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十大虎将传奇》

作者：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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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人民军队虎将传奇”系列丛书之一。

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是一支颇具特点的部队。与解放军其他三个野战军相比，第一野战军发展初期兵力较少，武器装备较差，战场环境恶劣，物质供应保障匮乏。而面对的敌人又十分强大。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将进攻的重点放在陕北，敌我力量对比最初阶段竞达到15：1，由此可知一野初期作战的艰难程度。

就在这样艰难的作战环境里，一野的战事却连连告捷，弄得对手疲于奔命，由强转弱，由盛而衰。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不得人心，中共中央军委转战陕北直接指导一野作战，彭德怀司令员勇敢果断亲自指挥等因素外，一野有一批能征善战的虎将率领部队力克强敌也是重要的因素。一野早期的部队仅有3个纵队，这3个纵队的主官在建国后被授予大将、上将军衔的竟有6人！其比例之高超出了其他野战军。

1949年6月，为了加速全国解放的进程，中央军委将华北野战军的第18、第19兵团调归一野建制，这使得一野的总兵力猛增至40万人，从此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华北野战军这两个兵团也是虎将众多，本书在择选“一野十虎将”时，自然把这两个兵团的虎将统编在内。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一野（包括后来调归一野建制的华北野战军两个兵团）里的虎将众多，如1纵司令负张宗逊、4纵司令员王世泰、第2军军长郭鹏、第3军军长黄新廷、第4军军长张达志等等。只是因资料欠缺和限于篇幅等原因，仅选取了其中的10位人物，对于一野里堪称虎将的其他人物，只能另选篇章再作介绍了。另外，收入本书的将领中，有的因其照片难以查找，故在书中用之较少甚至没有。在此一并说明。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铁甲元勋——大将许光达

铁甲元勋——大将许光达

许光达湖南长沙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一野第2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清涧城下，许光达对昔日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说：我念及与你同窗

情谊，不忍亲睹城破之日你身陷囹圄，劝兄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1947年8月，我西北野战军发起了榆林战役。

许光达当时担任第3纵队司令员。3纵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扫清敌外围据点高家堡。

高家堡位于榆林东北方向，是从东面通往榆林的门户和必经之路，这里驻有敌军第86师的1个团和正个补训营。根据预定的作战计划，3纵独2旅第36团攻击乔家堡，17团攻击高家堡，对团作为预备队。战斗开始后，敌人利用坚固的防御工事，阻住了解放军的攻势。尤其是17团，在扫清高家堡外围据点乔家滩时，遭受重挫，副团长和参谋长都负了伤。

2旅旅长唐金龙急了，亲自跑到17团指挥所，命令团长组织突击队，再次发动攻击，并准备把预备队21团也用上。就在2旅旅长准备全力攻击时，许光达来到了17团指挥所。

许光达问：“情况怎么样了？”

唐金龙两眼喷火，叫道：“我和狗日的拼了！”说完就要带部队冲锋。

久攻不下，乃兵家之大忌，孤注一掷必然遭受更大的伤亡。在这紧张的时刻，许光达头脑清醒，他对2旅旅长说道：必须改变打法，拼命强攻决不可能达到目的。乔家堡这个小钉子钉得紧，不好拔，就先不去拔它，去拔那个大钉子，大钉子一动，小钉子也会动摇。

许光达又说，作战不要呆板地按照老的打法，先前沿，后纵深，层层剥皮，步步推进。为什么不可以放下乔家堡，绕过它，大胆地去攻击高家堡呢？

许光达的这番话，使部队官兵茅塞顿开。

部队按照许光达的新战术，实施越点攻击，并以一部兵力控制了高家堡西山，从背后切断了敌人与榆林方向的联系。这一下，敌军果然吃不消了，于是派出代表，要求与我军谈判，交涉投降事宜。

得知这一消息，许光达心里很高兴，敌人终于顶不住了，但是，当他得知我军在乔家堡只歼灭了敌人1个营，而乔家堡仍在敌人手中时，许光达沉思起来：两地敌人的兵力是4个营，乔家堡还在他们手中，战斗尚未见分晓，为什么就要急着投降？这里面肯定有鬼！敌军是在用缓兵之计，企图拖延时间，其目的一是调整战斗部署，二是等待榆林援兵。许光达立即将这一判断告诉唐金龙，叫其不要上当，为了周全起见，我军可以先礼后兵，限定时间，敌人如在规定的时间内投降，我们确保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如超过时间，我军即刻攻击。

果然不出许光达所料，敌人并非真心投降。限定时间一过，许光达下令总攻开始，敌人拼死抵抗，但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不支而败，我军顺利攻占了高家堡，并趁乔家堡敌人混乱之际，也将其占领。此役，在许光达的正确指挥下，我军全歼守敌1个团又1个营，俘敌陕北警备司令张子莫、第258团团长李含芳以下1400余人。

高家堡一仗，显示了许光达在作战指导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他不为传统的层层剥皮战术所局限，反对消耗战和盲目的蛮干，抓住了主要矛盾和作战的关节；在作战的敌情判断上，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敌军的假象所迷惑，通过战果统计和定量分析，辨别真伪，及时识破了敌军的阴谋，为作战胜利排除了障碍；在作战手段运用上，能以一部分兵力实施佯攻，吸引迷惑敌人，而以主力突然猛攻敌纵深的核心要点，从而达成了速战速决，同时也击中了敌军的要害，为作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许光达在一野中被人称之为“儒将”。这固然与他的“科班军官”的学历有关，同时也说明许光达作战善于谋略。“心战”是作战中一个制胜的重要手段。我国著名的大军事家孙武最先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思想。许光达吸取了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的精髓，在作战中善于把攻城与攻心相结合，常常收到事半功倍的战绩。

1947年10月初，许光达率3纵队兵临清涧城下。清涧位于延安与绥德之间，是咸榆公路的要冲，也是威胁我党中央腹地的一颗钉子。清涧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守城的是国民党军整编第76师，师长是廖昂，与许光达在黄埔军校时是同班同学，分手20年后，两人重新在战场上面对面地较量了。作为攻方，许光达决定第一步扫清外围，控制城外的制高点，第二步则在第1纵队的配合下强攻清涧城。

10月6日，外围作战打响。我军攻势猛烈，爆豆似的枪声打碎了晚秋的空寂。

敌人的反击也很顽强，他们占据著有利地形，给我军造成很大的困难。我军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一连打了三天三夜，到10月9日，外围作战任务基本完成。

望着眼下处于平静状态的清涧城，许光达思忖起来：从目前情况看，外围虽已基本扫清，但城里的敌人还有相当大的实力，他们心存侥幸，等待援军，因此会顽抗下去。若是强攻，我军伤亡肯定要增大。在我军已处优势的情况下，许光达决定写封信给廖昂，晓以利害，劝他投降。若廖昂降，兵不刃血；即使廖昂不肯投降，至少可以动摇他的军心。于是，许光达掏出纸笔，给廖昂写了这样一封信：

廖昂兄：列夫无羔

你我由军校毕业，分手已20年矣！不期在清涧相遇，真乃有缘。可惜，炮火连天，工事阻拦，你我只能隔城相望，不能握手言欢，实乃憾事！站在清涧城郊，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与廖兄军校同窗时的生活，那时，你我都是热血青年，秉承总理遗愿，致力军事救国，渴望创功立业……岁月流逝，几经沧桑，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尤以在军校填写《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时的情景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眼下，我军已将清涧城团团围住，援军也被我狙击，也是B身难保。清涧是朝不保夕，破城在即。我念及与你同窗情谊，不忍亲睹城破之日你身陷囹圄，故陈说利害，劝兄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我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立功有赏。你若能率部起义，使生灵免遭涂炭，乃我民众之大幸，望兄三思而行。

切！切！

同学许光达〔德华）

廖昂看到许光达的这封信后，心里一阵惊悸。对于许光达，他是熟悉的，许光达外表虽文静，内心却极刚强。现在，他正指挥部队攻打清涧。廖昂在心里承认，许光达信上分析的形势是事实。可他又抱侥幸心理，盼望胡宗南的援军到来。怎么办呢？他拿不定主意。死守吗？看来很难守住；投降吗？又不甘心。廖昂的内心矛盾，又引起了部下的恐慌，他们私下里议论纷纷，权衡着利弊。

一个部下说：“我们还是接受共军的主张。放下武器吧！”

另一个部下反驳：“那怎么行呢？投降有辱党国军人身分。”

廖昂开始也在左右摇摆，后来得知援军已到清涧城西南地区，他又强硬起来，拒绝了投降。然而他的部下却因他的左右摇摆而散乱了军心，尽管廖昂后来严令抵抗，但许多人已无心恋战了。

战场上，一封致敌方主帅的区区数言短信，其威力大大超过了成百上千发炮弹。

廖昂没有投降，许光达指挥部队发起了攻击。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许光达来到了17团。团长一见有些急了，紧忙跑过来：“司令员，你怎么又来了？这里太危险！”

话音刚落，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了，溅起的泥上落了他们一身。17团团长赶紧把许光达拉进团指挥所。

经过一昼夜激战，清涧终被攻克，共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其中生俘中将师长廖昂以下6600余人。

许光达带领指挥部进入城内，迎面碰上战士们押着一队俘虏走过来。许光达勒马站在路边查看，当他看到一名俘虏时，用手一指：“你抬起头来！”

那名俘虏抬起头，正是廖昂。

许光达怎么能在俘虏群里一眼就认出穿上了士兵服装的廖昂呢？事后，许光达说：“尽管廖昂换上了士兵服，可是，黄埔军官的气质是掩饰不住的，我老远就看出他了。”

廖昂被带到指挥所，他站在许光达的面前，一言不发，沮丧中仍不乏傲气。

许光达指着身旁的一个凳子：“坐！”

廖昂迟疑了一下，坐下来。

许光达掏出烟，自己点燃一支，也递给廖昂一支，平静地间：“我的信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

“那你为什么还死守？”

“我没料到你们这么快。”

稍许，许光达又说：“我们好多年不见了！咱们走的路不同，不过你的路走错了。”

廖昂不服气地说：“你们的战法不正规。”

许光达笑着问：“还有什么原因？”

“如果援军早到，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

许光达说：“你要是不服，我放你回去，你找胡宗南再要一个师来，咱们再较量。”

“不敢！不敢！”廖昂嗫嚅地说。

“那好，你下去吧。”

廖昂向许光达敬了一个礼，被带走了。

2．红军医院设备简陋，无法取出许光达胸中的子弹，于是他被送到

苏联治疗并学习。不幸的负伤，却使许光达得到了一个去苏联学习的机会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排列老五，小名又叫“五伢子”。许光达的父亲许子贵含辛茹苦，勤劳俭朴，使家庭境况虽不富裕却也能让全家人吃饱穿暖。许光达的母亲因病早逝，他10岁那年，家中来了继母，在那个年代里，这使得许光达忍受着人间的冷眼和心酸而默默地度过了他的童年。

湘乡大地的人们历来重仕，若不论历史功过，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谭嗣同、王船山等饱学之士皆闻名全国。故湘乡的仕学气氛甚浓，即使是贫寒之家，亦想方设法送自己的子弟进私塾读上几年书。许光达的父亲虽然吝啬，但也尽为人之父之责，把儿子送进了学堂。到许光达能读书之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旧制废除，新制确立，教育制度也随之变化，各地设立了各种新式的学堂，这样，许光达就进入了家乡的凤凰庙小学读书。

特殊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使许光达比同龄人成熟得多。读书使他明理，他从书本里知道了许多成人、立身、理事的道理，尽管许多理论尚显肤浅。然而，吝啬的父亲认为许光达读了几年书，认得了一些字，这对一个农家子弟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再花那么多钱去读书。当许光达读完初小后，其父不想让其再读书了。许光达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在心中生闷气。难道自己就应该一辈子与泥土为伴吗？为什么自己不可以继续读书？

就在这时，许光达的大伯许长龄出面了。许长龄是个篾匠，整日里挑着篾匠担到各地做工，到过的地方多，接触的人多，见过的事也多。游历做工的闯荡，使他知道有学识的人才明理，有学识的人才能有出息。现在见弟弟不让侄子读书了，他很气愤。五伢子是个很聪明的娃儿，读书也用功，为什么停了他的学？许长龄回到萝卜冲，责问许子贵：

“你这个抠煞鬼，伢子是去读书，不是败家，这点钱你也不愿出？”

见弟弟固执己见，许长龄很生气，拍着胸脯说：“好！你不给，我给。我送讶子去上学！”于是，许光达在大伯的资助下，得以继续进入高小读书了。

说不上许长龄有什么长远的目光，但他从现实的态度出发，觉得侄子将来如果有了出息，不就光宗耀祖了吗！他的这番苦心和爱心，成就了许光达，为新中国输送了一个将才，也为许家和萝卜冲的父老乡亲争了光。

许光达百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刻苦读书探究，学习成绩优异，1921年秋，许光达考取了长沙师范学校。

当时的长沙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只收膳宿费，每月十二三元。这一次，父亲许子贵没有再让儿子犯愁，而是爽快地说，“五伢子，我家只有你考上了师范。那是个大学堂，你好好去读书，钱嘛，我拿了。将来你能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也就行了。”

听了父亲的这番话，许光达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心酸。在父亲眼里，读书不是为了明理，更不是为了民族和大众，而只看到了儿子将会有光宗耀祖的前程了。

父亲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为了许家的门面，才转变了原来的态度。但少年的许光达这时也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和大众而求知的信念，只是想为了做一个明理而有用的人。他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父亲，然后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

20世纪20年代，长沙是个革命思潮风行和革命活动活跃的地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在长沙建立了党的组织，展开了积极的革命活动。这对渴望新知的许光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的环境，新的大地，新的社会气氛，使许光达不仅仅埋头于书的海洋，而且走出了书斋，进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

在许光达的人生道路上，长沙师范学校的国文老师曹典琦是他重要的引路人。曹先生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启发开导了许光达，使他对许多以往不解的社会问题有了理论上的认识。曹先生介绍许光达参加国事讨论会，使他开始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当他把目光由书斋转向社会时，曹先生向他推荐了如《新青年》、《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和书籍，使他开始接触和吸取革命思想。

192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租借期已满的旅顺口，全中国掀起了反日热潮，长沙也成立了“湖南外交后援会”，抵制日货，展开反日斗争。6月1日，一艘日本商船抵靠长沙两湖码头，“后援会”即派人前往检查，看是否有日货下卸。长沙市民、学生数千人同时聚集码头，以示支持“后援会”检查人员。日船拒绝检查，导致冲突。押船的日本士兵向码头人群开枪射击，打死学生2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流血惨案。次日，愤怒的学生举行集会，抬着被打死的学生尸体游行示威。

眼见自己的学友和同胞被帝国主义者残害，有着强烈爱国心的许光达，也走上了长沙街头，与同学们组成讲演团，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六·一惨案”的真相，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领人到处散发传单，与同学一起到当时的省政府门前请愿。然而，反动的军阀政府回答他们的却是军警的木棍，许光达头上也被打出了几个大包。这也使他彻悟到只有赶走列强，打倒军阀，才是有志的中国人应该选择的道路。

许光达成熟了。他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思想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1925年5月，许光达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冬季的一个夜晚，夜色黑沉，寒风凛冽，许光达应约来到曹先生家。曹先生是他的老师、人生引路人，更是他的党内同志。曹先生让许光达坐下后，颇有深意地问道：“如果革命需要你离开长沙，你愿意吗？”

“离开长沙？到哪里去？”

许光达深知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会是毫无目的的，但心中又不知真意，不觉有些惊讶。

“到广州。”

“广州？”许光达更觉惊讶。他知道，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尤其是在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国共两党的主要革命力量齐聚那里，那里不仅有国民革命政府，更是正日益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因此，那里已成为全国革命青年众所向往的地方。自己去那里做什么工作呢？他急切地问道，“曹先生，我到广州做什么？”

“广州有个黄埔军校，你知道吧？”曹先生问许光达，不等他开口，又继续说道：“省委要选一些青年党员去学军事，我们觉得你很适合，决定派你去。组织上让我通知你。”

听到这话，许光达顿觉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心情十分激动，自己将去广州，而且是进黄埔军校学习，这可是自己曾经想过却又认为是幻想的事啊！

许光达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曹先生家的，也没有多想自己将从一个书生变成军人。他回到宿舍，听着窗外渐渐沥沥的雨声，兴奋地收拾着书籍和行李。春节就要来临，他知道特别喜爱自己的大伯许长龄肯定会来学校找他回家过年，于是他给大伯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外出求学，请勿念。”

他知道大伯肯定能理解他上军校的举动。

第二天，许光达与同行的谭希林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后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派遣的顾问人员帮助下，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起来的军事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这是一所正规的军事学校，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入校学习。许光达虽然是湖南省党组织选拔推荐来的，也不例外。当然，通过考试对于许光达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他顺利通过了政治课和文化课的考试。1926年4月13日初试之后，21日又复试合格，他正式取得了入伍生的资格，被编入新生第2团。

初到广州的许光达，为广东表面上团结的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热潮所激动，心中构想着革命胜利到来时的景象。然而，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乐观。就在他到广州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内进一步分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挑起了一件件事端如“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一次反共的浪潮。身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利用自己的职务，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因而，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很深的裂痕。

刚入军校学习的许光达当时还无法了解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上层中的矛盾和冲突，只是埋头于学习，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每星期六，他都要过组织生活，和其他学员一道徒步进城，到广东省农民协会，或听周恩来、挥代英、谭平山等人的形势报告，或阅读讨论《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浅论》等社会科学书籍，接受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另外，他还在校内听过毛泽东的演讲和刘少奇的报告，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现实的形势和社会问题。而在知识层面上，他广泛接触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知识，丰富了社会阅历，有了成熟思维。三个月的入伍生期满后，他经过考试被录取为炮兵，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5期学员，编入炮科11大队。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打败军阀吴佩孚。11月，北伐军歼灭军阀孙传芳主力，占领九江、南昌。至此，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适应国民革命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武汉成为新的革命力量中心。

随着革命阵营的北移，黄埔军校决定筹备武汉分校。12月18日，邓演达正式奉令筹设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5期政治。炮兵、工兵三科各四个中队迁人武汉分校，许光达所在炮科中队也在迁移之列。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代行党代表，教育长张治中，办公厅主任兼军事总教官季方，政治部主任包惠僧，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秘书长周佛海。武汉分校当时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实权掌握在邓演达和恽代英手中。因此，武汉分校的政治气氛基本呈革命和进步之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形势陷入混乱。仍在武汉分校的许光达，接到陈毅同志亲自转达的党的指示：参加毕业分配，到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去，打入张发奎的部队，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许光达来到驻扎在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当上见习排长。于了一个多月，接到地下党组织传达的指示：开小差，离开部队，速去南昌，到起义部队中去。

这样，许光达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开小差”，走人了。他与其他共产党员晓行夜宿，爬山涉水，于8月6日赶到南昌城下。当他们擦去汗渍，拍净尘土，准备进城的时候，却发现城头上没有红旗，也听不到歌声。城门有军警站岗，盘问路人。

原来，“八一”南昌起义后，蒋介石调集武汉、广州几路的大军围剿南昌起义部队，为保存实力，起义军已于8月5日撤离了南昌。

怎么办？许光达望着城门，不免有些失望，第二天，他毅然决定南下追赶部队。

南下的路途上，沿途有不少的散兵游勇，他们都是从起义部队中逃出来的。他们中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有的贪生怕死，有的想去投靠新军阀。他们中也有共产党员和黄埔生。有认识许光达的，就劝许光达不要去“送死”，许光达毫不动摇，继续追赶部队。

终于，许光达在宁都城下追上了起义部队。

宁都城里驻扎着起义军第25师。该师担任后卫，师长是周士第。许光达来到师部见到了周士第，递上组织介绍信，周师长非常高兴，把许光达安排在75团3营当排长。

75团是一支光荣的部队，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第1营，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该营屡建奇功。在这支光荣的部队里，许光达开始了他的革命戎马生涯。

初到这个排，战士们对这位文静秀气的读书人并不服气。“排长像个大姑娘似的，到师里当书记官还差不多，带咱们打仗怕是不行。”排里的神枪手刘桂成撇撇嘴说。

因为许光达长得面嫩，所以一些老兵背后里叫他“娃儿排长”。

许光达并不计较这些，他知道要想让部下信服，必须在战场上见真功夫。

不久，75团接到了攻占会昌城一带高地的任务。许光达排是连里的尖刀排。他身先士卒，涉水过河，占领有利地形。冲锋中，战士们按照他布置的战术，充分利用地形地物，迅速逼近敌人。可是，刘桂成不管这一套，自信枪打得准，一味猛冲。突然，敌人一排子弹扫来，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已被许光达推到了岩石下，只见许光达倚在岩石上一扬手，敌人的机枪成了哑巴。

刘桂成用感激的目光望着排长，从心里不由自主地佩服起这位真正的神枪手来。

许光达在会昌战斗中的出色表现，不仅改变了士兵对他的看法，也让上级颇为赏识。过了几天，营长来到许光达所在的连，宣布上级的命令：“经团长批准，由许光达代理连长。你们不是叫他‘娃儿排长’吗？现在他升任‘娃儿连长’了。”

于是，许光达又有了“娃儿连长”的雅号。

会昌激战后，起义部队南下粤东。在三河坝激战中，一发炮弹在许光达身旁爆炸，他负伤了，只好离开部队到当地的农户家中养伤。伤好后，他跋山涉水寻找部队，一路寻去，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部队里，他很快显示出自已经过系统军校训练的军事才能，1930年，红2军团成立，贺龙为总指挥，辖红3军、红6军，许光达担任了红6军17师师长，参与开辟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多次率部参加反围剿作战。

当时，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一味攻打大城市。1930年10月，红2军团受命配合1军团。3军团攻打长沙。部队伤亡很大，最后被迫撤出战斗。在撤退途中，部队被三路敌军包围在杨林寺一带，情况万分紧急。在这危急时刻，许光达率17师顶住了敌人，掩护军团指挥部撤离。12月17日，国民党军3个旅朝许光达的17师扑来，猛烈的枪炮声震颤着大地。17师49团团长牺牲，阵地被敌人突破，许光达果断命令师部所有勤杂人员组织起来，投入反击，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阵地。17师与敌人浴血奋战了两天两夜，全师伤亡过半，换来了军团部的安全撤离。

事后，军团首长表扬许光达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1931年5月，红2军团整编，许光达担任8师22团团长。在马良坪战斗中，许光达又一次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才华，以一个团的兵力与敌十几个团周旋，牵制了敌人，并安全突围，让贺龙惊喜不已。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庆功大会。

不久，许光达又任8师师长，在一次作战中再度负伤。这次伤得很重，子弹击中胸部，离心脏很近。当时红军医院设备简陋，无法取出他胸中的子弹，湘鄂西特委决定送他去上海治疗。

可是当许光达到达上海后，由于国民党疯狂搜捕共产党人，残酷的白色恐怖使许光达不能在上海安全地动手术。此时，中央正准备派一批干部去苏联学习，于是，许光达被送到苏联治疗并学习。

不幸的负伤，却使许光达得到了一个去苏联学习的机会，或许这就是因祸得福吧！

在莫斯科，许光达治好了枪伤，然后进了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的苏联，国内形势稳定，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发展迅猛的时期。许光达的生活自然比国内优越得多。他心中虽然挂念国内的革命和浴血奋战的战友，但既然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就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假期之中，他与中国同学前往苏联农村，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而在空余时间，许光达就去各种纪念馆和博物馆参观。漫步莫斯科街头，看着那雄伟而又古老的俄罗斯风格建筑，体味着异国风情，许光达心中浮想联翩：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列宁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的，这就是中国的榜样，中华民族一定能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中国人民也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为此奋斗不息，甚至不惜流血牺牲，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尤其是要学好军事知识。

然而苏联方面却不允许中国学员们参观兵工厂，许光达原来学的是炮兵，他多么希望能走进坦克制造厂、战车制造厂、制炮厂等工厂去考察一番，却是一筹莫展。苏联方面甚至禁止苏联军人与中国学员私下接触。

在苏联的学校里学习，图书馆的书也不许外带，不许做笔记。许光达就整日泡在图书馆里看，好在他年纪尚轻，记忆力好，他尽可能把有用的知识往脑袋里装。尤其是那些涉及军事知识和武器装备的书籍和刊物，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直至理解并大致记住。

1936年秋，苏联东方大学为中国红军举办了一期汽车训练班，学习掌握汽车、坦克和大炮的技术。许光达是一位红军指挥员，原又是学炮兵的，自然被选调到东方大学学习。有心之人遇所好之事，当全心钻研。苏联红军建设已有十多年的经验，且经过国内战争培养出一大批军事家，这一次苏联党有心为中国红军培养一批懂得机械化军事的人才，派出一批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专家和军事理论家来给中国学员授课。虽然苏联的军事科技较为发达，但许光达已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在中国学员中，他接受得比较快，也学得比较好。许光达不仅掌握了一般的汽车、坦克和大炮的结构原理，更学到了现代战争中坦克、大炮的战术原则。

对于坦克兵的作战技术和战术，许光达格外感兴趣。坦克作为一种新型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出现于战场，在一些军事强国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兵种。由于它具有高速的运动力、威烈的火力和坚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了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以往许光达只是从一些教学图片中看到它在战场上的威力和作用，现在面对面地亲手操纵这种现代化的庞然大物，他怎能不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他深知装甲兵这一兵种中国红军现在没有，但以后必然会有的。为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许光达孜孜不倦地钻研于其中。这为他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员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党组织完全处于王明的控制之下，王明封锁中国国内的情况，这使得许光达和其他同志对王明行为愈来愈不满，许光达作为党支部书记，找到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反映学员们的共同心声。许光达的行为，按规定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王明却斥责许光达，认为他这是有意煽动学员反对共产国际的派别活动，并将许光达隔离审查，中断了他的学习。这使得许光达极其愤怒。几个月后，他回到了中国。

1938年1月，经长途辗转，许光达到达延安。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早在长沙读书时他即已知道毛泽东，并读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他更闻知毛泽东的创造和才能，但一直未到中央苏区工作而无缘相见。来到延安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前来看望许光达这批“留苏人才”，许光达这才了却多年心愿。

一见面，毛泽东便说：“你是长沙人，湖南老乡噢！”

在询问了许光达他们在苏联学习、生活情况后，毛泽东又寄语式地说，“你们都是在列宁故乡喝过洋墨水的洋包子，有学问的噢！中央欢迎你们回来，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将来还要大发展，需要人才嘛！你们这样的干部，愈多愈好！希望你们回来以后，好好发挥作用。”

也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注意到他的这位温文儒雅双重硬学历（黄埔军校及留苏学习）老乡，并有意培养提携。

不久，许光达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长。1938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教育长。

黄土高原之上，千山万壑之中，抗日军政大学成了培养抗日骨干的摇篮，成了海内外炎黄子孙最可注目、寄以厚望的地方。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水河，多少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了这里。在这群英毕至的地方，许光达既是教官又是学员。他从革命实践经验丰富的战友那里学习自己缺乏的东西，又把自己从黄埔军校和苏联学来的理论教授给学员。既承担学校的领导工作，又亲自讲授战术学等军事理论课程。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939年6月，抗大总校移驻晋东南，在延安则筹建抗大第三分校。7月，许光达被任命为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在做好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的同时，许光达积极研究抗日战争的特点，总结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成功经验，发表了一系列总结办校经验、论述抗日军队组织形式、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文章。此时，他已不仅仅是一位军人，更是一个逐渐掌握战争艺术的思想者了。1941年1月，许光达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随后又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3．宜川城下，许光达指挥部队打出“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援

兵慢来就急打。他说这叫“活捉老狼”

1947年8月16日，许光达接到彭德怀的命令，率部火速开往乌龙铺，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险恶的，国民党军第36师已到达镇川堡。另有董钊的1个师，刘戡的5个旅由绥德直扑葭县，刘戡部和第36师，南北相距只不过百里路，东向封锁了黄河渡口，西向控制了威榆公路。中共中央机关被挤在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面和北面有敌大军压来，处于四面被围的困境当中。而且，敌人进展神速，包围圈越缩越小。

就在8月16日那天的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冒着大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告之中央机关不过黄河，仍继续留在陕北，但处境困难，希望彭德怀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

彭德怀马上电告党中央，他准备派许光达率领3纵，前来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正是在这样十万火急的背景下，许光达率领部队冒着大雨，拼命向乌龙铺前进。

行军途中，许光达把各旅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边走边交代任务。大家的心情万分焦急，为中央的安全担心。众人看出，许光达的心情十分沉重，这是解放战争以来，他们所看到的自己的司令员最紧张的一次。

许光达怎么会不紧张呢？中央的安危，此时正系于他和3纵的身上。

8月17日，3纵到达指定地域乌龙铺。许光达向各旅长下达了死命令：“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当时，敌36师以113旅为前梯队，由镇川堡向乌龙馆前进。彭德怀判断该师主力必将经沙家店地区东犯。因此，决定集中野战军主力在运动中歼敌36师于沙家店一带。

彭德怀摆出这样的布阵：

许光达指挥3纵和绥德军分区警备4团、6团插到乌龙铺与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切断敌124旅与其主力的联系；

王震指挥的2纵等4个旅，在沙家店地区张开“口袋”，围歼敌36师主力；

贺炳炎的1纵进至沙家店以西，堵死敌36师的退路，并担任对增援之敌的阻击任务。

敌36师基本上落入彭德怀的手掌心了。

然而，敌36师只是进攻之敌中的一路，另一路刘戡带领的5个旅仍冒雨进犯，已经到了葭县的店头镇一带。中共中央机关因茨芦河河水猛涨而无法北进，改向西北方向移动，还是没有脱离危险。

当时，许光达的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他召集各旅旅长到指挥所开会，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在转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这山梁的一个避雨处，架着电台的天线。许光达什么也没有说，灼热的目光扫了一眼身旁的旅长们，旅长们会心地转身往各自的指挥部跑去了，每个人都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人在阵地在，他们决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8月18日上午，3纵的独5旅及绥德军分区警4团、6团在乌龙铺之北与敌接火，其他部队在乌龙铺以南抗击西援之敌3个旅。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第二日拂晓，3纵顶住了敌人1个军部及3个旅的轮番进攻，敌未能前进一步。

尽管彭德怀已在沙家店布下口袋，正准备围歼敌36师主力，但对许光达来说，其处境却是相当困难的。前边有刘戡的主力压过来，后边是葭芦河，3纵背水而战，这是兵家大忌。然而，许光达却知“忌”而行，英勇奋战。

由于3纵果敢的牵制行动，使得我1纵和2纵能够迅速将敌36师师部及165旅包围在沙家店，彭德怀发出了歼敌紧急动员令：“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在彭德怀的命令下，全军将士个个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向被围之敌发起猛攻。

整编36师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为此胡宗南急电36师师长钟松，命令其固守待援。由南路北上的敌第29军军长刘戡也致电钟松：“已令55旅就近来援，主力继后即到。”

然而刘戡说得轻巧，他碰上了一个战场上的硬手，这就是许光达。刘戡3个旅遭到许光达3纵的顽强阻击，难以前进。不仅如此，许光达还命令部队实施阵前出击，曾一度打到了刘戡的军部，连刘戡的警卫部队也被冲散，着实惊出刘戡一身冷汗。刘戡从混乱中逐渐清醒过来后，才集中兵力向3纵发起轮番攻击。

面对着优势敌军的疯狂冲锋，许光达沉着应战，采取少摆多屯不断添油的灵活战法，以保留强大的预备队，不断地增强战斗的韧性和持续力，与敌人斗智斗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把敌人死死地钉在当川寺一线无法进展。刘戡的部队当时距离36师的阵地只有30多里，仍是被阻隔不能会合，谁也救不了谁。孤军突进的整编36师，只能孤军作战，最终覆灭了。

而当敌36师被歼之后，刘戡见势不妙，掉头回逃。这样，我党中央机关化险为夷，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沙家店一仗，是西北野战军一次漂亮的歼灭战。事后，毛泽东称赞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军却犯了这个忌，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许光达率领的3纵在这场胜利中功不可没。若说侧水侧敌，主要是指许光达的3纵。在阻击作战中，许光达敢于打破常规，以惊人的胆略背水作战，侧水侧敌，从而出敌不意。许光达敢于冒险，又善于冒险，他并不是与敌硬拼，而是以少量兵力摆在阵地上与敌人抗争，保持强大的预备队，持续不断地增加防御力量和韧性，终于以少胜多，保障了阻击任务的完成。

1948年初，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在我军的连续打击下，兵力大为削减，已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此时，胡宗南集团共有9个整编师28个旅，除在其他地区布防外，用于陕甘宁地区的仅有17个旅，并主要置于延安以南之洛川、黄陵、宜川地区，企图以机动防御姿态，确保延安，阻止我军南下关中。

胡宗南当时的部署是：以1个师的兵力驻守延安及控制延安至附近的公路线；以整编第76师1个旅驻守宜川；刘戡率整编第29军军部及2个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地区，作为机动兵团，或北援延安，或东援宜川，或阻我南下；以1个旅又2个团驻守韩城及禹门口附近，阻我西渡黄河；以1个多旅防守铜川、耀县、三原及成榆公路一线。

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局和西北战场形势的发展，决定我西北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转入外线，向南进攻，配合陈、谢兵团，打击胡宗南集团，首先歼灭咸阳、延安一线敌军有生力量，粉碎胡宗南集团的机动防御部署，解放黄龙山区，并以此为依托，乘胜向南发展，威胁西安，策应中原作战。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我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

战法很明确，就是“围点打援”。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城，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可能由洛川东援解围的国民党军。

2月17日，彭总把许光达召来布置任务，并征求他对整个战役计划的看法和意见。许光达条理清晰地谈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战役的核心是吃掉敌西北胡宗南集团的主力——刘戡的整编第29军，而要吃掉敌29军，就必须设法将其引诱出来，在运动中将其歼灭。

第二，宜川战略地位比较重要，是陕西东部的重镇和南北的交通要道，三面环山，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是敌我的必争之地。敌军守住它，就可钳制和阻止我军南下。我军夺取它，就可由东路南下直插敌之腹地，威胁西安。所以，宜川是敌必救之地，也是我必攻之点。而我围攻宜川时，切勿急克，这样才能调动刘戡来援，以实现攻其必救、引蛇出洞的战役目的。

第三，我军围攻宜川后，根据这里的地形和交通情况，刘戡增援的方向及道路可能有三条：一条是由洛川、黄陵沿洛宜公路以北的金狮庙梁到宜川。此路敌需翻山越岭，行动缓慢；一条是由洛川、黄陵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条路虽然要经过瓦子街以东一段咽喉窄道，易遭我伏击，但它距离最近，又是公路，便于机动，解宜川之围最快，敌人很可能走这一条路；一条是由洛川、黄陵经黄龙（石堡）至宜川。这条路援军最安全，但路程比第二条路远两倍，援宜川时间长。综合起来看，刘戡走第二条路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我军要重点做好敌人从第二条路来打的准备，主力应重点部署在第二条路上，同时也要做好在第一、第三条路上打击来援之敌的预案。

许光达还主动提出，为保障战役周密完善，他指挥的第3纵队，在完成攻城任务的前提下，抽出1个旅作为机动预备队，用在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两个阻援的方向上，由他来补这个空，以防意外，保障我军主力能集中力量用于打援。

许光达的这些真知灼见，当即受到了彭德怀的赞许和肯定，对我军宜川——瓦子街战役的实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在具体的战役组织指挥中，怎样才能实现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确定的“围直打援”的作战方针，把摆在洛川、黄陵一线的刘戡的第29军引诱出来消灭，而又不让宜川之敌跑掉呢？

许光达认为，要两头俱胜，需要动脑筋、用计谋。他说：“我们的计划是：开始，要猛攻宜川，逼使被围在宜川的张汉初（敌第24旅旅长）告急。胡宗南的援兵一出动，就要打个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急慢相兼，引蛇出洞。他用“活捉老狼”的办法为例，形象地说明这一谋略的奥秘：有经验的猎人活捉老狼的办法是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乱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崽子，结果便掉进了陷阱里。如果猎人一棒子把狼崽子打死了，老狼也就不来了。

许光达的这一着果然十分灵验。2月22日，我军向宜川方向攻击前进，23日肃清了该城周围敌之地方武装，孤立了宜川。24日我军包围宜川，并积极展开猛烈的进攻。至对日先后突破敌外围防御，占领了敌战术要点老虎山、虎头山、万灵山、外七郎山等阵地，将敌压缩于城内。面对着我军凶猛的攻势，宜川守敌惊恐万状，频频向胡宗南告急求救。胡宗南再也坐不住了，命令宜川守军死守待援，又急令刘减率整编第29军2个师共4个旅8个团的兵力，于2月26日由洛川、黄陵地区出发，沿洛川、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

蛇终于出洞了，我军战役的第一步基本达成。

接着，我军继续猛攻宜川，迫使宜川守敌拼命呼救，胡宗南死令刘戡“立即前进，不准停留”，促使刘戡率部于29日进至瓦子街以西地区。当敌完全上钩后，我军即以5个团继续围攻宜川，诱使援敌深入就范，同时集中主力9个旅，以伏击态势突然包围了刘戡援军。当主战场转至歼灭瓦子街之敌援军时，许光达命令围宜部队暂缓总攻，一方面加强防御，以防两部敌军突围汇合或逃跑，另一方面做好总攻的准备。

瓦子街的枪声渐渐停息，彭德怀打电话给许光达：“现在，应该收拾狼娃子了！”

“好！”许光达回答得很干脆。

在宜川城周围的制高点中，惟有内六郎山和风翅山地势险要，而两山中，内七郎山更为险峻。此山并不高，海拔仅300余米，但背倚城墙，山壁如削，自古就有“七郎一条路”的说法。这条路藏在山肚子里，是条曲里拐弯的暗道，山顶有洞口，敌24旅的炮兵阵地、弹药仓库都在山顶上。

许光达指挥21团首先从小北门突入宜川城，冲到内七郎山下，但几次强攻都没有接近山下的暗道洞口。19团从西门进城后用云梯登山，也受到猛烈的火力压制。

许光达于是命令部队：不要硬攻，寻机智取。

21团2营4连在冯副营长带领下，化装成蒋军朝着内七郎山摸去，他们连闯数道防线，一直摸到山顶，等到敌人指挥所发现情况不妙时，手榴弹已经扔了进来……

内六郎山得手了，与此同时，第6纵队也攻入城内。

冯副营长居高远眺，只见凤翅山蒋军阵地上的火力点疯狂地不停地扫射，压制着我军。他便对刚刚举手投降的敌炮兵下达命令：“目标凤翅山，装弹！”

这些连青天白日帽花还没有摘掉的国民党炮兵，立刻进行计算、瞄准、装弹，然后在冯副营长的口令声中，炮弹出膛，准确地在凤翅山爆炸。

内七郎山和凤翅山的陷落，使敌24旅旅长张汉初陷入困境。本来，胡宗南要他坚持一星期，可到了3月1日，又让他突围。张汉初想突围为时已晚，解放军已经完成围城部署。

部队带不出去，他就想个人逃脱。他让勤务兵用绳子把他从城头上放下来，不料由于天气冷，勤务兵的手冻麻木了，绳子放到中途脱手，他一下跌到坚实地上，腰摔坏了。勤务兵跳下城墙后，搀扶着他继续逃离。然而最终还是没逃掉，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张汉初被带到了许光达面前，许光达见张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让他坐到炭火前取暖。待他身子暖和过来，许光达才问：“你知不知道我们这种钓鱼式的打法？”

张汉初苦笑地回答：“我们明知这是你们布置的口袋，又不得不钻。”

许光达哈哈大笑：“你说了实话。你们胡长官也服从我们的调动！”

瓦子街——宜川战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共约3万人，实现了我军的预定作战计划，有力地策应了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改变了西北地区的形势，打开了我军向渭北、关中进军的门户。

4．选谁出任装甲兵司令呢？毛泽东把目光移到了许光达的名字上。许

光达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啃过黑面包，这样的“出身”，在解放军将领

中并不多见

1949年冬，许光达奉命随彭德怀进京，协助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许光达这一次是带着妻子和儿子一同进京的，原意是想借此北京之行，一家人闲暇之时游览一番古都北京。他已准备把后半辈子献给大西北，扎根大西北了。

许光达被安排住进了中南海。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的各个部门、行业都需要人去抓。一天，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聚集议论建国大事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当时，外交工作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人马却得重组。新中国的外交主要方向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许光达留学苏联数年，懂俄语，文化程度高，又熟悉苏联各方面的情况，是很适合从事外交工作的。

但是，许光达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对外交事务是外行，能否胜任很难说，他还是希望在军队工作，为军队的机械化出点力。当然，作为一名党员，如果组织上让他转行，他还是会无条件服从的。许光达的想法与老总们不谋而合，因为解放军要实现机械化、正规化、现代化，需要像许光达这样有专长的军事人才。所以，当周恩来问许光达“你个人是什么意见”时，许光达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考虑：“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

老总们也都谈了他们共同的想法，认为军队建设需要许光达。最后，毛泽东拍板此事，笑着说：“听老总们的吧！”

这样，许光达留在了部队，后来成为大将。

建国后，人民解放军作为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仅靠“小米加步枪”已不适应现代军事的发展。从武器装备到兵种组成，人民解放军都极需发展，而机械化更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更加重视装甲兵的建设，认为装甲兵是一个最重要的兵种，它既能单独执行任务，又能在合成军队编成内执行任务。由于它具有高速的运动力、威烈的火力和坚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它能够减少或避免核爆炸的影响和充分利用核突击的效果，在进攻和防御中有效地执行各种战斗任务，因此在未来战争的陆地交战中，装甲兵的作用是别的兵种无法替代的。

新中国成立了，需要建设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在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之中，装甲兵是不可缺少，又是迫不及待需要建设的。

选谁来组建新中国的装甲兵部队呢？毛泽东把他的目光移到了许光达的名字上。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许光达就有良好的印象：上过黄埔军校，学的专业是炮兵；到苏联啃过黑面包，主要进修的也是炮兵和坦克兵，这样的“出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并不多见。另外，许光达勤奋好学，这也是毛泽东颇为喜欢的。

一天，彭德怀邀请许光达一家共进午餐，并同游北海。游览中，彭德怀对许光达说：

“战争结束了，军队要成为国防军，要变单一兵种为多兵种，海军、空军要建立起来。陆军里要建立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还要加强炮兵，这些都需要人去搞。你是不是去搞装甲兵？后半辈子为军队现代化出点力。”

人用其才，才能尽其力。彭德怀的建议正合许光达的心愿，许光达岂有不愿之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对彭德怀说：“军委让我搞装甲兵，我后半辈子定把心血用在装甲兵上。”

1950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

新中国的装甲兵，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其中凝聚了许光达的多少心血！许光达当上装甲兵司令后，创办学校，培养人才，建立基地，锻炼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械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把许光达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之父”，实不为过。

万事开头难。许光达受命组建新中国的装甲兵总部机关时，手下只有十几个人，没有办公地点，住在北京前门外的一家小旅馆里。当时，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坦克数量很少，并且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来的，技术人员也大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留用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装甲兵部队迅速搞起来呢？这是摆在许光达面前的一项艰巨工作。

他没有畏难，他把各军区的坦克部队的领导找来，彻夜长谈，反复研究，从中找出两个急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一是整编现有的坦克部队，实行全军统一编制；二是立即着手培训干部。

创业是艰难的。虽说四个野战军各有一支装备陈旧、车辆极少的坦克大队，但要建成一支统一的、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新兵种，困难确实太多，甚至难到连个领导机关都没有。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许光达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

首先，经中央军委批准，许光达把原各军区的坦克大队集中起来，整编为3个战车师，并陆续新组建3个坦克团，许光达满怀信心地展开了工作。1950年9月，在许光达的筹措和努力下，装甲兵司令部领导机关成立。10月，许光达在给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报告中，提出计划在三年内建立一支拥有1000辆坦克的摩托装甲部队。

具体地说，就是要组建11个坦克旅，每个军区建立坦克兵司令部，建立3个中心修理基地（工厂），3个中心仓库，1个坦克学校，1个坦克训练基地。

许光达亲自下到部队搞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苏军资料，并组织研究制定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及独立坦克营三种编制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装甲兵司令部领导机关。与此同时，许光达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把原有的坦克和从苏联新引进的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重新编组了3个坦克师，2个机械化师和40多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从而初步形成了装甲兵部队体系。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1年1月，许光达亲自组织坦克部队加入到抗美援朝的战争行列中。他对作战部队的战场集结、作战使用以及技术保障等等作了充分的考虑和同密的布置。1951年4月，为了解和研究装甲部队的作战使用及战场技术保障情况，许光达又亲自奔赴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考察，使得新中国弱小的装甲兵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得到锻炼和考验。

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是许光达在装甲兵部队建设中的一项主要工作。1951年9月1日，在许光达的努力下，第一战车学校正式成立，两年后这所学校改称为第一坦克学校，校址在天津。建校之时，从校址的选定，设备的购置，教师的配备，到课程的设置，无不凝结着许光达的心血和汗水。

1952年5月，许光达又以步兵第184师师直机关、坦克第521团等部合编，在北京设立了第二战车学校。学校下辖4个学员大队，1个教练大队。全校共有工作人员1000多人。尔后，许光达又筹备组建了第三、第四、第五坦克学校。1952年9月1日，在第一战车学校成立1周年之际，许光达到校讲话，充分肯定了学校的成绩，同时特别指出培养出的学员要达到“思想意识健康，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勇敢，顽强，艰苦朴素，有朝气，有学识，有技术，工作称职。”

许光达给当时的坦克学校制订了校风规则：

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

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虚心钻研的学习作风。

多年来，装甲兵诸多学校始终以许光达制订的这4条为办学方针。

1955年9月，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他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氧1959年9月，许光达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仍主管装甲兵部队的工作。

装甲兵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兵种，而当时我军干部的技术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许光达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向部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口号：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

这个口号抓住了我军装甲兵建设的核心。许光达不仅号召装甲兵的所有干部都要学习掌握坦克技术，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带头学习坦克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深刻地指出：我国的装甲兵部队和其他兄弟兵种比较起来，还很年轻，无论在学术理论和实践经验方面都还很差，必须继续认真学习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切有用经验，结合我军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探索人民装甲兵的建设和使用，进一步提高各级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和技术水平，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许光达深知，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如果不能研制、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坦克，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为了改善坦克部队的武器装备，他在中央提出的以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指导下，一方面积极组建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大力开展新技术的研究工作，同时抓紧筹建各种类型的坦克制造厂。正是由于许光达的远见卓识和积极努力，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并封锁了所有技术和原材料供应之后，中国很快自行设计和制造出了59式坦克、轻型坦克、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等以及配套车辆。

装甲兵的建设，成了许光达醉心的一项事业。我军装甲兵的《车场勤务条令》《驾驶教范》《射击教程》《内务条令》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订，都包含着许光达的心血！许光达总是对身边的人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提出了“没有技术就没有坦克部队”、“为掌握坦克技术而斗争”的口号，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走在前面。

在坦克训练基地，人们经常能够看到下基层来视察工作的许光达钻进像蒸笼一样的苏式坦克里学习驾驶坦克。有人劝他说：“你是司令员，那么大年岁了，还钻到坦克里干嘛？”

许光达笑着回答：“装甲兵司令员，不会驾驶坦克，能当司令员吗？学习驾驶坦克，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坦克的构造、性能和威力，这样才能有话说。否则，外行领导内行，人家不会真心服你，你也就做不好工作，那样我怎么向党交差呀？”

苏式坦克笨重的操纵杆，拉起来有几十斤重，年轻人都感到吃力，更何况许光达已是50开外的人了。但是，许光达并不是做做样子，他是真学真练，就这样，他终于完全学会了驾驶坦克。

许光达能够亲自驾驶坦克了，于是他要求装甲兵的指挥员一律要上车，学会驾驶坦克。在他的带动下，所有装甲兵部队的领导干部无一不是合格的坦克驾驶员。

1958年夏天，许光达到南方视察。随行人员告诉他，试制的国产坦克正在这里作高温条件下的破坏性试验，以便取得需要的数据。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兴冲冲地赶到了试验现场，看着、摸着坦克，许光达就像母亲看到了自己的亲生婴儿，脸上满是笑容。多么不容易呀，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坦克！

许光达想登上坦克亲自驾驶，试验员和陪同人员都极力劝阻，这怎么行？南方的夏天，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七八度，人在车外都感到酷热难忍，许光达那么大年龄怎么能受得了坦克舱内的高温啊？更何况，这是试制坦克，性能不稳定，而且现在又是做破坏性试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司令员出了事，谁负得起这个责？陪同人员极力劝许光达不要试，要试等以后新车定型后再试。

许光达却轻松地说：“没关系，我这个司令员亲自摸一下国产新坦克的性能，取得第一手资料，对定型新车不是也有点帮助吗？没什么可担心的。一会儿，你们当中谁有兴趣，也可以试试。好不好？”

许光达钻进了坦克。

坦克发动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随即隆隆朝前方冲去……

许光达驾驶着坦克，亲身体验了国产坦克的各种性能，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当他脸色发白、挥汗如雨地钻出驾驶舱时，兴奋地喊叫起来。而其他人那一直悬吊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1959年10月1日，当许光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自己熟悉的坦克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时，他满意地笑了。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铁军名将——上将周士第

铁军名将——上将周士第

周士第海南省琼海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曾任叶挺独立团营长，代理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18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在周士第的军旅生涯中，一系列耀眼的任职，足以令人骄傲。可

以这样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行列中，像周士第这般老资历的并不多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3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直捣国民党政权首府南京。4月23日，红旗插上了国民党的总统府。国民党残兵败将仓皇逃窜。解放大军继续向华东和华南地区乘胜进军。

在西北战场上，第1野战军也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949年5月，古城西安宣告解放。

为了扩大西北战场的攻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调华北野战军的第18兵团、19兵团归入第1野战军建制，投入了西北大决战的序列。

两个兵团共6个军，兵强马壮，浩浩荡荡地由晋入陕，大大增强了1野的实力，使1野的总兵力达到40万人，从而彻底地改变了西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状况。

第18兵团的司令员是周士第，一位老资历的解放军战将。

周士第又名周士梯，海南省琼海县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黄埔军校毕业后，先后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见习官、副队长、队长。大革命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对团团长，第25师师长。这一系列耀眼的任职，足以令人骄傲了。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行列中，像周士第这般老资历的并不多。

周士第后来担任了红2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120师参谋长，晋绥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1兵团副司令员，第18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总参外军训练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周士第率18兵团入陕作战时，当时盘踞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我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仅剩下20余万人，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但盘踞在青海、宁夏地区的马步芳和马鸿逵仍有18万人马，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长期以来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民党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二马”，委以高官，千方百计地诱使“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二马”中，犹以马步芳最为猖狂，他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企图以进军陕西保其青海老巢，伙同马鸿逵组织3个兵团，由他的儿子马继援率领，分3路大举东进，与胡宗南部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

在古城西安的1野总部里，彭德怀对周士第和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人说：“你们来了很好，要准备打几个大仗，硬仗！敌人在垂死挣扎，又反动又顽固，我们不发动几个大的战役，不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不会认输的！”

听到这里，周士第和杨得志、李志民几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又将目光集中在彭德怀那张严峻的脸上，静心听他讲下去。

彭德怀一只大手按住桌角，稍微侧着身子，继续说道：“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以后，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与胡、马敌军的总兵力相比，数量大体相等。然而，我军可以集中使用，敌军却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对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7万余人，青、宁二马8万人，合计15万余人。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野的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和政委王世泰，都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彭德怀的分析和结论。

彭德怀咳嗽一声，继续分析战场形势。

“但是，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困难的。所以必须把它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和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很深的矛盾，如今虽然为了保命而不得不暂时联合起来，但又互存戒心，貌合神高，在联合作战中都暗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互相利用。他们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各怀鬼胎，各打各的主意，这就为我军利用敌人的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周士第兵团和杨得志兵团编入一野序列，使一野有了连续打大仗的能力，在此情况下，首先向何处开刀呢？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是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决战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必须根据敌我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

6月2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歼击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作战计划问题，向彭德怀作了若干具体指示。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深思熟虑之后，说道：“敌情在变，我们的作战方针也在变。我们原先是准备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大家清楚，胡宗南部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但连续遭我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是敌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二马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主力，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彭德怀接着说：“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主力远离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这比让他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

说到这里，他突然顿住，咳嗽一下，说：“当然，也有不利的7一面，这就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从精神上、物资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18兵团和19兵团经过千里行军，已经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第19兵团刚刚到达，准备时间过于仓促。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特别是较大的战役决战。”

他的右手在桌面上渐渐攥成一个拳头，然后又慢慢地松开来，端起茶缸，喝了一气凉开水，继续讲道：

“敌人知道我们18兵团和19兵团入陕参战后，青、宁二马主力慌忙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区域，有利时可援胡进出于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胡宗南也把他的部队集中于扶风、眉县地区，以5个军之众集团配备，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胡、马的兵力部署，都是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

彭德怀看了众人一眼，提高声音说：

“从目前敌人部署情况看，青、宁二马兵力分散，正面太宽，使我军难于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与青、宁二马虽然可以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太大。很利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这是我军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彭德怀的拳头砸到了桌面上，发出厚重的响声。会场的气氛立时活跃起来。彭德怀双手由上而下在空中压了几下，大家停止议论，静听他下面的话。

他用一种特有的坚定而果断的口气说：“同志们！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决定由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变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我命令：第19兵团于乾县、礼县地区，钳制青、宁二马；第1、第2、第18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他的部将们忍不住嚷嚷起来，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周士第望着台上的彭老总，禁不住心潮澎湃。他长期在贺龙手下指挥作战，和彭德怀接触不多，如今加入到一野作战行列，在彭大将军的手下效力了，他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

1949年7月11日，一野主力开始向胡宗南部队进攻。隐蔽集结于预定位置的许光达第2兵团由胡军与马军之间的空隙，以秘密隐蔽急行军迂回到敌侧后。

周士第率18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攻击敌人。

王震第1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

胡宗南总以为周士第的18兵团和杨得志的19兵团入陕后，至少需休整1个月才能作战，又自以为5个军集团配备，解放军不敢将其一口吞掉，还梦想乘解放军向马军进攻时，全力向解放军侧击，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

胡宗南的美梦，被雷霆般的排炮震醒了。

第一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起全线猛烈攻击。胡宗南的集团防御，仅一天时间即被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陷入绝境。

经过两昼夜激战，第一野战军共歼敌4个军，4.3万余人，解放县城8座，这是西北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周士第到了西北就打大胜仗，自然是十分惬意的事。

2．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周士第等人“阵亡”了，忍不住痛哭起来。香

港方面的敌人也放出消息，说“铁甲车队”全军覆灭，周士第被打死了

20世纪20年代，是周士第军事生涯中极为辉煌的一个阶段。有人这样说：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周士第有好几个“第一”：黄埔第一期学员，孙中山铁甲卫队的第一批成员，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的指挥官……

在大革命初期，周士第每一次出现都是威风凛凛的。

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进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不久即担任了队长。这铁甲车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1924年，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建立革命武装；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与孙中山商议，决定组建“铁甲车队”。组建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将要毕业之时，周恩来便从军校中挑选了已是中共党员又有实际军事工作经验的徐成章任队长，从第一期毕业学员中挑选了周士第、赵自选任见习官，另从校外调中共党员廖乾吾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这5个人一同负责筹建“铁甲车队”的具体工作。

“铁甲车队”名义上在大元帅府属下，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和调动，都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铁甲车队”的工作与生活问题，都是直接请示广东区委陈延年和周恩来解决的。

“铁甲车队”的装备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装备有铁甲列车及其他车辆。其中有一个加了铁甲的火车头，拖挂着四五辆铁甲车。有一辆顶端装有旋转炮塔，炮塔上装有一挺机关枪。车厢都装有铁甲，车厢两侧厢壁上都开了几排有高有低长条形的射击窗孔，在车厢内可用立式或跪式不同姿势射击以及向外观察等，车内两边有板凳可以乘坐。铁甲车平时停放在大沙头火车站，外出作战或执行巡逻等任务时，多用装甲火车头牵引，驰骋在广州到九龙、韶关段的火车铁路线上。班长、队员一律配备长枪，排长以上干部都配有驳壳枪，每排还有一挺手提机关枪。枪械都是苏联援助的。

“铁甲车队”官兵统一着装。平时戴黄色大沿帽，着黄色斜纹布中山装军服，打绑腿；军官穿黑皮鞋或黑色长简马靴。每次外出训练或出征打仗，都会吸引诸多群众的关注。

“铁甲车队”的军政训练一直抓得很紧。实行每日“三操两讲”制度。三操：出早操，上、下午各进行一次训练，叫做三上操场；两讲：上午或下午安排两小时政治教育，晚上进行一次全队讨论或晚点名，叫做两进课堂。

“铁甲车队”的生活，虽然非常严肃紧张，但同时又非常团结活泼。队员们经常开展文体活动，如唱歌、打球、演戏。经常举行娱乐晚会，在晚会上干部、队员一起表演节目。队里还有阅览室，有革命进步刊物供大家阅读。

“铁甲车队”完全废除了打骂体罚制度，建立了平等友爱关系，干部与队员上下之间，队员与队员互相之间，都十分融洽，十分团结。大家的革命目标一致，工作上严肃紧张，生活上平等体贴，财政上账目公开。如伙食费、办公费、杂文费的开支账目，每月都定期公布一次。干部和队员伙食标准一样，每月的伙食费节余，大家平均分配，这叫分“伙食尾子”。所有这些都与旧军队完全不同，因为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1924年12月上旬，应彭湃的要求，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铁甲车队”到广州西北西江山区广宁去镇压反动地主，帮助开展农民运动。

12月11日，“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和周士第、赵自选带两个排80多人赶到了广宁。“铁甲车队”的到来，给农民群众很大鼓舞，他们成群结队跑到数十里以外去欢迎。

第二天清晨，广宁农民自卫军首先出击敌人，在潭圩据点附近与反动地主武装发生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未果，农民自卫军难以取胜。“铁甲车队”随即前去支援，声势大振。敌人抵挡不住，放弃据点，纷纷退入潭圩江姓大炮楼内负隅顽抗。

潭圩有两座反动地主的大炮楼，一座是江家的，一座是黄家的。江家炮楼规模大，花了几十万两银子才建成。炮楼有5层楼高，围墙是用石头和砖、水泥砌成的，非常坚固；四周有水壕，门口出入用吊桥，平时把吊桥拉起，人出入时才放下来。炮楼内可屯兵数百人，并且储备了大量粮食、武器、弹药。江、黄两家炮楼相距几里路，成犄角之势。“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连续几次攻打江家大炮楼，但都遭到挫折。

于是，周士第等人仔细分析几次攻击不成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攻坚的火炮，推不开炮楼。看来硬攻是攻不下大炮楼的。怎么办呢？周士第提出了挖地道埋炸药的办法炸毁炮楼。这个建议被采纳后，由周士第等12人组成的工程爆破队，在“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掩护下，利用炮楼背后的死角，开始向炮楼底下挖地道埋炸药。

第二天，炮楼内的敌人发觉了，派出数十名反动武装，向工程爆破队和掩护部队猛冲，被打了回去。敌人见硬冲不行，就在围墙上开了3个小洞，架上土炮，向我地道口抛掷火药包。一个火药包落在彭湃和周士第身旁仅1米的地方，被周士第一脚踢飞，在空中爆炸了，卷起的砂石烟尘落了彭湃和周士第一身，两人镇定自若，置生死于不顾。

中午时分，有一股反动地主武装从外地赶来救援江家炮楼。徐成章同周士第立即带领“铁甲车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迎击，经过激战，将来援敌人打退。下午时分，又有一股敌人前来救援，又被我击溃。

第三天，地道挖好了，150磅黄色炸药被埋在炮楼下方。随着一声问响，炸药爆炸了，却只将炮楼炸开了一道裂缝。当时“铁甲车队”爆破经验不足，用药量小了，没能炸毁炮楼。

正当“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为久攻炮楼不下十分焦急之时，恰好有一阵东风吹来，这狂劲的东风一下子提醒了周士第：借东风、用火攻！“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将炮楼团团围住，农民群众纷纷出动，向炮楼四周搬运柴草，家中柴草搬光了，就到山上割柴草搬来。甚至连妇女、孩子们都赶来搬运柴草。不长时间，大炮楼四周便堆起成堆的柴草。

由于被围困了两个月，大炮楼里反动地主武装的弹药、吃喝等日益困难，水源又被切断，援兵被击退，面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境地，更是畏于火攻。遂派人出来同“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谈判投降，表示愿意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

2月13日，“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终于拿下了江家炮楼。

14日，黄家炮楼见大势已去，也跟着出来投降了。

江、黄两家大炮楼放下武器后，广宁各地反动地主也都相继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广宁农民运动遂获得很大发展。“铁甲车队”在广宁两个多月，肃清了反动武装，收缴各种枪支5000多条，均交给了地方党组织，从而壮大了我党自己的武装。

1925年2月，孙中山北上离开了广州，反动势力乘广州空虚，大肆造谣破坏，广州形势骤然紧张。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调“铁甲车队”迅速赶回广州。2月20日，“铁甲车队”返抵广州。当时，对广东革命政府威胁最大的就是占据东江惠州、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他乘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号称指挥10万兵，倚仗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及段棋瑞政府的支持，与粤南军阀邓本殷和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相勾结，并联络闽、湘、赣军阀相互呼应，策划大举进攻广州，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在这复杂、紧张的形势下，中共广东区委促使广东革命政府作出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

在东征军出师之前，中共广东区委即指示“铁甲车队”第3排参加东征，沿广九铁路前进，作为先锋部队，协同友军攻击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处敌人防线。第3排英勇作战，所向皆克，并迅速将敌人破坏的铁路、桥梁、车站修复，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保证了东征军后方交通运输的安全，使东征军顺利完成打败陈炯明的任务。

“铁甲车队”的第1、第2排则从广宁迅速赶回广州，保卫广东革命政府。“铁甲车队”驻地大沙头附近，驻有航空局所属的一个飞机掩护队。飞机掩护队的队长暗中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相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考虑到反革命派可能利用飞机掩护队占据飞机场，威胁“铁甲车队”的安全，对广州局势带来大的危害，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把这支部队掌握到自己手中，于是通过广东革命政府和航空局局长将飞机掩护队原队长调走，派周士第前去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接管、改造飞机掩护队。

原队长在离开飞机掩护队时，召集他的亲信部下作了布置，声称他是暂时离开，日后还要回来，飞机掩护队还得听他的。周士第上任后，立刻召集飞机掩护队各排长开会。开始由于各排长不明周士第的来意，都很不安，面色阴沉，心情紧张地坐在一旁。周士第和蔼热情地讲明情况，说飞机掩护队担负的任务很重要，现驻大沙头的飞机，主要靠大家来共同掩护好，要求各排长仍各负其责，并多提建议，共同把工作做好。这番话使各排长的心慢慢放了下来。

第1排排长开会前在腰中插了一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准备如果势头不对，即拨枪出来对打，然后跑到杨希闵部队那边去。当他听了周和党代表两人心平气和的讲话后，面带愧色地说：“我想错了，以为你们是来缴我们枪的，先换队长，后换排长。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把你们打死。现在我才明白是受了欺骗。”边说边从腰间拔出了那支子弹上膛、机头张开的驳壳枪，双手交给了周士第。周士第以更加信任的态度，将枪还给了他，亲切地慰勉他放手做好排里工作。

通过多方面工作，排长们都消除了顾虑安下心来。周士第在飞机掩护队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官兵们的信任，立住了脚跟，很快将飞机掩护队改造成了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将大沙头完全控制在革命政府手里，对稳定广州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

正当革命军出发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英、美帝国主义又收买了军阀杨希阂、刘震衰，唆使他们进行反革命叛变，颠覆广东革命政府。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下，“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已经做好准备，在大沙头的桥头堆放沙包，构筑工事，加强警戒，随时准备还击杨、刘叛乱。

5月，杨、刘公开叛乱了，占据了广东北江、西江一带。

6月初，杨、刘军队占领广州省长公署、财政部、电报局。火车站和部分政府机关，广州危急。6月7日，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名义通电宣布杨、刘罪状，免去其滇、桂军总司令职务。12日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

中共广东区委指示“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统一归徐成章、廖乾吾、周士第指挥，配合东征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市区工人、农民军作战。当东征军回师广州时，“铁甲车队”与飞机掩护队从顺德附近渡河，迅速插入敌人纵深，向敌人背后攻击，切断了石牌、瘦狗岭、龙眼洞方面之敌与广州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作战。

6月20日下午，革命军重新占领广州。敌1个师趁革命军疏于戒备，忽然从广州北面袭来，企图重新夺取广州。这支叛军一直打到了北校场附近。广州市内的部队及人民群众一时措手不及，有些惊慌。此时，“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正由瘦狗岭方面返回广州途中，发现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在广州东北方面投入战斗，吸引了大批敌人，掩护革命军争取时间，集中兵力，向敌人反击，最后消灭了敌人这个师。

在这次讨伐杨、刘的作战中，“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人人都忘记了饥渴劳累，个个精神振奋，负伤不下火线，勇敢冲锋，不怕牺牲，表现了革命军人的英雄气概。

1925年6月，徐成章调离，周士第担任了“铁甲车队”队长。

平定杨、刘叛乱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也随之改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

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酿成了“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各地民众纷纷起来，支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立即引起了广州、香港工人的大罢工。6月3日，广州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表示支援。6月19日，香港海员等工会首先罢工支援上海工人斗争。香港罢工人数迅速发展到25万人，有13万人回到广州。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发动罢工。省港大罢工，坚持达16个月之久，波及全国各地，是“五卅”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涉及各个阶层的一次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设立了罢工工人纠察队。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为黄金源，训育长为邓中夏。中共两广区委选调“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任罢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人纠察队总教练，赵自选任大队教练，纠察队担负起维护社会秩序、缉拿走狗、镇压工贼和封锁香港的任务。

6月23日，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举行了广州工农兵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省港罢工工人、郊区农民、各校学生、黄埔军校、“铁甲车队”以及广州各界人民团体、机关、部队等共10万人，先后到广州东校场集合，召开大会。会后，大会主席宣布，游行队伍按工、农、学、商、兵的次序行进，沿着惠爱东路、永汉路，出长堤，至沙基、黄沙等主要街道游行示威。

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走在群众游行队伍后面，一方面是声援游行示威群众的革命行动，一方面严密监视周围情况，以防坏人破坏和敌人袭击，万一发生武斗情况，“铁甲车队”可以立即驰援。

当日下午15时10分，游行群众有秩序地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中国属地沙基时，看到沙面租界里的英、法、葡等国驻地事先早已布置好了武装人员，沙面沿河各要道口均堆积有沙包，构筑有工事，就连洋房阳台上也堆有沙包，架着步枪、机关枪。

当赤手空拳的游行群众到达沙基西桥口时，沙面上的帝国主义分子突然朝游行队伍开枪扫射，停在白鹅潭的帝国主义军舰也向游行队伍开炮。游行群众对这一突然袭击不及防备，纷纷中弹倒地。

周士第亲眼看见一个学生中了两弹，头炸掉了，肚子炸开了；路上堆着人们的尸体，有的血肉横飞，鲜血顺马路流进排水沟里，其景惨不忍睹。当场遇难的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市民、红十字会会员等有52人，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残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射击时，竟使用了当时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达姆弹”及毒弹。“达姆弹”爆炸力大、杀伤范围广；毒弹使受伤者麻木，不易医治，即使经医治保住性命也会终生残废。

帝国主义者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游行群众万分的愤怒，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冲进沙面去”的口号，向沙面桥冲去，捣坏了第一道铁门。

在帝国主义者用枪炮向游行群众疯狂扫射时，“铁甲车队”的官兵们正行走在大新公司（现广州的南方大厦）附近。当看到帝国主义这样凶残地屠杀我无辜同胞，队员们个个怒火中烧，都想冲上去与帝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周士第虽也悲痛万分，但他是一队之长，不能蛮干，忍痛做着队员们的工作，“我们是军队，上面没有命令，不能蛮干，先抢救伤员要紧。”

在周士第的指挥下，队员们迅速赶到沙基街，抢救遇难的游行群众。沙基街西临沙面，南靠珠江，只有东面店铺可以躲避。“铁甲车队”奋不顾身地掩护群众疏散。但因事起突然，地处路狭人稠之处，枪炮一响，游行队伍前面的群众，皆仓皇拥挤成团，马路上毫无隐蔽之处。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队员们，不顾自身的安危，帮助游行群众躲到店铺口骑楼下的石柱子后面，或叫开店铺门，或找安全地方，疏导游行群众进去躲避，从而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也就在这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好像人怨天亦怨，愤怒的雨水如注，沙面的帝国主义者被大雨所迫，停止了射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基惨案”。为纪念这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斗争行动，当年即将此惨案的发生地沙基街改名“六二三路”，并在沙面东桥头竖立起一方石碑，镌刻着“毋忘此日”四个大字。

为了狠狠还击帝国主义，中共广东区委、香港罢工委员会于7月10日决定：全面封锁香港及新界口岸。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协同广大群众在东起汕头，西至北海、雷州、海口，从香港、九龙边界和广东沿海各港口以及海南岛蜿蜒数千里的海岸线上，担任封锁香港的任务。为了加强这次封锁行动，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增派周士第、廖乾吾率领“铁甲车队”到香港、九龙交界处，在百里防线上日夜巡查，协同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斗争。

8月初，“铁甲车队”到达深圳后，队部驻在靠近深圳河边的蔡屋围村的一所学校里，一部分队员住在铁甲车上。全队日夜巡查，对香港进行严密封锁。

8月15日下午，驻沙头角田心村附近的罢工工人纠察队发现两艘走私船，满载粮食，正准备驶往香港，便前往检查。忽然有两艘英军巡逻舰驶来，向纠察队开枪射击，企图掩护走私船逃走。纠察队即将队伍散开后退。那两艘英舰仍继续向我追击，纠察队无法躲避，只能自卫。周士第闻讯后，立即率队伍前往增援，枪战进行了约50分钟，英舰才仓皇离去，走私船被我截留。

不管英帝国主义分子怎样挑衅和破坏封锁，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始终斗志昂扬地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敌人的巡逻队在深圳河南岸巡逻，“铁甲车队”的巡查队则在北岸巡逻，双方相距只有几十米。相遇时，“铁甲车队”的队员们就用愤怒的目光盯住对方，队员们称这为“眼睛射击”。对方慑于我方的威力，只能低下头灰溜溜地走人。

由于实行了封锁，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肉食蔬菜供应断绝，商店货源枯竭，街道垃圾粪便堆积如山，蚊蝇成群，臭气熏天，豪华的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封锁香港的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大灭了英帝国主义的威风。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陈炯明，“铁甲车队”再次担当重任。他们由广州出发，沿途修复了被敌人破坏了的铁路，迅速进攻石龙。得手后，又迅速攻占深圳车站，并配合主力解决了敌司徒非旅。肃清了广九铁路沿线之敌，对东征军消灭陈炯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炯明主力被打垮后，英帝国主义又支持陈炯明的残部，在深圳大鹏湾一带进行反革命骚扰破坏活动。10月30日，周士第得到急报，说陈炯明残部罗坤、邓文烈率200余人，包围了驻沙鱼涌的罢工工人纠察队，捉去纠察队员十余人。周士第当即率领“铁甲车队”4个班，由深圳前往沙鱼涌救援。

沙鱼涌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坐落在小涌河的东面，北面有个小山头，村东有座小石拱桥，东北连着一片小丘陵地带，西面是大海海滩，南面有一小山包高地。

“铁甲车队”到达沙鱼涌时，敌人已向东山方向退去。周士第得知南澳东山为敌占领，即派人前去侦察。这时，周士第又连续接到农民报告，说在香港与大鹏湾之间，不断有轮船来往，每次均载运很多人员登岸，并运有棺材（后来才知道棺材内藏有枪支），并且敌人已经知道我军在沙鱼涌的部队番号、人数，有意由大鹏湾前来围攻，且有军舰助战。

周士第听到这些消息后，判断敌人是在作开战的准备，并有英军舰船只运输人员、枪弹来接济支援，可能将有大的事变发生。于是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40多人和罢工工人纠察队100多人加强了警戒。

果然，4日晨3时，敌人向我沙鱼涌南端高地发动了进攻。周士第判断敌人的进攻不止一路，可能采取多路进攻。沙鱼涌南、东、北三面环山，西面是一片海滩。周士第命令班长黄华然率领1个班坚守南山上的小高地，进行抵抗。同时布置部队分东、北、西三路迎击敌人，自己则在战斗最激烈的南山小高地上指挥。

天将放明时，周士第发现东面、北面和南面山上已有敌人。便指挥部队分路进行抵抗。此时，敌军如蚁，分三路包围过来；另有3艘英舰，拖着4条民船，满载敌人驶来。敌人登陆后即蜂拥向“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阵地扑来。

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英勇地抗击着十倍于我之敌，与敌肉搏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坚守住了沙鱼涌阵地。7时刀分左右，忽然又有3艘英军舰从香港驶来，舰上的机关枪向我阵地猛烈扫射，还有一架英军飞机飞临沙鱼涌上空，掩护进攻。

坚守在沙鱼涌南端滩头小高地上的“铁甲车队”黄华然班，顽强地抗击着数百名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进攻。黄华然负伤了，仍然坚持指挥全班作战；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他就率领全班跃出阵地前沿，与敌人拼刺刀。他们毫不畏惧，杀伤了大量敌人。最后，全班壮烈牺牲。

到了上午9时许，敌人越聚越多，所有高地都被敌人占领，沙鱼涌街口也落入敌人之手，形势十分严峻。敌众我寡，悬殊太大且被敌四面包围，周士第便决定由“铁甲车队”掩护工人纠察队，夺路冲杀突出重围。他们开始向西面突围，由于英国兵舰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开阔的海滩，在弹雨中无处隐蔽，不得不又折回。后来又向东平山方向突围。东面是敌主力所在，此时敌人已经占领了东面的街口，要突出去也非常困难。但除此已别无出路，于是周士第决定：由他自己带领部分“铁甲车队”队员打先锋，杀开一条血路；廖乾吾带领工人纠察队队员居中；排长李振森率部分“铁甲车队”队员断后，向东面冲杀出去。

周士第首先端起上了刺刀的枪，带领部队打垮了占领沙鱼涌街口的敌人，杀开了一条血路。山上的敌人发现我军向东突围后，便集中火力向这边猛烈射击。担任断后的李振森排长，在枪林弹雨之下，英勇地往返冲杀多次，掩护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队员们突围，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最后，在冲出沙鱼涌街口时中弹牺牲。

两军相遇勇者胜。周士第身先士卒带队边打边走，终于突围冲出火线，他身上已7处负伤，加上几夜未曾睡觉，又打了大半夜的仗，实在劳累困乏不堪，体力不支，看见前面有一块大青石板，一下子就瘫坐在上面。勤务兵蔡文锋已走出十多米远，回头看见周士第倒下来，以为他负伤了，便急忙冒着生命危险又转回来，要背起周士第冲出去。周士第一下子又站了起来，说：“我还能走！”再次指挥大家朝前突去。

在街口的转弯处有一座桥，有很多敌人把守着，挡住了“铁甲车队”的去路。周士第指挥部下猛打猛冲，打垮了敌人，冲过了这座桥。在周士第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激励下，战士们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

突围出来之后，在沙鱼涌东北的一个小山坡上清点人员，仅存周士第等17人。看见那么多熟悉的“铁甲车队”的战士和工人纠察队员永远地留在了这片血染的土地上，周士第心里难过至极。

此时还有一些尚未突围出来的战友们，尽管周士第等人已经有30多小时滴水未进，喉咙里干得说不出话来，但众人还是用手势表示要打回去营救尚未突围出来的阶级兄弟。于是这17人再度折返沙鱼涌。

走了一段路后，已听不到沙鱼涌方向的枪声。周士第判断敌人可能已经占领了沙鱼涌，再打回去会造成无谓的牺牲。他随即和廖乾吾商量了一个智救战友的办法。他们找到了一个胆大的农民，动员他快步跑去沙鱼涌，就说是淡水方面的黄埔学生军打过来了。那个农民按周士第的布置向沙鱼涌方向跑去。周士第指挥部下又朝沙鱼涌方向连续开枪，迷惑敌人。占领沙鱼涌的敌人正在煮饭，一听说是黄埔学生军打来了，顿时乱了阵脚，扔下饭锅，纷纷向海上逃散。一些原来躲藏起来的、受伤的或被敌人掳去的“铁甲车队”的战士和工人纠察队员便乘机冲了出来。

周士第率领部队绕道回深圳。走到坪山又遇敌人堵截，不能通过，于是又绕道淡水、龙岗。由于路程远，当天没能回到深圳。那些从沙鱼涌脱险出来的“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队员们，当天即返回深圳。他们没有看见周士第等人回来，以为他们都牺牲了，心里非常难过。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周士第等人“阵亡”了，忍不住痛哭起来。香港方面的敌人也放出消息，说“铁甲车队”全军覆灭，周士第被打死了。

周士第带着部队直到5日早晨才回到深圳，先期回来的队员和农民群众看见周士第等人安全归来，高兴极了。纷纷携带慰劳品前来慰问，铁甲车上都站满了人，许多人上不了车，就将铁甲车围了起来。

沙鱼涌战斗是“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在封锁香港的斗争中，武装反击帝国主义的一场最激烈的战斗。这场激战，再一次挫败了英帝国主义者企图破坏封锁的阴谋，有力地保卫了省港大罢工。

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叶挺独立团，“铁甲车队”作为一支久经战火锤炼的骨干力量编入叶挺独立团。除党代表廖乾吾调第4军任政治部主任外，“铁甲车队”绝大部分成员都并人叶挺独立团。身为“铁甲车队”队长的周士第，进了叶挺独立团后被任命为营长。

“铁甲车队”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掌握的一支武装，作为大革命时期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闻风丧胆的一支铁军，其历史功勋永存史册。作为“铁甲车队”队长的周士第所建立的功勋，更是有口皆碑，永不可没！

3．周士第来到前沿，下令将六挺重机枪集中起来，一齐打响。在密

集的机枪火力掩护下，独立团向敌人阵地发起了进攻

在中国革命史上，“叶挺独立团”是一个光辉的名称，它既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武装部队，又是一种勇敢顽强精神的象征。这种革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冲锋陷阵。可以这样说：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史永存的编制部队首推“叶挺独立团”。

周士第是叶挺独立团的首批骨干之一，他随着这支铁军走完了从创立到扩编的全过程。

叶挺独立团是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它是以周士第所指挥的铁甲车队全部人员和黄埔军校的一部分学员为骨干，从广东、广西、湖南招募士兵组成的。最初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因为团长是叶挺，所以人们通常称其为叶挺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掌握之下，团里成立党支部，各营成立党小组。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军事训练，很快成为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

叶挺独立团过硬的名声渐渐传出，曾任孙中山警卫团团长的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便来到肇庆，下到独立团察看。他在独立团看见每天晚上熄灯后，许多干部还在工作，有的甚至工作到深夜，早上又和战士一齐起床出操，非常感动。他对叶挺说：“你们的军官夜以继日地工作，太疲劳了。”

叶挺说：“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又都是青年，多得些锻炼有好处。”

陈可钰在独立团里听到战士唱的歌是《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看到的是官兵一致，一同学习娱乐，伙食上一个标准，俱乐部里除挂孙中山先生的像外，还挂马克思、列宁的像。就对叶挺说：“你们把旧军队的习气都扫除了，这是很好的。只是你们太红了。”

叶挺回答说：“要红才能打胜仗！”

陈可钰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他的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他在独立团连续观察了几天，由衷地佩服独立团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成绩，临走时他对叶挺说：“你们这里好像是一个军事学校，一定能培养出过硬的人才！”

这样一支军政素质过硬的部队，在当时国民政府部队中可谓是一枝独秀。当北伐战争的号角吹响后，当一些部队不敢或无能担当开路先锋重任时，中国共产党将自己掌握的这支部队推到了最前列。1926年5月1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率先向北挺进。

叶挺独立团自广东北上，首先进入湖南。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盘踞在北部各省的军阀已经有所准备。当时占据两湖地区的军阀是吴佩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他有勇有谋，却思想反动，甘当军阀占地为王。在大革命时期顽固地对抗革命力量，成为北伐军最凶恶的敌人。

吴佩孚知道北伐军战斗力强，他在湖南阻击了一下北伐军的进攻势头后，即将主力撤至湖北，企图利用粤汉路上的几道天险阻住北伐军，与北伐军决一死战。

第一道天险是汀泗桥。

汀泗桥位于鄂南，这里地形复杂险要。桥的南面和西面环水，西北端是不能通过的湖沼，东南端是许多便于防御的独立高地，东面是崇山峻岭可为依托，粤汉铁路由西南往东北，仅有一座铁路桥可以通行。

这里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21年军阀混战时，吴佩孚据守汀泗桥，赵恒惕率湘军数万进攻数日未破，受创败退，因此吴佩孚威名大震。当北伐军进军湖南后，吴佩孚即率大军南下，在汀泗桥一带集结了2万人马，企图在此阻住北伐军

此时，叶挺独立团已到达汀泗桥南，紧随其后的是北伐军第4、第6、第7、第8军。8月26日，第4军的第35团、36团连续向汀泗桥发动攻击，均被击退。

叶挺独立团因连续作战，此时正在休整。部队歇息了，叶挺没闲着。他到附近村里打听了几个农民，调查地形道路，知道东边大山上有小路，可以绕到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叶挺心中暗喜，返身奔向军部。

第4军军长是张发奎，他没到前线来，指挥第4军作战的是副军长陈可钰，他正为进攻连续受挫而挠头，忽然看见叶挺进来，很是高兴，他知道叶挺是前来献策的。

陈可钰道：“正盼着你来呢！快说说，有什么办法尽快拿下汀泗桥？”

叶挺指着地图上农民说的那条隐秘小路说：“我们如果走小路翻过这些大山，绕到古塘角附近，从敌人后面攻击，汀泗桥就可以拿下了。”

陈可钰趴在地图上看了一会儿，脸上露出喜色，当即命令独立团担任这个战斗任务。

27日凌晨2点，独立团由熟悉道路的农民做向导，很快地通过难上的高山和难走的崎岖小路，绕到了古塘角，向敌人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与此同时，陈可钰命令第4军其他部队从正面向敌猛攻，一时间四面八方都是枪声，敌人不知道革命军是从什么地方打进来的，大为恐慌。叶挺独立团很快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敌遂全线崩溃。天险汀泗桥就这样落入北伐军的手中。

独立团突破敌人防线后，毫不停留地向咸宁城扑去。途中，叶挺接到张发奎派骑兵通信员送来的一封有三个“＋”字符号的信，内容是要独立团追击不得超过15里。叶挺见敌人败退非常狼狈，沿途都有走不动的敌人和丢弃的枪支、子弹、军用品、文件等等，认为战机不可错过，没有理睬张发奎的命令，仍然继续——。

到达咸宁城西南，只见城周围都是大水，一片汪洋。部队停止了前进。叶挺即赶到前面，看见铁道路基虽被水淹，但还可通行。咸宁铁路桥北端有敌人防守，咸宁城之南端、东端、北端高地，都有敌人在挖工事，但其状况甚为混乱。叶挺考虑到如果敌人做好防御工事，增援部队到来防守，则我军要攻破这座城池会增加许多困难，遂决定乘敌混乱之时冲过铁路线，向敌攻击。

攻击命令下达后，独立团官兵勇猛地冲上铁路桥，遭到敌人交叉火力的射击，战士们以无比的英勇在铁路桥上前仆后继，连续冲锋，终于将守在桥头的敌人打垮，冲过铁路桥。27日上午11时，独立团占领了咸宁城。

当叶挺进入敌人司令部时，电话铃还在响，他拿起听筒一听，原来是从贺胜桥打来的电话，说吴佩孚已经到了贺胜桥，询间汀泗桥方面的情况。叶挺冷冷一笑，道：

“告诉吴佩孚，汀泗桥被我叶挺占领了！”

8月27日，吴佩孚亲率其第8师、第13混成旅和卫队旅，由武昌乘火车南下增援。当他到达贺胜桥时，汀泗桥、咸宁已被叶挺独立团占领，吴佩孚无奈地停车，命令部队在贺胜桥防守。

贺胜桥是粤汉路上又一道天险，西以黄塘湖为依托，东以梁子湖为依托，时逢涨水，这两个大湖之间的陆地变得狭小了。吴佩孚将2万多兵力、60多门大炮、100多挺机关枪配备在这个狭小的地带上，设下三道防线防守，防御纵深达10余里。吴佩孚认为订泅桥战斗的失败，是由于我军绕到其侧后进行攻击造成的。为了对付我军这种战术，他亲自指导部队构筑贺胜桥防御阵地，不仅构成了10余里的防御纵深阵地，而且每个山头都构筑了环形工事，形成环形防御，既可以独立作战，又可以火力互相支援。吴佩孚在视察了桃林铺阵地和印斗山炮兵阵地后，对其幕僚说：

“昔以订酒桥一战而定鄂，今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

他出此狂言的意思是当年他在河泅桥与赵恒惕交战，打败了赵恒惕，完全控制了湖北；现在他要在贺胜桥打败北伐军，进而南下控制全中国。

8月29日，独立团接到攻击贺胜桥的作战命令。贺胜桥地区的农民长期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连日来吴佩孚的部队抢劫、强奸，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入骨，听说独立团要打贺胜桥，纷纷要求加入战斗行列，以报深仇。这样，独立团每个连队都有熟悉道路的农民为向导，战士们说：“连里都有了参谋，我们一定能打进贺胜桥。”

29日黄昏，独立团由驻地出发，途中得知敌人正向35团出击，甚为猛烈。独立团立即跑步前去增援。当跑步来到桃林铺以南时，敌人铁甲车正从对面冲来。独立团手中没有工具破坏铁路，又无大炮阻止铁甲车前进。正在着急时，当地农民说，“把稻草堆在铁路上，它就不敢来了。”战士们立即抱来了许多稻草，堆在铁路上，敌人的铁甲车果真不敢再朝前开了。

29日夜间，独立团第2、第3营利用夜暗接敌。因为天黑看不清敌人的阵地，带路的农民又熟悉地形道路，竟把先头连带到距敌人阵地百余米的地方才停下。尽管很危险，却也缩短了冲击的距离。凌晨4时，第2、第3营一鼓作气冲进敌人阵地，敌人还没反应过来，闪光的刺刀已经对准了脑袋，只好乖乖举起了双手。

占领桃林铺一带敌人阵地后，独立团继续向敌纵深进攻。第2营连续攻破几个阵地，忽遇刘玉春部出击，将第2营包围了。2营长许继慎胸部负伤，子弹穿过肺部，仍然坚持指挥战斗。5连进到敌人的炮兵阵地印斗山附近，伤亡很大。第2营请求团部迅速增援。此时独立团的兵力已全部投入战斗，仅有向铁路线警戒、准备阻击敌人铁甲车的机枪连可以机动。单独攻入敌人纵深的独立团已是三面受敌，敌人的机枪大炮不断向独立团射击，独立团进不易，退不许，停不宜，形势十分危急。

在此紧要关头，叶挺决定坚决往前攻，只有不停地攻击，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他命令集中机关枪连、第1营、第2营兵力，专攻印斗山这一点，并叫已是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前往指挥。

周士第来到前沿，下令将6挺重机枪集中起来，一齐打响。在密集的机枪火力的掩护下，第1、第2营向印斗山发起进攻。1营副营长符克振率部队冲上了印斗山，胸部被子弹打穿都不知道，还继续向前冲，又冲出好几步才倒下。战士们勇往直前，猛打猛冲，很快占领了印斗山。

这时，周士第发现有一部分敌人扛着大旗朝山下跑。他知道这是敌人退却的征候，于是命令部队向敌发起冲锋。冲锋号吹响后，只见独立团1000多把雪亮的刺刀杀入敌人阵地，犹如猛虎入羊群，几万名敌人竟然招架不住，连滚带爬，山崩一样地垮下去了。

吴佩孚的督战队在贺胜桥铁路桥上阻拦溃逃的部队，锋利的大刀连续砍杀退下来的官兵，并连杀了旅长、团长数名，将他们的头挂在桥上。但仍然阻止不住士兵的退却，更挡不住独立团的猛打猛冲猛追。敌军个个争先退逃，仅从贺胜桥上挤掉到河中淹死的就数以千计。独立团乘敌混乱之时，冲过了铁路桥。

吴佩孚见状不好，仓皇乘车向武汉逃去。30日11时，独立团占领了贺胜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

关于贺胜桥之战，吴佩孚的部下刘玉春后来在他的《百战归田录》中这样描述道：“玉春陷重围中，血战冲出，而于信臣所部未得脱。敌兵抄袭后路，于是复陷围中。玉春以后方兵多，欲退不得，乃反进攻，肉搏冲锋者数次，前方散兵少，竟得脱险。退至贺胜桥，桥上布满死尸，桥下浮尸至不见水面。玉春践尸而过，昏夜还至武昌之南关。

“集合本师查点，计……5000员名，伤亡3050名。团长三员，一亡，一伤，一俘。营长9员阵亡，及不知生死者7员。连长42员阵亡，及不知生死者25员，其排长以下不能遍举。

“其他各部所余，陈嘉谟师余3000名，宋大霈师余2000名，孙建业旅余400名，张占鳌旅余300名，余荫森旅余2000名，卫队旅仅余1005名……”

从刘玉春这段话中，可看出吴佩孚在贺胜桥损失之大、失败之惨，也可以看出独立团的英勇善战和周士第指挥攻破贺胜桥的战功之大。

4．周士第并不知道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因此仍在三河坝与敌浴血

奋战。一直激战三天三夜，部队陷入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

当北伐战争进入到高潮，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大江南北之时，蒋介石逐渐露出其反革命的真面目。1927年4月12日，他首先在上海挥起屠刀，公开屠杀革命力量，随即在全国各地捕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夭折。

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时，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并以武装斗争来回击武装镇压革命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前，周士第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驻扎在江西九江。

8月1日早晨，周士第接到第25师师长李汉魂打来的电话，要周士第去师部商量要事。在这以前，周士第已经听说张发奎去了庐山参加反共会议，李汉魂刚从庐山回来。接到李的电话后，周士第心里非常着急，因为自己所带的部队究竟如何行动，尚未得到党的指示。

周士第立即召集党的骨于开会，讨论去不去师部的问题。到会同志都怕周士第去师部后被扣，为周士第担心。第1营营长符克振提出由他代替周士第去师部。面对战友的关心，周士第十分感动，说道：“我去！有天大的危险我也去，你们在家里做好防范准备，万一我回不来，你们要把部队带出去找党。”

周士第带了一个骑兵通信员，从团部驻地乘马到了师部。他先去找身为共产党员的参谋长张云逸了解情况，张云逸刚说了两句话，李汉魂就走了进来。

寒暄以后，李汉魂压低声音对周士第说：“张总指挥（指张发奎）很赞赏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

周士第不为所动，冷冷地回答：“第4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能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你们今天跟着汪精卫反共、分共，这是死路。”

李汉魂见说不动周士第，鼻子哼了一声，离去了。

这时，有一列火车由南边开到，周士第就走出去探听南昌方面的消息。在车上碰到原叶挺团的许继慎，许见到周士第，吃了一惊，悄悄地对周士第说：“南昌起义了，你快回去！”

得到这个消息后，周士第立即下车，从骑兵通信员手中拉过马来，快马加鞭，奔回团部。也就在此时，上级党组织派了聂荣臻来73团主持起义。

25师多数部队是由共产党员控制的，参加起义的部队有73团全部、75团3个营，74团重机枪连。聂荣臻与各团共产党员骨干商定了具体的起义计划：部队利用下午1时睡午觉的时间开始行动，以野外打猎为名将队伍拉出驻地，75团3个营先走，74团重机枪连随后，73团在最后。下午6时以前须全部到达德安车站附近集中，如遇阻挠破坏起义者，坚决镇压；如遇追赶拦阻之敌，坚决消灭。

下午1时，起义各部队按计划向德安行进，73团互营担任整个起义大队的后卫。当73团走到德安车站以北时，张发奎、李汉魂等人带着卫队营乘火车追来。当即遭到73团回营的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等仓皇跳车，狼狈而逃。听到后尾的枪声，周士第判断可能是敌人追来，当即命令第2、第3营占领德安车站西北端高地，准备迎击。

张发奎、李汉魂等人跳车后，火车仍朝前开进，一直开到德安车站才停下，当即被我起义部队包围。车上的张发奎卫队营有五六百人，装备精良。起义部队要他们缴枪，他们说是总指挥部的，不肯缴。聂荣臻指示周士第：赶快解决这股敌人，你下命令要他们立刻缴枪。周士第派了一个参谋去向敌军营长下最后通牒，卫队营见无路可去，这才全部缴了枪。后来，经过宣传，一部分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参加了起义军。

再说张发奎和李汉魂跳车后，两人成了“光杆司令”，站在野地里互相埋怨，张发奎责备李汉魂：“你的部队呢？”李汉魂又反问张发奎：“你的卫队呢？”

部队和卫队大部分都起义了。

第二天，聂荣臻和周士第带领的这支起义部队到达南昌。党决定这部分起义部队重新编为第25师，由周士第担任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原73团仍编为73团，原75团3个营扩为75团。起义后加入革命队伍的一部分青年和原74团重机枪连合编为74团。

8月5日，起义部队陆续离开南昌，周士第的第25师为后卫，直到8月7日才撤出南昌，随大部队向广东进军。

为了消灭南昌起义部队，国民党反动派抽调大批部队进行围追堵截。南路敌人有3个师10个团，集结于江西会昌一带，以会昌城为中心，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构筑了工事；桂系军阀部队约7个团，集结于白鹅墟附近地区，与会昌成犄角之势，一同堵击起义军。

起义前委在瑞金决定，先击破会昌之敌，然后再向广东进军。朱德指挥教育团和20军一部分，向会昌东北之敌进攻；11军24师和25师，向会昌西北之敌进攻；20军一部位于瑞金附近，由贺龙指挥策应各方。全军于24日早上进行总攻击。

24日早上，教育团、20军第3师和11军24师，首先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依据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战斗极为激烈。

周士第率领第25师从南昌南下后，一直担任后卫。赶到瑞金就接受了进攻会昌的命令。部队夜间即开始行动，因为道路不熟，走错了方向，发觉过来后急忙改道，赶到会昌城外时，枪炮声已经十分激烈了。

周士第立即将部队展开，按照指挥部赋予的任务给各团区分了任务。75团率先发起攻击，以突然的动作夺取了一个山头，占领了有利的阵地。73团不甘落后，连续占领了几个山头后，就向2531高地以北的几个重要山头猛攻。这几个山头是会昌城西北的屏障，是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在这一带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火力配备很强。73团组织了几次进攻，都遭到顽强抵抗。

周士第站在山头上观察部队进攻情况，只见敌人依托工事，以密集的火力向我军攻击部队射击，几个战士中弹倒下了，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但部队仍然冒着弹雨冲上前去，一步步逼近敌人……见此情景，周士第不禁想到一年前这个团队（叶挺独立团）在河泅桥、贺胜桥，在武昌城下奋勇作战的情形来。多么勇敢坚强的部队啊，就是凭借着这股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才战胜了一股又一股强敌。

25师加入战斗后，我军各部又向敌人展开进攻。激战到下午，各部都有些进展。周士第在指挥所看见当面之敌已有些人渡河逃跑了，他判断敌人军心已经动摇，便命令师部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随着师司令部的号声，各团、营、连的冲锋号声接连吹响，震撼了整个山岗。

经过反复冲杀，25师攻下了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向会昌城方面溃逃。刀团、74团迅速向会昌城追击。部队已经一天滴水未进了，又饥又渴，但官兵们忍着饥渴，继续战斗。在25师攻击的同时，24师也由城西面发起了进攻，下午4时，我军占领了会昌城。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及其残部仓皇逃跑。平日钱大钧行军打仗都是坐轿子，这时把轿子也扔了，自顾逃命，生怕起义军追赶上来。

战斗结束后，25师驻在会昌城南门外。

26日早上，周士第又接到叶挺军长、聂荣臻党代表的命令：援敌到了南山岭，正向会昌城开进，25师迅速向城西北出击。

情况来得突然，周士第接到命令时，枪声已经很近了。周士第见时间紧迫，便让李硕勋督促各团迅速出发，自己带着特务连先去城西北占领阵地。

刚刚登上城西北高地，就看见敌人也正向这个高地前进。周士第手一挥，特务连当即向敌人冲去，将敌人冲垮。特务连的行动赢得了时间，25师其他部队陆续赶来。每到一个部队，即展开占领一个阵地。后来又分几路向敌人出击，终于打退了敌人。

抓住俘虏一审，才知道袭击会昌的敌人，是桂系军阀的部队，他们不知钱大钧已被打垮，由洛口墟方向急匆匆赶来，却想不到碰上了硬钉子。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折回瑞金，经河州、上杭进入广东。周士第的25师仍担任全军后卫，除掩护整个部队外，还负责掩护几百名伤病员和大批武器的转运。不久，起义军到达潮汕。第25师留在大埔县的三河坝，归朱德指挥。

三河坝位于梅江、汀江、韩江的会合口。25师驻在三河坝，如果发生战斗，就是背水作战，地形极为不利。于是，周士第下令部队移到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师部驻在东文部。

我军刚刚部署完毕，那个被打跑的钱大钧又补充了10个团的兵力卷土重来。三河坝之战是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路上最惨烈的～仗，也是周士第所带的第25师最惨烈的一仗，许多年以后，那些活下来的老战士提及三河坝之战仍是神情黯伤。

在三河坝，我军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强行渡河的企图，打沉了许多载运敌人渡河的船只。有的船上的敌人全被打死了，船无人掌舵，在河里团团打转。有些敌人挨打落水，活活淹死。

后来，敌军集中很多大炮和重机关枪向我军阵地猛烈射击，终于闯过河来。由于敌军势众，我军渐渐处于下风，守卫在笔枝尾山顶的75团第3营，在营长蔡晴）；！的指挥下，连续战斗了几天几夜，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杀伤许多敌人。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在与敌人肉搏之后，全营官兵壮烈牺牲。

就在周士第率领第25师在三河坝与敌激战的时候，原被起义军占领的潮汕失守，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由于当时通信联络手段落后，周士第等人并不知道这一消息，仍然认为坚守住三河坝就是对起义军主力最有力的支援，因此仍在三河坝与敌浴血奋战。一直激战三天三夜，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第25师处在了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这时，周士第见再打下去就有可能全师覆没，于是决定退出战斗。

周士第带领着部队前去潮汕，想与起义军大部队汇合。走到半路上，遇见从潮汕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这才知道汕头、潮州已经被敌人占领了，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

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周士第辗转于香港、南京、上海、西安、福建等地，其第25师的指战员则跟着朱德、陈毅几经艰苦转战，到达赣南。后来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来源之一。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胡子将军——上将王震

胡子将军——上将王震

王震湖南浏阳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一野第1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151人写了请假条，仅有2人自愿随王震离开家乡参加湘东独立师

的组建

1930年9月，浏阳河畔镇头市村北。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毛泽东：“王震，湘鄂赣边长浏湘特区委书记，赤卫队第6师政委，兼浏北游击第1支队支部书记。这次打长沙，1支队队长张正坤、政委苏牢分别受伤，王震又兼上了1支队队长和政委的职务。”

“王震？”毛泽东眉毛一挑，“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微笑地点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有功底呀！”

“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王震有些腼腆地说。

毛泽东说：“你们的传单、布告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手，倒像经过你这位‘大老粗’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你这位‘大老粗’能把那些‘小嫩细’组织起来，并把你的意图写出来，就是不‘粗’了！这方面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毛泽东朗朗的笑声，惹得王震脸红脖子粗，王震连忙说：“毛委员，不敢当，不敢当。”

王震，1908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务农。13岁那年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不久开始接触党的组织。1924年后，任粤汉铁路工会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首次接触毛泽东同志并受到他的教育。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王震与毛泽东同志分别第4天，接到了湘东特委关于浏北1支队抽派主力迅速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正式命令。

王震主动请战，愿率154人，携枪110余支参加组建。可当公布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名单后，绝大多数人思想不通，不愿离开家乡。其中有151人写了请假条，除王震外，仅有2人自愿离开家乡参加湘东独立师的组建。

这么多人不愿离开家乡，无疑给血气方刚、壮志满怀的王震兜头浇了一盆凉水。生来不服输的王震没有退却，他组织了几名得力干将分头去各家各户做工作。仅用两天的工作，这些同志均表示：尽管思想不完全通，但坚决服从领导安排。

队伍出发的时候，王震发现昂首挺胸的没几个，几乎全是耷拉着脑袋。

王震闪到路边，正了正帽子，突然对着队伍大声一喊：“立正！”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令整个队伍为之一振。

队伍很快集合并整齐站在王震面前，王震用威严的目光从排头扫到排尾，又从排尾扫到排头，足足停了一分钟：“同志们，看看我们这个样子，哪像名红军战士，和国民党军有什么两样！就这个熊样，父老乡亲们看着都丢死人，娘娘们们咋能打仗！从今天起，我们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恋家，人之常情，但我们总不能把家别在裤腰带上累赘自己吧？谁都知道我们1支队的战士是飞毛腿铁脚板，可今天大半晌走了不过20多里路。现在离杨溪皂山还有10里路，大家挺起胸，来个急行军，到山顶再休息怎么样？”

王震一批二激三扬，三两句话就把战士们一股热情激了起来，刚才还是疲疲塌塌的，现在个个变成了小老虎似的。

1930年10月6日，湘东独立师在湘东苏维埃所在地萍乡大安里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刘沛云任湘东独立师师长，王震任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如果说，在离开家乡赴浏东的路上，王震还有几缕怀乡念故土的心绪的话，那么独立师宣告成立，这种心绪早被喜悦之情冲得无影无踪了。

此刻，王震喜悦的心情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由过去游击队变成了地方红军，鸟枪换了炮，正规的红军生活使王震和他的手下全体官兵乐得合不拢嘴。

二是湘东各大班子中有几个很有水平的“老资格”，如谭思聪、袁德生，他们的大名王震早从毛泽东1929年11月撰写的《井冈山斗争》中就知道。如今，在一起工作、生活、战斗，这对王震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好机会。

三是读到了当时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于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尽管此时中央已召开过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为代表的部分“左倾”错误，但这一新的精神尚未传达到湘东。当时，湘东特委仍按李立三的调子，提出了“战争紧急总动员，实行湘东南起义，打到南昌，直下九江，会师武汉，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作为热血青年的王震，自然兴奋不已，在他的眼里，仿佛中国革命的胜利已在向他招手。

但不久，王震深深的焦虑将独立师成立时的欣喜冲得一干二净。

湘东独立师成立后不久，湘东特委书记张启龙便奉命被调走，接替他的是湘东特委原组织部部长石青。

石青上任第一天，便急匆匆召开总行动委员会。会上，石青满脸被革命热情烧得红扑扑的：“同志们，现在世界的形势一片大好，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革命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帝国主义腐朽的力量已经不堪一击。世界革命全面胜利如春潮般向我们涌来！

“全中国的革命热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中央布置的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实现，已成了三个指头捏田螺——笃定。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坚决进攻、进攻、再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毛泽东的‘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那是土包子的办法，是小孩子做游戏，根本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王震刚开始还静心静气地听着，可越听越不是个味，一听到说毛泽东是“土包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石青并没觉察出会场气氛的变化，依然热情不减：“为了保证中央的一省与数省革命首先胜利部署的圆满实现，我们湘东南行动委员会必须积极配合。现将莲花县5个区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组成5个纵队，加上茶陵等县的地方武装，配合独立师行动，湘东独立师师长刘沛云、政委谭思聪率师部由茶陵地方武装配合攻占茶陵；王震、谭家达率独立师第3团由莲花第1、第2纵队配合攻占萍乡、醴陵；莲花第3纵队攻占安福；独立师第1团由莲花第4、第5纵队配合攻击攸县。攻占这些地方后，我们再打到南昌，直下九江，然后，我们就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哈哈，我的那匹大白马，也要尝尝长江水的味道是咸是淡喽！”

“尝你那个鬼！我反对！”王震实在憋不住了，没等石青话音落下，就给了他一声怒喝。

王震质问道：“石青同志，萍乡、醴陵方面国民党驻扎了几个师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我刚来，不知道。”石青很是尴尬地回答。

“我们总兵力、武器装备情况你知道吗？”王震追问道。

“这个，这个……”石青脸色异常难看。

“敌不知，我不知，你石青凭什么来作出判断。我告诉你，敌方共有4个师，四五万人。而我们1个团有多少兵力？撑死了不过几百人。不错，我们还有农民赤卫队，可他们手中的武器不过是梭镖、镰刀、锤头。就凭这几队人马我们就搞总暴动？！凭良心说，过去我也和你一样，一股热情，但几次碰得头破血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好听但不管用。让我说，来个会师井冈山，饮马禾水旁，利用朱、毛红军在这里打下的很好的群众基础，得这里的十分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巩固并逐步发展湘东南革命根据地才是正道。现在硬要去拼，那不是鸡蛋往石头上撞，小鸡硬往老虎嘴里塞么？”

“什么？！什么？！”石青终于抓住机会，用手指不停敲着桌面：“好你个王震，把日益壮大的红军比作鸡蛋、小鸡，把走向灭亡的国民党军队比作石头、老虎，你这是胡说八道。你要对你所说的一切负责。公然对抗中央的坚决向中心城市发展的进攻路线，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你给戴的那么多那么高的空帽子压不倒我王震。一顶我戴着，两顶我拿着，三顶我捧着。”王震坚决给予反击。

但最终，石青的主张仍在会上通过，湘东南总行动委员会作出了举行湘东南总暴动的决议。

会后，王震握着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谭思聪的手说：“将在外，不由帅，古已有之。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毛泽东和朱德的办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指挥部队作战行动。尤其是我和家述同志率领的第3团，单独出击萍乡、醴陵，大有回旋余地！”

6天后的深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兼第3团政委王震、团长谭家述和4个连的连长以及团部的两个参谋，悄悄地摸到敌哨所侦察。回来后，王震对几位连长说：“今天我到一个连队走了走，听见一个战士发牢骚，说什么正规部队了还搞摸哨，像游击队一样偷鸡摸狗，真掉价。请各位连长回去跟同志们讲清楚，我们一个团，敌人数个师；我们的枪多半老掉牙，敌人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我们一些战士连‘偷鸡摸狗’都没干过，敌人基本上是几进几出的‘兵油子’。这次我们是先用‘偷鸡摸狗’的土办法练练兵，然后再拱猪牵牛。”王震一席话把几位连长说得前仰后合。

“另外，各位连长可以向大家宣布，谁摸着好枪归谁使，摸着子弹、手榴弹可奖励！”

“报告政委，摸着驳壳枪怎么办？”二连连长抢着发问。

“干部摸着归自己，战士摸着奖励子弹。”

结果，王震用自己创造发明的一些上不了兵书的土办法，搅得国民党正规军鸡犬不宁。王震连连得手，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和食品。

其他几路正如王震所预料的那样：进攻攸县的一路，因攸县城驻有敌19师55旅一个多营以及攸县保安团的守敌，并有坚固的防守工事，加之又有攸水河阻隔，部队强攻一天未果，我死伤300余人。石青亲督的攻打茶陵的一路，攻来攻去，损失干部战士及赤卫队员近200人不说，还险些让敌人包了“饺子”。

各路大军返回后，石青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口出狂言：“此次总攻不利，完全是谭思聪私下散布消极情绪，王震拒不执行攻打萍、醴计划，只是在萍、醴外围泡蘑菇所致。谭、王二人要负责，要处分他们。”

于是，在此次总进攻受挫总结会上，王震的南路行委书记和师政治部主任职务被撤销，但在众多反对意见之下，王震改任独立师师委书记，并仍兼着他的第3团政治委员。谭思聪保留了师政治委员，但撤销了师委书记职务。

2．王震指着刘士杰的鼻子说：“如果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今天也有

办法让你供出你自己是头号AB团！你要是不信，现在我就让人来试试！”

AB团，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程天放等为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南昌组织的秘密反革命组织。AB两字是英文Anti－Bolshtvik（意为反布尔什维克）的简写。这个反革命组织成立3个月，即被南昌市革命群众所冲垮。

为防止个别AB团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湘赣苏区从1929年底开始了肃反。这次肃反直到1930年底，基本上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比较讲究政策，也确实清除了一些隐藏在红色政权内部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1930年12月，随着“富田事变”发生，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逐渐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对被抓起来的AB团的怀疑对象施以“逼、供、信”，结果是一严逼，二乱供，三全信。“AB团分子”像滚雪球一样，一批又一批地生产出来。甚至两个人在一起讲句话，三个人在一起开个玩笑，女同志三两人在一起唱支歌，就被说成是兄弟党、AB团、姐妹团，不分青红皂白捉起来再说，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一天，王震碰见一个叫邱德胜的战士从村外走来。“干什么去了？”王震顺口问了一句。“到村外小解！”王震很是跷溪：村里有的是厕所，干嘛跑到村外？这个战士怯生生地告诉他：“在厕所里解手碰见人，怕别人说是AB团接头！”

王震还听说有这么一个单位，突然间来了个集合，然后问谁是AB团的站出来。这时领导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色，谁的脸发红，就认定是AB团。还有一个单位，把大家集合起来，领导挨个问每个人爱吃什么。回答爱吃青菜者，便认为能吃苦，是坚定的革命者；爱吃豆腐者，便被列入怀疑对象进行拷问；爱吃鱼肉者，追求享受，AB团笃定。

朱昌偕也被列入AB团要犯名单，这是王震始料不及的。朱昌偕，与王震同庚，1908年生，永新县石桥乡人。从小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学裁缝。后来在禾川镇开裁缝店，先加入工会，1927年初入党，不久又当了县雇农工会主席。1928年5月，被选举为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一届特委会委员。1929年1月任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2月初，井冈山失守，湘赣边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邓乾元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二届特委会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陷入瘫痪。就在敌人疯狂地叫嚷：“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苏’人要换种”声中，朱昌偕与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等秘密召开永新、宁冈、茶陵三县县委联席会议，组织了湘赣边临时特委，朱昌偕任书记。朱昌偕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领导湘赣边界人民重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恢复和重建了湘赣边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不久原特委恢复后，朱昌偕又把主要精力放到永新县。他经常打着赤脚，怀揣干粮深入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湘赣边特委致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永新是敌人的主要目标，永新也是边界工作最有成绩的一县。”烈火见真金，生死关头见硬汉，凭什么说经过白色恐怖考验并作出卓越成绩的朱昌偕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组织AB团呢？

“调查得来的？！他们调查个鬼！西路分委加上办事机关，总共30多个人，没见他们来调查过一个人。谁最了解朱昌偕，他们？还不是这些与朱昌偕吃一锅饭滚一个铺的？那些连朱昌偕面都没照，是高是矮，是男是女，是白面净还是黑不溜秋都说不出的，怎么知道朱昌偕是AB因呢？！”王震在联席会上激动地站起来说道。

执行吧，一人就只一个脑壳，杀错了怎么办？不执行吧，万一他们原本就是AB团，与国民党里应外合，不只是个人吃不消，主要是湘赣边区的革命要遭受巨大损失啊！王震脑海里始终被这些问题所纠缠不休。

“这样行不行？”王震想了想说，“先找朱昌偕等人谈谈，然后再作结论！”

会议表示同意王震的建议。会后，作为独立师党委书记的王震，急匆匆赶赴前线，布置第三次反“围剿”的工作去了。

不久，王震从前线返回，得知朱昌偕等与刚刚成立的湘赣临时省委谈崩了，朱昌偕怕临时省委采取极端行动，便逃到永新二、三区小江山一带躲了起来。

王震跋山涉水找到朱昌偕，劝他再回永新和临时省委谈谈，长期躲逃也不是办法。

朱昌偕摇着头说：“现在永新是回不得的，回去就要掉脑壳。掉脑壳并不可怕，要是掉在敌人屠刀下，我朱昌偕连哼都不哼一声。可是现在……我朱昌偕冤呀！王震同志，我们要乘新来的临时省委的领导不熟悉湘赣情况，发动群众来反对临时省委的做法。”

“昌偕同志，你讲的前半段我赞成，暂时不回永新，以免遭意外。但是，你讲的后半段，我坚决反对。现在蒋介石动用30万兵力，对我赣南、闽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当前大敌压境的严峻时刻，绝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昌偕同志，请你答应我，个人受再大的委屈、冤枉，也不能另立山头，武装对抗临时省委。如果那样，你我不都成了人民的罪人了？”

朱昌偕没有作声，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手指间流出委屈的泪水。王震也默默地蹲下，陪着朱昌偕一块热泪涌流。

朱昌偕站起来，骂着自己：“王震同志，你讲的在理，我永远记住你的话，永远不忘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你放心吧，就是让我朱昌偕下油锅人地狱，我也绝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王震非常理解朱昌偕的处境，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没过多久，王震得知：湘赣临时省委保卫处处长谭牛山发动几千名群众，围捕朱昌偕。朱昌偕被围困在梅花山，携带的干粮全部吃完了，惟一跟随他的警卫员指着梅花山西边茶陵的白区，劝他到那里去。朱昌偕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对王胡子发过誓的。我宁愿饿死，也不能到国民党那里去。”过了两天，朱昌偕在搜山群众发现自己的情况下，举起随身携带的土造小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王震得知这一消息后，只能遥望梅花山，将自己的苦闷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晚年，王震同志还常常提起朱昌偕同志，每一次都流露出无限的怀念、内疚之情。

1932年初，王震正在整理行装，湘赣省政治保卫处处长谭牛山走了进来。

“王震同志，听说你要带领独立1师到宁冈、酃县一带活动？”

谁都说一提保卫处就腿肚子转筋，但面对人人知晓的王震，作为保卫处处长的谭牛山也不得不敬畏三分，于是用略带讨好的口气对王震说。

尽管谭牛山本人在本质上可能还算个好同志，他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但他直接参与错判错杀了那么多的干部群众，王震见到他，心里仍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要是按照王震的个性，早就骂出“滚蛋”了。不过，王震这次还是忍了三忍，只是冷冷地说道：“是呀！谭处长有何指示呢？”其中“指示”二字拖得长长的，带着一丝怪声怪气。

谭牛山听出王震话中有话，忙小心翼翼地凑到王震身边，眨巴着眼睛，神秘兮兮地说：“郧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是个证据确凿的AB团的骨干分子，省委同意我们的意见，判处死刑，立即就地执行。这次你在都县一带活动，请你顺便完成这项任务。酃县县委的其他人选，省委已物色好了，这次随你前去一同赴任！”

由于朱昌偕事件在王震心中造成极大的震动，于是对有关AB团，王震都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警惕。他边整理行装，边瞟了谭牛山一眼：“说张平化是AB团，都有哪些根据？”

“据三人以上供认，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攻占酃县县城，烧了几座破祠堂，身为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的张平化却说这祠堂烧得太可惜，还说什么‘烧、烧、烧，烧尽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的头’的口号是错误的。1930年，解除袁文才、王佐部的武装，处决袁、王匪徒，张平化却极为同情。”

“完了？”

“完了！”

“好，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王震说，“我到酃县后，再调查一下张平化还有没有其他新的罪状！”

谭牛山显然没有听出王震的弦外之音，用极其赞赏的语气说：“你不愧是工人阶级出身，有坚强党性，省委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你是完全正确的。”

不久后的一大，王震到达了都县。

王震到的那天，年近25岁的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正在自己堂屋的房顶上拾摄房子。

张平化把两手的泥巴在衣服上蹭了几蹭，紧紧地握着王震的手：“王政委，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早就听到过您的大名了。”

王震上下左右打量着眼前这位极其精干的小伙子，然后诡秘地笑了笑说：“我在永新也听说了你张平化的尊姓大名喽，特别是最近听得更多了。”

稍加安顿后，王震便开玩笑地对张平化说：“我得向你请个假，到村里去走走好吗？”

张平化瞬间涨红了脸：“哪里哪里，王政委你这不是骂人吗，我哪里敢当。”

王震握着张平化的手说：“不要这样说，你忙你的，千万不要干扰你的工作。”

说完，王震来到田头，恰巧碰见了一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两人聊着聊着，就被王震巧妙地引到张平化的身上。

老人捻着几根胡须说：“嘿，我是看着这娃长大的，绝对错不了。”

张平化祖上是自耕农，到了父辈，便沦落为完全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倡农。家里为有一个读书人将来好出人头地，全家节衣缩食加借债供张平化上私塾、初小、高小。张平化刻苦、聪明，高小没有毕业，便考上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祖父咬着牙把自己准备买棺材的钱拿出来作学费。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张平化多次参加实际上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各项社会活动。师范毕业后，张平化受大革命形势的鼓舞，毅然参加了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张平化回到了家里，找到了党组织，就在国民党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就杀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党组织。一入党，即任中共酃县第二区委书记。他和区委的同志一道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武装队，并于1928年初组织了第一次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由于叛徒告密等原因，酃县县委机关几次遭到敌人严重破坏。1928年秋，张平化由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改任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后，遵照毛委员提出的“沿山发展，波浪式推进”的方针，使邵县革命根据地由大院、东西坑、犁树洲等几个山村逐步发展到整个上十都、上九都、上八都、上七都和上六都。

老人介绍了上述情况后，无不感慨地说：“平化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整天到处跑工作，脚板上的老茧比铜钱还厚，连竹尖都扎不进。”

王震频频地点头，眼里无不流露出赞叹和敬意。但由于特定任务在身，王震还不能随便对其作出评价。

闲聊中，王震还得知，张平化家总共11口人，其中有7人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父张升朝，大革命时被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也是石洲乡党支部的成员并且参加了游击队。他被敌人捉住后，活活被打死，也没有泄露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一点机密。其祖父张春榜，虽然没有加入党组织，但坚定地支持党的斗争，也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这位年近7旬的老人在赴刑前慷慨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军万岁！除了其祖父、父亲外，还有其叔等人。

王震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暗暗对自己说：对朱昌偕同志，自己未能保护得了，留下终身痛恨；对张平化这样的革命同志，自己就是粉身碎骨，也绝不能再让他倒在自己的枪口下了，也绝不能让张平化家为革命献出第8条生命。

王震又忙乎了一天多，找了各类人员数十人调查，对张平化的结论更加明晰。

第三天，王震约张平化谈话：“我这次来，主要是代表湘赣省委宣布对你的新的任命。现在你是县委书记，又兼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一身二任，百事缠身，很难同时搞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因此，经研究决定，免去你县委书记的职务，使你集中精力专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

接着，王震依次把准备接任县委书记的甘步衢、担任县委秘书长的谭文焕和团县委书记的宁国良介绍给张平化。

张平化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张平化一直以为这是正常的组织调动，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张平化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一次批判王明“左”倾路线的座谈会上，任弼时同志谈到了当年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搞逼供信，错抓错杀了许多好同志时，无不动情地说：“一些同志差一点不能参加今天的座谈会。张平化有福星高照，碰上一个大胆、负责、没有机械执行命令的王震，才大难不死哟！”直到此时，张平化才知道自己当年险些被作为AB团骨干分子处死的事儿。一时间，张平化如久梦方醒。

一散会，张平化立即找到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延安卫戍区司令员的王震：“王震司令员呀，你是我救命恩人。十几年来，我一直不知道，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请司令员海谅。”话未完，泪水已从张平化脸上淌下。

王震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作为每一个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同志的人都会那样做的。我在你那里调查了两天，知道你们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条件很苦。在那样艰苦、危险的环境中，你们没有丢掉红色根据地，反而在坚持斗争过程中使这块红色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起来，这样的事，反革命分子能做得到吗？至于说反对大烧大杀，同情袁文才、王佐，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怎么能算是AB团骨干分子的证据呢？”

1986年8月25日上午，红2方面军部分老同志在中南海座谈编写红2方面军战史问题，曾先后任过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早早到会，他谈起王震同志保护自己的经历后激动地说：“1942年，当我知道这件事后，我想王震同志这个人好大胆呀！省委都作了决定，你执行就是了，还怀疑什么，调查什么呢？这说明王胡子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抵制的，工作方法也是马列主义的。谢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派了这么个不怕鬼的人来抓我，否则，不要说派一个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人，就是派一个怕负责的人，我张平化也早去见马克思了！王胡子当时改变省委的决定，是要冒杀头危险的！”

张平化的事还没彻底解决，如何处理600余名AB团可疑分子的事儿又摆到了王震等人面前。

王震、袁德生、李天柱等坚决主张：对羁押的600余名可疑对象迅速清理，没有确凿的证据，立即释放。

谭牛山两手撑在桌面上，眼里喷射出咄咄逼人的火：“这600多人全都有确凿证据才关押的！”

“全都有确凿证据？”王震把目光迎了上去：“中门外大庙里关押的红军学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那都是些小AB团无疑！”

王震提高了嗓门：“这是胡说，这帮孩子连‘AB’两个字母都不认识，怎么能成为AB团，这不是天下怪事？！”王震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前两天的晚饭后，我在河边，碰见一个小鬼挑水，他个矮，桶底总磕地面。我要帮，没想到，吓坏了孩子。远处跑来另一个小鬼，说首长千万别碰他，他是个小AB团。后来才知道，挑水的小鬼刚到红校时，他的排长叮咛他，‘不要问别人名字，你的名字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有人苦打乱招，把你咬成AB团。’我了解到，大庙里关的红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这类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伤天害理，又是什么！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怎么向后人解释？”

谭牛山想说什么，看到愤怒到了极点的人们，终未说出话来。

“我同意对关押的600余名可疑人员进行清理。”曾任湘东南特委书记，现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总指挥的张启龙打破沉默：“我们的肃反工作，确实犯有扩大化、简单化的严重错误。这不光表现在红校，省职工联合会工人纠察大队更突出。纠察大队成立时，都是挑了又挑，都是政治上可靠，可以说身正根红，结果没过几天，基本上都成了AB团。后来，又挑选了一批，其余大部分被逮了起来。这AB团莫非将人人都卷进去不成？”

主管纠察大队工作的省总工会主席刘士杰坐不住了。刘士杰没上过几天学，只当过几天陶瓷作坊杂工。就这几天杂工，成了他的政治资本。整日必穿列宁服，出口必谈“我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刘士杰到处指手画脚，可谓不可一世。张启龙的话无疑刺激了刘士杰，未等张启龙把话讲完，他将袖子往上一橹，“啪”将手掌砸向桌面，尖声喊叫：“不许你诬蔑我们工人阶级！我的纠察大队每捕杀一个AB团分子，都有三人以上口供认定的！”

“你有理讲理，少在这里摆谱！”王震冷冷地说道。刘士杰见王震接过话头，嘴张了张，但未能发出声。

王震继续盯着刘士杰：“问题恰恰出在你所说的口供上，你那口供是从哪儿供来的？”王震说到这里，突然用手重重一击桌面，“这是纯粹的法西斯作风，如果刘士杰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今天也有办法让你供出自己是头号AB团！你要是不信，现在我就让人来试试！”

刘士杰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低下了头。

自此，肃反扩大化、简单化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3．一提起王震，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他的火爆子脾气。其实，王震更

多的时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对部下特别是对战士更是关心备至

王震同志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他最痛恨那些贪生怕死、意志动摇、叛变革命的人。

1935年6月，在第二次东征中，贺庆积担任81团团长，该团攻占了湖南澧县县城，奉命参加陈家挡战斗。这时，负责到敌后筹款的团政委乐尚连携巨款带着警卫员逃跑了。

军团首长听说后，非常气愤，王震痛斥了这种叛变行为，对部队进行了及时的教育，并决定由贺庆积兼任政治委员。通过在部队中开展反叛徒的斗争，稳定了部队的情绪，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部队走出草地后，贺庆积在红17师任师长，该师政委汤祥丰贪生怕死，意志动摇。17师在天（水）兰（州）公路附近遭胡宗南部队侧击，上有敌机狂轰滥炸，下有胡军前后左右围追堵截，情况十分紧急，政委汤祥丰竟然携枪带人逃走了，投奔了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的部队。

两次叛逃都发生在贺庆积的身边，贺庆积的情绪自然受到极大的影响。王震及时找到贺庆积，语重心长地说：“乐尚连、汤祥丰叛逃是个人的问题，不会牵连你。希望你放下包袱，继续带领部队。党组织相信你。”很快，组织宣布贺庆积兼任了红17师政委。在军团首长的正确指挥下，贺庆积带领部队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后来，由于国共合作，汤祥丰硬是被我军要了回来。王震一见到他，怒火心中烧，抄起警卫战士的步枪，向这个叛徒狠狠砸去。要不是汤样丰躲得快，恐怕脑袋就要开花了。“你这个可耻的叛徒，连狗熊都不如的叛徒，要不是纪律不让，我非一枪崩了你狗日的不可！”

王震同志敢于斗争、不畏强敌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在与国民党顽固派面对面的斗争中，也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

1940年初，359旅奉命调回陕甘宁，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的任务。王震兼任了绥、米、佳、吴、清警备区司令员，驻防绥德。719团在参加了百团大战之后，也奉命归队驻扎米脂。当时，这一带仍由国民党控制，各县都设有他们的县党部和政府，绥德设有专员公署。国民党专员何绍南是个有名的“摩擦专家”，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了不少事端。王震旅长面对何绍南一小撮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有一次，王震与何绍南在宴会上相遇。何绍南端起酒杯致辞说：“今天幸会王大旅长，真是人逢知己‘万’杯少，为了两党精诚合作，共同于了这一杯。”

王震的脸一下子拉得很长，用颤巍巍的右手端起酒杯：“且慢！”

警卫员一看王震要发火的架势，连忙在后面拽了拽他的衣襟。王震用左手狠狠地甩了一下警卫员的手，“拽什么拽！何专员的话我不敢当，我倒是觉得人逢摩擦专家一杯就多！”

何绍南不识趣地来了一句：“岂有此理！”

一听这话，王震将酒杯高高举起，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地上摔去：“谁岂有此理？我看是你何绍南！”

宴会厅里本来是嘈嘈杂杂的，随着王震酒杯的一摔，大厅顿时寂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得见。

王震扫了一眼大厅，更觉得是个机会，用手指着何绍南的鼻子：“你还算个中国人吗？一看你就是汉奸的料子。有本事你到前方去和小日本拼，在后方跟共产党要横算什么鸟本事！从今往后，你何绍南胆敢对共产党使一点小脾气，我王震说到做到，非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话音未落，王震将酒桌掀了个底朝天。随即连头都没回大步流星地走了。

何绍南吓得如筛糠，让人搀着回到署上，没过几天，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一提起王震，人们自然就会朕想到他的火爆子脾气。其实，王震更多的时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对部下特别是对战士更是关心备至。

长征途中的一大，他走进一个连队伙房，刚抓起一块锅巴吃，炊事员在他脊背上敲了一锅铲。王震一转身，炊事员看是王震政委，十分惊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急得满脸通红。

王震笑着说：“挨一锅铲吃一块锅巴，很合算。”

事后，王震还在部队大会上表扬了这位炊事员，并对自己私自“偷拿”粮食作了深刻检讨。

战斗间隙，王震常常和战士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有一次，他和他的警卫员、秘书打扑克。王司令员偷看人家的牌，还偷人家的“大王”，叫警卫员发现了。一个强烈要求归还“大王”，一个死不承认。警卫战士强行去抢，王震哪里肯，跳起身子就跑。一个在前面没命地跑，一个在后面玩命地追，撵得王震从后院跑到前院，又从前院跳到街道上。那位警卫员一面追，一面喊着：“司令员偷牌了，偷了我的‘大王’。”

多少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留在王震部下的脑海里。

王震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感情。他18岁那年就结识了毛泽东，并有幸护送毛泽东到长沙清水塘中共湘区委驻地。从那时起，王震暗暗下定决心，这一辈子跟着毛泽东。晚年，王震同儿孙们谈起自己和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关系，王震最喜欢说的一个词就是“追随”。

1936年6月，红2、红6军团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征战，终于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了。可是，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欺骗和拉拢红2、红6军团的同志们，并在部队散发了油印的《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内容主要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所谓机会主义路线的。红2、红6军团的官兵们对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疑惑。红2、红6军团的主要领导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敏锐地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察觉到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推行逃跑主义路线的阴谋，非常气愤。在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王震下令收回了所有的小册子，当众销毁。

有一次，张国焘单独请王震到他的屋里，对王震吹捧拉拢。王震没给张国焘一个好脸，没等张国焘把话说完，王震眉毛直往上扬，说道：“我们这支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我王震不能反毛，永远不会也不能反毛。”说完拂袖而去，把张国焘晾在那儿很是尴尬。

1946年2月3日上午，军调部美方的一架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从飞机上走下来时任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我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

一下飞机，王震便直奔毛主席住处。这次能见到一别一年又三个月的主席，王震显得非常激动。毛主席听说王震到了，连忙把笔一扔，紧紧地握着王震的双手，一边大声嘱咐工作人员：“通知伙房，今天中午加个菜喽！慰劳慰劳我们劳苦功高的王大胡子。”

吃饭时，毛主席问道：“党的‘七大’你没有参加，你被提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过程听说了吗？”

王震摇了摇头。

“哟？你可是位赢得人们引颈注目的风光人物罗！一小部分同志不同意你当候选人的意见很尖锐，另一部分同志坚决拥护你当候选人为你辩护的意见也很尖锐，两派争执，各不相让！”说到这里，毛主席站了起来，“你这个王胡子哟，虎去雄威在，你南下去了，还把个‘七大’搅得蛮有生气哩！”

说到这，本有一分矜持的王震哈哈地笑出了声来。

4．王震操起一支卡宾枪，高声喊道：“我是王震！王大胡子！同志

们，跟我冲啊！”

1937年9月，王震奉命率359旅在太原以北开展游击战，牵制日寇对太原一带的进攻，并参加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1月，各新兵部队陆续归还建制，这时全旅（717团、718团、719团）的兵员激增至1.2万多人。

3月初，敌寇趁我120师主力在同蒲线作战之际，以其26师团1万余人，由大同向晋西北进攻，在短短的五六天里侵占了神池、宁武、五寨等7座县城。

面对这一形势，贺龙率部队回师晋西北，采取奇袭、打埋伏、围城打援、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运动中的一部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这次战役从苛岚打起。遂即命令王震率2个团于3月5日抵苛岚，将敌人包围起来。

王震发现苛岚城里只有来自城外的一个水源，随即切断水源和交通要道，逼敌出城。命令717团和718团2营日夜不停地对苛岚袭扰，使得敌人疲惫不堪，惊恐万状。10日，敌人被迫弃城逃走。王震当即命令717团、718团追击和拦截敌人。这次战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200多人，收复苛岚城。贺龙师长抓住时机命令王震率359旅2个团、张宗逊率358旅2个团追击、伏击敌人。到31日晋西北反攻围攻战役胜利结束，收复了宁武、河曲等7座县城，歼敌1500多人。

收复7城的胜利稳定了晋西北的局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总结这次战役时，贺龙师长表扬了359旅。王震无不骄傲地说，要说经验嘛，这要全部归功于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

1938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命令359旅向晋察冀西北部挺进，开辟雁北察南地区工作。1938年11月，粉碎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25路围攻后，王震率359旅旅部和718团在灵邱以南开展地方工作，719团在灵邱以西开展地方工作，717团在五台豆村镇开展地方工作。

5月9日，日寇第100师团和第3独立混成旅团以重兵万余人突然分5路合击717团。王震得到战报后，当即率教导营并命令718团迅速向717团靠拢。5月10日，717团与敌激战至黄昏，利用夜暗跳出包围圈，于拂晓通过怀台镇，登上五台山北峰。敌人合击扑空，只好懊丧地沿原路撤回据点。

5月11日，由大营镇经神堂堡进犯之敌，因山高路险且有积雪，不敢前进，沿原路经神堡返回大营镇。王震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心利用神堂堡至上、下细腰涧一带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该敌。他当机立断命令教导营想方设法把敌人引到神堂堡附近。

5月13日，718团主力经过两天急行军赶到神堂堡，干部战士不顾疲劳，立即投入战斗。敌人在突然的猛烈打击下，伤亡惨重，于14日向上、下细腰涧方向溃退。王震率718团、教导营。骑兵大队追至上、下细腰涧时，突闻近处枪声大作，王震断定是717团与敌遭遇。718团等部队及时向枪声方向冲去。

正如王震所料，717团跳出敌人合围后，于13日行进到上。下细腰涧时，发现附近山沟里有数百名敌人正在集合，717团分两路向敌发起进攻。这时718团是从上、下细腰涧南侧向北攻击敌人，717团从北向南攻击敌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敌人包围。经过20多小时激烈战斗，到15日中午将敌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共歼敌1000多人，缴获各种炮5门、轻重机枪19挺、步枪400多支、战马100余匹和大量军用品。

上、下细腰涧战斗不是计划之中的，而是王震依据战场敌情的变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实施机智果断的指挥，化被动为主动，由被敌包围变为我包围敌的有利态势，创造了以不到1个旅的兵力（欠719团）全歼日军一个精锐大队的范例，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嘉奖。敌人在其发布的公报上惊呼这位“少年将军”（王震时年30岁）的“奇妙战术”对其造成严重威胁，敌伪报纸上充满对这支劲旅的叫嚣和诅咒。

1946年11月，王震率359旅南下后胜利返回山西，组建了第2纵队，并任司令员兼政委。

1947年3月，蒋介石驱使胡宗南纠集青、宁两马及邓宝珊部23万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旬，王震奉命率2纵队从永和关西渡黄河，到达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党中央的战斗。第2纵队和兄弟部队一道，首战青化砭，歼敌第31旅，俘敌副旅长以下1300余人。

二战羊马河，歼敌第135旅，俘敌代旅长以下1500多人。

三战蟠龙，歼敌第167旅，俘敌旅长以下700多人。短短两个月内三战三捷，使敌人闻风丧胆，丧魂落魄。在蟠龙攻坚战中，王震亲自指挥，摸到距敌100米的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指挥战斗。准备总攻时，炊事员给王震送来的饭，他自己不吃，亲手端着送给最前面挖战壕最得力的战士，极大鼓舞和感动了广大指战员，激励大家奋勇杀敌，从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1947年5月4日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各部向蟠龙镇发起总攻时，担任2纵司令员的王震发现陷入重围的敌人有逃跑的迹象，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前沿阵地抓起一支卡宾枪高喊：“我是王震，我是王大胡子，同志们跟我冲啊！”战士们一听王胡子带头冲锋，全体官兵像潮水一样涌向敌167旅旅部所在地，一举全歼敌人。

1947年8月，王震率部攻打榆林。此役调动胡宗南部9个半旅，达到了从战略上牵制敌人的目的，使我陈、谢部队顺利南渡黄河进入反攻。榆林硝烟未散，王震旋即率部参加沙家店战役，歼敌第36师大部，敌师长钟松落荒而逃。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不仅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军在陕北的所谓“重点进攻”，而且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战略防御开始了战略反攻。

沙家店战役后，敌主力狼狈南撤，返回延安。为了不让敌人顺利撤退，王震率部连续攻占绥德以南咸（阳）榆（林）公路上的曲思教、九里山、骆驼铺、岔口、大小劳山等地。在曲思教伏击撤退之敌，歼敌1000余人。紧接着，在九里山抗击敌人一个星期，给敌人很大杀伤。

当时部队严重缺粮，伤亡很大。天又下雨，人员非常疲劳。但是，王震毫不畏惧，他动员部队说：“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他们怕我们打，不敢住村庄，没有饭吃，空投的大饼都是霉的。我们要同敌人比意志，比忍受困难的能力，坚决拖住他们，让他们增加伤亡，增加疲劳，从而加速敌人的失败。”

在战争年代，“胡子”、“王胡子”、“王大胡子”均属王震的绰号。一提这个绰号，各级官兵无不充满敬意。

或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早在长沙铁路上，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便茂盛一片。那时的王震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其目的是免得开火车煤灰往胡子里钻。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后，头发、胡子一齐留。当时的王震主要是想装得年长一点，显得说话有分量，对群众有号召力。再加上胡子是湖南人对智者的尊称，王震有勇有谋，外加满脸的胡须，自然“胡子”的绰号非他莫属了。王震的胡子在战争岁月里越来越稠密，他的“胡子”的名气也随着战争越来越响亮。

5．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

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

文革初期，王震也遭到批斗。造反派给他挂牌子，戴高帽子，他把牌子砸了，把帽子扔了。王震还让叶帅的孩子叶选宁为他起草“反攻大字报”。一副对着于的铁骨血性。

有人把状告到毛泽东那里，王震得知后一脸严肃地说：“我不怕，毛主席了解我。”

1967年“五一”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看到王震时，右手紧紧地握着王震的手，同时左手轻轻地拍了拍王震的手背说，有人想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关键的时候你王震是可以吹胡子瞪眼的。第二天，这个“最高指示”就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小字报上面了。

非常遗憾的是王震这一次与毛泽东在一起没有留下照片。199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王震画册》时，只收入了1969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王震握手的照片，照片上身为领袖的毛泽东亲切地看着他的这位老乡、老战友。

“文革”开始时，王震不屈服于造反派的压力，在被“游斗”的卡车上，还扯着嗓门和极“左”思潮对着干，一点儿也不示弱。

对于被打击被迫害的老战友，他充满感情，不顾自己所处的危难处境，尽一切可能，为惨遭不幸的、甚至身陷囹圄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子女们传书递信，奔走呼吁。

1972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几经周折到江西探望父母。在探亲返回陕北的途中，她坐着火车拐到了北京，一是想看看昔日的老师、同学、朋友，二是想借机打听一下政治方面的消息。

到北京后，毛毛悄悄地借住在一个同学的家中。第二天，一个老同学跑来找她，说：“毛毛，王胡子要见你。”

王胡子，王震，“文革”中，这可是个北京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人物呀！

“王胡子”怎么知道我来北京？叫我去什么事？现在许多过去的好友见了我躲都来不及，干吗还要见我？毛毛越想心里越没有底。去见这么有名的人物，毛毛是又高兴，又着实地惴惴不安，心中直打鼓。

第二天，毛毛的好朋友领着毛毛进了王家。

一进屋，毛毛一眼便看见一个身着黑色中山服，瘦长而挺拔的长者，他就是王震。王震一看见毛毛，便拉住她的手，咧开嘴，笑了起来，花白的胡子茬在脸上闪闪烁烁。

王震迫不及待地对毛毛说：“你坐。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现在赶快告诉我。”

毛毛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水杯说：“我爸爸现在住在南昌步兵学校院里。每天早上起来围着院子走十几圈。早上准时步行到拖拉机厂上班。”

王震忙打断毛毛的话：“上班远吗？上班干些什么？活重不重？”

毛毛回答道：“上班不算太远，大概也就几百米，工人师傅为了我爸爸上班方便，把院墙砸开了一个口子，省得爸爸走远道。”

听到这话，王震略感欣慰。

毛毛又说：“上班的主要任务是当钳工，活倒不算重。工人师傅不让我爸爸干重活。”

王震沉思了一下说：“钳工，你爸爸倒是行家。你爸爸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学过钳工。不过这不该是他干的活，他应该干全国的大活呀！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

一听这话，毛毛当时一阵哽咽涌上心头。多少年了，毛毛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这样直言不讳的言语了！

“你不要去陕北，赶快再回江西，把我的话告诉你爸爸，一字不拉地告诉你爸爸！”

毛毛知道事情重大，连连点头。

王震顿了顿又说：“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王震完全是用命令的口气说这话的。

王震对毛毛下的命令，是一个严肃的命令，更是一个温暖的命令，是一个令毛毛感动不已终生难忘的命令。当时王震的那种口气和神情，像铸铁一样地印在了毛毛的心底。

第二天，正好是“五一”节。毛毛知道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于是便离开王家，悄悄地踏上了再回江西的路程。当毛毛把在北京见到胡子叔叔的场面告诉了邓小平时，邓小平照旧只听不说，但他脸上的表情，显得甚为欣慰。

1973年，邓小平被毛主席召回北京。不久，毛主席重新启用了邓小平，并赋予了邓小平党政军的一线指挥权力。邓小平出来工作后，义无反顾，不畏艰难地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并对江青“四人帮”进行了不妥协地坚决斗争。他的大胆作为，迅速地取得了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

1975年1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大地，邓小平实际上再一次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邓小平被停职，王震气愤万分，甚至气得病倒了。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少不了要表态的。他当然不怕亮明自己的观点，在一份关于批邓的中央文件上，竟写下了毛泽东主席称赞邓小平同志的话，如“人才难得”之类。而这份文件明明白白注明，阅后是要收回的。或许是出于保护首长的好意，秘书在送回文件时，把这些话涂掉了，为此，王震还颇不满意呢！

王震当时气愤难平，甚至气得把拐杖都摔成两截，后来家人又为他换了一根新的。这一根拐杖一直伴随他老人家渡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不久，王震被家人和工作人员强行送进了医院。

王震住院，一是因为1月8日失去了他极其敬重的周恩来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被“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气得怒火积心，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愤怒至极。王震住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爱憎分明、耿直仗义、气冲云天，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就要喊，就要叫，就要骂娘！为了保护胡子不被“四人帮”迫害，他身边的人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不许他出院。

王震这个人，一股子倔犟脾气，他不住院，必定要喊，你把他圈在医院里，他照样要喊。

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接着他又问：“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

老将军们面对王震的质问，无从回答，只能默默忍受着老首长的无名之火。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毛泽东去世了，中国怎么办？

一辈子跟随毛主席的王震无比焦虑，他去找叶帅商量。他们二人讨论一番之后，叶帅让王震去串联串联。王震首先找了陈云同志。他们讨论了如何对付“四人帮”的措施。此后，王震几次在叶帅和陈云之间“穿梭”，商量着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方案。

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病房里，王震指名道姓地说，江青一伙说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是“走资派还在走”，是要篡党夺权！他高声地说：“我的腿坏了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走，我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天，北京城传开了罪大恶极的“四人帮”终于被正义的力量所惩治的消息。

“四人帮”被抓了，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王震见状着急，他真着急呀！他通过他的儿子和毛毛，不断地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他到叶剑英元帅那儿去，到李先念副总理那儿去，他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他奔走疾呼，中心只有一个议题，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王震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坐着汽车，上了西山，去看他的老战友。

王震来了，到了院门口，他情急之下摇下车窗高声对院门口的警卫喊道：“我是王震，我要见邓小平！”警卫本想做出阻止的手势，立即转换成通行。

1993年，王震走完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洒在祖国的西部边唾。

王震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也在祖国的西北地区。他对祖国的大西北有着特殊的感情。

还是在1949年3月，王震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毛主席说：“仗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的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

毛主席这一席话，把王震本来要说的话立刻引了出来，他拿出自己起草的报告递到毛主席手里，说：“我的想法全在这里。我要求到新疆去。新疆各族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去开发建设，发展经济。”

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王震豪迈地说：“新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去，还要我们手中的枪干什么？我们还叫什么革命者？”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当时写下了战斗的诗篇：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1949年6月，王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加扶眉战役进军甘肃，解放天水、临挑、临夏，夺取西宁，解放青海。9月，王震率部翻越冰雪覆盖、高寒缺氧的祁连山，直插河西重镇张掖、酒泉，逼近新疆大门，对促使新疆和平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随后，王震率部进驻新疆全境，将红旗插遍了天山南北。

1954年10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发布命令，由王震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兵团的大部、陶峙岳率部起义改编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的全部、新疆民族军的大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有人曾对设立建设兵团持反对意见，特别是对王震率领部队从事生产有些不解。毛主席只是淡淡一笑：“要相信有创造精神的人。”

提到“有创造精神”，人们自然想到359旅在南泥湾战斗的岁月。

那是1941年初，359旅奉命开进南泥湾，守卫延安的南大门，并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经过两年的努力，开荒种地30余万亩，年产粮900余万斤，除全部自给外，每年上缴300万斤粮，为全军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榜样。王震被陕甘宁边区选为劳动英雄，359旅被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进入8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难逃撤销的命运。在兵团撤销以后，王震出于对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边境安定团结的大局的考虑，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阐述了兵团存在的意义，希望中央考虑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在王震的努力下，邓小平亲自批准恢复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王震就明确指出：“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军区的后备军，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力量。”

1981年8月，王震陪同邓小平主席到新疆视察工作，并且兴致勃勃参观了石河子垦区。

1991年，王震又以83岁的高龄，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新疆，他对周围的人深切地说：“我热爱祖国的新疆，热爱这里的各族人民，同这里的山山水水有着很深的感情，我退休以后要在新疆度过晚年。当我去见马克思时，我的骨灰也要撒在天山上，永远成为新疆大地的一粒沙土。”

1991年8月23日下午，王震又对身边的人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

1993年4月4日，王震的骨灰护送至乌鲁木齐，新疆党政军领导同志一起去迎接。长歌当哭，泪洒边城，无限悲痛汇集着不尽的思念。

4月5日，王震的英魂飘落九霄，骨灰伴着花瓣撒向巍峨的天山，一支英雄交响乐在新疆辽阔的疆天和广袤的大地回响。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43年前，王震率大军解放新疆、建设新疆；43年后，王震的骨灰遍撒天山南北，撒在这片他流过血、淌过汗的沃土上。王震永远地同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连成一体。

举目天山，一座巍峨高洁的丰碑耸立疆天。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独臂虎将——上将贺炳炎

独臂虎将——上将贺炳炎

贺炳炎湖北松滋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一野第1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17岁的贺炳炎一人一次就逮住了47个俘虏，并顺利押回驻地。被人

称为“贺小龙”

1929年春。

积雪初融，大地复苏。在湖北渔洋河一带的渔洋关、松木坪、江家湾等地，有一位身体瘦弱、衣衫褴褛、可怜巴巴的少年，跟随一位面黄肌瘦的兄长，走街串巷，为人打铁器，换一些食物维持生命。少年无论走到哪里，头一件事就是打听村子里驻没驻红军。

这个少年就是贺炳炎。

贺炳炎，1913年生。父亲贺学文是个靠帮工、背煤为生的穷苦人。贺炳炎的出生给贺家又平添了一分忧愁，多了一口，就多了一份负担，本来就近乎穷困潦倒的家庭，到哪里去寻新添一张嘴的口粮啊！

贺学文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了一个响亮的乳名——明言，这个小小的名字蕴藏着贺学文对明言（年）的期盼，也暗示贺家对正直和光明的向往。母亲晏兰则唤明言为“么娃”。

“炳炎”这个名字是明言懂事后改的。贺炳炎嫌“明言”二字不响亮，便与教书先生一合计，更名为“炳炎”。用贺炳炎的话说，“这个名字威风，听起来有气魄，还不失‘明言’的味儿。‘贺’嘛是祝贺，‘炳’嘛是烧大火，‘炎’就更不用说了，加起来就是让焚烧旧社会的大火冲上天！”

贺炳炎全家五口人，五张嘴，全靠父亲背煤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贺炳炎6岁时母亲病故，这对贺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姐姐被迫送人做了童养媳，哥哥过继给他人。婶婶胡德秀怜爱侄儿，将贺炳炎接到家中抚养。

贺炳炎9岁时就随着父亲在江家湾、郑家恢煤矿开始背煤，当上了“煤黑子”。稚嫩的双肩过早承担了生活的压力。风里来，雨里往，一个弱小的少年，历尽生活的百般艰辛。因年少体弱，力不能支，常常被煤筐压得爬不起来，心疼得贺学文时常暗自落泪。贺学文见儿子实在受不了，就带他转到郑家恼煤矿学挖煤。在石头缝里抠煤，贺炳炎虽人小可以直起腰，但膀不圆、力不足，一镐下去只能刨个小窝窝，砸起的煤碴呛得他满脸乌黑。贺学文只得托人说情，让儿子到松木坪地主刘晴轩家放牛。

刘晴轩在乡里霸道惯了，有一次看见年幼的贺炳炎在与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于是二话没说，举起“文明棍”朝贺炳炎头上身上打去。直打得贺炳炎遍体鳞伤，这才拂袖而去。

地主周武寿的几只鸽子丢了，找不着，便跑到贺家门口大吵大闹，硬说是贺炳炎领着小孩子杀了煮着吃了。贺学文只得连连赔不是，借钱赔了才息事走人。

压榨、欺凌，一件件一桩桩在贺炳炎幼小的心灵中积压；苦水、深仇，浇灌着它生根、发芽。贺炳炎做梦都盼着自己快快长大，学那些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为穷苦人报仇出气。

大革命的洪流席卷而来时，贺学文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当了农民协会会员。大革命失败后，到处白色恐怖，贺学文被迫背井离乡，在湘鄂交界一带四处躲藏。1929年春，贺龙率红军第4军来到澧县、松滋、宜都边境一带活动，贺学文将孩子托付给亲戚，毅然参加了红军。

不久，贺学文跟随部队到五峰、宜都、松滋边境的渔洋关、王家畈、松木坪、刘家场一带打游击，回到了家乡。父子相见，自然喜不自禁、贺炳炎恳求父亲带他去当红军。贺学文考虑再三，觉得他太小，一是参加队伍出不了力不说，弄不好会给队伍上带来许多麻烦。便对贺炳炎说：你先跟内兄兰良鉴学好打铁手艺，以后再来接你当红军。

贺炳炎见父亲说的在理，只好挑起担子，跟着内兄走乡串户去打铁。贺炳炎虽说打铁学艺，但心一直挂记着当红军的事。一天，他打听到附近有红军部队，于是在深夜里趁内兄睡熟，悄悄出门去追赶红军了。

说也巧，这支部队就是贺学文所在部队。贺炳炎竭力要求父亲带他参加红军。贺学文看了看儿子依然瘦小的身体，摇了摇头，用爱惜的口气说：“你娃子个子太低！”

“个子低怕啥？我力气大，不信咱俩掰个手腕子看看，要是我赢了你，你就得答应我参加红军！”

“这个我信，打了多半年铁，又多吃了半年饭，还能一点劲不长。可你实在是太矮了，连枪尖都够不着，咋当红军打仗？”

“我说你不过，但有一条，反正我要当红军，替穷苦人打抱不平。”

“你……”

贺家父子，一个怕给红军添乱子，硬是抱住葫芦不开瓢；一个死磨硬泡，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贺炳炎见文的不行，决定来武的。翌日深夜，尾随红军，来到红军的新驻地。

贺学文原以为儿子听了他的话回去了，不曾想在新驻地又见到了儿子的身影。贺学文要撵儿子回去，儿子犟着脖子就是不走。你拉他拽，贺学文所住的小院，热闹得开了锅。

恰巧，贺龙军长来了。贺炳炎一看来了一位大首长，便往地上一躺，哭得更是伤心。

贺龙问明情况后，动情地说：“收下，收下，发到宣传部去提浆糊桶子吧！”

贺炳炎一听这话，“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学着红军的样子向贺龙敬了个军礼。可能是兴奋，也可能是紧张，举起的竟然是左手，一时把小院里的红军将士们惹得哈哈大笑。

当时，贺龙等人初创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武装疯狂地进攻，企图将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双方战斗十分频繁，每天都在行军打仗中。

1930年7月下旬的一天，红军要在潜江渊博子口同白军作战。大清早，枪炮就轰轰隆隆地响起来，顿时硝烟遮天蔽日。战至中午时分，双方的激战达到白热化程度。为了决战胜利，贺龙总指挥决定在白军精疲力竭的时候把红6军预备队红6师拿上去，从侧后再给白军狠狠揍上一拳。决心一下，贺龙冲此时担任自己警卫班长的贺炳炎一声吼道：“小鬼，快，传达我的命令，让红6师上！”

“是，保证完成任务！”未等话说完，贺炳炎已窜出去十几米。

红6师投入战斗，白军腹背受击，只落得丢尸弃械抱头鼠窜的份了。

战斗结束后，许久没见贺炳炎回来。贺龙司令员接到报告后，命令警卫连长：“快，多派几个人到战场上去给我找，顺着红6师攻击的路线去找！这小鬼想打仗都想疯了，可能跑到战斗部队里去了。”

果然。贺炳炎送罢信途经红6师阵地时，看到战友们打得正起劲，心里就痒得慌，顺手就从地上捡起一颗手榴弹，“嗖”地向白军投了过去，几个白军当场就被炸得飞上了天。

此时，红6师的冲锋号响了，红军战士个个像老虎下山一样呼喊着冲入敌群。贺炳炎看得直眼红，想随战友冲上去，但自己的任务是传达完命令就回去保卫首长。他无可奈何地打消了这个念头，捡起几颗手榴弹朝腰里一别，提着驳壳枪抄小路急急忙忙地往回赶。

贺炳炎刚跑下一个土坡，不禁惊叫一声，险些和几十名溜出包围圈的白军碰了正面。他灵机一动，闪身躲到一棵大树后。白军急于逃命，没发现有人追，便你争我抢地朝芦苇荡里窜。贺炳炎想，这茫茫无边的芦苇荡，钻进几十个白军还不像大海里掉了几根针，到时上哪儿去找？决不能让白军钻进芦苇荡，贺炳炎来不及多想，急中生智，“蹭”地一纵身从树后跳出，挡住了白军的去路。他一手紧扣驳壳枪，一手高举手榴弹，怒目圆睁，高喊一声：“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

溜出包围圈的敌人，本来早就吓得掉了魂似的，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一下全都愣住了。

贺炳炎不等敌人清醒过来，便指着前面干涸的水塘，大声命令：“把枪都放到培埂上，人都进塘里去，谁也不许乱跑，快，快，别回头！”

俘虏中有一个当官的，他故意磨磨蹭蹭，用贼眼朝四下张望，发现面前的红军是一个半大的孩子，便突然举起枪朝贺炳炎射击。

贺炳炎毕竟当过大半年红军，特别是跟着贺龙当警卫员这一阵子，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眼疾手快，扣动扳机，“砰”地一枪，撂倒了这个图谋反抗的军官。

枪一响，几个想逃的白军士兵乘乱撒开腿便跑。

“奶奶的，我叫你跑！”贺炳炎乘势掷出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三四个逃跑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余下的听到爆炸声，赶忙卧倒，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了。

“起来，都给我滚进塘里去！快！”贺炳炎趁着敌人慌乱，又从腰间拔出一颗手榴弹，拉出引线，厉声吆喝道：“再不老实，老子也送你们上西天！”

“我们投降！我们缴枪！”

剩下的敌人乖乖地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耷拉着脑袋，挤进枯水塘，听从这位还带有奶气的小红军的指挥。

贺炳炎用双眼扫了一下干塘里的白军，点了点数，一共47人。怎么能把这么多的俘虏押回部队呢？他朝四周看了看，没有红军走动，他想，看来这47人要全靠自己押解了。他正急得抓耳挠腮，忽然想起老战士瓦解敌人的做法，于是扯起嗓子学着贺总指挥作报告的架势，用手指着白军：“蒋军兄弟们！你们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是穷苦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你们大都是被迫当的兵，只不过是走错了队伍。现在，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跟我到前面红军队伍中。愿留下的可以当红军，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红军保证优待俘虏，绝对不打骂你们。你们现在要是再跑，那我手中的手榴弹可不是摆设的，到时候你老爹老娘哭瞎了眼不说，还落个坏名声。”

革命的道理，朴素的话语，句句拨动着俘虏的心坎。他们顺从地按照贺炳炎的指挥，三人一排地站好队，朝红军驻地走去……

“贺炳炎回来了！贺炳炎回来了！还押着几十号白军呢！”红军驻地一下子传开了。

贺龙听到后，急忙放下手中的地图跑了出来，赞叹道：“浆糊桶看来是不用提了，该提提枪了。”

红军从洪湖拉出来后，边走边打，一路风霜地来到大小洪山地区。为了摸清大小洪山地区的敌情，贺龙对贺炳炎说：“小鬼，给你一个任务，一天之内抓个‘舌头’来，条件是管作战的军官。”

贺炳炎有了上次独自一人抓几十个俘虏的经历，心里便有点底，肯定地回答：“贺老总，你就等着吧。”

贺炳炎化装成一个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小叫花子，哪里有白军他就往哪里钻。

也该贺炳炎走运，路上他遇到几名白军军官拿着枪、图袋。望远镜在看地形。他悄悄地爬在草丛里仔细观察白军的动静。

贺炳炎突然发现敌正前方有一只兔子，于是他悄悄地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

白军军官见窜出一只兔子，早把察看地形的事抛到脑后去了，纷纷提着枪追赶。

一个又肥又胖的军官追赶时连鞋都跑掉了，等到发觉后连忙返回去捡。贺炳炎看准机会，“蹭”地从树上溜了下来，顺手从地上抓起两把灰土，只听“叭叭”两声，敌军官一双眼睛被糊了个一片黑。接着，贺炳炎将一截树根朝敌军官腰上一顶，小声命令：“别嚷，嚷一嚷，就要你小子的狗命！”

“啊，啊，长官，我不嚷，只要你饶我一条小命。”

掌灯时分，贺龙叼着大烟斗，来回踱着步子，等待着贺炳炎的到来。

不一会儿，贺炳炎押着敌军官回来了。

贺龙抬眼看看俘虏，嗬，好大的块头，足足抵得上两个贺炳炎。俘虏解下围着眼睛的黑布，才发现眼前的贺炳炎如此矮小，心里还有一丝不服。

贺龙高兴地说：“干得不错，快带你‘请’来的客人吃饭去。告诉炊事班，不要怠慢了‘客人’。”

1932年春，贺炳炎调到湘鄂西军校当区队长。6月初，红3军主力部队已转移到外线作战，根据地中心只有一个警卫团和少量地方武装。

川军乘机兵分三路向洪湖苏区奔袭。川军21军范绍增仗着人多势众、装备优越，大摇大摆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及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陈砣子口压过来。贺龙急令段德昌率领红9师2个团不分昼夜赶回，同时命令军校学员参加阻敌作战。贺炳炎见参战的学员人多枪少，就主动把自己的枪让给身边的学员小高。

贺炳炎跑到炊事班操起一把菜刀，在空中用力一挥：“学员们，跟我上！”

战斗中，贺炳炎学着当年贺老总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样子，突入敌阵，左砍右劈，使得靠近他的几个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成了刀下鬼。贺炳炎顺势捡起敌军的一支枪，勇猛地向敌人射击。

军校学员跟着区队长，越战越猛，锐不可挡。川军不曾料到碰了个硬钉子，只好丢盔弃甲夺路回窜。

战斗结束，贺炳炎的英雄举动轰动了军校。学校嘉奖他，称他“胆大顽强”；学员们称赞他是“贺小龙”。贺炳炎一脸严肃地说：“我是贺炳炎，怎敢与贺老总比。以后大家不要再说了。”

2．贺龙用手巾包起贺炳炎锯下的骨头，对旁边的战士们说：“这是党

的好儿子的骨头，将来革命成功了，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

贺炳炎在红军里进步很快，1933年，年仅20岁的他已经是红军团长了。也就在这一年伊始，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推行一条极“左”的路线。中央派到贺龙部队的党代表夏曦，“忠实”地推行这条错误路线，搞起了“肃反”。

一时间，贺龙部队中的党组织被取消，大批在敌人屠刀下幸存的红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成了“肃反”的牺牲品。整个部队内外交困，陷入了困境。

进入5月，“肃反”的阴云越来越浓，压得整个部队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贺炳炎也有一种预感，觉得自己也有被牵连进去的可能。

果不其然。5月13日这天，贺炳炎带着几个特务员爬上驻地旁边的山头，整整呆了一天。深夜回到驻地，刚刚拉被子躺下，五六个“肃反”队员“呼啦”闯了进来，不容分说又扭胳膊又绑腿，要带贺炳炎走。

“你们为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贺炳炎你给我听着。”领头儿的“肃反”队员鼻子“哼”了一下，掏出一张纸，展开念了起来：

“贺炳炎犯有改组派罪行，即日起开除出党，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湘西分局委员会书记夏曦。”

“我反对，我抗议，你们拿出证据来！”

“贺炳炎，你别嘴硬，证据你自己会招出来的！”

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清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江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早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贺炳炎毕竟是贺炳炎，不管采取什么样逼供的办法，他一直没有屈招。与此同时，与贺炳炎搭档的宋盘铭政委也因改组派同他关在一起。

有一天，夏曦途经关押所谓“改组派”、“奸细”的“改组派连”时，贺炳炎突然跨出队列，质问：“夏主席，你说我哪点是改组派？你凭什么说我是改组派？我连改组派是何物都不知道，你怎么平白无故地说我是改组派呢？”

夏曦装得漫不经心的样子：“哪点都是，你要老实交待，讲出你们的总头头来。”

贺炳炎见夏曦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便与其展开唇枪舌剑。

正当双方舌战愈趋激烈时，前方忽然枪声大作，红军前卫与白军发生了激战。贺炳炎所在的红19团，因为他与政委宋盘铭都被打成“改组派”关了起来，因此整个团一开战便乱了套。师长芦冬生焦急无奈，赶忙派通信员到“改组派连”“借”贺炳炎和宋盘铭出山指挥作战。

夏曦本不想让去，但又怕打了败仗，连自己都被俘虏进去，只好匆忙离开了，装着不知道此事一样。

枪声就是命令。贺炳炎和宋盘铭待“肃反”队员解开绳子，马上抓起通信员送来的驳壳枪，没命地朝响枪的地方冲去。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看着阵地前的白军尸体和成队的俘虏，一面高兴地指着头上的汗水，一面下意识地把驳壳枪朝腰里插。

“把枪给我！”跟在贺炳炎后面的“肃反”队员冷冷地说，随即又送上一副闪亮的手铐。

黑暗中，躺在又潮又湿的地铺上，贺炳炎陷于深深的思索中，他想到了自己的家境贫寒，姐姐、哥哥被迫给了人；想到了在红军担任司务长的父亲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想到了自己一心一意为共产党跑前跑后，出生人死，为什么落得如此结局……贺炳炎们心自问，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愧于党，无愧于这支军队。贺炳炎坚信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的，想到这，他的面前仿佛出现了一丝光亮，身上也感到有了温暖。

在贺炳炎被关押第29天时，贺龙总指挥行军途经“改组派连”，发现贺炳炎蓬头垢面在里面，便质问夏曦：“为什么要捆贺炳炎？他十四五岁就当红军，是我要的，是我亲眼看着他长大的，他的历史我最清楚！抓他为什么不问我，难道对我也不相信吗？”

夏曦摘下近视镜，用手擦着镜片：“不要激动嘛，问题很复杂。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给谁打保票。”

“贺炳炎，我敢打保票。”贺龙将握住的拳头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你想过没有，他不怕苦，不怕死，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还信不过，要抓，要杀，今后哪个敢跟我们干革命。谁还信任我们？！”

“那你说怎么办？”

“放，现在就放！”

“放可以，但不能让他当团长了，顶多只能当个管理员。至于党籍嘛，我是中央分局书记，我说了算，暂时还不能恢复。”

贺炳炎终于被放了出来。

1934年6月，为开辟黔东根据地，贺炳炎奉命带干部大队一个班到沿河县，以淇滩、凤翔一带为中心开展群众工作，组建地方武装。这个班的成员都是“肃反”中被诬为“改组派”的人。大家刚从“改组派”解放出来，工作热情极高。全班人马首先消灭了地主反动武装保安团，抓俘虏，缴枪支，壮大自己。

部队迅猛发展，正式组建了沿河县独立团，贺炳炎任团长，熊仲清任政委。

9月，沿河独立团扩充为湘鄂川黔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独立师旋即又被编入主力红军，贺炳炎任红6师18团团长。

正当18团发起湘西永顺十万坪战役时，夏曦发现了贺炳炎。于是，他又以军委分会主席的名义撤消了贺炳炎的团长职务，削官为兵；幸得贺龙、关向应等人全力相争，贺炳炎才当上总指挥部的管理科长。

贺龙见到贺炳炎，安慰他：“炳炎，委屈你了。”

“没啥，革命工作总得有个分工，再小的工作都关系着大局，都少不了，都能为党做事。只要不剥夺我为党做事的权力，我贺炳炎无怨无悔。”贺炳炎望着老领导，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11月，贺炳炎带两名挑夫从大庸高粱坪远途挑盐。数日后，三人返回行至高粱坪山梁时，忽闻村内枪声大作。

贺炳炎放下挑子朝村内一看，不好，白军正像蚂蚁似的朝总指挥部蜂拥而去。他飞快地跑下山岗，朝指挥部大院一站，扯开嗓门叫喊：“机关的勤杂人员都跟我来！”

勤杂人员呼呼啦啦跑出来一大片，有的拿一把铁锨，有的操一把菜刀……他们在贺炳炎带领下，杀入立足未稳的敌阵，捅的桶，砍的砍，很快打退了偷袭的敌人。

总指挥部保住了，贺龙、关向应等首长脱险了，贺炳炎却腰部负了重伤，被送进了医院。伤愈出院后，夏曦仍然坚持不让贺炳炎当主官。贺炳炎深信只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党迟早会给自己一个公正评价的。

非常了解贺龙和贺炳炎的廖汉生说：“贺炳炎是贺龙最喜爱的一员战将。打仗时碰到别人拔不掉的硬钉子了，贺龙就会不假思索地喊一声‘贺炳炎给我上’，贺炳炎绝无二话，转身就会冲上前去。结果钉子总会被拔掉。”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了十几个师又4个旅共10多万兵力，前来“围剿”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敌人分成6路，四面包围，妄图在桑植、永顺一带歼灭红2、红6军团。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红2、红6军团决定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再乘胜转入反攻。

在后坪战斗中，敌人凭着人多势众和有利地形，使我军攻击部队受阻。为了夺取制高点，红军部队先后派出两个突击组前去抢占，但皆因敌火力太猛，未能拿下来。眼看自己的将士一个个倒了下去，贺龙心急如焚。再看到歼敌计划就要落空，贺龙命令通信员将贺炳炎叫到跟前，命令道：“贺炳炎，你给我上！”

贺炳炎受命后，一跃而起，在战友的火力的掩护下，迅速接近了制高点。眼看就要到达制高点了，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贺炳炎倒下了。贺龙通过望远镜看到这令人心碎的一幕，惊得望远镜落到胸前，脑门上顿时浸出一层密密的汗珠。正当贺龙为贺炳炎的生命而担忧的时候，只见贺炳炎再一次跃起，连掷几颗手榴弹，随后乘着硝烟未散，猛地飞身上了制高点，只身突击成功。接着，贺炳炎忍受着伤口的剧痛，捡起一挺机枪和几枚手榴弹，一会儿扫射，一会儿投手榴弹，为大部队创造了战机。全体将士迅速撕破突破口，大举反攻，很快击溃了敌人。

经过一天一夜激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从而保证了主力完成歼敌部署。

1935年6月，红18团与白军张振汉师苦战，伤亡很大，全团营以上干部仅剩下1营长曾庆云、团总支书记余秋里两人。团长高利国、政委朱绍田相继负伤。当时贺龙总指挥正在生病发高烧，任弼时政委对前去的贺炳炎和廖汉生下达了命令，要贺炳炎和廖汉生去18团代理团长和政委。

廖汉生愉快地接受，但贺炳炎却不干了。他在永顺会议时被当做“改组派自首分子”，从18团团长位置上撤了下来到管理科去打杂，因此对这个问题有气。

贺炳炎对任弼时说：“我是自首分子，哪有资格当团长。”

任政委很严肃地说：“你是共产党员！过去抓你的‘改组派’搞错了，可以给你道歉嘛！你是共产党员，现在党和红军处在困难时刻，党需要你出来工作！”

贺炳炎被任弼时的话语深深打动了，他上前握住任弼时的手，说：“哪有组织道歉的道理，有政委你的一席话，我贺炳炎党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

贺炳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倔脾气。当你错整了他，他心里有气，有气就要发出来，他才不管你是谁呢！但是一旦你给他讲清楚，一旦党需要他站出来，他会把个人的冤屈统统抛到一边，坚决、勇敢地完成党的任务，就是掉脑袋他都干。

接到命令，贺炳炎二话没说直奔火线，代表总指挥向余秋里传达提升他为团政治委员的命令。接着与余秋里一起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整顿部队，并于翌日清晨，根据敌情变化，在来凤地区巧布奇兵，一举伏敌1个营。随之，又率部突入敌阵，斩头掐尾，直插中央，最后用刺刀将敌全歼。

忠堡战斗结束后，红2、红6军团迅速南下，包围了敌占区龙山县城，围困其40多天。这时贺龙获悉，敌85师正由北向南朝板栗园方向开来，企图解龙山之围。总部决定消灭这股敌人。8月3日，红军连夜奔袭到板栗园埋伏。贺炳炎率18团在南口东侧山上筑起工事。

贺龙来到18团所在的阵地，幽默地对贺炳炎说：“贺炳炎，今天要你做个瓶塞子，就塞住这个瓶口。”贺龙用鞭梢指向两条山脉之间的那条大路要冲，告诉贺炳炎：“敌人一进来，我军前后一堵，来它个关门打狗。”贺龙边说边用两只手做了个关门的动作。

上午11时，敌人果然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敌师长谢彬坐着滑竿，几十个枪兵前呼后拥跟着好不威风。眼看敌人全部进了包围圈，贺炳炎将举起好半天的手臂狠狠往下一砍，司号员的号声立即震撼整个山谷。

贺炳炎又令通信员向各营挥起旗语。霎时间，山摇动动，烟尘蔽日。

战斗中，红4师师长受伤，指挥部令贺炳炎接替指挥4师，要求不惜代价消灭敌人。贺炳炎挺身而出，指挥部队冲入敌阵，展开短兵相接，最终将敌85师全部歼灭，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红军返回湘西，又在芭蕉索击溃敌10个团，从而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围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在贺龙的指挥下，从桑植县刘家坪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贺炳炎任红5师师长。部队沿雪峰山西侧，经花园市直奔云南瓦屋塘，拟由此翻山越岭进入贵州。担任前卫的贺炳炎红5师第15团在翻越瓦屋塘的东山时，遭遇敌人的阻击，双方激战，乱弹如雨。为了彻底消灭敌人，保障红军主力通过，贺炳炎命令机枪掩护，提枪高喊：“同志们，跟我来！”指战员见师长冲锋在前，全都跃出简易战壕，与敌人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战斗。

不幸得是，战斗中贺炳炎又一次负伤。在此之前他已经五次负伤了。过去五次负伤，每次都是简单包扎一下就像没事一样，这次他的右臂被炸成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开始，贺炳炎还神志清醒，踉踉跄跄，挣扎着想去包扎，不料没走几步便一头栽倒在地，昏厥过去。

王军医跑过去帮他止血。结果，急救包打开一个又一个，绷带缠了一条又一条，可血还是止不住。无奈，他大喊：“快，担架！”

“不，我不能下去！”贺炳炎醒过来，想从担架上爬起来，但未等他坐起又晕了过去。

“快送卫生部，找贺彪部长！”王军医催促着。

贺龙随总部机关离开瓦屋塘，正向西疾进，听说贺炳炎身负重伤，急忙策马折回，来到瓦屋塘战地临时救护所。贺龙俯身担架旁，焦急而又轻声地问：“贺炳炎，你……”

这时，贺炳炎在贺彪部长的抢救下，伤口不再流血，人也渐渐地清醒了。看到贺总指挥，他强忍着剧痛硬挤出一丝微笑：“贺老总，没……什么关系，……挂了……点花，我的血好，不碍事……”

“很严重，右臂的骨头全打碎了。”贺彪背着贺炳炎悄悄地对贺龙说：“是汤姆子弹打的。”

“你看清楚了没有？”贺龙仍抱着一线希望问。

“弹头在右臂大骨处炸开的，只剩下几根筋连着。”

“能不能保守治疗？”

“不能，必须截肢！如果不立即截肢，还会有生命危险。”

“手术需要多少时间？”

“大概要3个小时。”

贺龙转身对通信员说：“传达我的命令，命令全体再坚持打3个小时，保证给贺师长做手术的时间。”

不巧的是，当时仅有的一点医疗器械已驮运转移了，一时半会儿运不回来。救护医生当即让人从老乡那里找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子，决定用它来锯掉贺炳炎受了重伤的右臂。

就要动手锯臂了，医务人员将药箱翻遍了，竟然也找不到半点麻醉药。

怎么办？大家正十分焦急时，有人提出用吗啡，并说多吃一些吗啡可以起麻醉作用。贺龙听后，问医生：“吃吗啡，有没有其他副作用？”

医生回答：“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可能对大脑有损伤，再一个很可能上瘾。”

贺龙自言自语道：“我还要贺炳炎给我冲锋呢，你们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这话被从昏迷中醒过来的贺炳炎听见了，他用左手将医生端上来的吗啡打翻在地，说：“吗啡，我不吃。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医生找来四名力大体魁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麻烦你们给我找块毛巾塞到我嘴里就行了。麻烦同志们把我绑在门板上。”

医生开始用木锯锯贺炳炎的胳膊，贺炳炎看到医生的手在轻轻地发抖，怎么也不敢使劲，贺炳炎鼓励说：“我自己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来吧！”

开始锯臂了，贺炳炎忍住剧痛，豆粒大的汗珠直往外涌。他用受伤的左手死命地抠着床边，熬过那艰难的一刻……手术终于做完了，前后共用了2个小时又16分钟。贺炳炎嘴里的毛巾被他咬得稀烂！

做完手术，贺炳炎含着眼泪问贺龙：“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贺龙紧紧地握住老部下的左手，用自己的袖子擦去贺炳炎脸上的汗水，用极其肯定的语气说：“怎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只要我贺龙在，就有你贺炳炎的仗打！”

贺龙用一块手巾包起了贺炳炎锯下的骨头，对旁边的战士们说：“这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将来革命成功了，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

手术后，贺炳炎仅仅在担架上躺了6天，就又勒马率部驰骋沙场了。

3．毛主席对参加七大的贺炳炎说：“你只有一只手，从今往后，敬礼

你就免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通电发出了抗日宣言。当时，贺炳炎因左臂内有一颗子弹头伤着神经未取出来，正在西安广仁医院治疗。闻讯后，不等伤病痊愈，执意离开医院奔赴前线。

贺炳炎担任了由红6师改编而成的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率部挺进到同蒲铁路北段的宁武、神池、朔县一带，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10月，贺炳炎和团政委廖汉生接受贺龙、关向应的指示，带716团直插敌后，首战雁门关。奉命后，贺炳炎率部进行三天的急行军，部队按时到达雁门关西南10多里的才窝村。部队赶到后，贺炳炎利用战斗间隙，立即组织工作队，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关于抗日的主张，并派出部队帮助老百姓秋收。

16日，根据群众送来的情报和我军的侦察，得知日寇从大同集结了300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准备运往忻口。贺炳炎随机决定在雁门关以南打伏击。他一面派人继续监视敌人行动，一面和廖政委一起对部队作战前动员。

为了打好对日作战的第一仗，贺炳炎团长和廖汉生政委请3营营长王祥发和11连政治指导员胡觉三讲述日军血洗宁武城的暴行：11连连部驻的那家8口被杀了7口，连不满3岁的小孩子也被刺刀戳死了，只剩下痛不欲生的老太太。

贺炳炎望着群情激昂的连队主官们：“怎么样，你们说打不打？”

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激昂的喊“打”声，各连连长纷纷代表本连争当突击队、敢死队。

廖汉生接过话头说：“是的，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打好对日作战的第一仗！要把敌人血洗宁武的罪行作为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材料，掀起复仇杀敌高潮！”

任务下达后，整个部队沸腾起来了，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为死难同胞报仇！打好对日作战第一仗！”的战斗口号喊得震天动地。

18日，鸡叫头遍时，部队沿着羊肠小道，静静地进入阵地。

此沟南低北高，沟底尽是山洪冲下的乱石头，汽车路顺沟由南向北而上，南端有一座小石桥。这是个打伏击的绝好地方。

上午10时，敌人的汽车队拖着滚滚烟尘像长蛇一般自北向南而来，渐渐地进入我军伏击圈。贺炳炎镇定自若，用左手架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整个敌军车约有百十辆之多，前面的几辆拉着伤兵、死尸和护卫的武装士兵，后面都是空车。

待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贺炳炎举起的左手使劲往下一砸，顿时，全团从山上朝着公路猛扑过去，步枪、机枪一直发出怒吼。敌人遭到这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惊恐万分，有的还没来得及跳下车就送了命。弹药车被打着了，火光冲天，爆炸声响成一片，更使战场平添激烈的气氛。敌人整顿了一下，端着枪企图反扑。未等敌人队形散开，我军英勇的指战员就冲了上去，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

在这次战斗中，贺炳炎的驳壳枪的子弹打完了，就随手捡起一支日军丢弃的长枪，用左手一个猛刺，刺死了一名欲逃的日本兵。随即，他又端枪朝远去的日军射击。

“叭！”子弹打偏了。逃跑的三个日军扭头一看，见打枪的竟是个独臂，以为六只手对付一个“一把手”还不是轻松？于是又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龇牙咧嘴朝他扑来。

日军想抓活的回去请功。贺炳炎“嘿”地大吼一声，紧握长枪依然前进，准备迎战。

“嗨！”一名跟随着贺炳炎的战士冲了过来，一个猛劲挑开了敌人的两把刺刀。老炊事班长舞动着鬼头大刀也赶过来助战。11连指导员胡觉三也带领战士冲了上来。三下五除二，三名日军命归黄泉。

战斗正在激烈之时，在黑石头沟北边担任警戒的分队报告，从广武方向又开来日军车队，也有百多辆车，满载着向忻口增援的弹药和士兵，急急驶进黑石头沟。日军现已跳车登山，顺着西边的山梁转到我军左侧，向在公路上出击的我军射击，天上也飞来4架敌机助战。对我构成极大威胁。

贺炳炎闻讯后，及时调整作战计划，立即把部队重新拉上山。在这个过程中，我军的伤亡骤然增大，贺炳炎的警卫员被敌人机枪打倒，负了重伤。贺炳炎的胸前也被一颗子弹横着穿过，把他的皮袄穿了两个洞。

贺炳炎看到伏击目的已经达到，战场形势急转直下，遂主动撤出战斗。

经过激战，歼灭日寇300余人，击毁敌汽车20多辆。黑石沟里黑烟滚滚，击毁的汽车从南北两头把路堵死了，日军南北两个车队300来辆车被阻在沟里，动弹不得。日军一直收拾到夜晚才撤走，临走时在黑石头沟竖了一块木牌子，写着“此地殉国67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

雁门关伏击战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战争既锻炼了部队，振奋了民族精神，又用敌人的武器装备了自己。贺炳炎因此获得了统一战线政府的通令嘉奖。海内外报纸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战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

毛主席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和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都列举了包括贺、廖支队对大同雁门关问敌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雁门关的两次夺回在内的诸多胜仗，说明“八路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雁门关伏击战，作为120师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一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

伏击战后，贺炳炎又带领七八十名八路军干部和1个骑兵排，尾随120师开赴冀中，扩编部队，组成师游击第3支队。随即与长征中失去右臂的余秋里政委率部开辟大清河畔根据地。两个“一把手”的部队，首战板家窝大获全胜，敲了日军一问棍；二战未占魁，给了土匪队伍一记响亮的耳光；三战柴恩波，平息了独立2支队的叛乱……

3支队频频出击，连战告捷，很快在大清河地区打开了局面。附近的一些民众自卫军自发参加抗日武装，纷纷投靠八路军要求改编。

但有一支队伍号称7000人，对改编一事出尔反尔。这支队伍就是由江东生司令带领的华北民众自卫军。为了使这支农民武装真正走上抗日道路，贺炳炎对余秋里政委说：“我去会一会江东生，他的人马多，要是改编成了，对抗日很有利。”

“不过，这个江东生自恃人多，价码要的很高，要当我们的司令员哩！”

“只要他江东生真心实意和我们合作打日本，3支队司令员的位置就让给他，我心甘情愿给他当副手。”

贺炳炎告别余秋里，在联络员刘宾陪同下，来到华北民众自卫军的驻地。

江东生听说威震冀中的八路军3支队贺司令员到来，赶忙整衣戴帽，出门迎接。不料，一见贺炳炎只握了个空袖筒，贺炳炎略带歉意地对江东生说：“江司令员，咱们只能握左手，失礼失礼！”

江东生面对贺炳炎，顿生傲慢之意，甚至连投奔八路军的初衷也要改变。江东生和贺炳炎，一个生得高大，一个长得矮小，一个两臂健全，一个只有左臂而且还疤伤累累。贺炳炎看出了江东生瞧不起他这个其貌不扬的独臂人。

贺炳炎没有生气，也不着急，只是微笑地先用目光示意刘宾沉住气，然后悠闲地喝着茶，随心所欲地谈天说地。热情的态度，幽默的语言，一下子把江东生的心给抓住了。江东生的各路精英，也连连点头称是；江东生本人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满脸的傲气渐渐地退去……

午宴，江东生拿出陈年老酒，大摆酒席，以显示独占一方的气魄。正当江东生与贺炳炎喝交杯酒时，江部一个侦察员匆匆跑进屋报告：“有日本鬼子一个中队朝我们开来！”

江东生和他的部下一个个惊得脸上没了血色，江东生手中的酒都洒了几滴在身上。江东生一看，如此局面实在有失民众自卫军的尊严，连连叫喊了几声：“慌什么？！慌什么？！”贺炳炎接过话头：“对，大家不要慌，有江司令在，我们不要慌。现在请大家看一看我和江司令喝交杯酒。”

喝完了交杯酒，贺炳炎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神情自若地说：“江司令，鬼子只有一个中队，大不了100多人，您手下不是好几千人吗？”

“对，对，我有7000人……就是从来没有和鬼子交过手。”

贺炳炎诚恳地劝说：“江司令，这一仗不妨打打看，我们比敌人多几十倍，鬼子纵然长着三头六臂，也抵不住我们十个、几十个去打他一个嘛！再说，鬼子也并不是什么刀枪不入的怪人。鬼子送上门来，恰好给我们今天的宴席添了一道稀罕菜，你还能驳了小鬼子的面子？”

江东生见八路军的独臂司令员又沉着又有见地，便顺水推舟地说：“贺司令，听说你打小日本有绝招，今天我江某人倒想见识见识。我看贺司令是个痛快人，这仗不妨交给你指挥咋样？”

“哪里，凭江司令的本事，这百十号小日本哪在话下。还是江司令指挥吧！”

“贺司令，今天如照顾不周，请多包涵。与小日本作战，本人从未有过，经验不足，还是请贺司令出面吧，就当帮我一把。”

“江司令既然这样说了，那也好，就让我再试一回。”贺炳炎认为这是个用实际行动做联合、收编工作的好机会，于是便满口应承。

站在一旁的联络员刘宾向贺炳炎、江东生二人要求说：“这么个小战斗，用不着贺司令员来指挥，江司令如果信得过我的话，你们各位尽管喝酒、吃饭，只要给我1000人马，保证把小日本打得稀里哗啦！”

江东生望了望贺炳炎，贺炳炎略作停顿问：“江司令，你意如何？”

江东生感激地说：“你贺司令定。”

贺炳炎端起酒杯提议：“江司令，我们共同为刘宾出战敬一杯壮行酒吧！”

刘宾从自卫军中挑选了1500人马，埋伏在日军的必经之路，并亲自指挥自卫军战士架好大炮。

日军趾高气扬地大踏步前进，5里、3里、1里，“好！”刘宾亲自操炮，“轰”地一发炮弹落入敌群，接着又连着放了4炮，炮炮在敌群中开花。同时，刘宾命令江东生部下，将为今天庆祝贺司令前来的鞭炮放在空油桶里点着……日军遭到远距离炮弹的袭击，以为碰上了八路军大部队，便赶忙拖着10多具尸体逃回了据点。

自卫军大获全胜，凯旋而至。此时，贺炳炎和江东生的酒桌依然热气腾腾。江东生连连招呼：“让伙房再上几个热菜，我要和这位刘老弟喝上几杯。”

江东生琢磨，一个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刘宾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将日军赶回据点，可想而知贺炳炎的威力该有多大。他当即要求收编。

1944年，贺炳炎受命由抗日前线到延安军事学院学习。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贺炳炎光荣地参加了大会。休息时，毛泽东主席笑盈盈地朝他走来，贺炳炎激动地站了起来，挺了挺胸脯，举着左手，向毛主席敬了个庄严的军礼。

毛主席连忙用右手握住他的左手，亲切地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军嘛！不用这样敬礼。从今往后免掉你这份礼吧！”

“主席，你不要我当兵了吗？我还有一只手，能够冲杀！”

毛主席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又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严肃而又肯定地说：“要，怎么能不要呢？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育出这样独特的人才！好好学习，等革命胜利了，你还要用一只手建设新中国呐！”

“可我是个穷矿工的儿子，从小放牛打铁，什么也不懂啊！”

毛主席很满意他的朴实谦逊，热情地鼓励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牛呀。咱们都是在牛背上长大的，看来有共同语言。不要说自己什么都不懂，你现在指挥打仗，日军都怕‘一把手’到来，这就是才能，你就算得上是人才，军事人才嘛！至于有不懂的事情，可以学嘛！你要好好利用这次学习机会，多学多记多问。相信你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相信你一定会学得好！”

“是，我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贺炳炎起立，两脚跟用力“啪”地一靠，又用左手敬了个军礼。

4．贺炳炎和彭德怀总指挥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一急之下，贺炳炎把电

话给摔了

1946年11月，贺炳炎率晋绥军区第5旅等部，向晋北阎锡山部龟缩的同蒲沿线的几座县城，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坚战。这时，贺炳炎所在部队不仅缺乏攻坚经验，而且装备很差，没有重型武器。

贺炳炎深深懂得，攻城与平原或野外作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拿过去的作战经验对付守城之敌，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他组织部队集思广益，反复研究、试验，终于选择了“爆破”攻坚法，并在实战中不断加工改进，继而发扬推广。

摆在贺炳炎面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攻城最大困难是敌人居高临下，战士攻城需要用攀城的梯子，但那样伤亡太大。迫击炮够得着，但威力太小。炸药包威力大，但城高又够不着。如果有一个抛投器就好了。一段时间里，贺炳炎满脑子都装着这个问题。

有一次，贺炳炎路过迫击炮排训练场。面对迫击炮，贺炳炎突发奇想，何不用迫击炮弹来投递炸药包呢？贺炳炎说出这一想法，但该排长却推翻了他的想法，原来如果将炸药包放在迫击炮口，当迫击炮弹发射时会引起炸药包爆炸，后果不堪设想。贺炳炎抓了抓头皮说：“对，对，不过我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让迫击炮弹长个翅膀带着炸药包飞到敌人窝里？”

贺炳炎坐在小马扎子上，让从国民党部队投诚的战士小张当着他的面，将迫击炮拆散了并讲解其构造及原理。小张既兴奋又紧张，用了整整一个上午，将迫击炮里里外外讲得明明白白。

贺炳炎突然提出：“小张，迫击炮引信是靠撞击炮筒底部的顶针，我们要是把迫击炮弹装上个长长的身子，让它头探出炮筒口外，然后把炸药包绑在炮弹头外侧，这样炮弹不就能把炸药包带飞了吗！”

小张一拍脑袋：“对对，还是贺长官高明！”

于是，迫击炮弹一改“短小精悍”，而成为瘦俏的“高大个”。整个炮弹的身子与炮筒等高，炮弹头露在炮口外面。炮弹外面裹着炸药包。如此一来，迫击炮弹的作用远远超过过去的威力。

时间一长，贺炳炎发现当目标很近时，迫击炮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如果既能平射又能高射该多好！当贺炳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炮兵排后，战士们七嘴八舌，纷纷说好是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即迫击炮炮弹主要是将炮弹从炮口滑入炮商与底部击针相撞才引起点火，如果平射就没有撞击力，没法点火。贺炳炎提出能否将击针改为像手枪那样，用扣动扳机的办法。贺炳炎一席话，使战士们茅塞顿开，随即开始试验，不长时间便成功了，当需要平射时可采取拉动击发，当高射时又可撞击。

这一变，改变了迫击炮的整个作战功能，从而载入军事教程。直到今天，迫击炮仍能发挥一炮多用的作用。

除此之外，贺炳炎还领导部队制作了“爆炸杆”、“爆破桶”。“坑道爆破绳”等等，形成了门类齐全、作用广泛的“爆破运动”，数月内连克朔县、宁武、崞县诸城，并对以后的蟠龙、清涧等地攻坚都起了很大作用，以至成为后来西北战场攻坚作战中的有力武器。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白白输掉65个旅之后，仍然野心不死，于是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分别实施所谓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在高级军官作战部署会议上说：“这叫哑铃战术，哑铃一头砸向陕甘宁，捣毁共匪的老窝，活捉老毛；另一头砸向山东。哑铃杆就是整个陇海线。两头并进，用拉网式的办法将共军赶向华北地区，最后包它个饺子！”蒋介石边说边用手比划着，尖尖的脑门上浸出密密的一层汗珠，他为他形象的比喻而沾沾自喜。

在陕甘宁边区，蒋介石调集了胡宗南、马步芳部队23万多人，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3月19日下午，蒋军占领了空城延安。胡宗南十分骄狂，大肆宣扬他所捏造的“俘虏敌5万众，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所谓“辉煌战果”。21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宗南，说：“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以二等大缓云麾勋章。蒋军被虚假的“大捷”冲昏了头脑，四处蠢动蛮进，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背上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包袱，而西北野战军则兵力更加集中，提高了机动作战的能力，取得了战场主动权。为了选择有利地形，制造与捕捉战机，把全局的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集中兵力歼敌有生力量，打击敌军的疯狂气焰，彭总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指示，把延安东北地区选作初期作战的战场，准备在这一地区连续打几个胜仗，以煞煞胡宗南的威风，同时增强全国人民的信心。

于是，我军在运动中于3月底、4月中旬分别发起了青化砭、羊马河战役，胡宗南两战皆败。

5月4日黄昏，蟠龙再传大捷的喜讯。胡宗南存放在蟠龙补给基地的1.2万袋面粉、4万套军装、上百万发子弹、千余匹骡马以及药品、望远镜等大量战略物资全部补充了我军。

在缴获的骡马中，有一头骡子原是贺炳炎的坐骑，是被敌人抢去的。那还是在战前，当时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独立5旅旅长的贺炳炎调任第1纵队副司令员。贺炳炎从蟠龙东面的野司到西边的1纵走马上任，要从敌我之间穿过。野司首长派了一个排护送贺炳炎，但被他婉言谢绝。贺炳炎的胆子实在太大，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头大骡子、一匹马就上路了。

走到中途时，迎面撞上了敌人的保安队。敌保安队见贺炳炎披着大斗篷，骑着大骡子，身后还跟着护兵，以为是他们国民党正规军的大官，没敢动他。

贺炳炎开始也把对方误认为是自己人，亲切地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仔细一看，不对！他忙跳下骡子，带着警卫员顺着山沟跑回去了。

保安队醒悟过来，追了一段没追上，只好把贺炳炎扔下的骡子牵走了。

到了8月，贺炳炎和廖汉生率领1纵又去打榆林。

榆林城位于晋陕绥边界地区，濒临长城和沙漠，是敌人在我边区北面的战略要地，由邓宝珊部第22军和胡宗南部第28旅及保安队共1.5万人把守。

从8月6日起，西北野战军集中1纵、2纵、3纵和教导旅。新4旅及警备第4、第6团扫清了外围，包围了榆林城。10日到11日，连续两天爆破登城但都未能成功。

榆林被围后，蒋介石急得直飞延安督令胡宗南主力北上救援，敌36师沿长城外侧的沙漠地带避开我军阻援部队，快速插到榆林。贺炳炎和廖汉生一见榆林一时半刻难以攻下，且调动敌主力北上之目的已经达到，遂请示后撤下来转至榆林与佳县之间等待时机。

此时，贺龙、习仲勋正率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后方机关向黄河东岸的晋绥边区转移，胡宗南急令四军军长刘戡率5个旅北上、36师南下，夹击我军于黄河与无定河之间的狭小地区。

敌36师师长钟松驰援榆林有功，得意忘形，马不停蹄地紧追我军身后，声称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野司决定抓住孤军冒进的敌36师狠狠地揍它一顿。这时党中央也恰好从靖边县小河村转到这一地区，与野战军主力会合。

战前，野司召开各纵各旅干部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也来参加。自从撤出延安后，贺炳炎和许多野司干部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今天见到领袖，激动之情不言而喻。毛主席握着贺炳炎的手说：“眼前陕北的处境，就像我们湖南人常说的‘过山坳’，快爬到山坳坳上了，千万不能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地爬上去，往后的道就好走了。”贺炳炎左手握住毛主席的手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不松劲，坚决爬上山坳去！”

8月18日，贺炳炎率部和兄弟部队对路经沙家店向东运动的敌36师发动突然攻击，敌军匆忙收缩。但老天仿佛有意发难，突降暴雨，战斗只好中止。

20日，贺炳炎率1纵和2纵在沙家店向敌36师师部及165旅发起攻击，3纵和绥德分区4团、6团阻击前来增援的刘戡部。

战斗中，贺炳炎向全纵队宣读了彭总发出的动员令：“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继续你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36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的完成战斗任务！”

动员令一宣读，部队顿时士气倍增，随即向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按照彭总的命令，我军在黄昏前全部攻占了敌军阵地，敌师长钟松和165旅旅长李日基等少数残敌趁天黑下雨化装逃跑。胡宗南最精锐的三大主力之一整编36师就这样一战就被歼灭了。

沙家店大捷是西北战场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我军从此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10月正日，贺炳炎率1纵攻占清涧南面的三十里铺。10月4日，1纵和3纵包围了清涧。

清涧是咸榆大道上的要冲，驻守着敌整编第76师师部、第24旅旅部和一个多团的兵力。

10月6日，1纵、3纵分别从西面和东面向清涧进攻。经过三个夜晚的连续突击，贝纵相继攻克城西高地的大部分阵地，只剩下耙子山主阵地。

耙子山是清涧城的天然屏障，又是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南北长约百余米。守敌将数丈高的天然陡壁加以人工切削，形成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构成我军夺取清涧的最大障碍。9日晚，贺炳炎指挥以搭人梯、挖踏孔的办法登上山的南端，以土工作业一点点迫近敌碉堡和小庙，而后发起强攻。但因地形受限、火力不足，攻了几次都未能成功，部队伤亡较大，指战员们都非常着急。

从我军攻击一开始，清涧城里的廖昂就频频向胡宗南呼救。敌29军军长刘戡率5个半旅从延安来援，已接近清涧，与教导旅、新4旅等阻击部队展开激战。耙子山攻不下来必然影响整个战役进程。

这时，贺炳炎接到野司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彭总焦急地对贺炳炎喊道：“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把耙子山给我拿下来！”

贺炳炎正在为部队伤亡太大、进攻受阻而大伤脑筋，一听彭总的话他也喊了起来：“部队伤亡太大，有困难！”

贺炳炎和彭总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一急之下，贺炳炎把话筒给摔了。

彭总放下电话坐不住了，心想敢跟我彭德怀摔话筒的贺炳炎是第一个。他知道贺炳炎从来都是不打一点折扣的人，今天竟然跟他顶了起来，这说明进攻困难确实太大。于是，彭总带着野司副参谋长王政柱直接到了贺炳炎的指挥所，指示部队调整部署，重新组织攻击。

10日上午，部队终于拿下了耙子山敌军主阵地。

战后，彭总带着旅长们察看敌军防御工事又一次来到耗子山前，他感慨地对贺炳炎说：“像这样坚固的工事，像我们这样的装备，要不是革命的军队，任何队伍都是拿不下来的。我在电话中有些话……”

贺炳炎抢过话头：“彭老总，摔电话是我的错，我要向野战军总部写检讨。”

彭德怀连连摆手说：“贺炳炎，免了，免了……”

1948年初春，西北野战军经过了为期两个月的以诉苦、三查、练兵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军，全军上下面貌焕然一新，斗志昂扬，准备开始外线的进攻作战。

春节前，贺炳炎和廖汉生带着全纵指战员的求战决心，快马加鞭赶到米脂县的野司驻地，参加野司召开的作战会议。

会上，围绕“打出去”的具体方向，大家畅所欲言，纷纷发表意见，归纳起来有三种建议：

一是北上三打榆林邓宝珊。这样可以出一出两打榆林受挫的窝囊气，拔掉边区北方这颗孤立、顽固的钉子。但榆林城坚固难攻，短时间难以拿下，得手后又因地处沙漠难以有所发展；

二是西进陇东、三边打马。这样可以利用胡、马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但路远后方补给跟不上，以我步兵去对付骑兵困难甚大，且对胡宗南主力没有消耗；

三是收复延安。这样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但敌重兵固守，我伤亡将会很大。

作战会上，彭总引导大家分析了上述三种方案的不足：这些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打出去”，只是在边沿上打转转，达不到野战军将要南下陕中，进军黄龙山区，配合中原的陈赓兵团打击胡宗南的主力之目的。

贺炳炎请求发言，彭老总说：“好，贺炳炎你来谈谈。”

贺炳炎清了清嗓子，说：“我认为，‘打出去’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待‘出去’，我以为第一步是发动宜川战役，‘围城打援’，以一部兵力包围宜川城诱使刘戡率部增援，我军以主力设伏，歼敌于运动之中。”

张宗逊问道：“贺炳炎，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能保证刘戡会率部增援？”

刘戡是胡宗南的整编第29军军长，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主力之一。在陕北作战中，他连连吃败仗，胆小怯阵，受到胡宗南的训斥。现驻守在延安、洛川、宜君、黄陵、宜川等地。

彭总胸有成竹地说：“这个问题，我来解答。我认为贺炳炎的建议非常有价值，值得大家思考。至于刘戡会不会增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刘戡没有多少行动自由，他的命运主要是操在胡宗南的手里。上次增援榆林，刘戡已经因畏缩不前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胡宗南给他记着一笔账呢！只要我军把宜川打得紧紧的，胡宗南就会下死命令叫刘戡增援，他就不敢不来，一定会乖乖钻进我军布下的圈套。”

野司作战会议决定：春节一过，西北野战军即挥师南下，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

2月22日至24日，第3、第6纵完成了对宜川守敌整编第24旅的包围。

宜川被围后，胡宗南即令刘戡率整编第对师、第90师4个旅8个团的兵力沿洛川至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刘戡开始以种种理由迟迟不见行动。

围城部队见刘戡没有什么动静，加大了向宜川外围的攻击力度，拿下了太子山、外七郎山等要点，拔掉了宜川城的西北屏障，急得敌旅长张汉初在报话机里向刘戡哭着求救。

胡宗南亲自拿起电话对刘戡下命令：“刘军长，再背一个处分事小，不执行命令你的脑壳能不能保得住，那可不是我胡某人说了算的！”

刘戡很不情愿地率部乖乖进入瓦子街以东地区，力图当天赶到宜川。

彭总闻讯后，命令3纵、6纵各1个旅继续围城，另2个旅自东向西阻敌援军，令贺炳炎率1纵断敌后路并自西向东攻击，4纵和2纵分别从北面、南面夹击。

也许是老天有意增加战争的难度，28日下午天气突变，开始是霏霏细雨，后来是雨雪交加，入夜则是鹅毛大雪漫天飞舞。

贺炳炎和廖汉生率1纵独1旅为先头，尾追敌后，沿公路自西向东，向瓦子街方向突进。

29日拂晓6时，担任前卫的独1旅3团全歼敌90师搜索连，攻占瓦子街，并迅速向南北两山攻击，切断了敌军退路，死死扎住了“袋口”。

贺炳炎得知从河东赶来参战的2纵因距离较远，加上雪路难行，尚未占领瓦子街南面高地，而敌主力正在向该地集结，如不迅速占领南面的高地，整个扎“袋口”就会前功尽弃。

贺炳炎司令员和廖汉生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即改变原定全纵全部在公路以北作战的部署，以公路为界独亚旅在北山、358旅在南山，由西向东全力攻击。

贺炳炎同时命令358旅派1个团接替独1旅1团3营向瓦子街东南方攻击，堵住敌军南逃去路。358旅旅长黄新廷提出：该旅3个团，已有1个团向洛川警戒敌后续部队，1个团留作纵队的预备队，再拿1个团出去，手里就没兵了。

贺炳炎听了黄旅长解释后说：“为了全局的利益，1纵不要预备队了。出了问题我贺炳炎负责。”

黄新廷旅长和政委余秋里对着话筒：“我们坚决服从命令，请司令员和政委放心，那怕358旅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黄新廷旅长和余秋里政委商量后，决定派714团及715团1个营执行这个任务。

714团在任世鸿团长率领下连续夺取了南山数个阵地，堵住了敌军的南逃去路。该团夺下的阵地恰好是敌29军和90师指挥部所在地，是敌突围的主要突破口。因而敌军不惜血本，向714团占领的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锋。

战斗异常惨烈，团长任世鸿、参谋长武治安壮烈牺牲，政委徐文礼、副团长薛常义身负重伤。

2营6连140多人打得只剩下十来个人仍在顽强战斗，像一块啃不动、砸不烂的硬骨头牢牢地守在阵地上。此次战斗中，涌现出刘四虎、尹玉芬、李恩龙、高家凯等15位战斗英雄，还荣获“英勇善战，杀敌先锋”等奖旗和“战斗模范连”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6连保持战争年代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硬骨头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剿匪反霸、抗美援朝、战备训练、抢险救灾、施工生产等任务。1962年，开赴东南沿海地区执行紧急战备任务，以“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而闻名。1964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该连“硬骨头六连”称号。1984年1月22日，中央军委赠予该连“发扬硬骨头精神，开创连队建设新局面”的锦旗。1985年6月6日，因该连在老山对越防御作战中战绩突出，又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硬六连”的称号。

6连2班班长刘四虎是诉苦三查中涌现出来的子弟兵典型，在这次战斗中表现极为勇猛。刘四虎率领全班攻占国民党军占据的第一座山头，迅即向第二座山头突击，战至只剩下他一人，又只身冲入国民党军阵地拼杀，连续刺倒7人。当被10余名国民党军包围时，毫不畏惧，继续拼刺，身体受伤11处，仍坚持战斗，最后昏到在堑壕里，后被增援的同志救出。刘四虎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和廖汉生亲自赶赴战地医院看望刘四虎等战斗英雄。贺炳炎握住刘四虎的手风趣地说：“你的名字起得好，你一人能顶上四只老虎。”随后，贺炳炎和廖汉生指示政治部门整理刘四虎等英雄的事迹材料上报野司，请求授予荣誉称号。随后，西北野战军迅速开展了“学习刘四虎杀敌立功运动”。1948年3月和1949年1月，西北野战军先后授予刘四虎“特等战斗英雄”、“拼刺英雄”、“爱民模范”、“英雄旗帜”等称号。1950年9月，刘四虎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

29日下午，第2纵队赶到瓦子街南面投入战斗。北面，独豆旅也与左翼第4纵队沟通了联系。我军各部队密切协同，把敌军压在瓦子街以东的山沟里。

入夜，北风呼啸，大雪下了一夜未停片刻。战士们相互簇拥着，露宿在山上梢林中，准备最后的进攻。

贺炳炎和廖汉生政委围在小马灯旁，对着地图仔细推敲着每一个战斗细节。

次日拂晓，雪住天晴。贺炳炎笑着对廖汉生政委说，看来老天有眼，天助我也！

战斗打响后，贺炳炎指挥1纵沿瓦子街公路和南北两山自西向东攻击。2纵由南向北，4纵由北向南，6纵、3纵各一部由东向西，全方位向敌发起猛攻。到下午5时，瓦子街战斗胜利结束，援敌全部被歼。敌”军军长刘戡在绝望中用手榴弹自毙。敌90师师长严明在逃跑中被我军击毙。敌27师师长王应尊混在俘虏中趁机跑掉了。两年后，王应尊在四川德阳县与裴昌会等一同起义，回到人民的一边。全国解放后，王应尊在北京与贺炳炎偶然相遇，谈起瓦子街战役，王应尊面露愧色地对贺炳炎说：“那时我不应该跑，早该回到人民一边。”

瓦子街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决定围洛打援，以巩固和扩大宜川和瓦子街战役的战果。但增援洛川的敌裴昌会兵团害怕重蹈刘戡全军覆没的覆辙，磨磨蹭蹭，一天只不过走四五里地，后来干脆按兵不动了。

4月14日，彭总在马栏镇野司驻地召集各纵各旅干部开会，决定在攻洛一时拿下、打援又不成、粮食困难的情况下，直捣胡宗南战略大后方，出击西府地区，攻敌要害宝鸡，调退延安、洛川守敌，巩固我后方和黄龙新区，建立麟游山根据地。

会后贺炳炎和廖汉生率1纵直插宝鸡。

宝鸡是胡宗南的后方补给基地，由整编第76师师长徐保率师部及工兵营、特务营、144旅新编40团以及保安21团共2000余人防守。徐保原是28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打榆林时他率部保榆有功得到胡宗南的封官奖赏，当时恰好76师师长廖昂在清涧被俘，于是徐保升任76师师长。此次西北野战军打宝鸡，徐保想再露一手。

胡宗南为了保住后方补给基地，一面严令徐保严防死守宝鸡，一面催促裴昌会兵团和青海军阀马步芳第82师从东西两路增援，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于渭河与千阳河之间的狭小地域。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1纵与2纵攻打宝鸡，6纵、4纵进行机动防御。当1纵与2纵完成攻打宝鸡部署后，敌情突然发生变化，胡、马两路援军一改过去迟疑不前的习惯做法，快速地向宝鸡逼进，并与我阻援部队展开激烈战斗。

4月25日晚，彭总给贺炳炎和廖汉生政委打来电话：“你们看还打不打宝鸡？”

廖汉生政委报告：“先头部队358旅下午就出发了，已经渡过了千阳河，到达攻击位置，为什么不打呢？我和贺炳炎的意见是打，坚决地打！”

彭总略为停顿了一下：“好，你们就打吧，但要注意伤亡不要太大，如果困难太大，可适时撤退。”

26日天麻麻亮，贺炳炎指挥1纵从西北两面协同东面2纵向宝鸡发起了攻击。独1旅以2团为先头从西门突入城内，358旅以716团为先头攻占飞机场后从北山冲进市区。午饭后，参加战斗的西北野战军占领城内大部，并向徐保的最后据点发动猛攻。

徐保非常狡猾，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火车站内的铁甲列车上。尽管大势已去，但他仍然凭着坚甲利炮进行最后的抵抗。经过一番激战，徐保最终毙命。

徐保毙命的消息传到西安，有人联想到20多天前刘戡在瓦子街的归宿，便写了一副对联：

刘戡戡内乱内乱未戡身先死，

徐保保宝鸡宝鸡不保人已亡。

宝鸡失陷后，胡、马两路援军已相继突破阻援部队的拦阻，尤其是裴昌会率领的约10个旅已经逼近凤翔，使宝鸡城内的西“北野战军背水背敌，处境十分危险。27日晚，彭总命令贺炳炎迅速收拢部队，炸毁敌军事设施，连夜撤离宝鸡。

宝鸡不愧是胡宗南的后方大仓库，可以说应有尽有。1纵缴获了整窑洞、整车皮、整仓库的武器装备及粮食、布匹，收缴的物资可以说是堆积如山。

望着如此众多的物资，看看撤退时间一分一秒到来，贺炳炎和廖汉生心急如焚。贺炳炎命令打开粮仓布库，向饥寒交迫的百姓发放成袋的面粉、成捆的布匹，能扛的就扛，能拖的就拖。

全纵队的骡马都以最大驮载量满载着枪炮、弹药。贺炳炎司令员向部队下了一道特殊命令：“全纵每人背上一捆卡叽布和一发炮弹。”有了这些布，不但可以解决1纵的夏衣，就连当年的冬衣也都有了。炮弹就更不用说了，我军炮本来就少，炮弹就更少。望着这些物资和弹药，战士们笑着说：“过年也没有这么热闹。”

实在搬不动的弹药，只好将军火仓库、兵工厂一起炸掉。随着一声声巨响，胡宗南的补给基地化为一片废墟。

贺炳炎率部于4月28日全部安全撤出宝鸡。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1月15日的命令，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其原所属各纵队依次改编为第1、第2、第3、第4、第6、第7军。第1军军长由贺炳炎担任。

1949年7月6日，第1野战军在陕西咸阳城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研究向大西北进军的计划。

中央军委确定第1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于年底前占领甘、宁、青，而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占领新疆，解放陕、甘、宁、青、新五省；另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西南，协同第2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

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根据军委部署和指示，确定了在西北地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发动了扶眉战役。

7月11日，扶眉战役开始。贺炳炎率第1军协同第2军围歼周至与眉县之间的敌24师及61师一部。

战斗中，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各自乘坐一辆不久前缴获的吉普车，好不威风。他俩超越仍在肃清残敌的部队，一直向西赶到横曲镇。

这是贺炳炎和廖汉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调度部队。这车是前一段时间从敌“青年军”缴获的，当时共缴获3辆吉普车，但无人会开，只好用牛车拖了回来。路上有一辆翻到山沟里报废了，只剩下两辆，军长、政委各一辆。贺炳炎命令战士到俘虏中找司机，可有人担心俘虏兵不牢靠，弄不好会把首长给摔死。

贺炳炎笑笑说：“俘虏兵会开车，政治上也许不是那么牢靠，可能会把我和廖政委摔死；但是我们总不能用老牛拉着小车去打仗吧，那样更容易像上次那样翻到山沟里去。要相信俘虏兵。”

战士们很快从俘虏兵中找出了两个原车的司机。

此次，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由于乘车，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抓住先头1师3团，直接命令该团及2师4团、6团3营立即不停顿地向眉县大踏步前进，命令3师插向眉县以西。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命令战士们到渭河里洗个痛痛快快。一时间，渭河里欢声笑语，战士们一边擦洗身上的污垢，一边打捞敌人丢弃的枪炮。

7月16日，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参加了野司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而集中歼灭青。宁二马的指示，野司决定乘胜“阻敌打马”。

贺军长和廖政委率第1军为兵团先头，从宝鸡沿西安至兰州大道向甘肃攻击前进，准备歼灭驻守陇肥的青马骑兵第14旅，但敌闻风而逃，退守固关镇。第1军于7月25日解放陇县，继续向团关追击前进。

7月28日，第1军第回师和军属炮兵向固关发起进攻，先夺占了四周高地，而后向镇内攻击。在甘肃境内马鹿镇的敌骑8师前来增援，野司即令1师暂停攻击，待敌骑8师被迂回的第7军包围后再一举全歼。贺炳炎接到命令后，分析当前形势，估计骑8师到来的时间，遂下令1师继续攻击。贺炳炎对心有顾虑的廖政委说：“现在继续冲锋，可在一两小时内解决战斗，如果延缓，则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那时我伤亡必将增加。将在外嘛……请廖政委放心，出了问题我贺炳炎负责！”

战后，彭总对贺炳炎没有执行命令，既没有批评也没表扬，就像没有发生过此事一样。

果然如贺炳炎所预料的那样，守敌迅速崩溃，纷纷脱离阵地，向西逃往甘肃。1师跟踪追击，加上7军迂回部队将逃敌拦截，前后夹击，将敌骑14旅一举歼灭。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的当天，贺炳炎率第1军挺进青海。

9月5日，第1军前锋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西宁。西宁由此得到解放，西宁人民获得新生。

西宁解放两天后，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率1军军部进驻西宁。

9月17日，青海省委成立。贺炳炎和廖汉生、余秋里等吕人组成省委领导班子。同时，贺炳炎兼任青海军区司令员。

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后，贺炳炎已是重病缠身，高血压、支气管哮喘、关节炎、肾脏病等缠住了贺炳炎。但贺炳炎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向伤残、疾病展开了另一场战斗。

1952年，贺炳炎调任四川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和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5年3月，贺炳炎担任中共成都部队委员会书记、成都部队司令员，同年9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同志在成都病逝，年仅47岁。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刚正将军——上将彭绍辉

刚正将军——上将彭绍辉

彭绍辉湖南湘潭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司令员，一野第7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彭绍辉奋力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国民革命军在招兵。他当时想，管

他什么兵，先当上再说

1927年的7月和8月间的湖南，天气连续多日的高温，大地像蒸笼一般烤人。可彭绍辉的心里却异常的冷。此时，年仅20岁的彭绍辉，怀念以前火红热烈、扬眉吐气的闹革命的日子，又为眼前的“4·12”、“7·15”后的农村革命前途而忧心忡忡。

彭绍辉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瓦子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十七八口人，仅有8亩水田和5块柴山。家里人多田少，主要依靠祖地主一些困地和打短工维持生活。除此外，父兄们还要经常外出打工，一年忙到头，仍然难以生存，只好将田山房屋典押给地主。兄长们当长工，嫂子们做帮工，读了两年多私塾的彭绍辉也只好放下心爱的课本为地主放牛。

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机，将眼睛都愁瞎了。彭绍辉16岁时，父亲因劳累加忧愁丢下一家人而去。

由于房子都典给了地主，一家人只好住在祠堂里苦熬日子。

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湘潭地区是毛泽东的家乡，农民运动远比一般地方来得更加猛烈。房屋墙壁上、树杆上、山坡上，到处都张贴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的标语。各地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和自卫军，建立了乡村革命政权。彭绍辉的四哥彭绍松当上了乡农协委员长，二哥当上了农民自卫军战士。两位哥哥，领导农民游行示威、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斗争地主。那些日子，人民群众个个兴高采烈，彭绍辉更是斗志昂扬。

可是好景不长，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接着的5月，湖南军阀何键、许克祥也在长沙等地发动了“马日事变”。一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刚刚还是艳阳天，转眼间就变得乌云密布。

湘潭韶山等地的党组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潭、湘、宁边区中路司令部，与白色恐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殊死斗争。彭绍辉也佩戴上了农民自卫军的红布黄字袖章，扛起了梭镖投入到了革命自卫军洪流中。

军阀许克祥的队伍镇压农民运动，湘潭、湘乡、宁乡等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将农民自卫军集中起来，共10万人，攻打长沙。由于敌强我弱，农民自卫军在银田寺被许克祥的部队打散，农民运动由此转入低潮。

“团防局”、“挨户团”四处清乡，枪杀农协会员。彭绍辉是农民自卫军，参加过打长沙，也被当成“暴徒分子”。他虽然没有被抓到，可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始终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而他对母亲说：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外边去闹革命，替穷苦人打下一片人人平等的新天地。

母亲看着面前这个最小的儿子，心里苦苦的。外边再好，也不如家里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九泉之下的孩子他爹交待。因此，母亲不赞成么儿子到外面去闯天下。

彭绍辉见母亲的工作不好做，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当农民协会委员长的四哥，四哥很支持他，说：“我们兄弟多，出去个把两个是可以的，如果你走了，母亲在家一切由我们负责。”

听了四哥的话，彭绍辉心里就有了底，从而下定了走的决心。

决定走的那天晚上，彭绍辉进了家门，看到母亲正在干活。望着母亲，彭绍辉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母亲，一生共生了11个孩子，4个活了下来，在7个男孩子当中，彭绍辉是最小的。父亲去世后，兄弟分家，妹妹出嫁，只有彭绍辉一人陪伴母亲。想到这些，彭绍辉又有些犹豫不定。走吧，真舍不得离开疼爱自己的母亲；不走吧，眼下又没有什么出路。

彭绍辉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希望天快一点黑下来，好作最后的决定。

终于捱到吃晚饭的时候。这一顿饭，彭绍辉吃得很慢，仿佛有意识品味母亲做的饭菜。彭绍辉想，此一去还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吃母亲做的饭菜了。因此，本来吃饭狼吞虎咽的彭绍辉今天却有意细嚼慢咽。的确，此一去，彭绍辉再也没有吃到母亲做的饭菜。1939年，彭绍辉的母亲念着喊着彭绍辉的乳名撒手而去。

也许是因为天黑，没有看到儿子不安的神情，也许是知道儿子近来心情不好，母亲只是不住地叫着他的乳名催促道：“满孩，多吃一些；满孩，多吃一些！”

吃完饭，彭绍辉坐在桌旁，默默地看着母亲。

母亲似乎发觉儿子有点异常，还以为儿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便说：“满孩，累了就早点歇着去吧。”

“哎！”彭绍辉答应着，缓缓地站起身子，走向自己睡觉的屋子。

不知过了多久，夜深了，母亲的屋里也没有了动静。彭绍辉咬咬牙，从床上下来，轻手轻脚走进母亲的屋子，悄悄打开柜子，摸出一套衣服和一把铜钱。母亲问：“满孩，你干啥子哟？”

彭绍辉没敢吭声，也没敢停留，急忙几步到了门外。

“满孩，你就忍心走了？”母亲已经猜出了么儿的心思，哭着说。

彭绍辉知道，如果再待一会儿，定下的决心就很可能被母亲的眼泪所动摇。于是他擦一把眼泪，猛一转身，迈开双脚，匆匆地离开了家门。

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彭绍辉，怀着找同乡毛泽东、为农民报仇的念头，忍痛离开了亲人和家乡，一路上怀揣农民自卫军的红袖章，独自步行到了湘潭县韶山等地。在白色恐怖下，找革命领导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彭绍辉从熟人口中打听到毛泽东在长沙一个学校教书，就匆匆赶去长沙。这时，汪清卫也叛变了革命，毛泽东转移到了武汉。毛泽东到底在哪里？一时间彭绍辉陷入痛苦之中。

当时，白色恐怖相当厉害，四处抓人。彭绍辉举目无亲，又累又饿，正在苦恼之际，他看见不远处竖着一面大旗，许多年轻人围在那里。彭绍辉奋力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国民革命军在招募新兵。彭绍辉想，管它是什么兵，先当上再说。这样既可以度过眼前的难关，又可以学点本事，将来有机会再去找毛泽东。就这样，他成了一名士兵。

彭绍辉当兵后，被编到国民革命军第35军1师1团3营12连。这个连每日三操两讲，长官们动不动就打骂士兵，还体罚训斥，日子很不好过。

不过，这个连从士兵到连长，差不多都是湖南湘乡人。彭绍辉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这些人多是在白色恐怖下逃出来的农民，有的过去还是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和农民自卫军成员呢。大家在一起有了共同语言，私下经常回忆农民运动高潮时期，地主老财威风扫地，贫苦人在毛泽东率领下欢天喜地的情景。不过，他们对自己原先的身分都是严格保密的，彼此之间也不问。

一天晚上，彭绍辉保存的农民自卫军红色袖标被班长发现了。这个班长平时对彭绍辉不错，看到袖标后就告诫他说：“小鬼，立即把它烧掉，上面发现了是要砍脑壳的！”彭绍辉很是感激这位小班长。

可彭绍辉心想：别看土豪劣绅现在这样猖狂，将来总有一天，毛泽东会领着穷人干起来，把他们统统打倒的。要是现在我把红袖标烧了，到时拿什么去见毛泽东呢！彭绍辉想了想，装着去烧的样子，到了门口又悄悄地将红袖标藏了起来。

不久，这支部队开到了湖南益阳、南县等地驻防。此时，彭绍辉成了上等兵，经常上街采买。这样，他接触的人和事就更多了。他不但发现了长官们瞄上欺下、克扣军饷的事，还时常听到和看到一些共产党员、农民协会负责人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和杀害。彭绍辉心情非常沉重，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这些革命者报仇。当时，军阀内部腐败，互相倾轧，贪污舞弊，欺压人民。彭绍辉原想为穷苦人报仇、杀土豪劣绅才来当兵的，现在却眼看他们屠杀共产党人和贫苦农民。因此心情十分沉痛，整天琢磨著有机会跳出这个火坑。

其实，彭绍辉所在的这个团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只不过彭绍辉不知道罢了。团长彭德怀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发动闹饷运动。在彭德怀的劝说下，师长周磐决定创办随营学校。该校由黄公略负责，从黄埔军校派来的黄纯一、贺国中等担任教官。他们对学员很关心，经常和学员讲广州农民讲习所、秋收起义和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彭绍辉被派到随营学校学习后，经常秘密听取学校负责人黄公略讲农民运动，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1928年6月，独立5师奉调去平江“剿共”，随营学校也移驻湖南省岳阳，这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是贺国中。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了平江起义，彭绍辉也和随营学校一起由贺国中等率领，于7月23日赶到平江，参加了起义行动，成了光荣的红军战士。同年冬天，在黄金洞由黄公略介绍，彭绍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江起义使敌人大为震惊，军阀陈光中、朱耀华等部蜂拥而至，以数倍的兵力猛烈围攻起义军，企图一举歼灭，将革命的火种扼杀在摇篮中。彭绍辉时任红5军7团一名班长，第一次参加了战斗。由于他沉着勇敢，组织指挥出色，很快被提升为分队长。起义部队在修水、铜鼓、万载一带，连日和敌人转战，伤亡很大。1929年初，红5军与当地工农游击队合编。此时，彭绍辉已任2纵队2大队6中队中队长了、他在大队长李实行的领导下，经常带人深入到偏僻山区，白天写标语、印传单，夜间到交通要道和重要场所张贴、散发，拂晓前返回宿营地。彭绍辉率队在平江、浏阳、万载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自卫军，发展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一次，2大队由长寿街到芦洞宿营时遭敌包围，拂晓时受到猛烈攻击。在紧急情况下，彭绍辉主动率队承担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他凭着对该区地理、人情熟悉，奋不顾身地抢占高地，将敌全部火力吸引过来。敌人以为彭绍辉的人马是红军主力，便将全部火力压在他们中队头上。这时，大队主力从另一个方向迅速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敌人对彭绍辉占据的高地进行了疯狂地轮番进攻。彭绍辉率领6中队顽强抵抗，敌人数次进攻都未得逞。在据险顽强抵抗中，彭绍辉的右胯骨中弹负伤，但他忍着剧烈的疼痛，顾不得包扎，继续组织对敌人进行有力的反击，保障了大队主力的安全转移。这时4中队已转到敌背后并占据有利地形，配合6中队对敌夹击。敌两面挨打，只得仓皇后撤。大队遂即命令6中队撤出战斗。

撤出战斗后，彭绍辉没有顾得上休息，又随队翻越了由芦洞到浏阳的30余里山路。因流血太多，到达宿营地时，彭绍辉已处于昏迷状态。当时没有医护人员，也没有药，战士们只能简单的用盐水消消毒就用绑带缠上了。此时敌情非常紧张，刚到营地，部队又要转移，彭绍辉伤势较重，组织上决定把他留下来就地养伤，将彭绍辉留在了浏阳五区赵家冲一位姓李的农协委员长家里，同时将通信员陈样留下照顾他。

赵家冲离古港区只有三四十里路，区公所有几十名“挨户团”的团丁驻防，经常出来活动，纸商也常来赵家冲买竹子。因此这里的环境十分危险，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群众白天将彭绍辉藏在后山草丛里，晚上再背回来。当时党组织派了可靠群众放了望哨，一旦发现“挨户团”搜山就鸣锣告警。

第6天晚上，一群“挨户团”团丁直奔赵家冲而来，乡亲们立即带上煮好的猪肉和鸡蛋，将彭绍辉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委托刘老汉照应。

刘老汉只身一人，对彭绍辉的照顾非常周到，从而使他的伤势恢复很快。

在刘老汉家住了一段时间，群众又将彭绍辉转移到西山脚下一位姓唐的老汉家中住下。彭绍辉离开刘家不到一袋烟工夫，刀多名团丁就闯进村子，到处搜查，狠狠地打了刘老汉一顿，非要他交出受伤的游击队长不可。刘老汉说几天前确有几个红军伤号从这里经过，但他们没敢留下。团丁搜了半天，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

一天深夜，放哨的农会会员报告，敌人又来了！接着就传来了急促的狗吠声。不巧的是通信员陈梓生了病——肚子痛得很厉害，浑身没有半点力气。唐老汉二话没说，把陈梓藏在床底下，背起彭绍辉就往后山奔，把他藏在一个很深的石洞里。不一会儿，就听到敌人在村子里砸门和喊叫声，彭绍辉很为陈梓和唐老汉担心，直到第二天早上唐老汉来送饭时，才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陈梓很安全。唐老汉告诉彭绍辉，要在石洞里藏好，不来接时，一定不能出来。

彭绍辉就这样天天藏在黑暗、阴凉、潮湿的石洞里。为了不暴露目标，有时连送饭、送水都很困难，只有趁天亮前或天黑后才能送来。浏阳五区党组织认为彭绍辉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因此趁一个夜晚将他转移到了比较偏僻安全的营和洞去养伤。在营和洞，彭绍辉一直住到伤愈归队。

一次又一次转移，彭绍辉都受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和照顾，这使彭绍辉进一步懂得了红军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深刻意义，坚定了为人民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决心。

归队后，彭绍辉任红5军第2纵队2大队教导队长，担负起为红军培养干部的重任。

2．彭绍辉左臂截肢后，组织上为照顾他，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他坚

决不肯。说没了左臂，还有右臂，还能指挥打仗

1932年底，蒋介石又抽调5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此前已进行过三次“围剿”，都被红军打破，这是第四次了。蒋介石连续三次惨遭败绩，输得气急败坏。这次想豁出老本挽回一点面子。

当年12月，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12个师16万人担任主攻，企图分进合击，一举歼灭中央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摧毁中央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又一次进攻，红1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留驻黎川，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时任师长的彭绍辉奉命率红3军团1师迅速赶到北线，向“围剿”之敌发动进攻。开始时，战斗很顺利，连续攻克了宜黄、乐安两县，并配合主力围困了南丰之敌。此后，又转战东线，参加了黄狮渡、邵武、浒湾和丰山铺战斗，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3年2月，虽然进入了春季，但天气仍然十分寒冷。穿着单薄衣裳的红军官兵，在细雨浓雾之中隐蔽行进到黄破、大龙坪地区，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随即发起猛攻。这个漂亮的伏击战，不仅将2个师的敌人全部歼灭，还生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以下万余人。在这次战斗中，彭绍辉率领全师，攻打敌59师的侧翼，歼其1个旅，缴获各种枪400余支。敌人的武器弹药丢得山山谷谷到处都是，许多还未开箱就被红军缴获。当时，动员了很多群众前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战利品搬运了一个星期才搬完。

一个月后即3月中旬，不甘失败的敌人又纠集了6个师的兵力，改变部署，由宜黄经东陂直扑广昌。

这天晚上，红3军团第1师开祝捷晚会，彭绍辉正在戏台上拉着二胡唱湖南小调，突然接到报告，敌人又向广昌围攻而来！彭绍辉把二胡一放，向大家动员道：“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又来进犯了！祝捷大会就暂开到这里，大家回去作好战斗准备，再打一个漂亮仗，咱们把两个祝捷大会合到一起，开一个更大的祝捷会，好不好？”

台下指战员听后，齐声振臂高呼：“坚决消灭进犯的国民党反动派！”“保卫中央苏区！”这时，接到军团长彭德怀的指示：这次战斗是第四次反“围剿”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打好了，可以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打乱敌人的整个部署，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打败了，红军前途就很难说，很可能会引来天灾人祸。彭绍辉把彭德怀的指示一传达，又加上一阵鼓动，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纷纷要求担任主攻任务，争取在战斗中杀敌立功。

根据侦察报告，敌罗卓英指挥第11师、第9师和第59师。第79师一部，拉开一条长蛇阵向苏区进犯。红军决定将主力转移到敌军进犯路线的两侧，打敌腰部。具体部署是：1军团负责左翼并攻占黄柏岭；5军团担任牵制；3军团担任正面攻击霹雳山。要求“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敌11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彭绍辉所在的红3军团负责正面攻击。他接到军团长彭德怀发布的“1师担任草台岗主攻任务”的命令后，立即向部队作了战斗动员，星夜率部向霹雳山急奔。

由于山路崎岖，加上夜黑，行军非常艰难。1师的官兵英勇顽强，动作迅速，克服重重困难，先于敌人到达霹雳山并占领了主峰。彭绍辉为了迷惑敌人，伪装成游击队，并规定不准打迫击炮、不准打机枪，以免暴露自己是主力部队。

就在彭绍辉调整部署时，忽然听到前面响起一阵机枪对射，大家非常震惊。彭绍辉正要查明是哪个部队打的机枪时，军团长彭德打来电话责问道：“有命令不准打机枪，为什么不执行，这次战斗是这次反‘围剿’的关键，暴露了目标，拿不下霹雳山，我拿你是问！”

本来，彭绍辉就感到事情的严重，加上彭德怀的电话，他更感事情重大。他向师的其他领导作了交代后，立即命令后续部队开进，然后带上武器直奔响枪的地方。一查原因才知道，原来是部队和敌人遭遇了。敌人占据了霹雳山主峰下面的三个小山峰，拼命争夺被我占领的主峰，不得已才动用了机枪。彭绍辉了解到情况后，立即向彭德怀作了简要汇报。

彭绍辉看到不远的地方正进行着机枪对射，那个作战非常勇敢、外号叫“铁脑壳”的曾负伤10多次的罗克桂连长，正在抱着机枪拦阻、反击敌人。

彭绍辉边观察边和指挥员们商量，如何把敌人盘踞的几个山头夺下来，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时红军居高临下，右边是深谷，左边是陡险的石崖，中间是一块平坦的山坳，敌我的行动互相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凭借火力强行扼守小山峰，红军则由于缺乏远程火力，面对敌人十几挺轻重机枪的严密封锁，很难以小的代价迅速攻上去。

军团首长不断来电话催问进攻情况，并指示要尽快消灭霹雳山的敌人。彭绍辉组织了几次正面攻击都未奏效，而且伤亡很大。正当准备再组织强攻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飞机的马达声。敌机在霹雳山上空狂轰滥炸，敌官兵纷纷后撤隐蔽。彭绍辉一看这是个好时机，命令除部分对空射击分队和作业分队留在山顶外，其他部队分散离开主峰。这时有少数没有经验的战士有些慌乱，想躲起来。彭绍辉对大家说，要注意隐蔽，但不要怕，这里山势复杂，敌人的飞行技术不高，加上怕我们射击，不敢飞得太低。敌机飞高了敌我双方距离这样近，敌机投弹技术不准，不知炸弹落在谁的头上。大家不要怕，要注意观察，迅速接近敌人，随时做好进攻的准备。

敌机在高空兜了几个圈子后，忽然直冲下来。一些炸弹投在红军阵地的主峰上，也有几颗投到了敌人阵地上。只见浓烟弥漫，敌人乱作一团，喊叫声、咒骂声连成一片。敌军慌慌张张后撤躲藏，连机枪都扔在阵地上不管了。

彭绍辉在前沿阵地上，将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觉得这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当即下令部队全力向敌人阵地冲击。并且第一个跳出战壕，从受伤的战士手中抓过一支步枪带头冲向敌阵。

霎时间，我军直接压向敌军阵地，在敌前沿阵地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为了扩大突破口，彭绍辉又带头冲锋，猛攻敌人主阵地。警卫员急忙上前劝阻：“师长，注意安全！靠前太危险！”

两军相逢勇者胜，而主要指挥员的模范行动，无疑是无声的命令。深知这一点的彭绍辉，没顾警卫员的劝阻，继续往前冲。彭绍辉想，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战机，一定要抓住，抓住就是胜利，不能考虑个人的安危，不能有分秒的耽误。

双方短兵相接，战斗非常激烈。经过20多分钟的全力拼搏，彭绍辉率红1师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彭绍辉将缴获的几挺轻重机枪交给跟上来的师政委陈硕金等人后，又踏过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和追歼残敌的一线部队一起向溃敌冲去。

也就在这时，彭绍辉的左臂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而且连中两弹，血顺着衣袖流了下来。他咬紧牙关，用绷带紧紧扎住伤口，忍痛继续指挥部队向敌人最后防线冲击，直到后续部队第3师赶上来接替第1师继续追歼敌人。彭绍辉被抬上担架时，枪炮声已渐渐稀疏……

彭绍辉的伤势很重，在医院住了四五个月，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做了3次取碎骨手术。由于药品短缺，彭绍辉的伤臂不孝感染发炎，最后不得不截去左臂。当征求本人意见的时候，彭绍辉坚决不同意。他心神不宁，非常痛苦，以至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悲观情绪。彭绍辉想，自己还年轻，不能没有胳膊呀！没有了胳膊，今后怎么带兵打仗呀！

听到这个情况后，军团领导彭德怀、滕代远和一些战友纷纷到医院去探望彭绍辉，安慰他安心医院的救治，鼓励他振作起精神，早日重返前线。这样，彭绍辉才渐渐从悲观和痛苦的情绪中跳了出来，同意切除左臂。在医院的七八个月中，他除了治疗养伤外，就是阅读报刊，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坚持学习了《共产主义ABC》、《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主义著作。同时，还以惊人的毅力，为重返前线进行顽强的锻炼，学会了独臂打绑腿、骑马等军事动作。

由于彭绍辉在霹雳山战斗中指挥得力，身先士卒，机智勇敢，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立下了卓越战功，中央军委于1933年8月1日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彭绍辉出院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彭绍辉执意不肯，他坚决地表示：“我虽然没有左臂了，但还有右臂，还能指挥战斗。只要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战场！”

这个要求，被当时掌握大权的李德拒绝了。可彭绍辉不罢休，又去找周恩来，提出自己的请求。周恩来看他态度这么坚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鼓励他说：“你虽然身体残疾了，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非常可嘉。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吧，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就这样，彭绍辉带着一只右臂，又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担任了红34师师长。

不久，在光明山一带阻击敌88师的战斗中，彭绍辉又一次中弹负伤，在手术器械、麻醉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忍痛做了手术，取出了弹头。彭绍辉出院后，即到红15师（即少共国际师）任师长。彭绍辉和师政委肖华率领红15师踏上充满艰辛、布满荆棘的长征之路。

长征一开始，彭绍辉就和肖华一起，指挥红15师担负了艰巨的掩护任务。在石城、大脑寨一带，阻截红军的是一股强敌。红15师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终都遭到失败。我红军主力迅速从容地得到转移。不久，红15师改编为红1军团第3师，并补充了新兵，主要担任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彭绍辉和肖华带领全师，昼夜兼程，沿粤、桂、湘边境行进，越过苗岭山脉，强渡乌江天险，经过一次次战斗，终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到达遵义。

彭绍辉率领红15师出发时，全师有5000人，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已减少到2700人。为此，彭绍辉常常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在他眼前老是晃动着自己熟悉的部下。彭绍辉常想，同样一支部队为什么过去连连打胜仗，而现在却一败再败，最后不得不东躲西藏。红军的前途在哪里？革命难道真像有的人说得那样，快到头了不成？直到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红军危局得以扭转，彭绍辉心中的疙瘩才逐渐解开。

遵义会议后，彭绍辉率部抵达贵州桐梓时，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决定将第3师撤销，原3师的人员分别编入第1、第2两个师，以加强主力。彭绍辉则调任红1军团司令部当了教育科长。

当教育科长和当师长是不一样的，彭绍辉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也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他认为，整编是为了打胜仗，只要对战争胜利有好处，个人算不了什么。

可是，事情并不像彭绍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久，他的警卫员被取消了，他所乘的马在行军累死后也没有再配备。这对于失去左臂的彭绍辉来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彭绍辉处处感到艰难，但却没有丝毫怨言，更不向组织述说自己的困难，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坚持值班、管理军团直属队，组织侦察、警戒、行军教育等等。

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彭绍辉被调回红3军团。因为他当过师长，彭德怀见面为难地说：“你回来就好，可是现在没有适当的位置。你看……”

看着自己尊敬而又熟悉的老领导，彭绍辉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询问道：“你去搞教导营好不好？”

“好！”彭绍辉立即说：“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

红3军团的教导营，有3个连，1个营部。彭绍辉担任教导营长后，和营政委李志民一起，率领教导营奋勇行进在长征路上，渡赤水，袭金沙，翻雪山，和红4方面军会师后，进驻到四川的松潘、黑水地区。

在一次饭后，周恩来单独找到彭绍辉谈话，说：“中央已确定北上建立陕甘宁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了和4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决定从1方面军调几个当过师长的同志去4方面军当军参谋长，组织决定派你到30军工作。你到那里后，要谦虚谨慎，注意团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做好。同时要注意不要摆1方面军的架子，要与4方面军的同志打成一片。”

遵照中央的决定，彭绍辉到30军担任了军参谋长。

当部队通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准备渡过噶曲河继续北进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突然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折回草地南下，说是要“打到芦山、天全去，那里天天吃大米。”这一蛊惑人心的口号对部队中占绝大多数对大米有一种特殊感情的南方兵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张国焘还放风说，党中央的路线错了，要重新“审定”中央路线，并且扬言要另立“中央”、“中央军委”。与此同时，张国焘错误地认为中央派人到4方面军是故意与他过不去，是对他的不放心，于是他未经中央同意，就把党中央派到红4方面军的一批人撤了下来。

彭绍辉知道后心里非常不安，觉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全党应听从党中央。他想找朱总司令谈谈心里话，可是一直见不到，便给朱总司令写了一封长信，申述自己的意见，主张全党应服从党中央，应听毛主席的，反对分裂党中央，反对分裂党的军队，反对张国焘自立中央的活动等等。信写好后，托过去认识的一位领导转给朱总司令。

信送出去了，彭绍辉正盼着朱总司令指示时，张国焘突然派人通知他去谈话。彭绍辉想：事情不好，早不谈晚不谈，这时找谈话，肯定不是好事。想归想，彭绍辉还是硬着头皮去见张国焘。

彭绍辉走进张国焘的办公室，看见屋里坐着许多人，朱德也在。他进门后首先向靠门而坐的朱总司令敬了一个礼。这时，坐在张国焘左边的一个人突然跳了起来，劈头盖面地骂了他几句，接着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你为什么反对南下？为什么反对张“主席”？为什么反对成立新中央？这些大有来头的话，使彭绍辉猛然醒悟过来：原来写给朱总司令的信没有交给朱总司令，而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中。

那个质问的人越说火气越大，竟然掏出驳壳枪，并把子弹用力推上膛，紧紧顶住彭绍辉的胸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一旁冷眼观看事态发展的朱总司令站了起来，把那人的枪夺了下来，并严厉地大声喝道：“同志，这是党内斗争！”

那个气势汹汹的人手里没有了枪，觉得一口气还没有出完，便轮起手臂打了彭绍辉一个大耳刮子。顿时，鲜血从彭绍辉的嘴角流了出来。

彭绍辉一言未发，两眼死死盯着若无其事的张国焘。

朱德气愤地喊道：“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接着，朱德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先回去吧！”彭绍辉向朱总司令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高声答道：“是！”接着一个后转，连嘴角的血都未擦，朝自己的住地走去。

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彭绍辉对许多人说：我的命是朱总司令从枪口下捡的。

张国焘当时把一些所谓不执行其路线的同志，都以革命工作的需要弄到了一般工作岗位上“监督使用”。彭绍辉也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被调到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当了科长。彭绍辉常常苦思冥想：怎么坚持党中央路线的人却受到打击、排斥？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便偷偷地去找朱总司令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朱德抱着同情的心情，亲切而耐心地对他说：你们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这是路线斗争，不要着急，早晚一定会弄清楚和解决的。分配到红军大学去，也是党的工作嘛！而且红军大学这块阵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充分利用并占领好这块阵地，宣传好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争取更多同志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经过朱德一番点拨，彭绍辉的心里亮堂多了。

彭绍辉等被解除兵权后，张国焘并没就此善罢甘休，他一面扬言谁要谈论他的所谓坏话，就要遭到“铁锤”的打击；一面让保卫局派人对被解除兵权的人进行暗中监视，并经常搜集所谓的“反映”。彭绍辉担任科长期间，派去担任他警卫员的一位同志就是保卫局派去的。警卫员警卫是假，真正任务是要他随时注意彭绍辉的言行，并直接向保卫局汇报。时间一长，警卫员从彭绍辉的举止言行中明白了彭绍辉讲的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全党利益的，也是符合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利益的，而张国焘宣传的那一套不符合党的利益、不利于党的团结。特别是彭绍辉正义凛然、英勇奋战的精神和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都深深地教育了他。他觉得彭绍辉是一个好领导、好党员、好同志，是自己的好榜样。因此，后来每次保卫局搜集情况时，他总是说彭绍辉的好话，并且回来还把保卫局布置监视的事，一五一十地向彭绍辉作了汇报，并提醒彭绍辉注意些什么问题，便于与他密切配合以对付保卫局的监视。这位同志为彭绍辉免遭进一步迫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后来，警卫员和彭绍辉结下了革命的深情厚意。

1936年6月，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和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2方面军与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一起北上抗日。这个消息一传开，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彭绍辉才得以在朱德和贺龙的关怀下，调回红2方面军6军团任军团参谋长。

3．指战员编了一段顺口溜来称赞彭绍辉：“一把手”的党性强，革命

全局胸中装，教育部队紧肚肠，有粮首先送中央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绍辉先是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团长，后来又担任了358旅旅长。

358旅的任务十分艰巨，除与日寇作战外，还担负着护送由延安向敌后根据地输送人员、物资和弹药的经常性任务。

1939年3月，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企图寻找八路军领导机关，消灭八路军主力。在这紧急情况下，358旅奉命护送由“抗大”、“陕公”、“鲁艺”等单位7000多名男女干部学员组成的“第5纵队”，越过同蒲铁路东迁敌后。

同蒲铁路是交通干线，日军控制得很严，早已对铁路两侧的村庄实行清剿政策，致使沿途百余里几乎成了无人区。

“第5纵队”又都是非战斗人员，要安全顺利通过是十分困难的。彭绍辉非常重视这次护送任务，接任务后，召开诸葛亮会，组织熟悉封锁线两侧敌情、地形、民情的人仔细研究护送的路线。彭绍辉还派出少量兵力到北线踩路、找向导，并且严密封锁信息，制造假象，将敌人的注意力吸5！到北线，然后从南线护送东迁。

彭绍辉确定护送方案：把“第5纵队”分成3个梯队，并亲自率领1个团进行掩护。彭绍辉利用夜暗行动，三次往返于敌人据点林立、铁甲车昼夜巡逻的同蒲路，把干部学员送了过去。在剩下最后一批人员时，彭绍辉更加小心，又一次研究方案，确定路线，最终全部胜利地完成了护送三个单位学员干部的东迁任务。

入冬以后，358旅奉命向晋察冀护送一批弹药。时值寒冬，晋西北高原北风呼啸，大雪铺天盖地。全体指战员们不仅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铁甲巡逻车，而且还要与严寒、饥饿作斗争。经过努力，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一面派人到临汾与日军进行试探性谈判，一面调动6个师的兵力，向晋西北。晋西南根据地发动进攻。人路军120师主力正在冀中平原作战，根据地内部兵力极为缺乏。这时的358旅既要坚持对日作战，又要同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还要担负护送人员、物资、弹药往返于延安和各根据地的任务，担子沉重，可想而知。

彭绍辉面对如此巨大的任务，镇定自若，从容地指挥部队，先在太原以北耀子村歼灭日军两个中队，接着率领晋西北的358旅及抗日决死队，按照“坚持自卫、坚持胜利、坚持休战”的原则，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与顽固派展开坚决的斗争，直到贺龙率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逐出顽固势力。

此时的晋绥根据地，不但形势险恶，生活也极为艰苦，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吃穿都成了问题，到了“夏缺单衣冬缺棉，踏脚跑步来御寒，二两黑豆四两糠，土豆南瓜苦菜汤，数月不见油和盐，想吃小米难上难”的地步。

面对现实，彭绍辉更多想到的是党中央。只要搞到一点粮食和钱，就送往120师师部再转往延安。指战员编了一段顺口溜称赞彭绍辉：“一把手”的党性强，革命全局胸中装，教育部队紧肚肠，有粮首先送中央。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绍辉有较长一段时间还担任了抗大分校校长的工作。这位从小与学校几乎无缘的穷苦人，到部队后却处处与学校打交道。

在旧军队，彭绍辉进过随营学校。平江起义成为红军战士以后，他当过教导队长，在红军学校当过队长，就是在战略转移的长征路上，他还当过教导营长、红军大学的政治科长兼军事教员；长征胜利后，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又是教导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彭绍辉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7年底参与组建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他的军事生涯似乎与军事院校有缘。难怪人称“校长将军”。

抗日战争中，彭绍辉担任的是抗大第7分校校长。这个分校是以他曾当过团长的120师教导团为基础组建的。

彭绍辉到校后，深知治军先治校、治校先治严的道理。他亲自主持制订了学校管理教育的规章制度，对违反者绝不迁就，不管什么人违反了纪律，他都坚持原则，铁面无私地进行严厉批评和严肃处理。

学校生活很艰苦，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自己动手搞生产劳动。彭绍辉不但深入了解学员的生产、生活情况，还和学员一起参加劳动。彭绍辉是独臂，使用工具不方便。为此，他专门请人打制了一把一只手用的锄头。在彭绍辉的带领下，学员们边学习、边生产，每年都能收获＆XX）多担粮食和大批木炭、羊毛。蔬菜等，不但自给有余，还可拿出部分粮、物支援前方。

1945年，彭绍辉因出席“七大”来到延安，开会前夕，毛泽东听说他到了延安，就邀他见面。彭绍辉闻讯后非常激动，立即前往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住在延安枣园，跟“七大”代表的住地还有一段路程，彭绍辉随着接他的同志穿过一片树林，来到毛泽东住的地方。

进门后，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首先问道：“绍辉同志，你是瓦子坪的人呀！你是个放牛娃出身啊！我记得我们在老家见过面。”

彭绍辉对毛主席说：“主席，是的。我第一次见你，是在1927年1月10日。那时候，你回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咋有这么好的记性？”

彭绍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主席，那时候能见到你不容易。大喜日子咋能记不住？再说，主席不瞒你说，我有个习惯，每天都记笔记。”

毛泽东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老乡：“你这个习惯好，将来革命成功后，你这些日记本都要献给新中国。”

毛泽东接着问了抗大分校的一些情况，彭绍辉详尽地作了汇报。接着讲述了该校是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和太行3个单位抽人组建起来的，编为3个大队，共有3000多人，教职员工700余人。

听到这里，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孔夫子是“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呐！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毛泽东接着问，学校是怎么办起来的？

彭绍辉回答：领了30万边区银行的票子，1000把锄头、2000把镰刀，开赴豹子川；、平定川、大风川扎下营来，就这样学校就办了起来。响应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开荒生产，丰衣足食，积蓄力量，准备胜利。

毛泽东笑了，说，我这几句话成了你们的办校方针啦！

彭绍辉说，是啊！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搭茅棚；第二课是挖窑洞；第三课是开荒；第四课是播种、修理房屋。毛泽东进一步细问道，你们哪里来的木料呀！彭绍辉说，那里是原始森林，树木很多。主席，可惜您没有时间去看看，青山绿水，夜晚还有狼呀！

毛泽东接过话头：不过，你们要注意砍树时要有计划，不要砍出一片沙漠来。彭绍辉说：请主席放心，我们要求是砍一棵树，栽两棵树。

彭绍辉继续汇报：第五课是组织起来生产，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第六课是锄草；第七课，秋收。现在已开荒七八千亩。毛泽东听到这里插话问道，你们这么多的地是怎么开的？彭绍辉说，把茅草烧掉，然后就开荒。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还是刀耕火种啊！秋收以后搞些什么呀！

彭绍辉回答道：秋收以后，也就是第八课，准备烧木炭，自己挖土窑，砍伐干木头，门火烧出来就成木炭，准备过冬；第九课就是冬季练兵。

毛泽东问，冬季练什么？

彭绍辉详尽作了回答。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关心地问修了多少窑洞？彭绍辉回答有千把个上下！毛泽东又问桌椅板凳是怎么搞出来的？他告诉毛泽东，7分校有个副校长是木工出身，他把木工组织起来做。接着彭绍辉还讲到开了3个铁工厂，在陇东一带收集破钢烂铁，组织了些会打铁的，打了几千把锄头、镰刀；那里还有油漆树，自己做木器，涂上油漆，又结实又美观。

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地夸道，你这个学校真是个好学校，又挖窑洞，又开荒，还有铁匠铺，七十二行的状元都被你拉过去了。你那里还有什么？

彭绍辉说，还有女生队，有300多人，在附近种些地、做衣服等。

毛泽东继续问，你们那里有棉花吗？

彭绍辉答，没有。我们搞些羊毛来，让女同志纺毛线、打毛衣。战士们说，过去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羊毛出在人身上，因为布面很薄，羊毛都从布眼里钻出来了。听到这里，毛泽东高兴地笑出声来，说，你们的办法满好，边区羊毛多的是嘛！毛主席接着问，学校学员是些什么人？

彭绍辉答，是些基层干部，最大的不超过25岁，最小的十五六岁，大多数是20岁左右。

毛泽东听后赞扬说，这些年轻人经过教育和锻炼后，力量大得很哪！战争时用起来，就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啊！你们办校最主要的要抓好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两门课，这两门课不及格，其他一切都等于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了。

彭绍辉离开了抗大，去了晋绥吕梁军区，任代司令员。

吕梁地区东临同蒲铁路与敌对垒，西近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水相依，北起静乐、忻县，南至河津、稷山，是陕甘宁边区东面的屏障，兵员、给养的重要补给地，又是各解放区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联系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彭绍辉就任晋绥吕梁军区代司令员后，顾不上休息，抓紧了解敌我情况。当时，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频频进攻解放区。阎锡山忙着调兵遣将，向晋中平川解放区进攻。吕梁地区的敌人也蠢蠢欲动。

必须肃清他们！彭绍辉在心里说。

彭绍辉的目光停在军用地图上的兑九峪上。这是隰县和孝义之间的重镇，打掉这里，就可以切断隰、孝之敌的联系。于是，他忙找其他领导人商量，大家赞同彭绍辉的意见，很快形成作战方案，并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季节进入1946年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部队按照彭绍辉的部署开始行动。一部兵力首先切断隰、孝公路，目的是防止敌人向孝义方向逃跑。由于这支部队是先派出的，很快到达了指定位置。

与此同时，彭绍辉集中独立4旅、独立16团和太岳M旅，集中优势兵力，利用夜暗，迅速、隐蔽地包围了兑九峪。彭绍辉走到战士们中间，看到部队士气旺盛，而且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随即下达命令：对守敌发起进攻2

彭绍辉的命令，马上变成了部队的行动。担任突击任务的11团和16团，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兑九峪镇的后面。潮水般的洪流，夹着劈劈叭叭的枪炮声，一齐向镇中拥去，很快摧毁了敌人的指挥堡。

全歼守敌的条件创造出来了。彭绍辉抓住这一战机，命令部队以敌指挥堡为中心，向四面攻击。经过两个小时，便全歼了兑九峪镇守敌42师1个团和孝义县地方反动武装“爱乡团”一部，共2000余人。

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彭绍辉的目光又转向了隰县。

隰县城是阎锡山在晋西的指挥部第六专署的所在地，防守很严密。为拿下隰县，军区党委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分析和研究。会上，彭绍辉作了重要发言，指出敌军在晋西的弱点是士气低落，各自分散据守，互相之间支援困难，他提出的打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首先扫清外围各县守敌，然后集中主力猛攻隰县城孤立之敌。

彭绍辉的提议被采纳后，他立即组织吕梁独立4旅配合太岳第4纵队，以数倍于敌的兵力，向晋西南各县守敌发起进攻，迅速攻克了石楼、永和、大宁等县城，使隰县守敌完全处于孤立境地。

完成包围之后，彭绍辉命令部队向隰县城发起猛攻。指战员们乘胜而战，士气旺盛，猛打猛冲。守敌非常顽固，他们凭借预先构筑好的工事和准备好的火力，拼死据守。经过4天4夜的激战，解放军才全歼守敌45师2团一部和保安25团、26团等地方武装，敌晋西总指挥杨澄源也被活捉。

与此同时，太岳部队连克蒲县、河津、稷山诸县城。这时，彭绍辉的注意力又转向了中阳，密切注视着中阳的情况。

中阳县城是联络晋西北和晋西南的咽喉，是阎锡山楔人吕梁山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威胁着从柳林、军渡往来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彭绍辉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但因时机不成熟而未付诸实行。现在，要改变敌我态势，必须拔掉它！彭绍辉终于下了决心。

得到上级批准后，彭绍辉便指挥359旅、独立4旅、21旅1团和3分区3个独立营，将中阳之敌团团包围，并随即发起了攻击。这时，汾阳之敌77师刘效增率5个团前来援救中阳。

面对敌情变化，彭绍辉一面找各级指挥员商量办法，一面进行分析思考。他认为，刘效增西援中阳是迫于命令，为了维持与中阳张居乾的关系，不得不虚张声势，一旦遭到阻击，受到伤亡，他必生保存实力之心，避战自保。目前，中阳之敌兵力空虚，外援困难，如我军以一部兵力迅速于师庄一带展开，截住刘部，主力奋勇攻城，就一定能够拿下中阳。中阳一破，刘效增必然回窜汾阳。

彭绍辉的分析和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他很快派出14团前往师庄阻敌，主力部队则全力攻城，摧毁了城防外围大部堡垒群和工事。

守敌仍在顽强抵抗。他们凭借残存的碉堡、工事阻击解放军的进攻，同时实施缓兵之计，派人与解放军谈判。彭绍辉的头脑十分清醒，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他告诉部队不要被敌人的假谈判迷惑，命令部队继续攻城，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解放军连续猛烈攻击，很快突破敌人的城防，全歼守敌，活捉敌45师少将副师长张居乾。刘效增见势不妙，真如彭绍辉所预料的那样急忙退回了汾阳。

山西晋中地区交城城关一带，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正在进行攻坚作战的演习。刚刚取得晋中战役胜利的指战员们斗志昂扬。风雨无阻地开展大练兵运动，准备参加新的战斗。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在第4野战军先遣兵团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与此同时，华北解放军对太原的攻坚战也打响了。

此前，我军华北第1兵团曾于1948年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并准备在3个月之内攻克之。后因平津战役发起，中央军委为抑留傅作义部在华北以便就地歼灭，于11月16日命令缓攻太原，转入一边监视敌人的行动，一边就地休整。

平津战役结束之后，1949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1、第2兵团的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第2、第3兵团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

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太原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开会时，桌子上摆了一些装有毒药的小瓶。谈话之间，阎锡山以慷慨激昂的声调，指着这些小瓶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失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平时，阎锡山也总是扬言“要学田横五百壮士，失败也要失败个样子出来。”意思是说，城破之日，集体自杀。

到了3月间，我第19、第20兵团向太原开进时，阎锡山才预感到太原将不保，虽仍然唱着“死守”的高调，但暗中却通过他在南京政府的亲信催促代总统李宗仁发电，设法让他离开太原城。

3月29日下午2点，阎锡山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只见他笑容满面走进会场，这是他近几个月来所未曾有过的嘴脸。大家人座后，他便开始严肃地对他的秘书长吴绍之说：“你把李代总统的电报念给大家听听。”

吴绍之便抑扬顿挫地念起来：“和平使节定于月抄飞平，党国大事，诸待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

电报念完后，阎锡山假惺惺地征求大家有何意见。有人知道内情，默不作声；有人不明事理便讨好奉承：“此次赴京开会，应在京城多住些时日。”

阎锡山则说：“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立即回来，和大家一起坚守太原城。”

而后，阎锡山便借故起身，直奔西门外洪沟机场，逃到南京，一去不返了。

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南为平川，北为丘陵，西临汾河，北依罕山，城墙高大，易守难攻。再加上阎锡山的多年经营，筑城坚固，以3000多个各类钢筋水泥堡作为骨干，构成30里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被称为“反共模范堡垒”。解放太原，必然是攻坚作战，而部队过去缺少这方面的经验。为此，彭绍辉组织部队进行演习。他自己也到演习的官兵中去，同各旅领导干部一起，探讨攻坚作战的指挥、协同、战术、技术等问题，为攻打太原做好思想和技术上的充分准备。

在攻打太原第一阶段作战中，7纵参加东山要点的争夺战。太原东山，是城东的天然屏障，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30公里。争夺东山的战斗按照彭绍辉战前的部署节节推进。我军指战员利用敌人对我军主力突然出现估计不足的错觉，选择其防御体系中的弱点和要害，集中优势兵力，趁着夜暗，快速从几个方向发起攻击，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攻占了牛驼寨及榆林坪、石柱等阵地。

1949年4月20日，太原战役打响。按照徐向前司令员的命令，彭绍辉指挥7纵队的主力，趁着拂晓之时，疾速东渡汾河，直插小店以北，这是为了歼灭小店、武宿之敌，乘胜夺取外围阵地。7纵队指战员与兄弟部队一起，经过一天的激战，歼灭了敌暂编49师各一部。随后，继续扩张战果，攻占敌据点多处。7纵的另一部，为策应小店地区的作战，在城北凤阁梁一带歼敌第68师1个多团和暂编第39师1个营，并用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

在总攻太原的战斗中，彭绍辉指挥所属部队，配合20兵团歼灭北郊之敌，尔后由大、小北门攻城；同时配合第18兵团歼灭东郊之敌，再由东大门攻城。各路大军协同作战，终于攻克了阎锡山多年经营的老巢太原城。

太原战役后不久，彭绍辉奉命率领部队进军西北。此时，他带领的第7纵队已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

第7军到达陕西后，编入1野第回兵团编制。此时，第1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的总兵力已达到41万余人，彻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我军斗志高昂，敌军士气低落，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7月6日，彭绍辉参加了野战军在咸阳召开的前委扩大会。

会上，彭德怀司令员经中央军委同意，提出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会上大家分析，西北“二马”尚未遭到过我军歼灭性打击，战斗力较强，对胡、马二敌不能分兵去对付，必须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若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从战场上考虑，把“二马”歼灭在陕西比让它逃回老窝再打有利，但是打马比打胡费力，“二马”兵力分散，不易聚歼。我先打马，胡宗南则会退向汉中，若我军南下追击，也不易全歼胡部，而二马必然乘机进扰关中，威胁我军后方，增加补给困难。“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则较为有利，胡宗南在扶眉地区兵力集中，若我包围该地区，其秦岭以南没有敌战役预备队增援；我军能全歼该敌。虽然胡、马可以南北策应，然而胡马之间有空隙，我军可以从容迂回其侧后。权衡利弊，野司决心先打胡宗南集团。

会议后，各部队立即组织侦察人员深入敌区活动，弄清各自进军路线上的敌情。各部队领导深入动员，向指战员们讲清粉碎胡、马“口袋阵”的作战方针，要求大家克服盲目轻敌思想，提出了战役指挥和战术要求，号召发扬猛打猛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敢于刺刀见红，坚决打好这一仗。

7月10日，扶眉战役拉开帷幕。

7月12日，彭绍辉率第7军协同第18兵团沿咸（阳）凤（翔）公路和陇海铁路，向武功以南以西的敌人进攻，与第2兵团一同聚歼敌人。

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短短两天时间，他给解放军设的“口袋阵”反而成了装自己几个军的大口袋了。他急忙令其第历军。第38军和兵团部沿陇海路向宝鸡撤退。但遭到我军顽强的阻击。

12日中午，野司下令发起总攻，野战军的炮火向渭河北岸的敌军猛轰。接着，彭绍辉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向敌人发起猛攻。

扶眉战役经过4天时间激战，以我军全面胜利而告结束。此战役共歼敌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师另3个整团，共4万余人。

扶眉战役后，彭绍辉率7军参加了陇东追击战，从陕西一路打进甘肃。8月3日，解放陇东重镇——天水。此后，彭绍辉又率7军相继解放了礼县、西和等县城，歼敌第W师一部。为巩固新解放区，保证野战军主力顺利西进，第7军奉命国驻天水地区，配合第18兵团行动。

不久，彭绍辉接到贺龙的电令，要他率第7军配合18兵团，抑留胡宗南部于秦岭、巴山之间，保证第2野战军突入贵州，完成对西南国民党军分割包围的行动。待2野主力完成包围之后，7军向陇南出击，务求全歼残敌。尔后即进军川北，配合主力解放西南。

时值严冬季节，到处冰天雪地。彭绍辉告别新婚妻子，带领部队出发了。按照贺龙电报上的要求，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的任务，保障了南线部队先敌关起川西南大门，使重庆暴露在解放军面前。胡宗南发现上当后，急忙放弃设置于秦岭巴山的防线，仓皇向成都地区撤退。彭绍辉立即率第7军指战员，与18兵团一起，分成三路，紧紧咬住胡宗南部穷追猛打，迅速占领了微县等战略要地。

当彭绍辉和他的部队跨过玉垒桥，歼灭甘川交界的战略要地碧口的守敌并占据这里时，左路部队在贺龙的亲自指挥下，连克凤县、留坝、褒城，解放了陕南重镇汉中，并越过天险，歼灭了沔县以西大安驿之敌，跨过嘉陵江，突破剑门关，占领了梓桐、绵阳、德阳，到达广汉一线。至此，人民解放军南北两支大军完成了对胡宗南的战略包围。

在强大的军事攻势下，人民解放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攻势。第7军一部和兄弟部队一样，对敌乘胜追击；对投诚起义的部队，给予欢迎。面对如此形势，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国民党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等宣布起义。蒋介石、胡宗南见大势已去，相继乘飞机逃往台湾和海南岛。

成都解放后，彭绍辉又奉命担负整编起义部队的任务。他从7军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对蒋云台部119军、杨森的20军、豫陕鄂绥署张玉方的警卫旅、西南第1路军教导旅、裴昌会的第7兵团共4.3万多人进行了整编。这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因而彭绍辉十分重视。他和大家一起，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4．文革中，彭绍辉理直气壮地对“造反派”说：“主席理解支持我，

不信你们去问毛主席！”

全国解放后，彭绍辉调到西北军区工作，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于过度操劳，他患了高血压症，曾几次晕倒在办公室，苏醒过来后又继续工作。有一天，他连续晕倒五次，每次晕倒后休息片刻还要坚持工作。警卫员一再劝他休息，他硬是不肯。后来在卫生部领导和妻子的再三劝说下，他才休息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继续工作了。

上级考虑到彭绍辉的健康，决定发给他一点营养补助费，可几次派人送去，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彭绍辉说：“我们吃、穿。用都要想到人民，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觉得我们自己艰苦了。”

每逢阴天下雨，彭绍辉左臂断肢处便疼痛不止，整夜难眠。随着年龄的增长病也越来越多。身体有病，对于彭绍辉来说并不可怕，怎么也能抗得过去。可是到了“文革”时，来自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使彭绍辉陷于无限的痛苦之中。

彭绍辉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是林彪、“四人帮”眼中的“民主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样挨了整。1967年武汉“7·20”事件爆发，当时武汉有人来京向彭绍辉了解有关陈再道同志的情况，彭绍辉说：“陈再道，我知道。他是个老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他有什么问题，我看是没有的。我敢打保票！”

就这样一句话，彭绍辉就被诬陷为“百万雄师”的黑后台。一连开了他4天批判会，责令他交待检查。后来，彭绍辉又被戴上了“彭德怀分子”、“贺龙分子”、“假党员”等大帽子，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这个放牛娃出身的战士，却有一股坚强不屈的脾气，在他受审查期间，制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每天按预定的时间听广播，刻苦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不过他偶尔也唉声叹气，有一次妻子问他这是为什么？彭绍辉说：“丢下牛鞭子，拿起枪杆子，几十年来打仗，没有脱离过党，没有脱离过军队，我有什么问题？！现在不是我个人的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这样下去，我真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啊！我要找毛主席。”

后来，在毛主席的直接于预下，彭绍辉恢复了工作。

当时，由张春桥、王洪文亲自操纵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在一些坏头头的把持唆使下，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而彭绍辉却偏要捅这个“马蜂窝”。就在1975年唐山民兵通信分队组训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彭绍辉提出：“会议的所有文件、讲话和典型材料不要发民兵指挥部，也不要提民兵指挥部。”彭绍辉还当着“上海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头说：“你们那个指挥部不要再搞了嘛！再搞人们就弄不清那个指挥部说了算了！”

会后，有人将彭绍辉的这些话向“四人帮”告了状。彭绍辉却镇静地说：“我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有真理在嘛，我才不怕呢！”

面对一些人的非难，彭绍辉也有其“杀手铜”，他曾经理直气壮地斥责一伙“造反派”：“我是毛主席的老乡，谁不知道？毛主席理解支持我，不信你们去问毛主席。”

弄得那伙人面面相觑，不知进退了。

1968年1月的一天，彭绍辉胸部剧烈胀痛，妻子送他到医院去看病，在康生炮制的“医疗服从专案”的情况下，彭绍辉遭到冷遇，等了两个小时，无人诊断，只好回家。这样他的病就给耽误了下来。直到1970年他因患气管炎胸部透视时，才发现患了主动脉瘤，但这时瘤子已经很大了。

当彭绍辉知道自己患了这种致命的病以后，他仍泰然处之，精神上和以往一样，仍然十分乐观，照常担负大量繁重的工作。

这年的7月24日傍晚，在一个公园里，彭绍辉惊喜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总理关心地问：“你的身体怎么样？现在副总长多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彭绍辉向总理报告说：“请总理放心，我还能坚持工作。”

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1976年1月8日，彭绍辉闻讯周总理逝世后，大哭了几天，经常在梦中呼唤总理。向总理遗体告别时，他沉痛地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伟大的总理，这么多含泪悼念总理的群众，偏偏只有那么小的一间房子悼唁，真是岂有此理，天理难容！”

深夜，彭绍辉抱病含泪写怀念周总理的回忆录。真挚的感情跃上笔端，泪水滴落在稿纸上。

“天安门事件”时，彭绍辉因膀胱大出血住院，他让家里人做一个花圈，请秘书写上“一个红军老战士敬挽”，并要亲自坐车去天安门，几次劝阻都不成。后来，家人和工作人员只得开车送他去了天安门。

到了天安门广场，彭绍辉说：“这样大的场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这是悼念总理嘛！我要下车叫他们开灯。”

后来，警卫员只得请司机把车子绕纪念碑开了一圈，让彭绍辉看了这个悲壮的场面，他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点。

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彭绍辉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深深担忧国家的命运，失去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四人帮”当道，党的前途、国家的前途将会怎样呢？

彭绍辉一方面与“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同时加紧工作，以求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12点钟以后才睡觉，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他却反过来劝工作人员休息。他对秘书和警卫员说：“你们年轻人觉多，早点去睡吧。”秘书对他说有些文件不急，可以明天再处理，他却说：“当天的工作要当天做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嘛！”

粉碎“四人帮”后，彭绍辉终于松下了一口气，可是身体状况却愈加恶化。他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加倍工作。医生再三提醒他不能坐飞机，不能登山，就是睡觉翻身都应该注意。但他仍带病前往胶东某海岛参加业务会议。会后，又看望了驻胶东地区的陆海空军有关部队，并深入烟台、威海、莱阳等地了解民兵工作情况，参观民兵射击表演，与基层干部和民兵谈心。他还爬到山顶上视察边防战士的营房、伙房，和战士亲切交谈，问寒问暖，使战士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1978年4月下旬，一连两天，妻子发现彭绍辉精神恍惚，似有剧痛，便动员他再去医院检查，他摇摇头说：“你老是让我去医院，明天挑选飞行员会议，我还要讲话。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去做。”妻子只好请了门诊部医生来到家里给他服药。4月24日，彭绍辉一早起来后，行动迟缓，面色苍白，妻子再次动员他到医院去看病，他还是摇头说：“我不去，下午的会我要讲话。”

那天他中午饭吃得很少，下午出席了会议，讲了1个小时的话，回到家后对妻子说：“今天我胸背部为什么这样剧痛，伤口也痛得厉害。”

只过了一晚上，即4月25日凌晨，彭绍辉因胸部夹层动脉瘤破裂，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倾注了满腔热情的革命工作。

没有遗言，没有妻子儿女依偎在身边，彭绍辉将军就这样独自一人去了，像一缕炊烟飘散在明净深邃的西天边际。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横戈马上——上将杨得志

横戈马上——上将杨得志

杨得志湖南醴陵人。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司令员，一野第19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杨得志提着那支土枪，迅速朝山上跑去，到跟前才看清：班长躺倒

在地，被子弹打穿的肠子流了一地

“叫什么名字？”

“杨得志。”

“多大啦？”

“十七。”

“家住哪儿？”

“湖南醴陵南阳桥村。”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呀？”

“有爸爸、姐姐，还有刚才叫杨海堂的就是我哥。”

“行，就留下来当红军吧！”

“是！”那个自称“杨得志”的人，立刻喜上眉梢，高兴地跳了起来。

这是杨得志报名参加红军时的情景。

杨得志怎么也忘不掉这一幕情景，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

这是1928年1月。

杨得志是随他哥哥一起来报名参军的。在这之前，他和他的哥哥在衡阳修路工地当“挑脚”。也许是从小吃苦经受了锻炼，小小的年纪，160多斤的担子，杨得志应付自如。只是工头太刁，常常克扣工钱。杨得志兄弟俩合计了一下，觉得比以前在安源煤矿挑煤还稍强些，便坚持了下来。

现在红军来了，路也不修了，他便和哥哥一起投奔红军来了。他哥杨海堂先报的名，被分在师属特务连。

杨得志被留在师部当了一名通信员。以后才知道，他们投奔的是红7师，是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时建立的一支队伍。

当了红军的杨得志，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他不怕吃苦，干什么都很卖力，脑子又很灵亮，干什么都干得很漂亮。

只是有一点，他感到不满意，他想得到一支枪；在他看来，没有枪，怎么能算个兵呢？可是，当通信员，给他的仅仅是一杆梭镖，甚至连军装也不发，穿的还是原来的破棉袄，盖的还是带来的破棉被，惟一能证明和老百姓区别的，就是一个土布做的红袖章。

杨得志很羡慕那些背着枪的士兵，他想：哪一天，我也像他们一样该多好啊！

他听人说，只有战斗连队，才能享受到有枪的待遇。

于是，他盼望有一天能被分配到战斗连队。

一天，杨得志接到命令，让他到师属特务连去当战士。刚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这样，他可以领到一支枪了！

杨得志来到了特务连3排7班。7班长热情地迎了上来：“你是杨得志同志吗？”

“是的！”杨得志回答。

班长接过杨得志手中的行李，说：“我是7班的班长，我代表全班欢迎你2”

“我一定和同志们一起多打胜仗。”杨得志说完，跟着班长走进了屋内。

班长把杨得志的行李放在稻草铺上，顺手从稻草下边摸出一个梭镖头，对他说：“去找根木棍砍砍，把它装好。”

“这是什么？”杨得志感到不解。

“你的武器，以后用它的地方多着呢！”

杨得志愣住了。原想来连队能领到一支枪，没想还是梭镖，而且梭镖头都快磨平了，还不如他在师部当通信员时用的那个呢，便愤愤地说：“我不要！”

“你说什么？”班长压住心头的不悦问。

“我不要！我要一支汉阳造。”杨得志毫不示弱地说，还是没有去接梭镖头。

班长火了，提高了嗓门：“杨得志同志，我再说一遍，去找根木棍砍砍，把它装好！”

杨得志心里虽然感到震惊，可仍站着没动。

班长显然是强忍着，把梭镖头放在地上，猛地转过身，大声喊道：“全班带武器集合！”

随着班长的一声命令，全班迅速集合了起来。杨得志这才发现，从班长到班里每个人手里拿的武器都是梭镖或者大刀。他默然了，悄悄地拣起了留给自己的梭镖头。

“想要汉阳造，”班长对杨得志，也是对着全班战士说：“好呀，打仗的时候自己从白匪手里夺吧，解散！”

“是呀，不要一来就要这要那的，有本事自己去夺嘛！”有个老兵一边说，一边擦着自己手里的梭镖。

杨得志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梭镖头，又看了看老兵手里的梭镖，久久说不出话来。

那个老兵发现杨得志在看他，又说：“看什么，全班都是这样用农友那里送来的武器，班长早说过，要想换好武器，就得靠自己打仗的时候去夺。小兄弟，今天算你走运，班长没用皮带抽你，他可是干过旧军队呢！”

杨得志不愿要梭镖的事，很快被他在2排当班长的哥哥杨海堂知道了，他找到弟弟，说：“那梭镖头是农友们打土豪得来送给红军的，不容易哩，你怎么可以不要呢？”

杨得志本来想向哥哥诉一诉心中委屈的，听哥哥这么说，便说道：“他那么凶，简直像个工头。”

“怎么可以这么讲？他是红军的班长，是我们的亲兄弟！”杨海堂生气了。

杨得志一看哥哥这副模样，知道自己错了，忙说：“等打仗的时候我拼命夺两支枪，送给班长一支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哥哥点点头，笑了。

没几天，这样的机会来了。

那天，部队打土家归来的途中，班长问杨得志：“今天要是碰上敌人，你怎么办？”

杨得志举着擦得雪亮的梭镖说：“用它夺汉阳造！”

“好！”班长说。

也真让班长说着了。当他们走到一个山梁上，太阳已经落下了地平线，四周一片寂静，忽听得队伍中有人惊呼：“敌人！”

果然，山梁下走着一队敌人。

敌人也发现了红军，开始猛烈地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杨得志他们的头顶、身旁穿过。

“卧倒！”连长喊道。

杨得志就势往地上一趴。他想抬头看一看山下的敌人，在他身边的班长猛地一把将他按在地上，厉声说：“身子再低点，否则，要吃亏的。”

“班长，我想夺两支汉阳造，一支送给你。”

“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了！”

“轰！轰！”两声炮响，炮弹在连队的周围炸开了，班长对杨得志悄声地说：“别怕，这只是小炮，没有瞄准镜的，吓唬人而已，准备冲锋。”

敌人在几声炮响后，壮着胆，开始慢慢地向山上攻来。敌人愈来愈近了，透过夜色，杨得志清楚地看到敌兵们打的青天白日旗，还有胳膊上的白袖章。

只听得连长大喊一声：“上！”

班长随即在杨得志背上猛拍一下，说：“快，去夺他们的汉阳造！”

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白刃格斗。黑暗中，战友们只能从对方的白袖章上去辨认敌人。年轻的杨得志犹如下山的小老虎，在敌军的队伍中冲来冲去，在他闪亮的梭镖下面，敌人乖乖地举手投降。

这是一场小小的遭遇战。战斗很快结束了，杨得志站在那儿发愣。那个老兵走过来问道：“怎么啦，杨得志，吓坏了吧？”

“谁说的，我答应给班长一支汉阳造的，可现在只夺了一支杂牌枪，这可怎么办？”

正说着，只听一个声音从山坡上传来：“快来呀，班长不行啦！”

杨得志提着那支杂牌枪，迅速往山坡上跑去，到跟前才看清，班长仰卧在那里，被敌人子弹打穿的肠子流了一地。

“班长！”杨得志趴下身子，对班长喊道。

班长朝杨得志笑了一下，用手轻轻地指了指身边的一支真正的汉阳造，就停止了呼吸。

杨得志轻轻地拿起班长留给他的那支汉阳造，抚去枪上的灰尘，把它背在肩上，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对着班长的遗体说：“班长，我会用这支汉阳造，去狠狠地痛打白匪，为你报仇！”

算起来，这是杨得志参军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参加战斗，就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拥有一支汉阳造步枪，而这支枪却来得不易，是他的班长用生命换来的。

这也是他军旅生涯所接受的第一课。

那时的杨得志自然没有想到，他扛起这支枪，伴随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伴随着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伴随着年轻的共和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过了他辉煌的一生。

他更没想到，他从此转战南北，身经百战，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共和国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他毕生的经历，成了一名功勋卓著、彪炳千秋的共和国高级军事将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战争经历，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

就是他，成为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当他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生涯时，首先想到的是他获得第。一支枪的经历，想到的是他军事生涯中的这一终身难忘的第一课。

2．红1团团长杨得志回头看了看苍苍茫茫的大渡河，脸上露出胜利者

的微笑

1934年春，杨得志担任了红军第1军团第1师1团团长。从那时起，杨得志率领这支具有光荣战史的英雄部队，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了不少硬仗、恶仗、苦仗，初步显示出他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

强渡大渡河，就是他指挥的著名的战斗之一。

那是1935年5月。

我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德昌、泸沽，来到冕宁。红1团继续担任先遣任务。

当时，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军委特派刘伯承、聂荣臻分别担任先遣司令员和政委，1军团把直属的工兵连、炮兵连交给杨得志指挥。

那天，刘伯承、聂荣臻一齐来到了红1团驻地。

刘伯承向杨得志和政委黎林明确了强渡大渡河的任务。

从刘伯承和聂荣臻的谈话中，杨得志知道目前红军的处境极为险恶：后有薛岳、周浑元、吴奇伟10万大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部队扼守于天险大渡河所有的渡口。

刘伯承说：“你们可知道石达开？此人为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刀多年前，石达开率数万人在清军追击下，就是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的。现在蒋介石叫嚣，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前后夹击，共军插翅难飞，必成为‘石达开第二’。”

杨得志顿时感到身上的担子特别沉重。

当夜，红1团冒雨开进。

5月24日黄昏，红1团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到达了距安顺场约15里的一个小村。杨得志命令部队休息，他自己与政委黎林马不停蹄地忙开了。

杨得志找来了几个当地的老乡。他了解到前面的安顺场，是个近百户人家的小镇，有敌人两个连防守。所有的船只都已被抢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守军使用。安顺场对岸有守敌1个团。

看来，要渡过大渡河，只有首先抢占安顺场，夺取惟一的一条船。

这时，军委总部来了命令，命令杨得志连夜强渡大渡河，确保后续部队尽早开始渡河。

就在这时，刘伯承、聂荣臻又一次赶来了。

刘伯承说：“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杨得志再次感到事态危急，当即表示：“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在我们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

刻不容缓，偷袭安顺场的战斗立即打响了。

按照杨得志的分工，政委黎林带2营至安顺场下游渡口佯攻，以牵制敌杨森的2个团；3营长尹国赤带3营担任后卫；他自己率1营袭击安顺场。

天漆黑，雨，下个不停。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战士们，又踏着泥泞的小路急进。

此时，安顺场的守敌已经进入梦乡。他们哪里想到红军已出现在他们面前。

“哪一部分的？”1营的尖兵排与敌人的哨兵接触了。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战士们高喊着，冲向敌人。

“砰！”敌人开火了。

战士们的枪支一齐吐出了火舌，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活着的当了俘虏，还有的没命逃窜，不到30分钟，敌人2个连全部被歼。

枪声停止后，部队继续前进。杨得志看见路旁有一间茅屋，便走了进去。屋里坐着一位老人，他正要向老人了解渡船的情况，突然听到一声喊叫：“哪一个？”

通信员一听声音不对，机警地一拉枪栓，大吼道：“不要动！缴枪不杀！”

原来是几个管船的敌兵，听到刚才的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通信员这一吼，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乖乖地缴了枪。

杨得志立即让通信员把这几个俘虏送到1营去，要求1营尽快把船弄来。1营长孙继先带领战士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淮一的这条船搞到了手。

大渡河已在眼前。透过夜暗，杨得志看到，大渡河此段河宽约300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溅起冲天巨浪。涛声轰鸣，如雷贯耳。河两边是陡峭的山壁。

怎么渡河？眼下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要立即渡河，显然是不行的。杨得志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他想到了鬼水，想到了架桥，但都被自己否定了。河深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肯定会被卷走。架桥也不行，每秒4米的流速，桥桩根本无法打下去。想来想去，他又想到了那惟一的一条船。

对，先将1团渡过河去再说。主意已定。杨得志急忙叫醒通信员，“去，给我把1营长叫来。”

豆营长孙继先跑步赶来。

“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赶快找船工，愈多愈好。”

船工找来了。一个、两个、三个……等到找来十几个船工，天已亮了。

这时，雨也停了，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被雨水冲洗过的悬崖峭壁显得格外挺拔、壮丽。大渡河奔腾着，如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

通过望远镜，杨得志对对岸作了认真的观察：对岸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距渡口不远处有个小村庄，四周筑有围墙，估计敌人的主力可能隐蔽在此。假如敌人待我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来个反冲锋，那怎么办呢？

“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杨得志决心已定。

针对对岸敌情，杨得志作了火力部署。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渡河了。杨得志决定组织一个16人组成的奋勇队，并让1营长孙继先负责挑选。

听说要组织渡河奋勇队，1营官兵围着孙继先争着要求参加。

孙营长为难了，问杨得志：“怎么办？”

杨得志微笑着说：“这样吧，集中到一个连队里挑选。”

二连的战士们都集合在屋外的场地上，一个个挺胸抬头，目光集中在团长杨得志和营长孙继先身上。

孙继先开始宣布被批准的名单。被点到名字的战士高兴地跨出队列，在队伍前排成新的一列。

杨得志看到，这16名战士，身材高大，精神饱满，一看就让人放心。

“我也去！我一定要去！”突然，从队列中冲出一个人，大声说。他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身材虽不如前几位魁梧高大，但却敏捷、机灵。

孙营长对杨得志说：“他是2连的通信员陈万涛，遵义会议时参军的。”

多好的战士！杨得志与孙营长略作商量，批准陈万涛参加渡河奋勇队。

一支17人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连长熊尚林为队长，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还有一些必要的作业工具，雄赳赳地等待着渡江命令。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熊尚林带领第一批8名奋勇队员跳上了那惟一的渡船。

杨得志走过去，和他们—一握手，深情地说：“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要坚决地渡过河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一片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敌人开火了。

“打！”杨得志向炮兵下达了命令。

全军闻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随着呼啸的炮弹和爆炸声，敌人的碉堡飞向了半空。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对岸笼罩在一片烟雾和火海之中。

渡船在汹涌的波涛中行进着，船工们一桨一桨地拼命向对岸划着。突然，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掀起一排巨浪，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渡船上，只见小船随着巨浪起伏了几下，又平稳了下来。

杨得志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敌人的炮火更密集了，企图阻止红军的渡船。勇士们随着渡船，冲过一个个巨浪，顶着一阵阵弹雨，勇往直前。

就在这时，一梭子弹扫到了船上，一位战士急忙捂住了自己的手臂。

杨得志通过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不禁脱口而出：“他怎么样？”他还没来得及往下想，只见渡船被巨浪卷着飞快地往下滑去，滑到几十米外，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大礁石上，顿时溅起一个高大的水柱。

“糟糕！”杨得志自语着，眼睛紧紧盯着渡船。只见几个船工奋力用手撑着岩石，渡船却像转盘似的猛烈旋转起来。

“撑住啊！”杨得志禁不住大声喊了起来。岸上的人都一齐呼喊着，为勇士们鼓劲，加油！

这时，几个船工跳下船，在难以停留的激流中，凭借强健的体魄，熟练的游泳技术，拼命地背顶着船。船上另外的船工也尽力用竹篙使劲地撑着。

终于，渡船在勇士们的互相协作、密切配合下，缓缓离开了礁石。

杨得志脸上绽出了笑容。

渡船离对岸越来越近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远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的疯狂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冲上岸去。

这是意志的考验，这是生命的搏击！

突然，对岸的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涌向渡口。果然不出所料，敌人想把勇士们消灭在岸边。

“给我轰！”杨得志大声命令炮手。

“轰！轰！”两声巨响，赵章成的迫击炮像长了眼睛似的，正好落在敌群中。紧接着，1营机枪排排长李得才的重机枪也开火了，打得敌人东倒西歪，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

“打，狠狠地打！”河岸上扬起一片吼声。

敌人溃退了，慌忙向四处逃窜。

“打！打！延伸射击！”杨得志再一次命令着。

“轰！轰！轰！”又是一阵射击。在我炮火的掩护下，渡船靠上了北岸。只见勇士们飞一样跳上岸去，手榴弹、冲锋枪一齐打向敌人。最后终于占领了敌人设在渡口的工事，为第二船的战友们杀开了一条通路，为全军渡河奠定了立足点。

不久，第二船的勇士们也渡过河，和第一船的人会合在一起。

敌人仍在拼命挣扎，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企图趁我渡河勇士立足未稳，将其赶下河去。

面对这种情况，杨得志一次又一次指挥炮兵、重机枪射击。烟幕中，敌人纷纷倒下。趁此机会，勇士们齐声怒吼，扑向敌群。雪亮锋利的大刀在敌群中闪着寒光，忽起忽落，左砍右劈。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没命地往北山后面逃窜。

经过数小时激战，渡口完全被红1团占领。

杨得志和团部的其他领导是乘第三船过河的。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又一船地运向对岸。

正当红1团全部渡过大渡河之际，杨得志获知，追敌薛岳等部也已北渡金沙江，从德昌赶来了，然而为时已晚，正是杨得志指挥红互团强渡大渡河成功，为后面千军万马的红军打开了通路。

蒋介石要把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3．杨得志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可谓身经百战。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

感到如此大的压力

邯郸，春秋战国时为赵国的国都。那时的赵国，东临燕。齐，西接秦国，南连韩、魏，北近匈奴，“数拒四方之敌”，被称为“四战之国”。到了近代，人们又称它为“四战之地”，其战略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提起邯郸，人们不由得想起“黄粱一梦”这个典故。说的是在邯郸北面不远处有个唤做黄粱梦的小村，山东卢生借宿在此，在旅店里遇一道士。那道士给卢生一个枕头，卢生枕在上面睡着了。这时，店主人刚蒸上一锅黄米饭，卢生梦见自己做了大官，娶妻生子，享尽了荣华富贵，可一觉醒来，黄米饭还没有做熟。

这个典故的含义，也是不言自明了。

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正是在这“四战之地”，蒋介石做起了他的黄粱梦。

1945年10月中旬，国共两党于10月10日签订的和平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突然发出了向我华北解放区进攻的命令。

此次，蒋介石动用了14个军约15万兵力，分三路沿平汉。同蒲、津浦三条铁路，向我华北解放区杀奔而来，气势汹汹，大有一口吞掉我华北解放区之势。

蒋介石的用意十分明显，企图控制铁路，发挥美国现代化装备的优势，割裂我各解放区的联系，压迫我军退入农村或山地，以便各个歼灭。

这三路进犯蒋军，以攻击平汉路的一路为主。其首要目标，是夺取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邯郸。

此时，正在山西指挥上党战役的刘伯承、邓小平，得知敌人进击华北的情报，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大多仍在上党地区，邯郸前线只有杨得志所部不到2万人的兵力。敌我兵力是5：1。

几经思考，刘伯承决定把战场选在平汉线东侧滏阳河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里。刘伯承认为，该地是多沙地带，不好挖工事，无坚可守，但南有漳河可断敌退路，可以把敌人的长处转化为短处，使我军能够避其长击其短。另外，我军东西有纵深的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的支援，可以利用滏阳河、漳河间的横幅地带向敌人实施钳形攻击。这样，或许能顶上一阵子。

这一想法，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邓小平立即对作战科长命令道：“按刘司令的意思发报，命杨得志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顶住。”

紧接着，刘、邓又对平汉战役的实施，作了一系列部署。

同时，为使作战便于统一指挥，经中央军委同意，刘、邓命令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部队主力，依次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第2、第3、第4纵队。杨得志任第1纵队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

平汉路的敌情，惊动了党中央，惊动了毛泽东。

10月17日，毛泽东专门致电刘、邓。电文中说：“……必须集中太行和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平汉战役能否成功，关键是看杨得志和他的1纵，看杨得志能否实施有力的阻击，以等待兄弟部队赶到聚而歼之。

这一点，身为1纵司令员的杨得志是十分清楚的。

杨得志自从参加红军以来，可谓身经百战，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感到如此大的压力。

部队装备严重不足。杨得志由延安重返冀鲁豫后，原准备轻装精兵，进军东北，故把原有的迫击炮、重机枪和一部分轻武器移交给了兄弟部队，现在猛然间接到参加平汉战役的命令，仅有的装备，面对半美械化的国民党军队，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

另一困难是，敌我兵力悬殊。主要面对的敌3个军中，鲁崇义的30军装备精良；马法五的40军可以打近战，还能拚手榴弹，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多见的；高树勋的新8军战斗力也不弱。

再则，时值10月，田野里可利用的隐蔽物极少，漳河两岸又是一马平川，多系沙土地质，构筑工事极难。没有相应的工事，要想在大平原上阻击这么多装备精良的敌人，意味着准备作出巨大的牺牲。

刘、邓及中央是下了死命令的，必须有效地迟滞敌人进攻，杨得志知道，这必将是一场苦战、恶战。

正当杨得志积极筹划抗击北犯之敌时，敌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指挥第一梯队杀奔而来。

10月14日，该部从新乡出发，大摇大摆，浩浩荡荡，前进中未遇我主力，速度极快。

10月20日，敌军先头部队北渡漳河，占领邺镇、丰乐镇等处，掩护架桥。

站在漳河岸边，马法五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地笑了。

邯郸南边的小堤村，1纵作战会议正在进行。

杨得志决定：派出小部分部队以奔袭的方式，出其不意地袭击敌先头部队，以减缓敌人前进的速度。掩护大部队赶至邯郸以南的屯庄、崔曲、小堤等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分头展开行动。

崔曲距邯郸只有十几里地，小堤一带是1纵和3个旅的指挥所所在地。杨得志清楚，这里可以说是我军保卫邯郸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敌人突破，就等于敞开了邯郸的大门，后果不堪设想。

杨得志决定把1旅放在崔曲一线。1旅旅长杨俊生把阻击崔曲一线的任务交给了主力7团。

那天，杨得志来到7团阵地视察，对陪同而来的杨旅长说：“崔曲到邯郸的距离你们是清楚的。部队边打边转移，体力消耗大，减员不少，但是更残酷的战斗还在后边。实话对你们讲，你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恶战，你们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

“司令员，请你放心，1旅你是了解的，信任的。”杨旅长说。

杨得志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敌人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后，原突在前面的30军留在原地，40军和新8军一部则继续北进。当头的是敌40军106师。师长李振清，外号李铁头，是个亡命之徒。

敌106师已逼近崔曲一线。

10月23日夜，敌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接通了106师师长李振清的电话：“铁头吗，我命令你们在半夜出击。”

“什么？半夜出击？夜战是共军的特长，我军可不善于夜战啊！”李振清不解。

“这叫作出其不意，懂吗！杨得志以为我们不善夜战，我偏在夜里干，打它个措手不及，让杨得志尝尝我的厉害。”

说罢，电话里传来一阵得意的笑声。

10月24日凌晨2时，敌40军第100师和新8军集中兵力。火器，分别向7团扼守的崔曲、屯庄、赵庄阵地发起了突然猛攻。霎时，成群的炮弹在7团阵地上炸响，掀起一阵阵烟尘和泥土。紧接着，敌人由营到团发起了连续集群冲锋。

我7团在团长李程、政委威先初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待敌进至阵地前三四米时，集中火力，给其以杀伤。同时，组织小群出击，与突入我阵地之敌展开白刃格斗，英勇地打退敌人一次次的进攻。

经6个小时激战，鲜红的战旗依然在7连阵地上高高飘扬。

见久攻不下，敌106师师长李铁头气得哇哇直叫，只见他扒掉上衣，光着膀子，从卫士手中夺过冲锋枪，大喊一声：“跟我来！”带着全师人马，又向我4团扼守的夹堤、6团扼守的小堤阵地冲来。

又是一场天昏地暗的厮杀。

看来，敌人想从6团和4团的结合部撕开缺口，6团团长李天德请示杨得志，要求将朝城大队调至辛里村，作为6团1营的预备队，随时加强小堤防线的战斗。

战至下午2时，敌人占领了6团阵地侧冀小堤西北角一个地堡和南大屯东南土窑。

激战中，6团顽强抗击数倍敌人的攻击，伤亡较大。扼守小堤前沿阵地的1连，班以上干部全部阵亡，全连编为1个排继续战斗。

杨得志在指挥所里呆不住了，令纵队指挥所移至东距小堤村仅200米的辛里村，他要直接进行战场指挥。

当他看到1旅阵地弹痕遍地，已成一片焦土，许多牺牲的干部、战士由于来不及掩埋，横躺在战壕里、掩体外，心情异常激动。

杨得志立即命令纵队特务营两个连投入战斗，加强6团1营，在4团的配合下，重点向突入小堤西侧的敌人进行反冲击，战至当晚，将敌人击退，恢复了原阵地。

25日上午，敌人向6团再次发动猛攻，未果，下午又转向7团赵庄阵地猛烈攻击。

敌人分别向我7团和6国阵地轮番攻击失败后，重新调整了部署，以新8军一部兵力迂回到屯庄，同时以106师2个团的兵力向4团和7团的结合部夹堤、崔曲之间，于下午6时，利用黄昏时暮色作掩护，发动了偷袭。

此时，天色昏暗，刮起大风，风沙障眼，我军视度不良，与敌战至晚9时，敌约1个团从夹堤、崔曲间突开了一个口子，对扼守屯庄的7团2营进行了迂回包围。

4团根据当面敌情，立即以1营1连出击，但因西北侧未作工事，出击中1连伤亡很大，撤了下来。敌人乘机蜂拥而至，夹堤阵地西端被敌占领。这样，坚守屯庄的7团2营处于东、西。南三面受敌的境地。

情况紧急，1旅旅长杨俊生立即命令7团团长和3营教导员率7连和9连前去接应2营。恰在此时，2营教导员率部突出重围，半路上与3营相遇，同返崔曲。

这一天，7团与敌激战，伤亡很大，又处于被敌夹击的险境，杨旅长命令暂撤出崔曲，转移到夹堤东部，以待机反击。

午夜，敌106师占领崔曲。

敌师长李铁头好不得意，忙向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报告：“我的脚下，就是共军的阵地，他们常自称是铜墙铁壁，就是金墙银壁，我李铁头也要把他撞碎！”

此时，1纵指挥所里，气氛骤然紧张。

杨得志已有两个小时没有接到1旅的战况通报了。

“是不是崔曲已失？现在可以肯定，7因伤亡一定很大。倘若崔曲失守……”想到这里，杨得志心中一紧，如果1旅最后防线被敌人攻破，敌将长驱直人，与南援之敌第16军会合，我军整个平汉战役计划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会落空。

杨得志命令纵队参谋长：“通知各旅旅长和政治委员，火速到纵队开会。”

3个旅的干部汗淋淋地赶来了。

待听完各旅领导汇报各自的情况后，杨得志缓慢而有力地说：“1旅撤出了崔曲，但仗打得很苦，也打得很好，同志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按刘、邓首长的指示，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大家还记得中央的指示吗？平汉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要！一旦敌人突进邯郸，刘、邓首长的整个战役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1纵将无法交待。办法只有一个：明天拂晓前把崔曲夺回来！管他什么李铁头、李钢头，都要把他砸烂！”

纵队政委苏振华接过话说：“今天的会议就是要明确一个问题：我们1纵必须完成刘、邓首长的战略意图，现在兄弟部队正从山西往这里赶。我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只许胜，不许败！”

“对！”杨得志斩钉截铁地说：“夺不回崔曲是要掉脑袋的！”

大家跟随杨得志征战多年，都知道他轻易不说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都是到了十分关键的火候上，而且说了就兑现。

杨得志接着提出了夺取崔曲的部署和打法。

就在这时，刘、邓来电，告知1纵，我军后续部队即将到达。决定将进攻部队分为南、北两集团，于28日黄昏开始总攻，重点消灭敌40军，同时求得歼灭30军之一部。南集团钳制30军和佯攻新8军，并对新8军加强政治争取。以第1、第2纵队为主组成的北集团，作为总攻突击队，围歼敌40军。

杨得志的第1纵队负责歼灭敌106师。

为配合野战军整个战役行动，杨得志放弃原定计划，对纵队攻打崔曲第106师的行动重新作了部署。

杨得志决定：以第1旅7团担任主攻，从崔曲村北门至村西北角展开攻击，6因为预备队；第3旅16团从村东门突破，任助攻；第2旅10团、12团在崔曲以西担任阵地防御，阻敌增援；第3旅20团于崔曲南侧阻击敌人。

10月28日，我军后续部队到达。下午6时40分，总攻开始。

1旅7团1营3连率先从崔曲村北门发起猛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7团3营7连见3连攻击目的已经达成，抓住战机，从村西角突然发起攻击，仅10分钟，就打开并巩固了突破口，3营2梯队立即投入战斗，向东发展。

与此同时，3旅16团从村东突破，与1旅东、西夹击纵深之敌。李振清见势不妙，忙呼救援兵。敌40军39师随即增援，该师从村南侧接近，立即遭到3旅20团的全线阻击。20团在团长王大顺、政委胡华居指挥下，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但39师凭借人海战术和重炮轰击，20团1营前沿阵地先后被敌人突破。

杨得志急了，他拿起电话，要通了第20团政委胡华居：“胡华居吗？我是杨得志，我命令你亲自组织，夺回阵地！”

胡政委深感杨得志此话的分量，杨得志不到万不得一，一般不越级指挥。他得令后，亲自组织1营2连、3连正面反击敌人，并命2营从侧翼出击，终于将敌第3次集团冲锋击退。恢复了团阵地。

此时，崔曲村内巷战十分激烈，敌106师负隅顽抗，我军节节推进。敌师长李振清支撑不住了，率部慌忙从南、北左良方向突围，但立即遭到20团的阻击。20团干部身先士卒，指挥在前，团长王大顺和团参谋长慕斌不幸壮烈牺牲。

经过激烈战斗，敌106师除师长李振清等少数残敌侥幸逃脱外，几乎被全歼。

崔曲又回到了我军手中，杨得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战至10月30日，战局发生了质的变化。

参加上党战役的兄弟部队赶来了，杨勇带领的骑兵团先期与杨得志会合，组成了前线联合指挥部。

敌新8军军长高树勋在我军的政治攻势下，在马头镇举起义旗。

马法五和鲁崇义的两个军顿时锐气大减，已无心恋战，准备再渡漳河南逃，但这时漳河已被从上党赶来的我军控制。

围歼敌40军残部和敌30军的态势已经形成。

马法五顿时感到灭顶之灾来临，想想十几天前，还那么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转眼间，陷入这般境地，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马法五率11战区长官部及血军一部退至前、后旗杆章（村）。

杨得志接到刘伯承命令：1纵务必抓住战机，追击马法五所部。

杨得志心里十分清楚，部队攻打崔曲，伤亡很大且已十分疲劳，但战机在即，不容有丝毫犹豫。他立即命令第3旅任主攻，从旗杆章东南方向攻击，杨勇的2纵从正南方向攻击，并决定于午夜发起攻击。

纵队指挥所设在北东坊村西一个烧砖的火窑上，杨得志早早来到窑顶上，以便观察。

战斗再次打响，1纵3旅勇猛突击，敌人拼命顽抗，打成了对峙局面。见此，杨得志对身边的李朝东旅长说：“立即通知部队，一定要利用夜战有利时机歼灭敌人，夜间占领一座房子，等于白天占领一条街道。要努力扩大战果，也要准备更艰苦的战斗。”

主攻16团攻进去了，但遭到敌人的节节阻击，在逐屋逐街的争夺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鲜血和生命。

天一亮，敌人便发起了疯狂的反扑，有的部队被挤出了已经占领的地段。攻人旗杆章的16团此时与纵队和旅指挥所的电话完全中断了。

马法五已经意识到，这一仗是生死攸关的一仗，为此，他拼出了老本。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

黄昏时分，16团两名送信的战士冲出重围，带来了16团仍坚守阵地的消息。

攻人旗杆章的部队虽未能很快全歼马法五部，但他们拖住了马法五，为大部队实现刘、邓首长关于歼敌于漳河以北地区的战略意图，赢得了宝贵时间。

11月五日夜，且纵在杨得志的指挥下，不断向旗杆章发起进攻，战斗持续到拂晓，我主力攻人村内，马法五开始分路突围。

杨得志立即命令：“敌人企图向西南和东南两个方向逃跑，各旅要快速围堵、追击，决不让敌人跑掉！”

北风呼呼地刮着，树上枯黄的叶子纷纷飘落。敌人恰如被飓风卷起的满地落叶，狼狈地仓皇逃窜。

整个战场上，烟尘弥漫，枪声连绵，人喊马叫，1纵战士奋勇围歼逃敌。

真是兵败如山倒。敌人纷纷缴枪投降，战斗很快结束。

11月2日天刚放亮，杨得志赶回纵队指挥所的时候，参谋告诉他，3旅捉到了敌11战区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

“你要不要见见马法五？”参谋问。

杨得志看了看纵队在场的其他领导，说：“怎么样，人家可是副司令长官，我们见他一下吧。”

马法五神情沮丧地被带了进来，看这仪表，哪像个军人，简直像个落魄的书生。杨得志不禁想到那个做黄粱梦的山东卢生。

“你们这一仗打得很苦呀！”杨得志让马法五坐下，对他说。

马法五抬头看了杨得志一眼，说：“我们没能突破贵军崔曲一线的防御，战况便急转直下。后来杨将军采取了这样一种行动，仗就更不好打了。”

杨得志站起来对他说：“如果从时间上算，你们的失败是早了些，但你们注定要失败的。另外，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们被歼的时间、地点，大体上符合我们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安排，这一点，你恐怕没有想到吧！”

马法五又一次抬起头，但没说出一句话。这时他忽然想到一句老话：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看来他笑得有点太早了。

4．围城打援，末料“钓”出个罗历戎。90里与200里之争，国民党的

车轮子硬是跑不过解放军的铁脚板

1947年7月，在解放战争经历了整整1年之后，中央军委根据朱德、刘少奇的建议，决定组建晋察冀野战军。

7月底，晋察冀野战军宣告成立。杨得志任司令员。

新官上任三把火。野司成立不久，杨得志便发动了大清河战役。

这一仗没打好，杀敌5000人，自己却伤亡6000有余，打了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杨得志心里很难受，肚子里憋足了一团火，一直在寻找机会再烧它一把。

其时，我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战场攻势正猛。为牵制敌人向东北增援，聂荣臻命令杨得志，在华北战场展开新的攻势。

杨得志感到挺为难。在华北，国民党军队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优于我军。并且，敌人也是有准备的，均集结于保定以北铁路线东西两侧，以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带这块战略要地。

敌人的具体部署是这样的：16军驻守大清河以北的雄县。霸县、新城；22师守卫平津间交通线；94军1师1旅配置于涿县、涞水、定兴一带；第5师在北河店、固城、徐水一带；新编第2军的2个师守保定；主力中的主力——罗历戎的第3军镇守石家庄，以保定以北铁路线为依托，便于机动，互相增援。

对此，杨得志清楚，对敌展开攻势，必须打乱敌人的部署，以速战速决的战斗，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按照这一思路，杨得志决定战役的第一阶段是围城打援。

围城围哪一部敌人？杨得志决定攻打徐水，因为徐水既是北平的南大门，又是平汉路的咽喉之地，敌人必定支援，我们乘机在运动中歼灭援敌一部。关键是攻打徐水的部队要攻得猛，打得狠。杨得志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陈正湘和李志民指挥的第2纵队。

那么，打援打谁呢？杨得志估计，很有可能的，一是徐水以南的保定之敌；二是徐水以北和东北的固城、容城之敌。那么，会不会调动出镇守石家庄的罗历戎的第3军呢？这，当然是杨得志所希望的：既可以狠狠地打击甚至歼灭敌人这股有生力量，又可以使石家庄成为一所空城。但杨得志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石家庄太重要了。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关键还是要看徐水的进攻战情况。如果敌人确实感觉到我军不惜一切代价要拿下徐水，罗历戎在石家庄就呆不安稳了。因为徐水一失，保定便危在旦夕，石家庄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在当时，杨得志确实抱有随机应变的思想准备。但有一条他非常清楚，那就是绝不能把仗打成对峙局面，如此，就会重演大清河战役失败的悲剧。

杨得志决定，将打援的任务交给郑维山的第3纵队和曾思玉的第4纵队。

应该说，这个仗确实不好打。关键是要创造战机，并能及时抓住战机。这就需要指挥员具有过人的智慧和胆略。

在野司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杨得志特别强调各部队的相互配合。他说：“各个纵队不管担负什么任务，围城也好，打援也好，都是战役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相互间的密切协同，机器才能运转自如。”

“轰！”一阵剧烈的震颤把宁静撕碎了。

“哪里打炮？”敌94军第5师师长邱行湘“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弹起，几步走到窗前。

“报告师座，是共军在围城。”副官匆匆推门进来。

这是10月5日黄昏，我第2纵队按照杨得志的命令，开始猛烈攻城。

邱行湘一看我军来势凶猛，大有一口吞下徐水之势，急告北平行辕主任孙连仲。

孙连仲站在地图前，脑子里乱纷纷的，各种念头旋转着。

共军突然在徐水打响，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是为了夺取这座城池？不像。按共军一贯的作战原则，决不会选此腹背受敌之下策。

是为截断平汉线，像石门一样，把保定孤立起来？这种想法倒是成立，但共军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胃口……

想着，想着，他突然笑了起来，这不是共军又在玩围点打援的把戏吗？

杨得志，你不是想打援吗？那好，我把部队全部送上来。想到这里，孙连仲对身旁的副官命令道：“传我命令，第94军主力井第95师，沿平汉线两侧向南开进；第10军第94师、第109师经白沟河进至容城，沿铁路东侧向南开进，双管齐下，共解徐水之围。另外，令罗历戎作好准备，随时北上，围歼杨得志主力。”

孙连仲下完令，竟得意地哼起小曲。

应该说，孙连仲的得意不是没有道理。战斗已持续了4天，我2纵攻徐水未果，而敌人5个师的援兵蜂拥而来。我3纵、4纵都已投入阻敌增援的激战中，虽大量杀伤敌人，但我军的伤亡也不断增多。

杨得志本不希望的对峙局面再一次出现了。

怎么办？要不要打下去？如何打下去？

撤出战斗，容易，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继续顶牛，已经顶了4天，还要顶多少天？那将意味着让战士付出更多的鲜血。

杨得志再次伏在作战地图上，目光在纵横交织的红蓝箭头间巡骏。

看来，只有向西挺进，迫敌分散，诱敌深入，才可能创造出运动中歼敌的战机。

杨得志命令2纵仍在徐水一带，围城任务不变，夺城攻势不减，以迷惑敌人，掩护3纵、4纵西进。

大部队开始往西转移，野司指挥机关也随之行动。

离开驻地不一会儿，大路旁出现了一个小村庄。

“首长们要不要休息一下？”作战参谋余震纵马赶上来问。

杨得志看了看并马而行的杨成武和耿飚，说：“怎么样，休息一下吧？”

还未等他们回话，忽听得后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同时，听得有人喊：“首长停一下，首长停一下，有重要情况报告！”

杨得志翻身下马。

来人是野司的通信员，只见他满脸汗水、气喘吁吁。下马后，将一份电报递给杨得志。

杨得志展开一看：

杨、杨、耿：

密悉。罗历戎率第3军出石家庄，现已渡滹伦河向新乐

开进，请你们相机处置。

原来，罗历戎在孙连仲的再三催促下，于10月15日下午1时率第3军1.3万余人从石家庄出发。按孙连仲的设想，此次第3军北上，对杨得志来个南北夹击，一举歼灭共军华北主力。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十分大胆的行动。

杨得志读罢电文，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冲我们来的。”

把罗历戎引出洞，杨得志事先不是没有考虑过，但徐水距石家庄路途遥远，且石家庄兵力本来不足，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如今，想不到竟送上门来。

变化如此突然，摆在杨得志面前的是一个“叉路口”。

一条路，按原计划继续西进，跳出南北敌人夹击的包围圈。这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也是一条无所作为的路。

另一条路，调头向南，把罗历戎阻住、包围、吃掉。这是一条险象环生的路，也是一条积极进取的路。

究竟走哪条路？

此时，大部队仍在大踏步西进，军情紧迫，不容徘徊。

杨得志提议：“尽快抓住罗历戎，打掉他，歼灭他！这个敌人是送上门的，战机实在难得！”

这一想法，与杨成武、耿飚不谋而合。他俩几乎是同声说：“打！坚决地打！”

决心下了，战场选在哪儿？

在保定以北打，是敌人之所求，于己不利。仗必须在保定以南打，而且还不能选在离保定太近的地方，因为敌人在保定不仅有1个军，保定以北还有更多的部队。

参谋长耿飚伏在地图上，围着清风店地区画了一个大圈，说：“我看就在这里打！”

清风店以北是望都、保定，以南是定县、新乐（罗历戎当时的驻地），对我军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战场。只是罗历戎的第3军距清风店只有90多里，而我军主力离清风店有200余里。如果将战场北移，我们近了，罗历戎行程远了，但离保定太近，不行；南移，我军的路程更远，也不行。

现在的关键是，我军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罗历戎前边，到达清风店。

90：200，对比是严峻的，但又不是机械的。杨得志算了这样一笔账：罗历戎距清风店虽只有90里，但他们不敢搞夜行军，这样便挤出一夜的时间；况且，罗历戎根本不可能估计到这步棋，他一定以为共军主力仍被吸引在徐水城下，保南平安无事；即使有所察觉，受辎重、眷属之累，速度也不会太快，再则，罗历戎所经区域为解放区，走得不会顺畅。

这样算来，罗历戎需一昼夜的时间才能赶到清风店。

也就是说，我军必须在24小时内走完200余里的路程。能行吗？部队无论是攻城还是阻援，已激战几昼夜，相当疲劳，现在强行军南下，战士们能不能吃得消？

“战士的积极性也要考虑进去，大伙早就憋着一股劲，打大仗，打胜仗。只要告诉战士们，这次行动是歼灭敌3军，活捉罗历戎，部队情绪会鼓动起来的。”杨成武说。

耿飚接上话说：“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一顿饭连吃带做，起码个把小时，三顿饭三四个小时，把它省下来，赶一赶能跑出五六十里。另一个是救护问题，连续强行军，赶到战场就要打响，而且是硬仗，伤亡在所难免，如果让部队自己运伤员，势必影响战斗。我看这两个问题可以交给地方部队和民兵。”

耿飚不愧是个好军师，说得杨得志直点头。

杨得志最后说：“好，既然这样，兵贵神速，马上下达作战命令，开始行动！”

身边没有电台，传达命令只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作战参谋们分头纵马，采取接力的方式，由近至远，传了下去。

命令明确：除2纵5旅、3纵7旅、8旅和独7旅不动，继续阻敌外，其余部队接今后立即掉头南下，限24小时内赶至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

千军万马开始调转方向：向南！向南！向南！

而此时的罗历戎呢？进展缓慢。队伍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爬。

这似乎不能全怪罗历戎了。一则，至此他未料到杨得志正向他扑来；二则，他的队伍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我民兵和冀中军区独立第8旅的阻挠，搞得罗历戎很头痛，又无可奈何！

10月18日傍晚，罗历戎的先头部队接近定县。新乐到定县50多里，罗历戎走了不止一昼夜。

这就为杨得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是在这天的傍晚，杨得志的4纵先头部队到达了方顺桥。这里距清风店还有50里。

部队已是十分疲劳了。曾思玉又接到杨得志的命令，令部队继续急行军，务必于拂晓前，赶到清风店，进入战斗。

战局的发展完全在杨得志他们的意料之中。19日，野战军的6个旅，全部到达清风店地区，将罗历戎的第3军全部包围在于各营、大瓦房、北支合、南合庄、高家佐等十几个村子。

杨得志立即部署围歼第3军的计划，他决定，部队立即投入战斗，充分利用敌人没有料到的遭遇战，打他个措手不及。

杨得志对于部队的作战能力和顽强作风是了解的。此时他担心的倒是北面担任阻击保定地区大敌南下的我军的4个旅，一旦清风店战役打响，他们将面临兵力十分强大的敌人的攻击，4个旅要打出10个旅的样子，担子实在太重了。

杨得志用电台与他们联系。

2纵司令员陈正湘说：“请野司放心，决不让这里的敌人南下一步！”

而此时的罗历戎方如大梦初醒，他急忙与孙连仲联系，告之当面敌情。未想遭来一顿痛骂：“就是昨天，徐水守军刚刚击退共匪重围，共军连辆汽车都没有，他们靠什么在二十几小时内从保北赶到保南的清风店？他们会飞吗？他们是神行太保吗？”

训完后，孙连仲缓了口气说：“不要神经过敏，放心北进吧，尽快实施蒋委员长制定的南北夹击计划。”

对此，罗历戎哭笑不得。北进！北进2往哪儿进？也顾不得这些了，他一面命令部队就地修筑工事，准备抗击；一面继续观察事态发展，不断上报情况。

10月20日，清风店战役打响。由于我军急促赶来，不十分了解敌人兵力部署，仓促投入战斗，且从四面同时出击，战斗力分散；尽管我军打得十分英勇，但激战一天，战果甚微。

杨得志急了。战役的每一分钟都十分宝贵，他知道，一旦敌人发觉罗历戎被围，会从保北调来大批部队，尽管目前北面有陈正湘阻击，但能顶多久，很难说。围歼罗历戎务求速战速决。

杨得志决定改变战术，采取分割包围，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

这一天的傍晚，罗历戎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孙连仲也终于醒悟过来，派李文司令长官率援军迅速赶来。

罗历戎还生出一分侥幸：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在徐水，南北夹击共军主力，已成无望，但在清风店，只要援军一到，也可以来个里应外合，转劣势为优势。

这并不是罗历戎的一厢情愿，毕竟保北敌军有上百辆汽车，几个小时赶到清风店，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杨得志没有让罗历戎的这个梦延续多久。

对日，杨得志按设定的新的战术方案，再次向罗历戎的第3军发起强大攻击。

这一天，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斗发起后，我6个旅按预定计划，将罗历戎的第3军分割成数块，然后，开展逐村逐街的争夺战。许多部队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

孙连仲派飞机来了，一时，天空中十几架敌机同时出现，有恃无恐地低空扫射、轰炸。

杨得志命令组织机枪火力，实施对空射击。

一架野马式敌机被击中了，像扫帚星似的摇摇晃晃地横过天空，身后拖着一股浓浓的黑烟。其他飞机见势不妙，忽地一下升起来，把剩余的炸弹胡乱甩掉，仓皇而去。

战至21日黄昏，罗历戎的第3军主动收缩，猥集在西南合。

罗历戎盼援兵快快到来，盼了整整一天，却连个援兵的影子也没盼来。

而共军的包围圈却越缩越小。

与此同时，保北我军的阻击战也打得异常艰苦、惨烈。杨得志命令陈正湘他们必须坚持住，并随时报告情况。

国民党军由13个步兵团增至19个，而我军，为了迅速围歼罗历戎的第3军，又抽出部分兵力南援，由原来的90个团减至12个。

援军在李文司令长官的指挥下，在空中飞机、地上远程火炮的支援下，发起一次次攻击。

我军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打下去，熬下去，阻住敌人就是胜利！”

这个“熬”字，杨得志深深掂量出它的分量。为了加速战役的进程，他决定集中5个旅的优势兵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向罗历戎指挥所所在地西南合发起总攻。

对日深夜，随着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向西南合的总攻开始了。

第6旅由北向南；第4旅、第12旅由南向北；第10旅由东向西；第9旅由西向东。

四面八方，如滚滚浪潮，撼人心魄。

罗历戎彻底绝望了。

“军座，这里不是久呆之地，快转移吧！”副军长杨光任和副参谋长吴铁铮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

“往哪儿转移？”罗历戎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凄然的苦笑。

22日上午10时，我军占领了罗历戎的最后一个据点西南合。

此役，我军全歼罗历戎第3军1.7万余人，活捉了罗历戎为首的将校军官10余名。

战役刚刚结束，聂荣臻司令员一行人赶来了，一见杨得志他们，高兴地说：“啊呀，你们怎么搞的嘛。我可是好一段时间找不到你们了！”

杨得志笑着说：“聂总，这可不能怪我们呀，实在是罗历戎来得太急了点，他那么急，我们可不能失礼怠慢了他们噢。”

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聂荣臻听说话捉了罗历戎，说：“好，把他们送到后方正开着的土地会议上去。让大家一看，也是鼓舞呀！这叫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嘛！”

清风店战役，是杨得志当了野战军司令员后，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也正是此役，使已成为一所空城的石家庄，被杨得志一鼓作气拿了下来。朱德为此专门拍来贺电，称赞杨得志他们攻占石家庄为“夺取大城市的创例”。

5．杨得志突然大声喊道：“快！立即向兰州发电，告诉彭总，宁夏己

经解放了！”

太原战役刚结束，杨得志便接到毛泽东的命令：第19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充实第一野战军作战力量，参加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战斗。其时，杨得志为第19兵团司令员。

1949年6月，部队还未得到好好休息，杨得志便率19兵团，从禹门口西渡入陕。

大军浩浩荡荡，征尘遮天蔽日。

6月中旬，第19兵团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紧接着，便参加了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

按照军委和彭德怀的决策，此时第一野战军的作战方针是：大量歼灭敌人，巩固和扩大新解放区，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作一次决战，然后集中主力与青、宁“二马”集团决战。

扶眉战役，就是按这一方针实施的，战役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

杨得志的第19兵团负责钳制“二马”的任务。

战役计划报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对杨得志的作战部队很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杨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应该说，杨得志对青、宁二马多少是有所了解的。在当时，青、宁二马恐怕是国民党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对毛泽东的关怀，杨得志深为感动。

由于作战准备充分，杨得志很好地兀成了整个扶眉战役中“钳马”的任务。

扶眉战役，从7月11日发起，7月14日结束，我军歼灭了胡宗南主力4.4万人，给胡宗南以毁灭性打击，胡不得已退守秦岭一带。青、宁“二马”见势不妙，继续往西撤退至平凉地区。胡、马的作战联盟不复存在，西北战场的形势，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此，我第一野战军作战方针调整为“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彭德怀选择了平凉地区，作为与“二马”决战的战场。

这次，杨得志的19兵团作为主力参加了“打马”战斗。

未想，青、宁“二马”不战而退。原来，面对我30万大军压境，“二马”虽深知平凉为甘、宁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当作战计划一出台，宁马立即察觉青马要保存实力，让他们打头阵的企图。宁马马鸿逵急电宁马临时总指挥卢忠良退守宁夏，保存实力。青马马步芳也无奈地急忙往兰州撤退。

对此，彭德怀及时修正了原定的作战计划。命杨得志的第19兵团继续追击宁马，1兵团和2兵团则分两路猛追青马，力争歼灭敌人。

这一追，就是20余天，前进千余里，把青马逼进了兰州城内。

8月对日，兰州战役打响。杨得志奉命除留64军继续追击宁马外，率63军、65军参加了兰州战役。

兰州战役打得十分艰苦。

按照彭德怀的战役部署。杨得志的第19兵团的任务是：沿西兰公路首先攻占路南之马架山、古城岭、豆家山和路北之十里山，然后向兰州东关发展进攻。

8月26日，兰州战役结束。63军、65军在杨得志的指挥下，胜利完成任务。

至此，青马集团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时候可以说，我军的主要对手就剩下退守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了。

彭德怀把消灭马鸿逵集团，解放宁夏的作战任务交给了杨得志的第19兵团。

其时，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仍企图作困兽之斗，以银川为中心，依据黄河天险，在南起靖远、同心，北至金积、青铜峡、灵武地域内，构成二道防线，由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统一指挥，妄图阻止我军解放宁夏。

对于解放宁夏，杨得志确立了总的作战方针，即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并举，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

杨得志是这样分析的：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统帅4个军：马光宗的第11军，卢忠良的第128军，马全良的贺兰军，马敦厚的骑兵第10军。另一支是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为军长的第81军。马鸿宾和马鸿逵二人虽以兄弟相称，但关系一向紧张。马鸿逵同马步芳一样，都是顽固透顶的死硬分子，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而马鸿宾则不然，抗战时期，他曾表示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初期，他的一个团长被俘，受到彭德怀亲自接见，并由这个团长将彭德怀的信带给了马鸿宾。马鸿宾不但未刁难这个团长，反而奖给他一匹马……等等这些，瓦解宁夏二马，做好马鸿宾的工作，是极有可能的。另外，即便是马敦静指挥的宁夏兵团，也不是铁板一块。

主意已定，杨得志紧接着拜访了郭南浦老先生。

郭南浦是谁呢？

郭南浦是位老中医，在甘肃、宁夏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他虽已年过七旬，但动作灵敏，头脑清楚，性格爽朗，十分健谈。

当听清杨得志来意后，郭欣然表示：“行，我与马鸿逵和马鸿宾虽不同姓，却系同族同教。我愿将大军对回家心情和为国为民的宗旨，转告他们。”

杨得志听了这番话，很受感动。他望着老人飘落胸前的半尺长的银胡须，想了想，说：“郭老先生，你这种精神令人感动。可是，你年事已高，北上银川路途遥远，且遍地战火，万一有个闪失就不好了。”

郭南浦哈哈一笑，手捋银须，很动感情地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老马之智可用也！”

杨得志请示彭德怀。彭德怀说：“好，就请郭老先生随你们一同进军宁夏吧！”

9月9比按照杨得志的命令，第19兵团兵分三路，挥师宁夏。左路克甘肃的景泰后，北渡黄河，推进至宁夏重镇中卫；中路沿黄河而行，向中卫前进；右路由固原、黑城、海原一带出发，直扑宁夏另一重镇中宁。

三路大军，摆开阵势，很快进入宁夏境内，如同江河行地，风卷残云，其势锐不可挡。

9月中旬，第19兵团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很快进逼敌人的第二道防线中卫和中宁两大重镇。这时，郭南浦老人便带了几个精明干练的工作人员，离开大军，先一步前往中卫和银川，去做马鸿逵和马鸿宾的工作，争取宁夏和平解放。

其时，马鸿逵见大军逼近，第一道防线已被攻破，内心早已乱了方寸。打与不打，进退两难。打，区区宁马不过7万之众，要与解放大军对抗，等于以卵击石，前景十分黯淡，毫无希望。不战而退，他又怎么在蒋介石那里交待？看来只有一条路，自己先乘飞机离开银川，然后再为儿子设法安排退路，保命要紧。至于数十年苦心经营起来的7万兵马的家底，也只好一脚踢出去了。

马鸿逵打定主意后，便煞有介事地在银川他自己修的大公馆里召开军政首脑会议，研究死守宁夏、顽抗到底的作战问题。

会后，马鸿逵借口飞赴重庆出席国民党紧急军事会议，一去未归，溜掉了，他把宁夏战场的烂摊子甩给了二公子马敦静。

马敦静秉承其父马鸿逵的旨意，继续组织顽抗。在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后，他慌忙调兵遣将。调整部署，重点防守老巢银川：令贺兰军撤出中宁，北渡黄河加强右翼；第11军退守银川；第128军仍在金积、灵武一线；将中宁、中卫第二线的防守任务交给了马惇靖的81军。

正在这时，郭南浦老人前往中宁与马鸿宾的谈判也有了结果。

马鸿宾见大势已去，遂有率部起义的念头。但顾虑重重，怀疑起义后，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对此，杨得志指示64军军长曾思玉，作为第19兵团的全权代表，向马鸿宾发出通知，表示欢迎他们起义。只要81军起义，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保证第81军全体官兵的生命和私人财产的安全，但不能拖延时间，必须限定时间，阐明“过时不候”的要求。

曾思玉将杨得志的指示向郭南浦老人作了交代。郭南浦再次前往中卫。

为了配合郭南浦老人的谈判，杨得志命令第81军和63军继续进攻。

9月14日，第190师轻取中宁重镇。

马惇靖率第81军不战而退，撤到黄河以北的中卫地区。

第64军占领中宁后，与敌第81军隔黄河对峙。

这时，郑维山的第63军从左翼挺进，第188师沿黄河北岸向中卫进发。敌第81军陷入被包围聚歼的危势之中。

军事打击和郭南浦老人的调停见效了。

9月19日下午7时，64军军长曾思玉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与马惇靖代表的国民党第81军正式签订了和平解决协定。

签字完毕，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曾思玉设宴招待马惇靖一行。

马惇靖一行于当晚返回中卫后，召集全体官兵宣读协定全文，并认真贯彻执行了诸项条款。

应该说，马鸿宾和马惇靖父子，为瓦解企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宁夏兵团和迅速解放宁夏，做出了贡献。

杨得志清楚，敌第81军的起义，无疑是在马敦静的宁夏兵团头顶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马敦静得知马鸿宾父子起义的消息后，气急败坏，急忙令工兵炸堤放水，企图阻止我解放大军进击宁马老巢银川的步伐。

守堤的工兵接到命令后，在军官的监督下，同时点燃了早已埋好的炸药的导火索。只听到轰轰隆隆，排炮一般的爆炸声如阵阵惊雷，震天撼地。数十里河堤纷纷崩裂坍塌，洪水一泻而出。霎时，万亩良田，千里村野，一下就被决堤的洪水所淹没，目光所及，一片汪洋。

然而，洪水并没有阻挡住解放大军前进的步伐。

9月19日11时，解放军第64军第191师和第192师，分左右两翼，向金积一线猛扑，揭开了金灵之战的序幕。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63军由石空堡北渡黄河，沿黄河两岸北进，直指银川。

当天，代父行使军政全权的马敦静，见解放军先头部队离银川很近了，便慌忙将前线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随即驱车直奔机场，钻进一架早已准备好的座机，飞往重庆。

马敦静走了，宁马的高级将领闻讯后，在银川集合，商讨对策。会议在一片吵吵嚷嚷中结束，形成了这样一个决议：马全良和马光宗负责交涉起义。卢忠良即刻去金积。

9月20日下午，贺兰军军长马全良领衔发出起义通电。

马军首领于20日虽发了通电，但卢忠良执迷不悟，指挥128军仍在拼死抵抗。

杨得志命令曾思玉继续前进，狠狠打击一切敢于顽抗之敌，以军事打击为政治解决彻底扫清障碍。

9月20日14时许，解放军左右两翼已逼近金积，对守敌形成围攻之势。

金积守敌被迫投降。

为切断金积残敌溃逃之后路及歼灭吴忠之敌，曾思玉又令191师和192师绕过金积，迅速向吴忠之敌发起猛攻，并将敌全歼。

卢忠良率第128军军部和第256师，从灵武增援吴忠，企图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9月对比我第192师先头部队在吴忠东南的涝河桥与敌展开激战，终于抢占了敌桥头堡阵地，保证了师主力安全渡河。

渡河后，解放军乘胜追击，迅速穿插分割，歼灭了吴忠外围之敌，直捣吴忠敌128军指挥部。

敌人全线混乱，纷纷丢盔弃甲，四处逃窜。

军长卢忠良趁兵溃混乱，在乱军之中只带少数人马，逃回银川。

至此，解放宁夏决定性的一战，胜利结束。

9月21日下午，彭德怀给请求接受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马全良等复电，要求他们立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得志司令员接洽。

9月22日晨，国民党宁夏方面由马鸿宾主持，决定派第128军军长卢忠良为全权代表，宁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天光和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延秀为代表，前往中宁，与第19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会晤。

9月23日上午，卢忠良等3名代表抵达中宁。

杨得志一见卢忠良等人，便迎头一顿痛斥，列数他们在我军进军宁夏以来所犯下的种种恶行。

卢忠良等人一个个被说得羞愧满面，无地自容。他们低着头，谁也不吭一声，老老实实坐在谈判桌旁，开始商谈和平解决宁夏的问题。

当天下午2时，双方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

当晚，我第191师奉杨得志命令乘车进入银川。

杨得志和李志民站在司令部的门外，呼吸着迎面扑来的新鲜空气，顿觉浑身轻松了许多，真有一种心旷神信之感。

杨得志忽然想起一件大事似的，兴奋地大声喊道：“快！立即向兰州发电，告诉彭总，宁夏已经解放了！”

李志民也高兴地说：“是啊！彭总正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9月26日，杨得志组织了隆重的第19兵团进入银川市的入城式。

4天以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庄严伟大的声音，震荡着古老的银川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杨得志静静地听着，心在激烈地跳动，眼睛湿润了……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骁勇战将——中将郑维山

骁勇战将——中将郑维山

郑维山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野战军3纵司令员，一野第63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十将军衔。

1．一面死围涞水，一面挑战庄疃。郑维山左右开弓，傅作义“虎头

师”虎头被斩

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部分条目释文汇编第139页，上有如下记载：

“涞水庄疃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涞水地区，对国民党进行的一次围城打援战役。

“此役，共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毙第35军军长、参谋长。新编第32师师长等高级将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的嚣张气焰……”

组织实施这次漂亮的围城打援战役，创解放战争以来我一个纵队全歼傅作义一个王牌师，而给傅作义以沉重打击的指挥者是谁呢？

他，就是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年仅33岁的郑维山。

郑维山，1915年出生在河南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7年，著名的“黄（安）麻（城）暴动”就发生在他的家乡。父亲郑国棋，是参加“黄麻”暴动的老战士，暴动后，任村苏维埃主席。

少年的郑维山，受其父亲的影响，13岁参加童子军，14岁参加少先队，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以赤卫队副指导员的身分参加了红军。

参加红军后的郑维山，曾先后任排长、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委。1934年，不到20岁的郑维山任红30军88师政委。该师由全军的3个有荣誉称号的老团组成。郑维山率这支攻坚突击部队，作为红30军的开路先锋，展开山地攻坚、攻城拔寨、江河强渡等，打了一系列漂亮仗，初步显示出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在红4方面军，郑维山是出了名的“夜老虎”。

红军长征，郑维山三过草地。作为西路军主力，郑维山率88师二次西征，度过了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1937年，郑维山进抗大学习。1938年，被派往晋察冀抗日前线。1947年6月，正当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际，军委决定郑维山随刘、邓南下，此举正合他的心意，但聂荣臻极力挽留，并通过朱德总司令劝说，郑维山便留了下来。值晋察冀成立野战军，郑维山便接替杨成武，任第3纵队司令员。

时势造英雄。年仅32岁却有17年战斗经验的郑维山，如猛虎下山、蛟龙人海，率英勇的第3纵队，驰骋在华北战场上，屡建奇功。第3纵队，被誉为“华北劲旅”而威震四方。郑维山，作为一名能征善战、智勇兼备的骁将，写下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本篇开头所说的“涞水庄疃战役”，就是郑维山一手“导演”的经典之作。

事情还得从1947年秋说起。

解放战争已进行了一年，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

当时，华北国民党军在晋察冀野战军的连续打击下，除其第3军驻守石家庄外，其余主力全部收缩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企图依托平、津、保战略基地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机动作战，以巩固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

晋察冀野战军执行军委的指示精神，开始出击了。

率先发动的是保北战役。我军在清风店歼敌1.7万人，俘虏了包括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在内的官兵1.1万人，此役开创了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

这之后，仅隔9天，晋察冀野战军又乘势攻克石家庄，歼敌2.4万余人。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

华北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慌了。

1947年11月26日，蒋介石匆匆飞往北平，撤消了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的职务，撤消了保定、张垣绥靖公署，成立了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统一华北军事指挥，加强平、津、保地区的防守。

傅作义临危受命，他自恃足智多谋、经验丰富，也很想再露一手。他在接见中外记者时说：“过去，国军处于被动地位……今后改取主动，决定反守为攻，不仅要收复点线，而且要将匪区全部收复，消灭共匪主力！”

傅作义并非说说而已，为实现他的宏图大略，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为了组织一个得心应手的地方行政机构，他撤换了一批地方行政长官，用他的话讲，这叫政局与战局相配合。

接着，他提出了打总体战的观念。所谓总体战，就是军事与政治相结合，正规军与地方军相结合，向我展开全面进攻。他大力扩编地方部队，以代替主力部队进行地方防备。

在兵力部署上也作了一系列调整，成立了3个机动兵团：平汉兵团、津浦兵团和平绥兵团。在战法上，实行以主力对主力的机动作战的新战法。

正当傅作义积极备战踌躇满志之时，解放军新的攻势开始了。

1948年1月，晋察冀野战军为打击傅作义的嚣张气焰，将6个纵队全部展开，向平张路、平汉路发起攻击，以调动敌人，寻机歼敌。

但老谋深算的傅作义不为所动，除指示地方部队出击迎战外，其主力平汉兵团仍猥集于涿县与徐水之间，不进不退，伺机而行。

我野战军遂改变战术，集中2个纵队猛攻华北三大要点之一——保定，并以地方民兵和地方部队配合，作声势浩大的佯动，给傅作义造成我取保定的错觉。

果然，傅作义认为我军要动真的，他怕保定有失，便令平汉兵团机动，由涿县高碑店地区向南驰援保定。

战机出现了，在涞水地区，仅敌第31师驻守涞水城。

野司杨得志司令员当机立断，命郑维山的3纵队调头北上，攻打涞水，歼敌第31师。

郑维山接到命令后，非常兴奋。

这里有一段轶事，不能不说。

在去年清风店战役中，郑维山的3纵因在保北战场与敌打成对峙局面，野司命令他撤出战斗，西去攻打涞水。郑维山不从，与政委胡耀邦商议后，给野司回电：“我们没有考虑，也不准备打涞水，我们的意见在现地坚持，争取情况的变化。”

郑维山后来回忆说：“我们真是太年轻气盛了，只顾讲出自己的想法，全然不顾上下级关系。”

令郑维山大为感动的是，就是这样一封电报，不但没有受到野司的批评，反而被野司所采纳。

也就是郑维山的这一坚持，导致孙连仲和正在北平的蒋介石误以为保北战场我军兵力不足，已陷于不易脱身的被动境地。于是，便令罗历戎的第3军仓促北上，以期与我军会战。从而才有我野战军取得全歼第3军，活捉罗历戎的清风店大捷。

现在，野司将攻打涞水的任务再次交给第3纵队，郑维山决意要打个漂亮仗，以回报野司的信任。

当天下午，也即1月10日，郑维山率7旅旅长易耀彩、8旅旅长宋玉林及少数侦察分队，化装成商贩骑自行车直奔涞水城而去。黄昏时分，来到城下。

涞水县城面积不大，但城墙以巨石为基砌成，相当坚固。城外有3米深、4米宽的外壕环绕；城关有堑壕、交通沟和地堡相连的野战工事，并有两道鹿砦、一道铁丝网等辅防设施。城东的拒马河犹如一匹桀骛不羁的野马，奔腾流淌，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城北是片开阔地，难以接敌。

侦察之后，郑维山的部署是这样的：以第7旅和第8旅为第1梯队，分别从城南和城西发起攻击；第9旅为第2梯队，待命于涞水东南的白堡、史谷庄、庄疃地区，集中全纵队火炮，组成炮群。

1月11日夜7时，战斗打响，进展顺利。12日晨，7旅和8旅分别攻占了城的南关和西关，将敌压缩在城内，准备晚上攻城。

12日上午，大雾弥漫，白茫茫一片。

郑维山在思索着晚上的攻城计划，忽听得东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

“怎么回事？”

参谋马上打电话问9旅，回答说，有一股敌人向拒马河桥头阵地进攻。

“是什么敌人？”

“雾太大，看不清。他们判断，可能是民团。”

“民团？那就赶快把它消灭掉！”

不一会儿，9旅报告：“拒马河桥头阵地被突破，27团3营退入庄疃，继续抗击。”

“民团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命3营坚决把敌人消灭，不要影响攻击涞水。”

郑维山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当晚要打响的攻击涞水的战斗上。

9旅却接连报来：

“敌人跟踪追击，进入庄疃。”

“敌人正在庄疃与27团3营激战。”

“27团3营被敌人压缩在村西北角的一所院落里。另一股敌人向史格庄进攻，被27团回营击退。”

郑维山这才引起警觉，民团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告诉他们尽快查明敌人。”

报告来了，原来他们的当面之敌，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号称王牌军的第35军一部。

敌35军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嫡系部队。傅作义得到连连升任，全赖于他有个战斗力极强的35军。傅作义是35军第一任军长，尽管之后职务多次升迁，他仍兼任第35军军长多年，据说该军排以上军官均由傅作义亲自选配。其所属的第32师是傅作义部队中两大骨干力量之一，曾被傅作义誉为“虎头师”的称号，并授予绣有虎头图案的战旗一面。全师官兵均配戴绣有虎头的袖标。

看来，傅作义开始动手了。一上台，便遣出王牌部队，孤军深入，寻找我主力决战。

当傅作义发现我主力在保定虚晃一枪，有两个纵队沿太行山东麓向涞水运动，他认为时机已到，立即令第35军军长鲁英麟率第32师和第101师两个团，于11日夜乘汽车连夜跟踪南下。当夜到达高碑店、定兴地区。其前卫第94团1个营前出拒马河，恰与郑维山的9旅的警戒部队遭遇。

12日上午，敌第32师师长李铭鼎命令所属第94团派1个营向拒马河桥头堡进行威力侦察。当时，他尚不知道据守桥头堡阵地的正是他南北寻找的第3纵队所部。得知后，使命令全力出击，我27团3营被迫放弃阵地，敌94团继续向前推进。

中午，军长鲁英麟率军部来到，李铭鼎见军长已到，自己率第96团通过拒马河，随第94团之后跟进。

战至傍晚，军长鲁英麟向傅作义报告战况。傅作义听说咬住了郑维山的第3纵队，心中甚为得意。但当他看到屋外夜幕降临，想到郑维山善于夜战，早在红军时期，就以“夜老虎”著称，便特意叮嘱鲁英麟：“务必谨慎行事，不可夜间冒进。”

鲁英麟随即命令李铭鼎停止战斗，将部队撤回拒马河以东，待明日天亮再战。

“虎头师”的官兵们，一向骄狂，军长让后撤，多数军官想不通。李铭鼎以当前战斗顺利，撤退将影响士气，且正值激战难以脱离战场为由，拒绝执行命令。

鲁英麟，外号“鲁蘑菇”，优柔寡断，明知情况不明，地形不熟，夜战恐会吃亏，但又不命令撤退，仅以电话通知第32师参谋长王谐轩，要他转告李铭鼎尽快将部队撤出庄疃村，退回拒马河来。

李铭鼎听说后，对王谐轩说：“你报告军长，给军部留下1个营，不要管我们了，天黑前，我要拿下庄疃，结束战斗！”

鲁英麟和李铭鼎是老乡，平日私交甚厚。见李铭鼎执意要干，也不知是碍于老乡的面子，还是他本人立功心急？也就任老乡自行其是了。

就这样，李铭鼎又将最后1个团拉过了拒马河，河东只给军部留下1个营。

当郑维山获知进入庄疃之敌为敌第35军一部后，一面报告野司，提出缓攻涞水，先打庄疃的建议；一面命第9旅全旅出击，围歼庄疃之敌。

庄疃，位于拒马河西岸的河弯处，西北4公里是涞水城，河对岸是北义安村。

第9旅旅长陈仿仁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全旅投入战斗。

第26团第回营实施反冲击，迅速占领了北义安村以西拒马河桥头阵地，首先切断了进入庄疃之敌与拒马河东岸敌人的联系。

随后，第26团、第27团主力从庄疃东面，第25团向庄疃西、南两面迂回，经猛烈攻击，将敌人团团围在村内。

此时，野司命令送达，同意郑维山回师庄疃、先歼援敌的作战计划。

兵贵神速。

郑维山立即作了新的部署：抽调第7旅所属3个团各1个营，另第8旅第22团率2个营，共5个营的兵力，协同第9旅围歼庄疃之敌；其余部队继续包围涞水。

当日深夜23点，随着郑维山一声令下，第3纵队向庄疃之敌发起攻击。

战斗一开始，傅作义的“虎头师”便尝到了苦头。第8旅第22团第2连率先从西北角突破村沿阵地，第2连沉着抗击，击退敌人3次反扑，第7旅3个营从西面，第9旅第25团从西南面也先后突破，占领村沿阵地。

这时，李铭鼎方感形势不妙，急忙向北平傅作义求救。

其时，傅作义在“剿总”指挥部的地图前来回踱步。为能咬住第3纵队的得意心情，很快被“第35军军部与进入庄疃的第32师失去电话联系”的不祥电报的阴影笼罩。他命令鲁英麟将第101师向第32师靠拢，并令骑兵第4师作好增援准备。

这时，又接到前线报告说：“进攻庄疃共军，没有火炮重武器，仅以手榴弹、步枪等轻武器攻击，‘虎头师’以照明弹克服夜战的不利条件，依托村庄院落，以火炮机枪封阻，共军难以接近。如此，再坚持两个小时，天亮反击，定能消灭共军。”傅作义看完报告，才合上朦胧的睡眼。

郑维山却不能等。当他确实查明，庄疃之敌为敌号称“虎头师”的整编第32师时，立即调第8旅的第23团、24团全部投入战斗。又命纵队的山炮营和由各团迫击炮连组成的迫击炮群，从涞水城下调来庄疃。

次日凌晨5时，在郑维山的指挥下，纵队的几十门火炮同时开火，炮声隆隆，火光冲天，“虎头师”正疲惫不堪、昏昏欲睡之中，一下子给炸懵了。

炮火袭击20分钟后，第22团从西北，第23团及第24团1个营从正西、第25团从西南及正南同时像无数把钢刀，向“虎头师”杀去。

李铭鼎这才感到郑维山的厉害，预感灭顶之灾将要降临，他忙向北平呼救，同时派参谋长王谐轩亲自带人过河向军长鲁英麟求援。

岂知敌101师早已被我2纵截在距庄疃不足10公里处，前进不得。军部仅留的1个营，也被打得七零八落。

向鲁英麟求援无望，但北平有了回音，傅作义命令李铭鼎固守待援，并电告：“飞机即刻起飞，骑兵第4师马上就到。”

绝望中的李铭鼎，像是打了支兴奋剂，立即将兵力、火力集中，负隅顽抗，等待天亮。

此时，我3纵各部队已全部突入村内，与敌人展开逐屋逐院的争夺，战斗异常激烈。

天渐渐亮了。

空中，敌机数架从东北方向飞来，但为时已晚，两军短兵相接，敌空中优势失去了作用。

地面，敌骑4师冲过来了。晨光中，刀光闪闪，马嘶人叫，呼啦啦一大片，好不威风。

郑维山在红军时期就多次与骑兵交手，对付骑兵胸有成竹。他令担任阻击任务的第24团2个营，集中了20多挺机枪在拒马河岸一侧严阵以待，同时集中部分火炮作好射击准备。当敌骑兵冲到距我前沿300米处时，我机枪、火炮同时开火。刹时，敌骑兵人仰马翻，溃退了。

村内的激战进至最后阶段，经过4次连续爆破，敌师指挥所的围墙终于被炸开，部队越过南北大街，汹涌而人。敌人乱作一团，纷纷向村东口溃退。我第26团、27团和第7旅的2个营，从东面和东北面突入，继续向纵深猛插分割。在我猛烈冲击和政治攻势下，敌人纷纷放下武器，敌师长李铭鼎在混战中当场毙命。

上午9时，庄疃战斗胜利结束，傅作义的“虎头师”全部被歼。

郑维山战后才听说鲁英麟死了，而且是开枪自杀的。

原来，正当郑维山结束庄疃之战时，已成光杆司令的鲁英麟，被骑4师救起，骑马突出我军包围，钻进了高碑店车站据点。

惊魂未定的鲁英麟，急忙打电话给傅作义，一连几次，傅作义都不予理睬。

鲁英麟想到，第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是傅作义的脸面，从未吃过大亏，一向以能征善战而闻名华北。这次，傅作义刚上台一个月，原想借王牌军打个漂亮仗一振军威，却未想让鲁英麟一夜之间，将他的“虎头师”丢了，师长李铭鼎也成了它乡之鬼。

他悔恨没有听傅作义“遇此敌当谨慎”的告诫，更恨自己的无能。正是因为他是傅作义的同乡、同学加兄弟，傅作义才把第35军军长的重任交给他。正当傅作义欲大展宏图之时，却使35军遭受如此重大损失，他何以面对傅作义？

鲁英麟绝望了，他举起了手枪。

就在鲁英麟开枪倒地的同时，傅作义的电话来了。但是，为时已晚了。

傅作义闻讯后，伤心痛苦，不能自己。第35军惨败，李铭鼎阵亡，鲁英麟自杀，对傅作义来说如同晴天霹雳。

后来，傅作义在给第35军训话时说：“一定要消灭郑维山的第3纵队，此仇不报，有愧于为我35军一名军人的称号！”

傅作义万万没有想到，在11个月后的又一次交锋中，还是这个郑维山，还是这个第3纵队，再一次将他的35军致于死命的境地。

2．机要参谋一看电文，脸色大变。立即将电报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

等人

1948年10月下旬，蒋介石匆匆来到北平。

此时的蒋介石，被战局的急剧变化搞得焦头烂额。自他一手发动的内战两年来，中共军队节节胜利，而他的军队却步步败退。特别是自9月中旬，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先是由中共华东野战军攻占山东省会济南，部队丧失11万人；在东北，共军先后攻占锦州、长春，直指沈阳；在华北，共军攻太原、战察绥、克包头，威绥西，陷傅作义集团于左右支绌；华东、中原，山东全境及郑州、开封和豫北广大地区也被共军先后占领，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完全控制于共军之手，刘峙集团数十万人正面临被歼的命运。令蒋介石更为不安的是，一旦东北战争结束，共军东北70万大军将挥师华北，对傅作义集团数十万大军将是极大的威胁。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战局如此变化，军队处处受制，着着失败，使国民党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土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国军讥讽嘲笑，实在令人难受。蒋介石此次北平之行，意在与傅作义商议，寻找破敌良策，以挡住失败的势头。

在北平，蒋介石与傅作义几经密商，他极力主张，乘共军在冀中兵力空虚，组织一支快速突击部队突袭石家庄，一举端掉位于石家庄毗邻西柏坡村的中共中央。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一直与他貌合神离的傅作义，这次却那么爽快地同意了他的主张。傅作义想到，此举一旦成功，不失为保护他在华北的实力，解除逐渐形成的华北危局的一着好棋。傅作义还想到，自升任以来，无所作为，早就想创惊人之举，但机关算尽，终未奏效。倘若此举成功，其荣耀不知比当年夺取张家口要大多少。

见傅作义被调动起来，且大有胜券在握、跃跃欲试之状，蒋介石高兴地说：“此举一旦战功，那就是剿共战争的奇迹！以此为转折，我将首先在华北中兴，从而使整个国民党中兴！到那时，军心人心必为之大振，国际援助将源源而来，整个战局将转败为胜，最后消灭共产党仍然是指日可待的。”

10月23日上午，傅作义在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会上，傅作义下达了攻占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成的命令，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4师师长刘春方。新2军暂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接着，他又论述了占领石家庄的意义、目的和执行办法。傅作义还规定了部队在保定集结的时间。傅作义最后说：

“出奇制胜，兵贵神速，为了达成这次行动的目的，此次行动，对外称‘援晋兵团’，各位将士务必注意保密。”

就是在这一刻，傅作义仍未将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目的告诉大家，可见蒋、傅精心策划之举的诡秘了。

就这样，一项以突袭石家庄、偷袭西柏坡中共中央的军事计划开始付诸实施了！

1948年10月25日上午10时，西柏坡。

军委机要局里一片繁忙。一份来自华北军区转华北局城工部的急电交到机要参谋手中。机要参谋一看，神色大变。他以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快的速度，将电报分别送给了毛泽东；送给了周恩来，送给了朱德，送给了军委其他领导同志。

不一会儿，军委首长先后来到了作战室。这里本来就一直保持着的紧张气氛骤然更加紧张起来。他们集聚在华北地图前，在北平至保定，至石家庄，至西柏坡各段，一面指划着，一面交谈着。经磋商后，确定由周恩来直接指挥这场石家庄及党中央的保卫战。随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离开了作战室，只留下周恩来一人。

周恩来脸色严峻，紧锁眉头，坐在一把破旧的椅子上，沉思片刻后，便起草给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第2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及3兵团的指示：

“据北平确息，蒋、傅匪决集中第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

经保定向我石门（石家庄）实施空心袭击，并配属汽车400辆，携炸药百

吨，企图炸毁石门……。我为坚决保卫石门，破敌计划，第7纵队主力应

即转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以待第3纵队赶到会合歼敌，使敌

不得南进：第7纵队另一旅应即直开新乐、正定之间，沿沙河、滹陀河两

线，布置坚决抗阻阵地。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得电后，应立即令第3纵队受

军区直接指挥，于明（26）日起，以5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

协同第7纵队主力作战并直接指挥之。扬、罗、耿主力应相机过河，到后

或直插平涿线破路，或向保定、望都方向随第3纵队后跟进，视情况再定。

“聂、薄（一波）已直电3纵行动，2兵团电台应于宿营后随时保持

与军区及军委联络。”

10月26日，近午，阳光明媚，秋高气爽，涿鹿县矾山堡附近一间农舍里。第3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正伏案思索攻打南山敌暂3军一部的作战计划。

这时，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郑维山拿起电话。

“是郑维山同志吗？”

“聂总，是我。”郑维山答道。

聂总告诉郑维山：“敌情突变，傅作义有偷袭我党中央的企图。周副主席点名要你带第3纵队立即出发，轻装、隐蔽、取捷径，以4天赶到满城，会合并指挥第7纵队，阻击向石家庄进犯之敌。”

聂总讲完，郑维山复述了任务后问：“还有什么指示？”

聂总说：“你们可走紫荆关，翻山抄近路，昼夜赶，不要怕疲劳。出发后，设法同我联络。”聂总最后强调：“周副主席在等待你们出发的消息。”

郑维山放下电话，正准备下达收拢部队的命令，只见一匹快马，由远而近，急驰而来。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派人送来军委要3纵执行紧急任务的电报。来人还带来了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的亲笔信。

杨司令员在信中进一步强调事态的严重性，任务的艰巨性，要求部队作好动员，及早出发，并明确：“从现在起，第3纵队归军区指挥，你可直接与军区聂司令员联系。”

郑维山读罢信，立即拿起电话接通了各旅旅长，电话中，郑维山首先传达了周恩来、聂荣臻、杨得志的指示，表述纵队的决心和开进方案，随即下达了纵队作战命令。

第3纵队的指战员们一听说敌人要突袭石家庄，偷袭我党中央，用不着多作动员，便马上以空前的速度投入到了一切准备工作中。

下午3点，部队准时上路。

由矾山堡到满城，不下500里，要是平时，4天行军，不在话下。但这支2万多人的队伍，经过7个月来在察绥、热西和冀东等地连续征战7000余里，已极度疲劳。加上这一路是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山区。因此，连郑维山这位当年在长征路上三爬雪山、三过草地的战将，也感到压力很大。他知道，傅作义有几百辆汽车、数千匹战马，且此人打仗极讲究隐蔽性和突然性。若不能把第3纵队提前或按时带到，一旦造成损失，将无法向党和人民交待。

为了加快行进速度，及时掌握情况，部队一出发，郑维山就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组走在前面。

10月末的季节，天黑得特别早，夜幕一降临，便是一团漆黑的世界。

一路上，没有歌声，没有笑谈声，只有急促的脚步声。

郑维山跃马登上高处，向后望去，长长的行军队伍，像一条巨龙，在崎岖的山路上，在起伏的山岭间，蠕动着，翻腾着。

向前！向前！不停地前进！

此时，位于西柏坡农舍里的我军最高统帅部，一直密切关注着郑维山和他的第3纵队的行动。

10月27日4点半，也就是郑维山他们刚刚出发第12个小时，周恩来就将第3纵队行动情况的书面报告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主席：已与聂通了电话，要他转令3纵连26日在内以4天行程赶到满城。

他说5天赶到，每天已近百里，我要仍以此命令转告郑维山（3纵队司令），

他定今日接通电话后即告郑，并催其轻装，取捷径按4天行程赶到。……

顷聂第二次电话，他已将提前一天到满城的命令，经北岳电话转告3纵队。

3纵今（27）日，可能到达紫荆关以北。地方已在动员，物资在疏散。

周恩来27日4时半

中央军委在督促第3纵队加快速度，火速南下的同时，命令保定南北党政军民也动员起来，断桥破路，构筑阻击阵地，埋地雷，设障碍，迟滞敌前进速度，争取时间，待第3纵队到来。

一时间，第3纵队成了中央最高统帅部和当地执行抗击任务的军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1个半小时之后，周恩来的第2次报告又送给了毛泽东：

主席：3纵队昨26日上午方得出发命令，得令下午即走，故昨天下午及

夜间，均在走路。今日恐总须下午才能出发，俟叫通电话后，专告聂转达你

的指示。

周恩来27日6时

显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第3纵队的行动。

又过了1个小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呈上了第3份报告：

主席：顷与聂电话，3纵队昨天多部分是白天行军，在山沟里走不成

问题。已告其再以电话通知给各县。与各县通电话，须经过地委。现新乐、

望都、安国、高阳等县，均由孙毅及9地委在指挥。完唐、曲阳、行唐等

县，则由4地委指挥。石门附近各县，则由萧克指挥。聂通过他们3处与各

县联络。并负责检查各条道要点及纵深破坏情况与民兵日夜的袭扰。

聂总认为，如3纵赶到出现，及我正面阻敌3天，可能破坏敌之袭击计

划。

今天下午，当再检查其执行程度。

周恩来27日7时

第3纵队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翻了一山又一山，走了一程又一程。

28日下午，纵队翻过了紫荆关。屈指数来，两天两夜行程270里，至此郑维山才下达了自开进以来的第一个休息指令。

趁此机会，郑维山策马赶到紫荆关附近的小兰村，找到纵队后方基地。当郑维山在电话中向聂总告之部队目前到达的位置时，聂总高兴地说：“周副主席刚来过电话，问你们今天能否到达紫荆关？你们提前到了，我立即向他报告。部队要恢复下体力。”

聂总还说：“周副主席昨天向毛主席报告了3纵出发的情况，主席很满意。主席指示你们过紫荆关后，改为‘白天赶路，晚上小息’。”聂总解释说：“主席的意思是说，白天视度好，要你们尽可能地加快速度。”

从主席的指示中，郑维山再次体味到敌情的严重。

他匆匆吃了点饭，正吃着，聂总又来电话：“周副主席要我转告你们：突袭之敌今天已集结保定，明天会合刘化南师南犯，我们已令7纵和9地委至少在保定到唐河段阻敌两天以上，只要你们30日赶到望都地区，就有破敌把握。”

郑维山放下电话，二话没说，飞马回去，拉起部队就走。

29日下午3时，先头部队到达满城西南的康关。这里距望都不到80里。郑维山一面令部队原地休息，一面打电话与军区联系。

岂知，军区的电话早已转接在这里等候了。电话说：“周副主席再次问第3纵队能否如期到达？”并告之：“傅作义的35军和16军已出动，今晚可到保定。军委已令2兵团主力南进，要求3纵与7纵会合后正面阻击敌人，准备与2兵团主力南北合击打一个歼灭战。”

郑维山急令部队再次轻装，加快行军步伐。

指战员们立即丢下了背包、米袋及一切生活用品，只剩下枪支弹药，天一抹黑又踏上了征程。

30日拂晓，部队提前一天到达军委指定的地区——望都。

此时，郑维山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94军右翼师突破了望都防线，正向唐河以南进犯，我7纵已转退沙河一线布阵抗击。

郑维山听后大吃一惊，唐河到沙河45华里，沙河到石家庄仅100华里。如果敌人强行突进而我7纵又在沙河立足未稳，后果将不堪设想。

尽管没有军委新的指示，且部队已十分疲劳，但不容迟疑，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赶往沙河一线，与7纵会合，坚决把敌人阻住。

决心已定，郑维山再次下达新的行军命令。

部队急速向沙河奔进！

31日凌晨，部队终于赶到了沙河以北的燕赵、东抵村地域，立即展开抗敌准备。

部队到达后，郑维山一面派人与7纵联络；一面电话向聂总报告。聂总一听，非常高兴，对郑维山这种坚决灵活地执行军委命令的做法，十分满意。他说：“你们主动赶到了敌人前面，很好！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你们、傅作义得知你们到达望都，惧怕94军被歼，已令其回逃，敌先遣师已逃回望都县城。你们很疲劳了，要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体力，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敌人撤得慢，4纵又能赶到，争取在满城地区打一仗，吃掉它一部。”

聂总的话，令郑维山感到莫大的快慰和满足。部队昼夜兼程4天，跑了600多里路，迫使敌人不战而退。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这个目的是完全地实现了。

令郑维山感到不解的是，傅作义何以这么快地改变既定的作战方针？

原来，第3纵队的突然出现，使傅作义大为吃惊。他不明白，两天前的情报说，郑维山的第3纵队在察南休整，怎么一下子就出现在600里外的沙河岸边。

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他与郑维山的3纵已多次交手，深知3纵的厉害。郑维山的出现，必导致他满以为胜券在握的“奇迹”归于破产。

就在杨、罗、耿兵团南下的同时，中央军委又命令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4、第11纵队等部共11万人由辽南提前入关，作为东北先遣兵团直出冀东，威胁北平。华北第2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的行动，使傅作义预感形势不妙，此外，新华社也公开揭露了傅作义的突袭阴谋，更使他丧失信心。于是，傅作义急忙于31日凌晨3时给前方部队发出特急电报，命令突袭部队立即撤回。电称：“敌3纵已返冀援石，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并已派第35军接应。”

拍完电报，傅作义十分沮丧地瘫坐在沙发上，一时没有言语。他清楚，这次行动，正应了农家的一句名言：“偷鸡不成反蚀米”。原本想创造个奇迹以挽救垂危的战局，反而损兵折将，使本来就枯竭的兵源、财源更加困难。更为不妙的是，本已离散的军心，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傅作义知道，自这次失败后，北平地区的国民党中蒋系部队与傅系部队之间，以及傅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了，互相猜疑，怨恨情绪增长，他感到难以驾驭了。

而此时的郑维山正为傅作义的部队进得太快，而没能在这里打一个歼灭战而感到不满足哩！

3．野司急电：“中央军委并告郑维山：郑维山擅自将3纵围城部队主

力调至沙城，如35军逃跑，郑要负完全责任。”

兵书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道出了一名优秀军事将领的实质所在。

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不仅能够做到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命令和决心，更要能够做到根据战场的实际变化，果敢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相应的行动。这不仅需要有过人的智慧，更需要有超人的胆略。

郑维山，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

这次的“君命有所不受”，发生在1948年末的平津战役中。在这次战役中，郑维山违抗军令，将自身置于腹背受敌、胜败未卜的危险境地而不顾，果断命令部队堵截傅作义的第104军对第35军的接应，切断了第35军回撤北平的惟一通道，实现了毛泽东的“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意图，迫使傅作义走向和平道路，对北平和平解放计划的顺利实施，起到了主要作用。

这确实是郑维山军事生涯中值得大书一笔的辉煌一页。

就凭这一仗，就足以使郑维山以一名多谋善断、勇猛果敢的战将而著称于世。

事情还得从1948年11月初说起。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傅作义很清楚，他即将面临的是中共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联合打击。过去应付一个华北野战军已感到非常吃力，若再加上一个东北野战军，实在是难以支撑。

傅作义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选择有三：一是坚守；二是南撤；三是西退。“坚守乎？南撤乎？西退乎？”着实令傅作义作难。

弃华北而南撤，或支援淮海，或扼守长江，这是蒋介石所期望的，但傅作义惧怕南撤后，被蒋介石吞并，这是傅作义不想看到的。

西退呢？西撒绥远，又怕地瘠民穷，兵源枯竭，补给困难，终非长久之计。

那么只有坚守喽。但坚守的前景也不美妙，不过，一、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地区人多地丰，交通便利，守、撤回旋余地大；二、辽沈战役刚结束，东北野战军消化战果有待时日，不可能马上入关；三、正值隆冬严寒，难以远征，即便要打，自己具有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优势，可以争取胜利。

几经考虑，傅作义终于作出“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基本方针。

为贯彻这一方针，傅作义将他的全部兵力56万人，收缩在东起北宁路的滦县，西至平绥路的张家口，长达1200华里的地带，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张家口为重点，摆开一字长蛇阵。

毛泽东针对博、蒋之间的矛盾，和傅作义是撤、还是守的踌躇难决的心理，制定了将敌“抑留华北，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

考虑到淮海战役一旦打响，徐州告急，傅作义极有可能南撤或西退。毛泽东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发动平津战役的首要问题就是将敌稳住，留在华北。

然而，此时的华北我军，第1兵团在围困太原；第2兵团自粉碎傅作义突袭石家庄阴谋后，在河北曲阳地区休整，准备开赴太原参加会战；第3兵团远在归绥。

倘若此时傅作义开始动作，我军将无力阻止。

为了“留住”傅作义，使我军有足够的时间部署平津战役，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气魄和雄才大略，毅然作出如下决定：

1．第3兵团撤回归绥，回师张家口，以防傅作义率嫡系西撤；

2．缓攻太原，以免过早攻克，使傅作义感到孤立；

3．令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

4．派人与傅作义联系，稳住他。

毛泽东给傅作义开出的这一“药方”，可谓用心良苦。傅作义倒也“领情”，误认为我华北兵力不足，我东北部队一时不能入关，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决策进退问题。

自然，－“留住”傅作义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吃掉它”。如何“吃”，毛泽东早已开出处方，叫做“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从那儿“吃”起？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位于北平西的平绥路张家口。平绥路是傅作义嫡系逃往绥远的惟一通道，张家口又是傅作义的重要军事基地。

打张家口，既可切断敌西逃之路，又可调出北平向张家口增援之敌，同时，将敌注意力吸引到西面，又能掩护我东北野战军隐蔽入关。真可谓一石三鸟，一箭双雕。

决心已定，毛泽东命第3兵团必须于11月25日由现地出发，以6天时间（愈快愈好）到达张家口附近，以抓住张家口之敌不使往东逃掉为原则。并特别强调，抓住。包围敌人之后，不要攻击，以吸引北平之敌西援，然后协同第2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把傅作义主力分割包围于平绥线上。

11月29日夜，随着一阵猛烈的炮火，第3兵团包围张家口的战斗打响了，并迅速形成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平津战役的帷幕从此拉开。

正如毛泽东所料，傅作义非常害怕失去张家口，急急忙忙令驻丰台的第35军两个师和驻怀来的第104军第258师分别乘火车、汽车增援张家口；同时，将第104军主力和第16军分别西移至怀来、昌平、南口地区，以确保平张路畅通，留有后路。

见傅作义将博系军几乎全部调动于平绥线上，毛泽东不禁喜上眉梢。特别是调其第35军远离北平，这正是毛泽东和其他统帅们所期望的。

第35军是傅作义亲手培植并靠其走官运的基本力量。可以说，35军是傅作义的“命根子”，没有35军，也就没有傅作义的今天。因此，抓住了35军，就抓住了傅作义，抓住了整个傅系。抓住傅系，也就拖住了平津地区的蒋系部队。所以，消灭第35军，是平津战役中的关键一仗。

当第35军到达张家口后，毛泽东立即亲拟电稿，命令第3兵团“筑工围好，不使敌跑掉。”

同时，命令东北先遣兵团急进，包围怀来、南口之敌，隔断北平与怀来间联系，击退北平增援之敌。

命令第2兵团迅速开向宣化，奔袭下花园地区，破击平张路，隔断张家口与宣化的联系。

就这样，各路大军按军委预令计划，紧锣密鼓地行动着。

岂料，风云突变。12月5日，东北先遣兵团攻打密云，暴露了我军企图。

傅作义大为震惊，他马上意识到，我军对北平下手了！

傅作义立马飞往张家口，亲自部署第35军回撤北平。同时，令第104军、第16军同时向西运动，接应第35军，然后一同回北平。

12月6日中午，第35军从张家口乘300辆汽车扬长东去。

得知第35军东逃，而我第3兵团又未能及时阻击，毛泽东火了，指名道姓地批评第3兵团：

“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35军东逃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成武）、李（天焕）任务是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东或绕道跑掉（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敌逃跑，则坚决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

同时，在电文中，毛泽东把堵住第35军东逃的任务交给了第2兵团。

“现35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

当然，这一切都是东北先遣兵团攻打密云引起的，在发了上述电文的同时，毛泽东给东北野司发出了电文。电文中，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林、罗、刘。电文最后说：

“希望杨罗耿能于6日或7日早在下花园、新保安线上抓住35军及104军，而怀来之敌亦未跑掉，你们可协同杨罗耿歼灭该敌。”

然而，第2兵团仍在百里以外的路上，要到达军委指定的新保安一线，至少一天时间。

情况十分紧急！

第2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接到军委命令后，立即命令各纵队强行军，火速开进。同时，命令原位于平绥线的4纵第12旅顽强阻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为主力赶到争取时间。

郑维山率3纵直奔新保安。

也许注定傅作义加快失败的命运，谁叫他摊上一个刚愎自用、骄狂自大的35军军长郭景云。郭景云素以作战勇猛和狂妄骄横而著称，他根本没有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从张家口到北平乘车不过一夜路程，在他看来，回去不至于有什么问题。自12月6日中午出发，很顺利地通过了沙岭子，通过了宣化。但东出宣化不远，开始遭遇我地方部队的袭扰。郭景云一面迎击我军，一面修路，走走停停，无奈，当晚宿营鸡鸣驿。这样，就为我军争取了时间。7日晨，敌35军继续东进，遭到早已在新保安布防的我冀热察军区部队和华北第4纵第12旅的猛烈阻击，欲进不能，只好让傅作义派飞机前来助战。尽管第12旅作战勇猛，但毕竟势单力薄，且战且退，战至下午6时，35军全部占领新保安，当晚在新保安宿营，又给我军争取了时间。我第12旅当夜在新保安以东继续构筑阻击阵地。

7日拂晓，第2兵团主力一部赶到下花园。

8日黎明前，第2兵团各纵队才从西、南两面全部到达新保安，将敌包围。

郑维山的3纵立即投入了抗击敌35军突围的战斗。

8日下午，郑维山收到了兵团急电，电文称：

“军委已严令责备我们到达太迟，致敌35军得以东突，影响整个作战计划。现要我们确实包围着敌35军于现在地区，并隔绝与怀来的联系。如果跑掉，由我们负责。我们已对军委负了责任。因此，我们亦要求你们严格而确实地执行我们的一切命令，谁要因疏忽或不坚决而放走敌人，是一定要追究责任的。”

兵团的命令是明确而严厉的，这是郑维山自15岁参加革命以来，所见到的措辞如此严厉的为数不多的电文之一。军令如山倒，郑维山感到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恰在这时，郑维山接到他先机派出的侦察小分队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发现敌人大股部队沿洋河北岸乡村土路向西运动。

郑维山一听，内心一紧，脸色更加严峻。

原来，郑维山在往新保安的开进途中，惯于独立思考的他和往常一样，随着马蹄声响，大脑急速地转动起来。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大战在即。不是吗？傅作义的第35军刚到张家口，却又急忙撤回北平；我方呢，电报一封接一封，命令一个接一个，火急火燎的，一个劲地催人快走，快到位。这说明双方最高统帅层都在作部署、调整。这意味着我军要对傅作义，对北平动手了！

傅作义的35军，可以说是郑维山的3纵的老对头了。郑维山也清楚35军在傅作义心中的分量。

那么，当35军回撤受阻时，傅作义会不会派兵接应或支援呢？

想到傅作义老谋深算、隐蔽不外露的个性，想到傅作义惯用的突然偷袭手段，郑维山马上作出判断：这种可能性极大。

那么，傅作义会派哪支部队去接应呢？

会不会派张家口的第105军由西往东前去支援？不太可能。即使有，也会遭到我军第3兵团的阻击，东援没有成功的可能。那么，很有可能的是，傅作义命位于怀来的第104军西出接应。

那么，我方对此是否有所准备？

至少从目前所接到的命令，尚未看到打敌增援的安排。

郑维山想到：一旦敌第104军、第35军两军会合，将对整个战局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据于上述分析判断，郑维山在途经矾山堡地区时派出侦察分队，并特意交待，沿洋河南岸向东侦察，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这就是郑维山的过人之处。

聂荣臻曾给郑维山一个评语，说他作战“心细如绣花”，果然名不虚传。

现在侦察分队的第二次报告，再次证实了他的判断，敌104军前来接应第35军，且已相距不远。

其实，早在上午，郑维山接到过侦察分队的报告，说沙城以西地区有零星枪声，郑维山就初步判定可能是敌104军开始行动了。郑维山打电话问防守在新保安城东的4纵：你们4纵在沙城地区有没有部队？回答是：没有，我们的任务是阻止35军东逃。显然，4纵对傅作义的援军毫无防备。而一旦打起来，面临腹背受敌的是4纵，而不是他位于新保安城西侧的3纵。

郑维山拿起电话，想把自己的判断和掌握的情况报告结兵团。

可惜，有线尚未沟通，无线信号极差，也无法联络。

怎么办？是按兵团命令于现地不动，阻敌西逃，还是抽出兵力，主动出击，东去拦阻西进援敌？

前者，是兵团、军委再三而严格命令所规定的，成则皆大欢喜，败则无人责难；后者，则要冒抗令不遵和与敌生死决战、胜败未卜的危险。

郑维山选择了后者。

作出这一选择对郑维山来说并不难。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是一个方面；多年作战的经验和培养出来的果敢作风，是另一方面。

郑维山清楚，目前只有粉碎接应之敌，才能有效地围住第35军。

郑维山决意要同傅作义作一番生死较量。至于他个人的安危荣辱，早已置之度外。

时间紧迫，刻不容缓。立即行动！郑维山命令9旅配属7旅1个团继续围城，坚决阻敌突围；命令8旅和7旅（欠1个团）随他东出迎接西援之敌。同时指示电台，尽快沟通联络，向兵团报告纵队行动。

这天夜里，阴云密布，天黑如漆。

部队在悄声地前进。

当郑维山率前卫团到达沙城西南的宋家村西刚想进村时，突然，从村中打出一梭子子弹，接着，枪炮声一齐闹腾起来。

郑维山一愣，随即判定，该敌可能是敌人的先头部队。

郑维山立即命令前卫团就地展开，并命令团长张文轩设法捕获俘虏，弄明敌情。

随后，他将各旅团指挥员召集起来，在碱滩一个单户人家的房子里，召开紧急会议，下达作战命令：

1．第7旅（欠1个团），在碱滩、马圈地区构筑3道阻击阵地，从正面阻击敌人；

2．第8旅进至沙城东南侧，从敌人侧后配合第7旅的正面阻击；

3．从负责围城的第9旅抽1个团部署在马圈与新保安之间，作为第2梯队。

郑维山最后强调说：“一切战斗准备均必须在天亮前完成。全体指战员，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战斗准备，迎接明天可能到来的恶战！”

是的，郑维山的判断没错。正当我3纵积极展开战斗准备之时，远在北平的傅作义也在调兵遣将，为明天争取第35军突围成功作准备。他任命第104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指挥第104军（欠1个师）、第历军（欠1个师）及第35军（欠工个师），迅速击溃包围第35军之敌，星夜向北平转进。

安春山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立即命令第269师、250师，星夜行军到沙城以南贾家营附近集结，任务是：向占领新保安外围宋家营、赵家营马圈之敌进攻并占领，迎接第35军向新保安以南地区突围，重点指向马圈。限9日前打通赵家营、宋家营。马圈、新保安间的通路。

“命令第35军于9日早，待第250师、第269师开始攻击时，即由新保安向马圈攻击，两面夹击该地共军，赶早突破重围。”

1948年12月9日，恐怕是郑维山一生中都难以忘怀的一天。

9日早晨7时，战斗打响，东西两面敌人同时发起攻击，双方炮火交织，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第3纵队顿时陷入三面受敌的危境之中。

对于战斗的残酷、激烈，早在郑维山的意料之中。他所未料到的是，正在这时，兵团一封急电送到郑维山手中，上写：

“中央军委并告郑维山：

郑维山擅自将3纵队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35军逃跑，郑要负完全责任。”

郑维山自然能掂量出这份电报的分量，他这时所做的是，立即让译电员回电：

“兵团并报中央军委：

兵团来电获悉，现在我这里情况严重，处境困难，望令4纵增援我1至2个团。”

看来敌人是孤注一掷了。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连续发起多批次的集团冲锋，一浪高过一浪。

第3纵队指战员依托临时工事，打得十分勇猛顽强，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我马圈、碱滩一、二线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多次，成了一场血与火的拉锯战。整个阵地始终淹没在战火狼烟中。

郑维山沉着冷静地观察着战场的变化，指挥部队与敌展开近战，以减少敌炮火和空袭的威胁。

战至中午，敌104军除攻占了两三个村庄外，几乎无大的进展。

在我第3纵队与敌激战的同时，西柏坡我最高统帅部的毛泽东，已指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迅速突进，插向康庄、怀来，切断了援敌退路。

与此同时，第2兵团命令第4纵参谋长唐子安率2个营支援郑维山。

而此时的傅作义，在北平“剿总”部里，焦虑万分，坐卧不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没有等来安春山的好消息，却等来在康庄、怀来地区发现共军主力部队的消息。傅作义一听，当即变了脸色，禁不住自言自语道：“晚了，完了……”

解救35军不成，如今又有赔进去2个军的危险。这3个军是傅作义的嫡系主力，一旦失去，坚守，还是南逃，都无资本了。

傅作义不甘心，要与安春山通话。他在电话中对安春山说：“无论如何请你亲自去把郭景云接出来。”

那近乎于哀求的声音，令安春山听后心颤不已。

安春山上阵了。下午4时，他亲自指挥，作最后一拼。

安春山一下子组织了2个团的兵力，在空军和炮兵掩护下，向我3纵阵地发起了凶猛的攻击。

同时，新保安的第35军也猛烈突围，并进至东园地区。

此时，东、西两敌相距不到4公里！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郑维山显得格外冷静，他命令第8旅由沙城向敌侧后出击，命2梯队团从马圈两侧配合正面实施反击。

郑维山下了死命令：“阵地不能丢，坚持到天黑！”

战至黄昏，敌人开始不支。而第3纵队却愈战愈猛，反冲击打得有声有色，敌人被打得溃不成军，抱头乱窜。

正当第3纵队欲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之时，郑维山却下令：“停止追击，返回原地待命。”

指战员们不解，郑维山解释说：“打援是为了包围敌35军，现在援敌已被打退，我们的任务仍是包围敌35军。至于眼下的敌人，跑不了多远就会成俘虏了。”

当晚，郑维山收到中央军委的嘉奖令，电文说：

“新保安敌35军9日数次向东猛突，均被我击退，怀来敌104军向西猛犯，亦仅占我沙城以南一村。杨罗耿3、4纵队昨（9）日击退东西两面犯敌，确保自己阵地。

应传令嘉奖。”

郑维山读完电报，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在郑维山接到嘉奖令的几个小时后，傅作义发出了“要求中共停止战斗，双方谈判解决”的电报。

4．兰州城垣，郑维山举目西望，残阳如血，群山苍茫，心中默默告慰

西路军英灵

公元1949年1月，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落下了帷幕，土崩瓦解的蒋家王朝，已魂飞魄散陷入末日穷途。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号令。命令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干净、彻底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此时的蒋介石，把垂死的目光盯向了位于西北尚存的40万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马步芳、马鸿逵等，作垂死挣扎，以图东山再起。

4月24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

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告彭德怀：“18及19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

同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你5月初回陕，在回陕前请对18、19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而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

一声令下，华北18和19兵团刚刚走出硝烟弥漫的太原战场，便又踏上西去征程。

征尘遮天蔽日，铁流滚滚向前。

在行进中的第19兵团队伍中，有一个人的心情与众不同，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命运注定了他要与曾给他留下惨痛记忆的“马家军”，作最后的较量。

他，就是第63军军长郑维山。

郑维山怎能忘记，14年前，他作为红4方面军第30军第88师政委，率部二次西征，由于脱离战略后方，孤军奋战。条件恶劣，尽管打了几次胜仗，但最终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年轻气盛的郑维山领教了“马家军”匪帮的凶残。多少战友牺牲了，鲜血洒满了西路军的征途。记得最后一战，郑维山率部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寡不敌众，他仅带出十来人突围成功……

那是郑维山军事生涯中最为惨痛的一页。

郑维山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为战友们报仇，洗清这笔血债！

在郑维山看来，此次进军西北，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在西北野战军3年的沉重打击下，虽尚存10余万人，但已是惊弓之鸟，不堪一击，真正的对手，当属马步芳、马鸿逢的“马家军”。

正如郑维山所料，第19兵团入陕后，立即投入了第1野战军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扶眉一战，歼胡宗南军队4.3万人，胡宗南见主力被歼，仓皇率残部退守秦岭，青海、宁夏二马见胡宗南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免遭被歼的命运，也随即匆忙北撤。

扶眉一战，更重要的意义是，粉碎了胡宗南与青、宁二马的作战联盟。狂妄的青、宁二马绝没有想到，扶眉战役为他们的灭亡敲响了丧钟。

彭德怀决定：“钳胡打马”，与“马家军”最后交锋的时刻倒了！

7月20日，在宝鸡虢镇父户村一座寺庙的大殿里，1野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正在进行。会上，彭德怀部署了与青、宁二马在平凉地区决战，歼其主力的作战计划。

7月21日，杨得志第19兵团接到命令后，即从乾县、礼泉一线出发，沿西（安）兰（州）公路及其两侧追击敌人，揭开了西北决战的序幕。

然而，历史却在陇东平凉这块多山、多沟、苍凉且贫瘠的土地上，与彭德怀、甚至与毛泽东，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决战尚未打响一枪一炮，青、宁二马临阵脱逃，几乎连个影子都找不到了。

原来，敌人已放弃与解放军在平凉的决战企图，采取了且战且退、迟滞解放军前进的战法。

彭德怀当机立断，命令杨得志19兵团、王震第1兵团、许光达第2兵团，不分昼夜，穷追二马，力争在追击中歼灭一部敌人。

三路兵马，如三支利箭，迅速射向正在撤退中的二马，其力犹如雷霆万钧，其势犹如排山倒海。

这一追，便追到了兰州城下。

8月4日，彭德怀下达了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命令。

8月20日，许光达的第2兵团，杨得志的19兵团，将兰州从东、西、南三面包围。

这个事后被军事史家称之为解放西北的最后一战的兰州战役，一触即发。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在地理上，是扼制青海、河西走廊、新疆及宁夏的枢纽，也是国民党统治在西北的军事与政治中心。

这个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的重镇，确实有险可依，有势可靠。它北濒黄河，三面环山，环抱城垣的皋兰山峰峦高耸，成为古城的天然屏障。山上建有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永久性工事，工事如蛛网蛇窟，遍及整个山体，主阵地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群，并相互连接，成为一体。主阵地外挖出1至2道峭壁，高约6至10米。峭壁腰部设有机枪掩体，峭壁外挖有几道外壕，宽深约为3至5米，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还设有铁丝网、地雷群。

兰州守军为青海马步芳的部队，总指挥为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马继援依仗兰州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狂妄叫嚣：“我要让彭德怀栽在兰州城下，尝尝我马家军的厉害！”

彭德怀对于与“青马”在兰州决战绝没有掉以轻心。他清楚，马继援要与他在兰战决一死战，此战难度极大，恐怕一时不那么容易拿下。要攻下兰州，必须—一攻下敌人外围马架山、豆家山、营盘岭、沈家岭等阵地，别无任何途径。

彭德怀作了严密部署。

郑维山的63军，负责攻击豆家山和十里山。

受今后，郑维山命令杜瑜华和蔡长元的第189师，张英辉的第187师担任主攻任务，第188师为第2梯队。

豆家山，位于兰州东南10公里处，海拔2089米，东北与十里山相连，西与古城岭、马架山相接，西兰公路由东至西穿山而过，是兰州东南的天然屏障。攻下豆家山，等于打开了进入兰州的东大门。

马继援以他的精锐主力第82军第100师，再加上他的嫡系警卫部队青海保安第1团，防守豆家山这一线山地。

敌人狂妄地吹牛说：“10万人马也攻不下兰州的东南要冲！”

郑维山知道，这是一块“硬骨头”，但正因为如此，更激发起他的斗志。

对于敌人第100师，郑维山是知道的，在他二次西征时，曾与其两次交手，深知该敌凶残，战斗力强。在郑维山给部队作战斗动员时，曾反复强调，不可麻痹轻敌，必须以“硬”抗“硬”，发扬英勇顽强的作战作风。

8月20日夜，主攻部队隐蔽接近敌人阵地，进入攻击位置。

21日拂晓，全线发起攻击。

出乎郑维山意料的是，敌人的火力如此密集、凶猛，攻击部队寸步难行，虽然指战员非常勇猛，组织了一次又一次攻击，但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郑维山感到很憋气。他清楚，还是轻敌思想作怪，战斗准备不足。

更让郑维山想不到的是，其他攻击外围阵地的兄弟部队，与他63军的情况差不多。

情况汇总到总指挥部，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攻击。

毛泽东获知后，给彭德怀来电：“首攻受挫，需要认真总结一下，找出教训，彻底克服轻敌情绪，进一步充分准备，待部队攻击确有把握时，再与敌较量！”

彭德怀立即给部队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认真总结，寻找教训，彻底克服轻敌情绪，认真作好再战准备，务求再战必胜。

彭德怀把再次攻击的时间定于三天后的25日。

郑维山不敢马虎，多次来到前沿，与作战部队研究敌情和地形情况，确立作战方案。

那天，他再次来到第189师阵地，带领师长杜瑜华、政委蔡长元观看地形，选择突破口。

郑维山对站在两旁的杜瑜华和蔡长元说：“这次主攻豆家山的任务，是彭总让我交给你们师的，并亲自点名让潘永堤的566团担任主攻团，你们可不能辜负彭老总对你们的厚望啊！”

俩人听后激动万分，不约而同地说：“请军长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彭老总的期望，坚决拿下豆家山！”

“好，有你们的这句话就行！”郑维山高兴地说。

大家一边看地形，一边议论道：“如此坚固的设防，确实少见，难怪敌人把兰州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哩！”

郑维山把拳头在空中一挥，坚定地说：“就是铁的也要把它砸烂！你们要多用点穿甲弹，把敌人的工事都搞掉，叫敌人尝尝我们铁拳的厉害！”

经研究，进攻的突破口，选在豆家山1号阵地，守敌两个团的接合部。

8月24日下午，郑维山又一次来到主攻团，看望部队，检查战前准备工作。

潘永堤团长向郑维山汇报了部队的准备情况，特别介绍了担任突击任务的第3连的准备情况。

他望着郑维山严肃的脸，提高声音，高声地说：“军长，我们各个连队都做好了准备，全团干部战士情绪很高，只要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准能攻下豆家山！”

郑维山听了，高兴地挥着手，说：“明天的战斗是激烈的，一定要让战士们吃饱饭，睡好觉，才能打好仗。”

8月24日夜晚，第189师利用黑夜的掩护，挖了两条各500米的堑壕，直逼敌阵地前沿。

8月25日拂晓，随着三颗信号弹同时升空，全线攻击再次发动。

顿时，密集的炮弹，沿着豆家山马家军阵地的纵渠飞泻着，硝烟笼罩了整个山头。

第566团突击队第3连，如猛虎下山，越过道道堑壕，跨过层层铁丝网，高呼着冲了上去。

冲锋发起不到10分钟，第3连已从正面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开始向纵深发展。

这一幕，被站在军指挥所里的郑维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高兴地说：“打得好，我们的突击部队攻上去了，用了不到15分钟，就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说完，他又转过身，对作战参谋命令道：“炮火实施延伸射击！”

红旗插上了豆家山敌1号阵地。

彭德怀从望远镜中，看到了敌人阵地上飘起了我们的红旗，当即给郑维山打来电话，说：“你们打得很好！是全线最早突破敌前沿的攻击部队。你们要乘胜进攻，一举攻克豆家山！”

突击队第3连刚刚攻占阵地，立足未稳，敌人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凶猛的反扑。他们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一个个袒胸露怀，举着大刀，狂吼乱叫着冲了上来，企图把我突击队压下去，夺回阵地。

第3连毫不畏惧，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拼杀。战况十分惨烈。

战斗进行到中午12点半，豆家山敌1号阵地，被突击队第3连全部攻占。

这时，第1连和第2连，也紧跟着突击队第3连冲上了1号阵地。在飘扬的红旗下，指战员接连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反扑，又向敌人的2号阵地发起进攻。

担负右翼突破的第565团的突击队第7连，在此同时，完全攻占了敌人的3号阵地。

豆家山1号和3号主阵地被突破，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

马继援获知后，慌了手脚，急忙调兵遣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失去的阵地，死守豆家山。

敌人组织了大刀敢死队、督战队、执法队，还歃血宣誓，画符护身，叫嚣着：攻上去就赏银元，赐美女，战死了就“升天”，誓与豆家山共存亡。

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第189师师长杜瑜华决定，除第567团第1营担任侧翼警戒外，所有部队用梯次连续投入战斗的打法，保持强有力的后劲，与反扑的敌人进行决战。

激战持续到下午5时许，郑维山的第63军第189师，全部攻占了豆家山阵地，歼敌3000余人，打开了兰州的东大门。

郑维山立即命令部队乘胜追击。

正因为郑维山的63军迅速攻人兰州城内，使守卫兰州其他方向的敌人腹背受到攻击，“青马”主力损失惨重，马继援无可奈何，只好密令全线撤退。但为时已晚，敌人溃不成军，迅速土崩瓦解。兰州战役至26日晨便宣告结束。

兰州解放了！

8月30日，彭德怀主持并指挥了盛况空前的解放军入城式。

入城式结束后，郑维山独自登上兰州城垣，面对西天如血残阳和茫茫群山，他胸中涌起的，是对当年西路军战友们的深深怀念。

5．郑维山一拍桌子：“打！出了问题我负责！”于是，在敌人眼皮底

下，志愿军3500人悄然潜伏

1953年6月10日，山峦起伏的朝鲜东线战场，迎来了一个平凡而又极不平凡的日子。

这一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第20兵团指挥部，第60军军、师、团指挥所里，人们的心情极为紧张，一齐关注着我军的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

龙门山，第20兵团前进指挥所里，气氛紧张而又宁静，除了偶尔响起的清脆的电话铃声和掀动的电报纸的哗哗声，几乎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代司令员郑维山此刻的心情，更是非同一般。他望着坐在他眼前新到任的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耳边又响起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的声音：“郑司令员，杨勇司令员、王平政委已经来到，你呢，准备回国接受新的命令。不过，这一仗嘛，还是由你指挥。他们刚到，毕竟还不熟悉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请邓司令员放心，保证把这一仗打好！”郑维山答道。

是的，这是他参加朝鲜战争的最后一仗。

这一仗的作战方案是他提出来的，他参与了整个作战计划的制定和修改。为了打好这一仗，他和主要实施这一方案的60军的指战员们，准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倾注了他很多心血。

这一仗，是我志愿军实施夏季攻势的第一仗，也是最关键的一仗。为此，郑维山还给志愿军指挥部拍了胸脯，立了军令状。

郑维山是1951年2月以19兵团副司令员的身分，与司令员杨得志一起率部奔赴朝鲜战场的。1952年6月，郑维山调任第20兵团代司令员。

此时，中、朝、韩、美停战谈判正在开城板门店进行。谈判时断时续，进展缓慢，双方均以战场上的军事较量作为谈判的筹码。

我军的作战指导思想随着谈判的展开作了调整。由过去实施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改为打长期的坚固阵地防御战，并结合实施有效的战术反击，大量消耗敌人。

郑维山上任伊始，便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兵团所有的主要防御阵地，侦察地形，了解敌情，同大部分师、团干部及部分一线官兵进行了广泛交谈。

随即，兵团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作战会议。会上，郑维山分别就防御作战与战术反击给部队明确了作战的基本要求和主要打法。单就战术反击，郑维山就设定了三种。第一种打法是“抓一把”。对于敌前沿利于我攻击的敌人，采取速打、速歼、速撤的方法，抓一把就走。第二种打法是打敌反扑，利用敌人有失必反的特点，选择敌人适当阵地，攻占后迅速改造地形，集中优势火力，大量杀伤反扑的敌人，适时撤出战斗。第三种打法是固守阵地，对于我改善防御态势有价值的阵地，攻占后与敌反复争夺，坚决固守。

会后，90兵团各部队掀起了备战热潮，一面加紧阵地建设，一面积极进行战术反击的准备。

恰逢志愿军发动秋季攻势，由于各部队贯彻郑维山的作战思想坚决，准备充分，在郑维山的指挥下，20兵团的战术反击打得有声有色，战斗发展相当顺利。作战仅2个月，就夺取敌阵地50余处，打退敌人反扑800余次，歼敌万余人。

连续战斗数月，不仅消灭了大量敌人，锻炼了部队，而且把战斗的焦点推到了敌人的防御前沿。

战绩反映到我最高统帅部，毛泽东高兴地说：“这种打法好。这叫做‘零敲牛皮糖’。如此下去，必能制敌于死命，迫使敌人妥协，最后结束朝鲜战争。”

时至1953年4月，由于我军有效的战术反击，因战俘问题中断了6个半月的停战谈判恢复了。

但到5月，美第8军前任司令范佛里特发表文章，反对妥协，扬言要彻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以军事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5月7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在汉城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进攻，甚至狂言“必要时单独作战”。

看来不狠狠地教训一下敌人，停战谈判是无法进行的。我志愿军指挥部决定，发动夏季攻势，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

其时，敌我双方的防御阵地是这样的。我方阵地成“凹”字形，敌人阵地成“凸”字形。敌人凸进来的那部分，宽约20公里，纵深近9公里，且由东向西有938.2、973、883.7和949.2高地等几座大山，与我方阵地相比，高出一二百米。

我夏季攻势的目标就是吃掉敌人“凸”字形防线的突出部，拉直金城以南战线，把我军防线推到敌第二防御地带去。

整个夏季攻势分三个阶段。要想达成夏季攻势的战役目标，必须首先攻占973、883.7高地等敌人占领的前沿支撑点。

由于敌人防御阵地的突出部，正是在第20兵团第60军的防御地段上，首先攻占这几个高山阵地的任务自然落在了第20兵团身上。

说实在的，郑维山早就想拿下这几个高地了。不用说像郑维山这样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就是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懂得占领这几个高地的军事意义。敌人这几个制高点，突出我方阵地一大块，且高出我方阵地一二百米，敌人可以俯视我方纵深和前沿部队侧后，对我方防御构成很大威胁。假如停战线以此划定，双方各自后撤2公里，我方纵深将无险可守，对今后巩固战线也将十分不利。

受领任务后的郑维山心清十分激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夏季攻势的战况如何，首先就要看郑维山的这次作为了。

但要想拿下这几个高地，难度很大。这一点，郑维山心里也十分清楚。

防守在这几个高山阵地是敌人的1个加强团的兵力。整个防线，自1951年夏季开始经营，已形成坚固阵地防御体系。这一线阵地被“联合国军”以美国当时的总统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的州名命名，称之为“密苏里防线”。它与美国著名的“密苏里号”军舰同名。敌人把这一防线这样命名除寓意“胜利”之外，大有将此线比作钢铁军舰般坚强，如同总统家乡一般安全之意。

并且，敌我阵地前沿都在高山顶上，海拔都在几百米以上，之间深沟相隔，地形复杂，距离又远。

怎么打？随着郑维山数次来到前沿观察地形，并同指战员们广泛交谈，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的心中形成了。

5月上旬，第20兵团召开作战会议。巨大的掩蔽部里，坐满了兵团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参加会议的还有新到任的第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杜义德，还有从国内来观战的李天佑、李成芳等高级将领。

作战会议，开门见山，主要围绕“怎么打”这个焦点展开讨论。

会上，郑维山提出了实施大潜伏的设想。和

郑维山说：“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有利，但也因此容易松懈麻痹，戒备不严，造成我可乘之隙。另外，我在观察地形时发现，敌人前沿和侧翼都有大片树林，可供部队隐蔽潜伏。”

“我之所以想用潜伏的办法，”郑维山接着说：“主要考虑到，敌我阵地主峰相距2至3公里，中间呢，又有大川深谷相隔，不利于我炮兵火力的发挥和步兵的集结。如果我们提前把部队隐蔽集中在敌前沿，第二天黄昏发起攻击，前半夜就可完成进攻战斗。这样，可以有4到6小时的时间改造工事，部署兵力、火力、组织步炮协同、补充弹药。待第三天敌人反扑时，我军早已作好战斗准备，可有效地反击敌人。”

“现在的问题是，”说到这里，郑维山稍作停顿，用目光扫视一圈后说：“对强攻敌人1个加强团设防的坚固阵地实行战前潜伏，要出动多少兵力？兵力少了，显然不行；多了呢，潜伏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缩小。过去，我们搞过许多次潜伏，但毕竟人数少，好办。我初步概算了一下，这次少则也得三四千人。这么多人潜伏到敌人阵地前，能隐蔽好吗？更何况，潜伏时间将近一昼夜，这么多人吃喝拉撒睡怎么办？一旦被敌人发现，在敌人密集火力的打击下，会出现什么局面？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得考虑到。现在我把我的设想和考虑到的问题摆了出来，供大家讨论。当然大家还有别的方案或设想，也可以摆出来。”

郑维山讲完以后，会场上出现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沉默。大家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在与会者中间，有一个人兴奋异常，跃跃欲试。他，就是第60军军长张祖琼。他的设想与郑维山所谈的竟不谋而合！其实，关于大潜伏的设想，已在张军长的脑海中酝酿已久。张军长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第一个站了起来。

“我同意司令员提出的大潜伏的设想。我认为，实施大潜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张军长说。

张军长的开场白，使会场气氛为之一振。郑维山立即把目光投向了张军长。

接着，张祖琼分别就大潜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作了详细的阐述。张祖琼语调沉稳、娓娓道来。有理有据、实事求是的分析论证，说得郑维山和兵团其他领导频频点头。

张祖琼发言之后。其他同志陆续发言，围绕大潜伏的方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打算。郑维山越听信心越足，他一拍桌子，说：“打！出了问题我负责！”

于是，采用潜伏手段打掉敌人加强团阵地的作战决心就这样定了下来。

会后，兵团投入到了紧张而有序的备战之中。

从整个作战计划的制定到大潜伏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相应对策，郑维山都一一过问，抓好落实。

部队临出发前，郑维山特意把第60军担任突击队的连队干部请到兵团部，他把来自祖国的慰问品拿了出来，一边招待他们，一边询问潜伏的准备工作情况。郑维山还特意指出：要注意冲击道路的选择。潜伏时，山地死角可以利用，但是，战斗发起，坡度大，难攀登，会增大困难。

大潜伏的作战计划付诸实施了。2个团的前进指挥所、4个营部、15个半的步兵连、4个机枪连共3500多人，悄悄潜伏到了敌人阵地前沿。

突击连高敌人前沿不到200米。潜伏部队如果咳嗽或睡觉打呼噜，敌人都能听到。敌人在60度到70度的陡坡上，从上往下扔手榴弹，就可以甩到潜伏区。至于步枪、机枪、小炮、大炮的威力就更不用说了。整个潜伏部队都处在敌人射程和火力网之内。

这实实在在是一着险棋。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这么多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将近20多小时，一旦被发现，将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

1953年6月10日，这一天的黎明似乎来得特别早，这一天的时间又似乎过得特别慢。

“这一天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数着过的。”担任主攻任务的第542团团长武占魁后来回忆说。

这一天，郑维山和兵团其他领导们的心情一样，一整天坐镇在兵团指挥所里，在担心、焦虑中度过的。

郑维山自信各项准备扎实、周密、细致，也更坚信参加潜伏的每个指战员都会自觉遵守潜伏纪律，克服各种困难。但在取得成功之前，每一刻，同样都隐含着失败的因素，更何况这本来就是一次冒着很大风险的作战行动。

这一天还算顺利，除了黄昏时分，我潜伏区曾两次遭受冷炮牺牲30多名战士外，敌人没有发现我潜伏部队。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了天黑。

晚8时20分，几发信号弹划破夜空，我军声东击西的炮火准备开始。敌阵地的两侧山头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我两支部队分别向两翼山头发动佯攻。敌人误以为我要向两侧发起进攻，立即集中兵力火力还击。突然，又有几发信号弹升上天空，我军即将对其发起冲击的敌902.8、973和883.7高地，立即被密集的炮火覆盖，成了一片火海。对于这几个山头，我炮兵特别“照顾”，数次的假延伸，数次的重复射击，不仅有效地摧毁了敌防御工事，还杀伤了大量在我假延伸中伺机反击的敌人。

山坡下的潜伏部队，见我军炮火如此威猛，一片欢呼，待我炮火向纵深正式延伸后，突击部队立即向各自目标发起冲击。

山头上火光闪闪，杀声震天，冲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峡谷。

战士勇猛，进攻神速。

突击队的出现，如神兵天降，一下子打得敌人溃不成军。

战斗已进行1个多小时，按原定计划，1个多小时，足够攻占敌人阵地，但前面的战况却迟迟没有上报。

郑维山急了，他拿起电话：“张祖琼吗？怎么搞的，仗才开始就放羊啦！”

张祖琼心里也很着急，他说：“我们正搜集情况，很快上报。”

不久，战况报上来了。各突击队总共用了70分钟，就攻占了预定目标902.8高地、973高地、883.7高地——敌军第27团防守的大部分阵地。歼灭第27团第1营、2营、3营和师部搜索连。

郑维山听后十分高兴，指示张祖琼：“坚决打敌反扑，同时，加强工事的改造和抢修，迎接敌人明天更大规模的反扑。”

11日天刚亮，敌机来到我占领阵地上空，实施侦察和轰炸扫射。随后，又组织了3个团的兵力，在炮兵的掩护下，向我轮番反扑。

郑维山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精神依然振奋。

突然，电话铃响了。

“郑司令员吗？我是张祖琼。部队弹药供应不上，请兵团支援一下。”

郑维山是深知张祖琼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伸手的。

郑维山决定用汽车运。他特意指示后勤部门：“装车在坑道内，选择好道路，掌握好时机加大油门冲过去。”

效果不错，10辆弹药车，冲过去了9辆。

激战，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着。

我突击部队，苦战4昼夜，先后击退敌人1个排至2个营的兵力进攻190余次，歼敌7812名，巩固了全部阵地。

大潜伏成功了！

3500多名步兵，几百门大炮，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长达20多小时，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而突击部队仅用1小时零10分钟歼敌1个团大部，并占领敌该团高峰阵地，首创我军防御作战以来一次歼敌1个团大部的范例。为此，第20兵团及第60军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的通报嘉奖。

郑维山此时的心情可以想象。这毕竟是他代理第20兵团司令员一年多来所指挥的最大的一仗，也是他离开朝鲜前的最后一仗。

对于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还有什么比获得战争的胜利更让他感到高兴和自豪的呢。

郑维山，再次显示了他能征善战、智勇兼备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53年8月，郑维山起程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为表彰他的功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主力军军长——中将罗元发

主力军军长——中将罗元发

罗元发福建龙岩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6纵司令员，一野第6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面对15倍于己的敌人疯狂进攻，罗元发指挥部队硬是顶了7天7夜，

于是他有了“铁脑壳”之称

提起1947年，对中国革命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会知道发生在那年初的著名的延安保卫战。

延安，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心脏，是革命的圣地。

延安保卫战，是毛泽东面对十倍于我前来进犯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以主动放弃坚持了十多年的延安为代价，从而开始实施“蘑菇战”，牵制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于西北，拉开了国共双方在西北战场决战的帷幕。

延安保卫战，为我军造就了一批著名战将。罗元发，就是其中的一个。

罗元发，这位1929年参加红军的老战士，时任西北我军主力之——教导旅旅长。就是他，率领这支有红军基础的英雄部队，在金盆湾，抗击无论兵力还是装备上都远远优于我军的胡宗南部队的攻击，战斗持续了7天7夜，有力地保障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延安城安全撤离。

罗元发，也因此有“铁脑壳”之誉而扬名。

1947年初，蒋介石把目光投向了西北，投向了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

按原定计划，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准备于1947年3月在南京召开。会上准备对国共内战近一年来的形势进行检讨。蒋介石清楚，国民政府军这一年来，在全国战场的表现极糟，为了有个好的交待，扭转全国战局，从而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蒋介石决定发动对延安的进攻。

对于在全会召开之前攻占延安，蒋介石自信是很有把握的。一则，在延安的共军不过2万来人，而他在西北的部队有三四十万之众；二则，他十分看中由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同乡且“铁杆”兄弟胡宗南的能干和忠诚。有这样两个因素，岂有不胜之理？！

倘若攻占延安成功，将极大提高全军士气，提高他本人和国民政府的威信，同时，还能提高政府在国际上的威望，他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参加届时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把算盘珠子拨得“哗哗”响。

于是，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紧急召见“西北王”胡宗南来南京。

胡宗南坐飞机从西安出发，于当天下午4点在蒋的官邸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告诉胡宗南，必须于3月10日对延安发起进攻。

蒋介石之所以选定了3月10日这一天，是因为他获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将在这一天在莫斯科开会，会上要讨论中国内战问题。进攻延安，可以向四国外长表明，中共已被国民政府彻底击败。

蒋介石问：“陕北作战有把握吗？”

一向好大喜功且又善于体察蒋介石心思的胡宗南，当即表示：“请领袖放心，陕北作战有绝对把握。”

胡宗南的表态不能说是即兴胡说。早在1946年5月间，为了向主子表忠，也为了他自己的威望，他就拟定了攻占延安的作战计划，只是蒋介石没有同意，而未能实施。

因为有此基础，胡宗南立即拿出了进攻延安的计划：将其主力分成二路，右兵团由整1军军长董钊率3个整编师，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团由整29军军长刘戡率2个整编师，占领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协助右兵团，以闪击行动迅速攻占延安，后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共动用15个旅，14万余兵力。同时，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助战。发起进攻时间为3月10日拂晓。

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计划。

胡宗南向蒋介石表态：“三日内攻占延安。”

蒋介石好不得意，庆幸自己有伯乐之才。

3月3日，胡宗南回到西安，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中。

3月7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令其将进攻延安的时间推迟3天，因为当时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

3月9日，胡宗南从西安飞往洛川前线。

10日，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队如期到达宜川、洛川一线。

11日上午，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对众将领说：“领袖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

胡宗南信心十足地说：“三日之内占领延安。只要占了延安，共军就得过黄河。”

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让秘书熊汇荃拿出随身带的古典小说，读了起来。

然而，令胡宗南实在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切行动计划，均被他的秘书熊汇荃这位我党派往胡宗南身边的地下工作者，秘密而又及时地报告了我党中央。

两军还未开战，就注定了胡宗南难逃失败的命运。

面对汹涌而来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毛泽东及党中央作出的反应是：主动撤离延安，留一座空城给胡宗南。

延安的军民想不通。

毛泽东说：“我送你们十六个字：‘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要想透里面的道理。”

同时，毛泽东作出决定，中央不过黄河，留在陕北，意在牵制胡宗南部队，并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逐批加以消灭。还决定由彭德怀指挥在陕北的2万余解放军，实施统一的作战行动。

就这样，紧张而有序地从延安撤离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就这样，抗击胡宗南攻占延安，以掩护中央和延安人民安全撤离的任务落在了罗元发的教导旅身上。

罗元发从来没有感到肩上的担子如此之重。他再一次想起一年多前与毛泽东会面的情景。

那是1945年6月16日下午4点，罗元发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找他谈话。

他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虽然曾几次见过毛主席，亲自聆听过他的报告、讲话，但毛泽东单独找他谈话还是第一次。

他乘一辆卡车，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枣园。

毛泽东招呼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后，微笑着问他：“要你到教2旅去工作，今天特地找你来谈谈，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罗元发回答说：“本来我是想回前线去。朱总司令、聂司令员和彭校长都给我谈了话，我现在想通了，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这样好。其实想回前线，这想法并不坏。不过，我们边区虽是抗日后方，但也是前线，我们不能老唱‘空城计’。”

毛泽东接着说：“抗日战争就要胜利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个我们得好好想想喽。这次军委决定调几个旅回陕北，就是根据当前形势决定的。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胡宗南带着几十万大军在磨刀，我们不磨刀是要吃亏的，这叫有备无患嘛！”

在谈到当时部队情况时，罗元发汇报说：“在部队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打败小东洋，回家种地忙。老婆娃儿热炕头，小日子像蜜糖。”

毛泽东听到这儿，将手一挥说：“大凡天下事，总得两厢情愿唆！你要过小日子，蒋介石愿不愿呢？他现在把胡宗南的几十万人，摆在延安大门口，这是干什么呢？是帮我们守大门吗？还是想窜进来捞一把呢？我看他们是不安好心喽！”

说到这里，毛泽东点上支烟，脸上显出严肃的神态，接着说：“所以，你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训练，提高警惕，防备国民党突然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已经打破了他们的经济封锁，我们还要随时准备打败他们的军事进攻。”

“主席，请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教导把部队带好，使部队安心留守在陕甘宁边区，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罗元发当即表态说。

那次谈话后，罗元发愉快地接受了教2旅政委之职。在教2旅驻地金盆湾、南泥湾，他一面继续组织生产，一面加紧部队的训练和战备。

不久，教1旅和教2旅合并，成立教导旅，罗元发任旅长兼政委。

现在，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胡宗南开始向延安动手了。也正是你教导旅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尽管罗元发在毛泽东面前表过态，也知道这支有红军基础的部队具有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但面对兵力上十倍于我，且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的进攻，他不能不有所担心。

不过，罗元发在接受任务的那一刻起，就以拼命到底的决心，迎接这场注定十分酷烈的战斗。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充分发动部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最有力的战斗动员令，教导旅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中。

金盆湾和南泥湾一样，位于延安东南八九十里的地方，这里也是高山夹着大川，山上梢林密布，荒草萋萋。

由于“咸榆公路”从这里通过，又面对胡宗南封锁延安的堡垒线，所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必经之地。

3月9日，就在胡宗南从西安飞往洛川前线的同一天，彭德怀来到了金盆湾教导旅的防御前沿。

彭德怀一到，便单刀直人入说明了来意：“怎么样，罗旅长，准备得怎样？”

罗元发详细汇报了备战情况：教导旅同关中分区警备7团和延属分区警备3团一起，在东起临真镇、金盆湾，西到中武、茶坊，长90公里，纵深三四十公里地带组织防御，构筑了三道防线等。汇报完，罗元发表示：“我们决心很大，情绪很高。”

视察完，彭德怀问：“实事求是，按你们的实力，你能防御几天？”

罗元发想了想，回答说：“5天，能顶5天。”

“不行！”彭德怀摇摇头，说：“我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正式告诉你，这次是迟滞敌人的防御战，任务是掩护党中央和延安机关、学校安全转移，掩护延安群众疏散，不属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范畴，要打到底。中央计划用7至10天的时间阻击敌人，你们尽可能阻击。争取防守一星期，怎么样？”

既是中央决定，还有什么话可说。罗元发坚决表示：“是，坚守一星期！”

3月12日拂晓，突然传来敌机的嗡嗡声。霎时，部队立即吹起了防空号。罗元发一面指挥部队隐蔽，一面迅速组织对空射击。

几十架敌机一批又一批飞来，阵地上顿时一片尘烟。

飞机轰炸了整整一天。

罗元发清楚，这是胡宗南的开场锣鼓，真正的战斗还未开始。

3月13日8时许，战斗打响了。

敌整编27师，轻装穿过梢林，拥向临真镇，先与教导旅的警戒分队接上了火，紧接着与教导旅2团和警卫营展开激战。

敌整编第1师和整编90师进攻的方向是南泥湾东侧和金盆湾。他们采取集团进攻和迂回包抄的方式，向守候在这里的教导旅1团扑去。

这样，教导旅与胡宗南的右路兵团全面接上了火。

打得最激烈的要数金盆湾，国民党军第90师代师长陈武很想在这次进攻中露一手，尽早地将师长前面的“代”字摘去。他兵分两路，凶猛地向1团防御阵地扑过去。

教导旅1团也是不好惹的。团长罗少伟，战斗一打响，便和政委魏志明来到阵地最前沿，见敌人呈集团队形大模大样拥来，便上小炮班，采取打一炮换一个位置的战法，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同时，将手榴弹捆在一起，让投弹手投向敌群。当敌人溃退时，又指挥战士们去捡丢弃的枪弹。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陈武的多次进攻均未能奏效。

其他地方与金盆湾阵地一样，敌人未进得半步。

胡宗南见进攻受挫，暴跳如雷，严斥董钊和刘戡，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加大攻击力度，必须在三天之内拿下延安。

3月14日，战斗一开始，敌机一批又一批对教导旅阵地狂轰滥炸。罗元发在指挥所里用望远镜向外看，数十里战线的各个阵地上，翻腾着浓烟烈火。

轰炸后，敌人像疯狗一样，又一次向我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这一天，陈武改变了战术，向我1团和2团的结合部发动了猛攻。

这个结合部，罗元发仅放了不到3个连的兵力。尽管3个连打得非常英勇，但毕竟寡不敌众，见阵地有可能被敌人中间突破，罗元发立即命令旅直特务营前去增援。

特务营上去了，一连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我阵地前沿，敌尸堆积如山。

过了不久，敌人又动用了约3个团的兵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向我阵地压来。

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的差不多了，战士们就上了刺刀，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

激战至15日夜晚，罗元发命令部队撤至马坊、南泥湾、麻洞川一带第二道防线。

入夜，罗元发下令各团连夜抢修工事，加紧在阵地前沿和各大小道路布设地雷。

胡宗南三天攻占延安的美梦破灭了。16日一开战，董钊把进攻部队全部拿了出来，向教导旅各阵地发起攻击。

教导旅的指战员们，几乎都以白刃格斗肉搏的方式，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厮杀。防御阵地一次又一次地被敌人撕开口子，还未待敌人立足站稳，指战员们又立即冲了上去，把撕开了的口子补上。教导旅如同一道铜墙铁壁，挡住了敌人的进攻。

16日下午，彭德怀打来了电话：“罗旅长，毛主席要我转告，毛主席说‘你们打得很好，打得英勇顽强，给敌人很大的杀伤，掩护了中央和延安人民的转移。’你要把毛主席的话传达到每个战士，坚决完成抗击敌人7昼夜的任务！”

罗元发说：“请彭总放心，我们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狠狠打击敌人，坚决完成任务！”

部队已连续苦战了5天5夜。根据战场实际，罗元发被迫再次命令部队撤至松树岭一带第三道防线。松树岭防线，也是教导旅保卫延安实施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敌突破，敌人就如同放了闸的洪水，汹涌地向延安扑去。

罗元发对部队作了再一次动员，命令旅的机关人员和预备队都派到各团加修工事，支援部队，准备迎接一场恶战的到来。

敌人见我教导旅不断收缩，退至松树岭，17日的进攻更加凶猛，妄想一举攻克松树岭。

中午，松树岭以南的磨盘山阵地陷落了。这是1团防御阵地的支撑点，如果不能及时夺回，敌人就有可能断我侧背，对我进行迂回包围。更严重的是，就可能畅通无阻地翻过山峁，沿着大道，直逼延安。

情况十分危急！

罗元发拿起电话：“罗团长吗？把你的1营这个预备队给我拉上去，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把磨盘山从敌人手里夺回来！”

1团1营上去了。经数小时激战，磨盘山重新回到我们手中。1团防御阵地稳住了，整个松树岭防线稳住了。

战斗至18日下午，教导旅伤亡很大，罗元发把旅直机关参谋、干事等凡是能上阵的都拉上了战场。

令罗元发欣慰的是，完成抗击7昼夜的时限即将到来。

金色的晚霞消逝在远天，夜幕渐渐笼罩了陕北高原。

杨家畔教导旅指挥所里，罗元发向旅团以上干部宣布了彭总的命令：“中央机关及延安居民已安全疏散完毕，教导旅7天7夜的抗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你们于今晚22时，将所有部队撤至青化砭以东隐蔽集结，待命歼敌。”

至此，延安保卫战宣告结束。

罗元发当时未想到，他所指挥的金盆湾阻击战，与以后著名的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一起，被写进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如璀璨的明珠，夺目耀眼。

罗元发也因此被赞之为挤不烂、打不垮的“铁脑壳”而威名远扬。

2．彭德怀深知胡宗南的脾气，说：“只要我们或做得好，他胡宗南

肯定出场，而且演得尽心尽力。”

青化砭之战，是彭德怀自撤离延安后指挥的第一仗。

青化砭之战，给自以为攻占延安取得胜利的胡宗南，以当头一棒，他哪里知道，这是他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开始。

这一仗，距离胡宗南攻占延安，仅仅相隔6天。

3月19日，胡宗南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延安城。进城一看，共产党留给他的，竟是一座空城。

但尽管如此，胡宗南仍大喜过望，急急忙忙向蒋介石报捷：“我军经7昼夜的激战，第1旅终于19日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这显然是一派胡言。别的不说，我军在陕北部队总共才2万余人，岂能被胡军俘虏5万余人？

蒋介石信以为真。对攻占延安，早以“三分军事9七分政治”，视之的蒋介石是不会放弃好好做一下这篇“文章”的。

这时正值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立即致电胡宗南：“宗南吾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积愤，殊堪嘉尚，希望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勘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兄勉旃。”

蒋介石带了头，南京政府也动了起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发来祝贺长电，并给胡宗南送去一枚河图大勋章。一切舆论工具也动了起来，摇唇鼓舌，很是热闹。国民党中央电台说：“共军不堪一击，延安老百姓放鞭炮欢迎国军。”还说他们“打死了共军教导旅旅长罗元发”云云。

胡宗南一时成了中外瞩目的风云人物。

但此时已住进延安的胡宗南头脑倒也清醒，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在演戏。戏终有结束的时候，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到时他怎么向他的“主子”和政府交待？因此，胡宗南一踏进延安，便令董钊的整1军和刘戡的整29军，全力搜索，寻找共产党机关和主力，尽早消灭之。

胡宗南这一想法，正合毛泽东的“蘑菇战”战略构想。

何谓“蘑菇战”？

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我们2万多人要消灭20多万敌军，就得有正确的作战方针。第一条就是采用蘑菇战术，靠你们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让敌人围着打转。等它疲劳了，饿极了，就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他几个团，过不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对此，彭德怀早已心领神会。在部队撤离延安时，按照他的命令，黄新廷的独1旅2团2营，在延安西北方向向董钊的第1军出击，虚晃一枪，假装败走，打上红旗朝安塞方向退去。

一直寻找共军主力无门的董钊，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大喜过望，立刻报告胡宗南，说是发现了共军行踪。胡宗南惊喜万分，他判断共军主力在安塞，便立即令董钊部、刘戡部全力追击，同时，又令整编31旅立即进驻拐峁镇，以便尽快占领青化砭，保证即将开往安塞的主力侧翼安全。

整31旅旅长李纪云得令后，便率部向青化砭开进。

情况不明，孤军深入，属兵家大忌。李纪云不懂，碰上个“胡”指挥，恰恰也不懂。攻占延安华而不实的胜利，早已让胡宗南热昏了头。

而如优秀猎人的彭德怀看到了。他立即命令我军主力准备伏歼31旅。

在部署作战计划时，彭德怀专门打电话给罗元发：“罗旅长，我军准备在青化砭伏击敌31旅，让你们旅参加，你看行不行？”

看来彭德怀对刚从金盆湾撤下来的教导旅的战斗力有所担心。未想，罗元发一听便来了精神，“彭总啊，太好了，我们旅参加。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的战士还在为这么轻易撤离延安想不通呢。打这么一仗，正是对部队的一个鼓舞。”

彭德怀一听，说：“那好，你们旅现在归王震指挥，与2纵隐蔽集结在青化砭东南闫罗寺、郝家河、胡家河一带，准备伏击31旅。”

彭德怀接着说：“这一仗是我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主席很重视，胜败影响很大。打胜了，可以给边区军民以极大鼓舞，增强胜利信心；给疯狂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可以使其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初战必须打胜。”

“彭总，请放心，我们教导旅保证完成任务。”罗元发说。

教导旅的官兵听说要打仗，参加“吃”胡宗南送到嘴边的“肉”，一下子都来了情绪。

24日拂晓，教导旅和2纵按规定进入青化砭到房家桥大道以东设伏完毕。

青化砭在延安东北60余里，站在山头俯瞰山下，一条小河由北向南蜿蜒流入延河，咸榆公路像一条飘带顺河而上。公路两旁是条30多里的大川，川道两旁是连绵起伏的高山，这真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设伏一天，敌人没有来，战士们有点急了。原来敌31旅在拐峁准备干粮，耽搁了。罗元发指示部队要沉住气。

入夜，罗元发接到野司指示，把部队撤到后山休息，准备好明天战斗。但战士们求战心切，随时准备吃掉这股敌人，虽然撤下来了，但谁也不愿休息，于是，拂晓前，又早早地回到了设伏地。

天色微明，两架涂有青天白日的侦察机飞了过来，在青化砭上空盘旋了一阵，飞走了。

罗元发对王震笑着说：“敌人给我们报信来了。”

果然，过了不久，敌人出现了，顺着公路，长长的队伍，像毒蛇在蠕动着。

走在最前面的是31旅的便衣队，鬼鬼祟祟，猫着腰，弓着身，朝半山腰打了一阵枪，除了惊飞几只山鸡外，什么动静也没有。

这下旅长李纪云放心了，他亲自带着大队人马，沿着延榆公路，大摇大摆地走来。

11时左右，敌引旅全部进入我伏击圈。

只听得一声枪响，紧急着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冲啊！杀啊！”战士们像一只只小老虎从掩体里跃出杀向敌人。

顿时，满山川枪炮齐鸣，杀声震天。

独4旅从惠家砭方向切断敌人退路，新4旅在赵家沟北山梁迎头卡住敌人脖子，教导旅从东向西，358旅由西向东，2纵由南向北，像三把利刀，一下子把敌人截成四截。

整31旅在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下，既无招架之力，更无还击之手，3000余人就这样被歼灭了。

罗元发没忘记看表，整个战斗只用了1小时40分钟。

青化砭伏击战的胜利，很大地鼓舞了我边区的军民。对于教导旅的指战员来说，这一仗的胜利，来得正是时候，打延安保卫战时憋的那股气，得到了释放。

令罗元发未料到的是，仅隔20天之后，教导旅又作为主力，再次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整31旅被歼，胡宗南十分恼火，急于想找到我西北主力决战。他判断我西北解放军主力位于延安东北地区，于是命令董钊、刘戡10万余人兵分两路北进延川、清涧、瓦窑堡而来。

彭德怀呢，先给他们在延安东北地区摆了一座座空城，然后令新4旅和地方游击队，佯装大兵团行动，向东北撤退，作“牵驴游空城”。

从3月25日至4月6日，在胡宗南的遥控指挥下，董、刘两个军，忽而由西向东，忽而由东向西，忽而由南向北，忽而由北向南，浩浩荡荡，缓慢而又艰难地举行起“武装大游行”，几度回旋，却处处扑空，一直没能找到我主力。累得部队精疲力竭，一筹莫展。

要打歼灭战，必然是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彭德怀把注意力盯在了守备在瓦窑堡的敌整135旅身上。

怎么打？没法把整135旅调出来。

4月13日，彭德怀令1纵2个旅佯装成解放军主力，对董。刘两军实施顽强抗击，并节节诱向蟠龙以西地区。

胡宗南得知后，欣喜万分，断定与共军主力决战时机已到，便一面令董、刘两军向西猛追，一面令整135旅从瓦窑堡南下，协同主力围歼共军。

胡宗南果然上了圈套。

彭德怀立即部署了在羊马河一带伏击南下的整135旅，争取再吃它1个旅的作战计划。教导旅与2纵、新4旅共4个旅担任伏击任务。

罗元发受领任务后，心情很是激动。他清楚，此次同是打伏击，却比青化砭伏击战任务要重得多，一则，兵力少了。358旅、独4旅和警7团担任阻敌增援；二则，必须速战速决，如敌10万余人增援成功，后果不堪设想；三呢，敌人有了青化砭遭伏击的教训后，一定变得狡猾多了。

罗元发立即组织部队开进，连夜赶到了新盆河、岭河、胡家沟东线设伏。

14日凌晨，敌整135旅分两路沿着瓦蟠大道两侧高地南下。果然不出罗元发所料，敌人不敢走大道，而是沿着山岭推进。

敌人见四下一片平静，便放心大胆地直向我伏击区拥来。

只听得一声枪响，早已守候在这里的新4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先截住了敌人的退路。

整135旅代旅长麦宗禹方知中埋伏，慌忙指挥部队抢占高地进行抵抗，一面令左翼405团仍沿大道东侧高地迅速前进，企图与其主力29军靠拢。

当敌405团进到磁家沟东北高地时，设伏在这里的教导旅，在罗元发的指挥下，一跃而起，给予迎头痛击。

敌人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反扑，教导旅打得非常勇猛。

罗元发见正面阻击效果不太理想，便命令罗少伟率1团绕到敌人右侧。罗少伟得令后，率部迅速行动，碎然出击，敌人道两面夹击，顿时大乱，纷纷退到沟底。甲

此时，教导旅与其他兄弟部队完成了对整135旅的包围。

麦宗禹代旅长慌了，急忙向胡宗南求救，求胡派兵解围。

胡宗南接到麦宗禹的求援电报后，一面命135旅就地构筑工事，不惜一切代价拖住共军主力；一面令董钊、刘戡两军火速回转，争取与共军在羊马河决战。

胡宗南哪里知道，董、刘两军被我阻击部队抓紧了笼头，脱不开身。其担任后卫的156旅，虽和135旅只隔一道山梁，却被我新4旅16团2营坚决顶住，前进不得。

麦宗禹倒是听话，立即展开队伍，加修工事，妄图拖住我军，等待援兵，但正因为如此，反而连突围的机会都错过了。

战至下午4时，彭德怀来电，令打伏击的部队采取分割手段，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尽快结束战斗。

王震司令员与罗元发商量后，决定先攻东山敌405团，再取西山敌404团。

攻东山，教导旅担任正面攻击。

罗元发重新作了部署，命令罗少伟团长带1团由胡草沟向西进攻，2团团长王季龙全团由兔儿河向西南进攻。

随着嘹亮的军号声，教导旅的战士们跃出战壕，向敌群扑去。敌人经不住教导旅的猛冲猛打，很快失去了战斗力，不到50分钟，全歼敌405团，团长陈简亦被活捉。

教导旅稍加整顿，又投入围攻西山敌404团的战斗。

随着夜幕降临，围歼敌整135旅的战斗也宣告结束。

此役，教导旅和兄弟部队一起歼敌5000余人，活捉了代旅长麦宗禹。

当刘戡的主力终于赶到这里时，教导旅他们早已押着俘虏。扛着战利品消失在夜色中了。

两次打伏击，教导旅都是作为主力，指战员感到打得特别过瘾。用他们的话说，叫“既啃骨头又吃肉”。

而打蟠龙，教导旅的指战员们却品尝了另一番滋味。

蟠龙，是胡宗南的战略补给站，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敌人每次战后，都要回到这里补给。

打下蟠龙，不仅可以消灭敌人一支“王牌”军，而且还可以动摇敌军心，增加敌补给困难，使胡宗南部队“雪上加霜”，更加陷于被动。

要打蟠龙，还得把胡宗南的主力吸引出来。彭德怀深知胡宗南的脾气，只要我们“戏”演得好，他这个“演员”不仅会出场，而且演得总是“尽心尽力”。

“戏”开演了，我359旅及其他各旅抽出1个排，组成了我军“主力部队”，在359旅旅长郭鹏的指挥下，分别扮演西北野战军各部队，摆开东西10里长的阵容，开始向北“撤退”了。

这次我军摆出一副“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的样子。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我黄河两岸的守备部队也准备了一批船只，造成一种我主力即将东渡黄河的迹象。

虽说已经过两次失败，但胡宗南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更加目信。他认为这一回“真正”抓住了我军主力。他再次命令董钊、刘戡两军于4月26日自蟠龙、永坪分两路北上，携带7天干粮，向绥德急进。身处南京的蒋介石也作出了响应，他命令榆林的邓宝珊星夜南下，配合作战。

彭德怀见胡宗南已经进入“角色”，也忙调兵遣将，实施攻打蟠龙的计划。

这次彭德怀分给教导旅的任务是担任南线阻击敌人增援。

受领任务后，罗元发特意作了一番战斗动员。

他说：“这次我军攻打蟠龙，是一场攻坚战。蟠龙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防守这个重镇的是胡宗南装备最好、火力最强的嫡系部队167旅，旅长李昆岗被胡宗南称为四大金刚之一。这就说明我主力要拿下蟠龙，必经一番周折，恐怕需三四天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胡宗南绝不会轻易放弃蟠龙，我军打蟠龙如同在他心上剜肉，一定会派兵火速增援。由此看来，彭总让我旅担任阻敌增援任务，同样是重要而又艰巨的，我们必须像打延安保卫战那样，完成这次阻敌增援任务。”

4月29日深夜，教导旅在罗元发的率领下，从甘谷驿出发了。

天突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泞难走，战士们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不停向前开进。

28日黎明时分，教导旅终于赶到了青化砭附近以北的山区。这一夜，部队走了50多里路。

战士们不顾浑身的疲劳和污泥，立即抢修起工事。

由于整夜暴雨，山洪四起，彭德怀决定，将攻城时间推迟一天。

5月2日清晨，罗元发伫立山头，只见雨后的山山岭岭，显得格外美丽，他不禁想起几年前在金盆湾春耕的情景。突然，从北面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看来我主力向蟠龙进攻了。

5月3日中午，胡宗南的增援部队出现了。

原来胡宗南得知我主力攻打蟠龙后，叫苦不迭，连忙命令董钊、刘戡大军火速回师援救蟠龙。他也知道，这时，董、刘二军在绥德，距蟠龙有250多里，远水不解近渴，于是，电令驻守青化砭的251团先北上增援。

敌251团在两辆坦克的引导下，沿延河公路开了过来。

早已摩拳擦掌、守候已久的教导旅1团，随着罗元发的一声令下，立即冲下山去，杀得敌人狼狈逃窜，再也没敢前来挑战。

5月4日黄昏，我主力向蟠龙发起总攻。1个小时后结束了战斗。这一仗，歼灭敌少将旅长李昆岗以下近7000人，缴获大量物资。

教导旅的阻击任务也随之宣告结束。

这一战役，教导旅虽未捞着大仗打，但罗元发和他的战士们一样，为西北野战军自撤离延安后取得的第三次重大胜利而欢欣鼓舞。

罗元发清楚，这才刚刚开始，更大的战斗、更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他们呢！

3．敌军长刘戡听到公路两侧解放军杀声震天，看到炮弹在自己的队

伍中炸开，心中叫苦不迭

宜瓦战役，是彭德怀执行毛泽东“打到外线去”的指示，指挥打的第一仗。

这一仗，我西北野战军一举歼灭敌整29军，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在这次战役中，时任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的罗元发，纵横战场，一手攻城，一手打援，再次显示出他善打硬仗、恶仗的指挥才能。

1948年1月28日，罗元发和政委徐立清匆匆赶到野司，参加野司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

会上，彭德怀部署了“围点打援，诱歼敌整29军”的作战计划。

“围点”，指的是攻打宜川城。宜川，位于西安东北，延安东南，洛川正东，对胡宗南来说，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从交通上讲，它是门户；从战略上讲，它是屏障。宜川与洛川、延安几乎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既可与洛川形成一道防线，又可支援延安。若宜川一失，解放军就可直捣黄龙山区，洛川孤立，延安难保，西安也门户大开。因此，胡宗南让整27师副师长张汉初率重兵把守宜川，并对张交待，“一旦共军攻城，我将调遣刘戡整29军主力前来解围，你务必据险防守一星期。”

对于胡宗面的如意算盘，彭德怀可谓了若指掌。攻宜川，是打胡宗南的要害，胡必遣整29军前来拼死相救，这就为我军歼灭敌29军提供了机会。

彭德怀连敌29军“坟墓”的位置都选好了，那就是瓦子街。

当时敌29军从洛川增援宜川，可有三条路线选择：一条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但此处沟深路窄，山大林密，便于解放军打伏击；二是经黄龙到宜川，虽也是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经过土庙梁到宜川，这条街在瓦子街以北，是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

彭德怀分析敌人选择走瓦子街的可能性最大，当然，前提是我军要把攻打宜川的“戏”演好。

这就是彭德怀的英明了。后来的战局表明，几乎是分毫不差地按他的分析演进的。

罗元发的第6纵队的首要任务是，与许光达的第3纵队围攻宜川城。

会后，罗元发星夜返回吴堡枣林坪部队驻地，马上投入作战准备中。

2月24日夜，遵照彭德怀的命令，6纵和3纵对宜川城实施包围。25日一早，罗元发率参谋长等人登上东南高地，察看宜川城地形，整个宜川城尽收眼底：周围山峦起伏，河谷交错，一座椭圆形的古城堡被夹在银川河和大南川河之间。敌人的制高点凤翅山，40余丈高的山峰直指蓝天，在险峻的山坡口，敌人构筑了许多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和掩体，除削壁以外的山腰，都挖有很宽的外壕，并设置了鹿砦、铁丝网，埋设了大量地雷。

放下手中的望远镜，罗元发自言自语地说：“真有一夫守关，万夫莫当之势啊！”

几经研究，罗元发决定采用分割包围的办法。其部署是：教导旅正面主攻牛家源，新4旅以一部兵力配合；用另一部兵力攻占二十里梁，然后以新4旅主攻凤翅山，协同3纵攻城。

26日17时，攻城战斗打响。

罗元发站在纵队指挥所的山头上，关注着部队作战的情况。

战士们积蓄已久的劲，一下子如暴发的山洪，势不可当。战斗相当顺利，只用了半个小时，新4旅16团主攻连7连便攻上了二十里梁前沿阵地。与此同时，教导旅1团攻占了牛家源。

守城的敌27师副师长张汉初慌了。他原以为凭借坚固的工事，险峻的山峰，有利的地形，足可以抵挡一阵子，没料到我军一夜之间打到了家门口。他急忙向胡宗南告急求救。

胡宗南一下子也紧张起来，一面令张汉初坚守宜川待援，一面令刘戡率部从洛川前往宜川增援。

刘戡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连军事会议也没来得及开，就拉起驻洛川的整27师和驻中部的整90师，以及军直属部队向宜川进发。

这次刘戡这么听话，是因为去年10月援救清涧廖昂不力，受到胡宗南的警告处分。

开进途中，为行进路线，刘戡内部发生了争议。刘戡不敢擅作主张，一面命令部队暂停止前进，一面急电请示胡宗南。

这边，彭德怀急了，他打电话给罗元发和许光达：给胡宗南加“压”。

罗元发接到命令后，指挥6纵全部上阵，对日占领了宜川城外围几个主要据点，一部分部队一度突入城中，在城内展开巷战。

这一招真灵。胡宗南见张汉初频频告急，命令刘戡沿洛宜公路兼程向东驰援，速解宜川之急。

彭德怀见胡宗南上“套”了，27日在宜川城北上绛头村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主要部署围歼敌29军的任务。

会后，罗元发按照彭总的命令，对部队作了重新部署；命令教导旅1团、3团和新4旅16团，继续围攻宜川。他自率教导旅2团和新4旅771团，参加歼灭刘戡29军的战斗。

随即，罗元发率部向铁笼湾开进。途中，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一阵阵山风过后，下起了毛毛细雨，继而变成大雪。转眼间，地上积雪一寸多厚。上面积雪，下面泥泞，一滑一陷，十分难走。一路行军，汗水和雨雪里浸外淋，战士们的衣服全湿透了。寒风吹来，衣服上冻成一层薄冰，稍一活动，嚓嚓啦啦直响。但战士们情绪高涨，不停地前进。

与此同时，刘戡的29军先头部队已进入瓦子街以东地区，后续部队也向瓦子街开来。

瓦子街是从洛川到宜川公路中间的咽喉，由此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大约15公里，公路狭窄，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确实是部队隐蔽集结打伏击的好地方。

29日，我西北野战军各纵队各自到达集结地域。

罗元发所部阵地在铁笼湾，主要阻击敌前锋部队90师。

战斗打响了！

刘戡这时才发现已被四面包围，钻进了我军的口袋里。听着公路两侧解放军杀声震天，看到飞来的炮弹、手榴弹在自己的队伍中炸开，心中叫苦不迭。他急忙命90师师长严明组织进攻，突破“袋口”突围。

严明也急了，指挥他的53旅向罗元发的教导旅2团阵地猛烈攻击。

罗元发指挥部队沉着应战。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2团打垮了。阵地上硝烟和浓雾掺和在一起，一片昏暗，只见炮弹带着飞溅的火花在前沿炸响，枪弹像乱飞的流星从耳边掠过。

这次，敌人组织了2个团兵力向2团1营固守的两个山头冲来。两个山头失守了，敌人接着向第3个山头扑来。

罗元发急了，命令：“王团长，给我率2营上！”

王季龙团长立马率2营冲了上去，固守第3个山头。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打光了，就用身边的石头往下砸。

敌军见我阵地没有什么威胁的火器，便呼呼啦啦地喊：“抓活的呀！”

别看王团长身材不高，一副瘦巴巴的样子，当敌人一冒头的时候，他抓起一支步枪，“唆”地一声窜了出去，大喊一声：“杀啊！”战士们纷纷从战壕中跳出来，端起刺刀和敌人来了个刺刀见红。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教导旅2团已打退敌人连续20多次进攻。

情况越来越紧急。罗元发命令新4旅771团立即向左边打出去，支援2团。

经过一阵猛烈的冲杀，所有的阵地全部夺了回来。

经过一天的激战。敌29军全被我军压缩在乔儿沟、任家湾。丁家湾附近只有几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上。

刘戡绝望了。他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援军和飞机上。但天降大雪，飞机不能起飞。援军呢？胡宗南来电告诉刘戡：“已令裴昌会兵团星夜驰援，望兄等激励将士，苦力撑持，以建不世鸿酸。”刘戡清楚这是空话，裴昌会兵团远在豫西，赶到这里绝非三五日的易事，援军无望。

刘戡望着漆黑的夜空，不禁悲叹：“天绝我也！”说完，已是泪流满面。

但尽管如此，他仍命令部队连夜修筑工事，作最后的抗击。

3月1日拂晓，随着3发红色信号弹划破黎明的天空，我军围歼四军的总攻开始了。

罗元发所部负责攻打公路南侧大梁上敌61旅181团。

罗元发命令新4旅771团担任主攻，教导旅2团和随后从宜川调来的3团向敌侧翼迂回，攻敌侧背。

总攻打响后，战士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入敌阵，和敌人搅混在一起，“嘿——杀”的吼声，夹杂着叮当叮当的拼搏声，震撼着山岗幽谷。

敌人也打疯了，组织了一批又一批敢死队反扑过来。

经2个多小时的激战，敌61旅181团全部被歼。

罗元发立即令部队向纵深发展。

下午1时，友邻4纵把敌31旅和47旅赶到紧靠公路的几个山头上，罗元发命令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南边大梁子上的敌61旅也全压在李家畔、丁家湾和小白家庄的山沟里。

敌人困兽犹斗，几次反冲锋，均无效果。又经2小时激战，敌61旅大部被俘被歼。

只剩下敌90师师部和29军军部还侥幸未被摧毁。

罗元发命令部队分头出击，乘胜追敌。

新4旅771团2营连长魏书庆率领尖刀排直插敌人心脏。敌3个连拼命反扑。

魏书庆膀大腰圆，虎虎生生，指挥作战非常勇猛。

突然，他发现右侧大树下有一挺机枪，直接威胁我前进的通道，他迂回到后边，来了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上去飞起一脚踢翻那个射手，端起那挺白朗宁机枪，对敌人猛烈射击。反扑的敌人被击退了。他高声喊道：“跟我追！”一口气追到黄龙山阵地。

这一下，魏书庆更来劲了，原来这是敌人的炮兵阵地！他灵机一动，一边继续向敌人发起冲锋，一面向敌人喊话：“蒋军官兵们，再不要为胡宗南卖命了，掉转枪口吧。我们欢迎你们参加人民解放军，争取为人民立功！”

敌炮兵也别无选择，稍稍犹豫片刻，便把帽子一扔，掉转炮口，炮弹像雨点般飞落在敌群中间。这突如其来的轰击，只三五分钟，敌阵就更乱套了，喊爹喊娘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

下午5时，瓦子街战斗全部结束。

此战，我西北野战军全歼敌整29军，除毙伤敌5000多人外，其余近2万人做了俘虏。军长刘戡用手榴弹自毙，整90师师长严明在混乱中被我军击毙，俘虏了军参谋长刘振世及一批师、旅、团军官。只有整27师师长等几人在被俘后，趁着混乱，钻入山中，后逃回西安。

罗元发留下教导旅侦察连打扫战场，自己率部立即奔往宜川。

此时，教导旅的1团和新4旅的16团正在攻打宜川制高点风翅山。

29日和3月1日两天，曾对风翅山发起过多次攻击，由于火力组织不周，缺乏爆破经验，进攻均未奏效。

罗元发赶到后，立即和指战员们总结研究。第二天集中了旅炮兵营的火力，采取连续爆破的方法炸开口子。经一天激烈战斗，终于将红旗插上了凤翅山。

3月3日，攻城部队和3纵一鼓作气，打进城内。徘徊观望的敌27师副师长张汉初走投无路，束手被擒。经过阎锡山、胡宗南殚精竭虑筑起的关中屏障——宜川，被彻底捣毁了！

至此，宜瓦战役全部结束！

6纵，这支英雄部队，在司令员罗元发的指挥下，再次显示了能攻善守、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宜瓦战役，是胡宗南进攻延安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被视为他左右手的主力——整1军和整29军，被我西北野战军狠狠地砍去一个。他的四大金刚之——刘戡在战斗中自毙。胡宗南痛苦不堪，自知此役之后，西北形势大为改观，他那“西北王”的宝座，已是日薄西山，名存实亡了。

3月14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拍给他的“手启电”。蒋在电文中说：“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灭，悼恸悲哀，情何以堪！”

这是胡宗南第一次受到蒋介石如此严厉的训斥。

胡宗南想起，就在一年前3月14日，正是他忙于攻击延安的时候。那时他是多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啊！光阴似箭，只经过短短的一年时间，昔日的威风便一去不复返了。

4．胡宗南调来了全战区几乎所有能调动的部队，罗元发挺身而出，

筑起一道铁壁铜墙

1948年秋，彭德怀决定发动秋季攻势，给胡宗南以更加沉重的打击，为战略决战创造条件。

9月12日，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在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黄龙县雷家庄举行。

会上，彭德怀部署了秋季攻势的作战计划。为配合华北野战军中原和太原战役，彭德怀把目光盯向了驻防洛河以东、大荔以北的胡宗南的整17师、整38师，决定先拿这两个师开刀。

罗元发第6纵队的任务是，首先攻打驻守在醍醐镇的敌整门师143团，然后在荔北抗击敌人增援部队和掩护野战军主力转移。

应该说，6纵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特别是在胡宗南实行所谓“机动防御”的“新战术”后，阻敌增援尤为显得艰难。

但对于喜欢富有挑战性作战任务的罗元发来说，正中下怀，部队已几个月没打仗了，官兵的心里早痒得难受。

尽管如此，罗元发这次显得特别慎重。

他特意向纵队侦察科长王正臣交待了侦察任务并一起详细研究了侦察方案。

是夜，王正臣带领侦察员，摸进了敌人戒备森严的防御地带，机警地展开侦察活动，很快将敌人的工事构筑、火力配备。兵力部署以及该地区的村落、河川和道路情况弄得一清二楚。

敌整17师143团驻守的醍醐镇，除团部及1个营集中于镇上外，其全都分散在周围的源上。以1个连甚至1个排据守一个村落，虽然形成了纵深配备，但据点之间空隙较大。

根据这一情况，罗元发决定，采取大胆分割包围，插入敌人心脏，撕破其防御体系，造成攻击良机，一举歼灭该敌。

按照这一思路，罗元发分别给教导旅和新4旅下达了作战任务，并特别强调隐蔽接敌，造成攻击的突然性。

10月5日夜，部队按原定计划，分头行动，进驻攻击出发阵地。

王正臣率新4旅771团，按照他们选定的路线，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入了敌人的防区，很快完成了对敌军的分割包围。

6日3时，罗元发一声令下，纵队集中的火炮一齐开火，一发发炮弹准确地落在事先经多次测定的目标上，敌人一时被炸得晕头转向。

炮火一停，战士们各自按划定的区域开始向守敌突击。

新4旅771团4连排长魏书庆带一个排负责插入敌后荔家沟，截敌通路。他们摸过散兵外壕，刚走到村口时，敌哨兵问：“谁？干什么的？”

魏书庆沉着答道：“兄弟，自己人！”

哨兵便不吭气了。

魏书庆今队伍迅速展开，将敌人四面包围。

随着魏书庆一声“打”，全排武器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不知所措，仓皇逃窜。不到一刻钟，就结束了战斗。抓获俘虏70多人，缴获机枪2挺，还有3车弹药。

上午8时左右，771团攻击的各据点都结束了战斗，全歼守敌。

新4旅16团负责向醍醐寨攻击。敌人溃逃了，16团顺沟追击。敌人刚窜人沟内，预先置伏于石家河的新4旅3团突然杀了出来。百余名敌人，放弃抵抗做了俘虏。6时30分，就全部结束战斗。

消息传来，罗元发在电话中兴奋地对新4旅程旅长说：“部队打得好，这叫敌变我变，敌人采取防御与集中机动，这就要求我们战术上更灵活，更突然，方能保证每战必胜。”

在新4旅激战的同时，教导旅向醍醐镇发起了攻击。

先头团1团在罗少伟团长的指挥下，从镇东南发动突击，邀速攻克外围地堡，随即向村西角的敌团部发起攻击，在敌人溃进中，将其歼灭。

当教导旅2团进至醍醐镇东三里处，镇内守敌开始逃窜，王季龙团长立即令各营追击。

6日上午10时，战斗全部结束，第6纵队胜利完成围歼敌整17师143团的作战任务。

下午1时，罗元发接到彭德怀的命令，向直井方向开进，参加围歼敌38师师部的战斗。

教导旅1团再次作为纵队先头团急行军向宜井奔去。刚到宜井村外，罗少伟团长见前一部敌人处于慌乱之中，于是趁敌人立足未稳，一声高喊：“冲啊！”战士们像猛虎一样向村口扑去，闪电般地冲到前沿，随着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敌阵地迅速被占领。

罗团长命部队勇猛追击。1团官兵只恨自己少长了双翅膀，奋力追击，犹如秋风扫落叶，所向披靡。

已是夜晚，夜空中只有稀疏黯淡的星光闪烁。教导旅1团1营2连连长李金合走在前面，突然迎面跑来一人喊道：“副旅长在前面等你们，快跑啊！”

李连长一听，知道遇上敌人了，不觉心中暗喜。他一声不吭地跟着猛跑，跑进敌群后就喊：“副旅长在这里，你们快来集合！”

等敌人拥到一起时，他接连甩出几颗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喊爹叫娘……

10月6日和7日两天，西北野战军作战顺利，歼敌整17师第48旅、整38师第27旅，完全解放了黄河、洛河之间，大荔以北广大地区。

8日，罗元发奉命率6纵集结于胭脂山、乌泥庄、柳家源、汉村地区，休整待命。

10日下午，纵队指挥所里，罗元发正伏案研究作战计划，猛地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

罗元发拿起电话，传来了教导旅旅长陈海涵的声音：“司令员，情况紧急，刚才接2团长王季龙报告，敌人一个多团的兵力北犯，一路奔向柳池，另一路向2团正面岔口地区前进。”

“继续监视敌人，听候命令！”

放下电话，罗元发急速地思考起来：野战军主力在此，敌人仅仅这么点兵力敢冒犯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后面一定有胡宗南主力跟进，这预示着一场大战在即。

想到这里，他立即命令部队迅速占领阵地，控制制高点，加修工事，注意警戒，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同时，他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彭德怀。

原来，胡宗南获知我西北野战军发动荔北战役，如果此仗失败，则不仅整17师、38师被歼，而且解放军将打过洛河，逼近渭河，直抵西安城郊。这还了得！他急忙令第65师和第1师前往增援。

10月11日8时，敌65师先头部队向6纵的各前哨阵地发起了进攻。

罗元发下令，教导旅新4旅各前哨阵地奋力抗击，没有命令，不得后撤。同时命令纵队主力迅速占领第一线防御阵地。

敌人动用了大口径火炮、战车、飞机等，攻势十分凶猛。

罗元发感到，自延安保卫战以来。还从未遇到如此猛烈的炮火。

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军借助飞机的轰炸，在炮火延伸后，就咿咿呀呀地冲了过来。6纵的指战员同仇敌。汽，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攻击。

战至午后，敌人率先突破了新4旅16团柳家源及龙窝以北阵地。又迂回抢占了771团、3团背后高地。771团和3团被迫交替转移到杏子河及乌泥庄西南阵地。

下午3时，敌人又从新4旅和教导旅的结合部突破东西汉村以北第一道防御阵地，教导旅被迫退守山梁山东、西窑头第二道防御阵地抗击。

战斗一直进行到天黑，双方的枪炮声才慢慢停了下来。

这时，野司送来急电：野战军决定趁敌立足未稳，集中主力1纵、2纵、3纵和6纵攻击敌整编65师，务求全歼，定于次日拂晓总攻。

罗元发立即作了重新部署。深夜2点，他来到阵地检查。战士们不顾一整天激战的疲劳；仍在紧张地构筑工事。

12日7时，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教导旅率先向大壕营及东西汉村之敌进击，主要攻击目标为敌187旅560团。

敌560团在李家坡，因位置突出，迅速被教导旅1团包围。敌187旅多次增援，均被打退。战至下午1时，敌560团全部被歼，团长冯直夫被活捉。

教导旅2团，同时向东汉村的敌187旅主阵地和西汉村的敌123旅阵地发动进攻。进攻敌187旅，因该旅预备队增援，未能拿下，但进攻敌123旅，进展顺利，敌阵地被突破，此时，教导旅回团、3团占领李家坡后，乘胜从东汉村右侧插入，与2团迅速对敌123旅形成合围之势。尽管敌人派出了督战队，但终未挽回失败的命运。

与此同时，我新4旅各团作战神勇，纷纷夺回了11日失去的阵地。

战至黄昏，敌人大批增援部队不断拥过来。

原来，胡宗南先是调李日基的76军投入战斗，后又令36军、1军、17军、38军、90军赶来，顿时，在荔北，除65师外，胡宗南一下子又投入了13个师约八九万兵力。

胡宗南这次学“乖”了。与西北野战军数次交战，方才明白“集中优势兵力”的好处。胡宗南这次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动的部队。

彭德怀见此，决定主力撤出战斗，待今后再次寻找战机。

同时，彭德怀命令，罗元发的6纵负责抗击敌人，掩护主力转移。

接到命令的罗元发，再一次感到，一场恶战在即。

罗元发作了深入动员，号召部队坚守阵地，寸土不让，坚决完成掩护野战军主力安全撤离的任务。

10月13日9时，敌人同时投入2个整编师的兵力，分别向教导旅和新4旅发动猛攻。

6纵的指战员们奋勇抗击，打退了敌人几十次进攻。战至上午11时，部队分别撤至第二道防御阵地。

中午，敌人见进攻缓慢，急了。先是十余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同时，成千发炮弹向我阵地倾泻。顿时，我阵地被硝烟和尘埃所笼罩。

紧接着，敌人以装甲车开道，步兵以密集队形向我再次冲锋。

激战数小时，我第二线防御阵地有几处被敌人突破，情况十分危急。

见此，罗元发拿起电话：“陈旅长吗？野司就在我们后面2里处，你们一步也不能退！你们要坚守阵地，抗住敌人的进攻，不能随便放弃一个阵地，要坚持到黄昏，坚决保证野司首长和野战军主力的安全转移！我再重复一遍：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能退！”

同样的命令，罗元发给新4旅同时下达。

命令下达后，部队的团、营指挥员都跑到了第一线阵地，同战士们一起，与敌人反复争夺，经2个小时的激战，阵地稳住了。

在教导旅1团1营阵地上，教导员张世平见身旁的重机枪突然不响了，问：“怎么回事？”

“机枪里的水打干了，附近又没有水，咋办呢？”

“没有水你们不会尿尿？”

张世平的一句话提醒了机枪手，不一会儿，重机枪又吐出了愤怒的火舌。

3连1排长慌慌张张地跑来了。

“教导员，我们连子弹都打光了。”

“子弹打光了，还有手榴弹，手榴弹打完了，就准备拼刺刀！”

1连巩连长带1连和2连3排组织反冲锋，他端着机枪冲在最前面。一阵阵猛烈的扫射，一颗颗手榴弹在敌阵上开了花。反冲锋成功了，失去的阵地夺了回来。

敌整编90师主攻东西窑头。距东西窑头不远处是野司和6纵的指挥所。下午2时，在敌人的一阵猛攻下，我前沿阵地被突破，东窑头阵地被敌1个营的兵力占领，敌后续部队不断跟进。

罗元发火了，“陈旅长，怎么搞的？给我把东窑头阵地夺回来。野司有什么三长二短，我拿你是问！”

陈旅长从来没见罗司令员发过这么大的火。他立即令1团组织1个营实施反击。

1团参谋长任书田自告奋勇担任突击队队长。

突击队上去了。他们兵分两路，迅速隐蔽接近东窑头。随即，他们端着刺刀，一鼓作气冲上山头，东西夹击，将山上的敌人全赶到了山下，敌人抱头逃窜，死的死，降的降。正在上山的援军也只好停止了进攻。

东窑头阵地夺了回来。野司和纵队指挥所的险情得到了缓解。

17时30分，彭总来电：野战军主力已转移完毕，命令6纵撤离战场。

罗元发接电话后，兴奋地说：“是，彭总，我们马上行动！”

正是黄昏时分，恰恰利于6纵撤退。罗元发命令教导旅3团占领韦庄、高庙一线，掩护纵队主力撤退。在给各部队下达撤退命令时，特别强调有秩序分批次实施。

19时，纵队全部撤出战斗。

10月14日晨，当朝霞染红了荔北高原的时候，6纵在罗元发的率领下，扛着战利品，押着一队队俘虏，转移到澄郃以北休整去了。

5．皋兰山上，遍地是殷红的血浆，满目是燃烧的火焰，如血的残阳

里，愈显得残酷而悲壮

兰州战役，史称第1野战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战。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1949年8月30日兰州战役之后，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第1野战军几乎未遇到大的抵抗，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大西北。

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兰州战役，第1野战军打得十分艰苦，历时回个多星期，曾二次攻城，马家军的疯狂抵抗，使我第1野战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而其中打得最苦，付出代价最大的要数第1野战军的第6军。

自1949年6月始，在西北野战军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按编制序列，原第6纵队被划为第2兵团第6军，军长是原纵队司令员罗元发。

在兰州战役中，第1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把整个战役中最艰巨、最难啃的“骨头”交给了罗元发的第6军。

这是彭德怀对第6军作战能力的信任，也是对军长罗元发指挥才能的信任。

战役的胜利再一次表明，罗元发及他的第6军没有辜负彭总的信任，第6军不愧为是野战军的第一主力，罗元发是一位能征善战、善打硬仗恶仗的虎将。

在兰州战役中，第6军负责攻打兰州的南大门——皋兰山主峰营盘岭。

兰州，古代有“金”城之称。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北濒黄河，三面依山，地势十分险要。环抱城垣的皋兰山，峰峦高耸，成为古城的天然屏障。

攻克兰州，必须首先攻占皋兰山这道天然屏障。

营盘岭，是皋兰山的主峰，兰州的南面屏障，从兰州内城有公路直通峰顶。各种火炮、弹药及其他作战物资，均可由汽车直接送到阵地。

山上的工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以1个工兵团，外加3000民工，整整修筑了半年多。尔后，马步芳又派了1个工兵营，还有数千民工，又加修了3个多月。这些永固性工事，总耗资数百万元之多。

主阵地以钢筋水泥明堡与暗堡，构成核心的集群工事。围绕主阵地三营子这个山梁，自上而下有环形峭壁3道，每道高约2至3丈，峭壁外挖有2丈多宽的外壕，外壕内外两面均设有铁丝网，并布满了小型航空炸弹，每枚炸弹重30磅。炸弹与不同型号的地雷连接成梅花或连环雷，踏响一个，连响一串，马匪称之为土飞机。整个阵地上，明堡暗堡，火力组成交叉火网，并以可容纳2个营兵力的地道相互串通，既能打，又能藏。

营盘岭左有狗娃山、沈家岭，右有马架山守敌的火力支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力体系。如果我军攻占营盘岭，就可以居高临下，轻重火器可直接控制兰州整个市区和敌人惟一的退路黄河铁桥。

扼守营盘岭的是马步芳的精锐主力第248师。

负责坚守兰州、准备与我解放军决一死战的总指挥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曾公开叫嚣：“营盘岭是牢不可破的铁阵，是固守兰州的南大门，如果共产党的军队能攻破它，我便自动撤出兰州。”

对这一切，作为负责攻打营盘岭的总指挥第6军军长罗元发是再清楚不过的。尤其是对马家军的凶残、打起仗不要命的作风，罗元发也是领教过的。

攻打兰州的命令，是彭德怀在1949年8月4日下达的。并定于8月21日发起攻击。

对于攻打兰州的备战，罗元发没有丝毫的懈怠。

那天，算起来，也不知是第几次了，罗元发又来到阵地前沿。这次来，主要是最后敲定进攻营盘岭的主攻方向。

按过去的战法，大都是从敌人的侧翼实施迂回、分割和包围。

这一次呢？罗元发发现，营盘岭主阵地东西两侧都是悬崖绝壁，难以攀登，而且敌人可能料到我军善长迂回战术，特别加强了两面的火力配备。

并且，西边沈家岭和东边马架山互相衔接，互为依托，不管选哪个方向，都在敌人的火力网覆盖之中。

惟一的选择：正面强攻。

正面强攻，对进攻部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罗元发当然清楚。但这是出于无奈，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惟一选择。

进攻方向确定后，罗元发紧接着下达了作战命令。决定由第17师和第16师担任攻击营盘岭任务。第17师担任主攻，第16师配合。

命令下达后，罗元发特意审查了担任主攻的第17师的作战部署。

第17师师长程悦长决定：由该部第50团负责攻击敌主阵地三营子；第49团首先攻歼汤家湾和三营子上庄前沿阵地之敌，为第50团攻占三营子阵地扫清道路，而后作师的预备队，并以2个营的主力从三营子西南侧寻找突破口佯攻配合。第51团以1个营的兵力，从三营子西侧佯攻配合，另两个营作为第50团的第2梯队。

罗元发对这一作战方案是满意的。

8月20日晚，攻击部队利用夜暗，沉着机警地越过许家规汤家湾村前的蜂腰部，接近敌人阵地。

苍苍茫茫的夜，万籁俱寂。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们阵地前沿几十米的崖坎下，潜伏着成百上千的解放军战士。

拂晓时分，3发信号弹划破长空，全线攻击开始了！

第6军的轻重火器，吐着无数火舌，向敌人阵地倾泻着。

英勇的战士们，端着上了刺刀的钢枪，与敌人反复争夺着三营子第一道阵地。

在崖坎前和崖坎上面的开阔地，敌我双方来回拼搏，激烈争夺着每一寸土地，扭成一团，咬在一起，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真是难解难分。

罗元发站在指挥所，手拿话筒，大声喊着问：“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程悦长师长喊着答道：“第50团攻击受阻。”

“怎么回事？”

“刚发起攻击时，我们的炮火只摧毁了敌人的表面阵地，当炮火转移时，躲在暗堡里的敌人又钻了出来。我爆破分队难以接近崖壁，无法实施爆破，部队一开始伤亡较大，我们正重新组织火力，准备再次突击……”

罗元发又挂通了第16师的电话。16师的情况跟第17师差不多，也是进攻受阻。

罗元发大声命令：“组织部队，集中火力，坚决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枪在响，炮在鸣。战士们怒吼着，向顽固抵抗的敌人继续发动着一次又一次的勇猛冲锋。

整整激战一天，除了第50团少部分兵力突至敌第二道防御阵地外，几乎无大的进展。

黄昏时分，彭德怀下达了全线停止攻击的命令。

原来，其他各军的攻击情况与第6军差不多。

罗元发很难受，他还从来没打过这么憋气的仗。

正在这时，彭德怀来电话：“罗元发同志吗？我是彭德怀，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罗元发如实地报告了战斗经过和进攻受挫的原因，并作了自我批评，也准备接受彭总的批评。

未想，彭德怀却说：“这个不要紧，吃一堑，长一智嘛！今天第4军、第的军，进攻也未得手。看来野司发起总攻的时机仓促了些，使你们的准备工作受到一些限制。”

这一番话，说得罗元发心里热乎乎的。

彭德怀接着稍稍加重语气，以命令的口气说：“你们好好总结一下。我再给你3天时间，充分进行准备，争取一举攻克营盘岭！”

“彭老总，我坚决完成任务！”

“有什么困难没有？”

“别的没有什么，就是军里的炮火弱了些。”

彭德怀果断地说：“那好吧，我同司令部讲一讲，把野司炮团拨给你指挥。”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彭总如此理解和支持，我罗元发只有拎着脑袋上了，不一举攻下营盘岭，我第6军还算得上野战军的主力吗？！

“充分进行准备，争取一举攻克营盘岭”的口号立刻在第6军喊响了。全军全力以赴投入到夜以继日的紧张的战前准备中了。

这次，罗元发着重对炮兵火力作了重新部署，吸取首攻炮火分散的教训，把全军所有的火炮集中起来，加上野司增援的炮兵团，统一指挥，并将其中的16门火炮扛到了山上，进行直瞄射击。

8月24日，全线再次进攻的前一天，罗元发来到了担负主攻的第17师第50团。

面对一张张因激战在即而变得更加严肃的指战员们的脸，罗元发说：“攻克营盘岭，是攻克兰州的关键。如果你们能先攻下皋兰山的三营子阵地，就好比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一样，必然会置敌人于死地。因此，你们团能担任这一任务，是你们的光荣！我们第6军全军在看着你们，参加攻打兰州的全部攻击部队在看着你们，你们有没有决心？”

“有！”全团官兵一声呐喊，如春雷滚过大地。

8月25日晨，第二次全线攻击兰州的战斗打响了！

罗元发一声令下：“开炮！”刹那间，整个营盘岭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复仇的炮火，猛烈地轰击着营盘岭。营盘岭陷入一片火海里。

半个小时后，担任正面主攻的第50团突击队第7连，在硝烟的笼罩下，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连长陈金奎、指导员曹德荣带领全连，一路冲锋在前，连续组织爆破，摧毁敌人暗堡，炸开敌人堑壕，为大部队开辟通路。

敌人开始疯狂地反扑，从正面和两翼的3个地堡里，同时猛烈地扫射着。密集的子弹飞啸着，声如阵阵风涛，突击队伤亡很大。

陈金奎立即将剩下的几十人，组成了3个班9个战斗小组，同时命令：“大家跟我上！以小组为战斗单位，拉开距离，注意隐蔽，交替吸引敌人火力，互相掩护前进！”

终于，离敌堡很近了，陈金奎趴在一个土坑里，把帽子挑在刀尖上，在空中晃了几下，只听得“哒哒哒”一阵枪响，帽子早被打飞了。

“火力掩护！”

在我一阵猛烈的扫射下，陈金奎突然猫腰冲上去，接连把两颗手榴弹塞进了敌火力孔。

“轰隆！轰隆！两声炸响，敌暗堡被炸掉了。

突击队沿着陡峭的山坡，继续往上冲。

敌人一个排从侧翼猛扑过来了，马军士兵一边抢着马刀嘶喊着往上冲，一边拼命地甩着手榴弹。

敌人冲得很近了，陈金奎喊道：“用手榴弹炸！”

成群的手榴弹，将反扑的敌人炸得死伤大半，剩下的又逃了回去。

此时，陈连长负伤了，全连也只剩下10余名战士。曹德荣挺身而出，又率领大家接连打退了敌人两次反扑。后续部队增援上来了，曹德荣带着仅存的几名战士，与冲锋部队再次冲杀上去。

当部队冲到营盘岭主阵地前沿时，被一道又高又陡的峭壁挡住了。由于土质坚硬，几次爆破，均未炸开突破口。敌人钻在钢筋水泥的暗堡里，拼命扫射。冲锋部队接连发起几次冲击，伤亡很大。运动到前沿的4个连队，一时上不去，下不来，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站在指挥所的山头上的罗元发，从望远镜中看到这一情况，急了，拿起电话：“刘团长吗？立即组织连续爆破，坚决冲上去，占领阵地！现在，我就到你们那里去！”

就在这时，传来一声巨响，峭壁炸开了！

原来，第7连指导员曹德荣眼看3次冲上爆破的同志都牺牲了，而峭壁仍未炸开，进攻部队受到严重威胁，他当机立断，拿起了3个炸药包冲了上去，两个战士紧跟而上。可是，峭壁像一堵高墙，没有支架，无法放炸药。情况万分危急！曹德荣不由分说，高高举举起炸药包，紧紧按在峭壁上，对战士大喊一声：“快拉火！”

战士不忍心下手。

曹德荣怒吼着：“我命令你拉火！”

战士含着泪水，拉响了导火索，翻身滚下山坡。

一声震天巨响，峭壁被炸开了。

战士们高呼着曹德荣的名字，很快攻占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血战已经持续了5个小时。

第50团继续与敌人激烈地拼杀，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

在50团进攻的同时，第17师程师长指挥第51团，从营盘岭的西面发起了攻击。

与此同时，第16师的46团，从营盘岭的东面，向三营子敌阵地发起了猛攻。

面对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击，敌人溃退了，我一举攻占了第二道防线。

太阳已经爬上了当空，正是中午12时左右。

西面战场上，我第4军已经攻占了敌主阵地，但激战仍在进行。东面战场上，第的军正血战马架山，红旗一节一节朝着顶峰移动着。

沈家岭、马架山的守敌，已是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用火力援助营盘岭阵地上的敌人。

营盘岭制高点敌人的主阵地，已经陷于第6军的三面攻击之中。敌人陷于一片混乱，无力组织较大规模的反扑，妄想依托坚固工事顽抗到底。

下午1时，攻击营盘岭敌人主阵地的冲锋，从三个方向上同时发起。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第16师46团和第17师51团，从东西两面发起进攻。第17师第50团，仍然从正面主攻。

这时，第门师第49团从纵深调了上来，投入战斗，加强了正面的攻击。几乎同时，第16师第48团也攻了上来。

血战进行了1个多小时，第50团首先攻入了敌人的集群工事，与守敌展开了肉搏。

不一会儿，三面红旗先后在敌阵上飘扬起来，胜利即在眼Bu。

但是，刚刚插上敌人阵地的红旗，旗杆被敌人的机枪接连打断。每次打断，每次又重新竖起。

就这样，红旗一面面地在阵地上飘扬着，营盘岭主阵地，终于被第6军全部占领了。

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敌248师师长韩有禄亲自督战，拼凑了1个营的兵力，从二营子方向反扑过来。

“天门开了……要升天了……”

疯狂的敌人，嗷嗷叫着冲到阵地前沿。

早已“迎候”的第6军官兵，先是轻重机枪的一阵“点名”，紧接着，第50团的勇士们，一齐跃出战壕，高声呼喊着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犹如猛虎扑羊，勇士们从山头上冲杀下来，直杀得敌人死伤惨重，慌忙退下二营子。

罗元发命令第16师和第17师的先头部队继续攻击，敌二营子和头营子阵地相继被占领。

营盘岭攻坚战，第6军在罗元发的指挥下，从拂晓发起进攻，一直激战到下午5时，全歼三营子主阵地守敌1725人，部队伤亡约1500人，仅第17师就付出了伤亡1235人的巨大代价，其中担任主攻的第50团牺牲668人，突击队第7连几乎无人生还。

阵地上，到处堆满了尸体，鲜血染红了山头，血水与黄土混合在一起，满山遍野都淤着一层尺把深的殷红的泥浆。残火燃烧着尸体，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和焦臭昧。一场残酷的战争，留下的是惨不忍睹的场景。

如血的残阳，映照着红旗，映照着烈士的鲜血。皋兰山上，遍地是殷红的血浆，满目是燃烧的火焰，血与火交织在一起，愈显得残酷而悲壮。

8月26日晨，罗元发的第6军进入兰州城内，与兄弟部队第3军、第4军和第19兵团的部队胜利会师。

兰州解放了！

8月30日，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

烈士的遗体刚刚掩埋，胜利的喜悦还未从指战员们的脸上消失，按照彭德怀的命令，罗元发又率领这支第1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与王震司令员的第1兵团一起，踏上了西进的征程……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北战南征——中将刘忠

北战南征——中将刘忠

刘忠福建上杭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司令员，一野第62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此时的刘忠，心中非常清楚：即将来临的是一场艰苦的堵击战，能

不能歼灭北逃之敌，关键在于手中的这一个团能不能堵住敌人

1945年8月，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发动内战的同时，又顾虑到解放区力量的强大及国内外人民的反对，便采用和平谈判的欺骗手段，企图先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如果谈判不成，就把破坏和平的罪名加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并以此作为发动内战的借口。因此，他于8月14日至23日，三次电请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挽救和平，避免战争，或推迟战争爆发，揭露美蒋阴谋，团结教育全国人民，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到达重庆。我党的这一行动，表明了我党的和平诚意，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人，毛泽东当时头脑是十分清醒的，和谈只是一种手段，和谈需要有实力做后盾，“谈”与“打”不可分离，以打促谈，才能谈好。为此，他要求解放区部队对蒋军的进攻给予粉碎性的打击，迫使蒋介石集团老老实实坐在谈判桌边。

毛泽东等人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上党、察绥、邯郸、津浦路等地相继粉碎了蒋军的进犯。尤其在上党地区，我军狠狠教训了国民党军，一举歼灭其2个军，直接支援了我党在重庆的谈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与我党签订了和平协定。

上党大捷，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一次辉煌胜利，受到了毛泽东的表彰。

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解放军打的，是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的。一线指挥官是一位猛将，名叫刘忠。

刘忠是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参加了红军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抗大6分校校长、晋豫联防军司令员、太岳军区386旅旅长。上党战役后，他任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参谋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第15纵队司令员。第18兵团第62军军长。后来18兵团调归第1野战军领导，刘忠又接受了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的作战任务。建国后，他任西康军区司令员，后来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当院务部部长。

上党战役打响时，刘忠是386旅旅长。

1945年8月下旬，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同时，继续派遣军队经同蒲、平汉、津浦三路向我解放区进攻，其主要力量有：

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率2个军，经风陵渡北渡黄河，侵入晋南运城地区；

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3个军，向河南郑州集中；

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率3个军，向苏北的徐州前进；

第12战区傅作义部进占归绥、集宁西城后向察哈尔进攻；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以主力进占太原，同时以其第37师、第68师、第69师，挺进第2、第6纵队，保安第5、第9团等部，共1.7万余人，由第19军军长史泽波指挥，在日军第14独立旅团掩护下，从临汾、浮山以南地区，向我晋冀鲁豫心腹地带上党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

在上述诸路敌人中，可以说以阎锡山之敌对我威胁最大。这是因为上党地区东控太行，西据太岳，南有黄河屏障，地位居中原之犄角，晋冀之脊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当时的全国战局看，蒋军占领上党地区，即可与企图打通同蒲路的胡宗南串通一气，继续东进夺取平、津，占领华北；从当时局部看，阎锡山占据了上党，就可分割我太行、太岳两地区，然后逼我主力决战。

所以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在他赴重庆谈判之前就说道：“晋冀鲁豫军区的任务，首先是消灭进攻上党之敌，除去心腹之患。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你们仗打得越好，我就回来的越快。”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决心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约3万余人，于1945年9月上旬，组织上党战役。

1945年9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刘伯承、邓小平在山西潞城以西的黄碾村，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作战部署。

刘伯承司令员先谈了全国的战局形势，接着指出，“上党战役很重要，关系全国的战局。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必须把插进来的阎锡山军消灭，保卫上党。这次战役在战术上要有新的转变，即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攻坚战。”刘伯承的几句话，把关系全战役的最根本问题讲得清清楚楚。会议确定先打长治外围各县城，吸引敌人出长治，消灭敌人于运动之中，然后攻占长治。

刘伯承讲完后，季达参谋长分配备军区的任务，刘忠的386旅的任务是攻打长子县城。

会后，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对攻打长子县城又作了具体部署，并把决死第1旅的第38团配属给第386旅。

陈赓问刘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刘忠斩钉截铁地回答：“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上级首长交给我们旅的任务！”

刘忠和旅政委张祖谅回到了旅部驻地。刘忠知道这次任务的担子不轻，对于如何带好部队，圆满完成艰巨的作战任务，不辜负上级对本旅的信任，必须认真对待。刘忠深知，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第一次大战役，也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过程中，初次集中三个区主力作战的第一次大战役。参战部队编制仍不充实，多数在千人以下，装备很差，新参军的战士多数使用大刀、长矛，弹药奇缺，不少步枪仅有子弹数发。而作战对象却是阎锡山的基干部队，装备齐全，长于防御，且据守着日军多年修筑的工事。在这种情况下，要战胜敌人，取得战役的胜利，必须进行充分的战前动员和严格的训练以及发动群众等准备工作。

刘忠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动员教育；另一方面加紧组织战前训练。在此基础上，又召集了全旅营以上干部会，布置各团的战斗任务：

第772团先夺取长子城北关，而后在北关登城；

士敏独立团佯攻东门，吸引与牵制敌人；

第20团、第38团首先攻占长子城的西关，而后在西门发起攻城战斗。第20团是登城的主要部队，集中全旅的炮火掩护该团登城。

长子城位于长治的西面，相距长治50华里。城虽不太，但工事坚固，城墙有2.5丈高，城门外有石碉堡，城角四周有砖碉堡，城角外面设有低碉堡，每个低碉堡还设有一道3米多宽、2米多深的护城壕，墙外还有1米多高的铁丝网，主要地段设有地雷，城墙垛上放有许多手雷，一碰就会爆炸。在交通要道上设有拒马，这是日本鬼子构筑的，阎锡山部队又加以改造，整个防御阵地相当坚固。

9月13日黄昏，第772团首先与敌打响，向敌进攻时，被前面一座孤陡的小山挡住了去路。这座小山名叫北高庙，筑有坚固的碉堡，是长子守敌的重要屏障，好比一个乌龟头，站在庙上用肉眼能看清城内的来往行人，炮火可以直射到大街上。守敌凭借北高庙的工事顽固死守，我772团发起了4次冲击，都未攻下来，形成对峙的局面。

第772团团长周学义很焦急，也很不服气，喊道：“难道我们要在长子城下丢脸？决不！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攻下来！”

面对胶着局面，刘忠不断地思考着如何打破敌我对峙局面。第772团是支老红军部队，勇敢果断，屡次战斗中能攻善守，并特别擅长夜战，被称为“夜老虎团”。夜战，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对，用夜战消灭敌人！想到这里，刘忠果断指示周团长：实行夜战！

周团长当即在全团选出了一个排，亲自交待任务，实施“夜摸”。说来也巧，恰好那天晚上天特别黑，这就为我军的“夜摸”成功提供了又一有利条件。

夜里，炮火停息了，只听见秋虫唧唧地低鸣。上弦月刚从太行山那边升起，又被一朵朵的薄云遮住了。“夜老虎团”的孤胆英雄们一个个匍匐前进，悄悄地逼近敌人。第772团攻了两天没有成功，守在庙里的敌人便疏忽大意起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第772团会在夜间从背后包抄上来。

随着突然而至的机关枪的扫射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被惊醒了。没等反应过来，我军勇士已冲到敌人面前：

“缴枪不杀！”

敌人只有举起了双手。

第772团攻下了北高庙，砍断了敌人的“龟头”。接着立即攻击北关，敌人慌忙退入城内。

就在第772团攻击北高庙时，第20团以迅猛的动作攻占了长子城西关。第38团紧随第20团开进至城下。早在红军时期，刘忠就养成了冲锋在前、指挥靠前的作风，这次也不例外。他率第20团团长楚大明等人冒着敌人不间断的炮火，进到第20团前沿观察所，一同研究登城的方案。

观察所设在老乡家的屋脊下，是从屋脊下挖了一个小洞，非常隐蔽，敌人根本发现不了，而观察视线很宽阔，可以清楚地看清城墙上敌人活动的情况。我20团擅长平原作战，挖洞、爬墙是它的特殊本领之一。此时他们利用村落的房屋挖洞，每个洞直径1公尺，战士可以带武器、弹药从洞内钻过去，自西向东隐蔽接近到城壕边沿。敌人监视着道路、桥头和开阔地，没有想到监视村落的房屋，更没有想到我军会钻洞秘密地把登城部队运到了城墙下。

因为弹药有限，严密的战斗组织工作十分重要。刘忠加重语气对90团团长楚大明说：“炮火准备只能进行10分钟，并且要一次成功。我们只有‘一瓢水’！”

“一瓢水”要能浇死敌人，那必须是烧开了的热水才行。根据刘忠的指示和决策，第90团的登城突击队分成了5个组，即火力组、梯子组、跳板组、投弹组和登城突击组。刘忠连夜到各处检查，并组织所属干部制订具体计划。他还深入到战士中间召开军事民主会，听取意见。“一瓢水”“十分钟”，成了登城战斗的有力动员口号，人人表决心，个个在挑战，战斗情绪十分高涨，恨不得马上打下长子城。

9月18日19时，总攻长子城的战斗打响了。随着刘忠一声令下，两发红色信号弹划过天空。顿时炮声隆隆，震耳欲聋。我军山炮集中火力攻打一点，把城墙打开了一个缺口。轻重机枪密集的火力，压射住了敌人的火力点。战士门抬着云梯，冒着弹雨，朝城墙根冲去。一个战士倒下去，另一个战士上来抬着云梯继续冲。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在刺鼻障眼的硝烟中，云梯架在了被山炮打陷的缺口上。

挂满手榴弹、手提机枪的战士，像猛虎般地扑过去，登上云梯。当第一个手举红旗的勇士爬上城垛时，我炮火立刻停止射击。勇士们用手提机枪向城里的敌人猛烈扫射，后续部队接着登城。敌人吓破了胆，顾头不顾尾地乱钻。有的神志尚未清醒过来就成了俘虏。

“十分钟”，“一瓢水”成功了！第20团胜利登城，第772团、第38团在北门和东门也相继登城成功。城里的敌人妄图作最后的挣扎，组织了数次反冲击，结果都被我军打退了。第90团进展最快，迅速占领了钟鼓楼制高点，以这个制高点控制着全城。部队不走大街而在房屋内挖洞钻过，这样既隐蔽，又可避免被敌人杀伤。就这样我军很快地接近了敌人最后顽抗的据点县政府。战士们先甩上一阵手榴弹，然后乘着硝烟，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杀上去。敌人顶不住了，纷纷缴械。阎锡山的挺进第2纵队司令白映瞻也被我第20团活捉了。

这一仗，第386旅共俘敌官兵1500余人，击毙敌官兵500多人，缴获敌全部枪炮、弹药和大量辎重。在第386旅攻克长子城的同时，兄弟部队也先后攻占了壶关、潞城、屯留、襄垣，各路部队均向长治前进，如洪流漫卷，扫清了沿途障碍，直逼长治城下。

根据刘、邓首长的部署，刘忠的第386旅配置在长治城北面，任务是攻打北关。部队正在修筑交通壕隐蔽接近城墙时，天上忽然下起了滂论大雨，挖成的交通壕全都变成了水沟。因此，登城的准备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众人十分焦急。

就在心急火燎时，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打来电话，对刘忠说：“阎锡山派来援兵2万人，在其第7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的指挥下，从太原出发，已经到了沁县，现正日夜兼程向长治急进，企图解救长治的史泽波，与我军决战。”

情况突变，形势紧张。如继续攻城，很就可能在城未攻克之前，敌援兵就会赶到，对我军形成两面夹击，而我北面阻敌前进的部队力量较弱，有可能抵挡不住；如果放弃攻占长治城，那么上党地区就会依然被阎锡山控制着，就完不成党中央赋予晋冀鲁豫军区的任务。在这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刘、邓首长决定：围城打援。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攻长治，主力部队分东西两路立即北上，先歼灭敌援兵，然后攻占长治。

386旅接到命令：立即撤离长治北关，速向老爷岭前进，抢占老爷岭阵地，参加歼灭敌人援兵的战斗。

刘忠率领部队从长治北关泥泞的工事里撤下来，战士们穿着被雨淋湿的衣服，冷风一吹，寒气刺骨。但战士们听说要打大仗，一个个士气很高，早已忘掉了寒冷。

10月3日，第386旅到达壶关北的余吾镇。刘忠命令第772团控制东梓，第20团控制从岳地村到余吾镇的公路，士敏独立团进到草滩集结待命。

前方就是老爷岭，它是由四个山梁构成的，主峰顶上有座庙，居高临下地控制着白晋公路。它与白晋路东的磨盘脑相对应，是长治以北惟一的险要地段。我军原打算先敌占领老爷岭，但敌人来得很快。在刘忠带着各团干部去察看地形时，我侦察部队已与敌第47师先头部队打响了，敌人抢先占领了老爷岭。

刘忠当即指挥部队向占领老爷岭之敌发起攻击，第772团从西面攻了几次都没攻上去，第20团和士敏独立团从东面攻了几次也没攻上去；太行部队的第14团从正面攻击了几次还是没攻上去。各团都有伤亡。

刘忠一见强攻不行，便决定改为夜袭，以智取胜。又是第20团团长楚大明，带了一个连悄悄地迂回到敌人侧后，以突然动作占领了老爷岭东北角的两个小山梁，切断了敌第74师与其北面主力的联系，并控制了老爷岭的水源。

敌人被包围孤立，饮水被切断，便拼命向我军进行反扑，均被第386旅打退。几个回合下来，敌人军心开始动摇。10月6日，就在刘忠重新组织兵力准备再次发起攻击时，老爷岭上的敌人怕被我军歼灭，放弃了阵地，向东逃窜了。

第386旅占领老爷岭后，旅指挥所立即移至老爷岭。刘忠站在老爷岭的制高点上观察，远闻东面磨盘脑炮声隆隆，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就像热锅炒黄豆，“卡巴卡巴”地响个不停。磨盘脑一带被弥天的硝烟遮住。刘忠在望远镜里看见敌人大队沿着公路向南运动。突然，东北方向的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刺着他的眼睛，使他警觉起来，从望远镜中仔细观察，发现一小股敌人正在向北移动，亮点是太阳照射在敌人身上背的洋油桶而发出的闪光。

“奇怪，大队向南，为什么有小队反而向北走？敌人在耍什么花招？”曾在红军长征中担任过红1军团侦察科长的刘忠在心中自问。一系列的疑问，使刘忠紧张地思考着。他立即派出侦察部队插到北面去查明情况，同时反复地想敌人是否要向北撤退，“佯南而实北”。他分析这三天的战斗，看来敌人无力再向长治前进，解不了史泽波的围，彭毓斌不会跟着史泽波一块送命的。事不宜迟，他立即给陈赓司令员打去电话：“报告司令员，敌人企图向北逃跑。”

“什么？逃跑？有根据吗？”陈赓司令员反问道。

刘忠说：“我亲自观察的，敌人正在向北移动。”

陈赓说：“你把情况确实弄清楚了，我马上到你那里去。部队准备行动。”

这时是10月7日下午3时。下午5时，陈赓司令员、王近山副司令员带着参谋人员来到老爷岭。刘忠将敌人的动向—一指给陈赓看。侦察分队这时也回来了，报告说：“已查清北面是小股敌人掩护着行李、担子向北走。”

陈赓听完情况汇报后，停了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在紧急关头，他的沉着、果断是令人钦佩的。大约过了20分钟，陈赓才说：“好！刘忠，敌人是开始返了。你马上率20团沿公路左侧北进，插入敌后，堵住敌人。你们要赶到敌人的前头，迫使北退之敌停滞于囗亭以南地区，以利于我集中全军的主力部队，彻底歼灭敌人。”

刘忠带着20团立即出发了。这是10月7日的黄昏。部队在白晋公路的西面，沿着姬家沟、河口、白家山向北急进。黑夜行军，人不歇脚，马不停蹄，一路队形与敌并行前进。敌人走公路，我军走山路。我们的部队虽然连续打了半个月的仗，但全旅指战员的战斗情绪非常高涨。战士们懂得，打运动战，大踏步地前进，是去消灭退却逃窜之敌，所以劲头特别大。他们要赶上敌人，他们要超过敌人，跑到敌人前面去堵住敌人！

追呀！追呀！追上了敌人就是胜利。刘忠率领部队从黄昏前出发，经过40多里的夜行军、急行军，而且是山路行军，到达漳河西岸的土落村时，已是晚10时了。这一带是太岳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刘忠派参谋人员赶紧找来老乡问情况。老乡说：刚才有100多名白狗子骑兵慌里慌张地渡过漳河，向沁县跑了。

一听这话，刘忠心里很着急，他分析逃跑的很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机关，于是赶紧布置部队进入阵地，控制河岸，切断公路，堵住后续之敌。

这时，在土落村口放哨的战士抓到了敌人一个逃兵，刘忠亲自进行审问，才得知敌人的大队人马尚未过去，现正由南面开来，企图北窜撤回沁县。情况弄清楚了，刘忠稍稍放下心来。他命令楚大明立即派1个营渡过漳河把住河岸；另2个营和团直属部队占领阵地，连夜抢修工事。

此时的刘忠，心中非常清楚，即将来临的是一场艰苦的堵击战，能不能歼灭北逃之敌，关键在于手中的这一个团能不能堵住敌人。因此，一定要堵好，打好，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完成堵住北退敌人的战斗任务，以保证整个战役取得全胜。

10月8日，东方发白天刚明的时候，只见大批的敌人从南拥来，一队一队地向北进，有的还集结在小山前公路两侧的洼地上，在很小的一块地方竟聚拢了2万多敌人，就像大雨前的蚂蚁，一群群在路上乱窜，挤挤嚷嚷，不顾首尾，其密集的程度和混乱的状况令人眩目。

遭到我军的堵截后，敌人狗急跳墙，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拼命地向20团的阵地进攻，炮弹雨点般地落到20团的阵地上。20团在刘忠的指挥下，一次又一次地打垮了敌人，并组织了反冲击，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敌人被我军战士英勇顽强的精神吓住了，常常是进到距第20团阵地前沿三四十米处，就匍倒在地上，不敢前进了。

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下午，一次、二次、三次……敌人连续发动了8次进攻，都被我军打退了。敌人开始混乱动摇了，其炮兵不顾指挥官的威逼和吼叫，把山炮撤出了阵地，推到了河里去，人随即逃走了；其步兵再也不敢向前冲了，一个个趴在地上不起来。

刘忠亲率1个团阻住了超出自己10倍的敌人，为整个战役赢得了时间。当天傍晚，我太行、太岳和冀南各军区的部队都赶到了，分别从左右两翼包围了残敌。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阎锡山部第7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被击毙，其第23军、83军全部被我军歼灭。

土落村的阻击战一结束，刘忠便指示部队赶紧打扫战场。战士们从漳河里面打捞出敌人丢弃的10余门山炮，又归拢了所缴获的武器弹药。全旅指战员个个忙得不亦乐乎。连日来，紧张的战斗吸引着他们，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如今战斗结束了，才觉得肚子里空了，真想赶快饱吃一顿后好好休息一下。

就在这时，军区又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长治守敌史泽波部已放弃长治向西逃跑了。各部立即追击撤退之敌。386旅沿张店、马壁向翼城方向追歼之。必须在半途追上，把该敌歼灭。

尽管部队渴望休息一下，但接到任务以后，官兵们立即将疲惫抛至脑后，纷纷抖起精神。刘忠迅速作了分工，旅里各领导分别下到各团作政治动员，边动员边出发，趁着朦胧的月色，直向西南挺进。

10月10日早晨，部队到达一个陡峭的山谷中。这里有一条湍急的小河，秋天的河水已经很冷了，部队又没有吃饭，身上穿着单衣。淌过河后，有不少战士手脚都被划破了，流出鲜红的血，但仍然坚持着行军，不肯停一步。当刘忠率领着部队进到东西峪时，敌人已先过去了。部队来不及喘上口气，又继续追击敌人。此时，不用说人已经累得几乎要倒下，就是骡马也饿得走不动了。当地人民群众看到后，纷纷端出热饭热水送到战士手中，主动帮助部队解决了吃饭、喂牲口问题。

离开了东西峪，刘忠带着部队直奔桃川。前出的侦察员赶回来报告：前方佛庙岭、将军岭一带发现敌人行军大队。

听到这消息，刘忠心头上的石头放下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史泽波呀史泽波，可把你抓到手了！”

逃跑的敌人走了4天，才从长治走到横水、东西峪。不是他们不想走快，而是因为一路上不断遭到我民兵游击队的袭击。这些惊慌失措的敌人，一听枪声便把部队停下，侦察清楚后才敢前进，难免就像乌龟爬沙了。

黄昏前，刘忠给3个团部署了作战任务，下达了战斗命令。刘忠命令各团12日拂晓在桃川一带利用有利地形，彻底消灭阎匪第19军。具体战斗部署是20团担任正面攻击，对团在左翼，38团在右翼，从两翼包围敌人，旅指挥所随20团前进。

10月12日的早晨，东方刚亮，刘忠便站在桃川东面的山头上观察敌情。回回日的晚上，第772团在将军岭就与敌人交上了火，把逃敌的道路完全隔断了。拂晓时分，20团、21团和38团从佛庙岭方向加入了战斗，尾追敌人的太行部队的1个团也紧紧地扭住了敌人，对敌包围圈越缩越小。

12日早晨6时，我军发起总攻击。战斗持续了2个多小时。到上午8点半，战斗胜利结束了。阎锡山的19军的1万多人绝大部分被歼，共俘敌官兵5400余人，军长史泽波被活捉。至此，追歼长治逃敌的战斗任务胜利地完成了。

在上党的整个战役中，我军共歼敌第19军、23军、83军等11个师约3.5万人。俘敌副总指挥胡三余以下将官27名，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上党战役歼灭的阎锡山部队占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刘忠在回忆上党战役胜利时说：“这是一个干净、彻底、战果辉煌的大歼灭战。”

上党战役，打乱了国民党整个内战日程，打破了蒋介石、阎锡山迅速占领全华北的野心，使华北解放区赢得了时间，能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并为以后的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做好了准备。

上党战役结束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各军区主力依次编为第1、第2、第3、第4纵队，作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刘忠在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后，在第4纵队第10旅任政治委员，1946年4月晋升为第4纵队参谋长。后来，又当上了第62军军长。

2．刘忠命令各炮齐发，集中轰炸一棵大榆树后面的围墙。接连几炮，

就把那段围墙打矮了五尺多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忠就是一位令敌伪胆寒的战将。

1945年春天，各解放区的部队向敌占区先后发起了强大的攻势。3月底，刘忠率领386旅结束冬季整训以后，奉军区首长命令，和4分区的部队一起接受了开辟豫北的作战任务。

豫北地区有许多股伪军，最大的有两股，一股头目叫李正德，一股头目叫张伯华。他们都有千余武装。

李正德原是豫北一个占山为王的大土匪，抗战初期，收买了一些地痞流氓，集拢成股，伪装抗日，不久又叛国投敌，当上了济源皇协军的司令，盘踞在紧挨太行山南麓的尚庄。张伯华则盘踞尚庄以南七八十里的杨庄、毛庄，这家伙阴险狡诈，也是一名铁杆汉奸。

这两大股伪军虽有不少矛盾，但都是日寇的凶恶爪牙，为鬼子把守着豫北“治安区”的大门，扼住我太岳部队进出豫北的咽喉地带，使我豫北敌占区工作难以开展。我军曾组织力量三次攻打尚庄，均因其据守顽抗和我各方面条件不够成熟而未打下，于是李匪就更加猖狂起来。

刘忠受领了开辟豫北的任务后，面对豫北的敌情，先从何处开刀为好呢？刘忠进行了仔细研究后认为，张伯华、李正德虽并称豫北伪军中的两霸，但在日本人和汪精卫的面前，张伯华是汪记国民党的正统，又是伪政府的县长，李正德不如张伯华得宠；而论实力，张伯华又不如李正德雄厚。因此两人一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谁都想找机会整倒对方。只要枪弹打不到他们自己头上，都会隔岸观火保存实力的。敌人内部的这个矛盾，正是我军可以利用的。

擒贼先擒王，刘忠决定先打张伯华。

决定作出以后，刘忠故意派人将打张伯华的消息透露给李正德。李正德听说要打张伯华，正中下怀。他认为八路军不打自己盘踞的尚庄，才去打张伯华的杨庄、毛庄，这一仗不管谁胜谁负，必然会消耗双方的实力，对他大有好处。因此在我出发之前，他就对其部下发出命令：“此次八路军南下，意图不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而张伯华也在做着美梦，心想前面有李正德挡着，两边有日本人抗着，我这杨庄、毛庄你八路军可来不了。”因此他又疏于防范。

4月上旬的一个夜晚，星星不明月光暗，正是部队隐蔽行动的好时机。刘忠率领20团、772团第3营、晋南独立营和分区的骑兵排、山炮连，由沁水县出发。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沿着尚庄外围东侧急进。李正德果然佯装不睬。我军当夜渡过沁河，在杨庄、毛庄外围与4分区的部队会合。

两区部队在刘忠和4分区司令员陈赓的统一指挥下，同时行动，黎明前接敌，拂晓发起攻击。这是部队整训后的第一仗，战士们格外勇猛，激战不到1小时，就一举将张伯华部歼灭，拿下了杨庄、毛庄。

初战告捷，部队情绪更加高昂，“拿下杨庄、毛庄，趁热打尚庄！”不少同志纷纷向刘忠和陈赓建议。

的确，凭着当时部队的锐气，立即去打尚庄也未尝不可。但刘忠考虑到尚庄的设防情况还没有完全侦察清楚，若盲目去硬啃，必将花费很大力气。必须善于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因此决定先把尚庄外围的小股伪军肃清，以孤立李正德，待确实摸清他的底细，再决定下一步对策。

在这一部署下，4分区部队挥戈西进，将尚庄西南的伪军据点一扫而净，直逼济源城下，监视着城里鬼子的行动。刘忠带着2分区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北渡沁河，突然来到尚庄东南的西向、义庄，消灭了盘踞在那里的一股伪军。为了造成更大声势，刘忠又派出一支部队到西万庄接应已被我争取的董学义部起义。接着，部队又迅速进驻到尚庄东北20来里的紫陵。此时，尚庄周围的伪军大部被歼灭，一部投诚，大小据点均被我军占领，早已退缩进城的鬼子，慑于我军声威，也不敢轻举妄动。李正德已完全处于孤立境地。

我军刚消灭张伯华时，李正德确实高兴了几天，以为这一下他可以独霸一方了。刘忠曾通过董学义捎信给他，让他反正，他哪里听得进去？悍然回答说：“我可不是张伯华！”可是当刘忠率领部队进至西向、义庄时，李正德沉不住气了，急忙派人来探听八路军的意图。

一天上午，一个自称是李正德的政训处长的人要求见刘忠。刘忠特意在主攻部队20团的指挥所里接见了他。这个人油腔滑调，满险奸笑，很像一个“说客”。刘忠对他说：日寇已经日薄西山，你们要考虑后路，现在反正还来得及，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政训处长”对刘忠这些开导并不感兴趣，“嘿嘿啊啊”了半天，才推说回去一定向李正德转达。

刘忠严厉地说：“我们对你们李司令的历史非常清楚。只要他诚心改过，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但如果坚决与人民为敌，那是不能宽容的！”

李正德派此人来的目的是想了解八路军是不是打尚庄，刘忠明确地表示，打不打，选择的权力在李正德自己。“政训处长”自以为弄清楚了，一溜烟回去了。

根据这种情况，刘忠知道不狠狠教训李正德一下他是不会老实的，政治上仍应继续争取；军事上则应做好一切准备，隐蔽实力，麻痹敌人，加强侦察，摸清底细，政治上争取无效就坚决彻底消灭他。

于是，刘忠命令隐蔽所有的重武器，附近的部队就地构筑防御工事，又组织了一部分民兵北上，并在群众中散布我军即将北返的消息，一切都表现出既不是一支强大的部队，也丝毫没有进攻尚庄的样子。

过了两天，那个“政训处长”又来了。不出刘忠所料，他除了还是支支吾吾地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以外，一双贼眼四处乱瞅。刘忠佯装不觉，主动请他到附近驻地参观。这位“政训处长”真像“蒋干过江”一样，时而惊喜，时而狐疑，时而指东划西，时而沉默不语。最后，大概他认为已偷到了什么“机密”，竟匆匆忙忙不辞而别。

隔了两天，李正德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要求八路军派人到他那里去谈判。看样子，李正德并不完全满足他那位处长的报告，决心亲自出马。他自以为得意，通过谈判，既可以进一步试探我军动向；又能在尚庄显点威风，讨价还价。

刘忠决定将计就计，派分区敌工科长雷起云和分区直属队总支书记范离二人为代表到尚庄与李正德面谈。随行的警卫员是侦察股长王传训和突击连长陈梦华，还有参谋长的警卫员王英士。

临行前，几个代表装扮整齐来见刘忠。刘忠对他们说：“这次谈判，对敌人反正的可能性不可作过高的估计。我们可以进一步晓以大义，严肃地向他们指出，只有投诚才是生路。敌人若是真有诚意改邪归正，那我们一定表示欢迎。但我们对敌人不能太老实了，李正德想方设法打探我们的虚实，我们也要趁此机会把尚庄的情况进一步摸透，尽可能记下他的布防情况，不过一定要机智灵活，不能让他有所警觉。敌人提出的要求不要轻易答应，但也不能断然拒绝。”

几个代表到了尚庄。果然，李正德在我方代表经过的路旁排列着各种轻重武器，耀武扬威，煞有介事。而我方的“警卫员”王传训和陈梦华却故意装得土里土气，装成什么都没见过似的，什么都去看，其实他们感兴趣的倒不在于敌人故意摆设的那些武器，而在于察看敌人的设防和选择我们进攻的道路。

正如刘忠等人所估计的那样，李正德提出了四个自相矛盾的条件。头两条说可以声明脱离伪军，换成八路军的旗号，听八路军的指挥；后两条却说不能将他调离尚庄，不准八路军派人进去。李正德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已经一目了然了。

为了最后给李正德一个自新的机会，刘忠亲自给李正德写了封信，要李亲自来与我方商谈，会见的时间、地点可由李决定。李正德回信表示同意，会面的地点商定在敌我对峙中间地带的一所学校里，双方互派代表和相应的卫队，时间是4月23日中午12时。

我方准备了两套方案：如果谈成了，就进驻尚庄，进行改编，召开群众庆祝大会；如果谈不成，坚决打。因此刘忠要求部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23日中午12点到了，双方代表准时来到会场，只有李正德迟迟不来。他的代表说：“李司令正在处理一件事情，随后就到。”

一直等到下午2点，李正德还是没有来。回去传活的人也是一去不来了。最后李正德叫人带来一张纸条，说今天有事，改天再议。

显然，李正德把我军的宽宏大量当作软弱可欺。刘忠不再与他啰嗦，决定立即攻打尚庄，当时就在会场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布置攻打尚庄的战斗行动。

当天夜里，刘忠带着20团1营秘密接敌。进至尚庄东面的一个村子，敌哨兵刚问了一声口令，就被我尖刀班的战士砍倒了。接着，尖刀班旋风一般扑上桥头，炸掉了地堡。这时，曾经当过谈判代表“警卫员”的陈梦华带着他的突击连，避开敌人火力，掏墙越院进了村子，机枪、迫击炮、山炮都架了起来，只待天亮发起攻击。

敌人以为我军拂晓前会退却，一面盲目射击，一面狂妄叫喊：“天快亮了，你们还不走，等一会儿皇军来了，你们就当俘虏了！”愚蠢的敌人还以为我军像过去打游击一样，夜间攻击，拂晓前撤退。他们哪里知道就在刘忠率领部队进攻尚庄的同时，4分区的部队也发起了对济源日军的攻击。此时的八路军部队，已不是当年以游击战为主，而是要集中兵力攻打据点，开辟大片解放区了。

东方露亮，尚庄两丈多高的土围墙完全暴露在人们面前。刘忠一声令下，步枪、机枪一齐开火射向碉堡，压制敌人的发射点。尚庄的土围子很高，只有用炮才能打开缺口，部队才能通过。刘忠命令各炮齐发，集中轰打一棵大榆树后面的围墙。接连几炮，就把那段围墙打矮了5尺多。就在这炮声隆隆之际，战士们扛着梯子、木板、炸药冲过了外壕。爆炸组长带着一个战士，迅速跑到围墙下，把炸药放在缺口上，“轰”的一声巨响，围墙又矮了五六尺。塌下来的墙土堆起一个大陡坡。我军突击队就像猛虎一样，翻过陡坡冲进土围子。

经过激战，尚庄敌人阵地大部被我占领，仅剩围墙门南面的一个地堡没有打下，原因是这个地堡离吊桥大近，怕打坏了吊桥，所以没向地堡开炮。而拿不下这个地堡，围墙门就炸不开。在这焦急时刻，战士们用“土坦克”掩护前进，到地堡前扔下几捆集束手榴弹，连续巨响后，地堡塌陷了。

巷战不到两小时，尚庄被我完全占领，只有一小股敌人从地道里逃了出去，最终还是被我军骑兵排追上消灭了。

第二天早晨，刘忠走进原为李正德司令部的那座院子，警卫战士押来了一个身穿烂布袍，头上没有毛的俘虏，他就是李正德。他是从地道溜走的，在我骑兵追捕时，又藏到群众中去，后来在路上经群众指点，才把他揪了出来。

刘忠看了他一眼，说道：“这回可把你请来了吧，现在你还要求什么条件吗？”

李正德垂下了脑袋。

消灭了豫北地区这两股最大的伪军后，我军声威大震，豫北根据地迅速扩大，成为大反攻的坚强基地。

3．刘忠率第62军来到西北，后来又去了西南，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

1949年5月，为了加快全国解放进程，加强西北战场解放军力量，中央军委决定调华北野战军第18和19兵团入陕，隶属西北野战军建制，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这样，刘忠率第62军来到西北，后来又去了西南，战场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

华北野战军2个兵团调配给西北野战军，立刻扭转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形势，彭德怀手下有兵有将，他放开手脚，痛痛快快地教训了曾经猖狂一时的西北“二马”，捎带着再猛踢一脚已被打蔫的胡宗南，几乎是所向披靡，横扫西北五省。

西北“二马”如丧家之犬逃离后，胡宗南残部还在作最后的挣扎。他收拾残部，组织了川陕甘边绥署，归拢残兵败将约30万人，分布在四川、西康两省及陇南、陕南等地。

分布于陕南的蒋军是：安康、石泉地区为第3军、第98军；川陕公路凤县至汉中为第27军、第36军；镇安、佛坪地区为第17军。

分布于陇南的蒋军是：第119军于武都，第1军、第65军、第90军于徽县、成县、两当地区。

以上敌军共15万人左右，占整个“川陕甘边绥署”兵力的一半，其目的在于阻止解放军主力南下。

11月中旬，我第2野战军由川东和贵州入川，敌害怕我第1野战军、第2野战军南北夹攻，遂决定将陕甘主力南撤成都，阻止我第2野战军入川。中共中央军委抓住战机，命令第18兵团拨归第2野战军建制，首先解放陇南、陕南地区，而后入川作战。

第18兵团以第62军由岷县向西固、武都进攻；第7军由天水以一部向武都进攻，另一部向微县、略阳、大安镇进攻；第60军由宝鸡以南沿川陕公路南下，向沔县、宁强、大安镇地区进攻；第61军南越秦岭向汉中、城固进攻；陕西军区地方兵团配合行动。

12月5日后，我各路部队依照预定计划发起进攻，11日到达指定地区。敌军主力已先行逃走，因此，一路追击无大战斗。武都之敌第119军于12月11日举行起义，至此提前两天完成了第一步追击作战计划。

第18兵团挺进陇南、陕南时，我第2野战军已占领重庆。宜宾及其间长江沿岸各要点，并向内江、乐山进攻，蒋军退路已经切断。面对大好形势，第18兵团各部队均加速向四川前进。刘忠率第62军于12月26日提前进至什邡。

还在刘忠率62军进军陇南前，胡宗南就派了他的秘书长。军统特务头子赵龙文带第338师进驻武都，妄图负隅顽抗。赵龙文一到陇南便做了三件事情：头一件是精心策划，大肆活动，组织陇南反共工作团，自任团长；第二件是举办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团员的救党签名登记，拼凑反动骨于力量；第三件是大办陇南军事政治学校和陇南民众组训讲习班，成立武郡、礼县、岷县边区游击区，收编当地土匪，妄图阻止解放大军胜利前进的步伐。

就在这时，国民党第119军残部，在王治岐和蒋云台的率领下，也逃窜到武都。

特务头子赵龙文当天晚上就将王治岐部进驻武都的情况，发电报告了胡宗南。

胡宗南立即来电指示赵龙文：“注意搜集王部情况，密切监视其动向，严防其暗中破坏。”

王治岐第119军突然来到陇南，胡宗南当然很不放心，除原驻武都的第133师外，又将第12师由成县移驻武都，加上赵龙文带来的第338师，从三个方向对王治岐的第119军实施监视和控制。

王治岐和蒋云台都看出了胡宗南的阴谋，但两个人的态度却大不相同。王治岐为了靠拢胡宗南，以释疑虑，便携眷住进武都城里，和赵龙文勾勾搭搭，打得火热。而身为119军副军长兼第244师师长的蒋云台则有意投向解放军，他面对复杂局面，心中自有算盘，说什么也不肯进城，随第244师师部驻在距城50多里的安化镇。

一天下午，卫兵报告说，有一个老百姓要见蒋云台，有事面谈。蒋云台犹豫了一下，便让卫兵将来者带进来。

这是一个陇南山区老百姓装束的中年人。蒋云台上下打量他一番，问道：“你姓什么？”

“我姓王。”来人说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交给蒋云台。蒋云台展开纸条，两行小字跃人眼帘：

“我已回到家乡，一切很好。——韩练成”

韩练成曾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他很早就倾向共产党，在山东战场数次“兵败”，助解放军一臂之力，蒋介石离开南京时，韩练成在我地下党帮助下安全脱险，加入革命队伍。他是甘肃人，这次返回故乡主要是策动国民党军中的旧友投诚。

蒋云台看过短笺，将信收起来，问：“这张纸条，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来人毫不隐讳地说：“我从延安带来的。韩练成本人我没有见到。”

蒋云台闻言，半晌无语。

来人沉默了一阵，又说：“蒋先生，我们的上级希望你帮助我们，我还有事要办，马上就走。你还有什么话没有？”

蒋云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的天空，说：“你告诉你们的负责人，我会尽力而为之的。”

蒋云台怕当地的便衣特务把来者捉去，即令第244师军需主任马维民用吉普车将他送出境内。

这个姓王的人其实是解放军中的一个副团长，名叫王景帆。

我军在积极争取蒋云台起义，国民党特务赵龙文也在不择手段地拉拢引诱他投靠胡宗南。

一日，赵龙文派手下人专程来请蒋云台进城。赵龙文为了消除蒋云台的疑虑，命令自己指挥的第338师部队后撤，并亲率第338师师长和陇南警备司令等人，一同来到城郊，欢迎蒋云台进城。

当晚，赵龙文又请蒋云台吃饭。酒过三巡，赵龙文话中有话地对蒋云台说：“有人说你从天水撤退后向三面看：一面看汉中，一面看兰州。一面看西安。”

这里说的“汉中”指的是胡宗南；“兰州”指得是马步芳；而西安则是指西北野战军总部。

蒋云台假装品尝酒的味道，不动声色地回答：“我从天水撤退后，希望汉中给我一点补充，我不但一面看汉中，而且望眼欲穿。至于兰州与西安，我对他们不抱任何希望。”

赵龙文故意咳嗽两声，说道：“听说这次关中作战后，你对汉中绥署怨气很深，颇不高兴。”

蒋云台知道这是赵龙文在探他的底细，就叹了一口气，摊开双手，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半发牢骚半诉苦地说道：“我们是军人，谁把我们当人，我们就给谁效力，胡先生当第1师师长的时候，我就是新14旅的旅长。胡先生如今已经统大兵五六十万了，我还是过着孤臣孽子的生活。特别是这次关中失败后，陕署部队把我们军的枪支收去不少，兵接去了很多，真是阎王不嫌鬼瘦。”

赵龙文听了这话，自以为蒋云台有争取过来的希望，立即和颜悦色地说：“胡先生对你很器重，我这次来武都时，他一再嘱我转告你，第119军的损失他完全负责补充。”

蒋云台明知这是赵龙文给他使的催眠术，表面上只好伪装高兴，表示宽慰，笑着说：“胡先生对我如此器重，又肯伸出手来救援我，我当然心里就有个底儿了。”

赵龙文一听，满险堆笑地说：“只要你跟胡先生走，有你的甜头呢！”

蒋云台将计就计，也给赵龙文一颗“定心丸”，笑着说：“你放心，我心里清楚着呢！”

蒋云台一边与赵龙文周旋，一边派人与刘忠率领的第62军等部队联系，等待起义时机的成熟。就在他暗中准备之时，胡宗南突然打来电报，说：“经与中央确定，以王治岐为第5兵团副司令，仍兼任第119军军长，另成立1军由蒋云台任军长，率第244师入川，另拨两师编组成立。”

见此命令，蒋云台心中甚疑，他当着王治岐的面，接受了军长的任命，但提出要先给2个师的装备，并在甘肃成立。他知道自己若是入川，将完全置于胡宗南的控制之下，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所以他找出各种借口拖延入川。

赵龙文见蒋云台拖着时日不肯入川，心中的鬼算盘一拨拉，鬼主意就打在王治岐身上了。他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请王治岐吃饭。酒宴前，他故意借酒助兴，大讲陕南城固地区电灯如何明亮，学校如何好，那里又是鱼米之乡，部队驻在那里多么好之类的鬼话，怂恿王治岐向胡宗南要求，将第119军调往城固。

王治岐被灌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身子都挺不直了，喷着酒气说：“妈的！第119军我当家，我说了算！就去城固享几天福……”

赵龙文趁王治岐神志不清之时，当即亲自执笔拟好电文，双手递到王治岐面前。王治岐从赵龙文手中夺过笔，骂骂咧咧地签了名。

电报发出后，胡宗南很快复电，命令第119军即速开到陕南城固。

这时候，王治岐才有点后悔，可是嘴上却不好再说什么了。他找来蒋云台，研究部队的出发问题。

蒋云台看过电令，不以为然地说道：“胡宗南的主力即将全部入川，现在准备放弃汉中，要第119军开到那里，显然是给他们作后卫掩护，给他们充当炮灰，去作牺牲品！我看不能去。部队自关中失败后，没有得到任何补充，士兵连鞋袜都没有，现在先向胡先生要求补充被服、鞋袜后，再研究开往城固的问题。”

当日，蒋云台又直接给胡宗南发电，说明所谓王治岐要求调往城固的经过，并陈述这个部队存在的实际困难，要求暂缓行动。

胡宗南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接蒋云台电报后，居然同意了蒋云台的请求，改令119军在汉江以南雷家坝至大船坝之间布防。

这一下把赵龙文气坏了，大骂蒋云台。

过了几天，蒋云台又得到一个消息：第90军军长陈子干率第12师由汉中南部兼程开往武都。他当即打电话问王治岐，第12师开来武都是什么任务？王治岐说他不知道。蒋云台让他问赵龙文。赵龙文谎称不知。蒋云台一听火了，在电话上对王治岐说：“赵龙文是绥署主任，胡宗南的一个军长带着一个师向我们这里开来，他会不知道？这话谁相信？你可请赵龙文通知第12师，叫他们的部队经甘泉取道汉王寺再进武都，如果要经过第244师驻地，部队发生冲突我不负责！”

王治岐随即去见赵龙文，把蒋云台在电话中对他讲的话，全都说给了赵龙文。赵龙文气得拍着桌子，大骂一通，最后他问王治岐：“119军到底是谁当家？你就不能下个命令？全由了蒋云台，这样下去还了得？”

王治岐尴尬地说：“蒋云台手中有个第244师，他又是副军长，我也有难言之苦啊！何况在当前的局势下，该忍让处还得忍让几分。”

赵龙文气咻咻地骂道：“妈的！再这么忍让下去，我们总有一天会被蒋云台卖到共军手里去！”

赵龙文骂归骂，但又怕来硬的万一扩大事态不好收场，只得暂时忍下这口气，通知第12师经甘泉进驻汉王寺。

尽管赵龙文向蒋云台作了一些让步，但他掌握的第12师和第338师，却明目张胆地对着蒋云台第244师驻地方向筑起了工事。赵龙文也在寻找机会置蒋云台于死地。

这天，赵龙文得到一个报告，当即来找王治岐，见面就来了个先发制人：“我刚接到陇南绥署侦察台的报告，发现在蒋云台第W师驻地安化附近，有一架电台与共产党联络发报，电文一刻尚未破获。此事关系到党国利益，必须从严查处！”

王治岐一听，大吃一惊，当着赵龙文的面，慌忙打电话问蒋云台是怎么一回事情？

蒋云台冷淡地说：“安化附近当然包括我们阵地的前沿，如有电台，可能是解放军侦察部队带的。”

王治岐把蒋云台的回答讲给赵龙文听，赵龙文一时手中没有确凿证据，只是乱骂了几句后走了。他回到陇南绥署后，马上叫来十几名特务，吩咐道：“你们立即化装潜入安化蒋云台第244师驻地，务必查清电台一案，并收集蒋云台的一切活动情报，如有可疑人员来往，设法抓一两个来，我要亲自审问！”

特务化装出发后，赵龙文又下令侦察台必须尽快破译电文。同时，他给第12师和第338师下了一道密令：

“严密监视并控制第244师，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命令发出后，赵龙文得意地自语：“蒋云台，你等着瞧！”

再说蒋云台在电话上把王治岐的质问搪塞过去后，心中警觉起来，深感无线电最不保密，于是密令部下尽量压缩与一野总部之间的电讯联系。

赵龙文派出的特务和侦察台一时抓不到蒋云台什么把柄，赵龙文只好忍下这口气。这时，西北战场形势已经完全明朗，青海省和甘肃河西地区即将全部解放，赵龙文见国民党大势已去，王治岐和蒋云台的第119军也拉不到陕南去，自知再赖在陇南也没什么意思，弄不好还会落入共产党手里，便逃到陕南汉中去了。

赵龙文将手下人马撤出陇南后，蒋云台抓住时机，适时发动了武都起义。

王治岐被起义的枪声惊得从床上跳下来，他只穿着一条裤衩，满屋子打转转。起初他没有想到是蒋云台发动了起义，以为是解放军攻进了武都城，吓得六神无主，慌得不知如何是好。

当他从卫兵的嘴里得知是蒋云台发动了起义，浑身一软，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嘴里含含糊糊地骂道：“妈的！让赵龙文给说准了，我真的被蒋云台卖给共产党了！”

他这才想起抓枪，歇斯底里地跳起来，朝卫兵吼道：“妈的！老子的手枪哪去啦？”

卫兵揉着发红的眼，只好老老实实地对他说：“半夜里，蒋副军长亲自跑来，下命令让把你的枪藏起来！我就藏起来了……”

这话把王治岐气得半死，蒋云台半夜里居然来过，自己一点也没察觉，他雷霆大发地叫骂：“妈的，你们这些狗杂种！全都吃里扒外！把枪给老子拿来，老子死给你们看！”说完，朝卫兵扑去。卫兵的脸上又挨了几巴掌，身体被打得失去了平衡，差点儿一头栽倒在地。

正在这时，蒋云台带着几个人，笑嘻嘻地进来了。

“军长，让你受惊了！我已经起草了一份起义通电，请你领衔签字吧！”

蒋云台给王治岐的面子够大的了。国民党第119军在武都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3军，蒋云台担任军长。

随后，刘忠率领第62军，开进了武都。至此，陇南宣告全部解放。

占领武都后，刘忠率领第62军继续前进，挺进川西。

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由重庆跑到成都。毛泽东立刻向贺龙发出率部由北入川的号令。贺龙随即率领第18兵团和第7军19师分三路由陕入川，急速南下。

这三路部队是：

右翼为刘忠率领的第62军。向四川江油、绵阳攻击前进；

中路为张祖谅率领的第60军，由宝鸡、天水向沔县、略阳地区进发，然后沿川陕公路向梓潼、绵阳攻击前进；

左翼为韦杰率领的第61军，由宝鸡东南向汉中、城固地区进发，到达汉中后，经南江、巴中向盐亭、三台稳步前进。

当年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如今担负起指挥千军万马由北入川直戳蒋介石、胡宗南国民党军屁股的重任，他把部队化成三把利刀，直向川中杀去。

在留坝，贺龙特约请一些军以上高级指挥员和随行人员，来到了附近的韩信庙观光。这是一座风景幽雅、雕梁画栋的古建筑群，遮掩在一片绿荫荫的森林中。殿堂内，身着戎装的韩信塑像，手扶宝剑，目光炯炯地望着远方的来客。

贺龙一边兴致勃勃地观看，一边向身旁的指挥员和随行人员讲着历史上的那段“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引后人深思的故事。众人津津有味地听着，也有人在想，贺龙司令员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旅游，并不完全是为了讲古吧？

众人围着大殿转了一圈后，贺龙挥动着手中的大烟斗指点着庙宇内的建筑，深有感触地说道：“此地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可不是在追韩信，而追的是胡宗南。我们更不是把他请回来，而是坚决彻底地消灭他。我们现在绝不能做萧何！”

贺龙他那特有的爽朗笑声，在韩信庙中回荡。到这时，大家方明白今天此行的真正意义所在。

刘忠指挥的第62军率先行动了。他们在突破国民党军防线后，向南疾进。12月3日，第185师、186师由漳县、盐井镇地区出发，经西和、望子关等地，于9日进至武都东南的甘泉、杨家坝，控制了由武都入川的主要交通要道。第184师同日由岷县出发，进至西固，击溃敌第739团。该师不顾一切疲劳，继而翻越云雾弥漫、终年积雪的安紫岭，忍饥受冻，不分昼夜地跟踪追击，于10日追上敌人，俘敌2000余人后，解放了汶县。

进至汉县后，正面摩天岭的道路已是冰封雪盖，很难通行，在此情况下，刘忠决定第184师、185师主力改道经碧口、青川向绵阳进军。

第185师于11日由武都出发沿白龙江南下，13日抵近玉垒关。此地是由陇南入川的要道，白龙江和汶河汇流于此，周围全是悬崖峭壁，一道铁索桥连通两岸，地势非常险要。国民党军在撤退时已将铁索桥炸毁。第185师部队进至玉垒关后，一面组织部队赶做木筏子日夜抢渡，一面组织工兵架桥，但因水流湍急，架设点在开始选择也不当，连架4次都未成功。

全师官兵在深山峡谷中，已是露营5昼夜了，所携带的粮食全部耗尽，到了第5天只好是“人吃马料，马吃野草”了。

此时，最艰苦的还是工兵部队，他们不但同样饿肚子，而且还要架桥铺路，有10多人体力不支被急流卷走，英勇牺牲，其他人仍不顾艰险，冒着刺骨的寒风，赤身下水与急流搏斗，扶木打桩，终于在16日将浮桥架通。17日，185师顺利过江，18日进占碧口。刘忠率军直机关也由浮桥通过，随第185师前进，进至碧口。

担负由摩天岭进川的先头部队，是62军184师550团3营。部队出发前，师长林彬专门赶到营里，对全营官兵作动员：“从这里往南500里，是横贯四川、甘肃两省的摩天岭，你们必须在那里截住敌人，阻止敌人进入川西平原与胡宗南的主力汇合。这一仗打好了，就为我军从西路进入四川，完成对胡宗南军队的合围打开了通道。你们要发扬打太原悼马山时连续打退敌人8次冲锋的勇猛顽强精神，紧紧咬住敌人，将敌人歼灭在摩天岭！”

3营连夜出发了，由一个回族老大爷带路，踏上了南进的征程。

天上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行军很困难。部队一走就是几天，沿途又找不到食物，但大家仍是把裤腰带紧了又紧，坚持急行军。教导员和营长二人跑到队伍的最前面，站在一个高坡上，打起了快板：

战士面前无难关，

越是困难越向前；

不怕山高路又远，

不怕敌人多凶顽；

迈开大步追上去，

捉住痛打胡宗南！”

在这种勇敢顽强精神的鼓舞下，3营一口气追了两天两夜，第三天黄昏时，终于赶到了摩天岭下。

这时侦察排长赶来报告，说前面河滩上发现埋锅做饭的痕迹，估计敌人刚离开这里不久，可能正在翻越摩天岭。

一听这话，全营上下立即来了精神，连续行军的疲劳顿时抛至脑后，纷纷说我们累，敌人此时比我们还困难，还要累！在天已全黑的情况下，敌人不会再向前走了，肯定要停下来宿营。这正是我们出击的好时机！

向导莫大爷听说今晚就要过摩天岭，好心地劝阻说：“山上悬崖陡壁，过去我们上山都要选好天气。眼下大雪封山，天黑路滑，危险啊！”

3营长回答道：“放心吧，大爷！我们解放军战士都有一副铁翅膀呀！”

部队稍事休息后，便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艰难地向白雪皑皑的摩天岭攀登而去。

寒风呼叫，雪越下越大，山势越来越陡，空气越来越稀薄。直到次日凌晨3时，3营才登上山项，然后迅速向下滑行。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部队下山时，一个个脚下像抹了油，走几步就要摔一跤。这时天已渐渐发亮，敌人可能就住在前面不远处的村子里，时间显得更加紧迫。尖刀排长王彦斌带着两个战土索性把枪朝怀里一抱，朝山下滚去……

过了一会儿，山下传来了三下击掌声。

“行！他们还活着！”山上的战士们也拍起巴掌。众人摹仿王排长他们滚下山的方法，也都一缩脖子，蹲下身子，朝山下滚去。

山下，是一个名叫底儿坎的小山村，国民党军溃退部队一个警戒排住在这里，几个哨兵踩着厚厚的积雪，来回巡逻着。其他的敌人还在睡梦中。敌人团的主力部队驻在不远处的上底儿坎村，敌师部住在1公里外的下底儿坎村。

3营长观察了一遍周围的地形，让9连连长带领3排先除掉面前的这个障碍。9班长带着一个战斗小组，悄悄地摸上前去。在敌哨兵转身的一瞬间，突然扑上去卡住了他的脖子。9连长带着战士们迅速冲进房间内，满屋敌人躺在床上乖乖当了俘虏。

解决了敌警戒排后，3营立即兵分两路，7连和师侦察排分工打下底儿坎的敌团主力，9连分工打上底儿坎的敌师部，机枪连分别配属给两个方向的连队。

枪声大作，正在睡梦中的敌人不知解放军究竟来了多少部队，早已吓得晕头转向。企图顽抗的敌人被当场击毙，1400多名俘虏在天破晓时被押出了村庄。

天险摩天岭就这样被突破了。

184师主力开始下山了。山脚下，一条水面宽约20米的河流横在面前，湍急的河水在冰雪中哗哗作响。此时无法架桥也没有时间架桥，前卫连连长朝河水中间扔了一块石块，测定水深不会没顶后，大手一挥：“趟过去！”

战士们立即行动，踏破岸边浅水处的薄冰，从齐腰的冰水中涉过。

上岸后，被呼啸的冷风一吹，滴着水的棉裤很快就被冻得硬邦邦的，走路两腿打弯都困难。战士们用劲地又跺脚又蹦跳，棉裤上的冰块经不住这折腾，僻哩啪啦纷纷落地，空野里传出一片清脆的响声。

突然，有人发现枪已经拉不开栓了，手榴弹也被冻得拧不开盖，这可是大事啊！万一遇到敌情可怎么办？

一个老战士灵机一动，嚷道：“你们嚷嚷啥，快往枪栓上尿尿！”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行进中的队伍顿时都停下来撒尿，空野里又泛起一股股白雾。这个办法还真灵，枪栓拉开了，手榴弹盖也揭开了，爽朗的笑声回荡在秦岭雪原。

“快擦干！防止再冻上了。”那位老战士又大声建议道。于是，大家擦干了枪上的尿水，继续向前猛进。

184师一路夺关斩隘，于18日进至青川，20日解放江油。中坝。第185师、独立1师及军直机关部队于18日由碧口出发，经青川、江油、德阳，于27日进至广汉。

再向前，就是成都了。

刘忠率领第62军进入四川后，先后解放了雅安、康定、西昌，歼敌1万余人。解放了当时的西康省。刘忠担任司令员。1950年7月又担任川西军区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西北英豪——中将廖汉生

西北英豪——中将廖汉生

廖汉生湖南桑植人。1929年参加红军游击队。解放战争时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军区第1纵队政委，一野第1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廖汉生主动将自己“删除”在外，仍然当他的军政委。后来有人

说，以廖汉生当时的资历及能力，当兵团政委名正言顺

1949年1月，中央军委颁布了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编为第1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编为第2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编为第3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编为第4野战军。各野战军下辖兵团，兵团下辖军。第1野战军因为作战任务繁重，直到6月间，才召开了前委全体委员会议，确定野战军下属部队编制事宜。

第1野战军原有6个军，从华北军区调来的第18兵团和第19兵团已经整编完毕，1野原有的6个军再编成2个兵团。这2个兵团如何组成？干部如何配备？彭德怀叫前委委员们提出具体方案。

由于委员们对这个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会议沉默了一阵，没有人发言。

这时，担任1野第1军政委的廖汉生站了出来，提议道：“这个问题好办。1军、2军、7军组成第1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3军、4军、6军组成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廖汉生的提议，既考虑了各人军旅生涯中任职的因素，又考虑了各人的才能，比较恰当。

但是，廖汉生的这个提议却把他本人排除在外了，而他本人的能力和历史上的任职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的。

彭德怀问了一句：“那你干什么？”

廖汉生回答：“我还在1军嘛！”

彭德怀以廖汉生提的方案征求其他人的意见，获得通过。随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组建了1野第1、第2兵团机构。

后来有人说，以廖汉生当时的资历及能力，当兵团政委名正言顺。

然而廖汉生主动将自己“删除”了，仍然当他的军政委。

由此可见廖汉生的胸怀。

时间再推前几个月，就在这一年的2月间，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和指示进行了整编。西北野战军改称为第1野战军，各纵队改称军，旅改称师。廖汉生所在的第1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纵队原358旅改称第1军第1师，原独立第1旅改称为第1军第2师，独立第7旅改称为第1军第3师。

第1纵队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的名称，是按照全国各野战军统一序数排列形成的，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全纵队上下都为这个“第1军”感到特别的光荣和自豪，格外看重和珍惜它。

有第1军，就有第1师，就有第1团。358旅改为第1师，旅里的3个团都想在这次改编中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团”。到底哪一个团能成为“第1团”呢？各团积极活动，部队上下还争论了一番。按过去的习惯，一支部队总是把底子最老。战斗力最强的单位排在序列前头。在358旅的3个团里，715团、716团的部队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诞生了。一个生长在湘鄂边，一个生长在洪湖，其中还有南昌起义的血脉，抗日战争爆发后它们分别由红军师、军合编、缩编而成。这两个团历史长，资格老，能征善战。按常规讲，这两个团都有成为“第1团”的充分理由。

而714团则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1939年在冀中时，由716团抽出的3个老红军连队组建了独立3支队。随后溶入了冀中地方武装。比较起来，这个团只有部分红军底子，建团历史短。但是这个团后来居上，成立后仗打得好，在西北战场上屡建功勋，另外，它在358旅的编制里是第1团，这又使它在编制序列上有话可说。

当时，3个团都要求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团”，尤其是老红军部队715团、716团认为自己的理由更充足一些。廖汉生当过716团的政委，716团还想走走廖汉生这个“门子”，希望老政委能为他们说说话。当时一些师、军干部也认为把刀5团或716团编为“第1团”更好些。

然而，身为军政委、军党委书记的廖汉生却没有偏袒，他在军党委会上提出：714团的资历虽然比不上其他团，但他们在西北战场上仗打得好，工作也出色，尤其是在诉苦运动中带了头，在瓦子街和荔北战斗中两次受到野战军的通令嘉奖，他们的工作堪称第一。按原有编制顺序714团也应排在“第一”。结果大家统一了思想，确定把714团编为“第1团”。

由此又可见廖汉生的胸怀及政治水平。

714团即第1团没有辜负廖汉生和全军上下的期望，始终保持着优良品质，不断创造佳绩，全国闻名的“硬骨头6连”就出自这个团。

廖汉生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1927年他16时就参加了农民运动，1928年参加工农武装斗争，长期在湘鄂边苏区进行游击斗争。1933年调任红3军书记员，先后当过军政治部秘书、师政委、军团组织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团政委、旅副政委、代旅长。1944年10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5干部大队政委，率队赴湖北洪湖地区。抗战胜利后任江汉军区副政委、政委。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军区第1纵队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委、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第1军政委。率部参加了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等一系列战役。1949年9月率部解放青海，任省军政委员会主任。1952年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廖汉生的出生地，距共和国元帅贺龙的家只隔一座山，由他家到桑植县城去，必从贺龙家门前过。桑植百姓口头流传的许多关于贺龙的传奇故事伴着廖汉生长大。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廖汉生家附近的平坝子经过，廖汉生和村里的孩子们跑到路边田埂上看“过兵”。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中一个士兵身后背着几支像古戏里的令箭似的牌子，廖汉生、诉小伙伴：这个牌子叫做“大令”，它到了哪里就代表长官到了哪里，查岗查哨，巡视军情，纠察军纪，下级见了都要向它敬礼呢。

廖汉生正讲得有鼻子有眼，没注意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来到他面前，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子？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呀！”

那个时代，老百姓是怕兵的。听说要“过兵”，惟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呢。

廖汉生一看问话的像是个当官的，便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是廖家的。”

留“一字胡”的长官就是贺龙。

贺龙夸奖了他几句，率队向洪家关走去。从此，这个敢看“过兵”的男孩子在贺龙的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廖汉生的父亲是桑植县有名的才子，在省城长沙读书期间，曾与湘籍著名革命党人林伯渠结为好友，回乡后致力于乡村教育，在本乡办起小学，教授新课程、新知识。后来，在贺龙再三诚聘下，携笔从戎，到贺龙部队里任职，做些文墨事。

一次，他向贺龙请假回家，要给儿子定亲。贺龙同：“是我见过的哪个敢看‘过兵’的孩子吗？”

“不是，是给汉生的弟弟定亲。”

贺龙说：“那我也提个亲吧。”当下，两人就把贺龙二姐的女儿肖良良和汉生定了娃娃亲。从此，廖汉生也就与贺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廖汉生10岁时，父亲不幸病逝军中。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夫妇把灵柩接回桑植，帮助安葬。以后，廖汉生一家孤儿寡母，经常得到贺龙及其妹妹的关心、照顾。

1925年春，贺龙在澧州当了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和澧州镇守使，廖汉生和贺家的两个小孩子被接到澧州过春节。在贺龙就职典礼这天，廖汉生趴在城墙上悄悄观看，只见大操场上，队列整齐，军号齐鸣，贺龙身穿军礼服，腰挎指挥刀，骑着高头大马，绕场一周检阅部队，然后登台发表就职演说。廖汉生听不懂讲的内容，只觉得贺龙威风得很，神气得很。

春节过后，贺龙派了一排兵把廖汉生等几个孩子送到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

常德是湘西北的中心城市，省立二师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学府。一个山里伢子，第一次走出闭塞的山区，来到大城市，开阔了眼界，而且感受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从1925年到1926年，廖汉生在省立二师附小读了三个学期。头一个学期时逢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廖汉生放假回来就在贺龙那里住。第二个学期贺龙被军阀赵恒惕逼出澧州，廖汉生的钱用光了，就给贺龙写信求援。贺龙很快寄来30元钱，这样才又上了第三个学期。到第三个学期结束时，贺龙已经带队北伐远去了，廖汉生学费没有着落，只好辍学回家。

廖汉生不甘心就此中止上学，回到家乡后又进入桑植县高小，学完了最后一个学期，总算毕了业。

在第二师范附小时，廖汉生曾有一个理想：发奋读书，争取毕业时考上前两名，保送升入师范免费学习，然后像父亲那样当个乡村教师。可是事与愿违，从桑植高小毕业后，家里实在没钱供他外出继续求学，他向母亲哭闹了一通也无济于事，只得留在家中一边干农活，一边帮别人带小学生。

1927年夏，湖南农民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偏僻的湘西山区，廖汉生和本乡几个高小毕业同学积极投身其中。他们从县城领回宣传品，在集市上贴标语，喊口号，出头露脸，万人瞩目。然而不到一个月，反革命的血雨腥风又刮到桑植，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了下去。反动乡长放出风来：“要教训教训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崽！”

一起闹农会的同学，有的见风使舵，投靠了团防队；有的胆小怕事，活活吓死了。廖汉生无法在家里安身，于是投奔到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处避难。

当时，贺家几姐妹不甘心受压迫，又受了贺龙的影响，先后拿起枪来自卫。廖汉生原来只想在贺民英处暂时避一避风头，结果却从此投笔从戎，像贺龙及其姐妹那样走上一条武装反抗旧制度的道路。

也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一个消息震惊了桑植：“贺龙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啦！”

人们惊愣未定，又一个消息接着传来：“南昌暴动垮台啦！”桑植县里谣言四起，传说贺龙已经死了。

然而“湘西活龙”贺龙是大难不死的。

1928年3月，贺龙和周逸群、贺锦斋等人辗转回到桑植洪家关。乡亲们闻讯都赶来看望，就连堂堂的县长也慑于贺龙的声威，赶来拜见他。人们散去以后，贺龙对亲友们公开宣布：“我现在已经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们回来就是要重新组织工农武装！”

后来，廖汉生从贺龙那里逐渐听到：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贺龙断然拒绝蒋介石高官厚禄的拉拢，毅然接受共产党领导，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出任起义军总指挥。在从南昌向广东转战途中，贺龙由周逸群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起义军失败后，他经香港到上海找到党中央，要求回家乡重新搞武装，而后经武汉、洪湖等地回到桑植。

贺龙一声号召，贺家亲戚朋友和旧部属纷纷响应，几天时间就在工农革命军的大旗下聚集起上千人的队伍。17岁的廖汉生也加入其中。

不久，白军前来“进剿”。为了便于作战，贺龙把一些妇孺亲属交给贺民英姐妹。廖汉生本想跟着工农革命军走，因为那里人多枪多好打仗，贺龙却要他跟在贺民英身边。

刚刚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军首战失利，大部溃散了，只剩下少部分人和亲属们跟着贺龙向山里退去。这期间，廖汉生目睹了贺龙与堂叔间发生的一场“家庭纠纷”。堂叔生气地指责贺龙：“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途的。为什么要当共产党？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

贺龙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找真理、找出路，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片

从这场“家庭纠纷”中，廖汉生看到贺龙跟着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也进一步明确了拿起刀枪跟贺龙的决心。

贺龙重回洪家关后，又召集起几百人。

在工农革命军初创时期，廖汉生目睹了这支队伍的三起三落。在最困难的1928年冬天，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县遭受严重损失，师长贺锦斋牺牲，贺龙率部撤回桑植边界的大山里。廖汉生受贺家姐妹的派遣，给部队送去一些过冬物资。在工农革命军驻地，廖汉生看到原先几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百人，天已下雪，部队还穿着单衣，贺龙的脚上套着一双烂草鞋；招待他们吃饭，端上来的只有一碗苞谷糊糊……

但是贺龙没有退缩，他继续坚持斗争。工农革命军历经考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发展为一支坚强的红军队伍。

1929年春，贺龙率领红军相继解放了湖北鹤峰和湖南桑植两座县城，建立了湘鄂边苏区。

廖汉生受命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后被推举为代表，参加了县农会，那年秋天，廖汉生已满18岁。尽管他早在两年前就参加过农民运动，然而，他一直把这一年看做是参加革命的起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使他选择了人生的道路，轰轰烈烈的苏维埃工作给了他思想的启蒙，而叱咤风云的贺龙更是对他走向革命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

从1928年春参加贺龙发动的工农武装斗争时起，廖汉生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正规的红军战士，渴望能够跟着贺龙痛痛快快地打胜仗。

以后，廖汉生看到往日的同学、一道参加革命的游击队员。同在桑植县苏维埃工作的红小鬼，进了红军主力部队后进步很快，短短两三年间已经成为师、团指挥员，而自己却还是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他有些不服气，为此三番五次要求离开贺民英的游击队，到红军主力去。然而，每一次都受到贺家姐妹的坚决挽留，受到贺龙的耐心劝说，因此没能实现。他只好一直跟在贺民英身边，继续当一个游击队员。

后来，贺民英为了满足他的好胜心，“提拔”他为游击队文书，掌管贺民英的名章。每次有事需要与外界进行信件联络，由他根据贺民英的口述写个便条，盖上章子，作为游击队的公文。

贺民英游击队的主要成员是贺家几姐妹及其亲属、旧部，领头的是贺民英，年纪最大的有五六十岁，最小的仅七八岁，男女老幼加起来有二三十人。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没有正规编制和正式番号，但在湘鄂边乃至整个湘鄂西苏区名气很大。红军指战员按照贺龙对贺民英的称谓，尊敬地称它“贺大姐的队伍”；老百姓根据贺民英的乳名“香姑”，习惯地叫它“香大姐的队伍”；国民党反动当局则骂它是“女共匪贺仙姑的队伍”。

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长期坚持在湘鄂边苏区。

1930年春，贺龙率领湘鄂边红4军东下洪湖地区，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6军会合，组建红2军团，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规模宏大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廖汉生跟随贺民英送走贺龙以后，登上鹤峰与桑植交界的四门岩山区，在那里建立了游击队的基本营地。

他们在四门岩山区与敌人反复周旋。湖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鹤峰一侧；湖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桑植一侧；两省敌军一齐来了，他们就往更高的山上攀，那里敌军大队人马上不去，小股爬上去不是挨打就是被牵着满山转圈子。敌情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干部也从鹤峰县城撤上山，敌军退走了再回去。一些红军伤病员和家属也在这里休养、隐蔽。

在山上，不分男女老幼，人人一手拿枪一手荷锄，一边游击一边生产，在岩缝中种些苞谷、南瓜。几个未成年的小孩子，不能光跟着舞刀弄枪，还要学文化，廖汉生就成了他们的文化教员，每天闲暇时教他们认字、唱歌。

1932年下半年，中共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转往洪湖，会合红军主力去了，湘鄂边只剩下零星几支游击武装。苏区被敌军全部占领，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大肆屠杀，四处烧屋，长期围山“清剿”，斗争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冬天，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敌人的围困却不见缓和，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

一个雪夜，廖汉生随贺民英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他们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发现村里驻扎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悄悄来到村边一户独立人家，请主人家向乡亲们找了一些南瓜和黄豆。回山时，为了不在雪地上留下脚印，以防敌人追踪而来，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沿着山中的雨裂沟，赤脚趟着冰冷的溪水向上走，遇到沟边核权横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只好伏下身子在冰雪上爬行，手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浑身快被冻僵了。

他们带上山的那些黄豆成了游击队的救命粮。黄豆吃完了，大家就四处采野菜，捡野果，挖蕨根。蕨根里面含有淀粉，是老百姓度灾荒的代食品，游击队员们把它挖来当饭吃。

冬夜漫长，游击队只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岩洞里。廖汉生用火镰引燃一堆火，大家围坐着取暖。火烤胸前暖，一风吹背后寒，只好胸前背后转着烤。

游击队员们渴饮山泉，饥食野果，昼伏密林，夜宿岩洞，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苦苦坚持着，不动摇，不屈服，一直坚持到贺龙率领红军回到湘鄂边。

1933年初，敌军的“围剿”有些松懈。贺民英把廖汉生叫到面前，交代说：“我们这样总在山上呆着也不行，你下山去看看，找些粮食，也找一找出路。”

廖汉生接连翻过几座大山，走了上百里山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听说山下的茅坝坪来了一支队伍，有人说是贺龙率领的红军，有人说是贵州来的“黑军”。廖汉生壮着胆子继续往前走，走到茅坝坪村边上，突然从隐蔽处跃出几个持枪的人，抓住了廖汉生。

廖汉生被哨兵带进村里的连部，他一问，对方果然是红军。他欣喜万分，连忙接着问：“是不是贺龙的队伍？”

“是。”连长回答说。

他又问：“你们师长是谁？”

“师长是朱胜文，政委是谷志标。”

廖汉生一听，这两个人都熟悉呀！就请连长派人把他送到师部。在师部，朱胜文师长招待他吃了一顿饱饭，又派人把他送到军部。廖汉生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贺龙。

贺龙见到廖汉生，急切地问：“大姐和大家都还安全吧？现在怎么样了？”

“都还安全。”廖汉生回答，接着把红军走后的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贺龙叫他马上回山上去，把贺民英和大家接出来。

廖汉生顾不上休息，当天又匆匆赶了回去，报告了喜讯。贺民英带着大家走出深山，与红军团聚了。

红军这次回来，打下了鹤峰县城，初步恢复了湘鄂边苏区，并向桑植和鄂西一带活动。

转眼间到了5月的插秧时节，赤卫队员们白天各自回家下地插秧，夜晚再集中起来驻防。一连几天下来，每个人都感到疲劳不堪，就连苦了一辈子的贺民英也感到有些吃不消。在大家的要求下，她心软了：说，“这样太累了，大家还是把秧插完再来，晚上就各回各家睡吧！”

贺民英身边只留下十几个人，分开住在洞长湾的两户人家里，贺民英、徐涣然带着两个妹妹的遗孤和几名队员，住在西边人家，贺戊姐带着儿子、么妹贺戎姑，廖汉生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周岁的儿子，以及在这里养病的红军团长向刚，住在东边的农会委员许横生家。

就在这天晚上，当劳累的人们熟睡之后，农会委员许璜生悄悄溜出屋，向敌人密报了游击队的情况，领着团防大队前来偷袭。

凌晨，敌人从山背后摸下来，放哨的游击队员唐老么刚要报警，被敌人一枪打死了。凄厉的枪声回荡在小小的洞长湾里。当大家惊醒时，敌人已经分别包围了两处木屋。大家抄起枪，向外还击。红军团长向刚背起廖汉生的女儿春莲，说了一声：“我喊赤卫队去！”第一个冲出屋，上了屋后的山坡。

廖汉生冲着屋里的人喊：“你们快走！”而后提着驳壳枪冲出屋子。黑暗中只见四处都是敌人枪口迸出的火光。廖汉生打了几枪，见其他人都跑出来了，就绕到屋后上了山，与敌人对射着。

贺戊姐因为患哮喘病跑不动，落在后边被敌人抓住了，敌人撤走时，残忍地把她枪杀在水田里。

贺民英见敌人来袭后持枪冲出门，却被敌人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腿，她跪在门边向敌人还击。徐涣然背上她正要走，肩膀中了一枪，背不动了，只好把她放下来。贺民英一边让徐涣然先走，一边继续还击，正在这时，又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腹部，她当即牺牲了。

红军团长向刚很快带着从太平镇召集的赤卫队赶来增援。敌人在天亮时匆匆退走了。

这次遭敌偷袭，除贺民英、贺戊姐两姐妹双双牺牲外，还有三人遇难、三人负伤，廖汉生的妻子肖良良和怀中的儿子被敌人抓走。洞长湾里鲜血殷红，哭声一片。

怎么办？大家一时手足无措。廖汉生强忍悲痛，合著泪给贺龙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情况，询问：“今后该怎么办？”

贺龙收到信，派警卫员朱绍田来接大家。他们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选择靠山根的一块平地草草掩埋了贺民英姐妹和其他牺牲者，搀着受伤的游击队员，翻山越岭来到红军驻地。

在军部里，亲人相见，又是一番哭诉。贺龙默默承受着一夜间失去大姐、二姐的悲痛，把姐妹们遗留下来的几个男孩子安排在警卫班当战士。贺龙问廖汉生：“大姐她们牺牲了，你们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

廖汉生坚决地回答：“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

“好！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贺龙当即任命徐涣然、廖汉生为鹤峰县第4游击大队正副大队长，又发了一批枪，要他们回去重整队伍。

他们回到太平镇集合起赤卫队，进一步扩大队伍，成立了游击大队，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继续跟敌人作斗争，接连同团防队打了两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半年以后，这支游击大队编入红军部队。

廖汉生从1927年夏投奔贺民英时起，到1933年5月将她亲手安葬，在这支游击队里生活、战斗了7个年头，亲眼目睹了贺家姐妹在贺龙的影响下，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接受新思想，从传统的农民造反者逐步成为工农革命的坚决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的全过程。贺龙一家可以说是满门英烈，大姐贺民英、二姐贺戊姐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大妹贺满姑被捕后在刑场上英勇就义，么妹贺戎始在当红军营长的丈夫刘玉阶牺牲后不久也去世了。

在廖汉生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贺龙及贺家姐妹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贺龙一家人对党无私奉献、对革命坚贞不渝、对敌人决不屈服的精神，使他永生难忘。

1933年夏的一天，红3军军部和第9师从鹤峰县太平镇经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把在第4游击大队任副大队长的廖汉生调到军部当书记员。

廖汉生数年一直渴望当一名红军战士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2．长征出发前廖汉生对来队的乡亲们许下的一句承诺，使他从此背上

了一笔沉重的感情债，压在心头几十年

进入正规红军部队后，廖汉生进步很快。1934年9月春，廖汉生调到红3军第9师担任师政委。

上任的当天，就赶上攻打冉家祠堂。冉家祠堂坐落在一块水田中央，祠堂四周围着1丈高的石头墙，里面住着南腰界团总冉瑞庭的武装，是盘踞在苏区中心的一颗钉子。

第9师准备拔掉这颗钉子。当时红军没有炮，廖汉生和钟师长就请当地木匠掏空一段树筒，打上几道铁箍，做成土炮，里面填人铁砂、铁片，后面装人火药。进攻准备好后，钟师长一声令下：“开炮！”

轰的一声，炮膛里的铁杂碎没打出去，炮身却炸了，没有成功。部队硬攻了一下，也没奏效，只得收兵。

第9师把冉家词堂围困了半个月，廖汉生组织师宣传队把那些团防队员的亲属找来，动员她们喊话，促使许多团防队员跑了出来。

于是，第列币再次组织进攻，这一次廖汉生挑选了精干强壮的战士组成几支突击队，身背大刀、短枪、手榴弹，由各团团长担任突击队长。又新做了几门土炮。炮声一响，轰塌了围墙一角，突击队乘势发起猛攻，廖汉生紧跟着突击队冲了进去，拔掉了这颗钉子。

1934年10月，红3军正在全力以赴进行黔东临时根据地的建设，从酉阳县南腰界的一张白区报纸上获知，红6军团来到黔东谋求会合。

红3军的电台早在两年前撤出洪湖时丢失了，因此主要依靠从白区报纸登载的“剿共”新闻中推测外界情况。不久前第9师打开贵州沿河县城，曾缴获了一部电台，但是一些战士不认得，想打开这个铁盒子看看里边装着什么，捣鼓好一阵也打不开，一气之下用枪托子把它捶烂了。电台送到廖汉生面前时，已经成了一蛇废铁。廖汉生看着报废的电台，又好气又好笑，下了一道命令：今后凡是缴到电台或是其他不认得的东西，一律上交，不得毁坏。

贺龙和军政委关向应分析白区报纸的消息，认为敌人披露的红6军团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可能的，于是决定兵分两路，深入黔东接应红6军团。军部率第7师为一路，第9师为一路。

在沿河县境内，红3军部队碰到了由李达参谋长带领的红6军团先头部队。李达参谋长介绍说，红6军团奉党中央命令于8月撤出湘赣苏区，前来会合。几天前在黔东石阡县甘溪与敌遭遇，李达率先头一部突出包围，一路打听来到沿河。

得知情况后，红3军两路部队立即朝着6军团与敌军交战的。方向急速前进。一天，第9师来到梵净山下，发现前方山上有一支部队正在艰难地向上攀登，对方也发现了情况，把机关枪架到了山顶上。廖汉生和钟师长仔细观察了一番：对方那副疲劳不堪的样子，又专捡偏僻陡峭的小路走，见到这边部队就往山上隐蔽，不像是前来“围剿”的敌军，倒像是一支红军部队。经过军号联络，对方回答是红6军团第50团。廖汉生和钟师长立即奔上山去，与第50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握手相见，然后帮助他们把山上山下的部队收拢起来，带着他们向军部靠拢。

第二天晚上，第9师和红6军团第50团到达印江县木黄镇，廖汉生让钟师长安排宿营，自己跑到军部报告情况。推门进屋，见贺、关首长正在和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交谈。经贺龙一介绍，才得知这几人是中央代表任弼时、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

几天后，两支红军到达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第7、第9两师改为第4师、6师。

红6军团远道而来，物资装备损失很大，红2军团从物质上给以支援。红2军团刚刚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缺少有经验的政治干部，红6军团便从政治上给以支援。中央代表任弼时到红2军团担任政委，红6军团政治部整个搬过来，又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到红2军团担任师、团政治干部。

红6军团的袁任远调到6师来当政委，廖汉生改任副政委。廖汉生对此毫无怨言，在廖汉生眼里，袁任远是一位年长的大哥和尊敬的老师。袁任远是湘西慈利人，与廖汉生是邻县同乡，论年龄，比廖汉生年长13岁；论文化，袁上过大学，廖是高小毕业；论资历，袁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廖入党仅1年；论工作经验，袁当过多年的师政委和师、军、军团政治部主任，廖当师政委不足3个月。廖汉生虚心向袁任远学习，甘愿当好助手。后来，袁任远调走了，廖汉生才重新担任了师政委。

红2、红6军团会师后，并肩战斗，以第6师为先锋，挺进湘西，攻占永顺县城。而后两个军团在永顺县龙家寨摆下口袋阵，打垮了敌军3个旅。接着，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两军团出击常德、桃源地区，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3月，廖汉生被调至红2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当部长。组织部的几名干事都是从红6军团调来的，廖汉生团结大家一道工作，在管理军团党务和干部的工作中不分亲疏，唯贤是举，工作十分出色。

廖汉生了解到任弼时政委的警卫员余秋里，曾经当过连队政治指导员，在湘赣苏区红军学校深造过。于是，他向任弼时政委提议：“现在部队扩大了，干部很缺，是不是把余秋里调出来，到团里当干部？”

任弼时同意了，组织部把余秋里派到第6师第18团担任党总支书记，不久又当了团政委。

在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的一系列战斗中，组织部除了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团员为粉碎敌人“围剿”而斗争外，还要随时准备上火线，代理伤亡干部的工作。廖汉生部长在短短的3个月里，两次受命到第4师代理师政委。

6月初，红2、红6军团在湖北咸丰县忠堡包围了敌军1个师。战斗进行当中，第4师政委方理明和第6师第18团团长。政委相继负伤，部队进攻受挫。军团政委任弼时把廖汉生、贺炳炎叫到面前，下令廖汉生到第4师代理政委，贺炳炎接任第18团团长职务。他俩受领了任务，转身奔向炮火纷飞的战场，组织部队向敌军阵地发起新的进攻。这一仗，红2、红6军团歼灭了敌师部和1个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

忠堡大捷后一个多月，第4师政委方理明伤愈归队，廖汉生又回到组织部当部长。仅仅过了几天，红2、红6军团在宣恩县板栗园伏击歼灭敌第85师。战斗中，第4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身负重伤，廖汉生再次受命代理4师政委，投入战斗。

8月间，红2、红6军团从桑植出发，出击临澧、津市、澧州地区。第4师在大堰当与敌第26路军激战，廖汉生和代理师长金承忠各率回个团把敌军打垮，而后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就在廖汉生观察战斗进展情况时，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他顿时昏死过去，被抬下阵地。

一个多月后，廖汉生伤愈出院，军团首长没有叫他回组织部工作，而是派他到第6师担任了政委。

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了万里长征。在万里长征路上，廖汉生凭借着马灯、簧火、月光，逐日记下了那一段段艰苦卓绝的历程。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宝贵历史资料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全部丢失了。

1935年11月，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廖汉生和红6师师长郭鹏踏着泥泞，匆匆赶到桑植县刘家坪一栋木屋里，出席红2、红6军团的师以上干部会议。

众人围坐在堂屋的一盆炭火旁，听贺龙、任弼时等首长部署突围计划。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了陕北，第4方面军滞留在雪山草地，长江以南只有红2、红6军团这一支主力红军孤军坚持。蒋介石调集了11多个团的正规军，从四面八方向湘鄂川黔苏区围攻上来。敌军采取堡垒战术，严密封锁，步步紧逼，将我军逐渐压缩在苏区中心的狭小地带，企图一举消灭。苏区一天天缩小，形势一天天严峻。

因此，红2、红6军团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跳出堡垒区，进行运动战，在湘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会后，廖汉生和郭鹏回到第6师，传达党的决定，着手进行各项准备。

凭着多年反“围剿”斗争的经验，红军指战员都看得出来：这一次突围与以往不大一样，出去后还能不能回来、何时回来很难讲。估计会走得很远，离开的时间很长。离开家乡，离开父老乡亲，离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每个人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

出发前5天，正巧是廖汉生24岁的生日。第6师驻地离他的家不过几十里，骑马也就是个把小时的路程。他很想抽空回去一趟，看一看家中的亲人。

廖汉生自从参加革命后，家人们跟着他吃了很多苦。1933年5月贺民英游击队在洞长湾遭袭击时，妻子和怀中的儿子被反动派抓去，受尽折磨，廖汉生的母亲东拼西凑弄了一些钱，托人把她们母子赎了出来。1934年春节前，部队从廖汉生家附近经过，他向贺龙军长请假回家，原想在家里住上一晚，可是仅仅吃了一顿晚饭，就得到消息；乡团防队的朱照环要来抓他。他吩咐家人出去躲避一晚，自己赶回部队了。第二天，他得知昨晚妻子带着孩子躲出去了，母亲不肯走，弟弟、弟媳留下陪她。拂晓时朱照环果然带着团防队来了，围住屋子一阵乱枪，弟媳跑出来被打死了。

廖汉生顿时怒火满腔，找到关向应政委，要求带一个连回去报仇。关向应没有给他人，也不同意他回去，严肃地说：“队伍马上要出发，你不能回去！”

他只好憋着一肚子火带着对家人的担心跟随部队出发了。

从那以后，又是一年多没和家中亲人见面了，廖汉生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儿子在东躲西藏的生活中不幸夭折了，妻子、女儿跟着母亲，老少三代三个女人相依为命。红军这回一走，她们的命运肯定是凶多吉少。

廖汉生思念家人，但是他又懂得自己作为师政委，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他顾不上回家道别，忙着给部队进行思想动员，检查突围准备。他的妈妈和妻子听到消息，翻山越岭走了大半天赶来为他送行。

苏区的群众知道红军要远走了，很多人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丘

廖汉生曾在地方上打游击多年，第6师有不少战士的亲属都是他的熟人，他们纷纷找到师部，对他说：

“汉生，我的儿子交给你了，你要照顾好他呀！”

“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你要带他活着回来呀！”

这些情真意切的托付，使他不能不一一应承下来：“放心吧，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亲人在！”

他对自己的母亲、妻子和亲戚们说：“红军走了，白军会来的，苏区人民又要吃苦了，请多保重。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数万里，一别就是几十年，很长时间连个音讯都没有。

抗日战争中期，廖汉生在延安从贺龙那里再次得到家人的消息时，传来的却是妻子早已被人打死的噩耗。大家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她是贺龙的亲戚、红军干部的妻子，早就有人想整死她了。后来，贺龙的妻子薛明给廖汉生介绍了一位同在延安工作的四川妹子，两人结婚了。

没想到，全国解放之际，随着家乡的解放，廖汉生又得知前妻没有死，还活着！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后，卖到外乡给别人做老婆了。贺龙派人把她接出来，又送到西北的青海与廖汉生见了一面。两人相见，千言万语却难以开口，往日深情却难以再续。这是反动派给廖汉生造成的家庭悲剧，也是相当一批红军战士的家庭悲剧。

全国解放后，许多长征老战士纷纷回到家乡，看望久别的乡亲，寻找离散的骨肉，祭奠死去的亲人。然而，廖汉生却很多年没有回去。

俗话说：一诺千金！长征出发前廖汉生对来队的乡亲们许下的一句承诺，使他从此背上了一笔沉重的感情债，压在心头几十年。在艰苦的长征中，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同志先后牺牲了，有些人连怎样牺牲的、牺牲在什么地方也很难说得清楚。当年参加长征的数千名桑植籍指战员能够活到全国解放的寥寥无几。1955年授衔时，桑植籍的高级将领只有一个元帅、一个中将、一个少将。

由于这个原因，廖汉生感到无法向那些把亲人托付给自己的乡亲们交代，直到离别44年后的1979年，他才第一次回到桑植。

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从桑植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万里征程。第6师先行出发，向大庸方向警戒，保障主力安全。随后，跟着主力来到大庸城外的张家湾强渡渣水。敌军在澧水设置了第一道封锁线，发现红军突围意图后，依托堡垒进行拦阻，并派来飞机向水面上的浮桥扫射轰炸。担任警戒的第6师隐蔽在岸边的桔子林里，整整呆了一天。部队又饥又渴。挂满枝头的桔子都成熟了，被敌机轰炸震落到地上，俯拾皆是。廖汉生观察四周，没见一个人捡起来充饥解渴，部队表现出良好的群众纪律观念。就这样，他们空着肚子离开了苏区。

在将近一年的长征中，年仅24岁的师政委廖汉生与前后两任师长一起，带领第6师英勇作战，屡建奇功。

长征前期，红2、红6军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三次试图建立新的根据地，又都不得不放弃，部队行踪可谓千回百折，变化莫测，有时师一级指挥员也不知道明天要往哪里走，只在出发前接到当天的宿营命令。不少人对于不停地走，不断变换方位地走，越走离苏区越远，产生了厌烦情绪。廖汉生及时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动员和教育全师指战员，坚决执行战略转移的方针，连续突破敌军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挺进湘中，驻足黔西，回旋乌蒙，横扫云南。时而担任前锋，斩关夺隘；时而担任后卫，阻击追兵。

1936年的春节，红2、红6军团攻占贵州瓮安县。第6师吃完年饭后，又向贵阳挺进。在贵阳北面30公里的扎佐一带，敌军构筑了一道堡垒封锁线。第6师避开堡垒和大道，在常人难以逾越的悬崖深涧之间探路而行。巧妙地越过封锁线，一举攻克修文县城。

红军攻占修文、兵临贵阳之势，迫使敌军一边向贵阳收缩，一边在乌江北岸布防，以防红军沿着一年前中央红军的老路北渡乌江，攻取遵义。贺龙总指挥又把从乌江上游鸭池河渡江的任务交给了前卫第6师。

廖汉生和师长、参谋长研究后，决定智取渡口。他派出师作战参谋带着师及各团的侦察队，化装成国民党正规军，闯进守江的黔军阵地。敌军1个连正在睡大觉，等他们全部清醒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全部当了俘虏。渡口占领后，红2、红6军团仅用一天时间就渡过了乌江天险，进占黔西县城，打开了黔西北的大门。

4月上旬，红2、红6军团来到云南的普渡河边，计划从这里过河后经元谋北渡金沙江，直上四川。这条路线也是一年前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敌人已有防备。先头第4师强渡普渡河后受到前方敌军阻击，红6军团准备渡河时与侧面围上来的滇军接上了火，而从湖南、贵州一路尾随的敌“追剿”各纵队也紧追不舍。我军面临陷入敌军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境地。

总指挥部审时度势，决定改变原计划，转兵滇西由金沙江上游北上。

而此举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阻敌追兵，为全军转移脱险赢得时间。

9日凌晨，6师经夜行军后到达甸尾一带宿营。刚躺下没一会儿，总指挥部派人来传达贺龙的命令：6师即刻原路返回，赶到六甲，最好赶过六甲，阻击敌人追兵，掩护主力改道转移。

廖汉生和郭师长当即决定：全师后卫变前卫，马上出发，强行军回师六甲。他俩分头通知第16团、17团，同时派人通知后卫第18团。边走边部署，边进行战斗动员。

上午，前卫第18团果然在六甲与敌先头部队遭遇了。敌人没想到红军会突然杀一个回马枪，措手不及。第18团一下子就消灭了敌先头部队，抢占了山头有利地形。郭师长和廖汉生带着第16团、门团随后赶到，展开了一场阻击战。

这是第6师长征中打得最残酷的一仗。敌军1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第6师伤亡200余人，其中第18团政委杨秀山、参谋长陈刚负伤，3个营长伤亡2个，9个连长伤亡8个；第16团的参谋长和2个营长牺牲，6个连长负伤；师长郭鹏也在指挥中负了伤。但是全师指战员依靠灵活机动的战术技术、深入有力的战场鼓动、高昂旺盛的战斗意志，顽强抗击，血战竟日，把敌军死死顶住了。又在增援部队第5师的配合下打垮了敌军，保障了全军安全转移。

天黑后，廖汉生带领苦战一天的部队，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抬着伤员，追赶主力。

在一个岔路口，他看到贺龙总指挥等候在那里，亲自为第6师指路。

贺龙对廖汉生说：“你们6师这一仗打得苦，打得好啊！”接着，他又交代说：“这一次我们的情况很紧张。明天敌人飞机来了都不要隐蔽，继续行军。能不能保住我们这些本钱，就看能不能甩脱敌人了。”

次日，第6师担任前卫，急行军南下昆明，攻占距昆明仅20公里的富民县城，威逼昆明。当大批敌军回救昆明时，红2。红6军团掉头西去，甩开敌人，沿着滇西大道向金沙江上游急进。各师交替担任前卫，展开夺城大赛，几乎是一日攻克一座县城。

4月18日夜，第6师来到祥云城下，先头第18团只用半个小时就占领了县城，活捉了敌县长、团总以及2000多名团防队员。师部进城后，廖汉生指示师政治部把那些团防队员集中起来，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地主官吏压迫穷人的罪恶，讲清当兵就要当红军的道理。经过一天的工作，争取了其中的1000多人参加红军，一边行军一边训练，很快就补充到部队中。

长征路上，红军兵员的补充全靠各单位自己扩红。哪个单位抓的俘虏多，扩红工作搞得好，补充得及时，哪个单位的战斗力就强一些，哪个指挥员的日子就会好过些。作为师政委的廖汉生，肩上理所当然地担负着补充全师兵员的重大责任。

每到一地，廖汉生都组织全师各单位的宣传队、扩红队，深入到群众中去，传播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第6师先后吸收了3000多名工农群众参军，使部队在历经激烈战斗和艰苦行军后，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

据当时统计，第6师长征出发时有3303人，过金沙江前后已减员1000多人，由于及时补充兵源，全师仍保持有3044人。为此，红2军团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对第6师的扩红成绩给予了高度赞扬。

渡过金沙江以后，红2、红6军团进入了藏民区和雪山草地。敌军的围追堵截暂时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从未遇到过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廖汉生及时将全师政治工作的中心，由保证战斗胜利转变为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5月中旬的一天，第6师担任前卫来到得荣县城，原以为可以在这里筹到粮食，没想到眼前的县城竟然只有三栋破房子。被第6师捉到的得荣县长，本是湖南长沙人，在这里当县长居然要靠打草鞋卖来糊口。此地之穷，可想而知。

从得荣出发，部队向巴塘前进。一天宿营后，红2军团参谋长李达来到第6师，向廖汉生和郭师长下达了总指挥部的命令：军团直属队已经断粮，第6师把粮食调剂给直属队，你们另外去筹粮，筹到粮食后，沿金沙江北上。

部队继续行军时，路边摆好了箩筐。廖汉生带头来到箩筐前，摘下粮袋，把里面本来就不多的青棵粉全部倒了进去，随后全师同志依次走过，每过一个人就倒光一条粮袋。将这些粮食留给军团直属队。

第6师在李达参谋长带领下到达指定地域，看到地里的青裸还没有成熟，无法收割。筹粮未成，部队继续沿金沙江北上。

7月初，红2、红6军团在甘孜与红4方面军会合。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合编，成立了红2方面军。红2、红4方面军团结北上，相继进入草地。

绵延数百公里的水草地，原计划走十几天，实际走了1个多月。第6师从甘孜出发时筹集不到足够的粮食，每人只携带了一天半食量的青棵粉子就匆匆进入了草地。

在第6师前面，红1方面军1年前就走过去了，红4方面军已是三过草地了，红2方面军主力也正在通过。前面的每一支部队都经历了吃野菜、啃牛皮、嚼草根的困难境地，而走在最后面的第6师，遇到的困难自然更大。

走了17天后，第6师来到了阿坝，这时已经无粮可筹，连宿营地附近的野菜都被采光了，留下的只是前面部队无法掩埋的尸体。在这个号称“草地上海”的地方，第6师一天就饿死了十几个人。

为了走出草地，从师政委到连指导员，每个政治干部都承担起为部队寻找食物的艰巨任务。第17团政委因为筹不到粮食被方面军政治部撤了职，第18团政委董瑞林在外出给部队筹粮的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了。

为了能走出草地，廖汉生号召全师上下去捡牛皮，拾马骨，扯野菜，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拿来充饥。正是靠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廖汉生和他的战友们走出了草地。

廖汉生当红军师政委3年，正是红军最艰苦的3年，他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种种困难，以突出的成绩赢得了各级的赞誉。回首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他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条，打仗不怕死，即做英勇战斗的模范；第二条，多扩大一些人，少减员一些人，即做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模范；第三条，按政策纪律办事，不搞特殊，即做联系群众的模范。

这三条经验，既是他个人的经验，也是许多红军政治干部的共同经验，是他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当团政委。旅政委、分区政委、纵队政委、军政委、军区政委乃至他整个政治工作生涯中始终。洛守的准则。

3．彭德怀沉思着，攻打固关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谁呢？他问1兵团司

令员王震：“你准备把主攻任务交给谁？”王震不假思索地回答：“1军！”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原358旅、独1旅、独7旅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担任了军政委。

此时，西北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的第1野战军，在敌我力量大为悬殊、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出了一个个战争奇迹。1949年5月，古城西安解放。接着解放军华北部队第18兵团。19兵团归入1野建制，投入西北大决战的序列，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军在西北地区再也无力翻身了。

盘踞在西北这片土地上的敌军主要是马步芳部、马鸿逵部、胡宗南部。这几批凶悍的敌人在这片黄土地上肆虐了几十年，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二马”，一直没有遭到我军沉重打击，非常猖狂。我军要最终解放西北大地，必须将“二马”力量彻底除尽。

此时的“二马”尽管猖狂，但他们所面临的对手更加强大，解放军已非当年弱小的红军，1949年的解放军兵强马壮，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二马”。“二马”若战，难以抵挡解放军雄兵30万；若退，又怕失去甘、宁盘踞数十年的地盘。举棋不定一番后，“二马”决定和解放军再拼一下，即使吃不掉解放军，也要阻止解放军西进。

1949年7月，西北之敌作出了平凉决战的部署：以“宁马”主力、128军卢忠良、11军马光宗共6个师11万人在平凉以东、以南防御。“青马”转移至六盘山，待机迂回，攻击解放军右翼。

“二马”之间早有不和，对“青马”早有戒心的马鸿逵立刻觉察出这是马步芳企图保存实力，而让自己打头阵的计谋。

马鸿逵没跟解放军打过什么仗，但他深知彭德怀这支军队的厉害：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进攻陕甘宁，彭德怀仅靠2万人马，在一年以内就将其打垮，落荒而逃，躲在陇南、陕南的深山密林中不敢露面。现在让自己的10万部队去对付彭德怀的30万大军，真是自寻死路。

想到这里，他立即给“宁马”部队临时总指挥卢忠良发电，要其保存实力，退守宁夏。

于是平凉决战计划胎死腹中。

马步芳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大骂马鸿逵背信弃义、严重破坏了党国计划，大敌当前，这仗怎么打？若是自己也跟着退却，那解放军将会横扫西北如卷席了。

马步芳叫来儿子马继援，让这个少年得志的青年统领第82军骑14旅，139军骑8旅集结固关、马鹿镇一线，阻止解放军西进。

马继援叫苦道：“这点兵太少，挡不住共军。”

马步芳阴沉着脸说：“不能全投在固关啊！这样吧，再给你2个旅。别跟共军拼，只要守住就行。”

马继援受命离去了，马步芳仍觉放心不下，又下令其大部主力摆在固关左右，企图随时增援固关。

固关，是西进甘肃的第一道大门，一条西（安）兰（州）公路盘旋高山而上，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惟一的公路夹在狭长的深谷里。

马家军的精锐骑兵凭险扼守要冲，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一场血战已迫在眼前。

彭德怀沉思着：攻打团关，势在必得，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谁呢？手中的几个军中，最能打恶仗、硬仗的当数互军、2军。于是他叫来了1兵团司令员王震：

“我把固关这道铁门，交给你们1兵团去砸！”

王震一听，高兴地说：“我把这个任务带到部队，指战员们准会高兴得发疯。”

彭德怀严肃地说道：“这场战斗会很残酷，马步芳不像胡宗南，他在西北苦心经营了几十年，部队又以骑兵为主，很难对付。”

王震回答：“你放心，我们既要打狼，又不能让狼咬了。”

彭德怀又问：“你准备把主攻任务交给哪个军？”

王震不假思索：“1军！”

“好，我相信第1军能打好这一仗。”

彭德怀和王震随后纵马来到第1军。廖汉生和贺炳炎一见，猜出了二位首长的来意，不由喜上眉梢。

经过研究，主攻的任务交给了第1师。

第1师是由原358旅原班人员组建而成的。在贺炳炎、廖汉生、余秋里等人带领下，打出了个“天下第一师”的称号。今天，最艰苦的任务又落在1师肩上，刚任师长的陆岩石怎不兴奋呢？

是夜，第1师乘黑暗掩护，接近了敌人阵地，埋伏在阵地前沿，等待着总攻信号。7月28日凌晨，总攻的信号发出，第1师2团、3团成钳形攻势扑向固关守敌，1团沿公路和两侧高地，展开正面进攻。

顿时，山谷里枪声大作，爆炸声此起彼伏。

敌旅长马成贤，一边挥动着指挥刀，督令部队仓促应战。一边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

恰好在这时，我军炮兵大显神威，一炮就命中了敌旅指挥部，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人仰马翻。

马成贤半条胳膊被弹片削断。

敌人指挥部被炸，一阵惊慌失措。

趁敌慌乱之际，我3团指战员分兵3路向固关南侧守敌猛攻。这一侧山高路陡，敌人居高临下，负隅顽抗。我3团数次冲锋都被敌人反击了下来，伤亡较大。

对马家军，1军绝大多数人只是从西路军的悲剧中知道传闻，并没有真正交手，多少有点轻敌。其实，马家的回族军队，绝非乌合之众，他们训练有素，个个都是亡命之徒。经过几番冲杀以后，战士们知道今天遇到了强硬的对手，渐渐明白了该怎样对付面前的敌人了：要战胜敌人，必须抢占有利地形，稳扎稳打，大量杀伤敌人，将敌人的气焰压下去，才能决出胜负。

固关镇东南的制高点大嘴山，孤峰兀立，灌木丛生，南北面是悬崖峭壁，东西面仅有一条单人爬行的羊肠小道，地势十分险峻。敌人在山顶架着重机枪，密集的火力封锁着这条羊肠小道。只有攻下这个制高点，我军才能向敌纵深发展。

攻击任务交给了1团3营。

营里组织了3挺重机枪，连里将神枪手组织起来，成为掩护组。机枪和步枪一起怒吼，压住了敌人火力。

冲锋号声中，排长郑德英第一个冲上山顶，身后紧跟着30名战士，人人手持刺刀和手榴弹。冲到敌人阵地前，几十枚手榴弹扔了过去，在爆炸后的烟幕中，突击队乘机冲上山头。战士门用刺刀结果了残留的敌人，终于夺下了山头阵地。与此同时，2团3营对固关南面之敌，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突击队在战斗英雄齐万禄的带领下，一举攻克了姚家店西北面的1号阵地。敌人为挽回被动局面，立即组织反冲击，向我突击队占领的阵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战士们与冲进阵地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阵地上刀光闪烁，杀声震天。

齐万禄杀得满身是血，耳朵被马刀削落，仍不下火线。敌人的疯狂反扑，被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

敌人失去了主阵地，全线动摇。残敌纷纷退守固关镇内，企图死守。至此，固关南北两面主要阵地，均被我占领，沿公路两侧进攻的我主力部队，乘机迅速向前推进，很快包围了固关镇。

上午11点，在我军强大的炮火支援下，攻击部队四面出击，敌人纷纷向西南山沟逃窜。我军炮弹像长了眼睛，追着逃跑的敌人炸，敌人的几千匹战马，被炸得四处狂奔，互相践踏。

山坡上，河沟旁，工事边，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体。马家军“精锐铁骑”第14旅，经过半天激战，全部被我军歼灭了。

马继授曾一度夸下海口，要与解放军较量一番，没想到在固关一战，初试锋芒就败下阵来，慌忙收拾残兵向兰州逃窜。

廖汉生站在固关阵地上，望着山头上迎风招展的红旗，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4．为了真正做到以青海为家，廖汉生带头将妻子和孩子从古都西安迁

来西宁，在青海安下家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的当日，廖汉生所在的第1军就接到了野司的命令，向青海进军。

8月27日，廖汉生和贺炳炎率1军来到黄河上游的永靖渡口，马家军在逃入青海时已将渡口原来的铁索桥彻底破坏了，大小船只也被掠走或烧毁了，敌人企图凭借黄河天堑阻挡我解放大军的进军步伐。

廖汉生和贺炳炎赶到永靖渡口，仔细察看了渡口情况，决定放弃架桥，学习当地老百姓的办法，用牛羊皮筏子渡河。

这一带的老百姓祖祖辈辈使用一种牛羊皮筏子来往于黄河波涛之间。这种皮筏子制作并不难，把整张的牛羊皮制成皮筒，四边扎紧，吹足气，形成一只浮筒。如果是单人就抱上一只浮筒游过去。如果人多就把几个皮筒绑在木架下面，组成一只皮筏子，一次可载四五个至十来个人，连划带漂就冲过去了。

廖汉生派出政治机关干部和大批指战员到沿岸老百姓家中深入宣传，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很快就收集到大量皮筒，赶扎出上百只皮筏子，并且找来一批经验丰富的水手。

28日凌晨，先头2师5团第3营乘坐皮筏子冲过黄河激流，抵达北岸，迅速控制了渡口，夺占了山头阵地。而后，全军各师、团依次乘皮筏子渡河。

从8月28日到9月2日，经过数天抢渡，1军3万余人。2000余匹骡马、上百门重炮以及全部辎重，凭借最原始的工具，安全迅速地渡过黄河天险。

为了不给回窜青海之敌以喘息之机，由军、师、团三级侦察人员组成的骑兵先遣队，在军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带领下先行，查明沿途敌情，开辟前进通路。

先遣队轻骑快马，昼夜兼程，如尖刀直捣。大部队随后跟进，浩浩荡荡，似铁流滚滚。

兰州战前回窜青海的青马骑8师和战后逃回的残兵败将，在我各路部队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不战自溃，仓皇逃散。据先遣部队报来的消息称，马步芳已于兰州解放次日从西宁乘飞机南逃，马步芳的儿子、第82军军长马继援于8月31日窜回西宁，9月1日乘飞机逃走，其部下四散而去，各奔东西。

西宁城内的部分士绅和各族群众主动出来维持社会秩序，看守马家遗弃财产，并派出十几部汽车前来接运我军，迎接解放。

9月5日，1军前锋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西宁。从此这一天就作为青海解放纪念日载入史册。

正巧，廖汉生的二女儿也在9月5日出生了，廖汉生特意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涤青”，以纪念我军如铁流一般荡涤青海。解放青海的历史功绩。

9月8日，1军奉中央军委电令，成立了“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政治部主任洗恒汉、副主任张国声分别担任市军管会正、副主任。廖汉生担任了省军管会主任。军管会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收降青马残余武装，发布通告，命令残敌立即报到登记，向人民缴械投降。

兰州战后，青马残部数万人逃回青海，大多数溃散回乡，一些高级军官带着部分人马龟缩在西宁附近城镇，观望形势，伺机而动。在我军的军事震慑和政治争取下，他们走投无路，不得不向我军投降。9月8日，在上五庄的青马82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等320余人向我2师投降。9月10日，我军又在三角城接受青马190师师长马振武、357师师长杨修成、骑8师师长马英等2000多人投降。此后，逃散各地的青马官兵陆续向我军投降，总计2700多名，其中将校级军官350名。

我军对来降官兵予以登记，收缴武器，给以政策教育，下级军官和士兵发给路费遣散回家，校以上军官编入设在西宁的“解放军官训练处”集中学习改造。

9月18日，西宁市各界人士、各族群众3万多人和解放军隆重举行庆祝西宁解放大会。我军举行了威武的入城式，各单位打出一面面记载着战功和荣誉的锦旗，步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骑兵跨着一匹匹战马，炮兵牵引着一门门重炮，行进在西宁的主要街道上。人民群众在街道两旁挥动彩旗，高呼口号，夹道欢迎，一片欢悦的景象。

青海解放后，摆在我军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接管地方各项工作，帮助青海各族人民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由于马步芳家族在青海40年的残暴统治和血腥镇压，致使青海解放前除了零星的自发的群众反抗外，全省没有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一个共产党员，连一个民主党派和出名的民主人士也没有，假使有也根本无法存在。在马家统治下，凡是反马的，不管什么人都格杀勿论。因此我们在建立新政权时缺少大批干部，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同时，由于我军进军神速，接管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时还来不及随军行动。这样，在青海建立人民政权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回军指战员的肩上。

在廖汉生的带领下，1军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指示精神，积极担负建政工作。在进军的同时，1军已准备了一批城市工作干部。西宁解放后，立即抽调干部组成了军管会，下设民政、公安、军事、文教、财经、交通、民族等处，接着又相继在西宁市和各县建立人民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实行全面接管。

9月26日和10月1日，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青海军区相继宣告成立。军政委员会是解放初期的临时最高行政机构，代行人民政府的职权，并负责定期召开青海人民代表会议，筹备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廖汉生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主任，主持全省军政工作。

在廖汉生的领导下，军政委员会确定以“稳步前进，耐心地提高群众觉悟，团结各民族，建设人民的新青海”作为施政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1军官兵深入宣传我党我军的纲领、政策，动员逃散在外的旧公教职员和群众回来安居乐业，收缴马家军残部的枪支弹药，组织恢复生产，稳定社会治安，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为了尽快开辟工作，1军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到地方工作，抽调一批团政委、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和军师团政治机关人员到各县去担任县委书记、县长。

当时采取各单位划分区域、包干负责的办法，一个团级单位包一个县，迅速在各地建立人民政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回军共抽调2000多名干部和党员、老战士到地方工作。这些同志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扎根青海几十年，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

青海的迅速解放，使长达40年的马氏家族统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数以万计的马家兵如树倒猢狲散。但是，反动残余势力并不甘心灭亡。早在马步芳逃离西宁时，其子马继援曾召集部下密谈，写指示信，暗授策变机宜，这就是战马变耕马、刀枪埋地下，伺机而动，卷土重来。

1949年10月，在马家老窝甘肃临夏发生了暴乱，我1军抽调1师开赴临夏协同兄弟部队剿匪平暴。经过两个月的连续清剿，扑灭了匪乱，胜利完成了任务，于年底前班师青海。

当1师还在甘肃临夏剿匪之际，青海的反动残余势力以马家上层军官、恶霸地主、反动宗教上层分子为主，纠合逃人乡间的散兵游勇，欺骗、裹胁一些回族群众，掀起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12月5日，我军解放西宁仅3个月，马英、马成彪两股匪徒首先向我发难作乱。

马英原系青马骑兵第8师师长，我军解放西宁后，他曾迫于形势向军管会登记，不久跑回家乡。12月5日这天，马英纠合5000余众将大通县城、桥头镇及附近的我县、区政府和部队驻地包围，进行疯狂的冲击。

与此同时，马成彪纠合1200余众在门源县作乱，次日攻陷门源县城，我政府副县长翟洪儒等40余人牺牲。

随后，反革命武装暴乱迅速蔓延，小峡、惶中、循化、化隆等地相继发生股匪暴乱。一时间，各地匪乱四起，大有黑云压城之势。他们围攻县城重镇，袭击部队，捣毁党政机关，残杀我军地下人员，甚至砍头剁脚，剖腹挖心，割舌剜眼，陈尸旷野，其暴行令人发指。

此时，我军尚未完全站稳脚跟，边远地区尚未完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和巩固。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企图趁此时机，推翻人民政权，复辟其反动统治。他们狂妄叫嚣要把共产党、解放军赶出青海。

面对叛匪的猖狂进攻，我军决心给予狠狠地打击。当军部接到大通县城、桥头镇被围遇险的报告后，立即派3师师长率该师7团和军直侦察连乘汽车紧急驰援，接着加派2师6团和军炮兵营增援，击退了数千匪众，解除了大通、桥头之围，而后对参与作乱的股匪进行清剿，将其一部歼灭，大部击散。

匪首马英不甘失败，再次纠合600余人进犯桥头。我2师骑兵营从湟中赶来配合6团1营将匪徒击溃，歼其200余人，匪首马英被击毙。马英被毙，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震慑了其他股匪，鼓舞了剿匪平暴的各族军民。我军主力乘胜进剿，收复了门源县城。

在化隆、循化等地，原青马骑兵14旅旅长马成贤、100师师长谭呈祥、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伪西宁市市长韩进禄等匪首密谋重新组织了新编第82军。我以回师青海的第1师及2师6团连续清剿，将马成贤股匪大部歼灭，并以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迫使马忠义、韩进禄、马希统、马全彪等匪首向我军投降。

从1949年12月发生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到次年8月大股匪徒被基本肃清，1军共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毙伤敌2100多名，俘虏2200多名，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这之后，我军继续对分散流窜和隐蔽活动的零星散匪，进行分区驻剿。同时组织武装工作队和民兵，结合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工作，彻底摧毁匪乱的社会基础，以根绝匪患。剿匪平暴实际上是我军与青马军事斗争的继续，是解放青海的继续。这场斗争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了解放青海的胜利成果。在剿匪平暴斗争中，我党政军民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仅1军就伤亡1000余人，超过了进军青海时的伤亡。

廖汉生在青海，不但在剿匪、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上功绩显著，他还竭尽全力带领军民共同努力建设新青海。

青海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素有“黄金青海”之美称。在旧制度的统治下，青海却又非常贫困落后，经济极不发达，交通格外闭塞，百业凋零，民不聊生。马步芳对青海各族人民肆意掠夺，用民脂民膏建筑起自家的安乐窝，而偌大的青海近现代工业几乎等于零。马步芳吹嘘的所谓“八大工厂”，实际上是只能生产一点皮革、火柴、肥皂等简单产品的八个作坊。省城西宁号称6万人口，实际不足5万。马家父子在逃离西宁时，对银行、公司、工厂进行了抢掠和破坏，用飞机劫运了大量的黄金、银元和珠宝。在农区和牧区，大批牲畜被马家军的散兵游勇抢走了，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

我军解放青海，接收下来的只是一副破烂摊子。

青海解放后，以廖汉生为首的军管会和军政委员会设立了工业、财经、交通等部门，派出人员发动工人群众修复机器，清理场地，迅速将原有的工厂、作坊全部复工；组织贸易公司和银行平抑物价，遏制通货膨胀，把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

1军全体指战员为了帮助人民政府解决财政收支的严重困难，部队自动停止开支，并继续承担从部队调到地方工作人员的供给，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援人民政府渡过难关。

针对一些同志嫌青海苦、不安心在青海工作的思想，廖汉生组织部队深入地开展“热爱青海、建设青海”的教育；引导广大指战员既要看到旧青海贫穷落后的一面，又要看到新青海前景远大的一面；不但解放青海，而且还要建设起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青海。

为了真正做到以青海为家，廖汉生带头将妻子和孩子从古都西安迁来西宁，在青海安下了家，起到了模范表率作用。

通过教育，广大指战员们树立起扎根青海、建设青海的思想，以巨大的热情投身到建设新青海的伟大事业中。军党委组织了生产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生产。1950年开春，各单位都掀起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运输业为辅的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国家支出和人民的负担，也调动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50年4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给1军下达了修筑青藏公路西宁至黄河沿段、宁张公路西宁至大梁段两条公路的任务。自古以来，青海高原上只有牦牛商队踏出的一条唐蕃古道，被人们视为畏途。青藏、宁张公路的修筑，对于建设新青海、支援西藏解放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受领任务后，1军先后抽调1师2个营、2师3个营，3师2个团及军直特务营共9000余人，组成筑路大军，由王尚荣副军长担任总指挥，浩浩荡荡开上了筑路工地。

在青海高原上筑路，困难相当大。这里群峰相隔，江河阻断，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荒原，有一步一个水窝窝的草地泥泽，还有一镐一个白印的冻土层。加上天气变化无常，自然条件恶劣，工程异常艰苦危险。

筑路大军在数百里筑路线上摆开战场，搭起布帐篷，垒起铁匠炉，使用钢钎铁锤、铁锹大镐等简陋的工具，开辟着边疆国道。指战员们像执行战斗任务一样，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战胜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保质保量，官兵们提出口号：“一次修好，永保坚固！水冲不垮，车压不塌！”以对祖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施工，严格把关，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了任务。

青藏、宁张两路段从5月初开工到9月初基本竣工，仅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新建公路400余公里，砌筑大小涵洞10多个，为亘古荒原开辟出一条黄金路。

为了感谢筑路大军在开发建设新青海中立下的功劳，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军区于1950年9月24日作出决定，在日月山、三塔拉、鄂拉山、长石头山、大坂山等最为艰险的路段竖碑铭文。

廖汉生和1军其他领导人贺炳炎、王尚荣、杨文安、吴融峰等共同题签了竖立在日月山上的纪念碑。日月山是历史上文成公主进藏和亲经过的地方，当年这里只有羊肠小道，今天一条汽车大路把青藏高原变成通途。

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廖汉生和他的战友们带领青海军民团结奋斗，迅速医治了旧社会的千孔百疮，使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青海屹立在祖国的江河之源。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后记

后记

怀着对前辈军人的敬仰和钛佩，我们编著了《一野十大虎将传奇》。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革命前辈的指教，参考了许多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同时我们也参考了有关一野的战史资料和同仁的纪实文学研究成果。由于材料繁多，不再一一列出，敬请原谅。在此向革命前辈、文学同仁及出版者表示诚挚的谢意，竭诚期待所用材料的原作者指正。

林斌、吴永亮二位同志参与了本书的编撰工作，竭诚尽力。在此向二位同仁表示深深的谢意。参与本书资料整理的还有蒋怡燕、蒋衡方、郑惠霖、张汉生、洪德国、刘海波、张军勇、李平、肖永伟、王同建、孙浩峰、吴爱君、樊静、刘峰、孙燕、翟鲁伟、吴彩虹、董使臣等同志。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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