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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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前言

本书是一部凝重的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它涉及的范围广、事件多；内容新颖，史料翔实；情节曲折，扣人心弦。

情报战，是军事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像许多事情一样，谍报史在中国也是极其久远。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女间谍，也是个色情间谍，就是中国的女艾。古代大政治家伊尹也可称得上是个大间谍。（（孙子兵法》中专列《用间》一篇，战国时信陵君也是搞情报的高手。古代中国在情报战的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许是不屑于也没有多看外面的世界，古代中国在对外情报战中下的功夫远远不够。不仅害人之心不多，连防人之心也大大缺乏。在对越南、倭寇、沙俄的战争中屡吃大亏。在后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等对外战争和国际交往中，清政府在情报战上更是一塌糊涂。之后，随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情报战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建国前，国内以国共两党为主，对外以对日为主，在秘密战线上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锋。这其中，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力量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本书即以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踪迹为轴线，再现了国际情报战士为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同日本法西斯及其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战争。

关于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活动，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本书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红色国际特工的光辉群像。 提到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不能不首先介绍一下格柏乌的发展历史。

格柏乌（GRU），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苏联红军干6月份绢建了东方战线，下辖5个集团军。同一天，东方战线建立第一个登记部，统管情报工作；随后组成的新的战线也都组建了自己的“登记部”和情报网。然而此时苏联已经有了名为“契卡” 的情报机构，也就是后来的克格勃。契卡也有自己的情报网，于是免不了时常与军队的“登记部”发生冲突。到了1918年底，各个战线的“登记部”都开始正常运转，但是唯独红军总参谋部没有自己的情报机构，于是在10月21日，列宁签署命令，成立“共和国野战参谋登记处”。这是在俄国各红军部队已建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统领全军的军事情报最高领导机关，也就是“格柏乌”的前身。“登记处”成立后，从契卡派去一个名叫阿拉诺夫的人去任部长，他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契卡成员的头衔。从这时开始，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军队情报部门的首脑必须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中选派。两年后，列宁在错误的情报指引下指挥苏军进攻波兰，战斗失利。痛定思痛，列宁决定整顿情报工作，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走马上任，成为“登记处”的新领导人。不久，别尔津对“登记处”进行了改组，组建了情报局，以代替“登记处”。后来这个机构一度被称为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最后定名为总参谋部情报部，即“格柏乌”。

1937一1938年间，苏联发生了著名的大清洗运动，包括别尔津在内的大批红军情报部门人员被残酷“清洗”，整个格柏乌几乎陷于瘫痪状态。次年，苏联红军进攻芬兰，因情报跟不上被重创。幸运的是，在这场动乱中大批在国外工作的格柏乌人员得以幸存，这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了牢固的情报基础。

“二战”爆发后，军事情报工作重新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重视，1940年6 月，菲利普·戈利科夫被任命为总参情报部部长。在他的领导下，格柏乌很快又高效运转起来，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从全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传送到莫斯科格柏乌总部。斯大林亲自委派菲利普·戈利科夫前往欧洲和美国，疏通各种有利于苏联的情报通道，很快，格柏乌便在全球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其中在欧洲主要是搜集各种军事情报，以利于展开军事行动；在美国则主要是搜集军工科学方面的信息，这些情报后来对苏联的国防工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帮 助作用。

整个“二战”期间，格柏乌利用共产国际的关系，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被情报界视为样板、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情报网，如：由波兰共产党员雷贝，多姆于1939—1942年在欧洲建立的“红色管弦乐队”秘密电台网，德国共产党员理查德·佐尔格于1933～1941年在日本东京建立的“拉姆扎”情报小组，中国共产党员杨奠坤、张逸仙等于1932年一1940年在中国建立的“满洲情报组”，日籍苏共党员武田义雄于1937一1943年在中国南京、上海建立的“梅杰姆”小组……还有设在中立国瑞士的“拉多”情报网、美国的阿姆托格公司等。 在这些英雄的群体里，涌现出许多光辉的名字：波兰共产党员雷贝·多姆，德国共产党员理查德·佐尔格，中国共产党员杨奠坤、张逸仙，日籍苏共党员武田义雄，等等。另外，还有一批超级特工在孤军奋战，如在纳粹德国保安局战斗了十个春秋、号称“千面人”的苏军情报员阿贝尔，号称“超级女谍”、在欧洲建立卓越功勋的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这些英雄的名字将同他们创造的业绩永存史册。

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格柏乌）为便于在世界各地开展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侦察活动，借助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力量，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各国优秀共产党员组成数以百计的情报小组，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秘密战。

一个英国人写过《英国谍报史》、《日本谍报史》、《美国谍报史》、《中国谍报史）），其中《中国谍报史））写得很肤浅，也不够全面。

本书的作者之一许文龙在1996年曾出版过《中共特工》一书，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终于弥补了没有国人写《中国谍报史》的空白。只是由于内容的限制，没有更好地叙述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其实中共的情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契卡”和“格柏乌”的工作经验。许多中国著名的特工专家都曾在苏联受训。中共早期情报组织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极为出色，在世界谍报史上都堪称一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苏联的情报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而同时，中共又应共产国际之邀，派遣了大批中共党员充实共产国际情报组织。 中央特科与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建立的工作关系，直到后来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被军统破坏才告一段落。抗战时期才又恢复了联系，苏军总参情报部以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站的名义在华活动（中共对外称“农村工作部”）。这样，在前后近二十年时间里，一大批中华儿女与国际友人为了共同的事业，在秘密战线上始终坚持着舍生忘死的战斗。

本书只是撷取了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活动片断，展现给亲爱的读者。

1930年至1932年，红色谍王佐尔格进入中国上海，在短短的三年里，他在中国华北、华南、华东广大地区编织起一张巨大的情报网，为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接着，他的继任者华尔顿在1933年至1935年间再接再厉，将中国情报组织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陆海防兄弟的叛变，使佐尔格、华尔顿建立起的中国情报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一度陷入停顿。然而，红色特工并没有停止战斗，以苏子元、张永兴为代表的国际情报战士在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门的支持下，同日本关东军再次展开较量。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变化，他们在莫斯科设立军事情报学校，招收大批中共党员、爱国青年，加以正规培训，分批分期派回东北、建立规模庞大的“满洲情报组”，对盘踞在东北，华北的日寇展开空前猛烈的秘密战，机场被炸、货场被烧、铁路中断……日本法西斯被打得焦头烂额、陷入了极度恐慌的境地。不幸的是，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成员大多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捕杀，华尔顿被捕入狱，杨奠坤被捕入狱，张逸仙亡命天涯，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秋世 显英勇就义……可以说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历史，是一部极其悲壮的历史，在光荣与战功的背后，滴淌着红色国际特工的血……

本书在翔实记述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伟大业绩的同时，还巧妙生动地揭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日本早期特务机关“井上公馆”的内部探秘；蒋介石密见德国军事顾问团；苏联谍报将军别尔津、乌里茨基、瓦林将军的音容笑貌；汪精卫对部下吐露自己的担扰；中统特务与日寇的勾结：“七七事变”前夕，二十九军与华北日军在“鸿门宴”上的较量，等等，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不同程度的答案。因此，本书不仅对一般读者，而且对国际关系史、“二战”史及世界史的研究人员，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参考了极其珍贵的日本关东军档案，如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的《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活动经过》、日本关东局潮海事务官的（（对谋略放火的研究》等。通过敌人的档案，可以详细了解国际情报战士在狱中的表现，他们的思想动态，以及敌人的种种卑劣伎俩，使本书内容更加生动、丰富。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数量浩大，不能全部列举。只是在附录部分列举了最主要的一部分参考资料。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黑龙江省图书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党史委、国防大学、伪满皇宫博物馆等单位和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陈冰岩、张以谦等老同志和张黎、赵连泰、梁玉多等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在，纪实文学《红色国际特工》一书就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也许它还很毛糙，也许它还很不成熟。但它的确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我们别无所求，只求那些国际情报战士的英灵能得到慰藉，那些国际情报战士的后人不再为先辈们被埋没的业绩而遗憾，这就是我们创作的最大满足。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无名英雄永垂不朽！

张晓宏 许文龙

2005年2月15日

中国·哈尔滨

本书由 文本豪客 全新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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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红色谍王在中国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29年12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在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一个棕色头发的高个子中年人在看文件。此人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OMC）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皮亚特尼茨基是位犹太人，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偷越国境。十月革命后到了俄国，从事党务工作，成绩斐然。

一个三十四五岁的中国人走了进来，将一份文件轻轻放到他的桌上。

此人是廖雯初，俄文名字瓦西里，历任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世界反帝同盟执行委员，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兼《救国时报》编辑员、情报员。

皮亚特尼茨基看完文件，微笑着说：“瓦西里，知道么，我们会派谁到中国？”

廖雯初摇摇头，他明白出于保密纪律，不该他知道的事他不该打听。

皮亚特尼茨基的兴致特别好，他从办公桌后走出来，拍拍廖雯初的肩。“瓦西里，你该记住这个人，他不仅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会是位出色的红色间谍。他就是——”

“他就是理查德·佐尔格。”随着话音，一个身材粗壮，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推门走了进来。此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处长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苏联优秀的情报专家。

皮亚特尼茨基迎上前去：“亲爱的特里利瑟尔同志，你好！你不会怪罪我将这个机密泄露给瓦西里吧？”

特里利瑟尔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廖雯初，笑道：“为什么要怪罪你，瓦西里也是我们的同志，今后佐尔格的工作还会由他来协调。”

皮亚特尼茨基高兴地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瓦西里本来就是中国同志，熟悉本国事务，佐尔格在中国的工作自然要用他来协调。”

特里利瑟尔注视着廖雯初说：“瓦西里，说说你的看法。”

廖雯初略作沉思，回答说：“佐尔格同志中国之行的关键，是要取得中国党组织的帮助。既然他已经到了上海，就应该和中共中央局联络。”

特里利瑟尔点点头，转身对皮亚特尼茨基说：“给中共中央局发报，希望他们能协助佐尔格同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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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佐尔格进驻大上海

我反复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因为我需要了解这个非凡的国家的精神和传统。

——理查德·佐尔格

1930年1月10日，一艘豪华的日本客轮停泊在中国上海的外滩码头。

在上海，最繁荣的地方当然是外滩。

林林总总的外国银行和各级办事处的花岗石大厦耸立在浑浊的黄浦江边。游艇和帆船在江面上穿梭往来。满载货物的远洋轮徐徐地从黄浦江驶向海洋。停靠在泊位上的外国巡洋舰上飘着各种旗子，色彩缤纷。银行经理、洋行大班的轿车在滨江大道上驶过，厚厚的轿车玻璃在阳光的折射下熠熠闪光。这里是公共租界，那边是法租界……这便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呜棗！汽笛长鸣，豪华的日本客轮抛下船锚，缓缓停在泊位上。十几分钟后，客轮放下舷梯，大批欧洲旅客涌出船舱。

一位举止文雅、神态庄重、身材高大的欧洲人随人流走下舷梯。他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高而宽的前额，浓密而蓬松的深栗色头发和尖瘦的下巴更显果敢刚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微微上翘的宽眉，颇似中国传统版画里描绘的古代武士。

在海关检查口，他出示了护照，上面写着：亚历山大·约翰逊，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

其实，他的真名叫理查德·佐尔格，德国的社会学博士，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四局远东情报员。当然，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佐尔格以共产国际情报局远东地区情报员的身份活动。

上海——这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白俄的流亡贵族、德国的军火商、美国的投机者、英国的交易所经纪人，还有法国商业冒险家和金融顾问……十里洋场，龙蛇混杂。几乎所有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间谍头子都在这里公开收集情报。上海又是一座工业高度集中的城市，这里生活着上百万的无产者，有数不清的帮派、社团和工会组织，同时又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执行机关——中央局至今仍在此地。所以这里的中外各种势力都异常活跃。租界内的工部局招聘了很多前沙俄白卫军的刽子手充当间谍、特务和杀人凶手，反共反苏的暗杀活动、大屠杀和挑衅事件层出不穷。

因此，身负重任的佐尔格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1930年1月17日，佐尔格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会见了总领事吕特·弗赖赫尔，并取得了总领事的好感。从此，佐尔格以《法兰克福报》记者和《德意志粮食报》通讯员的身份活跃在上海的社交圈子中。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佐尔格的简历。

理查德·佐尔格于1895年10月4日出生于苏联巴库，1902年随父母迁居德国柏林求学。他的父亲古斯塔夫·威廉·理查德是位熟练的石油钻探专家。母亲尼娜·森约夫娜·柯贝勒夫是位俄国妇女。叔祖父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是德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战士之一，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

1914年，18岁的佐尔格应征入伍，在柏林德国皇家陆军第91团服役，不久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后，佐尔格离开军队，先后进入三所大学，攻读哲学、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法学，最后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在学校期间，他先是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共产党，多次参加工人运动。

1925年1月，佐尔格以德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从此奉命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

1929年，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召见佐尔格，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并要求他加入苏军反谍报系统。佐尔格欣然应允，当即接受了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略侦察的任务。因此才有了这次中国之行。

在租界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佐尔格在市中心南京路上的一家豪华旅馆住下。他所住的四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黄浦江畔宽阔的外滩马路。旅馆的主人沙逊过去靠走私鸦片和军火发了横财，后来鉴于局势动乱不安，便将所赚的钱财转向投资，开了这家颇具规模的旅馆。

佐尔格初到上海的日子，是在焦急和等待中度过的。因为临行前在莫斯科，别尔津将军告诉他，不久会有一位苏军情报部门的特使和一位无线电发报员来上海配合他工作。

两个星期过去了，特使和发报员仍杳无踪影。不甘寂寞的佐尔格再一次来到德国总领馆，拜访对他印象颇佳的总领事弗赖赫尔。

在谈话中，总领事提出的一条建议，令佐尔格颇感兴趣。总领事说，他可以到中国的首都南京看一看，认识一下在蒋介石军队供职的德国军事顾问。他们能随意走访中国各地，到处都可以通行无阻。如果跟这些中国军队的德国顾问建立起良好关系，可以使他在中国的工作一帆风顺。

总领事的建议正中佐尔格下怀。本来，这次到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了解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是如何和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勾结的。

初春，佐尔格乘火车到了南京。

佐尔格到了南京后没有在旅馆耽搁，直接来到了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部。这个总部设在市中心的一栋二层西洋式小楼内，楼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佐尔格一踏进庭院，就听到凉台上传来的德语交谈声。佐尔格感到心情为之一振，不等中国仆役通报，就径直来到了凉台。这里坐着几位军官，他们虽然只着衬衣，但一看搭在藤椅上的绿色军衣，便知他们是正宗的德国国防军军官。

“先生们，柏林向你们致敬！”佐尔格停在门口，行了一个标准的德国军礼。

半小时之后，佐尔格已经脱掉西服上衣，被围坐在这群军官中间，谈笑风生。他与顾问们一一通报了姓名，寒暄之后，似乎不经意地谈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在凡尔登英勇战斗，又怎样浑身爬满了虱子，还得匍匐前进。

立刻，连珠炮似的问题向他袭来：“喂，你是否记得……？”“你是否……？”一位佩戴技术兵种领章的上尉挤到佐尔格身边问道：“哎，这么说我们曾是友邻部队。你还记得有一个炸毁了的磨坊吗？我们技术连就在那里。”

“当然记得！它正对着莫尔特—欧姆高地。我到磨坊去过许多次……”

梅林霍夫上尉拥抱亲吻了博士。他们为战斗友谊、为那处敌人未能攻克的高地频频举杯。顾问们已把佐尔格看作是战友。原来，这位脚有些跛的年轻博士也确实尝过战争的苦头，他的衣袋里还有兴登堡授予他的二级勇士铁十字勋章。他是个真正的士兵。

佐尔格在南京住了几天。德国顾问们请他光顾了许多中国饭店，品尝了各种美味佳肴：滑溜海参、竹笋、海白菜、松花蛋；喝了味道独特的中国烧酒……他们无所不谈：谈论中国的饭菜，议论战争，评论中国军队及其装备，还说到士兵训练以及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诡计等等。克吕盖尔上校把佐尔格介绍给了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军政部长何应钦。同团的战友梅林霍夫还建议佐尔格见见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

佐尔格在南京呆了近一个月，现在出入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如同进出自己的家门。就在他离开南京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的同团战友梅林霍夫真的领他去见蒋介石。这使佐尔格感到非常意外。

一天下午，佐尔格、梅林霍夫在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的带领下来到了蒋介石居住的中央军官学校官邸。这是一幢红砖红瓦的两层小楼，四周绿树成荫，露出洋房的红色盖顶，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显得格外美丽。

佐尔格等人随林蔚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办公室东、南两壁是镂花窗，窗前挂着绸帘；西面墙上挂着军事地图，地图上插满了红、白、蓝三色的三角小旗。室内摆设着沙发、木椅、藤靠背椅和写字台。

蒋介石穿着土黄色的军装，右手握着一支红蓝铅笔，正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前披阅公文。听到报告声，他抬起头，微微颔首，长长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这时，佐尔格才发现蒋介石的光头完全是硬剃出来的，头皮上泛着青碴。他的一双眼睛虽然很小，但却又黑又亮，目光威严，嘴唇上蓄着的一小撮浓密的黑胡须。总之，蒋介石给佐尔格的印象是颇有普鲁士军人气质。

“欢迎您到中国来”蒋介石很客气地招呼来访的德国客人。“早就听顾问先生提起博士，今天很高兴能与博士见面。”

佐尔格坐下来客气了几句。

蒋介石话锋一转，说道：“中国目前的局势并不乐观，共产主义势力在南方数省有所抬头。共产党的军队占据几个偏远的山区与国民政府的军队对抗。这还有待德国军事力量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中国军队在富有优秀传统的德意志军事顾问的指挥下，定能消灭中共的红色军队。”他望着大家笑了笑，“当然，德国的飞机和大炮也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这次简短的会面，佐尔格对这位中国的独裁者得出如下印象：缺乏政治头脑，没有远见，典型的军人作风，不善于治理国家。热衷于兼并战争，对外国人一直妥协。对日本、德国抱有好感，敌视苏联。

就在佐尔格回到上海的时候，他所盼望的苏军情报特使已从莫斯科取道另一条路线来到了上海。这是位资深的情报专家。佐尔格风趣地称他为“老师”。“老师”帮他熟悉情况，介绍与必要的人取得联系，并负责与海参崴、伯力进行无线电联络。

“老师”神秘莫测，从不公开露面。他身材不高，皮肤黝黑，黑头发、瘦脸庞，活泼好动，从不悲观，从不惊慌失措，但有时也会变得严肃镇静，凭着他的第七感官敏锐地预判出可能发生的危险，并巧妙地逢凶化吉。为了在最初阶段“帮带”这位年轻人，协助他开展工作，情报局专门派了这位“老师”来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老师”对这个精明强干的学生的表现非常满意。一个月后，“老师”准备返回莫斯科，临行前，在秘密联络地点握着佐尔格的手说：“我将如实向‘老头子’汇报，你完全能胜任这项工作。再见，要格外谨慎……”

从此，理查德·佐尔格便独立开展工作。

就在“老师”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来到了上海。佐尔格不认识此人，在莫斯科也未曾见过，但“老师”已把克劳森的情况详尽地介绍给佐尔格：克劳森是汉堡的一个海员。一次大战时当过兵，干过铁匠，当过技师……又在德国商船上当过报务员。克劳森多次参加罢工，组建海员工会。后来，年轻的克劳森向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便毅然投入了帮助苏联恢复重建的工作中。不久，他参加了苏军情报组织。1927年被派往中国东北工作。由于1929年末东北军与苏联远东部队因中东铁路线的归属问题而爆发了武装冲突，克劳森奉命潜伏在东北，及时弄清事件的原委，向中央做了汇报。这便是克劳森姗姗来迟的原因。

佐尔格虽然知道了克劳森来到上海的消息，但是等了一星期才跟这个助手接头，为的是检查克劳森是否从东北带来“尾巴”。

为便于工作，佐尔格指示克劳森做些买卖。马克斯·克劳森便办起了一个带车库的修理所，主要修理各种电器。

终于，在一家名叫“凯赛”的外国小酒馆中，克劳森见到了佐尔格。

当佐尔格走过来的时候，克劳森忙从桌旁站起，向他伸出一只皮肤粗糙而强劲有力的大手。站在佐尔格面前的是一位肩膀宽大、健壮结实、面目粗犷的新朋友。他虽然年仅30岁，但已开始发胖。

他们坐了很久，不慌不忙地品味着啤酒，玩着侍者送来的牌。玩牌之间克劳森谈论最多的还是他的哈尔滨之行。

“就这样，我在蓄电池上睡了一个月……变压器倒是没有。”

“在变压器上睡觉要舒服得多。”佐尔格一本正经地同克劳森谈话。

直到夜深人静，佐尔格和克劳森才相偕走出酒馆。

佐尔格在街上对克劳森说：“现在急需的是一部发报机。你要尽快装好，但要格外小心。要与威思巴登取得联系。有呼号吗？”

“有……可能连慕尼黑也能联系上。”

“慕尼黑”是指莫斯科，“威思巴登”是指海参崴。佐尔格首先关心的是无线电联络。

“就这么定了，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佐尔格重重地拍了下克劳森的肩膀，这是汉堡港务人员的习惯动作。

马克斯·克劳森心领神会地笑了：“怎么，你也喝过咸水？出过海吗？”

“什么都干过……”

他们分手了，佐尔格站了一会儿，目送离去的朋友，仿佛一切都很正常，没人跟踪马克斯。然后他横穿大街，在转弯处拐向另一条路，叫了一辆人力车，穿过了几个街区。为不留踪迹，他下车后，又步行回旅馆。

就在佐尔格住的那个旅馆里，还住着一位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和佐尔格在同一层楼上。史沫特莱是法兰克福一家有影响的报纸驻中国的代表。有关她的许多事情，佐尔格在德国就早有所闻。读过她写的书和文章，知道她思想进步，但是并不认识此人。

他们在楼上咖啡厅里吃早点时总能相遇。渐渐他们熟了起来。

史沫特莱虽已年满40，但身材匀称，非常漂亮，而且和蔼可亲，一双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她是一名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史沫特莱与佐尔格认识的时候，正是她的著作《大地的女儿》定稿之时，书中有许多自传性的内容。这位美国女作家在上海交游很广。她是作家鲁迅的朋友，萧伯纳访华时也和她见过面，同日本和中国的进步记者也常有来往，因而，她常常能了解到最新的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佐尔格搬出了这个收费昂贵而又不方便的旅馆，因为在这儿他从早到晚都受到一些人的监视。德国总领事帮助他在法租界拉斐德路找到一套既便宜又方便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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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组织在加强

为共产国际服务，我非常高兴，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方文

1930年5月初，佐尔格去广州和中国其他南部省份，进行六个月的采访。

6月，佐尔格在广州再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这时，他们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佐尔格向她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佐尔格只说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并请求她为自己物色中国助手，史沫特莱欣然答应。

史沫特莱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她特意将一批思想进步（甚至是中共党员）的青年安排在自己在广州的住所聚会，以便让佐尔格在一旁观察挑选。

一天，佐尔格正和史沫特莱聊天，忽见门外走进来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国小伙子，他似乎怕打扰他们，便要退出去。

史沫特莱走过去，将那个中国小伙子拉了回来，向他介绍说：

“这位是约翰逊博士，德国人，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

佐尔格见史沫特莱这样主动介绍自己，估计这个中国年轻人是个进步青年，便迎上去和他握手，并用英文说：“很高兴认识一位中国朋友，我刚来广州，希望你多多帮助。”

小伙子颇感惊奇，过了一会儿，他也用英语回答：“我叫方文，是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的汉语教师，欢迎约翰逊博士到中国来。”

佐尔格听着方文流利的英语，非常高兴，连连点头，感到这个年轻人是个合适的人选。

史沫特莱趁机向方文提出一个要求说，她和约翰逊博士都刚到广州，打算作些农村经济情况和工厂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要逗留一些时间。因为住旅馆不大方便，希望他能帮助他们租一小幢房子并配备家具，不知他肯否帮忙？

方文愉快地表示没问题。很快，他在东山市区大街的拐角处租下一座小楼，屋内配有全套的家具。史沫特莱看后很高兴，不久就和佐尔格都搬了进去。史沫特莱住二楼，佐尔格住一楼。

在这幢小楼里，史沫特莱和佐尔格接待了许多的中国朋友。方文更是这里的常客。

佐尔格很喜欢方文，在他的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信仰，坦承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方文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如今见佐尔格这样向他推心置腹的谈话，无形中受到了一种感染，他仿佛有一种见到自己同志的感觉。

事隔不久，佐尔格和史沫特莱离开了广州。临行前，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地址，让他到上海去找他。方文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就在佐尔格他们到上海的一个星期后，他也风尘仆仆地从广州赶到了上海。

按约定，在一处秘密地点佐尔格和方文见面了。佐尔格的第一句话便是：“请你原谅，因为工作需要，我用的是假名字。我的真姓名是理查德·佐尔格。我奉第三国际驻莫斯科总部的命令，到上海建立情报站，专门侦察德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情况以及蒋介石军队镇压中国共产党红军的具体措施，以便第三国际总部帮助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反措施。”

方文很激动：“佐尔格同志，我能干些什么呢？”

佐尔格继续说：“这项工作须由得力的中国同志参与，才能完成任务。”

方文表示说：“为共产国际服务，我非常高兴，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佐尔格说：“目前的任务是收集情报。收集的途径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种。今后，你将公开发表的报刊上有关资料，翻译整理，按条目分门别类地整理好，进行情报汇总。”

方文情不自禁地说：“这项工作我能胜任！”

佐尔格严肃地说：“今后你的工作由我领导，你有意见吗？”

方文回答说：“当然没有意见。”

佐尔格又问：“你懂俄文吗？”

方文摇摇头。

佐尔格遗憾地说：“俄国话是列宁的语言，你怎么不懂呢？”

方文愣住了。

几天以后，方文将翻译的材料送到佐尔格那里，佐尔格看后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你参加了社联的活动？”

方文不假思索地说：“参加了。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系，盼了两年多终于接上了关系。我怎么能不参加活动呢？”

佐尔格严肃地说：“我以党组织的名义，向你提出一些必须遵守的工作纪律。第一，不许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第二，停止参加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联系，第三，停止革命社会活动……”

方文有些急了：“够了，够了。你要我停止参加党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我绝不能停止和党的关系。”

佐尔格耐心地向方文解释：

“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党的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公开斗争，另一种是隐蔽斗争。党的情报工作是属于隐蔽斗争的范围，必须隐蔽，不然就深入不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就一事无成，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我希望你进入秘密情报的领域里去。”

方文陷入了迷惑不解的苦闷中。党组织正在和他谈恢复组织的问题，而他却要断绝这种关系，这怎么能行呢？

佐尔格见他不说话，有些不高兴：“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吗？”

方文感到佐尔格在怀疑他，便不满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是冒充的共产党员？”

佐尔格严肃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提醒你，要按党的纪律办事。我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叫你停止党的公开活动，是为着便于开展秘密活动，难道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来拉你叛党么？”

方文被震住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服从你的安排。等同志来找我，我就告诉他以后不必再来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不要我和党组织发生联系。”

佐尔格摇了摇头：“你那样说不暴露了你今后工作的秘密么？你什么也不要说，只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请他不要再来就行了。”

就这样，方文脱离了中共党组织，成为佐尔格手下的第一个中国情报员。

佐尔格小组虽然成员很少，但他们已开始了工作。

克劳森需要为自己寻找适合通讯联络的住宅。他找了很久，终于在法租界附近一个僻静地区租下了一间二层楼的房间，每月租金40美元。他向女主人博登夫人自我介绍说是德国商人。qisuu奇书ｃom克劳森搬进去后才发现，这间房间对进行报务工作不大方便，上面的两间顶间倒适宜进行通讯联络，但那里已经住着一位名叫安娜的女人。

克劳森决定无论如何要租用楼上的房间。他借口自己怕热，向女主人提出希望住到凉快的楼上去，并表示愿出高价租金。女主人见有利可图，一口答应让出上楼。

但是安娜是个很固执的人，克劳森跑了三四趟以后，她才同意换房，搬到楼下去住。克劳森一搬进顶楼，马上着手设计、组装收发报机。他认为自己装的收发报机要比买来的好。如果机器出了故障，马上就能找出毛病进行修理。

显然，这个为图楼上凉快，如此顽固地坚持己见的德国怪人引起了安娜的兴趣。后来，克劳森同安娜的感情有了发展，最终他们结婚了。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佐尔格小组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为此，佐尔格请求总部增派可靠的国际战士来帮助他们工作。很快，中央总部派遣了波兰共产党员约翰作为小组的谍报员。

在佐尔格小组中有一项业务，那就是将较长的调查报告用照相机一页一页地拍摄在微型胶卷上，然后通过上海——哈尔滨交通线定期传送出去。当然，一些特别重要的消息和急讯则必须使用克劳森的无线电台直接发往海参崴。约翰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一来到上海，他便在四川北路开设了一家照相馆。结果这家照相馆不仅成了翻拍文件的工作室，还成了秘密交通员的歇脚点，同时照相馆的收入也补充了小组所急需的费用。

不久，中央总部又派来一位爱沙尼亚人。他的护照上写着：克拉斯·塞尔曼，职业：兽医。但显然他除了给牲畜治病外，还有别的工作。他在约翰的那间照相馆附近开设了一家生意兴隆的西餐馆，迎来送往，完全是一副商人的派头。实际上，他的真实姓名叫卡尔·里姆，是爱沙尼亚最早的红色近卫军战士。十月革命后，他做为一名机枪手参加国内战争，转战各条战线。战争结束后上了军事学院，并在远东红军瓦西里·布留赫尔的军队搞过军事侦查工作，是名出色的军事专家。在小组里他使用化名“保罗”，是佐尔格在华东沿海地区的得力助手。1932年，他的妻子柳芭·伊凡诺夫娜·里姆作为一名译码员也来到上海，加入了佐尔格小组。

佐尔格小组的成员越来越多，工作也日益繁忙，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活动地点。这一次，又是史沫特莱帮了佐尔格的忙。

一天，她带佐尔格来到了霞飞路1464号。这是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整个住宅区如同座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大街上沿着长长的未经修饰的花园路一直走，然后拐弯走上另一条花园路，便能看到一幢二层楼的小院。小楼完全掩映在绿树红花之时，又幽静又安全。

房子的主人叫罗尔夫，是个德国人，在上海市政局任建筑师，是位同情革命的人士。而他的夫人乌尔苏拉·汉布尔格是名德国共产党员，为人热情开朗，是史沫特莱的好朋友。

佐尔格了解了汉布尔格的情况后，主动说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并希望她参加他的情报小组。一开始汉布尔格有些迟疑，佐尔格便又抬出共产国际的牌子，终于她同意参加小组的工作。从此，佐尔格小组又有了一个秘密联络点。每周他们都在汉布尔格的小楼里聚会一个下午，这些人有欧洲人也有中国人。为了安全起见，汉布尔格从未参加过这种谈话，而是担任会议的警戒，防止会议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尽管他在佐尔格上海小组中没发挥过什么作用，但在以后的岁月，他却成了佐尔格东京“拉姆扎小组”的核心成员，与佐尔格并肩战斗，一直到死。

此人，便是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佐尔格也是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他的。尾崎秀实，1901年5月1日出生于日本歧阜县的一个望族世家，父亲尾崎秀太郎是位饱学之士。1913年尾崎从初级学校毕业时，因尾崎秀太郎调任《台湾日月新闻》编辑，所以尾崎秀实来到台湾求学，进入了台北中学。1919年尾崎秀实回到东京，考取了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在这里他选择了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尾崎秀实决定继续求学深造。

在此期间，尾崎目睹了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自认为在信仰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尽管此时他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尾崎当年只有三十岁，他精力充沛，很有进取心。他关注中国，同情这里人民的疾苦，更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中国革命。所以，他与佐尔格一见如故。佐尔格后来说过：

“尾崎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们之间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交情，都是非常好的。他能获得最准确、完整、有价值的情报。他所提供给我的日方情报，占了我的情报来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本书由 文本豪客 全新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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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情报小组中的中国战士

从今天起，你们的关系就转到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领导下工作。

——周恩来

1931年的中国，形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工农红军日益壮大，成立了中华苏维挨共和国。英、法、德等帝国主义者使用各种手段帮助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向蒋贷款，供应军火，派遣军事顾问，千方百计地要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中国红军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为此，共产国际发出指示，要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

一天，佐尔格找到方文，对他说道：“中共中央很需要有关国民党进攻中国红军的材料。现在建立一个情报交换小组，由共产国际的上海情报站和中共中央特科两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我们这方面由你参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汉年同志参加。

方文听了非常高兴。他知道潘汉年曾是上海有名的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如今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肩负保卫党中央机关和搜集敌人情报的使命，是位出色的共产党员。

方文按佐尔格所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去见潘汉年。在一个外国人开的高级咖啡馆雅座里，他们见了面。潘汉年首先简单谈了一下中央特科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要求，然后，方文将一部分材料转交给潘汉年。

会面是短暂的，但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可以直接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了。

不久，中共中央特科将一名姓常的同志推荐给了佐尔格小组。老常（不知真实姓名）的父亲是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的勤务员，这对佐尔格小组很有用，往往在危险的时刻，总能利用这层关系化险为夷。

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几乎面临一场劫难。关键时刻，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钱壮飞向中央机关发出警报，中央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才得以安全转移。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佐尔格的寓所秘密会见了这位国际情报战士。

令佐尔格惊讶的是，这位面目英俊，浓眉大眼的中共领袖，竟能讲一口纯正的德语。

佐尔格饶有兴趣地问道：“周，你哪里学会的德语，是在柏林吗？”

周恩来微笑着答道：“是的，佐尔格同志。我1922年曾到过柏林求学，现在只是掌握一些简单的会话。你们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的。”

佐尔格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周恩来，“我们的情报组织中缺少女同志，您能不能推荐一名能干的女同志到我这里来工作？”

周恩来思索了一会儿，“可以，一周以后我带她来见你。我相信她会出色地完成工作。”

两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分手时，佐尔格紧紧拥抱周恩来，“周，你是我见到的最具魅力的中共领导人，我祝你们的事业取得成功。

周恩来也用力握住他的手，“佐尔格同志，我欣赏你的为人和卓越的才华，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国际情报大师。”

两人在依依惜别中分了手。

一星期以后，周恩来乘坐一辆轿车再次来到佐尔格的寓所。紧随周恩来下车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青年。

一见面，周恩来便对佐尔格说：“我们接受你的要求，现在把我机关的工作人员张一萍同志调来，由你安排她今后的工作。”

佐尔格非常高兴，用俄语和生硬的汉语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张一萍同他一握手，马上想起自己早已见过他。当时张一萍正在中央“苏准会”工作，由于新生的女儿思齐正寄养在董秋斯同志（董秋斯夫妇也是佐尔格小组的成员）家中，她经常去看望思齐，在董家结识了史沫特莱。

有一回，史沫特莱约张一萍在董秋斯家里见面，在座的还有一位外国中年男子。史沫特莱和董秋斯都没有向她作具体介绍，那人只是友好并且关注地看着她，当她同史沫特莱谈话时，那人就在一边倾听着，眼睛也一直没有离开她，似乎对张一萍有特别的兴趣。

佐尔格见张一萍也认出了自己，会心地朝她笑了，并且格外亲切地紧握住她的手。周恩来这才向张一萍介绍道：“这位佐尔格同志，理查德·佐尔格，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负责人。从今天起，你的关系就转到了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这是中央和共产国际共同商定的。”

周恩来又说：“这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极其机密。一萍同志，你已做过许多年地下工作，中央和佐尔格同志都认为，你能担负起这一新的任务，我们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与期望。”

临别时，周恩来又再三叮咛张一萍在这里好好工作，努力作出成绩，争取成为合格的国际共产主义者。

送走了周恩来，佐尔格回身对张一萍道：“我们早就认识了，你记得吗？”

张一萍道：“当然记得，在董秋斯同志家里，还有史沫特莱女士。”

佐尔格笑道：“对，我就是听了他们说了你的情况，对你进行了考察后，才向中共中央指名要你来的。”

张一萍真诚地说：“怪不得上回你那么注意观察我呢，原来早有预谋！”

“什么，早——有——玉魔，是妖怪吗？”佐尔格没有明白张一萍的意思。

张一萍禁不住笑了起来。

大概佐尔格知道自己理解错了，也陪着她一起笑起来。

总之，张一萍给佐尔格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而佐尔格稳重的气质，迷人的风度，也深深打动着张一萍。

一开始，佐尔格只是让张一萍收集和阅读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各种报纸，将上面公开发表的消息报道，依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方面，分门别类摘录整理编成资料，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交给方文的翻译组译成外文和编成密码，再发回莫斯科总部。张一萍负责查阅和摘编上海、南京和北平等几个大城市的权威大报上的资料，还负责接收江、浙、赣、闽、粤等南方各省送来的同类情报资料。

劳累枯燥的工作，并没有使张一萍气馁。张一萍原名张文秋，是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夫人。他们的婚史仅仅只有四年，即从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这四年中，张文秋遵照党的决定，先后与两位男同志（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林育南）扮为假夫妻，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毅然承受住刚刚失去革命伴侣的心灵苦痛，服从组织安排，加入到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中，与“佐尔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德籍华人吴照高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吴照高首先向张文秋交待了今后的工作内容及纪律。

张文秋一听，也和方文一样，有些不愿意。因为凡是来这里工作的中国同志，进来后要断绝与中共党组织和其他同志以及所有亲人的关系，除与自己现在的工作直接有关的人，不准与任何人单独来往和接触，除根据上级指示执行规定任务外，一律不准私自外出。吴照高每向她交待一句，就盯着她问：“听清了没有，能不能做到？”

张文秋虽然觉得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还是硬着头皮一一答应。

根据佐尔格的指示，她和吴照高以夫妻的身份租下了一座三层小楼。按吴照高的指示，张文秋将一楼布置成客厅、厨房和女佣住处，将二楼布置成主人房间和几间小办公室，三楼也布置了一处卧室，里面是全套的西式家具陈设，又专门装了一部电话，并特别规定，今后除吴照高和她以外，任何人不经允许都不准去三楼。

一切布置妥当以后，吴照高带来几位中国同志，让他们在二楼几个小房间里分别办公。张文秋看出，他们中有的专管摘抄资料，有的管翻译，有的管打字，有的管译电报，还有人专管警戒和交通。使她颇为纳闷的是，吴照高又领着一位外国妇女，径直上了三楼。上面那间西式卧室，显然是专为她准备的。但张文秋和其他中国同志一样，都坚持遵守规定，从不打听各自的身份来历，只是直接接受吴照高分配的工作。

张文秋逐步了解到，他们摘编的这些资料，虽然都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但却充分反映了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的军政情况和社会动向。这些消息汇集到佐尔格那里，他就将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相互核对印证，然后用密码电报或缩微技术等方法，发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一段时间以后，吴照高才告诉张文秋，那位外国妇女就是他的俄国妻子，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二楼每天摘编和译出的资料，都由吴照高和她一起校订，并由她翻成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然后交佐尔格去处理。有重要资料和紧急情况，则由她用电话及时向佐尔格直接报告。

这期间，张文秋违反了一次纪律。一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许多人到法租界结队游行。张文秋想，反正现在既没事又没别人，就悄悄下楼站在门口街边看热闹。看了一会儿，张文秋回到二楼，谁知一进门，就见吴照高怒气冲冲地坐在自己房间里，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去到哪里？多长时间？见到什么人？碰到熟人说过什么没有？”张文秋如实报告了，吴照高却继续严厉训斥她：“你可不能隐瞒，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就会暴露我们的机关，后果将十分严重。你一定要讲实话，万一有了问题，我们好采取措施。”张文秋很不开心地说：“我已经说过，没有遇见熟人，没有就是没有！”吴照高却不依不饶：“没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经违反了纪律，必须承认错误！”张文秋只得低头认错，保证决不再犯。不过，通过这次事件，吴照高对张文秋的性格与作风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佐尔格商量后，决定发挥她的好动性与敢闯精神，任命她为驻华情报机构南方站站长，负责南方几省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

同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吞并了东三省，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

这个时期，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工作进入了一个不但更危险而且更重要的时期。共产国际指示，情报小组必须全力以赴了解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动向，不但对中国革命，对有关苏联远东地区的动态也要极为关注。

1931年初冬，根据斗争的需要，担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临行前，周恩来来到法租界佐尔格的寓所，并给他带来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一见到佐尔格，周恩来便指着身旁的年轻人说道：“他叫章文先，是位出色的情报人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从今以后他将到你这里工作。”

周恩来走后，佐尔格便同章文先闲聊起来，两人都用俄语进行交谈，自然话题是从莫斯科开始的。

佐尔格非常激动地说：“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莫斯科更是革命者的乐园。我可以在那里理直气壮地谈论共产主义，在那里有最好的图书馆和革命文献资料为你服务。我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在街头，再不用东张西望，提心吊胆，我完全是一个自由的人。”

“是啊，我也有同感。当我大踏步地走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我就想尽快地看到一切，跟上大家的节奏，干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我有时甚至担心，眼前的一切会突然像梦幻般地消失。”

“哈哈，怎么你的心情和我当时是一样的呢？”佐尔格有些兴奋，起身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章文先，“亲爱的章，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的？我可是1924年底就到了那里。”

章文先接过酒杯，说：“我是1925年3月到达莫斯科的，比你晚一些。”

“噢，那可是个难忘的日子，在1925年3月，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是经过联共（布）哈莫夫尼地区委员会批准的。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这一天，佐尔格特别高兴，同章文先谈了三个小时，喝掉了两大瓶威士忌。从此，章文先就在佐尔格的手下搞情报翻译工作，兢兢业业，默默无闻，直到佐尔格离开中国，他才转到地方党组织。

在众多的中国情报战士中，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吴仙青。

吴仙青是位非凡的女性，当年只有29岁。1928年到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就在佐尔格到达上海后的第四个月，也就是佐尔格广州之行前，到达上海。吴仙青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俄文名字叫叶琳娜。由于她在莫斯科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使她接触了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博古、王明、刘少奇等。同时，她也受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青睐。在苏军情报机关，她接受了正规的特工训练：化装侦察、微缩拍照、秘密书写、驾驶、刺杀、格斗、射击。

到达上海以后，佐尔格将其视为奇才，甚至当做一件秘密武器，轻易不让她外出活动，更不允许她和朋友，特别是相熟的中共朋友见面。

终于，有一日，佐尔格向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叶琳娜，你是不是觉得当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你却无事可做，好像我很不信任你？那你就想错了。你是我最得力的中国助手，我要让你担负更重的工作。”

吴仙青这时才明白佐尔格用意，她回答道：

“佐尔格同志，请下命令吧，我会认真去做的。”

佐尔格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来到中国建立情报小组，一方面收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情报，向莫斯科提供最新消息，另一方面也要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就需要有大批的中共党员加入到我们的组织，帮助我们工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完成。”

不久，吴仙青走出租界内的漂亮洋房，有时打扮成女教师，有时打扮成女工，甚至扮作村姑，频繁出入市井乡村，为佐尔格的情报小组招兵买马，建立起了一条秘密的战线。

吴仙青的身体里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她在华东、华南建立起二十多个情报点，情报人员遍及国民党政府机关、厂矿企业、城镇乡村。同时，对于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她只要经过考查后，都将其安排在组织中，使其继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期间她就发展过沙文汉、沙文威、陈修良等同志。沙文汉解放后出任浙江第一任省长；沙文威解放后从事统战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陈修良，沙文汉的妻子，解放前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解放后任浙江省宣传部长。可以说，吴仙青为革命保存了一大批栋良之才。后来，中共党内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她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在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还有一位奇人，他叫蔡叔厚。此人早年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他20年代在上海开设“绍敦电机公司”，被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蔡老板”。他入党后，“绍敦公司”成为党的战斗堡垒，并为党试制出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第一个无线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了李强，同时调蔡叔厚协助他。周恩来所以这样安排，除了蔡叔厚政治上可靠外，更主要还在于他是留日机电专科学生，技术方面堪称一流。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1929年夏，中国共产党无线电事业的第一个电波，就从法租界的一间小屋子（蔡叔厚的寓所）里传出。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定专人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由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朱毛红军的无线电通讯联系。随即，蔡李两人又先后赶制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大别山徐向前领导的红军驻地。

蔡叔厚丰富的社会关系，卓越的无线电技术引起了佐尔格的注意。1932年，佐尔格向中共中央局点名要蔡叔厚加入情报小组，协助共产国际开始情报工作。

蔡叔厚经周恩来批准调到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被分配到佐尔格小组上海情报站。同时，按组织规定，他切断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成了一名红色国际特工。

正是有了这些出色的中国同志，佐尔格小组在中国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佐尔格领导下的情报小组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为便于读者熟知其行动规律、人员的隶属关系，现将有关组织情况介绍如下：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系统”负责人：理查德·佐尔格

情报系统中国助手：吴仙青（女）、方文、章文先

联络员：蔡叔厚、张文秋（女）、老常

情报收集组：张文秋、吴照高

译报组：方文、柳忆遥、肖炳实、陆海防

华南站：董秋斯、蔡步虚（女）

南京站：方文、鲁丝（女）

北平站：张永兴、于毅夫、张树棣

武汉站：刘思慕

以上人员只是佐尔格情报系统中国组的一部分成员，因保密工作性质决定，其他成员已无法搜集到材料，在这里只能表示深深的遗憾。在佐尔格情报系统中的中国战士，断绝了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加入到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开始了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战斗。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帮助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批惊人的战例。

佐尔格情报系统在中国短短的三年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情报战士功不可没。

张文秋——最后的“家”

1932年初春，张文秋接到了一项新任务。

一天，吴照高将张文秋请到了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严肃地说道：“现在佐尔格同志要你向香港那里的同志传达一项特别指示，再亲自把那里的情报取回来。由于这个指示需要绝对保密，不能见诸文字，只能由你一字一句地背下来，记在脑子里作口头传达。”说完吴照高将一页文件交给她，让其迅速背诵下来。

按照佐尔格的批示和吴照高的安排，张文秋化装为一个阔太太，乘英国“皇后号”豪华客轮的头等舱赴香港。

一百年来，五口通商以后，我国沿海、沿江、甚至连大运河的客运、货运多被英国的“怡和”（在香港称为“渣甸”）、“太古”两家公司包办了。后起直追的日本人虽然办了“日清”公司，怎么也追不上大英帝国，只在大运河里穿梭。至于本国“招商局”的船能作沿海航行的为数极少，而且乘客多为散兵游勇、落魄军官，或者吞云吐雾的瘾君子，稍有身份的所谓政治家、资本家、革命家甚至歹徒都是不愿乘坐的，其陈设恶劣，不够舒适倒在其次，首要的是一个“治外法权”问题。踏上帝国主义的船只，只要有钱，就可以无所不为。但这个特点有时也能为真正的革命者提供掩蔽所。

张文秋身穿质地考究的旗袍，外罩披肩，拎着一只款式新颖的小皮箱，从容地登上“皇后号”客轮。白衣侍者见是位中国的阔太太，马上笑脸相迎，接过皮箱，将张文秋引至左舷的一间客房里。张文秋顺手将几张钞票塞到侍者手中，吩咐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她。侍者连连鞠躬答应，送上咖啡茶点，转身退出客房。

轮船在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终于到了香港。

下船后，张文秋顾不上休息，立即乘坐电车向皇后大道驶去。在那里有她分别了近一年的战友董秋斯、蔡步虚夫妇，也就是这次的接头人。

董秋斯和蔡步虚夫妇都是上海文化界颇有造诣的翻译家。他们两位都是方文的同学，与史沫特莱有着很深的交谊。就是史沫特莱介绍他们与佐尔格相识的。经过一段时期的考查，佐尔格认为他们可以信任，便把二人吸纳进小组，派到香港建立华南情报站。因为蔡步虚的家庭在香港和广州一带很有社会地位，对她开展社会活动很有利。尽管张文秋早就和他们夫妇相熟，并且还托他们照顾过幼小的女儿思齐，但是，由于组织纪律上的要求，他们还从没在一起交流过情报活动。

张文秋在皇后大道附近下了车，直奔董蔡二人的居住地点——皇后大道28号。当时行人很多，张文秋正在匆匆赶路，忽然人丛中冒出一个人，高声叫唤：“秋萍，秋萍！”张文秋闻听一惊：这是她刚参加革命时用过的化名，此人八成是她的熟人。

眨眼间那人已来到她的面前。张文秋马上镇静下来，定睛一看，竟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位同事。此人叫范宗义，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张文秋因和他分别近三年，不知底细，所以没有立即相认。

张文秋冷静地问：“先生，你在叫我吗？”

范宗义激动地说：“秋萍，可不是在叫你吗？自从武汉一别三年有余，我跟组织失去……”

张文秋见状，知道不好脱身，急忙将他拉到一条巷子口处，说：“我们是有三年不见了，今天我还有事，改日再说好不好？”

张文秋虽然认出他是以前的同志，但因不摸底细，再者自参加国际情报工作后，她必须中断与以前同志的来往。所以，这次被熟人认出她感到非常棘手。

范宗义恳切地说：“秋萍，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络。过去的同志死的死，走的走，如今，我能碰到你，我死活也得让你帮我找到党组织。”

张文秋没有答话，只是冷静地观察他。只见他穿了一件格子西服，一双黑皮鞋，梳着分头，显然生活过得很富裕的样子。

张文秋急于摆脱他的纠缠，小声说：“这样，今天晚上你到莱达旅馆找我。我有事，先行一步。”

范宗义欢天喜地地点头道：“好，咱们不见不散。”

张文秋和范宗义分手后，为防他跟踪，特意绕了几个圈才到皇后大道28号。

张文秋和董秋斯、蔡步虚夫妇见面后，几个人都异常高兴。问寒问暖之余，免不了又谈起小思齐。

闲聊了一会儿，董秋斯说：“请把佐尔格同志的指示拿出来吧。”

张文秋笑了。“拿出来，怎么拿出来？我一张纸一个字都没带。”见他们夫妇二人惊疑的样子，张文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为了绝对保密，佐尔格同志让我把指示藏在这里，奇 -書∧ 網用口头向你们传达。现在请你们仔细听好……”

说着，她一字一句地向董秋斯反复传达了两遍，又检查了对方的笔录，准确无误后才轻松地笑道：“好，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董秋斯高兴地说：“这个办法真绝，无论敌人用什么手段也查不出证据。”他们对张文秋的记忆力更是赞叹不已。

由于范宗义的出现，张文秋不敢贸然住在董秋斯夫妇的家中，怕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她便在皇后大道附近选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旅馆主人是位上了年纪的广东老太太，人很好。

第二天，张文秋从董秋斯家取回组织上需要的情报，向旅馆走去。

张文秋走到旅馆门口，忽然看到广东老太太正把她的行李搬到楼下。她心里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警惕性驱使她没有吭声。广东老太太倒是个好人，很机警，看到张文秋，连忙给她使了个眼色。张文秋知道有问题了，转身就走。哪知屋里密探早就看见她了，一见张文秋扭头就走，知道肯定是他们要抓的人，便立刻冲出房间。张文秋身上没有武器，不能和他们硬拼，只好拼命地跑。香港的路她又不熟，有几次几乎被他们抓住。张文秋心想，要是这样在街上跑来跑去的，让印度巡捕看见了也是件麻烦事，不如钻进小巷里避一避。想到这里，她一闪身钻进一条巷子里，正赶上教堂的唱诗班去教堂排练。张文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混进了人群里，那几个密探也随即钻入人群里寻找她。张文秋见他们紧追不舍，便决心治治他们。她见不远处停着一辆装马桶的手推车，便将它推起来迎着他们冲去。那几个密探见张文秋突然推着一辆小车折身向他们冲来，不由得大吃一惊。为首的密探拔出手枪，用粤语说道：“你不要乱来，我们是警察局的，奉命抓捕暴徒。”

张文秋也不理他，只顾将小车往前推，那家伙见势不妙，拉了一下枪栓准备开枪，就在这时，张文秋将手中的小车猛地一推，小车脱手而出，撞了密探们满身粪便，张文秋趁机逃脱了。

夜晚，张文秋用身上仅有的几枚铜板买了碗面吃，便悄悄向董秋斯家走去。

刚转到街上，迎面碰到一个英国警察。他打量了张文秋一番，突然发问：“你是从哪里来的？请出示护照。”

尽管英国警察的中国话很蹩脚，但她还是听明白了，于是张文秋将护照递给他。

英国警察看了看护照，“你是个教书的，”又抬头看了她一眼，“为什么这么慌张，是不是带了违禁品，我要搜一搜。”说着，就要动手动脚。

张文秋看到英国警察的那副嘴脸，真想抽他一记耳光。但是她很快平静下来，后退一步，正色道：“我没犯法，凭什么搜我？”

英国警察晃动着警棍：“这里是英国女王陛下的香港，可不是你们大陆，你放明白些。”

张文秋心想，他一搜身那些文件肯定暴露，决不能让他靠近自己。这时，她的手下意识地碰了一下怀里，摸到一小包吃面剩下的辣椒面，于是她有了主意。

张文秋把手伸进怀里，说：“您等一等，我把东西交出来还不行吗？”

英国警察瞪大眼睛，想看看她能掏出些什么。突然，张文秋将手一扬，一包辣椒面全洒在了英国警察的脸上，英国警察猝不及防，被呛得哇哇大叫，张文秋趁机钻进了一条小巷。

半夜，张文秋从董秋斯家借了些钱，便拿了一个小皮包匆匆离去。

凌晨，张文秋登上最早的一班电车，向码头驶去。然而，令她万万想不到的是，竟又碰上了范宗义。这两天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已使张文秋格外提高了警惕。范宗义假意和张文秋打招呼，身子慢慢挤了过来。“秋萍，这几天让我好找哇？”

此时，张文秋想躲也来不及了，这家伙挤到她身边，用揣在裤兜里的手枪悄悄顶住了她的大腿，低声说：“秋萍，你跟我去自首，说出在港的共党，香港当局不会亏待你的。”

张文秋见一时无法脱身，便用话稳住他，“你说的倒好，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范宗义从兜里掏出了一个蓝皮“派司”晃了晃，“我现在是香港皇家警察队的华籍探员，怎么样，这回该信了吧？”

张文秋冷冷地说：“那真是恭喜你了。”

范宗义得意地说：“秋萍，干这共党有什么意思，你就说出来吧，保你享受荣华富贵。”

张文秋装作犹豫的样子说：“让我想想。”

范宗义见张文秋一副认真的样子，便放松了警惕，抬头四下张望。张文秋见有机可乘，便抬腿狠狠踢了他一脚，然后拨开人群就向电车门口跑去。范宗义掏出手枪大喊：“都闪开，老子要抓赤色分子。”车上的乘客立刻闪出了一条道。他见张文秋快走到车门口，便举枪瞄准，张文秋知道不妙，不等电车到站停靠，就赶紧跳车跑了。好在那时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只要你胆大心细，跳车是没有危险的。就这样，张文秋终于甩掉了叛徒范宗义。

由于张文秋在港暴露了身份，按正常途径离港风险很大。于是，她找到了一艘香港开往烟台的货船。这是一艘英国船只，大约4000吨，只载货物，不载旅客，途中经上海卸下货物，其他港口一律不停靠。停靠码头时，只有海关人员查货及办理上下货报税手续，不大为军警、特务分子所注意。张文秋购得一张去烟台的船票，谎称自己替父亲押运货物，从容地登上了这条货轮。

随着汽笛的鸣叫，货轮启碇。张文秋站在空旷的甲板上，思绪万千。此刻，她不是在为自己的安危担扰，而是更加惦念远方的战友。

接着，张文秋又连续执行了几次任务，多次受到佐尔格等人的赞扬。由于她工作出色，佐尔格打算将她送去国外学习，将她培养成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哪知此时佐尔格奉命调往日本，张文秋出国一事就被搁下了。

不久，吴照高也调去日本。离华前，张文秋为他饯行，还应吴的要求将女儿思齐带给他看看。吴照高抱着思齐亲了又亲，并十分动情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道工作、并肩作战的日子，特别珍视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后我们不必再装成‘夫妻’了，不过我想当你的哥哥，我会为有你这样一个妹妹而高兴，如果你同意，就让孩子叫我‘舅舅’行吗？”孩子乖乖地叫了“舅舅！”张文秋也表示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敬酒，祝他一路平安。吴照高十分高兴地说：“今天，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对你关心照顾很少，那次对你的批评很过分，希望你原谅。我相信有一天，中国革命胜利了，全国人民游行庆祝，那时我一定争取再来，和你们一起欢呼胜利！”

哪知吴照高一去就没再来，他的去向以至生死，都成了不解之谜……

还在吴照高离开中国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了深入了解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将张文秋派去上海浦东，打入英美烟厂，专事搜集有关情报。

时任浦东区委书记的李耀晶，让张文秋以英美烟厂子弟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并参与区委领导工作，以便全面掌握工运情况，又在工厂附近为她租下了住房。李说，单身女人是租不到房子的，要以“夫妻”名义才能办理手续，并要求她将女儿思齐也带来居住，这样才更像一个“家”。

张文秋想，自己与吴照高的“夫妻戏”还没演完，又要与李耀晶建立个像样的“家庭”，真成了“戏中戏”。她同意了，于是李耀晶成了她的第四位“丈夫”。新“家”组建后，订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对外李耀晶是这家的“先生”，但平时不在这里住，只在星期三、六下午来此与“太太”见面，实际上是研究工作。张文秋每周去一次共产国际机关汇报工作和递交情报资料，平日在学校授课，并在厂区和家属中活动。思齐接来后，无疑多了份拖累，便请房东照料孩子，房东见他们“夫妇”都是正派人，思齐又长得惹人喜爱，就高兴地答应了。

一天晚上，李耀晶来了。张文秋严肃地问：“今天不是碰头日，你怎么来了？”李耀晶忙插紧门，笑道：“按规定，我晚上不能来，更不准在这过夜。可是今天我应该来。”“你可不能违反纪律啊！”“你想想，如果我一直不来，外人反而会怀疑我们，这家的先生怎么老不回家？这里是我的‘家’，我常来更安全。今天有急事找你商量。”“什么事，你快说吧！”李耀晶却卖关子似的，掏出香烟慢慢地抽，十分开心地说：“我这不是回‘家’来了吗？在‘家’里还不让人宽松些？”待思齐睡了觉，他才极其机密地说：“共产国际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打算对你进一步培养深造，中央负责同志已商量好了，想送你到国外去学习。我先同你通个气，组织上将会正式找你谈。”张文秋喜不自禁：“谢谢你先来告诉我！……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给谁呢？”李耀晶说：“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我想，能不能就利用我们的‘夫妻’关系，索性把思齐当作我的孩子，让我母亲负责抚养他。母亲早就催我结婚，正盼着抱孙子呢！”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文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同“丈夫”商讨妥切的办法。不觉已经夜深，张文秋警觉地说：“这么晚了，你该走了！”“这么晚我更不能走！人家会说，你‘先生’很少回来，到了半夜又走了，容易使人怀疑，暴露目标。”“那你——怎么住？”李耀晶也严肃地说：“我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都要遵守党的纪律！”说着就抱起一床闲着的被子铺到墙角地板上，倒头便睡。张文秋见了，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担忧，敬重，怜惜，她几乎一夜未眠。

天亮后，李耀晶悄悄“上班”去了。不久，组织上跟张文秋谈了准备送她出国学习的事。她也同意将思齐交给李老太太照管。李耀晶马上给他母亲写信，说自己早已在上海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因为“夫妻”二人工作太忙，收入又有限，想把“女儿”送回老家跟奶奶过。那位盼孙心切的老奶奶喜出望外，立即给未见过面的“儿媳”和“孙女”寄来了盘缠，让她们赶紧回老家。

岂料就在这时，李耀晶和张文秋的“家”被突然破坏了！一天，李耀晶去市区开会，被叛徒告密，当场被捕关进监狱并惨遭杀害。组织上让张文秋以“妻子”的身份出面处理了烈士的后事。

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国际的机构被撤销了，张文秋奉命回到中共党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直至1937年，组织上才决定让张文秋带着女儿回到延安党中央这个“家”。踏上西去的列车，张文秋心头异常沉重，她想起自己一个又一个“家”，一个又一个比亲人还亲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有的不幸牺牲，有的不知去向，她闭上泪眼，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李耀晶、吴照高、林育南、刘先源等“丈夫”的高大形象……

方文——北平秘织情报网

呜——！汽笛鸣叫，一列火车奔驰在铁道线上。这是北上的列车，终点站是北平。

坐在车厢中的方文，心情是平静的。此时，并无第一次出征南京时那样的紧迫感。回顾这一年多来在佐尔格领导下所做的工作，虽没有太值得称道的地方，但自己毕竟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一系列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让方文深感欣慰的是，自己在南京亲手建立了几处情报点，虽然后来遭到破坏，但鲁丝等人却牢牢地钉在了敌人心脏。而这次北平之行，则是新阶段工作全面开展的第一步。

此行第一个要见的人叫张永兴。此人是方文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并同住一室。他是东北宽甸县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中学只读了两年，就因家贫辍学，回到老家教书。“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参加东北救国会的工作。前不久，来南京汇报工作，正好碰到了方文。他向方文叙说了自己的苦闷，深感无法依靠国民党政府抗日，指望蒋介石收复东北更是没希望，必须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方文感到张永兴是个热血男儿，决心帮助他走上革命的道路。

到北平后，在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张永兴的家。见方文如约来访，张永兴格外高兴。两人彻夜长谈，张永兴顿开茅塞。最后他表示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抗日，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

方文通过考察，觉得张永兴是个绝好的情报人员。不过，暂时还不忙发展他，应先让他在社会上经经风雨，见见世面。

当时，北平是蒋介石在华北攻打中国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撤离东北后，被委任为“剿总”副总司令，驻北平。他的军队开赴河南，正向我党领导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别山根据地进攻。东北军被迫把自己的家乡让给日本强盗，置三千万父老兄弟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背井离乡，却又被迫去攻打中国工农红军，官兵们的情绪普遍不高。方文决心在东北军里找一些有识之士，争取他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张永兴得知，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同学于毅夫在东北军司令部中做秘书工作。方文虽然和他不熟，但久闻其名。他曾在五四运动中，因无计阻止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愤而跳海自杀，幸遇救而未死。此举曾震动全校。后来不意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时两人又成了同学。1927年初方文秘密离开天津去武汉参加北伐军时，于毅夫还特别为他送行。大革命失败后，各地掀起清党活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于毅夫从官方得知方文的名字已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后，立即通知他，使方文得以逃离魔掌。

1927年夏，于毅夫大学毕业回黑龙江老家，在省政府任秘书职务。“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军撤到北平，并在张学良司令部任职。基于他的经历判断，于毅夫的革命性不会比张永兴差。于是，方文拜访了于毅夫。

在东北军的司令部里，方文见到了一身戎装的于毅夫。老友相逢，格外亲切。于毅夫把方文领到家中共进晚餐，饭后方文就留宿在于毅夫的家中，两人躺在床上，彻夜长谈。

“毅夫，东北军已是亡国亡家的人。你在这里干得舒心吗？”方文故意用话刺激他。

于毅夫叹了一口气：“舒心？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们东北军在这里真好比丧家之犬。”

“那你就甘愿这样活下去吗？”

“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当然不愿苟延残喘。”

“你希望走上一条不同于现在生活的新生之路吗？”方文开始引入正题。

“当然愿意，”毅夫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你有些背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依然为共产主义事业奔波。”

方文点了点头：“毅夫，实不相瞒，我此次是奉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组织之命，到此开展工作，希望你能给予帮助。”

“共产国际！”于毅夫惊喜地看着老同学，“你了不起，干起了国际共产党。 好，你说吧，需要我帮什么忙，尽管开口。”

方文正色地说：“我们组织想了解一下东北军对鄂豫皖边区红军的军事计划和行动。”

于毅夫考虑了一会儿，说：“虽然我提供不了全部的材料。但据我掌握的材料，也能给你们提供十之七八。好，我愿做东北军司令部中的革命耳目！”

从此，方文便秘密住在于毅夫家。于毅夫家是个四合小院，偏北的一间房留给方文居住。这间房就成了他的秘密工作室。同时，方文也将携带的微型的照像器材隐藏在屋内一个角落里，供工作之用。

一天夜里，于毅夫拎着一个大皮箱走进了方文的居室。

于毅夫将皮箱放在桌上，高兴地说：“老同学，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说罢，打开了皮箱。方文凑过来一看，吓了一跳，只见皮箱装着满满的军事文件和作战地图。

“啊呀，你这不是把东北军的机要室都搬来了嘛！”方文急忙安置好翻拍架，卡上照相机，调好焦距。于毅夫则内行地将一盏台灯移过来。

“咔嗒、咔嗒。”室内静悄悄的，只能听到照相机摁动快门的声音。

三个小时过后，总算将文件和地图拍完。

方文拍着于毅夫的肩说：“毅夫，首先我代表组织谢谢你。其次，我要劝你，今后万不可大批量地偷拿司令部文件，万一被上级知道了，暴露了你的身份，岂不坏了我们的事业。”

于毅夫诚恳地点了点头，“放心吧，老同学，今后我会格外小心的。”

在东北军的工作进行之时，上海情报小组的成员柳忆遥从上海赶来向方文报告，他在山西省军阀阎锡山司令部发现了有用的线索，请他考虑是否录用。

当时在华北有两个被蒋介石利用的地方军阀，一个是东北军，另一个是阎锡山的山西军。现在已在东北军里有了于毅夫，正应在山西军里寻找革命的耳目，如在那里也找到可用之人，则华北工作的组织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所以柳忆遥的消息使方文十分兴奋，连忙追问详情。原来山西省省长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是北平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很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点工作，在他毕业回山西之前，主动找到老同学柳忆遥，说如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一定尽力而为。赵戴文是阎锡山的老师，他的儿子如能为革命工作，就等于在阎锡山身边安置了一枚重要的棋子，这样的人，正是组织寻求的理想对象。方文初步同意接收他，并接受柳忆遥的建议，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正式和赵宗复谈了一次话。赵宗复返回山西后，将阎锡山与日本秘密勾结，对蒋介石貌合神离，待机而动的情况，及时报告给组织，为共产国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材料。

就这样，情报组织中的中国情报战士，从南京到香港，从上海到北平、太原，编织了一个卓有成就的情报网，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绩。为此，莫斯科总部不止一次地来电表扬佐尔格领导的情报系统，称赞他们“快捷、准确”地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报，及其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绝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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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在另一条战线上

这是远东一条斗争战线，它像世界上许多无形的街垒一样，是一场暗中的较量。

——理查德·佐尔格

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佐尔格不仅指挥着手下的情报人员出生入死，而且自己往往也战斗在最前沿。

为了搜集帝国主义列强帮助国民党政府进行不义战争的军事资料，佐尔格常常在南京的“国际俱乐部”和“扶轮俱乐部”里一连呆上几个晚上，诱使他的交谈伙伴——那些军官朋友酒后吐真言，而他在这种时候却始终得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从德国搜集到许多关于这些军事顾问的背景情况，使他在与他们周旋应付中始终占据主动。

1931年底，佐尔格从南京顾问团上校专家勒贝尔博士处获悉，在柏林的埃贝尔贝克不久前签署了一份合同，即将出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

佐尔格立即设法会见了这位“一战”中的老战友。在他们的交谈中，佐尔格了解到，德国军队将秘密帮助国民党军队设计一种新型的山炮。这种大炮是在弹道学家赫尔曼·克兰茨教授，以及柏林军事工程学院的威廉·施维宁教授指导下，由工程师们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后，加以改进生产的。生产这种武器是德国康采恩秘密军备计划中的一项，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生产大口径、远射程的火炮，所以国防军通过他们的技术顾问，与瑞典波福尔斯工厂合作，准备在中国试验一下他们生产的武器性能。波福尔斯工厂计划在1932年用首批生产的48门山炮装备南京军队的两个炮团。运送时，首先要把大炮拆分成八个部分，每一部分都重达百公斤以上，用八匹骡子通过没有公路的地区运往阵地。而佐尔格的另一位战友戈特弗里德·吉尔贝特上尉负责培训中国炮手。训练学校就设在距南京蒋介石官邸以南，约18公里远的汤山，那里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射击场。

这些情况引起了佐尔格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指派他的中国助手通过关系秘密复制了该校的建筑草图、设计图和测绘资料，并迅速向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敌人的最新装备情况，使其及时做好战斗准备。

通过情报小组与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情报交换渠道，这个情况很快转到了江西红军总部。后来，当国民党军队得意洋洋地用大批骡子运输队运送这些新式山炮时，出乎意料地遭到了红军爆破小组和赤卫队的袭击。一路上，打打停停，使运输队损失过半。等把剩下的十几门山炮拼装好，秘密架设在赣南红军指挥部附近时，红军主力部队已敏捷地撤出了火炮攻击的范围。

德国军事顾问苦心经营的“大炮计划”失败了，德国兵工专家期待的那种“炮轰效果”也无法核实，最后不得不暂时中断对国民党炮兵团的补给和培训。

此外，佐尔格情报系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即观察国民党军队武器和装备，以便从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估计。由于大部分进口武器都是经港口运进内地，并在上海的大银行里结算费用，所以这项调查工作相对容易。中国军备生产如同后勤仓库一样，也高度集中。南京的兵工厂也叫军火库，是供应陆军和空军现代武器的最大补给中心。佐尔格成功地搞到了一张南京军火库的方位蓝图，并拍摄下来送到了莫斯科。

当时，江西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约65000人，然而，这些部队却只有不到四万支枪。换句话说，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部队有枪枝。

在同国民党匪军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的红军战士不得不用长矛、大刀来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武器成了红军部队的头等大事。在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之际，中央特科转来了一条情报：希望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小组能为红军盗运大批武器。

上海的码头，成了外国向中国输送武器的集散地、中转站。据不完全统计，每天至少有上万支枪械从此运走。

佐尔格派出了精悍的情报人员开始活动。因为他发现国民党的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到处蔓延着营私舞弊、腐化堕落之风。一切都为了钱，用钱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国民党军官们为能够住进最昂贵的外国饭店，去旅行者的夜间酒吧和欧洲人开的妓院里鬼混，经常偷偷地出售武器，换取美元。德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军械员更是不愿放过赚钱的机会。

终于，有一天从德国开来一艘几千吨级的货船，上面装满了步枪和子弹，估计有七八千支，子弹不计其数。负责此项接收工作的是国民党后勤部门的一名上校陈少堂，和德国驻南京兵器检查员冯·霍恩哈特上尉。

陈少堂是个极其贪婪的人，对金钱的欲求甚至达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而霍恩哈特虽然规矩一些，但迫于家境也常干些铤而走险的买卖。

佐尔格早就掌握了这两个人的底细，于是便派遣情报员米申来完成这个任务。

康斯坦丁·米申，俄国人，曾在俄军通讯连服役。日俄战争期间被日军俘获，送到东北关押。后来，他获释来到哈尔滨，在此认识了马克斯·克劳森。从此，他改变信仰，坚定地加入了共产国际的战斗行列中。由于在中国多年，米申精通汉语，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此外，他的德语讲得也不错。

米申西服革履，装作一位很有钱的白俄富商，找到了霍恩哈特。经过一番试探性接触后，他开始行动了。

一天，米申对霍恩哈特说：“我必须向您说实话，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沙俄白卫军谢苗诺夫将军的特派代表，我们需要军火。”

霍恩哈特听了并不吃惊：“谢苗诺夫的部队不是驻扎在华北，有日本人供应他武器嘛，难道军火还成问题？”

米申认真地说：“日本人是不可靠的，他们只提供少量的武器和借款，还要求将军的部队必须打到雅库茨克，否则就断绝军火……你是知道的，苏俄红军已壮大起来，我们的部队反攻谈何容易？如果没有足够的军火就更别想打回俄国去了。”

霍恩哈特答应考虑考虑，二人约好明天再见。

为保证骗局的真实性，第二天，米申约霍恩哈特来到白俄流亡者常常聚集的一家小酒馆。这家小酒馆座落在霞飞路上，是沙俄炮兵上尉特卡钦柯开设的，离佐尔格的寓所只有一百米。流亡者习惯称它为“总部”。

霍恩哈特跟随米申进入“总部”，在前屋的一个角落里置放着一个陈旧的涂金神龛，里面摆着失去光泽的尼古拉显圣的圣像，旁边的墙上挂着尼古拉二世的画像，下面是两把交叉着的军刀，军刀上面系着圣乔治缎带。这个所谓的“总部”其实是旧储藏仓库改建的。大厅中间有一个小型舞台，台上有一架钢琴，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歌手，正演唱着一支古老的抒情歌曲。听众用拳头支着下巴，悲伤忧郁地听着她的演唱，有的喝醉了，有的乱喊……

这一切都给霍恩哈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确信米申是个白卫军分子。

两人来到大厅坐下，米申要了一瓶伏特加和一堆酸黄瓜、香肠，便开始了谈判。

米申大口喝着酒，说：“上尉，这是一条财路。将军手下有15000名骑兵，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那么，至少得需要二万支优良的步枪。如果你能想办法弄到这些武器，钱不成问题。”

“数量太大了，无论如何弄不到这么多武器。”听了米申的话，霍恩哈特不禁吓了一跳。以往他都是十几二十支地盗卖枪支，最多也就一百支。如今，米申一张口就二万支，确实让他吃惊不小。

米申仍然不动声色：“如果你确实有困难，不妨给我们提供个机会，让我们自己搞。自然会有你一份佣金。”

这番话似乎打动了霍恩哈特，他思考了一会儿，低声说：“上海码头最近要从德国驶来几艘军火船，总计有十万支步枪，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船上下手。不过，和我一起接收武器的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队的上校，如果把他……”

米申高兴地说：“这名中国军官我会解决的，只要你给我提供机会。”

霍恩哈特突然问：“佣金有多少？”

米申微笑道：“如果两万支枪都搞到，您的那份不会少于一万美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米申将陈少堂送进了一个欧洲人开的妓院，免费为他找了两名金发碧眼的女郎。而在同一时刻，霍恩哈特以兵器检查员的名义开据了一张证明，让米申拿着它去同港口的警卫部队交涉。

很快，米申便以德国专家要检验武器性能为名，提走了两万支步枪和上千箱的子弹，直接送上一艘德国货轮驶离上海码头。轮船行到九江时，佐尔格早已派克劳森等人化装成西门子公司的人，租用二十几辆美国道奇卡车将货卸下来装上卡车运走。很快游击队通过秘密交通线，用车拉、马驮、人扛等各种方法，将武器运到了中央苏区。

在停靠码头等待卸货的一个星期内，就丢失了两万支步枪，相当于国民党围剿部队武器的十分之一，令国民党当局异常震惊。

尽管国民党当局拼命追查，但也找不到线索。原因很简单，这个事件的主角是两个外国人，追查起来自然碍手碍脚。倒霉的陈少堂被糊里糊涂地送上了军事法庭，而霍恩哈特也被提前解职回国。当然，他的兜里已装满了一万美元的钞票。至于米申，他是以白俄分子面目出现的，就更无从寻找此人了。

在佐尔格的情报系统中，堪称中枢部分的应该是克劳森和他的电台。

克劳森在组装、调试、校准他的收发报机和试用他新买的一部频幅很宽的短波无线电收音机时，发现在上海及上海周围的上空布满了无线电信号。

作为海军无线电收发员，对此应该习以为常。但克劳森来到上海时，每天在39—60的短波频率上所听到的事，甚至可以令每一个职业发报员感到吃惊。无线电台有公用的和民用的，有官方的和业余的，另外还有公开的和带密码进行联络的无线电通讯。发报机的频率信号仅在几毫米宽的刻度上相邻，各种强度的无线电发射相互重迭，而且常常影响对方。尽管如此，业余的与受过训练的无线电发报员、官方的发报员与其他无线电台、还有那些他熟悉的呼叫方式以及各国不同的无线电发报网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尽管情报小组最初的任务并不包括搞无线电侦查，他们缺少这方面的技术设备，尤其是没有充足的时间。但克劳森一直没有放弃。

1930 年春，佐尔格说：“我们应该想办法从空中截取情报。”他的意思是在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在自己的范围内附带地窃听那些对情报小组有用的情报。克劳森马上做出热情的响应。佐尔格决定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情报一定是先译成密码，然后再发出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把密码搞到手，尤其是国民党军队情报部的密码。”

仅仅两个月后，佐尔格就在南京打听到，随着军队的强化建设，自1929年底以来，编码也做了根本的改变。另外，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讯军官施特尔茨纳也来到蒋介石的侍从室，并且在军统局二处活动。佐尔格打听到施特尔茨纳住在杭州，便特意去了杭州几次，结果每次都是一无所获。施特尔茨纳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对自己那个座落在国民党通讯总部旁的住宅采取绝对的保护措施。住宅四周布满了牵着狗巡逻的国民党兵，窗户上也钉了铁条。他拒不接见任何陌生人的来访。另外，据他户外的地面无线装置判断，他自己很可能也搞了一部私人无线电报机。克劳森建议佐尔格，把这件事同机智勇敢的章文先商谈一下，或许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可以帮助情报小组。佐尔格拒绝了克劳森的建议，说：“我们绝不能去冒这个风险。这件事是很棘手的，对方只要稍微怀疑密码受损，就会很快更改整个密码，我们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

不过，章文先到底是机智勇敢的谍报员，几天以后，他向佐尔格报告了对方的“弱点”。施特尔茨纳与一位中国富商的女儿结了婚。她既想永远地得到他，又担心会失去他，所以千方百计地设法提高自身的地位。在家里，她是唯一被允许去所有房间的人，包括施特尔茨纳那间“神圣不可侵犯”的办公室，因为施特尔茨纳信不过他雇用的所有男女佣人，然而对他的妻子，却是十分放心的。他相信，她绝对不敢过问他工作上的事情，而且她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技术训练，她只能结结巴巴的讲几句英语和德语，整天只想着穿着打扮，洒昂贵的法国香水。每逢丈夫出差去南京时，她便同母亲一起去上海采购物品。然而，在价格飞涨的年代，就连收入不菲的军事顾问施特尔茨纳也承受不起这么大的花销。强烈的虚荣心和贪欲促使这位施太太同意了情报人员提出的建议，拍摄她丈夫办公室的文件以换取昂贵的法国香水。

问题是，她不会使用现代化的微型照相机，可情报小组又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训练她如何使用。这时，情报小组中一个叫约翰的小伙子出马了。他献出自己的一架莱卡照相机，对其进行了改装。他固定好所需的光圈和曝光时间，用根栓着铅块的线测定好相机与所拍物体的最佳距离。这样，章文先的助手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教会了施太太照相：把纸面放在落地灯或台灯的下面，用铅块压住，然后把线拉直，拿稳相机，慢慢地按下相机的快门，照完一张马上卷一下胶卷。换胶卷也并不复杂。这一套照相方法学会之后，施太太把照相机和十卷胶卷同她采购的物品以及情报小组预付她的报酬（几瓶名贵的法国香水）悄悄地拿回家，放在了她的衣箱里。

情报小组都在焦急等待她的进展。终于有一天，约翰把施太太送来的胶卷冲洗了出来。大家从定影盘里一张一张地把照片取出。照片上有德文、英文和中文，有各种数字和符号，还有私人信件和复制的指令，简直就是个大杂烩。还有许多被弄破了或是照偏了的照片。当然不能要求施太太系统地、一页一页有条不紊地进行拍摄，因为她毕竟是个外行。

克劳森、佐尔格和约翰根据语种粗略分类，而后由佐尔格看英文资料、克劳森看德文、把中文的留给常同志看。不管怎样，这个窃取国民党核心部门密码的计划初见成效。

有意思的是，施太太是个很聪明的人，在一个月以后便会熟练地使用照相机，而且根据联络员教会她的常见德文缩写句式，竟能辨别出文件的种类来。这样，初期那种大杂烩的局面逐渐减少，代之的是越来越专业的文件。不过同时，施太太的价码也在提高，从最初的香水到后来的名贵时装，以至最后的现金，情报小组都尽量满足了她的要求。

就这样，情报小组掌握了国民党南京总司令部及其下属各师、旅部进行无线电通话的密码。

三个月后，施太太从浙江最后一次将材料送来时，附带也把莱卡照相机带来了。她说要随她的丈夫去武汉，这种事情不再做了。

令人惊奇的是，施太太送来的最后一批资料中，意外地拍摄到一本附有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进行联络的公务电话号码和私人电话号码。根据这个材料，佐尔格向莫斯科中央总部列出了一张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名单和职务表，并报告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佐尔格还在名单上标明了兵种的分类及所在军队的工作使命。

1931年夏，中国政局风云变幻，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一天，佐尔格找到方文严肃地说：“过去一年多来，我们是赤手空拳深入敌人心脏里去。现在敌人逼到了我们头上来了，我们急需防御的武器，我们应即刻买十支手枪，越快越好。这一紧急任务，我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交给你，必须完成。”

方文接到这一新的紧急任务后，立即去找神通广大的蔡老板——蔡叔厚同志。

在“绍敦电机公司”，方文见到了蔡叔厚，直截了当地把买十支手枪的任务提出来。

蔡叔厚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这倒让方文有些吃惊，因为买枪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买卖。方文忍不住追问他到哪里去买枪。蔡叔厚告诉他，电器公司经常和外国洋行打交道，外国商人大多兼营军火生意，因为这生意能赚大钱。

方文提醒他，外国人卖军火没人敢管，但中国人做这种事是不允许的，搞不好会吃官司的。

蔡叔厚笑着说：“没事。租界里的军阀富户都有保镖，都有枪，我只说我也做这个生意，代有钱人买几支武器防身不就行了么？放心，三天后到我这里取货。货款等买货后再交也不晚，我和几个外国佬有商业信用，这点小生意，相互信得过。”

三天后，蔡叔厚通知方文取货。在“绍敦电机公司”一间隐秘的货仓中，蔡叔厚打开一只箱子，里面放着十支用油纸包了的驳壳枪。

方文虽然对武器不太在行，但还是一眼认出，这种驳壳枪是德国制造的速射手枪，因这种枪有快慢机，装弹量大（20发），简直就像一挺小机枪，中国军队的军官及土匪、保镖都爱使种武器。南方人叫它驳壳枪，北方人叫它盒子炮。

方文将货款如数交给蔡叔厚，然后将“货物”装上佐尔格借来的德国使馆轿车，绝尘而去。

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具体人员为：

情报小组负责人：佐尔格（苏联）

谍报员：约翰（波兰）

报务员：塞帕·魏腾加尔（德国）

马克斯·克劳森（德国）

情报员：克拉斯·塞尔曼（爱沙尼亚）

柳芭·伊凡诺夫（苏联）

安娜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德国）

尾崎秀实　 （日本）

方文

（中国）

常同志

（中国）

佐尔格核心小组的一半人马，后来都成了佐尔格在日本“拉姆扎”小组的成员。通过在中国情报工作的锻练，奇*書$网收集整理他们都成长为坚强的红色国际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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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佐尔格最后的杰作

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世界上崛起。

——理查德·佐尔格

佐尔格在离开中国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营救牛兰夫妇。要想了解“牛兰夫妇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

1927年4月，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60多人，劫去大批文件；天津法租界苏联几家商行被搜查；苏联驻上海领署被万国商团包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共产国际联络部、远东局等机构则因在中国的工作不力，负有失察之责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各方检讨之后，决定派遣得力人员来中国了解情况，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用新的方式加强与亚洲各国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牛兰夫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命来华的。

西方学者认为，牛兰事件之所以扑朔迷离，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弄不清牛兰夫妇的真实姓名。牛兰有十几个化名，“牛兰”则是他在中国的化名之一，他的真实姓名是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0岁时便失去父母，独立谋生求学，1914年毕业于基辅的一所商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被送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中，牛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曾担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牛兰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肃反委员会）。此后先后到乌克兰及欧洲数国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共产国际选定牛兰作为派往中国的特使，指示他以私人身份经欧洲赴上海，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当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他来往于上海与欧洲之间疏通联络渠道，在上海租界区内活动，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到1929年，牛兰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次年，他的妻子达吉亚娜·玛依先克也带着2岁的儿子吉米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牛兰夫妇在华期间，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区内的各种合法身份，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联络工作：接收中转信件，建立秘密印刷点，租用秘密会议的场所，为赴苏联学习开会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必要的手续等。据牛兰的述职报告和其他相关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区内的三家贸易公司，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当时这家公司资金雄厚，在生意圈内口碑颇佳。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自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几倍。

牛兰夫妇是经验丰富的特工，来到上海后，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牛兰夫妇设法搞到了比利时、瑞士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共产党联络人员直接接触。

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及娘姨（保姆）赵杨氏先后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罪名是共产党嫌疑。从现有资料看，牛兰夫妇被捕的主要原因是连续发生了两次意外事件。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当时该同盟是一个公开的工会组织。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从现存审讯笔录中看，牛兰夫妇被捕后并未暴露真实身份，他们拒绝回答警方的讯问，指定德籍律师费舍尔博士出面交涉。警方最初试图从嫌疑犯所持的护照入手，查清牛兰夫妇的来历，但当时上海外籍人士中持有几国护照和不同姓名的外国人并不罕见，甚至有“我们的面孔就是护照，就是身份”的说法。警方又企图从牛兰一家人所操语言上打开缺口，证实嫌疑犯是苏联人，但当时年仅4岁的吉米只会说德语。

令警方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秘密逮捕牛兰夫妇的举动引发了一次次抗议。已被释放的保姆赵杨氏通过律师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她在牛兰家中一直受到尊重，并表示愿意将小吉米从狱中接出来抚养，等待牛兰夫妇无罪释放；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官员私下对律师威廉姆斯说：这个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然而，8月10日，牛兰一家人突然被移交给国民党军事当局。

国民党强烈要求“引渡”牛兰夫妇源于另一突发事件——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的叛变。早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转经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在上海由牛兰将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此举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境。4月26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指联络站），其负责人是德国人，绰号“牛轧糖”（Nougat）。同年6月上旬，牛兰获悉中共特科负责人变节的消息，马上通知联络站的三名苏联工作人员，携带机密文件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上海，而牛兰则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留在上海静观事态发展。当国民党特务机关得知牛兰夫妇被捕后其国籍得不到确认，认定牛兰就是顾顺章所说的“中国联络站”负责人，遂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以求一举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国际三八妇女节的倡导人蔡特金曾出任该组织的主席。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有消息说牛兰夫妇已被证实是苏联间谍，也有消息说牛兰夫妇已被秘密处决。共产国际综合各种情报后认为：牛兰夫妇并未暴露真实身份，仍被关押在南京某监狱中。

1932年元旦刚过，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中，将方文、史沫特莱等人召集在一起，研究援救牛兰夫妇的办法。

佐尔格先介绍了一下目前掌握的情况：“牛兰夫妇被捕后，在南京路49号公寓的房间（秘密联络点）里查出三个铁箱子，箱中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泛太平洋职工书记处上海支会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使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第一次获得有关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情况。他们被捕原因是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为此，共产国际准备发动全世界范围的抗议运动，抗议蒋介石政府任意侵犯人权。”

史沫特莱当即表示，她要动员世界上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发宣言、提抗议。

随后，佐尔格又进一步分析道：“蒋介石接到抗议后，肯定会狡辩说，牛兰夫妇是在上海外国租界被捕的，国民政府对此案一无所知。因此，确切查找牛兰夫妇的关押地，成了我们情报系统的重要任务。只有掌握了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的确凿证据，国际进步力量才有和国民政府交涉、斗争的有力武器。我们的秘密侦察工作，就是这次国际斗争的前奏曲。只有前奏曲作得出色，才能引出主题歌。一句话，没有我们的秘密侦察，这次国际反蒋斗争就不能发动。前一段是秘密斗争，后一段是公开斗争。”

最后大家商定，由史沫特莱负责抗议斗争的准备工作，由方文负责侦查牛兰夫妇的下落。

第二天，方文找到了柳忆遥。国民党特务系统当时操纵在CC派，确切的说是陈立夫管辖的中统手里，而柳忆遥是浙江人，因工作关系与许多浙江派的国民党高官很熟，方文希望他能从这些人身上找出线索。

柳忆遥欣然接受了这项新任务。他笑着表示：“国民党特务势力都在咱浙江人手里，这种关系不难找到，你等我的信吧。”

两天以后，柳忆遥便来告诉方文，他有一个可靠的亲戚，认识CC派的张冲。

方文得到这消息如获至宝，因为张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是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经过进一步打探，证实张冲不仅知道牛兰夫妇被押在南京，而且此案正好由张冲主管。

佐尔格听取了方文的汇报后，一方面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同时指出，“只满足于这点信息还不够。因为国际进步势力不能只凭情报小组的口头情报去声讨蒋介石。最好能有一些确凿的文字材料，比如让牛兰亲笔写一个字条，才能证明牛兰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强有力的证据，国际进步势力才能进一步开展反蒋的抗议活动。”

方文认为佐尔格的要求过高，要冒巨大的危险。中统大特务如此做，不啻于为自己制造了“暗通共党”的罪证，他认为张冲未必敢为共产党冒这个险。

佐尔格却满有信心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出了一个顾顺章，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张顺章，马顺章么？只要我们方法对头，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

方文觉得佐尔格说的有理，于是，再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柳忆遥。

柳忆遥接到任务后，并未觉得有多冒险，反而认为可以一试。

又过了两天，得到了张冲的回答：手迹可以送出，但代价是二万元。

后来才知道，二万元是指二万美金。这样的价格真是高得吓死人。别说佐尔格拿不出来，就是“蔡老板”一时也筹不到这么大一笔款子。

佐尔格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照价付款，但需先交字条，后付款。

为此，情报小组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方文认为：“二万美金是多么大的一笔钱，能为革命做多少事呀！而现在毫不痛惜地将这笔巨款送给国民党特务，未免太不爱惜革命财产了！”他坚决不同意浪费这样大的一笔钱买一张小小的字条。

佐尔格则认为：“张冲在中统内有一定地位，他没拒绝我们的请求，说明他有意和共产党保持一定关系。如果这笔交易成功，既有了牛兰的字条，又等于我们已收买张冲为我方的情报员。我们手里有了这个把柄，他就不能不为我们工作。”最后，佐尔格提醒方文，“究竟是金钱重要，还是牛兰的生命重要？舍不得钱，就得不到证据。你必须认清，政治交易不能用金钱计算。”

佐尔格说服了方文。下一步就是如何筹集这笔巨款。

万般无奈下，佐尔格只好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牛兰夫妇的进展情况，要求组织上火速送来两万美金，用以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资金。

莫斯科中央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上路。

在哈尔滨有一处共产国际远东地区的秘密联络站，确切地说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秘密机关，所有往返中国的情报人员，都必须在此报到，转接关系。负责人是位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巨款的任务就交给他来完成。

为了安全起见，西伯勒尔将薄薄的钞票捆儿分散地放在各个口袋和一条专门缝制的贴身腰带里。可以说西伯勒尔浑身都是钱。

当时，在哈尔滨还有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此人，便是后来派到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

布劳恩受共产国际（实际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委派，前往东北进行对日情报侦察工作。由于伪满洲国成立，日伪加强了对抗日武装的“讨伐”，布劳恩无法开展工作，只好辗转到哈尔滨，在西伯勒尔的联络站住下，一呆就是好几个月。由于布劳恩到东北后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上级严厉地批评了他，为此布劳恩在哈尔滨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如今，他听说西伯勒尔要去上海，强烈要求和西伯勒尔同行。西伯勒尔考虑，两个人上路能互相照顾一下，便答应了布劳恩的要求。

两人坐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在傍晚时分到达新京（长春）。第二天，火车继续南驶，到达大连后，两人换乘一艘日本客轮前往上海。

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位，布劳恩不知道送钱一事）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

西伯勒尔返回了东北，而布劳恩则滞留上海不归。尽管共产国际对布劳恩此举十分不满，但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阿瑟·尤尔特却替布劳恩说了不少好话。不久，布劳恩便正式留在上海。

有了二万美金，方文便遣柳忆遥前去交易。很快柳忆遥把一个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外国字，像是俄文，因方文不认识俄文，难辨真假，只好尽快交给了佐尔格。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望速付对方。”

货款交给对方后，国际进步势力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1932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诸如，中国法院审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违反中国有关法规；法院不允许被告聘请外籍律师、阻止律师了解案情；嫌疑犯被关押一年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被关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监狱里转换，遭受非人待遇；开庭审理时公诉人拒绝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和人证。当牛兰夫妇以绝食相抗争而处于昏迷状态时，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长邝宽请来美国医生协助他们强制犯人进食。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却以“违背法治原则”为由横加阻挠。所有这一切由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的连续报道很快传播全球，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因此达到高潮。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公开呼吁营救牛兰夫妇，抗议国民党当局。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

1932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224号文件，决定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牛兰夫妇的关押审判。此后《真理报》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经过和审判过程的报道，文章冠以“工会秘书处于危险之中”、“绝食第九天”、“狱中遗嘱”等醒目标题。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审判一对外国夫妇的过程中，一分未得，满盘皆输。

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亲任主席。她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亲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并两次书面具保，要求送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当时数次绝食的牛兰夫妇已不抱生还的希望，唯一担忧的是他们的儿子吉米。虽然当时有几家人表示愿意抚养吉米，但是在牛兰夫妇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也是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人，便请求宋庆龄出面，将吉米送到一个他们共同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此后若干年，很少有人知道牛兰一家人的下落。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逃出监狱，来到上海躲藏起来，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而且按特工人员的纪律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的帮助。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他们坚持下来，直到1939年，最终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顺利地返回苏联。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命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牛兰在中国期间与托派有来往，并由此推断牛兰夫妇回苏联后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实上，牛兰夫妇后半生的生活是平静的，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44年回到莫斯科与父母团聚。

二万美金的政治交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牛兰案件结束了，但这个交易线索却无法割断，结果却导致佐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

因为在这次交易背后，无形中留下了佐尔格情报组织和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他们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种种迹象表明，交易前的种种分析只是一种乐观估计，特务己开始跟踪、寻找他们。

为安全起见，莫斯科中央总部希望情报组织主要人员撤离中国。当时佐尔格坚持要留下来继续工作，直到别尔津来电，告诉他中央对他有另外的安排，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在被召回莫斯科，结束他在中国的工作时，佐尔格曾无限留恋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佐尔格、方文、柳忆遥、肖炳实同时撤往莫斯科。方文小组只剩下一个陆海防，因他未参加营救牛兰夫妇，也对这项工作毫不知情，故无需撤离上海。

佐尔格情报小组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小组所收集的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有好几份情报得到莫斯科总部的高度评价。在短短的三年中，佐尔格和他们的战友们，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成员多达数百人，同时向苏联输送了数十名革命青年学习情报技术。

1933年底，佐尔格和克劳恩经海参崴回到了莫斯科，圆满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情报使命。在中国的三年，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另外，他和克劳斯、安娜及尾崎秀实等人共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经验对他们以后在日本的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理查德·佐尔格回到莫斯科后，接受了苏军总参情报局局长别尔津将军的指示，于1933年9月抵达东京，组建代号“拉姆扎”的情报小组，开展对德、日法西斯的战略侦察活动。仅在最后三年，佐尔格就向苏共中央发出了65420组密码，即32.71万个字！这些情报包括：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谈判内容及德军在苏联边境集结情况、日本的汽油贮备量、日本不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情报……等等。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幅幅骇人照片及数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佐尔格在中国现场拍摄和记录下来，寄回当时的德国保存下来的。

拉姆扎小组的成员来自九个国家：日本、苏联、德国、朝鲜、中国、美国、南斯拉夫和丹麦。报务员是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

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在日本东京被捕。1944年11月17日遇难。佐尔格牺牲后，他的日本妻子安葬了他的遗骨，并为他竖了一块灰色大理石墓碑，碑上刻着：“安息吧，英雄！为反对战争，为全世界的和平献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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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怪西人和他的战友们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2年12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正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处长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交谈。

皮亚特尼茨基认真地说道：“佐尔格在中国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网，他的业绩很让我们吃惊。”

特里利瑟尔点点头：“是啊，理查德不愧是优秀的谍报专家。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他的继任者到了没有？”

皮亚特尼茨基说：“接替佐尔格工作的约瑟夫·华尔顿已经启程了，估计下个月就会抵达中国。”

这时，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推门走了进来。

廖雯初对二人说道：“领导同志，前往中国工作同志的名单已经拟好。”

特里利瑟尔点头说道：“很好，为了支持中国红军与白匪作战，我们要派大批懂军事的同志到苏区去。”

皮亚特尼茨基在一旁说道：“不要落下奥托·布劳恩，他一直希望到苏区去。”

廖雯初开口道：“特里利瑟尔同志，恕我直言，我认为奥托·布劳恩并不是一个好的军事指挥员，而且此人脾气也不好，难以和同志相处。”

特里利瑟尔沉思了一会，问皮亚特尼茨基，“你看怎么办？”

皮亚特尼茨基想了想说：“那就让奥托·布劳恩暂时留在机关，做为尤尔特的副手，先熟悉一下那里的情况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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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千里大护送

1933年春，继佐尔格离开中国不到一个月，莫斯科中央总部便派两位同志来到上海。

一位是被称作“老师”的苏军情报部特派员（此人也是佐尔格的引路人）。另一位是苏军远东情报部门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上校，奉命接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负责人。华尔顿仪表堂堂，很有些军人气派。

约瑟夫·华尔顿，也叫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勃罗宁，原名里赫坚施坦，曾化名博什博士、亚科夫·果列夫、华尔顿、劳伦斯等，犹太人，生于拉脱维亚里加附近一个犹太教牧师家庭，1918年克列缅楚格中学走读生毕业，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加入工农红军，在土耳其斯坦方面军任部队政工人员和报纸编辑，后任工农红军政治部新闻局局长，1928年10月至1930年10月在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除俄语、拉脱维亚语外，精通德语。毕业后被调入工农红军总参侦察局，此后多年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1933年6月在柏林和理查德·佐尔格会面并交接工作，随即赴上海接任红军总参侦察局上海站（亦即中国站）站长，1934年4月在上海和上级派来的报务员埃莉。·伊万诺芙娜结婚。

老师首先将方文引见给华尔顿，方文立刻向他移交工作，一俟交待清楚，方文就撤离了上海，赴莫斯科受训。他遗留的工作由陆海防接替。

华尔顿迅速了解了佐尔格情报组织中的成员情况，并开始系统地整理各种遗留的情报资料。不久，在华尔顿的领导下，新的情报组织开始工作，嘀嘀哒哒的电波又飞向了莫斯科。

这时，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博古、洛甫同其他同志去中央苏区。行前，要求尤尔特将奥托·布劳恩也派往苏区。尤尔特征求布劳恩的同意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请示。不久，得到了答复：同意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由于这份电报来得迟了一些，博古等人已先期离开上海，布劳恩只好继续呆在上海，等候交通站的同志护送他到苏区。

6月，新委任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总军事顾问到了上海，他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与奥托·布劳恩相熟，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弗雷德是上级，他要求奥托·布劳恩执行他的指示，但很快他们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为此，布劳恩去苏区的心情更迫切。9月底，布劳恩去中国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行前，尤尔特交待说：“一切决议最后还是应由中央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

10月初的一个深夜，月色朦胧。布劳恩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一位叫林刚的中国同志陪同下启程。布劳恩提着一个小手提箱，为防意外，怀里还掖着几百美金。他口袋中深藏着一本中国国内护照，其中填好要去的地区有意不包括他的目的地——江西。华尔顿派了一辆德国牌照的轿车送他们到黄浦码头，随后他们登上一艘英国货轮，消失在浩淼的大海之中。

第三天早晨，船到广东汕头，林刚找到了特科交通站的联络员王军，并立即由他带路，乘一辆长途客车北上，向内地潮安进发。潮安是国民党的封锁区，再往北就是中央苏区了。他们到潮安后步行出城，向潮江江畔走去。

这时，几名国民党地方保安队队员拦住他们的去路，带着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他们一番。一个小头目问道：“干什么的？”

王军回答道：“这位是德国的考古学家，想参观一下附近的古代寺庙。”

小头目见布劳恩身高马大鹰目钩鼻，十足的一个洋人，没敢多说什么，急忙让路。三人继续前行。到了潮江，王军将布劳恩、林刚带上一条隐蔽在灌木丛下的小船，让二人在狭小的船舱里足足躺了两昼夜，二人又饥又渴，十分难受。

第三天傍晚，一条拖轮拖着许多小船向上游进发，布劳恩他们的船夹在其中。第四天黑夜到达韩江、梅江的交汇处三河，改道向江西境内驶去。第五天黎明，拖船在赣粤边界的石正停下。布劳恩等人弃船登岸，进入江西留车地区。这里是国民党的管辖区，因离苏区很近，盘查特别严。

按照预定的计划，布劳恩一行在一块水田附近的农舍里等候红军战士来接应。因带路的王军迷失了方向，找了一个上午才找到，错过了接头时间。傍晚，三人来到那间农舍里休息，王军出去找地下党接头。

半夜，几名国民党军士兵突然闯进来，大声盘问，林刚从容应对。这时，进来一位佩上尉领章的军官，死死盯着他们看了一阵子。

军官阴森森地问：“前面就是匪区，你们去那里干什么？”

林刚说道：“这位德国的考古学家，想去那里考察寺庙文化。”

“不行，进入匪区的人都有通共嫌疑。”军官强硬地说，“你们跟我到团部去一趟。”

林刚正色说道：“你们竟敢这样对待德国朋友，我要到南京政府告你们去。”

“少来这套。”军官气势汹汹地说，“老子还没听说哪个外国人愿意去匪区，这里肯定有问题。快跟我走！”说着拔出手枪。

哪知，林刚比他更快，突然，他已抢先拔出一支德国鲁格手枪，“当当”就是两枪。那个军官应声倒在地上，其他的国民党兵吓得扭头就跑。布劳恩趁机拾起国民党军官的手枪，两人向屋外冲去。

两人绕过村庄，沿着水田的窄小田埂，拼命地奔跑。布劳恩在田埂上笨拙地走了几步，便一头栽进水田。这时，附近的国民党士兵已经赶了过来，呼啸的子弹在他们头上飞过。

突然，几个头戴斗笠的精壮青年手持驳壳枪像旋风一样冲了过来，乱枪齐射，打退了国民党士兵的进攻。这时，王军跑了过来，大声喊：“林同志，我们来救你们了，不要慌！”

几名持驳壳枪的青年架起布劳恩，向一片小树林跑去。

在小树林里，王军告诉他们，这几位青年人是红军总部手枪队的，奉保卫局长邓发之命，特地来接应布劳恩。

布劳恩显得非常激动，哇哇地说了好一阵。林刚忙替他翻译，告诉大家：“布劳恩同志说，他一次见到红军战士。他非常敬佩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

为保密起见，布劳恩头戴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手巾，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在红军战士的簇拥下，又连续走了两个夜晚，终于安全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

此行虽历经波折，甚至出现危险，但在中共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最终化险为夷。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林刚在这次护送行动中功不可没。

尽管后来改名叫李德的布劳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护送此人，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执行的一项艰巨任务，它开创了情报人员护送高级领导人穿越敌占区的先例，为后来的护送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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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双雄传奇

为便于在中国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华尔顿在核心情报小组中，征召了四名中国助手。

陆海防，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北伐战争期间到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潜至上海，后在方文的引荐下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刘思慕，又名刘燧元，毕业于岭南大学。1926年，经鲍罗廷推荐，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后转至德国学习。1933年秋归国，经肖炳实介绍，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黄维佑，又名黄君珏，复旦大学毕业生，1933年被华尔顿特召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

蒋浚瑜，又名蒋渊若，复旦大学毕业生，1933年被华尔顿特召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

陆海防主管情报资料整理，收集，是华尔顿的贴身助手。

刘思慕利用特殊的身份打入国民党高层，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提供核心机密。

黄维佑，负责和刘思慕直接联系，取送情报。

蒋浚瑜，负责通信联络站，寄给黄维佑的情报，都投入以“蒋渊若”名义设立的信箱。

当时，华尔顿在国民党高层有三个重要关系。一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少校科员章文先，另一个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作战科上校参谋陈绍韩，最后一个便是武昌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刘思慕。

另外，华尔顿还掌握一个绝密的关系，那就是在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任少佐课长的川合定吉。

在这里，刘思慕、川合定吉的事迹，是要重重地书写一笔的。

刘思慕敌营脱险

1934年12月，长征红军离开江西转进湘黔。蒋介石为了围追堵截红军，在武昌设立行营，亲自坐镇。因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与甘乃光私交很好，便推荐他出任主管民政与法规的第五处处长。甘乃光是刘思慕岭南大学时的同学，刘思慕考虑，如果利用他的关系打入武昌行营，相信会对情报工作有很大帮助。

这时，华尔顿正因章文先离开后，组织上失去在敌人核心机关的情报来源而犯愁。听了刘思慕的建议后，立刻批准了他的请求。甘乃光当时正网络人才，安插亲信。像刘思慕这样喝过洋墨水的“笔杆子”，当然他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刘思慕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进入了武昌行营第五处，当了一名上校法规专员。1935年初，刘思慕便率一家五口抵达武汉，住在武昌一家小洗衣店的楼上。

不久，刘思慕便和另外几个专员打得火热，很快得到了不少情报。他利用工作之便，把大量机密、绝密文件带回家去偷拍，然后，到汉口把胶卷交给情报组织派来的交通员。情报组织收到情报，整理后用电台发给莫斯科中央总部。

3月13日，刘思慕和太太曾菀（曾兆蓉）带着胶卷和密件来到约会地点——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见到了交通员王墨磬（汪默清，黄维佑的丈夫）。三人见面格外高兴。

相互问候几句后，刘思慕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王墨磬：“老王，胶卷和文件都在这里，情况十万火急，请你务必尽快交给华尔顿同志。”

王墨磬接过信封，郑重其事地说：“老刘，你放心，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送往总部。”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上海方面可能有新的任务要我去执行，下次不能来了。组织上会临时指派别的交通员，详情待下次见面时通知。”

4月下旬，根据黄维佑的来信，刘思慕偕同曾菀带了胶卷及其他密件，按预先约定的日期和时间来到约定地点——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找新来的交通员接头。到了那里，人不在，茶房却一再叫他们进屋去等候。这种违反常规的接待方式，引起了刘思慕夫妇的怀疑和警惕。他们没有进房间，立刻离开了旅馆，转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馆，打电话询问他们要找的人回来了没有？接电话的人连声说：“回来了，请你马上来。”刘思慕夫妇更加觉得蹊跷，没敢再去旅馆，马上过江返回武昌。回到家里，刘思慕越想越不对头，意识到刚才接电话的人可能是特务，冒充交通员在那里守候他们上钩的。为了安全起见，他当机立断，迅速把预定要交给交通员的胶卷、密件毁掉，然后马上给上海的黄维佑打电报，隐约其辞地暗示联系不上。

华尔顿接到刘思慕的电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黄维佑乘飞机赶到武汉。

黄维佑在汉口紧急约见了刘思慕。她告诉刘思慕：“那个交通员是陆海防的弟弟陆独步，大概是出事了。华尔顿要你们夫妇马上从武汉出走。”并给他们350元钱作旅费。

刘思慕夫妇立刻紧张行动起来。为了掩人耳目，两人决定分头离开武汉，到上海会合，然后再定行止。刘思慕以去广州探视重病的老父为由，向甘乃光请假，当晚出走，先到北平，又取道天津转赴上海。几天后，曾菀也托辞父病垂危，带着三个孩子乘长江轮赴上海。出发时，甘乃光为表示关心，派广东同事区伯雄照料上船，区为了免去行李检查，向码头宪警出示了有“行营”官衔的名片。不料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刘思慕的身份。

长江轮刚到南京下关，曾菀便上岸打电话找张畏凡，托张打电话给上海黄维佑接船。她没料到此时特务已经在跟踪她了。

曾菀到了上海，黄维佑恰巧来晚一步，曾菀见没人来接，而东亚旅馆有人上船来接客，便想既然和思慕约定过到南京路东亚旅馆会面，不如就先坐东亚的车直接去旅馆。

等黄维佑后来赶到码头，从船员处获悉曾菀已去东亚，便先通知了陆海防，然后自己去东亚看曾。黄刚离开东亚，陆也来了。他问曾菀，刘思慕到哪里去了？曾不了解陆的为人，不敢多说，只说思慕先她离开武汉，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行踪。陆因与华尔顿有约会，呆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时特务已经跟踪到了旅馆，就住在曾的隔壁，误以为陆海防是刘思慕，将其逮捕。

不久，华尔顿也失踪了。黄维佑见势头不妙，立刻领着曾菀和三个孩子以及保姆，住到了法租界的沧州饭店。

两天后，刘思慕自津抵沪，下了火车就直奔东亚旅馆而来。当走到东亚门口时，看见有特务守候，便知道大事不好，匆匆离开旅馆，就在《申报》老朋友吴景崧的家里借住了一夜。次日给黄维佑打电话，才到沧州饭店和家人会合。

黄把华尔顿失踪的消息告诉了刘思慕夫妇，大家都认为上海已留不得。刘思慕全家便在留德时的同学程其英家中躲蔽起来，准备伺机离开上海。程其英因与王陵基的姨太太关系很好，便打着这个四川大军阀的旗号，巧妙地掩护了刘思慕一家。而因为这些特殊关系，特务们虽然一度发现了刘思慕等人的行踪，最终还是让他们成功逃脱了。

几天后，刘思慕一家来到苏州，躲在另一位朋友陈正飞家中。随着风声越来越紧，国际情报组织的大部分人员都失去了消息。于是，刘思慕决定到太原投奔留德同学杜任之，让他帮助寻找中共党组织，让曾菀和孩子暂留苏州陈家等候消息。又经过许多曲折，最后刘思慕夫妇在山东泰安会合，在冯玉祥将军的掩护下脱险。

刘思慕，脱险后去了日本。1937年回国。曾先后在上海、武汉、云南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后转赴香港，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中国世界史研究所所长。1985年2月21日病逝。

川合定吉的使命

1935年1月，东北。

呜——！平沈线上一列客车在行驶。

车厢软卧中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西服革履，气宇轩昂，默默地注视着窗外飞逝的景色。

“笃笃！”外边传来粗暴的敲门声。年轻人把门打开，两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闯了进来，命令他拿出证件。

年轻人看了他们一眼，傲慢地掏出证件。待日本宪兵看后，其中一个恭敬地说：“原来是特务机关的人，打扰了。”两名宪兵急忙走出去，将门轻轻关上。

此人是日本人，名叫川合定吉，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曾在《上海新闻周报》作过记者。1929年由佐尔格发展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1930年通过日本外务省北京特使的翻译副岛隆规，认识了关东军参谋部参谋长阪垣大佐。坂垣对川合的学识特别赏识，拉他加入了日本特务机关。到1935年，川合定吉已是哈尔滨特务机关的一名少佐课长。五年间，他通过他的联络员、现任奉天宪兵队翻译的副岛隆规，共偷运、复制了370多份秘密文件，由中共北平特科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佐尔格称赞他是“英勇的情报战士”。华尔顿把他誉为“我们最忠诚的朋友”。

此次，川合定吉准备赶往北平，会见华尔顿派来的情报员。

到达北平后，为避人耳目，他仍旧用《上海新闻周报》记者的身份登记住宿。

中午，他的中国联络员杨青林如约来到他下榻的六国饭店。

杨青林，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中共北平特科成员。长期潜伏敌穴，多次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并广泛搜集敌人的各方面情报，是位机智勇敢的情报战士。1931年，奉党组织的指示，肩负起共产国际秘密联络员的使命。

川合定吉见到杨青林后非常高兴，两人在东交民巷找了一间咖啡厅坐下来。

“华尔顿同志有什么指示吗？”川合定吉问道。

“有。”杨青林四下看了看，低声说：“他让你密切注意苏联边境上的日本关东军的动向。有迹象表明，他们要发动对苏进攻。”

川合定吉点了点头，“请你转告华尔顿同志，这一直都是我工作的重点。”

杨青林又将华尔顿的最新密码交给了川合定吉。两位战友在依依不舍中惜别。

第二天，川合定吉赶到奉天，把上级的最新指示传达给副岛隆规，随即乘火车返回哈尔滨。

2月15日，川合定吉以哈尔滨特务机关少佐的身份来到了边境城市绥芬河。

在以后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川合定吉先后考查了绥芬河、东宁、虎头、饶河、抚远、黑河等边境地区。他发现日本关东军正加紧构筑要塞，筑垒区域。而且，他发现这些大型的军事设施都建筑在距苏联边境十几公里远（甚至是几公里）的地方，完全是进攻型工事。

同时，他还发现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浅野大佐训练的白俄部队第1野战情报队也频繁在边境地区出没，看来是随时准备渗透到苏联去。

年初，白俄事务局在哈尔滨成立，利用白俄整理俄文文件和记录，对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侦察，并建立了白俄特殊移民区和白俄森林警察队，以达到以俄治俄，进而以俄反俄的目的。

3月初，川合定吉回到了哈尔滨。他顾不上休息，立刻将沿途所搜集的材料加以系统整理，然后带上材料乘火车去奉天交给副岛隆规，让其转交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3月5日，就在川合定吉交给副岛隆规情报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部派人来找他，说有一位远道的同事要见他。

一路上川合定吉心事忡忡：远道来的朋友，还通过参谋部的人来找他，莫非其中有诈？

川合定吉来到司令部下属的官佐宿舍会客厅，静静地等待着。他不知他将面临的是什么。

十分钟后，房门一响，勤务兵将一名身材高大的军官引了进来。

“川合君，你好哇！”那名身材高大的军人笑呵呵地问候他。川合定吉一愣，随即认出，来人竟是自己的好友、日本陆军省参谋部参谋武田义雄。

1929年，川合定吉在《京都新闻》任记者，他以一个诚实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和平主义战士的身份同日本、中国的进步同事们，以及反帝组织进行公开和地下的广泛接触与交往。并以“黑山敏夫”的名义发表评击军国主义的文章。为此，东京警视厅将他拘捕。武田义雄很欣赏他的才华，便以军部参谋的身份将川合定吉保释出来，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事隔五年，两人异国相逢，自是格外高兴。

“武田君，怎么会是你！”川合定吉抓住他的手久久不放。“噢，升到了中佐了。”

武田义雄笑着说：“我现在已是日本驻苏联的副武官。这不，关东军参谋部搞了一个苏俄战略研讨会，请我来参加会议的。会上，我遇到了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安藤麟三将军，他说你在他们那里，而且就在奉天公干。所以，我就找上门了。”

“武田君，你我五年不见，一定好好叙谈叙谈。今天晚上我请客。”川合定吉热情地说。

入夜，武田和川合在沈阳一家很有名的日本料理“菊池料理”坐下来，喝酒谈心。

在一间典型的日本房间内，两人坐在榻榻米上。他们的面前摆放一张精制的黑漆楠木桌，桌上摆放着生鱼、青菜、豆腐、肥牛、鸡片……还有一瓶日本米酒。

“想不到哇，”武田给川合斟上酒，“一名和平主义者，竟穿起军服，拿起武器，加入了战争的行列里。”

“我也没想到，”川合也给武田斟酒，“积极反共、仇视苏俄的军部参谋竟当上了驻苏俄的副武官。”

“这么说，我们二人都有所改变，”武田举起酒杯，“来，为我们双方的变化干杯！”

“不，还是为我们的重逢干杯！”川合说道。

“咣！”两只酒杯碰到一起，两人一饮而尽。

“川合君，能告诉我，你这是为什么？”

川合定吉当然知道武田义雄问的是什么。

“我想，我做情报工作是能胜任的。”川合定吉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你已放弃你的信仰和主张了吗？”

“不能说放弃，只能说我开始用比较成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那些东西。”川合定吉平静地说。

“是啊，时代变了，我们是该重新审视一些我们原以为是对的东西了。”武田义雄说道。

“比如？”川合定吉非常想知道武田在想什么。

“比如，”武田义雄用筷子夹了片鸡片，蘸上佐料，放入口中，“比如，苏俄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那是个很有生机的国家。”

“真的吗？”川合定吉眼中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当然是真的，不信你可以去看一看嘛！”

川合定吉心里舒服了许多，不管怎样，武田义雄还是那个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

午夜，两人离开“菊池料理”，漫步在清故宫附近的碎石路上。

“川合君，你们哈尔滨特务机关是对苏情报侦察的大本营。关于日苏之间的关系你怎样看？”

“日苏历史上就有宿怨，眼下又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水火不容。我看，日苏间早晚会有一战。”

武田义雄停住脚步，“以你的判断，这场战争会何时爆发？”

川合定吉也停住了脚步，“也许五年，最多不会超过十年的！”

“那就让时间来验证你的论断吧！”

“只要我们大家还活着，都会看到那一天的。”

两个好朋友，两个好同事，就这样分手了。然而，他们双方竟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其实，武田义雄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特别情报员，后来创建了二战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梅杰姆”小组，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他们战斗在同一战线，又都是为了同一个国家服务，可就是不能互相信任，这就是隐蔽战线上的特色，这就是情报战士共同遵守的纪律。

两天后，副岛隆规回到奉天，他告诉川合定吉，情报安全送到。

川合定吉穿梭于哈尔滨与奉天之间，深感力不从心，便要求上司将他调到奉天特务机关工作。不久，他的请求得到批准。川合定吉于3月到达奉天特务机关工作。

奉天特务机关是关东军进攻东北，制造“九一八”的策源地。后来做了日本陆军大臣的坂垣征四郎曾担任过特务机关长。现任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样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此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长期从事间谍活动，在中国“工作”十三年，能讲四种中国方言，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他个子矮小，身体结实粗壮，小仁丹胡总是剪得齐刷刷的。因为他策划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对中国危害极大，中国老百姓送他个绰号“土匪源”。

这一次，土肥原刚从南京回来，推行他的所谓“中日亲善具体方案”，妄图在中国华北广大地区排除中国军队，设立“非武区域”。

在奉天稍事停留后，他便带着川合定吉等随从人员，赶往长春，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

当天，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幕僚会议，听取土肥原关于“视察”中国的报告，审改对华政策。

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这时，土肥原才有机会了解一下新来的川合定吉少佐。

土肥原眯着一双小眼睛问道：“进入哈尔滨特务机关之前，你在《朝日新闻》、《上海新闻周报》作过记者，是吗？”

“是的，大佐阁下。”川合定吉平静地回答。

“很好，这样你活动起来就有掩护身份了，”土肥原接着说：“你不要呆在机关里，要走出去。”

川合定吉闻听，心中大喜，忙问：“大佐，你需要派我到满州的什么地方？”

“不不，”土肥原摇摇头，“满州不是我们的最终之地，支那才是我们的目的地！”

“这么说，大佐要派我去中国内地。”川合定吉问。

“对，你要走出去。”土肥原道：“你看我虽是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但我不躲在满洲，仍不顾风险地奔走关内各地，侦察南北的形势。这样，你以记者的身份再回到《上海新闻周报》那里去。”

川合定吉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也犯愁。高兴的是终于冲出了笼，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愁的是，远离特务机关，侦察日军的动向恐怕就困难了。于是，他说：“大佐，我服从您的命令。但是我手头管理许多事务，允许我每二三个月回来处理一下吗？”

“完全可以，”土肥原拍他的肩，“这样你也可以定期地回来汇报工作。”

川合定吉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匆匆回到宿舍收拾东西。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副岛隆规，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川合定吉拎着一只小皮箱来到了副岛隆规的住处，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副岛高兴地说：“到了上海，跟上级机关近了，工作也方便了，也省得我跑来跑去！”

川合点点头，“这几年辛苦你了，你该歇歇了，不过，我会时常回来的，有任务还得找你。”

副岛打开一瓶白兰地，笑道：“但愿你别来找我，让我睡个安稳觉。”说着将酒倒入杯中。

川合拿起酒杯，“为了我们五年的合作干杯。”

副岛拿起酒杯，“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4月初，川合定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上海滩。他并不知道，此刻一张无形的网正慢慢向他和他的战友们撒来。今后的岁月，他将经历人生最残酷的考验。

川合定吉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好友《上海每日新闻报》的日文编辑山上正义，以及著名的日本新闻社“联合通信”驻中国办事处的负责人船越奉军，请求他们恢复他在《上海新闻周报》的工作。尽管川合定吉离开了报社近五年，但人们对他的印象不错。经山上和船越一说，报社负责人很快同意他复职，只是对他失踪了五年颇感疑惑，不时地问这问那。

川合定吉推脱说，父亲有病，回日本去照顾父亲，这回父亲病愈了，又回到中国做事。

那位报社负责人闻听，连连称赞川合是个孝子，对他更加敬佩。

到上海的第二天，川合便秘密会见了华尔顿。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去年华尔顿刚刚到上海的时候。

川合、陈绍韩、刘思慕是华尔顿的三大“王牌”特工。有关川合定吉的真实身份只有华尔顿和他的苏联助手维佳知道。

两人在新亚饭店四楼的一个房间内会面。

华尔顿说道：“你回来也是一件好事，虽然远离特务机关，但你可以深入到上海的日侨当中了解他们的动向。还有日本领事馆、海军陆战队，都是你侦察的目标嘛！”

川合定吉感到华尔顿的话很有道理，于是说：“对，您讲得很对。上海日侨势力非常大，特务机关大多与他们合作密切。还有，井上公馆那伙人也是很厉害的，在那里也可以搞到情报。”

“另外，我发现法租界亚尔培路上的俄罗斯夜总会也和日本人有交易，你要注意。”华尔顿尽管平时深居简出，还是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不少。他怕川合离开了五年，对上海的情况有些生疏，便不断地给他介绍情况。

川合通过这次接触，对这个军人味十足，甚至有些古板的上司更加喜欢了。他从华尔顿身上看到了很多难得的品质：沉稳、冷静、干练，这些都是一个情报人员所应具备的。

在上海虹口狄司威尔路与天潼路菜场横街的交汇处，有一座二层日本式红砖楼，看上去既不气派，又不显眼，门口的木牌上书：井上公馆。

这里便是日本浪人特务井上日召的住所，也是上海滩浪人特务流动的秘密据点。

井上日召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日本陆军混过一个时期，于1909年辞去军职来到中国，成了一名日本浪人。井上纠集大批亡命之徒、退伍军人组织了一个“血盟团”，专门从事对中国的侦察破坏活动。1929年，井上来到上海，在南京路哈同大楼三楼开设“通原洋行”，以开展中日贸易作掩护，从日本国内招集一批法西斯特务分子为骨干，收买一批汉奸为爪牙，进行刺探政治、军事情报和从事破坏活动。“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井上指挥手下在中国军队的后方进行一系列的绑架、暗杀、破坏事件，是个极其凶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井上公馆内部有两个翻译，其中一个叫丁雷声，上海浦东人，约三十多岁。他本是日本人，幼年时被一个旅日华桥收养，改入中国籍，精通日语和英语。川合定吉五年前在报社当记者时就与他相识。这回，他想了解在沪日侨的动向，便托丁雷声带他到井上公馆来看一看。

川合定吉来到了井上公馆，他发现这里戒备森严。门口设有警卫、传达和门仆，大门敞开着。但在楼房的平台上，经常有一个日本人在巡视，鸟瞰大门进出的情形。进入大门，穿过一个小花圃，就是楼房下层大厅，大厅中央放置两张餐桌式的长台子和几张椅子，靠边两张写字台，内部设备十分简单。大厅旁边及楼上，都是小房间，作为寝室和办事房，表面上看来简洁、清静，而在心理上却给人以神秘、阴森的感觉。

丁雷声热情地招呼川合定吉在楼下落座，告诉他井上一会就来。

随着一阵脚步声，一名四十多岁的日本人走了出来。他中等身材，狭长的脸型，苍白的面色，穿了一身褐色的西装，手里拄着一根精光锃亮的手杖。

“井上先生，这位是《上海新闻周报》日文版记者川合定吉先生。”丁雷声介绍说。

井上坐下来，傲慢地问：“川合先生，不知你想采访什么？要知道我是不和新闻界交往的。”

“井上先生，我想了解一下在沪日侨的情况。”川合定吉掏出了记事本。

“有关日侨的事情，你可以去问日本驻沪领事馆，找我干什么。”井上手拄手杖，依然面沉似水。

“因为井上先生是日侨中的领袖人物，从你这里可以知道一些更多的内容。”

“你的话，我不明白。”井上冷冷地说。

“算了吧，”川合定吉说道，“谁不知道，头山满、内田良平、小川云平、佐佐木康五郎和井上日召，是支那浪人中的五大领袖！”

井上吃了一惊，这才发现川合定吉来者不善。他重新打量了一眼对方，冷冷地说：“川合先生知道的还真不少。那么，你想知道什么呢？”

“我想知道在沪日侨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我们日本军队在满洲和支那的一切行动，均秉承天皇的旨意，在沪日侨拥护日本军队的一切行动！”

“那么，你的组织会在今后的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川合定吉有意给他出了一道难题。“这是我们组织的秘密，无可奉告。”

“听说你们暗中支持中国帮会头目‘安庆总会’的常玉清在闸北组成‘维持会’，协助日军作战。淞沪停战后，此人干什么去了？”

“我不认识此人，此人去留与我无关。”

“听说设在华德路上的‘万岁俱乐部’，其骨干均为捕房中的日本巡捕、警官，请问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

“够了！”井上勃然大怒。“你已超出了一个记者的权限。我讨厌你，请你离开这里。”

丁雷声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他对川合定吉说，“川合先生，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

川合定吉收起采访本，将身子往后一仰，看了看手表。“现在已是中午，你们总不能不管饭，就把我轰走吧！”

“岂有此理！”井上站了起来，“来人，将这个无赖拖走，扔到马路上。”

话音未落，三四个大汉冲了进来。

“慢，你们不能动我。”川合定吉站了起来，将一个小本本掏出放到身旁的桌子上，“你们动了我是要后悔的！”

那些大汉愣在那里。丁雷声急忙过去拿起了那个小本看了看，大吃一惊，他立刻递给井上。井上看过，马上示意那些大汉下去，然后歉意地笑了笑。“不知少佐的真实身份，刚才有些鲁莽，请您原谅，我们上楼叙谈。”

丁雷声头前带路，井上、川合两人肩并肩向楼上走去。

由于川合定吉的特殊身份，很快搞清了上海日侨的活动情况。他及时地将情报整理成材料交给了华尔顿。

一天傍晚，他们在外白渡桥附近见面。

华尔顿身穿风衣，精神显得很好。两人凭眺大江，交流着对时局的看法。

“华尔顿同志，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俄罗斯夜总会’的索洛蒙列夫是个极端仇视苏联的白卫军分子，他大肆倒卖军火，资助谢苗诺夫匪帮。”

华尔顿点了点，“我知道这个人，苏联领事馆的同志已监视他很久了，他不会有好下场。”

川合定吉说道：“井上只不过是个浪人领袖，民间的间谍机关。像日本大使馆的‘支那经济调查室’、‘满铁中国资源调查部’都是特务机关，而且是官方的、公开的。这些人也应该格外的小心。”

华尔顿严肃地说：“我刚接手佐尔格的情报组织才一年，有些情况还不熟悉。我想请你们这些老同志多出谋划策，共同开展好工作。”

“一定会的。”川合定吉突然问，“佐尔格同志好吗？他还在苏联？”

“他很好，”华尔顿微笑地说，“佐尔格同志已在一个新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工作。”

川合定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十分钟后，两人分手，各自离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分手竟成永决，他们终生再也没有见面。

川合定吉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坐了下来，要一杯咖啡细细品尝。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像这样繁华、宁静的生活，他已有很久没有感受到了。

1935年4月，风云突变。军统特务逮捕了共产国际联络员关兆南，继而打开突破口，陆续逮捕了陆独步、陆海防兄弟。

5月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负责人华尔顿在租界被军统特务逮捕。

一连三天没有华尔顿的消息，川合定吉预感到要出事。于是他回到宿舍，将相关的文件和材料全部销毁。

由于华尔顿缄口不语，敌人无法查清更多的情况，川合定吉暂时无事。

不想，已经变节的陆海防掏空心思，左思又想，竟供出了副岛隆规这个情报关系。因副岛隆规是奉天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军统特务无法逮捕。于是，戴笠心生一计，让特工人员有意将这个消息通过井上公馆散布给日本驻沪领事馆。日本驻沪总领闻听此事后，虽半信半疑，但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日本关东军。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异常吃惊，立即下令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严办此事。

不久，奉天宪兵队长原田吉大佐逮捕了副岛隆规并亲自审讯。

在一间阴森的审讯室里，原田吉注视着面前这个跟自己朝夕相处的翻译官——副岛隆规。

“副岛，你衣食不愁，生活无忧，为什么要帮助共产国际来反对自己的祖国，难道不觉得可耻吗？”原田吉冷冷地说道。

此刻，副岛的额头已经渗满了汗珠。其实，他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并非出于坚定的信仰，完全是一种好奇，更多的在于川合定吉的影响。

副岛垂下了头，小声地说：“我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他突然激动地说，“我真的不想背叛祖国。真的，我从来没想过！”

“事实上你的行为已经背叛了祖国”，原田吉盯着他说，“如果把你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念在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会保你无事的！”

副岛抬起头，“大佐，如果我真的说了，你能保我没事吗？”

“当然，你还年轻，还可以为帝国出力，”原田吉脸上露出微笑，“如果你说的情报有价值，还可获得一大笔报酬。”

“那好，我说”，副岛紧张地说：“奉天特务机关的川合定吉少佐，就是我的联系人。他是共产国际秘密组织的重要情报员……”

“什么？”原田吉惊讶地站了起来。

当土肥原大佐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吃惊不小，他左思右想，始终怀疑情报的可靠性。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派特高课的一名大尉带两名军士怀揣逮捕令秘密启程，进入上海捉拿川合定吉。

为首的大尉叫山口弘一，是个有些头脑的特工。一到上海，他不急于行动，而是先来到位于吴淞口下游与黄浦江交汇处的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山口弘一首先拜会了总领事村井，向他说明缉拿川合定吉的原由，并希望领事馆能给予配合。因为据他们侦知，川合定吉住在日租界，逮捕租界居民得需日本巡捕房来执行，所以得先报请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尽管川合定吉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人，但为避免事态扩大，张扬出去，丢了关东军特务的脸，山口弘一认为还是借助于巡捕房秘密逮捕，然后将其押解到“满洲国”的奉天审讯。经过一天的准备，山口弘一基本摸清了川合定吉的行动规律，他们决定夜晚动手。

傍晚，川合定吉夹着一个公文包刚来到公寓门口。突然，山口弘一和两个特务从一旁闪出来，一把扭住川合，将其摔倒，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一辆巡捕房的警车开来，山口等人七手八脚地将川合定吉塞进了警车。

不知过了多久，川合被带下车子，推进了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房门打开，两个大汉把他架了出去，来到了一间小屋。

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对面是一把椅子。川合被强制坐在上面。

川合原以为是遭中国军事机关的绑架，不想，他定睛一看。坐在桌子后面的是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和参事官岩井。

这时，房门一动，山口弘一走了进来。这使川合定吉更为吃惊。

“山口大尉，这是怎么回事？”川合问道。

山口弘一坐到一旁，冷冷一笑，“怎么回事？告诉你，副岛隆规被捕了，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副岛隆规被捕，关我什么事？”川合大声说。

“川合，这是特务机关的逮捕令，由土肥原大佐亲自签发的。你可以不说，到了奉天你就要吃苦头了。”山口弘一晃动着一张纸。

这时参事官岩井悄悄对村井耳语一阵。村井便说：“今天很晚了，明天再审。”

山口弘一站起来，“打扰总领事先生了。”

半夜，参事官岩井突然来到川合被关押的地下室，他劈头说道：“‘怪西人’的案子闹得沸沸扬扬，牵扯了社会各界的人物数十位。我想你只是其中的一员，何必苦撑着呢？说出来吧！”

“我什么也没做，让我说什么。就凭那条瘟狗的一句话，敢定我的罪？”川合不满地说。

岩井摇摇头，走了出去。第二天，他们搜查了川合的住处，竟然一无所获。

第三天，山口弘一要把川合定吉押回奉天。可是村井等人突然变卦，说川合是租界侨民，理应由领事法庭审理，不能押回奉天。

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最后山口弘一只好请示奉天的土肥原。

由于土肥原刚刚晋升少将，正为“华北自治”的事情在北平奔波，无暇顾及此事，便同意村井总领事的要求，留在租界审判。

川合定吉在领事馆内受了五天的酷刑和车轮战般的审讯，然而他宁死也不出卖组织。村井一伙终于一无所获。

最后，岩井表示，既然缺乏证据，也就不打算继续追纠川合定吉。但，为了给关东军特务机关一个交待，得象征性判一下。

结果，川合定吉被领事法庭判处了十个月的保外监禁。出狱后，岩井亲自来看望他，并表示今后要多多合作。合作什么呢？原来岩井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想自己建立一个情报班子，以便和军部的情报机关分庭抗礼，捞取政治资本。

川合定吉见没有选择，只好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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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怪西人”之谜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被破坏，是由一系列事件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事情还得从一个叫关兆南的人说起。

4月的南方夜晚，是最清新、最美好的时刻。天空像是涮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蓝晶晶的，又高又远，一轮弯月挂在天空，把整个武昌城照得亮堂堂，把楼房、树枝的影投射在街道上，斑斑点点。

关兆南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回到家中。他个头不高，面部红润，穿了身长衫，手拎皮箱，迈着轻快的步子在寂静的街道上行走。

关兆南走到一幢灰色的小楼前，毫不犹豫地上了楼。在二楼他停了下来，下意识地去掏钥匙。突然，从楼道里闪出两个大汉，一支硬梆梆的手枪顶住了他的后腰。

一个阴森森的声音说：“你被捕了！”

军统湖北站的特务逮捕关兆南以后，审讯多时没有得出结果。戴笠立即从南京总部抽调大特务周养浩前去武汉审讯。后来，在周养浩的威逼利诱下，关兆南终于叛变。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共产党组织（当时他不知道是共产国际）的外围联络员，没见过领导，只知道一个上海的信箱号码，每次都是这个信箱向他发出指令。

周养浩很有头脑，他没有按信箱地址去抓人，而是授意关兆南向上海方面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在湖北又发展了几名情报人员，在社会上都是有地位的人，希望组织上派人来考查。

负责此事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工作人员是华尔顿的中国助手陆海防，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他决定派自己的弟弟陆独步去一趟武汉，一来取回刘思慕的密件，二来去关兆南那里考查一下新发展的成员。

陆独步，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上过学，衣着不整，行为浪荡，一望而知是30年代玩世不恭的所谓“名士派”。陆海防派这种人去担负这么重要的工作，qisuu奇书ｃom可以说是个很大的失误。

因关兆南的叛变，所以陆独步一上船即被特务跟踪，上岸后便被逮捕。

没费吹灰之力，陆独步就叛变了。可是他所提供的情报，特务们并不满意。

因陆独步所知有限，他只说出接头地点在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接头人是个姓刘的人。还有，特务们从他身上搜出华尔顿给刘思慕的一封信，因是用德文写的，一时译不出来，也找不出什么线索。

无奈，特务们只好把宝押在接头人身上。因时间紧急，特务们先给太平洋旅馆打个电话，叫他们无论如何要稳住找陆独步的人。（可也就是此招，反而露了馅。）当特务们赶到旅馆时，听说刘思慕已来过，便留下一名特务蹲守，其余的人追了出去。刘思慕打电话寻找陆独步时，接电话的正是那名留守的特务。

刘思慕逃脱后，军统特务气急败坏，把守武汉各水路要道严加搜查。周养浩也赶到武汉坐镇指挥。

不久，那封德文信译了出来，尽管信中隐去真名、职业、住址。但还是可以推断出接头人是个在政府重要部门工作的高级职员。

恰巧，曾菀去上海，武汉行营的人亮了名片，立刻引起特务的怀疑。追查下去发现刘思慕也失踪了，联想他是留德学生，那密信又是用德文写的，刘思慕立刻被定为嫌疑犯。周养浩立即向南京的特务发报，让他们上船跟踪曾菀。同时，将陆独步押往上海。

戴笠极重视此事，亲临上海指挥。陆独步被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按照他与组织的联络办法，先由特务去查找那个信箱的地址，准备摸清情况后，将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

跟踪曾菀的那伙特务也住进东亚旅馆，正好陆海防来看望曾菀。特务们以为他是刘思慕，便决定将其逮捕。

陆海防刚出旅馆门口，特务就从后面追上来，其中一个喊了声：“刘先生！”

陆海防竟吓得惊慌失措，连忙说：“我不姓刘，我是陆海防。”说完急忙逃走。

结果当然是跑不掉，当时就被抓住，特务就近将他带到老闸捕房，当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这个贪生怕死的败类，看到审讯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再经戴笠一番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他当时非常着急，要求立刻带他去法租界法国公园福熙路去等候他的上级，说这次碰不到，以后便无法联系了。戴笠为了慎重起见，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协助。

当天下午，天下着雨。侦察大队督察兼第一行动组长沈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沈醉和两个特务押着陆海防乘坐一辆轿车开到指定地点。

在陆海防说的时间，也就是下午4时，一个身材不高的欧洲人，穿着雨衣打一把洋伞走了过来。陆海防一见异常惊喜地喊道：“就是他！”

沈醉带两个特务一下蹿出汽车，猛地将那个欧洲人抓住。这时沈醉已按陆海防的要求，命人法租界巡捕房看到被捕的是个欧洲人，身上没一点证据，不同意马上引渡，只好暂留在巡捕房看管。

当天黄昏时，陆海防要求去接他的妻子，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共产党，怕组织上强迫她走掉，以后便无法找到。沈醉便又带着他再走一趟。不料刚一踏进他的家门，便看到陆的妻子正在焚烧文件。她一看到陆海防和特务们在一起，立刻严辞呵斥。

她用非常愤怒的口气朝着陆海防说：“你没有死掉？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脸见你这个叛徒！”弄得陆海防非常狼狈，他一再解释。沈醉也一再从旁相劝，叫她识时务些。

她用极其鄙视的眼光看着特务说：“除非你把我抓起来，否则我不会和他一样自动和你一道去的。”

特务们无奈，只好把她押走。离行时，她还对陆海防大吼：“无耻的叛徒，无耻的禽兽！”

华尔顿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虽然从他的身上搜出几个不同国籍的护照，而究竟是哪一国人，无从查清。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探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倾巢出动去调查他的住址、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数以千计的眼线、密探，差点闹翻了整个上海市，也毫无结果。

在审讯华尔顿时，他仍然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因此，当时的报纸称这一案件为“神秘怪西人案”。

敌人查不出他的住处，就无法到他家进行搜查和守候同案人的到来。

这时，华尔顿的苏联助手维佳找到了黄维佑、蒋浚瑜。三人来到一处秘密地点商议。

维佳说：“华尔顿同志已经被捕快一个星期了。他住的是租界内的公寓房子，因他单身居住，雇用了一个中国厨师，华尔顿多日不归，厨师有可能到巡捕房报案，这样一来，势必暴露华尔顿同志的住所。我认为应该及早采取行动！”

当夜，三人潜入华尔顿住的公寓，经验丰富的维佳仔细观察，确信室内无人后，撬开华尔顿的房门，冒险进入他的房间，把室内重要文件和器材都安全转移了。

维佳这一举动，挽救了华尔顿。后来，敌人来搜查这个房间时一无所获。

后来，英勇机智的苏联情报员维佳回到苏联，在1935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节那天，苏军总部授予他“英雄奖章”。

黄维佑见事情已无法挽回，便跑到南京躲在了父亲家中。黄维佑的父亲黄友郢时任南京财政部机要秘书，是孔祥熙的亲信。有了这个保护伞，黄维佑安全地呆了几天。由于蒋介石对刘思慕在行营的活动恨之入骨，非将有关人员一网打尽不可，最终派军警将黄府团团包围，黄维佑、王墨磬双双被捕。

蒋浚瑜是上海银行家蒋惠先的女儿，富家千金小姐。娇嫩的姑娘被关进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中。尽管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她却始终坚定、冷静，一口咬定和黄维佑只是同学关系，其他一概不知晓。

由于此案起因于武汉，华尔顿和陆海防都被押往武汉。由军统二处会同武汉行营会审。由于华尔顿采取了“不开口”政策，使敌人毫无所获。因而此案究竟属于哪个国家的问题，敌人始终无法从华尔顿那里得到证实。只是从陆海防的口供中知道此案是属于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但陆海防也不知这组织实际是属于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更不知共产国际是红军的借用名义。

从这一案件可以看出，苏联红军使用共产国际的名义避免了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纠纷。由于国民党政府认为此案只属于共产国际，就不便向苏联政府提出任何抗议，使苏联在外交上得以和国民党政府维持政府关系。

在法庭上，华尔顿一见到陆海防远远走来，便怒不可遏，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陆骂了一声“叛徒”。陆海防吓得直哆嗦，连站都站不住。接下来华尔顿便一言不发。

接下来审理黄维佑、蒋浚瑜等人。

黄维佑决心设法搭救年轻的蒋小姐，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把蒋浚瑜的受指控的所谓“罪行”全部包揽下来，为蒋浚瑜开脱。黄维佑机智、勇敢、舍己救人的行动，使蜷缩在法庭一角准备当面作证的叛徒陆海防也发了呆，也许他感到内心有愧，也许被黄维佑的英雄行为所震慑，当法官问他黄维佑所述是否确实时，他不得不频频点头。由于黄维佑竭力承担责任，蒋浚瑜又咬住原来的口供不放。结果，黄维佑被判刑，蒋浚瑜被无罪释放。

最后审理的结果是，华尔顿判处十年徒刑，黄维佑、王墨磬被判处七年徒刑，而蒋浚瑜只以“年幼无知，受共党利用”，予以无罪释放，“责令家长严加管教”。

陆海防兄弟的叛变，给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几乎陷于瘫痪。

由佐尔格创建、由华尔顿一手发展起来的这一深入到蒋介石各军事首脑机关内部达数十人的国际情报组织，被敌人完全破坏了。其中包括核心小组的七八个情报工作人员。而华尔顿所倚仗的三个重要情报关系，刘思慕在逃，陈绍稷被秘密处死，章文先去了苏联。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国际情报史上的一次不小的损失。更关键的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在中国暂时失去了耳目。不过，因此案意义深远，影响极大，也令世人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从此刮目相看。

最后，让我们关注一下“怪西人案”有关人员的最终归宿。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总局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冲达成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1937年华尔顿（勃罗宁）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侦察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1938—1940年勃罗宁在侦察局总部机关从事对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敌后派遣工作，1940年授上校军衔。1940—1941年在工农红军总参高等侦察学校任教，1941—1949年任斯大林摩托机械化军事学院外语系系主任，1949年9月被内务部逮捕，判刑10年，1955年4月平反。后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著有《我知道佐尔格》、《苏军装甲机械化部队》等书，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9月病逝。

黄维佑，1937年9月获释后，立即和丈夫王墨馨参加八路军。1942年6月，在太行山战役中遭日寇围攻，投崖壮烈牺牲。

蒋浚瑜，1936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参加共产党。解放后在北京外贸部工作，现已离休。她是“怪西人”案唯一健在的地下工作者。

陆海防、陆独步，叛变后都成了军统特务，专门搜寻他们所认识的国际组织的情报人员。陆海防后改名陆遂初，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客死孤岛。陆独步，在全国解放后到处藏匿，肃反时期被我公安部门查获法办。

从1933年到1935年，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佐尔格的继任者约瑟夫·华尔顿（勃罗宁），使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苏军总参四局中国情报站）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情报人员遍设各大城市中，以上海为中心，西至南京、南昌、武汉；北到开封、天津、北平、太原、奉天、哈尔滨；南到香港、广州。这些大城市都是国民党政权或占领军的战略要地。情报组织的工作渗透到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中央党部乃至个别的省党部，在军事机关中渗透到南京警备司令部、武汉、南昌、北平的蒋介石行营、太原阎锡山的司令部。同时，也渗透到日本侵略军的情报机关，直接参与了反法西斯的战斗。

据不完全统计，情报组织中专职和兼职人员发展到183人。除专职人员领取最低的生活费外，兼职人员都不要任何报酬。

本书由 文本豪客 全新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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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谍海女杰

第1节 在等待中工作

上海往事

1930年秋，在满洲里开往大连的东方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罗尔夫，此刻二人一起被上级派到中国执行秘密任务。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从长春开始，沿着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天，他们才来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还有一千公里路程。

甫一抵达上海码头，汉布尔格就为十里洋场的状况所震惊，一面是灯红酒绿的都市奢华，一面是贫困饥饿的底层现实。在一个欧洲人的眼里，这种巨大的贫富反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先期抵达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尔特，身着浅色麻布上衣站在码头上，软木遮阳帽盖着他那棕色头发，旁边是他那时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欢迎和问候。双方互相拥抱，亲热地交谈，说笑着走向迎接他们的轿车。

汉布尔格暂时住在瓦尔特家里，这里的条件不错，居室很大，家里还专派一名中国仆人接待他们，他戴着白色手套端来冰镇饮料，显得彬彬有礼。这一切使汉布尔格感到和欧洲没什么不同。

可到了晚上，他们居住的两间卧室空气闷热。睡床的蚊帐上爬满蚊子，使汉布尔格难以入睡。就这样，汉布尔格在陌生的国土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

罗尔夫有一个体面的职位，他们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他们也必须回请人家。有一些女士来拜访汉布尔格，并且期待着他们回访；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汉布尔格厌恶这样的世界，它与汉布尔格迄今为止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汉布尔格并不反对这些活动，她明白，作为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体面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层重要的保护色。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汉布尔格在焦急地等待着上级的消息。

1930年秋，汉布尔格家对面的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的石库门房子，被一个叫张沈川的人租借，很快门口挂上“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这期间，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很多，汉布尔格凭着职业的敏感看出了这是一处秘密工作的地点。果然，几天后，瓦尔特便找到汉布尔格，问她是否愿意帮中国同志做些事情，汉布尔格愉快地答应下来。

汉布尔格认识了中共特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由于他是唯一懂电讯知识的人，所以两人交往多一些。经过一段了解，汉布尔格知道，原来“福利电器公司”是为中国苏区和红军培训报务人员的秘密基地。参加训练班的二十多名学员，分别是广东、湖南、上海、河南等地党组织选派来的。

汉布尔格用自己很少的一些电讯知识帮助他们编写教材，传授发报常识。渐渐地汉布尔格了解了他们的秘密，竟然发现这是中共的第一部电台。

原来，1929年冬天，中共地下党员李强、涂作潮在租住的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石库门房里，成功地组装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虽然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它昭示着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座秘密无线电台诞生了！当时，首位在这个台上负责报务工作的就是张沈川同志。周恩来闻此喜讯，立即指示顾顺章组建特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科，由李强任科长。同时，他还亲自为秘密电台编制了第一本收发报密码。

此后的几个月，汉布尔格过得十分充实，不管怎样，她又和同志们战斗在一起了。不过，汉布尔格一直没有放弃恢复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努力。恰好在这个时候，汉布尔格在远洋国民电报公司找到一份半日制工作，老板叫普劳特。通过普劳特，汉布尔格结识了许多新闻记者，其中也有苏联塔斯社的代表。以资产阶级女人的身份出现自己的同志面前，令汉布尔格感到十分痛苦。

普劳特认识住在上海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汉布尔格早在德国就读过史沫特莱的作品，很想结识她，普劳特知道汉布尔格的愿望以后，便在电话里把汉布尔格介绍给艾格尼斯。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1930年12月17日上午，李强、沈侃夫、曾三、宋濂等人在汉布尔格家楼下讨论制作变压器问题，汉布尔格和张沈川照常在楼上上课。午饭后，宋濂回四成里取信纸，汉布尔格和李强、曾三等人坐着闲聊，忽然，宋濂慌慌张张地回来报告：“出事了！我们训练班前楼的窗帘信号变了。”大家赶紧出去侦察，走到巨籁达路口，那个看弄堂的人已在等着，见他们就说：“不要进去了，你们工厂20多人刚才已全部上了一辆警车被捉去了。”

汉布尔格和李强立即赶到张沈川的住所，把党的文件全部销毁，然后通知其他同志转移住地。过了两天，他们派人去四成里侦察，发现守候在那里的巡捕已经撤走，门上贴了封条。他们便揭下封条，把电器设备、小型发电机和其他物资装上汽车运走了。

不久获悉，被捕的学员中，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四位同志，因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病重不治，先后在狱中牺牲了。

中国同志按上级的命令转移了，汉布尔格又变成了孤雁。

与佐尔格相识

史沫特莱知道汉布尔格十分期望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于过一种积极的、有用的日子，就主动提出，假如汉布尔格同意，她可以为汉布尔格寻找一个完全信得过的共产党人。

这个人就是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第一次拜访汉布尔格，是在1930年11月。她还住在瓦尔特家里。

初次会面时，汉布尔格还不知道佐尔格的名字。佐尔格说，他听说汉布尔格愿意支援中国同志的工作，他觉得有必要提醒汉布尔格，在这个国家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即使给中国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帮助，都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危险，他劝汉布尔格再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拒绝还不晚。

汉布尔格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她以近乎生硬的态度做出肯定答复之后，佐尔格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始探讨在汉布尔格住宅里与中国同志接头的可能性。汉布尔格的任务只是提供房间，并不参与谈话。

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会面。这类会面在理查德·佐尔格领导下进行了两年，直到1932年底。

结识佐尔格之后，汉布尔格顺利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汉布尔格可以参加佐尔格小组的工作。佐尔格很欢迎汉布尔格留在他的小组里，他觉得汉布尔格完全符合从事秘密工作的条件，她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他的同胞。

瓦尔特的家和他的身份，对于地下工作是一种很好的掩护。但他们不可能经常在那里组织会面，因为瓦尔特的妻子经常在家里。佐尔格建议汉布尔格找一处自己的住宅。罗尔夫和汉布尔格本来也打算搬家，于是汉布尔格开始注意寻找新的定居点。他们在法租界，即法国管辖的城区，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1931年4月初，他们迁入新居，霞飞路1464号（后改为1676号）。整个住宅区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四面房间都能看见绿地。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通向两条不同的大街。

佐尔格和他的同伴们每周在汉布尔格家聚会一个下午，有时中间还插入长长的休息。除佐尔格外，还来两三个中国人，偶尔也有一两个欧洲同志。会面是在二楼进行的。汉布尔格从未参与过这种谈话，她的任务是担任警戒，不让同志们受到干扰。

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地成了汉布尔格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拜访汉布尔格，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

迁入新居后不久，佐尔格在一次会面时带来一个巨大的旅行箱包，请汉布尔格代为保存。不久，又送来了第二个。里面装的都是印刷和手写的资料。汉布尔格把它们放在壁橱里那个在夏天存放衣物的樟木箱子后面，有时同志们会面时会取出来使用。这些文件在汉布尔格家里存放了大约两年半时间，就连她的丈夫罗尔夫也毫不知情。

然而，当佐尔格要求汉布尔格把一个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中国同志隐藏在家中时，她不得不把实情透露给罗尔夫，于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罗尔夫反对这样做，提出的理由很简单：这对孩子和汉布尔格太危险了。汉布尔格警告罗尔夫，他的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一位同志丧失宝贵的生命，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成，汉布尔格将永远不会原谅他。罗尔夫最终还是同意了，但汉布尔格心里明白，他们的婚姻已不可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

那位同志在汉布尔格家住了大约两个星期。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楼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汉布尔格已不记得，是怎样向保姆和厨师编造关于这位暂住客人的故事的了。不过，尽管他们缺乏共同语言，罗尔夫对这位客人的态度始终还是客气、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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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动荡岁月

1932年春，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场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令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报员钱壮飞及时告警，才使中央转危为安。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周恩来首先是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由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不久，潘汉年来到佐尔格小组的住处通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又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汉布尔格后来回忆道，这一时期，除潘汉年外化名赵容的康生也到佐尔格这里来往频繁。由于康生在苏联接受过政治保卫的训练，既懂业务又会俄语，常常和佐尔格闭门长谈。

不过汉布尔格印象最深的，还是跟随康生来的那个叫李士英的机灵小伙子。原来，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李士英以外来民工的身份在忆德里租借了一间石库门单间，一开始跟随陈云同志在法租界肇庆里的一家印刷店干活，陈云是账房先生，李士英是小伙计，老板是一位姓李的商人，他是陈云的朋友，但不知他俩的地下党身份。白天李士英是个干活唯唯诺诺、殷勤卖力、沉默寡言的小伙计，晚上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大智大勇、神出鬼没的特科战士。因为李士英负责保护康生的安全，经常随康生和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联络，一来二去，便和国际组织中担任交通的汉布尔格熟悉起来。汉布尔格生性开朗，又会些简单的汉语，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意见。

不久，中央特科根据形势需要，决定以革命的名义，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在报中央机关批准后，特科工作人员将判决书以传单的形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散发，顿时引起敌特机关内部的强烈震动，被判处死刑者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颇得敌特头目的赏识和重用，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王斌熟悉诸多地下党员，四处寻踪，大肆抓捕，心狠手辣，血债累累，罪不可恕。对这样一个对党危害极大的特务鹰犬，不尽早铲除，难以保障党的安全，亦难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

铲除王斌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李士英小组的肩上。但李士英小组的成员谁都不认识王斌其人，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布尔格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天，汉布尔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去冲洗胶卷，偶然发现橱窗内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身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督察员的王斌一定在其中，便在照片前仔细寻找，但因她未见过王斌，一时难以辨认。她灵机一动，走进照相馆，找到老板道：“我是法兰克福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添印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不知是否可以？”

惟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红色国际特工，爽快地答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

汉布尔格说：“马上能好，价格翻倍。”老板听了满脸堆笑，立刻入内请洗片人员加印放大了几张照片。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连连夸奖汉布尔格机敏，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的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长相颇有个性，易于记住，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处，在王家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李士英小组一开始想从租借的房子直接翻墙而入，开枪击毙王斌，但李士英又担心被王的妻儿看见似乎不妥，于是改为在马路上将其击毙。

汉布尔格主动承担了跟踪王斌的任务。经过两天侦查，汉布尔格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她马上向李士英做了汇报：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没什么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早晨7时多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回来亦无规律，难以掌握；惟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李士英决定4月2日下午动手，干掉这个罪大恶极的犹大。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头发梳得油亮，身着西服，乘坐上自备的黑色黄包车外出了。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时，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立即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靠在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住区的宁静，当法国巡捕房的巡警闻声赶来时，神出鬼没的枪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惩治王斌的行动在上海滩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二天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特科的行动起到了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

第一个惩治目标干净利索地解决后，李士英随即又率员打击了第二个目标曹清澄。曹清澄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任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长。此人对党的危害也甚大，连他的妻子也承认：“老曹捉共产党很凶的。”

计划好任务后，汉布尔格同样先找来了照片给李士英看，曹清澄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相貌堂堂，不像叛徒坏蛋，倒像是个正面人物。李士英和手下的行动队成员也对其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跟踪盯梢，同样采取了先摸清其行动规律的办法。

5月6日，正是个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拉斐路（今复兴中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郁郁葱葱，遮天蔽日。上街沿边的铁栅栏里面那一幢幢乳黄色洋房漂亮气派，花园里绿叶葱茏，姹紫嫣红，偶尔有一朵红花开出栅栏闹春意，情调浪漫。

汉布尔格身着连衣裙，李士英一身长衫，率组员刘国宝、李泽才、袁立夫三人分头前往拉斐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的住处附近守候伏击。当时分工刘国宝、袁立夫在其门口监视，并采取行动，李士英、李泽才在后掩护他们行动，汉布尔格和瓦尔特驾驶汽车接应。

一切安排妥当后，各就各位等待行动。守候至下午1时半左右，正巧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从弄堂里出来送客，此人的身材和衣着颇似曹清澄，年轻的刘国宝误以为是叛徒，当即上前开枪射击，对方见来者拔枪欲射，顿时吓得掉头就逃，“砰砰”两声枪响，黑衣男子当场倒下。

弄堂里的人听到枪响抱头四散，乱成一片。枪声引来了法国巡捕，刘国宝在撤离现场时被盯上，当他拼命跑至白尔路桂福里11号附近，刚将手枪扔入垃圾筒时，就被紧跟上来的巡捕抓获。

李士英撤至茄勒路（今吉安路）、白尔路交汇处时，突然发现真正的曹清澄出现在眼前，此时李士英已听到警哨声，为了安全，他完全可以放弃行动。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千钧一发之际，他当机立断，果断向对象开枪，当场将曹清澄击毙。

由于此次行动没有按计划行事，李士英拔腿沿白尔路跑走，使汉布尔格无法及时接应。当李士英跑到白尔路与安纳路交叉路口，见四周无人，以为逃出了危险地带，便放缓了脚步，不料却被刚从嵩山巡捕房赶来的华人巡捕逮个正着，人枪俱获，当即被押解至法国捕房警务处。

从另一路撤离的李泽才，被汉布尔格接走，在外躲了一夜，想想家里还有一些钱和衣服，次日清晨，便抱着侥幸心理悄悄溜回住所，结果被守候在暗处伏击的侦探截获。

李士英等三人被捕后，国民党警特机构为进一步深挖中共地下党员，迫不及待地致函上海第二法院，要求将李士英等人“提回讯究” .

当时，法捕房以发生地在法租界为由，拒绝引渡。将李士英等人关押在大自鸣钟法捕房看守所（今金陵东路174号）。

笔者从有关材料中找到了巡捕房审讯李士英的片段，情况是这样的：

探员瞪着眼、抿着嘴，审讯李士英道：“是谁让你们干的？你的后台是谁？”

李士英按事先准备好的统一口径道：“我是河北来的农民，今年5月1日来上海找亲戚，想让姑夫给我找个活干，谁知来到上海找上门，姑夫一家已搬走了。无奈身上的盘缠已用尽，只得到处漂泊。那天在公园里认识了一个老乡，我帮他打工，他供我吃饭，就成了朋友。他那天被流氓欺负，我就为他两肋插刀，做人嘛就得讲义气。”

探员盯着李士英的眼睛追问道：“那你平时住在何处？”

李士英早已想好了答辞：“火车站、马路边、公园里，四处为家。”

探员看文绉绉地审讯无多大收获，便又改为用刑讯逼供。反复折磨近一个月，案情丝毫没有进展。就在李士英庆幸自己度尽劫难，使对手无可奈何之际，突然法租界巡捕查出了李士英在西藏路忆德里296号的住处，从他租借的房内发现了手枪子弹和马列书籍，探员如获至宝，又劲头十足地重新提审李士英。

对方先不说话，将《共产党宣言》等几本油印的书往台上一扔，李士英一瞅，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完了，但表面上却依然不露声色。对方突如其来地问：“这是什么？”

李士英继续佯装糊涂：“是书。”

“怎么解释？”

“我没见过。”

审讯者颇为自得地说：“这是从你忆德里的住处搜到的。”

李士英仍然一脸茫然：“什么忆德里？”

对方眯眼意味深长地说：“你应该最清楚！我们还有其他证据，包括你的照片。”

李士英一听就知道对方在诈他。因为特科有纪律规定，个人决不允许拍照留影。李士英拍着胸脯坚定地说：“只要你们拿出我的照片，我什么都满足你们。”

审讯者反而被他的坚定弄糊涂了，又挥了一下手，从门外走进来一个40来岁的男子，李士英一见是自己的房东，还是故伎重施，装不认识。

来者见到满脸胡子的房客，先愣了一下，仔细辨认后点头道：“就是他！”

但李士英却一口咬定不认识对方。当年也没户口簿、身份证之类的东西，房东拿不出铁的证据，一个说认识，一个说没见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审讯者也无可奈何，难以断定。

花言巧语，劝说利诱不管用；使尽了酷刑逼供，严刑拷打还是不管用；拿出证据，也是无效。对方软的、硬的、真的、假的，无所不用其极，但都无济于事。

法国捕房的承办员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心想当场人赃俱获，手枪、子弹、赤书都有，铁证如山，怎么就拿这家伙没办法？他们不死心，紧追不放，千方百计找蛛丝马迹，想顺藤摸瓜挖出更大的后台，结果都败下阵来。

无奈之下，1932年5月31日，只得以“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的罪名，将李士英等三人移送至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

中央特科领导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们，并请了上海著名律师、知名人士唐豪、史良、章士钊等为李士英等人辩护。汉布尔格闻讯后暗中送去了一笔资金，留作打官司的费用。由于组织纪律，汉布尔格很快脱离了这个案子，并于同年年底离开了中国，奉调去莫斯科受训。从此，她再也无法了解到李士英的音讯，但仍然一直牵挂着她的中国战友。

1933年1月17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开庭审理李士英一案。法官认定枪杀曹清澄是共产党干的，系报复杀人，并将曹清澄与王斌被杀案串并在一起审问，以被告“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判处李士英、刘国宝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19年。

李士英等三人不服判决，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刑法》《刑诉法》有关条款，提出上诉。 1935年2月22日，高三分院重审维持原判。李士英等人再次上诉到民国最高法院。当时正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放弃前嫌，一致对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4年坚持不懈的斗争，事件终于出现了转机。

1936年7月13日，民国最高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李士英改判无期徒刑，刘国宝、李泽才分别改判有期徒刑12年和10年。 李士英被囚于拉往马司南路第二特区监狱。抗战前夕，李士英获释出狱，又继续奋战在隐蔽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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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新的任务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梅季希。

在梅季希的密林中，有几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门口站着哨兵，里面有苏联军人在这里工作。这几栋建筑物位于一个俄罗斯乡村附近，有一辆公共汽车通往莫斯科市内，途经列宁山和高尔基公园。这就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白天，郊区下了一场潮湿闷热的小雨，到了晚上天气就变得特别晴朗、温暖，使人感到舒服，在透明的镜子般的天空上一块云彩都没有，西边的天空已变成了玫瑰色。

汉布尔格躺在雨后潮湿的草地上，把脸埋到湿润的大地里。大地散发着蘑菇和树林的气息。如果闭上眼睛你会觉得，自己不是置身于有着“梅季希基地”这个神秘名称的隐秘射击场，而是在某个疗养院。然而，两发短促的自动步枪连射注定会打断你的遐思。其中一次从她的左边响起，另一次是从右边，射击声嗡嗡地响彻在田野上空，并从不远的森林折回到射击场内。

野外射击训练，这是目前首要的课程。

汉布尔格用力握紧摩神逊步枪的前托，熟练地安上枪托，把它顶在肩上。现在，树与树之间就该出现目标了。总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第一枪就要击中目标。

“砰”的一声枪响过后，身后的指挥塔上，忽然传来扬声器震耳欲聋的响声：“汉布尔格学员，停止上课，把武器交上来，返回基地……”

汉布尔格站起来，把自动步枪扔到背后，径自走开。

汉布尔格从中国来到莫斯科后，便和七八个学员在这里接受无线电报务员训练。汉布尔格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汉布尔格学习组装发报机、接收机、整流器和电波测量仪，还学习俄语。她自认是个用功的学员，但在这个领域里却不是最有天赋的人。

时光按照既定的计划在流逝着，汉布尔格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担心，她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学习。

1934年2月，汉布尔格被召到阿尔巴特街。一位少校和汉布尔格谈话，他不会讲外语，汉布尔格必须用俄语向他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此时汉布尔格已经学习过六个月的俄语，所以做到这一点并不费力。少校向汉布尔格宣布说，她将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国满洲的奉天执行秘密工作。

在第二次谈话时，少校告诉汉布尔格，她将和一位德国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的太太，汉布尔格将得到一份相应的护照。这位同志同时也是汉布尔格的上级领导。汉布尔格感到很惊讶，她设法说服少校，这样做是不行的。汉布尔格和罗尔夫在上海到处都有熟人，上海人经常到奉天去，汉布尔格不可能在公开地回欧洲度假之后，突然又带着假护照以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现。

不久，汉布尔格又第三次被召到局里。她被告知，上级已经放弃了关于假夫妻的想法，并正式把汉布尔格未来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绍给她。那位同志的别名叫恩斯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职业是海员，和汉布尔格受过同样的情报技术训练。汉布尔格愿意和海员相处，他们坚强，有韧性，见过世面，在非常情况下能迅速适应环境。除此之外，他们都喜欢大海。

此后两周的时间，汉布尔格打点行李，与恩斯特一道搬进挨近森林深处由一栋栋小木屋构成的强化学校。

在训练结束之前，他们只有不多的时间相互熟悉，可这已足以让汉布尔格认识到恩斯特的长处。恩斯特在技术上比汉布尔格熟练得多。他是一个细致认真、非常具有韧性的人，在把一件事情完全弄明白之前，他决不肯善罢甘休。他似乎从来不看钟表，也不休息，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与他相比，汉布尔格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愿意服从他的工作方式。但至少有一点令汉布尔格感到欣慰，在发报速度方面汉布尔格比他快。

在他们共同度过的这14天里，汉布尔格竭力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免得恩斯特为此花费脑筋；同时，她竭力做出一副经得住摔打的粗犷样子。她要让恩斯特知道：跟他一块儿走向未来风险的是一个合格的同事。

恩斯特和汉布尔格分头去布拉格。在那里，他们住在不同的饭店，然后乘同一列火车去特里斯特。汉布尔格的儿子米沙跟着爷爷奶奶住在捷克边境的山村木屋里，汉布尔格已经和米沙分别了七个多月，她非常想念儿子，做为她答应执行这次任务的条件，她要把儿子接出来，带在身边。她和恩斯特装作在旅途中新结识的旅客。从特里斯特出发，他们买了两张意大利轮船的二等舱船票，穿过苏伊士运河，途经印度，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达上海。

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但事先汉布尔格没有机会告诉他，他们只是路过这里。当汉布尔格最终将要和他分手的决定告诉罗尔夫时，他显得十分沮丧，但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遇到危险随时可以退缩的同情分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因为这样，与他分手使汉布尔格的心情格外复杂。

他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汉布尔格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汉布尔格走访了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汉布尔格以批发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以及汉布尔格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汉布尔格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了。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路上，他们的视线时刻不离这只“贵重”的行李箱 .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1934年5月，汉布尔格一行到达奉天（沈阳）后，立即住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汉布尔格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

他们在奉天的任务，是要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抗联的处境和要求及时报告给苏联，同时向抗日武装传达苏联的建议。他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遇到挫折：在奉天根本买不到组装整流器所必须的变压器。为此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旅程返回上海，在罗尔夫的帮助下，把购买到的变压器藏在一把沉重的安乐椅的底座内，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托运到汉布尔格手中。

随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处可以安装电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庞大的日本官员机构把所有空住宅都贴了封条，剩余的都是些逃跑的东北军将领们的豪华别墅。但对于汉布尔格来说，这些孤零零的豪宅都显得太大。最终，汉布尔格相中了一栋石砌的二层小楼，据称原是一位东北军将领为情妇购置的香巢。在征得房东，那位已移驻北京的东北军将军的肯定答复后，汉布尔格以惊人低廉的价格租下了这座小楼，每月租金只相当于大约30德国马克。汉布尔格很快就迁入新居，与此同时，恩斯特的电台也已组装就绪。

1934年6月的一个深夜，奉天一座简陋的石楼里，仍然亮着微弱的灯光。不过这灯光从外面是一点也看不见的，因为吊在空中的灯泡被一个黑布罩紧紧罩住，一束只够阅读和写字用的亮光洒在办公桌上，窗户上还严严实实地插着护板。

灯光下，汉布尔格头戴耳机在静静地发报。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在小小的石屋内回荡。汉布尔格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嘀哒，嘀哒……她一口气发出了300组密码。整个城市都入睡了，只有汉布尔格一个人醒着，向太空里发送着抗日武装的消息。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苏联海参崴，一名红军报务员正在接收这些消息。

这样的工作大约每周都要重复一两次。通过无形的电波，他们向中央汇报抗日武装的行动计划和执行成果，拍发关于政局和军队士气情况的报告，以及通报最新的、值得关注的动态动向。

工作之余，恩斯特偶尔也会带汉布尔格到沈阳郊外游玩散心。在一次去游览东陵的途中，不巧下起了小雨，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跑进路边一家小杂货铺里避雨。小铺里有三名“满洲国”的“靖安军”士兵，正坐在炕头上和白胡子老掌柜扯着闲话。从他们的闲谈中，汉布尔格第一次听到了邓铁梅的名字。

不久，中央来电指示汉布尔格了解辽东一带抗日武装的活动情况，汉布尔格这才知道，邓铁梅就是活跃在辽东的铁血自卫军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此时，邓铁梅的自卫军经过日寇的“讨伐”已经元气大伤。由于叛徒出卖，邓铁梅在上一年5月被日军逮捕，并于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奉天伪陆军监狱。眼下，邓铁梅的战友苗可秀招集邓的残部，组织了“中国少年铁血军”，共千余人，仍坚持辽东三角区一带活动。

6月初，汉布尔格终于通过组织和苗可秀联系上，并亲赴他的营地岫岩参观。初次见面，汉布尔格感到苗可秀是位年轻英俊的指挥员，他穿着灰布军装，足蹬马靴。身上背着两支德国造的二十响毛瑟手枪。

苗可秀向她介绍了队伍的情况，“中国少年铁血军”共1000余人，分3个大队，12个分队。总司令是苗可秀，赵同是参谋长，其成员是各地的爱国青年，还有不少大中小学学生。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辽东三角地带，根据地在凤城、岫岩之间的山林区域。

当汉布尔格谈到邓铁梅牺牲，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惋惜时，苗可秀激动地表示，邓铁梅的血不会白流，前不久，铁血军已诛杀了出卖邓铁梅的叛徒沈廷辅。

接下来，苗可秀向汉布尔格谈起了请共产国际支持抗日武装的愿望。汉布尔格表示，一定会把他的请求转达共产国际。

中午，汉布尔格在苗可秀那里吃了一顿午饭，小米饭、炖狍子肉。虽然，她是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但感觉还不错。

汉布尔格回到沈阳后，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苗可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有关情况。

6月下旬，中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安奉路以东转战，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上，并给予了积极的关注。

中央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

王济之，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第一期毕业生。1934年初奉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命令潜入安东，开展情报工作。

汉布尔格与王济之接头是在中朝边境的安东进行的。汉布尔格发现，他穿了一身长衫，头戴一顶礼帽，与自己在一起显得十分不协调。但当她指出这一点时，王济之却苦笑一下，告诉她，自己的家里很穷，供养妻子和两个孩子已非常困难，根本无钱添置衣服。细心的汉布尔格记在心上，在第二次接头时，汉布尔格将一套包装得很好的西服送给了他。

通过和中国联络员的接触，汉布尔格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沟通的障碍。王济之不会讲外语，而尽管汉布尔格在上海学过汉语，但也只能借助手势谈些日常的会话。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汉布尔格必须违背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情报写到纸上，偷偷地塞给接头的同志。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中国人随时都可能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领军的搜查，这种做法无疑增大了情报工作的风险，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汉布尔格请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学习汉语，每天学习两个小时，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读写600多个常用汉字，而她四岁的儿子米沙，已经掌握了一个同龄中国孩子的所有词汇。学会了简单的汉语，母子俩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方便了许多。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

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出面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一天，汉布尔格领着米沙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于是她准备买一些。不过，她打不定主意到底买多少合适，因为买多了可能会引起日伪当局的怀疑。尽管硝酸铵是农业上常用的物品，但日本特务们肯定还知道它的另一个用途，那就是将硝酸铵按比例配制一定数量的高锰酸盐或铅粉，就制成了炸药。

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江县三岔子附近活动，重创日伪军。他们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过去，以便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这个任务交由汉布尔格来完成。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此处属龙山区，再往前就是杨靖宇所部活动的江一带。

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像约定的那样，来人并未向汉布尔格表示问候。他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向前走去。马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大约40分钟，便进入山区。尘土像烟雾一样笼罩在马车周围。多年来这里似乎不曾有欧洲人来过，特别是欧洲女人在这里行走。老百姓都转过头来看她，好像看怪物一般。

最后马车驶进一片小树林中，有两个战士冲赶车的同志打招呼，顺利地放行。

出了树林，是条潺潺的小溪，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人们叫它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木刻楞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

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高高的个头（近1.93米）在欧洲人当中也属上乘。他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穿着绿布军装，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汉布尔格努力用标准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

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过，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

“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汉布尔格自认对发报机有一定了解，决心帮助他们。

“那太好了。”杨靖宇扭头对一位女同志喊，“小刘，快过来。国际来的同志要帮你修发报机。”

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汉布尔格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个简易发报机电键。她利用两根尺子，下边一根是黄铜的（镇纸）上边一根缠有锦线圈的木尺，充当电键，在它们的缝隙间插入一颗螺钉。在揿动棉线圈时，螺丝钉击打黄铜尺。一条金属线通向辊丝钉，第二条被缠在黄铜尺上。触键每二三分钟须重组一遍。屋内的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汉布尔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她是个细心的人，她发现黄铜尺（镇纸）上刻了许多文字，便问是什么意思。杨靖宇便告诉她，“此中有真意，得寿五百年，”就是说深刻理解真理的人是会长寿的。这句话汉布尔格印象很深，多少年以后还记得。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汉布尔格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

约定的时间过了5分钟、10分钟、20分钟，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汉布尔格告诉自己，王坐的车可能晚点了，他可能生病了，或者记错了他们约会的时间。汉布尔格绕道去找恩斯特，她从未在接头之后直接去他的住处。

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王济之。第三天汉布尔格临去前把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她仍相信能见到王济之。来了，他向她走来。汉布尔格激动的心情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然而，这个人不是王济之，而是个日本人。汉布尔格在上一次接头时就发现他在附近来回游荡。他也像她一样等待了15分钟。汉布尔格心想，现在可是死到临头了。万幸的是，那个日本人并未跟踪她。

汉布尔格一直在设法压抑对王济之的担心。然而，现实是冷酷无情的。6天的接头期限很快就过去了。即使他真的生了急病，也不大可能耽搁6天的时间。

汉布尔格只好向中央汇报王济之的失踪。不久她听说王被逮捕了，特务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大家都知道被捕即意味着死亡，而且还要遭受严刑拷打，只有他供出自己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罚。王济之并未出卖任何人。如果他这样做了，某些同志，包括汉布尔格，都不可能平安活着。

根据笔者查阅的敌伪档案得知：王济之于1935年1月底在大连被捕，尽管日本警察机关对王济之等人严刑逼供，但始终也没得到什么重要情报。最后只能在档案中记载该组织负责人是个外国妇女，因巧妙失踪而未能捕获。

中央指示汉布尔格，立即中断与抗日组织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建他们的电台。组织会向奉天派遣新的同志，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恩斯特把单个的零件，两只电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装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里，把发报机装进一台没有发动机的留声机里。汉布尔格带着她的全部财产，以便让收音机和留声机显得更自然一些。 但在过境时，收音机仍然被中国边境的海关官员扣留下来。汉布尔格多方争辩仍是徒劳。后来回到北京后，她立刻补办了相关证明，把隐藏着发报机零件的收音机要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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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命令，越过国境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5年2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森林里落着厚厚的积雪，远处的梅季希小城显得一片宁静。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和他的第一副手阿尔布拉莫夫，还有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踩着积雪嘎吱吱地从远处走来。

此时皮亚特尼茨基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神情有些黯淡，样子疲惫。阿尔布拉莫夫和廖雯初也神情忧郁地跟在旁边。

皮亚特尼茨基停住脚步，凝视着远处的小城，缓缓说道：“那里有我的事业，那里有我的追求，我不愿意离开同志们……”

阿尔布拉莫夫不解地道：“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没人会强迫你离开工作岗位的，你还是我们的领导。”

廖雯初也说：“是啊，你是优秀的领导人，我们信任你。”

皮亚特尼茨基默默地说：“干我们这行工作确实很辛苦，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他转过话题，说：“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系统在中国的组织尽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苏军总参情报部仍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派遣大量的情报人员。我建议，今后我们可以和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多多合作，开创一个工作的新局面。”

廖雯初说：“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重点也应逐渐东移，将目标定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满洲国’。”

皮亚特尼茨基点点头：“我已经布置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和红军参谋本部远东情报系统沟通。”

阿尔布拉莫夫说道：“别尔津同志已经多次来电话，要求和您谈谈远东方面的工作，您看是不是答复他一下？”

皮亚特尼茨基摇了摇头：“不用了，以后会有新同志和他谈的。”

廖雯初吃惊地问：“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你要调动工作么，什么时候？”

皮亚特尼茨基弯腰扬起一片雪雾，然后拍了拍手：“我早晚会离开这里的，希望你们能好好工作。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说完，皮亚特尼茨基踩着积雪大步向前走去。

不久，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优秀的共产党员 、卓越的情报专家，在苏联那场举世罕见的大清洗中被秘密处决。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国际情报工作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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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苏子元：关内关外生死行

1935年夏，黑龙江。

夜，黑沉沉的，四周静悄悄。

黑龙江的江面波涛滚滚，在夜色中翻着黑色的浪花。突然，从苏联国境线一侧的航道上传来一阵“哗啦”“哗啦”的划水声，一艘橡皮艇无息无声地划了过来。橡皮艇很快划到岸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国人敏捷地跳到岸上。

“哧——”他迅速将橡皮艇放气，埋藏在岸边的芦苇丛中。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向远处走去。

走了几十米，眼前出现一条十几米宽的河沟。那人毫不犹豫地趟水下沟，一步步踩着沟底行走。水慢慢没过了他的头顶。他深吸一口气，游向对面，爬上了陆地。

远处传来一阵狗叫声和脚步声。他立刻掏出一把烟末散在地上，然后，猫腰躲进了草丛中。

几分钟后，几名关东军国境守备队的士兵牵着军犬走了过来。由于烟草的作用，军犬没有嗅到什么，守备队士兵便向远处走去。

青年人等四周沉寂之后，拧干衣服上的水，沿着公路继续赶路。经过一处无人看守的瓜棚，他坐下来，躺在草堆上，休息一下。

他叫苏子元，1904年出生于辽东半岛。1922年入沈阳贫儿学校工作。1925年8月在沈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中共哈尔滨特支改建地方委员会，苏子元被选为宣传干事，次年受中共哈尔滨地委书记吴丽石的委派，到苏联海参崴学习。回国后，开始从事军事情报侦察工作。1930年，苏子元再次赴苏，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特别红旗军第四科（情报）工作，任上尉情报员。1931年夏潜回国内，先后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等地建立情报站，对日本关东军进行战术侦察。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苏军运给情报站的发报机被日伪特务机关查扣的事件，苏子元决定亲自过江，到情报站就地组装发报机。

一阵锣鼓和鞭炮声将沉睡着的苏子元惊醒，他从草堆上翻身坐起，将头探出草棚外张望。只见一队娶亲的队伍，正吹吹打打地走过来。苏子元灵机一动，钻出草棚，混入娶亲的队伍中，顺利穿过了几处守备队的国境哨卡。等娶亲队伍出了国境戒备区，苏子元便悄悄脱离队伍，沿路旁的路标牌赶奔火车站，在那里等候另一位情报员周云庭的到来。

等周云庭来到车站，两人上车到了北安。在北安一家小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匆匆赶回哈尔滨。

苏子元先将周云庭安置在道里中国街的秘密联络点“乐天照相馆”中住下，这才返回家中。他的妻子朱绍华同样是苏军情报员。一见丈夫回来，就告诉他，情报员纵树奇来信了，让他到白城子情报员周太那里去一趟。

苏子元立即来到了白城子。周太在城郊农村租用了三间民房，几亩菜地。当时几个人正在修建暖窖，翻耕土地。苏子元和他们一起干了起来。

暖窖，是当时苏子元等人研究出来的一种秘密发报间。由于有植物种植，电波的声音极易被掩盖。另外，暖窖空间大，回旋余地也大，很快就能藏好发报机，也不易引起特务的注意。

齐齐哈尔的纵树奇也是利用这种方法隐蔽发报的。

几天后，暖窖完工。苏子元准备回哈尔滨。周太特意打了一壶高粱酒，切了一斤牛肉为他饯行。

席间，苏子元突然发问：“老周，听说你加入家礼教，家礼教那套都是唬人的东西。你还真信呀！”

周太嘿嘿一笑。“家礼教在东北势力很广，只要加入此教，不管走到哪里，摆出家礼教的礼仪、用语，到处是讲义气的朋友，可以逢凶化吉。为了对付军警、暗探流氓找麻烦，我劝你也要学几种仪式和必要的用语。”

苏子元觉得他说的有理，便向他学了几套家礼教的仪式和用语。

这时，信差送来了朱绍华的信。信中说，伪满洲国“康德皇帝”正在哈尔滨巡幸，叫他不要回来。

苏子元明白，此等时刻，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一定布满了警察、暗探。但他惦念着朱绍华的安危，最终还是买了些西瓜和两只活雁回到了哈尔滨。

朱绍华见到苏子元大吃一惊，忙问：“你没有接到我的信吗？”

“接到了，我知道你有危险，才急忙赶回来。”苏子元沉着地说：“别怕，你把西服找出来，再买点酒菜，咱们好好过一个中秋节。”

苏子元刮好脸，穿好衣服，稳稳地坐在厅堂里。朱绍华告诉他：“这几天，总有人来检查、盘问，领头的是一个警察巡长，听说他弟弟在日本特务机关当翻译，凶得很。”

苏子元用手指指桌子：“绍华，管他什么巡长不巡长的，你去做饭吧！”

朱绍华进厨房做饭去了，苏子元闲来无事，便按周太教的家礼教规矩，将桌上的一个茶壶和四个茶杯按暗号摆了起来。这时，忽听院门一响，有人闯了进来。

朱绍华急忙从厨房迎了出去。不一会儿，她引着一名警察进入厅堂。朱绍华介绍说：“这是张巡长。”又一指苏子元，“这是我丈夫。”

苏子元说：“欢迎光临，请坐。”

张巡长并没有坐下，而是愣愣看着桌上的茶杯。然后，拿起一只茶杯开口说道：“黑龙生于江水间，子孙靠谁度晚年？”

苏子元暗喜，也拿起一只茶杯。“白龙一心要复仇，鞑子为何泪涟涟？”

“噢，这么说先生是家礼教的人，失敬，失敬。”张巡长又急忙对朱绍华说：“大嫂，对不起，近日时有冒犯，还望见谅。”

朱绍华不知张巡长为何态度来个大转变，只好附合地说：“哪里话，没事，没事。”

苏子元拉住张巡长的手说：“既然是自家人，也就别客气了。来，在这里喝几杯。”

苏子元和张巡长喝酒聊天，好不亲热。

苏子元对张巡长讲叙自己的历史，说他是旧东北军的军官，现在作买卖，经常去外地不在家，请巡长多多照顾。张巡长满口答应，并把家庭地址留下，约苏子元去拜访他。当天，苏子元便托照相馆的朋友买了十几元的礼品，由照相馆的学徒送到巡长家。从那天起，再也没有警察、暗探找他们家的麻烦，门外的岗哨也不见了。

不久，周云庭赶来，在苏子元家的厨房中将发报机零件启出来。组装了一台发报机。苏子元将它装在一个柳条箱里，藏在卧室的床下。

这时，苏子元开始考虑如何将电台运到白城子周太那里。突然，他想起，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时曾在昂昂溪见过王钧。王钧是机务段长。在列车上有专用车厢，何不找他帮忙。苏子元屈指一算，正好八月十六王钧的那趟车将从哈尔滨开往满洲里。于是，苏子元提着柳条箱，雇车到车站，找到了王钧，将柳条箱放入他的专用车厢。然后，自己买票坐在普通车厢内。到了昂昂溪后，苏子元提着柳条箱，转乘洮昂路列车到达白城子。

哈巴罗夫斯克很快派出一名报务员，白城子电台开始工作。

安顿好白城子的工作后，苏子元立刻潜往齐齐哈尔，来到了情报员纵树奇的住处。

纵树奇，苏联海参崴列宁学校电讯班学员。1932年3月奉命潜入齐齐哈尔，作为机动情报员。同年夏天，由于日本特务机关进驻齐齐哈尔，几处联络点被破坏，纵树奇便肩负起齐齐哈尔情报站情报员的使命。他机警地在回民居住区租了一所四合房，作为电台的工作地点，由于是居民区，所以长期没有被日本特务发现。

在一间干净的小屋里，苏子元见到了纵树奇。两位老战友见面，异常亲热。

纵树奇给他倒了一碗水。“老伙计，前一阵子日本宪兵、特务大搜捕，我还真为你捏了一把汗。周太那边的工作进展怎么样？”

苏子元喝了一口有些发烫的开水，“进展还算顺利。不过，那个情报员似乎有些问题。”

“你是说那个叫张郎的发报员吗？”纵树奇似乎有些吃惊，他弄不明白苏军情报科派出的人会有什么问题。

苏子元仰头靠在椅背上，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吸了一口，慢慢地说：“此人坐卧不安，性情急躁，不易干发报员的工作。况且，他这个人很馋，吃惯了奶油、面包、红肠，对高粱米、大碴子竟无法下咽。常常夜里遛出去买吃的。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老周不会劝劝他吗？”纵树奇问道。

“老周？”苏子元吸了一口烟，“老周这个人憨厚、老实，恐怕管不住他！”

纵树奇想了想，“我们应该将这里的情况直接向伯力军区情报科长瓦林少将报告。”

“张郎是他派来的，你说他会相信我们的话么？”苏子元道出了心中的忧虑。

“这——”纵树奇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问，“子元，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做好准备，以防万一！”苏子元郑重说道。

10月，苏子元返回哈尔滨。从张巡长处得知，哈尔滨特务机关加大了对苏联谍报人员的侦察力度，连续破获了几处苏军的情报点。

苏子元知道，所谓“苏军情报点”只不过是外围成员，由于没有横的联系，暂时还不会出事。此次回来，自己肩上还负有重要使命。临行前，四科科长瓦林再三强调，西线情报站必须调整，否则工作就会陷入一片混乱。

苏子元向各级情报员传达了伯力的最新指示：

1、取消齐齐哈尔龙江医院情报点，负责人及成员另行安排工作。

2、撤销嫩江工作点，调其成员到齐齐哈尔作国境交通工作。

3、撤销昂昂溪、博克国工作点，其成员派往伯力受训。

4、洮南工作点无成绩，成员遣散回乡。

5、齐齐哈尔暂留赵石羽一人，其他人停止工作，以待后命。

6、纵树奇留在齐齐哈尔工作，在行动中受伤的朱国钧秘密送往伯力养伤。

经过调整后的情报组织更加精悍。苏子元把情报组织的主要任务归纳为两条：一、加强搜集日伪的军事情报；二、选荐新的同志赴苏联接受培训，使其成为新的国际情报战士。

哈尔滨、齐齐哈尔、白城子成了苏子元情报组织的三个核心。

安顿完了哈尔滨、白城子的工作后，苏子元决定再赴齐齐哈尔，重新启用赵石羽。

这一天，苏子元来到了齐市电站大院，找到了情报组织成员赵石羽。两人已有半年没见，一见面自是格外亲热。赵石羽让老婆炒了几个菜，打上一壶酒，两人在屋内边喝边聊。

苏子元问道：“最近日伪方面有何动静？”

赵石羽说道：“哈尔滨特务机关组织了一个特殊情报班，专门截听各种无线电通讯。”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继续说，“人可以伪装，可以不暴露纸面证据，但无线电报问题不好解决，日本的户登科研所已制造出截听器材，不少特务都掌握了窃听和收录技术，甚至可以发现电波发出地点。如何在技术上隐藏，是当前我们组织至关重要的问题。”

苏子元听了，暗自佩服赵石羽的周密细致，问道：“有什么办法避免被敌人窃听呢？”

赵石羽说：“我们是被动的一方，被追踪的一方，只能经常改变波长和工作时间，让敌人摸不着我们的规律。”

苏子元听罢赞许地点了点头。当天晚上他便向伯力汇报了这一情况，请求定期改变波长和工作时间。由于苏子元做好了准备，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保证了齐齐哈尔电台与伯力的畅通。

不久，伯力方面发来电报称，按苏军的情报判断，日本军队在满洲站稳脚跟后，可能要占领内蒙，然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进攻苏联远东边疆及伊尔库茨克以西的西伯利亚地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满蒙政策蓄谋已久的军事图谋，希望苏子元情报组摸清这一图谋的详细计划。

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了赵石羽的身上。因为在情报小组的成员中，只有他才能接触日伪高级别的情报。通过一系列的明察暗访，赵石羽很快掌握了日军的动向，及时通过电台发往伯力情报四科，苏联远东军根据他的情报做了军事上的调整，使远东地区解除了后顾之忧。

就在齐齐哈尔的情报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白城子情报站却出了重大事故。

10月下旬的一天，馋瘾又犯的发报员张郎偷偷从周太的暖窖溜了出来，来到了镇头的杂货铺。此刻是深夜11时，张郎顾不上许多，拼命地砸门。

满脸睡意的杂货铺老板，尽管很不高兴张郎深夜打搅，但看在老主顾的面子上，还是卖给他半斤熟牛肉和一瓶“白城烧锅” .

当张郎拎着酒瓶，揣着牛肉，兴冲冲地往周太的住处走的时候。一个戴礼帽骑自行车的人从后面过来，停在他旁边。

那人问：“老哥，大王屯怎么走？”

张郎看了他一眼，说了声“不知道”便又匆匆向前走去。那人推车尾随几步，“老哥，急什么。你的酒好香啊，是什么酒？”

这一下张郎来了精神。“好酒，‘白城烧锅’，足足有65度，喝上绝对过瘾！”

“老哥好像是外乡人吧？”那人问道。

“我，我在白城子好几年了——”张郎觉得那人有些不对头，吱唔了一阵，便匆匆走开。

回到暖窖，张郎怕周太分享他的夜宵，便独自一人大吃大喝起来。

第二天凌晨，周太发现有几个陌生人在他的院子前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几个伪满警察闯了进来，在周太的房子里一道乱翻。

吵闹声惊动了躲在暖窖里的张郎，他打开门一看，见有许多警察在周太的屋里乱翻，吓出了一身冷汗，酒也立刻醒了。此刻，他竟不顾周太的安危和电台的安全，从暖窖的气窗中逃了出去。几分钟后那几个警察闯了进来，陪同进来的周太一眼就发现了白菜堆中的电台，幸好警察没有注意。周太机警地将几棵白菜推到电台上，掩盖起来。

大概警察觉得暖窖没什么可搜的，看了看便都涌了出去。周太长出一口气，这才发现，张郎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张郎的不辞而别，令周太大吃一惊。他火速赶到哈尔滨向苏子元报告了此事。两人研究后，立即向伯力军区情报科发去急电。不久，伯力命令：结束白城子情报站，将电台交齐齐哈尔电台接收。苏子元立刻装上白城子的那部电台，乘王钧的列车赶到齐齐哈尔，把电台交给了纵树奇。面对老战友，苏子元关切地说：“白城子情报点出事了，这回就全靠你了。可能年底我也要返回伯力。”

纵树奇接过皮箱说道：“我明白我的任务！”

苏子元返回哈尔滨后，发现这几天风声很紧，警察、宪兵加紧盘问行人，囚车、警车整夜在大街小巷奔驰，搞得人心惶惶。

苏子元来到道里中国街上的乐天照相馆，找周云庭商议对策。

苏子元问：“最近有几处联络点都被破坏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周云庭答道：“我们在呼兰的一个联络点被呼兰宪兵分队查获，那个叫高成的人叛变了。所以他知道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

苏子元吃惊地问：“他知不知道照相馆这个联络点？这可是我们的重要地点。”

“他当然不知道，”周元庭说，“要不我们会这样轻松地谈话。放心吧，希比里切夫同志。”

苏子元严肃地说：“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在这里决不能提到我们的俄国名字。”

周云庭笑了笑，把手一举，敬礼道：“是，我的苏先生。”说完自己又笑了起来。

苏子元望着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12月，东北的天气骤然降临，寒冷异常。这时，伯力情报四科发来指示，让苏子元立即返回伯力汇报工作。同时，让他的妻子朱绍华也随后由西线赶赴伯力。

伯力，加宁街102号，是苏子元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是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第四科的办公地点，苏子元曾以希比里切夫的名字在这里工作了近二年。而他的妻子也曾以涅依德娃少尉的名义在这里工作。

春节过后，苏子元和朱绍华在新建的下级军官宿舍中团圆了。

不久，周云庭也赶回来汇报工作。周云庭是1925年的中国共青团团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转到炮兵学校学习军事。后来分配到远东军区第四科工作，曾是朱绍华在赤塔学校学习时的老师，上尉军衔。

周云庭给他们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哈尔滨的情报网被破坏了，齐齐哈尔情报站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闻听此讯，苏子元的心一沉，纵树奇出事了。他有些不敢想下去。

然而，机智勇敢的纵树奇，在日伪加大对苏军情报人员搜捕的时候，丝毫没有慌张。而是沉着冷静地销毁了所有文件，秘密转移了电台，使苏军东北最重要的情报点安全隐蔽下来。

5月末，纵树奇安全返回苏联伯力。

6月，苏联政府为表彰纵树奇的功绩，授予他红旗奖章。授奖仪式在情报科的四楼举行，苏子元、朱绍华、周云庭身穿笔挺的军服参加了仪式。仪式后举行了小型的酒会，情报科的正副科长及大部分中国同志都参加了。

7月，情报科长瓦林少将召苏子元去他的宿舍谈话，除瓦林外，还有一位莫斯科总参情报局的将军。

这是位少将，很神秘，只听瓦林叫他瓦西里将军，此人长得高大魁梧，不苟言笑，

瓦西里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总参情报局长乌里茨基将军下达命令，远东军区情报科立即派遣中国同志前往中国华北工作，建立以北平为主心，辐射华北、内蒙、东北南部等地的情报网。主要了解华北国民党军及日本驻军的动态。”

瓦林少将在一旁说道：“经研究决定，我们决定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苏子元似乎早有精神准备，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临行前，瓦西里将军握住苏子元的手低声说道：“希比里切夫同志，好好干吧。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是经过伏罗希洛夫元帅亲自批准的，我预祝你成功。”两人进行了俄罗斯式的拥抱，友好地互相拍了拍后背。

苏子元接受任务后，立刻与瓦林开始了秘密协商。

苏子元与瓦林少将相识很久，他知道，瓦林是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作战十分英勇，他的大拇指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被白匪军砍掉的。

傍晚，瓦林和苏子元来到黑龙江江边，登上了观察哨的了望塔。对岸中国境内漆黑一片，只有日军观察哨内闪着微弱的灯光。

瓦林少将望着对岸，忽然问道：“希比里切夫同志，你说派遣哪些人去北平好呢？”

苏子元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可以派伊万诺夫（周云庭）同志去北平，他曾在北平学习过，以后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对北平及华北的环境有所了解，并且为北平地下组织装配过电报机件，有经验。另一个人选便是达贝罗夫（孙乐天）同志，他曾在北平居住过，又是经营小本商业的内行，是个可靠的人选。”

瓦林少将微笑着说：“你不说，我也想派他们跟你一起去。你们毕竟配合得不错嘛！”

苏子元也笑了，“瓦林同志，我们也配合得不错嘛，希望我们能长期地合作下去。”

哪知瓦林少将听了他的话，苦笑了一下，“希比里切夫，恐怕我们合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您是要调动工作吗？”苏了元问道。

“不，”瓦林少将摇了摇头，抚着栏杆眺望对岸，“日本关东军对我们仍有野心，远东的形势一刻不能放松。这个时候，我是多么想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啊！”

“瓦林同志，没人会剥夺你工作的权利，”苏子元安慰道，“我们尽可能地干下去！”

“我恐怕真的没有这个权利了，”瓦林拍了拍苏子元的肩，“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瓦林的话，苏子元有些丈二摸不着头脑。但隐约间可以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

然而令苏子元万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不久，孙乐天从海参崴列宁学校调到伯力，和苏子元、周云庭组成情报小组。他们先化装成归国华侨，从海参崴乘苏联客轮“北方”号，赴上海转北平。到北平后，住在前门外中华客栈。苏子元用王义之的化名，以东北难民的身份开始了北平的生活。很快，他们分别开始调查北平的一般情况。孙乐天特别注意照相馆，周云庭注意无线电材料商店。孙乐天偶然发现了师傅谭连成开办的“天成照相馆”，就搬到了照相馆居住。苏子元也从旅馆搬到公寓。以后，通过天成照相馆的关系，又为周云庭租了单独小院的民房，开始了装配发报机的工作。

一天中午，苏子元回到公寓，意外遇到郝克勇。郝是苏子元1925年在沈阳时的老朋友，朋友重逢分外高兴，郝介绍了很多老朋友在北平的近况。其中同乡于卓的情况令苏子元最感兴趣。于卓现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少将军衔，官居显赫。于卓的父母和弟弟居住在玉渊谭的一个独立的四合院，现空三间房，是个很好的工作地点。经郝克勇引见，于卓的父母很快答应了苏子元来居住。

在北平的工作开展很顺利。孙乐天利用天成照相馆，建立据点。周云庭的电台提前开始工作并与伯力建立了联系。苏子元则开始四处活动，侦察北平、天津一带的情况。

当时的华北波谲云诡，各种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演出一幕幕闹剧。

进入4月以来，日军华北驻军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企图挑起战火，发动战争。

29军军长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北平与日方展开周旋。同时，29军副军长秦德纯就任北平市长，加强北平的防务。

苏子元根据多方面的侦察，加上自己的判断，向莫斯科总部发去了一封很短的电报：总部：鉴于中国华北的紧张局势，日本华北驻军有可能在6月到7月发动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很快，苏子云收到了莫斯科总部的第一封电报，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嘉奖。4月末，苏子元收到命令，让他5月15日去上海与情报局特派员接头，还命令他速派工作人员到苏联训练。苏子元选了三人，由周云庭送到上海乘苏联客船秘密出国。5月，苏子元同周云庭按命令到上海，等了三天，也没接上头。又回北平发电报请示，回电说计划有变，情报局不派人来中国，让苏子元与周云庭于7月去苏联。

1937年6月，北平一带的形势更加紧张。城外的日军不断制造事端，大战一触即发。

此刻，苏子元认识了29军37师3旅旅长何基沣（中共秘密党员）。虽然苏子元不知道他的真正政治身份。但何基沣身上溢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时感染着他。由此判断，何基沣是个正直的爱国军人。同时，何基沣对苏子元的学识和对时局敏锐的判断力又深表钦佩。

6月5日，苏子元来到何基沣的旅部。何基沣一见到他便神秘地说：“苏先生，想不想赴一出‘鸿门宴’？”

苏子元有些摸不着头脑，便笑着说：“既然是宴会，一定有的吃，我愿意去！”

何基沣拍了拍苏子元：“有种。”

原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阴谋策划一出“鸿门宴”，迫使宋哲元及其手下的29军官兵屈服，从而达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6月6日上午10时，日军驻宛平城部队中队长以上军官、29军军部驻北平部队团以上军官，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一次中日军官联欢会。苏子元换上了一身少校军装，以何基沣副官的名义出席了这次“鸿门宴”。

预定时间双方如约赴会。中方出席的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北平市市长、29军副军长秦德纯，37师师长、河北省主席冯治安，37师3旅旅长何基沣，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26旅旅长李致远，114旅227团团长杨干三等。日方出席的有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以及日军驻北平部队佐级军官。

联欢会开幕后，宋哲元首先讲话。然后松室孝良接着讲话，大意是说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应力求亲善和睦，不要兵戎相见。讲完话后，双方人员在一起合影，照像时，每个中国人身边一个日本人。

鉴于情报工作的原则，这种情况下，苏子元是不能照像的。于是他借口帮摄影师打灯光，避开了这次合影。

照像完后，宴会开始。酒菜都很丰盛，中日两方军官分主、客位坐下，每个桌子上都有四五位中方军官，三四位日方军官坐陪。

正酒酣之际，日方顾问松岛突然起立，说只喝酒没意思，可否让他跳一段日本舞蹈，众人正在惊异间，松岛已在场中间舞蹈起来。过了一会，松岛开始舞刀，中方军官顿觉气氛不对，十分气愤。副军长秦德纯小声对董升堂说：“看来情况非常紧张，一触即发。我们决不能输这口气。你武功不错，是打拳呢，还是耍刀？”董升堂心里早就憋着把火，当即答道：“先打拳，后耍刀，让这些日本人看看，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言毕即跳到地中央打了一套八卦拳，董打得变幻莫测，虎虎生风，日方军官见了不禁目瞪口呆。董打完拳，李致远也上场打了几个武术套路。这时场上的气氛已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何基沣小声对苏子元说：“推我一下。”只见他站起身来抬腿向桌上迈去，苏子元顺势推了他一把。只见何基沣站在桌上，豪迈地唱道：“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董升堂、李致远随之拿出刀来，准备舞刀。

这时，日本军官把宋哲元、秦德纯高举起来，中国军官也把松室孝良、松岛樱井高举起来。日方所有军官都执刀在手，中方军官亦不甘示弱，也把刀拿出来，双方军官你瞪我，我瞪你，跃跃欲试。

松室孝良见捞不到便宜，就打圆场，说中日应该亲善，亚洲人都是兄弟。宋哲元也就不便说什么。接着双方继续坐下来吃饭，不一会，联欢会就散场了。

当天晚上，何基沣和手下的几名军官同苏子元一起喝酒庆祝，庆祝出了一口憋在心头已久的恶气。

深夜，军官们纷纷离去。何基沣仍然酒兴未消，他指着苏子元的少校领章说：“干脆，这身衣服你就别脱了，留在我这儿干吧！”

苏子元微笑着说：“何旅长，我有我的工作。咱们来日方长，总会有合作的机会的。”

何基沣摇了摇头，“对了，我忘记你是苏联华侨。在那个伟大的国家里，我相信你会生活得很好的。”

苏子元亲切地说：“何旅长，在那里我不只是安逸地生活，也和苏联人民一起为和平而战。”

何基沣注视着苏子元：“中日迟早会有一场大战。你说，苏联会支持我们吗？”

“会的，苏联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子元坚定地说。

6月末，苏子元与周云庭准备离开北平去苏联，将北平工作交孙乐天负责，工作安排好后，苏子元、周云庭、粟佑文等人赶到了上海，登上了苏联的“北方”号客船。离启航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与他们接头的沙赫夫又通知下船，不去苏联了。经向伯力联系后，伯力命令苏子元一人设法回苏联。几次反复，使苏子元感到有点奇怪。后来才知道，苏联开始肃反，莫斯科情报局和伯力军区情报科的正副科长全部被捕，情报工作陷入瘫痪。在国外的一切工作人员，分期调回苏联并遭逮捕。苏子元接到命令后，开始作回苏联的准备。

7月7日，日军进攻宛平城“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中旬，日军向华北增兵达10万人，对北平形成北、东、南三面包围态势。

这时，从上海去苏联的交通已经中断，从东北日本占领区进苏联的秘密交通，已被封锁，经外蒙从新疆去苏联需要很多经费，只能通过关系以合法方式去苏联。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杜为东北义勇军总指挥，计划经苏联远东回东北。为了协助李杜来东北，国民党外交部派阎宝航任中国驻伯力领事馆领事。苏子元通过“东北救亡总会”的关系，由阎宝航介绍，作为李杜随员，随李杜去苏联。

7月26日，日军向廊坊、杨村、广安门、宛平城展开猛烈进攻。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守。29军被迫将主力撤至静海、永清、固安、涿县之线以南。

8月，周云庭、粟佑文、徐寿轩随马占山去了内蒙，苏子元化名袁一远，由李杜的工作人员办理护照，几经辗转，登上由法国巴黎直达苏联明斯克的国际列车。

1938年元旦，历尽坎坷的苏子元终于回了莫斯科，住进了“新莫斯科旅馆”。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内务部长叶若夫签署的“逮捕令”。

从此，苏子元中断了他的国际情报工作。

苏子元于1938年1月29日被苏联内务部逮捕。1939年6月11日，苏子元以“间谍罪”被远东军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十五年徒刑。1952年9月4日，苏子元刑期结束，被流放到北叶尼塞流放区。1955年9月29日，驻苏中国使馆答复了苏子元的申诉信，同意回国。1956年3月，苏子元偕妻子朱绍华回到祖国，由中组部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1994年7月2日，苏子元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赵石羽于1933年底，由齐齐哈尔经哈尔滨、扎兰诺尔再由国际交通送到苏联。不久赵石羽到伯力炮校学习，插班二年级，学了一年。接着到基辅坦克机械化学校学了两年。后被派往新疆帮助盛世才组建机械化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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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张永兴：甘洒热血祭春秋

秘密情报组

1933年10日，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伯力的秋天，风和日丽，山林尽染，满眼望去五彩斑谰，真是一个美丽的金秋。

突然，在通古斯卡河畔的树林里，窜出一位穿苏军制服的中国青年，只见他拼命地奔跑，不时还回头张望。这时，两名苏联军人从草丛中跃起，拦住他的去路。青年急忙往旁边一闪，顺势跑开，一名苏军士兵扑上来，两人厮打在一起。

“砰！”苏军士兵被击倒在地，青年猫腰钻进了树林。两名苏军士兵气急败坏，端着步枪要射击。忽然，从树林中走出一位佩戴中校军衔的军官，用手势阻止了他们。然后，他对树林里大声喊道：“波波夫，快出来吧，考核结束了。”

片刻，那名年轻人从树林走出来，微笑着用俄语说：“瓦林同志，我的考核成绩如何？”

瓦林竖起大拇指：“很好，可以打满分。”

两名士兵站在一旁有些摸不着头脑，其中一个问：“将军同志，这个人不是逃兵？”

瓦林看了他一眼：“下士，你的责任是巡逻，其他的事就不必管了。”

两个士兵立刻敬礼，向远处走去。

原来，这是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搞的一次业务考核。受训者，是来自中国的张永兴同志。目前他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正在情报部受训，准备以后从事国际情报工作。来到苏联近二个月，他接受了各种特殊训练，代号“波波夫”，很快成了一名优秀的情报战士。

瓦林是情报部的部长，他足智多谋，思维敏捷，特别喜欢中国同志。为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国际情报战士，呕心沥血，尽责尽职，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波波夫，二个月下来，不仅熟悉了专业知识，俄语对话也有长进。”瓦林夸奖道。

“瓦林同志，下一步我该学习什么？”张永兴急不可待地问道。

“当然是无线电技术了，”瓦林说道，“作为情报人员，这是必须掌握的技能。”

张永兴点头，“明白，无线电技术就是情报人员的武器，我愿意认真学习这门技术！”

伯力是个山城，江边有个公园。斯大林大街是最热闹的地方。在伯力有中国领事馆，还有伪满洲国领事馆。情报部要求中国同志一般尽量不要上街，不要随便和不熟悉的人接触。张永兴非常遵守纪律，一直躲在房间内苦练发报技术。

1934年3月，伯力春寒料峭。

张永兴身穿一件军大衣，来到伯力加宁街头102号情报部办公楼。他来到四楼瓦林的宿舍门口，轻轻喊了一声：“报告！”

“进来吧！”里面传来了瓦林粗粗的嗓音。

张永兴推门进来，见瓦林正在削土豆皮，不禁问道：“瓦林同志，你在准备午饭吗？军官食堂难道不开饭了吗？”

瓦林示意他坐下，然后微笑着说：“食堂的伙食太难吃了，不如我自己煮几个土豆，蘸点盐，吃着痛快！”

张永兴坐下来，说道：“想吃中国菜吗？”

瓦林高兴地说：“当然。”他举着土豆，“难道你们也吃这个？”

“当然！”张永兴站了起来，接过土豆走进瓦林的小方厅，打开电炉子，上锅下料，叮叮当当的，半小时后，一锅土豆、萝卜、牛肉（罐头）烩菜端了上来。

瓦林闻了闻，“噢，真香呀！”

张永兴一边盛菜，一边说：“要是加上中国的桂皮、花椒、料酒，就更好吃了。”

“很好，这已经很好了。”瓦林一边吃一边说。

两人边吃边转入正题。

瓦林用勺子舀着盆里的土豆说道：“波波夫，你已掌握了情报人员该掌握的知识，现在应该战斗。快，回到你的祖国去吧！”

张永兴吃着面包说：“我等得这一天很久了。”

瓦林放下勺子，严肃地说：“下个月，你回到满洲，主要负责在齐齐哈尔建立情报站。你的情报站归我直接领导，不要同当地任何组织发生联系。记住，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搜集日本军队在齐齐哈尔地区的分布、调动及有关军事情报。要注意安全，保护自己！”

张永兴凝神细听，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瓦林说完之后，张永兴急忙表示一定完成任务。最后，两人都站了起来紧紧地握了握手。

张永兴好像想起了什么，他问道：“我有个胞弟叫张庆国，可否让他到苏联受训？”

“可以，我相信你，你尽管把他送来吧！”瓦林爽快地答应了张永兴的请求。

瓦林送张永兴到楼外。这时，天空飘下着清雪。张永兴将军大衣领竖起，“请回吧，瓦林同志，我们后会有期。”

瓦林再一次和张永兴握手，并小声地说道：“谢谢你的午饭，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吃一顿美妙的午餐。”

张永兴用力和他握了握手，从瓦林的身上他感到了一种温暖的同志情谊。

4月5日，张永兴乘苏联客轮到天津，然后换乘火车去北平，安置好了家庭后，即出关奔赴北满战场。

张永兴来到了齐齐哈尔，首先住在齐齐哈尔铁路局调度室谭继恕的家里。

谭家独门独院，加之又是伪职员，很少有军警宪特纠缠。

张永兴在谭家躲了两天没出屋。第三天，谭继恕兴冲冲地拎着一个纸包走进来，开口说道：“永兴，都搞到了。看，居住证、良民证。”

张永兴望着带有自己照片的证件，惊奇地说：“老谭，你真有办法，这么快就搞到了。”

谭继恕将油纸包放到桌上打开，里面分别包着猪头肉、花生米。他又从墙角拿出一瓶烧酒倒了两碗摆在桌上，一伸手：“永兴，你在这儿憋了两天，难得痛快，咱们喝两口！”

张永兴端起酒碗：“那好，我借花献佛，敬你一碗，来，干了！”

两个东北汉子豪爽地碰了一下碗，一饮而尽。

张永兴吃着花生米问道：“老谭，你怎么这么有神通，一下子就把两证搞全了？”

谭继恕吃着猪头肉说道：“我的能力有限，是我的一个朋友帮得忙。他叫赵云溪，在龙江县公署工作，自然跟这里的官员熟悉，所以才很快拿下了两证。”

张永兴端起酒碗沉吟片刻，问道：“此人思想倾向如何，能否为我所用？”

谭继恕点点头：“别看他在衙门做事，为人很正直，有民族感。背后也骂日本人。”

“算他一个。”张永兴喝了一口酒，接着问：“还有可靠的人选吗？”

“有哇！”谭继恕说道：“跑咱们这条线的火车司机魏世芳就不错。为人仗义、豪爽，敢做敢当，是我的好兄弟！”

“好，说干就干！”张永兴此刻两眼放光。

8月，张永兴的情报组织已发展了三十多人，其中骨干有：齐齐哈尔铁路局调度室的谭继恕、司机魏世芳、龙江县公署职员赵云溪、 《民生晚报》记者乔两忱、养鸡场业主金万山、陈国华、日军仓库工人李景春、兰岳宣。另外他还派吴奎群在瑗珲三道沟开了一个杂货铺，作为掩护情报员过江的交通点。而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四科也在江对面设了一个联络点，专门接收送来的情报。为了安全起见，张永兴启用了在安东一起从事工运的骨干分子许志岚、陈福绪、蔡秀林从事情报交通工作。

一切布置就绪后，张永兴马不停蹄地开始穿梭在各联络点之间。

一日，他来到龙江县公署找到了赵云溪，两人来到小河边，假装垂钓，开始交换信息。

张永兴望着年轻有为的赵云溪感慨地说：“云溪，你还年轻，今后大有作为。”

赵云溪望着河面，长叹了一口气：“可恨，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张永兴笑了笑：“也不尽然，报国有多种方法。只要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对得起祖国就行。”

“张大哥，你说我能干些什么？”赵云溪问道。

“搜集情报，掌握日伪动态。”

“可我无从下手哇。”

“这很容易。你只要及时关注县长及参事官会议内容和‘取缔反满抗日分子’的材料，就可以从中更深地了解到龙江县内的满军情报，借此掌握日本在此地驻扎部队的数量。”

赵云溪听罢恍然大悟：“噢，原来我们县公署这点事还是很重要的！”

张永兴说道：“记住，我们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为抗日力量服务的。任何时候都要沉着冷静，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情报。”

“那好，明天我把文书手里的文件、档案带回来一批，你看看有没有用。”赵云溪来了精神。

“不行，这样大批量的拿材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记住，一定要不露痕迹地动这些材料。”

赵云溪连连点头：“明白，明白。”

当晚，张永兴回到住处时，谭继恕便赶了回来。他一进门就说：“鬼子刚刚发了两个军列，一列开往海拉尔、一列开往北安。”

张永兴拿出了纸笔：“这两个军列都装些什么？”

谭继恕想了想说：“开往海拉尔那列，装得都是带铁轮子的大炮，大约有一百多门吧！”

“肯定是92步兵山炮。一百门，足够武装一个师用的。”张永兴飞速地记录着。

“开往北安那列，装得都是粮食，大约有100多吨吧。”谭继恕坐下来端起茶缸喝了几口水。

张永兴记录完后，高兴地说：“老谭，你提供的情报非常有价值。这样，我把大家近期搜集的情报一同送到三道沟去。明天，给我安排车次，越快越好。”

“没问题！”谭继恕满有把握地说。

第二天，随着汽笛长鸣，一列开往嫩江的货车驶出了齐齐哈尔车站。

在火车头驾驶室内，张永兴一身工人打扮正和司机魏世芳谈笑风生。

魏世芳一边观看前面的路基，一边对张永兴说：“老张，我这车头里，又热又脏，能行吗？”

张永兴笑着说：“魏师傅，我看这很好。坐车不花钱，还能看风景，多带劲儿！”

魏世芳嘿嘿一笑：“想不到，张先生还很能吃苦。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张永兴说道：“我在安东办了一个平民学校，专门招收贫困人家的子弟，教他们学文化。”

魏世芳问道：“民国二十年，安东四十多家工厂大罢工，你赶上没有？”

张永兴来到他面前小声地说：“魏师傅，那次大罢工，我率学校的二百多名学员参加了！”

魏世芳两眼放光：“有种。张先生，后来怎样？”

张永兴兴奋地说：“胜利了，最后资本家同意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呜——！火车亮着雪亮的车灯在路基上奔驰，隆隆的列车震撼着宁静的夜空。

第二天，张永兴在嫩江站下了车，由前来接应的蔡秀林陪同乘长途车向东进发。

一路经科洛村、石头沟子、塔溪、新民村、三站、二站，到达西岗子，再往前不通车了。张永兴和蔡秀林只好下车雇用了一辆马车，向10里以外的瑷珲村三道沟驶去。

傍晚，张永兴和蔡秀林才到达吴奎群的杂货铺，杂货铺虽然简陋，货品却很全。

吴奎群热情地招待了他们，香烟、罐头、熟食、烧酒摆了一桌。两人大概是饿坏了，立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吴奎群在一旁傻笑着。

深夜，在吴奎群杂货店后院的小仓库里，三人开始研究工作。

张永兴说道：“从齐市到三道沟路途遥远，今后我不能再跑交通了。这个任务就由秀林来完成吧。”张永兴说完看着吴奎群和蔡秀林。

吴奎群说道：“我看行。永兴是个负全责的，不能总出头露面，这段路让小蔡跑行。”

蔡秀林点头说：“没问题，老张你就发话吧，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张永兴拍了拍蔡秀林的肩，“老兄，今后就辛苦你了。”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看让陈福绪在讷河设个联络点，做中转，也省得大家都跑来跑去的。”

“我看这样很好。”吴奎群赞同道。

张永兴掏出了油纸包递给吴奎群，“老吴，这是大家搜集的情报，一定要安全送到江那边去。你有把握吗？”

“又不是一次二次，没问题。”吴奎群接过了油纸包。

“听说，炮艇加紧对江上的封锁，遇到可疑的船只可以开枪开炮。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张永兴关切地说。

吴奎群小声说道：“我早想好对付他们的办法了。我做了一个桦树皮筏子，又轻又小，趁着夜色和芦苇，不用二十分钟就过江了。”

张永兴又问：“送信的人可靠吗？”

吴奎群说：“是我的一个小伙计，十八九岁，鄂伦春人，话不多，但绝对忠诚。”

张永兴又把联络的办法和对苏军情报人员使用的俄语重复了几遍，要吴奎群背熟。

此刻已是三更。江面上传来了日军巡逻艇的马达声，三人急忙吹灯睡觉。

11月，大雪纷飞，东北进入了严寒。

这时，张永兴已找到了一个新住处。在齐齐哈尔市区内仁惠胡同的一个小院里落下脚跟。这个小院由两间瓦房组成，后面还带有一个小仓库，十分便于工作。

一日，乔两忱踏着风雪来到了张永兴的住处，向他汇报了最新了解到的敌人动态。

乔两忱因有《民声晚报》记者的身份，出入一些敏感地区比较方便，所以掌握的情报也较多。他围坐在小铁炉前，用手不住地在炉盖上方摆动，感受炉内的热量。

乔两忱低声道：“伪满军在齐市设立了第三军管区司令部，主要负责黑河、龙江两省的治安、保卫任务。司令官是张文铸。步兵二旅、骑兵二旅、混成三旅分驻齐齐哈尔、黑河、北安、海伦各地。另外还有一个教导队住齐市。”

张永兴用小本子飞快记录着：“还有别的情况吗？比如伪警察方面的。”

乔两忱急忙说：“有，伪警察系统有了变动。分别组建了滨江省警务厅、哈尔滨警察厅、北满特别区警务处、哈尔滨游动警察总队。”

“游动警察总队，这是干什么的？”张永兴问。

乔两忱回答道：“这支警察部队主要负责中东路沿线的治安，配合各线警署的警察警备、讨伐，执行日本人的‘治安肃正’。”

张永兴点了点头又问：“日本人有什么动静？”

乔两忱说：“关东军第14师团开进龙江省，第10师团开进了吉林省，这是两支极具作战能力的部队。据说都受过冬季严寒作战训练。”

张永兴合上小本，高兴地说：“两忱，你的情报极有价值，好好干吧！”

乔两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热水问道：“张先生，我有一事不明，那就是我们在为谁工作？”

张永兴笑了笑：“在为抗日力量工作。”

“究竟是那一派，中共，国民党，还是俄国人？”乔两忱两眼直视张永兴。

张永兴缓缓地说道，“不管为谁工作，我们都是在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只要对国家有利，又何乐而不为呢？再说，有些事知道的太多了，会对你不利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乔两忱摇了摇头：“不懂。我是文人，干事喜欢目的明确。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会对我有什么不利？”

张永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我们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有极度的危险性，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如果我们其中一人被捕，熬不住敌人的酷刑说出了组织的秘密，那么就会有许多人要遭殃。反之，知道得越少，危险就越小，危害就越小。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乔两忱似乎被震动了，他望着张永兴说道：“你是组织的负责人，知道的事情最多。如果你被捕，不是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吗？”

张永兴平静地说：“这个，我想到了。我一人受罪，换来大家的安宁，值得！”

“永兴！”乔两忱两眼闪着泪花抓住张永兴的手说：“你放心，我们都不会做孬种的！”

张永兴望着乔两忱，坚定地说：“我相信！”

12月，齐齐哈尔市郊的日军航空队飞机场建成使用，整天成批次的飞机轰鸣着从齐市上空掠过。

张永兴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提前两个月便派金万山、陈国华将养鸡场开到了飞机场附近。

寒冬腊月，张永兴披着羊皮袄，和金万山、陈国华昼夜潜伏在鸡舍里，注视着日军飞机场的动静，记录着日军飞机每次起落的架次和型号，以及日军飞行员转场的情况。这样，他们终于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1935年春节，正当张永兴在家和家人准备过年的时候，一个年轻人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他抖落身上的积雪，急切地喊了一声：“大哥！”

原来是张永兴的胞弟张庆国。自从去年夏天，张永兴将张庆国送到苏联以后，便没了音讯，如今兄弟相见，分外高兴。

“克兴，你怎么回来了？”张永兴叫着弟弟的原名，心中抑制不住喜悦。

“大哥，我该学的都学会了，你的两个女儿我已妥善安排了。你说，我不回来，呆在老毛子那里，干啥！”张庆国把大衣一脱，坐在了热炕头上，笑嘻嘻地看着他。

张永兴倒了一碗开水递给他，“这么说你现在出徒了。不过我还得去考核你一下，看能不能做我的助手？”

“你考吧，我肯定没问题！”张庆国神秘地拍了拍自己拎的一个大皮箱。

深夜，张永兴兄弟俩，身披大衣躲进冰冷的小仓库里，借着一盏微弱的灯泡，开始组装他们的秘密武器——收发报机。

这一次，张庆国学成归国，主要是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只身潜行数百里，将一部收发报机秘密带进了齐齐哈尔。

午夜，随着滴哒的电波声，张永兴小组的电台终于和伯力情报四科沟通上了。从此，张永兴小组的情报工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935年6月，夏季来临。张永兴小组的工作已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连续向情报四科发报30次。

鉴于齐齐哈尔宪兵队加紧疯狂搜捕爱国志士，张永兴决定中断几天的发报工作。

这些日子，齐齐哈尔街头整日警笛乱叫，囚车呼啸而过，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伪满警察挨家挨户地搜查，个个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一般。奇 -書∧ 網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由于这几日无法正常的工作，张永兴兄弟俩锁上家门，双双来到富拉尔基嫩江江畔的一处小窝棚住下，钓鱼野炊，过几天悠闲的生活。

“哥，你看，我的收获不小吧！”张庆国拎着几条鱼走了过来。

“有进步，比上次来强多了。”张永兴翻身坐起，点燃干柴架上的小铁锅，准备熬鲜鱼汤喝。

“哥，”张庆国一边收拾鱼一边说：“我看我们得变一组密码，长期下去会被日本人侦听到的。”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个你在行，你就改密码吧。记住，别忘了通知伯力的同志。”

张永兴已将水烧开，将几尾鲫鱼放到锅里撒上葱姜调料。

“前几天鬼子拉闸断电，试图找出电台的位置。如果电台不变成交直两用的，恐怕容易暴露。”张庆国颇内行地说道。

“要想交直两用，就得装配干电池，”张永兴拨着锅下的木柴，“干电池是特控商品，极难搞到。”张永兴望着火堆出神。

“哥，你不是认识调度室的谭大哥吗？车站上也有电台，我估计他们也配了应急的干电池，不如找他想想办法。”张庆国想出了主意。

张永兴沉思了一会，点点头，“是个办法。不妨试试。”他用勺子搅了搅锅：“味道出来了。我看可以喝汤了。”

第二天，张永兴来到了车站调度室，向谭继恕说出了干电池的事。

谭继恕见四下无人，便小声说道：“庆国的判断不准确。车站有应急发电机，根本用不上干电池。不过，可以想想办法。”

“你是说在货车上打主意？”张永兴心领神会。

谭继恕笑了笑，“听我的消息吧！”

三天以后，谭继恕传来消息，当晚有一列货车，其中一节车厢装有干电池等物品。

说干就干，在夜里10点左右，张永兴和好友许志岚悄悄来到路基旁，准备扒火车。

扒火车是许志岚的特长。小时候他在安东车站拣煤球，练就了一身扒车的本领。此时正是他显身手的时候了。

只听隆隆一阵巨响，一列货车驶来，等靠近他们的身边时，只见许志岚飞身上车，很快就爬到车厢顶。然后，从上面爬下来，三下二下便打开了车厢门。“嗖！”黑呼呼的一物飞下来，又是一物飞下来……张永兴顺路基跑去，见都是印着日本字的木箱子。

大约甩下七八箱以后，许志岚飞身跳车，从原道返回。两人立刻将箱子藏在路基旁的小水沟的草丛中，然后，悄悄溜了回去。

第二天，张永兴、张庆国、许志岚赶了一辆马车，上面装了许多垃圾，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几箱干电池运到了仁惠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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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炮击军火库

1936年春，日军驻齐齐哈尔的兵营、南大营、北大营忙碌起来。军车来往穿梭，人马调动频繁，看样子是要有所行动。

原来，日本关东军正在调集兵马，准备对龙江地区的抗日武装进行“讨伐”。

此刻，张永兴的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他的职责是领导同志们搜集情报，不能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抗日战士，对日本侵略军的军事行动，他又不能坐视不管。

这一夜，张永兴失眠了，他独自一人在方厅里踱步，烟一支接一支地吸，地上落满了烟头。这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两个人——李景春和兰岳宣。这两个人是搬运工，日本人称他们为“苦力”。张永兴便让他们组成“苦力”侦察组，利用给日本人送货、修路、清扫、烧水、清理仓库、搬运货物等机会，经常出入日本军营部、步兵南大营、步兵北大营、骑兵队、工兵队、陆军医院等地，搜集日军的驻军、数量、武器装备、演习状况等方面的情报。

渐渐地，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的脑海形成了。

第二天，张永兴将许志岚找来，分析目前的形势。眼下，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军直属队和五、六两团，正开始向铁力、海伦等地区远征。日军出动守备队三千多人和第三军管区内伪军和警察大队，进行疯狂围剿。为了支援抗联第三军的行动，牵制日军，张永兴毅然做出决定：袭扰敌人后方，破坏后勤基地，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

张永兴的建议，得到了许志岚的拥护。很快，他们便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赵云溪主要负责情报搜集，乔两忱观察日军动向，许志岚率李景春、兰岳宣等人组成爆破队，袭击日军仓库和运输线。

日军581军火库，储藏约五千多支步枪和十几万发子弹及数十吨炸药，是日军第七联队的后勤基地。由一个日军小队看守。看守小队实有兵员45人。由三个武装分队组成，小队长是川崎少尉。581军火库地处城郊的一片小树林中，离嫩江只有一华里。军火库墙高、沟深，警备警严，每个分队都有一挺“歪把子”机枪，枪口直指军火库的三个角。（军火库西临嫩江，地势开阔无危险，所以没有机枪把守。）

许志岚和张永兴一样，都参加过抗日义勇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亲率李景春到实地侦察，摸清了581军火库的兵力部署。

这天夜里，许志岚展开一张草图，对张永兴讲解道：“鬼子自以为聪明，兵力分散在东、南、北三处。西面是嫩江，地形开阔，他们认为不易遭受袭击，我们就从西面动手。”

张永兴听了颇感兴趣，他忙问：“有什么高见，说说看。”

“我测算过这片开阔地的距离，不过300多米，用迫击炮完全可以越过它，摧毁军火库！”许志岚侃侃而谈。

“迫击炮？”张永兴点点头，“主意倒不错，可上哪儿去弄迫击炮呢？”

“我有办法。”许志岚说，“民国二十一年秋天，我随苏炳文的部队在富拉尔基一带同日军激战，撤退时，曾将两门六零迫击炮和两箱炮弹埋在了铁道桥附近的下水沟里。如果找到，一定大功告成。”

张永兴听了许志岚的一番话，不禁一拍大腿。“太好了，干他一家伙。这么多年也把我憋坏了，非给小鬼子弄出点大动静不可。”

许志岚仿佛在有意卖弄，又接着说：“六零迫击炮射角大，弹道弯曲，初速小，最小射程100米，最大射程可达1700米，杀伤效果好，适于对近距离遮蔽物后的目标射击。是绝好的近战武器。”

“嗬，你简直成了军火专家了。”张永兴笑道。

“你别忘了，我在博克图兵工厂干了二年，小炮、手榴弹没少捣鼓。”

按计划，炮击581军火库的第一步，是去富拉尔基取回那两门六零迫击炮。这一回魏世芳派上了用场，他将张永兴、许志岚、李景春带上火车驾驶室，将其运到富拉尔基。然后相约第二天凌晨再用火车来接他们。

下午，张永兴三人来到铁道桥附近时大吃一惊。只见水沟上拦了一道铁丝网，不远处还有一个日军哨兵在游动。看来，要想取回那门炮，不仅要剪断铁丝网，还得干掉那个哨兵。

夜晚，张永兴三人再次来到水沟边。按计划，身强力壮的李景春用大剪钳几下便将那个鬼子哨兵砸死。机警的张永兴穿上日军军服，抱着那支“三八”步枪，佯装在附近巡逻。

李景春、许志岚剪断铁丝网，钻进水沟。两人在下面足足挖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那两门炮和弹药。经过检查，一门炮已经报废，另一门炮尚可使用。于是大家将六零炮和两箱弹药运到沟沿，然后又将鬼子的尸体七手八脚地掩埋起来。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声响，一束雪亮的车灯射了过来。许志岚和李景春急忙躲进水沟。张永兴则持枪站在被剪的铁丝网前，挡住车灯的照射。

这是一辆巡道的铁甲列车，机关炮黑洞洞的炮口直对着他们。

铁甲车停在桥上，炮塔盖一掀，露出一个鬼子的脑袋，咕噜了几声。

张永兴懂几句日语，他听明白了，是问他有没有情况。于是，他挥了挥手，用日语说了一句：没事，一切正常。

日军的铁甲车便又隆隆向前驶去。

凌晨，三人带着六零炮和弹药登上了魏世芳的车头。大家将炮和弹药藏在煤堆里，混进齐齐哈尔车站。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三人将武器偷偷运到了距581军火库400米的一处废砖窑里。

张永兴和许志岚躲进了废砖窑，李景春则到附近去搞吃的。

下午，李景春回来时，抱着一堆烧饼和一大块咸牛肉钻进废砖窑。

张永兴迎上去问道：“外边有什么情况？”

李景春将两个油纸包放到砖坛上，说道：“整个铁路线都传开了，失踪一个日军哨兵！”

许志岚拿起一个烧饼咬了一口，“让他们找去吧，今晚再给他来个大动作。”

李景春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磁壶，微笑道：“二位，来两口怎么样？”

张永兴吃着烧饼说：“今晚有行动，不能喝酒。坏了大事，你我都得掉脑袋。”

李景春会意地点了点头，将小酒壶又重新揣进了怀里。

深夜，张永兴三人将六零迫击炮抬到破砖窑的一个豁口处，准备战斗。

许志岚熟练地支好脚架，放好座钣，用螺杆调好高低和方向机。然后伏在瞄准镜上校对发射距离。

李景春打开炮弹箱，取出一枚带尾翼的60迫击炮弹，摆弄着。

许志岚看了他一眼，“轻点，这玩意一碰就响，别乱摆弄。”

一切准备就绪，张永兴拿起一发炮弹放在炮口上，看了看许志岚。

许志岚冲他一点头，只见张永兴把手一松，炮弹“当”的一声滑进了炮膛。

众人急忙趴下，等待那一声巨响。

一秒、二秒……十秒钟过去了，那枚炮弹仍没出膛，众人大惊。

“可能时间长，底火潮了。”许志岚直起身，双手卡住炮口对张永兴说：“永兴，把炮口抬低些。”

张永兴和李景春两人抬起座板，将炮口放低，那枚炮弹缓缓滑了出来。许志岚用手卡住，轻轻取出炮口。

“快，再找几颗好使的。”许志岚吩咐道。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又翻出几枚炮弹。许志岚在确信底火没问题后，亲自将一枚炮弹装进炮膛。“咚”的一声闷响，随着刺耳的啸声，那枚六零迫击炮弹直飞581军火库。

“轰！”一声巨响，一团火球在军火库绽开。

“糟了，没击中炮弹库。”许志岚一边说一边伏在瞄准镜上观察，用手调着高低机。“永兴，再装一颗，要快。”

张永兴迅速装上了第二枚炮弹。又是一声呼啸，炮弹击中了炮弹库。一连串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581军火库上空升起一团团火球。

“再来一炮！”许志岚打得兴起，心花怒放。

张永兴毫不迟疑地装填上炮弹。

炮弹在军火库上空飞舞，火球在军火库上空绽开，仅仅几分钟，581军火库便成了一片火海。滚滚浓烟直上夜空，腾腾烈焰将方圆数里照得亮如白昼。

张永兴见目的已经达到，立即率大家撤出了废砖窑。惟一可惜的是，那门摧毁581军火库的六零迫击炮只好丢在废砖窑内，让鬼子认领。

581军火库的大火整整烧了一夜，伴随着“噼啪”的爆炸声，如同大年三十晚上般的热闹。

581军火库爆炸事件吓坏了日伪军，也惹恼了齐齐哈尔日本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这家伙挨了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中将的一顿嘴巴，气急败坏，率领日伪宪兵在齐市周围大肆搜索，折腾得鸡飞狗跳，最终从废砖窑搜出了那门六零迫击炮。坂垣如获至宝，立即飞电报告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声称：据查，581军火库爆炸事件系共产军赵尚志所部派出小股匪军用迫击炮轰击所致，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会同满军正全力追捕匪军……

把这笔账算到赵尚志的头上，固然不冤，但实在是埋没了张永兴这批国际情报战士的功绩。

然而，张永兴小组的举动，受到了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的严厉批评，说他们“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行动，引起敌人恐慌，极易暴露国际战士的身份”，宣布对张永兴记过一次，停发一个月的经费。

张永兴已经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没有反驳，耐心地接受上级的批评和处分，准备新的战斗。

尽管张永兴的秘密电台隔一段时间就更换频率和密码，但齐齐哈尔宪兵队特高课还是发现了它的一定规律。于是，带测向仪的特高课汽车便整日穿梭在齐齐哈尔的大街小巷。同时，宪兵队、特搜班也开始了挨家挨户的搜查。

一天，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将张永兴兄弟惊醒。张永兴打开院门，见一名日军宪兵曹长带着几名宪兵、警察闯了进来。

曹长冷冷地看了一眼张永兴，用手一指，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的什么的干活？”

张永兴急忙将证件递过去，“我的收山货的干活，小买卖。”

曹长核对了一下证件，然后大步向屋内走去。一眼看到了张庆国，问道：“你的，什么人？”

张庆国也递过证件，“我的，掌柜兄弟的干活，我的伙计，小小的。”

曹长看完证件，在屋内四处看了看，便向后院走去。张永兴立刻紧随其后。

曹长打开仓库的小门，钻进去看了看，见里面到处是药材、干果之类的东西，没什么可疑的，便又钻了出来。

这时，张永兴反倒吃了一惊，原来昨夜发电报时，仓库屋檐的天线，一段长长的铁丝没有收好，露在了外面。

曹长的目光很锐利，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伸手将铁丝拽下来足有两米多长。

“这个，什么的干活？”曹长冷冷地问。

张庆国这时也跟了出来，见此情景一下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张永兴临危不乱，他走上前去接过铁丝，将其拉直，拧在院中的晒衣杆上。

“太君，这个晒衣绳的干活。”张永兴微笑着。

曹长看了看，摇了摇头，“铁丝浪费的干活，要用麻绳。”说罢带宪兵和警察走了出去。

张永兴、张庆国兄弟俩这才长吁一口气。

当天下午，张永兴来到了中央路秘密工作点，会见金万山。

金万山从怀里掏出个胶卷递给他，“老张，最近机场新进了几架日本飞机，我都拍了下来。”

张永兴接过胶卷：“老金，干得不错嘛，学会使用照相机了。”

金万山笑了笑：“基本上会用了，只是光圈还掌握不好。”

“这好办，我给你写个拍摄物与光圈对照表。你按这个表定光圈就妥了！”张永兴说罢动笔写了起来，片刻将一张字条交给他。

金万山收起好字条后，似乎欲方言又止。

张永兴看在眼里，问道：“老金，有什么困难吗？你只管说出来。”

金万山慢吞吞地说：“养鸡场的鸡，都被航空队的鬼子白拿去了，最近手头有点紧……”

张永兴从怀里掏出300元满洲币，“拿去，今后有困难尽管开口。”

金万山推辞道：“这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

张永兴将钱塞到他的手里，“老金，记住，今后有困难尽管开口，组织是会帮助你的。”

“组织……”金万山手捧那叠钞票喃喃地说道。

“对，组织。”张永兴坚定地说，“我们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散兵游勇。我们是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

“那，那组织是谁，是抗联吗？”金万山问。

张永兴摇了摇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止是抗联。世界还有好多国家都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对付日本强盗。”

“你是说苏联……”金万山惊奇地问。

“我什么也没说，”张永兴严肃地说，“记住，这样的话，千万不要乱说。”

金万山用力点了点头。

深夜，张永兴、张庆国兄弟俩躲在仓库里发报。盛夏，仓库里又闷又热，加上“干货”发出的阵阵怪味，工作条件十分恶劣。

张永兴替弟弟摇着蒲扇，注视着满头大汗的张庆国。忽然，仓库里的电灯熄灭了。张永兴知道宪兵队在搞鬼，立即启用干电池，不间断地拍发电报。嘀哒，嘀哒……仓库里回荡着永不中断的电波。

凌晨，电报拍发完毕，兄弟俩认真藏好电台，收好天线，毁掉电文原稿。

此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天空死一般的黑，大街上不时传来警车的呜叫和狼狗的狂吠。

张永兴和张庆国来到后院，一股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张庆国没有睡意，坐在了院中央的一截圆木上，“好凉快呀！”

张永兴也坐在他的身旁，“我也陪你坐会儿。”

张庆国望着夜空，“哥，你说咱们能把小日本赶出东北去吗？”

“能，凭咱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凭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东北去。”

张庆国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给我们上课的瓦西里教官，是个非常好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

张永兴知道张庆国说的是情报四科的无线电教官瓦西里上尉。这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热情、开朗。后来，被苏联远东内务部逮捕，罪名是“里通外国”、“出卖军事情报”。其实，他只不过有个亲戚住在英国，通过几次信罢了。

“克兴，”张永兴缓缓地说，“干我们这行的风险极大，既要防止敌人的破坏，又要经受住自己人的误解，你明白吗？”

“不明白。”张庆国愤然说，“自己人凭什么误解我，我就是想不通。”

张永兴拍了拍张庆国，“克兴，以后你会明白的。天快亮了，我们回去睡一会儿吧！”

8月，张永兴接到上级的指示，让他回情报科汇报工作。张永兴带上最新搜集的情报和胶卷踏上了去苏联的征程。当然，回苏联的途径，仍是从三道沟偷越国境。

几天以后，张永兴和蔡秀林来到了瑗珲村的三道沟。在吴奎群的杂货铺里住了下来。离上级规定的日子还差两天，张永兴便在蔡秀林的陪同下在三道沟附近转了转。

张永兴站在山梁上遥望波涛滚滚的黑龙江不禁想起了苏联的同志们，在那里有他的领导、老师和同志，在那里可以宁静的生活，不必担心日伪特务的骚扰，享受着和平的阳光。

“啪！”蔡秀林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

阳光下蔡秀林的打火机发出耀眼的亮光。

“噢？打火机很漂亮嘛！”张永兴说道。

“瞧，纯银的。真正的东洋货。”蔡秀林卖弄着，将打火机在手中掂了掂。

“一定很贵吧，要花很多钱的！”张永兴问。

“谁知道呢。相好送的。”蔡秀林一脸得意。

“秀林，”张永兴严肃地说，“你是有家室的人，可不能胡搞，再说，我们的工作性质，也不允许你接触不三不四的女人。”

“你这是什么话？”蔡秀林不满地说，“她有情我有义，两情相悦，哪来的不三不四。”

张永兴突然感到对蔡秀林缺乏了解，两人认识了十多年，竟没发现他有这种癖好。

张永兴望着蔡秀林，“秀林，我们在安东一起搞工运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别提安东那段”，蔡秀林狠命地吸了一口烟。“想想那时，真是个傻狍子！”

“傻狍子！”张永兴吃惊地说，“你难道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发生了动摇？”

“嗨，什么事业不事业的，活一天算一天吧。”蔡秀林一屁股坐在了山梁的一块石头上。

“秀林，你的思想不对头，”张永兴严肃地说，“我建议，你暂时停止工作。”

蔡秀林回头看了看张永兴，“那倒不必，你这摊工作好容易才开展起来，我总不能半道撂挑子。那多不仁义。”

蔡秀林这几句活，说得张永兴心里暖乎乎的，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蔡秀林。

“秀林，”张永兴坐到他的身边，亲切地说，“坚强些。我们是正义的一方，真理在我们手里，总有一天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蔡秀林苦笑了一下，“但愿我能赶上那一天！”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张永兴在鄂伦春青年铁山的帮助下，乘坐桦树皮筏子悄悄渡过黑龙江，来到了苏联对岸。

早就等候在岸边的情报四科少尉伊万诺夫，将张永兴领到一辆吉普车上，立即发动，直奔十里以外的布拉格维申斯克火车站。凌晨，张永兴登上了开往东古比雪夫的列车。列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疾速行驶着。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张永兴恍如隔世。“我终于踏上了这片自由的土地了！”

张永兴到达伯力后的第二天，在瓦林少将的带领下，张永兴见到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桑古鲁斯中将。

一见面，桑古鲁斯中将就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哈尔滨的几个工作点都遭到破坏，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没被捕，电台没被破坏？”

张永兴颇感吃惊，他沉吟了一会，回答道：“如果共产党员全被捕被害，谁还再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呢？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全部都杀光，在苏联的老党员的经历不是可以证明这一真理么。”张永兴停了一下，又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敌人，而在我们内部的团结出问题，工作方法出问题，问题是应该从过去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

张永兴受到了三天的盘查，结果没什么问题。于是，他又回到情报部向瓦林少将汇报情况。当然，这一次汇报，气氛要轻松多了。

两个小时后，张永兴结束了汇报。瓦林走到他面前，关切地说：“北满的情报站接连遭到破坏，现在就剩下齐齐哈尔纵树奇的西线情报站和你们的东线情报站，你可要格外小心。”

“瓦林同志，你放心，即使出了问题，我也决不会让组织受损的。”张永兴坚定地说。

瓦林笑了笑，“你知道么，西线情报站的中国同志由于工作出色，已经获得一枚红旗奖章；你们东线情报站的工作也不错，我已向上级为你们请功了。”

“谢谢瓦林同志的关怀。”张永兴诚恳地说。

瓦林深情地说：“你们在一线的中国同志身处险境，却发扬出了大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这些无名英雄！”

“瓦林同志！”张永兴的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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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战士的归宿

1938年6月，苏联远东内务部长留希科夫少将越境进入“满洲国”，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

9月20日，吴奎群和往常一样，打开杂货铺的店门，准备开张。

这时，一个穿警服的白俄走了进来。开口就嚷着要烧酒。

吴奎群抬头一看，认识此人，原来是瑗珲县警察大队外事股属官卡尔鲍夫。这家伙是个白俄，贪财好色，为日本人效命，qi*s*-u*-u*/奇*/书*/ｃ//o*/m专门负责处理边境上中苏边民纠纷和捕获苏方谍报员的工作。

吴奎群将一瓶烧酒递给了卡尔鲍夫，“这是烈性酒，悠着点喝！”

“没关系，我们俄罗斯人喝惯了烧酒，一天不喝就不痛快，”卡尔鲍夫扫了一眼货架，“再给我弄些肉来吃。”

“熟食还没做，给你打开几听牛肉罐头吧。”吴奎群边说边从货架上拿下两盒牛肉罐头。

这时，蔡秀林走了进来，“老吴，饿坏了，快弄点吃的。”说完，他抓起一把饼干嚼了起来。

“噢，你一定是老板的朋友吧，”卡尔鲍夫友好地举起酒瓶，“我们喝一杯。”

蔡秀林见吴奎群将几个咸鸭蛋放在他面前便说道：“再开几盒罐头，我要和警官先生喝一杯。”蔡秀林坐在了卡尔鲍夫的对面。

两人推杯换盏地喝了起来。

卡尔鲍夫瞪着发红的双眼说道：“还是你们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你不也很好吗？穿警服，挎洋刀，喝烧酒，我还羡慕你喽。”蔡秀林举杯说道。

“好什么好，我在这里混了十几年，始终是个流浪汉，这里不是我的家。”

“那你就回国嘛，听说那边的生活很好。”

“好，不好。布尔什维克不让我们回去。”

吴奎群觉得蔡秀林言语有失，便高声说：“卡尔鲍夫，你还有公事，可别耽误了工作。”

“什么工作，替日本人干事，还那么认真。”蔡秀林在一旁说道，“再开一盒罐头！”

吴奎群有些不满，狠狠瞪了蔡秀林一眼。

蔡秀林见吴奎群不高兴，只好站起身来，嘀咕道：“真抠门儿。”说罢走出门外。

不久，卡尔鲍尔也踉跄地走出门外。

就在这一天的夜里，杂货铺门外的草丛中猫着几个人，为首的就是卡尔鲍夫。原来这个白俄异常狡猾，很早就怀疑杂货铺有问题，今天本来是想探探风声，不想从蔡秀林的言谈中发现了一些苗头。于是，卡尔鲍夫便率几名警察潜伏在杂货店附近，进行监视。

9月25日凌晨，铁山带西岗子的一名情报员准备过江。刚出杂货铺，便被潜伏了四五天的卡尔鲍夫一伙包围，经过搏斗，铁山逃脱，情报员被捕。之后，卡尔鲍夫一伙冲进杂货铺，逮捕了吴奎群，并在杂货铺起获边境地区日军兵力部署图一份、胶卷两个、苏式手枪一支。

三道沟交通点被破获，惊动了黑河宪兵队，大批宪兵、特务将杂货铺包围，接连捕获了两名前来接头的联络员。

蔡秀林成了黑河宪兵队头号通缉要犯。

9月25日晚，在三道沟附近游荡的蔡秀林被宪兵队捕获。

蔡秀林被带到宪兵队，不由分说遭到一阵毒打。然后，带到审讯室审讯。

黑河宪兵队分队长黑田敏夫大尉亲自审讯蔡秀林，卡尔鲍夫担任翻译。

黑田敏夫问道：“我想知道，你们的组织是不是跟共产国际有关。”

蔡秀林此刻已全线崩溃，他点头道：“是的，我们的组织是为苏联人服务的！”

黑田敏夫趁势问道：“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蔡秀林竟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张永兴！”接着，蔡秀林又把他知道的情报组织其他成员的情况一一说了出来。

由于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均在齐齐哈尔，很快这个案件便移送到齐齐哈尔宪兵队。负责这一案件的正是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他立刻责成宪兵队“搜查班”班长土屋雄芳少尉率领宪兵、警察全力侦破此案。

10月2日，土屋雄芳指挥人马包围了《民声晚报》、养鸡场、鸿发园等地，进行紧急搜捕，很快张永兴小组的大部分成员被捕。

由于张永兴正在苏联未归，张庆国去昂昂溪串门，敌人还一时无法捕到张氏兄弟。

10月的伯力是美丽的、太阳暖照大地，林荫路旁金黄一片。桦树、杨树舒展着树枝，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整个城市一片宁静。

张永兴穿着军装，脚蹬皮靴，漫步在加宁大街上，享受着这和平的时光。

傍晚，张永兴和瓦林一起来到哈巴罗夫斯克大剧院，观看当地歌剧院上演的契诃夫名剧《海鸥》。据说，这是一个真正“契诃夫式”的剧本，是现实主义的，也富有诗意和象征性。

大幕徐徐拉开，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幕幕逼真的生活场景。张永兴尽管在南开中学时也演过话剧，但欣赏这样有水平的话剧还是头一回。他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剧情之中。

剧中梅德维兼科和特里勃列夫·多恩的一段对话，引起了张永兴的极大兴趣。

梅德维兼科：“请问，大夫，您最喜欢外国的哪一个都市？”

多恩：“当然是热那亚。”

梅德维兼科：“为什么是热那亚呢？”

多恩：“在那儿、街上人来人往的，真太妙啦。黄昏的时候，你从旅馆走了出来，整条街上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你毫无目的地在人群里东倒西歪、游来游去；你和那些人生活在一块儿了，在心灵上已经和他们合而为一了，你几乎可以相信一种所谓世界的灵魂竟是可能的事情……”

“在心灵上已经和他们合而为一了”，张永兴反复琢磨这句话，“是啊，自己不知不觉中已和这座城市、这里的人们融为一体，已不觉得是在为别国战斗，而觉得在为自己的祖国战斗。”张永兴在潜意识里已经这样认为：他们为苏联工作正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

就在话剧快要结束的时候，四科副科长伊利亚钦科悄悄来到剧场，在瓦林身旁耳语了几句，瓦林便匆匆离开。

这时，张永兴有一种不祥之兆：出大事了。

话剧散场后，张永兴登上共公汽车急急忙忙向加宁大街赶去。

到了加宁大街后，张永兴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向瓦林的办公室跑去。

当张永兴出现在瓦林的面前时，瓦林的脸色非常不好。他看了一眼张永兴，示意他坐下，“你来得正好，我有件事要和你谈。”

张永兴坐了下来，神色紧张地看着瓦林。

瓦林缓缓说道：“刚刚接到的消息，三道沟交通点出事了，我们派去的联络员没有回来。”

“有人被捕吗？”张永兴急切地问。

“目前还不太清楚，”伊利亚钦科说：“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东线情报点是否也遭到破坏。”

张永兴站了起来，急切地说：“那么，请批准我立即动身，回到齐齐哈尔察看情况。”

瓦林望着张永兴，用低缓的语调说：“波波夫，你想过没有，这次回去将会有很大危险，甚至被捕、被杀。”

“这些我早就想过了。”张永兴正色说道：“可是我是情报站负责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我的同志们不管。”

瓦林和伊利亚钦科似乎都被感动了，两人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瓦林开口说道：“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同志的坚强意志和高尚品格。我同意你回到满洲，希望你要多加小心。”

“波波夫，”伊利亚钦科也关切地说，“这次回去不要走原来的路线，从赤塔经满洲里进入齐齐哈尔，这条线相对安全一些。”

“谢谢领导们对我的关心。”张永兴庄严地行了一个标准的苏军军礼。

第二天，张永兴换成便装，手拎一个小皮箱，登上了开往赤塔的列车。

11月4日，张永兴秘密潜回了齐齐哈尔。早6时，他拎着皮箱慢慢向自己的住处仁惠胡同走去。由于他警惕性很高，很快就在自己的住宅周围发现了几名便衣特务。他不动声色地悄悄走开，故意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中央路地下工作隐蔽点。

躺在床上，张永兴苦苦思索。看样子，三道沟的事牵连了齐齐哈尔情报点。他清楚地知道，此时家中还有数百份未及时送出的机密军事情报。如果这些情报落入敌人手中，势必暴露组织的真实身份。不行，无论如何要转移这些情报。

以后几天，他几次来到仁惠胡同，想潜入自己的住宅，无奈特务看守太紧，无法入内。

16日，张永兴来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悄悄打听谭继恕和魏世芳的情况，不料，听说二人已被宪兵队逮捕。这时，张永兴猛然意识到，情报组出事了。不用说，其他人也不能幸免于难。

回到中央路秘密隐蔽点，张永兴销毁了所有文件、材料。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潜入家中，将所有的情报销毁。

17日晚，张永兴利用特务交接班的空隙，翻墙进入院中，溜进了屋内。他不敢开灯。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电台密码本，点燃火柴将其烧掉。这时，他不慎将咸菜坛子绊倒，“咣”的一声，惊动了院外的特务。立刻，七八名特务破门而入。张永兴见情况危急，只好跳窗从后院逃走。

一口气跑了七八条街，张永兴才定下神来。此刻他挂念着弟弟张庆国。他离开齐市这段时间，张庆国一直在富拉尔基、昂昂溪一带活动，如果这时候回来必定被捕无疑。于是，张永兴回到中央路秘密地点，向富拉尔基、昂昂溪的交通点发了两封告急信。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当天深夜，风尘仆仆的张庆国赶回齐齐哈尔。一进仁惠胡同的家门便被特务逮捕，当场在他的身上搜出军事情报一份。

由于张永兴多次往返于中央路与仁惠胡同之间，终于被路上的巡警盯上。

18日晨，几名巡警闯进了张永兴在中央路的住处。张永兴见是巡警，并没在意。

一名满脸横肉的警尉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住在这里吗？”

张永兴掏出证件，平静地说：“我是做小买卖的，是住在这里。”

警尉看了看证件，忽然问：“那你总往仁惠胡同跑什么？快说！”

这时，张永兴才意识到这伙巡警来者不善。

“我看一位朋友。”张永兴应付着说道。

“看朋友？”警尉恶狠狠地说，“仁惠胡同都快成了间谍窝，你去那儿看朋友，肯定有问题。”他回头对手下警察说，“带他去宪兵队！”

张永兴被带到宪兵队后，土屋雄芳根据照片认出了张永兴。他如获至宝，立即将张永兴收押，连夜带人搜查了张永兴在仁惠胡同的住宅。在搜查仓库时，土屋雄芳终于发现了情报组织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照相机、化装用具等，还有3500元工作经费；另外还查出从日军内部搜集的军事机密文件几百件。

破获这样大的“间谍案”，自关东军进驻齐齐哈尔以来还是第一次。此案上报关东军司令部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立即派遣谍报专家山本庄之助大佐前往齐齐哈尔调查此案的情况，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发布了紧急命令，严令“加强防谍对策”，实施了“军事特别地区法”，对有“通苏”嫌疑的“满洲人”可以“不加地方当局批准，立行逮捕”，并有“射杀危险极大间谍”的权力。

张永兴情报小组在北满战斗了二年零七个月后，终于停止了工作。苏军远东军区在齐齐哈尔的东线情报站不复存在了。不久，纵树奇的西线情报站也停止了工作。

张永兴被捕后，日本特务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山本庄之助大佐一开始便极力劝降他为日军服务，做他们的“秘密工作人员”。条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满洲国可以担当县一级的官员。张永兴不为所动，严辞拒绝。

主审此案的齐齐哈尔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深知情报组织的联系多为单线，一般组织人员不会知道更多的情况，所以他把张永兴作为突击审讯的重点对象。

坂垣自恃自己是情报战的行家，跟许多间谍打过交道，再一次对张永兴进行利诱。

坂垣很郑重地说：“我看过你的材料，你1896年3月出生于支那山东蓬莱县。在南开读的中学，进入满洲以来，一直从事赤色运动。曾用过张新生、张惠民、张裕国、王立川等名字，多次往返于赤俄军事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个出色的谍报人员。我再次提出要求，希望你能悔悟，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

张永兴义正辞严地说：“办不到！你们侵略我们的国家，屠杀我们的同胞，我怎么能投降你们，为侵略者工作。”

坂垣见他态度坚决，便换一种口气说：“既然你不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也不勉强。那么，你就谈谈你们的组织。尤其是在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所经历过的事情。”

张永兴冷冷地说：“我们有严格的规定，那就是，凡是在苏联听到的话和认识的人，不准对任何人讲起。”

坂垣恶狠狠地叫道：“我会让你开口的！”

敌人见利诱不成，就使用严刑逼供。土屋雄芳先对张永兴施以水刑。特务剥光了张永兴的衣服，将他仰天绑在凳子上，然后用水壶里的水不停地灌入他的嘴里和鼻子里。不一会儿，张永兴的肚子鼓得像个大皮球。这时，刑审特务又骑在张永兴身上，把他肚子里的水全挤出来。这样，反复地灌水，用了几个小时的刑。张永兴面对敌人的野蛮行径毫不畏惧，紧闭双眼，以死相待。后来，敌人又用了多种重刑，企图从张永兴口里了解国际情报组织的情况，但终未如愿。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使张永兴几度昏死过去。张永兴嘴里流着鲜血，始终咬紧牙关不说话。

敌人见张永兴毫无惧色，怕他在重刑下有死亡的危险，就决定改变方法。他们将张永兴的妻子孩儿找来，对他们说：“你若同我们合作，肯定能救出你丈夫，你丈夫早一天改变态度，向我们讲清楚，我们就释放他回家。”

张永兴面对家人说道：“我的事你们不知道，也帮不上忙，赶快回去。我的事我自己担着！”

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伎俩，张永兴立场坚定，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不久，关押张永兴的齐齐哈尔陆军监狱又押来了一名“要犯”，他就是张永兴的战友许志岚。许志岚也是一条刚强的汉子，敌人在他的身上依然捞不到什么油水，便将他扔到一间二三十人的“大号”里去。这里关押着不少抗联战士、山林队员和原东北军的士兵，自发地形成一个很强的战斗集体。

许志岚看中了这一点，决定趁机越狱逃走。他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由他和抗联三军的一个连长李火山负责暴动越狱。很快，他们用秘密的方式串联了同一监号的近百名犯人，决定在年底发动越狱大行动。

几名山林队的队员用门折页磨制成了匕首，几名抗联战士把竹筷削成了锋利的竹针。

此刻，许志岚心里惦记的仍是张永兴。越狱时，他的首要目标，不是向外逃，而是折回要犯“监号”营救张永兴。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转眼到了12月30日。临近新年，日本督导官都回家过年去了，值班的军警也无心看守，心思早飞到了小酒桌上。

这一天夜里，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冲出这个人间地狱。

12月31日上午6时，许志岚等人趁军警给犯人送早饭之际，用准备好的匕首、竹针刺杀军警，抢夺武器冲出牢房。

霎时，院内人声鼎沸，喊杀震天，枪声四起。许志岚等人不顾一切地向重犯监号冲去，企图营救张永兴。无奈被岗楼上的机枪封住去路，无法冲进去救张永兴。最后许志岚只好和一百多名犯人冲出牢房，向外逃去。

一百多人的暴动队伍，在许志岚、李火山的带领下，昼夜兼程，寻找抗联。

1月1日早晨7点左右，暴动队伍到达小哈伯村。下午2点，从西南方向飞来一架飞机，飞得很低，在屯子上空来回盘旋了几圈，就飞走了。不出十分钟，公路上就出现了四辆满载着日军的卡车，在距屯子二里左右的地方停下，大约1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跳下车，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枪，摆出进攻的阵势，小心翼翼地向屯子围拢过来。这时，李火山很沉着地对大家说：“鬼子来包围我们了，可我们只有七八条枪，大家不要怕，让老许带着你们往东跑，我来掩护你们！”

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李火山带领着几名抗联战士用仅有的七八条枪狙击着成百的鬼子兵。仅仅十分钟，鬼子便冲破了李火山他们组成的薄弱防线，八名勇士壮烈牺牲。

许志岚带着大批越狱的犯人没有走出十里，便遭到伪满军的阻击，这时，鬼子的追兵也赶到了，两面夹击，当场就被打死40人。许志岚带着大家拼命地向一片小树林跑去。

三天后，越狱的犯人，除冻死、遭枪杀的外，其余50多人尽数被日军捉回，许志岚下落不明。恼羞成怒的敌人，残酷地将捉回来的50名犯人全部枪杀。

越狱事件的发生，使日军宪兵胆战心惊，他们害怕再发生类似事件，决定紧急处理张永兴等一批“要犯”。

坂垣在给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的报告中写道：“……苏联间谍张永兴，此人头脑清醒、生性顽强，保留下来对日满危害极大。应按着当初拟定的方针，收买不成则刑审后枪决。”

东条英机同意了这个报告，并责成齐齐哈尔日军宪兵队执行。

坂垣拿着东条英机签发的判决书，来到牢房亲自向张永兴宣读。然后，坂垣用同情的口气说：“张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为你惋惜。不过，死刑还没有执行，你还是有生存的希望的。你好好想一想，做为一名满洲人，为俄国人送命，值得吗？你要三思。”

张永兴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用沙哑的嗓子说：“ 我告诉你，坂垣，我是爱国的中国人。中国正遭受你们的侵略，我不能坐视不顾，现在中国人民不能马上把你们赶出中国，但我们要同侵略者血战到底。我们要解放自己的国土，没有苏联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我为苏联工作，正是为了挽救我的祖国，我确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为此，我死而无憾。”

坂垣呆呆地愣在了那里，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曾是个基督徒，信仰过上帝现在跟赤色魔鬼搅在一起，不怕上帝惩罚你吗？”

张永兴冷冷地说道：“本来就没有什么上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坂垣被眼前这条硬汉折服了，他默默地退出了牢房。

一直主管此案的土屋雄芳看到了判决书以后，非常想知道张永兴会有何反响。

一天深夜，他来到张永兴的牢房，还特意带了一瓶日本清酒请张永兴喝。这一次，张永兴没有拒绝，喝下了土屋雄芳带来的日本清酒。

土屋雄芳神秘地对张永兴说：“想必坂垣分队长已向你宣读了判决书，不知张先生有何感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永兴豪迈地说道。

土屋雄芳阴险地眨了眨眼睛，“恐怕你所谓的功绩，是不会载在你们国家的史册上的。”

张永兴平静地说：“我爱我的祖国，我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人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无所求的。我相信历史会对我有公正的评价。”

土屋雄芳无言以对，他苦笑了一下说道：“我原只知道有大和魂，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支那人的勇气，支那魂也是很了不起的。”

1937年1月5日，清晨。这一天格外的宁静。北大营外白雪皑皑，几株青松更显苍翠。

几辆囚车缓缓驶来停下，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宪兵跳下车分列两排站好。

随着一阵脚步声，张永兴、张庆国等八名国际情报战士踩着积雪“嘎吱、嘎吱”地走来。

坂垣作为行刑的指挥官，披着军大衣站在远处，凝视着这群视死如归的抗日志士。

行刑的日军士兵排成一排站好。张永兴等八名勇士面对着宪兵站成一排。

坂垣抽出指挥刀高叫：“预备——瞄准！”

行刑的日军士兵举起了上了膛的三八步枪。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张永兴发出了怒吼。

一阵枪响过后，张永兴等八位烈士倒下了，鲜血洒在了苦难的东北大地上，染红了皑皑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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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莫斯科归来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5年7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副处长阿尔布拉莫夫、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站在一处高楼的平台上观看远处的学员训练。

别尔津满意地说：“阿尔布拉莫夫同志，感谢国际同志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阿尔布拉莫夫谦虚地说：“我没做什么，这都是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功劳。”

提到皮亚特尼茨基时，大家都不作声了。能看出阿尔布拉莫夫的内心非常痛苦，他脸上的表情似乎都僵硬了。一旁的廖雯初心里也不是滋味。奇*書$网收集整理别尔津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专家自然明白其中的内幕，他虽然也替皮亚特尼茨基惋惜，但他却不会轻易表露什么。

过了一会儿，别尔津对廖雯初说：“瓦西里，你提供的中国同志非常优秀，我这里也谢谢你的帮助。”

廖雯初急忙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他停顿了一下，问道：“别尔津同志，你是怎么想起要扩充这座学校的呢？”

别尔津得意地说：“这个想法早在去年年初就成型了。虽然你们的训练学校办得很好，但比较单一，只是无线电培训。而随着情报工作的需要，对情报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样，创建一所全面、系统的特工学校也就迫在眉睫。”

阿尔布拉莫夫接口道：“是啊，谈起扩建学校的事，还得感谢德国共产党员缪勒尔，没有他也就没有学校。”

别尔津点头说：“是啊，提起缪勒尔，我就又想起了去年年初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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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间谍”在这里诞生

特种学校

1934年2月，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在莫斯科西北一座小山的森林中，座落着一栋灰色小楼，周围是茂密的森林和高大的围墙。一切都显得宁静安详，就像是在苏联常见的疗养院。然而，这不是一栋普通的建筑，这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的所在地。偶尔从这里路过的人会发现，树林中隐藏着荷枪实弹的哨兵。进出这所建筑的大多数为年轻人，他们有黄头发、红头发、黑头发，并且操着各国的语言。这里，其实又是一片禁地。因为，在这座建筑100米之外，悬有一块警示牌：谢绝参观，无证件者禁止入内。

在情报学校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身军装，年约四十的一位军人正凝视着窗外。此人，便是情报学校的校长，德国共产党员缪勒尔。

“校长同志，第一期毕业的三名中国学员奉命来到。”校长助理米哈依尔上校进来报告。

缪勒尔转过身来微笑着说：“很好，让他们进来。我要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

房门一动，三名身着苏军军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齐声用俄语报告：“报告校长同志，第一期中国学员向您报到！”

缪勒尔微笑着走到他们的面前说道：“小伙子们，从今往后你们就要回到祖国，利用你们所学到的特殊技能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停了片刻，他又说：“在临行前，我赠给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每一个人都将具有超过一个整师的战斗力！”说完，他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三个中国年轻人面带喜悦，相互看了看。然后齐声答道：“愿为共产主义而战！”

“我勇敢的士兵们，出发吧！”缪勒尔大手一挥，仿佛在指挥千军万马。

三个年轻的中国人，立刻敬礼，转身走出门外。不久，米哈依尔走了进来。

缪勒尔带着欣赏的口气问道：“米哈依尔，这三个中国学员的中国名字叫什么，是由谁介绍来这里的？”

米哈依尔回答说：“他们的中文名字叫王济之、李发、徐义德。是由中共满洲省委的张同志介绍来的。这次，他们将去满洲的安东、营口等地开展工作。”

缪勒尔又问：“他们的领导人是谁？”

米哈依尔回答道：“我也不清楚，据杜曼宁同志讲，好像是位潜伏在奉天的德国女同志。”

“索妮娅！”缪勒尔高兴地说：“一定是她。”

“校长同志，”米哈依尔问道：“您认识她？”

缪勒尔点了点头，“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同志。”

就在王济之等人离开学校不久，又有三名中国学员来到了军事情报学校。他们分别是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是学校的第二期学员。

纪守先，毕业于吉林省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冬，在哈尔滨参加国情情报组织，代号万尼。

黄振先，印刷工人出身。“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过抗日铁血救国军。1932年在哈尔滨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瓦夏。

赵国文，就读于滨江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义勇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舒拉。

由于第二期学员知识水平高，又多数为中共党员，军事情报学校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除了学校必开的政治、军事爆破、军事化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法外，还着重对第二期学员进行“自制炸药”、“速燃法”、“反跟踪术”等科目的训练。

缪勒尔发现纪守先知识渊博，并且颇有语言天分（已掌握俄、英、日语），是个难得的情报人员，便多次和他交谈，希望他能成长为一名高级别的情报人才。

1934年2月刚过，缪勒尔便将纪守先找到自己那间温暖的办公室里促膝谈心。

“万尼，你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能谈一谈对情报工作的看法吗？”缪勒尔问。

“校长同志，我认为情报工作是我们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但它不是唯一手段，只能运用情报的特殊手段来服务于革命斗争。”

“好极了。”缪勒尔赞同道：“你的认识上升了一个高度。我有个想法，像你这样的人才，我希望你能留在苏联为红军服务。”

“可我是个中国人，”纪守先说，“我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要回去战斗！”

缪勒尔似乎被感动了，他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三个月过后，纪守先告诉黄振先训练要结束了。

黄振先笑着对纪守先说：“这学得也太快了，就好像北京的烤鸭，为了养得肥肥的，硬往你嘴里塞了一大堆吃的，也不管你消不消化。”

纪守先也笑了，“老黄，你别说，你形容的还真恰当。有点意思嘛！”

“啧，老纪！”赵国文突然神秘地问道：“校长三番五次地找你，是不是交给我们重要任务了？”

“反正回国以后你就什么都知道了。”纪守先没有回答赵国文的提问。

“咱们是一伙的，你还保什么密。”赵国文有些不高兴，推门走了出去。

纪守先望着赵国文远去的背影，思考到：老赵是个好同志，开朗、热情、有干劲。可就是有时情绪化，这对于秘密工作是很危险的。今后要帮助他克服这个毛病。

回国的前一天，军情学校总监杜曼宁少将来到学校，将纪守先叫到了办公室。

杜曼宁严肃地对纪守先说：“这次你和瓦夏、舒拉回国后，负责满洲地区的对日情况工作，重点放在对日后方基地的骚扰、破坏上。”

纪守先问：“我的领导人是谁？”

杜曼宁说：“你的领导人叫A.鲍威尔，住在上海。你务必于7月23日下午3时，左手持《大美晚报》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入口巴拉斯咖啡馆和此人接头。到时有个自称密斯特李的外国人和你说话，他就是鲍维尔。”

纪守先问：“如果没接上头怎么办？”

杜曼宁说：“如当天联络不上，可于8月3日、8月13等每逢‘3’日再去该地接头。”说完他掏出一叠美元交给他，“这是经费，一个月只有40美元的开销，注意节省。”

纪守先接过美元，“请将军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完成任务！”

杜曼宁握了握纪守先的手：“你们经符拉迪沃斯托克由陆路返回满洲，祝你好运！”

3月，纪守先三人准备启程归国，缪勒尔、米哈依尔特意用学校的大轿车将他们送到莫斯科的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缪勒尔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大家相互喊着口号“努力”，然后在依依不舍中分手。在回学校的途中，缪勒尔突然问米哈依尔，“你说，在万尼的身上，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呢？还是共产主义战士的性格多一些？”

米哈依尔思索了一阵子说：“好像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

“是的，”缪勒尔说道：“万尼首先是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个共产党人。”

回到学校的办公室，缪勒尔仿佛仍在琢磨纪守先，他不住地自言自语：“万尼……万尼。”

站在一旁的米哈依尔不禁有些吃惊，他发现他的上司已经对这个中国人着迷了。

“校长同志，吃午饭的时间到了。”米哈依尔说。

缪勒尔突然问道：“第二期学员是谁推荐的？这个人是不是国际情报组织中的人？”

米哈依尔答道：“是哈尔滨国际情报组织负责人杨树田介绍来的。”

“杨树田！”缪勒尔问道，“他为什么不来莫斯科受训。要知道这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

“校长同志，据悉，他们已在赶往莫斯科的路上”，米哈依尔说道：“不久，您就会见到这位卓越的中国情报战士。”

“我很想见到此人。”缪勒尔严肃地说道。

与此同时，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奥特波尔的山路上，正艰难跋涉着三名中国人。

为首的是位身材不高，但却很结实的男人。他身穿皮衣，头戴貂皮帽，显得十分干练。他便是国际情报组织哈尔滨负责人杨奠坤（杨树田）。紧随他身后两名情报组织成员，身材略高一些、穿狗皮大衣的名叫张逸仙。

踏着厚厚的积雪，三人来到一处苏联边防军的哨所前。

“不准动，举起手来！”苏军哨兵大声喝道。

杨奠坤立刻上前，用熟练的俄语说道：“我们是自己人，我要求见舒拉上尉。”

哨兵拿起电话，向上级汇报此事。不久，他走了过来，友好地示意跟他走。

三人被带到了一座木刻楞房内，里面烧着大铁炉（用汽油桶改装的），非常温暖。一个中士进来，给他们端来一盆菜汤和几块黑面包。大概是饿了的缘故，三个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中士则在一旁偷偷地笑。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没见舒拉上尉来。于是三人便倒在大木床上睡了起来。

大约在半夜的时候，两名苏联军官走了进来，三人从梦中惊醒。

其中一名军官冲他们喊了一句：“米赫伊鲁！”

这是联络暗号，杨奠坤也立刻喊道：“米赫伊鲁。”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那名军官说道：“我是舒拉上尉，负责送你们去莫斯科。”

杨奠坤马上说：“舒拉上尉，我看这里没有交通工具，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匹马来。”

舒拉上尉点点头，“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带来几匹军马，送你们上路。”

果然，第二天，舒拉上尉带着一个士兵牵着马来接他们。不过只有两匹，而且也不是军马。

他们三个人只好替换着骑马，赶了大约三四十里，又坐了一段火车，到了奥洛维亚那亚，住进了当地驻军的招待所里。这里的条件非常好，有暖气、热水、浴室、卧室，三人洗了澡，吃了俄式午餐，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来了两位佩戴大尉、少校军衔的军人。

少校和气地说：“你们好，中国同志。在这里休息的好么？不要急，好好休息一阵，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另一名大尉又走到“茶炊”（铜制大茶壶）跟前，打开水龙头给他们泡了几杯热茶。

杨奠坤三人在这里感到了一种浓浓的战友情意。

几天过后，大尉送来了一封介绍信和两个证明文件，又每人发了500卢布，两套军服，把他们送上火车，沿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莫斯科进发。

经过15个昼夜的旅程颠簸，火车终于平安抵达莫斯科。三人在苏军总参情报部一位将军的家中借住一夜。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杨奠坤三人走到临街的阳台上，观看下面的街道。只见工人、学生穿着制服，打着红旗、标语、唱着歌前进。大家都被这欢乐的游行队伍感染了，不住在阳台上冲街上的队伍招手致意。

这时，一辆汽车停到楼下。房东老太太告诉大家，有人来接他们了。

几个人告别房东，坐上汽车，向莫斯科市郊驶去。

大约行驶了20公里，便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这时，杨奠坤才发现这里各国的学员都有，德国人、波兰人、蒙古人、中国人。

在办公室里，校长缪勒尔亲切接见了大家。

缪勒尔拉住杨奠坤的手说：“杨，我很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你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学员，如今见到你，真的很高兴。”

杨奠坤用俄语回答：“校长同志，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请上级在这里考验我吧！”

缪勒尔拍了拍他的肩，“很好。你会在这里得到锻炼的。”停了停他又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瓦尔德尔。”

当天，杨奠坤等人吃饭、洗澡、换衣服，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被称作“古斯达夫”的张逸仙和杨奠坤同住一个寝室。

第三期训练班共有12人，除杨奠坤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马克斯”的中国人，原名叫阎荆璞，营口人，曾当过卡车司机。另一个叫“威利”，是佳木斯人，原名王君。不久，在学校开课后又来了两个中国同志，一位叫“埃菲德”的奉天人，原名常杰男；另一位叫“普尔斯”，原名张明礼，他俩都是皮鞋工人。时间长了，大家才了解到，校长缪勒尔是位老共产党员，1917年就参加革命，在德国坐过牢，腿有风湿病，不时要发作。他为人很风趣，能用手势表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他的夫人是学校的厨房经理，照顾学校学员的饮食。他们的儿子叫鲁迪，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学飞机驾驶，每天早出晚归。星期天便同学员们一起玩，和大家相处的非常好。

这几天没有开课，杨奠坤等三人都在学校里休息。一天，缪勒尔来到宿舍看望他们。

“瓦尔德尔，现在生活习惯了吧？”缪勒尔问。

杨奠坤回答道：“很好，要比我们在国内的条件好得多了。”

这时，有人敲门，杨奠坤立即把门打开，只见进来一个工人模样的苏联人，问有没有烟。

缪勒尔不高兴地将那人轰走，然后对杨奠坤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是谁就开门让他进来。你要知道，你们将来回国都负有重大责任，假若现在被人认识了，对你们将来有极大危险。”

这时大家才感受到学校的特殊性。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接触的第一条原则便是：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他不准打听。

一星期后，开始正式上课。课程是每天上一门。每天早上，从莫斯科派来一位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每隔五天休息。总课程是六个月零十八天。学习的课目有：秘密工作学，包括通讯传达法、药品贮藏法、情报员联络、侦察技术；政治学，包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燃烧化学；爆破学；射击；格斗；车辆驾驶。除政治和秘密工作课程外，其他课程均注重实地操作。

杨奠坤经过一段观察发现，学校的校长缪勒尔只是负责学员的学习和训练，而真正的神秘人物是来自总参情报部的少将——学校总监杜曼宁，他是专门负责学员的派遣工作的。杜曼宁不定期地来学校视察，他每次来学校后，都会有学员离开学校。

细心的杨奠坤还发现，学校二楼尽头的一个宿舍里住着几名女学员，她们很少露面，上课也不和男学员在一起，由一名女红军大尉专门负责他们的训练。杨奠坤印象里有一个女学员叫汉布尔格，还有一个叫罗莎，两人个子都不高，约有30多岁。

学校的生活紧张而神秘，杨奠坤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天，缪勒尔单独将杨奠坤叫到了办公室。一见面，缪勒尔就开口问道：“下午你们还有什么课程？”

“是政治课，校长同志。”杨奠坤答道。

“不要上了，”缪勒尔习惯性地把手一挥，“你马上跟我走，去见一位重要人物。”

下午1时，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将缪勒尔和杨奠坤接走。轿车仿佛是故意在街上兜圈子，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停在了阿尔巴特街一幢灰色的大楼前。听缪勒尔说，这便是“格柏乌”（苏军情报部）的总部，苏军全军最高情报指挥中心。

通过戒备森严的岗哨，缪勒尔带杨奠坤来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他们先在门外的休息室等候。不久，一位少校出来说：“将军同志，请你们进去。”两人起身走进办公室。

杨奠坤随缪勒尔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位身穿将军制服的中年人坐在办公室的后面，真有点不怒自威的气势。

“别尔津同志，”缪勒尔恭敬地说，“我将学员瓦尔德尔带来了，请你指示。”

“缪勒尔，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返回你的岗位上去。”别尔津礼貌地说。

缪勒尔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去。

杨奠坤着实有些吃惊。因为，眼前坐着的这位将军，便是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部部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原名帕维奇·伊万诺维奇，是个传奇式的人物，领导苏联情报机关已经有很多年了。

别尔津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杨奠坤的面前，两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说，“好样的，瓦尔德尔……听说你非常能干，为我们在中国东北打开了局面。可你应该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来，咱们谈一谈。”别尔津回到座位上，直截了当地问：“你对日本怎么看？……”

杨奠坤努力调整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脑子开始飞快地旋转。日本是俄国的宿敌，也是中国的宿敌。现在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决不仅仅限于此，他们还有更大的野心……

杨奠坤回答别尔津说：“我认为，日本是中国和苏联最大的敌人。日本人的野心在于称霸亚洲，其中也包括苏联的远东地区。”

别尔津同意杨奠坤的看法，他补充说道：“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掌握潜在之敌人的计划，打入他们的组织，侦察他们的行动……这将是我们对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贡献。识破敌人的阴谋就等于粉碎他们的侵略计划，至少可以做到有备无患……消除战争的威胁，这是当务之急。你说对吗？”

“正是这样！”杨奠坤高声说：“部长同志，我愿意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好，这就是把你叫来的原因，”别尔津说，“来，咱们研究研究。”

别尔津走到书柜边，打开一个小保险柜，拿出一本棕色硬皮夹子，翻了一下，打开递给杨奠坤，“你看看吧，请用俄文读出声来。”

杨奠坤接过皮夹子，发现别尔津翻开的那页，是份中文的抄件，于是他用俄文念道：“《帝国对苏俄之积极根本政策》：惟欲保证帝国在东亚的利益，必须解决俄国问题，在满洲国建立起绝对安全之地带，并夺得出海口。这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东部地区应在日本帝国的绝对控制之下……”

“好，这就够了，”别尔津打断他的话。杨奠坤急忙将皮夹子递给别尔津。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打算。”别尔津说，“如果我们错过时机，历史将不会饶恕我们。我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迅速在满洲国建立庞大的情报组织，搜集日本军队，主要是关东军的战略情报。这就是我们的决定。”别尔津习惯地用一只拳头击着另一只手掌心，站在杨奠坤面前，补充道：“干我们这一行，既要足智多谋、英勇绝伦、履险如夷，又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们的辩证法，懂吧？”

这之后，杨奠坤又和别尔津多次会面，渐渐了解了这个神秘的人物。

扬·别尔津整整比杨奠坤大22岁，是一位阅历甚广、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面貌年轻性格开朗豁达的“老人”。早在16岁那年，当时名叫彼得·丘济斯的他，就饱尝了哥萨克大兵步枪通条的抽打，同宪兵搏斗时三处负伤，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苦役，已煎熬得满头白发。当他从遥远的雅库特逃出来，在一天深夜偷偷回家时，母亲竟不敢认他。他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现在我就叫别尔津，扬·别尔津了。当年的小彼得已不复存在。他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销声匿迹了……妈妈，你看，我用了父亲的名字。我不会让他的名字蒙受耻辱，永远不会……”

别尔津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在1917年的二月、七月和十月革命中，扬·别尔津都坚守革命岗位，他同士官生打过仗，参加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后来参加了拉脱维亚起义……这些都是有一次别尔津在闲谈中告诉杨奠坤的。

“这就是我一头白发的由来！宪兵和警察使我变聪明了。我上了6年学，蹲过差不多6年监狱。幸好我从苦役中逃出来，才得以提前毕业……”

在杨奠坤和别尔津累了时，扬·别尔津就提议下盘棋，清醒一下头脑。他们喝一杯浓茶，又接着研究。研究出了什么呢？那就是一项针对日本侵略军的绝密计划——“戈比旦行动”。

别尔津总是对杨奠坤说：“瓦尔德尔，你知道我要给你讲什么吗？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认为敌人都是呆头呆脑的傻瓜，要把他们看成是高明的对手。要勇敢机智，随机应变才能克敌制胜……别嫌啰嗦，你应当比我看得更清楚——你要去的地方是满洲呀！”

杨奠坤每到这时，都会认真地聆听。

“干我们情报工作，要有强烈的爱国心、冷静的头脑和钢铁的意志，”别尔津说，“我们重任在肩，应该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特别是日苏战争。这是你们的主要任务。此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给他们一家伙。瓦尔德尔，你懂我的意思吗？”

别尔津有个习惯，总要问明对方——他的工作人员和同伴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这一良好的习惯被杨奠坤、张逸仙他们很好地继承下来。

“戈比旦计划”明确之后，别尔津就设想，应该在哈尔滨、北京、奉天、天津、青岛一线建立网状情报点。首先应在哈尔滨、大连扎根，因为这里有很多俄国侨民，便于苏联谍报人员活动。具体怎么做，别尔津就只能靠杨奠坤自己考虑了。他发现这个比自己小22岁的年轻人既有敏锐的领悟力，又有熟练的实际工作本领，还有老练谍报人员的洞察力。

在长达一个月的频繁接触中，杨奠坤对别尔津更加尊敬，爱戴，并视为师长。可以说，别尔津对杨奠坤的影响举足轻重。

就在别尔津和杨奠坤秘密制定“戈比旦计划”的时候。张逸仙也没闲着，在爆破教官邱列宁的指导下开始了特殊训练阶段。

一天，一位穿便服的教官来到张逸仙的面前，他自称是邱列宁教官，是教爆破的。

邱列宁打量一下张逸仙问道：“古斯达夫，我想知道你有多大年纪了？”

张逸仙也打量一下邱列宁，见他也就30多岁，甚至比自己还年轻。为了让他心理平衡，便顺口说道：“教官同志，我今年31岁了。”其实张逸仙当时已37岁了，在这些学员中算是老大哥了。

邱列宁得意地笑了笑，“那我比你大很多，我今年35岁了。”

邱列宁富有传奇经历，17岁便参加了十月革命。1921——1922年参加了远东共和国与日本的战争，曾只身炸毁日军的火力点。

在郊外小山包他们开始了爆破训练。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张逸仙一次又一次地引燃导火线。而每次炸药的装量都不同，爆炸威力也不同。从一次只能崩掉一块一尺见方的泥土，到最后掀掉了一个小山角。

邱列宁颇为内行地告诉张逸仙，在当今世界上，德国人的炸药最出色。尤其是他们研制的“黑索今”炸药，熔点为204.1°C，压药密度为1.77/厘米3，爆速达8600米/秒，是最好的高能炸药。由于它是用石蜡、树脂、动物胶包覆炸药外表，具有一定的粘度，非常适合隐藏于各种物体之中。搞秘密行动的人，都喜欢这类黑索今炸药。

张逸仙想起了在救国军时曾使过的梯恩梯炸药，便问道：“教官同志，梯恩梯炸药是军队常使用的一种炸药，它的效能如何？”

邱列宁点点头，“TNT是威力很大的炸药，它的爆速可达每秒6970米，热安定性能极高。不过，它的原料甲苯来源于战略物资——煤焦或石油，在战时往往战略物资往往受到严格控制，这样，TNT的产量会减少的。”

“教官同志，”张逸仙越谈越有兴趣，“我在国内同日本人作战时，常发生炮弹炸膛的事故，这是为什么？”

邱列宁倒真是个行家，他稍稍思索了一会儿答道：“排除人为的因素和机械故障，能使炮弹炸膛的，大概还有一种因素，那就是装弹火药发生了问题。”

“火药发生了问题，是梯恩梯吗？”张逸仙很认真地问道。

“不，是黄色炸药，”邱列宁说道，“它的主要原料是源于羊毛的黄色染料——苦味酸。它的优点是取材方便，爆速高，机械感度低，但苦味酸极易与金属发生反应，形成苦味酸金属盐，这种盐的机械感度很高，做炮弹火药时，稍不留意就会发生火炮炸膛事故！”

这时，张逸仙简直是对邱列宁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向邱列宁学习，把极其珍贵的军事知识带到国内去，带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的战场上去。

以后，张逸仙又学会了燃烧化学，可以用极其简陋的材料配制炸药。苏联的正规培训为张逸仙的爆破技能打下坚实基础，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威力。

在学校受训期间，班与班之间的学员不能交流，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缪勒尔的儿子鲁迪。小伙子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英俊漂亮，在莫斯科附近一所军事航空学校学习驾驶。鲁迪聪明好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由于这个班的学员只有张逸仙会英语，故两人常在一起玩耍。为了锻练学员的意志，学校开设了野外生存的课程。教官带着学员来到距莫斯科400公里的伊凡诺夫山丘进行反追捕训练。学员2－3人一组，只携带少量的面包、食盐和水，在内务部队和军犬的追逐下拼命狂奔。

杨奠坤和张逸仙还好些，两人都打过游击在山里转过。可苦了那些德国、波兰的学员，没跑出一公里就被发现，很快就被“逮捕”，取消了训练资格，留在下一期继续训练。

内务部队的一个大尉逐渐发现，那两个中国人是最难对付的。一天下来，竟不见踪影，他甚至怀疑他们脱离了训练区。不过，从某些遗留的痕迹上的判断，他们的确还在训练区。

杨奠坤和张逸仙忍着饥渴潜伏在灌木丛的一个长满荒草的大坑里。内务部队的士兵几次从他们的头顶边走过，都没有发现他们。

入夜，两人啃了几口黑面包，继续潜伏。

张逸仙感到有点寂寞，便小声问道：“小杨，听说你在磐石打过游击，说说看。”

这是杨奠坤颇为自豪的一段历史，他开口说道：“那是1932年的春天，我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命令，前往磐石开展工作。那里靠近中朝边界，群众的觉悟很高。中心县委组织了一支小型武装‘打狗队’。我到那里以后，整顿了‘打狗队’，并利用‘反日会’的关系，组成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当时李红光任队长，我任政委，声势很大，震动磐石。”

“那你怎么又搞起国际工作了呢？”张逸仙问。

“我们‘工农反日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他们出动三四百人围剿我们，在游击战中我腿部负伤，组织上安排我回哈尔滨养伤。这样，那里的工作就交给杨靖宇同志来完成。我伤养好后便留在了满洲省委。1932年冬，经满洲省委同意，在王东周同志的介绍下，我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并组成了由王东周、我和高成儒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开展北满地区的国际情报工作。”

张逸仙听罢不由暗自佩服，杨奠坤当年只有23岁，就已有了丰富的革命阅历。

“砰！砰！”两发绿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这是训练结束的信号。杨奠坤、张逸仙从草丛中站出来，向集合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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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精英纷至沓来

就在杨奠坤、张逸仙等人进行特殊训练的时候，又一批中国学员从中苏边境出发了。

这次越境的中国学员仍是三名，为首的叫陈冰岩，当时只有18岁，是吉林三师（校址阿城）的学生。1933年5月，经三师文牍熊锄辛介绍，参加了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1934年秋，先期回国的黄振先在召集受训学员赴莫斯科训练时，推荐了陈冰岩。

陈冰岩三人越境的地点仍是中苏西部边境。三人从哈尔滨出发乘快车，经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到达嵯岗。嵯岗是个小站，下站是扎兰诺尔煤矿。当时日苏敌对，国境线很紧张。边境设有岗楼、暸望塔，苏联边防军在境外驻扎军队屯垦。种地的犁架也是用炮架组成的，全由军人操作，农民已撤走。满洲里有日军守备，扎兰诺尔有暸望塔，上面有探照灯。日军一般不敢出来活动，苏军不怕，有时骑马过境到菜地买菜。距扎兰诺尔十多里有一个车站，驻有警备队，有些平房。陈冰岩三人越过铁路，穿过一片荒地，看见一个地窝棚，住一个种菜的老百姓。陈冰岩上前打听道：“大叔，过境的路怎么走？”

那农民仿佛很有经验似的，连头都没抬，用烟袋锅一指：“向北走三四里就过了。”

陈冰岩三人等到深夜继续前行。面前是一片草原，没有路标，他们只好顺着马车的车辙走。走了一段路，进入苏联一侧。绕过一座小孤山，有一个村落叫喇嘛街，开始有人来往。陈冰岩见人就找会中国话的，因为他们俄语不行，最后把他们送到了边防军的一个哨所，恰好护送他们的情报部的一位中国同志在那里。双方对答了接头暗号。陈冰岩说：“我们要去莫斯科。”

那位中国同志点头说：“我等你们好多天了。”

过境后一切很顺利，第二天乘快车到赤塔转西伯利亚大铁路，行程一周到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后，陈冰岩三人仍是先住在米黄色的小楼内。这一回女将军米勒接待了他们。据说，米勒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当过军事间谍，是个神秘人物。

米勒身材丰满、金发碧眼、和蔼可亲、待人态度十分耐心。中午，米勒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饭后稍事休息，米勒便亲自驾车把他们送到了莫斯科郊区森林中的“军事情报学校”。

这是一期很短的训练班，学期只有三个月，属于学校的第四期训练班。训练班只有9名学员，其中5个中国人，2个蒙古人，2个东欧人。

在五个中国人中，除同去的两人外，还有两名新学员。其中有一个叫王耀南的中国人，俄文水平极高，常担任学校的翻译，俄文名字叫伊万诺夫。陈冰岩也起了个俄文名字，叫玛雅利，是校长缪勒尔给起的。

他们学习的内容与杨奠坤他们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政治课、军事爆破、军事化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法。配炸药、做爆破机、做燃烧弹。不知怎么搞的，陈冰岩对这些事感到恐怖，仿佛他们是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陈冰岩的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对情报工作特殊性的无知。这一点被细心的王耀南看了出来，他是位职业革命家，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一天王耀南和陈冰岩一起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这时，夕阳西下，大地一片金黄。

两人拣了一块干净的草地坐下。

王耀南开口说：“玛雅利，我看你的思想不对头，上爆破课程时不专心。”

陈冰岩见王耀南主动提及此事，便毫不犹豫地开了腔：“我们干革命的，是靠光明正大的手段去斗争。要么口诛笔伐，要么刀枪相见。怎么能干些暗杀、放火、爆炸的勾当呢？”

王耀南冷静地看了看他，问道：“请问，我们动用这些手段对付的是谁？”

“当然是日本人和那些汉奸。”陈冰岩回答。

“对付这些人，我们还用讲究什么光明正大么？”王耀南反问。

“反正敌人用过的手段，我们来用，我感到不舒服。”陈冰岩说完注视着远方。

“玛雅利！”王耀南有些激动，“当我们坐这里享受落日的余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国内有多少同志关在监牢，有多少同志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要想反抗反动势力就必须付出多得多的代价。当你看到成千上万的同志倒下的时候，你不会去想任何事情，那就是复仇，不惜一切代价复仇！”

王耀南的话深深震撼着陈冰岩的心灵，他头一次感觉到“革命”是这样的惨烈。

陈冰岩望着激动得满脸涨红的王耀南，不由低下了头。

王耀南语重心长地说：“同志，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搞革命我们内行，搞军事我们是外行。抓紧时间学习军事技能，争取早日归国报效国家！”

“可我们是在为苏联服务。”陈冰岩突然说道。

“可我们共同的敌人，却都是日本帝国主义！”

陈冰岩无言以对，面对浑身溢着革命热情，对敌人无比愤恨的王耀南，他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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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实践课中，陈冰岩认真学习爆破技能，还不时地虚心向俄语好的同学请教。由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化学知识，很快地掌握了各种复杂的爆破技能，成为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

陈冰岩越学越精，他考虑到今后工作的特殊性，尽量把配炸药的每种化学原料成份记在脑子里，不用笔记。而且还特别留意这些原料在城市中普通的西药店中是否可以买到。日积月累，加上勤奋苦学，陈冰岩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爆破“专家”。

看到陈冰岩的进步，王耀南喜上眉梢，他多次夸奖，陈冰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后来，缪勒尔给学员们的一次讲话，使陈冰岩促动很大。

缪勒尔讲道：“反动派对待革命者是残酷的，我们没有必要对他们留情。既然反动派喜欢残酷的手段。那么，我们对他们就施行残酷的手段！”这时，陈冰岩想起了中国的古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934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7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红场照例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军事情报学校选派了一部分学员到红场参加庆祝活动，杨奠坤、张逸仙有幸目睹了这一盛况。当斯大林出现在列宁墓上的观礼台时，他们也和欢乐的人群一起激动得热泪盈眶。尽管后人对斯大林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在当时，他在国际战士的心中是崇高伟大的。

斯大林的讲话铿锵有力，他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尽管她面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但却依然傲然挺立。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骄傲吧，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欢呼吧……”

“呜啦——！”广场上的红军战士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在雄壮的军乐中，苏联红军战士排成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接受斯大林的检阅。

步兵、骑兵、战车、火炮，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夜晚，杨奠坤和张逸仙都难以入睡。他们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风采，亲眼目睹了苏联红军的雄姿。有这样强大的国家，有这样强大的军队，中国革命完全有了依靠。

第二年的新年刚过，学校组织参观。那时听说苏联每天能造五十架飞机，最大的有八个引掣，普通四个，载重八吨。大家先参观了飞机厂，由飞机厂技术人员讲解。他只是向这批特殊的参观者讲了飞机有哪些弱点，如何进行破坏，使有些兴致勃勃的学员感到大煞风景。

第二次参观新式武器展览。这次是游击教官和校长一起带大家去参观。参观前告诉中国同志说：“有人问，就说是蒙古人。”大家乘坐火车到莫斯科车站，再乘单轨电车到兵器展览馆大楼下车。大家整整看了一天，看到了各种高射炮、反坦克炮、远距离高射炮、岸防炮等，有各种类型的坦克、战斗机、军舰、潜艇的模型，还有各种测量距离的仪器。有一架横装的镜筒，可以透过障碍物看清背面的物体，令张逸仙十分惊奇。后来他才知道那叫“炮兵观测镜”。总之，这次参观，真是大开了眼界，看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各种新式武器。

12月，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顶着漫天的风雪。第五期中国学员来到了学校。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这种军情情报学校并非只此一所，一公里外的树林里还有一所预备学校。预备学校并不学什么特殊的知识，只是让学员们学习俄语、学习也不紧张。其实校方的最重要目的是保密。因为各期的学员有时会碰到一起，难免会给保密工作带来不便。为避免各期学员见面，新来的学员往往要在预备学校呆上一阵子，等上一期学员离校后方能进驻军情学校。第二、四、五期学员都住过这里，只有负有重大使命的第三期学员直接进住了军事情报学校。

第五期学员共有7名：王方、张秀春、陈岩、王君、陶立明五位中国同志和两名蒙古同志。王方为班级学员组组长。

王方，原名姚荫芳。国际情报组织北满地区负责人，曾协助王东周同志开展情报工作。

王方受过中等教育，聪明能干，遇事冷静，体力好，精通中国武术，是个优秀的情报战士。

由于王方的特殊经历，缪勒尔对他格外重视，给他亲自取名马克西姆。

一日，缪勒尔将王方叫到办公室密谈。

“马克西姆，学校的毕业生回国后将奔赴各地，组成众多的情报点。这样，我们就很需要一些优秀的情报人员进行协调，我看你很胜任这种工作。从今以后将给你加开一门特殊的课程，情报协调学。”

王方听后很激动，他连连说：“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谢谢！”

缪勒尔将身子往后一仰说道：“情报组织是点、线的结合，最终形成一个面。我想请你谈谈我们情报点设置的最佳位置。”

王方的大脑开始飞快地转动，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可组成西线；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可组成东线；哈尔滨、新京、奉天、营口、大连可组成南线。另外，北平、天津、青岛等地位置重要，环境复杂，也可以设点。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张覆盖中国东北部的情报网。”

“真是太妙了，”缪勒尔高兴地站起来，“看来我没有选错人，你是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停了停缪勒尔又说，“如果我要去中国旅行，一定请你做导游！”说完，缪勒尔拍了拍王方。

王方当时只当是缪勒尔在开玩笑，不料后来，这位情报专家真的去了中国，王方不仅成了他的导游，还成了他的助手。

王方在接受训练时也有别于其他学员，他接受的训练更多是无线电通讯、绘图、情报传递。也就是说，案头工作多了一点。然而，王方自己却不敢掉以轻心，他努力学习爆破、刺杀、射击技术，格斗训练也格外卖力气，有一次他竟接连摔倒了二名蒙古学员，令对手大吃一惊。每天清晨，他总是一个人围着操场跑步。同学们问他为何给自己加大运动量，他总是笑呵呵地告诉大家，是在练脚力。后来，王方的这种练习真的派上了用场。

一天，杜曼宁将王方带到一间地下室里。这间地下室里的每一面墙上都一排排地挂满了钥匙，少说也有成千上万把，都分别编上了号码。他告诉王方，情报局技术处得到或秘密复制了许多国家的办公室、旅馆和私人住宅的钥匙，每一把都编了号。多年来，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进入敌国各地的房舍里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其中一把钥匙就会派上用场。” 杜曼宁向王方解释说。王方被他的这一收藏杰作惊呆了。

“首先必须记住，要进别人的房间，撬锁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 杜曼宁在他的讲座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要想不刮伤漆就把锁撬开是完全不可能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会知道有人进过房间了。你们应该做的是搞到一把钥匙。这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测量锁的尺寸，另一个办法是复制一把钥匙。”

杜曼宁对如何撬开各种各样的锁做了示范。波马牌锁是一种主要装在珠宝保险柜上的锁，其锁栓是穿过锁簧活动的，最难撬开。匠布牌锁虽然是号称无法撬开的铁将军，可它在杜曼宁手里却变成了儿戏。

“你们以后会经常跟这种锁打交道的。”

他从堆在柜子上的耶鲁牌机械锁中拣了一把来给王方们做具体的撬锁示范。他解释说，耶鲁锁有一系列销栓，排在锁眼内的不同位置上。钥匙伸进锁内，其齿把锁眼内的销栓顶上去后，才能转动。杜曼宁拿出一根铁丝，铁丝的一端有钩子。他把铁丝插进锁眼内，然后开始平稳而有节奏地捅着。

“先捅第一个销栓，”他的手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直到它伸进一个回进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开了一个销栓。”

他那双大手宛如音乐会上一个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紧张地挥动着，一个接一个的销栓被捅开了。

“在没有捅开所有的销栓之前，必须保持压力。”他转动手中的铁丝，耶鲁锁立即弹开了。“这下你就可以进屋了。当然，进了房间以后，你要干什么，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着。” 杜曼宁风趣地补充道。

杜曼宁对他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撬锁专门知识从不透露一丝口风。此后多年，王方一直带着杜曼宁为他亲自制作的一根铁丝和撬锁工具。

1934年2月，王方等人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准备启程返回国内。临行前，杜曼宁来到他们中间交待任务。

杜曼宁对王方说道：“之所以这样急就让你们回国，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工作需要你们。”

王方问道：“杜曼宁同志，我们将如何开展工作呢？是按以前的组织办法去做吗？”

“不，你们要有所变动，”杜曼宁说，“你们将会有新的领导人，他将带领着你们开始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你们回去以后，先在哈尔滨待命，不久就会有人去找你们接头。”杜曼宁说完将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交给他。

“记住上面的号码，当另一个人拿一张号码相邻的美钞时，他就是你们的联络员。”杜曼宁晃了晃手中的美元，“要绝对相信此人！”

王方收好美元，向杜曼宁敬了一个军礼。

迎着刺骨的寒风，王方和两名同志踏上了返回东北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快车。

一星期以后，王方等人仍旧从扎赉诺尔越境，回到了北满。

尽管预备学校是很隐蔽的，但仍被经验丰富的张逸仙发觉了。一天，他悄悄对杨奠坤说：“你知道么，在咱们附近还有一所情报学校。”

杨奠坤吃惊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逸仙告诉他：“有一次上爆破课，我看见从东面树林的别墅出了一群穿便服的中国人。”

4月，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学校举行了一个毕业仪式，杀了一头猪聚餐。第三期学员用苏、中、蒙三国文字写了一条大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餐厅装饰起来，佳肴摆了一桌子。下午四点，几位情报部的同志来了，他们簇拥着身穿便服的别尔津，来到席间就坐。别尔津坐在主位上，首先讲话。

别尔津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说道：“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结束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就要回到各自的祖国，战斗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前沿。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越来越近。到那时，你们将发挥你们的作用，你们所学的所有内容都会派上用场。实践将会证明，你们是革命队伍中的精英。”

别尔津的讲话赢得了学员热烈的掌声。

张逸仙代表学员讲话，他用纯熟的俄语庄严地说：“我们在这里接受特殊的培训，为的是更好地打击敌人。面对领导和关心我们的同志们，www奇Qisuu書com网我代表全体学员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一切要用行动来表现，我们愿以将来的努力代替一切语言的表白！”

最后，别尔津同志和大家碰杯共进午宴。到了傍晚，大家酒醉饭饱，一齐唱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第二天，蒙古同志都回国了。第三期学员的六位中国同志，写了一份工作“誓愿书”，表明自己的决心。其中大意有三点：

1、我们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工作。

2、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

3、无论遭受任何危险，也不说出组织秘密。

誓愿书交给缪勒尔后便没了动静，主管学员派遣分配的杜曼宁将军也没有来找他们。

大家开始焦虑不安，只有杨奠坤一个人很沉住气，他知道他们将干什么。

三天后，杨奠坤被别尔津召见。

别尔津还是像以往那样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

“瞧，你多么年轻，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我老了，有些事可能无法完成，就靠你们了。”

杨奠坤能感觉到别尔津有些伤感，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别尔津同志，我就要回国了，请您指示。” 杨奠坤站在那里，平静地注视着他所尊敬、爱戴的首长和老师。

别尔津从保险柜里取出两张五元的美钞，把其中一张递给杨奠坤，说：“这不是你的经费，这是联络暗号。你回国后，有人会跟你接头，你会拿到另一张做交换，要记住这两张钞票的号码。你可以像信任我一样信任他。要坚信他是我派去的可靠人。”

杨奠坤接过钞票并熟记了号码。然后他问道：“戈比旦行动何时实施？”

“到时你会知道的。”别尔津平静地说。

临出发前一天，缪勒尔和杜曼宁来看望三期的中国学员，大家在室内合影留念。

然后，杜曼宁把大家分别叫到楼上，很详细地作了一次登记。

六名中国学员分成两组，杨奠坤带一组先出发，张逸仙带一组六小时以后出发。

校内的工作人员，高喊着“努力”将他们送出了学校大门。缪勒尔和鲁迪分别送他们去车站。当送到张逸仙时，缪勒尔送给他八盒香烟。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香烟，而是八盒“黑索今”炸药。鲁迪拉着张逸仙的手说：“古斯达夫，我的好朋友，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将来你在下面‘澎’（爆破），我在上面‘澎’（投弹），一起消灭敌人。”

张逸仙和鲁迪紧紧拥抱。

在悲壮的告别声中，大家登上了东去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

鲁迪·缪勒尔，飞行学校毕业后参加了西班牙战争。1938年，鲁迪化名王有生参加苏联援华志愿军，来中国对日作战，驾驶着“伊一96”歼击机浴血奋战，在武汉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1935年5月，第四期学员也毕业了。同样是杜曼宁找陈冰岩等人谈话，并告诉他，回国后，住在北平，找个学校学习，以学生身份做掩护，等待组织接头。而后，照例开始填表，当时有一个问题，却令陈冰岩疑惑了一阵子。

杜曼宁突然问道：“你是中共党员吗？”

陈冰岩愣了一下，自己是不是党员呢？既然自己一直为中共党组织工作，那就一定是党员。于是，回答：“ 我是党员。”

杜曼宁不假思索地记录下来，可能在他的印象里，来学校受训的都是各国党组织中最优秀的分子，自然是党员。

陈冰岩和班里仅有的四名同志编为一组，他为组长。虽然，他们的目的地不同，但却都是在一处地点扎赉诺尔越境的。

大概，第四期学员不像杨奠坤等人员有重大使命。所以没有举行欢送仪式，而是静悄悄地上路了。

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列车上，陈冰岩开始思念一人，那就是王耀南。

王耀南此刻仍在军事情报学校，他在着手准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陪同缪勒尔去中国。

原来，雄心勃勃的情报大师、特工校长缪勒尔再也奈不住寂寞，他要去中国实地看一看。一方面了解中国的国情，另一方面他要亲自指挥他的学员，开展史无前例的对日情报战。

一天，缪勒尔将王耀南找到办公室，兴致勃勃地问道：“伊万诺夫，你说中国的头一站，我到哪里好？”

“当然是北平，”王耀南说，“那是中国几个朝代的首都，古迹很多，有着浓厚的文化积淀。另外，它靠近满洲，对日侦察也很方便。”

“好，我接受你的建议。”缪勒尔又问，“我以什么身份去中国好呢？”

“你最好以商人的身份去中国，”王耀南建议，“使用中立国的护照，并且带上夫人和儿子。”

“这个主意好，因为我的中国之行更像一次度假。”缪勒尔得意地说道。

缪勒尔去中国的事，引起苏军情报部的高度重视。为此，杜曼宁将军专门找王耀南谈话。杜曼宁严肃地说：“缪勒尔将军亲自赴中国指挥对日情报工作，责任重大。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将军的安全。除了你跟随将军以外，还要选派一名同志协助你工作。”

“那么，就选派我们第四期同学陈冰岩吧，”王辉南说，“相信他已到了北平。”

“噢，你是说玛雅利，”杜曼宁点头，“他是个可靠的年轻人，我表示同意。”

之后，杜曼宁又找缪勒尔谈话。

“老朋友，你的安全我不能不管，”杜曼宁说，“除了伊万诺夫陪同外，在上海和满洲之间必须设一名联络员，以便减少你的不必要行程。”

缪勒尔笑了起来，“你以为我老了么？我会证明给你看的。”停了停他又说，“不过，我还是采纳你的建议，我准备让第五期学员马克西姆担任我的联络员，怎么样？”

“这都是你的学生，我不反对。”杜曼宁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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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陈冰岩：矢志不渝求真理

1935年6月，北平。

清晨，北平上空雾气腾腾。太阳从房顶升起，好似一颗燃烧的火球。透过厚厚的一层玫瑰色的薄雾，太阳看上去就如同升起的月亮一样。

陈冰岩站在公寓的阳台上注视着雾中的太阳。这已是他来北平的第35天了，上级仍没有和他联络，难熬的一天开始了。

陈冰岩按着上级的指示越过国境，到扎赉诺尔上了火车，返回故乡阿城，在家只停留了几天，便立即奔向北平。到了北平之后，他在西城“宏达补习学院”学习，并在附近的二龙德山公寓住下，等候上级的指示。

陈冰岩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学校。其实，他根本没心思听课，所谓的补习学院不过是骗学生的几个钱罢了。在这里纯属给自己找个掩护职业，学生嘛，警察一般是不放在眼里的。

国文老师讲些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此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迅速找到情报组织。

7月15日上午，陈冰岩刚起床，便瞥见门口有一封邮差塞进来的信。他感到奇怪，北平举目无亲，朋友又少，谁会给他来信呢？

陈冰岩将信拾起拆开，阅读过后，心中不禁一阵狂跳：接上头了，终于接上头了。组织让他马上去青岛海滨浴场会见联络员。

陈冰岩急忙收拾了一下，拿起一个小包飞一样地从楼上冲下来。

在楼下，正遇到学院一同补习的同学，他见陈冰岩往学院相反的方向跑，便喊道：“今天考试，你不去了？”

陈冰岩头也不回地说：“让考试见鬼去吧！”

到了青岛海滨浴场，陈冰岩按着信中约定坐在太阳伞下，手中拿着一份《大公报》。此刻，他心中盘算着，会是谁来见我呢？这个人我认不认识？总不会是缪勒尔校长来见我吧。不，绝对不会的。他是苏联将军，情报专家，怎么会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呢！正当他胡思乱想之际，有人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陈冰岩立刻转过身来，竟一下愣在那里。此人竟是王耀南。

王耀南坐到他的身边，笑道：“你这家伙，让我找得好苦哇。”

陈冰岩高兴地说：“我也在找你们呀！”

王耀南看了看他。“自从你离开莫斯科之后，我不久也回到了中国。5月份我曾带妻子到北平找你，在《北平日报》上还刊登了找你的寻人启事。左等右等不见你踪影，我只好回青岛。”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陈冰岩急于想解开谜底，“是通过我们的组织吗？”

“对，是通过组织。”王耀南附和道。

陈冰岩见王耀南不愿详细说，便岔开话题，“你说的那份《北平日报》，我根本没有订阅，所以没看到启事。嗨，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

王耀南看了看表，“等会我带你见位朋友，你千万不要吃惊。”

“朋友？”陈冰岩看到王耀南神秘的样子，一时竟不知道会在这里见到谁。

两人换上泳裤，在海边游泳。

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欧洲人跃入水中，奋力搏击，陈冰岩见到此人，不由大吃一惊。

陈冰岩回头对王耀南说：“这不是缪勒尔校长嘛，他怎么会……”

“嘘，”王耀南示意他噤声，“缪勒尔负有重要使命来中国，在公开的场合你见到他不要谈话，要装做不认识一样。”

这时，缪勒尔夫人也跳进海水中游泳，她和缪勒尔都发现了陈冰岩。他们笑了笑，点了点头。这时，调皮的鲁迪游到他们附近，冲他们眨了眨眼，一下钻到海水里。陈冰岩从小就在松花江里打滚，水性自是不差。他潜入水中游到鲁迪面前，伸出手和鲁迪用力握了握。

游了一会，王耀南领陈冰岩上岸，约定下次在青岛水族馆见面。

第二天，王耀南和陈冰岩在水族馆内见面。

王耀南走到一个大型的玻璃柜前，佯装观赏海鱼，悄悄对陈冰岩说：“你的任务是负责哈尔滨到齐齐哈尔铁路的军事爆破。如果日苏开战，要把那段铁路上经过的日军兵车和军用货车炸毁或烧毁，以配合红军作战。”

“那我目前的任务是什么？”陈冰岩问道。

“你目前的任务仍是在北平潜伏，以学生身份做掩护，等待命令，何时去东北另行通知。”

“那，我就归你领导了？”陈冰岩问道。

“不，我们的领导人是缪勒尔校长，我只不过是个联络员。”王耀南话锋一转，“你要物色一个政治可靠的助手，将来协助你去东北执行任务。记住，要遵守秘密工作原则，不要和在苏联学习的人发生横向联系，就是在街上碰见也不要打招呼。”

“我明白，你就放心吧。”陈冰岩点了点头。

王耀南拿出一叠钞票塞给他，“这是生活费和路费，一定要节省花。”

陈冰岩把钱揣好，二人又谈了一会儿，便分手了。当天陈冰岩返回北平。

回到北平后，陈冰岩便给“三师”的同学邓云程写信，约他来北平。邓云程来信表示过一阵子会来北平的，并在信中说三师的老师刘刚中也住在北平西城。刘刚中在1930年到1931年底曾在吉林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务主任。“九一八”事变后，刘刚中曾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宣传抗日，要大家反抗日本，收复国土，给陈冰岩的印象不错。他认为他是进步教师。1931年冬他离开三师，不知去向，看到邓云程的来信，陈冰岩很高兴，就去拜访他。

在西城的一个四合院里，陈冰岩见到了刘刚中。师生见面格外亲热，便聊了起来。陈冰岩告诉老师，自己毕业后就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又去苏联学习，最近回国住在北平。他又说了东北家乡日寇残暴统治的情况，在谈到国民党政府出卖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时，他们发生了分歧，争吵了起来。

刘刚中说道：“攘外必先安内，不统一中国是无法抗日的！”

陈冰岩反驳道：“大敌当前，应以外敌为主，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产党正在东北领导抗日斗争，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为什么国民党还要剿灭它，这不是帮敌人的忙吗？

双方争论不休，一直争吵了近两个小时。

最后，刘刚中说道：“反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我是赞成的，因为我也是东北人。但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你要我赞成你的意见那不行，我要你跟我走，你也不会干，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停了停他又说，“虽然我们过去是师生关系，你信仰马列主义，我信仰三民主义，以后要少来往，但我绝不会害你，你可以放心，你如果有困难，我还是可以帮忙。”

后来，陈冰岩才知道，刘刚中是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他悔恨自己向这位老师冒冒失失地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话已出口，收也收不回来，他如果想抓他这个学生，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了。不久，刘刚中的省党部撤到南京，总算是虚惊一场。

8月，邓云程来到北平，和陈冰岩住在一起。陈冰岩向他介绍了马列主义，介绍中国革命和斗争情况，介绍中国红军的战斗历程，介绍东北的斗争，并让他阅读进步书籍和报刊，启发他走革命的道路。邓云程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工作，陈冰岩说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

冬天放寒假时，邓云程回家乡阿城，等过了春节再来北平。

1936年2月，王耀南来信，要陈冰岩到上海去接头，指定他住在上海法大马路的一个旅馆里，王耀南如约到那里找他，两人接上头。

王耀南说：“现在国际形势很紧张，日苏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上级要求你随时待命。”停了停他又问，“助手找的怎么样了？”

陈冰岩立刻将邓云程的情况介绍了一下。

王耀南说：“我立刻向上级汇报，是否吸收邓云程参加工作由上级决定。”

“缪勒尔校长怎么样，”陈冰岩关切地问，“他还在中国吗？”

“现在他到了日本，去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动态。”王耀南道：“缪勒尔校长还非常关心中国红军的近况，说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后，共产国际一直不知道确切的情况，所以就派我到了西安，去了解情况。”

“怎么样，有红军的消息吗？”陈冰岩关切问。

王耀南点了点头，“不容易呀，中国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陕北，并打了几个胜仗，总算站稳脚跟了。”

“在陕北，这不是离我们这里不远嘛！”陈冰岩忽然冒出一个想了很久的念头，“你能不能跟上级请示一下，派我到中国红军那里工作？”

王耀南用疑惑的目光打量他一下。“你糊涂了吗？我们组织与中共党组织没有联系，怎么能派你去陕北那里工作？”

“那，那我脱离国际组织，重新回到中共组织中工作，总可以了吧！”陈冰岩急切地盼望能在中共的领导下，冲上抗日的第一线。

王耀南摇了摇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组织不会同意你的要求。我希望你安心国际工作，争取最好的成绩。”

陈冰岩从上海回到北平后，邓云程也从阿城回来了。他告诉陈冰岩阿城有两个同乡在北平，一个叫王殿恩，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习，一个叫马庆平（又名马青山），在北平从事教育工作。这两个人都和他家有亲戚关系。问可不可以发展他们参入组织。陈冰岩考虑到国际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让他先考察一番，摸摸他们的政治态度，然后再定参加国际情报组织的事。

不久，邓云程告诉陈冰岩，那两个亲戚尽管不反对革命，但却不愿意参加抗日救亡的实践活动。陈冰岩便打消了发展他们的念头。

4月，王耀南由上海来北平，到公寓找陈冰岩。他们一同去中南海公园，在那里王耀南向陈冰岩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王耀南说：“你要开始行动，上级指示要你去东北试验一下所学的军事技术的效果，烧一个日军仓库或炸毁一个军事目标。地点嘛，在奉天或是敦化都可以。”

“完成任务我决不含糊，”陈冰岩说道：“可奉天我没有熟人，开展工作困难一些。”

“组织上已准备了一个关系，掩护你在奉天的活动，”王耀南胸有成竹地说，“接头地点是在地方法院告示牌前，你穿风衣，围白围脖，手拿《奉天日报》，装作看告示，有个穿青色制服的人找你……”

最后，王耀南告诉陈冰岩，完成任务后，要把工作结果告诉他，信由东北大学姚石君（姚文芳）转。他们谈完以后，他说要给邓云程一个临时任务，他要和邓云程单独谈。后来邓云程告诉陈冰岩，他也要去东北，今晚就走。陈问他是什么任务。邓说王耀南不让泄露，这是秘密工作纪律。

邓云程果然当天晚上就启程了。陈冰岩第二天晚上才走，路过山海关时伪满警察和日本宪兵上车检查，有“入国证”的允许通过，没有“入国证”的下车检查。陈冰岩不想下车，挨了日本宪兵一个耳光。 下车后，把他们集中到大东公司院内，在那里有两个伪满警察（穿便衣）逐个盘问、审查，然后发给“入国证”。一直从早晨折腾到黄昏，陈冰岩才重新登上火车。到奉天后，陈冰岩住在离车站不远的一个旅馆内，天黑的时候，警察来查房，盘问的内容除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外，还问他来奉天干什么？陈冰岩说是回家结婚，路过奉天，想买些土特产和结婚用品，顺便看望一个十多年未见面的亲戚。警察检查了他的行李，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以后，警察每天晚上都来查房，对从关里来的人查得格外严格。陈冰岩那时只有二十岁，比较年轻，又是学生身份，警察不太注意。

陈冰岩按着约定去接头地点，连去三次都没有碰到王耀南说的那个人。他很着急，不知道那个人出了什么问题。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三天接不上头，应立即撤离接头地域。第四天，陈冰岩买了一张去吉林的车票，打算找三师的同学于化江，想通过他在敦化找个社会关系，在敦化开展工作。于是，他给于化江写了一封信，说他最近由北平来此，想去吉林看他，叫他不要外出，在学校等他。将信发出后，陈冰岩拎着行李去了火车站。由于有一段铁路被义勇军破坏，吉林的火车晚点近二小时。陈冰岩无事可做，突然冒出个奇怪的念头：何不再去接头地点看看，万一……于是，他将行李寄存车站，飞快地向地方法院跑去。

来到地方法院的告示牌前，陈冰岩依旧是灰风衣、白围巾、手拿报纸，在那里转悠。

忽然，一个穿青色制服的男人出现了，他东张西望，仿佛在寻找什么人。陈冰岩一阵狂喜，他慢慢向那人走近。

那人发现了他，便主动迎上来问：“你是陈越君先生吗？”

陈冰岩见他说出了暗号，便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你北平有亲戚吗？”

那人回答说：“我有一位王耀南表兄，他来信说你要来，让我来看你。”

陈冰岩立刻答道：“那就太谢谢您了。”暗号完全对上了，陈冰岩有说不出的高兴。高兴之余，他想起按规定的时间那人超了三天，于是又问：“怎么搞的，你怎么才来？”

“我，我生病了，”那人话题一转，有些急不可待地问，“快告诉我，上级交给你什么任务？”

忽然，陈冰岩感到有点不对头。按王耀南的说法，他是配合自己工作的，无权提任何问题，怎么此人一反常态地问起什么任务了呢？又联想此人三天没露面，不禁有些怀疑。他下意识地向四周看了看。凭他在情报学校所学的本领，至少看到了三四个可疑的人。糟了，此人不是叛徒，就是冒充的特务。

“陈先生，我们到底有什么任务啊？”那人不依不饶地追问。

陈冰岩的心开始狂跳，这是他自毕业以来，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危险。他努力平静自己紧张的心情，回想教官的话。“当你做为情报员接头时，误入敌人的圈套，一定要冷静，不可惊慌，迅速观察附近的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伺机逃掉。逃跑时尽量利用障碍物、交通工具和过往的行人作掩护，以其达到摆脱敌人之目的。”

陈冰岩定下心来，向四处望了望，见对面是一栋办公大楼，有三四个可疑的人在监视他。左面是街口，有个巡警，右面是条胡同……于是他有了主意。

陈冰岩拉住那人的手悄声说：“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说去。”

陈冰岩拉住那人向右面的胡同口走去。后面的那几个人悄悄地尾随过来。

两人走进胡同。

“陈先生，我们到底有什么任务？”那人问。

陈冰岩冷冷地看着他，“有什么任务王耀南没跟你说吗？他可是跟我说你知道干什么。”

“这……这，”那人有些急了，“表兄真的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说让我来配合你工作。”

“既然你知道是配合我工作，为什么还问这问那，太不懂规矩了！”陈冰岩边说边偷眼观看胡同里的地形。

那人好像感觉失态，忙堆起笑脸说：“对不起，我太心急了。这样，我安排你住下吧！”

“不急，我们再走走，”陈冰岩已经发现前面出现一条横街，估计横街的两头定是相通的。

“陈先生，我安排你到奉祥旅馆住怎么样，那里交通便利，价钱又不高。”那人跟在陈冰岩的身边唠叨着。

离横街只有五六十米了，陈冰岩站住，冷冷地看着那人。那人以为他迷路了，便说道：“从这里出去，是新街口，再往前去……”

“我知道了！”话音未落，陈冰岩狠狠给了那人一拳。那人猝不及防，被打个满脸花，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后面那几个监视他的人见状，立刻拔出手枪冲了上来。陈冰岩早有准备，几步蹿进那条横街，往左一拐，几步跑到大街上。

陈冰岩一头钻进一个杂货店里，躲在了窗户旁。 不久，只见那人捂着流血的鼻子带三四个拿枪的便衣来到了大街上，他们东张西望，然后分头朝两个方向追去……

此刻，陈冰岩方长长松了一口气。

陈冰岩看看表，离开车时间还有45分钟，于是钻出杂货店，在街上兜了几个圈子，向火车站走去。

第三天，陈冰岩安全抵达吉林。他将行李寄存在车站，便直接去吉林第一工科学校去找于化江。在宿舍里，陈冰岩找到了于化江，正好他要到吉林北山去搞测量实习，两人便扛着器材来到了北山，一边工作一边聊了起来。

陈冰岩望着远处的山峰说道：“我们三师一别，也有几年了，也不知老师和同学们都怎样？”

于化江把头从测量仪上抬起来，神秘地说：“咱们的陈鸿钧老师是抗日组织的成员，推荐了好几名同学去哈尔滨参加抗日工作。”

陈冰岩见于化江随便谈论此事，不禁吓了一跳：“你可不许乱说，传出去要掉脑袋的。”

“瞧你，老同学间谈谈心，便把你吓成这样。”于化江离开测量仪，到山包上，“其实，我也不是对什么人都讲这些的。因为你跟陈老师关系好，思想又进步，所以才说这些。”

“思想进步？”陈冰岩反问：“你指的是什么 ？”

“当然是反对日本人呀！”于化江示意他坐下，然后小声说，“你的事我多少知道一点，自从民国二十三年秋天你失踪了，我就猜出你是干什么的了，肯定去了那边。”

陈冰岩一时摸不清于化江的思想倾向，便没有立刻表态。

这时，于化江说：“你别有顾虑，我可以直言告诉你，我也参加了抗日组织。”然后，他笑了笑，“你想不到吧，我也走上革命的道路了。”

陈冰岩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说：“我的确没想到，你这个爱打篮球的人、伪满篮球国队的队长也走上革命的道路，我向你祝贺。”停了停他又问，“你都做些什么革命工作？”

于化江摇了摇头，“这是秘密，你就不用问了。我想，你干的革命工作也不会告诉我吧！”

两人这时都笑了起来，陈冰岩感到一阵的欣慰。

于化江问道：“你这次找我肯定有事吧？”

陈冰岩想了想说道：“我想去敦化，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个社会关系。”

于化江笑了笑，“你的事，我全力支持。容我明天去给你想办法。”

这时，天已近黄昏，于化江领陈冰岩去市内吃饭，路过学校时他要进去换衣服。陈冰岩便让他到收发室看看寄给他的那封信到没到。

半个小时后，于化江神色紧张地出来，他将陈冰岩拉到一旁小声说：“糟了，你寄给我的信让日本训育主任拿去了。我刚去收发室就告诉我日本训育主任找我。我到收发室时，徐壮飞（三师的老师）也在跟前，他说陈守礼（陈冰岩）给你来信了。我说他不会给我写信的，我们原来就不对头，你是知道的。徐壮飞把信给我看了，他说陈守礼这几天就来了，他是搞抗日闹革命的，他来的时候你要报告。”

陈冰岩紧张地说：“真对不起，连累了你。”

于化江说：“没事儿，我是篮球国队队长，日本人还未怀疑我。你是不能在吉林呆了，赶快走吧！”

正好，陈冰岩的行李仍寄存在车站，于化江便急忙送他直接去火车站，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离开了吉林。

陈冰岩离开吉林不久，日本宪兵逮捕了于化江。日本宪兵对他严刑拷打，追问陈冰岩的下落。于化江受尽酷刑，坚决不承认和陈冰岩见过面。后来经陈鸿钧组织有关人士疏通，他被保释出来养伤。抗战胜利后，在陈冰岩的证明下，解决了历史问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得善终。

陈冰岩由吉林转到哈尔滨，没敢去阿城，想到道外去一位亲戚家躲一躲。正巧，在景阳街碰上了邓云程。邓云程告诉他，他是由牡丹江来，路过阿城在家住了两天。当天晚上就走了，他说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陈冰岩惦念家人的安危，急忙问家里怎么样？邓云程轻松地告诉他，一切正常，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陈冰岩回到阿城看望了父亲，当天晚上即回来，第三天去奉天，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旅馆内打探一下情况。

当时陈冰岩考虑，尽管接头时出了问题，想必敌人是不会知道自己的底细。如果是这样，莫不如在奉天城内搞一次行动，也算对上级有个交待。于是，陈冰岩戴了一顶礼帽，将帽檐压得低低的悄悄走上大街。因为这里离火车站很近，他便来到了车站的货场附近。

货场内物资堆积如山，大部分都印有“大日本帝国军用品”的字样，搬运工人们在工头的吆喝下，忙忙碌碌地搬运货物。远处的岗楼上，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注视着下面的货场。陈冰岩心一横：他奶奶的，老子要不在这里弄出个响动，就白在苏联呆一回。

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吓了一跳，急忙转身，准备逃走。

不想，站在他面前的竟是邓云程。

“咦，怎么会是你？”陈冰岩惊奇地问。

邓云程小声说：“王耀南让我来东北，主要是执行联络任务，奉天、新京、哈尔滨，整整转了大半个东北。今天早晨你住进旅馆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了。本想和你打个招呼，不料，一眨眼，你就溜了出来，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你。怎么样，任务完成了没有，如果完成了和我一同回北平吧！”

陈冰岩将邓云程拉到一个僻静处，悄悄地说道：“我还没有完成任务，不能就这样回去。”他向四处看了看，说道：“我想在车站货场放一把火，教训一下小鬼子！”

“你疯了，这里日本人戒备森严，你想点火不是找死吗？”邓云程吃惊地说。

陈冰岩坚定地说：“这就是我的任务，无论如何也要完成！”

邓云程见他态度坚决，只好表示配合他行动。

傍晚，陈冰岩、邓云程买好了返回北平的车票，早早来到火车站候车室内。

陈冰岩示意邓云程在座位上看行李，自己则怀揣一个汽油瓶钻进厕所，趁站内的警察不备，从厕所的后窗跳出去，钻进了货场。

纵火是很有学问的，有即时纵火，延时纵火，纵火时还要观察被烧物品是否是易燃物，燃烧后能否造成最大的破坏。还要借助风向，这样火势才能燃烧得很旺。

陈冰岩猫腰在货场的货堆里穿行，一方面他要避开巡场的警察，另一方面还要躲闪岗楼上扫来扫去的探照灯。

陈冰岩拿出一条手绢试了一下风向，是东北风，于是便向东北角的货堆爬去。

到了盖着帆布的货堆根前，陈冰岩蹲下来用手一摸，都是一包包软软绵绵的东西，大概是军毯。陈冰岩心想，烧了这些毯子也行，让小鬼子冻上几天。他将汽油瓶从怀里掏出来，去掉瓶嘴上的包装，将一条泡在瓶嘴的棉花绳的一头慢慢拉出来，用藏在钢笔杆里早已点燃的香火头将绵花绳点燃。然后，他悄悄将带着棉花绳的汽油瓶塞到了货堆的帆布底下。

陈冰岩见一切就绪，便顺原路悄悄地爬了回去，从厕所的窗口钻回去……

检票口开始检票，旅客们在警察的监视下缓缓地向检票口移动。夹在人群的邓云程拎着行李焦急地四处张望……

“你在磨蹭什么，到底上不上车？”一名伪警察冲邓云程吼道。

“这就走，这就走，我在等一个朋友，”邓云程用手一指，“老总，你看，来了，他来了。”

陈冰岩迅速和邓云程通过检票口，登上了列车。列车徐徐驶出车站，陈冰岩的心也悬了起来。从上车到现在也有四五分钟了，按着棉绳的燃烧时间奇 -書∧ 網，也该起火了。

“快看，车站起火了！”一位旅客站在车窗旁惊叫着。陈冰岩、邓云程急忙将车窗拉开，将头探出车窗。

车站上空，红光一片，烈焰腾腾，随着滚滚浓烟，警笛声，叫喊声响成一片。

火光映红了车站，也映红了徐徐驶出车站的列车。邓云程带着敬佩的目光望着陈冰岩。此时，陈冰岩两眼闪着激动的光芒，暗自欢喜。“但愿这把火不仅是烧毁了一堆毛毯，也能唤醒东北同胞的抗日热情！”

到北平后，邓云程告诉陈冰岩，王耀南让他执行联络任务时，碰上了一个姓陶的人，是吉林一工的学生，也是从苏联回来的。

这时，陈冰岩才明白，陈鸿钧在吉林一工隐藏的目的，原来是为国际情报组织输送人才。

1936年8月，陈冰岩又接到了王耀南来信，要他去上海和他接头。

陈冰岩立即到了上海，在黄浦江的一个小船中和王耀南见了面。陈冰岩告诉王耀南，奉天日伪特务、警察防范很严，很难下手。王耀南转达了上级的指示，让他再赴奉天燃烧日军一个大型军用仓库，时间是三个月。陈冰岩提出需要助手。王耀南便委派邓云程作他的助手，并一再强调，一定要完成任务。王耀南告诉陈冰岩，从东北回来后要给他写信，信仍由东北大学姚石君（姚文芳）转。临行前他发给了陈冰岩三个月活动经费。

陈冰岩回到北平后即找邓云程商量，由他先去奉天布置环境，开个小铺做掩护，然后他再去。邓云程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邓说，如果条件方便他就动手先烧。陈表示还是等他回去再搞。大约在8月下旬，邓云程和他母亲走了，一去无音信。到了1936年11日，陈冰岩接到了邓云程的妹妹邓瑞芝的来信，说邓云程回东北途中，在奉天被捕，遭受严刑拷打，是他母亲花钱托人才放出来的，现在家养伤，原来委托办的事办不成了，要他是另想办法。陈冰岩看到来信感到很失望，于是向王耀南汇报，让他请示上级怎么办？

11日底王耀南来信，他说上级看到陈冰岩的信后很震怒，认为他不中用，决定停止他的工作，让他自找出路。

此时陈冰岩精神很苦闷，生活也发生了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他决定继续战斗，到西北去投身中国工农红军，把自己在苏联所学的军事技术贡献给中国革命。

1938年底，已是八路军军事教官的陈冰岩由延安出发，走了将近一个月，越过日寇多重封锁线，于1939年1月来到晋东南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左权和他谈了话，让他先在总部教育科工作，筹备训练班。1939年3月，训练班正式开课，朱德总司令到会讲话，鼓励大家好好学习。训练班的学员有四十多名，大多是连排干部。

1939年7月，日军开始六路扫荡，总部经常转移，第二期训练班没有办成。陈冰岩被分配到总部直属的黄崖洞兵工厂作技术指导。10月，陈冰岩返回延安，去中央组织部谈组织问题。后留在抗大三分校任教。

1943年4月，陈冰岩被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那里接受审查。半年后，对陈冰岩的审查结束，宣布没有政治问题。1946年5月，中央组织部解决了陈冰岩的党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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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王方：机智勇敢冲牢笼

1935年6月，北平。

“福荣居”是一家字号并不老的中式饭馆，因它靠近东交民巷，顾客多是外国人，所以生意很火。在一间“雅座”里，西服革履的王方正陪着吃得满头大汗的缪勒尔进餐。

桌上的菜肴够丰富的。有松花鸡腿，熏腊鸭，糖溜虎皮乳猪，油茄青椒，石斑竹笋，菊花汤……还有纯正的茅台酒。

“真是太奇妙了，中国人竟发明了这么多美味佳肴。”缪勒尔不住口地赞叹着。

而此刻的王方却不敢怠慢。缪勒尔这位情报将军、特工大师亲临中国，想必是有非常主要的任务，看来自己的担子不轻。

缪勒尔在喝过大半瓶茅台酒后，开始转入正题。他小声说道：“马克西姆，我希望你在满洲能建立起一条真正的秘密战线，”他示意王方凑过来，“你和你的同志将要担负起哈尔滨、大连、奉天等地的情报工作，等待时机，迅速出击，给关东军造成最大的破坏！”

王方点了点头，“放心吧，缪勒尔同志，我会和我的战友完成光荣的使命！”

缪勒尔将一叠美元塞到他的手里，“这是活动经费。今后隔两个月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店和我碰头。如果我有事，会派别的同志来的，到时拿这个和他接头。”说完，他将一张美元一撕两半，一半自己揣起来，另一半交给了王方。不知怎的，王方感到手中的这半张美元沉甸甸的……

6月末，王方回到了哈尔滨。在道里中央大街一栋白俄楼房的三层阁楼里，王方召集自己手下的情报员开会。

王方看了一眼在座的同志，严肃地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各自为战，哈尔滨地区由我负责，奉天地区由张秀春负责，大连地区由王英负责。我担任上海总部和满洲组织的联络员。没有特殊情况各地区的小组不要发生横向联系……”

很快，从7月开始，各组的情报员开始行动。王方以惊人的速度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平齐线王庙子等地发展了自己的情报员。张秀春在奉天吉村等地发展了组织。只是王英在大连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但上级并没有责怪他。（事后方知，大连另有国际情报组在活动。）

10月，东北的天气渐冷，可哈尔滨北面的一条公路却在加紧抢修。关东军征调了附近几个市县的数千名民工，开始紧张地施工。

一天，王方绕到这座神秘基地附近，发现来往的军车上都印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字样。王方不禁有些疑惑：供水能有什么秘密呢？但他还是如实地向上级作了汇报。几年以后，苏联人才搞清楚。这个部门代号“731”，是支神秘的细菌部队。

1936年3月，抗联第六军二团在李兆麟的指挥下袭击了老钱柜伪森林警察大队部。4月，赵尚志指挥三军一部攻占舒尔河街。5月，夏云杰指挥六军一、二、三团分两路袭击鹤岗矿山镇。

抗联三军、六军在汤原一带的活动极大地震撼了日伪统治者。同年秋，日伪军对汤原、依兰、通河、木兰等地发动了大讨伐，妄图聚歼抗联三、六军等部。

一天深夜，在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上的一栋俄式小楼的阁楼内，门窗紧闭，并挂上厚厚的窗帘。王方独自一人铺开一张军用地图，正细细地观看。关东军组织讨伐队进攻抗联三、六军所需部队的兵员、武器装备均需动用哈尔滨到佳木斯这趟铁路线，如能破坏一段铁路，炸翻几列军车，肯定能支援抗日联军的斗争。可是，选在什么地段爆破合适呢？经反复斟酌，王方决定在绥化与庆安之间的东津站下手，那里是山地，便于隐藏，能打能退。爆炸地点确定了，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这么大规模的爆破，怎么也得需500公斤梯恩梯炸药，到哪去搞呢？王方陷入了沉思。

9月25日，王方头戴礼帽，身着长袍，来到了位于四方台的伪警察大队队部。他的一位同学在这里担任中队长，虽然平时来往不密切，但在上学时两人关系还算可以。

王方刚进队部，一眼就看见老同学周振忠正在那里对部下指手划脚。

周振忠见到王方不禁一愣，但很快就笑着迎了上来。“老同学，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路过此地，想起老同学在这里高就，所以就想看看你。”王方拉住他说，“走，咱们喝两盅！”

两人在警察大队部不远的一处酒馆坐下，边吃边聊。

“老弟，身居高职，有人有枪，很威风嘛。”王方给周振忠斟满一杯洒。

“别提了，”周振忠端起杯子将酒一口喝下。“这哪是人干的活呀。日本人不信任你，老百姓又骂你，简直里外不是人……”

通过初步接触，王方认定周振忠是个良心未泯的人，可以利用。

当天夜里，王方住在周振忠的警察宿舍中，继续长谈。关键时刻，王方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老弟，不瞒你说，我是抗日分子！”

听了王方的话，周振忠并不吃惊，“其实我早就有耳闻，你参加了抗日组织。我佩服你，你放心，我不会告发你的。”

王方趁热打铁，“我要搞一次军事行动，希望你能配合。”

“你要我搞暴动吗？这恐怕不行，”周振忠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实在是没办法呀。”

“不，只需你给我提供一批烈性炸药就行。”

“炸药！”周振忠想了想，“我们警察大队可没有这玩意。不过，附近的日本仓库倒是有……”

第二天夜里，周振忠带着王方和一个叫张小明的贴身卫兵，乘坐一辆大卡车来到日军仓库附近。周振忠拎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找到值班的日本少尉，又是喝又是吃地将他缠住。王方则在张小明的帮助下爬进仓库，盗走了500公斤炸药和三支“王八盒子”手枪。

张小明连夜开车，将炸药运到呼兰河边，装上早已安排好的一只帆船，顺流而下直奔东津。第二天凌晨，在东津岸边早己等候的情报组几名同志赶着两辆大马车将炸药装上，直奔山里。

在早就选好的爆破地点上，情报组的同志挥锹抡镐埋设炸药。

清晨，当一列日军军用列车驶上东津路段时，就听“轰隆”一声巨响，路基被炸毁，列车出轨，接着发生了连串的爆炸声……

为继续扩大战果，王方指挥情报组织利用剩余的二百多公斤炸药，又在龙船和庆安路段进行了两次爆破……一时间，整个滨绥线陷于瘫痪。

日本关东军正规师团与守备队全线出动，进行大规模的搜查，最终也没有发现王方等人的踪迹。

1936年12月4日，王方如约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店和缪勒尔接头。

缪勒尔神情严肃地注视着王方，开口说道：“听说你的组织在北满搞了几次大爆破，这很好，不过，你要记住，今后这类行动都要配合苏联的战略意图，擅自行动也许会达不到真正的战略意义。”

王方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尽管他不同意缪勒尔的看法，但仍是点头说道：“我接受你的批评，下次行动一定要请示上级。”

缪勒尔将身子往前倾了倾，“我要回苏联去，也许下次会是另外一位同志来见你。”

王方笑了笑，举起酒杯，“祝你一路平安。”

就在王方刚返回哈尔滨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他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吉林省送爆炸器材时由于处置不当，发生爆炸当街被炸死。日本特务机关己开始追查此事。

王方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通令各地情报人员停止活动，严防给敌人破坏组织的机会。

1937年初，根据上级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撤销，成立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

2月上旬，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派出日伪特务在苇河逮捕几名中共地下人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大逮捕。

4月15日，日伪警察，宪兵进行大规模逮捕，在滨绥、滨北沿线逮捕207名“嫌疑犯”。在大逮捕中，范围逐渐扩大，大连、柳河、盘石、奉天等地，共逮捕300余人。中共哈东特委、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哈尔滨市等地下组织均遭破坏。

这时，哈尔滨另一支秘密警察——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警察署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设立于1907年2月5日，地点在南岗义明街27号（现花园小学）。1927年在总领事馆设警察署。日军侵占哈尔滨后，便成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重要警特机关。

4月25日，奉天地区负责人张秀春来哈尔滨与王方会面。一下火车便被领事馆警察一名特务跟踪。经过请示，领事馆警察署指示那名特务暂时不要惊动张秀春，等待他们同伙出现。

4月26日，王方决定按照上级的指示，放火烧掉哈尔滨东香坊机场。当天夜里，王方和几名行动队员拿着汽油、硫磺等引火物悄悄潜到机场附近，剪开铁丝网，钻到了停机坪。

这时，停机坪停着六七架日本飞机，王方等人立刻将引火之物放到飞机腹下。然后将汽油洒了一道，点着火，迅速脱离现场。

顷刻间，停机坪上六七架飞机同时燃起大火，幸亏机场消防队扑救及时，否则整个香坊飞机场都会化为灰烬。时值“大逮捕”时期，竟敢有人故意纵火，日本哈尔滨宪兵队，伪满警察厅顿感脸上无光。

4月27日，张秀春和王方约好在南岗“尼古拉教堂”接头。不料，领事馆警察突然采取行动，一举抓捕了张秀春。碰巧，王方有事未赴约，只是让一个情报员来接头，结果情报员也一同被领事馆警察署的特务捕获。

张秀春和那名情报员被押到领事馆地下监狱。经过严刑拷打，他们供出了王方的地址。很快，领事馆警察署的大批警察包围了王方的住处，将其当场逮捕。在其住处搜出大量日军机密文件和一批照相器材，爆破器材，武器。一周后，王方组织的主要成员相继被抓获。

几天以后，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警察署将“王方案件”移交给日本哈尔滨宪兵队特高课。

由于王方组织是哈尔滨日伪警特机关破获的第一个“苏联间谍集团”，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给予高度重视，派遣苏俄专家大岛正太郎中佐前来指导此案的审讯工作。王方一开始受到“优待”，被安排在一间舒适的房间内，由一名特高课曹长看管。

审讯一开始，大岛正太郎软硬兼施，企图诱使王方就范，王方始终横眉冷对，不为所动。日本人恼羞成怒，将他关进一间真正的牢房内。

“当”，铁门一开，王方被推进了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牢房。

王方仔细打量牢房，四周都是石壁，只有一个一米见方的铁窗，上面的铁栅栏足有小拇指粗细。地上是一堆稻草和一床不知盖过多少人的被子。

午夜，犯人睡了，看守也睡了，王方开始行动，他从乱蓬蓬的头发里取出一根钢丝，迅速打开手铐脚镣。然后，又从鞋底的夹层中抽出一柄纯钢的小钢锯条。

“嚓嚓——”王方贴在窗口，用小钢锯轻轻锯着窗口上的铁栅栏。

十分钟后，一根栅栏被锯断。

走廊传来看守的脚步声，王方佯装睡着，躺在草堆上。看守从铁门的小窗上望了望，又走开了。等看守走远，王方爬起来，继续锯第二根铁栅栏……三根栅栏锯断后，王方轻而易举地钻进了小窗，跳到地面，紧贴墙根，攀上房顶。

王方在房顶上发现围墙都带电网，围墙外不远有一棵老杨树，最近的树枝距墙也就二三米。王方站起身，深吸一口气，奋力跃起，像一只敏捷的猴子般跃过围墙，抓住墙外的树枝，逃了出来。

王方逃离监狱后，走胡同、钻地沟，绕开巡逻的警察、宪兵，悄悄来到极乐寺附近。他见四下无人，便来到一棵大杨树下，从根部的一个小洞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有伪造的“出国证”、“身份证”和一些满洲币。

凌晨，王方在三棵树火车站，偷偷爬上一列开往新京的货车。等货车一过德惠便下车，出了车站后，吃了东西，买了衣服，化了装，又重新乘坐客车直奔奉天，最后逃到北平。

王方越狱逃走，震动了整个“满洲国”，此案相关的责任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日本宪兵队、日本特务机关、伪满警察厅从上到下都开展了“自查”活动，进行深刻反省。

日本宪兵队哀叹“本来对王方一伙阴谋集团的审讯，已致暴露恐怖组织的一部分活动本质。但不幸随着王方的逃跑，对此探明暂时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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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与特高课周旋的人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1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古老的俄式房间内，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副处长阿尔布拉莫夫、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围坐在壁炉旁取暖，壁炉内烘烤着几个香喷喷的白薯。

廖雯初取出烤好的白薯递给别尔津，“别尔津同志，据说，1928年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命令您亲自向他传授谍报经验，用于指导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科，有这回事吗？”

别尔津接过白薯，说道：“是的，当时我代表联共（布）中央提出的无产阶级情报侦察部门的四项任务和一项基本原则，听说后来对中共侦察部门很有帮助。”

阿尔布拉莫夫也取出一个白薯说：“这件事我记得，四项任务是：1.打入敌人内部；2.搜集情报；3.惩罚叛徒；4.筹集经费。一项原则：侦察工作的方式方法绝对不能用于党内斗争。您还特别强调这是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制定的。”

别尔津用嘴吹了吹热乎乎的白薯：“我知道中国同志很能干，他们有许多优秀的同志在我们这里受训，将来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廖雯初剥开白薯皮说道：“别尔津同志，瓦尔德尔和古斯达夫已经在中国展开工作了，听说成绩不错。”

别尔津吃着白薯说：“我熟悉他们两个，他们不会令我们失望的。”

阿尔布拉莫夫说：“是的，他们都经过战争的考验，具有勇敢坚毅的性格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相信会不辱使命的。”

别尔津微笑地点了点头，站起来掏出手帕擦了擦嘴，来到窗前，注视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此刻，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

1938年7月，别尔津在大清洗中遇害。别尔津是苏联现代军事侦察体系的缔造者。1929年，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迅速扩大，红军得以吸收大量充满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欧洲各国职业革命家加入侦察部门，“二战”时著名的佐尔格侦察小组和“红色乐队”就是别尔津在30年代初亲手布建的。同时，别尔津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情报侦察部门的指导者，他的遇害是当时苏联情报系统的一大损失，其消极后果在日后很快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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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满洲”第二情报组

1935年3月25日，天津。

初春的天津虽然还有阵阵寒意，但从海河上吹来的春风已让人感到了一丝温暖。

天津火车站前人群稀少，只有少量的旅客在走动。身穿和服的日本侨民不时地耀武扬威地走过，行人对之抱以鄙视的目光。

车站广场的西南角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福特”牌汽车。一名身材不高，穿黑呢大衣的年轻人正焦急地站在车旁，不时向出站口张望。

此人便是肩负重任的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杨奠坤，代号瓦尔德尔。

随着出站口涌出大批旅客，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出现在他的视线。杨奠坤几步走上前去，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说道：“你……终于来了。”然后用手一指，“快上车吧。”

这个中年人就是杨奠坤的助手张逸仙，代号古斯达夫。

张逸仙紧紧握了一下杨奠坤的手，眼里闪着喜悦的泪花。两人向“福特”轿车走去。

轿车启动，驶向了英租界。

轿车停在英租界17号路宝华里一幢楼房前，杨奠坤、张逸仙拎着行李进入楼内。

两人来到一间收拾得很干净的房间里。

杨奠坤拿起脸盆，用暖水瓶倒了些开水，“来，老张，洗洗风尘吧。”

张逸仙脱去外衣走过去洗脸，坐在一旁的杨奠坤发现他走路有点瘸，不禁问道：“老张，怎么搞的，你的脚？”

“嗨，别提了，一言难尽。”张逸仙一边洗脸一边说，“越境的时候，我穿的那个大毡靴太别扭了，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的。没走几步‘咣喳’一下踩进水坑里，拖出来一摸，已成了一冰坨子。就这样，等我到哈尔滨的时候，右脚三个脚趾已经变黑，后来到医院就割掉了。”

“老张，你可遭罪了。”杨奠坤关切地说。

入夜，两人将窗帘放下，只开一盏台灯，开始研究工作。

杨奠坤开口说：“明天，我得赶快去见我们的领导人。他叫伊万诺夫，是总参情报部的一名少将，现在苏联驻天津领事馆坐镇指挥。”

张逸仙说道：“莫斯科情报学校的中国学员真不少，也不知是不是都归他领导。”

“不会的，”杨奠坤分析道，“总参情报部远东指挥部设在上海，估计至少有二三个‘格柏乌’的情报军官在那里指挥。学员们遍布关里关外，基本上自成系统，各自为战。”

“那我们这一组的任务是什么？”张逸仙问。

“见了伊万诺夫就知道了。”杨奠坤微笑着说。

第二天，杨奠坤独自一人来到德租界中三街西侧的一家德国书店，见到了伊万诺夫。

伊万诺夫微笑着示意杨奠坤到里面的书架前，然后小声对他说：“你们的工作要马上开始。从情报组织的序列上讲，你们属于满洲第二情报组，总部设在天津，你当组长，古斯达夫担任副组长。今后的任务是吸收新同志，调查日军的军事动向，迅速在天津至奉天一线建立情报点。”

杨奠坤点点头。“工作可以马上展开，可是我们的经费已经光了，可否……”

“经费不成问题，”伊万诺夫从西服的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这里有1000美金，等工作开展后，再视情况增补。”

杨奠坤迅速将美元揣进西服口袋，“那么，我如何跟您联络呢？”

伊万诺夫掰着手指头说：“每月的11、21两日上午我们见面。下次的会面地点是在法租界24号路利生贸易公司对面的餐厅。”

杨奠坤回到住处，立即向张逸仙传达了伊万诺夫的指示。

说干就干。杨奠坤、张逸仙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建起了点线密布的情报点，具体是：

裴志亭：安东

季书元：张家口

闫荆扑：营口

冯子彬：天津留守

黄一民：锦州

安非德（费得尔）：奉天

张之伦：哈尔滨

杨省三：大 连

注：安非德不久自动脱离组织，工作由费得尔接替。

由于第二情报组工作量大，人员来往频繁，杨奠坤和张逸仙换了一个工作地点，搬到了法租界知仁里的一幢楼房上。杨奠坤为便于工作，以“大北广告公司”业务员的身份来往于华北、东北各大城市，发展组织，下达命令。而张逸仙早年在家乡潍县当过东明中学的校长。便以私塾先生的身份来往于各情报点之间。同时，杨奠坤又将张逸仙的妻子张琴玲从呼兰调到天津，以家庭的形式掩护情报机关。不久，张琴玲也参加了情报组织，成为组织中的秘密交通员。

1936年1月5日，辽宁省岫岩县王家堡子日军守备队在四道河村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奉天情报点的一名联络员在回家的途中被误抓。结果他供出奉天情报点的有关情况，奉天的费得尔处在危险之中。杨奠坤感到事态严重，决定亲赴奉天解救战友。

杨奠坤一到奉天，就赶到费得尔居住的胡同附近观察情况。不料刚一露头，就被一个日本特务盯上。杨奠坤见附近有一条小河，便向河边走去。那个日本特务紧紧跟在后面。

杨奠坤见一时无法摆脱，便站在河边，掏出烟斗点燃，悠闲地吸了几口。特务跟在后面不知所措，慢慢地向他走来。

杨奠坤也不回头，弯下腰装作结鞋带，从两腿间窥见特务靠上来，就站起身，装作无事的样子。趁特务没防备，杨奠坤猛一用力，将特务摔倒入河中，撒腿就跑。他对奉天的街道十分熟悉，见胡同就转弯，七转八弯到了大街上，上了一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乘上火车走了。

虽然这次奉天之行有惊无险，但杨奠坤意识到那个情报点不能用了，便派刘士桓到奉天再造情报点。

这时，哈尔滨的张之伦派女交通员陈琦来天津，交给杨奠坤一份情报。杨奠坤发现是日军碇泊场司令部沿江驻军的地图和一份有关马家沟日军机场新转场的十几架战斗机的情报，感到非常有价值，对张之伦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然后，交给陈琦150元金票（日元）让她带回去作活动经费。

1月11日，又是杨奠坤和伊万诺夫接头的日子。杨奠坤把陈琦送来的情报交给他后，两人便来到英租界的一个小公园散步。

伊万诺夫感慨地说：“瓦尔德尔，记得那是1934年的春天，我在哈尔滨秋林公司门口将一个装有经费和药品的箱子，交给一个中国女学生。我一直弄不明白，你怎么有那么大胆量，让一个小姑娘干这种危险的事？”

杨奠坤想了想，那是自己要去莫斯科受训的前夕，伊万诺夫同志代表上级要发给他们一笔经费和药品，准备路上用，因当时他已被特务监视不便行动，便让哈工大学生关志萍去办这件事，想想是够冒险的。杨奠坤笑着对伊万诺夫说：“也许她是个女孩子，反而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

伊万诺夫笑着打了他一拳，然后，又感慨地说：“你不觉得今天很奇怪吗？我们会面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

“我注意到了，”杨奠坤看了一下手表，“已经超过15分钟了。”

“我要离开这座城市，”伊万诺夫说：“所以请你多陪我走一会儿，看它最后一眼。”

“离开天津？”杨奠坤吃惊地问，“是回国吗？”

伊万诺夫摇了摇头，“自从1933年来哈尔滨领导你们工作，我已快三年没回家乡了。”停了停，他说，“这次我是去上海总部工作。”

杨奠坤想了想，天津地处南北交通咽喉，从东北来的人比较多，张学良的保安队也驻扎在这里，认识自己的人很多，长期呆下去会暴露身份的，不如和伊万诺夫一起撤到上海去。想到这里，他开口说：“我有个建议，让我和我的机关随你一同到上海去吧！”

伊万诺夫高兴地说：“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不过，这里也要有人留下来工作。让古斯达夫留下怎么样？”

“可以，他年龄比我大，社会阅历丰富，完全可以独挡一面。”杨奠坤夸奖了一番张逸仙。

“那么，后天我们就动身吧。”伊万诺夫说道。

“还是等一等，”杨奠坤说：“古斯达夫正在安东，我要等他回来再走。”

过了两天，张逸仙完成任务回到天津，已是傍晚。他一进家门，发现妻子张琴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红烧肉、燉酸菜、闷刀鱼、松花蛋……正当他发愣之际，杨奠坤拿着一瓶酒走了进来，“老张，回来了，咱们好好喝两口。”

“奠坤，”张逸仙疑惑地问，“这不年不节的，为什么这么破费……”

“老张，”杨奠坤示意他坐下，“这酒是非喝不可的，恐怕以后咱俩一起喝酒的机会不多了。”

见张逸仙一脸茫然不解的神情，杨奠坤又说：“第二情报组的指挥机关要跟随伊万诺夫同志撤到上海去，”他给张逸仙斟满一杯酒，“上级让你留在天津继续工作，从此咱哥俩可就天各一方了。”

两人端起酒杯碰了一下，一饮而尽。二人一时都有些伤感，屋内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

杨奠坤小张逸仙17岁，但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二人却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1933年冬，杨奠坤开始由中共北满省委军委的岗位上转到国际情报组织中工作。当时工作条件艰苦，环境险恶，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衣着单薄，寒冷异常。恰逢张逸仙搞义勇军失败后也来哈尔滨潜伏。两人不期而遇，一见如故，关系日渐密切。张逸仙当时手头还宽裕，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他极大的帮助。张逸仙就像一位好大哥，照顾他，帮助他。此刻，杨奠坤回想往事，感慨万千。

张逸仙此刻心情也是难以平静。自从认识杨奠坤以后，他们一直在一起并肩战斗。在哈尔滨，他们顶风冒雪，走街串巷，散发传单，贴标语；在莫斯科，他们勤学苦练，共同钻研情报业务，一起成长为出色的国际情报战士；回到天津，他们又一起发展组织，共同开创了新的秘密战场。如今忽然就要分别了，真有些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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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张逸仙：活跃的古斯达夫

张鼓峰下

1936年夏天，天津。

张逸仙独自挑起天津情报组的工作后，发现与上海总部的联系，只靠交通员是不行的。有些时效性很强的情报是一分一秒都耽误不起的。于是，他向上级打报告，要自制电台。

很快，上级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汇来一大笔款子，作为自制电台的费用。

张逸仙之所以要自制电台，是因为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来，他有坚实的无线电知识；二来，自制电台所需的电讯器材零件是可以买到的。

当时日军尚未正式进驻天津租界，对电讯器材的管制还不太严格，除发射器材需持有工部局的许可证外，购买一般收报机零件不受限制。即使市面上没有，张逸仙还可以在英租界白俄人经营的电料行中买到。张逸仙认识一个叫汤姆的美国水兵，是个无线电爱好者，手中的小型工具非常全，并存有英文无线电书籍。张逸仙便把工具和书买过来利用。到这一年秋天，陆续把电机零件购齐，随即着手安装，最后总算把电台制成，虽然外形不成样子，但通讯效果却出乎意外的好。这样，天津和上海建立了无线电通讯。

张逸仙居住的知仁里这幢楼房，情报组租用了楼上的两大间一小间。自从杨奠坤搬走后，张逸仙便将小间改装成电台间。房东外号叫“田瘸子”，在楼下开了一个“英语补习班”，汤姆就是在这里教授英语时认识张逸仙的。

一天，汤姆来到张逸仙的住处，一见他便说道：“张，我要离开天津，回到夏威夷去。”

张逸仙出于职业的敏感，觉得有问题，于是问道：“你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士长，回到夏威夷去是不是要晋升你？”

汤姆摇了摇头：“我这个一级军士长即使干到50岁，也不能再晋升了。这次回去跟日本人有关，我们不想和他们发生冲突，所以才回国的。”

这正是张逸仙所想知道的，他拿出一瓶“白兰地”，给汤姆倒了一杯递过去。

“日本不是没攻占天津吗？你们慌什么？”

汤姆接过酒杯喝了一口。“日本人野心不小，他们决不会只满足占领满洲，迟早要向中国内地进军。华北的局势非常动荡，听我们的长官说，中日很快会开战，到时津浦线、北平机场、塘沽港、青岛码头都会是日军攻占的重点。所以不仅我们海军陆战队要撤，到时候侨民、领事馆人员都会撤走。”

张逸仙听了暗暗吃惊，如果汤姆说的是实情，看来中日真的要爆发大规模战争了。

张逸仙感到事态严重，马上开始收集华北日军的调动情报，真的看出了战争的迹象。1936年底，张逸仙将情报发往上海。到了1937年夏，果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进入中国。

9月30日，上海总部密电张逸仙：值此日军大举进攻之际，应组织所属成员开展空前绝后之大规模破坏行动……

终于可以和日军明刀明枪地干了，张逸仙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向下属情报点发出了向日军交通线，后方基地发动袭击的命令。

冬季，张逸仙接到裴志亭的报告，说是日军正在修筑通（化）辑（安）铁路通过的隧道，企图早日将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的陆路交通连接起来。张逸仙想起，在辑安有一个煤矿工人出身的朋友宋君朋， 曾和自己在救国军十一路军一起抗日，于是张逸仙决定去辑安找宋君朋，搞一次爆破行动。

张逸仙重新出关，从天津——北平——奉天——梅河口一路来到通化，然后换乘汽车，翻山越岭来到辑安。

宋君朋见到张逸仙非常吃惊，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这不是做梦吧，张总参议怎么会到我这里来？”

张逸仙听他叫出自己在救国军时的官职，连忙小声提醒他：“别乱叫，日本人听见就坏了！”

宋君朋穿着一件破旧的黑棉袄，和头戴水貂皮耳朵帽，身穿插黑色水獭皮领大衣的张逸仙站在一起，显得格外的寒酸。张逸仙从便服口袋里拽出怀表看了看。“现在是11点半，恐怕你还没吃晌午饭吧？来，我请你下馆子去。”

“你大老远来的，怎么好意思让你请客。”宋君朋不好意思地说。

“你跟我还客气啥，”张逸仙一拉他，“别忸忸怩怩的，快，头前带路。”

两人走进路边的一家朝鲜饭馆，吃着大燉菜，喝着狗肉汤，边吃边聊起来。

“一晃三四年过去了，现在过得咋样？”张逸仙漫不经心地问道。

“别提了，我现在混得就剩一口气了。” 宋君朋喝了一口烧酒，“妈的，都是小日本闹的。”

“要是跟他们干，你敢不敢？”张逸仙试探着问。

“敢！有啥不敢？”宋君朋恨恨地说，“老子要是有枪就敢和他干！”

“那好，你想办法给我弄点炸药，咱们说干就干。”张逸仙往杯里倒满了酒。

“总参议，你是还想干救国军？”宋君朋此刻两眼闪着激动的光芒。

“嘘——”张逸仙示意他噤声，“我现在改换门庭，不干救国军了，不过，照样打鬼子。你再找两个帮手，要不怕死的，明天到你家见我。”

第二天，宋君朋果然找来了三个棒小伙。

张逸仙向大家宣布：“鬼子不仅侵占了咱东北，又想侵占全中国，我们要起来跟他们干。现在我宣布抗日爆破队成立，第一个任务是炸毁通辑路的老岭隧道。”

“好哇，我等这一天很久了，”宋君朋大声叫道，“摆弄炸药就跟玩一样。”他对一个黑小子说：“小山，你去大石沟工地偷炸药。”对另一个大个子说：“小冬，你把你爹的猎枪拿来……”

望着宋君朋精神抖擞的样子，张逸仙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冲锋陷阵的救国军战士。

夜晚，张逸仙和宋君朋在煤油灯下研究爆破事宜。张逸仙用铅笔画了一张草图，他铺在小炕桌上说：“老岭隧道是联接辑安和通化的关键地段，如果将其炸塌，日军至少个把月不能通车。要炸毁隧道，你有办法吗？”

宋君朋看了看地图，“要想彻底炸毁隧道，得多埋炸药槽，多灌药，用电起爆器起爆。”

“这样工程量大不大？”张逸仙问。

“估计，咱们几个人一起动手，也得干四五个小时。”

“那好，过两天就行动！”

几天以后，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张逸仙、宋君朋等人拿着工具、武器，每人身上背着50公炸药悄悄向老岭山区进发。大家走了60里山路，奇*書$网收集整理终于在夜晚到达老岭隧道。

宋君朋带着小冬子用猎刀结果了两个护路伪军的性命，然后率大家钻进洞内开始装药……二三个小时过去了，张逸仙怀抱伪军的那支七九步枪在洞外的山坡上不停地走动。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马达声。只见两束耀眼的车灯射来。

张逸仙大吃一惊：这肯定是鬼子的施工部队。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靠近隧道。

张逸仙趴在地上，拉开步枪的枪栓，冲越来越近的汽车放了一枪。

“哗啦，”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卡车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三个鬼子躲在路旁。

张逸仙乐了，原来这车上大概都是劳工，这三个鬼子是押车的，干脆吓一吓他。

“砰砰！”张逸仙一连放了几枪，然后大声喊，“老乡，我们是抗联，你们快跑吧。”

这下子，车上的民工可听懂了，他们纷纷跳车，向附近的山坡跑去。那几个鬼子气急败坏，拿着枪大喊大叫。

“砰！”又是一枪，一个鬼子中弹倒地，其余的两个鬼子又吓得躲到了山坡后，胡乱放枪。

这时，宋君朋拎着起爆器跑了过来，“总参议，你再坚持一会儿，等山子他们出来了就起爆。”说完，他跪在地上，将起爆手柄插在起爆器上。

小山等人猫腰跑了过来，等大家坐稳后，宋君朋一扭起爆器，就听隧道传来一声闷响，继而惊天动地的爆炸响起，碎石随着浓烟在洞口飞溅，霎时，整个隧道全部塌了下来。

1938年1月，张逸仙通过“英语补习班”认识一个西医李子涛，他在法租界开诊所，张逸仙考虑，可以通过他买些西药接济抗日将士，于是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

进入2月份，张逸仙以奉天有朋友开医药店的名义，陆续从李子涛那里购得近一百余箱西药。到6月份，张逸仙已将大部分药品通过组织运往各地，经秘密渠道转交给抗联。

6月13日，苏联远东内务部长留希柯夫少将叛逃珲春，苏军决定在香山洞一带加强戒备，调整边防部署。关东军立刻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朝鲜军、珲春驻军及珲春特务机关，由这几方共同监视张鼓峰地区的苏军活动，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面对紧迫的局势，杨奠坤从上海总部发来急电，要求张逸仙立刻潜入珲春地区，配合苏军远东军区派来的情报员侦察日军动向。

张逸仙再次出关，直奔中朝边境的珲春。

6月28日，张逸仙来到位于张鼓峰只有十几里的二道泡子，秘密会见了苏军派遣的情报员。这是个二十多岁的中国人。他自称是尤尔卡中尉，是苏军远东军区情报科的侦察员。奇书-整理-提供下载他穿着一身中式服装，身旁放着两个大背包。张逸仙一眼便看出，其中一个背包装着一台报话机，看来是要近距离发报。

尤尔卡对张逸仙说：“古斯达夫，日本人开始往高地增兵，有迹象表明可能爆发冲突。上级希望你能及时地提供我们一些军事情报。”

张逸仙想了想，说：“在珲春，我有一位朝鲜情报员金英哲，我立刻派他过境去朝鲜侦察情况，你看怎么样？”

“行，你快去珲春，明天到这里跟我见面，”尤尔卡一指身边的树林，“我就住在地下的洞子里。”

当天下午，张逸仙便跑到了珲春，找到了情报员金英哲，向他布置任务。

金英哲连夜乘船顺流而下，然后渡过图们江来到了对岸的庆源。

第二天，张逸仙返回了二道泡子，在小树林的地洞里见到了尤尔卡。

7月2日，金英哲没有消息。但是附近的日军调动频繁，张逸仙决定只身潜到边境线去看看。他来到了张鼓峰两侧的和睦口、丁家十里村一带，见到处都是日军……

在以后的几天里，张逸仙穿着尤尔卡带来的日本军服多次在边境地带走动，侦察。并通过报话机发回大量情报。

7月20日，金英哲终于从朝鲜返回来，经过多日侦察，终于得到了第一手情报。据悉，驻朝鲜军第19师团，在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的指挥下派出步兵4个大队，山炮工兵2个大队，野战重炮高射炮联队的一部和工兵联队主力，向边境集结待命，加上关东军的4个大队，共计万余人，于7月19日分别在四源、阿吾地、庆兴集结完毕。

尤尔卡见了上述材料如获至宝，立刻用报话机把消息发送回去。

苏军边防部队的一名情报军官，一再通过报话机询问，日军何时发起进攻。

这下可难坏了他们。因为这是日军高度的军事秘密，连日军士兵都不知道。

几天后，和睦口这个位于张鼓峰高地脚下的边界村庄的居民全被赶出家园，日军一个大队开了进去。

7月26日，日本军队用运兵船在图们江口渡江。连续三天，约有4000人渡过江口……

7月29日，晨4时左右，从张鼓峰西侧高地方向传来了机枪，步枪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大约有1个中队分两股向苏军据守的无名高地进攻。浓雾和小雨笼罩着山头，双方在交火后，展开了白刃战……

7月30日，日军朝鲜军第19师团，在炮兵的掩护下，向张鼓峰高地猛攻。

枪声，炮声异常激烈，整整响了一夜。张逸仙和尤尔卡再也呆不住了，他们换上日军的军服，向张鼓峰高地跑去。

8月1日，凌晨，张逸仙、尤尔卡爬上张鼓峰另一个高地的半山腰，向苏军据守的高地张望，只见大多数苏军边防战士阵亡……

尤尔卡难过地低下了头，喃喃说道：“为什么不准备？我们不是提供了情报吗？”

张逸仙则冷静地说：“也许是个策略，让侵略者的侵略成为事实。我相信不久，强大的苏联红军就会反击！”

“可是代价太大了，”尤尔卡激动地说，“你看，那山头上至少有六七十名战士，他们……”

“砰砰”几声枪响，对面山头的日军发现了他们，两人只好撤下山头。

8月2日，金英哲渡过图们江从朝鲜境内返回，又报告了重要情况。日军第19师团准备动用三个联队，在8月3日发动猛攻。三个联队分别是：第七十五联队（联队长佐藤大佐），第七十六联队（联队长大城户大佐），师团直属预备队，第七十四联队（联队长长勇大佐）。尤尔卡立即把上述情报发往刚刚增援到国境线一带的苏军第39步兵军军部。

8月3日，日军全线出击，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并用炮火进行拦截。6日，苏军用重炮轰击占领张鼓峰之敌，并出动了大批轰炸机进行轰炸。7日，苏军动用两个步兵师，配属500门火炮，300辆坦克，200架飞机，开始全线反攻。日军丢下3000多具尸体，被迫放弃已占领的阵地，退到图们江口对岸。

8月8日，苏军第39军军部通过报话机指示尤尔卡、张逸仙等人，迅速摸清日军是否有扩大战争势态的意图。

张逸仙认为这样的情报只能通过窃听军用电话的方法，才能得到。于是，张逸仙三人带上武器和窃听装置，潜到了科奇火车站附近的日军第19师团指挥部一带。

很快，张逸仙等人便找到了军用电话线。尤尔卡立刻将窃听装置安装在电话线上。由于他不懂日语，整个窃听工作由张逸仙和金英哲来完成。

8月10日，张逸仙终于窃听到重要内容，他兴奋地对尤尔卡说：“小鬼子保密性也太差了，这么重要的消息，竟然用电话传达。快，记录下来，东京参谋本部下达命令。关东军增援的第15师团，第120师团，骑兵独立旅团，重炮联队，工兵联队，6个高射炮中队一律停止行动，就地待命。第19师团固守原阵地，不要扩大战果。”

尤尔卡立刻用报话机将这至关重要的消息发回苏军第39军军部。

8月11日，苏军又投入一个师，增加了100门火炮，45辆坦克，50架飞机，总兵力达到三万人，对据守几个山头的日军发起最后的攻击。日军第19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残部全部撤下张鼓峰，回到图们江西岸。

张逸仙等人终于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8月12日，张逸仙、金英哲送尤尔卡到边境，准备越境返回苏联。

临行前，尤尔卡握住张逸仙的手说：“古斯达夫，你是真正的情报战士，希望胜利的时候我们还能相见。”然后，他又和金英哲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次侦察行动，你的功劳最大，回去后我要申请给你发红旗奖章！”

尤尔卡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了。张逸仙和金英哲也一同撤离，准备到珲春休息几天，便各奔东西。

8月13日上午，当两人行至马川子附近时，遇到了一队日军宪兵，要过来检查。

张逸仙想自己身上带着武器、地图和经费，一搜身非露馅不可，便和金英哲掉头就跑。日军宪兵紧追不舍，并不住地放枪。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了金英哲的后心。张逸仙背起战友，不顾一切地滚下山坡，藏在山沟里，躲过了日本宪兵的追捕。然而，金英哲终因流血过多，长眠在深山之中……

张逸仙擦干眼泪，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又匆匆踏上了反法西斯战斗的征程。

9月，杨奠坤从上海发来电报让张逸仙，去辽宁寻找常杰男（安非德）。

在张逸仙印象里，安非德是个聪明好学的小伙子。从苏联培训回国后，被杨奠坤派到葫芦岛工作，一直没有音信。

张逸仙乘火车来到锦西，然后换乘汽车来到葫芦岛，拿着常杰男留下的地址来到一处中式小院。张逸仙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位老者。

张逸仙客气地问：“有一个叫常杰男的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老者打量了一下张逸仙，问道：“你是他什么人？”说着将他领进院中。

“我是他朋友，顺路来看看他。”张逸仙答道。

“走了。那个姓常的小伙子怪的很，”老者打开一间房门，“他给了我半年的房钱，可没住三个月就走了。”

张逸仙跟老者进入这间满是灰尘的房屋。

“你瞧，”老者用手一指，“常先生的东西还在这里。”

张逸仙见床头放着一个满是灰尘的布包，他上前拍了拍灰尘，打开，里面有一双布鞋，一条毛巾，还有一本诗集。

张逸仙考虑既然是常杰男的东西，留在这里不便。于是，收拾起来夹在腋下，向老者告辞。

又转悠了几天，还是没有常杰男的消息，张逸仙只好返回天津。

一天晚上，张逸仙在灯下翻看常杰男那本诗集，无意中发现封面硬纸板的衬里有些异样，他用手一摸，似乎里面有一张纸。于是，他用小刀轻轻裁开衬里，发现竟是一张带字的便条。

瓦尔德尔、古斯达夫：我没有料到去莫斯科学习后，会从事如此危险的工作。我厌倦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安非德。

张逸仙这才如梦方醒：原来常杰男早就脱离了组织。谢天谢地，这封信没有落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手里。

这一夜，张逸仙没有睡着。他在反复考虑：在光荣的革命队伍中，在纪律严明的国际情报组织中，为什么会出现常杰男这样的人？不过他还算好的，毕竟没有出卖组织。

张逸仙在第二天用电台通报了常杰男的情况，并告之暂时没有什么异常。

9月末，张逸仙刚回到家里，张琴玲便告诉他，开诊所的那个西医李子涛被人以看病出诊为名绑架去，已经三天没回家了。夫妻正在闲话，忽然门铃响了。张琴玲开门，见一身材矮小、30余岁、身着灰色西装操北京话的人走了进来。

他开口自我介绍：“我姓杜，是海光寺日本宪兵队派来的，想了解有关李子涛的情况。”

张逸仙一边让座倒茶，一边和他周旋，“杜先生，我和李子涛只是相识，没有过深的来往。”

那位杜先生把眼一瞪：“你要放明白些。李子涛私通八路，倒卖西药，现已关押在宪兵队。据他老婆讲，有一个姓张的和他合伙倒卖过西药，而这个姓张的有可能是八路的采买。”

张逸仙不由吃了一惊，但仍平静地说：“我是姓张，但李子涛姓张的朋友总不会就我一个吧，你们凭什么怀疑我？”

杜先生冷冷一笑：“我们调查过了，他和三位姓张的来往。一个是在北宸饭店旁开镶牙馆的牙医，另一位是他儿子的同学，才15岁；剩下的一位，就是你了。据我们了解，你是个神秘人物。”

张逸仙给他斟上一杯茶，笑道：“我一个教书先生，平时做些小买卖，有何神秘？”

杜先生将头探过来。“你虽是教书先生，却长期奔走在外，出手也很阔绰。据你的邻居反映，你能和白俄交谈，又能和美国兵对话，很是个不寻常的人物。”

张逸仙微微一笑：“这有何神秘？我教书收入微薄，做些买卖补贴，手头自然也宽裕些。我在东北呆了十几年，自然会些俄语。我这楼下就是英文补习班，自然又学会了两句英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混蛋，你的狡辩！”杜先生用日语骂了一句。

张逸仙自然能听懂日语，但考虑到自己已会两门外语，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又懂日语，岂不招惹更大的麻烦，于是，他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愣愣地看着杜先生，“您说什么？”

杜先生见他不懂日语，微微一笑，“那好，我们先谈到这里。过几天再来拜访。”说罢起身。

张逸仙松了一口气，急忙送他下楼。

在楼下，杜先生来到田瘸子开的英文补习班， 抓起电话以流利的日语向宪兵队报告。张逸仙在一旁听到，他向上司报告：张逸仙没有什么可疑的，不过此人背景复杂，可以为我们所用……

杜先生走后，张逸仙预感情况不妙，便和张琴玲一商量，烧毁了一大批文件和资料，将电台拆开，砸毁零部件。然后，分别将其丢到法国公园的小河里。

不久，李子涛被释放回来，一切恢复正常。

10月，由于张逸仙毁掉了电台，无法与上海总部沟通，与上海总部的联络中断。由于此时关内的中日战争日趋激烈，与上海交通阻隔，加之宪兵队特务的骚扰，张逸仙和张琴玲决定撤离天津。年底，张逸仙、张琴玲返回东北，在呼兰县裴家铺的裴家大院住了下来。裴家在当地也算是富户，有一百多垧地。裴家哥兄弟四个，长子裴志堂、四子裴志广在抗战中牺牲，次子裴志亭是张逸仙领导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

张逸仙为寻找职业掩护，同时也不想在裴家白吃白住， 便在裴家大院东边的四间屋里开设了私塾，招收了村中的三十多个学生。他穿起长袍马褂，把头发剃短了，戴上瓜皮小帽，桌上摆着四书五经、《金刚经》，供起了菩萨，烧上香，完全是一副迂腐不堪的老学究形象。

1939年春节过后，张逸仙给上海的杨奠坤连写了两封密信，均未得到回音。张逸仙与上级彻底失去了联系。

呼兰河畔

1940年春，张逸仙终于打听到第二情报组的一位联络员尚在呼兰县城。于是，他满怀喜悦前去找这个叫韦昌泰的人。不料，韦昌泰对革命已经失去信心，自己一个人逃回了关内，张逸仙和上级组织联系的希望又破灭了。

与组织失去联络，不能继续战斗，对张逸仙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为此，他决定冒一次险，到哈尔滨苏联使馆去设法接上关系。

春节过后，张逸仙来到哈尔滨，住在泰来街裴志堂的大女儿家，伺机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接触。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始终是日伪特务机关监视的重点对象。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与日本宪兵队专门派遣特宪人员组成“特别外事班”，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为目标进行谍报工作。他们在南岗花园街与木介街拐角的日本军官宿舍楼顶设立了秘密监视哨，不分昼夜地监视苏联总领事馆内的活动。

3月的一天，张逸仙身着貂皮领大衣，头戴旱獭帽，装作一副绅士派头，很自然地从木介街（今耀景街）的苏联总领馆门前走过。这一次纯属“火力侦察”。他发现了领事馆右前方楼上的观察点和大门口左右几个可疑的“小商贩”。看来，想和领事馆内的人直接取得联系实在是太困难了。

入夜，张逸仙躺在住所苦苦思考：如何能接上关系呢？记得1934年去莫斯科的前夕，苏联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给他们送过去苏联的证明材料，这表明领事馆内肯定有情报人员。他又想起，1936年伊万诺夫在动身去上海的前夕，曾对杨奠坤说，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有一个叫库茨涅佐夫的人是主管国际情报工作的。对，就找他！给库茨涅佐夫写封信。于是，张逸仙翻身坐起，用俄文写了几点内容：一是说明自己的代号和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关系；二是让其将自己的情况向莫斯科汇报并给予工作指示；三是约定星期天早晨八时在南岗铁路公园（今儿童公园）见面。

为了能巧妙地将信送进领事馆，又不引起特务的怀疑，张逸仙煞费苦心地想了一个方法。

星期三中午，是个晴天。木介街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门前行人稀少。身穿貂皮领大衣的张逸仙和身穿蓝狐领大衣的裴家大女儿领着裴家小孙子装作散步的样子走到苏联总领事馆门前。这时，张逸仙让小孙子站住，自己蹲下来，装为小孩小解的样子，迅速把写好的信投入大铁栅门之内。随后，从容不迫地和裴家母女一起向前走去。

星期天，张逸仙准时去铁路公园，可是一直等到中午也未见人影，他颇感失望。后来，张逸仙又投了一封信，结果依然石沉大海。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张逸仙感到苏联国内一定是全民动员，远东地区苏军也会加派兵力，正是自己大显身手之际，于是决定偷越国境，去找苏军情报部门。

7月，张逸仙腰藏“金票”、“满洲币”，背了一个小包袱，乘车来到佳木斯，然后换乘汽车向国境线饶河进发。准备从乌苏里江过境，直奔苏联国境小镇比金。

张逸仙因没有“国境通行证”，只好晓行夜出，在挠力河一带躲躲藏藏。

一天，张逸仙来到了距饶河只有40公里的布开山。又饥又渴的他，看到前面不远的山石缝里流淌着一股清泉，便立刻上前，用手捧起泉水大口喝了起来。突然，从草丛中钻出两个人，不由分说将他摁倒，然后扭起就走。

在一片小树林里，七八个穿便衣拿枪的人站在那里。张逸仙暗想：糟糕，看样子，这伙人不是“谋略队”就是日本人的“侦察班”，无伦如何也不能承认自己有越境的企图。

“说，干什么的！”扭住他胳膊的一个粗声大气的小伙子喝道。

张逸仙装作痛苦的样子说道：“我去饶河看朋友，迷了路。我可是个良民！”

“良民，什么良民？”另一个像是头领模样的人掏出驳壳枪，“肯定是日本人的探子，告诉你，不说实话就毙了你。”

这样一来，张逸仙倒不害怕了，这些人看来是抗联的人。于是，微笑着问：“同志，你们是抗联的人吧？哪部分的？”

这些人一下愣在那里，过了一会儿，那个拿驳壳枪的人又说：“你别管我们是哪部分的，我只想问你是干什么的？”

张逸仙刚想开口，又一想，这伙人不明真假，还是等等再说。于是，他慢吞吞地说：“我是宝清的教书先生，常给抗联送吃的。”

大概那些人也觉得张逸仙没说实话，便将他绑在一棵树上，几个人坐在地上埋锅造饭。

“我说你们小心点，做饭的炊烟别让鬼子发现。”随着话音，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腰里别着一支苏式左轮手枪，提着一只山鸡走了过来。

张逸仙见到此人一愣，好面熟，想起来了，1933年12月，张逸仙曾受命掩护黄振先等人去苏联学习。那批人员中有个中共满洲省送过来的叫王福俊的共产党员，就是眼前这人。

“王福俊！”张逸仙大声喊道。

那人愣了一下，几步走过来，“你在叫我吗？”

“当然是叫你，王福俊，你不认识我了？”张逸仙由于高兴，有些语无伦次了。

做饭那几个人笑了起来。其中那个粗声大气的小伙子说：“你这家伙，死到临头还套近乎，什么王福俊，他叫于保合！”

于保合摆了摆手，制止大家的吵闹，说道：“你们吵什么？我刚参加革命时还真叫过王福俊。”他端详了一阵张逸仙，“可我确实记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你的。”

张逸仙激动地说：“你忘了，1933年12月，在偏脸子望火楼上坎小公园内，皮鞋王说让你跟黄振先去苏联，暗号还是我告诉你的。”

于保合好像想了起来，“你是跟杨奠坤在一起的那个人，当时你说从绥芬河过境，见到苏联边防军就说——”

“米哈依尔！”张逸仙脱口而出。

“对，米哈依尔。”于保会笑了起来，“没错，你是自己人。”说完，动手给他松绑。

大家纷纷围拢过来。于保合指着拿驳壳枪那人对张逸仙说：“这是我们的抗联二路军二支队长王效明同志。”然后，又对王效明说：“这位同志是国际情报组织的老同志，绝对可以信赖，不会有假。”

王效明热情地同张逸仙握了握手，“对不起，老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张逸仙善意地笑了。他万没想到，在长时间和组织失去联系之后，还能见到这么多的同志。

于保合向张逸仙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从苏联学习回来后，便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由于日寇的残酷“讨伐”，抗联伤亡惨重，余部只好退入苏联远东境内。他是学无线电的，便负责二路军二支队的电台工作。今年5月份，他和支队长王效明等人从苏联越境回到小佳河一带，准备在依兰方向开展活动。

张逸仙也把失去组织的事和他们说了，并请求于保合带自己过境去找苏军远东军区的情报部门，恢复组织关系。

于保合想了想说道：“目前还不行，我们要到依兰一带开展侦察活动，一时半时还不能回苏联。这样，我先将你的情报用电台报告给周保中同志，让他和苏军接洽。年底，你再到富锦一带找我，听我的回信。”

张逸仙听了非常高兴，于是他说：“那就让我和你们一起活动吧，我学过游击战，会爆破，会使用电台……”王效明爽快地同意了。

就这样，张逸仙和这支抗联队伍一起行动了一个多月。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队伍被鬼子冲散了，张逸仙只好又取道哈尔滨回到呼兰，在裴家窝铺潜伏下来。

1942年秋，一个曾与裴志亭一起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大赦分子”石国泰，为了升官发财，向日本宪兵队投靠，密报裴家藏匿有抗日分子。日寇便布置他监视裴志亭的行动。石国泰知道张逸仙在裴家教书，常以找老师写条幅、画扇面为名到大裴家窝铺，寻找张逸仙的可疑行迹。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已对张逸仙十分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张逸仙向日伪当局申请回关内（因当时伪满到关内属出国，需申请，办理“出国证”），第一次申请未被批准。后来收到山东寄来的信说家中儿女生活有困难，再次申请，终获允许。不料这是日本特务设的一个圈套。他们早认定张逸仙是国民党潜伏分子，以为他要脱离监视逃跑，故意放他离开呼兰。结果张逸仙在哈尔滨站一下车，就被日本宪兵抓走了。

进了宪兵队的门，二话没说，先是一顿毒打。接着问抗日救国军的事。张逸仙心里清楚，只要不扯上与共产党的关系，怎么都好办，于是沉着冷静，坦然应对。敌人觉得从他身上得不到有用的东西，就把他丢在牢里。不久，裴志亭赶到哈尔滨，以500元满币和“春发祥”南货店为担保，把张逸仙保了出来。出狱时的张逸仙已是遍体鳞伤，在裴家大女儿家住了几天后，便回到呼兰裴家窝铺养伤。

转眼到了1944年，张逸仙的伤势已基本好转，他决定再回关内，寻找组织，可是由于他是被日伪特务机关抓过的人，很难得到“出国证”。为此，张逸仙来到汪家井，找杨省三商量。杨省三也是国际情报组的成员，曾被张逸仙派往大连从事秘密工作，后来张逸仙和组织失去联络，他和裴志亭一起撤回呼兰。

杨省三听了张逸仙的顾虑后，想了想说：“不如你再让关里的儿女来封电报，就说生活困难，急需你回家。当局也许会发你‘出国证’。”

张逸仙摇了摇头，“就怕这招不好使。像我这样的人，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我的。”

杨省三听了也感觉难办，沉吟了一会儿，忽然说：“也不是没办法，比如，找个有名望的地方绅士给你担保一下，或许可以行得通。”

张逸仙眼睛一亮。“好啊，那我就让裴家担保不就完了？”

杨省三摆摆手：“不行，裴志亭也有抗日嫌疑，绝对保不了你的。”

张逸仙有些泄气。“我在这人生地不熟，找谁担保？唉，看来我要困死在这里了。”

杨省三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东沈家小学校长，叫许承武，今年三十四岁，原籍是北京的，为人厚道，讲义气，有威望，可以找他帮忙。”

“那好呀，你马上联系许校长，我们见见面。”张逸仙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正月十二，杨省三、张逸仙在呼兰县城黑瞎子胡同的新华菜馆请许承武校长吃饭。大家见面后，彼此客气了一番，坐下寒暄。张逸仙见这位许校长仪表堂堂，谈吐不凡，先就有了好感。

杨省三小心试探着说：“许校长，我这位朋友有点麻烦，急需入关，可‘出国证’得需要但保，您看可不可以给张先生……”

许承武听罢，缓缓地说：“可这位张先生我并不熟啊！”

张逸仙急忙开口道：“许校长，虽然我是外乡人，可一直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这个，省三可以作证。”

“良民？”许承武慢慢抿了一口酒，“良民怎么会被抓到宪兵队去？”

二人一听，立刻哑口无言，呆坐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许承武放下筷子，说道：“张先生的活动我有所耳闻，当过义勇军的军官，后来到关内与共产党联络，现今又从事秘密的反日后动，可是个十足的‘良民’啊。”说完，他的嘴角竟露出一丝微笑。

张逸仙大惊，不由万分紧张，暗想也许这位颇有声望的校长就是日本特务。杨省三也没料到会是这样，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许承武见他们不说话，又笑了笑，说：“张先生不要紧张。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日本特务，你的事我会帮你的。”

张逸仙狐疑地问：“许校长，你真的肯帮我？”

许承武点点头，“我愿意帮助你们。”

杨省三在一旁试探地问：“这件事好办么？”

许承武满有把握地说：“这件事应该不难，我跟县公署的一个职员很熟，找他帮忙一定行的。”

张逸仙感激的说：“许校长，麻烦你了。”接着拿出一百元满币，“小小意思，你拿去打点打点。”说完将钞票放到桌上。

许承武立刻将钞票塞回张逸仙的手里，“张先生，你这是干么？我跟省三是好朋友，所以才帮你的忙，怎么能收你的钱，赶快拿回去。”

张逸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心底里感谢这位正直、善良、富有正义感的小学校长。

2月初，许承武给张逸仙出具了“担保证明”，连同张逸仙家乡打来的电报一同报到县公署。很快张逸仙的“出国”申请就被批准了。当许承武将“出国证”亲手交给张逸仙时，张逸仙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

关于许承武笔者作了考证，他1910年生于北京密云，毕业于肇东师范，长期在呼兰东沈家小学当校长，表面上和日伪来往很近，其实暗中做了不少保护抗日骨干的活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由于一位苏军情报员在东沈家躲藏过，呼兰日军一个中队包围了东沈家村，并将几门迫击炮架在村口，要血洗该村。关键时刻，许承武用流利的日语和日军中队长交涉，最终令日军撤军。解放后，尽管许承武拥护共产党，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但始终未加重用，反而降至为小学教员，1978年病逝。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许承武的妻弟罗明哲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哈尔滨第一任教育局长。侄女婿藏宗盛是四野的营长，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省军区顾问。

在一个清冷的早晨，张逸仙悄悄离开了战斗了近二十年的热土，踏上了归乡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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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杨奠坤：神秘的瓦尔德尔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第3战区部队奋起抵抗，淞沪会战由此展开。10月底，日军从国内和华北战场抽调至上海的兵力已达20万人。11月9日，在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后，第3战区军队撤离防区，上海失陷。

12月5日，外滩公园内，走过来一位身穿风衣的年轻人，他手拿一份报纸，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一会儿，一位身体魁梧的外国人走过来，两个相视一笑，握了握手，向公园深处走去。

原来，这是共产国际中国第二情报组的两位负责人——伊万诺夫和杨奠坤在接头。

杨奠坤有些焦急地说：“伊万诺夫同志，由于淞沪战争的爆发，南北交通中断，我与我的助手张逸仙失去了联络。”

伊万诺夫笑了笑说：“我们的联系怎么能中断呢？要知道这是一条真正的秘密战线。”他小声地告诉杨奠坤：“聪明能干的古斯达夫装配了一部收发报机，我们已经恢复了同他们的联系。”

杨奠坤不由感到一阵欣慰。张逸仙果然不简单，在艰苦的条件下竟能自制电台恢复通讯。

杨奠坤问道：“那我在这里做些什么呢？”

伊万诺夫说道：“发展组织，扩大侦察范围。”

杨奠坤从外滩公园回到自己的秘密住所，法租界环龙路117号的一幢小楼上。

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杨奠坤坐到桌前，拿出密写药水开始向关外的几处联络点书写秘密指令。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为什么习惯于拿枪的手却拿起了笔，为什么习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如今却躲在这里书写情报？杨奠坤闭上了眼睛，仿佛这26年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

杨奠坤，1911年9月28日，出生在黑龙江阿城县农村一个农民家庭，他11岁进本村私塾学习。1926年夏考入哈尔滨市第二中学，逾二年，又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行政区第一中学读高中。1929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满洲特委工作。1932年进入中共满洲省委负责军委工作。1932年春，被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逮捕，任凭敌人如何逼问，也没泄露组织机密，关押两个星期后获释。出狱后，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向他布置任务，希望他到吉林的磐石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杨奠坤到磐石时，将中心县委的小武装“打狗队”加以改编，缴获了地主“大排队”的二十多支枪，将队伍发展三十多人，编成两个小队，做了斧头镰刀的红旗，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并利用原有“反日会”农民群众组织，扩大抗日宣传，组织中朝农民联合反日斗争，队伍很快到二百多人，青年纷纷要求参军，他们惩办地主豪绅，没收地主的粮食，震动了整个磐石地区。

“工农反日游击队”的行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日寇以一个中队和两个连的伪军向磐石根据地进攻。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形，对敌人的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这次战斗中，杨奠坤腿部多处负伤，无法行动，而部队又要转移行军，因此县委决定送他回哈尔滨养伤。而杨奠绅的工作，由中共满洲省委派遣杨靖宇（当时叫张贯一）到磐石来接替他。

杨奠坤在哈尔滨就认识杨靖宇，当时，杨靖宇任全满反日党团书记领导哈尔滨工人群众的反日斗争。杨奠坤和他同在满洲省委工作，彼此在战斗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32年7月，杨奠坤回哈尔滨养伤，10月，准备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代表的名义去磐石工作的杨靖宇来看望杨奠坤。

杨靖宇拉住杨奠绅的手说：“君武（杨奠坤当时的名字），你们在磐石搞的不错嘛，连哈尔滨人都知道磐石有个游击队，领头的叫杨矮子，副手是个朝鲜人，叫李红光。你们可是大大的有名呀！”

杨奠坤从病床上坐起来，“老张，你的担子也不轻，磐石那里情况复杂，我们那支游击队里什么人都有，工人、农民、山林队……如果不加以整顿会出大问题的。”

“这个我考虑到了，”杨靖宇说：“我到那里准备把这支队伍带好，争取把它变成我党在南满的一支劲旅。”停了停，杨靖宇又忽然说：“你在那里名气大，听说群众都亲切地喊你杨司令，干脆，我也改个姓，今后就叫杨靖宇了，你看怎么样？”

杨奠坤笑了。他改什么姓都无所谓，反正他的真实姓名叫马尚德。：“姓杨就姓杨吧，你长我六岁，咱们就算做亲哥俩吧。”停了停他又说，“杨靖宇，好名字，我想这一定会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的！”

果然，杨靖宇不负众望，很快整顿了那支部队，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

1932年冬，杨奠坤伤愈后，中共满洲省委派他和王东周（绰号“皮鞋王”）同志一起，负责国际反帝情报组织的工作，从此杨奠坤开始了秘密战线上的特殊战斗。

1938年初，杨奠坤来到原来在哈一中的老师罗稷南的家中。罗的原名叫陈小航，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的弟弟陈绍韩曾是华尔顿手下的情报员，1935年被敌人杀害。杨奠坤希望罗老师能给他介绍一些进步青年，送到苏联去学习。罗稷南给他介绍了三个年轻人，日后都成了共和国的栋梁之才。

1938年3月11日，在大光明咖啡馆，伊万诺夫与杨奠坤再次见面。

伊万诺夫说道：“瓦尔德尔，现在我把一个关系转给你。明天，你到南京路中国银行门前和一位姓金的朝鲜人接头。”

杨奠坤问道：“这个人是归我直接领导吗？”

伊万诺夫笑了笑，“不仅这个人归你领导，他的组织也归你领导。”

杨奠坤的手下又有了自己的同志，他不再是孤军作战了。

3月12日，杨奠坤在南京路中国银行的门口佯装换外汇的样子和老金接头。然后，两人来到附近的街心公园长椅上坐下。

“老杨，认识你很高兴。从今以后我们就在你的领导下工作了。”老金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

杨奠坤注视着老金，他理解这些亡国亡家的朝鲜同志，在东北的抗日联军中有大批朝鲜同志和中国战友一起抗击日寇，中朝两国人民早已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杨奠坤在磐石搞队伍的那个搭档李红光就是朝鲜族人。

“老金，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杨奠坤问道。

“五六个人吧，”老金说，“其中还有个日本人。”

“不错嘛，连日本人也能争取过来。”杨奠坤又问，“老金，在上海还有别的朝鲜地下组织？。”

老金说：“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三派在上海都有组织。”

“好家伙，你们朝鲜人有这么多党派，”杨奠坤好奇地问：“这些组织有统一领导吗？”

老金叹了一口气，说：“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金九先生，曾努力促成三派的团结，去年8月在南京成立了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正要在长沙举行三党合并大会时，朝鲜革命党成员李云焕狙击金九，致使合党运动失败。”

杨奠坤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问：“老金，你是属于哪一派的呢？”

老金笑了笑：“我哪派也不是，我是名国际情报战士，难道你不清楚吗？”

杨奠坤听罢笑了，他感觉到眼前这位朝鲜同志非常的可爱。

1938年7月23日，日军华中派遣军主力师团进攻武汉三镇，中国第5战区、第9战区军队奉命抵抗，拉开武汉保卫战的序幕。

这时，伊万诺夫交给杨奠坤一个任务，让他火速赶往武汉，找苏联大使馆武官沙赫夫，取回一批秘密文件。

当时武汉正处于激战中，执行这项任务无疑要冒很大风险。杨奠坤为能便于活动，带上老金同去，因为老金的日语很流利，可以扮作日本侨民通过敌人占领区。

一路上，二人所经之处，到处是日本军队，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烧杀抢掠，到处也充满着反日抗日的怒火。老金扮作满铁上海事务所的职员，一路上叽哩咕噜地，果然蒙过许多日本宪兵、特务。有时，日本军队还专门派几名士兵护送他们。8月上旬，日军由九江西犯，在瑞昌登陆，杨奠坤三人只好绕道北渡长江，溯江而上，乘船进入汉口。当找到汉口苏联大使馆临时住处时，却听那里的中国房东说，大使馆早已迁往重庆，杨奠坤不觉感到懊丧。

这时，那位房主拿出一封信说：“大使馆有位将军临行前把这封信交给我，说如果有人来找他可以将这封信给来人。”

杨奠坤如获至宝，急忙接过那封信拆开，信是用俄文写的，大意是：使馆已撤离，如有人找大使馆联络事宜，可到汉口玉带门车站附近的伊莲娜咖啡馆联系。

杨奠坤和老金急忙赶往“伊莲娜咖啡馆”，咖啡馆的主人伊莲娜是一位漂亮的俄国妇女。她听二人说明来意后，不动声色地将他们让到里面的小客厅。

两杯浓香的德国咖啡摆在二人面前，伊莲娜坐在他们的对面，打量许久，忽然开口问道：“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11日攻占的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吗？”

杨奠坤知道她在对暗号，立刻用流利的俄语回答道：“不，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22日攻占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的。”接着杨奠坤反问道：“我想请教，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学生吗？”

“恰恰相反，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老师。”伊莲娜说完站起身来，“我是10号情报员，欢迎你们来到汉口情报站。”

杨奠坤友好地握了握伊莲娜的手。

伊莲娜从沙发座垫下面取出个大方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这是沙赫夫将军搜集日军的重要情报，它包含着将军同志的心血，希望你们能安全地将它交给上级。”

“放心吧，伊莲娜同志，我们会用生命来捍卫它的。”杨奠坤和老金接过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

杨奠坤和老金重新踏上返回上海的征程。

一路上杨奠坤始终为那包文件发愁。这兵荒马乱的，万一让日本宪兵查出这批文件，可怎么办？最后还是老金想了个办法。他将战场上一具日军通讯兵遗体上的图囊打开，取出一个日军军用封套，上面印有日军军旗和“绝密”等字样，把那些文件统统装进了军用封套中。路上遇到日本宪兵队的盘查，一看到印有“绝密”字样的大口袋时，就急忙免检放行。就这样，二人顺利地返回上海，将文件交给了伊万诺夫。

193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杨奠坤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一进屋就倒在床上，闭上双眼，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他刚从伊万诺夫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苏军总参情报部部长、卓越的反间谍专家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被秘密处决了。

杨奠坤怎么也搞不明白，一个忠诚的苏维埃战士，红色政权的保卫者，怎么一下子会成为“人民的敌人”？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可信赖的上级，同时，也为苏维埃政权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这时，杨奠坤才明白，为什么“戈比旦计划”迟迟没有实施。随着别尔津的被捕，一个规模庞大的侦察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万诺夫约杨奠坤来到外白渡桥，他们一起眺望黄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顶四层大楼。那是苏联驻上海总领馆。

“瓦尔德尔，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伊万诺夫非常伤感地说。

“你是要回国吗？”杨奠坤轻松地说，“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没回到祖国了。”

“可我爱这个国家，爱这里的人民，”伊万诺夫动情地说，“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战友。”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么。”杨奠坤安慰道。

“可能我不会再回来了。”伊万诺夫沉重地说。

“为什么？是因为别尔津同志的事吗？”杨奠坤惊讶地问。

伊万诺夫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才说：“还有另一个原因。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关闭了，后天我将和总领事鲍·米·西曼斯基回国。”

杨奠坤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问：“那么谁来领导我们呢？”

“你的新领导人会来找你的。”伊万诺夫掏出一张旧美元递给他，“记住，他叫乔琪。”

8月的一天，苏军总参情报部派来了新领导人乔琪，他是以美国一家公司经理的身份来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馆，他和杨奠坤见了面。

乔琪面色阴沉，从无笑容，说话生硬，跟伊万诺夫简直是鲜明的对比。

乔琪严肃地对杨奠坤说：“世界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中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停止一切暴力行动，致力于搞静态情报。你与以前的上级和同志们联系的联络点和通信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规定在外面接头。如果连续三天接不上头，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头；仍接不上，就说明是对方出了问题，要立即切掉联系；如果失掉联系，到备用地点，在墙上或电线杆上写1+15+8，即1月15日8时，即可联系。”

杨奠坤觉得，乔琪这个人有一套，是个富有智慧的间谍。但钦佩之余，又多少有一些敬而远之的感觉。

1939年，欧洲战局突变。9月1日，德国军队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等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0日，德军占领波兰全境。一时欧洲陷入恐慌之中。

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一部分兵力在扬州、泰州、天长、六合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宁沪线从此不再太平。

此刻，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诱降阴谋也没有得逞，它的陆军主力陷于中国战场难以机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计划受挫。

一天，乔琪在法国公园内向杨奠坤下达任务，让他独自一人作为信使去香港，取回东京苏军谍报员送来的“十万火急”的情报。

杨奠坤打点行装，乘海轮从黄浦港出发，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到达香港。

在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一幢洋楼里，杨奠坤见到了从东京来的情报员安娜·克里斯蒂安森·克劳森。她是佐尔格领导的“拉姆扎”小组交通员，马克斯·克劳森的妻子。

安娜和杨奠坤互通暗号后，打开旅行箱，将一捆金属棒交给杨奠坤。

安娜郑重地说：“瓦尔德尔同志，这些金属棒都是空心的，里面总共装有30卷胶卷，上面记录着日本、德国的最新军事情报。你一定要将其保存好，送到乔琪同志的手中。”

杨奠坤用手掂了掂五根金属棒，看不出什么破绽，他问：“安娜同志，如果敌人问我带它是干什么用的，我将怎么说呢？”

“这个我们想到了，”安娜掏出一份写满德文的证明书说，“你带上它，上面有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印章，证明金属棒是一种工业用探测棒。你就是上海办事处的中国雇员。”

杨奠坤乘一艘日本“海云”号客轮返回上海。不知怎么搞的，这艘客轮竟泊在了很小的怡和码头。凭直觉，杨奠坤预感到出事了。果然，从码头窜上一大批日伪警察、宪兵。

一名警察命令杨奠坤打开皮箱检查，当看到金属棒时，杨奠坤拿出证明文件向他解释。这时，一名宪兵曹长走过来，伪警察将文件递给他看，宪兵曹长看不懂，命令将杨奠坤先带到码头警察值班室再说。

杨奠坤拎着皮箱，跟着日伪宪警来到值班室。那个日本宪兵曹长很认真，拨通了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电话，核实情况。一小时后，一个自称是领事馆秘书彼肖夫的德国人来到值班室，看了看文件，表示没问题。然后，彼肖夫便用德语和杨奠坤谈了起来。幸亏，莫斯科的情报学校校长缪勒尔是德国人，杨奠坤学会些简单的德语。便和他应付起来。彼肖夫很热情，亲自将他带出值班室，并一再要求送他回去。杨奠坤婉言谢绝了他，不过表示，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为防止意外，后来杨奠坤假意去拜访了几次彼肖夫，以示联络感情。

1940年2月末的一天，杨奠坤在外滩附近跟乔琪接头回来，见一群日本侨民围着报摊兴高采烈地议论什么。等那帮日本人走后，他也过去买了一份报纸，展开一看，差点晕过去，只见报纸上用大号字写道：“关东军讨伐队与满洲警方通力合作，射杀满洲共产军匪首、宿敌杨靖宇……”下面记叙杨靖宇于1940年2月23日在江县三道崴子附近战死的经过。最为残忍的是，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向日本天皇“遥拜”，后来又把这颗头颅“献送”新京——伪满洲国首都，报功请赏。杨奠坤再也忍受不了这巨大的悲痛，踉跄地回到住所。

杨奠坤坐到桌前，再次展开报纸，望着杨靖宇遗体的照片，泪如泉涌。他铺开纸，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一首诗：

十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然而，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国际情报组“大连行动队”被日本警宪机关破获，负责人A.鲍威尔潜逃，纪守先于8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大连警宪机关捕获。共产国际满洲情报组织开始暴露在日伪机关的面前。为此，乔琪命令杨奠坤暂时停止活动。

1941年春，经过一段考察，杨奠坤认为罗稷南的妻子倪琳思想进步，聪明能干，便将她发展为情报组织成员。

1941年6月22日4时30分，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就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苏联军民奋起抵抗，从此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都起来保卫苏联。

这时，乔琪又命令杨奠坤恢复行动，搜集日本是否会对苏联进攻的战略情报。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同时分兵多路对美、英、荷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进行入侵，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末，由于日本军队进入各国在上海的租界，杨奠坤小组的工作陷入被动局面。遵照乔琪的指示，杨奠坤将老金的那个小组交给了倪琳。从此以后，杨奠坤只同乔琪保持惟一的单线联系。

1942年9月14日，是杨奠坤与乔琪在法国公园接头的日子。可是一连三天，始终没见乔琪的人影，杨奠坤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16日这一天，他磨蹭很晚才回到住处。刚进房门，楼下房东喊他接电话。杨奠坤急忙下楼听电话，里面传出乔琪的声音，他用英语说：“你快走！”接着就听到电话被打掉的声音。杨奠坤立即返回房间，匆忙收拾好用作活动经费的美金就要转移。但没等他下楼，门外闯进来几个持枪的日本便衣，二话不说就将他押上了囚车。

宪兵将杨奠坤押到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连夜开始审讯。杨奠坤只说自己做买卖拿佣金，有时也倒卖外币。审讯官追问他与乔琪的关系，他就说是在回力球场认识的，两人一起喝过酒，喝过咖啡。审讯的人见他不吐实情，就对他用刑，一次、二次、三次，他一口咬定和乔琪是普通朋友。杨奠坤明白，进了日本宪兵队，别想活着出去。多说早死，少说迟死，不说也死。

第二次审讯时，审讯官向杨奠坤抛了一点诱饵：“乔琪是苏联派来的破坏分子，反对皇军。你反不反对皇军？”

杨奠坤开始飞快地思考：总在乔琪身上兜圈子，对自己不利，不如用单纯的爱国主义思想把事情岔开。于是，他爽快地说了一句：“反对！”

审讯官一听大感意外，想不到这么快就打开了缺口。忙问：“你为什么反对皇军？”

杨奠坤说道：“日本人侵略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反对，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审讯官大概觉得有门，竟耐心地开导他：“皇军不是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我们都是亚洲人，要共存共荣，中日要亲善。”

杨奠坤立即接口反问：“既然是亚洲人，要亲善，为什么要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

“皇军杀的都是坏人！”

“在南京杀害了十几二十万的中国平民，难道他们都是坏人？！”

“不许你诋毁皇军！交代实质问题！”

“把中国军队派到日本去杀光、烧光、抢光，你反对不反对中国人？”

“混蛋！良心大大的坏了！”

日本人看杨奠坤针锋相对，步步不让，大骂他顽固，继续对他用刑。几个大汉在地板上将他摔了好几个跟头，用大皮靴狠踢他的头部，又用火烧他的大腿、胳膊、手指，直到把他打得昏死过去，又拖到院里用冷水泼醒。

第三次审讯，审讯官更进一步交底了，他说道：“乔琪承认与你秘密进行了反对皇军的事。你还把一个女人介绍给乔琪，又转而介绍到另一个外国人手里。”

杨奠坤一听立刻明白，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说：“他们说的都是假话，要么就是你们造谣！我介绍女人给他是作朋友的。”

“那你不是承认了反对皇军吗？凭这一条你们就是同党。”审讯官指责道。

“我反对皇军侵略中国，没有对皇军采取破坏行动，充其量只是个思想上的问题，你们无权把我和破坏分子连在一起。”杨奠坤申辩道。

审讯员骂道：“你的狡猾、狡猾的。”接着又恶狠狠地对他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照样杀你的头！”

杨奠坤心想要杀就杀吧，反正自己也活够了。与其这样活着，不如去黄泉路上见自己的好兄长杨靖宇去。

1942年11月30日，江湾日本军事法庭对杨奠坤等人进行公开宣判。杨奠坤因为刚患了一场大病，又加上受刑，人已站不起来，只好由两名宪兵架着他走进法庭。他模模糊糊地听到：杨奠坤因参加苏联派遣的破坏团进行反对皇军的活动，被判处8年徒刑。首犯苏联人乔琪被判处10年徒刑，倪琳判2年徒刑。随后杨奠坤被押解到了南市监狱。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的多方援救下，已被关押近5年的杨奠坤终于获释出狱。随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被转送到青浦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根据地。不久，杨奠坤转入华东局，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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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谋略放火团”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2月，苏联，莫斯科。

阿尔巴特街兹纳缅斯基胡同的一座深灰色大楼的宽大房间中，代理情报部长谢苗·彼得洛维奇·乌里茨基将军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他满头黑发，黝黑的脸膛儿，胡髭修得很窄，一双棕色的眼睛闪着聪慧、坚毅的目光。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站在他身旁注视着他。

乌里茨基停在廖雯初的面前说道：“瓦西里，你记录一下。”他思索片刻说道，“鉴于日本军阀在满洲地区不断地加紧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我命令：满洲境内的各个情报小组应以空前的热情行动起来，破坏日军的军事设施及交通，给日本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各小组均独立作战，不发生任何联系。每个小组以作战成绩来进行奖励的评定。”

廖雯初见乌里茨基停顿下来，便问道：“将军同志，您还有指示么？”

乌里茨基微笑道：“没有了，亲爱的瓦西里同志，你可以发报了。”

廖雯初合上文件夹，转身离开了乌里茨基的办公室。

廖雯初，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捕，遣往苏北科美自治共和国劳动改造。在中共中央的过问和关怀下，1951年回国，恢复中共党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员。1964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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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满洲”第一情报组

“自昭和九年秋开始，前后经过七年时间，依靠极端暴戾的抗日意识和根深蒂固的妄想而形成的，联系顽固而巧妙的组织网，以智能的、化学的手段睨视日、满、中枢轴要港——大连地区及以此为中心的各地国防用材，已完成百余件令人为之战栗的谋略破坏工作，并进一步企图向满洲、支那的重要地区及朝鲜、日本本国的重要城市加强和扩展其潜在势力，逐步而断然地实行对重要设施的破坏工作，以达到其搅乱后方，使日本的势力衰减，进而消耗日本军队活力阴谋。这一暗中活跃的阴谋组织，便是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

这是1941年2月6日，大连《日日新闻》发表的一篇题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大检举”文章的部分内容。其中被日寇称之为“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就是共产国际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领导的“国际抗日行动队”。

1934年7月23日，刚刚从苏联归来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纪守先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馆，秘密会见了国际情报组织中国地区负责人A.鲍威尔。

A.鲍威尔，苏军少将，总参情报部情报专家，以美国公司商人的身份坐镇上海，指挥中国境内各情报组织的工作。

鲍威尔向纪守先下达了命令，迅速建立以大连为中心的国际情报组织，对日军后方基地进行最猛烈的破坏。同时他让纪守先留在上海做他的助手兼翻译，全权处理各地情报组织的工作事宜。

这样，从工作代号上被称作“满洲第一情报组”的情报组织开始了活动。

由于A.鲍威尔的极度信任，情报组织的工作部署、人员调动、经费分发等都由纪守先来完成。各地情报汇报也要经过纪守先，尔后再上报鲍威尔。黄振先为天津地区负责人，兼上海、天津、大连的交通联络员；赵国文为大连地区负责人，兼管安东；李志贤为安东地区负责人，后兼管营口；营口地区的负责人是安得利；旅顺地区的负责人是李寿山。A.鲍威尔还向日本大阪、神户、长崎和朝鲜派遣情报人员。1934年夏，各地情报组织负责人各自就位后。A.鲍威尔曾数次听取纪守先的工作汇报。他指示各地，特别是大连，要迅速扩大组织，发展情报队伍、大力进行放火爆破活动。

1934年夏，国际情报组织派进大连地区的第一个负责人是赵国文。

赵国文，1912年2月生于河北省昌黎县一个店员家庭。1920年因生活所迫和母亲一起迁居吉林。第二年母亲病逝，入哈尔滨第一孤儿院， 1925年靠公费入滨江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加入抗日铁血救国团。后又加入李海清义勇军、东北民众救国军等抗日组织。1932年返回哈尔滨，经北满国际情报组织成员王北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入党。后经杨奠坤介绍，于1933年12月赴苏联受训。回国后即被派到大连开展工作。

赵国文来到大连后，由于没有找到有利于开展活动的掩护职业，不久就被派遣到奉天，随后又被派往安东。此后，上级又调旅顺地区负责人李寿山为大连地区负责人。李寿山来大连后，发展了第一个情报员邹立升。但不久，李寿山在大连找到了公开职业（汽车司机）作掩护，由于收入不薄，从此对情报工作消极起来。上级决定调李寿山去天津受训，李怕受到上级处罚，逃跑了。1935年，纪守先先后把他在北平发展的王耀先、张守义派来大连为负责人。王耀先在大连时间不长，就被调往唐山开展工作；而继任的张守义则由于私吞活动经费，也很快被召回天津受训。1936年3月，上级将秋世显由北平调来大连。

秋世显，生于长春一个官宦之家。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当过旁听生，后在北大附属景山实习学校学习。1932年11月加入反帝大同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2月经张守义介绍加入国际情报组织。

不久，上级又将赵国文从安东调回大连。在赵国文、秋世显的共同努力下，工作有所发展，并发展了石永贵、宋德贵等一批成员。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上级将破坏的重点转向华北，将秋世显、石永贵、宋德贵、邹立升等骨干由大连调到天津，将赵国文调往青岛，开展对日放火爆破活动。大连的工作转由王木青负责。

1939年9月，上级又将赵国文、秋世显、黄振先调回大连，并指定黄振先为大连负责人。

黄振先，山东招远县孙家洼村人。1919年赴哈尔滨市学印刷，后又自营印刷业，不久停业。 “九·一八”事变后，加入抗日铁血救国军。后经杨奠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赴苏受训。1934年5月回上海，后调往天津指挥大连地区的工作。

为了对大连地区造成空前规模的破坏，大连情报组织成立了“抗日行动队”，分别由赵国文、秋世显率领。赵国文行动队成员有油坊工人黄振先，周水子陆军仓库工人王有佐，日清油坊工人刘永禄、孙文芳等，主要活跃在甘井子地区一带；秋世显行动队成员有红房子码头工人王金泰、李化钧，小车夫于守安，油厂工人吴成江、陆炳义等，主要在寺儿沟一带活动。

另外，为配合大连行动队的活动，国际情报组织还分别成立了天津、青岛行动队，一般是由大连地区负责人交替指挥。天津行动队成立于1936年，其成员多为东北学生，如东北大学学生凌玉安、李国栋，东北中学学生张文奎。1938年3月，上级又从大连选派有经验的行动队员石永贵等人来充实天津行动队的工作，而精明能干的石永贵则很快又发展了于锡政、李玉生等人。1938年2月，秋世显奉命潜入青岛，创立青岛行动队。7月，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又和秋世显对调，来青岛工作，很快发展了张同宴、黄成山等人。

纵观国际情报组织“满洲第一情报组”的工作，在1935年至1940年之间基本上属于动态情报活动，而其属下的三个行动队则在大连、青岛、天津地区造成了空前规模的破坏。仅以大连为例，行动队从1935年至1940年，共放火爆破57起，给日军造成的损失达日币两千多万元（据1941年2月6日《满洲日日新闻》），按1938年物价折算，能买白面一千万袋以上。再加上青岛、天津两地的战果，日寇损失的总币值近五千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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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烈火雄心

复仇的火焰

1934年7月，纪守先根据A.鲍威尔的命令，派旅顺地区负责人李寿山来大连，接替调往奉天、安东等地区活动的赵国文。

来到大连以后，李寿山进入一所汽车技术学校学习汽车驾驶、修理技术，结识了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学员邹立升。经过一段时间考查，李寿山决定发展邹立升为国际情报组织大连地区的成员。鉴于今后开展的活动主要以爆破、纵火为主，张寿山便对邹立升重点传授纵火技术，很快邹立升就掌握了放火药的调制技术，他曾多次出入市内桥立町丙寅医院购置放火药原料，并在石道街自己的家中试制了一个放火药包。经过试验，发火效果不理想，故没有投入实战。

1935年3月，李寿山又发展了满洲油漆会社职工高绪慎为情报组织成员。

正当邹立升积极准备开展活动之际，李寿山却由于领取汽车牌照，成为一名收入可观的司机，逐渐产生了消极的工作态度，企图过一种所谓“安静”的生活，放松了对部下的领导。邹立升毫不犹豫地挑起了组织工作的重担，成为该组织的实际负责人。

6月，邹立升在自己的住宅中又调制了一个放火药，交给高绪慎，让他在满洲油漆会社做个“试验”。由于高绪慎考虑在会社放火，弄不好会被日本人发现，丢了饭碗，产生了抵触情绪。在实施放火的时候，故意将放火药丢弃在会社附近的水沟里，而对邹立升却谎称已将放火药装置在会社的场区内。

几天过后，邹立升见会社货场没有起火，知道高绪慎说了假话，便再次调制一个发火药交给高绪慎。他语重心长地对高绪慎说：“高大哥，上次的事我也不再追究，不过，这次无论如何要成功。小日本在我们家乡横行这么多年，也该让他们尝尝苦头。干吧，让日本人吓一跳！”

也许是邹立升的话起了作用，高绪慎在6月25日潜入会社货场内，在清漆罐中放置一个放火药。下午8时05分，清漆堆放处燃起了大火，据悉造成了一万二千五百元的损失。

满洲油漆会社的起火，在当时影响并不大，日伪当局仅把它当作一起意外失火的案子，造成的损失也微乎其微。但是，这把火却是大连地区的首次“反日纵火”，以这一天为开端，在以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国际情报组织行动队燃起了一次又一次极为猛烈的大火，将反日的烽火逐渐燎遍关东大地。

1936年初，日军在京津一带到处屯兵，大有一举吞并华北之势。纪守先根据鲍威尔的命令，向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下达指示：组建行动队，在平津地带展开对日军后方基地的大破坏。黄振先身为各地区情报组织的总联络人，早已考虑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一接到命令后，立即着手行动，将东北大学学生凌玉安、李国栋，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张文奎组织起来，成立了以学生为骨干的行动队。

5月25日，凌玉安来到天津英租界二十一号路耀华里72号黄振先的住处。黄振先取出一包TNT炸药交给他。“这是10公斤炸药、雷管、引线都在上面。记住，按操作规程办。”

凌玉安接过炸药包，准备起身离开，又被黄振先叫住。

“你就这样走吗？” 黄振先说着拿出一个篮子递给他，“把炸药包装进去，你拿炸药包大模大样走出去，让英国巡捕看见可就坏了。”

凌玉安急忙将炸药包丢进篮子中，又将一些蔬菜胡乱盖在上面……

尽管凌玉安胆小怕事，缺乏经验，但仍然由他射出了天津行动的第一箭。

5月28日下午7时，凌玉安身穿铁路员工制服，挎着一个装满炸药的工具包，悄悄潜入天津、塘沽之间新河附近的路段，埋设了黄振先交给的那包炸药奇 -書∧ 網。他将长长的导火索拉到一处土坡的后面，准备用火柴点燃。由于紧张，连划几次都划不着火柴。他稳定一下心神，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

一阵轰鸣，远处驶来一列火车。虽然天色开始暗淡，但仍能看清是一列日本军车。因为车头上毫不掩饰地挂着一面“太阳旗”。

这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军队为什么能畅通无阻地横行？炸翻这趟坐满强盗的列车，又有什么可怕的！想到这里，凌玉安毅然将香烟头摁在了导火线上。“哧哧……”导火线燃起火花，飞快地向前燃烧。那列军车也越驶越近……“轰隆！”一声震天动地的响声传来，只见铁轨上窜起一团火球，夹杂着浓烟直飞天空。那列军车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炸，顷刻间，十几节车厢脱轨，翻到了路基旁……

凌玉安目睹此景，完全被成功的喜悦所震撼，他忍不住爬上土坡，振臂高喊：“我成功了！”

然而，这个良好的开端没有能坚定凌玉安的信心。这个年轻人终于在同年8月悄悄地脱离了组织，不知去向。

1937年2月，秋世显、赵国文行动队员成功地烧毁了大连日清制油厂，获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然而，这时，作为大连地区负责人的张守义，却日益腐化堕落。他高傲自大、无工作能力，还寻花问柳，激起了行动队员们的普遍反感。为此，秋世显、赵国文都深表不满。在多次劝阻无效后，二人将张守义的所作所为向上级做了汇报。鉴于张守义的种种表现，上海指挥机关将其撤销职务，调到上海受训。

这样，赵国文升格为大连国际行动队负责人，秋世显为副手。同时，鉴于该地区的重要性，派遣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兼任大连地区交通员，频繁往来于大连、天津之间，指导大连地区工作。

赵国文、秋世显没有了束缚，放心大胆地干了起来。两人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终于将大连国际行动队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使大连地区的工作上升一个新阶段。从4月到6月，黄振先指挥赵国文、秋世显、石永贵等人在各自的活动地域连放了几把大火，烧毁了不少日本军用物资。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伪加强了警力，上海指挥部指令停止活动。正当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劫难的时候，却突然停止了工作，黄振先、赵国文，特别是秋世显，都对上级的决定表示不满。三人经过秘密协商，得出如下共识：

“大连地区不能服从上级部门因对时局的认识不当而发下的指令，乘这一大好时机，必须果敢地完成行动队本质使命，为抗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实行‘地区独立工作’。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镇压机关的严格警戒和日本人对中国人警戒增强等客观形势，必须更加隐蔽地进行工作。”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赵国文、秋世显等人开始了大连地区自创设组织以来，必须与上级部门拉开距离的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这一时期，为大连行动队的独立活动时期。

由于上级机关停发了工作经费、放火原料，大连行动队的工作陷入极端困难之中。赵国文、秋世显等人毫不气馁，自筹资金，改用蜡烛、汽油、轻油作放火原料，继续进行战斗。

鉴于中国战士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也由于纪守先的多方努力，A.鲍威尔终于在8月下达了恢复“活动”的指令。

9月初，纪守先为大连行动队争取到了大批的活动经费和大量的放火药。但由于黄振先此时仍在大连指挥工作，经费、放火药一时无法分发下去，上海指挥部只好责成杨奠坤、张逸仙“满洲第二情报组”的交通员张琴玲暂时代理交通员的职务，火速将经费、放火药送到大连行动队。

由于补充了经费，添置了放火药，大连行动队准备大干一番。

10月5日，在寺儿沟“公聚兴”饭铺里间的一间小屋内，黄振先召集大连的骨干分子开会，决定选择吾妻车站军用仓库为目标，进行一次大的行动。因为行动队成员宋德贵正好在吾妻车站工作，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熟悉。

10月10日，敷岛广场警官派出所后身，电车修理厂的工人正在试验刚修好的电厂设备。向北望去，一个日本兵扛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在岗楼上来回巡视。岗楼上伸出的铁板上醒目地写着三个大字：吾妻驿。这便是日本陆军专用车站仓库，存放着大量军需物资。岗楼下面，一群苦力工人正从平板车上往仓库里搬运货物。两个日本监工手持大棒，横眉竖眼地斜瞪着每个工人，生怕出现差错。

上午9点多钟，从码头方面推来二三十辆满载货物的铁轮平板车，停在仓库门前。日本调度长平野指着车上的货物，凶神恶煞般地嚎着：“小心的干活！”

夹在工人中间的宋德贵，见此情景，也高声附和着：“要小心的干活，小心的干活。”

宋德贵今天特别卖力气，他从库到车，从车到库，来来回回干个不停，乘机把发药放进了货垛中。监工的日本人见他忙得满头大汗，伸出大拇指夸奖他：“你的大大的好！”

宋德贵受到表扬，干得更欢了。225号门前的货卸完了，别人都去休息，他又跑到227号仓库门前干了起来。

这一天，可把宋德贵累得够呛。可他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傍晚，院子里驶进来一辆黑色小轿车，仓库主任田中率部下急忙走出办公室。

这是每天的一次例行检查。

田中领着上司小泽在院子里检查了一圈，然后自信地带头进了225号仓库。

仓库里的垛位摆放得有条有理，整整齐齐，小泽一边走一边说：“不错，真不错。”

受到上司的称赞，田中洋洋自得：“227号也是这样。”说着，与小泽等人向227号仓库走去。

就在田中拉开227号仓库大门的一瞬间，一股火苗突然窜了起来。田中一伙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大声惊呼：“来人救火呀！快来人呀！”

工人们已经下班，仓库里只有几个执勤人员。慌乱中，他们只顾救227号仓库的大火，却不知225号仓库也着起火来。待火光惊动了大广场（今中山广场）消防署时，两座库房已经烧得有皮没毛了。

宋德贵站在寺儿沟的小山上，眺望着远处的滚滚浓烟，像父亲欣赏着刚出生的儿子，心里充满了骄傲。

据事后估算，这场大火，使日寇损失近六十万元。

越烧越旺

1938年2月末，上海总部再次将黄振先调回天津，同时抽调大连行动队的骨干分子秋世显、石永贵、宋德贵一并到天津工作。

选派的精兵强将汇聚天津之后，黄振先立刻在英租界二十一路耀华里的杂食铺召开会议。

黄振先在会上着重指出：“鉴于日本军队对中国内地咄咄逼人的态势，有必要在天津制造几起大爆炸，打乱敌人的运输。我们的主攻方向就是塘沽和天津之间的铁路！”

2月28日，黄振先和秋世显装扮成卖杂货的小贩，推着一辆手推车来到天津站以东大连沽附近的铁路线旁。

中午，两人装作很累的样子，在路基旁坐下，观察下手的地点。

这时，两名巡逻的日本兵持枪走来，一见两人，便如临大敌地扑了过来。

“你们什么的干活？”一名日军上等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大声吆喝。

“我们的小买卖，累了，歇一歇的干活。”秋世显站起来，从车上捧一把花生递给上等兵。

两个日本兵把花生“嘎吱”、“嘎吱”大嚼了一阵子。然后，上等兵一挥手，“这里不准休息的干活，通通开路的！”

黄振先和秋世显急忙起身推起小车离开。

走出不远，黄振先见日本兵已经走开，站住说道：“我看这里埋炸药正好，是个三岔口，一炸两个方向的火车都完蛋！”

两人立刻行动起来。秋世显解开麻袋，将花生倒在车上，从袋子底掏出一大包炸药。黄振先也从另一个袋子里摸出了雷管、导火索。两人将炸药包塞到枕木中间……

傍晚8时，大连沽铁道线发生爆炸，一列日军军用货车被掀翻在路基旁。

3月18日，秋世显、石永贵化装成卖菜的农民，挑着菜担子来到天津站东一带的铁路线附近。两人一边走一边机警地察看四周。

石永贵是辽宁奉天凌中县人，在北平时与秋世显同是东北中学的同学。石永贵为人机警、仗义，与秋世显过从甚密。当秋世显到大连工作时便将他从奉天招来，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奉命潜入大连日军陆军仓库。

两人选好一处理想的爆破地点，见四下无人，便迅速撂下菜担子，从筐里拿出炸药、雷管、导火索，紧张地忙碌起来。

下午5时30分，天津站以东约二华里处铁路发生爆炸。虽没掀翻列车，却使那段铁路的通车中断了十几小时。

自从秋世显、石永贵等一批精兵强将调离大连以后，大连行动队的组织开始松散下来，士气也低落了不少，几个月苦心建立起来的完整行动体系发生了动摇。整个大连地区工作的重任都压在了赵国文一个人的肩上。赵国文打起精神，通过各种方法争取更多的工人参加组织，努力保持行动队的战斗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赵国文组织中的行动人员又充实起来，活跃在第一线的人员主要有：王金泰、宋德贵、吴成江、周文礼、张学贵、陈更茂、居德义、阎禄增。这是一批抗日的先锋，这是一批真正的反法西斯战士。

3月20日，在赵国文指挥下，陈更茂对大连码头东部503号堆积场实施放火；3月24日，行动队员王金泰再次在大连码头东部501号堆积场放火，造成敌人十几万元的损失。

赵国文觉得这两次纵火对日寇震动不大，决定实施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火。经过反复考察，他将目标定在了甘井子石油化学厂。

大连湾北侧甘井子码头区，座落着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化学工厂区就在码头厂区的里面。甘井子石油化工厂是当时最大的石油加工厂，担负着关东军和部分华北日军的石油供应，战略意义非同寻常。

为了更好地炸毁这个庞大的石油厂，赵国文和该厂工人吴成江在4月6日特意来到工厂附近观察，两人从中午一直守候到半夜。

约午夜时分，一队日本空军的油罐卡车隆隆驶进甘井子炼油厂。正是运送航空汽油的时候了，尽管现场没有一个中国工人，日本警备队仍然迅速拉出警戒线，刺刀在强烈的灯光下闪着寒光……

侦察完毕，赵国文和吴成江回到他们的居住地杨家小铺，躺在地铺上研究对策。

“小鬼子防备很严，从外边很难下手，”赵国文对吴成江说，“你看能不能从内部想想办法？”

“难啊！”吴成江叹了一口气，“单说这放火药就很难带进去。你知道么，日本人让工人脱光衣服，连裤裆都搜，你说……”

赵国文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你们上下班都经过哪些程序？”

“上班搜身、交身份牌，下班搜身、洗澡、交牌，换衣服出来。”吴成江说。

赵国文想了想，又问：“你们洗澡用的肥皂是日本人发的吗？”

“一开始还发，后来不怎么发了。”吴成江说道：“大慨是让工头扣下，私自卖掉了。”

赵国文忙问：“那自己带块肥皂，日本人管不管？”

“不管。”这回吴成江回答得很肯定。

赵国文心中立刻有了主意。他立即通过交通员向天津的黄振先发出请求：请速支援“特种炸弹”。

第二天清晨，海港码头检票口处，一位身穿蓝色旗袍的妇女，扯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拎个花布包袱，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从容地通过搜查，登上开往塘沽的班轮。

她，叫包玉侠，就是大连行动队派往天津的交通员。别看她性格娴淑、温存，但跑起交通，却很泼辣、机警过人。她曾巧妙地甩掉汉奸、特务的跟踪，支走形迹可疑的问路人，还同丈夫邹立升在家研制放火药。这一回，她奉赵国文之命只身前往天津面见黄振先，执行秘运炸药的任务。

当天傍晚，包玉侠到了天津。为安全起见，下船后，她叫了一辆人力车，住进了靠英租界的一家小旅馆。

第二天8点多钟，包玉侠带着孩子进入英租界。按照事先约好的地点，来到二十一号路耀华里的一家店铺。

“请问李大姐在吗？”

听到有人问话，从货架后面走出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

“是显荣来了吗？”男人摸着孩子的头，亲切地问道。

这是约定的暗号。包玉侠听他叫出显荣的名字，知道是自己人，忙急切地说：“我找李大姐有事。”

胖男人小声说道：“我就是李大姐。”

包玉侠恍然大悟。面前这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就是代号“李大姐”的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

当天下午，黄振先将一大盒特制的“肥皂”交给包玉侠。这可不是几块普通的肥皂，这是经过精心研制的延时“化学燃烧弹”，威力大，燃烧速度快。

第二天，包玉侠带着孩子登上了返回沈阳的列车。在车厢中，包玉侠回想着黄振先的话：“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如果有人检查，千万不要承认是自己的。”这样的叮嘱使包玉侠的心一直紧悬着，生怕出现意外。

车到大连，包玉侠从车窗往外望去，站台上满眼都是日本警察的身影。她不由四下张望，盘算着出站的良策。

突然，她眼睛一亮。隔她两排的座位上，一位妇女抱着没睡醒的孩子，正吃力地往肩上挎着大包袱。包玉侠赶紧上前，笑吟吟地说：“大姐，我帮你抱孩子吧。”那妇女看她不像坏人，点点头。包玉侠双手接过孩子，小显荣一手扯着妈妈的衣襟，一手扯着那女人的手，两个女人亲亲热热地向检票口走去。

日本警察见两个大脚片子的中国女人，背包抱孩子的，跟走亲访友的那些女人没什么两样，所以连问都没问就放行了。

包玉侠将那一大盒肥皂终于安全交到赵国文的手上。

有了炸药，这个爆炸任务由吴成江一个人还无法完成，还得选派一名得力的助手。赵国文想起了大连行动队的队员陆炳义，他为人机警、老练，正好在山丸包工队当炊事员，每天给甘井子油厂送饭，何不让他……

4月9日，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甘井子炼油厂岗楼里的日本兵，抵不住春光的诱惑，站在大门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中午时分，山丸包工队的炊事员陆炳义挑着饭筐，担着菜篮，给包工的工人们送饭。因他最近常来，执班的哨兵都认识他。哨兵揭开蒙在筐上的盖布，扒拉几下筐里的苞米面饼子，又翻翻菜篮，就摆摆手把他放进去了。

陆炳义刚走几步，忽然被一名日军曹长拦住去路。那日军曹长指着他腰间的小蓝布包问道：“什么的干活？”

“肥皂，给工人洗澡的干活。”陆炳义不慌不忙，解开小包，拿出一块肥皂递过去。

日军曹长见是肥皂，放了心，他用手一推：“快快地开路！”

陆炳义挑着担子走进工厂，来到一块空地上，吆喝着开饭。工人们纷纷围拢过来。吴成江拿起一块苞米饼，一边吃一边走到陆炳义的身边。

陆炳义将两块肥皂递给他，“你要的肥皂我给你带来了。它特别管用，去油泥去汗臭，还真不错。”

吴成江会意地接过肥皂。

收工前，吴成江拿着两块肥皂准备去洗澡塘子，正好工头过来，看了他一眼，说：“小子，够贪的，拿了两块肥皂。使不了给我一块。”

“这回有主了，下次吧。”吴成江急忙走开。

趁工人们进澡塘子的工夫，吴成江迅速溜到14号仓库和34仓库外的汽油桶间，偷偷放下了这两块至关重要的“肥皂”。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和工友们一起去洗澡。

第二天是油厂公休日，厂里除执班人员外再无别人。没有机器的轰鸣，厂区显得异常安静。晚10点45分，突然，从34号仓库到海边的露天堆积场里，冒出阵阵黑烟。还没等执班人员赶到现场，火焰就窜了起来，不一会儿就红透了半边天。满洲石油株式会社防护团、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等附近所有的消防机关闻讯纷纷出动，一时间，大连市上空响起阵阵警笛声。

空地上的火还没救灭，14号仓库又着起火来。正赶上刮西北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14号仓库的汽油桶不断爆炸，溅起的火花又燃着15号仓库。顿时，大连湾上空黑烟滚滚，油桶被接二连三抛向空中，爆炸声如同打炮一样，响个不停。连消防队员、警察都吓得缩到一边。尽管关东州厅长官三浦、检查官石井、警察部长大和田、宪兵队长加藤都赶到现场亲自指挥，但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只好望火哀叹，在一旁干着急。

这场大火烧了16个小时，，烧毁了日寇战略汽油6万桶，使日寇损失700万元以上。当时的日伪报纸《日日新闻》专门作了报道：“10月午后10时45分，从大连市甘井子油厂空地上堆积的石油桶发火……火势极凶、黑烟弥漫，大连湾上空呈现一片凶恶光景，因救火无效……”

甘井子石油厂的大火极大地鼓舞了行动队员们的斗志。为趁热打铁，赵国文命陈更茂、王金泰对吾妻桥码头实施纵火。

4月24日清晨，陈更茂溜到吾妻桥码头，在货场的货堆中放置了一个放火药瓶，便立即走开。不幸的是，这一举动被大连水上警察署的密探发现，他们立即逮捕了陈更茂。

警察署系主任上岛如获至宝，亲自审讯陈更茂，准备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寻找放火团成员。

上岛问道：“你在货堆里为什么要放发火药瓶？”

陈更茂巧妙地回答：“我在吾妻公共厕所里，一个素不相识的强壮男人递过我一个手绢包，然后他让我把这个东西放在码头的货物中间，并说如果着起火来，就在当天傍晚在对面等着，好给赏钱，说完这个人就走了。”

上岛对陈更茂的话半信半疑。他仔细研究这种放火药。手绢包里有氯酸钾和眼药瓶，瓶中装有硫酸，瓶口用两层橡皮膏包着。试验的结果十分清楚：把它放置后，硫酸腐蚀橡皮膏，然后硫酸和氯酸钾起化合作用起火。这一过程需要两个小时。

上岛主任暗自吃惊：这是一种先进的放火方法，只有国际破坏分子才能干出这样的事，看来这伙人大有来头。于是，他火速向大连警察署高等警察课课长内海报告案情。

内海课长听完汇报后，对上岛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利用姓陈的寻找那个指使人。”

上岛说道：“是的，水上署准备制造一个假失火场场，诱惑那个指使人，你看可以吗？”

内海说道：“不会那么简单，想怎么干就干吧！不过指使人要真是上了圈套，那倒是意外的收获呀！”说完两人相互作了个鬼脸。

上岛马上根据陈更茂的口供制定出假失火现场的计划，然后去旅顺要塞司令部交涉，领取制造假失火用的发烟筒，并命令水上署佐藤高等主任秘密实施这项计划。果然，在吾妻桥能看见码头仓附近、黑烟弥漫，好似起火一样。

这场戏演得逼真，连大连消防署派出的救火车都尖叫着开赴现场。

黄昏，水上署的特务带上陈更茂在吾妻桥附近的指定地点扮成工人、商人、街头小贩等，望眼欲穿地等候那个指使人到来，可是直到等到第二天早晨也未见人影，佐藤、上岛等人气得大骂陈更茂，陈更茂则报以轻蔑的微笑。

陈更茂，优秀的国际情报战士，大连行动队成员之一。1938年被捕后机智地掩护了战友，结果被大连地方法院判处10年徒刑，成为第一名被判刑的行动队员。他在旅顺监狱服刑期间，继续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1945年“八一五”之后，被苏联红军释放，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就在陈更茂被捕的当天，王金泰便知道了消息。由于，陈更茂拖延了时间，王金泰得以逃脱。然后，他通知赵国文。赵国文果断地命令行动队停止活动，让王金泰转移到青岛躲避。赵国文本人也于5月13日转移到哈尔滨。

为重建大连行动队，上海指挥部决定派在青岛活动的秋世显回到大连指挥行动。由于交通、办理旅行证明等方面的原因，到6月秋世显仍没有如期潜入大连。

这时，留在大连的行动队员红房子码头小车夫于守安，自制放火药，于6月末的一个夜晚潜入码头的四个仓库实施纵火，先后将124仓库储藏的布匹和毛织品，126仓库储藏的纸张、罐头，130仓库储藏的水银机器等大批物资全部付之一炬。几个仓库烧了三天三夜，大火映红了天空，震动了整个大连市。

参加救火的消防队员、警察一片混乱，有的被火包围，有的从火里往外逃。水龙头带烧在火里，铁道都被烧弯曲了。仓库房顶上的铁皮盖被火冲上天空，像纸一样飘荡，火势凶猛，无法扑救。

于守安事后，大大庆祝了一番，他躲在码头附近的小铺里，一边喝酒一边望着熊熊大火。他想证明一个道理，那就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我一个人照样能干，而且干得不错，干得惊天动地。他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唱了起来：“我站在城头观山景，耳边响起马蹄声……”

酒馆里的人都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他。

8月，黄振先按照上级的命令，决定选派刚刚发展的行动队成员，北平一中学生傅志忱到北平建立组织，并任命他为负责人。临行前，黄振先向他交待，今后工作的重点要集中于陆军仓库、铁路、飞机场等军事设施。

傅志忱接受任务后，带着身强力壮的张回子一同来到北平。两人先在西直门外住下，因一时没有合适的行动人选，傅志忱决定带张回子亲自去炸京汉线铁路。

两人化装成铁路工人，在京汉线西直门地段转悠了一天，基本摸清了日军哨兵的巡逻路线，来往的车次。热血沸腾的傅志忱决定过几天就动手，争取为北平工作来个开门红。

9月初，傅志忱由于没有得到上级送来的放火药，加上立功心切，决定自制火药。

张回子劝他说：“小傅，这玩艺儿挺复杂的，你自己摆弄不好。万一炸不响，不就耽误大事了么？等老黄派人送来放火药再干吧！”

“这算不了什么，”傅志忱说，“只要有一定化学知识的人都能做这种放火药。老张，你就看我的吧！”当天夜里，傅志忱就自制放火药。

张回子带着敬佩的心情在一旁打下手。他不住地说：“到底是念过书的人，连放火药自己都能造，真了不起。”

傅志忱更加得意了，他将几种药剂按成份配好，装在一个小玻璃中，说道：“老张，你看着点时间，我去趟厕所，十分钟后叫我。”

5分钟过后，小瓶里的药剂突然冒出一股黄烟，接着猛地窜出一个火球，“砰”的一声，张回子满脸是血倒在地上……惊慌失措的傅志忱从门外冲了进来，奇书-整理-提供下载抱着躺在地上的张回子，大声惊叫：“老张，老张，张大叔……”

张回子用微弱的声音说：“小傅，凡事不要太……太逞强了……”

张回子死了，他是在自己人配制炸药时而伤亡的。然而，在国际行动队中，这样的牺牲者绝非他一人。他们也同样是为抗战牺牲的，他们也同样是抗日英雄。

10月，傅志忱又发展了卡车司机李荣，12月又发展了北平飞机场的劳工张荣，北平行动队仍然在进行活动。

然而，由于张回子被炸给傅志忱带来的恐惧，使他不敢亲临一线行动，常常是躲在幕后遥控指挥，对手下的工作也不了解。甚至达到了虚报战果的程度。傅志忱，渐渐消沉了……

傅志忱，于1940年4月，在前往石家庄执行任务的前夕，被北平日本宪兵队逮捕。

行动不分关里关外

1936年1月，秋世显自回到大连至今已有近三个月了。刚来时的大连行动队已近乎支离破碎，陷于瘫痪，他只能将自己以前亲手发展的行动队员吴成江、卢炳义重新召集起来，但是，距离整顿成一支坚强的战斗队还相差甚远。所以，头几个月他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组织工作上，对现有的行动队员进行业务培训、思想教育，争取早日开赴抗战的第一线。不久，于守安归队，使大连行动队的力量得到了充实。

2月，天津。

黄振先坐镇天津指挥各地的行动队，一时天津成了国际行动队的大本营。各个方面的交通员来往于英租界二十一号路，热闹非凡。而此刻，深受秋世显影响的石永贵，已锻炼成一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他先后联络了李玉生（大老黑）、王清海、李梦玉等人，使天津行动队的活动又迅猛地开展起来。

黄振先为进一步加强天津行动队的力量，再次向大连发出命令，调骨干分子入津。

1936年3月，大连骨干分子邹立升增援天津。立刻，天津行动队在石永贵、邹立升两员大将的领导下，开始大规模的对日军袭击活动。

5月，邹立升伪装成苦力潜入天津大王庄日本陆军仓库第六仓库，偷偷放置一个放火药，引发大火，烧毁大批日军军毯、帐篷等物资，直接损失达三十万元。

5月末，石永贵带领李玉生身背炸药，偷偷潜到京山线张贵庄军粮城间的铁路准备爆破。

一天深夜，石永贵、李玉生装扮成农民，背着两口袋玉米偷偷来到军粮城附近铁路线上。两人刚靠近铁路线，就被两个扛枪的日军士兵发现，一名日军伍长持枪走过来。

“你们小偷的干活！”伍长命令石永贵、李玉生放下袋子。

石永贵说道：“太君，我们是良民。自己家的玉米，想拿到集市上去卖。”

伍长蛮横地说：“粮食，皇军征用，快快地走！”

石永贵和李玉生被日军伍长、上等兵押到了附近的一个铁路值班室。里面有一个中国信号工人和一个日本段长。两个鬼子好像和他们挺熟，大家见面又说又笑，好不亲热。不一会，他们便将石永贵和李玉生连同两袋玉米关在里间的小屋内，然后几个人在外屋喝起酒来。

石永贵懂几句日语，他躲在门口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原来这两个鬼子经常以这种方式抢中国人的东西，然后让那个信号工拿到集市上去卖，所以他们混得很熟。

石永贵非常气愤，决心惩罚他们一下。

半夜，又来了两个鬼子喝酒，这伙人大吃大喝，又唱又跳，到了后半夜已有醉意。

石永贵经过观察，发现这间屋子虽然没窗子，但棚顶并不结实。于是，李玉生和石永贵搭成人梯，很快就将棚顶的瓦片掀开一个小洞。李玉生爬上房顶，回头发现石永贵从米袋子里拽出了导火索，又从另一个袋子里摸出一盒火柴，迅速点燃。

李玉生立刻明白，石永贵要炸了这些鬼子，于是，他解开腰带顺下，石永贵抓住腰带几步爬上房顶。两人消悄溜下房顶，一路狂奔……

这时，轰的一声巨响，值班室小屋炸上了天，顷刻间夷为平地。

“石大哥，你真行。”李玉生一边系着腰带一边说，“炸不成火车，炸几个鬼子也挺值的！”

两人相视一笑，一猫腰钻进了附近的庄稼地里。

1939年5月中旬，青岛。

在青岛东镇外吴家村的一间破草房里，赵国文躺在草堆上思索着。自去年秋天潜入青岛以来，工作成绩不大。刚开始在市内普济路十二号张同宴家落脚时，还想发展他加入组织，哪料这个小工头贪生怕死，根本干不了大事。无奈，赵国文只好自己伪装成苦力在码头上瞎转，有几次险些被宪兵抓住。最后只好逃到码头工人黄成山的家中。经过考查，他觉得黄成山为人忠厚、老实、有心计，决定发展他为行动队员。

一开始，黄成山有些害怕，总认为有老婆孩子，怕出事牵连家人。赵国文告诉他，就是当顺民也不见得就安全。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就没有工人的活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黄成山受到了很大触动，毅然决定参加行动队。

最近几天，青岛码头运输繁忙，肯定又到了大批物资，赵国文决定让黄成山留心侦察一下，准备动手。

一天傍晚，黄成山跑回家跟赵国文说，“青岛码头日军野战货场运进来不少货物，我搬运的时候发现都是羊毛、麻、马草、豆饼之类的东西，你说这该不该烧？”

“烧，这都是日军的军用物资。”赵国文肯定地说，“不烧留着它去养日本人、日本马去？”

“那，那咋个烧法？偌大一片货场，看得又那么严，连根火柴都带不进去……”黄成山有些为难。

“老黄，你别怕，我带你去，让你开开眼。”赵国文拍着黄成山的肩膀说道。

2月11日晚，赵国文伪装成码头工人混进了野战货场，在黄成山的带领下来到堆放羊毛的十三号仓库。只见赵国文从嘴里掏出一个小眼药瓶，然后又将小褂的下摆撕开一块布，抖落一些药面在上面，将小瓶和药面一包，塞进了羊毛货堆中，拍拍黄成山示意赶快离开。

两人出了货场，黄成山不住回头张望，他见没动静，便问：“咋没烧起来呢？”

赵国文拉他到附近的一个小铺坐下，要了半斤烧酒和两碟小菜，两人喝了起来。

赵国文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小声对黄成山说：“等到了7点，货场准着火。”黄成山听了，半信半疑。

“当当……”墙上的挂钟刚敲过七下，小铺内喝酒的食客纷纷惊叫起来。“着火了，码头着火了。”争先恐后地跑到街上观看。

黄成山也急忙起身来到街上，只见码头十三号仓库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到这时，他才对身边这个“河北侉子”彻底信服了。

赵国文放的这把火，是至此为止青岛码头的最大一次失火，令日方直接损失近四百万元。

2月29日，黄成山勇敢地潜入码头第一号仓库放火，烧毁了一批军装、被服，由于扑救及时，只损失了五千元。

码头大火激怒了日本宪兵，他们实行戒严、搜捕，闹腾得非常凶。赵国文见形势紧张，便躲到东镇外吴家村安心地休息起来。

5月中旬，日本当局放松了警戒，码头趋于平静。赵国文见风声已过，便和黄成山合计，再放一把火。此刻的黄成山已成为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他自告奋勇要求独立完成任务。

6月9日上午，黄成山像往常一样拿着饭盒，来到青岛第二号码头上班。

门口的日军哨兵示意黄成山打开饭盒，见里面的是高粱米咸菜，便挥了挥手让他进去了。

中午，黄成山利用吃饭的机会，将饭盒底层藏着的手绢包拿出来，悄悄地来到三号仓库，他知道这里是棉花，全部是易燃品。见四下无人，黄成山麻利地将发火药包放进了货堆中。

当晚7时左右，青岛二号码头三号库房浓烟滚滚，又燃起了大火。据悉这次大火造成的损失也不下四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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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11日，大连。

西岗基督教会福音堂。教众做完祷告后便纷纷起身离开，眨眼间福音堂内空荡荡的。

传教士孙文凯合起圣经刚想离去，就见曾也是这里传教士的洪德锡带着一位年轻人走来。

洪德锡一见孙文凯，便小声介绍说：“这就是邹立升常常提起的秋世显兄弟。”

孙文凯热情地和秋世显握了握手，“秋兄弟，久闻大名，今日一见，真是年轻有为。”

秋世显笑了笑，“我也久闻孙教士古道热肠，扶危济困，颇具仁义之风。”

三人来到福音堂里间的教士休息间坐下。

原来，早在这一年2月，邹立升就发展了福音堂的传教士洪德锡为行动队员。洪德锡是大连人，少年时便在西岗子基督教会福音堂听道，以后又在安东劈才清三育中学神道分校读书，毕业后在西岗子基督教会任传教士。由于常看一些进步书籍，又受进步师生的影响，逐渐对基督教产生反感。这时，恰遇邹立升，便毅然决定加入抗日组织，走上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并立刻将自己的好友西岗基督教会传教士孙文凯也发展成为行动队员，共同走向抗日的道路。

寒暄过后，秋世显开口问道：“孙教士，不知你近来工作开展得如何？”

“有成效。”孙文凯说。“我发展了一个教友为我们组织的成员。他是市内达公书店的老板，叫李泽民，为人诚实，憎恨日本人，绝对可靠。”

“李老板我认识，他是个好人。”洪德锡在一旁说道。

“好，很好，”秋世显说，“我希望你们能在教会内更多地发展信教工人为行动队员，为我们的组织增添新的血液。”

“这没问题，”孙文凯说，“教友们都有反日情绪，跟日本人斗争，他们是愿意的。”

“孙教士，你是信仰上帝的人，如果让你去破坏日本人的设施，你能做到么？”秋世显问。

孙文凯笑了笑，“耶稣说过，万恶的事物是有必要铲除的！”

秋世显听了，和洪德锡都笑了起来。

几天以后，洪德锡和孙文凯为了表达自己的抗日决心，竟一连点燃了天德昌店的席子堆、铃木君正特许制造所等好几处日军后勤基地。秋世显对二人大胆果敢的行动十分赞赏，将二人调入核心组织，协助自己工作。

秋世显叮嘱他们说：“干我们这行要注意保密，平时不要到人烟杂乱的地方去，不要住小店，不要看戏看电影，多团结工人兄弟。”

洪德锡问：“世显，当差的行不行？”

“尽量不要发展这样的人，他们都靠不住，”秋世显加重语气说，“而且，这样的人最容易暴露。”

洪德锡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这一时间，秋世显的工作开展得很好，在码头、仓库发展了不少的工人。

1940年2月13日，秋世显来到寺儿沟丁兰盛家，亲自配制了放火药。然后到马有佐家，将发火药交给了行动队员于守安。

当晚，于守安顺利地潜入大连码头137马粮草仓库以及305号马粮草及棉花仓库，安装了放火药。午夜，两处仓库同时起火，火烧虽然不大，却烧毁了价值十一万五千元的物资。

2月21日，于守安向秋世显报告，说是码头上新来了二架外国进口的飞机，并主动请战，要求烧毁它。秋世显觉得第二天是正月十五，搞一次大行动，可以振奋一下国人。于是，秋世显和赵国文在丁兰盛家制作了三个放火药，在中午交给于守安。

秋世显对于守安说：“这三个放火药各有用处，一个是烧飞机用的，一个是烧日清油坊用的，还有一个是烧瓜谷油坊用的。”

于守安接过放火药，风趣地说：“明天是正月十五，我就给他来个烈火闹元宵。”

2月22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于守安将三包放火药放在盛饭的饭盒内，大摇大摆地走进码头。这一天，很安静，日本人虽然不过中国年，但也被大小汉奸请去吃饭。于守安现在已干上勤杂工，这个工作不累，游动性还特别大。他把放火药放在一条麻袋里，拿着扫帚，借打扫过道上的散粮，来到了码头西部41号门北侧的货场附近。他仔细观察，发现过一段时间，日本兵才从岗楼里出来一次。他瞅准机会，迅速爬到飞机底下，把两个放火药放在了飞机的油箱下。中午，码头外不时传来踩高跷、耍龙灯的声音。于守安溜出厂门来到秋世显的住处，又拿了几个刚刚制作的放火药，潜入寺儿沟电车站附近的三泰油坊露天堆积场，往存放那里的军用粮草里放了放火药。半小时后，他又出现在日清油坊露天堆积场。

根据秋世显的安排，于守安在码头外安放的是快速引火装置，目的是让港外的大火掩护港内的火，麻痹敌人，重点破坏飞机。

果然，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港外就着起火来。干草堆烧着军粮垛，“噼噼啪啪”越烧越旺。

于守安在飞机上放的是慢速引火装置，下半夜一点多钟引发起火。这火是化学品引发的，越烧越旺，救火的人不敢靠近。离远了水龙头又够不着，面对熊熊烈火束手无策。不一会儿工夫，现场只剩下两堆东倒西歪的残骸。

由于总负责人黄振先身为大连、上海、天津的交通员，又常驻大连指导工作，天津地区工作的重担就由石永贵一个人担起。

石永贵不负重望，很快组织起了天津行动队，并发展了于锡政、李玉生、袁顺、陈德禄等一批行动队员。

4月初，石永贵将大家召集到自己住的那处破马架子里，买了些酒肉款待大家。

石永贵端着酒碗激动地说：“弟兄们，你看我们多长时间才能喝一顿酒，多长时间才能吃一顿肉。为嘛我们穷成这样？还不是小鬼子闹的！我们不能让他们消停了！”

“对，跟他干了！”众人纷纷附和道。

石永贵拿出一个破筐，丢掉上面的破布头，将一排小眼药瓶摆在桌上。“弟兄们，从今以后就要靠这个，烧他狗日的一个天昏地暗！”

众人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小药瓶。

4月19日，于锡政携带放火药潜入天津站东货场内放火烧席子堆；4月21日，于锡政潜入东站货场内东侧放火烧毁棉花堆；4月25日，陈德禄潜入天津特别三区日本陆军货物堆积所放火烧毁棉花堆；4月30日，陈德禄再次潜入陆军货场放火烧毁大批军服，一个月下来几次纵火，使日军损失了近百万元的物资。

由石永贵独撑的天津行动队，行动出色、战斗力强，被上级称作“天津组织的活动达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程度” .石永贵作为天津行动队的领导人，功不可没。

4月20日，大连，奥町“宏济舞台”门前。

黄振先身着西服像位阔老板，从容地在门前走来走去。不久，一身学生装的秋世显来到他的面前。两人向远处的一条小胡同走去。

黄振先对秋世显说：“小秋，上级决定加强奉天地区的工作，让它和大连地区齐头并进，一同扰乱南满的日军后方基地。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怎么样？”

秋世显不情愿地说：“大连的工作正开展得热热闹闹，为什么调我走？”

黄振先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独挡一面，不好么？”

“那，我服从组织的决定。”秋世显答应下来。

“我正式宣布你为奉天地区的负责人，”黄振先说，“以郝子建为基础扩大奉天组织。另外，你马上将你手下的行动队员全部移交给赵国文。”

秋世显这时说道：“我临走前，再一次建议，我们应同时出击，一齐放火。”

4月末，潜入奉天的秋世显已在二经路东纬路107号设置了指挥机关开始工作。并发展了郝子建、王鸿眉等人，又将在安奉线一带独自活动的洪德锡招来，组成奉天行动队。同时，秋世显也亲自潜入奉天被服厂发展骨干分子，准备将其派往抚顺、阜新、辽阳、鞍山等地活动，扩大侦察范围。

5月初，秋世显突然接到上级发来的急电：“因北平组织傅志忱被捕，其有关人郝子建必须警惕。”接到告警电报，秋世显果断地和郝子建断绝了联系，搬到自己的亲戚“满洲国渔业局”职员王鸿眉的家中。

不久，秋世显把目标盯在了大关东飞机场。大关东飞机场，是日军在南满的几个重要飞机场之一，平均每天起降三十多架次飞机。特别是，机场西南有一个专用运输机场跑道，每天运往前线大量的战略物资。

为此，秋世显和洪德锡多次化装成工人在机场附近转悠，侦察机场的情况。有一次，两人甚至爬到了机场跑道的铁丝网前，近距离地观察日军飞机的起降情况。在摸清了机场的基本情况后，秋世显开始命令洪德锡偷运炸药、汽油等爆炸物，准备对机场实施爆破。后来，大连行动队有行动招秋世显去大连，洪德锡不久也回到大连，此次行动遂暂时中止。

1940年5月，日本关东局、大连的日本宪兵、警察已开始知道有一支很有背景的“谋略放火团”，于是，他们派出宪兵、警察、暗探四处出动，疯狂抓人，扩大搜查跟踪范围。为了防止抗日志士从海上潜入大连，日军还实行海员手册制度，并常常在工厂内进行突击性“防谍”演习。日本宪兵在油厂的灰烬中发现了一块没有燃尽的“肥皂”，经化验是燃烧弹，从此检查更加严格，规定工人上班不准带任何东西进厂，无论男女一律脱光衣服检查。

6月，周水子日本陆军仓库。一辆辆军用汽车满载着物资进进出出。据侦察，这里储存着大约五万套毛衣毛裤和大批饼干，如果烧掉它，对延缓日军的冬季攻势大有帮助。黄振先和赵国文商计后，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在周水子仓库做工的行动队员王有佐。

王有佐接到任务后，即高兴又担心。他考虑，日本兵搜查很严，工人们上班不许带任何东西，进厂门一律脱衣检查，放火药是很难带入仓库的。

王有佐朝思暮想，设计的方案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整整想了三天三夜。一日午饭，他将一根大葱放在煎饼上卷起来吃。突然，心中一动，计上心来……

6月14日中午，王有佐借工人回家吃饭之际，买了两张煎饼，一根大葱。他用大葱的上半截夹在煎饼上端，当中夹放火药。上班的笛声响了，他故意拖在最后，待工友们都进了仓库，他才装出急急忙忙的样子奔到仓库门口。

执勤的日军哨兵正要拉大门，见王有佐光着上身，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攥着卷未吃完的煎饼气喘吁吁地来到门前，他面带歉意，点头哈腰地说：“太君，我的晚了的有？”

哨兵见他这副样子，不耐烦地草草检查一下，就捣了他一枪托，骂道：“偷懒的干活，快快去！”王有佐假装咬了一口煎饼，匆匆向仓库里走去。

毛衣毛裤不容易引燃。为确保万无一失，王有佐又费了很大心思，在仓库里放置了放火药。夜，黑沉沉，静悄悄。王有佐放进仓库的放火药点燃了毛织品，无声无息地烧光一包又一包。深夜11点20分左右，巡岗哨兵闻到了焦糊气味，就在打开仓库大门的瞬间，大火一下子着了起来。待消防队从市内赶来时，五万件毛衣毛裤及无数箱饼干化为灰烬。据日军估算，日寇损失达700万元。

面对一连串的爆炸和熊熊的大火，日军慌作一团。大连日文报纸《日日新闻》惊呼：“损失惨重！”日本关东军情报机关也哀叹：“由于大量军用资财及其他贵重物资的被烧毁而引起的人心动荡和酿成的各种流言蜚语，对维持治安与完成圣战极为不利，的确是令人处在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中。”

而大连的老百姓中则流传着：“火神爷下凡了，放火烧光小鬼子的所有东西，小日本快完蛋了”，“骑白马打白旗的中国女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打进大连”。有一首歌谣秘密传遍了大连：

大火连三月，烧红半边天。

灰飞烟不散，痛快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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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血祭关东

六年来，五十多起大火，把日本侵略者烧得焦头烂额。为破获所谓的“谋略放火团”，关东州厅加强防谍机构，增设了外事课，充实警备力量，还紧急建立了一个由134人组成的“特殊警察队”，由关东州厅警察部长亲自担任总指挥，外事课的各系主任分别担任大连、小岗子、沙河口、甘井子及水上警察署指挥，专门负责侦察“放火团”的活动。同时，以各个警察署管辖地区为单位，成立了“工厂设施爱护委员会”，全力对付国际行动队。大批特务化装成工人，不分昼夜地到各个工厂、旅馆、市场和工人居住较集中的地方，用高级超短波电台、方向探测仪，窃听器、小型照相机、录音机等高等器材，对国际行动队进行侦破，还利用一些帮会成员和汉奸“腿子”，监视可疑人员，先后逮捕无辜群众2000余人。但是，火情仍然不断。日本统治当局如惊弓之鸟，东窜西窜，始终一筹莫展，找不出头绪。

1940年6月18日，行动队员黄成山下班后，碰见了福昌公司小工头牛嗣义。

“黄大哥，好久不见了，去喝一盅吧，我请客。”

黄成山与牛嗣义是老相识了，牛嗣义一说，黄振先就答应了。

两人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壶烧酒几碟小菜便喝了起来。

黄成山本来酒量就不大，几杯酒下肚，便有些晕乎乎的。有心试探的牛嗣义假意说道：“黄大哥，这过得是什么日子，真没劲！”

黄成山瞪着微红的双眼说道：“你别着急，小日本长不了。骑白马打白旗的中国女将军，带着中国军队马上就打进大连了……老子再放几把火……烧他个……龟儿子的。”

牛嗣义闻言吓了一跳：难道这个姓黄的醉鬼就是放火团的成员？他感到事关重大，于是离开酒馆后立刻向公司大工头宋洪泰讲了这件事。宋洪泰也感到事态严重，拉着牛嗣义一起到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向汉奸巡捕长隋云封报告了此情。

隋云封正为“放火团”的事大伤脑筋，听此消息，如同打了一针吗啡，顿时来了精神，他授意牛嗣义佯装仇恨日本人，打进“放火团”内部，了解更详细的内情。同时，立即将此事上报关东州厅警察部。日伪当局立刻在全市范围内布下搜查网，展开了严密的追查和跟踪。

此后，牛嗣义多次约见黄成山，有意在他面前假称爱国抗日，大骂日寇，骗取了黄成山的信任，黄成山甚至想把他发展为行动队的成员。牛嗣义又从黄成山处了解到王有佐也系“放火团”成员，他向外事课日本警部饭冢一郎报告了探知的情况。

6月23日，饭冢一郎、隋云封开始跟踪王有佐、黄成山。

6月25日，隋云封发现赵国文和王有佐、黄成山在小村公园（今鲁迅公园）接头。第二天，又发现赵国文和王有佐晚10点左右在关东街泰东日报阅报处接头，然后，两人分头走开，隋云封觉得赵国文像个头儿，便跟踪他。当赵国文在小村公园下电车时，隋云封与赶来的 “狗腿子”张吉陆一同将赵国文抓住，送到了大广场警察署。

日寇特务捕捉赵国文之后，立即在10点多钟召集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的警察、特务到大广场警察署集合，实施大逮捕。由于赵国文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严刑拷打之后仍然只字不说，日寇遂决定将与赵国文有来往的所有人全部逮捕。

当晚12时，日寇逮捕了寺儿沟收留赵国文的丁兰盛一家。

第二天天还未亮，日寇外事课主任加藤广治带领十多名日伪特务在牛嗣义的引路下分乘三辆汽车，其中两辆去荣町（现荣华街）将正在木头堆上睡觉的黄成山和孙元芬抓获，另一辆汽车去关东街，在上午10时，将王有佐逮捕。

6月下旬，日寇关东州厅外事课派巡查部长松下兼雄与刑事罗天一在奉天南市场王鸿眉家将国际行动队负责人之一秋世显逮捕。

7月3日晚11时，松下兼雄返回大连，和汉奸张子久到码头工人宿舍逮捕了和王金泰相识的阎禄增，在西岗基督教会逮捕了教士孙文凯，在新开大街达公书店逮捕了老板李泽民。同时，隋云封、牛嗣义等人到寺儿沟马永富家将行动队员于守安抓走。

在以后的几天里，行动队成员吴成江、陆炳义也相继被逮捕。

7月5日，外事课刑事小林谦、饭冢一郎、隋云封等人到黑石礁将邹立升、包玉侠捕获。

大连发生的变故，远在天津的黄振先并不知晓。到了7月10日，黄振先在天津得不到大连方面的信息，便亲自到大连，前去西岗荣华街福泰园饭馆，当即被埋伏在那里的荣町警察官派出所巡捕逮捕。警察部外事课第二系主任加藤广治与刑事刘会川亲自审讯，黄振先什么也不说，后来敌人只好去黄振先在天津的住处搜查。

7月14日，在上海的纪守先因得不到天津、大连方面的消息，不禁心急如焚，紧急约见A.鲍威尔。

上午10时，在大光明戏剧院门口，纪守先见到了鲍威尔，两人来到附近的街心公园边走边聊，交换着对近日时局的看法。

纪守先说道：“鲍威尔先生，近来的情况有些异常，游文清已超过约定的会面日期两天，不知道天津、大连方面是否会出事。”

鲍威尔说道：“完全有可能。如果瓦夏（黄振先）出事，大连舒拉（赵国文）的组织、天津石永贵的组织、奉天秋世显的组织都将受牵连。”

纪守先焦急地问：“那我们该怎么办？”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鲍威尔笑了笑，“不过，等你的女交通员来了，你一定转告瓦夏，让石永贵转移到北平去，让秋世显转移到抚顺去，大连暂时停止工作。如果在8月15日后，仍不见你的女交通员，那么就立刻停止工作。”

纪守先不禁感到有些失落，他问鲍威尔：“像我们这样秘密的组织就会这样完结了？”

鲍威尔望着远方的楼群：“即使最成功的谍报组织，也有失败的时候。你无论如何要明白这一点。”

“如果我们真的失败了，那国际在中国的组织岂不是要瘫痪了么？”纪守先担心的问。

鲍威尔看了纪守先一眼，骄傲地说：“万尼（纪守先的化名），我们这一组失败，其他的组织还会继续战斗，我们永远是不会失败的！”

纪守先欣慰地点了点头。

8月初，日寇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长二长川绩带领特务加藤广治、梅崎孝、汉奸张庆和扑到天津，秘密潜入英租界二十一号路耀华里七十二号黄振先的住处，逮捕了他的妻子、担任天津——上海交通员的游文清。并从起获的文件中得知了石永贵的住处。不久，石永贵被逮捕。

经过严密的搜查，特务终于在游文清的梳妆台内一个暗格里找到了有关纪守先的材料，知道了纪守先在上海的住处，并搜出纪守先照片一张。同时，也知道了游文清和纪守先本月接头时间：8月15日。

8月15日下午，长川绩、加藤广治、梅崎孝到达上海，秘密潜入租界。

由于在上午预定的时间游文清没有出现，纪守先果断地在辣斐德路附近的电线杆上画了一个“X”图案，并写下W·Y字母，向鲍威尔发出了报警信号，然后自己烧毁文件，在中午从容离开住所。

当纪守先走至上海新新公司门前时，被长川、加藤等人认出，他们一拥而上，将纪守先拖到僻静处，套上麻袋，塞进一辆汽车，慌忙逃出法租界。

当天傍晚，长川一行押着纪守先登上了开往大连的客轮，至此，大连行动队被全部破坏。

由于日寇对大连国际行动队恨之入骨，抓获主要成员后，立即开始严刑拷打、残酷折磨。

另一方面，对于破获大连国际行动队一案有功人员，则大肆庆功、嘉奖。关东军司令部特地向关东州厅警察部颁布了感谢状。原文如下：

感谢状

从昭和十年以来在大连附近发生的谋略放火事件，自昭和十五年二月以来，其次数有显著的增加，到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已达五十几件，qisuu奇书ｃom他们把大量的物资归于乌有，其中国防用资财的灾祸又占多数。关东州警察部队从事件发生以来动员全部力量，进行不眠不休的活动。可是因为谋略团采用巧妙的组织和化学的放火资材，总未得到逮捕。然而，依靠警察部长以下的不屈不挠、日益奋勇切实的指导，旺盛的责任观念，以及敏锐智慧的眼睛，终于掌握其头绪，将大连谋略团一网打尽地检举出来，因此树立了极大的功绩。在此正当大连谋略放火事件告一段落之际，对关东州厅警察所贡献的丰功伟绩表示感谢之意。

1941年2月6日，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在报纸上公布了大逮捕的事实经过，并用假名公布了五十一个人的名单。

1941年3月，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将大连国际行动队人员及其有关人员五十一人转送日本关东地方法院检察局。

10月30日，关东地方法院第一法庭召集所谓公判庭，对所捕人员进行审判。日寇以法院院长中里龙为审判长，审判官成田薰、吉田伍市为陪席审判官，特别旁听席坐有日寇特务机关长鹈辞、大连宪兵队长西田、州厅警察部长内清一等，由检察官田中魁提起公诉。

1942年3月16日，日寇关东地方法院院长中里龙宣布了对大连国际行动队有关人员的判决：

一、对军需品以及其他物品实施放火，并对铁道实行破坏的下列十二名处以死刑：

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黄成山、王有佐、吴成江、李化钧、孙文凯、高绪慎、孙玉成。

二、帮助实施右列行动的四名判处徒刑十年。

李泽民、周文礼、张玉江、马永富。

三、参加阴谋策划的左记十三名判处徒刑七年：

邹包氏（包玉侠）、丁兰盛、阎禄增、申绶章、时延寿、孙元芳、马永佐（德良）、李品义、王传周、赵景海、任寿谦、李光桥、王泰和。

当日，日寇把所有判决人员，押在大连日本地方法院拘留所（岭前监狱）。

1942年12月9日，日寇对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邹立升、孙玉成五人执行绞刑。

12月10日上午9时，高绪慎、李化钧、王有佐、黄成山分别被绞死。

这些抗日志士在就义前都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

被判死刑的12名勇士，除在旅顺监狱被绞死的纪守先等9人外，秋世显、吴成江已于先前被日寇折磨，死在岭前监狱。据悉，孙文凯也是这样死在狱中。

12烈士的英勇事迹，鼓舞着被关押的抗日志士，当时有人写道：

壮士从容入狱中，身心似铁气如虹。

工农革命成功日，万里江山一色红。

义愤填膺不顾身，誓将热血靖胡尘。

凄清一掬同情泪，壮烈牺牲十二人。

此后，大连国际行动队在狱中服刑人员又有：任寿谦、丁兰盛、王传周、周文礼、时延寿五人死在狱中。

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被释放的人员有：包玉侠、陈更茂、李泽民、张玉江、李品义、马永富、赵景海、阎禄增、申绶章、孙元芳、王泰和共11人。

1945年末，日寇长川绩、长池内真清、田中魁、石河竹次郎、内海辰亥等人作为战犯被苏军逮捕。1946年人民政府枪决了汉奸隋云封。1950年人民政府枪决了汉奸刘会川、宋大智。

全国解放后，纪守先、黄振先、秋世显、邹立升等被当地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满洲国际情报组织（日文称“满洲国际工作班”），在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成员多数为东北籍青年，都曾在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受训，有良好的素质和顽强的战斗精神。该组织遍及哈尔滨、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大连、天津、青岛、北平等地，频繁出动，猛烈攻击，纵火无数，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行动。他们用热血和忠诚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英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的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背景材料一：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解散

1943年5月21日，一条从莫斯科传出的消息震惊世界：共产国际将要解散。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至此已经存在24年。作为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斯大林是当时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的领袖。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作出。那么，在解散共产国际这个重大问题上，他是怎样考虑的？共产国际解散的经过又是如何的？

其实早在1941年，斯大林就发出惊人之语：共产国际没必要继续存在。这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20日深夜，斯大林向苏联主要党政军领导人（在场的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米高扬等）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介绍了他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谈话。然后他出人意料地就共产国际的存在讲了一大段话。斯大林说：“一些党（指美国共产党，1940年11月为适应美国的法律，共产国际同意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是在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在《季米特洛夫日记》出版之前，能够公开看到的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言论只有一件，即他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于1943年5月28日对英国记者的书面讲话。他在给路透社记者的答复中说：共产国际的解散，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组织共同进攻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季米特洛夫日记》披露斯大林1941年的谈话，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样，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都尖锐而明确地提出来了。季米特洛夫非常敏感，第二天，他就提出了共产国际工作的新思路：第一，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独立性，使它们变成真正本民族的政党，根据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并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第二，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显然，季米特洛夫的新思路与斯大林讲话的用意不完全相符。十多天以后，季米特洛夫在苏共中央日丹诺夫处讨论，议题则是如何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在讨论中，将共产国际“解散”的意思已变得十分明确：“这一步骤应完全是严肃认真和始终如一的。不应该出现只换一件外衣，而其余一切都照旧的状况，也就是说不应是解散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而实际上存在着国际指导中心。”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拟议中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工作停止了，共产国际全力开展了配合和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工作。比如，根据斯大林的主张，共产国际改变了1939年英法德等国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判断，重新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路线，并据此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号召各国共产党用一切力量支援苏联人民的正义战争，用一切力量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指导和帮助被希特勒德国占领国的共产党组织掀起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武装斗争；搜集德国占领地的情报，并就各国共产党的事务和工作提出意见，给予指示。从工作方式和领导职能方面考察，这与以前共产国际的工作程序是一致的。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公开性活动减少了。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没有必要突出共产国际。”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而这样做的。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对季米特洛夫说：共产党“把其他国家的人吓着了”，要避免让别人产生苏德战争是法西斯与社会主义之间战争的感觉，因此，“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

这种情况到1943年5月开始发生变化，因战争而搁置的解散工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这年5月8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与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就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商定“要制定一个解散这个中心的文件”。由于以前曾有这方面的酝酿，因此文件很快就起草好了。5月11日，这个草案呈送斯大林。当晚斯大林召见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同意了这个草案，同时还讨论决定了解散共产国际的程序。5月13日和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两度开会，对草案进行讨论，一致通过将这个草案作为决议的基础。

5月21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莫洛托夫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加里宁指出，敌人会利用这个行动。而斯大林再次阐述了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可以领导所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这是我们的过错。共产国际的继续存在会败坏国际主义的思想名声，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解散共产国际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在决议中并没有提到。敌人诬蔑各国共产党，说什么他们是外国的间谍，这也有碍他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手中的这张王牌就被打掉了。所采取的这个步骤无疑将巩固作为全国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各国共产党，同时也将加强以苏联为基地的人民群众的国际主义。结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与此同时，按照议定的程序，20日、21日，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此时斯大林是比较着急的，20日他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说：“要不要今天将主席团的决议交去付印？要快一点公布。”由于通讯的原因，没有能够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在当天公布。但很快，5月22日《真理报》就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这是非常匆忙的，因为共产国际的大部分支部还没有反馈意见。5月28日，斯大林就英国路透社记者的提问作了书面回答。直到6月7日，根据各国共产党的反馈意见，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送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各国支部通过解散建议的决定草案以及给报刊的新闻公报稿。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确定所有（现在存在并有可能通知决定的）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秘书处及国际监察委员会解散。6月10日，《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43年6月8日决定的通告。6月12日，在斯大林住处召开了讨论共产国际解散的善后会议，决定在联共（布）中央特设国际联络部，委托其领导原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至此，存在24年的共产国际正式解散。

从共产国际解散的经过可以看出：此事自始至终是在斯大林的指导和批准下进行的，它贯穿了斯大林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意图。从1941年4月开始酝酿，到1943年6月正式解散，斯大林曾两次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这大约有着战略和策略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斯大林认识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实际需要。共产国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西欧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世界革命而建立的，其战略总任务是“加速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经过二十多年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指导各国革命几经挫折后，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的缺陷已经充分暴露，这不可能不引起作为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正因如此，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是，针对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的形势，制定了建立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二是，提出要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的同时，要在决定任何问题时，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共产国际的任务和职责的变化，说明共产国际的职能已经与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大不相同。共产国际七大的这两大决策，是与斯大林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

同时，这种领导方式的改变，是否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在潜意识中对共产国际历史价值认识的一个变化呢？共产国际这种领导方式的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实际是削弱斯大林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换个角度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的战略考虑中，共产国际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是逐渐下降的，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苏联应对国际形势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了。

第二，在时机选择上，1940年冬至1941年春，苏德关系明显恶化，斯大林不能不做应对战争的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为避免形成德国和其盟国日本东西夹击的局面，苏联与日本在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也是为此目的的一个措施。联系此后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日丹诺夫、扎哈罗维奇等讨论关于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时的谈话，斯大林分化德国与日本的关系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通过解散共产国际，“所有反共产国际的公约将一下子失去基础”，从而可减少日本与德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可能性。当然，此举也有影响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党和苏联的看法的用意，通过这一步骤，“资产阶级将失去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人服从于某一外国中心，也就是说他们是懪淹綊这样一张最重要的王牌。”

到了1943年，苏联在外交关系方面仍需要大的突破。一是，虽然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战争的形势仍很严峻，需要盟国的大力援助；二是，拟议中的第二条战线迟迟不得开辟，苏联独立承担着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重担。从减轻苏联的战争压力，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击溃希特勒”的期望出发，亟需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条战线。因此需要与英美等国修好。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领导共产国际在世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是恐惧和担心的。斯大林出此举措，应是消除英美疑虑，改善与英美关系的一大努力。这也是他急于公布共产国际解散文件，共产国际在一个月间匆忙解散的主要原因。

背景材料二：国际情报组织与中共情报组织的合作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

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了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此时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

延安城边的小砬沟，靠近中央警卫团驻地的地方，有一个“农村工作部”的机构。这个部的部长叫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她由任弼时直接领导。农村工作部不是农业机构，而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情报组织联系的机构。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

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俄文名字叫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他是1942年5月来延安的，身份是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当时在延安还有一个以伊万诺夫上校为首的苏军情报组，后来为了加强合作，苏联又派来了以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来延安。在苏军情报组离开后，孙平就留下来继续与中共合作。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用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行动。

期间，经毛泽东同意，孙平开始同中共中央社会部联系，由社会部提供情报。此外还同八路军总部及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作战部长李涛联系，同新华社长博古、西北局的高岗等中共各部委负责人联系，获得了不少的信息。

有资料显示，中央社会部一度想派人到东北和国际领导的情报组织取得联系。1938年，组织上准备派姚伦到东北工作。姚伦是东北人，1935年入党，1938年任山西临县县委书记，正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时，被调来当“苏联特务”。姚伦的目的地是大连，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后来雁北军分区有个关系人，是从大同煤矿逃回来的工人曹兰池，了解敌占区情况，答应护送他们到大连。

这个曹兰池沿途吃喝玩乐，不像个工人，后来还拉拢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敌占区找工作。姚伦同当地地委书记商议，决定将其逮捕。突击审讯，曹兰池承认是日军派来的奸细，而且与军分区的侦察科长、民运科长有联系。此案继续侦破，牵连到内部十几个人。姚伦等人因此错过去东北的时间，也就返回延安了。

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对于创建不久的中共情报工作，也是一种历练。

还有就是本书讲到的一批中共情报员去当“苏联特务”，不过，那不是情报合作，而是情报斗争，而且在组织上脱离了中共的领导，变成了真正的国际特工。

作者的话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己于1943年5月28日解散，从此以后共产国际属下的情报组织也大多数停止工作，只有极少数转入苏军总参情报部继续工作。

有关“红色国际特工”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也许这个名称不太确切，但简明扼要，容易理解。这个组织是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支持下，由原苏军总参情报部直接领导的。该组织在“二战”时期，敌占各国都有，尤其是苏联临近的国家，如中国、蒙古、朝鲜、日本及西方战场。派往日本的“拉姆扎”小组和派往中国的“梅杰姆”小组，便是最著名的两个。

由于该组织领导背景复杂，斗争极端隐蔽，我们整理出来的资料，就整个组织而言，也仅是一部分。但就是这些仅有的资料，已完全可以表现红色国际特工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是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材。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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