被杀害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于是他在建造一个公开审判的可怕大厦时，一直在考虑：如何在杀害基洛夫之后，“接着再”把那些安然无恙的政敌们先扣上反对派分于的帽子，再称之为人民的敌人，最后也加以杀害。在1935年、1936年、1938年的审判案中，斯大林对什么人不曾指控———通过维辛斯基之口——其杀害了基洛夫呀！被他指控的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布哈林、李可夫等。遭到驱逐的托洛茨基也没有被他忘记。在1936年的审判中，总书记甚至坚持要把党的一位著名活动家斯米尔诺夫也列入被告，而斯米尔诺夫在基洛夫被杀害之前已经在监狱里蹲了两年了。斯大林甚至使苏联人民相信，是阿·叶努基泽指示亚戈达和扎波罗热茨把基洛夫加以消灭的。

当1936年在工会大厦十月大厅里进行审判时，我还是一个学习历史的大学生，我当时16岁，父亲50岁。他对基洛夫的死感到很悲痛。进入工会大厦的入门证发给了这位俄罗斯联邦的检察长，他回到家后面色阴沉，心情沮丧。

斯大林逝世后仅仅过了3年，即在1956年，就第一次公开地对官方关于基洛夫被杀害的说法的可靠性表示了怀疑。是尼·谢·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么作的。5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把帷幕稍稍撩起了一点。但是他没有敢于向前再走一步，捅破对主要罪犯不敢明说的暗示。可是要知道他已经掌握了中央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关于这一案件的调查材料。赫鲁晓夫答应要把该委员会的材料和结论公布出来。加入这个委员会的有Ｈ．Ｍ．什维尔尼克（主席）、苏联总检察长Ｐ．Ａ．鲁坚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Ａ．Ｈ．谢列平、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Ｈ．Ｐ．米罗诺夫和监察委员会委员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

专门委员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其他城市询问了几百个见证人。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获得了进入中央档案馆的许可后，研究了堆积如山的文件。而基里利娜却无视这些事实。在涉及到赫鲁晓夫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作的闭幕词时，她写道：他“没有掌握斯大林参与1934年那场悲剧的有力罪证”。据她说，中央主席团专门委员会也“没有发现有力的证据”。只有不知道专门委员会的材料和该委员会委员沙图诺夫斯卡娅所提供的证词的人才能够作出这种断言。

1959年冬季，专门委员会的委员们来到了列宁格勒。他们请司机沿着通往斯莫尔尼宫的大道，顺路把他们送到沃伊诺夫街。瞧，这就是仓库的那堵墙，1934年12月3日那大，基洛夫的警卫员鲍里索夫就被杀害在这堵墙的旁边。委员们把汽车停了下来。司机以理解的目光笑了笑说：“哎呀……原来你们就是委员会呀……您们是受委托来调查基洛夫被杀害事件的吧。可是这有什么可调查的——全列宁格勒都知道基洛夫是斯大林杀害的。”难道说当时即在米罗内奇——工厂的工人们都这样称呼基洛夫——被杀害之后，彼得格勒的劳动人民没有低声地、小心谨慎地歌唱如下一支民歌吗？这支民歌的歌词是：“哎呀，小黄瓜呀，小番茄呀……斯大林把基洛夫杀害在小走廊里呀。”

该专门委员会根据调查的材料，准备了一份总结性文件，由Ｈ．Ｍ．什维尔尼克和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签了名。在这份文件里，斯大林被揭露为杀害基洛夫的组织者。这份文件散发给了中央主席团的各位委员。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党的领导已经掌握了在斯莫尔尼宫中实施罪行的可靠情况。赫鲁晓夫如果愿意的话，他是能够说出主犯的名字来的。但是那些热烈捍卫对斯大林崇拜的人当时占了上风，后来他们把赫鲁晓夫本人排斥于政权之外。新的时代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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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斯大林是私生子

●斯大林幼年所受的家庭影响及在宗教学校所受的教育和种种恶劣表现

●斯大林的“科巴”这一名字的由来

●斯大林早期在外高加索各地进行活动期间的种种恶劣表现

●斯大林对权力的渴望

●斯大林是沙皇警察机关的暗探—奸细

斯大林要求历史学家们在评价政治人物时不要根据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的言论，而要根据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的日常行为有时候是见不得人的。我们现在也就按他的这个主张来作吧。而在斯大林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成了（而在某些人看来，至今还是）尊敬的对象，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他的尊敬不是由于受到威胁，而是出于内心。因此专门来谈谈这个人的某些特性，并不是多余的。

一个人的性格自然是在很早的童年时代，即在一生的最初几年中形成的。小索索在上学前和上学期间在家中遭受了些什么对待呢？这就是受抽打，受残酷和粗暴的对待，以及经常遭受屈辱。

为什么在描写斯大林的许多书中，甚至在官方为他写的一本传记中，竟没有一幅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相片，却多次出现他母亲的相片呢？对于一个“鞋厂的工人”只是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而这就是人们关于这位后来的领袖的父亲所知道的一切。

斯大林避而不谈自己的父亲显然是有其充分有力的理由的。在上了岁数的格鲁吉亚人中，关于总书记真正的父亲，流传着各种说法。据说，他是沙皇时代一个有势力的官吏，他同自己的女仆克托有过一段恋爱史，克托是加姆巴尔苏雷村的一个年轻女农民。她的全名是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德泽。当他们同居关系的后果无法进一步掩盖下去时，便给克托找了一个丈夫，他就是梯弗利斯省季齐一洛洛村的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还为他买了一个鞋靴作坊，并举行了结婚仪式。

今天已经没有剩下一个见证人了，但是在1954年时，一个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涅斯托尔·梅纳布杰还活着。他在监狱里服满了第二刑期或第三刑期后，去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流放地，在斯大林逝世后，他向自己在流放地时的同志们吐露了一些情况。例如，他说，在朱加施维里的鞋靴作坊里干活的有几个技术熟练的手艺人。作坊主开始喝起洒来，不久，他在酒醉后与人吵架时被打死了。过去，谁也不隐瞒这一点。但是，当需要领袖有一个洁白无暇的个人经历时，他的继父的污点就在象叶姆·雅罗斯拉夫斯基和П．Ｈ．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些党内有经验的、善于虚构传奇故事的人的帮助下被洗刷掉了。在斯大林亲自监督下写出并由官方出版的那本《斯大林传略》中说，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职业是鞋匠，后来他在一个鞋厂里工作。”

伊拉里翁·姆格拉德泽（他的笔名是瓦尔金，1906年入党的党员，对青年时的科巴很了解）的遗孀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瓦尔金娜对丈夫讲述过的一些事牢记在心。姆格拉德泽曾经肯定地说，斯大林是一个富裕公爵和他的女仆生的儿子。公爵让她嫁给一个鞋匠后，分给她丈夫了一块土地，并对索索予以保护。①

①引自塔·彼·瓦尔金娜姆格拉德译的《回忆录》。

另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的父亲是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他是一个二等商人。他住在哥里，雇了年轻的叶卡捷琳娜·格拉德泽作洗衣女工。叶格纳塔什维利这个商人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良行为，把克托嫁给了一个“冷酷的”鞋匠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后者是一个害狂饮病的酒徒，脾气暴躁，对人粗暴。索索经常受他的气。在最初几年里，母亲常带他到主人家里去，主人不禁止自己的几个儿子同洗衣女工的儿子友好相处。这里不排除这样一个情况：正是叶格纳塔什维利安排索索先是进了哥里的宗教学校，后来又进入梯弗利斯的宗教学校。未来的总书记对自己的出身非常苦恼，杂种①的状况使他感到难受，产生怨恨。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大儿子从事商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年代里，他掌管了一个大饭店，这是在梯弗利斯沃龙措夫大桥旁边的一座三层楼房。他曾读完了中学，在军队里当过军官。

①生物上把不同种类的雌雄、牝牡所产生的后代称为杂种。这里是说斯大林的母亲是一个穷洗衣女工，而他的父亲则或者是如前一种说法，是一个有势力的公爵，或者是如后一种说法，是一个二等商人，他们都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同穷洗衣女工这两种不同种类的人所生的孩子被叫做杂种。——译者注

斯大林达到权力的项峰后，把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大儿子带到了莫斯科，让他在克里姆林宫警备司令部工作，他官至中将。死时以隆重的仪式埋葬在哥里。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小儿子叫瓦索，他先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共产党员报》编辑，后来是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秘书。他是斯大林的最可靠的情报员之一。

斯大林毕生都背着他那个不光彩的家谱的包袱。192７年时，有一次他来到了梯弗利斯，在车站上欢迎的人群中他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便激动地叫道：“你也在这里呀，老……？！”当时立即给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派去了两名受信任的女共产党员，委托她们来照顾总书记的母亲。其中的一个叫采齐利娅，她后来回忆到了这件事。她们三人乘车来到城外领袖的官邸。此处距梯弗利斯有几公里，官邸座落在山上，在这里比较容易经受夏天的炎热。稍高处，在曼格利斯，那里办了一些训练班，时值夏季，党的积极分子们正在训练班里学习。

斯大林那座科德若里的别墅相当宽敞。战友们居住在与他的办公室紧连着的一个大房间里。那一天，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力浦·马哈拉泽也在那里。科巴见到自己的母亲后，决定对马哈拉泽开一开玩笑，便说：“菲力浦，你怎么还让……这位老……？”马哈拉泽唾了一下，把椅子推倒在地，走出了办公室。在供居住的那个大房间里，这时也挤满了客人，他十分放纵地对大家说：“总书记算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粗暴的金托。”①但是，这个快活的金托，在格鲁吉亚笑话中和独幕轻松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主角，这个爱开玩笑的人和好淘气的人，与科巴相比，却是一个安琪儿……

①“金托”是格鲁吉亚语，意思是街头英雄、碎嘴子、无赖汉和进行最卑鄙的阴谋的人。早在1923年时，格鲁吉亚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就给斯大林起了这样一个绰号。——译者注。

在20年代初，有一次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的家里，有一位哲学家扬·埃·斯泰恩，总书记把他向母亲介绍时，说：“扬·埃内斯托维奇①，她应当先配一个好丈夫，是吧？”②

①杨·埃内斯托维奇是斯泰恩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瓦列里娅·利沃夫娜·斯泰恩的证词。

斯大林从不放过一个机会来公开侮辱自己的母亲。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关于斯大林对父母的眷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各家报纸也广为宣扬对这个家庭所虚构的奇谈，说什么父母对斯大林充满了爱，尽心竭力地关怀他的教育。而斯大林同志本人“总是对自己的母亲体贴入微，经常对她表现出儿子的温暖与关怀。”

叶＃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于1937年夏季去世，终年82岁。在悼词里是这样说的：9岁前她住在农村，早年丧父，生活贫困。1864年在农奴制废除后，她同母亲迁居于哥里。10年之后，她嫁给了阿杰利法诺夫鞋厂一的工人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约瑟夫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皆夭折）。由于缺食少衣，母亲便在白天给一些业主干活。1888年，她把9岁的儿子送进哥里宗教学校学习，6年之后，她克服很大困难又把儿子送进梯弗利斯宗教学校学习。

《东方曙光报》还报道说，1903年夏，在斯大林被捕后，母亲到库塔伊西省监狱去看望他。该报肯定地说，在革命年代里，她是受欺压的。①在苏维埃时代，只是在1922年她才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最后一次同“亲爱的”母亲见面是1935年在梯弗利斯。埋葬她时总书记没有回去。

①《东方曙光报》1937年6月5—6日。

索索对父亲（事实上是对继父）感到极其厌恶，这种厌恶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仇恨。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这个酒鬼和好吵闹的人，儿子稍微有点过错就残酷地进行毒打。有时候连母亲也遭到毒打。在全城吵架吵得最凶的住户中，维萨里昂家的名声特别坏。索索看到，母亲每天夜里都在缝纫机上干活，因为她挣来的钱大部分都被父亲喝酒花掉了。这个孩子很早就产生了报仇心理，这种报复心逐渐地变成了未来领袖的一个性格特点。父亲无缘无故的残酷行为和殴打使儿子对周围一切都抱着冷酷无情和仇恨的态度。索索从童年时代起，实现复仇的打算就成了他的目的，到后来，他的种种计划和行为都服从于这个目的。

后来，随着斯大林的地位不断高升，围绕着他的经历便产生了许多奇谈。其中的一个奇谈是总书记对自己的童年编造的。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曾听到过关于索索在哥里生活时的一些详情细节，于是这位作家于1931年访问莫斯科时，在同总书记的谈话中便涉及到这个微妙的问题。斯大林回答他说，父母待他很不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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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1页。——译者注

宗教学校从前的一位教员C·A·胡齐什维利回忆说，索索和其他孩子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仇恨心理令人吃惊。他经常挑动同学们吵骂和打架，当事情发展到要进行处分时，他却几乎总是不被发觉。索索逐渐地学会了以各种凶狠的恶作剧来巧妙地折磨老师。他为自己的穷困感到苦恼，于是便为弄到钱而不择手段：他时而以加倍的价钱转卖小馅饼，时而骗取那些小同学们的钱……索索使那些听话的同学都围着自己转，使他们按照他的指示去毒打那些欺负人的人。而这些所谓欺负人的人都是不承认他的优越地位的同学，或者是敢于开他的玩笑的同学。索索在哥里学校学习的最后几年中，对不合他心意的那些同学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连老师们都怕他进行报复。①

①根据Г．Ｃ．胡齐什维利的转述。

他一点也不能忍受对他的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和梯弗利斯中学的全体朋友们当时就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他们懊恼地说：“对科巴简直开不得玩笑。这是一个古怪的格鲁吉亚人：他不懂得什么是玩笑，对那种并无恶意的话他竟然常常用拳头来回答。”①

①杜宾斯基—穆哈德译《П．奥尔忠尼启则》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2页。

从童年时代起斯大林就不能忍受对自己的强制，但是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不仅从父亲方面，而已从国家方面，都受到了强制。当时俄罗斯帝国的所有学校都必须学习俄语。对那些用格鲁吉亚语讲话的学生，教师们被授权进行鞭打，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似乎有某人的一只强硬的手在支配着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命运。这个15岁的少年，鞋匠的儿子，被接收进入了梯弗利斯正教教会中学，在学校他享受到了助学金。在这所学校里，斯大林学习了5年（1894—1899年）。在学校时索索就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学校里除了讲授主要的课程——神学外，还讲授古文。他第一次看到了秘密的政治出版物。在一本登记学生品行分数的记录薄中，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个名字因犯规而记了13次。他由于阅读禁书而受到了扣发部分助学金的处罚。僧侣进行的搜查、告密、监视、严格检查以及作为一校之长的校长的残酷行为——这一切都使得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产生了一种愤恨心理。

离毕业只剩一年了，但斯大林被学校开除了，其原因在斯大林的传记中至今还是一个秘密。官方的那些传记作者关于斯大林因建立革命小组而被开除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未来的总书记的教条主义来源于他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他的口是心非作风和极其巧妙的假装行为也来源于此。在斯大林的一切行为中和他那辞藻华丽的言词中都可以找到教会学校的烙印。他即使出现在党的讲坛上也仍然表现出他是一个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他在年纪很小时就确信：官方宣传的社会真理是纯粹的谎言，而教会所宣扬的真理则是加倍的谎言。在这里也应当找一找斯大林那无穷无尽的恬不知耻的根源。

年轻的斯大林在阅读禁书时，逐渐地得出了必须推翻沙皇这一结论。还在更早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真理：象他这样一个只是依靠高贵的人的保护①而进入宗教学校的人，在现行制度下，是不可能有远大前途的。所以，必须打倒政府！对于这个无产者来说，自己确是没有什么可丧失的。

①这里说斯大林依靠“高贵的人的保护”而进入宗教学校，指的是前面谈到：他先是受到了那个富裕公爵父亲的保护，接着又谈到他是由那个二等商人父亲的照顾才进入了宗教学校。——译者注

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学校学习的第一年中，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但是正如小组的另一个组员约瑟夫·伊列马什维利所说的，中学生朱加施维里断然拒绝承认某个人的首领地位，更不用说承认什么人的个人优越地位了。他甚至企图建立一个自己个人的小组。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证明说，年轻时的斯大林是一个难以与人相处的人和爱争吵的人，他不仅进行宣传鼓动反对沙皇，而且还进行阴谋活动反对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这些情况补充进上面对斯大林的描述中去，那么一个刚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政治家的肖像就差不多画完了。①

①伊列马什维利《约·斯大林和格鲁吉亚人民的悲剧》1932年柏林俄文版第12页。

斯大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革命活动的，对此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概念，连大体上的一个概念也难有。当时所有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开会不作记录，各革命组织没有自己成员的名单。此外，研究工作者们在很长时间中没有可能去研究警察机关的文件。因为斯大林紧紧地关闭了通向各档案馆的一切门路。

虽然没有大量的文件材料，但是参加当年那些事件的人的回忆——这些回忆有的已经发表了出来，有的则以书面形式和口头方式叙述了出来——却提供了一幅相当清楚的图景，说明了科巴的真正面目。

科巴这个名字是斯大林从亚历山大·卡兹别吉写的一篇充满浪漫色彩的短篇小说《弑父》中借用来的。故事情节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说的是由沙米利率领的由爱好自由的英雄们组成的几支队伍奋起反对沙皇的压迫。小说里诸英雄中有一个英雄是无畏的科巴，他拯救了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为反对沙皇在高加索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军队而进行战斗，最后他杀死了叛徒吉尔戈拉。报复的胜利……正如伊列马什维利所证明的那样，科巴对于中学生索索来说，成了英雄业绩的象征，于是他便请求给他起这个名字。

谁也不知道他被学校开除后紧接着于了些什么。只是在1899年的最后几天里，约瑟夫在梯弗利斯天文台里找到了文书这一工作。第二年2月底，他被解雇了，——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正的工作。在这个文书的房间里，警察发现了一些秘密书籍，之后，社会民主党的几十个积极分子就被捕了。而只有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逍遥法外。①

①伊列马什维利《约·斯大林和格鲁吉亚人民的悲剧》1932年柏林俄文版第24页。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外高加索蓬勃高涨的革命斗争引人注目。科巴一斯大林在这一领域所起的作用是独待的。

1911—19年冬年。梯弗利斯。巴统。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和历史学家Ｃ．Ｔ．阿尔科梅德在1910年时谈到了一个“年轻的同志”（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来），说他于1901年秋来到巴统后，立即就提出了要掌握党组织全部权力的要求。他开始搞阴谋来反对社会民主党梯弗利斯委员会。这个人反对把工业工人选进委员会，其根据是工人暂时还没有发展到知识分子的水平。①诺伊·若尔达尼亚的证词也贯穿了同样的精神。他说，科巴实在是以自己的种种阴谋诡计和潜言中伤而使社会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们苦恼不堪。科巴在党组织内部纠集了一个自己的、忠于他个人的小集团。②

①Ｃ．Ｔ．阿尔科梅德《高加索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从80年代到卫903年）》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3—84页。

②诺·若尔达尼亚《我的一生》1968年斯坦福俄文版第109—112页。

1901年时，拉多·克茨霍韦利和阿韦尔·叶努基泽集攒了一些钱准备办一个地下印刷所。他们收集的钱还不到100个卢布，于是阿韦尔便到梯弗利斯去寻求帮助。但是科巴和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拒绝给他钱。他们想使这项事业处在他们自己的监督下，并由他们来领导。①

①阿·时努基泽《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印刷所》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1页。帕特恩、斯米特和列·托洛茨基这三位作者都证实了这些事实，希恩格利和P．塔克尔也提到这些事实。

还有一个证据——警察机关一个暗探提供的情报：“在巴统，领导组织的是一个处在警察特别监视下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朱加施维里的专横霸道……终于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于是组织发生了分裂。”①

①《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民主党，00，1898年，第5案卷，第27张。

1902年春，斯大林转入了地下。3月，他在巴统参加了几次工人举行的政治游行示威。3月7日对32名罢工者的逮捕是第一个重大事件。第一二天，科巴处身在那些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抗议的人之中。当局逮捕了300人，即到监狱所在地进行抗议的人差不多都被逮捕了。3月9日，科巴召集了一大批人—&将近600人——，率领他们进行新的游行示威。在紧接着发生的对射中，有15个工人被打死，45个工人受了伤。3月11日，科巴参加了为在冲突中牺牲的人举行的规模很大的葬礼。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情况的话，看起来可能是十分自然的，这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科巴始终处于自由状态下，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只是到了4月5日他才被捕，而这一点挽救了他作为当地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的声誉。

1903年。在这一年的7月，斯大林在服满了15个月的监禁后，受到行政当局的处分，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对于他一生中这个时期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官方出版的领袖传记中说，他来到了新乌达，生活在流放地，从列宁那里收到了一份《党纲》，最后，他于1904年1月逃跑了。

1904年。巴统。科巴再一次企图使地方委员会服从于自己。然而他再一次遭到失败。这个陷于狂怒的“布尔什维克”挑动工人进行无组织的行动，然后他就指责党委的成员们胆小怕事。①

①P．阿尔谢尼德泽《关于斯大林的回忆片断》，载于《新杂志》1963年俄文版第72期6月号第232页。

巴统的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在海上庆祝五一节。他们坐着划桨小船前去进行“星期日野餐”。计划规定各只小船将在远离海岸的地方相会，并在那里即在海上举行大会。当各只小船驶向指定的相遇地点时，同志们又是唱歌，又是说笑话，又是开玩笑。一切都进行得极为顺利，直到某个同志想到对科巴开个玩笑为止。科巴当时才25岁，可是他却非常孤僻，不允许别人对他采取亲热而不拘礼貌的态度。暴怒的科巴把小船推翻，对他开玩笑的人们纷纷落入水中。这时一只警察的巡逻船急忙开过去救他们。对五一节的庆祝也就以此而结束了。

如果以后的事件按照同样的精神发展下去的话，被科巴所挑动起来的争吵定会使巴统的组织陷于彻底瘫痪的状态。但是，虽然斯大林紧密地靠拢孟什维克（当时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居于明显的优势），但他并未能迫使当地的委员会接受自己的意志。这样，他就只好离开了这个城市。但他毕竟给事业造成了重大的危害。

大致就在这个时期，在他的战略上出现了一个进展。科巴由于具有异乎寻常的政治嗅觉，他是在外高加索首先了解到列宁在进行革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1905年。梯弗利斯。巴统。巴库。科巴在梯弗利斯故技重演：他到这里后立即就打算要玩弄新的手腕来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领导，他挑动个人之间进行争吵，他因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攻击而丢了丑。他因对一句尖锐的话找茬，便在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的住所里，同菲力浦·马哈拉泽打起架来。当地党的领导召开了“荣誉法庭”来审理科巴的案件。当时提出了把科巴作为本性难移的阴谋家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问题。在参加当时事件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活到废除斯大林制度的时代，因而各种证明文件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很多党员都听说过党的法庭所采取的这一行动。

科巴在巴统（他在那里尽人皆知）作短暂停留后，转移到了巴库。

1905年。社会民主党党员、年轻的法兰德泽姆·克努尼扬茨从彼得堡回到了故乡巴库。她是受米哈·茨哈卡雅的委派到党委委员科巴同志那里取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

她回忆道：“我在一个小房间里见到了科巴。他个子矮小，身体虚弱，既象个残缺的人，又象个等待着惩罚的小偷。他穿着一件蓝色偏领男衬衫，上面套了一件瘦小的、不合身的西装上衣。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帽。他接待我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怀疑态度。只是在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询问象是审问）之后，他才把一叠书和小册子亲手交给了我。由于其中一部分书我已经从别的地方弄到了，所以我只拿了其中的3本书。他把我送到门口时，继续用怀疑的和敌视的目光打量着我。

那天晚上我同女友一起访问了由巴库工人领袖斯捷潘·邵武勉领导的一个中学生小组。我们同邵武勉一起回家。我决定向他问一问科巴同志：‘他是什么人？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给我留下了如此令人忧郁不快的印象……他实在是一个异常冷淡的人、疑心很重的人和非常凶狠的人。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吗？’——‘哪里话！他是我们的一位老地下工作者，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和忠诚的地下工作者。’邵武勉要我确信。

我在梅尔库里耶夫街一个贫穷的多子女的洋铁工人那里住下。那里是巴库党委会委员们相聚开会的地方。我们一共13个人，大家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开会前大家热情地交谈着，说着笑话。瞧，开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而科巴却仍然未来，他总是迟到。虽然迟到的时间不长，但是经常迟到。好象他戴手表只是为了要算出迟到所必需的时间似的。他一走进来，气氛立即就变啦，好象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束缚住了，于是进取的精神不见了。科巴来时带着一本书，他用稍短一些的左手把书紧贴在胸口上。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后，默不作声地听着每一个发言人发表意见。他最后发言，他不慌不忙地把各种观点、意见和论据进行比较。他在选取了最有远景的和最带实质性的意见后，象是作结论似的，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他讲的每一句话就给人们留下了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印象。他以这种方式达到了很大的戏剧性效果。”①

①《戏剧》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8期第127页。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克努尼扬茨的姐姐法罗大娘①活了90多岁，但她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1905年。

①法罗大娘就是前面说的法兰德泽姆·克努尼扬茨。——译者注

1906年。梯弗利斯。在格鲁吉亚首都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科巴不停地对会议主席阿尔谢尼德泽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当阿尔谢尼德泽指责他的行为低级下流时，科巴厚颜无耻地反驳他说：“而我并没有觉察到我脱了裤子……”对此，阿尔谢尼德泽回答他说，他与其说是象个没有穿裤子的男人，不如说是象个“没有穿长村裤的流浪汉”（这是在妓女们中间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被刺到痛处的科巴离开了会场。会议是秘密的，入口处布置有岗哨。突然听到了预先规定的警察接近时要发出的哨声。科巴就是这样来报复阿尔谢尼德泽的，是他破坏了党的会议。①

①阿尔谢尼德泽的前引书，第221页。

1908年。库塔伊西。党的地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就其信仰来讲，他是个孟什维克）在银行工作。委员会通过他可以同当时实行联合的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委员会保持联系，并得到汇款。这位同志认识一些忠于革命事业的在当地卫戍部队中作军事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他经常给党以非常重要的帮助。

高加索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巴库。他就是科巴。库塔伊西委员会的委员们坐在桌旁同来自中央的一位同志讨论当前的问题。斯大林看见那个孟什维克后要求他离开。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把那个孟什维克开除出委员会。从事地下工作的积极分子们捍卫自己的这位同志，这时科巴便以独裁者的口气讲起话来，并以高加索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把那个孟什维克开除。情感上受到侮辱的同志们便到梯弗利斯去进行控告。

此后不久，科巴又来到了库塔伊西。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猛烈地攻击当地的党员们说：“为什么你们开除了那个孟什维克？为什么你们这么做？”——“难道不是你自己要求这样做的吗？”——科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我是让你们要尽力留住这位同志，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宝贵的积极分子。”

委员会委员谢尔戈·卡夫塔拉泽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之一。他当时抓起一个煤油灯便朝着科巴的脑袋打去。灯打碎了，灯中的油流遍了这个傲慢的人一身。关于这位被开除的孟什维克的案件交由菲力浦·马哈拉泽来调查。科巴事先得到了一个委员的支持，这个委员对这一丢脸案件提供了假的供词。①

①1960年时卡夫塔拉泽叙述自己同领袖的会见。他讲述了领袖进行的种种勾当和挑拨，讲述了在巴统庆祝五一节的情况，讲述了科巴在巴伊洛夫监狱中和在库塔伊西的表现。他在讲述上述情况时在场的有卡夫塔拉泽将近12个朋友，其中有俄罗斯人，也有格鲁吉亚人。（根据A．N．纳帕娃和A．A．贝克的回忆）。

1908年和1909年。巴库。斯大林在1908年被捕并被关进巴伊洛夫监狱。和他在一个囚室的是一个年轻的孟什维克安德烈·维辛斯基，后者是一个有钱的药铺掌柜的儿子。当时，总书记的这个未来的红人每天都要从父母那里收到一篮子各种丰盛可口的食品。科巴马上就同这个有好处的同囚室的囚犯搞在了一起，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分歧。而为了那一篮子美味的食品，那样作是值得的。

1909年秋天，斯大林在第二次从流放地逃跑后，回到了巴库。当时在《无产者》杂志编辑部里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致米哈·茨哈卡雅的一封信（《科致米卡》）幸而被保存下来了。后来总书记未能把这封信销毁，但他却在很长时间中把这封信列为党的秘密文件。在这封信中科巴提到党内所发生的意见分歧时，把它说成是“杯水风波”。他号召相互斗争的各派别团结起来，“缓和布尔什维主义中某些尖锐的论点”，着重指出了经验批判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好的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决议是在科巴参加下，以同样的精神制定出来的。巴库委员会“反对把站在编辑部内少数方面的人‘从我们中间清除出去’的任何措施”（决议的第七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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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0页。——译者注

快到30年代时，斯大林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和向上爬的人。1909年是科巴活动中的一个转折点。高加索对他来说已经显得窄小了。在首都党的领导人中间试验自己力量的时候来到了。但是一次次的镇压妨碍了个人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的接触。1909年3月，斯大林再次被流放，这次是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斯克。1912年2月，他又一次跑掉了。就是在这个时候，科巴同志出现在彼得堡。不过他在首都停留的时间很短：就在4月份接着又被捕了。后来被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

斯大林在索利维切戈斯克流放地时，于1911年1月24日写信给博布罗夫斯基说：“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波’人们自然已经听说了：一方面是列宁一普列汉诺夫集团，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一马尔托夫—洛格丹诺夫集团。工人对前一个集团的态度，据我所知，是表示赞同的。但是总的说来，工人们是以蔑视的态度来看国外的，他们说：‘那些人是在爬墙，他们想爬多少就随他们的便吧，而我们认为，谁重视运动的利益，谁就工作吧，其余的也会自然办到的。我认为，这样做最好。”

这封信当时曾经受到了警察的暗中检查，而在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党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期间，曾于1925年12月间发表在梯弗利斯的《东方曙光报》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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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共党史》196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卷第375—376页。

看来，“杯水风波”好象是斯大林最爱使用的一个说法。斯大林写的各封信中那种好为人师的口气和他那津津有味地谈论政治方面意见分歧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这一点在他的第三封信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封信是写给另一个人的，注明的是另一个日期，信中写道：“这种‘杯水风波’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哲学上的意见分歧吗？是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吗？是组织政策（对待左派孟什维克等人的态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吗？是‘各种各样的我’的自尊心方面的意见分歧吗？你是怎么喜欢上了波格丹诺夫的一本新书的呢？我认为这本书中对伊里奇的某些失误已经非常准确而正确地指出来了。还正确地指出了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伊里奇不顾逻辑上的种种要求（是为了讨好。外交吧？）而竭力掩盖……”①

①同上，第272页；《关于为改进培训历史科学方面的师资所采取的措施而召开的全苏会议》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68页（Э．Ｈ．布尔贾洛夫的发言）。

对权力的渴望。在研究斯大林的智能结构时，不能够避而不谈9·弗罗姆的看法，他认为，对权力的渴望是这个暴虐狂的最突出的表现。对权力的渴望，这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是如同想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样一种没有经过思考的渴望或愿望。他之所以需要政权是把政权看作是一种镇压他人（不管他们同自己远近关系怎样）的工具。马克西姆·高尔基于1918年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过了几个月时，曾经唯妙唯肖地描绘出了这个未来暴君的肖像：“他首先抱怨自己的是，他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还抱怨自己受人侮辱……他象一个多孔动物一样，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复仇的情感，他想要百倍地报复那些侮辱过他的人

他对人的态度就象一个平庸的科学家对待那些被用来进行残酷的科学试验的小狗和青蛙那样。人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材料，这种材料愈是没有什么崇高思想，他使用起来就愈加方便”①

①马·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1918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第30页。

在大量的政治活动家中，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象斯大林那样，竟是如此地一心一意要攫取个人的的权力。在他的手里，权力变成了供暴虐狂享受的工具，变成了真正可怕地侮弄受党和人民拥护的人的工具。权力在他看来意味着万能。当他掌握着权力时，其他一切——思想（在他看来，一切思想都是虚假的）也和目的与手段（在他看来，任何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一样——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他在革命年代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就再也不能遏止住自己了。众所周知，权力使人变坏，绝对的权力则使人绝对地变坏。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于斯大林，因为他在攫取到权力之前就已绝对地变坏了。

奸细。薇拉·施魏策尔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她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自己的丈夫一起服满了流放期，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苏伦·斯潘达良）回忆道，很多政治流放犯都不相信科巴同志，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和奸细。

下面就是她在1931年时向罗扎利娅·泽姆利亚奇卡（当时弗拉基米尔·米柳京也在场）讲述的情况：“当科巴在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来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时，我们大家决定都和他断绝来往，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名声，就是他是一个估恶不俊的阴谋家和无论什么无政府主义行为都干得出的追求名利地位的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的党的范围内，流传着关于斯大林同宪兵队之间存在有联系的说法。后来他所以能以某种方式博得一些流放犯的信任，其原因显然是象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和列夫·加米涅夫这样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由于心灵纯洁，没有想到去怀疑其他同志会去干一种背叛行为。”①

①薇·施魏策尔的回忆，由弗·米柳京转述。

几年之后，当吹捧斯大林的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时，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她向臆造领袖传记的编者们——Ｔ．Ф．亚历山德罗夫、Ｈ．）．加拉克季奥诺夫、Ｂ．Ｃ．克鲁日科夫、Ｍ．Ｂ．米京、Ｂ．Д．莫恰洛夫、П．Ｈ．波斯别洛夫——作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把科巴同志说成了一个卓越的理论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和受到大家尊敬的革命家。根据新的回忆，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时曾把罗莎·卢森堡的一本小册子从德文翻译成了俄文……

1916年12月，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同彼得格勒的工人鲍里斯·伊万诺夫一起应征入伍。他们被护送到结了冰的叶尼塞河下游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奇Qisuu.ｃom书一路上斯大林的表现就好象他是指挥护送人员似的：什么时候停下来休息，在什么地方过夜，这一切都由他来决定。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后，应当把从前的那些流放犯交给军事当局。但是朱加施维里却对护送人员说，他要去见自己的老朋友，他也就这样作了……

党的老战士鲍里斯·伊万洛夫毫不怀疑：科巴是警察机关的一个奸细。①斯捷潘·邵武勉对此也毫不怀疑。邵武勉被人们正确地称之为“高加索的列宁”。他是巴库革命工人公认的领袖，在全体外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斯大林能够容忍这一情况吗？邵武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秘密工作者，但是在1905年时，梯弗利斯的警察机关经过跟踪，终于侦查出了他的踪迹。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①后来在回忆到这件事时对同志们（当时他的几个儿子也在场）说，他被捕的那个秘密住宅的地址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科巴同志。②

①鲍·伊万诺夫的回忆材料立即被放进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之流的赌本”的关得很严实的保险柜里了。但是在此之前有几位诚实的历史学家已经看到了这些回忆材料。

①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是邵武勉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邵武勉和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证词。对斯大林的背叛行为确信无疑的斯·邵武勉向诺伊·若尔达尼亚讲了这件事（见M．沃斯连斯基《名称表》1985年伦敦英文版第72页）。

布尔什维克的印刷所在梯弗利斯郊区的阿弗拉巴尔存在了3年。1906年春，突然来了警察。地下印刷所的工作人员们确信，是斯大林把印刷所的所在地告诉给警察的。因此他们都同斯大林绝了交。社会民主运动的其他一些积极分子们也确信，科巴与印刷所遭破坏有关。阿弗拉巴尔的印刷所被捣毁后不久，即在3月底，斯大林接着就被捕了。对他监禁的时间短得惊人：这位“勇敢的地下工作者”能够在4月10日，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来到斯德哥尔摩。对于这次被捕官方出版的斯大林传记中只字未提。①这又是偶然的吗？……

①沃斯连斯基的前引书第70页。

邵武勉于1908年在巴库的第二次被捕也不象是警察的偶然得手。不管怎样，巴库的工人们把这次行动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革命的地下工作中，斯大林受到了许多严重的不愉快事件的威胁，但随之而来的是把科巴同志再次逮捕之后，又以解救的方式将其流放。据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这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1912年时他住在巴库）证明说，斯大林曾经企图谋害过一个孟什维克。这位受害者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巴库的孟什维克组织，他警告同志们说，科巴是为沙皇的暗探局效劳的。①

①沃斯连斯基的前引书，第72页。

斯大林在从索利维切戈茨克流放地两次逃跑后于1912年4月又一次被捕，这一次这个奇怪的布尔什维克被送到了纳雷姆边疆区。在这里，他来到了一个荒无人迹和没有道路可走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当局的帮助，要想从这里逃脱出去，那是极其困难的。然而他却跑掉了，并于当年10月出现在首都。既然他能够从索利维切戈茨克经过严格的书报检查，向巴黎寄出了下面那么一封信，那就说明：在最革命的革命家科巴同沙皇暗探局之间确实有一种密切而信任的关系z他的那封信是这样写的：“我还有6个月就期满了。期满之后，我将完全听候你们使唤。如果实在需要工作者，我可以立刻离开这里。”这封在直率方面如此可以说明问题的信，是于1910年12月31日从流放地写出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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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01页。——译者注

1913年1月，列宁在波兰克拉科夫召开了中央会议。亚·奥尔洛夫认为，斯大林把克拉科夫会议的详情告知了警察机关。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的马林诺夫斯基这个奸细是暗探局的一个宝贵的情报员。但是即使在这个方面斯大林也不能容许别人处于领先地位。科巴在克拉科夫开完会回到彼得格勒后，向沙皇政府的副内务大臣对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了告密：说马林诺夫斯基实际上是列宁的追随者，他并不忠于沙皇政府，而是忠于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情报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由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留在西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间谍头子亚·奥尔洛夫公布出来了。①奥尔洛夫的供述究竟可靠的什么程度，很难判断，因为他的供述是把内务人良委员部另一个工作人员施泰因的说法作了转述。

①《生活》杂志1956年英文版第4期第23页。

因此，从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斯洛瓦京斯卡娅及其姐姐薇拉的回忆中引用一些片断，是适当的。在党进行地下活动的年代，列宁、加里宁和斯大林都曾到塔·斯洛瓦京斯卡娅的住所里去过。薇拉·斯洛瓦京斯卡娅有幸在档案馆里看到斯大林写给罗曼·马林诺夫斯基的一封信的副本，信中附有叶尼塞斯克宪兵局局长拜科夫上校对这封信的查询情况。“1914年1月4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绝密。现将第578号间谍情报呈上，谨向阁下报告：提供这些情报的是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公开被监视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收信人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罗曼·瓦茨拉沃维奇·马林诺夫斯基。我已采取措施不准朱加施维里跑掉。此信分别向托姆斯克和圣彼得堡作了报告，编号为13、14。拜科夫上校。”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致国家杜马代表马林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你好，朋友，写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又不能不写。看来我从未经受过这种使我感到可怕的状况。钱全花光了，由于天气越来越冷（零下37度），我开始患一种类似咳嗽病的病症，全身一副病态。既没有储备吃的，也没有储备糖和煤油（钱都用在当前的花销上以及购买衣眼和鞋靴了）。既没有这些储备，而这里的一切又很贵：黑麦面包每磅4戈比，煤油每磅15戈比，肉每磅18戈比，糖每磅25戈比。需要牛奶，需要劈材，但是没有钱，朋友。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过冬。我没有有钱的亲属或熟人，我实在是无人可求，所以我才求你，是的，不只是求你，还求彼得罗夫斯基和巴达耶夫。

我的请求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党团至今还有‘用于救济受镇压者的基金’的话，让党团，或者最好是让党团委员会只给我一次援助，这一次援助哪怕给我60个卢布也好。请把我的请求转告齐赫泽，对他说．我也请他把我的请求放在心上，请他不只是作为老乡，而且主要是作为党团主席来关心我。如果这种基金不多，那时你们也许会共同想出另外一种合适的办法。我知道，你们大家，而尤其是你，从来没有闲的时候，但是，该死的我，再没有别人可求，而连一封信都不给你写就在这里冻死，我又不甘心。这件事今天就得办，把钱电汇来，因为再等下去，就意味着挨饿，而我本来就极为虚弱和有病。我的地址你是知道的，请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叶尼塞克省科斯季诺村，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收……我希望万一有什么意外事时你一定保护我，并希望你能设法搞到点稿费来……我等待着从你那里得到我所请求的东西，紧紧握手，吻你，该死的我……问候斯特凡尼和孩子们。问候巴达耶夫、彼得罗夫斯基、萨莫伊洛夫、沙戈夫、穆拉诺夫。难道我注定要在这里庸庸碌碌地度过一年吗……你的约瑟夫。”

还有几封信是写给塔季扬娜·斯洛瓦京斯卡娅的，信都写得很短，但是关于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个政治流放犯的性格却谈得很多。

“11月10日。由于邮路坏了，信在我这里放了两个星期。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有点不好意思写，但是，没有办法——贫困迫使我来写。我现在身无分文，全部储备都用完了。原来有点钱，都用来买防寒衣服、鞋子和食品了，这些东西在这里贵得怕人。现时人们还相信借贷，可往后会怎样，我真不知道……能否让熟人们（如克列斯廷斯基）都行动起来弄到20—30个卢布？或者更多一些？？！”

“11月12日。亲爱的、可爱的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包裹收到了。但是要知道我并没有请您寄一件新的内衣，我只是请您把我的一件旧内衣寄来。而您却花不少钱买了一件新的，但是我舍不得花您的钱，因为您的钱很少。我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您才好，可爱的，最最亲爱的。”

“11月20日。亲爱的，我的贫困情况一小时比一小时严重，我已陷入绝境，加上又得了病，开始患一种类似咳嗽的病。我需要牛奶，但是……没有钱。亲爱的，如果您能弄到点钱的话，请立即电汇来。我无法再等待下去了。”①

①Ю．特里福诺夫《消失》198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60—563页。

20年之后，这个曾经“度过苦日子的”流放犯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领袖，他要来报答“亲爱的”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党内的战友——克列斯廷斯基、索尔茨、彼得罗夫斯基了。他对“亲爱的”塔·斯洛瓦京斯卡娅的亲人们根本不予理睬：等待着斯洛瓦京斯卡娅的女婿的是死亡，等待着她的儿子帕维尔和女儿叶夫根尼娅的是流放……

而那封写给马林诺夫斯基的亲热的、友好的信呢？难道斯大林不曾怀疑过（不曾知道！）他的背叛行为吗？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奸细已载入了史册。他钻进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博得了列宁的信任，搞垮过不止一项重要的事业，出卖过不止一位著名的革命家。难道列宁不是根据他的建议而于1912年1月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把斯大林补选进在巴黎代表会议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吗？要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对俄国的党的工作向中央负责。关于斯大林，关于斯大林的政治活动，列宁知道的很少。所以弗拉斯基米尔·伊里奇在1915年11月请阿·卡尔宾斯基将斯大林这个姓往日内瓦写信告诉他，因为他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把这个姓忘记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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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244页。——译者注

罗曼·马林诺夫斯基和约瑟夫·斯大林。在他们两人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甚至在外貌上也有其共同之处：他们两人那种放肆无礼的、厚颜无耻的手腕勉强地被一种廉价的、演负般的矫揉造作所掩盖，他们两人都一心一意要骑在别人头上。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在性格方面和行为方面——却是不相似的。当二月革命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二职业已成为事”实时（报刊上发表了警察司的证明文件），这个奸细从国外回到了彼得格勒。他在受审判后被处以死刑。在这个人身上还曾勉强地表现出一点人的动机，纵令是并不真实的动机。可是斯大林在其背叛行为被揭穿时是这样做的吗？

在30年代初，斯大林下令逮捕了一位老女布尔什维克瓦·卡斯帕罗娃，她在侨居国外的年月里，同丈夫斯拉瓦·卡斯帕罗夫一起住在瑞士。列宁对斯拉瓦·卡斯帕罗夫这位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评价很高，当他于1917年因肺病而死在异国时，列宁感到很悲伤。瓦里娅·卡斯帕罗娃是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坐一个车厢回到祖国来的。她在1918年时担任巴库苏维埃国民教育部的领导。她了解斯大林为沙皇暗探局服务的情况，于是她在1927—1929年间党的一些会议上不断发言，公开地谴责斯大林的背叛行为。于是总书记便把她列为凶恶的反对派分子，并希望将她摧垮。为此目的，总书记在1936年时派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博尔达耶夫到新切尔卡斯克监狱去看她，因为舍博尔达耶夫在巴库曾和这个女因一起工作过，对她很熟悉。斯大林说：“不要以好的态度对待这个蹲在监狱里的有功绩的女革命家。为什么她要反对党呢？”

总书记一向把自己同党等同起来。但是，卡斯帕罗娃不能够容忍斯大林这个篡权者。她向亚速海一黑海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讲了她对科巴同志罪恶的过去所知道的一切。她拒绝服从他的意志。舍博尔达耶夫回到罗斯托夫后，对一位亲近的同志说：“瓦里娅告诉我的一切，我甚至对你都不能讲。现在，我的末日到了……”①不久，他被召到了莫斯科。他．向总书记汇报了些什么呢？这我们是不知道的。一年之后，鲍里斯·舍博尔达耶夫被关进了列福尔托沃监狱，他向和自己同在一个狱室的罗斯托夫国民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埃京戈夫请求说：“也许您能够幸免于难，那时请把我说的话转告给狱外的人们吧。”于是向他讲了自己从瓦里娅·卡斯帕罗娃那里所获悉的一切。埃京戈夫只是到了1958年才实现了鲍·舍博尔达耶夫的请求。他服满了自己的刑期后，便来到了党的监察委员会。②

①根据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Ａ．Ｅ戈列洛夫写的回忆。

②Ｏ．Г．沙日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1956年，R·莱温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警察司特别部”主任叶廖明于1913年7月12日写给叶尼塞斯克暗探局局长阿·费·热列兹尼亚科夫的一封信：

“绝密。非本人莫拆。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①阁下！

①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是热列兹尼亚科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被行政机关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一斯大林，在1906年被捕时，曾向梯夫利斯市宪兵局局长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间谍情报。1908年时，巴库暗探局局长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一系列情报，后来斯大林来到彼得堡后，成了彼得堡暗探局的暗探。斯大林的工作异常准确，但时断时续。斯大林在布拉格市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并回到彼得堡后，对政府采取了明显的反对态度，并且完全终止了同暗探局的联系。阁下，我现在报告的是谈一下您在进行侦查工作时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请接受我对您的敬意。”这封信的原文后来被转载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这些学者和Д·莱温一样，也把这封信看作是一份真正的文件，但是在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中进行的调查则认为“叶廖明的信”是假的。这个文件没有经得住从17种观点出发所提出的批评。这里只要举出最后一点就够了：根据宪兵团司令部的命令，叶廖明于1913年6月正正日被任命为芬兰宪兵局局长。因此，他不可能作为警察司特别部主任于7月12日发出这封信。

总之，揭露斯大林进行背叛活动的间接罪证非常多，只有一份证明文件，也就是上面这份文件，是假的。在一系列客观材料中都表现出沙皇暗探局对外高加索革命运动的诸领袖中的一位领袖①采取了惊人的容忍态度，你看，暗探局每一次都只是把这位领袖送去进行行政流放，而且他总是能够顺利地跑掉，而且这个逃跑者敢于无所顾忌地回到首都，而且他可以毫无阻碍地去往塔墨尔福斯、斯德哥尔摩、伦敦、柏林、维也纳……

①这是说的“一位领袖”自然指的是斯大林。——译者注

在党的领导人中一直怀疑科巴的政治面目，这不是偶然的。1917年7月的日子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曾躲藏在拉兹利夫湖，当时没有准许让斯大林到那里去。列宁也没有邀请斯大林到他的最后一个秘密住所即玛·瓦·福法诺娃的住所里去。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①对我说，在30年代，当正在创作一本把斯大林作为革命的第二领袖来描写的传奇式的传记时，有人坚持不懈地要她“回忆一下”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是否到她的座落在谢尔多博尔街的住所里去过。但她坚决说实话，她说：“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次也没有叫科巴同志到自己那里去过。”

①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是福法诺娃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只要你仔细地注视一下朱加施维里一斯大林一生的经过，只要你在他通向绝对权力的道路上从一个起点到另一个起点跟踪探寻；你就能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来：这个人即使没有充当沙皇暗探局的有报酬的暗探，而就其信念来讲，从其精神需要来看，他也是一个奸细。谢尔盖·卡夫塔拉泽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向作家亚历山大·贝克讲过斯大林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细节。1904年时，科巴在研究《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一书。“目的是为手段辩护的”这个原则是Ｃ．Г．涅恰也夫这部著作的基础，顺便提一下，剽窃的事，涅恰也夫是能够干得出来的。如今历史学家们认为涅恰也夫精神是一种政治上的厚颜无耻、挑拨离间和故弄玄虚的大杂烩。亚历山大·贝克正确地指出，斯大林极其倾心于涅恰也夫精神。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72年时写道：“涅恰也夫即使不是俄国奸细，至少也进行过这种人的活动。”①这句话多么准确地击中了斯大林一朱加施维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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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98页。一译者注

1923年时，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阿拉姆·伊萨科维奇·伊万尼亚恩作为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在外高加索工作。革命前，他在格鲁吉亚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910年时他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他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有学问的人，性情温和，坦率真诚。有两个儿子的总督邀请他担任精密科学的家庭教师，是毫不奇怪的。给他这位老师规定的月薪是150卢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款额。简朴的和生活上要求不高的伊万尼亚恩几乎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贫困的政治流放犯。

伊万尼亚恩眼满流放期后，回到了格鲁吉亚。1917年时他在彼得格勒被选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1921年），他去到了梯弗利斯。俄共（布）高加索局把他派往亚美尼亚去工作。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担任粮食人民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亚美尼亚贸易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等职务。他回到梯弗利斯后，担任了外高加索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这一更为负责的职务。下面我们从他于1926年7月3日写给党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引证一部分：

“快到1923年底时，作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的全权代表，我的各种相互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使我不得不请求外高加索边疆区委解除我的职务，尤其是根据我当时掌握的情报来看，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不满情绪也开始波及到中央……外高加索边疆区委拒绝了我的请求并通过决议（现将决议附上），委托我亲自将情况转告党中央。

……我来到莫斯科后，立即去拜访纳扎列强，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同志，这次见面的情况使我难以忘记。他走出办公室，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在介绍我时，他问：‘是从沃洛格达来的伊万尼亚息吧？知道……’接下去，他一面同别的同志打招呼，一面讲话。我十分真诚而坦率地承认，我实在是陷入了一种愉快而疑惑的状态中。说愉快，是因为总书记知道了我；说疑惑，是因为当我还根本不知道他是从沃洛格达来的时候，他却知道我是从那里来的。”的确，当时有谁知道他这个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呢？人们知道他是在20年之后他登上了领袖宝座的时候。

伊万尼亚思没有预料到从同斯大林的见面中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他坚持离开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又回到了梯弗利斯。在梯弗利斯，让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工作。在这里并没有立即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在新的岗位上，伊万尼亚思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知识渊博和多才多艺。这时，拉夫连季·贝利亚已经升到了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的职位。有一天，他把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所属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党组织书记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请到他那去，建议她立即把伊万尼亚恩作为一个“辜负了信任的人”开除出党。书记企图为伊万尼亚恩同志辩护，但是贝利亚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指示，建议她考虑一下。一个星期后，贝利亚把书记又叫了去。“喂，怎么样？”——“伊万尼亚恩同志是一位诚实的、学识渊博的干部，大家都敬重他，而且也值得敬重。”——“那好吧，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1926年6月8日，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监察委员会把伊万尼亚恩开除了党。6月21日，委员会主席让伊万尼亚思想到党证还未交，于是他交出了党证。伊万尼亚恩受到的指控是；“1911年他在沃洛格达流放地时，收到了70个卢布，而这些卢布是彼得堡组织根据国外局的建议，汇寄给斯大林同志，供他从沃洛格达逃跑时用的。70个卢布的钱由伊万尼亚恩收下后，却没有交给斯大林，而且钱和有关的电报同时都寄到了伊万尼亚思的名下。”

后来，伊万尼亚恩有机会看到了斯大林的信，这封信是反对这位诚实党员的唯一“罪证”和对这位党员进行难以置信的迫害行为的唯一原因。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会的侦查员菲什金让他看了这封信的原文。现在我们来引证一下斯大林写给外高加索监察委员会委员米尔扎别基亚恩的信：

“我向您告知，根据我的请求（原文中就是这么写一的。——本书作者注），关于您所需要的、与伊万尼亚恩同志有关的一些事实。

1）1911年我以秘密身份住在沃洛格达时，曾应伊万尼亚恩的邀请，在他那里住了两夜或三夜。

2）他（伊万尼亚恩）当时同塔塔里诺夫及其妻子同住在一个住宅里，我也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

3）他（伊万尼亚恩）曾把我安排在（在他那里住了两夜之后）流放犯多列尔那里，在那里我住了两个星期或者两个多星期。

4）中央按照伊万尼亚恩提供的地址给我寄来了70个卢布，作为我逃跑之用，但是这些钱伊万尼亚恩同志没有交给我，而只是把关于寄给我上述数目的钱的电报（电报里去掉了几个字）交给了我，而且伊万尼亚恩同志无论是对于钱的“丢失”，或者是对于电报中去掉了几个字这一事实，都未能作出解释。

后来我到国外来到中央后，得到了全部证明文件，这些文件说明，当时确实是根据伊万尼亚恩提供的地址，经沃洛格达给我寄去了70个卢布，这些钱并没有丢失，而是由收件人在沃洛格达收下了。”

这封信像是一个宗教学校的学生写的似的，写得很详细，但是缺少起码的逻辑。信的原文本身就包含着对这种谮言中伤的驳斥。这个预谋犯把钱据为己有之后，又把“丢掉了”几字字的电报出示给受害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预谋犯呢？而这在斯大林的诬告中还并不是唯一的荒唐行为。这件事与一些特殊情况有关，对这些特殊情况需要着重地研究一下。

斯大林流放在一个遥远的村庄，当他服满了流放期时，他作了逃跑的打算，接着他便秘密地来到沃洛格达。当他出现在伊万尼亚恩的住宅时，他应当想象到给予他以殷勤的招待这一点将会给主人（而且不只是主人）带来各种可能的后果。一旦事情败露，所有在沃洛格达登记了户口的同志都必然要遭殃，对流放犯规定的制度必将更加严格。伊万尼亚恩可能受到怀疑，怀疑是他帮助斯大林得以逃跑的，那样的话，他就会陷于无处存身的境地，政治流放犯们就会失去物质上的支持。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看看斯大林的这封信。由于这封信，伊万尼亚恩被开除了党，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驳回了他的上诉。

让我们从伊万尼亚恩于1927年4月2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所作的声明中摘引一部分来：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斯大林同志的信，没有其他任何指控材料。因此，这里要对起诉书同指控材料之间极其严重的不一致情况加以彻底考察，是并不困难的。这里，出于我所不能理解的打算，竟然进行了令人不能容许的弄虚作假，这种情况至今无人加以揭露，也没有得到纠正。

在梯弗利斯审查我的案件时，没有把斯大林同志的这封信出示给我看，因此我没有可能及时了解信的内容，并对向我进行控告所提出的说法作出反应。在今年4月1日举行的党委会全体会议上，我已在口头上对这一点提出了抗议。现在，在把这一点告知您时，我请求您命令对我指出的事实进行调查。”

自然没有人去听取伊万尼亚恩的论据，而对他的案件所作出的一切毫无法律根据的决定依然有效。因为这时候总书记已把党的监察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外高加索驻莫斯科代表机关的代表捷尔一加布里耶良却收到了如下一封信：

“我们这一批人，从前曾经流放在沃洛格达，现在有些人住在莫斯科，有些人则是坐火车从外地来到这里的，我们要报告如下一些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在1910—1913年间同我们一起流放的我们的伊万尼亚恩同志受到了控告，说他在这个期间曾把别人的70个卢布据为己有。根据这一控告，伊万尼亚恩同志已被开除出党。

我们认为指出以下情况是我们在道义上的责任。

首先，我们这些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同伊万尼亚恩同志非常接近，非常友好。经常的见面和共同的生活使我们有可能近距离地对他进行观察，并确认他具有一个爱交际的、有文化修养的、关心人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所具有的那些品质，是这些品质在整个流放期间把我们吸引到了他的身边，他的这些品质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虽然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中一些人后来未能和他相见，但是他在流放地的生活情况我们却是知道得相当详细的。

他作为一个数学教员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他很容易地从各方面得到了教课的机会，教课使他得到了一大笔收入。他把整天的时间几乎全都用在了教课上，从而使他得到很可观的收入，但他绝毫也没有脱离流放生活。

我们知道，他对政治性的红十字会进行了广泛的帮助，这种帮助并不属于交纳会费的范围。我们知道，他曾以如下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同志，这就是为他们找到教课的机会，或者是把自己教的课转让给他们。有些流放犯（如塔塔里诺夫、阿纳尼耶夫、季霍米罗夫）从他那里直接得到了帮助。他的生活方式和所有其他流放犯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也是极其简朴的。他是流放犯中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据我们所知，流放犯们对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是一种亲近的、同志式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他是绝对不可能于出把别人的70个卢布据为己有的事的。我们认为，这无论从道德方面来看，或者从物质方面来看，都是不可能的：就道德方面来看，由于他具有公益心以及他对流放犯们所采取的高尚态度；就物质方面来看，由于这笔款额微不足道，按他每月收支的情况来看，这么一点钱是不能够引起他的兴趣的。

我们确信，伊万尼亚恩同志与这一舞弊行为或者说与由70个卢布所产生的误会，是毫不相干的。”

在信上签名的有：H．塔塔里诺夫、B．文格罗夫、A．阿纳尼耶夫、帕拉莫诺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1902年入党的党员）、洛巴诺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1907年入党的党员）、巴尔斯基·鲍里斯·叶夫根耶维奇（1918年入党的党员）、H．H．阿斯塔菲耶夫、M．H．南措夫。

这些老党员们集体写的这封信没有能够帮助伊万尼亚恩恢复公道，这正如亚美尼亚党中央对中央监察委员会侦查员菲什金提出的询问所作的下述官方答复一样：

“伊万尼亚恩同志在整个工作期间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工作者所具有的品质。卓越的组织才能使他脐身于亚美尼亚最积极的经济工作者之列。领导同志们对他的态度是很好的

他在亚美尼亚期间没有受过任何党的处分……他在亚美尼亚工作两年之后，被提升去担任外高加索范围的工作，即被任命为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我们无论在亚美尼亚或者在梯弗利斯关于他所听到的，尤其是从米亚斯尼科夫那里关于他所听到的，全是好的评论。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阿米尔汗诺夫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尔季克亚恩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波戈相

亚美尼亚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巴良

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约安尼相”

最后，我们再引用一个证明文件。1936年7月7日，伊万尼亚恩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自己在流放地的社会活动并列举了同志们提供的许多证据。他不记得在沃洛格达同斯大林见过面，但是，既然塔塔里诺夫夫妇记得他们见过面，那他也不怀疑有过这种事。信中写道：

“虽然令人痛苦的、折磨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10年，但是我和过去一样，仍然坚决地断言：汇给您的那70个卢布我没有见到过，没有收到过，更没有据为己有。

也许我当时同您还不很熟，但是汇的那笔钱我毕竟没有收到过。如果有人把我的声明理解为玩弄手腕的话，那么我发表如下一个声明岂不是一个更好的手腕了，我的声明是：‘是的，我的确认识斯大林同志，曾经帮助他在自己那里和一个同志那里躲藏过，但是任何寄在我名下的汇给斯大林的钱，我并没有收到过。我既没有收到过钱，更没有把钱据为己有。’

……我很快就到50岁了，而一个令人痛苦的控告却笼罩在我的头上……

请您收回您对我的控告，不要说我把汇给您的70个卢布据为己有，并请您帮助我恢复党籍。

无限忠于您的阿·伊万尼亚恩。”

伊万尼亚恩由于指望总书记能发慈悲，便把这封信寄到了莫斯科。但是在1936年11月17日对他下了逮捕令。当时去到他住宅里逮捕他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个特务，他们在伊万尼亚恩的家里只遇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17岁的尤里和12岁的柳采塔。一个特务便到伊万尼亚恩的工作单位执行委员会去找他。几张铁床、一张普通桌子、几把椅子和角落里放的一个木箱子——这就是他家的全部家俱。还有许多书——这是他家的唯一财富。特务们看到伊万尼亚恩的妻子时，她正在熨平洗净的衣服。当留在家里的另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走进厨房时，看到尤里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放有父亲的私人文件和许多照片的文件夹，接着把这个珍藏的文件夹放到凳子上一摞衣服的下边。这时父亲被带来了。两个特务当着他的面对住宅进行搜查。阿拉姆·伊萨科维奇①被准许同艾卡努什·拉扎列夫娜②和两个儿女互道再见——这在那个难以形容的时代里是偶然表现出来的一种人道——接着就被押走了。

①阿拉姆·伊萨科维奇是伊万尼亚恩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文卡努什·拉扎列夫娜是伊万尼亚恩的妻子。——译者注

领袖的食指一天也没有离开伊万尼亚恩。很快就对他作出了判决：剥夺自由5年，把这个“人民的敌人”送到难忘的沃洛格达——正是那里——的集中营……在1937年底，他被紧急地押回了梯弗利斯。因为在集中营里死去要等很久所以才将他押回。文卡努什·拉扎列夫娜立即带上犯人的用品去到了监狱……这一天是12月19日，她毕生难忘。狱方回答她说，伊万尼亚恩不在他们那里。也许是这位不幸的妇女未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对进行镇压的罪魁祸首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她便于12月21日被捕了，这一天是总书记的诞辰。一个星期之后，阿拉姆·伊万尼亚恩被处以死刑。他的遗孀在经过了集中营的监禁之后，回到了梯弗利斯。给她的监禁期限不长——8年，但她不得不服满10年的刑期。

死者的女儿柳采塔在1956年时去找季娜伊达·加夫里洛夫娜·奥尔忠尼启则①，后者给米高扬打了电话，但米高扬借口忙拒绝帮助。于是谢尔戈②的遗孀给总检察长鲁登科互通了电话，并同柳采塔一起去见他。鲁登科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查问了伊万尼亚恩的案件，让两位来访者看了各种证明材料。③原来，伊万尼亚恩并无任何罪过。

①季纳伊达·加夫里洛夫娜·奥尔忠尼启则是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的妻子。——译者注

②谢尔戈就是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译者注

③这些证明材料现在保存在伊万尼亚恩的女儿柳采塔和儿子尤里的私人档案里。

……就全国的镇压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小小的不幸事件，但是一个奸细的真正本性却在这个事件中暴露无遗。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一个宗教学校的同学说，1889年秋，当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被宗教学校开除时，他向校长出卖了一个秘密小组的全体成员。他们继告密者①之后也都被学校开除了。有人倾向于用一个20岁青年的急躁解释这一行为。但是我认为这是这个暗探一奸细②十分自觉的告密。就其本性来讲，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进行地下斗争的年代，他就是这么做的。早在1908年他蹲在巴伊洛夫监狱里时，他就在挑拨斗殴和制造冲突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能，而在他这样做时每一次他都能够巧妙地使自己躲藏起来。③

①告密者即斯大林。——译者注

②暗探—奸细指的自然是斯大林。——译者注

③C·韦列夏克《斯大林在狱中》1928年巴黎俄文版第22—24页。

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纷纷被捕，警察对秘密会议的不断围剿，秘密接头的住宅屡遭破坏——在这类事件的幕后，能够看得到科巴一斯大林这个追求功名利禄的冒险分子和奸细在起作用。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国内战争时期，他都是这样一个人。1902年时他在波兰战线上的背叛行为就是那一类行为中的一次。

他在夺权斗争中以及后来在其实行专制的年代所经常进行的那些反党奸细行为，都和科巴在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一脉相承。因此，可以把约瑟夫·斯大林的一部传记加上这样一个标题：《一个政治奸细的言行录》。而这样做将是正确的。

关于斯大林在性欲方面的淫乱行为，那是人们都相当清楚的了。我曾经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约瑟夫·斯大林的剧院》的特写，他在这篇特写里，既是作为一个丑角演员出现，又是作为一个科学和艺术的保护人出现。①

①《戏剧》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8期。

科巴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时，曾经强奸了房东的一个13岁的女儿。宪兵根据女孩父亲的控告，对科巴的行为按刑事案件来处理。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不得不作出保证同受害的女孩举行婚礼。第一个婴儿生下来时是死胎，后来出世的是个男孩。①稍后，他在莫斯科受教育和工作。

①И．谢洛夫于1962年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有关这个案件的许多证明材料（根据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还见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1969年纽约俄文版第381—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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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斯大林是怕死鬼

●斯大林是如此的“演说家”

●斯大林的粗野

●斯大林的儿女

●斯大林的面貌

●斯大林的流氓行为

●斯大林的偷窃和抢劫行为

●斯大林并非是一个精神错乱者

●斯大林给人以强烈印象

●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之死

怕死鬼。1918年，察里津防线。篡夺了军权的斯大林只去过一次前沿阵地。为了保护自己个人，他从作战的阵地上调回了一辆装甲车，以便在其大炮的掩护下，用漫不经心的目光扫视堑壕线。克里姆·伏罗希洛夫曾经有机会在作战的环境里看到过伟大统帅的表现。斯大林的胆小怕死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曾建议伏罗希洛夫元帅向代表们讲一讲自己对当年战场上所见情景的回忆。但是总书记的这位助手拒绝了。莫非是因多年为总书记忠心服务而产生的羞耻感还没有在他的心中消失？

关于为保护领袖以及保护他的办公室、住宅和别墅所建立的一段制度，关于在公用的地铁路线下面专门为领袖个人铺设的一条地下隧道，关于对领袖的食品进行的极其细致的检查以及关于领袖用餐时的那一套程序，——对这一切可以写出整整一部专门著作来。

1931年时，莫洛托夫、什基里亚托夫、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每个人都在索契自己的别墅里休养。不远处是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工作人员们住的一座小房子。上面是斯大林的一所孤零零的别墅。有一天晚上，战友们相聚在莫洛托夫那里，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在忙着照料一切。客人们按照格鲁吉亚的习惯，都没有带妻子来。大家都到齐了，都等着斯大林本人。这时入口的门砰地响了一下。波林娜来到了走廊里，看到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在安装着保险电丝的护板上闪耀起了火花放电，这意味着危险开始来啦。斯大林看到在天花板下闪耀的火花后，急忙跑到院子里，他把司机叫来说：“快点，咱们走吧！”……客人们在等着总书记，别墅的主人莫洛托夫也在等着总书记。而在走廊里目睹了那一情景的波林娜不知道该如何向大家解释领袖的突然溜掉。①

①引自П．Ｃ．热姆丘任娜的《回忆录》。

安娜·阿利卢耶娃叙述了斯大林患病时的情况。斯大林只要稍微感到有点不舒服，而且即使体温表表明他的体温只是接近37．5”，总书记就光着身子穿上毛皮大衣，头上戴上冬天的帽子，躺在床上。他嗓子发干，声音嘶哑，哼哼唧唧，抱着头，闭上眼，好象他的生命已经陷于垂危状态似的。①

①根据Ｋ．Д．纳扎列强的转述。

1928午。《工人莫斯科报》的责任编辑鲍里斯·沃林在受总书记接见时，想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来。斯大林立即作出了反应：他抓住对话者的手，让对方走掉了，尽管他确信，来访者身上并未带武器。沃林把所发生的情况告诉了编辑部特种部队的首长。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总书记是怎么啦？为什么斯大林同志那么害怕？”①而斯大林毕生都是害怕的。他身上从来没有离开过手枪。而对其他的人，他则禁止他们携带武器。他规定对所有的来访者都必须进行搜身。

①引自И·Ｍ·格龙斯基的《回忆录》

1941年6月22日①。总书记认定，“这一天是末日”。“列宁所创建的一切永远丧失啦！”——赫鲁晓夫记得斯大林讲的这句话。苏联驻英国大使И．Ｍ．迈斯基在1964年写道：“从德国入侵的那一时刻起，斯大林就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什么人都不见，也不参加对国家事务的任何决策……苏联各驻外国大使在如此危急关头得不到中央的任何指示。”②

①1941年6月22日是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苏联的一天。——译者注

②И．Ｍ．迈斯基《一个苏联大使的回忆》，载于《新世界》杂志1964年俄文版第11期第162—163页。在1965年莫斯科出版的迈斯基写的一本书中没的这句话。

是的，斯大林向全世界表现出了极端的惊慌失措和极端的胆怯。这位各个时期的最伟大的统帅竟然没有率领团队进行过一次战斗。他害怕出现在前线。他只冒过一次险，那就是有一次他来到距离前沿阵地还有400公里的地方同加里宁战线的司令И．Ｃ．科涅夫会见，会见的唯一目的是向历史作出指示性的宣布：“要在春季到来时准备发动一次决定性的进攻。”斯大林害怕出国。1943年秋，预定斯大林同邱吉尔在卡斯帕湾会见。但是到时总书记借口太忙没有去：你要知道他这时已开始较频繁地访问作战部队。另外一次是他拒绝同邱吉尔和罗斯福会见，这次他又找到了借口，说是由于前线的局势不好，还说，会见当然是合乎愿望的，但问题是近来他开始日益频繁地害病。不久前，他从前线归来后生病啦。过去他患流行性感冒，一两天就痊愈了，这一次却长达一个半星期到两个星期之久。对这一点莫洛托夫立即就加以确认：是的，是的，斯大林需要保护自己的健康！①

①《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英关系》（1941—1945）198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卷第173页。

在1946年进行竞选活动过程中，斯大林在大剧院发表演说。正当选民们高度集中注意力听他演说的时候，演说却急速地结束了。发表演说的人突然间不见了。刚才还在讲台上嘛，可现在却没有了……原来总书记麻利地蹲了下去，并以这种蹲着的姿势几乎是从地下，惊慌不安地向上看着顶层楼座的观众，同时向讲台的侧壁外边躲去。因为在顶层楼座上有一个人公然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只步枪似的东西。他直接瞄准了总书记。这时一群保卫人员冲上了顶层楼座。恐怖分子原来是记录影片的一个摄影记者，他手里拿的近似武器的东西原来是缴获的电影摄影机及其配件。领袖又在讲台上就了位，并在与会者那喧嚣的欢呼声中结束了演说。后来，当斯大林听了对情况的报告后，他下令不要惩罚这个惹祸的摄影记者。①

①引自Ｍ·Д·沃尔平的《回忆录》。

如果回忆一下斯大林是多么煞费苦心地、多么有计划地和顽强地把自己个人加以神化，就会不由得要问一下：他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对荣誉的渴求吗？这里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呢？

如此的演说家。1920年4月23日，莫斯科党委会为列宁的寿辰举行了一个晚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50岁了。他本人没有出席晚会。采访记者报道说，只是在休息之后才把他用车送来的。在晚会上发言的有高尔基、奥里明斯基、加米夫、卢那察尔斯基……“斯大林得到了发言的许可，他是从开展地下工作时期以来不曾被人代替过的中央委员，是一个任何一种话都讲不好的格鲁吉亚人……正是斯大林根本不一善于讲话这一情况使得他的发言十分有趣，甚至非常吸引人。”①

①《共产主义劳动报》1920年4月25日。

1934年5月1日。斯大林为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们发表演说。这位科学泰斗通常发表的演说是：“让我们为科学事业而干杯。我们不是为……的科学干杯，而是为……的科学干杯。”——接下去是同样的语体。虚假的简练，令人厌烦地重复那些内容空泛的命令式的话语和口号式的句子。还有他那用糟粕性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天才特征……

斯大林在发表口头演说和书面演说时总是采取一种令人极其难以忍受的简单化的态度，他对任何意见都绝对不能忍受。阿·科尔曼证明了这点，他保留了一张至今人们可以看得到的总书记在20年代末拍摄的照片。阿尔诺什特·科尔曼于1931年3月以前曾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在他逝世3年后发表的《回忆录》中，他描述了同斯大林的几次会见。

在1920年秋季的一天，科尔曼带着一捆送往仓库的新书，坐上电梯，到四楼自己的那个部门去。总书记紧跟在他的后面走进了电梯间。科尔曼写道：“斯大林象往常一样，穿着靴子和弗伦奇式军上衣，大概仅只这些他也就很象画像上画的那样了。灰色的弗伦奇式军上衣同这个人那略带灰色的面孔相配合。他的个子没有我高，背驼得很厉害，他的身材不象画像上画的那么高大，那么均称，而当时的那些画像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显得很漂亮。我注意到，他的靴后跟过分的大，这对他并没有多大帮助。他的面孔不平整，并不象照片上经过修描后的那样，而是满脸都是高低不平的很难看的大麻子。两只眼睛一点也不大，而是很小，躲藏在很窄的两条缝隙里。头发和胡子有点发亮，但不是本来的黑色。虽然他当时才50岁，但他显然是把头发和胡子都染了色。

斯大林对我端详了一阵，简短地问我：‘您在这里工作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作了自我介绍。他没有给我打招呼就从我的一捆书中随便拿起了一本，然后又拿了一本，走马观花地翻阅起来，最后把书还给了我，并以特别明显的鄙视态度不客气地说：‘都是一些教学书！’此外，他就再也没说什么了。到四楼时我走出了电梯，他上到五楼。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奇怪的、不愉快的感觉，虽然有这种不愉快的失望感觉，但我当时却不能将其简单地表述出来。”

第二次见面是一年之后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科尔曼被选进了编辑委员会。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帕维尔·列别捷夫—波良斯基。科尔曼写道：“在代表大会的第二天，我碰上了值早晨的班。在开会之前，我从女速记员那里拿来了斯大林前一天作的报告的记录。在他的演说的开头部分，立即映入我的眼帘的是一个使人感到很古怪的句子。我虽然无论在学校里或是在自学中从未研究过俄文的句法和语法，但是由于我读过一些文艺作品，所以我毕竟在语言方面具有了一定的鉴别力。象他这样写法，俄文上是不这么说的。这么写法，我是无法捉摸到它的意思的。

我走到列别捷夫—波良斯基跟前，让他注意一下这个表达错误的地方，他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对他说：‘应当让斯大林同志看一下这个地方，让他改正一下。’但是列别捷夫—波良斯基吃惊地向我摆了摆手说：‘算啦，算啦，您可什么地方也别去！’。我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知道也许会是女速记员记错了呢。要知道这样发表出去是不行的。’所以当斯大林刚一出现在大厅时，我就登上讲台走到他跟前，对他大致说了下面的话：‘您瞧，斯大林同志，这里，在您的发言的速记记录里，从语言角度来看，有一个表达错误的地方……也许是女速记员记错了。请您拿去看一下。如果允许的话，明天早上我再到您这里把速记记录取回来。’斯大林仔细地审视了我一眼，拿起了速记记录，漫不经心地说：‘好！’。第二天，还在在开会前，我登上讲台，又走到斯大林跟前，问他：‘斯大林同志，速记记录您看过了吧？’他把速记记录递给了我，很不客气地说：‘就这样保持原样吧！’”。①

①阿·科尔曼《我们不应当这样生活》1988年纽约俄文版第162—163页。

粗野。这件事是共青团前巴伊洛夫斯基区委书记彼得·莫日诺夫1949年在叶尼塞斯克流放地时告诉同志们的。30年代莫日诺夫在巴库工作时，从一些老工人那里偶然得知：这里住着一个老头子，1908年时科巴同志曾租他家的房子住过。彼得·莫日诺夫是一位典型的共青团的领导人，活泼好动，为人热情，他清楚地想象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工人是怎样把积极分子们集合起来（当时能够从其他各地区把小伙子们请来参加），向共青团员们讲述对领袖的回忆的。

他们找到了一座小房子，莫日诺夫带来了区委的许多青年人。但是老头子同妻子立即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他们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什么也不记得。青年人，有人对你们讲了我们许多谎话。”总之，共青团员们被逼走了。彼得认定：“不，这里有些情况不会是这样。为什么这位老工人要欺骗我呢？”书记等了几天，然后买了一瓶酒，一个人向那座朝夕思慕的小房子走去。这一次两位老夫妇完全用另一种态度来接待他。女主人为他备了下酒的菜，她自己也喝了少量的酒。他们在桌旁便谈了起来。老头子说：“那天你为什么带来了那么多人？难道这样可耻的事能当着众人揭露出来吗？是的，1908年时科巴本人和他的妻子凯托曾在我们这里住过……你听着，他算是一个什么革命家呀？他是一个坏蛋，败类！凯托当时已经怀了孕，可他却用极难听的话来骂她，用脚踢她的肚子。我同妻子常常保护她，她后来得了肺病。当科巴喝醉酒回到家来时，总是用最下流的话骂人。”老头子一口喝干了自己的一杯酒，难过地说：“你听着，你们是弄了个什么人来当自己的领袖呀！哎呀呀……”彼得·莫日诺夫无论对谁什么都没有讲。他在到叶尼塞斯克流放地之前对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

斯大林的儿女。斯大林同第一次结婚后生下来的大儿子雅科夫之间，形成一种互不和睦的关系。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生的儿子瓦西里长大后成了个贪淫好色之徒和流氓，他作为一个大酒鬼结束了自己的一生。30年代斯大林在索契休养时，时常惩罚瓦西里，甚至揍他，但是斯大林很快就不这样对待瓦西里了，虽然他酒醉时常常发火。

总书记对自己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似乎给予了父亲般的关怀。这里有他写给20岁的女儿的一封信：“小女主人！你的信和明信片收到了。你没有忘记爸爸，这很好。送给你一些石榴苹果。过几天再给你送些桔子。吃吧，高高兴兴地吃吧！……对瓦夏，我什么东西也不给他送，因为他学习得不好。这里天气很好。因为小主人不和我在一起，有点寂寞。好，再见！我的小主人。热烈地吻你。小主人谢坦卡的好秘书可怜的约，斯大林。1935年10月8日。”①

①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仰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66、168页。——译者注

他在其他一些信里也是这么装模作样，表现出一种不自然的抚爱。当斯维特兰娜长成大人时，斯大林便对她放纵其专横暴虐的性格来。他粗暴地干预她的私人生活，按照自己的喜爱，把一个她不喜欢的人强加给她作丈夫。

斯大林由一只小狼长成为一只大狼，但他却不去找狼群。他确信只有自己才是命运的宠儿。由于他经常被那些谄媚奉迎的助手们所包围，所以他自己并不知道，实质上他是一个孤独的人。斯大林对谁都不相信。他有人数众多的仆人般的战友，但是他不同其中任何一个人结下友谊来玷污自己。不过斯大林远不是在任何时候和对任何人都是一个冷漠的人和凶狠的人。他善于在善意和真诚友好的掩护下来隐藏自己的真面目。如果情况需要的话，他也能够对其所需要的人阿谀奉承。我们记得，他曾经怎样企图把布哈林拉到自己一边，后来又企图把托姆斯基……拉到自己一边。

阿谀奉承经常是阴险狡猾的伴侣。当你了解了他在国内战争时期与别人来往的书信之后，你就会想到这一点。1918年8月21日，斯大林由察里津给“亲爱的列宁同志”寄去了一封信，请求火速给他派去几艘驱逐舰和潜水艇。这封信的结束语是具有代表性的：“我的敬爱的和亲爱的伊里奇，握您的手。您的斯大林。”①

①《军事历史》杂志1939年俄文版第5期第三页。

面貌。在警察机关的档案里至今还保留着对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特征的描写：“这是一个普通人……体格很平凡，黑黑的面孔上布满了小麻点。”①但是这个“普通人”却能够使很多当代的人对他产生特殊的尊敬……在很多宣传画、画像和照片上，看起来他像是一个巨人。实际上他的身高只有1.62米。真的，在陵墓上有人在他的脚下放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凳子。操心作到这一点的是私人卫队长保克尔。总书记总是回避在个于高的人旁边摆姿势。但是要知道，脑门是隐藏不起来的……当列宁的一位老朋友潘捷莱蒙·勃柏辛斯基问妻子是否给总书记打了电话时，他既没有提官衔，也没有提名字，而只是把两个稍微离开一点的手指紧贴在脑门旁。在这个传奇式的革命家的家里，全家人都知道，在谈到那个窄脑门的人时指的是谁。

①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民主党，特别处，1905年，卷宗167，第4—36张。

童年时就残废了的左臂，麻子脸（天花的痕迹），矮个子……这一切身体上的缺陷，再加上精神上的残缺，就足以给人们以凶狠的感觉，而在某种情况下，能够使这种感觉达到极点。这种情况也确实发生过。

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米哈伊尔·梅塔利科夫在1931年春天时向同志们诉苦道：“对斯大林同志我该怎么办呢？他的那些牙齿坏极啦，都是些蛀牙、黑牙、往里弯曲的牙。从嘴里散发出一种腐烂味……不管你请求他多少次，他都不同意去找口腔科专家。甚至不想把牙齿上的牙垢去掉。”梅塔利科夫决定同阿韦尔·叶努基泽商量一下，因为当时医疗卫生局归他管。在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参加下，他们3人对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总书记刚一打算到索契休养时，就向津济诺夫卡那里的别墅派去一个牙齿非常好的厨师。由他专门负责检查口腔情况。因此每当总书记在饭桌旁坐下时，他就把自己的牙齿露出来，并已说：瞧，在莫斯科有一个多么高明的医生在那里工作……

总书记从索契回来后，梅塔利科夫便把厨师叫了去。厨师对天发誓说，他每天都要在斯大林面前重演一次夸奖牙科医生的情景。于是当总书记的兴致还没有冷却下来时，他们就立即向他的家里派去一位口腔科专家。但是事与愿违：斯大林坚决拒绝他的服务。①

①根据A．B．斯涅戈夫的证词。

1937年，阿韦尔·叶努基泽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被指控犯了各种各样的罪过。由于医疗卫生局归他管，所以也应当把医疗卫生局局长除掉。这就是原因吗？这就是根据吗？这不过是总书记的愿望而已。问题在于：斯大林有时候并不鄙视那种肮脏的勾当——他常常亲自去干那种政治上的挑拨离间行为。在政治局的一次例行会议上，当讨论完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后，主人声称：“我得知，在克里姆林宫的门诊部，我们敬爱的李可夫同志为找医生，竟被迫排队站了整整一个小时。为什么这样作呢？啊？这是谁的罪过呢？他毕竟是从前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嘛……这是不道德的。我建议成立一个党的委员会把情况弄清楚。”

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瑙姆·拉比切夫。犯罪过的人——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医疗卫生局局长梅塔利科夫——立即就被找到了，并被解除了职务。下一步紧接着就是加以逮捕等等，这也是很自然的，①总书记一箭三雕：既表现出对一个失宠者善意的和诚挚的关怀，又除掉了叶努基泽安置的一个人，同时还对医疗卫生局这个部门进行了清洗。

①И．Ｍ．格龙斯基的回忆。

流氓。1926年。6月间，斯大林同米高扬一起来到梯弗利斯。他们下榻于加诺夫街（现为塔比泽街）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寓所。客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喝呀，吃呀，唱呀……总书记唱了一只极其低级下流的讽刺歌。坐在桌旁的有一些妇女，其中有受过良好的欧洲传统教育的玛丽亚·普拉托诺夫娜·奥拉赫拉什维利。奥尔忠尼启则的妻子季娜伊达·加夫里洛夫娜请求改变一下娱乐方式，但是谢尔戈没有同意。最后，他作出了决定，便对着她的耳朵低声地说了些什么。于是她的面孔变得鲜红鲜红。①

①引自季·加·奥尔忠尼启则的《回忆录》。

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斯大林把12位元帅召集到他那里。主人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坐在他们旁边，但是她偶尔地离开坐位走进厨房。在例行的干杯之后，对元帅们的阿谀奉承感到厌烦的大元帅问诸位元帅：“你们知道谁现在……她吗？”斯维特兰娜勃然大怒，急速走出了房间，跟在她身后的是父亲那淫猥的一笑。①科巴无论就性格上讲，或者就思想上讲，都是一个流氓，他一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始终是一个流氓。

①Ｂ．И．崔可夫元帅的证词。

20年代末，有一次斯大林在加格拉休养。他的别墅座落在一个山坡上，靠近齐赫尔夫河河口。午饭后，他同客人们一起走进一个花园，把他们引进一个芬芳馥郁的蔷薇花坛。在花园小门旁，一个客人在告别时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天气这么热，您却穿着长筒靴……难道您不嫌热吗？”的确，浅褐黄色的茧绸衣服同乌黑的长筒靴是无论如何也不协调的。总书记回答道：“你要知道长筒靴是很方便的东西，也是很需要的东西，它可以用来打一个人的颧骨，打得他牙齿都掉下来！”说完就笑了起来。①

①Ａ·Ｂ·斯涅戈夫的证词。

他的长筒靴并不是随意制作的一种鞋子，也不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的表现。他穿的长简靴是他的生活的一种象征，是他的肖像的一个零件。1918年时，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占居了一所住宅，他看到外厅里有一面大镜子，便说：“谁需要这些贵族的玩意？”于是便抬起长筒靴，一脚踢在玻璃上。①儿子瓦西里在学校不好好学习，但是老师们却不敢给他打两分。有一次总书记来到了学校，请学校更严厉地管教儿子。在家里他把孩子打倒在地，用长筒靴踢个不止……女儿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①引自雅科夫·朱加施维里的《回忆录》。

1934年。12月2日。总书记用长筒靴把杀害基洛夫的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踹倒在地板上。

……领袖只有一次背叛了长筒靴。他在攫取了大元帅的称号后，穿上了一身带有许多金星和其他一些勋章的军服，坐在一大批军事长官的中央照相。他坐在朱可夫和托尔布欣两位元帅的中间，两条腿叉得很宽，优美地稍微眯缝起眼睛，钻石星在松软的重下颏下面闪闪发光。大元帅斯大林终究是一个江洋大盗。

阴谋家和奸细，唯利是图者和蛊惑家，拥有赫赫权势者和刽子手，流氓和伪君子——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多方面的人。同时他还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在纳济姆·希克梅特看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斯大林的愚昧无知和平庸无才表现在他的全部活动中。与此相反，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则虔诚地相信：领袖的英明是无庸置疑的。这两位作家是朋友，但在对斯大林的看法上却存在着如此鲜明的对照。

而斯大林，不管他在公众面前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他都始终是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过去，特别是对于他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时有关的一切，他都竭力加以掩盖。一位从前的流放犯，彼得堡的工人，从外省来到莫斯科。他对老相识亚·彼·乌兰诺夫斯基说，他指望能见一见总书记。“你相信他会接见你吗？”——“我不怀疑，因为我们过去同他一起流放过。”几天之后，乌兰诺夫斯基见到了这个工人。“怎么样，斯大林接见你了吗？”来人挥了挥手说：“哎呀呀！……您们这里的人全都那么高傲自大……他甚至连同我谈话都不想，这就是科巴同志。”这事发生在列宁在世时。当时刚开始发迹的总书记还没有消灭自己在流放地时的同志。他开始追捕他们是稍后的事……首先逮捕的是乌兰诺夫斯基的妻子娜捷施达·乌尔科夫娜。乌兰诺夫斯基夫妇是两位富有经验的侦察员，同里哈德·左尔格一起工作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①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时认识科巴同志本人，便冒险去找当年的科巴。他请总书记挽救自己那毫无罪过的妻子。然而乌兰诺夫斯基立即就被请进了卢比扬卡街。他坐完了10年的禁闭后，又坐了10年禁闭。后来他回到了莫斯科。乌兰诺夫斯基于1971年去世。他来得及谈了很多情况。

①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是乌兰诺夫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偷窃和抢劫。1913年5月，约瑟夫·杜布罗温斯基在叶尼塞逝世了。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革命家，他死后留下来的个人藏书成了政治流放犯们的共同财富。但是这时斯大林来到了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科斯季诺村。在1914年初，他被流放到北方更远的一个小村库列伊卡。不久，政治犯们得知：科巴同志把杜布罗温斯基的所有书籍据为己有，全带走了。菲力浦·扎哈罗夫到库列伊卡去找斯大林。“斯大林对他的态度就好像沙皇的一个将军对待一个敢于向自己提出某些要求的普通士兵那样。”①

①特里福诺夫《黄火的回忆》196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7—48页。

未来的总书记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自己的盗窃生涯，当时他盗窃的是那个商人家中的财物。他偷走了很多银子，所以他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忘记贫困。米博尼亚这位老孟什维克是哈萨克斯坦集中营的一个终生的囚徒，他在1943年时谈到，在索索出生的地方，很多人都记得这位后来的总书记当年的那些偷窃和抢劫行为。①而每一次——无论是通常对住宅的盗窃，还是轰动一时的对邮局的抢劫或对轮船上现款的抢劫——斯大林都能够逃脱惩罚，用伙伴来作自己的替罪羊，再不然是用毫无罪过的人来作自己的替罪羊。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背叛行为和欺骗行为。

①引自Ｍ·П菲什曼的《回忆录》。

斯大林的这些真正特点也表现在较后一个时期的许多盗窃行为中。西班牙国内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即1939年，已愈来愈被20世纪的人们所淡忘了。但是即使在今天，世界人民也仍然对克里姆林宫的那个篡权者把西班牙的金子据为己有这一骇人听闻的厚颜无耻行为感到震惊。①一生都犯法——犯党法、国法、人道法——的斯大林所遵照的是刑法方面的残酷法律。他那阴险狡猾的脑子是产生不出任何一个善良的思想来的。他那腐朽堕落的灵魂是产生不出好的结果来的。诚实的、人道的热情永远不会使他感到不安。

①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1981年巴黎俄文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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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神错乱者吗？有些传记作者倾向于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精神错乱者。但是持这种看法就意味着用疾病来解释他所犯下的使得千百万人丧失了生命的一切罪行。难道一个病人或患痴呆病的人能够如此巧妙地制服一切政敌并建立起一个标准的权力机构吗？难道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犯了灾难性失算的情况下居然还建立起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强大的国家吗？不，斯大林在精神上是绝对健康的。无论是精神分裂症或者是精神错乱病，都不可能具有这样凶狠的本性。但是，他那不可遏止的贪权欲望却能够使一个善于观察的人觉得是一种躁狂症。

人们把关于精神错乱病的说法同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别赫捷列夫院士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在宣布这一诊断之后就立即死去的情况，将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楚。首先企图对今天众所周知的一些事实加以分析的是Ｂ·Д·托波良斯基②

①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别赫捷列夫（1857—1927年）是苏联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等学派的奠基人，反射学的创始人，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以及大脑和心理活动研究所的组织者和领导人。——译者注

②《星火》杂志1989年俄文版第14期第9—10、27页。

在这种情况下，从1926—1940年一直对斯大林进行观察的伊·亚瓦列金斯基教授所提供的证明就具有特殊的意义。1926年，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①同Ｂ·Ф·波德古尔斯基、弗兰采夫和И．Ｈ．叶尔菲莫夫等医生一起，参加了在索契举行的咨询会议。“咨询会议在4号别墅一个摆设很简单的小房间里进行。斯大林同志从阳台门廊走进了房间，在我们对面坐了下来，他的举止很普通。我们这些医生并不感到拘束。斯大林说他的双手和双脚的筋肉都发疼，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病变。”②1927年，瓦列金斯基在同别赫捷列夫见面前的4个月中，对斯大林进行了3次检查。还作了X光摄影，拍摄了心电图。这位教授说，这些检查都表明，斯大林的身体是完全健康的。还注意到了他那饱满的情绪和充满活力的、专注的目光。

①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瓦列金斯基的父和父名。——译者注

②伊·亚·瓦列金斯基的证明。引自《伊·亚·瓦列金斯基和B·B·马尔金文集》。

较晚一些时候对斯大林进行的几次诊察也使我们确信斯大林并没有得心理方面的病。1936年，施奈德罗维奇医生没有发现斯大林的身体有任何明显的不正常情况。他的神经系统也是正常的。但是经常折磨领袖的是如何在社会中除掉什么人和如何惩治某些人这样的愿望。有时候，明显地表现出他对同事或对近人的仇恨，而他却对医生诉苦说，人们把他看作是‘欺负人的人’”①

①引自Ｍ．Г．施奈德罗维奇的《回忆录》。

总书记的私人医生早在30年代就注意到他具有进行演员般的表演和制造惊人的变化这种倾向。“他非常容易地脱离一个伟大领袖的形象而有时变成一个坦白直爽的亲爱的好朋友，有时又变成一个厚颜无耻的坏蛋或行为卑鄙的流氓。他是一个具有多种面貌的人。”①

①同上。

他给人以强烈印象。……1936年秋。俄罗斯联邦的检察长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回到家里时显得高兴而激动，说：“我将到西班牙去！我刚才在斯大林那里。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具有多么集中的意志和智慧……他具有多么巨大的毅力！”这位总领事怀着受到亲切接见的心情，心里装着一个有魅力的人的形象、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的形象，去到了巴塞罗那。

随着时间的推移，伪善变成了斯大林的第二本性，而每一次的伪装看来都有机地反映出了他的本质。他时而扮演他自己本人的角色，时而扮演党的荣誉的严格维护者的角色，时而又扮演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领袖的角色。斯大林极为认真地深入到了每个角色之中，以至于他自己都开始相信自己所扮演的新形象了。

斯大林在快到50岁的时候深信：他已经相当成熟了，完全可以出现于世界舞台之上了。他第一次的登台表演是成功的。尤德任·莱延兹于1930年11月底访问克里姆林宫，总书记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位美国记者对斯大林执掌的政权性质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斯大林从罗济塔·福尔布斯特·阿斯托尔勋爵夫人及其他几位有影响的女士们那里，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当他和儿女们及几只小狗一起演出令人喜欢的几场戏时，他完全使她们迷醉了……

在1931年12月，他以使杂技魔术师们为之羡慕的技艺向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作了一次表演，3年之后，又向英国写幻想题材的作家赫·威尔斯作了一次表演。他们也为斯大林的精采表演所倾倒。诚然，威尔斯曾说，总书记一次也没有看他的眼色，但是对于这样一些小事是不值一谈的。在被斯大林巧妙地欺骗了的作家（而要知道洞察力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固有的特点）中，我们可以举出巴比塞、罗曼·罗兰和萧伯纳，是的，还萧伯纳。

萧伯纳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是在1931年。在他75岁寿辰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和热爱真理的人由于受到了盛大招待会的影响，便根本没有注意到夺走了千百万农民生命的饥荒这样一件小事。但是萧伯纳毕竟在某种程度上看清了斯大林，他写道，虽然这个独裁者的手腕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却很难向我们掩盖那些使我们感到极其可笑的事情”。萧伯纳以格言式的确切性把斯大林描写成神父和元帅的混合体。不过，总的来说，这位英国客人对领袖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所以在1941年时他公开攻击那些批评斯大林的人。

在战争年代，总书记的演员才能达到了顶峰。他在同一些国家元首谈判时，总是说中听的话。他在具有洞察力的和疑心很重的邱吉尔面前表演时，非常谨慎，很有分寸。他在同和善的罗斯福在一起时，抹的是另一种化妆品。斯大林企图使每一个人确信，他根本不是一个独裁者，而只不过是同类人中的第一个人，一切有关国家和党的重要问题，都是由集体决定的，都是按照列宁的精神决定的。他要表现出真诚的尊敬和表演出高尚的风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他却能够克服技术上的一切困难。

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根据细微的观察描绘了斯大林的肖画像的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说：“他的话讲得很慢、很轻、很少。因此他的每句话语、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和暗藏的含义，实际上他的那些话语、眼神和手势并没有这些，但是演员们后来在很长的时间中却时常想起这些，并对已经讲过的话和“言不尽意的话”中究竟包含有什么意思进行猜侧。而他只不过是没有掌握好俄语和说话能力而已。也许他作为一个演员，早已收集了大量富有表达力的手段（这些手段不间断地对亲信们产生着影响），并根据情况加以运用。”①

①Г．П．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生活的历史》1985年巴黎俄文版第113页。

巴比塞来莫斯科是在1934年9月。斯大林邀请他来到了祖巴洛沃的别墅。他们交谈到了深夜；斯大林真的使这位作家迷醉了，他写道：“这个人的侧面像同卡尔·马克思和列宁并排被画在红色的宣传画上。这个人关心着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这个人创造了现有的东西和创造着未来的东西。他过去和现在都挽救……所以不论你是什么人，你的命运中最好的东西都掌握在这个人的手里……他为一切人日夜操劳，他具有科学家的头脑和工人的面孔，他穿着一身普通士兵的衣服。”①

①巴比塞《斯大林》193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60页。

巴比塞描写斯大林的那本书以这几句话而圆满结束。这几句话达到了和档案文件相同的可靠程度。这几句话有助于塑造一个领袖所扮演的形象。只有约瑟夫·斯大林才能这样欺骗这位作家，才能迫使这位作家玩弄自己的信念来骗人。这是人性的罕见现象。这个身心都感到虚弱和难受的人怎么能够把这样一种强烈的仇恨纳入善良和真理之中呢？他具有的是一种多么坚强的性格，同时又是一种多么卑鄙的性格。这个人在如下一些方面具有极其罕见的才能，这就是他能够在人们之中找到最丑恶、最卑鄙的东西，他能够亲切地、耐心地珍爱那些极坏的和动物般的本能，他能够培植新的一代鹰犬……

他是一个居心险恶的仇恨人类的人，他对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他预先决定了社会中的反常现象。可以说，苏维埃社会在斯大林时代是一种病态发展。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斯大林同历史上一切赫赫有名的暴君进行了一场竞赛。在他进行统治的第二个10年中，他已经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暴君，此后就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了。既然把斯大林称作“山鹰”，那他就是属于啄食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的那种恶鹰。①。

①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他从奥林匹斯山盗取火种到人间。为此宙斯下令把他锁在悬崖绝壁上，使其永远受苦。每天都有一只恶鹰飞来啄食他的肝脏，而夜间肝脏又恢复了原状。后来赫拉克勒斯解救了普罗米修斯，杀死了恶鹰。——译者注

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之死。当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在1918年还是一个17岁的姑娘时，她就加入了党。对于忠于革命事业的阿利卢耶娃一家人来说，只要提到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就使他们想到他曾进行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他曾多次流放并多次大胆地跑掉。但是，并不是这种浪漫主义的荣耀成了年轻的娜佳同40岁的人民委员接近的原因。当时她在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作打字员这一秘书工作，而当1918年斯大林被派往察里津时，她成了斯大林秘书处的成员之一。后来她在列宁的秘书处里一直工作到1923年。同事们对她的评价是：她是一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非常好的工作者。她善于执行任务，对工作一丝不苟，有时她一连几个通霄，一直坐在打字机旁把电报译成密码，或者把电报翻译过来。弗拉斯米尔·伊里奇对娜佳评价很高，在委托她作一些需要特别重视的任务时，经常说：“把这事委托给阿利卢耶娃去做，她一定能做好。”①以后，娜·阿利卢耶娃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秘书处转到《革命和文化》杂志编辑部工作。她想望学习，但是斯大林认为，妻子的位置是在家里，而大学生则是一些过于使人担心的人。

①《真理报》1932年11月10日。

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并不是立即就了解到嫁给总书记就等于被关进了一个金笼子。如果不是阿韦尔·叶努基泽和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坚持不懈地请求，总书记是不会同意妻子进入工业学院学习的。但是即使是在学校里，她也是处在特殊的监视之下。在1932年，当大规模的镇压和饥荒囊括了几百万农民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学生被派往农村。其中也有工业学院的学生。他们谈到的农村情况使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为之震惊。她同丈夫以前就发生过争吵，而现在她则公开地指责丈夫致农民于死地和破坏农业经济。斯大林命令当时担任国家保卫总局副主席的亚戈达把所有到农村去的大学生揭露出来，然后加以逮捕。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加速了事情的爆发，这就是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猜测到斯大林对妻子不忠实。专横成性的总书记甚至敢于当众侮辱妻子。有一次在现今的民警总局大楼举行宴会，与会的有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和许多著名的军事长官，所有与会者都带了妻子来。与会者们的背后，自始至终都由同一位警卫人员在站岗。多年之后，这位警卫人员在同纳济姆·希克梅特交谈时，关于那次难忘的宴会，他谈了下面一些情况：

“妇女们来时穿的是晚礼服，有几位穿的是袒胸连衣裙。斯大林是同阿利卢耶娃一起来的，但他没有按预料的那样坐在宴会桌的首位，而是坐在中间。坐在他对面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及其非常漂亮的妻子。她的连衣裙的切口开得很深，因此在整个晚会过程中，斯大林用来开心的是，他把面包瓤捏成一些小面包球，并且非常熟练地把小面包球从元帅妻子那袒胸露背的领口扔进由她那隆起的乳房所形成的浅沟中。这位妇女陷于十分惊慌的状态。大家都看到，斯大林的这种玩法刺激了阿利卢耶娃，使她产生怨恨。她甚至企图从丈夫手中把面包夺走，但是斯大林顽固地继续抛掷面包团。阿利卢耶娃几次愤怒地对他讲了些什么，但他根本不理睬她。最后，她受不了这种屈辱，便从宴会桌旁站起来，走啦。斯大林甚至连头都不朝她离去的方向转一下。”①

①这个《回忆录》的作者即B·B·图科亚科娃—希克梅特把娜·谢·阿利卢耶娃之死正是同这次宴会联系了起来，但是尼·伊·布哈林根据A．M．拉里娜的话所作的众所周知的叙述要更符合实际（《戏剧》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11斯第124页；《旗帜》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11期第135—166页）。

1932年11月8日晚上总书记于大戏院演出后在那里举行的宴会是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宴会。在舞台后边的一个宽敞的房间里，已经摆好了餐桌准备开宴。斯大林的举止是挑衅性的，他故意地公开向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献殷勤。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则不与人来往，她对那些丰盛可口的食品连碰一下也不去碰。“喝吧，母狗！”——丈夫命令道。同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坐得很近的布哈林后来回忆道，斯大林把一些桔子皮扔到她那里，并且出言不逊。对她说了一些粗鲁的话。被斯大林的行为弄得惊谎不安的叶卡捷琳娜·达维多夫娜·伏罗希洛娃对丈夫说：“我们回家去吧，克利姆。你瞧，主人的情绪不好。”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独自一个回家去了。

一大清早，伊·尼·卡扎科夫大夫（莫斯科的所有杰出人物都在他那里治病）被叫到了斯大林的寓所：总书记的妻子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自杀了。女管家卡罗利娜·瓦西里耶夫娜·蒂尔象通常一样，早晨来叫醒女主人。她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便自己打开了门……立即派人去找斯大林，他是在别墅里过夜的。在住所里，卡扎科夫只遇到了伏罗希洛夫一个人。克里缅特·叶弗列莫维奇①建议他在一份关于阿利卢耶娃自杀的医疗证明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是谁、又是在什么时候已经准备好了这份证明文件？”卡扎科夫想了一下，然后就弯下身来看尸体。瞧，子弹是从左边的太阳穴打进去的。不是抵近射击，这是毫无疑问的。射击者与牺牲者之间有3—4米的距离。卡扎科夫拒绝在证明文件上签名。伏罗希洛夫又是请求，又是说服，又是要求，但是卡扎科夫就是不签名。他没有回家，因为反正睡不着。

①克里缅特·叶弗列莫维奇是伏罗希洛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那天早晨，总书记从前的助手阿马亚克·纳扎列强的妻子克拉夫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纳扎列强来到新陈代谢和内分泌紊乱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座落在动物园附近），要把共青团时期的女友尼娜·谢尔巴科娃（她毕业于医疗培训班）带走。克拉夫季娅一度曾在克里姆林宫工作，同研究所所长卡扎科夫很熟。她在办公室里看到他时，他异常激动，张惶失措。伊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①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当他提到伏罗希洛夫强迫他签名的那份倒霉的证明文件时，她回忆起了总书记在索契别墅津济诺夫卡时的情况。斯大林经常用手枪或小口径的枪练习射击。他认为打活鸟要比所有一般的标靶好，因此很快鸟儿就一个也不飞进禁猎区了。克拉夫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不止一次地看到，总书记带着枪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瞄准鸟类。他那宝贵的生命有武装守卫队的队员们在保护，几乎每株灌木后面都坐有武装守卫队的队员。

①伊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是卜扎科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除了卡扎科夫，到总书记住所里来看望的还有医疗卫生局的主治医生Ａ．Ю．卡内尔及其副手П．Г．莱温。他们也对死者进行检查，他们看到在死者的左边太阳穴上留有弹伤。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总是留着平分头，可是把她放进棺材时，却用头发盖在左边的太阳穴上。①这两位医生以及稍后被叫来的П·П·普列特尼奥夫教授也被建议在关于娜·阿利卢耶娃因阑尾炎发作而死亡的证明文件上签名。②谁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说法才能使主人满意。

①莉·沙图诺夫斯卡娅《克里姆林宫中的生活》1982年纽约俄文版第184—206页；Ｅ·П·拉波波特《关于“医生案件”的回忆》，载于《各族人民的友谊》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4期第227页。

②《医学报》1988年6月22日。

连斯大林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很了解他的人中，有谁怀疑过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是死在他的手下吗？但是伏罗希洛夫坚决排除对领袖的怀疑。11月9日早晨，《消息报》的编辑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去问总书记的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舍夫：“萨申卡，我们将怎样说明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的死去呢？”“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找主人问一问吧。我不能去。”格龙斯基便向总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在不大的外厅的门前坐着一位警卫人员。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向他打了招呼，同他交谈了几句话后，回到了接待室。①

①引自伊·米·格龙斯基的《回忆录》。

第二天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总书记痛苦得垂头丧气，脸色发黑，耷拉着眼皮，坐在那里默不作声。这种样子他还从来没有过。据伏罗希洛夫和其他受委托的政治局委员们后来传达说，总书记在妻子死后，本人立即就被从其过夜的别墅叫了回来。他一看到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死去了，便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老是重复着这样的话：“我是多么爱她……我是多么爱她！”死者的姐姐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是最先来到的人中之一，总书记吩咐她：“到她跟前去，把一切证明材料都收集起来！”他需要一种关于自杀的书面证明，但是姐姐在房间里没有发现任何写的书面东西。①

①根据安·谢·阿利卢耶娃的回忆，由0·H·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转述。

总书记后来对布哈林和古比雪夫的副手B．米柳京说，那天宴会之后，他就回到祖巴托沃别墅躺下睡了。是叶努基泽打来的电话铃声把他叫醒的。①斯大林对其他同志则是另一种说法：他在家里自己的卧室中休息，没有听到枪声。

①П·Э·拉兹贡对娜·谢·阿利卢耶娃的死的情况，提供了另一说法（《青春》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5期）。

阿·阿·越飞的女儿娜捷施达·阿道福夫娜有机会在集中营里见到了斯大林的一个警卫员的女友。据这位警卫员说，11月8日夜里，他在总书记家里值班时，在前厅的一个凳子上打起盹来。斯大林的住宅座落在从前的游戏宫①的左侧，住宅内有一个大客厅（它用作了餐厅），里面靠右边墙放有一个书柜，左边放有一个长沙发和一张小圆桌，桌上放有几个电话机；中间放有一张大餐桌。从客厅出去有一条很长的走廊通向其他两个房间，即斯大林的卧室和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的卧室。一个奇怪的声音把警卫员惊醒了：好象是里面的门很重地砰地响了一下。他看了一眼走廊，看见斯大林正从妻子的卧室走出来。主人的面孔是阴沉的……斯大林穿上了军上衣，离开了家。②

①游戏宫在克里姆林宫内。——译者注

②根据娜·阿·越飞的回忆。

在那些认为阿利卢耶娃的死是自杀行为的人中，有一个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她为什么这样作呢？”——费多尔·费多罗维奇①伤心地问。后来他写道，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是斯大林所热爱的唯一的人。总书记在见到拉斯科尔尼科夫时，用假装出来的自豪感对他说：“我的娜佳是多么勇敢呀。她在自己身上找到自杀的力量。谁也没有这样的妻子。②

①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根据M．B．拉斯科尔尼科娃的回忆。

《真理报》于11月10日对发生的事发表了第一个报道：“联共（布）中央悲痛地告知同志们，11月8日夜里，积极的和忠诚的党员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去世了。”《消息报》编辑部收到了几篇纪念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的文章。编辑除把其中一篇留下外，其余的都扔进纸篓里了。留下的这篇文章署名的是弗拉基米尔·邦契一布鲁耶维奇。他在添校加叶地详细述说了总书记突然死去的妻子的各种优点后，顺便谈到，死者是一个歇斯底里患者，性格很不稳定。

编辑把邦契—布鲁耶维奇这位列宁过去的战友的作品藏进了保险柜。不久，弗拉斯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①亲自打来了电话：“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的文章在您那里吗？”“您在文章里写了些什么呀？！您明白您写了些什么吗？”邦契一布鲁耶维奇立即来到编辑部。“求求您，把文章还给我吧。”——“拿去吧。但是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要讲这种假话？所有的人都知道，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具有多么温和的、沉着的性格，她是一个多么谦逊的、善良的人。”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离开编辑的办公室时，请他对任何人都不要谈及这件事。只是在30年之后，格龙斯基②才向朋友们谈了邦奇—布鲁耶维奇这种奇怪的行为。不难猜到，是谁的手在支配着不走运的作者的笔。

①弗拉斯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是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格尼斯基就是上面得到的《消息报》的编辑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译者注

关于阿利卢耶娃的死因《真理报》未作任何报道。只是在由工业学院一批同志签名的悼词里，提到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死于“患病状态”。但是悼词一开始却是另一种说法：“她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她还年轻，正处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而在广播中则仍然报道说，阿利卢耶娃死于阑尾炎发作。当时只让少数人知道了真实情况。

由于领袖丧委而向领袖发来表示慰唁的信电，源源不断地几乎延续了一个星期。其中著名的人有：卡尔·蔡特金、马克西姆·高尔基、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鲍里斯·帕斯特纳克、片山潜、扬·鲁祖塔克、马特维·施基里亚托夫、涅斯托尔·拉科巴、列夫·梅赫利斯、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当然还有拉夫连季·贝利亚。11月11日，贝利亚作为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出现在《消息报》上，3天之后，以同样身份出现在《真理报》上。11月12日，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朱加施维里在《东方曙光报》上对儿子的悲痛作出了反应。

11月16日，《真理报》发表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一封短信：“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这些日子里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着您，很想握您的手。失去亲人是痛苦的。至今我还记得伊里奇患病时在他的办公室里问您的两次谈话。这两次谈话当时给了我以勇气。再一次握手。娜·克鲁普斯卡娅。”

据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贾帕里泽说，斯大林在妻子的灵柩旁掉下厂眼泪。他当时身上没有带手绢，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把自己的手绢给了他。丧偶的总书记把死者的双肩稍稍抬起一些，吻了一下。最后，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把哭泣着的领袖引走了。总书记是徒步护送死者的灵柩的。但是在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时，他就坐上了已经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汽车。后来，据私人卫队的工作人员们说，他一连几年都去看了新圣母修道院墓地，每次都是在5月2日这一天去。为此，在坟墓近旁的新墓地的墙上专门开了一个门，并实行了一种准允进入的制度。娜·谢·阿利卢耶娃死后过了一年，在她的坟墓上竖立了一个纪念像——那是由著名的工匠И·Д·沙德尔在大理石上为她雕塑的一幅肖像：柔和而安详开朗的面容，美丽的手，外貌上那纤细的女性特征。

总书记竭力保守妻子死亡的秘密。连女儿对此也一无所知。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成年后问格龙斯基：“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请您告诉我：妈妈是自杀的，还是被杀的？……”格龙斯基回答道：“这谁也不知道……”斯维特兰娜在母亲死的那一年才6岁，她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中回忆道：“后来当我长大以后，有人告诉我：父亲当时对发生的事感到震惊……

有时他异常愤怒，大发脾气。这是因为妈妈给他留下了一封遗书。显然这封信是妈妈夜里写的。我自然从未见到过这封信。大概这封信立即就被销毁了。但是确实有这封信，是看到过这封信的人告诉我的。那是一封很可怕的信，充满了控诉和谴责。这不单纯是一封私人的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封政治性的信。所以父亲读完信后，他会想：妈妈只是表面上和他在一起，而实际上却是同当年的反对派站在一起的。因此他感到震惊，感到愤怒……”①

①参看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27—128页。——译者注

斯大林死后过去了几年。有一位国家安全机关的特别了解情况的将军在同给自己治病的医生谈话中指出，阿利卢耶娃是由于一个不幸的情况而死去的……原来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当时斯大林并没有去别墅，而是在宴会之后回到了家里。他向妻子的卧室走去，但是他在客厅里发觉窗帘在令人可疑地动弹，他便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打了一枪。一颗意外的子弹就这样突然停止了领袖妻子的生命。

死者的亲近朋友是她的弟弟帕维尔。他经常到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住宅去看望姐姐。领袖对他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甚至是友好的态度。但是总书记在妻子死后，开始感到帕维尔的存在是一个累赘。帕维尔·谢尔盖耶夫通过某种方式知道了事情真相，于是斯大林便解除了他的军职，不再在别墅接待他。后来，以冠冕堂皇的借口从阿利卢耶夫那里收回了克里姆林宫的入门证。但是某些礼节总书记毕竟还是竭力遵守。1935年，阿利卢耶夫被授予旅工程师的称号，并作为军事代表派往德国。1938年，担任师工程师的阿利卢耶夫是工农红军装甲车坦克管理局的军事委员。为什么在10月份斯大林把帕维尔·阿利卢耶夫派到在索契的失宠的布柳赫尔那里呢？最后，他奇怪地逝世了——11月2日即在布柳赫尔元帅被捕后的第11天，他突然死去……①

①《消息报》1938年11月3日。

如果把斯大林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德泽的所有亲人和第二个妻子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的所有亲人加以列举，那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成了斯大林那铁石心肠的血亲复仇的牺牲者。但是，不，他们都是被一只手消灭的。

斯大林对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的亲人们竭尽全力加以迫害：他先把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关进了弗拉斯米尔斯基的隔离室，接着又把帕维尔的遗孀叶夫根尼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关进了隔离室，后来把几个年幼的女孩子也关进了隔离室，她们是：17岁的基拉（她是芭蕾舞女演员）和年纪还很小的孙女娜佳。她们都归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特别会议管理，她们不经法庭审判就被关进了监狱！

在其他医生中，知道阿利卢耶娃的真正死因的还有Д·Д·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曾为弗·伊·列宁的遗体涂过防腐剂，他当时也去看了斯大林的住宅。他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认识的女演员安·彼·彼得鲁尚斯卡娅：“我看见了死去的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她躺在那里，两只手把一个沾满了血的枕头紧紧抱在胸口上。”“您是怎样到了那里的呢？”安娜·彼得罗夫娜①问。“这有什么，我是……到了那里的。”“所有的人都说这是自杀。”“这不是自杀，这是被杀。请您不要再向我详细地打听什么了……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不会去为他涂防腐剂的。”②

①安娜·彼得罗夫娜是彼得鲁尚斯卡娅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安·彼·彼得鲁尚斯卡娅的证词，1987年。

凡是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斯大林都牢记着。他们一个人也没有逃脱残酷的惩治：在30年代末受害的有卡扎科夫、莱温、普列特尼奥夫。兹巴尔斯基院士1949年时参加了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遗体涂防腐剂的工作。一年之后，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兹巴尔斯基被捕。1953年时，确实有人建议他为斯大林的遗体涂防腐剂。但是，兹巴尔斯基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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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斯大林对军队各级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彻底屠杀

●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杀害

●斯大林对布柳赫尔元帅的杀害

斯大林对本国人民发动的歼灭战争不可能不触及军队。他感到害怕的是红军的指挥人员。如果不把他们及时歼灭，就有使已获得的一切成果丧失的危险。大批地逮捕党的老战士，有可能甚至使那些最忠诚的指挥员也发生动摇。高尔基、布哈林或克鲁普斯卡娅纷纷出面干预，是一回事。而如果军人们开始抱怨起来，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些有才能的战略家们受到了一些人根深蒂固的嫉妒，现在放纵这种嫉妒心的时候终于到来了。你们瞧见了吗，图哈切夫斯基现在正在拉小提琴呢，我们倒要看一看，他将怎样在卢比扬卡街唱起来……

这场战役是从1936年7月逮捕当时唯一的重型坦克旅旅长Д·Ａ·施米特开始的，其罪名是他似乎在计划着……向莫斯科进军。为了以防万一，在卢比扬卡街还从施米特口中逼出了其他一些供词：他似乎下令暗中弄坏技术装备。这一切同一位在战斗中经过考验的红色哥萨克的指挥员的经历无论如何是不符合的。施米特早在革命之前就加入了党，他曾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进行过勇敢的战斗，因而他十分自然地尊敬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当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被开除出党时，施米特急忙奔赴莫斯科。他当着众人的面把总书记痛骂了一顿之后，用右手作了个习惯的骑兵手势，最后愤怒地补充说：“当心，科巴，我要砍掉你的两只耳朵！”①

①Ｂ．拉波波特和Ю阿列克谢耶夫《背叛祖国》1988年伦敦俄文版第293页。

除施米特而外，当时即在1936年被捕的还有：航空兵团参谋长库Ъ兹米切夫、师长Ю萨布林和И．亚基尔的几个战友。这里，一个预定步骤已经在实施了。但是，施米特还没有失去其得救的希望，他给伏罗希洛夫写去了一封短信，伏罗希洛夫在1937年6月1日召开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的信。会议是由伏罗希洛夫召开的。他在会上谈了有一个“阴谋”之后，提到了施米特的信。这位具有战斗精神的旅长、两次红旗勋章的获得者在信中写道：“帮助帮助我吧，要知道，您，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比任何人都了解我，我没有犯任何罪行。”

伏罗希洛夫说：“我给叶若夫打去电话，请他详细地汇报一下施米特出了什么事。3天之后我得知，施米特准备当我们在基辅歌剧和芭蕾舞剧戏院观看为基辅大演习的参加者举行的音乐会时谋害我。现在请你们想一想，我怎么能够于预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进行的逮捕……”出席会议的有120个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每一个与会者在入口处都受到搜查，武器被留在出入口处。交给每个与会者一个蓝色公文夹，里面放有揭露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亚斯尔、科尔克、普特纳、气里马科夫……的背叛行为的供词副本。很多人从这些蓝色的公文夹里得知自己参与了……反对克里姆林宫的间谍活动和阴谋活动。

参加主席团的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各政治局委员。坐在领袖两旁的是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发言的人依次把叛徒们痛加羞辱一番。在会议演出过程中，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们不断送来一些新公文夹，里面放的是被捕者刚刚作出的供词。叶若夫把腰弯向主人，低声地说着刚刚被揭露出来的叛徒们的名字。领袖的头稍微威严地点一下，马上就从大厅里带进来下一个“叛徒”。他们被带进来一个又一个……剩下的人激烈地诅咒新出现的敌人，并同样激烈地发誓要忠于领袖。

下一个是谁呢？大家都急于报名依次上台发言。主人的面孔显得严厉而义庄严。那些曾经责备他残酷的意志薄弱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呢？大家都看到：阴谋家们在军队的最中枢机构中筑起了自己卑鄙的巢穴。是的，今天是他斯大林的日、于。但是阴险狡猾的敌人将被人民用公正之手加以消灭。主人似乎陷入了沉思……但是，不，他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注意到了。他那小胡于动弹了起来，接着他就说道：“同志们，我看到你们的脸上有一种忧郁的表情和慌张的神色。我明白．当你们听到几十年来一直和我们共事的人现在竟然成了祖国叛徒的时候，心里是难受的。但是心情忧郁是不必要的。这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为什么外国侦察机关应当对我国的农业、运输、工业感兴趣，而对红军则应置之度外呢？情况相反，应当认为，外国侦察机关对我国的武装力量从来都是感兴趣的，他们派来了特务，布置了间谍，其目的是要厂解我们的薄弱部门……

请看这里是库利克的发言，他说：图哈切夫斯基所以成为人民的敌人，是因为他过去是个地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一种生物学的观点。例如我们拿卡冈诺维奇在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副手利夫希茨来说吧。这个利夫希茨是列宁格勒工厂一个世袭的骨干工人，可是他却跑到敌人的营垒中去了。主要是，这里发生了蜕化变质问题—…·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个为德国效劳的间谍。他是在德国盖世太保学院学习时被出色的侦察机关和若泽菲娜这个美人招募过去的。或者是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问题，或者是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央委员会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迫害他们的问题。众所周知，A．A．安德列耶夫是一个老牌托洛茨基分子，但是他已经缴械了，现在在诚实地工作着，因此我们便给他以充分的信任。谁能够认为，特种远东红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从前的一位委员阿伦什塔姆会成为一个叛徒呢？可是今天这已是事实……现已查明，在背后支持阿伦什塔姆的是日本的侦察机关。①这个侦察机关要求干掉布柳赫尔而任命阴谋家乌博列维奇或亚基尔。”

①二级军事委员П·Ｈ·阿伦什塔姆是特种远东红旗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他在被捕前不久，曾被调到莫斯科军区担任同等重要的职务，在这里，他于1937年5月被捕。

斯大林停顿了一下，围着主席团的桌子慢慢地走了几步，仔细地环顾了一下沉寂的大厅，然后说：“不知为什么我在报名发言的同志中没有看到布林和斯拉温……”安东·斯捷潘诺维奇·布林是彼得堡的一个老党员，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约瑟夫·叶列梅耶维奇·斯拉温是陆军学校管理局政治部主任，——他们二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强迫自己去诽谤自己的统帅的。

总书记那父亲般的教训声音又打破了那难堪的沉默气氛：“一些军事阴谋家被我们及时地揭露出来了。他们没有能够把根子扎到军队的基层。这一政变阴谋是上层人物搞的。但是不能认为，敌人不曾企图从你们坐在这里的人中把某个人招募去，诱使其实现他们的阴险图谋。你们要有勇气站到讲台‘上把这一点讲出来。你们不仅将赦免死刑，而且还将保住在军队中的地位。”①最后，斯大林警告与会者说，在这里所听到的一切是国家秘密。

①Ｈ．Г．科纽霍夫的《回忆录》。手稿。

……又有许多人发言，又有许多人诅咒，又有许多人发誓。现在轮到了帕维尔·德边科发言。他对成了间谍的昨天的同志进行着猛烈的抨击。和他们在一起的德边科曾是波罗的海的一个海员，波罗的海舰队革命中央委员会主席，后来是人民委员，他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曾经捍卫了苏维埃政权。现在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德边科愤怒地说：“而这个加马尔尼克！为了耶稣基督而出卖了自己，家里连一把多余的椅子都不留……我们早就说过，这些贵族正在聚到一起。他们不让我们得到发展！”

连一年都不到，斯大林就消灭了这个高声叫嚷的、如此忠诚而又轻信的海员。斯大林在消灭他时根本不看他对这些“贵族”是多么仇恨。“最英明的”领袖使用的是20年代曾为他光荣服务过的那一惯用的手法。当时他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手排挤了托洛茨基，随后又依靠其他一些党的领袖打倒了季诺维也夫，以便到后来把所有党的领袖都加以消灭。现在总书记则借这一些军人之手来消灭他认为对他的独裁构成威胁的另一些司令员。

法庭预先决定要把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亚基尔、普里马科夫、普特纳、科尔克、艾德曼、费尔德曼处以死刑，而任命为法庭成员的竟是布柳赫尔、别洛夫、阿尔克斯尼斯、德边科、卡希林、戈里亚切夫、沙波什尼科夫、布琼尼。只有最后这两个人让他们死在自己的床上。至于其他的人，独裁者则命令把他们处以死刑：先是把他们作为“叛徒”、后来是作为“法官”处以死刑。

反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是他的个人才能——文化修养、意志、智慧，还有他所享有的军人的荣誉。而他享有的这种军人的荣誉大概已经是一种挑战了，这和米哈伊尔·伏龙芝的情况是一样的。对于这样一些人，斯大林是不能容忍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的，他感到满意的只是伏罗希洛夫之流。这就是为什么总书记没有任命图哈切夫斯基来领导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原因。但是即使让图哈切夫斯基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这一职位，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也仍然是处处瞧不起他。

红军远远地落后于西方一些国家最强大的军队，尤其是在技术装备和机械化方面。但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却竭力封锁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任何切合实际的建议。图哈切夫斯基经受不住大阴谋家们的“压力”，便请求辞职。他担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3年。元帅同谢尔盖·基洛夫结上了友谊——这也算是他的一笔账……

斯大林所抱的国际野心要求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但是谁来实行对武装力量的改组呢？建设者一约瑟夫不得不又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当军队由于图哈切夫斯基善于领导而获得了新式武器的装备和经过良好训练的指挥人员时，除掉他的时候便到了。总书记在作好要处死这位著名活动家的打算之后，便按照惯例把他凋到不太显眼的岗位上。图哈切夫斯基的最后一个工作地点是波罗的海军区。5月11日，他被任命为该军区的司令员。接着于5月26日被捕。

列入图哈切夫斯基集团的有一级指挥员И．Э．亚基尔（基辅军区指挥员）和И．П．乌博列维奇（白俄罗斯军区），二级指挥员Ａ．И．科尔克（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和4个军长：Ｐ．П．艾德曼（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Г．Ｍ．费尔德曼（红军一个总管理局的局长）、Ｂ．Ｍ．普里马科夫和Ｂ．Ｋ．普特纳。

6月11日，苏联检察机关在报刊上宣布：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了一个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军事法西斯阴谋集团。被指控的红军统帅们和组织家们以及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呢？要把他们的罪过列举出来是困难的，而要了解剧本的主要作者的思路，就尤其困难。强加于他们的罪过是：为“一个外国”进行间谍活动，准备使红军遭到失败，支解苏联，在苏联的土地上恢复资产阶级制度．进行破坏活动，忠实于托洛茨基主义……除此而外，阴谋家们还被指控在缩减骑兵部队的同时，却坚决主张加速组建装甲车坦克兵团。至于统帅们和军队的建设者们想请求政府解除伏罗希洛夫职务的打算，那么，这种打算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竟变成了准备取消斯大林的一个人民委员部。这意味着，恐怖……

肉刑的组织者们要找到罪证是并不困难的。由于没有这种罪证，他们便寄希望于侦查员们的捏造。约纳·亚基尔在1929年时曾在德国总参谋部学院学习，在那里作过关于红军的演讲。奥古斯特·科尔克也曾在德国呆过一个时候，他在那里担任武官的职务。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参加过几次同德国总参谋部的代表举行的座谈会。座谈会虽是官方举办的，但是要知道……

1937年5月13日，国防人民委员部第四管理局（侦察机关）局长Ａ．Ｘ．阿尔图佐夫被捕。从前这个有功绩的肃反工作人员曾经领导过国家保卫总局的外国部。正是在那个时候，即在30年代初，来自德国的情报说，在红军中有一个阴谋集团。领导“叛徒”集团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已经查明，他是在某个图尔加耶夫的伪装下去到柏林的。不难猜测：他们是采取了什么手段才弄到了阿尔图佐夫的这种供词的，以及是谁需要这样的供词的。他们把准备好的“材料”立即向叶若夫作了汇报，而叶若夫又急忙去向主子汇报。

第二个“证明材料”是根据副内务人民委员弗里诺夫斯基所交给的任务而由侦查员拉济维洛夫斯基伪造出来的。作为“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而被总参谋部免职的梅德韦杰夫旅长落入了他的魔掌。梅德韦杰夫在严刑拷打下作出了关于在红军内部有一个阴谋集团的供词。内务人民委员由于高兴而要求把旅长叫了去。但是梅德韦杰夫当着弗里诺夫斯基的面向叶若失声明说．他拒绝以前作出的供词。弄到最后，侦查员拉济维洛夫斯基向检察长报告说：当天“叶着夫就下令要采取一切手段迫使梅德韦杰夫重新承认以前作出的供词，而他作出的关于拒绝以前作出的供词的声明，则不要记录下来。叶若夫把对梅德韦杰夫在施加肉刑下所得到的供词记录向中央作了汇报”。①

①《真理报》1988年4月29日。

斯大林认为，要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指控，阿尔图佐夫和梅德韦杰夫所提供的“证据”是足够的了。于是接着便是逮捕，勿忙的侦查，紧急的审判。在这种匆忙之中，斯大林的帮手们竟忘记了事先得到对逮捕一批司令员的批准，忘记了诉讼规程，忘记了遵守最起码的法律规定。不过，也不能这么说，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总书记在杀害基洛夫之后也是紧急炮制出来的那项法律，却是毫无遗漏地遵守了的。这项“法律”取消厂关于辩护人参加法庭审判的规定，而规定对“恐怖主义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只能使用死刑。这一级的判决被认为是最终判决，不得上拆。至于使用刑诉，这项法津对此则采取缄默态度，但是主人则向那些卢比扬卡街的打断犯人骨头的人下了一道特殊指示：准许使用“肉刑”。图哈切夫斯基被处死刑后过了20年，一个由总军事检察机关的军事检察员和侦查员组成的专门小组，在研究“关于军事—法西斯阴谋集团”案件的材料时，在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审讯的记录纸上发现有斑斑血迹……

侦查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法庭审判一共只进行了一天—6月11日。一清早就把“阴谋家们”处死了……斯大林在准备这场血腥的演出时·和他一年半之前在工会大厦十月大厅的舞台上演出的“皮达可夫案件”中所作的一样，也不能满足于只是一般地把犯人处死。他想要对那些光荣的统帅们凌辱一番，要他们下跪。而他也就使他们下跪了。7个一阴谋家”在“最后发言”①中一致发誓忠于革命事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他们在悔悟地认错时，自己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只是请求宽大处理。关于第八个犯人，即普里马科夫军长，要单独地谈一谈。他比图哈夫切夫斯基早一年被捕，因此，在“侦讯”过程中来得及把这位意志坚强的指挥员、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变成了独裁者的一个驯服工具。读一下他的“最后发言”的文字，是令人痛苦的。

①“最后发言”是受审人在审判人员退人评议室作出判决以前的陈述。——译者注

下面就是普里马科夫在法庭上所讲的：“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应当讲一讲我们阴谋集团的真实情况。无论是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是在其他国家革命的历史上，无论是就阴谋集团的目的和成员来讲，或者是就其所选择的手段来讲，都没有过象我们这样的阴谋集团。我们的阴谋集团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也就是说，托洛茨基的法西斯旗帜所联合的是些什么人呢？它联合的是所有反革命分子，红军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集聚到了一个地方，集聚到了一个旗帜之下，即托洛茨基的法西斯旗帜之下。这个阴谋集团为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手段呢？选择了所有的手段，这就是：背叛，出卖，使本国失败，进行破坏活动、间谍活动和恐怖活动。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复辟资本主义。途径只有一条，这就是摧毁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法西斯专政。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阴谋集团究竟纠集了一些什么力量呢？我已经向侦查员说出了70多个人的名字来——这些阴谋家有的是我亲自招募来的，有的是在进行阴谋活动过程中认识的……”①

①《真理报》1988年4月29日。这里让人们注意到，普里马科夫曾是乌克兰肃反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是适宜的。

这虽然还不是他最后发言的全部，但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维塔利·普里马科夫这个农民的儿子、勇敢的骑兵，是在人云亦云。问——答，问——答……这是最原始的普通教学法……这多么象是一个没有学好的学员所表现出来的文体。劳苦功高的刽子手乌沙科夫“玩弄了”普里马科夫，使他相信：只要在法庭上作出供认，就定将使他得到更好的命运。这个刽子手也曾以同样的手腕企图欺骗费尔德曼军长，对他既作出许诺，又进行拷打。他们对梅德韦杰夫（他的假供词被制作成这个案件中的发爆剂）也答应要保住他的性命。梅德韦杰夫比图哈切夫斯基一批人只多活了4天。他单独一个人经受了乌尔里希的传送带①，但是在临死之前，他毕竟挺直了身子，既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过，也不承认已死去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有任何罪过。

①传送带就是对犯人进行车轮战，日夜不停地惩治犯人。——译者注

……答应保住犯人的性命以换取犯人的假供词，保证犯人亲近的人平安无事，而对其他任何人则毫不怜惜——难道斯大林对所有被投进监狱的列宁的战友不都是这样做的吗？总书记早在20年代时就开始陷害图哈切夫斯基了。至今还保存有原来军队中两个军官的供词，在他们的供词中，把图哈切夫斯基说成是反苏维埃组织的鼓动者。总书记把审讯记录的副本送给奥尔忠尼启则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便函：“请看一下。既然这没有被删去，那就是说这是可能的。约·斯大林。”①多么阴险诡诈的逻辑！归并于这个“案件”的还有西部军区党委书记对图哈切夫斯基的一次告密，但是这个告密当时就遭到了米哈伊尔·伏龙芝的驳斥。

①《真理报》1988年4月29日。

当审判И．亚基尔时，他要求把斯大林叫来。这位集团军司令员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可怕的说法。亚基尔在死的前一天写道：“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诚实的，我要怀着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共产主义胜利的无限信心而死去。”最后在被处死的那片刻，他来得及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当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主人时，他冷冷一笑说：“这个人是多么虚伪……”谁能够认为，这个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计划竟是由领袖制定的呢？他为什么既使受审讯的人又使法官注定都要死去呢？①

①《真理报》1988年4月29日。

1937年秋，骑兵军团指挥员奥卡·戈罗多维科夫有一次见到布琼尼时说：“谢苗，瞧，现在在干什么！所有的人都在接连不断地被捕……”——“你别怕，不会触动到我和你。被捕的全是那些聪明人。”①在国内战争时期的骑兵集团军的指挥人员中，吃苦头的人很少。从前的两个师长И．Ｐ．阿帕纳先科和Ｃ．Ｋ．季莫申科斯大林没有去触动他们。这两个人不同于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之处，是他们具有军事知识和独立见解，但是他们的水平距离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亚基尔还很远。斯大林需要的是一些广告式的人物，如农民的儿子谢苗·布琼尼和“卢甘斯克的钳工”伏罗希洛夫。需要这些人是为了让“群众”看的，让“群众”从人民政权的错觉中使自己得到一点快慰。

①根据托多尔斯基提供的消息。

1935年夏，有一次伊·米·格龙斯基向斯大林汇报关于苏联空军的情况。伊万。本哈伊洛维奇①是《消息报》的编辑，受到总书记的特别信任。总书记让他参加了政治局的各种委员会。这一次格尼斯基是代表一个委员会去检查空军的战备情况的。从他们收集的材料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情况，这就是祖国的空军在所有指标方面，都落后于先进国家。谈话是在夜里进行的。主人照例是在大办公室的地毯上慢慢地走着，嘴里一直叼着个烟斗。格龙斯基一面继续汇报，一面瞥视着一个记有各种简短报道的小本子。最后，斯大林停止了走动。

①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是格尤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他愤怒地说：“这是怎么搞的，是国防人民委员在欺骗我们吗？难道伏罗希洛夫没有许下诺言说，我们的飞机将比所有的飞机部飞得更远、更高和更快吗？”——“而您相信这个傻瓜吗？”格龙斯基问。主人又走动起来，他站在桌子旁边说：“可是这个傻瓜并没有拼命往领袖地位上爬呀。”①

①引自伊·米·格龙斯基的《回忆录》。

斯大林同伏罗希洛夫一起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对那些自愿地为红军服务的军官们和将军们进行了迫害和消灭。斯大林同他一起在20年代中期，从军队中“清除了’大批被怀疑其同情托洛茨基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后来，在1927—1932年间，斯大林同伏罗希洛夫一起又动手收拾起从前的军官来。他们不仅被开除出工农红军，而且还被作为“阴谋家”和“间谍”受到了镇压。在当时3000多个被无事判罪的指挥员中，未必有哪个人幸免于难。那些被关进过集中营的人，在1935一1936年之后，再次受到了审判。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算是达到了目的。据伏罗希洛夫后来说，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到1935年为止），一共从军队中开除了47000个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其中有5000个是从前的反对派分子。①

①《苏共中央消息报》1988年第4期第43页。

有计划地消灭工农红军的指挥人员，其目的是要消除斯大林专政的潜在反对者。回顾往事，可以看出，这个政策是作为有目的地根除军队中的知识分子而采取的。在1937年6月12日这天被处死的人中，几乎全是红军中学识极其渊博的专家、大理论家和卓越的组织家。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军事委员会，其成员除少数人而外，全是这样一些军事长官和政治干部。该委员会的成员是85人，其中根据斯大林厂达的命令，在两年稍多一些的时间中被镇压的就有76人。他们几乎全被杀害了。①

①《苏共中央消息报》1989年4期第80页。

《红星报》在1938年3月30日总结1937年的情况时写道：“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用联共（布）中央2—3月全会作出的各种历史性决议武装了起来，进行了巨大的清洗工作。人民敌人的巢穴——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分子的间谍、凶手、危害分子、破坏分子以及图哈切夫斯基一加马尔尼克分子的日德帝国主义的军事法西斯雇佣兵，被揭露出来了，被粉碎了，被消灭了。我们取得的胜利，等于打赢了一场大战。”

1938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而在大剧院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会上日丹诺夫作了题为《列宁的规划已变为现实》的报告。演讲者郑重地说：“1937年将作为粉碎人民敌人的一年而载入履行列宁遗嘱和规划的史册……1937年将作为如下的一年而载入史册：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党给予了形形色色的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党在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中变得更加坚强了，我们的党是由于加强了以Ｈ．И．叶若夫为首的苏联侦察机关而取得了这一切成就的。①

①《红星报》1938年1月28日。

对于追悼会来说，表现出这样的异常高兴，是不合适的。但是，日丹诺夫的演说是在追求一个具体的政治目的。他的演说是在促进一个广泛的运动来宣传告密行为。他接着说：“我们在粉碎了破坏分子之后，提拔了很多新人。”这是对告密行为的一种鼓励，也是对极力进行告密的一种报酬。

第二天，梅利斯在关于中央一月全会的总结报告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加马尔尼克一布林一伙的间谍们对这支由中青年指挥人员和政治干部组成的极其庞大的军队故意不予理会，并加以压制。这些间谍提拔的是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而对于政治干部——政治指导员、营和团的政治委员，他们则于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对这些人，他们不去考虑，不加关心，不予提拔。在联共（布）中央和伏罗希洛大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把这支队伍提到应有的高度。”①

①同上，1938年1月22日。

从这一天起，各家报纸每天都刊载许多文章、政治指示和学习的榜样，碟蝶不休地重复着同一个“思想”。社论大肆宣扬红军政治部的前领导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它说：“加马尔巴克一布林一伙间谍是卑鄙的人民敌人，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年轻的党的干部。现在在政治机关中，也还有这样一些领导人，他们在推行加马尔尼克一布林一伙的那一套领导方法。”①《红星报》的另一篇社论大肆进行拙劣的阿谀奉承：人民的敌人“故意阻挠忠于革命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的成长，对他们不进行提拔”。叛徒们“推行的是过时的、和红军格格不入的那种晋级等级制，这种制度束缚了指挥员们和政治干部们的天赋和才能”，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好多年的时间中从事着与他们的丰富经验和知识显然不相称的工作”。他们向指挥部提出这样一项任务：“消除破坏活动在提拔指挥人员和政治干部方面的后果”，对“最忠诚的干部”进行重新鉴定。向他们宣布：“国防人民委员部预定到红军和海军建军20周年时，要破例提高那些最优秀人员的军衔。”②

①同上，1938年3月30日。

②《红星报》1938年1月29日。

但是，既然很多位置都被人占据着，那又怎样提拔新人呢？梅利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各中央管理局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中，以其所固有的十分自信，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那些遭受布林和加马尔尼克间谍集团压制的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无论他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我们都将全力予以提拔……我们也将全力地推动青年前进……关于某些工作人员不可代替的话，在我们这里谈得很多。这种论调应当结束……

我们从自己的集体中能够找到代替任何一个‘不可代替的’人。凡是说什么管理局的某个工作人员是不可代替的人，对说这种话的人请不要去相信他们吧。如果有人说某个人是不可代替的，那就请仔细地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可代替的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压制新干部的倾向。”为了更易于看清情况，在工农红军政治部里又成立了一个领导国防人民委员部各中央管理局党组织的特别部。①

①《红星报》1938年6月20、21日。

《红星报》在1938年2月18日这天发表的社论宣称，“托洛茨斯一布哈林分子的法西斯主义间谍压制了有才能、有天赋的指挥员，不让他们担任负责职务，过分地降低了他们的军衔，企图以此来使那些忠诚的工作人员产生怨恨和不满。”但是，斯大林识破了他们的计划。他在中央2—3月全会上报告说：“有才能的人，有天赋的人，我们这里有千千万万。只是应当了解他们和及时地提拔他们……只要好好找，就能找到。”报纸反复解释天才的指示，说什么为了“不让我们在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年轻指挥员得到发展”，敌人“便用一种腐朽的理论把自己伪装起来，说什么只有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人才能被任命来担任红军中的领导工作”。但是，如果“只局限于一个狭隘的小圈子，不许由列宁一斯大林的党培养出来的有才能的苏维埃青年去担任领导职务”，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让那些年轻的有才能的指挥员们得以施展其才能吧，他们定将证明，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人能干出一些什么事情来。”

卑鄙的“法西斯的毒蛇”力求“引起人们的怨恨和不满”，因此他们“在授予个人军衔方面干了不少坏事”，他们“所提拔的只是极少数自己安插的私人和同伙，并按照自己卑鄙而阴险的企图把他们安置在各重要岗位上”，而对于“忠诚的、有功绩的、经过充分培训的同志”，他们则往往“明显地加以冷嘲热讽”。现在应当消除破坏活动的后果，决定破例地提高军衔。正如伏罗希洛夫对年轻的尉官们所说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元帅。”①

①《红星报》1938年2月21日。

一篇专门发表的社论对共青团员们也作了同样的许诺：“人民的敌人，卑鄙的法西斯间谍和破坏分子——加马尔尼克之流、布哈林之流及其他一些人……对于把受过最好培训的、坚定的共青团员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进行了阻挠，人为地阻拦共青团干部在政治上的发展和对他们的提拔。”但是现在在工农红军政治部的下面，成立了一个在共青团员中进行工作的部门。需要许多政治指导员的助手和副手（他们的人数很少——这也是“破坏活动的后果”）。“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同志所指出的期限内，要保证挑选和提拔一批共青团员，”由他们担任这些职务；此外．阴险的敌人还“竭尽全力并采取一切手段”来妨碍“把越来越多的青年吸收进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来”；由于这些阴险敌人的作崇，至今还有“几万名先进的青年军人代表”处在共青团的队伍之外。应当排除“横在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官僚主义障碍”；“要无情地、坚决地、彻底地根除破坏活动的一切残余和卑鄙的祖国叛徒……压制青年是一种犯罪行为。”“能否把共青团员提拔起来——是对政治领导人工作好坏的检查，是对他们执行斯大林中央各项决议的愿望和能力的检查。”①

①《红星报》1938年2月26日、3月22日。

原来，被揭露出来的叛徒不仅“压制了”有才能的政工人员、指挥员和共青团员而且还“压制了”医生：“谁都知道，有相当多的医生原先的军衔是过低的。卑鄙的人民敌人一方面压制了许多宝贵的、忠于党的医生，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提拔了许多不值得信任的、后来成了人民敌人的人。”①

①同上，1938年3月24日。

这些间谍在军队的报刊上也于了同样的勾当。这帮人“使各红军报社的编辑部都充满了自己安插的私人和托洛茨基一布哈林一类的牛鬼蛇神”，而且自然对“那些忠诚的党的报刊工作者进行排挤和迫害，破坏随军记者运动，阻挠提拔新生力量从事报刊工作”、“清除潜藏的敌人”的时候来到了，“在千千万万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干部中是能够挖掘出有能力从事报纸工作的人来的……更大胆地提拔新人吧！①

①《红星报》1938年3月23日。

一篇社论宣称，敌人为了企图破坏苏联炮兵战斗力，便“贬低”炮兵的作用，“不让我们优秀的炮兵人员得到发展……要培养出几百个、几千个新炮火能手来……要更大胆地提拔……祖国的忠实儿子去担负更高的职务，并创造一切条件使他们不断成长。”①

①同上，1938年2月4日。

接连不断地发出号召：“要从对敌人毫不留情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中挑选出一些年轻的优秀干部，更大胆地把他们提拔到党的机关中来”，而“对于玩弄两面派的敌人则一个也不放过”。1938年5月，在召开军队中党的代表会议之前，中央发出了一项指示，要求只能把“绝对可靠的、在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布尔什维克，提拔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①

①同上，1938年5月6日。

这里只是引用了很小一部分为在军队中实行大规模恐怖活动而进行辩护的震耳欲聋的材料。①这些指示性的文章激起了那些追求名利的人和告密者的贪婪本能，燃起了他们的欲望。据《红星报》5月11日报道说，到1938年5月时，已经提拔了好几千名共青团员去担任政治指导员的副手和助手，破例地授予了军衔；吸收共青团员入党的速度加快了几倍。“在军队的共青团员中，就象在清除了茅草和蒿草的肥沃的庄稼地（这是维辛斯基演说中关于“该死的叛徒们的坟墓上长满了杂草和飞镰”这一腔调的另一种说法，而维辛斯基的说法则是借用了B．E．丘巴尔演说中的这一形象说法——本书作者注）上一样，茂盛地长起了斯大林的好庄稼，而区结满了金色的于粒……在用忠于列宁一斯大林的党和仇恨人民敌人的精神教育共青团员和团外青年方面，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创造性的工作。”据米哈伊尔·科雷佐夫说，在这个期间，有几千个过去曾经自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螺丝钉”的人步步高升，“担负了更大的、越来越大的负责工作”，而在过去，那帮间谍“却使他们相信，他们要在红军中得到提拔是一件困难的事”。②

①例如，《红星报》在1938年2月4、11、23、26—28日，4月15日，5月20日，6月15日，7月29日，以及《布尔什维克》杂志1937年第12期上，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材料。

②《红星报》1938年2月23日。

军队中发生的情况只是反映了“信得过的干部”这一新阶层形成的总过程，这些干部在领导岗位上代替了一代革命老战士和富有经验的、经过正规训练的专家。当时莫洛托大曾说：“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工程师专家曾以自己经过长期考验而过于自负，而实际上他们在政治上已发生了蜕化，并参与了破坏活动，因此在最近几个月中我们不得不提拔很多新人来代替他们。”这是斯大林的领导对工业中发生的情况所作的评价。他们在军队中也是这样做的。莫洛托夫证明说，这些干部是“我们眼看着”在掌握新的工作的。①

①《红星报》1938年5月20日。

军长Д·Г·帕夫洛夫对选民们说：“同志们，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斯大林时代，我们的社会地位很牢固。对我们苏维埃人来说，是不存在什么障碍的，在伟大的斯大林的领导下，在同祖国的敌人和叛徒进行无情的斗争时，任何任务，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能完成……”①“亲爱的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伏罗希洛夫用钢铁般的手在引导着我们走向胜利！”被列为“信得过的干部”的“小螺丝钉们”放声高唱《如果明天发生战争》这支歌曲。他们将要在1953年处于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敌对状态和经受失去最爱戴的领袖的恐惧。他们还将在1956年经受愤怒和惊慌失措。

①《红星报》1938年12月8日

斯大林发动的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进行的政治杀害活动是在1937年（准确地说，早在1935年就开始了），一直继续到1938年。总书记对红军最高指挥部这一级的成员也没有忽视。1938年夏，他把苏联的第二位元帅亚·伊·叶戈罗夫投进了刑讯室。叶戈罗夫勤勤恳恳地为斯大林服务几乎长达20年之久，在这个期间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优柔寡断。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早在1920年时就顺从地奉行这个刚开始其政治生涯的独裁者的种种指示。众所周知，斯大林当时是叶戈罗夫指挥的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由于他同中央的指示背道而驰，因而招致了邻近的西部战线的惨败。1937年，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参加了对图哈切夫斯基一批将领的六月审判，后来他成了国防人民委员的第一副手。而现在

当时斯大林几乎消灭了所有的地万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中央书记，各边疆区委书记，各州委书记，各市委书记。于是不得不在中央的下面举办很多短期训练班来培训新的党的领袖。当时委托由偶然幸免于难的斯拉温（正是他在且937年6月1—4日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没有大肆张罗去仇恨“叛徒”）根据“党在工农红军中的领导作用”这一主题给中央所属专门训练班的学员们拟定一份学习提纲。1938年8月，伏罗希洛夫把他叫去汇报工作。这位斯大林的人民委员亲手交给他一个蓝色公文夹，里面放的是间谍叶戈罗夫的“供认”，并对他说：“你要知道，斯大林同志已对他提出过几次警告。”但是斯拉温没有接受这个明显的暗示。当10月5日他被送到卢比扬卡街时，别人才帮助他明确地认识到他已被送到了什么地方。在那里，共产党员斯拉温站到了正确的党的立场上来对待作为敌人帮凶的军队政治委员斯拉温。

斯大林既然打算进行政变和夺取全国政权，那他能够让那些坚持革命的统帅们活下去吗？内战时期的共和国革命军声委员会使总书记犹如芒刺在背，感到难受。正如一个准确的射手在靶场上依次地将不动的靶标一个接一个地击中一样，斯大林在枪毙人的30年代，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逐个地消灭了，而这些人是不曾猜想到自己会更早地死去的。1925年第一个遇害的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前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他是在美国十分奇怪的情况下突然死去的。最后一个死去的，即在1940年死去的，是军事委员会的前主席列·达·托洛茨基。领导苏维埃共和国国防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竟成了叛徒们麇集之地。……而他们奉献给公众的却是一种虚构的奇谈，说什么打赢国内战争的不是托洛茨基、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拉斯科尔尼科夫、梅霍诺申、乌博列维奇、普里马科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而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

……总书记对好事的记忆力是惊人的。1918年10月，德彼·日洛巴指挥钢铁师发动了勇敢的进攻，挽救了察里津之后，斯大林曾代表政治局和苏维埃政权慷慨地许诺说，这个功绩人们将永不忘记。后来日洛巴指挥了一个军，在和平年代，他在北高加索工作。1937年时，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在最后岁月中，他领导了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的综合建设，是亚速海——黑海边疆区党委委员。当逮捕开始时，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鲍里斯·舍博尔达耶夫被捕。日洛巴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有原则性的领导人和杰出的组织家。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①由于担心自己会出现最坏的情况，便于9月份去到了莫斯科。谁能够保护他不受诽谤、使他得救呢？那就是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其他在内战时了解日洛巴的司令员们都已经死在卢比扬卡街了。了解他的还有斯大林：难道在1918年时他没有说过对日洛巴的功绩人们将永不忘记这样的话吗？然而

①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是日洛巴的名和父名。——译音注

……德米特里·日洛巴于1937年10月2日被捕了，不久就被押解到克拉斯诺达尔。原来这位国内战争的英雄是在那里进行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起初，他领导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起义组织，而从1933年起，又领导了亚速海—黑海边疆区的起义组织，在这里是舍博尔达耶夫招募了他。对他的侦讯进行了将近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叶若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管理局局长下达了“要把这个叛徒榨干挤净”的个人指示，日洛巴大概是支持得住的。①

①《苏维埃战士》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23期。

斯大林在30年代所进行的政治杀害活动，既没有漏过全国的一个民族区，也没有漏过全国的一个军事机关。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外省，情况全都一样。1936年11月底，远东边疆区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在苏维埃非常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前，边疆区的领导人们同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加里宁、卡冈诺维奇、安德列也夫、伏罗希洛夫……一起照了相。斯大林的战友们又同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的指挥人员们一起照了相，他们是：瓦·康·布柳赫尔、Г．Ｍ．什捷尔恩、Ｍ．Ｂ．维克托罗夫、И．Ａ．哈列普斯基、Ｍ．Ｂ．卡尔梅科夫、Г．Ａ．奥谢皮扬。和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一样，他们也同边疆区党的领导人拉夫连季·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斯大林把他的姓换成了拉夫连季耶夫）和执行委员会主席Г，Ｍ．克鲁托夫一起，一致投票批准了新宪法。宪法中有一条规定：要保障苏联每个公民人身不受侵犯。但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就认识到了这一条文的真正价值，因为宪法的创造者①对远东代表团的成员，一个也没有予以宽恕。

①“宪法的创造者”指斯人林。——译者注

克里姆林宫的掌柜①在不倦地关怀国家的繁荣时，任何时候也没有忘记远东。该边疆区那一望无际的富源，与日本的接壤，该地区通向太平洋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这一切就迫使克里姆林宫的掌柜要去考虑巩固这个边疆的防御问题。在总书记那反常的头脑里，恐惧感被看成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最好手段。对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指挥人员的歼灭运动，是在1936年开始的。根据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专门机关当年作的综合报告，据不完全的材料来看。被镇压的托洛茨基分子一季诺维也夫分子为45人，“托洛茨基化的分子”为48人。1937年前几个月的镇压情况是前者为17人，后者为35人。在1937年3月，已经查出并受到惩治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单干者为100人，参加集团者为29人。至于“托洛茨基化的分子”（这个术语看来已变成普通术语了），其人数计有：单干者为216人，参加集团者为30人，他们基本上是一些指挥干部和初级指挥员。②

①“克里姆林宫的掌柜”也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②《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35879，目录2，案卷172，第17、40、90张。

斯大林在其消灭红军指挥人员的计划中，让布柳赫尔元帅扮演两种角色：先是法官，后是牺牲者。但是他于6月11日，出现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特别法庭的会议庭之前，他必须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证明自己对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心甘情愿到何种程度。他在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管理局保持密切接触的情况下，用新的指挥员来代替被捕的“敌人”，并且由于新任命的人被消灭，他又任命其他一些人来代替他们。根据保留下来的电话中谈话的记录来看，元帅是相信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报告的。他们向这位集团军司令员介绍的情况，看起来是非常可怕的。原来在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的高级指挥人员中，有一个经过周密考虑的、与日军总参谋部相勾结的阴谋计划。从被捕的叛徒的供词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各兵种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了这一阴谋……

1937年5月22日晚上，市柳赫尔坐特快列车前往莫斯科出席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会议起初定于5月25日召开，后来推迟到厂6月1日）。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之后过了两星期，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7年6月21日联合发布了一项命令：“对于」三动站出来毫不隐瞒地讲出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检举其全部同伙者，不予拘留和逮捕，也不对之进行刑事追诉。”①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也向所有检察机关发出了相应的指示。

①《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目录2，卷宗155，第32张。

当布柳赫尔不在的时候，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了边疆区党的代表会议。选入边疆区委常务委员会的有И．Ｍ．瓦列伊基斯、Ｂ．Ｂ．普图哈、Ｈ．Ｂ．沃尔斯基、Ｂ．Ａ．巴利茨基及一些军人：瓦·康·布柳赫尔、И．Д·瓦伊涅罗斯、Г．Д．哈哈尼扬、Ｍ．Ｂ．维克托罗夫。他们不久就将被全部消灭，而现时被轮到消灭的是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亚基尔、科尔克、普里马科夫、普特纳、费尔德曼、艾德曼。这些人此刻正坐在军事委员会大厅里的被告席上。斯大林为了力求使这次镇压带有威风的样子，便把案件交给特别军事法庭来审理，该法庭由以布琼尼和布柳赫尔两位元帅为首的8人组成。参加这次法庭审判对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①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因此他借口身体不舒服，离开了大厅，只是到作出判决时，他才回到会场。

①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是布柳赫尔的名和父名。——译者往

首都掀起的大恐怖浪潮也席卷了远东的军队。在首先被捕的人中，有一个是滨海集群司令员И．Ф．费季科，他是被召回到莫斯科后被捕的。代替他的（1937年7月4日）二级集团军司令员Ｍ．＜．列万多夫斯基一年之后被害。当时被捕的还有对斯帕斯克进行传奇式冲击的参加者、两次勋章获得者Ｅ．Э．波库斯，他是刚刚被任命（1937年6月12日）为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副司令员的。同年夏季被捕的有：参谋长Ａ．Ф．巴拉基廖夫、空军司令员И．П．弗列罗夫斯基、材料供应副司令员Ｃ．И．贝克尔。7月2日逮捕了3个师长：Ｂ．Ｅ．罗希、П．Ｍ．加夫罗和П．Ｃ．菲尔索夫。

由于镇压规定得超出计划的限度，所以它不可能不触及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次要的军事人员。当时的政治部副主任И．Д．瓦伊涅罗斯在边疆区党的五月代表会议上声称：“破坏分子同时在各个地段的10项工程进行破坏，结果使这些工程到年底时不能完工，因此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司令员，都没有房屋可住，我们的部队在冬季还依然住在帐篷里……破坏分子在保证供应建筑材料和合理使用劳动力方面进行破坏。”①

①《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目录3，案卷196，第109张。

信号已经发出了，在代表会议正在进行的第4天，就已经逮捕了市柳赫尔在供应材料方面的副手Г．Ａ．济扎。这位1917年4月入党的党员，在代表会议上作了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陷于屠刀之下的有：建筑管理局局长卡谢耶夫、两个经济部类的领导人Ａ．Ｈ．杰列夫佐夫和Ｍ．Ｃ．科罗博奇肯金、《钟报》编辑Ｂ．Ｍ．米林。代表会议主席团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捕。遭到别人痛斥的人和痛斥别人的人都被捕了。这一切都是在彻底消灭边疆区党的领导的背景下进行的。

当布柳赫尔不在的时候，由瓦伊涅罗斯临时执行司令员的职务，不久他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在那些记非寻常的夏季日子里举行的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司令部党的会议上，他说：“议论‘应当相信谁和不应当相信谁’以及‘现在应当相信谁？’——远不是我们应当议论的问题。我们应当相信一切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真正为党的总路线而斗争的人，应当相信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为根除人民的敌人——日德间谍和破坏分子——而斗争的人……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要彻底根除人民的敌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①不到两个星期，这个热烈的除根机瓦伊涅罗斯也被根除了，他是根据“总路线”被根除的。

①哈巴罗夫斯克市党务档案馆》第12次党代表会议的案卷，第578页。

掘墓者的黄金时间来到了。在所有党的会议上（又是“根据总路线”和“为了执行总路线”），与会者都从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经历中去搜寻出和嗅出什么政治错误和背离“总路线”的表现：他在10年代的辩论中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对托洛茨基他是怎么看的？为什么在调查表中他对自己过去曾拥护过托洛茨基竟避而不谈（“为什么不向党缴械？”）？有些人由于经受不住凶狠的追捕，结果便自杀了。在4月份，不久前曾荣获列宁勋章但又被开除出党的远东铁路局局长П．Ｂ．伦贝格就是用枪自杀的。

在1937年7月10日举行的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司令部党的会议上，对1919年3月入党的党员、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工程兵第4处老工程Ｅ．Ｃ．乌尔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乌尔曼说：我不明白，这些皮达可夫分了、加马尔尼克分子和其他一些人怎么能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这一点谁也没对我解释明白。逮捕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有罪。因此，在法庭作出决定之前，我不认为我的兄弟、第二特种步兵军炮兵指挥官乌尔曼·阿布拉姆·萨莫伊洛维奇是人民的敌人。党委书记安东诺夫说：我们在党委会里第一次听到如此厚颜无耻的发言。现在党对他讲：他的兄弟是敌人，而他却不相信这一点，这说明，我们工作得不好，至今没有揭露这个敌人。最后决定：把Ｅ．Ｃ．乌尔曼开除出党。”①接着而来的是逮捕和处以死刑。而且是不经过法庭，即不经过前共产党员雅科夫·乌尔曼在会上提到的法庭。

①《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33879，目录3，卷宗195，第86—87张。

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检察长Ｂ．马尔基斯在1923年时曾写了《红军中的革命法制》一书，他在书中怀着敬意地提到了托洛茨基的名字。在1937年党的会议上，马尔基斯痛斥了“敌人”，并有所悔悟地说，当时，即在1923年时，不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他说：“当时我们这些党员，对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路线没有一种准确的提法。在私下的谈话中，我也曾竭力去了解、去弄清自己的动摇。”在另一次会议上，马尔基斯谈到了工程师一建设者时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他们不是由于他们工作马虎，而是由于他们是反革命破坏组织的成员，是间谍和匪徒。”①这位检察长本人于同年即1937年被捕，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就帮助他彻底摆脱了个人的动摇和怀疑。

①《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33879，目录3，卷宗195，第14—15张。

布柳赫尔元帅的战友一个接一个丧失了，但他本人对主人的意志依然保持着顺从的态度。早在1937年9月间，远东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13年入党的党员И．Ｍ．瓦连伊基斯，曾给总书记拍去了一封密码电报，他在电报中建议在对敌斗争中应只限于使用政治手段。但是领油认为斧头要比其他一切手段都好。不久，斯大林就把瓦连伊基斯从远东赶走了（后来又把他处死了），而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局前局长格奥尔吉·斯塔采维奇派去代替他（后来斯塔采维奇也被斯大林处死了）。当布柳赫尔在莫斯科的时候，他给边疆区委新任书记写信说：“至于斯大林同志和党中央，那么他们用10月3日关于把瓦连伊基斯撤职的决定从政治上回答厂瓦连伊基斯在其电报中所叙述的错误路线。”①

①《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33879，目录2，卷宗195，第46—49张。

还有一封信。这是布柳赫尔的副手瓦伊涅罗斯写给布柳赫尔的。他曾经出席了斯大林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会议。当总书记向他问到桑古尔斯基时，他回答说：“斯大林同志，我不能说，我同桑古尔斯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好。他曾经为了捍卫市柳赫尔同志的路线而非常起劲地反对普特纳、拉宾和其他一些人。现在已经明白，他这样做是为了掩盖卑鄙的间谍活动。”接着，瓦伊涅罗斯汇报了会议的进行情况，他说：“斯大林同志在短短的发言中谈到，桑古尔斯基、拉宾、阿罗什塔姆现在都承认自己进行间谍活动，承认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相当于300万卢布的巨款，斯大林同志还谈到，是加马尔尼克介绍他们与日本人结识的，并说，一些日本军官在一个姓乌克兰姓的边防军司令（已被捕）的帮助下，潜入布拉戈维申斯克设防区的一个地点。斯大林谈到了……1919年时他同伏罗希洛夫一起怎样在察里津于很短时间揭露了自卫分子诺索维奇、斯涅萨列夫及其他钻进防卫司令部的白卫分子的。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政治干部们更仔细地看一看军队的偏僻角落，坯能发现不了敌人的活动！’

但是我从来都不曾想到桑古尔斯基、阿罗什塔姆、拉宾能够是真正的日本、德国和托洛茨基的法西斯间谍。我了解我所负的责任是让他们能够长期不受惩罚地呆在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中。为了我们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的建立和巩固，我曾经不得不最紧张地工作厂5年半的时间。我从沉痛的经验教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将在对共产主义的敌人和形形色色的叛徒的斗争中予以运用。”①我们已经指出，瓦伊涅罗斯不久就算作叛徒而被消灭了。

①《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33879，目录2，卷宗195，第217张。

由克里姆林宫操纵的政治杀害活动弄得人心惶惶。滨海军队集群参谋部大尉格尔曼证明说：“我本人是个情报人员，因此我懂得，在日本人看来要使用指挥员来进行间谍活动，那是毫无意义的，原因是他们从工农红军的领导部门中搞到了一些大人物。我由于工作需要而同滨海集群参谋长巴拉基廖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现在我在心里把一切都逐一地加以思考……我简直不相信他能够在什么地方进行间谍活动和反革命活动。现在你可以走一走，呆一呆，但是我不相信你明天还能这样，因为他们随时会把你逮捕起来的。”①

①《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他宗33897，目录2，卷宗170，第168—169张。

军队的士气被破坏了。但是斯大林仿佛看到了中国人和朝鲜人反对日本压迫的起义之火很快就要燃烧起来了。1938年6月，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分成了两个独立的集团军，由远东战线的人组成，受布柳赫尔指挥。7月底，弗里诺夫斯基及其副手戈格利泽动身前往国境线。他们亲手把新制的地图交给了国防军战士，在新制的地图上，日本领土的某些地段被划到了苏联一方。①事件一触即发。它是7月底在扎奥焦尔内高地和别济米亚内高地爆发的，最后在哈桑湖附近发展成同日本的军事冲突。但是挑衅②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却希望遵守表面上的礼节，他下令在作战时一颗子弹也不准落在日本的领土上。这项命令需要使我军遭受重大的损失：不得不靠刺刀进攻来夺取筑有工事的高地。

①Ｂ．拉波波特和Ю．阿列克谢耶夫《背叛祖国》1988年俄文版第302—303页。

②挑衅者系指斯大林。——译者注

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特别部门所得到的情报中可以看出，对斯大林进行政治杀害活动的根据哪怕稍微有一点怀疑，都要竭力予以根除。其中的一份情报中谈到：“伏罗希洛夫军医院的一个被开除出党的工人基纳尔说：‘你以为把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及其他一些人枪毙了能什么事也没有就过去了吗？不会的，苏联要为枪毙他们而受到惩罚，而且是在世界无）一阶级面前受到极严重的处罚。要知道他们并不是像你和我这样一些可以随便枪毙而无人知道的人，他们是和图哈切夫斯基一样的人，他们不仅受到苏联人民的重视，而且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重视。我认为，在他们被枪毙之后，军队定将发生分裂（基纳尔已被捕，正在对他进行侦讯）。”①

①Ｂ．拉波波特和Ю．阿列克谢耶夫《背叛祖国》1938年俄文版第36—41页。

第66步兵师党组织书记奥克斯曼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不知道，师政治部主任科甘为什么被捕，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不知道。应当别搞什么悔悟啦，该抓工作啦。”（奥克斯曼正在受审查）”①“第59步兵师第175步兵团参谋长助理、非党员、上尉佩列斯科夫命今文书普良克把加马尔尼克的照片取下来，而把基洛夫和捷尔任斯基的照片留下。他补充说：‘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此他们不会成为托洛茨基分子，所以他们的照片还是能够挂的。’”②第34炮兵团第5营的红军战士萨莫伊洛夫说：“剩下来的只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其余的人全是托洛茨基分子。”第一连军事技术员巴季列维奇证实说：“带菱形章③的军官百分之七十五都成了间谍。”

①Ｂ．拉波波特和Ю．阿列克谢耶夫《背叛祖国》1938年俄文版第227、302、305页。

②同上，第302页。

③菱形章是苏联在1943年以前用以表明军官等级的标志。——译者注

第34步兵师工兵营红军战士格鲁霍夫惊讶地说：“我一点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有托洛茨基分子，或者是还有别的什么。要知道他们（指图哈切夫斯基一帮人）是和斯大林同志在一起的。为什么他们没有把斯大林杀害呢？”①在那些年月里，《红星报》和其他一些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谈论被揭露的可疑分子，说他们不相信采取政治杀害手段有良好的效果，因而他们对此进行抗议和反抗。诚实人的反抗行为有时候具有悲剧性的和自我牺牲的性质。

①Ｂ．拉波波特和Ю．阿列克谢耶夫《背叛祖国》1938年俄文版第307页。

在远东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杀害活动，使边疆区的经济工作和军事项目的建设几乎陷于瘫痪状态。1937年上半年全军建设计划只完成了16％。到7月1日止，损失达1750万卢布。水路运输和铁路运输被彻底破坏。建筑材料、器材、工具都用完了。劳动力不够，对现有的劳动力使用得也不合理。①

①Ｂ．拉波波和Ю.阿列克谢耶夫《背叛祖国》1938年俄文版第247—248页。

太平洋舰队所遭受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斯大林在消灭舰队的指挥人员时使用了他最喜爱的方法：将其召回首都，予以新的任命，接着加以逮捕。这时出现了消灭的第二个浪潮，这次被消灭的是接替突然空出的岗位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一级舰队海军司令Ｍ．Ｂ．维克托罗夫曾经参加过彼得格勒的十月武装起义，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进行过战斗，指挥过空军舰队。总书记在任命他为太平洋舰队司令时，再一次看了他那无可指责的工作履历表。接着于1937年5月把他召到莫斯科，任命他担任工农红军海军司令。12月将其逮捕。和维克托罗夫同时被处以死刑的有军事委员会委员、二级政治委员Г．Ｃ．奥库涅夫，舰队空军司令、师长П．И．尼基福罗夫，海岸防卫司令、师长Ａ．Ъ．叶利谢耶夫。

政治部副主任、师政治委员Ｍ．Ｂ．拉夫罗夫曾经参加过国内战争，1936年5月被授予列宁勋章，1937年10月同其他一些“人民的敌人”一起被捕。1938年时，逮捕和处决的第二个浪潮袭来了。所有接替早先被镇压者的岗位的人也都成了“敌人”和“日本间谍”，他们之中有：新任海军司令、一级海军将领Г．П．基列耶夫，参谋长Ｏ．Ｃ．索洛尼科夫，军事委员会委员Ｈ．Ｂ．沃尔科夫。沃尔科夫是唯一得以保全性命的人，他在经受了18年的集中营生活之后又恢复了自由。

在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的人中，有一位是第20步兵团的团长兼政委米哈伊尔·卡尔梅科夫。他是一个世袭工人（玻璃吹制工），三次乔治十字勋章的获得者，1917年7月入党的布尔什维克，巴什基尔红卫军部队的组织者。市柳赫尔和卡希林于1918年夏从乌拉尔南部冲破障碍来到了他这位克拉斯诺乌索利斯基共和国的总司令和政治委员身边。卡尔梅科夫旅在东方战线上立下了战功，他这位旅长被授予红旗勋章。1920年，第42步兵师师长兼政委卡尔梅科夫是冲击彼列科普的组织者之一。他的第二枚红旗勋章是在新的战线上即在土耳其斯坦战线上获得的。在列宁格勒军区，他担任第一步兵军的指挥员，1930年时，他被调到远东，受战友瓦西里·布柳赫尔领导。

在卡尔梅科夫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时期，是他指挥集体农庄特种步兵军那个时期。这是全国唯一把战斗学习同开垦土地结合起来的一个兵团。复员后，士兵们留在了远东，留在了他们用自己双手建立起来的村庄，并在这里建立了家庭。在卡尔梅科夫参加下，建立了两个大集体农庄——一个以军长的名字命名，另一个以谢尔盖·基洛夫的名字命名。1937年1月，卡尔梅科夫被授予列宁勋章。5个月之后，下令逮捕了他。斯大林竭力使这位英雄的名字和事业从人民的记忆中消失。但是，这位卓越统帅的一生是历史、革命、国内战争、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的有目共睹的一部分。他的死是对斯大林制度的直接控诉。①

①遗化的是，至今在任何一部百科辞典里都找不到米哈伊尔·卡尔梅科夫的名字。如果不是军长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卡尔梅科夫经过多年努力写出的一部研究著作，要想很快地回忆起他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的。这里使用了他的档案研究材料。

还有一个证据，这就是第63步兵团前联络处长上尉伊戈尔·叶夫根耶维奇·穆萨托夫的叙述。他于1937年10月14日被捕。先被逮捕的是团长多见什。被派来代替他的位置的是少校罗特米斯罗夫（他后来是坦克部队的主帅）。继多见什之后被捕的是团政委普洛特尼科夫，他在此之前曾向军官们提供有关肃反工作人员工作的情报。继政委之后被捕的是少校参谋长米赫耶夫、少校副团长什维尔波、军用食品处处长大尉科利亚达。全团的人都知道，总务连连长谢基尔斯基同时还进行告密。但是，他也被捕了——是不是为了让他在监狱里继续进行秘密服务呢？……当军医Ｍ．什马金被捕时，穆萨托夫的妻子惊讶地说：“什马金原来是人民的敌人！而我们竟然常和他一起玩扑烈费兰斯①……”丈夫回答说：“你可真是个愚蠢的女人！米沙②是和我一样的敌人。到时候我也会被关进监狱的。”他已经预测到了……

①朴烈费兰斯是一种纸牌的玩法。——译者注

②米沙是什马金的小名。——译者注

在穆萨托夫一家中有很多军人，但是第一个受害的是1930年时伊戈尔·叶夫根叶维奇的姨夫、炼油专家德米特里·列别德金。他是由于“工业党”案件而被捕的。在1937年，叔父卡林诺夫斯基被枪毙，他是旧军队的一个中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致残。他加入了党，最后的岁月里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罗夫州管理局工作。当大规模的逮捕开始时，他过去的许多同事便一个接一个地被捕了。退休金领取者卡林诺夫斯基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请求他释放无辜者。他为他们担保。接着这位天真的说情者便被捕了，并被处以死刑。第二个叔父卡林诺夫斯基是旧军队中的一个中校，是飞艇制造方面的一个大工程师，曾蹲过两年监狱。穆萨托夫的继父普什卡尔茨基则蹲了10年监狱。他因病而生命陷于垂危时，才提前一年被释放。他在母亲身旁只呼吸了一个月的自由空气就去世了。

穆萨托夫的父亲是旧军队中的一个大尉，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和世界战争，1920年在红军中工作时去世了，但是有关的证明文件没有保留下来，因此，儿子在一生中的各个时期都被“作为异己分子”而受到迫害，从上学时候起就受到和“富农”子女一样的对待。在穆萨托夫的命运史上，反映出了恐怖时期几代受折磨者的命运。不过伊戈尔·叶夫根耶维奇毕竟还可以认为是幸运的。他经受住了叶若夫和贝利亚那传送带式的折磨，在严刑拷打下活过来了。对他的侦讯拖了一年半之”久，这时短暂的解冻天气来到了——斯大林的政策发生了轻微的变化，几十个级别不高的指挥员被释放了。穆萨托夫上了前线，被授予战斗勋章，战争结束时他是第二塔曼近卫师的参谋长。他的那些在1937年时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的同案犯们英勇地捍卫了祖国。

到1938年初，军队中进行的政治杀害活动是真正全面的政治杀害活动，它有使整个军官团被扫荡的危险。但是情况还不只此。1月份，总书记下令把中央的指示信——《关于工农红军中党的政治工作方面的缺点及其克服措施》发往各地。在此以前逮捕的只是被揭露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忘记了那些“政治上无气节的人”（这些人放弃同叛徒的斗争）。指示信要求要追查所有潜藏的敌人。面对这项新的指示，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任何一个政治委员，任何一个军需官，甚至任何一个特别处人员．都没有安全感。当时每个营里都有几个特别处，军队中反间谍机关的工作人员都隐蔽在连以上的各个分队里，但是大规模的政治杀害活动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个部门也不能躲过，它受到了和政治部门相同的遭遇。D．彼得罗夫在统计政冶杀害年代里军队党组织所遭受的总的损失时，引用了这样的数字：到1937年底，工农红军中的党员人数与1932年相比，减少了二分之一，即减少到15万人。①如果估计到在政治干部中不可能有非党干部，而在指挥人员中党员不少于90％这一情况，那么，在斯大林的镇压之后，总的损失（军队中20000—25000的特别处人员不计算在内）不少于8万人。

①Ю.彼得罗夫《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的建设》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12、355页。

在报刊上不止一次地发表的Ａ．И．托多尔斯基的数字是不完全的。那个数字没有把1938—1939年被镇压的人数包括进去。被镇压的总人数（其中被消灭的在9／10以上）在高级指挥人员——从元帅到中将——中占93％。其他各级的损失虽没有这么惊人，但是在卫国战争开始时，不得不由尉官来指挥各团，这却是一个确凿的事实。①到1938年底，斯大林连一个有功勋的统帅都没有让他活下去。领导武装力量的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季莫申科这些傀儡以及像弗里诺夫斯基（海军人民委员）这样一些卢比扬卡街的执法队员。像库利克和夏坚科这样一些参加消灭指挥人员的人和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剩下来要提的是列夫·梅利斯，他是进行政治处决的老手。所以斯大林便任命他来领导红军的政治部。

①Ｂ．拉波波特和Ю．阿列克谢耶夫的前引书，第352页。

有几个军事长官偶然地幸免于难，这确实是只能感谢机遇。军长亚·伊·托多尔斯基和另外几个同级的军人落到了列福尔托沃区①。专门的“三人小组”（它可以说是特别会议②在战地的不同说法）以高度的工作效能一个接一个地置他们于死地：几分钟的审判仪式，简短的合议，死刑判决，接着是在隔壁房间里用锤子敲击受害者的头部把他打昏死过去，然后将尸体扔进地下室，在那里对于某些生命力过强的人再补上一枪将其打死。轮到托多尔斯基了。幸运的是，在3个法官之中有一个是他过去的同事。这位同事问军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③，原来是您呀？”于是在三人小组中出现了混乱状态。他们商量了一下后，宣布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判决——判处以15年徒刑。

①列福尔托沃区旧称列福尔托夫斯卡娅镇，莫斯区旧区名，在亚乌扎尔河左岸，以列福尔特的名字命名，他的部队曾驻扎于该地。——译者注

②“特别会议”是邓尼金将军统治下的反革命自卫军“政府”。——译者注

③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是托多尔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Ａ．Ｂ．戈尔巴托夫将军是《战争年代》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谈到了蹲监狱的那些年月），布琼尼救了他。元帅进行干预，这是唯一的情况，这个情况帮了他的忙，使他得以活了下来。1939年冬，军长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被转到了布特尔监狱。这位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是1919年入党的，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勇敢而有才能的统帅。在牢房里他遇见了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这位布尔什维克问他：“老头子，你也到这里来啦？出了什么事？我一点也不能理解。要知道在这里还不如用枪炮来射击自己……亲爱的，你年纪大一些，你讲讲，你说明一下，你提供点线索让我了解……也许这是眼下最需要的吧？”

罗科索夫斯基在受侦讯时算走了运。对他这个波兰出生的人，本来是可以给他“硬加上”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名而加以枪毙的，但是却把他送进了集中营。他去到了科特拉斯以北的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1940年他从那里被释放。监狱生活的感受使他永远难以忘怀。他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点都不喜欢，所以他只让军人组成他的私人卫队。战后斯大林不顾这位元帅的愿望，任命他为波兰国防部长。在华沙，罗科索夫斯基几次成了波兰爱国者企图谋害的目标。1956年他离开了波兰。他对一位朋友说：“多苦的命呀！在俄国，人们认为我是波兰人，而在波兰，人们又认为我是俄国人。”

在5位元帅中，到1939年时，斯大林让其活下来的只有两个骑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总书记在处死了图哈切夫斯基之后，又处死了叶戈罗夫。1938年秋，轮到布柳赫尔了。元帅的遗孀格拉菲拉·卢基尼奇娜回忆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利斯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司令弗里诺夫斯基于7月份来到哈巴罗夫斯克时的情况。她说：“他们在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家中办公室里同他进行了谈话。丈夫由于内心紧张，便去到卧室取香烟，还请弄点白兰地酒。我请他无论如何不要喝。他们就在隔壁……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说：‘你知道，现在我非常需要这个。来了两个鲨鱼，他们要吃掉我。我知道，不是他们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他们。后一种可能性不大！’”①

①《苏联杂技》杂志1988年俄文版7月30日。

当为了庆祝8月6日的胜利而在哈桑湖举行劳动者的游行示威和为了庆祝远东红旗集团军建军8周年而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劳动者的游行示威时，布柳赫尔元帅的名字一次也没有提到。无论是在城里，或者是在广场上，他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与此同时，元帅的名字从流行歌曲中也消失了。元帅的遗孀继续说：“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从前线回来时坐的是自己的专厢，梅利斯和弗里诺夫斯基则坐在乘客室里。丈夫走进自己的车厢房间时，几次重复地说：‘全都背叛啦，全都背叛啦！……’在家里，看到他时感到可怕。他又指责某某进行了背叛活动。”

“在战斗中遭到的损失是令人可怕的，而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斯大林的亲信梅利斯，他以其所固有的厚颜无耻态度干预作战指挥，并向各部队发出自己的命令。由于他命令第40步兵师在根本不合适进攻的地段发动进攻，所以几乎使该师全军覆没。布柳赫尔撤销了这个官员下的命令，同新任命的指挥员们一起挽救了该师。其所以同新任命的指挥员们一起，是因为原先的指挥员们全都在1937年时作为‘人民的敌人’而被害了。唯一没有被害的是政治委员基里尔·鲁坚科。他在哈巴罗夫斯克的监狱里受到了极其凶残的严刑拷打，他同死刑犯们一起被送到乌苏里斯克的尼科利斯克附近著名的费尼纳山。在那里，政委在被枪毙之前，被迫在供词上签了名，然后‘被处以假死刑’，接着再送回监狱，再送去枪毙……

是他那难以置信的坚定挽救了他，或者也许是1939年出现的那个臭名远扬的贝利亚的‘解冻天气’救了他。”①

①根据И·Ｅ·穆萨托夫的《回忆录》。

8月18日，布柳赫尔元帅飞往莫斯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为最近的一次军事战役而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似乎造成战役旷日持久是他的过错。此外，还批评司令员对巨大的、完全是无谓的损失，采取了容许的态度。布柳赫尔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了党的最高机关，但是政治局最近几次的会议记录却不送给他看。这又是一个使他惊慌不安的信号……在这次会议上，布柳赫尔被开除出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解除了他的远东战线司令员的职务。总书记这一次戴上了公正的调解人的假面具，他似乎还没有失去对元帅的好感，他甚至在关于在远东建筑具有战略意义的新铁路的问题上还同元帅进行商量。

布柳赫尔回到旅馆后，曾准备用枪自杀，但是挂念家庭的思想阻止住了他。妻子和子女们已经动身赴莫斯科：他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突然伏罗希洛夫建议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同家入一起到他的在索契的“博恰罗夫小河”别墅去休养。帮助元帅从旅馆搬到专用车厢中去的是一直跟随元帅的副官尤斯廷·克雷西科。他本应当护送车厢到索契去，但是就在马上要动身之前，他失踪了，永远地失踪了。在别墅里，借口进行保卫，安插了一些服务人员，其实他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的特务。在这里，听不到任何消息，接不到任何信件。“这是一种极其巧妙的侮辱”，——有一次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脱口说出了这句话。

不可避免的镇压即将到来，元帅的弟弟、空军大尉从哈巴罗夫斯克来到了这里。他报告说，上面于9月4日向工农红军下了一道密令，说布柳赫尔在东京有一所官郧，他正在准备飞往日本。但是布柳赫尔的弟弟、一个飞行员及时防止了这次背叛行为。这是极其简单的、破损不堪的挑拨手段。这是熟悉的手法……他们于10月22日来逮捕布柳赫尔了。他同妻子和子女一起被捕。最小的儿子瓦西林才8个月。他竟然也失踪了，格拉菲拉·卢基尼奇娜再也没有见到他。在卢比扬卡街，贝利亚算是看得起她，亲自对她进行审问。由于她“不揭发”自己的丈夫，他们便通过苏联国防后援协会，把她送交集中营，为期8年。而丈夫知道一切将是什么结局，所以他在被捕的前几天就对她说：“绝对勇敢的人是不存在的。他们要把一个人的两只胳膊和两条腿都打脱臼的话，那是谁也支持不住的，谁也要签字的……”

他这个农民的儿子究竟对党犯了什么罪过呢？他在全国是第一个被授予红旗勋章的人。以后他又被授予3枚红旗勋章。他在萨马拉战斗过，在车里雅宾斯克战斗过，在托博尔斯克战斗过，在卡霍夫战斗过，在彼列科普战斗过，在沃洛恰耶夫卡战斗过……而中国——难道不是他这位革命政府的总顾问帮助孙中山建立军队吗？4个侦查员对元帅进行着残忍。的虐待——他们或者是轮流着单独地、或者是4人一起来残忍地虐待元帅。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后来被人们知道了，他叫伊万诺夫。令人痛苦的卢比扬卡街刑讯室里的生活……刽子手们挖下了布柳赫尔的一只眼睛，把它放在手掌上说：“如果你拒不招供，我们就挖下你的另一只眼睛来。”在检察机关的证明文件里反映了这个情节。关于统帅最后时刻的情况只保留在人们的口头传说中。据说，布柳赫尔被叫到贝利亚的办公室后，他向这个刽子手猛扑过去，他被当场击毙。

多少年过去了。格拉菲拉·卢基尼奇娜一天不差地服满了8年刑期后，她去寻找自己的女儿。孩子是在15岁时被送进幼儿园的。她在一天夜里来到了克麦罗沃这个遥远的西伯利亚城市以外的克拉斯诺亚尔卡车站。有一个当地人打量了一下这位穿着集中营女棉坎肩的妇女，然后说：“我们这里在这个时候有时会有人进行抢劫，你不能一个人走路。我正好也要到那个方向去。让我们一块走吧。”路上，他们交谈了起来。同路人原来是一个汽车机械员。他知道这个幼儿园。但是，要知道那里赡养的不是一些被枪毙的人民敌人的子女吗？……——“女儿父亲是被枪毙的。”——“对不起，请问您贵姓？”她讲明情况后，这个机械员向死去的元帅的遗孀跪了下去，抱住她那穿着集中营麻绳鞋的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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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斯大林之死

●为斯大林进行政治杀害的受害者平反的工作遇到种种阻力

●结束语

希特勒自杀了，尸体被焚烧了，而且验明正身，确是元首①的尸体——这些事实都已广为人知。斯大林起初对经过专家鉴定的材料表示怀疑，他命令把辨认出来的这个独裁者的两排牙送到莫斯科来。经过再一次进行研究，证实了第一个委员会的结论，而总书记却确信“死了的敌人才是最好的敌人”这句古老的谚语是正确的……墨索里尼作为揽路大盗被处决了。这个意大利伙伴的可耻结局对希特勒产生了不愉快的影响，加速了他作出自杀的决定。希特勒的尸体象个木偶一样，被用地毯卷起来，浇上煤油，在一个深坑里烧掉了。

①“元首”是法西斯德国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注

斯大林真诚地认为，伟大的独裁者有权死得壮丽。而绞索、地毯……人们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呢？没什么，总书记对自己的臣民还是放心的。虽然如此，但是怎么能够知道在1941年底一旦遭到失败时人们会怎样对待他呢？……领袖越来越频繁地思考起即将到来的结局来。有一次斯大林在同大主教阿列克西谈话时问他：“教会对灵魂不灭是怎样看待的呢？”——“灵魂是不灭的。”牧师回答道。“而教会对肉体不灭又是怎样看待的呢？”这位富有好奇心的统治者又问道。“教会不承认肉体不灭。”——“这是很令人忧伤的……”

居鲁士①渴望喝别的民族的血。马萨格特人②（即现今土库曼人的祖先）这个部落的酋长塔马里斯曾发誓要满足她的欲望。她履行了自己的誓言。科尔黛有杀害人民之友马拉③的足够勇气。索菲娅·彼罗夫斯卡娅④策划了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谋害。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⑤打死了坦波夫省的副总督、农民的残酷镇压者卢热诺夫斯基。妇女们就是这样行动的。

①居鲁士（？—公元前530年）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一代君主。他征服了小业细亚的米太、吕底亚、希腊城邦和中亚大部。公元前539年，又征服了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中亚时战死。——译音注

②马萨格特人（公元前8－4世纪）是中亚细亚游牧部落和其他部落的统称。——译者注

③马拉（1743—1793年）是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曾创办《人民之友报》，揭露反革命阴谋诡计，与罗伯斯庇尔一起领导了人民起义的工作，并从吉伦特派争中夺取了政权，被法国女贵族、吉伦特派的狂热拥护者科尔黛杀害。——译者注

④索菲娅·波罗夫斯卡娅（1853—1881年）是革命民粹派分子，“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是谋刺亚历山大二世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1881年4月3日，在彼得堡被处以绞刑。——译者注

⑤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1884—1941年）是俄国女政治活动家、社会革命党人。1906年打死了镇压坦波夫省农民起义的罪魁卢热夫斯基。被判处终身苦役，后来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之一。——译者注

在斯大林的亲信中，既有军人，也有革命者，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冒过生命的危险，但是在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坚毅果敢的男子汉大丈夫。总书记没有能够使这样的人成为自己宝座的亲信。1938年，老肃反工作人员阿·赫·阿尔图佐夫①临死前在牢房的墙上用血写了这样一句话：“诚实的人应当杀死斯大林。”②但是没有找到这样的诚实的人。一个也没有找到。

①阿·赫·阿尔图佐夫（1891—1943年）是苏联国务活动家。曾参加建立北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19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成员，后任反间谍处处长。——译者注

②引自阿斯蒂埃·德拉·维热利《斯大林》1963年巴黎法文版第56页。

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也曾向同时代人的良心发出呼吁：“在选择同朱加施维里作斗争的策略和方法方面，不应有什么犹豫。暴君是应该作为暴君被打倒的。”①根据这个暴君的指示，谢多夫被杀害了，连他年幼的儿子在巴黎也被杀害了。斯大林所消灭的不只是为他立了汗马功劳的许多肃反工作人员。

①引自A．阿夫托尔汉诺夫《斯大林死之谜》1976年西柏林俄文版第200页。

斯大林死在了病床上。如果不是有病的话，他是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他是能够为了人类的快乐和幸福而继续统治下去的。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在哀悼领袖的逝世时，都是这样想的。他活了差一点不到73岁。是活了这么大年纪吗？从通常的观点来看，他根本算不上活，因为他并不热爱生活。他这个最大的胆小鬼，在其周围散播恐惧和死亡时，唯一害怕的就是丢了命。要知道连瞎眼的软体虫也总是爬离死亡的呀……

人们从3月4日发表的政府公报中可以读到“验尿的结果表明正常”这句话。作为一个崇拜的对象，他也有尿吗？……1953年3月4日，对斯大林个人的崇拜达到终点了。虽然很少有人觉察到这一点。各家报纸还在对已死去的领袖继续刊登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假公报。

他的去世与1584年3月伊万·雷帝的死有点相似。公爵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和舒伊斯基、大臣罗曼诺夫和别利斯基——他们虽然已被沙皇指定为长子费多尔的保护人，但是他们却散布谣言说，沙皇还能够恢复健康……1855年2月1日尼古拉一世皇帝去世了，但就在这天却发表了荒唐的医疗公报。

笼罩在斯大林如何死去这一问题上的迷雾，只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在我们的时代才得以消散。这是横死，是主人自己由于推开了多年的忠实助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而加速了横死的到来。斯大林使之成为自己的亲信的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以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这4个人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常到近处的孔采沃别墅去看望领袖。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这4个人是行动一致的。①实际上种种矛盾和彼此默然的不相信使这4个人彼此不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无论在智力上或者在性格上，都大大超过了后两个人。斯大林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作为憨头憨脑的角色将其搬上了自己的政治舞台。这看起来是十分自然的，这正象让马林科夫担任发表议论的角色是一样的十分自然。贝利亚早在20年代时就成了一个反派角色。不过他由于具有极大的表演禀赋，所以他并不总是和导演指定给他的表演范围协调一致。在宫廷倾轧的历史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总是作为形影不离的一对而出现的。他们二人的亲近已经在很多照片和电影里记录下来了。实际上，贝利亚在使自己的这个伙伴成为夺权斗争中的王牌后，时时刻刻都在紧紧地控制着他。斯大林以忌妒的心情注视着势力强大的宠臣们玩弄的种种手腕。在斯大林身边的人中，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一个人敢于当着他的面，公开地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亲近。’他们背后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进行着商议呢？

①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1969年纽约俄文版第355页。

人们时常这样发问：对斯大林难道就没有过一次对他的谋害吗？是的，一次也没有。对希特勒，阴谋家们曾经4次企图杀害他，而对于克里姆林宫的这个独裁者，则一次也没有。的确，就连阴谋家，我们这里也没有。因为到30年代开始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粉碎，还有对党的队伍统一的加强，还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在反对派挑起的争论中，在反对派的各种计划中，从来没有谈到要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后来，当斯大林被吹捧得高于普通凡人而成为公认的领袖后，他使自己周围布满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帮手。由于进行了精心的育种，他就摆脱了一切能够独立思考和敢于采取果敢行动的人。

还有一个因素保证了这个独裁者的安全，这就是他建立了一种标准的、深广两个方面都配置成梯队的保卫制度。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克里姆林宫可以说是一座军事堡垒。至于斯大林的住所，那么，它是受到特别精心地保卫的。他在莫斯科郊区的两座别墅——一座远的，一座近的——的情况也是这样。受尼古拉·弗拉西克指挥的内部军队有整整几个师都是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这些部队无论是领袖在市内行动时，或是去往南方的别墅时，都保证领袖得到安全。此外，到处是专门的技术设施，再加上严格的双重检查和对于来访、外出以及到达应该到的地方所详细制定的条例等，都进一步保证了领袖的安全。

……从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基大门开出了一辆小汽车，接着是几辆乌黑发亮的“吉尔型”①大汽车：第一辆，第二辆，第三辆。在其中的一辆大汽车里，坐着领袖和警卫员们。最后面是一纵队普通型号的汽车。它们疾驰在突然间空旷无人的街道上，而从大剧院的院子里又开出了好多辆高速专门汽车——这是总书记私人卫队的第二梯队。配角为主角担任保护，进行检查，这就引起了同事之间的不和、甚至嫉恨。斯大林在组成自己卫队的结构时所预定的正是这一效果。这一方法他早在政治局里就已试验过了，在那里他经常在助手们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对立：“分而治之！”

①“吉尔型汽车”是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生产的汽车型号。——译者注

但是，多层级的保卫并不能使总书记防止另一种危险——放毒。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证明说，所有送往厨房的食品，以及面包、小菜、啤酒，都放在特制的纸袋里，每个纸袋上都附有一个由毒物学家签了名的并盖有国徽图章以证明其无毒的证明文件。①贝利亚认为自己的厨房要更好一些，所以他让把加了大量草药的菜，放在小沙锅中，从他个人的别墅里送给斯大林。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②和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他们彼此是太了解了。

①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1969年纽约俄文版第336页。

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是贝利亚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进行游戏玩耍的情况下，预料有一种谋害天人①的方法，这就是毒化空气，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里吸到这种空气后就会中毒死去。因此那里要定期进行空气检验，以便发现破坏活动。②不轻松的生活……

①天人原指希腊神话中的神仙，这里借用来指斯大林。——译音注

②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1983年纽约俄文版第6—7页。

如果对总书记的保卫制度、他的专用汽车和专用列车、强大的内部军队各分队和暗探队伍加以详细地描述，那就能写出一厚本的专著来。我们在这里只指出一个重要情况：形式上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拉夫连季·贝利亚不只是继续控制着惩罚机关，他还把保卫一个独裁者和许多小领袖的私人卫队的管理线索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斯大林对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信任的。所以斯大林不仅把别墅的警卫长，而且还把大剧院的警卫长以及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的警卫长，都置于自己个人的控制之下。而贝利亚却一心要提拔自己的暗探为斯大林的别墅服务，于是他便从特别受信任的警卫人。员中物色了一些人。大爸爸和小爸爸在这个领域的斗争已经不止一年了，双方互有胜负。助手们的生活也是不轻松的。他们每天在为国家事务操劳之后而于每夜入睡时都要揣度一番：谁将取胜？

在斯大林的专政制度中，有一个连贝利亚也难以接近的堡垒，这就是领袖个人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在20年代创建的，当时虽然总书记的资历还浅，但他竟也关心起这个特殊的部门来，不久这个部门就作为一个既不受中央委员会管、也不受政治局管的机关而开始发挥其作用。而另一方面，除其他领域外，保卫克里姆林宫和为领袖们服务的一切环节都受这个部门管。斯大林任命最忠实的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来领导这个幕后的机关。这个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象弗拉西克一样，在克里姆林宫经常变换的官位等级制度中，也成了主人的一个不可代替的助手。斯大林授予了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少将军衔，并在最后的日子里称他是“总管”。这样一米，总书记就向各部长和一些政治局委员们示意：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应当预先得到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同意。

这种作法不只是引起了贝利亚一个人的忿恨。贝利亚把对中央委员和政府成员的医疗服务工作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斯大林及其助手们的所有私人医生都感觉到了贝利亚那警惕的眼睛。但是，当1953年3月2日把医生们叫到斯大林近处的那座别墅时，在他们之中竟没有一个是经常照料领袖健康的医生。除了贝利亚，谁能够把斯大林的私人医生解职并免去苏联卫生部第四管理总局局长的职务呢？

在发生此事的两个星期之前，弗拉西克将军被捕了。那天凌晨即在头天夜里节日宴会之后，他照例到总书记近处那所别墅的各个房间里走一走，这时他在地板上发现了一小块纸，他拾了起来将其藏进自己的口袋里。秘密部门的暗探后来查明：弗拉西克藏了一份特别秘密的文件。被揭发有背叛行为的这位将军经受了卢比扬卡街那传送带式的审讯，他在严刑拷打下承认了自己有叛国行为。波斯克列贝舍夫被解除职务也是按照这一模式来进行的。他被指控泄露了国家机密。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克里姆林宫的副警卫长П．Ｅ．科瑟恩金突然死去。将军才刚满50岁。他妨碍了某个人……①

①“某个人”显然指贝利亚。——译者注

这座表面上牢固的堡垒，其墙壁就这样倒塌了。当斯大林得了中风时，他要得救，就只能出现奇迹。而一生被奉为神明的这位领袖是不相信奇迹的。那个决定要消灭他的人①，也是不相信奇迹的。

①“那个决定要消灭他的人”显然也指贝利亚。——译者注

可以认为，贝利亚在那种情况下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实际上，当他进入同暴君一对一的战斗状态之后，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他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当斯大林有时候被恶毒的任性所支配时，他在并无什么明显理由的情况下，就把多少个助手，多少个可靠的人和忠诚的人送上了断头台呵！而贝利亚的决心是不难解释的。早在1938年夏天，即在他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之前不久，斯大林曾下令准备一份对他的逮捕证。有人（是得到了谁的首肯呢？）预先把情况告诉给了这位格鲁吉亚共产党的中央书记，于是他就急忙带上从自己的保险柜里取出的一大摞文件，去了莫斯科。主人在搞了这次小小的而又相当明显的挑拨之后，他就向自己的这位新的亲信暗示：臣民们的生杀予夺之权依然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贝利亚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他成了一个过于危险的人物，因此在那个日益衰老的独裁者①的窄脑门下面，一个消灭这位竞争者的计划就日渐成熟。他先是制造了“米格列尔人案件”，后来又制造了“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他任命忠于他的政治工作者Ｃ·Д·伊格纳托夫来领导国家安全机关。逮捕贝利亚的理由已经具备了，执行人也准备好了。

①“日益衰老的独裁者”自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但并不只是必遭灭亡的感觉才促使贝利亚夫采取极端措施的。从其政治生涯的最初阶段起，权力就一直吸引着他。为了得到权力，他先在外高加索、后在莫斯科干了那么多的罪恶勾当，使得他有力量去同斯大林本人进行激烈的竞争。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赫鲁晓夫曾把自己的种种担心告诉给布尔加宁：“你知道吗，一旦斯大林死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吗，贝利亚想占居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职位？”——“他想当国家安全部长。如果他当上了这个部长，那对我们大家来说，就在末日的开始……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应当让他的这个目的得逞。”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引用的这次谈话再一次证明，贝利亚的对手们并不怀疑他准备害死斯大林。以后的事情值得加以详细地叙述。

2月28日的晚上，4个亲信①是同斯大林一起在其别墅的餐桌旁度过的。主人痛饮了一番，午夜过后，他送走了客人。据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时主人的情绪很好。3月1日晚上，他们被紧急地叫到了别墅。斯大林失去了知觉，从床上跌了下来，失去了说话能力。但是4个人没有留在病人那里。他们甚至连医生都没有叫，就全都走了。为什么呢？

①4个亲信即上文谈到的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译者注

跟随领袖多年的警卫员Ａ．Ｔ．雷宾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值班的军官惊慌地向贝利亚报告说，斯大林的情况十分不好，发出嘶哑声时，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粗暴地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制造惊慌，他只不过是睡着了，是在梦中发出的嘶哑声。”有人知道了斯大林处于危急状况后，向别墅打入了电话，请求医生来帮助。贝利亚把打电话的人痛骂了一顿，然后说，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在长达13个多小时的时间中，一直没有把医生叫来给突然中风的病人治疗。

还有一个罪证——这是一位教授提供的证据。医生们被完全是故意地很晚才叫了来。他们来到后发现垂死者的嘴唇上留有带血的唾沫痕迹。那个谋害者①需要使自己摆脱任何怀疑，于是在3月7日的《消息报》上发表了这样一项公告：“经病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研究的结果充分证明了诊断是正确的……已经查明，约·维·斯大林的病从发生脑溢血的那一时刻起就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因此虽然采取了有力的治疗措施，但未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和防止非常不幸的结局。”

①“那个谋害者”自然是指区利亚。——译者注

斯大林逝世后在其别墅里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情况的尾声。贝利亚在第二天就把所有作保卫工作的军官都赶走了。至于服务人员，“那些极其惊慌失措的、什么也不明白的人，收拾了遗物即书籍、餐具和家俱等，他们含着眼泪把这些东西装上了卡车——东西都被运走了，运到某些仓库去了……那些在这里忠心耿耿地服务了10—15年的人被赶到了大街上。”①新的安全部长——贝利亚立即就占居了这个渴望已久的职位——不能不担心其他的见证人。于是有些作保健工作的领导人被他撤职了，有些专家被他镇压了。

①参看斯·斯维特兰娜《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26页。——译者注

……斯大林的灵柩被安放在圆柱大厅里。进行哀悼的人是按年龄大小的顺序排列的，他们是：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瓦夏①将军也在这里。在父亲去世时，他几乎是冷静的。

①瓦夏是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的爱称。——译者注

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葬礼。遗体被涂了防腐剂的总书记穿着一身大元帅的礼服。礼服上戴满了勋章，灵柩旁摆满了花圈。有几千个好奇的人被挤死和踩死在靠近大厅的地方——一切都按时代的最好传统进行。接着在红场上举行追悼大会，致悼词。总书记的灵柩按年龄大小的顺序，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马林科夫抬起来，再按这个顺序将灵柩抬往陵墓。

这是他们给全民衰悼作出的表率。一张张惊惶失措的面容，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样子，一副副非常痛苦的神态……“亲爱的父亲，没有了你，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呀？”灵柩经过了一个幼儿园。这是莫斯科很多幼儿园中的一个。小孩子们被排成了一条单列横队。保育员们对他们说：“斯大林伯伯去世啦。孩子们，哭吧。亲爱的父亲去世啦。”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哭。只有一个小孩子没有哭，他笑了起来——他故意给女保育员作对。于是便对这个侮辱神圣的小孩子使用了一切惩罚手段：抽打屁股，罚站墙角，一天不给东西吃。

……沃尔库塔。在矿井里为斯大林竖立了一座小型纪念像。但是夜里有人在领袖那石膏制的双肩上给穿上了一件肮脏破旧的女棉坎肩，给领袖的头上戴了一个沾满油污的大沿帽。在市中心管理局的大楼旁，又竖立了一座斯大林像。但是有人把他的头打掉后，让其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暴君的死使犯人们产生了希望，他们希望减轻不幸的遭遇，甚至希望获得自由。8月份，在一座主矿井里掀起了风潮。先是第2管理局的矿工们举行罢工。后来是阿亚奇一亚格中央热电站的建设者们和第18号矿井的工人们举行罢工。于是检察长Ｐ．Ａ．鲁坚科和内务部副部长И．И．马斯连尼科夫将军从莫斯科乘飞机赶来了。他们答应服苦役的人和普通犯人，要尽快改变其现状，直至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而为了进行惩戒，他们在第18号矿井里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血腥镇压。他们让犯人处在地区以内和三重铁丝网以外的地方，用冲锋枪和机关枪向犯人扫射。我有机会看到了为逝世的总书记举行的这次血腥的追悼。

特鲁希略①统治了32年。他被埋葬在巴黎。他的亲属请求拨给64平方米的土地作为他的墓地。但是有关方面只同意拨给两平方米。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给予了6平方米。豪华的墓穴化费了9000万法郎。法国方面自愿将载运这个大肆掠夺的独裁者的火车（有对个车厢）从勒阿弗尔运往巴黎，然后再运往比利牛斯山的那边……

①特鲁希略（1891—1961年），从1930—1961年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他代表美帝国主义、当地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被暗杀身亡。——译者注

与特鲁希略相比，斯大林算是个俭朴的人：很一般的住宅，无论是莫斯科郊区的别墅还是南方的那座别墅都很普通，坟墓也很普通。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旁，只给他两平方米的墓地也就够了。然而这个俭朴的劳动者的形象只不过是他所喜爱的象演戏似的种种化装之一罢了。要知道这位领袖也常表现出豪华的派头，也常为节日的排场而耗费巨资。

，我们再来谈谈1953年最初几个月的情况。下面是他的女儿所作的描写：“在父亲卧病的大厅里聚集了很多人。那些第一次见到病人的陌生的医生们（多年来一直照料父亲的Ｂ．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此时在蹲监狱）心惊胆战地在周围奔忙。他们又是往父亲的后脑勺和脖子上贴水蛙，又是为他作心电图，又是给病人肺部进行Ｘ光透视。一位护士在不停地把病情记在本子上。一切都按照应该做的那样做着。所有的人都在为挽救一个已经无法挽救的生命而忙碌。”①

①参看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8页。——译者注

在场的人中，表现得突出的是中央主席团的几位成员——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而表现得比其他人都更为突出的是贝利亚。在领袖弥留之际，他紧张到了极点，他在各个房间里奔来奔去，不断地对保卫人员、服务人员和医生们发号施令。然而在他那双握得很紧的手中却偶然露出了种种假面具来：他时而表现出是一个过于自信的小爸爸（不只是在格鲁吉亚人们这样表示敬意地称呼他）；时而表现出是一个忠实的朋友，而当他吻到主人那湿润的一只手时，竟忠实得发出了狗一般的尖叫声；时而又表现出是一个怀着恶毒期待的杀人犯。

斯大林死得很困难。他的右半部已经瘫痪，他已丧失说话能力，呼吸也很困难。他最后一次睁开了两眼，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警卫人员们、陌生的医生们、十分熟悉的战友们和自己的子女们……雅科夫不在，这个大儿子早在10年前就被他害死了。小儿子瓦西里他也不喜欢，他曾不准这个小孩子到厨房以外的地方去。而斯维特兰娜在这里。总书记在给女儿的信上曾经署名为：“你的小秘书”。但是在恼怒时，总书记曾揭露她有反苏情绪，于是在他的声音里就表现出一个侦查员对特别重要的案件发出的腔调来。他环视了周围的人之后，突然抬起左手，作了个威胁的手势，竭力想讲些什么，接着就把手永远地放了下来。

还有最后一件事，贝利亚在确信这个不死的人终于如此合乎愿望地死去了时，他控制不住自己，高兴得失去了常态。他那兴高采烈的“赫鲁斯塔廖夫①，来车！”的高喊声，打破了悲痛的沉寂气氛。

①赫鲁斯塔廖夫是司机。——译者注

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在哀悼主人的去逝，他们是厨师、食堂服务员、司机、值班调度人员、警卫人员、园丁—…·我们从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记述中读到了这样的描写：“来向遗体告别的还有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伊斯托明娜——大家都叫她瓦列奇卡——，她是在父亲远处那座别墅里工作了18年的女管家。她扑通一下跪在了沙发旁，把头放在死者的胸上，像村妇那样，号陶大哭起来。她哭了很久，也没有人去阻止她……她和所有给我父亲当过服务员的人一样，至死都确信世界上再没有比我父亲更好的人了。”①

①参看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4页。——译者注

斯大林罪行的规模是惊人的，很难把这些罪行同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口头上讲的和实际上作的是不一致的。某些社会学家是否因此而把斯大林的罪过分摊给了他的助手们、政府成员们、地方领导人们（尤其是他们！）和全体人民呢？

斯大林对人类犯下了罪行。这样说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几十年之后，现在要抱怨什么呢？有些思想家们认为反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把斯大林看做是一种制度的产物，是社会之恶的体现者。历史并不因此而轻松些。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恩格斯在1870年写道：“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于出来的。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恐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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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6页。——译者注

过去的一百年，尤其是现代史，赋予了恩格斯的这些话以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些话中对斯大林时代作出了判决。我们只是有保留地声明一点：不能认为斯大林的残暴行为是无济于事的。这个善于进行利用的无与伦比的大师从其所进行的恐怖中已经最大限度地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他通过屠杀千百万人而达到了人民对他的绝对服从。对于那些活下来的人来说——无论在大的地区或在小的地区——，为造福于……而进行忘我劳动，就成了他们命中注定的事。不过吓破了胆的人民即使进行极大限度的活动，其经济效果也许只能同奴隶们的劳动相比。然而惊人的损失和失败给斯大林所带来的忧虑并没有超过奴隶主——如奴隶主对古埃拉多斯银矿的劳动生产率所忧虑的那样。主要的是政治效果。

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其后果是可怕的。很多日本人在10—15年之后，都死于放射病。还出生了一些无法医治的病儿。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后果，也应当公开地讲出来。由于多年来的顽强工作，斯大林这位真正卓越的育种家培育出了一批品种优良的继承人。他们在领袖宝座的周围筑起了一堵穿不透的围墙，没有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也没有一个诚实的人，能够冲破这堵围墙。但是总书记给了这些继承人以权力，赋予了他们以管理的权利以及繁殖和自己相同一类人的能力。这一过程的后果已经表现出来了。

然而，这位各族人民之父并不是静悄悄地去到了另一个世界，而是响声很大地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当他进行挑衅性的不道德行为时，他的帮手们便也感染上了这种行为。这种不道德行为淹没了一切人，甚至影响到了经济活动。还出现了一种似乎世界明天就要毁灭这一忽视国家利益的心态。

列宁有一次曾经指出：“历史上任何一次深刻而强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会有肮脏的泡沫泛起，不免有些冒险家和骗子……混杂在没有经验的改新者中间。”①斯大林作风就正是这样一种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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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174页。——译者注

我们的祖先说过：“死者无罪。”不，有罪的！列斯科夫曾经讲述过一个关于40个农奴逃出奴隶生活的悲惨故事。说的是一个县警察局长把逃跑者弄回来之后，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对他们进行了一种示范性的体罚。他说：“我在他们本人自愿协助下来抽打他们，而他们自己则相互揪住对方的腿和胳膊，相互坐在对方的头上厮打起来。”这个县警察局长竟作出这样的总结：“唉，你们是斯拉夫人的渣滓！唉，你们是祖国的废物！要是让某个第三者来对40个法国人干这种事倒还不错！……那时就决不会是这样的！”

列斯科夫说的那个县警察局长只不过是有一个官方发的皮带上的大扣环……这个县警察局长在幻想：“唉，要是我有一个骑士团该多好！要是我有一个真正的骑士团的话，我一个人就可以依靠它来抽打整个的俄国！”①俄国有自己的拥有骑士团的县警察局长②。1953年俄国在为这位县警察局长的死去而痛哭时，竟不知道它摆脱了什么人……

①《H．列斯科夫文集》（11卷本）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卷第354页。

②这里说的“俄国有自己的拥有骑士团的县警察局长”所影射的自然是斯大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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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斯大林进行政治杀害的受害者平反的工作，在总书记逝世后不久就开始了。但是，没有在集中营里死去的人，当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最初几个星期的情况已经表明：要想静悄悄地来消除专横的后果是办不到的。例如，终止“克里姆林宫医生的案件”就是这样。后来出现的问题是：怎样在很短的时期内为几千万个被非法镇压的一政治犯”进行平反呢？

1954年，由政府成立了一个平反委员会。所有市法院，州法院、军事法庭和检察机关都接到指示：要着手复查案件。委托最高法院来审查关于非法的特别会议的非法行为的材料。委派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И．A.罗夫来领导政府委员会。谢罗夫将军早在战前就开始在贝利亚那里工作了。在他的履历表中有这样的记载：强制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木的鞑靼人及其他“异族人”迁出境外。在这位对内歼灭战的统帅的胸膊上点缀着一枚金星英雄勋章和一枚列宁勋章……谢罗夫元帅了解到并敏锐地感觉到：平反工作根本用不着急于去进行。当问题涉及到被流放的人时，发现在《刑法典》中并没有一项条文规定对“人民的敌人”必须给予永久流放的惩罚。和父母一起居住在流放地的子女也遭到了与父母相同的命运。他们年满16岁了，但是却依然没有身份证：他们指定归内务部的当地警备司令管。流放犯们忍受着可怕的灾难：他们忍受饥饿，没有权利，找不到任何工作。谢罗夫将军是反对“宽纵”流放犯的。但是政治局毕竟通过了一项决定——释犯全部流放犯，首先释放那些服满5年刑期的流放犯。委托内务部根据有关命令制定出一项工作细则来。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结束了，而命令还未公布。一些老党员们便去找米高扬。米高扬愤怒地说：“没有这样的事！政治局已经把自己的决定连同命令草案交给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难道你们不知道文件签署的手续吗？”但是同志们已经给最高苏维埃打过电话了。说没有命令。于是米高扬便给赫鲁晓夫打去电话。第一书记打断他的话说：“这不可能！别再说啦！”但是后来连赫鲁晓夫也确信：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不被执行的情况……

命令在第二天公布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Ｈ．Ｍ．别哥夫被撤了职，并被派往伊朗去当大使。其实别哥夫是执行了马林科夫的指示。而马林科夫也不是一个人在行动的。不过这已经是细节了。卢比扬卡街的机关只抓住了大车的一个轮子。而另外一条链子却被中央机关抓在手里。他们是步调一致地进行怠工的，他们对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认识——两个机体，一个血液循环系统。

复查案件的运动要求动员大批的检察长、助手和几千名信得过的法律工作者。在卢比扬卡街等着他们的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很多放侦查材料的公文夹原来是空的。既没有审讯记录，又没有告密原文，也没有侦查员的姓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只审查了全部案件的10％。其余被判罪的人——90％！——还依然被关在铁丝网里。

地狱般的传送带不想往回传。那又为什么要制造一些多余的问题呢？不到5—6年光景，残留的“敌人”都相继死亡了。于是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一个给死者进行死后平反的问题。但是党的老近卫军中那些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们不能够容忍从前斯大林的助手们所采取的那种方针。不久前得到平反的共产党员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和Ａ．Ｂ．斯涅戈夫建议总检察长鲁坚科向所有监禁犯人的地方都派去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以全权的专门委员会。检察长否决了这个计划，他说：“这从政治角度和法律角度来看，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沙图诺夫斯卡娅和斯涅戈夫坚持己见。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的几个月中，他们带着同样的计划去见赫鲁晓夫。同志们还准备好了一份报告。于是在最近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向各地派去拥有全权的委员会的决定。给委员会委员们发指示的工作委托给中央书记Ａ．Б．阿里斯托夫来作。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进行总的领导。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他召开了一次负责干部会议。米高扬在这次会议开幕时，向法律工作者们道歉地说：“很抱歉，我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在一切方面都能遵守手续。要知道事情是等不得的。”鲁坚科讲话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①，哪里是这样呀，一切都是有法律根据的，一切都是合乎法律的。”米高扬问谢罗夫：“在没有刑法典条文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是由于批评斯大林而被关进监狱的？”谢罗夫：“微不足道……”沙图诺夫斯卡娅：“是微不足道吗？而我这里记有一个五位数的数字。”米高扬：“我建议今天就把内务部关于释放这些囚犯的命令发出去。”

①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是米高扬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决定通过了，委托给内务部长Ｈ．П杜多罗夫去执行。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前一天，他接替了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的职务。当时根据大的集中营的数目，成立了80个委员会。除此而外，还有3个委员会来处理政治隔离室问题。每个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是这样的：检察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已经平反的老党员各派出一名代表。第4名代表由当地党员中派出。在通常情况下，党的州委会要向委员会派出一名州检察机关的负责干部。

100个被平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央审批。由于有些被平反的共产党员因患病或其他情况的限制而不能参加委员会，便又列入了20个人名。中央可以淘汰其中的一些人。中央也确实这样作了。可是当名单交到书记处时，发现在名单中竟没有一个是被平反的共产党员。于是便急忙去找中央的负责干部Ｈ．Ｐ．米罗诺夫。米罗诺夫声称，老党员们都拒绝参加这个运动。他们问米罗诺夫：“您见到他们了吗？您同他们谈过话吗？”——“没有。”（在背后支持米罗诺夫的仍然是马林科夫和政治局中斯大林的多数派）。

他们又去找阿里斯托夫。这位中央书记摊开双手说：米罗诺夫已经把名单交到最上面去了，而政治局委员们正在逐个地及时地按工作顺序在审批文件。于是不得不给赫鲁晓夫打去了电话。只是在赫鲁晓夫干预之后，才恢复了原来的名单。但是一些工作人员在此之后竟然能向诚实的人们暗中使坏，这些工作人员力求在列入委员会的老共产党员中，一个也不能去视察他所十分了解的“自己蹲过的”集中营。

1937年夏。在莫斯科党的红色近卫军区委的代表会议上，坐在主席团桌旁的有区委第一书记П．Ｔ．科马罗夫、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党委书记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到秋天，他们二人就被捕了。在1937年和1938年两年中，区委员会、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领导人都遭到逮捕。在侦讯过程中，沙图诺夫斯卡娅受到的控告是，她在参加区代表会议的工作时，把主席团的所有成员都招募进了一个托洛茨基的中心。她是1954年7月第一批被平反的人中的一个。赫鲁晓夫记得当年在莫斯科委员会时曾经同沙图诺夫斯卡娅一起工作过。所以当他刚一接到沙图诺夫斯卡娅从流放地写来的信时，就召请她到莫斯科来。但是她并没有急于去接受赫鲁晓夫的接见，因为等了她17年之久的母亲还留在巴库。沙图诺夫斯卡娅在被苏联军事总检察长基塔耶夫将军接见时，她问：“我想知道一下我的一些朋友们的命运。”接着他说出了5—6个姓名来。“他们被判了什么刑？”“他们被判的刑都是在剥夺通信权利的情况下被关进集中营10年。”基塔耶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我一定会使您感到难过。‘在剥夺通信权利的情况下被关进集中营10年’这个说法，意味着枪毙。”

基塔耶夫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给科马罗夫打去了电话（从1939年起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是马特维·什基里亚托夫，后者去世后，科马罗夫成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科马罗夫得知沙图诺夫斯卡娅正在基塔耶夫那里时，高兴得叫了起来：“请让她立即到我这里来！“她坐上军事总检察长的汽车去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科马罗夫张开两只拥抱的胳膊来欢迎她，说：“你还记得1937年时我们两个并排坐在主席团里的情况吗？……我们走吧，我们走吧，你立即写一份恢复党籍的申请书。”

1954年9月，沙图诺夫斯卡哑从巴库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第一次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中，向她详细地讲述了逮捕贝利亚的经过。他们谈到了制度问题。赫鲁晓夫当着她的面给科马罗夫打去电话说：“中央把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派到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去工作。请把批准她为委员会成员的建议提交主席团。”科马罗夫热情地接受了这项命令。但是在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反对提她作候选人。而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沙图诺夫斯卡哑被批准为一位负责的监察员。她在这个岗位上从1955年1月工作到1956年1月。后来，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她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委员加入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新的成员中。

情况出现了反常现象：贝利亚作为敌人和间谍被枪毙了，可是贝利亚分子还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沙图诺夫斯卡娅立即向科马罗夫公开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在卢比扬卡街的机关里和各个位置上肃清贝利亚集团。”她向科马罗夫举出了贝利亚分子暗中破坏中央各项决定的许多例子。科马罗夫冷淡地听了她的谈话，后来查明，他立即就到谢罗夫将军那里去了。

在巴库的苏拉汉内，柳德米拉·伊万尼茨卡娅担任区委宣传鼓动部部长的工作。她于战后被捕，接着被送进服苦役的集中营。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她的3个弟弟来到了莫斯科（其中一个弟弟在战争中成了残废，走路时得架着拐杖）。他们请求给姐姐平反。第一份申请被政府委员会主席谢罗夫驳回了。于是3个弟弟去找沙图诺夫斯卡娅。她查看了柳德米拉的案卷。在案卷中有老共产党员卡尤罗夫弟兄的供词。他们证明说，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年代，伊万尼茨卡娅在本地区里建立了一个地下托洛茨基小组。这个供词是1937年作的，而在法庭上卡尤罗夫弟兄则拒不承认这个供词，因为当时他们是在严刑拷打下对伊万尼茨卡娅进行诬告的。但是谢罗夫在看了这些材料之后，却拒绝予以平反。检察机关也未坚持。沙图诺夫斯卡娅建议3个弟弟立即到巴库去收集那里的老共产党员们关于柳德米拉在同反对派斗争时期表现的证明材料。不久，伊万尼茨卡娅的3个弟弟把这些材料送交给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原来，在那个地区根本就没有一个托洛茨基的基层组织，而伊万尼茨卡娅一向是支持党的总路线的。

沙图诺夫斯卡娅要求检察员根据下列材料起草一个新的结论：（1）卡尤罗夫弟兄否认自己在侦讯时所作的供词；（2）老党员们提供的证明材料。

在谢罗夫那里开会之后，一位检察长向沙图诺夫斯卡娅谈了他同谢罗夫的一次对话。谢罗夫：“为什么你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呢？”检察长：“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指示。”谢罗夫：“到底是谁指示的？”检察长：“沙图诺夫斯卡娅。”谢罗夫：“哎呀，原来是她……那不是她应该作的。”谢罗夫毕竟不得不对伊万尼茨卡娅的案件作出客观的决定。在这件事之后，沙图诺夫斯卡娅就不再信任科马罗夫了。

早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从列宁格勒来的几位同志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给沙图诺夫斯卡娅打去了电话。她接见了他们。他们曾受到了“列宁格勒案件”（1949）的牵连，他们曾同阿塞拜疆中央书记优素福·卡西莫夫一起在伊尔库茨克那边的亚历山大中央苦役监狱服满了刑期。卡西莫夫是1918年在穆萨瓦季政府时于萨利亚内入党的。后来他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区里担任区委第一书记工作。众所周知，斯大林在把列宁格勒所有区委书记杀害之前先把他们送往遥远的外省。卡西莫夫到了伊尔库茨克，在那里担任党的第二州委书记职务。他在那里被捕，随后被送到了莫斯科。在卢比扬卡街，办他的案子的是负责特别重要案件的侦查员П．В．费多托夫。他把卡西莫夫一牵涉到了”基洛夫被害的案件上来。卡西莫夫受到了监禁集中营20年的判处、他在各个集中营里受尽了苦难，最后到了亚历山大中央监狱。

在平反过程开始时，费多托夫担任着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务委员会委员这一光荣的职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同列宁格勒的同志们谈话后，对科马罗夫说：“帕维尔·季莫费耶维奇，①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一位大干部，他是一位老党员……他还活着！要赶紧救他”科马罗夫翻阅了卡西莫夫的案卷．把注意力放在了侦查员的姓名上。他说：“你要知道费多托夫现在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务委员会的委员，我不准备同他发生冲突。”——“怎么，帕维尔·季莫费耶维奇，那样的话，优素福就将得不到帮助！”——“不，我不去和费多托夫打官司。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①帕维尔·季莫费耶维奇是科马罗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沙图诺夫斯卡娅给基塔耶夫打去电话说：“请来一下，有要事要谈。”她把情况向检察长作了叙述。基塔耶夫说：“我们决不能同你们对着干。应当换个方式。我正在办巴吉罗夫的案子，我被授以全权可以从全国任何一个地区传唤任何一个人。我要把卡西莫夫作为一个见证人传唤到莫斯科来。”沙图诺夫斯卡哑说：“但是他病得很重，路上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那我们就用飞机把他传唤来。”

卡西莫夫同普通乘客一起，被安置上了班机，但他有两个护送员陪同，并且是带着手铐……对于阿塞拜疆的前领导人、贝利亚的忠实助手巴吉罗夫的罪行，他作出了十分宝贵的供同。基塔耶夫问他：“而您认识沙图诺夫斯卡娅吗？”卡西莫夫回答说：“‘是的，我很了解她。但是她现在未必还活着。”——“她现在在莫斯科，在中央工作。”不久，这两位曾一起在巴库工作过的老同志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见了面。沙图诺夫斯卡娅告诉卡西莫夫说，她曾索取他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案卷，但是费多托夫却把公文夹寄到了……巴库，同时还命令把卡西莫夫押送到阿塞拜疆。

沙图诺夫斯卡娅打电话问：“费多托夫同志，为什么你不把卡西莫夫的案卷交给军事总检察长，而把它寄到了巴库呢？”“他在那里工作过嘛。”——费多托夫回答。“他也在这里、在莫斯科工作过嘛，后来还在列宁格勒工作过。因此，对他的案件的侦查工作是在莫斯科卢比扬卡街进行的。”——“难道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先在犯人的参加下审查巴库的材料。也是一样。”——“费多托夫同志，这是你玩的诡计：案子是你在卢比扬卡街办的。现在你想摆脱掉这个案子，是吧？”

基塔耶夫决定把卡西莫夫留在莫斯科。这个疲惫不堪的、疾病在身的被拘留者立即就明白了：是谁想要他的命。他说：“这是费多托夫干的。他想要害死我。我是不去羁押站的，就是死掉我也决不去的。”沙图诺夫斯卡娅向巴库给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A．M．古西科夫打去了电话，直截了当地向他讲了费多托夫玩弄的阴谋诡计。“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卡西莫夫的案卷现在就放在我的桌子上；这是费多托夫干的。”古西科夫是一个正派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乐于执行赫鲁晓夫的指示。沙图诺夫斯卡娅提出请求说：“我请您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并作出决定：根据你现有的材料来看，卡西莫夫的案件同阿塞拜疆没有任何关系。”古西科夫答应说：“这我在3天内一定作到。”

……在布特尔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卡西莫夫在释放的文件上签了字。这时狱长盛情地把电话机推到他的跟前，并接通了沙图诺夫斯卡娅。一星期之后，卡西莫夫被传唤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会上。

有几千个案件要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来解决，因此两个部务委员会不停地在开会，而每个部务委员会只有4个人。一个部务委员会的会议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卢基扬诺夫主持，另一个部务委员会由科马罗夫领导。卡西莫夫的案件由两个部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来解决。报告人是沙图诺夫斯卡娅。卢基扬诺夫（对卡西莫夫）说：“你对中央监察委员会还有什么问题要提吗？”卡西莫夫说：“是的，有问题要提。我提的是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现任副主席、侦查员费多托夫。他为了向我逼供，对我进行了残酷折磨和严刑拷打。”卡西莫夫的这句话显然不合科马罗夫的心意。但是这句话还是不得不写进了记录中去。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И．Д．穆斯塔法耶夫来到了莫斯科。他请卡西莫夫担任阿塞拜疆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的职务。优素福征求了沙图诺夫斯卡娅的意见。她提醒他注意自己有病，因此首先应当到疗养院治病……卡西莫夫没有活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沙图诺夫斯卡娅通过努力，把费托多夫开除了党，并摘下了他的将军肩章，当然不是立即摘下的。但是，贝利亚分子们毕竟不得不执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

佐拉·鲍里索夫娜·甘德列夫斯卡娅在监狱中被监禁17年（加上在集中营的时间，一共吃了25年的苦头）之后，于1954年回到了莫斯科。她的丈夫安德烈·尼基福罗维奇·安德烈耶夫也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20多年的漫长岁月。甘德列夫斯卡娅的最后一个流放地是新西伯利亚附近的巴拉宾斯克荒原。在首都，她在弟弟那里办理了登记居住手续。社会保障处想帮助她找个工作，但是一个从前服过苦役的女人，什么地方也不要，甚至当个卫生员、清扫工，也没有地方要。经过半年的努力，最后在莫斯科州弗拉基米尔斯基临床科学研究所找了个护士工作。住的地方根本没有，经济也十分拮据……只是在部长会议颁布了安置平反人员的命令后，才出现了得到“住所”的希望。后来，在青年街一所新房子的共用住宅里，分配给甘德列夫斯卡娅和丈夫一个小房间。再后来，安德烈耶夫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苦役政治犯和很快就要死去的人，给他规定了属于联盟级别的个人退休金。

……1917年4月。格里戈里·费奥多罗夫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唯一工人。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组织把党证第1号发给了他。费奥多罗夫积极地参加了十月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为什么斯大林要把他算作杀害基洛夫的策划者之一呢？“恐怖分子”费奥多罗夫先是被送到车里雅宾斯克的政治隔离所，后来又被押回到莫斯科给处决了。1956年时，曾经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结成了斯大林的多数派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反对给费奥多罗夫平反。只是赫鲁晓夫经过一再努力，才作出了必要的决定。

已经开始的平反工作在告密者的队伍里引起了惊慌。当中央撤销了对以А．科萨列夫为首的共青团领导人假的指控时，Ｏ．П．米沙科娃这颗奸细之星就陨落了。她在1937年时曾对科萨列夫进行了诽谤。现在这个女告密者被建议离开共青团中央。但是，米沙科娃不能够就这么突然地离开领导工作。她在被解除领导工作后的整整一年间，继续到团中央去看望，并且除了吃饭之外，整个工作日一直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有一次她的入门证被没收了，值班守卫人员不准她进入办公大楼。米沙科娃每天还是继续到这里来。现在她在规定的时刻一直站在团中央的大门旁，自然，吃饭的时间除外。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把她的丈夫调到梁赞去。但是米沙科娃还是不离开自己的岗位。每天早晨4点钟，她坐上电气列车来到莫斯科，在团中央的大门口站完工作时间。这种情况一直到把她送进医疗机关为止。

另一个女奸细是谢拉菲玛·戈普涅尔。虽然她把对“人民的敌人”进行平反理解为个人的悲剧，但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把她送精神病院的地步。她的丈夫是列宁的战友埃马努伊尔·约诺维奇·克维林。在丈夫被捕后，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向党委交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感到羞耻的是，我在20多年的时间中，竟然同这个坏蛋结合在一起。而关于他进行敌对活动的信号是已经表现出来了的。”戈普涅尔仇恨丈夫是有其充分有力的理由的，因为克维林在被捕前不久，离开了她，又建立了新的家庭。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预定要召开一个纪念克维林的晚会。这位遗孀担心起来：要是突然出现一封诋毁她的信叮怎么办？要是再出现什么类似的情况又怎么办？于是她问老党员阿列克谢·鲁坚科（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17年）：“你不知道对队前敌人的声明书保藏在什么地方吗？”鲁坚科安慰她说：“这种文件可以放在各个地方。”戈普涅尔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打去了电话，请求把纪念会因她有病而予以延期。这个手段她又玩弄了一次。克维林的儿子专程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但是他终究没有等到父亲的庆祝晚会的召开。

不久，戈普涅尔放心了：“没有人去破坏斯大林奸细们的名声和人格。于是戈普涅尔又在报刊上发表起文章来，又在会议上发表起言论来。1963年在革命博物馆为安·谢·布勃诺夫①举行的纪念晚会上，戈普涅尔指责这位已故的革命家对布列斯特和约持否定的态度。而当时处身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戈普涅尔本人却于布列斯特谈判期间，竟在该省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列宁路线的决议：“布列斯特和约是背叛革命的行为。”

①安·谢·布勃诺夫（1883—1940）是苏联党政领导干部。1917年参加领导十月武装起义。曾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等职。——译者注

这一类的事情简直可以编一本很厚的选集来。然而用不着去这么做，因为既然革命家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曾在贝利亚身边工作，既然列宁战友的遗孀成了集中营里的好细，并且在获得自由之后，再一次出卖死者，而后来她竟出版了一部描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长篇小说，这就使得在人们的心理上不能不产生重大的错位现象。

……30年代当赫鲁晓夫主管乌克兰中央的组织部时，玛丽亚·什马耶诺克领导着宣传部。赫鲁晓夫很器重她，时常征求她的意见。什马耶诺克的丈夫、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杰姆琴科被消灭了。玛丽亚带着两个儿子——尼古拉和费利克斯，被送进了集中营。1948年时，什马耶诺克回到了乌克兰。当时担任乌克兰中央书记的赫鲁晓夫，没有接见她，而是把她送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什马耶诺克从那里作为一个经济派分子被打发到了“扎波罗热冶金厂”。在这个联合工厂里，人们开始一致地、而且是乐意地来折磨这个把自己伪装起来的“人民的敌人”。他们在计划处折磨她，在党委会和基层委员会里折磨她，在开会时、开会前、开会后以及在不开会的时候，都折磨她……

1955年。玛丽亚·什马耶诺克来到了莫斯科，她往邮箱里投进了一张寄给中央第一书记的明信片。赫鲁晓夫立即接见了她。“在当时，即在1948年时，你一定生气，是吧？我当时没有接见你……但在当时我能够做什么呢？”而现在他这位第一书记又能做什么呢？例如，他能向全体政治犯宣布大赦吗？不能的，但是要知道他是想这么做的。

党内的大官们不想这样做。1953年9月17日短暂的大赦只涉及到了刑事犯和“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不过集中营的制度已经不那么残酷了，被平反者的小溪开始流水了奇Qisuu.ｃom书，押送队已不敢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枪毙犯人了。但是1958年春天，刮来了另一种风，惩罚政策获得了新的推动因素，这就是内务部颁布的第380号命令。各集中营里开始设立专门隔离病房。虽然小溪还在继续潺潺作响，但是残酷制度的恢复使政治犯们首先受到打击。

1944年在伯朝拉，我见到了Г．Ｍ．达尼舍夫斯基教授，他是一位大内科医师。1937年时他因杀害高尔基案件而被捕，同时还指控他为英国、德国及其他4个国家当间谍。原来是教授曾代表苏联医务界出席了6个国际代表大会。1955年，伯朝拉来了个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他们建议达尼舍夫斯基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审查他的案件。他写了一份36页的申请书。专门委员会委员Ａ．Ｂ．斯涅戈夫是教授的老相识，他拿走了申请书，但是为了以备万一，他请犯人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赫鲁晓夫很费力地去弄懂达尼舍夫斯基写的这个很长的申请。这时斯涅戈夫拿出了准备下的、由教授签了名的那张空白纸，说：“也许这能用得上吧？”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口授了如下一段文字：“1918年入党的党员、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科学委员会前主席、医师进修学院院长Г．Ｍ．达尼舍夫斯基致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申请书。我没有任何罪过。请予以释放。”赫鲁晓夫在上面作了指示。他把第一份申请书还了回去并说：“这一份申请书留给自己作纪念吧”。①

①Ａ．Ｂ．斯涅戈夫的证词。

达尼舍夫斯基释放后在米亚斯尼科夫心脏病学研究院工作。1955年，他写的《一个人在北方对生活条件的适应》一书出版了。扉页上的题词是：“愉快地献给不能忘怀的朋友和同志安娜·达维多夫娜·达尼舍夫斯卡娅—罗佐夫斯卡娅。1955年9月21日。”

被非法镇压的罗佐夫斯卡娅的申请书也到了赫鲁晓夫那里。她是1904年入党的党员，列宁的亲密同事。至今还保留着她同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并排站在红场上拍的一张照片。她因梗塞躺在医院里。什维尔尼克的副手来看望她时，给她带来了党证。两个小时后，罗佐夫斯卡娅逝世了。她从集中营释放后一共只活了两个月。

……回顾过去，回顾解冻天气的短暂岁月，你会把平反看作像是一种抽彩。平反工作所依据的原则本身——如果这能称之为原则的话——。看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每一个政治犯应当自己为自己申请（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或者由亲属为他提出申请。甚至在平反这样一件人道的事情上，也是既没有合理性，又没有对个人的尊重……

同志们请求外高加索联邦前外交人民委员给1937年死去的亚历山大·阿尔捷米耶维奇·别克扎佳恩平反。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保存下了别克扎佳恩的案卷——很厚的一个绿色公文夹，这不清楚。在公文夹里有一份报告，上面有总书记的批示：“枪毙”；还有死者的几张照片。检察长把一位老女共产党员Ф．Ｍ．克努尼扬茨叫了来，把一张照片给她看。问她：“认得出来吗？”——“怎么能认不出来尤里娅同志……我们一起进行过党的地下工作。”照片上有一张因受伤而变丑的脸，一只发肿的眼睛……克努尼扬茨读着别克扎佳恩的供词：“我的父亲是贵族出身，担任过调停官的职务。家很大，我们过着穷困的生活。我靠自己的钱来学习。因此我加入党只是为了为穷苦的生活报仇。但是主要目的是使党受到许多损害。”“您对别克扎佳恩的看法呢？”检察长问。“这是一个非常诚实而纯洁的人，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①如果谁也没有为他提出请求呢？如果同志们不去管他呢？

①引自Ф．Ｍ．克努尼扬茨的《回忆录》。

起初，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走了运。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提到父亲①是一个死后受到诋毁的受害者。诋毁者是历史学家Ａ．Ｂ．利霍拉特。②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央承认这位革命家是无辜的。不久，我收到了为父亲死后平反的证明书。自然，证明书不是寄给我的，任何人也没有找过我。我自己不得不就此提出请求。过了不久，在1963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学研究员Д．Ｂ．奥兹诺比申公开指责“具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情绪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19年时在乌克兰战线上执行了反党的战略。一年之后，《消息报》发表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研究员Ａ．Ｍ．索沃金写的一篇短文，他断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德边科串通一起，对一篇预先约定的电文——“把条例发出去”进行了改写。根据这封电报，一支舰队在1917年10月，应当从赫尔辛福斯开往彼得堡。这样一来，安东诺夫和德边科就从名利主义的动机出发，把电报看做是自己的。从而“伪造了一份历史文件”。③

①即本书作者的父亲。——译者注

②《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326页。

③《消息报》1965年7月10日。

这篇报纸上的潜言中伤当时是索沃金炮制的，他是同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一起炮制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①多年来一直在贝利亚的领导下有成效地工作着。因此，寻找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的行为动机是不需要的。但是，是什么东西促使报纸编辑Ю．П．沙拉波夫去参加这一诋毁行为的呢？

①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是亚·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译者注

我在编辑部里同负责人谈话时指出：“3个科学副博士来干一件简单的卑鄙事情，不是太多了吗？”编辑大笑起来。我可笑不起来。我决定对索沃金和编辑部向法院起诉。幸运的是，在《刑法典》和《民法典》中列有公民要求给予恢复名誉的权利的条文。我诉诸了人民法庭———申请书自然未被接受。又诉诸市法院，情况也一样。只是由于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干预和总检察长的个人指示，市法院才接受了对案件的审讯……但是马上就闭庭了，原因是《消息报》及时地刊载了索沃金的一封信。但他并不是向读者和报社编辑部道歉。你要知道，他是又搞到了一些新材料使自己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①不过如此而已……《消息报》编辑部一句话也没有讲。

①《消息报》1965年8月31日。

与此同时，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还是社会科学院，或者是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它们都出版了一批党的历史方面的著作。现在，斯大林已经不是革命领袖了，甚至也不是第二二领袖。作者们采取了对他的名字避而不提这样一种方便的立场。另一方面，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咒骂却加倍地厉害起来。因为离了咒骂，就无法进行论文答辩，就不能够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不管有无理由，都要提到“托洛茨基分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月里，安东诺夫曾在巴黎办了份国际主义的报纸，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团结一致地行动，而同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则公开地划清了界限。所以列宁欢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立场。但是，有谁去弄清楚这些细微之处呢？依然给人家扣一些陈旧的、可靠的帽子，当然是最省事的。

还有一个方便的借口，这就是1923—1924年进行的辩论。后来斯大林的这一挑拨行为使几千个诚实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但是，你去摇铃吧，你去敲钟吧！反正所有不支持斯大林的人都是托洛茨基分子。所有反对总书记的证明文件都是托洛茨基的证明文件……这场荒谬的运动并不就是这么荒谬的。因为没有这样一场运动又如何解释党的列宁骨干的死亡呢？至于右手干的事，左手不知道，这样的障眼法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而为了安慰那些被平反的人，在他们的纪念日开个纪念会，纪念一下也就可以了。

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80诞辰（1963年）和90诞辰（1973年）时，一两家报纸对此作出的反映是发表了几篇短评，但在短评中却总要提到他的“托洛茨基的”过去。这位革命家的战友们打算在革命博物馆和苏军大楼举办几次回忆晚会，但是他们“不被理解”，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列宁格勒或基辅，这样的晚会都未办成。一些著作家建议在中央大楼庆祝一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位作家、批评家和诗人的90诞辰，但是这个建议刚一提出来就被否决了。有人说：“在这些失势的人中，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对他的平反是中央决定的嘛。”——“可是谁敢向我担保，明天他不会像费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取消对他的平反呢？”——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是一位负责人。后来，在报刊上接着又发表了一系列诋毁性的文章。

我是盲人协会的成员，几年来我曾在那里就父亲的革命道路作过几次讲演。接着就有人对我进行告密，于是不准我“扩散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我向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写了一个很长的声明。我请委员会主席Ａ．Ｅ佩尔谢检查一下对中央决定的执行情况。如果中央的决定还没有被取消的话，就应该停止对我的已经平反了的父亲进行语言中伤。两个星期之后，佩尔谢的助手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导员彼得罗娃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又等了两个星期（因为问题正在研究中）。这时我给她打去了电话，我从电话中听到：“决不……就是……是的！我正在研究你的声明呢。你父亲的案卷就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不了解，你的愿望是什么……他是1917年入党的，而在此以前……”——“请原谅，为了把情况搞准确，我不得不插进一句话。我父亲是1903年入党的。这反映在列宁在世时出版的历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我可以向您提供一切材料。要知道我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如果您亲自接见我的话……”——“这没有任何必要。你的案卷就在我这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呀？1938年时，你被学院开除了……”——“但是不久我就又复学了。一年之后，我领到了毕业证书。”——“这不可能。”——“请您稍等，我把毕业证书的号码告诉您。”——“不必麻烦了。我已经说过，你的案卷就在我的桌子上嘛。”——“这么说来，我是一个骗子了，我拿到的毕业证书是假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话题已经谈完了。”

我给佩尔谢的助手打去电话说：“我请求你不要使我父亲的名字蒙受耻辱，但是您的工作人员彼得罗娃准备连我也一起加以诽谤。”这位助手愉快地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是善于辞令的回答。感谢他们——佩尔谢及其助手，还有彼得罗娃这位什基里亚托夫从前的女助手。是她帮助我在50岁时懂得了别人早已清楚的事：一个革命家的英名在党内那些大官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已着手在出版一套《党的政治家丛书》。起初有人建议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位一系列书籍和好几百篇文章、特写的作者及许多报刊的创办者列入计划，这个建议得到了人们的理解。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更高的负责人拒绝同一个“失势的人”发生关系。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写了一干多篇文章。其中有《党的历史是一门学科》这篇重要著作。他这位列宁的亲密战友从来没有偏到一边去，没有同反对派一起发表过什么言论。但是就连涅夫斯基也被拒绝承认为党的政论家。他们对克德罗夫也是这样。他们认为，重新发表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文章，要令人放心得多。

但是，瞧，亚·米·何伦泰的一本文集出版了。令人腻烦的逻辑迫使人们要问；“为什么？要知道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①并不只是卷入一种倾向呀。”我似乎已开始觉察到一种规律性。柯伦泰是没有被镇压的人！奥利明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也是这样——他们也都各出版了“一套书”。至于“已经平了反的”弗拉基米尔·涅夫斯基，迄今为止，他没有出版一本书。对于他的周年纪念日，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革命博物馆都顽固地予以回避。

①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是柯伦泰的名的父名。——译者注

勇敢的革命家、列宁的战友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在1933年自杀了。他成了斯大林迫害的牺牲者。斯克雷普尼克虽然平反了，但是报刊上还在继续重复着斯大林对他进行的那些语言中伤。尽力地参加这一迫害运动的有利霍拉特。正是他。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来诋毁人：他又是诋毁柯秀尔，又是诋毁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又是诋毁斯克雷普尼克

他是奉了别人之命来诋毁人的。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过了一年，赫鲁晓夫收到了关于布哈林审判案的材料。一天早晨，他把沙图诺夫斯卡哑叫了去，说：“整个一夜我都在看您的报告，我哭啦。要知道对于过去这一血腥事件我也参与了。”对30年代的审判案件由中央主席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几位诚实的同志被任命来领导一批党的侦查员。关于各种证明文件、斯大林专横时期牺牲者和见证人的供词，中央的专门委员会收集了64卷之多。

1960年，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来到了莫斯科。在赫鲁晓夫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公文夹，里面是中央专门委员会作出的各种结论。当时一位负责工作人员在场。多列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请您不要立即撤销一切审判案件。要知道在你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当斯大林的罪行被揭露时，就有48000个党员退出了法国共产党。”赫鲁晓夫说：“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斯大林大元帅而加入共产党，那对他们退出党就用不着去婉惜。”“但我还是请你不要突然宣布把所有审判案件都撤销，哪怕是一个月撤销一个也可以。”“但这是为什么？所有的人早已知道，这些审判案是‘假的’。这样一些审判案件应当永远消除。这只会使我们博得舆论的好评。”——“关于这些审判案是伪造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早在20—30年代就知道了。对于苏联一些党的活动家同托洛茨基的一切秘密会见，西方报刊在莫斯科各报纸发表了假的材料之后的第二天，就毫不费力地和十分有效地予以驳斥了。所有的人都知道，布哈林不是日本间谍，而季诺维也夫也没有杀害基洛夫。”赫鲁晓夫说：“瞧，这里就是专门委员会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基洛夫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被杀害的。不，假的审判案件我们要统统加以撤销。立即加以全部撤销，毫不拖延地予以全部撤销！”

但是赫鲁晓夫低估了斯大林反对派的力量。他们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他们把一切手段都用上了：他们对老党员们进行诽谤，对赫鲁晓夫又是吓唬，又是劝说……他们说：“如果撤销审判案件，人民就可能对我们产生错误的理解……请想一想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产生什么影响……还记得列宁在其《遗嘱》中说了些什么吗？对上帝还是要怕一点吧，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于是，赫鲁晓夫退却了。

党的著名活动家叶·德·斯塔索娃、维·亚·卡尔宾斯基和卡塔尼扬请求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党内恢复布哈林的英名。但是他们的呼声没有被人们听到。连许多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请求为布哈林平反。但是连给他们以回答都没有。

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一些老党员责备第一书记说：“您曾答应要撤销一切审判案件并公布揭露杀害基洛夫的真正凶手的材料。”——“不，现在无论如何做不到。当然，我们将来一定要做，但是得到15年以后。”所有调查斯大林罪行的材料都交到档案馆去了。①……出现了一种不合理的情况：在1938年布哈林审判案的22个犯人中，就有一半以上的犯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等待着平反。

①根据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Ａ.Ｂ.斯涅戈夫、阿·伊·米高扬的回忆。

列宁的战友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遗孀在集中营里度过了18年的岁月，她怎么也得不到平反。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去找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Ｈ．Ｂ．波德戈尔内。他们说：“到底是怎么搞的？根据苏联的路线，也就是说，按刑法典规定的范围，施略普尼柯娃已经被宣告无罪了。可是党籍却没有恢复。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说：‘由于年代久远不予处理。’”波德戈尔内答应帮助办理个人退休金的手续问题，而关于恢复党籍的事，他建议再去找一找中央监察委员会。那里对施略普尼柯娃的回答是：“恢复党籍问题还不成熟。”两个月之后，施略普尼柯娃去世了。她的女儿打电话给中央监察委员会说：“问题已经完全成熟了：昨天妈妈已被埋葬了。”①

①И.Ａ．施略普尼柯娃的证词。

由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坚持，当面把党证交给了被平反的共产党员们，但是，党证上注明：党龄从1937年到1954年中断。对那些企图提出抗议的人，他们用假装出来的原则性来回答：“你们在监狱里进行了什么党的工作？”但是莫洛托夫对自己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却没有忘记办理一个“正常的”党证，即没有党龄中断的党证。

但愿任何人都不要认为，反对真正平反的只是已故总书记的那些助手们。广大的斯大林派的社会人士都加入了维护不公正事情的斗争。……诗人帕维尔·瓦西里耶夫在26岁时被消灭了。是根据谁的告密而被消灭的，不清楚。为瓦西里耶夫平反是费了很大的劲才作到的。因为有人反对。

十二月党人Ａ．И．雅库波维奇的曾孙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波维奇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从1930年到1941年，他一直在蹲监狱。后来，他在被释放了几个月之后，再次被关进监狱。1956年他被平了反，但只是在第二案件上被平了反。在第一个案件上，即在所谓的“联合常务局”的案件上，雅库波维奇没有被宣告无罪。大家都知道他是无罪的：无论是克雷连科（他在1931年孟什维克的审判案中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还是米高扬（雅库波维奇以前曾在他所领导的机关里工作过），都知道这一点。

米高扬把雅库波维奇的申请交给了总检察长。但是鲁坚科需要政治局批准。而政治局则予以拒绝。米高扬对雅库波维奇说：“中央认为，复查政治审判案，现在不是合适时机。进行新的平反，也是这样。”

平反的过程像揭露斯大林的过程一样，有其来潮和退潮。“不是合适时机”、“在西方面前感到尴尬”、“人们会怎么说？”……都是一些方便的借口。其中的一个借口我记得特别清楚：“莫斯科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当我已经平了反，请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当时的秘书Ａ．Ｍ．别哥夫（上面提到的一个人的弟弟）给我办理在莫斯科登记户口的问题时，他就是这么回答我的。要想让他接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出生于莫斯科，学院毕业于莫斯科，被捕于莫斯科。现在根据部长会议的决定，我有权住在首都。这一切我都向别哥夫作了叙述，但是所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拒绝。我不想去找中央。在度过了北极圈以北的集中营的生活之后，我爱上了南方。于是我在加格拉安顿下来，接着我向莫斯科写去了信。我请求把父亲的埋葬地告诉我。要知道像维辛斯基这样的别于手的遗骸都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之上……我得到的回答是：要查明父亲死去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为死者平反的工作是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进行的。尤其在初期更是如此。一些偶然的同情者为死者和幸存者编制了一些偶然的名单。杀人者的行动则完全不同：斯大林杀人是有计划的，是按照次序的。而且不怕宣扬出去。对某些“人民的敌人”，他向全世界加以大声宣扬。而对于被斯大林杀害的人进行平反的工作，却是秘密地进行的。大概这里表现出了一些领导人的十分自然的羞耻心，也表现出了那些参加消灭运动的人十分自然的羞耻心。他们具有这种羞耻心已经很久了。因此对于杀害列宁的战友们、元帅们、科学家们和作家们的日期，他们还要隐瞒匠：20年。一些出版社和编辑部在公布死者的材料时，是相信内务部提供的情况的。这个机关的认真负责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它执行了这样一项命令：把被斯大林杀害的人死亡日期分散在1935—1945年期间。如果将其死亡日期只限定在1937—1939年这3年的话，那将会出现一种使人感到十分寂寞无聊的情景。

从原则上来讲，领导人是不反对把事情公诸于众的，只是要掌握限度和分寸。人们关于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恩斯特·台尔曼都写成是“被凶杀”，而关于列宁的战友们则说成是“被镇压”。他们认为这样说不至于使人那么害怕。

很多老党员都很想象从前那样，为党的利益而工作。但是他们得不到理解。在被平反的人中，有一位A．A．梅德韦杰夫，当他在中央的时候，曾敢于提到拉季舍夫①的命运。说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把这个农奴制的最凶恶的敌人关进监狱和送去流放，但在流放6年之后，又让他参加新法律的制定工作。可是梅德韦杰夫的这种暗示也未得到理解。几年之后，梅德韦杰夫去世了。埋葬他时有很多人来为这位革命家送殡。乌德穆尔特（这位著名的师长在国内战争时曾在那里进行过战斗）的几位党的领导人也到莫斯科来为他送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因梅德韦杰夫为革命树立了丰功伟绩而在死后奖给他一枚勋章。

①拉季舍夫（1749—1802年），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俄国革命思想传播者。他的主要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描写了人民的苦难，揭露了专制政权和农奴制度的残酷。书出版后被查禁。1790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流放地回来后，重申废除农奴制的主张，再度蒙受迫害，被迫自杀。——译者注

死者生前进行党员登记的那个地区的区委书记预先通知老布尔什维克们说：“怎么，你们想为自己的这位被平反的朋友举办盛大葬礼吗？不行！”区委派出一位受托人即房管处的党组织书记（他是一个很象样的斯大林分子）去监视葬礼的进行。他首先发表了临葬悼词，悼词十分简短。接着这位受托人便下命令道：“拿棺材盖来！”但是棺材盖在一个诚实的人的手里。于是这时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便发表了讲话。接着又响起了“拿棺材盖来！”的喊声。继他之后沃特金斯克市委书记又发表了讲话……那个受托人又下令道：“拿棺材盖来！”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汽车开来了。他们抬来了一个用鲜艳的玫瑰花扎成的大花圈。德苏友好协会的代表发表了讲话。然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走到棺材跟前，把一枚勋章固定在死者的衣服上。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预先阻止大使时，大使便发表了讲话，并在讲话中提到了斯大林进行政治杀害的牺牲者。“拿棺材盖来！”——那个受托人最后一次下了命令。

……追悼的钟声不再响了。70年代到来了。一位地位很高却叫不出名字的人郑重地说：“我们对亡灵已经感到厌烦了！”从这一天起，所有关于被害的列宁战友及一切著名活动家的周年纪念性文章，在结尾部分都是一大堆好听的话，极力称赞死者对党的忠诚——既不提死亡日期，也不谈遇害情况。象“镇压”、“诽谤”、“牺牲者”、“专横”这样一些字眼，部成了铁一般的禁忌语。这样一来，被斯大林杀害的人就只得到了一种纸上空谈的永垂不朽。

而为了使被斯大林杀害的人的幽灵不去惊扰新的几代人，革命者们的名字就从历史上被取消了。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的叛乱被瓦采季斯、穆拉洛夫、涅夫斯基指挥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但是剧作家M．沙特罗夫却被迫在“7月6日”这天代替他们来表演一个波德沃伊斯基①。根纳季·菲施描写了芬兰的革命事件。安东诺夫—奥弗申柯领导了赫尔辛福斯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布尔什维克。然而接着却下命令把他“除掉！”于是《在1917年6月》这本书的作者就从自己的书中把他除掉了。

①尼古拉·伊里奇·彼德沃伊斯基（1880—1948年）是俄国革命活动家，攻打冬宫的领导人之一。历任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俄军事组织局主席，彼得格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等专职。———译者注

……在埃尔米塔日参观的参观团成员们被指给看一把梯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当年率领起义者就是爬上这把梯子，冲进冬宫的内室的。只是现在却用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了。而那位另一个人是在床上死去的。

当时对待许多革命家的名字就是这么做的。赫鲁晓夫的上台，他的打算揭露斯大林和为斯大林时代几百万受害者平反的试图——这都是一种历史上的偶然性。贝利亚的失败也是这样一种偶然性。斯大林的流毒不可能随着斯大林的死去而结束。如果是在另一种偶合的情况下，贝利亚也许能夺得政权，并对所有的人进行一次新的“血腥屠杀”。那将是一场在一小撮斯大林走狗内部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斗争。这样一种小规模的斗争，其结局是难以预测的。历史的规律性还包括不了这种斗争。赫鲁晓夫死后人们竟未能在埋葬剑子手们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旁为他找到一块葬身之地，同那个头目①埋葬在一起。“而斯大林同志是需要埋在那里的，这是辩证法的规律。”——总书记本人对此也会这样说的。但是历史的正义性毕竟占了上风。它在1985年来到了，我们有能力永远抓住它。

①“那个头目”指斯大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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