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全集

作者：净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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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总目录

《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又名〈道破天机〉）

伸不可触，觅之无踪，却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侵蚀着人们的道德和良知。这是永不安分地涌动于社会的暗流，有人将它称之为“潜规则”——题记

目录

自序

前言

一、官与官场

如何进入官场、为什么进入官场、官本位问题、关于排名问题、合法伤害权问题、官场中的白黑灰现象、县处级问题、中国历史上九大官场定律

二、官场百态

皇帝与宦官、官吏与文官、官场秘诀、官场说话、关于官场权术、

三、规则与潜规则

制度问题、制度与规则问题、血酬定律、从占道模型看规则、潜规则问题、

潜规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潜规则有吸引力？怎样消除潜规则？

四、官与政治

官僚政治问题、官僚特征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权贵资本主义、

特殊利益集团问题、政治资源、

五、官场民谣

六、官与民

关于民间组织、关于知识分子、关于民情与民意、态度与规则问题、

官与民的比例问题

七、官与权力

什么是权力？地位权力与职业权力、一把手的权力、国家的权力、新闻媒体的权力、

人大的权力、选举问题、集权问题、权力崇拜问题、权力与资本问题、警察的权力、特权问题、纪委的权力、学校的权力、限制权力的问题、有关权力的其他一些理论、

八、官与金钱

非典型腐败问题、关于送礼问题、关于预算制度问题

九、官与舆论

关于西方媒体、媒体的作用、关于中国的媒体、媒体与新闻发言人、媒体与学者

十、官与女人（女人与官）

女性参政问题

十一、官际关系（平级之间）

十二、官际关系（上下级之间）

会议问题、迎来送往问题、副职与正职的关系、官际关系问题、

十三、官与腐败

腐败的原因、腐败的文化基因、腐败的特点、关于期权化腐败、关于贪污受贿问题、关于行贿问题、关于买官卖官问题、贪官的诚信问题、关于权力递延问题、关于家庭腐败、关于秘书腐败、关于学术腐败、关于假日腐败、官员的迷信现象、赌博与腐败问题、集体腐败问题、舆论监督问题、关于监督问题、关于反腐败问题、关于审计问题、关于反腐败心态问题、关于举报问题、关于反腐败中的自律问题、关于党管干部问题、关于香港的廉政问题、关于高新养廉问题、关于腐败概念泛化问题、

十四、官与关系

关于关系学、关于圈子问题、关于面子与关系

十五、官与吃喝

关于饭局问题、关于酒局问题、关于公款吃喝问题、

十六、官与机遇

关于机关问题

十七、官与法律

法治与人治问题、民众与法律问题、人大与法律问题、民主与政治问题、

信访制度与批示问题、关于冤假错案问题、关于部门立法问题、

关于法律与文件、关于集团诉讼问题、关于群体性事件问题、

关于利益搏弈问题、关于检察制度、关于律师制度、关于司法腐败、

关于黑社会问题、关于雇凶杀人问题、

十八、官与经济

关于官商问题、关于商业贿赂问题、关于产权改革问题、关于收入分配问题

十九、官与政绩

二十、中央与地方

关于政令不通的问题、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关于驻京办问题、

二十一、党与政府

关于政府的权力、关于政府与土地问题、关于规划问题

二十二、组织与个人

关于干部交流问题

二十三、官与改革

人民与改革、关于农村改革、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关于行政垄断改革与反垄断问题、关于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问题、

关于行政改革、关于体制改革、关于政治制度改革、关于问责制度问题、

二十四、官与危机

关于和谐社会问题、关于社会稳定和民情预警问题、关于弱势群体问题、关于君子与小人、关于诚信社会问题、关于道德问题、

二十五、官与文化

什么是文化？关于腐败（贪官）文化问题、关于清官文化问题、

关于廉政文化、关于当今非廉文化种种、关于权力文化、关于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关于家庭文化、关于官场哲学——厚黑学、关于中国官僚文化问题、关于中国官场的潜文化形态、关于官场文化问题、

二十六、官场趣谈

二十七、官员自白

二十八、后记

二十九、附录：网友评论汇集

想看前面文章的朋友，在搜索栏输入“官场文化”或者“净素道人”即可。在“百度”中搜索也可以。

自序

我的自白

本人编写了一本名为《官场文化与潜规则资料汇编》，又名《道破天机》的书。并将此书献给想进入官场、准备进入官场、已经进入官场、曾经进入官场以及对官场文化现象感兴趣的社会各阶人士。

下面这段文字，本来应该是本书的“后记”部分，为了使大家充分了解我编写该书的起因、想法和经过，特将这段文字移作“自序”放在前面，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特此说明。不知各位网友有兴趣否？

按照惯例，作者应该谈谈写作动机和经过，我也尊照惯例。

我属于“老三届”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下过乡，当过工人，做过企业管理人员。

在当工人期间，我读完了中文专业的课程，并取得文凭。在论文答辩时，老师认为我的论文立意新颖，资料详实，论点明确，逻辑清楚，给予了“优秀”的评价，并认为我是“作学问的人”，鼓励我向学术方面发展。然而我却辜负了老师的期望，虽然我也曾经发表过不少文章，但离学术很远。

我平生没有什么爱好，唯一的爱好是读书。90年代前几年，喜欢搞文摘，曾经给全国多家报刊荐稿，并担任过一些报刊的特约编辑，曾经获得“中国民间文摘十大高手”称号。至今在网上还能查到我的很多文章和文摘。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曾经自嘲与“十场”无缘——官场、情场、商场、赌场、赛场、舞场、市场、战场、名场、利场，本着父辈“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教诲，谁知一不小心，却误入“官场”，在一个企业当了个中层干部。虽然企业不是真正的、典型意义上的“官场”，但由于在中国，官本位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官本位”的延长线，尽管表面看已经离开了政界，但并没有离开“官”，企业也遵循官场的一切规则，所以对“官场”有了感同身受。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性格与官场的矛盾，不善吹捧，不屑于逢迎，虽然什么都懂，就是不愿意委曲求全。这些都有悖于官场通行的游戏规则，一次次碰壁和挫折使我产生了离开是非之地的想法，这也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人生在世，挡不住各种诱惑和幻想，躲不开各种各样的麻烦、挫折、失败乃至厄运，即使某个阶段、某个岁月一帆风顺、志得意满，也保不住弥留之际遭遇灭顶之灾。物欲、情欲、权力欲，古往今来都是人的本能欲求，然而“三元归一”，无非是个占有欲。

人生游戏规则似乎人人都明白，然而，这些常识性的理喻却常常被忽视，因此遭到伤害、遭遇惩罚、遭遇报复、遭遇诟病、遭遇明枪暗箭者层出不穷。

由于对“官场”有了的感同身受，在读书的时候就对书中有关官场的各种论述、解读、品评和剖析有了切身体会，有了想与人分享的愿望。又由于有搞文摘的经历和经验，于是开始搜集有关官场的各种格言。语录体的书籍，格言式的书籍，并非大人物的专利品，小人物也可以尝试一下。

格言，根据《辞海》的解释：格言是熟语的一种。根据《辞源》的解释：格言是含有教育意义、可作为准则的话。

但是，格言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如果头脑里没有几大书柜的书垫底，是不容易真正读懂的。

老百姓是语言的魔术师，看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转化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再看看60年代的“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转化为“密切联系领导、理论联系实惠、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等等，民间语言具有惊人的概括性和准确性，是多么的精辟！简练到了不能再简练，内容比实际还要实际的地步。

这些言论最大化的接近我们日常置身的世界，记录真实的官场生活，无形中起到了社会档案的作用。她反思历史和现实，解读人生和社会，力图用历史和现实结合的眼光集中地探讨社会和人生问题。这些都是人们对生活的解读，对人性的品评，对社会的剖析。本书可能难以在我的有生之年得以出版，但是我还是将它存以备用。我将它们献给想进入官场、准备进入官场、已经进入官场、曾经进入官场以及对官场文化现象有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希望这本书对他们有一些用处。也为关注官场文化的人们提供一些资料性和参考性的东西。

开始我想这本书有个十到二十万字可能就差不多了，谁知一旦收集起来，思路也越来越开阔，五十万字好象还没到头。但我依然兴趣不减，索兴一直搞下去，于是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关于书名和分章、分节也是颇费周折。《官场文化与潜规则》书名直观，但是比较敏感；《官场菜根谭》和《道破天机》则有一定的想象力。而分章、分节更是难以做到完全准确的界定，因为全书的内容都可以算做官场文化，也可以都概括在官场百态里面，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互相包含，相互交叉的，比如，官与权力，里面怎么离得开金钱、法律、腐败、关系、机关等等；又如官与机遇，也离不开关系、权力、危机、以及吃喝。所以，在各章之间有很多是相通的，可以对照着看，我在一些章节后面也有所注明。

现在是信息化的时代，每天的信息量浩如烟海；现在又是个快节奏的时代，大家都无遐安心下来认真读书，因此文摘类的报刊深受欢迎。本书的资料，全部取自能够在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和各种图书。本人无意侵犯各位著作权人的版权，更无经济方面的意图，只想将众人关于官场文化论述中的思想精华进行整理归类，以便于大家能够共享。

本书主要摘自吴思的《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凤凰周刊》、《了望——新闻周刊》、《了望——东方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新世纪周刊》、《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风窗》、《民主与法制》、《三联生活周刊》、《杂文月刊》、《杂文选刊》、《新周刊》、《廉政了望》、任恒俊的《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李乔的《清代官场图记》、王振海的《公共政治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吴宗国主编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余华青的《权术论》、张健鹏和陈亚明合著的《圈子》、端木赐香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黄光国编订的《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邹纪孟的《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的仕宦生涯》、金志文的《读史有经验》和《读史有学问》、刘兴雨的《追问历史——对历史常识的质疑和颠覆》、王重旭的《读书献疑——历史与现实中的困惑与荒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易中天的《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王长华的《中国历史的B面》、章夫的《成败——甲申360年祭》、以及众多的官场小说和报刊上的时政评论。由于涉及的书籍报刊太多，无法一一注明出处，仅在此一并致谢！

净素道人

前言

有人说，官场文化是“只能做，不能说”，“有人做，无人说”的东西。说官场文化，也许是犯了大忌。为什么是犯了大忌？因为说了，就道破了天机，而天机是不能道破的。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传统。为官之道说浅也浅，说深则深不可测。中国的官场好比一个赛马场，上场就要马不停蹄地跑下去。同比赛一样，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违反规则就要受到处罚，最严厉的处罚是开除出局。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对潜规则作了如下定义：

1、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

2、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动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

3、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

4、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守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5、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6、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上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的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但是，当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官场上有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些规则经过千锤百炼，不断成熟、完善并被所有人默认和遵守，只有遵守它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多看来简单的事情，都有它特殊的官场程序和法则，外行人就象盲人摸象，永远找不到出路。任何游戏都有相对固定的规则，无论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接纳，否则就会被排挤出局。玩游戏如此，从政更是如此。

古今中外的官场或者官僚都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或群体，许多人把从政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中国自古就把“金榜提名”与“洞房花烛”相提并论为人生两大快事；李鸿章说过一句话：世界上的事，再没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朝政界发展，政治既是一项工作，更是一门艺术。因而也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官场文化。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官场上的现象有的与古代一脉相承，有的花样翻新，种种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人和事，光怪陆离，轮番登场。如巨浪溅出千百万个水花，如夏云幻化成千百万种形态，使人啧啧称奇。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变化是整体的、深刻的、复杂的、当然更是痛苦的。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到人文的，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方方面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此转型时的某一领域、某一层面，程度不同地受到前所未有的各种形态、各种观念、各种现象的冲击和挑战。近年来，官场段子和官场小说非常流行，说明民众对官场的关注以及对官场生态的恶化已经严重不满，媒体只能从公开查处的腐败案件中零星透露官场恶行，学者多从政治体制和制度设计中研究问题。总之大家都感觉到官场不正常，却说不清这不正常如何体现在官场的日常运行中，所以民众的不满也仅仅在段子和小说中。

官场是社会中最复杂的一部分，官场文化自然也是社会文化中最复杂和最深刻的，从古至今，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官场文化，有百姓民谣，有学者论点，有官员感慨，还有贪官的自白。民谣恢谐有趣、学者论点逻辑严密、官员感慨体验深刻，贪官自白教训警人；有的直白，有的含蓄；但均是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择其官场的某一剖面、某一断层、某一群体，客观地展开描述和议论他们的生存状态，这些生存状态有其来源，也有其延伸，必然牵涉到各类人的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表达形式，以及同其他人的交往方式。涉及到官场中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摩擦、个性与共性的扭打、公与私之间的搏斗、道德与利益的选择等等；无不思想深邃，见解独特，独树一帜；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不能言，于朴素中见真知，幽默中见悲悯。

在一个统一的国土上，“现象”不会是孤立的，在同一机制中，现象是会相通的，好多现象天天呈现在眼前，人所共知，如果没有另外一副眼光，则说不出其中的奥妙，更品不出其中的味道。

规则是一种制度性的文化，规则大于潜规则时，能够铲除它生存的土壤；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往往大于规则，清官反而会被排挤出局。

潜规则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多专家、学者、作家都有精辟的论述，但多散见于各种作品中；一些专门研究古代官制和中国官僚政治的著作，多宏观理论性的探讨。至今也有一些专门论述官场文化和潜规则的书籍，如元朝张养浩的《三事忠告》清朝汪祖辉的《学治臆说》、《佐治药言》，近代李宗吾的《厚黑学》；现代人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任恒俊的《晚清官场规则研究》等等。

官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涉及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环境的、自然的、人为的、历史的、现实的、主观心理的、长期的、短期的、必然的、偶然的等等。总之，变化莫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规律。笔者无力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文化等方面系统阐述官场文化和潜规则的产生、发展、演变的根源、由来和过程，以及今后发展演变的方向和趋势。只是不揣浅陋，从大量的各种作品中筛选、摘录、汇集了这部语录式的文集。

本书收录的有关官场的各种理论和言论，从平常、平庸、微小、具体的现象着手，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由丑而美、由下而上的展开其真实，深挖其“特质”，将社会上的消极、丑陋和落后现象加以揭示或“艺术地复印”出来，供大家细细品味和慢慢品玩，相信会有其广泛意义上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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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官与官场

1.1官与官场

“官”是什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一是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二是旧时称属于政府或者公家的，如官办、官费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官就是人们说的“领导”、“头”、“干部”等等称谓。

“官”字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一个宝盖，下面两个口字。就是说，做官要有保护伞，这是基本保证。同时上面要有打招呼的，下面要有吹喇叭的二者必须相互结合，相得益彰，所以两个口字是连在一起的。上面打招呼往往点到为止，所以上面的口字小；下面吹喇叭的自然是越响越有效果，因而下面口字大。

“官”字里面两个口还有一种理解：做官最重要的是两张嘴巴上的工夫，一张嘴巴不行，必须一大一小两张嘴巴，两张嘴巴的功能发挥好了，便不愁官做不大了。对上要开口说小话，对下要张嘴会说大话；小话就是小化自己的话，小心翼翼的话，维护主子的话，是对上的专用的话；大话就是大化自己的话，夸大其词的话，自我膨胀的话，是对下的专用话。

“官”字两只口，一只用来公款吃喝，一只用来训斥老百姓。

“场”是什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一是指地方如操场、会场等；二是指段落、片断；三是量词；四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相互作用，如电场、磁场、引力场等。这种“场”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能深刻感受得到，它具有一定的范围，具有一定的力量。

这第四种解释非常有意思，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相互作用，将“官”与“场”结合在一起，组成“官场”，官场你也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能刻骨铭心地感受得到，而且它也具有一定的范围，具有一定的力量。你将官场看成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相互作用，这对你理解官场将有很大的帮助，在下面的内容里面，你都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官场又可称为“权力场”，不论官场还是权力场，都具有一定的组成形式，这种组成形式一是有不同的层次，有高层的、有中层的、也有下层的；就象有中央、省、市、县、区、乡、镇；又如军队中有元帅、将军、师长、旅长、团长、营长以及连排班长一样。二是有一定的范围，这种范围如同一个个的圆圈，圆圈有大有小，有独立的部分，也有交叉的部分；或者说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相同的部分；也可能是大圆里面套小圆，小圆里面再套圆，这种上下（指层次）左右（指范围）相互重叠和交叉，就构成了“场”。

官场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古代官场、近代官场、现代官场。

从空间角度上讲，有外国官场、中国官场、上层官场、基层官场。

凡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了解多一些的人，都知道官的重要。清末人欧阳钜源这样写到：“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士人因此对做官趋之若骛，阿Q因此见了官腿就发软，民间因此也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官崇拜习俗。中国的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史学家都很重视这个社会阶层，关注官本位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打下的深刻烙印。胡适认为，“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是官。鲁迅认为，中国人有一种魂灵叫“官魂”，“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先哲们的话是极富洞察力的，他们一下子捏住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一根神经：官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拥有巨大势力的社会阶层——官，形成了以官为轴心和主要活动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圈子——官场。官权、官职、官威、官势、官名、官制、官话、官腔、官谱、官派、官箴、官诀、官习、官俗、官仆、官亲、官场病、官样文章、官场教科书。。。。。。这林林总总的官场现象，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道独特、厚重、百态纷呈的官场景观。

官场是什么？官场是权力的集散地。在官场中，一切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或可以还原为权力关系。权力支配着一切，也制约着一切。如果说，有了权力，便可以施惠或者加害于他人，那么，这一点于官场则为尤甚。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其实就是“权大一级压死人”；而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则说明做官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和使用权力。的确，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官场更突出地体现权力的至高无上和诱惑无穷。同样，也没有什么人，能比官员更知道和熟悉如何使用和赎买权力。权力的赎买频繁地发生在官场上，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官本位”其实就是权力本位，它同时也是伦理本位。因为伦理治国的原则是：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这其实是把所有的伦理关系都介绍成了权力关系；或者说，把道德关系（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转换成了权力关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正如儿子不能反抗老子，民众也不能反抗官员，因为官员也是他们的父母。于是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现为官本位。

官成了本位，官场也就成了榜样。因此，如果官场中的权力是可以赎买的，那么，社会生活中的所有权力也就都能赎买。如果官场中权力的赎买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社会上所有的人便都会习以为常。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上发生了“非典”，整个社会便都会传染。

进入官场的第一步，就是学习规矩。俗话说“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官场最讲究的恰恰就是“方圆”。因为帝国奉行的是伦理治国的原则。讲伦理，就是讲规则、讲等级、讲秩序。如果官场上都“语无伦次”，那天下如何办？

更何况，官场是个权力场，每个人都身怀利器，极具杀伤力，如无游戏规则，就会尸横遍野。所以官场和江湖一样，都是最讲规矩的地方。

官场上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与商场、战场没有什么两样。商场有时还可以做到双赢，而官场永远没有双赢，却有两败俱伤；战场上起码是敌我关系，而官场上常常是战友、同学、师生、师徒，为了一种利益，为了一种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六亲不认，丧失人性。

官场也讲“江湖义气”

江湖义气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国家，没有人民，没有法律，只有团伙。所谓江湖义气，是一套凝聚和代表小团体利益的精神。江湖义气讲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做人做事内外有别。

当一个地方江湖义气精神开始在官场中蔓延的时候，单靠现有的监督体制往往对腐败力不从心，因为义气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能够很轻易地把专门监督的官员也纳入其中。以江湖义气为核心的潜规则完全压倒了党纪国法构成的显规则。

要在官场的江湖义气上打开突破口，就必须跳出靠官员监督官员，靠机构来监督机构的旧框框，同辈系的制度设计，让公众直接对官员进行监督。

有人说，通往官场的路是独木桥，去的人络绎不绝，但过去的人却不是很多，那些隐隐的青山中到处都是失意官场的冤魂。其实，悟透了这官场，这官场什么也不是；悟不透，也顶多是个舞台而已。人是一生，就象一部小说，即使读到最后，也难预料最终的结局。

“官”这个字实际上是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造成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民盼望“清官”，但却少得可怜。因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与“官”组成的词语，除了一些中性词语外，几乎都是贬义的，褒义的几乎没有。如：官方、官家、官价、官阶、官邸、官府、官人、官名、官话、官署、官书、官职、官爵、官衔、官员等都是中性的；而官僚、官吏、官司、官气、官腔、官威、官仪、官场、官差、官商、官架子、官本位、官样文章、官僚主义、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主义、贪官、腐败官员、官官相护等几乎都带有贬义；褒义的好象只有清官等少数词语。

官字号之多，不胜枚举。

人们说“官话”，走“官路”，入“官学”，做“官学生”，读“官版书”，答“官卷”，押“官韵”，作“官样文章”，应试做“官”，打“官腔”，摆“官架子”，种“官田”，缴“官课”，当“官工”，做“官商”，进“官府”，打“官司”，嫖“官妓”，找“官媒”，听“官戏”，吃“官饭”，盖“官印”。“官”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天下之大，谁能走出官的华盖？官本位是全能的，控制了社会的一切领域，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教育，从社会公共事业到婚姻家庭、人际关系、至爱亲朋，可以渗透一切。

在汉语中，“官”乃一词多义。古籍中“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这里的官，乃公共之义；“魏晋以下率谓天子为官，天子亦时自言。”这里的官就是不折不扣的是在指皇帝了。

天津话里有“官茅房”的说法，就是人们平时说的公共厕所。但如果以为凡是前面用“官”字加以限制的东西，一律都是公共的意思，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官纱”中的官，指的是皇家；纱前的官，是表示这种丝织物品是贡品。

观念应该是“官”念。

1.2关于如何进入官场

仕途上的人摩肩接踵，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是经过什么途径，通过什么方式汇聚到这条道路上来的呢？人各不同有的是手持三尺剑，从千军万马的搏杀中脱颖而出，那是赳赳武夫的道路；有的是父死子继，从老祖宗的门荫中混迹官场，那是贵胄子弟的道路；至于文人，由于时代的变迁，制度的更迭，身世经历的独特，其走向仕途的途径也五花八门。而最早的方式，是“游说”，即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四处奔走。在这里，“游”就是“走”；而“走”，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跑，奔跑”。因此，所谓“游说”，说白了，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跑官”。当代中国人提起“跑官”二字，无不充满鄙夷、厌恶，认为那是权欲熏心、蝇营狗苟之徒，为了捞个一官半职，为了上爬，而采用的一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岂不知，这竟是中国文人进入仕途的最早途径。士在先秦是“游士”。若不游，谁知道他呀。因此，“跑官”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立命方式。

第一个以“跑官”方式走向仕途的是孔子。他开创的以“游说”介入政治的方式，为后来的文人进入仕途，提供了最早的一条道路。孔子明白，要想进入“仕”，首先要变成“士”，而变成“士”的途径是“学”，而且要学得好，学得出类拔萃，学得让人刮目相看。这就是“学而优则仕”。

看看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早先奔走在“跑官”之途上的，竟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大思想家，如孟子、墨子、荀子等人，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在当时，他们大多都很不得志。他们不明白，政治最根本的原则是服从，而服从是以权力大小为依据的，权力大的，统治权力小的；权力小的，服从权力大的，这是政治学的铁则。

在这里，学的优与否，是无关紧要的。学而优的，有时不得不服从学而劣的；有道的有时不得不服从无道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轻则让你走人，重则让你丢命。这些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在仕途上之所以历经坎坷，原因便在于此。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游说”的风气渐渐散去，出现了“上书”这种新的“跑官”形式，笔墨代替了口舌。所谓“上书”，顾名思义就是将自己对于政事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写下来，通过一定的途径，呈送给帝王。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最有名、也最见效的上书，是李斯的《谏逐客书》。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文人的仕进之路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跑官”，源远流长，从孔子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当我们审视这条“跑官”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奔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其命运真是每况愈下。

在孔子时代，“跑官”表现为“游说”，那些游说者，几乎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或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是杰出的实践家；他们所游说的对象，几乎都是那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他们向政治、向掌权者进献的是治国的思想，是治国的方略。他们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这些思想和经验，直到今天还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在李斯时代，“跑官”表现为“上书”，他们虽然也很杰出，但在大一统的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充其量只不过是皇帝的谋臣、策士，他们向皇帝奉献的，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思想了，只不过是一些巩固皇权的谋略、手段而已。

迨至后世，“跑官”之路越来越等而下之了。“跑官”者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方略，没有了谋略，没有了诗文；有什么呢？花样繁多：香烟、醇酒、现钞、古玩、美女、名车、花园洋房。。。。。。，这些跑官者所能奉献给上司的，几乎全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靠了这些东西，获得了高官，获取了厚禄，前期投资，后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这种“送”，无论花样如何翻新，与我们所说的古人的“送”相比，全都是属于下三烂一流。而且，后世的跑官者所送的对象，也早已不是什么帝王，也不是将相公卿等权贵；他们所送的对象，多是中比他们高出一级半级的顶头上司，现官不如现管，他们的目的也十分简单：提拔。什么治国、平天下，对他们来说，全是扯淡。

“上征下举”就是上级选拔，下级举荐。这是古代的一项选官制度。从西汉开始，直到科举制度出现之前，这项制度一直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仕宦途径，即使有了科举制度以后，作为选官的一种辅助手段，这项制度还一直延续着。在公务员制度尚未全面推行的当代，这项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差不多是唯一的选官方式，上至中央要职，方镇大员，下至七品芝麻官，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可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这种制度是在封建帝制确立以后出现的，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与文人是双向选择的话，这种制度则是国君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文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征辟也好，察举也好，文人的政治命运完全控制在权力者手中。从今天的角度看，它至少有三大弊端：

一是标准的不确定性，征辟也好，察举也好，标准完全掌握在权力者手中，由他们的好恶而定，说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于是出现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反常现象。

二是不公正，由于选人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权力者手中，豪门巨室的子弟被选中的机会极高。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公现象。

三是助长了弄虚作假、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为了能够被高层发现，下层举荐，求士者便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费尽力气去托请权门。于是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

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的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在中国，没有一项别的制度能象高考一样如此广泛、直接而又深远地影响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它已经作为最重要的选拔和培育人才的制度之一，而人的问题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问题。

科举制度存在的价值：

首先，它为一个社会寻求优秀人才，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证。在此以前的选人制度，无论是世袭也好，征辟、察举也好，九品中正制也好，都是权势者意志的产物，是“说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的古代版。许多优秀人才，由于出身门第的原因而被埋没。

而且那种制度，是一种近亲繁殖，只会导致官僚层的逐渐退化。而科举制度将官场的大门向全社会开放，人才的来源极大的扩展，为统治者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同时，这个制度也为全社会所有成员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它没有财产的限制，没有出身门第的限制，没有年龄的限制，除了女性成员外，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这种竞争。这样，它就给全社会的成员以一种激励、一种希望，使他们倾注全力于读书；一个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通过这种途径，终于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比起此前此后的血统论、种性论、阶级论、领导意志决定论，不是好很多吗？如果不怀任何偏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件创举。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科举制度也不例外。而且，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人，也未必都是优秀的。如果将官场比作一座城池，科举不过是进入这座城池的大门，而策论也好，诗文也好，八股文也好，无非都是敲开这座城池的敲门砖。

问题是官场这座城池太小了，能够容纳的人员太少了，而从全社会四面八方涌向它的人又太多了，能够获得入场券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在科举的铁门前碰了壁，有的人甚至连敲这个大门的机会都没有。

而百年以来，包括文人在内的政坛诸公，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仕途的？说起来真是五花八门，以枪杆子打进者有之；以金元宝买进者有之；以血统门阀跟进者有之；以长官意志拔近者有之；以种种关系攀进者有之；以投机钻营挤进者有之。。。。。。那么，能不能说，这些途径就一定比科举考试更公正，更合理呢？能不能说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的人，就一定比科举考试进来的人更优秀，更出色呢？百年以来的政坛状况，已经并正在回答着这个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专制帝制在中国，能以超稳定的姿态延续两千余年，总有它可取的成分，一个是谏议制，一个是科举制，便是其可取的部分。科举制度向全社会开放，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普通老百姓进入仕途打开了大门。相对于以前的各种选官制度，这一制度最为公平和公正，在历史上起了抑制门阀、奖掖寒庶的作用，因而被一些人称为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为权力机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这也使得中国的官僚队伍长期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修养，那些手握重权的人往往也是文化界的精英，对确立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科举制度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科举制度既为封建制度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才智，滋生了一大批迂腐无能的官僚，动摇了这个制度的基础。而被科举所淘汰的人，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个王朝或制度的批判者，反对者，最终促成了一个王朝或封建制度的灭亡。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官的方式，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它对封建官僚体制的建立，起了非常积极的重要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与科举制度的存在是有直接关系的。但任何一种制度，必然都有它的弊端，在其执行的前期，这种弊端也许不大明显，不占主导地位，但年深日久，这种弊端就突显出来了。

古代，人们讲求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一个被科举所淘汰、被仕途所拒绝的人，是没有立德、立功的机会和条件了，他就选择了立言。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选择立言是完全正确的，立德止于一身，立功止于一时，而立言则传之久远。

科举制度的创立，的确是一项举世罕见的发明和创造，简单明快地解决了选拔官员的标准问题。贫寒人家子弟只要通过苦读，可以进入官吏队伍。无疑，科举使社会管理这方面的机制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形式增加了一些公正的色彩。科场竞争增加了社会内部的活力，也是历代王朝社会凝聚力的一种。

乡试，分官卷、民卷，这是清代的独创。以前各朝没有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使官员子弟的录取机会大大高于普通人士，因此是官员的特权。官卷的设立，本在限制官员子弟的录取名额，但是，官员子孙之外又旁及官员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无疑扩大范围，又增加了录取的机会。何况在名额之中，按比例要求录取的多是平庸之才。种种措施，都是加强保护高层官吏的利益。

科举从隋唐到清末，始终与做官的业务脱离，自身丧失了活力。当教育的功能萎缩以至丧失，而与科举合而为一，就只能培育出做官的观念，与对传统的承袭和认同。

清末，进入官场的渠道大体有五种：荫袭、保举、科举、捐纳、新式学校培养及留学生。

荫袭一途是为了保障高级官吏与皇室贵族的特权。慈禧太后下令调查督抚及尚侍等高级官员后代的情况，对没有入仕的给予官职，意在笼络人心，巩固内部。与其他途径相比，增长比例不是太大，但也增加了官场候补队伍的压力。

被视为正途的科举，是清末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制度，清末几个皇帝均作为遗产继承下来，又经他们之手结束了这个制度。

作为官僚后备军不断膨胀的另一因素要数捐纳了。有捐纳“开源”，官员后备军就无法“节流”了。这条渠道的开辟，不是末期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皇帝的发明，而是“祖宗家法”之一。捐纳者先要捐“出身”，要捐个监生，然后才能进一步买官，或者是最低的佐贰杂职，或者是知县、知府等等。清朝前期的几代皇帝还比较谨慎，卖官也稍有节制，多是虚衔，官僚后备军的人数还没有形成威胁。

买官得用银子，科考要受寒窗之苦，保举则无须什么本钱，只要能得到荐主的赏识与青睐。保举名目繁多。地方大吏为加强权势，也通过保举结党营私。

面对源源不断涌入的候补官员，又产生了轮流委差署职的轮法委；后来轮流太慢，又产生拔委法。所谓拔委，就是有劳绩者可以不按班次提前委署。委拔的办法把候补者驱赶上走门子、求帽子的道路。大官八行书简一封，督、抚、布政情不能违，势不能却，从上而下，如帽子带在头上。于是按大小帽子又排队，甲有外省督抚的信来，乙则持尚书侍郎信至，丙则怀揣军机大臣的函扎，，督抚布政按官阶高低，决定委拔的肥瘠先后。候补者如果缺少这一封人情书信，要想得到委拔，就比登天还难。下一道工艺流程就是帽子。给不给帽子，就在于被求拜的官员；能不能让对方非给不可，就要看本人的本事了。官场充满了阿谀奉承的风气，大官很少有不喜欢拍马溜须者，就要看献媚吹拍功夫了。

做官之风劲吹，进入候补者队伍的，不仅有升官发财的热中者，也有一些要改变境地的比较本分的读书人。不谙官场门径，不能进入“轮法——拔委——大帽子——高帽子”流水线者，往往是此辈中人。

西方惊叹中国科举选官的优越性，演出了借玉攻错的一幕。谁能想到西方借中国科举选官制度，敲开了文官制度的大门，结束了政党分肥制的历史。中国科举考试选官启发了他们的灵感，把教育上的考核用之于官员的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其行政业务分类、考试科目、选拔程序等等，与科举制度已经大异其趣了。

无情的原则有情的人，当制度的掌握者亦不遵循制度的规则，制度的命运就不美妙了。

晚清的中国，在进入官场的独木桥上，千军万马，拥挤倾诈，竞争激烈残酷，有许多人成了别的候补人员的垫脚石头。

清末的官员后备军浩浩荡荡，官员的任期都非常短，所谓“官如传舍”，就是说官员之于官府，就象住旅馆的旅客。

人才之盛衰，关系朝廷之存亡。皇帝以科举选才，也以官场表现选拔。按编制各部门都超编，但都觉得人不够用。庞大的官僚后备军等得焦急万分，正常的死亡、退休、处分空的缺位难再以安插，只有增设机构之途径。进入官场这个“场”，人才变形，又会长出歪才，也使有真才实学者在压抑中消磨了志气，怀才不遇成了官员文字中的普遍感受。社会分工的简单，价值取向又以官为尚，人员无法分流到其他行业和领域去，形成有用的进不来，无用者出不去，脱颖而出者是极少数。

还可以参考学者吴思在《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一文中描述的明代官员选拔的情况。（见《组织与个人》一章）。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文理通达者即可由此而登仕途。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自己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际则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这些经常是成功的背景。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取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长，很难只由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况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背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者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官员既然是皇权的代理人，那就必须精挑细选，。一要靠得住，二要有本事，三要守规矩。所以官员的选拔，历来就是王朝的重大课题。这项工作在古代就叫“选举”。选，是选择；举，是提拔。这和现代“选举”的意思差不多，只不过现代选举是“民选”，古代选举是“官选”，民选靠投票，官选不靠投票而已。

选举的方式有三种：察举、荐举、科举。察举就是由地方官进行考察，发现人才后向朝廷举荐。荐举就是由中正官（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将各地推荐的人才分为三六九等，然后向朝廷举荐。科举则是通过分科的考试，将考试合格的人才向朝廷举荐。，第一种是察而后举，所以叫察举。第二种是荐而后举，所以叫荐举。第三种是科考而后举，所以叫科举。

这三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是“正途”。其他的方式则是“杂途”。最好的时候是汉唐时期，它兼顾了教育、实习、选举、考试四个方面的流程。是比较科学的；但后来由于知识的垄断，变相地形成官职的垄断终于导致了门阀制度。

在中国文官制度的所有特色中，执行最严格的就是决定任官资格的科举考试。应考人必须通过一级级的考试，方能取得三种不同等级的功名。

参加第一种秀才资格考试，通常必须花费许多年的准备工夫。这种考试大约每两年在各地举行一次。通过这项考试的人，虽然还没有资格奉派出任公职，却可以获得许多特权，有时还能得到经济上的资助。

具有秀才资格的人就有资格参加第二级考试，通过之后，便可以获得举人资格。获得举人资格者便可以前往京师参加一项更为严格而且广博的进士考试，这种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通过考试的人还要在皇帝面前接受殿试，以争取额外的殊荣。有了进士的功名，便取得了朝廷任用的资格，但却不保证一定可以出任公职。

任何一种考试都只有一小部分应考人能够通过，考试级层愈，淘汰率也跟着提高。落榜者可以一试再试，同一家族中，不乏三代同时参加考试之例。

并非所有进士都能奉派出任公职，奉派出任公职的人也并非全由考试出身。有时，皇帝的恩赐、个人的财富和家庭的地位也是决定个人是否能获得任命的因素。有时，有些官职还可以公开买卖，军中能干的行政官员也常转调为文职。但大多数官职仍然是授给那些由考试正途出身的人。

从当代西方的观点来看，这种教育对于发展个人的行政才能和管理知识似乎毫无助益。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大都只偏重艺术和人文知识；其考试方式又侧重于背诵能力、文体形式和作文技巧，反而忽略文章内容的整体性理解。虽然孔子的许多格言和训示对人性有极敏锐的观察，他也提出了许多充满智慧的政治卓见，不过这些东西却很难成为实际行政上的指导。

长久以来中国公职人员的教育和考试为什么只偏重舞文弄墨，而不注重实用的知识，对局外人而言，始终是个难解的迷。这个怪异现象部分或许可归因于古代流传下来的知识阶级学术传统，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样做才符合孔子的学说。

在权力中枢的外围另寻出路，是进入官场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唐朝，相当多的文人，包括科举高中和落第的，都将“入幕”视作他们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所谓“幕”，原指古时军事统帅指挥机构所在的帐幕，后来泛指军政要员的领导机构。

官位不能世袭，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袭，因此，世袭便不能算作文人走向仕途的正常途径。

仕途是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进入仕途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武，即投身沙场，在枪林弹雨的厮杀中博取个封侯之赏；另一种就是文，即“学而优则仕”，这种方式能在顷刻之间，使人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选官制度的变化是中国古代政治形态变迁的重要标志。从中国帝制时代选官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看，唐朝选官制度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包括科举和铨选；二是在官员升迁中对地方工作经验的强调。这两点是由门阀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官僚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前提。

魏晋以来，选官制度中所强调的门第标准，取代的是汉朝察举制中的道德标准。南北朝后期的选官制度中，形式上是对汉朝察举制的恢复，实质上是用新的才学标准取代门第标准，而不是完全回到过去的道德标准。

汉朝察举制下，被举资格的取得，完全在于地方长官的举荐。地方长官的举荐权和察举标准的道德化，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得以成立的前提。南北朝时期，地方长官举荐的基础受到动摇，出现了自举这种新的考试制度的萌芽。

选官原则中才学标准的不断提出和被强调，冲击着察举制度，呼唤着新的选官形式的产生。而考试内容的突破，有利于扩大应举者的范畴，使官员的选拔由举荐变为开科考试成为可能。而只有开科考试，才能真正贯彻按才学录取的原则。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是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其中考试是核心。科举制度比以往任何选官形式都更强调考试的作用，考试朝着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方向发展。

但是，选官制度中才学标准，并非在短时间被能够完全贯彻，门第也不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地主经济的发展成熟，全社会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才学选官的原则。

科举制度实际上一种自举，即只要符合一定的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都可以报名考试。唐朝的铨选更能够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铨选是所有人进入官僚队伍的必经之路。或者说，一切官员不论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出身，都必须通过铨选来选拔。

“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规定，则是针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性问题而提出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关系的运作，主要采取地方汇报，中央年终审查的机制，加上地方长官和豪强大族在很大程度上垄断地方政务等因素，中央实际处理地方事务不是很多。随着新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首先带来的变化是中央直接面对的地方机构增加，以及官吏选拔和考核权的集中，中央要处理的地方政务因此大量增加。中央官缺乏地方工作经验而造成的决策偏斜问题，都被提了出来。把“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作为选官的一个重要原则确立下来，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在官僚政治事务的运作方面，以追求公平竞争为特点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官僚选任原则，无不反映出官僚政治较高的理性化程度。

科举是传播儒家正统观念最为有利的工具，体现着儒家的传统政治理想，隋唐以来，施行科举制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科举考试为少数平民通过官方正常程序改变地位提供了机会，其积极意义在于试图建立公平有效选拔人才的社会机制。

“资格”一词的内涵非常丰富。从广义上说，它事实上是由管用的出身、进入仕途后的履历、职任的剧易、品级的高低、课绩的记录、乃至推荐者的身份、人数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在诸多因素中，官员的“资历”显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就其狭义而言，“资格”与课绩相对，主要是指“资历”。

资序，即资任、资历，其内容包括差遣职务的高低和任数。资序系统，主要是由诸多外任差遣层次构成的。“依资序迁”的任用升迁原则，在我国官僚制度史上曾经长期发生作用。

完全合丝对缝、秩序井然的原则规定，在复杂多变的官僚场上，很难不折不扣地照样实施。为保证根据需要及时派遣，必须采用一种上下衔接、纵横贯通而富于弹性的资序与派遣对应方式。这套体系，是在人事选任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在矛盾、平衡的反复运作中逐步丰富起来的。

重资序不重绩效，重“实历”不重能力，是官僚制度造成的弊端。

出现于八世纪中叶的《循资格》，在其后千余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史上，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资历至上”的原则之所以长期行用不衰，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循资格》是在门阀政治彻底衰落的背景下产生的，注重资历的精神以格条形式固定下来，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体现了更为平等、开放的趋势。重视亲民，强调资格，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官吏重视基层实践，使一些具有治事经验的肉得以充实到中上层官僚队伍中来；“资历至上”的原则可以部分地限制请托，阻止达官贵人子弟的过快升迁。

其次，循资原则的固定化，与社会上存在着庞杂臃肿的官僚队伍分不开，它是铨选制度只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封建国家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力求以仕宦之途吸引不同社会阶层的广大成员。

在难以掌握众多候选人实际才能的情况下，资历作为容易核查的条件，为吏部应付矛盾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的途径。于是资序在铨选中所占比重大为提高，并进而为系统的资格之法。一系列规则的产生，反映了封建人事管理制度走向标准化和程式化的过程。

当代社会如何进入官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其中干部即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高居社会顶端，；排在最下面的三个阶层则分别为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阶层。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则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近年来整个官员阶层日趋精英化，大部分的新进公务员都出身于中上层家庭，他们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提拔机会，更容易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

据统计，我国现有公务员500多万人，其中只有8%是副处级职务以上，92%的公务员职务层次都在科级职务以下。占全国公务员58%的县、乡两级公务员超过300万人，受制于机构规格和职位数量，绝大部分难以升迁。这有限的职位自然会成为众人争夺的“肥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为争夺职位明争暗斗已经成为一种官场常态，发展到极致，雇凶谋杀竞争对手的也时有发生。

1.3为什么进入官场

自科举制度创立实行，教育与科举逐渐合而为一，科举成为做官的敲门砖。金钱、美女、高官、厚禄、轻车、宝马，人生所欲，不过于此者。面对这等美妙似锦的辉煌前程，谁个还能不去孜孜以求？

成了秀才，就跻身士林，预备做官，成为统治阶层的成员了。秀才只是科举入仕的第一个台阶，仍不属正途，优异者选任小小社学教职。中了举人做官的路子就比秀才宽多了。一中进士，点翰林，才算走上了升官的坦途。官场养尊处优，荣华富贵，作威作福的现实，也就使得清末社会各阶层都踊跃科举之道。物理学上有“场”，科场有如物理学上的“场”，一旦踏入，任何人都难以止步：中了秀才想举人，中了举人想进士。没中的千辛万苦要考中，落第的死不瞑目要再考。

皇权专制下的官本位是必然的政治体制。科举能叩开官场大门，科举的观念深入社会的骨髓，读书、应试、入仕三位一体，是知识分子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取向、手段和行为方式。

当腐败成为一种双向的社会需要时，一切反腐措施都将黯然失色。权力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财富是捷径，欲获取财富就必须做官。

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径却是很杂滥的。中国古代的官场，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象做生意般地做官，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人人都想当官，却不知道如今当官就象唐僧进了盘丝洞，到处都是诱惑，没有定力、毅力和信念，身败名裂是早晚的事情。诱惑是各种各样的，金钱、美女、享乐，那都是比较浅层次的、容易发觉的；贪得无厌地追求政治利益，为了升官不择手段，是另一种诱惑造成的结果，而且这种诱惑很容易跟所谓的事业心混淆起来，更难以考察，陷进去更容易忘乎所以，摆脱起来更困难。

追逐利禄、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文章传世是进入仕途的缘由。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追逐权力，大致不外两方面的缘由，一是由于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如陈胜、吴广、韩信、朱元璋等，这是属于求生存一类；二是出于改变现实地位的目的，用现在人的话说，就是“跳出农门”，这是属于求改善一类。这一类在中国历代官员中，占了大多数。

士、农、工、商，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民”的传统排序，“士”为四民之首，“农”排在第二，实际上，农民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整个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农民身上，所以，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士”而入“仕”。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好处是，它为这种途径提供了可能性。

做官，与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商人买卖一样，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吃饭，养家糊口，不要以为那些显官政要，都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人；如果没有俸禄，没有官员所享受的许许多多特权和优惠，还有那么多人对仕途趋之若骛吗？

出人头地永远是文人投身仕途的终极目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黄金时期，对于文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尚未形成，思想上的独尊儒术尚未确立，用人制度上的门阀等级观念尚未出现，甚至后世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忠孝”观，也还没有变成禁锢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桎梏。这样一种时代气氛，大大鼓励和激励了文人们，使得他们渴望出人头地，渴望一举成名。那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文人，都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支配下投身仕途的。

岂止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以致整个世界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所有那些政治人物中的绝大多数，其投身仕途的初始的、基本的动因，都是赤裸裸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攫取功名利禄的野心。

官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场，投身其中的选手们希望夺冠，希望出人头地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

仕途上的文人，其命运对君权有极大的依附性。没有君权的认可，他们可能一事无成；如果得到君权的欢心，他们可能立刻身价百倍；而一旦失去了君权的宠信，他们又会立刻变得不名一文，甚至身败名裂。

君权是永恒的，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是不断变易的。你能得宠于旧主，未必能续爱于新君，而一旦失爱，就会变成阶下囚。

中国的文人，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走上仕途以后，莫不以建功立业为己任，但并不是所有仕途上的文人都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因为象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等人，就不是干政治的材料。政治需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而是：一是行政能力，二是权力。

在政坛上多如过江之鲫的文人中，有这两种“力”的人不在少数，如果这些人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政治舞台上，事情就有的麻烦。政治人物与生俱来的对权力和利益独占的欲望、嫉妒的心态，使得他们之间不要说和衷共济，连和平相处都十分困难，必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这就是“权力排他性”法则的无情。无数事例表明，权力和能力固然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功业，也可能毁灭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

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僚就是这样，百姓的苦难死活可以漠然置之，国家的安危存亡可以视若无睹，但一关系到个人的乌纱帽，他们就绝不会掉以轻心。

历史的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是科技的，一是政治的。人在政存，人亡政灭，当一位主政者离开了政治舞台，他的那些所谓丰功伟绩，基本上也就灰飞烟灭了。政治并不是一步一个台阶地向上走，它经常是原地踏步式的重复，甚至是后退。政治如同磨盘，围绕着远古就铸就的轴心不停地旋转。看看今天所谓的民主制国家，比古希腊进步了多少？所谓专制制度国家，比秦始皇时代又有多大差别？

政治从来都是利益的角逐场，而不是道德的评判台，道德不过是中国的官僚们用以攻击和打倒对手的借口及武器罢了。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受到仇视的指责。不肯放弃权力和树敌太多，都可能给你带来致命的打击。

官场上的路，从古至今，同出一理：得要领者，得大自在；不得要领者，得小鞋。

“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话是一个现代贪官说的。说明当官的目的就是发财，它与《官场现形记》中的说法出奇的一致：“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最好。”一语道破天机，“当官”与“发财”之间的“关巧”与“机心”，就在于把手中的权力变作自己的摇钱树。

鲁迅说：“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中国仕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是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何一机会发混财。

步入仕途的人，都把做更大的官作为事业目标。因为，官做得越大，管的事情越多，权力也就越大，也越能体现为官的价值。

然而，官场拥挤，人浮于事。人越多，升职的机会就少。找不到正事做就要扯皮，就要争着管事。于是，官员之间便矛盾重重。

由于褒贬升降全在顶头上司，因此大家只须对上头负责，把心思都用在巴结、讨好上司那里。谁心中都明白，任人唯亲是当今官场的通病，和上司关系搞好了，比任何政绩都管用。这样，人人都有了争宠之心。结果是，能者忙于事务，常常难得赏识；庸人天天织“网”，偏偏最易遂愿。

谋利有权还得有术，其中的学问实在高深莫测。求的人多了，权力就会升值。官场“窝里斗”对内表现为争事，争权；对外扩张就是谋利。谋利的主要对象就是他们权力管辖下的企业。

世人只看见做官的好处，这做官的难处谁能知道？当官得有个当官的样子，许多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不能做。脑子里只要有想当官或者由小官升大官的念头存在，这人就不得安宁。要知道，目前的官绝大多数是培养的，这“培养”可不同于竞争，不是凭自己的本事就成了的。

2006年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达到36.6万人，比上年增加47%，平均每个岗位有35人竞争。最多的岗位超过2000人竞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不少人认为，公务员的职业发展、工资福利、退休养老有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国家机关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占据大量资源；竞争机制不健全，公务员缺乏淘汰机制；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尚难清除等等，都是公务员热的诱发因素。

社会最顶尖的知识精英在某种价值引导下涌向“分配财富”和“分享财富”的权力领域；也有人认为，这种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年轻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这种“热”的真实原因。

中国出现的报考公务员的奇观，这是市场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达到一个明确预兆。其本质，则是中国人对市场的信任正在急剧下降。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许多领域察觉到由于信任崩溃而导致的市场萎缩现象。它提示我们，在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JDP不断增长的表象下，市场的内部却出了问题。人们纷纷走避市场，投想公务员怀抱现象所显示的，正是他们对市场的恐惧。

清朝重臣李鸿章认为，这世界上最好做的事情就是当官。如今社会上最让人羡慕的职业还是当官，一个人只要当上了这长那长，就会让人刮目相看，就似乎实现了人生价值，就可以光宗耀祖。因为当了官，不仅名声很好听，而且更有着方方面面的、说不尽道不明的诸多好处。

当官可以先富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锅饭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透视富裕阶层，我们不难看到，先富人群中，有老板、有歌星、有体育明星等，其中也不乏戴乌纱帽的官员，而且官员们有致富速度快、付出成本低等独特优势，他们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升迁，这升迁之人可能送来几万酬金；一个电话可以得到一项工程，从中可以拿到几十万回报；一个签字可以报销空白发票。。。。。。，真是“闭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

当官可享尽荣华富贵。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世界名牌、住的是豪华别墅、行的是奥迪宝马。

当官不会有错。如今官员职务不高架子大，开口就是“重要指示、重要讲话”必须认真落实。如果落实中出了问题，那肯定是下面的问题。因为领导绝对不会有错，如果发现领导有错，一定是我看错；如果我没有看错，一定是我的错，才使领导犯错；如果是领导自己的错，只要他不认错，他就没有错；如果领导不认错，我还坚持认为他有错，好坏都是我的错。总之，“领导不会有错误”这话绝对不会错。

学而优则仕，以学术能力提拔人才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取仕之道。就是现代，学者入仕也是很多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本是军事官僚即武人集团掌控政权，原有的文官传统被挤到后台，只能因势利导，以意识形态牵制、抵消、控制武人集团的极端暴力倾向。文革灾难性局面有一个组成原因——军事官僚与左翼人文官僚的冲突。

文革与改革，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发生改变的不仅是执政者的工作重心，一定还有“吏部取吏”的择人标准。从人文官员到技术官员，且不管当时执政者的具体考虑，就客观效果而言，这是历史的必要过渡：

1、技术官员是人文官员和法政官员之间的隔火墙。它能淡化、疏离甚至隔断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狂热。

2、技术官员也人文官员和法政官员之间的桥梁。它比人文官员较能适应“从数字上管理而不是从人头上管理”的现代化转型。

从人文官员到技术官员这一过渡完成以后，随着民主呼声日益强烈，历史又会呼唤第二次过渡：法政出身的官员开始进入干部选拔队伍。

从历史纵深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合力，不仅改变在朝者的知识结构，也会改变在野者的知识结构。一方面在朝者从人文官员转变为技术官员，再接纳法政官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也会改变：从诗文型文人清谈，过渡为只讲数字的经济学帝国，再过渡为以政治学、法律学为主的法政型官员。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绝大多数来自法政专业。

现代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也应该是法律主导下的经济。法律是制衡世俗权力和协调人类关系的准绳之一。法学家参政议政，以专长服务社会，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公共权力滥用是有重要作用的。

当前干部制度设计下的人才取向

选人用人历来是中国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在制度绩效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人的素质、取向、情绪、状态成为影响甚至是生成“业绩”的主导性因素，所谓得人者得道。

对政治、行政过程中“人”的重要性的强调，本质上并不是所谓“人治”的独有特性。事实上，一个高度法治的社会对人的依赖也是极其重大的，“人”的差别正是高度法治社会相互区别的主要因素；或者说，“法治社会”是可复制的，而“人”的差异性是复杂的、多样化的，是难以甚至不可复制的，这正是全球多样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选人用人方面，强调人的差异性、明确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

事实上，对人的差异性的尊重，也是对官员个人的尊重，是对官员个人素质、积极性、创造精神等内在“秉性”的尊重，而在这些内在“秉性”实际上是官员个人通过长期的修养和磨练才能获得的。因此，在选任方面，解放思想、破除诸种形式的学历、资格迷信，戒除形式主义，实事求是，鼓励人格和作风的多样化是必要的。如此，既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同时更能够推动政府素质的提升。

即使是按照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理论，官员优秀的禀赋的形成也是官员个人和社会资源大量投入的结果，政府应当对这种凝聚了大量有形无形价值的禀赋给予相应的回报个鼓励，才能够换取更多的官员在此方面的继续投入，从而最终实现政府素质的提高。相反，如果对此种精神、文化、情操、能力方面的价值视而不见，而仅仅采用一些硬性、显性、格式化、条文化的标准，则不仅会模糊不同官员之间的差异，而且会在客观上导致滥竽充数、弄虚作假现象的泛滥和正常化，同时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规则的作用，更会加剧官场生态的恶化，使官员的精神境界、文化情操、行为做派进一步卑俗化、野蛮化甚至黑社会化。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选人用人标准。在古今中外政治和行政史中，政策的调整通常意味着官员的轮换，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是这种情况的形象化描写。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几年一轮的政治选举，实际上也是以政治领导人的替换而实现对政策的重新选择和确认。因此，政策的转换、调整伴随着以官员的整体性更换是人类政治和行政的常态，这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人治”，而是政府、官员对政策、对公共利益负责任的具体表现。这种官员任职与特定政策之间的总体“同进退关系”反映了官员的责任意识、职业道德和其对自身局限性的认同。

显然，只有当官员个人的职业前程与具体政策的成败得失息息相关的时候，政府、官员对政策长可能是设身处地、认真负责的，公众才可能得到负责任、有效的公共政策，所谓的“责任政府”、有效政府才能够产生。因此，本质上说，只有实现了官员与具体的政策同进退、只有实现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责任制”，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切实履行“责任制”的官员体制才可能出现。

我国虽然废止了官员具体职务任职的“终身制”，但事实上仍然实行官员“资格”的终身制，也就是说，除非政府政策永远不变，否则政策的变动与官员的职业发展没有关联，而事实上我国的政策变动是经常发生的，这就说明了官员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和运转实质上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尽管新的政策变动也会“激发”官员的相应动作，但官员对政策的真正理解和把握是难以判断的。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中，经常出现官员对时常变动的政策手脚无措而自相矛盾的情况。另外，对具体的官员而言，不论政策如何变动，其职务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即官员与政策之间不存在责任连带关系，最多只有“失误责任关系”。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官员职务职责与“政策”之间的隔离。

1.4关于官本位问题

“官本位”，官不仅仅是一种职务，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身份和地位等级的标志。官为主，民为仆；高官为主，低官为仆。

“官本位”的表现是：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所属人员，无论性质如何，都参照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行政级别，并以这种行政级别划线，形成许多成文与不成文的规定，以使这种行政级别实际上成为各种政治、物资待遇的等价物和确定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所属人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通用标准。于是出现了“局级和尚”、“处级尼姑”等现象。

当前的官本位，又是和计划经济、几乎包罗一切的社会调控体系交织在一起的，情况显得更为复杂。

由于官本位的存在，当官便对人构成了一种极大的诱惑，而且是官越大越好。因为官越大，特权越多，权力的三种附加也越大，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利益，它意味着，是否让它成为现实决定于掌握权力的这个人。

权力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骨架。一个社会，必需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官组成一个系统来治理，问题只是依靠什么来治理和怎样治理罢了。另外，有人想当官也不仅仅是因为有官本位，权力欲与虚荣心是人类固有的本性之一，决定了社会中必然有一部分人去谋求权力。但是，官本位的存在，在上述“必需”和“必然”之外，又形成了一种以现代人目光看来是不正常的诱惑，于是便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官本位诱导人不断地沿着官阶往上爬。

在官本位、权力崇拜、有权就有一切等观念的熏陶下，官员不只是成为权力的化身，而且也已经成为权力的“具象”。与人治有千丝万缕的官本位观念，导出的另一种心理是“有权不怕法”。这也是某些干部大胆妄为、大行腐败之风的部分原因。

其实，无论是多大的官，其权力毕竟有一个限度；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官的权力也日益分明，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若没有其他官员的协助，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足以抗拒法律，这里又一次显示出了结党营私，也即关系网的重要性。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有助于关系网的出现，而官本位则为关系网的形成添加了催化剂。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现实中，“官本位”不但没有退化，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比如某农场举行建场50周年庆祝大会，参加的人分成了“应邀”的和“硬要”的两部分。“应邀”的是指受到农场邀请的人，而“硬要”的是指没有受到邀请的但自己要来的人。在这两个音同字不同的“应邀”（“硬要”）中，是有具体含义的：“应邀”的是够级别的干部；“硬要”的自然不是干部或者虽然是干部但不够级别。

按说，场庆作为纪念也好，庆祝也罢，不过是一个公开的活动，不是干部会议有一定的级别限制，不够级别的不能参加。这就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

除了当官的以外，还有企业家和私界人士，这是“官本位”的延长线，尽管这条延长线表面看已经离开了政界，但并没有离开“官”。“官本位”的延长线不独“延长”到农场的场庆上，还延长到诸如校庆、厂庆、社庆、院庆乃至各种各样的“庆”上。那一个个嘉宾邀请名单，几乎都是从“官本位”延伸开来。说白了，就是借个名目“官庆”，找个由头“庆官”。搞一次庆祝，加深一次“官本位”的烙印，把“官本位”的延长线拉长一点而已。

“官本位”的延长线已经延伸到了中小学生那里。处长的孩子趾高气扬，科长的孩子略逊一筹，下岗工人的孩子就抬不起头来。尽管不是绝对现象，但却让人从中感受到“官本位”意识对孩子的侵蚀。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只有做官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只有在做官的路上拼搏，人家才会认为你是一个好士兵。所以，官场上你争我斗习以为常，争权夺势司空见惯，跑官要官直言不讳，弄虚作假理直气壮，人的脸皮变厚了，没有人觉得不正常，每个人都心安理得，因为只有权力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从古至今，国人对于等级制，存在两种兴趣倾向，一是强化等级，让级别越多，级别间的仪式差别越复杂越好。实行了多年的九品十八等官阶，每个级别不仅俸禄有别，而且衣帽服饰各有不同，彼此间的称谓仪式各自不同。

第二种倾向是大家都往最高的级别上挤。久而久之，在大家的死命拥挤下，主管分品的中正官顶不住压力，口子越开越大，最后，一项很贵族化的制度变成了头重脚轻的怪物。不少王朝末年，朝廷里的高品官就更多。太平天国灭亡前夕，一共封了2700多个王。

现在的中国，教授相当于处长，讲师相当于科长。所有这些毛病都跟官僚制度有关。现在所谓的等级都是官等官阶。中国的贵族制早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体制，历史证明，社会的行政导向势必会导致依附于官僚制的等级制，同时迟早会打破等级制的规矩和限制，使最高等级挤满了人，导致这种等级体制整体贬值。

中国传统政治，首先讲究的就是个秩序，最忌讳的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后世的君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惜把礼仪道德化、制度化甚至法律化。

在中国，现在普遍存在一种“官位饥渴症”。一般的病称为“疾病”，称之为“症”的，就是“顽疾”。生理之外的“饥渴症”比较罕见，“官位饥渴症”就是一种。现在患“官位饥渴症”的太多了。

“官位饥渴症”的根源来于现实。在现实中，人人都看到了为官的利益和权力的含金量。在行政机关，很多人视官职为生命，那种盼望官位、盼望权力之情用“饥渴”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在那些执法部门更明显，很多职位和权力直接等于背后的灰色收入。再看看许许多多突出业务的事业单位，同样“寸官不让”，每一次中层干部调整，便上演活生生的打斗，好象官位比生命还重要。很多人把仕途美其名“政治生命”，就是把官位视如第二生命。鲁迅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背后的文化背景太深厚了，总有那么一些人前赴后继，为了官位，你拼老本，我拼血本。官位之下必有勇夫！多少人跑官要官，望权门而叩拜。当官没有当够的，到老不想退位，对权力流连忘返。有人说官最好当，只要给你一个机会谁都能当，当官是天下最容易之事。李鸿章就说过类似的话，说一个人在中国如果连官都不会做，这个人就太无用了。这只能说明庸官太多，官场有庸官的大市场，官位与能力不等，职位与责任不等，官德与实际不等，不为民只为私，这样的官实在是太好当了。怎能不让人“饥渴”。

仕途中人谁不想搏得上级的赏识而青云直上，更何况官职在如今的社会中附加了比官职本身更多的含义。职务代表的不仅仅是权力、地位、利益、名誉，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官员的人生成败。

官场里的很多事情，你心知我心知，你肚明我肚明；但你不说我不说，你蒙着我蒙着，谁也不愿意做丑，谁也不愿意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骗局的天真小孩。这就是官场里的生态法则。

官场就是一个染缸，一个人要想保持清白，要么不介入，要么就只有走极端。

一个正派人，很容易觉得官场其实也是一个围城，外人更多看到荣华富贵，未必深知其中的苦衷；但官场也不是什么私家花园，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官场当然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正因为这样，也就有最多的道义和责任需要承担。

官场的神秘怪异，深不可测，其实玩在嘴上，看说功是否修炼到家；常常在各种会议报告上听到“原则上”云云，而少见具体措施办法，都因为讲原则容易，讲办法难，讲原则无需动脑筋，人人会讲；讲办法就需要真才实学。

在某些人眼里，官场上蒙人无可厚非，是“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需要，甚至称为“智慧”、“策略”。其实，这话反过来就清楚了：一个靠“蒙”才能“稳定”的社会，是个什么社会？一个靠“蒙”才能“巩固”的政权，是个什么政权？

把人“蒙”在鼓里，的确可以收一时之效，但要保持长久，却是不行的。因为，当这蒙人的“潜规则”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东西时，人们难免不会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反把蒙人者蒙进鼓里。

没有“周旋”和“妥协”，就构不成千百年来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历史生活的光怪陆离。

国人当官，最忌讳“副”字。“副”字无论哪一级，不仅待遇不如正级，永远戴不上“一把手”的桂冠，听起来也不顺耳，有“贬值”之嫌。好在官场有个“潜规则”：都会顾及副职的面子，下级、同级、上级在口头上会主动“删”去副字。这点面子在出差、开会、交际等场合，尤其注意给足。

“副”字虽然与名利有关，必然出现“副”转“正”的激烈竞争。这里的学问就更大了，聪明机灵的一般会从贴近领导、提高业务水平、搞好同事关系这三方面打造自己，谓之当官“诀窍”。若排除用人不正之风，跑官买官，有以上三种能力的人，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二年，就能被“扶正”，乃至“更上一层楼”。官场级别，历久弥新，代代相袭，奥妙无穷，深不可测。值得有识之士研究。

多数情况下，副手并不想把和正手的关系弄僵。如果正手能尊重反副手，肯于听取副手的意见和建议，让他们真正行使职权，许多矛盾就不会发生。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一把手都是独裁者，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根本不把副手们放在眼里，什么事情根本不于副手们商量，副手成了摆设，甚至成了出气筒，这让副手心里难以平衡，就生出许多事端。

其实，凡是正副手之间闹矛盾，主要责任往往在于正手。一把手常常对副手心怀猜疑，副手工作出色一些，他认为有压过他的可能，便处处提防；副手如果工作平常，他又疑心副手在泡自己。副手周围有几个得力的人，他怀疑副手在拉山头；副手事事向自己请示，他又认为副手没水平；副手如果不事事向自己请示，他又认为副手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弄得副手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天长日久没有不产生矛盾的。

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这些传统中常常充满心计、权谋，与民主社会的要求南辕北辙。民主社会限制个人独断专门行、为所欲为，要求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不允许为官者为个人谋私，使丘陵处于监督之下。中国的许多正手与副手之间的冲突，其实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所以，要想消除正手与副手为敌的现象，只有真正实行民主，否则，这种现象不会消失。

领导干部排名确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它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很多地方都存在这种现象。排名是一种“政治风向标”。你在当地的排名，表明了你的政治地位。排名靠前了，说明你上升了；排名靠后了，说明你的地位下降了；如果在媒体上长期看不到你的名字，说明你出问题了。现在，排名的意义更加深刻了，排名靠前的，有好事总是先享受；排名靠后的，遇到坏事总是你先出头；坐好车是排名靠前的先享受，排名靠后的只能坐淘汰下来的车子。秘书长是最谙此道的，因为他必须专门对排名学进行深入详细的研究，开会、吃饭谁排名在前，座位怎样安排，都很讲究。如果不懂得排名学，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长。

排名对工作的影响太大了，不是因事定人，而是因人设事。这是许多基层政府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痼疾。排名在前，发言权就在前；排名在后，发言权就在后。

排名在中国的官场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做官要明白排名学，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更不能错位。许多秘书长和行政工作人员必修的“基础课”就是“排名学”。如果这一课没有学好，从政就是不称职的。

做官，首先是官位的级别太重要了。正部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副处级，还有享受某个级别待遇的。不仅仅是级别的高低，在同一个级别中，排名的先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无形之中，这似乎也是一种等级，甚至尊卑。排名在前者当然是尊，这些年，中国的一些学术机构似乎也热衷于此道，好象过度看重排名已经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排名对于官员的实际意义在于：有好处的时候，排名在前的人先享受，排名在后的人后享受；有难题的时候，则是排名在后的人先遭遇，排名在后的人后遭遇。

有难题的时候，排名在后的人先说；有荣誉的时候，排名在前的人先上。政府组阁者的水平就体现在这方面，领导者的高明似乎就是善于充分运用排名手段。当别人把不好的话说尽了，领导者总是做总结，当好说的话要说的时候，聪明的领导是不会让排名在后面的人去说的。于是，怎么运用排名就是一门艺术。

排名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是有更深厚的政治内容，文化大革命中就有过深刻的表现。政府讨论任何议题也是如此，而决不是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重要程度来区分，而是取决于提出这件事情的副市长的排名先后。有的问题在没有时间讨论的时候，就只有摆到下次会议讨论，可下一次依然是按照排名先后，周而复始。

所谓“排名”，就是按照一定的次序将某类人的名字进行排列，其显著特征是次序的先后。如以职务大小为序、用年龄长幼为序，或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总之必须有先后。这排名确实很重要，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会议和宴会。一旦摆错，没有将领导该坐的位置弄准，那是一个态度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们从排名中看到的则是“官位”。

官场上显性的腐败很可恶，但不干事、不负责这种更普遍的隐性腐败更可恶。

进入官场，忍辱负重是为了承担更大的责任。人的很多主观愿望要变成客观现实，要有勇气和胆略，并运用智慧获得上级的认同，你的思想才能冲出牢笼获得自由。

官场这个东西就象必须收费的三陪小姐，你不花钱就不可能对你微笑，你不投入就没有产出。

现在世道变了：以前大款流行包二奶、养小蜜，现在真正的大款对养着几个领导干部；而领导干部以前流行钻门子、找靠山，现在真正有头脑的干部对在结交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

1.5关于合法伤害权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说：“造就潜规则的力量，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

“合法伤害权”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穿小鞋”、“整人”、“打击报复”等等。

学者吴思在《身怀利器》一文中描述：“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具有橡皮筋一般的特性。合法地伤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张居正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有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他讲述的一个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有个兵部（国防部）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报告兵部的官员，说字有涂改，按照规定必须严查；等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还是一字，并无作憋；于是兵部的官员也不再追究。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都在这个小吏手上，你不贿赂他行吗？人们怕那些小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小吏，并不是想从他们手里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合法伤害权”的厉害。这恐怕也是人们常说的“县官不如现管”。

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如同鱼肉，所以有“鱼肉百姓”来形容这些人与老百姓的关系。古代民间有句“官断十条路”的说法，是指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也体现了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总之，“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财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即使这规则不合法，也没有转弯抹角将它装扮起来。

“合法伤害权”是一个能帮助我们洞察隐秘和真相的词，借助这个词，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就顿时了然。“合法伤害权”威力巨大，成本低廉，人们几乎可以无中生有，凭空攫取利益；相比之下，造福的权力却有限得多，离不开实际资源的支撑。因此“合法伤害权”对社会和历史的实际运行影响深远，也是潜规则形成的根据。

对暴力的掌控才是最终的根据。“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这种能力流动的。施恩者能不能得到回报，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无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则可以单方面控制局面，因为加害只需依赖对方的恐惧。任何人都有恐惧，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这种利害格局又进一步决定了挤进官场的利润很高，于是我们看到无法竭制的官僚集团的膨胀。

合法伤害权的最大受益者是整个官僚集团，连皇帝都算不上；而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集团。如果用现代工商社会打比方的话，那么最大受益者不是老板而是经理层，而最大的受害者是消费群体。官僚集团内部分肥的油水，最终都出自老百姓。

因为权威——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也能使其变异。人群中不乏有其他领域的权力拥有者，但在特定场合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已习惯于遭受无礼的回应。“习惯”的可怕在于意识深处已经认同了这种荒谬的自然反应，于是参与彼此践踏尊严的循环——当离开那里，回到自己权力可辖的范围内，也换成同样的一张冷脸。其实权力的本质伴随着的则是责任与义务，如果缺乏内在人文良知与外部管理监督的双重制衡，极易转向威风等同威信，权威扼杀尊严的歧途。

清代官场上有一些小人物，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员，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这些小人物就是幕宾、胥吏、长随等。

胥吏又称书吏、书办、是官衙中掌理案牍的小吏，包括京吏和外吏。书吏对于清代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章伪、敲诈勒索等。

书吏执例弄权是清代的一大弊政。清朝的官员对大量的案牍文书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习法令世务。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都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官员们因为自己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

由于书吏权大，便可放手作奸，大肆索贿纳贿，所谓“官凭文书吏凭贿”。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权力更大，人谓之“无异宰相之柄”。吏部掌握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再上报。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出和阐述了“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在《灰牢考略》中又进一步通过对监狱的白、黑、灰的演变，使人们对“合法伤害权”有更深刻地认识。

《辞海》对“班房”的解释是：“看押犯人场所的俗称，指看守所、监狱等。”但从古书和史料上研究，在最初的意义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里的差役们值班或者休息的地方，后来这地方用来临时关押人了。清朝著名师爷汪辉祖在《学治说赘》里提到班房时说：“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这就是说，监狱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却没有；班房中的关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关押。这就不能叫“白”，但这是由合法官府“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关押场所，就是“灰牢”。“灰牢”就是非正式监狱的意思。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浔镇的乡绅自发设立的“洗心迁善局”，将一些不够绳之官法的人禁锢其中，也是类似“灰牢”的地方。

从灰牢制度中获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衙役们很善于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可以利用盗窃嫌疑人夜出盗窃，得脏分肥；可以利用民事诉讼，作弊诈骗；可以向命案牵涉人敲诈勒索；可以调戏奸污在押女人；可以私下收钱放人；以关班房为威胁手段敲诈平民；向在押人犯收取高价饭钱等等。

“灰牢”发展到现代，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因为向国务院总理上书，为农民负担沉重叫苦而成为知名人物。他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里，谈到了因为办“学习班”而造成农民自杀的事件，其中说到十几个人关在十几平方的“小黑屋”里。这里的“学习班”和“小黑屋”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权威部门用来关押“有过失”的人的地方，在这里，关押是强制实施的，是作为惩戒手段使用的，是对人生自由的剥夺。具有这些特征的地方正是监狱；然而，乡政府属于行政部门，没有权力建立监狱剥夺公民人生自由，因此又不好称为监狱；所以叫“灰牢”。“学习班”是干部的叫法，“小黑屋”是农民的叫法，都是一个东西。“学习班”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朔到延安时期，当时的叫法是“学习组”或者叫“整风班”。

文革期间，各个单位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叫“牛棚”，其实也是一种“灰牢”。

开会学习总要把人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之中，与会者总要暂时丧失部分自由，那么圈三五个小时是圈，圈三五个月也是圈；拘禁关押与开会学习的分界究竟在哪里？这种模糊性提供了一个空间，在此模糊空间之内，可以产生一种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这可是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这种模糊性正好开发出低成本伤害他人的权力。对各个单位的得势者来说，握有这个武器便比较容易整人。东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确实在文革中普及到几乎每个单位。比起牛棚来，学习班的参加标准更宽泛，谁敢于说自己不需要、不应该学习呢？这种更加模糊的特性，使学习班的生命力和普及程度又超过了牛棚。

据李昌平介绍说，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蹲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关押的需要产生于征收粮款的需要，有人抗粮抗款，基层政府不得不打击震慑，于是“灰牢”小黑屋出现了，“灰警”纠察队也出现了。由于政府人员严重超编，又超标准建设办公楼房和宿舍以及小汽车。在上述背景下，农民抗粮抗款和干部的镇压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是真实而要紧的利害冲突，“灰牢”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其功能是维护干部受益和农民受损的利益格局。

按说，超标准楼房和超编干部工资都不属于合法权益，属于利益分配的潜规则体系，但他们又确实获得了地方权势半公开的、瞒上不瞒下的支持，对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于躲躲藏藏，因此我们可以把“灰牢”定义为支持“潜规则”和“横规矩”的威慑手段。

在实际征收粮款的时候，公共利益（合法征收部分）与代理人利益（超编干部和超标准用品）是搅和在一起的。谁说得清楚抗粮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够搭便车，正因为有这种模糊性存在。

小黑屋的发明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荣升了；这就是说，他们是只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无权势的下层百姓。不过，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限，越过这条界限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伤害。这种反制能力正是维护边界的关键因素，即决定灰色界线位置的关键因素。平民对灰牢所代表的对自身权利边界的压缩是认可的。从班房开始，经过牛棚到学习班，灰牢一直没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没有遭到质疑。中国农民接受潜规则式的征粮标准，也接受灰牢的关押。他们不闹也不告，他们并没有把人生自由和公民权利之类的漂亮说法当真；不过这已经是底线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难免遭到抵抗，比如，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死。

真正能阻止一些官吏成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级，也不是良心。把上级和良心糊弄好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分配损害，换句话说，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损害的人。所谓惹不起，就是损害他们的风险很大，自己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损害；所谓惹得起，就是损害他们是件有赚头的事。正如《老残游记》中说的：“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到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

在明清时代，即使在告状等于白告的时候，官吏对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线的。不要“激变良民”就是底线。一步又一步的压缩总要导致风险递增。随着对民间权利边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间的不公平感便积蓄起来，反弹或者反抗的力量也积蓄起来。中国古代的正式法规对百姓的权利边界并不敢压缩太甚，因为正式界线后边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

“超编”在古代就是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为“冗员”。我国古代官府的干部职工分为官、吏、役，在此之外的就是超编人员。在古书上有“传奉”、“小书”、“白书”、“白役”、“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等等；“白书”单指编外书吏，比较有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干，非官身而做官事，不领工资而做官事，《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白员”是白役和编外官吏的统称。

1386年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在松江府揭露了一个2871人的特殊群体。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小官、帮虎，专门依附于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牢子”（相当于现在的狱警）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就是编制外的人员；“皂隶”（相当于现在的法警）的编外人员叫“直司”。

朱元璋立下严刑酷法，要将“白员”赶尽杀绝，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要去当白员？这里就有个不光是衙门“钻营”的风险问题，还有钻营的实际好处。晚清退休官员李榕的记载里就有关于差役和白员伤害百姓的内容。“差票”（相当于现在的执法凭证）就是合法伤害权的凭证；差票也是有价格的，是可以买卖的；“差票”交易的过程：承票时有一次付费，叫“费规”；销票时还有一次付费，叫“酬谢”。他们靠票（合法伤害权）的占有权挣钱。买差票的钱是直接成本，敲诈勒索的钱财和酒食是直接收益。

合法伤害权确切的称呼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合法伤害权的价值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所确定的。土地所有权是稀有资源，合法伤害权也是稀有资源，而且是确保其他资源如何分配的基础性资源，堪称第一资源。所谓“钻营”就是争夺这种稀有资源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合法伤害权之类的东西，就好比是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白员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资本和劳动力总要无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较高的领域。这是从白员的角度看问题。

从官员的角度看，过去大臣裁员难，如今小官裁员也同样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干部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

官吏们执法，如果对自己有利，这个法律就不难贯彻；如果对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那么皇帝给官员下达的命令就等于一纸空文。为了不执行或者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时又不受到上边的怪罪，官员们发展出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官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有了这套久经考验的伪装术，来自法令方面的风险也可以大大降低。

其实在现在，官员超编的问题同样存在。据向国务院总理上书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中央组织部明确规定的县长职位是一正两副，最多不能超过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监利县2000年的情况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是一正十副，这还仅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况。

“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白员”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员兴则社稷衰。

一般的宦官也有他们的额外收入。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就是他们的生财之道。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认为质量符合标准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收，解送实物的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而不能回家。实际上，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可以由宦官以及中间人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解送实物的人员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中介人以相当款项，只介人扣除佣金后再转手送给宦官，所缴实物就可以被接纳入库了。既然纳贿可以使劣质物品变为优质，所以，除了皇室成员自用的物品以外，以次充好的现象就不断发生。

中国有句俗话：“灭门的知县，破家的县令。”意思是县令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子民折腾到倾家荡产的地步。

从上到下，每个有伤害权的衙门和官吏，都在努力行使这种权力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老百姓说：不怕市场就怕官场。市场上的事情，再难也难不倒人；但是只要什么事情涉及到官场，就非常难办了。（合法伤害权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科举制度纠正了这一弊端，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的、不彻底的，但总算是进步了。

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只好去做吏。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既胥吏，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干部。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叫“品官”，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如流，由长官自己招募，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与衙役并无区别，区别只是他们提供的是知识性服务而已。

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下，政治影响却很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官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象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词和语焉不详的，具体的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员们既然不懂得，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所以，明末的顾炎武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

古人就有“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猾如油”的说法。看一看中国历史，官员斗不过吏员的故事多的是。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说：“造就潜规则的力量，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就是潜规则形成的真正原因。

文官不过是帝制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文官的数目远不如属于政府结构中下阶层的胥吏和僚属。也许西方人大都被文官制度中的官吏所迷住，很少有人注意到官僚科层的这些下级阶层。由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几乎忽略掉他们，即使是学者，通常也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些“其他阶层”的存在。

在儒家有关政府结构的意识形态中，官僚体系内的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因此官方历史学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

近代的研究发现：帝制中国的行政管理其实是由官僚体系内的基层人员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象。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的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就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帝制中国到处充斥的腐化情形，虽然是肇因于各阶层官员的共谋，不过其主要祸首却是基层的胥吏。他们比别人更有机会，而且能够更大规模地为私人目的而改变、扭曲和破坏行政秩序。因为基层人员的贪污有赖于彼此的包庇和共谋，他们始终是文官种子地中的一项困扰。因此，在帝制中国大约1300年的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官员便要发起一项运动，以整肃胥吏及其同伙。

大多数文官都集中在京城的都会及衙门中办公；然而，不管他们位居何处，他们的人数均远不如其下级僚属。

朝廷为了保证官员们的清廉，特别设计了许多规则和章程，不幸的是，这些规则却经常制造出新的问题。由于传统及儒家学说都十分强调对家族的忠诚，徇私起用亲族的威胁始终很大。为了防止此一弊端，因此禁止任何人在近亲底下做事。一般而言，官员通常都不准派到他们家乡的省份工作；这项限制用意固然甚佳，可是其结果却是官员们常常被派到他们对当地风俗民情甚至方言都十分隔阂的任职地。为了避免他们和地方势力互相勾结，一般官职任期三年，期满即予轮调。对于官员而言，这段时间不管是熟悉地方事物还是了解本身职掌都嫌太短。

胥吏不论是从他们的职务或是从他们的出身来看，他们都不是史书记载的对象。中国文献中有关他们的记载，大多数是责难和恶评。要深入了解他们，必须在有关贪婪、虚伪和背信的记载中搜寻。从孔子对他们的评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有人从事这个行业，其起源无疑可以推朔到更早之前。在文官制度建立以前，他们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恶名昭彰。

胥吏大多数出身自贫穷而清白的家庭。有些则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仕途，成为文官。少数胥吏也曾经做过官，他们或者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革职，或者在极不寻常的大幅裁员下，丧失职位。

就整个群体而言，胥吏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直到帝制中国晚期，他们都不被准许参加科举考试，而参加考试是连农民都可以享有的权利。一般民众不信任、惧怕，甚至讨厌胥吏，而高级官员则鄙视他们。然而，尽管他们到处不受欢迎，他们仍然是帝制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根本的一个重要阶层。

中国人发明造纸术后，将行政上的文书作业提升成为一种艺术。无数的报告、记录和各种文件都成为例行公事，通常还需要制作各种副本。每种文件都有独特的格式，不得有丝毫偏差。由于胥吏精通这些烦琐的细节，他们遂成为官僚体制内不可或缺的角色。

虽然大多数胥吏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他们却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学得工作所需要的基本文书和算术技能。他们对于繁文缛节的了解，一部分是从工作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一部分是得自其亲戚或者其他人的私下传授。有些关键性的程序通常是父子相传，或者可以用一笔可观的代价售予新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制度中操纵自如，显然是有效地掌握了应用心理学的原理，而且对当时的政治气候有通盘的了解。

胥吏和文官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们通常多在自己的家乡任职，相当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虽然政府明令规定其任期只有五年，许多人都能规避这项限制，有些人甚至能将其工作延展而成为终身职务。在帝制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国家通常是不付薪水给胥吏，即使有，他们的薪酬亦相当微薄。但在他们任职期间，却可以向接受他们服务的民众收取各种规费（陋规），公然收贿的机会也不少。一般认为，胥吏职位如此之低，工作时必须卑躬屈膝，还可能受到言语或身体的凌辱，其来源却始终不虞匮乏，理由即在于此。

和他们的上司一样，胥吏的职务也因为他们在政府组织中占有的地位而有所不同。在软弱、生疏、散漫、无能的官员之下，他们随时准备揽权。一般的情况是“吏强而官弱”，而且不管是政府哪一阶层的职位，官员总是水土不服，胥吏却是如鱼得水。

在帝制官僚体系中，胥吏之下是小职员组成的阶级。他们的职务虽然各自不同，不过都被归类在一起，称为“僚属”。他们甚至比胥吏更受人歧视，而被列为与妓女、戏子和奴仆同一阶级。他们获取金钱的途径包括陋规、贿赂和勒索，这些收入通常必须和同谋的胥吏分享。

在与政府和民众的交往或其他接触之间，这些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僚属占有相当重要的关键位置。在交往的每个阶段中，都有许多法律或者其他的漏洞可钻，只要出个价钱，便可以通过衙门的僚属来进行协商。

地方胥吏惟利是图的程度或许不比中央政府更加严重，但是却可能更为明目张胆。较之于京城中复杂的腐化现象，他们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也更为直接而严重。对他们而言，帝国的意义不过是对其生活方式的一些制度化干预而已。

中央政府的胥吏是处理大多数文书作业的专家，他们娴熟于官僚政治，并且知道许多玄妙的弄权技巧，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甚至比偏远地区的胥吏更难驾驭。

他们似乎也比较善于掩饰自己的巧取豪夺。胥吏众多的把持伎俩中，包含有一种否决权，他们不仅可以否定直属上司所作的决定，极端的时候甚至连中央部会颁布的政策也能一并否决。胥吏经常使用拖延、假装误解、阳奉阴违以及在细节上大做文章等方法来抗拒命令。

文官制度之所以特别容易受到把持技巧的控制，主要肇因于两个因素：首先，文官们都曾经长期侵淫于儒家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哲学，任何熟悉儒家学说的人都很容易预测出，他们在何种情况下会做出何种决定；其次，文官们通常都在衙门中，根据文件记录的资料做出决策，而文件是其属下的胥吏草拟而成，后者很容易借由疏漏、夸大、直接做假，以及预测各种可能反应等手段来左右上级的决策。

胥吏虽然可能受到官员惩罚行动的约束，就某一意义而言，官员也受到胥吏的影响。由于胥吏掌握了官员的人事档案以及相关报表，例如功过考核、考试成绩和推荐书信等；官员们不得不提防：如果上述文件遗失、发生错误、或者内容被篡改，自己的事业也可能由而受害。以前发生过一些实例，胥吏在呈给皇帝的升迁建议名单中故意漏掉几个字。基于这些理由，官员通常不愿意和胥吏为敌。他们甚至会因为担心人们知道自己驭下无方，而尽力克制自己，故意不去揭发或者处分胥吏的过失。

对胥吏和僚属而言，贪污不但是他们增加个人财富的方法，也是他们日常运作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贪污如此普遍而且自成系统，最后它俨然变成处理事情的常规，而不是一种“例外”。接任政府高位的人必须十分廉洁，然而，不管他们知情与否，许多暗盘管理却在私下进行。“暗盘管理”似乎特别适用于描述胥吏和下级僚属的运作方法。他们看准了制度本身的缺失和缺乏效率，有计划地侵夺各种职权，担任实职的管理工作。然后借此图谋私利。

高级官员也明白，官僚体系很容易因为胥吏的贪污和行政的过失而受到损害。大体而言，当权者很少想要彻底解决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只要官员无法掌握实际行政的细节，他们只能继续听凭属下摆布；同时，只要胥吏继续处于体制之外，而且必须依赖各种手腕来谋求生活，他们一定会继续为本身的私利而设法把持体制。而官员们在担任公职之前，根本没有机会学得对其工作有实用价值的知识。

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曾经提出涵盖范围十分广泛的改革方案。用现代的观点看，王安石了解危害中国行政体制的主要弊病在于组织设计上的缺失，而不是人性的意志薄弱和容易犯错误。

在胥吏和僚属把持下的“暗盘管理”，以及官员对控制其属下的无能为力，一经揭开之后，旧日形象的吸引力就大为减弱。虽然中国行政官员兼为儒雅学者的美誉未曾消灭，中国学者出仕时能否成为称职能干的行政人员却越来越受到怀疑。

然而，只要在甄选公职人员时继续采取竞争性的考试，同时留任和升迁资格也继续经由考绩制度所决定，现代世界就应该感谢帝制中国所创下的行政体系。

公务化暴力为何愈演愈烈。

由于作为权力支配对象的老百姓并不与中央政府直接“面对”，其生活只是纳入基层政府“治理”的范畴，因此对侵害他们的执法人员的行为的判断，将决定他们对政府管理体系的判断——在施暴的人员没有得到惩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公务化暴力对整个社会的伤害不言而喻。它不仅恶化了已脆弱的政治—社会生态，而且根据历史经验，社会爆炸的火药桶往往就是由这些事件点燃。

所谓的“公务化暴力”，指的是在一个对社会具有公共的统治或者管理职能的机构内，它的权力支配关系从单纯的秩序—意识形态里逸出体现为人（统治者、管理者、执法者）对人（被统治者、被管理者和老百姓）进行施虐的那样一种状况。而因为这种施虐是动用公共权力以“执法”为名，它因被纳入维护秩序的范畴而合法化。它与刑事犯罪等暴力的区别在于它的体制化特征。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执法者的公务化暴力还是接着不断发生，使中央政令流于形式。对此的经验考察是：一是一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这种素质在执法过程中无法防范；二是地方政府为完成某种指标或项目，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措施”；三是地方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坐大”，形成了“独立利益”，使来自中央的政令无法顺利观察；四是由于复杂的关系网络，公务化暴力实施者的风险不大。

正如腐败一样，公务化暴力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在制度已将执法人员的权力纳入受到监督和制约的框架的情况下，公务化暴力更多的是个人的因素，而非制度的因素，不会演变成公共权力运作时的“常态”。

公务化暴力的实质，是在一个秩序中的权力单向支配。因此，从“秩序—意识形态”的评价系统上讲，它又有“合法”与“非法”之分。除了一种“显在”的公务化暴力之外，更多的公务化暴力隐藏在他们没有逸出制度规定的行为中。表面上看，很多城管的行为已经“犯规”，但在一个具有权力单向支配特征的秩序里，这种公务化暴力不过是将秩序纳入自己的心理结构中，用自己的“人格”表现出这种权力秩序，从而违反了必须将自己的人格隐藏在权力秩序中的“潜规则”。

而另外一些聪明人将自己的公务化暴力保持在一个没有逸出“秩序—意识形态”制度规定的程度上。平民大众在政府部门里受到的冷脸和办事推委的待遇，就是这种“合法”的公务化暴力。

显在”的公务化暴力并不一定就是“非法”的，而隐藏的公务化暴力也不一定“合法”，最关键的是看权力秩序。因此，我们社会的公务化暴力实际上是内植于管理体系中，是整体的权力秩序所具有的单向支配的一个逻辑结果。“显在”的公务化暴力并不仅仅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而更多是“隐藏”的公务化暴力的一种升级版本，是权力秩序运作逻辑的“激进表达”。

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公务化暴力得不到遏制，因为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制度的规定都没有打破具有单向支配特征的权力秩序。一个人一旦将自身纳入一个要求服从的等级秩序中，以服从为代价认同于一套等级秩序，以等级秩序中的角色取代真实的自我，即容易产生一种把自己过“卖”了的自我憎恨。这种自我憎恨，因妨碍其在秩序中的生存而必须得到否认，凡是能让他想起对自我出卖的人，都逻辑地成为他仇恨的目标。而那些比他弱并且碰巧又成为他的权力支配对象的人，都会成为他借以补偿自己的施虐对象。原因正在于这些人作为秩序所规定的权力支配对象，合法化了城管心理上的施虐冲动。

不是所有人都是天生的施暴者。尽管一个人将自己纳入权力秩序时，其心理结构会受到影响，但很多人还是能够坚持良知的底线。个别人员作为体制外的施暴者，危害了权力秩序，把他们纳入体制内，改变他们的暴力指向，暴力的发泄合法化，看起来就不仅不能威胁秩序，反而使秩序得到维护。公务化暴力只会引发更多的“体制外暴力”，不仅解决不了弱势群体生存之艰和权力部门执法之难的困境，长久下去恐怕还会引发更多更大的对抗和冲突。

1.6关于官场中的白、黑、灰现象

中国人习惯把正规的东西称为白色或者红色的（如红色政权、白色收入）；把非正规的东西称为黑色的（如黑社会、黑帮）；把介于红黑之间的成为灰色（如灰色收入）。

从《后汉书。百官志》到《明史。职官志》上看，正式的规定中就没有县令接待过客的任务。而驿传或驿站（相当于现在的邮政局兼招待所）的驿丞（相当于现在的邮政局局长兼招待所所长）是有接待任务的。而接待都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自古以来，“迎来送往”就是惯例，侍侯上官及讨好过客，都是官场必须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

过客的权益不仅可以直接表现为他们的要求和勒索，间接地表现为同级或同事的讨好竞争，还可以表现为上级机关的财政提取，表现为兄弟单位的协助申请，表现为部下挨打犯难。在这些一对一的具体关系中，任何一点不合作，任何一点冷淡和逃避，任何一点冒犯，都可能得罪某个权势者，都可能招致记恨和报复；反过来，让人喜出望外的恭敬和供应，则可能带来更好的官运。明朝著名清官海瑞说“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连县官这种恒定的身份，都会依据利害关系网中的真实位置改变含义，我们还能不假思索地接受什么？

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于1558年在浙江省淳安县当县令，他向老百姓征收的银子只是前任的7%，前任征收的银是他的14倍。这一大笔不义之财，主要部分用于接待过客和孝敬上司了；孝敬上司的那部分，又有一大笔转为上级政府接待过客的费用。虽然这笔多征的一万多两银子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虽然有点黑，但不是独吞的脏款，依据“非义之义、非礼之礼”的潜规则标准，这笔银子符合官吏集团内部的“义”得到了合乎潜规则的分配。因此，这笔钱不是“黑钱”，而是“灰钱”；于是搜刮和瓜分这笔灰钱的人也不是“黑帮”，而是“灰帮”。

海瑞的新规矩损害了千百官吏的切身利益，他“日与群小较量”，感觉到“窝蜂难犯”。只要有一两个忍不住咬他一口，就可以叫他大病一场，何况是一窝蜂。最后被迫辞职，再次验征了苏辙阐发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

海瑞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不如意则颠倒是非，谤言行焉。”这就是说，欺负百姓无妨，上边听不见；得罪了过客却要招致诽谤。为了进步，县官不能不巴结“口大”集团，牺牲“口小”集团，要明白自己的权力其实也是信息传递集团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灰帮化乃是领导说了算的体制和官僚集团的信息垄断地位的自然结果，是政局中互动各方依仗各自实力“局定”的，个人道德的优劣已经无关大局。

县官的身份始终处于变迁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为黑白之间的不同灰度，至于灰到什么程度可以叫黑，灰在什么程度之前仍然可以算白，那是有命名权的人贴的标签，体现了他们的利弊权衡，与现实利害格局所“局定”的真实身份是两码事。

余斌，前湖南省临湘市长副市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余斌称自己收受的礼金都用于公益事业，如扶贫等；或者用于公务。

于是，他是一个贪官还是一个特殊环境下的“清官”？他该定罪还是应该受到认可，就成了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余斌是中国广大基层干部中的一个，如果以余斌的高度来对中国广大基层干部的廉洁度和道德水平划线，有多少人在他之上？有多少人在他之下？

余斌在他写的申诉信中列举了许多他破坏官场潜规则的事实。他认为他“收受朋友的用于公益事业，不应该获罪。”他“坚持改革，坚持原则损害了少数人的利益”，“我的亲戚好友也认为我不懂官场潜规则”。有记者问他，你把“非法所得”用于公务或资助穷人，是不是争取民心，为自己升迁拉票。余斌立即反问，你说下面的人对你好有什么用？我当副市长还不是上面任命的。

太多的东西居于灰色地带，包括腐败和廉洁，也没有清晰的边界。无论如何，余斌已经成为一个官场符号，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可以脱离具体的语境来讨论的。从这个角度说，即便是出现一种分析，认为他是否因为“不会做官”，“不遵守潜规则”而出局，也并不意味着是针对当地的政治环境的批评和否定。

从现实出发，余斌不仅“可以理解”，或者值得“同情地理解”，甚至成了官场的“孤胆英雄”。持如此意见的多是普通百姓，他们有“清官情结”，他们听不进法律的道理，他们认可官员的“次道德”。而从法律的角度看，也有人认为：他不应该治罪，因为受贿罪的要件之一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没有证据表明余斌为他人非法谋利。更有人认为，余斌做了这么多年的官，才收这么点，简直是个好官。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首先是一个官员可不可以做到不受贿？这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他将寸步难行不能行走于官场吗？其次是收了礼金以后，交给纪委，存进廉政帐户；但廉政帐户以其惊世骇俗的性质，也是世界上最不透明的“公共帐户”。再就是，余斌似的处置方式，收下来，还能用到“正道”上去——谁知道收多少用了多少，这是一个“良心问题”。

总之，为什么交给纪委或者存进廉政帐户就不算受贿，或者在某个时刻前做了这样的处理不算犯罪，而余斌似的处置就是犯罪？“现实派”说这样的好官不该判；“法律派”说应该判，而且判轻了。

法律易碎，好官难求。好官情结是注定要落空的。凭什么一个人要把非法收入用于正道？这是靠不住的。不过，无论官场潜规则之于余斌如何，在中国的环境下，做过官就是一种资源。

中国还有一种“灰色兼职”现象。所谓“灰色兼职”就是指现行法律没有明令禁止，有时甚至获得支持，但带来不当之名和利的兼职。

我国政府官员兼任国有、民有、自有企业的实质性管理职务非常普遍，这种行为虽然没有矿难一样造成严重伤亡，但是它使得公共权力被私用。官员当老板的企业，当然在官场路子多，在税收、土地批租等领域，极易造成腐败，对于要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危害并不比矿难小。比如官员在营利机构兼职，那么他到底以企业最大利益为目标，还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这就矛盾了。

当前我国行政官员兼任大学教授、学会（协会）会长的情况比较普遍。从官员的角度看，获取高校的兼职教授，就得到了一种学术荣誉，就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儒官”，就可以消除一部分人对“纯官”的低评价。

常常被人忽略的是，政府官员到高校兼任教授甚至院长，正象官员到企业兼任董事长总经理一样，是违反社会市场经济原则的，引发了不正当竞争。作为公务员，他必须立足于为国家、为全社会服务，决不能为小团体、小圈子服务，不能厚此薄彼。试想，如果一个高级官员兼任甲高校的教授，这种兼职对于别的高校来讲是不公平的。

既然历代的清官都没有能挽救当朝的衰亡，那么有清官和没有清官的区别在哪里？清官员不可贪婪越位——权、名、利一个都不能少，错位——既种不好自己的地，又荒废了别人的田，一身不可二任；否则必然缺位——不能做到公正执法、公平运作。政府及其官员，其任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全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提供私人不可能、不愿意、不适于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担任兼职教授，显然是提供了不该提供的私人产品、非公共产品。

不管中国这些年在体制和法律法规上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世代期盼好官的心理定势。

在中国，历来有一种“清官情结”。

历代的清官到底是聪明人还是傻瓜？如果是聪明人，就应该知道中国有句名言：“皇帝不急太监急”，纵然你在千万人之上，但你毕竟在一人之下。

官与贪官是相比较而言，没有贪官就显示不出清官。然而贪婪者众、清廉者寡。

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正式的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这里都是算的经济帐，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异地为官”是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一种规定。在现实社会，也有人呼吁我们的干部制度应该学习这种制度，久居原籍为官，有弊是无疑的，把他们从原籍调走，易地为官，就可以让干部跳出“天时地利人和”的地缘圈子，可以减少腐败的机会。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似乎没有这样简单，现代通信、交通发达，官可以走，“关系”同样可以走，只要有权可以利用，到那里不是发财？看看被查处的贪官，有几个是本地起家、本地贪污、本地落马的？退一步说，即使“异地为官”真能起到阻隔作用，也不能保证他在新的地盘开始新的贪污。权力象一块强磁铁，放在哪里都有铁屑吸附过来。所以说，“异地为官”未必就比原籍有多大的防腐优势，即使有一点点，那也是一条防腐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我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有属籍回避制度，如清代以前的法律曾有“五百里之内不为官”的规定，结果还是贪污盛行.

为什么一些地方发生矿难或者其他重大事故，很快就能“坏事变好事”，地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是“官员坐镇”、“抢险救人”的新闻，盖过了对事故原因的反思：为什么安全生产的要求屡屡落空，负有重大渎职责任的官员却不会丢乌纱帽，易地做官持续高升；为什么今天需要反过来算老帐，关键在于事故追责制度有漏洞。让那些职能部门的官员去追责，结果肯定是清一色的“天灾”，没人说是“人祸”，更不会承认自己玩忽职守。让责任人自己调查自己的责任，肯定难以保证公正。

更有甚者，一些当事的“问题官员”由于身在关键位置，掌握调查组的动态和信息，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展“反调查”，甚至涂改证据，糊弄上级调查人员，掩盖腐败。

建立当事官员回避和流动制度，以减少调查处理中的权力干扰和人情干扰，切断官员与当地关系网的联系，将涉案责任官员的权力“暂扣”，让与案件有密切关系的责任人“靠边站”，上级调查组才能撕快层层迷雾，找出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矿难的屡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当地官员通过各种权力入股的方式与地方的利益集团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官员提供权力保护伞，庇护地方的黑恶势力，共同为小集团和个人谋取不义之财，他们手中的公共权力完全成了小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工具，如果有其他的政府部门试图查处，这些官员就会加以阻扰；还有商业贿赂与官员权力腐败的期权化趋势，反映的都是同一类问题，即官员把社会和国家赋予的公共权力完全私有化，与当地的小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得正式的规则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非正式规则。

而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情况，则又是因为官员长期任职于一地或某一职能部门所造成的。这种官员长期任职于一地或某一职能部门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官员容易在当地形成关系网，从而为小集团乃至个人谋取非法利益提供巨大的方便，甚至使政府机构成为利益集团手中的工具，正规的法律制度无法实行，而形形色色的潜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却能够大行其道，削弱、颠覆乃至最终取代了正式规则，或者使其名存实亡。

为了打破地方的利益集团对于政府公共事务的影响，我们必须从制度上加以预防，其主要措施就是建立规范的官员流动制度，加强其官员的交流。只有让官员流动起来，才会使官员有效地规避地方的利益集团对于其公务行为的影响，从而使得非正式规则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运行，不会冲击正式规则的运作。这一点，在讲究人情世故的中国尤为重要，政府工作离不开正常的人际交往，潜规则在一定范围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公共生活领域，潜规则一旦冲击正式规则，必将干扰正常的政府运作。

现在阻碍官员流动的最大障碍就是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公务员薪酬水平的不统一，特别是部门利益在其中所造成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清水衙门与有油水部门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旦与上面所说的潜规则盛行相结合，即有权又有发财之道，那么，升官发财这句中国人最能耳熟能详的拜年话就真的成了某些人的真实写照了。

当前官员之间的异职流动相对来说力度很小，因为不同性质的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差异，这种巨大的利益差异成了不同性质部门之间干部流动的巨大障碍。一般来说，公务员之间的待遇原本应该与他所在的部门的性质无关，只与他所承担的责任有关，所谓责、权、利相符，但是中国目前的政府部门与它所管理的社会事务和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员自身的物质利益也受到管理对象的极大制约，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官员从一个部门流动到另一个部门，巨大的利益落差会导致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身谋求福利，甚至整个部门成了一架赚钱的机器，这是目前检查出现的所谓串案、窝案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要想真正实现官员的流动，就必须打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过大的利益差异，特别是要与部门的工作性质彻底脱钩。现代理性政府的本质特征不仅仅是民主制和政党政治，更大程度上是现代公务员体系，即官僚制，而现代官僚体系是一架管理社会的理性机器。机器要想有效运转，就必须保证不同的组件之间能够无阻的契合，并且能够随时加以调整。

官员的流动，指的是官员的定期轮流任职，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员由于在一个地方任职太久而导致官员受到地方的利益集团过大的影响，甚至于与地方的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公权私用，谋取小集团乃至个人的利益，损害公共利益。

以官员流动的方式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中国古代早有制度，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官员回避制度，避免官员受到与自己有连带关系的人员的影响，从而不能秉公执法；一种是官员轮换制度，让官员之间定期交流，不允许官员在一地任职过久，防止出现地方派系并干扰政府的工作。

官员的流动根据其流向，可以分为：

一是同职流动。即不同地区的同一性质的职位之间的纵向与横向的调动。这种流动在中国目前的干部管理中称为干部交流，即包括上下级之间的纵向交流，也包括不同地区之间的同级官员和同一系统内部官员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已经日渐频繁，也日趋规范。

二是异职流动。即不同部门之间的公务员的调动和交流，由于上面所说的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差异，导致目前的异职流动的力度还不够大。这是当前官员流动的重点。

三是内外流动。即政府内外的流动。

官场“生态异化”的灾难。

田玉飞案件在四川乐山官场引发地震，反映了官场“生态异化”。在腐败面前，某书记不敢把“红包”交公，只能暗中扶持贫困户。别人要宣传他的廉洁，他觉得象往“火炕里推”一样恐惧，其原因就是因为社会、同僚等对这种腐败潜规则的认可和畏惧。这种现象令人震惊、令人深思，更应该引起警惕——在一些地方的官场上，已经形成“染缸里倒不出白布”的受贿大环境，以至于清白自保势必被贪污受贿的大多数视为另类，不但在工作上得不到支持，还会受到排挤，甚至遭到报复。这些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场生态环境异化的现实。

可怕的还不只是官场潜规则的存在，更可怕的是人们对这种“存在”的认可和习以为常。人们认为“求领导办事送点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不送，就觉得有违“规矩”，心里不塌实。

求领导办事要送钱，在这样的潜规则下，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被彻底颠覆，成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唯金钱的价值体系中，贪官与行贿者结成了稳固的利益联盟。这种稳固的利益联盟把商业与公权相勾结进而演化成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地方主导市场活动的准则，让公权肆意越界，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的潜规则盛行。

东西方的官员都有丑闻。看来丑闻是官场的通病，国人洋人概莫能外。通过对中外官员的丑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和规律：中国的官员大多是因为落水了才丑；西方的官员是因丑了才落水。

美国的尼克松、克林顿，德国的科尔等等无不是先有丑闻而后才落水的。外国的官员因为丑才被民众、被舆论赶下水的，以免他继续作恶；而中国的不少官员因为丑行不断掉进水里后，舆论才开始铺天盖地；外国人揭丑是主动的，而中国人骂丑是被动的。

在党内最忌讳的就是拉帮结派。可是帮派又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毛泽东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帮派固然有，但是万万不可搞帮派主义，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搞独立王国。帮派就是天上的云，飘忽不定，有影无形；什么时候帮派定了型，那也就离垮台不远了。

官场上真的不能拉帮结派，特别是不能当一派的领袖。

在官场上，没有成果是不行的，只有成果也是不行的。这些东西离官场的规则十万八千里。

在官场上，不能随便打听消息。

一个官员只有当他从掌权那天起，就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道、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文化的侵蚀，始终坚持谨慎行使手中的权力，不为金钱、美色所动，才能不误入深渊。

现在流行“热点职位”一词，其实不是新词，古以有之，叫做“美差”或者“肥缺”。管理这些“热点”干部的部门，当然还有更高的职位，统管人、财、物，计划指标、项目配额等等，都是“美差”或者“肥缺”。

在现实环境中，人们常常不能及时看到一个官员的全部真相。有时候，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这些真相甚至是被有意掩盖着。

1.7关于县处级问题

不管哪一个朝代，其统治方式的构成都是一个多层面多元件的复杂系统，因而衙门的分类和级别亦是各不相同的。老百姓说的衙门，其实是特指这个系统的最基层面，即州县衙门。这个州县衙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为：

其一是州县衙门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据史料记载，远从西周开始，我国就以县为最基层建制，以后经过一段县大郡小的反复，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县作为地方行政基层单位便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成为直接体现国家职能的机构，是历代社会政治领域中最关键的层面。自下而上言，天下事务莫不起于州县；自上而下言，中枢政令又莫不通过州县而实施。这种承上启下、汇聚分流的地位，便使得历代君主视州县政府为吏治中最核心的内容。

其二是州县衙门所司职掌的集约性。其汇集劝农、理财、狱讼、兴学、治安、工程建筑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职掌，几乎囊括了封建国家统治机器效能的全部，是任何一级专职性衙门不可比拟的。古人有所谓“宰相必起于州县”之说，就缘于这一级衙门所具有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历练条件。

其三是州县衙门在历代官制沿革过程中的稳定性。两千多年间，历代政府在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和职官制度等方面，经历过多次变化；惟独州县体制和构成方式，基本没有转换过，几可称为超稳定结构。

县官虽然品位不高，可是做皇帝的却对其人选和作用越来越重视。从隋唐开始，和官员任命密切相关的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确立，其中县令这个职务，还得由吏部经过专门考试从候选人中注授；制度还规定没有担任过州县职务的人，一律不得出任台省官员，从而实现了“宰相必起于州县”的用人主张。唐宋时期大多数宰相都有过在州县任事的经历。

明清社会里最与基层接近，而且最有实际功效之机构为县级衙门。明清政府采取“结构一体”的方式，知县既为地方官，也是中央派来的专员，除了很少的地方有极少的例外，一般县境之内就没有代表上级的分局和分处。知县虽为文官，守土有责，在有事故时应当与县城共存亡。他既是行政官，也是司法官。

“郡县治，则天下治。”这一自中国建立郡县制度以来治国的金科玉律，深刻揭示了“县令”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县级领导干部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在中国领导干部系列中如此特殊：因为他们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

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承受着比较大的工作压力和权、钱、色的诱惑。有一些县级领导干部经受不住权、钱、色的诱惑，走向腐败和堕落。县委书记和县长这一群体因权力寻租出现问题的确实比较多；在一些省市，县委书记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中国政府体制2000多年变化很大，几乎一朝一变，但是作为地方政府体制，却维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基本上是郡县制，即三级制，只在个别地方实行两级或者四级制。新中国依然延续了这种三级制。

根据中国的宪法，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体制明确规定为省、县、乡三级体制，但现实生活中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四级体制。

县处级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层次。谁来竭制处长的权力？

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多处长腐败案，如中国证监督会副处长王小石案、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副处长徐维联案、甘肃省电业局财务处长顾慧娟案等等。处长腐败成为一道“风景”，这些在行政序列中级别较低的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力不可小视，一旦案发，动辄百万甚至千万。

为什么一个个处长会有这么多的权力？

处长的权力之所以变大，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发生了变异。有审批权的地方就可能有腐败。处级作为部委最基本的工作单位，处长名义上没有实际的权力，签字决策权在司局长、甚至副部长、部长手里。但处长作为具体负责执行的官员，拿出的意见常常最有分量。

处长往往是行贿者要过的第一道关。一般说来，处长负责审核材料真伪，是否要移送上级官员，由他们来决定。一些关键部委要害部门的处长权力非常大，他们到下边，对地方官员来说是大事。广西招商局的一位处长说：处长的权力是很大的，我们每年到北京送礼请客，主要就是和各部委的处长打交道。

国家某部的一位处长说：每年回家，前来拜年的地方领导极多，排场之大，令人震惊。一般情况下，我们基本可以下决定。

人们都说处长是可以当家的，当司局长的家，上边的人往往受制于下边。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打一个报告说执行困难，就有可能轻易改变决策。这个过程中权力如果产生变异就可怕了。而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更是语出惊人：“很多人都说处长在统治中国。”

按照中国的行政体制，本来应该是决策和执行一体的，但现在却人为地被分离了，几乎所有的执行功能都下放给了处级。至于执行得怎么样，只能听下级汇报。上级应该承担的决策、监督和执行一体的功能就这样分离，导致监督的弱化。现在的行政体系中，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少有事中监督。

一个处长的上级可能不知道，但下级肯定知道。这就形成了有权者不知情，知情者没权监督的尴尬局面。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对加强“一把手”的监督形成了共识，这是因为“一把手”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而处长作为较低层次的政府官员，社会往往忽视对他们的监督。

总理需要做的一些具体工作由部长来沟通，部长需要司长来协调，司长会具体交给处长来办理。最后的情况是，总理是听处长的。因为处长掌握的资料是一卡车。所以官不进人大，法不出部委，是导致部门利益越来越严重的所在。（可以参考《中央与地方》一节）。

体制改革之后，许多权力下放，一些基层干部实际上掌握了分配社会性资源的大权，，科处级干部分布广泛，在中央部门，这些人实权在手，具体操作中央协调机制；在地方以至基层，他们的权力虽然不同于中央部门，但权力也是实在的。实际上，整个政治和管理体系的运转，均以科处级干部为基础。这个环节一旦发生问题，腐败现象极易产生也极易蔓延。这就是贪污受贿分子中科处级干部占有一个不小的百分比的原因之一。

当今县级政权体制，党政交叉，工作千头万绪。工作中不可能不产生矛盾。工作中出现矛盾如何化解，而不至于成为一二把手之间的隔阂，学问很深。要深知，和则两利，斗则两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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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官场百态

2.1关于皇帝与宦官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有四种人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核心力量，掌握着各色人等的生杀予夺。四种人里的第一档人物无疑是帝王君主，其他三种人则分别是御前的臣相、后宫的嫔妃、以及追随君主帝王如影随形、不男不女的宦官阉人。

中国古代政治核心构成的内在逻辑是：国是家的放大，宗法血缘是维系国家政治的纽带。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核心内，帝王君主既是皇室中的男性代表，也是整个国家社稷的男性代表，属阳一极；而后妃则是他名正言顺的对应物，属阴一极；阴阳两极的互制互动，形成皇室和国家的张力，也造成皇权政治的相对平衡、稳定与和谐。这是阴阳之一组。还有另一组，便是臣相和宦官。相（宰相、丞相）是国家社稷政治运行的中枢，持重、刚强和力量是其基本特征。相对于相的则有宦官阉人，人工化的阉割把女子的柔媚和顺从品格后天地加到了他们身上，从而使得即方便地游走于朝廷和后宫之间，又自然而然地成为相位的合理对应物。

帝王君主当然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主事，这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不言而喻，具有先在的合理、合法性。帝王又称天子，被视为代传上天旨意的人间真主。这是一条宗教思路，但宗教的形式里包含的却是宗法内容。宗教颂扬天道，宗法坚信人伦。

作为人间权力金字塔的顶尖，皇帝除了受制于那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天”之外，再不受任何限制。从理论上讲，君道应无为，不理具体事务，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才对他人造成神秘感，才具有神圣性。但帝王君主内心里也明白，仅有神秘和神圣还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机器的运转问题，还必须有臣相来负责执行他的旨意，来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臣道应有为，相府是国家社稷最主要的职能部门，相本身则是帝王君主最重要的职能官员。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后妃脚踏实地地成为了政治中心的一维，她们往往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来讲，后妃不仅是帝王君主的性伙伴，也是其行政弄权的天然搭档。

女人之外，还有两性兼栖的宦官。在古代皇宫中，宦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有特殊的身躯、特殊的形象，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而不男不女的宦官则可以尽情地穿梭于后宫，既为畸形之人，就可以行畸形之事。本来是可怜的一群，然而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却发挥着穿针引线、左右疏通，甚至连正常人想也不敢想的政治中枢作用，这无论如何也称得上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帝王君主端坐于上，左有后妃，右有宦官，下面对着的是相府的相爷。帝王任性而行，后妃床榻奏事，宦官上下游走，真正能做些正经事的主要是相爷，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基本结构、基本格局。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呈一点三线结构，粗看起来不能说不复杂，但就所持生存之法，却不外乎一个“术”字。“术”者，心术、权术也。“术”操之于平头百姓谓之“心术”；操之于权要则自当称之为“权术”。如此说来，这阴阳二组的四方人物所行之法自然都在权术范围之中。

后人常常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外儒内法，其实下面掩盖的都不外乎一个“术”字。“术”，又应解作阴谋，这种理论上称为“术”的东西，其实在实践中恰恰是地道的流氓战法。

古代帝王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尖，高则刚矣，但他的高高在上也必须靠各种基础支撑。因此，帝王不仅要培植亲信，调动大臣，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少了哪个台阶，这金字塔也难保不倾斜甚至倒塌。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他们主要与母系有关。由于外戚和皇帝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外戚要想获得皇帝的信任，那要比一般大臣容易得多，但天长日久、重任在身的外戚往往容易势大羽丰，难以驾驭，甚至导致越俎代庖、代皇室自立的结果。

皇帝重用外戚，主要是把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使之在诸种政治势力的对抗拉锯中起一种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当然，外戚可以平衡政治天平，但有时也会导致天平失衡。一旦政治天平失衡，外戚就难免被皇帝作为替罪羊而抛出局外。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驾驭大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有难度。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有效办法。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二是利益。

以官职赏功有两大弊端：其一是缺乏才能的受赏者一旦任官，就会造成政务荒废；其二是功多官高，会造成权势过重而尾大不掉的局面。这种做法，因立战功而居高位者，大多会趁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

帝王君主在驾驭大臣的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感情投资，从而深深地感动大臣，使大臣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

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做任意调兵谴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了大利益而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情。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女虽然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却也不免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

大臣们如果真的联合起来对付皇帝，你皇帝纵然有天大的能耐，最终也会非吃苦头不可。为此皇帝对臣下常常采用分化、拉拢、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让大臣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使他们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皇帝的亲信，而事实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又无一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古代皇帝大多数喜欢面南称孤，不理具体事务。这一来，皇帝就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臣僚由于理事而权力越来越大，直至架空皇帝为所欲为。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只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要对大臣实行分职弱权。执行是为臣的本分，而决策则在皇帝一人。

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象丞相一职，位及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帝造成重大威胁。如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的一部分权力，又提高了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弱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统文化标准是重德多于重才，有德无才不失得一个好名声，而因此无德却难生存。但是如果把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挪用于政治，那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创造性的帝王，在为政用人方面往往不避俗议，大胆提拔虽有德行瑕疵，但却有安邦定国才能的人。

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哪个没有一批为之策划的谋士。这些谋士并不是靠什么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日积月累的经验、敏锐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那没法解释和说明的天生才能。这种天生的才能可以把间接的经验变成直接的经验。

劝说、游说是用言辞说服人的，但言辞本身并不具有那么大的魔力，而真正起作用、打动人心的则是通过言辞所说明的利益归属和利害得失。

虽然说官场如战场，升沉迁徒都是难以捉摸，而且拌君如拌虎，作为帝王手下的人臣一般都有一种“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是中国古代历朝宫廷里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对面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而且还能不断高升。这就是官场“不倒翁”。

这类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权有职也不干事。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干事多的错误就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在官场上如果真能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之下，他就已经明白了人生三昧。

冯道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任五朝8姓11个皇帝。他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就是见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的为人为官方式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古代臣相中为人为官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要想长保荣华富贵，要想不在官场上跌足栽跟头，容忍、装傻充楞，不急不燥，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历朝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保住官位稳步高升。为达此目的，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根本性的处世原则，就是以柔胜柔，以柔胜刚。遇事少说话，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尽量逢迎别人，但心中主意其坚如铁、历久不变，永不吃亏就是目的。他们做事目的性极强，每走一步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永远立于不倒之地就是他们的原则。

人活在世上，进和退都是常有的事情。一般说来，进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为退而退，而是战略退却，目的无非是为保住荣华富贵，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对于侍奉在帝王身边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就有“功高震主”的说法。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官场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着重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他直到被押赴刑场，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官场道理，但他实在是明白得太晚了。因此，那些功高盖世的高官明白，全部危险的原因所在，就要不断地采用巧妙的办法打消皇帝的疑虑。

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和牺牲，知难而退上另一种人的做法。坦然地放弃仕途上的功名利禄，而选择寂寞和平静，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方式。

主动选择政治退隐当然属于明智之举，有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不会是完全没动脑筋的。

不管是急流勇退，还是顺坡下驴，从仕途官场走出来的人大多数并不想从此就和政治彻底断绝关系，也就因此不被视为不合作主义。只有从此洗心革面，以体力代替心力的人才称得上是不合作主义者。

人们痛恨奸臣，鄙视小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并非胸无点墨，有人很读过不少书，颇有文才。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四书五经上或者任何一种古书中学来的，更不可能是从任何一位老师那里得到，而是无书自通、无师自通，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和才华。

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这种天生的奸才、邪术。纵观历代奸臣作为，大都依次有投机钻营、取宠皇帝、陷害异己等方面的行为。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技巧和绝招，显示着各自特有的天赋、性格和灵魂。

机遇对于每一个要求发展自己的人都是重要和不可少的，古代奸佞之人、奸佞之臣，要达到更大的目的、实现更大的野心，敏锐地抓住机遇是其成功的真正开始。

找门路、抓机遇是历史上许多政治投机者共同的思路，与正直的大臣相比，此种人的所作所为常常为人所不齿，但他们象猎狗一样敏锐的嗅觉，又常常使人为之惊叹。后人评价某人的能力常用一句含混不清的话予以概括，所谓“能干”还是“不能干”，这种“能干”恐怕也包括投机钻营的本领在里面。

官场上有一个道理：拍马屁得找喜欢被拍的人。

古代官宦中的奸佞之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想跻身统治集团中心，甚至左右朝政的。然而为达到这一目的，仅仅结交权臣，靠权臣鼎力推荐还远远不够，因为最终决定其政治命运的还是皇帝。得不到皇帝本人的青睐，纵使你使尽浑身解术也是白搭。所以皇帝本人是奸佞投机的最终对象，围绕取悦皇帝，每个人实行的办法和设计的方案各有不同。

在政治圈内做政治游戏、耍政治心术也许还不失几分正剧色彩，而为达到政治目的专行生活手腕者就明显使人觉得其丑陋不堪了。

如果身为朝中大臣，一味投机钻营、取宠皇帝，甚至不惜使用俗招、损招，那么必然会出现连带性的问题，这就是招致同僚的反对。一旦结怨太多、树敌范围太大，即使早已到手的宠幸也会因此而失去。为此，对于这种奸佞小人来说，要想独占熬头，就必须抽出一只手来对付异己力量。对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陷害法。从长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看，历朝历代的奸佞都干出过陷害异己、陷害忠良的勾当。这似乎也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仅就杀人害人而言，大凡奸佞小人都想得到，干得出，但要做到既达害人之目的，又不露形迹、不露声色，这才称得上是害人有术，害人有方。

设陷阱使政敌处于被动，并进而除之而后快，这是古代官僚惯用的伎俩。设置陷阱有明目张胆、正面作战者，更有于不知不觉中致人于死地的人。

投机钻营、取宠皇帝和陷害异己是历代奸佞小人发达的三个主要手段，也是奸臣发迹的三个阶段。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上有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获得爵位个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活下来就可享受荣华富贵；三是靠科举考试。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看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

人们常以官场比战场，那不过是着意于它的残酷性和斗争性。其实，官场之中除了斗争性外，还有其生意性。事实上，官场中斗争的双方你来我往，刀光剑影，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获利，而一开始就从获利的眼光出发，直接把官场当作市场拉对待，实在是非具有特异眼光的杰出之人才能看得出，做得到。

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但他以商人的机敏眼光看到了一个比市场更能赚钱的去处，这就是官场。他意识到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特征：权力决定一切。权的作用远远大于钱。只要有了权力，金钱根本不在话下。

吕不韦以经商的思路经营政治，进入官场是为了获得更丰厚的利益。而也有人老老实实地赚钱，而钱财赚到一定程度后，官职和爵位自然到手。这两种人分别从两个不同地点出发，但结果却是不约而同地打通了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仕途上的人，越是急功近利、急于谋求升迁，往往欲速而不达，难免招致众人的鄙视和排挤；相反，越是表现得淡薄名利，于升官无甚兴趣，往往名声越大，不知道那一天被皇帝请求出山做官。

古代官场中人，要想发达，靠山必不可少。但找靠山也需要眼光，需要找准合适的人选。

也有一类官僚，本来没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阴错阳差走上了仕途，结果是糊里糊涂上台，迷迷糊糊下台。混迹于中国专制主义的官场，认不清中国古代政治、官场的本质，即使一时走进了官场，也难保不知什么时候被赶下去了。

生活中的世界往往不够公平，比如说，选择女人的标准一般是由男人制定的，久而久之，男人制定的选女人的标准又反过来成为女人自觉的追求。

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着斗争，又必须长于和善于妥协；既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需要宽以待人、大度忍让。从政治理论上讲，这是政治运作的策略需要，然而事情一落实到实处，真正的政治运行、政治操作却不能不需要实实在在的人物角色来承担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在现代政治机构中往往都设置了秘书长这样一个职位，他的职责是综理各种行政事务，既要上承，又要下达，对上要具体负责，对下要事无巨细，步步落实。在中国古代宫廷中虽然名义上没有这样的职务，但它却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任务需要处理、需要协调、需要斡旋。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为男人，但又不能做纯粹的男人；他们原本是奔走宫廷之中的奴隶，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但却又握有一般官僚不具备的权力。比起一般奴仆来，不用说他们更多一重被阉割的痛苦和不幸，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有了这份痛苦和不幸，，才有了在帝王之家、在前朝后宫游走穿梭的权力，也因此才有了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地位。这群特殊的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如何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借皇帝的威势而享受荣华富贵，为所欲为，就成了每一个宦官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满足这个愿望，宦官们绞尽脑汁以探讨操纵皇帝、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这就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就是靠着这些谋略和权术，他们不仅操纵皇帝，干预朝政，而且由卑贱下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治影响。这是连皇帝甚至宦官本人都始料不及的。

一般说来，宦官们的基本职责范围是在前朝后宫之间传递消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日常生活。宦官们研修好皇帝需求心理学，从而使用“投其所好”的手段，就会大获其利。但如果宦官遇到一位生性精明而又欲励精图治的皇帝，仅靠献媚求宠就不一定灵验了。每当此刻，宦官们改用小忠小信的手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谓“小忠小信”是从小事作起，既显其忠诚，又掩其大奸大恶。你想想，一个帝王，什么成为最关心的问题？不用说是用人。所用之人是否可靠，是帝王君主最关心的。

一般说来，人的思维判断往往受早期获得的印象与经验的制约，所谓先入为主就是这个意思。既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事后出现的另一个同类印象又会加强人的最初印象，强化这种先入之见。

在一个皇朝的相对稳定时期，围绕皇位的继承，皇族内又不免开展新一轮的争位斗争。已经夺得皇位的人，总是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防范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用分封安抚的软控制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有时也并不甘心，因为他的失败并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走好了下面的棋，他还有苦恼挽回败局，有可能夺回帝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网罗和他同样失意的人才，以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这时，也正是那些一向默默无闻的宦官们的邀宠进身的好时机。他们要投靠暂时失意的主人，急新主之所急，想新主之所想。只要看到新主具有未来占据帝位的可能性，他们便不惜孤注一掷，靠心明眼亮、心黑手狠为新主建盖世之功，也从此获取特殊的宠幸。

立功求宠所以能立见奇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此举适应了帝王之家皇位之争的需要，卖身投靠，以性命做赌注来帮助皇帝夺取皇位，故而有拥立之功，这是宦官的又一重要政治权术。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杀罚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如果仅仅秉持一颗公心，对下赏罚分明，依法治政，这政务也并不至于太过犯难。但有的时候，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谋略与智慧，在协调亲信宠臣之间的关系时，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体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处官位，秉公办事，往往四处碰壁，有时弄不好连乌纱帽也难保住。而玩弄点弹性策略，讲究些权谋艺术，却常常扶摇直上。

要使受宠信受重用的地位永固，宦官们常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小计释忧、投石问路、以致瞒天过海，或表示至诚忠信，或欺骗蒙蔽皇帝。而有时得宠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受到威胁时，他们便厚着脸皮，黑了心肠，干起诬陷他人、抬高自己的勾当。这是宦官隐忍之处，也是他们背水一战，固宠求荣时不择手段的手段。这种方法意在抓住皇帝最敏感的部位，如篡逆、谋反、废立等问题，妄加诬陷。不论是明君还是庸主，对威胁其王位的事，总是很难保持理智的，只要听到风声鹤鸣、闻得蛛丝马迹，便一定严惩不贷。这样，宦官们就可以再度得到皇帝的信赖。

诬人宠己之所以能立见奇效，原因在于他们常常在皇帝最敏感、最多疑的问题上做文章，用焦点问题转移皇帝视线，转移矛盾，淡化自己的罪责或过失。诬人宠己之术，是宦官们玩弄厚黑学的产物，或者高举维护君主皇位的忠义大旗，抓住皇帝生怕他人抢了皇位的脆弱心理，陷害他人，制造焦点问题，转换矛盾，分散皇帝注意力，淡化掩饰对自己不利的影响，从而达到固宠求荣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诬人宠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显示其忠信，以他人的失败、罪名甚至性命做自己荣宠的阶梯。

中国古代宦官之所以能够由非政治人物变成政治人物，是与一定时代一定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君弱臣强，君少臣老的时代，宦官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发挥政治作用。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皇帝也是如此。在宦官们看来，皇帝老了要死，老皇帝死了太子就是新皇帝。因此，投靠太子是宦官控制皇帝的有效途径之一。谁都知道，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是未来的皇帝。这个角色对于那些梦想出人头地的宦官来说，其魅力仅次于在位皇帝。而太子本人为了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也总想暗中收买人才，培植亲信，不断扩充自身势力，这就为失意宦官投靠太子易主求荣打开了方便之门。

宦官要得意，就需要笼络、控制住皇帝。但是要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宦官们心里是有准备的，讨皇帝喜欢，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皇帝的封赏。如果让皇帝喜自己所喜欢的，使皇帝的发号施令完全掌握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主动索取，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宦官们不得不在帝位接班人身上下功夫。他们选择的对象或是年幼无知者，或是优柔寡断、懦弱老实之人，只有把这样的人推上皇位，他们才可能真正实现变被动为主动，所选之人登位后，他们凭借拥立新皇继位的莫大功劳，便可高高在上，操纵包括皇帝处理朝廷大事在内的一切了。这样，自己的意志就可以通过皇帝的诏令，名正言顺地实现。这种做法在各个朝代的宦官中都能见到。

皇帝与宦官本来一主一仆。皇帝为了放手享乐，用宦官为奴；宦官为了飞黄腾达，靠衔枚讨好皇帝换得宠信，这是主奴关系自然之势。宦官作为奴才，有被阉割的生理缺陷带来的心理压力，造成宦官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常常使他们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

宦官们控制皇帝所为，招数可谓多矣。得势之时，他们敢于藐视皇帝；失势或危难之时，他们又常常欺凌主上，干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这是宦官涉政中铤而走险的有效办法。

宦官们获得皇帝的赏识以后，参与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个人并不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大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地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那么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政治手腕是宦官们的惯用伎俩。

指鹿为马是宦官们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总是对威胁自己地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给自己增加麻烦。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的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

宦官们费尽心机讨好皇帝，为的就是借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撑腰，宦官们要就胆大起来。他们可以乘一时之兴，对朝臣傲慢无理，肆无忌惮耍尽威风，过尽从奴才到主人的赢头，这就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大臣们所害怕的不是宦官，而是宦官身后的皇帝；而聪明的宦官正是看出并利用了这一点。

宦官参政虽然得势的不在少数，但也不免偶尔碰上若干强劲的大臣对手。在宦官方面，尽管背后有皇帝撑腰，但要置对方于死地也非易事。这时他们往往运用含沙射影之术，攻击政敌，大造舆论，使影响扩大出去，也就达到了舆论杀人的目的。含沙射影在政治上极有作用：如果当事人直言申辩，那么你正中圈套，你费尽口舌也难以把事实澄清；如果当事人默不作声，那就等于认可了对方的指责。总之，含沙射影，制造舆论，远比正面交战更能击败对手。

对付朝臣的威胁，宦官们本来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者军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但这种排挤打击或者兵戎相见的抗争方式往往要背负奸佞邪恶种种罪名。为了既不失脸面，又可得实际利益，最高超最艺术的办法就是借刀杀人。利用皇帝打击大臣，借皇帝之刀杀掉自己的政敌，既能保持不败之势，又能免遭非议，少点罪名。这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常用一招。

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也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

历代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和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与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与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缺欠，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

宫廷中宦官、外戚和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者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当尖锐激烈，宦官整治外戚不仅利用人事关系的缝隙，同时他们也利用体制和政策制度，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打击外戚的发展势头。

宦官在宫廷之中虽处于奴仆之位，但其看门护院、通风报信之职却使宦官机构成了宫廷的信息中心。文武官员、宗室外戚要朝见皇帝由宦官通报，大臣奏事上本也由宦官承送。不仅如此，皇帝下达诏书也由宦官执行；宦官们借此可以大显威风，有时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篡改诏书或者假传圣旨，也是常有的事。

2.2关于官吏与文官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说出了为官者对做事的态度。清初就有人说，官员们的十分精神，七分应付上司，三分做事。在专制制造的慌言氛围中，虚报、浮夸、上下欺饰就成为常态了。

吏不属于国家正式编制。胥吏概念的界定说法不一。官府衙门中掌文案的吏，俗称“书办”。部院衙门的堂吏、门吏、都吏、书吏、典狱之类，都可以称为胥吏。这些人熟悉某一方面或某一部门的办事规则，但难入仕途作正式官员，便以吏为业，世代相传。

中央机关中，户部书吏最多，多达千人；吏部、兵部次之。工部事情较简，礼部多是礼仪活动，刑部掌司法，事涉法律。故当时有以富、贵、贫、贱、威、武六个字命名六部的说法，户部得“富”字，吏部得“贵”字，礼部得“贫”字，工部得“贱”字，刑部得“威”字，兵部得“武”字。

户部索贿居各部院衙门之首，书办胥吏最富者首推户部。军费报销必须经过户部。凡是报销，实际上先是户部书吏与地方督抚谈判贿赂数字，双方同意则报销顺利；否则往返长达数年不能报销。户部官员甚至作为堂官的尚书、侍郎也染指分肥。这在官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国家机构的设置，各级官员的编制，选拔人才的制度，必然造成胥吏专权的局面。既然吏是办事的行政人员，却不在编制之内，必然造成各级政府机构大量编外办事人员，也造成官员当官作老爷的官僚作风。反之，官员不做事，就失去了官员本身的意义，产生了异化，似乎官与事无涉，做事反而不象官的样子。清末的官员很多是做官不做事，胥吏是做事不做官。

科举制度培养选拔官员，只是皇家规定的四书五经，与当官的业务没有关系。当官以后，必须从头学习管理行政的知识。在具体的业务上，状元、进士实际是启蒙的儿童，就不得不依靠这一帮业务熟悉的胥吏了。胥吏称官员为老爷，官员称胥吏为先生，实际上官员是学生。官员与胥吏对话，胥吏站立不跪，官员虽然愤怒，也不敢在脸上摆出来。

官员们忙于钻营奔走，很少有人去钻研业务，不得不听命于书吏，形成了比官员队伍庞大的书吏队伍，造成书吏专政的局面。（现代则表现为官员多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非常普遍。）

八国联军入都，官员逃亡的很多，胥吏则很少逃亡。所以书吏专政的局面，至高无上的皇权、政声显赫的大官都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县官，传统称之为父母官。而《汉书》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皇帝把国家看作一家一姓的私产，祖孙父子，世代相传，这就是家天下。家长制放大到皇帝这个层次，皇帝就是国家最大的最高的家长。

从皇帝到官员都是家长腔调，他们是一级一级的家长。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熔铸了人们时候的依靠，把仁慈和威严和谐起来。皇权学说的理论家摸透了社会的脉搏，给皇权穿戴上家庭的衣冠，使家与国统一和谐，宗法血缘与皇权专制融和得天衣无缝，社会生活完全伦理化了。

清朝及一切宗法专制社会中，亲疏贵贱的等级与血缘辈分相对应，确定了每一个人的身份、名分，突出了人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压抑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立人格，进而取消、排除了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上的独立权利。与权利对应的义务由于强调地位低下者对尊贵者的绝对服从而被夸大了，产生了义务本位或者叫做片面义务制。这就排除了所有个人权利的合法性，把双向对应的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用伦理来割裂，使得割裂合情合理合法。人们所看到的无所不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就是这样从无所不至的义务中提取的。集中了全国每个人的权利在自己手中，他们才显得权力无边，能够生杀掠夺，尽享荣华富贵。

在晚清，流行着一首《一剪梅》，刻画了官僚们做官的手段、态度和心理：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要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

一味谦恭。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从容，议也

勿庸，驳也勿庸。

八方无事年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

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溢

文忠，便溢文公。

袁世凯的父亲在给他的信中说：“官场如戏场。”就是说做官如演戏。

官场又如战场。你争我夺，世代相传，形成了职业化官僚们的职业心态、职业习惯、职业性格、职业手段。在争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既要出击，又要防范。为了安全，除了各自为战外，还要拉帮结派，使得官场战争规模和残酷不断升级。

中国历代的党争，史不绝书的汉朝党锢之祸、唐的牛李党争、明的东林党，都是集团军交战的大场面，大规模的战争、战役。从另一角度看，坐在权力宝塔尖上的皇帝常常充当了最高仲裁人的角色，他操纵着双方，平衡着胜利者胜利的程度和失败者失败的水平。

官风劲吹，而且温和适度。官职已经在清末名利化、雇佣化、职业化了。高度集权，官员们层层向上负责，已经很少向社会向老百姓负责，官职带来的比规定多得多的名利。朝廷命官，表明它是皇权的延伸和代表，更具备神圣性，笼罩上诱人的光环。官员在官场上的处世，圆通权变，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不再遵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入”“出”世之道，终身为官，死而后已了。

文官集体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意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机会；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等等。

地方官综揽民政和财政，致富的机会很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的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关。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清高自负，如海瑞。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身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时考中举人或者进士的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者进士就象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照顾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近亲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

文官名义上任职于更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

从客观条件看，引用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

一个县官无法长期与成百上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旧税未清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粮。

明朝张居正时期，采取乡绅“间接管理”的形式，这种“间接管理”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实际上却为事势力所需，它在成千上万农民之间解决了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

张居正的措施，彻底地暴露了明朝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为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上升为道德问题。

在张居正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经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帝国的实际主人。

为什么张居正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罢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因此得罪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持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只能是事与愿违。想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年，代代相传，在当时则是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

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统一。

明朝从一开始就有重文轻武的倾向。经过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其社会影响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概括起来说，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时，通常会导致战争。但是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了事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在一般情况下，武将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

“流放”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法律惩治，也称为“流刑”。而“贬谪”虽然也可称为“刑”，但其实是一种政治惩罚，是将官员贬职到京师以外的边远地区。“贬谪”在中国历史上，由来以久，直到今天，仍然是对官员惩罚的一种重要手段。不过在不同的朝代，使用的程度、范围有所不同。

“贬谪”，作为对官员的一种惩罚无可厚非。对于那些犯有过失，或者能力低下，不宜留在权力核心的官员，将其调离，下放基层，未尝不是一种可取的措施。问题在于，事情既然涉及的是官场，首先就有一个政治是与非、道德正与邪，其次是手段对与错，动机善与恶，程度重与轻的问题。从历史上的贬谪事件来看，其中大量的贬谪，其缘由或由于对君主过失的谏阻，对邪恶的揭露，对暴政、误政的纠正、改革，对正义、正直的支援；但他们失败了。

在专制制度之下，最高掌权者个人的品德、作为，决定着整个政治生态的清浊。一个好的最高掌权者，即封建史家所说的“明君”，可以使一段时期的政治生态变得比较洁净；而一个凶残的、邪恶的、平庸的最高掌权者，必然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变得毒气弥漫，污浊不堪。而这，也影响着所有政治人物的性格及命运。

“贬谪”，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多么平常，多么司空见惯。可是，在当时，却是一件天大的祸事，对于充满世态炎凉的中国官场、中国社会来说，那些遭祸的人，冤假错案也好，罪有应得也好，立刻从人生的高峰跌入社会底层。在一个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的社会，谁来分辨你的对错，谁敢议论你的曲直？掌权者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可以任意地指点江山，没人敢再去同他们抗争；小人们可以快意恩仇了，他们由于没有了伟大而变得神气起来；我们民族的多少精英，就在这种黑暗下被扼杀了。

最高掌权者的不明、不智、昏庸、残暴；同僚的排斥异己、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是造成古往今来任何不当的、错误贬谪的两大主要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前者。

同僚间的倾陷，根据权力排他律，是事在必然，即使在所谓的明君圣主的治下，这种现象也在所难免。如果逢上昏君、暴君，这种倾陷则是助纣为虐，火上加油。中国的官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本领，就是揣摩，他们能够从最高掌权者的只言片语中揣摩出最高掌权者的意志心态及喜怒好恶，并根据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判断谁该贬斥，贬斥到什么程度。

2.3关于官场秘诀

升官是为了提高待遇。职务级别上去了，政治的、精神的、物质的种种待遇一应水涨船高。但是，中国官员的待遇如果仅仅按照政府规定恐怕也未必有人看得上。真正具有诱惑力的，恐怕是职务背后那些有形无形的、若明若暗的各种利益。

做官到底有没有秘诀？好象是有的。天下有道时，一个人有才干，干得好，为民兴利，就能升官，没有什么秘诀可言。天下无道时，光干就不行了，有“秘诀”就有了捷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对此有精彩的描述：

第一个秘诀是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千万要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难闻着了。

按说，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官员更是如此。有面子的事情很多，升官就是其一，而且是很大的面子，官大面子就大，面子大就有人羡慕，就有人敢来“不怕难为情”。

“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连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

一是多磕头，少说话。

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晚年，他的门生请教官场之术，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振镛型的官僚的形成，是官场千年风波冲刷激荡磨砺的结果。

据报道：1995年春节，原广西钦洲市委书记褚之田到成克杰家里拜年，一进门见到成克杰，便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行跪拜大礼。他真正跪拜的不是成克杰的肉身，而是他所代表的权位。因为大凡买官之人，总要做“市场分析”的，而且会发现卖官粥爵多半是“卖方市场”，仅仅从送礼的数量上与他人竞争肯定会有许多不易，必须另有一套，送钱外加送尊严。

二是圆滑避趋之术。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之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诈，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就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顺利地做官升官。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

三是唯上是从。在官场上，上司对下属的升迁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级，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级则可能官位不保。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级的大都掌握了一条诀窍：唯上是从。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说，唯唯称是就行了。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这也属于唯上是从一类。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反；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得罪了上司就不一样了，上司会处处整你。

四是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千万要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

五是笑骂由人，好歹我自为之。谋官只有不怕难为情才能谋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难为情。

在清朝，人们都要下跪。当下跪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时，它就成为一门学问，如果把其中很多的心理体验与感悟总结出来，是很有指导性的。下跪的时机、姿势、形态、时间这些元素就会有很多规范性的东西标例出来，成为后人下跪的理论。

其中的集大成者，应该是张之洞。天下似乎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他总结的为官之道只有六个字，却把深奥的当官秘诀说得很朴素，谁只要依了这六个字，就可能玩转一个官场。这六个字就是：多磕头，少说话。磕头就要下跪，磕头就不好狡辩。他不说下跪，而说磕头，这就回避了“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一问题。

当了官就不愁没有黄金，所以男儿膝下有官位比男儿膝下有黄金来得实在，也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孙策在临终时对孙权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但奇怪的是，孙权并没有让张昭当丞相，而是让比张昭资历浅的顾雍当了丞相，而且达十九年，他最大的优点是沉默寡言。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一是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哪怕是不成熟的意见也急于发表，本意是想供主子决策时参考，然而言多必失。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二是对上不恭、不善逢迎。而顾雍则能处处注意维护主子的形象和尊严。这样识趣省事的部下，做领导的谁不喜欢。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三是为人矜持、过于清高，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仕途险恶，宦海风涛是清代官场中人，特别是久历官场、遭遇过坎坷的官吏们经常感叹的。有些官员虽然坐着八抬大轿，官派十足，但实际上提心吊胆，因为他们知道，别看今天是高官厚禄，明天就可能锒铛入狱。

仕途险恶突出表现在官场倾轧上，官场倾轧往往是残酷无情的，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势利在官场上表现得极为突出：

一是对权势大者逢迎巴结，对无权少权者冷落不睬。

二是与权势人物攀上关系后身价倍增，从而格外受到尊敬。

三是同一个人，官势显赫时，人们溜须拍马；失掉权势后，人们则眼睛朝天，甚至加以凄凌。

四是权势者失掉权势便身价一落千丈，如果死了，就更一文不值。

在封建社会中，同乡关系是除了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在清代官场中，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很系为党援的重要纽带。

拜干亲是清代官场中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此法建立的关系，较之拜同乡、拜把子、拜门建立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牢固。但建立这种关系要具备一定条件：或有捷径可走，如结亲双方原来就有较密切的关系；或是下一番功夫钻营，如请中间人代为说项，给要拜的权贵送厚礼，甚至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

清代官场中甚为流行拜把子的交结方式，也是依附攀援、拉拢关系的重要手段。拜把子虽然自称是“友情深厚”，但实际上是“以势相结”，“是势利上的讲究”。虽然彼此称兄道弟，但常常是互相利用，而决非真正的朋友。

清代官场中盛行的“拜门子”也是官场陋习，以求仕途通达。拜门时所拜的“老师”，并不是教学意义上的真正的老师，而只是建立师生的名义。拜门之前，双方可以并不相识；对于被拜为老师者的辈份、年龄、品行、学识，自认门生者也并不计较，只要有权有势就行。拜门以后，门生就可以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权贵要人的弟子，就可以靠着老师的权势活跃在官场上。

官场上一方面有人通过拜门来攀附权贵人物，另一方面，权贵人物也希望和欢迎有人来拜门。其原因，一是想通过网罗门生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有些官僚不是科举出身，因而特别好“师”名，想通过收门生来过过“为人师表”的瘾。

清代司法，积弊重重。官员是执法官，官员的徇私枉法是造成清朝司法黑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封建社会，要想打赢官司，通关节是常常必不可少的。罪犯要想逍遥法外就必须通关节，受害者想胜诉也要通关节。

贪官张二江的《下级学》一书中就有：在上级面前要装糊涂、装孙子的“高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场的“潜规则”——升官不是看谁有德才，而是看谁擅长“装糊涂”“装孙子”。

在官场上混，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装功”——该装正经的时候装正经，该装孙子的时候装孙子，该装傻子的时候就装傻子。比如领导找你谈话，他说的明明是套话，你也要装出心悦诚服、有所领悟的样子，如果你不会装，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你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在封建官场上，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不是最难的事情，最难的是那些在战场上能够冲锋陷阵的将军，在治理国家上建功立业的人如何自保。这些人往往在各自的领域里有过人的本领，有突出的才华，但一旦进入到朝廷的勾心斗角，他们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这些人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而在权力斗争中则是失败者。

所谓的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而在这“三大忌”中，第一忌就是权大压主，而权大压主又不是凭空而来的；往往是由功高震主而来的。因此，皇帝最怕的就是功高。如果你的功劳高到皇帝都觉得无法赏赐了，你就要注意了，一般的情况是给你找个谋反的罪名将你杀了。

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是一句千古不变的名言。一个人如果在家里打爹骂娘，难道可以奢望他到社会以后可以忠于国家和人民吗？

封建社会的官场是个错综复杂的地方，下级官员的乌纱帽掌握在上级手里，如何与上级相处，讨上级欢心成了封建官员的尽心之事。当讨不了上级欢心时，索性放手一搏，有时反而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以裙带关系赢得权力、巩固权力自古有之。中国早就存在着“和亲”的传统。“和亲”既可以通过姻亲关系来建立血缘关系，又可以增加感情的联络；其实，还有一种物质上的抵押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和亲”是制造“人质”的一种最为奇妙的方法，有了这种通过血缘遗传关系而制造出的特殊“人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君臣关系多少会有些改变。

传统中国人维护权力、巩固权力的办法实在是太多了，太丰富了。在这些办法的背后，隐藏着传统观念的这样一个侧面：权力和地位高于生命、高于一切。

在中国传统官场上，谦让往往是一条重要的制胜之道。但谦让不是逃避，而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种策略。如果运用得高明，就会使人察觉不到是在使用策略，而会使人感觉到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往往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生。因为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史记》中，刘邦虽然成功了，但还是流氓；项羽虽然失败了，仍不失为盖世英雄。这与“以成败论英雄”的政治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到了近代，有“阴谋”和“阳谋”之分，同样是“谋”，所以能分出“阴阳”，是因为“阳谋”所谋之事是正义的，“阴谋”所谋之事是非正义的；“阳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阴谋”则是在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里进行的。

“阴谋”和“阳谋”在书生看来是泾渭分明的，但对于政治家而言，只要目的达到，手段并不重要。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如此。“阳谋”失败了，便成了“阴谋”；“阴谋”成功了，便成了“阳谋”。

“不以成败论英雄”是道德史观，道德史观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具有不竭的文化动力的理想，但现实中的政治，讲究的是当下的成功；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权力，稳固了权力，并且做出一定的成绩，你就成功了无论你当初用的什么手段，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从文化上讲，不以成败论英雄；从政治上讲，往往是以成败论英雄。

权是什么？在封建专制社会，权是财富，是尊严，是欲望的满足，是为所欲为，是一切。因而，在纵中国历史之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应该改成“人为权死，鸟为食亡”。老百姓因为很难得权，就把财富当作人生的目的了，其实，有财并不一定能有权，有权则可以有财。所以，“人为权死”才是最贴切的。怎样抓权、怎样保权，一直是中国帝王的永久课题。

权者，把柄也。有了把柄固然有操纵之便利，但要被操纵者顺从，就要为他人着想。

五代时期的宦官冯道是个官场不倒翁。他用一生的实践向人们宣告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善于投机。

从理论上讲，强权并不等于真理，但确实有的时候强权和真理并不是十分容易分清楚的。

由于秦始皇消灭思想、消灭文化，其结果是使社会失去了正确的导向，导致了惨无人道的统治。这样，农民大起义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古代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开国皇帝往往属于这样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因为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

东方智慧的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智慧的标准是发明创造。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往往是诸葛亮等权术家、城府家、世故家和识时务者；而西方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则是理论家、思想家、发明家和创造家。人家与物斗其乐无穷，我们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封建时代的集体主义说到底是一个更大的个人主义或者团体主义。它的主人是皇帝、官僚，他们以自我的个人主义来控制全国的集体主义。全国一盘棋，奴下皆棋子，任何一个长官，对待自己的下属无不是按照自我个人主义的意愿整治处理棋盘上的棋子，以便维护自己的集体主义。

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

在官场的台阶上，有谁把向下滑行当做人生的成就？

在中国的官场上，官员的兴衰与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个人魅力、个人道德关系甚大。

官场就象牌场，四个人朝那里一坐，基本上只能由级别最高的一个人赢牌。官场变成了牌场，牌场的游戏规则就让位给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同时也掩护着官场的游戏规则。而被牌场掩护着的“官场规则”，“杀”起人来，也就更加隐蔽、更加残酷。

牌桌上有一个规律，只要领导在场，部下的牌技绝对不可能比领导好，因此牌局上总是领导胡牌。

牌场其实就是官场，这打麻将跟做官完全是一回事。你的上家就是你的上级，你必须对他摸得准，挖空心思奉承他，讨好他，巴结他，能力跟他搞好关系，将他侍侯得舒服了，他就会把好张子放给你，给你和牌的机会；你的下家就是你的下级，你必须对他握得住，给他点小甜头，又不能让他翘尾巴，该看紧的时候要看紧点，尽量限制他，控制他，处处留一手，关键的张子坚决不能放给他，叫他和不了牌；你的对家是你的平级，更是你的对手，你必须摆得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吃什么张，放什么张，你得看清楚，想方设法摸清楚他的底细，弄明白他的意图，时刻提防，多方设阻，拿出一切能够拿出的手段来制止他和牌。

“搓麻将”是老百姓对大规模调整、安排干部的俗称。干部们既是搓麻将的人，又是被搓的麻将，因为你在搓你的下级，你的上级也在搓你。而麻将呢，又张张都是变幻莫测的。

何祚庥院士说：当官的就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办，要按照你管的那个范围的原则来办，不能讲个性发展。

拍马屁本身就是一种并非人人都能掌握的艺术，多少人拍在马腿上，赔了夫人又折兵。能把马屁拍得炉火纯青，绝对是人杰。

官场是个哈哈镜，谁进到里面都要走形。在专制下的官场，不仅心灵要扭曲，外形都要扭曲。官场是个绞肉机，什么原则、感情、什么尊严、人格，统统要被绞碎。

政治的高压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政治的高压，谁肯轻易丢失尊严？政治的高压让人心灵扭曲，无法做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人。人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给自己涂点保护色。在高压下，人们难免违心地表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人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实际上“忠”和“孝”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回事。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忠”的实质就是对国家和皇帝的“孝”。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提倡忠于国家和皇帝，是舍“小孝”而取“大孝”，归根结底还是“孝”。“忠”和“孝”本来都不是坏品德，坏就坏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所谓“愚孝”和“愚忠”。总之是要绝对服从——居家不服从是“逆子”，在朝不服从是“叛臣”。中国历史上的“叛臣逆子”数不胜数，原因多半是传统观念里缺少了两个字“平等”。

仇和，中国最富有争议的官员。他从江苏省沭阳县县委书记到宿迁市市委书记，再到江苏省副省长。他在沭阳县和宿迁市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仇和，具备新时期中国优秀地方官员的基本素质，他忠诚于执政党和人民的事业，对群众富有感情，熟谙官场规则，在官场交往中游刃有余，能力全面、视野开阔、思路清晰、作风干练。但他又与众不同，这突出地表现在他锐意改革的进取心。

民知才有民主。在仇和看来，解决中国官的问题要做民的文章；解决中国政治的问题要做经济的文章；解决中国官场的问题要做市场的文章。而勤廉公示、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探索。

在当前中国的地方官员中，锐意进取的不少，但不畏艰难、能妥善化解干扰的相对不多；推行改革的不少，但有自觉意识和成套理论支撑的相对不多；愿意支持推动改革的不少，但能强力推行的相对不多；蛮横实践改革措施的不少，但能卓有成效、经得起群众见证的相对不多。

当官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我国自古以来，最精密、最深刻的学问是什么学问？或有人道，是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是法家思想，是墨家思想，是易经；或有人更道，是兵法，是中医，是文学，是祖冲之和张衡、郭守敬、沈括一类的科学家们的东东。

其实，依我阿赛尔个人的观察，这些都不是最精华的。一部中国历史，说是上下五千年，可考证的三千来年，其中最猛的是做官。你看从皇帝到小民，从学者到穷酸，所言的话语中心，是什么？都是做官。读书是为了做官，所谓“学而优责仕”；获得奖励是提拔，所谓连升三级；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光宗耀祖，靠的就是“官至极品、朝野震慑”之威严。

何况一个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经世之学。什么是经世？其实就是做官，不过是打着为民的旗号来说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难以为民服务的，所以要“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做官了，就可以为民服务了么？非也非也。你做官靠什么来保障官权？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自己智力有限，他就是个天神也是有限的，毕竟是个人，不可能事事英明阿。如此，如何应对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学问。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聪明的选择。不靠皇帝，难道靠你老百姓？这不是开玩笑么？

但中国的皇帝（国君）经过了多年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秦朝的大力改造之后，懂得了一人之力非天下之力，学会了使用天下能人来辩论综合，懂得使用多人的智力来促成各项政策的出台——注意，这不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阿，其实正好是反儒家思想的法家秦始皇带来的；假如按照儒家思想建立所谓的周礼，那么就应该“继绝世”地承袭血统之权才对的——如此之结果，就造成了朝中官员众多，终于导致了做官学问的精密化和高深化了。大家互相辩论，也就难免出现利益的冲突，甚至彼此倾轧，但裁决权在皇帝那里，于是，上有皇帝、周有同僚、下有愚民之做官环境，成了中国做官学必须面对的真实处境。

于是，你通过儒家学说倡导的经史子集来阅读中国做官学，就可以窥探到中国做官学的高深之处了。特别是他的经和史两个部分，充满了这些深刻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做官要做到“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不可直抒胸臆、学会装傻充呆、两面三刀才能生存、残酷斗争同僚不要手软”等等做法之理论依据和事实论证，正如林彪所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正是中国做官学的精密之处了。

特别是官僚之间的彼此倾轧，最后要通过皇帝来最终解决，如何把握之并趋利避害，更是最重要的学问了。

有史以来，有关做官的学问真是浩如烟海，只是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它是做官学这个本质没有——帝王制存在的时候肯定没有敢明说是这个东东的，原因自然是毕竟做官学其实就是阴谋论，大概会引发皇帝的愤怒的。所以，直到了民国初年，随着帝制的崩溃，便有了直观的做官学问，这便是《厚黑学》为特征的在中国如何做官的经验性总结之论著了，随后便发展成了从文化上、国民性上论述的做官学了。

因此，关于做官，便有了“厚黑说（李宗吾）”、“奴才说（鲁迅）”、“酱缸说（柏杨）”、“潜规则说（吴思）”，其中最伟大的，当数厚黑说和潜规则说。前者你拿来就可以用；后者却从理论上让人服气起来而拿来就用的——当然，吴思先生的本意却是批判这个东东的，不多言。

你看，做官该是多么复杂的东东阿，而从事实上看，做官也的确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清官难做，毕竟社会整体黑暗，要“众人皆浊我独清”地搞个人英雄主义，充大头，还是很麻烦的。出头的橼子先烂么。这样的例子就不多说了，无论是海瑞，还是包青天，都有过灾难的时刻；今番就是说说贪官也难做，诸位可能就觉得新奇了。

贪官也难做？是的，就是如此的。君不见历史上的赵高、贾似道、严嵩、和珅那样的巨贪，伺候皇帝的时候，是如何艰难的？他们的能耐全都表现在正确揣摩圣意上，做到了如何让皇帝满意，才保证了自己的贪成功的。但是，这个过程该是多么艰难！历史上该有多少变态的、失常的、神经病的和装聪明但本质上是笨蛋的皇帝的，要伺候他们高兴，难度可想而知。人人都有自尊心，为了伺候皇帝不得不不要脸，就凭这个，也可知道贪官之难了。

何况，信息封闭的时代，你如何让别人知道你是贪官还是清官？难道你自己说了算？历史上被诬蔑为贪官而被处死的清官真是海了去了，不都是这种艰难情况的证明么？

我每每看到那些三朝元老都敬佩不已。我佩服他们什么呢？佩服他们变态的程度。中国的情况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却把新桃换旧符之不同皇帝不同政策的，没有什么连续性，夏天的天说变就变，何况是皇帝本人都不同了？但这些三朝元老真厉害，都能一直跟随下去而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作官的学问，就足够你我研究得了。

说一千道一万，那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只要存在，但凡你只要做官，做清官也罢，做贪官也罢，都是艰难的。一句话，“中国做官实为天下第一难”，因此必定学问高深的。

因此，在中国，做官难。你是清官还是贪官，还是要皇帝说了算的。因此，中国做官的学问之最高要义，当然就是如何侍奉皇帝的学问了。只要皇帝高兴了，你何愁清贪之名份呢？此种之深味，不可不察也。

2.4关于官场权术

权术与政治斗争

政治权术，即政治斗争中带有诡诈特点的权变手段。所谓“权术”，依其字面上的原意，本无褒贬。“权”指的是古代衡器，又指称量行为。权的特点是根据不同的重量随时移动称锤以保持平衡，即所谓“权，然后知轻重。”引申为审时度势、因事制宜。因此，权术的本意无非是指一种灵活应用的手段而已。它的主要用武之地，是在政治斗争的场合。由于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权术总是同君主驭臣、臣属弄君、官僚相互攻讦等丑恶的政治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也逐渐赋予权术以特定的含义。通常所说的政治权术，往往即等同于历代统治者为争权夺利而玩弄的阴谋诡计和政治“手腕”。

权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在运用范围、使用对象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考察政治权术的历史及其本质的时候，必须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权术”实际上是一个含义比较宽泛的概念。大致而言，可以包括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权术是指统治者为欺骗愚弄人民大众而采取的诡诈的统治策略和手段。

权术，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政治斗争所需要解决的首先是由何者掌握国家机器的问题。权术正是适应这个基本意义上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为了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争取主动，斗争的各方都会努力寻求各种有效的斗争手段，其中当然包括灵活多变或者狡猾诡计的手段。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实现和巩固对国家机器的把持，必然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针对人民大众的虚伪诡计的手段。

第二种情况是，权术是指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权谋和手段。

历代统治集团内部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不同利益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因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就是适应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权术实际上始终以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关系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舞台。

第三种情况是，权术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领导艺术，调节人际关系的方法技巧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手段。这些内容往往是人们政治斗争和生活实践的经验积累与总结。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在本质属性，权术表现出一种工具性的特点。权术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是实现一定对象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工具。作为工具或者手段本身，似乎很难对其单独作出本质判断和道德评价。应当看到，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把权术手段直接等同于政治目的或者离开政治目的考察权术手段都是不正确的。险恶的目的需要借助卑劣的手段，手段的卑劣则往往表明目的的险恶。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实行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统治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处于相对立的状态。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依靠军队、法律等国家机器之外，还不得不玩弄阴谋诡计，不惜采用一切卑劣的手段。

在表现形式方面，权术具有隐晦性的特点。政治权术不同于其他一般意义上的手段。它更多的是采用隐蔽的、间接的、灵活的、诡诈的方法来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

在形成过程方面，权术具有经验性的特点。权术不是由圣人贤哲凭空杜撰而来，而是政治活动经验的产物。在长期政治斗争实践过程中，不同的政治集团和不同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体味揣摩、提炼总结、归纳升华，逐渐形成了一些熟练的习惯手段。历史上政权的兴亡盛衰、仕途的升降沉浮、斗争的成败得失，也为后世提供了借鉴。权术在经验中产生，又在经验中发展，一步步的由简单到复杂，越来越成熟圆滑，越来越灵活诡诈。

在具体种类方面，权术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古代中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君臣关系、官际关系、民族关系和地区关系等各种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整个政治斗争的舞台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为了适应不同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名目繁多、花样别致的种种权术手段便应运而生。权术的随机性很强，变化多端，神出鬼没，没有一定的规律，常常在为人处世之时、临危制变之际，一种新的权术手段随之诞生。

在实际运用方面，权术具有有效性的特点。权术身披神奇的外衣，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往往较一般手段更容易奏效。权术的威力主要来自它的隐秘性。隐秘的权术常常出乎人们的习惯逻辑思维方式和常态心理之外，每每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上当受骗。正因为政治权术具有有效性的特点，所以它在政治斗争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权术争斗的目标。权术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是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权术手段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其实十分明确，一切政治权术的运用，都是为了争夺和巩固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就是各种权术争斗的直接目标。

政治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是实现一定对象的物质利益的根本保证。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中，政治权力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争夺者之所以极力追逐政治权力，则是因为政治权力可以成为他们满足自身某种利益和需要的手段。就各个群体而言，通过掌握国家权力，就可以使本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得到充分的保证；就个人而言，通过谋求一定的政治权力，便可以由此得到相应的物质利益以及其他方面的特权地位。政治权力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是人们获取其他价值的最有效的工具。所以，在内在的本质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争夺者的目光总是首先集中在政治权力上。权力之争无疑成为政治活动的焦点。

政治权力具有强烈的诱惑力量。为了满足权力欲望，统治集团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争夺。有争夺就会产生争夺的手段，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看，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靠法律制度；二是依靠暴力手段；三是依靠血缘关系；四是依靠金钱财富；五是依靠权术手段。

上述法律制度、暴力手段、血缘关系、金钱消费等途径，在谋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均有一定的局限性。隐秘的权术则以其独特的效力，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实际上，权术成为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条件下获得政治权力的一种主要途径。

权术争斗的目标，不仅在于谋求新的政治权力，而且也在于促使既得的政治权力能够得到巩固和有效行使。基于这种巩固政治权力比夺取政治权力更为艰难的认识，统治者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手段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地位。对于统治者来说，巩固权力与夺取权力同样离不开隐秘的权术手段。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血腥镇压与欺骗愚弄的软硬两手交替使用，消除被统治民众的反抗，维护既定政权的长治久安；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防范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排除各种现实和潜在的威胁，保证手中的权力不受到削弱或者丧失；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驾驭各种分散的权力，控制权力分化组合的过程，维护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和有效行使。

无形的政治权力，总要外化为有形的相应权位。

所谓政治权术，既是一种具有工具性、隐晦性、经验性、多样性、有效性的政治斗争手段。政治权术作为一种手段，始终是为夺取权力、巩固权力和有效行使权力而服务的。任何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都需要借助各种有效的斗争手段。

权术与政治道德

社会政治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整体。政治权术不可能作为一种孤立存在的政治现象而游离于整个政治系统之外。政治权术在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各种政治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其中尤以政治道德对政治权术的影响最为明显和直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道德的主流始终处在与政治权术相对立的地位。政治权术的命运总是同政治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考察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就必须探讨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政治权术生存发展的制约因素：

权术的运用，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政治行为，除了权术的运用主体本身的各种因素之外，主要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

一是来自法律规范的限制。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是政治行为规范中的基本规范。权术的运用既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当然也就无法逃避法律规范的制约。政治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总会受到法律规范多方的限制，不可能不受任何限制地随心所欲地发展。

二是来自道德规范的限制。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权术所受到的来自道德规范的制约，似乎比来自法律规范的制约更为深刻和广泛。所谓道德，即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政治道德规范，则是指政治生活中调整人们之间政治关系所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当政治权术作为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时，统治者的政治道德当然会对此采取容忍的态度。一旦政治手段成为人民反抗的工具或者破坏了统治集团内部既定的权力秩序，统治者的政治道德便又会对它们进行谴责。

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德始终是统治者的道德。统治者总是把自己的政治道德装扮成全社会的政治道德，力图使其成为全社会多数人的政治行为准则。所以，当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利用“仁义道德”攻击政治权术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道德的力量，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心理信念来维持的。它比法律规范调整政治关系的范围要更完广泛。许多权术手段的运用，也许并没有触犯法律的规定，但却遭到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的广泛谴责和有力抵制。在政治道德压力面前，诡诈的权术不得不有所收敛。

传统政治道德对权术的排斥。

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就其主流而言，是对政治权术采取排斥态度的。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规范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历代统治者逐步提出了一整套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理想化的政治道德标准，并以此对人民群众及统治集团成员进行道德说教和善额恶褒贬。根据这些道德标准，权术显然处在被排斥的地位。

玩弄权术者反而对权术痛斥怒骂，这并不奇怪。因为越是搞阴谋诡计的人，越是要装出一副光明正大的模样；越是搞阴谋诡计的人，越是害怕和反对别人搞阴谋诡计。正是出于垄断权术的需要，统治者才不惜将各种污水尽量泼洒在权术身上。权术只能由统治者用来对付别人，一旦别人也企图运用权术来对付统治者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筑起道德的屏障。于是乎，在政治实践中，权术被苟且钻营者们揣摩研究，日趋圆滑成熟；而在道德领域中，权术又被真假道学家们贬斥，恶名臭不可闻。

政治权术的存在，毕竟是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无论政治道德如何责难和咒骂，都不可能将权术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除。相反，随着政治权术的发展，不仅在实际上促使了传统道德的沦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权术还会从理论上向传统道德提出挑战。

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决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政治权术在理论形态上对传统道德提出的挑战，无疑是短暂的、有限的和苍白无力的。权术在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存在是根本不可避免的。统治者的统治术的变换，目的是为了使其统治更具有欺骗和迷惑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权术手段。在实际运用中，权术无时无刻地对传统道德观念产生着强烈的腐蚀和瓦解作用。

在政治实践与道德观念的冲突中，权术背负着恶名，伴随着历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时至今日，在正直善良的人们看来，权术即意味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口蜜腹剑、背信弃义等丑恶卑劣的勾当。

政治权术之所以在今天仍然长期被人们普遍鄙视，固然说明了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封建统治者遗留下来的玩弄阴谋诡计的政治现象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民大众的唾弃和谴责。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由于受到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的封建政治道德观念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沿着传统的思路，习惯地继续对权术进行不加区别的全面口诛笔伐。其实，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并不可能深刻揭示权术的本质。道德的谴责不能取代理论上的战斗，同时，权术毕竟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就政治斗争而言，权术的运用是不以人们道德观念的褒贬而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手段的运用，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中国古代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值得从正反两方面来研究的遗产。权术横行，促使中国封建官场形成了许多积弊，如结党营私、媚上欺下、妒贤嫉能、内部倾轧、明哲保身等。这些官场积弊，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干净。因此，研究政治权术对于我们进一步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积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探讨和分析权术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权术手段的不同类别及其不同的运用场合、不同权术手段所要达到的不同政治目的以及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作用、权术与政治斗争和政治道德的相互关系、权术所受到的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权术消亡的必要条件等等。

2.5权术发展的历史

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政治权术，毕竟只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奴隶时代的争霸斗争的需要促成了政治权术的迅速发展。

封建时代权术逐渐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首先是权术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深刻认识。

第二个标志就是政治权术的合理性逐渐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公开认可。为了解除传统政治道德观念对权术的束缚，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理论家担负起论证权术合理性的任务。

第三个标志是一批专业化的权变之士的出现。

第四个标志就是权术自身的系统化和完备化。中国古代的各种基本的权术手段，到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发展趋于完备。权术家族的各个成员，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均已粉墨登场。以夺取君权为目的的政变之术、为专制君主服务的驭臣之术、欺骗民众的愚民之术、无耻的献媚之术、阴险的韬晦之术、卑劣的谗毁诬陷之术。。。。。。都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中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迹。尽管后世的政治权术在运用方法和熟练程度上还有新发展，但就古代权术的主要种类而言，大概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已经发展齐全了。

汉朝以后政治权术的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政治权术在政治思想领域显得更加虚伪。

变化之二是：政治权术的运用场合发生了转移并逐步扩展。

变化之三是：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的分野日趋明朗。

中国古代政治权术在汉朝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政治权术在表现形式上趋于“道德化”；在运用范围上趋于“扩大化”；在方式手段上趋于“政治化”。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斗争的一些新的特点，同时也标志着政治权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权术在历史中磨练成长，同时也留下了自己成长的神秘历史，经过漫长的历程，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网络，繁衍派生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关于政变之术

政变是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政变不同于其他的政治斗争手段，它是由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所发动，以夺取最高统治权为目标，采用非常手段，在较短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完成政权的更迭。政变的这些基本特点，使其与一般的社会革命、军事暴乱、人民起义等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政变主要有几个特点：

一是，就政变的目标而言，一般表现为直接夺取君位。最高的统治权集中为君权。君主对人民、臣属以及其他成员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天下所有财富归君主支配，君主的金口玉言就是法律。君权的争夺就成为皇族成员之间以及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政治斗争的焦点。

二是，就政变的参与者而言，一般是统治集团的上层人士。策划和发动政变需要一定的条件，决非一般人或者普通官吏所能为之。主要是皇族成员、天子近臣和朝廷权臣。

三是，就政变的手段而言，一般具有冒险性和诡秘性的特点。

四是，就政变的时机而言，一般具有随机性和突发性的特点。

五是，就政变的后果而言，一般具有“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必然结局及其相应的道德评价倾向。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对于政变的历史道德评价是以胜利者的倾向为主的。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编写的。政变的成功与否，政变成果的巩固与否，成为封建正统观念评价政变者的主要标准。政变成功者，不论其政变的性质多么恶劣，动机多么可耻，手段多么卑鄙，仍然不失有开国君主的桂冠；政变失败者，则不论其政变的性质多么进步，动机多么高尚，手段多么光明正大，都难以逃脱人们对于“逆臣”的谴责。

政变的后果和影响

政变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自从它在人类社会政治斗争史上崭露头角以来，当权者为之恐惧不安，野心家为之心驰神往。政变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脱离政变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经济政治条件、脱离政变对当时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就无法对政变作出正确的评价。

政变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一种爆发形式和手段，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危机加深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会趋于激烈。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统治方针、政策和策略方面产生尖锐的分歧，各派政治力量企图通过夺取最高统治权来贯彻自己的政见。在这种时刻爆发的政变，往往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加速或者延缓历史前进的步伐。政变纯粹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再分配的争斗，政变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决定皇帝姓张还是姓王，新君主应该是哥哥还是弟弟，如此而已。政变是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历代统治集团贪婪凶残本性的暴露。

关于驭臣之术

中国古代的驭臣之术，主要是指君主驾驭和控制臣属的诡诈手段。同时，驭臣之术的基本原则和手法，也运用在官僚阶层内部的各种上下级关系之中。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驭臣之术受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驭臣之术的运用，无非有着两个方面的用意，一是驱使臣属为君主效力；二是防止臣属犯上作乱。其主要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笼络赏赐之术。君主控制臣属的基本手段，不外乎利诱和威胁两种。笼络赏赐是中国古代最常用、最基本的驭臣手段，主要作用在于诱臣、用臣。统治者在实际运用笼络赏赐之术的过程中，一般具有如下原则：选择施慧的内容、分割施慧的过程、掌握施慧的时机、注重施慧的姿态。

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下，官职即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地位、名望和财富。对于沉浮在宦海之中的臣属来说，追逐官职无疑是效忠君主的最主要动力。所以，中国古代的君主们通常选择官职作为施慧的主要内容。但是，臣属升迁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而官职的晋升却不能没有限制。在这个难题面前，狡诈的君主奉行“分割”恩惠的原则，就是把官职分割得越来越细，种类尽可能地繁，等级尽可能地多。只有让臣属们在众多的仕途台阶上一步一步地逐级攀登，就等于增添了他们不断升迁的希望和心理满足的次数。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中国古代官职制度的发展呈现出种类越来越繁多细密的趋势。

二是防范惩罚之术。防范惩罚与笼络赏赐一样，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最基本的驭臣手段，它的作用，主要在于防臣、制臣。古代君主防范惩罚臣属的基本手段有罚重而必、刑于将过、心理震慑等原则。对于君主来说，需要防范的重点，当然是那些重臣、功臣、能臣。专制君主无法容忍权势声威超过或者才干能力超过自己的臣属。当重臣的权势足以与君主相抗衡时，他们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那些持才自傲、锋芒毕露的能臣，则是君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三是树威立尊之术。威严是有效行使权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君主只有保持一种威严的形象，才能够服臣和威臣。为了树立自己的威势和尊严，促使臣属产生尊敬、信赖、服从、畏惧之感，中国古代的君主们经常使用这些手段。

显示才能和政绩、刻意制造神秘感、利用法律维护尊严、运用权力增加威严等。权力与威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威严有助于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的诡诈运用同样有助于增加威严。

四是平衡牵制之术。平衡牵制之术是中国古代君主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的基本原则是：在君主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寻求权力分布的某种平衡，形成便于君主所操纵的权力结构；利用臣属中不同集团和派系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臣制臣”，以便于君主处于超然的位置。

主要手段有抑制相权、以微臣制重臣、以近臣制权臣、以酷吏制重臣、利用臣属之间的矛盾等。臣属中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集团和派系，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君主经常玩弄的政治平衡术之一。只要不影响到君主的利益，君主不仅不会努力去消除臣属之间的矛盾，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制造和保持臣属对立的状况。群臣互斗，只会造成君主居上操纵、分而制之的有利态势。

所谓驭臣之术，实际上就是处理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政治斗争手段，应该说它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结构中，官僚集团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君主的绝对专制，必须通过官僚阶层的中介才能得以实现。因而，对于君主来说，驾驭和控制官僚比直接统治民众更显得重要。中国古代的所谓“政治之术”，实际上主要内容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驭臣之术。“君主治吏比治民更重要，术的作用则在于治吏。”君主和官僚虽然同属统治集团，但在具体利益方面则难免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之处。

驭臣之术的高度发达，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产生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在政治制度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最为明显。驭臣之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现形式的制度化。制定政治制度的出发点，仅仅建筑在如何便于君主驾驭控制臣属的基础上，这种状况势必会造成既定制度的不合理，并会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种种弊端。

在政治道德方面，一切权术都是重“术”不重“德”，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君主驭臣之术尽管常常披着“制度化”、“道德化”的外衣，但却无法完全掩饰阴险毒辣、狡猾诡诈的本质。

在政治关系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更为直接。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之一。这种关系处理得妥善与否，常常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兴亡和某个特定政权的生死存亡。实际运作中的驭臣之术，或者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调节斡旋君臣之间的关系，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或者可以起到“腐蚀剂”的作用，激化君臣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成政局的动荡不安。除了君臣关系之外，在官际关系中同样可以看到驭臣之术的影响。在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下，上司对下级无异于一个个小“君主”，君主驭臣之术难免上行下效、推而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以“上”取“下”的手段。

驭臣之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身的对立面，即臣属的弄君之术的产生。其具体手法有：抗君之术、欺君之术、避君之术、谀君之术等。

关于愚民之术

历代统治者为了欺骗和愚弄人民，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些神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关于君权的神话。

一是君主人种神异化；

二是君主人身神秘化；

三是君主人格神圣化；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政治权术的万宝囊中，愚民之术大概是最具分量的。其他或者权术，大多在统治集团内部使用，主要用于调节和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矛盾。愚民之术的用武之地主要是在统治者对付人民大众的场合。所以，愚民之术的特殊用途使它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格外青睐。

关于谄媚之术

谄媚是人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经常应用的权术之一。谄媚者为了的一定的目的，采用不正当的手法，奉承巴结，吹捧讨好，博取被谄媚者的好感和欢心。谄媚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一定意义上讲，谄媚是人格不平等的产物。谄媚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主要运用在统治集团内部。谄媚是以“下”事“上”的手段。谄媚的对象必然在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等方面高于谄媚者，否则也就失去了谄媚的意义。中国古代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形成了多种层次的上下关系，从而为谄媚之术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和广阔的表演舞台。

谄媚之术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实用性、无耻性和技巧性。

所谓实用性，是就谄媚之术的目的而言。谄媚不是在做无谓的表演，也不是甜言蜜语的浪费，谄媚者之所以卑身曲意，是出于实用的功利性目的。运用谄媚之术，有时不是为了一时一事的具体目的，而是着眼于潜在的、长远的利益，即所谓“放长线、钓大鱼”。谄媚作为一种早期的预付投资，期待着未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在政治斗争中，谄媚之术还是臣属自我保护的手段。谄媚之术的实用价值，深受古代官场中人的重视。

所谓无耻性，是就谄媚之术的本质而言。谄媚的最大特点就是极端地厚颜无耻，为了巴结讨好权势者，可以将自己的人格尊严剥落得一丝不挂。他们所巴结的实际上并不是谄媚对象本身，而是谄媚对象所代表的权势和地位；一旦这种权势和地位发生变化，谄媚对象也就不成其为谄媚对象了。

在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中，上下关系是相对而言的。对下为上，对上为下。谄媚者与谄媚对象之间的位置也可以互相转换：对上是谄媚者，对下又成了谄媚的对象。谄媚者同时又是谄媚的对象，无耻谄媚“上”的同时又需要来自“下”的更加无耻的谄媚。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官场普遍存在，起到了加剧谄媚手段无耻程度的作用。

所谓技巧性，是就谄媚之术的手段而言。中国古代的谄媚，具有高度的技巧，谄而有术、媚而有方。谄媚的技巧首先表现在它的欺骗性，为了达到目的，无耻的谄媚在表面上常常装扮出一付堂而皇之的模样，仿佛是一种出自真实情感和忠诚意气的言语举动。谄媚的技巧还表现在它的灵活性，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机，谄媚可以做出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不同表演。

谄媚手段之一：奉承吹捧。奉承吹捧不同于发自内心的真诚赞扬，它是为“利己”而“誉人”的。谄媚者利用人们喜欢被人赞扬的天性，以奉承吹捧为手段，通过种种溢美之词，满足谄媚对象的虚荣心，从而达到讨好巴结的目的。奉承吹捧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是谄媚对象的一切：门第、相貌、品德、才华、政绩、能力、语言、行为以及子孙后代乃至生理缺陷，都可以成为谄媚者吹捧的对象。

谄媚手段之二：自我贬损。这种手段与直接的奉承吹捧有着明显的区别，谄媚者主要通过语言和外在行为公开表现出一种奴性的臣服和屈从，自我降低人格，以此反衬出谄媚对象的高贵尊荣，使其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

谄媚手段之三：取悦讨好。唯上之所好而为之，也是谄媚的重要手段。投其所好，须要“投”得准，否则便会“费力不讨好”。谄媚者深知其中的奥妙，对于上之所好，极力揣摩。

谄媚手段之四：阿谀逢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为“上”者惟我独尊，为“下”者唯长官意志是从，这是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产物。作为一种谄媚手段，阿谀逢迎表现为不讲原则立场，不顾是非标准，丧失政治气节，泯灭个人意志，一味顺从迎合谄媚对象的愿意。避免触犯上级，避免惹是生非。

谄媚手段之五：巴结投靠。谄媚的捷径莫过于与谄媚对象建立某种亲近关系，谄媚者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宠幸，并缩小与谄媚对象之间的身份上的差距。

谄媚又是同权力崇拜分不开的。谄媚者对“上”惟恐不及，不仅是出自无意识地、本能地对权力的畏惧和顺从，在更多的场合则是一种实现权力欲望的手段。权力以及权力所代表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极大地刺激着统治集团内部各种野心家的胃口。在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条件下，权力和权位只能来自君主和上司，权欲的满足不得不依赖于“上”是赏识和恩赐。因此，谄媚之术事实上成为古代官吏的主要为官之道。为了达到追逐权力的目的，野心家们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以谄媚君主和上司作为发迹进取的跳板。

关于韬晦之术

所谓“韬晦之术”，就是通过各种欺骗手法，表面上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掩饰政治上的野心和志向，解除对政敌造成的威胁感，麻痹政敌的警惕性，等待时机成熟，实现预谋的政治目的。中国古代历史上，“韬晦之术”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斗争手段，借助韬晦之术而达到政治目的的权术家大有人在。韬晦之术以其独特的神奇功效，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各种野心家和阴谋家，更是把韬晦之术视为自我保护和图谋进取的有效手段，研而习之，推而广之。

“韬晦”的字义，是伪装、隐藏的意思。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人们的真实面貌和目的常常需要加以一定的掩饰。中国古代的权术家很早就学会了在政治斗争实践中运用韬晦的手段，从志向、才能、名望、感情、生理等各个角度和侧面进行掩饰和伪装。

常用手法之一：在志向方面进行掩饰。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者总是容易引起政敌的猜疑和不安，使人感到畏惧和威胁，从而难免树敌招怨；与此相反，那些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则可以使政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容易被轻视和忽略，反而能够出人意料地成功。于是，不示人以大志，便成为一种重要的韬晦手法。

在时机尚未成熟之际，权术家的野心和权欲常常隐藏在恬泊淡然或者沉湎酒色背后，他们暂时收敛锋芒，表面上与世无争，极力掩饰自己的政治志向和权力欲望。

野心和权欲固然需要掩饰，即使没有野心和权欲，在某些情况下也需故作胸无大志的姿态，以避免遭到猜忌，从而保全自己。

常用手法之二：在才能方面进行掩饰。

从事政治活动需要一定的才能，而人们的才能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如何选拔政治人才方面，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贤举能”的主张，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标准，在政治实践中难以真正实现。权力地位并不是仅仅依靠才能获得的，恰恰相反，才能不过是权势的影子，权势越大，也就自认为才能越高。君主永远是圣明伟大的，上司永远是正确高明的。这就是中国政治现实的必然逻辑。

如果臣属和下属的才能超过了君主和上司，而又不加以掩饰，其结果每每不会美妙。这种血淋淋的政治斗争现实，无时不刻地提醒着那些暗怀异志或者恃才自傲的政客们：切记不可表现出比上司还要高明。掩饰自己的才能便成为政界常见的韬晦手法之一。

常用手法之三：在名望方面进行掩饰。

政治不仅追逐权力，而且追逐名望。权力与名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权力固然可以带来一定的名望，而名望同样有助于获取和巩固权力。权力和名望都是统治者正确的目标。

如同志向和才能一样，别人的名望也会使权势者感到一种威胁。中国古代的权势者们，有谁能够容忍臣僚和下属的名望超过自己？民众感恩戴德的对象，只能是权势者自己，决不允许任何他人分享。

常用手法之四：在感情方面进行掩饰。

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这也是一种常用的韬晦手法。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或者喜怒不形于色，爱憎深藏不露；或者制造假象，用表面上的臣服来掩饰内心的憎恶仇恨。

韬晦之术的运用场合

一是君主大权旁落的场合。新君主即位，重臣专权，不甘寂寞而又无可奈何的新君主，不得已只好暂时行韬晦之术。

二是臣属“功高震主”的场合。当臣属的功劳、才能、名望、实权等方面超过君主的场合，或者诱使臣属野心膨胀，或者会使君主寝食不安、暗生杀机，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有所动作，原先的平衡无法维系。

三是君权即将正常移交的场合。在古代专制制度下，在位君主对于继承人选一般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他们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总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好恶倾向，而这种好恶倾向又常常是以是否“类己”作为标准的。能否符合在位君主心目中的标准，往往成为君权移交归宿决定性因素。因此，对于君位继承权的竞争者或者既定的继承人来说，了争夺或者巩固储君的地位，需要极力讨好在位君主的欢心，其中包括采用韬晦的手段。

四是君权即将非正常移交的场合。在权力即将非正常移交的场合，如政变爆发前夕，韬晦之术是经常被采用的一种有效的战术手段。

五是同僚之间猜疑嫉妒的场合。政界中的嫉妒心理，根深蒂固而祸害激烈，谗毁诬陷即多由嫉妒而发。中国古代政界同僚之间的猜疑嫉妒，每朝每代都有大量记载。在这种场合下，韬晦之术可以有效地发挥避免招致嫉妒和自我保护的作用。嫉妒多数是弱者针对强者产生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说，对方在才能、权势、财富、名誉、地位、机遇等方面超过自己时，才会引起嫉妒。所以，为了避免嫉妒，韬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示弱”，即在表面上有意识地做出一副己不如人的姿态，真正的强者装成了弱者，使实际上的弱者自以为是强者。

韬晦之术的基本特征

任何手段都具有一定的目的，韬晦之术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当然也不例外。从本质上讲，所谓政治目的，指的是为实现政治统治的活动意向，是对政治活动结果的预期认识，它反映的是对某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主观追求。

所谓进取性，就是说在政治斗争中，韬晦之术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的手段。从表面看，它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应付上司的猜疑不安和同僚的谗毁嫉妒，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其实不然，韬晦并不意味着真正的退却忍让，而是一种进取的掩护。只有在主观上具有强烈的功名利禄进取精神，而环境和时机等各种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对韬晦之术的依赖。

所谓隐蔽性，就是说韬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便言明的。韬晦固然是为了达到明确的进取的政治目的，但出于政治斗争的策略需要，其目的往往被掩饰在种种韬晦行为的背后。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不同集团的不同政治目的，有的可以公开宣布，有的则需要加以一定的掩饰。这种掩饰，或者是因为其目的过于卑劣，难以被当时的政治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所接受，所以需要一定程度的美化；或者是因为进取的条件尚不成熟，需要一个积累实力的过程。

韬晦之术本质上是一种掩饰真实政治目的的骗术。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韬晦的实际功能屡屡得到验证。历史上的一切野心家和阴谋家无不把韬晦之术视为争权夺利的有效手段而加以广泛运用。

2.6关于谗毁诬陷之术

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的谗毁诬陷之术，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或者人物之间为清除政敌而采用的一种阴险毒辣的攻击手段。它通过无中生有或者夸大其词的手法，编造和攻击政敌的短处和隐私，使政敌蒙受种种罪责和恶名，从而达到损害和清除政敌的目的。这种权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攻击目的的险恶性。谗毁诬陷之术是一种有意识地以害人为目的的攻击手段。害人则是为了利己。谗毁诬陷之术的险恶用心还有一种表现形式，谗毁诬陷者与被谗毁诬陷者之间也许并不存在什么重大的利害冲突，互相间本来并未构成政敌的关系，但是处于嫉妒的心理，便投身于谗毁诬陷的行列。险恶的目的，需要借助卑鄙的手段，从本质上说，谗毁诬陷之术实际上是一种“借刀杀人”的伎俩，在害人者没有合法借口或没有足够的力量直接清除、加害政敌的情况下，谗毁诬陷之术便成为他们的有效武器。

二是攻击目标的明确性。谗毁诬陷之术又是一种有着明确针对性的攻击手段。在中国古代的实际政治斗争中，才华出众者、行为不俗者、机运亨通者、丧权失势者，往往容易成为被人谗毁诬陷的对象和目标。

三是攻击内容的编造性。谗毁诬陷者是根据害人的需要来确定攻击内容的，他们通常选择可以致人于死地的要害问题，或者对政敌从政治上进行陷害，使其承担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或者从感情上进行离间，力图使政敌丧失权势者的信任和亲近感；或者从人格上进行污蔑，使政敌被社会舆论所唾弃。

四是攻击后果的致命性。谗毁诬陷之术是一种很容易奏效的攻击手段。这种攻击的后果一般会对被攻击的对象造成致命性的影响，或家破人亡，或身败名裂，或断送前程。谗毁诬陷之术是一种主动攻击的手段，作为谗毁诬陷者的一方来说，总是处于占据主动的有利态势；作为被谗毁诬陷者的一方来说，在政敌的这种攻击面前，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地位，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由于谗毁诬陷多是在暗中进行，被害者无法预先知道攻击来自何处、何人、何时、何事，常常在突如其来和出乎预料的攻击面前莫名其妙而不知所措。作为听取和受理谗毁诬陷的一方，对于谗毁诬陷的内容，总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他们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很难公正客观地做出判断。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君臣之间、群臣之间的相互猜疑和嫉恨是无法避免的，一般说来，只要矛头不是对准自己的，为上者不仅不会绝对排斥谗毁诬陷的行为，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纵容和鼓励下属之间的相互谗毁诬陷。

谗毁诬陷常用的手段。

一是栽脏陷害。栽脏陷害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谗毁诬陷常用的基本手段之一。所谓“栽脏”，就是为了达到陷害政敌的目的，有意编造攻击的依据和借口，使谗毁诬陷行为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言之凿凿，从而增加谗毁诬陷内容的可信程度，促使上司和舆论对之深信不疑，迫使政敌为之承担罪责。

二是旁敲侧击。在中国古代的谗毁诬陷之术中，旁敲侧击是一种运用比较广泛普遍的手法。它的基本特征是避免在实质性问题上与政敌直接进行对抗，尽量减少正面攻击，主要采取迂回进攻的方式，从政敌的软处和弱点开刀，旁敲侧击、借题发挥，从枝节细小问题入手来打击政敌的要害，从攻击他人入手来清除政敌的势力。这种手段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实际上却常常能够对政敌造成致命的影响。旁敲侧击虽然不如栽脏陷害那般来势凶凶，但它往往能在关键时刻打击到政敌的要害部位。表面上不动声色的轻言细语和不着边际的轻敲慢击，掩饰着谗毁诬陷者的险恶用心。在关键时刻揭露和攻击政敌的种种隐私、在关键时刻清算政敌的历史老帐、在关键时刻从攻击他人入手株连政敌等手段是其中常见的。

三是挑拨离间。谗毁诬陷离不开挑拨离间，政治斗争中的挑拨离间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感情关系方面拨弄是非，挑拨政敌与掌握政敌命运的权势者之间的关系，离间他们的感情，从而借助权势者之手，毁坏政敌的政治前程；二是在信任关系方面离间破坏，利用权势者的多疑猜忌心理，故意制造假象，使政敌丧失权势者的信任感，从而借助权势者之手，直接清除政敌或者剥夺政敌所掌握的权力；三是在利害关系方面制造矛盾，有意在政敌与权势者或其他力量之间挑起事端，引发利害冲突，使他们相互残杀，挑拨离间者则坐山观虎斗。

四是造谣诽谤。造谣诽谤也是谗毁诬陷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陷害方式，主要是通过编造和散布没有事实依据的谣言，诋毁中伤政敌的声誉，破坏政敌在社会舆论和上司心目中的形象，在政敌无法防备的情况下，损害政敌的实际利益。

谗毁诬陷之术的盛行，必然会破坏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损害统治集团的整体力量；谗毁诬陷之术的盛行，必然会造就一批卑劣邪恶的官僚；谗毁诬陷之术的盛行，形成了一种摧残排斥精英人物的政治环境和机制，官吏队伍是古代国家机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古代官吏队伍的素质构成方面，大约“庸人”占有最大的比例。“庸人”自有洪福似乎是中国古代官场上的一种规律，猜忌成性的权势者往往宁肯使用庸才、奴才，也不愿意使用人才，“庸才”正因为其“庸”，反倒会被权势者所看中。“庸人”处世圆滑，很少成为矛盾的焦点和争斗的中心，因而不易成为谗毁诬陷的目标，经常处在一种能够为争斗各方所共同接受的有利态势。“庸人”似乎不会对别人形成有效的威胁，招敌致怨的机会也就相对较少。在谗毁诬陷行为的驱迫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条件的导向之下，中国古代官吏中的庸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庸人易入仕途，庸人易保官禄的客观现实，当然会对人们的政治道德标准和建造观念取向产生强有力的实际影响。

关于阿附结党之术

在历代统治集团内部，总是存在着由于利益冲突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派别，这既是无法避免的一种客观现实，又是政治斗争中人为的拉帮结派和分化组合所导致的结果。政治斗争不能脱离一定的实力基础，仅凭个人单枪匹马很难在政界厮杀。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占据有利的态势，政界中人必然要同那些利益一致者构筑起共同的阵营。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阿附结党之术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始终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古代官僚、士人所组成的党派，中国历史上习惯称呼为“朋党”。朋党的历史由来已久进入封建社会之后，政界中的朋党现象愈演愈烈。中国古代的朋党，并不具备构成现代意义政党的基本要素。事实上，“朋党”与现代词语中的“宗派”一词，有着更为贴切的对应关系。朋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朋党虽然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组织，但在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其次，朋党的组织形式十分松散，通常没有明确的组织章程和组织机构。

再次，朋党只作用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场合。

朋党争斗的基本类型有利益冲突型、权力组合型、政见分歧型。

阿附结党的目的。

朋党不同于那些完全由感情、友谊、兴趣、爱好等因素自然而然形成的亲朋好友的“圈子”。政治斗争中的阿附结党之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行为，具有着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性。在中国古代，阿附结党的具体目的主要集中表现在与君主抗争、与权臣争斗、擅权自重等上面。

阿附结党的主要门径

中国古代的朋党，本质上是某种共同利益的结合。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和其他方面的某些共同之处的人们，相对更容易结成为共同的同伙。朋党的形成，确实具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特征。结党需要有一种内部凝聚的力量。只要通过某种共同关系的连接，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朋党团伙。所谓阿附结党的门径，就是要寻求朋党内部构成的那些共同关系。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条件下，阿附结党常常需要利用以下几种社会关系：

一是利用家族血缘关系。

家族政治在古代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在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维系和强化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权势者一方面从家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利用这种方便条件，极力为子孙后代开辟青云直上之路，力图使家族处于尊荣显赫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从现实派别斗争的需要出发，通过安插亲属，把持要害部门，分掌各方面的大权，组建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权力集团，从而增强派别斗争中的实力资本。家族的共同利益和家族成员之间的血亲观念，无疑可以起到一种内部凝聚的作用。种种阴庇得官的制度和非制度方面的便利之处，也在客观上使得那些以家族为中心的权力集团相对容易形成和得到发展。

二是利用地域乡亲的关系。

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同乡观念，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自从国家诞生之后，为了加强对全体国民的统治，国家必须要对国土进行行政区划，并按共同居住地区来划分人民。长期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居民，在共同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风俗习惯和方言乡音的作用下，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认同感和亲近感。籍贯相同而造成的同乡观念，在古代政治生活中颇有一定的活动市场。

在古代政治斗争中，同乡关系常常被拉帮组派所利用。所谓“朋党”之“党”字的本意，最早就是一级地方组织的概念。“五族为党、党，五百家。”，所以也称为“乡党”。“党”字由地方组织的概念引申转化为政治组织的概念，从一个侧面间接反映了地域关系在朋党宗派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三是利用联姻裙带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统治集团成员的婚姻也成为一种政治行为。对于那些阿附结党之徒来说，常常以男婚女嫁的手段，实行政治联姻，达到攀附、勾结、笼络的目的。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的外戚官僚集团，就是凭借后族的身份，才有可能形成和发展自己小集团的势力。与权贵联姻无疑为野心家提供了平步青云的捷径。

通过政治联姻，使得那些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从而容易形成由姻亲关系而联结在一起的政治派别集团。古代的婚姻具有“门当户对”的传统，相同门第的官僚权贵家族之间多是互为婚嫁，如此便形成一种多重的姻亲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一门亲事往往可以造就一个由直接和间接的姻亲关系所构成的联系网。政治联姻作为一种方便而有效的结党关系，当然会受到结党营私者们的青睐。

四是利用门生故吏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政治斗争实践中，官职从属关系和师承授受关系也常常被阿附结党者所利用。所谓“门生”关系，也是派别集团形成的重要门径之一，在中国古代，直接受业者称为弟子，转相传授学业者称为门生。官场上的“宗师”需要“门生”捧场，“门生”则需要“宗师”的提携。师生之情在权力的腐蚀下，演化成相互利用、拉帮结派的一种纽带。

利用门生故吏的关系来结党营私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是普遍存在的，在官场从属和师承授受过程中，当事各方免不了会在彼此之间产生一种亲近感和信任感。对于结党营私者来说，这正是他们所需要加以利用的构成派别集团的内部凝聚力量。以往曾经有过的上司、下属、同僚、师生、同窗等关系，都有可能成为某一特定小集团的形成因缘。

阿附结党行为，使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相互对峙的宗派山头，从而难以形成统一协调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实际的执政能力。

派别斗争必然党同伐异，造成“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后果，从而影响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朋党宗派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本能地排斥小集团之外的其他人员。

派别斗争常常导致政局的极度动荡不安，使统治秩序难以稳定。

派别斗争还加剧政治道德的进一步沦丧，帮派小集团争权夺利，论人议事一切均以帮派划线，根本不顾什么是非标准和原则界限。

2.7关于贿赂之术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观念对政治权术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利”对“义”的冲击。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倡导礼、信、仁、义。这对以追逐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权术和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来说，无疑形成了一种观念形态上的枷锁，在反对这种枷锁方面，商品经济与政治权术结成了同盟军。

早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金钱就已经在社会政治领域崭露头角，初露锋芒，充分显示了它无坚不摧的威力。当金钱将其魔爪伸向政治领域，政界便俯伏在金钱的淫威之下，于是，在政治权术的家族中，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贿赂之术。

金钱作为政治权术斗争中的重要物质武器，长期地、广泛地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种状况，加速了金钱对政治的侵蚀和腐蚀，对封建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金钱和政治的结合，封建法制遭到破坏，封建统治秩序受到冲击，封建政治道德进一步沦丧，封建吏治开始形成一些根深蒂固的恶疾。封建统治集团尤其是参与政治活动、处理政治关系的官僚阶层中的某些成员，为了贪图个人私利，不顾本集团的根本利益，贪赃枉法、损公肥私、逢迎巴结、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政治黑暗，加剧了各类社会矛盾，形成了人类政治活动历史中的一种极为腐朽的现象。

贿赂之术在中国古代政治领域的盛行，应该说是从封建时代开始的。这不仅是因为奴隶制时代货币本身尚未发展到成熟的程度，而且就政治结构而言，金钱政治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制度下，权力高度集中，这种不受制约和无所不包的权力，必然本能地、最大限度地向着可能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延伸和膨胀。掌权者总是企图通过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为自己夺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污受贿是封建时代官僚队伍中无法根除的普遍现象。庞大的官僚集团作为封建时代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为贿赂之术的盛行提供了广泛的市场。当官僚和贪污受贿行为严重损害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时，最高统治者也会对此进行一些整顿和惩罚。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金钱政治”积弊甚深、流毒甚广。“金钱政治”的恶劣影响仍将长期存在。

关于政治理论对政治权术的作用

政治权术反映了一种狡黠的政治智慧。政治智慧，则与人类理论思维的发展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狡黠而堕落的智慧，政治权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理论思维的制约。政治权术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经验的简单总结，人类理论思维的许多方面都对政治权术的出现和丰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

利己主义的人生观。所谓利己主义，指的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生活态度。利己主义的人生观是造成政治权术盛行的思想本源。政治手段的堕落总是同政治目的的堕落联系在一起的。非道德化的目的，需要通过非道德化的手段才能实现。统治者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也就造成了古代政治对于权术的不可或缺的长久需要。

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所谓功利主义道德观，是指抹杀客观的善恶是非标准，纯粹以功利和效用为准绳进行道德评价。高度强调权术在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功用，极力论证权术对于君主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片面强调政治权术的目的和效果，以目的和效果的“善”，来掩饰冲淡手段的“恶”，极力说明权术是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些观点都是功利主义的道德观的表现。

专制主义的政治观。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专制主义的政治观无疑占据着统治的地位。关于政治权术的理论，实际上本身也就是专制主义政治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权术争斗中的人物心态

权术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权术争斗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既然是争斗，免不了就有胜负得失之分，古往今来，有多少野心家、阴谋家凭借着权术得志而弹冠相庆，又有多少仁人志士伤于权术而身败名裂。

中国古代的权术斗争，不仅造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人物的人生悲剧或者喜剧，而且对于当时的整个社会政治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政治权力，对权力的崇拜和追逐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有了贪图权力的欲望，必定就会产生追逐权力的手段。于是，政治野心和政治权术之间便结下了天然的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野心和阴谋总是形影不离。不怀有个人野心的权术手段和不采用权术手段的个人野心，几乎都是不存在的。一般来说，权术为野心家保持已有的权力和攫取新的权力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而野心家则往往是各种权术争斗的策划者、实施者和受蕙者。

权术争斗的主要角色，一般都具有强烈的个人功名利禄欲望。所谓“野心”，无非是指对名利权位的强烈欲望。权术争斗中的野心，一般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目的上的极度自私，野心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私利。野心对权力的追逐，首先是为了满足个人在物质方面的欲望。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官愈尊，则禄必愈厚，同时，权力不仅可以带来与其权位相适应的合法俸禄，而且可以转化为更多的额外财富。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领域，当然无法逃脱政治权力的干预。政治权力虽然本身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但却能够决定物质财富如何进行分配。在现有的有限物质财富的分配过程中，个人权力的大小往往能够决定其财富的多与寡。因此，追逐政治权力事实上便成为谋求经济利益的一条捷径。野心家强烈的权力欲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们贪婪的物质欲望。为了“发财”而去谋求“升官”；为了“夺利”而去努力“争权”。

野心家对权力的追逐，又是为了满足个人在精神方面的某些欲望，“权”不仅仅可以产生“利”，而且可以带来“名”和“尊”。人们畏惧权力，又崇拜权力；一定的政治权力，既代表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又意味着一定的名誉地位，象征着的的人生价值。

二是程度上的贪得无厌，具有不可满足的特性。政治野心是一种自我膨胀的权力欲望。一个欲望得到满足，新的欲望又会产生。

所谓权欲的层次性是指欲望的内容是因人而异的，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野心的内容显然是不同的。

所谓权欲的渐进性是指权欲往往具有一个发展增长的过程，欲望的目标是因时而异的。对于野心家来说，低层次欲望的满足，也就意味着高层次野心的出现；这一层次欲望的目标和终点，又成为更高一级层次野心的基础和起点。

所谓权欲的持续性，是指器乐一旦产生，便会长久持续地存在，难以割舍。权力本身往往具有强烈的诱惑和腐蚀作用。未入“仕途”之前，野心表现为一种急切而强烈的争权夺利的欲望；进入仕途之后，野心又会表现出一种顽固的贪婪权力的欲望。一旦品尝到权力的滋味，便会在不知不觉中上瘾成癖，使人产生刻骨铭心的迷恋，从此难以摆脱权力魅力的诱惑，绝不肯主动将权力轻易放手。久执权柄往往无法忍受权力失去后的空虚和寂寞，因而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权位。

三是行动上的投机钻营，必然导致不择手段的特征。

野心与阴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野心只有依靠阴谋才能得以实现。所谓“野心”是指那种不合常规礼法、超越个人应得范围的非份之想。在正统观念看来，野心是违背正常统治秩序的欲望，因而是不符合正统政治道德规范的。野心在正常秩序和正统观念的双重压抑下，除了依赖阴谋诡计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不道德的欲望，只有依靠不道德的手段才能得以实现。

道德阻碍了野心的实现，野心从根本上蔑视道德。在无休止的权力追逐过程中，野心的目光紧紧盯在名利权位之上，只要能够猎取实际利益，一切的伦理道德统统可以置之不理。野心唯“权”是图，为达到目的，必然不惜采用一切卑劣无耻、阴险诡诈的手段。

野心家一般具有竞争心理、投机心理、嫉妒心理、发愤心理、冒险心理。历史上的野心家，在政治权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野心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必然要使用各种阴险诡诈的权术手段。野心是权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夺取君权的需要产生了政变之术；政治攻击的需要产生了诬陷之术；掩饰野心的需要产生了韬晦之术；总而言之，没有争权夺利的欲望，便不可能产生争权夺利的手段。

2.8君主专制与政治权术的关系

政治权术之所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更容易得到滋生蔓延和充分发展，是同这种制度下的政治权力的结构特征分不开的。所谓“君主制”，一般是指以君主为国家元首的政权组织形式，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结构最基本的特征是权力的高度集中。

翻开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画卷，人们可以看到，君主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国家的各种大权集于君主一身，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整个国家都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都是君主维持独裁统治的工具。专制君主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立法权。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当然归于君主所有。君主出言为法，君主的意志就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就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和行为准则，历代封建王朝所制定的成文法典，无一不是专制君主意志的体现。君主可以按照个人的意志随时修改或者废止既定的法律，制定新的法律。

二是最高司法权。在专制制度下，君主不仅拥有立法权，而且对于一切重大案件的判决具有最高决断权。专制君主的判决，根本无须法律的依据，或者反过来说，君主的判决本身就成为最高效力的法律依据。

三是国家政务的最高决定权。专制君主对于国家的一切政务都拥有最高的决定权。当然，天下繁多的具体事务不可能全部由君主一人独自处理，君主通过亲自掌握重要官职的任免权，为自己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封建国家的官僚集团尽管十分庞大，实际上只是俯伏在专制君主脚下的臣仆。各级官吏虽然也分掌着一定的处理政务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权力来自君主，随时都有可能被君主剥夺；他们所作出的一切重要政务决定，都须听命于君主，都须取旨方能行事。无论臣属官职再高、权力再大，也不过是君主的办事工具而已，只有君主才是凌架于一切臣民之上的独裁者、才是国家行政权的真正掌握者。

四是最高名分的独占权。专制君主不仅掌握着绝对的实际权力，而且还拥有对最高名分的独占权。

国家各个方面的权力，牢牢系于君主一身，这种高度集中的君权，势必会产生对政治权术的一种客观需求。这种状况并非是由君主个人的道德素质所决定的，从本质上说，君主专制制度下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客观上要求政治权术作为专制君主的必然伴生物。脱离了诡诈的政治权术，高度集中的君权便不可能得到正常的行使，专制制度便无法得以生存和维持。专制君主与政治权术的这种拌生关系，无非是由于专制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殊作用、君位转移过程中的激烈竞争性、君主专制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矛盾等几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专制君主对于封建政权的兴衰存亡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无疑是决定君主必然依赖权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独裁专断的君主本人的各方面素质。君主个人的意志和才能，往往成为决定政治斗争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专制君主的所谓“治政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谋取、维持和运用权力的方法手段，其中当然包括政治权术。

历代封建统治集团，为了实现既定政权的长治久安和维护本集团的共同利益，客观上也会需要有一位能够驾驭政权的强有力的专制君主。在政界的生存竞争中，那些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君主们，更容易取得和维持政权，更容易驾驭和控制广大臣民，因而更适合于统治集团的需要。

君主专制体制下集权和分权的矛盾，也是导致君主必然依赖权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专制君主总是力图实行高度的集权；另一方面，为了实行集权，君主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分权。这种集权和分权的矛盾，换句话说也就是君臣之间的矛盾，贯穿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始终，构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专制制度本身决定了集权和分权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权术作为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手段，当然也就具有生存发展的必然性。

首先，专制君主必然要依赖政治权术来制定分权的原则。面对集权和分权的矛盾，君主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如何建立有利于集权的权力格局。分权固不可免，但臣属所分掌的权力只能是办事之权；那些决策之权、重大之权、要害之权则只能由君主专擅。分权既行，还必须相互牵制，用便于君主操纵。

其次，专制君主还必须通过政治权术来控制分权的过程。权力的再分配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君主出于专制集权的目的，需要利用权术手段对既有的权力的分布不断进行调整和平衡。

再次，专制君主又必然要利用政治权术来驾驭分权的对象。在集权和分权的矛盾中，分权的对象自然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专制君主对他们既不能“不用”，又不能“不疑”，为了加强对官吏的政治控制、人身控制和心理控制，君主不得不借助各种阴险诡诈的政治权术手段。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就是在君主专制的土壤和环境中才获得了如此充分的发展。

官僚政治与政治权术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是君主专制的孪生兄弟和必然补充，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延续既久，包容又广，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政治权术的生存发展而言，与封建官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同君主专制制度一样，官僚政治同样是政治权术赖以根植的一个重要基础。

官僚政治的权力形态及其特征

实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必然伴随着腐败的官僚政治的产生。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既是君主专制的历史，又是官僚政治的历史。封建时代的官僚政治与奴隶时代的贵族政治以及近现代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政治权力的各个方面，官僚政治表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权力本质的特权性。

官吏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享受着特殊的权力，形成了具有自己共同利益的特殊阶层。官僚集团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不仅不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划分了等级差别，权力演化为只是为官僚集团谋取私利和维护特权的工具。国家权力的一切措施、一切政治过程，仅仅具有实现官僚自身特殊利益的意义和作用。

政治权力在官僚政治中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僚特殊地位的象征。权力的大小决定着社会地位的高低。做官者，就能享受到法律所保护的种种特权。政治权力又是官僚集团物质财富的来源。权力不仅象征着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为官僚集团提供了衣食之源和其他各种实际的物质利益。各级官吏依据权力的大小，通过“俸禄”的形式，分享着封建国家对全体人民的剥削。

由于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蜕化为维护官僚特权的手段，由于权力所象征和代表的名利地位，势必激发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欲望。权力，对于已经成为官僚和企图成为官僚的人们来说，总是充满着强烈的诱惑力量。

二是权力结构的等级性。

官僚政治下的权力结构，呈现出细密、森严的等级性，犹如一座层次分明的宝塔。塔的顶端，专制君主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在君主之下，各级官吏按照一定的等级秩序上下排列。整个官僚集团不仅本身就表现为一个与“民”相区别的等级，而且在官僚集团内部也形成了一个台阶式的等级系列。

权力结构的等级性，使得官僚政治下的仕途表现为一种有形的层次众多的权力阶梯，其中每一级阶梯都意味着不同的待遇和地位。这种情况，对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些在仕途中钻营拼搏的人们，眼睛总是盯在更高一级的权力阶梯上，攀登未有终点，野心难以达到最终的满足。官职的升迁降低，成为衡量权力斗争胜负成败和进退得失的有形的标准，争权夺利的欲望也就有了具体的目标。

三是权力来源的“唯上性”。

政治权力的来源方面，封建官僚政治不同于奴隶制时代的贵族政治以及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各级官吏所掌握的大小不等的权力，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授予而取得的。官僚权力的来源，既不是单纯依赖血统关系，更不是依赖哪怕是表面上的群情民意。一切官职及其相应的权力的取得，完全只是“仰沐上恩”的结果。

权力来源的“唯上性”，势必在君臣之间形成一种“主买官爵、臣买智力”的主仆关系。官爵和俸禄成为君主驾驭和控制臣属的有效手段。猎取功名者只有从君主的赏识之中才能得到个人的进取发达。一旦权力到手，他们当然会为君主的“知遇”而感激。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不仅表现在君臣之间，而且在官僚集团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中同样存在。下级官吏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上级的手中，他们进取升迁的欲望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上司的意愿。

四是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

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和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历代封建王朝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于正常的仕途升迁途径以及权力变更的程序，作出了种种具体规定。但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传统毕竟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以“人治”的方式来“治人”，各种法律规定往往徒具虚名。官僚政治下的权力变更也就表现出非程序性的特点。

五是权力基础的不稳定性。

由于权力来源的“唯上性”和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官僚政治的权力基础是极不稳定的。专制君主从维护自己独裁统治出发，总要千方百计地对臣属的权力加以种种限制。

造成官僚权力基础不稳定的原因，除了君权对臣权的各种限制之外，统治集团内部频繁激烈的政治斗争必然会导致无休止的权力再分配。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得势者当然会加官进爵，失势者必然大权旁落。主官升迁，属官也会鸡犬升天；主官失势，属官难免殃及鱼池，受到株连。一场政治斗争的结局，常常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权力变更过程，官僚集团内部的既定权力分布秩序必然经常处于大范围的不稳定的状态。

六是权力分配的竞争性。

在官僚政治下，权力以及权力所代表的地位和财富，对于统治集团成员来说，充满了诱惑。未入仕途者，难免朝思暮想有朝一日能够跻身于官吏的行列；既入仕途者，又要希望在官僚等级的台阶上爬到更高的地位。同一职位，总会引起众多觊觎者的角逐。权力分配过程中的激烈竞争在所难免。在位者绝不肯轻易放弃既得的权力，必然本能地排斥和防范其他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者。

官僚之间的权力之争，绝不仅仅只是个人之间的行为，作为特定阶层和集团的代表，作为特定朋党宗派的成员，官僚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常常同宗派集团之间的“党争”交织在一起。利害相关，损荣与共，因此，官僚政治中的权力斗争，规模极大，存在十分普遍。凡官场中人，很难置身事外，只要塔入官途，几乎无法摆脱争权夺利的旋涡。即使他们是原本清白正直的士人，也难免在宦海沉浮中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

权力分配的竞争性，表现激烈而残酷。竞争的结果往往不仅涉及到具体官职的任免得失，而且关系到竞争者的生死存亡。争斗成功后的权力诱惑以及失败后的危险前景，使得权力竞争者们从一开始就孤注一掷、志在必得，为了夺取权力竞争的胜利，封建官僚们总是不惜采用任何卑劣阴险的手段。

政治权术在官僚政治中的效用

官僚政治的权力形态及其特征，无疑为政治权术是滋生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在官僚政治中，政治权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效用。如果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述，政治权术就是官僚政治中的敲门砖、护官符、润滑剂。

权术，谋求政治权力的敲门砖。

在官僚政治下，权力的来源只能是君主或者上司的赏识信用，权力的变更又存在着非制度化、非程序化的特点。因此，官职的任用和权力的取得，带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法定的仕进制度都不可能建立和维护正常稳定的仕进秩序。仅仅遵循和依赖表面上的仕进规范，并不能保证仕途的顺达，很难实现谋求政治权力的欲望。

正规途径不通，歪门邪道必然盛行。权术，实际上成为官僚政治中谋求权力的敲门砖。在专制集权的制度下，一切官职和权力均来源于君主或者上司，因此，官僚中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为了谋求政治权力，总要借助于阴险狡诈的权术，以图直接从君主或者上司那里获得超制度的仕进捷径。

权术，巩固政治权力的护官符。

政治权术不仅是官僚政治中的主要谋官之道，而且也是官僚政治中的主要为官之道。谋求政治权力和巩固政治权力，同样离不开政治权术。在官僚政治下，作为权力既得者的在任官吏，必然会极力保官护位，对于已经到手是权力绝不肯轻易放手。自从封建官僚制度确立后，官吏队伍日益走向职业化，庞大的职业官僚集团与社会生产过程相脱离，他们尊贵的社会地位和奢侈的物质享受依赖于手中的权力。入仕为官，不仅是职业官僚实现人生价值的奋斗目标，而且成为他们现实的谋生手段。失去权力，即意味着他们在丧失荣华富贵的同时，甚至失去了生命的保障。

权术，处理官际关系的润滑剂。

封建时代的官僚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居于“君”之下而又凌驾于“民”之上的特殊政治集团。除了“君臣”关系和“官民”关系之外，官僚集团内部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官际之间的关系。如有上司和下级之间的关系；有京官和地方官之间的关系；有文官和武官之间的关系；清官和贪官之间的关系；不同朋党之间的关系等等。每个官僚集团的成员，在不同角度的官际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类官僚之间，既存在着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的利益相同之处，又存在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利益冲突之处。

寻求处理官际关系的方法和手段，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维护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出发，就需要协调润滑官际之间的关系和稳定官僚等级秩序，以便充分发挥官僚集团的统治效能。为达到这一目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力图通过法律和道德等形式，提出一系列专门针对官吏的行为规范。

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各种诡诈圆滑的权术，在调整处理官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官僚政治条件下，官际关系是构成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拥有某些共同利益的一个社会阶层，官僚集团需要维系内部的团结统一，以便在“事君治民”的过程中谋取和维护本阶层共同的特殊利益。但是，在具体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中，官僚阶层内部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利害冲突，并因此爆发出无休止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有时需要兵戎相见，有时则依赖于“舌枪唇剑”。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官僚政治中的官际关系都离不开权术这个“润滑剂”。例如，在官僚阶层内部矛盾激化的时候，各种竞争之术、攻击之术、防范之术便大显身手，使得权力结构不断调整和重新分配，从而形成新的权力秩序；又如，各种“事上”和“驭下”的手段，象谄媚之术、勾结之术、贿赂之术、赏罚之术等，也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起到缓和内部矛盾、润滑官际关系的作用，使官际之间形成利益均沾、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从而适应了凝聚官僚阶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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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规则与潜规则

3.1规则与潜规则

“规则”是什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一是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者章程；二是（在形状、结构或分布上）合乎一定的方式。

“规”的本意是画圆形的工具。“矩”的本意是画直角或正方形、矩形的工具。所以中国的古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关于制度

制度是人类独创并总处在变迁中的一种约束，中国各朝代的制度往往由开国皇帝奠基，后来的帝王修改。不论奠基也好，修改也罢，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巩固皇权，坐稳江山。只是开国者多创新，后来者多改良；创新者多用心良苦，改良者多心不在焉，最后搞得不可收拾，不得不让另一位开国皇帝再去创新。历史总是表明制度的创新特别是改良其实是常有之事。但皇家的制度无论是创新还是改良，大都是靠不住的。

就开国皇帝而言，凡认为特别重要的制度常常要立石刻碑。按理说，有开国皇帝立下的石碑制度，后来的继承者只有严格遵循的份儿，这样的制度应该是靠得住的。但实际情况却全非如此。

皇帝从来就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可立石刻碑的制度也靠不住，这表明制度只是制度。制定制度靠权力，无权者绝对没有资格制定制度；而制度的作废也是权，只要权力能够超越制度，制度必然疲软并最终成为废纸。

如果总是找不到制度作废的原因，再多的制度也不过是制度。

关于制度与规则

规矩和制度，有时候是一回事，有时候又不是一回事。它们关系融洽的时候，规矩就是制度，制度也是规矩；关系不睦的时候则互为仇敌、势不两立。在这方面，财务上的规矩和制度的关系体现得尤其明显。规矩和制度是一回事的时候，二者相安无事；问题是它俩闹别扭的时候居多，闹得让人一看就知道：规矩不是制度。

“制度”词典上的解释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则或行动准则”。“规矩”词典上的解释是：“一定的标准、法则或习惯”。但这种解释好象不太准确，定义为“不宜公开的内部约定”似乎更准确。制度是国家制定，并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出现，当然是公开化的；而规矩则是单位内部的约定，只在内部执行，不宜公开。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些一般人不大知晓的，容易把制度和规矩混为一谈。比如说，绘成图版挂在墙上，既美观又清晰的那种，肯定是制度，那是专门给外人特别是给上级领导看的；真正用于实际操作的是规矩而不是制度，规矩并不在图版上，而在单位“有关人员”的掌握之下。越是起劲公开的制度，就越是为了把规矩密而不宣；图版上的制度描绘得天花乱坠，规矩离制度的距离就越远。

制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脉络清晰、条理清楚，顺理成章；可在不少热中于遵守规矩的人看来，制度太冠冕堂皇不说，还那么罗嗦、烦琐，执行起来又费心思又费工夫。相比之下规矩就简单多了：可能就那么一两条，甚至就一句话，好懂易记，再加上知道的人不多，做起来自然便利。

制度与规矩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制度是全行业乃至全社会统一制定而不容易修改的；而规矩则不同，它可能是少数领导的个人意志，更可能是单位“一把手”的随心所欲。

制度是靠人执行的，规矩也是靠人来遵守，所以制度、规矩与人的“配套”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执行制度的人看来，按规矩办事是左道旁门，违背了制度，也败坏了职业道德。而照规矩办事的人则认为，制度是样子，只有胆小怕事的人和不会做假帐的笨蛋才把制度看得重要。

执行制度受限制多，而按规矩办事则方便得多。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执行制度单位受损多，而照规矩办事则单位获利多。是利益均沾吗？不是。一般情况下，应该是领导得“大头”，群众得“小头”。这样，领导满意，群众也不会反对。至于领导那“头”有多大，这和规矩一样，也是个秘密。一些单位所以存在规矩压倒制度的现象，与利益驱动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单位的规矩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制度对着干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社会缺乏普遍的规则意识。这种规则意识要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别人如何，你都必须遵守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是道德，也可以是法律。现在的问题是：一、最容易破坏规则的人恰恰是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二、潜规则盛行，毒化了人们健康的规则意识。大家都不按规则出牌，久而久之，这规则就形同虚设。个别人甚至连潜规则都不遵守，而是奉行弱肉强食的自然丛林法则。

佛家开口就是大千世界，但大千世界之下还有中千世界，中千世界之下还有小千世界，小千世界之下还要分成许许多多的小世界。但凡成了一“界”，就会有这一界里的种种规矩——时髦的话叫“游戏规则”。遵守这个规则，你就在这一界里混得下去，违背这个规则，迟早要被淘汰出局。

人类社会是一个文明（与野蛮时代相比）的制度，要维持正常运转，靠的都是“规则”；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等方面都需要规则；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条例，以及各级部门的文件、通知、告示都是“规则”；大到世界性的、全国性的、各省市的、各党派团体的，小到各单位、各部门、各乡村、各社区；都有规则，都需要规则。

中国人不喜欢排队，更不习惯排队。其实排不排队，如何排队，看似小事，但它能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状况、价值观念、道德水准、风俗文化等等，其中蕴藏的意义却很大。

排队实际上是正义与公平的象征，是对规则和秩序的认可。但是做任何事情都“不排队”，在我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无论在官场还是民间，往往是一种被许多人推崇的成功哲学。这从民间流传的俗语中就可以看出来，什么“胜者王侯败者寇”、“英雄不问出处”、“脸皮厚吃个构”、“规矩都是人定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等等。

排队状况如何，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秩序状况的反映。比如提拔干部的排队方式应该是考察一个人的德才勤绩；一个工程让哪个企业去做排队方式应该是看这个企业的能力和工程质量如何。如果不去“跑官”就得不到提拔，不去“操作”就得不到项目，谁还会去排队呢？如果不按规则做事，就处处碰壁，按规则做事则处处顺利，那么谁还能不去排队呢？有形的不排队其实是隐藏在社会生活后面的无形不排队的反映而已。

现在中国给人的感觉似乎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话语权，尤其是那些垄断行业。另外，大小官员的话，也可能成为某些事存在的依据和基础，并在一些时间段落形成蔓延。这种那行那都是爷的现象的呈现，说明了规则本身的缺失。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这个东西，越来越被人看重，这是好事。治国有规则，玩麻将也要有规则。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玩规则，行行玩规则，事事玩规则，其中真规则不少，假规则也浑水摸鱼。今天这个规则，明天那个规则，根据个人需要来制定规则，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官场中人的拿手好戏，让丑陋的个人私货披上规则的堂皇外衣，委实成了许多游戏高手的高级游戏，所以规则有一个时髦的词：游戏规则，规则成了一场游戏。

“让规则看守世界，是人类的公正天堂”。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现在有那么多的规则，为什么没有人类美好的天堂？规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谁来看守规则。如果规则只是由官员来看守，一旦官员看不住了，或者不想看了，这个规则就会轰然倒塌。要让规则看守世界，其前提是要让世界看守规则。

规则与原则，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都是要遵守的；但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来讲，有时候就要掂掂轻重，二者择其一了。当对历史负责与对上级负责有所冲突的时候，往往会弃原则而守规则。在这些人看来，原则是笼统的，规则是具体的；原则是弹性的，规则是刚性的；原则成文，但那是写在纸上的；规则虽不成文，但它是刻在脑海中的——在官场泡得越久，这刻痕就越深。

凡事一旦形成规矩，就有了约束力。

在官场上，公布的游戏规则全是冠冕堂皇的，而内里的程序完全是为了领导们自己的利益所设计的。

遵守规则，尤其是遵守漠视条款（即无明文规定的原则），实际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别说漠视条款，在中国，就是法律条款，遵守和执行起来都要大打折扣，何况漠视条款？凡事一打破规则，或者无规则，受益的只有代表集权的一方。而这个受益者，一旦失去集权的地位，他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规则又叫“原则”。是指政策、规定，是办事的硬杠子。所谓的“原则上”，应该是必须以原则为准绳，违背政策、违反规定的事情就不能干，不能办。但现在，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或者听到“原则上不能怎么怎么”的文字或者语言；这就使如今的“原则上”有了另外一种解释：即，原则是“死板”的，可实际操作仍然有灵活性，就算是规定不能办的事情，也可酌情解决。正因为如此，“原则上”为少数人提供了违规违纪的一个广阔空间，他们将原则变成了“变形金刚”，随着亲情、友情、私情任意变形。原则成了摆设，哪些事情能办，哪些事情不能办，完全根据个人的嗜好和需要去理解、去操作；原则成了交易，请客送礼的、行贿受贿的，即使是明显违反原则的事情，也可大开绿灯。反之，就算是原则之内的事情也休想办成。

“原则上”有着很深的寓意，“悟性”高的人会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倒不是他们聪明的缘故，而是“原则上”有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原则下”，就象动物的尾巴，有许多功能，就看你灵活不灵活，会不会用了。

说话可以留有余地，不能把话说死了。办事也要讲究灵活性，不能死板教条；但原则就是原则，既然有原则，又何必多此一个“上”字，多了一个“上”字，刚性就变成了弹性，硬的也就软了，许多事情就会“节外生枝”。“原则上”在客观实际中，成了对违反原则的默认。

关键在“原则上”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一出，实际上就等于开门放狗，有什么名堂就全靠背后的门道了。

“原则上”的灵活，必将成为一种新的不正之风，既不利于干部的廉政廉洁，也会构成对群众利益的一种伤害。原则就是原则，而不能有什么“原则上”。

说到底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定规矩的和守规矩的。而所有规矩都是因人而异的，领导的意图和指示就是最大的规矩。这一条掌握好了，就能万事无忧。

任何制度都有规范性和约束性的特点。但是，制度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行为如何规范、约束是否到位，必须要有一套强有力的监督措施相配套，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失效，甚至成为某些掌握权力者搞腐败的“挡箭牌”。

自我放弃或者先入为主到要求对方让步都是不正确的方法，制度应该能保证每个人在自己的利益角度与对方协商，也允许协商不成、谈判破裂的情况。

官场里的生存法制：官场里的很多事情，你知我知；但是你不说我不说，你蒙着我、我蒙着你，谁也不愿意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骗局的天真小孩。

官场的规则应该是很明确的，因为它是社会管理机构，官员的产生、权力的运用、运用权力的目的等都有“明文规定”，设立官场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它管理下的社会有序地存在和发展。

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但在创立之初，则一定是利大于弊的，也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因为只有处以公心而创立的才可以叫制度，处于私心的则只能叫法术（方法和权术）。法术只是些事情和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因此，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只要可以当之无愧称为制度的，开始时便一定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但久而久之，则又一定会变坏；因为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所以需要变法和改制。

汉代的制度，大体上还算“公私分明”；同时，机构的设立也还算“职权分明”。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皇帝就能够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宰相领导的政府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者“问责政府”。如果反过来，皇帝自己授权，同时又自己行政，则一旦国家有事，也就无人负责，无责可问。皇帝负责吧，无人来问（别人不是授权者，没有资格来问）；宰相负责吧，又无责可负（宰相不是负责人，没有理由责问）。一个不负责任和不能负责的政权是必定要垮台的。所以要想稳定政权，君主就不能做行政首脑。雄才大略的皇帝往往独断专行，无法无天，不把制度放在眼里。从这个角度上讲，皇帝雄才大略不是好事情。

唐代宰相虽然不如汉代，比起后代来权力还是大得多。唐代相府共有三个衙门（相当于宰相的人就更多），都叫“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管出令，门下管复核，尚书管执行；类似于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只不过所立、所司、所执的不是“法”，而是“令”。

贵族政治是和邦国制度共生的，官僚政治则是和帝国制度并存的，而且官僚制度又是依附于皇权政治的。也就是说，没有皇帝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没有官员的权力，更没有什么官僚政治和官僚集团。

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敢于说话的“明星官员”，如审计署的李金华、环境保护局的潘岳等。他们所揭示的问题，所欲推行的政策，都不是仅仅从一个部门利益出发，而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只能靠某些官员个人的力量来推动，就令人忧虑了。

越是重大问题，就越要有制度化的解决途径，不能寄希望于“偶然”。从这个角度说，出现有个性的“明星官员”固然在很大意义上是老百姓的幸运，但正如“总统是靠不住的”一样，要保证重大问题的完善解决，仅仅依靠某些“明星官员”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依赖”或许正昭示出制度化解决途径的无力。

3.2关于血酬定律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说：“所有规则的设立，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笔者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体现了吴思的这条“元规则”。还有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谁不清”，兵是什么？兵就是强权，秀才就是知识，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权力的附庸，在权力面前毫无力量可言。）。

“元规则”这个词，用以称呼那些决定或者选择规则的规则，位于更高和更抽象层次的规则。在《大明律》的制定过程中，决定和选择法规的规则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晚清的频繁变法中，这条元规则再次清晰地显露出来：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无论胜利者是洋人还是女人。成吉思汗的铁蹄践踏欧亚大陆，他和他的子孙到处立法，只是因为他掌握了最强的暴力，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元规则：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

总之，逻辑和历史经验共同告诉我们：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贴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竞争的胜利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法规的选择，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选择。

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报酬，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

从生存竞争的角度来看，那些有生命的个体或团体，投入自己或他人的性命，动用各种策略，争夺生存资源。竞争造就了资源分配的规则体系，在体系中的真实位置又注定了个体或团体的性质。

学者吴思在《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一文中说：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报酬，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利息是对资本的报酬、地租是对土地的报酬。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抢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比如绑票，其价值取决于当事人避免祸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

学者吴思在史料中发现了“土匪种地”和“土匪保护老百姓”这样的现象。通过研究，他发现：一、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即匪变官；由土匪来保护农民，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二、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即官变匪；如1918年四川的军阀混战16年，六七个暴力集团在这片土地上群雄争霸，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度、任命官员、征收赋税，不经该地区的军阀认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三、随着血酬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即匪变民；匪变民的条件有两个：首先是官方对土匪的打击加强了，当土匪的风险增大了，其次是由于土匪自身人数的增加，使抢劫的收益降低了。这就意味着，土匪流血多了收入少了，血酬降低了。暴力集团的竞争和垄断程度，对农业生产者的存在形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土匪要转化为农民，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户，都要以帝国秩序的恢复为条件，即以皇帝为首的军政组织成为天下唯一的暴力集团，也即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围绕着一个暴力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四、假定血酬不变，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大量生产者将转入暴力集团，即民变匪；五、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既然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那么，当某种秩序带来的收益超过旧秩序时，立方者和执法者也应该愿意变法，提高或者降低对掠夺对象的保护程度。

同样是以命换钱，发展水平却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

低水平的土匪，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生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大的低级阶段。

高水平的土匪，发出通知，立下规矩，坐等别人交费，与官府收税一样；此时，性命换来的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比较小的高级阶段。

这种制度的建立，要有许多人命和精神的投入，多年的苦心经营，拉好保护网，布下侦察网，铲平反抗者，赶走竞争者，制度才能有效地建立。一旦建立了这种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只需要付出维护制度的成本就行了，不必再刀刀见血地苦干。土匪头子在他的辖区也是要讲规则的，这是他考量统治成本收益后的必然选择。

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皇帝掌握的武力最强，钦定法规也最具有权威性。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应该叫“法酬”。所有“法酬”都是流血牺牲换来的，因此法酬又是血酬的一种存在形式。

权利和义务是来自西方的法律用语。普通人都有增加权利或者减轻义务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都有立法的企图。不能立大法、立国法，那就立小法、立家法、立村规、行规、立土政策。拥有伤害能力的各类强者，公开或暗自挤占弱者或其他冤大头的份额，真实的权利疆界与钦定地图所描绘的相差甚远。

肉体伤害是有价格的，任何伤害都是有价格的，在历史事实中，甚至人命也是有价格的，其价格取决于被害者对损害的估价，取决于他实际支付多少钱避害，取决于受害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实际上，决定伤害价格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避害选择的机会成本。人们通常会依照潜规则的标准估计管家出场的价格和出场后的态度，这种货色质次价高，但毕竟是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视为避害产品的价格竞争。受害者将选择风险和成本最低的避害方式，避害的价格由此确定。

总之，“抄手拿佣”也好，代理费也好，从受害者的角度看，都是消灾避害的费用，都是对破坏力量的赎买。从加害方的角度看，都是无中生有，强横加害，挣的是破坏钱。这笔钱不是对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破坏要素”参与资源分配所得的份额。土地要素的报酬叫地租，资本要素的报酬叫利息，劳动要素的报酬叫工资，破坏要素的报酬应该叫什么？考虑到暴力与流血的必然联系，考虑到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互换关系，我们不妨称为“血酬”。

这个称呼与当事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江湖黑话中，钱就不称为“血”，钱多就是“血旺”；送钱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规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总之，把破坏要素之所得称为“血酬”比较贴切。需要强调的是：破坏力毕竟不是生产力，血酬是第二性的东西，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所能损害的正面价值。

生存资源是分层次的，所谓“身外之物”，只能用来称呼那些生存必需品之外的金钱货物，这条界线之内的则是“等身之物”，那是养生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额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这道界线是一条“命——物等价线”，博命换物就可以视为等价交换。此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博命之人越多。庞大的博命集团的存在，不断制造这个集团的社会机制的存在，乃是解释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要素。

正如“卖命”这个常用词所表示的那样，生命和生存资源之间的交换关系早已得到大众的深刻理解。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革命者大体上都是博命者。

资源分配必定遵循某种规则，必定发展出某种规矩。在中国历史上，“横规矩”一直担负着资源分配的重担，据此分来的资源，便是不断改头换面、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血酬”。

“血酬”和“横规矩”并非一无是处。从老百姓的角度说，流寇不如土匪，业余土匪不如专业土匪，短期捞一把的专业土匪又不如土匪世家；真把一块地盘当成自己的家产了，反而不肯胡乱糟蹋了。为了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狼群也要调整自己与羊群的关系。

“干股”就是企业无偿赠送的股份，但还不如“硬股”更准确。“硬股”这个概念和“卖命”的说法一样，蕴涵着造词者和用词者对这种社会现象的透彻理解，是地道的中国思想和民间智慧。这种智慧在当代民间又有创新：如黄股——资金股、白股——技术股、红股——实权人物的干股、黑股——送给黑势力的股份，以及“权力股”、“好汉股”等等。“硬股”是“血酬”在股份制中的存在形式。这种东西的存在，勾勒出中国“成事要素”的常规范围，反衬出官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的欠缺。

建立和维护横规矩是要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代价的。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要估算自身的风险，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应付同行的挑战，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的规模，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比起普通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

中国有大大小小的地盘，大圈小圈，条条块块，层层叠叠，每块地盘上都有一套横规矩，有一个地霸，或军阀、或民团、或黑帮、或贪官污吏、或道门教会、或豪门大族，或者直接就是土匪。这种地盘秩序充分发育的社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见于春秋战国前流行的封建制度，层层叠叠分封下来的制度，许多小王架着一个大王的制度。

血酬——破坏性要素应当分到的资源——必定会有，但是分配必须公平，必须依据破坏能力的变化而灵活调整，否则就难免开战。

中国创造了适应“破坏力水平”的多种生产关系形式。在江湖黑话中，送钱叫“上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从官吏方面看，把企业说成犯罪，挑毛病收拾企业，并不是什么难事，有这种合法伤害权的部门很多。如果说，商场竞争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官场竞争往往决定着企业的生死。于是，中国企业被迫创造出“上血”的各种形式。按时送钱似乎是破坏要素分肥的最常见形式。所有的生产关系形式，都体现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明智。

明朝社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支配下的社会，身份等级制度严格细密，不同身份和级别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不同的伤害能力和防御能力。

崇祯年间，农民造反前的口号是：饿死也是死，当强盗也是死，坐等饿死，还不如当强盗死！这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当良民和当强盗的风险已经相等了，而当强盗活下去的希望还大得多，这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

李自成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反过来倒有可能得天下，这时候入伙的风险就降低了，甚至比当流民的风险还要小，而自己当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入人生预算了。另外，李自成将大批军官吸引过去，使全国兵力空虚，无论是造反起义还是当土匪抢东西，风险都大幅度降低了。这已经不是生死之间的选择，而是怎样更有利的选择，是比生死底线高出一大截的选择。

清朝顺年间，山东藤县，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招抚，县令为其另立“盗户”名册，凡是“盗户”与良民相争，官府则曲意左袒，因为怕他们再起来造反。自古沦为盗者，本是政治上失势、经济上破产之人，而藤县之盗，却因为人多势众——“十人而七盗”，反而成为当地强势人物——“官不敢捕”，连官府都惧其三分，以至在他们受招抚成为“盗户”之后，官府处理利益纷争时不得不给予“曲意左袒”，这相当于承认“盗户”具有司法豁免权与优先救济的特权，尽管任何正式的法律文件都未赋予“盗户”这样的特权。也就是说，在“盗户”与良民之间形成的利益分配秩序，是向“盗户”倾斜的。

我们不妨将这种盗户“有权”多占便宜的利益分配格局，称为“盗户秩序”。这个概念实际上还想表达另一层意思，即任何强势者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占有，均无异于强盗行为。

关于利益分配不公与博弈失衡，在一种博弈秩序中，利益的分配通常取决于“暴力潜能”的分配，谁占据了更多的“暴力潜能”，谁就掌握了利益资源的支配权。如果“暴力潜能”的分布比较均衡，彼此势均力敌，则容易形成一种比较公平的契约，大伙按契约分配利益。

由于在传统社会，官衙独大的博弈情境决定了权力就是“莫与争锋”的“暴力潜能”，所以利益分配由权力所有者说了算。财富、关系网、个人权威等私人因素可以影响权力意志，是次一级的“暴力潜能”，有这些暴力潜能就等于获得了左右公共决策、多占利益分配的权力。这是一种“隐权力”，无名无分，无合法性来源，但是非常管用。

拿破伦曾说：“革命是一种以刺刀为后盾的意见。”自古以来消灭皇帝是为了当皇帝，中国只有改朝换代而没有真正的革命，看起来是革命，实际上是复辟。改朝换代的目的不是建立新的制度，要抛弃的只有一个姓氏和一个国号，要继承的则是帝国的全部，如何取得权力、使用权力、终结权力的规律并不允许有实质的改变。暴力的使用只是要恢复到前朝初年那样的状况，让历史从终点回到起点，然后开始下一个轮回。打天下的皇帝处于一个权力轮回的起点位置上，这就凸显出武力对政权具有本原性的极端重要性。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果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吗？未必。应该是“得兵权者得天下”，或者是“有武力者得天下”；也可以是“得上心者得天下”，上心即最高统治者的心。

虽然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但失民心者一定失去天下。

各级官僚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潜规则替换正式规则，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统治集团向市民们出售“自治特许证”，可以理解为血酬的一次性征收；出售主人权力，则可以看作是变法改制权的有偿转让，这本身就是根本性变法。

在现实社会中，只有两种人没有下岗之忧：一种是油子，一种是痞子。油子脑袋灵活，善于投机钻营，把与领导的关系搞好了，下岗就很难轮到他的头上；痞子敢玩邪的，耍起横来没有哪个领导不发憷的。这就是学者吴思的“血酬”在现实社会中体现。

所谓的生命无价、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相当于司法部）经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生命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皇帝、军阀或土匪之类的暴力集团首领，是“招兵买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他们是买主，士兵是卖主。为了将暴力行业中的两大集团区别开来，我们类比资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称首领们为“血本家”。血本家与士兵构成一对交易体系。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出钱越多，兵马越多，打江山坐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来的预期高了，也更能吸引人才。军政制度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交易。比如：贵族制度、军功封侯制度，就是针对血本运营的高级人才设置的卖命激励机制，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或期权制。

血本家永远是有竞争者的，即使是最高层的皇帝也不例外；更何况还有中层的大小军阀与下层的土匪等。血本家之间往往你死我活；从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看，开头和末尾都是他们拼命表演的时候。

（二）血本家招兵买马以后，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暴力强权，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活下去，就要以劳役或贡赋自赎。这又是一对交易关系。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凭借生杀予夺的实力，努力从百姓手里榨取更多的赎金，可一要掌握分寸；如果破坏了再生产的能力，以后就什么也得把到了；不能过分的另一个理由，即赎金开得越高，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收刮到血线以下，不让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拼命就成了合算的选择。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三）在上述两类交易关系中，活动着三个社会集团：士兵——血本家——民众。和工农兵一样，血本家也在创造历史：血本家勾挂两边，霸占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收刮的财富则是官兵与民众双方的关键性重合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血本家收刮的财富越多，招兵买马的数量就越大、质量就越高，因此决定了他们实力的强弱，又决定了控制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而收刮财富的多少，偏偏又受制于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受制于血本家与民众的共同利益。在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中，谁玩得高明，谁善于发挥儒家、兵家、和法家的智慧治民、治军、治吏，在综合平衡中争取最大收益，谁就有希望取得天下。

西方基本的人际关系规则是什么？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开始，他认为商品交换是那个社会的基本关系规则。他又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引入，在遵守等价交换规则的条件下，建立了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大厦。

现代西方经济学，其所有理论都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假设之上：一、每个人都归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人是理性自利的；二、每个人在市场上都有完全选择的自由，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强迫谁，只能平等地交换各自的产品和服务。等价交换原则已经渗透了西方社会，社会学中的交换理论成为主流；西方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规则是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就是做一个善于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权利的好公民；一个自利同时也遵守社会义务的好公民。

有钱钱当命，没钱命当钱，当生命完全折合成人民币，到底是漠视还是在重视生命。

3.3从中国人的“占道模型”看规则

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这样的情况：一条路本来很宽，路的一边停了一排汽车，过一段时间，路的另外一边也开始停车。于是只剩下中间一个狭窄的通道勉强通行。这时如果遇到对面也有车来，双方都不相让，就发生堵车。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社会现象，很多深奥的道理在这里变得一目了然。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面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公众一致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可以想象在其他比较隐蔽的场合，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一定更加普遍，各种“占道”一定更加缺乏监督。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在发生的违章、违法行为，它遭遇抵制和制止的可能性有多大？通过上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即使它的违法性路人皆知，也不会有任何人出面制止，理论上“来自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实际生活中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积重难返之后，就成为社会腐败现象。腐败其实与占道一样，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纵容态度，是重要的催化剂。

公众为什么会纵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因为这对自己是最合算的。中国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说给别人听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才是中国人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从停车一方看，省钱省事省时，明显是利；过路一方，如果去纠正占道，轻则耽误自己的时间，重者可能挨打，明显是害。

从占道模型来看，侵占公共利益一方必须掌握好一个分寸，就是不能把路堵死了。堵死了，其他人过不去，容忍度降低为零，矛盾马上激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占道停车都要给别人留下一条通道，这并不是占道人有公德心，而是不留通道，自己的利益也就结束了。但问题在于，占道的这个群体很难理性地实行自我约束，已经占到位置的希望保持现状，而没有占到位置的则希望拼命进来。把路彻底封死的结局是必然的。然后就是冲突、清理，恢复原始秩序；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蚕食。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各种暴力行动的总爆发。蚕食大众利益，从投票盛世就开始了，只不过承受总清算的是他们的子孙。

现实生活中各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如同占道停车一样，通常不会遇到阻力，但前提也是让别人过得去。如果他做得太过分，有人过不去，他就有可能被掀翻。许多贪官落马，并不是因为贪污，也不是因为他贪污的数额巨大或者运气最差，而是因为他把别人的路堵死了。如西安的彩票案。

占道模型中，警察代表政府（广义上的）职能。纠正占道，不可能指望群众，只能靠警察，由此，我们不难引申出维护社会正义，只能靠政府的结论。如果司法机关不能实现严明执法，单靠给群众“普法”，永远不能实现秩序；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打击犯罪，无论怎样提倡见义勇为也无济于事。政府掌握了全部社会管理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而它的素质和运作状态，直接决定着社会的面貌。在一些地方，我们的政府明显不称职，一个连占道都纠正不了的政府，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它在其他看不见的领域里，是廉洁而高效的？

中国社会中巨大的属于全体人民共有的财产，人民只能拜托政府来看管，但政府显然不能胜任，面对各种形式的蚕食，基本上束手无策。目前的利益格局之所以还能维持，是因为大家还“过得去”，而我们知道，形形色色的占道者是不可能理性地自我约束的，蚕食行为总是要日趋疯狂和变本加厉的，一旦到了路被堵死，多数人过不去的时候和程度，脆弱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大的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

占道模型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难题：公共的利益每个人都想咬一口，而维护公共利益的事情每个人都不愿意出头；有权的管理者不称职，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对不称职的管理者又奈何不得。能解决这个难题，基本上就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办法。

公共财产实际上的无主状态，是它屡遭侵害的根本原因。那么解决这一条的根本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把一切无主财产，都转化成有主财产；财产有了主人，它的安全问题就有人操心了。

管路的警察，之所以敢玩忽职守，是因为他的帽子并不掌握在过路的群众手上，而是掌握在他的局长、队长手里。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这个机制，由过路司机决定他的考核成绩，占道现象就会马上消除。

即使在目前机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天占道严重的路被电视或者报纸暴了一下光，路上也会马上消除。这就是阳光的作用，监督的作用。腐败、霉变都发生在黑暗的地方；如果舆论监督再开放一点，透明度再提高一点，这个社会就会更清新更和谐一点。打开黑箱，一切在阳光下操作，任何台下交易，都以谋私论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府和每一个公民的规则意识、法律意识。

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人和他的美国女朋友在纽约街是闲逛，看到红灯就闯了过去，女朋友说，你连红灯都敢闯，什么违法的事情不敢干？就与他拜拜了。他回到北京，和中国女友逛街，见了红灯就老老实实地等着，女友不高兴地说，连红灯都不敢闯，还能干什么事情。也与他拜拜了。

这个笑话说明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中国社会对法律、规则的漠视根深蒂固。在国人眼里，善于规避规则是一种“能力”。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个人行为遭遇规则的“红灯”时，不是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是习惯去找关系“通融”，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执掌规则的人，也要学会网开一面，特事特办，才会被认为是“会处世”。而讲规则、讲原则、守规矩的人，常常被讥为死板、迂腐、没有开拓精神。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小到闯红灯、随地吐痰，大到随意违法、行贿受贿等，人们习以为常，甚至还把这种超越规则的行为归纳为一种规则，叫做“潜规则”。

道德的约束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堵塞，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遵守了。

企业界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企业的竞争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拼成本的阶段，以低成本取胜；第二个阶段是拼技术的阶段，以科技含量取胜；第三个阶段是拼规则的时代，以统一规则取胜。规则竞争是最高阶段，将自己的技术和管理规则转化为普遍的市场规则，这是企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胜者为王，王定规则的阶段。

规则战争的时代，对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是一个挑战。以往的规则从来都是由公共权力来发布和维护的，政府部门垄断独占了设定规则的权力。唯有他们有立法的权力。但是，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锋企业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不得不参与规则的制定，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进入公共权力领域，他们要力争成为立法者，要使国家的制度和规则向着保障自己长远利益的方向调整。对仍然习惯于垄断公共权力的政府行政行业管理部门来说，他们最不希望的事情已经发生——中国企业开始进入立法竞争的阶段。

政府权力与企业利益的关系，企业在规则竞争时代到来时应有的态度和做法，商业和技术规则的制订程序的合理性。制定规则的权力是一切权力中最核心的权力。在国外，行业协会或者商会是技术和商业规则的核心制定者，规则制定权在企业团体，行业协会或者商会具有自我管理的权力。同时，各种相关的消费者协会也是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力量。各种有影响的标准协会，都是民间机构，政府部门只是规则和标准事务上的协助者，而非强制制定者。

在中国，因为公共权力由政府部门垄断，企业只好围着政府部门的具体人员公关。但是，不同的企业与政府部门官员的关系是不对称的，这就有可能造成公共权力的倾斜。从中国企业的长远利益来看，暗箱操作的“以法谋私”是不公正的、危险的、不可持续的，企业整体利益的根本指向，就在于立法过程要透明化、公开化、民主化，企业必须成为商业立法根本性决定力量。没有规则制定程序的透明化、公开化、民主化、参与化，那么规则制定就变成暗箱操作，以法谋私就会愈演愈烈。

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到了规则竞争的时代，已经到了争取立法权力的时代。在规则竞争中取得成功，在立法环节上拥有发言权，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3.4关于潜规则问题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了“潜规则”的概念，他说：“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久而久之，“潜规则”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一种人们的行为习惯，而明规则实际上则成了一种装饰，一种假面具。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对“潜规则”作了如下定义：

1、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

2、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动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

3、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

4、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守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5、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6、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上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的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但是，当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创造“潜文化”这个词，目的是与官场上正式的“红头文件”划清界限。“潜文化”的东西是很少见诸文字的，积累和发展的道路自然不那么顺畅。

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至今还有强大的影响，如崇尚权力，唯官是从；人身依附，忍耐服从；欺软怕硬，欺善怕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言行不一，上下有别；明哲保身，圆滑狡诈；以及随大流为特点的群体意识等封建社会官场人格，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现今的官场中。这样的习气、这样的人格正是权力私有、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土壤和环境。

官吏的潜规则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额外收益，是在行使代理权的过程中私下交易所得。

真正支配游戏的规则，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这就是“潜规则”。

海瑞和张居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官员，但他们都失败了。因为他们都触犯了官场上的潜规则，因此才遭到报应。海瑞严格按照正式规定办事，禁止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自己带头拒收“陋规”和“常例”，也禁止向上级供奉陋规和常例，这等于剥夺了各级官吏的既得利益。张居正则动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手段，逼迫官吏完成税收任务，挤压官吏和皇帝的闲暇，又不能提供额外收入；他们二位从不同的方向压缩了官吏集团的既得利益边界，破坏了根深蒂固的官场规矩。他们的失败或者倒台，不过是违规者必然遭遇的惩罚。

封建社会中的官场，可以说是最黑暗、最龌龊的地方，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有权者命令，无权者服从；权大者命令，权小者服从；善恶判断、是非曲直，一切都是以官职大小而定，有权有势就是爷，无权无势便是孙子。

《李宗仁回忆录》一书中谈到了“国军”的潜规则：凡事必须行贿才能办，就是一条潜规则。部队指挥官拿着“委员长亲批手令”，却无法从军械仓库领出武器来。还要给管理仓库的人行贿才行。

越是腐败无能的人，越容易得到重用，这是“国军”的又一条潜规则。如汤恩伯就是这样的人。

腐败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靠封官许愿也选拔不出杰出将领。

如果你是一个新人，踏进任何一个新地方，你一定要注意：不仅仅要看到墙上悬挂的、形成文件的那些看得见的明规则，更要有足够的耐心去观察、发现和适应其背后暗藏的潜规则。

3.5潜规则是怎样形成的？

学者吴思他在书中说：“支配这个集团（官吏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决择，这种结果和决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

“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就是潜规则形成的真正原因。学者吴思在《当贪官的理由》一文中，通过《明史》中记载的一件事情，说明了这一原因。崇祯元年（1628年），一位叫韩一良的户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者副科级，但位置很重要，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他给朱由俭皇帝（崇祯皇帝）上疏说：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自己是个很小的官，都辞却了别人送的500两银子，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崇祯皇帝很高兴，认为他很忠诚，准备提拔他当佥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级），但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谁送给他银子。结果韩一良不愿意说，被皇帝撤了职。

韩一良宁可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途，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而不肯告发那些给他行贿送礼的人，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怕得罪人的解释是说不通的。

无论哪个朝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益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是遗产，亏损是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从史料的记载，明代官员的正常俸禄是不足以养活官员及其家人的；海瑞这位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死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就是证据。

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在皇帝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象善于将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贪。

“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就是潜规则形成的真正原因。说得再简单点，就是实用理性，一种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为核心，适应人的心理情感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实用理性。比如，我们不说官场上的行贿受贿，只说医院里送红包、学校收赞助费、单位设小金库之类的事情，这些都是拿不到桌面上的，都是潜规则，但它的运行却有相当广泛的市场。用现代比较时髦的一个术语来说，这就叫腐败的“民间基础”。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说：“造就潜规则的力量，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

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互相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现实中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用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的时候，那种事情就基本上做不成，

学者吴思在《新官堕落定律》中用朱元璋的话说明了新官堕落的规律。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象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吗？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服苦役。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朱元璋又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哦了，全部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人很多。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

《红楼梦》第四回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贾雨村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把《红楼梦》第四回看作全书的总纲。其中这样写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那些衙役果然在诱劝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帐同样算得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你可要三思。

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地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的潜规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员们的学习时间大大缩短，学费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的实现过程。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的。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接受的是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官员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帐的，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帐目上做手脚，反正皇帝也搞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说，书手比天子更能影响地方官的命运，自然要排在皇帝前面。

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藏在漂亮文章背后的实际利害格局。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唬人吓人的企图。

学者吴思在《晏氏转型》中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明规则向潜规则转变的故事。

晏子是春秋时代著名的贤臣，那个时代正是为了后世建立种种基本规则的所谓轴心时代。《晏子春秋》中记载了关于他的故事。齐景公派晏子去治理东阿的前三年，按照仁义道德去治理，结果齐景公很不满意；他请求重新治理，结果第二年齐景公就满意了。在这个故事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二是晏子后期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三是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

晏子把讨厌正式规则和喜欢潜规则的人分成了两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大利益集团：一个是民间的“三邪”，另一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这两类人的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重大。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通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通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二谗”在晏子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自然不会传递对晏子有利的话，甚至还会编造对晏子不利的话。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结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点象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齐景公不满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后来晏子让“二谗”和“三邪”都达到了目的，自然在信息通道中传递的就是美言了，得到齐景公的称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个人在官场中生存和发展的策略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最开始是遵守仁义道德，不媚上不欺下，努力当好父母官；这是理想中的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场进步策略，在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可是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强大压力；可以发现，上边是很想让人去媚的，诱导我们媚、暗示我们媚、强迫我们媚，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欺下；出乎预料的是，下边也很愿意我们欺负，老百姓并不难欺负。那么我们怎么办？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还是与皇帝对着干？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看，对抗当然是要倒霉的，听话才有出路。

在信息渠道上，即使是百姓的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筛选者的偏好。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中说：

官话代表正式规则。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就是过招的实质。而展示这种成本和收益的能力，就是官员们采用的威慑策略。

规则选择者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自身的死亡。暴力可以制造死亡，因此，暴力最强者拥有规则选择权或决定权。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官话代表了正式规则，而正式规则是不能给当事的双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说明的潜规则却能在交易中为双方创造福利。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则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问题是水并不总是以洪水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暴民造反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能力。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刘谨是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谨的财富是明朝国库的几十倍。通过史料可以看到刘谨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学者吴思将刘谨展示给动机的一条资源分配规则取名叫“抽水机规则”，或者叫“横规则”。

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都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就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过去完成权钱交易。就象在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马力硬往上抽。

官吏们都有小金库，来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收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那些官员付出的贿赂并不一定是升官发财的投资，而是避祸消灾的费用，如同对黑手党欠下的保护费。

刘谨当年手握重权，许多隐蔽和伪装无须再用，潜规则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横规则”。明眼人早把这种变化看在眼里，主动向权力靠拢的聚集运动已经象百川归海一般了。

每个官、吏、役的职位，包括临时性的职位，都是潜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不同节点所连接的潜流数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与苦役之别。这上一幅复杂得可怕的庞大图景。

全国上下文武官员之“缺”数以十万计，每个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规和常例的滋养。

吏员之“缺”的数目，在名义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实际数目却可能多出三到五倍。严重超编的吏员靠什么生活？中央财政没有他们的位置，但他们的生活却很不错，因为他们是各种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收取陋规和常例的机会也多得多。

官僚体系中的吏，在名义上要比吏员数量多，但实际上的数量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这批数目惊人的差役几乎没有正式收入；他们主要靠陋规和常例生活。

到了官场的最底层，也是潜流网络的最底层，直接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毛渠系统。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是最稳定的，就好象基本建筑材料一样，不管建筑式样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力分布的变化而花样翻新，基本构成总是一样的，永远是衙役们面对老百姓的那副抽水机嘴脸。

毛渠系统中体现出来的实力格局，属于加害能力相差悬殊的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换格局。

总之，在潜流的发源之处，官吏衙役们拥有重重保护之下的合法伤害老百姓的权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风险伤害老百姓的实力，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合算的反抗手段。刘谨潜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远流长，秘密就在于：虎狼与牛羊的伤害能力相差悬殊。

明朝一千一百多个县，表面上看来都是相等的行政单位，但实际上每县税粮总数不仅不同，而且相去极远；在多种情形下，总数一经规定，就因袭而不加修改，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粮总数可以是一个穷僻县的三百倍到五百倍。

百姓缴纳税粮，在规定的数字之外尚有所谓的“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习惯收入私囊的附加；层层如此。地方官向上交纳税金税粮，，总是先扣常例，至于税额是否如数，则是另一回事情。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了不合实际，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种普遍的不成文的制度。即在规定的税额以外抽取附加税：征收白银，每两附加几分几厘，称为“火耗”；征收实物，也要附加几匹几斗，称为“耗米”、“样绢”。除此之外，一个地方官如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牌。对这种似合法又非合法的收入，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在各地区之间，这种收入则漫无标准，因为一个富裕的县份，税收上加几分几厘，县令就可以富得流油；而一个贫穷的县份要征收同样的数字，则已是暴虐的苛政了。这些情形使得所谓操守变成毫无实际意义。

更难判断的是京官的操守。他们没有征收“常例”的机会，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礼仪为名赠送的津贴。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尤其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为数最多。

在文官体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难的是各级地方官没有实际能力足以应付环境的变化。他们没有完全驾驭下级的能力，因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级也拥有财政权；人事权则集中在北京，对下级的升降奖惩只能建议而无法直接处理。

学者吴思在《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中对潜规则的形成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600年。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专用名词叫“漕规”。

“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江苏常熟县有六块禁止漕规的石碑。但经过数百年的博弈，谁输谁赢早已见分晓，各个群体利益相制，摸索出一套各自相安无事的规矩。百姓应该出多少血，各级官员应该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构成了稳定的均衡状态，形格势禁，改动非常之难。石碑上面的正式规则有一种用处：它显示了漕规的不合法。这是潜规则分配体系的一个大把柄，“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意识到这些，就可以领会到“漕口”而字的贴切和传神。“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在江苏叫“白颈”。这说明“漕口”这个社会集团普遍存在，漕口集团的规模颇为可观，集团分取的利益和资源已经不是小数。

“漕口”是指一些刁劣的穷酸秀才组成。他们拥有一般百姓所缺乏的优势：一是读书识字，了解朝廷法规；二是经常与官吏交往，知道官吏们违法分肥的内幕；三是与更高级别的官员有私人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四是他们已经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上级；五是人多集中，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漕口集团在与漕规集团的斗争中，需要把握好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让分享漕规的利益集团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肯与漕口分肥，自己就别想继续吃肉；事情闹大了，闹地上级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办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亏，而既得利益集团吃亏更大，损失将远远超过漕口索取的那些银子。两害现权取其轻，还不如及时让步。正因为算准了让步是漕规利益集团最终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铤而走险。

漕粮的陋规定滋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作为一套潜规则体系，漕规私下划分了官吏集团、漕帮和农民集团的利益疆界，安排了官吏集团内部的分肥次序和份额。经过反复教量，在漕口与官吏集团之间确立的利益再分配方案，又属于什么“规”呢？古代把它叫做“白规”。“白规”可以理解为白食漕规，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官吏身份的白丁分享漕规，还可以理解为借白吃黑而形成的分肥规则。潜规则是在暗中进行的，而白规却以暴光相威胁，这正是抓住了潜规则体系的致命弱点的一击，白规依靠公开打官司的威胁而扩大分肥的数额。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中国也存在三种并非分庭抗礼的权力：即党、政、司法（主要指公、检、法系统）权力。这三种权力既以党权力为中心，又在具体运用上各有其特殊性。虽然说不上相互制衡，却也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只有通过利益交换才能联结通畅。

被视为权力顽症的腐败，其实是一种高风险性的操作，它之所以能够普遍弥漫，是因为腐败者一开始就意识到了风险，一出手就两手抓：既致力于增强以权攫利能力的关系网，又着手编织预防风险的保护网。这两种网络往往是交织重叠的。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腐败的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证明了腐败网络已经无孔不入，已经覆盖了党、政、司法三种权力体系。在不同位置上执掌不同权力而又互相能够发生作用的人，因为互相需要，已经通过利益交换形成了一张张大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个个利益分肥机制。掌握不同权力的人，分别处于分肥机制的不同位置。

这种共同体兼有以权攫利和自我保护两大功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反治理能力。以权攫利在大多数时候都必然要损害其他人的正当利益，当受损者起而反抗时，他只能求助于体制本身提供的“合法途径”。而这些途径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往往早已被纳入腐败关系网的一部分，成为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即使当时没有被纳入，事件发生后也很快会被纳入。保护网是不允许出现致命缺口的，这样的缺口一旦被发现，保护网的所有触须都会向此处延伸，直至将其包裹在网中。抗拒纳入者将要面对整个关系网的压力和排斥，不可能持久。

历时多年，这已经沉淀成了官场潜规则，甚至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默守的潜规则。谁都知道遵循正常途径公道难求，只有与关系网攀上关系才好“办事”，而且办事只能通过利益交换，必须付出代价。你首先必须承认对你实施利益侵害的人的不正当利益也具有某种正当性，然后才能通过关系网在付出代价后讨回部分利益，并且还不能对关系网造成伤害，这就是在中国办事的潜规则。因此，无论是纪检、监察、还是检察部门，接到举报其实都很高兴：生意又上门了，而且必定是赚钱买卖——如果被告是自己关系网中人，此举报即可作为自己在共同体内要求增加分肥的筹码；如果被告不在自己关系网中，要么他会通过其他关系婉转过来，这样就可以扩大增强自己的关系网；要么他只是个“无能之辈”，可以“从严惩处”，既可以正面邀功，又可以背面立威。

《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2日报道：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局长张洪钧因为调查并制止教育部门乱收费遭到阻挠，被迫辞职。表面上看，这是张洪钧个人对当地行政环境的一次抗争，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国家法定规则与行政机关内部潜规则的矛盾和冲突。

合乎法律规定的严正执法为何被不合法律规定的潜规则“打败”？因为物价局的严格执法触及了包括学校、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一个庞大利益群体的切身利益。学校快速推进“电脑教室”建设，对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而言是一大政绩；学校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或明或暗的利益关系，是促成后者成为前者达到利益代言人。

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处于强势地位的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不惜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家长的利益；主管教育的“市领导”甚至不惜动用一种公共权力来限制另外一种公共权力。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当然会维护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利益。长官意志决定了张洪钧抗争的最后结果。

目前法治政府目标尚未完全达成，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端不上桌面的潜规则真正在起作用。在实际操作中，官员普遍不愿意冒政治风险去对抗上级。如果张洪钧选择妥协，那么这起政府内部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压根儿就不会被公开化，而会象以往那样被潜规则和长官意志消化掉。

只要政府存在不同部门和部门权限的划分，就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权限矛盾和利益冲突。以往，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尚能发挥作用，再加上首长权威的存在，这些矛盾和冲突往往被内部消化，很少公开。旧有协调机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缺乏法定规则，不够规范，效率低下，更多地依靠长官权威发挥作用。

近年来，从李昌平辞职到张洪钧辞职，一系列政府部门的权限矛盾和利益冲突被逐渐公开。这表明，我们现有的政府内部的协调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处理国家法定规则和行政机关内部潜规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不适应现实需要了。这也提醒我们，必须重建政府内部行政机关之间的协调机制，更多地依靠规则治理而不是让长官意志发挥作用。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种规则应该能让政府内部各个分立的行政机关做到协调配合，让政府作为一个整体高效运转，同时又能实现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换句话说，一旦某个行政管理部门出现类似阜阳市教育部门的违规行为，这套规则马上就能启动，加以制止，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指望某个“清官”靠个人良知来进行对抗。这也是从“人治”到“法制”的必然要求。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切断行政管理部门与所管理的行业和行业中的组织的利益关系。如此，才能在行政效率和实现公正之间尽量求得平衡。

张洪钧说：因为一些制度还不够完善，在转型期的中国做官，象身处阿里巴巴的山洞，到处充满诱惑。于是中国的官场被败坏了。当一个人和一群人对抗，如果吃亏，要么是这个人做错了，要么是他被人陷害了。

《南风窗》评论说：潜规则象玻璃罩子笼罩着中国官场，看不见但不可逾越，若有谁试图打破，先要考虑自己能否承受玻璃破碎后的尖锐。但是当潜规则和法律相抵触时，张洪钧以大勇向潜规则挥出重重一击。

《南方人物周刊》在采访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时问到他是否与官场“潜规则”有过正面冲突？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官这么难做——如果让上面满意就不能让下面满意，如果让下面满意就不能让上面满意——怎么就不能同时让上面下面一起满意？所以，很多官最后就只钻研“如何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了”。“当部长、副部长，主要是处理好和上级关系的问题。”，“现在做人、做官的标准越来越低了。本来当官不贪污、不受贿是起码的道德约束，现在这样的都成模范了。”

改革开放使原来行政主导型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集体的色彩淡化，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但是主导社会运行的秩序没有同步形成，社会评价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这使得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浮燥和期待当中，物欲主导社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向利己主义发展，并不可避免地向恶的方向转移。人性向恶需要突破两道防线：道德和法律。道德约束群体，法律制裁特例，当社会道德开始沦丧后，法律就会变得相当脆弱。

我们把当前的社会秩序概括为功利化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社会整体利益，为了满足私欲，可以不顾社会正义，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人化，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途径，将国家利益据为己有，并形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利益集团。这种功利化的社会秩序蕴涵的不平等因素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撇开结果平等不谈，在发展的机会上就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社会强势群体占有重要的社会资源，他们凭借优势可以将大量的发展机会安排给自己，而弱势群体几乎不占有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资源，也谈不上什么发展机会。

在这种功利化的社会秩序中，社会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只不过运转社会的规则深藏在社会的背后，不言自明，心照不宣地执行。这种潜规则在显规则之外发挥作用，当显规则软弱无力时，潜规则就大行其道。

各行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比如在商界，一些人信奉“关系就是生产力”，政商关系潜规则是企业家的必修课，行政要员是企业经营的核心要素。潜规则还表现为各种简短的行话：“摆平”、“做掉”、“搞掂”、“放血”、“打点”、“进贡”、“大小通吃”等，就象黑社会的暗语。

潜规则萌生于熟人社会，凝结在社会的关系网中，人们办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正当的程序和规则，而是能够说得上话的熟人。熟人社会虽然增加了一个交易环节，但是却减少了交易费用。原因何在？国家利益规避了，公共利益被侵蚀了，交易费用转化为私人利益。潜规则的上运行使腐败行为更加隐蔽，查处难度加大，因为交易的双方都倾向于维持这种关系，建立攻守同盟，以长期合作，反复利用。

功利化的社会秩序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在功利化的社会秩序下掩盖的是各种各样的潜规则，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安全感的社会。

3.6为什么潜规则比明规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这需要从最基本的人性说起。明规则好不好？当然好。但往往不是从人的基本心理情感原则出发，而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追求，这种追求是以人人都是圣人作为前提的。久而久之，就出现说一套，做一套的普遍现象。马克思说：“不是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的专横。”西方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经济人”的概念，它认为：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兴奋人不是“存天理、灭人欲”，而是正视“欲”，他们认为控制欲望比满足欲望更值得引以为荣。

从某个角度来说，潜规则的大肆流行，正是对一切高调的反讽。一个朝代衰亡时，往往是高调最刺耳的时候，也是潜规则最猖獗的时候；而一个朝代上升的时候，往往是明规则和潜规则距离最近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缺乏普遍的规则意识。这种规则意识要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别人如何，你都必须遵守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是道德，也可以是法律。现在的问题是：一、最容易破坏规则的人恰恰是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二、潜规则盛行，毒害了人们健康的规则意识。恶没有恶报，善却往往被人欺负。大家都不按规则行事，久而久之，这规则就形同虚设；个别人甚至连潜规则都不遵守，而是奉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利益问题，不仅仅是下层民众犯罪的重大动因，也是历来促使上层政治生活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潜规则”和“厚黑学”不是同一门学问，但是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厚黑学”注重心理的修为，注重手段的狠辣；“潜规则”是人人必须知道的游戏规则，至于有多少条，这是不传之密，在于每个人于生活中去总结和归纳。

如果比较二者，“厚黑学”是方法论，而“潜规则”既是方法论，也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装傻帽。这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官场潜规则之一。谁若胆敢无视这个潜规则，胆敢与游戏较真，如果这个人是营垒之外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如果这个人在营垒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叛徒。

这种官场游戏的潜规则把官员应尽的职责表演化、虚拟化，其必然结局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最大限度的弱化。

“摆平”有“搞定”和“解决”的含义。还有人区分了对上和对下的“摆平”，叫做“对上能摆平，对下能铲平”。如果说对下的“铲平”表现为仗势欺人的霸道，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那么对上的“摆平”则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肮脏勾当。在上者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一些非法之徒为了逃避法律惩罚、获得额外的好处，不惜以重金进行“权力寻租”，使当权者或在上者成为自己的保护伞；而一些品质低下的官员则把公共权力当成个人权力来出租，因为贪图人家送来的金钱、美女，心甘情愿地成为黑、恶势力的卧底，为其通风报信，鸣锣开道，遮风挡雨，以至于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这种“摆平”现象严重地腐蚀了当权者的灵魂，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

“摆平”现象为什么在中国绵延不绝呢？造成“摆平”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商业贿赂是“摆平”的经济根源。所有“摆平专家”进行“摆平”的杀手锏就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在中国由来已久，赵国商人吕不韦用商业贿赂摆平华夫人和安国君而最终成为秦国太上皇的故事尽人皆知。到了宋朝，贿赂之风愈演愈烈:“自渡江以来，大理寺治狱官吏极有奸弊，至于容情请讬，贿赂公行，玩习既久，理宜惩革。”

权力出租是“摆平”的政治根源。有钱人要寻租权力，有权人要出租权力，二者构成了以行贿受贿为核心的一个“摆平”生态系统。通过权力寻租，非法奸商把“体制内问题”拖到“体制外解决”，由“公了”变“私了”，大大降低了违法犯罪的成本和风险；通过权力出租，贪官污吏把公共权力变成私人权力与非法奸商进行交易，以便获得权力租金的非法收入。

体制漏洞是“摆平”的社会根源。转型期中国，体制脆弱，一些体制外的不法分子很快就能攻破体制的壁垒，这只能说明体制的壁垒还不够坚固；一些体制外的游戏法则之所以能在体制内盛行，这只能说明体制内部的机制还不够牢靠。

金钱崇拜是“摆平”的文化根源。缺乏正确的金钱观，把金钱看得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是“摆平”的文化根源。

“摆平”危害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和谐社会建设，危害政府的公信力，破坏开明的民主政治建设，腐蚀人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绊脚石，必须彻底扫荡。扫荡“摆平”现象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几方面入手，全社会齐抓共管，进行综合治理，打一场扫荡“摆平现象”的战争，使之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3.7如何清除潜规则？

靠体制改革。这套体制包括民主政治体制、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等等。

正视人性，正视潜规则，以体制来约束人情的滥用，也许是唯一可行之路。

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官爵赏罚和军队一样，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主人手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滔洪水。

“整治潜规则”中的“潜规则”

我们从早到晚、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各种规则之中。正确合法的规则，调整、维系着我们社会的和谐。

但是，潜规则却像病毒、细菌、瘟疫一样侵袭、腐蚀和毒害着我们的身躯和社会，破坏着社会的正常秩序。例如,小到入托、入学、编班，大到招干、提职、提级，再到招标、投标等等，暗箱操作的潜规则，人们既恨之入骨，又往往不得不在其面前屈从。

为了整治这些潜规则，不能不说多年来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学习整顿、检查评比、年终总结、格级登记等等。这些形式，几乎每年都在坚持进行，但效果呢？在有些地方歪风邪气依然故我，有的甚至愈演愈烈。追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在整治潜规则时，也有潜规则在暗中顽强地抵抗着。

这些潜规则的体现是：一方面，学习检查评比等形式一定要是隆重的，一把手要亲自动员，群众人人都得参加，实行点名签到制，要求每人记笔记，写心得(甚至规定篇数和字数)，讨论人人发言等等。另一方面，从领导的动员报告本身，就不得真正联系实际，不敢真正触动自己和单位的痛处，满足于什么“不够到位”、“不够得力”等套话来敷衍搪塞。

对这种学习、检查、评比和整顿，从领导到群众，人人似乎心知肚明：还不是一阵风么，几天过去了，大家都还不是彼此彼此！果然，学习整顿一过，上级检查的来了，评比团来了，验收的也来了。为表示对这次整顿的重视，为表示对上级领导的尊敬，必然由单位的一把手亲自出面，对上级领导热情招待，甚至送上“记念品”之类，以进一步联络感情。于是，检查评比结果出来了：上级对该单位的工作“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云云。

这种在整顿潜规则中的潜规则，实施的现实效果是：人民群众对歪风邪气的整顿寒了心！而歪风邪气在一些单位真成了积重难返的痼疾。

要真正整治“潜规则”么？看来首先得向着整治潜规则活动中的潜规则开刀！

靠权力对抗潜规则是不行的

黄金高注定是官场上的一个“异数”，这倒并不完全因为他为反腐败曾经数年与防弹衣随身相伴，而是因为他竟然通过网络面对公众直抒胸襟。为官多年的黄金高应该知道，通过网络如此公开地表达对某些上级部门与领导的不满，实在是触犯了官场大忌，这么做无疑是在自毁政治前途；但他之所以选择如此“铤而走险”，乃是因为黄书记深切感受到了个人对抗潜规则体系的无力。

黄金高与潜规则较量了两年，深深感到这些约定俗成的官场潜规则拥有巨大的力量，自己在与之抗衡的过程中日益举步维艰。事实表明，他固然不惧黑恶势力的死亡要挟，但却在强大的潜规则面前显得力不从心。这种无力感深深刺痛了黄金高的党性与责任心，终于使他毅然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将内心的怨愤公之于众。

任何一个敢于对抗官场潜规则的官员可能都会体会到同样的无力感，因为他们几乎都选择了同一种对抗方式——以权力对抗权力。黄金高原本以为，自己身为县委书记、权力查处自己辖区内的腐败案件应该不成问题，他相信有着党性与正义支持的权力完全可以摧毁官商勾结的腐败网络。但他终于发现，支撑腐败行为与腐败潜规则的恰恰也是权力——而且是层级更高、能量更大的权力；于是，所有反腐败行动演化成了一场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斗法。很遗憾，在权力与权力的对抗中，决定胜负的不是谁代表正义，而是谁手中的权力更大；因此，如果腐败行为与潜规则的支持力量来自于上级有关人员或部门，如果没有更高层级的权力作为后援，反腐败的胜算并不大——事实正是如此，承受着来自于上一级个别人员及部门权力压力的黄金高难以左右案件查处进程，根本无法战胜权力的阻挠。

以孳生与维护腐败网络为己任的官场潜规则本身就是一个由不同层级的权力交织而成的庞大权力网，对于每一个潜规则的挑战者而言，除非手中拥有巨大权力，否则根本无法靠权力斗法式的对抗方式获得胜利；因此，只要挑战者们选择了以手中权力“单挑”潜规则，其结果多半是被无能为力、力不从心的无力感重重包围。

黄金高是个尤其勇敢的挑战者，但权力斗法式的对抗方式仍然让他陷入困境，以至于他不得不冒着自毁仕途的风险、做出更为“出格”的举动。当黄金高的来信公布于人民网，我更加坚信权力斗法式的个人对抗终究难以清除根深叶茂的官场潜规则；同时，我也从黄金高的异动中读出了一丝希望——如果打破对权力斗法的迷信，为挑战者们提供更多的对抗方式，让公民权利渗入官场内的权力角斗，将局限于官场的权力对抗扩大为公开于整个社会的力量抗衡，那么潜规则销声匿迹的一天或许就真的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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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官与政治

4.1官与政治

什么是政治？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

什么是政治？就是政权治理之术。

在充斥着私欲、虚伪、腐败的政治环境里，人们向往清明的政治。人们尤其希望反对这种肮脏政治的人高尚、无私，希望他们象圣人一样纯洁善良，甚至容不得他们有任何功利性的计算。这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伦理规范。以权谋私是政治理想幻灭之后的必然结局，带着被欺骗的感觉和深深的悔意，人们自然就会非常急切地及时行乐，不顾一切地抓住手头的实惠。

其实，从政治就是政治，它有自己的规则，并且不会因为目的的善良与否而改变。事政治的人必须自我保存、打击对手并且获得胜利，为此争斗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采用不大正当的手段也是必须的。作为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的巨人，马基雅维利说出了政治的真相而因此遭人痛恨。他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恼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他提醒我们，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时刻也不要忘记政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他接着解释说：“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在讨论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时候，韦伯也嘲笑了那种坚信“善恶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的人，认为他们不过是政治上的稚童。但面对政治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承认自己并没有什么更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他说，“当什么时候、在大多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

对于一个已经卷入政治事务的人来说，事实正如费希特指出的那样：他没有丝毫权利假定别人是善良和完美的。即便是在追求民主的政治行动里，以这样的假定为自己行动的前提也是没有理由的。因此，那些坚信“人人只要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得更美丽”的人，如果从事政治，必定会遭受伤害。无论他们信奉什么样的政治哲学或者宗教，无论他们的信仰多么坚定，在这一点上，信仰对他们都不会有比除了心灵安慰更有价值的帮助。他或许会成为了不起的圣徒，但很难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如果他们已经厕身于政治事务当中，一定要牢记“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他这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之间，因为这种势力在一切暴力之中。”

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用更坚韧的态度、更清明的理智去面对，而不是一听说分歧和斗争就幸灾乐祸。

政治上的事，大多数是拿不到前台来的。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政治。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你要想别人关心你的事情，就要想办法把你的事情变成他的事情。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表现，体现各方面利益关系，冲突的最高级别，会影响社会全局。政治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情。

搞政治，最要紧的是讲策略，讲审时度势。要学会等待，等待时机，等待条件成熟。

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牺牲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赃勾当，政治家为俗物，甚至比喻为“娼妓”；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政治理论家和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在西方就是信奉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就是信奉“成王败寇”的厚黑学。

当领导也是一种职业。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背景下，不管那一种职业都是同等重要的。一个地方官退与不退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现代社会的地方官是在制度之下产生的，也应该是在制度之下退位。服从制度的安排，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道德准则。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现代社会的政治，是每一个人的事情，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事情。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尤其在公民政治的范围里，既要抑制邪恶的欲望，又要调控美好的愿望，这都是政治文明的要求。

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

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是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换句话说，先立制度，让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

任何一个高级干部下台，真正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政治。

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质是混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统资源与西方现代模式的“四不象”。

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或者说评价政治的标准是什么？好象很复杂，其实也并不是那样深奥；如果我们从亲身感受来理解政治，也许会变得很简单。所谓好的政治，就是符合我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并使其中的合理因素得到有效发挥的政治。也就是说，评价政治的标准还在于文化，如果能将这种文化的合理性发挥出来，就是好的政治。

政治与道德应该是什么关系？也许有的人认为道德应该服从政治，也许有的人认为政治应该服从道德。其实，二者的关系可以套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明，即没有政治保障的道德是不可靠的，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

政治强人的成功，离不开下属官员和普通百姓的俯首听命。但是，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前行，独立思考、不唯上、不畏权，敢于维护自身权益、勇于监督执政者的普通百姓正越来越多。

在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领导对你有了看法，你就完了。

与官员打交道，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首先要懂得政治、领悟政治，要对政治感兴趣。远离政治、厌恶政治或者对政治敬而远之都不行。投机取巧可以学点毛皮，但做不到将政治与经济有机相结合，也不会融会贯通于工作实践。政治是纲，经济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当今世界的文明与进步都是政治作用下的结果，没有政治的作用和进步人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中国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拨乱反正，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所以说，政治是经济的灵魂，是生命线。政治是策，经济是术，得其要领而昌；政治也可以是魔，助纣为虐则亡。

政治可以分解为大政治和小政治。大政治就是中央的红头文件，如果红头文件学不好、看不懂、领会不透，做什么事情都不得要领。小政治就是各级领导的脸色。

怎么学好和掌握小政治？

关键要掌握和出好两张牌。一是识别如何跟人、跟什么人，如何去跟人；二是如何用人，让人被自己所用。

如果政治是一张牌，哪面是阴面？哪面是阳面？是因人而事，还是因事而人？

政治何止是一张牌的两个面，政治是万花筒中的花花世界，但万变不离其宗。政治就是利益、利益就是政治，二者连笔画都一致，都是十七画。权大也罢，法大也罢，因人也罢，因事也罢，最后都要看谁的图章大，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权力和钱力。

搞经济的人万万不可不懂政治，摸不透政治走向和领导意图就不可能做好经济工作。所以精明的经营者不能光精明业务，还必须钻研政治，要把政治作为一门必修课。宏观上吃透政治的走向，微观上领会领导的意图。

在官场政治中，市场经济的残酷性不仅表现为竞争的激烈和反复无常，而且表现为等级分明的尊卑贵贱，表现为奉承中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色彩，表现为对无权势者毫无同情心的公开凌辱，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表现的习以为常。官场险恶，任何一句言差语错都会把祸事引向自身。

拿破仑说：政治是最肮脏的。这句话最常被无耻的政客引用。政治越是在它肮脏的时候，越是无处不在。在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内深刻的政治烙印，是肮脏政治自己暴的丑行。

政治是最无情的东西，它只能在终极的意义上去评判是非和道德。在它的过程中，的确需要许多的牺牲品去祭奠。包括英雄，也包括罪犯。不明白这一点，就永远不懂得什么是政治。

思想家拉贝尔有一句名言：“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

政治家，没事的时候别轻易挑事，有事的时候也不能怕事。不敢面对群众，叫什么政治家？政治家是依靠群众成就事业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是毛泽东说过的名言。

每临大事有静气，是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素质。

解决政治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有一个字：拖。

在政治斗争中，不败就是胜利，不败就证明了强硬的实力和存在的价值。

官场上的很多陋习，如行贿受贿、结党营私、弄虚作假等不会也不可能很快被割除，所以，没有自我修养的人最好不要从政。

政客：一切为我所用；用一切手段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深藏不露；用刀子杀了人，刀刃上依然明澈可鉴，笑容依旧、诚挚亲切。

政客绝对不为感情所左右，绝对不为人两肋插刀，绝对不允许自己得到的比付出的少；政客的语言只能选择着听。

官员的软骨病，怕硬的，压不住歪风邪气，导致了恶势力的上升。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政治载体，离政治都是很近的。并不是当官的才与政治有关。为什么对处以死刑的人要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可见一个人的政治权力跟生命是同等的重要。

从政的人不要太圆滑，不要太世故，当然也不能太老实。太圆滑太世故了，就容易玩弄权术和使用心计，导致互相欺诈。太老实了也不行，必须学得聪明一些，否则容易受骗。

实事求是的说，野心家在中国确实有很深的渊源。

在中国，“野心家”是最容易被人用来整人的罪名。因为野心家处心积虑地想获得的是某种权力，直接威胁的也是某种权力的拥有者。因此，野心家便是权力拥有这，特别是最高权力拥有者的心头之大患。在权力场上，谁想扳倒自己的对手，说他贪赃枉法、贪图女色都没有用，而说他是个野心家，却是立马见效。因此，“野心家”又是官场中人最惟恐避之不及的罪名。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有野心的和没有野心的，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野心家”这个称谓。

“野心家”这个称谓，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其底蕴，都很值得人们深入研究。人们不难发现，“野心家”这个称谓常常与“觊觎”二字为伴。通过词典可以知道，“觊觎”是非分的希望或企图的意思。总说“觊觎”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的是野心家，这话反过来说，就是希望或者企图获得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之于一般人，都在“非分”之列。所谓的“野心家”，其实也就被解释为对于权力地位有“非分”的希望与企图的人了。然而，既有“非分”，也就必有“本份”，这个本分则是特定的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的继承人。按照有权就有一切的逻辑，有最高权力的，就有最大的利益。于是，这最高权力，也就成了权力场中最具有诱惑力也最使人想入非非的东西。“野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生的。

因为“非分”而被称为野心家，也因为“非分”，想使野心得逞就得玩弄非常手段，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阴谋。总之，大凡被称为野心家的，又往往被称为阴谋家——不采取非常手段，那“非分”永远都成不了“本分”。

4.2关于官僚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中国人见得最多的坏政治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

王亚南1948年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

第一个方面是官的方面。

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既不代表封建领主贵族的利益，又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者。它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吏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荣枯，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这就是官僚政治从官的一方面来看的规律。

依据这一规律，统治阶级讲究吏治者为防治官僚政治的流弊，历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安排，按其从人治向法治过渡的程度，可以分作五等。

最低级的，就是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既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对帝王负责的同时，不仅忠君，而且爱民。

较低级的，就是惩治贪官污吏，既当官吏的劣迹被人发现，引起公愤，造成统治不稳时，杀一儆百，以平民愤。但在官吏是特权的社会里，官官相护，无官不贪，上级要求于下级的主要是忠而不是廉，所以历代严厉惩治贪脏的法令并不能阻止王朝的灭亡。

中庸的，就是官僚政治本身有意识地实行一套自我调节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较进步的，就是对帝王百官的权力从体系外部而非内部加以强制性的限制，即所谓君主立宪制。但除非有足以与王权相抗衡的新兴政治经济力量来支持，否则君主立宪制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最激进的，在资产阶级时代，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以法治取代人治。即废除君主专制，实行分权制；取消行政官吏终身制和实行职业化的文官制度；官吏不再向国王负责，而向民意机构和最后向选民负责。法律规定人民有权监督、批评和选举、弹劾、罢免官吏；人民的权利受法律和一定机构的保护，官吏不能任意加以侵犯。从政治结构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作为官僚政治的对立物或否定而出现的，但是，中产阶级民主政治迄今为止，并没有消灭官僚主义。

以上五种反对官僚政治的方式，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都有参考意义，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其规律不在于根本否定官吏制度，而在于分权制。广义的分权原则的要害，它的核心在于尽可能行使行政与经济、行政官吏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除一些经济命脉以外，国家行政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政策是它的典型表现。它的好处是，从政治方面保证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提高经济效率；从经济方面保证官吏队伍的纯洁性，提高行政效率。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应逐步改变党政不分工的领导体制，改变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等管理体制。

第二个方面是民的方面。

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的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落后因素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如果老百姓有足够的知识，较高的生活水平，心理上与官吏平起平坐，在职业上允许适当自由选择，再加上一定法制与机构来保障民主，官僚政治也就难以立足。因此，与官僚政治作斗争的釜底抽薪之法，从长期看，与其说在官的方面，不如说在民的方面，在于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现代化。

官僚政治确曾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并作用于一切国家的某一历史阶段。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的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谋图利益的勾当。

官僚政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能存在。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够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委。。。。。。诸如此类，都是所谓官僚主义的作用。这种作风，确实在任何设官而治的社会中都可以见到，即使在民主政治下，也是存在的。

从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也就是说，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是为自己谋图利益的勾当。象这种社会性的官僚主义政治，是依存于诸般社会条件，而又为那些社会条件所范围着的，它可能增大技术性的官僚作风，却不可能单在技术上去谋求根治。

一是官僚政治得从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去说明，而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官僚政治，宁是重视它的社会的方面，虽然我们同时没有理由不注意到它的技术的方面。

二是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摆布，则属于事务的技术的官僚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

三是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且可能如拉斯基教授所说，在一切大机构中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

那是一个什么历史阶段呢？

就政治史上说，那是由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在那个过渡阶段上，一般的政治支配形态不是贵族的，也不是民主的，却是大小贵族与商工资产者彼此相互争权夺利场面下成立的专制政体；而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当作这种专制政权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

官僚或官吏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其私利了。所以，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伴随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专制主义政体是一个过渡的政治形态。在它下面，被看作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还不会当作它的对立物而成长起来；同时，被看作贵族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也不会随着专制政体的出现而根本受到否定。是所谓官僚，大抵是由贵族转化过来的。

在专制主义政体下，主要是由贵族充当官吏，就是在市民阶级所理想的民主政治形态下，许许多多的上级官吏也还是贵族出身。可是，同是贵族，他们的性质会因所处的社会不同或经济发展的条件不同而大异其趣的。在典型的封建政治下，大大小小的贵族是自己在那里为自己行使统治，在名分上尽管小贵族对大贵族有一定的依附关系，但实质上他是所在属地的绝对支配者；到了过渡的专制政体下，充当官吏的贵族，已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再到了典型的民主政治形态下，他们又变成公仆或政治的雇佣者了。这种政治权力的推移和变化，在它后面，存在着一种社会经济实质的转变。

被看作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到资本制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那么，一切现代化了的国家，显然都曾经历过这种政治形态；一切尚逗留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显然还不免在为这种政治支配形态所苦恼。

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的产物。某一个国家的传统封建关系愈强固，它的自由经济发展愈困难，它在此过渡阶段的官僚主义政治，就愈加混合着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表现得更持续、更露骨。

中国的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官僚政治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表象。由它的发生形态到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制，以至在现代的变形，其间经过了种种变化，它的特点应该从过去官僚政治与现代官僚政治两方面来说。中国现代官僚政治虽然大体照应着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形质上的改变，从国外、晚近更从德美诸国新官僚体制中吸入了一些新的成分，把原来的传统形态复化了，但原来的传统形态并不会因此被否定或代置，反之，那是原来官僚政治形态在现代的变本加厉或强化。

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三种性格中：

一是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始终。

二是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

三是贯彻澈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专制政体不存在，当作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中国专制政体是何时开始的？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封建官僚起初不过是封建贵族技术上的助手，帮助封建贵族剥削农奴式的农民，组织榨取农民血汗的封建机关，并使这机关巩固和成为合法的形式。但封建的混战，使各种专门人才成为急切的需要，并且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制度，削弱了和抹杀了旧有的阶级划分，并在新的调子上来重新划分阶级。封建上层阶级社会地位一般的不巩固，是越来越加厉害，常使封建诸侯依靠官僚。这些培养起来的封建官僚不但成了专制政体实行的准备条件，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专制政体实现的推动力。秦得“策士”、“处士”或封建官僚之助而成就一统大业，实现专制的官僚的政治局面。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贵族政治崩溃过程中养成的；而秦后各朝的官僚政客，则都是在官僚政治局面下养成的。二千余年的历史，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时又表现为各王朝专制君主通过他们的文武官吏对农民施行剥削榨取的支配权的转移。

中国官僚政治的包容性，那当然也是把它和其他国家的同类政治形态相比较而表现出来的。每一个社会同时存在有各种各色的社会文化事象和制度。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面的政治事象或其体制，往往总容易而且必然会变得突出，这是旧历史家们用政治史来代表人类文化史的一大原因。但政治现象或政治体制虽然比较突出而显得重要，却不能无视其他社会事象和制度的作用，因为大凡一种政治制度如其对于环绕着它的其他社会体制不能适应、不能协调，它就会立即显出孤立无助的狭窄性来；反之，如其他能适应、能运用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文化事象和体制，并且在各方面造出与它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来，它的作用和影响就将视其包容性而相应增大。与外国官僚政治相比较，中国官僚政治其所以能显出包容性的特性，就因中国官僚政治在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配合它的其他社会事象和体制。

首先，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虽然是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和父权是相互为用的。

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人民对于法有所认识，有了习惯和素养，对于权利义务的相对关系有了一些明确概念，那对于任意蹂躏人权，任意剥削榨取人民的专制官僚政体就将成为一个阻碍。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的，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的；于是，“人治”与“礼治”便代替了“法治”。这显然是专制—官僚政治实行的结果，但同时却又成为官僚政治得以扩大其作用和活动范围的原因。

再次，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因素。好象是专门为了专制官僚政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仿佛都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达不到的一切领域了。

总之，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活动等等，在某种限度内虽为官僚政治施行的结果，但又是官僚政治的推动力。它们不但从外部给予官僚政治以有力的影响，甚且变为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

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在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贫苦大众的低贱感，是分别由一系列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和强化的。

然而，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地位或为那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一旦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顽固和不易改变。当中国农民大众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不能再忍受横暴压迫而奋起自救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往往总是利用机会帮助野心家向民众提出许多诺言；尽管新的专制王朝出现，新的官僚系统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却又复活了。

贵族政治是建立在领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领主经济在周朝乃至秦代就解体了，此后贵族阶级失掉了社会的存在基础。

资产阶级政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这种经济形态的重心在工商业，但要以农奴解放，地主经济成立为前提条件。中国地主经济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种地主经济所允许并要求的商业和高利贷业，虽然在相当范围内很多着，但农业的生产不必说，就是工业亦始终没有脱离手工业的范畴，于是资产阶级又不能在中国取得社会的存在基础。

中国的官僚阶层，或者换一个表现方式，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特殊利益”。

一切官僚政治，都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中国官僚阶层头上顶戴着至高无上的帝王，使他们在某些场合表现为被支配者，而所谓在帝王的神圣权威之前臣庶一律平等则又不但表示他们对帝王间存在有极大的距离，并还显得他们与一般人民是无差别权力的一体。

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异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官僚士大夫假托圣人之言，制作律令，帮助大皇帝把绝对支配权力建树起来，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的小皇帝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作为一个社会的支配阶级来看，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是在充分运用或分有皇帝的绝对支配权。

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绝对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活动或其活动生产物的占有上。他以那种控制和占有表现其经济权力；他以如何去成就那种控制和占有的实现表现其政治权力。但无论是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离开了他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系统，都将变成空无所有的抽象。于是，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如何分配于全体官僚之间使得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就成为官僚头目或最大地主们所苦心焦虑的问题了。

一个有心计或者有远见的帝王，乃至帮助帝王维持朝政或实际把握政权的官僚头目们，对于政务的推行，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如何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达到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

二是如何使各方面的官僚势力，都在对专制君主向心的重点上彼此保持一定的平衡。

三是如何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统治；并如何使人民中的优异或豪强分子，有机会有愿望参加那种统治。

一切官制的创立，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玩弄权谋术数的结果。于是看似复杂的官制体系，就在无形中贯注有上述三大要求。

官制包括三个门类：

一是官职、官品、官禄的确定。创制者皆把自己的主观意图放在里面，为的是大权独揽；俸禄的差别是重高官而薄小吏，厚京官而薄外放，成为一种通则。用意所在，是昭然若揭的。

二是官吏权责的划分。仔细考察起来，无非是专制君主及揽权者们弄权斗法的结果。

三是官吏的任用。这在官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到官吏的职掌和权责。中国官僚政治能动员全社会的一切文化因素而发挥其包容贯彻的性能，也是藉此制造并任用官吏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来在统一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越大，要使人们心悦诚服就越困难。为了解决这个治化上的矛盾，自汉武帝起，就多方设法推行儒家的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从表面看，只有君臣关系是有关政治的，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是有关家族的。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真正精神，却正好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中国一般读书人都很记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把表现的方式换一下，就是“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这在一方面说，是家族政治化，在另一方面说，又是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这种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互相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服。而且家族政治有一种连带责任：在有所劝的场合，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有所惩的场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连”。

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这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

中国仕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浑财，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响。

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续存问题；又因为中国特殊的封建组织，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专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们那种特殊封建社会体制的长期续存问题，自始就与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朝代交替与治乱分合，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把那种表演当作历史发展的自然定律来接受。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传统的那一套，它由本质到表象都有了不少的改变和转化；如其说它在现代，在许多方面比过去表现得更其残酷有力，更其神通广大，更其无所不在，无微不入，那也不能说是由于传统形态的发展，而宁说是未被根本否定的传统形态，与模仿资本主义各国在转形过程中出现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合。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也同以往的传统官僚政治一样，在本质上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范围着。那些对官僚政治不断发生限制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本身同时又在辨证地蒙受官僚政治的影响，所以，我们除了指出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是在何等社会经济基础上取得其生存以外，还得看它如何实施反作用于那种基础。

一般地讲，一切过渡社会才正好是官僚政治孕育发达的温床。但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却使它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成立了如此长期的官僚政治。不仅如此，等到它面临真正的过渡阶段，它的官僚政治也无法与近代西方各国所发生的官僚政治一样采取相同的形态和现实相同的转化历程。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者“国民的”名义下，被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这种政治形态的存在前提：一是前资本社会的或者封建的体制，还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上广泛地发生支配的作用；二是一般人民还大体被束缚、被限制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三是那种无知人民存在的落后社会还很少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的、文化的接触和交往。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对官僚政治与制度的界定，分歧较大。国外主要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政治”或“官僚制”概念，从法律规章、职业分工、权力分层、专职化与人事任用上的考核任免与薪俸等方面，对官僚政治制度做了若干较为严格的界定。不过，中国学者更愿意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与使用官僚政治制度等概念。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研究，同样也深化了对官僚政治制度这一范畴的认识。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但一般而言，官僚政治更是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是皇权政治赖以运行的基本政治制度。

构成官僚政治主要有三个要素：一是政治体制和官僚机构；二是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三是官僚。

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早熟性。三代政治社会中已经初步具备官僚制度的早期发展模式，尽管它们与后代官僚制度差异明显，但商周政治体制的若干制度因素，其实已经开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先声。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使早期官僚制度渐渐脱离了贵族政治的纠缠，在国家体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全新意义上的官僚体制也得以逐步建立。伴随着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出现了郡县制、客卿制度，这些变革对新型官僚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

封建贵族政治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通过层层分封，权力分散在各级贵族当中，并且世袭享有这种特权。

秦汉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西汉初年，地方郡国并行，中央则是以功臣列侯为相。一直到汉武帝元蒴五年前，担任丞相仍然是由功臣子弟袭任的列侯的特权。郡国并行表面上是吸取秦朝孤立、二世而亡的教训，而实际上则是因为当时中央无力对全国实行直接有效的控制。列侯为相就是皇帝与功臣集团共掌政权。皇权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者阶层，总是要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官；皇帝总是要和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贵族集团或豪强大族联姻，以加强皇权和他们的联系。

东汉至魏晋，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新阶段。豪强大族利用由经济实力而形成的文化优势，利用官僚政治发展的不完备、不成熟，利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环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代虽然属于过渡，但为后代官僚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规划了基本的构架和运行模式。而其核心内容则为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而不断加以调整，政务处理的程式化，四等官制的确立，吏的系统的建立，以及各种制度和法令的规范。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不断调整成为唐朝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宋朝官僚政治制度从体制上看，最重要的变革是军政和行政的分离，财政使司的设立以及宰相被定位为行政首脑，而包括枢密使、副使在内的宰执则构成中央决策群体。

从官僚本身来看，士大夫综合型官僚的形成和与这个群体血肉相连的士人家族的出现，其范围远远超出唐朝后期的举人层，而向着明朝绅士发展，从而使官僚政治建立在一个更深更广的土壤之上。

金元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政治制度有一个从原始状态、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前代制度发展过程的浓缩。尽管就国家体制而言，元代始终还停留在以家臣政治为主要代表的阶段，但是经历了从早期的家长制贵族制到家国一体的官僚政治的发展历程。

元代制度对明朝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行省制度。汉、唐、宋一直未能跨越的地方三级制终于成为现实。

明朝，历来都是强调其皇权的强大、皇帝的专制独裁，其实，过分强调皇权的强大未必合乎明朝的实际。明朝的特点与其说是集权，不如说是分权，是中央决策群体的扩大、行政权的进一步增大和政务处理的高度程式化。正因为这样，才可以取消宰相并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上。

清朝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时期。一方面，官僚制度继续沿着宋元以来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满族以少数民族成为最刚统治者，也给新的制度以深刻影响，注入了新的活力。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一就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二是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决策立法的外庭化、制度化。皇帝虽然是决策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但其决策都是建立在集体讨论、决议的基础之上的。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三是在行政权力扩大的同时，国家对行政的监察也逐步加强。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四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治体制演进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历来都把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庭机构出为外庭机构作为政治体制演变的主要内容。其实，在政治体制演变中，政府职能的扩大，权力的分化和重组才是核心的内容。权力的分化和重组包括决策权由集中于皇帝手中到分层决策，决策和行政的分离，以及政务和事务从分离到重新结合几个方面。

行政主导在政治体制演变中始终起着主要作用，这是因为任何政权的实际运行都离不开行政系统。而行政系统的变化又总是和行政事务的扩大分不开的。正是社会事务的不断增加导致了各级政府行政职能的扩大和行政机构的变化。

君相、君臣、中央与地方、集团、阶层或者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往往是政治制度变化的动因。正是统治阶级内部以及阶层、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向什么方向变化或变成什么，那是受客观条件和政治制度本身内在的规律决定和影响的。

政治体制的调整，可分为环节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两大类。

新的事务需要调整原来的机构职权范围或者设立新的机构。这种调整职权范围不是每一个时期都能做到的，这受政治体制机制的制约，每一个部门的职能都是范围固定的，指南有限，超出其职责范围的事情就无权过问，也无法应付。

环节性调整最终会导致结构性调整。

政治制度调整过程之所以漫长，首先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任何变动，都会受到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阻挠。各个利益集团，有的反对，有的支持。其次是传统思想的影响。

帝国政治决策的形成并不复杂，真正复杂多变的是君臣间及各种官署、各种势力之间的权势争夺。

“选贤任能”在帝国各代都是政治信条，但什么是“贤能”，各代的看法以及相应的制度规划却大不一样。

严格依照法律规章运转，事实官僚制度又一大突出特征，非此不足以规范官员行为，不足以保证行政机器的运作。

对文书和档案利用程度，代表了官僚制度的发展水平，行政的书面化可以大大提高精密性、规范性和可靠性。文书的运行也就是指令、情报的流动。在错综复杂的信息网络中，所处的节点位置就是一种政治地位，文书的处理权力就是一种政治权力。

中国早期的社会遗产——浓厚的专制官僚制因素和丰富深厚的古文化，通过战国时代社会分化推进，形成了“文吏”和“学士”这样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这个分化对此后历史进程有很大影响。文吏群体的发达与国家机器官僚制化，呈现为同一过程；学士群体的发达也不仅与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文化，而且与其时与此后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就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而言，王朝以学士为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政治特点，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因此，忽略了帝国政治的文化方面，就经常无法透彻理解传统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有冲突与变迁。

按照现代官僚制理论，“理性行政”意义上的“官僚”，是严格依照法律工作的受训专业人员；秦汉的“文吏”就很近于这种定义。

通过官位进而占有财富、声望和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现象。“官场”本身就构成了孕育世家的摇篮。强大的官僚组织提供了一个比“乡里”更高级的政治角触空间——“官场”。在其中可以获得大得多的权势声望，可以调用更多政治资源，以更精致的方式寻求利益。乡里只有与“官场”建立联系以后，才有指望获得更大影响力。这种政治地位决定一切，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垄断，使得依靠封建国家权力机构，而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层的世族地主的出现成为可能。

“士大夫”兼有学者和官僚二重角色，“士林”与“官场”是部分整合在一起的，士林的动向必然随时对“官场”发生影响。

专制皇权及其合法性和神圣性，是官僚政治的权威来源和观念支柱。

法制法规是官僚体制理性行政的命脉。

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而各种对皇权的制约是相对的，包括宰相的权力也是由皇帝赋予的。但是，皇帝与宰相在政治体制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并非固定不变。随着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国家机器的完善，不同时期的君、相权力的实际行使情况各不相同。君相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省之间以及君主与宰相之间在国家政务的裁决和执行中相互配合、互相制衡的体制真正得以确立和完善。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皇帝只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官僚机器对皇权的制约越来越大，原本属于皇帝侍从的人员成为了宰相之下制约皇权的官职。从国家政务的裁决到政务执行都有一套程序，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三省而直接发号施令、指挥政事。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加以制约，以避免君主过于独裁造成的失误，是统治经验不断丰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是官僚政治发展成熟的必然要求。

说到底，封建社会的官场就是关系场，就是一个个圈子网。从低到高，一个个圈子混上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以及重要关头贵人的关照。

有天分的政客对人际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哪些人是将对自己的前途发生重大影响的贵人，他知道如何去靠近和赢得贵人的好感，他也知道如何在一个新的圈子中立足并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能量。

在政治格局中，要想不断地进步，除了上面要有通天的贵人以外，还要有效忠于自己的势力集团。这是一般情况下的通常道理。

在任何政治利益集团中，一、二、三号等主要人物都要保持一个微妙的权力格局的平衡。这其中，二把手的角色是很困难的：他要臣服于一把手的权威之下，还要充分显露自己的才干；太能干了遭忌，不行的话又保不住自己的位置，容易被下边的人取而代之。

政治系统是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集团的平衡格局。所谓的治乱循环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君与臣、文官势力与军队势力、中央与地方、决策机构与执行部门、仕途新进与元老重臣、世家与寒门、整个宦官政治集团与社会其他阶层。。。。。。全部是微妙的力量平衡。当一方的势力过于强大，破坏了原有的游戏规则和平衡，就会引发局势的动荡；一些小的不均衡，会得到系统自身修复力量的修补，这是系统本身的生命力和弹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大国，大一统又是历代统治者的首要政治理想和目标，那么就需要一个庞大有效的行政系统，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财税到军事，层层叠叠的机构设置，大大小小的官员，各种利益交织其中，各种力量盘根错节，形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周期和惰性。当一个政治系统中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沉淀其中，形成巨大的寄生于系统上的食利集团时，这个系统就会变得效率低下，逐渐偏离原来的目标和功能。当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已经不能完成自我纠偏时，大的动荡就不可避免了——反抗、暴动、造反等各种形式的革命就会爆发，外部力量会摧毁这个系统，并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系统来行使必须的管理功能（古代政治的定位就是管理，没有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服务功能）。

中国古代许多朝代的政治新政、变法与改革，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系统内部自发的自上而下的修复行为，是为了避免系统被颠覆所做的努力。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明智的统治者察觉到某种危机或者想有所作为，是新政和变法的首要条件。实际上，每一个开国皇帝多少都会借鉴前朝灭亡的教训，对前朝的弊病加以改革和变通，使新组建的系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这个时候，新皇帝的威望也比较高，又没有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时候的新政不会有太大的阻力，而且往往都成为改朝换代之后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新和变，就意味着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有从中受益者，也有要做出牺牲和让步的——很少有人会主动地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会选择反对和抵抗，至少是消极的不合作。更要命的是，这些既得利益者基本上盘踞在政治系统的重要岗位上，其既得利益基本上与其地位高度正相关，而他们的反对是所有改革碰到的第一困难。反对者众多，而且多是原来系统中的骨干力量，而改革派是少数，甚至是孤家寡人，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前，改革派往往会陷入这样一种循环中：

因为受阻于原来的行政系统，自己很难有现成的队伍和班底，自己的政策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被迫起用新生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策，想绕开那些象山头一样站立在前进途中的反对派——于是，大量的新人进入政治舞台。

因为改革变法的阻力很大，所以改革者所承担的压力巨大，决策者与新进者都特别想尽快做出成绩：决策者要以成绩来证明自己的政策是对的，新进者要用政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大家都需要成绩来左右舆论和社情，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急功近利的心态难以避免。

因为急功近利，急于表现，所以情绪就会激进，措施会草率，动作会变形，失误会增加——受到反对和攻击会更多。

因为有许多新进者，所以政治经验不足，对官场的潜规则不熟悉，仅仅是一腔热血和大胆——而且新进者中的成分也比较复杂，有为理想而献身的，也有以改革之名求进身之实的。

在官场上混，只要不出大的错误和乱子，琢磨好皇帝和上级的心思，也好混。

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政治舞台上多有一个相对的地域中心，因为科举考试的缘故，往往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在政治上具有较多的机会，或者是跟随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军功集团在王朝的前期发挥主导作用。

古往今来，凡是成就大事者，无不需要一批人追随左右，以及同僚的鼎力相助。那么，人家为什么愿意追随你？眼前的实际利益无疑更能打动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自己的队伍和圈子，你要用理想号召人，还要用利益团结人。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政治大舞台上，纵然主角更换，舞台却依旧，背景与游戏规则也依旧。这个舞台背景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官场文化和潜规则，以及由不计其数的中下层官员组成的政治系统。在中国官场形成的一套基本的传统和制度，或者说就是一种基本的游戏规则。只要你登上这个舞台，你就必须遵守这套规则，否则，您就无法表演下去，这不是小层次的取得圈子、山头、派系，而是大格局下的规则、条件、基础，许多政治人物的命运，其实就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

基本的势力集团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集团；以读书人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以外戚和宦官为代表的小人集团；以乱世称雄的军功集团。

这是中国历史政治上基本的势力圈子格局。其中的文官集团是政治生态系统中的基本力量，他们大多是无名之辈，但共同组成了一张政治大网，维系着政治系统的运转。文官制度的演进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命题，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文官制度的正式出现是从西汉时代开始的。秦朝统一天下，建立起中央集权政府，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也不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做官的人要有一定的血统出身，秦汉以前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来自贵族子弟。除了贵族门第外，一般而言，应该是军功集团和财富集团，这是最容易与政治联姻的社会力量。但中国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而是选择了让读书人进入政治舞台。这种做法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西方国家的文官政治制度其实质就是借鉴了中国的发明。

这种政治制度，到汉武帝时期才逐渐定型和成熟。

门第社会的形成，促使掌握政权的士族成为了一个奇怪的新贵族集团。他们唯一的职业是做官，以门第世家的高低，确定官职或者能力的高低。

科举制度的主观目的是选拔优秀人才为好多服务，客观上造成了政权对平民的开放。汉朝的推举制度，一度取得好的效果，但因为缺乏相对客观的标准，最终造成了新兴贵族门第，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唐朝的科举制度，让政治权力的大门向民间优秀人才开放，使中国的政治系统获得了新鲜的血液和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缓解了社会矛盾。

但是，千年以后我们回头来看，这种做法也有这样的弊端：它进一步强调确定了“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使得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之外基本再无别的选择，使社会的精英人才全部进入政治机构为荣；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之外的阶层基本上没有进入政权的机会。它的开放，是对知识分子的开放；它的封闭，是对整个社会多样性的封闭。它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却减少了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的可能性。

4.3关于官僚特征问题

中国自从秦朝建立郡县制大一统的帝王集权专制社会，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官员的宝塔型体制。皇帝是最大的官，其他官员都是皇帝直接或者间接任命的。官员是整个社会运作的轴心，官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统治力量；官代表整个社会的一切，管理社会的一切；官的意志就是社会的意志，官的利益就是社会的利益。总之，一切都是官说了算。“官本位”体制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一代又一代官吏在这种体制中摸爬滚打，耳濡目染，口传身教，逐渐形成了官僚们独有的特色。

一是伪善。官僚们上自皇帝，下至县衙，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伪装自己。他们个个都会装出悲天怜人，都会满口仁义道德，冠冕堂皇地表白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都有让民众相信他会为众人的利益甘愿奉献自己的力量乃至牺牲自己一切的的本事；都会把自己包装成真理、正义的化身。

二是崇拜权力。有权不仅有理，还有金银财宝、荣华富贵，更可以把荣华富贵传给子孙后代。官僚们为了权力，可以低眉俯首，曲意逢迎，唯唯诺诺，仰人鼻息；可以出卖亲友，出卖人格，出卖自尊，出卖天良；可以助纣为虐，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可以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伤天害理，残害天良；可以杀父杀子，骨肉相残，相互猜疑。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内部都有过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权力斗争。官僚们永不满足自己的现状，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往上爬，争取做更大的官。盖因越大的权力越能给他们带来得天独厚的既得利益。

三是言行分裂。官僚们大都有一套嘴皮子工夫；说的比唱得还好听，巧舌如簧；但他真要做起事情来，却可以毫不脸红地把自己说过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对他来说，出尔反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四是自骄自贵。官帽不管是跑来的，还是买来的，只要戴上了，就马上觉得自己伟大起来。因为“官本位”社会强烈地昭示人们：凡是官，必有高尚的道德，高深的学问，高超的才干。一代又一代的误传下来，不但所有的官吏都认为自己有才有德，连老百姓都真的误信他们是国家栋梁。所以，官僚们便理所当然地自骄自贵起来。于是，他们说的话就成了真理，容不得别人批评；他做的事，即便被实践证明是犯罪，也要文过饰非，绝不认错，更谈不上认罪。在官僚们看来，他们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更重要。他们被自己的既得利益蒙昧了心窍，思想僵化而腐朽，顽固地相信自己对世间的一切判断都是正确的，而别人任何形式的建议、批评，都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

五是欺压百姓。官僚们都知道他们的权力是上司给的，与老百姓无关；所以对其上司则奴颜媚膝、阿谀逢迎、俯首听命，甚或送上金钱、美女；而对百姓则横眉怒对、如狼似虎、肆虐一方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凭借老百姓奈何不得的官霸一方的权力，随意荼毒百姓而逍遥法外。

官僚的特征还有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夸耀政绩等等。

官场，是官僚们为保官、升官进行各种活动所形成的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场所，它不仅充满了忠君意识，更充满了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相互欺诈、相互勾心斗角的黑暗虚伪之风。在官场混得越久，心灵变得越卑污黑暗，为人变得越奸诈狡猾，手段变得越残忍毒辣。

官僚做官，你有没有道德、学问、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后台；自古以来就有“朝中有人好做官”之说。凡做官者，寻找强大的后台是在官场生存的要务之一。凡是官僚都心知肚明，有了后台不仅升官有望，且可放胆为官：巧取豪夺、贪污受贿、鱼肉民膏、作威作福。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度给除了皇帝以外的所有官员，不仅提供了直接的后台，还提供了间接的更高一级的后台。所以，官僚们视民意为粪土，把百姓当猪狗，因为老百姓奈何他们不得。

在官场，大官有自己的大山头，中官有自己的中山头，小官有自己的小山头，可谓有官必有山头。何谓山头？即官僚们以某官为核心结成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建立山头目的何在？争权夺利，以保荣华富贵。在上为官者任命下属官员，首先考虑的是把自己的人安插在重要位置上，以便自己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力。谁是自己的人？在上为官者心中自有标准：谁最会揣摩、意会、实践自己的心事，谁最敢为自己赴汤蹈火，忠心不二。在下为官者，为了能做更大的官，捞取更大的既得利益，不惜奴颜媚膝、卖身求荣、投其所好；自己的作为是否坑害了老百姓，是否有损做人的道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得到上司的青睐，上司的欢心、上司的信任。这是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所决定的。

官僚们从表面上看去，总是一团和气，谦让、互爱的脉脉温情。这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意在表明他们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忧国忧民的正义情怀，有廉洁奉公的为官操守。总之，官场上从来没有光明正大的竞争，因为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需要的是奴才，而奴才嫉恨竞争。

官场虽然没有光明正大的竞争，暗中却潜藏着激烈的勾心斗角。官僚们之所以治世无能，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官场勾心斗角，互相欺诈，争权夺势。因为官场上的幕后竞争毫无游戏规则，瞬息万变，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精力来对付。官场上的这种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毫无道德可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金钱纳贿、美女博欢；打小报告、诬陷告密；阿谀逢迎、投其所好；脚下使绊，使你防不胜防；暗中倾轧，令你旦夕祸福。这种竞争其实质就是：谁最会口蜜腹剑、最会耍阴谋、最会说谎、最大胆最狡猾最无耻，谁就最后获胜，而胜利者，就是正人君子，就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

一个人只要做了官，他的思维方式，做人准则，以至言行举止都要与官场上的明暗两种活动发生相应的变化。官场是一个将官员心灵彻底染黑的大染缸。

4.4关于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摆样子、说空话，办事不求效率、不负责任，只讲形式主义。

在官僚主义思维方式笼罩下，身处或明或暗的官僚体系中的官员，一般都具有“智商双重性”的特点。此为官僚主义最重要的品性之一。官僚主义的扭曲力量，已经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人格分裂。

在官僚眼中，过程就是目标，只求快活不求效率，唯上是从却又缺乏完整的理解，导致南辕北辙，越买力就离真正目标越远。

官僚主义现象是人类社会的通病。周恩来认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他还将官僚主义各种表现分成20种：

一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

二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

三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辩方向。

四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官气熏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

五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

六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遇事推委，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

七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

八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学政治不成，钻技术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

九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暴十日寒。

十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十一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

十二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报表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

十三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

十四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

十五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

十六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

十七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

十八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

十九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

二十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

仅仅靠整顿思想作风不能解决政治体制中的弊端。长期以来，我们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官僚主义、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认为在好的基本制度下，决定的因素是人的思想状况。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忽略了对体制本身存在的弊端的分析和改革，而是靠整顿思想作风来反对官僚主义。结果表明，种种弊端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有时反而更加严重。

仅仅靠政治运动更不能解决政治体制中的弊端。

仅仅靠经济体制改革也不能解决政治体制中的弊端。

官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痼疾，也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些官僚主义用人，有一个很奇怪的公式：“老实等于正派，听话等于成熟，正派加成熟等于优秀”。

人这东西就是怪，当了官没有官架子，人们反而说你不象个当官的样子。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是很微妙的，人们常说当官就得有当官的样子。当官的样子就是官架子。

官僚主义用人，或倾向于重用亲戚、亲信，或根据一己之好恶来挑选干部，结果不免将权力交给不是德才兼备的人。

邓小平说：“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委，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脏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还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托夫勒说，永久性、等级性和劳动分工是官僚主义制度的三个明显特征，长期供职与忠诚、权威与驯服以及拍马屁是官僚主义制度的特产。

为什么官僚主义在中国特别难除？依然是邓小平说说得好：“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的关系。”

4.5关于权贵官僚资本主义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在2003年10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5周年举行的改革论坛上发出警告：中国经济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的概率很高。

改革20多年来，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是在前提模糊的所谓渐进式改革中靠垄断形成的。

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

作为中国剧烈社会变革的副产品，中国社会成员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人群对权力与资本的感受呈强烈的反差——普通人群在不同程度地感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福利和活力的同时，亦开始真切地体会到了转型期的迷惘和苦恼：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机会不等、就业困难、社会失信、腐败成灾等等。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认为，群体性、集团性腐败是当前腐败的重要特点之一。能否从群体性腐败中突围，是考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标志。

按照权力的一般运行逻辑，地方大员位高权重，一旦围绕其形成牟利群体，其破坏力和危害程度非一般性腐败个案所能比。吴敬链分析，中国经济走上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概率很高的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首先，由于转型期间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继续保持强大发干预力量和“双轨制”的存在，能够接近权力的人就有许多“设租”的机会。改革开放20多年，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

其次，由于对多种形式的产权做出明晰的界定并在此过程中保证起点的公正并非易事，于是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放开搞活中小企业”过程中，出现了掌权者或掌权者“亲信”与“关系户”蚕食公共财产的问题。官员们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控制改革。

中国目前的“权贵资本主义”表现为：

一是裙带现象；

二是权力寻租；

三是“中转站现象”。中国的“权贵资本”在民营经济微弱的情况下，主要靠在国库中挖资源；现在国库渐渐挖得没有什么了，就逐渐转而把国库当成一个中转站，通过国库去挖民间的资源。

吴敬链主张彻底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他提出要扼制贫富分化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尤为困难。吴敬链倡导的法治不是政府作为工具来治理老百姓的“法制”，而是经济人和政府都置于法治框架之下，都受法律约束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体系。用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减少政府官员自由量裁空间，削弱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本钱，防止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暴利行业”除了先行掌握技术优势的高新产业，就是极度仰仗权力杠杆的垄断领域。即便是个傻瓜，只要拥有“关系资源”能够运动权力“批”到地、贷到款，想不当巨富都难。而除了“关系”比我硬者外，谁又能与我竞争呢？

应当防止“公共权力”由于不受“公共”制约而导致的非“公共”化。一旦这种权力“非公共化”了，无论放还是管，都会失去公正。

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义已经不值得讨论，资本主义似乎也有问题。吴敬链先生说，中国有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这个概念和一度流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一样，强调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密切关系，很有见地。但这两个说法暗含的前提是：中国已经或者即将进入资本主义，只是官僚或权贵的色彩比较浓重。

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说了算，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掌握了立法权，那么，中国可曾有过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能说了算，权贵或者官僚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集团。所以，把“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才比较准确，即“资本——权贵主义”或者“资本——官僚主义”。

权贵和官僚这两个词仍然不够准确。在汉语使用者的心目中，权贵通常与贵族有关，而贵族是世袭的；官员虽然也难免沾染世袭色彩，但是迅速递减，不占据核心地位，至少不如科举或者选拔制度重要，可见“权贵主义”不如“官僚主义”准确。但“官僚主义”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意思——办事拖沓、欺上瞒下、刻板教条等等，更何况，中国也不完全是官僚说了算，官僚集团之上还有最高统治者。

也许“官家主义”更能说明问题。“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一是专门指皇帝；二是指官府，包括各级衙门；三是指官僚个人。“官家”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因而特别准确。这些含义可以把“官本位”的内部结构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的利益，看到部门利益，还能看到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私利。

在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在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皇帝、衙门、官僚个人都可以立法定规，各有各的空间和地盘，并且彼此争夺地盘，于是形成了因王法、各种部门法规和潜规则共同构成的一套社会秩序。这些规矩往往彼此矛盾，因为那些说了算的个人和集团之间原本存在着利益矛盾，但又或明或暗地达成了某种妥协。官家集团中不同主体当家做主的范围正是博弈的结果。“官家主义”就是对这种立法定规的动态结构的描述。官家集团是以打江山的暴力集团为核心建立的。

“官家主义”是一个基座，上边可以接不同的前缀——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等等。官家总要充分利用权力，用权力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或者把权力卖一个最高价。即使在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中国历朝历代官家全面垄断工商业的体制都因效率低下而难以持久，最终要向民营工商业让步。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实行的计划经济，官家直接指挥生产，直接管理工人农民，这种形态可以称为“工农——官家主义”。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官家以资本的运营和积累为自身使命，把自己变成最大且唯一的资本家，通过行政体系的条条块块组织生产等等，似乎官家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是空想社会主义。从官家主义演变的角度看，毛泽东的主张仍是官家主义的一个分支，无非是官家集团的核心人物的伟大理想，不满足于完成资本家的使命而已。这种以官场选择代替市场选择的秩序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秩序。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是官家集团在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试图替代或者赶超的一种尝试。

在经过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冲击，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工商时代，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是工商业创造的。在这种形势下，权力只能在资本那里获得最高出价，这就是“资本——官家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

资本——官家主义又有不同的演变方向。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个集团与官家集团的主次位置有可能颠倒过来。在资本家集团作为一个阶级当家作主而官家集团依然相当强大的条件下，官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态。目前，资产阶级作为工商业生产集团的核心，正在动用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个人手段，影响坐江山的官家，进行资本家的个人革命、局部革命，实现潜变法或潜革命。如果把这种博弈视为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历史对局，那么，资本家们大规模采用的私下收买策略与官家集团出售权力的内部竞争相结合，最终将构建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还是一个迷。

社会阶层在1990年以后出现了加速分化的趋势，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由于社会分工将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人们的业界内交往是最主要的社会交往阶层之间的差距主要反映在职业地位和社会心理上。传统的社会阶层是在计划经济中由政治因素进行定位的，其区别主要在政治上，阶层之间的经济差别相对来说不是很大；新的社会阶层其地位是在市场经济中主要由经济因素进行定位的，政治因素弱化，经济因素突显，其地位差别主要在经济上。

不管是哪一个社会阶层，在其内部，都已经分化为若干个等级。阶层的分化使传统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还在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都希望社会变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阶层私利如果出现在具有立法权力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其危害就不容忽视了。

在所有的资源中，政治资源的含金量最高，因为政治资源的弹性最大，在各种博弈当中，可以合法地避免伤害。不仅如此，政治资源的分布左右着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对地方政府行为有导向作用。政治资源这种特性随时可以导致机会主义，形成对本团体内部都有利的表面均衡。

政治资源的好处有三：一是拥有政治资源的最大魅力在于能够建立和制定新规则，在利益的驱动下，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权力边界，赋予权力的外延更随意的解释；二是拥有政治资源的人掌握着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封锁信息、扭曲信息或信息利用上的时间差，可以使自己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三是拥有政治资源的人一般同时会得到制裁权，作为超脱于违规者和受害人之外的第三方，制裁者已经进入了一场利益的博弈，表面上看对违规者的制裁不是利益相关者，实际上制裁者的行动和裁决取决于受害人和违规者各自的“行动”。种种原因使得人们对政治资源格外重视，想方设法去得到政治资源。

我国的政治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在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机构、重大会议、政治信息等方面，边远地区、农村、小城镇所具有的政治资源远远低于中心地区、大城市，从全国来看，政治资源又高度集中在北京。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资源可言。由于体制的制度惯性，政治资源的能量不可小视；政治资源的不足，会使地方革新能力受到限制，自主活动空间受限，进而使地方行为的合法性下降。

当今最大的腐败，不仅仅是几个腐败分子贪了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庸才为政，败家子当家”的问题。

工作需要的干部上不来，不需要的人偏偏能进来。工作需要的人到不了位，那些不需要的人却占着重要的职位。什么叫腐败？这才是最大的腐败！用人失当的危害比贪污受贿的危害更大。然而这类腐败就在不经意间发生了，亲情、友情和金钱都能够通过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起作用，腐蚀着干部队伍的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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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官场民谣

民谣又称“顺口溜”，其起源可以追嗍到远古时代，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属于顺口溜。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民间广为流传。任何时代的民谣都是一定社会现象的反映，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它以其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于传播的优势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舆论形式。

民谣中有不少与官场有关，古时就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无人不做官”“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考场”等民谣。现代社会又创作了不少官场民谣。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生命在于运动，官场在于活动。

该走动的还得走动，不走不动，走走动动，慢走慢动，快走快动，小走小动，大走大动。

上级面前花言巧语，舆论面前豪言壮语，情人面前轻言细语，同志面前粗言恶语。

遇着问题往上报，层层报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

跟着宣传部经常犯错误，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外交部出国如散步，

跟着统战部享福受照顾，跟着卫生部开刀做手术，跟着财政部花钱没有数。

五十年代干部两袖清风，六十年代干部猛打猛冲，七十年代干部惟命是从，

八十年代干部百万富翁，九十年代干部浑身轻松。

官是什么？是一种分工；是一种职业。

《当官难》：有钱我不求你，守法我不怕你，有事我要找你，不办我要骂你，办不好老子还要告你。

买官卖官——双赢；跑官买官——竞争上岗；官员豪赌——盘活国有资产；官员嫖娼——刺激消费；贪污受贿——扩大内需；官匪勾结——强强联合；公款旅游——假日经济；下岗当三伴——再就业；开发区变红灯区——与国际接轨。

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语言；注意你的语言，它会变成你的行动；

注意你的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会变成你的性格；

注意你的性格，它会变成你的命运。

制造思想的人是肾贤；聆听思想的人是民众；拒绝思想的人是白痴；毁灭思想的人是暴徒；拼接思想的人是学者；藐视思想的人是智力者。

上联：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怎晓得那步留神；

下联：富贵也罢，贫贱也罢，百年后皆是古人。

上联：早退晚退，早晚都是退；

下联：早死晚死，早晚都要死。

[陋官铭]官不在高，有威则名；学不在深，有权则灵；斯大是公堂，唯吾德馨。前门“碧螺春”，后门“竹叶青”；捧场有下属，差凤皆同人；张口乱弹琴，假正经；爱甜言以悦耳，喜轿车之随行。出入“醉归庐”，往来“赏心亭”。神仙曰：“吾乐何及？”

[升官铭]才不在高，紧跟就行；学不在深，奉承则灵。这个衙门，唯伊聪明。前当吹鼓手，后有马屁精。谈笑有心腹，往来无小兵。可以搞特权，结帮亲。无批评之刺耳，唯颂扬之谐音。青云能直上，随风显精神。公仆曰：“升在其中”。

[才不在高铭]才不在高，有官则名；学不在深，有权则灵；这个衙门，唯我独尊。前有吹鼓手，后充马屁精。谈笑献忠心，往来见深情。可以搞特权，结帮派。无批评之刺耳，唯颂扬之谐音。青云能直上，随风显精神。群众曰：“臭哉此人。”

一十七八，学习文化；二十七八，等待提拔；三十七八，飞黄腾达；四十七八，干也白搭；五十七八，二线喝茶；六十七八，重草养花。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业务上行，心计不行的不行；心计上行，业务上不行的也行。上上下下都盼望行的就是行，不行的就是不行，就是不知道这一条什么时候能实行。

包公在舞台，真理在讲台，发财靠胡来，当官要后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法规小，法规大，不如领导打电话；政策紧，政策松，不如领导露口风；文件死，文件活，不如领导落滴墨。

机关十八怪：八点上班九点来；品茶看报好自在；好烟见抽不见买；业务小酒把胃坏；内部会议传达快；楼堂馆所争着盖；小车牌子认老外；秘书就把头头代；成天文山加会海；哪里热闹哪里在；遇事研究久等待；懒得批评都自在；官员上去下不来；下乡带着麻将牌；下热上冷实无赖；人走茶凉情不在；坐在岸上玩下海。

报告成绩用加法，接受任务用减法，计算报酬用乘法，检查错误用除法。

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德才作参考，后台最重要。

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冷落了当牛做马的，整治了单枪匹马的。

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吹吹拍拍过日子。

要想富，动干部。

多“捞”多得，勤“捞”致富。

抽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

阳痿的鸡巴领导的钱，领导的老婆助理调研员。

人家捞你不捞，老婆说你是草包；人家赌你不赌，领导说你二百五；人家嫖你不嫖，群众一起造你谣；人家贪你不贪，同僚说你是内奸。

错误上比轻不比重，待遇上比高不比低，吃喝上比多不比少，权力上比大不比小，住房上比好不比坏，花费上比富不比穷。

最大的消费是吃吃喝喝，最大的产业是洗脚按摩，

最好的消遣是打牌赌博，最大的谎言是为党工作。

领导面前卖关子，群众面前摆架子，大吃大喝有点子，碰到问题没法子，上班办公哄孩子，下班筑城摸桌子，小病大养保身子，得过且过混日子。

下去一副办事的样子，进出一副贵宾的样子，参观一副内行的样子，归途一副打猎的样子；办公一副忙碌的样子，学习一副认真的样子，开会一副严肃的样子，讲话一副激动的样子；讨论一副忧虑的样子，吃喝一副过年的样子；外表一副朴素的样子，用品一副海外的样子，消费一副羞涩的样子，泡妞一副大款的样子，对外一副廉正的样子，回家一副憋三的样子。

今日之会是预备会，会后之会是分组会；一人讲是报告会，数人讲是演讲会，大家发言是讨论会；党政一起开是联系会，增加与会者是扩大会；最诱人的是品尝会，最自觉的是家长会，最头疼的是协调会，最难翻译的是吹风会；每人都曾开过会，人人都怨多开会，生活不能没有会，人生不该都是会。

八点开会九点到，十点还在等领导，领导来了做报告。

传达文件一字不落，标点符号一个不差，具体意见一个没有，错话一句不说，好事一个不做。

工作是会来文去，迎来送去；解决问题是推来推去，拖来拖去；下级是听来听去，等来等去。

总结工作用加法，接受任务用减法，汇报成绩用乘法，遇见困难用除法。

先拍脑袋决策，再拍胸脯保证，后拍屁股走人。

决策拍脑袋，行动拍胸脯，出事拍屁股。

口头说照办，行动说难办，最后是不办。

见上级眯眼，见部下冷眼，见照样开眼，见批评横眼，见宴请定眼，见困难转眼，见名利红眼，见群众翻眼，见礼品花眼，见危险傻眼。

对上级甜言蜜语，对下级狂言恶语，对外宾花言巧语，对同事流言蜚语，对舆论豪言壮语，对群众慌言假语，对情妇温言细语，对自己不言不语。

表扬了弄虚作假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辛苦了当牛做马的，整惨了单枪匹马的，富了投机倒把的，苦了奉公守法的。

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拍，会拍不如会塞。

苦干实干撤职查办，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远难如愿，尽职负责却遭指责，

会奉会献解除贡献；不拍不吹狗屎一堆，全力以赴升迁耽误，推脱栽赃满排勋章，屡建奇功打入冷宫，苦苦哀求互踢皮球，会钻会溜考核特优，看紧国库马上解雇。

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看牌子的是富人；

写书的人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

耕作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

乡骗区、区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到下面都不见。

具体工作往外推，检查工作瞎指挥，汇报工作靠数字，总结工作胡乱吹。

受贿是灰色收入，贪污是发点补助，嫖娼是调整心态，吃喝是正常公务。

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德；什么都有，就是没朋友。

腐败技能学到手，吃喝嫖赌啥都有；世人都说腐败坏，个个腐败都不赖；

腐败恰似臭豆腐，闻着嫌臭吃着香；自从盘古开天地，无数贪官滚滚来；

不信请看腐败史，腐败遍及国内外。

开会在主席台，叫做面向群众；看戏在前三排，叫做带领群众；

看电影在中间，叫做深入群众；见女人就胡来，叫做体贴群众；

劳动不沾边，叫做相信群众；集资和捐助，叫做发动群众；

宴会陪客人，叫做代表群众；额外有收入，叫做依靠群众。

在上级面前象孙子，在下级面前象老子，在管理对象面前象痞子；

见了有权人象哈巴狗，见了有钱人象德国黑贝狗，见了无权无势的人象日本狼狗；

被人整时作可怜相，犯错误时作谦虚相，推卸责任时作谨慎相。

“官场日志：清晨起床，打拳；上午开会，打盹；中午吃饭，打嗝；下午上班，打哈；傍晚加班，打牌；晚上娱乐，打炮；半夜回家，打架。”

“百姓语录：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宴会，检查就是喝醉，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

“官场之最：最难找的地方--有关部门；最难捉摸的官话--研究研究；最神秘的机构--组织上；最大的官--一把手；最难管的东西--一张嘴；最谦虚的时候--在上级面前；最冠冕堂皇的语言--工作需要；最易接受的行贿--您讲得真好！最关心的信息--自己这次能否升迁；最傻的高兴--你的问题组织上也考虑了；最无奈的选择--因为年龄！”

“组织就是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时对你说：你要正确对待！在你合法权益受侵时对你说：你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对你说：你要相信组织！”

“办公室守则：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尽职尽责，必遭指责；推托栽赃，邀功领赏！”

“组织部长：谁关心我我就关心谁；纪委书记：谁不关心我我就关心谁；宣传部长：谁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正面，谁不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反面；市委书记：谁关心我我就让组织部长关心他，谁不关心我我就让纪委书记关心他。”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公务员素描：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

社风不振，世态炎凉，问题丛生，以短信泄心中之怨气，寻社会之同情，以引起人们共鸣：

“做人的难处：有钱吧，说你准变坏；没钱吧，说你真失败；有成就吧，说你会投机；没成就吧，说你没出息；有情人吧，说你真坏；没有情人吧，说你变态！”

“中年烦恼：职务不高，工资不高，血压血脂血糖高；政治不突出，业务不突出，腰椎盘突出；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前列腺发炎；炒菜糊，烧饭糊，麻将不胡。”

“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批评老婆，她就乱跑；批评老公，他就乱搞；唉，麻烦透了！”

“领导用过的叫文物，百姓用过的叫废物；领导强词夺理叫坚持真理，百姓据理力争叫无理取闹；领导握百姓的手叫关怀，百姓握领导的手叫巴结；领导做蠢事叫轶事，百姓做错事叫傻子；领导情人叫小蜜，百姓情人叫破鞋。”

“当代八乱：大棚把季节搞乱了，关系把程序搞乱了，级别把能力搞乱了，法官把法律搞乱了，公安把治安搞乱了，银子把官场搞乱了，事故把交通搞乱了，小姐把辈份搞乱了。”

“最引人注目的哥哥--伟哥；最年轻的奶奶--二奶；最难设防的偷窃--偷情；最热闹的走廊--发廊；最畅销的书--女秘书。”

“CCTV新闻联播的惊人发现：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人心没有不鼓舞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中日没有不友好的，中美没有不合作的，交涉没有不严正的，会谈没有不圆满的。”

“男女有别定律：男人爱上女人会做诗，女人爱上男人会做梦；女人对男人往往朝思暮想，男人对女人往往朝秦暮楚；女人看家本领是撒娇，男人拿手好戏是撒谎；女人的幸福在于：他真的爱我，男人的幸福在于：她值得我爱；女人吻男人算是一种幸福，男人吻女人算是一种口福；当女人走投无路时她会和一个男人结婚，当男人走投无路时一个女人会和他离婚；做情人的时候女人会让男人心疼，做妻子的时候女人会让男人头疼。”

“穷人富人论：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看牌子的是富人；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女人给别人睡的是穷人，睡别人女人的是富人。”

“贫穷与富裕的新解：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贫穷时种稻，富裕后种草；贫穷时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贫穷时老婆兼秘书，富裕后秘书兼老婆。”

“水调歌头：重上酒楼，应酬复应酬，天天忙不休。社交公关人情事，尽在酒里头。泱泱五千年，底蕴多丰厚，帝王墨客江湖汉，江山美人酒。改革大潮涌，迂腐全荡走，惟有美女权钱欲，兴盛遍神州。工厂变歌厅，书店改酒楼，失业大军数百万，桑拿歌与酒。上面常来人，视察加旅游，小心陪侍别出错，工作有成就。世事多变幻，官场巧运筹，相互照应方便多，公酒交私友。人生苦且短，工作多烦忧，哥们姐们再进一杯酒，泡完脚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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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官与民

6.1官与民

中国一直有着“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传统。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一直潜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从根本上影响着许多人，即使在如今这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好多人还是把从政当成首选。通常人们说某某人事业有成，大多是指某人官做大了；进入官场似乎是一个人事业成功，人生有价值的代名词。

中国从夏商周起，社会价值皆官本位。人一旦当了官，扬名声、显父母、置豪宅、买美婢、荫子孙、入历史。在官本位之外，还有两条支流，一条源于商贾，一条源于隐士；这两种人都在官场之外另找出路，不同的是一个进取，一个退缩；但在抗拒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上二者是相同的。

“父母官”和“子民”的称谓，形象地反映出我国古代的“官民关系”。当官的只对上负责，小民们只能仰其鼻息。这种封建特权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流毒不减。它在立法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只重视设定公民责任，不重视设定政府责任：“治民”的法多，“治官”的法少。

在古代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与农民的关系同样密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专制皇权的影响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死存亡。

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是建立在对小农的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之上的。古代中国，人民的生计，国家的财用，一切都寄托于土地之上，一切地主官僚以至整个专制国家机构，都是农民的劳动，土地的收获来供养的。

国家对农民的控制与干预，首先表现在国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束缚农民于土地之上。政治权力对农民的控制干预，还表现在为国家对小农家庭形态的干预上，在政治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掌握权力的国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农民的家庭形态及农民家庭的人口再生产。

一个人有机会从政，本身就有一种巨大的荣誉在其中，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价值观如何不同，从政都是地位显赫，令人向往的事情，即便是经济状况再差的地区，也绝不缺少从政的人。所以在西方社会，从来就不让从政的人在经济上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从政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监督，从政的人没有特权，甚至连普通公民一样的隐私和自由都没有，这样才能使从政的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而也平衡了没有机会去从政的人的心态。

对官员的社会评议制度的实行，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民意与官员的去留直接挂钩，对官员无疑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考核官员应该上级考评与公众测评相结合，过去考核干部主要是上级领导说了算，现在逐渐转向主要是公众说了算。

客观地说，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质量是不低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质量近年来明显下降和衰退，执政能力下滑，主要表现为党和政府官员腐败，由此引发官民矛盾。官民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处理和解决这个矛盾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提高执政能力要有明确的标准，如果党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谈提高执政能力就是空话，就会在人民中失去信誉。人民对党丧失信心，党的执政能力必然下降。

如何解决腐败问题？从学理上说，政府腐败是世界上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理论脉络非常清楚，就是分权制衡，建立法治；从经验上说，大国、小国、富国、穷国，都有在一夜之间把腐败控制住的历史经验，具体办法丰富多样。但是，从现实来说，治理腐败却相当困难，难在一些党的高级官员腐败了，其他人投鼠忌器，不敢下大决心。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对腐败的容忍，不仅是对人民福利的伤害，也是对党的自身利益的伤害。

论到官民矛盾，中国的传统思维非常好，“治吏不治民”。治好官，把坏官拿下，何愁人民犯上作乱？今天治官要用法治的办法，分权制衡，违法必纠。法治和法律不是一回事。法的内容分左右，法治不分左右，法治是使法律“顶用”的办法，核心是分权制衡。执政的人，权力相互制衡，法的权威才能上升。

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都关心政治？百姓自然是可以议政的，但百姓普遍地热中于议政，也未必是值得赞扬的事情。

造成百姓普遍议政的社会现象，主要原因是：

一是中国历史遗产的影响。王朝的一举一动对老百姓的生计有很大影响，小百姓自然也关心政治事物。

二是中国有所谓“有教无类”的传统，小百姓可能识文断字，可能通过考场获得功名，由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这也使得关心国家事务在利益上有了必要性。

三是中国社会的分工水平不高，相应地“政治”这个东西的专业化水平也不高。如果政治活动有高度的专业化，而且老百姓对从事专业政治活动的人士比较放心，那老百姓也可能不会太关注政治——政治的专业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垄断，虽然政治世家的子女会受到父母的影响，从事政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在传统社会，政治是垄断的，老百姓不放心，于是大家都要关心政治。

专业化的政治也不意味着政治家不做错事，但因为近代政治家发明了不少有利于减少错误的政治制度，结果就比垄断政治要好了不少。总之，只要政治活动的规则能让老百姓比较放心，老百姓也未必一定要热情关心政治。在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件事情的专业化运作总比一群人盲目乱干要有效率。

政治自身的职能过于沉重，也会导致人们过于关心政治。政治这个东西不过是为大众提供一种公共服务。而且不应该是全部公共服务。如果政治家的目标定得很高，想解决老百姓的一切问题，那就麻烦了；这样就会让政治家自己感觉很紧张，而老百姓也会把自己的一切问题都推给政治家去解决。每当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好，老百姓自然会归罪于政治家。

所以，政治活动的规模不能太大，目标不能太高；如果太大、太高，政治家就难以驾御政治机器的运行，调整起来也很麻烦。

百姓议政这种现象并非具有必然性，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存在误区，以为大家关心国家大事总是好事，其实不一定。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之下，即使处于民主制度下，这种情况都值得警惕。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为官者“能上不能下”成为中国“官场文化”的核心内容。一些官员尽管因工作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却喜欢赖在位子上静观其变，极少有引咎辞职或者集体下课。有的责任官员即使受到“组织处理”，也多为平级调动，换个位子而已。由于级别未变，待遇无损，不少不合格官员因此成了官场“不倒翁”“老油条”。

站在机关门口往里看，里面全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宣判，保证不会出冤案。

在当今中国，“黑乌鸦”心态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天下乌鸦一般黑，不黑就是假的、是装出来的，黑是铁律。当社会形成一种无官不贪的“黑乌鸦”心态之后，于官而言，大家都贪，我为什么不贪？我不贪人家也不信，不如贪污算了；于群众而言，是官都贪，廉洁要么是做做样子，要么就是没有油水可捞。当了官就是要发财，没有发财就是没有本事。办事就是要送礼，没有不送礼能办成事情的。

“黑乌鸦”心态是群体心理经过外部物象不断刺激与强化的结果，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完成，它就会侵入我们生活之中，使得一切主流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都在这种文化的遮蔽下难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难以建立。当这种心态成为社会意识的时候，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黑成了乌鸦的宿命，黑成为乌鸦们强烈的心理暗示，暗示它们只能按黑的思维去行事；黑也成为集体无意识，任何想白起来的乌鸦都将受到群体的孤立甚至攻击，最后这只乌鸦要么被染黑，要么被驱逐出圈子。

现如今好象大伙都在骂当官的，但一到各自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说没有谁不是在围着当官的转，也很少有人不是去哄着当官的、宠着当官的、媚着当官的，同时也拼命地利用着当官的；实际上广大群众也都跟着在腐败，大的大捞，小的小捞。

在我们社会中，没有一个法条是在强硬地保障和保护上级与普通民众可以对当官的说“不”字的。没有这样的保护和保障，谁敢于说不字？谁又敢不下跪？一旦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以“无所不为”的以后，离“为所欲为”就只有一步之差了。

人不能当官，人一当官，好多事情就由不得自己的良心了。

对于一个从政的人来说，你的人生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你的官运如何。有人碌碌无为却能平步青云，有的人才能卓越却终不得志，也有人糊里糊涂得到升迁。你不服也得服。

老百姓说：我们的好多干部因为无知而无谓，因为无谓而无耻，因为无耻而无赖。

有人抱怨中国的官越来越不好当，这是好事情。现在不是不好当，而是太好当了。

官与民结怨是官场中的大忌。民是一无官，二是无权，他没有什么可顾忌的，民要和官较起真来，当官的决没有好果子吃。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

中国有句老话：“官不管，民管；民不管，贼管；贼不管，匪管。”

有些事情是把双刃剑，伤了对方，也会伤了自己。民不与官斗，民斗不过官，这是千古传下的规则。

学者吴思在《命价考略》一文中说：有一条无形的社会底线，一旦突破就会流血，大规模突破，大规模流血。生存在血线之下的集团就是搏命集团。血线防护的缺失，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同样也难以划分清楚。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就记录了灾民和土匪的故事：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这就是“搏命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是以命换物；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者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贬低人类之最要，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

刁民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

从儒家的治国理论到圣旨到中央政府的“律例”和“部案”，再到地方官府的“告示”最后落实到实际执行的“陋规”；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从宪法到最高指示到法律到中央文件到地方政策再到大家真正执行的潜规则，每一级别的规矩与上一级别的规矩比起来，都难免有一些冲突或者堕落之处。

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胁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点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

在中国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官府是多么不好说话。不管小民的请愿有理没理，公道不公道，只要他看着不顺眼，说抓你就抓你，说杀你就杀你，最后肯定还是官府有理。代头惹政府生气，不是玩命要是玩火。潜规则通行多年，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

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事情闹大以后，利害格局突变，乡民在官府眼里由顺民转变为暴民。这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不要被官军作为暴民镇压，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保命是第一位的。

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而这个利益的安排和变动又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

民众开始并不敢闹事，在正当秩序中的良民早就当不成了，他们照样在贪官污吏建立的潜规则中当了数十年顺民，如果没有替他们承担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的英雄出现，顺民还会继续忍受霸道不公和敲诈勒索。英雄的出现，改变了利害的计算，顺民发现搭便车闹事的风险不大，才作出官府所谓的暴民行径。

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中，人力和钱财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若的公平，还可以使带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但是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允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们代表。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调整不过来，又非常想调整，如何是好？商人毒蝇蕈制度的办法是用钱，小民的办法是用命——当暴民烧衙门。

在这种体制中，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者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

中国公民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怠工，让你无法挑毛病，让你见了也干瞪眼，你急得火烧屁股，他也不会打水来替你灭火。

偷懒是庶人（平民）对付官方的武器。《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的身影，这是官方阶级对付偷懒者的工具。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就意味着贵族失败了。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平民很难用正规战法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但是惹不起却躲得起。平民人多分散，监督困难，干活使劲不使劲只有自己知道，干得仔细不仔细只有自己最清楚。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可以连蒙带骗；这是贵族们很难对付的“低成本伤害能力”。

公元前594年，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革命的制度变迁，就是改变公田为私田，向私田征收“公粮”的制度，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则并不神秘，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原来大包干也不是首创。

在老百姓眼睛里，官场根本就是粪窖，进去了莫有一个清白身。

老百姓都说正直的官员在污浊的官场里是很难站住脚的。中国的官情究竟糟糕到一个什么程度？虽然我们仍然坚持“大多数是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方面已经十分不好了。“带病提拔”、“带病升迁”的很多，只要没有杀人放火，官员生活即使腐化淫乱一点，都算不了什么事。

官情不好，民情就好吗？在网上点击“民工杀人”，与之相关的内容竟然有65万多条。民风之所以如此败坏，原因之一，就是恶劣的官情所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至今仍然如此。老百姓在敬官惧官的同时，无形中也把官的一言一行作为楷模效仿；比较趋同官们的价值观念。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就流传这样的话“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套用韩非子的话就是“官犹器也，民犹水也，方圆在器，不在于水。下之所行，皆上之所好。”也就是说，官就是盂，人民就象盂里的水。盂是方形的，水也就变成了方形；盂是圆形的，水也就变成了圆形的。骄奢淫逸、萎靡乱伦的官风一旦成为社会主流风气，往往善良本分的民风就会受到侵蚀，也必然会慢慢失去原色。

射人先射马，正民先正官。否则，即使有良好的制度，也会被不良的社会风气消解。制度对人的行为调节是外在的，硬性的；而社会风气的压力则强调心理认同，强调人的主动性；而一个没有良好社会风气的国家，也绝对不会有政治、经济可持续良性的发展。

老百姓是这样看待干部的：这辈子不做点好事，下辈子就会变成领导了。

清朝唐甄在《潜书》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韩非子说：官就是盂，人民就象盂里的水。盂是方形的，水也就变成了方形；盂是圆形的，水也就变成了圆形的。

孟子有些话带有民本这主义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都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

作为整个政权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之类的大原则和正式规则，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但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出了官场请托，豺狼虎豹们一个个混进了牧羊人的队伍，吃得牛羊断子绝孙，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

中国有句老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这句话最能说明官与民的关系。老百姓是虾米，靠泥土中的微生物生活；县太爷之流的小官是小鱼，靠百姓生活；权贵以及权贵左右的助手是大鱼，靠勒索小官生活。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吃的数量适当，别超过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这就是合理的。孟子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官当然是要吃虾米的，但是要有规矩，如果吃的不过分，就是仁政；如果吃的过分，就是苛政。苛政猛于虎，吃人可以不吐骨头。这也是官与民之间的食物链。

还有一种体现中国官与民之间关系的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官方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主人的，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官方垄断的事情。

百姓常常受到这样的教育：要服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而国家利益和国家纪律又常常表现为与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百姓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那是官员们的事情。在这样的关系中，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本上自己就不是什么主人。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

以人民的名义反人民，以爱国的名义卖国，这是专制者的惯用伎俩。

“民无信不立”。大约是说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而“官无信失民”。

一个领导既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更影响着一个地方的政治风气。

领导们看上去是高高在上地领导着大众，其实也是受公众意识决定的。

一旦公民的命运掌握在大权在握的人手中，那么他的升降荣辱就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取决于他的运气。当他的命运和遭际仍然与别人手中的权力紧紧相联时，一个同情他、欣赏他的人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一步登天；一个不同情不欣赏他的人也完全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下地狱。

一个人在只为自己的声望、权力、利益着想的时候，尽管他可以打出很多漂亮的旗号，但旗号终究是旗号而已，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并不相干。由于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无关，也就难以持久。一个人并不因为他的地位高，就一定代表着下面人们的利益，并不因为他所处的位置高，思想就一定高。

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时并不由最高统治者代表。

一个人由于站得太高，常常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人一旦有了一定的地位，往往就极怕失去；而且由于有了地位，也就没有了内心的不平，没有了不平，也就没有了不平之鸣，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个人的欲望往往与个人的理想交织在一起，有时它们就象一枚钱币的两面，图案虽然不同，却表示着相同的价值；有时候，欲望与理想又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想成为欲望的暴君，欲望则是理想的叛臣逆子。

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很少有假货？恐怕与国营商业体制有关。国营商店的赢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卖假货；国营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几十年。

三人成众，五人成群。到处都有群众。群众的力量是大的，只要有了群众，事情就好办，能办。因此凡事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但是，有些事情，群众只有脱离了群众才敢做，才能做；群众说真话时，站在群众堆里往往不行，还得单独跑出来。

群众的力量是大的，群众的言论就是民情民意。群众在一起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可这只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说，很多时候依靠群众反而办不成事情，群众的话有时候也失真，也有水分，也不是实情；敢说不敢担的群众就更多；在很多时候群众常常还是两面派。

群众是由三六九等的人组成的，相当散乱又极为社会化，不都是优秀的。因此，说话办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前面，应该加上相信、依靠那些正直、优秀、有头脑的群众。

集体的力量既然能强大到足以毁掉法律与规章，也一定能将个人的利益、尊严轻而易举到碾碎，在集体利益的共同诉求下，个人利益成为牺牲品，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个人不能为、不敢为的的事情，在集体的声势浩大中无所不为。集体的利益和诉求一旦越出正常轨道，就象一辆脱轨的列车，很难再上正轨。

有时候，多数人的意见未必就是正确意见，多数人的利益未必就是合法利益。当众多人联合起来投票让某一个无辜者下岗时；当许多人拳脚相加在街头打小偷时；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合理”地覆盖个人的正当权利时，集体的力量实际上变成了集体暴力。

每一个人，都渴望融入集体之中；而每一个守法的个体才能构成共同的守法集体。在这一时刻，集体利益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就是另一时孤立无援的少数人。所以，今天你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也就是明天众人对你自己利益的尊重。同样，你对法律的维护，也就是你自己权利得到保障的根本。

人类领导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外行领导内行。“兵”肯定是内行，“官”十有八九是外行。

外行领导内行，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担心露馅；怕被人小瞧。于是努力打扮成内行，至少别让人看出自己有多傻。

主动离开本职工作的叫“下海”。如今这些人，大多数已经成为某公司的经理、老板。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的叫“下岗”，现在这些人，大多数正在街头巷尾摆地摊。

中国有句老话：“夹着尾巴做人”。为什么？因为夹着尾巴做人可以更能保护自己，它能让人在屈伸之间找到摆平关系的法宝。

人夹着尾巴做人，是防谁呢？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权力”。除了“权力”，谁能管得了一个人是“冒尖”了，还是“出头”了，是张扬了还是显摆了。凡人与凡人之间的嫉妒，仅仅能导致嫉妒者眼红和失眠，若没有“权力”的介入，嫉妒只能伤害嫉妒者自己，当嫉妒一旦成为权威者的心态，翘尾巴的那个家伙就该倒霉了。

只要有专权，只要有人治，就容不得别人翘尾巴。中国自秦始皇开始，就只允许一个人翘尾巴。现实告诉我们，凡是不夹着尾巴做人的，命运都不会顺利。

“夹着尾巴做人”是老百姓的生存“规则”。

人们憎恨贪官，但对庸官却比较宽容，顶多就是嘲讽两句，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庸的危害更甚于贪。

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群众没追求就不会紧跟领导，领导也就不好使用；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没爱好，群众就不知道怎么对付领导。

领导就是领导，群众最怕的就是领导深入群众，平日里高高在上，忽然要深入群众，哪个群众不怕被砸着？深入群众的时候，领导都有本领能收能放，收是集中，放是民主；收是权力，放是闲情，收是领导风范，放是与民同乐。

6.2民间组织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基本权利，宪法支持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方式，也是我们党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公民社会的发展，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民间组织的迅速壮大。在我国，民间组织主要是指各种合法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非党派的，实行自主管理的民间志愿性社会中介作葬，包括社团与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

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社会现象。民间组织的成长速度惊人，据统计，仅目前中国的志愿者组织成员就高达1000万人。

民间组织的出现，给政党活动提出了新的课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民间组织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政党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政党面临着利益表达和精英集聚功能被替代的挑战，政党面临着管理手段进一步民主化、法制化的挑战；政党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等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由于政党与民间组织都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所以民间组织也具有政治性质，或者说可能成为政治性组织，与政党既可以是互补的关系，也可能是对立的关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党没有有效发挥自己的功能，民间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党，从而介入政治领域。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领导活动的层次高于管理活动；从区别上看，一般说来，领导活动都会挑战现状，而管理活动只会接受现实；领导活动更关注领导的对象，而管理活动更关注制度；领导需要交流，而管理只是发布命令；领导需要创新，而管理只是模仿；领导是做好事，而管理只是把事情做好。

6.3关于知识分子

我国对知识分子的界定

《新华词典》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一界定让人觉得在中国，当知识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再说了，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于文化水平是否高，目前的趋向是文凭和学历代表了文化水平。

王小波说：“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西方对知识分子的界定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以久，而且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籍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今日的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公平、自由）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关怀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就两个意思：一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说话没有权威。二是拥有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专业，更由于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其他领域有前瞻性的认识，他的认识超脱其狭隘的专业，超脱社会，指向未来，甚至跨越国界。

中西方的知识界大都承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不过这种资本与货币资本不同，它不是实体的而是符号的；但它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以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

知识分子具有启蒙性和批判性。

大一统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是中国的传统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统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了这个大一统的稳定，又会出现一个思想上的大一统。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知识分子集体爬下了。李斯出了个馊主意：以吏为师。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阉割、扭曲思想，甚至有权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从这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先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他们可以“处士横议”，所谓的“处士横议”，就是言论自由。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教育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儒学成为士人进身入仕的通途。儒学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传统。自汉以后，士几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则是道之所系，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化，目的是治国平天下。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因为儒学本身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和改造。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人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顺从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他们从不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只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举小桥的单一性选择机制的确立，读书做官逐渐内化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自觉，这种心理自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招安情结。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思想和观念又是唯系他们的纽带。

知识分子与搞政治的人，为人处世的出发点与态度往往截然不同。知识分子的出发点是人类的良知、公平与正义；搞政治的人更注重党派和政治利益。知识分子认死理，搞政治的人讲策略，或者权谋。搞政治的有时坚硬如铁，有时又软如胶泥。随时可以变形，可以妥协，可以握手言和，也可以兵戎相见，角色转化比较自然。

知识分子往往宁折不弯，是非曲直分明。知识分子与人相处，只看人品不讲地位。知识分子往往看不起一些搞政治的人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言不由衷。搞政治的人也看不起知识分子的不识时务，不讲策略。

搞政治的可以含辱忍垢，委曲求全，保全了地位，解决了实际问题。而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宁折不弯，虽然有时于事无补，却给后人留下作人的风范，给人以人格的召感。

搞政治的人多看重的是地位，你只要在他之上，他就想方设法结交你；如果是一把手，就更加卖力；可你一旦下野或者落配，他可能就避之不及。搞政治的人在决定帮不帮你的时候，往往要在心里盘算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知识分子的理想靠搞政治的得以实现；搞政治的靠知识分子装点门面或者调整政策；知识分子可能去搞政治，但搞政治的人往往很难回头去搞业务与研究。

知识分子才面临从势还是从道的选择，从势力风光而实惠，从道贫穷而冷清；但从势往往心灵空虚，从道则内心充实，这让人颇费踌躇。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知识分子在从政后，官没当明白，专业又荒废了。

统治者总是担心权力受到威胁，以为知识分子的意见会动摇他们的权力，这实在有些过虑。知识分子的意见如被采纳，只会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丧失权力。相反，拒绝批评，对批评者狠下毒手，才会失去人心；人心失去了，权力也会失去。如果一个政权连几句批评都承受不了，那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中国人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开阔视野，战胜无知，启唤悲剧和危机意识。西方人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有敏锐批判力和丰富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这与中国的文化源头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的思想文化源头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几家。可别小看这几家，从春秋战国到清末，两千多年的光景，中国的思想就围绕着这几家打转。

这几家中，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或者当官，或者当个好老百姓，少管其他闲事。法家专门研究统治术，热衷法术势，但不会给当官的挑毛病。道家主张自然无为似乎不愿意与当官的沾边。墨家讲兼爱、非攻，有点哥们儿义气的风格，但和批评当权者不搭界。不象老外，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就有那种批评政府的东西。

在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下，多数知识分子都象是得了软骨病，心里总是战战兢兢，总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对自己已经没有了信心。于是我们看到的文人，便几乎没有正常形态，不是歌功颂德，就是溜须拍马，再不就是钻到故纸堆里。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狭义的知识分子则特指代表社会良心与良知的人。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学历和职称再高，也只能看作“脑力劳动者”。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不等于知识分子，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广义的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是谋生手段，即只要是以知识和智力谋生，就算广义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界定标准则是生存状态，即只有以读书为生存方式的人才是读书人。也就是说，是否以知识和智力为谋生手段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而且读闲书的不算。

既然传统读书人的阅读领域把锁定在社会政治伦理的范围内，政治伦理的知识和理想毕竟只能实现于政治伦理领域，这就要做官。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要想参与过问政治，唯一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做官。

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士大夫本是指官僚阶层。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做官又读书的人才是士大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

在上古时期，士与官，还是互不相干的。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不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那时的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做不做官无所谓。后来，官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在权力争斗夹缝中的中国文人很艰难。后世有一位最高掌权者说，知识分子如同毛，必须有所依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文人如果不甘于平庸，想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附权力（即所谓的“皮”），那么，究竟是依附于虎皮之上，还是依附于豹皮之上呢？在权力斗争中，是非与成败，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如果你所依附的那张皮，在虎豹相争中成为胜利者，那这块皮毛也就光鲜，如果失败了，你这块毛则要与皮同腐。在残酷的权力斗争在，文人是无独立性可言的。

中国的文人在政治上多是缺钙的，这主要是指处于权力结构下层中的那些人。他们的缺钙，主要表现在对上层权力的屈服、迎合、献媚。但是，也有象南唐后主李煜和宋朝皇帝赵佶这种处于权力顶峰的人，也会软弱无能。看来缺钙不在结构的上下，而在于权力的强弱，在结构上处于上层的人，在强弱方面也可能处于劣势。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便有了面对强邻和权臣而不得不当儿皇帝的人。

文人要有变化莫测的想象力，起伏不定的情绪，爱憎分明的感情，敏感纤细的神经；而政治家则应该脚踏实地、沉着冷静，喜怒不行于色，爱憎不显于言，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尸骨积于野而无动于衷。

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有热情、有干劲、有专业知识、有开拓能力，偏偏就缺少政治斗争经验。在中国这样政治高于一切的国家，他们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想色彩，把自己首先变成一个没有立场的市侩，或者一个厚颜无耻的政客。否则，做不成上司赏识的玩物，就只能被放进陈列柜里。

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能兼得。治学与为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忽冷忽热，难以适应。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弱化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必须做到的第一步。

历代的统治者（掌权者、治国者、政治家或者政客）是打心里看不起文化人的。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士）信奉的是“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己者死”，他们的最高理想是“为王者师”。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处于从属地位，是附皮之毛。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掌权者才能建功立业，这就决定了他们发言的方式，总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说话。

在当代，政治是众人之事；有助于社会沟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语，不一定要说给掌权者听，更不一定要站在治国者的立场说话。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应该负法律责任，也许应该负道义责任，但不一定要负行政责任。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集权的社会，统治者当然希望老百姓象羊一样温顺，不希望老百姓象狼一样，在这样的宣传教化加武力淘汰下，中国的民族性里面确实有不少羊性。

现在很多事情，多半是长官意志，有时候必须用民意去做幌子，往往民意的幌子恰恰又是强奸民意。学问就在这里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却不是人民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时并不是历史本身。

真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读书人，但是很多读书人却往往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学问算个什么？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当皇帝的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学问齐天，可是他们不是生活上穷困潦倒，就是政治上厄运重重；“文革”中的牛鬼蛇神，那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却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学术必须远离政治，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太多的牵连，从吴晗到梁效，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了它的死亡。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

文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的问题，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己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只有政府官员时刻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不能用权力来决定文人的命运，文人自会抛弃卑下的一面，去追求崇高的一面，文人就不必依靠他人而靠自己努力来自立于社会。反过来，还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所以，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可兼得。如果非要兼得，郭沫若和吴晗的悲剧就是榜样。

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萨依德认为：“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问，而不是顾问的角色。”质问与顾问，一字之差反映了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角色定位；由于这种定位的差别，导致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差异，以及他们思想、人格的落差。

质问，即知识分子始终以独立的人格、思想捍卫正义和公平，成为社会的良心。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不附和任何现成的教条。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一切，总以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去探求问题，发出呼唤，进而矫正社会弊端，促使社会进步。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追求的是正义和公平、真相和真理。

顾问常常会导致知识分子弱化或者失去独立人格和思想，他们要兼顾某些社会集团或利益，依附性较大，常常充当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种社会角色可能使之渐渐失去应有的批判、怀疑精神，与社会公正、公平，与真相、真理产生距离和隔膜。

自古以来，当权者往往喜欢知识分子做顾问，为己所用。顾问者，看权势的脸色行事；而质问者却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常常惹得当权者不舒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质问的知识分子，它将陷于呆板、僵化和停滞。

学者与官员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社会分工，因此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工作行为方式。

官员着重讲政治利害，学者着重讲学术是非。

官员着重求同，学者着重求异。

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的是按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尤其是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更强调个人要服从领导。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公务员法律都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公开批评政府的决定，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而学者则与此不同，学者和艺术家着重追求标新立异，多变、差异、选择、独立是这一职业群体的鲜明特点。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方面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只能实行体现个性的相对自由原则。

官员着重讲实际，学者着重讲理想。

官员是受人民之托当家理财的人，处理具体事务是无法摆脱的，因此官员不能不着重于务实的思维方式，遇事不能敷衍、搪塞，要有可以操作并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案。官员务实的思维方式与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密切相关，量化指标和物化指标是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它们大多数是实实在在的。而学者与此不同，学者不参与具体的社会事务的管理，掌握较多的人间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是他们的职业特长，追求完美和批评现实是他们的职业特点。他们可以开出一系列医治社会问题的药方，但不必直接承担药方实效的责任；他们可以描绘理想方案，但不必一定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当选“院士”意味着功成名就，是某一领域的权威，意味着巨大的利益。首先是副部级待遇，不用象在官场仕途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其次是钱，除了国家给的每年10万元科研经费外，还有地方政府或者单位提供的优厚待遇。但是，我国的院士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官本位”使科学研究行政化。“官本位”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院士制度偏偏规定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二是“造权威”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突破和打破权威的过程，而评院士则是在“造权威”。尽管院士的当选不是政府决定的，但科学院的“官方”性质，使院士不可避免地带有“钦定”色彩；三是“终身制”非常不利于科技创新；四是我国的院士制度是残缺的。理科（中国科学院）和工科（中国工程院）都设有院士，但是文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没有设院士。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一种“精英联盟”，并且处于“精英联盟”的稳定时期，这一稳定带来了事实上的繁荣，也意味着对一部分人的剥夺，造成了广泛的不公，“精英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那些精英们，掌握权力的，掌握财富的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把一切好的东西都揣到自己的腰包里。比如，扶贫政策是到县的，钱到了县里怎么用，上面就不管了，在中央看来，钱拨出去了，但实际贫困人口的受益连十分之一都到不了。

研究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学问和学位是两回事，有时甚至是排斥。一些大师不是没有攻读学位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要做真正的学问，没有时间顾及学位。

凡是老百姓操心的事情，领导都得操心；可领导操心的事情，并没有多少老百姓去操心。领导操心的是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操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第一次向群众承认错误叫有雅量；第二次向群众承认错误叫有气度；第三次向群众承认错误那就有问题了。

当人们向你点头哈腰时，你应该想明白，他们是冲着你的权力、才能、人品还是其他的什么。

一个社会，官员和民众的距离越大，这个社会的生态就越容易出问题。

干部考察是选人用人的一个关键环节。按照党的组织纪律和干部任用管理有关规定，官员的每一次升迁，组织部门都要对其进行严格的考核，但是，有的官员的考核材料却出现雷同，原因在那里呢？一个官员能否升迁，不在于他为群众做了多少有益的事情，而在于上级如何评价他，都上负责的体制决定了一些官员把迎合上级当成自己的工作重点。这种体制还导致组织部门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傀儡角色。上级要提拔谁，组织部门就必须按照上级的意图去考察谁；如果考察出了问题，就意味着领导看人不准，领导就不高兴；而不能领会上级意图的组织部门，自然也难堪，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深入去考察呢？走过场、弄虚作假、蒙蔽过关就成了组织部门的唯一选择。

前几年，社会上流行“跟着感觉走”，这是一种从众心理，具有盲目性和均利性；而今变成“跟着领导走”，这是一种出众心理，具有目的性和贪利性。百姓说：跟着领导走，就有便宜占；不用想不用算，领导咋办就咋办。

舞场上是“跟着感觉走”，官场上是“跟着领导跑”。

官架子是那里来的？官架子是物质撑出来的；是奴才吹捧出来的；是自己抖出来的；是制度惯出来的。

领导们的幽默感大都是下级惯出来的。

现在的一些官员，把芝麻大的官衔看得比磨盘还大，把自己的威风和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其实一句话，放不下架子；隐藏在架子后面的是封建主义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是官气、骄气、傲气，是看不起群众的不健康心态。其实，没有架子说难也不难，关键是摆正自己的位置。一个人做官只是人生的一段，做老百姓的时间还长些，干部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没有了老百姓你给谁去当官？你怎么当官？要有这样的认识，你才能放下架子。

中国有句老话：“官不管，民管；民不管，贼管；贼不管，匪管。”

有一篇《贪官十怕》的文章，列举了贪官怕记者、怕清官、怕小偷、怕老婆、怕情妇、怕司机、怕无赖、怕下属、怕贪官、怕纪委、怕正气，惟独没有怕人民。这恐怕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领导无法与群众面对面，就无法了解到下情，了解不到下情，就无法站到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做事情，进而做出正确的决策。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动向，认为只要让领导看到成绩，领导就会留下深刻印象，自己就会得到提拔。

领导家属是家属，而不是领导。领导是群众监督下的领导，而不是家属领导下的领导；人民赋予领导权力，而没有赋予领导的家属权力。配偶关系与配偶职权原则上是不产生关联的，但借用配偶职权谋取私利的却大有人在。

6.4关于民情与民意

北京的独立民意调查机构“零点调查公司”的《2004年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2004年中国居民对各级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进行总体评价时，表现出“政府层级越低，满意度越低”的趋势。

原因是：对高层政府的评价是政策评价，形象正面多；对基层的评价是执行感受评价，在具体执行时的“硬碰硬”，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就是很凶，容易形成不良感受。另外，上级政府比较有服务意识，而在基层，官越小，越缺乏服务精神，这不仅体现在意识上，也体现在技能上。

基层干部容易因小的腐败行为留下恶劣印象，如吃饭不给钱等。相反，发生在高层政府部门的渎职、腐败等事情具有隐蔽性，反而不容易受到指责。

在从权力社会向能力社会、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大陆政府的服务功能越来越凸显，但一些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没有跟上，仍有政府工作人员以管理者和掌权者自居。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证书，是依法治国的“国王”。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之一。宪法理念与宪政信念使人思绪万千，法治理论与实践故事使人浮想联翩，顺民的愚昧与暴民的顽劣使人感慨万千，制定一部好的宪法不易，落实好一部宪法更难。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有公民之名而无公民之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神州大地，世世代代，芸芸众生，民众可以分为顺民、暴民、公民三类。中国古代的上下结构的等级社会秩序里只有等差没有平等；只有人生依附关系，没有平等对等关系；只有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没有独立自主的自由人；没有人格独立、灵魂自由，有合法财产无生存危机和精神恐惧的公民，只有君与臣之分，官与民之别。古代的人不是皇帝和王公大臣，就是臣民草民贱民，或者是江湖上的暴民。

皇帝是成功的暴民，失败后不做顺民，则为暴民。在位的皇帝是合法的首席暴民，以强权谋取暴利，以暴力维护既得利益。官员在皇帝面前是俯首贴耳、百依百顺的顺民，在下级和百姓面前则是作威作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暴民。臣民对于强势群体是低眉顺眼的顺民，对于弱势群体又是蛮横霸道的暴民。

暴民失去暴力工具就成为人人可欺的草民、贱民；顺民一旦获得某种权力或者机会，又会象暴君一样实施无理性、无节制的、甚至是丧心病狂的暴力行动。被控制的顺民如羊，任人宰割；失控的顺民很快就成为暴民。

从公共社会到私人领域，由顺民和暴民组合而成的等级社会是个缺乏公平、自由、民主和理性，崇尚阴谋、暴力和利害关系的虐待型社会；顺民和暴民之间相互虐待、自我虐待、交叉虐待、交替虐待，冤冤相报、内耗不断，自己人把自己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无法集中精力发展自己，也无法集中力量对外。

市场暴民一放就乱，钻政策法律的空子，在规则上钻窟窿，破坏规则又抱怨规则；经济顺民一管就死，不会随机应变，怨天尤人，自私迷信；官场暴民贪污腐化，滥用职权，职场顺民懒散麻木，不负责任，得过且过。

民意历来是掌权者的一个工具，一个口实，一个理由，也就是掌权者的需要。于是，掌权者无论需要什么样的民意，都可以制造出来。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只是仅仅掌握民情，没掌握权力，这个民情掌握了也是白掌握。

掌握权力的人想掌握民情，实在是太不容易；总要到没掌握权力时，才有可能真正掌握民情。

在现实社会里，一些地方官民矛盾是导致社会不公平、阻碍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社会不公的根源是客观存在的利益群体力量对比失衡与信息不对称，要改变这种状况，在现行体制下，只能依赖政府的积极主动介入。因此，政府官员的责任极其重大。能否理顺官民关系，执政集团成员能否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有效增进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迄今为止，在原有体制下理顺官民之间的矛盾进行得并不顺利，各种体制内监督权力的手段亦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直至缓解这类问题。

当利益分配紧张时，掌握了分配权的官员在切分利益蛋糕时往往会将蛋糕多分给与自己存在利益关系的人，从而违背社会公平原则，损害民众正当权益，这是导致官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在权力职位仅由上级委任的制度安排下，民众对自己的直接管理者几无制约手段，只能寄希望于有委任权、制约权的更上一级官员。这使得腐败不能被及时发现和制止，以至于屡治不绝，弱势群体生存状态持续恶化。

在民选官、民评官的利益格局下，民意成了可随时决定官员任免的重要力量，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官员的利益取向和行为模式也不能不随之改变，他们在切分利益蛋糕时不得不优先顾及社会公平原则、民众的正当权益、压抑不正当欲望，从而导致现实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从唯物主义角度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党风政风，不能仅仅建筑在思想道德教化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利益导向上。只有让民众拥有官员不得不在意的民主权利，官民关系才能真正理顺。

政府不愿意放开政治权力，既可能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也可能是出于维护集团既得利益需要的私心。虽然中国的政治权力没有真正放开，但执政党已经认同“政治民主”的目标。面对众多的权力腐败，加强民主监督已经不得不作为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提上议事日程。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古今中外已经有不少理论表述，但其实质是一种契约关系。民众是买方，政府是卖方：民众付出的是经济上的税收、政治上的服从、思想上的认同；政府提供的是各种公共服务。如果政府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只关心短期政绩目标，不注重长远的社会利益；不能主动从民众的迫切需要出发，而是被动地应付迫在眉睫的压力；惯于采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应付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以公权力侵害私权力，就必然造成群众不满，民众与政府的契约就会出现裂缝。这种裂缝首先将危及思想上的认同，导致官民矛盾增加，政府治理成本增大，继而波及政治上的服从，造成制度危机；当危机蔓延到经济上的税收时，契约关系将难以维持。为避免这种危险，执政集团会作出自律，力求改进服务，使契约关系能够持续。但是，执政集团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少数有责任意识的人致力于改进公共服务时，可能大多数人还在孜孜于眼前利益。这种情况将引发执政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和斗争。

通过强化民众一方的力量，也就增强了执政集团内部的责任意识一方的力量，使执政集团的整体行为向着改善公共服务，以维护和巩固契约关系的方向倾斜，而不是执着于眼前的既得利益。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社会矛盾更可怕

媒体的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

中国人素守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俗话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些人明明没有利益直接受损，为何还要瞎掺乎，“自告奋勇”地卷进社会冲突的漩涡？“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确是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

直接利益冲突，冤有头债有主，是显性的，只要对症下药，总是可以解决好的，事情解决之后也不存在什么后遗症，而“无直接利益冲突”属于直接利益冲突的“场效应”触发的“集体无意识”，是隐性的，既找不到原因，也没有根治之道，因此对社会和谐的危害更大，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细究起来，“无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强调社会冲突与参与者的利益关系“直接”与否，而不是“有无”之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利益驱使，作为理性的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某些人愿意参与社会冲突，肯定是与自己利益有关——没有直接，有间接；不是显性，是隐性。

“无直接利益冲突”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集体无意识”在作祟。心理学家认为，许多人都会在集会的场合中，受到周围气氛感染而干出许多和自己的品德、修养、性格完全不同的事情，相信“无直接利益冲突”也存在这种心理现象；

另一方面，“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所有冲突的综合体现。从社会冲突理论的角度看，冲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不相容的利益目标、损益判断或得失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紧张状态。近年来，社会冲突加剧，正是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壮大，在经济、权力甚至政策层面对底层群体进行利益侵害（如官员腐败、征地、拆迁等等），从而引发矛盾与对抗的结果。

社会冲突如果仅仅涉及经济问题，如工资，革命发生的几率很小。但当经济冲突向政治领域转移，并对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系统和政治统治权威构成挑战时，就有可能形成分裂性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在利益分化的时代建设和谐社会，必须直面社会冲突，研究冲突政治学，用长效机制去解决社会冲突，而不能靠强权去打压。冲突政治学对此提出“安全阀”理论，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

“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

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难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占33.3%；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1.5%；而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当前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

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底层的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城市底层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狭窄或者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

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对子女的教育越是重视，子女有希望，他们就变换绝望。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国家应该保证全社会义务教育资源享用的公平性。

现在中国热衷于“民心工程”，实际上是典型的大忽悠。

一是因为“民心工程”都是花钱工程，政府花的都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理所当然，与政府官员“得民心”有何关系？

二是因为“民心工程”是当局本来应该干好的工作。其中不少是政府长期积累的欠帐，不追究责任已经是便宜，怎能拿“民心”来标榜？

三是因为确定“民心工程”缺少民众参与。工程项目大都由当局内定，当局留够自己的开销，余下的钱才办多少是多少。

四是财政暗箱操作没有资格谈“民心工程”。政府真要搞“民心工程”首先要公布全部财政收入。

五是“民心工程”的根本在于以心换心。

六是为人民服务是当局存在的前提和宗旨，再提出所谓“民心工程”纯属节外生枝。这恰恰说明一些地方的干部不得人心的事情太多，不得不拿“民心工程”当挡箭牌和遮羞布。

6.5关于态度与规则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在你犯了错误甚至是犯罪以后，执法者往往看你的“态度”给以处罚。这也是中国的一条潜规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这一潜规则的最好表现形式。但是，在法治社会，应该是规则看守一切，要让“态度”等于零。重“态度”轻规则，会使人肆无忌惮地藐视规则；重规则轻“态度”，一是可以促使人心甘情愿走向理性秩序。因为，规则往往更多地侧重于维护整体的利益，它与个人利益难免发生摩擦，有人根本就没有多少规则意识，就反复用“态度”来作挡箭牌，不看“态度”，只看规则，耍小聪明的人就会减少；二是可以大幅度减少看守规则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腐败的土壤，它为某些人的权力寻租提供了方便。一些人所以看重犯规者的态度，表面上好象是在贯彻所谓“教育重于惩罚”的方针，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制造精神和物质的谋利空间。

“态度决定一切”的实质，就是权力的滥用和权力欲的满足。“弹性权”是腐败效应的后遗症，是社会权力渗透于诸领域的连锁反应，是污染社会风气的苦果。尽管舆论在不遗余力地谴责权力与金钱结合的肮赃，尽管规则、诚信、公平、公正、公开的宣传不决于耳，却老摆不脱权力经济的阴影，权力寻租的怪胎屡出不断。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这个东西，越来越被人看重，这是好事。治国有规则，玩麻将也要有规则。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玩规则，行行玩规则，事事玩规则，其中真规则不少，假规则也浑水摸鱼。今天这个规则，明天那个规则，根据个人需要来制定规则，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官场中人的拿手好戏，让丑陋的个人私货披上规则的堂皇外衣，委实成了许多游戏高手的高级游戏，所以规则有一个时髦的词：游戏规则，规则成了一场游戏。

“让规则看守世界，是人类的公正天堂”。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现在有那么多的规则，为什么没有人类美好的天堂？规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谁来看守规则。如果规则只是由官员来看守，一旦官员看不住了，或者不想看了，这个规则就会轰然倒塌。要让规则看守世界，其前提是要让世界看守规则。

规则与原则，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都是要遵守的；但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来讲，有时候就要掂掂轻重，二者择其一了。当对历史负责与对上级负责有所冲突的时候，往往会弃原则而守规则。在这些人看来，原则是笼统的，规则是具体的；原则是弹性的，规则是刚性的；原则成文，但那是写在纸上的；规则虽不成文，但它是刻在脑海中的——在官场泡得越久，这刻痕就越深。

在中国，历来说的是官员是“仆人”，群众是“主人”。但事实上是“仆人”的权力、地位、享受、威信都远在“主人”之上无数倍，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当“仆人”，甚至为了当“仆人”不惜卑鄙手段触犯法律。

如今大大小小的官员皆称公仆，说得更明白点，都是当了官的公仆。“公仆”的外衣谁都可以穿，“公仆”一词谁都可以用，只有在官场净化、吏治清明，群众监督有效又有序的地方，才能真正分得清楚真假公仆。

莫为当官造势，要为百姓造福。

官德的力量只有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人做官不易，官做人更难。官服易脱，官架难丢。

顾全大局，似乎是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最高原则。大家常听，也经常照此办理，大家都习惯了。但是，好象很少有人公开反思：什么是顾全大局？大局有多大？大局的标准是什么？

说白了，大局往往指的是上边某个领导的面子。领导就是大局，大局的范围跟领导的职务成正比。上边若是讲理，也就不叫上边了；只要有上下之分，就总有讲不清的道理，但是上边又决不能落个不讲理的名，这才来了个顾全大局的大帽。有时顾全大局本身就是委屈下边的意思，含有虽然你很正确，但我是你的领导，你就必须听我的意思。

6.6关于官与民的比例

中国的“民官比”到底有多大？“26个百姓一个官”是最流行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数字得出的过程中，“官”和“干部”以及“吃财政饭的”、“吃皇粮的”混为一谈，“官”的外延实际上是在被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最终算出了一个“4572万”的耸人听闻的庞大数字。

要还事物的本来面貌，其中的关键是要弄清中国“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国家干部”究竟有多少？包括哪几类人？“国家干部”中有多少人是“官”，多少人并不是“官”？

按照中国官方惯用的“说法”，“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实际上指的是所谓“国家干部”，而“国家干部”基本上可以分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两部分。属于“行政编制”的国家干部是公务员；属于“事业编制”的国家干部大多在各类事业单位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实际上在政府机关上班。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中的数字，在党政机关中具有“国有”身份的人数约为1000——1100万，其中公务员有500——600万，实际上另外还有500——600万人，这些人则属于“事业编制”；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官”。因为，中国的“官”，不仅仅是“公务员”，目前大量的以“事业单位”的名义存在并且正在“实施行政许可”的“准行政机构”（事实上也是“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应当被看作是“官”。

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明问题：与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前比，公务员从800万减少到500——600万人，事业单位职工则从2500万上升为3000万人，“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总数从3300万上升到3600万。事业单位职工人数上升的原因，一是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有一大批原来的党政机关公务员被“充实”到事业单位，其身份也从“行政编制”转为“事业编制”；二是为了适应政府职能的改变，政府机关中增加的“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的机构和人员。

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总量太多，而是“官多兵少”，当领导的人太多，做具体事情的人太少。尤其在人员精简之后，差不多80——90%的人都有了“官位”。公务员或国家干部的多少对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要把政府的社会定位，包括角色和任务分清了，再来考虑用多少人的问题。党政机关也好，事业单位也好；行政编制也好，事业编制也好，该精简的精简，该增加的增加。

“家庭出身”不在于提法，而在于客观存在。过去用它界定阶级成分，体现了人之初政治上的不平等；如今用它界定经济成分，体现了人之初经济上的不平等。

家庭出身本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的单位要求填写家庭出身，看的是你的家底厚不厚，家庭成员的权力大不大。当年引以为豪的贫农、现在都不会有人给你好脸色看。

强调家庭出身就是告诉你，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公开刺探隐私的行为。

不管什么年代，这种定格人的方式都会存在，有家庭出身就会有贫贱之分。

当学习好不如家庭好，有能力不如有势力成为人人信奉的准则时，谁不想拥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和复杂的关系网络。古今一样。

家庭出身是上帝送给人生的第一份礼物，或者是一根项链，或者是一条绳索。

许多贪官的家庭出身都是老贫农，许多院士的家庭出身都是大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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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官与权力

7.1关于权力

什么是权力？

什么是权力？按照字典里的解释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和职责范围的支配力量。而近年来在我国老百姓的眼中，关于权力的理解变成了谁穿了制服，谁就是理所当然的权力拥有者和权力执行者.

权力是什么？真正的权力是制定游戏规则，让众人按你的意思玩，是一种对别人产生精神影响的威慑能力。你的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表情，就能让周围发生变化。这才叫权力，这才是圈内人的游戏。

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沙发，只给上面的屁股提供舒适的感觉，却能给下面的弹簧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教会它们不抵抗和沉默；

在权力的使用上，权力不是本质，人才是本质。权力一经好人使用，便成了好的权力；权力在歹人手上，无论如何也好不了。

所谓权力，是社会交往过程中，一方以社会道德的说服或群体的压力加诸另一方，使其改变态度、动机或者行为而表现出顺从的力量。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以权力影响他人的过程，基本上也是一种“社会交易”过程。

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

权力是一种泛化了的文化现象，它生成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人们谈到“权力”每每给其贴上“公共”的标签。权力文化意识的异化于权力品格的沦丧，是滥用权力的根源。

权力本身就具有腐蚀性。由于权力构成的要素是财富、暴力、观念等等，具有鲜明的利益色彩，因此，犹如营养丰富的食品最容易腐烂一样，权力本身就具有腐败的特征。除此之外，权力本身还具有侵犯性、不平等性、可交换性等特点。

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按照《宪法》的解释，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好多官员却不承认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他们认为，权力是自己奋斗得来的，是凭借关系取得的，甚至是上司恩赐的。这已经不是一个认识误区，而是一个完全符合实际的结论。

既然权力来自个人的奋斗，那就要继续为个人的升官发财而奋斗；既然权力来自领导的关系，只有好好效忠，报答这位领导；既然权力是自己花钱买来的，那就要抓紧收回成本，再争取多赚钱。所以，把权力的来源搞清楚了，反而会促使其增加捞钱的紧迫感。

权力永远是最稀缺的资源。人的欲望是有层次的。人要吃穿，物质短缺时，思饱暖；人有男女，饱暖无忧时思淫欲。人是精神动物，还想有爱情；爱情总是虚虚实实的让人摸不透。唯有权力是实实在在的，握在手里沉甸甸的，让人踏实。更重要的是权力有二重性：是物质的，可以换来一切，换来财富、换来美色；它又是精神的，让你高居人上，唯我独尊，呼风唤雨。相比之下，物质层面的吃穿、动物层面的淫欲、精神层面的爱情，都显得太单调，还是权力最刺激，所以人人都乐于追求权力，权力一通百通，一朝权在手，什么都拥有。说权力是树，那是摇钱树；说权力是药，那是壮阳药，可叫你情绪亢奋精神坚挺；说权力是鸟，那是凤鸟，百鸟得来朝。既然权力如此神奇，当然人人都情系权力，意牵权力，心念权力，个个追逐了。

“权力”与“关系”对于当代人的意义——权力是个宝，关系最重要。

工人靠体力、商人靠财力、官员靠权力。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对权力的欲望远甚于对金钱的追逐。“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丧失权力就失去一切”，在手握权杖者的眼中，权力的魅力在于它能号令天下，主宰苍生。因此，权力滋生出一代又一代的野心家、阴谋家，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幕争权夺利的闹剧。

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尽管向市场经济转化后，金钱的地位异军突起，可说与官位并驾齐驱，但男人对权力的追求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会停止。特别是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权力也就意味着金钱，有了权就可能有了一切。

权力并不等于领导力，权力是可以被架空和削弱的，而领导力是一个人的影响力。要培养自己的影响力，就必须能够真正地让自己指挥。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成功可以由别人帮忙使他成功，而成长必须是自己亲自体验那种人生的博弈。

权力的中心，常常被视为正义的源头。当这源头遭到玷污的时候，是要付出百倍的代价来澄清。

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而权力又是与其所在部门和所在的位置紧密相连的。

从政靠权力来体现自我价值，经商则靠金钱。

权力对一般人都具有强烈的腐蚀作用。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下，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是不可能避免的，而在人身依附下，又是，又是很难建立起完备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

一位将军下连队视察，发现士兵们吃的是炒鸡蛋而不是煮鸡蛋，为了保证士兵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不被其他人员（如司务长、炊事员，甚至是排长、连长）克扣，命令必须给士兵吃煮鸡蛋。

这件看来是一件小事，围绕着敲开蛋壳的权力（注意：是权力而不是权利），一个利益分配网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这个人数上相对较少的利益集团，在公共权力上却绝对是强势存在；而人数相对在90%左右的士兵们，权与利的天平上，却是微不足道的弱势力存在。

敲开蛋壳的权力回归，往往要通过权力金字塔上高出许多级别的上司才能实现。这也充分说明了权力的巨大作用。

权力之于政治，正如同中枢神经之于人的躯体，不仅须臾不可分离，而且连体连动。政治无非是权力的运作之术。

政治首先是管民治事，管与治的第一表征就体现为权力，没有权力，何管之有？何治之有？因而政治首先体现为一种服务权、管理权、驱使权、号召权，是权力的配置与运作。

政治其次要规划国家与社会。政治不能包含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领域，却能设计和规划这些领域。对这些领域的作用使政治具备了规划权、决策权、计划权，权力使整个社会运转起来。

政治还要保卫国家和公众的安全。于是政治又以镇压权、专政权、统治权、战争权的面目出现。

权力充斥于政治的各个领域，哪里有政治，哪里必有权力。就政治本身而言，权力更是无孔不入，政治体制靠权力来衔接，政治结构靠权力来巩固，政治理论靠权力来推进，政治领导靠权力来行动，一言以蔽之，政治靠权力而成其为政治。对权力本质的界定和作用的描述，真正抓住了政治的实质。政治风云变幻，诸子争雄高潮迭起，权力则是其总导演。

失控的权力即灾难，这是铁律。权力最具控制性、制衡性的，而权力也最易失去控制，最易膨胀，如果不受限制或者受限制较少，它便会肆无忌惮。失控的权力之所以意味着灾难，就在于这种权力的肆虐性。由于有恃无恐，必然滥用权力，也必然失掉科学、失掉真理、失掉公正。人心无法控制权力，权力倒可以腐蚀人心。权力是政治家眼中的第一可见之物。只有权力才能栓住权力。

民主政体的一个特征就是竭制滥用权力的现象，形成权力间的制衡。这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主流，也是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对待的首要课题。

两个以上的有关联的人是权力出现的第一前提，组织的存在是权力出现的第二前提。只有在由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社会组织中，权力的产生才成为现实。

人是生而有权的，每一个人都是权力的客观主体，也都有可能成为权力者或称有权者。人所具备的第一位权力是生命权、生活权、社交权，其它权力都是这些权力的延伸，或者是对这些权力的保护。管理权、规划权、领导权、统治权等都导源于人的生命、生存和社交等基本要求。

权力是一个神奇的事物。权力使人变得神秘高大，也使自身在人的心中变得神秘起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每时每刻都会感觉到权力的存在，但大多数人只知道使用权力和受权力役使，却不知道权力究竟为何物。

权力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

权力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

权力是一种关系，它发生在至少两个有联系的人之间；权力是一种力量、行为，权力关系总体上体现着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权力具有影响力和强制力，它可以左右和改变对方的行为和目标。三者的结合构成了权力的基本内涵。由此可见，权力无非是一种影响他人的力量。权力的本质是其影响力和强制力。

权力是最为丰富多彩的，她所体现的内、外部属性与特征有：多向性、主属性、强制性、绩效性、可授性、可变性、可弃性、可分性、可控性、可塑性、膨胀性、伸缩性、辐射性、闲置性。

权是中心词，是母词，权即权力，其他概念都是权力的延伸和变种。权利、权限、权威同权力的关系最密切。权限和权威从不同的角度代表着权力。权限之权是受动的，具有赐予性；权威之权是主动的，具有自发性。权限是固定的，权威是多变的。

权力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术语，它指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或者支配力量；权利则更多的是一个法律用语，它指的是依法享有的权力和利益。权力是权力主体强使对方做或者不做某种行为，权利则是权利主体本身可以做出一定的行为或要求他人做出相应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权利是一种静的权力；权力则是运动着的权利。

从权力的来源上划分，权力可分为天然性权力、意念性权力、规范性权力三类。天然性权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依赖于先天造成的地位等方面的悬殊差异。意念性权力是一种被权力客体认可的权力如宗教权。规范性权力是一种最为普遍的权力现象，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授予或被设定的；它是不平等的，而是指令性、服从性的。

从权力的性质上划分，权力是一种影响力，是发生在双方间的一种力量关系，权力可分为领导性权力、指导性权力、认知性权力。领导性权力是一种直接的限制性权力。指导性权力多是因地位、财富、知识上的差异而形成的一种权力关系；认知性权力则是一种客体性权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受动者。

在现实中，各种权力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经常混杂在一起的。各种权力类型往往共同在一个权力体系中起作用，构成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权力关系是最为活跃和复杂的，权力本身充满随机性和变化。

权力人或称权力主体，是指权力的握有者，只能有两种体现，即人或者组织。组织的权力最终也都落实到一定的人身上，所以，权力最终都是由人来行使的。权力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权力关系所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权力的起源是组织成员公共权力的让渡，无组织即无权力，这是权力产生的总前提。权力直接来源于下述因素：一是体力；二是财富；三是学识、技能、知识、计谋；四是身份、地位、出身、门第；五是血缘和社会关系；六是意识形态；七是政治；八是法律、暴力。在国家社会中，权力作为一种最能体现强制力的东西，当然需要强有力的后盾，法律和暴力既是权力的源泉，又是权力的保护神。

权力人使政治变得光怪陆离，权力人是政治的染色匠。决定权力人权力行使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力动机。权力动机是指权力人获得和使用权力的目的与意图，权力动机直接关系着权力导向和权力功罪。人的权力动机大致有：一是成就欲、贡献欲；二是功名欲、财富欲、满足欲；三是统治欲、管理欲；四是报复欲、发泄欲。

权力是无形的，是眼睛看不见的存在，但它却把有形的事物连接在一起。被权力所连接的各类事物，或者说与权力发生直接关系的各类事物的有机组合就构成权力场。

在权力场中，权力自然是最关键的因素，它即是动力，也是合力。在权力场中，人所扮演的角色无非是两种，或者是权力主体，或者是权力受体。是主体则影响、支配他人，是受体则被人奴役、支配。

权力场无所谓大小，大可以是地球乃至太空领域，小可以是家庭。国家是最典型的权力场。在国家中，政权构成国家的核心，官员、公众都既是权力主体，也是权力受体。当官员行使国家权力、开展管理活动时是权力主体，而当其接受群众评议监督时，则为权力受体；公众亦然。政权组织、党派及其他政治组织则是权力的载体。

在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是一个染缸。在这里，可以鉴别人心的真伪和人性的善恶。进入政治，与权力结缘，便有可能借助权力的神威做“利于己”的事情。权力的无穷神通是导致权力主体被污染的主要原因。

权力污染不仅仅是指对权力人的污染，更重要的是权力自身的污染。公共权力本是因管理公共事务而由公众让渡出来的，最初的权力只与职业相关，掌权者和其他社会组织成员只是分工不同，并无其他差异。正是权力的神威和价值把权力变成人人争夺的宠物，于是权力拜物教出现了。公众让渡出来的东西反过来统治公众，人们崇拜起本来属于自身的事物来，权力的异化出来了。

权力污染的消除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它与人类整个民主化进程相始终，民主化的完成也就是权力污染的消除。一旦公众平等地享有和使用权力，使掌权成为一种与操纵机器同等的职业，权力的神秘化色彩就会消失，权力的纯洁度就会增加，伴随着权力污染的消失，权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将下降。

所谓权术，无非是运用权力的艺术。斗争就是斗智，斗智就是斗权，斗权就是斗术。政治是一个需要计谋的领域，也是一个权术大有用武之地的领域。

组织是权力的母体，权力只能发生在多个或至少两个个体之间。而权力的可分解性、可配置性、可授予性使权力的相关因素越来越多，并最终形成一种网络状关系或者称为立体交叉结构。所谓权力结构无非是权力场内各相关因素之间所缔结的关系与体系。权力结构无所谓大小，有多少个权力场就有多少种权力结构。在国家社会中，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最具典型性和重要性。把国家作为一个权力场，政府系统就是一个完整的权力结构，它构成国家整个权力现象的主结构。人们对权力结构的探索与揭示，往往大都集中在这上面。

权力结构所揭示的现象，一方面是权力，另一方面是结构，权力是政治的核心，结构是多维构体的象征，这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是重要和艰难。

权力结构的特征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多维有机性，形成结构的权力必然是至少两个以上权力的合体，单维无所谓结构。而聚合到一起的权力又必然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或者其属性是一致的或者相似的，或者其功能是相近的或相象的，或者其关系是从属的或平行的。总之，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是一种有机的组合。有机组合在一起的权力必然具有相同的利益，是一个利益的统一体。再者是连动共震性。相同的利益必然具有共振现象，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给整体利益带来影响，任何一种权力的折损都会给其他权力带来威胁，而任何一方权力的改善，都回触及其他权力，并给权力结构的整体优化带来希望。当然，一旦某一种权力做出有违其共同利益的事来，它便必不可免地遭到共诛。

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这样论述权力的使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二百多年前，富兰克林在美国制宪会议上说：“男人除了女人之外，还有两种热恋的东西，一是金钱，二是权力。我们永远不能让金钱和权力混合在一起。”

有形的权力多得让人羡慕，无形的权力更象匹野马。制度管的是看得见的权力，聪明的领导应该学会利用隐形的权力。

公共权力本来是被用来为老百姓谋发展，做实事的。但公共权力最容易发生异化，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就是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从实际情况看，通常把市场规则与行政干预颠倒过来。如果是能力不足导致权力错位还好解决，但若是受利益趋使，故意为之，那危害就更大了。

公共权力的主体很明确，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但目前对公共权力的细化不够，监督也没有到位。因此，公共权力运行中的“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表现形式往往是政府缺位，市场乱为。

人类社会本无魔鬼，人把魔鬼创造出来，并把自身交给魔鬼主宰。人类进步的同时，似乎越来越受社会桎梏之禁锢，并时时受到权力魔鬼的捉弄。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于：如何驾驭权力这个魔鬼。人类的悲剧在于：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束缚和统治自身的桎梏，并在这个桎梏下被迫改变自己，使自己越来越不象人。纵观历史，你会看到，这个不受驾驭的魔鬼乃人类社会灾难之最根源。社会的统治者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变为魔鬼。

人类社会有两个魔鬼，一个是权力，一个是私欲。对于一个人来说，权力魔鬼是外在的，私欲魔鬼是内在的，最可怕的在于两个魔鬼结合起来造就的那个超越一切的魔鬼。人类的无奈在于：这两个魔鬼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对其加以限制和制约。限制和制约第一个魔鬼在于社会机制；限制和制约第二个魔鬼在于道德规范。

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必然变为魔鬼。人类如何监督和制约权力乃权力是否会变为魔鬼之关键所在。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成为不受驾驭的魔鬼，这个漂浮在人类头上的魔鬼随时会给人类制造灾难。

当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了被魔鬼捉弄时，如果有一个人不甘心被捉弄而试图做自己的主人，这个人往往被当作“神经病”而受到嘲讽，并给这个人走向世界设置障碍。这样，要做自己主人的人就面临双重阻力：魔鬼的、被魔鬼所捉弄的人的。重要在于：只要他的心不被自身的魔鬼所驾驭，他就不会被外在的任何魔鬼所统治。

7.2关于地位权力与职业权力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权力是一种可能，即“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的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

中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权力的看法有颇大的差异。

权，中国古时指称。《汉书。律历志上》：“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人们把权作为一种标准和衡度，衡量某人之能量和活动范围。以权力之大小来称称你的力量，看看你能否制服别人，胜过别人。

西方的称，也即天平，是法律的象征，也即公正的象征。运用到权力上，就意味着：权力与义务必须是平衡的；拥有多大的权力，就同时承担了同样大的义务。

历史事实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有两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其一是对权力的恐惧和权力的绝对神圣性；其二是权力只属于攫取到权力者的同宗同族。至多是在同一部落内分配，被征服者是毫无实质性的权力可言。所以，中国的“国”与“家”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国之源在家，是氏族、家族统治的放大。于是，中国人权力崇拜的强烈和根深蒂固便得到了解释；中国人对血缘的注重也得到了部分解释。

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可分为强力与制度化两种。强力即武力，绝大部分制度或者国家的建立，都绝对少不了它。而一旦制度或者国家建立之后，强力便逐步过渡为制度化权力（当然，仍然以强力作为最后保证）。上述对权力的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之一的等级观念相结合，在中华民族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时候，也即权力逐步迈向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管理体制的“官本位”。而“官本位”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二层次的观念，又进一步巩固了崇拜权力、注重血缘关系等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一系列观念。五千年中权力的专制性、血缘性和官本位，在中国的舞台上作了种种表演。

权力具有两重性，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用来鱼肉百姓以自肥。是什么妨碍了我们抑制后者而张扬前者？答案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一种社会秩序建立以后，与此种秩序相适应的文化总得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形成。同样，一种社会秩序消亡后，此种秩序所孕育出来的文化也得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发生嬗变。

一个“权”字，深入到亿万人的心中。掌权者被“有权就有一切”这个事实所折服，下台后则体会更深。这刺激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崇拜的苏醒；权字的真谛，地位之权的奥秘，逐渐地袒露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另一方面我国干部的特权，解放后一直存在邓小平说：“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干部能搞特权，是因为有地位（职位）权力；普通老百姓没有这种权力，但不少人却有另一种权力：职业权力。于是，出现了一种社会现象：权力泛化。

权力泛化的产生，除了人们认识方面的原因外，还有非常现实的原因。

现实中有两种公共权力。

地位（职位）权力与一个人所处的地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有关，衡量权力的标准是地位的高低。地位高者权力大；反之则权力小。权力与权力之间是垂直状态，也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职业权力是利用自己因职业而掌握的那一部分资源（某种生产资料或者生活资料、某种机会等等）去支配或者控制他人，这种权力不是被授予或委任的，而是自封或自居的。它不依靠发布命令或者否定性的裁决来使另一方顺从，而是凭借对资源的控制和掌握来迫使对方就范。它们之间没有大小可比较，表现为一种水平状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

地位（职位）权力和职业权力这两种纵向和横向的权力表现形式，构成了我国错综复杂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如果某人位于两种权力的交叉点上，即身居高位，又控制着国计民生所急需的价值，那么，这个人就“没治了”。

职业权力是权力泛化的结果，是本不该有的权力，是一种不正常的权力。

职业权力是因地位权力的滥用（特权）而诱发的，其实质是对特权的一种反动。权力泛化使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等级地位权力结构转化为分散在更多的人手中的职业权力结构，甚至形成了对地位权力的某种制衡，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若把特权的存在视为一种社会不公正，那么，职业权力即可视为一种逆向的自发的社会价值的再分配；但这种自发的因而也就是不讲规则的社会价值再分配，结果只能是新一轮社会不公正。本不该拥有权力的人却拥有了权力，与社会不公正（分配不公是其表现形态之一）、一切向钱看等等纠缠在一起，从心理上进一步诱发或促使地位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在实际中使这种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的可能性急剧增大。

官高权大，若作恶，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极大，影响极广，这是事实。但那些处于关键位置的小人物，官阶不高，有的甚至没有官阶，却掌握着许多人急需的价值，如果把职业权力发挥到极限的话，其危害也不小。

权力泛化、职业权力、地位权力以及特权，曾经统统被称为“不正之风”。

正常权力有几种附加值：

垄断性。是对价值的垄断；这种垄断不是商品经济意义上的竞争，而是凭借着行政权力或者职业权力而生的垄断，其中又以凭借行政权力为甚。

神秘性。也即通常所说的政务不透明，不公开。

随意性。

这三种权力附加，与计划经济的某些弊端、社会调控体系、法制不健全等等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滥用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三种权力附加在作怪。

这三种权力附加的存在，又必然会引起各种腐败现象。首先是权力附加与权力附加的交换。

在权钱交易中，一方付出钱后，权力的运用权就出现了暂时的或者部分的转让。奇怪的是，权钱交易中的权力，所起的作用与贸易、投资中的资本有极其相似之处。以权谋私，就好比以权力作为资本进行赚钱。

权力为什么能起到资本的作用？

公有制是私有制的对立物。私有制，个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公有制，与个人对立的共同体拥有生产资料，个人是在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的意义上的所有者。共同体是对个体成员的否定，共同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对共同体成员个体的所有权的否定；于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产生了分离。

资产阶级的代议民主制结束了过去由独裁者一人凭借自己意志滥施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为权力的合理化开辟了（比较过去而言）广阔的前景。这一阶段英、法、美等国的权力分配主要是个人瞻徇制，政府的官职成为个人瞻恩徇私、私相授受的赠品。权力成为私人的赠品，那就别指望杜绝权力的滥用。今日美国总统将驻外大使作为礼物回报给在总统大选中出力甚大的人，我们从中还能见到个人瞻徇制的某种“合法”残余。

个人瞻徇制改革的结果是出现了“政党分脏制”。“政党分脏制”就是随着执政党的更迭，政府官员也随着沉浮，每次在野党登位之际，就把官职作为战利品在同党中公开进行“肥缺分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分脏制常可以用来指广泛的不同手段，既可以用于把金钱或多或少间接地从国库转移到党派的金库里，也可以用于其他滥用政府职权为本党谋利。这种滥用职权包括对公共经费的管理不善，对特许权及其特权的不正当授予，以及其他为了党派利益而滥用行政权力的腐败行为。”

权力是“分脏所得”，且又不知哪天会随着执政党的下台而失去，这种状况当然无助于官员的廉洁。如果说个人瞻徇制的恶果是官员“全体都十分腐败”，那么，“政党分脏制”不仅使结党营私、集体舞弊的故态依旧，还造成了周期性的政治大地震，使政府的功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失调一次。

西方公务员制度是征服权力制度上的一大基本，也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如果单纯地从防止滥用权力、杜绝腐败的角度看，也不能估计过高。

公务员制度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官僚体制（官僚体制不等于官僚主义）。社会学家指出：只要官僚体制存在，非公共地运用公共权力的可能性就存在。只要政府借用官僚形式，政府官员就自然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手中的职权赋予了自己个人特权，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必然拼命运用职权以营私。这种情况存在原因在于官僚体制本身的性质，特别是它的等级观念：上级拥有特权，下级没有特权。

公务员制度不足以完全竭制官员贪污受贿的另一原因，是官员个人利益与政府利益的不一致。

金钱与权力存在着某种天然的或叫必然的联系。财富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提出政治要求。竞选中的腐败，不同于向已经权力在握的人行贿的“后发性腐败”，它是属于“先期性腐败”，其实质近似于投资：投入财物帮助某人登上权力的宝座，以期此人日后运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报答（获得利润）。

产生利用公共权力攫取个人利益之腐败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根植于钱的部分特性之中，根植于权力的部分特性之中，也根植于人与社会的部分特性之中。

罗素将权力比作物理学意义上的能量，认为权力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

权力有可用于谋公利，也可以用于谋私利的两重性。

法律一般说来是弱于情欲，只能约束人而不能改变人；所以，任何一个政府，假如它不腐化、不败坏，总是严格遵守着它所负的使命前进，那么，这个政府就没有设立的必要。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任何人都不规避法律，任何官员都不滥用职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既不需要官员也不需要法律。

公共权力是在人们争夺财富几达同归于尽边缘时产生的，这种高距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掌握在一些与常人一样心中有无限攫取欲和权力欲的人手里，结果必然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失去监督和制约，就会导致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权力的公共运用是为了社会利益，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是为了个人利益，这话就说明了腐败之所以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性因素：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一致。

社会权力结构成金字塔形，越往上竞争越激烈，淘汰的人越多，古今中外，历史上记载着大量为争夺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例子。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恶习之一就是官场上特别讲资历讲资格。

政敌分两种，一种是公开的，双方都清楚；另一种是隐蔽的，潜在的。

官场是由一级级台阶组成的金字塔，越往上走淘汰率越高。即便是幸运者，等到大权在握，也是华发丛生，年老体衰，已经不能享受人生了。要在仕途求发展，必须走捷径。

职务带来的权力和社会的尊敬，将因职务的消失而消失，在自然规律面前，谁也无法抗拒。

中国从来就是个人治国家，法律从来都是政治的婢女。中国官场的高层人物几乎没有谁是纯粹从司法系统出身的。中国不象西方社会，从政官员中学法律的占有很大比重。如果从长远观点考虑，必须寻求一个机会转入党政系统，成为一方的行政长官或者党务首脑。

司法系统的局限性太大，党政系统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才真正是海阔天空。

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有地位权力；要保住或者拥有地位权力，就不能不对地位权力更高的人妥协。感情上的亲疏在用人问题上体现得最明显。

自己失去了直接拥有权力的条件，创造拥有权力的人就是最好的办法。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把手都是关键人物。

一把手对副职的分工，一般都能反映出对副手的亲疏。

当干事的时候开始追逐权力，当科长的时候开始使用权力，当市长的时候开始享受权力。追逐权力的时候，是对权力的一种痴迷和热切的向往；使用权力的时候，是对权力的一种支配和适度依赖；享受权力的时候，权力便成为一种精神套餐。

作为一个男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女人，而是权力。喜欢权力是男人的天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权力？原因就是权力的本身就是用来享受的。如果权力不用来享受，那么权力还有什么用呢？还有谁会喜欢权力呢？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就能概括权力的特征吗？那为什么总有不少人在有了权力以后又不能为人民服务呢？在权力范围内的一切都是享受，独断专行是一种享受，发扬民主也是一种享受。

享受权力的方式是与个人嗜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工作中感受到的是威风与尊严，这种威风和尊严就是权力的滋味。这一切都是权力和地位所决定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不服气也不行，当了领导就服气了。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要真正理解领导的行为，只有自己当了领导之后才能全面理解领导。

除了职位本身赋予的权力之外，还能超越权限办事，这就是正常权力外的附加权力。

别看秘书无职无权，但连接着各级领导，与各部门也能顺利搞上关系。

在官场这个圈子里，凡是上去的人都兴高采烈，可下去的人却没有几个承认自己无能，承认自己平庸，绝大多数都自我感觉良好。

7.3关于一把手的权力

在中国，各级“一把手”都拥有绝对的权力，特别是在任命干部和财务方面；特别是越高级的干部越拥有绝对的权力，形成“一言九鼎”的格局。权力制衡真空，贪官一手遮天，监督制约苍白。

贪官一言九鼎可怕，而一言九鼎“正当”更可怕。在给他人谋取政治利益的时候，都是在职权范围内进行，对干部的调整、使用都是按组织程序办理——而正是都在“职权范围”和“组织程序”内，贪官创造出一个“组织部提单子，书记定调子，考核组走场子，整个程序是花架子”的繁荣“官市”。

一言九鼎不仅“可行”，而且“正当”反映出的本质是社会政制体系存在缺陷，对公共权力运行轨迹的钳制有疏漏。“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这样论述权力的使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我们时下所见的疯狂追逐和无限滥用权力的“官市”情形，无疑不脱于此。他开出的处方是“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一种权力的边界，必须由其他权力设置，当任何权力运动都会碰上其他权力来有效过问，一切权力就都成了相对权力。如果在社会政制设计上，能形成这样的公共权力结构，便找不出什么权力是绝对的权力，就不可能出现一言九鼎，制度性防腐反贪的关键在这里。

如何推进“以权力约束权力”的社会政制格局，就是民主和法治两大杠杆。因为无论怎样的社会政制设计中，权力网络都必呈“金字塔”型，天然具有自上而下的专制倾向、各级各处“一把手”说了算的人治冲动。所以，社会政制改进完善的关键，是发展立足主权在民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力量，以及维护谁也不能凌驾践踏的法律尊严、司法权威。

中国属于腐败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调查显示，吏治腐败高居榜首，司法腐败紧跟第二，其余才是经济腐败及其他各类腐败。

在各种腐败形式中，“一把手”犯罪现象最为突出。“一把手”腐败频生当然不是偶然，地方“一把手”往往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从提拔任用干部到大额资金的使用，从动用公款游山玩水到报销各种本应该由私人付出的费用，无不是“一把手”说了算，上下级关系成为人身依附关系，地区的权力演变成某些个人的权力，这就导致了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一把手”体现了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极权体制，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公仆”内心中的腐败之欲，使握有权柄的人几乎个个为所欲为。更可怕的是，这种环境不可能激发人们内心中的善，为善也极可能不为该体制所容。比如，你把红包交给组织，就违背了官场游戏规则。

同西方国家的贪官污吏相比，中国的贪官污吏不仅不会因为腐败而产生负罪感和忏悔意识，相反还会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成就感”。做官腐败，表面上在中国也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实际上却是许多中国人向往的生存模式。

河北成安县近年来推行的“通透式办公”使得成安县和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成为全国知名的“民主大县”。

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在2003年5月推出的县委今后决定干部任免时，将采用秘密写票、投票的票决制，不论职务高低，县委常委每人一票，选票面前人人平等。此举一出，全县哗然，须知，在多年形成的官场规则中，任免干部的人事权向来是不容他人染指的核心权力，问不得、碰不得、了不得。过去提拔干部，一般都是书记一个人定盘子，先在书记和副书记参加的碰头会上统一意见，再拿到常委会上口头或者举手表决。

可以说，一把手一人说了算的“惯例”，是滋生人事腐败的根源所在。多年以来，干部任免在许多地方成为密不透风的高度机密，决策过程也往往成为幕后的暗箱操作。在王晓桦看来，权力的公开透明不能光靠政府。党委更应该带头，而党内民主的核心就是干部选拔问题。

县委书记王晓桦认为：“党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力。权力垄断和暗箱操作是腐败的根源，必将导致权力资本化的产生。”

“政府的权力透明和党委的权力透明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党委权力不透明，那么行政权力透明只能是一种形式。如果只推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党委权力却暗箱操作，那么行政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只会是昙花一现。”

“选拔、任免干部是党委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种权力。近年来，媒体暴光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的腐败案例很多，为什么会有买官卖官现象？我认为，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时，权钱交易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过去的情形是，党内集中变成了一把手对集体意见的综合，这使得集体意见常常带有一把手个人的主观色彩。所以党内迫切需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机制，而现行的干部任免条例却缺乏可操作性。”

“阳光是腐败的克星。将一把手的权力仅仅限于一票之内，从而消除了一把手将个人意图转化为集体意见的可能性，具有了从根本上预防人事腐败的功能。如果有人非要买官跑官，就必须打点所有的常委和委员，权钱交易的难度和成本就大大增加了，自然就降低了腐败的可能。”

“一把手必须登高望远，必须出于公心。自我限权削弱的只是狭隘意义上的个人权力。如果将一把手的权力看作公共权力的话，那么自我限权反而会起到强化的效果，使这一权力更加有效，更加有威信。”

提拔干部权属于权力中的权力，在买官鬻爵已经成为国之大患、严重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今天，成安所创造的党内民主机制意义十分重大。干部的选拔、任用应当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不允许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走了样，党委集体管干部成了党委书记管干部，民主推荐变成了一把手独占干部提名权，民主集中制变成了“一言堂”。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形成了不可小视的帮派力量。而普通干部看到一把手说一不二的权威，自然从中发现了快速升迁的捷径，这是买官卖官难以避免的根本症结所在。

当官帽只能凭自己的本事去争的时候，此举对官场上那些潜规则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阳光政治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是最宝贵的社会资源。

但是，成安“新政”推行三年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地方得到成功复制。原因在于：成安“新政”的实质是扩大党内民主，尤其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权”。成安“新政”触及的又是最为敏感、最有油水的干部任免问题。对一些买官卖官已经见怪不怪的地方来说，如何能接受这种自解权力、自断财路的做法？中国特色的干部任用制度，权力可以带来无法估量的实惠——金钱、美色、权欲、成就感等等。主要领导人无人事决策权，谁还要争权力？很多地方不愿意效法，因为成安“新政”首先限制的是一把手的权力，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同一个执政党体系内，实行的是同样的干部选拔机制，为何会出现不同的选拔理念和选拔手法？为何你搞你的阳光推荐，集体票决，我搞我的领导提名，暗箱操作？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构建起更为民主、科学的干部选拔机制，进而奠定全面割除买官卖官等官场积弊的制度基础，这样，成安“新政”才不会沦为昙花一现。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令当官成为一种责任，而腐败则充满风险。有了这样的健康的官场机制，公共权力的廉洁和高效才有希望。

在成安“新政”的改革路线图中，改革的核心是人事，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则是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原动力。在这一态势下，人们仍然要追问：县委书记何来人事改革的权力？县委书记究竟有哪些权力？基层执政党权力体系如何实现合理的分工和制衡？下任县委书记有没有进行“反改革”的权力？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改革者还是反改革者，实际上都没有有效地影响现行法律制度。而改革在缺乏法制化的状态下，只能是一种试验，其合法性、权威性、持久性仍然令人担忧。

毫无疑问，阳光政治也是一种生产力，阳光政治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及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同感是最宝贵的社会资源。权力在透明运作的同时，也要求权力本身的透明，权力在依法运作的同时，还需要权力自身的“法定”。

官与官不一样，尤其是一把手与副手不一样，一把手是天，一把手是“法”。

凡是尝到“绝对权力”滋味的人，终身都会想念它；轻易也是不会自动放弃它的。

一把手在中国是绝对权力的象征。许多一把手大权在握，小权也在握。一个地区或单位，人事怎样任免，财务怎样支配，全都要一把手定夺。一把手往往身系一地之兴衰，一个单位之命运，干系不小。所以，一个地方繁荣，一个单位兴盛，自然是一把手的功劳。

由于一把手处于这么一种特殊位置，就使得许多人唯一把手是从，养成只看一把手眼色行事的习惯。乃至每一个地区和单位都有这样一批人：谁是一把手就溜须拍马谁，其他什么二把、三把，根本不放在眼里。

权力是荼毒人心灵的东西。权力能造福，也能造孽。权力会诱发人内心深处的恶，使人心灵扭曲。权力常常使人硬起心肠，甚至使人丧失人性，尤其是当权力没有限制的时候。独裁和专制的权力可以使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相残。在独裁和专制的权力面前，亲情、友情、爱情常常黯然失色。

人有了一定的地位，就喜欢别人顺从，喜欢一呼百应，喜欢别人的阿胰奉承。而对不轻易顺从，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心存疑虑。对那些敢于批评自己错误的人，更是心存反感，必须除之而后快。人有了一定的位置，就有一定的威严，有威严还不够，还要时时维护这威严。有冒犯威严者，往往就要倒霉。在这样的情况下，忠诚能干的人往往被束缚，顺从而狡猾的人往往被视为心腹。弄得小人欢心，好人伤心。

站在权力最高峰的人，他们的心思总与常人不同。他们常常觉得既然站在最高的位置了，也就具有了最高的水平，因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总认为你的意见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对他最高权威的挑战。

唐朝人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此言一出，把那些怀才不遇的千里马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在有些地方为了限制伯乐们的为所欲为，实行了提拔干部“首提责任制”。就是说，如果你推荐的人不是千里马，或者连普通马都不如，那就要追究你的责任。仅就这个规定就足以说明，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什么叫“首提”？还不是伯乐说了算。人家都“首提”了，谁还敢反对？

一把手腐败的特点有：一是财务一支笔、二是用人一言堂、三是大权一把抓。

“一把手”效应已经形成一个封闭的链条，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们的，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不送则办不了事”的怪圈。

虽然是一把手，如果上面缺少上级领导的有力支持，又没有来自下面基层的拥护，很可能是失败的。

什么叫不团结？现在只要有人对一把手有意见就叫不团结，一把手整人就是组织意见。这叫什么逻辑？

为官之道在于识人、用人。

一二把手之间的团结一致，有利于迅速瓦解往日的派别，围绕自己形成新的核心。集体领导、一把手负总责、成员分工负责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这种体制在赋予“一把手”足够权力的同时，又通过集体领导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制衡，既民主又集中，兼顾公平和效率。

在涉及任何一个干部努责乃至任何一个公民的命运问题上，希望任何一个人不要有太大的权威。一旦公民的命运掌握在大权在握的人手中，那么，他的升降荣辱就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取决于他的运气。一个人的权力应该越小越好，小到这点权力不足以影响他人的命运。

干部在一个位置上干的时间太久容易产生惰性，还容易形成个人的帮派体系，滋生腐败。

以年龄为线一刀切的办法，是这些年组织部调整干部惯常使用的手段。

“如果鸦雀无声，反而大事不妙。”这句话是陈云同志说的。

“鸦雀无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意味着具有绝对权力“第一把手”的“家长制”，意味着高压氛围下的“舆论一律”，意味着。。。。。。

有的领导干部不懂得民主的真正含义，不懂得行使民主的方法，不懂得执行民主制度；往往是想民主的时候就给一点民主，不想给民主的时候就不给一点民主，“鸦雀无声”的现象往往发生在这个领导“不想给民主的时候”。什么原因？就是民主还没有制度化、民主意识还没有进入领导干部的头脑中。

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不同声音，自己的“权威意识”和“领导尊严”特别强，其他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对自己领导权威的挑战，是不尊重自己的具体表现，是对方在“动机”上出了问题，于是“斗争意识”特别强，动不动就对不同意见“上纲上线”，再加上一些“组织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是“鸦雀无声”的。

有的领导干部并不是因为自己高明得不得了才当了领导的，而是因为“关系密”、“背景深”、“后台硬”，是紧跟上级领导的、属于领导圈子里的人才当了官的；然而一当官之后就不认识自己了，就自以为是了，就目空一切了，就以为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样，就只允许别人听他的而不准自己听别人的，这种“小人得志”式的领导的必然结果肯定是“鸦雀无声”。

还有一些领导本身就思想品德低下，当官就是为自己，为了自己的家族，为了自己的小集团，因而凡是与自己的利益、自己家族的利益、自己小集团的利益相违背的，就一律用权力进行封杀；如果这些官员与腐败挂上了钩，与“有钱人”结成了“利益联盟”，那么在疯狂的利益诱惑下，他就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围剿、镇压，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点“杂音”，于是，只有“鸦雀无声”了。

在中国的实践中，“党政一肩挑”、交叉任职、两委合一等政治实验的模式，被一些地方广泛认同和借鉴，并得到大家有关部门的肯定。但是，“党政一肩挑”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隐患，很可能滋生缺乏制约的绝对权力，进而导致行政专横。在一些地区，甚至可能出现借“党的领导”之名，行个人集权之实，加剧干部的弄权腐败行为。更为忧虑的是，为了保证“组织”中意的人选能够“党政一肩挑”，各种强制性的“组织意图”将不可避免地入侵到人民的选举中，使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被扭曲变样。

矛盾的真正症结其实并不在于是否实行“党政一肩挑”或者交叉任职，而在于多年形成的执政观念误区，在于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化和行政化。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

“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党通过法定程序，将自己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上升为宪法和法律，各级党组织遵守宪法和法律，实际上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

世人可能并不知道荣誉和耻辱并存的道理。只有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才能保持他的荣誉；不善于自我修养的人，荣誉只会给他加速带来耻辱。

一个人在没有权力的时候，向往着权力，然而一旦进入权力的旋涡中心的时候，就会感到身不由己，就会感到随时有灭顶之灾，非常可怕。权力的诱惑是那样地不可抗拒，向往权力，又惧怕权力。这就是“叶公好龙”给我们的启示。

元人严济中，身居高位，退下之后，备尝世态炎凉，心中无比愤慨，于是挥笔写下了“宁可少活十年，不可一日无权”的句子。

专制制度最令人憎恶之处，便是权力控制一切，使人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置身仕途之上的人，自然要受其控制，即使超然于仕途之外，权力也不放过你。秦朝的李斯被腰斩，是由于他太热衷于权力。而明朝的高启，对权力的可怕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生极力躲避权力，远离权力，即使被迫拖进了权力场中，也不介入权力的纷争，而且抽身退步不可谓不早。但是，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却偏要过问你；你不参与政治，政治却偏要将你裹胁进来，最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仕途既是显途，也是险途。一个人既然投身于仕途，就应该有一副坚强的神经，不要幻想一帆风顺，不要企求永远的显达，应该经得起挫折，经得起打击，经得起不公正的待遇，经得起陷入谷底的重压。有人说，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对一个政权是这样，对一个个体又何尝不是如此？

官小能量大，小小的地方官制造大冤狱的事情还少吗？有时，作为朝廷的中央也无能为力，也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听之任之。在文化与权力的较量中，文化是太不堪一击的了。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在后世，我们不是见过多少大师级的文化精英，无端惨死于一些自以为奉了尚方宝剑的群氓的鞭鞑之下吗？

国家的盛衰存亡，完全依靠权力的运作，权力运作得当，则国兴、国盛；失当，则国衰、国亡。从历史上看，文人也罢，武人也罢，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如果想为国效力，实现你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你首要的是，要拼命取得权力，通过正常不正常的途径，甚至可以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手段是在所不计的。当一个政治人物，发出了感叹时，就表明，他或者还没有取得权力，或者是已经失去了权力。

从干部权力的角度讲，官员的权力如同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权力越大，“陷阱”越深，领导干部如果不谨小慎微，则很容易滑入其间。党和人民给了干部谋事的职位和权力，权力却给了干部腐败的机会，在失去强有力的监督下，缺乏自控力的干部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背离党和人民的不归路。有人憎恨金，说金钱害人，贪官们又何尝不是被权力所害？对权力缺乏约束，仅靠领导干部自己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是不能保证干部不误入歧途的。

权力象沼泽，一旦迈进去，就很难轻易出来，而且越挣扎陷得越深。既然已经拔不出来，那就要小心翼翼地做好平衡，不至于马上有灭顶之灾。

在仕途上，权力对于一个官员太重要了，职位永远代替不了权力，权力的大小，对外就是能力的象征。“权”为权宜，权变，即衡量是非轻重因事制宜。权与“力”组合在一起，就是说，权力不论大小，都是用气力拚争来的。

“权”来自于“力”，更来自于“术”。如果说用“力”争“权”往往显得吃力不讨好的话，那么用“术”谋“权”就要轻松得多。

现在有些人，什么都要贪，什么劳动模范、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等，见荣誉就上，当然最贪的还是权力。人们一般认为贪财才是贪，其实贪权也是贪（按照权威的解释，“求无餍足谓之贪”），而且贪权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财产虽然宝贵，却具有再生性，被人贪去了，还可以通过流血流汗再创造出来；公共权力却没有再生性，权力被一家一姓垄断了，其他人就失去了权力。财产的暂时遗失，未必导致政权变质；政权被私人垄断了，公权便蜕变为私权。失去财产的人还是人，失去政治权力的人则不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工具。而且，公共权力被私人所垄断，必然导致两种严重后果：一是导致不可避免的腐败；这种腐败可能表现为对公共财产肆无忌惮地侵占；二是绝对的起来、4必然导致惟我独尊的专制，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蔑视人的权利。

权力可以造就富翁，权力可以造就英雄，权力还可以给人神圣的光环，把人造就成至高无上的主宰。

一切权利的前提在于时刻都准备去主张权利，它不能停留在纸上，否则再多的法律条文也是“五彩的泡沫”。

权利权利，权和利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有权就有利。

在现实社会中，你只要是人，就时刻处在权力的制约中；天下没有顶天立地的权力，没有漫无边际的权力；而权力却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摆脱权力的制约，更没有任何理由去蔑视权力的存在。但权力又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东西，你自身的权力大一分，制约你的外在权力就少一分；如果除了自然人的基本权力外，任何权力都没有，那就处处受他人权力的制约，那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了。

通常人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去获得权力，壮大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综合力量。

只要你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你对权力和权贵的藐视和不屑都是暂时的，或者一时的；而永远伴随你的，便是你终身对权力的道路顶礼膜拜。权力就象子弹一样穿透着你的灵魂；你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强大威力。

一个人给别人好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用个人的资源施予的；一种是用手中的权力施予的。用个人的资源施好处给别人，如慈善捐款等等，此类恩情应该被牢记，受惠者也应该以适当的方式给予回报。用手中的权力给人以好处，施予者动用的各种资源是社会和公众的，不属于个人，只不过是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公众把这些资源委托给了这个人。掌握公众授予的权力和其他资源，干好事理所当然，不是什么恩情；干坏事，这些权力和资源就应当收回来。也就是说，在一个理性的社会里，公权是公权，私恩是私恩，两者不能混淆在一起。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人偏偏喜欢把公权私恩化。一个人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做了点事情，本来是一种组织行为，可他觉得是自己对别人“皇恩浩荡”，一定要接受金钱或者美女之类的回报；一个人得到了上级的好处，他不认为这是社会机器运作的产物，而觉得是上级个人对自己格外的“恩情”，因此要溜须拍马、送礼赠色。公权私恩化是权力寻租的一种表现，它使严肃的政治变得非常庸俗，也伤害社会的公平。

现在玩得活的是那些手中有权支配国家钱财的人。他们用国家的钱结私人的缘；靠私人的缘挣手中的权；再又用手中的权捞国家的钱。如此循环，权钱双丰。

许多人把政治视为权力和权术，把政治当做随意编织的利害网；权力的高度集中，使权欲者人格异化，反过来权力人格的异化，更加深了权力的异化；当权力被视为个人或者小集团谋取私利的手段时，当权力沦落为某些势力或者小集团的奴仆时，当权力蜕变为凌驾于人民和社会之上的主宰时，权力就不再属于公众，不再成为民主的保护神，而是撒旦门徒手中的魔杖。

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中国存在三种并非分庭抗礼的权力，即党、政和司法权力。这三种权力既以党权为中心，又在具体运作上各有其特殊性。虽然说不上相互制衡，却也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只有通过利益交换才能联结畅通。

在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介绍，中国唐代的政治制度是非常高超的。当时的议事堂类似于现在的议会，当时宰相的权力之大是后代人们所不能想象的——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中书令）的副署便不能生效。这种对皇帝权力的制约已经隐约可见立法权与执法权分离的雏形。只是历史的阴错阳差使得中国政治制度没有能够发展出更加有效的权力制衡理论，致使中国元代以来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大行政传统，在明清两代达到顶峰：政府权力不受限制或者限制过小。

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在不受制约与监督下不自腐，监督者自身也不例外；监督不在形式，贵在实质；不在一时，贵在持久；不在对特定的人，贵在对所有的人。

古人说：朝中有人好做官。现在想在官场中混，恐怕还要千方百计钻营进某一个圈子，寻求一张保护伞。官场中人进入某一圈子，成为“某某的人”，是有本事、有能力、受赏识、前程似锦的表现。官场中的食物链不仅使得官员结成团，起到了利益输送和保护伞的作用，而且严重腐蚀了官场，如果不进入这个圈子，不向这个圈子输送利益，那就将永远被排斥在仕途的道路之外，迫使一些人不得不放弃原则而加入这个圈子。这个圈子如滚雪球一样，将一些官场歪风邪气传染到干净的地方。

事实上，很多被查出来的案子，都是超越某个圈子（保护伞）之上的力量查处的。而保护伞范围内，食物链上的官员都是很安全的，因为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链条上，处于高位的官员是绝对不能让这一链条任何一处出问题的；因而，在这个利益链上，地方司法机关是滴水难进的。

权力机关在接到投诉举报时，如果被告者是自己关系网中人此投诉即可作为自己在共同体内要求增加分肥的筹码；如果不是自己关系网中人，要么他会通过其他关系网婉转绕过来，这样就可以扩大增强自己的关系网；要么他只是一个无名之辈，可以“从严惩处”，既可以正面邀功，又可以背面立威。

7.4关于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高于一切”是我们经常提到和听到的一句话。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国家权力”才能高于一切？

美国的宪法规定：“在没有合理的赔偿下，政府无权征收个人的地产和财产。”宪法还要求征地必须符合四项标准：必须为了公共利益；必须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公共利益；对个人给予公正、合理、充分的赔偿；适当合理的操作过程。

一是国家的权力是由个人组成的、公众共同赋予的，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政府，没有让任何一个公众为其他人而吃亏的权力，只有尽可能充分尊重个人权力的国家权力才是真正合理的国家权力。二是打上国家工程标签的各种国家具体权力并非都是高于一切的，这种权力有大有小，有轻重缓急之分，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也存在着可以协商的巨大空间。

曾经当过周恩来的外交助理、新华社副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小平的国际问题顾问的李慎之认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专制主义。后集权主义就是集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按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者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一点法制（注意：绝对不是法治），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护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与谎言。

20世纪的世界政治现象中，出现了一个权力私授制，即非君主制度的国家却完全由老掌权者指定权力继承人的制度。

专制与腐败不是孪生关系，而是亲子关系，即专制必然产生最大、最彻底的腐败。

生活在中国现实土地上的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办什么事情，无论遇见上司或者碰到领导，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束缚，一种制约，一种无形的压力。它是什么？是权力。权力象颈背上的盘石，沉沉的，深深的，框固着你的生活范式，钳制着你的文化行为。它的支配欲好象巨魔手中的权杖，舞到哪里，哪里就只有肃静和屏息。中国政治史上的权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以来历史文化中的最看得清，但最说不清的问题。看得清是指：古代中国社会演变史其实是一个专制权力发展史；说不清是讲：由于长期回避权力的本质的揭示，因此要在短期内探讨这种权力的的演化过程，恐怕并非力所能及的，何况向来有只可滥用权力，不能窥视个中奥秘的“集体无意识”。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君主集权是一座金字塔中的顶端部分——至高无上、主宰一切。在这种形态下，每个人的谋生途径、每种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享受，封建政府都要加以干预。还有道德规范、社会舆论、法律制裁和人生自由，全部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君主手中，决定着对于人们是非功罪的评判和祸福荣辱的予夺。你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处的是一个何种级别的地位，以及你对权力运用的熟练程度如何，会议你是否具有足够冷竣而坚硬的心肠。也就是说，你是否擅长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运用到可以使它最大限度地发挥威力震慑他人，而替自己捞得好处，专制权力不仅仅是一种封建体制的保护网，并且也是强制人的文化心理活力和人的创造精神的麻醉剂。

如此霸道的政治权力，它能够把古代中国人制约得那样昏睡，那样麻木，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中国诸多的政治文化的活力，最终都被这种专制权力所扼杀。它就象一把巨型的利刃，不断阉割着中国社会本体的生殖机能，使中国摆脱不了奄奄一息的政治文化心律，而这种心律正是中国古代走向衰败、消亡的道路。

由于政治权力直接干预文化成了中国的传统，因而政治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学而优则仕”决定了“学”既是学官又可成为大地主的前提条件，所以中国文人成了儒生、官僚、封建地主这个生态循环圈中的一个环节。有人研究，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中，政治伦理学极为发达，它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

正是如此，知识分子的心态受到政治权力干预的强扭而变成畸形。象“焚书坑儒”不仅从政治实践上开了行政干预学术、权力裁决认识的先例，更重要的是灭杀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古代中国除了这段学术辉煌期外，从未出现过另外一种类似的文化局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文化律令，它比“焚书坑儒”高明了许多，也比其他强制手段更有效应。由于“学而优则仕”，封建官僚的绝大部分是读书人，官僚队伍的文化构成在当时整个社会中是最高的。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富于理性。

专制权力象庞大和黑暗的魔影，笼罩着古代中国的整体结构，笼罩着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从历史反思、文化反思和自我反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三点：

一是，中国没有制约机构。皇权思想从一开始就处于颠峰状态，它主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并统摄着中国民权思想的各个形态。这样，制约力量始终没有形成，就是异己力量也是很微弱的。制约的消失，就意味着专制的强盛。中国从没有强大的制约机构，当然专制权力就处于膨胀乃至恶性的发展中。

二是，中国的进谏没有巨大的民主精神。由于中国民主思想只是进谏那种意识，而这些还局限于上层社会以及皇帝周围。因此不能形成民主思潮，更不会造成民主运动。

三是中国至今还没有权力文明这种新观念。权力之所以被君主所摄取，关键一点，就是没有权力文明意识，权力已经作为君主的私有财产，一方面是世袭的，另一方面是天赋，其他人没有享有的资格。更不会让它放在文明的尺度上，这样，权力文明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文明文化的产物，而中国始终把它视为少有的镇摄的象征。

为什么在投机政治反倒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快地发财致富呢？我们认为是由政治权力在古代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权力”，在社会学及政治学中最普遍的定义，是指一个人根据其意愿而对他人的行为加以控制或者决定的能力。在中国古代，正是这种权力，常常是无所不在的。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官僚们还有什么事情不归他管呢？

权力这个东西很奇怪，它虽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但在君主集权制的条件下，却可以支配人们生理需求的物质资料。在这里，权力实际上可以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挂起钩来。只要有了权，土地、财富、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就是：政治权力在当时是比任何有形的东西更值得追求的无价宝。如果一个人能够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成了皇帝君主，便可以把全国的行政、立法、司法、赏罚以至生杀各种大权集于一身。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而正是由于政治权力所占据的这种突出位置，以至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土地运动、社会分配、阶级构成、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兴衰等等，实际上都与权力发生了密切地关系。所以考察中国古代历史，不可不留意于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中的这种特殊位置和作用。

秦始皇取得胜利以后，把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全国，使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第一次被置于一个政权（实际上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中国古代这种权力至上的专制制度就是于此时趋向定型的。虽然残暴的秦朝只存在了十年，但以后的王朝在政体上仍然继承了秦的制度，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传统。

我国阶级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血缘宗族是父权家长制的。在这种父权宗族内，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手中，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在家中拥有地位的家长制，是家中的主宰，家族中的所有人口，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就家族内部的一般成员而言，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的权利，其个性完全被淹没于血缘宗族之中，个人只是个小细胞，对其外部权利要由家长来代表。因而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

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从来就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中国古代家庭关系的核心原则所强调的是“孝悌”。它不是维护家内每一成员的民主权力和人人平等，而是强调父家长对家内其他成员的绝对权力，以及他们对家长的绝对服从。中国古代国家所以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恰恰与上古国家残存的父家长制血缘宗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单如此，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社会出现的“家天下”，即封建皇帝把自己当作封建国家的大家长，国家成了皇帝及其一家一姓的私有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根源于这种父权与君权的结合。

军事争夺是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产生过程中的又一重要因素，军事一直是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的形成，王朝的建立，往往都伴随着不同部族间的战争、掠夺以及征服的过程。

当时财富主要是靠军事行动获取，而对于已经处于统治之下的人民的剥削与掠夺，也需要靠军队来保证。所以，军事首长的权力特别容易转化为君主专制下的王权，而由军事争夺中产生的国家也就特别容易成为君主专制的国家。

纵观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一直充满着军事争夺、武力兼并的事实。不仅仅是在国家的形成的初期，以后的每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几乎都是靠刀剑砍杀出来的。不容否认，政权由军权派生这一事实，对强化君主专制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君主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绝对的权力，这可以算是这种国家结构的一个特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古代中国这样，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权力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巨大威力。每一个人的谋生手段、人生道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享受等等，封建政府都极力施加干预。道德原则、社会舆论、最后裁判权，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君主手中，决定着对于人们是非功过的评判和祸福荣辱的予夺。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就说，人生有三大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但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掌握权力。

由于在政治支配形态下，政治途径比经济途径更能使人获得大的利益，于是人们扩充财富也就主要不是进行经济投资，而是进行政治投资。一是政治冒险，政治投机，这是非常情况下政治投资的常见形式。各种政局和政治转折关头的见风使舵，常常使一些人飞黄腾达。二是读书——入仕，这是通常情况下政治投资的最佳方式。读书做官，一本万利，这是封建时代人们通过大量观察，对政治支配形态下权力是最大的牟利手段，权可通神的这一社会现实的总结。三是如果没有本领取得功名，只要家中有钱，可以买官，这是封建国家专门为这类人开辟的一条政治投资之路。四是攀附权势，连接官府。

在中国古代，“官”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而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政治身份地位的等级系统了。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运动不全是以阶级的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等级的形式运动着。这正是政治权力在古代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影响所在。

在古代中国社会，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权”与“利”两者相比，“权”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权力比财富更受人们的青睐。就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而言，那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并不象后代的资产阶级那样，因为有了“钱”，进而有了“权”；相反，当时倒往往是先有了权，进而凭借政治权力获得大量财富。在这里，财富的多寡是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的，谁的权越大，谁能得到的利就越多。“升官发财”、“争权夺利”这类口头禅反而能比许多理论的概括更准确、更直接地揭示权与利以及富与贵在古代社会中的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权力掌握在全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以及听命于他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手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之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和政治地位而得利。在古代中国，只要当了官，有了权，财富可以不期而至，仕途是获取资财的最主要途径。

官僚与世袭的皇帝有所不同，他们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一个官僚即可以平步青云，也可能一落千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掌握的权力永远不丢掉。这种流动性又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进而致富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能性。

国家应与人民同义——一切公共权力来自国民意志；国民意志是一切合法性的根源。

如果制度不能够约束权力，教育不能够抚育良知，法律不能够保障自由，文化不能够培植创造力，那么，就意味着一个社会从它的未来中抹去了两个字：希望。

国家机器的运行与企业的运行完全是两回事，政治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在很多状态下是矛盾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处理问题的一种精神，就是一旦下了决心就别犹豫。人不是机器，人是需要有许多空间的，也需要有许多规矩，讲究平衡与人情才是有特色的真正文明。

国家权力之“手”应该如何干预市场

宪政包含了两个很重要的理念：一方面要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按照这一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权力必须回答下列问题——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经济生活中，国家权力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应该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各自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应当遵循四项宪政原则。

第一，政府不能实施行政控制、行政垄断。国家权力应该退出企业经营，即政企分开。现在需要政府权力与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分离，也就是政资分开。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合理介定政府职责范围。

第二，国家权力不能随意限制私有财产。除了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以外，不能用公权力来限制和剥夺私人财产权。

第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经营行为，市场经济主体都可以从事。

第四，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除了法律明确规定，或者需要经过特别审批程序的，国家权力不能任意限制营业自由。

强国使命与权力的责任：

当代出现的GDP崇拜不仅仅是管用的政绩观出了问题，更是人们浮躁地追求强国使然。我们国家近代以来所遭受的种种外来的屈辱，使强国理想迅速成为一个民族的宗教，而实现强国理想的使命就落到了权力的身上。由政府掌握国家经济的控制权，成为清末以后中国经济活动最显著的特点。政府以领导强国事业为己任，革命者为建设强大中国而夺取。但是，正是权力与强国使命的结合，使中国的强国道路变得格外曲折。

用权力追求强国的目标自洋务运动开始。对权力的垄断使王朝和官僚始终对任何新崛起的资产者、商人和新贵都保持警惕。他们担心，一个富有的阶层在官僚圈子以外突起，将对既存秩序构成威胁。权力负担起强国使命后，全盘掌控经济似乎就是官员义不容辞的职责了。计划经济把政府控制发展到极至。官员们相信，只要自己始终坚持抓经济，国家的强大就有了可靠保证。

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权力观念：既责任是它的第一重要的品质，权力是有责任的权力。这里说的责任不是强国富民的责任，而首先是权力对自己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承担后果。强国富民的责任太大，只有通过每个个人的努力，增加自己的财富，才能最终使社会财富获得增加，因此任何个人或者小部分人无力承担它。

当有人把一项属于全民的和历史的责任包揽无余的时候，他的责任实际上也就是空洞的责任。但是他必须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承担责任。这源于一条最古老的法则：凡是有行为能力的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官员不能履行最基本的公民责任，其他的责任就是无稽之谈。我们常常看到重大决策的出台，但常常看不到有人为此承担了重大责任。冲动、不负责任的权力在我们社会已是太多。

靠权力来推动改革，首先要推进对权力的改革，使它肩负起它本应负起的责任，放下它不应负起也负不起的责任。一切事情都强调“关键在领导”，它不是加强了责任，而是加强了权力。

党作为一个集体的领导，被一些人理解和分解为官员个人的领导。如今“领导”成为官员的普遍称呼，强化了本不属于他的领导人民的身份。把权力等同于领导的思想，要追朔到孔子创立的政治观念体系。这个体系把人分为上下两等：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治人的人和治于人的人。

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是追求名誉的人。他们的利益在于从服务公共利益中获得巨大的个人声誉。这对他的诱惑超过了物质利益对他的诱惑，使他有可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社会事业和改革事业的追求上。但对于更广大的官员，他们所处的职位缺少足够的荣誉，他们很少有机会成为政治家，也就是说，名誉利益对他们的诱惑较小，而手中的权力又使物质利益对他们的诱惑加强了。尤其是当他担任的职务同时又是他谋生的手段时，后者的诱惑就更加强烈。除非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否则，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用权力追逐自身的物质利益，不会为了追逐名誉而献身于公共事业。但是，一个主要依靠权威进行治理的社会，又必须要非常重视和强调治理者的个人品质，他要非同一般，圣明而又庄重。让老百姓对权力既敬重又畏惧，他们才会服从领导。

官员不是给社会提供领导，而是执行社会的命令。人类设置社会管理者的角色，为的是保护公民财产，维护公民自由。领导者与执行者是不同的角色，在行为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领导者是指挥公众的，执行者是听命于公众的；领导者是傲慢的，执行者是谦卑的；领导者需要被领导者惧怕，以增加自己的权威，执行者惟恐冒犯大众，害怕失去对自己的信任；领导者贯彻自己的意志，执行者落实国家法律；领导者掌握人民的命运，执行者的命运被人民掌握；领导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执行者随时可能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

人们对官员的敬畏，既是出于政治传统，也是出于他们手中的权力——那种有能力控制民众命运的权力。但官员作为领导者的地位，在当代社会中已经遭到那些贪婪官员的严重侵蚀，后者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声称的崇高目标之间差距太大了。当代人的心理出现的最明显变化是，一向敬畏权力的中国人大大减少了对权力的敬畏。

领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予以消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无从确立。从根本上来说，权威不是来自外在世界，而是来自内心世界，来自自我判断。每个人都把自我判断当作权威判断的时候，民主法制原则就会在人们内心确立起来。人是解放，最后都归结为自我解放；在自我解放的过程中，人们表现出更多的独立自由，表现为对外来领导的依赖越来越少；公民的自我解放必定走向完全自治。

官员是想方设法重建领导权威，还是及时转变领导的角色？现在提出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但如果权力没有角色和地位的转化，即官员不由领导者的角色转为执行者的角色，服务型政府是建立不起来的。领导者的服务终究不是执行者的服务，前者的服务如果不是一种象征，就需要社会支付难以支付的代价。世界上没有人能消费得起领导自己的人提供的服务。当官员们不担负社会领导之责，而仅仅负责执行法律的时候，法治出现了。依法行政提出了政府执行法律的职能。依法行政的角色与领导者的角色是相互冲突的。依法行政者没有自己的意志，他仅仅是体现法律的意志；而领导者必然要体现自己的意志，并把自己的意志加之于被领导者。

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任务就是执行法律，它的服务，归结到底是通过执法服务社会的。建设法治社会的任务虽然已经提出，当尚未给法治以预期的发展。不少官员对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法治的兴趣。因为插手商业活动使他们获得丰厚的利益，而推动法治则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法治是一种制度结构，从非法治的制度结构转向法治的制度结构，决不是干部自我教育就能完成的。公共权力在推进法治上采取切实行动，除了完成属于它的义务，还有另外一层责任，即兑现承诺的责任。

7.5关于新闻媒体的权力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中国也存在三种并非分庭抗礼的权力：即党、政、司法（主要指公、检、法系统）权力。这三种权力既以党权力为中心，又在具体运用上各有其特殊性。虽然说不上相互制衡，却也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只有通过利益交换才能联结通畅。

把视为权力顽症的腐败，其实是一种高风险性的操作，它之所以能够普遍弥漫，是因为腐败者一开始就意识到了风险，一出手就两手抓：既致力于增强以权攫利能力的关系网，又着手编织预防风险的保护网。这两种网络往往是交织重叠的。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腐败的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证明了腐败网络已经无孔不入，已经覆盖了党、政、司法三种权力体系。在不同位置上执掌不同权力而又互相能够发生作用的人，因为互相需要，已经通过利益交换形成了一张张大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个个利益分肥机制。掌握不同权力的人，分别处于分肥机制的不同位置。

这种共同体兼有以权攫利和自我保护两大功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反治理能力。以权攫利在大多数时候都必然要损害其他人的正当利益，当受损者起而反抗时，他只能求助于体制本身提供的“合法途径”。而这些途径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往往早已被纳入腐败关系网的一部分，成为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即使当时没有被纳入，事件发生后也很快会被纳入。保护网是不允许出现致命缺口的，这样的缺口一旦被发现，保护网的所有触须都会向此处延伸，直至将其包裹在网中。抗拒纳入者将要面对整个关系网的压力和排斥，不可能持久。

历时多年，这已经沉淀成了官场潜规则，甚至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默守的潜规则。谁都知道遵循正常途径公道难求，只有与关系网攀上关系才好“办事”，而且办事只能通过利益交换，必须付出代价。你首先必须承认对你实施利益侵害的人的不正当利益也具有某种正当性，然后才能通过关系网在付出代价后讨回部分利益，并且还不能对关系网造成伤害，这就是在中国办事的潜规则。因此，无论是纪检、监察、还是检察部门，接到举报其实都很高兴：生意又上门了，而且必定是赚钱买卖——如果被告是自己关系网中人，此举报即可作为自己在共同体内要求增加分肥的筹码；如果被告不在自己关系网中，要么他会通过其他关系婉转过来，这样就可以扩大增强自己的关系网；要么他只是个“无能之辈”，可以“从严惩处”，既可以正面邀功，又可以背面立威。

在这种权力格局下，无权无势者几乎无自保之力，只能任人宰割。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由于有新的权力出现，官场关系网出现了缺口。所谓新的权力，指的是部分新闻媒体及人大代表个人，它可以对应于西方社会的第四种权力“舆论”及第五种权力“非政府组织”。

媒体在中国具有权力是就近几年的事情，它随着媒体的市场化取向而逐步形成的。传统媒体只是官方工具，它完全依附于党政权力。但是，当媒体被推向市场，其生存依赖于市场的时候，市场就成了媒体的衣食父母，媒体对党政权力的依附就大为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就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又使其拥有了一定的干预社会的能力。

党政权力当然不愿意媒体摆脱其控制，但是，媒体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市场经济社会也不可能没有服务于社会的媒体。党政权力既无力在严格控制媒体的同时保证其满足社会的多种需要，又无力供养庞大的传媒系统，于是只能让它走向市场，给予其一定的自由度，这就是媒体有限权力的来源。另外，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党政权力尤其是中央政权有时也会利用媒体的监督功能。在这种长期互动下，在媒体这一新兴权力与传统的党政权力之间也形成了潜规则：只要不伤及主管部门及其党政领导，媒体对下及对外地都拥有一定的自由报道权。（2005年中央宣传部有七条禁令，其中一条就是媒体不得搞异地监督。）

7.6人大的权力

作为部门，人大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完全依附于党权力的机关。但是，法律在纸面上赋予了人大极高的权力地位，这种权力地位由于党的制约在实践上无法落实。但是党的约束到不了代表个人，尤其是非党员代表。从法律名义地位到实际权力运作的落差，使代表个人权力具有了某种弹性。代表一旦当选，对他的约束就只能来自两个方面，即他本身所在的单位（代表一般为兼职）与人大机关。如果是已经退休或者自由职业者，原单位的利益制约就很有限。对于代表个人正常行使权力的行为，人大机关也只能一方面强调“集体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主动协调，将其纳入人大本身“有组织”的活动范围。当然，人大机关也可以对代表个人行为进行消极的冷处理，但是这样做有引发激烈行为甚至导致对抗的风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受制约较少而又热心公共事物的代表就拥有了一定的干预权力运作的权力。另外，人大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部门，它在权力利益分配机制中的地位取决于它对其他权力部门发生作用的大小；换言之，取决于它合法“制造麻烦”的能力。因此，人大的领导人往往也乐于在人大内部物色和保留少量的“敢言人士”，以强化自己居中协调的地位。种种因素促使部分人大代表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权力载体。

不论是媒体还是人大代表个人，其权力都不能与传统的权力相比。他们都不直接拥有可支配利益资源的权力，只能通过影响其他权力来发挥作用。但是，新兴权力虽下却确实存在，在特殊的条件配合下有可能在特殊的接点上撕开传统权力精心构造的关系网。总之，原来的关系网已经出现漏洞，不再能够覆盖一切与己有关的因素。降低腐败风险的要求必然促使利益共同体注重这一新趋势，在新兴权力确有根基、已经无法扼杀的情况下，惟有设法将其纳入关系网中。

但是，曾经无网不胜的关系网扩张在此遇到了困难。这并不是由于新兴权力的拥有者与传统官员具有截然不同的道德情操，而是由于新兴权力具有某些新的特征，难以被纳入固定关系网。在传统权力运作中，除非上下级关系，否则权力很难跨地域发挥作用。因此，关系网一般是按地域分别构建的。建立关系网是为了获取超额利益，关系网越庞大，参与分配的人越多，个体支付的维持成本也就越高。所以，关系网的扩张同样要遵循对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媒体可以跨地域报道的流动性使得将其纳入关系网难以实现，一个地方官员不可能同时结交全国媒体，他手中没有那么多可用于利益交换的筹码。当平常并不发生厉害关系的某一媒体突然介入某事件时，与此事情相关的关系网尽管可以延伸其触角试图迂回发生作用，但一则是时间上未必来得及，二则是在成本代价上也不容易达成一致。更重要的是，即便你笼络了此一媒体，另一媒体又照样可以同一理由与你为难，使你得不偿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腐败所赖以维持的关系网模式，是与权力系统本身的科层式特征相适应的，而与多头竞争的市场规律不相容的。

人大代表这一新兴权力也使腐败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关系网更难维持。这不仅仅是由于共同体因此必须增加新的分肥者，更是由于人大代表的权力应用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流动性。在时间上，人大代表五年一换，届时又有新的人物出现，必须笼络；在空间上，居住在甲地的器官代表可作用于全国各地，省市代表的作用范围也具有相似的跨地域性。凡此种种，都增加了权力腐败自我保护的难度和成本。

在全国人大上全体通过一项决议，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不是人大权力过大，而是人大没有权力。对最高权力加以约束是应该的，这也正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之一，与模糊的“最高权力“相比，有约束、受监督的权力反而更具有权威、更能有效落实。

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人大的批准，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复查、否决等机制。这是现行法律的一个漏洞。

西方议员在议会的发言是不受法律追究的，否则民意的充分表达就会受到限制。全国人大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免责机制”。如果说要承担责任，也应该是政治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政治责任的追究主要依靠民众的参与，比如公民通过下一次选举将他们选下去；另外，引咎辞职也是一种政治责任的表现方式。

任何有权力的人或者组织都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以权力都是需要约束的。现代政治如三权分立等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对权力进行监督，权力之间要互相制衡。

什么都是上下级的关系是一种帝国秩序，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要与人大代表平等，国家的立法权、决策权、行政权在地位上也应该是平等的。

现代法制观念中一个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充分听取利益双方的诉求。在涉及利益双方时，一定要通知双方，给他们一个表达的平台。很大程度上，一个决策遭到反对就是因为某方的利益没有表达，我们就缺乏这样的利益表达机制。

中国的全国人大在理论上有一个潜在的无限权力，但是现实中全国人大的权力并没有滥用，相反，很不够。但是，监督、约束本质上也是一种赋权，并不是削弱人大的权威性。给出规范的同时也给出保障，保障它能够在限定范围内充分行使权力；而人大要是不作为，也应该受到制裁。

现代政治如三权分立等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对权力进行监督，权力之间要互相制衡。任何有权力的人或组织都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以权力都是需要约束的。

什么都是上下级的关系是一种帝国秩序，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要与人大代表平等，国家的立法权、决策权、行政权在地位上也应该是平等的。

如果什么问题在全国人大上全体通过，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不是人大权力过大，而是人大没有权力。对最高权力加以约束是应该的，与模糊的“最高权力”相比，有约束、有监督的权力反而更具有权威，更能有效落实。

中国的全国人大在理论上有一个潜在的无限权力，但是现实中全国人大的权力并没有滥用，相反，很不够。但是，监督、约束本质上也是一种赋权，并不是削弱人大的权威性。给出规范的同时也是给出保障，保障它能够在限定的范围内充分行使权力，把该管的管好。

现代法制观念中一个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充分听取利益双方的诉求。在涉及利益双方时，一定要通知双方，给他们一个充分表达的平台。很大程度上，一个决策遭到反对就是因为某方的利益没有表达，我们缺少这样的利益表达机制。

200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各级人大监督法》。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所规定的这些原则，常常在实际工作中被绕过，甚至出现“橡皮图章”的说法。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让这些原则从纸面上走下来的实施细则。

人大监督法的出台，弥补了整个遗憾。这部法律以具体的监督措施明确了各级人大与同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

人大监督措施明确，在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建立了实质意义上的权力监督机制，改变了“议行合一”思路下国家机关分开设置和分权流于形式，立法与法律脱节、行政权力膨胀、司法权难以独立的状况。说明决策者在长期执政实践中认可了“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认识到对行政、司法权力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同时，监督法尊从“既不失职、又不越权”的原则，强调既要依法监督，又不代行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理顺了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保证了宪法精神的落实。

人大监督与执政党纪检机关和行政、司法机构的内部监督有着很大的区别。在现代政治学看来，代议机构与行政机构有着本质的不同，它的基本行为准则是执行，是尽快达成目的。因此，代议机构更能体现社会各阶层的多元意见，更能体现决策的平衡。相信人大监督的制度化、日常化，将会提高政府整体执政能力，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

《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款表明，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同时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不仅可以选举产生同级重要政务官和司法官员，还是宪法实施的保障机关和监督机关。

究其实质，立法权应当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功能和核心权力，监督权只是人民代表大会一个相对次要的功能。但是在没有宪法法院的前提下，监督权也是宪法实施的最后保障，同样是一个绝对不能少的功能，否则中国的宪法之治就会失去平衡。当然，人大的监督职能只能体现在违宪审查和对重大事件的调查上，绝对不能越俎代庖，行使司法机构的职权。

《人大监督法》的出台，避免了宪法条款中相关监督措施流于形式，唤醒了宪法监督中的一些“休眠条款”，进一步明确了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实施保障机关和监督机关的职能。

迄今为止，一路踌躇走来的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逐步享有了立法、国家机构设置、人事任免、预决算审议、违宪审查等权力。从权力设置的框架上来讲，已经日趋完备，具备了“主权在民”的宪政特质。透过《监督法》的出台，可以预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日渐走出“橡皮图章”的舆论阴影，逐步向国家根本权力机构回归。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正逐步转变既往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权力模式，向提纲携领的政治性领导转化。

在《监督法》的实施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人大监督职能与党政领导职能的“对接”问题，对此需要做前瞻性的制度设计安排，以保证在上述权力模式的转变中，“主权在民”原则的落实。如果出现“各说各话”，法律的效力将会大打折扣，党和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信也会由此而严重受损。

从《监督法》的出台不难看出，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并非和现代民主宪政体制不相兼容。恰恰相反，中国宪法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宪政根基，技术性和细节性问题只待时日即可解决，完全有可能在法制发展的总体演进中实现依法治国，使法律成为治理国家最高权威的手段。

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各级人大仍然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制度设计。“议行合一”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发展出来的一种政治执行模式，是和当时的法国小城市的直接民主制度相适应的。

“议行合一”的典型特征，就是很多司法和行政官员容易利用自己的代表身份为部门利益寻租，人大会议很容易开成干部会、领导人的工作布置会和汇报会。由于各级领导干部与会，人大会议更象是行政会议，代表中身份差异悬殊，普通代表就会缺少话语权。领导干部当代表不利于人大开展监督，不利于改变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立法机构行政化的趋势，更不利于在人大会议中营造民主氛围。

基于“议行分开”的理由，有必要逐步改变各级人大代表的构成，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和军人等国家工作人员不应该兼任人大代表。不仅如此，还要推行人大常委会的专职化，使常委会成为真正的负责任的立法机关，使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成为职业化的代表。

从监督法的具体条文看，它并没有创设新的权力监督体制，而是以现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政体设计为依托，将已经形成普遍共识、且具有广泛实践经验的监督原则和机制上升为法律，系统规范了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内容和程序。因此，监督法的实施具有良好的制度基础。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这些世界通行的民主法治理念，已为当今中国所接受。自2004年以来，国务院部署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推进执法责任制，最高法、最高检相继部署“司法公正”、“司法为民”，试图全面提升内部监督的空间与力度。而监督法的出台，无疑是加强外部监督的标志性事件。事实上，正是对“一府两院”权力的戒备，形成了当下的人大监督框架，也催生了监督法的诞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的监督实践中，却普遍存在着监督乏力的现象。例如，监督机构对监督权怠于运用，监督手段过于单一和松懈，以案头工作和公文旅行代替深入实际的监督，监督过程中鲜见“硬碰硬”的勇气，对监督对象缺乏一查到底的信心等等。多年来，现实中成功运作的预算监督并不多见，质询、撤职等刚性监督手段的运用更是少之又少。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权力监督前景的判断，也正是基于这种心理积淀，使得不少人对新出台的监督法能否良好实施抱着谨慎态度。

现实中人大监督的质量为何没有达到理想境界？其根本原因缘于“中庸”的权力观念，监督有心而无力或是无心又无力，致使监督体制运作低效、转动失灵，导致现行宪法制度下的监督体制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以完善监督程序为主要特征的监督法的出台，固然能推进人大监督的前行，但人大监督要真正实现质的飞跃，还有待于自身的勇气和努力。

监督法草案提交三审后，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监督法的定位，由原来的规范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缩小”为规范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法律名称亦随之发生变化，至出台时最终确定为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这一重大改变，被视为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立法抉择，其主要理由是，各级人大每年通常只开一次会，不可能对“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经常性的监督，按照宪法有关规定，这种经常性监督的职权恰恰是由人大常委会行使的。此外，近些年各地方为加强人大监督工作所进行的探索和需要加以规范的，也集中在如何加强和完善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问题上。

人大监督如何“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是监督法必须合理权衡的核心问题。在立法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依法行使监督职权、集体行使监督职权等重要原则并无大的争议，并最终体现在监督法中。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披露，监督法的立法争议，“主要是关于监督的方式，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监督法草案二审过后，立法机关意识到，宪法和有关法律已经赋予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权，监督法不需要赋予其新的监督权。目前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恰恰是监督的形式和程序不够完善，立法重心应当侧重于此。

循着这样的立法思路，监督法以专章的形式，明确了各种监督形式和程序，分别是：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对计划、预算执行的监督；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审议和决定撤职案。

监督法的另一立法亮点是，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纳入了备案审查的范围，并设计了相应的备案审查程序。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已经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而监督法再次强调了这一机制。其深层原因则是，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司法解释与法律相抵触的情况，影响法制统一和正常执法，必须通过合理的机制予以监督和控制

事实上，以制度形式提升监督实效，是监督法一个重要的价值追求，而反馈、跟踪检查等经过监督实践检验的机制亦因此入律。

制约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现有的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与党纪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监督形式相比，人大监督是代表人民进行的监督，亦是最高层次的国家监督。

近年来，各级人大的监督实践发展迅猛，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监督乏力、监督缺位、监督虚置等弊端，在人大监督实践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出现这种情况的一大原因是监督制度不尽完善，而监督法的出台，势必大大缓解监督实践所遭遇的困境，而且监督法注重程序建设的特性，也将大大提高人大监督的可操作性。

各级人大常委会如何把握“既不失职，又不越权”的界线，既敢于监督，又善于监督；“一府两院”如何培育和提升民主观念，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执政党如何支持人大依法开展监督，社会大众如何参与人大监督……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在监督法的实施过程中浮现出来。可以预见，与监督法的制定相比，监督法的实施将更加考验方方面面的勇气和智慧。

监督法在总则一章中明确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公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推动力，人大监督内在的法定威力与监督公开后外来的舆论动力融为一体，必将产生民主和法治的合力。从这个角度而言，监督法所确立的监督公开原则，无疑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意味深长，值得期许。

值得注意的是，监督公开不仅在监督法中体现为一个基本原则，也细化成了许多具体条款，根据监督法的有关规定，人大常委会实施监督的情况，“一府两院”接受人大监督的情况，都要向人大代表通报，并且向社会公布。这些相关规定，一方面为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公开、为人大行使职权的公开化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支持，另一方面，也为人大监督公开化设定了义务性要求。可以说，对各级人大常委会而言，监督公开的制度设计，意味着权力与义务同在，动力与压力并存。

从历史的视野观察，监督法关于公开性的制度设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丰厚的实践积累，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制度选择。

制度分析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共权力机构，社会的外在政治压力是其公正有效运作的根本保障。人大既有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一府两院”工作的权力，又有接受人民和社会监督的义务。作为最高监督层次的人大监督，依法在“玻璃房子”里运行，必将催生民主和法治的威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及其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则导致这种竞争向政治领域延伸，不同利益群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可避免呈现高涨的势态。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民主政治具备了初始的动力条件。从世界各国民主发展的进程也显示，民主政治的发展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各政治利益群体无法达成政治共识，社会就陷入迷茫和混乱。

现在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是居高不下的信访量和反映出来的大量社会问题。造成群众大量信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地方“一府两院”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由于信访问题难以在当地解决，信访群众只能纷纷进京，在客观上形成“地方欠帐，中央买单”的局面，给中央政府造成很大压力。

事实上，地方“一府两院”不缺乏监督，缺的是制度化的民主监督。只有制度化的民主监督得以切实运行，“一府两院”的权力才能得到就地及时监督。监督法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央监督权力的下放。以往，对于地方政府的刚性监督权力在中央手中，随着地方政府管理事务范围的扩大，中央直接监督约束地方政府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利用现有的制度架构，充分挖掘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的潜力，以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地方“一府两院”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7.7关于选举问题

选举民主与政治自由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的问题是制止腐败。选举不能制止腐败，也止不住共产党质量的退还；相反，选举导致腐败，因为选举游戏制造腐败。选举游戏内含一个铁三角，即政客——选民——金主构成的三角关系：政客必须通过媒体等各种手段引诱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为此需要尽可能多的金钱；总有金主向政客提供金钱，以求借助权力谋取更多的资本；胜选后，政客要以公权回报投自己票的那些“相对多数”，还须以公权回报出钱的金主。“相对多数”与全民的“公意”未必一致；金主的私利不仅与“公意”不一致，与支持政客的选民的利益也未必一致。所以自古以来，“多数决”必定产生以权谋私。在西方，选举产生的腐败是靠法治来控制的；在发展中国家，反对党靠反腐败上台，也因腐败而下台，政党轮流上台搞腐败，选举成为腐败机会之轮流。

防止共产党退化，保持其公信力，即“合法性”不在于直接选举，而在于建立法治政府；在于建立专业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即成熟的公务员系统，并实行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分权制衡。当违法行政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政府才可能真正依法行政，政府官员才会小心翼翼，政府也才能拥有“合法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应该是实行党政分开，建立法治政府。执政党退出日常行政，专门制定大政方针和选派政务官，从而减少执政党腐败的机会。同时用分权制衡来规范政府公权。应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转移到法治建设上来，把遵纪守法作为党政干部评估体系的核心标准。也就是说，应该坚持中国政治智慧的一个优良传统：“治吏不治民”。

贿选是政治民主的第二阶段。当在基层全民选举时，一些人为了能获得政治权力，就会用钱去买选票。这同样令人深恶痛绝，但是相比第一个阶段的权力腐败，这又是一个进步。因为，从民贿官到官贿民，权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转移。对于老百姓来说，卖选票的一点收入，总比以前不仅没有权力，而且还得花钱从官员手中买权力要好。

当民众不再愿意出卖选票，政治民主就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议题阶段。在议题阶段，政治人物只能通过媒体炒作民众关心的议题来赢得多数选票。此时民众未必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在狂人或者毫无诚信的人可能会登上权力的舞台。而当民众从政治人物的媒体操纵中得到教训，提高了判断力，政治民主就进化到了成熟阶段，即决策性承诺阶段。

以冷酷的目光看，政治从集权演化到民主，必然要经历权力腐败、贿选买票、议题操纵和承诺民主四个阶段，然而，处于进化中的执政党应当清楚，虽然这个过程必然发生，但是并不等于过度发生，无论是那个阶段过度，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博弈。

贿选无疑是毁坏民主制度的政治之癌。有迹象表明，贿选人大代表的现象不仅开始冒头，而且在一些地区逐渐加剧。并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贿选地点由农村逐渐发展到城市；贿选级别由基层人大代表逐渐上升到全国人大代表。在贿选人大代表的浊流中，除了请客送礼等传统手段外，还有许诺提供生意机会甚至性服务等等。至于贿赂者，则常常躲在幕后，凡此种种意味着贿选手法正日益多样化、隐蔽化，大大增加了反贿选的难度。

无论是立法还是单纯的惩罚措施，固然能对贿选行为形成相当的威慑力，但显然不是治本之策。要彻底割除贿选这种政治之癌，首先要考察滋生贿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土壤。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贿选人大代表鲜有所闻，但这种“纯洁”的政治生活却难以掩盖一种悲哀的事实：人大在许多人眼里是软弱无力的“橡皮图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甚微。人大代表仅仅是奖励劳动模范、先进典型的光荣称号，难以行使实质性的政治权力。既然人大代表这个看似神圣的头衔有名无实，对那些企图以金钱收买权力的人也就不具有吸引力。而近年来贿选行为的出现和蔓延，恰恰从反面验证了人大和人大代表地位的急速上升，人大代表不再是以前的荣誉称号，开始真正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和权力资源，这才使贿选者有了花钱购买选票的欲望和动力。

其实，与买官卖官相比，贿选虽然也是以金钱购买权力，却有本质的不同。买官的贿赂对象是更上层的官员，出售乌纱帽的权力完全掌握在一个或者几个官员手中，这种官场腐败明显有权力专制的胎记。而贿选则是从选民手中购买选票，是否出售选票的主动权掌握在选民手中。从某种程度而言，贿选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进步”，也是民主政治从低质走向高质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过渡性现象。

买卖选票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选民手中的选票开始“管用”了，但金钱和资本肆无忌惮地侵蚀政治权力，必将制造“金钱民主”、“黑金政治”之类的肮脏，从长远看，势必伤害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在基层人大选举中，还有一种陪选现象。观察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通行的陪选潜规则：一方面，以组织的名义推荐组织满意，并有绝对优势的候选人，并保证确保当选；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差额选举的法定要求，一些选民被授意用联名的方式推举出毫无当选可能的候选人，并被要求不必当选、不能当选、无法当选。

在这种情况下，陪选已经成为对付差额选举的民主制度的一种政治“技术”，在一些地方，这种现象不仅见怪不怪，甚至将此作为“选举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

在陪选格局中，往往可以毫无悬念地预测选举结果，强势主角和弱势配角之间的竞争结局，无论是选民还是陪选者，都在一场人人心知肚明的形式主义选举中走走过场，而选举制度所内含的民主精神，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损害殆尽。

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从形式上看，陪选也达到了差额选举的要求，然而从实质而言，陪选是披着“合法外衣”的等额选举，对选举制度而言，这种变质的“差额选举”比等额选举具有更可怕的破坏力。在陪选的选举形态中，一方面选民被视为投票机器，不仅变相地限制了选民的选举权利，而且极易挫伤其民主热情；另一方面，陪选者作为“二等候选人”，在组织力量的压力下被“合法”地淘汰出局，而一些更有实力的人选七无法进入竞争行列，理应平等的被选举权出现了区别对待的歧视现象，而且这也是造就大量“官员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

差额选举的原则以及公平的选举权利，都是选举信用的内核。不难想象，当陪选现象屡屡破坏差额选举原则，影响选举权利正常实现时，选举制度的信用就会大打折扣。长此以往，将产生一个十分可怕的结果，那就是，选举制度的民主信用将在选民中丧失殆尽。

政治体制与选举制度的设计似乎给选举出了一道难题：是尊重“组织原则”还是尊重民主原则？基层选举的实践表明，通过“做工作”等方式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实现“组织意图”，选民并不满意。而一旦放开选举，组织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又可能出局。体现民主精神的差额选举，为何令一些地方权力组织头疼不已，以至千方百计要以陪选之类的手段加以规避？

在一些基层人大选举中出现的陪选现象，折射出土政策压制民主规则的困境。如果基层权力寄希望于通过“陪选”来落实“组织意图”选举结果和组织威信并不能得到选民的真正认同。从某种意义而言，靠陪选来实现组织意图，恰恰反映了一些基层权力组织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远远滞后于现代民主法治的要求。在传统思维中，选举往往是“分配代表名额”和“人事安排”的工具，而不是检测公共人物民意指数、提升人大代表政治品格的舞台。于是，陪选这类“政治技巧”在基层人大选举中大行其道。事实上，陪选也迟滞了人大代表的选民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当一些当选的人大代表感到选举不过是走走程序的形式主义时，他们就会把选举当成“任命”，难以走出对“组织”尽忠，对选民卸责的观念误区。

“直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实际上，不同的人用这个概念，含义和侧重面都是不一样的。在有的人看来，它可能表示由公众直接选举掌权者或者他们的代表；另外一些人则可能，强调的是公众不但有选举权，而且有提名权；还有一种理解，就是针对过去就是上官员和代表都是由上级任命（或者表面上叫做推荐和提名，事实上指定了唯一的人选，让公众或者他们的代表无法行使选举权）的状况，把让公众或者他们的代表真正拥有提名权和最后选择权的选举都统称为“直选”。

这个意义上的“直选”，是宪法早已规定的。问题在于，过去长期实行的过度集中的体制，把这一原则严重扭曲了，使得公众的选择权、代表的选举权都形同虚设，事实上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取代了选举。这样做的结果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老百姓和干部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公众对官员有着显而易见的不信任。我们执政中出现的许多作风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说到底就是因为官员可以不在意公众对他们的态度，只要把上面的人糊弄好了，就可以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和公众之间没有权力授受关系，无须向人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宪法中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切入点”之一。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不是说在选举中增加竞争性执政党的功能就发挥不了了。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可供选择的人才。民众把权力交给公共机关，当然有权决定这些权力由谁来执掌。有选择才叫选举，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由政党把人才推荐给公众。这就需要政党做好培养人才、储备人才、输送人才的工作。所以，在民主政治中，政党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们过去有错，但不错在党介入了干部人事工作，而错在越俎代庖，虚化架空了公众对官员的选举权。由于人民代表往往不是真正由人民选出来的，由于不是选出来的，人们不会把代表看得多重，也不会对代表抱有多大的指望。而代表呢，由于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社区的老百姓，也就无须刻意到老百姓中去联络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和代表之间互不相知是很正常的。

我们的人民代表长期被当作一种荣誉、待遇，由上级来安排，因而很难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有真正的选举，首要的前提是落实公众的选举权，即要有竞争。当然，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有竞争，就要考虑一旦没有在竞争中获得胜利，人往哪里安排，关系如何相处等等问题，毕竟我们的官员和西方不同，他们竞争不成可以去当律师、当教授。我们的官员过于职业化，当不成，可能就不好安排，甚至意味着失业。这里涉及整个政治体制问题。

改革难，就在于它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从这个角度讲，经济体制改革要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既然引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就要起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使得可分配的财富大大增加，改革有可能在增量上做文章，从而使利益冲突有所缓解。

政治体制改革则不同，因为它是要改变邓小平批评过的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是要分散和消减过度集中的权力。从这一点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确实会遇到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大的阻力。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大势所趋。市场经济推动着民主政治，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深化改革，政治体制问题就不能不提上日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们继续发展的瓶颈。

干部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7.8关于集权问题

独裁的权力总是不容分割的。一个高度集权的政体，通常也是高度封闭的，它决不允许有“合法的觊觎”者存在，然而它又不能杜绝他人对专制权力的“觊觎”，甚至更能刺激“觊觎者”的权欲，因此表面上“铁板一块”的集权体制内部，常常进行着血腥而隐蔽的权力角斗：权力觊觎者在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地攫取权力资源，掌权者也需要时刻提防和镇压野心家和阴谋家。内部人的权力较量与倾轧成了集权体制难以摆脱的宿命。

历史上那些帝王权臣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心机之周深、手段之高超，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这就是千百年专制锻炼出来的“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与开放、容忍“合法的觊觎”的权力结构是永远不容的。

前苏联的教训值得借鉴。勃列日涅夫晚年把主要精力用在稳定干部的“军心”上。所谓稳定“军心”，就是通过颁布各种条例和规定，千方百计地把各级干部的利益要求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对上级保持忠心。只要你沾上了官气，你的利益就会随之而来，就等于进了一个特殊阶层。这样形成的结果是，人们不择手段地当干部、向上爬，成为社会的基本追求，官本位意识被无限强化。

他大肆提拔亲信进入领导层，培养嫡系部队来维持自己的权威。而得到利益的下级和被提拔的亲信，也希望有关系的领导在台上，以使自己的利益得以维持。所以在各级干部中间形成了上下互相需要、互相依赖的利益集团。这些人靠着自己特殊的上下关系，变本加厉地贪污腐败，使国家和党的正常的政治生活渠道被彻底破坏，也使得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越来越高涨。

这个时候，权力成了一种乐趣，因为得到权力就是得到了利益。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被当时的领导忽略了，那就是他们的这个利益游戏规则，与这个规则的载体——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了。而且他们的这个游戏规则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的，是以剥夺普通群众的利益，是以拉大与普通群众的利益距离为前提的。对于当权者来说，权力应该成为一种负担。

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可夫说：“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近二十年来，权力腐败一直在不断与时俱进，在各种治理腐败的压力下不断自我进化。事实证明，不管在原有体制内出台什么样的治理方案，都只能奏效于一时，最终都会被腐败势力所消化，各种反腐败的力量，总是被包纳进权力腐败所构成的关系网中。或许，只有在政治体制之外，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才是腐败机制无力消化的，才会真正导致腐败与反腐败的力量消长，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这些都是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

权力这个东西，好多时候你争了和不争，结果就是不一样。

有形的权力让人羡慕，无形的权力更象匹野马。

手上没有权力的时候，欲望自然有限，想象力也很有限。

制度管的都是看得见的权力，聪明人应该学会利用隐性的权力。

权力个人化现象在日益加重，情感金钱化正在一天天使得世风日下。

只要旗帜树立起来了，总会有人站过来。即使暂时不能站到你这一边，也会望着你的旗帜进行观察，这就是官场。

古人总结出做官的二字要领：“厚”与“黑”。“厚”者，是说脸皮要厚，为了达到目的，脸面是可以完全不顾的。“黑”者是指心要黑，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什么都统统地可以不要。

有权不用，过时作废。

权力越位时的危害之大，但有时不是当事人的越位造成的，而是随从者的放纵使得一些领导造成权力越位。

市场有交易是正常情况，但如果把权力也作为交易的筹码，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公共权力本来是被用来为老百姓谋发展、做实事的。但公共权力容易发生异化，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就是不作为或乱作为。从实际情况看，通常把市场规则与行政干预颠倒过来。如果是能力不足导致权力错位还好解释，但若受利益趋使，故意为之，那危害就更大了。

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很明确，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但目前对公共权力的细话不够，监督也不到位。因此公共权力中的“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表现形式往往是政府缺位，市场乱为。

行使公共权力者更多的是唯上级是从，对同为国家干部的同僚们保持几分谦虚，因为这些人是他今天和明天的领导。对于被管理者，没连门槛都无法跨入，也就永远不可能成为行使公共权力的领导，行使公共权力者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往往就会带来对私权的漠视。只有在被管理者不是永恒的被管理者，管理者不是永恒的管理者前提下，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不唯上，不唯内，也有利于优秀人才进入到公共权力管理体制中来。角色的互动体现出权力真正源于人民。

一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权力，一旦拥有了权力，他们的生理机能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阳痿也会奇迹般地自逾。

权力就是给别人制造点麻烦。

绝对的权力令人恐惧，恐惧滋生谎言，而慌言又使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笑柄。

权力好比传销，上面的大官提拔一个小官就等于发展了一个下线，上线靠下线供养。

当人们意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时，权力就面临着竞争。

脱离权位的时间越久，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没有权力，想闹二心都没有本钱了。（这是说不要参加学习班或者其他的长时间脱离权力的事情）。

权力是根魔棒，这根魔棒既能“点”事成金，又能“点”人生威，从而助长了人们对权力的贪婪。最可怕、最应警惕，但有时又很难防备的，就是秘书与领导勾结在一起，将权力私有化、家族化。领导把秘书当成心腹、代理人；秘书把领导当成靠山、招牌。秘书出了事情，有领导护着；办私事往往首先抬出“我是某某人的秘书”这一块招牌。秘书“玩得好”，领导就能成为自己“令诸侯”的“天子”，同时又是避祸的“观音”。

秘书看似无权，但实际上权力不小。有些是制度赋予的，如秘书有安排领导活动的权力，秘书就是领导的“活动指南”，有人就通过秘书让领导去视察和指导，从而得到好处；有些是领导默许的；更多的是秘书自己开辟拓宽的权力，如：假传领导指示、或者添油加醋、随意截留、假借领导旗号狐假虎威等等。反正下面的人搞不清这到底是领导的意图，还是秘书的意图；下面的人也不愿意为一件事情得罪秘书。

秘书、司机之类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因为天然的位置，与领导离得比较近，因此也就拥有了话语权.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事物象“权力”这般具有复杂的双重性。权力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令人敬仰的天使，也可能堕落成令人恐惧的魔鬼。

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强制性力量，离开了它的协调和指挥，整个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一片混乱。所以，文明选择了权力。但是，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支配性力量，一旦自我扩张而超越了应有的限度，权力的拥有者随心所欲地滥用，社会也会受到侵害。

权力的集中往往走向极度封闭，这反过来又有助于集权的强化。

7.9关于权力

崇拜问题

权力崇拜多年来难以打破，核心在于权力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并在资源的使用上缺乏有效监督。现在许多权力部门不仅没有在减政放权的道路上走下去，还通过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重新集权。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没有约束的巨大权力，不仅会带来腐败，还会制造出“神秘”的怪胎，实际上是同一种权力病的两面。“神秘背景”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与权力崇拜的盛行不无干系。

握有权力的本身，就有许多常人无从企及的利益。获得这些利益完全合情、合理、合法，根本可以不动声色。

权力是博弈。

用罪恶的手段得来的权力决不会被用在正当的目的上。

人们迷信和崇拜权力，只要你在位子上，就会有人投其所好。

寻求政治靠山，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来就是人们不遗余力追求的目标。

无论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把它搞得更雄厚一些，都既是一条退路，也是一条出路。

在权力上，如果形成了权力斗争，一方坚持了一种观点或意见，另一方就会坚持与对方截然相反的观点或意见。观点或意见的对错并不关键，关键是谁在坚持。

在官场，争来争去，争到最后，能全身而退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好多功勋卓著的政治家，没有全身而退，为此抱憾终身。

在官场上，实力和投机是获取更大权力的有力保障。

对官员和其他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缺乏自上而下的监督，谁有了权力就有很多渠道寻租，可以处处逢源。在文化层面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传统造成的官本位观念。一切都是以官的等级来衡量，全社会级别化，人人都纳入级别。

人只要在官场上，就必须遵守“老虎杠子规则，即行酒令中的老虎——鸡——虫——杠子——老虎”的游戏规则，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人表面上是平等的，但骨子里却分着等级，因此低挡次的人总想向高挡次奋斗，这就是创造的动力。

有些人虽然在位，但没有权力；有些人虽然已经休息，但依然很有权力，甚至权力比以前还大。权力不是职务给予的，权力是影响力。

追求权力是人的天性，世界上只有不想当官的人，却没有不喜欢权力的人；想当官也不总是坏事。就是和尚也有争名夺利的时候。当官就是比不当官好，你想办什么事情可以指挥别人，别人想办什么事情还要请示你。在这请示和指挥的过程中便体会出其中的美妙。

人们常说，从政的人，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等你能力增强了，阅历丰富了，工作出色了，可年龄又过去了。

官场中人不一定都是官迷，每一个人都想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成绩，但在目前的体制下，最直接反映这种成绩的就是你的屁股在哪一级台阶上座着。

一个只知道搞建设的官员，就会忘记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官场上的事情，有时候按规律，有时候又不按规律，但有一条规律是不变的：那就是利益。

官场上的某些事情，微妙就微妙在公参私，私参公。

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权力，往往倾向于挥霍性地使用权力，甚至带来更加严重的腐败。

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继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

通过权力交换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是国家机关大面积腐败和政权出现危机的标志。权力的这种恶性膨胀是不能通过合理的权力分配来解决的。它暴露了权力制衡的局限：相互监督是可以蜕化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权力的强大、金钱的万能，已将许多人的心灵扭曲，占着现在的位置，盯着更高的，踩着他人的头顶去抢；捂住自己的钱，盯着国家的，不择手段不怕牺牲地去捞，这些已经司空见惯，根深蒂固。

如今是谁的权力大谁的地位就高。但权力和权力又不一样，管物、管钱的也是权力，就不如管人的权力大。

在中国历史上，当有权者行使权力毫无规则、不讲道理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会有三种常见的态度和反应：一是忍着，将一切归于自己的命运不好；二也是忍着，但要找机会成为有权者，将现在忍受的一切加倍偿还给后来的无辜者；三依然是忍着，然后找机会寻求体制以外的权力，比如黑社会，以最暴力的方式将目前受的还回来。

不用说，不管是暴君还是暴官，无一例外地向往第一种结果；最危险的其实是第二种种反应。设法使自己变成压迫者，这种卧薪尝胆的努力中，实际隐藏着一种怨毒，一种对社会的报复。这报复一般都落不到那些原来欺负他的人的头上，而是落到其他的人的头上。

不知道为什么，权力总是横着使，没有一点道理；即使有道理也不跟你解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每个老百姓都被要求象军队里的士兵，奉行无条件服从主义。在这个环境里出来的人，只要有权，就只会横着使。

现在，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对有权者的跋扈，已经有了更多的警惕，可是大家对权力的怨恨，却远远高于对弱者的同情。

人生易老，在向权力高峰的跋涉中，一个人能经得起走几次弯路。

世上多是拿得起的人，放得下的何曾见过。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是盼望着官越当越大，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所谓位高权重。但到了你已经升迁无望，不得不退休养老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感到这一生，除了失落，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或者说除了把失落留给自己，其他的都不属于自己。

权力越大的人，越重视权力的牢固性；掌权时间越长的人，越看重别人对权力的尊重。充分享受过权利，才更加懂得珍惜权力，对无视权威的人才更加视为心头之患。

官场险恶的微妙之处在于，不一定把你降职，也不一定把你免职，甚至还可能升职，你的厄运就到来了。从高到低、由好到坏、由富到贫等，便是最高明的排挤。

深知官场秘诀的都知道，在官员政治中，每一项活动都是一个筹码，每一个成就都是刺向对手的一把利刃。失去筹码，就失去了在官场上的立足之地；握不住利刃，更会被政敌置于死地。

官本位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宦官人格，把人彻底地异化了；权力崇拜使人逐步丧失了个人的人格。

在集权专制下生活久了的人，往往只相信强权，而不相信其它。他们不知宽容为何物，也不知忏悔为何物。人性本恶，没有相应的约束，就会造成灾难。对不同的过失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才会进退有据。

如今社会的主导性质是权力与金钱两元结构，其要害是权力这个支撑点。

现在的事情就是奇怪，机关越大，权力就会越集中在一般干部身上，这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求，这就是县官不如现管。

人在官场，权力赐给你荣誉时，往往也把某种与荣誉相关的灾难种子悄悄种在了你的命运里。

权力是个怪物，只要它存在，它就可以人情化和货币化。

其实服务也是权力，没有权力你服什么务。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先考虑是否有“人”，这说明权力或显性或隐性地“交易”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的是用金钱交易，有的是用人情交易。

权力既迷人又可怕，迷人在于它难以窥探的秘密，它总能汲引人臣服、折腰、献媚、逢迎和顶礼莫拜；可怕的是在于它要统治一切的本性。

有人说，权力可以使掌权者丧失理智和人性；而权力丧失以后，往往可以恢复人性，接近真理。

有了权力，识字不识字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权力这个东西谁都愿意玩、喜欢玩，读书则有读书的玩法，不读书有不读书的玩法。

一切向权力靠拢，这就是官场上的权力法则。

权力在一定阶段是很具体的。权力过度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已经超过了一个人的处理能力。如果你要坚持一个人处理，就和一台个人微机要处理全球的天气情况一样，从物理上讲是很荒谬的，所以必须把权力分散下去。这些权力资源首先到了“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说，这些“身边工作人员”连同首长，构成了神经中枢。

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看，代表公共意志的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有权力，但是，在好多单位，秘书就是公共权力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来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

权力的实质就在于应用。权力就象土地一样，你拥有一片土地，如果谁不征求你的意见，想种就种，也不交租，那你的拥有就毫无意义。

分工不同，手中的权力就有区别，因此有关的实惠也就有天壤之别。

历史证明，政治权力如能顺应经济、服从经济，社会就出现繁荣，国家才会富强；反之，如果权力扭曲经济，蹂躏经济，社会就走向衰败。一个新的世界性潮流是，只有实行分散的、集权越来越少的经济管理，才能适应新的经济。

权力崇拜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你想富没有政策不行，还得求权力，求得多了，权力自然升值，权力崇拜就会更厉害。等到权力经济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权力“统”不起来了，商人更多的是求市场、求业务伙伴，权力崇拜才会淡化。利润崇拜必将代替权力崇拜，商业价值观将在一切制度里发挥同样的作用。

本来应该是理性支配权力，但是，很多人却如拿破仑说的“是权力支配着理性”。人一旦迷上了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的时候，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追求荣誉、自由的乐趣时，人就迷失方向了。

许许多多有过权力的人，一旦失去了权力或势力，便大肆抱怨世态炎凉，抱怨人走茶凉。其实世态炎凉本就如此，只是你有权有势的时候，车水马龙，一呼百应，颐指气使，有求必应抬举惯了，被惯坏了，自己却浑然不知，以为都是应该的，以为是自己人缘好，以为别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以为天道如此。如今失势了，才感觉世态炎凉，才有了抱怨。

公共精神是在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中产生，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主权的让渡，以公共精神为基本理念的公共行政在运作过程中，必须突出其公共性，强调公共利益和负责任；而缺乏公共精神的公务员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虽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但在公共行政运行过程中，却忽略了对政府具体服务职能的建设；强调政府是一个管理机关，以政府利益取代公众利益，奉行典型的“政府本位”。

自从学者吴思创造性地发现和总结了中国政治的潜规则后，舆论倾向于把一切官场问题都归于潜规则。但是，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郭元唏（曾经在四川德阳市挂职担任副市长四年多）的《市长手记》一书中，却揭示了：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最荒诞不经的举动大都不是潜规则造成的，而是在政府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的台面上发生的，一切都严格遵循议事程序，一切都严格履行组织手续，一切都来得冠冕堂皇，但结果常常是恶人当道，百姓遭殃。这一切说明官场显规则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事实上，凡是潜规则流行的地方和时候，多半是显规则失常的地方和时候。

基层政府决策和运行中存在的缺陷是体制上固有的矛盾造成的。这固有的矛盾在根本上是权力的获得来自上级的委任，而不是选民的授予；在宏观上是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在微观上是程序设计漏洞百出或者形同虚数设，党政一把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拥有无限的权力，一切程序都要服从于一把手的意志，是一把手贯彻、落实自己意图的工具。

党内监督、政府监督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如何真正落实到实处，就是问题了。在现实工作中，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对于错误的决定和决策，在党内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反对声音的，更不用说谁来抵挡了；即使有反对的，也是在会下，不起任何实际效用的议论。

设计并真正实行严密的施政程序本来是用来限制和正确运用权力的，但在中国，许多程序却不幸沦为滥用权力的工具。这就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党委的现实状况。在这样的显规则下，各级官员无须接受民众认可的政绩检验，可以自由运作自己的升迁。在这样的显规则下，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正被不法官员侵蚀私分，共产党的党政权力逐渐流失到不法官员手中。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木桶理论”作用下（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那根木版），被那些最拙劣的官员拉低了、削弱了，并正在危及其政治生命。

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对权力的运作程序进行更新和完善，与时俱进，借鉴人类一切成功经验，从宏观到微观，都能有效地约束权力的越位、腐败和不作为，建立新的官场显规则。在目前的显规则下，想按照自己的良知和职责为百姓办点实事，必然伤害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得罪更有权势的人，结果只能成为书生气十足的另类，成为孤独的人。

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

商业贿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各个环节已经形成了某种权力链。从顶端开始，权力就处于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失衡状态，每一个环节都理直气壮或多或少地借助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凡是手中有一些权力，就一定要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如果从更大范围观察，权力失衡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大有蔓延之势。在社会的权力大系统中，政府、单位组织、个人构成由大到小的权力链，政府的权力失衡必然会对单位组织以及个人产生影响。通俗的说法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政府，都存在权力的滥用，那么就很难保证单位组织和个人将权力控制在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

权力原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遗憾的是，监督、约束机制的缺陷，为权力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种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借助权力谋利，诸如非法占用土地、直接卖地赚钱，将公共收入变成自家小金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类，已经是屡见不鲜。

一旦政府的权力变异行为成为榜样，单位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上行下效”。银行、学校、医院、电信等拥有某类特权的单位组织，也都理直气壮地将权力转化为利益。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到他人在滥用权力之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边界，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象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

我们都在咒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失衡病毒侵袭的环境时，我们又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追逐权力、以权谋私的行列，只要手里有一点点可以变现的权力，就会加以利用，并将由此得到的好处心安理得到揣进口袋。

民主这种制度本质上是“人治”，要靠统治者作风上的民主来弥补制度的不民主，要靠统治者的品德来制约他的无限权力。发扬民主作风之类的东西，恰恰说明了是在不民主的制度下，才最需要这些东西。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民主作风反而不需要特别强调，说到底，民主并不是一种作风，不是一件靠发扬就可以取得成效的事情，它是一种制约权力的制度。凡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凡是要靠领导者和部下发扬的民主，也不会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制的优越性在于，它通过定期选举的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一种定期的纠错功能，错误不易积累到极致；遭大多数人反对的领导人也不可能长期占据高位，除非民主程序被扭曲。换言之，民主制具有一种防止“暴君”的功能。它虽然不能保证比在其他体制下治理更有效，但成熟的民主制能够避免最坏治理的持续，这就是民主制所谓“最不坏”的特征。

“暴君”的出现有两大必要条件：一是领导人具有足够的个人威望，二是有着不受限制的任期。即使具备这两项必要条件，暴君之出现也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

7.10关于权力与资本

目前中国真正左右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因素是什么？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如果不能制止权力资本化，中国将陷入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境地。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无所不包的权力，是权力创造市场；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几乎所有的贷款和外资都需要各级政府计划委员会做担保，当大家没有财产进行贷款担保时，权力体系承担了这个任务。

80年代的改革设计者是这样的：改革要给掌权者以既得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权力靠近市场才能推进改革，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官商是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传统文化是改革的阻力，分别主张民主政治、精英政治和新权威政治等等。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无所不包的权力体系为起点的，许多企业家是官员最近转化的，或间接支持而来，总体上讲很难避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路径。改革是钱与权的交换，但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一次性交换，这意味着一定时期的腐败，用资本赎买权力，迅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腐败会逐渐趋于收敛。另一种前途是多次购买以后权力仍然存在，甚至会固化和夸张，这样腐败就会发散，市场经济反而不能推进。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在中国出现。

90年代的改革与80年代不同，社会世俗化、利益集团化、权力资本化逐渐成为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改革和开放有了实质性的和更加广泛的推进。但由于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滞后，作为改革主力的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单纯的改革对象和成本承担者，出现了在改革中绝对受损失的社会阶层，少数人窃取越来越大的增长和改革好处，强势集团做大，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断裂”。作为衡量社会收入分配指标的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初期的0。2急剧上升，接近0。5的水平。中国已经进入全世界收入分配差距很大、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之列。

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直接与国际理论接轨；自由主义作为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出现；经济自由主义与一般自由主义分离，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成为强势集团的理论武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于权力资本化选择了先默认、再承认、后追随的态度。于是，“让少数人先富”、“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改革要牺牲一代人”、“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经济学没有道德”等等。

身在官场，追逐权力最大化，是目前一部分官员的真实想法。为什么？很简单，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利。而且你还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因为你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就是最大的筹码。这不象作生意，需要实实在在的投入本钱，是有风险的，你可能血本无归，与做官腐败被惩处的风险相比，这个概率要大得多。

在现代中国，一部分官员但凡在官场中还有升迁的可能，哪怕只是前进一小步，他也不会去下海经商，因为做官的收益要远远大于经商的收益。围绕每个官员，各个利益群体都会找到一条线索来对你进行拉拢。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如果没有权钱交易，那么很多官员的生活才是不正常的。

官员下海经商模式在中国政经舞台上正在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方式，并且这种政经联盟的路径选择已经进化到了自觉在收益与风险之间进行仔细比较、权衡和考量。事实上，每个官员在下海经商或者企业家参政之时，他们也都有着基于利益损益的双重考量。没有人否认，无论怎样变种，权力与资本体系下的政经联盟实质上都是一种畸形的联结，它破坏了政治与经济原本具有的协调发展关系。被学者称为“联体婴儿”现象。

打破政经联盟的过程实质上还是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而这种重新分配带来的自然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身家性命攸关之事，也是反腐败的难点。地区的政经生态与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大批频临破产边缘的城市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可供瓜分的公共资源已经枯竭或油水已经很少的时候，权力场便自然成为了角逐的首选；不少优秀人才会聚官场，为官位争得你死我活。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显然呈现出了相关性。政经联盟显现的是“权力资本化”和“期货效应”的特色。围绕着权力系统及其利益链条，结成复杂关系网络的官员群体所向披靡，政府之手无所不在，这反过来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经济前进的道路。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国有资源的私有化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导型改革则使这种可能性在某些地方成为必然。

官商结盟的最大危害还不在于腐败的泛滥成灾，而是民族政治文化的整体失语：一旦官员将逐利看作为官之道的根本，一旦经商者把贿赂官员与谙熟上层路线当作生意成败的核心因素，一旦大众阶层视腐败为如常，那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堕落。

政治既然是一种利益分配体系，那么“公正”就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政经联盟在经济发展中得不到自然化解，国家就无法建立公平和民主的社会权力体系，即使在有限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也不可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分享机会和资源，因为这种联盟必然产生“黑金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便成了“黑箱操作”——不仅能够利用权力的保护脱逃社会的监管，而且直接导致了政府的腐败。权钱交易可能表现为一种家族性或集体性的政府腐败，在其所造成的经济或者金融危机背后，往往隐藏着政治危机。

以巧取豪夺为特征的高层腐败之所以特别触目惊心，就因为它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一方面，少数位居要津的官员以权谋私，盲目决策，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另一方面，寄生于体制内的各种行业垄断集团则以政府的面貌出现，以权力干预市场，阻挠市场规则的健全和运作，自己从中渔利，甚至鲸吞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把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私有化。

权力、金钱、知识、声望和地位等各种社会资源正在出现合流的倾向或趋势。某些“政治精英”的家属和朋友可以凭借政治资源经商、敛财；某些“经济精英”可以花钱收买官员和专家，也可以直接买官、买文凭；某些“知识精英”不但仕途前景光明，而且利用在政治上的关系经商，获取利润。这就是政治、经济、知识三个层面的苟合关系，这就是“赢家通吃”。一旦形成一个精英互相联盟、大众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理性的生存空间就十分有限，裙带资本主义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形进一步演化下去的前途。那样，中国将面对的是最可怕的结果：改革开放最终步入的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

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极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它不仅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它将会侵蚀淘空经济改革给人民带来的实惠和好处，制约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对执政党的合法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

如今在官场和商场有句流行语：“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就是为了走官商结合的道路。

官商水乳交融，不分你我，踏出了危险的一步——互为寻租的结果只能导致官员腐败，而貌似得了神助如日中天的企业则蕴藏着巨大的经营风险；一旦视为保护伞的官员倒台，企业轻则面临道德拷问，重则因之与腐败官员有权钱交易而涉及犯罪。

美国学者布坎南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寻租”这一概念，把政府管制、干预市场产生的价格差、汇差、利差等统称为租金，一些人为了获得这些租金，便向政府官员行贿，这种现象被称为“寻租”。而另一学者提出了“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概念，即政府官员采取各种手段引诱别人“进贡”或“分割”利益。腐败的经济学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寻租行为。寻租活动的常见方式则是官商勾结，达成一种“政经联盟”的默契。

对中国特色的“政经联盟”即官商经济，党的纪检监察条例一直有着明确的禁令，然而，监督难以对付众多腐败，其中必有难以启齿的原因。仔细看看，腐败常常发生在民营企业难以进入的国家垄断行业和领域。几乎所有的腐败案后面都有着类似的利益联盟。

一定程度上，腐败的存在，在于市场供需的失衡，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仍然狭小，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占有、税收环境、技术支持和公共服务甚至政治动员等方面仰人鼻息。因此，在体制性障碍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以前，行贿官员就是一个值得一冒的风险，为求得合法利益的实现，不得不曲线绕道，政治成为商业之桥，否则，企业就什么也干不了。只有进行根本性的政经体制改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完善监督机制，企业期盼走上层路线以获得高额利润和种种便利的尝试，才将成为“真正的危险举动”。

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民营企业家要与政府腐败划清界限“官商勾结”的做法，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保护所有人的产权，而是权力的介入，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一些企业家动用权力使自己的资本积聚起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环境，正是市场混乱最重要的根源所在。

“官商勾结”是权力资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官商利益共同体”首先通过贿赂建立利益同盟，再以公共权力掠夺社会财富，最后以财谋官，进一步维护不法利益。“官商利益共同体”结成以后，市场经济规则逐步让位于权力规则，公共权力开路掠夺社会财富的过程就开始了。

在权钱交易暴富过程中，尝到了权力的好处，暴富之后便以钱谋权，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成为有权有势的“红顶商人”。官商勾结、公权私用，使市场规律废弃，权钱交易横行，“官商经济”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特征。扭曲的政权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的无序、失控和混乱。产业发展受制于政府权力而非市场规则。

在与政治、经济权力共生的庞大关系网笼罩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成为社会风气，官员公权私化深陷利益格局，必然丧失应有的原则和立场，以市场经济之名，行权力经济之实，形成极度不和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黑金政治”造成社会不和谐，使执政为民变为“执政为钱”，干群利益冲突，紧张对立，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干部群众的“鱼水关系”演变为“水火关系”，引发局部水和动荡。

在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问题上，一般有几个特点：一是官商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二是亦官亦商，造成公权私化；三是通过垄断经营，大肆掠夺社会财富；四是以钱谋权，造成权力恶性膨胀。这些势必造成市场法则名存实亡、社会各阶层恶性分化，政府公信力下降等恶果。

反腐败有一个误区：制度是影响腐败的唯一决定因素。而事实上，腐败更多的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影响一国腐败程度的，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把反腐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过于悲观或者过于乐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一改就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改变贫富不均，缩小地区差距，才能逐渐消除腐败滋生的温床。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首先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简单地说2000多年的中国是开放的官场，封闭的商场。中国从秦始皇做皇帝以后只要通过考试、科举制度，一个平民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宰相，就和西方一样。做到宰相以后，政府给予的权力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封闭的商场，最有裁量的人都被吸引到政府里面，我们2000多年前中国人干的事就是头悬梁、锥刺骨。这也是中国近代停滞的原因，西方国家经过18世纪之后因为思想非常开放，产业非常开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西方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中国人力资源在错误的激励之下进行错误的配置，但是这样的配置导致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有好处，但是对于商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以前是大国家小企业，这是与人力资源配置也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26年的改革，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有才能的人一部分是聚集在政府，主要是在分配财富。另一部分是在政府外面，但是政府不允许他进行任何的商业活动自由，那时候有融通的人都是投机倒把被抓起来，这是最好能力的人分配。改革开放带来什么？最大的变化就是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举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八十年代除了政府之外最有才能的人才能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现，这些是所谓的能人做起来的，到九十年代之后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就是原来在政府的人出来做企业，我们说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下海。我们说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改变，改变中国发生比较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类转变职能，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去向。我们到2004年，我们看黄线代表事业单位，蓝线代表企业，总的来看去企业的人越来越多，去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越来越少。北京大学代表学生也是中国每一代人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60%出国考研究学院。

我们看企业家趋向的变化，1985年国家做一个调研，46.6%企业高层管理人、厂长经理有大专以上学位，而现在有86.1%是大专以上学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体方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企业家队伍的学历越来越高，学历不是能力的唯一代表，但是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现在北京大学招生我想不是去政府，过去最优秀的人都往政府走，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有能力的都去银行、咨询业、企业。

而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家在做一些什么？我的判断是多数的企业家一个是再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家是在寻租分配财富，还有一部分企业家是既寻租又创造价值，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还有一些人一开始是寻租，后来转向创造价值，有些人也许相反刚开始创造价值后来拉关系寻租。这就带来了好多的麻烦，我们今天说创造价值和寻租搅合在一块，在人们心目中官僚企业家的形象。26年中国改革开放，证明我们大部分企业家实际上都是在创造财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何以年增长8%以上，中国的GDP何以从300美元上涨到1000美元。

寻租的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垄断。垄断可能来自于天然垄断，比如说土地、自然资源，减少寻租合同最重要就是一些明确产权界定，如果没有产权界定所有人都会为争夺资源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我们看到山西的煤矿产权界定不清楚，所以大家都在寻租。但是我想更重要是行政和法定垄断，你要办事要到政府去审批，行政手段带来的垄断。本来应该是创造价值转成租金，然后人们在寻租的过程当中和部分的工作价值创造，按照规定不能这样，但是我只好找政府，这样实际上也创造一种价值。我还要特别强调国有部门，我们国有部门如果不允许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就是全员寻租，高层的企业领导人寻租，其实在国有企业垄断是全面寻租，工人也是在寻租。我们可以说企业在寻租，我们银行也是在寻租，我们银行25000亿坏帐也是因为寻租。所以我们说最大的寻租是在我们国家控制的这些行业。

中国未来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增长，很大时间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因此第一必须完善产权制度，特别是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企业家权利的保护，如果没有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就会有更多人寻租；第二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审批，建立真正的自由企业制度，如果不是这样，企业家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行政上；第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廉洁、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部门腐败，不廉洁，政府不透明就给企业家寻租提供好机会，企业家资源就会进一步浪费掉；第四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使政府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最后一点是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减少政府控制的资源数量。如果要使得企业家价值真正到企业里面来，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些，我们企业家大量的能力就会花在分配财富上，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未来政府分配财富，而不是为期也创造财富，这时候我们的天花板地基不稳，马上要夯实天花板，天花板地基不稳也是够不着天花板的，更不要说站在天花板上。如果永远是三等国民那永远是民族的悲哀。

7.11关于权贵资本主义

要实现社会和谐，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实现普遍的正义。而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本身，将难以利用自己充当裁判员的位置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向自己的利益倾斜

最近一段时间来，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话题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过去若干年中以某种不那么十分正当的方式，影响了政府决策、从而以特权方式获得了巨大利益的社会群体，人们通常提及的有垄断性国有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医院、学校等既有垄断权又商业化经营的机构、甚至还有部分官员。对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民众表示了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

任何现实的政治共同体，都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相对于公共利益，任何利益群体、集团的利益都是个别的、“特殊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每个人、每个集团都会本能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很难主动地追求公共利益。这让人遗憾，而试图消除所谓利益集团，让各个利益集团一律放弃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公共利益为鹄的，这种努力固然可敬，但却不大现实。

一个社会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利益集团，惟一可取的解决办法，就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在第10篇，麦迪逊更具体地主张，要消除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就是给予每个公民、每个利益集团有同样的自由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为此，需要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法律上居于平等地位，并均有能力在同一个平台上能够进行公平的讨价还价。

今日中国的某些利益集团之所以成为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不是因为他们尽力增进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其他人难以表达自己的利益。社会的政治法律结构存在缺陷，不同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法律上不平等，某些群体集中了很多权力，他们就可以支配规则的制定与执行，他们享有特权，成为“特殊的”；其他群体对于他们则没有多少讨价还价能力，结果，好处全归自己，成本全由他人承担。

这类“特殊”利益集团其实早就存在。由于权力始终主导着整个社会，控制着大部分资源，因而，官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过去几十年，政府所建立的医疗福利制度，主要覆盖国家干部。在这个集团之外，社会中凡是离这个集团距离比较近的群体，就享有一定的特权。在土地与房地产领域，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和税收考虑，完全与房地产商站在一起，从而让这群商人成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而土地被廉价强制征用的农民、不得不承受天价房屋的城市居民，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这几年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社会形象已经破产，民众对这些利用特权攫取财富的群体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深化“和谐社会”纲领，自然深合民心。

但是缓解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不满，仅由政府给予弱势群体以格外的照顾，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思路。对任何一个群体的格外照顾，都意味着对其他群体不公，损害其他群体的权利和利益，不管受到照顾的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特别照顾政策必然导致一种恶性循环：遭到损害者终有一天会形成强烈反弹，社会将一直在一些群体享有特权而另一些群体被剥夺权利的状态中周期性循环。

因此，要实现社会和谐，固然需要给弱势与贫困多一些照顾，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实现普遍的正义。正义应当是社会治理及治道变革的惟一指导性方向。因为，正义的制度其内在地具有一种机制，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其所应得的，并让一切侵害他人的人遭到惩罚，从而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其实，今日贫困与弱势群体所需要的，也正是得到自己本应得到的，也即平等的权利，法律的平等保护。

要实现此种正义，就必须剥夺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殊权利、特殊地位，缚住这些益集团的攫取之手。为此，当然首先需要有效地限制政府的权力，通过完善民主制度、改革司法体制，引入制衡机制，让政府的权力相互制衡，从而限制政府权力，使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均服务于公共利益。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本身将难以利用自己充当裁判员的位置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向自己的利益倾斜。

但另一方面，消除特殊利益集团，或者说控制、制约各种利益集团，使其任何一个都不能要挟公共利益，也需要社会自身深化、拓展自治领域，积累对抗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恢复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这需要各个群体、尤其是曾经受到损害的群体，能超越单纯的利益追求，具有追求优良治理的抱负。当然，这反过来也需要政府提供某些进行利益博弈的制度平台。

汉源县的“官商利益共同体”首先通过贿赂建立利益同盟，再以公共权力掠夺社会财富，进一步维护不法利益。

腐蚀干部的另一手是将家属安排在自己控制的企业内任职。“官商利益共同体”结成后，市场经济规则逐步让位于权力规则，公共权力开路掠夺社会财富的过程开始了。

钱权交易的暴富过程中，尝到了权力的好处，暴富之后便以钱谋权。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一心想成为有权有势的“红顶商人”。

在与政治、经济权力共生的庞大“关系网”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成为社会风气。官私勾结、公权私用。使市场规律废弃，钱权交易横行，“官私经济”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特征。扭曲的政权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的无序、失控和混乱。

由于官员公权私化深陷利益格局，以市场经济之名，行权力经济之实，就形成了极不和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干群利益冲突，紧张对立，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干群关系演变为“水火关系”，引发局部的社会动荡。“黑金政治”造成社会不和谐，使执政为民变成“执政为钱”。

权力与财富自古以来就是多少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民主制度产生以前，追求它们的人们可以通过积累财富来获得权力，象英国的豪绅那样；还可以通过获得权力来积累财富，象中国王朝的官员那样。两种不同的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后果。

中国王朝的官僚最容易成为大地主，他们用当官的收入来购买土地。但中国几千年却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有产阶级。原因之一是王朝的瓦解使原来的官僚显贵随之消亡；另一个原因是，皇帝掌握着对官僚的生杀大权，尽管科举制度戏剧性的改变了少数人的命运，但官员权力再大，职位再高，一旦获罪或者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轻者削官为民，重则革职查办，没收全部家产。土地继承制度使中国官僚地主逃不出富不过三到五代的宿命。

唐宋之后，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差不多是中国人取得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它对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中国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官僚地主对皇权的绝对依附。他们的财产毫无保障，经济上不能真正独立，其财产有赖于在帝国中获得官职，其官职源自金榜提名，保有已到手的财富，要依靠对皇权的赤胆忠心。皇帝是国家的主人，官员则是主人提拔上来的分布在各地和各个方面的管家。科举制度远不只是选拔精英的制度，更是控制精英的制度，为的是使整个帝国的官僚完全处于皇帝一人的恩宠之下，并从精神上统一到维护皇权的目标上。

第二个特色是官僚权力极易腐败。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渗透着做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思想，科举考试承受着世世代代普通中国人的梦想。他们从漫长的十年寒窗中苦熬出来，两手空空，对财富如饥似渴进入了官场。追求财富的欲望由于以下原因更加强烈：他们的权力不能传承，必须在自己手中有权的时候尽可能多地积累家财。相对于他们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俸禄并不丰厚，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寻找外来收入，而这样的条件是具备的。

第三个特色是官僚权力带有很大的掠夺性。中国官员为了集聚财富追逐权力，其权力是带有侵犯性的。腐败意味着权力必须以一个基本群体作为剥削对象，这个群体要足够大并缺少反抗能力，必须是一个稳定而充分的利益源泉。

一个深深地依附在皇权上的群体，一个对个人财富积累充满渴望的官僚集团，既无约束皇权的能力，也无约束皇权的意愿，，当然更不会约束自己的权力，他们的巨大利益就存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之中，可以任意对社会实施剥夺。维护剥夺性的制度是王朝官僚集团的第一目标，它使被剥夺的阶层永远处于被摆布、没有发言权的地位。

靠权力获取利益的上层集团与从事生产的下层阶级之间的对立，构成中国王朝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上层集团通过科举考试从社会下层吸纳人才加入自己的队伍，给了下层社会的某些个体以改善的希望，极少数运气好的人能够在体制内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下层社会被剥夺的处境不会改变，随着官僚队伍的不断膨胀，更多的人进入剥夺者的行列，下层社会的负担越来越繁重。

把官员作为整体看待，吏属于皇权的文官集团，不会成为变革的力量，利益使他们成为掠夺性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对他们的个体进行观察，官员也没有担当引领社会变革的任务。中国历史上名垂史册的官员，可能是道德的榜样，也可能超越个人利益，但由于没有精神上的独立，不可能具有超越权力的思想视野；至于反抗专制的造反英雄，在他们的心智真正摆脱专制权力的诱惑以前，他们的目标只能是追求新的专制权力。

两类不同的权力——基于财富的权力和追逐财富的权力，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

基于财富的权力在英国发展为权利的政治，财产权、自由权和选举权是它关心的核心问题。国民通过政治参与争取自己的权利；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是参与选举，因此权利政治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参与选举的范围和人数不断扩大。

追逐财富的权力在中国发展为治理的政治，它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军事力量、权力的贯彻和下层社会的稳定。治理的政治仅仅涉及政治领域中的一个狭隘部分，即行政权力部分，强化权力是它的基调。普通人争取某些基本的物质利益，要依靠权力集团适当减少攫取的份额——这构成了历代改革的主要内容。一切有组织的剥夺行为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剥夺的限度。过度剥夺违背了剥夺者的利益，因为被剥夺者如果受到过度剥夺，普遍陷入赤贫境地，就将导致财富的源头枯竭。剥夺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需要采取措施刺激农民，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它从来不会对权力的垄断制度进行改革。治理政治的政治过程表现为由乱到治、再由治到乱的循环往复。

有了财富就有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自然理性；有了权力就有财富，却是强盗的逻辑。选举是取得权力最合理的方式，这已不用多说；除此之外，依靠财富获得权力就是最易于理解的方式了。金钱是一种力量，除了在个别方面，它都是一种有益的力量。普通人出于对金钱的羡慕而本能地敬重富人，地主在当地也自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虽然财富的垄断造成权力的垄断，但是财富总是要向外扩散，尤其在进入工业时代后，财富扩散在速度上空前加快了，它必然导致权力向外扩散。新的财富阶级对旧的财富阶级垄断政治权力的不满与日俱增，而消除不满的方法就是让后来者获得权力。

不以索取财富为目的的权力，对权力的依赖不会太深，失去权力自然会失去某些特权，但还没有失去财产，于是有了自动移交的可能性。在英国，权力转移不是采取清算的方式，而是用协议的方式；它是缓慢流失，而不是被颠覆。一种权力逐步退出，为另一种权力进场让出位置；它甚至只是从前排座位退到后排座位。旧哦的权力不是被剥夺，而是分量减轻了，不是完全失去了发言权，而是发言的重要性不如从前了。

攫取财富的权力对权力的依赖是如此之深，以至只要离开权力，离开治理的岗位，掌权者过去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付诸东流；权力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不惜一切手段也要保卫它。权力转移对皇室是江山易手，对王朝官员是财富、地位和命运的转移，因此他们不可能自动让出权力。

基于财富的权力优于追逐财富的权力。

当权力与利益相勾结，必然导致腐败丛生，政治生态异化——这种腐败多呈网状结构，难以斩草除根。

广东兴宁矿难再次应验一个事实：天灾背后是人祸，人祸背后是腐败。中国社会的弥漫性腐败至今没有对症药方，其中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放权让利，基层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利益和意志，为维护自身利益，它们不惜想方设法对抗中央和上级政府，致使上级政府有令难行、政令不畅，行政效率大为降低，执政能力大幅削弱，腐败寻租却因此获得更大空间。

当下省级以上政府形象优于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形象优于去工作部门。许多人甚至断言：中国的事情败在基层，坏在政府各部门。其实主要原因不是好坏人的问题，而在于对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级尤其是上级政府的工作常常是帮助性的，是服务；而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却是限制性的，是干预。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类行为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是现实的利益格局。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行为表现的差异，也可以从现实利益的格局中求解。官员以权牟利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以利益资源交换获利；二是凭合法伤害能力得利。

由于政府迄今掌握着庞大的经济资源，官员可以利用掌握的利益资源与其他社会成员私相交换，获得利益。由于中国的市场社会是在不规范中由无到有生成，低起点竞争使不规范行为无所不在；也由于官员个人的自由裁量度较大，他们可以凭借合法伤害能力（执法权）胁迫他人而得利。前一种寻租方式的结果是双赢，权力一方取得租金，另一方自愿付出租金以获得稀缺或廉价资源，这实质是一种利润极高、可产生“超额利润”的交易行为；双方都获利，一般不会引发对抗；后一种寻租方式是权力单方面获利，另一方被迫付出租金只为避免伤害，付出是不情愿的，因此容易发生冲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的区别在于，前者同时拥有利益资源与合法伤害能力，后者往往只拥有合法伤害能力。

中国权力系统内的利益分配格局是这样的：利益资源集中向上级倾斜，越接近基层，资源越少；但合法伤害能力并不随之减少，反而因越来越接近可伤害对象而运作起来更加方便和直接；另一方面，在各个层级中，可供交换的利益资源向政府核心集中，许多部门可自行处理的资源只维持在难以进行交换的最低限度，只掌握合法伤害能力；少数资源较多的部门，其运用往往受到政府核心的指挥与干预。因此，高层与政府核心往往选择利益交换方式获利，这是一种风险与阻力最小、效率相对最高的轻松寻租方式（可称为“隐性腐败”方式）；基层与部门只能凭借合法伤害能力榨取利益，这是一种相对操作较难、风险与阻力较大的寻租方式（可称为“显性腐败”方式），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这才是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表现一红一白、形象一清一浊的客观根源。

落后地区官员比发达地区官员腐败更加严重的表象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经济越发达官员品格越高尚，而是发达地区官员拥有较好的寻租渠道，即隐性腐败方式。经济发达，再加上中央延续的倾斜政策，使这些地区利益资源总量丰富，政府可掌控的经济资源相对较多，不但能满足核心成员的利益需要，同时还能兼顾部门与基层大部分官员的需要。广东兴宁矿难就证明了这一点：连普通警察也能以隐性腐败方式敛财数千万。既然利益交换已经能解决问题，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再冒风险滥用合法伤害权。这时政府才能严格规范包括部门与基层在内的官员行为，对阻碍经济发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反之，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可掌控的利益资源有限，只能满足少数核心成员的需要，部门与基层官员只有运用合法伤害权即显性腐败方式才能基本维持。因此越是不发达地区，显性腐败越严重，经济环境越差，发展越困难，自然陷入恶性循环。

改变这种利益格局与行为模式的根本出路在于民主政治。但是，民主制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有着难以愈越的实现障碍：经济不发达意味着利益资源稀少，除非实行平均主义，否则只能满足部分人的需要。这意味着只有建立起金字塔等级结构，社会才能维持基本稳定，否则永无宁日。在金字塔型结构中，居于顶端的少数人与处于底端的大多数人呈极端的信息不对称与力量不对称，无法形成制衡。社会制度如果不能够解决如何制造出可满足多数人需要之利益资源的难题，就只能屈服于金字塔等级结构。但这种强权下的臣服状态显然又和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主流相冲撞。因此，只有随着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壮大，社会的基本力量对比格局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金字塔型结构才能变为橄榄型结构，多数人的意志才能实现、利益才能满足。

从本质上说，“官煤联姻”就是公权力寻租，只不过其寻租行为被巧妙地包装成“投资”、“入股”形式，而“租金”也隐蔽在“分红”之内。说破了，官员的所谓“投资”，不外乎是一种“权力入股”；对于心有所图的矿主来说，吸引官员入股，显然也不是看上了那点钱，而是因为权力的结盟，可以带来一般投资者所无法产生的巨大收益，比如权力可以为违法的煤矿生产提供保护伞。通常官员的股份大多以亲属或者第三者的名义，挂在某位大股东名下，并不出现在股东名单里。到了年底，这位大股东会主动把红利给官员送去。多数官员则是直接占有干股，并不出资，具体占多少股份是双方的默契，依据官员的“出力”程度而送上红利。

“官煤联姻”的形式比较多，一种是名副其实的投资；第二种形式叫“入干股”，实际上没拿钱，就是把权力货币化，凭借权力享受报酬；第三种形式就是权钱交易；第四种就是跟老板达成默契，可能回报的不一定是票子，具体是什么就很难说了。

腐败掩盖了隐患，隐患制造了灾难。失去监督的煤窑陷入恶性循环。打击“官煤勾结”，党政干部参股分红，如果不提出具体操作办法和方案，则无法达到效果。只要不窝里斗，不出大安全事故，“官煤勾结”利益体很难穿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干部以身试法？这说明惩治“官煤勾结”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现实是多元的、非常复杂的，无论什么事情，想一下解决是不可能的；权钱交易、官煤勾结，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最终还是利益驱动。那么多的贪官为什么明明知道贪污那么多要掉脑袋还要贪污呢？贪婪使人变成魔鬼。

国务院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为何收效甚微、势如强弩之末呢？原因在于定性不准。明明是权力寻租，谈何“从煤矿撤资”？明明是犯罪行为，为何一撤了之？

不善于经营“政治”的煤矿主成不了煤炭富豪。

权钱交易导致开办煤矿的法定审批程序和有关部门应该承担的法定监管职责形同虚设。只有“上面”有关系，尤其是和政府官员有利益关系的，才能开矿，也才能赚到钱。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内蒙古在清理公职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的时候，有人说：“宁不当官，决不撤股”。在“官煤勾结”已经导致民怨沸腾并引起高层震怒的“非常”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公职人员竟然明目张胆地与国家政策唱起了“对台戏”。好一个“宁不当官，决不撤股”。使得国家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飞扬跋扈？一是政策本身的软弱。中央的文件本身就是一个“软弱”的产物。国家早就有国家公职人员不得从事任何经营性活动的规定，为什么在发现公职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的时候，不立即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并加以惩罚，而要“委婉”地设定一个“最后期限”？文件中说，“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可见，处罚的“规定”是早已存在的，只是一直备而不用；直到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才真正实施。二是执行的软弱。政策一旦颁布实施，就必须坚决执行，但事实上，由于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导致有关部门在清理整顿的时候难免投鼠忌器，手下留情。事实上，一些地方官员和煤矿老板之间已经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指望当地官员对“官煤勾结”痛下杀手是不可能的。这无疑是“执行立软弱”的根源。三是外部制约力的软弱。我们看不到来自利益集团外部国家力量的强有力的干预。

进一步观察表明：此前没有实施并不是由于中央对涉及“官煤勾结”者有意包庇，而是客观上无能为力。即使在中央已经表明将严肃“处罚”的今天，前景也不容乐观。官员参股不但行为违法，其股本也来历不明，一切都是暗箱操作，怎么可能因为一纸文件就退出呢？“官煤勾结”等腐败危及政权巩固和稳定，中央或许早有意清理，但腐败的动力在具体的官员，这是一场政权与其代理人——各级官僚之间的较量。

据《南方周末》报道，现在地方官员在煤矿入股已经是“遍地开花”，成为普遍现象，其实，地方官员岂止在煤矿入股！有人说，凡是有利可图的行业皆有“官股”，官员以在种种行业入股的形式和手段捞取钱财，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此言可能有些夸张，但现在许多行业都有官员暗中插手，从中分红确实是事实。而官员与这些行业的业主的勾结，虽然不象“官煤勾结”那样造成矿难，但对社会的危害也不容忽视。

所谓“官股”，又分“显股”和“干股”两种。官员确实投了资，在工商部门登记了，名为“显股”；官员不用出钱而以“影响力”帮忙的，名为“干股”。据披露，官员将煤矿股份落实在白纸黑字上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官员都是以“干股”的形式出现。“官煤勾结”如此，其他行业与官员的勾结也如此。而凡入“官股”者，不是地方长官，就是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他们与业主之间可谓成败相关、盈亏与共。官员与业主，表面上看起来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实质上却是被金钱这根绳索牢牢捆在一起的蚂蚱。

官员以在种种行业入股的形式和手段进行权力出租，大发横财，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官股”，可以说是全社会的毒瘤。凡官员在各行业大入“官股”之地，法律法规成为空文，头顶保护伞的黑心业主横行霸道，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都敢做。

多年以来，许多地方政府一直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行政理念，加上我国经济增长在总体上有依赖财政的特征，经济增长率也一直是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因此当煤矿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时，就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也成为事实上的政绩标志。在这种经济与权力指数需要相互映照的制度设计下，加上行政权力本身缺乏有效的监督，权力与经济的关系就产生了天然的、也是致命的弱点。这种弱点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就会以各种方式演绎成形形色色的权力寻租与经济怪胎。从某种程度而言，矿难就是权力经济脸上的“招贴”，在根本上就是权力与经济之间病态关系所结出的“恶果”。

为官者手中的权力在什么时候可以用来作为换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这恐怕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问题。

“行政权力营销”的思想基础就是自以为是的“权力式商品”。以权谋私是这类“行政权力营销”者的思想根源和结症所在。他们把权力看作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高档的“政治工具”。这类人从思想上把权力看作是一种可以出售的高档商品。这种靠“权力营销”销售出去的权力，会在购买者手中再一次被进行第二次“行政权力营销”。到最后，行政权力营销者获得了高额的经济利益，而赋予这种权力的人民却成为了这种不正当“行政权力营销”者的受害者。

“行政权力营销”的政治手段，就是在行使行政权力外衣下的所谓的“权力经营之道”。从大的方面看，“行政权力营销”中的“权力经营之道”是对当前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一种曲解和歪曲。一定程度上为一些跑官、买官者提供了一条高投资、高回报的捷径。

“行政权力营销”的发展空间，就是现在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权力营销市场”。权力拥有者进行行政权力营销的最后目的，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同时，在这种不正当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就有了用金钱开路来获得行政权力的私心杂念。这样一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行政权力营销”的网络链条就形成了。

7.12关于公安机关的警察权

中国公安机关行使的警察权是巨大的，这种状态是由以往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国家体制所决定的。在这种国家体制下，国家权力无所不在，统辖整个社会生活，个人则没有自由与权利。而警察权就成为国家统治权的重要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国家也就是警察国家。警察权如此膨胀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警察管理如同军队一般，经常游离于法律之外；恶性膨胀的根源在于它可以不受司法的控制，可以不受一种强有力的外部力量、内部力量的制约，它的行为缺乏规则的约束。

从宪政的角度看，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规范权力。一个不能管好警察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警察权力的滥用是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警察作为国家法律的执法者，手中握有人民和政府赋予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一旦被枉法者用来谋取私利，将会出现公共权力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节制的话，将会使某些警察为所欲为，自我意识极度膨胀。到最后，很有可能是一支队伍的集体腐败。

中国警察承担了许多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警察所不需要承担的职责，所以中国的警察权力更加强大。已经废除的收容审查制度、正在改革中的劳动教养制度、无所不包的治安管理处罚权，都是警察权力过于强大的写照。世界上，司法权控制警察权，司法监督行政，法官监督警察。但是中国的法院只能检验警察侦察的结果，对于行为和程序无从检验，而警察滥用权力的行为大都发生在侦察程序进行中，而警察刑事执法的过程又是保密的状态，权力滥用往往不易被人所知；这就使得中国的警察权控制面临着特殊的困难。

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就是把一个本来不受约束的权力、不在法律规范内活动的权力，逐渐地纳入到法律的规范之内的过程。有人称为“驯服权力”。当然，任何一种权力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对警察权的治理过程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努力的过程。警察权需要其他的国家权力的制约。限制警察权的工具应当是规则，而不是运动式的治理活动，规则之治要求所有的警察活动均应有律可循，有章可依，规则之治强调制度建设这与目前警察系统整顿所经常采用的运动式治理方式是不同的。

专家认为，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应当分立，警察行政职权与警察刑事职权由不同的警察机关行使。警察行政职权与警察刑事职权由同一个机关行使，就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

中国警察破案率低，警力不足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户籍制度的名存实亡、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的加剧，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对原有制度体系的认同减弱、新价值观念尚未形成等等都令警察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犯罪已经成为现代化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警察在重重压力之下，理性的办案活动最后被种种非理性的数据、限期令和市民呼声所影响，办案者首先要让领导满意，其次是让老百姓顺心，至于查明真相，倒可能是等而次之的任务；这就是警察的潜规则之一。

警察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力量，必然拥有超越自己权力的力量。警察一方面拥有“特权”，另一方面又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者，这种职业属性决定了警察个体一方面有权力欲的膨胀，另一方面也有职业上的“自卑”——因为他是一个听从命令的人。在公检法系统中，法律对警察的约束最弱，虽然有《警察法》及其细则，但其威慑力远远不及公安部的“五条禁令”。文件指令高于法律这一情况的产生，还在于实践存在一种悖论：一个国家需要统一的中央立法，统一的法律又不得不经过地方部门的规章法令、行业的规章法令以及司法解释才能具体落实。这使得后者比前者的实际效力更高。谁来监督警察？行业整风和运动式的公安部文件当然是一种途径，但那是上一级警察监督下一级警察的“内纠”和非制度化选择。检察院只有在案发后才能介入调查，是追罚制而不是预警制。

在中国，不仅警察的监督是缺位的，就是对警察生态的研究也是缺位的。从来没有一种权力于我们的生活联系得这样密切，可这样一种如此重要的权力却受到了学术界可怕的忽视。在中国，各地政法委书记大都是公安局长，这就造成了警察部门的政治地位超过了司法部门。在腐败开始蔓延时，公共权力的掌有者和行使者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寻求与运用权力的边际效应，如何让“警权”退守到固有的权限之内，居然也成了问题。

警察是属于行政序列，但是并不代表警察所享有的侦察权不是独立的。如果确认侦察权是独立的，那么命案必破的行政命令，难免干扰独立侦察权。警察的绩效测量指标，不应该是破案率，而应该是本辖区无案率。

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过渡到法律上人人平等，已经成为现实中的迫切任务。办案人员在办案中可能已经触犯了刑律，但按照现有的法律体系，一般规定执法人员享有了过多的权力，而对他们的处罚规定相对比较简单粗糙，落到实处对他们的处罚是很轻微的，这也是警察刑讯逼供、检察院监督不力、法院错判案件不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警察权是否得到应有的控制，是国家文明的标志之一。

首先，应当摈弃长期以来形成的公安中心主义。我国很多地方由政法委书记或者政府副职兼任公安局长。这是中国特色官本位的产物：因为根据一府两院都是人大产生的平行机构的政治体制，检察院和法院是与政府平行的，只比政府低半级，而公安机关则只是政府的一个局，比政府低一级，这样公安机关就比检察院和法院低了半级。为了使公安机关在行政级别上与检察院和法院平起平坐，就让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或者政府副职。这种体制导致了司法和行政权力行使中的所谓“公安中心主义”即由于公安局的级别太高，而使法院和检察院对其难以监督。

其次，公安机关的多种权力应当内部分立或者分离给其他单位。我国目前的公安机关是一个拥有众多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二者界限不清的单位。从内部职能的分立来看，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应当分立，以避免在两类案件间自由裁量，形成容易产生腐败的空间。

再次，应当加强对公安机关的专门监督。我国没有对警察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最后，应当通过公民的人权来制约警察的权力。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对于手中有枪的警察而言，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政府对治安事件的管理，一方面需要赋予警察权力进行管理，另一方面，管理要为民众提供服务，确保民众的自由。然而，在中国长期以来管理大于服务的传统理念下，警察权力和公民自由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平衡。

现在，中国正在准备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法律的起草沿袭了传统的部门立法模式，即由治安管理处罚的主管部门公安部来起草。公安部门的利益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国家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生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在条例升级为法律的同时，也赋予了公安部门合法应用强制措施限制人生自由的权力。公安部门在治安事件中拥有一定的强制权力并不为过，但也同时存在限制其滥用权力的必要。

民众有权利发表意见，尤其是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法律的制定。目前中国民间的声音有两种传达渠道，一是通过人大代表，二是借助媒体。第一种渠道并不顺畅。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沟通几乎不存在，很多选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权力赋予了哪位人民代表，而代表都是非专职的，想和选民沟通也找不到高效的机制来进行；第二种渠道同样未能发挥功效，在法案未向社会公布的情况下，媒体所披露的信息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多数相关报道都是内容雷同的，而对一些明显有争议的条款都是避而不谈。

法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所起的作用大小、取决于木桶最短的边。警察的权力过大，对于处理社会纠纷会带来一定的便利和更高的效率，然而，不受控制的权力必然导致少部分人滥用权力。这时就会影响警察队伍的整体形象，所有的警察都不得不为这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买单。对于民众而言，警察掌握过大的权力，或许能够为多数人带来较少的福音，但同时必然会给少数人带来极大的伤害。而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利益同样不应该被忽视，默许少数人为多数人买单的行为同样年可取。

因此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平衡警察权力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不平衡的后果是双方同样受到伤害。而达到此种平衡需要的是两者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平衡的缺失就在于前者充分表达了观点，而后者的观点被严重忽视。警察权力与公民自由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应当是互惠互利的双生子。向一方利益倾斜，不经过全民讨论就匆忙出台的法律，事后不知道还要做多少修补的工作。这也不是部门立法者想要的结果。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永恒的定律。

公安机关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既拥有刑事司法权，又拥有行政执法权，而且权力的行使比较分散，如果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督，便容易被滥用，导致腐败。因此，拥有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的权力，必然要求有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的监督。

7.13关于特权问题

吴起在楚国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所谓“明法审令”就是实行法治。虽然在他们的所谓“法治”中，未必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但，“法治”必然是与特权相对立的。

所以，在中国，真正实现法治必然为特权阶层所不容；而特权阶层，正是构成宗法社会权力核心的实力派。所谓“刑不上大夫”，他们从来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而以吴起以及所有的改革家，想将这些人纳入法治的范畴，这使得他们从一开始便与权力上层的实力派处于对立的地位。所谓“捐不急之官”，就是要裁汰冗员，将那些只拿俸禄而不干事情的人踢出官场；而能够只拿钱而不干事情的人，必然是有着某种特权的人。所谓“废公族疏远者”，就不仅仅是将那些长期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一味吃老本，而对国家早已没有任何贡献的人赶出官场，还要将“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即要将这些老贵族下放，迫使他们迁往地广人稀的荒凉地区，开荒种地，自食其力。

任何特权都是以牺牲规则为代价的，而且任何特权都会服从于更高的特权。

特权是专制的孪生兄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显示给世人的一个常识。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原因，特权还会在中国长期存在。

不少贪污官员说：官当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人能监督了。权力的监督形同虚设，小事说了算，大事不研究，混淆权力和能力的界限，有人遇到难题，用权力为其沟通联络；有人犯了错误，用权力为其开脱。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腐败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是利用公共权力达到私人目的。什么是公共权力？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是在官员们看来，权力是上级领导给的。

“特权只属于少数人”这句话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特权，这会让既得利益者有极大的优越感、成就感、满足感；另一方面，既然特权只属于少数人，那么享受把到特权的就是大多数。如果这少数人是以合法途径得到特权，另外的大多数人多少会服气；如果是用非法途径得到的特权，那么社会上就会弥漫仇富仇官的空气，这个社会就不会和谐。

从特权意识到心理脆弱

人大代表也好，官员、干部也好，事实上都是享有一些特殊权力即“特权”的，此处之“特权”原本没有任何贬义。但是，享有特权者如果不能谨慎地理解和对待权力，如果不是把权力用在正确的地方，而是企图凭借手中的特权欺压他人，为害社会，逃避法律的约束，那么，他就培养起了浓厚的“特权意识”，在“特权意识”的腐蚀下，他就可能从一个好干部、好公民，“瞬间突变”成一个坏人、罪人。

堂堂“官人”因琐屑小事或些微挫折就心理失控而激情犯罪，省人大代表侯建军远非第一人。在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我只能认为他们是因为极端的心理脆弱导致了极端的行为疯狂。而他们的极端心理脆弱，又与他们的社会存在环境大有关联—————心理学研究表明，极度自尊导致极度自卑，而心理脆弱正是自尊与自卑的极端表现形式。

中国一向有“能上不能下”的传统，某人好不容易爬到了一定的位置，突然有一天情况不妙，感到权力受到削弱，心理平衡就可能被打破。另一种情形是，认为自己好歹也是“官人”，却不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便痛感万般之憋屈与窝囊，比如司法局长感觉自己“有职无权”，省人大代表看到“一个破老头儿也敢和我较劲”，那心理一开始肯定就是严重失衡的。心理脆弱发展到极致，便是觉得自己一旦为“官”，就理所应当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无所不知，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工作学习生活娱乐一帆风顺，即便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环节，也容不得有一丁点儿不顺(由自尊而自卑，觉得自己官场失意，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不行”(由自卑而自尊，觉得被老头儿挑衅，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冒犯，是可忍孰不可忍)，否则就要冲冠一怒了。

以前有句名言叫“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看来，这句话得改为“严重的问题的教育官人”才对。要让“官人”充分认识到，自己尽管是官员，是干部，是人大代表，但首先“也是人”，既然是人，便难免有悲欢离合，难免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因此要有一颗平常心，不好高骛远，不贪得无厌，不要指望特权可以“摆平”一切问题，可以“摧毁”一切障碍，不要总是奢望着比《鹿鼎记》中那个到处广种博收的坏小子兼幸运儿韦小宝还要“生活甜蜜”，也不要整天摆出一副比“百兽之王”老虎的屁股还要凛然不可侵犯的牛×样儿……要不然，有朝一日心理脆弱导致行为失范，恐怕连个普通人的待遇也要被剥夺了，岂不悲哉？

平均主义消灭不了特权，要消灭特权，只有加强民主，让“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尽早变成现实。

特权既是利益，也是面子；有时候面子更能衬托出权力的优越感。

没什么实权的部门，格外讲究门面，职工福利可以不给，办公场所却总弄得富丽堂皇；倒是大权在握的单位，注意力不在门面上，办公条件能凑合就行。

市委要钱一句话，政府要钱自己拿，人大要钱就立法，政协要钱跑烂胯。

7.14关于纪委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种秘密状态下成立的，起初党员之间基本上是单线联系。在这种状态下，党内监督不可能形成一种制度；后来党内监督逐渐制度化了，但因为缺乏透明度，所以常常流于形式。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党内腐败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党中央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有效竭制党内的腐败现象，社会其他领域的腐败也不会好转。

在这种形式下，加强党内监督和增强纪委的作用，扩大纪委的权力，就成为必然。纪委的改革是在其他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的情况下进行的，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增强纪委的反腐败功能是一个比较易行的路径。中央集权有很多种形式，监督的集权是其中的一种。

改革期间腐败行为增长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有大量的权力从中央下放到了地方，然而在分权的同时，又未能针对这些下放的权力建立起有效的监督体制。这使很多官员不但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而且在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也有了相当大的自由度；两者的结合，就使其能够相对方便地以权谋私；把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中央在前期的反腐败实践中发现，纪检监察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潜力，纪委的权力不是太大而是太小，所以有必要通过调整工作体制来提高其权威性。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所以应该强调权力制衡，专制是对政党制度的一种异化。宪法规定：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又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且党与政府在体制上没有分开，使得党的各级机关实际上在社会的很多公共领域行使权力，党的机关进行重大决策，参与公共管理，有些机关还直接履行管理职责。这些情况的结果是给人以“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因此，“共产党高于法律，党不受法律的约束”的认识。

按照宪法的规定，“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既然如此，对中国共产党言，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只是共产党怎样承担法律责任？或者是共产党承担法律责任的实现形式，或者是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实现形式。但实际情况是：谁也不能向法律起诉共产党，要起诉也只能起诉某一级政府。而且任何一部法律中都没有关于共产党犯错误的条款。既然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共产党承担法律责任岂不是一句空话。

按照法律规定，纪委等党的机构并无行政执法权，因此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主体。但实际上，类似纪检委这样的党的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们不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纪检委这样的党的机构没有法律上的人格，他们就会游离于法律之外；而脱离法律规范的监督，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要素就是公共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要做到依法治国，就不能有“法外特权”和“法外机关”的存在。但现实是党的机构游离于法律之外，尤其是地方性的党的机构脱离法律行使公共权力，导致滥用权力并造成腐败，使党的执政根基受到威胁，而百姓还不能告他。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党的机构犯了错误，难道连法律都没有能力来解决？如果党的纪检监察机关腐败了，谁来监督它们？在现行监督体制中，对纪检委等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一般由本级党委和上级纪检委监督管理，特殊情况可以越级到中央纪检委监督管理。邓小平说：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监督监督者最终要靠法制。纪检委等党的机构，行使权力时承担法律责任是对它的最好监督。洛阳教师状告纪检委这一小小个案触动了中国的“最大问题”。使得“党的机构”与“法制”之间关系的社会性沉默被打破。

“双规”成为法律和党内规章授权纪检和监察机关在查处违反党纪、政纪案件时可以使用的一项组织措施。应用这一措施，纪检和监察部门查处了一大批案件，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而“双规”的威慑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其超常规性。“双规”的调查不同于检察机关的询问和调查，更不同于法院的公开审理。比如在“双规”期间，被调查对象不得于外界联系，也不能聘请律师，不能查阅案卷。因此他不了解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中哪些已经被调查者掌握了解，自己的哪些同伙已经反戈一击。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被调查对象处于一种劣势地位，而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人员就会利用这种优势，从证据上、政治上、心理上精心设计，从中查找其弱点和破绽，予以突破。

“双规”制度的超常规性，也体现在期限方面。相关规章规定，“案件调查的时限为三个月，必要时可延长一个月。案情重大或复杂的案件，在延长期内仍不能查结的，可报经立案机关批准后延长调查时间。”这意味着在实际操作中，“双规”的期限是由相关调查组和其主管机关自行掌握的，而没有硬性规定。也因此，“双规”成为党组织内部涉及党员人身自由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手段。

这些超常规性，是“双规”的特殊力量所在，但是，近年来，执政党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而“双规”的超常规性，与法治是有一定的不协调之处的。比如，按照法治原则，除了司法机构之外，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得剥夺个人的人身自由，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要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必须履行相关程序。“双规”同样是限制了个人的人身自由，但其限制性权力却不是来自司法机关的授权。

作为一种有效的反腐败工具，“双规”制度可能无法全盘废止，但有关部门需要按照法治原则对其进行改进，使其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同时，按照法治原则，“双规”的适用范围、对象也应该越来越小，适用频率越来越低。在一个法治社会，腐败行为及官员的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应该由普通司法机关、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调查和惩处。

“双规”是党组织内部的一种“家法”，“双规”不是一种在法律中规定的司法程序，它存在的依据是党的条例。就党内规定而言，没有任何级别的党员也可以被“双规”；在实践中，有一定级别的党内高官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通常都先由纪委出面调查，并使用“双规”这种调查手段。

“双规”一般是以纪委的名义，它是一种党内调查手段，适用对象是党员；“两指”是以监察机关的名义，是一种行政调查手段，适用于所有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不论党员还是非党员），不过在实践中，一般只对非党员进行“两指”，党员一般都适用“双规”。“双规”手续简便，又不象拘留等强制措施有法定的时间限制。因此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查手段。纪检委通过“双规”等手段把问题调查清楚了，再进入司法程序。

“双规”很厉害，嫌疑人逮捕以后还可以会见律师，但被“双规”者没有这个权利；如果被判有罪，“双规”和不计入刑期。法学界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双规”就是变相拘禁。“双规”缺少法律依据，但在特别情况下有其必要性。

从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来看，“双规”措施确有一定的必要性。官员是特殊的职业，他们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要自动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和自由。如果确有证据表明公职人员有以权谋私的行为，那么通过采取“双规”尽快查请问题，能够防止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不是大胆而坚决地行使“双规”等措施，一些严重腐败案件很难突破，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也很难增强。

纪委有这样几种种权力：一是有发现问题提出警告的权力；二是有立案查处问题的权力，对涉及同级党委委员的问题有“初核权”，并报上级党委。但有关专家称，这一权力由于现实中的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而几乎无法实施；三是对下级干部问题的“初核权”、立案权及严重警告以下的处分权；四是对单位问题有建议权；五是在一些专项治理中的权力。

纪委的立案权和处分权如同脏躁症部门的提名权一样，是最大的权力，也是地方大小干部最为小心的权力。各地纪委建立了一套形式完整的纪检网络，负责收集大小官员不良不法行为的相关信息，官员有无猫腻，并掌握着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升降予夺大权。

一个关系到现行体制成败的关键问题：现在对党政权力的监督主要依靠体制内的监督机构，如果监督机构本身也腐败了，把监督权力当作以权谋私的资本怎么办？

审计、公安、检察部门都无法监督纪委——当监督机构本身腐化时，权力监督就出现真空。这种体制下游的真空很快会蔓延到上游，使对权力上游的监督形同虚设，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如果再设置新的监督机构对原来的监督机构进行监督，新机构也可能腐化，又需要增加新的监督机构。如此延伸下去，需要增设的机构将无穷尽。这种链条每延伸一环，监督效力就减弱一分，成本却增大一分，最后将演变成监督效力衰减到徒有其形，权力腐败横行无忌，监督成本却扩大到全社会难以负荷，引发各种危机。

因此，要解决对监督机构的监督问题，不能遵循在体制内增设机构的思路。当下，中央的办法是让纪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与制衡，所以虽然中央在加强对纪委的垂直领导，却始终未同意对纪委实行垂直管理——如果纪委摆脱了同级党委，只服从上级纪委的领导，由于山高皇帝远，拥有超越现行法律程序的“双规”之权的纪委很可能成为最不受限制的特权部门。

但这种“党委管纪委”的体制虽然避免了纪委成为绝对强势，却也导致了纪委监督能力的弱化——如果腐败与党委领导成员有关，作为下级机构，纪委很难起到监督作用；进行利益交换才是符合切身利益的选择。体制内权力的互相制衡，其结果往往不是如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走向相互监督，而是演变成利益的相互交换。

要走出“体制内权力制衡变利益勾结”的怪圈，只能从体制外寻求突破。国内一些城市有效的交通管理方式似乎为此提供了成功示范。交通管理权力在交警，为防止交警滥用权力或者运用权力不当，设立了交通督察，专门监督交警的执法行为；但督察也有可能滥用权力或者腐败，如果再遵循原来的途径增设“督察之督察”显然已不可取，于是一些地方辅之以交通台监督，将监督权力交给广大司机与市民。

因此，对权力实施监督的已经不仅仅是被权力所管理的对象，同时还有在旁边倾听、观看、暂时还没有发出声音的交通台的无数听众和观众。这种公共参与的压力，才是监督生效的最终动力。

这种交通台模式完全可以引入普遍的公共权力监督中。如果对权力的监督能够公开、透明进行，而不仅仅是在狭小的圈子内暗箱操作；如果民众有公开表达、反映的渠道，那么权力及其监督机构就被置于无数双眼睛的监督之下。这种公众普遍参与的监督远比“少数人监督少数人”的体制内监督有效，因为在这里，监督者是无法被收买。也不会腐败，因此不需要再延伸监督的链条。这样的监督机构才是真正建立在磐石上而不是沙滩上。

更重要的是，这种允许公众参加的互动式只会对官员的滥用权力和权力运用不当构成压力，而不会防碍权力正常的自上而下行使。比之西方的竞选与言论自由模式，交通台模式自下而上的方式与力度更适合中国国情，可以与现行体制实现无缝对接，在制衡权力的同时却不用担心撼动现行体制。

有一句名言：“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的力量才能摧毁”。将此话套用到权力问题上就是：“权力只有靠权力来管束”。权力，靠没有权力的人是管不住的；大权力靠小权力也是管不住的；只有权力才能管住权力，更准确地说，只有大过、超过某种权力的权力才能管住这某种权力。

这些年，社会各方面都在大力提倡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效力如何暂且不说；实事求是地说，群众监督的效力却微乎其微。这并不是群众不想监督，不行使监督的责任，而是群众赤手空“权”，被监督者根本不理会这种监督。所以，真正的监督只能是上级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

7.15关于学校的权力

封建科举制度以前的选拔官员的方式，当局者的随意性很大，常常着眼于当前利益。科举制则是常态社会发展的先进选人制度，突破了门第的限制，一切以知识为标准，使统治层知识化，同时增加了民众与上层的亲和力。

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一、投牒自应，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二、考试定期举行，不必等候皇帝下达诏书；三、考试严格，录取与否完全取决于考试文章的优劣。

1905年中国废除了封建的科举制度，兴新学，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现代大学群及其学术体系从无到有，创造过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产生，得力于一系列政教分离、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教授治教”，而不是“官员治校”。

但是，1957年以后，“官本位”泛滥成灾，出现一种奇怪的体制：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绝大多数高校都采取的是“院系领导班子”的模式；现在一些学校改革，要成立“教授委员会”，对学校的重大事项拥有决策权。但令人担心的是，经过多年“官本位”对学术职称的侵蚀，各“院系领导班子”已经成为“教授班子”，很难找到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会不会将“院系领导班子”直接翻牌为“教授委员会”？

1985年以后，中国的学校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校长拥有对学校工作“全面负责”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掌管学校的教学、经济、财务、人事大权，校长权力空前膨胀。这种没有约束没有监督的校长权力带来了严重弊端；把“校长制”变成了“家长制”。

要防止“校长负责制”变成“校长专权制”，就要对校长的权力进行制约。权力制约的关键在于权力的授予或权力的来源问题。谁授权就对谁负责；现在的学校校长是由教育主管部门任命的，在这种情况下，校长负责制就变成了对教育局负责制了。

我们的大学其实更象衙门，不象学校。一级学科种种名堂都要评，而且都由教育行政部门来主导。还有没完没了的评估、评比，明明知道下面的大学都在造假应付，但却评估依旧，甚至发现了造假的证据，也当没看见。上面要的只是自上而下的“评”，只有年年“评”，才可以逼迫大学“跑步前进”，确保大学成为大衙门下面的下衙门。

说大学衙门化生存，不仅是因为它拥有全套的党政部门，从纪检委到宣传部，从统战部到工青妇，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所特有的业务机关，诸如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院等权力特别大，无时无日不发忘发指令派人员指导监督、或者说折腾着教师。即使是作为基本教学单位的院系，也已经衙门化了。

衣分五色，食分九等，从来就是衙门的表象。每年职称评定，学院都要组成一个职称评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每年都有变化。委员是怎么产生的？院长办公会议决定的。院长办公会议的正式成员，就是院长和副院长。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职称评定委员会不由学术委员会来确定？院长会告诉你说，因为职称评定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所谓的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议决定的。

有人说，大学里已经出现了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的现象。大学里开会，哪怕是学术性的会议，也要按级别说话，小人物如果抢了话头，大家都会对你侧目而视。教师们甘为奴才，也有自身的不得已，现在大学的领导，说是有生死予夺之权可能有点过分，但普通教师收入高低、职称评定，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体制内的所有资源，全掌握在领导的手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领导可以给你所有的好处，也可以让你什么都没有份。学校和学院的领导，绝大多数都有教授的头衔，有自己的专业，但无论什么专业的领导，对于中国古代的权术，都无师自通，不仅懂得借刀杀人，懂得分而治之，更懂得维护自己的权位。在上级面前，领导永远都是温柔可亲的样子，但对下级的时候，则会有金刚怒目、厉声呵斥的威风。在这样的衙门里，听话是最重要的美德，教师如果既有学术水平又听话，当然最好；如果没有学术，只听话，也行；如果有学术但不听话，哪怕你水平再高，也不行。

既然大学象衙门，学生象什么？大学里的学生，更象是交粮纳税的百姓，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本质上，衙门是管不好课程质量的，要管的话，也是越程序化、教条化越好。

现在我国的大学热衷“傍大官”。他们认为高校最宝贵的教育资源，不在于有多少专家学者，而在于有多少高官大员；在于校长的行政级别。级别高当然学问高，政治家必然是教育家。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的表现。

在一个准权力社会，权力的渗透、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无所不至——校园，尤其是行政级别很高的大学校园，那里的官员之多、官气之浓、官僚作风之严重，恐怕与真正的官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校园里如果沾染上很浓厚的官场习气，不问学问高低，那就不仅仅是变味，而简直就变成了衙门。

一位高校领导私下透露，他至少有50%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关系、揣摩上级领导意图上，做事情如果不符合领导的心意，花再多的功夫也是白费。很自然，不能与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决策明显有误，大家也会想方设法粉饰太平，除非这个领导被“双规”，大家才会一致声讨他的种种错误。

对上级要小心谨慎，对下级也不能掉以轻心：说不定哪一个下级与某个上级关系非同一般，或者就是某某上级安插下来的。所以既不敢让上级不高兴，也不能让下级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就会告状、就会折腾、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对今天的任何一个官来说，稳定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官场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能让学校的官员活得十分精彩，但官场的那张编制精细的网络，却又会使他们活得很累。

如何平衡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与行政权力，成为大学及整个社会所要应付的一个重要问题。

历史上，中国的大学本身就基本上是由政府利用权力创设的，尽管其程度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除了一些例外时期之外，外部的行政权力一直保持着对大学的控制。目前大学校长按照行政级别进行管理，大学校长实行任期制，就是一个象征。因为只有行政官员才需要任期安排。

这种行政权力也向大学内部延伸。大学的整个管理体系是按照行政原则建立起来的，庞大的行政官员群体支配着大学，校内所有教学单位和教职员工按行政原则被安排在不同的等级之中。我国高校的组织结构或原来的校系教研室，或现在的“升级版”校院系，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种学术组织，而是一种教学行政管理组织。相对行政权力，学术自治在校和院系两级都无法实现。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也是行政化的，大学、院系、教师代表国家对学生进行管理，基本上不存在学生自治。

这种行政化严重地抑制了大学学术生态的健康发育，当代大学种种为人诟病的现象，都与行政化有直接、间接的关联。比如，大学行政化使大学缺少体现自己本质和宗旨的理念和精神，主要以行政官员的好恶为取向，追求一种扭曲的政绩最大化，各个大学热衷于追求那些能够被外部的行政体系看到并且认可的政绩。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从9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高校合并、调整风潮，各个大学竞相攀比规模；随后各大学又掀起建新校区的高潮。

凡此种种表明，大学行政化必须予以改变。归根到底，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是一个学术机构，大学承担着教化国民、延续本民族及人类文明、知识、价值的重大使命。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个使命是行政权力无法承担的；相反，有能力承担这个使命的，是享有充分学术自由的学术共同体。大学不可能没有行政管理，但这种行政权力不能喧宾夺主，在大学中，行政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且以服务于学术创造为其基本目标。

近年来，高考作憋是年年发生，腐败渗入教育领域。专家认为，从深层次上讲，至上而下的高考集体作憋是官场腐败发展到相当程度的衍生物。导致素质教育和应试考试两张皮。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整个社会将形成扭曲的价值观。

“考试看孩子的，挑学校看家长的。”在越过各地高考最低录取线后，家庭背景各自不同的考生们，不由自主地陷入一个由学校、招生办、家长组成的招生黑幕中。“机动名额”、“定向招生”、“自主招生”等一些招生录取政策，最容易被学校工作人员钻空子。

在高校招生环节还存在一些监管不到位的暗箱操作，比如：个别保送生资格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由于定向就业招生可以在学校调档线下20分以内、当批录取分数线上录取，一些人就借机向考生收取所谓的“定向费”，有的高达数万元之多；又如调档阶段，有的考生家长通过关系将其考号告诉招生老师，只要这个考生被提档，招生老师就有权将其录取。

过去高等学校的考试招生和录取工作基本上是非市场运作机制，分数是一个人能否上大学的决定因素。可现在，选择学校等只在民办学校或者其他领域进行的一些市场化做法，越来越多地渗透到高校的招生范畴中。在招生工作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招生指标很容易成为敛财工具。问题在于，现在市场已经有了，但规则没有形成，于是就有人钻空子来牟取私利。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类似发生在招生领域中的腐败事件，只是近年来才有的新鲜事物；而实际上，招生领域从来就不比其他领域“清白”。其中的腐败现象早已存在，只不过受贿形式一般比较隐蔽，不一定是现金交易罢了，可称之为“隐性腐败”。这种腐败行为往往不为人们注意，招生工作是一项“肥差”，这已经成了高校人所共知的秘密。

很多家长明知孩子的高考成绩已经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却总是觉得没送钱不放心，给了钱才安心。原因在于：招生人员实际掌握着在录取分数线（提档线）以上挑选新生、调配专业方向的权力。如果这些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便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权力基础。

在中国，教师是一个道德色彩极为浓厚的特殊人群，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构建在道德的框架内。而由于当前几乎没有什么专门用以规范教师职业行为的法律。所以当一些教师将道德赋予他们的权力无限滥用时，社会似乎还没有心理准备。

在师生关系中，教师因其年龄、学识、地位、经历，一般总是处于强势力地位，是握有权力的一方；而学生则处于弱势。

由于对教师的权力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和科学界定，在中国的一些校园里，教师的权力正在出现异化和滥用的苗头。在这种背景下，一旦权力和学生之间形成互惠互利的供需关系，我们的教育功能就会变质。

教育部实行的将全国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各省的做法，沿用的是司马光“逐路取士”的思路。这个思路本身就有问题，它暗含的一个前提是：通过“计划”，官方就可以公平、公正、高效地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显然，这是官本位社会、计划体制下的思维。“计划”中的公正是官方一相情愿的产物，而社会实践中的公正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后者比前者拥有更高的智慧和技术含量。更重要的是，人的各项权利——包括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都是天赋的，而不是“官赋”的。天赋的平等从来就只是机会的平等，而“官赋”的平等往往是以结果平等来取带机会平等。无视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这种做法看似高明，实际是对社会公正的最大伤害。

据报道，教育部说：为了遏制教育乱收费，二十年间制定颁发了三百份文件。教育腐败以“乱收费”居首，百姓痛恨也集中于“乱收费”。不过它绝对不是绝症而无药可治，难就难在明明知道病根所在，却不敢痛下决心铲除病根。这不是怕痛的问题，还有更大的难言之隐。每种社会存在都不是孤立现象，每种腐败都彼此互动共存，从而形成社会腐败的“并发症”。

东方是“羊”的教育，培养的是逆来顺受的人；西方是“狼”的教育，培养的是个性张扬的人。

一个社会必须向尽可能多的人公平地开放机会，而考试就是在社会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确保公平的最好办法。

大学生失业，不能不回到社会底层，这种现象如果成为普遍现象，就很危险，就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

蔡元培先生认为：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7.16有关权力的其他一些理论

美国的凯特。米丽特把“政治的精髓”定义为权力。

米歇尔。福柯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后现代思想家。他突破了传统哲学关于权力的论述，他以一种动态的、去中心的、不稳定的权力描述，取代了固定的、实体的权力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黄华在《权力、身体与自我》一书中对福柯的权力理论作了介绍和阐述。

权力理论在福柯的学术生涯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福柯为当代思想界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方法论。福柯动态的、多元的权力观念，突破了传统哲学中单一的、压制性的权力观念。他一直从事着权力理论建构，由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分析，到通过生命权力与国家权力等宏观权力形式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权力分析模式。

按照福柯的说法，权力是各种力量关系的集合。“（权力）是各种力的关系在它们所运作及构成它们自身的组织的领域里所展现的多样性；（权力）是一个过程，经由不断的斗争与对立、转化、加强或倒置力的关系；（权力）是这些力的关系在彼此之间找到的支持，于是形成一个锁链或一个系统，或是相反的，是（这些力的关系）的歧义与矛盾，使得它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是这些力的关系可凭借而产生效用的策略，使它们。。。。。。可以显现在国家机器中、法律形成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霸权中。”

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获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无数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变动关系的相互作用下运作；权力无所不在，它来自各处，能够在任何时间、地点产生；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人们对既定社会中“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一个称呼。

这样，与传统权力观将权力看作一种实体，或某种可以被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占有的观点相反，福柯强调权力是一种关系，一种内在相互作用的关系。

福柯视权力为关系而非实体，主张权力关系论，抛弃权力占有论，这使他超越了西方古典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理论。在西方古典政治理论中，权力被看作是可以交换的商品，始终与法律和合法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那里，尽管权力被看作是一种内在关系，但关于权力的相互作用方面一直被忽视。因为与权力机制对人的实际影响相比，马克思主义者更着迷于经济结构中所谓的权力“终极原因”。福柯的权力关系说虽然建立在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上，但他显然认为权力关系远不止于经济关系，不能将权力关系还原为经济关系。

既然权力是彼此联系、对立的力量关系的总合，包括这些不同力量抗争、转化的过程，那么这种权力关系是动态的、不稳定的。福柯纠正了通常存在的对权力的误解，人们常常把权力与压抑、控制联系在一起，而不太重视权力承受者的反抗。正是由于反抗的存在，使得权力关系经常处于公开冲突的状态，这种不稳定体现在权力拥有者和被支配者之间每时每刻存在的对抗。一方面，这种关系的对权力拥有者的限制，权力拥有者希望用暴力关系代替这种对抗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只要权力关系存在，权力的被支配者就有反抗、造反的可能。权力的流动关系，通过法律、监狱、军队以及各种主流团体和机构之间的协调、竞争等方式表现出来，成为社会改革和各种政治力量变化的一种动力来源。

福柯的权力概念是对传统权力概念的解构，他对历史的结果、理论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使之成为解构宏大叙述的一个有效武器。

福柯没有将自己对权力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考察权力拥有者是如何使用权力的，或者权力承受者对权力拥有者的反作用，而是将考察重点放在权力机制的运作上。权力机制决定了权力拥有者和权力承受者，并以不同方式造就了他们。人们研究权力时，不仅要关注权力主体的双方，而且更要关注他们与权力机制的关系。

对福柯而言，现代权力与古典权力不同，它是局部的、持续的、生产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特征是权力所处环境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权力从制造痛苦的肉体惩罚，到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对身体进行限制，由此产生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福柯就这种微观的权力研究提出了几种假设。

首先，权力的这种运作方式不应被看作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这是一种被行使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它不是统治者的特权，而是由被统治者的位置所展示的、有时加以扩大的效应。

其次，这种权力在实施时，不仅成为强加给无权者的义务和禁锢，而且通过他们得到传播，在遭遇反抗时，便加大对无权者的压制。这意味着，这些权力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不是固定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也不固定在阶级的分界处，它们在个人、身体、行为的层面复制出一般的法律和政策形式；尽管存在着某种连续性，但它们之间没有相似性，没有同源性，只有机制的特殊性。

最后，权力的这些关系不是单向的，它们确定了无数撞击点，每一点都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是暂时的权力关系颠覆，当然这种局部的颠覆，对于整个关系网络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福柯还对现代权力运作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首先，权力关系不在其他形式的关系之外，如经济过程、认识关系和性关系，而是在于这些关系中；权力不仅具有禁止的一面，还有产生性的一面，这集中体现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中。

其次，权力来自下面。福柯认为，现代权力不是自上而下加强的，而是自下而上以局部的、零星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所谓“宏大的权力”（如国家权力）都是建立在这些权力的微观运作之上的。

第三，权力运作的意向性和非主观性。权力有一系列的对象和目标，带有明显的意向性，但人们不用再寻找权力背后确定的个人、阶层或者某个集团，也不能再把权力的结果归结为人为操纵的后果。权力的运作体现为各种策略在有限层面上的运作，它们互相连接、相互激发和推广，它们彼此支持、互为条件，勾勒出整体的机制。现代权力不在与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而是更多地依赖权力机制的自行运作。权力这张大网编制得越来越细密，几乎没有缝隙，现代人正生活在这张大网中，被重重束缚所包围。

第四，权力内部不可忽视的抵抗力量。哪里有权力，那里就有抵抗。权力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这些抵抗点在权力网络中到处都有。它们是权力关系的另一极，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因此，它的分布方式是不规则的：抵抗的各个点、结、中心以强度不等的方式散步在时间和空间中。权力内部压迫和抵抗共存，并相互作用。

权力的威严主要体现在对他人生命的控制和管理上。长期以来，最高的权力就是掌握着对他人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源于古老的父权，罗马家庭的父亲掌握着子女和奴隶的生死大权，它是绝对的，是捍卫权力者尊严的一种保障。然而，西方从古典时期经历了一次权力机制变化，“占有”某种实体（如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不再是权力的主要形式，而仅仅是具有煽动、控制、监督其所辖力量作用的一个部件，权力嬗变成一个旨在生产各种力量并组织、协调这些力量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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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官与金钱

8.1官与金钱

古人在《钱神论》中说：“钱这东西。。。。。。它没有德行却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它没有权势，却赢得了人们最大的热情。钱能叩开高贵人家的大门，进入官宦户头的小门；它能使危险的人得到平安，让死去的人重新活过来；它能使富贵人家变得卑贱，也能使活人迅速掉脑袋。”

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无本钱。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钱对每个人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有人认为工资奖金多了，只会减轻钱对人的压力，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钱多钱少时的参照对比体系不一样。当你钱少的时候你对照的可能是与你差不多的人群，好多人甚至不如你，你的满意度和满足度都比较底；而当你收入增加后，可能你接触的是更有钱、更有地位的人群，原来不敢奢望的住房、汽车、小孩出国留学等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愿望就会冒出来，这时你才会真正感到钱的压力。

尽管腐败分子各种经济犯罪手段千奇百怪，犯罪过程千差万别，但其本质都是为了“钱”。可以说，为了“钱”，是各种经济犯罪的共同特点和规律，“钱”是引发各种经济犯罪的共同之源。

美国的老摩根说过：当政府和法律无能为力的时候，让金钱说话吧。

在基本民主制度还不那么健全的情况下，金钱以一定的形式参与政治搏弈，公共政治按市场经济的路径演绎，就有可能走向“黑金政治”。

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

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应该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

在这个世界上，的的确确钱就是最重要的东西。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没有什么比钱更重要的了。没有钱的人就不会自信。

人性的弱点是人所共有的，人的许多欲望原本是处于潜伏状态的，就象毛细血管潜伏在皮肤下。一旦你有了权力，就有人为了他的利益，而专门琢磨你的欲望，专门挑选某些你特别喜欢的东西，硬要将潜伏的欲望挑拨出来。贪官的落马，无非钱色二字。钱这个东西，神奇异常、魅力超凡。世上的人，不论种族地域，都无不对钱充满了深情和热爱；对钱的追逐甚至也是国家的理想、政府的目标。

聪明人认为，政治价值永远比金钱重要，当你在政治上取得了完全的成功，金钱还不是玩于掌中的符号。

用我手中钱，买你手中权，靠权行方便，合伙赚大钱。

表面上看，政府官员神气十足，但底气不足，一旦失去权力，就神气不了。权力是暂时的，财富才是永恒的。权力是暂时的，权力带来的享受也有局限性，因此，对金钱的拥有，会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所以，各行各业有权的人都千方百计牟取私利。

我们时代的幸福和痛苦与钱的关联度远远高于与权的关联度。权力是门，而金钱是门槛。跨越一道门槛要比跨入一扇紧闭的门容易得多。

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经常出现一个“赇”字。《辞海》上的解释是贿赂。以贝相求，不就是权钱交易吗？

古时候当官发财有两种方法：一是靠过生日别人送礼；二是靠卖官赚钱。

清朝把花钱买官叫“异途”或者“捐纳”。可见买官自古就有。汉代的“西园卖官”，唐朝的“斜封官”都史有明载；中国成语中还有“卖官鬻爵”一词。

皇帝派官员下去当官征税，治理百姓，并发给他工资，这本来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皇帝和官员们都很明白，在各项正式的赋税收入以外，还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笔黑灰色的钱，你问起来谁都不承认，实际数量又不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让下面独吞又不甘心。于是，皇帝采取了大包干的政策：交够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不许上任。实际上，这是对黑灰色的批准、强求和分肥。这条政策一出，本来不收钱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差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没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请你走人。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恶政选择了恶棍，恶政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帝、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民血，一层又一层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繁殖，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皇帝公开宣称的政策。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忍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终点就临近了。

钱不过就是一找纸，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的生存生活对钱的需求是有限的，但钱又具有连鬼神都无法抗拒的魔力，所以才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连鬼神都能支配，社会中的凡人就更不在话下了。钱只有在巧妙的流动中才会产生魅力，不花不赚，不赚不花，只有大投入才有大回报。

“有钱能使鬼推磨”是中国古来通行的办事规则。从来人怕鬼，有钱鬼怕人。官场腐败把这个事情演化得“正常”了，商品化了，花钱办事，花小钱办小事，花大钱办大事，成了一些地方通行的潜规则。

现在是有钱能使官推磨。

如今是个金钱社会，钱可以买乌纱帽，可以买山买水，甚至可以买爹妈买爱情，自然也就可以买表扬买荣誉。

当人情简单地用金钱来衡量时，它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越来越活跃，越来越重要。而权力与人情一起或经或纬地编织起一张大网的时候，经济生活中又有什么能从这些网眼中漏过去呢？

见多识广的人们总会运用好这样一个公式：金钱——人情——权力——金钱。当然，这不会是简单到循环；每一次循环都是一次盘旋式的上升。

现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升官不升官，不在于埋头苦干，而在于送钱多少。

官场上的潜规则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但你想当哪一级的官，哪一个部门的官，因此你得给领导送多少钱，这些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而且你就是为了保你的官你也得送，不送人家就会让你下来或者把你换个地方。

金钱就象水一样，缺了它会渴死；贪图它会淹死。

钱是带不进坟墓的，但钱却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金钱是社会的必需品。用得恰当可以带来幸福；如果不好好利用则可能带老很多麻烦。

金钱就是金钱，金钱不会使人堕落，只会让堕落者更堕落，让白痴更愚蠢，让慷慨者更慷慨。

可怕的不是金钱，而是贪欲，即一种对金钱贪得无厌的占有态度。

经济社会不会算帐就是弱智。不会算帐就不会来钱，不会来钱就没有实力，没有实力就没法密切联系领导编织关系网，得到提拔和重用。

当官的也委屈，官与权连着，权跟钱连着，你当了官，想不发财都不行，送礼的人也贱，好象你不收他的礼就不会给他办事，你收了他的礼，他才心安理得。

大小官员哪个身后没有几个做生意的有钱朋友，哪个做生意的有钱人身后没有几个官员做靠山。

聪明人不把钱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而是用这钱编织一张密密的网，使自己成为这网中的一个结，所谓环环相扣，唇齿相依，因此为了共同的利益，这张网决不会让这个结出现任何麻烦和问题。

钱到了一定的时候只是一叠花纸，一些数字，人到了一定时候，这些东西已经满足不了了。

金钱只有在你渴望的东西用别的方式得不到的时候才有意义；金钱只是交换的一种形式，并不是内容本身。

金钱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才有价值，仅仅是拥有而不能享受，不过是几找纸而已。

钱没有大小，权不一样，权有大小，你管人，还有人管你。

并非是金钱决定你的愿望和需求，而是你的愿望和需求决定了金钱和地位对你的意义。

人拥有的财富不是看你挣了多少，而是看你一生消费了多少。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人家产无数，自夸不知有多少钱，有一老者说，我知道你有多少钱。此人一愣：你怎么知道？老者说：如果你的寿命是一百岁，减去你现在的年龄，你每天的花消是差不多的，一年的开销乘上你剩余的年龄，就是你的钱。其余的都不是你的钱，因为你死了也带不走。

身居要职大权在握的人们，大多数并不把金钱看得很重。和金钱比起来，他们有时候更看重自己目前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为一时的经济利益牺牲自己的仕途和名声。

不管是企业还是机关，都是官本位。利益分配的大头都是倾向到大小头目身上去的；你不当官就等于不要钱，这种清高是愚蠢的，代价是巨大的。

金钱好比一个巨大的铁球，初始想推动它必须使出全身的气力，甚至利用撬棒或其他工具，为能使它转起来竭尽人之所有能事；后来铁球终于如愿转动起来了，并且随着推动力量越转越快，快到不再是人控制它而是它控制人了——在滚动的惯性中，人已经成为它的附属品了。

在这个社会里，金钱是改变人的生存地位和生存质量的最有效最快捷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钱也是一种能力。（《杂文月刊》05.11）

有一个奇怪的“二律背反”现象：因为为自己敛钱的动力来自于贪得无厌的私欲，才能使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其工作节奏才更紧张，管理模式才更合理，其效率原则才体现得更充分。

如今人们对当官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认为你能够当上什么官并不是什么大本事，而当了官能够平安退休才算本事大。贪官收到昧心钱也不是什么大本事，能够把钱洗干净，又不被别人抓住把柄才能说明你的真功夫。连经济也讲究软着陆，硬着陆是要崩溃的。

权钱交易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原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交易？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交易？权钱交易只能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交易，这是法则。

在官场上有一条游戏规则：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如果按这个规则把游戏做下去，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如果拿人钱财又不办事，破坏游戏规则，那就难免不出问题。

中国的老百姓对腐败恨之入骨，但又很宽容，老百姓说，当官的贪就贪点，吃点喝点没关系，只要他给老百姓办事就行。老百姓恨的是拿了钱不干事，拿多少钱都不干！

把钱叫做水真是耐人寻味。因为，钱与水的共同之处还真不少。你活在世上缺不得水，也缺不得钱；如今钞票贬值得厉害，大家都说钱化成了水；钱多的人花起钱来如流水，钱少的人把钱捏在手上能捏出水来；有手段的赚起钱来象水一样往口袋里流；没门路的想挣钱就象走在沙漠中的人想喝口水一样难；你的钱少了同水少了一样，不是渴死就是饿死；你的钱太多了，钱有也可能象洪水一样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权和钱是对孪生兄弟，有了权就可以办事，可办事就有人送钱。事情有大有小，于是送小钱办小事，送大钱办大事。大家都是一个心态，跟当官的打交道，如果对方爱钱，觉得很正常；如果不爱钱，你心里就很不塌实。往往不爱钱的并不是真的不爱钱，而是不爱小钱，一旦你奉上大钱，还是爱得起来的。

地位、金钱总是与时间成反比：地位高的人，总是时间少得可怜，而没有地位也没有金钱的闲人，时间总是多得可笑。也正是如此，世界才显得公平。有地位的人，手中握的是一把一把的权力，有钱的人手中握的是一把一把的钞票，没钱没地位的人握着一把一把的时间，谁又不是两手空空，但是时间毕竟有些虚。

8.2“陋规”与非典型腐败

清朝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西介休县一位县令向皇帝报告钦差大臣在与地方官员交往时索要银子的事情。这里实际上是一种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交往的潜规则，当时叫做“陋规”；或者叫“常例”，反正都是按规矩必定落入贪官污吏腰包的黑钱。陋规二字在明朝的文献里就经常出现了，而陋规所指称的行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不稀罕了。“陋”，自然不好明说，说起来也不合法，但双方都知道这是规矩，是双方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双方配合早已默契，违规才是意外。

藩司（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在给县里办事的时候，经常索取额外费用，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在中央这叫“部费”（相当于现在的“跑部费”，现在不是有“跑”部“钱”进的说法吗？），在地方则统称“使费”。这一切都是官场中的潜规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内部章程。

山西介休县这位县令并不是清官，他是个老奸巨滑的官吏，很懂得官场的潜规则，也认真遵守这些规则。上司让他摊派他就摊派，上级部门索取好处他就送上好处，并没有抗拒的意图。但是上司却有不守规矩的。才引起他的告状。

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也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上司在实利和面子上都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他知道怎样做东道主，人家不让他遵循东道主的规矩就不安心，可见这规矩已经深入人心。

在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并不多见。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生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利害格局已经相当稳定，双方都认识到，遵守这套规矩对自己最有利。这好比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不成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是交易，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害人家，对无力反抗的老百姓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

一般来说，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可是京官对外官的升迁和任命又有比较大的影响，“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谁都知道。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钦差费”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或者“瓜敬”和冬天送的“炭敬”，向领导的秘书或跟班送的叫“门敬”或“跟敬”。（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风”，全然不顾其规则性的作用。）。“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中秋节送礼在现代已经被发扬光大，出现了许多超豪华包装的天价月饼，甚至还有金月饼、银月饼、钛金月饼和几十万的带一套房子的月饼。以至于要国家发改委等政府四部门联合发文来干预和制止。其中的行贿目的昭然若揭。]

据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1846年大名鼎鼎的林则徐也和大家一样收陋规。如此高洁的操守并没有排斥陋规——着进一步证明了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是多么宽广。

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一样，在竞争声望、关系、安全和人缘的官场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官场利益平均化的趋势。因为官场利益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能力流动的，如果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谁都有一点，就会呈现利益均沾的局面，不过这种能力的分布并不那么平均。从平均的方面说，每个在官场上有影响的官员都有理由认为：我们并没有说你的坏话，我们有能力害你却没有害你，难道你就不能出点血，让动机也沾点光？从不平均的方面说，京官、将军、上司之类的官员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应该多分。这种能力的强度象水波一样呈环状递减，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递减。“三节两寿”、“别敬”、“冰敬”、“炭敬”、以及请客吃饭等等，都是在此规则下支配的官场利益分配机制。

现在领导干部出差收受的红包在清朝叫“程仪”（“程仪”是明清流行的礼节或陋规的一种，即以路费的名义送上的礼物或贿赂。）；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或者“瓜敬”和冬天送的“炭敬”，向领导的秘书或跟班送的叫“门敬”或“跟敬”。（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风”，全然不顾其规则性的作用。）。“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

送这些东西有两个目的：一是联络感情，说明白点就是为了升官。如今官员的升迁和明清官场是一样的，仍然取决于与上级的关系，层层递升上去，每一层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争当“接班人”的技巧，而整个过程都象明清一样没有老百姓插手的份；二是争取资金项目。与上级领导和部门联络的利益如此巨大，送红包便势在必行了。有了这种根基，没有名词可以发明名词，没有经验可以摸索经验，没有传统可以创造传统。

上级官员到下面视察，遵循潜规则，县里照例要掏钱意思意思。如果财政紧张，就要找私家摊派，但是他们不说“摊派”，而说“帮贴公费”。用现在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就是乱摊派吗？但仔细品品人家的措词：“帮贴公费”——行为的主动发出者一举从索取者变成了掏钱方。在“公”字面前，人家“自愿”，就不能叫摊派了。

外官留别敬，早已成为官场不成文的规矩，外官、京官也已经形成思维定势。在官场，由“热”而“凉”，就是送礼没有达到期望的目的，希望变成失望。

“别敬”具有礼物与贿赂两重性格，它是礼仪式的贿赂，又是贿赂式的礼仪，礼仪与贿赂合一，既降低了礼仪的意义，又抬高了贿赂的身价，雅典别致的名字，遮盖了几多丑恶。

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国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物，就是对君主也不例外。”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中国，不是清朝。看来，向上司、向君主送礼，表示自己的忠诚，中西一律。

种种陋规，虽然范围有大小，数额有多少，但都外边围绕着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权力中心。下级官员为什么要结交首长秘书？就因为他们接近权力中心。所以，规礼的数额虽然一般以官阶的高低为准则，却又非一层不变。真正起到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权力，尤其是那些能够直接产生影响的权力。

凡是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就至少同时存在着腐败的可能性。权力与利益的交换，中国人几乎是无师自通。只要存在着权力，只要这权力能给别人带来好处或者造成伤害，权力的拥有者和这权力的受益（或者受害）者之间，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权与利的交换关系。然而，权力又是不可能取消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地权力的监督和限制。

因此有个说法：“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按照这种说法的逻辑，只要有了监督，也就不该有腐败了。可惜事情没有这么乐观。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自秦汉时期就有专门的监察部门。西汉时期叫“御史府”，东汉时期叫“御史台”，明清改为“都察院”。都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的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

他们的权力很大，本来是为了保证监察工作的雷厉风行，却使监督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特权，一种更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这样一种权力是没有人不害怕的。

其实，就算这些监察官员都很廉洁，也很努力，恐怕也只能监督非典型腐败，监察不了典型腐败，因为根本没法管。

问题并不在于或者不完全在于有没有监督，而在于由谁来监督和怎样监督。象历代皇帝那样监督肯定不行，因为历代都是官员监督官员，等于自己监督自己，哪里监督得了。自然是越监督越腐败。如果硬要监督，除了大幅度增加监督成本直到国家无法承受以外，别无出路。

中国人对待腐败的态度，其实一贯是采取双重标准：别人搞腐败就痛恨；自己搞或者自己家里人搞，就不痛恨了。痛恨往往是因为没有自己的份儿。另外，中国人也一般只反对典型腐败，不反对非典型腐败。

中国人喜欢送礼，实际上许多人的送礼，并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多半还是为了避免伤害。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如果想伤害一个并无权力的平民百姓，那是很便当的，有时甚至不过是举手之劳。

红包，是用相对较少的代价换取公正和安全的经济手段，也是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历史中付出血的代价才换来的人生经验。在整个社会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前，我们不能单纯的谴责红包。

所谓“非典型腐败”，其实是一种区域性历史现象。主要在有着专制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典型腐败，还是非典型腐败，都无不发生在权力关系之中。腐败这东西，战场上没有球场上有，商场上没有官场上有。战场上靠的是武力，商场上靠的是财力，它们都不靠权力。商场上如果有腐败，则这种商业活动必与权力机构有关，如和政府做生意，或者需要政府批文。

腐败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事情，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一种交易。因此，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如果这种权力关系比较隐蔽，则表现为非典型腐败。同样，只要这种权力是可以赎买的，腐败就必然发生；而当这种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权力的赎买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时，非典型腐败就会成为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

非典型腐败是一种“习惯性腐败”或“常规性腐败”。它不但是腐败的隐蔽形式（典型腐败则是其公认形式），也是对权力的“习惯性赎买”。也就是说，只要一发生权力关系，就立即想到要进行赎买，或者必须进行赎买，哪怕对方履行的只是份内职责，自己的要求也正当。这就和典型腐败不一样，典型腐败往往有特殊的要求，往往是徇私舞弊；非典型腐败却不是，它不是要走后门，而是要走前门，只是请你按规定把门打开，但因为开门的权力在你那里。

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它就成了惯例，成了规矩，因此也叫“规礼”、“陋规”（即所谓“潜规则”）。陋而成为规，腐败而成为习惯，可见问题之严重。所以，诸如此类的做法和规矩虽然不是典型腐败，也不是什么大案要案，却是社会风气败坏的典型表现。

养成这样一种“习惯”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整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权力至上和权力蔓延的社会；二是权力可以赎买和必须赎买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三是对于不造成典型腐败的权力赎买，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不认为是腐败。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便恰好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首先是集权。两千多年前由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由此产生的社会，则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社会，也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包括政权、产权和人身权利，也包括荣誉、地位和生存条件，一切都是由权力来决定的。

有权力的是官员，皇帝的权力虽然最大，但和老百姓隔得太远，感受不到。最能让老百姓感受到权力礼花（施惠能力和加害能力）的，还是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老百姓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不难深刻体会到，一个官员如果要施惠或者加害于自己，是何等地轻而易举。官员的权力虽然只是皇帝授予的代理权，但用在老百姓身上，却威力无穷。而且，正因为是代理权，才格外可怕。一方面，官员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对付你，足以使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另一方面，皇帝又不可能对所有的代理人进行控制，也不可能受理所有的冤屈。您能做的，只能是设法赎买官员手中的权力，而这又等于说谁当官谁发财。当官也就不可能不成为人们的向往。

何况皇帝也不是人人能当的。有可能当的是“官”。因此，只要有可能，当官都是许多人职业选择中的首选。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圆这个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把官场当作效仿的对象，把官职、官位、官衔和官员的级别当作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按照官场的规矩和做派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其实就是权力本位，它同时也是伦理本位。因为伦理治国的原则是：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这其实是把所有的伦理关系都介绍成了权力关系；或者说，把道德关系（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转换成了权力关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正如儿子不能反抗老子，民众也不能反抗官员，因为官员也是他们的父母。于是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现为官本位。

官成了本位，官场也就成了榜样。因此，如果官场中的权力是可以赎买的，那么，社会生活中的所有权力也就都能赎买。如果官场中权力的赎买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社会上所有的人便都会习以为常。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上发生了“非典”，整个社会便都会传染。

问题在于，任何王朝和政府，都绝对不会允许典型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发生，除非到了王朝的末日。因为这不但与他们标榜的道德原则相悖，也会从根本上损害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大规模大面积的典型腐败，会造成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社会动乱。这是有眼光的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并必须竭力制止的。

能够容忍的也就是非典型腐败。第一，既然是非典型腐败，就不会那么骇人听闻，直接危害也不会那么大；第二，帝国虽然严禁官员结党营私，却也希望他们精诚团结，这就不能反对他们的来往；第三，谁都知道权力是可以赎买的，也都知道权力的赎买是当官的好处之一，不让官员们享受一点这种好处，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不过，要把握一个度，也要有个规矩，还得有个说法。

官场是个权力场，每个人都身怀利器，极具杀伤力，如无游戏规则，就会尸横遍野。所以官场和江湖一样，都是最讲规矩的地方。这其实也是许多人，包括一些主张廉政的皇帝和清官也不得不对非典型腐败网开一面的原因之一，。因为有红包这个“润滑剂”，官场上就会减少许多摩擦。更何况这些“润滑剂”还颇有人情味，更能化解不少矛盾。这是有利于整个官僚集团的稳定的。稳定压倒一切。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就只好以后再说。

官是本位，官场是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官场上既然盛行请客送礼，盛行收受红包，盛行非典型腐败，民间自然要努力效法。因为民间是一点权力都没有的。

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里，没有权力就寸步难行。因此民间比官场更需要赎买权力。在这方面，中国的老百姓大都无师自通。我们毕竟是一个讲究礼数的国度，请客送礼从来都是每个人必修的功课。“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这道理谁都懂得，只不过把“鹅毛”换成“红包”而已。

这样我们可以弄清非典型腐败的来龙去脉了——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权力可以赎买；非典型腐败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权力的赎买成为习惯；权力的赎买之所以成为习惯，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到处都是权力关系；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到处都是权力关系，则因为我们有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有两千多年权力社会历史，以及两千多年来由这个制度和这种社会培养造就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即国民性。尽管现在已经不再是帝国的时代，但任何一种新制度，都无法割断它和旧制度在文化上的联系，总会多少接受一些诸如此类的“文化遗产”。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有它的惯性。

所谓“对症下药”，也无非两条：一是杜绝权力的赎买，二是将权力社会改造为非权力社会。也就是说，不能让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能让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不能让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际交往也具有权力赎买的性质，不能让权力的赎买成为人们的习惯。最重要的，就是淡化权力关系和权力意识。

（可以参考《官与腐败》中的“关于反腐败”、“腐败的文化基因”等节。）

8.3关于送礼问题

年关的送礼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链条。从造礼者的刻意为之，到送礼者的有所求，再到受礼者的坦然接受，最后到中间环节上的各色人等，送礼经济以一种一年上一个台阶的气势在腐败中越爬越高。有人形容说，送礼经济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成用公家的钱送礼，再用公家的权还礼的怪异之物。送礼，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

一位经济学家把中国的拜年队伍分成两支：第一支基本由各级官员组成，，他们下乡、下工厂慰问职工和群众；第二支既有基层官员、职能部门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也有纯粹的经商者，他们专门跑领导机关，跑垄断行业的决策机关。

给上级部门和领导送礼是个很大的学问；因为你送轻了，人家会觉得你没有诚意；送重了，又容易给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出奇出新就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直接把礼物和钱拿到领导家，领导不一定敢收，这里的变通之法，就是通过组织碗麻将来送现金。

不仅是国家机关和中国的企业送礼成风，许多外国企业在年关来临之时，也入乡随俗，对各个相关部门进行礼品攻势。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一个送礼产业链。而作为源头的产商，在中国的几个重要传统节日，都会产生出一些充满噱头、价格远远高于价值的产品。

从宏观上讲，“送礼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三大颠覆：

一是对社会良性供求关系的颠覆。在这个购买链中间，出现了隐性交易的成交量大于显性交易的情况。一次送礼，显性的交易货物是一盒藏着金表、手机的月饼，或者是一块镶着戒指的年糕；而隐性的交易物，却往往在这些之外，可能是一个职位、一份合同，甚至简单说，可以是目前官场上的任何东西，甚至只是上级的好印象。

二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更是对整个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基础的颠覆。“送礼经济”的核心，就在于采取了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方式，模糊化地处理原来的行贿、受贿以及道德低下的问题，让它们变得貌似合法。

三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是对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颠覆。这种“送礼经济”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多少礼品从前门送入，又完好无暇地从后门卖出。而失去了隐性价值之后，礼品就变得毫不值钱，在这些礼品上附加的各种价值，也随之流失了。

据报道：四川犍为县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受贿案表明，在权力阶层内部的人际交往中，“送礼”成风，金钱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符号，并不一定每一次送出都有直接的诉求，而只是一种礼尚往来。下级部门行贿上级领导成为公开的秘密，包括日常的行贿和解决临时的特别要求。田玉飞的律师提醒人们注意：行贿是一种官场文化。他的被“双规”意味着一条行贿链的局部断裂，立即引起官场震荡。

“如何”送一件礼物，比送“什么”礼物更重要。

礼物本身并不重要，哪个领导在乎你这点东西？重要的是形式。

送礼的奥秘在于给收礼的人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

小礼要大，大礼要小。

送礼不等于腐败，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但腐败肯定包括送礼，这也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当今社会，当领导的最大难处就是无法抗拒别人的送礼。你要拒绝了人家的好意，你就拒绝了工作，拒绝了关系，拒绝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拒绝了别人的礼物，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和和谐，伤害的是人家的面子，损失的是自己的利益。

在今天的官场上，收或不收钱，并不简单的是一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送钱的人没事，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你反潮流，你是个异类。你不收就是见外了，就不够朋友，就不是自己人。你廉政，就说明你不是咱们一伙的，在政治舞台上，你就得出局。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了。

现在送礼的人一般是不见面的，免得让主人和客人都尴尬，这是官场上的游戏规则，是必须遵守的，谁不遵守可能就要招来麻烦。

官场上的行贿、受贿，就象传染病，很难治。

一个人只有在离开领导岗位以后，才会真正明白，凡是给自己送钱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朋友。他讨好你，巴结你、关心你、顺从你，为的都是你手中的权力。一旦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的时候，一旦你不能再对他提供保护的时候，他马上就会骂你、恨你、咬你。

口袋里没钱，存折上没钱，但心里装满钱的人最苦；口袋里有钱，银行里有钱，但心中没钱的人最幸福。

政府每每颁布一条禁令，有的官员就多了一条生财之道。

在当今社会，是挣钱难还是挣钱易？应该说，有人挣钱难，有人挣钱易。也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或者说是多数人挣钱难，少数人挣钱易；正当渠道挣钱难，邪门歪道挣钱易；平民百姓挣钱难，贪官污吏挣钱易；正是因为贪官污吏轻而易举地把钱挣走了，老百姓才会挣钱难。

财富的烁人光芒，在领袖层面夺目耀眼，是财富故事的恒定元素。常翻常新的财富殿堂，万变不离豪门“霸权”。

垫在荣登财富之颠的“关键的少数”脚下的基石，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体力脑力付出之日积月累。若无出自不起眼的劳动者之手的一砖一瓦，任何高耸的财富大厦都堆砌不出，一个企业的财富奇迹是这样，一个国家的财富辉煌也是这样。

统观财富损益格局，长期固化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改，城乡、地区、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制度漏洞下的一夜爆富神话与公共权力寻租中的腐败敛财屡见不鲜，无不反映出劳动者的财富分享权利流失。

不忘“劳动是财富之父”，关注劳动者的财富分享权利。前者是一场关于财富的激情表演，后者是一个关于财富的永恒问题。

中国的富人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最为隐秘的阶层。有人认为，因为在中国大陆，富人的钱大多来历不明。

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不管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肯定地说：钱是个好东西。既然钱是好东西，为什么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变坏怪钱，女人变坏也怪钱，钱真是把冤枉了。

钱是好东西。钱是门票，进不去的门，有了钱，门就开了；钱是桥，过不去的和河，有了钱，你就可以轻松地从这边到底那边；钱可以让你生出翅膀在天空翱翔；钱也可以让你由一个乞丐变成什么委员什么代表什么主席。钱是车是房是美女是你梦中的一切。

钱是坏东西。钱是诱饵，你上钩了就变成菜了；钱是陷阱，你掉进去就出不来了；钱让提供女人失去贞洁，让男人失去廉耻。钱让救命的药都假了，钱让醉人的酒都“水”了，钱让人变得不象人了。

到底钱好还是钱坏？有人说钱好，钱听了并不感激；有人说钱坏，，钱听了并不生气。为钱所困者，那是你与钱之间还欠着缘分。为钱所累者，那是你把钱当成了你的三妻四妾，想的是占有。

钱，你叫它“孔方兄”也好，“老人头”也好，“大团结”也好，说穿了，钱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有了它未必能够走遍天下，没有它肯定寸步难行。

用违法的手段获得金钱，更多的钱只有一种用途，就是充当罪证。

经济独立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只有做到了经济独立，才能实现内心的安全感，才能保障自己的人格。钱是钱，感情是感情，没有经济的独立，也不会有感情和思想的独立。

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

8.4关于预算制度问题

我国在预算管理制度是存在很多问题

国家既要花钱又要来钱，如果说财政是处理花钱和来钱的钱袋子，那么，公共预算就是用民主、公开、科学的方式掌管这个钱袋子。在西方，它被通俗地形容为“贴着价格标签的政策目标”。基于民主理财的实质，公共预算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民众可以依法了解和掌握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管理和监督财政收支活动；二是依法有效管理和监督政府权力。在每年的人大会议上，人大审议和批准预算报告，就是这个作用。

在编制预算时尽量报各一点，然后让财政去砍削。这早已是一些地方的惯例和潜规则。

预算与其说是一项必须做好的工作，不如说是一个不得不履行的程序。大多数地方做得不到位并且流于形式。其中最大的不到位是政策、预测与预算三张皮，彼此缺乏衔接，直接导致预算配置难以准确反映政府施政重点和优先性。再加上执行工作不透明，导致对资金分配和使用的裁量权过大，并且由此产生腐败问题。

政府部门除了财政预算拨款外，还有一部分经费需要自筹，要靠跨越既有制度到制度外去创收。不少部门一身兼具社会管理者和牟利者两个角色，而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也经常打乱收支行为的规范，并诱发各种腐败行为。

预算本来是硬约束，可执行起来却成了“软豆腐”。目前预算执行中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很常见，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个原因是在目前的局面下，无论是财政部门还是其他核心部门，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起码的条件承担管理全部政府现金资源和审查各部门政策（导致支出增加）的职责。同时预算执行中的监控机制也很脆弱，导致预算实际执行结构经常偏离预算初衷，甚至导致预算重点和优先性的改变。

今年七月一日，美国新泽西州宣布了一项行政法令，因预算经费不足，决定“关闭”州政府。事实上，因政府和议会出现意见分歧而导致政府、机构关门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希奇。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仅仅是美国的州政府，1995年就连中央政府也曾经因为预算问题而遭遇“关门”危机。

发生在美国的政府“关门”事件，令人感叹美国政府的权力原来是如此“有限”，也让人感叹在全世界都能“呼风唤雨”的美国总统居然还有如此无奈的时候。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恰恰体现了纳税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分量。根据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纳税人既是人民的主体，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人民的主人地位，正是通过对政府的财政控制来实现的。纳税人在向政府缴税的同时，也有权通过议会来审查政府财政预算、监督政府如何花钱。换言之，通过预算监督这一基点，人民可以限制政府权力，并督促政府行为体现民意。

政府“关门”事件也许过于极端，但从中体现的强有力的预算监督机制却对我们不无启示。在我国，各级人大承担着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重任，“预算法》为此设计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要求各级人大代表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但在实践中，仍有不少人大代表看不懂专业的预算案，预算案的审议往往演变成程序性的走过场，政府的预算案经常未经严格审查就轻松过关。此种情形下，政府权力得不到应有的约束，民众的监督也就大打折扣。因此，加强预算监督的力度和实效，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民主法治事业的重要一环。

从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报告看，各部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各部委年年都在积极整改，但是，年年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问题恐怕在于，这种内部整改的模式，没有起到问责作用，未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对待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因为，相关责任人、包括部门负责官员，只要没有把钱装入自己的口袋，就不会被追究个人的行政与法律责任。

追究预算执行的个人责任之所以很难，一个原因是，现行的《预算法》规定非常笼统；而且，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有些部委滥用分配权力、有些部委未严格执行基建程序安排项目建设资金。所有这些问题，《预算法》根本就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即使提及法律责任的三条，担责的形式也太轻，仅仅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没有刑事责任。立法中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当然无从追究。

其实，即使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详尽，恐怕也难以追究相关个人的法律责任。原因在于，违法违规现象相当普遍。根源是，无论中央预算还是地方预算，预算案的编制质量都很低，不能充分反映现实的财政需要；而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调整过程中，未曾预料到的财政需要又层出不穷，因而，每级政府在执行预算的时候都不断调整。而《预算法》仅仅规定了重大的预算调整如何进行，却没有规定一般性的预算调整如何进行。因此，大量的预算调整就由各个部门擅自进行。

凡此种种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预算在各个部门，各级官员眼中，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按照法治的财政原则，政府的花费必须接受人民——通过其代表——的控制和监督。因此，预算案具有法律地位，唯一不同仅在于，法律具有较为长期的效力，而预算通常只管一年。一个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及民众服从法律，也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尊重相应级别的人大审议通过的预算案；随意更动预算，显然是不尊重人民的意愿、滥用手中的权力。建设法治政府，有必要从养成官员尊重预算的习惯开始。

在官员心目中树立预算权威，首先需要预算案的编制更为准确。因此，提高预算在官员心目中的权威，恐怕更需要提高预算编制过程的权威性。目前的预算编制几乎完全由那些用钱的各个部门和财政部门控制，理应发挥决定作用的人大常委会只是在走后阶段介入，至于人大则只能在两会期间进行非常简短的审议。因而，各个部门的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制定出来的，当然也就觉得自己可以随意修改，而勿需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看一个国家的纸币，就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换个说法，就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因为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大体上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反映在纸币上的区别一目了然。

亚洲国家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基本上都是国王，只有实行宪政的国家，纸币上也就不是国王了。欧洲国家的纸币上通常只有四种人：学者、作家、科学家、音乐家；美洲和大洋州以总统为多，个别是科学家和民族英雄。

为什么民主国家就不愿意把国王的像放在纸币上？这与他们的政治文化精神有很大关系。总统是选出来的，而国王的天下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夺来的。纸币上的文明，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也就是一个国家自由和民主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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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官与舆论

9.1官与舆论

在机关里名声比权力更重要，名声是权力的底座，是镶嵌在王冠上的宝石，必须处处小心。官场上没有免税的利益。

官场上的男人前不能翘鸡巴，后不能翘尾巴，翘哪头砍哪头。

关于西方媒体

媒体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力”：不但社会的三大支拄权力——立法、行政、司法都要受到它的牵制，而且它对大众也有强大的影响力。虽然“第四权力”这一说法在我国新闻界还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具有公权机关的某些特征，而且它还有一个诸多公权机关所没有的权力——监督报道权。既然是权力，就拥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本性。

西方媒体的强项是对在外的各级（包括最高）官员揭短、挖苦，哪壶不开提哪壶。报喜不报忧是西方媒体的基本职责。而各级官员也必须“经得起”骂，西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议员，都必须有“经骂”的基本功；而在百姓这边，“骂”是基本权利，西方民主社会正是建立在公众有权“骂”，领导“经骂”的基础上的；这里的“骂”，是指公开的通过媒体和公开的出版物的言论，这也是一种监督机制。

西方国家大选，往往成为候选人之间互相揭短的大战。这种“揭短”是一种重要的舆论监督，互揭短处，从候选人的主观目的来说，固然都是为了把对方搞臭；但达到的客观效果却是通过舆论来监督、检查未来领导人的基本素质、政治道德；这种互揭短处，有助于培养廉洁正派的政治家。

在美国，新闻是民主的反映，是沟通精英于普通公众的平台；然而它更是一种消费品。于是人们对新闻的客观性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是新闻？谁在制造新闻？媒体修饰过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样的新闻能更好地服务于民主？企业是如何影响新闻运作的？

兰斯。班尼斯在政治传播学著作《新闻：政治的幻象》中说：政治新闻实际上是媒体、政府、公众通过不完善的信息交流，在不断追求各自目的过程中，不断变换和调整位置所形成的，它是三方选择和博弈的混合物。在政治新闻产生的过程中，政府要维持自己的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它需要通过媒体来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图；公众需要知道“真实的”政治，他们只有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来甄别判断，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选票投向何处；媒体也并非中立的，它一方面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信息，另一方面把它加工成最容易为公众所接受的“新闻”再兜售给公众，以此来获取利润。

新闻经过政府的表演、媒体的加工最后达到公众手里，这时它早已于其客观的标准：“公正、平衡和真实”相去甚远。政治事件中的价值观、新闻人物的欺骗行为、报道的观点很难完全中立、新闻时效性的要求等因素，都是掩盖新闻真相的“元凶”。然而在新闻媒体受到保护的国家里，掩盖新闻客观性的最主要而且无法避免的原因在于：法律无法约束那些庞大的媒体机构的道德责任。它们的行为准则就是赢利。肆无忌惮的市场利益使得新闻这个理想中的“独立监督人”出现了道德的瑕疵，因此，它始终不能扮演一个合格的“民主把关者”，最终也不能把人们带出“政治传播的陷阱”。

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不是最完美的东西，只是最不坏的东西。让所有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正是他们自认为拥有世界上两个最不坏的东西：繁荣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的民主制度。然而即使是在这个自认为最不坏的社会里，仍然不能兼顾新闻的自由与道德。人们追求新闻的自由，却无法避免法律约束之外的道德风险。人们走出了“权力暴政”，却又掉进了“市场暴政”。

9.2关于媒体的作用

对于社会舆论的主要载体——公共传媒的角色和功能，有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最为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媒体应该是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喉舌，“笔杆子”只能为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和整合服务；另一种观点认为：媒体作为另一种社会力量（西方称为“第四种权力”）的主要载体，必须将对政府及政治权力的监督放在首位，媒体只有作为政府的天敌存在，社会力量对比才可能实现均衡。

显然，前一种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后一种是自由主要、个人主义的观点。两种说法分别侧重一端，在理论上都有片面性，在实践中必然表现出各自的不适应性。

将媒体纯粹作为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喉舌，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作了多年实验；实践证明，只有在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得到民众自觉认同时，媒体的喉舌作用才能达到理想效果。换言之，只有在全社会已经整合于某种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时，媒体作为喉舌才能起到强化整合的作用。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已经大幅削弱的情况下，政府严密控制媒体最多只能起到垄断信息、清除不利信息的作用，很难对社会的精神整合有所帮助。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媒体对信息的过滤作用也在不断弱化，如果再严格控制媒体，可以说是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社会需要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死扣住媒体的喉舌性不放，只会断送建立新的整合机制的时机。

如果媒体纯粹作为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对立面存在，以监视政治权力为己任，一方面这种媒体在中国当前的土壤下难以持续生长；另一方面，在政权体制暂时还难以作出大的变动、社会积压了多种尖锐矛盾的条件下，此类媒体将拌演激化民间与政府对立，分裂社会是反整合角色。这种角色在与外部相对隔绝的农业社会或者工业化早期，负面效应还不怎么突出，但在国际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对内部整合的破坏就是对国家综合能力的破坏。媒体在加剧社会对立冲突的同时如果不能为社会找到一种粘合剂，它就只能是纯粹的破坏者，其所作所为最终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因此，上述两种对媒体的角色定位都失之公允。实际上，媒体可以同时作为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喉舌及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存在，同时还可以负担其他的角色功能，例如反映其他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声音。媒体的本位角色应该是中性的，客观的，不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超越于局部利益。媒体的作用应该是工具性的，即仅为各种不同观点、不同利益的表达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尽可能使各种观点和利益能够在言论层面上平等竞争，使受众能够兼听则明。因此，媒体不应该成为任何一种群体、任何一种利益、任何学说的专属之物，它应该尽可能成为尽可能多的群体、利益和观点的表达工具；它应该平等对待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与政府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只有这样，舆论才能有助于将社会内部的相互伤害降到最低，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才能在减少相互伤害的前提下趋向磨合，在逐渐磨合中形成新的整合基础，找到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

这才是媒体的本来面目，但在意识形态化泛滥的今天，许多东西的本色都已经模糊不清，而被代之以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针对现状而言，可以称之为媒体的第三种功能、第三种生存状态、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既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于媒体自身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持续生存和发展；又符合媒体价值超然的本色。

领导干部看新闻节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政治工具，我们的党通过这些喉舌和工具，传播党的方针和政策，同时还能够为各级领导干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南。还有一些领导干部，通过电视新闻报道这个小小的窗口，能观察到、揣摩到上级领导的动向和意图，以及重大的人事变化。新闻报道不仅是晴雨表，也是政治方向标。

新闻所谓的价值，与新闻的阅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活动。新闻其实是语言的控制者根据经验给出的非自然的结果。

媒体要解释什么和不解释什么的问题，其实是谁掌握了发言权，谁就掌握了解释权。读者明天要看的东西尽在媒体的掌握之中，；你要他看什么，他就得看什么。在媒体是涂涂划划，可在读者那里却是权威发布，成了可以引用的东西。

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些没有办法写成白纸黑字的东西，何况一个社会。

和媒体较劲大多数是自讨苦吃，最好的办法是迅速找到关键人物进行沟通，息事宁人。

真相捂得越严实，谎言就越流行。

新闻的工具论具有两重性：一是新闻从诞生那天就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宣传工具，不管新闻使用什么样的语言，选择什么样的所谓事实，其最后落脚点还是工具上。应该说这个工具的威力是极其强大的，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另一层面是指受众，他们把新闻当成提高学习的工具，也利用这个工具来达到一些个人目的。正因为有新闻工具论，才导致了新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权力。这个权力在今后会越来越膨胀，它在解决了真与假的问题后，开始围绕制造矛盾、解决矛盾这个怪圈不断达到预期的轰动效果，使新闻在满足一切后再摆布一切。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很难用法律去丈量。

媒体是座资源丰富的宝矿，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和经验去挖掘了。

舆论会象一把利剑不见血地刺中要害。但这把利剑是双刃的，未伤人就肯定伤自己。

中西媒体的差别在于，中国的媒体隶属于政府，而西方的媒体是不属于政府的。

事实上，正是由于一种天然的对立，媒体才有其“第四种权力”之意义，而政府对媒体的戒备亦由此产生，此一现象不分国别，西方国家也如此。只是在有效利用此种“对立”的意识和能力上，西方更富于政治经验；而中国对西方记者的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信息传输越来越发达、公众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今天，压制媒体报道和封锁消息显然不是聪明的做法

没有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造成的基层政府的政治腐败，是中国社会保持最低限度公平的最大障碍，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从何烧起？新书记一上任，靠什么打开局面？就要靠批评，靠舆论监督。这批评和监督的，都是前任的问题，和他没有关系，当然毫无顾忌，而这些问题正是他建立政绩的机会。还有，他还需要借此机会整顿吏治，那些和他不能同心同德的，那些和前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借问题的揭露，正好换人。

如果新来的书记在这个位置上干上几年，成为老书记之后，便不再让人对他的工作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了，因为这个时候每揭露出来一个问题都和他有关。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大唱赞歌，要加大报道的力度，要对他的政绩说足说透。所以老书记要稳定，搞新闻的战战兢兢；新书记要批评，搞新闻的更是战战兢兢。

让批评不好，不让批评也不好，都是人治的产物，都是让新闻界为难的事情。只有当舆论监督得到法律的认可，依法进行监督，而不是新来的书记要批评的时候，这样的监督才是真正的监督，这样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

监督要等领导的指示，这是因为：

一是，没有领导指示的时候不能监督。因为许多有问题的地方都是有背景的地方，没有领导的指示，哪个动得了。

二是，要在领导的具体指导下才能监督。监督是件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要发展，市场要繁荣，百姓要就业，你必须开绿灯；没有领导指示的监督，就是为经济发展制造障碍。

三是，有了领导的指示才知道怎么监督。监督不是按照法规监督，而是要按照领导的意见进行监督，这样才能使监督有利于经济发展；只有根据领导的指示，你才会从大局出发，把握监督的时机、监督的重点、监督的尺度，才不会出现负面效应。

四是，只有根据领导的指示进行监督，才不会滥用权力。要知道，我们监督部门的权力是党给的，是人民给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用得不好，就阻碍经济的发展。

五是，只有领导指示了，我们才敢监督。不要以为监督是依法办事，你依法办事了，人家却不依法理解你。不仅给你制造障碍，还反过来找你的毛病。

政论文章要在市级以上党报党刊发表，没有一定职务，一般人是绝对发表不了的。政论的发表不在于文章的内容有多扎实，结构有多严紧，水平有多高，而关键在于作者的职务有多高。有些刊物，职务达不到一定的挡次，是一个字也不能发表的。问题不在于你文章的水平挡次不够，而在于你没有进入那个社会层次。发表文章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政治待遇，是对一个人社会政治待遇的确认。发表什么文章，什么人发表文章，什么时候发表文章，在什么刊物上发表文章，在什么刊物的什么位置发表文章，都是很有讲究的。

情况是客观的，如何反映情况却是一门工夫。给谁反映、通过什么渠道反映、反映到什么程度，都是学问。尤其是“问题”，反映不好就可能捅娄子，轻的蛰你一身包，重的就丢了乌纱帽。总结起来就是一条：投领导所好的艺术。领导喜欢的你就多反映，领导不喜欢的你就装聋作哑。

媒体监督社会，可是谁来监督媒体？面对一个缺乏自律，但掌控大量社会资源的特殊集团，我们有理由担心异化面积的扩大。政治与市场，权利与资源，话语霸权与社会良知如何协调？今天，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日趋紧张，难道还不能引起高层的警惕？

当金钱成为社会唯一价值标准，当利润成为媒体的唯一诉求，人的异化，就难于避免。有这样一些媒体，打着市场化的旗帜，将无耻进行到底。

9.3关于中国媒体

在中国，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纸，《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头版评论历来被看作是中共高层表态的传达。

大陆媒体大都归各级党委领导，其功能被定位为党的耳目喉舌。喉舌的作用就是把党和政府的声音宣传出去，耳目的作用就是替党和政府搜集信息。喉舌功能体现为公开报道，耳目功能体现为内参报道。

内参报道的真实度、敏感度、深度都远远超过公开报道。是部级省级以上领导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

媒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特点是：媒体不是表达社会意见的公共平台，而是一条单向的信息传播渠道，也就是宣传；同时负有“教育人民”和“统一思想”两大功能。即使有批评和监督，也是上面对下面的批评。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媒体必须要争得市场的认可，而上面要想让它自己挣钱，也必须给它一定的自由度。

中央大报驻各省记者站就是上是中央监督地方大员的一支重要力量，谁通俗点，是中央放在各地的耳目，他们写的内参可以直达最高决策层。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地位，那些封疆大吏对他们都得让三分。只要有心，很容易在省市两级建立起一个特别强大的关系网。

传播学者的考察发现，无论在何种背景中，政治系统都试图把大众传媒作为自己活动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我国的新闻事业绝大多数是各级党组织领导的，置于政府管理之下。

媒体报道成就和问题，要处理好“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条潜规则。

中国至今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所以，中国的媒体是不能单独对法律负责的，也不能对读者负责，而只能对主管部门负责。实际上，现在有两种力量在限制着媒体的范围，一个是公权力的力量，一个是资本的力量。一般来说，公权力的力量是刚性的，说“这些题材不能报道就不能报道”，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资本的力量是柔性的，主要是通过投放或者撤消广告的方式来进行控制。但是在很多地方，资本的力量已经可以对公权力施加很大的影响，所以往往会透过公权力更便捷地进行控制。

从媒体目前的机制看，改革并没有真正到位，还属于事业单位，官办色彩仍然很浓，并不完全依赖市场生存；编辑利用版面“寻租”是始终存在的。

传媒的自由报道，对公众人物特别是高官都是警醒和制衡。

现在“封杀”记者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拒绝记者采访？为什么不愿意面对媒体？一直是人们常常提到的问题。一般地说，记者采访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接到群众举报，想查个水落石出；二是在采访中发现疑问，追踪朔源，以弄清真相；三是公众普遍对某件事情有疑问，希望主管部门给个答复。这三点都是为了让公众知道实情，出发点是不容怀疑的。

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人们行使知情权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去获得形形色色的信息。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尊重记者的采访，给老百姓充足的知情权。可是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却不同意这样做。许多地方流行着这样的“三防”：防火、防盗、防记者。

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时，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是公众服务结构，有将除了机密以外信息公之于众的法定义务。记者采访政府官员时，所代表的也不仅仅是媒体，而是媒体背后的公众。正因为这样，政府部门不应该拒绝采访，而记者有责任和义务进行采访。记者的采访权不受法外权力的阻挠；对于各种事故及新闻事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在不泄露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不违反社会公共道德的前提下，记者有权公开、公正地采访报道，行政机关不得非法干预。对记者采访权的侵害，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

我国人大已经将《政务信息公开法》列入立法纲要。这部法律一旦出台，如果行政单位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公开政务信息，拒绝记者采访，则属于违法，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新闻媒体可以依据该法将行政单位告上法庭，由法院强制其公开政务。

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是弘扬正气的必要手段。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在这种形势下，舆论监督更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我们看到，向腐败率先开火的常常是媒体和勇敢的记者们，是他们给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持，给普通群众充足的知情权。

有偿新闻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央曾三令五申要求杜绝有偿新闻，也经常进行检查和整改但收效甚微。奇怪的是，现在又出现了“有偿无新闻”的现象。

据《南风窗》2005年第九期报道，河南省汝州市为了隐瞒当地发生矿难的消息，地方政府从农村信用社贷款，向赶来采访的记者发放“封口费”达30余万元。其标准是：1、凡是自称来自中央级大媒体的每人发500——1000元；2、来自省内各大媒体的每人发200——500元；3、其他市级媒体每人200元；4、跨行业、跨地区媒体每人100元。

对于个别欠缺职业道德的记者与报道对象之间存在“有偿新闻”的丑恶交易，人们并不陌生；而现在，市场需求竟然创造、衍生出“有偿无新闻”的新型交易品种。作为一种明显违背党纪国法和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地下交易形式，“有偿无新闻”的交易双方不可能在一个公开的市场上进行相互试探、充分议价，然而这一畸形的地下交易形式却最终形成了明确而有效的价格体系，买卖双方基本认可定价，并据此龌龊地成交。

供求关系是价格形成的基本要素。在中央严肃查处矿难的有关责任人的政治气氛下，控制矿难消息的传播途径就成为一项“理性”而可能的选择。毕竟比起安全生产的资金投入规模，“封口费”的数量要少得多；更何况“封口费”可以由贷款支付，最终公共财政为个别官员的政治生命买了单。

而仅仅有供有求，并不必然形成一张能被买卖双方接受的“封口费”定价单。一定是在这种“见光死”的地下交易形式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条件下，按级别封口的潜规则才有可能最终在市场交易中逐渐形成并被认可。至少在河南省内已经形成了区域性的“有偿无新闻”市场；联想到2002年发生的山西繁峙矿难，当地用现金和金元宝向新华社等媒体记者行贿成功的事件，人们对于在全国范围是否存在更大规模的该类市场不得而知。

仔细研究河南省汝州市的这份“封口费”清单和发放标准，有几点值得品味：

首先，由定价单可以看到，“有偿无新闻”的供应方包括中央级大媒体、省内各大媒体、市级媒体和跨行业、跨地区媒体；当然这不是说此次交易中上述所有媒体都出席了，但至少证明曾经有过这种商品。

其次，媒体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显然有利于提高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有一家垄断性的机构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为买方提供“有偿无新闻”的服务，那么其定价一定是最高的，而且恐怕会高得惊人。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级别的价格标准还没有出现在汝州市的定价单上。

再者，为什么跨行业、跨地区媒体在交易中被锁定在最低价位？尤其是对于跨地区报道的媒体而言，差旅费以及人力成本的支出可谓最大，价格却仅仅“每人100元”。只有考虑到影响这一地下市场的外部条件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新近颁布的有关规定对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的舆论监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这无疑让该类服务的供应人在议价过程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以至于还不如当地的市级媒体。

据调查，到汝州领取“封口费”的人当中，真记者不到三分之一，以至于当地官员呼吁：谁来治治这些假记者。对于一个地下市场而言，显然9难抵御假冒伪劣商品的冲击。而如果仅仅惩治造假者，而不治理形成这一非法市场的内外因素，其结果只能是促进所谓潜规则的形成，使非法的市场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规范化。

“铁的新闻规律”是因为某些新闻现象颇为普遍，所以叫“规律”；又因为这些现象难以改变，所以叫“铁”。

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是这样一条“铁的新闻规律”。往往是本地发生的那些不太体面的事情，本地的媒体不予报道，却在外地的媒体上一五一十地披露出来；往往是本地的媒体对本地的那些不太体面的事情讳莫如深，却让外地的同类事情占据了版面。

本地的“兔子”不是不想吃“窝边草”，而是很难吃，他们常常会接到某事“不予报道”或者“不能擅自报道”的通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本地的新闻成为“旧闻”。于是就有了另一条“铁的新闻规律”，叫做“出口转内销”。也有通过本地媒体“转内销”的，但本地的媒体只有转载的份儿。

据说，有的地方长官私下有约，自己掌控的新闻媒体互相不揭对方之短，以支持对方工作。压制新闻媒体，不让批评外地，实际上是不让批评本地做法的延伸。可以肯定的说，这些地方的媒体揭自家之短不可能放得很开，也不可能让它那么痛快，因为掌控者护短有瘾。为什么护短？为维护形象，为保持“政绩”的正增长，为升迁作积累。对本地的媒体做起来并不难，因为它归自己掌控。

外地的就不这样简单了。它与自己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对此有两种办法：一是赶紧过去“消防灭火”。新闻单位常常遇到为阻止批评报道而来说情的事就是证明，但这个办法使自己太被动，成本也太高；二是提前与各地搞好关系，请对方官员帮忙。这属于借权一用，双方互借就是交易。不让本地媒体批评外地，是为了缩小知道外地“家丑”受众的范围，是对外地官员的隐性帮忙。大家都这么做，彼此心照不宣。这是对本地家丑的曲线掩盖，是压制对本地批评做法的巧妙延伸，是更“雅”的官官相护；压制舆论监督又有了新的“创意”。

媒体在中国具有权力是几年的事情，它随着媒体的市场化取向而逐步形成的。传统媒体只是官方工具，它完全依附于党政权力。但是，当媒体被推向市场，其生存依赖于市场的时候，市场就成了媒体的衣食父母，媒体对党政权力的依附就大为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就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又使其拥有了一定的干预社会的能力。

党政权力当然不愿意媒体摆脱其控制，但是，媒体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市场经济社会也不可能没有服务于社会的媒体。党政权力既无力在严格控制媒体的同时保证其满足社会的多种需要，又无力供养庞大的传媒系统，于是只能让它走向市场，给予其一定的自由度，这就是媒体有限权力的来源。另外，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党政权力尤其是中央政权有时也会利用媒体的监督功能。在这种长期互动下，在媒体这一新兴权力与传统的党政权力之间也形成了潜规则：只要不伤及主管部门及其党政领导，媒体对下及对外地都拥有一定的自由报道权。

反思逐渐成为新闻媒体的一种常用形式。所思多是天灾人祸，又与正面报道反着来，于是爱之者有，烦之者也有。反思，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这反思的文章，可以做得深，也可以做得浅，这要看反思到谁的头上，反思的步子迈多大。反思以事实为依据，是搅拌了思想分析的叙与议，往往直指深层次的原因，抓的多半是热点问题，是代读者将事件条理化、系统化，又写于受众急于知情之时，因而更具有渗透力。

媒体搞反思，试图让读者看到表象之后的东西，是要往深里说，不免与通常允许的口径有错位之处，在适宜上有个合不合的问题。党政机关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推进工作的各种手段的搭配，加入“佐料”的时机和数量，这无疑是正确的。媒体只能帮忙，不能添乱的道理也在这里。但出于私心私利的考虑，假以党政机关的名义，借助管得着的方便，行护短、捂盖子之实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搏斗式的舆论监督和反监督，这些年来火药味越来越浓。维护稳定的幌子掩盖了失职和腐败的真相，兼顾了展示政绩的重任，便会有新闻发布会上的谎言，有对采访调查的的威胁和阻挠，有对本地媒体反思事件的预先禁令。于是，同一事件外地媒体的报道和反思就扎到了痛处，当地媒体却装聋作哑；迫不得已要“总结经验教训”，那也得“下手轻一点”，也经过几级领导反复推敲，严格把关。反思是毁坏不良政绩的重磅炸弹，是抖落“家丑”的无情之手。反思过后，往往是一些人头上的乌纱帽落地；反思也可以成为官场斗争的一把“刀”。

现实中缺少英雄的时候，媒体上的英雄就会增加；媒体上的阴暗面缩小的时候，现实中的阴暗面便已扩大。媒体是扫帚，它干净了，房子就脏了。

现实与网络的区别是，在现实中用真名说假话，在网络上用假名说真话。

本来，报纸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它的力量在于读者众多。西方人把报纸称为“人民的圣经，即人民赖以决定其行为举止的书”，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它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说种权力。

办报确实存在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不成为问题，报纸就是为大众的，不然印那么多干什么。其实，这是外行人的看法。在许多办报者，尤其是办报领导者那里，他们心中其实是只为几个人、甚至只为一个人办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那几个人或者一个人满意了，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就无所谓了。

那几个人都是什么人？第一位的肯定是省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第二位的是分管宣传的书记，然后是管组织干部的书记，再往后是宣传部长。总之，是能决定办报领导者命运的，或者办报领导者乌纱帽能不能戴住的人。

很多人干事其实是只为一个人的，为了让这个人高兴，让这个人重视。如果这个人不高兴或者不重视，就等于白干，因而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就纷纷出笼；有时，领导人的一个眼色，一个表情就足以让人改弦易辙。

为什么要给一个人办呢？因为这个人能决定他的升迁荣辱，决定他的命运。其实，这些办报的领导者有时低估了高层领导者的觉悟，很多现代领导者很善于利用舆论工具推动工作。有些问题他们也想解决，却苦于没有适当的时机，如果媒体披露了，他们就可以以此为由，解决问题。我们常见一些领导人在报纸上做批示，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因势利导的工作方法，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连这个都不会，还当什么领导。

9.4媒体与新闻发言人

为什么政府要设立新闻发言人？因为社会在进步，隐瞒消息已经不可能了模拟不用正确的信息占领传播空间，就会有不正确的信息占领。公开透明远远好于隐瞒，你面对的其实不是记者，而是记者身后的社会、公众，你的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媒体寻求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面对突发事件，不能等到事件定性时才发布新闻，要采取“滚动发布”原则。第一时间发布的信息不一定全面，但这没有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信息，就滚动发布，并对过去发布的情况不清晰的、不准确的信息立即纠正。在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不求全，只求快，但必须准。

在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有了面对的预案和准备，这才是最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政府而言，不做准备就是灾难。最好的危机管理就是避免危机。建立公共安全管理机制，建立监测、预警管理体系，可以有效降低公共和安全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

社会流言止于真相的公开，政府权威得益信息的透明。

当政府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处理各种天灾人祸的时候，取得的效果显然是十分积极的，官民之间一种良性互动的生态已经逐渐成型；信息公开，决策透明既缓和了社会的紧张恐惧，又及时发现了问题，更让政府赢得民众进一步的信任。

其实，信息公开透明原则，还可以应用到各级政府经常面临和处理的阶层矛盾与各类群体性事件。

首先，社会群体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原因之复杂和解决需要的时间之久，远甚于人和自然界的矛盾，因此对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资源依赖程度也就更大，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就越具有迫切性和实用性。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各阶层都在不断分化、整合、沉淀，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博弈往往有非常活跃的表现，相互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经常会引起事件发生。为了维护稳定和解决更多的社会新矛盾的要求，作为仲裁者和调停者的政府，必然要遭遇到更高的要求和挑战。这一时期的许多矛盾冲突往往只能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解决，非短时间内能够彻底解决的，而公开透明的原则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在一个信息流通已经十分迅速的现代社会里，客观、公正、中立的媒体是多重社会矛盾的“气象台”、“预警器”和“减压阀”，能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

其次，任何一个稳定成熟的社会，各阶层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公开表达，是一种社会常态。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体现在各种矛盾的动态平衡中，而非一种被“冻结”的静止状态。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不等于各个地方没有矛盾和冲突，和谐社会不是“平静社会”。

如果对待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多以“捂”的方式处理，不仅会因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而使政府失去公信力，在全球化的大背景和国外部分媒体非正常渠道及特定角度的关注下，甚至会获得完全相反的负面效果。

在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信息透明和政府公信力之间有着因果关系；而政府公信力和政府权威之间也有着因果关系。当政府公信力流失，不但无法解决矛盾，反会使矛盾深化，将政府拖入利益纠纷的质疑当中；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政府公信力一旦丧失，要恢复重建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完全不必要的隐性代价。一个基层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往往只顾及事件会影响到个人政绩和地方声誉，而忽视了信息的封闭和矛盾的压制不但无助于冲突的解决，反易遭遇反弹，酿成更大的冲突。这也是近年来此类事件一再发生的原因之一。

社会矛盾和信息公开之间是一种紧密相关的辨证关系：没有问题和矛盾的暴露，就无从及时发现和解决；冲突性事件发生后的处理是否透明，有助于全社会对引发事件的深层原因产生警觉。如果冲突性事件被封锁隐瞒，势必给更高一级的政府制造了执政难题。

官员学习应对媒体的技巧，说白了就是学习在面对媒体时应该如何表现，如何外在光鲜和魅力四射。这种学习固然能使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掩盖自身外在形象的不足，但另一方面，会使官员竟相呈口舌之利，容易形成单纯重视外在表现形式而忽视实质性内容的官场作风。

官越做越大，隐私也就越显眼，销路也就越好，传播也越快，所以，没有一个远离和绯闻的好名声，就很难再往上走。

有许多人根本就是被新闻媒体判的死刑；报纸不管你是谁，它的煽动性会让整个事件失控。

得罪了媒体后患无穷，对无孔不入的媒体是防不胜防的。有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就是因为媒体的作用，最终倒台。（刘平）

在当今社会，在相当一部分党政官员眼中，能上媒体（尤其是央视之类的主流媒体）已经成为宣扬政绩、树立威信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至于当了几年官、做了那些事情、在领导眼中印象怎样、在群众心里形象如何这些事情，与其煞费苦心地一一落实，还不如请媒体来大肆宣传报道来得省心实在。媒体是面向大众的，只要媒体说你好，上级总不会反过来认为你不好吧？久而久之，媒体工作者在众多官员心目中就成了自己的吹鼓手兼智囊团了。

世界上没有不可以说的话，关键在于什么时候说出来，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会说话的人，看时机、看场合、看背景、看听众。

事情背后的原因，常常比渲染的原因要重要一百倍。渲染的原因，甚至可能不是原因，只是烟幕。

出版回忆录的自由度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开明度和政治透明度。任何人或者组织、机关，不管级别多高、权力多大，即使认为某人的著作有“错误”，也不能擅自进行审查或者禁止出版发行。

在大陆，按照正常流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出版，首先要当地出版行政部门或者主管主办部门审核，并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再由新闻出版总署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并经中央批准。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陆没有关于政治出版物正式的程序化审批制度和出版流程。只有毛泽东的文集和相关传记才需要特别审批。

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的产生过程，一直被视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相关的程序性规定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书籍出版规则。

想让报道失实的新闻单位向被报道单位赔礼道歉是不可能的；最好的道歉方式就是由媒体再做一次正面报道。

在民主法治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同样遵守游戏规则，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尺度的裁判不是政府，或者是认为有高于人民智能的特定团体，真正的裁判是有完全言论自由，可以表达意见，有充足公开信息作为判断政府或者财团行为标准，有全民共享资源的公共领域观念与智能的所有人民。

转型期的中国，以媒体的报道自由与作家的表达自由为代表的言论自由不仅面临传统体制的压力，而且日益面临以资本为后盾的某些利益集团的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封杀。一个温和的、自由言说的舆论平台是通往公民社会的唯一道路。

树立先进典型这种事情，官员们都知道其中的政治价值：你树立了一个典型，你自己就是一个准典型；典型得到的是荣誉称号，准典型得到的是政治光彩。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或重大会议的报告，往往吸收著名学者参与决策或起草。因为政府官员拒绝接受采访，因而学者就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据《南方周末》等著名媒体的记者说，在党和国家一些重大决策出台前，媒体基本没有途径得到官方的说法，只能找参与决策的学者间接地了解决策过程和目的。目前，媒体从学者那里挖掘的新闻主要是国家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和重大决策的出台经过。

在中国，因为各级政府决策不公开，参与决策的学者往往成为媒体的主要信息来源，又往往不同媒体对同一事情的报道矛盾百出。学者比较大胆的发言与政府有限的信息披露必然产生矛盾。参与政府决策的智囊学者，在应对媒体时越来越尴尬：不透露信息，有悖学者的良知；透露有关信息又会受到政府的指责。而媒体又常常借学者之口善意曲解中央的意图，借以表达自己对政治改革的要求。

媒体找学者了解有关信息，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各级政府缺少与新闻媒体的固定联系渠道，尽管各级政府部门都设立了宣传处或者新闻处，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受权发布本部门的公告和领导讲话，并不负责接待记者，答复媒体的提问。有时，其作用恰恰是阻挡媒的采访。现在不少地方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而有的地方把它当作封锁新闻的手段。不少记者去有关部门联系，往往被告知所有的事情都去找新闻发言人，本部门不接待。

中国媒体更多地找学者透露信息，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信息公开制度造成的。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统一的相关立法，有关政府公开的具体规定都散见于一大批法律、法规之中。在美国，政府公开是民众的一项权利，即民众有权获得政府的信息，政府有义务公开信息。在中国，政府公开往往被视为一种政府的办事制度，办事制度的改革只是政府自己的事情，是政府的一种“社会承诺”，如何公开、怎样公开、公开什么都是政府机关的决定，公众本身并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加以改变。

中国的政府公开是办事制度型的公开，美国的政府公开是权利型的公开。办事制度公开是法制的基本要求，是任何一个政府机关都应达到的基本目标。而办事制度以外的政府信息对公众公开才真正体现了政府公开的精神，是透明政府的集中表现。

政府部门对于学者参与决策的责任没有搞清楚。有关部门要求学者参与决策过程或者进入政府部门任职，但又不让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学者的学术生命在于讨论，不让他发言，学术生命就完结了。政府信息不公开，媒体采访学者，学者自然可以说话，学者不是官员，不受保密法的约束。

对于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政府决策，人们最担心的是学者在参与过程中成为政府和利益集团的依附阶层，不再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良知。

原贵洲省委书记、大贪官刘方仁在检讨自己犯罪的根源时说：“我以前看报纸，看领导的讲话，只是把它当作官样文章在浏览，完了就完了，不会认真去想，顶多就是将其中的一些话变成自己做报告时的一些套话。”

什么是“官样文章”？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徒具形式，照例敷衍的虚文滥调。”按照《辞海》的解释：“谓象官场例行公事的做法，用以指表面堂皇，内容空虚，不切实际的言论或措施。”

在民众眼里，省委书记已经是很大的官了，然而，省委书记眼里的“领导”应该是什么级别呢？肯定比省委书记要大得多。那么，省委书记看上面“领导”的讲话是“官样文章”，“浏览一下”、“完了就完了”。那么市委书记看省委书记的讲话是不是也当作“官样文章”，“浏览一下”、“完了就完了”呢？那么，再下一级呢？如果每一级看上面的讲话都是“官样文章”，“浏览一下”、“完了就完了”，那么中国的报纸还有谁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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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官与女人

10.1官与女人（女人与官）

本来性的问题是人类所有男人和女人所共有的问题，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不存在管不管的问题，但是，看一看贪官们几乎都与性的问题有关，几乎成为一条规律。

在政府正式文件中用到了“过美人关”这种字眼，可见目前“美人关”的确伤了官员们的脑筋。然而这终究只与那些有美人关可过的人有关，平头百姓不必自作多情。

如果男人不好色，上面就不会把过女人关当作重要问题经常在文件和报纸上提出。英雄难过美人关，乃是千古留下的经验之谈。（刘平）

对男人来说，人间的天堂是在圣经的经典里，在女人的胸脯上。美貌比金钱更容易引起男人的盗心。

一个男人，有两样东西一生都放不下：权力和美色。

男人在安稳下来之前尽可以放荡，有若干情人，但是选择妻子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性格甜美的、从无恋爱经历的女人。

女人要入党，先往床上躺；女人要提干，床上多流汗。（性贿赂）

女贪官绯闻事件，有些是真的，如“三湘女巨贪”蒋艳萍；有些绯闻却经不起推敲，如尹冬桂和尚军，然而，不管是真还是假，女贪官总是逃不开绯闻的纠缠。我以为，追究这里面的社会根源，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的问题。

女贪官总是逃不开绯闻的纠缠首先是男权社会的思维作祟。我们的社会尽管宪法上规定了男女平等，并且几十年来我们也一直努力在推行男女平等，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男权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度，男人掌握了社会的主要资源，特别是权力资源，女性难得进入权力圈子的机会。

按理说，应当进行公开和透明的选拔，体现民主和公正，才能让男权色彩浓厚的社会中的人们感到信服。不过，与我们的愿望恰恰相反的是，一些地方在选拔女干部时，并没有做到民主与公开。在选拔方式中，以领导意志为主，领导钦定人选，群众往往被排斥在有权决定的范围之外；在选拔过程中，整个形式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人们不知选拔其真正的理由在哪里。而且，有时领导出于各种原因尤其是个人原因选拔女性干部，往往提拔女干部不遵守相关程序，飞速提拔干部，如尚军就是以水上派出所副指导员的身份调入太和县法院任副院长，此后也是两年一个台阶地快速升迁，让人疑窦重重。

女人有美色，男人有权力，权力行使又不民主与透明，贪恋权力的女子必然会通过美色来进入权力的圈子，当其因为腐败而下台时，当然是绯闻满天飞。“三湘女巨贪”蒋艳萍用“性贿赂”得到权力不必再说，原荆门市委书记、湖南省政府秘书长焦俊贤为情妇陈丽，竟然指使有关人员弄虚作假，为陈丽伪造了党员、国家干部身份，并安排担任副局长。这种以美色进入权力圈子的做法也连带拖累了其他女干部，人们自然也怀疑她们也是利用这种渠道上升的，一旦她们因为腐败等问题而下台，社会上关于她们的绯闻便开始满天飞。尚军的所谓绯闻固然是小报给登出来的，但恐怕也不是记者自然编造出来的，想必社会上的流言飞语给了他们“灵感”的素材。

因此，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让领导干部的选拔更加民主和透明起来；其次就是让女性有更多从政的机会，不要再依靠男人的眼色甚至是依靠心怀不轨的男人的眼色行事。

女人跟权力一样，是心理的奖赏。

在无数的感激者中，有人送上一种十分特别的东西，那东西叫“色”，光芒艳丽，温柔迷人，叫人魂不守舍，怦然心动，浮想联翩，叫人挥之不去，却之还来，色成就了好多人的事，也毁坏了好多人的前程。

色这样的东西，一旦进入官场，就需要钱来滋润，夜夜笙歌、灯红酒绿、美女相伴，没有钱是不行的。

看一个男人的挡次只需要看他身边的女人就可以了。情人是身份的象征。

男人是来寻找刺激的，女人多半是受过刺激的。

男人在得意和失意的时候都会格外需要女人；前者是为了放纵，后者是为了慰藉，两者都表现出男人自私的一面。

男人有时候比女人需要男人更需要女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应该是源于从生命之初就存在的对母性的依赖。

女人象绳索，入了这个圈套，你休想再挣脱。

权力是块巨大的磁铁，对金钱和美色格外有吸引力，也不知道有多少年轻漂亮的女人投怀送抱。

有的女人，男人很难抗拒；有的男人，女人也很难抗拒。女人的魅力大多数是天生丽质，而男人的魅力却在于内在的气质。

男人与男人因为女人而产生的恨，足以烧掉一切理智，这种恨在历史上产生过无数悲剧，今后仍将继续产生悲剧。

女人有女人对男人特殊的感受；当官的女人对官场上的男人更加敏感。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位默默无闻的女性；每个成功女性的床上都睡过优秀的男人。

一个女人能把自己家庭的历史告诉一个男人，最起码他们已经是朋友，或者说，这个女人想成为这个男人的朋友。萍水相逢的人，没有经过深谈的人，话题不可能深入到自己家庭的历史。

正气和邪气都具有让女性动心的魅力。女人喜欢有特点的男人就象男人喜欢有特点的女人一样。越是充满自信，越是有才能的，越喜欢特别的异性。

社会上那些被大款养起来的漂亮女人，最多不过是关在笼中的金丝雀，虽然有花不完的钱财，当生活单调枯燥，是漂亮女人中的等而下者。真正聪明的女人，依傍的是权势者，这样她们不断能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还会拥有超越常人的社会地位，成为呼风唤雨的社会名流。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诱惑：权力、美色、金钱、，对男人都有着很难抗拒的诱惑，每一个诱惑，每一次诱惑，都是一次挑战。

美貌和身体是资本，但轻易付出，成为男人的玩物后，会很快失去价值。

对男人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爱情，也不是金钱，而是权力。当一个男人渴望权力的时候，一切都得让路。

女人是为了男人生存的尤物，当女人想驾驭男人时，女人的味道就荡然无存了。

在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绯闻会轻易把一个人的前途毁掉。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放在身边，不管你是否有不良动机，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领导和下属的婚外恋，就象揣急河流旁的危堤，一旦迈出第一步，将会汹涌澎湃，很难做到天衣无缝。

女人的敏感和直觉有时是非常深刻直接的。特别当女人对某个熟悉的男人日复一日地关注分析，得出的结论之准确会让人惊异。

面对女人时的嫉妒心是男人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克服的大忌。

情人最大的致命处是一方想完全拥有对方，或者想成为夫妻长期厮守。一旦走到这一步，矛盾就出来了，不但不能长期厮守，还会不欢而散。

对付年近五十的政府官员，美女是最好的试金石。一个好色的男人必定贪财。

漂亮女人只有靠上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她的人生才会出现转机。

现在只有两种东西使女人不在乎男人的年龄和美丑，那就是权力和金钱。

以利害关系建立起来的交易似的婚姻，终将会以利害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女人的实力和在社会中的地位，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上天的恩赐，天生丽质是本钱；二是后天的努力，聪明才智是基础；三是所交结的朋友，有优秀的男人帮助的条件。

以前是“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是“姿色就是力量”。

权色交易之所以简单，一是美色对贪官的诱惑；二是贪官对美色的天然“青睐”。区别只在于有些是先腐败后好色，有些是先好色后腐败。

权色交易比权钱交易更可怕。权钱交易更多的是“一把一清”；权色交易则不然，一旦既遂，就具有持久的杀伤力。

权力一旦与色结合起来，就从神圣的殿堂堕落到了廉耻的地步。贪官们就会变成无情的色魔，无耻地发泄欲望，败坏以至恶化了官场风气，成为一种“官场习气。”

情妇是腐败“成果”的最直接受益者和消化者，更是腐败和贪欲的催化剂。她们不仅为贪官们出谋划策，往往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了经济犯罪的关键程序。

善于利用男人，借助男人的力量为自己创事业、打天下，这可能是女人成功最重要的手段，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女人象绳索，入了这个圈套，休想再挣脱。一个男人虽然英勇可抵御十万雄师，然而敌不过一个纤弱女子。床第间势力之大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纵然他是一个很刚强的男子，但一夜的缠绵，没有不把他所有的决心都驱散的；男子纵能统帅百万健儿，出入枪林弹雨之间，然而落在他所爱的女人手里，就象一团软泥，任凭她玩弄而已。根子就在怜香惜玉上。

灵与肉的冲突是人生的根本课题。肉体的欲望一旦失去灵魂的引导，人将陷入一个深渊；肉体的欲望一旦失去规戒，人象一个魔鬼，开始横冲直撞，直至最后毁灭。

四个女干部交流升官的经验：一个说，要想提拔上面必须得有人；一个说，光有人还不行还必须得根子硬；另一个说，光根子硬还不行，还必须要活动；最后一个说光活动还不行，还必须得出点东西。

漂亮是女人的资本，用得好可以前程似锦。有的男人根本就不需要钱，却很少有男人不需要女人。而且钱贿赂一次是一次，可性这东西就不同了。第一次成功就可以一劳永逸。

还有什么能挡得住一个不在乎自己身体的女人呢？

什么是狐假虎威？女人中最勾魂者是谁？当然是狐。男人中最威猛者是谁？当然是虎。勾魂如狐，又能借虎势，这样的女人那还了得！

嫉妒是女性最容易产生的不良情感，嫉妒是对才能、名誉、地位等比自己好或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怀有怨恨和不满。

女性嫉妒主要在同性之间，嫉妒是一种恶劣的情感，不仅有伤他性，也有自伤性。嫉妒会使女人的水平下降，下降到让人不可理解的地步。

女人和女人是很容易相处的，见面就熟。然而女人与女人又不可能深交，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男人通常是靠机遇和奋斗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女人则被动得多，传统的依附心理使她们只能通过婚姻的发生或列变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女人不应该看中权力和金钱，而应该看中男人的才干，因为权力和金钱往往是靠人的才干赢得的。

男人征服女人，就象征服权力、金钱一样，那都是从男人的角度看问题，但男人在征服女人时有没有想过，女人是怎么想的？女人也许是被动的？也许是无奈的？但会不会也在征服男人呢？

试金可以用火，战胜女人可以用金，而战胜男人则可以用女人。

女人的权力欲果真比男人更疯狂？更可怕？凶悍的女人，权力欲望太强的女人，脸整天拉着、沉着，时间长了，五官都往下挂；女人的美丽是由内而外的，一个权力欲太强的女人，即使给人看到的是她光彩照人的一面，但谁会相信这种假象，内心的就焦虑、欲望、不满足、贪得无厌就全暴露出来了。

女人往往比男人有更多的对权力的向往和畏惧。

世界就是这样：女人权力欲太强，是令人讨厌，但偏偏大家又认为这样的女人有能力，能当官；反过来，权力欲不强的女人，别人又认为她太软弱，没有能力，不适合当官。

女人不能靠近权力，靠近权力就会变成慈禧太后。

凡是重大事件，绝对不能让女人知道。女人的神经中缺乏一条坚固的保密链条，所以女人的精神容易崩溃，一旦崩溃，什么事情都会移山倒海般地倒出来。

“强悍”用在男人身上，是能力、是魄力、是威信。但是用在女人身上，就成为眼光悍妇的形象了。

在很多人眼里，一个女人太想当官不是一件好事。

女人当领导更民主，更懂得发挥集体的作用，更注重从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更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同志担任领导职务。

在领导班子中配备适当比例的女干部这种做法，是以平等为名，实行不平等的措施。这种强制性的均等，相对现代公民制度来说是人类自然发展史中的一种倒退。在一个注重自我评价和社会承认的时代，这种限额制把女性重新置于“软弱性别”的位置。一个女同志再怎么努力，也要靠男同志的照顾，因为她是女同志，因为班子必须有女同志，她才能进这个班子；虽然她进班子后一样极大限度地努力参与了政治，但这种作为不仅不能改变传统女性需要呵护的脆弱形象，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更贬低了女同志的价值。

婚姻的市场化，这种交易从来都是存在的，这不是指买卖人口，交易的只是人的属性和附属品——美貌和金钱，但把它说出来，就是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

无数的文学经典作品告诉我们，爱情与金钱无关，与权势无关，只与你的真心付出有关。但是，在身临其境之前，似乎很少有人告诉他们，那些文学之所以经典，那些教育之所以煞费苦心，只因为它们宣扬的东西是如此稀缺。

任何一种感情都是和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爱情更不例外。那些文人偏要把爱情往极端推，误人不浅。只要问一句：一无是处的男人为什么没有人爱？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有一种男人，他们可以阅尽人间春色，可以交结各种类型的女性，接触许多女性的肉体，但是，他们情感的最后归宿，却是女人的气质和精神。

女人就是一条船，一个男人坐上去，就将决定他的一生。

爱情象一种毒品，会给你巨大的满足，也会给你强烈的痛苦。

人的婚姻，很多时候都是不能如愿以偿的。即使不怎么相爱的两个人走到一起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与调整，日子就会有会一天天过下去。

很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为了仕途上的需要，即使家庭不和睦，也不愿意以阻碍其升迁作为离婚的代价。中国选拔干部，因作风问题而导致离婚的往往不予考虑。靠着“政绩工程”步步高升，自然不会让自己的“后院起火”——夫人有什么问题肯定会首先满足，于是走“夫人”路线者日渐其多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机关里贪色是危险的人生游戏，色对一个男人来说就是陷阱，色对使用者的回报也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灾难。

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即使意志再坚强，但感情却是脆弱的。

女人的姿色是男人的精神鸦片，女人的肉体是囚禁男人的魔窟。

女人的姿色就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

让男人办事要趁热打铁，男人发情的时候多半是用“下身”思考，但多半的男人提了裤子就不认帐了。

金钱和色相其实有时候跟不干胶差不多。

再老实的人也会冲动，再本分的人也有一念之差。一个男人走进一个女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一种感觉、一种色彩、一种体味、一种音调、一种精神一种气质，都可以促成男女走进极乐世界，去享受人生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激情和动感的快乐。

处在一个男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女人常常感到自己的弱小和无力，女人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首先要学会与男人周旋。要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把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可利用的条件和不成熟的情况分析个透彻和明明白白。

如果一个女人既漂亮又能干，她的能量就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或者毁灭一个世界。大多数男人都是愿意为她犯错误的。

在漂亮女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是男人的通病，当官的更是如此。

漂亮是女人的本钱，可是得看用这个本钱干什么。官场上的漂亮女人是地雷，漂亮再加上甜蜜就是超级地雷。所以官场上的漂亮女人没有前途，因为任何一个官员都难以承受提拔一个漂亮女人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官员都不愿意让一个漂亮女人成为埋在自己政治前途上的地雷。

女人只要豁出去，在官场上谋个位置并不难，难的是保住位置和爬上更高的位置。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充分懂得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聪明的女人。

一个优秀的女人最重要的是素质。就是要凡事能原谅自己；凡事不原谅自己的女人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女人就是靠不断原谅自己、理解自己、宽容自己、善待自己，而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而男人则不同，很多男人是靠自责话着，男人在错事面前总是不能原谅自己，做错了事情一生都耿耿于怀。

男人没文化是草包，女人没文化是花瓶；男人没文化是土得掉渣，女人没文化是缺乏气质。

在机关里不能有女朋友，女人的两张嘴都能坏事，而且一坏就是大事。

女人连身子都管不住，更不用说嘴巴了。

要想堵住一个女人的上嘴，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堵住她的下嘴。

女人是一种依赖性极强的动物，一旦和谁有了那种肉体关系，就会无原则地坚决拥护谁。

情人是一种沉重的人物关系，对于有追求的男人，这种沉重又十倍数十倍地沉重于普通人。

干部要管好自己的手头子和球头子。管好手头子，就是不要贪污受贿；管好球头子，自然就是不要随便乱搞女人，尤其不要乱搞女部下，这是为官之大忌。一旦与女部下有染，势必在某些事情上丧失原则，更容易在政敌面前留下把柄，使落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在全世界，男人搞了不是自己老婆的女人，或者女人跟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睡觉，事实上都存在着危险。如果你是身在官场、处在政治斗争的最前沿，那危险系数就会更大。

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不用做得太多，能把当权的男人把握住就是最大的成功。他们自然会帮你把权力换为金钱。

看男人的真心，就看他愿意不愿意为你牺牲。这牺牲可能是婚姻，也可能是物质。

官场上的男人离开自己的舞台后就会变得平庸，身上那些能够打动女人的东西就会消失殆尽。

男人靠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靠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

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

聪明的男人对女人动手，傻瓜的男人对女人动心。

在爱情游戏中，女人和男人常常发生双向逆反的错位，男人认为事情已经到了终点，女人却认为才是起点。

一任领导走之前总要做些好事，没必要把现成的人情留给继任者。

迷恋权力和金钱的女人，有时候比迷恋权力和金钱的男人更可怕，更靠不住。

女人天生是为男人存在的。女人一旦迷上了当官和赚钱，这个女人也就算毁了。

女人热衷于“搞政治”和男人热衷于“搞女人”一样可怕，因为那是她们走向堕落的开始。

女性一旦踏入官场这个雷区，因其在对付官场险恶之中表现出与身俱来的力不从心，必然会被炸得血肉横飞。

机关里的女人多是中性的。没有哪个女人，特别是机关里的女人，是靠喝酒当上大官的。女人和男人共同奋斗，女人要比男人多付出的岂止是血汗？男人，特别是那些隐藏在职务、级别里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就打得你措手不及。

女人如果不性感，就要有感性；如果没有感性，就要有理性；如果没有理性，就要有自知之明；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她只有不幸。

女人嘴上抗拒的常常是她们心里渴望的。礼貌和距离无非是一种筹码。

女人真是怪，男人没有出头的时候，生怕男人没出头，男人出了头又生怕男人出了头。

在男女之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悖论：许多女人常常因为权力和地位追逐男人，而为了得到男人，又不惜让他失去权力和地位。结果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

官员犯事，不是犯在钱上，就是犯在女人身上。往往对女人有特殊爱好的男人对女人最缺乏认识。但这种人往往自信地说，女人嘛，我见得多了。其实许多连床都没有上，钱却进去了不少。

男人对女人的见识是要以钱财作铺垫的，许多女人说我根本就不是为了钱，最后你被弄得倾家荡产才发现这种女人比为了钱的还凶。

女人的秘密是她们征服男人的武器，女人一旦失去秘密，也就失去了控制男人的筹码。世界上成功的女人都是让男人至死没有摸清底细的女人，让男人弄得清清楚楚的女人，结局大都很惨。

在官场上男女问题很容易被人抓住辫子，要想长期在官场上稳坐钓鱼台，不把自己的行为打整干净是坐不稳的。

在中国，特别是在官场，男女问题可大可小，举起来千斤，放下来二俩。

10.2关于女性参政问题

封建中国数千年的政治生态中，罕有女性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妇女在政治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当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政坛上依然存在着男强女弱的现象。

有调查表明，我国女性领导在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中的比例明显偏低，而且层级越高，比例越低；女性在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以上领导层中所占的比例，由16.1%逐次降为11.7%和8.3%。在全国人大层面，自1978年到1998年，女代表比例一直在20%至22%之间徘徊。

在基层群众组织中，权力资源配置同样出现了两性失衡的局面。各级人大的性别失衡现象，尤其值得关注。自从代议制民主成为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通用模式以来，议会等代议机构已经成为最富民主特征的民意机关。与之相对应，女性参与政治，分享政治权力的最高形式，就是能否进入议会等民主政治载体，其比例已经是国际社会衡量两性平等和民主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位西方政治家说：“女性，使政治世界人性化了”。不过，女性参与政治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在政治中加入人性的因素，更在于打破男性垄断政治权力的传统格局，无论是构建政治文明还是营造民主社会，女性参与政治都是绕不开的关节点。

民意机构中女性比例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存在着轻视女性的潜规则。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时候，通常都是男性占先，女性则很难入围。女性即使被推荐为候选人，也往往只是参与一些陪绑式选举，成为男性候选人的陪衬。

政治参与和权力配置的两性失衡，仅仅是一种表象，其背后则是排斥女性参政的传统观念、人文心理、现实体制等等，这些盘根错节的因素，共同交织成“政治，让女人走开”的社会大环境。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塑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对于女性的角色评估，始终处于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之下。在实际操作的政治规则和民主模式中，女性参政并未得到真正的承认和欣赏，而一些参政的“女强人”也往往遭到莫名的排斥和贬低。

在大众文化层面，排斥女性参政的观念同样根深蒂固，台湾作家李敖就说过：“最优秀的女人应该去搞男人，让男人去搞政治。”虽然这是一句戏言，却反映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和人文心理，而误判女性参政价值的社会舆论环境，正是由此生成。

客观而言，女性和男性相比，承载着人类再生产等特殊任务，参政女性既要相夫教子，又要奔走于政治舞台，其生理和心理精神压力可想而知。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女性的参政热情和竞争精神。事实上，排斥女性参政的社会偏见和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内化成女性自身的心理定势，从整体上降低了女性的参政意识和参政素质。

女人从政的能力毫不逊色于男人，这与她们从政的机会成对比。

女人从政可以追朔到母系社会，这一点男人是比不上的。但是到了后来，这项活动好象越来越被必然所热中，或者说它越来越青睐必然了。于别人而言，她们的政治状况是显得不公平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女人的从政能力。对那些想执政治牛耳的女人们来说，这种环境是压抑的。

于是，女人的政治便进入了长久的蛰伏期，但它的能量却在不停地集聚。在中国先后有三位女人在政治舞台上表现不俗，她们是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太后。

政治是一项由男人玩了很久的活动。女人很可能在参加这项游戏时变得越来越男性化，因为政治是有破坏性的，它使你在掌握控制别人的权力时逐渐失去自我控制，不知道这对于有志从政的女人们意味着什么？

由于从政的机会少，她们从政的欲望就象积累了很久的火山，在一个相对来说很短的时间内，要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社会也造成空前的影响。女人一旦主导政治，她们阴柔的品性很可能就转变为阴狠的劣性。面对眼前男人统治已久、政治领域处处沉积着强权痕迹的社会，女人们相信，只有以更高的强权才能统治社会。这又恰恰暴露了她们在驾驭政治上的自卑心理；为了寻求一种心理优势，她们便以极其夸张的外在形式，甚至有时表现得歇斯底里以粉碎这种心理障碍。

政治舞台是一个不需要道德的地方，而一旦道德感被剥夺，看起来比男人更加自重的女人将被抛向两个极端，或者心灰意冷，陷入绝望；或者因置于死地而后生，以更加无畏的心态应对一切。

这些历史现象在现实中不大可能发生了，因为更完善的规则和更健全的法律将有效地约束人们，同时，由于现代政治制度的开明性、民主性增强，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可以说，一国的政治文明与否先要看本国的妇女参政、议政的程度，这实际也是看一个国家妇女的地位。如果人们突破了道德底线，法律的约束性相对来说就减少了，人们极有可能越过法律行事；所以，在现实中，在集权程度相对较高的政治组织里，女人还是不易“染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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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官际关系

10.1官际关系

处在第二的位置比处在第一的位置更安全，靠支持别人可以获得安全感，靠打击别人也可以获得安全感。

让富人先民主起来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民主。企业家与政治家参与的是两个不同属性的市场，民营企业家所代表的“私利”和参政代表的“公利”往往是冲突的。

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树立自己的形象，而在很大程度上，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就要表现得与前任不同，甚至有时侯就得否定前任。

世事与棋势相通，该和的时候就得和，该战的时候就得战，违反了势理，只有自讨苦吃了。

在官场上混，就不要奢谈什么纯真、天然、善良、美好等等，那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官场上的人，个个都是笑面虎，背地里心怀鬼胎。

玩政治讲不得高尚，来不得半点宽容和菩萨心肠；政治家诚实等于愚蠢，善良等于软弱。

不扶植潜在的对手，是官场的人事密决。

对任何一个人，都要掌握一些他最怕让别人知道的材料，以便控制他。

名额就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谁在官场上失去了抗衡能力，就会处处被动受制约。

官场上总能把原本平等的人弄得不平等，同学、朋友、亲戚概莫能外。自古以来多少人是死在朋友一手策划的阴谋之下，而不是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是死在叛徒手里，而不是死在战场上。千万别相信朋友，千万别与身边人交朋友，尤其是在官场上。

官场毕竟不是战场，每一刀砍下去都要见血。官场上许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讲，许多事情只能讲不能做，不了解其中的变数，都是要栽跟头的。

领导基本上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从正面说就是理想宏伟进取心强。

人在当官的时候变成鬼，下台后又还原为人了。

身在政界，在乎的就是位置。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不想当高官的也不是好官员。

厅级待遇说起来和教授差不多，但是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教授是学术头衔，标志着学问和知识；厅级是官衔，标志着地位和权力。有的人有学衔无官衔，有的有官衔无学衔，两者很难兼得。学衔与官衔相互作用，便可你助我名，我助你势；名可得势，势可成名，名势互动，就能上可入天，下可入地。

官场上做官有个准则：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贪求完满，你必须要给别人留下余地，你必须让别人也要得到一点什么，你必须也要同时满足别人做官的自尊心和利益需求；你让别的官员一无所有，你把同僚们逼急了，只给人家留下跟你拼命的一条路，你自己最后也就一无所有了。

领导是一个集体，不可能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领导最忌急噪，锋芒毕露是政治家的大敌，从政的人不受批评不作检查很难做到。

官场里的许多事情，往往不是由最权威的理论、法规、政策、决策层、领袖人物所决定，也不是由官方有意识的运作所都能够左右的，在这一切的后面，在官场人群——包括大官，也包括小官——的群体意识深层，还有一种魔力，它是那么无法无天，那么力大无穷，它让官场里的人群是几乎本能地产生冲动，从而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群体处世规则。

在中国，成熟就是没有锋芒和棱角。

所谓政治上的成熟，实际上就是遵守、掌握、运用潜规则的熟练程度。否则，你就永远不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官员。尽管潜规则实际上是封建官场的文化伦理遗产，政治腐败的润滑剂。

张狂，这是从政的大忌。

官场潜规则之一：不属于自己主管的事情根本连问都不问。

官场上的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很无聊，但都心照不宣，仍是认认真真的样子。似乎上下级之间就靠这种心照不宣维护着一种太平现象。

当官的就是要做墙头草，你不左右摇摆就话不长。

现代官场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一把手的能力不重要，听不听话才是最重要的；而有些担任副职的人却长期工作在第一线，有能力有成绩，却得不到提拔。

在官场上，你不能认死理。国人讲究中庸之道，人尖子和人渣子都不适合做领导，所以官场中人不能太锋芒毕露，诸如精明、狡猾都是官场大忌。聪明人就聪明在有些事情心里明白，但不点破，不翻脸，不露声色，打哑谜、装糊涂。

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有能力就能上去；有时候有能力反而是千年老二，扶不了正。

官场就象一盘棋，棋子之间相生相克，厉害关系因势而变。

官场上的尊卑，有时也不见得总是以级别论，关键还得看处在什么位置尤其是重要领导身边的人，级别不高，可有些级别不低的人也要巴结他。

官场只有利益，没有是非。

做领导的只要会讲，不一定要会做。

当领导的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至少要深谙世情，懂得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手下人的积极性。

屁股决定脑袋。处于不同职位的人，考虑问题的角度绝对是不同的。（这也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说法）

对手之间保持沉默永远是上上策。

小人物因为太小，有个什么错误就显眼了，所以小人物不能有小错；大人物因为太大，一般的错误在他们身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大人物不怕错，纵然有错误只能是伟大的错误。小人物的全部生命意义就是居家过日子，用句粗话讲就是上为嘴巴下为鸡巴，所以鸡巴错误就是大错误要治流氓罪；而大人物的生命意义是治国安帮，他们玩玩女人只是鸡巴大个错误。西方人说，政治家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做爱。

官场中人发表意见，口头禅总是“个人看法”。不同人说“个人看法”，意思大不一样。通常下级在上级面前是谦虚的意思；上级在下级面前说个人看法，看上去也是谦虚的意思，其实是强调个人权威了。

官场上虽然也有集体讨论，但并不是认真的论证，而往往是谁的权力大服从谁，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一个过场而已。

官场生态环境中不愿意得罪人的盲从心理和社会公众意识中蚀财免灾的习惯性心理，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目前法治不健全和体制不顺的政坛上，盛行着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由此衍生出领导的观念可以左右一切，领导的需要即为合理的怪胎。

做官的人，总是不随便接受别人的劝告。尤其是同级官员的劝告。总接受别人的明示、暗示，会被认为是一种没有能力的表现。

党委的干部部门，不象政府的人事部门、企业的劳资部门，它管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处级以上的干部。

领导的才能主要体现在用人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知人善任的说法。

往往是领导无意识说出的话更能代表领导的意图。

领导的关键是出点子、提要求、用干部、验成果。用官场上的话说，就是研究发展思路，调动干部积极性。再好的思路，没有人在下面给你具体抓落实，一切等于空喜欢。

党委的权力就是拨弄干部，全凭这一手笼络人心，如果不是频繁地调整干部，又有谁会靠近你。

官场上的领导，重要的不是凡事都亲历亲为，具体实施；而是要按照工作程序，把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好，以造成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局面。至于领导艺术，无非就是拉帮结伙，笼络人心的艺术；至于工作能力，各人都有一套自己成功的经验和制胜的法宝，用不着锋芒毕露。

小心谨慎做人，大刀阔斧做事。

一个领导的意志会被别人左右吗？领导定下来的事情会坚持到底的；哪怕是错了，他都会坚持。

当领导既要政绩，又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你不能有个性，共性永远大于个性，否则你就难以立足。

在官场上，同一个人至少会有两个以上的脸谱，以应付不同场合的人。

人们常说，人有多种面孔，实际上指得是思想上的多样性。

在官场上，要有魄力：一是刚性的果断；二是柔性的果断；三是面临矛盾的果断。

当官就要做到三不倒：一是“夸不倒”、二是“难不倒”、三是“吓不倒”。

官场上讲就的是启承转合，领导的水平和艺术全在于处世要轻重照应，跌宕有致。越深的人，越轻易不让人看出其中的半点玄机。

官场毕竟不同于商场，所有的目的只能藏在做法和笑容之间，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的交往，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什么都做了，一只酒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什么都在里面了。再往后的交往则是谁都有数了，那是可投桃报李铭记一生的，谁忘了这些谁就违反了游戏规则，那就成了这个人道德上的缺陷，如同女人没了贞洁。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尤其越是掌握决定权的人，越要学会妥协，最后力争达到利益均沾，彼此平衡；吃独食的人，贪心过重的人，是不适合从事政治这门特殊艺术的；一些昙花一现的政治明星，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过于贪婪，没有学会妥协的艺术。

在官场混，首先要练就一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火眼。

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一些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脏的勾当。一些政治理论家、政客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一大片。你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的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接近领导。当然，这个接近不是让你去做“交易”，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在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的层次，一定的级别，你又不能再去瞎找人了，也不必去瞎找人了。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水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的“说不清”、“摸不透”的事情。

政治上的红眼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造谣生事，胡乱告状，颠倒是非，妄图乱中取胜。

会算政治正的人是这样算帐的：做一次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为了以后长久的光彩。

在政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定位了，只有把自己的位置定准了，也就是说随时楚自己的立足点，才能知道自己该朝哪儿走，怎么走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才是最近的捷径。

中国政界是一座金字塔，只能上不能下，越朝上走，竞争也越激烈，爬起来也越艰难。

领导在一起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不能谈论的：一是女人；二是对上级领导的评价；三是干部任命。

官场人物的接待方式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什么级别的领导来了就由同级别的领导陪同。这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潜规则。

官场上介绍官员时，有一些不成文却被大家自觉遵守的规矩。官员身上最值钱的也最被别人和本人看重的无非就是身份。身份不同，分量和地位也就不一样。

重要领导和一般领导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度字：速度、态度、风度。速度慢的是重要领导，快的是一般领导；态度冷的是重要领导，热的是一般领导；风度大方的是重要领导，委琐的是一般领导。

正职一般不到副职的办公室去，这也是官场一种人人明白，人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越是层次高的人物相互之间越是有戒备心理，表面上都是言不由衷而又习惯成自然的笑脸。官场的恶斗往往在背后，这就造成了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权谋之术，正面的说法叫政治手腕、政治艺术。因此，官场上久而久之养成一个心照不宣的习惯，同一层面的官员彼此不串门。这恐怕主要还是避免拉帮结派的嫌疑。

政治与权威的荣誉是要大家分享的，这也体现了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作风。

一个领导最可悲的有两点：一是贪污受贿，那是人格的丧失；二是说话没人听，那是权威的丧失。真正想在官场上混得人模人样，在社会上能挺直腰干走路，那就只有一条：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一般说来，单位的重大方案出台，一把手是要提前与副职或者其他领导商量沟通的，先把思路理顺才能上会研究。否则出现众人反对，一把手就下不了台。这也是游戏规则。

官场上的放长线钓大鱼，是指前期的感情投资，为以后奠定基础。

所谓领导工作，实际上许多时候是做人的工作。领导班子团结了，凝聚力就是生产力。如果领导班子四分五裂，人心背离，精力都用在勾心斗角的个人教量中，哪还有心思搞活工作。

官场中的悲剧人物，大多下场不光彩，无一不与他们的亲信和心腹有关系。一旦有了心腹，就会有心腹之患，一旦有了亲信，就会有亲信之祸。所以，千万不要做别人的心腹，也不要培养自己的亲信。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帝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形势大好，你权力大也没用。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很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乡骗区、区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下边的官员经常糊弄皇帝，皇帝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来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帝。这些监察官员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的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来说，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

糊弄皇帝的结果是给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皇帝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帝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贪官污吏。

学者吴思在《晏氏转型》中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明规则向潜规则转变的故事。其中包含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通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通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二谗”在晏子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自然不会传递对晏子有利的话，甚至还会编造对晏子不利的话。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结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点象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齐景公不满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后来晏子让“二谗”和“三邪”都达到了目的，自然在信息通道中传递的就是美言了，得到齐景公的称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官员们每月都有例行奏报，向皇帝报告气候、物价、民情等社情，有事则尽量隐瞒欺饰，报告“平安无事”；战争难以隐瞒也大事化小，尽在掌握之中。

君主专制的绝对集权统治，信息反馈是系统内部由下而上的单向反馈，这个渠道被各级官员所控制。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封锁、过滤信息，皇帝对其统治对象的实际情况十分隔膜，皇帝常常处于各级官员制造的幻觉之中。粉饰出来的太平假象是朝野皆知的，但谁也没有勇气揭穿。道光皇帝一手提拔的政治明星李星沅就说：“官场无实在话。”

大凡在官场上“混”过的人，都深谙上司脸色的厉害。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每天多看看上司的脸色，而且要看准上司的脸色，因为他有时候伪装得不让人看出他的喜形于色。在中国官场上“混”得久了多少可以悟出一点“为官之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甚至干脆说是“屈从”或“臣服”）领导，那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谁欲混迹官场，谁想青云直上，谁就得象奴仆一样地任意受领导的摆布、嘲弄、吆喝。在领导面前绝对不要逞能，事事要按照他的指令去把折不扣地办好。

当领导的应该是帅才，而不是将才。使用好下级就是帅才。自己再能干，不会用人就最多只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

在工作中，一步一请示，样样都请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很多领导在领导的位置上，不论行政还是业务他都得是权威，一定要顺着他的思路，也就是领导的思路。他这个思路的正确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期权威。只要是领导的决策，下级只能照办和服从。有的领导处于“偏要领导你这个内行”的心态，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以领导的权威为重。

一个主意被否定，并不一定是这个主意不好，而是提出的人有问题。许多事情，决策者心里很明白，但由于是别人提出来的，他就不去做，甚至反对去做。用此显示自己的权威，显示自己的功德。好事可以不办，权势不能动摇；为了自己的权势，什么民族利益、人民利益都可以牺牲。社会晚进步几年又有什么，只要权势不受到损害，其他一切都无所谓。

具体推卸责任，抽象承担责任，回避实质问题，大谈空泛道理的手法是当领导的遇到问题时的惯用手段。

中国的官场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男盗女娼的人进到里面，就变得盗貌岸然；一身正气的人进到里面，就变得委委琐琐；无论多好的筹划，在那里都会无限期搁浅；不管多荒唐的决定，在那里都会获得通过；上级在下级面前可以幽默，可以训斥，可以挖苦；而下级在上级面前，就只能必恭必敬；同僚之间，象贼一样互相防着，面对上司，又都变得争风吃醋。

在官场上，人容易失去自己，变得不由自主，因为官场上另有一套是非标准；百姓衡量当官的，看他给不给百姓做事情，而当官的往往只在乎你听不听话，甚至只看你送不送礼。

到了官场，就知道官场的复杂，社会的复杂，上上下下，盘根错节，今日为友，明日为敌，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尽管在历史上，官场常常把人划分为君子和小人，可实际上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并不那么分明，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君子，而对手是小人。

在官场上，有能力、德性好的人不一定升迁，没能力、德性差的人也未必被贬。甚至正好相反。溜须拍马的人常常春风得意，特立独行的人往往处处碰壁。在那里没有绝对的是非，今天是错误的，明天可能就变对了。

在西方，谁是总统谁挨骂；谁是领导谁挨骂。在中国，谁被人领导谁挨骂。只见过上级骂下级，没有见过下级骂上级。这也是一条规律。

我们生活在一个骂与被骂都不可怕的环境之中。但要记住一点，下属千万不要骂上司，除非你不想再干了。凡属脑袋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当着领导的面骂领导；背后骂的不算，领导也知道背后没有不挨骂的官。你如果当面骂了领导，他千方百计都要找机会让你感受到他的权威的厉害。

被领导骂并不可怕，特别是你的上司骂你，说明上司没有把你当外人；真正受到相敬如宾待遇的部下，往往都是得不到提拔和重用的。凡是受到领导严厉批评甚至破口大骂的下级，大多都有光辉的前途。

不要动不动就骂前任。骂前任你就给自己出了难题：你必须处处反前任之道而行之，而且要比前任干得更好；骂前任就把自己摆在了处处与前任相比较的聚光灯下，这对你其实并不利。

骂你的下级，只能暴露你自己的无能、无知，暴露你自己既不会团结人，又发挥不了大家的积极性，一句话，暴露了你自己的不称职。

不要动不动在下级面前流露对上级的不满。有那么一些人，专门窥测上级的矛盾，以便利用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基本上没有批评的声音了，少有领导对下级的批评；更罕见下级对上级的批评。

需知在官场上，从处长到副局长，就象从举人到进士一样，绝对不是一个档次。

官场中有惯例，谁入主一个地方，总会先去拜访当地的老领导，稳住他们的情绪，以免惹是生非。

你有权他有势的时候，可以互通有无，来往密切；当你失势以后，没有利用价值，人家早就忘了你的存在，还去打扰别人，就是自讨没趣。

干部的升迁与调动，一把手说了算，这无疑是官场盛行的一条“规矩”，这条“规矩”是对民主集中制和法律法规的无视。

领导为了通过下属对其的考评，采取“我管你时放你一马”，以便“考评时你投我一票”。这样，领导的考评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是“称职”的，而这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考评就失去了意义。这种考评机制和“官官相护”的官场“规则”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的官员，都说是组织上栽培出来的，其实组织上并没有栽培过谁，几乎都是他们自己拳打脚踢才如愿的。

社会是个大舞台，但这个大舞台却没有给聪明人提供多少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园地。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聪明人永远不会得志，这是弱者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上级绝不会喜欢比自己高明的下级；交朋友都喜欢老实人，同事中凡聪明的人都要被人提防。经过挫折和失败，人们吃一堑长一智，便产生了一种畸形的聪明，这种畸形的聪明便是“假装不聪明”，这“假装不聪明”里面的学问大着呢，要把握住分寸，既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懂，又不要真的什么都懂。如果全社会都是聪明人，何来伟大、英明、天才和卓越呢？

喜欢强者的社会，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强；喜欢弱者的社会，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弱。

愚蠢的人只顾展示自己的才华，聪明的人则是千方百计让领导展示才华。

官场守则第一条：切忌独立思考。

在官场上，最忌那些有思想的人，他们有理性思维，有分析能力，有违令勇气，“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宜谋官。被领导者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别在官场上混。哪位领导敢说：我就是喜欢听批评意见；哪位领导敢说：我就是要提拔那些敢于谏言者。你敢于批评领导，就说你目无领导；你善于思辩，就说你只重视理论不务实际；你办事不按照领导的思路，就说你骄傲自满，另搞一套。你应该善于从领导的话语中总结出“一个中心、两个突出、三个加强”之类的讲话精髓，强调下面要深刻领会。

有的领导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宁愿毁掉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

距离是维持威信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

锋芒太露，容易受伤的是自己。人一走上官场，心态都会变得很复杂，你要在官场这条路上走，你就一定失去你的独立人格，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

领导没给予什么指导性的意见，没划框，实际上是为自己收拾残局预留退路。

成绩与错误是孪生子，越想干出成绩，也就越存在犯错误的机会。

上苍对人是公平的，有所得必定有所失，有所为必定有所不能为。想当官或者当了官，话不能畅所欲言，人性的欲望就得老老实实克制；否则，越界了，就得提心吊胆过日子。

在一个人的升迁上，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比工作实绩更重要。人有七情六欲，因此对人的评价永远也摆脱不了感情的因素，谁也不会启用一个锋芒毕露又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

人们常常说，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不是人治。话都这样说，但实际上行不通，有时候领导的意志就是法律，或者说，比法律还要法律。

错案与冤案性质完全不同。错案是工作失误，冤案是主观故意。制造冤案者会受到党纪国法追究，因此，参与者为了不受追究责任，必定对调查设置障碍。而且，错案只要认定了指控不存在就成功；而冤案却要追究制造冤案的动机目的，要涉及对制造者的责任认定，难度大得多。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一条官场上不成文但都心照不宣的规则。

在领导面前偶尔发几句牢骚，只要掌握好分寸，会缩短与领导之间的距离。

聪明人经常用装傻来避免尴尬。

向领导表功是最愚蠢的方式，该知道的事，领导总会知道。

细节产生区别，细节表明亲疏。不管多么公正的领导，都无法对部下没有亲疏，亲疏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相处时能否随意，说话能否随便。

局外人一定要学会理解局中人，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时，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一定要学会设身处地多想想。

给人以信心的人，自己并不一定有信心。在困境面前，作为领导者，即使自己尚未找到脱困之路，即使对能否脱困毫无把握，也得表现出十足的信心，让追随者们信心十足地去努力。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脱困之路。

领导者坚定的信心可以影响部下的情绪，忠诚而又有战斗力的部下，也能坚定领导者的信心。没有一支忠诚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不管多么高明的领导者都将变成孤家寡人，一筹莫展。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在困难的时候，领导者绝不能在下属面前惊慌失错。领导者的镇定就是下属的信心。

任何反常都必定有内在的特殊原因，这是一般规律。

作为一个领导，不管才智多高，只要被个人情绪控制，他的决策就会走向迷途。自己希望仕途坦荡，就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要想成就大业，必定有所失，什么都想得到的结果可能是什么都失去。

有些是非是无法分清的，越想分清，不但越分不清，甚至还会加深矛盾。

社会是以成败论英雄，官场则以职务高低看价值。

得罪了记仇的人，实际上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许多领导眼中，浪漫就等于轻浮，温情则是不成熟。

一个好的领导，对忠诚于自己并努力工作的部下的家庭问题，应该主动帮助解决。

要做一个英明而富有远见卓识、善于用人、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领导。

在一个拿原则做交易，为自己谋私利的环境中，原则是必须受排斥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它阻碍着一些人的升官发财的道路。

有才干有事业心的人，人生最幸运的就是碰到好领导。如果遇不到一个好领导，就会平平庸庸地过去。

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树立典型和全力扶持典型、保护典型的特点。树立典型是使自己更出名的捷径。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首先发现全国性典型的地方领导的前途往往与典型在全国的知名度成正比，是一荣俱荣的关系。

千万不能因小失大，万事得从大处着想，小处着手。这是一条官场经验。

与领导的朋友太近了，会使领导觉得不安全。

没有野心就不会产生威胁，实干则能出成绩，出了成绩首先是领导的功劳。

涉及领导隐私问题，不议论、不关心、更不能参与。

自信心极强，靠才干和努力工作赢得领导信任和重用的人，说明他人格上的不可轻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键在于一个养字，核心在于一个用字，养出了忠心才能用得顺手。

一个不能保护部下的领导，部下必定离心离德。

出主意就是要学会统揽全局，凡事从大局上、从政治上考虑；用干部就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谁都不是全才，有一批各有所长的人才，领导就轻松多了。

在官场上，上面没有人为你说话，没有人罩着你，你不但会一事无成，甚至还会职位不保。

中国的官场，仅仅靠聪明才干是不够的，没有人提携，没有人赏识，不管你多有才，也只能象老牛拉破车慢慢来。

官场上的一般规律，对前途看好的人，下级往往都惟恐巴结不上。

在自以为是的官僚面前越谦卑越能赢得好感。因为越是从最基层上来的官僚，越在乎尊严；他们在艰难的上升过程中，人格受到过许许多多的挫伤，位高权重后，自觉不自觉地都存在一种补偿心理。

官场上有很多禁忌，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兴趣。

能少让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就尽量少让一个人知道。

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来接近领导，恭维领导。通过接近和恭维，达到表现自己，宣传自己的目的。这是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但现在已经由不正常变成了正常，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认同性和功利性。这种上下级关系就象一根无形的链条，将下面与上面，一层又一层、一环又一环地连接了起来。

干部问题说到底就是级别问题，级别问题说到底就是待遇问题，待遇问题对于会议接待来说就是接待问题。

上级对下级的不满，尤其是对上级特别关心和在意的问题所表示出的不满，下级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对他的不满意立即引起重视，而且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使他迅速感到满意。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滞后，而且力度、广度、深度都跟经济体制改革无法相比。经济体制已经逐步走入法制，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人治依然大于、高于、超于法制。正是因为这样，下级领导的乌纱帽，并不是真正掌握在群众手里，还是控制在上级领导的手里，特别是分管领导的手里。

干部好不好，本来应该是群众说了算，可是关键时刻还是领导说了算，尤其是一把手说了算。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些火烧的就是原来领导工作的思路和决定的事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问题。如果新的不把旧的否定掉、消灭掉，那又怎么能体现出新的呢？老的毕竟是老的，新的毕竟是新的。过去官场上老的比新的厉害，现在正好反过来，是新的比老的更厉害。这是个不争的官场游戏规则。

“我是在上级的领导下努力工作。”这绝对不是什么套话，这既是组织原则，也是臣服的特定程式。

用能人才能打开工作局面，才能有政绩，才能有立足之本，才能有更多的提升机会。多年的经验证明，在人情化泛滥的社会里，当领导的手下不能没有几个人，尤其不能没有能人，没有几个得力干将，就撑不起一方天地。

作为上级想交结下属还是比较容易的，一是多多表示关爱，工作中多提携，多保护；二是利用自己的心腹去结交，拉他们进入圈子；三是礼贤下士，讲义气。心有所属的下属多了，工作就好干了，对自己的贡献也就多了。而且这些人熟悉官场游戏规则，危险比较小。

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最敏感的问题，仕途升迁是官场的首要大事，为官者成败荣辱全系于此。干部问题不但关系事业成败，而且可以影响一地民风。现在的干部管理制度还是上级任命制，基本程序是：领导提名、组织考核、集体研究决定。这几年的变化无非是在组织考核过程中增加了一项群众评议和公示的内容。选拔、调整干部的关键是领导提名，没有领导提名，无论你如何优秀也不可能被提拔任用。提名前的私下沟通又是关键的关键，其他程序只是必要的形式而已。既然提名前的私下沟通是关键，以人划线和任人唯亲就不可避免。在法治还不健全的条件下，人治的手段必不可少，在这个问题上清高不得，迂腐不得。

派系和派别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根本杜绝的。在大的原则下，具体问题必须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只要不超出一定的限度就行。在当前人治为主的环境下，任人唯亲是不可避免的，党政机关中实际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派别派系。自古以来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就从未停止过，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干部队伍，就不可能很好地驾驭局面。在干部的任用上幼稚不得，迂腐不得。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二者不可偏废。当然也要照顾到上级领导和班子成员的关系，通过协调关系形成比较统一和谐的整体。

中国古代高官的仪仗和身边人的毕恭毕敬，除了为了表现等级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权威。如果身边人和你没大没小，你就会因此失去下属的尊重。威威皇权，由近及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西方人爱说“享受人生”，中国人把这四个字倒过来说，叫“人生享受”。享受人生是一种精神，人生享受是一种物欲。

现在是人情化的社会，各种关系纵横交错，不会处理关系就干不好工作。幼稚必然导致失败。现实和理想必须相结合。人情化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下级之间看法大于宪法。

利用矛盾驾驭局面，这是政治家必须拥有的手腕。

接待水平代表工作水平，有民谣为证：“汇报再好不如酒好，工作可少菜不能少，想当先进备好礼包，感情交流全都有了。”

检查本来是一种督办工作的方法，上级检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下级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如果对下级汇报的情况、数据、经验的真实性确信无疑，看汇报就可以了，还检查什么？本来十分严肃的检查，如今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形式，沦落成为弄虚作假蒙混过关的节日，轰轰烈烈地造假，通过了检查，假的就变成了真的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上面，一是一些上级部门领导焦渴的虚荣心需要满足，检查这一形式便于显示权力，抖一抖威风；二是上级部门的领导需要被欺骗，就象女人喜欢听到别人说她美丽，明知是虚假的奉承仍然百听不厌；三是上级部门需要下级虚假的材料来满足他的虚假政绩的需要。

给领导办私事是密切与领导关系最好的形式。俗话说公事办不好挨批，私事办不好挨踢。

工作总是和个人感情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也就有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不请示不汇报，小心你的乌纱帽。今天找不到领导的办公室，明天你就找不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中国官场，上级对下级是臣属关系，上级整治下级是天经地义，以下犯上十有八九没有好果子吃。即便是上级有错误被你掀翻，你今后也必被新上司视为不忠不孝，终身得不到重用。同级之间是兄弟关系，即便有矛盾，一般也不伤害根本，若你真的把同僚掀翻在地，必被视为不仁不义，而遭人防备。

人在失意的时候得到同情，最容易成为朋友。

你依附的官员总有调动、退休、倒台、下台的时候，即使他上升了，换了另外一个人，他对这个人的话语权能否继续保持？恐怕逐步消失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新上来的人，也象一个新的树枝，有他自身成长起来的树干和发展出来的枝桠。更何况，你靠什么建立和维持与某一个权贵者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究竟是单方面的依赖，还是双方相辅相成的？如果是前者，你在心理上就永远处于一种对人摇尾乞怜的状态；如果是后者，情况反而更糟糕，因为你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可是你又无法全方位地介入他的行政生涯，你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一个层面、一个点，是他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的一个小小的结，而一旦他那一方在别的侧面，别的层面、别的网结上出了问题，你就不能不受到牵扯，你的事业就完全有可能跟着玩儿完了。

对于上司来说，无法控制你的下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对于下级来说，无法控制你的上司将使你随时处于不安之中。

生活经常会出现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的不合理现象。官场上的事情谁对谁错，没有个是非标准，谁权大谁就是对的，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官场处世原则。

官场上就是这样，官位最高的人说话了，不管好不好听，总是有那么多人附和。

对官场上的事情，大多数人虽然有看法，但那终归是老百姓的看法，只有说说的作用而已。

这个社会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有靠山和没靠山是有天壤之别的。想做官必须朝中有人。

生活里想不想当官，能不能当官和会不会当官不是一回事情。想当官的人不一定能当上官，当了官的人不一定能当好官。

如今社会上的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公开的是一面，暗地里又是一面，而往往起作用的是后者，前者只是做给老百姓看的。

人要生活得好，光有能力还不行，必须有靠山、有金钱、有一大批能用得上的朋友。

在官场上混不能付出真情。这是一条真理，道出了官场真谛。

现在这种社会做人不能太认真，不论是官场还是商场，真情的付出是没有几个能得到好的回报的。

法规是人大定的，而具体的执法人员是要官方的权力机构任免的，违法可以，违权不行。违法不违权还有救，因为有权者可以帮你说情；如果违权不违法，那就死定了，只要有权者一句话，头上的乌纱帽就得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为权而争得头破血流，却不见有多少人为护法而牺牲呢？

生活中为了一官半职明争暗斗的事例随处可见，而遇事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或者说能保护得了自己的却不多见。正义与邪恶、法律与权力始终是一对孪生兄弟，时常伴随在人们的左右。升官发财就是这个社会的潮流。

一个人有良知和尊严不会有多少人赞赏你，没有良知和尊严也不会有人羞辱你；而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官位、失去了亲人和朋友，往后的日子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的官场和商场一样，事事都讲究实实在在，事事都须等价交换。

官场上的事情就是弄不明白，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该快的快不了；涉及到官与官的利益的事情，不该快的又快得不得了。

官场上除了熟人和金钱之外，美女也是一条捷径。

官场就象个魔方，天天都在转，天天都在变。当官最怕就是在官场上停滞不前。

一些在位的人，为什么在有权的时候捞钱捞物，因为有权和没权的反差确实太大了。

一个人的人生天平一旦发生了倾斜，它所滋生出来的能量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比的。这其中的微妙只有当你置身其中时才能领悟。说白了就是要有不择手段的策略和不要脸的精神。要脸就没得官做，要做官就得不要脸。

人生的许多痛苦都是自找的，其实有些事情一旦换个角度去想，一旦把它想明白了，痛苦也就消失了。

为官的原则就是首先学会保护自己。学会保护自己，说白了就是拿原则做交易。官场上混的人，不滑头就难以保护自己。想往上爬的人，有哪一个不是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的。干什么事情关键看效果，至于会不会伤害到他人，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生活中有许多人的是非曲直是根据自己的利益为衡量标准的。

官场用人的腐败就象爱滋病一样，一旦沾上边的人自身的免疫力就全无，任何一种细菌都能轻易地侵入。而且还会不断地传播给其他人。

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不能说得太明，这是官场上一条不成文的经验。

不要太相信那些制度，有了制度没人执行等于没用；有了制度没人监督也等于没用。从古到今，任人唯贤提了几千年，可这个贤字的标准是什么，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上面规定用人采取回避制度，可以，你要我回避，我就采取交换的办法。权力是对等的，你在这个级别上用我一个人，我也在同样的级别上用你一个人，而且还名正言顺。

官僚盛行的官场必然会出现许多工作上不该出现的疏忽，而这种疏忽所带来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不是自己没本事，而是没人在乎你的本事。你总想着能有一位长着慧眼的领导，赏识自己、重用自己。有了这种幻想，便拼命工作，就是不愿意主动接近领导，结果机会总是不肯光顾自己。时间长了才明白，领导们嘴上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组织原则、组织路线，好象他们的用人毫无私心，完全公道；其实在这种世风人下的环境中，再好的组织原则和路线，都被物欲横流所泯灭，什么是组织？组织最后就是一个人。所以说，把自己命运的赌注押在领导的良心发现上，那是大错特错的事情。

官场上有两种办事方法：一种是通过送礼谋到一个位子；另一种是谋到一个位子以后再送礼。前者多是跑官者采用的办法，后者则是有本事被重用后的感谢。

贪官的司机与秘书

河南一位贪官，在任县太爷的6年间，与160个女人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他的这些腐化对象，有的是他自行勾搭上的，更多的则是心腹人投其所好，以“中介”方式为他拉拢到一块的。其中他的司机马某，就为他拉过6次“皮条”，做过13次说客。为保卫“首长”腐败时安全无恙，马某曾多次在门外站岗放哨，熬过不少通宵。

俗话说:“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贪官进行腐败活动，也离不开“屏风”与“帮手”。司机作为贪官的身边人，朝夕相处，鞍前马后，贪官的行径难于完全避开司机的眼睛。为安全起见，许多贪官都特别要求开车的司机“忠诚”于自已，成为自已的“帮手”和“屏风”。河南的这个贪官在选马某为司机时，就对马某进行过一次“忠诚”考验。2000年一个隆冬夜晚，他突然要马某把他送到市里最豪华的“正宗波斯猫”桑拿洗浴中心去参加一个会议，谁知这个“会”一直开到次日早晨7点，这天夜里他不但洗了桑拿浴，而且与两个女的鬼混了一通。马某在冰天雪地里，恪尽职守，一直守候到早晨，把他接走。这个贪官表示满意，对马某说：“我的工作方方面面，日理万机，不分白天黑夜！记住，你对一个首长的忠诚，就是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啊！”

马某取得“首长”的信任，开车6年来，“忠诚”为“首长”收受各种礼贿1467件。为了负责，他建立了一个账本，把某年、某月、某日、某单位、某个人，以及若干数量的现金、礼品、高级烟酒、电器、书画、古董、金银或者首饰等，一一详细记载下来，并注明送礼人单位、职务、姓名、电话及联系地址，以及请求帮忙的事项，让“首长”一清二楚。同时，马某按照这个贪官的旨意，不仅代为收贿，也代其行贿。逢年过节，或者在领导干部述职晋级考核时刻，马某就受托用车子把数目可观的钱物，送给上级领导机构的各路“神仙”。司机马某成了“首长”得力的“帮手”与“屏风”。

当然，马某也因“忠诚”而成为“特权司机”。俗说，“相府门人三品官”，司机虽然也只是个“门人”，但与官府挂上了钩，受到贪官信任，也就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当地一些企图攀龙附凤而没有关系的人，也就把马某这样的司机作为门径，向其讨好进贡。在这6年里，作为贪官司机的马某，收得赃款也高达211万元，并且也与60多个女人不干不净。

现在，这对狼狈为奸的主仆或者说主奴，已经双双落入法网。从中给人们的一个启示：腐败是丛生的。一个贪官的腐败活动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有同谋，有伙伴，有“帮手”，有“屏风”，形成大小不一的腐败圈子，相互利用，相互包庇。深入反贪斗争，在查贪官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贪官的“帮手”与“屏风”的清查。对贪官这些身边人的清查，既是深入揭露贪官罪行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全面反贪所必须。香港在反贪上有个很好的口号，叫做“零容忍”。就是说，无论是什么人贪污，无论是贪多贪少，都不能对其有一丝一毫的容忍。只有“零容忍”，才能对腐败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不留漏洞，除恶务尽，实现“零腐败”。抓贪官，也要抓那些与他们组成腐败链的为虎作伥的身边人，不可让他们逍遥法外。

为非作歹的贪官身边人，除司机外，秘书是重要角色。大量事实表明，官员的腐败，多伴有秘书的腐败，如陈希同与其秘书陈健，王宝森与其秘书闫振，铁英与其秘书段爱华，程维高与其秘书李真，以及陈良宇与其秘书秦裕，等等。秘书较之司机，除了担任跑腿、望风的角色外，还多有智囊的角色与经纪人的角色，作为“屏风”与“帮手”的坏作用更大。他们与贪官的亲密关系，往往已经由“身边人”升格为“自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反贪中决不可忽视腐败链条中秘书这一环节。当然，不能说贪官的秘书与司机都是贪官的“屏风”与“帮手”，但如果他们是长年受宠于贪官，完全清清白白也难。即使一些人还没有与贪官沆瀣一气，也是贪官腐败罪行的知情人，用力注视一下这个群体，对深入反贪斗争是大有好处的。

在中国社会，当权者的许多事情是逃不过小车司机的眼睛的，所谓旁观者清吧。一个单位的小车司机，有时候可是掌握着领导的生死大权。给领导开车要长一双老太太的眼睛，该你看见的你不能落空，不该你看见的你绝对不能看，这是规矩。

司机是什么？是领导的腿，他得拉着领导走路；是领导的手，他得为领导干许多烦琐的事情；他是领导的眼睛，要替领导看着四面八方的情况；是领导的耳朵，他得为领导听着上下左右的声音；是领导的嘴巴，要替领导打电话；更主要的，他是领导的贴身人、贴心人。他替领导当半个家，也为领导分半个心。领导有些话不能跟上级谈，不能跟下级谈，可是能跟司机谈；领导有些事情，瞒着外面，瞒着家里，可不能瞒着他。

在一般人看来，秘书比司机重要，可是在领导眼里，司机比秘书更关键，因为司机是内臣，秘书是外臣。

以前有种误解，认为秘书或者办公室主任才是领导的心腹，那真是大错特错，那种心腹只是场面上的，属于工作方法、领导艺术的范畴，真要是有些门后面、桌下面的事情，提防都还来不及呢。而司机是绕不过去的，也是没必要绕的，甚至是需要的。

领导的隐私对身边最亲近的部下并不保密，实际上也保不了密；相反，部下们大凡都会因为领导对自己不避隐私而感到受宠若惊，更加效忠领导。聪明的上下级，就是谁都不点破这种事情。

做首长的秘书，有时候就象嫁人，嫁对人嫁错人，这一对一错，进出可就大了。但秘书的决定，常常身不由己。虽然同样是办公室秘书，但给谁做秘书，这可不是相差一点点，给一把手做秘书，或者做一个普通的秘书，有时候可真是有天壤之别。

领导的秘书就是领导的形象。秘书的基本功是善于察言观色，把握准领导的所思所虑，任何意见的提出，要与领导的想法八九不离十，这样才能让领导满意。

古时候皇帝为什么重用太监？因为太监就象现在的秘书和司机。

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竞争，最忌讳的事情便是“授人以柄”，最后导致“受制于人”。不少素质和前程都相当看好的人，最后“不慎”都倒在了这一点上。如果连私秘的个人生活都由秘书来安排，由秘书来控制，将来就很容易出事，甚至可以说一定要出事。即使不出事，这样的把柄让人掌握了，自己这一辈子肯定也过不塌实。

领导往往最愿意用三种人：一是特别能干的；二是既能干又忠于自己的；三是没什么本事，但肯为自己卖命的。只用第三种人，自己出不了政绩；只用第一种人，又不能保证自己权力基座固若金汤；但第三种人却又特别少。

让领导喜欢的方法很多，一种是拍马屁，专门捡好听话说，专门给领导办私事。这样的人领导喜欢，但是分量轻，关键时刻拎不起来。没本事的人才去拍马屁。领导需要自己的人，可靠的人，会办事的人，能够提供发泄渠道的人。

在官场上，小本领可以拿到领导面前去炫耀，大本领则应该藏起来，而且是藏得越深越好。

官员最喜欢什么样的下级？

市面上有怎样“管人”的书，也就是怎样“培养”下级的书，或者美其名曰“领导科学”，那种封建心态昭然若揭。还有怎样做下级的书，就是怎样顺从领导旨意，这样的书也很叫响，都可以成为人生宝典或为官宝典。顺从上级只有好没有孬，而违背上级，不用说只有孬没有好。除了那些不求上进不求仕途的，哪个不会做下级？你如果要想在官场上发展，不会做下级，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下级迎着上级的的脸，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或嗲声嗲气，试着撒娇……那当领导的心里多舒服啊。下级在上级面前除了毕恭毕敬，还要“奸”，何为奸，这个奸不是“汉奸”，是汉奸的媚态，肩一耸一缩，媚态酥倒人。皇帝面前有“弄臣”，一些领导面前也要有“弄臣”，就是这类缩肩耸骨的人。在某些环境中，不会当下级的人根本没有前途。贪官张二江写过一本《下级学》，虽然没能公开发行，但内容大致可知。这实在不用什么专著传授，完全可以无师自通。在惟权是尊的现实面前，人人都知道怎样顺从权力意志。

要问我们怎样做下级，似乎没有别的答案。我不相信所有的下级都没有骨气，都肯俯首帖耳不辨是非，一味地唯唯诺诺的顺从，我不相信都是这样的下级，其中还有不会做下级的人。让下级不是以上级的附属关系存在，而是以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存在，那就要上级的权力不再是个人手中的私权.

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没有是非而只有利益。任何一个领导都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想法。学问越大想法越多，想法越多你越要去琢磨。琢磨透了也不一定要说，去做就是了。

一个人有没有本事，要让领导去说。因为，说到底本事是领导给的，领导让你有你才能有，领导不让你有，你本事越大越倒霉。

西方商界有一条教育员工的名言：第一条顾客永远是正确的，第二条，如果顾客有错误，请看第一条。将此套用到中国官场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一条领导永远是正确的，第二条如果领导有错误，请看第一条。

李瑞环说：“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是为了升官发财，一旦掌权就搞独裁。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

他又说：“最怕碰上不懂、主观、有权的领导。不懂不可怕，不懂又不听别人意见才可怕；不懂又不听意见，但说了可以不算也无大害，最可怕的是碰上不懂、主观又有权三位一体的人，其破坏性常常是无可弥补的。”

什么是领导？那个在需要你为他效力，替他干活时，总是笑容可掬地向你献殷勤，总用美妙动听的话语打动你脆弱的神经而使你愉快、兴奋的人。这个人就是你的领导。

什么是领导？那个在不需要你向他提供任何帮助，相反你却需要他的经常性的帮助的时候，对你向他献出殷勤总是不屑一顾、心不在焉、漠不关心，对你的才华表现总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而处处打压你，总是盛气凌人地向你指教一二的人。这个人也是你的领导。

领导什么时候都是领导，下级什么时候都是下级。领导同你随便是平易近人，你同领导随便就是目无长官。千万不要看到领导同你随便一下，就忘乎所以。

领导就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

有些领导在气头上或是在兴头上，可以信口开河，慷慨陈词，同下级倾述心中的不悦，甚至发泄心中的愤怒，你就以为同你讲肺腑之言，可以敞开心扉，掏出心来交谈，那就的错特错了。一旦走漏风声，领导可以推得一干而净，最终倒霉的是自己。再说有的领导搞窝里斗，你捆我，我绑你，怎么争夺都可以，当下级的只能静静地看，千万不要乱搀和。你要挂边靠前，就要给你划线排队，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

什么是“媚官”？就是对官员献媚、巴结、讨好。“媚官”者有两种人：一是无官想做官；二是小官想升迁。这种欲望太强烈的人，会产生心理扭曲。

现在很多时候被“媚官”搞乱了套。“媚官”总要唯上司（主要是顶头上司）的马首是瞻，这里没有独立人格；“媚官”也有难度，要力求做得隐蔽而自然，表面上是同志关系，实际是心腹关系。这需要进入上司喜怒哀乐的心理世界。

什么是“官媚”？就是官员献媚老百姓。这又是一种心理扭曲。“官媚”的真功夫在于“政绩”的作秀，他们利用政府与公众信息不对称和出产收支的含混性，以各种行政手段让公众只看到公共支出带来的好处，只感到政绩带来的利益，而看不到为此增加的社会成本。“媚官”和“官媚”的精神内涵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围绕着“仕途”二字。它的原因有二：一是受传统“官念”的影响，将权力价值作为人生价值的核心，将追求仕途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二是现行体制的弊端，即官员的仕途命运掌握在上司手里，某些岗位没有任期的限制，一个人一经步入仕途，只要不犯法，就可以在升迁中一直做官做到退休。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使许多人患上了“媚官”症或者“官媚”症，也可以称为“仕途焦虑症”。

对领导来说，好象提倡“群众利益无小事”，但在下级眼睛里，领导利益才无小事。我们才可以看到，如果他是个官，他家里如果有个红白喜事，那就踏破门槛，喜事有吹牛打的，丧事有带孝的。如果他不是官了，立刻人走茶凉。中国社会对“世态炎凉”的感受特别深，这不是以平民百姓作参照的，是以官作参照的，失官则失媚。

官场拜干爹之风盛行，不管辈分和年龄，权大就是干爹，权小就是干儿。在权力场上，没有什么辈分，官大辈就大。媚官并非仅仅官场内部的那一部分人，还有骨子里的媚，血液里的媚，它的存在有损于我们民族的素质。

下级对上级要做到“三从四得”：领导出门要跟从，领导进屋要随从，领导指挥要服从；领导的酒要喝得，领导的气要受得，领导的话要记得，领导的秘密要守得。

下级对上级要尊重，可能你心中并不认为这个领导值得你尊重，但场面上，下级对上级的礼仪、面子还是要维护的，不能不懂规矩，这也是官场的游戏规则。尤其是越是轻视的人，场面上还是要表示尊重。

跟领导搞不好关系的人当不了领导；跟群众搞不好关系的人当了不好领导。

领导不批评的下级，肯定是最倒霉的下级；领导为什么敢象骂自己孩子一样骂下级，那是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有时候领导对下级尊重，不一定是好事。

官场上就是这样，如果领导拿你当马前卒，当孙子一样，那是瞧得起你；如果领导拿你当爷，那你必定是真正的孙子。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看，驯服听话的蠢材都是被优先录用。蠢材多高官，高官必腐败也是一条官场定律。

要懂得维护领导尊严。维护领导尊严最直接最见效的办法就是装聋卖傻，以自己的弱智显示领导的高明。

聪明的领导就喜欢用那种有毛病的干部，他屁股不干净，小辫子捉在你手上，什么时候不听话都能提留他。谁喜欢干干净净的人，又不是找女人。何况他有毛病你还用他，他又何不感恩戴德，感激泣泠，更加卖命呢？

领导是权威，领导的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话，是金科玉律，是指示，是真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法制社会，提倡依法治国，依什么法？当然是依领导的说法。

汉、唐以来就有“使功不如使过”、“使智使勇、使愚使贪”的说道，这里还想用长弃短；清朝则智、勇、贪、愚、过都使，甚至使短。“不患贪而患不忠”，就变成了“不患短而患不忠”了。在忠顺的原则下，人才道消，奴才道长。

皇帝到底要求官员怎么样，其择官的标准是什么？简单的一个“忠”字就可以概括。只要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其他的是可以容忍、原谅的。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更加注重汉官的忠诚，因此清朝有一个奇怪的用人标准：可以使贪、使愚、使智、使勇，就是不能容忍不忠诚的行为。

使愚是历代王朝惯常的用人之道，愚蠢者听话，容易控制。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历来用人，都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清末诸帝反其道而行之，以书生办军事，然后治罪。用其所短，陷人以罪成为排除异己的一种方式。

满族官员不论大小，在奏章中都自称奴才；汉族官员在奏章文字和召见中，则都称臣。其实臣与奴才同义，但是朝廷都奴才与臣仆的态度、信任是有区别的。

朝廷用人，不乏愚才。但是如果都用忠诚可靠的愚才，是办不成事的。用人还得用奴才，因为愚才们“奴”而不“才”，不能办事，尤其不能负责方面大任，不能任要任，办难办之事。只有“奴”而又“才”的人，又“奴”又“才”的人，才是理想的类型。“奴”而不“才”不理想，“才”而不“奴”也不行，因为“才”对皇权是十分危险的，在“奴才”缺乏的情况下，宁愿用“奴”而不“才”的愚才，也不会去用“才”而不“奴”的人才

皇帝专制制度，国事就是皇帝的家事，官员成了皇帝的管家，各级官府是皇帝殿堂的扩大和延伸，官员表达皇帝的意志。于是，千年万载、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意识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都渗透着官本位主义。

领导的事情就是下属的事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对比过人们在共和与专制这两种政治制度下的不同表现：在专制的国家里人们的“注意力必须朝上，用讨好奉承来求得恩惠和大人物的宠爱。”这告诉我们一个千古不变的事实：唯有当君主最忠实的奴仆，才能一步一步地升官；而奴才的第一要务，就是绝对忠于领导，特别是在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站错队。

新上任的领导找下级谈话就意味着权力的调整和分配，也决定着领导对下级的看法的好坏，说直了也是个利益的平衡与否。

上级与部下相处，最好有一种距离感，距离产生神秘，神秘才使部下不知深浅而产生权威感。作为领导，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一眼看穿，轻易被别人把握住内心。领导必须坚守虚静，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欲望和意图。如此才能窥视部下于明处，而部下则无从得知领导的意图，就无法钻空子。这种说法看起来不够光明正大，但在官场实践中却很管用。有人把这叫“权术”，实际上这是从政者的政治智慧。

领导的威信，主要是靠自己的一言一行来树立的，一个领导的威信，光靠一帮圈内人去维持，这领导八成是不行了。某些现象在群众中早有非议的，只是当局者迷罢了。群众不说是有自己的考虑，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人碍于权势。所以，权势者，也常常为周围假象所迷惑，受到周围人的蒙蔽，自以为是，拒绝一切对自己缺点的提醒和指责，要人们无条件地去维护自己的威信，其结果这威信还不是天上的白云。

仅有尊敬是不够的，尊敬背后没有了敬畏，这尊敬就显得太没分量。

在中国，中国特色的官场现状和官场规则就是上面说了算，灵活、多变、因人而异。下级供养上级，上级给你权力或者保你平安；如果哪天把领导伺候得不舒服了，你的小权力就会被领导一句话给弄丢了。

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的官员，显然比其他官员更了解官员升迁的途径和技巧，也更懂得保护自己。

有人总结了密切联系领导的三大法宝：领导钓鱼你下乡，领导用钱你分脏，领导好色你嫖娼。把这三大法宝掌握好了，你想不进步怕都是不行的。

新三大作风：密切联系领导的作风；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作风；理论联系实惠的作风。

现在时兴密切联系领导，谁还会密切联系群众？群众密切联系领导与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区别在于：群众密切联系领导，群众在低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领导的姿态也就会低很多。

现在谁会跑关系是很有面子的，自己也会有意无意地把关系和背景抖出来，以显示自己的能耐。相反，谁如果只会老老实实干工作，不懂密切联系领导，不会找靠山，肯定会被人瞧不起。现在的领导决定用一个人，只要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有活动能力，跟上面关系铁；不用一个人，也只要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太老实，打不开局面。官场上最最贬义的词恐怕就是“老实”这个字了。

政策，无非是上层制定，向下层传达执行；对策，无非是下层“创造”，让下层同行效仿发扬。如此，对策的传达率远高于政策。

官场上就是这样，发生过的事情，只要领导不想提起，就可以等于没有发生过。

冷处理是门学问，有时妙不可言。这是政治家的风度和冷静，是处理矛盾的技巧。

不承认就是没有发生过的——或许我们只能拥有这样一种真实。在问题逐渐生活化、技巧化的时候，我们所能拥有的真实就越来越只能是设定的。

不完全市场下政治生态的特征之一，是下级官员绕着上级官员的屁股转。它名正言顺之处在于，可以为一方百姓争利谋福，也让官员含有个人诉求的利益动机变得更加隐晦。

要想在仕途上发展，必须上面有人看重你，替你说话。直奔权力源头变得尤为重要。

诞生了一个大人，带出了一批小人。

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近乎于手和橡皮泥的关系；橡皮泥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什么就捏什么，越是基层越是好捏。

相对于掌握着决定权的一把手，其他人任何有个性色彩的表现都可能被看成对着干。对着干的人自然有，但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要么性格强悍，凡事能豁出去；要么背景强硬，无所顾及。最好的办法是选择回避，不对着干。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批评领导，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

干部被分为两种：“会干的”和“不会干的”，有的只能得到群众的好评，却得不到领导的赏识；要得到领导的赏识才能获得更多提拔升迁的机会。会干就是要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一定要不惧怕任何困难，敢于排除任何阻力，一干到底，干出成效。领导想干的、领导喜欢的、能给领导脸上增光添彩的，都在该干之列。

“会干”的不但干出了政绩，干出了名声，干出了领导的赏识，更干出了仕途得意飞黄腾达的结果。

干工作有“会干的”和“不会干的”之分。从历史上看，包拯和海瑞都是清官，但为什么只有海瑞被罢官，而包拯却没有被罢官呢？这就是“会干的”和“不会干的”的区别。包拯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善于理解领导（皇帝）的意图，知道哪儿该动真格的，哪儿该做做样子。其实，造成两人命运不同的关键是，一个只是对下，而另一个是不仅对下还有对上。对下，皇帝可以容忍；对上，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让他老人家不舒服，他会让你舒服吗？正所谓“谁要是影响我一阵子，我就要影响他一辈子”。

不管领导喜不喜欢的“蛮干”，不考虑出不出政绩的“瞎干”，捞不着任何好处的“白干”等等，都属于“不会干”的行列。

现在一级级领导都喜欢任用开拓型的干部；所谓开拓型，无非就是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

什么是人才，用人才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

功高盖主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是犯了大忌。

你的能耐再大，不能在战略上大过上级，同时也不能在操作上大过下级。

在中国官场，官在你上，那么知识也好、能力也好、品德也好、威望也好，便都在你上，甚至实际年龄比你小，也可以做你的长辈。为什么小官见了大官用装孙子，就是这个原因。

一个人当领导跟当群众是不一样的。当群众时，你有毛病别人看着，要说，要议论，就容易传出来，慢慢对你的印象就坏了；可一旦当了领导就不一样了，你高高在上，部下跟你也不是天天在一起，你的毛病在同志们面前就容易隐蔽；即使他们发现你有什么毛病，也是能够容忍的，是可以视而不见的，在一个片面讲究行为修养的社会里，谁也不会说出来，谁也不会在领导面前找事。更有趣的是，有些毛病，当群众时是毛病，一当领导就成了个性。你的毛病突出了，你就有鲜明个性了。

有些时候，领导的特点就是不讲道理——因为你要讲的道理他都懂，他只有用不讲道理来对付你的道理。

文才再好，也要让秘书代笔；车技再好，也要司机开车；口才再不好，也要亲自讲话。

对于领导的隐私，作为下属最忌讳知道这类事情。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的组织中，知道机密过多的人，往往都会被除掉，没几个有好下场。

跟顶头上司顶撞是没有好处的。

官场守则第一条：切忌独立思考。

在官场的潜规则里有一条：永远比领导慢一步。

县官不如现管。这是一条官场定律。大家都心如明镜一般地知道：违背直接上级指令的代价远远大于违反最高层机关命令的代价。因为在自上而下、层层授权的压力型权力体制内部，官员荣辱成败的最大决定权往往操纵在近在咫尺的直接上级手中，而远在天边的“中央”却常常鞭长莫及。中央政府单枪匹马对付千千万万个官员，指令层层下达、效力层层递减，最终注定是力所不及；就是处罚，也未必会准确无误地落到自己头上；而地方命令的杀伤力则大得多。

下级对领导的指示要始终做到不怀疑、不论证，坚决照办不走样。

一个当惯了领导的人，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别人在他面前坦露心迹。如今这个时代，一个先前的老领导，在旧部下面前是不会有多少好口碑的。而且一个新的一把手，也不愿意经常听到部下们对旧领导的掂念。从古至今，官场上对此都讳莫如深。一个人如果还想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不避讳这些，显然是要吃亏的。

作秀是要看对象的，要看观众的。在有些观众面前，你根本用不着作秀，你存在，本身就是秀。

如今手上掌握点权力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做秀，他们总是正话反说，或者语在此而意在彼，如果仅仅从字面去理解他们做出来的秀，往往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

跟小人物、小平民式的弱势群体亲切握手、问寒问暖乃至合影留念是当下要人、官员们最爱玩的把戏之一。

“根据工作需要”对于下级来说永远就象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

社会上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则是：上级跟下级握手，上级先伸手；男人跟女人握手，男人先伸手；强者跟弱者握手，强者先伸手。

过去都是上级表扬下级，现在颠倒过来了，上级难得表扬一回下级，倒是下级常常表扬上级。过去是上级奖励下级，现在也变成了下级奖励上级；逢年过节，下级总往上级那里跑，去干什么？就是去奖励上级。

只要无事可干，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一旦干事了，就肯定会有麻烦。只有先互利然后才会有平等。只有在利益被剥夺的时候，儿子才会造老子的反，下级才会放上级的水。

在中国，只要是想做事情，必有无形的绳索绊着你，叫人动弹不得。

一个单位，想做事情的人往往最容易被别人提防、暗算。想做事情总是和有企图联系在一起。

单位里的人一般是按部就班，靠表面的熬时间过日子，而把工夫放到暗地里，在暗地里提防、暗算想做事情的人，在暗地里为自己寻找升迁的台阶。

“干将”与“心腹”是有区别的，干将是干活的，心腹是帮忙出谋划策、关键时刻能冲锋陷阵、大打出手的人。

政界走得通的人，眼睛都是朝上而不朝下的。

官场上如果没有靠山，很难站稳脚跟，更不要说高升了。

做领导的在关键时候，你的表情和你的内心世界要截然相反，你要深藏不露，人家越不能很轻易很明白地看清你，他就越怕你，这就叫领导艺术。

一个人要当好官，座稳位置，当然要靠上面的提拔，但是也绝对离不开下面的支持、帮忙、甚至是哄抬。

下级对新的上级，一般都要先隔着一段距离观察一些时间，再接近上级，琢磨上级，吃透上级，直到把握上级。

上级并不都是白痴，只是下级应付上级的太极拳足以使他变成白痴。

现在的年轻干部比中老年干部狡猾、狠毒，中老年干部有时候还讲情面，有时候还坚持原则，但是青年干部只讲利益，有奶便是娘。

工作中，最好不要得罪人，如果非要得罪，宁可得罪副职，不可得罪正职，宁可得罪外地人，不可得罪本地人。

凡是认真就要得罪人，得罪一般人也无所谓，得罪了要人就麻烦了。

当了领导就得习惯于听恭维。明知道是假话，还得当真话听，你要是显示出比对方智力高，给他一戳穿，人缘就没了。

在官场上，对有些干部，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干部，就是要敲打，然后再拉他一把，他才服服贴贴听你的。“不害人的菩萨不灵”。

每当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时，下级代替上级回答，是官场不变的铁律。

荣誉感和自尊心是一个人拼搏进取的动力。极大地唤醒和艺术地应用人的这种动力是领导者工作的一部分。

贪官们现在不但贪权，而且贪荣誉，这当然是有政治上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荣誉来美化自己，把自己准扮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以便隐藏得更深。因为在善良的人们心中，模范人物是好人中的好人。他们期望以假乱真、混淆视线、混水摸鱼。

聪明的领导会设法让部下形成两个派别，让他们在互相争夺又势均力敌，这样你就可以把握全局。

下级必须对上司卑躬屈膝，而上司对部下要恩威并重。作为下级你的饭碗掌握在上司手里，你不对人家卑躬屈膝怎么办？

一些高明的领导者认为，让奴才们适当贪污，是增强自己权力的一种必要投资。

在领导眼里，美德就是服从（甚至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罪过就是质疑。

要能思领导之所思，急领导之所急，忧领导之所忧，乐领导之所乐。领导想不到的你先想到；领导想到了的你已给领导做到。领导的爱好就是自己的爱好，领导的工作就是自己的工作，领导的前程就是自己的前程。还要善于把领导的上级当成自己的上级，把领导的朋友当成自己的朋友，把领导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敌人，把领导的仇恨当成自己的仇恨，把领导的爹妈当成自己的爹妈，把领导的儿女当成自己的儿女，惟独不能把领导的老婆和情人当成自己的老婆和情人。

拍马屁有些难听，可世上却少有不喜欢拍马屁的主。至少人家拍你马屁比骂你受用。

世上的事情那是没个准的，说不定在小领导那里办不到的，到了大领导那里相反容易办成。关键当然是要加大工作力度，争取主动，用时髦的话说叫密切联系领导，总不能让领导主动向你投怀送抱吧。

领导跟下属的聊天很重要，感情是处出来的，沟通是聊出来的，聊不到一块的，就很难成为知心的上下级。

领导对下级产生好感有各种方式：一种是汇报工作，讲了成绩就高兴，也不管那成绩是真是假；一种是通过下级对他的低三下四而产生好感，下级对他越是阿谀奉承，他越是觉得下级亲近他；还有一种，就是听下级谈话的思路，通过谈话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政治品格和个人品质修养，从而产生好感。

上下级就是上下级；上级可以不把你当下级，但你永远得记住自己是下级，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必须严守这样的差别，一定要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历史的经验永远告诉我们：得意忘形，一定会后悔莫及。

自古以来，“迎来送往”就是惯例。从古代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在省里当官，成为一个方面的大员，出巡时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按规矩应得的礼物，还有门包。平时在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有帮费；升迁调补的时候，还有私下馈赠。以上这些钱，无不取之于各洲各县，而各洲各县又无不取之于老百姓。

省里几套班子的官员们，以及下属的地、市，全都明知故纵，要不然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就无出处了。各州各县也明白告诉大家：我之所以加倍，实在是各级衙门的用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细究起来，各州县打着省、地、市各级上司的旗号，借用他们的威势搜刮百姓，有一半的东西到了自己腰包里。

侍侯上官及讨好过客，都是官场必须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

迎来送往自古以来就是官场的重要活动。五千年文明已经把重情重义固化成为一种基因，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乃礼仪之邦，讲究个礼尚往来，有来无往非礼也。只是这个“礼”字含义太宽：与情是礼、与利是礼，给面子是礼，给物品也是礼。中国官场礼尚往来的传统不是几个清官能抵制得了的。入乡随俗，做官也要随俗。

清明的政治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就有市俗化的倾向。一人当官，亲朋好友都跟着沾光。中国人重亲情、重友情，请客送礼、人情往来，文化生活都要反映到政治生活中。这是一种必然现象，也是对中国政治提出的严峻课题，自古至今，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一个人升官了，人们定要纷纷给他送行。这一历经千年的官场俗气是不能免的，否则别人就说你官升眼高，得志猖狂而遭人嫉恨。再说别人祝贺你也是抬举你，如果你清高不接受捧场，那就是不识抬举。这里面有朋友的真诚祝贺，也有逢场作戏的捧场。中国人情化倾向在迎来送往的场合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人的亲情有时就是法律。

现在常常可以看到，上级来检查，下级常常到城市的边界去迎侯。想想古代下级官员集体迎侯上司的场面，你就可以理解当今的迎侯不过是古代官场文化传统的延续。

不看清品级乱往上凑，搞不好会引起上司的反感。

来了人不接待，以后还办事不？规格低了，双方都没面子，客人心里还有气。吃什么喝什么其实无所谓，面子不能不要，你不要，你在大家的心目中就没有分量了。身份不是一句话，要体现在餐桌上，酒的品牌最重要，钱不能不花。

陪同领导对于每一个官员来说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通常人们会把他有意无意地看成跟领导相识交往的机会，既是联络感情的机会，也是展示个人才能的机会。

“迎来送往”是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谁没点虚荣心？谁不希望自己有面子？当官的虚荣心更容易膨胀，更喜欢威风八面，前呼后拥；下级是看上级领导的脸色行事，会不会迎来送往，关系到政绩升迁，那能马虎吗？凡是在迎来送往上下工夫的人，十有八九心中有算盘，另有所图。上下这么一折腾，热闹场面就出来了，花样翻新，越演越烈。许多迎来送往的“规矩”都是有潜规则的。

要让别人为你甘效死命，你必须付给别人应当得到的报酬。

所谓领导水平，是靠领导的指挥和下级的服从共同构成的；假如下级不配合，你领导的水平再高都枉然了。

没有分寸和过于卑下的处事方式都是官场上的大忌。

领导需要尊重，其实下级更需要尊重，周文王拉姜尚又好、刘备三顾茅庐也好，都说明这一点。只有把下级当人看，他们才会给你当马骑；你把下级当马看，他们自尊的反弹就会把自己当人看。

在官场上，一旦失去了上级的支持，特别是上级的信任，那就意味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出现了危机。

在官场上，在上下级之间，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甚至把个人交情提升到公共道德的高度，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级对下级根本就不屑一顾，下级在上级眼里没有位置；另一种是上级对下级根本不信任，上级对下级的戒备心理极强。

在官场上，在上下级之间，沉默是一种无言的权威，上司沉默了多长时间，下级在在段时间里自然难熬得要命。

所谓领导，其高明就在于：他说话或不说话，都是有含义的。

等级就是秩序。它展示出来的恰恰是强弱之间的等级。藐视它的人，要么是雄心勃勃，要么是野心勃勃。官员平时所从事的工作无非是逢迎、应酬、处理矛盾之类的事情，一般的官员都能胜任，倒是官员之间的一些问题不好解决。

要把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培养成一个领导“拿”再多的钱都很顺从、都不吭声、都不举报、都能把帐目做得很平的人，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培养”，领导是不会跟你明说你要如何然后变成领导的心腹甚至奴仆；相反，他还要组织你学习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你积累“工作经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地揣摩领导的真实意图、屈服他的含而不露的淫威的过程。自然也是你不断出卖自己良心的过程。

许多人说的“工作经验”，其实就是那种能够巧妙违反法规以营私、同时又能逃避法律打击、惩罚的经验；能够主动迎合、准确揣摩、无条件服从和百般掩盖所在单位领导的经验。这样的工作经验，当然能够为“绝对权力”提供非常“完美”的服务的。谁的手中有了绝对权力，谁就能得到这样的完美服务。贪官最需要这种“工作经验”，这种“工作经验”也是最能造就贪官的；贪官被抓了，但这种“工作经验”却能逍遥法外。

以领导的讲话作为执法依据是令人奇怪的。而事实上，这样做的又何止一个地方。为什么将领导的讲话作为执法依据呢？一是因为领导讲话在本地比法律法规和中央文件要大，更具有权威性。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就是这个道理。二是领导讲话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三是土政策的需要。于是，在领导讲话的遮掩下，一些不好公开的土政策得以变通执行。实际上，领导讲话不属于规范性文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不能将其作为执行依据。

虽然领导的讲话是严肃的，也是有出处的，它的出处应该是国家政策法规。但是，一些领导的讲话根本就没有相关文件作为依据，所以这样的领导讲话，只能在小范围内传达。它只对一个地方有利，而对国家和集体没有好处；它只对一些好看的政绩工程有利，而对民心工程没有好处。但在实际工作中，作为依法办事的有关部门敢不执行吗？想掉乌纱帽不？想找领导批评是不？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了。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潜规则”，就要闹笑话了。领导讲话作为执法依据，挑战的是法律法规的严谨和严肃，削弱了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执法者就是要依法行事、依法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依法处置自己职责内的相关事务。但是在现实中，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遵循的不是相关法律的规定，而是按照领导的意图或者上级的指示行事；而领导的意图或者上级的指示又往往与法律法规相背离。“执令”不“执法”是人治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

不良官际关系催生官场腐败文化

国家行政学院纪检监察室主任郎加在今天出版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写了题为《催生腐败的不良“官际关系”之分析》的文章，对于中国官场中官与官之间滋生腐败的不良“人际关系”现象进行了剖析。文章说，不健康“官际关系”(所谓“官际关系”是指领导干部之间的人际关系)就是催生腐败的重要诱因。

当前不良“官际关系”的四种表现

人身依附关系。文章指出，这是指下级依存于上级，上下级之间存在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主要表现形式有官官相护、猫鼠关系等。本是封建社会腐败恶习的“官官相护”，成为当代某些地方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其表现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之间互相庇护，下级维护上级，上级偏袒下级，久而久之这种关系就演变为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另外，一些下级很怕上级，对领导唯唯诺诺，实际是怕影响自己的升迁和既得利益。这种猫鼠关系是不良官场文化的一种反映，不利于领导干部之间形成团结合作的同志关系，导致人际关系非正常化。它们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会衍生出更多、更复杂的社会网络，滋生更多腐败现象。

拉帮结派关系。文章指出，搞小团体、拉山头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近亲”。领导不同派系不同，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队伍。有的则以老乡名义相聚，或以同学关系融合。官官相护、互相利用、相互包庇是小团体主义的表现，阻碍反腐败工作开展，因为，小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出了问题，其他成员就会利用自己构建的社会网络，为该成员走关系、借人情、上下活动，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维护小团体利益。而小团体的社会网络顶端越高，网络实力就越强，就越不利于开展反腐败工作，现实也表明包庇袒护团体内部成员的腐败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庸俗交往关系。文章指出，拉帮结派必然产生少数领导干部之间庸俗化的交往关系，主要表现有:第一，酒肉关系。部分领导干部讲究迎来送往，热衷于灯红酒绿，频于应酬。用公款建立起的酒肉关系，不仅浪费惊人，而且败坏党风政风，还会损坏参与者的身心健康。第二，庸俗的娱乐关系。少数干部常常以各种名义聚集在一起，动辄出入高档消费场所。有的还通过违背规定的娱乐活动彼此结识、形成小圈子，将大量时间荒废在不健康的娱乐上，助长了奢靡颓废之风。第三，互相吹捧。少数领导干部八面玲珑善于见风使舵、随风倒，精于溜须拍马、察言观色；彼此之间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文过饰非。上级一味表扬下级，下级不顾事实吹捧上级，为上级打掩护，排除困难。这种庸俗关系不利于干部健康成长，更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行贿受贿关系。文章指出，为仕途更加光明、多点筹码，有人选择行贿手段获取上级领导的欢心，而不是选择兢兢业业、真抓实干，靠实绩来实现升迁。在贿赂面前，有的领导禁不住金钱或其他形式的诱惑而走上受贿替人办事的道路。如此，行贿者和受贿人之间就形成一个畸形人际关系网络。搭建非正常的社会网络不仅败坏党风，违反党纪，还不利于领导干部之间建立正常关系，并增加腐败衍生机会，加大反腐成本。这种关系感染性强，如果“一把手”政德不高，就会影响和带坏一批官员，致使劣官当道，良官无处可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悲现象。田凤山、韩桂芝、马德等腐败案就是上下级之间存在行贿受贿关系的典型案例。

不良“官际关系”产生的根源

文章分析认为，不健康“官际关系”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首先，是传统政治文化包含的官本位思想、皇权思想、家长制作风等或多或少在影响着当代官场。过分强调人情、人缘，使人情、人缘异化为约束和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也会导致不良“官际关系”的形成乃至腐败现象的发生。

其次，是相关制度不健全尤其是干部晋升机制不完善是不健康“官际关系”形成的制度根源。职务升迁“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还在一些地方存在。既然下级的政治命运都决定于上级，某些下级就会对上级唯唯诺诺，尽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之能事。近年来组织人事部门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就是这种非正常关系的表现。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领导干部过于追逐经济利益是不健康“官际关系”形成的现实社会根源。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会推动人们注重竞争、青睐效率，还会使人们过于注重金钱、人际关系趋向冷淡。领导干部间不健康人际关系的形成是和注重逐利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如何建立和谐的“官际关系”

文章认为，建立健康和谐的“官际关系”就必须在明确何谓健康“官际关系”的基础上，消除上述三个根源。只有和当代中国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渐进型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以强化“一把手”的表率意识为突破口，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为基点，加强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方能推动和谐“官际关系”的建立，减少腐败现象。

11.2关于会议问题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事业单位，会议都被当成沟通和决策的重要手段。随着政府部门的放权，政府的会少了，企业的会多了；在企业里，大型的会少了，小型的会多了，这些都是基于沟通和决策的有效性考虑，也是为什么现在人人都觉得有会开的重要原因。这个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业已开始，因此，“沟通”和“决策”是广大会议分子最为熟悉的第一批会议敏感词汇。

高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二把手或公司的老板、高管，在会议上，他们通常是主席或贵宾。手中的权力使他们在会议过程中不敢随便表态，往往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讲一通永远正确的废话。

共同特征是：都研究过中国革命会议的历史，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重大会议的深刻教义他们烂熟于胸；他们惯于抽象概括，出口就是一、二、三。边说一，边想二，在一个分支话题里扯多远都能再拉回来。表态时充满了技术性的智慧，喜欢用先肯定，再转折的表述方法，如：“行，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又怎么办呢？”爱用“啊，……”作为一句话的起头。

中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单位的中层干部或部门经理。在不同会议上，时而是发言的主力，时而是坐在主席台上但不发言的人，时而是主持人，时而是陪会的听众。因为承上启下，中级会议分子在体力上是最累的。

共同特征是：手机常设在静音状态，经常在厕所里或厕所附近打电话；知道什么会上应该毕恭毕敬，什么会上应该慷慨陈词，什么会上应该休养生息；因为很可能会出现“会冲会”的情况，跟他约时间，他总是先说：“好，没问题，就这么定”，然后再加上一句：“到时候再确认一下”；不管听没听清别人说什么，都习惯性地说“好的好的好的”。

低级会议分子：

俗称是群众，听大报告、全体员工大会或自己小部门的例会，是他们仅有的出场机会。

“开许多会，来决定一个会怎么开”的漩涡之中，这也成了许多企业市场部、办公室、公关公司、展览公司惯常的工作状态。办一个最普通的外部会议所涉及的印刷品、礼品、会场布置、场内服务、场外展示单元、新闻宣传、吃饭、住宿、交通、接待，诸多环节都得开会讨论，逐一落实。

会议史话

有考古者发现，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产生了开会的形式。当时，大家聚集在一块空地上，讨论一块肉或一张兽皮如何分配，以及安全等问题。现在看来，这是人作为群居动物的本能需要。

之后，随着社会等级的出现，什么级别的会议，就由其相关等级的人参加。由此，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开会分子和集权政治。自古，皇帝早朝实际上就是开会。

自从会议有了级别，参加会议就成了身份的象征。需要通过会议的形式来体现自己的身份。于是，全国人民都成了会议分子。文化大革命时，更是天天开会，夜夜开会，会议分子分成几派。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出现，会议出现了职业分界趋势。会议分子因为职业的不同而参加不同的行业会议，无界别的全社会统一大会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想办法减轻会议负担，出现了无会周、无会旬，把官员从文山会海里解放出来。

现在，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已经成为社会趋势。在农村，有了村民代表，所以基本不需要开全体村民大会。在城市里，只有当社区居民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开发商及物业公司论理时，才能召集起会议。

说到底，会议的本质就是解决信息沟通的问题，现在由于媒体和通讯工具的发达，已经部分地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会议功能。

一个开明的社会里，领导是不怕下属成为会议分子的，下属也不担心领导认为自己开会有图谋

历史上，那些葬身官场的人，有很多是在当会议分子时与别人谋了点什么，被走漏了风声，让领导不高兴了。当年，袁世凯积极资助谭嗣同的维新事业，还经常一起开会论道，后来要到动真格时，谭深夜前往法华寺和他开会商讨拿下太后的事情，两人相谈默契，结果袁转头就把谭告了，让一次可能改变中国政体的改革事业功败垂成。

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要做大事，就要找人开会切磋，但会议开得很漂亮，往往不能保证结果也漂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一次次被镇压下去，就是与工人内部出了叛徒有很大的关系。

从古到今，要瓦解一个组织或一股势力，领导们通常的做法是给他们安插进去几个线人，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卧底。如是，大家开了几次会，突然间不知哪里出了故障，措手不及间被领导来了个杀鸡给猴看。如此被打击的次数多了，每个人心中恐怕都将高筑“防火墙”，人与人之间好像在演“无间道”。

一个开明的社会里，领导是不怕下属成为会议分子的，下属也不担心领导认为自己开会有图谋，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吆五喝六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可以在广场上，在船头上，在院子里，在珠穆朗玛峰，在网络上，在楼顶花园里，可以为了一项权益开会，也可以为了选美女开会，可以为了环保开会，也可以为了乡愁开会，可以为集善款开会，也可以为惩邪恶开会。

一个越让会议公开坦然的社会，肯定是一个自洽功能越健全的社会。如果不依靠自洽而过多地迷信所谓制度维持的话，这个社会生态也许将是残缺不全的。

会议是官员们公开的交际场合之一。

会议是一个部门、一个群体决策的主要形式和载体。会议的座位和发言的秩序都非常重要，效果也不大一样。比如发言，如果太早，大家刚进入这个环境，一般说来思想还没有稳定下来，精神还没有集中起来，发言的内容听不太进去，效果不会太好；到最后发言时，大家又都疲劳了，效果也不会太好，所以中间偏前一点最理想。

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力运行的一个个枢纽；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任何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得到他们本能的喜欢。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强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的耳朵，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力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保护。

会议尽管千差万别，其实开法不外乎两种：一种开形式，一种开内容。开形式的，不讲究内容；开内容的，不讲究形式。也就是说，形式越热闹的会议，内容越不重要；内容越重要的会议，形式越不热闹。

"一把手"末位发言与民主决策无关

不久前，深圳市推行“一把手”末位发言制度，引得媒体好评。

其实，“一把手”末位发言，只是发言的先后顺序，与民主决策和让副职充分发表意见没有什么联系。

稍微讲一点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一把手”，在研究决策之类的会议上是不先发言的。尽管绝大多数“一把手”在会上开的是头阵，实际上是会议组织者的角色，真正的发言很自然地留在了最后。最后的好处，一是拍板定案；二是会议总结。这样，会议就会开得很圆满。

那么，“一把手”末位发言，又是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的？主要是通过会前的个别酝酿和无形的发言顺序来实现的。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有四句话，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相当多的“一把手”就充分运用了“个别酝酿”这一环节。在会议召开前，“一把手”有了想法，一般都要与重要的副职领导（包括行政“一把手”）先进行酝酿（即沟通），形成初步思路（即端盘子），然后才拿到会上去讨论。党委会发言，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发言的先后顺序，但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会随心所欲地无序发言，实际上每个与会人员心里早就放置了一个发言顺序。这个顺序一般是行政“一把手”或重要副职打头阵，其他副职依次发言，然后到其他成员发言，“一把手”都是最后拍板。尽管有不少会议也有突破，但大体上不会太出格。所以，会议中“一把手”的意志主要是通过重要副职的发言来传达的。“一把手”与重要副职“端出的盘子”，有谁会听不明白？

领导艺术高超的“一把手”就是不发言，甚至不参加会议，也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这就是让得力的副手充分领会自己的意志，然后放手让这位副手去贯彻。副手拿着“尚方宝剑”，还愁会议开不成功？

“一把手”发言顺序，与民主决策和让副职充分发表意见，没有必然的联系。倘若“一把手”的权力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而决策机制又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无论“一把手”何时发言，或者是不是在会场，参会者都会揣摩“一把手”的心思来发言。那种认为“一把手”末位发言就能促进“民主决策”的想法，真的很幼稚。当然，也有很民主的“一把手”，他将会议当做了民主集中的场所，但是，这主要是“一把手”的民主作风，与发言的顺序扯不上关系。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要尽量弱化“一把手”与下属的人身依附关系。本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只是分工不同，人格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平等的。然而，现实中，“一把手”与下属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上下级”关系了。“一把手”左右下属的政治前途，没有“一把手”的推荐和首肯，下属就很难得到提拔；假如某位下属不合“一把手”口味，不是被调离，就是被安排在冷门岗位。有几个下属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淡化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就需要上级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充分尊重群众意见，而不是只重视“一把手”意见。二是解决好决策的程序问题，确保决策民主、科学。

事实上，我们缺的是一种保证民主的机制，而不是领导艺术。

第三只眼睛看会议

鄙人常有幸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久而久之，对某些会议有所感，有所思，故敷衍成文，并套用流行语言，曰“第三只眼睛看会议”。

“马拉松”会：明明是两个小时能开完的会，非得开上半天不可；有时半天会议能解决问题，却偏偏要拖够一天。明明是一个人能讲完的话，非几个人轮流讲不可，整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管光阴似水淌。下班了，吃饭了，主席台上，报告人仍是感觉良好，滔滔不绝。这叫做马拉松会。

“鸡肋”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此谓鸡肋。我们的一些会议，报告多是照抄照搬，讲话也是“克隆”而来，拿起会上发的材料，顿感似曾相识，而听了会上的讲话，更是味如嚼蜡，这种泛泛而谈的会议，没做到有的放矢，很难解决现实问题，真正是开也可，不开也可。这叫做鸡肋会。

“句号”会：也有的会议，会前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准备得周到、充分，开得也是热热闹闹。但会议开完了，任务布置了，工作也就结束了。不把抓落实的功夫放到会后，而以会议落实会议。这叫做句号会。

“待遇”会：有的会议颇讲规格，哪些人参加，是论级别的，特别是上台(主席台)，更是一种待遇，一种荣耀，是让人觉得很光彩、很有面子的事情(某些会议确实需要讲规格，例外)。会议重要不重要，问题解决没解决，通通不在话下。君不见，有些会议举办者“白头搔更短”，也摆不平上主席台的人员名单，以致出现台上台下席位差不多的奇特现象。这叫做待遇会。

“休闲”会：时下，休闲一兴，应者如云，会议亦然。观光、娱乐、小憩甚至健身等内容都出现在会议日程中。参加这样的会议，真乃优哉游哉，丝毫没有“减负”之忧。再加上吃山珍海味的“吃喝会”，发西服领带的“福利会”，可谓“门类齐全”。

以上所述，实乃会议的异化，与“求真务实”大相径庭也。虽未成气候，但不讲效率，不计成本，腐蚀人心，徒花纳税人的银子，为害非浅。人们话锋所向，诟病甚多。因此，我们要正视它、重视它、着手解决它，还会议之本来面目。

11.3关于副手问题

在一个领导班子中，副职领导是一个重要角色，同时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它发挥着一承上启下、分工负责的关键作用。因此，不会当副手，就很难成为合格“一把手”。

善于做副手，才有望成为优秀的“一把手”……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说明，无论多么能干的人，都需要副手和助手。所以，研究和把握副手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副手明确自己的权力和角色，协调好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促进领导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更有必要对于副职领导的角色特征及副职领导所处的地位进行考察，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把握。

领导手册：如何挑选自己的副手

领导的副手作为领导班子的一员，除了必须具备相应的基本素质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规范要求：

全局观。

作为领导的副手，应善于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如果没有全局观，其实质与下级干部无异。领导也可以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使之能充分发挥副手的作用。

应替领导承担部分责任。

领导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得罪人的过程，副手应善于替领导着想，并不怕开罪于人。如果把矛盾都上交给领导，领导必然焦头烂额，这就不是一个好副手。副手的主要作用就是替领导承担部分责任，让领导腾出精力专心思考大问题。不肯替领导承担责任的人，不能选择其作为副手。

应做好领导的参谋。

领导毕竟也是凡人，不可能事事正确。副手应多替领导思考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纠正领导的错误。如果对领导的任何意见都表示赞同，就失去了副手的意义。在大多数企业中，对领导点头称是的人太多，如果副手也是如此，错误的决策就无人敢于纠正，这是相当危险的。

应与领导高度互补。

副手尽力朝领导短处的方向发展，以弥补领导的短处，这样才会形成水乳交融的上下级关系。如果副手一味朝领导长处的方向发展，只可能形成一种“竞争”关系。比如，某外贸公司的总经理德语很好，其副手的德语也不错，那么，总经理非但不会欣赏副总经理的德语，反而可能挑出副总经理的语法错误。反之，如果总经理法语一流，那么，总经理一定会欣赏副手流利的法语。

应尽力帮助领导树立威信。

副手应该主动处理一些领导不便亲自参与的事情，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使领导成为团体的精神支柱和信心源泉。

以上述要求来选择副手可能会感到比较困难，在实际的工作中，领导对满意的副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找到一个好的副手，无疑是领导事业成功的有力保障。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按照上述要求去寻找副手。

一步不稳，终身为副。

作为副职，最关键的一条是：牢牢记住“助手”这个定位。作为副职，如果没有个人野心，最明智做法只能是尽可能避免成为某种可能的矛盾的交叉点。

在官场上，也有人不跟任何人。他的做人标准和做事标准就是：既不特别亲近某人，也不特别疏远某人。他害怕自己成为官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拒绝当任何领导的心腹，也拒绝当任何领导的异己。这样，他既没有因为哪位领导的升迁而得志，也没有因为哪位领导的垮台而倒霉。

有的领导喜欢起用平庸的下级，以双方能力的差距来凸显自己的才干，却往往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平庸。

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但不能与副手打成一片。

在上级面前可以为你的副手的过失承担责任，但关起门来一定要让他知道你的厉害。

可以把你的副手当成朋友，但不要让你的朋友去做你的副手。

上台几乎要站着，找人谈话要坐着。

训话不如对话，对话不如谈话。

可以向上级请教，可以向专家请教，最好不要向下级请教。

有的领导通过规章制度，使副手赤手空“权”，使下级有职无权；把大家放在制度之下，把自己放在制度之上；把大家放在责任之内，把自己放在责任之外；想方约束别人，设法方便自己；努力管死别人，尽量放活自己。

领导在位的时候，他的讲话总是十分重要的；到下面视察、检查，总是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使下面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向领导汇报、请示，得到的指示总是非常宝贵和及时的；下面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功劳首先得归功于领导的英明正确和巨大帮助。然而当领导不在位又如何呢？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一二把手之间处理不好关系，背黑锅的总是二把手，这已经是官场共识。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主管行政或者业务的二把手是很难当的，除非他最大限度地放弃个人意志，要不就消极怠工，故意无所事事，故意制造矛盾，等着调离或者听凭罢免。如果他太投入，太有想法，太有能力，太有威望，就有可能引起意料不到的猜疑，甚至让人觉得有政治上的野心。有时候优秀并不是绝对的好事，而恰巧是姣姣者易折。

一把手单独向上级评价班子的其他同志，是正常的汇报；而其他成员在背后议论一把手，是犯忌的。即便是向上级反映情况，也有可能被看作是不安分，甚至有可能被看作是非组织行为。认真地说，只要出以公心，班子成员之间的非原则摩擦应该可以通过坦率的交流来解决。但那常常只是一种理想。权力本来是一种社会责任，却常常被当成个人价值。因为行使责任而可能引起的权力敏感，常常被当成对个人价值的冒犯。这又常常是最不能接受的事情。

任何一个单位，一二把手之间都存在矛盾，存在权力之争，外人很难插手。

国人当官，最忌讳“副”字。“副”字无论哪一级，不仅待遇不如正级，永远戴不上“一把手”的桂冠，听起来也不顺耳，有“贬值”之嫌。好在官场有个“潜规则”：都会顾及副职的面子，下级、同级、上级在口头上会主动“删”去副字。这点面子在出差、开会、交际等场合，尤其注意给足。

“副”字虽然与名利有关，必然出现“副”转“正”的激烈竞争。这里的学问就更大了，聪明机灵的一般会从贴近领导、提高业务水平、搞好同事关系这三方面打造自己，谓之当官“诀窍”。若排除用人不正之风，跑官买官，有以上三种能力的人，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二年，就能被“扶正”，乃至“更上一层楼”。官场级别，历久弥新，代代相袭，奥妙无穷，深不可测。值得有识之士研究。

多数情况下，副手并不想把和正手的关系弄僵。如果正手能尊重反副手，肯于听取副手的意见和建议，让他们真正行使职权，许多矛盾就不会发生。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一把手都是独裁者，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根本不把副手们放在眼里，什么事情根本不于副手们商量，副手成了摆设，甚至成了出气筒，这让副手心里难以平衡，就生出许多事端。

其实，凡是正副手之间闹矛盾，主要责任往往在于正手。一把手常常对副手心怀猜疑，副手工作出色一些，他认为有压过他的可能，便处处提防；副手如果工作平常，他又疑心副手在泡自己。副手周围有几个得力的人，他怀疑副手在拉山头；副手事事向自己请示，他又认为副手没水平；副手如果不事事向自己请示，他又认为副手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弄得副手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天长日久没有不产生矛盾的。

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这些传统中常常充满心计、权谋，与民主社会的要求南辕北辙。民主社会限制个人独断专门行、为所欲为，要求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不允许为官者为个人谋私，使丘陵处于监督之下。中国的许多正手与副手之间的冲突，其实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所以，要想消除正手与副手为敌的现象，只有真正实行民主，否则，这种现象不会消失。

出了事故撤消副职官员的职务，已经成了中国官场的一个模式。但是仔细考察一下政府正副官员中责任和权力的对应关系及其引发的效应，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

不管是在法制制定、政府行政、企业经营、公民自律等哪一个领域，都应该体现出“责权对等”的原则；一个公民，如果没有给他任何权力，他就没有负担责任的义务，也没有负担责任的条件、能力和积极性；你想要他负担责任，必须首先给予其权力。有几分权力，就负担几分责任。

人事权和财务权是目前行政机构的权力核心，都掌握在各单位“一把手”的手中，按“责权对等”的原则，他应该对单位负“核心”责任。但事实不是这样，一把手往往把各项工作一一分工给每个副职，声称自己全面负责，实际上是个“甩手掌柜”；出了成绩是自己的，出了问题是分管领导的。而副职一点权力也没有，怎么能抓好工作？

如何处理好正副职之间的关系？

副职对正职要做到“三不”：不越位、不越权、不越级。

服从而不盲从、尊重而不奉承、请示而不推委。

正职对副职则是：信任而不放任、爱护而不庇护、严格而不严厉。

副手的心事谁人知?

做好一名副手有一句话说得好：要做到到位不越位；用权不越权；出场不炫耀；做事不抢功。副手应该成为一个桥梁，成为下级与决策层之间的纽带；成为倾听者；讨论者；传播者。

不论官场的大小，似乎都很难摆脱正负之间差别待遇的情节。通常副手的身份及执掌责任，多少有别于主管的机要幕僚。机要幕僚，单纯的只是主管的亲信，而副手是随着与主管亲疏关系的不同来定位的。

有的副手，真的是主管的左右手，他深受主管的授权，可以代行主管赋予的部分权责。这样的副手既然掌权，自然得对主管负责，而且得和主管共同进退，其身份地位就相当是主管的机要幕僚了。

然而，有很多的副手，通常是坐冷板凳的位置。这样的情况也许是在个人职位进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也有可能是因一时际遇浮沉，碰上了冰冻的处境。

副手的态度应当如何呢？他是该表现的主动积极，还是该安分点沉默度日呢？其实，这必须视环境的情况和主管的态度而定。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产生误会及矛盾，作为一名好的副手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的存在。副手需要有一颗平常心，尤其是在权力荣誉功劳的面前不争不抢。因为对正职的肯定及对组织的赞赏都是对组织内每个成员的最好嘉奖，其实最容易产生矛盾及误会的无外乎是对这些身外之物的追逐。

如果是碰到一位重视权责区分，讲究工作效率的正主，那么他的副手必战战兢兢。为正主分担部分责任，同样也享有相当的权利。掌有权责的副手，干起来可不见得轻松，不但要负一定的责任，且要面面俱到，巨细靡遗。如果正主大权独揽，只能让副手沉默是金，闲事少管，这样干起来内心当然很不是滋味。同样是副手，一种是处处为正主着想，深受重用，扶正有望。另一种是对上不获授权，对下未获尊重，日子在喝茶上网看报中打发掉了。

副手在单位里分量地位的轻重，更表现在手下员工逢迎应对的态度差异上。打工者多半是“不怕官，只怕管”。他们伺候正主，通常不敢马虎，对平时对他们总是和颜悦色的副手，要么不得罪，要么爱理不理。

谁都知道论名论位副手难为，可要在一个官场出人头地，很少有人不需要过这一关。他们承担着不轻的责任，付出相当的心思去辅助上司，但却必须承受和上司共成败工进退的风险，而且论起名分地位，总是比正主要矮上一截；而有的明明心里不甘心坐冷板凳，不甘心忍受属下轻视的眼光，却有难以割舍这份职位，无力扭转落后虚位的局面。好的合作者有许多显著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合作双方各有所长，各有所补。这样的合作才会长久，这样的合作才会卓有成效。因为副手在某些方面的所长，会解脱正职在此方面的更多关注及操心，使得正职有更多的时间和能力去解决其他的一些棘手问题。另外一个好的副手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要总是错误的认为：既然是副手我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其实一个副手的最大成功是因为正职及组织得到肯定及赞赏，如果说一个副手在组织中鹤立鸡群，正职及组织在其功绩面前却显得十分愚蠢。那么这个副职是十分失败的。

副手的角色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身份是如此的暧昧尴尬，在事业生涯里，应当是一段相当难捱的时期。其实，众多的副手是中坚力量，没有他们的劳力心力，大车也是难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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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官与腐败

12.1官与腐败

什么是腐败？人们似乎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所谓腐败，不仅仅是简单的行政或执法部门的官员贪污受贿的问题，而是渗透到整个社会当中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现代人为此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潜规则”。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

腐败，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

关于腐败的原因

腐败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腐败，一种是绝对性腐败。民主制度也无法消除一般性腐败，而专制制度必然造成绝对性腐败。这两种腐败区别在哪里？一般性腐败源于人性内在的贪欲，源于道德自律的丧失，权力制度的任何缝隙都将孕育腐败的种子。而绝对性腐败则产生于权力制度，因为垄断性的权力制度本身就是腐败的最佳土壤。一般性腐败产生于个别的腐败分子，而绝对性腐败则产生于整体的制度。

现阶段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比较严重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是干部搞腐败从根本上看，是由于理想性念的变化；二是我国正处于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时期，由于一些领域中制度和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使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有可乘之机，这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客观原因；三是一些部门和单位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缺位或者流于形式。这些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反腐败斗争呈现出艰巨性、复杂性和长远性的特点。

归纳党内高中级干部腐败的制度性原因，大致有五条：

一是权力失衡。它的制度性遗憾，源于老祖宗们对共产党执政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马克思提出的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即“议行合一”），被各国共产党沿用下来。由此，“一元化”的领导、“一把手”的体制、“一枝笔”的做法、“一言堂”的局面便相继产生和发展。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权力架构，基本沿用了“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这一权力模式的运行结果，不仅造成了党内权力的高度集中，而且造成了监督的缺失和制约的乏力。

权力失衡常常表现为“1”大于2+3+4。。。。。。由于党委定位于“议行合一”机关，将决策权、执行权集于一身，该分的权力没有科学地分，该合的权力没有合理地合。因此，什么时候应该用“民主集中制”去研究党内立法、决策问题，什么时候应该用“首长负责制”去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问题，使党委书记常常大伤脑筋。如邓小平说过：“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的、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于执行权是最为经常、最为集中、最为具体的权力，由于执行权特别强调责任和效率，因此，即使是最民主的“班长”，在拍板的关键时刻，也不敢把自己的一票等同于普通一票，有时候必须等于或者大于“一班人”的票数之和。

“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使党内的立法权、执行权集于党委一身，造成党内权力配置失衡。党委既是决策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同时党内监督机关也在其领导之下，集党内三权应一体的党委，成了一级党组织中的唯一领导机关。党内权力实难平衡、党内民主实难发展、党内监督实难进行。

从党内权力配置来看，“议行合一”使党内权力严重失衡。党内立法决策权与党内执行权一旦合一，立法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必然混为一体，双方的相互制约关系必然被打破。党委实行“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党内就不可能设置独立的执行机关，党代会作为同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必然形同虚设。党委（主要是常委会特别是第一书记）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又方便好使，为保证执行的坚决有力，在决策上，多用首长负责制替代民主集中制；在用人上，多用“等级授权制”取代选举制。于是，党委无论在用人还是治事上，从决策到执行，要对就对到头，要错就错到底，其间无人能以纠正。因此，“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下，“民主集中制”常常让位于“首长负责制”，成为党委书记首选的领导方式；这主要不取决于党委书记的个人因素，而更多地取决于体制制度的因素。

权力失衡还表现在权力的授予上。按理，党和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各级领导干部只是权力的使用者。权力的所有者本来可以对权力的使用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制衡，但由于缺少权力的回收机制，权力的授予通常成为一次性行为。现实情况表明，权力一旦授予，掌权者不仅拥有了权力的使用权，而且拥有了权力的使用权。之所以说掌权者在拥有使用权的同时也拥有了权力的使用权，是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权力能够长期使用甚至终身使用，那么，权力在这个人那里，使用权和所有权也就基本上实现了合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选拔干部程序之复杂，内容之繁琐，条件之苛刻，考察之空泛，用心之良苦，都出于授予权力的同时就没有考虑要收回权力。二是权力一旦授予，只要不病不死，不犯错误，权力就很难收回，突出的表现是干部能上不能下。权力之梯一旦准予通过，掌权者通常都会在不断拥挤的楼梯中论资排辈，拾阶而上。三是权力一旦被长期占有，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如果想让权力使用者交出权力，大多得用大一点或者实惠多一点的权力来换取；其二，长期占有权力者，通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权力所有者的感觉，甚至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权力转让、假借给他人使用。而这两种情况都能反映出有受权，缺收权的权力失衡状况。

二是管理失控。表现有三：一是靠“人管人”而非靠“制度管人”的随意性；二是“上有顶，下有底”的权力自由裁量的膨胀；三是“上宽下严，内松外紧”的管理不到位。其核心就是党内民主发展缓慢和党内制度建设的滞后。理论上，应该靠党内民主制度来管理党员，但实际上却选择了行政化管理模式。行政化必然讲“层级”管理，党内就搞级别；行政化，必然讲命令，党内就强调履行义务多而保障党员行使权利少。所以，有人哀叹说：生（提拔）有人（组织部）管；死（处分）有人（纪委）管；中间（如何保证权力安全运作）无人管。

三是监督失效。中央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但由于“议行合一”的体制没有改革，地方在得到下放的权力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以致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一把手可以很方便的将权力据为己有。因此出现一种奇特的权力反向运动——中央向地方各级组织放权，而一些地方组织的权力却向个人（主要是一把手）集中。致使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大范围地出现了三个“基本”：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缺乏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

现行的监督制度和体制常常出现三种现象：

（一）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所以不好干；

（二）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因此干不好；

（三）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于是不干好。

由此形成了纪委监督的“四多四少”：对下级制约多，对同级监督少；对个人监督多，对组织监督少；形式监督多，实质监督少；被动监督多，主动监督少。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媒体监督太险，下级监督不敢。这是对一把手监督现状的形象描述。所谓的监督大抵变成了事后监督、表面监督、远距离监督、虚假监督。近年来暴露出来的各级主要领导违法犯罪人数之多，贪污受贿数额猛涨，主要还在于我们监督机制的苍白乏力。而监督的不到位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民主的不到位才是问题的本质。

四是教育失误。邓小平说过：“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在官员腐败问题上，教育失误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忽视教育的主体；二是忽视教育的载体；三是忽视教育的主要内容。

五是自律失败。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忘乎所以；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以身试法；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自律失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想用“优选”去防错。二是想用“自律”去改错。腐败分子几乎无人通过自律去认错、改错。因为如果他们能够自律，也就不会腐败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是反腐败斗争中最为薄弱的一环；缺乏他律为后盾的自律，形同虚设。

在美国的反腐败机制设计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利益冲突。可以说，现代美国的反腐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利益冲突”的概念是假定：如果一个人在某项政策方面有利害关系，那么如果他在这一政策上有决策权，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从公众的利益出发来做出决策。美国人把利益冲突看作是最重要的腐败源泉，利益冲突的存在还会威胁到公众对政府官员决策客观性的信心。因此，为了防治腐败，首先要避免利益冲突。

反腐败从避免“利益冲突”着手，反映出美国人在防治腐败方面的另外两个重要基本假定：一个是人性恶，任何人无论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都会受到私人利益的诱惑，因此仅仅靠道德教育是不能防止腐败的；另一个是，反腐败不仅要依靠事后惩罚，更重要的是依靠事前阻止，即：不造成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这样做，还可以使得公共官员和雇员作为公仆在采取行动时，其动机是无可怀疑的。其实，从另一个侧面讲，也是对政府官员的保护。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种病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当代经济学对之进行了透彻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腐败的实质和反腐败的重点所在。

腐败理论之一是“经济人”理论。斯密最早阐述了“经济人”思想；帕累托首先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斯密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的最有利的用途，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帕累托认为：“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看怎样才能使自己获益最大。”可见，“经济人”就是自利人，，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或社会的利益；“经济人”也是理性人，他要考虑以最小的成本或者代价获得最大的生产或者利益。腐败产生的基础就是“经济人”行为，“经济人”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利用制度、法律、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巧取豪夺。

20世纪70年代，关于腐败的寻租理论问世，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布坎南因寻租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谓“寻租”，就是追求非生产性的利益，或者追求管制带来的价格差。寻租就是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殊的好处；布坎南认为，寻租是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在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上。也就是说，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形成了差价收入——租金。可见，哪里有垄断、特权和管制，哪里就有租金。“腐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外在产物，对经济的控制越多，腐败就越严重。”

日本学者青木昌提出了腐败的“内部人控制理论”。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经理人员是“内部人”，他们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极有可能侵害出资人的利益，形成腐败。因为内部人控制的资产往往属于“无保障资产”，如国有资产。

布坎南等经济学家还提出了“政治交易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政治交易理论认为，在政治市场上也有供给者——政府、政党和官员；也有需求者——利益集团、选民。后者以选票“采购”前者的政纲和政策。他们俩者都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所以，政策是“交易”的结果，是力量“博弈”的均衡。在交易中，总会出现不守规则者，即腐败分子。政府失灵理论认为，政府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者不能进行有效的分配。官员也是经济人，也在进行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于是构成了官员的寻租动机，他会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以“看不见的脚”踩住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

管制理论认为，在管制市场上，官员成为管制政策的供给者，企业成为需求者；如果预期的租金大于寻求管制的成本，企业将购买管制（政策）。于是，政府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获物”，也可能成为腐败的名利场。

权力资本理论认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就会转化为资本，攫取经济剩余。权力资本就是权力主体对资产直接分割、占有的超经济资本，是正当权力掩盖下的“内盗”。权力资本可以分为经营性权力资本——权力经商，自己设租，自己寻租；征敛型权力资本——实行超经济强制，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乱集资。

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腐败主要是人性的弱点和政府过大的权力造成的。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腐败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是“利用公共权力达到私人目的”。而腐败者的行为选择是典型的风险决策行为。如果腐败者具有相对较大的、而且不受约束的权力，那么，其腐败行为的收益必然较高，条件成本则相对较低。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即可能从事腐败行为。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同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

加强监督与制约，尤其是制度化的监督与制约，可以提高腐败行为的条件成本，加大其风险，从而“防范于未然”。权力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去扩展其范围，去超越任何可以想象的公共界限。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邓志伟在谈到一些原来并不坏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渐渐变质的原因时说：“许多本来本质上并不坏的干部之所以变坏，原因无非是两条：一是权力过分膨胀和高度集中；二是缺乏有力的监督；两条其实是一条：缺乏有力的监督必然导致权力的过分膨胀和高度集中，而过分膨胀和高度集中的权力又必然导致监督乏力。”

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缺乏约束监督机制。

体制弊端+市场经济=腐败的土壤。

一个民族最可怕的腐败是文化和教育的腐败。

官场腐败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人们有一个认识过程，当腐败已经成为躲不开的态势，公众才可以放心地使用“官场腐败”一词。

反腐败最令人担心的是被一些人弄成犯腐败或者反复腐败。

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腐败的隐蔽性。

关于腐败，在中国一直是羞羞答答，不敢承认；先是谦称“不正之风”，后来承认是“以权谋私”，再后来才承认是“腐败”，是“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

权力腐败以及社会的腐败，社会结构断裂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一个人，有的是制度性的，有的是结构性的，有的是潘朵拉盒子打开以后形成的。如何在利益多元，思想多元的局面下，平衡各方利益，消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危机已经是到了考验执政党命运的关头。

腐败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的缺陷所致。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制度方面：如官员的任命制，对媒体的限制等；二是具体行政管理制度方面：如许多行业、部门可以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规定，使腐败行为找到政策依据。

中国的腐败主要依赖三方面的存在：一是司法结构不成熟；二是涉及腐败和贿赂的法律系统模糊不清；三是政治结构没有透明度。腐败呈现出疯狂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信仰的缺失。腐败官员内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也缺乏对法律和正义等高尚情操的敬畏。公众对腐败的反映已经变得冷漠，腐败在无奈中被默认了；反过来又怂恿了贪官们的腐败心理。

一个官员如果他不能时刻凛然警觉，每一天都可能陷入受贿和犯罪的迷途。从这一点看，目前党政干部成了一项“高危职业”——官员的日常生活极易被腐败侵蚀变质。换句话说，官员职务行为的每一个环节，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成为对方行贿的理由，自己受贿的缺口，甚至可以说有“动辄得咎”的危险。

政府官员一旦拥有垄断权和自由裁量权而又无须对他行使的权力承担必要的责任时，他就具备了从事腐败行为的条件。

在普遍腐败奢靡的环境里，一个人偏要节身自好，如果不是他被这个群体同化，就是被当作异端除掉。因为，这个人的存在有可能对该集团的群体利益构成威胁，而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能容忍这种“叛逆”行为的出现。

在“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党性”和“良心”早在官场中变味了，有多少干部真正按照党性和良心办事，否则腐败之风也不会越来越厉害了。被查出来的，还是因为某个领导批示了，说到底，腐败者的命运，还在领导的脸色，这就是人治。

腐败具有很强的渗透能力，任何地方、任何领域，只要离开了有效的监督管理，腐败照样毫不客气地渗透进来。

前几年刚开始反腐败的时候，有不少部门认为自己这里是“清水衙门”，反腐败与自己无关。那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寻租”没有市场；而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体制问题造成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监督，且权力又与市场紧密结合，于是“权力寻租”便大有用武之地。由于腐败的渗透无孔不入，腐败不仅在“混水衙门”泛滥成灾，而且在“清水衙门”也兴风作浪。

当然，腐败是讲究“资格”的，普通老百姓无权无势，自然够不上腐败的资格，人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你送钱送车送美女。只有当你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而这个权力与送钱行贿者的“前途”或者“钱途”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才算具备了腐败的资格。

作为政府的行政高官，比普通市民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资源，这种资源只要一出手，就能转化为金钱。如果每个政府官员都这样进行权力寻租，腐败将不可避免。

贪官是怎样形成的？其中的深刻原因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首先，是制度“作秀”，表面的制度反成了腐败的“防空洞”。好的制度是要靠人执行的，如果贪官想动歪心思，再好的制度也有空子可钻。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人民的公共权力就成了贪官手里的橡皮筋，要长要短可以任意操纵。

其次，官场潜规则盛行。官位是按经济规律办的。

其三，百姓意见大如山，不如身后有靠山。官不出事是不正常的，出事才是正常的。

以中国今天的情况而论，腐败现象之所以难以扫除，甚至还在蔓延，绝非改革开放所致，而恰恰相反，是改革不深化，不配套，正常的商品经济秩序尚未建立而产生的问题。

首先，最根本的是政企不分的经济体制上的弊端。政企不分，实行的是“权力经济”、“政策经济”。权力、政策要你富，你马上就可以富起来。既然“政策就是效益”，权力能直接产生利润，收买权力以争取优惠政策的行贿进贡等行为就必然盛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企是分开的，企业的许多事情不需要求政府，对权力的“需求”反而少，没有必要烧香进贡。而在中国，企业的命脉掌握在政府手里，什么事情都得求衙门。而权力“捏”企业、“卡”企业可以产生“效益”，尝到甜头，就越要去捏、去卡。而且，“求”得多了，就自然形成权力的“卖方市场”，胃口越来越大。

其次，是社会监督制约机制弱化。商品经济越发达，就越要求社会监督制约机制更加严密、完善，以规范社会行为，建立良好的秩序。如果缺乏这种监督制约机制而滋生的罪恶，那就不是商品经济本身的罪过。

政企不分、权钱不分，是滋生腐败现象的祸根。企业、商人越是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对政府的腐蚀就越大。现在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政策环境：不拉拢政府官员，几乎干不成事情，或者不能顺利干事；就不能生存或不能很好地生存。于是，收买权力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商业需要，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的运行机制使然。

腐败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种存在的机制的必然伴生物。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制造了一个对权力有着庞大需求的市场：有求于权力的越多，权力就越好谋利，权转化为钱的机会就越多；权转换为钱的交换价值越大，就越要刺激权力去制造这种转化条件和机会，使权钱交易从广度烈度上都不断升级。

权力商品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导致权力垄断。垄断与自由竟争的商品经济的灵魂是不相容的。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大多数制定有“反垄断法”。因为垄断会破坏公平自由竟争的秩序。资本垄断尚不允许，权力垄断就更不能让其滋生。权力垄断比资本垄断更可怕。中国过去的官僚垄断资本对民间经济的摧残就是例证。

政府商业化与企业机关化是一对孪生的怪胎，两者互为依存。一旦政府商业化，权力商品化，权力机关出于商业目的，就要想方设法去干预、控制企业；为了让企业“听话”，就要把企业的结构弄成自己的复制品，使企业越来越不象企业，越来越不能自主；而企业越是沦入这种可怜的境地，就更有利于政府部门“剐”企业，强化政府的商业化。

腐败是反不掉的，唯有铲除产生它的母体——改变政府行为机制。

一旦经济成了政治的奴仆，要服务于政治，那么，这种政治必然是堕落的政治。

从“共性论”看腐败成因

我国著名的反腐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邵道生将县委书记群体中出现腐败现象的成因归结为：权力过度集中、“利益诱惑”实在难挡、对重大项目的“一锤定音”权等三个方面。

一般来说，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区）一级往往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中央的政策一到某些县（区）委一级就走形，就变味，其权力绝对化的发展和权力监督、权力制约的失控一般要比大中城市厉害一点、严重一点。而且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区）一级，封建文化更容易复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官场潜规则更容易流行，腐败势力更容易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的发展。在那些地方，他们办事的规矩是官场流行的潜规则，所以卖官买官现象在县区这一级就特别严重。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去远离中心城市的、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区）委一级成为竞相开发的处女地。经济大规模的发展不仅是县委一级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也给县委一级腐败的发展、泛滥创造了“机遇”。

一般的领导干部很难抵制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所带来“高额利润”的“巨大诱惑”。再加上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民主化程度、法制化程度历来是我们社会的薄弱环节，而在现行体制中，县委书记的“集权程度”是非常高的，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锤定音”。干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书记的“个人意志”。

此外，县一级的城市拆迁、中小国企的改制等“项目”，都不是“小项目”，往往资金涉及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重大工程”，其中的“利益诱惑”（“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都是很大的，这些项目也要那些具有实权的县委书记“一锤定音”，如果县委书记不点头，谁也动不了。譬如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前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田玉飞被指控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计3200多万元，刷新了四川省县级官员腐败金额纪录。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现象：“利益的纷争”、“利益的实施”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往往是围绕着县委书记的“个人意志”而展开的，一些县委书记“稍不留神”就掉进了腐败的泥坑中去。

一个群体腐败频发的深层原因何在？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发表这样一个经典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而我则认为：“失去了制约的权力绝对化”在社会经济大发展中的必然结果就是“腐败的绝对化”。为什么？因为一旦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便领导者的人格再完美、个性再高尚，也难免会有被腐败的可能，这就是当今不受监督的集权者（包括县委书记）必然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高发层的深层原因。

媒体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力”：不但社会的三大支拄权力——立法、行政、司法都要受到它的牵制，而且它对大众也有强大的影响力。虽然“第四权力”这一说法在我国新闻界还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具有公权机关的某些特征，而且它还有一个诸多公权机关所没有的权力——监督报道权。既然是权力，就拥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本性。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而新闻界的腐败所利用的“权”则是“第四权力”。一些新闻单位，要么以稿谋私、要么以“牌子”谋私、，即打着金字招牌去为自己或者小单位谋私。新闻腐败的特点是以公众效应谋私，也就是以社会影响谋私。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当然也不能缺乏监督。否则，绝对的“第四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

12.2关于腐败的文化基因

《官场现形记》中描述旧时的官场五花八门的“礼”制，凡是逢年过节，寿、婚、丧，以及满月、百岁等等，都是收礼的来源。一套“礼”的词汇：孝敬、打点、照应、程仪、规礼、年敬、节敬、斡旋等等，演绎出内涵丰富的“礼”文化。现在非但没有凋谢，反而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层层送、级级收，渐成自然，数额和价值也不断攀升，逐级递增。

当前我国腐败已经呈现出家族性、团伙性、隐蔽性的特点。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取证艰难、官商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与我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如出一辙。使我们不能不惊叹当前的腐败与历史的惊人相似。王亚南先生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已经说明了问题。他说：“历史家倡言一部24史是相吹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是一部贪污史。”权术与贪污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官场中的污泥浊水。如果不玩权术，不送礼行贿就难以发达，那么官场腐败的萌生与泛滥就难以避免，这其中儒家文化或隐或现地起着催生作用。

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儒家文化固然有失公允，但是儒家文化的确是腐败的重要文化基因。事实上，同一层面的儒家文化就隐含着二重性的特点，这种二重性极易铸就人格的二重性，这也就是腐败产生的文化根源。

敲门砖与伪信仰，是这种二重性的重要体现。儒家文化的最高位的理想人格就是圣人人格。其理想人格过于高远而且有悖于人性。作为社会哲学的儒家文化带有典型的理想主义色彩，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修生养性目的是把自己修炼成君子、圣人，从而实现社会的君子之治和圣人之治。历史上的官场是知识分子云集之处，也是功利主义最发达之处。事实表明，只要儒家秉承“学而优则仕”，倡导官本位，就必然会蜕化为一种个人生存哲学的文化，必然陷入自我分裂的矛盾中，从真信仰走向伪信仰，儒家学说后来就变成了考科举、升官的敲门砖。当今贪污腐败的恶性蔓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信仰的丧失，伪信仰的猖獗。

功利主义与双重人格，是中国儒家文化二重性的又一重要体现。中国历代科举考试中，出身贫寒的举人占到一半以上，可见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森严的等级制，却还有一条畅通的人才晋升之路。这长期影响着知识分子和大多数老百姓的思维方式，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在已有的规则下生存得更好，而不是寄希望于社会变革以改变已有的规则。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学者型知识分子和官僚型知识分子。不少学者型知识分子都是潜在的官僚型知识分子，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能否和如何从学者型转化为官僚型。孔子周游列国，四处跑官，为后代知识分子留下实践的榜样。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挡不住官场的诱惑，怕官、唯上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儒家用极为直白的语言表述过这种生存技巧“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儒家文化的两面性塑造了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双重人格，也造就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不稳定性与依附性。学者型知识分子虽然大多精神上崇尚儒家的社会哲学，但是即使依照理想人格来塑造自我者，一旦当了官，大多也会加入到塑造双重人格的行列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纵使提高官员的知识层次，也难以减少腐败的原因之所在。

中国古代二十几个朝代，几百个皇帝，很少有哪一朝代哪一皇帝号召官员贪污贿赂、贪脏枉法的。清朝的皇帝也一样提倡清廉，但康熙皇帝对大臣官员“不察细故”、“每多包容之处”对官员所得，不一一问其来路，就是可以容忍贪污，只要不是太过分就行了。

皇帝对清廉是这样的看法，就给官员们留下了余地。何况清朝的制度上还有很多可钻的空子：

一是按照王朝《会典》所规定的组织法，省级机构一般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几个衙门，下属的官员很少，而随从、幕僚往往超出编制几倍、十几倍。这些自请的编外人员的薪水，都要从官员的俸禄中开支，这是远远不够的，只能走贪污贿赂的路了。

二是各级机构很少有办公费用，只能在加征的赋税中开支，上的耗羡就是这样出现的。耗羡并没有一定的比例，这就给贪污勒索制造了合法的借口。

皇帝留下的活话，制度的缺陷和带有缺陷的规定，使贪污受贿成为普遍的现象。朝廷清廉的要求也只能喊喊，安慰自己，骗骗百姓罢了。

所谓文化，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及惯例。在一个社会里，文化对腐败的态度决定腐败有无可能发展和蔓延。

发达国家反腐败成功，固然要归功于法制的严密和对权力的限制，但同时也是文化上无法容忍些微腐败的结果。

生活在一个“规范及惯例”都对腐败格外宽容的文化氛围里，腐败就不可能遇到文化上的抵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把这一文化现象概括为“腐败的民俗学”。

（以上可以参考《官与文化》一章中“中国的贪官文化”一节和《官与金钱》中的“关于“陋规”与非典型腐败”）

12.3关于腐败的特点

当前腐败案件发生有以下几个特点：经济类案件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利用人事权、司法权和行政审批权违纪违法案件突出；窝案串案明显增多；领导干部与配偶串通进行腐败活动；作案手段更加隐蔽；个人行为演化为部门和团体行为；伤害群众利益的想方设法钻法律制度的空子；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制定的规章制度打国家政策的“擦边球”。

现阶段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比较严重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是极少数干部搞腐败从根本上看，是由于放松思想改造；二是我国正处于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时期，由于一些领域中制度和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使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有可乘之机，这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客观原因；三是一些部门和单位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缺位或流于形式，监督工作不得力。

级别总是与权力相对称，也就是说“成正比”，级别越高，权力就越大。权力大小的不同，有时也决定着犯罪或者说腐败的方式、方法的不同，而方式、方法的不同，又决定着风险的大小。贪污的高风险是明摆着的，因为“有帐可查”；受贿的低风险也是明摆着的，因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何选择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权力的大小为转移的。村官乡官、会计出纳多以贪污为手段，因为他们的权力有限，只能铤而走险，选择贪污这种容易暴露的犯罪方式；而一些厅长、局长、省长、市长的犯罪则多以受贿为手段。

其实这依然是制度之痛，是权力的不受限制、不受监督导致的权力腐败。且不说竭制腐败之根本制度远未完善，就是已有的“高级干部子女不能经商”的规定，看起来也是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然可以分门别类，划分出种种不同的类型。比如从规模上看，有小腐败与大腐败之分，从心理支配的角度看，有被动腐败与主动腐败之别；有个人腐败与集体腐败之差。

所谓被动腐败，就是你不想腐败，可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不得不随波逐流，即为被动腐败。换一种说法就是：没有心理需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腐败。但是，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久而久之，被动腐败极有可能向主动腐败的方向转化。（《杂文月刊》155）

腐败——反腐败——再腐败——再反腐败——长期腐败——长期反腐败，最终形成“腐败与反腐败”相互依存的格局。

贪官的路子：找门子、盖章子、开条子、占房子、搂裙子、掷馓子、叼杯子、啃盘子、装孙子、当老子、丢位子、进局子。

权力与金钱结合起来，就等于开始了慢性自杀。把好多贪官推向绝路的正是权力与金钱的肮脏结合。权力滥用可以在不声不响中给你带来很多人一生都得不到的金钱，但是，结果有可能使你不但丧失了权力，到手的金钱也成过眼云烟，成为犯罪的证据。

把权力作为筹码，最终可能赌掉的是自己的名誉和权力。

公共权力行使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社会民众的利益。要防止公共权力渗透到经济领域，不能让有关部门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形成不公平竞争态势。

腐败是低效率的社会机器的润滑剂，腐败能穿透一些僵化刻板的政策。

厅级领导嫖娼，警察站岗；处级领导嫖娼，大大方方；科级领导嫖娼，慌慌张张；普通干部嫖娼，罚个精光；一般职工嫖娼，开除回乡。

不要拿情人与老婆比，很容易被逼婚。

不要拿情人与情人比，会使你动以新换旧的危险念头。

不要在工作圈子里找情人，会妨碍你的魅力的施展，而且不安全。

天涯何处无芳草，要找不在单位找，本来数量就不多，何况质量也不好。

在商业利益和政治资本的双重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强制性土地征用政策，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高价出售，从中获取巨额土地资本增值收益。而好多腐败官员也由此以权力寻租的方式获得暴利。

大陆土地制度的本质问题是官权强制侵蚀民权，国家和社会强势阶层不受约束的侵蚀农民的土地权益。如果不限制政府和官员在农村土地上所拥有的无限权力，靠执政者的内省和自制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通过权力交换为亲属谋取利益这种腐败行为是国家机关大面积腐败和政权出现危机的标志，权力的这种恶性膨胀是不能通过合理的权力配置来解决的。它暴露了权力制衡的局限：相互监督是可以蜕化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防止这种结果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在言论和结社自由基础上的民众监督和立法机关周期性的民主选举。

现行的银行体制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

“要想富，动干部”。任何一个身居要职的领导都知道，在现行体制下，官帽是最职钱的资源，只要想发财，批发官帽是最快的致富之路。

时下掌握了官帽，无疑掌握了一种最稀缺、能量又最大的政治资源。

贪官贪官，靠官而贪，没官没权如何贪污得来？贪官都是权力至上的信奉者，自己的权力来自上司，贪污了那么多，送上的也不会少，敢张狂向下索取，必然敢于向上行贿。

最贪的贪官贪什么？最贪的贪官贪的是搞腐败的“群众基础”。广西梧洲市交通局长私分国有资产，在单位发钱就象发洪水。他为什么这样做？其实质是为了营造腐败的“小环境”，打好腐败的“群众基础”，是为了培植腐败集团的“生力军”，培养“第二梯队”；是为了让众人对其大搞腐败装聋作哑。贪官靠发钱就象发洪水一样腐蚀了单位里的人、周围的人，腐蚀了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内的“群众”，于是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这样一个“牢固”的腐败“基础”和“温室”里，贪官的胆子会更大，手会伸得更长。最贪的贪官贪的是搞腐败的“基础”，同反腐倡廉阵营争夺“群众基础”。

英国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藏在权力下面不见形影的宝库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银山。

边升官边腐败的奥密何在？用贪官王怀忠本人高度概括的一句话“只要把上面哄好了”。这个上面一是负责考察干部的组织人事部门的人；二是任用、使用干部的直接上级。大小干部的任命，都是先由上级机关考察，然后领导研究决定后下发文件。中国的干部任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怕上级不注意，不怕群众不满意”。干工作就是为了给上面看的，给自己制造“政绩”，为职务的升迁打下基础，为了“哄”得上级领导高兴，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从甜言蜜语到请客送礼，从吹牛拍马到伪造政绩，无所不用极其。

要防止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

人们常常看到贪官们为自己作检查时说：自己虽然在经济上和生活作风上出了问题，但是在政治上能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自己在“政治上没有问题”。贪污腐败，没有政治问题。那么怎样才算是有“政治问题”？也许贪官爱国、爱党、甚至爱人民，所以政治上没有问题。在中国，“政治问题”就是这样难以把握。（《杂文月刊》148）

现在凡是大案、要案都是有权力作保护伞，案子越大，权力也就越大；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手中权力大，案子才做得大。真理往往被具体的权力所扼杀。

现在人们都知道，用腐败来维持稳定。

腐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大润滑剂，有了它，办事效率才会大幅度提高。

商人不得不行贿，而官员不受贿也不容易，因为官员也需要行贿。

拒贿也得讲究技巧，你不能生硬地摆廉洁，那样把人非得罪光了。

你正经，你受累，还没有人说你对；清清醒醒太痛苦，不如大家喝个醉；你也醉，我也醉，咱们医院来相会，反正看病是公费。

脸皮薄，吃不着来喝不着；脸皮厚，吃个够来喝个够，各种利益捞个够，能享受的都享受。

现在送礼，一是不需要理由：千条理万条理，送是硬道理；二是不要送货物：这样货那样货，钱是硬通货。

在老百姓眼睛里，官场根本就是粪窖，进去了莫有一个清白身。

如今当官的，不直接收受贿赂，而喜欢间接来，有二传手，二传手当然是心腹之人。

实权和实惠都姓实，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手握实权的人如果对实惠怀有敌意，就是在门口设上五岗六哨，估计也没法将实惠这位兄弟拒之门外的。

[贪官铭]官不在大，有权则灵。利不在多，能捞就行。虽是九品，唯我独尊。吃喝玩又捞，样样都先行；官衔年年升，油水日日增。来往有小车，开口乱弹琴；动辄瞎指挥，糊弄人。无劳累之伤神，无工作之费心。世人无法比，神仙也不能。百姓曰：“此官可恨。”

[赃官铭]官不须大，有权则灵。利不计小，能捞就行。斯是宝库，唯我攫银。嘴皮忙唱廉，手中捞得紧；调戏有小姐，往来无百姓。随便花公款、嫖赌饮。无穷困之劳顿，有妻室之烦神。香港有金窟，瑞士储美金。孔子曰：“乘桴浮海。”

[庸官铭]官不在高，有位则名。权不在多，够级则灵。斯是衙门，唯我厮混。上班品龙井，下班五粮春。讲话有秘书，开会赶门庭。可以登报纸，上电视。无徒步之苦恼，无下岗之揪心。今赴洛杉矶，明年游东瀛。合肥曰：“当官最易。”

在一套成文的游戏规则之外，真正起作用的是与之相伴生的另一套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后者看起来是辅助性的，却更有刚性，更有支配权。这套贯穿始终的规则只有两个字，就是贿赂。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它深恶痛绝，但事到临头，一几乎所有人都自觉理所当然地就范。

社会越文明，不道德的交易也越文明。

贪官并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不是只有一张脸谱，不少贪官就是典型的“变色龙”；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奸似忠”的贪官更可怕，更值得警惕。

历史证明：官样文章越是做得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官场腐朽便越是惊心动魄。

对于有个一官半职的人来说，没有人是不怕查的，而泛泛的查和有详实依据的查又是两回事了。

一个干部被查来查去，似乎证据确凿但又不了了之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在尘埃没有落定之前谁又敢下结论。

在各级党校的大门口，都树立着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党校的学生——未来的各级官员是迎着实事求是走去，绕过实事求是而行，背着实事求是学习，离开实事求是工作。

走直路办不了的走弯路办得了；男人办不了的女人办得了；领导那里办不了的夫人那里办得了；平时办不了的领导生日办得了；白天办不了的晚上办得了。

送钱送物，说得好听点，叫做联络感情，说得难听点，叫做贿赂下药，最终目的无非是讨好巴结领导好为我使用。要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让领导舒服受用。

12.4关于所谓期权化腐败

所谓期权化腐败，是指出租权力的官员暂时放弃眼前利益，谋求退休或者辞职以后再获取投资回报。在期权化腐败已经成为部分官员以权谋私的新手段的时候，通过立法方式限制公务员的离职从业年限与范围，是有助于防止期权化腐败的产生，切断了官员获得期权收益的途径。

但是，仅仅通过对官员期权收益的套现进行限制，并不足以消除期权化腐败。因为，归根到底，期权化腐败来自于现权腐败，期权化的症结来自现权的不当行使。如果说腐败的实质就是公权兑换私利的交易，期权化腐败并没有改变这种权力交易的性质，只不过权力投资与利益套现出现了移位，官员将套现权力利润的时间推到了“安全期”，套现的方式表现得非常巧妙（如以高薪形式领取企业的“反哺”），但在官员套现权力利润之前，权力交易通常已经发生了。期权化的要害显然在“权”不在“期”，只有在现权可以用于寻租时，期权化交易才成为可能。说白了，只有在官员手握实权时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企业创造巨大的利益，，退休或者辞职以后才可能获得企业的巨额回报。

既然期权化腐败来自现权腐败，那么就应该从对现权的规范上来消除期权化腐败。期权化腐败的产生，一方面说明在反腐败压力下，部分官员不敢再明目张胆地以现权套现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官员还掌握着过剩的权力，过剩的权力还可以用于隐性寻租。

实权部门是最容易产生期权化腐败腐败的领域，正好印证了期权化腐败实际上来自现权腐败。因此，加强对现权的限制和监督，减少权力过剩，规范用权程序，在现权出现期权化嬗变之前，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是防止期权化腐败腐败的治本之道。如果权力的期货式投资已经发生，不管官员有没有兑现投资回报，腐败其实已经产生。

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期权的买方向卖方支付一定数额的权利金后，就获得了这种权利，即拥有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价格出售或者购买一定数量的标的物的权利。“领导干部期权化就是指他们在位时，利用权力的影响，合法或不合法、合理或不合理地为某些企业、个体老板谋取非法利益，为了保护自己，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他们不图眼前的直接回报，而是为人后退休、下海谋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

与传统的贪污、受贿等“兑付性”的腐败方式相比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期权化的权钱交易方式”。腐败的本质特征是权钱交易。权力和金钱达成交易的时间和场所，与权力的时间和场所可能发生移位；期权这种现象，本质上还是权钱交易的性质，较之于贪污受贿，期权化腐败更显隐蔽和高明，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欺骗性。期权过程大都是在合理的程序下进行，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向对方换取任何利益，潜伏期往往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由于缺乏完善的制约机制，职能部门的监督审计也相对滞后，因此，“权力期权化”的权钱交易方式也成为越来越多的腐败者的选择。

领导干部的“期权化腐败”现象是新形势下腐败出现的新动向。查处难度大，使权力期权化腐败钻了法律的空子；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参加企业的经营，官员从商是隐形腐败还是正常从业得到的报酬，往往很难界定，而相关的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也几乎是一片空白。

权力期权化中国贪官腐败新动向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今天刊登一篇文章披露，一些手执权柄的官员绞尽脑汁不断创新腐败的形式和手法，使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腰包里的金钱。权力期权化就是其中被广泛使用的一种，这已成为腐败的一种新动向。

官员权力期权化现象，是指官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当时并没有获取非法受益，而是在一段时间后（如离开这个岗位后或者退休以后）再进行利益的兑现。目前，由于权力期权化实施过程十分隐秘，较之传统腐败手段更为高明，安全系数也很大，所以越来越为腐败分子所青睐，似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报导，浙东南某县级市的房管办负责人在位时，通过各种关系精心策划，将市区黄金地段大片地块出让给某民营企业。该企业借此开发的小商品市场建成后，日进斗金，成了亿元户。房管办负责人退休后，该企业老板把他聘为本公司干部，年薪三十万，高级住房一套，以及每年几万元的请客送礼签批权。

浙西某县级市城建局局长，在位时为某建筑企业在几次重大项目的公开招投标过程中，施加权力影响，并亲自出面替该企业弄到了银行贷款，使原本实力不强的企业，一年内窜升至当地建筑企业中的“龙头老大”。该局长退休后，企业将其派往江西负责业务，实则坐在家里收钱。

对此，有关专家指出，有些干部在职时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管辖的企业牟取非法利益，虽然违规，但是因为没有受贿，所以很难被发现。还可以冠冕堂皇地称之为：为了经济发展扶植企业。即使被查处，也能因为没有受贿的事实，而逃避刑事责任。

有专家曾明确指出，鉴别权力期权化困难重重。高级套房、名牌轿车虽长期使用，但产权却没有正式归入官员的名下，腐败证据难以查证。浙江省检察院一名检察官说：“带有明显期权腐败的案子，我们还没有办理过。”可见，对期权腐败现象，目前缺失具体的法律条文进行界定和规范，这就为期权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

据了解，一些官员深知官场人走茶凉的冷酷现实，为了给自己在退出权力舞台后，仍然享受“茶不凉”的特殊待遇，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接班人”，为自己今后办事方便早作准备。

专家指出，这种情况有两类形式：一类是自己在位时违背干部选拔任用程式，提拔“听话”或与自己有这样那样关系的干部，在要害部门担任要职。

某县委书记在得知自己将要调到市里一个清闲单位任职资讯后，连夜召开书记碰头会、常委会，突击提拔调整了六十多名干部，其中一半以上属于提拔性调整。另一类是在自己退休前，向组织上推荐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接班人。这样，自己虽然退出权力中心，但仍然能够享受到在权力中心的种种方便和好处。

官员离职从商是权力期权化，还是正常从业按劳取酬？目前在中国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与之相比较，一些变相的权力期权化就更加难以界定。比如，某领导在职时让某企业得到了工程承包权，领导当时确实出于公平公正的考虑。但退休后，企业看中领导的活动能力，以极为丰厚的薪酬聘请其在企业工作。其间，该领导若利用以前的影响和关系做成了某事时，是否构成权力期权化，难以界定。同时，由于权力期权化时间跨度大，证据损毁、缺失，证人难找，难以举证。

而针对权力期权化的干预和惩治，一时只能处于干着急而无法下手的地步。据报导，江苏省建设系统的一个官员，在位期间为一家房地产公司牟取了很多利益。退休之后，该公司以各种名义给予了这名官员很多好处。事情被发现之后，一审法院判决他有罪。这名官员不服，觉得自己在位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不属犯罪，因而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他无罪，从而逍遥法外。

12.5关于贪污受贿问题

贪污是古代社会特殊的再分配形式。所谓贪污，是指官员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手中的政治权力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侵吞国家财产、假公济私、违法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从外观上看，贪污并不合法，但是它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贪污受贿的记载。

贪污和导致贪污原因的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权力支配一切的特点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

所谓贪污，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在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权力在社会分配中可以被看成最一般的等价物。只要有了权，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

官僚们的政治权力虽然很大，靠这权力得到的利益也很多，但这种能为其带来好处的权力却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君主的。在中央集权政体下的官僚只是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他们完全依附于君主，毫无任何独立性可言。由于他们只是作为工具代人去处理各种事务，因此其政治地位及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优势随时都可能化为乌有。官僚的经济地位是与其政治地位相联系的，官僚的政治地位不稳，经济地位必然同样不稳。官僚的这种政治经济地位，就使其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们的权力及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随时可能丧失，处于一种极不保险的境地；另一方面，在一个权力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里面，他们手中暂时拥有的权力又可象聚宝盆一样把财富迅速积聚起来。所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贪污受贿都是典型腐败的主要形式。作者谢德辉于1991年出版的《钱，权力的魔方》一书，引用了大量的贪污受贿案件，剖析了从改革开放到1990年间我国发生的大量的贪污受贿情况，虽然这些贪污受贿案件放在现在，很多连立案标准都达不到（因为那时“万元户”就是一个了不得的概念）；但是作者从中国文化的本源来剖析中国人钱和权的观念，将权的派生物“官本位”以及官僚主义对贪污受贿的作用力，并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阐述得淋漓尽致。历史往往惊人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再对比现在的情况，这些阐述仍然对人们有警示作用，而且能看出作者很多论述不幸被言中。因此仍然花大量的篇幅进行摘录。

在原始公有制抚育下长大的人类，其内部产生了私有财产这种前所未有的东西，由此又产生了强制性公共权力这种闻所未闻的东西。你可以将私有财产的产生视作人类生产力发达的硕果，视作人类走向成熟的标志，你可以将强制性公共权力的产生视作人类结成社会的契机，但你不得不同时承认，人类的许多恶行全都由这两种东西而衍生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你可以发现，贪污受贿就其基本性质、基本特征、基本要素、基本手法等等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它如一块久治不愈的溃疡纠缠着人类。这一溃疡急性发作期所释放的毒素，在其他一些因素的配合下，很可能是致命的：无论是政权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革命，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朝代更迭，甚或是让社会虚惊一场的民众骚动，其中都有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在程度不等地起着催化作用。

以贪污受贿为突出表现的腐败现象有违于人类正义，其最终受害者是一般民众，其恶果又是需要全社会来承担的。民众的反腐败和执政阶层内部的反腐败从未停止过，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腐败与反腐败力量旷日持久进行反复教量的历史，一部邪恶与正义的斗争史。

腐败问题在中国历来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

腐败现象在当代中国，有形形色色的表现，五花八门的手段，各式各样的内容。

取得政权即意味着取得责任；拥有统治一个国家的权力，即意味着对国家、对民族承担全部责任。

1989年，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前夕，85岁高龄的邓小平大声疾呼：肃贪兴廉，我们已无退路。

建国以后的刘青山、张子善是最早被枪毙的贪污犯，他们的实际所得分别折合现在的人民币1.8万元和1.9万元。“三反五反”中的贪污犯多数都在几千元（折合数），与当今贪污受贿分子的非法所得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

我国社会的公共权力体系由四大基本部分组成：执政党体系、行政体系、经济管理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行政体系、经济管理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每个体系都由错综复杂的高低职位阶梯构成，这是公共权力体系的总体骨架，这四大体系分解着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具体体现在每个职位上，通过千百万个职位来控制和分配社会的资源和价值。意欲谋取私利者只要处于其中一个职位上，就有了进行腐败活动的可能性。但请注意，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不是一种必然性；而且，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和道德规范是否强有力等因素。

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度模仿苏联的高度集中模式，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统统置于国家的调控和管制之下，而且在管理手段上也采用了直接、微观的方式。这一体制的运转特征，在于公共权力介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有了这一特征，腐败现象的领域和地域分布之广，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一特征也决定了中国当前腐败现象的趋向。腐败行为有两种运动方向：在积累个人财富机会很多而公共权力的职位很少的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是用个人财富取得公共权力；而在通过私人活动来积累个人财富的机会受到多方面限制的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是利用公共权力中饱私囊。中国社会体制和权力结构的特性决定了腐败行为的基本形式是后者，即所谓后发型腐败。

政府管理领域，包括政府对立法、财政、税收、经济、工商、资源、产品等等的管理。由于上述体制特征，中国的政府管理领域极为广阔。

我国经济的总体特征是短缺。哪里有短缺，哪里就出现以权谋私的可能；哪里的短缺越严重，贪污受贿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规律之一。

哪里存在权力垄断，哪里就出现以权谋私的可能；哪里的权力垄断越严重，贪污受贿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规律之一。

社会管理领域主要涉及普通公民的社会生活要求。更具体地说，便是行使部分行政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基层单位，即一般所说的执法部门。

基层公共权力运作失衡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老问题。“天高皇帝远”再形象不过地表达了这种状况。也就是说，尽管中国自秦朝之后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但实质上中央的调控能力越往下，越离开城市就越弱，到个别地区甚至完全消失。这也是造成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原因之一。这里面有一个怪圈：基层政权越无力，越是不易受到中央控制；中央越是无法控制，基层政权越是无力。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质就在这里。在任何基层公共权力运作失衡的社会中，在上述的怪圈中，腐败现象都会蔓延，会成倍增长。

一位检查长说，目前已没有哪一个系统、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大一点的单位是一尘不染的，没有贪污受贿的人的。

贪污受贿之所以得逞，关键是贪污受贿者手中拥有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即政治。而政治，依孙中山先生的解释，即为“众人的事”。这就是说，贪污受贿归根结底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侵害，它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与损失，远比绝大部分其他犯罪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贪污受贿这种经济犯罪的意蕴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范畴，而是带着极为浓重的政治色彩。贪污受贿所招致的种种后果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政治方面的后果。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政府内部，其权力运行机制将是一种有别于过去任何政权的新型机制。下级服从上级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府，但这种服从，却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中间绝对不能参杂有任何小集团的甚至是个人的因素，尤其是绝对不能参杂有任何个人利益。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权力机关内部，在局部范围内，金钱开始渗透到权力机制的运行中，成为上下级关系里的“润滑剂”，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成为一句空话。而被称为“进贡”的这种腐败现象一旦侵入权力机关，别说为人民服务了，就连一般政府机构所应当有的政治机制都将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江泽民在1989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说：“腐败的核心问题是金钱和权力的交易。党政机关恰恰处于权力的位置上，如果都用权力为自己谋物质利益，经济怎么繁荣，老百姓岂不是变相地受剥削吗？”而有的学者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剥削是比资本剥削更恶劣、更野蛮、更原始的权力剥削。。这种权力剥削令老百姓特别痛恨和反感，还因为理论与实际的反差实在太大，几乎已经大到任何解释都显得软弱无力的地步。

国家的功能之一，是充当全社会利益的调节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国家调节的是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分配；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调节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同时还通过制定各种政策，规定了每一个社会成员按尽量公平的原则（注意：是公平而不是平均。）从社会总体利益中取得某一份额。利益分配想做到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百分之百满意是不可能的。但只要大体平衡，也即分配不公的现象局限在大部分社会成员大体感到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社会的安定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堕落为贪污受贿分子的干部，依靠权力将社会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窃为己有，造成或者说加剧了社会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状态。在当前的中国，对政体的不满就是对执政党的不满。社会是一个整体，各个系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又以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在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政社合一的我国，对政治产生影响的，终会波及经济；凡是对经济发生作用的，终要在政治上表现出来。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秩序中一旦有贪污受贿这一条在发生作用，社会生活最终也会变得有秩序，但这是一种畸形的有序——将形成贿赂型经济，形成“系统化”的贪污。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和金钱作为权力机制运行中的“润滑剂”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这种畸形经济中，没有公开竞争可言；在“背景”、“靠山”等权力因素的把持下，社会的机会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不仅效率无法提高，而且扩大了社会中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可怕的并不是混乱，而是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贪官污吏——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贪污受贿的影响

任何影响都是双向的（虽然双方的强度不一定均等）。贪污受贿影响着道德风尚、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等，但这些因素也影响着贪污受贿。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对其他社会群体起着或强或弱的示范作用。官员，因其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其示范作用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最大最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干部队伍中出了一定数量的贪污受贿分子，对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冲击力自然也就特别强烈。他们对社会最强有力的示范作用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表明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不劳而获的余地；二是表明公共权力是可以用来谋取私利的。这两者通常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权谋私是不劳而获的最佳途径，也就是前面说的“权力剥削”。

贪污受贿，关键是个“权”字，有权才能换钱。我国本来就是一个权力崇拜程度很深的国家，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经贪污受贿分子的现实行为一促进，民众对权力的崇拜程度就更深。于是，一方面出现了不择手段谋官做的情形，一方面又将自己手中哪怕小小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形成“人人受别人所卡，而人人又都去卡别人”的怪圈，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贪污受贿的另一方面又是以钱买权，也就是说，没有权，有钱也百事不愁。这又促进了“一切向钱看”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拜金主义思潮日见泛滥。拜金主义思潮达到一定强度，就将由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渗透到政治领域（权力运行机制中的“润滑剂”），渗透到经济领域（贿赂型经济的倾向），渗透到社会文化领域，金钱成为一切人际关系的维系。权、钱、人际关系在一般人眼里成为：权是爷、钱是爸、人情是孙子。人心中的权力崇拜、拜金主义，自私冷漠的一面，由于贪污受贿的示范作用而暴露无疑。

贪污受贿能得逞，关键的关键是掌握权力，而且权力越大越好，也就是说，要做官和升官。在我国现有条件下，想当干部或者想升迁，绝大部分取决于上级的评价和提拔。这一方面加深了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又使同一单位内部的权力斗争加剧。这两方面归根结底使我们社会的人际关系更不正常和更紧张。

贪污受贿，以其利用权势不劳而获而对整个社会进行着强有力的示范，影响广泛而深刻。我国发生的“道德危机”，其贪污受贿得对此负很大的责任。

与政治方面的损害和经济方面的损失相比，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影响更难消除。这是因为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机制非常复杂，是许多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一般地说，按原样倒着变化回去是不可能的；有的东西丢失了可以找回来，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回归的——特别是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代。

贪污受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达尔文说：“任何生物的生存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这句话应用于人，就有两层意思：当自己不适应外部环境的时候，就改变自己；但外部环境不适应自己时，尽自己力量改造外部环境。而这句话用在贪污受贿上，就可以说它要制造出一个适合它存在的藏垢纳污的社会环境；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也是为了生存下去的需要，更是逃避谴责和制裁的需要。其理想是在不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情形下壮大到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干部的一举一动不仅是在向民众进行示范，同时也是在向其他干部进行示范。尤其是当贪污受贿者没有受到有力的惩罚的时候，即便是其他干部能运用意志力约束自己不竞相效仿，但他们内心的骚动却不是那么容易平息的。作为精神支柱的共产主义理想突然变得模糊而遥远，理想与信仰一旦泯灭，随之而来的自然是革命意志衰退。

贪污受贿的扩散功能分为垂直扩散和水平扩散两种方式。

垂直扩散也可称为线性扩散，因为它是沿着权力网络向上或者向下进行的扩散。扩散的常见形式，有下级向上级行贿、下级使上级贪污、上级向下级索贿、上级纵容下级贪污受贿、上级命令下级行贿受贿、上级命令下级贪污等。

水平扩散是指在同一层次人员中的扩散。水平扩散也可称为散点扩散，因为它不象垂直扩散那样有一个网络可以追循。

我国的社会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围绕着私有制展开，经济领域、社会管理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调控关系不那么紧密，政府不是直接管理这些领域，而是间接管理，因此留下了腐败行为产生的空隙，主要表现为资本与政治的利益结合，表现为资本对政治的干预上。我国的社会体制围绕公有制展开，特征是公共权力介入社会各个领域，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政社合一。这样的一个治理体系，在招募人员上具有严格的制度，一般人不可能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这个组织严密的治理体系。这体系若是运转正常的话，就不存在着金钱对政治的干预问题，不存在新财富得主凭借其财富进入这个政治系统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的冲击力和腐蚀力，这个“天衣无缝”的体系已经出现了缝隙，以钱为媒介进入我国干部队伍的口子已经被打破。

用钱买权是为了以权捞钱，以权捞钱的同时，又实现了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的用钱买权，到头来，捞到的钱是付出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官阶也越来越高，这就是说——名利双收。人们会发现，官场比商界“利润率”更高。

贪污受贿还有排异功能和复制功能。

贪污受贿是权力的滥用，因此，真正能抑制和消灭它的也只有权力。在民众与贪污分子的直接冲突中，表面上看手中无权的民众处于劣势，但是民众手中掌握着另一种权力，牙质远比任何具体的权力更强大的权力，那就是人心的向背。

有政权活动，就有可能产生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

“三反”实际上主要是反贪污受贿。

“文革”末期，钱权交易已大量存在，某些领域还有蔓延趋势。这趋势在“文革”结束后没有立即得到强有力的制止，错过了将钱权交易消灭在初级阶段的有利时机。人们将那时已经颇为常见的钱权交易冠上了一个既无法定性也无法定量的名词：不正之风。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

1979年《刑法》将贪污罪与贿赂罪分开，说明已经从立法上对“文革”末期逐渐发展的钱权交易开始重视；但对贿赂罪的惩罚轻于贪污罪，对行贿罪的惩罚轻于受贿罪，又说明钱权交易的危险倾向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1980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文件，虽然对腐败现象起到了抑制和防范作用，但也体现了“只有正向规范，却无逆向处罚”的倾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以教育、挽救为主的一贯方针，但也包含了心慈手软的意味。当时“万元户”这个词在人们心目中曾经引起多大的震荡，数千元、上万元在当时是极大的数目。而那时的文件却把“行贿受贿、损公肥私的行为”所得的钱额极大的不义之财定为“利益”而不定为“非法所得”，实在令人遗憾。

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会议提出的四项大事中，有一件就是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被人称为“廉政风暴”。但是，风暴就意味着是突发的、又意味着是不能持久的、也意味着带有浓重的“运动方式”。，而中国人吃尽了搞运动的苦头，搞运动给中国共产党也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政治运动往往是等到腐败现象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开始来一次大涤荡，其时腐败的危害性已经变为现实，损失已经铸就。反腐败的关键应当是建立起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功效的防范和清除腐败的机制，不使腐败现象轻易得以发生，或不使腐败现象轻易得以大面积发生。

任何政治意义上的“风暴”，总带有人为强行推动的意味。一种政权的衰亡，最根本的原因存在于此政权的内部，外部力量只不过是在最适当的时刻，给了它最适当的一击而已。

历史证明，中国有时会钻进一个怪圈：各种腐败现象，如行贿索贿、官倒私倒、公款吃喝、挥霍浪费等等，在每次受到打击的时候会有所减少或者减弱，然而，过一段时间之后，又会以数倍的疯狂卷土重来，在更大规模上重复劣迹。面对今日之种种迹象，我们有理由对这怪圈是否可能再次出现，保持警惕的眼睛。

为什么会一次次陷入这怪圈？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打击不力，但这一指责是没有全面考虑问题而得出的表面结论。实际上，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既有某一国家内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因素，也有人类本性、公共权力之本质和金钱之工具性等超国度因素。这些原因和因素不除，无论打击有多严厉，无论防范有多严密，全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与任何犯罪一样，贪污受贿这一行为得以实现，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说得直白些，就是不仅想捞，而且还得有机会捞、还要捞得着才行。

以贪污受贿为突出表现的腐败现象，从单个行为看，可以举出形形色色的动机，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集团介入腐败活动时，都有各自的心理动力，但其中仍能找到一些共同的东西。同样，从单个行为看，腐败行为是在各式各样特定的条件下得逞的，每一次行为都有它特有的环境；不过，若是这类行为已经有所蔓延，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时，我们就能通过林林总总的特定因素，找到一个症结：社会宏观条件所提供的成因。

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区分，只是就理论上而言。在具体案件中是很难进行明晰的甄别的。

社会宏观条件所提供的成因之一，是价值的广泛缺乏。

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自然资源、金钱、机会等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价值。横向比较之下，中国的短缺尤甚。有人说，中国除了人口和劳动力外，其他什么都短缺；这话反过来说：因为人口实在太多，所以短缺特别昭著，更何况我国经济是一种结构失衡导致瓶颈制约的经济。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哪里有短缺，哪里就很可能有贪污受贿分子在暗中窥视。

仅仅短缺还不一定就导致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有一些腐败现象的产生，其中也不存在短缺这一因素。

使短缺成为贪污受贿的可乘之机，又使不存在短枪的地方也产生贪污受贿的，是社会宏观条件提供的另一种成因：社会调控系统在调控过程中的某些不足。社会调控系统指的是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进行管制的各种体系。

当代中国的社会调控系统，是经由武装革命实现新旧制度的更替后建立的。夺取政权以后，首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维护政权，同时也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这些任务的紧迫性、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领导方式、对公有制认识论的规定、以及对苏联高度集中模式的模仿等等，几种因素汇合成一种全面性和主体性，使社会调控系统几乎包罗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公共权力无所不在而且职能广大无边；党政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社一体化，政治权力承担着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和协调功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军事等均在国家的管制之下，国家不仅无所不包地管理各个方面，而且管理手段上也采用直接、微观的方式。

几乎一切重要的价值都在社会调控系统的控制之下，一切全赖该系统的分配。这样的好处是——整个社会的一切都被执政党安排得得心应手，不受任何干扰；但是，从探究贪污受贿的产生方面看，这一系统存在着麻烦：这么一个权力在逻辑上不受限制的社会调控系统，其内部成员若是想非公共地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那就不只易如反掌，而且该系统的全面性和总体性也会使这类行为发生弥漫性扩散，由局部范围迅速波及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所以才有一位检查长说，目前已没有哪一个系统、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大一点的单位是一尘不染的，没有贪污受贿的人的。

再从社会调控系统外面的社会成员这一角度看。

社会调控系统负责分配各类价值，这一分配又决定了社会利益的分配。系统外社会成员为使这两种分配有利于自己或者自己所从属的某一利益集团，就势必要设法影响分配，尽管目的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在法治社会中，从政治方面影响分配主要是针对立法、决策和实际操作这两个环节，视情况在选举自己的代表人物、表决、舆论、抗议等合法手段中进行选择，当然，贿赂等非法手段也是有人采用的。

在中国基本上是处于人治的情况下，想影响上述分配，唯一的途径是影响掌权人物，而且特别是影响掌实权的人物，也就是有直接分配权的人物。凭什么去影响呢？首先是“晓之以理”。提出要求的人都是有正当理由的，掌握分配的人所需要做的工作是区分轻重缓急。但轻重缓急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呢？况且，日理万机的人哪有时间去一一进行核实。于是分配权的运用就出现了某种随意性。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塑造之一，是判断问题时由己身出发，沿着己身——家庭——亲朋——熟人——集团——阶层——国家这么一条路线外推。在这条“关系链”中，离己身越近者，对己身的影响力就越大。要求未得到满足的人企图影响掌权者“己身”失败后，很可能采用“费边战术”，即“迂回战术”，以“动之以情”为手段，通过上述关系链中的某一环节去影响掌权者；然而“动之以情”能奏效，绝大多数情况又必须以分配权运用的某种可随意性为前提。

在“晓之以理”的阶段，分配权运用的某种可随意性还只是提供了权力偏离“公正合理”方向的某种可能性；而到了“动之以情”的阶段，这种可能性就已经变成了现实。

造成这一现实的双方行为都是一种越轨，但还不一定达到犯罪的程度。双方很可能都是，或者起码是一方是为了某一局部或者集团利益而行事的，行为者己身不一定获得了什么实际利益。可惜的是，“为公的越轨”与“为私的越轨”之间的转变并不存在太大的障碍，轻微的越轨与严重的越轨（犯罪）之间也只有半步之差。

知恩必报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也是中国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成分。一旦报答了，事情的性质立即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掌权者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满足了你的要求，你为此而让掌权者获得了某种实际利益，从无情的法律角度看，这就是行贿与受贿关系的确立，也就是犯罪。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中与现代法律冲突的地方。

市场的形成，必须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明确的产权关系和不同的利益主体；公开的竞争规则和行为规范。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为主”和“指导”下，想明确产权关系和不同的利益主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可以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系一旦形成，首先被消灭的就是产权关系和不同的利益主体。

产权关系和不同的利益主体无以明确，市场行为规范就无从谈起。市场规则的最初产生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们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约定俗成，后来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另一种是国家在短期内直接制定并强制执行。而这两种规则的产生在当前中国都不可能进行。对于前一种，由于产权关系和利益主体不明确，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无法发育，市场无法形成，更谈不上形成市场行为规则；后一种，市场行为是参与市场的各个利益主体根据产权关系所进行的行为，利益主体、产权关系不明确，国家根据什么去判断行为的是与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硬性规定出某些规则，这些规则也只能是极其原则性的，有失于太宽泛的。

没有明确产权关系和不同的利益主体，没有公开的公开的竞争规则和行为规范，这样的市场是一个畸形的市场，一个混乱的市场。当社会调控体系仍集中于计划经济的制定者即政府手中的时候，又开启了这么一个市场，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宏观控制，微观搞活”就违背人们初衷地变成全局上仍是社会调控体系包罗一切，但局部却出现了混乱。

在短缺情形下，分配权中的某些可随意性隐伏着腐败分子可资利用的因素。一个畸形市场的产生不可能消除短缺，反倒使短缺现象人为地有所扩大；同时，一个畸形市场的产生，使分配权中的某些可随意性有了施展的更大余地。

宏观管死、微观混乱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分配不公和大锅饭并存。分配不公引发的心理不平衡比一味贫穷更糟糕。分配不公中的不正当暴富首先是一种示范作用，引诱他人竞相效仿。

分配不公的心理失衡最可怕的是使得人们都觉得社会欠了自己，别人拿走了自己的一份利益，有一种怎么都不可能弥补的“吃亏感”。在吃亏感的扭曲心理中，会觉得只要逆社会提倡的规范行动就是正确的，就能不吃亏。在这一病态的逻辑中，天大的坏事也能干出来，而且是人们越觉得坏的事情，就越有人故意去干。扭曲的社会心态能把温顺的绵羊变成凶猛的老虎。

分配不公引起的心态扭曲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收入的多少，而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和机会不均等”，这就与社会调控体系有关。

任何社会中都有两种因素起着重要作用：目标，即社会所提倡的人们应该追求或者可以追求的事物；手段，即该社会所规定的实现上述目标的合法手段。理想的状态应是目标与手段协调，社会为人们实现目标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合法手段。然而能让公务员们富起来的手段却是极少的，换言之，我们是在没有准备好较充分手段的情况下提出目标的。

在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公有制认识论极大地缩小了个人经济活动的空间。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如果通过私人活动来积聚财富的机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公共权力就会成为发财致富的门路。

宏观上，社会调控体系或者说政府仍然具有压倒性权力；微观上，已经开启的市场是一种无规则可言的畸形市场，其后果之一就是出现“官倒”。

在旧体制模式下，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分配资源，所有企业和经济活动全都是政府活动，公务人员直接组织经济活动，也就是说，公务人员具有双重人格：政治人格和经济人格合一。这种体制模式运转的结果，就是公共权力扩展到最大限度。最大限度的权力，很容易成为最大限度腐败的可能条件。

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政经分开，但在产权关系和利益主体无以明确的前提下，政经实际上是无法真正脱钩的。至于分权，也即中央各部门管理企业的权力下放到企业所在的各省市政府，只是由“条条管理”变成“块块管理”，其行政管理的实质并无变化。行政系统对经济仍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价值的分配权仍然一如既往几乎全部集中在社会调控体系手中；同时，短缺也依然无处不显示出它的存在。

事情的另一端却出现了极大的变化。致富目标确定了，致富手段却不充分；市场出现了，市场规则却几乎没有。企业获得了一些自主权，却又无法真正按价值规律行事，其生存和经营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行政系统给它了多少恩惠；而公共权力运用上的某种随意性蒙上了“自主权”这一迷人的外衣后，非公共运用的可能就急剧增大。

价格双轨制忽略了行政权力对经济仍然有绝对影响这一决定性因素，忽略了社会调控体系本身的垄断赋予了各个职位权力的垄断性，忽略了为私利而非公共地运用公共权力者的能量和胆量。双轨制是企图糅合计划与市场这两种性质不一的东西而又未成功的表现。它之所以成为问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它的双轨并行，而在于两种规则都不明确、不规范。

社会宏观调控体系中的权力运用本来就有某种可随意性。中央所制定的政策，由于中国如此之大，各地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所以只能是原则性的，有待于“和具体情况相结合”，这里面也就存在某种可随意性。上述两种可随意性构成了旧体制权力运用上的不规范。新体制由于不成熟也当然地不规范。这两种不规范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用话用足政策”的提法和做法。腐败也就不可避免。

从法律角度看，贪污受贿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就构成犯罪；从社会学角度看，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无论数量，无论以权谋私的私利多么微小，都意味着社会价值的不公平分配（公平分配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按公正的原则进行分配）。绝对公正的分配是不存在的，现实世界能做到的只可能是尽量公正的分配。社会价值的不公正分配可以源自两个方面：公务人员的道德沦丧和体制的结构性弊端。前者是贪污受贿分子的主观原因，后者是他们得逞的客观条件，两者缺一不可。

体制的结构性弊端，指的是体制设计上和程序上的不合理，这些不合理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成为腐败的促成因素。

体制也是一种文化，体制的运转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体制的文化作用的影响，远比结构方面的影响绵长而深邃。而且，由于是深层次的影响，往往被直观式浅层思维排斥在考虑范围之外。事实上，体制文化作用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成为腐败的促成因素，但其间的机制比较隐蔽和曲折。

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在现阶段，是由国家代表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并由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调控体系负责一切社会价值、社会利益的分配。在公有制下，国家是关键，国家至高无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以国家的名义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其理由之正当和充分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已经深入到当代每一个大陆中国人的心里；特别是干部们，由于他们是代表着国家在行使权力，上述的几点已经渗透到他们的潜意识里。

当具体到每一个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干部身上时，情况就出现了差别。有的干部不知不觉地在潜意识里将“以国家的名义”和“以某一集体的名义”等同起来，或者说用后者替换了前者。他们的推理过程很符合逻辑：我要对国家负责，但具体地说，就是对我所担任职务的部门或者单位负责；而我所担任职务的部门或者单位，说到底是国家的，我这个部门或者单位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既然如此，以部门或者单位的名义也就是以国家的名义。这就是“只要以公家的名义，什么事都干得”。

文化与法律在这里发生了冲突。应该遵循文化的律令，还是遵守法律？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一般地说，文化的力量远比法律的力量强大。

从“为公”的越轨到为私的越轨只有半步之差。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也许莫过于“小金库”。小金库是多种矛盾的产物。

从社会调控体系看来，企业的一切全都按计划安排得妥妥帖帖，根本没有必要另外掌握什么机动钱款；但在企业看来，小金库可用于行贿、可用于种种不可告人的去处。从理论上说，企业的一切经济行为不只被事先安排好，而且处于严密的监督之下。但实际上，“宏观控制，微观搞活”后，企业却有大量的“小动作”可搞，小金库也就自然受到欢迎。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希罕。历代对于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

中国封建官吏贪污受贿的手法，主要是五种：恃权勒索、克扣军饷、贪污所征收的赋税、监守自盗国库、利用国家财政支出之机假公济私。

封建专制和官本位下的封建官吏，只有“父母官”的观念而没有“公仆”观念，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代表人民”。这是他们鱼肉百姓的原因之一。然而奇怪的是，中国以道德为立国之本，用儒家学说为基础的礼治秩序规范着一切人的一举一动，而整个道德规范里是没有一条允许官吏贪污受贿的，那又何以会形成如此众多的官吏贪污受贿呢？

问题就出在以道德为立国之本上。道德是人类社会极重要的支柱之一，但绝对办事唯一的支柱，也不是最有力的支柱。没有科学与理性、民主与法制等等来济道德之穷，以道德立国就演化为泛道德主义，其特征是：不只牵涉到他人利益的社会性行为它要管，连私生活甚至个人内心里的自然欲念它也要管——而且管得非常严格。要求过高，紧张过度，泛道德化反成为非道德化。经验证明，迫使人们去做他们做不到的或不愿意做的事情，结果必然造就虚伪。

虚伪造就了中国封建官吏的双重人格：一方面信誓旦旦，为国家、为君主万死不辞；另一方面则为了个人利益哪管国家兴亡。于是，出现了“满口仁义道德，行事男盗女娼”这一司空见惯的历史现象。道德在多大程度上沦为谋取名利的工具，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对人之行为的约束力。

在人治社会里，道德也即个人良心是社会最后的一道防线，此防线一旦崩溃，中国封建官吏就在贪污受贿的路上越滑越远。大家背地里都奉行另一套，最高统治者也只能眼开眼闭。既然权力在握，而且这种权力不受约束和监督，在一般情形下也不会遭遇到反抗，谋取私利最简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为其“作主”的人民当作鱼肉的对象，“做官”与“发财”也就联系到一起了。最终导致了社会学家称为“系统化贪污”的现象，也即某一组织内部的全体或者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进行有计划有预谋有一定规律的贪污。

中国人传统地把当官看得很重要，有理由说是因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学说，也有理由说是因为科举制鼓励人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做官的、准备做官的、乃至已经退出官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这些实利和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为了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为了增大财产。

封建社会官吏往往利用职务关系、亲属关系和地域关系营私舞弊，贪脏枉法，严重侵蚀着国家政权的肌体。官吏贪污的手段大多系收受贿赂和利用制度的漏洞为主。

金钱地位的提高也冲淡了传统的人际关系，人际交往中的功利主义色彩增强，人们不再单凭血缘关系和情感来确定亲疏远近，而是“渐加以货币，遂至视多寡为厚薄”。

清朝政治腐败的实质是官僚集团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官吏的侵贪是对儒家君臣大义观的彻底否定，反侵贪则是对封建帝王为维持其统治与官僚财富分配而展开的利益冲突。

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制度和传统，官僚政治与官吏侵贪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实行官僚政治制度，这就决定了各代官吏侵贪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很大的共性。

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特点是重人治轻法治，法作为对人民压迫的工具，而对官僚统治集团只是一种摆设，实质上是君主控制、驾驭下属的工具。重人治而忽视法治，只能加重吏治的腐败。

从政治的台阶或官僚的台阶往下看，越往底层腐败行为越频繁，下级官员比上级官员更具腐化性；和生活的混乱、集团之间缺乏稳定的关系、没有公认的权威模式，都是滋生敷衍腐化的“温床”。

由于对官吏的权力没有形成外部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官员漠视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以任何手段防止贪污腐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以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反动和倒退的手段防止贪污腐败，更突出地反映出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统治本身的腐朽和没落。

大权可以大贪，小权可以小贪，哪里有权，哪里就会有贪。大贪带动和刺激了小贪，小贪又培养和保护了大贪。小贪是大贪的基础，也是大贪的土壤。要减少和杜绝大贪，就必须从整治小贪着手。放任今天的小贪，明天就必然出现更多的大贪。

对统治者容忍贪污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自古以来贪污是中国官场上永恒的“风景线”，原因就在于鼓励、刺激贪污的吏治是千古不变的。贪污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必要机制。对于统治者来说，它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让所有的官吏都有把柄可抓，促其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转移老百姓对最高统治者的怨恨，让老百姓把怨恨都撒在“贪官污吏”身上；让所有的官吏都死心塌地踏上最高统治者的战船，同舟共济。具体的鼓励、刺激贪污的办法就是低薪、宽刑和纵容。

柏杨说：中国专制体制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了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纷纷控告某一有权人物的贪污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用在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了。专制体制是贪官污吏的根源，专制体制不除，贪污现象便不会灭绝。

12.6关于行贿问题

在每一起贿赂腐败案件中，正是行贿者与受贿者的紧密结合，才上演了一出权力与利益的丑恶联姻。行贿者戏弄和玷污严肃的法律规则，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催发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心理，是和谐社会与法制社会的天敌。但在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对行贿行为的查处存在着严重的“失衡”：行贿行为的发生与被查处的比例失衡，：行贿行为的危害与惩罚力度失衡，行贿行为的恶劣性与人们宽容心态失衡。

行贿与受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我国近年来居高不下的腐败案件数目来看，行贿之烈，丝毫不亚于受贿，其毒素已经渗透和侵蚀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近年来，与受贿行为不断升级相适应，行贿行为的版本也不断更新。行贿行为多元化：过去行贿人以个体私营企业的从业者居多，如今，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公务员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也加入这一阵营。行贿目的多样化：过去行贿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如今参杂了政治利益等因素。行贿领域扩大化：从商品流通、建筑工程、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逐步向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等行业和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渗透，特别是管人、管事、管项目、管资金等热点部位呈高发态势。行贿手段隐蔽化：从谋求一时一事的短期行为发展到长期进行感情投资，从直接向行贿对象行贿发展到通过其亲朋好友或者身边工作人员“间接”“迂回”行贿，从直接的金钱贿赂发展到美色、古玩字画等贿赂。行贿危害剧烈化：行贿者腐蚀掌权者，败坏风气，坑害国家。

在现实中，行贿者与受贿者的际遇却是天壤之别，受贿者被千夫所指，名誉扫地，身陷罗网，甚至搭上性命；行贿者却有惊无险，甚至继续作恶。

当前查处行贿者与受贿者还没达到应有的比例，行贿者有恃无恐。当前我国体制机制和制度尚不健全，特别是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大量资源通过行政权力来分配，导致一些单位和个人在利益驱动下，纷纷采取行贿手段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大地方和部门，把为了“地方和单位”的发展、为了“争取项目”而行贿的人视为功臣。对单位行贿者更是抱着“法不责众”的错误认识，设立了种种无形的禁区。

在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对行贿人较之受贿人也更趋宽容。在贿赂犯罪中，受贿方属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将处理行贿人放在次要位置。并且行贿与受贿特殊的对合关系，决定了行贿人既是打击的对象，又是查处受贿行为的主要证据来源和眼看因素。通常采取承诺免除或者减轻处罚来争取行贿人的配合的办案方式。

当然，对行贿者的“手软”，并不只在于执法过程中，应该说，首先是立法的空隙，给行贿人提供了空间。现行法律对行贿罪的规定，总的说来表现为立法导向的宽容，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立法滞后于行贿的发展变化。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行贿犯罪的正确认定和处罚，削弱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行贿与受贿，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受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受贿方掌握公共权力，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上处于主导地位，而行贿方往往“位卑权轻”，属于“请求”的弱势，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并且基于社会文化中对官员清正廉洁的人格操守期望，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谴责也更为严厉。

从我国当前反腐败实践来看，对行贿者的过分宽容，一方面使那些尝到甜头的行贿者更肆无忌惮地得寸进尺，胆子越来越大，攻击性越来越强，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工作人员拉下水，这是当前腐败案件产生的重要诱因之一。另一方面，则容易造成社会上是非观念的混淆，在群众中产生“受贿有罪，行贿无罪”的错误导向，增加人们对行贿现象的容忍度和认同感，使人们由见惯不惊到竞相仿效。对行贿行为的放宽尺度，相当于暗示人们可以大胆行贿。长此以往，很容易在社会上形成这样的风气：人们遇到困难，首先会想到行贿不是其他方法。更为严重的是，当这种风气在社会上逐渐形成，我们社会中所有正常的制度渠道都将变得无效。

当前反腐败实践来中存在着对行贿者的过分宽容，究其原因，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公贿的存在。

公贿，顾名思义就是用公款行贿。它是指党政机关、国有及集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为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小团体利益，用公款对有一定权力的单位和个人行贿的行为。近年来，公贿之风日益猖獗，在我国的贿赂案件中，不仅占有一定比例，而且呈上升趋势。

公贿猖獗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公开化、公然化。

由于目前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项目、资金和各种优惠政策，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重要动力。我国的倒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使人财物权都高度集中于上一级部门。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治或者经济资源，各地各部门之间就要进行“争夺”；而掌握和支配这些资源的领导或部门往往又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因此，如何“争夺”，就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这个时候，公贿就成了一些人的利器。

在逢年过节或者是重大事项之际，向上级单位或者领导“进贡”，是公贿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此种类型的公贿，不但行贿的人振振有辞，一些群众和领导也“理解认可”。

其实，争取支持也好，联络感情也罢，都不能抹杀公贿权钱交易腐败的实质。它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政府正常运作的程序，践踏了法律的尊严。一个公贿盛行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

除了为“本地区、本部门谋利益”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外，强烈的个人功利色彩也是“公贿”盛行的一个原动力。公开场合，多数公贿者都宣称是为了争取工作上的支持，私下里很难说没有一点自己的企图：给领导留个好印象，为以后升迁铺路。

据调查，当前公贿的一个重灾区就是在职务调整变动之机，用公款行贿，打通关节，以求得“保位升迁”。从近年来查处的多起“卖官鬻爵”案件中可以看出，相当部分的“买官者”，特别是那些具有一定职权的人，用来行贿的钱都是公款。从最终利益的归属来说，“公款买官者”完全是用公款铺私路。如果说那些为了地方和部门利益的还事出有因的话，这种则是罪不可恕。

如今的公贿现象，是在封建官场余毒影响下，当前体制弊端与个人私利动机相结合的一种政治嬗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清明政治的大敌。对公贿的治理不力，影响了对整个行贿问题的治理效果，进而也影响了反腐败斗争的整体进度。

因为受贿而东窗事发的贪官天天都有，但将这些贪官拉下水的行贿者被判刑的却少之又少。受贿者锒铛入狱，行贿者逍遥法外，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和受贿罪相比，刑法对行贿罪的处罚规定相对轻缓。在许多贿赂案件中，行贿人的主导因素越来越明显，为了将掌握实权的官员拉下水，各种行贿手段无所不用。

贿赂犯罪多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完成，作为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如果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守口如瓶，案件查处就非常困难。在司法实践中，多数贿赂案件是因为行贿者揭发受贿者才得以侦破，而行贿者之所以开口，很多时候是以司法机关“不再追究”的承诺为前提。于是，司法机关往往面临着两难，要么案件无法侦破，要么对行贿者网开一面，而后一种选择，显然是一种虽属无奈但又务实的选择。

如此选择，楸出了腐败分子，避免了一无所获，社会效果好，但法律效果却值得思考。揭发受贿，是立功行为，应该从轻发落，但是当绝大多数行贿者被免于处罚的时候，刑法中惩治行贿犯罪的庄严条款，就有被“架空”的危险。

（关于行贿可以参考《官与金钱》一节中的“关于送礼”）

"红包论证"腐败新动向：

中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金道铭近日表示，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腐败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情况，其中惹人注目的是从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向拉拢腐蚀评标专家变化。

应该说，随着工程建设重点的转移和决定工程建设的主体的变迁，腐败的目标和形式随之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尽人皆知的问题，算不上什么新趋向。不过，与上个世纪的腐败相比较，今日之腐败确是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蔓延和升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腐败在基建领域里的升级表现为:在一些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不但主管官员，就连所谓“专家”也被纳入腐败体系。只要在专家论证的过程中给足每个专家红包，无论什么样的建设方案，都会获得通过。“红包论证”已成为业内的一种潜规则。

过，这种“红包论证”也并非交通基建领域一家独有。前年召开的山东省风湿病学会会议，其会议费用几乎全由药厂包办。每个厂家交3万至10万元不等的赞助费。会议间隙，宴请、洗浴、旅游、到娱乐场所消费等活动应有尽有。有业内人士指出，近几年一些老药改头换面重新包装，价格便扶摇直上；有些新药一上市价格便高得离谱，其定价过程与医学界部分专家在背后推波助澜有直接关系。

就腐败本身的规律来说，从“腐蚀官员”扩展为“腐蚀社会”，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目前腐败真正的新趋势是:我们时代的腐败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政治腐败，而成为一种社会腐败，即参与腐败行为的人员越来越多元化。在一些项目建设中，从主要领导干部到基层管理人员，从政府部门到被聘请的专家，参与权钱交易的面越来越宽。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腐败面扩大的问题。

在社会腐败的情况下，虽然大家对腐败仍然存有道义上的痛恨，但这时不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小民百姓，最关心的已不再是如何遏制腐败，而是如何从这种看来难以改变的状态中获益。关于腐败的打油诗在酒桌上的盛行就表明整个社会对腐败的社会态度正在从痛恨转为调侃，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宽容和羡慕。无孔不入的、弥漫性的腐败不仅在腐蚀社会肌体，也在腐蚀社会人心。

对这种社会性腐败的遏制，仍然要回溯本源，从根子上遏制腐败。这个根子是什么？不是社会公众的反腐决心削弱，不是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变异，更不是专家参与决策等新机制，而是不受限制的权力。一切政府机关的腐败和蔓延至社会其他阶层的腐败，都是以此为发轫的。不受监督的权力缘起于监督主体的缺乏。其他国家反腐败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制度上保证舆论监督、权力制衡、官员民选、司法独立和公正，才能培育监督主体、遏止政治腐败；也只有遏止住了政治腐败，社会腐败才能迎刃而解。

交通部门已经成为腐败的多发地带，其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是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采用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个主要特征是交通管理政企不分，官商合一。一切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如此巨大的权力掌握在厅长一个人手里，不出问题也难。

12.7关于买官卖官问题

卖官一事，历史悠久。秦始皇时，就有纳栗一千石，拜爵一级的记录，大概要算卖官之滥觞了。汉代沿袭秦制，纳栗拜爵。卖官在汉以后各代，史不绝书。清入关以后，虽然历朝有停止捐纳的上谕，然而持续到清朝灭亡，卖官一事并未停止，与清朝相始终。后期的五个皇帝，个个叫穷，“袼守古制”，大卖特卖。

晚清朝廷公开卖官，明码实价，官职成了商品，官场成了市场。等价交换，市场价值规律起了作用，认钱不认人，银子面前人人平等。花样繁多：

捐实官。京官自五品的郎中以下到未入流的兵马吏目，京外自四品的道员、知府到未入流的县仓大吏，成百种实职官缺均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捐虚衔。按捐实官价格减半或者六成则可以得到同职的虚衔。也可以风光一下。

捐封典。用银子给祖先买个空头衔，显亲耀祖，不限现任及候补人员，缴银即得。

捐出身。对没有进入科举一途获得功名的人，买官先得买个监生的出身，再加钱捐官；一度允许买举人的出身。

捐加级记录。按照清朝的制度，官员有功由吏部加级记录，这种记录可以抵消处分；同时可以捐各种处分。

捐免。这是“加快费”的别名。捐官要经过投供、点卯、验看等手续，还要分发到省，排队等候；捐纳的人员增加，候补候选要安排顺序如按规定交够银子，一切都可以免去。谁不愿意加快得官的速度？时间就是金钱。交钱还可以免去家人回避等规定，一句话，钱能通“官”。

官职既然成了一种商品，卖官的二道贩子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卖官作为救穷良方，却不能视为权钱交易。因为，持有权力者收入了银子，取并没有消失，并不象一般的商品交换，货、款在交易结束时互易其主，买方得到货而失去钱；卖方得到钱而失去货。官职是一种具有特殊秉性的商品，使用价值在于它是权与利的结晶体，有了官职就可图利。运用得当，使用价值不但不会减少消失，甚至可以增长，一官到手，利源在握。这种特殊的秉性，是任何商品都无法相比无从具备的。

卖官也是一种特殊的商业，不需要花费什么成本，不受劳作之苦，不用购买或租赁地皮和门面，各级衙门就是门市部，开门就能营业，买卖双方都有利可图，又都惟利是图，因而大利所在，双方都很踊跃成交额很高，市场的繁荣历久不衰。

金钱与官职交易，是一种特殊的交易，买卖双方都具备了双重身份：就是说，买方也具有卖方的身份，卖方也具有买方的身份。买者用钱买了官，有了将本求利的基础，就可能一本万利；卖方卖去了朝廷要求官员遵守的规矩，卖去了应该承担的义务，卖去了良心和忠诚。“千里为官只为财”，上任只去捞本就是了。

贿赂公行，纳贿受贿，成为社会风气，形成官场惯例。各种衙门的官吏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权有大小，官有高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国社会市场十分不发达，但官场率先垂范，使行政行为市场化。

形成贿赂公行的风气，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成为官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些人积极钻营进入官场，他们惯常的敲门砖就是金钱开路，一旦进入官场，又变本加厉地“追加投资”，求得一官半职，之后再下狠心把投资捞回来。如此一来，，形成了送钱——升官——捞钱的恶性循环，最终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官场旋涡，让置身其中的人身不由己。

要建立起“政治生态链”，从而使每个监督者都是独立的，使监督者受到监督。何谓“政治生态链”？最通俗的比喻是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吃棒子、棒子打老虎。监督者依法监督是其政治生存的前提，否则就被吃掉。在这样的生态链”中，是不分级别高低或者内部外部的。让每个监督者都有独立地吃掉监督对象的权力，同时又有被吃掉的危险，在制度设计的最佳选择，即法治的选择。

官职交易的机制反思

建国初期，刘少奇说到一种现象：“有人把自己负责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现在，这些“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的官爵已经在一些地方进入“市场”流通了。

清朝就有卖官制度，皇帝遇到灾荒，财政困难，就卖官应急。但是，马德卖官与皇帝卖官不同。首先，官职并不是他家的，他卖的是自己临时代理的人事权；其次，收入完全归己，而不是用来救灾；第三，天下不是他马家的天下，卖官的恶果也不用他马家承担。

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比“家天下”更糟糕的卖官机制，即“官天下”的机制。

在马德卖官案的四个环节的交易中，每个交易者都不是主人，都是临时代理人，都在追求代理人的眼前利益。

我们知道，每个交易者都有任命他的上级，但上级仍然是代表，并不是主人。在理论上，中国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中央政府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全国人大代表又是由省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省里由县里选，县人大代表才由选民直接选举。那么一个直接和百姓打交道的官员，如乡党委书记距离真正的主人有多远呢？

至少隔了十个环节。按照血缘关系计算，早已出了五服，不算亲戚了。在这十个环节中，每个环节即使只搀杂十分之一的私货，经过十次搀杂，主人还能得到什么东西？实际上，代理人还可能插手选举，在每个环节搀一点私货。如此这般下来，一个代理人的短期行为盛行的社会，一个无人负责的“官天下”，就算发育完全了。

在官天下的机制里，人们只能指望官员凭借超人的道德对抗利害趋势。这种对抗肯定是有效的，但马德认为效果有限，他甚至建议纪委官员下去进行破坏性试验，看看他们能否顶住买官和送礼的潮流。

如果我们不把马德看作天生的恶棍，我们就没有理由漠视失足者的惨痛教训。

从公共物品的角度看，税收与服务、官职与选票，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易。交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报还一报的对应机制，吃亏者不能反击，背德者不遭报应。

这种报应关系密切的的机制，我们可以在村级选举中看到一个雏形。在那里，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在出现贿选的时候，卖官的钱，进的也是民众的腰包。在这种机制里，人们无须指望超人的道德，只要当事人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不甘心一次再次地吃亏，大体公平的交易就会实现。如，在贿选的情况下，选民发现自己选出的是一个贪官，100元卖出的选票导致了200元新增的苛捐杂税，他们就会汲取教训，不再做这种亏本的买卖。主人买卖自己的东西，自然会选最好的货色，争取把自己的权力卖一个最高价。这就是公民招聘公仆的机制。

身处买官卖官链条中的官员们知道，制造需要，保证需求，才有稳定的收益。

官员的腐败，从来就离不开买官卖官和行贿受贿。时代虽然进步了，但就腐败的方式方法，基本上都是老套子。

人事政策成为一把手手中的橡皮泥，想圆就圆，想方就方，可以为买官的人度身定做；民主考察制度被玩弄于股掌之上。

干部任用上的“一把手说了算”，加剧了下级对权力争先恐后的附和与无原则的盲从，下级的附和与无原则的盲从，又助长了其卖官的嚣张。

时下掌握了官帽，无疑是掌握了一种最稀缺、能量又最大的政治资源。

党性挂在嘴上、规矩贴在墙上，办事依照的是官场的“潜规则”：

因为是一把手说了算，所以要在一把手身上多下工夫。

用公款在节日给一把手送礼，早就是公开的潜规则。

买官要走夫人路线也是官场潜规则之一。

社会上买官的事情久禁不绝，趋之若骛，这就说明成功者绝不是少数。

买官的人都要做市场分析，而且会发现卖官鬻爵多半是卖方市场，仅仅从送礼的数量上与他人竞争肯定会有变数，必须送钱外加送尊严。

在买官卖官的过程中，官场上已经形成了潜规则：那就是贪官们贪污、受贿所得来的钱，是不能自己独吞的，自己得一点，向上送一点，否则就有可能翻船落马。于是，在官场中，便形成一条无形的“食物链”，即高官吃大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反过来，这种从上到下的通吃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高官要提供官位给大官，大官要提供官位给小官，除此之外，高官还要庇护大官，大官还要庇护小官，形成一条利益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买官卖官中，一把手的权力缺乏制约是主要原因。但是不知道人们想过没有：一把手是天然就具有不可约束的特性。还是可以受到约束的？如果一把手是可以约束的，为何出台了那么多的办法并非对每一个“一把手”都起作用？如果一把手本身就不可约束，为什么我们的公共生活又非要指定“一把手”？然后又作“监督制约”的无用功，发一番“一把手难监督”的空感慨呢？

卖官的实质，不仅是出售公职个人得利，更重要的是权力不经民意而私授。

某些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在上项目、批贷款、股票上市、等经济活动中谋求私利，这种腐败现象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恶果。而“买官卖官”，则把权钱交易运用到干部任用这一关键环节，渗入到党和政府的组织系统，它所带来的危害，远比经济活动中的腐败大得多，是一种腐败升级。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道理，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其实，在一些地方，也就是“跟人”。所以，干部作为“决定的因素”，本身就具有决定“路线”的作用。所谓“路线”，无非一张“升官路线图”，只是类型不同而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位卖与不卖，区别在于“上之所好”不同，不足以区分腐败不腐败。所以，买卖官位，听好象“性质特别恶劣”，民愤大到极点，实际上与别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没有太大的区别，官的事情越来越多，不过是现在金钱的作用大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上峰所喜，越来越在于金钱，而且不再乎取之是否有道罢了。另外，得钱以后，是给以官帽，还是给以工程、贷款，也相差无几，无非都是买卖。自然要服从将钱买货的规矩。

关键在于他们“有官可买”，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官位事实上变成了一种商品。官员的职位失去了公共性，不需要由公众来认定，也不需要对公众负责，就必然会变成私人财产，被人用金钱、美色、古董、数字、鞍前马后的奉迎等等去交换。如果这种交换需要由一个小圈子来确认，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公义”，其实不过是寡头分肥、利益均沾的交换而已。如果这种交换只需要“一把手”个人拍板，它就变成了赤裸裸地“独吞”。真正说来，人们常说的“卖官”，只是狭义上的；而广义上的卖官，不见得一定要通过金钱，也未必只由“一把手”说来算。只要官员不必由民众选择，不必向民众负责，那么官位的授权就可能存在广义上的卖官之嫌。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腐败的生态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至少有两个逻辑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首先，腐败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性质。在官场中，升迁是一种正当而普遍的目标。如果这种升迁必须用“买”来实现，那就必然进入一个逻辑之中，即仕途成为一种商业投资，必须用腐败来收回买官的成本并获得收益；其次，腐败具有很强的扩散性。一人卖官意味着多人买官。在当时有中国“卖官第一案”之称的河南某县原县委书记卖官案中，收受40余名干部贿赂70余次。在山东某县，原县委书记任职34个月，先后收受72人175次63万余元贿赂，其范围遍布18个乡镇、30多个委办局。这里涉及的每个买官者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潜在的腐败者。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现实生活一再警示我们：用错一个人，凉了一群人；一个腐败分子为官，一大片事业遭殃；那些一掷千金的“买官”者，图的是什么？就是要以钱换官，再以官捞钱。这些人奉行的是一本万利的钱权交易，一旦官位到手，定会变本加厉地把“买官”所用投资捞回来。“买官卖官”盛行，必然是投机钻营之徒得势，清正廉洁之人受挤。这样的风气、氛围和价值导向，必然会是“衙门口朝钱开，有才无钱莫进来”。比如是商场好赚钱，趋利者接踵而至；官场上能买“官”，买官者趋之若骛。由此刮起的必然是一股腐败的恶劣政风，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党群、干群关系的破裂，党的执政地位的动摇。“卖官”卖的是权力权势，卖的是道德灵魂，践踏的是党纪国法，毒化的是党风政风，丧失的是人民信任。

如果单纯从操作的难易程度上来说，选官不如提官，提官不如卖官。

在民主国家流行选官，并且只能选官，这叫官来自于民，受制于民，奉献于民。而且选官的过程十分复杂和严格。提官就容易多了，顾名思义提官就是上级对下级，官员的任命升迁由组织上决定，官当得好不好，就看你对组织负责不负责，对上级忠心不忠心。卖官就更加简单，只要送钱到位了，就可以当官。

为了升官保位，一些干部以腐败迎合腐败，上下级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依附关系，形成了一个腐败蔓延的“灰色生态链”。

买官卖官在中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买官卖官的根子不但在于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也在于不应该拥有国家权力者掌握着国家权力及其分配。既然权不为民所授，也就难以保证权为民所用。

虽然有些买官者未必都是酒囊饭袋，但是职位和权力一旦成了商品，就必定会形成逆向淘汰机制，劣币驱逐良币。既然是买官卖官，自然就不会遵循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而是唯钱是举。由于买官卖官毕竟是见不得人的违法行为，因此在买卖双方就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自然就官官相护。在这样的官场氛围之下，如果不想同流合污，就难以生存下去。

如果我们把公务员放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看待，就能够理解有些地方为什么会那么多人买官卖官。只有是平常之人，眼睁睁看到庸碌的同僚居然平步青云，自然就会心理失衡，进而就会考虑自己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

问题是怎样才能不出现买官卖官或者被迫买官。

以现在的情形，吏治腐败问题不是短期就能彻底解决的。因为吏治腐败即是因，又是果。整治吏治，必是一大系统工程，不可能单项挺进，单独治理成功。中外历史证明，如果不用系统制度的改进和重建的办法来整治吏治，即使动用诸如监狱和杀头这样的极端手法也依然解决不了吏治腐败。

要竭制用人腐败，就需要对不同类型的政府官员采取不同的对策。如今之所以会出现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一个原因就是，上级部门，甚至是实权人物就有权到选举类官员的人选，选举实际上是变相的委托。这就为买官卖官留下了制度空间。能够买官卖官，首先就是因为有官可买，有官可卖。

对于那些不是选举类和政治任命产生的公务员，如果没有一套可行的制度的话，同样会出现买官卖官现象。为了防止这一类职位上出现买官卖官现象，就必须建立公务员制度。在公务员的录用原则上必须是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取，公务员忠诚于国家和法律，而不是效忠于任何个人或组织，公务员地位由法律保障，不因各级领导的更迭而更换或者升降，不能任意免职，从而保证难以通过贿赂或者强权来实现公务员职位的变更。

“人事制度缺陷是卖官鬻爵的根源”

目前中国地方公共人事制度存在着不少内在的冲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地方人大选举产生地方行政正副长官、地方检察院院长、地方法院院长，然后由地方行政长官提名各职能部门首长，报地方人大任命。这种人事制度在设计上和国际上通行的人事任免制度比较接近。即行政长官有“组阁权”，议会有任命权。但在实践中，由于历史惯性，导致中国人事任免的实际运行是另外一套机制，即由党委决定干部的任免。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各级行政官员基本上都是党员干部，这就导致党委不但决定党内领导干部的任免，还包括对政府、人大、政协领导干部的任免。在客观上，一级地方党委往往凌驾于同级人大之上，影响和决定下级党委以及政府组成人员，实际上掌握着人事大权。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党委主要负责人和组织部长，对官员遴选和任命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决定权，地方人大的人事任免则流于形式。由于人事的任免权高度集中在几个人，就给官员卖官鬻爵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腐败之所以在中国能够长期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一个根本原因。收益大，操作易，风险小。收益大是因为政治权力可以支配，影响的经济资源巨大；操作易是因为权力缺少制衡，对权力的运用基本上可以由几个人（往往是党委书记，一把手）说了算；风险小是因为权力的监督机制薄弱，很多时候形存实亡。因此，要防止和杜绝买官卖官，必须从“解决人事制度高度集中、一元化”的核心问题入手。这里讲的“一元化”，并不是提倡多党制。“一元化”里的“一”是指“人的唯一”而不是指执政党的唯一，是“对人事任免有决定权的领导的唯一”。人事制度的缺陷是支撑腐败的顶梁柱，顶梁柱问题不解决，腐败不会垮。

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党内民主和社会力量的监督结合起来。

党内民主在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目标，也是公共人事任免制度的基础。至于究竟实行何种方式、何种程序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探索。从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变选拔任命为竞争择优，从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认可变为多数人的认可，任免权从一个人说了算过渡到一两百人说了算，增加腐败的难度和成本。

另一方面，辅之以社会力量的监督，一个真正有效的人事机制必须是无法收买的，无法暗箱操作的，让“透明度也说了算”。对直接选举出来的干部，进行党内或者社会公告，接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认可、监督和举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解决“人治”问题。当然，要有效杜绝买官卖官以及其他党政腐败，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制衡机制，特别是政府内的分权制衡，主要是指司法独立及执法机构的中立。在新的环境下，面对新问题，不但中国的经济结构有必要转型，政治运作的程序同样需要转型和完善，以逐步推进，最终实行党内民主和社会监督，来改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

人人都知道行贿买官是一桩十分丢人的丑事，而且是要触犯法律的。然而，在官场上，人人都按照打听到的买官行情和买官价码，根据自己想得到的官位的需求，绞尽脑汁，费尽心机，非常虔诚又迫不及待地送上数目不等的钱财。买官卖官机器的强大磁场和惯性，几乎把所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裹挟进去。不送吧，别人都在送，自己不送就没有了升官的希望；送了，至少有了一线升迁的希望；送的钱越多，升官的希望就越大。

因为有行情，因为人多，不仅法不责众，而且原本羞耻的事情也就不那么丢人了。买官者趋之若骛，觉得大家都在这样做。有人把买官卖官之风视为社会瘟疫。若是瘟疫，人人都惟恐躲避不及；此“瘟疫”却人人都热衷沾染，可见此风比瘟疫更可怕。

花钱买官从政治学分析是体制的腐败，从经济学分析则是一次性的前期投资，有投资就渴望得到回报，投资越多渴望回报越多。倘若这类官员越多，百姓无疑越苦。也有官员认为，自己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总得不到提拔会遭到他人耻笑，所以才被迫送钱买官。这恰恰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社会的价值观出现偏差，彻底铲除人们头脑里的官本位尚需花费很大的气力。

12.8关于买吏卖吏问题

除了“买官卖官”之外，现实中还有一种“卖吏买吏”的现象。这是一个长期被纪检、监督、传媒乃至法律忽略不计或者排斥在外的腐败现象，已经到了非重视、非公开、非监督不可的状态了。

“吏”在古代不是干部或者官员，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干部。

在当今社会的人事交易中，“买官卖官”仅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水面之下还潜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巨大的、但却又为官、民双方自觉遵守、默契合作的“卖吏买吏”市场。

事实上的确如此，现在地方上一些有职有权=把持一方的重量级或者实力派人物，每年都不知道直接或者间接地卖出多少个令普通百姓眼谗的好岗位。机构改革为什么越改越多？编制压缩为什么越压越超？都因为与“为官一任，卖吏一方”有关。只不过“卖吏买吏”操作得更隐蔽、交易得更含蓄、暴露得更缓慢甚至永远不会暴露，才迟迟未被推到监督的前台，没有进入反腐败的视线。

吏虽然不是官，但却是晋级升官的必备门揽，原始基础与第一级台阶，因此“卖吏买吏”对社会的危害性、对公正的颠覆性，一点不比“买官卖官”小。

李瑞环曾经说：对于普遍存在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历史证明，在用人上凡是实行任命制并且缺乏有力的监督的，极易产生买官卖官行为。因为任命制是由上级官员决定下级官员的升迁，并且是由少数人决定，必然促使下级向上级表忠示好、送礼行贿；如果监督乏力，产生买官卖官现象就是必然的。

因此，要竭制买官卖官，一是要实行民主选举；二是要强化民主监督。

一个社会的官一旦可以象商品一样买卖，这个社会一定有了毛病。人们不靠真才实学和政绩当官，而靠歪门邪道当官，这标志着一个上开始走下坡路。卖官的人，就是打开潘朵拉盒子的人，把一切丑恶、贪婪都释放出来，让社会立刻失去公正；卖官犹如一把双刃剑，一面伤国家，一面伤自己。凡是用钱买官的人，最后都要成倍地从老百姓那里收刮回来。

不要以为提拔、升迁都是组织上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和工作成绩，经过一定的考察程序决定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成功者的经历大都伴随着斑斑血泪或者龌龊阴暗一样，升官提职的背后往往有着见不得人的丑闻和肮脏。

当前跑官要官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直接伸手，要绕道而行，通过亲朋好友去做工作。

现在还存在这样一种选拔干部的腐败现象，被称为“换亲”现象。

换人是干部岗位的人事调整，换亲是婚姻中的一种交换，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可如今在一些地方却被有机地结合了，形成了一种新的不正之风。

这几年，随着用人制度的逐步规范，启用干部大多采取了近亲回避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竭止了用人选人方面腐败。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不是要近亲回避吗？我就来个交换用人，你提拔我的儿子，我重用你的女儿；你安排我的部下，我换上你的亲信，以换亲的方式互相“用人”。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这种用人很是公平与公正，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其实，这是以欺骗的手段达到用己之人的目的。

选拔任用干部方面的“换亲”现象是一种新的不正之风，它背离了党的原则，扭曲了用人的制度，使一些无德无能的庸才混入干部和领导岗位。而那些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却往往会因此受到排挤，得不到提拔重用。“换亲”导致一些干部的素质低下，反正是凭借后台关系上来的，干与不干一个样，谁也不能把我怎样。

“换亲”现象固然是少数干部的腐败行为，但有关部门的监督缺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些地方在监督用人上往往是只看表面现象，不作深入调查和了解。只要所用之人不是单位领导的近亲，就不再过问了，就认为是规范公正了，对其中的小动作全然忽略。而一些知道内情的人，为了不得罪领导，看出破绽也装聋作哑。这也人为地助长了“换亲”现象。

限制官员权力和降低官职含金量，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让政府权力从社会和市场的诸多领域退出，由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主导配置资源

什么原因导致买官卖官现象的屡屡发生？

权力暴利、官职含金量过大。买官卖官，是以钱买权和以权卖钱的赤裸裸的权力与利益的交换关系。作为卖官者，交易本身使他直接得到非法金钱利益；作为买官者，虽然花钱了，但是所买到的职位使他今后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可见，在买官卖官的过程中，双方都围绕着各自的利益而忙活着，都被金钱所俘获。为什么要进行买官卖官呢，因为官员的权力太大了，官职的含金量太高了，由此形成巨大的金钱诱惑。在买官卖官的腐败分子眼里，买卖官职事先需进行成本核算的。按照官职的大小及其含金量定价出售或购买，几乎成了官场“规则”。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向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支付了80万元买官投资后，逐年回收了600多万元的投资回报，利润率超过600％。原绥棱县县委书记李刚向马德行贿开支50万元，之后依靠受贿所得210万元，获得400％的丰厚收入和300％的净利润。

“一把手”权力不受制约，构成制度上的一个缺陷。依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我们党的干部选拔、晋升有着一套严密、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机制，必须经过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前公示、责任追究等多个民主与监督的环节。显然，遵循着这样的制度规则和操作程序，任何一个想得到选拔和提升的干部都得走正路，而没有旁门左道可钻。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一把手”，只有“一把手”才独揽人事大权。因此，买官卖官者的核心人物多为“一把手”，“一把手”权力不受制约，构成制度上的一个缺陷。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在主政短的8个月期间，29次收受贿赂，案发后他和妻子曾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作为“二把手”的县长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话语权。他可以预先圈定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集体领导早已沦为虚设，“班长”成了“家长”、副职成了听差、“群言堂”成了“一言堂”。在“一把手”专权人事的格局下，“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官运亨通”不幸成为现实，正常的提拔晋升渠道反而被堵塞了。

政务神秘，公开化透明度不够。这几年虽然中央大力推行政务党务公开，增强透明度，把政务党务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但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只能算是刚刚起步，权力运作过程的透明度远远不够。就以干部选拔任用来说，在有的地区、部门或单位仍多是处于半明半暗状态，甚至是暗箱操作，从已经揭发出来的那些买官卖官案件，无一例外地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果失去黑暗的庇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岂能得逞！

查办不力、监督惩处体制存在一定弊端。这么多年来，买官卖官分子“前腐后继”、“不怕牺牲”，与监督不严、查办不力、监督惩处体制存在一定弊端密切相关，亟需改善。田凤山的腐败行为是在黑龙江发生的，而他几年后却被全国人大任命为国务院的部长；张国光是在当辽宁省长时犯的案，却被派到湖北省被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省长。并不是他们隐藏得深，其实群众早就知道，早就有人举报，只是知道的人不能去选举，选举的人又不知道。在马德卖官受贿案中，绥化市下辖十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被卷入，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只要给他交了买官的钱，哪怕是人大选举的官都没问题。黑龙江省几个省级腐败高官，在省人代会上更是高票当选。人大代表中有人知道他们中的问题，但在韩桂芝以组织的名义做工作、监视的情况下而被迫违心地投票。

思想变质、官德官风败坏。作官意味着什么？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造福百姓，恐怕这样的道理，每一个干部不会不知道。那么一些干部还会置党的宗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法律于不顾，把官职当作可交易的商品进行买卖呢？从一些腐败官员的心路历程和忏悔来看，最根本就是放松了思想学习，淡忘了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乃至于把官职当成了为个人牟利的工具。本来，为官清廉应该是一个起码的道德底线，可是，一旦思想蜕变，自律不再，清正廉洁的官德官风也就荡然无存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正确的思想观念仍然是挡住买官卖官的第一道防线。

如何对症下药，制定科学的治理措施？

限制官员权力和降低官职含金量。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与官员权力过大、官职含金量过高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向往“当官”，看重的就是权势的显赫和权位的贵重。我国的各级领导官员，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责，掌握着各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可以说社会物质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官员系统来控制的，并且是按照官员拥有的权力的大小来分配的。官员有了职位后，随之而来的还有任其使用的专车、宽敞的住房，甚至可以公款吃喝、公费娱乐、公费旅游、公费出国，以及其他诸多的福利，这些怎不令人“眼红耳热”呢！限制官员权力和降低官职含金量，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让政府权力从社会和市场的诸多领域退出，由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主导配置资源。要削减并规范官员的权力，使官员权力“有限”、“有度”、“有责”。官员职位除了合理合法的薪金收入、公务消费和职务待遇之外，再也不能得到其他的好处。一旦破解了“权力拜物教”，就能根绝买官卖官现象。

切实推行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延安时期黄炎培曾问毛泽东:“一部历史，‘效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初兴后亡的‘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历代王朝的衰败总是与吏治的腐败联系在一起，要跳出王朝兴亡的“周期律”，共产党人找到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主。要彻底铲除买官卖官恶习，就要还权于民，将本属于民主决定和产生的选任制干部的任免权，从掌管人事权的“一把手”手中收回，还给人民。人民和人民代表有权依据《宪法》和《选举法》选举和罢免各级政府的官员，党员和党代表有权依据《党章》和有关规定选举和罢免各级党委的领导。你让民众选举官员,谁还去找你买官，你也无官可卖。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也就不愿意向“一把手”行贿买官，因为他已不取决于“一把手”的青睐，而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地区，为什么极少听到买官卖官的原因。这几年，我国逐渐开始的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以及一些县开始的直接选举，就是很好的发展方向。

建立健全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状况是世界大部分国家成功反腐败的一项政治制度。瑞典在1766年就规定瑞典公民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政府开放记录，供民众查询；英国于1883年议会通过了《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美国于1978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1989年又修订为《道德改革法》，制定了财产申报制度。比照国外，我国在1995年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从总体上说，这项制度规定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关于应申报的家庭财产范围、申报程序、适用对象以及公布的方式方法方面，都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必须进一步制定并实行适合我国实际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当这项制度建立健全了，官员按规定必须申报其本人、配偶、子女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其他相关人的财产，包括货币、股票（权）、债券以及以实物为主要形式的动产和不动产，如住房、汽车等大宗物品。官员如有任何一项不合法收入，立即暴露无遗，谁还敢造次收存买官卖官赃款这个烫手的山芋。

严格实行政务党务公开和监督公开。这几年，党和国家一直强调实行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并下发了一系列意见、通知和规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指出，要在党内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最重要的就是公开党政干部的任免和罢免事宜，并加强监督机构的权威性。列宁早就指出，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需要完全的公开性，只有在完全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干部的民主选举和罢免。他还主张，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体制上是隶属于党的代表大会之下与各级党委并行的机构，保持监督的独立性。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和部门，干部提拔调动的大权被个别人垄断，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受制于党委会和书记，监督乏力，无透明度可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你要“不服还不行”！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不管是选任制干部，还是委任制干部、考任职干部、聘任制干部，其产生的程序、过程和结果各个环节都要是公开透明的，都无法逃脱人民群众和专门机构的公开监督，买官卖官也就无处藏身了。

加强对干部的廉政思想教育。在思想上坚持对干部进行廉政教育，应该成为我们党开展反对买官卖官斗争的传家宝。应该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勉励官员提高道德修养素质，牢固树立“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只有使每一位干部真正认识到、体会到你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不是某个领导赐予的，更不可能是从某人的手中买来的时候，我们的干部才能从灵魂深处彻底拒斥买官卖官的耻辱行为。

买官卖官呈现四种新特征

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经过多年研究考察，总结出近年来买官卖官四种新样式：

“越级”买卖。有些买官者已不局限于向直接的领导人贿赂，而是向上一级、乃至上几级的领导贿赂，由他们出面施加影响，从而达到买官的目的。与买官行为相对应，有点买官者不局限于自己职权范围，而是影响下几级干部任免。这些干预、招呼、影响都直接与利益挂钩，有点甚至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

“合法”买卖。就是钻制度的空子，披着民主的外衣。有些买官卖官者是打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幌子，“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开辟自己的“运作”空间，由过去的“暗箱操作”变为“合法”任用，借着民主推荐和民主选举的名义，让人觉得合情合理，使买官卖官更具欺骗性与隐蔽性。

“公开”买卖。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者已经成为了“公开”、“透明”的事情，包括干部圈内甚至社会上的更大范围的人群都心知肚明。有哪些官，要多少钱，要送给谁，民间还流传着很多极具讽刺意味的“段子”，这是任命制官位的情况。对选举制官位，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明目张胆地向有投票权的人打招呼、拉票甚至出钱贿赂，其买官的对象转向了人数相对较多的民意代表。

“批发”买卖。近年来，一次一个地买官卖官似成风气，一次三个五个地卖官鬻爵也屡见不鲜，一次成规模地批发官帽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些地方过去是有空位才卖，现在是创造空位卖，甚是可怕。每逢换届，大量调整干部顺理成章，职位空缺多，操作空间大，求官者多，往往是买官卖官的高发期。如陕西卖官书记张改萍，五年时间批发官帽27顶，几乎涉及商洛市的各个部门的领导。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涉及到206人。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2顶官帽大批发。

买卖，买卖，买与卖从来就是联在一起的。有卖才有买，有买必有卖。凡做生意的买卖人，都是一身而二任。向顾客供应商品的零售商，看来似乎只有“卖”，实际上，他要有货卖，首先得向批发商进货，即“卖”。有了“卖”，始能“买”；不断地“买”，就要不断地“卖”。批发商呢？他的货物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向生产厂家买来的。他的“卖”，就是为了“买”。生产厂家呢？他所以有货可卖，则是因为他买了原料、设备，进行了加工制造，他也不能作“无米之炊”。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生意人都是有买有卖的。是故生意人，又叫买卖人。他们就是通过“买”与“卖”的不断变换，从中获取差额利润。

官职，本不是商品，是不能买卖也不应买卖的。然而，由于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自古以来，买官鬻爵也变成一种买卖，早在《韩非子》中，就出现“群臣卖官于上”的记载。历史上买官卖官之风刮得最兇的时候，是什么官位都有买卖的，“只留帝位不市”。新中国成立后，买官卖官现象受到毁灭性的扫荡，但是，正如列宁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阻力”，陈腐的东西还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近些年来，买官卖官现象又沉渣泛起。从揭露出的买官者来看，他们所以花钱买官，原本就是进行“投资”，企望获取更大的回报。因此，他们买得官位后，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疯狂进行权钱交易，不择手段地捞钱，其中卖官受贿是重要一手。前几年，黑龙江有一个叫李刚的人，花费50万元买得一顶县委书记的官帽后，就大肆出售基层的官帽，收进200多万元，获得“一本四利”的暴利。要不是东窗事发，李刚从官位“买卖”中的收益还会更多，达到“成本”的十倍乃至几十倍也说不定。像李刚这样由金钱交易得到官位的买官者，在不同程度上，都会以卖官的方法捞本赚利，“买官必卖官”的现象应当说是早已有之，并非完全是“新动向”。

不过，话说回来，如今“买官必卖官”的现象，确实又比以往更加突出，更加瞩目，更应当引起注意。“买官卖官”，越来越成为一些贪官污吏经营权力的重要项目。他们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去买官，到手后，则大量抛售他们权力所能掌握的下级官帽，用以迅速收回成本，扩大利润。过去是“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现在则出现“三年穷县官，百万红包钱”的现象。河南省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买官上任后，不断用调整干部的名义卖官，全县22个乡镇就有21个乡镇干部向他买过官，以至当地出现这样的民谣：“官位要想长，去找王新康；位子要想动，快把钱来送。”在这些地方，官位完全变成了商品，官场变成了市场，买官卖官进一步市场化，构成了一条买官卖官的生意链。这样的生意链，是最大的腐败利益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买官必卖官”的恶劣发展状况突出地提出来，是有利于深化反腐败斗争认识的。

人们常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反腐败斗争，必须狠狠斩断“买官卖官”这条腐败链。系在这条腐败链上的官吏，一手向上卖官，一手向下买官，而且他们环环相扣，向官场高低两端延伸，打击他们，需要左右开弓，“买官”“卖官”都要查，同时要上下齐动手，上层下层都不留下任何“防空洞”，如此全面出击，方能有效击毁这条腐败链，而不只是抓获几个买官卖官者。这样，有利于官帽再也不能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官场再也不能变为市场。

12.9关于贪官的诚

贪官在“进步”，腐败在“创新”，买官卖官及其形形色色的权钱交易大讲“诚信”，“办成了事收钱，办不成事不收钱”，“投入必有回报”，“言出必践，老少不欺”。现在不少贪官在构筑行贿人与受贿人各得好处的格局，用“一若千金”编织“安全网”，令“官市”稳态化。这个动向更危险。因为“官市”稳则民利失，“官市”兴则民利衰。人民赋予官员的公共权力异化为官员旱涝保收的“自留地”，在大小“地主”们肆无忌惮地寻租、设租、收租的利益均沾的默契下，必有公共利益被监守自盗。

受贿但不要乱办事已经成为官场的共识。从原来的收钱乱办事到现在的收钱只是公事公办，真是一个质的飞跃：手中掌握的权力只有在利益面前该出手时才出手，否则只是袖手旁观，坐以待“币”；本该正常办理的事情，现在成了恩赐的时机和手段；既然需要公事公办的事情，为什么不鱼和熊掌兼得，即行使了公共服务职能，又坐收了丰厚之利，还收买了人情。

你送钱，我收钱为你办事，出了问题我们俩都跑不掉，这样彼此形成了生存紧密相关的现实，你才是我的人，我才是你的大哥，可以罩着你。

三不收原则：办不到或没法办的事情不收；领导或者熟人托办的事情不收；嘴巴不严的人不收。

四不收准则：领导交办的事情不收，怕领导对自己有意见，影响自己的升迁；两个人一起送的不收，怕有证人或有公款记帐；自己不愿办、不能办的不收；办不好的事情不收，怕给自己带来麻烦。

以上这些原则是贪官们内心盘踞着的一种可怕的“另类诚信”准则。这种准则造成极端恶劣的“小政治气候”，它等于给买官者吃了一颗“投入必有回报”的政治定心丸。在“小圈子内”醉生梦死，尽展贪婪本性；在工作和生活的“大圈子”里戴着廉洁的假面具。这些原则中间隐藏着“潜台词”：除了以上的三不收、四不收的情形以外，其他所有的钱都是可以收的。他是一把手，一手遮天，有多少事情是他办不了或者没法办的？既然办不成的事情不收钱，那么办成了的事，收钱就成了合乎情理的了。

这种“另类诚信”的深层目的是：“办成了事收钱、办不成事不收钱”，可以大大降低东窗事发的可能性。遵循“诚信卖官”的新潜规则后，行贿者和受贿者各得好处，天知地知，不易被察觉。

这种所谓买官卖官的“诚信”，对政治生态的破坏力是极其可怕的；节日“送礼”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情感和问候的因素在内，而是赤裸裸的“现金政治交易”。

贪官是怎样炼成的？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

一是制度“作秀”，表面的制度成为了腐败的“防空洞”。好制度是要人执行的，如果贪官想动歪心思，再好的制度也是有空子可以钻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人民的公共权力成了贪官手里的橡皮筋，要长要短可以任意操纵。

二是官场潜规则盛行。官位按“经济规律”办，导致行贿受贿盛行。

三是本性意见不如山，不如身后有靠山。

在一些地方，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大贪笑小贪，小贪笑不贪，笑贫不笑贪的程度。陕西女贪张改萍在贪官中就很讲“诚信”：

一是守“信用”。拿钱就办事，不拿钱就不办事，办不成事就退钱。

二是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公平”交易，根据送钱的多少衡量，有的跳级提拔，有的“正常”升迁，确保交易等值、增值。

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考察、任用、讨论都要走“正常”程序，够“民主”的；只不过，只要她不点头，谁也别想动位置，更是够“集中”的。看懂了这一潜规则，只要想当官，谁敢不孝敬她。

买官卖官，古以有之。而贪官诚信的恶果比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越腐败，越升官；越升官，越腐败；边升官，边腐败，边腐败，边升官的事情屡见不鲜，投桃报李的权钱交易、按需论价的权权交易，以潜规则颠覆我们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官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划上了等号。

贪官的诚信，它扭曲了人民的荣辱观念，在交易过程中，买方和卖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兑现，他们已经构成了贪婪的利益共同体。

正因为贪官的诚信有其温和的一面，比起贪官的背信弃义来，它的杀伤力更大，它的传播会象瘟疫一样迅速扩散和复制。诸如商业贿赂的诚信、打假者对于打击对象的诚信、执法者对于违法犯罪者网开一面的诚信。。。。。。都是贪官诚信的狐朋狗友。

有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官员腐败都是从掌握实权开始的。贪官们之所以能以“诚信”把权钱变现，无非是具备两个条件：个人凌架于组织之上；权力凌架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对付此类“诚信”的方法只有一个：让他们的买卖因为无法兑现信用而做不成。

12.10关于权力递延问题

所谓“递延权力”，就是领导掌握的权力，经过亲友或身边工作人员之手，完成利益的交换。

这种“递延权力”，“实际上是早就存在的一种很普遍的社会腐败现象”。现实中突出的典型就是原河北省委书记、腐败分子程维高和他的两任无良秘书——李真、吴庆武。凭借程维高的权力，李、吴两人违法乱纪，为所欲为；李真还被称为“二书记”，在河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弄权谋私的“能人”。难怪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

在这种权力“递延”过程中，有三种角色：一是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二是递延权力的他们的身边人，三是迎合这种递延权力并与它作利益交换的下级或其他人。这三种角色都分两大类，一类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从事权力寻租的腐败分子，另一类是没有察觉这个问题或没有认识到问题性质或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的犯错误者。

“官本位”思想是营造这种怪圈的文化环境。在传统社会中，当官有无限的权力，在官场又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而不论大官小官，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当了官，不仅自己在统治范围内至高无上，而且所有亲友和与他有关的人也高人一等，其中有些宠幸者本领通天，有求于官者不能不通过他们。这种“历史”残渣，还沉淀在许多人头脑中。

权力过于集中是产生这种怪圈的政治条件。由于对“绝对权力”缺乏监督，就难免品质卑劣的人乘虚而入，利用他的威信以售奸，“收买”他的周边以营私。不少领导干部正是在这方面不自觉地犯了错误。而这种情况的形成，并不仅仅是这类人物个人素质问题，主要的还是体制因素。

可见，在反腐败斗争中，要慎防“递延权力”。领导干部应当更好完善自己的政治品质，不仅自身奉公守法，而且从严管好身边人物。除了提高警惕，强化制度外，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顽症，扫荡“官本位”的市场。

官场递延权力现象

《学习时报》本周刊载沈士光署名文章，对官场中的“递延权利”现象进行解剖。文章指出，“递延权力”造成的危害性相当大，应该引起严重关切。文章举例说，最近，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昭耀的腐败案呈现出的就是“递延权利”的特点，即家族占据公共权力资源。在王昭耀当选副省长后，其妻弟杨枫，原在某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成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后改任宣城市委副书记。其妻二弟，货车司机杨誓信升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调至宿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而曲艺演员出身的妻子及其身为普通公务员的大儿子王伟，也先后做上了省直机关的正处级官员。

文章分析指出，“递延权力”主要有三大危害，第一，“递延权力”实际是围绕维护私人利益展开的。由于体制、法治等方面尚未健全，在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有不少逐利者千方百计从各个渠道打开缺口，“递延权力”正是他们利用的途径之一。如社会上被称作为“抢夫人”的现象：某个地区来了一位新领导，这个地区的单位，争着要领导夫人，并　委以重任。

第二，“递延权力”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体现的是社会公众的意志，带有明显的公共特点，维护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并要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而“递延权力”把公共权力泛化，让某些不应该有权力的人行使了公共权力，这就违反了公众的意志，扭曲了公共权力人民授予的法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公共权力的价值理念。

第三，“递延权力”严重危害了公共权力的制度环境。即使制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在制度运行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使制度停留在文本阶段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是营造一个适应现代公共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个重要的文化观念，它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和社会期待等社会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制度的制定和运行。在某种程度上说，制度环境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文章最后指出，“递延权力”从根本上违反了现代公共权力的运行原则，它蔓延出的是人们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对公权的质疑态度。某些人对“递延权力”的利用取代了通过正常途径对公共权力的选择，使得“潜规则”流行，正当制度被贬斥和边缘化，制度的力量被消解。

对权力递延现象的思考

一、何谓权力递延

所谓权力递延就是非权力拥有者因与权力拥有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接或间接行使着权力，也就是权力递延到了他们身上。以某一领导为例，他在履行领导职务的同时，也在行使领导的权力，但也可能存在，他的亲属、子女、下级乃至于朋友，都有可能利用其影响行使着权力，或影响着他行使权力，于是领导的权力递延到了他们身上。权力递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权力在载体上发生了递延。权力的载体是人，是有一定职务的人。权力在载体上发生了递延，也就是如上所述，权力拥有者的权力递延给了非权力拥有者。二是权力在时间上发生了递延。权力是领导在执行公务、履行职务时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在工作时间内是领导，行使与其职务相称的权力，工作时间外，并无特殊权力。但在现实生活中，领导被看成是权力的化身，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都充分体现出权力来，私人活动完全被公务化了，导致工作时间内的权力递延到了工作时间以外。三是权力在空间上发生了递延。就以某一领导为例，他在其工作的地方是领导，可以行使其职权，在工作外的地方，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能行使职权。但现实中，领导始终是领导，他可以通过其职务影响带来的关系，在异地同样行使其权力，这就导致了权力在空间上发生了递延。

二、权力递延的成因

权力会发生递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深层次来讲，权力发生递延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其一是政治权力商品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权力的根本性质。如果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人都能牢记权力这一性质，并始终做到用权为民，就不可能出现权力递延现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导干部扭曲了手中的权力，把它变成了一种发财致富的资源，一种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一种可以参与市场交换的商品。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中看，哪一件不存在权权、权钱、权色交易，权力已成为商品。由于权力具有这一特殊属性，权力寻租现象也就应运而生。由于党中央反腐力度在逐年加大，许多腐败分子纷纷落马，这使一些领导干部在用权谋私上更加小心谨慎，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规避风险的办法，如放任自己亲信、子女、亲属利用自己职务影响巧取豪夺等等，这就导致了权力递延现象的产生。另外，一些别有用心，想靠非法手段谋取巨额财富的人也看准了这一点，采取迁回的办法，巴结领导，如为领导的子女经商办企业开绿灯，向领导的亲信行贿等等，以此来赢得领导的信任，这无疑助长了权力的递延。其二是公共权力的私人化。领导者手中的权力，严格来说是一种公共权力，这种权力来自人民大众，从本质上讲是代表国家履行行政管理和服务公众的职能。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把领导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看成是个人行为，国家和政府在有些人眼中是抽象的，而各级领导却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领导按政策正常为大家办的事，本来是分内的应尽的义务，却被某些人看成是领导个人对自己的特殊关照或恩赐，于是对领导感恩图报，无形中把一种依法行政的公众行为变成了个人的施恩行为，公权被人为的私化了。其三是神圣权力的世俗化。权力是庄严神圣的，但权力的载体是人，权力的行使也是通过人的行为完成的，所以难免要打上具体人的烙印。

从浅层次讲，权力发生递延也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其一是领导有意递延权力。其二是领导的亲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的职务影响谋利。其三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下属媚权心理，导致了权力递延。一些为官者不认真工作，不以优异的政绩获取职务上的提升，而是处处迎逢领导，甚至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只要是与领导有一定关系的人，就百般巴结，不管他们办什么事，甚至违反原则、纪律的事，都一路“绿灯”，使权力发生了递延。这种权力递延，是下属惯出来的。

三、防止权力递延的对策

（一）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教育

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教育，首先必须进一步弄清权力的性质，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它来自于民、用之于民，只有每个党员干部真正认清了权力的性质和来源，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把权力看成一种责任，在行使权力时才能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责任感，这样权力才可能不被异化、扭曲、变质和寻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权力递延。其次是加强正反典型教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用权为民的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教育，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警示教育。再次是加强群众的权力观教育。

（二）要切实加大对各级领导干部社交圈、娱乐圈、生活圈的监督力度

如不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很容易使权力递延到工作时间、范围以外，这就要切实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娱乐圈的监督。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向家庭和社会延伸，针对八小时之外监督管理的盲点和软肋，通过开展比如“廉内助”等教育活动，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的反腐倡廉教育和家庭防范教育，构筑监督的“辅助”防线，有效杜绝和减少妻子的枕边风，亲朋的“照顾情”，子女的“软廉功”以及各类“应酬风”对领导干部的干扰。

（三）要切实加大领导干部反腐败工作责任追究力度

领导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做到洁身自好，同时也要管好自己的妻子、儿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也要追究领导干部责任。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这也是领导干部的一份职责。一份教育管理的责任，如果他们出了问题，说明领导干部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属于失职行为，追究各种失职行为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

（四）要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

反腐倡廉是一项社会工程，而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人人喊而打之的舆论氛围，这样腐败现象就没有了市场。

加强“递延权力”监督的思考

“递延权力”是指领导干部身边的家属、子女、亲友及秘书等工作人员借助领导权力、地位、威信等影响，享有并行使的一种附庸权力，是由领导职务衍生出来的权力，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定义摘于《领导科学》）。

当前，各级组织都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与管理，但往往只注重对领导职务权力的监督，而忽视和放松对“递延权力”的监督，导致由其引发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其实，“递延权力”腐败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递延权力”具有“隐身性”，更易导致隐性腐败。“递延权力”腐败不是领导者所为，因而也一般不易被察觉，其隐身性很强，往往领导的亲属、秘书等借其权力犯案后，领导者本人却蒙在鼓中，备受其害。

二是“递延权力”腐败明显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极易有损领导形象。很显然，领导者身边的人借领导手中的权力行自己之便，往往在干群中造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错觉与误区，人们极容易错误地认为“领导身边的人可违所欲为”，由此产生极坏影响，并有损我们的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从而影响党群、干群关系。

三是“递延权力”腐败造成的后果更严重。领导者身边的人利用领导权力谋私利往往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因为它是“借鸡生蛋”，所以往往不计后果，即使出了问题，也认为前面有领导扛着，所以往往造成的犯罪实事更严重，影响更坏。

鉴此，“递延权力”监督应引起各级组织的重视，那么，如何监督呢？

一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从源头入手，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权力观的教育。各级党组织要重视并加强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经常开展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教育，使之真正心为民想、权为民用、利为民谋，坚持掌权为公，执政为民。同时，要教育和引导他们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用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教育和影响身边的人抵御各种诱惑。

二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截断“递延权力”的传递途径，着力管好领导干部身边的人。管好领导干部身边的人，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管好配偶、子女的一系列规定，细化、硬化各项具体措施，让他们静有其位、动有其轨。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人员的警示教育，增强他们的免疫力。要充分发挥好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表现和领导干部身边人员日常行为的监督。

三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一方面，积极适应“入世”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机构改革力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审批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市场配置资源的力度，降低诱发“递延权力”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对人事任免、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实行“票决制”、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切实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或“走私”。

四是加强“递延权力”监督，要对权力运行实行全程监督，健全完善防范预警机制。要完善并坚持个人财产申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积极探索个人财产公示等制度，为群众监督提供便利条件。要建立党风建设领导责任追究制，谁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推行公开选用、定期轮岗、任职回避等制度，干部调动时严禁带秘书。要创新监督机制，逐步实现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从根本上减少和防止“递延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

“递延权力”现象，关键在于权力者自身

“递延权力”是个什么权力？家族侵占公共权力资源这种现象被作家周梅森称为“递延权力”。在《绝对权力》一书中他写到：“作为领导干部的权力，除了党和政府赋予的绝对权力外，还有递延权力，比如说，一个市长的夫人被安排在了一个单位，也许市长并不会告诉该单位的领导要如何如何地提拔她，但是市长的秘书或者说是该单位的一些领导会主动去做一些取悦于市长的事情。以前很多作品一说到反腐败，就单纯把目光盯向了领导干部，其实这种由‘下面的人’干出来的事危害也是很大的。很多时候，权力是在正派者的手中，但是通过诸如秘书、下属，甚至社会等第三者的递延，腐败便滋生了。”

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其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权力是用来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还是用来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成为区分权力观进步与腐朽、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也是权力观的核心内容。“递延权力”现象的出现，应该说是一种严重以权谋私，是对正确权力观的扭曲，是对人民所赋予权力的亵渎。权力外延的扩散，并逐渐形成一种虚幻的光环。就像古时所称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是一个道理，这种权力观具有明显的封建社会的烙印。最近，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昭耀的腐败案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家族占据公共权力资源，王昭耀一家被称为“安徽第一权力家族”。在王昭耀当选副省长后，其妻弟杨枫，原在某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成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后改任宣城市委副书记。其妻二弟，货车司机杨誓信升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调至宿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而曲艺演员出身的妻子及其身为普通公务员的大儿子王伟，也先后做上了省直机关的正处级官员。

如果没有王昭耀呢？没有他身居省委副书记的高位呢？那么“安徽第一权力家族”还会出现吗？所以说：“鸡犬”之所以能够升天，关键在于“一人”得道后的表现，这个“道”可以是光明大道，可以是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看来王昭耀所得之“道”非前“道”也，以至王家鸡犬得以升天。现在议论此事，虽有“棒打落水狗”之嫌，但这个“棒子”举的好，不但要举的高高，更要狠狠的打下去，要妙杀这种“权力家族”现象的蔓延，这样才会争得民意，赢得民心。

12.11关于家庭腐败问题

古往今来，官和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官有多大，权就有多大。有官就有位，有位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威。所以，“官”在职业排位中属于首位，人人都想做官，做了小官，想做大官；做了大官，还想做更大的官。官场中人又以男性居多，所以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当官、当大官。因为只要做官的男人手中有权，做“官太太”的就或多或少地与某些“特权”相伴随。

那么，“官太太”有哪些“特权”呢？有文章归纳为：公车附加使用权、公款消费参与权、公私馈赠接受权、特殊指令代理权、干部任免建议权、内幕信息披露权、经商办企优惠权、提拔晋升优先权等。这些特权有的是官员夫妻主动争取或者强索的，有的则是“身边人”或者“下边人”自觉营造或奉送的。正是有了这些“特权”，有的“官太太”比巨贪还贪。当男人还处于“有贼心没有贼胆”的时候，“官太太”自己已经捷足先登，提前进入角色。正是这些“官太太”们的贪欲、自私与享受，毁了自己的丈夫，严格地讲，她们是杀害丈夫的真凶。妻贤夫祸少，古来使然；妻贪夫遭殃，今天活证。

在反腐败中有这样一句话：夫人的项链可能就是丈夫的锁链。却同时告诉人们一个行贿的诀窍——找夫人。事实上，多少人的行贿都是通过夫人实现的。只要夫人动心了，收下了，丈夫就是刀枪不入，对老婆也毫无办法。

当官与家属在一起很麻烦，家里天天有人送礼；如果一个人，只要自己把好关就行了，家一搬去要堵好几个门户。到时候老婆的工作，孩子的教育，都有人给你操心，你不得不领好多人情。干部不敢找你，却敢找你老婆。家属一天给你出个主义，不听都不行，你不知道她出这些主义是因为收了别人的贿赂，还是听了别人的一面之词。如果你要认真，家里就得天天吵架，如果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就会酿成大错。

所谓“家族腐败”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因为如果不出意外，一切权力腐败必然导致家族腐败或者家庭腐败。利用权力牟取私利，这就是权力腐败。但是，我们从未见过自私到只为自己一个人牟取私利的腐败官员。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公司牟取私利等等。利欲熏心的官员们无论是积极主动出击、以权敛财，还是守株待兔、愿者上钩，权力腐败的“阳光雨露”总是“无私”地播撒在自己妻子儿女的头上。而在诱人的利益面前，我们更没有见到哪个贪官污吏的家庭或者成员有过符合法纪底线的行为。

并且，从权力腐败的过程看，官员个人腐败与家族腐败胶着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死圈之中，二者紧密得无法分别。比如，在众多“老子当权，儿子捞钱”的案件中，我们无法分辨是“儿子”为了谋取不法利益诱使“老子”滥用了权力，还是“老子”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利用“儿子”做自己的“遮羞布”；我们搞不清楚是妻子的贪欲击溃了丈夫的理智，还是丈夫的贪欲毁灭了妻子的人生。其实，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一个“双赢”的大目标下，“老子”和“儿子”，“丈夫”和“妻子”配合默契、协同作战、步调一致如一人。

更为关键的是：家庭或者家族极容易成为最坚实的腐败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信息共享和利益兼容程度最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意志最为坚固，对外界进犯力量的抵抗能力也最强大。因此，竭制权力腐败，防范的对象不仅是官员个人，而必须是其整个家庭或者家族。我们非但不能寄希望于“廉内助”或者“小眼睛看住大眼睛”等作秀式的反腐败措施，而且要将权力掌握者的家庭和家族纳入重点监督的范围。

如何让官员“亲戚”的数量成为常数

为澄清越来越多的“七姑八姨”，海南省委书记、省长卫留成日前向参加该省经济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详细谈了自己的家属情况。他无奈地表示，官越做越大，亲戚也越来越多，当省长时亲戚就比以前多出很多，现在当书记了，“亲戚”也许会更多，“亲戚”的数量与官职高低成正比

卫留成言许多官员之所不能言，道出了“‘亲戚’的数量与官职高低成正比(也即与权力大小成正比)”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足见坦荡和无畏。

其实，俗话所说的“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早已揭示出了类似的“哲理”。既然位置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而权力往往又比金钱更管用、更有尊严，那么“亲戚”越来越多，实在不难理解。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一走茶就凉”——权力一旦失去，马上就由“车如流水马如龙”变为“门前冷落鞍马稀”。

官越大亲戚越多的现实，无非说明了一点：官越大利用价值越大，权力越大则其向外递延的空间也越大。“亲戚”们想做的，也只不过是充分挖掘官员的利用价值，以为“我”所用。实际上，真正亲的亲戚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利用价值一大，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来“攀亲”。这里面不乏自充小辈来认干亲的——“奴性的人总是按照他人的法规生活”，也不乏扯大旗作虎皮行狐假虎威之事的。

到官员这里来“攀亲”的为什么多？那是因为成为官员的“亲戚”才好办事、才容易获取利益。而这，正体现出熟人社会的鲜明特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在程度上的伸缩”。既然如此，某些人竞相成为拥有权力者的熟人，也就在情理之中。

由此可知，要让官员“亲戚”的数量成为常数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权力没有那么大的缝隙，可利用价值极其有限，“含金量”大大降低，官员不能随意打招呼、批条子，不能任意突破法律。

卫留成公开自己直系亲属的情况，表明了勇于接受监督的态度，无疑是值得赞赏的。而事实上，进行这样的信息公开是为官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仅靠自觉，而是必须这么做。在法治国家，公务员的家庭财产以及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等，都是向社会公开的。因为只有充分进行公开，官员手中的权力才是可监督的。要想让官员的“亲戚”不再对权力趋之若鹜，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应通过实行金融实名制、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来增加监督的可操作性。

当然，仅有这样的公开并不够。如果权力一滥用，比如官员为“亲戚”谋取了不当利益，民意立刻就能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滥用权力者马上就会受到纪检监察人员的调查，就会被人大代表向权力机关提请质询、问责、罢免，而不再是往往只由上级决定其命运，那么我想，官员“亲戚”的数量就不会随着官位的改变而改变了。

权力家族现象已成官场腐败新动向

大文豪莎士比亚曾经诅咒“万恶的金钱”———“金子啊，是多么的神奇，它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难的变成易的，穷的变成富的，无耻的成为高尚的。”权力同样具有催化作用，一个王昭耀就使整个王氏家族人人具有权力磁性，跻身厅级处级行列，连货车司机也能被包装成组织部部长！这幕现代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权力家族化、家族权力化，俨然成为时下官场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除了王昭耀的安徽“第一权力家庭”，被挖出来的家族窝贪还有不少，如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家庭、湖南原省政府副秘书长王道生家庭等。贪官们已不局限于做“衙内”的庇护伞，而是通过权力交易、权力置换等瞒天过海之法，与其他权力家庭、权力关系进行利益交换，将妻儿家人以及七大姑八大姨直接推向权力前台。如此近亲繁殖，不仅增加了权力的边际效益、扩大腐败收益，也使权力根基更为牢固和隐蔽，即使自己日后退休下台，权力也不会过期作废。

运作模式类似于传销的“权力家庭”，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是多方位的。王昭耀、杨大爱及其子王伟专卖厅局级官帽子和含金量高的商业利益，收获上千万元；杨枫集中批发处级官位和含金量次之的商业利益，收受48人126次的财物；而杨哲信则不择手段地通过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卖出69顶乡镇科级红顶子，获利百万。而这上百个买主又仿效此法，将权钱交易“传销”下去，整个灵璧、阜阳、宣城乃至安徽的官场焉能太平？！

什么孕育了“权力家族”？变本加厉的“权力家族”把社会风气引向何处？这些都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对王昭耀、杨枫、杨哲信这几个特大毒瘤的定点清除，尚属反腐斗争的第一役，彻底摸清权力传销链并一网打尽，将“权力家族”的家丁、奴才和官场渎职失察者清理出局，恢复法纪尊严和制度防火墙的功能，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

查一查有多少“权力家族”？

“安徽第一权力家族”是怎样形成的？报道称，始于王昭耀当选副省长那年。其妻杨大爱在设宴为夫君举杯庆贺时说，“你如今做了副部级官员，千万别忘了对我娘家亲戚多加提携哦！”王昭耀当场拍着胸脯承应下来。不久，在某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的杨枫便当上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后改任宣城市委副书记。之后，几经运作，货车司机杨誓信升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调至宿州市委组织部任职；而曲艺演员出身的杨大爱本人及其身为普通公务员的大儿子王伟，也先后顺顺当当地做了省直机关的正处级官员。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形象概括封建官场裙带关系盛行的成语，而今可以说被王昭耀演绎得淋漓尽致。“王氏权力家族”之所以能在当地逍遥十余年之久，我看至少折射出当下官场普遍存在的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党管干部成了主政官员说了算。在一些地方，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形同虚设，组织部门对拟用干部的考察仅仅是走个程序，用谁或不用谁，最终都由主管领导一锤定音。杨枫从政之初其所以可以“坐火箭”，从一名普通教师升任市气象局局长，关键在于王昭耀当时是分管气象的副省长。后来，王昭耀被任命为分管政法、农业和计生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成了当地权倾一时的“政坛大佬”。此时，他要继续“培养”一下自己的两个小舅子，估计只须让秘书给组织部门打个招呼也就成了。谁敢不给省委副书记面子？

二是不排除相关部门主动“培养”高官亲属的可能。尽管从报道的情况来看，“安徽第一权力家族”是由王昭耀在其妻子鼓动之下构建的。但仅凭直觉，我以为作为省委副书记，公开伸手为妻儿要官的可能性似手并不太大，而且他也大可不必为此操心。一般来说，相关部门为间接讨好堂堂的王大书记，为其妻儿封官许愿的几率或许反而要高一些。事实上，无论哪个中央部委和省市，省部级高官的妻子、儿女，不管工作能力如何，只要是国家公务人员，没挂处级头衔的恐怕不会太多。

王昭耀“权力家族”的崩溃缘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家族成员涉嫌经济犯罪，而非事发于用人上的腐败。这就更让人顿生杞忧：以家族成员为中心的官场利益集体，由于上下都有照应，其腐败能量是不是更大？如此非程序“近亲繁殖”将对整个政治生态产生何等恶劣的影响？为此，建议中央相关部门对省部级高官及其配偶直接亲属的任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看看其中还有多少王昭耀式的“权力家族”。

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这就是当政者的权势腐败。在这些被查处的家族腐败案中，显而易见的一个共同点是“老子当政，儿子捞钱”，并默契的用各种方式将黑钱洗白。这种“衙内现象”也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一种常见的腐败形式。

为何说是当政者的权势腐败繁衍了家族腐败呢？

一是权势是家族腐败的前提。离开了权势，就无所谓家族腐败之说。

二是家族腐败是权势腐败的一种变异。通过家族腐败实现权钱交易，是权势腐败掷出的障眼法，目的是为了“曲线救国”。当诱人的利益出现在家庭成员面前时，我们更没见到有哪个贪官污吏有过止于法纪底线的行为。

三是权势腐败助长家族成员腐败。

既然是贪官，当然是要贪财的，贪官的钱财是其拿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取的。情妇压榨贪官，贪官压榨百姓，最终被压榨干了的到底是谁的“血”？

当个清官是很难的，物欲不但要诱惑官员本人，而且还时时在诱惑着官员的家人，一不留神，就有人利用这种物欲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的官太太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男人搞得身心疲惫的野心家；另一类完全没有野心的家庭妇女。

官员的夫人往往比官员本人更具有杀伤力。要得到领导的器重，必须先得到领导夫人的赏识。

12.12关于秘书腐败问题

秘书是个什么官？无非写写划划、收收发发，替领导服务的“书记员”，本无权插手领导事务。但由于是领导身边人中的贴心人，不是保姆胜似保姆，他的职权往往超越“书记员”的范围，他的能量往往因领导高位而“高不可测”。民间早有“秘不在书，而在重权；位虽不高，却很受用”的说法。说白了，如果领导是虎，那么，有鬼的秘书就是狐。这里有两种情形：一是狐假虎威，假虎威狐；二是虎助狐威，狐威如虎。

秘书问题实质上是领导问题，“一把手”问题。众所周知，作为机关单位，都有一套管人的规章制度，作为党员干部，也早有一系列监督制约党员的党纪党规。但为何执行不力，有禁不止，甚至形同虚设，让秘书们“不务正业”干预领导事务、中饱私囊且“前腐后继”，对秘书这类“身边人”的失控，往往不在制度缺陷，而在背后“一把手”有意无意的庇护。因此，人们对监督秘书和秘书长一类“身边人”的追问，往往转化为谁来监督“一把手”的追问。而对“一把手”的监督是个大问题和难点。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问题。

秘书是干什么的？“秘书”是掌管文书并协助机关或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因此，秘书角色与警卫、司机一样，应当是“职员”，而不是“官员”。但长期以来，人们官、职不分，加上实际工作需要，领导将其权力的一部分或临时、或较长期地交给秘书等“身边人”运作，这就给他们“窃权”提供了机会。

从我国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演变。然而，我国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己都把秘书视为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

从已经公开的案件看，秘书腐败犯罪的前提大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的权力。有腐败高官，身边人往往就有腐败秘书。互相牵涉的事实证明秘书已经与为其服务的领导形成了权力链条、腐败链条。这样的利益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容不得出现一个缺口。这决定了领导和秘书两者必定互相利用，互相保护，没有特殊的时机和证据，绝难查处。而一旦查处，往往就是惊天大案，甚至足以瘫痪一个部门或者一级政府。

以与领导的关系分类，秘书大约可以分为五种角色：文秘角色、智囊角色、经纪人角色、养子角色和黑帮角色。除了第一种角色外，后面四种都足以使秘书分享领导的权力，而不必等领导的授权，其中尤其以、智囊和经纪人角色为甚。

文秘角色：这应该是秘书最原始、最本分的角色，主要是分担领导的事务性工作，属于有感情的文件和工作日程安排处理机。如果秘书们都恪守这个角色，也就很少有腐败的可能。但在官员的秘书中，尤其是其主要秘书中，甘于文秘角色的似乎不多。在公开报道的企业领导人犯罪中，似乎很少有秘书被牵连进去，就是因为企业的秘书一般都局限于文秘的角色，除了女秘书有可能与老板发生绯闻外，一般很少有参与决策的机会。

智囊角色：这是领导的主要秘书所承担的角色，一般都获得了领导的青睐，被授权为领导决策作参谋。这是中国大大小小的秘书们最看重的角色，也是一些官员最愿意巴结的角色，更是少数商人最想收买的角色。因为大大小小的决策，一旦过不了智囊式秘书这一关，也就很难过得了领导的关。相反，在领导那里难以过关的决策，却可以通过智囊式秘书条陈利害，而得以过关。

智囊角色其实是秘书最难当的角色，主要是分寸的把握。单纯陈述实情，客观分析各方观点，直言利弊，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秘书。但这取决于领导是否愿意听真话，为人民办实事，否则再优秀的秘书都难以获得领导的信任。智囊式秘书如果一味揣摩领导意图，看领导眼色行事，摸透了领导的脾气和心事，就可能诱导领导的决策，最终代替领导决策，成为事实上的“二书记”。这时候，领导和秘书都离腐败不远了。李真在河北就被称为“二书记”，能够叫谁上谁就上，显然是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

经纪人角色：这是所有腐败秘书共同的角色，也是社会舆论最为反感的秘书角色。此类秘书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与腐败的领导狼狈为奸，做腐败领导搞权钱交易的中介人，从而自己获得“腐败中介费”。一种是利用领导的昏庸或腐败，瞒过领导，私下出售权力。多数腐败的秘书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李真是其典型。

养子式秘书大多具有政治上的“抚养关系”。秘书获得领导的栽培而高升，高升后的秘书又会报答领导的栽培之恩。秘书跟定一个领导，就可能终身效忠于他，再彼此扩展，最终形成有政治血缘关系的权力同盟。主要领导不倒台，这个权力同盟就稳如泰山。

黑帮角色：这类角色的秘书在公开报道中很少见，在影视剧中常见。他们或者与黑帮勾结，从领导那里收买权力；或者掌握了领导的腐败证据，利用隐私来讹诈领导，获得权力。李真案发后长达数月不承认犯罪，就是等待程维高的救护，因为李真掌握太多的秘密，程维高不救他，程维高也得完蛋。多数腐败联盟刚被调查时能够牢固地互相保护，就是因为陷入了连环讹诈的关系，不能不一致对外。但只要打开缺口，他们就变成了狗咬狗的关系，破案势如破竹。

秘书得以分享和乱用领导的权力，说到底，还是对领导的权力缺乏约束，使得他能轻易将权力送人。在部分腐败的领导那里，权力本来就是个人掌握的稀缺资源，他愿意送给谁就送给谁，愿意买给谁就买给谁，与党和政府无关，更与人民的利益无关。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自己从上级那里争取的，只该感谢领导，不必接受党委和群众的监督。

领导者决策能力的低下、专业知识的缺乏和个人品德的下降，都使部分领导越来越倚重秘书、司机和警卫等身边人。这时秘书干政和秘书弄权就不可避免。许多领导所听汇报都是秘书筛选过的内容，所做报告都是都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检查工作走的是秘书和基层官员安排好的路线。

秘书在政治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因为在政治机器的运行中，政治人物面对的公众是不确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直接决定了要更好地行使公务人员的服务职能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秘书这样一个角色。

秘书身上赋予了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系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看好。

秘书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僚腐败的一个重要特色；秘书现象说到底还是领导现象；秘书的腐败实质上是领导干部的吏治腐败。腐败总是与权力相拌相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秘书这个职业已经蜕变或者说进化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领导干部的级别标签。

秘书本来无职无权，却能办一些有职有权的人都办不了的事情；秘书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职业，却常常能镇住许多官员。

腐败的小人物，大多是领导的秘书、司机、单位会计以及一些基层的公务人员。虽然名不见经传，但这些“小人物”大多岗位特殊，或者有领导“身边人”的特殊背景，尽管官位不大，有的甚至什么官都不是，但却往往有着管钱、管物的具体权力。“县官不如现管，现管不如办事员”，掌握权力的“小人物”不仅难逃腐败的危险，而且由于其“权力附加值”不为人注意，“小人物”的腐败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发现之时往往已经酿成大祸。

“小人物”弄出“大腐败”这一现象再次说明，即使是最小的权力，如果不受约束与监督，也可能被用于腐败。目前对于领导干部的公共权力监督已经有一些法律、法规和制度，但是，对于在基层工作的“小人物”的权力的监督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

人们往往以为，只有手中掌握了实权的人才是反腐败的重点监督对象。殊不知，在腐败的行列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们：他们手中没有实权，但处于官场的边缘，有能力协调处理一些事情，并为受托人谋取利益，人们称为“官场边缘人”。

频频发生的官场小人物成为大贪官的案件，却迫使我们不得不从更深的层面去思考问题，除了主观上的犯罪诱因以外，体制、环境、制约等等诸多原因都在我们的思考范围内。

在中国的行政、执法以及司法体系中，有着大量的“官场边缘人”，他们虽然不在官场主流位置，却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为自己、为亲友谋取利益。他们因为年龄等原因决定了他们升迁无望，可以不再顾及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更多地关注如何挖掘自身的资源；他们熟悉官场的规则，也善于利用政策、体制的漏洞、缝隙，可以做成许多高层、中层和下层做不到的事情。

“秘书兵法”归纳起来有四句话：

一是先斩后奏。这是一个秘书的基本功，也是被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招，就是说秘书的工作必须主动地为领导排忧解难，不能事事都请示领导，有些事情你请示了，但领导不表态，等于是给领导出难题。所以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自作主张，作为秘书，他面对的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这样处理。

二是先奏后斩。这自然是一些事关领导全局的大事，比较容易掌握。

三是奏而不斩。有些事情只需要做做面子，有个说法，有个名义在那里放着，让领导总是惦记着你，让其他同志以为你在忙着，但并不需要你真的去干。

四是斩而不奏。

秘书被定位于领导的“身边人”，走路要轻轻的，在领导面前要双手垂立，不能大声说话和放屁。说话的时候也不能有么说么张口就来。必须揣摩领导的意思，脑子滴溜溜转，专门拣领导爱听的说。所以出口的话没多少是真的。我那时年轻，就觉得这样活着太累。甚至还联想到一个更加屈辱性的词：太监。当然秘书被阉割的不是自己的命根，而是个性和思想。这种阉割是自愿的。也是不得不自愿的。秘书不能表现出黑白分明的性格和精神的贞操，这就是自我阉割的必要性。否则就难免受到领导体面的强暴。这个职业对于今天喜欢张扬的一代年轻人肯定不合适。别看他们还千方百计往公务员队伍里挤，一旦挤了进去他们保管不敢在领导面前放肆说一句“我就是我”。现在的孩子都不傻，过关斩将走关系跑门子挤进来不容易，只要是工作需要，他们时刻准备着接受精神的阉割。

秘书给领导写文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高度。领导只要高度不要深度。对于真正的文人来说，制造这样的文章实在是一桩苦差。但秘书多半懂得韬光养晦。这方面的个人修为却讲究深度而不要高度。所以秘书行文时不能像古代举子赶考一样，追求“文采飞扬立论精辟”。领导根本就不需要你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要忍辱负重跟上面和上面的上面“保持高度一致”，这样的文章便是好文章。

做秘书的如果仅仅充当领导的文秘角色，这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有进取心的秘书，必须把奴性发挥到极致。超越工作关系之外，担当起领导的家奴角色。全心全意为领导的老婆孩子提供奴才般地效忠。这样的秘书，几乎被领导看作家庭中的一员。既照顾领导的家长里短，满足领导少爷公主的各种需求。也可以适时地跟领导吹吹风、传传话、打个小报告。秘书做到这个境界，算是修成了正果。别看在领导家里当孙子，出了门便可以趾高气扬当大爷。元末有一个叫做“审不清”的县官，手下的一名刀笔小吏很能讨得县官家小少爷的欢心。当然也就讨得了审不清大人的欢心。4岁的小公子谁都不跟，每天都要这位刀笔小吏抱着出去玩。全城的买卖铺户都被他们玩遍了———买卖铺户有什么好玩的？———可了不得！他是领导秘书啊。这位领导秘书把少爷往买卖家柜台上一放，掌柜的马上跑出来点头哈腰好吃好喝好待见。临走还要拿出银子孝敬。说是给小少爷买点吃的，真正目的是盼着秘书少来“光临”为妙。

秘书做到这个境界，进一步就可以干政和弄权。这是现代秘书的最高追求。只图点孝敬银子的刀笔小吏恐怕还比不上。能够作为智囊型秘书为领导决策做参谋，这是现代秘书们最看重的角色。也是一些下级官员最愿意巴结的角色。更是少数商人最想收买的角色。“河北第一秘”李真就被称为河北省的“二书记”，显然已经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权力。这样的秘书有点像当年的宦官专权。

这个层面上的秘书还必须扮演一个角色：领导的经纪人。有些事情领导很少亲自出面，而是通过秘书来办的。这样秘书便以其特有的身份介入到领导的权力链条中来。或者也可以叫做腐败链条。一旦有幸与领导形成这样的利益联盟，那么这个联盟将变得非常牢固。领导和秘书共同维护，共同建设，共同防御。其中秘书承担的工作更多一些。这些工作比较辛苦，不算加班，没有加班费。而是作为权钱交易的中介人，从中获取更多的“腐败中介费”来得以补偿。

没有相当的定力和道德修养，秘书是最容易学坏的。就像太监净身那一刻只想入了宫混碗饱饭吃，混着混着就不满意了，就有了更大的贪欲。当年李真曾发誓要当一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最后还不是一样自毁了前程？

领导秘书的仕途怎么就如此坦荡？

领导干部的秘书进步快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贪官李真因为担任河北省委原主要领导的秘书，年纪轻轻就官至正厅级，走上了河北省国税局长的位置；因情妇问题被市委书记扳倒的王华平因为担任辽宁省政府一位领导的秘书，从凤城副市长走上了抚顺市长的宝座。

看一看现在的官场，领导干部的秘书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因其具有特殊的背景而在仕途上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他们不仅进步快，是一般干部望尘莫及的，而且身居要职，更是一般干部可望不可及的。

是什么原因使得秘书们的仕途如此坦荡，是谁为秘书们铺就了平步青云的升迁之路？也许从领导干部的“由衷之言”中我们可以找出答案。有的领导干部直言不讳地说，秘书与一般干部不同，整天在自己身边，是有感情的，秘书也从自己身上学习了一些领导艺术，处理问题的能力比一般干部要强。所以，有机会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秘书，再说，秘书跟自己多年，总不能亏待了他。

这是某领导干部说的话，大意如此。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领导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道理只是个小道理，它既是干部用人之风不正的表现，更是干部用人之风不正的重要原因。如果说秘书因其位置的优越性而在仕途上走得更快还可以理解的话，领导干部的这种想法就太有违原则了。说到底，秘书的优越性是领导干部造就的，秘书的进步快是领导干部扶持的。因此，这个问题的根子不在秘书而在领导干部。

因为领导干部对秘书的厚爱和扶持，在干部问题上也就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使得一些优秀的干部在与秘书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从而也滋生并助长了干部任用上的歪风邪气。

现在秘书出身的领导干部犯事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我又想到，对于秘书们的腐败问题，领导干部能脱清干系吗，不应该受到追究吗？

秘书也是干部，没有理由不让他们进步。但问题是，他们的进步应该回到公平竞争的轨道上来，如果有领导干部的后盾作支撑，如果领导干部总是优先考虑秘书，这就成问题了。

权力腐败的“纵向”效应（指上下之间的关系），其力度和波及面相对还是有限的；而当权力腐败既“纵向”发展，又“横向”跨地区、跨行业发展时，其效应就可怕了；行业部门的“横向”制约将被摧毁，腐败将纵、横无阻，以全方位滚动式发展。

现在一些官员出事，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出在官员缺乏遵守制度的意识上。一个官员要是真想廉洁从政，一部宪法、一部党章就足够了。特权思想是制度的第一杀手，特权以及特权思想让人入迷，最终也会害人；但是约束特权和克服特权的确不容易。

不太富裕的地方官员事权与财权有冲突，“弄钱”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以后，将赃款个人支配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这说明腐败已经深入官员的骨髓。

现在官员的工资普遍偏低，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争着去当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员的灰色收入很高。这说明现在不是国家财政在养着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腐败收入在养着官员；不是纳税人在养着官员，而是官员自己依靠腐败技巧在养着自己。

能够大手大脚给领导送钱的人，十有八九他的钱就来得不正当。

权力与腐败仅一步这遥。当一些细微的不正常行为和不良欲望被默认或者不被及时制止时，这种欲望就会慢慢膨胀。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定的权力，但权力和腐败注定了亲密无间，两者之间仅一线之隔，当权力缺乏监督的时候，就必然导致腐败。监督的缺位，使得腐败官员走得顺畅和轻松。

小秘书有大能耐。在古代都是宦官和管家当道，到了今天秘书可以左右大局，这是有道理的。官僚中有一部分是秘书出身，靠实力升上去的就必须实力超群，更得有人提拔和推荐。

腐败者是以有一定的权力为前提的，经过腐败之后，有权又有钱，呼风唤雨好不得意。但是，人们发现腐败者有五怕：一怕群众检举；二怕小偷光顾；三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四怕被“咬出来”；五怕反腐败力度加大。

贪官为什么年轻化？

一是耳濡目染。未入官场就明白，头上的乌纱帽自始至终都在领导手里什么时候给你，什么时候也可以罢你，于是唯马首是瞻；再发现“腐败”结成一个“圈”，圈子里的人利益均沾荣辱与共。

二是政治信仰缺失。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

三是制度设计有问题。我们的制度就是吸引人才去做官。传统的人才体制，以权力为中心。所谓的人才，实际上是由权力者恩赐的，官本位和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他必须唯上是从，按规则出牌，也必然复制出权力体制中的不平等和森严的等级，有“位”才有“为”，干部的为，就是保住“官位”。

四是民众监督的缺失。任何一项制度行之有效，没有民众的热情参与，百姓的积极监督，其生命力很难持久。

12.13关于学术腐败问题

当下学术腐败的肆虐，学术公正的紧缺，导致社会心理严重失衡。关系代替水平，掏钱可以买到核心期刊的版面，这就是当前学术圈内的潜规则。

在人们心目中，学术圈应该是一方净土，然而现在却是“潜规则”盛行取代了学术，“关系学”取代了科学。说这种学术腐败让人触目惊心，一定也不过分和夸张。剪刀加浆糊凑成论文，然后掏钱却买版面，更有甚者，连剪刀、浆糊都懒得却拿，所谓投稿，已无须寄送文章，而改为直接交钱。还有的不惜重金，从国外邀请知名学者、专家到单位演讲、做报告，付给高额报告费等方式，请专家在发论文时帮忙署名。总之是为了欺世而不择手段地盗名。

何祚庥院士还揭露了目前学术圈内的三个关系网：一是由血缘或师生等自然形成的利益近亲关系；二是以利益分层或者利益补偿为筹码，通过公关等方式临时建立的关系；三是赞助企业与个人之间千丝万屡的关系。三个关系网把学术圈异化成了“利益圈”，在这个“利益圈”中，不搞科研拉关系的就能如鱼得水，成为“冠军”，不拉关系搞科研的就会捉襟见肘，四面楚歌，成为“孤军”。

我们的学术界腐败严重，和体制有一定的关系；体制问题之一是整治腐败不力，包庇、纵容腐败。科研体制最大的问题是科学资源分配不公。现有的科学资源分配不能体现国家利益。学术腐败的深层问题还没有抖出来；学术腐败和更深层腐败有密切关系。

学术圈子里有一个人所共知的潜规则——只捧场，不拆台。

学术腐败与官场腐败密不可分。中国至今实行的是官本位制度，研究职务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例如系主任是处级，校长是局级，院士是副部级等等。名为学者，实为“学官”。科研、教育机构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官场的一部分。因此，官场腐败必然会导致学术腐败，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与仕倒是真的成了一体。大批中、高级行政官员都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学术腐败也与经济腐败密不可分。大学办公司，学者变学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真正的科技成果要实现产业化、走向市场需要长期探索，假产品却可以快速得到回报，并且一本万利——它需要的只是让科学家来打高科技的招牌。

凭借权势在自己并未做出贡献的论文上挂名，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学术腐败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监督和处罚机制，以至学术腐败代价极低，获利极大。虽然现在互联网揭露和媒体关注形成一定的舆论监督，但是即使腐败者被揭露出来，也几乎毫发无损。

为什么一般人员对科研项目立项和凭奖望尘莫及，而行政领导领衔即可顺利通过？一般科研人员婚姻行政领导的天壤之别，往往仅在于行政权力和“学术话语权”。有价值的科研项目和成果不能立项和凭奖，而附加了行政权力和“学术话语权”后，即成为可能，这说明什么？其中是否存在着权力寻租、权力互换、甚至权力交易？“学术腐败”的资本与其他腐败并无二致，同样是权力。所以，改变科研项目立项和凭奖的现状，关键还在于遏制行政权力腐败和学术权力腐败。

学术腐败与政治腐败，发生的领域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就腐败而言，却没有本质的区别，否则就不叫腐败。不存在哪一种腐败可以谅解，哪一种腐败可以开脱。目前的状况是，提到政治腐败深恶痛绝；提到学术腐败不以为耻。学术腐败是病毒，租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侵蚀创新国家的建设。

学问附着权力，势必变成奴隶；学问推崇权威，势必变成乌龟；学问依靠权术，势必变成骗术。

行政办法难遏学术腐败

科学技术部11月9日正式发布《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等6种科研不端行为，将可能受到收缴科技计划项目经费、降职、解聘、开除等处罚。

科技部出台办法应对科研不端，对于治理学风是件好事。但依靠行政办法来遏止学术腐败的学术治理思路，是否真能达到遏制学术腐败、科研不端的目的？

目前中国的学术风气不正，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大家对规范缺乏共识，或者行政惩治不力，还不如说是整个学术生产和评价机制发生了问题。具体地说，是缺乏学术的自主性和行业内部的有效监督。

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完全是行政式的体制。这种行政式的学术体制，遵循的完全是行政管理体制的以权力为资源、以利益为指归的权力游戏规则。谁掌握着某种权力资源，谁就可以为个人的晋升和发展，或为小集团的利益创造实现其某种现实利益的机会，也就可以无视甚至剥夺他人的利益和机会。

在这种学术行政化、进而行政利益化的学术秩序生态下，为取悦于权力、博得行政认可，学术行为的非学术化、背离学术规律自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科技部推出办法，虽然有其震慑的功效，但仅仅是治标之方。要从根本上杜绝学术腐败，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需要改革现有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需要构建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建立严格的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需要学术界廉洁自律，让学术行政化退出教育和科研舞台。

因此，仅仅依靠行政办法遏止科研不端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在于运用道德规范和行政手段解决科研不端、学术腐败问题的同时，必须建立完善的科技体制、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如果关于学术自主性原则不确定、相关法律规定依然缺位，那么就容易让人担心，主管部门的坚决态度是否能转化成行为实效，严惩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等科研不端行为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

核心期刊中的腐败

作为代表一国学术水平的核心期刊,一旦陷入利益纷争的泥潭,必然会走向公平竞争与学术清明的反面,荼毒学风,贻害无穷。

在国内的学术界,有这样一个术语与科研成果、晋升职称、评奖、聘用、学位、高校排名等密切相关,那就是——“核心期刊”。同样是这个词,也与学术腐败、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等学术界不良风气关系甚密。以“核心期刊”为中心,有一群人游走在学术的灰色地带,串联起一条巨大的利益链。

核心期刊里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秘密?为什么学术界普遍对国内的核心期刊现状表示不满,却不得不遵循其中的潜规则行事?本刊记者针对国内学术界的中文核心期刊现状等问题调查了、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悖论:虽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所规定的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科研能力,以及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与学位直接挂钩的做法,是有违学术规律的,应当取消;但是,他们对于取消这些规定后学术评价标准的走向却感到迷茫。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处在“核心期刊”这个巨大利益链条之上的一环,核心期刊在有着种种弊端的学术评价机制面前,毕竟给学术圈提供了一个貌似公平的竞争平台。

国内的核心期刊收取版面费已经从刚开始的“地下规则”变成了现在的“明码标价”。在调查中本刊记者发现,核心期刊版面费的多寡是根据该期刊在学界的影响和地位来确定。一般说来,核心期刊的增刊,每个版面大约在300~600元;而如果是核心期刊的正刊,就需要800~1000元,一些知名大学的学报以及有影响的专业核心期刊中,有的版面费高达5000到8000元,甚至更多。

目前国内诸多高等院校都有明文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硕士生要求发表1~2篇,博士要求2~3篇,否则不予颁发学位证书。这些论文少则两个版面,多则五六个版面,这样算下来,每个学生为了毕业发表论文要花费的版面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核心期刊的主办方从版面费中牟利更是显而易见的。本刊记者查阅了《江汉论坛》2005年的一期增刊,上面一共发表了123篇论文,大多数论文是两个版面,按每篇文章最低500元计算,这一本增刊就能赚6.15万元,版面费更加高昂的正刊所攫取的利益可想而知。

何祚庥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办刊物的人由此看到了经济效益,他们都受到利益驱使,绝大多数核心期刊收取的版面费,最后都变成了福利费或者奖金了。这些福利费和奖金额度很大,要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刊物内部有这样一个激励机制在引诱着他们,因此,要想动摇核心期刊目前的地位就很困难。因为期刊社编辑们从中收益十分丰厚,他们指望靠版面费来改善生活。”

拉拢核心期刊的常用和最新手段。方法一:高校作为期刊的赞助单位,比如一次赞助六万元,期刊就要为这所学校留出六篇文章的版面来;方法二:比较小的学校,某学院的院长们,他们有权力支配资金,为了申报学位点就帮着自己院系的老师发表文章。于是,打着科研出版经费的名目拨一些资金在某期刊上开个专栏,自己的老师一人发一篇,这个钱要比版面费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杂志社当然很乐意,而且这个办法非常隐蔽;方法三:学校出资金给杂志社让他们花钱邀请一些知名学者一起发两三篇文章,一起吹捧某校某系主任或者副主任,比如开个专栏叫“某某某文学评论专栏”,大家对于该主任的学术观点进行建设性、理论性地鼓吹,这样既推出了一个文学评论新人,又让学校名声大噪。为了发文章,小到教师个人,大到院系学校都绞尽脑汁,办法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

那些已经被收录在各种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期刊们,立即以最为醒目的标记在期刊的封面上印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几个字,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因为核心期刊在国内学界占有特殊的地位,有特殊的作用,它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才有那么多期刊不择手段使自己晋升为“核心期刊”之列。

在评定期刊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指标是必须要参考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它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国家奖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等7个评价指标。这些指标都是国际通行的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按理来说应该是很客观和公正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蔡老师说他们发现这些指标也很不可靠。就拿文摘量来说,国内的权威文摘刊物已经很少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校学报文摘》等。于是,那些还未被评为核心期刊的期刊就跃跃欲试,使尽浑身解数期望提高自己的转载率。

如何使杂志成为核心期刊,主要有两种方法:名人效应、人情关系。

档次比较低的期刊,为了提高自己的档次,早日跻身‘核心’之列,他们就争取在每期的第一篇文章上下工夫,不惜花重金邀请知名学者、教授写稿,因为这些名人写的文章一方面质量确实还可以,另外他们的文章被引用的概率也比较大。我也约过上海某高校的几个专家给一些不知名的学报写稿,这些学报为了能够成为北大版核心期刊目录中的一员是不惜血本的。

而靠人情关系来提高转载率在国内期刊界更是普遍的规则。吉林某大学的一本非核心期刊为了成为核心期刊,多年来主编一直在努力与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校学报文摘的编辑们搞好关系。曾任该期刊的一位编辑告诉本刊记者“这么多年来,我们主编经常到北京、上海等地请这些编辑们吃饭,请他们到长白山旅游。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各期刊社又都分散在全国不同地方,为了提高转载率,编辑部一般都会邀请那些掌握转载资源的编辑们到当地去旅游。去年我就跟我们主编专程到上海来请《高校学报文摘》的主编和编辑们吃饭并邀请他们去吉林玩,费用我们全包了。”

此外,还有一些期刊为了提升自己的档次,不断地策划专题。他们瞄准国内各高校的一级学术研究所和某些领域权威人士,请这些学者就一些前沿问题写成专栏。因为对某个问题探讨集中且全面,这样就能增加被转载和引用的几率,这样做也会使得其在核心期刊的收录过程中把握更大。

期刊因为被冠以“核心期刊”之名可以正大光明地收取版面费来为编辑们谋福利、赚外快;教师和学者们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和方式联系“核心期刊”们为自己发文章,以此来提高自己在学术界的名誉和地位;学生们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就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毕业,甚至还可以搞“副业”;高校则在每年数以万计的核心期刊论文中你争我夺地排名论序。如此看来,在核心期刊这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能够得到好处,难怪“核心期刊”会呈现出如此“繁荣和昌盛”的局面。

12.14关于假日腐败问题

当领导要做到用权不用计，过节不失节，进步不进钱，生日不生财。

“假日腐败”已经成为现在腐败的一个特点。“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节日对干部是否廉洁是一大考验。相对而言，“假日腐败”有着比平时难以抵制的诱惑力。

机关里的收入主要分为三种：白色收入——工资表上的收入，受法律保护；灰色收入——利用工作和职务之便额外获取的不太显眼的收入，这在权力部门和有权人那里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属于普遍现象；黑色收入——也是与工作和职务有关的收入，只不过数量大，不是谁想黑就黑得上的。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性质是很难区分的。如果硬要区分，只有一个简单的标准：那就是没穿帮的是灰色收入，穿了帮的便上是黑色收入。

以费用不好解决为名，拿着发票到下面去报销，是一些贪官的一贯手法。

以借的名义取得大量物品，出了问题就说全是借的，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但仔细考察这些借者的背景，皆有权力部门的影子，实际上也是权钱交易。

从过年关看领导干部的权力观

1月24日法制日报在《“节日腐败”为何难禁绝》一文导读中说：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仅仅几年的春节、中秋两个节日，就收受礼金近百万元。法庭上，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受贿事实供认不讳，但却认为，年节礼金是人情往来，不能算是受贿。

这个狂收节礼的贫困县县委书记，就是河南省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原海南省临高县委书记吴光华在法庭上，也曾自以为是、理直气壮的辩称:“过年过节收红包，收点钱，在海南临高和儋州一带是风俗习惯”。

“人情往来”、“风俗习惯”等等理由成为贪官们大肆收敛钱财的借口，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大讽刺。我们怎能忘记，移风易俗，提倡新风俗、新习惯可是从推翻封建制度就开始的，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当家做主，各级领导干部不忘“两个务必”，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使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又一个辉煌，才有了今天经济大发展的局面。

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不知不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扭曲了权力观,使理想信念滑坡，私欲急速膨胀。逢年过节本是民间很好的传统，在一些领导干部腐朽思想的倡导下，乐而忘“廉”、心安“礼”得，使封建社会的文化沉渣迅速泛起，不以为耻，反而为荣。

在相当一部分贪官的眼里，过年过节下属们送钱，往往被视作“合法的灰色收入”。更有贪官认为节日里想不收“都没办法”。安徽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也有个绰号———“唐百万”。他间接听到后，颇不以为然。1995年夏天，记者在濉溪县采访时，唐怀民谈起了这个绰号。“我也知道有群众在私底下叫我唐百万。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他举了个例子：逢年过节，下面干部来我家，我总不能把他撵出去吧？来看我他总不能空着手吧？这么多乡镇、单位，一年十万二十万也没什么奇怪的。如照此推理，我们的领导干部到退休时何止个个百万富翁，千万亿万也很正常。想想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岗位上逝世后留下了多少个人财产你们就不脸红心跳吗？

权力观的正确与否是能否正确对待年关的关键。“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新一届中央领导的亲民政策和平民政治路线反复表现在他们“亲民、爱民、利民”的躬身实践中，这些年，每年的除夕之夜，人们早已熟悉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深入一线问寒问暖的身影，这些活动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新鲜话语体系和亲民、爱民、利民的平民政治氛围。他们没有被“人情往来”、“风俗习惯”等所谓的礼节所困扰，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与民同乐、“人亲喝口水也甜”。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正确权力观的本质是权为民所用。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谁授权，就要为谁服务，就要对谁负责，这是政治学的一条普遍原理，也是权力运行的一条基本法则。背离这一法则，权力就有丧失的危险。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这个“试金石”同样是衡量权力观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对领导干部而言，权力只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决不能把权力当作以权谋私、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的工具。

年末官场上的“赶场子”陋习何时能改？

春节前，官场上一些领导疲于奔波，一顿饭要跑好几个地方“赶场子”。很是无奈：“唉，来的都是上级，都是领导，哪儿不到场，面子上都说不过去呀！”。几位领导轮番跑，“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里哈哈说笑几句，那儿啪啪碰上几杯，菜没吃几口，话没说上几句，不饥不饱，不咸不淡，面子是否挣到还很难说，不尴不尬中倒显得更为疲惫。

一些下属、一些部门，总是千方百计要求上级领导出场为自己的客人接接风，送送行。这是“赶场子”之风日盛的一个原因。交往上图虚荣，做表面文章，也是为人不够坦荡的表现。与人交往，不仅是个作风问题，实际是个人品问题，作风是人品的外在表现，人品是作风的根基所在。真诚相交比什么都重要，虚情假意比什么都可怕，虚与委蛇比没有应酬还令人心寒。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为人做官，只要做到内心仁厚，懂得取舍，胸怀开阔，就不会为“赶场子”、“挣面子”的事所惑、所忧、所惧。

一个人在世上的斤两，是通过做事来衡量的，因而诚心实意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真心实意待客，比“赶场子”重要得多。作风反映党风，党风影响民风，不要小看节日前官场交往上的“赶场子”陋习，那会对社会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只有尽早改调这一陋习，彼此少些俗套，相互多些担待，才能使官场上的交往更加健康文明，社会风气也才会越来越好。

假日谨防温情“腐败”

春节将至，我们向往亲朋之间温馨的真情。然而，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假日与腐败“联姻”，他们关注的是公家的金库，领导的家门，大款的钱袋……

节假日期间，大肆送礼、滥发钱物、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消级腐败现象相对集中，相当普遍。送礼者大行其道，或联络感情，或买官卖官。有些在公款送礼中，趁机贪污。一些单位给干部职工滥发福利、奖金、纪念品或是代币券（卡），甚至上级领导也有份。一些领导和实权人物，酒宴缠身，有的吃请者将宴席订单送上的。一些权力互相利用者，假日相互“走动”，你请我，我请你，花的是公款，结的是私谊。一些有钱的单位，集体解馋，表现领导对部属的关心，“融治”上下级关系。一些拍马屁者邀请上级领导或管理部门人员外出“考察”，旅游费用全包，有的还送“零花钱”，买“纪念品”。单位自己组织旅游活动，费用公款报销。少数有职有权的人，携妻带子全家公费旅游。此外，赌博、嫖娼等腐败行为在假日也较为集中。

监督部门、主管部门放假，往往放松监督，违纪者肆无忌惮，节假日成为腐败的高发期，出现流行性“假日腐败病”。“假日腐败”是温柔的杀手，，使人丧失警惕，容易中弹，中弹则杀伤力大。我国乃礼仪之邦，人们讲礼尚往来，节假日“人情”交往的面纱，温情脉脉的掩盖着腐败面孔。拜年贺节、送礼，年终发奖、分红，节日发福利、搞活动，体面的名义之下，隐瞒着贪污、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许多贪官，都有“假日腐败”重症。假日“腐败病”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在一些单位和个人中形成“惯性”，周而复始，普遍发作。

目前，遏制“假日腐败”乏力，“花架子”多，真功夫少，发通知、提倡议之类做法，往往不管用。极如传染性的“假日腐败”，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

“小腐败”流行的五种表现形式

腐败也腐出了名堂，现在又出了一个名叫“小腐败”的花头经，一提起“小腐败”，人民群众无不深恶痛绝。因为它在群众的视野范围里，看得见、摸得着，点多、线长、面广、量大、多发，直接对老百姓造成危害，破坏公平正义，引发社会矛盾，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影响社会安定。而且它还是“大腐败”的后备军和社会基础，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之基。“小腐败”危害不小，是社会和谐的大敌。观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五种：

其一，是一个“吃”字。多吃多占，大吃大喝，白吃白喝，穷吃穷喝，坐吃山空，一掷千金，挥金如土。一些人热衷于喝“转圈酒”，整天沉浸在醉生梦死之中。吃了东家吃西家，吃了公家吃大家，走一路吃一路，走一处吃一处。要着吃，赊着吃，轮着吃。有些人官不大，对“嗟来之食”乐此不疲，经常向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派饭”。自己吃不说，还要让别人帮他招待客人。许多企业都是被官员吃垮的，许多地方都是被“馋猫”吃穷的。

其二，是一个“拿”字。有民谣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一些人，物欲膨胀，见钱眼开，损公肥私，看见国家和老百姓的东西手就痒痒，能拿则拿，能贪则贪。还美其名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拿白不拿，不贪白不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在一些地方，廉洁奉公被当成傻瓜，贪污受贿被看成有能耐。一些人利令智昏，“吃喝嫖赌全报销”，把单位当成自家的“取款机”。

其三，是一个“卡”字。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去卡老百姓的脖子。脸难看，事难办，门难进，敲诈勒索，索贿受贿，“鸡蛋里面挑骨头”，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吃乱办事，巧立名目，搜刮民财。美其名曰：“县官不如现管”。有的人把“卡”人作为致富经验，津津乐道。说什么，即使能办的事，也不要马上办，要让他多跑几趟，最后收了他的礼，还要叫他感谢你。其行径之卑劣，令人发指。

第四，是一个“吹”字。吹牛撒谎，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文过饰非，只有唱功，没有做功，把“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奉为处世经典。坑蒙拐骗，虚报浮夸，欺上瞒下，好大喜功，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路边工程推波助澜，劳民伤财，误国害民，“村哄乡，乡哄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使老百姓不堪其苦。

第五，是一个“拍”字。溜须拍马，出卖灵魂。凡事只看上司脸色行事，不按制度办事，善于揣摩领导的心理，投其所好，趋炎附势。对上司的话，言听计从，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人云亦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凡事看人下菜碟，官贵民贱，巴高踩低，对领导一个样，对群众又是一个样。工于心计，热衷于研究“升官经”，对上寻找人身依附，不顾老百姓的安危冷暖。

先哲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清除社会生活中不和谐的音符，下决心治理误国害民的“小腐败”，扑灭“苍蝇”，净化社会环境，让老百姓过上舒心日子。

12.15关于迷信与赌博问题

在中国古代，皇帝为了自己身份的合法性，常常把“天人感应”与政治相结合，在“天人感应”的旗号下，将自然界的某种现象，与现实政治挂钩，如凤凰降落到皇宫的屋顶等现象，称为“详瑞”，这或者是政治举措英明的表现，或者的预示着将有某种幸运、某个大贤将要降临人间。如果出现了某种反常现象，如地震、大旱、洪涝、蝗灾等，这叫“灾异”，是政治黑暗的表现，或预示着小人当政，或某种灾难将要降临。这套学说出自董仲舒，后来为大多数文人和政治人物普遍接受，这要就成为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烧香拜佛已经成为腐败的一种手段。事实上，烧头柱香已经成为中国官员的春节新时尚。官员求神拜佛现象的增多，折射出“模糊政治规则”的弊端——在不确定的“政治规则”下，升迁之道往往不能符合正常的逻辑，所以，为官哲学极易背离正常的价值取向，一切都极易被“潜规则”所左右——这既是蒙昧之因，又与其形成恶性循环之势。

整个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正常的游戏规则，由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投机心理，很多活动，比如官场的升迁、生意的盈亏，都没有规律可寻，许多人看到别人一夜之间发迹，感到不平衡，就容易陷入投机，常常指望烧香拜佛、大师指点，以获得人生的成功。

赌博是一种拿财物作注比输赢的不良社会行为，是人人痛恨的丑恶现象。一般人涉赌，可导致意志消沉、家破人亡；而为官者涉赌，不仅自毁前程，还会失去民心，败坏党风政风，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中国人好赌可谓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朔到尧舜时代。当初叫下棋；下棋本是斗智消遣之事，也许是中国人追求刺激的缘故，逐渐将其演变成了赌博。随着历史的发展，赌博也在不断花样翻新。

在这支浩浩荡荡的赌博大军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党政干部。党政干部痴迷于赌博，已经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直接威胁着公共财产的安全、社会治安和家庭稳定。沾上赌博恶习的官员中，挪用公款、贪污受贿者有之，家庭破裂、妻离子散者有之，陷入黑社会圈套、听命控制者有之。某些官员已经借赌博营造起了一条行贿受贿、非法敛财的“暗道”。

打“工作牌”已经变成某些地方的一种“潜规则”。想给领导加深印象，升个一官半职，就得陪着领导打牌。赌场上露骨的下属、个体和私营老板是“只输不赢”；巧妙的干部是“少赢多输”，既不失体面，又把钱心照不宣地送了出去。一般情况下，官员总是只赢不输的“大赢家”。牌桌上，上演的是上级赢下级，官员赢老板，老板赢利益，但输掉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是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中国大陆，官员赌博热正在蔓延，而且在向境外延伸。大陆官员热中赌博具体表现在：参赌干部从经济管理和企事业单位发展到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级别从低向高蔓延；赌博行为从偷偷摸摸到公开无忌；赌博时间从休闲到通宵达旦甚至利用上班时间；赌博地点从国内向国外延伸；赌资由私款发展到挪用公款。

是什么造成官员的豪赌不止？在大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大背景下，掌握权力的官员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很容易弄到钱，同时他们缺乏监督和制约，有钱有闲、信仰缺失成为大陆独特的官僚生态。

官员境外豪赌本身是官场腐败的一个后果，一旦嗜赌成瘾，反过来又加剧了索贿等腐败行为，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

治赌必须先治官。只有加快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竭制官员腐败现象。腐败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屡打不绝，主要是因为很多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以至成为权钱交易，产生腐败的源泉。

在中国古代，赌博是著名的无痛税收，开赌场如同开税务所，因此，赌博一般都是官府垄断的生意，要买通官吏和衙役才能悄悄地营业。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个争权夺利的大赌场。在这个赌场里，“窃钩者铢，窃国者侯”，虽然有仁义道德的明规则，但大行其道的是不可言传的潜规则，以及明规则与潜规则交错的混规则。

中国人好赌，并非出于天性，，实乃经济垄断、政治强权、文化专制的“家天下”制度使然。一个赌字，揭破了国人的人生真谛。在权力和金钱的博弈中厮混得太久，好赌的心性积重难返。

赌博有大小轻重之分，最危险、最应该禁止的是官赌，即官员的公款赌博。官员境外豪赌，一输就是几百、上千万，这就是不可饶恕的权力腐败。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个争权夺利的大赌场。在这个赌场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虽然有仁义道德的明规则，但大行其道的是不可言传的潜规则，以及明规则与潜规则交错的混规则。我们在权力和金钱的博弈中厮混得太久，好赌的心性积重难返。赌博有大小轻重之分，就现实而论，最危险、最当禁的是官赌，即官员的公款豪赌。

12.16关于集体腐败与审计问题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财富在高速增长。除非你有管理财富的更好的体制，否则高速增长的财富会对人们产生诱惑，给一些人“捞”提供一个物质基础。而体制的不配套，又给一些人“捞”提供了体制条件。所以，在中国往往有点权就能“捞”，这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能比的，他们的“饼”没那么大，体制问题也没那么多。

说到转轨时期，恐怕俄罗斯跟中国的可比性最强。他们过去在经济上都是国有制为本，政治上都是高度中央集权，后来都转向市场经济。但他们转型时期的出现腐败形态各不相同。俄罗斯出现大量寡头，中国好像没有那么多寡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

都是转型国家，但原来的经济结构不一样，腐败形态就不一样。俄罗斯原来的经济结构是以垄断资源为核心形成的工业体系，有点像我们东北。浙江、广东原来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很大的摊子，如果贪只能点点滴滴地贪，形不成寡头集团。俄罗斯的电力、石油、矿产、交通都是大型的垄断国有企业，民间的中小企业几乎不存在，这就是它的经济基础，所以寡头迅速成形。现在中国还没有这种现象。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政治生态的特殊，注定了中国的垄断国有行业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一步到位，通过改制落到个人手上，它的所有制结构没动，无论电力、铁路、石油，都只是形成国有系统的垄断势力。这就使垄断企业基础上产生的暴富，没有俄罗斯那么明显。

俄罗斯寡头那么多，是因为俄罗斯经济没有经历市场化的全面冲击，原来那种高度集中的全国性体系仍然没动，你只要控制了这个体系的制高点，这个体系就是你的。中国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经济上的分权已经很长时间了，高度集中的全国体系仍然有，但已经不如俄罗斯那么普遍了，很难通过控制一个制高点进而控制整个系统。所以俄罗斯的改革是激进式的，俄罗斯的腐败也是激进式的。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中国出现的腐败也可以说是渐进式的。

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大张旗鼓的寡头化，但桌子底下动手的空间很大，而且手法很精致。

来自公权力的“集体腐败”

其实不能说中国就没有寡头化，一定程度的寡头化现象中国也是有的。只是表现形式比俄罗斯隐蔽。

普京上台后，对寡头迅速采取措施。在俄罗斯，资本跟权力分开了，寡头只是个经济人，背后缺少公权力支撑，难以构成特殊利益集团。我们这里政治、经济混在一块，有的行业巨头有公权力撑腰，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很难制约。

有公权力撑腰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公权力直接出面。最典型的比如土地批租，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直接借助公权力从中盈利。

分析腐败源头，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些地方或部门，用公权力直接滋养垄断利益集团。垄断利益集团借公营机构之壳，最终把公权力才能提供的公共资源、公共机会，转到了个人手上。只不过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杠杆非常长。局外人一般很难看懂。

这种情况下，公营机构中出现所谓的“集体腐败”，就很难避免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腐败，主要就表现为公营机构的这类腐败，这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腐败形态上的明显分别。但是你翻开《刑法》，或者翻开其他反贪法规，你会发现它们都是针对个人腐败来的，不针对公营机构的“集体腐败”。比如最近一次审计就暴露了大问题，一些部委违规动用各种公款，而且都以亿作为单位，但审计出来又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因此坐牢。部门违规使用资金，实际上部门的每个人都受益了。这时你会发现，面对这类“集体腐败”，我们基本上没辙。公营机构这类问题似乎无风险，或者说风险很小，差不多是免责制。

你要从公一步跳到私，只要超过6000块人民币，你就得坐大牢。那怎么办？你就得在公字上做文章，先化大公为小公，然后一步一步化小公为小私，这么变过来，你就容易没事了。

现在搞的民主评议，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制约这类腐败，为什么？提拔、考核领导要征求机构员工意见。但如果你不能搞“创收”，不能给大家带来利益，民主评议的时候大家就要搞你。这种压力之下，一些公营机构的领导上台，往往第一件事就是搞福利，怎么样多捞利益，分给大家。

制约利益交换和输送

按分肥机制的说法，这样的公营机构往往就是分肥机构。这是中国式腐败的一个基本形式。怎么解决呢？

必须明确一个原则：公营机构一切非法所得均为腐败。这点上可以借鉴英国制度，在英国制度之下，只要是非法利益都要追究，不管公营还是私营。

我们对公营机构普遍的利益交换、利益输送还缺乏制约。这是中国反腐败重要的课题，在这点上，我们需要破题。

近年来，审计风暴已经刮过多次，可是不久前公布的审计清单仍然让公众感到触目惊心——不仅被“审”出违规、违法、截留、挪用、虚报、多领、挤占、私花纳税人血汗钱的位高权重的中央部委、单位有32个之多，而且违规、违法的手段多样，数额巨大。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应该最懂得法律、规则的大“衙门”，这些本来应该成为守法、守规则楷模的“中央单位”，为什么竟然如此大胆屡审屡犯？人们更希望搞清楚的是，为什么会这么大面积出“事”，以至于在国务院的组成部门里，已经几乎找不到“净土”？

制度上有漏洞，这是不言而喻的。可中央单位如此成批地上审计“黑榜”，恐怕仅仅从制度的漏洞上找原因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制度”，而且也一直在健全和完善各种制度。与制度的漏洞相比，一种明摆着的对制度普遍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可怕。而能够不把制度“当真”，甚至变着法钻制度的空子，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这一类钱没有进个人腰包的“集体”违法违规的处罚缺乏力度。至少到目前为止，公众看到的大多数情形是：审计结果公布后，部门或表态检查或作出解释，然后再提几条整改措施等。至今没有哪个部门哪位领导因为单位被审计出问题而追究了刑事责任或者撤职降职，甚至连引咎辞职的也难得一见。

警惕腐败新动向：腐败犯罪群体化

串案、窝案犬牙交织错综复杂，是这几年中央和各地反腐败斗争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腐败串案、窝案频频发生，说明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腐败现象早已不是腐败分子单枪匹马式的个人行为，也不是腐败分子顺手牵羊式的偶尔为之，而正在朝着群体化、职能化的方向发展，腐败分子由于共同的利益追求和利害关系而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形成了一个个根深蒂固、或大或小的利益集团。这些腐败分子对内实行“专业化”的分工合作，对外则步调一致互相庇护，并在关键时刻组成高度严密的攻守同盟，令纪检监察部门和政法机关难以下手。在群体化、职能化腐败网络的支撑下，一些腐败分子招权纳贿贪赃枉法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胡作非为，腐败由过去的单个的人，或是单个的事，发展到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形成了带有一定的社会性问题。“腐败窝案”的危害比个别单位的腐败更为严重，影响到整个单位和整个地区的党风政风民风，严重地破坏了执政党的执政形象,降低了执政党在社会中的认同度。如果听任不良作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丧失党的先进性。因此,加大对腐败群体的查处打击力度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腐败形式：由单个贪腐走向群体化

“腐败窝案”的最大特点，就是腐败分子勾结在一起，形成一张“腐败关系网”，他们臭味向投，狼狈为奸，相互包庇，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几百人；小则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大到一个系统，一个地区，全部由他们所掌控。而且，不少人身居要职，手中掌握一地一单位的人事、财经大权。这张网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攻破。当前，其主要形式有：

“地区窝案”，贪官一片。　出现地区性的大面积“窝案”现象，涉及的范围之广、牵扯人员之多、造成的危害之大，往往后果不堪设想。

“单位窝案”，蛀虫一串。“单位窝案”是以单位负责人为首，结成团伙，大肆贪污、私分、鲸吞国有资产。在这些蛀虫眼里，国家资产就是私人的后菜园子，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家庭窝案”，硕鼠一窝。在全社会反腐败的声势之下，官员搞腐败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面临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腐败分子把腐败活动延伸到隐蔽的家庭，利用家庭成员来进行腐败活动，表面看与自己无关，“出事”时也可以搞攻守同盟，只承担对妻子管束不严、对子女教养不当的责任，于是形形色色的“贪内助”、“贪衙内”在腐败活动中“各显其能”。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大案来看，“夫妻、父子、父女、翁婿同判刑”的“家庭腐败”案屡见不鲜。

“腐败窝案”是近几年干部腐败中出现的新形式，众多的官员被腐败的共同利益捆在一部战车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像一张黑色的大网，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家庭成员就是其中的一个个“黑结”，相互作用又相互依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其群体性、联动性、隐蔽性，而给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的查处，带来很大的困难,并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警惕。

顺藤摸瓜：一根藤上结一串

“腐败窝案”是寄生在我们党和政府肌体上的一个个毒瘤，不彻底割除，就会危及党和事业，必须痛下决心，利剑斩腐。

一案带出一串案。“腐败窝案”像一张网，在查处窝案中，只要我们抓住了“纲”，就会“网举目张”，虾兵蟹将就会一一浮出水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查处这些“腐败窝案”中，不仅要严查为首的腐败分子，而且要顺藤摸瓜，将那些“网上”的残渣余孽一网打尽。

一人贪带出一群贪。“腐败窝案”中的贪官们联手作案，就像一根绳上的一串蚂蚱，时间越长蚂蚱越多，在反腐败斗争中，只要选准突破口，从一个贪官入手，穷追不舍，就能一揪一串，一挖一窝。安徽历年来倒下的县委书记中，曾担任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刷新了多项纪录：判决书最长：达114页；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卖出官帽最多：共计卖出110顶官帽。陈兆丰案成为安徽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要案，共非法收受207人334次所送人民币283.76万元、美元800元，另外，还有545余万元人民币、美元6996元、港币1.677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2006年6月27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资产。由于陈兆丰在定远县任职期间，大肆进行权钱交易，一些干部上行下效，致使送钱、行贿之风在定远县一度盛行。随着陈兆丰案件的深入，定远县一些有问题的领导干部也逐一被查处：原定远县委组织部长、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法院原院长、县原教委主任、原人事局局长、邮政局原副局长、原卫生局长、原地税局长、原烟草局长等也因存在大肆卖官、工程受贿等经济问题，相继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

小贪官牵出大贪官。大凡贪污受贿者，一方面在当事人面前狮子大开口，大肆收受贿赂，收受资财；另一方面又送礼行贿，寻找靠山。因此不少案件在贪官的后面，还有更大的后台。

原因透视：共同利益成纽带

“腐败窝案”是近几年来干部腐败的特有现象，它说明了腐败行为正在朝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向发展，已经由单个人、单件事发展到系统性、集团化，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忧虑和担心。这种基于“利益均沾”之上的腐败分子、腐败行为一旦形成“腐败同盟”，不但给反腐、监督工作带来难度，更重要的是，这种腐败同盟的存在影响着官场生态，并极易威胁到一个执政群体的抗腐免疫力。

在这些“腐败窝案”中，有的缘于相互监督机制的失效，有的是因为一把手监督机制的缺失，但追根究底，这些腐败的背后无疑都与利益挂上钩。从最上面的腐败者到最底端的行贿者，集体共享腐败带来的利益，从而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腐败链。行贿者享受金钱所换取来的既得利益，受贿者获得权力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出于对利益分配的默许以及利益分享的共存，导致同盟者对腐败潜规则的心理认同和习惯取向。而这种腐败同盟发展到极致就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更大犯罪。“窝案”大多数都是权力与资本运作到一定时期，由于分配的不均或者利益的不能共享，才露出端倪的。

腐败同盟的扩大化，不但使得官场执政生态恶化，而且容易形成一个新的腐败利益群体。这个群体通常是由上面的领导首先带头违纪，下面的纷纷效而仿之，最终实现权力交换利益的共同腐败。由于同处一条船上，同在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这种腐败也通常被称为是最安全的腐败。而且，由于相信“法不责众”的错误理念，使得腐败群体在权力交换过程中，虽然明知道存在违纪问题，但心理障碍却相对小得多。他们往往堂而皇之地进行权钱交易，却不用担心受罚，因为行贿与受贿者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使得堡垒无法从内部攻破。

利益共沾的腐败群体，一旦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随心所欲地玩弄权力交换，或许也能形成小范围的特殊利益群体。而这个特殊利益群体存在的缘起，就在于腐败同盟的存在。当腐败趋于结盟，而且远没有其他利益群体的竞争时，这个所谓的特殊利益群体就更应该值得警惕了。

更为荒唐的是，腐败很多时候居然被认为是为部门谋取利益，为小群体谋取福利。在披上了一件部门利益的外衣后，腐败同盟存在似乎显得更冠冕堂皇了。

标本兼治：奏出反腐最强音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不然的话，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不仅党的先进性无从谈起，而且党的执政地位就可能得而复失，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反腐倡廉工作确实是一刻也不能放松。”令人欣慰地是，党中央已经把反腐败摆上了重要的位置，高官的落马，再一次显示了党中央正在以巨大的肃贪力度，昭显整顿吏治的决心。

首先要深挖“腐败窝案”形成的深层原因，方可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少数党内的腐败分子之所以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勾结起来“集体腐败”，有狭隘的地方主义和个人利益驱动的原因，有治党治政不力的原因，也有现行管理体制、监督机制和法律法规不完备的原因。只有找出原因，才能健全机制，反腐的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其次，反腐败斗争要经常化、深入化，而不能搞运动式的一阵风。在案件查处时，从过去求稳定，只查首贪，不查协从的误区中走了出来，切实做到有贪必查，彻底根除，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的后台有多硬，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可姑息迁就。三是要加强权力运行机制的制约和监督。通过重点查处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查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重点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真正做到像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所说的那样：“要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四是要建立健全反腐败斗争的群防群治机制。要深化改革，健全法律制度，注重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党员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坚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努力形成有效防治腐败的新机制，不断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真正实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同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变化以及特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与对策，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全面胜利。

“群蛀”现象为何特严重

思想家韩非在《韩非子?五蠹》中曾有五蠹一说，蠹者，蛀虫也。在当今我们社会中的最大一蠹，就是人人喊打的腐败分子，这是我们社会的蛀虫。

据有关媒体称，2006年我国反腐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腐败现象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群蛀“现象比较严重。如，湖南郴州市贪腐案带出市委书记李大伦、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副市长雷渊利及其他政商界人士158人（雷渊利称自己的贪腐在整个郴州只能排在第12位）；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案引出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仓山区区委书记、土地局局长等；上海社保基金案更是波及市委书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电气集团副总裁和董事长、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等众多官员。

在反腐工作日渐深入的今天，“群蛀”现象为何这么严重？分析一下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一把手”腐败的连带影响。由于事实上“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对单位主要领导的监督和制约，事实上处于一个相对空白的状态。近年来，“一把手”岗位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当然了，“一把手”想腐败，不可能是孤家寡人，还必须依靠手下一些人的追随和支持，有一批人为其摇旗呐喊。这样，“一把手”腐败被查处后，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群蛀虫就会浮出水面。

二是干部“带病上岗”与“岗上得病”相互交织。一些干部上岗前就已患重病，有的还是绝症，但由于考察不严或其他原因，照样得到了提拔重用。还有的上岗前虽没什么反映，但岗位转换后却患上了新病。更有甚者，是两样俱全，前病加后病。这样的患病者往往会有原单位、现单位及相关单位一些与其有紧密联系人相关联。常言说，一粒老鼠屎会坏一锅汤，随着不同岗位的转换，一个腐败分子就会坏上好几锅汤。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任职才一年零五天就受贿30万，就是此类的突出代表。

三是腐败分子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为了自己的升迁或谋求利益的最大化，与以住的个体腐败不同，“群蛀”们往往是以利益群体化的面目出现。他们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搞腐败的过程中集体上阵，你唱我和，互相支持，利益均沾，一荣俱荣。表面看来，几个人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私下里却是钻营弄权的死党和哥们。有了这样的圈子，平时就能够呼风唤雨，一手遮天，捞取私利。但一旦一个人的罪行暴露，就会一捞一串，打尽一网。

“群蛀”现象相对于个体腐败而言，更具危害性。对这种已经出现的苗头，我们要认真研究，制定对策，决不能任其蔓延发展。

在审计中发现，一些替老百姓管理钱财的中央部门明明知道自己的角色仅仅是个管家，而不是财产的主人，却把管理权、审批权等诸多公共权力当作私有权力肆意滥用，把所分配财政资金当作自家的后花园任意染指。

从现行体制看，管理钱袋子的中央机关权力过大，资金的分配和转移支付往往自话自说自己做主。一方面财政权越集中，制度环节越多，官僚体制的食物链越长，公共投入的制度性损耗也就越大；另一方面，权力掌握着对公共投入的分配，在缺乏严格约束的制度背景下，必然会对公共投入进行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分配。这种制度性损耗与权力部门的职业道德缺损狼狈为奸。我们的一些管钱袋子的权力部门缺乏起码的行政道德，见钱眼开，利令智昏，结果只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虚报冒领，移花接木、无中生有。

2006年的国家审计报告一改往年点名的做法，对存在问题的单位不再指名道姓批评。

今年将审计的重心由“违规审计”转变为“效益审计”，重点不再是监督权力部门的违规支出，而是分析其支出效益——在违法违规已经成为一些权力部门的运作常态，审计部门称没有发现不存在违规问题的单位的情况下，效益审计能起到制止违规的作用吗？

人们无从猜测这种“温柔变脸”下的深刻背景或者难言之隐，但人们不能不担心这种“变脸”的可能后果：当“审计风暴”的警示冲击力被削弱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违法违规者扑倒在法律制裁这一最后提坝前；当为数不多的鼓舞、激励人心的手段也被放弃后，民众只能走向失望和木然。

审计是市场经济下制衡政府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膨胀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强化审计也是推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必经一环。在违法违规屡禁不止的背景下，停止震撼性的“审计风暴”，实际上是取消了审计对权力部门的制衡功能。在体外监督不足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体制内的制衡力量，将使许多部门权力更加不受制约，体制更加失衡，体制缺陷更加突出，这不是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而是削弱执政能力。

平级审计各市直机关，都会有所顾忌。审计有一定的技巧性，都在一个地区混，不能审一个单位就树一个对立面。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反贪局就要捏一把汗，他们收拾你太容易了；审劳动局、人事局要谨慎，因为他们比审计局还厉害，又懂政策；人大和政协根本没法审；只有电信、电力和烟草是冤大头，又富又没权。

审计报告不点名，相当于洗澡不脱衣服，能洗干净吗？能达到公众知晓、实现社会监督的目的吗？

中央都不敢点名了，以后地方怎么办？

这是李金华的无奈之举，也反映出现行体制下审计监督的尴尬处境。

一些单位对点名置若罔闻，充分说明没有必要计较“点不点名”，而应该关注审计出的问题是否得到纠正。

没有看到往年被点名的部委受到处理，今年连名都不点了，这是一种倒退，可见反腐败任重道远。

12.17关于舆论监督问题

“舆论监督”被世界各国普遍栽入宪法。公众舆论对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是社会保持良性运转的清洁剂。但是，舆论监督的实践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即使在相对较好的西方发达国家，舆论监督也存在不少漏洞和死角。究其原因，是因为舆论监督受到权力与利益两种力量的牵引。在权威政体下，它更多受到权力的限制；在民主社会，它更多受到利益的牵引。

在当前语境下，中国的舆论监督主要受限于政治环境，这使得新闻法的出台尤为迫切。另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利益对舆论监督的牵引力也越来越明显、强大和普遍。在市场社会，舆论监督的载体——媒体，同样是商业机构，同样追逐自身利益。它虽然承载着舆论监督的功能，但并非专职监督工具，这使舆论监督难免受到利益的牵引与扭曲。当商业利益与社会功能发生冲突时，从企业本位出发，大多数媒体在大多数时候弃后者而取前者。

利益对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牵引、扭曲，是通过内外两层机制实现的。外部主要通过收买、威慑两种手段。收买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它的实现源于双方各自拥有可交换的利益。这其中也可能有权力的介入，但此时权力并非行使强制、限制的功能，而是依据手中掌握的利益资源及伤害能力与舆论监督的伤害能力作交换，这仍然属于收买的一种。

以“利益伤害”威慑媒体，这在中国还是新兴事物。主要手法是诉诸法律状告媒体报道失实，要求高额赔偿。在西方国家，这类官司屡见不鲜，已被许多人运用娴熟，是强势利益集团制衡媒体的重要手段。媒体愿意冒风险揭露某个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对此设置了正向反馈机制：不畏强暴、揭批权力，将为媒体及新闻人赢得声誉，扩大影响，并带来难以估量的现实收益。

国内状告媒体的诉讼越来越多，且以媒体败诉为多。这就极大地威慑了媒体，使后者在行使舆论监督的时候如履薄冰。国内有效性与国外不同，国外有效性靠的是拼消耗，前提是你必须有无尽的资源注入，行为可以不计成本；国内的有效性靠的是地方利益集团内部的相互支持。众所周知，国内很多掌握各种利益资源及伤害能力的人，已经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或者关系网，这是腐败弥漫的最普遍形式。如果被舆论批评的人无权无势，那么他只有自认倒霉；但如果被批评的对象掌握了一定的利益资源，他很可能已经介入了某一利益共同体或者关系网中；此共同体很可能覆盖了司法权力，即使现在还没有，关系网也可凭借其利益交换能力很快建立这种联系，将触角伸展到此一领域。于是，当关系网中的权力干预及利益交换等手段均告无效时，被舆论批评的利益主体就可以依托司法权力与舆论监督抗衡，起诉媒体，要求媒体认错并支付高额赔偿。这就是此类司法判决大多数不利于媒体的原因。

有人主张以“司法独立”来破解此一弊端，这只是流于表面、想当然的书生之见，“司法独立”不过使司法成为一种相对于党政更独立的权力而已，作为权力资源的一种，它同样会成为利益共同体寻求建立联系的对象，同样会被纳入关系网中。当前的司法腐败，固然不乏党政权力介入其中，但也有很多是司法人员独自直接腐败。“司法独立”除了改变利益共同体和关系网内部的分肥机制，让司法人员分到更大的份额外，很难再起到其他作用。

利益能够牵引与扭曲舆论的内部机制，是因为媒体是一种商业机构，它承载着投资方和企业员工的切身利益。当行使舆论监督功能可能伤害媒体本身的利益时，尽管可能还有人会坚持舆论监督原则，但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服从现实利益杠杆的牵引。坚持理想原则的人最终会被清除出局，不然媒体本身可能把市场淘汰。

市场社会是一个利益博弈场，参与博弈的各方总要达成某种均衡，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媒体在博弈中胜出的关键在于要尽可能多的掌握一些可以增加自己胜利的筹码。在利益博弈中，任何一方的特殊力量都不能任其不受限制过度增长。真正的进步之路是全体成员力量的共同增长，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力量较快增长，缩小强弱之间的悬殊差距。当民众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能力大幅增强时，舆论监督的力度自然大幅增强。由于无须依赖特殊的群体和个人，这种增进没有负面性。

舆论监督的目的之一是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但它本身又需要民众维权能力的维护。在民众自我维权能力明显提高以前，舆论监督、社会公正仍然只能靠少数人的正义良心。当下还有不少媒体人深怀正义，但在现实利益的染缸中，这种人正越来越少。部分媒体人的理想主义与媒体本身的现实主义之间的拉锯，仍将继续，但前者注定不敌后者。媒体的市场化注定了它的世俗化，舆论监督在权力限制外，很快又被套上利益的枷锁。

江苏省在《江苏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中，做出了规定：妨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者将“承担法律责任”。这只是一种心情，而非一种态度，表明大陆寻求预防犯罪，惩治腐败的手段由中共党内向党外，由检察系统向社会系统移动加速；同时也说明大陆的腐败的严重程度，已非“内部”和“双规”能够根治、威慑和解决了，希望在新闻的舆论监督方面得到突破。

新闻监督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取决于新闻监督生存空间的大小。在预防工作中，检察机关和其他机关离不开媒体的支持，舆论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比司法的力量还大。

舆论监督的本意就是社会大众利用新闻媒体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事物和国家事物进行监督，尤其是对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个人进行监督的行为和过程，这个行为和过程应该是自由的、科学的和合乎法律、法规的。

一个文明、民主、发达国家的标志，除了制度本身的监督外，无不具有完备健全的舆论监督机制。强大的舆论监督和相互制衡的行政体制，就是法治天空的“双翼”。而我们在总结体制弊端时提的最多的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什么“监督真空”、“监督无力”，都说明我们监督体制建设的薄弱和滞后。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功能，在目前反特权和反腐败中还没有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

在我国社会转轨时期，权力和权益的再分配、再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社会丑恶现象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国家正期待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监督机制。

一些部门滥用职权的行为、一些丑恶和不公正的现象，由于媒体的介入被及时揭露和纠正。在现行体制下，各种非法牟利行为往往会依托，甚至“借用”一定的公共权力。由于可以调动多种社会资源的公共权力，与分散的利益受害者个人力量对比悬殊，使得各种违法、侵权、非法牟利行为常常畅通无阻。但是媒体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局面——公共舆论将公众意志集中表现为公共权力所无法忽视的民众公意，从而改变了力量对比，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构成了钳制。因此，媒体的介入程度。关乎揭弊、纠弊的力度，决定着民众意志实现的程度。

事实上，类似手段在中国古代都曾经用过，虽然能取得一定效果，但在官场风气、社会风气已经严重污染的背景下，并不能从根本上整肃吏治。而舆论监督，正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人民监督政府”的最切实可行的途径。

舆论监督的实质，是将分散的民众个人意志凝聚成公意，凝聚成一般不容忽视的力量，从而改变普通、弱小的个体与强大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对政府形成自下而上的监督与制约。中国古代虽然有为民代言的“言官”，但其仍然是站在官府的立场上，仍然是官僚集团的一员；民众虽然有击鼓鸣冤的权利，但其表现形式仍然只是个人诉求，而不是民间公意的集中表达。这种程度、这种方式的自下而上，无力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监督，因此也避免不了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治乱因循。

当代中国公共言论空间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成果之一。它使民间公意的形成、使以舆论监督公共权力成为可能。

实践证明，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通过制约权力来保护民权民利、澄清吏治、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可能被某些个人或者某种势力所利用，作为颠覆政权和制度的工具。因此，从执政者的角度而言，收缩言论尺度确实能避免舆论对政权和制度的及时冲击。但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收缩言论也堵塞了自下而上进行监督的通道，而且是现行体制下进行监督的有效通道。这种堵塞很可能使公共权力越来越不被制约，甚至被滥用，为腐败分子的私利“保驾护航”。

在现代法治社会，舆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舆论既是公共监督政府的主要方式，又是公共向政府表达意愿的主要渠道。现代法治政体通过法律制度切实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实现舆论监督，同时也依法限制不负责任，不能自律的舆论机构。因此，对舆论即不能放任自流，更不应因噎废食，应该在合理的规则下充分发挥舆论的积极作用。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对媒体具有强大的管制能力，只要对舆论监督设置不得触及政权及制度的禁区，就能既有效发挥舆论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功能，又不危及政权根本。

历史上的机会往往伴随着挑战。风险越大，机会越大。在当前腐败不止，官民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主动对舆论监督作出积极回应和引导，不但能够利用这种外部监督整肃吏治，提高执政能力和工作效率，而且能够凝聚民心，提升政府在民众中的认知度与公相力。

近来，中国反腐败的新闻不断。这一方面显示了执政党高层反腐败的意志和决心，体现了反腐败工作的进展和成果；另一方面，又反映出权力腐败之猖獗，权力监督之艰难。

为什么各种常设的监督部门（如纪委、监察局等）在这些地方形同虚设？为什么监督机制会失灵？为什么被权力非法侵害的对象无力抵制权力的滥用，只能任其横行？根本原因是腐败分子拥有公共权力赋予的“合法伤害权”，能够堂而皇之地对无权者造成伤害，而无权者则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

决定人们行为选择的是现实的利害关系与力量对比。受害者所面对的一般选择是：上告，结果难料，一切取决于受理部门的立场态度：如果告不倒，必然要承受强硬报复，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只要滥用权力者拥有庞大的关系网和保护伞，受害者自料扳不倒对方，一般会选择忍气吞声——事实证明，这种忍辱负重往往是弱善者的“次优选择”，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

能够造成伤害是权力的本质特征。掌权者与普通老百姓在伤害能力上的巨大悬殊，是受害者无力自卫、不能制衡权力的根本原因。而“利益关联”则是有能力“伤害”腐败分子的监督机构可能对腐败现象熟视无睹的主要原因。建立利益关联是化解伤害能力的最佳手段，而普通老百姓的困境，不仅没有“合法伤害”的能力，而且也没有建立利益关联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所能建立的关联利益在掌权者看来，远远小于直接使用伤害权所能获得的利益。

在中国，由于常设机构的监督功能可能因为利益关联而被削弱，权力监督需要另外的“第一动力”。原中央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认为：“事实上，由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构筑的制度基本上是健全的，但如果束之高阁，就成了一纸空文”——基本健全的制度为什么会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这是因为，体制内动力因利益关联而耗散，权力监督缺乏“第一动力”。

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来说，人民就是上帝，制度运行的“第一动力”只能来源于可能被滥用权力所伤害的普通老百姓，即必须赋予普通老百姓对滥用权力者可以造成“合法伤害”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必须直接产生作用，而无需求告其他权力者后方能生效。在迄今为止的政治建构中，这样的能力主要有两种：一是民主选举；二是舆论监督。显然，民主选举是中国渐进式政治进步的长期目标，而舆论监督则是短期内可行的选择。

一方面行政许可法等程序设计促使政府的操作公开透明，但另一方面，真正迫使政府公开操作的却是媒体的强烈反应。透过民意表达，媒体充当权力监督“第一动力”的载体，而程序设计只是为这种监督提供了便利。虽然舆论不能直接决定公共政策，但对具有公共决策者造成一定“伤害”的能力，使决策者不能无所顾忌。

舆论监督所必须的言论自由在当今中国已经有很大进步，但在涉及官民关系、社会稳定等敏感话题上，仍然讳莫如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存有希望媒体“只帮忙，不添乱”的想法，企望媒体在不具备“伤害”能力的条件下也可监督权力；另一方面，由于舆论监督既针对官员的私利行为，又针对公利行为（公利行为也可能引发官民冲突），但监督压力增大的时候，官员从利己立场出发，一般会首先收缩公利行为而非私利行为，从而可能造成舆论监督既无利于反腐，又有损于行政能力的情形。这既是滥用权力者反对舆论监督的借口，也可能确实是高层担心舆论监督负面性的理由。

世界各国及中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表明，要有效监督权力，必须赋予老百姓一定的“合法伤害”能力，并准备承担“行政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所降低”的后果，即所谓有所得必有所失。实际上，公共舆论的介入有时虽然对行政效率有所影响，但有助于政治决策长期的科学合理，更有助于执政党保持先进性，强化对政权的领导、对国家的管理。只要操作得当，政府完全可以将舆论监督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范围内。说到底，政府的选择取决于它的决心和意志，取决于它对权力监督与其他目标的轻重缓急。

记者们在挖掘重大新闻时，常常感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不是赤裸裸的威胁，而是一种可怕的沉默。在大部分艰难的调查中，你可以感觉到你在和一只看不见的手教量，就象冲进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当外界的力量想揭开它的一角时，整个系统就抱成一团，用可怕的沉默和不合作来面对你。由于社会各行各业中都免不了这样那样的利益共同体，当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发生时，为了自身的利益，共同体中沉默的大多数很容易用一种价值观把符合自己利益的状态合理化，让自己心安理得。而当这种利益共同体又以某种专业知识和信息资源为“优势”避开监督时，黑箱操作就难以避免。

纪检官员在解释《党内监督条例》，说到舆论监督的时候告诉大家：“舆论监督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发挥得好，就会产生十分有力的监督作用；如果发挥得不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必须十分慎重。”

任何工作都有“发挥得好”和“发挥得不好”的两种可能，是不是任何工作都是危险的“双刃剑”？就以舆论方面而言，比舆论监督更有名也更加厉行的是舆论导向问题，自然也有发挥得好和发挥得不好的区别，但是谁说过舆论导向是一把双刃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要随便使用呢？

作为党内监督的武器，舆论监督自然是防范和揭露腐败分子的利器，然而，它会象原子弹一样使党和腐败分子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吗？

有人说：有两种反腐败，我们的反腐败和“敌人的反腐败”，我们要反腐败，敌人就要借反腐败来反“我们”。这种理论可能就是“双刃剑”理论的来源。这是一种伪理论，因为腐败分子本身就是最大的敌人，不反腐败才是帮助敌人反自己。因此，只有限制舆论监督、阻挠舆论监督才是腐败分子向人民向党向国家挥舞的“剑”。

由于主流媒体为各级掌权者所掌控，所以其监督的锋芒，则很少能直指各级掌权者所忌讳的社会溃疡面。

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这句话很高兴，她说：在中央的支持下，《焦点访谈》将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要实现舆论加大内容创纪录的50%。这句话让人有点纳闷：舆论监督需要指标？

新闻媒体只要依据事实，客观公正，不违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拥有不受任何干涉的表达自由和加大自由。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完全是依法行事；怎么还要领指标呢？舆论监督本来就是媒体的天职，就象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

争取实现50%的舆论监督，还有一个监督大和监督小，监督高和监督低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可能在于对“权力”的监督不能太多。

据了解，原来并不是没有新闻素材，而是因为受到来自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反舆论监督”的压力；面对不正之风、腐败行为，《焦点访谈》不得不退避三舍。这种说法好象有点站不住脚。不否认“反舆论监督”的压力是存在的，但是，人们也知道处于中央之尊的传媒机构的权威也是存在的。一个堂堂中央电视台莫非还怕地方的某些政客的“不正之风、腐败行为”吗？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几个人就可以打乱作为中央喉舌的媒体的工作原则和部署，那么这样的媒体与所处的地位也太不相称了。显然这里必定另有隐情，才会向中央领导人讨要监督的权力，要一个50%的指标。

舆论既然要行使监督权，总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监督，对滥用权力的监督。如果一个栏目本来可以行使100%的监督权力，但实际上只能达到50%，那么人们要问：谁在保护50%的丑恶？一个以监督为主的媒体栏目只能实现50%的舆论监督，而且还要靠讨要指标，这实在是对法律和舆论监督的莫大讽刺。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制片人张洁说“几乎每一期舆论监督节目，都有公关行为出现，有一段时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50%。《新闻调查》播出的每一期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节目，都是全台上下，甚至还可能是台外更高层的领导，抵抗公关的结果。”揭示黑暗面的节目或者稿件容易遭到“公关”，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新华社曾经报道，某些地区甚至有“控制对本地区、本部门负面报道”的专门机构或者负责人员。

一个常识：相对于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党内监督等，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积极有效的舆论监督是正义的催化剂、权力的防腐剂，是文明的推动力、权力的制衡力。所以，要构建健康、稳定、公平的和谐社会，就必须保证舆论监督渠道的畅达，保证舆论监督的即时和便捷。

大家都知道，越是公关力度大的，其中包含的问题或许就越严重。这种公关尤其恶劣是地方在于：事实上是监督的对象再一次腐败——花着纳税人的钱飞来飞去，请客送礼，住豪华酒店，维护的却是少数人的利益。“试想，腐败出现了，被媒体拍了录了，掌握了证据，最后却又被用腐败的手段摆平，这显然已经是性质十分恶劣的多重腐败。”

“舆论监督奖”怎么如此经不起推敲？

１月１１日，湖南郴州市设立“舆论监督奖”，“专门奖励主动把舆论监督线索交给郴州调查处理或通过舆论监督对郴州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央、省级媒体记者”。郴州市委书记葛洪元表示，郴州市委、市政府支持设立“舆论监督奖”，意在用“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明的态度”支持新闻媒体开展工作。

记者监督批评郴州市，郴州市不仅不记仇，反而给记者以奖励。这应该就是郴州市设立“舆论监督奖”所体现出来的“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明的态度”吧。然而，该奖却仅仅是针对中央、省级媒体记者，而不包括郴州市媒体的记者，这样的“更开放、更开明”就只能让人怀疑了。

显然，对郴州市当地事情更了解，更清楚，更有资格进行舆论监督的是郴州市当地媒体记者，他们对郴州市存在的问题才更有发言权。由此可见，郴州市将本地记者排除在“舆论监督奖”之外，就是一种舍本逐末之举。如此设立“舆论监督奖”，其用意恐怕并不是所谓的支持新闻媒体开展工作了，而可能是另有隐情。

众所周知，作为本地的媒体记者，一些人是不用担心出什么纰漏的。只要稍稍动一动手中的权力，那些媒体记者恐怕只有听命的份，而对于中央、省级的媒体记者来说，他们就没有这个权力了。管不了记者的采访，便想方设法地去堵，不让监督内容在媒体见光，应该是各地所采取的最常用手段。而拉拢收买讨好记者更是一些地方对待舆论监督的惯用办法。

郴州市设立“舆论监督奖”的这个红头文件规定，能够获得郴州市“舆论监督奖”的中央、省级媒体记者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把舆论监督线索交给郴州调查处理的；另一种是通过舆论监督对郴州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而郴州市更看重的恐怕是把线索主动提供给他们的那类记者。线索一旦提供给他们，还用再担心媒体曝光吗？从中我们便不难看出，郴州市设立“舆论监督奖”的真实意图，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一奖项讨好中央、省级媒体记者，把舆论监督尽量地控制住，尽量地不让其在媒体上曝光。对于第二种，即“对郴州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这也很难以理解，在政府的眼中，媒体曝光从来都是消极的东西！

由此，设立“舆论监督奖”支持新闻工作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便有些经不起推敲。湖南省郴州市煞有介事设立的“舆论监督奖”，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这是在支持新闻媒体开展工作吧。如果他们真想在接受舆论监督上表现出“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明的态度”，那用行动证实就行了，平时支持记者们的采访就行了，发不发奖品，则是很次要的事情。

中国腐败官员失去民主舆论监督机制的土埌在哪里？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几乎每一个被党纪国法惩处的腐败官员，都具有下面共同的社会属性：

第一，几乎每一个被党纪国法惩处的腐败官员，都是在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或者是给社会人群的公共安全利益造成了巨大的财产、生命损失，或者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恶劣的政治影响之后，才被党纪机关、法律机关发现！

第二，几乎每一个被党纪国法惩处的腐败官员，在其的党纪机关、法律机关立案查办之前的前一天，还具有“优秀干部”、“先进”、“人大代表”、“标杆”等等，诸如此类的光荣头衔！甚至于是国家级别的光荣头衔！而这些光荣头衔的取得，据说都是经过群众民主评议、监督的过程的！

这种恶劣现象的发生，就意味着在这些被党纪国法惩处的腐败官员的周围，群众民主评议、监督的过程，已经成了摆设，失去了正常的社会功能！

因此，在这些政治权力腐败现象中，除了腐败分子们的个人问题以外，中国社会人群的民主评议、监督的过程，失去了正常的社会功能，形成了这些政治腐败分子周围环境的“权力监督、权力制裁机制”的实际真空状态，才是中国社会政治腐败现象不能真正控制约束的根源之所在！

中国腐败官员为什么失去民主舆论监督机制？主要社会原因如下：

第一，无论是中国的官员，还是中国的普通社会人群，都没有真正建立、普及现代社会道德情操观念，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过程中，缺乏自觉地尊重人性，自觉地尊重别人的合法的社会权力、权益的思想意识；缺乏自觉地尊重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思想意识；缺乏自觉地尊重、遵循客观、公正、公平的社会竞争原则的思想意识；缺乏自觉地尊重科学思想、方法、原则的社会价值，缺乏自觉地采用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思想、科学原则，来提高自身素质，进行正常地社会竞争的思想意识；缺乏自觉地尊重、遵循社会法律，依法处理问题的思想意识，缺乏自觉地维护社会法律尊严的思想意识，缺乏社会法律至高无上的法律意识；

第二，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习惯于权力大于一切的思维模式！习惯于采用权力摆平一切问题，习惯绝对服从于权力的强制约束的生活模式！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尽管是人人痛恨政治腐败现象，但是，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中，却处处依赖权力、利用权力，走社会“捷径”，来获得个人利益！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所有的掌握一定权力的国家官员的周围，在这些国家官员的背后，都“挤满”了企图通过权力的途径，来获得个人利益的人群！

如果不能真正普及、建立现代社会道德情操观念体系，中国社会的政治腐败现象，就永远具有社会生存是土壤！中国社会的政治腐败现象，随时随地地都可以出现局部地、暂时地、彻底地失去民主舆论监督机制的社会现象！

12.18关于监督问题

监督，就要怀疑，不相信性善和自律，而相信人性的普遍弱点。如此监督才成为必要。施行监督，政务必须公开、透明，以示公平、公正。君权神授，天然英明，不容怀疑，皇帝天威莫测，暗箱操作，玩弄权术，不能也监督不了，一切腐败由此而生。

君主专制并非没有法律，但多少朝代找不到半条制裁皇帝的法律。皇帝口含天宪，一言而为天下法。哪个皇帝会设置整治自己的法律，作茧自缚，自讨苦吃。皇帝是专制君权的最高代表，也是道德、真理、法律的化身。专制政体，人治体制，必须有这样一个不容侵犯的最高权威，否则就无法进行统治。这里恰恰缺乏的是法律的最高权威，造成一批又一批无法监督的人物。

皇帝专制，高度集权，大事小事一把抓，里里外外都当家。

体制内由上而下的自我监督，皇帝的话叫做“激发天良”，就是针对行政与监察合一的结构实行自律而言的。

种种恶果皆制度使然，正如马克思所说，专制制度使人不成为人。先使人不成为人，然后再清理掉一部分。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不可能形成体制内外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对权力全过程的监督。

清代沿袭前朝，设置了职司纠察的监督制度，但是它的职能却很难发挥，往往只能弹劾地方官。

清朝也有考核制度，三年一次。京官的考核叫京察；外官的考核叫大计。考核的内容是：年、资、德、勤。即健康状况、做官资历、为人品德、政绩勤惰。行之既久，敷衍了事。京察在皇帝的眼皮下进行，形成牢不可破的惯例。考核变成对一定职位的争夺，只有论资排辈，怎能调动官员的积极性。

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容易走向腐败，这一点已经逐渐化为常识被人们所接受，所以，与其相信一个人的道德，莫不如相信严格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

许多时候，我们的制度和监督就象过去的门神，只是用来吓唬人的。真正的制度和监督，应该是让人无机可乘，一做坏事就身败名裂、鸡飞蛋打。

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法纪监督一把手太晚。

透明就是最好的监督。也可以说，监督的最好方式就是透明。

从目前人大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情况看，并不理想。其一，行政权的扩大化趋势使人大监督权在许多方面受制于政府行政权，使人大不敢监督；其二，在监督的时间和形式上，往往没有实时性，流于事后书面汇报或政府相关人员的口头汇报，使人大无法有效监督。最关键的就是不透明。

在现有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之下，下级几乎没有监督上级的可能。“一把手”在本地本单位至高无上的地位，事实上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一手遮天也是轻而易举，这就使民主集中制和下级监督徒有虚名。更由于决策、执行过程缺乏公开和透明，下级对上级的工作缺乏了解，想监督也有相当难度。即便有人敢于监督，由于监督体制不畅，监督者的日子常常也不好过。而且，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和上级唱反调的人，即不会有领导喜欢，也会被视为另类而不被广大的人所接受。

下级监督上级，在操作层面上，首先是不知道如何监督，对于上级的腐败行为一般下级难以知情，在强调服从管理的理念下，下级不敢管上级的“闲事”；好事能知道，但无须监督；需要监督的却一无所知。这在客观上为下级监督上级带来了难度。其次，下级没有办法监督，作为下属，自己的升迁都在上级手上，制度设计是上级任免下级。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设计得很好，但是操作起来还有很大问题，目前在一些基层部门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权力的构架是个“金字塔”，对权力的监督则应该是个“倒金字塔”。权力有多大，对其监督的力度也应该有多大。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党内监督做出了详尽的规范，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此外，针对“一把手”的监督，还有人大和政协监督、司法监督、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相较而言，党内监督、人大和政协监督、司法监督、已经建立了相应的规则，具有了一定的效能，而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最容易被忽视，因而最需要特别强调和保障。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监督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但人民监督要真正发挥作用，要需要一定的制度背景作为依托，否则只会消解于无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于官员财产公布制度迟迟未能建立，普通公民无法通过法定渠道了解官员的财产状况，无法从官员的住房、股票、家庭成员供职等方面判断其廉洁程度，对官员的廉政监督几乎无从谈起。同样是“一把手”，一个县里的交通局长和一个省里的交通厅长，差别是很大的。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中央领导提议“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历和财产”，但直到《公务员法》的公布，也没有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字。

至于舆论监督，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不仅是上级媒体如何自上而下对“一把手”进行监督，而且还包括与之平级或者级别更低的媒体如何对“一把手”进行监督。

很多中国人是热衷于当官的，但如果“这么多限制、挣钱不多”，人们还热衷于当官吗？怎么个当法呢？

需要考量或者说存在问题的是，中国官员的管理还缺乏一种长效机制。这种机制应当体现的基本原则是:官至愈高，限制愈多；权力愈大，监督愈严。如果中国的官场整肃成这样，人们还热衷于当官，瑞典人也会羡慕中国的。

细细琢磨，“机制”和“制度”还是有所不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很多高官落马，可能在腐败时的一种借口，就是“死”制度管不了他这个大“活”人。“机制”却是活的:有机的、机体的，都是动态的，用“活”的机制管“活”的官，才会使官“活”得规矩。

从“制度”转变成“机制”很重要的一条是建立透明的社会监督制，让群众雪亮的眼睛发挥作用。即使老百姓不能查到部长们缴没缴电视费和他们因公请客的菜价，也应当让公众知道哪些规定、条款可以让他们考量到干部官员的从政操守。

处以上干部要填写收入申报单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从申报单看出来。可惜的是，很多问题并没有从申报单看出来，至少，我们还没听说过一例腐败案是从申报单败露贪官的。为什么会这样，缺少“机制”，即社会监督，这一弊端可以从申报单流程上看出:上级下发申报通知到处长以上干部，公众不知道；处长以上干部填写，公众不知道；处长以上干部上缴，公众不知道；上级单位审核，公众不知道；申报单入库，公众不知道；申报单年长日久，慢慢变黄，公众不知道。

没人知道的申报单，不知道处以上干部是向谁申报呢？

基层讳言“监督真话”

五种心态挡住“监督真话”

谈起监督，干部们普遍认为非常重要，但是，谈起如何搞好监督，干部普遍存在一定的消极情绪，他们表现出来的五种心态，让记者听到“监督真话”很困难。

心态一：监督是敏感问题，既不敢讲、也不愿讲，“不是自己要想的问题”。

他们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三种：一种是不太愿意涉及这个话题，认为话题太敏感，怕惹麻烦；一种是勉强同意谈谈，但限定了时间和范围，存在“言多必失”的心态；最后一种认为“说了白说”，问题和办法都是在上面，基层只能被动接受。

心态二：监督效果心里没底。工作探索“形式重于内容”，创新限于工作方法，鲜有制度性探索。

基层的探索和创新是完善、丰富监督体系的重要来源。一些地方在这个领域内的探索积极性普遍不高，相对于经济领域内层出不穷的创新做法，监督领域内的新经验、新办法显得少而又少。

监督问题涉及面比较宽，又是主要针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所以进行制度创新的难度很大，导致了部分地方只能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进行一点突破。

心态三：等待“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等待党内监督“有突破”。

推进监督工作，主要得靠中央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目前基层干部关注的重点不在监督制度的自我创新上，而是在大的制度安排上。每当出台一个事关监督全局的制度时，大家都显得很兴奋，把这看成是中央下决心解决腐败问题的又一个例证。在制约权力、加强监督方面，大家更关心中央已出台了什么政策、正在酝酿出台什么政策、还将出台什么政策，认为制度建设要比一个领域、一个部门内的探索管用得多。

干部们在监督上也有攀比心理，即看对班子成员与对“班长”是不是一个样，对非权力领域与对权力领域是不是一个样，对党内监督与对党外监督是不是一个样。

心态四：谈监督“一把手”的多，谈“一把手”抓监督的少。

很多干部一谈到监督，就自然谈到监督“一把手”的问题。不过一些干部认为，“一把手”既是被监督的重点对象，也是抓监督的重要力量，目前“一把手”这两个角色转换处理的不够理想。

“一把手”在谈到监督时，往往谈监督下属的内容多于谈监督“一把手”；下属在谈到监督时，往往谈监督“一把手”多于谈监督本部门。

心态五：监督制度、文件、通知多，执行中的效果很不理想，缺乏让监督刚性起来的法律。

目前我们党在加强监督方面不是缺制度，而是缺让制度活起来的机制；不是缺要求，而是缺让要求具有约束力的办法；不是缺文件精神，而是缺让文件精神生根的土壤。一些监督制度在执行时打了折扣，值得反思。

“一把手”是监督的关键环节

无论换届前后，对一把手的监督都是监督中的最关键环节。“对‘一把手’的监督效果是最不好的”、“‘一把手’监督难……”，是所有被采访干部的共同心声。

“几乎啥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对“一把手”的监督，现在来看效果是最不好的，也就很难在监督问题上取得突破，形成监督合力也就无从谈起。

“‘一把手’在本部门是难以监督的，因为平级没法监督，底下又不敢监督，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多大案、要案、窝案。”

之所以对“一把手”监督难，主要是赋予“一把手”的权力过重，而责任追究制度又没有相应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赋予“一把手”的权力过多，尤其表现在任用干部时，发挥班子的整体作用，难度大，做到民主集中制，也非常难。

目前在省里，提拔干部实行全委会票决制，避免了少数人说了算，在县区，实行常委会票决制，决策发扬民主，这的确是个进步，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咋“决”，而是干部的“初始提名权”在谁手里。

“一把手”才有“初始提名权”，但干部出事了，想追究责任却找不到人。在推荐干部人选上，应该搞署名推荐。最好的监督是公开，尤其是党务公开，应该稳妥推进，但目前这项工作推进的力度非常有限。

由党内民主入手凝聚监督合力

“监督动力不足”的原因，在于监督者不是权力的委托者，权力委托者、监督者、被监督者三者之间“错位”。

按照现代政党理念，我们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应是党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要强化对纪委等监督机关的监督，纪委等监督机关应向党代表大会负责。而现实情况是，以一个省为例，这一届党代表大会选出的省委委员，却向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汇报工作，且多不谈问题，只是布置下一届的工作。

与此对应的是，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负责，这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上级官员委托的。所以出现了监督不了“一把手”的问题。

“权力来自于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应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而不是向‘书记’负责。”

目前，党内、党外有多种监督资源，各种监督形式，综合运用势在必行。专业人士指出，各种监督资源惟有“九牛爬坡，个个出力”，才能形成合力，但前提是，要先破解“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

为突破这个“冰点”、提高监督效果，一些权威专家及监督界人士建议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两项措施：

一是推出地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条件已基本成熟，可在部分市县（区）搞综合试点。在当前，应明确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内最高权力机构、最高监督机构的地位，从现有条件看，适时推出地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条件基本成熟。他建议，为了不影响稳定，先期可以考虑在市县（区）进行改革综合试点，逐步推开。

党的代表大会的规模要适度控制，如果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是否需要设立专门的委员会，也应一并考虑，从而防止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虚设。同时，领导干部任期制也要相应明确下来。

二是理顺体制，实行垂直管理的监督体系。崔志有说，为了加强监督，应该考虑体制上的改革，比如把纪委设置为派出机构，解放纪委干部的手脚。甄杰则认为，现在地方的纪检组模式，按职能应监督“一把手”或班子成员，但实际是监督不了的，因为纪检组长在班子成员中处在最末位。

专业人士分析，如果实行从机构到人员皆由中央进行垂直管理的监督体系，有利于改变那种“下级监督上级”的先天缺陷，从而使监督机构具有高度权威性和独立性，监督人员行使职权有了可靠的保障，监督作用就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一些专业人士还建议，我们国家的监督制度很多，一些制度应上升到法律层面，成立一个权威的、层次高的、涵盖更多方面的监督法律体系。

防治包括商业贿赂在内的一切腐败的根本手段，是构建完善、管用、有效的廉政监督机制。只有形成了强有力的廉政监督机制，各种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空间才有可能被尽可能压缩，从根本上遏制和预防腐败的目标才洋可能实现。

完善、管用、有效的廉政监督机制，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监督形式来实现的。从我国的实际看，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二是政府内部的监管；三是外部监督。

党的监督是核心、是关键，廉政建设好不好，关键在于党风好不好。如果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能够真正做到廉洁从政，那么整个廉政建设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政府内部的监督是根本的制约手段。如果政府内部能够有效地控制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等行为，那么整个廉政建设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外部监督是必然和必不可少的监督，是清除腐败、促进廉政的重要保证。执政党的监督和政府内部的监督，其实质都属于内部监督，有不少问题，自己不一定看得十分清楚，或者自己认为清楚的东西，从外部看来也不一定清楚。监督具有异体性和强制性，一些问题不依靠异体的抗衡和强制性的手段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外部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应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传出信息：《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作为重要的党内法规将颁布实施，这标志着我们党在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清楚，作为领导干部的党员，不是一般党员，而是掌握并行使权力的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并非是没有任何私欲的圣人，权力的正确行使，既在于领导干部的自律，更在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这是党章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检验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强弱的重要标准。

既然监督是针对权力的，那么与权力行使有关的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事项”，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事项，或者说已不完全是自家“私事”，而是和公权力有关的个人事项，是应该通过向组织报告受到监督的“私事”。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规定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侵犯个人隐私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党员领导干部作为自然人或公民，当然享有隐私权，但党员领导干部的特殊身份又决定了其享有的隐私权不同于普通公民。由于党员领导干部的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那些与权力行使有关的、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个人事项理所当然地应向党组织报告，接受组织的监督。

在我国，党员领导干部是掌握和行使公权力的特殊群体，他们手中的权力因为能够带来利益而被“亲朋好友”觊觎，私人活动由此成为一些有所企图的人接近领导干部进而建立某种特殊关系的最好媒介，领导干部的一些个人活动也就超出私事或家事的范畴。如果党员领导干部的所有个人事项都以“个人隐私”的借口掩藏起来，其后果自然可想而知。

所以说，通过规定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来强化党内监督，不是党组织干涉党员领导干部的私生活，制造不必要的麻烦，而是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需要，体现着党对领导干部的关心爱护，也可以说是一种通过严格要求体现出来的关心爱护。

我国需要建立“政治生态链”，从而使每个监督者都是独立的，使监督者都受到监督，以达到弊绝风清。什么是“政治生态链”？最通俗的比喻是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吃棒子、棒子打老虎。监督者依法监督，是其政治生存的前提，否则就被吃掉。在这样的生态链中，是不分级别高低或者内部外部的，“卒子过了河，遇到老将都可以吃”。让每个监督者都有独立地吃监督对象的权力，同时又有被吃掉的危险是制度设计的最佳选择，是法治的选择，也应该是建制思维的出发点。

现在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最凶的时候，也常常身体被提拔最快的时候。这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大概负责考察的人脱不了干系。负责考察别人的人，如果没有一身正气，贪图一点小便宜，或者走走过场，使考察流于形式，那是极容易使一些人侥幸提升的。可怕的是，有些人明明知道被考察者有问题，却被人收买，与之串通一气，那真是遗患无穷。监督者也要有人监督，这个思路总是没错的。

贪官王怀忠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人民群众的举报和监督“加以压制和阻挠”，这“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他手中为什么会有“压制和阻挠”监督的权力？为什么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一旦到了某些领导干部手中，不但可以异化成腐败的权力，还可以异化成“压制和阻挠”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力？

从个体身上找出的原因很难解决整体问题，只有从制度上和干部体制上找原因，才会对每一位领导干部起到警示作用。王怀忠案暴露出来的不是领导干部拒绝监督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监督机制软弱的问题，不健全的问题，只要想逃避就能逃避，只要想拒绝就能拒绝。这样的监督形同虚设。领导干部个人手上的权力，远远大于监督部门的权力，大于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监督在他们身上不起任何作用。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绝对权力下，任何道德、自觉、人格都会发生异化。那些用党票、人格、脑袋作担保的，已经是明日黄花。在领导干部没有被强制加强“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特别是群众监督”的情况下，“权力的运行”是不能自觉地被“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的，“克服权力的专制化”则更是空谈。所以，监督部门如何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如何对权力进行制约，人工让人民群众的监督不再被“压制和阻挠”，才是防止腐败，“克服权力的专制化”的重要前提。这种只有来自监督的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才是靠得住的，只有来自制约的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才是靠得住的。

现在，腐败案件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腐败案件中的窝案、串案明显增加。实质上的原因是这样的班子“太团结了”，使得班子内部成为监督的真空地带。“一个声音喊到底”，一呼百应是我们各级领导最愿意看到的班子形象。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家长制的存在，特别是一把手扮演的“一霸手”角色，谁敢监督。二、班子成员明哲保身，不敢谁也不愿意说。三、这个班子太团结了，一团和气。实际上是一种假团结，或者是“结团伙”，共同腐败。

从理论上说，对监管者的监管本来就是公共权力构建的应有之义，是必然的必然。原因就在于：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最重要的监管者，其自身就是一个利益主体，也有很强的利益动机，由此导致监管者的监管目的首先是满足政府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市场的需要，是局部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是政治业绩而非市场效率。因此，监管者是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诚实可信，公正无欺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监管者的机制，其许多承诺不但不会兑现，而且还很可能被扭曲成渔民之利的借口。

国内的政策是任何事情都可大可小。

在官场上，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就是要敢于同流合污。道德又怎么样，重要的是目的。手段无所谓脏不脏，如果目的达不到，手段再干净一有什么用？

高薪就能养廉吗？人的欲望有止境吗？

现在的现实是：不是你去找钱，而是钱在找你；不是你去找女人，而是女人往你怀里钻。能顶住的不是什么优秀分子，只能是菩萨。

在我们的政治实践中，自缚权力、自证权力合法性是一种特别可贵的美德，因为更多公共部门习惯于把自己手中权力的清白和合法性预设为是不证自己明、不可质疑和无须追问的，习惯于监督豁免，习惯于“自我清白假设”。有些部门也喜欢拿一些规章制度来表明自身的权力受到了监督，其实这些规章制度都只是部门内部“老子监督儿子”或者是“自己监督自己”，缺乏制度约束力。

监督的价值在于对权力运作过程实施监控，通过矫正权力来实现个体权利的救济，而不是抽象权利的保护。如果监督检查依旧停留在所谓制度完善的层面，延续“运动式”和“参观式”的做法，其结果就如民间顺口溜所言：监督检查人不断，违法事情照样干；写完报告叙经验，来年监督接着看。监督法真要出彩，应该倾听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应该着力于具体、特定的责任追究。

12.19关于反腐败问题

反腐败是一门极具理论与实践性、历史与现实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专业，需要厚积才能薄发；反腐败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高科技立体战争，既需要战术的实际操作者，也需要战役的指挥员，更需要战略的研究人员和决策者。

体制的不科学，权力结构的不合理，不但增加了反腐败的成本，而且弱化了监督的效力；而监督的弱化，又突出地表现在监督不到位和监督不力上。

监督不到位，主要表现于绝少事前监督——能让参与决策已实属不易，事前监督必令人生厌；很少事中监督——体制已经决定其是决策，事中监督力不从心；大多为事后监督——直到权力运行的结果出了严重问题，在群众的强烈反映下，在上级党委和纪委的认真干预下，才有可能进行事后监督。

监督不力，主要表现于发现不力——明确而具体的隶属关系，使被监督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监督者的监督；约束不力——监督的约束力是以被监督者愿意接受约束为前提条件的，如不自觉，是没有办法的；惩处不力——初查难、立案难、处分难，是说了多年，喊了多年，抓了多年，却又多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因此可见，现行党的纪检体制，从客观上决定了监督到位是很难的，而监督滞后和不到位则是必然的。

在对党的领导制度的认识上长期存在一个误区：似乎只有将党内的决策、执行、监督之权集中于党委之手，才能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威信。这种错误的认识和做法，不仅延误了党的纪检体制的改革，而且耽误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严重影响了党的建设，削弱了党的领导。

邓小平说过：“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的、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反腐败工作的实践来看，凡是资源短缺的领域必然是腐败的高发多发区。

腐败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背景，必须式样也形形色色，极为复杂。我们党执政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建立了各种制度，运用了各种方法来竭制和惩治腐败，但收效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切制度和方法都是由人来执行的，人的行为方式至关重要“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如果执行的人敢于碰硬，敢于较真儿，那些制度和办法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现在人民最关心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官员腐败；二是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官员腐败导致官民矛盾，贫富差距导致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腐败可能成为党的一种致命的病，可能成为使党失去民心的理由，成为整个社会反对共产党的一个理由，每个人可能有各种各样不满意的理由，最后都会集中在一个口号上——反腐败。如果共产党不反腐败，执政的地位就不保，强调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与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是相关的。

治理腐败是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种体制跟国家结构很不适应。党是政府和社会不分的，党是政府和经济不分的，党是公检法也不分的，党是立法、司法、行政都不分的，党和媒体也不分的。党的大一统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政府自身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发展。所以，党一定要让自己在组织结构上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社会越来越自治党的组织结构也应该变化。

要加强党内民主，党内应该有司法性组织，有一定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制，有财政制度、人事制度、领导人竞选制度；不能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书记的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发生腐败；书记腐败、组织部长腐败，卖官鬻爵，原因就是手中有权。幸亏党没有掌握财政权、项目审批权，要不然更腐败。

不要让中纪委全权反腐败，中纪委是党的系统，不可能真正承担反腐败的职责。

要使党具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党内一定要有派别，没有派别怎么会有自我竞争？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就是党内没有竞争机制，没有自我纠正错误的机制。一个组织不给他的成员权利，在现代社会中就是黑社会。共产党过去是秘密的党，现在还继续这种方式，将是对整个社会法治的巨大破坏。

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自我监督非常重要，但是你掌握着权力，完全靠自己的监督是不行的。靠内部的机构，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也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怎么在全国的政治体制中加大参与，使得各个社会团体都能参与到政治进程中间来。外部的监督有三大块：一是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的监督；二是舆论监督；三是非政府组织的监督。

我们不是没有反腐败的机构，问题是一些潜规则还在起作用，比如处治一个县级政府，要经过哪一级的批准和同意。凭什么？这就是潜规则。过去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不这么做就“违反”了党的纪律。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凭什么老百姓犯罪就当场抓起来，干部就要通过批准才能抓？之所以还有这样的潜规则，因为没有新的规则去替代它。

一般而言，腐败官员对于刑法罪名都是避之不及的，谁也不想对号入座。唯有《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个例外，众多被惩处的贪官对之趋之若骛。他们都有一个通病：面对从家里搜查出的巨额财产，都不约而同地失去记忆，让这些巨额财产成为“来源不明”的一部分。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贪官们的“免死牌”。

西方的腐败，例如在资本统治下选举被金钱操纵的现象，是与多党竞争制相依存的制度化的腐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当然，他们也制定了很多规则，不过再多、再细致的规则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国执政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国人民不能容忍任何腐败现象，决定了党和政府必须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和加强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只要腐败的土壤还存在，腐败现象还存在，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就要面对这一挑战，坚持不懈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因此，肃清被喻为“政治之癌”的腐败，彻底根治这一顽症，说到底还需要对公众、对党员公开所有应该公开的情况，依靠透明、民主等战胜腐败。

近年来一些地方所暴露的贪腐大案，其普遍性、网络性、强霸性、严控性可算前所未有。单靠“青天式”的明察和决断，可能顾此失彼。而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党政领导部门自上而下的监督权力，要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权利互补互动。必须强调民众的积极参与，切实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对党政机关和官员的批评、控告、申诉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使贪官奸商无可遁形。

肃贪的治本之策贵在釜底抽薪，铲除滋生贪腐的土壤。一些地方之所以贪官丛生，敢于肆无忌惮地权力寻租，就在于存在着不少制度漏洞。特别是有些地方和部门的所谓“第一把手”专权，成了“第一霸手”，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加以管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遏制贪腐，就必须推进政务公开、审判独立，畅通公民信息表达渠道，加强舆论监督等等，通过一系列体制改革来弥补制度之缺。

尤需警惕的是，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官场中发生的贪腐案件，往往具有贪官成窝、腐败成风、贪官与奸商勾结等特征，由于这类贪腐事件往往严重损害民众利益，因此在一些地区引发了民众激烈的维权抗争，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深层次动因。这种社会冲突和矛盾，或表现为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或体现于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截然对立，其背后则隐含着由不法官商勾结而成的权贵资产者集团同广大民众的利益对抗。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的村官、政府官员与不法房地产商狼狈为奸，以极低的代价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市民祖祖辈辈赖以安身的房产，打着“公益”的招牌侵犯社会公益和公民私利，更是不乏其例。鉴于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与剖析当今的贪腐形态及其深层原因，并在制度上予以化解。如此，才可望保障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

制度性腐败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基本制度方面，如某些不合理的公有经济制度，官员的上级任命制度，对媒体的垄断等；二是具体行政管理制度方面：许多机关部门可以做出对某部门、某行业、某群体、某行为有利的规定，使腐败行为时常能找到政策依据，名正言顺。

中国在坚决打击腐败的同时，应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防止腐败、转向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抑制各类腐败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趋势；中国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规模越来越大，如同传染病一样越来越流行，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已经属于制度性腐败。

并非中共高层没有“共鸣”，而是牵涉到党内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敏感方面，依据中国目前的状况，大动作改革现行体制的条件还不成熟。

中国惩治腐败的办法很多。其中，“双规”作为纪检监察机关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组织措施和调查手段，已经成为突破要案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但实际上，“双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有很大的局限性。难免与现行法律法规发生冲突。

很多腐败行为实际上都超越了国界。反腐败工作国际化，是西方国家早已经遵循的模式。中国近年来也认可了反腐败需要全球治理的理论。一般来说，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不存在制度性的系统腐败。

被誉为“第四权”的新闻自由，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作用非同小可，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

在人类社会史上，唯一大面积成功抑制了政治腐败的“灵丹妙药”是民主制。然而，当许多后发展国家推行民主制度以后，非但没有有效抑制腐败，腐败现象反而变本加厉，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抑制社会腐败有赖于先进的制度，但制度并不能根治所有的腐败难题。

在公路收费站常常见到这样一幅标语：：“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官场是“贷款买官，当官还贷”。

有些事情是不能认真的，该大度就得大度，该装傻就得装傻。

有人计算过两个概率：一个是贪污出事的概率，比飞机出事的概率还小；一个是贪污被查出来的概率比中500万大奖的概率还小。

现在的反腐败有点象隔墙扔砖头，砸着谁是谁。就象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被抓出来的贪官说的：查到我是我运气不好。这也是许多贪官在法庭上不服的原因，他们认为在我之前有那么多人做了为什么没有事情，惟独我有事，惟独拿我开刀。

有人把反腐败比喻为“隔墙扔砖”，砸着谁是谁；还有人比喻为“墙上掉砖”，砸着谁谁倒霉。这些观点的存在，说明反腐败缺乏“公平”，有更多的腐败分子漏网了。

对活着的老虎，明明知道它是吃人的老虎，也无人敢喊打。程维高就是一只虎，郭光允一个人打了八年，为什么没有众人来打？等他成了“死老虎”，大家都来打。这说明我们的社会现实还很复杂，以正压邪常常还有难度，以少数贪官的“倒霉”来解恨，体现不出反腐败的成就，而更多的是遗憾和忧患。

12.20关于反腐败的心态问题

论资排辈就是干部制度上压制人才的一大弊端，随着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官场职务的含金量也越发加重，一种更丑恶更可怕的官场病已经代替了论资排辈。不要说跑官要官，连买官卖官也不鲜见。

实职是金，虚职是铜。铜的体积再大，也不如金的价值高。这就是腐败越反越多的根本原因。

官员乌纱帽的含金量的问题是腐败严重的根源。凡是腐败严重的国家，官员乌纱帽的含金量都很高。这种含金量不是指他们的正常收入，而是指职务的权力。权力过大，权力介入经济活动，不产生腐败才是怪事。过去腐败还只集中在经济部门，但现在，只要是有权的部门，各行各业都在千方百计地搞腐败。

只要是人所组成的社会，不管多么完善的体制，都永远无法彻底根除腐败，只能减少到最低程度。人是社会动物，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时，很难独善其身。

反贪工作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必须掌握好许多不能摆在桌面上的十分微妙的平衡策略和作出许多有悖法理有违心愿的妥协，否则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反贪工作还没有什么成效，自己就在各种势力的攻击下先倒台。

政府官员腐败绝对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丧失理想信念，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在官员身上的一种反映。

腐败最原始的根源是人欲望的一种表现。当人类组成了社会，产生了权力，腐败也就产生了。腐败与权力是共生物。但腐败是任何社会都反对的，最起码是从形式上反对的，所以设置权力的同时，都会构建如何防止腐败的机构。上形态越先进，防止腐败的效率越高。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自己已经根除了腐败。

欲望有正常的欲望和反常的欲望，在上规范下得到平衡的欲望和超出社会规范的欲望。欲望的产生应该说是种自然属性，满足欲望的手段则是社会属性。

为官者身居潮头谁能一尘不染。不能因为有贪官就说官官都贪；不能因为有墨吏就说吏吏皆墨。腐败不仅仅是政府的事，社会上就没有腐败了？记者搞有偿新闻、医生收红包、教师收礼金、裁判吹黑哨，不是官照样有腐败。社会转型时期有些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也是资源配置、利益分配重新组合的过程，不可能不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当干部做到大公无私不容易，做到先公后私还是可以的。

搞市场经济就是为了加速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更有效率，甚至是暂时牺牲一部分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整个社会的利益正在重新分配，思想观念和社会的各种关系正处在冲突和整合的过程中，腐败的问题也必然会在这个时候尖锐起来。腐败问题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市场的完善、法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的扩大、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健全、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整个民族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正处于剧烈变化中的社会责任、权力、利益失去标准，到了政府执行者的手里竟然变成孙悟空手中可大可小的金箍棒。利益驱动，有利的，各部门都来管；没利的都不管。处于社会权力中心的为官者，要做到至清也是不可能的。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许多腐败是因为权力集中、权力过滥造成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将来还要还政于民，很多事情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最终要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政治格局。到那时候因权力过滥造成的腐败才能消除。经济转型的阶段，许多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政府不管不行，管多了不行，管少了也不行。转型阶段思想观念大碰撞，社会道德、社会风气都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中国官场自古以来感情因素太多，公私不分。要说这是腐败，那也是收入分配失衡和文化因素多种原因造成的。

腐败现象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看看中国的历史，哪一个王朝不是因为腐败而亡。文化的继承性表明腐败也是有传统的。所谓劣根性，实际上是文化病。

现阶段的一些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存在是合理的，有腐败的土壤，有腐败生成的环境条件，还有病根，现在只能控制，防止泛滥。腐败这个病可不是一下就能治好的。

现在有一些能人腐败者，他们首先是能人，其次才是腐败者。他们往往很有能力，能干事，有权力，别人既仰慕他们的才能，也倾倒于他们的权力，于是就给他们送礼行贿。腐败分子倒台的时候，就是他们政治命运终结的时候。还有一些庸人领导，他们手中有权，身上有职务，但没有个人能力，既不能为国家办事，也不能为个人办事，下面的人看不起他们，这属于窝囊的领导窝囊的官。

有人看着权力给你送礼，至少能证明权力的价值；因仰慕你而送礼，说明人格的价值；是朋友而送礼，能说明友情的价值。如果谁都不送你一点什么礼，说明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那就是官场废物，它比腐败本身更可悲可叹。

经济腐败是个人腐败，政治腐败是集团腐败，政府软弱无能是最大的腐败。

反腐败就象是文物发掘。因为文物发掘主动进行的少，只有在某地要搞工程建设了，先让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结果挖到了成堆的文物。换句话说，哪个地方不建“工程”，哪个地方的腐败分子就不用担心被“发掘”。反之，哪个地方要建“工程”了，连看起来还“廉洁”的官员也被挖出了腐败的面目。

可怕的不在腐败，而在对于腐败的态度。在西方国家，很多官员都是搞法律出身，所以在他脑子里时刻绷着这个弦，很有法制观念。官员治理一个城市，不需要懂得工程技术，但一定要懂得法律、懂得规则。

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更应该检查放苹果的筐子。

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杀贪官最多的时期，朱元璋说“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但是效果也是有限的。大批官员面对朝廷的严刑峻法，前赴后继，气得朱元璋说“我欲除贪官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大规模的杀人而仍不足以杜绝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和盛行，究其原因，仅靠个人的愿望和手段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各朝代、政权不断更迭，无论哪个朝代初期都是政治相对清明、欣欣向荣的，而末期的弊端和不可收拾又如出一辙。究其原因，这种普遍性，恐怕与君主对权力的控制程度不无关系。处于金字塔顶端皇帝，只要还有足够的清醒，总是要惩治时弊的。但是由于是一个人的天下，而腐败是朝廷众多官僚共同之腐败，用一双眼睛去监督成千上万双眼睛，即使鼓励告密、大开杀戒，也是劳而无功；以一人之力和威严监督天下，必然失败。

现在的腐败问题严重不严重，不说人们也知道；因为腐败不腐败，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别人说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体会到的。

陈毅将军有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现在不要说“伸手必被捉”，实际上没有揪出来的腐败分子肯定比揪出来的腐败分子多得多，现行的反腐败机制远远没有达到“伸手必被捉”的境地。前腐后继只能说明我们的预防机制漏洞太多，腐败的破案率太低，惩罚的力度不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成了腐败分子的救命稻草，只要装糊涂，最高刑期5年，可以规避杀头的风险。面对机制疲软、监督缺乏的困境，死刑是防止腐败的最后一道底线，放弃这道底线，则意味着再次向腐败分子退让；虽然死刑的存在并不能完全竭止目前的腐败，但如果废除了死刑，腐败分子无疑将变得更加猖狂。

尽管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为了打击贪官污吏用尽了心思，但是并未达到其根本目的的原因，正是在于其专制制度。这里的关键在于：由于对官吏的权力没有形成外部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官员漠视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以任何手段防止贪污腐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以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反动和倒退的手段来防止贪污腐败，更突出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统治本身的腐朽和没落。

有人说，中国的反腐败进程是：80年代枪毙腐败的县级干部，90年代枪毙腐败的厅局级干部，再到枪毙省级干部如胡长清，最后枪毙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却始终没有见到50年代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敲山震虎的效果。

高官腐败案件的潜伏期越来越长，既说明高官腐败的手法越来越隐蔽，斗争越来越激烈；也说明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斗争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中国反腐败有这样三句话：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

有人搞过一次调查：“假如你发现有人在搞腐败，而他的行为又不会伤害你的利益，你怎么做？”结果是超过八成的人选择了沉默。这“八成人的沉默”心态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沉默心态”，而是相当复杂的沉默心态，其中既有无奈，又有不满；既有对现实调侃式的宣泄，又有玩世不恭的反讥。

人们对腐败虽然有恨，但更多的是恨自己没本事搞腐败；更有甚者，直接拉拢领导腐蚀领导。在痛恨腐败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沉侵其中，一次次地投腐败分子所好，利用腐败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

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然早已察觉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正是这种“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贪官们腐败行为越演越烈的“黑色土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他卖官收钱、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钱就打水漂了。二是他腐败他的，我过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三是领导权力太大，怕以卵击石，遭受报复。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大家都装糊涂，我何必做“出头鸟”。五是大家都送钱了，我也送了；他们都沉默，我也沉默。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批评过，但不起作用，干脆就沉默了。干部对贪官的沉默，跟相当数量的干部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潜规则”有关。

羡腐心态比腐败更可怕

提起腐败，谁都恨它，谁都说它祸国殃民，不过，若是问一句：“假如你有权，你会不会腐败？”答案多是这样的：“我可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到那时，说不准我也成为腐败分子”，“大腐败不会搞，小腐败保不准，吃点、玩点、喝点、捞点算得了什么？”“周围的人都腐败，你能洁身自好？你还得随乡入俗”，“我自己主动索要也许不会，但人家送上门的我怎好拒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腐败已成为许多人口头诛之，而内心求之的一种现象。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羡腐心态”，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腐败的认同、嫉妒、羡慕和期盼。

腐败已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执政的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自身的腐败，而羡腐的心态比腐败本身更令每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忧虑、恐惧。何哉？一是有其普遍性。社会上持有这一心态的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为数不少的人，很有群众“基础”。本来是一种邪恶，却成了一块“臭豆腐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都想趋之、为之，无形之中为腐败提供了一种宽容、纵容的土壤。二是有其渗透性。权力的渗透力是无限的，腐败的渗透力也是无限的。即使那些社会地位卑微的从业人员，手中只要拥有哪怕微不足道的权力，一旦有机会、有可能，也会淋漓尽致地发挥羡腐“文化”的“功能”，使得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三是有其渐进性。“大腐败”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诚如民俗云：“做贼就打偷菜起”，贪官往往是从“吃点、拿点、玩点”这类小腐败开始的，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尝到了“甜头”，又不会受惩罚，于是欲望和胆子便越来越大，只要有条件就会不择手段，一发不可收，终至不能自拔。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羡腐心态”？

腐败官风熏染。一定意义上说，官德引导民风，甚至决定民风。官员的言行举止、思想境界、道德情操，直接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风气的形成，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如果官员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嘴上反腐，行为搞腐，那么他的治下官风必然不正，民风必然受到污染。

嫉妒心理使然。嫉妒心理人皆有之，周围的人包括同学、同乡、亲戚、好友，凡有点权当个官的，有的莫名其妙地“发”了起来，吃香的喝辣的，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日地鞍前马后有人抬着、捧着；毛病有人掩着、护着；错误也有人担着、保着……人与人的差距就在于做官与不做官之间。于是，大众的嫉妒心理便渐渐萌生。

补偿心理作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收入有限，要办成一件事颇不容易，自己的利益时不时受到损害，在无奈、气愤的同时，谋求“报复”和“补偿”。

法不责众所致。时下腐败分子丛生，不再是鼠辈独行，而是一茬茬“前腐后继”，“出生率”高，而“死亡率”即被查处法办率却很低。各种腐败活动因“低风险、高收益”而日益猖獗。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引得许多人对贪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少人恨腐败，实际上是恨自己没有资格搞腐败。一旦他们有了资格，腐败起来比谁都厉害。曾经一度淡化了的官本位又盛行起来，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职有权以后，就有了腐败的资格。只要职权失去了腐败的条件，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进入官场。

在媒体批评绝大多数干部“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贪官们腐败行为越演越烈的“黑色土壤”，有的人批评领导干部“党性原则不强，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放弃监督权，沉默纵容了贪官，助长了邪气”。实际上这些批评几乎是“正确的废话”。是他们不了解“官场风俗”和“一把手的智慧”，他们不了解沉默者沉默背后的恐惧。

县委书记是县级领导班子的“班长”，不但拥有对科局长的“生杀权”，而且拥有对“五大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相马权”（评价、推荐、任免建议权）。这些权力的行使主要靠书记的党性、公心、良心、自律和自觉。在没有具体精确的用权标准的情况下，一个腐败书记难免公权私用、好权滥用。如果书记对县委班子某成员“有看法”，其他领导和科局长就要看眼色行事，谁能不怕？

县委书记拥有给副书记、县委常委的“分工权”。县委副书记、县长负责政府工作的职能相对确定，其他副书记、常委管辖范围一般由书记“根据工作需要”一个人说了算。书记如何给副书记、常委分工，习惯上属于县委书记的“自由裁量权”，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完全可能善权恶用，他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给自己“信得过的”成员委以重任；相反，“不听招呼的”的成员就要“坐冷板凳”了。

县委书记对县上的日常工作有“批示权、提议权、提名权、决定权、裁决权、否决权”，对所有的干部都有“指派权”。这些权力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如果县委书记对你有了看法，随时可以找到机会“大鞋套小鞋”地整你，理由都是“工作需要”；甚至找个“举报信”批示“请有关部门查处”，当事人能不怕吗？

经济落后的县域缺少中央和省市级别的单位，地方社会资源、人财物流通主要渠道掌握在县乡机关单位手里，出路狭窄，只能依附于县乡机关单位。“体制内”干部职工批评领导，下级顶撞上级在本地肯定有生存危机，谁敢说“土皇帝”一个不字？

中央和省市机关所在地有较多的由上级“条条管理”的机关和企事单位。“条条”对“块块”有一定的制约力，省、市领导日常行政不得不考虑“左邻右舍的关系”，注意“方方面面的反映”。县级管理以“块块为主”，管理上是“独立王国”，缺乏平行的制约力量，客观上滋长了主要领导的“土皇帝”意识，工作作风蛮横霸道。

如果腐败的县委书记与腐败的上级市委书记或更大的官员“关系铁”县委书记可能依仗他在上级机关的“关系网”为所欲为，政治生态必然日益恶化。

在报纸上，我们经常看到什么“组织部门”、“政法部门”、“高速公路部门”、“交通部门”“金融部门”、“财税部门”、“城建部门”乃至“高校”都成了“腐败高发区”。在公众眼里，凡是“有权”和“有钱”的地方，就是腐败的“高发区”。而且“权”越大，“钱”越多，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靠山的吃山，靠海的吃海；有官的就卖官，有钱的就捞钱。只要有机会，谁都可以捞一把。而且往往是大官大捞，小官小捞，有多大的权力，捞多大的油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成了“腐败高发区”？有人说是因为“周围绝大多数干部都保持了沉默”；也有人说是因为“法纪监督部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实际上，责任不在同级，更不在下级，而在上级。正是由于一些上级领导的认识误差和疏于管理，才给腐败者提供了机会。

一种是把“好岗位”当做恩赐和施舍。一种是总想靠提高“一把手”的权力来保证上下的统一。把很多权力都集中到“一把手”的手里。他说让谁上谁就上，他说让谁下谁就下。这的确有助于集中统一，但把本来属于公众的权力交给某一个人，就必然会产生腐败。一种是把“查处率”看成是影响稳定的因素。在不少地方，不是群众举报谁就查处谁，也不是纪检和反贪部门怀疑谁就查处谁，而是当地的领导让你查谁就查谁。于是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查，都是好官；一查，必有贪官。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缺乏的不仅是防腐的监督机制，更重要的是腐败责任追究机制。

对待腐败的态度上，有的人可能同时长着五种心态：一是痛恨腐败；二是羡慕腐败；三是利用腐败；四是纵容腐败；五是参与腐败。所以腐败才会有那么深厚的土壤=那么多的掩护、那么多的后继子者。腐败固然可恨，但羡慕、利用、纵容和参与腐败的基础不除，新的腐败就会不断滋生。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这种监督制度的缺陷也是使“同级”和“下级”面对贪官选择沉默的原因。

群众反腐败的热情减退有三个原因：一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成本太高，现实生活中有“好下场”的举报人不多，而逍遥法外的腐败者却不少；二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力量太薄弱了，群众个体反腐败要面对的对手往往都是掌握各种资源优势的“腐败利益集团”，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三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成功率太低了，腐败者往往是处于“强势群体”之中，而反腐败的群众一般都是“弱势个体”。所以，反腐败是任重道远的事情。

现在有一种危险的信号：不少人对于腐败的认可程度和标准，已经滑到党纪国法所设定的底线之下。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局部政治生态的恶化。一些地方惩罚腐败不力，百姓信心逐渐暗淡，只得不断“调整心态”。一些人已经学会“宽容”和“区别对待”腐败行为，官员可以腐败，但不能贪得太多，起码贪了以后不要再祸害老百姓。

对于腐败这一社会毒瘤，老百姓的心理底线在不断降低，讲点良心、有点善心的腐败分子就能轻易地被百姓所接受。这种社会心理一旦逐步扩大甚至继续下滑，对国家法制和社会运行将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而要防止这种可怕的后果，就需要从源头上优化政治生态，如此，大众认定的腐败标准才能最终和法律标准相统一。

官倒民乐：越大越有快感

当一个小官倒台，小叫好；当一个大官倒台，大叫好。据说“大快人心”这个粉碎四人帮时流行过的词汇，近来再次流行。

经常是这样，昨天媒体还在热捧的，焦裕禄式的、诸葛亮式的好干部，今天突然就和珅、秦桧了。要是跟随官方那些信息评说官员精神风貌及其真抓实干的内容，连小屁孩们都会嘲笑你“太幼稚”。

对媒体不信任是个表层问题，实质是公众不相信“上面”，不相信控制媒体的权力。

媒体和权力说那个官员如何英明、廉洁，大家不信；可是，当媒体和权力宣布那个官员如何昏庸、腐败，大家都立马呼应，一边倒，几乎无保留地赞同制裁者。

其实，倒了台的那些官，也无数次地出演过制裁者的角色。在那个体制内，制裁者和被制裁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官员们谁好谁坏基本不算个凭据，他们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倒霉”。如果硬要找个规律性的东西，除了权力和影响力大小有别，别的还真不好确定。

只要罪名是“腐败”，大家都相信；只要看到官员倒霉，大家都快乐。如果倒台的是个大官，那快感就可能到达高潮。

是因为少了一个贪官高兴吗？还不是。大家懂得这个道理：揪出一个贪官，并不等于少了一个贪官，腐败总量和贪官总量并没有减少。体制会源源不断地输入“腐败新血液”，公仆们自会“前腐后继”，贪官倒台形成的空缺自有后来人及时填补。

问题复杂了。公众不信宣传，却能当即断定说官员腐败的都不是假话；他们并非“上云亦云”，他们也不信司法公正，却坚信官员不会有冤情；他们还懂得制度不变则腐败不减的道理.......这样，中国公众的快感就似乎很值得怀疑，这快感很像“无哩头”，欠缺理性，没有正义感，也不讲怀疑精神和内在逻辑。

真的？非也。说破其中奥秘吧：中国公众之所以坚信官员有罪并产生快感，基于这样的判断，即“无官不腐”。至于“腐败分子是极少数”这样的命题，对公众毫无影响力。公众“非理性”地“坚持无官不腐的观念不动摇”，这不怪他们。这原因我说过的，“贿赂才是硬道理”已经成为“发展战略”的核心环节，成为中国公众的生活常识，而这是他们无奈中被动接受的，平民谁都不会贱兮兮地主动创造这种“贿赂生存环境”。责任，当然不在他们身上。

他倒台，我高兴，就因为他是个官，就因为他是个大官。别的理由，一个也没有。就这一条理由就足够了－－因为没有好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够大的更不是好东西。

不相信，表现为坚决信；对官员全不信，表现为对部分官员信。中国的问题总是特色和另类，专家学者们总是摸不着门、找不到北，情有可原。要是我处在管辖大群官员的位置上，面对公众这快活劲儿，听着“坚决支持”的赞扬声，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愁死我了。不明白，才傻乐呵。

很危险。可以设想，把陈二先生的名字，换成张三、李四、王五、周六，他爹的还不都一个熊样么！在老子的大名前加个“腐败分子”字样，这群忘八蛋刁民照样掌声如雷嗷嗷乱叫！

官场险恶。掌权多年，给人好处无数，培植心腹无数，一旦失去主动被人卡住脖子，霎时间树倒猢狲散，落井下石者纷沓而来，连个敢迎着封堵说几句好话的人都看不到。唉，谁他爹的能一直三头六臂宝刀不老，有谁能始终如一呼风唤雨，又有谁能时时刻刻滴水不漏万无一失呢？俺们在俺们坚守的这个体制内，谁都不安全！不安全到朝不保夕！呜呼，咱们这狗日的旧体制，真是害死人啊！

任何腐败分子倒台都无损我的利益，所以我支持任何腐败分子倒台，这个态度按正式的标准衡量，政治上还算正确。说实在的，任何官员倒台都无损我的利益，所以我对任何官员的倒台都抱无所谓的态度。我敢说，这话能代表广大人群的心态。这态度、观点，或许就让一些官员不舒服了，不过，这是真的，你觉得别扭才无所谓。

在所有官员产生、上升的过程中，在所有官员发动决策、举措时，从来不曾掺杂过我的一丝意愿。

腐败让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犯罪的氛围，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消极的价值观，使人认为这就是实现自己权利的方式。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贪官？原来因为有数量庞大的贪民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抓走一个贪官，提拔一个贪民，他又必然成为一个新的贪官，其差别只是贪污的胆量和大小而已。很多人反贪官，与其说他们痛恨贪污，不如说他们嫉妒贪官，不满自己没有贪到那么多，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很多人说，中国要发展只有彻底治理贪官。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可是来自阿根廷的报道改变了人们的看法。阿根廷是一个官员贪污腐败严重的国家，可是阿根廷却有良好的民主体制，有自由的新闻报道，可是阿根廷仍然有那么多贪官，仍然无法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由此可见，民主体制和新闻自由，并不能解决贪官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阿根廷，出现大量贪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体制，而是由于存在人数众多的贪民（这也许是民族性吧）。贪官和贪民是鱼水关系，贪官是从贪民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腐败花朵，每个贪民都是贪官的天然后备军，他们前赴后继，永无止境。

在人们的是非观念中，出现“以其所掌握的权力和所受贿的数额综合评价”的贪官评判标准，小官少贪污一些，大官则可以多贪污一些。如果贪污的数额与其掌握的权力分量不相称，就可以算得上“比较清廉”。这种“贪官廉洁论”的产生，其实是部分公众患了“厌贪脱敏症”的体现。一种对贪官表示“同情”和“宽容”的论调逐渐多了起来。比如，认为比同级别官员贪得少的贪官，“还算是百里挑一的好干部”；认为将部分受贿款用于扶贫的贪官，就是“另类为民的清官”。

这种对贪官的“同情”和“宽容”的论调，实际上反映了不少公众对廉政的期望值越来越低，对贪官的容忍度越来越高。换言之，对于某些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厌恶反应。心理学中有个常识：持续、单一的外部刺激可以使原来比较敏感的反应逐渐变得迟钝。人们对贪官的厌恶反应也是被官场现实这么“脱敏”的。屡禁不止的腐败行为、越来越大的腐败规模致使一部分公众自觉调整了贪官评判标准，只要官员不是贪得太厉害，只要贪官将脏款拿出一点来做好事，人们就觉得他们还不失为“百里挑一的好干部”。

其实，公众这种“厌贪脱敏症”比起官场多出现几个大贪官更令人担忧；因为公众对腐败行为如果失去了敏感反应，将意味着贪官们所面对的舆论压力更为宽松，日后贪污起来更加心安理得。

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从行政权力腐败蔓延到行业腐败。各行各业堵不住的乱收费，教师、医生、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那压不下来的药价，都是明显的例子。人们心里这么想：既然你反不掉腐败，与其看着大家公有的财产让这些少数蛀虫吞吃了，还不如让我们也来“吞一点”。为了实现“大家都捞一点”的“理想”现在不少人都挺反感本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乎全是被他们周围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一开始并没有那么贪婪，甚至有的还比较清廉勤政。但他们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向他们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几乎所有的人在他们面前一下就丢弃了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

反腐败的确是一场“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斗争，你要腐败分子的乌纱帽，要让腐败分子倾家荡产，甚至掉脑袋，腐败者怎么能甘心情愿地束手就擒？这就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尤其在腐败泛滥的重灾区更是如此。

一般而言，“腐败生态链”由以下三种势力合成：一是蜕变了的权力者及其属下的“权势”，俗称“红道”；二是不法商人雄厚的“钱势”，俗称“黄道”；三是犯罪团伙以暴力性为标志的“黑恶势力”，俗称“黑道”。

腐败势力利用权势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对付只能通过舆论来呼唤社会良知的记者，实在是太容易了。利用权力、财力和暴力，腐败势力可以一手遮天，可以通过控制舆论去编制无数个理由来掩盖。

一个人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既是权高位重的直接体现，也是权力不受制约的直接体现。这再次证明，权力一旦被滥用，将是多么可怕的邪恶力量。反腐败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其难度不在于个体腐败分子的能量有多大，贪污腐化的程度有多深，而在于盘根错节的腐败权力、利益所营造出来的恶劣的“官场生态环境”。

我国去年通过的公务员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条款：“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消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条款被媒体称为“公务员有权对违法命令说‘不’”。但许多人却担忧：这样的规定究竟能不能在实践中行得通。

反腐败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装点门面，也不应该仅仅是官场斗争，权力争夺，更不应该是出于一己之利、一人政绩。从本质而言，腐败危害的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侵犯的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因此执政党才会对腐败现象高度重视，决心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从表面上看，权力腐败首先侵蚀的是政府的公共权力体系，直接危害到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但是归根到底，腐败的代价需要整个社会和广大民众为之埋单。因此，判定任何一场反腐败斗争的成败，都要看反腐败斗争是否维护了广大民众的正当权益、基本人权，而不能简单地以抓了几个贪官，查处了几个案件为依据。只有当广大民众的权益得到了切实的维护，人权得到了切实保障，反腐败斗争才能称得上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从根本上讲，反腐败斗争是一场人民战争，不仅依靠民众，而且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民众。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如果局限在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恐怕并不能取得反腐败的最终胜利。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澄清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衡量检验反腐败的标准的什么？反腐败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都必须围绕着公民权利来思考。我们固然需要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等等，但更需要以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价值的民主反腐。

反腐败不能仅仅“为了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能模糊、误解反腐败的根本目的。反腐败必须紧紧围绕其根本目的才不致迷失方向，否则，反腐败就可能沦为作秀，就可能流于形式，就可能让民众依然失望。

有人说，现在的官，不论是谁，只要被人盯上，非毁不可。这话让人感到冒汗，觉得非常可怕。据说，一位书记为官为人犯了官场大忌：不团结，视下级为政敌；结果被这位政敌盯上而下马。这让人想到的不是反腐败，而是官场的险恶，透露的是官场恩怨。以官场恩怨来暴露反腐败，何等的可怕。这实际上是权力之争，与反腐败没有关系。

腐败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专制社会如果没有腐败反而让人觉得奇怪。专制社会的反腐败是边反边腐败，是腐败分子反腐败，是官越大越容易腐败，是权力不受约束、只对上不对下负责的结果，因而不可能成功。专制社会的各种反腐败措施到头来只能是枉费心机。消除腐败只能寄希望于“主权在民”的民主与法治社会。

现在反腐败反到谁的头上，多数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即使有再大的问题也没有人去查，照样以清正廉洁的形象出现；一旦这个人败了运，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一切人都会落井下石。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说：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只有当反腐败的成本低于腐败成本时，这一工作才能真正有效率的推进。反腐败的成本越是低，就越证明反腐败的机制和环境得到了改善。反之，反腐败的成本越高，反腐败就越艰难。制度性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用制度反腐败是最有效的办法。没有有效制度的监督，只能使腐败官员的“三太现象”（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越来越突出。

12.21关于反腐败中的自律

自律是中国现在反腐败措施中的一条。

反腐败需要的是对官员的严密监督，而不能完全依靠他们的自觉自律。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没有严厉的惩罚措施，幻想依靠反省、自律来建立良好的干部队伍，这种思维方式设计出来的廉政制度，注定是非常低效的。

权力滥用固然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有关，但更多时候，却与权力主体的自身道德修养，以及整个行政生态环境和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政界“生态危机”的背后，也是官员权力伦理的缺席。

伦理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行为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无视政治权力行使中的道德诉求，谈不上是成熟的政治思维。单纯从伦理的角度，如何才能做到伦理运作矫治腐败呢？应该从权力运行的内在约束——即道德自律，以及从权力运行的外在约束——即道德制度化、法制化和社会化约束等方面来重塑官员的权力伦理。

“当官”也是一门职业，既然是职业，当然就有其职业伦理。虽然权力伦理还缺乏基本的框架，也没有比较重要的典范存在，但这并不说明权力伦理中没有共同的价值准则。对生命的尊重、诚实、公正、廉洁、负责等，这些都是权力伦理中的黄金法则。对于权力伦理的表述，许多人认为是一个空中楼阁，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对于权力腐败，原则上虽然要依靠以权制权、加强监督，而从长远来看，重视对权力的伦理矫正，重塑国人的权力伦理意识，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之路。

当官越来越象是一种高危行业。在一切法纪面前，你必须自我约束，必须完完全全地排除一切侥幸心理，连擦边球也别指望。否则，任何程度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灭顶之灾。那些在权力面前恭谦献媚的人，那些千方百计来讨好、来贿赂的人，不论他们处于什么目的。你在理论上都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对你的谋害，看作是要你命的杀手。他们需要的只是你的权力可能给他们带去的好处，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地图”里藏着的就只有“匕首”；他们对你的死活根本不感兴趣。许多人就是因为最初的侥幸，最初极小的疏忽，把自己弄到了另一个极端。

从历史上看，清官终极上干不过贪官，清官虽然誓死与皇帝一心，可到临界点上皇帝与清官却不一条心。人的欲望永远大于实际上能把它填满的填充物，这意味着在自然状态下（即在没有有效监督机制下），清官不可能比贪官多，清流的力量不可能比浊流的力量大。中国那么多代王朝，贪官下马虽多，但是最后都是浊流毁灭了这个王朝，而不是清流拯救了这个王朝。所以清官与贪官的关系根本上讲是独虎对群狼的局面，势单力薄，处于随时可能被毁灭的情势里。清官的最大力量源泉是朝廷，可是十个贪官好歹能让一个朝廷成其为朝廷，一个清官却绝对支撑不了一个朝廷。这就意味着皇帝不可能完全违背十个贪官的意志而为一个清官撑腰。

从理论上讲，皇帝也是人，他对享受的要求更高更多，贪欲更大，因而皇帝的气味与贪官更接近。这意味着，清官的矛头最后必然刺向皇帝，也就是说，如果任由清官作为，最后必定伤及皇帝。如果皇帝完全由着清官，皇帝则损失多多，从本质上讲，清官与皇帝不是同路人，不是利益共同体；中庸点讲，清官是朝廷平衡权力的一条腿，极端的讲，清官是皇帝之敌。

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那么我的节制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利益未必一致。

有报道说，四川犍为县县长杨国友第一次收受王德军送的现金后，十分害怕，于是到时任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办公室汇报，问怎样处理。田玉飞说既然送了就收下，不用怕。这时他才明白田玉飞也不干净，于是变本加厉地受贿。其实杨国友扮演的并非惧怕和啥也不懂的官场配角，恰恰相反，他的所作所为从侧面验证了其“油滑”与“官痞”本性流露的行为特征。他的“汇报请示”，不如说是一次借机“摸底”、行为“探路”；试想，如果被请示的书记是正气凛然、清正廉洁、严于律己者，他的这一请示不仅可就坡下驴、既表明自己的“廉洁”本性，又适时展示了自己的官场“纪律性”和对书记的尊重，端的是一举数得。而如果书记是官德不修，他的这脚球踢得更见“水平”了，他由此探得了一把手的真正底细，并在表达对其尊重的同时，按“指示”收下了贿赂，如此，杨的官场“沦落”不仅有了“意外”说辞，甚至更有了几分被“误导”和“拉下水”的无辜味道；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官场隐秘生态背景。

到监狱去上党课是新时期的新创举。因为从人性本恶的观点出发，对权力拥有者多一些戒备与防范，正告他们做官为私、中饱私囊必受牢狱之苦，这似乎并无值得非议的地方。但这种教育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整个社会要有一个完备的监督制度。如果廉政措施及其承诺都是一些漂亮话，既没有违约责任，又没有能够追究违约责任的监督者和仲裁人，更为完整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那么这种“到监狱去上党课”的教育除了给人一种作绣的感受，还能剩下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现在的腐败分子经验越来越丰富，不但善于利用各种制度的缺陷，而且从根本上说还生活在一个大有腐败机会的环境里，因而也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住到监狱里去，否则你就无法解释现在的“前腐后继”。

中国人为了口腹之欲，尚且有人以命相抵，更何况不受监督的权力所带来的巨大财富。监狱有何可惧，有人不是为了给子女存下巨款而愿意把牢底坐穿吗？

关键是制度利器的有无，没有健全的监督制约和有力制度，任何教育总不免流于做给人看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越多则越滥。

地狱门口的官话，鬼都不会相信

中新社记者对前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前湖北省黄石市市委书记陈家杰、前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法院执行庭庭长王启善以及“直升机厅长”尚军在法庭上的忏悔进行了详细考察，发现这些贪官的忏悔几乎千篇一律，全都是诸如“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廉洁自律这根弦，放松了自我约束”之类的“鬼话”，于是得出结论：这种谎话连鬼都不会相信。

对于贪官在法庭上的空话套话，评论家吴兆民先生曾形象地称之为“地狱门口的官话”，并推断贪官这类话语“可能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水平’与众不同，像阿Q刻意要把圈画圆一样”。比喻固然精当，但关于贪官显示自己“政治水平”的推断，其实并不客观。被处以极刑的贪官，如果真要显示自己的“政治水平”，完全可以说几句掏心窝子的真话。但无论被判有期还是死刑的贪官，就没有说出一句有水平的真话，并非不愿意说，而是本身就没那境界。

贪官对自身堕落的真正原因自死不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在成长经历中，根本就没有感受到权力受约束的滋味，反倒不断品尝到特权的甜头，以至于胆子越来越大，最终使自己跌下万丈深渊。在他们的心里，一位官员选择作清官还是贪官，全在于思想境界的高下，至于党纪国法，不过是装饰而已。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官员，一旦身陷囹圄，你要他说出一番关于权力制约的真话来，不是为难他们吗？

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曾经分析道：“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定，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延展开来就是，腐败之所以滋生，不仅是个政治觉悟问题，也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鄢烈山先生说他真相信某些官吏是心理弱势群体。与此相类似，我真相信贪官们千篇一律的忏悔并不都是存心骗人。制度的缺失不仅会导致腐败，也会影响贪官的认识水平。这应该是一条真理。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是人性方面的结果。有些人对金钱、美女、特权有特殊的偏好，有些人就没有；前者比较容易腐败，后者不容易腐败。当然，指望改造人性来抵制腐败无异于天方夜谈；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个人抵制腐败，但在存在制度空间的情况下，教育的作用相对较小。教育对于腐败偏好比较中性的人比较有用，可以激励他们自觉抵制腐败，而不是走向腐败。制度的缺失和不健全，将会使那些对金钱、美女、特权有特殊偏好的权力人士的“偏好”得以膨胀，导致腐败。

一位中共高层领导说，反腐败“就是要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心理上后悔莫及。”通过不让腐败分子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真正感受到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险，通过制度上缩小腐败的空间，通过不断降低反腐败的成本，不断增加腐败的成本，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斗争，逐步以制度反腐来竭制腐败。

中国的反腐败斗争，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90年代开始，共产党就把反腐败当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来抓，是“高度重视”的；思想教育、案件查处、党风建设、监督体制、规章制度等等，力度都在加强；但另一方面，腐败的势头却未竭止，腐败的“高发期”“上升期”仍在持续过程中。金融、土地、公共投资、国企改制、行政执法、司法等领域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依旧猖獗，新的腐败形式还在创新和发展，除了传统的工程腐败、金融腐败、人事腐败、财税腐败、司法腐败以外，选举腐败、纪检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等也加速蔓延，反腐败的形式非常严峻。

在反腐败的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是个什么状况？中国有多少腐败分子？中国有多少地方、多少部门、多少领域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腐败现象？这个问题带有政治敏感性，是既不容易定性的，又不容易定量的。但如果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制订的反腐败制度和政策就难免有轻率和盲目的嫌疑。官方的正式说法，永远都是把腐败分子认定为“极少数”，然而，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权力部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腐败同盟和腐败网络，在全国出现的腐败窝案就是明证。对于腐败的面积和程度，无疑是很难确定的，立案查办的数目或者受到处分的百分比及人数都没有多大的指标意义。

如果出现主要领导的腐败，一把手的腐败，警察和法官的腐败，纪检监察部门的腐败，即使腐败分子人数很少，但因为他们占据的特殊公权岗位，便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一个关键岗位上的腐败分子有能力搞跨一大群坚定的反腐败勇士。

某些地方大面积腐败往往会成为腐败“变相合法化”的途径，因为一旦不同职能的官员之间形成利益同盟，就会使“法不责众”，“官官相护”的传统变得牢不可破，反腐败的规章制度必然沦为纸上谈兵，甚至沦为腐败者的腐败招牌和遮羞布。更值得注意的是：当腐败行为变为官场常态，尤其是成为获取权力、运用权力和提升权力的必要手段的时候，腐败本身也便成为一种“政治稳定因素”——成为官场团结、有效行政、利益融和、秩序稳定的辅助工具，而反腐败势力如果打破了权力体系的既有平衡，造成官场震荡并激发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反而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就使得反腐败面临政治上的困境。比如：据媒体报道，绥化市马德案二百多名涉案人员大多受到从轻处理，其理由是，“如果全部追究，相关部门的工作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整个干部队伍就要垮了。”于是，宣布5万元以下的不予追究；10万元以下的免予刑事处罚；结果受到处分的只有4人。这种政策无论是宣布的主体的合法性还是犯罪可以免除处罚性与我国法律都是冲突的。特殊政策的实施侧重于保护，没有体现宽与严、保护与惩罚的平衡。这也是以党代法的表现。

很多腐败行为还具有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变相正当性”，如：振兴地方经济的口号使得走私、造假等行为变得“正当”，（参与者会认为他们是在造福地方，为当地人民服务）；又如：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使得各种名目的非法创收、小金库等行为获得“正当性”。当某种腐败行为与地方利益、政府利益、部门利益、公务员全体利益密切相关的时候，也使得都腐败的打击面临政治上的困境。

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腐败带来的必然是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个损失至少比腐败者的直接所得要大两倍以上。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从世界范围看，官员腐败使相应的政府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提高10%，使政府垄断的商品价格涨价20%，使政府税收损失50%。但是，对于腐败分子或者腐败集团而言，腐败行为仍然是低投入高产出的行为。这有两个前提：一是搞腐败并不难，二是反腐败并不易。

第一，在现形体制下，政府介入经济事务，介入私人领域的机会非常充分，掌握大权和实权的官员不仅可以利用正当的受权从事腐败活动，也有足够的制度空间为自己创造腐败渠道，这些渠道不仅畅通，而且多样，而中国公众对轻微的腐败认同度也很高，遇事找关系，办事送红包是中国传统的大众文化，腐败分子收受贿赂并不需要费多少周折，主动地、默契地向官员投怀送抱者极其常见。

第二，发现腐败其实并不难，腐败官员的上司、同事、下手、朋友和广大群众，全都能够轻而易举的发现腐败分子的无数破绽，对某一地区的大面积腐败，当地群众、上级党委和政府决不应该毫无察觉，然而，检举、取证、查办却相当困难，要想扳倒有实权的腐败官员是困难的和有巨大风险的。群众的反腐败热情不仅受到腐败分子的无情打击，也常常得不到正式反腐机构的足够信任和支持，反腐败的大队伍得不到有效配合，如此，在“关系型官场社会”中，反腐败的难度必定大大高于腐败的难度。

腐败的巨大成本最终由国家和社会分摊，而腐败的收益却由腐败分子独享，对腐败者而言，这是一项无本万利的生意。即使把被查办的风险考虑进去，甚至把被判刑、被枪毙的“超级风险”也考虑进去，“易守难攻”的腐败也仍有可为。说白了，腐败实际上是传统官场社会的根本魅力所在，是部分社会精英投身官场的主要动机所在，他丧失掉从事其他职业的机会成本和进入官场的入门费用，必须要从腐败行为中获得回报，如果没有油水可捞，做官的价值就会大大贬值。与现实的、稳妥的、巨大的腐败收益相比，事后的、小概率的、不确定的查办，对腐败分子的威慑是极其有限的。而反过来，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官员极有可能是一种糟糕的选择，低廉的工资只是廉洁的基本代价，他丧失的还有制造“政绩”的机会、取悦上司和同僚的手段，他也不一定能取得民众的好感；即使取得民众的好感，也不一定能获得升迁的机会；他受到制度性奖励的机会极小，但他几乎肯定会受到腐败官员的集体排斥。对于大多数腐败个案的“成本效益分析”显示出，任何一次简单可行的腐败操作，都可以使腐败者获得比正常职务收入多几十上百倍的收益，这笔帐，相信腐败者更是熟悉。反腐败的政府拿得出什么比腐败收益更有价值的东西去报答廉洁者的忠诚呢？这恐怕也是反腐败的一个制度困境。

“退赃免罪帐户”、“廉政养老金”、“高官子女不能开办公司”、“监督条例”等等反腐败方案，暂时不论其与宪法和法律有多少冲突，就事论事，多少也有些滑稽和无奈。它婉转地承认了腐败力量的相对强大，并向腐败分子暗示了反腐败政策的软弱可欺。面对严峻的腐败形势，杜绝或者根除腐败的口号我们已经不敢提了，或许这也是一种“务实”。靠拆职开除、坐牢枪毙是吓唬不了英勇的腐败分子的；靠专项治理、运动反腐是阻止不了狡猾的腐败分子的；靠思想教育、道德感化是说服不了贪婪的腐败分子的；靠内部监督、人大监督也是约束不了腐败分子的。

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严重腐败的成因总是制度性的，所以作出“一查到底”的政治承诺、制定不能有效执行的纸面规章，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足以与腐败势力抗衡的。反腐败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独立于对党政机构和党政权力的实质性改造。离开这条途径，反腐败的成功自然遥遥无期。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之于发现和惩治腐败，不如痛下决心，去挖掉腐败的制度基础，这就需要对党政权力的整体构架、对权力的横向和纵向分配形式进行新的定位，使得腐败分子丧失腐败机会；尽量多地剥夺党政官员介入具体经济活动的权力，尽可能多的剥夺公商、税务、土地、质检、城管和公检法等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多的将大权、实权置于阳光之下行使，尽可能多的启用民主政治的手段；同时，尽可能少地将关键性的公共权力集中于某人、某碰头会、某高级部门之身，尽可能少的干预企业、个人和市场的经济自由，，尽可能少的以对民众保密的方式选择任用干部。

在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和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加清廉。

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化，它成了大家的习惯，这种无形的习惯是逐渐养成的。这就是政治文化.

中国当前的权力腐败、权钱勾结既普遍，又顽固。很多人认为治理腐败的出路在政治体制改革，即建立民主监督的政治机制。其实，有一条有效竭制腐败的经济路径，即经济的发达程度及市场化水平，包括私有化进程。

中国之所以出现大面积、高频率的权钱交易，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快速工业化必然伴生大量权钱交易”这一普遍规律的作用，也有中国经济存在大量国有成分，正在经历“渐进私有化”过程这一特殊原因。两大原因叠加，中国的权力腐败才表现突出、难以根治。在上述两大原因中，后一原因即国有经济及其私有化过程的作用更加突出。由于中国采取渐进改革方略，私有化项目不是全面推出，集中竟价，而是“条件成熟一批解决一批”，这就给管理国有资产的“内部人”及相关权力方创造了从容寻租的机会。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内部人”拥有巨大优势，既可以据此与企业外部交换利益，又可以左右私有化的进程和结果，并从中牟利。由于“内部人”必须同时收买相关权力，掌握相关权力的部门和个人也因此获得介入寻租的机会。

“内部人”还对公众拥有这种优势：其他经营者或投资者只需要买通“内部人”及相关权力，就能以极低价格交换国有资源或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因此，权钱交易实质是代理人与买主联手，利用信息不对称之便利，共同欺骗所有者，侵害其权益的游戏。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的潜规则，也是当前中国权力腐败的主要形式。腐败之泛滥，于斯为甚。

如果中国经济的私有化转型不是采取渐进的方式，而是采取全面集中推出，在全社会的关注下进行，是否就能避免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有此可能，但实际上很难做到。更大的可能不是避免了腐败的发生，而是使大量的权钱交易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为什么全面私有化也无法避免腐败的产生？因为信息不对称仍然存在，仍然要被“内部人”及相关权力利用。即使没有投资方的介入，“内部人”及相关权力也有办法无偿地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因此，在国有经济占据相当比重的条件下，权钱交易只能抑制，难以根除。由于私有化改革在中国越来越快，权钱交易也随着越来越厉害，这是中国腐败在现阶段难以割除的关键。但是，另外一方面，只要私有化过程基本完成，权钱交易也就失去了最肥沃的土壤，对腐败的治理将易于奏效，甚至可以说腐败将被逐渐竭制是一种必然。

权钱交易的猖獗是权钱双方互动的结果：如果权力一方不愿意，交易就无法操作；如果资本一方不愿意，权力一方强行为之，那就不是交易而是敲诈勒索。权钱交易的蜜月期将随着私有化过程的终结而终结，因为一是随着国有企业这一信息黑洞的消失，信息不对称条件将不复存在，权钱交易再难利用信息屏障；二是市场竞争机制与权钱交易的不相容。

所谓权钱交易，是权力一方利用公共资源赋予资本一方某种不公平的“超经济利益”，以此换取权力租金。在市场竞争机制中，当信息不对称的屏障不复存在，权力一方以不公平方式赋予资本一方“超经济利益”时，就伤害了其他竞争者的正当利益，得罪了其他多个资本。这种现象的普遍化，将严重伤害“精英联盟”这一政权基础，导致官商这两个当代最强大阶层的直接对立。此时，资本从自我利益出发，为维护其共同利益，将由腐败的同盟军摇身一变成为反腐败的最强大生力军。他们首先会要求政府廉洁自律，继而会希望自己无须依赖政府的自律就可以拥有自我保护能力，于是会支持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

在现代工商社会，经济是立国之本，资本是整合一切经济资源的主导力量。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由“官本位”向“商本位”转变，工商阶级必然成为现代市场社会最强大的阶级。当资本也对“反腐败”形成迫切需要的时候，不但权钱交易将逐渐式微，全面治理腐败的客观条件也将成熟。现阶段也可以通过体制内的调整，强化反腐败的效果。腐败之顽劣难治，技术上的原因是，腐败者拥有一套消解反腐败攻势的有效手段。具体说：一是以“集体名义”进行利益运作，将个人利益掩盖在集体决策之下，纵然被发现，也可以集体名义逃避个人惩罚；二是构筑“腐败利益共同体”，官官相护，既可逃避事前监督，又可逃脱事后追究。有效治理腐败，必须针对性的破解腐败者的这两大手段：一是建立严格的领导问责制，把所谓的集体责任落实到个人，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对称；二是以公开舆论撕开“腐败利益共同体”这张韧性十足的大网。公共舆论是现有体制条件下体制外社会力量介入反腐败的可行方式，它不可能被“腐败利益共同体”彻底腐蚀；总有一些媒体会依托反腐败的大旗树立品牌。如果政府能够加大利用公共舆论抑制腐败的力度，各种不可能被腐败力量扭曲的信息就会汇集、传播，“腐败利益共同体”的大网就难以为腐败者提供掩护，腐败就可能由得鱼之水变成过街老鼠。

以“官员问责”阻止“集体名义”，以“公开舆论”撕开“腐败利益共同体”的大网，是对症下药的腐败治理方式；更进一步，如果政府能够利用“公开舆论”来加强完善“官员问责”，让二者形成良性循环，使“集体名义”加“腐败利益共同体”的腐败自循环难以为继，反腐败会越来越进入程序性轨道，治理腐败的效果也可能真正趋于良性。

12.22关于党管干部问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经验。但是，在马上得天下，并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治理国家、建设国家都需要不同于革命运动和战争经验的专业干部。

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社会管理的理性化，理性政府的化身不是民主制，不是政党政治，而是现代公务员体系，即官僚制。有了现代公务员体系，社会管理就进入了机器时代；公务员系统有机械性，各部门就象机器一样配合运转，减少摩擦，避免重复，即使在政治动荡时代依然能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如果没有公务员体系，社会管理就处于政治家随心所欲的时代，而市场经济要求干部职能专业化，要求非政治化管理干部。

党管“一切干部”，已经成为中国吏治混乱的根源。在经济建设时代，绝大多数干部应当是专业化和非政治化的。这是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必然要求，使得党委组织部门管理一切干部的方式落后于形式。党的组织部门能做政审，却很难做干部专业水平和表现的评定，因为它本身是不可能专业化的。大量干部的升迁、调动、奖惩取决于非专业的党的组织部门，不仅难以保证评判标准的公平透明，而且人事权集中于书记一人，一枝笔，一旦腐败，必然是结党营私，使党的威望受到损失。

党管“一切干部”的结果是：一切“干部”都是“准政治家”，个个都有“政治抱负”，使政府内部弥漫着政治裙带关系。政治家的本性决定他们能做“大事”，喜欢“政绩工程”，难以默默无闻地做日常具体的小事。政治裙带力量的相互重叠，导致力量相互抵消，四处都有感情因素和政治因素，还导致特殊照顾或者歧视，执法看人下菜。社会管理的低效率，违法乱纪，甚至以公权谋私利。缺少了公务员体系，中国不可能成为法治国家，就只能是人治；最好的情形是能人之治，一般的情形是埋没专业知识的庸人之治；最糟糕的是违法乱纪的贪官之治。

以党代政的时间长了，绝对权力在手，必然滋生当官做老爷的作风。现代政府是法治结构，讲究分权制衡，司法独立，行政中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党治与法治是不同的。

分清“干部”类别，特别是事务官和政务官要分开。事务官属于公务员序列，有公务员系统的管理办法；政务官属于党委组织部门直接管理，是执政党任命的有固定任期但没有铁饭碗的官员。司法机构和反贪机构应当独立于公务员体系，但可以比照公务员体系和政务官系统的区别来设置职位。党的序列不应该归入公务员体系，否则党的政策和机构会成为行政诉讼的对象。

分清党对不同类别干部的不同管理方式。党对政务官的管理是直接的，对事务官的管理是间接的。事务官要求专业化的管理和考评，其升迁调动奖惩必须有专业人事机构，依照严格透明的规章制度，依照遵守公务员纪律和做出的业绩来透明的评定。

从提高执政能力，防治官场腐败出发，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官员任免程序改革的合理方案，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由于“党管干部”原则关系到政权稳定，不容动摇，扩大党内民主，以公开和透明的程序提高腐败成本就成了可行选择。但是，尽管中央做了不少努力，官场腐败似乎没有因此得到有效遏制。7月19日，中组部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7起买官卖官典型案件，表明官场腐败、吏治腐败仍然形势严峻。

并不是中央的反腐败意图不够真诚，也不是主观能力有限导致程序设计不完善，被腐败分子钻了空子，而是扩大党内民主这一强化自下而上权利的方向与自上而下建构的权力体制之间客观上存在张力。几乎所有有利于权力监督的加强民主权利的措施，都可能削弱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因此，决策者只能在适当加强党内民主监督与保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力之间寻找平衡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既规定了“选拔干部必须得到多数群众的认可”，但同时又规定了“不能简单地以票取人”。这种决策意图上的摇摆，导致程序设计上的模糊，也给具体操作者留下了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干部选拔迄今为止未能真正摆脱“少数人选人”与“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困局。

权力职位是一种极其稀缺的有限资源，对它的需求不但竞争激烈，而且具有刚性，官员升迁只此一途，必然会不惜代价；当成本上升未达到不能承受的临界点时，腐败分子仍然会趋之若骛。正如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所说：公开与透明是腐败的天敌，民主与监督是防腐的利器。官场腐败、吏治腐败所表现出的韧性并不表明扩大党内民主以完善干部选拔制度的方向有误，只说明在这个方向上现有力度还不够，加强党内民主监督与保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力之间的天平还有必要向着前者倾斜。否则，政权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不能建立在良好的均衡点上，长期失衡的结果不但是执政能力的每况愈下，而且可能危及政权本身。

12.23关于香港的廉政

香港的廉政是全世界都有名的。它也经历了从贪污盛行到廉洁政府的过程，香港的做法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香港的以德养廉和高薪养廉是公务员制度的一个特点。贪污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实现了合法的程序，制度是透明的，是有问责性的，制度性的腐败就可以降到最少；香港对贪污采取的态度是“零度容忍”，就是说如果有贪污行为，就要绝对打击。

官场文化与社会文化往往是一种互动关系，以前香港的贪污违法活动不只限于公职部门。在私人机构就长期存在收取酬金的传统，这种做法很难同贿赂和非法收取佣金区别开来，相反它却被社会普遍认为是一种推动业务的手段。其后果是，私人工商机构中互相贿赂有增无减，不行贿办不成事情，不给好处做不成生意。

严厉打击和制度防贪是香港的成功经验，他们的反贪策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意识的提高和公众教育；二是建立制度包括司法、立法、行政、私营机构、公民社会、传媒等；三是预防工作；四是严格执行法纪。

廉政公署是专门反贪的机构，它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按照权力来源于谁就对谁负责这一基本的法理原则，廉政公署由特区行政长官任命，并只对其负责；但是如果特区行政长官涉嫌贪污受贿，廉政公署一样有权力差处他。因为香港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没有一个人一个机构可以凌架于法律之上，特首也不例外。

贪污是一个隐蔽的罪行，不容易调查，要给廉政公署足够的权力；当然，如果一个机构的权力太大，一定要有一个适当的制衡，不然这个机构自己也会出问题。有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监督机制。廉政公署是一个执法机关，不是一个检控机关，没有权力提出检控，权力在律政司那里；廉政公署的权力只是调查、收集证据，证据收集完了提交给律政司，告不告、提不提出公诉都是律政司的责任。

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有来自社会的监督、有传媒的监督。传媒什么东西都可以揭露出来，立法会什么都可以问，你做了什么决策，出台了什么政策，都要向公众交代明白。传媒的监督是制约廉政公署滥用权力的一个很好的环节，传媒的自由报道，对公众人物特别是高官都是警醒和制衡。

大陆的腐败给人的感觉是“越反越腐”，腐败现象本身越来越复杂，腐败领域从以前的海关走私、行政审批到现在的用人腐败、买官卖官、司法腐败，确实比过去严重了；今后一段时间，腐败的案件可能还会上升，反腐败是反到深层次，揭露出来的问题就会越多，但从长期看，腐败程度会有降低的趋势。

香港的廉政公署是唯一的反腐败机构，内地目前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反贪污机构，检察院、公安局、监察部、纪委都参与贪污腐败案件的调查，但这样容易分散力量。内地反贪一定要在制度上有所改进，应该由一个固定的法律部门去做，可以考虑把四个反贪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不由各地方管理，集中后的反贪权力或归人大、或归国务院协调，只对中央负责，这样效果会更好。

香港清廉之道：反腐败为何能行之有效

据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反贪组织”公布的“清廉指数”调查称，香港地区在1997年之前，“清廉指数”排名世界第18位，而1999年则排名第15位，2003年又上升到第14位。其后，基本保持了这一位置。这一举世瞩目成就的取得，无疑与香港地区廉政公署成立多年来打击贪污腐败的行动密切相关。

大陆近来何闽旭等大案要案频发，我们特地找来两本新近出版的有关香港廉政公署的书——黄晓阳的《廉政公署全传》、何亮亮的《解读香港廉政公署》，试图探寻其中的奥秘。

以前常有人说，香港的清廉之道有两个方面：一是高薪养廉，二是惩治有力。细察这些反腐案例，你就发现此言也不尽然。

其实，比起大陆，香港的惩治力度逊色多了。大陆的腐败分子动不动就判个十年八年，甚至十多年，以至死刑。可是在香港，廉政公署出击的第一案——葛柏贪污案。总警司葛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贪污四百多万港元，也就定罪四年。在香港，还从来没有因贪污罪被判十年以上的。如果一定要说香港反腐败惩治有力，那么只能说是经济上的重罚，因为罚款最高曾达1400万港元。

不过，廉政公署有一个绝招——“零宽容”，就是你贪污一元，那也是贪，他们也要查。并且，如果被起诉的贪污罪成立，那么这个人将失去高达几百万港元的养老金和公职。在香港高级警官洗锦华案中，洗锦华只因性贿赂罪名成立，就被判两年，失去了373万港元的退休金和公职。正是这个“零宽容”，使香港官员想贪而不敢贪。

而用于养廉的高薪只能让人可以不贪，但不能阻止人要贪。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以前，香港的公职人员同样享受高薪的待遇，但那时香港却是世界上最不廉洁的地方之一。当时，作为殖民统治者，港英政府更重要的职责是替英国掠夺香港的财富，他们无暇顾及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后来，迫于民众和媒体的压力，才成立了香港廉政公署，直属总督负责。不过，这种行之有效的最高行政首长负责制，维护了廉政公署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在法律上赋予了廉署独享贪污案件的调查权。廉政公署成立后，从当时腐败最严重的领域——警察系统着手，重拳出击，连破数案，从而树立了威信，廉政公署令那些贪官们噤若寒蝉。就这样，从那时走到今日，香港才赢得了“清廉之都”的美称。

其实，从这些案件中可以看出，香港反腐败还有另外两个更根本的利器，那就是严格而完备的法制制度和民众的正义之气，它们从制度和监督上保证了香港公职人员的清廉。

一般来说，降低腐败机会和腐败利益，增大腐败分子被查获和被惩罚的可能性，这是构建一个国家或地区防治腐败体系的两大基本要素。只有把这些基本要素融入反腐败体系的各个环节中，才能在防治腐败中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严格而完备的法制制度和民众的正义之气正是从降低腐败机会和增大腐败分子被查获的可能性两个方面入手的。

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香港就一直朝着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逐步完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精神已逐渐深入人心，香港人把“司法公正”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世界著名的研究组织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多年把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他们认为，香港的法治精神和独立的司法制度是值得称道的。

香港的法律对程序非常执著。比如，书中的葛柏案，谁都知道葛柏可能贪污了四百多万港元，但进入法律程序后，被定案的仅仅两万港元。再比如陈裘大案，所有的犯罪事实可谓证据确凿，但仅仅因为警方办案时，某种程序有可商榷之处，结果被法官裁决终止聆讯。从表面看，这种执著于程序似乎有点过分，以至于使受贿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不执著于程序，便可能导致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这种法治精神的长期熏陶下，香港民众对打击腐败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在廉政公署查处的案件中，多数线索来源于民众的举报。并且，执法的严肃性和反腐的“零宽容”提高了民众反腐举报的积极性。从权力的监督角度看，民众（权力授予者）对官员（权力授受者）的监督是最合理也是最有力的。

透过书中的这些案例，可以得出结论：香港的反腐模式之所以成功，不仅是因为有一个直接向最高行政首长负责的香港廉政公署，不仅是因为廉政公署形成了调查、预防、教育“三管齐下”的稳定机制和一支高手如云、行之有效的反腐队伍，更重要的是，它的反腐机构是建立在一个市场经济制度较为完善、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民众积极参与的社会环境里，并且还有一个“零宽容”的反腐利剑。

12.24关于高薪养廉问题

高薪养廉是香港和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也有很多人呼吁实行“高薪养廉”；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实行了。但是很多人认为，我国实行高薪养廉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我国还没有一套适应的权力监督机制。

“高薪养廉”本来就是官场上一种非常恶劣的心态，把自己当成了老百姓头上的人上人。

实行高薪养廉，用意在于制止官员的腐败行为，可惜养廉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清朝官员的腐败，无论是数量还是在手法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为什么养廉银不能养廉呢？人的本性是贪婪的，再多的养廉银也不能满足其无限膨胀的私欲。任何高薪相对于人的贪婪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但能让官员把贪婪之心变为实际腐败行动的，还是制度。

帝制是独裁专制制度。这种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官员的权力极大，可以决定一切，所谓“灭门的府尹，破家的知县”正是指这种权力。政治权力的垄断和经济上的垄断一样成为腐败的土壤。百姓要办什么事都要求官员开恩，得到他们的许可。他们有权力在手，当然就不愁无人对他们行贿。

二是官员缺乏有效的监督。专制社会也有一套监察制度，有监督官员。但在皇帝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监督的作用的十分有限的。贪污受贿被查出和杀头的偶然的、个别的。只能怪被查出的官员运气不好、得罪了什么人，或者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贪污受惩罚的概率低，这种小概率事件对官员就没有威慑力了。专制社会绝对而无监督的权力是官员腐败的根源，这个根源不除，什么养廉银都没用。

在专制社会中更可怕的是贪污受贿已经形成一个食物链。在这个食物链中，即使一个官员操守再好，也不得不贪污。在这个贪污的食物链中，你不按这些潜规则办，就在官场混不下去，即使要为民做好事，也必须求助于行贿的手段，在这个官场的逆淘汰中，贪官升清官出，哪里会有清官？

要官员廉洁，必须让他们有能过得上与身份相称的生活的高薪。但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之一。并非充分条件。只有高薪而没有相应的制度，廉政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国的清朝曾经推行过“高薪养廉”制度，那时叫做“养廉银”，但未能阻止官吏的贪污腐化，，因为官吏的权力没有得到制约束。在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下，仅靠高薪不可能杜绝腐败。

高薪为什么就未必养廉？因为高薪之外的诱惑，要远远大于养廉银的数额。问题还在于，即便是那些操守比较好的官员，在高薪养廉的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自己不搞典型的腐败，无法抵制非典型腐败。他们也收规礼，也送规礼。为什么？因为那“礼”是“规”，是规矩、是规约，是游戏规则。你想要在官场上混，就不能破坏规则。何况，陋规虽然“陋”，但它的名目并不丑陋，反倒很有人情味。结果，你不能不送，也不能不收。不送，是不通人情；不收，是不近人情。一个不懂人情的人，在中国是连人都做不了的，何况做官。

多高的“薪”才能养“廉”？

低薪不是和谐社会的选择，“高薪养廉”低估了人性的阴暗面与社会的复杂程度。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高薪养廉”行不通，公务员工资不能上涨太频繁。稳健的薪水制度是成熟理性社会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廉政建设，有利于人心稳定，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高薪养廉”是近年来被人频频提起的一个话题，也得到一些人士的鼓与呼，但笔者对此持反对观点。首先，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虽说在全国不属于最高的，但至少应是比较高的。除了电信、金融、房地产等少数行业和企业经理层、私企老板、外企白领等少数高收入层外，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要比其他大多数行业高得多，特别是比广大国有企业职工和农民高得多。况且，公务员还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没有养老、医疗、住房、失业之后顾之忧。所以，“当官”在中国历来是受人们向往和羡慕的职业之一。据中国人事部统计，2007年国家公务员招考涉及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89个部门12724个职位，共有111万多人次通过网络提交了报名申请，有74万多人通过资格审查，最终确认人数53万多人，报考与录取的比例约为42：1。国人报考公务员热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高薪”高到什么程度才足以“养廉”？是年薪七八万还是十几万或更多？综观近年来被揪出来的腐败分子如王宝森、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慕绥新等，他们哪一个是因为“薪水”比普通老百姓低，日子穷得过不下去了才腐败的？其实，他们之所以要腐败，是因为他们要“买别墅”、“包二奶”、“养小蜜”，想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的欲望之所致。事实说明，“胡、成一级的腐败分子”的“薪”比老百姓“高”，但并没有使他们廉洁起来，反而却变得更加贪婪无度。

因此，笔者以为，高薪不一定就能养廉，因为不廉洁搞腐败是个复杂的问题，待遇低并不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故“无法花钱买廉洁”。针对腐败问题这个“疑难病症”，“高薪”不一定是一剂好药房，说不定还会吃错了药。不仅容易招致非议，更容易把公务员置于普通老百姓的对立面，不利于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有人或许会说，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不就是因为对公务员实行了高薪，腐败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么。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官员清正廉洁，并不只是实行“高薪制”的结果，而是人家有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完备的制度建设和毫不含糊的法治使然。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本末倒置开错了药方，很可能贻患无穷。

无耻和知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就中国特色而言，知耻的社会生态环境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地气息息相关；国人知耻是在舆论监督下靠内驱力、认同感来完成的。说到腐败，人们会直接条件反射为官场，社会生态的腐败被淹没在吏治的呼声里。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使无耻升级了，所谓“无耻者也无畏”；我们在为官员的无耻失望时，往往忽略了知耻生态的建设。中国人的道德观除了强调个人修养，还是很顾及舆论监督的，以至营造了知耻的生态氛围。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同时也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嬗变和社会秩序的调整。

中国有句古谚：“贪如火，不竭则燎原；欲如水，不竭则滔天。”因为财富和享乐就象大海里的水，越喝就越口渴。

腐败风气日渐，反腐败的方式也不断革新；但有些方式却是做秀：比如先搞廉政测试，再签廉政合同的做法。假廉政是所有腐败官员的特点，用无法及时监督、难以有效跟踪实效的廉政合同来约束其言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不在廉政建设的社会化监督方面下工夫，离开“严法度、用重刑”的惩戒底线，用写保证书、签合同的花招反腐败，是靠不住的。经济学有个理论：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

河北、吉林出现了用“官职”奖励私营企业老板的情况。使他们这些老板具有“官”和“商”双重身份。领导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是党纪国法多次重申的规定。这里，私营企业老板热衷于戴官帽，除了承认市场经济不完善条件下权力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以外，也说明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老板还没有摆脱“官本位”和“红顶商人”的影子。奖励官职，把官帽与私营企业老板的税收挂钩，既有官钱交易之嫌，更为一些别有用心的老板进入公务员队伍和干部队伍打开方便之门，伤害了法律、政策的严肃和权威，也伤害了公务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当官帽变成私营企业老板的“红顶子”，等于为权力进入市场打开了通道，一方面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使权力成为了私营企业老板为自己谋求不当利益的工具，给权力腐败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更加合适的土壤；另一方面使私营企业老板兼有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使权力因素干扰市场法则，从而伤害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甘肃省庆阳市出台的招商引资政策，也是以官位引资。这种政策是错误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腐败行为。

首先，以官位引资，会大大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从理论上说，这不符合逻辑；官员需要具有一定的政治、道德和专业知识能力，也就是常常说的德才兼备标准。现在公开打出只要一定的投资就可以授予某种相应的官职，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和逻辑？它符合国家选拔任命官员的标准和程序吗？它不会给人以政府发展经济束手无策、不得不以卖官来吸引投资的错觉吗？

第二，这种以官位引资，表面上是为了集体，为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实际上也为现有的执政官员提供权钱交易和收受贿赂的机会。如果真正有人为了当官而愿意投资，谁能保证他们不向现有的执政官员行贿？谁能保证现有的执政官员那么洁身自好不乘机捞一把呢？所以这种政策本身就可能成为腐蚀官员的温床。

第三，这种政策的实施，将不必要地扩大现有公职人员队伍，加大政府财政负担，从而使现有各地的财政困难雪上加霜。

第四，这种以官位引资政策，不管成功与否，只要一实施，必然以人治和权治来破坏现有的民主法制，违背和践踏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日益法治化的今天，任何个人和机关有权越过法律和程序事先向他人作出不合法的许若吗？

第五，如果这种政策在一地得到认可，全国各地必然蜂拥而上，势必形成一种局部性灾难，甚至是全国性灾难。这种政策如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具有相当的潜在危险；以官位引资，本质上带有腐蚀性，不仅不易肯定和提倡，而且应当批判。

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方式进行购买。

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在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

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

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的市场经济。

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要补偿首先是补偿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帕累托改进”学说的本义是一项制度改进，纵使不能让所有的人受益，但至少要在不让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可以使一部分人变得更好。张维迎认为：官员索取剩余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对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

改革是买权，不仅要征得让权者的同意，而且要给予相应的补偿。。。。。。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只能购买，于是就形成了钱权交易。改革中的很多变通措施、过渡形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先有腐败和贿赂行为涉足，然后再由正式和稳定的安排加以确认和规范。于是改革的内涵成了对“腐败”确认的过程。改革过程就是就是一种以钱权交易为中心的以毒攻毒的过程；改革要借助于腐败和贿赂行为来推进，以达到市场化的目的。

12.25关于腐败概念泛化问题

腐败概念的日益泛化，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忧虑。由于在思想领域和现实生活中，至今没有统一和准确的“腐败”界定，腐败概念表达被泛化，并出现了腐败定义模糊化、腐败外延扩大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腐败主体的无限扩大。腐败是权力的滋生物、利益的寄生体，因此，腐败的主体只能是握有一定权力的工职人员。

二是腐败边界不断模糊。在社会生活中，腐败概念的边界正日渐模糊，腐败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之间的区分也日趋含混。

三是腐败的使用更为随意。把社会不良现象当作腐败来看待，夸大腐败蔓延广度和严重程度，这是腐败概念的日益泛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如学术腐败、赌博腐败等等。

腐败概念的日益泛化和滥用，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准确把握腐败概念的实质。实际上，任何一个概念的界定都具有一定的时空限制。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腐败行为的主体、动机、方式与后果等四个主要因素，共同限定了腐败的范围界限。

腐败概念泛化的危害表现在：

首先，腐败概念的泛化弱化了反腐倡廉的效果。有些人把腐败视作魔板，用它套用所有的社会问题。腐败概念的泛化，影响人们都反腐败形势的正确判断。腐败对象的无限扩大和腐败边界的不断模糊，削弱了人们对腐败问题的判断力。同时可能扩大反腐败斗争的打击目标。

其次，腐败概念的泛化动摇了公众反腐败的信心。由于腐败概念的泛化，腐败现象似乎随处可见，腐败问题好象越反越严重。

第三，腐败概念的泛化影响了社会整体的稳定。腐败概念的泛化必定会歪曲社会环境，影响人们对社会现状的正确、客观判断，尤其是在现阶段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容易使人产生对抗心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最后，腐败概念的泛化损害了国家形象和声誉。腐败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受到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中国的腐败问题作为攻击中国社会制度的工具和武器。腐败概念的泛化，无形中为国际敌对势力歪曲中国形象制造了口实和借口。

腐败概念的泛化和界定

腐败是反腐倡廉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科学界定腐败概念也是反腐倡廉理论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腐败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由此带来一些问题，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腐败概念的泛化问题。

近年来,大量与腐败有关的词汇出现在众多新闻媒体上,诸如交通腐败、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新闻腐败、足球腐败、彩票腐败、节日腐败、低龄腐败等，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越反腐败，腐败越严重。但细究起来就会发现,与这些词汇有关的事件大多不属于腐败范畴。例如，把出租车司机绕行称为交通腐败，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称为学术腐败，把小学生班干部接受同学礼物称为低龄腐败等，这些均属于腐败概念的泛化和滥用。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准确把握腐败概念。腐败概念泛化有许多弊端，它会歪曲整个社会，降低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我们治理腐败的信心，但最主要的，这种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乱会使反腐倡廉工作失去理论基础，长此下去，必将严重影响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因此，为防止和纠正腐败概念泛化现象，必须科学界定腐败概念。

腐败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术语

腐败一词在《汉书?食货志上》就已出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意指（谷物）发霉、腐烂。这是腐败概念的生物学释义。后来，它被引申到政治领域，成为一个政治术语。晚清时期，小说《女娲石》中就有“腐败官场”的词汇，腐败意指公共权力的滥用；邹容的《革命军》中也有“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的语句，腐败亦指社会不良现象。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中，除了用“腐败”指公权私用以外，还经常用“腐败”来形容和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这里,“腐败”即“腐朽”，意指某种社会制度腐朽没落,必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上述例子涉及腐败作为政治术语的三种含义：一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二是社会不良现象；三是制度腐朽。但是，腐败作为反腐倡廉理论的一个专有名词，却不能同时具有上述多种含义，必须“择其一而为之”。

腐败是一种社会不良现象，但不能认为所有社会不良现象都是腐败。腐败和社会不良现象不能画等号。腐败概念泛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把制假售假、偷盗赌博、卖淫嫖娼等许多不属于腐败范畴的社会不良现象当作腐败来看待，任意夸大腐败的严重程度。

另外，虽然腐败行为的发生与社会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甚至腐朽没落有密切联系，在一些社会形态中，制度腐朽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不能把产生腐败的原因看作腐败本身。近年来，学者们趋向于把制度腐朽当作腐败原因来探讨，而不再把制度腐朽和腐败看作同一概念。

腐败概念在进入政治领域后，随着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远离它的原始含义，而有了特定指向，即指公共权力的滥用。

界定腐败概念应遵从五个原则

国外学者和研究机构从经济学、政治学等多种角度对腐败概念进行了研究和界定。美国经济学家F?A?哈耶克给腐败下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那种强迫我们的意志服从于其他人的意志的权力，亦即利用我们对抗我们自己的意志以实现其他人的目的的权力。”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认为：“腐败是国家管理出现问题的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表现为那些原本用来管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机制，却被官员用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

国内学者对腐败概念的界定也有许多不同观点。王沪宁给腐败下的定义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田心铭认为，腐败是“为谋取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某种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杨春洗认为：“腐败是指执政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受其委托从事公务的组织和人员，为满足私欲、谋取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严重违背纪律和法律，侵犯人民利益并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蜕化变质行为。”

综合上述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有两方面的共识：第一，腐败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第二，腐败是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但是，也要看到，上述诸多观点也有不足之处：有的对行为主体定义模糊，有的没有后果方面的表述，有的缺乏理论抽象等。笔者认为，科学界定腐败概念应遵从如下原则：一是必须突出腐败行为主体；二是必须明确腐败行为方式；三是必须强调腐败行为目的；四是必须有后果方面的表述；五是必须具有理论抽象，不应过多考虑国情的不同。按照以上原则，可以这样界定腐败概念：从广义上说，腐败是公共权力行使者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从狭义上说，腐败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

腐败概念具有四个要素

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上来讲，腐败概念都具有四个要素，即腐败行为的主体、腐败行为的方式、腐败行为的目的、腐败行为的后果。以下从狭义的角度探讨腐败概念的四个要素。

1．腐败行为的主体

腐败行为的主体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和受委托行使国家权力的非国家公职人员，其中，国家公职人员是指个人收入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全体人员。

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掌控着国家权力的运行，因此，只有他们才能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才具有腐败行为的主体资格。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国家权力行使者以外，那些利用非法手段间接影响国家权力运行以谋取私利的其他人员也应纳入腐败主体之中。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这主要是因为，腐败是国家政权自身的腐化变质，非国家权力行使者所发生的行为即使与腐败行为有密切关系，甚至是相伴而生的关系，也不能称其为腐败。

当前，随着政府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发展，国家公职人员的数量在减少；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些原由政府部门做的事情，诸如资产评估、项目审计和论证等委托给国有企业人员或私营机构人员来做，也就是说，这些人员受委托参与政府事务，因此也成了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上述情况，反映出具备腐败行为主体资格群体的变化，我们在运用腐败概念时一定要掌握这些新情况、新变化。

2．腐败行为的方式

腐败行为的方式是滥用国家权力。滥用国家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国家权力实施谋私行为；二是拥有国家权力却不作为。例如，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把土地批给行贿者，警察接受贿赂后对罪犯坐视不管等，均属于滥用国家权力。我们应考虑到，国家权力行使者同时具有公民权，这种权利不属于国家权力。因此，国家公职人员发生的谋私行为算不算腐败，取决于他是否利用了国家权力。

3．腐败行为的目的

腐败行为的目的是谋取私利，即为个人、亲属以及所属群体谋取利益，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个人谋取利益。

所谓利益，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中人的需要的满足，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腐败者追求的主要是物质财富，他们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贪污、受贿金额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目的。另外，值得重视的是，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除了物质财富以外，人们还追求政治上的显赫和精神上的满足。许多买官卖官案件的发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近年来，官员涉“黄”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那些国家权力行使者观看淫秽表演、接受色情服务以及利用手中权力接受性贿赂的行为均属于腐败。

4．腐败行为的后果

腐败行为的后果是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对于腐败行为的后果，学者们都认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提法，但却往往忽视了“严重”二字。笔者认为，腐败的生物学释义为腐烂，指生物体已败坏到了严重的程度，因此，腐败一词引申到政治领域，也应包含“严重”这个意思。当前，一些学者提出腐败“零”容忍、“一元”腐败也不允许等说法，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把虽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但情节轻微的行为当作腐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在界定腐败概念中的重要作用，但却把“严重违背纪律和法律”作为腐败行为后果的具体表述，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腐败定义和基于腐败定义的反腐倡廉理论应该是制定反腐倡廉纪律和法律的基础，而不应该是相反。因此，以纪律和法律来定义腐败概念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笔者认为，纪律和法律不能用来界定腐败概念，但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方面还是有重要参考作用的。

在我国，党员占国家权力行使者的绝大多数，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党员犯错误的情况来更好地认识腐败问题。近几年，全国纪检机关每年处分的党员中,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不到万人，只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几。也就是说，党内出现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虽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但腐败问题决不像个别人说的那样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需要注意的是，腐败概念泛化并不是指把腐败概念从狭义扩展到了广义。而恰恰相反，防止和纠正腐败概念泛化现象更应注意腐败广义概念的发展，因为反腐败斗争从关注国家权力滥用到关注更大范围的公共权力的滥用正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何祚麻院士认为有两种腐败：解放前的腐败是大多数老百姓活不下去的腐败，是反动政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腐败，解决这种腐败的唯一办法是革命。但是，现在出现的腐败，是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有较大幅度的改善，是生产力有飞速发展情况下的腐败。解决这种腐败的办法是改革，即在发展中、在改革中来解决腐败问题，而不是摧毁这个政权。至少在当前条件下，中国的迅速发展正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现有政权仍然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老百姓不希望改变这个政权。

腐败与反腐败的多学科研究比较

各个不同学科对腐败问题的研究有各自的优点与不足。

从政治学学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政治学将腐败与权力的滥用联系起来，揭示了腐败的政治本质，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在对腐败问题的研究中，政治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是权力，忽视了权力之外的因素对腐败的影响；其次，政治学对权力导致腐败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不够透彻；最后，政治学对反腐败活动本身的成本—收益缺乏整体性把握，对廉政建设的成本估计不足。

从社会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社会学主张通过社会发展来制约和平衡政治国家的权力，从而防范腐败；在社会转型中促进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给不同的利益主体提供平等、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适当补偿和矫正公职人员的角色变动。但社会学分析也存在局限：首先，社会转型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社会学对腐败的根本原因把握不当；其次，社会学对腐败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动机研究不够全面；最后，社会学的反腐败战略过程过于漫长。

从文化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文化学深入到腐败现象背后的社会传统之中，从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层面来剖析腐败，抓住了腐败的历史文化根源，从而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文化学对腐败问题的分析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文化虽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但它在本源上毕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因此不能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其次，在考察文化的作用时，不能以偏概全；最后，对于迫在眉睫的政治腐败而言，通过制度建设、思想教育、观念引进很难一下子撼动社会的整体文化模式。

从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其主要成就是提出了寻租理论，提出要建立一个多层面的反腐败战略。当然，对腐败的经济学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核算模式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第二，经济学对政府官员的角色评价比较消极；第三，经济学的腐败理论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第四，经济学新提出的建设性廉政方略并不多。

如何理解“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

这几天报纸和网站上都有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在上上下下都呼吁以制度建设遏制腐败的今天，这句话让人感觉有些怪异。细看之下，原来是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在一个记者会上的发言。他说，“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施行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原来他讲的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干副书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有利于反腐。

社会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媒体的提炼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读。按照社会学的定义，社会制度就是人类活动的规范体系，它由三个层次组成: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二是行业制度，如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三是行为规范和执行程序，如立法程序、考核制度等。如果笼统地说腐败与这三个层次的社会制度都没有关系，那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就第一个层次来说，要在反腐败的问题上讨论姓资姓社，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估计比在市场经济上讨论这个问题更加困难，所以邓小平在市场经济上的“不争论”原则依然适用于中国官员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专家们将邓小平的“不争论”解读为务实作风，是指不要脱离实际问题，在抽象的理论上浪费时间，抱持一些没有意义的“政治态度正确”。就反腐败而言，目前可以讨论、有意义的讨论恐怕还在于社会制度的第二、第三个层次。

今天，普通民众要认识到这点也并不困难。而位高权重者则更是早就洞幽烛微:当年铁托在谈到斯大林个人崇拜等问题时，就曾说那是个制度问题。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邓小平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把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干副书记提到的“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可能指的是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腐败的确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但一定和制度建设有关系。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的有效的反腐措施，无一不是完善四个方面的制度:一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等部门的互相监督，使权力不得随心所欲；二是反贪监察体系，关键是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三是公众参与机制，形成没有压力的全民反贪格局；四是国际合作机制，通过国际公约和司法合作来打击贪官。中国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应该说也离不开这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尽管显而易见，仿佛妇孺皆知，但也并不是各个地方、各个层面都能真正地进行反腐制度建设。如果人们简单地理解“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这句话，就很容易认为贪污腐化的主要原因是个人“灵魂堕落”。迄今媒体对落马贪官的报道，很少有深入从制度层面进行剖析的，大多还是添油加醋地描绘他们的道德情操如何失贞，甚至主要怪罪到老婆和情妇身上，前几天，四川广安还闹出了市纪委聘任地方党政一把手夫人做“家庭纪检书记”的笑话。

再说回到社会制度的第一个层次，也有人持放开争论的原则，认为这是解决包括腐败在内的所有问题的良方。现代国家无论谁都强调民主，所以有传播学家干脆认为，社会制度就是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偏向社会福利和劳工权利一点，那么社会制度就偏向社会主义；公共舆论偏向自由竞争与经济效率一点，那么社会制度就偏向资本主义。而在透明的舆论环境中，无论社会制度偏向哪方，腐败都没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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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官与关系

13.1关于关系学

中国人常常强调：他们称为“关系”的特殊情感，在其政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亲密关系是否存在，依赖于两者之间是否存有关系基础。构成特殊情感关系的基础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中国文化中，关系的基础要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是否拥有共同的认同对象而定。换句话说，具有关系基础的人通常都拥有某些对他们个人很重要的认同对象，例如家庭、家乡、学校、或者工作场所。这种认同可能是由承袭而来的，例如故乡、血缘等。

特殊关系基础对每个人的重要性，随着个人所重视的认同事物而有所不同。然而，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却会促成某些认同形态。有四个因素可以影响这些认同形态以及关系基础的类型》第一，政治体系的层级将影响到何种特殊关系基础会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必须考虑谁与谁之间拥有情感关系。第三，政治舞台的类型对关系形态会有所影响。第四，关系基础的相对重要性可能随时间而有所改变。

地缘。由地缘关系而产生关联的人，拥有共同的家乡认同。在中国的中央层级政治里，地缘关系基础可能具有其普遍性和重要性。

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仅次于地缘关系。围绕着中国血缘关系系统的是差序等级和复杂性。中国亲戚关系中父系家长制的特性使宗亲与姻亲两种亲戚关系在政治上产生差异。

同事。政府组织中的同事关系大都是在诸如同一单位中的主管级人员间发展而成的。

同学。同学关系的重要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拥有学位即握有政治权力的帝制中国，一同读书并通过考试的同学所发展出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含义。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也很大。个人受教育越高，学历对他的身份认同也越重要。换言之，大学的同学关系较中、小学的同学关系重要。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体系中，高阶层的政府官员通常教育背景也比较高，因此同学关系在高阶层官员间的影响力，似乎也较它在低阶层官员间重要。

结拜兄弟。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许多人都有结拜兄弟。

姓氏。在政治系统的较高阶层中，同姓关系有其重要性。可以扮演某种角色。

师生关系。这是中国关系中的基本类型。

经济关系。人们常常运用关系来达到经济上的目的。经济上的关系在政治上是有用的。

公共关系。公共关系使互相依存的不同机关得以统一协调；公共关系的需要显示出关系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

朋友关系。其实朋友并不是真正的关系基础，而同学、同乡之类的关系基础才是建立友谊的先决条件。朋友是年纪、社会、地位及兴趣相似的人，借由一种非血缘性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政治上的同盟者可能是朋友。

关系既可作为双人活动，又可作为群体活动的基础；在形成以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联盟时，意识形态或者政见虽然很少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治联盟却可能涉入以政治问题为主的冲突中。

中国人倾向于以关系为基础而组成社团。如同乡会、同学会、校友会、同业公会等。这些以关系为基础的社团是某些中国人用以达到其政治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

双人关系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元素，而关系确实是中国政治中团体活动的基础。找到一种共同的关系基础不过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建立关系而已。要使它在政治上有作用，必须先设法使疏远的关系变得亲密并加以维系。

在各种关系中，感情的品质以及关系的价值都是可比较、可排列、而且可衡量的。

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的地位愈高，别人愈可能和他发生亲密关系。社会互动不仅其亲密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性，对亲密关系的维持也十分重要。一旦缺乏社会互动，关系便会随之变弱并且变得疏远。换言之，时间和财力会造成实际上的阻碍，限制个人可能发展并维持的亲密关系数目。时间是最重要的限制。在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持上，金钱不如时间重要；没有金钱的开销，亲密关系还可能发展。所以，一个人必须选择发展亲密关系的对象。

维持社会互动的技术之一，是在关系中加入其他的基础。复合的关系基础增加了社会互动的机会，它们也增加了双方的共同感，使感情更容易发生。复合性关系较单一性关系更为亲密稳固，而且更能抗拒关系的恶化。

发展维持亲密关系的第二种方法是以互惠的方式“利用”关系。人们会以和发展感情相同的理由而试图发展亲密关系；有了亲密关系，他们可以更轻易地达到目的。

关系的“利用”或“帮忙”可以是单向的。提供帮忙的人只要知道：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依赖对方，他便不会感到有所损失，这种关系也可以维持下去。一个人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需要帮助，所以除了商业交易之外，一般人不会斤斤计较于利益的平衡。

在交往双方生命的重要时刻，关系的“利用”和“帮忙”是一种社会互动的有力形式，它远远超过了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持。因此，在发展并维持亲密关系之际，个人必须特别注意两点：一是他必须小心不要过度使用关系，以免造成对方太大的负担；二是当对方需要他的帮助时，他必须是可靠的。

可靠性或信用是维持亲密关系的基本要素。不信任比任何事情都容易使亲密关系变得疏远。只有在个人自己意愿受大损失，或者有类似亲密关系的其他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时，才能显现出他的可靠性。可靠性和关系的亲密度成正比，关系越亲密，便越可靠；关系越疏远，便越不可靠。

关系必须用心去维持，它也可能因退化而变得疏远。这种退化可能是渐进的，也可能在一次严重的利益冲突之后突然发生。这种利益冲突被称为“利害关系”。

中国人通常用“拉”或者“找”关系来增加关系的亲密度。

在政治情境中，解开竞争性关系所造成的压力有两种方式：采取中立立场，或者做成有利于某一方的决定。一般的情形是，个人的政治色彩越浓厚，就越不可能选择中立。

中国人在寻找政治同盟时，喜欢和拥有共同关系基础的人结盟。关系必须在情感增加而变得更“亲密”之后，才能达到政治上的用途。人们可以透过社会互动和利用两种动力过程，谨慎地培养感情，使关系更亲密。

政治联盟形成的基础包括个人的兴趣、意识形态的认同、对某些特殊政见的兴趣，以及特殊的情感关系。在政见影响关系基础本身的时候，以及当关系是以共同经验为基础的情况下，以关系为基础的联盟也可能变成政见取向。

发展中国政治的高层次模式必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所提出的任何理论必须应用到中国的各种政治体制之中，包括历史上的和现代的、地方的和中央的、官僚体制的和选举体制的。第二，任何中国政治的理论必须在非中国的政治中测试对比，看看观察到的现象是否源自中国文化或在其他文化中也同样发生。

文化可以被看做一个系统，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技术、宗教和语言等几个互相依赖的次系统。研究文化对政治影响的方法之一，是假设政治次系统为依变项，检视其他系统如何造成政治次系统的改变。

关系网就是“官”系网。官网恢恢，笼罩天下，官网的纲，是皇权。皇权也有网，宗室也有远近、亲疏。

以血缘为主是一种关系网。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门当户对在官僚等级内部联姻，巩固了一个个官员的地位，也形成了盘根错节达到派系集团的感情纽带。

以重臣为主又是一种关系网。

师生关系也是一种关系网。一名翰林，做一次乡试主考、副主考，出任一任学政，随着官职的升迁，做会试的同考官、总裁，殿试的读卷官，就可以桃李满天下了。

翰林们身处清要，俸禄微薄，生活清贫，若能得一任主考、学政，就吃用不愁了。而且，门生遍布各地，官职升迁，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政治能量越来越大。任各级考官的次数的积累，成为文官仕途发达与否的标志。

师生关系虽然以道相传，但当科举考试变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后，师生关系却成了一种私人关系，似乎录取也成了私相授受的事情。门生仕途发达与否，似乎关系到老师的颜面和光彩。门生对老师的尊敬、爱戴、感激，更多的是私人成分，它成了官场网络的经纬线之一种，师生关系是人伦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乡土关系和乡情也是一种关系网。乡土观念中加了官场因素，凝聚了清末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曾国藩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和李鸿章的淮系军事政治集团就是例子。乡土观念的凝聚力有时超过朝廷提倡的忠孝观念的力量，皇帝们对此不寒而栗，不时调动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也是釜底抽薪的措施。

宋朝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科举制度、荐举制度，又为一些新的“关系网”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社会地位流动不居，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士人们相当自觉地构筑着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当时的士人交际范围广泛、关系活跃、连接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其中既有带着家世背景的往来，有姻戚之间的关连，又有因同学、同乡、同僚、同年以至同道之类关系而结成的友谊。他们评价人物注重气节学问，仕途的沉浮并不构成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障碍。

无形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无所不在，十分具体；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者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似乎独立的个人，凭借其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群体，划分为派系，纵横蔓延为种种关系网络。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风云人物的种种表现，都潜藏着群体利害关系的作用力。

国家有考察网络，官吏有关系网络。这使我们看到一幅多维立体画面：一方面，官员们不得不置身于纵横交错的公共考察网络之下，另一方面，与考察网络交叉互动的，又有形形色色、四通八达的个人关系网络。前者调动着官僚体制下几乎全部的力量，组织浩繁，声势恢弘，却仍然难以确知官员的“实绩”，难以保证政令的畅通；后者不露声色，却在封建时代中发挥着颇为实在的作用。

1946年，殷海光在《中国国民党的危机》一书中说：中国历代的政治，可以说是“人的政治”；如果一个执政者将“人事关系”调整得宜，那么他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所谓“人事关系”，我们可以形象地说，血统、从属、师生、地域以及恩仇等等因素相乘或连乘之积，就是人事关系。这里说的人事关系，就是关系网。

[关系铭]想人重用，拍马就行；欲己晋升，礼拜要勤。斯是诀窍，唯我高明。胡话贵乎多，献媚在于精，善于拉帮派，惯于巧钻营。可以讨喜欢，拿奖金。无办公之辛苦，无下乡之劳神。绒线细细结，青茶慢慢品。人赞曰：“聪明绝顶。”

[诀窍铭]位不在高，头尖则灵；官不在大，手长则行。斯是诀窍，唯我钻营。对上捧粗腿，对下用私人；吹牛行鸿远，拍马不碰钉。可以开后门，讲交情。无正义之细胞，无原则之准绳。烟酒来开路，有钱能通神。自豪曰：“何鄙之有。”

辩证法说得好，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着的。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就产生了“关系”。哲学上的“关系”是纯学问，说起来没什么意思，有说头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关系”。

朋友关系、老乡关系、亲戚关系、亲属关系、同学关系、上下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邻居关系、情人关系、恋人关系、男女关系。。。。。。关系是一个凝聚力最强的词，它有着无限制的扩张性，任何看上去没有一点联系的事物，经过“关系”的一番运动，都可以建立起关系。

在一个规则意识不强的社会里，要问有什么东西威力无比，答案也许就是这么两个字：“关系”。升学、提干、调动、就医、打官司、工程竞标、公务员招聘、职务的提拔，任何东西看起来都有制度管着，都有规则在那里控制着，然而，“关系”——万能的“关系”却能无孔不入，到处都能看见它的身影。人们常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可“关系”照样可以到大牢里去“捞人”，真正“疏而不漏”的只有“关系网”。有多少事情，没有“关系”的时候，办起来比登天还难，一旦“关系”到位，马上心想事成。

“关系”的凝聚力亲和力说到底来源于利益，这既有物质的利益，也有精神的利益。正是利益，把素不相识的人捆在一起，捆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共同体。

官场上有很多行话和术语。“上了谱的”算一个新词，想必应该是区别裙带关系中假冒伪劣产品的一个标志，是裙带关系泛滥逼出来的。想想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我们这个国家沿袭了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一个人做了官，有了权，凡是能挨上边的都会找上门来，挨不上边的也会想着法子攀龙附凤。无奈亲友太多，权力有限，这就有必要区别亲疏，鉴别真正假，因此“上了谱的”这个关系网上的防伪标识就应运而生了。“上了谱的”，就是有宗族关系、血缘关系的人。谱，有两种，宗族谱和家族谱，这里的“上了谱的”应该是指“上了家族谱的”，是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这种家族谱也不是传统上的，而是特指“裙带”意义上的，主要是指“姻亲姻属”。

宗族谱和家族谱，是一种记录家族迁徒、发展的事迹和家族人物关系的书，是以特殊形式组织、编写的家族生活史。宗谱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遗产，这种遗产被今天的官场用作区别裙带关系的防伪标识，这恐怕是我们的祖先所不会想到的。

中国的关系网错综复杂，除了血缘关系还有金钱关系、美色关系、师生关系、校友关系、战友关系等等。血缘关系用是否“上了谱的”来界定，那么金钱关系、美色关系用什么来界定呢？很简单，这就是社会中流传的“上了卡的”和“上了床的”。

“上了卡的”，是指金钱关系到了位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用钱当然能在官场上找到关系。但是由于反腐败抓得紧，送钱不容易，收钱的也在讲艺术，手中有权，但不能见钱就拿，拿了钱要办事，所以收钱的人要看场合、看事、看人、看金额。为了不混淆关系，只能用“卡”来界定。“上了卡的”就是指接了钱的，也就是办得成事的。上卡与否，就成了金钱关系是否确立的标识。

“上了床的”，是指美色关系到了位的。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今天不少革命干部也不例外。不少人不爱金钱、不爱古玩，但不喜欢美色的人相对较少。所以自觉有几分姿色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找上门去“献身”；本身没有姿色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花钱找美色去“公关”。手中有权的人，经常有人“送上门来”，对于那些勇于“献身”的美色，当然不能来者不拒，也有个能收不能收的问题。这就有了“送上门的”与“上了床的”界定，“送上门的”不一定都能够实现“上了床的”理想，“上了床的”才是关系到了位的。

在上述三种关系中，民间还有一种说法：“上了谱的不如上了卡的，上了卡的不如上了床的。”由此可见，金钱超过亲情，色欲超过金钱，也超过亲情。

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站住脚，需要的是靠山，是环境，是基础，是人和。

当社会都变得没有原则和标准的时候，坚持美好的理想是那么不合适宜和可笑。人在社会，身不由己，要想混得好，终归要投靠一方，早投晚投一个样，还不如早点找个实力强的投靠算了。

社会是什么？就是一张网，就是人事关系结成的一张网，人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点，网破了，人就全完了。

秘密就是身份，秘密越多的人，身份就越高。

领导平时口口声声要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真的到了调整干部的时候，才也好、贤也好，都记不得了，首先想到的都是那些经常在眼前晃动的亲信，而不可能是那些视线以外的人。古人说要知人善用，我对你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叫我怎么用你？

不能把自己的前途押在哪一个领导身上，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对哪一个领导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一个人不论进哪一个圈子，总是想着要进步的，这无可非议，但如果只把目光盯在一时一日的升迁上，那眼光太短浅，就会变得患得患失，经不起一点点风浪，产生投机心理，使自己的步子走不远，路只不宽，会把自己束缚住。

生活中，一个人的朋友往往能决定他的命运，认识一个贵人可以给你带来好运气，错交一个朋友也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是出门靠领导。

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

现在，老百姓忙着找关系，那些权倾一方的官员也在向上找关系。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是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

有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找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地缘、血缘关系往往在人际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地缘、血缘关系本来可以孕育出真切的情感，但是，现在却常常编织出徇私舞弊的关系网，可见，什么样的制度背景，决定着地缘、血缘关系可能有着怎样的生长与发展。

不要一味地怪人们喜欢找关系，倒是应当追本朔源找一找社会体制中的那些漏洞和缺失，因为有漏洞和缺失的存在，芸芸众生才开始找关系。

“关系网式就业与权力出租”

人们为何一直讳言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求职的影响呢？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动用一切可以尝试的办法求职本身都无可指责。如果视“人际关系网”为一种市场资源的话，依托这一资源寻找就业机会也是市场资源配置的形式之一。从好的方面来理解，诚如有关人士分析的，通常认为人脉关系的形成往往依托于家庭关系背景，其实它的另外一部分可能要来源于大学生自己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因此，积极合理地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不断累积自己的社会资本也是个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际关系网的另一面寓意着必须首先“拉关系”、“建关系”，其过程是否隐含着金钱关系与权钱交易呢？关系与权力往往不分家，“关系网式就业”是不是意味着“权力式就业”？

“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让数据说话，数据的背后隐藏着权力式就业的真像。而那些自身不具备权力就业优势者，也不得不“找关系”，他们惟一可用的只能是“用钱砸”，无疑增加了就业成本，权力出租者却从中牟取好处。

“关系网”式就业敲响权力出租的警钟。权力式就业是公平就业的天敌，蚕食着公平竞争的市场就业体系。越是在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的时候，越是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就业市场秩序，越是要阻止权力出租破坏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

在中国，干什么事情都要“找找人”。一个人还在娘的肚子里就要“找找人”，看看是男是女；分娩、上学、工作、调动、生病住院、提拔。。。。。。没有不找人就能够顺利办成的事情。不论你官衔高低，能耐大小，恐怕都有过找人同时又有过被人找的经历。不同的是，做官的被别人找的时候多，当百姓的一般多求别人而已。

从表面看，“找找人”好象是人际关系融合的表现，实际上是在为腐败铺垫基础。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不找人就办不成？或者办得不如意？为什么找这个人办不成，找那个人就能办好？这人是白找的吗？要不要“意思意思”？什么时候不再找人也能把事情办好，或者“找找人”与“不找找人”的结局是一样的，那就好了。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本来是“猫”，其职责是“抓老鼠”，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一遇到麻烦，不去找法律，先翻翻电话号码本，看能找到谁。这典型地刻画出了熟人社会的处世原则。所谓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与公权私用有密切联系。只要公共权力被用来解决私人利益问题，人们就会尽其所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关系，建立起随时可以利用的熟人网络，于是，熟人社会就成为人们追求私人利益的必然产物。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也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缺失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公民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他就会通过法律途径去抗争、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反之，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才导致一些人遇到麻烦，“不找法律，先翻翻电话号码本，看能找到谁。”，将保护合法权益的途径仅仅寄托在熟人关系上。

要真正构筑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就必须让熟人社会寿终正寝。这就需要加强对公共轻巧了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使公共权力不能也不敢用于处理私人事务和牟取私利，从而在源头上割断熟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联系，使熟人社会回归于民间，同时也使公共权力真正用之于处理公共事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就会从根本上动摇熟人社会的根基。最重要的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

突破熟人社会，走向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社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假如有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遇到麻烦时，不再是先翻翻电话号码本，而是满怀信心的去找法律。那么，我们就离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真正的现代国家不远了。

在地方政权，这个地方的政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庇护模型。模型的主体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相关的有四种人：一个是这个官员的“恩主”，也就是可以庇护他的上级；二是他的下级，是他的被庇护者；三是地方政法系统的官员和他所掌握的“黑恶”势力。这个地方官员凭借他上下左右的关系网，可以无所不能，一手遮天。违法的事情可以由黑社会代劳，黑社会摆不平的，可以动用他所控制的司法手段干预，再捂不住，就找他的“恩主”出面，寻求庇护。而在他的手下，有众多他所提携的下级官员，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效忠”与“进贡”。维系这个体系的内在力量，是层层庇护网之间的利益交换，才是通过授官、行贿、利益分脏来维持这种互利关系，形成利益目标一致的政治联盟。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地方重大政治事务，这个联盟具有垄断权。对外，它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企业家、平民百姓，都会被这个体系分为“网外”和“网内”两种人，网内人可以分享利益，网外则受盘剥。在这种地方关系网的支配下，往往会形成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对抗的势力。

人际关系是社会最基础、最复杂的一种关系去；其影响社会生活的作用，往往大于工作的关系、组织的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现在是信息社会，无论什么人都一样，都要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领导也一样，有个关系比较亲近、比较熟悉、比较了解的人是最受欢迎的。

亲戚、朋友、同学、上级、部下和各种利益血缘、裙带关系结成的网，是一种互相利用、互为条件的关系。利益是维持这种关系的黏合剂。

人与人之间往往都是礼尚往来，你虽然有权，但你不肯为人办事，人家找你干什么？你有权时不帮人办事，等你退下来了，谁还上你家门？因此，现在的领导都想趁自己有职有权的时候为人办些事情，多培养几个亲信，给自己留些后路。有些领导尽管退下来了，甚至作古之后同样门庭若市，都是在位时乐于为人办事的回报。

什么是朋友？“朋友是双月互照”。月光下的一切虽然清高雅致，但孤独有余，阳气不足；只有把两个月字重叠起来，才能度过难关。两个“月”字重叠是“用”字，就是说，有用的则是朋友；换句话说，就是：没用就不是朋友。

据报道，广东有400多名私人企业老板自费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是为什么？在逐个人眼里，关系是最重要的；而且同学关系是最靠得住的。现在不是经常有人搞什么同学会，但是，小学、中学，就是大学又有多少同学能当官呢？所以这样的“同学资源”的利用率是不会太高的。相比之下，党校的“同学资源”可利用的效率就高得多，因为那里的“同学”基本上已经是县长、市长甚至省长。。。。。。党校的级别越高，“含金量”也就越高。

商场乃江湖，官场亦江湖。在封建社会，“同门之谊”就是一种丰富的政治资源。在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寻租盛行的当今社会，精明的老板们岂能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

大凡在官场上混惯了的人，干什么事情都想靠某个人的关系讨个巧。这已经成为官场人们的思维定势，而且越是手中有权的人，越不相信世界上有摆不平的关系；因此，越是手中有权的人，也就越热中于搞关系。

在一个单位，好感就是人缘，而人缘又是提前握在手中等待改变命运的选票。当领导的，平时手里握不住几张有情有义的备用选票，仕途中遇到过沟个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人在得势的时候，朋友多，但真的少；人在失势的时候，朋友少，但这时候的是真朋友。

同比自己职位高的人斗，如果没有比对方职位更高的人支持，是不会成功的。

善于理解别人，看别人脸色吃饭，才便于和别人和平共处，才会让别人喜欢自己，才能把别人团结住。

谁都不得罪，就是两面都得罪。

笑脸，无疑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和通行证。

老人说：堵啥也别堵人的路。这是做人最忌讳的事情。

一个朋友一条路，一个仇人一堵墙。

任何一种合作，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感情只能起到催化作用。

在如今的社会里，“关系”永远是战胜“规定的法宝。”

人事关系就是资源，资源只有自己垄断才能发挥最佳效应。

现在官场上流行的是个人感情+革命感情，这两种感情凝结在一起，地位才能巩固，才能晋升。改革开放的年代，法制不健全，经济秩序又混乱，这种个人感情+革命感情的干部最吃得开。这年头没有问题的干部不多，要是有了个人感情，工作中就是有了失误，用个人感情去处理，说道说道就过去了；反过来个人感情有了深度，又加深了革命感情，配合越来越默契，还有什么不好办的。

如今在官场上要想有所作为，靠自己一个人埋头奋斗、苦干傻干肯定不行，得编织一张互利互惠的关系网。你说是结党营私也行。

铁哥们的含义：一起同过窗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分过赃的；一起嫖过娼的。

上面关系没处理好没人用你；同事关系没处理好没人帮你；下面关系没处理好没人服你。

上级的事情坚决、快速办；同级的事情尽量办；朋友的事情拖着办。

你为了让一个人满意，你让多少人不满意了？让多少人对你失望了？

争取与领导的红人成为朋友，至少不能成为对手。这也是一条官场“潜规则”。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政治分的重要对于一个官场中人来说，有没有政治背景，有没有政治实力，关系非同小可，甚至涉及到生死存亡，政治分就是政治前途，关系到今后是大踏步前进还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往后倒退的极其重要一步。

中国的从政原则是：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乡镇基层官员往上走的空间并不大，他们离地方权力中心偏远，太多的基层压力又很难出政绩，有机会往上走的官员，必定懂得平衡上下两方面的关系。

中国的乡土政治规则使在仕途上能往上走的乡镇基层官员群众基础都不错。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官员，换个地方就不一定能适应。

在封建社会，权力的传销一般是以师生之谊或者同乡之谊展开的，进入现代社会，权力传销的形式更加多样：同学、老乡，只要能够用得上的各种关系，都被人们用上了。权力寻租是一种交易，难以实施就会立刻停止。而权力的传销则是一种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态，凭借着类似于传销组织的“上下线”关系，及关系之外的交叉和彼此的感应，用贿赂与被贿赂形成一张可怕的大网，这张网，大到可以把整个社会都吞噬干净。

在中国金钱与权力的隐秘联系是上流社会“相互联系的艺术”。

在中国，永远是“官本位”战胜“金本位”。

行贿是犯罪，拉关系可就是再合理合法不过的了。

关系就是生产力。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时候对一个人的毁与誉，牵涉的并不是这一个人。

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一个人要是离开了关系，那么他在这个社会上将不可能获得成功，即使成功也是有限的。官要越做越大，靠的就是关系，方方面面的关系，一个用金钱织成的关系网。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人们最看重的原则是远近亲疏，推而广之，就是以人的“生”与“熟”来确定自己的处世态度。如果是“熟人”，自然要笑脸相迎；如果是“生人”，只能是漠然处之。因为熟人多是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这些人对自己的评价将会产生直接的利益效应，因而不得不笑脸相迎；而生人是与自己不搭界的人，他们怎么看自己无关紧要。表面上的没有礼貌，其实是以潜在的利益权衡为心理基础的。有一个规律：再傲慢的人见到顶头上司，也没有不点头哈腰的。而且越是对下级傲慢无礼的人，对上级越是卑躬屈膝。

从寻常角度看，以“利益”来网结关系，是官场人员的特色之一；谋取利益是“结网”的终极目的；而人际关系“网络”中，所有“勾结”都意味着冲突，冲突的“升级版”就是憎恨，憎恨的“升级版”就是你死我活；当人际关系发展到利益冲突不可调和后，报偿的极至就是死亡。

优化公务人员的人际关系是当务之急。“利益”的渗透力是极其强大的，“贪欲”也是人性恶中强大的本性，“利益贪欲”的强大内驱力，就会驱使你去交结种种不宜交结的人，而“不宜交结的人”也来巴结你这种适宜交结的人。从而编织官场人际“蜘蛛网”。某些官员为何需要结网？蜘蛛给你的启示是：费心费力结好这张大网之后，就可以坐在网中央，守株待兔，守网获利了。在“出事”之前，大抵是没有人认为那“网”是恶劣的。

人情是润滑剂，，好多人情是由权力或地位供起来的。你在位时，因为有帮助别人消灾解难、升迁提拔的条件，自然有人与你套近呼。

重利害而不重道义，这种事实早已成为金科玉律。

关系的亲密和疏离往往可以决定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原谅和信任程度。

13.2关于圈子问题

“圈子”一词是近二十年流行的新词。古代叫做“党、派、党人、朋党”，近现代俗称为“山头、码头、窝子、门派”，也有叫做“沙龙”之类洋名的。圈子现象是当代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课题之一，学名叫做“非正式组织”或者“边缘化组织”。其实，圈子是个老现象、老问题、老话题。当代人大多从文化娱乐界的热闹中看到圈子之利，而不知圈子的束缚、牵连、局限之弊。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圈子”就是“社群”、“部落”、“团体”；通俗的说法，圈子就是“关系网”的变称，其同意语还有团伙、帮派、社团、组织、山头等等。俗话说“熟人多、好办事”，意思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即是看他生活半径的大小，尽管圈子的说法经常会被打上政治和文化的印记，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想依靠一个下圈子。

圈子不同于公法上的组织机构，也不同于私法上的法人实体。没章程、没责任、没权力、没义务、没和约，依靠兴趣爱好结合，依赖风俗习惯维系，全凭“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约束，组织形式和行为松散、无序、多变。如果没有事业上的长期合作，任何圈子都是“缘熟而聚、缘尽而散”。

圈子里的秩序依据名位、能力、资历、声望、人缘和对圈子的贡献自动形成，从属、伦理、理论和利益等关系交织其中。圈子里面再套圈子，依亲疏远近在思想、行为和密度上划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外围层。核心层通吃一切资源，紧密层左右逢源，外围层不过是看热闹的而已。个人的成功最终要靠自己的努力，圈子仅仅是个桥梁和纽带，不可能包办代替。圈子的老大被拥戴，也被拥挤；圈内人被关照，也被关卡。许多人成也圈子，败也圈子。

圈子良莠不齐。良性圈子是一种和谐力量；反之，则与正式组织、法人和自然人的关系产生内在紧张。正式组织和法人实体之外的圈子多半为良性圈子，至少是无公害的朋友圈子。正式组织和法人实体里的圈子因为有利害关系、感情纠葛，所以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结党营私，相互利用，党同伐异，破坏体制、秩序、公正，侵蚀公共权力和利益的圈子就是古代人说的“朋党”，是典型的恶性圈子。恶性圈子往往是紧密型圈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倒一个头目倒一批人。

名利场上的圈子与圈子之间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专业江湖。圈子是对内开放的，对外是封闭的。圈子之间占山为王，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互动和搏弈规律与打麻将差不多，结局也与棋牌一样“牌打三十年，各装各的钱”。圈子内部因为合作关系或者兴趣爱好坐到一起，没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大家会相安无事，友谊第一；在利害冲突面前，总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亲家路宽，冤家路窄。

圈子如同围城，城外边的人努力冲进去，城里面的人努力躲起来；圈子外的未名人士希望被认识、被关注、被追捧；圈子里的知名人士努力让人看不着、听不见、说不白、弄不清。

圈子问题的客观原因在于公民自治水平偏低，公共信息不对称，社团组织不发达、不健全，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畅通无阻，显规则形同虚设；主观原因在于华人社会居心于有意无意之间，立足于庙堂与江湖之间，飘摇于利害计较与是非曲直之间。

农村以血缘为基础，以家族为圈子；现代人随着科技的进步，更在象蜘蛛织网一样，努力让自己的圈子越画越大。

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一种共性，无论是职业、品味、爱好、特长、个性、收入、甚至年龄、性别，都足以组成不同的圈子。

圈子是长期积累和精心构建的，但又是无形的，它的内在具有排他性。许多事情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知道，许多好处也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享受。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各种有形无形的圈子所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但处在一个个洋葱头结构的圈子里，每个圈子都有核心，有边缘，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说话的分量各异。但是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圈子的依赖。

每个圈子有每个圈子的游戏规则，官场更是如此。圈子内的大都是懂得规则的，即或不甚懂，也会在这个规则的隐性制约下本能地去做。

古人说：朝中有人好做官。现在想在官场中混，恐怕还要千方百计钻营进某一个圈子，寻求一张保护伞。官场中人进入某一圈子，成为“某某的人”，是有本事、有能力、受赏识、前程似锦的表现。官场中的食物链不仅使得官员结成团，起到了利益输送和保护伞的作用，而且严重腐蚀了官场，如果不进入这个圈子，不向这个圈子输送利益，那就将永远被排斥在仕途的道路之外，迫使一些人不得不放弃原则而加入这个圈子。这个圈子如滚雪球一样，将一些官场歪风邪气传染到干净的地方。

圈外清、圈内贪的“圈子病”已经成为官场中值得警惕的一种特有现象。在小圈子中，杂人虽少，但角色俱全，通常都是掌握实权的一些党政官员或者国企老总坐镇圆心，趣味相投的官友、大款、巨商占据圆面，秘书、司机、财务等办事人员在圆的弧外线上担任谋士。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官场中的这种圈子病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腐败分子的小圈子越小，越不易被人识破，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

圈子的魔力在于：一旦进入圈内，就不约而同地形成默契，对圈内人的事情不遗余力、有求必应，政治生活私人化，圈内兄弟好办事。私事公办，化私为公，是圈内相互谋取私利时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大凡进入圈子中的人在圈子内需要办什么，往往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官靠商富，商靠官发”是互相之间通过利用后达到的目的。象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那样要起钱来不论张三李四“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腐败招数，风险太大，要做到既捞钱又降低风险，就必须采取“放长线”“打深井”的手法，还要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

在社会中，多数人注定是要别人替他们说话的，尽管由工作、生活而形成的众多人际交往圈子内，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但事实是总会有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左右，社会也就分化为平民、精英、贵族。他们依照经济条件，文化教养、政治需求，各自建立起一套行为准则，在这些准则之下，圈子也就成为一个准社会单位，虽然无形无声，但它限制着每个人的行动，同时也相互碰撞和渗透。

没有永远的圈子，就象不存在无保留的友谊，圈子可能随着社会环境而伸缩，但每个人都在其中，谁也无法脱离。

圈子里有个规则，就是你必须和大家一样，太出格了不行，太有本事了更不行。

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是圈子的本质。圈子是一种互利的活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利是经过长期积累和精心构建的，它没有商品买卖那么简单，也没有权力支配那么生硬，也不象商业化的俱乐部那样随意进出。圈子内外，由人际关系而结合，是社交利益的好渠道。

现在是老乡帮老乡，同学帮同学，战友帮战友。各个单位、各个层次都有不同的圈子，你进入不了人家的圈子，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枉然了。

围绕权力人物，都会形成一个生态圈，衍生各类物种。权力人物一旦失势，生态圈就不复存在了。那些赖以生存的物种就会退化、变种、迁徒、绝迹。

“谁是谁的人”是一个许多人常用的话，在机关呆过、在企业干过、在官场混过的人，多会用这句话。一个人一旦成了谁的人，他就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意识了。古人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个人一旦成了谁的人，他必定战战兢兢，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此人。因为他要从主人那里讨衣食、讨名誉、讨权力。

圈子本是个数学名词，标准的定义是：圆而中空的平面形；环形；环形的东西。引申到社会生活中，意指：集体的范围或者活动的范围。

这个定义是简洁而准确的，是普通老百姓所理解的圈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自己为圆心，以不同的纽带为半径，就可以划出不同的圈子：以血缘而定的亲人亲戚圈；以交际而定的朋友圈；以工作而定的同事圈，此外还有同学圈、老乡圈、娱乐圈等等，不一而足。

在社会职业框架上，我们也经常说各种圈子：演艺圈、体育圈、学术圈、政治圈。。。。。。

各种大大小小的圈子交织而存，各色人等也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圈子中。有的人圈子多，有的人圈子少；有的人是圈子中的重要人物，有的人就是跟着人家混；有的圈子慢慢变小甚至不存在了，有的圈子却逐渐变大了；有的圈子很封闭，外人难以进入，充满神秘色彩；也有的圈子松散无序，散漫自由。。。。。。圈子给人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是每个人生存的心理需要。

在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圈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官场一直是凌架于老百姓之上的特权系统，也因远离普通民众而充满神秘色彩，改朝换代，荣辱沉浮。政治是一个很复杂的生态系统，得失成败很难简单地总结，政治人物是是非功过也很难用简单的标准来衡量。

圈子一说，在百姓而言只是个生活范围的概念，但在政治系统中，却是一个官员安身立命的本钱。在政治词汇中，与圈子相近的表述还有很多：宗派、帮派、山头、派系、党羽、势力、班子、集团等等。简言之，一个官员置身于这个系统中，或主动自觉加入一个圈子，或无意识地卷入一个派系，或纯粹是被别人当作是某某人的“人”，多多少少都会被归类和贴标签。一个圈子就是一股政治势力，要想完全置身事外，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被边缘化：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也没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朝中有人好做官”——被人推荐赏识和提拔了，你就应该站在这个人的队伍中，如果左右摇摆，不但会被这个圈子抛弃，也很容易被别的团体所不齿，也就很难混下去了。

对圈子的研究和经营，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官员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小人物要选好圈子，设法投靠加入，并逐渐在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大人物要组建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最高级的领导者则要平衡好各种圈子，让其存在并竞争，但不能容忍其中一支势力太大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就圈子的组建和形成的目的而言，可以分出一定的层次来：

第一层是志同道合，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团结到一起的“君子”。在中国古代，这类人物基本上是一些理想色彩比较浓厚的读书人，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学而优则仕，想为君主分忧，想为天下苍生谋福利。

在这个层面上有一个特殊的圈子：清议派或者称为清流。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各级政府官员，是一个从读书人到行政人才的转变。有的人综合素质本来就高，经过简单的实习即可胜任，尔后边干边学；但也有许多书生意气很浓，纸上谈兵是高手，而一旦实际任事，就眼高手低了。再加上古代政治制度中特有的言官制度，即专门有一批御史、言官之类的监督官员，可以“风闻上奏”，没有事实根据也可以批评官员，向皇帝告状。在中国政治史上，这样的“政治评论家”是屡见不鲜的，他们往往会左右社情舆论，对政坛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好的也有坏的。总体来说，这个“清流”圈子基本上可以归入第一个层面。但因为他们只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即使他们掌握了权力，往往也难有实际建树。

第二个层面可以简单定义为利益集团。这部分的人物相对前一部分来说，要低一些：他们的才干和抱负要小些，地位也低些，在圈子中也多属于二流人物，但他们人数众多，是政治系统中承上启下的部分。他们所结成的圈子是一个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集团。

公正的说，这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胸无大志自甘平庸的。初出道时，他们也同样有理想有追求，是想干事业的。但理想往往在现实面前被击碎，几番碰壁和挫折之后，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畏难而退，变得事故和圆滑起来。宦海沉浮，拌君如拌虎，他们开始明哲保身，而且经过多年的为官生涯，他们已经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要保住这一切，他们不免要媚上欺下，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也非大奸大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祸国殃民的恶迹。他们只是官僚系统中的普通人——有较多私心和较少牺牲精神的普通人，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多数。本来，世界上就难说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任何人身上都有“好的成分”和“坏的成分”，大英雄和大奸臣都是少数，中间的大多数是一个系统的稳定成分。

在政治生态系统中，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所以，虽然他们不是耀眼的明星，但往往是政治力量的基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中的恩怨情仇、门户帮派也是一种圈子。圈子会形成一张潜在的大网，把你裹在其中，把你的命运同很多人联系在一起。古代的政治江湖更是如此，对于众多的官员来说，他们要解决好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重要问题是跟对人。首先是政治势力的大小，是权倾朝野如日中天，还是风头已过在走下坡路？有没有发展潜力？有没有牢固的根基？核心领袖人物的前途如何？有没有潜在的危机？这些都是不可不细细盘算的。其次是自己与理想中的圈子的渊源。能不能与其中的关键人物发生直接的关系？诸如同乡、同学等等。自己能否体面地加入？自己的身份在圈子中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没有发展前途？自己能得到的眼前好处和长久利益是什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和机会成本？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要有人跟，也就是说你还需要经营好自己的小圈子。这个以你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是你的重要政治资本之一，它也决定了你在上一个层面的圈子中的地位。一个政治官员，要善于“跟上”，上边要有人；也要善于“御下”，下边也要有人。要妥善分配好下层的利益关系，学会用各种手段团结人，用理想、用利益等等。

为官行政者，要组建自己的圈子，最忌讳的是贪恋和刻薄寡恩：好处和利益都归于自己，过失和责任推委给下属，而且对下属严苛，少有笼络。具体的行政事务千头万绪，再好的政策也必须要有得力的人手给你去实施，所以，没有一支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队伍，自己在政治上也难有好的前途。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有许多政治家自己并不贪婪，很精明，也有好的报负和追求，但往往功败垂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清廉：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结果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见容于上下以及同僚，搞得就剩下自己一个好人，即使有很好的政策，也让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给下属利益和好处是最起码的条件：人家跟着你干有前途，那么干得才有劲。而且，必要的时候还要保护他们，甚至是“护短”。有个小毛病小问题，要能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羽翼，羽翼被人家剪除了，你自己还怎么飞？

更多的时候，政治是一种妥协和平衡。局势如此，高层领导者也希望如此。细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如此广大的疆域，自然需要庞大的行政管理系统。庞大的系统运行的时间久了，自然会有它的惰性和惯性，这些惰性和惯性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而任何改革新政又需要大部分原来的人马去施行，道理很简单，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换了，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在现实面前，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妥协，新的政治力量与原来的势力交锋和均衡，至刚至猛的外功不一定就能敌得过看不见的网和阴柔的太极拳。所以说，古代政治系统中的这些无名之辈是很严密的关系网圈子网，是盘根错节的生态系统，是在舞台上表演不精彩、没有太多掌声的众多配角似的人物，但他们却是最基础的力量。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都不能轻视他们的力量。

在圈子中还有一个结党营私的小人集团。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泛这样的小人集团。君子与小人，忠臣与奸臣的交锋斗争是历史中最常见的内容。但在现实中，没有百分之百的君子，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小人，利和道也往往纠缠在一起，道和道也有水火不相容的时候。

就君子就有小人，这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政治家要想干成自己的事业，要“亲贤臣远小人”，但有时候也必须采用手段，利用好小人，或者最低限度要不让他坏娘子军的事业。

“治大国如烹小鲜”——政治是个文火慢炖的功夫活儿。

政治家最忌讳意气用事，政治家的境界是委曲求全，任劳任怨——这也是一种牺牲，没有这种牺牲精神，那么最多成为一个“清流”政治家罢了。政治家要能屈能伸，不仅仅是立言、立德，更重要的是立功。

有韧性还要有肚量，容得下自己的人，自己不喜欢的人，比自己低的人，在某些方面比自己高的人，对国家有用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

政治的升迁其实就是圈子的转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流动是自然规律。一般来说，一个官员在一个职位上干上几年，兢兢业业，有些成绩，没有什么过错的话，总能得到升迁的机会。政治上每上一个台阶，周围圈子的构成自然就发生了变化。政治地位提升了，那么在圈子中的位置自然就不同了，对上他成为上一个圈子里的成员，对下他就是这个圈子的核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些特殊的集团。严格意义上他们不能称为官员，但往往对官场有重大影响。一个是太监嫔妃集团；一个是以师爷为代表的幕僚以及胥吏集团。

官与吏原来没有严格界限和区分的。在两汉时代，每个机关的长官称为“官”，其他的下属就称为“吏”。唐朝的时候，官与吏之间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吏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明朝情况更加不同了，朝廷规定了胥吏不准当御史和考进士，这就基本上把胥吏的出身和前途给限制死了，吏成为没有品级的行政公务人员。

古代的官员大部分是科举出身，有了功名但不等于有了实际治理的才能，尤其是到一个地方上任以后，对地方行政系统的运作以及当地情况，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时候，挑选一个好的师爷就至关重要了。在明清时代，师爷已经成为遍布全国行政系统的重要力量。

因为很多实际的政务都掌握在胥吏手里，他们的本事师徒相传，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势力。好的胥吏和师爷与官员配合起来，则政治清明，否则，“任你官清似水，怎奈吏滑如油”，用人不当，治下无方，便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往往是矛盾的结合体。他们读四书五经长大，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说是深入其骨髓，可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他们一不得不权谋机变，施展手段。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但如果在动荡时期，读书人就没有多大的市场了，这种时候一般是英雄、枭雄、土匪、流氓、无赖等等的时代和乐园。因为乱世是没有秩序和游戏规则的时候，而读书人读的书越多，所受的约束就越多，他们的思想潜意识中，伦理道德都是规范自身行为的规则。

如果圈子中除了领袖，只有一个全面型的二把手作为次级核心的话，那领袖晚上就肯定睡不着觉；如果有两个次级核心的话，，这两个人很容易联合起来共同谋反，领袖很容易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而三个人联合的难度要大得多，而且如果没有得力的次级核心和干部也不行，事情干不成。所以，作为最高领导，随时要掌握全局，不可能让其中的一股势力发展壮大到威胁其他两人的地步，更不要说威胁自己了。

官场上有一个规则，就是“善归于上，恶归于己”。所有荣誉都应该归上司所有，下属如果分了上司的荣誉是会出问题的。“善归于上，恶归于己”是安身保命的良方。

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队伍和势力，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在此方面花费心血，这样才能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本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短期的崛起到长久的霸业，根基扎得越牢固，则枝叶就会繁茂，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

在政治圈子的交锋中，要想打击对手，首先就是要铲除对方的羽翼，逐步削弱对方的势力。把政治舞台切割成几大圈子，把朝廷重臣卷入其中：你只要身在重要位置上，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帝王管理学”的核心就是要在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圈子之间搞平衡：要有塌实肯干为国为民的老黄牛，有对自己摇尾乞怜的狗，有收放自如可随时消灭异己的狼。

人际交往是一门大学问，其核心问题是：第一，交什么人？第二，怎么个交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要交大人物。可是，大人物很多，到底谁更有前途和希望，需要一个判断。而且，同时有多个大人物都有前途时，结交哪一个？这就要分析哪一个可能接纳自己，在哪一个圈子中混有自己更好的位置等因素，不可贸然行事。如果四处碰壁，那么名声就很糟糕了，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个问题也很有学问，交际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分寸尺度。钻营门路，结交高人，笼络人心，是政治人物的基本功课。中国古代有不少官员以“能”著称，所谓的能臣、能吏，除了精通具体业务外，就是人情世故上的精明练达。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尤其对那些热衷于功名的人来说，具体业务能力只是敲门砖，关系网经营得如何才是升官发财的关键。上边没有人赏识，下边没有人追捧是不行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贵人”一说。所谓的贵人，就是那些位高权重，在关键时候能够关照自己的人。而贵人不是毫无由来地就能关照自己的，要靠自己平时大量的“工作”：要让贵人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欣赏自己。这样，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才有可能轮到自己。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那么准备工作要做到什么地方呢？光埋头做业务是不行的，否则，当机会来临时，贵人头脑里的备用干部名单中根本没有你，怎么会推荐你呢？

说到底，封建社会的官场就是关系场，就是一个个圈子网。从低到高，一个个圈子混上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以及重要关头贵人的关照。

有天分的政客对人际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哪些人是将对自己的前途发生重大影响的贵人，他知道如何去靠近和赢得贵人的好感，他也知道如何在一个新的圈子中立足并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能量。

在政治格局中，要想不断地进步，除了上面要有通天的贵人以外，还要有效忠于自己的势力集团。这是一般情况下的通常道理。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作者）主义者关于什么是牢固的政治势力圈子，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评定：在这样一个圈子中间，只能有一个一号人物，众多的三号人物，不能存在二号人物。否则，权力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圈子的牢固性就不复存在。

对于小人来说，绝对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小人能结成朋党和集团，其主要的动机就是利益两个字，其表现方式就是“趋利”和“避害”。

如今的官场体系，基本上还是官选官、官考官、官评官，这使得官员只在意官场评价，更多考虑下属官员和同僚的利益，只要把下属官员和同僚安抚、迁就好了，就升迁有望至少不会倒。而如何才能安抚好下属和同僚，当然是只有第二财政多收，丰厚小金库，明里暗里增加机关福利（甚至纵容下属腐败）。而要壮大第二财政和小金库，只有炒高房地产，城市规模大了，腐败的权利提成也多了。如今的大腐败已经转移到城建和房地产领域。有几个有猫腻的地产项目背后没有权力的插手？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腐败的权力利益与共。

在我们中国，"圈子"是个意味深长的词汇，贪官的"圈子"，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官场现象，它无处不在却又无从查找，人人皆知却又讳莫如深。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运行和走向，贪官们的一举一动，也无不牵动着这根敏感的神经！

贪官为什么需要有个圈子呢？道理很简单：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它，就有了依靠和保障，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和资源，人们常说的谁是谁谁的人，所以就上了；谁是谁谁的哥们，所以就发了；谁有谁谁担着，天大的事情也能够摆得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圈子的组织十分严密，虽然没有名称、章程和组织机构（他们才不会干这种小儿科的傻事），但绝对等级森严、分工明确、运作有序，一切都在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之中。圈子对成员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想进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察"。圈子里则完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对成员的要求第一是忠诚，第二是忠诚，第三还是忠诚。圈子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如果圈内有人不按游戏规则办或圈外有人无意中冒犯了他们，那肯定会听到这样的提醒："你还懂不懂规矩？"接下来的事情你可就要小心了！

圈子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但有官员、警员、商人、艺人和文人，还有流氓地痞，甚至还有军人和学生。是共同的信条、欲望和心态使他门走到了一起。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往往以"某某长"或"某某总"相称，极为文雅而卑谦；可当哥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爷们、哥们、老大、老板"便成为了他们的名字，如果还喝上几杯，那就更加热闹了，什么刺激来什么，可一出房门，道貌岸然又重新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

圈子里的话题极为广泛，上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最新动态，下至昨晚那个小妞好不好玩，应有尽有！但说得最多的还是权力和金钱，比如人事问题，就是圈子里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也是贪官的圈子与黑社会组织的不同之处）。人们通常以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家企业、一个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谁上谁下谁进谁出这样严肃的问题，应该是在会议室里决定的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往往是会前就已经在酒桌或牌桌上敲定了，会议只是个形式而已，这是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一条"潜规则"。操作和支撑这一规则的，乃圈中人也！

如此复杂的圈子靠什么来维系？当然不是革命理想，也不是三个代表，而是共同的利益关系和利害关系。利益关系就是相互利用、相互勾结获得的财富和权力，将他们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利害关系就是在一起干了太多的坏事，人人兜里都有一本流水帐，谁也惹不起谁。他让你拿了钱，入了股、上了床，甚至还有那么几条命案，捅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你除了乖乖地听命于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一些本来不是贪官的官，就是这样被他们搞定的。一首颇为流行的顺口溜讽刺道："官场哥们有五铁：一铁一起同过窗，二铁一起下过乡，三铁一起扛过枪，四铁一起分过赃，最铁一起嫖过娼。"就是这种状况的生动写照！

看到这里，你也许心里在嘀咕：这不整个就是个黑社会组织吗？确实是这样，从本质上说，贪官的圈子与黑社会组织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直接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具有更大的危险。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分出圈子。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个意思。有可能是迷恋一种生活品位，或者是一种特殊的休闲爱好，都能让人走到一起，形成圈子。圈子其实小可以是二三知己，大可以是众多的爱好者，有可能是关系密切，朝夕相处；也有可能是在网络的虚拟现实中存在。圈子的特点一是松散，不是严格管理的组织，所以没有多少限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二是基于兴趣。

这里有个悖论：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变成了“大众”，什么都能放开，沟通非常便捷，话题已经公共化，生活也越来越同化；但圈子却越来越多，划定的界限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我们几乎透明地暴露在众人面前，另一方面我们又迫切地将自己隐藏在圈子里。

世间最深的伤害，常常来自最要好的朋友，人们可以容忍敌人的拳脚，而不能容忍朋友的伤害。

朋友翻脸后更容易把对方置于死地，因为朋友才知道对方的薄弱之处，也才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先发制人.

人有多少关系，就有多少感情的债务。中国人把更多的时间不是放在自身的修养和深造上，而是放在了和同事、朋友、亲戚、同学及各种关系上，最典型的就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实际情况是，路越多，红绿灯也越多。中国人恰恰就在凡事无章可循中，活得很累很累，在很累的同时，又浪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

任何反目成仇的和解，都是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世界上任何东西，一经破坏，便不会恢复如初，破镜重圆实在是一句很虚伪的话。

一个单位是个圈子，圈子里围绕着核心人物又有个小圈子，里面的几个人把各种好处都包揽了。

圈子里是要讲对等原则的。

圈子里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

在圈子里呆着，要训练有素，把形体语言、面部语言调整到得心应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在精神上的优势和劣势，并不是由这个人怎么样决定的，而是由他头上的那顶帽子决定的，你不得不把帽子看得比人格还重要。

一个人把事情看成正常现象，就没有什么苦了。说来说去还是太爱自己了，太爱自己就是不爱自己，圈子里的事情就是这样。想进入又把爱憎都写在脸上，那是不行的。圈子里的关系说到底是利益关系，爱也好恨也好，都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谁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因为自己重要，所以自己正确，越是大人物就认为自己越重要也越正确。一个人掌握了几顶帽子，他就可以威风了。对下面他是永远正确，永远不会有错误。除非你什么都不要，无欲则刚。但是，什么都不要也不行，最多只能做一个沉默的局外人。有些人在位置上坐久了，手下都是自己安排的人，他的想法对手下人就是圣旨。

世界上就有两种人，一种是说的人，一种是被说的人；说的人掌握了别人的命运，被说的人命运被别人掌握。

世界上就有两种人，一种是被别人气死的；另外一种是气死别人的人。你不做气死别人的人，就肯定是被别人气死的人。人跟人就是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你处在什么位置上。生活中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圈子，一个人在这个圈子中的地位，还有他能够得到的利益，是按照他与核心人物的关系来确定的。核心人物手中有若干顶帽子，帽子下面有一切。因为他是资源之源，他能够相当随意而又合理合法地把资源分配给自己所认可的位置上去。权就是全，其辐射面是那样的广，辐射力又是那样的强，是一切的一切，是人生的大根本。钱做不到的事情还是有的，而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就没有了。所以有那么多人为之豁出一切，甚至拿生命孤注一掷。曲线救国到底还是为了救自己，现在的人拉关系都不必掩饰了，后面的功利动机都是一清二楚的。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事情办了就是真。办了就建立了关系，就有了默契，一切都在不言中，无需多说，这也是游戏规则。

一个人既要在圈子里求生存，又要对圈子里的人和事说三道四，那是不可能的。

圈子里的人，天然就是一条战线的，高度默契。没有重磅炸弹不要想炸翻一个人中国的官上去不容易，下来更不容易，能上能下能官能民，那是报纸上说的。

在圈子里，关键就是政治上站在一起，这是大问题，其他的都不是问题。谈不上永恒的朋友，也谈不上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是最真实可靠的，也是最稳定的，除非有一天利害关系变化了。

在圈子里有回报这是规矩，没规矩就没方圆，游戏就玩不下去。一个人的走运是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倒霉为代价的。

在圈子里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大人物的心思了如指掌，要吃透他们。凭借本能准确地把握那些无法言说却又意义重大的事情。

什么事情都是人在做，规则只能限制那些没有办法的人；对有办法的人来说，规则只是一张白纸。圈子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更有内容。形式就是实质，进入这个圈子，你不得不全神贯注地关注礼仪，这是给人一个定位。不然为什么皇帝要搞登基仪式？

进步是人人都梦想的事情，不能说谁是野心家，批判别人是野心家，那是很可笑的。你以前一点野心都没有，谁又会照应你？世界太现实了，圈子里尤其如此。对任何人，你只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设想他的态度，可千万不要去虚设什么公正的立场，那些原则是在打官腔敷衍老百姓的时候用的。

圈子里的人凭什么捏到一起相互照应？老乡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依据。

圈子里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向上负责是第一条。

在圈子里呆久了，就形成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道德的眼光都不太牢靠。圈子里的友谊是在精心设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有民间友谊的自发性，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也就完了。这种思维经过多次检验，几乎是百试不爽。这使你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性的评价却更低了。

在圈子里，不能抱幻想，对什么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抱幻想，任何时候抱有幻想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圈子里的等级把人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在每一个小地方都得把层次体现出来。

圈子好象是个黑洞，好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安排了一切，进去了就身不由己。多少人以平民的姿态走上领导岗位，不出一两年，想法就完全变了，坦然地走在了既定的轨道上。

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渗透到了圈子里面，大批操作大师进入了岗位，他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信念，要求他们不以自己为中心设计一切，那可能吗？

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到关系就没关系，没有关系就大有关系，只要找到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要疏通关系，不怕关系压关系。

友情只有在从小结下的朋友中才可能延续一生，成年后的结交则必有交易的成分；感情只有在爱人或者亲人中才可能延续一生，爱人靠情意相通，亲人靠血脉相连。

其实朋友一般都是到了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的人。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牵线人的角色已经成为政治舞台的主持。跑官的人离不开牵线人，手里有官票的人也需要牵线人。

走上了从政这条路，真才实学是一种能力，协调关系也是一种能力。要广泛结识有用的人，要尽可能地让你结识的每一个有用的人为你服务，同时你也要尽可能地为每一个有用的人服务。让结识的每一个有用的人为你服务当然不可能，但要努力争取更多更好。

为什么大家都要拼命拉关系，就是因为不合理的东西太多了，只有通过关系才能解决问题。

人情世故这东西，一旦包裹在提供人身上，就象枷锁，如果甩不开，年龄越大，这些东西就积蓄得愈加厚重。

一个国有企业的退休老总，退休以后有如下感概：当工人的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不知道；当科长的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知道，但是自己还得装成不知道；当主任是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根本就不该知道；当老总的时候，才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最好只有自己知道。

你在得势的时候，朋友多，但真的少；你在失势的时候，朋友少，但真的多。你在得势的时候离你最近的人，很可能就是你在失势的时候离你最远的人。

为官交友，要特别警惕三种人：一是官不大，特别能办事的人；二是挣钱不多，特别能花钱的人；三是不太熟悉，但特别能套瓷的人。

在很多时候，背景比一切身份、财富、荣誉都重要一千倍。什么是背景？这是很多中国人津津乐道而外国人却莫名其妙的东西。其实，说白了，背景就是权力。是中国人都心领神会的那种权力。它可以变成特权，可以变成无所不能的强权，变成一路畅通的霸权，变成神秘莫测的极权。这种背景崇拜，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某领导新到一地或一个单位，人们关心的不是他的真才实学，而是先打听他有什么背景。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官本位和钱本位同时并重，所以背景崇拜中即有权力崇拜，又有金钱崇拜。表面看来，中国人比以前更自尊、更尊重别人，其实不然，在很多时候，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背景。人们只尊重那些有背景的人，那些体面的有权有势的人。

13.3关于面子与关系

中国社会与其他类似的社会所遵循的法则与西方迥然不同。这些社会十分重视“报”（报答、回报）的规范，这些规范又因人们在差序性“关系网”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彼此间“义务”的性质以及双方长期刻意操作面子及其他观念所造成的义务不同而有所改变。这些特殊的文化象征以及有权力的领导者在历史上长期垄断有价值的资源，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些行为形态的产生。

长久以来，强调社会和谐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社会群体里，人们经常根据三种法则来进行社会交易或分配社会资源，它们是公平法则、均等法则、需求法则。

公平法则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依其贡献比例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

均等法则不管每个人客观贡献的大小，要求大家一律平均分摊利润及损失。

需求法则认为利润、成果或其他利益的分配应该满足接受者的合理需求，而不管他们个别的贡献大小。

由于每种文化都是独特的结构情景，也各有一组特殊的文化分类体系，它们会使个体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人际关系，世界各地的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中国的“人情”概念，虽然可视为普遍性的“均等法则”之一例，但以之与其他文化比较，“人情”的含义却更加复杂，它与相互性的“报”之观念也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它强调在差序性结构的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换言之，“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

所谓权力，是社会交往过程中，一方以社会道德的说服或群体的压力加诸另一方，使其改变态度、动机或者行为而表现出顺从的力量。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以权力影响他人的过程，基本上也是一种“社会交易”过程。

个人之所以会用权力来影响别人，主要是这样做可以让他获得对方所能支配的某种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情感性的关系。这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可以说是对个人最重要的主要社会团体。典型的传统中国家庭具有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多重功能，能够满足个人各种不同的需要。

工具性的关系。个人在生活中和家庭外的其他人建立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他所希望的某些物资目标。个人和他人维持情感关系时，维持关系本身就是最终目的；而个人和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时，不过是以这种关系作为获得其他目标的手段或工具。

中国人和属于工具性人际关系的其他人交往时所遵循的法则是讲究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这是一种普遍性而非个人化的法则，凡被划归为工具性关系的对象，个人都会一视同仁地以同样的原则与之交往。

中国人常常为了维护团体内的人际和谐而压制或者禁止攻击行为；然而，他们却常常为了团体的利益，而对其他的敌对团体采取非常激烈而且过度的集体攻击行动。

混合性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混合性的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这类人际关系的特色是：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象主要社会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一般而言，这类人际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不同的角色关系。

在这类角色关系中，交往双方通常都会共同认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第三者，这样彼此认识的一群人，构成了一张张复杂程度不同的关系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能同时涉入几个不同的群体中，而置身于数张不同的关系网内；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而拥有独特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关系网内的其他人又各有其关系网，这些关系网彼此交叉重叠，构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

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由于关系网内的人彼此认识，，混合性关系的另一个特色是它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混合性的人际关系大多数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不象情感性关系那样绵延不断，长久存在。它的延续必须靠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加以维系。

不仅如此，它和工具性的人际关系也不大相同。在工具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普遍性和非个人性，交往双方即使可能再次相遇，他们也不预期将来他们会进行进一步的情感性交往。混合性关系则不然，在混合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的，交往双方不仅预期将来他们可能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而且他们还会预期共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也可能了解到他们的交往情况，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价。因为关系网具有这些特性，如果个人需要某种生活资源，而要求其关系网内的某一资源支配者给予协助时，资源支配者往往会陷入人情的困境中。假如资源支配者拒绝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破坏其人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资源支配者不得不遵循人情法则，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尤其是双方掌握有权力时，更是如此。

在中国社会中，许多人常常利用混合性人际关系的这种特性，运用种种方法来加强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以影响对方，并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

人情在中国文化中，有下列三种不同的含义：

一是，人情是指个人遭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

二是，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

三是，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促使中国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在一个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文化里，资源支配者施恩于他人时，虽然能够预期受者一有机会终将回报。可是，由于人情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不仅对方回报的时日遥遥无期，对方回报的方式也难以预计。因此，资源支配者只能依照对方权力的大小来估计他可能做出的回报。对方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他可能回报的层面越广，回报的方式也越丰厚。反过来说，对方的地位越低，权力越小，掌握的资源越少，他可能做出的回报也越为有限。

在中国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时，除了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关系网内到底有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如果对方“交结尽权贵，往来无白丁”，而且这些权贵对自己又有直接的影响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他们的可能回应后，便可能“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对方的请求；反之，资源支配者就很有可能拒绝他的求情。

总而言之，资源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往往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轻重，以决定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如果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的，而向他求情者的权力很大，关系很好，资源支配者不管是施恩于对方，或者是拒绝对方，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反之，则他很可能拒绝对方的请托。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的人，在失意僚倒之余，常会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其道理就在于此。

不给予对方正面答复，是中国文化中表现拒绝的一种方式。这时，请托者最好另谋解决之道；如果请托者不知趣地直接向资源支配者询问，后者很可能表示歉意并且提出许多理由来说明自己实在是爱莫能助。

社会取向的中国人，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依据他对外在情境中权力结构的知觉而表现出顺从或者反抗社会要求的行为。

请托者在资源支配者心目中权力和地位的大小，会影响后者是否愿意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因此，个人和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特别重视“面子”和“面子工夫”。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的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

在中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讲究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人们不仅依据个人本身的属性和他能支配的资源来判断其权力的大小，而且还会进一步考虑他所属的关系网络。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越大，其中有权有势的人越多，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也越大。

因此，在中国社会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许多人用情境背景、服装仪容、举止动作来炫耀他的财富、学问、身份等等权力象征；还可以看到有人显示他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所谓的“面子工夫”。

由于面子不仅牵涉到个人在其关系网中的地位高低，而且涉及他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以及他可能享受的特殊权力，因此，在中国社会中，“顾面子”就成为一件和个人自尊密切关联的重要事情。

由于了解了“面子”对他人的重要性，如果个人不能在实质上为社会关系中的他人“添加面子”，至少也要在表面上对他人“敷衍面子”。

在中国社会中，“做面子”是个人炫耀其权力的一种手段；以“面子工夫”影响资源支配者，使其依照自己的意思改变分配的方式，则是中国人常玩的一种权力游戏。

中国人往往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关系不同的人交往。所谓“攀关系”、“拉交情”、“认亲家”，基本上都是通过角色套系的作用，和原本没有关系的人建立关系。

攀上关系只是双方建立混合性关系的第一步。如果请托者知道某人掌握有某种资源的支配权，具有交往的价值，他可以进一步地用拜访、送礼、宴请等方式，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关系。

“面子”在中国代表着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声誉。“脸”不仅是维护道德标准的一种社会约束力，也是一种内化的自我制约束力量。

“脸”代表的是社会群体对道德良好者所持有的尊敬。这种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自己是个正直的人，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丢脸”是团体对不道德或社会所不同意之行为的责难。严重损害社会道德规范之事，一旦为大众知道，便构成个人品格上的污点同时引发大家的互相责难。“丢脸”的另一种说法是“丢人”，这里的“人”主要是指“人格”。

“脸”和“面子”的重要性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在任何社群中成长的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张诚实、正直的“脸”；但是“面子”却会因家庭地位、个人的关系，以及自我影响他人的能力等等而有所不同。在组织严密的社会里，大家都了解每个人所处地位的最低要求；任何人不履行其角色所应尽的责任，都可能使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产生脱序现象。

所以，在社会中“脸”是运作，作为一种手段确保了自我的社会经济安全并维护了自尊。主要是为使社会对其道德品格形成一定的看法。

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声誉，便可以在社会上步步高升。为了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机会，必须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并且严格遵守社会交往习俗。

在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国人跟他者互相斗争的时候，往往不是以个人的力量和对方争斗，而是群体和群体间，是有“关系”的群体互相在争斗，结果是西方人在竞技场上的争斗，到了中国人的社会，往往演变为关系与面子的“权力游戏”。

中国人所谓“面子”的大小，通常是由个人在某一特定场合中所占的位置及其所掌握的权力决定的。在某一特定的生活场合中，个人所占的社会地位，有一大部分是由他和互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而在个人生活世界的不同场合里，决定其社会地位尊卑的因素又有明显的不同：在亲密社会里，它是伦理关系；在运作社会里，它是金钱与权力。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人通常并不只有一张“面子”，而是可以有“多重面子”。

从资源理论的角度看，当个人充分掌握运用某种资源权力时，他的面子可以说是实的；相反，如果个人并未真正掌握住运用某种资源权力时，而借由各种人际沟通的手段，刻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出那样的形象，他的面子可以说是虚的。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元式的政治势力渗透并主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域，一个人想获得社会地位，必须向政治中枢靠拢，设法在政治系统中取得一定的位置。

有钱并不能买到一切，就象有人虽然有权却无势一样，还得要学会做人。人生在世，首先要学会做人。如果权钱结合，相辅相成，加上会做人，讲义气，朋友多，就会形成强势，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肯定可以取得最大的自主权，赢得最高的自由度。

人可以没有权，也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朋友，只要有了足够的朋友，什么都并不难到手。

在人的一生中，最难得的不是权力，不是金钱，也不是男女间的情爱，最难得的是朋友之间无条件的信任。

朋友之间在嘴巴上挂着“谢”字的，不是真正的朋友。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在需要时主动出现的人，朋友是主动互相分忧解难的人。

感情和友谊也许一辈子也派不上用场，但一旦需要时，就会显现其巨大的能量。这种投资最终得到的感情回报，在关键时刻比任何实物形式的回报都重要得多。

最好的朋友也许就是最可怕的敌人，最亲密的人也许就是背叛你、置你于死地的人。

一个人如果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不懂得人情世故，不知社会生活的喜怒哀乐，决不可能成为好的官员。

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人，一旦地位发生了变化，最容易翻脸不认人。

地位的变化，上下级角色的转换，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

每个有一定职务的人，都会形成一个关系网和交际圈。得到一个人的肯定，就相当于得到了与他交往的一批人的肯定，即使退休无权了，他们的关系网还仍然存在。

在一个单位一个组织，哪怕是有着共同理想的组织，人际关系都是最微妙的。

一个真正有远见、有谋略的人，都对社会关系的含金量有充分的认识，特别是在我们现实的中国。

让有权力的人接受你的利诱，最有效的办法是和他成为私人朋友，在这个社交过程中，诚恳和保守秘密是最关键的因素；不要有了什么事情才想起去公关，去找人帮忙，把公关做在前头，先成为朋友，只有成了利益的共同体，才能达到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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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官与吃喝

14.1饭局

这“局”本来是下棋的术语，也是竞技比赛中所用的量词。从狭义上讲有“情势、处境”的意思；从广义上讲有“赌博、聚会、圈套”的意思，如做局、下局、；同时，局也是政府机构、级别的名词。

“饭”与“局”的结合，是汉语及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因为我们古代的老祖宗在饭局上的圈套实在太多了。把好好的一顿饭非要吃得繁缛复杂、云山雾罩、刀光剑影、勾心斗角，真的是要有“口蜜腹剑”的大智慧不可。

这里涉及的“饭局”含有多重含义：一是和吃有关，但“吃”并非一定“饭”；二是只是吃，不能为局，此处的局，要超出饮食的本意；三是时间、地点、方式不限，但级别要达到“局级”。

饭局是个黑社会，有组织、有派系、有巴结、有承偌、有阴谋、有称兄道弟、有采阴补阳、有真心话和大冒险。

饭局的意义在哪里？吃饭事小，出局事大。一个人的饭局多，意味着这样几个潜台词：他是有很多朋友的人；他是重要的人；他是受欢迎的人；他是事业有成的人。没人带你玩儿，是一种比失业、失恋和失明更令人恐怖的事情，这意味着你成了社会的弃儿，圈子外边的人。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内心并不足够强大，需要不断被貌似融洽的人际关系认同。所谓人脉、所谓圈子、所谓社会关系，所谓资源、所谓一个人的能量、所谓友谊、所谓生意和交易，最后统统绕不开饭局。酒肉穿肠过，交情心中留，一场饭局下来，各人得到了一张金额不等的社会关系信用卡。

透过饭局里的中国人，看得到饮食之道里的政治利益、社会关系、人际规则和文化滋味。

广州某少妇形象生动地总结出了饭局与人生：“恋爱就是无数个饭局，结婚就是一个饭局”。

中国人崇尚“民以食为天”，又说“人生在世，不过吃穿二字”。研究饭局文化，就是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文明史变化的一个窗口。所谓的历史纵横，文化长廊，风土人情，上下五千年，其实都蕴藏于日常生活的吃喝之间，所谓饭局之妙，不在“饭”而尽在“局”也——端的是饭局千古事，得失寸唇知。

饭局历史学。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饭局，莫过于两千余年前的那场“鸿门宴”，但觥筹交错背后暗藏的玄机、杀机却未必是中国饭局传统的常态。战国四君子门下笼络了食客三千，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饭局开张——中国最早的圈子文化，就这样诞生在夜夜笙歌的饭局之中。这里所谓的请客吃饭，从一开始吃的就不是饭桌的东西。

关于饭局的历史谱系和传承，具体时间似乎很难实考；当有史可鉴的是，饭局文化在中国古已有之。

饭局政治学。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就是当权者治国，就象一个星级大厨，将各种食物配料融和烹调，从而达到政通人和的佳境。宋太祖赵匡胤有个典故叫“杯酒释兵权”，是饭局政治的精典教材。

饭局里觥筹交错之间，其实骨子里所蕴涵的意思，却是求人办事、升官发财。。。。。。先是请客吃饭，然后才是送礼走后门。这中间是有很多政治交往的技巧和官场厚黑学在里面。大家围在一起吃饭，是一个熟悉的过程，是一个相识相知的过程，是一个合作无间的开始，通常水酒一杯，就是阿里巴巴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在饭局里如鱼得水的人通常都是官场上混得比较如意之辈。

研究中西文化的易中天教授，对于饭局的政治性也颇有见地，他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对政治就是吃饭有着详细的解释：“政治既然即吃饭，则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善不善于处理饮食问题，就关系到会不会做人，会不会做官，会不会打仗，甚至能不能得天下。”

饭局社会学。钱钟书说：“吃饭还有许多社交功能，比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等等。”吃的文化是交朋友最好的武器。在中国，饭局无处不在：结婚有饭局，升学有饭局，赔礼有饭局，办事有饭局，过节有饭局，跳舞有饭局，打球有饭局，开业有饭局。。。。。。实在无事，随便编个理由也要办一场。

对中国人来说，饮食之道，也是人情融和之道。可以是一场饭局，也可以是亲朋好友之间的沟通交流，或者一个生意场上的谈判，在这一点上，与西方人自居一隅，各自分餐有着文化根源上的区别。易中天说，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并不是中国人好吃，而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使然。所以，看一个人经常混迹于何类饭局，几乎可以洞悉其兴趣、爱好、财富、身份、地位。饭局在中国，也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体系。

在北京这样的名利场，饭局分成两种，一种是有用的，为了某个显而易见或者不可告人的目的，吃到一起来了。这样的饭局往往豪华腐败。

在上海，没有无缘无故的饭局。上海的饭局从来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相关人等提前数天的一次深谋远虑的筹划。在这个人人都扮成忙得不可开交的城市里，人们以受邀饭局为荣，以组织饭局为耻。一个随叫随到的人是可怜的，一个整天无所事事张罗吃喝的人更是可悲的。要想成为真正的饭局高手，迟到是必须练就的基本功，迟到的时机更要掌握得恰倒好处，一个精心设计的迟到会让你成为饭局里引人注目的焦点。

一个在饭局上勇于点菜的人也应该是一个在生活中勇于担当的人，具有当仁不让的领导气质；当然，真正的领导从来都是不点菜的，就象他们从来不买单一样。

饭局再精彩也终究只是前戏，真正的高潮应该在饭局之外。决定一次饭局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一定是在饭局之后，吃完饭就散的饭局肯定不是一个成功的饭局。这一次饭局与下一次饭局之间的那段时间才是本次饭局的全部意义所在。

饭局更象是一局棋局，对局者明争暗斗，目标明确，区别只在于下的是围棋、象棋、跳棋、斗兽棋还是飞行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棋盘，饭局上的每个人都会被放入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如果某一个圈子的饭局持续没有绯闻发生，那么这样的饭局迟早会被历史淘汰。

中国历来是无酒不成席，劝酒、让酒、喝酒是饭局，尤其是商务饭局中最核心的部分。俗话说：商场如战场，从“局”的本意来说，可能最能继承的也就是这样的饭局了。商务饭局，往往酒是主角，喝什么样的酒，就会有相对应的局。尽兴而不扫兴是广州商务饭局的标准，这和北方喝醉了才是喝好了的标准大不一样。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在成都某些小圈子的饭局，是千万不能随便去混的，因为那基本上是局内人的。饭局只是一个启承转合的过场。各种社会关系——如同事、同学、朋友、家人、客户，或者竞争对手一同行动起来奔赴饭局无非是为了吃完饭后能四人一起打麻将，或者斗地主。在成都，饭局是茶局，茶局是赌局。酒桌上谈生意在成都是延伸开的，好酒好菜招待当然免不了，饭后打打麻将才是重点，趁着酒劲，多输一些钱给对方，睡醒之后便签订合同。

“饭局社交”是中国人最为普及的社交方式。

饭局从来就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交际方式。中国饭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见诸于二十四史之中的著名饭局更是不可胜数。中国历代的兴衰成败似乎都与饭局密切相关。饭局在中国承担了太多的功能，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这般，整部历史与政治都与饭局联系起来。

春秋时代的齐相晏子，在饭局上“二桃杀三士”；“鸿门宴”、“青梅煮酒论英雄”、“杯酒释兵权”等历代著名饭局已是耳熟能详，妇孺皆知。

“饭局”这一词汇起源于宋朝，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局”是下棋术语，引申出“情势、处境”的意思，后来再引申出“赌博、聚会、圈套”的意思。“饭”与“局”的结合，是宋朝文人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因为饭局上的圈套实在太多了。正是如此，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饭局才有了青史留名的机会。

作为社交方式的中国式饭局，可以向对方传达“不见外”的信息，代表亲近，即认同对方是“自己人”。要办的事情先不说，先吃，这样就没有势利感，事不成就喝酒，也不伤面子。以公共正式的方式只谈正事，中国人觉得太紧张。

饭局正式开始，气氛活跃，敬酒与碰杯之声不绝于耳。饭桌上形成几大阵营，每个阵营都有各自的目标和对手，阵营中的每个人心里也有一个计划：该敬谁，该谈些什么，该说些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该给谁作个人情等等。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摆脱不了这一现状的中国人，只要办事，先想到有没有关系。几乎可以说只要需要求人，便都可以饭局开场。单位的饭局，同事之间，是为了互相照顾；上级请下级，是为了维持稳定，鼓舞士气，收买人心；下级请上级，是为了升迁、涨工资、部门调动，甚至单纯为了说错一句话而道歉。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政府间的饭局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下级请上级，或者政府官员吃别人。企业间拉关系的饭局很多，也吃得奢侈，高档饭局基本上都是公关性质的。一般的公司也都将招待费作为普遍的正常开支。

中国的饭局名目很多，有商务的、联谊的、死人的、生孩子的，每个饭局都有其功能，并且各地之间差异很大。上海的请客吃饭，朋友聚会公司联谊的比较多，不象北京，凡是在大饭馆吃饭的，都是有背后交易的；而在广州，因为比较崇尚个人努力，办事的饭局就比较少。

组织一个饭局，必定先要想好邀请的人选，被邀请者也都很关心你还邀请了谁，估计自己在邀请者心中的地位。其中有没有和自己有过节的、有没有和自己很投缘的，以决定去或者不去。

饭局在中国人的交往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中国的公、私观念不象西方人那样清楚。西方人如果在办事过程中相互欣赏，也会吃饭，但对于他们吃饭只是办事的成果。而在中国，吃饭却是办事的工具。

将饭局作为商品时，因为处于较低层的请客者因购买力的局限，往往会采取低成本社会交，所以他们的社交饭局档次也较低；处于较高层次的被请者因为经常参加各类饭局，因而更加关心饭局特色，而非档次。

饭局作为一种工具，必然有一些一般工具所具有的共性和使用规则，并且不同的饭局，规则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老同学之间的聚会，一般男人是不能带着现任女朋友去赴会的；同行业之间的饭局上是不能谈论自己单位或者询问别人单位的内部机密的；企业之间谈判的饭局上是不能带着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去赴宴的。

决定饭局档次的不是请客者的阶层，而是所要托付之事的轻重。越重要的事情，饭局的档次也就越高。而非功利性的朋友聚会，反而会选择小饭馆，更加随意。

关于饭局最经典的一句话是：恋爱是无数个饭局，结婚只是一个饭局。

谁在制造官场应酬

应酬得当，各方面关系融洽，联系渠道畅通；应酬失当，则关系僵，渠道塞，脸难看，事难办，之后再作补救，花的成本可能会更大

“酒精”考验基层干部

而今，无论是官场上，还是商业往来，谈判或拉关系的最佳场所，通常都在餐桌上。好像不搞吃喝，交际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吃喝文化本质并没有问题，而一旦被官场引进并滥用，往往会变成一把双刃剑，杀人不见血。事实上，官场吃喝不仅是交际的重要手段，偶尔也会上升为一种“革命工作”。在有些单位，喝酒受伤甚至命亡是有补偿的。如媒体报道的某地局长喝酒猝死而被追认为“烈士”事件，大体就是“因公殉职”的充分体现，它仿佛在告诉人们，“喝得伟大，死也光荣”。前不久发生在安徽六安的“物价局检查学校乱收费，检查组长喝酒不积极被砸伤”，以及“湖南一小学老师陪前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喝酒后死亡”等诸如此类的事件屡见报端、不胜枚举。

不少基层干部反映，越来越多的应酬、不必要的接待，好似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过多的应酬接待已严重影响了基层干部作风。尤其是过度饮酒，使一些基层干部苦不堪言。

据报道,内蒙古一些乡镇干部为了接待应酬，一年要喝100公斤的“工作酒”。这种情况，在乡镇十分普遍。一位乡干部向记者吐露“心声”：这基层干部太难当了。来人免不了要喝酒，酒桌上还有许多寒暄的客套话。有些领导爱喝酒，你不陪到位，他不高兴；有些领导不会喝酒，但为了表达感情，我们也得敬几杯，但喝多了他也不高兴。“在酒桌上我们也挺为难的！其实我们实在是不想喝酒，但又不敢不应酬。”

难道乡镇来人非领导陪坐不可？难道陪坐一定要喝酒吗？一些乡镇干部向记者倒出了“难言之隐”：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一级政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行政职能部门都有。凡从上面来的人，都是能“管”得着或“卡”得住乡镇的“领导”。因此，“来的都是客，敬的都是神”。无事不登三宝殿。一般而言，只要来人首先就要找乡镇“一把手”，如果书记、乡（镇）长不出面，人家肯定就不高兴，认为对他们的工作不重视。工作完就要吃饭，吃饭就要上酒，“有酒没菜，不算慢待”，要是不上酒，就会被认为没有受到礼遇。

如今，“宴请”已经成为官场和职场风气，特别是接待上级派员，“宴请”已经成了必须履行的程序规则。

“对等接待”官场规则

权官摆谱，古已有之。古时大官出行，一般是官轿未动，仪仗先行，鸣锣开道，打鼓喧嚣，前簇后拥，回避之声，一路不绝；到了地方，官架十足，对迎接之人，面无表情，睁眼向天，说话只用鼻子哼哼……这样的场面，人们从影视剧中见得不少。到了现在，这一套排场形式上已有变化，仪仗队没有了，敲锣打鼓也没有了，官轿也变成了现代化的车队，而一些官员们摆谱的心态，却始终不变。前不久广西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就给我们上演了这异常生动的一幕。

官员对下属颐指气使，对群众大耍官派，都是官场的恶风恶俗。他们每到一次基层，群众的心情随其将光临开始紧张：要把工作场所内外都彻底打扫干净，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要有统一着装要求，要千叮咛万嘱咐预演台词，要有创新的标语口号，力求有欢迎仪式，而他们到达后，常常都不会看群众一眼。

某些官员为何要摆谱？有关专家认为，这是官场潜规则在作祟。因为某些官员浸淫于现实官场，深受官场潜规则的熏陶，耳濡目染中深谙官场文化的妙处，在现实工作中难免要做派一下，只要有机会便要耍一下威风，以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力，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因此，与其指责这些官员，不如破除或痛责潜规则更有意义。

专家指出，类似“对等接待”这样的官场潜规则的存在，不利于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有碍于提高公共行政效率。甚至在一些官场潜规则下所演绎的行为已是触犯党纪国法。要解决这些弊端，单期望以道德教育或官员的自觉性来约束其行为是难有效果的。应当借鉴国际经验，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有效而规范的制度和社会监督机制来破除所谓的官场潜规则，特别是要着力增大官员摆谱的成本，使其不敢为之。

为谁辛苦为谁忙碌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基层干部都非常忙。他们忙来忙去，到底为了什么？专家认为，客观上上级领导视察太多、太滥，有些毫无意义的考察是造成下级官员接待多、应酬多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基层干部希望接待好、应酬好，能得到上级的赏识，日后被提拔重用的心理，是他们终日忙于接待应酬的主观原因。

据报道，有次一位领导到某县视察，提前好多天就有人前去打点，并安排哪些地方摆盆景、在哪个村子开座谈会，到哪个农民家视察。领导下来后，还跟着一大帮官员，电视、摄影的记者围着转，蜻蜓点水似的这儿看一下那儿摸一下，再听听汇报。该县一位干部说，走访的“农户”都是选了又选，大领导根本看不到真实情况。“场面很大却难以摸到真实情况，也解决不了问题，倒有点像是拍电视剧。”一个党委书记说。这种毫无意义的视察，无疑增加了基层干部接待的负担。

有位镇党委书记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要转变干部作风，上级领导要率先垂范。如果上级领导不下来，接待也就无从谈起。建议上面的领导不解决问题就不要下来。有时我上午在县城刚开完计划生育会，下午回来后，又接到参加明天全县治安工作会的通知，跑来跑去实在浪费时间。如果能统筹安排尽量合并开会，开短会，有的会议下个文件，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调查中，记者发现有的县检查、考核目标多达10多项，前些年“一票否决”只限计划生育，而现在却不断增多。某省的“一票否决”就有5个，有的地方把招商引资也列入“一票否决”的范畴。皖南某县农委主任马涛说：“到基层来的领导大都打着视察、检查和考核的名义。事实上不是没有制度，各级也是一次次检查，但检查发现的问题，大多在一次次的吃喝接待中‘过关’了。”

对此，有关专家指出，加大干部制度改革，精简机构是解决当前干部作风问题的重中之重。因此，先减人后减事，是减少领导乱指挥的重要方面。“我们盼望着加大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的力度和步伐，让我们从繁重的接待负担中解脱出来。”一个乡镇干部如是说。

究竟谁在制造应酬

在客观上，大大小小成灾的会议，上级领导太多太滥的视察，以及那些毫无意义的检查，是造成目前干部接待多、应酬多的主要原因。另外，某些部门和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也是造成一些干部沉湎于接待应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现在，基层干部除了参加上级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外，还要承担上级领导机关“下放”到地方的各种各样的会，诸如“现场会”、“座谈会”、“交流会”、“联谊会”、“协调会”等，不一而足。一些乡镇每天都有干部到外面去开会，也每天都有干部留在家里组织会议。会议多，吃喝应酬自然就多。

不知自何时起，“检查”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层层级级、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搞检查；定期、不定期的检查，月度、季度、年度，接连不断；自查、互查、抽查、普查，花样翻新；对口检查、交叉检查、循环检查、专题检查、多项检查、综合检查接二连三；政府检查、社团检查、主管部门或综合部门的检查，联翩而至，如此等等，轮番轰炸。被检查单位为了得到检查团的“好评”，总要千方百计招待，让检查人员喝得面红耳赤，昏昏然、飘飘然时便容易说好话了，所以有“吃得好，说得好”的“吃喝定调子”的说法。

现在一些部门官僚作风严重，不但普通群众上门办事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即使是下级党委、政府到上面去办事,也不容易。然而,很多事情在餐桌上比在会议室里更易于解决。于是,为了今后到上面去办事容易点,下级干部充分利用请客吃饭这一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的有效“手段”,只要上级机关的领导下来，就赔着笑脸来接待应酬。结果，筷子一举，酒杯一端，谈笑之间很多成问题的问题及不成问题的问题均能迎刃而解。在被接待应酬的各色人等中，不少人是秉公办事，以公务为重，不计较接待应酬的好与差，但也有一些人是相当计较、得罪不得的。一位在地市工作很久的领导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这些人能量很大，有的能‘通天’，他们见省部级领导人甚至中央领导人比我们容易得多。别指望他们能给我们办太多的事，但要特别注意，别让他们坏我们的事就行!因此，必须好好地接待。”以市县为例，在接待应酬的机关和人员中，有的是顶头上司，管人、管钱；有的是业务主管部门，管项目、管技术；有的是有“无冕之王”之称的新闻媒体，管形象、管声誉；有的是执法执纪部门，管罚款、管抓人。可以说，这些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掌握着一定的“生杀予夺”之权，应酬得当，各方面关系融洽，联系渠道畅通，人气旺盛，工作顺利，甚至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应酬失当，则关系僵，渠道塞，脸难看，事难办，穿小鞋，陷泥潭，之后再作补救，不仅十分被动，而且下的气力、花的成本可能会更大。权衡利弊，何不早烧高香呢!

如今，泛滥成灾的应酬已经严重影响了干部作风，损害了党的形象，危害了人民的利益，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减少吃喝应酬不是小事!

从应酬中解脱出来

人际交往是一种社会现象，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际交往增多将是不可避免的。但应酬活动过多，其不良后果显而易见，尤其是空耗了领导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领导干部忙于应酬，必然会产生误导，使下属视应酬为“工作”而仿效之，渐渐疏于职守，正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最终败坏社会风气。

有关专家指出，交往应酬要适度，对于部门与部门、上级与下级之间，在交往中不必过于讲究。对一些不必要的应酬，该减的要减，该推的要推，切莫被应酬缠身，误了工作，坏了风气，损害了形象。现在，有关减少接待应酬这方面的制度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很好落实。如今，各地都在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尤其应当从转变领导干部的作风入手，领导干部要加强自我约束，要时刻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从频繁的应酬中解脱出来，聚精会神地投入到工作和建设之中去。

饭局应酬定律：

世界上本来只有饭没有局，吃的人多了，就以来饭局。

谈事儿要饭局，没事儿更要饭局。中国的社交文化基本上就是饭局文化。

从前，生活是从一顿饭到下一顿饭；后来，生活是从一个饭局到下一个饭局。

黑社会的饭局是鸿门宴；上流社会的饭局是发布会；主妇们的饭局是八卦老鼠会。

饭局不是万能的，没有饭局是万万不能的。

没有美女不成饭局，没有段子不成饭局，没有酒不成饭局。

局后局一般比饭局更精彩。

抢单是最有中国特色的饭后表演，集中体现了我们的大家风范。

饭局是享受，应酬是忍受。

饭局是一种生活方式，应酬是一种生存方式。

应酬很多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怨妇，完全没有应酬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超级怨妇。

一请就来叫爽快；三请四请才来叫摆谱；怎么请都不来叫原则；不请自来叫蹭饭。

饭局的三大悲剧：想请的人没来，来的人都和你无关，结帐时只有自己是清醒的。

一周一个饭局是正常人，一天一个饭局是大红人，一天三个饭局是交际花。

敬酒是一门艺术，拼酒是一门技术，耍酒疯是一门骗术，千杯不醉是一门防身术。

不喝酒人士的座右铭是：吃自己的饭，让别人吐去吧。

饭局是的承诺是靠不住的，酒后吐的真言，酒醒了往往不承认。

草根饭局的核心在于饭，精英饭局的核心在于局，名人饭局的核心在于人。

每个饭局都需要一个焦点人物，但是焦点太多就会变成焦虑。

饭局指南：

人在官场，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必定经常接受别人的宴请，参加各种宴会。俗称“饭局”。饭局有几种形式：

下属宴请。这种宴请大多带有一定的目的，或者是有事相求、或者联络感情、或者出于尊敬。。。。。。，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和想法，对下属的盛情邀请不要一口回绝，应该尽量参加。在酒席上不要喝过量的酒，不要说过多的话，不能乱表态；要注意身份，话说到原则为止。

横向吃喝。这种饭局大多是礼尚往来之请，全是公款消费。此时可以放开吃喝，酒场上可决一雌雄，论个输赢，既加深感情，又加强协作。

朋友相邀。这种场合大多是出于加强感情联络之需。这种场合无论于私于公，最好去参加，否则会被认为是不够意思、不够情面、不够朋友。在宴席上不必拘泥，要尽量表露自己的身份，表现自己的能力，要让人摸不准、猜不透，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上司请客。这种宴请方式比较特别，大多是上司把自己视为心腹知己或上司家有婚丧嫁娶之类的喜事才宴请的。这种宴请非去不可，参加这种宴请时，视其情况送上礼品或者红包。酒席上酒不能喝醉，话不能说错，还要抓住机会在上司面前表现自己，为以后升迁奠定基础。

同学聚会。这种聚会大多是出于同学之谊，完全带着一种感情色彩，没有特殊的情况，应该尽量去参加。酒可以多喝，话可以多说，给人一种够朋友讲义气的感觉。

14.2关于喝酒问题

人喝点酒都容易丧失理智，酒后吐真言，往往弄坏人际关系，尤其在政界会授人把柄，在关键的时刻就会成为你前途上一道障碍。

好多基层官员都有好酒量，好多问题要在酒桌上解决，要靠个人的基层关系来解决。

在官员中普遍存在一种摆不上桌面的心态：不敢多拿一分不义之财，但用公款吃喝却心安理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因吃喝问题而被问责的官员极为罕见。

喝酒之妙，千变万化，纵观中国酒坛，正向多极化发展；由理论而实践，由实践而理论，对酒的研究就是对社会的研究；对酒的态度就是对人生的态度。请看中国饮酒之各类型分析：

一是官饮：酒场是官员们的第二办公室。许多正式场合难以解决的问题到酒桌上就迎刃而解。官饮的最大特点就是秩序，跟开会一样，官大的自然上座，然后按级别、所在部门依次落座。敬酒的次序仍依座位次序进行。小人物要是不小心坐错了位置或者敬错了酒，必然惊出一身冷汗。小官敬大官要一干到底。做下属的在官饮中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所谓机遇是零距离接触领导，是溜须拍马的绝好时机；所谓挑战是因为人一喝酒思维和平时就不一样，搞不好也是最容易得罪领导的时候。所以官饮很累，如履薄冰。小人物既要考虑酒场这一环境的特殊性，努力活泼逗趣；又要察言观色，随时揣摩领导的心思；新上的菜，领导不下筷子，自己绝对不敢先动。

二是款饮：即大款饮酒。

三是公私合饮：这是目前酒坛最豪华、最顶级的饮宴。公私合饮当然是私营老板请公仆，这样的饮宴是各类餐饮娱乐业的经济支柱。

四是常规饮，这是最丰富多彩的饮法。属于一般老百姓和小干部的权利。

五是养命饮。生活中处处是苦，就喝酒这一个快乐了；无功利、无情调。

观酒品而知人品，酒品如人品。

喝酒，不在于酒量的大小，而在于各人的掌握。一类是真正嗜酒如命的酒鬼，这类人根本不值一提，其人品一般也不好；一类是只当于饭桌上的佐料，这类人一般生性淡泊，与世无争。

饮酒不醉为最高。但要真正达到这一境界，确实不容易。酒局如战局，如果真的能够把握酒局的速度、节奏，该收则收，当放则放，能做到收放自如，确实是个中高手。这类人一般都是生活的强者，能主宰生活，能冷静地处理问题，有主见，具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

有的人喝酒很豪爽，别人一劝就喝，也不管他理由是否充分，一饮而尽，一喝就醉。这类人确实是性情中人，性格也很豪爽，对朋友能肝胆相照，为朋友能两肋插刀。他们常常意气用事，做事情只图一时痛快，对事件缺乏冷静的思考。

有的人从一开始喝酒就扯酒筋，推三阻四，一点也不梗直，等大家喝得差不多了，他才正式发招。这类人一般心思缜密，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是自我中心主义者，有强烈的表现欲。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这类人都将成为你的强劲对手。

还有的人一开始喝酒就踩假水，或以水代酒，或将其抛洒。这类人常常弄虚作假，爱耍小聪明，做事情偷奸耍滑，为人虚情假意。他们总以为“世人皆醉我独醒”，总想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有强烈的权力欲。此种人不宜深交，要时刻小心提防，此乃小人也。

官场练达，表现在方方面面，但酒桌应酬，则是个最容易暴露性格特点的舞台。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很难让自己敞怀喝醉，即使有了醉意，他也会留一半清醒，闻喜不兴，闻忧不愁。所以，在很多酒桌应酬上，喝的不是酒，而是社会经验和政治水平。

一般宴请，不管谁是主宾，都会找几个坐陪的，除非主宾不愿意，这已经成了官场请客的惯例。

在官场，饭局公关的关键是如何选择陪座人，不同的对象必须选择不同的；选择错了不但达不到目的，甚至会弄巧成拙，不欢而散。

没有成功的饭局，就不会有成功的企业家。

酒能填平如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

上面请下面的人吃饭，哪怕敬酒时把谁疏忽了也会让别人胆战心惊半年；这就是政治。吃饭在世界范围内从来就是一种政治手段，国人把这种游戏玩得很熟练。国人许多事情都是在饭桌上解决的，没有饭桌只有办公桌或者谈判桌，很多棘手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酒局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世间百态在此都有所体现。

森严的等级制，在酒局中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座位的排定，到敬酒的起承转合，无不体现出“有钱（权）道真语，无钱（权）语不真。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权）人。”。一个酒局，要不了三五分钟，就能判断谁是主角。

荤段子佐酒已经是一种时髦，可以说到了一种肆无忌惮的地步。在酒桌上，领导们也放下了平时一本正经的官架子、板着的面孔和神态，故作优雅的姿势，此时已荡然无存，而代之以放纵的笑声、淫秽的话语、猥亵的神态；君子不在是君子，绅士也不在绅士，就连淑女也不在淑女，从那漂亮的樱桃小口中不断吐出黄话。

小人的阿咦奉承的媚态在酒局中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斟酒时战战兢兢，敬酒时必恭必敬，饮酒时小心翼翼，说话时讨好卖乖、溜须拍马。

官人的权威在酒局上也能得到尽情地施展。还时常出现一些官气十足的语言和姿态。

酒场就是时下的官场、商场。从一些新时期的语言和顺口溜中可见一斑。

酒拉近了人的距离，把临时酿出的感情变成了真的。

喝酒时，想巴结你的人和想看你出洋相的人会一直找你干杯。

吃自己的饭，以不饿为标准；吃朋友的饭，以吃饱为标准；吃老板的饭，以吃好为标准；吃公家的饭，以撑不死为标准。

有时候看一个干部能不能办事，有没有办事，就看他是不是常常脸红得象公关，口里是不是常常酒气熏天。有个现象大家都看到的，那些喜欢喝酒、搞女人的干部，往往是能力强的干部。要用他们的长处，而不是用他们的短处。

常常听到某地的官员喝酒喝死人了，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潜规则的问题。喝坏了身体喝坏了胃，喝倒了自己不要紧，关键是领导要高兴；有些酒要靠自觉行为，一定要喝的，不喝就是行为越界，可能带来后果。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共识”，喝酒已经上升为维系或者强化官场利益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杯交盏中，许多说不得，言不尽的灰色利益交易就此达成默契了。

酒桌上的酒话最多，倒啤酒的过程被人总结为四个成语：先是歪门邪（斜）道（倒）。其次是卑鄙（杯壁）下流，然后是恶贯（灌）满盈，最后是改邪（斜）归正。这则酒话发源于官场人物是无疑的，很可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只有官场人物才有这样的联想会如此传神。

官场如同战场，只不过官场上更多是拼心力，勾心斗角比刺刀见红更加惊心动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政府，有些官员不会拼命工作，只会拼命腐败，有的已经疯狂地了要钱（权）不要命的程度。也许有不腐败的官员，但决没有不喝酒的官员，喝酒是官员的基本功。身在官场不喝酒，迟早要被孤立和淘汰。身在官场，暗地里拼的是手段，可场面上拼的是酒量，而拼酒，拼的是肝脏和胃，归根到底，拼的就是身家性命。

当个官员真是累，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垮了革命老一辈，喝垮了革命三梯队；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妇女会，妇女会说：官员的老婆就是累，互相理解是万岁；老婆告到人大会，人大说：我一年只有几次会，这种小事排不上队；老婆告到政协会，政协说：我也想有酒天天醉，可惜没有这机会；老婆告到党委会，党委说：当个领导就是累，为了革命献出胃；老婆告到纪委会，书记说，大吃大喝是不对，会喝不喝也不对。边说边往门外退，下午我还有个会，没准也是一个醉。要告你去找工会。来到工会遇门卫，门卫说：七个常委四个醉，还有三个在洗胃，看你去找那一位。

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感情好，能喝多少是多少；感情有，喝的什么都是酒。

吃的多，话好说；吃的好，麻烦少；吃的怪，好运来；吃的巧，风险小；

茅台酒，衙门走，天机莫露杯中有；五粮液，送书记，麻烦不烦别客气。

改革是否有问题，酒桌饭馆看肚皮，大家肚皮是鼓的，看来改革没问题。

早上杯莫端，今天要上班；中午莫喝醉，下午要开会；晚上莫喝倒，免得老婆吵架。

乡级干部喝白酒、打白条、摸白腿；县级干部喝黄酒、看黄片、开黄腔；

市级干部喝红酒、收红包、亲红嘴；省级干部喝洋酒、抽洋烟、泡洋妞。

喝得胃出血，赶快去补缺；喝得打点滴，下届提书记。

一天不抽领导烟，不知领导在那边；一天不喝领导酒，不知路线怎么走；一天不吃领导饭，不知工作怎么干

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党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

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

官多一双筷，民增一分苦，

赖昌星有心得：不怕官员厉害，就怕官员没爱好。一座红楼酒色公关，不知拉多少官员下水。

明代《初仕要览》说：为官者“切不可轻与人交，恐生窥同。如好技艺，则星卜之辈投之；好奇玩，则书画之辈投之；嗜好一偏，便中机？非唯有妨治理，有累官箴，而请托之衅由此起矣。”

酒场是会场的延续，政治从来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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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官与机遇

15.1官与机遇

才干+机遇+靠山=飞黄腾达，这是人所共知的仕途公式。

婚姻本来就是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私有制的产物。

年轻人血气方刚，眼里揉不得沙子，出马一条枪，却偏偏忘记了还有个“投鼠忌器”的处世原则。

办公室主任是领导的耳目，必须具有细心、小心谨慎等条件。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办公室是一个直达官阶的黄金通道，这里埋藏着丰富的政治资源，只要善于开采和发掘，路就顺了。

所有成功人士都是阴谋活动家。

当你超过别人一点点时候，别人就会嫉妒你；当你超过别人一大截时，别人就会羡慕你。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生理生命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政治生命、艺术生命等等，生理生命是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载体，没有了生理生命，其他的生命形式也就无所依附了。

现代化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道理很正确，但实行起来就未必是那么回事了。如果你的素质不高，能力不强，与领导的关系再好也无济于事，提拔升官也没有你的份儿，那人们自然会把精力用在自身素质的提高上但是，当提高人的素质对提拔晋升起不到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将工夫用到别的地方。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权力。

既然能够借助权力的影响力就平步青云，毫不费力地升迁，提高素质的吃苦受累不是多此一举吗？提高素质既要读书，又要思考，还要实践，这是多么漫长的一个过程。现在的情况是，只要你跟领导的关系好，跟上级的门子硬，都可以成为升迁的过硬条件。靠权力只要把领导侍侯好了，让领导满意了，自己的前途命运还不是领导一句话的事情。

现在领导者的权力影响太大，而得到权力影响力的人又太多，相比之下，致力于提高素质的干部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提拔和重用，反而被一些人认为是“傻子”“看不明白事”。

领导永远对夸夸其谈的部下没有好感，好部下在领导面前要永远象一个虔诚的小学生。

对于仕途通畅的人，在艳羡与嫉妒之余，人们似乎总有些固执的偏见，认为此人一定善于拍马，擅长后门之类。事实上，做官跟诗人、画家、歌星一样，是需要天赋和潜质的；就是一个合格的、恰如其分的官太太，也是需要悟性和心智的。

领导对某个人的印象好坏就决定着这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而对人的某些印象往往来自于对方一些语言上的细节。

地厅级这个台阶被称为“高干”，在权力的金字塔上，这是一个无数官员难以企及的台阶。

领导们的心思是最难摸透的，所谓的领会了领导意图，是因为那些意图是他们想让你知道而你又必须知道的。

领导越是强调自己的意见只是个建议，往往那些意见就越是最重要，越是需要你认真执行并严格遵守的。

一个人当所有的人都说你聪明时就不是什么好事了，这时候就会有人利用你的聪明，就会有人防备你的聪明了。

要想在仕途上发展，必须上面有人看重你，替你说话。人们不是常说，要当官首先你自己得行，然后得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还必须自己也行。

有些事情不是靠批评就能解决的，要靠悟性，没有悟性怎么批评也没用。

领导是自己当官的决定因素，绝对不能得罪；同事是自己升迁的辅助力量或者障碍物，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所谓干出名堂就是升官。没有一个赏识你的上司，你工作干得再圆满、水平再高，也是不能进步的。在普遍采用靠人战术中，采取盯住一个人，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走上层路线上，有领导赏识你就够了。

现实中的许多事情都在于安排和调剂，阳光可以调剂，冷热可以条件调剂，上下级关系和女人依然可以调剂。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其中干部即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高居社会顶端，；排在最下面的三个阶层则分别为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阶层。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则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近年来整个官员阶层日趋精英化，大部分的新进公务员都出身于中上层家庭，他们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提拔机会，更容易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

命运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时候，恰恰是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使自己的命运向好的方向发展，还可喜可贺；但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反而使命运走向了反面，这就是悲剧了。

正常的进步道路不是靠机遇，不是靠运气，要靠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去努力。所以，弱点就是弱点，不能因为弱点救了你一次，你就以为弱点就是你的立命之本。是弱点就一定要克服。

目的和手段是一对矛盾，如果过于注重目的，就会搞乱了手段，手段就会破坏目的。

一勺盐可以让一杯水变得非常咸，但在一湖水面前，却无能为力了。

对工作太认真，太执着，本来是个优点，但有时却恰恰成为他最大的缺点。

凡是喜欢花言巧语标榜自己的人，往往问题最多，大家都要引起重视。

头脑清醒、心胸豁达，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该敏感的时候敏感，该麻木的时候麻木。

考虑问题越复杂越好，处理问题越简单越好；实际上把问题考虑得复杂一些就是为了问题处理起来更简单一些。

没有换位思考的时候，常常表现为一种单向的索取和占有，疏远了亲情、友情，变得自私、贪婪、无知。通过换位思考，对个人的行为及思维方式进行自我反思，抛弃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固执心态，以客观、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别人、社会和一切。对每一个人而言，换位思考都不失为一副良药，催人奋进，使人进步。

推荐只要是一种权力，推荐往往就成为不是指示的指示，因为推荐者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要把精力集中在训练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

你要投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知识。

如果一个人的意志很坚强，如果他的奋斗目标很明确，他的忍耐力是远不能估计的。

一个人好比分数，他的实际能力好比分子，而他自己的估计好比分母，分母越大，而分数的值就越小。

贪心不足是毁灭的根源。

吃得苦只苦，方无人上人。

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在自己没有权力的时候就喜欢出名的人，并不是聪明人。

刚强是立身之本，软弱乃惹祸之胎。

个人的伟大，只能用长时间耐心的工作去争取。

没有当官以前非要有本事不可，当了官之后，就用不着什么本事了/

朋友是一种危险的人物，他们知道你的秘密和不能见人的事情，他们如果与你闹翻，将是最厉害的敌人。

留心观察别人，并向别人学习。

要善于利用现有一切手段，争取有地位的人和结构的支持，以便使自己从这些有权力的方面取得最大最有利的条件。

一个人一旦发现自己受了骗，他的绝对忠诚会变成刻骨仇恨。

一个人不听劝告不好，但是，如果什么劝告都听，则是一千倍的不好。

应该经常责备自己，而不要经常责备别人。

命运不过是失败者无聊的自慰，是懦弱者的自我解嘲，人们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努力来解决。

任何教训都是从人身上得来的，人们直接给你的教训比看书得来的要痛苦得多，常常是残暴的。不过你这样学到的东西将永远牢牢地记在心里。

任何事情，只要有一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做；只要有两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去做；只要有三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及地去做。三足鼎立、三角形的稳定性就在这里。

机会都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平等的，如果平等了，就不是机会了。机会是人创造的，人之所以要创造机会，就是因为有人需要机会。而创造出来的机会，绝不是为所有需要机会的人创造的。所以，只有那些多数人需要，而只有少数人获得的机会才是真正的机会。

人是有主动性的，所以人可以选择机会，把握机会。但是，机会也同样在选择人，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条件的。机会不是普遍存在的，不是常有的；所以，社会永远不会把机会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

机会永远是由少数人享受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就不是机会了。于是，机会就必然象计划经济时代的特供商品一样，只供给那些权势阶层的人，有能力投入的人，普通老百姓和机会永远无缘。那些所谓的抓住机会、把握机会的人，不是因为他有能力去把握，而是有人为他量身定做了机会让他去把握。

许多权势部门在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暗箱操作、以权谋私。所谓暗箱操作、以权谋私，其实就是人为地给不该有机会的人创造了机会。

如果好好翻一翻历史，也许会吃惊地发现，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和有作为的人物都是非常善于韬光养晦的，他们十分懂得审时度势，十分讲究策略，甚至可以说，不懂得韬光养晦的帝王和官员很难在封建官场左右逢源，甚至是难保性命的。

韬光养晦是封建官场中极为重要的策略。还要善于把握时机，该进就进，该退就退。

时间是最了不起的东西，世上任何东西都禁不起时间的考验。

时间可以改变一件事情的性质。比如阿拉法特建立巴勒斯坦国，以及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关系：从第三者插足、到包二奶，最终演变成伟大的爱情。

一个人要做到看破红尘爱红尘是不容易的。看破红尘不难，爱红尘也不难，难的是看破了红尘还仍然爱者。

到党校学习是每个想走仕途的青年都有的梦想。到党校之前，恐怕以为党校是个世外桃源，可以暂时远离权力，远离斗争。到了党校你会发现，没有世外桃源，你永远无法逃离，而且你会看到，越往上，有些事情越离谱。

要做一个聪明的老实人。所谓聪明，就是能看透事物的本质；所谓老实，就是看透了以后，仍然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做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会是白干的，付出了总有回报，今天不回报明天也会回报，物质上不回报，精神上也会有回报。

天下的好事，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要自己去拼、去抢，或者好事先到了，也得事后去弥补。

在工作中，吃亏不怕，关键要看这个亏吃得值不值，是亏在脸上，还是亏在心里。

衡量一个干部的能力，靠一些表面上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十分妥帖、十分婉娩、又十分谨慎小心地处理好更多更为复杂的巨细事务。

官场上有这么一句话：“出经验不出成果照升，出成果不出经验没门”。这就是说经验比成果更重要。成果从何而来，从实践中总结概括，谁来总结概括，这就得靠一支过硬的笔杆子。

官场上有这样的说法：“烧冷灶难，炒热饭容易”。耗尽柴草烧冷灶，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目标，而且烧冷灶前途莫测，风险很大，没有耐心和毅力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冷灶”一旦烧热了，烧冷灶的人就是属于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铁杆了。“炒热饭”往往是猛攻炙手可热的当权者，目标明确，实用性强，火候一到，立竿见影。但是，炒热饭的人成群结队，因而投资大，火力要猛烈，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很难上去的。

只要你是成功者，历史就只会记住你的光辉一面；只有当你变成失败者时，丑陋的一面才会被人想起。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要想得到，首先你就得学会失去。人们常说有所得必然有所失，但这个失与得往往是不成正比的，而且失什么得什么，失多少得多少，在人的一生中也是没有定数的。相反的，人生的每一步却充满了变数，紧要处也只在一瞬间，无从预料、无从把握。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口的。有些岔道口，比如政治上的岔道口、生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男人有一种悲哀，就是每一步都走在别人的设计中。

没有选择就谈不上价值，没有选择的余地就谈不上机会，没有机会也就谈不上成本。成本就是你必须舍弃的东西。

世上只有坐轿子的人才有轿子，抬轿子的人将轿子抬好了，抬到位了，坐轿子的人自然就会给抬轿子的人一顶轿子，最后抬轿子的人也会成为坐轿子的人。如果不抬轿子，那是一辈子也别想坐上轿子。就是最终坐不上轿子，能抬一辈子的轿子也是你的福气。抬上了轿子，就归到了坐轿人的门下，就有了保护伞。

15.2关于机关问题

机关原是一个生态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的善于攀高枝，有的喜钻深洞，有时狐假虎威，有时螳螂捕食。在这个生态场里，随时都有竞争和挤压，人人都面临着出局的危险，维持着这里的生态平衡同样是残酷的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至于谁是适者，不仅仅看能力，还要看能量；不仅仅看工作，还要讲操作；不仅仅懂卖力，还要懂卖乖。

机关里的人格外依赖屁股下的位置和手中的那点权力。无职无权呆在机关是抬不起头做不起人的。机关人的全部本事，就是没有位置要争个位置，没有权力要争个权力，权力不大要耍出大权来。位置是前提，有了位置一切就好办了。那么，位置是领导给的，首先必须取得领导的青睐，你在领导心目中有了位置，领导自然就会给你位置。有了位置就有了权力，反过来又有了谋求更好更重要位置的可能。这叫做有位才有为，有为才有威，有威才有位；换一种说法，就是有位置才有作为，有作为才有权威，有权威才有地位。

机关的习气是：当面应承，背后拖延；私下责骂，背后告状。

在机关工作，要深知“祸从口出”这句话的正确性，不该听的坚决不听、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在机关，说废话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人人都会说，人人都必须说，但是如何把废话说出水平，说出挡次，说得美妙动听，天花乱坠，这就要看每个人的本事了。

在机关工作并不轻松，这里被紧张、严肃、竞争给紧紧包围，这种紧张是暗地里的，深层次的，表面平静如水，波澜不惊，而暗地里却风云变幻，刀光剑影。

“办公”二字含义深刻，“办”主要是出力，所以“力”在中间，占最重要的位置，两边则一边是汗水，是心血；另一边是泪水，是委屈；而“公”字，上面是人，下面却是私字。

办公室实际就是领导的后宫，就是为领导服务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只对上负责，下面只有听喝的份。

办公室主任必须是个精细人，要处处琢磨领导的心思，领导想不到要替领导想到，领导做不到要替领导做到。

都说办公室主任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但不合领导意图的谋，你最好不要参；助手倒还合适，专帮领导做一些领导不便出面的事情，情是领导领了，一旦有什么麻烦，就是你这个助手的不是了

在机关里，能力水平固然重要，但机会更重要。

在机关工作，最重要的是政治头脑，政治的敏感，政治的嗅觉，这是机关中每一个人（特别是新人）要用心去观察，用心去体会的。

在行政机关工作，最可怕的不是领导当面批评你，而是暗中踩你，那种滋味最难受。

在机关工作，该保密的一定要保密，哪怕是自己的亲人，最知心的朋友，说话也要注意分寸。

在机关里，个性变得意味深长：如果你是领导，说你有个性，那是说你工作有胆量、有魄力，敢作敢当；如果你是群众，说你有个性，意思却不相同了，那是说你能力小，脾气大，死脑筋，不会通融。

在机关工作，跟人不能跟得太紧，也不能跟得太松，官场上一旦站错了队，很难洗得掉，你永远是某某的人。

在机关里，如果不寻找机会与领导多接触，多向领导靠拢，傍牢一个领导，那是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机关里的游戏规则是，能办的事情不给你办，这是权威；不能办的事情给你办了，这是权力。机关里的人都是善于用权的，往往能办的事情办不了，不能办的事情只要方法得当，倒还办得成。

机关里的事情，谁都知道，级别相同，位置和职能不一样，其能量往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官场中人最懂得避实就虚，谁也不愿意从实权部门调到虚职部门去。

机关就是关于位置的学问。要想得到上司的认可，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行。在机关，最大的忌讳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就会象无头苍蝇一样，乱冲乱撞，令人讨厌。要找准位置，这里的学问可大啦，一辈子都学不完。

在机关有很多事情是，你只能有想法，但你不能有说法。因为在机关什么事情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如果你的意见跟一把手的想法不一样，你最好不要想，更不要说，说了很容易出问题；轻的是一把手不高兴，重的是一把手说不准什么时候给你小鞋穿。这是你的意见跟一把手不一样时，如果你的意见跟一把手的一样，你说了也白说，因为正确的永远是一把手的，真理永远都是一把手的。

在机关有一种信号，就是一把手带人出差不是随便的，是有选择的，凡是被选到的人，很可能就有一种幸运对他降临。跟领导出差，或许就是某种幸运即将降临的信号。在机关有多少人把跟领导出差，尤其是跟一把手出差当作是自己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生仕途的一个追求。

在机关里，人与人的关系，除了工作各种就是政治关系。机关里人们讲究的、热衷的、追求的、崇尚的，也就是政治。政治是机关干部的生命。政治关系在上下级之间比一般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尤为复杂和微妙。工作关系一般不会出现多大不正常的关系，而政治关系就会经常出现不正常的关系。而且都是以一种十分微妙的形式出现。

在机关所有的关系中，最复杂、最敏感的关系莫过于人事关系。人事问题不出问题都没关系，一旦出了问题，最后你就是没有关系也有关系。说白了，这种人事关系在机关里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关系。

在机关里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叫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否则，吃亏的不是领导，肯定都是群众。

在机关里领导确实不喜欢你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虽然领导口口声声地说他很喜欢大家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有创新的思想意识，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但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他能让你超过他吗？他能看你比他强吗？他能容你比他神吗？所以，只要你进了机关，领导永远都是你的导师，永远都是你的长辈。你有水平他没有水平你也要听他的，你有本事他没有本事你也要听他的；你就是浑身都是水平和本事，他就是浑身没有水平和本事，你也要听他的。因为领导你不是凭能力，而是凭权力。权力永远大于能力，主宰能力，甚至扼杀能力，毁灭能力。

机关里的干部大多希望领导能找他们谈话，尤其是喜欢一把手找他们谈话。因为有谈话才有接触，有接触才有交流，有交流才有献媚，有献媚才有希望。

很多领导不讲真话，都讲假话。领导做得越长，官当得越大，就越虚伪。机关干部为什么不敢讲真话，都讲假话？那都是领导要求他们并教导他们要讲假话，不要讲真话。机关干部讲假话，不讲真话，原则上都是跟领导学的。

对于领导来讲，领导人的兴趣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比党纪国法都重要。领导对你感兴趣了，你有问题也可以说你没问题；反之，如果领导对你没兴趣，小问题也是大问题，没有问题也能找出问题。

在大机关，领导的亲信是能得到提拔的因素，比才干更重要。人是很难排除感情因素的。

进入了政府机关，事业是与权力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权力和职务，也就谈不上成就一番事业。再大的机关都是鱼龙混杂，精英与草包共存，职务并不代表才干。

在国家机关，事业的标志通常体现在职务上，没有相应的职务，也就谈不上什么事业。进入公务员行列，没有权力将一事无成。

在机关工作，职务升迁是绝对的大事，几乎很少有人在这类问题上能保持心境平衡。职务升迁不仅是个权力大小、待遇多少的问题，关键还涉及对人的能力和工作状态的评价，涉及领导对人员的亲疏。

在机关工作，被资历不如自己或者才干不如自己的人领导，没有几个人会心安理得。看着不如自己的人变成了上级，一般人都会生出不服气。

有才能领导为什么不用你？要么你有问题，要么领导有偏见，使你怀才不遇。

我们这个社会，谁的官大谁就正确，谁的官大谁就有水平，你比领导还高明，领导心里就会不舒服，这不是怪事。

在老同志面前低调一点，才会得到帮助。人都有好为人师的癖好，特别是那些自视很高又被冷落的人。

在官场上有这样一个道理，只要领导真正要启用你，同事的妒忌与小报告根本算不了什么。领导对部下的看法也有个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的问题。聪明人是吸取别人的教训，等到吸取自己的教训时也许时光已经流逝，无法再重新开始了。

现在的社会比任何时候都复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最怕的不是在明处的敌人，而是那些与你处在同一战壕的战友。

中国有句老话：欺老不欺少。正在机关走红的年轻人，谁也无法判断他仕途会到什么程度。

在平淡的机关工作中，如何认识人用人，是每个领导者最大的难题。

在机关，业务上取得的具体成绩是一个方面，但更容易给领导留下好印象的恰恰是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形式就是量化标准，开过多少次会，做过多少次思想政治工作，都可以统计为数字。每个领导都讲注重实效，反对形式主义，但在具体评价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作时，你没有那些没什么实际内容的形式，上级就会认为你的工作没有做好，认为你自以为是，另搞一套。

形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真正的实质内容。政治需要形式，官场要需要形式。

想当官不是坏事，进了公务员序列，不想当官的人不多。特别是自己认为有能力有才干的人，恐怕都想当官。

当官的愿望越大，心灵的扭曲就越大，官升得越大，自我失去的就越多。

京城的人，得天独厚，走南闯北，有条件见识各种各样的官场，认识各种类型的地方官。而且最高深莫测的官场是京城。

人生最大的可悲是：当你已经成为他人猎获的目标时，你还一无所知，洋洋得意。

聪明人都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从来没有谁能真正掌握得了。生活自有它的逻辑，强求就只能被它彻底戏弄，唯一的办法是顺其自然。

仅靠埋头苦干是不够的，要走出困境必须学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必须敢于否定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甚至感情。

在官本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辉煌人生的唯一途径就是官位带来的权力。

中国的官场特别讲究人脉，关系比真才实学重要得多。

要想有非常的成功，就得采取非常的手段。聪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往往不择手段，而这个社会又恰恰以成败论英雄。当一个人被成功辉煌的光环照耀时，他的手段再卑鄙可耻都将被人遗忘。

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官是人最主要的追求，是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几千年都是如此，所以金榜提名成了人生三大喜事之首。

虽然商品经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金钱的魅力越来越大，但这个社会仍然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当官的想赚钱比起那些经商办企业的容易得多，轻松得多。官越大，赚钱越轻松越容易。

在中国这个社会，不管金钱将起到多大的作用，官位仍然起着主要作用。

市场经济的法则是：谁能带来利润，谁就是上帝。发育不完全的畸形的市场经济，有权就能搞到紧俏物质，有权就能享受国家的优惠，有权就能带来利润，有权就是上帝。在中国这块有着几千年官本位传统的社会，权力仍然是社会的主导，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

追求权力是为了随心所欲的自由，但权力又必定带来另外一种不自由。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从来没有人得到过完全的自由。

所谓仕途，步步升官之途。带着这个目的做人，自然会吹捧逢迎，丧失人格自尊，严重的会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背信弃义，买官卖官，玩弄阴谋诡计，走火入魔，步入迷途。

把职务权力置于可有可无之间，置于可得可失之间，置于可为可不为之间，不争不求，不抢不夺，以才华和实绩顺其自然，看淡点，什么事情都会超然处之，心境平静。

人生是由无数个选择组成，有的选择一旦错了，生活再也不会回复到原来的起点。人生又是由无数诱惑组成，每当需要选择时，十字路口就站着诱惑。没有诱惑就没有选择，也就没有人生。因此，人很难战胜诱惑，有时理智是诱惑的产物，有时感情是诱惑的奴隶。在十字路口的人，很难评判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

世上的一切都以利益为基础，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越了物质利益的感情。

机关工作，实际上与书生的善良愿望大相径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会使书生的善良愿望落空。

领导一旦对你有了看法，本来正常的工作状态在他们眼里也变成不正常的了。已经不被信任，已经有了那么多成见，让人继续在后边指指点点，还不如早点把位置让出来。从事任何事业，必须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尤其是作为官员，现管对你信不信任，往往会影响到你工作的质量。

人生价值的体现，实际上就在他人对你的尊重程度上。

人实际上是活在两种感觉之中，一种是他人的感觉，一种是自己的感觉。他人对你的感觉，体现的是你的社会价值，是由权力、金钱、地位、才干等诸多因素形成的，但关键是权力和金钱。他人的感觉影响着自己的感觉，特别是在生命力旺盛的青壮年，最在乎他人的感觉，拼命去获取权力和金钱，似乎他人对自己的感觉良好，自己在这个社会的生存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人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封闭的系统，所以沟通是人际间的难题，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地位，顾虑会越来越多，自我封闭就越来越严重。位高权重的人，能说心里话的朋友会越来越少。

在机关，工作是简单的，人事才是复杂的。

机关是什么？就是国家机器的关口。

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如果不用好用活他手中的政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干部。

机关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程序。宣传工作尤其要注意走好程序。

大人物的话也不是句句都有意味的，只是体会的人多了，就有了意味。

大人物的语调也有着特殊的意味，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事实都是跟着大人物的意愿走，权力真是个好东西。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小，到了下面你就是大人物了，你不把架子端起来，下面的人反而不自在。

以前人家尊重你是尊你那个权，被尊久了，你就产生了幻觉，以为人家真的尊你这个人。没权了就得把自尊心甩到厕所里去，也别抱怨什么世态炎凉。大多数时候虚拟的尊严比真实的尊严更有尊严。

身份是多么重要，没有身份而想拥有自尊，那不可能。身份就是这么重要，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说是人人平等，那是安慰小人物的神话，一个温柔的骗局。一个人必须依据实力与他人对话，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些人看你顺眼不顺眼都无所谓；可另外一些人就非同小可了，平时看不出，关键时刻他心里转一下弯，就是你一生的命运。

失去身份后的恐惧，会使你感到对面有一种自己看不透也无法把握的神秘力量，令人莫名其妙的恐惧。

世界上的道理可以象捏软泥一样捏成人们愿意的形状，就看谁来捏了。你没有说心里话的权利，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

在机关有一条做人的原则：就是要看得惯。

在机关里工作，有机关的特点，不是什么话想说就可以说的。

不表态在别人看来就是态度。凡人的原则就是明哲保身。

在一种氛围中，不正常已经被大家视为正常，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又是一种真相，被遮蔽得更深却意义更为重大的真相。

人与人之间的感觉总是对应的，一个人你本能地感到亲和，那么他对你也感到亲和；你感到别扭，他对你也一定感到别扭。

领导身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他们一句话、一种神态就可以使人充满勇气和自信，也可以使人感到沮丧和卑微；一个人的分量，他的人格定位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定了下来。

机关是一个圈子，圈子里有一条基本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就是要站在掌权的那个人的角度考虑一切问题。这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掌了权，财权、特别是人事权。机关里谁不想进步？有了进步才会有一切。但谁能让你进步或者不进步？总理吗？省长吗？都不是，就是那个在机关里签任免文件的人。你面前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规则。如果是一个人，换一个人就改变一切；是一条规则，换了谁也不行。你只能顺势而为，这个势是什么？孔子说君为臣纲；文化大革命前说驯服工具；后来又说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都是在说这个游戏规则。你违背了规则肯定要碰壁。碰了壁你不要埋怨任何人。

在机关，经验就是不要做瞎子，要把事情看清楚，也不要做聋子，该听到的信息要条到；但是要做哑巴，看到了听到了，心中有数就行了，可千万别张口说什么。在机关里，有些话想说也得忍着，不忍不行，祸从口出。

装聋作哑就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可是你不装聋作哑就让你不配做一个人。

人生并没有什么最好的选择，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全部的问题是自己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机关，天天想的就是谁和谁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你不把关系吃透，随口讲一句话就坏事了，搞得不好就玩完了。谁在本单位，潜意识中都有一种表演的本能。

小人物想从别人设计的“局”里跳出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出无数的办法变成大人物。

在机关里说你是个技术型人才，就等于说你是个工具，不配当领导。说你是人才，你还能有意见？软刀子不见血，杀伤力并不弱。

谁不知道离领导近的地方什么都有，远的地方什么都没有。

人生在世，就是跟世界打交道，口说无凭，有东西才是真的。真正把东西抓在手里，那才是大自由。有了小自由，丢了大自由，大自由要付出小自由的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刚从学校毕业的人，书生意气，血性未凉，反过来说就是教条主义严重，守着几条原则以为那是真的。殊不知人间真实从来不是从原则出发，利害才是真的，原则只是一种装饰，一种说法。这样都几千几万年了，不会因谁而改变。

改变世界是青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而产生的想法，以为世界是可以改变特别是由他自己来改变的，用虚伪的悲壮自欺欺人。以为世界可以按自己的设计而改变的人是可怕人物，是狂妄分子。

世界上没有比钱更浅薄的东西了，可也没有比钱更深刻的东西。人活着要解决一大堆问题，解决问题就需要钱，这是怎么也绕不开的硬道理。

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自己设想的那么难，问题是自己的脸要放得下来，把手伸出去，要做得出，，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

一个人在他特别关注的事情上，由于情感还有利益的遮蔽，总会有盲点，使他不可能客观地去认识事情。人就是有偏见，有了偏见就不可能有客观性，也不可能有自觉的公正。

世人都有一些生活原则，可又都本能地把自己当做这些原则的例外，原则的手电筒都是用来照别人的。自我是人性的盲点，人太爱自己，本能地从自我的立场去体验一切，评判一切，本能地排斥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人们对事情的态度总是由自己的情感和利益决定的，没有什么客观性可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赞成和反对，可那些缘故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不论事情转了多少个弯，说到底那些缘故只能是自己。偏见无法依据逻辑来纠正，它本身就是一个逻辑起点。人有脑袋，可脑袋是由屁股决定的，屁股坐在哪里就说哪里的话，而且坚定不移。道理是假的，利益是真的。道理是随着利益转的，因此各有各的说法。小人物如此，大人物更是如此，不同的是小人物没有力量左右事情的方向。

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没有活人做不到的事情，原则只能罩住普通人。

权和钱，这是世界的主宰，是怎么都绕不过的硬道理。

权和钱，这是两个俗物，硬邦邦的挡在路上，你能绕得过去？人活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要靠这两个俗物。世界上的事情你看得越是清楚，就越是无可奈何。

人在哪个份上，钱也跟着在哪个份上，这也是游戏规则。

一个人在精神上再坚挺，也不能创造一套价值来对抗潮流，而只能象浮萍一样被裹挟着，随波逐流。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一种是命运被别人决定的人。

一千条一万条，把决定你命运的那个人伺候到位了是第一条；关键人物只要一个就够了。钻到他心里去还不够，别人也会钻，要钻就要钻到他的潜意识里去，要在他的潜意识中把他自己还没有想到的需求挖出来，象开发市场一样开发他的潜在需求。领导跟前不能少了明白人，领导他也是人，是人就有要解决的问题，自己不好解决，也不好说，这就需要明白人悟到了去替他办。这是跟领导拉近感情距离的一条重要途径。大人物有些话不好说，需要小人物来说，他们默认就行了。

这个世界是个讲功利的世界，要求大人物不讲功利，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情来了先考虑哪些人该受益，然后量体裁衣去制定政策和细则，总之要保证事情落实到关键人物身上去。这是一个操作的年代，操作的过程非常复杂，动机却很单纯。操作的目标就是要让别人出局自己入局。操作只讲结果，而不能讲原则进公正，也不能讲人格讲良心。

说的是一套道理，做则按需要操作，习惯了也就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了。大家都这样，反而成了一条游戏规则，不懂得规则的人用说的话去看问题，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当虚伪成了一条规则，人就不再会有虚伪感，也不会有心理压力，不过是按规则办事罢了，社会也因此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

现在是个体生存的年代，生存是生存年代的最高法则，是绝对命令，我们的前面除了生存什么也没有。当一切都在现实的平面上展开的时候，那些虚幻的东西，如什么精神之类的东西，其实很苍白，也许迷人，但还是苍白，不能跟现实发生真正有效的联系。有些东西，一定要在那个位置上才会有，分之什么都没有，连尊严也没有。尊严不能建筑在一种空洞的骄傲之上。世界就是这样冷漠，甚至说是无耻。

活着就是生存，生存就要解决各种问题，解决问题靠什么？靠权和钱这两个王八蛋。这是选择，只有软弱无力的人才把责任推给历史。

一个骗局要形成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关键是形成一种氛围。人的尊严都是建立在有权有钱的基础上，你在空空洞洞上面能建立什么？

尊严感是靠权力撑起来的，而不是别人真的对你有多么崇拜。他们崇拜的是权力，能解决因为问题的权力，而不是哪个人，因此换了谁在那个位置上，也会有一样的效果。

在一个看重权钱的社会，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实化了，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建立一套价值体系，建立起来也只能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

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孔子是讲君子和小人的，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和弱者。活着是唯一的真实，也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跑开了良知，放弃了世界。

权和钱是没有限度的，无限的目标才具有无限的魅力，有了这样的目标就永远不会有停留在某一点上而找不到方向的茫然无聊和厌倦。

有权不愁没钱，有钱不愁没权，随时可以转换。

潮流中有一种神秘的摧毁性力量，也有一种强制性的同化的力量，这是现代与传统的合力，它不怕你精神有多强大；最深刻的道理从来就改变不了最简单的事实，到今天更是如此。

每个人还没有进入角色之前就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了，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入围以后都只能是被预设的样子。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他不能对抗，因为他对抗的不是哪一个人。不论是谁，都必须按预设的程度进入既定的轨道，神秘的力量从来都不怕谁聪明谁掘犟，孙悟空也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改变不了世界就只好改变自己，这才是最实在的。

市场唯一的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清高和善良那是怯弱和无能的另外一种说法。市场也好，官场也好，奉行的都是操作主义的法则，每一次操作都是为了让别人出局而自己入局。

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看不清楚，就得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你就完了。

要知道天下有多少事情并不是人们看到的那个样子，我们看到的世界原来是别人愿意让我们看到的样子。大人物的意志就有如此之大的力量。

奉承首先是自己要有承受力，千万不要怕肉麻，也不必担心被奉承者会承受不了。要办成事情，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的弱点。

好人坏人的判断是无所谓的，利害关系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

生活是不怕你跟它赌气的，反正输的是你。

世界上的事情实在很简单，谁对你负责，你就对谁负责。当官没有别的门道，对给你那张交椅的人负责就行了。只要对他一个人负责，老百姓一万个都没有用。这话有点“有奶就是娘”的味道，可是吃奶是人的生存本能。首先是生存，然后才是生命，如果你连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就奢谈什么生命，就太不现实了。

现在这个年代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得到了就是胜利，而且是最后的胜利者。

人生只看过程，不看结果，谁的结果都是一个永恒的死亡。

人只有一辈子，这一句话把所有的道理都说完了。这个道理最简单，也最深刻。

人不能站在世界的立场上看自己，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世界。

好人已经越来越难以成为一种对人的评价方式了。抓到手里的就是全部的真实，这是当今社会的逻辑。

事情的重要是假的，自己的重要才是真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天地不限人，人自限于天地。多年的事实证明，自己按心愿去做的事情，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只有使自己难受了，别扭了，才是希望所在。

大丈夫以屈求伸，伸着的人谁不是屈过来的？做个大丈夫不容易，不然怎么叫大丈夫？一个中国人，能把屈伸这两个字放在心里琢磨透了，他就有办法了。屈就是蓄势，不蓄势怎么能有力？把自己看得太金贵就金贵不起来，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把自己看成什么，才可能成为一点什么，一开始就把自己看成什么，那到头来什么也不是，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

人有偏见，人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所以人从来是不讲道理的；因为他只从自己的角度去讲道理。可能没有谁整你，没有谁说你一句坏话，甚至一个难看的脸色都没有，你就出局了。

这个世界是讲功利又讲实力的，没有实力，你看清了又如何？只是白看一眼罢了，还能动摇什么改变什么？你想讲道理，可道理实际上不是书本上那样讲的，另外有一种讲法。

世界不是不讲道理，而是道理实际上有另外一种讲法，报纸上看不到的讲法。

世界上的道理真是个讲不清的东西，话语权在谁手中，道理就是谁的。人抓不住印把子可不行，没有这个东西，人不可能有自尊，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上帝的问题其实是人间的问题；永恒的问题其实是现实的问题。哲学家说，有了死亡，人们向往的一切东西，名声、金钱都成了渺小的事情。这实在是太不对了，正因为有了死亡，那一切才如此重要甚至神圣，否则人们可以无限等待。我们是时间之中的小人物，在这之前或者之后，就什么也不是了。

人一辈子踏中一步，满盘皆赢，否则满盘皆输。这输赢之间的差别，不是钱可以测量的。人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好处直往你身上钻，挡都挡不住。什么叫踏中一步？就是要跟上一个关键人物。一个小小的科长、处长，省委组织部门不会管吧，全凭掌门人的一个念头，他的一个念头，就是你的两重天，你说重要不重要？

几乎每一个有了进步机会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机会是谁给的，自己的根本在哪里，是谁在对自己负责，而且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公事公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个人化的时代改变了权力存在的方式。于是人们知道自己应该感谢谁、报答谁。世界上的利益就是这样分配的。权力左右着资源分配，谁还敢于说自己无需在分配中得到照应？照应不照应的结果是天上人间。

人人都想抓别人的把柄，又都怕自己的把柄被别人抓去了。

谁到了那个份上都会得到一份相应的利益，这是游戏规则。有了这点东西也就上了轨道，入了局，就得按规则办事，否则就要出局。身份不同了，在结构中的利益关系也就不同了，想法自然也不同了。到了那个份上，谁也得变。这种立场决不是一种良心和公正的逻辑能够摧毁的。

反正要得罪一头，总不能得罪大头吧。如果有人能给你一切，又有人一切都不能给你，你说你凭着良心就站在后面这个人的立场上，这可能吗？

要让那些关键人物欠下自己的人情，欠得越多越好，要让他们感到歉疚，这样他们就被套住了，以后自然会有回报。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要什么有什么，另外一种人要什么没有什么。世界其实是设计者为自己设计的。要求设计者设计游戏规则时不考虑自己的需要，那符合人性吗？权力唯一难以达到的地方就是更高的权力。

大地方看得细，小地方看得粗，这才是战略家。解决一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所以政治家从来不为枝节问题而焦虑。

人是个可怕的东西，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甚至一点面子，就不怕要别人作出重大牺牲。希望世界凭良心来运作那就太可怕了。凭良心？说凭良心这个话本身就是没有良心。良心只在少数人的少数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凡事说凭良心那不但是幼稚，简直就是欺骗。人在不凭良心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良心还是一个问题，个人的欲念和情感趋向已经把良心重重叠叠地遮蔽起来。

掌了权就有了特殊权威的要求，自尊心极度敏感，除了上级，其他人谁碰一下都是不行的。同时也有了特殊利益的要求，最中抓着资源，谁不想多分点给自己？有特殊权威、特殊利益就有了特殊标准，自己就是标准，就是价值尺度。为了维护这个标准，就千方百计把别人的嘴巴封起来。

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不能太相信自己，自己是人，是人就有弱点有偏见，有特殊利益的冲动。

世界上的事情，有几件是从道理出发的？上面的人只知道讲政策，可这些政策在下面操作起来难度有多大，他们就不管了。

有了更高位置的人就该有更多的利益，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不论用什么方式，这一点一定要体现出来。这也是游戏规则。路径可能有千千万，目的只能是一个。你要堵别人的路，就违背规则了。说到底，道理是道理，事情是事情，碰上了事情，道理说上千千万又万万千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唯一的结果上来。

一切好处都以职位为标准，向权力集中，这就是官本位的逻辑。领导和群众都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这也成了一条游戏规则。

在白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这是权力者的利益空间，又是他们的运作空间。这个空间经过他们长期的安排，已经形成默契，众志成城，铜墙铁壁，想打破是不可能的，利益就是利益，就是生存空间。争取空间的冲动是人生的大根本，不是几条道德可以压制、几点理性可以约束、几个榜样可以说服的。在重大的利益面前，大道理说得再多也没有用。这不是谁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更不是懂不懂道理的问题。利益关系不同，说法就不同，归根结底，说法还是要按着游戏规则来说。不要说凡人，就是上帝，只要损害了人们的利益，他们也会有勇气站到上帝对面去。

机关是干什么的？是全体公众委托他们为公众服务、管理社会秩序的，包括管理企业。他们是花钱的部门，但钱只能源于国家税收；而以挣钱为目的的机构只能是企业。如果机关一边行政一边挣钱，必定会受到金钱以及金钱带来的好处的优惠，必定会以钱为中心，让一切权力为利润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定会放弃一些法定的行政职能，降低管理和服务效率，滋生腐败，同时与公众和企业争利，自己捞了好处，却影响整体经济发展，削弱国家税收。从动机上看，某些机关与企业没有多大差别，除了“管理就是收费，执法就是罚款”外，他们热中于各种经济活动，表面上看，是为了改善小单位的办公条件，弥补经费不足，制造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唯一和真正的企业不同的是，这些“企业式”的机关独立于市场竞争之外，利用手中的行政权、执法权、财政权、收费权强买强卖，获得比行政垄断的国营企业更大的利润。所以有人说，看看谁的生意做得最好？是机关。只赚不赔，利润走大。这就是行政机关企业化的苗头。

一个人一旦进入机关，那么他的人生就与机关联系在一起了。人生总是有奋斗目标的。在机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几乎人人都在等待着升职，升职在机关是最大的荣誉。如果你在机关干了好多年，结果没有弄到一官半职，那么，不仅社会不承认你，就连你的配偶和亲友都会说你不行。虽然中国的官职多如牛毛，其含金量值得怀疑，但是，在机关，人们仍然把他当成一个人成败的尺子。

在机关，升职是大喜，而被撤职则是大悲。一旦进入机关，很多人的终身目标就是升职，此外别无他求。可结果呢，大多数以悲剧而告终。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机关，官职是有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职数限制。在机关，不能大家都当局长，也不能让大家都当科长，官总得有一定的比例。如果大家都是优秀的，也不能都当官。在机关，你一生当不上官，就可能在失落中度过一生。就是你奋斗了一生当上了科长、主任之类的官，或者是再大一点的官，想想看，一生就是为了这点东西，是不是有点太可怜了？

在机关，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往往不是能力和品德，而是性格。一个人，如果性格内向、老实又耿直，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都注定是个失败者。当然也有例外，当极少。在机关，总是说工作最重要，干好工作是最大的本领；按说，谁干得好，谁有能力提拔谁才对。可是在机关，领导就是伯乐，伯乐说谁是千里马谁就是千里马，千里马跑得快慢在其次，关键是能否被领导相中。在机关，有了职位就是人才，没有职位就是庸才。一个人长久得不到提拔，不论是什么原因，大家就会认为你不行。大家在乎的是事实，而对游戏规则之类的关键因素，却常常被忽视，或者说一些人已经对机关不公平的规则认同了。

一个人在机关工作，光靠个人奋斗往往行不通。机关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它联系到社会各个方面。在文学上，讲功夫在诗外，在机关，功夫也往往在机关之外。机关看似独立，其实它正处于社会关系网的核心。一个单位要提拔一个干部，决策者说不定会接到上百个电话和条子。一个人因为一个电话或者条子被提拔，这并不是天方夜谈。在机关，提拔干部总是要暴冷门，大家异口同声认为应该提拔的，常常提拔不了；大家想不到的人，人家会突然杀出，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在机关，如果你除了自己有双手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以依靠的，那么就要现实一点。所以，面对不平，最好的方法就是装糊涂，千万别装明白。你要知道，沉默是金，言多必失。除非你不想在机关干了，如果你还想在机关干，最为聪明的做法就是闭嘴。

至于有的机关把职位明码实价地出售，实行市场化，这个机关就肮脏不堪了。要当这样的官，有两条就行：第一条，就是不知廉耻，一切尊严、人格、良心都不要；第二条，要有钱，大概少了还不行。因为现在官这东西处于卖方市场，热带卖官的不愁官卖不出去，所以其中的规则应该是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如果你认为你的人格很重要，钱又不多，那么人家买官你就不必眼红。

你想举报领导以权谋私，一般成功率是很低的，这是公开的秘密，必须三思而后行。比尔。盖兹有一句名言：“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你要坦然面对它”。

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一种东西来润滑的，否则就只有互相摩擦、互相伤害。清高傲慢是机关干部之大忌，不尊重领导更是要不得的。

你和领导不感冒的人来往，领导对你也不会感冒。

当领导的就是使用干部，你要有胆量使用有争议的干部、要有胆量使用有错误的干部。从理论上说，衡量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可这些概念靠什么来掌握？靠的是领导的感觉。而领导对下级感觉，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驾驭，能驾驭的就是好干部。

人这一生，无非是名利二字，名与利比名更重要；利留不下来，名能留下。其实，经商也能留下名，最关键的是找对自己的位置，不是经商的材料，就不要经商，不适合从政的人勉强从政，不光留不下名，反而倒可能把名给毁了。

野心也是一种动力，没有野心不能干大事，没有野心也干不了大事；野心可以把人变得更狡猾，说假话、做假事，报喜不报忧，哪一样不是被野心教唆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在野心勃勃的人之间，利益才是根本的纽带。

人们向来都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在官场，命运却掌握在领导手上。

机遇象个小偷，到来时无声无息，走时你却损失惨重。

仕途就象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但是每一个树枝却各不相同，有的粗壮，有的细小，有的笔直，有的弯曲。仕途一时荣誉啊。

一个没有口才的领导干部可能会因此失去“威信”，不能让人“敬畏”，甚至会让人看成不是当官的材料，这已经成为官场共识。观察很多领导讲话，不论是即兴发挥还是照本宣科，都是滔滔不绝，每次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味道。讲话成了许多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许多领导都泡在讲话这个情结上了，讲话成为一种“官场风俗”。为了讲话，没必要开的会也要开，小会要开成大会，中层会要开成全体会。无非是为了增加听众，为他的讲话捧场，为他的口才捧场。这种开会风，讲话风也就是许多官员的工作作风，他们就是以讲话来体现工作，体现为官的“政治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迷恋这个开会讲话情结，以此体现个人的政治舞台和官场活动基础。以口才体现官才，这不是一种务实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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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官与法律

法律的本质是正义的守护神、公民的保护者。在中国，法律却一向被认为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论，扭曲了数代人的法律价值观，直接影响了法律人士共同的法律实践。

从缺乏正义观念和公民观念的法律意识，再到无限膨胀的司法权力，中国的司法人员享有其他国家的司法结构没有的执法权力。不仅如此，在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下，中国的司法结构往往受制于党政部门，缺乏真正的独立精神，一旦有政治需要，在党政结构的压力下，极易将法律操作得变形走样。

华盛顿说过：“知识是公共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石。”那么，作为“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应该是其“第一块基石”。

英国哲学家萧伯纳将法律比作“蜘蛛网”，“小虫给粘住，大虫却冲过去了。”这正是法律的不公正的最明显特征。

在社会事务中，法律永远是被动的、保守的，它规范着人们行为的法律底线，而不是抑制大家的创新热情，即“法无允许皆不行”。

法律的优点在于它的稳定性和明确性，它的优点也恰恰是它的缺点，它不能朝令夕改。在“法律至上”原则的约束下，法官也不能随机应变。所以法律所追求的只是普遍性的正义，一旦遇到特殊的个别的案件，法律的正义就可能大打折扣。法律的特性就是持平如一，不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这才是法治的本意。

16.1关于法治和人治

制定更多的法律和条例并不表明更多的法治，人治比法治甚至需要更多的规则。这是因为法治是由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规则发挥作用，而人治则要根据权力种种变化的需要，经常制定新法，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发布命令。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权力可以不执行它不想执行的法律，致使原有的条例和法律经常失效，甚至从来就不曾生效过，只好把停地签发新法令。

法治和人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体系，它们治理的原则大不相同，实现的目的迥然相异，赖以生长的社会基础完全两样，因此法治不是在人治的树上嫁接，而是要在新的土壤中长出新苗。法治需要的新土壤就是多元化社会。

法治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这个社会存在最低限度的利益竞争。它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利益集团，任何一方的势力都不能强大到绝对压倒其他各方。法治之下，每个人、每个利益集团都放弃了给自己当法官的权利，最高统治者也必须放弃这一权力。法治之下每个公民都可以自信地坚持，除了屈服于法律而不屈服于任何人。

法治出现并不具有必然性。利益集团的竞争出现在所有社会。在中国，军事集团为争夺统治权而投入血与火的大海，却没有使它们之间出现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利益共存和竞争的局面。

排斥利益竞争最有效的手段是排斥权力竞争。当获得利益不是依靠，而是依靠攫取时，带有武装性质的权力就是能带来最大利益的资源。军事——权力集团的统治机器通过一个有无数细小分支的总软管连接社会的方方面面，依靠它输出权力，同时又汲进利益，这使统治集团能自成体系，既居于社会之上，又对社会封闭。体系内部的权力变动就象军队的换防，虽然频繁挪动位置，集中和分散，但始终不与社会发生联系，而只是它的内部事务。

人治并不排斥法律，而是指它把暴力作为解决利益冲突的手段，使事情总会有利于掌握了暴力的人，它具有控制最后结果的能力。不利用任何法律、完全依靠暴力的统治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论是民主统治还是专制统治，都有处治谋杀、强奸、抢劫的法律。但达到特定目的的人治之法与普遍适用的法治之法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法官独立的应用法律，保证法律公正实施；而前者是行政权自己当自己的法官，表面上的司法判决实质上仍然不过是权力判决。

在单极社会，权力精英不但难以具备法治观念，更不具备自觉遵守法律的动机。中国王朝的人治制度实际上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形式。历代王朝一次又一次地应对危机，克服危机，然后积累经验修补制度缺陷。当最高权力为一个家族所垄断并世代承袭时，它从生产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中获得长期绝对利益，因此最高统治者有强烈的动机看好国家，改良其统治。

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依赖，就象狼对于羊群的依赖，它也需要军事和管理上的同盟者，既要依靠农民发展生产，又这样将军保卫政权、官僚从事管理。在绝对利益链条上，人民创造利润，提供统治者分享。但是，绝对利益总是招致造反、革命和动荡。绝对利益所形成的强烈刺激，一方面激怒被压迫的农民起来造反，一方面又挑逗那些野心家对统治地位的垂涎三尺。王朝要不断改革，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将军的野心和官员的腐败。

不管多么完善的人治，也有它不可克服的危机，它的危机来源于少数人的绝对利益与大众利益之间不可克服的紧张关系。再完善的人治，与法治也没有共同之处，不论它怎样改进，它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

由人治到法治是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对于权力的限制，法治社会表现出三个层次的约束。一是用权力抵制权力，把权力分解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机构手中；二是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权力，使权力有章可循；三是多种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包括同一权力集团的竞争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它们形成相互监督的态势，使任何集团都不能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一个利益集团超越法律的企图必将受到其他利益集团的抵制。这是最根本的约束，如果没有一个多元社会中的多种利益集团相互牵制，前两种约束就是空话。法律不可能自动实施，它发生效力必须要有外力的约束和强制。政府掌握着对公民实施法律的强制力量，但如果没有对政府的强制以必要的社会约束，政府就不可能对公民公正地实施法律。

对于一个社会，法治转型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和千头万绪，但它又可能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它的困难只有一个，就是从权力要件中去除武力因素。权力的利益越大，对武力的依赖也越深，去除武力也就越难。当解决利益分歧禁止暴力介入时，人们就会走上法律途径；当法律是所有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而不是潜力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独家工具时，社会就有了法律秩序。

中国的法治长期不被政府承认，今天一旦被承认后又被少数官员肮脏地玩弄于股掌之间，服务于私利和用于不正当的目的。法制被用作破坏法治的手段，司法被用作对抗正义的工具，这是对法治最严重的嘲弄和破坏，意味着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严重危机，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严重混乱。《凤凰周刊》（05.5.15）

中国是个人情大国，心治历来重于理治，人治自古重于法治。

法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有相对完备的法律，而且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社会并非将所有问题都交给法律处理，但一旦交由法律处理，法律的判断就是最高和最终的判断：法律具有最高权威，包括统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内，全社会没有也不应当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就是一种秩序。

尽管人人口头上主张法治，但人从本质上讲是经济人，在从事社会活动的时候都有一本投入产出的帐。如果对成本缺乏预期，一旦法治进程需要付出代价时就容易患得患失甚至动摇。

法治有哪些成本呢？从静态看，法治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守法成本、违法成本和执法成本。

立法成本既指制定一部“良法”的成本，也包括消除“恶法”的影响所要付出的代价。一个人的违法行为，污染的是饴糖河流的某个河段，清理这种污染虽然困难，但相对容易；而一部“恶法”所污染的是这条河流的源头，要清理这种污染，所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怎么方便、怎么合算就怎么来，成本成为影响一般人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当人们用很少的成本，甚至不付任何成本，一举手、一投足间就可以守法，人们通常不会选择违法。但如果守法成本很高，甚至高到超过违法要承担的后果，人们通常就不会选择守法，甚至不惜违法。因此，社会应当创造条件大幅度降低守法成本。小到一些具体的物质投入；大到制度设计，方便民众以最小的代价就可以遵守法律。同时还要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反过来促进人们选择守法。守法的一种特别形式是“护法”。维护法律尊严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降低这种义务的履行成本，对“护法”具有重要意义。

违法成本越低，人们就越倾向于选择违法，甚至选择通过违法获利，为此不惜付出受到较小处罚的代价。大幅度地提高违法成本，可以节制违法行为的发生，或虽然发生了违法行为，也有利于对其造成的伤害后果进行有效的救济。

违法成本要“高”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问题。违法成本要足以让违法者望而却步，并起到杀鸡敬猴的作用，让可能违法的人止步。违法成本要足以让违法者丧失继续违法的能力（包括物质能力和行动自由等）；违法者承担的罚款等应足以补偿其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让违法者承担违法成本时，还要考虑因违法而获利的情况，原则上应该全额剥夺其因违法行为而产生的利益，避免“坐牢一阵子，舒服一辈子”的现象出现。

法治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分权和制约；人是严格的程序。无论是分权和制约，还是严格的程序，其实实施过程中往往都不如集权或者人治机制那么“雷厉风行”，几乎都一定会消解一部分效率。某种意义上说，集权反而相对容易实现高效率。然而从长远看，法治凭借分权制约以及严格的程序的程序，通常可以避免错误，或者虽然出现错误但因为存在制度性的纠正错误机制，能够把错误扼杀于萌芽，不容易出现大问题和大动荡，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相反，集权统治往往采取“运动式”，短期可收效一时，甚至一定时期还可能“高产”，但由于集权缺乏制约，容易出现错误，而且出了错误也因缺乏纠正错误机制，容易出现大动荡，从长远看其效率反而不如法治。

高水平的法治要求立法和执法的高成本，势必导致国家财政对立法和执法的更大投入。而法治越健全，分工就越细，社会法律消费就越多。

过去习惯的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模式面临转变，单纯依靠政策、依靠行政命令、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传统领导方式要尽快过渡为不仅依靠政策，而且更多地依法办事。

中国有数千年的封建历史，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观念变革和重建，是法治推进过程中必须的先决条件。新的适应法治要求、有利于法治顺利推进的新观念的形成，必然有个漫长过程。当旧的固有观念被打破、新观念体系尚未形成，容易出现模糊状态和真空地带，出现道德失范、价值观念混乱、行为模式失范的情况，过社会带来消极影响。

法治权威是社会稳定的最后屏障，只有当民间的自我调节，政府的协调及行政仲裁不尽人意时，矛盾与冲突才会诉诸司法的渠道。当前，“民告官”现象的激增，说明行政力量的及其他手段已经不足以维系社会稳定，部分矛盾，尤其是与政府行为直接相关的官民矛盾已经被推到司法这一坚守社会秩序的最后关卡上。如果这一关卡也被突破，社会稳定岌岌可危，社会关系将转入全面对抗，社会秩序只能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强行维系。历史证明，后一种维系不可能持久，这种秩序也没有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存在不稳定的潜在危机。要维系稳定，当务之急是赶在危机爆发之前，加速坚固法治这一最后屏障，使其牢不可破，坚不可摧。而增强法治权威，树立民众对法治的信心，是坚固这一屏障的关键。

遗憾的是，法治权威在当下中国还受到多种因素的侵蚀，令人难以产生信心。由于官高于法，权大于法的传统，以及法律不完善所造成的法律适用问题，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尤其是群体性案件的过程中，经常受到地方行政甚至党委的干预。也有一些基层法院怕麻烦，即使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审理行政案件。政府的“乱作为”与法院的“不作为”，造成很多案件结果不是政府胜诉，集体上访，就是政府败诉法院执行不了，公民权益得不到保护。

无论是党政权力对司法的粗暴干预，还是司法部门本身回避风险责任，将本应适用司法解决的群体性诉讼案件挡在法律程序之外，都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司法的信心，削弱了司法对社会稳定的屏障作用。

这种现象有着深厚的体制根源，在现行体制下，法制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对法制的运用需要根据目标的要求不断调整。在官民矛盾激化的地区，司法人员往往成为“救火队”，直接参与到官民矛盾中，站在行政权力的一方，这更是极大地损害了司法不偏不倚的超然形象，使司法信任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

司法信任的前提是司法公正。只有保持崇高的公正形象，使民众对正义的伸张怀有理性的预期，人们才不会丧失对司法秩序的信心。要树立司法的公正形象，挽回民众的信任，就必须改变目前权大于法、官高于法的现状，树立法治权威，真正做到司法独立。只有不依附于党政权力，司法才能在面临官民矛盾时不偏不倚；只有真正独立，司法才能树立不畏强势的权威，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尊重与服从，“以法治国”才不是一句空话。

现代社会应当是法治社会，政府应该依法行政，法院应该依法办案，老百姓应该知法守法。不管任何人、任何机构，都应该尊重法律，服从法律；对法律裁决的不满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法律程序来谋求解决，而不应该诉诸法律以外的其他手段。在司法公正已具可能的情况下，即使是社会舆论也必须收敛对司法的干预，只能监督程序，而不能左右结果。当然，中国距离这种法治理想还很远，但这应当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只有当法大于权、官员、民众、法官等各类社会成员都自觉维护法律尊严时，才能实现由“依靠政府权威支撑法治权威”到“依靠法治权威保障政府权威的转变”。

劳动合同立法激烈争论的背后，虽然有不同群体的利益分歧，也体现了社会不同需要之间的矛盾性。由于劳动合同立法的基本取向不容逆转，经济效率所要求的地区差异性，只能依靠“中国惯例”实现。这是经济效率与社会伦理的矛盾，这是中国许多法律制度的执行现状。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中国法制建设不完善，另一方面也因为转型期社会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差异很大，难以强求法制下的一律，社会治理必然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中国本来是从人治社会走过来，法治基础薄弱。人治与法治各有特征和适应性。人治社会、法治社会也有不同的处理事务方式。如果在法治基础薄弱的社会生搬硬套法治社会的处理方式，不但达不到法治条件下的理想效果，连原来人治条件下的相对有效性也将失去。

期待法治包打天下，必然导致一些法律不能实现或者难以实施，称为“法律白条”，反而损害法治应有的权威。法律和法制必须有其边界和限度，它们侵入社会关系的限度，似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定夺，一是凡是可以用道德、纪律、政策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要纳入法律调整的视野；二是既可用法律和法治，又可用其他社会规范解决的问题，就尽可能减少法律和法治的介入，而尽可能地用其他社会规范来调整；三是法律和法治应当袼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通常只覆盖那些必须而且应当由法律来分配的社会利益，调整的社会关系，规范的社会行为。

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在许多方面，都正处于有法律却没有秩序的阶段。社会学家把它称为“失范”，政治学家把它称为“不稳定”，更中性的说法是“转型时期”。如何解读这个现象，从理论上说，其要点就是用把握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的区别。从实践的层面上看，首先，问题的上升速度与力度大于对问题的治理速度与力度。当社会矛盾纠纷处于上升而治理能力却未能及时有效提升，甚至出现下降的局面时，表明相当数量的问题和矛盾得不到有效地治理；其次，是立法本身的情况。自近代以来，我国立法一直面临着与外部世界巨大的制度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自身尴尬局面。外部世界与中国的差距转化为法律和社会的差距，转化成了立法的期待目标和国内现实之间的距离。理想性的制度立场与国内现状的距离过大，只能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所谓的平衡与相对中间地带，导致了法律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在法制不健全的时候，法律往往也得看权力的脸色行事。

在一个以法治国的中国，执法者不能用法律的武器制裁违法者，相反的采取“曲线救国”的方法，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的更大的权力干预上，自己检举自己，把情况反映给上级。它反映了我们国家当前存在的官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现实状况。要从体制上着手，确实树立法大于一切的观念，才能杜绝官不怕法和权不怕法的尴尬现状。

在中国，很多案件的罪犯不是被法律的正常程序查处的，而是领导层甚至最高领导批示后，罪犯才落入法网的。一些作奸犯科者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他们并不是“法盲”；他们敢于藐视法律不怕法律，他们怕的是权力。一些执法者不依法从事，而是唯上是从，唯批示是从。要法办某个人，首先要考虑这个人的背景，如果是有权有势的角色，就觉得难以下手。某些不法分子死于民愤、死于媒体、死于批示，最后才死于法律。可见，依法治国还任重道远。

什么叫法制社会？就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任何人都有可能犯法，任何人都要受到监督。法律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原则。离开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道德原则什么也不是，至少是苍白无力的。

在法治社会里，一切行为必须以法律为底线，无论普通人还是官员的“劫富济贫”行为，都会导致法治的混乱，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法律就其本质来说，应该是一只长牙齿的老虎，守卫道德的底线和一个社会共同约定的行为准则。没有现代的规则，就必然有森林的规则。没有法律的守护，这个社会必定是不公正的、混乱的。一个不公正的、混乱的社会肯定是不文明的，也是难以健康发展的。政府廉洁和法律严明是紧密相连又互为因果的。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不好，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法律的威慑作用不够强大是一个重要原因。

古人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重羞耻，不重罪恶。”这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看重面子而目无法纪的一种评价。中国人过分顾及面子，处事往往遵循先“情”、再“礼”、最后才是“法”的思维逻辑。除了用情和理对抗法律之外，进一步还具有神通广大的三个方术，就是由权、势、钱所带来的霸道。这里说的权，不止是国家大权，还包含一些芝麻一样的小权，如公共汽车司机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停车等等；巧妙利用情、理和权、势、钱之力横行霸道，由此中国社会以“人治”代替法制。在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权术远远超过了法律。

有人讲，“面子”这个词包含的含义是自尊或者尊严，这是中国人在任何时候不惜任何代价都要维护的东西，无论是对是错，都不能使自己处于蒙羞的境地，这就是人们要维护的面子。林语堂说：“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曾国藩说：“惟有护脸者保身”。

按道理讲，职位越高，应该越有理智，更讲道德，但是，很多人职位升高以后，更能清楚地看到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漏洞，更大胆地利用这些漏洞，贪婪地掠夺国家与社会的财富。

人治在我国沿袭几千年，其影响根深蒂固。近年来，我们虽然一直提倡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但应该说，当前我国仍然是人治大于法治。人治往往是“人走政息”，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都缺乏延续性，人一换，思路变。新领导往往带来“新思路”，上马新项目，给予原有企业的优惠政策也是“新官不管旧事”。人治之下，唯上不唯法，国家的法律抵不过上级领导的一句话。

异地执法可以摆脱很多羁绊和情面困扰，可以避免许多可能发生的矛盾，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初期，社会缺乏诚信，许多经济交往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市场经济中打官司是正常的，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打官司赢了执行不了，等于打了一张“法律白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执行难”。

“执行难”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被执行人找到了，但是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以被执行，所谓“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在法律上应当遵循一个原则：生存权大于债权。不能因为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而牺牲被执行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是优先于债权的，因为生存权是人权中的基本权利。

从人治到法治是有个过程的。特殊情况下，必要的人治是需要的。任何法律都是人制定的，人治形成经验，法治形成规则，没有一定程度的人治，就没有最后的法治。

在家法之类的内部法大于国法的时候，民主就永远只是一个笑话。

当“执法”成为“经济”

行政执法经济化是近年来广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一种公共权力异化现象，一些行政机关和单位通过“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的方式，以执法的名义胡作非为，大搞变相创收，实现权力寻租，将公共权力转化成个人或者小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有的部门和单位还堂而皇之地制定出“罚没指标”，在利益驱动下，甚至有少数部门和单位为争夺执法权大打出手。

“执法”一旦与“经济”联姻，执法人员就成为披着“合法”外衣的巧取豪夺者。这种所谓的“执法经济”，其实就是一种权力寻租，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明目张胆，带有强制性的权力寻租。

执法权是一种公共权力，理应为公众服务，但一些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在经济2的驱动下，打着执法的旗号乱收费、乱罚款，滥用职权，为所欲为，使公共权力异化为一部分人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的工具。

权力的异化其实比单纯的权力滥用更为可怕。执法的“经济化”或者“产业化”意味着公共权力的异化，意味这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经济化”，意味着服务于公共的“公”法蜕变为谋取私利的“私”法，控权型的“行政”法蜕变为牟利型的“经济”法。实践证明，公共权力尤其是执法权一旦与执法者自身的经济利益亲密接触，法律的天平就必然发生严重的失衡，权力的恣意也会如脱缰的野马般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因而，一旦搭上“执法经济”的便车，即可能堕入权力腐败乃至违法犯罪的深渊。

更为严重的是，在一起起乱收费、乱罚款事件的背后，可能是一条长长的腐败食物链。在这条食物链中，执法经济是一种按行政等级进行利益分配的产业，大家同穿一条裤子，利用权力的优势互相打掩护，同享非法利益。正是仰仗着腐败食物链的利益勾结和权力联盟，没有执法权的部门也可以出去执法。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决不是收费经济、罚款经济。执法部门搞创收，不仅与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相脱节，也背离了依法治国的根本精神。“罚”只是一种手段，如果把执法变成“执罚”，甚至以罚代法，必然会削弱法律的尊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当前“执法经济”存在的根源有二：一是某些地方执法人员过度膨胀，公共财政捉襟见肘，执法人员只有通过寻租以“自给自足”。二是某些政府财政管理不完善，对收缴的管理费用有过大的处置权，这就为执法人员进行寻租提供了有利条件。

实现法治的最大难点不在法律条文，而在于是否有公正的执法机关和富有智慧的执法者。执法者当然要以法律为准，但眼中只有法律条文的执法者却是可怕的——因为这样的执法者即使法律条文倒背如流，也是法律智慧是的“白痴”。

法律条文是普遍覆盖的规则，而人的行为总是个性十足，变化万端的。因此，期望法律条文成为不出一点差错的严密体系是不可能的。既然法律条文注定是不完善的，执法者运用法律的智慧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富有智慧的执法者不仅要严谨地依据规范化的法律条文做出判断，更应当牢记那些居于法律条文之上的法律精神。

“发扬民主作风”也就是“发扬让人说话的精神和作风”。但是，能否发扬“民主作风”，取决于领导；尊重不尊重，听取不听取，全取决于领导，谁也没有办法。一个“让”字，就泄露了天机。既然他有“让”的特权，他就有抓辫子、打棍子的特权，谁也没有办法。光有民主作风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民主法治。

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在发动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时，往往会规定一些苛刻的、不近人情的甚至违背人性的规定。很多人认为，纪律和法律是给下面人定的，对上面的人没有约束力。当然，领导与下级在待遇上会有些不同，但不能太离谱。一条纪律、一条法律，总要合情合理，下面能做，上级也能做。不能象人们讽刺男女关系那样：高级干部是游龙戏凤，中级干部是作风不正，普通干部是流氓成性。

汉代人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过一句话“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

在中国，复杂的时代，造就了复杂的物质；复杂的物质，产生了复杂的意识；复杂的意识，建立了复杂的关系；复杂的关系，又导致了复杂的矛盾。在这一连串的“复杂”中，各种各样的法律，千奇百怪的案件，也就不可能不复杂起来。

从历史的角度鸟瞰当代中国，法治乃是一种必然。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我们所切身体验到的，也许并非经济结构的转型，或政治口号的更迭，而是一个臣民社会的渐行渐远。我们需要法治，因为在一个逐渐发育的公民社会里，无论是调整人们日常关系，抑或限制公权力的滥用，都必须更多地依赖法治。

蓦然回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已在中国推行了十年。十年来，无论是高速前行的法制建设，还是追寻社会公正的精彩诉讼，抑或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茁壮生长，都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依法治国”这一神圣的信仰，正在逐渐深入我们民族的灵魂。

然而，对于我们这个曾长期陷入人治泥沼的国度而言，十年，仅仅是“依法治国”长征路上的第一站。十年来，无论是一些脱离法治轨道的悲情个案，还是一些公权力机关漠视民意、伤害民权的举动，抑或是一些“下位法”对宪法、法律的公然歪曲和抗拒，都一次次地以现实的姿态发出追问——我们所努力追求的法治，究竟是宪法、法律大，还是法规、规章大？究竟是“法”大，还是“政”大、“人”大？

在现实的法治生态中，也许我们无法估算，人治对法治有多少侵蚀，地方立法对国家立法又有多少僭越。在一些地区，我们不时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不等式——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红头文件＜领导意志。当我们提倡“还是制度靠得住些”时，个别官员却巧妙地将个人意志转化为“红头文件”来加以贯彻；当我们提倡“依法治国”时，一些地方或部门又巧妙地将地方利益或部门意志转化为“规章”或“规定”来予以推行。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些异化成工具主义的“法制”，一些压抑于“人治”阴影下的“法制”，难道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法制吗？

“依法治国”的过程，就是倒转这个不等式的过程，就是尊奉“宪法至上”、“法律至上”的过程。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依法治国”的内核在于“依宪法和法律治国”，而不是依“违宪之法”或“违法之法”治国。

“宪法至上”、“法律至上”要深入人心，需要法律文化的浇灌，而观念的培育与转变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我们必须对“依法治国”抱有足够的耐心。“宪法至上”、“法律至上”的确立，又需要制度的保障，因此我们又必须在法治征途上分秒必争。试问，当违宪立法、违法“立规”、违法执法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惩治，又如何能实现真正的法治？十年来，公民提请有关机关审查违宪之法、违法之规的个案并不鲜见，可惜机会一一错失，希望在未来的十年里不会再错过这样的机遇。因为，这是“依法治国”必须跨越的一道门坎。

“依法治国”的十年征途，刻下了希望的足印，也留下了未决的悬念，但国人追寻法治的梦想却从未动摇。是的，十年过去了，法治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无论是高官还是庶民，无论是权力部门还是草根力量，让我们共同记住托马斯?富勒在三百多年前就留下的警言——你决不是那么高贵，法律在你之上！

在一个并不完美的社会上生存，总会有人做一些有悖法律的事情。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

法律也讲动机和效果，就看运用之人在什么情况下偏重于那一头。

不作为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罪与非罪的界限很难把握，弹性很大。弹性越大越便于权力干预。

在当今法制还不健全的社会状态下，法律在权力和关系面前常常显得苍白无力。

一个案件能办出什么样的结果，是成是败，关键在于办案人员的认真程度和领导者如何掌握引导。

16.2关于民众与法律

都说中国民众有“仇官”“仇富”心理，其实不然，这只是对政治参与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不公正状况的消极反映。公众所不满的并非官员和富人，而是不满于自身权利的严重缺失。

公正透明的司法能够消除民众对金钱和权力的不信任，化解中国社会的内部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弭合因社会分化造成的体制断裂。

一个法治社会，不管是任何人，都对法律应该有一个尊重的意识。要服从法律，不能戏弄法律。政府应该依法行政，法院应该依法办案，老百姓应该知法守法。树立政府权威首先要树立法治的权威，一个国家法治没有权威，对政府，对社会都有害无益。

我国依然处在一个怪圈当中：虽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尚未形成自动运行机制。虽然上级政府不断发出各种指令，但真正得到有效执行的仍然有限。下级机关和部门无视法治权威、规避法律，拒不执行法律和上级政策决定的能力和智慧与日俱增。

我们在口号上、在文件上法治了，但是在思想上、骨子里仍然是权大于法，县官不如现管那一套。

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整部法律对于“习惯”未置一词，没有开通将习惯理性地转换为法律的通道。法律必须切合于人们的生活，法律无非是为人们提供一些确切的行为准则。事实上，在国家立法之前，社会本身就已经存在广泛有效的规则。习惯就是人们中间自发地形成的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可以设想，没有物/权/法，并不等于现实中没有物权关系；人们会用习惯来处理涉及到物/权的事务。

明智的立法者在立法时，会尽可能地探究社会中的这些习惯。这些习惯未必都是合理的，立法者通过理性的甄别，对其中的合理部分予以认可并予以精确地表述，从而使之成为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

当然，立法者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法律总是存在着空隙。这些空隙在现实中必须由习惯来填补，因而，明智的立法必然会在法律文本中给习惯留出一个后门，承认其具有调整人们行为的权威。

瑞士的民法典第一条规定：“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释上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如本法没有可以适用的的规定，法官应依据习惯法，无习惯法时，应依据他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裁判之；于此情形，法官应遵循公认的学理和惯例。”

有法律时从法律，无法律时从习惯。逐渐将某些合理的习惯变成了法律，填补法律的空白，使法律更好地适应于现实。

中国人理解的管理，就是强制他人，达到执法目的在次，主要是取得身居他人之上的快感，免除自身处于对任何人都无权强制——也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恐惧。

法律剪刀差

“法律剪刀差”这个词肯定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之所以要生造这个词，是因为不如此就难以概括下面要讨论的现象，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似乎在出现一种迹象，即法律的施行，在上层与下层、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适用标准的差异，而且社会地位的位差越大，其标准和结果的差异也就越大。

此种现象不仅表现在贪官的处理上，同时也表现在其它案件上。值得注意的是此类重罪轻判的理由。从目前看，轻判的理由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个案性理由。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更具有制度性含义的理由正在形成，并显得理直气壮。有人论证说，从法理上讲，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只是在执行方式上有所区别。还有一种似乎论证得更为充分的说法是，死刑并不能产生更大的威慑力，或者废除死刑是一种国际潮流。实际上，这些理由都很难构成对这里讨论问题的答案。首先，死缓犯因故意犯罪被执行死刑的情形十分罕见。因此，“死缓”与死刑相比，可谓一生一死，天壤之别；其次，即使上述理由都可以成立，废除死刑为何一定从有权势者开始？再次，立法和执法是一项相当严肃的事情，无论人们在讨论中论证出何种观点，在相关法律没有正式修改之前，都只能按照原有法律执行。但我们看到的是，在有关法律并没有修改之时，对贪官的死刑就已经基本上被废除了。

然而，在对权势者重罪轻判的同时，对一般民众或弱势者“从重从严”执法的现象却屡见不鲜。

政府与法律的势利不仅来自市场因素，也来自某些固有的观念，如对社会成员按照所谓重要与不重要、先进与落后进行区分等，还有所为服从大局等。应当说，这里所体现的逻辑，即对社会成员按照所谓重要与不重要、先进与落后进行区分，这势必会产生一种身份特权，也是导致社会成员不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因。

16.3关于人大与法律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法制的重要形式之一。但是，翻开各级人大代表名单，不难发现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官员比比皆是，占据了大多数位置，“一府两院”的主要领导均在其中，俱统计，中国的人大代表中有70%是领导，有的代表直言：这是官员代表大会不是人民代表大会。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现象被称为“官代一体”。“官代一体”现象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种异化。如果任其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就会蜕变为官员大会，民主就会沦陷为“官主”。

一、“官代一体”混淆了立法者与当政者、执法者之间的界限；虽然从理论上讲，立法者与当政者、执法者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涉及到具体的利益和愿望，普通公民群体和官员群体难免有差异。如果由“官代一体”来制定行政管理法律，那么这部法律很可能凸显出扩张行政权力、漠视公民权力的“简单省力”的倾向，却掩盖了普通公民的正当诉求；没有立法程序面前的人人平等，就不可能有公正的法律；法律本身不公正，还谈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官代一体”就会制造这种怪圈。

二、“官代一体”混淆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界限；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是监督者，“一府两院”和官员群体是被监督者。但在“官代一体”的情况下，被监督者又成了监督者。或者说，“一府两院”和官员群体在自己监督自己。如果监督只剩下自我监督，还有什么真正意义的监督可言。当今中国的形象工程之所以泛滥成灾，与“官代一体”有很大关联，那些形象工程的动议、立项、拨款等等，不都是“官代一体”轻而易举就批准通过了吗？

三、“官代一体”混淆了选举者与被选举者的界限；在“官代一体”的情况下，官员群体既是候选人、受票人，又是选举人、投票人。一般说来，中国的官员是可以连任的，即使不能连任，也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到另一个位置上去任职。这种“官代一体”的选举，也就成了官员群体自己选自己的格局，会出现什么效应和结果，可想而知。

四、“官代一体”还造成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没有办法说真话；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有权力说真话，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说真话。有能力说真话的人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因为官员代表多了，成了大气候，在这种语境环境中，非官员代表要说说真话，即使会上不为难你，会后给你上点眼药，穿个小鞋那是易如反掌；人民代表有责无权，也就很难保护自己，一旦提出不同意见，冲撞了领导，暴露了缺陷，影响到大大小小的官员的政绩和仕途，那就凶多吉少；人大代表任期短，官员寿命长，官官相护一个圈，而一个代表只是“孤家寡人”，这也是人大代表不敢说真话的原因。

“官员代表”代表官员

“很有必要调整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兼职比例。目前的代表结构问题比较突出，党员、官员代表比例偏高。

说这话的背景是，广州500名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占了38.43%，其中“一府两院”组成人员及其工作人员又占总数的10%。广州情况如此，那么，全国的情况呢？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在2005年6月24日做客人民网时透露，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工农第一线的代表大概只有100多人，而具有官员身份的代表有1200多人；此外，蔡定剑统计了过一个市的人大代表，干部代表超过了60％。2005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的构成现状，也曾大声疾呼“代表中的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官员代表大会！”

由此看来，近年来，我国各级人大中的官员人大代表比例逐步增高是不争的事实，此次之所以为媒体关注，是因为说话人郑国强的特殊身份---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他不过是体制内的皇帝新装中说“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小孩。他部份地说出了“官员代表”在当前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制度性困境。

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参政、议政的大会，是社会各阶层、各团体表达自己意见和利益诉求的机关，是选举和监督“一府二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关，“官员代表”过多，就必须挤占农民、工人和其他各阶层的代表名额，让他们的利益不能得到真正表达。郑国强就直言，“党员、官员往往囿于身份，没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本来，现代社会大多数民主法治国家都是实行代议制民主，更多是“利益代表”而非“身份代表”，选民只要选出给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能在议会上为自己代言就行，代表不一定具有本阶层的身份。不过，官员代表却无法成为公众的利益代表，这其中原因姑且不说“选举制度没有真正的体现民意，有一些计划安排的成分，所以官员很容易得到代表的位置。”（蔡定剑语），也就是相当多官员不是真正由公众选举产生；更重要的是作为官员，他们处于社会管理者的地位，相对被管理者的公众来说有其特殊利益，在涉及许多公共事务时，他们的意见不能完全代表公众甚至与公众站在对立面，因此，“官员代表”的第一个制度困境是“代表不能”。

“官员代表”的第二个制度困境是，容易陷入“监督不能”。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大代表一个重要职能是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维护公众的利益，确保政府依法行政。官员自身是行政官员或者司法官员，他们自身之间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和意见的共同体，让他们去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等于是要求自己进行内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而内部监督早就为经验证明最软弱和最无力的一种监督方式，其监督成功只能依靠成员的自觉和道德的力量。这种“监督不能”特别体现在对上级官员的监督上，在现行体制下，官员受到上级官员的管理，官员的任命主要来自上级，那么下级官员要听命于上级官员；然而，在人大会上，上级官员往往面对着的是下级官员人大代表，由下级官员来审议他们的工作和监督他们依法行政，这种由上级官员管理与任命的下级官员人大代表怎么能理直气壮大胆地进行监督呢？对此，汉密尔顿早就作出过经典论述，他说：“就人的天性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

“官员代表”既然面临二大制度性困境，那么当然要尽可能在人大代表中减少官员担当人大代表的比例，使代表成分更为合理。正如郑国强所说：“必须增加代表结构的科学性”。至于如何减少“官员代表”增加代表结构的科学性，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简单的是，在选举人大代表中，真正增加竞争因素，减少人为操纵因素，让代表真正来之于民；说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是否愿意痛下决心，真正推行民主与法治建设。

人大代表，你究竟代表谁？

据《信息时报》报道，在日前召开的2006年广州市人大制度研讨会上关于“人大代表选举中应引入竞争机制，控制‘官员’代表的比例和依法罢免消极作为的‘五不’代表”等的论题被拿上桌面讨论。从制度与组成上提高人大的监督力度与监督效率，这样的初衷确实值得肯定。但依笔者观点，其对人大问题的看法却只是几乎正中要害而已。

人大代表究竟代表谁？这个经年累月的老问题，我们却总是一次次当成新问题来研讨。在学术界已经几成共识，但在具体推行与操作上却总要明知故问地一次又一次研讨。代表兼职化之下，官员代表的问题只是表面文章。

大量官员（近几年又加上了一个先富阶层）端坐在代表席上，堂而皇之的表决自己一年来的工作，这种“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在一次次研讨中让民众变得麻木，也让官员代表们变得那么理所应当与泰然处之。我们不搞权力分立，但权力至少也要有一个分工吧？让官员回到被监督席，为什么在中国会这么难？到了现在，仍然还在小心翼翼试探性地去“控制”官员代表比例，而且还是在研讨！

事实很清楚，那么大比例的官员代表究竟在人大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仅仅不是鼓掌通过罢了！而且更可怕的是部门利益与官僚利益的一次又一次合法化！再加上那些原本是想“图个名”的先富阶层（现在恐怕是真正知道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了），他们代表自身利益无可厚非，但是在普通选民利益代表严重缺位的情况下，这将是最大的制度不公。刻意抹杀人大代表的职业属性，一味强调虚幻的普遍代表性，不知是真的没有认识到，还是“利益决定屁股、屁股决定嘴巴”！

官员代表的问题，根子在于专职化长期议而不行。广州的研讨不乏真知灼见，虽未触及问题根本，但已然走在其他地区的前面。一个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的改革，需要一个区人大去考虑，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

再来看所谓的罢免“五不代表”问题，笔者倒是觉得这个建议实在是打错了板子。兼职代表们在日常工作中都是身担要职，长官与老总如此众多，平日公务何其繁忙，怎么有时间有精力去筹划提案？即使愿意搜集提案倾听民声，经费又从哪里来？就算提案上来，所谓隔行隔山，一个人在一个行业是专家，在另一个行业就是最可怕的魔鬼，谁能保证提案的专业性与效率？兼职代表制度的最直接和最不合理的后果在于，议政效果的低下和“高度虚幻一致”之下的不真实民主。无怪乎放着那么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人提(没有人愿提？没有人敢提？！)，却总是有一些“市花”“市草”之类的建议出来…制度使然！

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代表作不作为的问题！先不奢谈县以上那些非直选的所谓代表，就以基层代表为例，我们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代表是怎么产生的？他们究竟代表谁？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代表有能力、有精力去真正代表民意、履行监督职能？“五不代表”的问题，在真正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才应该成为问责的标尺。.

人大代表究竟代表谁？不能仅仅是一次次追问，应该是改革与推进的开始。让书记回去好好地当书记去，让官员回到被监督席！

从制度上解决人大代表专职化设计，给人大的监督提供最起码的体制前提，才是解决人大问题的真正切合实际的开始。一直在外围隔靴搔痒，不光不能解决问题，久拖不决还会使问题的解决越发困难。

人民代表大会缘何开成了“官代会”？

首先，代表结构问题相当突出。数十年来，地方党委、政府及主要职能部门的主政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选举”成了全国或省市人大代表。之所以如此，估计既与官本位根深蒂固有关，同时也存在某些“内部掌控”方面的原因。在这种政治惯性的推动下，历届人代会期间，话语权势必向官员代表倾斜。相形之下，由于平民代表人数极其有限，来自社会底层的“民声”也就难免不被大量八股般“官声”所淹没。

其次，平民代表诉求渠道不畅。会议期间，不少官员代表口若悬河，指点江山，且多以勾勒本地区、本部门“美好蓝图”，或巧妙的“表扬与自我表扬”为主。在这种语境中，原本人数就不多的平民代表，怎敢与同在一个组参加讨论的书记、市长唱反调，如实反映社情民意特别是群众疾苦呢？平民代表会上斗胆“放炮”，固然履行了做代表的职责，可在公开场合不给“父母官”面子，天晓得会由此造成什么难以预料的“后遗症”？

为避免人代会开成“官代会”，各级人大常委会应该做好这样几项工作：一是尽快调整代表结构，大力削减官员代表比例，适当增加普通群众代表数量；二是对代表提案和发言内容作出必要的规范，要求必须有多少篇幅和时间专议民生问题；三是建立相应的会议制约机制，不允许官员代表夸夸自谈，把人代会作为“高峰政绩论坛”；四是有的分组讨论，不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甚至可以让本地官员代表暂时回避，以利于平民代表畅所欲言，自由表达来自普通群众的呼声。

在当今社会转型变轨，各种矛盾并存，社会各阶层利益剧烈碰撞的特殊时期，农民等弱势群体是“沉默的大多数”。农民为什么沉默？不是他们没有需要表达的愿望，不是他们没有正当而急迫的诉求，而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话语优先权；通俗地将，就是没有说话的地方。所以他们只能保持沉默。但是，各级人大代表，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体现人民意志、议政监政督政的法定代言人，为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沉默无语呢？

“人民代表”不是荣誉、不是称号、不是特权的象征和虚张声势的“红顶子”；而是肩负重担的一种职务。而有职务的人就应该负责任，人大代表为什么沉默？究其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如代表产生的渠道和程序问题（名义上是自下而上，实际上是自的上而下）；代表的政治热情问题；代表的自身素质问题和参政议政水平及能力问题等等；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当前这个群体还吃着“政治大锅饭”，过着计划经济时代“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幸福生活。

在美国，国会议员不但是专职的，而且国会还为议员配备了大量助手。

在当今中国的政治语言里，“官员”没有“党委官员”的提法，主要是指政府官员。从人大代表的职责来看，人大代表去官员化提高是指政府官员和法院、检察院的官员，而不是包括党委的领导干部。因为国家公职人员不应同时充任两项公职，负责两项相互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职责。如果要当人大代表，就不应该出任政府官员或者“两院”工作人员。否则，一个人作为人大代表是监督者，作为政府官员是被监督者，他就无法履行职责。作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执行者，“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么不参选人大代表，要么在当选后辞去其担任的“一府两院”及其有关工作部门的职务。这应是现阶段人大改革中可以立即实施的举措。

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很少能在街上看到重要的政治人物，全国人大也很少征询普通人的意见。西方评论家认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大多数只是举手机器。

在领导者更象父母而不是公仆的中国，如果人大代表能够在公共媒体亮相，将减少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让人大代表成为专职人员，有办公室、有预算和工作人员，从而让每个代表拥有公平的机会。

中国从八十年代以来，国人对法治的需求经历了渴望立法、寄望司法和限制行政权三个阶段。现在司法独立和行政权限制已经有所进展，但人大制度改革却一直不见动静。

目前人大制度的薄弱环节存在对行政限权和司法独立的负面影响：一是人大制度缺乏刚性，导致行政主导的总体旧制无法得到有效改变；二是柔软的人大无法对司法形成制度性支持；如外国司法部门的经费都是从国会获得支持，而中国的国库控制在行政部门手中，司法独立需要的独立用人权和财政权都无法从人大获得支持。

司法的命脉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独立也就无法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大制度的停滞状态不但影响了民主的进程，在具体制度的变迁上更是拖了行政限权和司法独立的后腿，使得后两者的改革很难继续下去。

立法的严肃性会导致立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效率，但这种低效率必须能被容忍；而代表人数过多就很难被容忍了。因为有人曾经研究过，任何一个会议，人数超过一千就无法议事。

局部改革最容易出现的困境是提、头痛医头的结果，头治得暂时不痛了，但别的部位却痛的更厉害；解决小问题后却出现大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会上一直对司法独立抱有怀疑，因为是司法已经很腐败，在现有制度下让他独立是不是会更加腐败。

西方政治制度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或者上院和下院。这种区分的目的还是分权；立法权强大使得除了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之外，还需要用立法权本身的分权来限制其权力，以保障立法过程中各种利益较量能够以比较均衡的结果出现。议事结构之间本身的相互制衡是立法合理的重要保证。

16.4关于民主与政治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未来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如何民主化上，同属于改革派的经济派进派和渐进派，都没有找到符合实际的切入点。大陆政治民主化的切入点是什么？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也许是一个现实的切入点。

政治民主到底是为了什么？英明的独裁要比大众民主在行政决策上效率高，成本低，人们为什么还要选择民主政治？这是政治权力的特点决定的。为了顺利运作，政治权力总是与军队、警察、司法等暴力工具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政治权力就具有了两面性，它既可以通过暴力为公众利益造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政治权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权力；它也可以利用暴力谋取个人或者小集团利益，成为掠夺人民财产和生命的私人暴力。

如何确保政治权力能够真正为公众谋福利？必须做两件事，一是在权力来源上，确立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理念，并通过代议程序把权力赋予当权者；二是在权力的行使上，得到人民代表的同意和监督。

大多数民众要么没有能力从事政治，要么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最低的期望就是政治不要伤害他们。能够伤害民众的不是政治权力，而是政治权力可以动用暴力。民主政治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政客们不能动用暴力恐吓民众服从他们的意志，他们也只能想办法迎合民意，为民办事，取信于民，从而让民众自愿服从政客的安排了。

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是，行政管理者对军警司法的动用，必须得到人民代表机构的批准。目前中国各级行政不仅可以任意动用警察，干涉司法，甚至发展到为私人集团的利益动用暴力，这种行为可能导致的最危险趋势是，经济的私有化导致权力的私有化，权力的私有化进一步导致暴力的私有化，行政最终沦落为与民争利的暴政。而执政者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权力与暴力结合，从政就是拿生命做赌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治权力之争，都或多或少的动用暴力，结果都是一些失败的政客或被迫害或被惨杀，政治成为人们在身心上最残酷的游戏。民主政治让所有从政者远离暴力的野蛮和生命的危险，成为文明行为和赢得民心的舞台。

权力的使用过程需要监督和约束。目前中国采取垂直领导体制，由上级领导来管理、约束下级领导。这种垂直监督注定会失败，因为二者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上级领导要有效地监控、约束下级领导，必须对下级领导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至少在获取有关下级领导的信息上，有一定的对称性。但实际上，一方面上级领导和下级领导不在一个地方工作，存在时空的距离；另一方面上级领导面对的是数十个下级领导，再加上正副职，如此数量众多、分散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的下级，上级领导如何能时刻了解他们？在这种监督、约束不力的情况下，出现贪污腐败分子，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某个地方的人才能了解该地的领导，也才能监督、约束他们。因此只有通过与各级、各地政府相平行的人大，才能真正地监督、考核、约束各级各地的领导，并确保司法的独立性。即从现在的垂直监督演变为平行监督。

目前的问题是，各地的人大并不能对各级政府产生有效的监督。根本原因在于现在的人大代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代表。从构成上看，各级人大代表有三分之一是政府官员，让他们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另有三分之一是劳模、名人、企业家等，他们成为人大代表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而已，作为民意代表行使对官员的监督，可能既不懂财务，又不懂法律，根本就没有行使人大代表的能力；还有三分之一才是真正的人大代表，但还是兼职的，作为普通老百姓，他们每天要忙自己的生计，哪有多少时间去做调查，提出反映民意的提案，时刻监督行政官员的行为，确保司法的公正性？

因此要实现平行监督，各级人大代表必须专职化。政府官员必须全部退出人大，成为被监督的对象；进入人大的各行各业的名人，应该经过严格的财务、审计、法律、行政知识的考核，不合格的也要退出人大；民选人大代表一律实行专职，凡是被选入人大代表的人，必须辞掉一切工作和职务，专心从事人大工作，工资由国家财政发放。

目前民众上访人数越来越多，但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不是信访体制落后，也不是民意渠道不畅，而是分级治理、平衡监督的失效。无论在行政管理还是企业管理中，人们总是认为，上级可以解决下级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正如下级解决不了上级的问题一样，上级也解决不了下级的问题。有效规律的一般规律是，不同层级的问题必须由不同的所在层级的管理者来解决。

正义是政府行为的基本道德标准，但各级行政官员行使正义的力量不是源于上级政府领导，而是他身边的民众。只有行政所在地的民众及其民众代表，才能真正给他正义的勇气和力量。各级专职的人大代表不仅仅是对官员行使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更重要的是，他们赋予那些为民谋利的官员以正义的力量。

政治权力与暴力严格分离，让军警司法职业化和独立运作，在目前各方利益冲突加剧、尚需权威政治的中国，现在还无法做到。但人大代表的职业化，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现实切入点。它不仅他利于约束政治权力对暴力的使用，而且在监督各级政府的同时，赋予官员正义的力量。社会冲突增多，腐败盛行，意味着暴力的增长和正义的缺失，这是对民众安全、国家稳定的巨大挑战。

中国国务院于2005年10月19日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

按照国际主流观念，民主制是民众自主参与政治决择的程序安排。人民的自主决择，意味着不存在民意之上的领导者：政党与意见领袖只能主要通过引导舆论来引导民意。中国式民主设计了民意之上的领导者，这种特殊安排必须对应着特殊理由。对此，白皮书的解释是：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具体说“共产党领导”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保证政权稳定的需要；是把亿万人民团结凝聚起来的需要。

这种表述背后的逻辑是：民主是有价值的，但它并非唯一值得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除此之外，中国人还需要实现诸如经济发展、民族复兴、维护统一、社会和谐、政权稳定、凝聚人心等多项目标。将民主的重要性置于上述目标之后，符合人类价值需求的层次结构。在现实条件下，保持“共产党领导”是实现上述诸多目标的前提与基础，“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动摇意味着政权稳定性的动摇，必然损害诸多目标。因此，包括政治民主在内的其他目标不能损害“共产党领导”，有必要对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民主理论进行改造性的诠释，使之能够与中国的现实国情水乳交融，这就是以“共产党领导”为特征的中国民主模式产生与存在的理由。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的确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任何一种文明模式、思想理论、或者政治强权都不能垄断对民主的解释权。人类实现民主价值的形式不但会因国情、人文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绝对的民主模式。前苏联已经发生的剧变印证了中国执政集团的担心：伴随着执政党领导地位丧失的，首先是政权稳定的丧失，然后是经济崩溃、国家分裂、社会失序、许多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遭到伤害。无论是从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还是从执政党的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都绝不会容忍上述情况发生，这是白皮书所要传递给世界的信息之一。

同时，白皮书也表现了中国执政集团对主流国际社会公认的民主、人权、法治等政治理念的部分认同和靠拢，中国并不愿意被孤立在主流国际社会之外。一方面，将民主拒之门外将导致中国与国际潮流背道而驰，使中国的各种潜在对手得以聚集力量；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与政权稳定可能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直接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也将破坏中国社会与政权的稳定。

白皮书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估计充分，但对她与国际接轨的迫切性估计不足，对利用民主政治建设化解国内外矛盾压力的准备不充分，措施不够明晰具体。“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绝不能动摇，但民主政治建设可急可缓；下一步的快慢和方向，既取决于内外条件的客观可能，也取决于执政党的主观努力。

中国人民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开始呼唤权利、平等和法治，对社会制度的完善化已经产生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从近几年发生的数量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的各种维权事件中不难获得证实。而从这类问题的解决效果来看，民主诉求宜“疏”不宜“堵”。其实，民主对中国执政党并非毒药，而是良药。正视民主意识的民间诉求，和正视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是同样重要的事情，而努力使二者协调发展则是对执政党智慧和能力的考验。

民主从功能上说是满足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政治安排和政治制度，所以民主不是主观选择的，与其说一个国家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不如说这个国家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民主的选择要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

西方的民主设计基本上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中国也有权力和权利关系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解决发展及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说：“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这段话是中国民主观的集中表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说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这三条标准。

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当前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变革时期，分化出所谓的强势力群体和弱势力群体，有些群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降低了，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分化，保证共同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白皮书承认中国民主制度仍未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亦在一些部门蔓延，因此有必要完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政府的权力。

但是，“制约和监督”比较难，理论上，制约和监督的对象是执政党，但谁来制约和监督呢？一般西方国家，有政党政治，也有政党轮替，但中国不会“照搬别国模式”，必须坚持的是执政党的领导及执政地位不可改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中国第一次就民主政治现状作出总结性发言，不仅全面展示了中国的民主成果，而且标志着：民主，已经成为执政者高度重视和自觉追求的执政理念。

中国人一百多年以来的政治主张，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一是民族；二是民主。前者是要摆脱任人欺辱的命运，解除外来列强对于中国国家所有权的控制；后者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解除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对于国家权力所有权的控制。

首先，民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等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而通过民主机制维护社会公正，恰恰是消除这类社会裂痕的必由之路。如果排斥民主，贫富差距将演变成政治等级制，经济不平等就会延伸成政治不平等，其结果必然是将已有的社会矛盾推向一个危险的极端。

其次，民主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尽管民主也可能产生“多数人暴政”之类的负效应，但从人类历史上看，“少数人暴政”远比“多数人暴政”多得多。民主政治正是在克服“少数人暴政”的基础上产生的。任何现代国家，实际上都应该是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三位一体的社会，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性，只能诞生于民主基础之上，而法治框架下打造的人权保障机制，也能有效地避免“多数人的暴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民主是一切公民权利之源。公民权利表现为生存权、经济权、文化权、言论权、出版权、集会权、结社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对于公民而言，生存权等等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只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参与政治的权利才是最基础的人权，其实质就是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可以生发、推导出各项人权，如果没有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其他的什么社会、经济、文化权利都只能是空谈。从历史的经验看，人权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民主打造的模具。正是民主制度的确立，才让广大人民有了各项公民权利。社会反常现象的起因就在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权之外。

中国是精英政党领导下的民主制。中国社会不是被阶级或者利益集团区隔的社会，政体也不是以阶级斗争的制度化为基础的政体。无论中国革命或作为其产物的现行政治体制，都没能割断中国历史，也不可能割断。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以阶级或者利益集团为基础的政党，不是“一党、两党、多党”的西方“议会政党”，而是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工具。

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不是以社会集团分裂为基础的“多数决”机制，不是以党派自由竟争为基础的议会政治。“人民”指的是“全体人民”，反对革命者被驱逐出“人民”的范畴。对第一代共产党人而言，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以分权制衡来限制代议机构的权力拒绝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中国共产党设计了“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彻底民主”制度。这是中国《宪法》“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思想来源。这个制度拒绝分权制衡，要求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分工不分权”。这种民主制度还有一个粗壮的经济指柱：生产资料公有制。

“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固然民主程度更高，却也成为“党之治”的经常，中共党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绝大多数席位，共产党当然拥有了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在内的“一切权力”。又由于共产党实行了“民主集中制”，“一切权力”也就被集中到了党的最高核心机构。因此在制度上，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导致了国家由共产党直接治理，这就是许多人感到中国不是“民主”，而是“党主”的原因。

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一旦共产党退还了，整个政府、乃至整个社会也随着退还。如果这种退还再伴随着外部的强大压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会遭遇极大危险。

所谓的“革命”，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新一轮权力分配，是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的，造成的痛苦却要老百姓去承担。

民主与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四大权利属于政治自由范畴。选举民主与政治自由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的问题是制止腐败。选举不能制止腐败，也止不住共产党质量的退还；相反，选举导致腐败，因为选举游戏制造腐败。选举游戏内含一个铁三角，即政客——选民——金主构成的三角关系：政客必须通过媒体等各种手段引诱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为此需要尽可能多的金钱；总有金主向政客提供金钱，以求借助权力谋取更多的资本；胜选后，政客要以公权回报投自己票的那些“相对多数”，还须以公权回报出钱的金主。“相对多数”与全民的“公意”未必一致；金主的私利不仅与“公意”不一致，与支持政客的选民的利益也未必一致。所以自古以来，“多数决”必定产生以权谋私。在西方，选举产生的腐败是靠法治来控制的；在发展中国家，反对党靠反腐败上台，也因腐败而下台，政党轮流上台搞腐败，选举成为腐败机会之轮流。

防止共产党退化，保持其公信力，即“合法性”不在于直接选举，而在于建立法治政府；在于建立专业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即成熟的公务员系统，并实行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分权制衡。当违法行政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政府才可能真正依法行政，政府官员才会小心翼翼，政府也才能拥有“合法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应该是实行党政分开，建立法治政府。执政党退出日常行政，专门制定大政方针和选派政务官，从而减少执政党腐败的机会。同时用分权制衡来规范政府公权。应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转移到法治建设上来，把遵纪守法作为党政干部评估体系的核心标准。也就是说，应该坚持中国政治智慧的一个优良传统：“治吏不治民”。

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就产生了利用政治权力发财富，甚至达到暴富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培养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相对剥夺感”增加，为产生社会骚乱性事件培育了社会情绪。

一个社会的稳定或者不稳定不能由它所产生的满足程度或者挫折程度来判断。一个社会特征不仅表现在社会分层上，而且也表现在互相冲突的社会各群体间的权力关系体系上。这样，占有统治地位的群体在一个社会中握有大权，与人们根据其社会和经济地位来接受属于他们的特权和负担相比，可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换句话说，政治权力的集团性垄断和社会各利益群体缺乏最为基本的博弈，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因素。但对于这一点，恰恰是执政集团中的一些人最不愿意承认的。不检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而政治集团对上述问题的态度，又决定了政府处理社会危机和抗风险机制的脆弱与欠缺。

在目前阶段，执政者持有的决策理念对于处理社会风险基本上遵循两种思路：一是强化专政机关，对民众的利益表达进行压制，用政府权威赋予的暴力和强权手段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二是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强调以民为本，要求既得利益集团保持一定的行为克制，让出一部分利益给群众，以求一时平安。显而易见，第一种主张强调的是国家机器的作用，是政权既是专政工具和暴力机器这种理念的现代运用；第二种主张虽然承认了民众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认为现存的政治架构可以代表和协调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这两种主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政策就是软硬兼施的现代统治术。虽然这在一定时期内也许有一定的效力，但最终只能让中国社会积累更多更大的风险。

一定要建立民主的宪政体制，就一定要开放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实行公平和理性的利益博弈。

首先，应当逐步建立体现民主和宪政精神的政治体制，这样才能真正树立国家政权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政治的统一性正在发生改变。在以往及现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逐渐被地方党政权力的自利主张所消解。

其次，要建立或开放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允许农民、工人和社会其他利益群体形成自己的表达组织，如工会、农会、商会等。因为目前的工农维权抗争活动是作为一种政治压力而存在的，而社会对这种压力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社会的承受限度被突破，就会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失去平衡。因此，随着工农维权活动的不断强化，更需要寻找有效的途径将其纳入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发展轨道。

因势利导是一种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要让工农利益得到组织化的体现，从而将容易引起社会安全问题的群体性、突发性、骚乱性事件引导到一个有序的系统内。然而，目前的主流意识和地方当政者的决策理念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工作方向。从这种认识出发，一切试图实现群体利益组织化的行为都被视为是不正常的，甚至把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做的努力当成是对现行政权的挑战，并且定性为犯罪行为。事实上，利益组织化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是把双刃剑。就目前的中国社会而言，让工人和农民有自己的利益组织不仅是他们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国家长期稳定发展是有益的。因为，工人和农民有能力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处于强势的资本所有者和公共权力掌握者对他们的侵权行为，使社会处于相对均势。

当下中国仍然处于立宪政治时代，这是近代以来始终没有完成的一项任务。尽管中国有宪法，也有一些现代宪政制度的因素。但却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宪政政体框架。因而，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和平而理性的体制内讨价还价机制，社会利益的分化很容易演变为社会冲突，不管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面临治理危机。

宪政治理派坚守中庸原则。它致力于寻求权利与权力间的平衡：天真的自由主义因为追求个人自由而倾向于否定国家权威，宪政治理派则并不否定国家权力，但又试图限制和约束这种权力。它认为，政府的权力必须接受司法的审查，它要求国家尊重人民的权利，这样的权力不是光写在纸上的，而需要由独立的司法机构予以切实的保障。

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通过定期选举的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一种定期纠错功能，错误不易积累到极致，遭大多数人反对的领导人也不可能长期占据高位，除非民主程序被扭曲。换言之，民主制度具有一种防止“暴君”的功能。它虽然不能保证比在其他体制下治理更有效，但成熟的民主制度能够避免最坏治理的持续，这就是民主制所谓“最不坏”的特征。

暴君的出现有两大必要条件：一是领导人具有足够个人威望；二是有着不受限制的任期。即使具备这两项条件，暴君的出现也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

条件不成熟的民主化过程易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和国力大幅衰退；越是规模大国，动荡与衰退越甚。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政治转型期的混乱不但会导致国势衰落，而且可能使许多人的基本生存丧失保障，制造大量难民。

当下中国的政治实质是混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统资源（包括儒家）与西方现代模式的“四不象”。这种大杂烩应付了转型期不断发生的种种变化。现实是混沌的，政治的艺术往往是综合的艺术。

民主，或者以民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间主流舆论为解决精英集团问题而开出的药方。目前，公认比较“成功”的民主形式只有西式民主，而这也正是中国民间主流舆论多年来追求的目标。问题在于，西式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它能起到的作用又是什么？

人都是“经济人”，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利益主体是高度多元化、高度分裂的。另一方面，民主体制需要有大体上的“共同利益”作为基础，人与人、阶层与阶层、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分歧的大小，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至于完全可以用“投票的方式”，而不必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

西式民主并不是一种普遍适合的社会政治体制，而且由于对人均资源的过高要求，它特别不适合于中国。因为在人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有必要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也就是以公共权力掌握有限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一方面以强制手段平衡和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整合与调动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在人均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一定限度的集权是必要的。这就是管治型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源。

就目前中国来说，在推行多年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与此同时，在人均资源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又不可能维持一个庞大的、昂贵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国当前的根本问题是，公共权力出现腐败，不能很好地履行平衡与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职能，甚至使权力与资本相结合，扶持强势集团、盗卖国有资产，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稳定。

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必然要面对一个政治亲算问题。

实际上，只要有社会，就会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权力，就会出现权力的腐败，这并不奇怪。由于公共权力长期存在腐败现象，国家机器今天实际上也处于某种“亚健康”状态。对此，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即加强中央的权威和效率，以党治国，以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工作”能力。

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超越经济目标去确立新的政治体制。要实现这些目标，不能走民主自由政治的道路，因为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有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因为它不一定能帮助实现社会公正，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因为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偌；要改变中国的现状，最好的方案就是“仁政”，用儒家的政治哲学规定中国的政治。

中国政治两千多年的体制，根本缺陷是缺少自上而下的制约，所依靠的是意识到“载舟覆舟”的掌权者的自我约束。这东西是越到下面越不灵，因为皇帝的位置可以传给儿子，不能把权力传过儿子的人就只有传银子了。

社会是否多元，是否允许社会中不同利益的人群有独立的声音。目前的中国社会，有工人、农民、企业家、医生、律师。。。。。。在一个许可多元因素存在的社会里，就会有工会、农会、商会、医生协会、律师协会。。。。。。进而就会有工党、农民党。。。。。。它们代表特定利益，又在特定范围内起到一定的自我管理和约束，还可以对政府有一定的约束。如果这种基本的社会多元缺失，就不可能对政府的公权力进行约束，因为个人是无法对抗政府的。

切入点只有一个：削减政府权力，改变它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功能。削减下来的空间，给民间组织。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逐步削减政府权力，逐步建立多元化社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理论家胡福明在总结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时说：“他们垮台的教训只有四个字——没有民主”。他认为，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让苏联共产党走上绝路的。苏联共产党执政后，掌握了全国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难免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出现特殊化、特权化，还有报喜不报忧、阿谀奉承、脱离民众等等问题。本来民主和民主政治是可以避免这一切消极腐化现象的发生。但是，对斯大林的忠诚成为选拔干部官员的唯一标准，这样选择的官员必然惟命是从，对上负责，对下压制；结果是党员和民众都没有民主权利，天长日久终于被抛弃。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来比较扁平的社会结构分化为若干个不同的阶层、集团，各阶层、各集团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这些阶层和利益集团，一部分是改革的受益群体，随着改革的进程，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和财富，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能够影响甚至左右政府的政策；另一部分是改革中受损害和边缘化的群体，在改革初期他们还享受到一些好处，现在则基本上处于只承担改革成本而没有受益的地位。

此种情况下，种种关系错综复杂，摩擦不断，矛盾激化，最突出的问题是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措施往往对贫困阶层、弱势群体不利，从而引发一次次“群体事件”。对于众多弱势群体的维权行为，地方政府往往支持强者，对弱势群体压制甚至暴力镇压，造成流血事件。地方法院常常不受理受害者的诉讼，检索受理了也难公平审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已经开始危及社会的稳定，社会冲突在进入新世纪的几年间更趋频繁。

研究社会发展路径不能只着眼于经济体制方面，应该重点考虑调解利益关系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保驾护航”，才能巩固成果，消除弊端，推动其向正确方向前进。

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损害公众利益的政策和行径，深究其根源，都源于现行政治体制。出台的许多改革政策似乎不再是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垄断权力以霸占垄断利润；不再是为了公民和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部门和个人的私利。改革明显走上了一条“权财揽进来，责任推出去”的严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合法剥夺的手段。这些问题都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进步的。

中国的改革何以会走到这一步？归根结底是政府权力没有约束，政府行为缺少监督。那些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政策都是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制定的。显然，政府或其政府部门在如此作为时并不代表社会公众利益。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作为呢？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中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非常之脆弱。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各级选举流于形式，各种操纵行为非常严重。正因为人大代表并非真正由公众选举产生，他们自然难以代表民意，对选民负责。正因为政府官员的权力并非真正由公民授予，公众也就无法监督和约束他们，他们也就难以认真考虑公众的利益。

要消除这种弊端，唯一的出路是建立起现代政治文明，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各级政府的乌纱帽由选票决定，而选票掌握在人民手里。只有民主宪政制度才能保证改革向着有益于社会广大公众的正确方向。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集权是一种坚硬的团结，对于弱势群体的生存安全和快速崛起是必要条件。当个人的生存和安全业已在群体中实现以后，发展和富裕就成为个人的主题，集权便成了个人创造性的障碍，这时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游戏规则，一种在每个人追求创造与利益的博弈冲突时能得到建构性解决的方法，迄今为止，人类能找到的，大概只能是民主政治。

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对权力的改革，是集权政府把经济权力归还给个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极大地喷发并进一步激励获取更多个人权利的欲望。然而由于个人追逐利益的冲突日益增大，而实际产生的个人财富差距巨大，又进一步刺激和推动这种冲突更加激烈地发展。这样一来，在传统集权坚硬团结的外表下，涌动着激烈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这种政治博弈的力量将导致中国政治的进化，但问题是如何确保这种政治博弈是建构性的？

政治是一种运用权力的规则。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对权力的放弃过程，但在一定职位上的官员，是否心甘情愿放弃这些权力？当市场化的改革导致个人欲望极其强烈之时，似乎没有理由要求官员都能做到清心寡欲，权力的寻租和出租必然发生。这样，政治民主化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表现为，用权力换取钱财，即权力腐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权力腐败令人深恶痛绝，但他却是一种进步。因为，对于一个没有权力的人，用钱可以从政府买来政策的许可，总比在极度专制下“就是不准干”要好。

贿选是政治民主的第二阶段。当在基层全民选举时，一些人为了能获得政治权力，就会用钱去买选票。这同样令人深恶痛绝，但是相比第一个阶段的权力腐败，这又是一个进步。因为，从民贿官到官贿民，权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转移。对于老百姓来说，卖选票的一点收入，总比以前不仅没有权力，而且还得花钱从官员手中买权力要好。

当民众不再愿意出卖选票，政治民主就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议题阶段。在议题阶段，政治人物只能通过媒体炒作民众关心的议题来赢得多数选票。此时民众未必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在狂人或者毫无诚信的人可能会登上权力的舞台。而当民众从政治人物的媒体操纵中得到教训，提高了判断力，政治民主就进化到了成熟阶段，即决策性承诺阶段。

以冷酷的目光看，政治从集权演化到民主，必然要经历权力腐败、贿选买票、议题操纵和承诺民主四个阶段，然而，处于进化中的执政党应当清楚，虽然这个过程必然发生，但是并不等于过度发生，无论是那个阶段过度，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博弈。

孟德斯鸠说过，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权力运用者还有一种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在对权力还缺乏有效制约的时候，权力运作者每增加一项权力，实际上就是给执法者增加了一份谋私的可能，就给公众增加了一份被侵害的危险。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宪政”是阳光普照的必要保障。

毛泽东说：“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宪法时代必须约束政府，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没有对它的约束就没有宪政的基础，要把权力从公共权利的坚硬的壳里解放出来，政府只能充当市场的守夜人。这是民主最起码的前提和条件。

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可以平等切实参与国家管理。民主政治首先应该是廉洁的政治。行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压倒一切，行政没有相对独立性，更谈不上科学体系，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属品。

行政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往往外比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尽管教训很多，但行政决策在某些部门长期存在的主观性、随意性等弊端，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改变。

法治与法制是不一样的，法制是国家建立一套法律制度进行统治管理，而“法治”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约束权力本身，宪政的实质就是限制国家权力，法治的提出暗含了宪政精神，开启了通往宪政的第一道门。

在中国，正确的少数常常成为社会的公敌，尤其是在思想禁锢的时代、专制横行的地方。人们知道，民主的要义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在专制和假民主的社会，多数的意见也就是统治者的意见，并非他们内心的意愿。

正常的社会，不应当让少数清醒者受难或受压。不让他们受难或受压的途径，就是给他们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会让有独立见解的人觉得无地自容，不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见解而丢掉工作、失去尊严、甚至丢掉性命。只要给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不以势压人，悲剧就不会发生。

有些思想不被人们所接受，并不是人们认识水平低，而是统治者出于偏见或者需要，一开始就将其置于不利的地位。

专制这种病菌特怪，专门诱发人性的丑恶。这种病菌实在令人恐惧，人们为了自保，便互相出卖。在对专制的恐惧中，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还常常要与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

专制使人心变得冷酷，使亲情友情变质；而且都有一种堂皇的理由，借着所谓的大义、大局来为人性的泯灭开脱。

专制的国家往往总是一个人把权力握在手中，不管多么衰老，多么力不从心，也不肯撒手。人终会衰老，终会力不从心；一个衰老的人，一个力不从心的人统治国家，给老百姓和国家带来的会是什么？年老的人掌权，由于有威望、有经验，有利于国家稳定，这固然是国家百姓之福；但年老的人掌权常常只想稳定，或只想统治的稳定，而不顾及国家的发展，这就不能说是国家百姓之福。

在专制的国度，权力就是荣耀、权力就是幸福，就是一切。

自由、民主、平等是高尚的人权理想，但真正要得到实施必须依托于法律保障。如何依托于法律保障？有人主张“眼睛朝上”，推崇“精英政治”班子。他们认为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从政，意味着“速度与效率优先”；法学家从政，意味着依法行政。但是，毕竟他们还是单个的个体，一旦从政，必然受到政治体制和上下左右的制约和影响，加之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个人的作为能在网状的官场发挥多大的作用？

既然“以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那么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治建设就是前提。而执法者也是“人”，如何保证他们行使“法治”而不是“人治”，绝对不是一个“法学家从政”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只有加强民主与监督，切实制约权力，才是上策。那么，“还权于民”十分重要，只有人民群众真正拥有了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选举权时，人民才真正地当了国家的主人！当人民手中拿着官员的乌纱帽，当人大代表真正代表人民（不是官员代表），当新闻舆论监督有法可依并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当公开、公平、公正不再是一种理念而是人民的切身感受时，政治文明的凯歌才能在中国大地响起。

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参与来确定的，一种民主必须先要有一定的广度，才能评价其深刻、度。一个社会内少数人完全有效的参与，不能构成民主；无一定程度的广泛参与便无民主可言。广度是第一位的，取得合理的广度后，下一个问题才是要看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和有效。

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且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了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腐败已经威胁到中国现政权的生存。２００３年有五万八千人公开抗议腐败等问题。政府不能阻止老百姓发牢骚，但也不能让任何人威胁政权。

让人思考的是，怎样来厘清权力与民主的关系。是权力大，还是民主大？是权力领导民主，还是民主领导权力？是民主授予权力，还是权力授予民主？从选举这件事情看，应该是民主在上，权力在下，权力是民主产生的。可是在权力者那里，就完全颠倒了，民主沦为权力的奴仆。看起来民主是佛，权力是魔；民主是猫，权力是鼠，而实际情形呢？民主的可悲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民主成为权力的“工具”——如果“魔鬼”干尽坏事，就有“菩萨”替它当靠山；可怕之处也正是在这里。

在专制体制下，要想当大思想家，首先必须想办法当上大权力家。

为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近日湖南省委在党代会召开前夕，真诚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号召各界人士共同出高招、献良策。目前，已收到各类献计献策函7000余件，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10多个领域，其中，涉及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湖南、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等主题，成为献计献策的焦点话题。

在决策前，征求大家意见，使决策科学合理易于操作，这叫民主作风。公众中多数人产生一个决策，交又政府部门执行，这叫民主制度。

从古至今，把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混为一谈的不在少数。有人愿意这样做，能形成一种民主繁荣的假象。

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执行这种制度时，无论怎样发扬民主作风，都不是民主；集权者就算把所有人都征求遍，还是专制。

民主是一种公开。从决策的发起、倡议、宣传、讨论、投票、同意、执行、效果，所有环节，全是公开的，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

民主作风是一种作秀、表演，只公开征求意见一个环节，上述的其它环节全是暗箱操作。公众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所谓的征求意见、献计献策是一种民主作风，因为主动权在你手里，怎么听，听谁的，什么时候听，在哪里听……一切都是你说了算。你让我说，不说白不说，但只是高兴一时；一切你说了算，我说也白说。这那里是什么民主？充其量是个好作风，如果不从根上实行民主制度，发扬民主作风又有何用？这有点象给太监发安全套。

要"民主作风"更要民主法治

日常一些常用的和重要的词语，不一定经过了认真的思考。

平时说领导干部“有民主作风”，大概要表达的是对他有“好脾气”的印象。领导干部主动做自我批评，喜欢说的一条缺点是“有时发扬民主作风不够”。因为他知道这不算什么大毛病，也利用了“民主作风”的含混特点。这“作风”怎样才足够，怎样不算够，有谁知道又有谁来加以界定呢？

“民主作风”，按合乎思想政治正确要求的标准答案来解释，指的是“与家长制作风相反的作风……能够尊重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精神和风格”，“主要指领导者善于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勇于就不同意见开展充分自由的讨论；对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

抽掉形容修饰词，说白了，“民主作风”就是“让人说话的精神和风格”。提到非常高的高度，甚至强调到事关“生死存亡”的“发扬民主作风”，也就是“发扬让人说话的精神和风格”。作为一种认真的政治要求，这很必要。说话是人区别于兽的特征；不让人说话，那还能算是个人吗？从这个角度理解，有无“民主作风”，才能和“社会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发生联系。

但能否“发扬民主作风”，取决于领导者。尊重不尊重，听取不听取，全取决于领导，他不尊重不听取谁也没办法。一个“让”字，就泄漏了天机。既然他有“让”的特权，那他要是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谁都管不了。“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让说就能说，不让说就不能说，天已经塌了啊！

民主权利不是被赐予的。将言论和公共事务参与权利的保障寄托于个人道德，仅仅指望当家人的“精神和风格”，具有明显的人治特色。家长制下的“民主作风”，断不会是“家长制作风”的对立面，它是家长制的必然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缺少民主制度的制衡，才会产生“发扬民主作风”的要求。

民主理念谁也不敢公然否定，民主制度的正确性和感召力，逼迫它的敌人也自我标榜“真正民主”。大权独揽的“家长”，对民主的外衣是极为珍惜的，独断专行到极点，这件外衣也不会脱下片刻。实质不能讲，内容不能变，就特别强调以民主的外在形式出现。“家长”乐于作秀，属下可以在不伤“发扬权”、“集中权”的前提下，把“发扬民主作风”作为理论肯定下来，同时也把赞美“家长”的一个焦点确定下来。

“民主作风”是优良传统，但这个传统并非一贯地传而统之。比如在官方文本中就有这样的叙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恢复了民主气氛”。也就是说，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革”期间，是被认定为“不正常”和没有“民主气氛”的。

在过去，政治高层和普通民众，对“民主气氛”如何，感觉上有着较大差异。开国元勋对国家政策、事务的发言权被剥夺，甚至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主席"，他们当然认为"没了民主气氛"；而那时老百姓却不认为"民主作风"没有了。其时，在宣传中，在下层干部中，"民主作风"被发扬得如同12级台风。干部不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且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大呼小叫地天天讲时时讲。然而干部作风再好，也反映不了民意，更不能突破高度集权的樊篱，拿出减轻苦难的某种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作风"的贯彻是弹性的，只是民主法治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只有落实了民主法治，"民主作风"的贯彻才能得以保障。事实就是这样：一直强调"发扬民主作风"，而"家长制"一直毫发无损；错误的决策没因强调这作风而避免，人民的民主权利也从来没有因强调这作风而得到落实。

官员对上峰"民主作风"的评价，则取决于"堂前议事"时的感觉。上峰待见他，肯重视、采纳他的意见，就以为"民主作风浩荡"了。其实包括暴君在内的历代帝王，没有一概不听取不采纳臣子意见的，为此还搞点"组织制度保障"，设个谏官职务或机构什么的，有的还亲自"微服私访"，"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东宫、西宫、兵部、刑部、户部、二大爷以及朕他妈的"各方面意见"，对天子、天朝而言并非难事，算不上多高的政治品格。中国观众熟悉大小臣子各方代表在朝堂慷慨陈词的场景，臣子们在御前直言不讳公然对阵，所表现出的那份坦荡磊落，如今的官场、官员不能望其项背。可这和"民主"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该叫什么就叫什么吧--那叫"朝议制"。如果硬要和民主发生联系，我就奉送一句好话：“朝内民主”，古已有之。

民主和法治得以实行，说句绝对点的话，单靠发扬"民主作风"是不够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不靠领导者的风格，作为公民委托的代理、代言人，依据法定授权和程序，在舆论监督、权力制衡下，他不能不让人说话，借给他个"中国胆"，他也不敢显摆他让人说话的"大度"和"宽厚"。所以，要"民主作风"，更要民主法治。

可能又有人要指责我偏激了，那就重温一下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的一段话吧：“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6.5关于信访制度和批示

中国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但由于信访机构并属于国家机关序列，这些机关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信访机构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各地信访机构的职能和权力及其运作方式都有很大差异，而导致信息不共享，缺乏强制约。这样势必造成两种情况：

一是，由于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对信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上升，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集中。

二是，由于信访机构机关林立，而又缺少统领机关，各机构推来推去，信访人投诉无门，不停地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问题并不能得到真正解决，导致对中央政治权威的认同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现行的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具有两个方面的职能：一是政治参与，即公民通过给国家有关机关写信或者走访，反映民情社意，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或者建议。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但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着各种诉求往往交错在一起，出现“信访问题综合症”，而且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

首先，信访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出现了信访问题综合症，使信访机构承受了太大的社会责任。由于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一切问题的实际权力，可信访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把信访部门当成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这样就势必把信访部门当成了信访群众的直接对立面。

其次，从理论上说，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为主要的形式。但在实践中，民众更多地相信信访这一行政救济手段，并把其作为最后的希望所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各地司法腐败导致公民不能得到正常的司法救济是主要原因。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具有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人治”思想这一基础，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民情上达、伸冤维权的特殊管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老百姓起着安慰剂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客观上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

现行的信访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复均具有十分的随意性。虽然确定了“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基本原则，可是对于如何确定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却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造成各部门均可以以各种理由相互推委；而处理问题又要看领导的脸色行事，靠上级批示。各到还建立了“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这种领导体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负主要责任，直管领导负直接责任，对因为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发生较大规模的连续到省委、省政府集体上访或者到北京上访，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这种信访领导体制对各级党政重视信访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也解决一些问题。但由于各级政府为了抑制上访的增加和升级，在收买和欺骗等方法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信访群众进行打击，甚至政治迫害。少数地方政府对信访者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使信访成为了有效的社会总动员方式和维权抗争的手段，导致集体行动增加；第二个后果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信访者中产生，并获得迅速繁殖的社会土壤。

中国的信访制度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必须进行彻底而系统的改革。要从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安全的高度来认识这一改革的重要性，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访功能目标和信访体制。具体来说，首先要重新确定信访的功能目标，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其次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消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三是，也是最重要的，要切实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少数地方党政迫害信访者的案件要坚决惩处。

在信访问题上，有四种有害的观点：

一是所谓的“刁民论”，上访的人就是刁民。其实真正的刁民是不上访的，他们会作出种种与法律对抗的坏事。

二是所谓的“破坏形象论”。其实更实质的是影响了领导个人形象乃至自己的升迁而已。

三是堵导倒置。一味地只是不让和阻止上访，而不去认真地抓问题的解决；矛盾的存在和积累在前，而群众的上访在后，怎么可以只“堵”而不查其“源”并“导”之呢？

四是少数领导干部有句口头禅：“你告，告到天上还要到我这里来。”，这实际上是打击报复的预告和警告。

中国的法律，有时硬，有时软。没有中央领导的批示就软，有批示的时候就硬；出下事情的时候就软，出大事情的时候就硬；不集中行动的时候就软，搞集中行动的时候就硬；涉及执法部门和政府官员的时候就软，涉及普通百姓的时候就硬；当事人不强硬的时候就硬，当事人强硬的时候就软。

在中国，很多有权处理案件的部门不论是公安、法院、检察院，还是纪委、监察以及信访部门，有一种最常见的传统做法，就是层层批转案件。于是人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举报某个单位或者某个官员的举报信，经过层层批转，最后批转到了这个地位的领导或者官员那里，要他们“严肃查处”。甚至到了被举报人手里，其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批转的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举报的问题会涉及到关系网中的不少人，他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官官相护。把举报信批转到他们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无异于给他们通风报信；指望那里“严肃查处”是不可能的，他们或者掩盖罪行，或者订立攻守同盟，或者销毁罪证，使以后的惩处困难重重。有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层层批转举报信的弊端和危害，不但无益于案件的查处，而且将举报人暴露在贪污官员的面前，他们很可能对举报者打击报复，这就极大地伤害了举报人的权益和积极性；一些人明知内情也不敢举报，就是怕举报信最后被批转到被举报者手中。

信访制度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特色。但是，这个制度再好，也不能完全代替完善的法律制度。在一个提倡法治的现代社会，还是应该首先提倡用法律去解决问题。因为信访结果的好坏，往往取决于你能不能遇到一位“清官”，取决于你能不能遇到一位负责任的人。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上访可以泛指一切到国家行政机关讨说法的公民行为。但我们通常所指的上访者很少包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体面地位的人群。

常言说：官有十条道，九条民不知。当一个缺乏权力资源支持的受害者试图讨回公道的时候，往往遇到的是一张由利益和关系编制起来的网，自己就象撞进网里的昆虫一样，越挣扎就越陷得深，最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最普遍的选择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而忍无可忍时，上访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一个人只要开始上访，就可能走上“越级上访”之路。因为这标志着他不再试图和伤害他的势力讨价还价，而是寄希望于借助外部力量“告倒”这些势力；换句话说，他孤身和当地强势力量站到了对立面，也必然遭到更大的打击。

各地的上访机关强调问题必须由所在单位解决，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个人被上级领导不公正对待后，上访后被告之，必须先与单位协商；很大上访者文化程度都很低，一不留神就错过了复查时限，就“不得再到上一级部门信访”。在这一规则设计下，上访者一不留神就成了“依法打击”的目标。这种“依法打击”由被举报的具体利益相关部门来执行的时候，常常会变本加厉。

国家级的信访接待单位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职权，不可能调查上访者的冤情是否属实；在工作流程上，还是会把问题转回当地政府部门处理，所以也有人把信访办称为“信转办”；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起点。

根据信访部门的统计，上访问题90%得到了解决；而社会学家的统计表明，上访问题得到解决的，连千分之一都不到。

中国的上访呈上升趋势，上访问题积重难返，已经形成三个怪圈：

怪圈一：循环上访。一次次、一层层上访。一次次、一层层批转，例行公事，衙门作风，终点又回到起点。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甚至还因为打击报复等原因造成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重复上访、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由此而生。

怪圈二：“幸运上访”。上访、再上访，不断上访，终于幸运地遇到某位高层领导的关注，哪怕是只言片语，雷厉风行下来，甚至钦差大臣出动，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由此造成越重视上访，上访越严重。而高层领导的干预，虽然在个案上有助于公正，这一方式却是非法的，流风所及，将会导致更多不公正的隐患。凡此种种，又构成一个新的怪圈。

怪圈三：纠缠上访。不排除有少数上访诉求是过分的、无理取闹的，或者是政府职责以外的。极个别上访人员甚至由于自身原因或者长期压力，具有偏执倾向不可理喻。而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哪个地方发生上访，特别是进京上访，这个地方就被认定为“社会不稳定”，有关官员将会面临严峻的“一票否决”。于是地方当局有时候可能为原则地屈从于上访压力，迁就上访诉求，暂时图个息事宁人。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加以利用，制造事端，纠缠不休，又构成一个新的怪圈。

这三个怪圈是环环相扣，有怪圈一才有怪圈二，又引起怪圈三。但归根结底，背后隐含的逻辑前提，是一个“青天假设”。

很多上访诉求的矛头指向地方、部门和基层当局的擅权、滥权行为，对此，一个貌似有理的推论是要求进一步加强集权，这恰恰是一种南辕北辙。权力的逻辑决定了上访的逻辑。当权力的合法性更多地来自于“上面”，上访成为别无选择；当权力的合法性更多地来自于“下面”，，下访也会不断多起来。至于擅权、滥权，与其说是分权的结果，不如说是集权的结果，在横向上和纵向上都是如此。

在横向上，权力过于向党委集中，特别是集中于党政一把手。权大于法，特别是党政权力干预司法的问题，严重伤害了司法体制的独立性，也导致司法的腐败、软弱和低效。本来是个解决纠纷的机关，却成了制造纠纷的机关；本该是个消除民怨的机关，却变成了积累民怨的地方。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和严肃性不能得到尊重，层层上访的现象就将永无休止。

在纵向上，权力过于向上集中，特别是集中于中央。权力自上而下，问题就会自下而上。因为地方官员的权力来自上级的任命，他首先考虑的是迎上所好，而把人民的诉求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人民只能向上一级反映问题。上级比当地拥有更少的信息和更多的牵累，势必难以正确、及时地做出回应，乃至事态恶化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能下决心，而这时可能已经失去了最好的处置时机。

如果领导无须对民意负责，那就向“领导的领导”反映，而“领导的领导”也不见得要对民意负责，于是只能寄希望于他是一位“青天”。“领导”的级别越高，“青天”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乎层层上访，越级上访，而地方部门和基层官员哪怕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平时也会倾向于无所作为，矛盾上交。

通过上访来解决问题，会损害司法权威。

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不作为或胡作为，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农村问题转移到中央。许多农民把向总书记和总理求助当成是最后的希望。实际上，过多矛盾向中央集中，而中央又无力一一解决，会导致中央政治权威流失。而在农民对司法救济、信访渠道都失去信心的时候，中央的政治权威将愈显珍贵，不可轻易流失。信访者在四处投诉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后，将导致中央政治权威的认同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集聚，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

大家对地方的腐败深恶痛绝，但对中央还抱有无限崇敬和信任，以为地方官员违法乱纪是背着中央的，中央知道了绝对不会容忍，定会为老百姓主持公道。哪里想到，中央所属各部委却安排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出面敷衍应付。后来才知道，中央各部委根本没有责成下级严肃查处的威能。

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引起了争论。一些人认为应该加强信访部门的权力。信访制度确实为一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和渠道，但是，如果上述建议得到实现的话，那将是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倒退。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修订《信访条例》或者出台《信访法》的问题，也不是如何加强信访制度建设，而是要不要取消信访制度。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权力要在公正、法治的框架内运行，不在于建立重床叠架的政府机构，而在于政府主要部门之间的制衡相互，在于国家与地方之间责权明确、相互制衡。这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内涵。

信访制度是与计划经济时代强政权弱社会、弱司法、弱人大、强行政，甚至一度是无司法、无人大、强行政的环境相适应的，本来在法律上来讲，任何级别的行政首长既不能对人大发号施令，也不能对法院指手画脚，但其实不然，几十年来，相对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缺乏应有的权威，在公众中缺乏足够的信用。如司法被认为缺乏公平、人大被认为是橡皮图章。这些导致宪法基础上设置的国家机关，整体上缺乏应有的权威和尊严，换句话说，也就缺乏公共信用。正是这种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导致国民遇到了问题就去找自己认为最管用的人或者部门。

这样，人们就形成了“越往上面官越好”的心态，在一些政策说法或者事例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问题涌向北京，告“御状”往往成为许多上访者的最后希望。

其实，上级心里很明白，自己根本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上访，所以要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而上面越是宣传已经解决了什么上访中的疑难问题，就越会出现上访奔涌而来的情况。在越发显得下面缺乏公共信用和权威的同时，上面的压力就越来越大。这是个靠所谓加强信访机关权限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面解决不了，下面已经失去公共信用，那么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教训的上访者，将对整个国家机器产生怀疑。一些人认为目前的信访制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信访制度当成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没有意识到，如果不能从大处入手，解决公共信用问题，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道理很简单：如果觉得司法缺乏权威，就要有信访制度，但既然司法都没有信用，在同样的环境下，又用什么能够保证信访制度的信用和权威呢？如果政府自己不能相信司法的权威，又如何让老百姓相信呢？

当然，仅仅靠司法制度改革是不够的。国家制度是一个整体，政治现代化是整个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如果意识不到问题的艰巨和复杂，以为只需要强化某个机构就可以完满地解决上访问题，只能是徒劳。

就人大而言，不但应该避免在信访制度问题上表现出行政化倾向，而且更应使人大逐步演变为真正的代议制机构。比如，选民可以向具体的代表写信、与之见面等等，代表直接面对选民，由他们来代表选民，从而在制度上解决国民的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减少街头表达的可能性。

就纵向的政府关系而言，各级政府之间必须权责明确，在宪法框架内独立地履行职责，承担责任，而不是现在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来约束下级政府。仅仅靠官管官是管不过来的。应该使选举类官员的政治生命取决于他所在的行政区域的民意，应该相信人民群众。这样一来，通过制度性的权力和责任下移，使得地方都有自己良好的议会、行政、司法运作机制，民众在自己的地区就有良好的利益表达和权利保障机制，问题因此也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消解于它所发生的行政区内。这不但理顺了各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也可以树立和维护各级政府的信用和权威。

16.6关于部门立法问题

在中国，有不少法律是通过部门立法的形式出来的。如《邮政法》、《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运输规则》等等。在这种部门立法的格局下，少数利益集团难免会借立法之名最大限度的争夺自己的权利，也会以立法之名剥夺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部门立法，实际上往往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里面，这是立法大忌，很多时候比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害处还要大。法律既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要分配调节各种利益，而首先应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切不可限制甚至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政府和立法机关必须正确定位，所有涉及公民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必须由相对中立的立法机关来进行。这就要求各级人大必须发挥立法作用，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立法，防止政府立法中的部门垄断倾向，保证立法程序上的科学性和内容上的公正性。也就是说，部门立法格局不破，民众权益就难以在法律上得到保障。

行政部门、少数精英人士执掌立法话语权，是中国立法多年形成的一种“惯性”，也正是因为民众声音在一些立法过程中的稀缺甚至失语，使一些立法无法全面反映公民的利益和诉求，甚至衍生出富于“中国特色”的“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

民意本身是个过于宏大的概念，不同的民众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立法者进行适当的平衡，需要建立起合理的民意吸纳和反馈机制。要在更深的层次完善、改进、提升立法民主的动力，而不是部门、“立法精英”垄断立法主导权，轻视民众立法素质、拒绝民众利益诉求。

过去，不仅普通民众难以介入立法，只能被动遵守，就连民意机关——各级人大的权力也处于不正常的虚空状态，最终形成了行政部门主导立法的局面。那时，行政部门控制了绝大部分立法案的起草权和提案主动权，立法案在各级人大审议时也基本是“一次就过”、“一致通过”，人大虽然为名义上的权力机关，但在立法过程中仅仅具有形式和符号的意义，通常只是一枚举手表决的“橡皮图章”。人大的举手、政协的拍手就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这种“行政独大”的立法格局虽然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立法效率，并使我国法制环境有所改善，但由于缺少民意机关和普通民意的有效制衡，行政部门就无法避免“借法扩权”、“借法逐利”的通病。通过立法争夺管辖权、审批权、处罚权、培训权、收费权等等，进而捞取这些权力背后的利益，逐渐成为许多行政部门最强大的立法驱动力。立法，几乎成为各行政部门设定权力大小、划分势力范围、排斥异己力量的“战场”。与此同时，对于保护公民权益，转变政府职能等应尽的社会责任，却尽量通过立法回避和淡化。这种“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终于引起社会的普遍反感，并被许多有识之士斥为“立法腐败”。

“行政独大”的立法格局以及衍生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形成了极其顽固的立法惯性，其“后遗症”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立法走势，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特色”的立法博弈基调。从现实看，立法中的最大矛盾和冲突，往往就是如何分配行政权力、如何保护民众利益，也正是围绕着这一焦点，民意机关和普通民意与行政机关之间制约与反制约日趋突出，逐渐发育出立法博弈的新格局。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升温，中国的“议会”——各级人大开始摆脱权力失重的状态，立法主导权逐渐转移至“议会”手中，“行政独大”的立法格局被悄然撬动。“议会”立法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打破了“行政独大”的立法格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民意能够通过“议会”这一通道，间接地介入和影响立法。不过，“议会”对行政部门只是一种体制内的约束，其成效更多地依赖于代表们的法治素养和道德勇气。

行政部门通过“利益协商”、“院外游说”、“人情攻势”等手段，仍然能使一些部门色彩浓厚的立法蒙混过关。事实上，这也是“部门利益法制化”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极端的情况下，缺乏民意基础的立法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较为典型的是，一些地方就敏感的拆迁问题建章立规时，省略了听证会等起码的民主协调程序，仅仅由政府部门一手承办，使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无法在体制内得到妥善解决，反而演变成日趋激烈的社会对抗。

其实，立法听证、公布立法草案等等，仅仅是汲取民意的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建立立法公开制度，彻底打开接受民意的大门，若没有立法公开制度，要建立并实行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就是不可能的，其效果是大打折扣的。

立法公开意味着立法的各个环节都向公众开放，允许民意介入，广纳各方建议，而不是闭门造车。

民意是个过于宏大的概念，不同的民众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复杂、杂乱的民意往往很难考量，而且可能冲击、破坏立法所要求的理性和平衡，如何有效预防民意的负效应，也是“民意立法”时代必须跨越的门槛。

近年来，中国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现象已经愈演愈烈，尽管不少人大代表也在尽力为民众利益呼吁，但是与强大的部门博弈力量相比，往往不具规模，收效甚微；而且这种个体性的呼吁更多的具体道德激情的色彩，并不能全面、准确地表达复杂多样的民意诉求。

对于部门立法者来说，为本部门谋求更多的利益实属必然，而民众利益代言人的屡屡缺位更使得前者的声音一家独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有关部门，还需要建立保证多方公平对话的立法程序。

说到“霸王条款”，人们常常想到的是企业面对消费者的条款。其实，在政府制定的很多文件中，同样存在“霸王条款”，如很多管理条例实际上是“处罚条例”。

政令“霸王条款化”的表现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在政策制定中，不是最大限度地为公共利益考虑，不是最大限度地尽自身的公共责任，而是从最有利于自身利益、最方便自身管理、最少成本付出的思路着手，使政令安排完全服从于自身的利益意志，把公意和公益丢在脑后。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下，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是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审议，大量的部门规章、宏观政策是由相关行政部门制定并贯彻执行的。不可否认，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和制定行政规章、宏观政策有合理性的一面，行政部门对于相关领域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问题的把握较为清楚，能够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提供很好的参考。但是，这种由相关行政部门负责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和制定行政规章也有不可避免的潜在弊病，那就是国家政策部门化。

所谓国家政策部门化，主要是指个别行政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掌握的国家立法资源，在起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制定部门规章、编制行业规划、实施宏观政策时，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

国家政策部门化的集中表现。近年来，一些行政部门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运用行政职权设立不必要的市场准入壁垒，扩大审批权限，在审批上重复许可与多重许可并存；甚至于亲自指定行业经营主体、市场价格和经营范围，进而在人事、分配、经营等方面对某行业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从而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引入。

这类政企不分的行为极大地破坏了市场秩序，妨碍了生产要素在社会中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还造成严重的权力寻租现象。政府部门是市场公共产品，不能广泛地介入具体的市场行为当中，更不能以行政代替市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情，除非法律另有规定的，行政机关最好不要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去解决。

还有的行政部门人为的追求部门权力最大化，部门利益最大化，并通过法律法规的起草、部门规章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将部门权力的扩张法定化，将部门利益法定化，甚至与市场主体如公营性公司、政策性公司形成力量强大的行政垄断。例如政府专营、行政准入限制、计划配置资源、部门保护等。这些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制度性共谋来结成利益共同体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后果，会损害国计民生，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挑战。而垄断行业也往往依托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在协调国家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草案时，千方百计为部门争权力，争利益，致使牵涉到这些部门的法规都有强烈的部门色彩，带有保护部门利益，扩大部门权力的倾向。

由于目前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分割的痕迹依然存在，加上部门保护的出现，政府管理职能被分散于多个政府机构，容易出现责任混乱，从而导致多头管理或者无人负责的现象时有发生。现实中，有的行政主管部门往往把政策制定权、分配资源、行政管理、行业监管带集于一身，往往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资源分配和行政审批上，而对行政事务管理所要求的成本控制、技术保障、安全标准、环境保护、能源节约、消费者权益等内容过问甚少。这样的部门职权不清、职能不明，根本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要求和人民的期望，更不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

国家政策部门化存在的严重弊端。

一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一个规则统一、发展均衡、地域广大的市场，然而有些部门在参与国家法律、政策制定时过于考虑本部门的的权力，为了本部门利益人为地制定倾向于本部门的政策、设定许可、提高审批门褴，扩大部门权限等等，再加上广泛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国家政策在这种“部门保护主义”（条条）与“地方保护主义”（块块）之间造成政策的条块分割，整体的国家政策被条条块块分割阻断，不能很好的贯彻执行；而且不同的部门都在强化自己的利益要求，扩张自己的隔阂，政策冲突甚至相互指责和推委，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这种“条条”分化中被消解和吞噬。

国家政策部门化带来的必然是政府权力的部门化，这就造成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综复杂，由于政出多门，不同的市场要素归不同的部门管理，使得市场的诸要素之间如人才、技术、劳动、资源、能源等等，由于部门政策的阻隔不能合理地按照市场规律流动，无形中增加了市场成本和造成制度性、政策性障碍。正如有人指出的：部门以法律在管，国家以政策在放，国家政策再好，也无法超越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法制化、利益化的格局。

二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要求法制的统一性和体系性、政府的有限性与有为性、以及行政的法治性与责任性。部门化立法或立法的部门化，往往导致部门立法的效力反而高于国家法律法规，或者通过部门规章将国家法律法规架空，使得国家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从根本上无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规范化、一元化法律体系要求，破坏了法制的统一。由部门利益驱动的权力扩张和部门权力争执同时并存，将使原本膨胀的行政立法趋向混乱不堪的局面，造成法律与行政法规、法规与法规（不同部门参与制定的）、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破坏法律体系的等级有序、协调一致，损害法治的权威和尊严，背离法治精神。

行政部门超出公共行政的范围，自己过多地为本部门争取和设置权力，使得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太大，从而将国民权利和利益置于危险的境地。国家政策部门化也严重降低了行政效率，多个部门争着为有利可图的同一事项立法就导致部门之间职责权限不清，甚至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但是又无利可图的问题上相互推委，扯皮，使得管理重复，执法交叉，处罚重复，政府缺位的现象时有发生，而这也正是行政执法体制严重弊端的根源。最终将会演变成部门立法权限的异化；从维护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公共权力，成为维护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的手段；法律也从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天平变成为立法者专横暴敛的工具。

三是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强大阻力。有的部门通过立法将部门利益通过合法正当途径装进法律法规中，更有甚者直接利用规章制度制定权限，制定保护部门利益的规范性文件来规避更高价位的法律法规。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是严格按照科学的行政管理要素，而是通过人为的“手工操作”、“幕后协商”来进行。历次行政机构改革一次次落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怪圈，根本上就在于部门保护主义，在于行政机构设置上的科学化、部门行政职权的法定化、人员编制的精简没有根本实现。

有的部门通过部门立法来设定许可、扩大审批权限、增加收费项目等方式，并以此为借口堂而皇之地向国家要求增扩人员编制、增加办公经费、提高工作待遇等条件，造成国家权力异化和公共权力的流失，最终将出现行政权力的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利益主体集团化的恶性怪圈，形成一个攻守同盟的既得利益集团：台上有人唱戏，台下有人鼓掌，台后有人指挥操纵的场面，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就变得阻力重重，步履维艰。

四是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构成严重挑战。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我国带来巨大的国民财富的同时，其市场的弊端或者“坏”的市场经济成分也越来越明显。一些改革的设计者、理论支持者、对改革翘首以盼的广大人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国有资产的流失、城市拆迁中的官商勾结、农村土地征用中的政府与市场错位等问题的背后都可以看到这三种权力的异化现象。这种权力异化危害巨大，它不仅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制造矛盾并不断激化这种矛盾。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然而大部分的垄断利润并未收归国有，而是转化为部门和企业利益，最终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平，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追寻近年立法的进展，如物权法、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反垄断法等，会发现不同法律或其草案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

依法办事，即是公平。而在初始法条制定中体现公众利益，平衡各方博弈，方能达到“正义”目标。由法律正义保证实质正义，法律本身的程序公正必不可少。

近年立法过程中的多方利益博弈看似混乱，但“也推动了法律的改进”。

而在立法博弈中，如何让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与其利益相称的影响力，仍面临考验。其中，“部门立法”存在的“部门利益法定化”的问题，有可能伤害到公共利益，愈发引人关注。

作为最重要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的立法制度创新被认为是立法公正之本。

改革的成果如何让人民共享，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利益调整的重点。“从未来的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期来看，如何分享或共享改革遗产与成果，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而法律因其权威与普适性，日渐成为利益博弈的“主战场”。

利益博弈进入立法领域，是旨在将利益上升为权利的努力，是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参与制定者的觉醒，是从无序争利到有序博弈的进步。

市场经济的利益集团力量增大，公众的权利意识复苏，政府部门掌握广大的社会资源——各方博弈越来越频繁。利益集团之间有博弈，与政府之间有博弈，与劳动者之间也有博弈；从立法观念调整，到权力界定，权利分配，经济利益确定，“中国现在很多法律的出台都是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在繁杂的博弈表象下，当前立法博弈的特点：

一是法律涉及的利益群体越多，博弈的程度越高。

二是立法涉及的面越广、涉及的利益越多，立法越困难。

三是对于焦点问题的解决往往不是一部法律“单兵突进”所能完成的，而是各个法律协调的产物。破产法对职工债权问题的最终解决要依赖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四是博弈主体的多元化。大量的利益或非利益主体卷入了利益博弈中，博弈变得复杂，利益更难以调和。

防止部门利益挟持立法

在复杂利益调整中追求法律的正义性，成为更大的挑战。

观察中国立法的博弈，有两种力量引人注意，即政府部门和利益集团，一为承接历史传统一直主导立法的力量，一为新时期增长迅速的力量。

“利益集团”的本义是中性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的正常产物。而“利益集团”在中国的贬义化，主要源于以行政垄断为依托的“特殊利益集团”引发的社会不公。与之相较，相对弱势人群的诉求渠道、影响力就小得多，往往依靠高层推动。

事实上，最为强大的立法博弈力量仍属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除了能起草法律草案，自身还能发布同样具有法律效应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据统计，近20年来，在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中，由国务院各相关部门提交的法律草案占总量的75%至85%。而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数更甚。

“政府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模式是我国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在这种模式下，立法程序一般是由国务院某一部门提出法律草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协调并进行立法技术处理，经国务院批准后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部门规章按原义本属内部规则，但在中国，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行政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部委可以发布规章，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还进一步规定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就有关事项制定规章。

“政府部门主导立法”既有议行合一体制上的原因，也有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在立法领域，由于政府部门对情况比较了解，数据掌握多，了解问题所在，也更能考虑可操作性，因而立法效率较高。

然而，“部门利益法定化”的弊端也越加凸显。行政部门偏离公共利益和社会理性的情况并不少见，以行政权力为依托，在立法中更多地追求部门局部利益，变相实现小团体或少数领导的利益，尽可能争取有利职权，如审批权、机构设置权和财权，同时尽可能规避责任。

政府机关部门在立法过程中存在的“有利则争、无利则推、不利则阻、他利则拖、分利则顶”的现象，影响立法工作，已经成为最突出的问题。

往深一步看，部门利益法定化积累下去，将动摇人们对法律规范的信心。

各方利益主体在立法过程中发挥影响并无不妥，问题是立法代言机制应当均衡。“强者立法，强者恒强”，无助于法律本身的正义性。

立法涉及到的主要人群，如工人、农民（包括农民工）以及消费者等，尽管也在此前的立法博弈中构成一支力量，但仍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渠道。

追求法律的正义性，还需要一个坚强的、利益超然的第三方立法者。

第三方立法意味着利益相关者不能直接主导立法，防止立法主导权被利益主体控制，使“部门利益法定化”、“团体利益法定化”。立法者应与立法可能带来的利益保持距离，不能从自己设计的制度中获取任何现实利益。

我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作为立法机构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对超脱于行政部门和其他利益主体，因而人大制度的健全被视为立法公正之本。

在人大内部，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专门委员会相对专职化，在立法过程中担负重要责任。在全国人大一级，法律委员会和常委会下设的法制工作委员会作用特别突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还直接制约着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等下位法。

在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根据不同法律成立相应的立法委员会，由与利益无关的常委会委员领衔，配备法律助手，组织专家，吸引各方利益代表，主导立法进程。

总之，充实人大的立法力量，立法机构在利益相关者、专业意见、一般民意之间维持平衡，兼顾现实情况和理性、正义等普遍原则，才能以良法筑就法治之基。

本来，我国不少的行业性法律法规就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其本身就是反垄断不下的“拦路虎”；现在，在现行的立法体制下，有很多部门在行政立法时，为维护自己及所属企业的利益而出台法规、决策等妨碍市场公平竞争。可以说，行政立法垄断是我国现阶段经济领域中各种垄断行为的源头，各行各业的垄断者总是能为自己的垄断行为从政府的现行政策法规体系中找出几种合法化的依据。行政垄断、地区垄断、定价垄断、招生垄断、教材垄断。。。。。。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垄断行为，无不与政府的政策法令相关联。理论上讲，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执掌者为了实现其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立法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现阶段我国的一些“条块政府”在经济决策时，往往非理性地过多地维护了自身及其所属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这与现代公共行政立法中应该遵循市场规则背道而驰。

争夺立法权这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从立法体制上说，我国现阶段总体上还是行政主导型的立法。法律的修改、制定更多的取决于相关部门的意见。这造成了事实上中国大多数的立法仍由行政主管系统作为起草与制定的主导力量：教师法由教育部门管理，个人所得税由税务部门主导，水利立法由水利行政部门掌握话语权。

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一段时间以来，部门利益和部门保护成为中央和地方立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部门利益反映的是立法中为部门谋私利，是立法中的动机不纯。一些部门在立法过程中以增加和巩固部门权力为出发点，不适当的加进有利于本部门利益的条款，回避规定部门责任，造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还有的在立法中，自己起草，自己执行，为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跑马圈地”，积极扩大自身的各种权力。

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地方和中央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立法权限关系缺乏明晰的界定，为地方和部门自行或参与经济立法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客观条件。由此导致了立法保权或者争立法权，并籍此维护自身地位和扩大利益范围的现象发生。经济立法热的背后往往夹杂着追逐地方部门自身利益的私货。

面对日益复杂的立法活动，特别是立法活动中各方面的利益表达渠道，我们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建立一套制度，以防止和克服立法活动中的不良动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制定反映民意的法律制度。

16.7关于法律与文件问题

在中国，还有一种怪现象：法律已经明确禁止的行为，偏偏得不到执行，还需要用红头子文件来强调，红头子文件比法律更有效力。特别是各级官员对红头子文件比对法律更害怕。可见法律在中国的地位。本来就不应该，所以就不必重申；反复用“严禁”的方式重申，结果倒好象原来是应该似的。

“严禁”那些已经被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说明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如果不找出导致这些法律法规被藐视的原因并加以消除，那么这些“禁令”文件将沦落到和那些法律、法规一样被藐视的境地。它唯一的好处就是给这些发布“禁令”的部门提供一个向上级、向公众“作秀”的机会，或许可以稍微缓解一点民怨，或许可以向上级展示一下“政绩”。但对实际工作的推动并没有真正意义。

红头子文件常常“禁止”这样、那样行为，但又执行得如何？在五花八门的“禁止”中，一种是为了堵群众的嘴巴；一种是故意做给上级看。

导致“禁止”流产的原因，一是只有口号，却没有环环相扣的保障措施；二是习惯于对特殊人、特殊事网开一面。你仔细观察，真假“禁止”还是有规律可寻：凡是针对弱者的禁令，往往无坚不摧，如城市禁止放爆竹等；凡是针对真假队伍的“禁止”，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如禁止干部大吃大喝等。铺天盖地的红头子文件张扬的是权力，而不是法治。所以最该禁止的倒是“禁止”本身。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法之不行”多缘于“自上犯之”。“严禁”者不能以身作则，违禁者屡禁不绝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要“严禁”真正得到落实和执行，最好的办法是“公开”。因为“严禁”的实质是一种“自律”，而“公开”则是强迫自己变“自律”为“他律”，借助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来实现监督效果的最优化。“公开”不要只停留在承诺上，最好是从承诺上升到部门的规章制度的高度。对公开的内容、公开的程度、公开的时间、以及如果应该公开而没有公开，谁来承担责任等等，都要做出细致和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

“公开”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授权给各级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对象不受任何限制，如地域不分南北，官阶不分高低，过失不分大小，任何一家新闻媒体均可及时揭露。

在中国，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以“红头子文件”下发的“紧急通知”。这种“紧急通知”与上面说的红头子“严禁”文件一样，都是法律法规早就明确规定的东西。这就令人奇怪了，什么法律法规要求执行的东西还要红头子文件再来严肃的重申一次？又为什么一定要到事情万分紧急才出手“救市”？

实际情况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严肃的法律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违法的现象也没有受到严厉的追究；戏弄法律的后果自然不妙，一出事就是全国人民关注的大事。因此紧急通知说好听点是“警示性通知”，说得难听点是“擦屁股通知”。人大已经制订的法律，需要由政府的“紧急通知”来鸣锣开道，这本身就暴露出了某种“法律软骨病”。

在中国这样一个“文件意识”至今浓厚的国家里，一纸“紧急”字样的通知，确实可以刺激一下法律意识淡薄的官员们麻木的神经。借助于发文件、下通知来推动甚至替代执法对于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并不足取。法律的“政令化”实质是为法治打上了人治的烙印。这是点睛之话。政府文件从制订到出台，或多或少参杂了“长官意志”，随意性较大，并且难以公开有效地监督，很难保持公平和公正。长此以往还会使人们对“文山”形成心理性依赖，习惯于奉命行事，而不是依法办事；而这种事实上的“权大于法”的“去法治化”倾向，又为违法现象提供了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

中国的红头文件究竟有多少？无法做出确切的统计。通常，法律、法规并不能一经发布就能自动实施，而要经由红头文件的传达、指示和督促。与其说行政执法行为大部分是依据法律法规作出，莫如说红头文件成了政府行政的主要依据。处于“下位法”的红头文件反过来“推动”了处于上位法的法律法规是实施，这已成为中国中国法治现状的一个悖论。

红头文件在政府行政中的地位如此显赫，以至于制作和发布红头文件成为普遍的行政方式和习惯，红头文件的层层发布、传达成为政府行政的日常风景，各级政府热衷于以发布红头文件取代法律法规的权威。本来属于法律执行的范畴，却频繁通过红头文件“三令五申”，法律规范反而丧失了“令行禁止”的执行力。

红头文件主要是在政府内部流传，制定时一般不需要征求公民意见，内容也不为社会普遍知情。与法律法规相比，红头文件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以及内容等等，都是不够规范、过于封闭、一相情愿的，加上数量巨大，红头文件极易互相冲突、打架、愈越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而损害公共利益和公众合法权益，产生“低级执法”、“劣质行政”、“执法扰民”等不作为、乱作为现象。

红头文件的泛滥，特别是其存在的违法违规隐患，已经引起立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红头文件一律不得设定任何形式的行政处罚或行政许可。在一些地方立法中，也要求红头文件公开化，提高透明度，并定期清理。所有这些立法努力，都旨在建立对红头文件的审查和和备案监督制度，从源头上竭制红头文件的泛滥。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对红头文件的审查监督依然困难重重，滥发红头文件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控制。显而易见，当法律的实施需要红头文件“启动”时，由法律法规甚至政府的红头文件来竭制红头文件，就无法避免先天的局限性，成为难以操作的不合时宜之举。

要根治红头文件泛滥的现象，固然需要规范红头文件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以及内容等等，但更为关键的是改变“红头文件的生产机制”。政府通过制定红头文件来实施法律法规，这种状况本身就说明政府对法律法规具有主导和支配地位。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政府部门可以任意决定法律法规是否实施、如何实施，而不是由法律法规指导政府行为，这是红头文件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建立监督政府权力的强力体制，赋予公民监督政府行为的有效权利，使政府承担起应有的法律责任，对于红头文件的制定，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本位”思想的后遗症严重，权大于法等理念依然存在人们的脑海里。在一些基层行政官员那里更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即使依法治国成了国策，也有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依旧我行我素，你下你的判决书，我发我的红头文件，根本不把司法判决放在眼里，实质上是不尊重国家的司法尊严。

由此带来的“恶果”起码有两个：一是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二是损害了司法权威，使老百姓对整个司法制度的信心大为缩减，也就是说人们不相信司法了，从而转向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问题。要么就是违法去解决，通过行贿等其他方式解决；要么就是直接抗拒法律，不服法、不配合执法。

司法活动历来被视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司法没有权威或者权威正在逐渐削弱渐趋没落的时候，意味着最后这道防线必将消失或者形同虚设。就象一场球赛，很难想象裁判要是没有权威，要是吹响的哨声或者打出的手势被运动员置之不理，要是裁判在执行裁判权时，会受到运动员的围攻，一场球赛还将如何进行？从这个角度讲，只有法律的权威树立起来了，法制社会才能实现有序运转，和谐社会的构建才不会变成一句空话。

在现行体制下，要彻底解决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仅仅靠司法权威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有第三种权力的介入。由于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法官不能通过创建新的法律来制止红头文件这种行为。这样一来，司法权和行政权既不迎面相遇，又不互相制约，使这场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冲突很难彻底解决。第三种力量就是立法权。只有立法权的介入，才会打破这个僵局。因为根据宪法和地方人大组织法的规定，公民有权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和不当行使职权的控告、申诉和批评，宪法并未就公民的这种权利作任何范围的限制。既然公民有此权利，那么人大就有职责来保障这一宪法权利的实现。只有如此，才能保护依法行政不偏离正轨，红头文件不再越位。以红头文件抗衡司法判决书的事件才可能绝迹。

16.8关于集团诉讼问题

集团诉讼是指处于相同情况的、有相同利害关系的人临时组织的集合体作为诉讼主体，并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活动的一种诉讼制度。集团诉讼中不仅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而且诉讼标的相同或者属于同一类。

集团诉讼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组织的“团结”。成功的集团诉讼要求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必须有统一的意志和利益。要想维权成功，需要很多人，至少要有一个坚定的领导者。而且，受益者要有对领导者的奖励制度。受益者要认识到，没有这个领导者，他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一定的奖励制度，是推动维权成功的根本保证；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在维权中应该建立反搭便车机制，只要成功了，就要给维权代表一定的奖励，如果成功都不奖励，谁还会去做“活雷锋”？

集团诉讼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目前几乎没有成功的。因为，就算几百只蚂蚁也无法撼动一头大象。集团诉讼的被告95%是国营企业或者国有事业单位，面对这些有“政府背景”的强势集团，职工们认为“人多力量大”的想法有点“天真”。因为在一些政府官员法院法官的心目中，众多人状告政府或者国有单位，也就是集团诉讼发生的时候，无论原告是否有理，只要原告胜诉，就会影响有关部门的形象和威信，就是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有关部门会千方百计想办法息诉，这就是集团诉讼难以成功的宿命。大多数情况下，法院出于对“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虑，法院对集团诉讼给以一种排斥反映，对此类案件不予立案。实际上，集团诉讼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种反映形式。要化解矛盾，就必须承认矛盾，用合理合法的法律途径来解决、化解矛盾。

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因为法院在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地方经济建设大局之间处于两难选择。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地方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挑战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或招商引资，在农村土地征用或者城市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造成群体性纠纷；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如果法院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办理案件，判决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用土地或者城市拆迁行为，如此将造成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诸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然后法院支持政府的违法行为，将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很难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问题是什么是法律效果？什么是社会效果？两者从结果上虽然是殊途同归，但在技术层面恰恰遵循不同的判定原则，其本身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落到实践层面，一不谨慎就会变了模样。正是这种效果论司法认知模式，正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很难找到有效的平衡点”，就不仅导致在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中，为了求得暂时和谐而往往牺牲了人们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牺牲了法律的尊严；而且很容易演变为利益搏弈。因为既然我们的司法判决是结果导向的，司法的程序价值碰到现实利益的考量往往只好退避三舍，使得法院不再以独立的身份参与纠纷的解决，而是变成纠纷关系中的搏弈有一方，法院也就不能不错位了。长此以往，法院的错位必然导致人们对法院信任的丧失和对法律尊严的丧失。

和谐社会的根基就是民主法治，现代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也奠基于法律。肖扬说得好：“我们所说的公正，是依据法律的公正。离开法律空谈公正，公正就失去了标准。司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程序性。出使公正、程序正义的价值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大规模群体性行政诉讼越来越普遍，这已成为当前“民告官”的新趋势，有法学家认为：当时制定行政诉讼法，还没有预想到大规模的群体性诉讼大量出现。而现在“民告官”已经呈现出“抱团”的特征和组织化倾向。

此类事件出现的关键，是公民权利受到行政权力的侵害。因为政府行政权力不受限制的膨胀，与民争利的倾向越来越强，导致群体性诉讼越来越多。行政权力处处表现出强势，侵害老百姓的利益，而且侵害利益的情况由以前对个人，发展到现在大范围，或对一个地区整体性的侵害。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地域范围或某一行业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来自被告行政机关的非法干预不同程度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违反行政诉讼法等还没有彻底清除，妨害诉讼，藐视法庭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有发生。行政机关藐视“民告官”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和政府形象，而且还在火上加油，直接导致官民对立情绪的加剧。

在实际操作中，何时何地“处警”，往往是基层党政领导一句话说了算，一些地方政府还要求警方参与各种“联合执法”，这不仅不利于官民矛盾平息，反而使事态尖锐和扩大。而法院参与各种“联合执法”，不仅依法无据，而且实质上违背了正当法律程序，混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差别，破坏正常的权力制约关系，也让当事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得不到法律应有的保护。“联合执法”容易导致官民之间的暴力冲突。

16.9关于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指较大规模的群众与政府发生暴力冲突，乃至发生流血事件。实际上就是以前说的“骚乱”现在中央的说法是“群体性事件”。

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说“群体性事件”有五大特点：一是数量明显增多；二是涉及面广，几乎涉及农村、企业、机关、学校各个领域和行业，波及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三是事件主体的成分多元化，有下岗职工、农民、城镇居民、个体业主、教师等各阶层人员；四是行为方式激烈，有的围堵党政机关，有的堵塞交通；五是组织化倾向明显，出现了一些带头人物。

“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处在急剧的转型期，更注重发展效率和激励机制，不注重公平和公正。分配不公导致了“群体性事件”容易产生；有些矛盾就集中地凸显。

“群体性事件”凸显出来，是因为中国在这一阶段也是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阶段，产权和利益关系不明确就容易产生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

“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起源于群众利益被侵害，在利益被侵害以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

公安部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对基层政府的腐败、官僚作风的民愤，对政府的不信任，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已经进入工人、农民这两大弱势群体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弱势群体在社会个政治层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决定了他们很难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当弱势群体的诉求压抑已久，在极端情况下不满情绪被引发时，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流言推波助澜，进一步促成群众有的对抗，最终失控，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就是要进一步还权于民，对民众的权利和利益，最有效的维护手段是创造一种机制，让民众自主表达、自主维护、自主实现。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好解决，重要的是解决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只有健全而独立的法制，才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要真正解决“群体性事件”，需要在坚持法治的原则内，真正作到以人为本，尤其是关注弱势群体。

“群体性事件”多是由利益冲突引起。当前中国社会处于矛盾凸显期，利益分配不均，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利益冲突明显加剧。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近年来高涨的维权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公民维权运动形成的机制可以解释群体性事件增多的原因。从社会的资源和规则的变化角度解释维权运动的产生和群体性事件增多，其实质就是从利益格局的角度解释维权运动。民间交往权力的崛起，是维权运动成长的根本原因；而公民社会的发育，及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是民间交往权力的两个因素。维权运动的产生源于中国社会的变迁，即资源分布趋于多元，语义规则，正当性规则从人治转为法治等。

当前一些政府部门处理群体性事件普遍存在着旧的专政思维主导的倾向。法律工具论深入许多官员的骨髓，他们至今仍然把法律视为“刀把子”和专政工具。地方政府在对待群体性事件时，往往喜欢采取违法行政的行为。在这种专政思维指导下处理不当，群体性事件往往容易扩大，导致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针对这种情况，群体性事件的恰当处理就需要转换思维，从处理转变为治理、从专政转变为宪政，也就是用宪政治理的思维去分析和解决群体性事件问题。

宪政建设最大的障碍是政府权力过大。一个可能解决的途径是通过公民的法治维权，逐渐制约政府权力，实现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恰当配置。正义规则的生成要防止政府或强势集团运用区分技术捍卫自己的利益。

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计在于构建权利和利益的表达机制，权利和利益主体对话、沟通和妥协的平台。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可归纳为三种模式：血酬模式、互动模式和权力斗争模式。血酬模式主导就是暴力革命的前景；如果互动模式占主导，就可能成为互动网络为特色的维权立宪政治；如果权力斗争模式占主导，则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军队等力量可能发生较大的作用。适当向民权让步，以防止暴力革命的前景。

2004年10月重庆万洲爆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是中国政治生态一个标志性的危机警讯，它不仅是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冲突的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它凸现矛盾的突破方向和展开方式，而后者对当代中国的走向具有关键性意义。这次事件有引人注目的几个特点：

一是参与者的群众性。近年来大陆群体性示威和抗议事件的发生，一般而言，是特定利益群体和特定人群的矛盾冲突；而万洲事件的参与者不是利益受损的特定人群，而是不同社会身份的底层群众，因此它反射的是社会最普遍最基本的不满情绪。

二是突发性，燃点低。万洲事件是一个偶然性事件，没有组织和预谋的事件。仅仅通过情绪传递形成共振效应而突然爆发。它强烈提示：中国的社会危机已经抵临某种临界点，它的燃点非常低。

三是无序化与暴力倾向。如果社会没有疏导和化解矛盾的正常机制，社会矛盾将以突发方式爆发，没有理由奢望温和与理解。

万洲事件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战略意义。从和平沟通演变为烈性闹事，从理性对话演变成敌视性行动，从个体之间的利益之争演变成群体性的政治性冲突，在一些地方还弥漫着一种“暴民”倾向，从沉默到激烈冲突甚至没有过渡。观察社会心态，仍然可以看到两个特点：一是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地方官坏，中央是好的；中央的精神被歪嘴和尚念歪了”；二是出现的骚乱还没有组织性。这是解决大范围社会危机的有利因素。

但是，一些官员并不同意这样的判断，有人甚至把“暴民”行为和社会骚乱归咎于中央政府的亲民政策，他们认为正是把抽象的亲民具体到保护公民的利益、具体到拆迁的赔偿、具体到减轻农民负担，才是不稳定出现的原因。这种僵化与腐败的官僚政治也已经成为民间积怨的主要目标，这种超越地域的社会情绪可能以地区差异而强度不同但不能漠视他的深度和广度。必须看到，这种情绪也绝非通过一时的怀柔与安抚可以摆平。在现实的政治框架下，民意缺乏理性的表达方式和制度安排，在社会综合矛盾的刺激和催化下，民意以突发性群体事件方式爆发。在这种背景下，孤立的事件将随时诱发“同病相怜”的整体共振，这种社会矛盾的突破方式将有可能是一场非理性的剧烈地震，后果无疑是可怕的，失序和暴力有可能使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机会夭折。

反观“暴民”心态，除了人文的因素，也有过去意识形态历史沉淀的痕迹：中国历史上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都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一些出事情的地方，很多官员都有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而采取高压的习惯，他们善于激化和制造冲突，而不是缓和冲突，甚至连唯一的制度化利益诉求渠道——上访——也因为“政治承包”而被堵塞了。正因为有这样缺乏理性的政治官员，才会有那些失去理性的“暴民”

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行动，在大陆以往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一直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严格控制，并限制相关报道、传播和讨论。

早期的社会对立和冲突往往因为农民、城市贫民生活不下去而发生，而今天的社会冲突却可能仅仅因为工人对未来命运的担心而发生，甚至一个误会也能酿成流血暴乱。社会生态的脆弱暴露无遗；而弱势群体已经开始本能地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对抗强势。

在中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出现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丧失感是全方位的，他们被剥夺的不仅仅是财富方面，还有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精神领域、文化教育、政治权力等多方面。

社会风险最容易在社会承受力最低的弱势群体身上爆发。国民待遇的不平等，弱势群体的生活贫困，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排挤等现象，都使得弱势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于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防止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演化为失去控制的破坏力量，而造成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社会动荡，这对于力图在稳定中求发展的中国至关重要。

罢工在大陆媒体中常常被称为“停工”、“集体维权”、甚至以“上访”代替。其实，包括罢工在内的社会冲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据官方公开的资料显示，罢工的次数在逐年增加。但是，在大陆的媒体中，往往只能看到国外的罢工示威的报道，而国内的相关新闻，除了在一些网络评论上能见到外，几乎看不到官方报道。可以说，如果大陆媒体公开详细报道罢工，本身就是新闻。当官方消息缺少时，小道消息往往不胫而走。

从民间的角度看，局部冲突不仅蕴涵着引发社会剧烈动荡的因子，即使是较和平的集体行动也往往伴随着负面影响。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中，不仅社会具有相当脆弱性，政府也对社会冲突相当敏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为了尽可能避免激化矛盾，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社会财富损失甚至酿成悲剧，对于有组织性维权等集体行动，政府不妨以和平、理性、合理、守法的原则冷静处理。

对于集体维权，政府应该允许并鼓励聘请律师或者法律顾问，使其成为维权活动的法律指导。这样可以将维权活动连同社会冲突维系在法律框架内，面对法律这个共同的权威，相关各方面都会在理性的约束下行动。但是，由于相关法律可能缺位或者不完善，甚至就连法律本身也可能与维护权益相冲突。集体维权对具体政策法律形成的挑战，其实也是期望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实现政策法律的相应修改。政府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有完善的法律，同样也要有对法律权威的认同。相应的，政府在处理社会冲突时应该咨询自己的法律顾问，以保证政府面对社会冲突时能够理性、合法。

在目前的政治环境里，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行动，尚处于宪法上认可，但政治上限制的背景下，一旦影响社会生活或者生产的正常秩序，常常被定性为“闹事”或者是“破坏稳定”等。这种思维方式、观念和手段已经难以应对转型期处理问题的需要。必须承认，大陆已经存在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并被执政党视为严峻挑战而高度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过去呈隐蔽性的社会问题已日益突出：国企破产、改制、结构调整等造成大批工人失业，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下，失业问题会更加残酷和严峻，由于资源枯竭而导致衰落和失业，非常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加上工人集中，“同质化”程度高，一些城市可能成为社会冲突的火山口。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一个不曾出现过经济危机，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或者金融危机，经济上的弱势群体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加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在承认社会冲突现实存在的同时，也要避免对社会冲突的泛政治化理解。应该冷静看待社会冲突，不要动辄将它等同于反政府、反社会，要尽量避免使用国家强力机关来解决社会冲突——尽管以强力对付社会冲突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从长远来看，对于需要和平发展的中国并非福音。要真正解决问题，就不能着眼于瓦解民间每一次具体的维权行动，更不应该将是否存在社会冲突作为考核官员的政治指标，而应该立足长远和大局，在依法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着眼于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

从法理上讲，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只是到了1982年的宪法才不再有罢工自由的字样。虽然宪法里没有明确罢工自由，但是法律上从来没有禁止罢工的规定。由于缺乏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什么样的罢工行为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享有刑事免责和民事免责，或者说国家在保障职工或者工会罢工问题上承担什么样的具体义务等等都没有法律依据。罢工权合法化是将罢工纳入法治轨道的前提。合法的罢工也就可以有合法的组织者。这对于一个不得不面临越来越多、甚至可能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冲突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由于组织者的合法存在，罢工参与者就不会再是一群乌合之众，更易于理性地沟通、对话和协商。否则，谁也不敢成为“出头鸟”，一旦发生规模较大的罢工时，面对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情绪激动的人们，政府就难以找到沟通、对话和协商的渠道，过激行为难以被有效约束，就完全可能发展成为暴力流血悲剧。因此，学会妥协、习惯妥协、学会谈判、习惯谈判，培育政治和解、社会宽容、尊重法律权威的文化与传统，是大陆朝野在转型中不能不上的一课。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实现稳定恐怕不能只是一味地强调稳定，更需要的是政府具备应对冲突的智慧和能力。如果能够成熟有效地处理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未必不能成为代价最小的矛盾宣泄口和“减压阀”，反而有利于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国的社会冲突经历了由知识精英主导的进取性争权，到由工农为主体的反应性维权抗争活动的转变。前者的特点是在民主和法治的旗帜下重构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后者以在法定框架内争取和维护基本权益为特征。

这个新的统治格局有以下特征：

一是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共同“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初步形成了相互间身份转换的机制。在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经成为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可以通过下海经商或者官商兼顾等方式成为经济精英。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权力的认同，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

二是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被大部分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

三是这种二元化社会的排斥性具有钢性稳定。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融入的能力。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工农的社会地位会进一步边缘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工农一般不直接冲击社会核心理念，而是从传统的政治话语和法律框架内寻找维权的依据。农民权益受损的表面原因在基层政府，中央将农村基层党政作为改革对象；导致工人权益受损的决策则来自中央，地方政府比较超脱，而且国家往往站在资本方面，这为地方政府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主要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弱势地位的工农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工人维权抗争是目前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之一。这些抗争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迫使执政者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工人这一社会群体真实的处境，并修正其相关政策。工人维权抗争还部分地改变了基层政府的施政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权力腐败者的疯狂掠夺和资本集团的残酷压榨。特别重要的是，工人维权抗争也在改造工农自身，他们从中获得政治经验，并使自己的群体意识与之相联系的利益诉求获得提升。

但是，现阶段工人的“以理维权”又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主要是因为工人在维权抗争中对“政治伦理”的依赖，会强化其对“革命传统”的记忆，激起部分人对“暴力政治”的向往。这实际上是革命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也就是共产党在进行革命时所作出的政治承诺现在变成了工人的武器。

如何化解劳资冲突，世界各国有各种经验教训。在中国，需要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要突破现有意识形态的制约；

二是工人要保障自己的利益，需要有围绕这些利益的组织。这是当前中国社会高度敏感的话题，执政者担心工人的利益组织化会对政权带来根本性的冲击。

三是中国未来的劳工运动发展的方向可能是随着工人权利的逐渐法律化，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工人的利益诉求。在当今世界上，劳动者的权益是有比较明确的标准的，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也是中国社会应该扼守的准则。

劳资纠纷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矛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当矛盾冲突出现时，政府应该居于什么位置、如何处理，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和考验。

首先，政府应该思路清晰，从正常社会纠纷的角度来看待劳资纠纷。劳资矛盾是今天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必然存在的一种利益矛盾和博弈。而劳资纠纷从个别的、小规模的讨薪发展到罢工，乃是非公有制经济规模扩大和社会阶层意识逐渐形成这一特殊时期的阶段性产物，并不是社会冲突扩大深化的象征。劳资纠纷往往也是释放、缓和劳资矛盾的一种途径和解决机会，与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的任务并不矛盾。

其次，政府对“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之间的相对矛盾，要有科学的解析和弹性的处理方法。

其三，政府立场相对独立和中立，以解决问题的效率为宗旨，不偏不倚，勇于纠正错误。

所谓边界，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界限。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各种界限逐渐出现的历史，比如政府干预领域和市场调节领域的界限，私人自由和公共道德的界限，家族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界限，政党运作与政体运作的界限等等。这些界限的出现，都充分拓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是一个民族新的价值观形成的开始，是堪与美国梦相匹敌的中国梦逐渐形成的前奏。

但所有这些具体的分野，为什么到今天没有带来“有机性团结”逐步加深，反而社会分裂不断加大？所以，寻找边界首先不是去寻找这些分野的特色模式，而是现在影响我们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致命问题。所谓寻找边界，就是试图去解释致命问题是什么，解决方案是什么。通过寻找，最终回答我们是谁，也就是确立或进一步确立民族价值观。

如果从社会阶层这个角度看，那么，人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不同阶层的地位的变化纷繁复杂。改革之初，原先的部分边缘人群，成长为后来的经济精英。城市改革展开之前，农民阶层是得利者，后来三农问题慢慢显现。在长期推动建设的过程中，官员阶层曾经相当一段时间承受与社会落差日益加大的困境。以至于今天有学者说：“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

到今天，阶层的分野日益明显。新的阶层逐渐成形，比如中产阶级，城市贫民阶层。不同力量的阶层在占有资源上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占有资源相对多者，似乎都有魔咒附在身上。民营企业家阶层逐渐壮大，但原罪问题一直萦绕不去。挤破门槛的公务员招考，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阶层已经扭转了以往的不利境地。官员数量的庞大，升迁机会的稀薄和现代公务员制度的缺位，都使官员阶层的价值实现被扭曲。腐败的规模之大，已经到了要讨论是不是大赦的地步。这使得任何向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转变（比如收入达到社会中等收入水平），都遭受社会的质疑。城市中产阶级虽然被赋予社会稳定器的高大期待，但其对更下阶层的政治态度还面临许多考验，比如在资源分配上，能忍受多大程度的“城市反哺农村”？在政治权利上，能否接受外来人口与其同样一人一票的选举原则？

占有资源相对较少者，其接受国家资源分配的时候，同样也面临着正义原则的拷问。

最危险的一种情况是，一个阶层靠排斥其他阶层，挤占其他阶层的资源来保证自己的地位和满足自己的需求。比如官员阶层通过过度市场化改革筹措财政资金，保证政绩，罔顾民生，房地产开发商压制业主的自治权利，企业家靠挤压人力资本来谋求利润。

有些对掌握资源较少者的照顾，实际上是国家主导下的对其他阶层资源的挤占。虽然有社会稳定的大局，但由于没有透明的政治议程，也会埋下阶层之间裂痕的种子。这当然不是主流情况。

和谐社会理论的成型标志着阶层之间缓和关系的政治努力的开始。我们发现，执政者的大的动作大概包括，推行新农村建设；推动国企向国家分红，补充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去；治理社会保障基金挪用；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提出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同时，新华社发表的一篇社论承认：“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特别词汇。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这些领域，一般来说都属于资源挤占比较严重的性质，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也是掌握资源较少的群体。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恰恰说明没有更好途径下，掌握资源较少者冲击日益固化的资源占用格局势必采取激烈方式。

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

一个主流的乐观的声音认为，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涉及经济利益，所以相对来说处理起来并不极端困难。也有人从中看到了正义规则的生成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那么将是各个阶层受益。因为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共同体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即使在共同体成长比较成熟的国家，掌握资源较少者通常也是通过“社会运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谋求自己资源的。

从政治上说，2006年，执政者双管齐下，一方面进一步打击分利式的官商利益输送，一方面对群体性事件从严掌控，特别是在法律上作着积极的准备。执政党期望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来化解日益严重的阶层之间的分裂，来获得战略机遇期的稳定。

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化解利益冲突还是属于“国家建设”（state-making）范畴。这种思路最终关心的还是政权体系的效率，正规化程度等。这方面并非不可为。现代社会自然应该有一套发达周密的应付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机制。但就政治家是承担民族使命意义上而言，远不能局限于此。它必须对影响我们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致命问题作出回应。

政府公信力的丧失与长期积累的官民隔阂，是群体性事件飙升的原因之一。

当经济利益成为多数人获得快乐的主要源泉且资源有限的时候，必须有实际的措施约束权力与民争利的冲动，允许在博弈中产生相对公平的分配机制。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判决死刑的人，采取枪决或注射。但是我们在实际情况中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基本上是曾经担任过一定级别领导职务或者很有社会地位的罪犯，才能通过注射的方式终结生命；普通的死刑犯人好象不太容易“享受”到这种比较人道的方式。

当我们将注射作为一种行刑的方式时，我们无疑向前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人道主义精神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彰显；而当我们只将注射的方式用于个别具有特殊身份的罪犯时，我们又向后倒退了一步，法律在适用上的一律平等原则，不幸被遮蔽了。

16.10关于利益博弈问题

当下中国要走向和谐，最基础的问题是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和制度化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而这当中，首要问题就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需要正确处理“表达”和“代表”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说，一个由民众或者民众代表选举出来的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但是必须承认，政府对于公众利益的代表是有限的；即使是可以由政府直接代表的公共利益，也要建立在公众利益表达的基础上。否则，政府容易以自己对公众利益的想象来代替公众没能表达出来的真实利益要求。实际上，利益主体的有效利益表达，是将政府置于一种超脱和超越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政府的职能是为社会中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制定规则和程序，是以监督者的身份介入社会中的利益表达和博弈过程，甚至最终以裁判者的身份对其中的分歧进行裁决。

利益冲突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私权与私权的冲突；二是公权与公权的冲突；三是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他认为私权与私权的冲突不可怕；公权与公权的冲突后果很严重，在一些国家可以闹到国家分裂的地步，但在中国这种冲突也不可怕，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公权与私权的冲突才是最可怕的。

公权与私权的冲突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一旦公权越界，必然遭遇私权抵制，这就注定了公权与私权的冲突构成了中国现在利益博弈的主题。准确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就显得非常迫切，必须把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区别开来。

不仅是社会在分化，公权也在分化，典型的特征就是部门打架。不同部门之间打架，打的当然都是部门利益。所以人们讲，现在是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公和私，再加上官员腐败的因素，就使公和私这两种不同的利益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连接起来，处于强势的私权往往借着公权的名义大行其道，侵犯处于弱势的私权。这样一种复杂的格局，使得识别公权与私权变得空前困难，更不用说规范公权与私权了。这构成了当今利益博弈的一个显著特点。

利益博弈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我们缺少一种能够容纳这种博弈的容器。这是孙立平认为利益博弈的另一个显著特点。面对博弈，我们缺乏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必要准备，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台和规则，这是最可怕的。在利益博弈时代到来之时，公权很少改变，正常的博弈规则很难建立起来，整个博弈过程就不能不是一个畸形的过程。

畸形博弈的几个特征：

一是政府成为利益主体。当政府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或者说与市场中的其他利益主体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政府就成为当事一方，这时候公正往往免谈。

二是利益主体不均衡。中国的两极分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不一样。而能力的不一样，在于权力的不一样。正是公权的进入，这样一个非自然非市场的因素，才使两极分化走到今天，以致利益主体的失衡发展到精英寡头化的程度。

三是在利益主体高度失衡的情况下，利益博弈往往蜕变为利益掠夺。

畸形博弈导致的最后结果，无疑是社会风险的增长。

有一个规律：所有博弈事端都发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挑战意识形态，也不是反对各级政府。只是当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的时候，当私产安全、生命安全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时候，冲突才会升级，矛头开始转向基层政府，并向上蔓延。他认为利益冲突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也绝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政治危机问题。但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利益冲突，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构成威胁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这才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

导致利益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不均衡，如土地开发权的集中等。问题不在于利益总量的大小，在于公权介入后就把私权挤走了；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冲突时，往往是整体利益独大，个体利益被忽略，这才是要命的事情。作为政府官员，往往只考虑地方财政增加收入，只考虑公权的需要，而很少换位思考，为民众的个人利益考虑，结果就导致了抵制，导致了冲突。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奥妙就在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资源的高度集中。有巨大的制度性节约成本，因此集权不是弊端，恰恰是我们的制度优势。经济学家钟伟认为：集权是有效率的，也可以带来繁荣，但人民需要的不只是繁荣，更需要可以分享的繁荣。如果只要效率，只要繁荣，而不考虑人民的感受，那么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社会变革。历史证明，只强调集权的效率和集权所带来的制度节约，资源成本可能是节约下来了，但比资源成本代价更昂贵的社会成本却会积累起来，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建构博弈机制的必要前提，是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种调整应该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入手。很多东西应该由公共财政来买单，和谐社会的建设不能只靠精神投入，也是要拿钱来投入的。

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调整，包括权力层面的调整。中央政府应该加大权力下放的幅度。因为所有的权力为你所有，所有的问题也会归到你的头上。与其如此，不如通过适当分权，让地方政府为中央政府分担一些责任，从而为中央政府赢得更大的灵活性。

政治学者杨鹏认为：利益分化也包括了体制内部的利益分化，其结局不只是社会多元，也包括了体制内部的利益多元，更导致体制内部的各利益群体的独立化。体制内部的独立性团体，都借助普遍的公权力来谋求自己的利益，都借助合法伤害权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许多所谓的公私冲突，说到底还是私人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可以利用公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一部分人则成为牺牲品。

一个和谐的社会，并非是不存在任何矛盾或者利益冲突的社会，但一定是重大矛盾能够得到有效化解、各种利益关系比较协调的社会。这是我们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出发点。

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而利益差别则是社会矛盾产生的基础。

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深层次意义上说，改革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城乡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收入分配不公、失业率居高不下、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然势群体权益受损等问题引发的矛盾随之突出起来。

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越来越明显，各种矛盾必将进一步显现，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能否得到妥善处理，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地把握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一个时期以来，之所以在经济形势持续向好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压力不断加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社会分配关系失衡、机会不均等及相应的社会心理失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和推出改革措施时，必须统筹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和长远观念。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要以其他诸多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如果不从全局出发，或者只从局部出发看问题、解决问题，就可能导致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更多的问题接踵而来，加剧社会利益矛盾。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着力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素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四大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各种关系基本协调，政局基本稳定，社会基本和谐。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基本协调、稳定、和谐的前提下，人民内部各类关系和矛盾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同程度地普遍得到实惠的情况下，人民内部一些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与紧张，存在某种不安定的隐患、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社会差别问题

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呈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深层原因。

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反映在分配领域，集中在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上。差别即是矛盾，差别持续拉大引发矛盾加剧。

社会成员分化和流动问题

阶级、阶层发生分化，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了，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构成结构重组，呈多元化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重要原因。

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深刻变化，领导阶级内部关系多样化。在公有制经济，领导者、管理者、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差别和矛盾；工人阶级内部分为不同的群体；少部分拥有较多财产的职工与普通职工或贫困职工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的比重越来越大，收入逐步提高，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也在拉开。

科学分析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正确认识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新变化，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确处理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

群体性事件问题

近些年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集中原因。

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十多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也大幅增长。引起原因大多是物质经济利益问题。居第一位的是生活待遇问题。属于政治性问题不多，物质利益诉求是主要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大多数是普通群众。

除以上问题外，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政治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问题，民族宗教冲突问题，都会引起复杂紧张的矛盾，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诸多表现。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处理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冲突，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并碰撞、摩擦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表现出新动向、新形式、新特点。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王伟光指出，利益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子，利益矛盾是人民内部其他各类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影响、制约、导致各类矛盾发展的主导性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说到底，就是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王伟光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

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这些矛盾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表现出来。除了根源性、主导性，人民内部利益矛盾也具有群体性、非对抗性、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对抗性等特点。

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时毛泽东就认为“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方法。

首先必须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从总体上说，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坚决防止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可以概括为：

第一，主要用经济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得失矛盾。利益矛盾就是得失矛盾。毛泽东同志提出主要用经济方法处理得失矛盾的原则。

第二，主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人民内部在思想政治上的矛盾就是是非矛盾。毛泽东同志认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来解决。他把民主的方法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公式。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手段，不能采取强迫命令、压制打击的手段。民主的方法主要包括：一是民主法制的方法；二是思想教育的方法。

第三，采取综合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各类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综合性的、多种多样的方法。要针对矛盾的具体实际，动员各方力量，注意工作方法，立足于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增进理解，调动积极因素，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建立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制度化的调处机制。依法及时处置群众的合理诉求，努力消除不和谐因素，从源头上解决矛盾，尽可能地把矛盾和隐患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中。

第四，根本方法是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物质、精神和制度保障。

我国当前凸显的社会矛盾从性质上看大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式也适用上述四个原则。中央提出的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都是针对上述原则而确定的。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根本缓解利益矛盾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从根本上缓解利益矛盾，是针对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差别继续拉大，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社会贫困凸显等问题提出的。

当前收入分配上的主要问题是非常态收入突出，保障性收入不到位，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在坚持效率优先，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的同时，努力注重和兼顾公平。具体政策上要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既要着重解决初次分配非正常收入造成的差距，还要着重解决再分配的社会公平保障，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

“一要保证社会成员机会平等，解决好初次分配合理；二要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解决好再次分配公平；三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好保障性分配问题。”

要从实际出发，在坚持发展经济的前提下，追求效率与公平的优化结合。当前，我国平均主义和差距过大同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于突出了。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同时，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需要效率，但为了保持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实现效率，推进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承认一定差距的相对公平。

实现和维护公平，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等经济问题，还涉及公民权利、社会地位、民主施政、自由平等、公共服务、司法公正等政治和社会内容。要在促进发展的前提下，把维护和实现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从社会全方位出发长远地考虑公平问题，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制度、政策、法律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讲公平必须涉及分配，这就要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分配公平对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

“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地保障，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王伟光说。他认为，当前解决利益问题引起的矛盾，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革，以利益协调的办法来解决。

建立诉求表达机制合理化解利益矛盾

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一个健全规范的社会协商和对话机制，可以引导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反之，假如诉求长期不能得到表达，利益主体将被迫采用其它一些极端的形式。

由于不少矛盾是因政策性因素引起的，涉及对象往往是人数众多的特定群体，共同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会群起响应，社会成员在利益问题上的关联性明显增强。特别是社会日趋开放、人员的流动性日趋增强、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日益便捷的条件下，一旦出现矛盾和纠纷，极易引起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人的共鸣，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当前，一个能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正在我国逐步形成。

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机制，是有效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妥善化解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建立完善诉求表达机制，着力解决因利益诉求表达不畅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能有效缓解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建立矛盾调处机制及时处理利益矛盾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司法调解对于促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人民法院要积极支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尽快形成多种调解并举的机制。

他表示，在当前，强调更多地运用司法调解，继承和发扬传统上深入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就地审判、让群众参与解决问题的方式，符合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党及其各级领导干部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和主线，这主要因为：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出现问题和工作失误或多或少同领导的工作和责任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最主要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往往通过领导同群众之间的关系而表现出来。例如，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为物质利益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协调利益矛盾是领导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和社会问题，出现群体性事件时，领导便成为一切矛盾的中心。

第三，一般来说，领导同群众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但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当领导犯了重大决策失误，当领导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当领导中的变质分子侵吞人民财产，从而损害人民利益时，当群众提出不合理的利益要求，同时又受到坏人挑拨，而领导缺乏及时有效的工作时，矛盾可能会激化，有可能转变成对抗性矛盾。

第四，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其主导方面在于领导。在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中，如果领导方面是错误的，群众方面是正确的，那么矛盾的主导方面毫无疑问在于领导，在于领导是否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求得群众的谅解。如果领导方面是正确的，群众方面是错误的，矛盾的主导方面也在于领导，在于领导对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在于领导是否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当然，也不能把一切错误和问题都归咎于领导，说领导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指领导的责任、领导的工作，不是就领导的是非而言。

第五，领导与群众的矛盾突出表现在群众对腐败和官僚主义的不满上。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将是长期、艰巨和复杂的，要特别注意防止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

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得到直接表现的地方往往在基层，领导与群众结合最紧密的地方也应该在基层。

由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其掌握着矛盾调处的主动权，承担着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责任。而在具体操作上，“基层既是社会矛盾产生的源头，又是化解矛盾的‘茬口’。”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他指出，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求我们进一步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增强他们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使广大基层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组织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带头人。

建立利益保障体系积极预防矛盾产生

经济利益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主导方面，从近年来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具体原因来看，绝大多数属于经济利益问题。

种种经验和教训表明，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机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方针。要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各方群众的利益要求，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抓紧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

16.11关于检察制度问题

中国的检察制度是模仿苏联的模式建立的。有两大特征：一是将检察院和法院并列；二是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中国的检察官不只是一个公诉人，它跟法官一样，也是事实的发现者和真相的判断者。检察官就是侦察阶段的司法官，一个人是否有罪，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进入法院之前，已经由检察院确定了。这就是检察院的批捕权，是一种重要的司法权力。在中国，整个司法部门，是由检察院和法院两个并行的机构组成。根据这一宪法安排，检察院完全可以成为凌架于法院之上的机构。

在中国，检察院是以行政机关的模式运行的。检察系统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是：检察机关集中制。在刑事诉讼中，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作出的决定，有权予以撤消或者变更；对于下级检察院已经办结的案件确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检察院纠正。在检察院内部，也是行政化管理模式，检察官组织法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官只是检察长的代理人，检察长或者科室领导随时可以干预检察官的办案活动。上级检察院与下级检察院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对于下级来说，上级做了一个决定，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都应当执行。

不予上级保持一致，就打破了检察系统的某种潜规则。“上级拿意见，下级作决定。”

中国的检察系统的体制设计，显然陷入了一个根本自相矛盾之中：检察院是个司法机构，但其管理模式却是反司法的。在检察院内部，检察官是没有独立性的；在检察院之间，下级检察院也是没有独立性的。

法院应当成为司法体制的核心，检察院的权力则只能以公诉为核心，而不应该有其他更多的权力。

按照规定，副处级以上的官员，市检察院是没有权力直接立案侦察的，要报市委常委，经过市委常委会开会决定。

在上报市委常委之前，还要先形成初查材料，而对官员的初查也要经过检察长的批准。这就是“重大案件党内请示制度”。

检察机关的经费受制于政府的事实，为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政官员干预检察院办案创造了条件，已经成为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症结之一。“吃谁的饭，就听谁的话；拿谁的钱，就替谁办事。”这话虽然有些绝对，但足以证明，要根治地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现象，就必须改革司法机关经费来源，将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从地方财政中独立出来。只有司法机关的业务经费不是制于地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独立性才能得到确立和体现，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16.12关于律师制度

律师，历来被看作是法律正义与社会民主制度的捍卫者。

律师职业的特殊性，就是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将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他们一旦进入代理人的角色，就会情不自禁地遵守这样的职业操守。并时常展现出明显的“偏袒性”。

律师观点不等于公论，律师也没有发表公论的责任。

现在，中国有十几万律师，虽然社会影响有限，但有识者的政治职责与社会责任已经觉悟，正在形成一种民间力量。

律师真正的工作是挑战权力，这个权力包含了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1993年以后，律师从专政工具逐渐变成制约权力、挑战权力、捍卫社会正义的重要因素。

任何社会都有权力制衡问题，从中国来看，有国家的立法权、国家的审判权、国家的行政权、国家的检察权，权力制衡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法制建设是否完善的标志。在这方面，律师具有制衡作用，它是通过一种民间力量去制衡的。而现在对权力的监督，光靠体制内的监督不够，监督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民间监督，舆论监督，律师正是民间监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各国都把律师制度、律师职业看做是社会民主制度的捍卫者。

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履行制衡监督职责，他们也面临着压力和风险。律师参与政治，其前提是要保持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参与政治不意味着被政治改造。

值得警惕的是，在一个“官本位”氛围浓厚的环境下，很容易使律师以法律的牺牲来换取政治上的成功。

从现行法律规定讲，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只能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就是说与行政机关具体的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所以说我国并没有建立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对行政机关起诉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从诉讼经济的角度看，不支持公民个人提起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这类行政公益诉讼。司法是需要成本的，而司法资源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公益诉讼应主要运用于那些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有直接危害的行政机关行为，并且往往是公民穷尽其他形式无法得到救济的诉讼中。一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公民无任何救济手段，这时可以直接对该行政机关提起诉讼；二是公民针对行政机关本身或者其监督者提出了建议，该行政机关或者监督者不作为，公民可以对该行政机关或监督者提起诉讼。

从公民监督政府的形式讲，现代民主是代议制民主，人民选举代表，代表产生政府和监督政府。政府的财政开支是否合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都要受到议会监督，这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监督。公民正常的监督政府形式应当通过人民代表来进行，通过舆论来进行。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诉讼通常要在维护一种自身权利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下进行，“无权利就无救济”，在救济权利的同时达到监督政府的附带作用。所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通常应当是行政机关的外部行政行为，是直接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法律行为。任何公民都可以针对行政机关的有损于包括公民个人权利在内的公共利益的外部行政行为提起公益诉讼，而不宜直接针对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这种内部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角度讲，也不支持公民个人提起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这种行政公益诉讼。西方国家主张“三权分离”，我国尽管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对政府与司法机关也强调权力的分离与监督。

行政与司法权需要制约与监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制约与监督的前提是分离。司法权不能过度涉及行政权，因此，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坚持“合法性”审查，一般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这是司法留给行政的一定自由裁量权，以方便行政机关执法。

所谓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

与一般诉讼相比，公益诉讼有三个特点：一是公益性，是以个体的诉讼样本，求得公众利益的回归；二是表现在可复制性，即凡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人，都可成为诉讼主体；三是我国公益诉讼的对象多是垄断行业，由于我国垄断行业具有特殊社会地位，容易对社会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他们频频成为公益诉讼的被告。

公益诉讼是为纠正公共性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在发达国家已经被广泛接受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但在我国尚未得到立法上的认可，成为我国诉讼体制的缺憾。

法治社会下，任何一级政府都要依照法律赋予的权限行使行政管理职责，公开、透明、依法行政是最基本的准则。由于掌握公共权力，政府如果不依法行政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其危害性更大。

现实生活中有诸多政府行政行为明显侵犯了公民利益却长期得不到纠正的现象。有效治理这种行政权力的“乱作为”，一方面可以通过严肃党纪与政纪，切实实现依法治政；另一方面，从公民社会监督的角度，提起公益诉讼应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所谓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简单的说，“公益诉讼”就是消费者试图以个人的抗争，去捍卫全体消费者的权益。

在中国，公益诉讼的力量正在逐渐显现，“小人物”的“大行动”令垄断行业和政府部门开始悄悄地改正着自己不由分说的霸王行为。民间的公益诉讼虽然社会影响有限，但有识之士的政治职责与社会责任已经觉醒，并正在形成一种民间力量，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中贡献力量。

普通老百姓与垄断行业和政府部门对簿公堂，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将唤起更多的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战；同时也让弱势群体的维权行动得到了走起码的尊重。只有让所有既存事物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才能决定其是否有权利继续生存下来。而公众无疑将成为理性法庭中最公正的法官，公众维权的勇气无疑将成为对所有不合理现象启动审判程序最坚实的原动力。

法律在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则需要尊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宪法权利以保护公众的知情权。从法律上对公共人物与普通人的区别对待，以达成舆论监督和文化批评的合理空间，恰恰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公益诉讼的意义并不在于官司的胜败，而在于诉讼本身，胜诉了可以树立人民对法律的信心，败诉了可以暴露问题的根源所在。公益诉讼挑战的往往是握有实权的政府机关，它蕴含着“公共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监督”的价值理念。一个开明的政府理应倾听民声，吸纳民意，方能在宪政的轨道中健康运行。在公益诉讼的法庭上，行政机关必须倾听民众的批评，回答民众的异议，并最终接受司法的裁决。从目前的中国国情看，公益诉讼不仅已逐渐成长为一柄制约公共权力的有力武器，而且也为民众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开辟了一条快捷途径。

公益诉讼，也是提升公民权利观念、民主观念的原动力。所谓权利，其重要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主张权利，如果人人都不主张权利，那么权利只能永远停留在纸面上。常常听到国人抱怨法律的软弱，孰不知法律之所以“软弱”是因为当法律被践踏时，很多人选择了沉默和忍耐。如果有人勇敢地走上法庭，让法律开口说话，扭转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法律就会让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神圣的力量。公益诉讼超越一己之利，为公益寻求司法救济，以私权的形式来维护公共利益，折射的正是公民理性维权意识的觉醒。

旨在捍卫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闪耀着民主的精神，标示着法治的进步，追寻着“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人类理想。然而，起源于罗马法的公益诉讼尽管源渊流长，但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的实践因此步履艰难，频频遭遇立案难、诉讼结果不理想等诸多坎坷，以致一些不合理现象继续大行其道，而民众却无可奈何，公民难以有效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合法权利的实现必定以司法救济为后盾，而消除社会弊端的终极手段则离不开诉讼

所谓公益诉讼，顾名思义是指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大量的公益诉讼案件是由检察机关提起的。

中国已经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目标，温家宝总理有一句精辟的格言概括了“法治”的含义：治国者须先受治于法。所谓“宪政”，就是以法律界定、约束、审查政府之权力。法治是宪政的骨干；即使有言论自由，有民主选举，而如果没有法治，宪政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而法治有很多构成要件，比如独立而公正的司法体系，合乎天理人情的法律。而它的基础则是一个信仰正义的法律人共同体。

中国受苏联影响，长期以来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人民只能恐惧和逃避这样的法律。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不少的这样的法律观之痕迹。现在情况在发生变化，不少法律已经显示出保障人民自由与权利的取向，司法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专政工具的形象，因而人民也开始逐渐改变对法律和司法的观念。另一方面，新的法律人共同体在缓慢形成。尽管司法腐败、律师腐败、法学家腐败的案件所在多有，但法律人的良知也并没有被这个时代的道德堕落完全吞没。公益律师就是其中的亮点。

一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创制法律。他们与一批法学家积极参与立法，改变了长期存在的“部门立法”的“立法腐败”现象，将尽可能多的正义观念注入到立法中去。

二是公益律师重新界定政府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中国有一种错误观念：政府常常大张旗鼓地对人民进行普法教育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宣传法治就是用法律来治理人民；而公益律师的活动则告诉人们，法治既是用来治理人民的，也是用来治理政府的。权力如果不以法律为规矩，就是不正当的。

三是公益律师将法律精神灌注于政治中。政治在当代中国是封闭的，民众往往对政治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不少人习惯于从“厚黑学”的视角来观察、评论政治。而现代社会成熟的政治，则是公共性的。所谓政治活动，就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以理性的论辩游说人民；在弥漫于社会的法律精神熏陶下，他们也能够尊重游戏规则。

中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证明中国政府对社会失序的担忧是有根据的。社会失序会对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体利益造成损害，对于曾经有过动乱教训的中国政府和民众来说，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更是有着强烈的愿望。

自由、平等和秩序是一个健康社会最为重要的三个价值元素，也是公民个体和执政者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三种价值观往往会发生冲突。自由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权利往往是超越公义和善良的，是人成其为人的基本底线，是一个社会具有原创动力的根本源泉。但是自由如果运用不当，或者缺乏足够的法治约束，有时会伤害平等和秩序。而另一方面，一个不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丧失社会公正的秩序也是非常可怕的。这种秩序最后只能沦为掌权者横行霸道，弱势群体唯唯诺诺的强权秩序，而非自由蓬勃的法治秩序。

在真正的法治秩序下，公民权利能够得到保障，社会正义能够得以彰显，社会秩序能够实现和谐。自由而负责的媒体可以保障言路畅通，独立而健全的司法制度是一个社会申张正义、公民权利得以保障的最后管道，而律师恰恰是公民进入这一管道的最重要的专业人员。

中国的司法实践表明，律师参与诉讼或者仲裁，有助于推动纠纷解决程序的顺畅运行，帮助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依法查明事实，依据适用法律，理性、妥当地解决社会纠纷。

目前我国的公益诉讼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挑战传统的公共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为背景的行政和公共事业单位对个人权利的损害；二是挑战公共垄断行业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三是告强势企业损害多数人共同利益。

有人认为，中国的公益诉讼正在“渐成气候”。公益诉讼主要体现了以私权诉讼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思路。

中国改革的每一步，都有利益既得者和利益受损者，也都需要法律法规的确认。但是由于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一个渐进性积累的过程，所以就导致一个现象：利益格局不断变化，法律法规体系缺乏稳定性。许多学者批评中国法律的朝令夕改和适用性差，客观来讲，这固然与中国立法技术的欠缺和立法的功利性考虑有关，和中国社会持续性的不断变动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关系必然要由法律法规调整，在社会关系千变万化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苛求依托于其的法律法规岿然不动呢？

无论哪个阶层，上到决策者，下到平民百姓，面对社会的巨变显然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人们渴望稳定，但也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一成不变，既得利益者当然希望法律法规来固化自己的利益，非既得利益者当然希望法律法规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起码的生活；但同时，既得利益者也希望自己能够突破法律法规的制约获得更多的利益、更大的特权，而那些非既得利益者在无奈接受现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则期待自己某一天也能钻个法律法规发空子而成为爆发户，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所以，这时候，首先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规则来加以调整是个问题；其次，人们是不是遵守规则，怎样遵守规则也是个问题，毕竟人人都有对规则的渴望，也都有冲撞规则的冲动。

16.13关于司法腐败问题

司法腐败自古以来就有。

老百姓告官的案件，千百中有一二得到公正处理。即使钦差比较有良心，不过设法为之调停，使两方面都不要损失太大罢了。再说，钦差一出，上下又是一番招待，老百姓又要掏钱；地方官一定要让钦差满载而归，才觉得安心，才觉得没有后患。所以，各洲县的官也明白了，老百姓的那点技俩不过如此；老百姓也明白了上访告状必定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往往激出变乱。搜刮老百姓是各级官员的共同利益所在，这就决定了老百姓告状的成功率不过千百之一二。

在官司中，由于官吏们熟悉法律条文，又有权解释这些条文，再加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同情，老百姓想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老百姓明白了：一是不值得打官司，告状是亏本的买卖；二是贪官污吏准备付出更大的代价打掉出头鸟，一旦坏了规矩，他们的损失将极其巨大，因此出头鸟很可能陪上身家性命三是在付出了上述重大代价之后，告状的成功率不过千百之一二。结论：民不和官斗。出头的掾子先烂。屈死不告状。

冤大头是贪官污吏的温床。在冤大头们低眉顺眼的培育下，贪官污吏的风险很小，麻烦很少，收益却特别高，因此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

深谙法院审判之道的人都知道，一起案件的审理，法院一般制作两本卷宗，正本公开透明，律师可以随便查阅；副本秘而不宣，存放的大多是领导对案件审理的“条子”、指示、甚至是对案件性质直接认定的有关批示。于是案件的审理便分为台前幕后，台前法官审案，幕后官员定案，甚至法院院长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摆设。

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成员由法院行政领导担任，他们一般不审理案件，但在听取汇报后却对案件具有最后的拍板权。如果说这种“审案不判，判案不审”的审判制度弊端百出的话，但它毕竟还在法院内部的掌握之中，而党政领导利用职权干预，甚至命令法院依其“旨意”判案就更为严重了。官员一言九鼎，定成败，甚至定生死。掌握权力的人如果可以无视法律，那他就没有不敢做的事。

你遇到一位法官，请他吃饭不去吃，送礼也不要，这是最可怕的了。因为，你不知道他是真正的廉洁，还是对方已经送过了。

在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有人出事了，不是找律师，而是找关系。就是找律师，也要找与法官关系比较好的律师。

很多案件当事人或者律师，就利用各种关系接近法官，请法官吃饭或者娱乐。法官不在外吃喝玩乐，反而会被认为不正常。

法官不能依法断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头上的乌纱帽和手里的饭票，都掌握在那些有权拿了“组织性、纪律性”对他们施加压力的人们手中。

行贿受贿的风气蔓延开来，在很多地方形成一个“职业群体”——诉讼掮客，为诉讼当事人和法官之间的权钱交易进行牵线搭桥。

腐败已经形成潜规则，在这个环环相扣的腐败网络中，会产生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官员只有适应这种潜规则，常常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司法腐败不是孤立的，它与党政机关及权力机关的腐败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有机体，互为因果。

各种监督常常起不到作用，例如人大虽然是权力机关，但在监督法官问题上，只能要求法院或者相关部门限期报结果，一般是怎么报就怎么算，很好应付。

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这样表述了法官在“法律帝国”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法律帝国里，法院是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法官地位的崇高来源于法官的独立品格、中立立场和护法使命，法官的职业特点要求其保持公正的立场，不受来自外界的权力、舆论、亲情等左右。中立的裁判地位决定了法官不能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法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远离喧闹的人群和灯红酒绿的生活。

法官必须充分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却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自由加以约束。这正是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就法官的职务性质来说，法官不能对批评做出答复，不能卷入公开的论战；法官必须尊重自己的同行，在案件没有判决之前，法官不能怀疑自己的同行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更不能在舆论上造成某种涉嫌防碍公正审判的情势，来向自己的同行实压。

各级法官和检察官的乌纱帽和饭票都掌握在那些有权拿“组织性、纪律性”对他们施加压力的人们手上，怎么能不影响他们独立办案呢？各级法官和检察官的为什么和饭票只有彻底与地方党政领导机关脱钩，才能使他们少些干预。

法律是人定的，也是人执行的。正如俗话说得好：“法律是死的，人的活的。”我们看到法律条文是公正的，但我们也看到，坐在法庭上的法官是不公正的。

司法腐败固然有种种外在原因，但是也离不开法院和法官自身的因素。无论法院还是法官个人都是以正义为业，这是其他任何公共权力不具备的一种特性，它消除纷争时几乎是居高临下地面对社会成员，因此法院和法官个人所担当的社会责任远远重于一般的公共权力部门。法官职业对于从业者的职业技能和伦理要求是最高的，只有人格非常杰出的法律人才配当法官。

当代中国的司法不独立是有目共睹的，但客观地说，并非所有的司法不公都是司法不独立之过。尽管有人会说长期的司法不独立消解了法院和法官担当司法责任的意识，法院和法官个人的公正裁判意识从而丧失殆尽，但这种外因论难以服人。

法院也好，法官也罢，从普遍的角度看，无论是从司法公权力正当行使意义上，还是法官个人操守意义上，他们都没有给予社会足够的信心。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司法不配独立，但司法失去公信力的恶果已经呈现——大量的司法腐败案例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怀疑：无干扰的案件都不能公正审判，司法独立了不是更糟？

司法独立必须奠基于社会的基本信任，学者的呼吁并不能替代人民的接受，也无法消除人民的疑虑，学理的正确必须获得社会的承认，而承认的基础就是法官必须把能做到的做好，一丝不苟。在社会都缺乏基本伦理共识的时代，大量纠纷涌向法院，这道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因为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如各种协会、自治调解组织）的滞后，不得不成为人们最常用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司法尊严和健康司法伦理的重建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具有稳定社会的功效，也是重建社会各种新伦理的典范，健康的司法伦理应该成为社会新伦理重建的第一道曙光。

司法腐败遭到的憎恨可能远远超过其他公权力对人民的侵害，因为它杜绝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封死了正义的出口，宣告了正当救济的承若是个骗局。于是出现了湖南省永兴县发生原告炸法院的恶性爆炸案件。报复行为的启动关键，在于报复者心理失衡的来源和强度。

纪晓岚先生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把清朝刑名师爷称为“四救先生”，这是因为他们审判案件时有一个“四救四不救”原则：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所谓救生不救死，就是罪人杀死人后，最好不判杀人者死刑，再杀杀人犯又凭空多死一人，这样不好；所谓救官不救民，就是在处理“上诉”案件中，不能轻易给冤案平反，如果翻案，那么原审法官就要遭祸，这样不好；所谓救大不救小，就是在牵涉官与官的案件时，不要把罪归于上司，有罪尽量推给小官，官越大处罚越重，牵连的人越多，这样不好；所谓救旧不救新，就是指官员交班时发现违法乱纪，要把罪责推给新任，旧官已经无权，有事无能力“协调”，不如推给新官，他有能力摆平这些事情。

古人最忌讳与法有干系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当讼师的，讼师专弄人间是非，笔墨之间，动关生死，最损阴德，最容易遭到报应。从事法律工作，必须积善，而所谓积善，既不能当恶讼，也不能当“清官”，清官不讲人情，也是一种：“恶”，严格依法是清官子孙后代无福的因果所在。“四救四不救”，说白一点，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法律之“严刑峻法”化为“温柔敦厚”，“平恕两字，为千古治狱要决”。

既然是“千古治狱要决”，会不会也是当今法官遵守的原则？

事实上，法官们不但在理论上大行“平恕之道”，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如此操作，死刑多判死缓，无期多判有期，实刑多做虚刑了结。据《检察日报》报道，从2003年到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却有51.5%的人被判了缓刑。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司法腐败造成的，有可能是法官们存在“心理障碍”，法官不敢当清官，他们在虚拟的“因果祸福”的支配下要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要当好好先生；按照刑法规定，受贿十万以上，就可以判死刑的，但有的受贿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为什么少有判死刑的？判案不按法律条文来判，而按法官心理来判，这无疑也是腐败之一种，是否可以称为“法官群体心理腐败”？

司法是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也因此被广泛称为“最后的腐败”和“最大的腐败”。想想看，连司法都腐败了，公平和正义还能籍由何种渠道降临到普通的公众身边。与其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倒不如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更为直接和贴切。事实上，在“吏治腐败”之下，何须区分什么“行政腐败”或“司法腐败”，基于司法行政化的现实，它们总是纠缠在一起而无法分割的。

从“司法腐败”的定义出发，也许我们所要强调的本应该是“司法的腐败”。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司法机关视同为行政部门并给予同等的管理，司法机关内部也有着深重的泛行政化印迹，司法官与司法行政官并未严格区分，而是被交叉或混合使用。这相应造成了司法官的腐败和发生在司法机关中的腐败有相当一部分实则应该属于行政权的腐败。

“司法的腐败”的根源是“权力的腐败”。当法院院长在事实上仍然被作为一个“行政官员”而非一位“司法官员”来看待时，“权力腐败”必集中表现为“吏治的腐败”。在司法高度行政化的趋势下，对多数法官而言，在专业资格上的逐级晋升并非其追求，反倒是更能体现出“大官”身份的院长成了法官们一生所孜孜以求的目标。

司法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司法腐败不能被扼制；司法官员腐败了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腐败而成为司法官员。众多的个案提醒我们，“吏治腐败”是比“司法腐败”更可怕的腐败，作为源头的“吏治腐败”不优先解决，，司法行政化的病灶不予制度性的革绝，司法腐败的遏制就只能是缘木求鱼。

司法制度建立的目的是要通过程序解决冲突、发现正义、确立正当行为的规则，而使我们逐步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的理想。司法的性质要求法官高度的独立、法律秩序的统一与法官在判决中面向正义而不仅仅是机械执行成文法条。这些条件要靠制度来保障，要靠宪法程序来保障。如果严重缺失这些条件，即使法治的声音喊得再高，也只能形成一个不幸的司法体制，失去一般民众的信任在所难免。

中国的现状是：司法权几乎彻底的地方化，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完全重合，每一级法院都是同级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在地方没有独立的司法分支。一方面，地方法院在人、财、物完全受制于地方政府，同地方利益集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部分也是为了判决的公正、化解社会矛盾，上级法院以行政的方式对下级法院进行监督、下达指示成为不得已的事情，还包括上级法院的主动提审而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则。

人人都知道，严格实施某些形式公平的规则，会带来出乎预料的不良后果。这种情况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事实上的选择性执法又使得人们深感不公平。依靠立法上的集中统一，是否就能真正保证法律秩序的统一和法律的确定性？一个判例累积形成的规则体系，在表面上不象法条主义体系那样有着形式上的美感，但不论在形成人们行为预期的确定性，还是在适应快速变化社会的灵活性上，可能都更具有优势。

现在中国司法的局面是小案多缠讼，大案多干预（上级权力干预和公众舆论干预等）。司法改革是一个审慎的政治改革，它是在不造成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对严重社会问题采取的妥当解决方式。良好司法体制发挥的力量是缓慢的，但却无时无刻地存在着，其作用的影响深远的。人们在良好的司法体系中逐渐养成的良好习惯和从中发展的正当行为规则又反过来影响着政体的其他部分，从而使政体逐步稳健地向良性方向变化，实现政治文明。正如一位杰出的政治科学家在评论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时所说：在那里，一切政治问题最后都会变成法律问题。

司法独立只是一句空话，党政的实权人物都能干预。

法院自由裁量权给所有法官一个可以违法、违约，向当事人吃拿卡要的方式和手段，在中国法律的黑暗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连现在从事律师的人们，也不得不去利用法院法官的自用裁量权，这就是法官的潜规则，这就是法院、司法系统，乃至我国公检法所存在的潜规则！

法院腐败说明了什么?

2006年8月底，曾担任安徽阜阳中院院长的尚军、刘家义、张自民，因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分别被安徽省检察院审查起诉。据报道，在2005年，阜阳中院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腐败窝案，中院两名副院长，十余名庭长、副庭长涉嫌受贿，悉数被判刑。

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院院长，则是社会底线正义的守护神。法院院长、法官“前腐后继”，不仅是一个为官者“官德”的沦丧，也是社会良知、正义和责任的沦丧。如果说官僚腐败弄脏的只是水流，那么法院院长、法官的腐败，则把水源败坏了。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他的《法律与宗教》中写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院腐败的严重性就在于，它亵渎了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动摇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阜阳中院的这一系列腐败案中有一张巨大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就像多米诺骨牌，“头牌”的跨掉，也预示着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省市“政坛”的大地震。费孝通先生曾把这种“关系网”总结为一种“差序格局”的模式，“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网”差序格局的特殊性，才会有现在这种“前腐后继”，腐败的“多米诺骨牌”也才能找到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如果说在古代，各种关系网的联结是以家族、血缘、地域为纽带，那么，到了今天，这种关系网则以金钱、色欲为纽带，由权力来支撑的。

尽管封建宗法势力已经土崩瓦解，但乡土社会的差序理念却在以“己”为中心的小圈子内被普遍实践着，深深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和处世观，甚至，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如今，要升官调动，最优选择不是按程序、法律，而是“求关系”。在官场中，所谓的“干爹”、“同门子弟”、“铁哥们朋友”、“情人”等等，都以“情”，以“关系”作为媒介来诱导的。这种潜规则不仅仅是官场局内人士的心理默契，而且“历史悠久”，以至于成了人们在利益算计与索求时约定俗成的行为选择。

法院院长“前腐后继”发人深省。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说，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须存在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然而当代中国，“老传统基本消失，新传统名存实亡，在荒凉的传统道德殿堂废墟上，并无新建筑应运而生”。很显然的，生成法律至上，而不是关系至上的“新文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关系秩序”与法律秩序水火不容，要抑制这种关系大国的遗风，只能依靠市场化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洗礼。

对贪官量刑的普遍“掉价”，特别是对贪官适用缓刑、免刑的比率在逐年上升，从2001年的51．38％增至2005年的66．48％。对贪官适用缓刑、免刑过多、过滥，意味着一大批贪官有惊无险地走出了司法的“后门”，不但没有受到刑事处罚，而且还能保住公职。这不但有损司法权威，而且影响反腐败的公信力，也使检察机关千辛万苦查证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古人尚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此，对同罪同罚所蕴含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并不值得我们为之鼓掌。况且，我国《刑法》对贪污罪和受贿罪所规定的量刑尺度，是在涉财犯罪中最为详尽的，现实中贪污贿赂案件量刑失衡的原因并不是量刑标准存在问题，而是司法跨越法律规定的幅度，对法治的扭曲。

腐败犯罪的实质是权力滥用。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和有关法律精神来看，笔者认为对贪官不宜适用缓刑、免刑等非监禁刑。

一是严惩职务犯罪是我国立法的指导思想。既然是严惩就应该在法律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到，不但要在量刑幅度上从严，而且在其他刑罚的运用上也应该从严，才能使立法的主旨得到充分体现。

二是我国司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案标准高于其他涉财犯罪，不宜再让贪官在“犯罪情节轻微”上占便宜。现在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案标准是5000元以上，而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500元以上，已经相差十倍，立法不宜再在刑罚适用上对贪官宽宏大量。

三是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已经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且开始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防止不起诉决定的滥用，没有必要再在对贪官适用缓刑、免刑的问题上浪费司法资源。

四是法律规定的适用缓刑、免刑的“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和“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条件过于灵活，主观性太强，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

堵住贪官的司法“后门”，也是堵住司法腐败的一条途径，关乎我国反腐败的力度，还是应该从立法的“源头”去解决。

16.14关于黑社会问题

所谓黑社会，中国人过去常常叫做“帮会”、“会党”、“秘密社会”、“会道门”等等，虽然稍有区别，但意义相近。黑社会就是地下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的、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它具有政治保护和资本支持，进行职业犯罪活动。

中国目前的犯罪团伙，不单单是流氓势力，大多数是黑帮，具有黑社会组织的雏形。中国的法律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但专家认为，这种概念不是法律用语，国际通用的概念是“有组织犯罪”，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中国不愿意承认罢了。但是中国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中国各种有组织犯罪活动远远超过了一般人们想象的范围。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内部会议上多次指出：一些地区的党政部门、公安系统、证券市场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被黑社会势力操控和把持。没有公开的官方内参上清楚地写着，黑社会势力渗入的政府部门有：工商、证券、税务、公安、商业、交通、文化、城市街道、县乡党委等等；并网罗了相当一批高智商、高学历的人才加入其组织，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他们有相当严密的等级化组织，有相对稳定的核心，有严酷的纪律。他们通过非法的地下经济活动聚敛钱财，通过贿赂、色情等手段诱惑各种人士参与犯罪，并向他们提供保护。

中国大陆黑社会的几种形态：一是公司化成为发展趋势。由于一个地方的经济结构决定着一个地方的利益格局和财富流向，因此当地什么行业兴旺，黑社会犯罪集团就成立相应的公司“名正言顺”地把持这些行业和产业。这是黑社会组织中比较成熟的高级形态，这些人与社会权力机构有较好关系，其组织成员已经打破血缘、地缘，有些人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一定的社会身份；二是黑白双轨黑白勾结。在经济信用严重失常的情况下，一些经商者和基层单位因用正常手段保证不了自己的应得利益，竟然启用黑社会来帮助自己；三是黄色行业后面的黑社会组织；四是与国际黑社会集团勾结。

二十多年来，黑社会势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零散孤立到组织严密，它们渗入了“红道”（中共机构）、控制了“白道”（毒品销售）、掌握了“黄道”（娼妓和色情行业），成为危及普通百姓生命财产甚至开始要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一大祸害。专家认为，大陆黑社会的兴起，是毛泽东时代后中共控制力削弱的产物，同时更是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贫富惊人分化的社会后果。主要原因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产生了滋养黑社会的土壤。不光是一个黑社会，还有许多坏事都是最近二十多年卷土重来的，比如嫖娼、吸毒、赌博、走私等等。中国封建帮会的影响和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也为中国黑社会犯罪提供了样板。中国黑社会猖獗的客观原因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衡，迫于生计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黑社会的迅速蔓延得益于他们用金钱编织出的庞大关系网和保护伞，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他们向政治领域渗透，培植黑帮势力，千方百计渗入党政机关和司法系统，贿赂国家党政干部。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长期存在，其背后一定存在“保护伞”。

政府官员和黑社会的勾结不只是保护与被保护那么简单。部分基层政权组织自身软弱涣散，行政不力，于是动用黑帮成员介入收费、征粮、拆迁等棘手的行政事务，替代正常的行政执法；时间一长，不仅黑社会组织做大，更可怕的是，一些应该由基层政权掌握的社会管理职能为黑社会组织所取代。一旦政府丧失了社会功能，黑势力就会自动从反面弥补，成了社会需要的“好东西”，成为“正常”机制的一部分，相应的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一进一退，在政府权力退出的过程中，个人和政府之间却留下很大的空白。转型时期的这种制度失衡，使得黑社会这样的犯罪组织形态得以存在，并以其拥有的暴力控制公众，赤裸裸地谋取经济、政治利益。

权力庇护和暴力手段的畸形结合，将彻底践踏法律的尊严。

如果仅仅是黑道，尚可指望官方出面制裁，普通黑社会受到合法政府的制衡和打击，最多只能与合法政权共享对公众的控制权，不能一手遮天。可怕的是，黑道势力与政治、权力结合，合法政权一旦黑社会化，民众就无可逃遁，只能听凭宰割。目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中国的黑道势力正在向政治核心领域渗透，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的扩张，他们的“工作”范围从走私、贩毒等简单的违法犯罪行为开始向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领域进行广泛而深层次的介入。

一种公开的罪恶如果只是个别现象，也许可以归因于工作的疏漏，但如果蔓延成普遍的社会问题，则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制度的弊端。黑社会势力之所以能在一个地区横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地的权力层出了问题。

黑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是用自己的一套秩序来取代现有的秩序，甚至使整个国家都“黑社会化”。黑社会存在的基础不在于它拥有多少暴力——再多的暴力也无法于国家力量相抗衡，而在于腐蚀国家权力部门的能力和黑社会的社会认可度。当整个国家的政府和司法系统都处于腐败不堪的状态时，人们的诉求总是得不到来自政治体系的支持，反而这个体系变成了压制民众、违反正义原则的工具。但此时，人们对正义的需求仍然存在，于是黑社会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如《教父》中描写的那样。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要避免黑社会最终演变为“社会黑”，就必须意识到，国家不仅要和黑社会争夺政府官员，更要和黑社会争夺“人心”。当政府腐败，社会不公、道德功能退化时，人们宁可选择黑社会而不是选择政府来维持正义，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高级白领与黑势力结合，是中国新出现的一种倾向，其潜在的危害比一般黑势力更大。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这样的“白领黑势力”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

黑帮可怕，黑金更可怕，收受黑金的黑官尤其可怕；黑社会可怕，社会黑更可怕，丧失了司法公平的社会之黑尤其可怕。

黑势力与部分官员相互勾结的动机和目的——红黑之间没有共同的理想，只有共同的利益。

商人重利不失商人的本色。其所追求，不过是博弈论的两个基本理性原则：其一为最大最小原则，指的是博弈者所采取的策略能使自己获得的最小收益最大化；另一个则是均衡原则，追求博弈各方保持相互的均衡。

黑恶势力近几年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红黑勾结愈演愈烈，充当保护伞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多，黑帮首要分子的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高，出现了“红顶黑老大”。有的黑帮还干预党政干部人事任免。

从官方的表述看，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明确表示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而是承认存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原因何在？

一是从犯罪问题的角度看。黑社会性质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当前中国的所谓黑社会只不过是极为恶劣的暴力刑事犯罪。

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之所以不称为黑社会，是因为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消灭了黑社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果承认黑社会组织重新出现，这就从一个方面否定了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黑恶犯罪从一个正常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敏感的政治问题，对此问题没有达成共识。

三是从司法的角度看。黑社会是个社会学的概念，不是一个法律名词，在量刑处罚，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没有可操作性。

四是从国际的角度看。我国的黑恶势力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一直都是以意大利黑手党等成熟的黑社会组织为标准比较衡量的。但是从当今看，国际上这些成熟的黑社会组织都已经进一步发展，单以黑社会定义已经过时，国际社会已经将这些成熟的黑社会组织归结为“黑社会恐怖组织”。

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人群由“弱”转“黑”的现象。社会弱势人群增加、一些矛盾激化，社会关爱缺失，客观上为黑恶势力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两劳”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难以安置，缺乏管理，形成社会治安的高危主体。与此同时，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社会边缘人，心理失衡，人际关系紧张，又长期游离于社会之外，失去组织约束，构成了中国当代“游民”一族。这些人是黑社会性质的基础和成员的主要来源。

这些社会最底层群体的共同特点是：离财富及权力最远、贫困、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缺乏谋生技能。因此，这个阶层的成员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由于主流社会对这类人员的排斥，犯罪便成为这些人对上分配不公的一种病态矫正方式。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黑恶势力坐大与社会管理的种种漏洞有密切的联系。

一是：社会治理的结构缺陷为黑恶势力留下了生存空间。

二是：畸形社会需求导致了犯罪市场的产生。由于某些非法社会需求的增长，法律制裁的严厉性，犯罪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以及追求高额利润的垄断性，使单一犯罪成本不断加大，这些加速了犯罪向规模化、组织化发展，最终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

三是：在涉黑犯罪中的干部用人制度。有的黑恶势力头目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给打黑平添了压力。

四是：打击犯罪不力，有的政法机关甚至纵容犯罪。黑恶势力的市场在哪里？每打掉一个黑恶势力，就有可能楸出一批腐败官员。腐败现象与黑恶势力勾结互动，在黑恶势力操纵、雇佣腐败官员，达到犯罪目的的同时，腐败官员也同时操纵、雇佣黑恶势力，以达到自己经济或者政治上的目的。

腐败为黑恶势力“保驾护航”；黑恶势力为腐败提供“动力源泉”。法律规定黑社会性质犯罪四大标准中，就有具备保护伞这一条。

就目前的社会现实而言，扫黑必须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因为每打掉一伙黑恶势力，就极有可能揪出一批腐败官员，这在历次扫黑实践中，几成定律。

老百姓说，地痞流氓不可怕，政治流氓最可怕。而当政治流氓与地痞流氓结合在一起，就什么也不怕了。

官匪勾结令人痛恨，警匪勾结则令人深感恐惧。“警匪联手”助长了黑势力的嚣张气焰，让黑势力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这无疑是黑势力猖獗肆虐的主要原因。

黑社会团伙象个三角形。三角形的底线是黑社会团伙，左边的斜线是暴力在商海中获得资本，右边的斜线是在政治上的保护伞，一根底线靠着两根斜线支撑，向上发展到顶端，就成为一股可以左右商场和官场的可怕的黑社会势力。

16.15关于雇凶杀人问题

雇凶杀人是一种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方式。大陆官场雇凶杀人事件越来越多，呈蔓延趋势，这些官员遇到不合心意之事，雇佣杀手，以黑社会方式解决问题——这似乎已经成为大陆官场中的一个“潜规则”。这种“潜规则”不仅仅表现在争权夺利、铲除异己上，也有用在解决家庭问题上的。

大陆官场行为黑社会化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学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一般性的社会底层犯罪即西方学者所称的“蓝领犯罪”尚不足惧，而上层社会犯罪即“白领犯罪”危害性更大。官员阶层本应是最符合社会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的群体，居然也频频发生雇凶杀人这种反社会特征的恶性犯罪行为，确实发人深省。

“官杀”血案虽然只是一些极端事件，但也有产生的必然因素：大陆官位的“含金量”极大，权力可以带来极其丰厚的回报，因此，追逐者往往不择手段地剪除异己。从某追意义上说，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成了一些官员为谋取金钱和名利而铤而走险的原动力。

另一种现实是，官员任用机制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少数品行恶劣者有隙可乘，混迹官场。而有权决定官员命运与前途的，仍是位高权重的上级官员。干部体制存在的先天性缺陷，滋长了上下级官员之间的人身依赖关系，以至唯上媚上成为百行不怠、屡试不爽的“潜规则”，部分官员依照交易原则，知恩图报，施恩必报。

怎么根治大陆官场肌体中的这一恶变现象？一是应该淡化“官念”，重建“官德”，取消为官者的某些特权，让那些把做官当成发财享乐之道的人绝了这种念头；二是采取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和制约措施，让那些顽劣之人无法混迹于官场；三是完善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对因考察失察，胡乱提拔任用，导致劣官混入官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上级官员，进行严厉查处。

反腐败没有真空地带，没有中共党内党外之分；只要掌握一定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到位，腐败行为都可能发生。对于党外高官，也应该加强监督。

据报道，温州的乐清市从2000年到现在，当地因争权夺利引发的“雇凶杀人”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老板和官员解决纠纷的“常规办法”。这种“雇凶杀人”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而要“解决”的矛盾却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那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根本的原因是解决矛盾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异”。在那些雇凶杀人频繁发生的地方，在解决矛盾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游戏规则”并不是纸面上的法律、法规，而是力量对比。最后胜出的，往往并不是和法律站在一起的一方，而是力量或者说势力更为强大的一方。只有在“说强就是谁对”的逻辑下，“雇凶杀人”才能够恶性发展成一种“常规办法”。这也符合学者吴思提出的“元规则”，即“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的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那么，“说强就是谁对”又为什么能够成为实际起作用的“潜规则”呢？关键在于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从精英到平民的各个阶层，都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没有养成敬畏法律的习惯。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权力和财富（财富也是一种权力）的力量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有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通过“合法程序”来解决的，但真正决定结局的，仍然是各种力量的搏弈。“雇凶杀人”不过是这一逻辑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罢了。

“谁强就是谁对”的游戏规则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和荒谬性。它表明我们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社会。

在中国，历来是权比法大。

官员杀人与政治生命

没有必要也实在没有精力列举近几年听过的官员杀人案件。一个官员，既然到了要雇凶杀人，乃至在“亲自视察”、“亲自吃饭”之外还要“亲自举起屠刀”的境地，肯定有其情非得已之处。被官员动用杀人手段而除之的，既有情妇、二奶、正妻，这一类与官员的关系可以算是“私人关系”；也有同事、上司、下属，这一类人与官员的关系是工作关系；还有举报人被官员杀害的案例。

也许，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情非得已”的因素都是各不相同的，二奶缠着要正娶啊，正妻发狠要告发啊，上司挡道不能提拔啊，下属不服手中又捏了把柄啊，可以说，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威胁到了生命安全的，但这些并不要命的因素又足以让官员杀心顿起。显然，这些杀人的官员所要捍卫的是自己生命之外而又可以与生命相当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政治生命”。

这些官员“政治生命”的价值，超过了他人的生命，以致一旦受到威胁，就要让他人付出生命。他们一定要继续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和不断升迁的位置，以致为此而不惜杀人。固然，这些人都被认定为犯罪，但在我看来，他们为权力而使出的手段，与王朝时代的人们经常会被“犯上作乱”而杀头，是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不同的只在于王朝中的人们因影响他人政治生命而掉脑袋，乃是遭受到了“王法”，而这些官员的杀人是个人行为。但从中仍然可以使人看到，在权力可以搞定一切的条件下，“政治生命”确实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里，我想到了尼克松先生，他的“政治生命”毫无疑问是被人为终结的，不过在那个斗争中，倒也没有什么腥风血雨，政权对破坏其“政治生命”者无法约束，甚至积极推进调查，尼克松个人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是否动过杀人之想，没有人知道，起码没有任何人为他的“政治生命”的终结而付出性命。

当然，我并不夸张地认为，官员为了其“政治生命”的延续，总是会使出杀手。我很客观地看到，更多的官员在维护其政治生命的过程中，采取了低三下四的姿态。化名“小妹”或者任何一个女性气息浓厚的名字，广发信函，请求官员的帮助，只要暗示一下“你不会愿意我们的事情让别人知道吧”，往往就可以坐等汇款的到来。山东济宁市副市长李信先生更是以其下跪行为，显示了他对“政治生命”的无限珍惜。当官员下跪的时候，舆论是怎样评说的呢？认为这些人毫无人格，丑态百出，成了软蛋。我想，倘若他们有了丑行，只是变成软蛋，倒也还算是人性尚存了。倘若他们都像杨国瞿等人那样，丑行眼看败露，不仅不变成软蛋，反而杀心大作，那才更加可怕。

官员之间的残杀，留下一个个血写的问号:拥有一官半职，难道比拥有生命还重要？在正常人眼中，这是无法理喻的问题，而在扭曲的“官性”那里，这却是最自然不过的逻辑——视官如命，何妨取人性命。“官性”之异于人性，在于把做官当作最高追求，一切为了做官，做官就有一切，荣华富贵系于此，身家性命系于此，官职自然就比生命还重；为求做官、保官、升官，就可以挖空心思，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官性”何以异于人性？说穿了，“官性”就是对人性的泯灭。而这一切，都是“官本位”社会的必然现象。

“官官相护”和“官官相杀

中国官场有两种现象根深蒂固，一种是“官官相护”。老百姓告状的，只要告的是官，没准就碰到他的保护伞──另一个官，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仿佛身陷罗网中的蚂蚁，到处是官气、官威、官脸，整得你不死也得脱层皮。无怪乎，中国老百姓说，打死也不告官，告了也白告。另一种现象就是当下慢慢兴盛起来的“官官相杀”。

略略浏览一下10月份的报纸，便会发现两例“官官相杀”：

10月11日本地的《华商报》报导，西安市临潼区马额镇原党委书记郭天京持刀将时任该区药监局局长的寇胜法刺死。10月8日，此案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作出一审判决：郭天京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死者家属14万余元。郭之所以杀死寇胜法，原因就是平时对自己不满。

10月13日黑龙江的一份报纸报导，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长青乡3月22日晚，乡教育办公室27岁的副主任付殿忠，为了早些得到升迁机会，雇佣杀手谋杀乡教办主任孙纯才、吴景学，因为他俩离退休年龄太远。

这仅仅是官官相杀之一斑。翻开前几年的纪录，更是触目惊心：广东省阳春市财贸办副主任林启菊，“很不习惯”市长曾威斌的领导方式，感觉他老是“刁难”自己，了解到原副市长杨启周与曾市长之间积怨颇深，便找到杨启周，相约除掉曾威斌。1997年3月，杨启周与林启菊雇用杀手，50万元买曾威斌的人头。1997年4月16日，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为谋取正局长之职，花3万元雇用黑社会势力，用浓硫酸将环保局局长杨明奕烧成重伤。2000年3月22日，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长青乡教育办副主任付殿忠策划谋杀了主任孙纯才。

2000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南宁分院就隆安县原副县长李绍武为保官杀人，向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李绍武的朋友杨丛“下海”办公司，李绍武加盟其中。后因利益分配不均，杨丛扬言要去法院告李绍武，搞臭他，让他当不了官。因县政府快要换届，李绍武很害怕，伙同他人用36万元雇请5个杀手，于1998年8月25日将杨丛置于死地……

“官官相护”是中国官场历来的恶习，“官官相杀”从表面上看和“官官相护”相反，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也同样是中国官场的恶习。“官官相杀”在中国实际上源远流长。春秋战国，你整我，我整你。历朝历代更是变本加厉，各官员们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坑害。共产党统治中国后，更是把这变成了一门艺术──斗争斗争再斗争，上至高层，下至基层官员，一派腥风血雨。不过，过去的“官官相杀”多少还是有点文明，属于文斗和权力角逐的范畴。而如今竟然发展到雇佣黑社会，使用卑鄙手段，则有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似乎已经超出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有点丧心病狂了，太赤裸裸了。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人民公仆的中国为官者，一下子“凶”形毕露，变成了一个凶神恶煞的“刀客”、“刽子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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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官与经济

17.1官与经济

经济重来就不是孤立的经济，从来就是政治的表现。所以有关经济发展一直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争论也很大，要么不谈，要谈的话，事先一定要把住领导的脉搏，一定要了解最新的最近的信息。

计划经济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在宏观经济领域，行政控制经济，排斥市场作用；二是在微观经济领域，扶持国有企业，消灭民营企业；三是在发展战略领域，重工业优先发展；四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批判按劳分配，搞绝对平均主义；五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批判西方经济学，全党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计划经济是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是一竿子插到底，既管宏观又管企业；市场经济则不同，政府调控是宏观调控制，政府只调节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我们抛弃计划经济，也不是反对企业有计划。计划经济与计划是两码事，切不可张冠李戴，更不能把企业计划的重要性当作否定市场取向改革的借口。

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有的只是利益搏弈。在这种搏弈中，双方都有权去寻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关键看双方有没有利益共同点、彼此利益重合的地方有多大，以及搏弈双方的处境和力量对比。如果双方的利益非常一致，或者重合的地方很多，且双方处境相当，那么，搏弈的结果就会趋向均衡，这种均衡对双方来说，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经济学里有句名言：资本是有嗅觉的。只要有利益的地方，资本总能知道，并且千方百计地进去获取利润。很多地方的房地产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房地产的价格不断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人为提升的结果。

有的人政治嗅觉相当敏感，要是事先被他嗅出了什么味道，他就会立刻采取措施，变被动为主动。所以，高手往往不从政治上入手，而是从经济上入手，使对手疏忽大意，以为只要自己政治上不出问题，就不会有问题。但他忘了一点，有时侯政治也会以经济的面貌出来，这就要犯错误、吃大亏、栽筋斗。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个重要的、流行的理念是“算政治帐”，于是导致了很多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荒唐和严重的浪费。如今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算帐的方法似乎完全被颠倒了过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经济帐掩盖政治帐和道德帐。

中国的特色之一，就是政治话语在经济生活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商场上的权力和金钱是紧密结合的，表面看起来好象遍地都是生意，其实真正的资源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太高。

从经济力量的角度看，资本的话语权越来越不容忽视，商业价值、社会价值、权力价值之间的制衡与互动机制已经体现。

一味追求效率的结果，就好象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梯子，然后发现架错了墙。

公有制在名义上是人人所有，实际上是人人都没有。这就造成人人都想占有这种现象的滋生。

试点推广模式是中国改革经验的金科玉律之一。改革开放的许多难题都是通过试点、试验田、特区逐步解决的。试点模式一般被认为稳妥郑重。但是，试点思维本质上不过是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的产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领导单纯当干部不搞经济不行，出不了政绩；知识分子单纯搞学问也不行，财力、物力不支持，出不了成果。只有领导与学者相结合、学问与权力相结合，才能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市场经济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买”字，一个是“卖”字；在市场经济的天平上，包括人，都是可以卖的。

垄断霸王的巨额利润，实际上就是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成本。竞争格局只是一种伪市场化的表象，背后的“利益同盟”才是垄断的本质。

一个企业家，一切思考都以利益为前提，政治正义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影响他决策的重要因素。

在现实中，最初是企业求银行贷款，当银行向企业投入大量资金以后，关系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是银行求企业还息。至于还款，银行连想都不敢想，，因为这已经是显而易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要企业不破产，银行就烧高香了。开始银行是企业家的老爷，而一旦贷款到了一定规模，银行就会变成企业的儿子。再说，银行是国家的，风险也是国家的，与银行具体的信贷员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贷给谁都是贷，只要给点好处就能打倒，太容易了。

17.2关于官商问题

官商关系的历史考察。

中华帝国从宋朝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表面特征之一就是工商业的繁荣。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大商帮，晋商和徽商为其中声望最显著者。

工商业者为中国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些一点都没有改变人们对商人的鄙视，其中原因很复杂，最让人不能容忍的就是商人和官员之间的暧昧关系。

明清以来的商人大多数有很强的依附性，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财富没有法律保证（甚至连道德保证都没有），因此他们大多数有依附于某个官僚，依附于腐败政治的倾向。骤然壮大起来的商人，在腐烂的政治环境中左右逢源，翻云覆雨。由于“钱能通神”的格言屡试不爽，他们无所忌惮地收买官员，攫取财富，他们的财富与其说来自于他们的生意头脑，不如说来自于他们杰出的交际能力，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垄断性质的生意，只要拿到政府的特许证，就可以财富滚滚而来。

商人们利用贿赂官员来牟取发财的特殊机会，保护自己的财产，这也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方式其实到头来并不总是有效，即使有效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成本。

从1865年到1890年，满清政府总共创建了21个军工企业，创办人几乎都是地方的督抚。这些企业只不过是这些督抚的另一个衙门而已。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权，是与这些地方督抚的权势直接相连的。控制这些企业，是成为一方霸主的有力资本，因此大员之间常常为争夺这些企业的控制权而产生纠纷。

而近代新式企业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如果没有地方大吏的保护和扶持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一个官方的保护人难以筹措到大额的股金，在传统的社会中，也得不到能与外国资本和旧式企业竞争的特权，躲避不了来自官方的勒索；依附于官僚，自然也就难免来自官场的骚扰和腐蚀，由于各督抚都把这些企业作为自己的私人势力范围，所以新式企业成为督抚安插亲信的肥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是带有严重的衙门气息。

企业中贿赂公行，任人唯亲，冗员泛滥，正所谓“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

进入民国以后，在中国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后，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企业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他们操纵政治，为军阀提供财政支持，两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产生和政策方向，如上海的总商会可以影响舆论、控制市面；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为虚弱，任何一个军阀随时都可以前来勒索，威逼企业家，甚至绑架杀害，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更不要说能够建立正常的秩序和竞争规则。

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企业家在利用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的时候，一定不能让这种关系危害到企业的制度理念，所以对于政治，企业是利用，而不是被同化，这之间主客关系的区别看似极为细微，但在实践中这一差别却将决定企业的命运。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

官商之间的事儿，从来都是大事。自秦汉以来，封建制基本上见了鬼，皇帝要靠官僚来治理整合国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两大最有势力的群体，一是官，其中包括候补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农半商和半官半商，他们之间的事，小得了吗？不过，在一般人看来，官商之间，没有什么好事，提到“官商”后面跟着就是“勾结”，勾结之后，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损害国家利益。

官商勾结，是官主动还是商主动？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这个问题，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一向是清楚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认定商家一方，是罪恶之源，就像亡国都怪那些倾城倾国的美女一样，板子不由分说，都打在老板的屁股上。即使到了今天，前几天刚看的一个黄纪苏写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依然是批官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商之时，乱棍齐下，既狠又黑。在这些人看来，世道坏，就坏在商人黑心趋利，把官老爷连带老百姓都带坏了。

尽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恶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关系上，的确商显得要主动一些。问题是，商人为什么非要巴结官？道理很简单：在官与商之间，官是绝对的强势，不仅握有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商来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祸人的权柄，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称“灭门县令”。纵使富埓王侯，一个有权的小吏，也可能让你阴沟翻船，身死财空。反过来，商人，则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权势上无法与官抗衡，连自家的身份也带有道德上的污渍，在有“市藉”的时代自不必说，身份上就是准贱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后（明清），士农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于分享公共资源的动机多些，还是出于自保的动机多些？这还真是个问题。

不管哪个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买卖，就得跟官府和官员打交道，赶集买菜也就罢了，只要有个固定摊位，哪怕卖包子，也得对衙役老爷陪个笑脸，忍受人家时不时白吃几个包子。大一点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径当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来，却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对商人的道德岐视，无形中增大了商人与官员沟通的难度。官员接受商人的吃请，包括同赴妓馆青楼，都可能受到都老爷（明清之际的监察官）的弹劾，上门送红包，更是风险巨大，因为官衙就是官老爷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门里），难保不让人看见，即使让自己的属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这些书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带来的，都憋着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于操控，为自家舞弊提供机会。因此，在那个时代，商人勾搭官员，双方必须是熟人，至少得经过熟人的介绍，这样做起来才保险。

一个新入道的商人，怎样结交官员呢？一则可以经过已经结交了官员的前辈商人做中介；一则可以通过资助家乡的儒生，看哪个有出息，是绩优股，先投资押宝；一则可以培养自己家的子弟读书，然后一步步考上去，为官为宦。除了这些一个比一个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际，官商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非常有效而且特别为官员（尤其是京官）所喜的交往渠道，这就是会馆。

那时的北京南城，是会馆的天下。大一点有以省为单位的，比如湖广会馆、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等等，江西会馆据说在民国还第一个备有发电机，建有西式洋楼。小一点的则以县或府为单位，如绍兴会馆、南海会馆、新会会馆等，感觉上都是地缘的圈子。

建会馆的都是商人，会馆的运作，也是商人支持，不过，会馆却跟商业关系不大。建会馆，目的是为本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记住，是免费的吃住。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因为是为了给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试馆”。由于发现这种会馆（试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办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商家（因为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由于京城目标明显，也没有人敢公然露富）。

许多出身科举的名人，都有过在会馆居住的历史，比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乾隆年间的名臣陕西人王杰，就是住在长安会馆期间中的状元，这个状元，破了西北地区几百年的天荒。

直接帮助进京赶考的举子，比起从童生开始培养来，无疑是一项短线而且见效快的投资，因为所资助的对象，基本上处在科举台阶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对较高（最差的也是参加顺天乡试的生员），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可能从举人大挑和五贡出身。做了官之后，如果顾念资助之恩和乡谊之情，那么就有可能对商家有所回报。更何况，很多考中进士又做了京官的同乡，如果家底不太厚，考虑到京城消费的压力，往往就住在会馆里，为商家联络官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会馆是商家联络官府的由头，商家当然不会把注意力，仅仅投放在资助同乡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样的会馆，都设有戏楼。不仅省级会馆像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的戏楼特别有名，连一些府县会馆，如洪洞会馆，平介会馆，也设有戏楼，不仅演各地的地方戏，而且大演昆曲，清朝中期以后，新兴的京戏开始占据各个会馆的戏楼，成为名角和看戏的商家跟官宦出没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随之进京，有吃有看有听的，到了看戏的时候，原来的地缘规矩就不存在了，沟通无极限。

在没有广播影视等现代传播和娱乐形式出现之前，戏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闲娱乐唯一渠道（前提当然是戏剧已经出现），官员当然也不例外，许多人不仅喜闻乐见，而且还是“顾曲周郎”，比如汤显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之后，官员对于青楼妓馆的兴致，全都转移到了戏园子上，加剧了官员对于戏剧演员狎玩的分量，一时间，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风。这样一来，某些设施比较好，在看戏的同时可以摆宴招待客人的会馆，就成为商人联络官员的最佳场所。通过演员这个中介，官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贵胄、达官贵人，同为腻友，彼此兄弟相称，乳名互唤，商人可以借机得到了大批政府的订货，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机会，甚至直接变成官商，获取垄断性商机。明朝到清朝中叶的盐商（徽商），晚清的晋商的票号业，都是会馆的杰作。而徐润、郑观应，乃至胡雪岩、盛宣怀这样的富埒天子的官商，商官的产生，也跟会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雪岩是红顶商人，盛宣怀则是商人红顶，因为他最后变成了朝廷实任的邮传部尚书）。

官商勾结到了这般田地，以至于李鸿章和一些淮军将领在1872年兴建安徽会馆之后（估计资金也是商人报效的），一反会馆常规，特意规定，会馆除淮军将领之外，其它人员不得入内。这到底是欲盖弥彰还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说不清了。反过来，可以说明当时会馆官商勾结风气之盛。

当然，商人所要联系的，并不限于官府，一切有权的人，或者跟权力中心沾边的人，都是他们联络的对象。比如宦官，六部的书吏，军机大臣家的长随等等，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以后，各国占领军成为北京城实际的统治者，这种情况下，商人为了生存，同样要跟他们拉关系，联络感情。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在日记里曾经记录过商人请看戏的情景，地点在湖广会馆，热情的商人将瓦德西迎到雅座，为看戏的洋人准备了红酒、咖啡和西式点心（不像中国人之预备瓜子和茶水），特地邀来名角，知道洋人喜欢翻跟斗打把式，所以把武戏的分量加得很重，可惜，瓦德西一听锣鼓声响，头就大了，半途退场，生生辜负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

清末科举废除以后，会馆逐渐开始式微，进入民国之后，北京虽然一度还是首都，但由于中国政治呈现多元状态，地位开始下降。一部分会馆成为一些穷京官和来京读书的外地大学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联络官府的作用，一部分则逐渐被管理者霸占，成为他们的私产。会馆这种官商联系的平台，逐渐没入历史。

会馆这种官商联络平台的存在，是明清之际的商人挖空心思创造的一种隐形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格外清晰地表明，在传统的中国，官商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商人群体，只有依附官府，包括官员个人，才可能求生存和发展。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壮大，行会的组织力量，最终通过市民运动的方式，染指政治权力的途径，在中国似乎根本没有市场，商人甚至不乐于做这个方面的尝试，他们更热衷于通过软性的贿赂方式，实现跟官府以及官员个人的结合，从而获得安全的保障，以及分享垄断权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惜迂回曲折，通过地缘关系，借助资助举子的名义，转弯抹角地跟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搭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人群体的依附性，得到了他们自身行为的高度强化。

在当代中国，自从计划经济告别历史舞台之后，新生的企业家阶层，似乎依然无师自通地在袭承前辈商人的故技，他们对于依靠自身力量改造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不感兴趣，对市民运动畏之如虎，反而特别热衷跟官府和官员个人的私下结合，从找保护伞到寻租，实际上随着最终可能仅仅是舔上一点官员吞噬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余沥。为了在国家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更好地跟官员拉关系，某些商人对上党校学习和参加某些重点高校的高级管理班特别有兴趣，其主要目的，无非是力图跟官员有机会接近，建立“同学”关系，最终在双方的交易中，加大保险系数，让官员更放心。不消说，从这些行为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嗅出昔日“会馆”的陈年霉味。

历史告诉我们，尽管有会馆这种运转有效的沟通平台，但中国的商界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明清的“资本主义”只好一直萌芽下去，从来长不成树，现代工商业只有在清末到民国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变革中，才赢来了自己两个黄金发展期（1914到1918；1927到1937），成长起新一代企业家群体。然而，在清末崛起的一代企业家损失殆尽之后，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茬的企业家群体却重蹈会馆时代商人的覆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事实上，腐败的官员，并不是一个好的保护伞，基本上没有可靠性。而对公共物品的分享掠夺，官员往往占有更大份额，而且既不承担风险，也不付出成本，而且还有在大事不妙的情况下，反噬的可能。现在的官商合作中，官员的份额越来越大，贪欲会使他们变得非常疯狂，贪欲使合作的“诚信”荡然无存，只要有必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吞掉合作伙伴，这样的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官商结合，现代市场运作，资本运作的结果，使得今天的官僚阶层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充沛财力，手中的权力变得格外的强大，不仅可以方便地操纵政策的制定，聚敛社会资源，刮老百姓的钱，而且终有一天可以吞噬合作者，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部分来自于迷恋政府权力的企业家。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真理：作茧者，终究是要自缚的。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最令人诟病的小煤窑主。各地的小煤窑主，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在安全设施不具备的条件下招募工人下井挖煤，出了矿难则掩盖事故，转移尸体。但是几乎每个能运转的小煤窑，背后都有官员。官员平时分享着煤窑的利润，出了事，只要瞒不住了，前来查处的人中，也往往有昔日拿股份的官员。等于是婊子要做，牌坊要立，扫黄也要参加。小煤窑主固然可恨，但是这样官员呢？我们看到，最大的利益，官僚拿走，最黑的黑锅，往往都是企业家在背，我们要问，你们还能背多久？

今天，北京城里，昔日残留的会馆还有孑孓，有的如湖广会馆，还重新修缮，再度开放，戏迷们依旧可以前去听戏。但是这些会馆留下的残墙剩瓦也许想不到，时间过了这么久，昔日的官商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新的悲喜剧。

历史上红极一时的“红顶”商帮莫如晋商和徽商。他们盛极而衰的原因除了战乱之外，最主要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依附官场。自古以来，官场就没有起码的是非或道德标准，只认同实用的游戏规则和现实的生活逻辑，一旦他们手中的权力消失，那么附庸在官员身上的商人就不可抗拒地走向其悲剧的宿命。

表面上看来，商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自始至终受制于重农抑商政策，也没有社会地位，虽然握有万贯财富，足以傲视权力，但始终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政治上是弱势力群体，需要权力的庇护，为了少被官府干预，甚至获利于官府，迫使其不得不依附政府，而且紧密联手，与官场的往来密切。其实在他们看来，紧密依附于官府不仅是最有效的产财之道，而且是还可以保障自己财产安全的最可靠的办法。

徽商后起于晋商，但手腕更为活络，商业成功后喜欢交接权贵，倚重权力；游刃于官场，左右逢源；善借权势之力，利用官场敛财；也善于以金钱贿赂，收买权势人物，以商人身份赢得官府头衔，以顶戴之便获得特许和专营之利。

现实生活中的逻辑无法解释官府与晋商之间的奥妙。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发家之初他们都只是将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毕竟与官府打交道会使自己的命运充满无穷的变数。然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处境迫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强势集团的庇护，历代王朝中的强势集团无非就是官僚集团、军阀以及悍匪，而官僚集团是显性的社会主流，权力与财富的结盟顺理成章，而且权势还可以给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但权势的险恶无处不在，所以攀附权贵的晋商和徽商，以及历代的官商走向衰落也就成了定局。

官与商的关系

官府与企业的关系，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是一个现代的问题。

说古老，自打商业出现，官与商之间的纠结便没完没了。就是中国踏上了现代化之途，官府与企业的关系错综复杂，不断变形，直至今日，这种关系仍然千奇百怪，没有定法。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不管朝代如何变迁，不管意识形态如何调整，官与商的实质关系并无改变。

一份县政府的文件中说：“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业再大还是企业，政府必须领导企业。我们政府前些年放水养鱼，现在该企业加大对政府的回报力度了”。其传统的父母官心态溢于言表，完全看不出现代政府服务于企业、服务于社会的一般姿态。

概括起来说，令企业头疼的官商关系无非以下几种类型：

1、新官不认旧帐，前任的承诺毫无法律保障，后任在情况改变后便擅自推翻；

2、大官好办，小吏难缠。上级领导表态支持的事情，下边的办事人员虚与推委，企业不吐血不算完事；

3、随意干涉企业的经营（主要是国有企业），以行政意志替代市场规律；

4、乱摊派、乱罚款；

5、更有甚者，官商勾结，权力寻租。

官商关系之所以显得日益紧迫，是因为现代工商业越来越要求规范的法制环境和可以预期的经营前景，如果所有的企业只是靠搞定官府，一对一的利益博弈，那么所有的企业都将面对不确定的市场风险，这对企业而言，显然是致命的。

中国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政府几乎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的力量极端弱小。经历了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社会力量逐渐发育。此刻，调整官与商的关系，为现代工商业开创一个更好的行政环境，规范政府的行为，已经成为中国能否完成现代化的最关键的环节。

政府主导了企业的一切，这在全国都有案例。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此，创业者无法主导企业的命运，企业在政府的耳提面命之下会出现什么结局。

政府官员出任企业之职，股权任其转手倒卖，关于官员随时的干预难以节制，如果不中断政府之手的限制，那么，无法独立经营的企业其命运仍将一再重演。

既然企业沦于政府股掌之间，其被任意拨弄只在于政府意志操纵者的好恶了。

现在是一个官商依存，共创政治经济神话的特殊转型时期，官员需要商人投资出政绩，商人需要官员出租权力发大财。道理很简单，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互利互惠、共生共荣的大好事，谁能抓在手里，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从商还是为官。

各界人士谈官商关系

官府与企业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先秦以来，迄今为止，只有清未民初的一名实业家曾以六字箴言一语道破此中奥秘，那就是：离不开、靠不住。

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汪立成说：

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业再大也是企业。

要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赖政府。

尊重政府，但若即若离。

要相信法律法规，不要轻信政府的承诺。

通过权钱交易而获得利益的方法，无疑是踩在“地雷”上生存。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华纲说：

中国现在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环境。官和商肯定是要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必然的。这里面有很多有利和不利的地方。不利的地方就是传统的要改革；有利的地方实际上还是在围绕着传统的价值观在做。

资源性企业，象一些垄断企业，和政府的关联度比较密切，还是离不开的。只有不是资源型的、更多市场化的企业，才和政府的关系度低一点，对资源的利用度越高的企业和政府的关联度越高。如果企业和政府的交往不太密切，就很难生存。

因为中国的“官”是真正的官，而不是西方的形式性的“官”，因为我们是一党制的。而西方国家的“官”是象征性的官，西方国家的官是管理大事而不管理小事。我们的官是全的，什么都管，所以有离不开、靠不住的感受是正常的。

嘉富诚国际资本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锦桥说：

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中，企业是被动的。作为众多企业中的一员，首先要合法经营，按照政府的法规政策来进行你的各项业务，但是又不能被这些业务所牢牢的牵制而影响了你整个企业的发展。

政府经常“违约”，好多政策说变就变，对企业是个致命打击，在此之前根本不会和企业商量。

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说：

土地作为政府主导的垄断资源和暴利资源，已经造就了一大批或明或暗的富翁，其中有商人、也有官员。政府和企业，在土地等传统而必需的国民生计的资源上，无论从何种角度，互相之间都离不开利益和规则的博弈，而这种博弈的最终裁判还是市场和法制，而不是政府，更不是交易。

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杨鹏说：

离不开，首先要看官提供什么样的投入。官首先要最起码提供社会秩序，使社会稳定，还要对商界的纠纷提供公正的裁决。如果从这上面讲，当然是离不开。但不是所有的都离不开。在公共服务这方面，商明摆着是离不开官的。不管是在任何的社会都存在着政府，这就说明需要政府这种形式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服务。

说到靠不住，主要应该是指做生意不能依靠官场的关系。依靠关系的话，如果官员变动了，你的关系也随着变动了，怎么靠得住？市场最靠得住。

现在仅仅靠官场的关系是靠不住的，现在要靠消费者和市场，靠不住就是当然的了。靠不住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由纯粹的官商、由纯粹的依附官场的关系走向市场，在市场中成熟和独立起来了。

以前做生意就是靠官场，你要做生意就要先搞定官场。同时，你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是环环都被官场控制着，所以你的经营一定要靠官场；过去不但离不开，还必须靠。

在全球化背景中，大家有各种资源来源了，在这种情况下和官场的关系，就由一个绝对的附庸变成慢慢独立的法人了。企业和官场的关系就是依法纳税，政府依法管理。在法律之外政府找企业麻烦，政府也不会得到好处；同时企业也不会在法律之外贿赂政府，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企业家认识到官场靠不住，这就是企业家的一种超越了，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的一种健康心态。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为民说：

地方政府越位主导企业，参与管理的现象十分严重。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府就不应该拥有产业，政府只可以控制一些战略性的企业，以及私人不愿意而不得不由政府投资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

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只是一个公共管理者的角色，除了担负国防外交等职责，别的不宜介入，也不应该强行主导，否则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寻租。

政府拥有企业必然导致产权不清，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管理低下。一旦管理者是官员的话，那么他就会完全听命于官场，纯粹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来行事而不是根据科学的治理结构。

从世界范围看，没有哪个国家的国企能够做好，经营效果也非常之差。国企具有先天性的弊端，产权很难真正清晰，亏损之后根本无法追究赔偿责任。

过去政府是重要角色，拥有大家庭的权力和责任，政府现在放弃了责任，但权力却迟迟没有退出。

政府功能过去错位，越俎代庖，企业纯粹是权力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应该避免动用国家机器、暴力手段与私人争夺利益，政府只能是公共管理者、协调者，而不应当强行掠夺私人财产；在规范私人企业行为、帮助企业清晰产权、鼓励技术创新、完善法治环境等方面，政府往往缺乏公开、透明的机制，恰恰就在这些方面，政府不应该也不适当地出现了缺位。

权力企业在一定时期能够发展壮大，曾经取决于政策的优惠和扶持。企业管理层没有强大而有力的监督，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就无法避免；而现实恰恰却是，权力时不时地介入企业，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权力市场经济。

产权机制成了很大的问题。民主国家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公权力主持拍卖，而中国不是直接民主，需要委托代理人；但现在的困难是，没有人民真正信得过的委托人，没有完善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完全开放式的拍卖。

实际上国家给了政策也就相当于投资，是公共权力参与了寻租；而企业享受了优惠就别怪国家没有投入。现在看来，明晰产权只能按照土匪原则来协商，见者有份；而职工与企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是一种雇佣关系。

面对官员

官员与商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所有的中国企业来说，与政府的关系象是一道必答题，无论企业大小，也无论企业家本人的政治身份高低或者有无。

中国企业必须要经营良好的政府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决定着企业资源政策的多寡和生存空间的大小。与面对市场不同，经营政府关系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人与事。

收费多寡是影响官商关系的最现实问题。

“挣扎与较量”基本上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企业与部分官员之间的真实状态。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大多数民营企业在与政府部门的交往中处于劣势位置，在“较量”中“挣扎”，在“挣扎”中“较量”。

官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商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官员在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不良行为：

一是变相寻租；二是滥用红头文件；三是索要物品或产品；四是安排人员。

重农轻商，是各个王朝奉行的国策。抑商却不等于消灭商业，尽管官府鄙视商业和商人，对商人手中的钱却一点不鄙视。不少工商业者在官府的盘剥之下倒闭、破产，但是官府的商业、官僚支持的商业却很兴旺。官网恢恢，自有向官靠拢、以官为奥援的商人。胡雪岩就是典型。

官商结合，权力与金钱结合，产生的合力将比简单的一加一强大得多。官商结合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得到权力官员们认可的企业家，在今后的商战中就已经取得了制高点和优势。这是一笔难以估量的创造辉煌必不可少的无形资产。

在任何国家，政治都不允许非法经济上台面。政治体制不作重大变革，必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定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

凡是渗透进了政治权力核心的企业集团，如果不发生政局变化，其地位已经牢不可破，其发展前途无可限量，这是几乎所有国家都证明了的一条规律。

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是捍卫人民的自由。有产者不希望政治权力侵害自己，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政治权力侵夺，并将其提升到宪法的高度。

中国封建官吏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是始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封建官吏，打一开始就集官僚、大地主、高利贷者及商人于一身。这种“四位一体”的典型人物，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孟尝君。

虽然重农轻商是历代共同推行的政策，但实际上历代政府反对的并不是商业本身，而是反对民间经商，起码是反对商业的“主渠道”掌握在民间手中。这里面有争夺商业利益的经济因素，也有便于专制统治的政治原因。

所以，政府介入商业活动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到汉朝则全面对盐、铁、酒、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管制，并从管制流通过程发展到管制生产过程，形成官卖、官营、官贷等官商合一的“国家经济”。然而国家是一抽象物，具体操作必得由各级官吏之手，于是经商成为国务或者国家公务的重要事项之一。

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官商合一：一个是个人意义上的，一个是国家意义上的。这两个层面势必要融汇成一片，因为人世间还不存在着一种力量足以阻止这个融汇过程。一般的仕宦，“达则兼济天下”时，对各种形态的官业“负有责任”；“穷则独善其身”时，又“先天性”地注定是公共产业的经管者。

官商合一的现象借商品经济之东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官吏自古以来从未如此地与经济打成一片，直到出现了“官僚资本”这个怪物。

官僚资本主要是利用政治权力制造出来的，既如此，这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掩盖不住其贪污不法的伎俩；上行下效，也就无理由去阻止下属的贪污不法。

在专制制度下，任何形式的国家垄断，可能有利于国家于一时，而对百姓的损害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是国家垄断，没有竞争对象，商品不愁没有销路，其质量与价格难以保证；国家垄断其实是官僚垄断，大大小小的官僚成为经营者，他们将国有资产视为己有，偷工减料，抬高物价，对消费者巧取豪夺；由于是国家垄断，其生产与销售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官僚主义，或强行摊派，或无货可供，更谈不上什么售后服务。当代中国人经受过的官商的种种弊端，古代早已经出现了。

什么是商机？决定商机的是人际关系。商人的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同政府官员的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个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一半靠市场，一半靠权力。由权力和市场共同配置资源，权力利用市场，市场膨胀了权力。

商人商人，就是商量着做人。生意只要大家商量着做，自然会有钱赚。

在办公室里谈高尔夫，在球场上谈生意。

在中国，没有来自政界的支持，想在商界有多大作为是不可能的。聪明的商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都是在官和商的结合上肯下工夫钻研的。

资源紧缺的时候，权力投入比资金投入更重要。这块资源给谁不给谁，权力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权力投入可以一次付讫，给予贿赂；也可以折算成“干股”，参与利润分配。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本来是“猫”，其职责是“抓老鼠”，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现在是经商的羡慕从政的，从政的羡慕经商的，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官商勾结的红顶商人有几个特点：一是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二是同社会各方面斡旋的能力；三是资本运营的能力。

如今在官场和商场有句流行语：“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

明清两代，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晋商盛极而衰，据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商跟进”。尽管权力运作是获取巨额利润的快捷方式，但官商勾结历来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乃至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形态中，诸多无法规避的商业悲剧的源头。

商人与政治有关系，原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商人作为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或个人对政治本身有欣赏和观察的兴趣，都无可厚非。但在我们的语境下，提到商人与政治，便直接将意思局限于商人与官员之间的勾结了。

商人与官员的勾结，自然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如果说，时下商人们遵循的全是潜规则，没有权钱交易就一定办不成事情，这话不负责任；但如果说，商人们都是在商言商，远离政治，似乎也不太真实。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得到好处，商人主动靠近官员；二是因为通行潜规则，你不靠近不行。

可以肯定的是，商人与官员走得太近，就容易有权钱交易的嫌疑。权钱交易当然与公共利益不符，也与法律相背。然而很多官员和商人还是愿意走得很近，即便有在法律面前输得落花流水的可能。这些人或许认为，现实中钱权结合体输掉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忘记了机会成本却很大。

难道是精明的商人不知道与官员们走得过近的代价吗？当然不是。但我们应当承认，在一个以权力结构为主的社会中，即便是有钱的商人，在公共权力面前也是弱者。在一个制度尚无法约束官员贪婪本性的市场环境中，商人们多少还是尴尬的。官与商之间距离的远近，事实上真切地反映出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

商人与官员之间距离的远近，依赖于民营家企业的自律程度，依赖于官员依法行事的自觉程度，依赖于相关制度的完善程度。最重要的是后者。在当下，所谓官商勾结的事情发生，板子应该更重的打在官员身上，打在拥有公共权力的人身上。因为没有制度的改良，没有执政行为的变化，怎么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出现呢？

目前许多合资企业中的外资部分，不是根本没到位，就是来中国打一个晃子又回去了。更有甚者，某些所谓的外资，不过是中方的某些单位，通过某个中介机构，找一个名义把钱打出去，然后再进来。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国家对合资企业有优惠政策，可以在这一进一出中，许多国有资产就被弥于无形了。

商人从来是用经济的眼光来分析社会，透视人生的。这种分析法可能最接近于一个物流横溢的社会。有了经济实力，还要会应用资本运营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市场经济不是原罪，恰恰相反，如果有原罪，原罪来自市场背后：社会内部非经济领域的权力不平等。是权力不平等扭曲中国的市场机制，是权力不平等造成中国的贪贿横行，是权力不平等造成人人关心的三农问题。

如何从体制内寻求资源成了企业运行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大量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巨型项目因为选择地址不当，造成巨大浪费。多年来，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工作词语，这就是“跑项目”。打听到上级（国家、省里）准备建设或者引进一个项目，地方官员就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把它建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也有的是自己提出建一个项目，争取中央或者省里拨款。有没有能力“跑”来项目，“跑”来多大的项目，无形中成了评价地方官员工作能力和政绩的重要尺度。因此也因为“关系经济”、“诸侯经济”派生出来了“关系项目”、“首长项目”。

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官商勾结？

中国经济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市场经济，中国改革是一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改革，在这一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官与商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政府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商家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不与官家发生关系。有些企业家就是由官员演变而成的，有些官员也是从企业家转变的。

所以，在我国改革初期阶段----初级资本主义阶段，官商有时是不分家的，在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任何活动都是官商勾结的活动。如果现阶段不要官商勾结，那就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让政府的官员来唱独角戏，来直接指挥商（企业）。那种状态没有官商勾结，只有官商一体，官指挥商。

但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近30年，经济资源已经大部分私有化和市场化，现在再搞官商一体化，就有违背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之嫌了。

上海最近暴露出来的挪用社保资金一事，以及张荣坤的福禧投资公司，就是官员参与市场和掌控市场典型。而地方那些小煤窑，每每暴露出一些官员兼矿长的报道。许多官员一边做官，一边办企业。这种现象说起来不合法，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却大量存在着。这种现象是一种历史性的过渡？还是中国市场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异化或说失败？它将存在多长时间？官商何时能够清晰地划分出界限来？能不能说官商勾结是我国一个不可绕过的历史性现象？如果说很难杜绝，那么怎么样才能将这种官商勾结的危害降到最低点？这些问题都有必要进行研究。

我们还要对“官商勾结”进一步进行分析，如果官商勾结发生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那么这种“勾结”也许是很正常的一种勾结，这种勾结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管理行为。假如官商勾结发生在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问题就复杂了，因为这里涉及的公与私的利益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这一改革阶段，官商勾结有不同表现。好的官商勾结意味着政府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政府为企业服务。特别是有些官商勾结所导致的结果是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使各种生产要素发挥了最大效用，从而产生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官商勾结应当说是良性的。

坏的官商勾结，意味着政府与企业合伙做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特别是做那些不平等竞争的事情。这种官商勾结使社会财富不公正地流入某些利益集团部门，或流入少数个人之手。这种官商勾结是罪恶的官商勾结，令人痛恨的官商勾结，必须加以杜绝。特别是在当前，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社会存在的官商勾结绝大多数是坏的官商勾结！

我们要分清官商勾结的不同内容。在这里面，起重要作用的是政府，是官员，如果政府意图是公正的、合理的，在这种意图指挥下的官商勾结就是良性的。如果政府的思想发生了问题，只是为了部门利益、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官商勾结的后果就是极其恶劣的了。

因此，我们要分清今天新形势下，官商勾结到底是为谁谋福利？官商勾结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政府官员不腐败，不会出现坏的官商勾结。如果企业家不腐败，也不会出现坏的官商勾结。但是，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腐败到无官不腐、无商不奸的程度，这种穷凶极恶式的贪婪、攫取和掠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独特现象。

中国如何走出这一历史阶段？什么力量能够挽救中国向堕落腐败的深渊滑去？中国社会从哪里还可以冒出正气？仅仅是物质发展和财富增长就能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中国来吗？我们寄希望于当前的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千千万万不甘堕落的人民大众。

中国的官商勾结活动至少还有一定的历史空间，这是一个权贵结合重新瓜分社会资源的历史阶段。或许这是一种中国不可避免的发展道路（有人认为），可怜的中国不是极左的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就是极右的权贵精英主义，这两种力量总是交替产生强弱变化。缺少了无产阶级的教育，资产阶级会变得无比贪婪自私，缺少了精英的中国，会变得愚昧无知。这一对矛盾体为什么不能相得益彰，互惠互利？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一种平衡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机制。

再不建立起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中国社会永远都是失衡发展，畸形发展。因此，中国要尽早走出官商勾结阶段，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是不成的。只有政治，善政，才能杜绝经济领域中的种种丑恶。

商业活动与官位、职务挂钩，或者借助官位来扩大商业影响，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社会的进步，是因为我们不再是依靠天生的身份与权势，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劳动，在契约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从身份到契约，我们人类的文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在今天，当我们看到在契约中仍然将官位作为一种交易的前提时，不能不感受到一种退步。

今天这种契约与官位的紧密结合，与以前的“社会身份”的情形有着很大的区别。以往的“身份社会”，官僚对于各种商业利益的获得，是基于公共权力介入商业领域，通过压迫他人从而获得特殊利益。今天，资本将交易与官位的结合，把官位作为信用贷款数额的标准，是资本的自愿结合，没有外在的公共权力压迫。但正是这种反常的资本将交易与官位的结合，却深刻地反映了，在目前的情形下，权力能获得超额的收益。

在目前的一些地方，权力就意味着经济能力，得权得势意味着致富。有权力的人，随着其地位的增高，不但他的工资收入、福利大幅度攀升，而且根据其级别能享有的各种补贴和待遇也不断提升，所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其收入越多，偿债的能力也就越强。而上面这些仅仅是明处的，在暗处里，一些行政级别越高的人，所能获得的“灰色收入”可能更是无底洞。

在一个权力运用正常的社会，很难想像会以行政级别来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因为，公务员并不是什么收入高的阶层，行政级别的高低更不是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多少的标准。

为什么这些“伪改革”能够成事呢？主要是因为有权的腐败分子和有钱的不法奸商利用权力优势和金钱优势所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原有制度中的一些弊端，打着“发展”的幌子，“雇佣”了一批唯利是图的“主流经济精英”作“舆论吹鼓手”。结果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最大程度地侵吞了改革成果，成为前几年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者”，而让广大百姓为这样的改革买单。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富豪要完成原始积累，需要一百多年的拼搏、几代人的努力，而在中国，几乎是一夜暴富，一夜成名。靠什么？靠违法，靠权力，靠与腐败官员结成的“腐败利益同盟”。

企业家犯罪

有人说他们是“市场政治家”。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左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游刃官场的手腕来搏击市场。他们深知政治是企业永远无法脱离的“地心引力”，所以，他们依附着行政资源把企业做大，却忽视以市场力量把企业做强。

有人说他们是“企业保姆”。他们是企业的控制者而非拥有人，尽管他们大都策划着“从控制到拥有”，私欲在产权改革中不能刹车。然而，没有国家政策的倾斜与银行贷款支持作背景，他们如何能够施展拳脚？

有人说他们是商，有人说他们是官。他们是政府与国企之间的血管，通过行政任命上马，受到长官意志的控制，行政命令的左右。尽管取消了国企行政级别，但他们的身份仍被视为党政机关的延伸，在商与官的角色中含混不清。

有人说他们是“化公为私”的魔鬼。他们在管理松弛、权力失控的“温床”上，不断翻新地吞噬国资。有的大玩国企“家族化”的把戏，享受着左肩国企老总右肩私企老板的“两面人”待遇；有的热炒MBO(管理层收购)，施展压低收购价格、操纵利润分配、营造“信息灰幕”等伎俩；有的擅长“大船搁浅、舢板逃生”之术，剥离优良资产据为己有，将包袱扔给空壳企业；有的恶意经营、恶意亏损，贱卖企业……

有人说他们注定上演悲剧。叱咤风云是昨天、兴盛一方在眼前，最终却难保全身而退：从被判无期的中国烟王褚时健，到免职被拘的三九药王赵新先；从惨败狮城的打工皇帝陈久霖，到身陷囹圄的伊利掌门郑俊怀等等，无不昭示着一种模式化的悲剧，一种宿命的结局。

他们的经济犯罪是社会失范在富有阶层的投影，是制度转型期的畸胎；他们的“第一桶金”大都钻了体制与法律的漏洞，被赦免的原罪纵容其渐行渐远；

他们的铤而走险是忽视法律法规的恶果，是陷入政治盲点的必然结局；其迅速暴富伴随着官宦社会的权利寻租，在权利向资本演变过程中备受庇护，被献媚的经济学家“理解”或宽容，甚至服务……

他们始终处于风口浪尖，处于浮躁的公众舆论环境，落马前被媒体唾沫吹上天，成传奇、圣人或明星，落马后又被铺天盖地的公众口水打进十八层地狱，成巨骗、流氓或强盗。

他们是刀尖上的玩家，玩走私涉黑，玩股市作弊，玩金融诈骗，玩大盗资本、玩盲目多元化，玩土地，玩国资，玩民众——最后玩完的是自己。

当前企业家“寻租”现象之分析

企业家为何要不惜耗费精力去寻租

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一系列基本制度的支撑。当这些制度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时，市场非但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还会因为市场关系遭到扭曲而使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的回报增加，导致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向非生产性活动倾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保持政府主导条件下作出的“双轨制”等变通性制度安排，一方面给企业家发挥生产性创新活动的才能以空间，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不能不耗用精力从事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

后一种活动的负面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日益显露。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推进，本应使两类活动的结构发生较大的改变，大大加强对创新活动的激励和对非生产性活动的抑制。但是，改革的推进不足，诸如减少行政审批的措施不够有力，法治国家建设的进度缓慢，都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提高了企业家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动力和压力。

所谓在绝对意义上的不良制度因素，指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存在并造成消极影响的制度因素。就当前的情况而论，主要是指政府微观干预活动的保持，甚至在某些方面的强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完善和“从源头上反腐败”，各级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和行政审批权力都有所缩减。这大大激发了企业家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但是，世纪之交各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依托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能够接近于这种权力的“红顶商人”也由此暴利发家。与此同时，“从源头上反腐败”的风头一过，许多行政审批和变相的行政审批死灰复燃，或者假借“宏观调控”的名义设立新的行政许可。这就使业界人士不能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来与政府官员进行“勾兑”，打通“关系”，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甚至进一步扩大对租金的寻求。

企业家寻租活动的新动力何在

政府微观干预能力在提高，却不能提供经济和市场发展所要求的服务，这增强了企业家从事寻租活动的动力。这就是说，当市场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而政府未能提供成熟市场所要求的公共服务，促使企业家用不正当的方法从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手中去“购买”这种服务的情形。改革以来，中国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公共治理方面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例如，我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而后一种市场所必需的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现在还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的保护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企业家寻租活动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什么影响

近年来，企业家寻租活动增强的趋势，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不足，弱化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有调查报告显示，在一些经营环境不良的地方，企业家往往把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结交官员，陪吃、陪喝、陪洗(桑拿)一类活动，而不是改善经营管理、实现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

行政腐败日益严重。行政机构干预经济权力的加强和寻租基础的扩大，增大了运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可能性和吸引力，这使得一些地方“买官”、“卖官”盛行，大案、要案、“窝案”增多。

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除了在市场化条件下由能力和贡献差异产生的收入差距较之计划经济平均主义时代有所扩大，行政腐败和对资源的垄断已经成为贫富分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5，上升到1997年的0.42；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后，1997年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49。显然，腐败和垄断，乃是我国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的关键因素。

总之，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已经暴露得日益严重，如果不能及时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其它方面的改革，中国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会受到严重威胁，甚至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因此，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改革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巨大调整，而且是必然影响政府官员自身权力和利益的自我革命，因此免不了有种种困难和阻力。为了中国的兴盛，我们必须把这一革命坚定不移地推向前进。

何谓“寻租”

在世界历史上，很早就有寻租现象，主要是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让出去，从承租人那里获取经由土地和劳动创造出来的利润。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将这种现象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创立“寻租”理论。此理论指出，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种利益主体往往利用行贿买通权力，从权钱交易中获得便利和保护，实现不平等竞争并享有高额利润。这种非正常情况下的利润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租”。权力寻租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

17.3关于商业贿赂问题

目前我国暴露的商业贿赂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不即时治理，商业贿赂导致的市场腐败将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善。

商业贿赂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带来八大负面影响：

一是商业贿赂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经济对公平竞争的要求。它使诚信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现实中，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屈从“潜规则”，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

二是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大开方便之门。

三是商业贿赂特别是医疗器具和药品采购中的腐败贿赂行为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破坏。

四是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滋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随着商业贿赂这样的“潜规则”形成风气，必然会滋生大批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的企业经理、政府官员。

五是商业贿赂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成为利用外资的环境瓶颈。

六是商业贿赂还损害我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七是商业贿赂还有可能使我国经济“拉美化”。

八是商业贿赂不仅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内伤”，而且引起国际舆论的不利评论，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

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和危害

商业贿赂就是指在市场交易中，经营者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获得交易机会或有利于交易条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查办商业贿赂近日成为反腐败工作的一个热点：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决定从今年开始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今年１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要求，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全国检察长会议也提出，依法惩治商业贿赂是今后检察机关的一个重点工作。在我国的不少行业，商业贿赂已成行业运行的潜规则。商业贿赂是生长在经济社会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和清除，商业贿赂引发的市场腐败将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瓶颈，将会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导致市场腐败盛行、经济增长乏力，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必须下大力气依法进行治理整顿，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一、商业贿赂的产生原因

一是唯利是图，是从事商业贿赂的主观动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它始终激烈地存在于市场商品交易之中。一些参与竞争的经营者为了通过“捷径”，取得比其他经营者更大的优势，往往抛开应有的商业道德，违背正当的竞争规则，利用少数人的贪财心理，暗中以金钱或其他好处贿赂交易对方的负责人或对交易有影响的其他个人。追根求源，经营者愿意冒违法犯罪的风险，直接暗中给付对方单位或个人好处，或者唆使雇员在业务活动中，以回扣开路进行交易，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易机会，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收取回扣方为牟私利，置国家利益、公众利益于不顾，其贪婪动机更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唯利是图则是从事商业贿赂者的主观动机。

二是供求失衡，是产生商业贿赂的市场条件。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市场已由过去计划体制下商品短缺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品种数量繁多的买方市场。尤其在国外商品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之后，现在已很难找出使用货币买不到的商品。众多的货物在供买方选择之时，市场总会千方百计使商品循环流通，其中包括了合法与非法渠道。可以认为，商业贿赂是供求失衡状态下，市场代谢的扭曲，然而，人们追求的供求平衡，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供求矛盾却是永恒的。为此，商业贿赂的产生，有其普遍的市场条件，制止商业贿赂的工作，也就成为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是腐败孳生，是产生商业贿赂的社会基础。在国外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不断地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今天，一些腐败现象又沉渣泛起，不仅有的行业、部门“靠山吃山”，单位内的少数不廉洁者也利用职权和影响，营私舞弊，搞钱权交易。当金钱发挥支配作用，在有钱便能直接、间接地使“鬼推磨”的风气下，商业贿赂现象必然适时而生。从事类似活动者还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乘凉的“大树”。有人就曾直言：“类似问题到处都是，你管得了吗？！”社会风气的好坏是商业贿赂猖獗与否的客观环境，蔓延的腐败现象是其孳生的土壤。事实上，商业贿赂现象就是社会腐败在市场交易中的反映。

四是滥用优势，是当前商业贿赂的一个特点。现阶段，在两种体制交替之时，一些公用企业以及具有特殊服务职能的部门，在附带从事商品经营时，往往利用其“独家”服务的优势，肆无忌惮地与供货方串通，在貌似“公平、合理”的幌子下，大量获取回扣。公用企业和具有特殊服务职能的部门，利用其优势从事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活动，已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同时也成为现阶段商业贿赂的新特点。

二、商业贿赂的巨大危害

一是破坏了竞争机制。市场竞争的正常目的，显然是要求经营者在比商品质量、比价格、比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而商业贿赂的出现，使正常的比质、比价扭曲为比回扣、比私下所得“好处”。这里，价值规律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预期的市场目的也无法实现，还会助长其他违法行为，如对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市场起推波助澜的作用等，构成了对其他诚实经营者的排挤和不公。若不制止，将使其他守法经营者对正当竞争丧失信心，并容易造成恶性循环。

二是助长了不正之风。腐败是商业贿赂产生的社会土壤。同时，商业贿赂又对腐败进一步加深，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贿赂、回扣的存在，使国家应收入的利税，通过不正常渠道变为“成本”、“费用”，流失为小团体或个人的不法收入。而且，为掩盖其违法活动，有的经营者阳奉阴违搞两套账，订立攻守同盟应付检查等行为，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风气。它不仅破坏了正常的财经制度，践踏了诚实顾员的尊严，还使少数经办人得以趁机利用报销凭证弄虚作假，直接吞食差价中饱私囊。商业贿赂为损公肥私，侵犯国家、集体利益提供了方便条件，成为孳生腐败犯罪的温床。由于商业贿赂面广、腐蚀性强，其污染和破坏社会风气的恶劣程度有目共睹，不可低估的商业贿赂行为使国家的利税大量流失。使国家和集体蒙受巨大的损失，造成国家、集体财产被私人大量侵吞的严重后果。据有关部门预算，仅在全国药品行业，由于商业贿赂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入的16%。

三是损害了公众利益。盛行的回扣，出自于交易双方的恶意串通，在给付和收取回扣的双方都能取得可观利益之时，被损害的，除国家利益之外，更直接的则是广大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尤其在国有资产大量投入的公用企业，以及如医疗卫生等特殊服务行业，发生回扣以后的高价、高额的服务费，最终必然由接受服务的公众承担。尤其是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市场后，老百姓成了真正的双重受害者。群众气愤地称那些包装精美、价格昂贵的药物为“回扣药”；面对那些地基不牢、刚通车不久便返修不止的“回扣路”，轰然倒地的“回扣楼”痛恨不已。然而吃“回扣药”、走“回扣路”、住“回扣楼”的多数还是广大普普通通的消费者。同时，由于国有资产在某些行业中的投入和企业管理体制问题，以及与党政机关干部千丝万缕的联系，群众往往要将企业的回扣行为误解为受到了政府的暗示或默许，由此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的不满，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四是破坏了合理分配。合理的竞争能准确的反映市场状况，使生产者知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以及在什么时候生产。企业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并且通过竞争，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防止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商业贿赂的出现，使交易的天平不公平地向行贿者一边倾斜。资源及劳动不合理的流向了行贿者一边。这势必阻碍市场机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技术、生产的进步。商业贿赂为不法生产经营者大肆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了销售渠道，大开方便之门。现实经济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得以泛滥，屡禁不止，不能不说，商业贿赂的诱惑是其中一大原因。

五是孳生了贪污腐败。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孳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由于商业贿赂行为的存在，企业经理、采购人员、供销人员以及政府官员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损公肥私、中饱私囊，败坏商业风气，腐蚀了干部队伍，影响了和谐与稳定已经成为了近年来经济领域中犯罪现象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商业贿赂的综合治理

一是加强监督工作，防止执法软化。当前，制止商业贿赂的工作，远不是执法过头，“影响经济发展”，而是执法不到位，不能制止其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行政、司法工作腐败的表现之一。造成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既有执法队伍内部的原因，又有少数领导的地方保护、部门保护问题。加强内部监督，加强社会监督、纪委监督，实施人大对各项法律的监督等，均不失为防止执法工作软化的好方法、好措施，但任何监督措施，都要防止成为一种形式，否则会产生不良后果.

加大，防止执法软化，也要为执法机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维护正常的执法活动顺利开展。与此同时，建设一支能胜任职责的公务员队伍，不断提高素质，提高执法水平，也才能顺利完成执法任务。

二是清除腐败，净化社会环境。商业贿赂行为是社会腐败在商品交易中的反映，脱离开清除腐败、净化社会大环境，去单纯强调制止商业贿赂，无异于空谈。在党中央领导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普法工作，不断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严厉制止各种权、钱交易，惩治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使社会大环境逐步净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中，高举反不正当竞争的大旗，努力做好执法工作。大环境的净化，将使商业贿赂的“市场”缩小直至逐步消失，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普遍现象”和“法不责众”的状况。

三是体制改革，制约特殊权利。针对我国公用企业、特殊行业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借鉴国外做法，尽量引入竞争机制，将带有独占性的服务与一般经营活动明确分开。如，将经营电信网络服务活动与出售电话机的经营活动分离，让诊病的医疗服务与药品经营行为分离等等。国家要从体制改革人手，使特殊服务行业失去滥用优势的条件和机会，从体制上防止商业贿赂、强制交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产生。将特殊服务与一般性经营分开以后，可以改变利税流失的状况。对于确需国家补贴投资的医疗卫生、水电、通讯、道路、交通等基础建设，国家完全可以从失而复得的利税收入中统筹安排，给予补贴。制止商业贿赂行为，是摆在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为保障公平竞争机制的正常实现，还诚信商风于市场，还需要从多方位人手，多部门配合，尽力把商业贿赂活动的势头压下去，使其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以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商业贿赂是指发生在商品购销过程中的犯罪。

尽管有法律明文规定，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并不十分有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商业界的“潜规则”。

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广告中看到这样的话“出租车送客有回报”，这就是说，商业贿赂已经从“潜规则”到了“广而告之”的地步。

中国的商业腐败有一个相当致命的特点——社会认可度特别高。

市场经济竞争的是价格、是服务，这是一种效能竞争，看谁能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但商业贿赂是争人情、争贿赂金额和关系网，市场竞争变成了贿赂、人情和关系网的恶性博弈，看谁的贿赂手段更高明。

近年来，国际上对腐败的定义产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定义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2003年以后，全球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将其修正为“利用委托权力牟利”。国际反腐的一个趋势是私人部门的腐败行为越来越成为重点。

商业贿赂作为众多行业的“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牢不可破。

让圈外人惊讶的是，作为一家声名显赫的医学诊断产品企业，三分中国市场有其一的全球大腕，其丰厚定单的背后，竟然是一笔笔见不得光的“黑金”在施展法力。

让圈内人惊讶的是，送回扣是人所共知的行业规矩，怎么就违法了？

圈内人的这种惊讶会让圈外人更为惊讶：看似堂皇的表面秩序之后，真正法力无边的，竟然是这种不需要说破的但双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不仅在医药行业，在旅游、电信、建筑等等竞争激烈的商业领域，商业贿赂作为“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牢不可破。

在日趋激烈的电信业，“潜规则”是这样的：每个新建小区的门口都铺有数家电信运营商的电缆线，但是谁能进入小区，就看谁的“运作手段”更高明。电信运营商都明白，要想进入小区，必须要给开发商“意思意思”，谁的“意思”多，谁的电缆线就能入户。大家之所以遵守这个“潜规则”，是因为对抗的后果会很严重：已经铺设到小区门口的电缆线，将永远无法延伸出关键的“最后一步”。

人们都有体会，同样的厂家，类似的产品，相同的质量和价格，买谁的不买谁的，还不是产品背后的利益因素在起关键作用。总之一句话，谁不守规矩，就只有出局。

事实上，我国多部法律对商业贿赂都有着相当严厉的处罚规定。法律界认为：我国法律对行贿受贿处罚之严，为世界所罕见，如果不折不扣地执行，足以让一些依靠商业贿赂打开市场者倾家荡产。但现实的情况是，法律不敌“潜规则”，。执法不力，实质上是对商业贿赂的默认。

吴思说的，在潜规则盛行的秩序下，恶人会得势，好人会被淘汰。把这套理论应用到商业领域同样适用，一个遵守“明文规定”拒绝商业贿赂的企业，肯定会被“潜规则”排斥而被淘汰；而深谙“潜规则”之道的企业则会如鱼得水。在这种“囚徒困境”之下，遵守“明文规定”拒绝商业贿赂的企业，也会转而成为“潜规则”的信徒，进而增大“潜规则”的能量。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当游戏参与者屈从于“潜规则”，当裁判员默认“潜规则”，“潜规则”的力量会何其可怕。我们期待的是，当“潜规则”无限强大，膨胀到游戏参与者与消费者包括承受的时候，一个循环就该结束了。

事实上，商业贿赂从一个国人陌生、漠视的概念演变成如今熟悉的概念，折射出的正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现实困境。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后，我国通向市场经济的车轮并未彻底摆脱泥泞，而四处蔓延的商业贿赂，正是其中一处危险的陷阱。

在现实生活中，商业贿赂的污垢，正在玷污着公平竞争这一市场经济的灵魂。商业贿赂颠覆了机会的平等、规则公平等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要素，当“攻关”、“行贿”成为通向市场机会、高额利润的高效道路甚至是唯一道路时，当遵纪守法的企业纷纷败落、大行贿道的企业笑逐市场，在“生与死”的决择中，我们如何能指望企业秉持应有的商业操守、作出良知的选择？“劣币”驱逐“良币”的荒诞经济图景，正是商业贿赂一手导演的。房价飞涨、药价虚高等坑害民生的现象，正是商业贿赂的“交易费用”层层转移和放大的恶果；假冒伪劣、投机诈骗横行所引发的社会信用危机，也正是商业贿赂裹挟的腐败文化日益滋长的反映。更为严重的是，以商业贿赂为纽带的、在市场经济的某些重要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利益共同体，挑战着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如果任其蔓延下去，我们面对的就是某些经济学家所担心的一个“坏的”市场经济。

从本质而言，商业贿赂并不仅仅是一个腐败问题，而是制度短缺的外在症候。首先，“好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割舍不应该有的权力垄断。行贿者的供给是以存在受贿需求为前提的，当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拥有过大权力时，便无法避免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其次，“好的”市场经济要求保障公平竞争的完善法律制度，当市场主体缺乏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时，腐败的商业文化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可能；再有，“好的”市场经济还要求需要与市场体制相匹配的市场伦理。市场经济绝不意味着资本以“带血”的姿态、肮脏的色彩肆意横行，而是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不断提升美好的人文精神，促使企业负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打击商业贿赂最根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好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制度、企业、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这意味着，对于习惯于权力垄断的政府部门而言，应当重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制，通过政府的自身改革和职能转换，在市场经济中寻找到准确的角色定位，从根本上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对制度建设而言，应当加快市场法制的整体推进，厘清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边界，为中国的企业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对企业和社会文化而言，应当充分挖掘传统美德中的优秀元素，培育出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现代工商文化。从这个意义而言，打击商业贿赂作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斗争，而是必须取得胜利的一场斗争。

商业贿赂与权力腐败：

商业贿赂、权力腐败及所导致的职务犯罪在部分领导的讲话和新闻报道中被混用，并且出现了用商业贿赂取代权力腐败和职务犯罪的倾向。

商业贿赂的法律定义是指经营者为争取交易机会，暗中给予交易对方有关人员以财物或好处的行为。

大而论之，只要犯罪对象被锁定为领导干部或者官员，他就不是商业交易的主体，哪怕其犯罪事实为干预甚至幕后作品交易活动而受贿，其受贿性质也必须归于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

市场经济形态下，商业贿赂一定发生在交易过程中，当然权力腐败及与此相关的职务犯罪也有可能发生在交易过程中（如政府采购、政府工程发包），但多半发生于影响或者左右交易的过程（包括资源配置、市场准入、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等环节）；因而，商业贿赂与职务犯罪之间的犯罪构成条件、犯罪种类、犯罪性质和所引发的社会危害绝不可互相混淆。

推而广之，商业腐败与权力腐败虽然同属腐败，但二者的腐败性质和危害也截然不同。众所周知，由权力腐败所导致的职务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远远甚于商业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商业贿赂。因而，包括中国在内，各国法律对两种犯罪的惩罚程度也不相同：相对于后者，前者所受的法律惩罚要重得多。这几年，人们对贪官量刑越来越轻的现象日益不满，完全可以设想，一旦大量的因权力腐败所致的以受贿或者索贿为特征的职务犯罪均被定义为商业贿赂，其社会后果及对反腐败斗争的负面影响是人们都知道的。

此外，权力腐败与商业腐败的性质也截然不同。前者是一种政治性腐败，它危害的是执政之基。与权力腐败的斗争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商业腐败则属于经济领域的腐败，其破坏性主要集中在危害市场经济秩序。

倘若把权力腐败定义为社会腐败的最高等级，那么商业腐败则属于社会的“亚腐败”。此外，权力腐败与商业腐败虽然互为作用，但权力腐败却是商业腐败的源头所在。打击商业贿赂采用目前这种运动式的手段并非全无必要，其必要性首先在于它还符合中国国情，但运动式的打击只治标不治本；若要治本，首先要治权力腐败这个社会腐败的总源头。

对权力滥用和商业贿赂犯罪的治理与控制，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题和实践难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权力腐败与公务、商业领域中的“权钱交易”、职务犯罪，更是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

官员腐败呈现出“前腐后继”的态势，通过司法惩治职务犯罪行为的正向功能尚未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我们在权力的分散配置和制约机制上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和缺陷。

从现实情况看，在当前，中国商业贿赂案件又出现了高发态势，并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交织状况，犯罪领域在重点行业突现的同时，开始呈现出普遍化的发展态势。贿赂手段的多样化和行为方式的连续性、隐蔽性及相关性，都表明治理此类犯罪活动的形势更加严峻。

商业贿赂是一种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名义，直接或者间接付给或收授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基本涉及了所有公共行业，几乎无孔不入。商业贿赂强大的“收买力”不仅危害了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的商业秩序，而可怕之处正在于，商业贿赂已经从以往的官员腐败、权力寻租，发展成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职业寻租”，每个人都希望利用自己的职位，找到不正当的收入来源。商业贿赂、职位寻租已经变成社会的“潜规则”，深深侵蚀着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甚至正常可以办成的事、可以做成的交易，人们也得送点好处才心安，否则总觉得“心里没底”。

腐败的“权力期权化”则是指在官场腐败中将“期权”引进了“有钱人”和“有权人”之间进行钱权交易之中，是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权力拥有者已经非常得意地将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作为对私有企业“放长线钓大鱼”进行“权力投资”的一种方式。并且有蔓延、发展的趋势。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贿赂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治理商业贿赂的根本是治“权”，要把重点放在查处公务人员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上，解决好“权力寻租”的问题。

有人深忧中国社会的诚信状况，而商业贿赂难辞其咎。商业贿赂收买的白仅仅是个体的道德操守，甚至收买了一个个行业、领域、部门的商业道德和政治道德。满载着脉脉温情的“红包”，在人情往来之中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地颠覆了秩序、公平和操守；政府采购领域的商业贿赂败坏了政府的廉政形象，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危害了公共服务系统的诚信。。。。。。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正义与公平的大敌。

那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之所以会出现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行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领域往往既是权力垄断部门，也是制度设计部门。于是，在防范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以及进行权力约束和监管制度设计时，由于部门利益作祟，这些制度的弹性空间就比较大，或者是制度设计虽然完善，但执行力度的弹性却比较强。

商业贿赂由于手段的隐蔽性和专业性，给执法部门的执法造成困难主要在四个方面：

一是概念模糊。商业贿赂不是一项罪名，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直将其作为贿赂案件的一种普通类型对待。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对一般商业贿赂行为和商业贿赂犯罪的界限作出专门规定。

二是执法主体交错。按照法律法规，对于商业贿赂，检察院、公安局、法院、工商局、税务局、纪委和审计等部门都有调查乃至立案查处权，这种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执法不力、打击不力，还可能贻误直肠子佳的侦察时机。

三是缺少侦察手段。贿赂案件多为“一对一”方式，商业贿赂更具隐蔽性和专业性，目前侦察手段单一，使侦破难度加大。

四是一些行业已经形成“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在诸如医药购销、工程发包等不少领域都成了共同默认的“行规”，操作更加隐蔽，并且根深蒂固。

“商业贿赂”成为“权力腐败”的遮羞布

今年起，反商业贿赂这个词语开始频频见诸报章及官方讲话。

对于反商业贿赂，我举双手赞同。但我又注意到，商业贿赂、权力腐败及所导致的职务犯罪已开始在部分领导讲话及新闻报道中被混用和混淆，并且出现了用商业贿赂取代权力腐败和职务犯罪的倾向。

摘录几则近期的新闻报道：“浙江3年查处13名厅级领导干部受收商业贿赂案”，“陕西104名县处级以上官员因商业贿赂遭查处”，“北京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在工程中收受商业贿赂1004万元”……

请思考，上述贪官的落马主因是收受商业贿赂吗？绝对不是！

商业贿赂的法律定义是指经营者为争取交易机会，暗中给予交易对方有关人员以财物或好处的行为。按此定义，上述落马的贪官，譬如毕玉玺，并不构成交易中的一方，因其本人并不参与工程施工的交易。他背后的北京市交通局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具备项目法人的主体地位，也不能构成独立的交易方。众施工队为何向毕玉玺行贿？关键在于毕某人手中的权力在工程招投标中能影响到谁中标谁中不了标。显然，毕某人受贿动用的是公权力，其犯罪性质系职务犯罪而非商业受贿。

大而论之，只要犯罪对象被锁定为领导干部或官员，他就不是商业交易主体，哪怕其犯罪事实为干预甚至幕后支配交易活动而受贿，其受贿罪性质也必须归于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事实上，国家现行《刑法》正是这么归类的。

市场经济形态下，商业贿赂一定发生于交易过程中，当然权力腐败及与此相关联的职务犯罪，也有可能发生于交易过程（譬如政府采购、政府工程发包），但多半发生于影响或左右交易的过程（包括资源配置、市场准入行政许可、配额分配、行政审批等环节）。因而，商业贿赂与职务犯罪之间的犯罪构成条件、犯罪种类、犯罪性质和所引发的社会危害绝不可互相混淆。

推而广之，商业腐败与权力腐败虽同属腐败，但二者的腐败性质和危害也截然不同。

众所周知，由权力腐败所导致的职务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远远甚于商业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商业贿赂。因而，包括中国在内，各国法律对两种犯罪的惩罚程度也不相同。相对于后者，前者所受的法律惩罚要重得多。这几年，人们对贪官量刑愈来愈轻（乱）的现象日益不满，完全可以设想，一旦大量的因权力腐败所致的以受贿或索贿为特征的职务犯罪均被定义为商业受贿，其社会后果及对反腐败斗争的负面影响无须在此多作阐述。

此外，权力腐败与商业腐败的性质也截然不同。前者是一种政治性腐败，它危害的是执政之基。与权力腐败的斗争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商业腐败则属于经济领域的腐败，其破坏性主要集中于危害市场经济秩序。

倘若把权力腐败定义为社会腐败的最高等级，那么商业腐败则属于社会的“亚腐败”。此外，权力腐败与商业腐败虽互为作用，但权力腐败却是商业腐败的源头所在。打击商业贿赂，整肃商业腐败，采用目前这种运动式的手段并非全无必要，其必要性首先在于它还符合中国国情，但运动式整肃商业腐败只治标不治本。若要治本，首先要治权力腐败这个社会腐败的总源头。

总之，商业贿赂该打击，商业腐败亦该整肃。但倘若有意无意地把“老虎”与“苍蝇”相混淆，将严重妨害反腐败斗争的政治严肃性。(鲁宁)

商业贿赂治理难的三大原因。

一是法律漏洞太多。

二是执法力度不严。

三是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种不良的“市场文化”。

商业贿赂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已经被市场参与者默认为一种有效的经营手段，并被作为市场参与者与执法人员打交道的有效“润滑剂”。之所以如此，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依赖“关系网”来运作的社会。这种关系网不是人情的关系网，人情社会重视人情，讲究道德，但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不道德的现象广泛存在，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人大有人在。

这实际上是一种由权力和利益结成的关系网，权钱交易处于控制和支配地位。为什么执法尺度出现滑坡，为什么各地执法尺度宽严不一，背后也难免有关系网在作怪。

商业贿赂收买了什么？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贿赂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治理商业贿赂，根本要治“权”，要把重点放在查处公务人员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上，解决好“权力寻租”问题。

有人深忧中国社会的诚信状况，而商业贿赂难辞其咎。商业贿赂收买的白仅仅是个体的道德操守，甚至收买了一个个行业、领域、部门的商业道德和政治道德。满载着脉脉温情的“红包”，在人情往来之中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地颠覆了秩序、公平和操守；政府采购领域的商业贿赂败坏了政府的廉政形象，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危害了公共服务系统的诚信。。。。。。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正义与公平的大敌。

治理商业贿赂遭遇“界定难”和“治理难”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更与商业贿赂无处不在的“收买”有关。商业贿赂“收买”了法律在公民心中的威严，“收买”了企业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心靠产品的品质、价格、服务取胜，而是致力于发展“关系网经济”。信仰“关系”胜过信仰规则，对于正在建设的法治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力“腐蚀剂”。

人们担心的是，在尚未形成对权力制约和监督之时，高利益化的权力寻租场里，商业贿赂的各种“收买”依然会暗流不断。治理商业贿赂，不仅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这“收买”之害，更要有刚性的制度来遏制“收买”之恶。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隐形“利益圈”的商业贿赂。

一个独立于社会其他群体的隐形“利益圈”，只要这个“利益圈”不出现人为的缺口，作为“圈”中人的腐败行为就不为人知。这也许是许多收受商业贿赂的人能够多年“保平安”的关键所在。

“利益圈”已经存在多年，这个“利益圈”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从垄断经营中获得利益。只要“圈”内人不说，“圈”外人永远看不清，“圈”中人的所作所为，正是利益关联，使得罪行得以“隐形”。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商业贿赂案件当事人都处于一个隐形的“利益圈”中，而外部的人又很难看清“圈”内的事情，因此许多商业贿赂当事人都能够“安全”多年。这类“利益圈”的存在，对反商业贿赂斗争是严峻的考验。

一件件“隐形”在各个领域、行业、部门的商业贿赂犯罪提醒监管部门，只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用“阳光”驱逐“暗箱”，主动发现各式“利益圈”的存在，并调整、重组其利益格局，才能在一些固有“利益圈”上打开缺口，让“隐形”在其中的利益主体逐一现身，使商业贿赂无处遁形。

在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权力与五花八门、或多或少的钱物之间，有一只魔手清晰地画下了一道等号。这只魔手，有人认为是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有人认为是封建腐败力量的残余，有人认为是人们精神世界中未消除的劣根性。这就是贿赂机制。

由于市场与行政的双向渗透，逐渐使市场与行政作用在某些场合让位于贿赂机制。没有贿赂，诸多微观经济运行就难以启动和运转。不仅地位特权转化为商品货币，而且职业特权也大量成为贿赂交易的对象，经济机制转换阻滞下的僵持，为贿赂机制的生存和运行提供了良好的作用环境。贿赂机制作为一种无组织力量，既侵蚀了经济生活，也毒化了政治生活和社会风气，是深化改革的障碍因素之一。

经济生活中价格不僵死，本来是一条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引入的规律。供求矛盾也可以多多少少地改变商品本身的价格。但在中国，却渗入了另一种力量的干预。这就是行政的权力。

经过几十年的集权经济体制，中国的各级行政权力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对经济生活的支配。这使得权力在最初和理论上虽然是无价的，但它在掌握经济的过程中却创造了空前的价值。这实际上是一种分配上的畸轻畸重的结果。

权柄既然如此之重，那么花一点钱作为感情投资、“面子”的本钱又有谁能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呢？如此之重的权柄，在一部分掌权人的精神境界尚未达到“保险箱”的高度，而社会监督机制尚不能开展有效的限制和约束的条件下，常常成为某些人滋生贪欲的温床。与权权交换相比，权与钱的交换就更显出了鄙琐、无靠、低挡次的特征。可是在现实中，不正是无权无势者要以钱作为武器打开一扇扇锁着的大门吗？

权力在谁的手上？这在每一个工厂都引起关注、猜测、调查和分析。接着而来的是下功夫。相当多的功夫是往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人士身上使。当然不仅仅是那些中层的实力派官员，只要有可能，还要争取在高层领导人当中提高知名度。

一方面，各种超经济特权侵入市场，行政权力商品化、货币化——无论你是有意为之或是无意间导致如此的结果。

另一方面，市场交易原则侵入了非市场领域，市场内外的“直接挂钩”，编织起各种以权谋私、互利互惠的关系网，使得即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亦要受到严厉制裁的行贿、受贿、索贿等腐败行为的大量滋长和蔓延。

“关系”竟成了“第一生产力”？

商业贿赂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规则”，一些跨国公司甚至把这些“潜规则”理论化为“关系是第一生产力”。

“关系”能够成为“第一生产力”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大框架。但是，政府仍然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官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往往可以随意介入市场，让活跃在市场上的每一个主体都不能不对其保持敬畏。

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选择“入乡随俗”几乎已成为业内的“行规”，因为这样更容易获得利益。一些在华外企行贿手段之隐蔽，花样之繁多，让人始料未及。跨国公司的钱当然不会白出，他们换取的回报会远远超出他们的“投资”。官员拿什么来回报跨国公司呢？当然是权力，通过权力之手，为跨国公司提供他们梦寐以求的特殊服务、特殊关照。

只有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弱化政府官员的权力，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才能让“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不攻自破，才能断绝跨国公司的非分之想。

（可以参考《官与腐败》中的关于期权化腐败）

17.4关于产权改革问题

产权作为经济学的概念，其本质意义就是效率，当把国有资产定义为国有产权时，效率就成了它存在的唯一标准。当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并亏损时，如果它仍然要保持自己是一种产权而不是职工实物形式的养老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种是委托有经营能力的人（所谓的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被人们称为“委派”；二是把它卖掉，阻止资产的无效损失，被人们称为“卖派”。二者的争论，实质上是国有资产的两种不同处理方式的对立。但是，两者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卖派”的最不现实和荒谬之处在于，在中国，既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卖家”，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买家”，因为国有资产主体的缺位，政府官员作为委托人不是真正的“卖家”，而任何老百姓（甚至私营企业主）都不可能有巨大的现金买得起国有资产，所以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产权市场，“卖”只是一种文明的谎话，本质上是一种“私分”。“卖派”知道自己在玩一个大骗局，于是就冠以“培育资本市场”、“向前看”、“改革闯关”等美妙词语，用“美丽的谎话”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如果卖了以后，资产的效率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提高了，“卖派”的谎话也是有用的谎话，“卖派”就具有了合理性。

“委派”不存在“私分”的罪名，把希望建立在职业经理人身上。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委派”的“药方”，也感到象空中楼阁。因为，一是在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官员能当好一个委托人吗？谁能保证他们不怀有私利而任人唯亲？二是即使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官员没有任何私心，可是他们又如何知道谁是正直的职业经理人而不是骗子呢？在委托代理制没有真正在中国执行，中国不存在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情况下，又上哪里去找这种职业经理人？于是，“委派”也开始借助于“美丽的谎话”了：一是“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二是采取“信托”方式；三是对于在“委托——代理”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用重罚。可是，“培育”只是在为失败找借口，“信托”和“重罚”对于作为“穷光蛋”的所谓“职业经理人”根本不起作用，而且更管不了“委托人”。在实际操作中，国有企业代理人的寻找，只不过遵循最原始的规律：近水楼台先得月。

当然，不论是“委派”还是“卖派”，毕竟是在往前走。从这一角度来看，两者都没有错，就象一个人要行走，是先出左脚还是先出右脚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产权改革而是产权化改革，即把生产资料确立为产权，原来的生产资料的产权化，其本质有两个：一是明确责任、风险主体、即政企分开——分离化，它是前提条件；二是提高经营效率，是结果条件。产权化的前提条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涉及经营权从行政中分离的形式，而产权呼的结果——提高效率，则是一个经济问题，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好的效率评估体系和对体系的管理执行能力。

解决产权化的前提条件——分离，本质上就是一个“给”或者“赋予”的概念，即给予“经营自主权”，因为不存在“产权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情况下，既不可能买。也不可能卖，只能“给”。有人会问“给谁？”大概也只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但是在此之后，就涉及到产权化的结果条件——效率，即对被赋予经营权的人进行效率考核，并把效率与个人收入挂沟。

但是，我们的产权化改革并没有做到位。一是没有一个确立产权主体的伦理道德准则和法律体系；二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效率评估体系，也没有尊重企业管理者的才能。在企业效率提高以后，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收入比例，他们的经营内驱力没有了，心理失衡了，他们自然会强烈要求拥有企业的股份。于是在经济学家的呼吁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企业改制。

在产权化改革未彻底、科学地完成的情况下，过早导入产权市场化改革，就给企业管理者传递了一个极其恶劣的诱惑：不需要通过提高企业效率来获得自己的业绩收入，只要改制就可以用“美丽的谎话”得到一大笔财富，而且后者显然比前者更省力并且收获更多。这种产权市场化实质上就不是产权而是所有权市场化，由于根本不存在所有权买卖市场，因此，“产权市场化”甚至谈不上公正的私有化，而只是在“卖”的名义下一种文明的对所有权的盗窃。

在产权化改革的法律体系、绩效考核政策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当老板一定比当职业经理人更具有诱惑力。在过早导入“产权市场化”已是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人才市场上大概唯一能找到的职业经理人就是“资本运营”的高手——实现“美丽的谎话”的操盘手。依据“美丽的谎话”，过早导入“产权市场化”和“委托代理”的恶果是，欺骗成为人人追求的美丽，上演“皇帝的新衣”成为经济生活的流行剧。由于“卖派”的谎话，造成股市的巨大虚假与金融系统的巨额呆帐；由于“委派”的谎话，企业代理人的胡作非为、欺上瞒下也不足为奇了。在“美丽的谎话”下，无论对国有财产还是股民财产，“文明的侵占”成为大家深陷其中，乐此不疲的游戏。

过去在“吃大锅饭”时期是在“大锅”里面“混饭吃”，现在不准“吃大锅饭”，就从“大锅”里面“分饭吃”，总之，是吃国家而不是吃市场。

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认为，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最大的误区，国内的MBO（管理层收购）实际上是MBI（内部人收购），是掠夺国有资产的好方法，应该立法禁止。

而国内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国企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但落实不到任何一个自然人身上，国企出事了，没人去负责。如果说国有资产全国人民人人有份，处理起来都要发言，岂不是要用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国企问题吗？国企是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国企改制分为增长型和分配型两种。前者的特点是国企产权改变以后，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仍不断地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良性发展，后者的特点是将改变产权后的企业资产变卖成为私人财产，导致工人失业、社会动荡。

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中国社会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左”的时候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右”的时候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

“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主要在“卖”不在“买”，在官不在商，在“国”不在“民”。只要治好了“官”的问题，民企再有“原罪”，也不会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说。

没有民主政治和博弈机制的建立，没有资本权利和劳动权利的完善和制衡，没有官权与民权的平衡，单腿走路的精英与权贵之路必与社会大众利益形成尖锐矛盾。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很少涉及政治因素，仅仅在一个产权上争来争去，出现“尺蠖”现象是因为中国没有一条“底线”那就是民主政治和民众权利，一个治权受民、权责对应的机制，即宪政民主机制。

“尺蠖”，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尺蠖蛾的幼虫，行动时身体向上弯成弧形，象用大拇指量距离一样。以此形容上下起伏较大。

顾雏军事件反映出中国改革中的“尺蠖效应”：在权责严重不对等的非宪政条件下，“大小政府”的往复常常是缺少公正的“支点”，而无论是“收”还是“放”都只偏向一方，政府变“大”时，权大责任未必大，至少扩权快于扩责；政府变“小”时，责小权未必小，至少弃责远快于限权。在这种“尺蠖效应”中，政策收紧时首先束缚的是老百姓，政策放开时首先放纵的是权势者。一“收”就把老百姓的财产收进了官库，一“放”再把官库的东西弄进了权势者的私囊。改革遇到这种效应，自然是进退维谷。

在关于国有资产改革的两种派别中，一派认为：是“购买者”的良心坏了，低价购买国有资产，想占国家的便宜，至于这场交易中的把主持“卖”给购买者的“政府”好象并没有什么责任。这里的问题是：所谓贱卖者，有买无卖不成交。既然贱卖公共财产是一种罪恶交易，怎么能责买不责卖、责商不责官呢？提出所谓“大政府主义”，就不怕权力越大的官员越有能力贱卖国资？另一派则认为：官员责任太大，而权力太小。现在许多产权交易不顺，不是因为官员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因为他们缺少流失这种资产的权力——他们“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

而国资“流失”的蹊跷之处就在于，卖方常常并不力求高价。为什么？一是因为卖的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二是他的权力不受制约，公众监督不了这种权力，也过问不了价格。实际情况可能是：如果官员没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他就没有什么动力去勇于负责，积极推进产权改革，于是本来并非贱卖的价格他也不接受，一些该卖的国企就没有卖掉。那么，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得给他好处，而且这好处必须大于他可能冒的风险。当好处大到一定的价值时，他就不怕“承担责任”了。明白了这一过程，就可以断言“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在“卖”不在“买”，在“官”不在“商”，在“国”不在“民”。只要治好了“官”的问题，民企再有“原罪”，也不会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说——你想贱买，我不贱卖，你能奈何？而如果治不好“官”的问题，民企再“原善”也无济于事——你不行贿，你出价再高，我也卖给别人。

经济改革的一个著名口号是“放权让利”，可是由于种种弊端，这种“放权让利”的模式下，往往出现放弃责任易，约束权力难的现象。结果是“放权”变成了“弃责”，甚至在后来的权力部门“创收”风中，发展成为一面放弃公共服务的责任，一面却利用权力设租索贿“与民争利”。“放权让利”就这样蜕变为一种“弃责争利”的模式。

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的说法，其本来的意义是要减少束缚而不是取消保障，是限制权力而不是推卸责任。也就是说，公共服务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而是政治体制的缺陷导致政府的“责任退出易，权力退出难”。

中国在改革问题上，经常出现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抓放循环”，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正在于从基本的政治层面就缺乏一套对于公共权力——公共服务部门的授权

——问责制度。因此形成的“权责不对应”，在任何运作方式的变更中都具有“选择性适应”功能，甚至导致权责不对应在一次次变更中不断“自我放大”：在“抓”的时候往往“集权不集责”，在“放”的时候“集责不放权”。结果便造成：权力部门的公共服务责任越来越弱，“不找市长找市场”成为搪塞公众问责的流行语；而垄断资源自我服务的“部门权力”却越来越大，“市场不找市长找”成为滥用公共权力，阻碍合理竞争的弊端。

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还有发展的空间。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制订游戏规则比较好。如果经济处于紧缩期，那么新的发展规则就很难推动。

同时，我们要对制订中国发展中的游戏规则有紧迫感，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向宪政文明迈进或完善的步伐在加大。从现在看，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资本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如果没有公平和规范，那么我们必须防止掌握资本的人有一天选择用脚投票，放弃在中国的发展机会。

需要制订游戏规则的领域主要有哪些？

在于企业如何取得社会资源、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如何界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匹配和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规则等方面。目前出现的公众对改革的冷漠和不关心，主要在于社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不公平。而追究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限制政府权力，向宪政文明靠拢，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保证。现在，这个保证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缺少一个民族的共同价值观。现在兴起的国学热，是民族偏好的一种。但我的看法是，还是要通过竞争的原则来设立民族偏好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形成一个普适的民族价值观，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民企原罪问题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以后，被误用了。当时这个概念的原意，是警戒民企在发展过程中不要越界，不要把钱权交易和打擦边球当作常态，要重视游戏规则，但这个概念现在被拿来当作仇富的理论工具。对于民企，应该有一个为今后的规范而建立的大赦，以达到让社会更为和谐的目的。但目前的法律体系看来未必合理，而在贫富差距拉大、仇富心理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民企应该更为主动地寻求个体的解决方式，比如慈善，比如主动赔偿。透明比隐藏好，寻求解决是一个放下包袱的最好方式。对民企来说，这是一个规范的边界。民企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是有贡献的，所谓原罪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

产权改革是一个大方向。私有企业的效率确实要高于国有。但中国MBO方式中有过多的权力干预，这就造成了对原有资产分配的不公，引起反弹是必然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在国企改造中导致了内部人主导，使MBO无法进行下去。但是如果权力没有找到它的边界，那么其他方式来对国企这笔资产进行改造同样也会出现内部人主导的可能。一方的问题在于试图以MBO中出现的现象来否定国企改造，而主流经济学家则忽略了国企改造中内部人导向背后的权力介入问题。

房地产：无制约权力剥夺公民权益的最大表现

事实上，土地是中国最大的资产。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土地资产在2002年的核算价值是25万亿，相对于国企2003年7万亿、2005年10万亿的资产而言，土地才是最大的资产。如果再考虑这几年的增殖，现在的土地资产恐怕已经达到40万亿的规模。这个领域的权力无制约造成了现在部分失控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影响到全中国最多的人群，这也是目前它的影响范围最大的原因。

房价的高涨，使得居民收入进行了再分配，权力通过住房这个高级产品的价格对社会利益进行了巨大的调整，而政府责任在其中的缺失则加剧了这种恐慌。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是有义务帮助中低收入家庭以其付得起的价钱来获得住房的。

现在中国住房体系的问题在于产权不清，住房产权不清，土地产权更不清楚。产权不清的现实造成权力介入的空间，也造成了房地产业的现状。

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来看，它同时还制造着问题的另一面：无制约的权力制造着更为贫苦的失地农民。客观上，土地被应用于现阶段价格水平下的城市房地产和被应用于农业，存在着巨大的价格剪刀差。而在征地过程中，权力介入使农民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存在着知识差异的失地农民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贫民中的又一部分。

其实房地产商在房价高涨过程中只是链条的一环，政府才是最大的地产商。无论是何种方式，地产商取得土地都要通过政府。而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上的分配不公，使地方政府有着极大的收益冲动，所以土地成了他们最好的收益工具。

在权力介入市场化而造成损害的各个方面中，尤数土地和房产领域的影响最大，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既然国内政府权力介入市场化带来的都是负面效应，那为什么还在呼唤政府介入呢？

在市场化的国度里，政府的介入还是必须的。就以房地产而言，政府应该起到的是一个监管和保障的作用，监管开发商，防止他们制造信息不对称和克扣行为，同时保障这个市场部分的公共品特性。其实不止在房地产行业，从1998年开始，很多公共品，比如教育、医疗等带有公共品特征的领域市场化进程都存在着公共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变成了权力和资本在某种意义上的合谋。政府权力在这些领域的进入应该在一个好的制度下进行，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好的制度应该是物业税。没有制度的保障，权力之手就变成了掠夺之手。

在教育、医疗、国企改革、住房等领域，失衡的根本无一不是在权力与市场的边界没有划分清楚，但是没有一个监管者的市场化经济体现的是丛林原则。像教育产业，是市场化的程度出现了一些问题。教育产业的市场化部分需求是存在的，供应应该加强，但低收费的公立教育和补充性的私人教育应该同时存在。在这个产业里的边界不清就导致了寻租现象的存在，权力成为收钱的工具。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找准政府介入市场的那个边界在哪里。

权力边界不清，是中国目前事实上出现边缘人群的原因吗？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显性化，收入外在化了。住什么小区、开什么车，可以明确地标定你的身份。而不像以前那样，消费的单一性使人们无法界定身份，你总不能拿着自己的存折去炫耀说你有多少钱吧，这种外在化的收入差距使得社会心理失衡。另外一些边缘人群到了生活无着的程度，因此社会矛盾开始加剧。但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要强调还是对市场化的捍卫和政府监管作用的同时存在，也就是说，既要防止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缺失，也要防止政府的过度干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官、学、商身份上的混沌，有些人既有政府机构的所长、主任、部长的头衔，又有研究员、教授的身份，官场、商场、讲堂通吃。

所谓“面子”，就是知名度、影响力；所谓“屁股”，就是立场。

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层层叠叠的研究机构占有大量的编制和财政经费资源，各级党委有政研室、各级政府有经济信息中心，各职能部门也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它们的绝大部分工作，可以委托或者外包给党校、大学或者社会科学院之类去做。有些官方机构人员，吃着财政俸禄，为私人利益出卖政府牌子。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官方身份而来，他们赖以卖钱的面子，很大程度上不属于他本人。作为政府官员，不是向雇主出售属于自己的智力，而是热中于向私人资本出售并不属于他私人的公共物品——政府招牌和政府公信力。

众所周知，一个和谐的社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动荡的社会不利于经济发展。如果社会的平等差距太大，就有不满情绪扩张，甚至出现社会情绪紧张，国家动乱。

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有一个公正、公开的公共财政。现代化的国家更离不开高效能的公共财政。财政制度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所在；在国家权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的国家中，国家财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最高”属性，就应该体现在其对国家财政的掌控上面。

只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才具有对国家财政款项的拨款资格，其他任何主体都不具有这一资格。作为行政机关的财政部门，只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财政预算的执行部门，只能根据权力机关的拨款指令方可执行。

中国的GDP增长的40%是靠新增投资来拉动的。国家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来促进经济发展，国家财政预算规模因而比较庞大，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特点。

各级财政预算方案形成和通过的程序设置不合理，财政预算结构不严谨，财政拨付款环节的随意、松弛，预算列支项目在审查过程中存在的实质上的无约束状态，预算项目中预留的用来“埋伏”资金的渠道众多，造成了贪污的空间巨大。

大陆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方式，当是世界上少有的将政府预算神秘化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可以说大陆依然处于隐型财政时代，而且按照现在的情况观察，前景并不乐观。看看各地的财政报告，都非常笼统，“笼统”就意味着秘密。

当代民主体制有两个关键性的环节：选民直接选举政府领导人和委托民意代表监管政府钱袋子。引入现代预算制度的财政领域的一场革命。预算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汇总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的大问题。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必然是“不负责的政府”，是不可能民主的政府。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看得见，人民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在这个意义上，预算是一种对政府和官员“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式”。

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和大陆经济学家屡遭诟病的背后，凸显了大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积累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

经济学之所以在大陆成为第一显学，与大陆改革开放奉行的“渐进路线”密不可分。改革伊始，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为补充”的经济政策确立，作为经济体系和社会控制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土崩瓦解。在今天看来，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用相对低廉的成本和落后的行政管理能力，控制住相当程度的社会冲突。虽然丧失了通过自由市场进行个人选择的权利，但对于习惯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人来说，在这种平均主义面前或多或少得到了“社会公正幻象”。

在邓小平的“不争论”的政策下，经济改革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只有指标考核而无明确系统规划的自发摸索之路。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的改制，几乎都是一种推倒式的由下而上的改革，这就造成了以往政府通过经济体制进行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幅度削弱或者转为隐形控制，而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也随之消失。与经济改革大踏步推进相对应的是：官方对社会政治制度改革一直讳莫如深，加上上个世纪东欧剧变带来的消极信号，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争论”几乎成为社会共识。在这个大背景下，经济学家有着比政治学家、法学家等其他社会科学学者更多的天然话语权。

片面强调“效率优先”的负面后果是，造就了改革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摊的失衡，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心理失落群体。而社会保障体系则由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滞后，导致相当多的社会成员丧失了社会福利甚至社会救济的权利，因此失去了安全感。

这种落差，使得主流民意开始从追求发展效率，逐步转变为追求社会公正和程序正义，甚至不乏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的缅怀者。而主流经济学家却忽视了这种民意的变迁，依然奉行效率与分配分离、价值中立，并且以研究资源配置效率为己任，在兼顾公平方面的建议和设计却长期缺失，弱势群体几无代言人。

令人耽忧的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相对经济改革的缓步慢行，已经越加显现出可能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苗头。今天市场几乎成为唯一一个政府控制之外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对大陆经济学家的指责，已经把公众的愤怒引向了市场化改革正确与否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社会公正幻象”已经暴露出中国改革至今，社会正义缺失所产生的一系列潜在严重后果。改革过程中的是是非非应该有个说法，才是今日民意真正关注的焦点。

17.5关于收入分配问题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基本可以概括为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互动过程，财富如何被创造与分配，是社会进步水平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国民收入作为财富“流量”的概念，如何被分配，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财富增长。一个分配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能够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热情，并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则会造成社会利益格局失衡，抑制社会财富的增长潜能，并且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分配关系尚未根本理顺和完善，收入分配领域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首先，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经形成。由于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特征，基尼系数所反映的现实状况与一元社会有所不同，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这不仅仅是有关公平的价值判断问题，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需求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时，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需求萎缩。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通常是在较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或显现出来的，往往是若干代际转换之后才表现得比较突出。而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几乎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迅速拉开。

第三，分配秩序不规范。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中，工资水平长期被压低到正常劳动力价值之下，并且经常被拖欠；另一方面，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不仅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而且享有高水平的福利和职务消费。此外，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一些企业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以及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炒作股票等，也使得少部分社会成员“一夜暴富”。分配秩序的不规范，直接导致了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正常收入成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部分。

第四，居民财产分布差距较大。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住房商品化的推进，城镇居民财产分布差距也迅速扩大。

二元社会结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因素

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由于个人、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必然产生一定的收入差距，这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社会大多数成员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仅会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尖锐化，而且也会抑制经济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成因较为复杂，只有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寻求到有效解决途径，而有些方面由于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阶段约束，可能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取得效果。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并非完全是发展因素所决定，分配关系的扭曲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政府公共政策取向和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方面应该成为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的重点领域。

收入分配关系扭曲的体制性因素

不平等的扩大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个必然结果。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体制性因素所导致，它既不反映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

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这一体制不仅造成了城市与农村两个彼此不协调的经济循环系统，而且强化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得社会成员的身份在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分配关系方面成为重要因素。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市场机制并不能“自然地”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平衡，市场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谈判协调机制是实现这一平衡的基础。大陆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资本与劳动矛盾必然会通过一定形式表现出来。转轨中国外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的发展，本身就蕴涵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即使是国有资本，由于在代理链条的“下端”代理人几乎获得了与私人资本同样的权力，并且在若干方面模拟私人资本的经营方式，客观上存在劳动要素被侵害的可能性。而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

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

中国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但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滞后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新体制因素主要是通过传统体制外的“增量”方式发展起来的，计划体制内的变动相对要滞后，特别是大量的国有企业如何转型尚在探索之中。一方面，“体制外增量”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并日益向“体制内”渗透和拓展；另一方面，“体制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政府还难以“超然”于市场之外。这种情况意味着，体制转型中的市场主体“身份”在一些领域常常是模糊的，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以及交易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往往对竞争结果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就收入分配关系而言，在政府依然介入市场较深的情况下，必然制约政府在维护市场主体平等权利、保证公平竞争方面职能的发挥；同时也影响到政府再分配职能和公共政策对社会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但由于权力运行的特殊性，为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也为了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成熟的市场经济都严格限制其介入的领域，并且对权力运行规定了公正透明的程序以利实施有效的监督。

中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行政性资源配置不仅在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普遍存在，而且近年来已经出现向非国有部门渗透的迹象。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因而“客观上”存在着权力市场化的可能。从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人们不难观察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

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且还使后者产生严重扭曲。权力市场化导致了许多领域仍然是血缘和裙带关系盛行，抑制了基于企业素质和个人能力的公平竞争，市场运行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往往演变为逆向淘汰。

权力市场化现象的根源，是对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体制性制约机制，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期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少部分掌握公共资源配置权力的人甚至可以左右逢源，很容易地利用权力来交换、攫取自身利益。

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成为今天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的道德承担者。公众对他们的批评是，为利益集团说话，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

经济学家是否必须是没有个人利益欲求的道德圣人，是否必须是完全立场中立的人？在一个健全成熟的社会，经济学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可以为利益集团说话。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在公共决策层面表达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利益或者价值阵营是非常公开的。

中国经济学家程度不同地卷入为利益集团说话的现象，说明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说话。一个正常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博弈，这种利益的博弈，通常靠的是政治层面上的代言人来实现，但往往也离不开有人从影响经济决策的角度为之代言；尤其到了微观的经济问题层面，经济学家的代言和服务就非常重要。虽然从学术角度上说，经济学家研究的内容通常总是效率问题，似乎天然容易站在强势集团一边，但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同样有从弱势群体角度考虑问题出发的福利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更依赖与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博弈，而不仅仅是各种不同经济学家声音之间的平衡。

经济学家的社会定位更具有“工具知识分子”的特征，尤其是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涉及公共利益的宏观决策，在西方国家是政治上的“多数同意”，民意决定政府在不同经济学家的声音中“购买”谁的，而不是象中国那样直接向政府建议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这种社会定位的差异，使得在西方社会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样，既有纯学术的一面，又有成为服务和受雇的一面。

强调经济学家的公有制身份与其主张的矛盾，并非凸显其言行上的自相矛盾。中国今天已需要象律师一样自由寻找雇主的经济学家，但他们在满足这种需求时，实际的身份却是“法官”。换言之，如今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权威地位，并非来自其纯粹的学术地位，而是来自体制所赋予的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权威和公信力。

正是经济学家这种身份与行为的矛盾，使他们在享受不正常的风光时，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道德要求。媒体对专家、学者的言论主张与社会不公正之间的道德联系，多少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社会作用高估的一种错觉。因为言论和主张并不能真正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社会决策能否公平、公正，主要来自社会群体之间力量的均衡；而在中国，则是弱势群体在公共决策中是否存在议价能力，与经济学家的良心并无太大关系。

今天集中体现在经济学家身上的各种矛盾，其实是政府公共决策的形成过程、监督过程，以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与实现等一系列牵涉政治层面的制度不完善的集中折射。

中国应当加快相对经济改革已经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以避免改革进程的中断和倒退。必须通过政治民主建设和完善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能充分得到体现和代表，增进弱势阶层在利益分配和博弈中的政治议价能力，改变今天出现的改革成本承担者和受益者不对称的局面。

尽管民众、官方和学者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很不相同，但这个群体的出现看来是公认的。不仅如此，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状，让“中产”不再单纯是一个收入的概念，而被赋予了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等多重涵义。一个流行的理论是，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中产阶级越庞大，社会就越稳定。因为中产阶级渴望保持稳定，不希望激进的变革。

然而，这个被认为拥有强大力量和光明未来的阶层，却正在经受着难以言说的困惑和疼痛。计划经济下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前几代人的贫困并没有给这一代人留下多少可继承的资源。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育很不成熟。眼下在这个领域里大行其道的往往不是诚信、不是法律，而是开发商和少数特权者的合谋。在城市，政府垄断住宅用地供应，政府又只向房地产开发商供应土地，市民不能获得土地自己直接建造房屋。于是，在城市，先有开发商，再有房子，然后才有业主。业主是由开发商创造出来的。在开发商交付房屋之前，根本没有业主。这些成为业主维权的先天劣势。

导致维权出现的常见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但十有八九，它们最终会演变成为社会问题，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

而从根本上看，“单位”对个人的影响虽然减弱，但国家通过掌握的主要经济资源和项目审批权、对各类新经济精英、知识分子等的政治地位的决定权等各种手段，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不能忽略的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资源，始终还掌握在国家和政府手中。对这些资源的掌控和运用，对个人的维权行动往往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在中国被炒得很热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等概念和说法，只是在某方面与西方中产阶层的特征有些类似，仅仅是种“雏形”，距离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还有相当艰难的发展路程。

中国经济改革陷入困境源于权利与权力的错位

中国的改革，成功于农村的土地经营权承包，失败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问题：同样是“产权改革”，为何前者成功，后者失败？

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是着眼于政府“下放权力”，后来逐渐聚焦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提出了“清晰产权”。

按理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进程，完全符合经济体制转型的逻辑，也是所谓“渐进式”改革的真实写照。因为，我们不难理解，二十多年前，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松动、经济改革还没有赢得人心、思想启蒙还处于“完整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邓小平语）那个层次的时候，谁说要“搞市场经济”无异于离经叛道，且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竭力推动下，中共十四大以后，当那个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内容的“清晰产权”被赋予实施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面貌突然发生逆转。这些年来，急剧攀升直至远超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在严酷镇压中仍然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个案，为中共十四大以来的改革提供了一幅简洁而生动的写照。

由权贵主导的产权改革给普通民众带来了一场浩劫，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仅以最近两年为例，除了我们知道的太石村血案、汕尾血案之外，不到半年前，在上海闵行区，还发生因征地引起农民自焚的惨剧；就在一个多月前，在上海市的顶级中心城区黄浦区，也就是最近被撤职并立案审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发迹地，一名居民因不满住房动迁后的补偿，持刀冲进动迁组的办公室，造成了一死两伤的悲剧！

这场浩劫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用产权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动迁居民至少拥有两个权利：第一，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权利；第二，作为原住民，从城市中心地段搬往偏远地区居住后，获得级差地租收益补偿的权利。第一个权利来源于“先占原则”，这是由自然法理论演化出来的，在财产关系上广泛应用的一个法律原则。因为，孙长征兄弟在居住之初，此地并无商业开发价值。随着这个地块升值，作为原住民，有权分享增值的部分。第二个原则则是我们熟悉的“公平原则”。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居民的动迁可以不遵循上述原则，一句“无私奉献”就可以在理论上“摆平”。而现在动迁居民所面对的，不是国家而是大大小小的开发公司，对于这些以赢利为目的的开发商，有什么理由要靠劳动吃饭的老百姓对他们无私奉献呢？进一步说，既然政府口口声声是说是按照货币化办法而不是行政性办法来动迁，那为什么又闭口不谈“补偿原则”呢？

或许有人会说，承办动迁的并不是开发商，而是政府。上述原则未必适用。果真如此，问题就更大了：明明是开发商的商业性动迁，那让开发商同原住民去谈好了，政府在一旁仲裁，有何不好？为什么非要横插一扛子呢？这不是有意为寻租创造条件吗！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其所以孙长征们缺乏谈判能力，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应该具有的“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权利”和“获得级差地租收益补偿的权利”没有凸显出来，政府有关部门对于当事人的这些权利，没有一个说法。虽然孙长征们感到懊恼，但他们除了抱怨动迁费太少，在南京市买不到房子之外，却也不知道依据什么，以及如何去伸张自己的权利！因此，政府也就用不着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交代，只是通过暗箱操作，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每平方米补偿3750元”来，叫孙长征兄弟两家五口人如何消受？

与孙长征们权利不清相对应的，是政府方面的权力扩张。

我们已经看到，上述纠纷发端于南京市的市政建设工程中。在中国，市政建设毫无疑问属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所以，执行动拆迁任务的机构才被命名为“拆迁办”，同那些林林总总的什么“计生办”、“文明办”一样。

那么，作为政府，在实施自己的行政行为时，同利益受到损害的公民一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呢？换句话说，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在那里呢？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当遇到这类没有法律依据而无法诉诸法院的纠纷时，可以向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申诉来调解。比如，一名病人住院之后要支付费用，决不是仅仅由医院开账就要病人付钱，一定要经过一个中立于病人同医院之间的第三方，审核用药的合理性之后，才由病人付钱。道理很简单，如果医院开具的费用不经过独立第三方审核，医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怎能保证它不滥用昂贵药品以谋增加收益？

而那个管辖拆迁办的南京市政当局，主要承担着改善南京城市形象的职能，其官员的政绩乃至升迁，均取决于城市形象工程的进展，它当然对尽快拆迁有着超强的冲动。这种“寻租”冲动可以被堂而皇之地掩盖在“改善城市形象”的职责的幌子之下，而实现这种“寻租”冲动的行政权力又不受丝毫制约，于是，部门寻租批上了合法性的外衣，成了政府的行政行为。在这个强大的“利维坦”面前，拆迁户不是成为任其宰割的羔羊就是成为拼死抗争的“暴徒”！

个案例虽然发生在两年多之前。两年来，由于胡锦涛当局把民间维权列为打击对象，对媒体的控制更加严厉，我们再也无法从公开的媒体上获得这种信息。然而，事实上，因城市动拆迁引起的冲突丝毫没有缓解，这才有在本文开头时列举的发生在上海的那些事例。而那些仅仅是偶然获得的信息而已，连“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都谈不上。

在当代中国，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政府的权力没有边界，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牟取私利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经济改革终于演变成一场浩劫，以至于个别体制内有点良知的媒体都在禁不住呼吁（以下引自《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19日）：“人大的权力在哪里？工人的权利在哪里？人民群众（真正的所有者）的知情权在哪里？这些问题不落实，国企的问题仍将是一团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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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官与政绩

政绩是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所取得的工作实绩。政绩的实质是执政为民的成效。

“政绩工程”四个字是美好甚至神圣的，不可以随便乱叫，它至少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一是有利于国计民生；二是主事者出以公心，不谋求个人私利；三是经得起时间和实用的考验；四是主事者不自我表功。但是因为“政绩工程”有如此的美名盛誉，于是成为贪官们觊觎的目标。

中国的“政绩工程”有一条规律：凡是贪官就必有一项或者多项与“政绩”完全无关的“工程”，它们的特征是：一是主事者的动机或是升官、或是捞钱、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二是没有一项是国计民生所需要的，都是损公肥私的骗局；三是大规模、大投入，外带大吹大擂；四是昙花一现，极其短命的。他们搞的是升官工程、贪污工程、伤天害理工程、乌纱帽工程。

贪官通常都有优异的政绩。

人们一直有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混为一谈的倾向。实际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人们在说“形象工程”的时候，标准是混乱的、不清晰的。我们看到、听到的“形象工程”往往多在贫困或者不富裕的地方出现，好象富裕地区没有“形象工程”问题。但“形象工程”到底是指超出财力的建设，还是指超出必要的建设？如果所有超出财力的建设就算是“形象工程”，那么贫困地区为了解决发展必需而“集中精力办大事”又该如何理解？富裕地区超出必要的建设也不少，而且往往成了引人赞叹的成就标志。这又使人觉得一种建设算不算“形象工程”，重点不在于建设是否超出必要，而取决于财力是否足够。

如果说“政绩工程”以大大小小的私利而否定了自身的合理性，那么“形象工程”的不合理，不在于出发点上的自私，而在于内在逻辑的败坏。“形象工程”作为一种“为民众谋利益”的建设而出马，但设想的逻辑是民众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何方，因此哪怕受到民众的反对也在所不惜。“形象工程”设想中的民众是一帮没有能力看到自己利益的愚民，必须由智慧的领导来安排命运。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程的“出发点”如何，而在于不受欢迎的建设为什么能够上马，政府为何成为形象工程的提款机，社会何以成为权力者随意取予的对象。在这里，民意成了一个虚拟概念，被视为愚民的民众并没有进入决策过程，民意代表集聚的权力机关成了“形象工程”的全力配合者。“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实质是民意不能决定决策结果。社会权力的专断内在地决定了“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产生，所以真正的问题并非怎样制止“形象工程”，而是怎样制止社会权力的专断。

李瑞环说：“政绩还是要讲的，因为政绩是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政绩工程’是不能搞的，因为‘政绩工程’沽名钓誉、华而不实，有些甚至用老百姓的救命钱往自己脸上贴。”

经济快速增长本来是好事，但前提一定是要健康稳定，而且必须谨慎对待可能影响经济稳定的诸多因素，尤其是过快增长引发的不稳定可能性。日前国务院提醒说，影响我国经济稳定的六个体制性因素之一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还不适应经济领域的改革，导致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的冲动。”可以看出，尽管宏观调控力度不小，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居高不下，与政治领域的改革缓慢不无关系。

我国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效应”十分明显，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高峰，往往正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时间。现行干部选拔、考核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都存在明显缺陷，对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机制也很薄弱。在领导干部新旧更替前后，为了凸显近期的经济效益，急于树立政绩，往往新官上任三把火，制造形式上的眼球经济，而规模扩张和追求数量与速度的增加则往往是优先考虑的方式，但由此造成的经济后遗症就很难避免。由此看来，经济的过快增长，投资的盲目增加，项目的混乱审批等不良经济现象的背后，更多的是不良的政治诱因和政治动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干部选拔和政绩考核体制的弊端。

政治文明，说到底是政府文明，政府文明说到底是政务文明，政务文明最终要公务员文明来体现。从此逻辑出发，政治改革说到底是改革政府，改革政府就是要提高政务质量和效率，最终还得通过改革公务员制度来实现。说到底，就是政府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就是如何更加科学公正地考核、选拔、监督和奖惩政府官员。

实际上，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几乎每次经济变革要么是政治改革带动或者推动的，要么是伴随着政治改革，要么是政治改革随之而来。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构成了互生互动的有机关系。政治改革过快过早或者过晚过慢，都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改革，从而使政治生态与经济生态环境不能和谐，都会影响到就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考察我们的政治改革，对领导干部人事的调整在现实中远远多于人事制度的改革，比如出现一些奖励起不到正激励，处罚起不到反激励的人事安排，人事制度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还远未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试图通过在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加入更多的指数，以约束官员施政行为的设想，未免过于理想化。因为官员们明白，真正能够让自己引起“上边”注意、获得提拔机会的，归根到底是本地的财政收入状况和本地GDP增长率。至于其他指标，加入得越多，其对官员的约束力就越小，甚至官员们都未必记得那么多一票否决都是些什么内容。

官员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长，为此不惜牺牲地方的生态、环境、人文，不惜漠视民众的利益，这种扭曲的官员行为模式确实应当加以改变。但假如各级政府以这些缺乏足够科学依据的统计结果来考核自己的下属官员政绩，是否足以让官员们心服口服。

事实上，试图通过增加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数量来改变官员的行为模式，乃是试图以技术手段纠正制度缺陷导致的问题。

崇拜指数，崇拜客观、量化的指标，恰恰是这种政绩考核模式导致官员的施政行为的扭曲的原因。官员政绩考核之所以离不开这种数字，是因为官员的政绩是自上而下进行考核的。上级政府对于官员施政的后果无法感同身受，自然需要某个客观的、量化的指标对下级官员的政绩进行评估、考核。在这种考核体系下，官员孜孜以求的是上级政府最看重的那个指标本身，而不管指标背后的实质。当上级政府青睐GDP指标的时候，官员们就采取各种办法让GDP数字膨胀，包括造假，而不管这种增长是否改进了民众福利。现在。上级政府准备用一些指标来考核增长的质量，各级官员也完全可以把那些数据做得非常漂亮，至于污染是否真正的减少了，民众是否真正幸福，只有当地百姓才最有发言权。

假如由民众对官员政绩进行考核，还需要这类貌似客观的指标吗？官员政绩考核体系需要改变变革，把考核主体由上级政府变为本地百姓。不如此，只是不断在现有考核体系中添枝加叶，尤其是把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指标加入，只能使官员的施政行为扭曲得越来越严重。

经济学需要数字，政府管理也需要数字，但一些部门形成了数字攀比之风。在盲目追求政绩的大环境下，GDP成了考核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贫困县同时是先进县，优秀企业很快变成破产企业。这些都是数字打造出来的“怪物”。

经济学没有数字是不行的，数字对经济学重要，对政府更重要。数字是政府政绩的体现。并且，数字总是人做出来的。玩数字游戏是一些人为官之道的“必修课”。有的人天生就深谙此道，自然就会为官。不知情的人以为他们的运气好，甚至认为他们有能力，其实大不然。

最有意思的是，每逢一个地方主要领导干部调整，数字的起伏往往都是很大的。老同志退下去之前，总是要表现出自己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所以数字都比较好看；而新同志上任之后，要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所以数字总是比较难看的。于是，对主要干部的任免，学问就大了。主要看是什么时候任免他们，一般来说，在上半年调整主要领导，当年的经济数字都是不好看的，因为不好看的数字是前任的责任，越不好看的数字，越说明前任的糟糕。而在年底调整主要领导，数字往往比较稳定，因为当年的数字基本上无法动了，而来年的数字如何是自己的政绩，所以起伏相对小一些。

把前任的数字“水分”挤干，把“问题”暴露够，然后自己再来一个“迅速扭转局面”。到他自己离任时，有的继任者往往也会如法炮制，数字从新一轮的“挤干”到新一轮的“发水”又同样出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任来了以后，往往再如法炮制，周而复始。新的数字游戏又开始了。

这样的事情，苦了老百姓。虚假的数字表现的是虚假的繁荣或者虚假的困难；苦了的是不知情的上级领导，他们赖以决策的基础和在此基础上进行指挥的数字是难于让他们实现正确的目标的；更录了的是经济研究人员，他们在那些不真实的数据的基础上搞出来的科研成果，怎么可能是科学的？

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效益的好坏、经济发展的走向、政治对经济如何进行调控、需要在什么时候出台什么政策，都需要依据准确的数字做出判断。而政府对经济调控的灵敏程度，又需要及时的数字来表明。

统计局是政府的权威部门，它所发布的数字就是历史，也是政府指挥经济活动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统计局应该是政府的一个参谋机构，它不仅要将已经发生的情况如实报告政府，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做出判断，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

在计划经济和“官本位”的年代，数字服务于政绩。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倒不知道怎么统计数字。虽然有统计法，但统计法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数字的悲哀在于现行的体制。

政府的决策实际上还没有走上真正地、完全地依法执政的轨道，更不可能完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政府的决策往往是各种力量平衡的结果。也就是说，各种力量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的。

中国一直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在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身份世界里，官职的“含权量”、“含金量”之高是其他东西无法比拟的。大权在手好办事，官大一级压死人，数千年一贯制的帝制结构和官僚政治，使得缺乏宗教感的中国人忘记了官职本是人为之物，却赋予其超凡的权威意义，表现出某种类似宗教般的虔诚和敬仰，对官职官位、官府官衙、官人官事、官腔官气等充满了过度的尊敬、畏惧、服从、以及追求、爱好、羡慕和嫉妒。

在帝制时代，官职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公共资源，权力是性价比最高的公共产品，无疑是值得认真追求的。官员是国家、君主、政权在地方上的合法代表，做官就意味着有资格“为民做主”，就可以去做别人做不到的好事或者坏事，可以借着操纵国家机器，处分公共资源、运用官府暴力、行使衙门权威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管他人的生活。所以，人们想当官是很自然的，老百姓怕官员也是有来由的。

古往今来凡是胸怀大志者，其实都相信一条真理：人间正道是做官。求官、做官、保官、升官，在“官本位”社会中是实现个人抱负、人生理想、社会地位、家族荣誉的唯一正常途径。

在官本位主义之下，从政为官不可与务农、经商、当兵、讲学等同日而语，做官绝对不是一种因人因才而异的生存选择或者职业选择，它是所有人、所有领域、所有职业者共同的最高选择，是高居于其他一切职业生涯之上的超职业选择。学问做大了的考个官做，钱财赚大了的买个官做，军功立大了的赏个官做，有关系有后门的谋个官做。

官本位导致了这样的“政绩观”：做官的目的第一是为了全力保官；第二是为了尽快升官，简言之，官员所忠诚的不是国家和人民，也不是职责和操守，而是表面上忠诚于国家政权或顶头上司（此二者是权力的来源），实际上只忠诚于官职和官衔，这俩种忠诚常常有着显著的差别，不能在官员的具体行为中达到统一。所以，一切“政绩”，不论好坏、真假，事实上以能否保官、升官为标准。官员的行为方式，必然是倾向于将时间、精力、经验和智慧倾注于那些对巩固官位、提升权力有利的人和事上面，即使这些人和事对国家、皇帝、政权或者对于百姓来说，是完全有害无益的。

在一个良好的吏治环境下，做清官、好官有利于保官、升官；官员将选择做清官、好官；在比较恶劣的吏治环境下，做一个贪官、庸官更能够保官、升官，官员必然选择去做贪官、庸官。

政绩历来是一个模糊概念，是一个变量特别多的“多元模糊函数”。政绩是对党政机构和官员成绩和贡献的综合评定。要衡量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或者全面地评价一个地方政府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系统的水平，依靠一两个数量指标是做不到的，即使依靠一系列的指标，仍然难以达到完整、准确可靠的程度。以中国之大，在此地最重要的指标，到了彼地可能就不再重要；以政情之复杂，此时没有被列入政绩考核的指标，到了彼时却可能变得至关重要。高度复杂的政府行为，比位置和动量这两个变量多得多的政绩变量，政绩考核评价过程本身对政绩状况的“干扰”，也导致了同样的“政绩测不准原理”，因为历来“测不准”而又非测不可，于是，只好将多元的政绩指标少元化或单元化，将复杂的政绩信息简单化、数字化，最后形成表面政绩、片面政绩，造假政绩等等。

看一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皇帝对官员的考评特别注重，几千年中这些原则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功名和资历是硬指标，其他多是凭报告、数据、印象等进行考核。纸面上的、理论上的“政绩观”从来也不会错到哪里去，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却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各有变通，各有侧重，有时要求全面协调，有时要求重点突出，官员们自然随机应变。

评价和考核政绩，就好比出一份“从政实践”课程开卷考试的综合试卷，对官员而言，得高分的机会常常并不是据理答题，而是要弄明白谁出题、谁打分，摸清楚出题人的爱好、监考程序的宽严、判分者的喜好。如果官员们的考试卷上只有四个题目：GDP的增长率、大工程项目的进展、招商引资的金额、广场的气派，他们又凭什么要去关心弱势群体？

贪官王怀忠说：“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这句官场真言，道破了升官发财的秘诀，也道破了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的要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高皇帝远，上级领导分身无术，领导能看到什么？只能开会、听汇报、读报告、看数据，视察大型工程、浏览窗口行业，于是，领导需要什么典型，就给他提供什么典型；上级需要什么数据，就给他提供什么数据。只要这些典型能够证明上级领导的伟大高明，也就足以证明下级官员的政绩水平。

不违背承诺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许诺。

如果地方党政领导一班人，对其管辖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了如指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详尽透彻，制定出真正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规划，这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但是，在中国官场上，左右官员思想和行为的还有看不见的潜规则。其中一条就是：任何工作都得在“领导重视”之下才能正常开展起来。而当统计数字的“理想”与“不理想”成为考核干部的核心指标内容后，一个新的潜规则就逐渐代替了旧规则：所有上报的统计数字都要经过党委和政府常委一级的会议通过才能上报。很显然，最终上报的统计数字就在领导的热烈讨论中渗透了“长官意志”。

通常“下对上”的潜规则是：要邀功请赏的时候，便会格外突出“成绩”，要哭穷要钱的时候，便会十分强调“困难”。同样是受灾——要政绩便是“大灾之年大丰收”；要救济则是“绝收减产千万亩”。

于是又形成一条“上对下”的潜规则：下面也是一级党委，也是一级政府，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统计报表。常常是这样的潜规则在左右着由下及上的统计数据的汇总。熟练掌握“数字技术”的官员，仕途就会一帆风顺。

GDP绝对是枯燥无味的经济学概念，何以在中国官场中上升为一尊受到无限崇拜的“真神”？究其原委，原因在于当“经济增长”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尺度时，专注于“仕途升迁”的地方官员，对于GDP的热中就很容易理解了。

实际上，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其实是中国的老传统。即使在“政治挂帅”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一样，当时的说法叫做“先生产，后生活”。

“泛数字化”，就是把所有的工作都简化惟一组数字，然后再根据此组数字的高低来分配荣誉、地位和物质待遇。这可能是多年延续的“GDP崇拜”给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思维习惯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GDP逐渐成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要数字好看，付出的代价再大，都不再重要。

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这与决策者作出判断时对信息的取舍有着直接的关系。

官场上是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

能够建功立业就是最大的政治。

搞政治需要智慧，但更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长时间被人了解的过程。

用道德的标准去衡量政治家是幼稚可笑的。

中国的政治极具人为色彩，有些人干的事情很出轨，却还是平平安安，这就看关键时刻有没有人帮你说话。

与政治利益相比，任何利益都是小利益、局部利益。

在中国官场，不成文的规定往往比成了文的规定还要管用。

国家财政喜气洋洋，省里财政勉勉强强，市里财政摇摇晃晃，县里财政独木桥上，乡里财政补东墙倒西墙。

GDP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宏观经济总量。但是在一些地方官员眼里，GDP代表的是政绩，是领导的执政能力、工作业绩，甚至是升迁、调动。。。。。。都和GDP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GDP注水”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比如GDP造假源于政绩评价的压力，地方各级人大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往往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结果是自下而上的“层层加水”。

当一个地区的发展缺少资源、地域优势等支持，而政府官员又竭力渴望拔高自己地位时，GDP便被解构成了可怕的“政绩数字”。和其他造假相比，数字造假却是成本最低的。一旦谎言被通过，获得的利益就异常可观：发财的发财，升官的升官。如果是领导贪污四个亿，那肯定是死刑，但是虚报四个亿，最多就是个处分。所以想要政绩的领导干部敢于剑走偏锋，大不了给个处分。

政府官员的政绩不仅是经济指标，不仅是GDP的增长，而应该更几重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政府的职责就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的有效的竞争环境。

谁都知道，在无法科学考核的情况下，模糊政绩是干部政治生命的敲门砖。

人治在我国沿袭几千年，其影响根深蒂固。近年来，我们虽然一直提倡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但应该说，当前我国仍然是人治大于法治。人治往往是“人走政息”，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都缺乏延续性，人一换，思路变。新领导往往带来“新思路”，上马新项目，给予原有企业的优惠政策也是“新官不管旧事”。人治之下，唯上不唯法，国家的法律抵不过上级领导的一句话。

一个地方怎样招商、招什么样的商，往往取决于长官意志、领导决策；而领导决策往往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水平、成长经历、甚至是兴趣爱好，随意性相当大。这也是导致招商混乱的一大因素。

全员招商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出有法不依、违法行政的荒唐闹剧。党委、政府部门招商的最大本钱恐怕就是利用拥有的行政权力资源对企业进行“政策倾斜”。而这种“倾斜”正是一些“乱招商”产生的直接原因。

招商乱局的背后，是权力的翻云覆雨。当前以党委、政府为主体的招商，从本质上说，就是权力招商。优惠政策是各地招商的一大法宝，而优惠政策的实质就是政府掌握的大量权力资源。在我国当前这种行政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不仅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并在市场资源的配置也居于主导地位；不仅拥有象减免税这样的公共政策资源，也拥有包括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源，甚至可以动用官帽级别这样的行政资源。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招商的过程，就是利用掌握的这些资源与投资方讨价还价的过程，也是一些权力不规范运作的过程。

虽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已经提了多年，但由于没有实施方案和改革措施，权力在实际运行中基本还是处于一种失控状态。权力边界模糊，权力行使不受约束，权力运行过程缺少监督。尤其是在当前政府作为招商主体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会与企业老板结成一种利益联盟关系，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政府的服务职能就会被异化为单纯服务企业、服务老板。

招商引资中权力滥用和权力越界之所以频频出现，除了权力暗箱操作缺乏监督外，关键在于没有建立起一致的责任追究机制。很多地方对招商任务的完成有硬指标、有严格的责任追究，但对乱招商带来的严重后果并无切实的追究措施，出了问题，也是“好心办错事”，板子很难打到具体官员身上。特别是现在干部调动频繁，有些责任人已经升迁或者调任异地，责任更是无法追究。

近年来，招商中的腐败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招商中，花天酒地、挥霍浪费是腐败；设置关卡、敲诈勒索，通过权力寻租是腐败；官商勾结、联手瓜分国有资产也是腐败。当前各地的招商活动多为政府主导，行政行为中通常存在的不计成本的弊端在招商领域里也充分显现。由于经济上的软约束甚至无约束，便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招商中的优惠政策对商人来说，就是巨大的现实利益。从趋利逐利的天性出发，商人总是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优惠。这种优惠政策主要由权力决定，其运作具有隐蔽性、随意性的特征，因此就具有相当大的“寻租”空间。而给予优惠政策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具体而言就是掌握在某些关键位置的官员手中。因此，这些官员便成为商人拉拢、收买的对象，权钱交易由此而生。

当前招商中的种种乱象，严格地说，很多是打法律的擦边球，或者直接与法律相悖，甚至违法犯罪。这些企业能否生存下去，取决于当地官员的态度。对此，企业老板心知肚明。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把要害部门的官员拉下水，使之成为其违法犯罪的保护伞。而一些地方官员在金钱、美女的攻势下败下阵来，放弃监管，甚至为虎作伥。所谓浑水才好摸鱼，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蓄意把水搅浑，从中渔利。

政绩观是官员的行动指南。畸形的政绩观是导致招商异化的根源。

多年来，我国的地方官们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工作用语，这就是“跑项目”，有没有能力“跑”来项目，“跑”来多大的项目，无形中成为评价地方官工作能力和政绩的重要标准。因为“关系经济”、“诸侯经济”派生出来的“关系项目”、“首长项目”的问题不解决，科学决策就无从谈起。什么时候“跑项目”这句话从地方官们的工作用语中消失了，科学决策才能真正有希望。

决策需要阳光程序。因为没有决策的阳光程序，属于一种非规则游戏。游戏规则应该是：程序比结果更重要。决策缺少阳光程序是一种责任“大锅饭”。决策群体的每一个人都不对决策结果负责。决策程序阳光化是考核决策群体每个成员最根本的途径，也是人民群众监督领导班子最有效的方法。决策，是考核决策者的硬件，也是监督决策者的证据。

其实，一个地方“贫困帽”摘与不摘，往往并不是以百姓的意志及其实际生活为转移的，多是由地方主政大员根据自己仕途的需要而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贫困帽”已经沦为少数地方主政者玩弄官场滑稽剧的道具。

报喜不抱忧的根子在于：一是直接关系到干部的政绩，关系到干部的前途命运；二是上级领导喜欢听好的，使下面报喜者得喜，报忧者得忧。

弄虚作假，人人痛恨。但在敌我斗争中，弄虚作假却成了转危为安、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官场上，做假政绩给上面看，是得到表扬、提拔、奖励的捷径。

造假是一个省力、快捷获取权力的好办法。在目前这个社会上，骗人者只要带着金钱和笑脸，总会找到愿意受骗、并帮助你升迁的人。有人总结成一句话“把假事做真，把真事做假”、“不懂得如何说假话的人，就不懂得如何升迁”。

弄虚作假也分两种，一种是主动积极作假，往往居心不良，为了邀功请赏；另一种是被迫消极作假，多出于无奈。他本来不想作假，是有人逼迫他作。那些人虽然没有刀按在人脖子上，但那权势中透出的威严也让人不敢不从，何况还有一些难以割舍的利益跟着，就只好硬着头皮作起假来。

有些领导也在有意无意地鼓励下面作假。有些事情，你如实上报，可能受到批评、罚款，甚至被撤职；而瞒着不报，只要不露馅，就可能受到表扬、奖励，甚至升迁。事实这个东西比较有力量，也比较教育人，看着说真话的倒霉，说假话的高升，人们怎能不学呢？许多人心里明白，弄虚作假，得便宜的是少数人，吃亏的是国家，可人们又觉得，国家这么大，吃点亏也看不出来。

在一些官员身上，灵魂上的虚伪和言谈之间的假话已经百炼成钢。对一些心术不正的掌权者来说，政治总是被他们披上一层伪装，他们每一个响亮的口号下都隐藏着野心和贪欲。在很多地方和单位，为人忠厚、工作兢兢业业的人并不见得有好的前途，倒是那些溜须拍马、奸诈狡猾、弄虚作假的人话得相当滋润；机会钟情于造假者。

苏联官员在谈到亡党亡国时，认为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说一套，做一套。正是官员欺诈成风，导致百姓丧失了对国家和党的信任和爱戴。列宁在《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一文中警告：“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在官场上，按照书上说的那种襟怀坦白，就是政治傻子。假话是为了办好真事而说，办真事常用假话做佐料，这就是有人说的真假经，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事假做、假事真做、真需假，假为真。

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是自己权力范围内容易解决的问题也是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这是行政资源最大的浪费。

以会议传达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以口号执行口号。

从政的人在没有轮到自己出力的时候，即使装了满肚子的金点子，也要秘不示人；如果说，在商界金点子就是金钱的话，那么在政界，金点子就是前途和命运。说得好，金点子就是金点子，说得不好，金点子就是馊主义。

从政这事，有时就象打麻将，真正赢钱的人就是那些趁着手气好的时候捞一把就走的人，要是过分恋战，十有八九是要输掉的。赌场上没有常胜将军，政坛上也没有常胜将军。在名声和事业都如日中天的时候转移战场，是最好的执政结果。

看一个领导的品质，只有看在他调走、过节、生病的时候是否干净。

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解决不了问题的人。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经验表明，任何新领导人都希望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任何新班子都不乏先声夺人，有所作为，尽快让老百姓认可的冲动。所以，换届后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希望快出政绩、多出政绩无可厚非，换届年出现大干快上“拼”经济的现象也属正常。

经济社会发展不受“换届”政治周期影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一些地方换届的结果是脱离原有发展规划，另换一套发展思路，那么，无论是经济代价还是政治代价都是沉重的。

当然，任何发展规划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对规划进行适当调整并非是绝对不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任何调整都应当是有科学根据的，经过论证的，符合法定程序的。在没有充分根据证明既有规划存在重大缺陷或决策失误之前，不可随意做大的调整。不能仅仅按照领导人的“新思路”就对既定规划大修大改，更不能全盘否定，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不管怎么说，急于改变规划思路、调高发展指标是不足取的。在发展规划上“破”字当头等于瞎折腾。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后立马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进行修改调整的做法，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合规。实践证明，因为换届导致发展思路突变，不仅影响党和政府的管治威信，使老百姓产生法无常规、政策多变的感觉，而且会对地方发展带来切实的消极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思路的稳定、连贯，是保持一个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前提。发展思路不稳定、不连贯，就无法保持投资环境的稳定，无法以连贯的政策吸引外部投资，更不能保证产业结构按照前后一致的方向优化升级。一些地方长期发展慢、竞争力弱，通常与规划目标摇来摆去，一届政府一个令，一任领导一套思路，“各领风骚三五年”，不能保持发展规划的稳定性、连贯性直接相关。

从以往的执政实践看，不少官员尤其是“一把手”履新后，往往打着“改革”、“创新”、“开拓”等旗号，对前任班子制订的规划、决策等等，不加任何分析评估就全盘否定，然后另起炉灶，重新拟定执政思路，而且必须与“旧官”划清界线、泾渭分明。君不见，前任决定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创造绿色GDP，现任偏要转向更加“快速高效”的工业开发区，哪怕污染将本地旅游资源毁坏殆尽；“旧官”推行的“村村通”工程已近尾声，新官却认为规模太小，干脆重新集资，再兴土木，令民力苦不堪言……

这种“一朝官员一朝令”的景象，令许多良好的规划和决策中途夭折，精心孕育的正确政治智慧和执政思路被一夕废弃，这不仅可能造成巨额的经济浪费，更是一种决策、思想、智慧的浪费，我们姑且称之为“决策浪费”。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决策浪费”现象已渗透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决策层面，由此必然造成“决策环境不稳定”、政府缺乏“决策诚信”等后果，令基层干部、普通民众乃至外来投资者不知所从、疲于应付，当地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一些地方甚至短时间内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市长、县长等等，新政迭出，不断重复“决策浪费”的怪圈，陷入了举步维艰的执政困境。

“决策浪费”现象之所以大行其道，最根本原因是“政绩优则仕”的政绩观在作怪。在许多官员看来，如果只是继承前任的决策、沿袭前任的思路，如何能体现出自己的“政绩”？又如何能进一步升迁？正因此，一些新官的所谓“改革”、“创新”之举，其实是为了显示自身的“领导智慧”、“工作能力”等等，制造各种新“政绩”，进而打通晋升之道。

要遏制乃至消除“决策浪费”现象，首先需要新官走马上任后，坚守“为民众谋福祉”的执政理念，而不是热衷于制造一己“政绩”。对于前任遗留的种种决策和思路，应当在实地调查研究、科学分析评估的基础上，该继承的继承，该修正的修正，该废弃的废弃，该创新的创新，而不能一概采取“新官不理旧政”的简单做法，粗暴打断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令社会为之付出沉重代价。

更重要的是，应当改革传统的政府决策机制和政绩评价机制，从根本上铲除“决策浪费”的内在驱动力。官员的创新意识、改革意识应当得到鼓励，但我们必须反对以“改革创新”为名博取虚假功名。正因此，政府决策和官员执政思路必须通过民主程序的检验，而不是由少数官员独霸决策话语权。正所谓官员不分新旧、决策不分先后，无论是“旧官”遗留下来的老决策，还是新官上任的新决策，抑或各种决策的实际功效，都必须通过人大、政协、舆论、学者、民间组织等各种渠道，由普通民众、利益相关者等社会各方来评判该决策应否保留、完善或废弃。此外，官员是否具有政绩，官员是否继续升迁，也应该接受民主机制的评价，由普通民众说了算，以民众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为最高标准。唯如此，才可能减少新官上任后的急功近利之举，遏制“决策浪费”现象。

“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装傻帽”这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官场潜规则之一。谁胆敢无视这个潜规则，胆敢与游戏较真，如果这个人在营垒之外，那么他就是共同的敌人；如果这个人在营垒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叛徒。

这种游戏官场的潜规则把官员应尽的职责表演化、虚假化，其必然结局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最大限度的弱化，公共管理体系因此千疮百孔，不堪一击。非人性的官场政治游戏化是中国公共管理体系的大病症。对自身的职责惘然不知，对民情视若无物——这是很多地方官员共有的性格。他们唯一的专长就是演戏，游戏官场，游戏人生自欺并且欺人，并陶醉在这个官场游戏固有的大团结意想之中，可见官场游戏的惯性是多么强大，多么令人恐惧。

中央对政绩的考核制定了新的标准：

一、是必须符合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统筹发展。

二、是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班子和干部的差异性。

三、是要坚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四、是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适时调整考核的内容。

五、是考核内容要规范明确。

六、是要对政绩进行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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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中央与地方

19.1中央与地方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形态——“暴力—财政实体”。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暴力主体的得失损益的影响或者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话，读书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在文明史早期，暴力赋敛集团的核心通常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体。在帝国时期，暴力赋敛集团主要由皇室、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构成，他们凭借超经济的权力分配并占有资源。而福利生产集团，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拥有者构成。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与暴力赋敛集团在成员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方面，暴力赋敛集团也有生产性的作用。

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他们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其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

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领地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王”则是处于顶端的最大的巨石，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巨石。帝国制度则不然，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领地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

儒家学说总结了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长期互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由皇室、贵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意识形态劝说能力，因而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农业生产者通过怠工、避税、逃亡以及走投无路时揭杆造反等对策，决定着统治集团在执行不同的土地制度、人身权利、赋税形式和赋税比例时的风险和利益，决定着不同统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统治层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农业生产者的生长条件。这种政府功能，儒家称为天恩或者德政，西方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称为“公共产品”，由公民以付税的形式购买。

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暴力赋敛性质。增强统治策略中劝导说服和人心控制成分，减少赤裸裸的暴力威慑的成分，同时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对物质生产者的意愿有所尊重，是统治集团降低统治风险的需要，也是暴力统治合乎逻辑的发展。重视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不过是暴力赋敛集团在和平时期选择的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手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也是以暴力维护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利益关系合乎暴力赋敛集团的长期利益和根本利益。

在理论上，官吏集团对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将在边际收益等于成本的那一点止步。如果边际成本由上级监督和民众反抗共同构成，那么，在官吏平均分摊到的监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现实趋势中，真正能够阻止官吏集团侵犯脚步的，只有民众的反抗。由于个别性反抗的胜算极低，迫使侵犯止步的那一点只能是大规模的造反，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秩序的崩溃点。这是民众权利不敌官吏勤劳的专制制度的丧亡常规。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勤劳，承担着维护人间秩序的主要责任，同时也在这个秩序体系中占据了很大的利益份额。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帝王是终身在位的，他可以追求千奇百怪的个人偏好可以荒淫暴虐，可以不理朝政，同时又不必为这一切付出代价。而天对皇帝的约束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自己愿意接受的程度。

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偌的体系，一套并不说明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潜规则体系对正规道德法令体系的偏离，源于从皇帝到官吏的真实行为对正式角色规定的偏离。各级代理人追逐代理人的私人利益，损害了受托维护的公共秩序，这种倾向构成了贯穿帝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只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条件下，帝国的正式规则才是真实的。官吏的私心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度，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度。

相对皇帝及数目有限的廉洁的监察官员来说，那些以权谋私的衙门和官吏拥有难以对付的信息优势。他们以欺骗手段谋取私人利益的效率很高，到手的利益又有助于他们在官场竞争中编织关系网和保护网，猎取更高的职位。于是，帝国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枉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之中。

官吏与其治下的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象牧羊人受雇放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但是，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力反抗。

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分封制之外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战国，定型于汉唐。就好象经理阶层依附于资产阶级一样，士阶层依附于国君。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这个集团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和特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士阶层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德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作为法统的雇员，儒家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德，更可能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

“中央集权”的观念和思维，让我们不少人在思考现实问题的时候，赋予了“上级”许多想象的权力、能力和效率，实际上，即使那样的权力是写在文件或法律里，而在现实中，很可能这样的权力和能力是难以行使或非常有限。只要肯睁开眼睛，就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如果现实中确实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权力和能力存在，为什么社会中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如果将一个问题的解决，又寄托在只在想象中或理论宣传中存在的权力和能力之上，那在实践上最后就不免会陷于尴尬，陷于失望了，甚至酿成悲剧和灾难。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许多制度本身有待变革和完善。在目前的政治框架和舆论环境里，虽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讨价还价，但总体来说，地方领导公开场合都会声称坚决拥护中央的重要决策，但是，这并不能够消除眼下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更不能消除未来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在缺乏法治基础上的区际利益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以集权思路和模式来包揽问题，到底能够走多远、能走多好呢？这是探讨潜在的政治风险时所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19.2关于政令不通问题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中央政府部门依法做出的决定在地方上得不到落实，中央政府的权威就会日渐式微。其挑战的将是整个社会得以维系运转的法制的权威。

所谓的中央权威问题，不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利害问题，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是一个中央说了算还是下面的团伙说了算的问题。法制问题也不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谁的法制的问题，是看谁的力量大的问题，是全国统一的法治权威还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潜规则的权威的问题。

中央的政令不通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政令因涉及地方利益而被抵制。说穿了，政令不通也是制度的问题；在基层，一些官员已经变成了“官油子”，牵涉到他的部门利益了，决策在他的手里就走了样，他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他的好处。政府考虑的是大众利益，部门利益与大众利益发生冲突了，应该首先考虑大众利益；但如果部门利益不解决，就很难保证政令畅通。

政令不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下达过程中逐级衰减。因为我们的政府层级过多，中央政府的命令和决策达到地方基层时，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效力，所谓村长传达文件“县里三天会，村里一袋烟”。还有就是下级对政策命令本身理解不够，产生执行困难。

政令不通的根本原因与法治有关。中央政策或者决定之所以应当被执行，不仅因为它是中央的政策和决定，而是因为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拒不执行上级政府的决定不仅是挑战中央权威的表现，更是无视法治权威，拒不执行法律的行为。

在目前的政治权力配置中，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掌握着相当的行政立法权，而行政立法过程中很容易把部门利益放进去，而同样具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却只成了审议通过机构。各类法律的效力事实上是离行政执行权力越远，效力越差。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红头文件比部门规章有用，部门规章比国务院条例有用，而国务院条例比宪法有用。最后是政府部门下发的红头文件最具有效力——因为自己给自己制定的规则最有效。

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与行政监督、资源配置和行政立法有关。所以，才会出现地方政府欺骗总理，而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执行机构的国务院却缺少后援监督。

比如，总理需要做的一些具体工作由部长来沟通，部长需要司长来协调，司长会具体交给处长来办理。最后的情况是，总理是听处长的。因为处长掌握的资料是一卡车。所以官不进人大，法不出部委，是导致部门利益越来越严重的所在。（可以参考学者吴思在《身怀利器》一文中描述的“合法伤害权”的内容。）

博弈的背后实质是中央进行利益调整的过程，这也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过程。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需要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突破口应该是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调整党和国家的关系，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政府多年的一系列挑战，如监督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腐败问题等等。

受部门和地方利益的驱动，在制度化尚未健全特别是干部考核单纯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实绩的情况下，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往往持单纯的经济观点，不善于、甚至也不愿意从政治上观察问题，缺乏应有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遇到事情往往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大局，这是造成中央政府“有令难行”、“有禁难止”的思想原因。

“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其实质是在利益关系上的错位甚至是颠倒，将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人民利益和集体利益之上。

我国是一个文件政府，哪天政府没有文件出台？红头文件都是部门起草，相关领导签字，以政府名义下发的；如果觉得政府面子不够大，还会把同级党委也扯进来，其实体现的还是部门意志，说穿了是拿党委政府的腔调，说部门的行话。地方的事情也是这么操作的，地方领导当然明白这些红头文件是怎么回事，如何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那是不会完全依据文件的，得先权衡利弊之后再说。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对媒体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

“政令不通”不奇怪，它是现行资源分配状态与体制机构下的必然；“政令不通”也非十恶不赦，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它表明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抗衡中央的能力，这是改革20多年来权力体系演变的结果。

中国改革是从中央向地方分权让利开始的，改革初期的巨大成功证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要求社会管理机构具有一定的分权安排。毛泽东时代曾经是中国政令最畅通的时代，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全国上下齐声响应。但事实证明，这种高度一元化的集权形态并不利于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更不适于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社会。

时代要求政治体系由集权向分权转化，中国政府也积极回应。但现在中国的分权缺少规范，缺少对不同权责的明确界定，权责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这种“不确定”易使中央与地方在权力上产生越界的冲动、在责任上滋生推卸心理。因此，应该从制度层面明确界定：什么由中央统筹负责，地方必须令行禁止；什么可以由地方因地制宜，中央只提出指导性意见。在一切事物上都将最终决定权集中于中央，地方对中央的一切指示都只能奉命行事，不能根据具体情况处理，这不是现代政府应该有的运作方式。

在一些领域，地方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自由裁量权。以法制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减少权责界限的随意性，这既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政令不通”问题的途径。

导致“政令不通”的另一个因素是社会各群体围绕政府资源进行的利益博弈，以及政府官员在分配资源时所遵循的潜规则。

既然中央无法在不同需要间强行作出先后安排，只能默认地方根据具体情况的处理，这是地方能“抗衡”中央政令的屏障。事情都重要，预算已经饱和，从什么地方挤钱出来，只能由地方自行决定；换言之，只能由事情相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来决定。

由于利益资源总量的有限性，总有一些政策目标要被牺牲，被牺牲的也总是在政治考量中居于弱势的群体利益。

如果说“政令不通”尚须具体分析，那么，“弱势群体的利益总是被牺牲”无疑属于社会健康发展过程中必须切除的毒瘤。类似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弱势群体博弈能力的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多数原则”为特征的现代民主制度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益思路。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标志着“无限权力”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体现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行政许可法》对于建设法治政府，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实践中也面临着新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违法“红头文件”挑战《行政许可法》。这种现象值得各地政府高度重视。

政府审批权是一种能够给审批者带来利益的权力，如果政府机关只注重争抢审批权、处罚权、法律解释权，那么容易加大行政交易的成本，诱发政府职能部门的腐败。

《行政许可法》限制了部门和地方的许可设定权力，有助于消除法制和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封锁，建设法制统一政府；同时，此法确立了许可实施的公开原则，有利于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建设透明、廉洁政府、实施公平、公正秩序。

中国改革开放的政府推动特点，决定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属于典型的推动变法过程。几乎每一部重要法律的制定，都是政府强力推动的结果，以政治推动法制，构建法制权威。中国法律的发展和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是双轨制，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当市场结构尚未发展到某一程度的时候，国家通过变法，制定新的法律，推动产权结构的改造。这种变法模式的消极方面，往往就是走在现实生活的前面，而法律经常被当作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这种情况。

在法律实施中，如果政治与法治能够找到契合点，可使法律由外而内成为人们普遍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如果政治与法治不能有效衔接，会使法治进程陷入两难之中。因此，推动法律实施过程中，需要把握好政治权力介入的力度与方式，处理好规则实施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与其仅仅在行政上一遍又一遍地监督检查法律的实施，不如同时全面启动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找到政治与法治的契合点，法治应该靠法治自身的机制来完善。

现在的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行政权力主导，行政机关权力过大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还是立足于“管”，在这种思维定式下，《行政许可法》所体现的有限政府的理念、市场优先等先进理念能否实施还需要经受考验。

2004年国家下决心清理全国的开发区。共清理出六千多个开发区。这组数据在显示治理决心的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中国的治理危机。它们证明，如果没有专项治理整顿，仅仅靠政府的日常监管根本难以竭制圈地运动。联想到“严打”和形形色色的“专项行动”，中国类似的行政手段，实际上都可以称为“运动治国”。

每次搞这类运动时，表面看都是雷厉风行，各级政府都会按照上级政府的统一部署，大张旗鼓开展工作，同时运用自己手里控制的舆论工具，造声势，表决心，似乎不存在什么政令不畅的问题。

如果这么高比例地撤消开发区合理的话，则意味着，政府过去不是依法管理社会事务。因为从来就没有法律和政策允许随意圈地搞开发区，恰恰相反，这向来是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的事情。开发区如此泛滥，圈地如此疯狂，表明法律和政策在各级政府面前都成了一纸空文。虽然向来强调全国一盘棋，实际上常常是马已不走马路，车已不行车道。在中国，对某件事情文件下得越多，往往意味着处理难度越大。

在现行制度下，政府难以从实际出发，问题闹到这种地步，本身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平时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是阳奉阴违就是公开无视法律和政策。

造成开发区问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各级政府的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具有乱圈地、乱占耕地、危害公民权益的能力。一是当政府侵犯相关公民权益的时候，公民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或者行政渠道保护自己，而新闻言论的自由空间狭窄等，也使得权力缺乏社会制约；二是土地集体所有和国有为肆意圈地提供了制度空间。

其次，各级政府在开发区问题上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就成为政府积极运用手中权力的动力源。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现行党政混合下的集权模式很难实现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下的统一。所谓政令不畅的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中央权威不足就能够解释得了的；当然也不应该把问题的解决归结到一句简单的加强中央权威。事实上，一个法治国家，各级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都拥有自己的权力，不得随意侵犯剥夺，也就是说，各有各的宪法和法律下的权威，许多地方事务并不是靠加强中央权威来解决，而是地方自身就能够解决的制度和机制。

按照宪政民主原则创新宪法，清晰党政关系，建立纵向和横向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形成社会对政府权力的制衡机制，从而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才是长远之计。

如果在这个根子问题不能有制度性的突破，运动式的治理整顿，只不过是给有关部门提供了强化自己权力的机会，可是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并不等于越公正和正确，结果可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更何况，运动式的常抓不懈，并不具有行政上的可操作性，必然是紧一阵松一阵，也就非常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政令畅通，也许是集权者令人同情的理由。选择集权固然有利于高效，可也隐藏着危害，而且这种危害比一时的高效要大不知多少倍。

比如大跃进时期，从当时的情况看，政令确实畅通，效率好象挺高，可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不堪回首的。那时，政令是何等畅通，可这种政令就象上游的水，不经任何过滤，就流进了老百姓的水管里，里面的泥砂不可避免。

政令畅通固然重要，可这政令要利大于弊才好，如果只顾效率而不管利弊，只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谁也不是圣人，哪个掌权者都可能作出过错误的决策。有一个机构能够防止错误的决策生效，那是民族的幸运。可惜一个人一旦到了最高的位置，常常自我感觉特别好，不相信自己会犯错误。何况在专制体制下，就是犯了天大的错误，别人也对他束手无策，这也许就是专制体制的最大弊端。

有一个约束机构的存在，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才不至于不可救药。虽然，有时好象耽误点时间，但从长远看，有益无害。

各种利益集团从中作梗，地区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个人的利益，都让最高领导的意图难以畅通无阻。

自我例外危害政令畅通

没有政令畅通，就不会有政策的有效执行。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政策执行是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而合意和合意的标准，并非人民意愿，而是个人好恶，领导“政绩”或者少数人的利益。

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往往有一个看似因地制宜的理由，就是自称情况特殊，属于例外，可以不按规定办事。“自我例外”成为一种消极抵制政策的托词。

所谓自我例外就是这样，足以让国家政策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消失无形。自我例外披着“因地制宜、求实发展”的外衣，视认真执行政策为“一刀切”，表现为有令不行、不禁不止，各搞一套，根子在于简单化的地方利益和错误的政绩观。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喜欢自我例外，是因为变通性地执行某些政策或者干脆不执行某些政策，可以比别人发展得更快；事实上却可能使经济运行失去控制，产生结构性问题，为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求发展，是完全应当的。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性，这也是客观的。但就政策执行而言，特性与差异的存在，应当说对如何更好地执行政策提出了要求，而不是为各自为政提供了口实。

任何一个地方和部门都有其特性和差异。可以设想，如果特性和差异足以成为将政策束之高阁、自行其是的理由，那么哪个地方和部门都可以认为自己是政策规定的例外情况。如果所有的地方和部门都来享受这种“普遍例外”，国家政策岂不变成空中楼阁，一纸空文？

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对各项政策自我例外的地方和部门，并不认可下属对自己的重大决策采取自我例外的对待。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下属这样做，重大决策就不会得到实施的可能性。然而，自我例外的病毒是这样传染的：一个地方或者部门对政策采取自我例外的态度，也就很难避免下属对其重大决策各自自我例外。所以，我行我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就会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蔓延开来。

虽然自我例外之风较多地出现在一些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方面，但根本还是涉及到政治风气，所以它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自我例外的风气，助长诸侯经济的声势，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侵染政治上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行政执行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政令畅通是行政执行力的基本要求。自我例外普遍，政令畅通就毫无可能。一个国家部委官员曾经感叹政令不通已经达到政策“有时出不了中南海”的程度。自我例外现象听之任之，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各项决策就无法落实，中央政府的权威将受到挑战，一些地方和部门就会成为“政绩工程”的推动者，所在地区或者部门将变成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展开利益最大化角逐的舞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具体利益会在政府的工作中被忽视。

19.3关于央地关系问题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即中央集权的程度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问题，包括控制能力和控制手段等，其中包括中央对地方的监督问题。

从隋朝开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地方的用人权、司法权集中到了中央，中央要管的事情越来越多。

由于国土开发，各地经济的发展，郡县越来越多，全都由中央直接管辖越来越困难；因此，有了在中央与州之间增加一级行政机构的趋向；另外则反映了郡县之上这一级如果具有完整的军政财权，就有可能成为与中央对抗的力量。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呈现着不同的态势；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首先涉及的，应该是当时连接双方的信息渠道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显然存在着利益差异与冲突的根本性前提之下，对于信息占有的非均衡状态，由于不同的时间地域、由于多种因素的互动，而呈现出复杂波动的情势。是否能够及时掌握充足可靠的基层信息、了解地方动向，是否能够及时下达朝廷意向、保证政令畅通，直接关系到中央集权政体的效能，关系到是否有可能自上而下把握国家的统治命脉，无疑至关重要。

如何有效地实施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控制，同时使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关系，是国家政治的一个课题。

传统国家政治的实质，在于控制社会资源。大体上说，国家所要控制的社会资源可分为两类：一是物质资源，一是人才资源。前者是维持皇帝和政府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后者是政府人员的来源。然而，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维持社会的秩序。因此，以行政为职能的政府，承担着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维持社会治安；二是向社会征收赋税；三是从社会选拔官僚人才。这三个方面是互相依存的。从本质上说，从社会中选拔官僚人才是其首要任务，因为，只有具备了行政人员，国家机器才能运转。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况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

凡是发生事故，中枢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无关宏旨，上级总是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解，如所出事情，是在他到任之前就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因之，我们的政事，往往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是从这里着眼。按照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应当入京述职，由皇帝及主管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但是全国有一千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政绩，而只能在大节目上斟酌一二。

京官六年一考核，名为“京察”，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京官对这种考察总是战战兢兢，因为一旦得到一两个不良评语，则一生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明朝历史上最严厉的数次考察，曾经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身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时考中举人或者进士的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者进士就象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照顾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近亲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

文官名义上任职于更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

从客观条件看，引用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

随着地方经济自主权的扩大，在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有着强烈要求扩大财源的动机，一些举动已经损害了中央的权威。

还有一种损害中央权威的行为更为严重，那就是一些地方出现不同形式与程度的政商勾结，使得中央政府的有关政策被掏空，其典型莫过于这次打击官煤勾结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

“一放就活，一收就死”，是我国以往经济工作中常常出现的问题。这主要是源于收放方式：收则全收，放则全放，没有完全针对经济的种种要素有针对性的收与放。政治体制随着经济发展而改革的要求也摆上了桌面。

有学者指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是政治体系内以一定利益关系为基础并体现一定利益关系和权利结构的关系，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既调动地方的发展积极性，又维护中央的权威，是一道严肃的政治命题。

我国权力下放较快，约束不足，由于利益驱动，有的地方各行其是，在一些干部身上暴露出来本位主义、分权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国家利益是绝对和要覆盖和吸收局部和个体利益的，要坚持地方服从中央，在维护全局利益上与中央保持一致。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按照宪政结构设计，在由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所构成的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着中央全局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一般说来，中央全局利益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全局利益的完整、统一和最大化，中央政府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反映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关系上，就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定位要从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承担整个国家的宏观管理职能，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同时履行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和服务职能。

集权与分权相平衡的原则，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适当分权，同时把应该由中央集中统一行使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纵观世界各国，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都是宪法和法律的重要规范内容。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地方政权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总体上地方制度和法制建设仍然不够健全，表现在：地方制度立法不够完备，缺乏关于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事权分配的明确的具体法律规定。多年来，权力下放和权力上收，并未形成对中央和地方都具有约束力的长期稳定有效的法律制度。

由于权力再分配的非规范化，导致了中央放权政策的不稳定性，客观上推动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助长了地方政府任意扩张权力和利益范围的势头。

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是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制度保障。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

对土地、生态环境这两项最重要的资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考虑。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主政官员的政绩评价也以本地经济增长业绩为中心，从而形成了地方政府间为了增长的竞争。而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流动性，使得部分地方官员的行为具有明显短期化倾向，为了实现短期的政绩最大化，不惜牺牲本地民众在土地、环境方面的权利与利益。因而，在不少地方，经济增长反而带来了农民失地、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

中央政府要追求更为长远的利益，就必须约束地方政府的这种恶性竞争。建立直属中央政府的土地、环保督察体系，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使中央政府更好地在土地、环境这类涉及到长远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尽到自己的责任。这种督察体系类似于古代的“监察御史”，自可发挥一定作用。

中央政府要追求更为长远的利益，就必须约束地方政府的这种恶性竞争。建立直属中央政府的土地、环保督察体系，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使中央政府更好地在土地、环境这类涉及到长远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尽到自己的责任。这种督察体系类似于古代的“监察御史”，自可发挥一定作用。

但这种作用能否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大，能否有效解决现有严重的土地、环保违法违规问题，还有待时间的检验。长期以来，在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时候，通常考虑政府之间关系的时候相对多一些，过分地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而相对忽略了作为一个重要的执法要素的民众的力量。

中央政府要尽到保护土地资源和环境的责任，就需要执行全国统一的土地、环保法律。但执行法律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归根到底，执行法律乃是为了公共利益，这一公共利益不是抽象的，而必然表现为具体民众的具体权利和利益。因而，中央政府执行统一的土地、环保法律，不只是为了维护全国性法律的权威，而是为了更好地让民众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也就是说，当民众的权利遭到侵犯，尤其是遭到地方政府侵犯，因而在地方的行政、司法机构无法得到救济的时候，中央政府的执法机构能够向民众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救济。

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还是环境违法，其受害者都首先是本地的具体民众。

冷观政府垂直管理

观察近10年来政府垂直管理加强的趋势，从短期看，这是中央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尖锐矛盾、确保政令畅通的制度调整。从长期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20年不断下放权力于地方后，为达到国家法规统一性目标，平衡央地职权的一种战略手段。

通行于世界许多国家的“垂直管理”模式有利有弊，只有将其置于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将其得失判断准确。

试图以垂直管理破除地方保护

近10年来，相对于“块块”管理，“条条”管理即“垂直管理”有加强的趋势。除了早就垂直管理的海关，近年来先后“垂直”的还有国税、地税、工商、质监、土地等多个行政部门。一直被呼吁“垂直”的对象，至少还包括审计、环保等部门。

已经实行垂直管理或者正在积极寻求垂直管理的行政部门，其主要目的都在于强调通过保持人事、财务的独立，使其下级部门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加强部门执法监管的权威性、统一性。

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政府职能部门是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双重领导”，也就是主管部门负责工作业务的“事权”，而地方政府管“人、财、物”。

“双重领导”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以“人、财、物”权影响职能部门“事权”的操作空间，容易损害国家政策的权威性、统一性。

多个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其实质也包含中央向地方收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于安认为，垂直管理的好处在于：

其一，有效避免了地方政府的干扰，保证“上传下达、政令畅通”。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令的执行情况并不统一。有的是由于行政能力不足、资源不够等原因达不到要求；有的是从本地区利益出发，有意在执行中央政令时偷工减料。以质量监督系统未垂直管理前为例，一些地区降低本地区的标准，以此吸引资金向本地区流动，加强本地区的竞争力。

在这种现状下，要求中央的监督达到市、县，甚至乡、镇一级政府是不现实的。因此，通过加强省一级的职权，弱化县市一级的职权，有利于保证政令畅通。

其二，有利于资源配置。人员的调动、资金的配备、设施的增加等，都可以在省这个大的范围内统筹安排。

央地博弈中创造发展活力

多个部门希望以垂直管理摆脱地方干扰的努力，反映了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这种“条块”矛盾的实质，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20余年的进程，基本上是中央不断下放权力，激发地方政府发展活力，调动地方发展主动性的过程，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目前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权限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地方经济主动权的增加，“块块”力量坐大。新“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以放宽中央政策底线谋求地方利益，因而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屡见不鲜。

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两大顽疾。

针对此，中央维护政令统一的努力也一直在加强，尤其在近10年来表现突出。除行政管理体制的“垂直管理”趋势外，地方立法权已经开始受到限制，《行政处罚法》把处罚的设置权收到中央，地方只可以补充，不可以立新的罚则；2000年《立法法》出台，地方立法权也越来越小。

针对行政上的“垂直管理”，于安说，这并不是行政改革最终的固定模式，只是推进改革进程，破解现有难题的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适合垂直管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熊文钊也认为，只有一个行政部门的职权具有全国性或跨区域性的特点，才有进行垂直管理的合理性和操作基础。

有学者同时分析指出，垂直管理只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为了免受地方政府的干扰，就转而实行垂直管理体制，是在现实国情下的妥协，是一种“下有对策”情势下的“上有政策”，这从另一个侧面宣告了某些行业在面对地方政府干扰时的无能为力和束手无策。这种妥协决定了垂直管理体制必然存在先天不足。

首先，垂直管理不能完全摆脱地方干扰。尽管垂直管理后部门的人、财、物不受制于地方了，但部门还是在当地，在土地、水电等方面也少不了求助当地政府。因此即使实行了垂直管理，也不敢过于得罪地方。如此前出现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当地工商、质监部门严重的执法缺位是重要原因。

而利益越大的部门，“垂直管理”的力量也越容易被削弱。如理论上讲，土地管理的垂直体制可以让各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轻装上阵，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了，但时至今日，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土地违法占用现象依然相当严重。有的地方政府一如既然往地公开、直接违法，并默许、纵容大量的土地违法行为。而土地执法部门在有了上级土地管理部门的“撑腰壮胆”后，始终没有“硬起来”。

其次，垂直管理使监督部门减少，容易滋生腐败行为。专家分析，科学健全的行政管理都有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行政效率和行政监督，如果以弱化监督为代价提高行政效率，就有可能增加权力滥用的风险。

对各垂直部门来说，当他们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时，尚会受到当地党委、政府、人大、纪委等部门的制约；垂直管理后，地方政府平级单位往往对垂直部门的经常性权力监督失效，全靠上级部门和上级监管机关的监督发现存在的问题。而上级的监管致命的弱点就是非经常性。“山高皇帝远”的宽松氛围，使各级一把手成为说一不二的家长，一旦一人腐败，往往多年不会暴露，形成从上到下的“一窝烂”。

第三，存在架空地方管理，弱化地方政府职能的问题。县市政府组织体系的健全、部门配置完整，是其履行一方公共管理责任的制度前提。如果过多的职能部门被“垂直”、划归上级管辖，必然带来地方政府组织功能的残缺，影响其行政效能的发挥。

同时，一些对地方发展非常重要的行政部门纷纷“垂直”，容易造成中央职能部门与地方的对口部门联成一线。各垂直部门注重对主管部门负责，有可能忽略当地发展实际，加剧“政出多头、部门打架”等现象，降低行政效率，损害政府权威。

第四，是容易形成不公平效应。相对地方部门而言，垂直部门经费比较充足。在许多地方，垂直部门干部的工薪收入要比地方部门干部高出不少。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易在同一地区的公务员队伍中形成危险的攀比效应和不公平感，助长权力寻租和“三乱”现象。

长久之计在于合理划分央地职权

针对垂直管理存在的利弊，有专家分析认为，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也就是“条块”之间的矛盾，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长久之计在于通过立法的形式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

难点在于，其一，中央和地方兼顾这个度很难把握，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反复，就是表明这个“度”还在探索之中。尤其是有些中央和地方共享的权限，这个度就更难把握。

其二，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两次大调整，都是通过政策来实现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这样的调整需要从政策向法律转变。

有关专家认为，有关法律可以采取列举法原则，明确哪些是中央政府专属职责，哪些是地方政府专属职责，哪些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职责，属于中央职权范围内事项由中央垂直管理，属于地方职权范围内事项由地方全权管理，同时废除双重管理的做法，避免出现责任不明的现象。然后按照人权、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原则，为各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人权、事权和财权，避免出现“中央点菜、地方买单”和基层政府“财政空转”和“负债运行”等权力与责任相脱节的现象。

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

现行《宪法》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尚缺乏配套法规，操作性不够强，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地方组织法》关于地方职权的规定，绝大部分内容是中央政府职权的翻版，并且对于列举的剩留权归属也未作规定，也没有确定省级政府的专有权力以及与中央政府共享的权力。这样，在职权划分归属问题上，地方与中央就容易产生矛盾。

因此，应尽快制定《地方制度法》，对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地方的权限，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组成、任期、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性质、地位、组成、任期、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等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制度的有关事项等，作出专门规定。

垂直管理：当初的历史选择

垂直管理，近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词汇。

与以往某些自弹自唱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不同，垂直管理不仅仅受到中央的青睐，部门的热切回应，也受到民众的欢迎追捧。

前段时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等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在4531名志愿受访者中，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垂直管理的人高达85.9%，其中一半以上的人认为

审计、环保、统计等部门应该实行垂直管理。

就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而言，长期以来，大多数领域都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双重领导”，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主管部门负责业务，而地方政府管“人、财、物”。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凭借手中的人权、财权、物权，在管理中居于主导支配地位。

现在一些系统的垂直管理，就是通过人事权、财务权的上收，使其下级部门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形象地说，就是将职能部门的乌纱帽和钱袋子从地方政府手里转到上级主管部门手里。

近10年来，相对于“块块”管理，“条条”管理有加强的趋势。“迄今垂直管理的‘条’大概有13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说。而几乎所有重要的监管和执法部门，都在酝酿和热议要脱离地方政府序列。

垂直之风越刮越强劲，这究竟是因哪一片青萍而起？

缘于宏观调控的体制变革

改革开放20多年的进程，基本上是中央不断下放权力，激发地方政府发展活力，调动地方发展主动性的过程，这也是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但随着地方经济主动权的增加，地方力量不断做大，在一些地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分割、各自为政，出现中间梗阻，中央政策被消解，中央权威遇到了挑战。

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破除地方保护，是垂直管理最直接的目标。早期的垂直管理，就是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当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大问题，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地方贸易保护壁垒，导致假冒伪劣商品猖獗，劣币驱逐良币。在此情况下，市场执法监管部门的垂直成为必然之选。现在看来，工商、质监的垂直，无疑对于消除行政区域间的贸易壁垒，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有人认为，相对于经济管理领域的部门垂直进程的加速度，权力监督领域的垂直步伐缓慢。比如纪检监察这样的强势监督机关，在实践和理论上已经充分论证了垂直必要性，但却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央对垂直管理还是十分审慎的。

垂直管理，有历史和现实的选择，曾居功至伟，但并非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不可无条件地复制。

抗地方干扰的一剂猛药

在进入新世纪后，垂直出现了新趋势，从传统的市场监管部门向新热点监管部门扩展，并且日益广泛深入。而大的背景，就是中央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更加激烈，矛盾冲突更加频繁，中梗阻现象愈发突出。

在始于2003年下半年的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土地无疑重演了当年金融的角色。地方政府在失去对银行的支配权后，赖以主动推动经济增长并能够独立支配的只有土地这一项核心资源了。而卖地生财的路径选择，又令中国经济面临失衡、耕地底线面临失守的严重威胁。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土地部门便从比较单一的管理部门向国家宏观调控部门转变。

为何对垂直管理情有独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地方政府获取更多的政策权力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腐败日趋严重，政府和官员在“办公”的同时，利用公权力和国有资产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也成为普遍现象。地方政府和官员自由处置空间越来越大。一些官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随心所欲地肢解、歪曲国家法律和上级政府的政策，破坏国家法治的统一和严肃，使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正常关系受到干扰，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上级管不了下级、政府管不了官员的现象。对这样一些现象和问题，中央政府采取垂直管理的方式加以解决，加大对各下级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力度，应当说是客观认识目前政府间关系并力图加以改进的愿望的体现。

但是，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上级政府要想实现这样的意图，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由于缺乏公众监督的机制，上级政府对有可能出问题的下级政府的监督和校正，所能依靠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最直接、最彻底、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事无巨细地“亲自”监督。这样的监督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上级政府的人才、资源、精力和智慧的范围，成本巨大。在中央政府看来，垂直管理不过是一种直接管理或监督的方式而已，并期待这样的管理和监督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实施全面监督的冲动，还缘于目前弥漫于全社会的诚信缺失。在中国政治生态中，言与行时常分离，可说不可做、可做不可说，成为政治和官场的“规则”，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体制性的政府诚信缺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唯恐下级政府上下其手而将自己引入歧途的上级政府，除非是眼见耳听，否则是很难判断下级政府的表面文章。因此，对上级政府而言，即使是出于放心，他们也会要求实行亲历亲为式的监督，也就是垂直管理。

还应当看到，中央集权体制下，从公众的角度而言，任何政府和官员的胡作非为都会被民众认为是政府的，因此本质上都会影响到上级政府自身的形象，上级政府最终需要承担恶名。因此，从改善政府与民众关系的角度出发，如何让下级政府尽可能少地出问题，以舒缓政府与民众的紧张关系是上级政府最为关心的。显然，要想让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良好的行为，上级政府最好的方式就是：或是选用自己信得过的人，或是自己亲厉亲为——以角色替代的方式实现上级政府内部人排他性的作业。仅从垂直管理不断扩大这一事实看，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相互信任，已经降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了。

垂直管理不应成为改革重点

垂直管理的设定权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试图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加以解决的问题，是否恰好是地方政府也想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一致，或可期待一种皆大欢喜局面的出现；反之，在两者无论立场还是利益显然都不一致的情况下，垂直管理究竟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甚至能否得到真正的实施，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

垂直管理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与问题的来源和类型联系在一起的。概略地说，目前中国政府管理所遇到的难题，有单纯管理问题、技术问题，但总体而言更多的是体制问题，而不是单纯行政技术问题所能涵盖的。可见，已有的一些管理措施之所以不奏效，问题并非出在管理手段本身，而是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内在缺陷所致。对垂直管理问题而言，在专业性强、业务单一，或与国家主权、国家权威关联密切、适用于条条管理的领域，强调或改进垂直管理的方法、技术，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而在其它领域，尤其是在一些更具有一般性、社会性、地方性等特性的领域，本身可能并不具备垂直管理必备的一些特性，是不适合垂直管理的。至于那些仅仅是为了提高监督和控制的力度，而实行垂直管理的考虑，那么很有可能在解决了一些旧问题的同时，又会制造一些新的、也许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从表面看，垂直管理尽管强化了上级政府的直接管理能力，一举解决了下级政府的过度自由处置问题，但这些被派驻或分布在地方的上级政府的部门，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一般地方政府部门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如果说，垂直管理之前的下级政府部门会滥用权力，那么仅仅把部门的顶头上司换一下，就能够解决滥权问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基本上是一个试图用管理技术方法来掩盖和替换体制、机制改进问题的方案，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会混淆视听，使人盲目乐观。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目前实施的垂直管理体制，把变动的重点几乎完全置于权力的切割和转移上，而少在体制、机制、环境和内涵逻辑方面做文章，也可以说，垂直管理所变革的只是权力所属关系而已，而对障碍和困扰政府的真正问题则基本没有触动。坦率地说，在一个多层级的、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多重嵌套的政府结构中，所谓的上下级关系是高度可变的，因此一些困扰中央政府以至于不得不采取垂直管理方式试图解决的一些难题，其实也是困扰高层级政府的难题，因此，采取权力归属上收的方式解决问题，无异于开启了各级政府随意变动所属政府间关系的大门，显然这会给一些不当的政府行为提供方便。因此，这不应当成为改革的重点。

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水平没有得到根本性提高的情况下，通过中央政府垂直管理方式而实质性地推行全国统一政策，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反而不利于事务的处理。这样的垂直管理不仅是多余的，更是负面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超大、超复杂的政治体，而又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全国一盘棋，统一政策、统一步骤。但通常的情况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需要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细化和具体执行，因此地方政府实际上是部分地参与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分享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之所以把政策制定权部分地让渡给地方政府，是由于仅凭自身的知识和智慧，是无法制定出既覆盖全国、同时又具备细致的、可操作的政策文件来的。因此，在中央政府政策制定水平还不足以达到既宏观又微观、既原则又具体的水平的情况下，发挥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完善的补充作用，对中国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水平的提高，是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凡是有助于地方政府参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和完善过程的管理方法，就是好方法；反之，那些或明或暗地排斥和阻碍地方政府进入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方法，肯定是不利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因此不是一个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好方法。

当下，各权力部门实施垂直管理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职能部门已经或正在努力争取挤进垂直管理的行列。

当前正在争取垂直管理的部门还有：监察、公安、检察、劳动保障、计划生育等。而在去年上海社保基金案被披露后，有关学者也呼吁高层对省级以下社保经办机构进行垂直管理。记者还注意到，哪个领域问题突出，哪一项工作推进遇阻，就有人提出对该领域实行垂直管理。比如，前不久，某县的文物保护工作推动不力，人们马上开始热议文物保护部门也该实行垂直管理。垂直管理已经被视同抗地方干扰的灵丹妙药，也从另一个侧面宣告了某些行业部门在面对地方政府干扰时的无能为力甚至束手无策。

按照垂直管理设计、推行者的良好意愿，将权力部门进行垂直管理后，就可以有效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使有法不依、滥用职权的状况得到改善甚至杜绝。

垂直管理真能顺利取得预想的效果吗？

难破地方保护迷局

从垂直管理部门的运作效果来看，首先并没有有效地破除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制度背景的地方保护主义。

垂直管理部门难拒地方“勾兑”。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考核指标，地方政府会想尽一些办法来完成。比如，为完成经济考核指标、增加GDP，有的地方往往重招商轻审核，从而导致污染企业来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也来了；地方政府往往还会为这些企业的进入大开绿灯，会主动为这些企业协调与实行垂直管理的监管执法部门的关系。

利益制约难破地方保护。尽管实行垂直管理的执法部门其人、财、物都不由当地政府管辖，但毕竟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上，与当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在执法中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即使实行了垂直管理，也不敢轻易得罪地方政府，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

此外，垂直管理部门的许多工作人员基本上都生在当地、长在当地，中国又是一个特有的人情关系社会，在当地执法、查处违法违轨行为时，很快就会有七大姑八大姨前来说情，最后不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了这样的社会和制度背景，尽管工商、质监、药监等权力部门实行了垂直管理，但因破解地方保护主义不力而导致的监管乏力，使得近年来各地出现了大量假冒伪劣产品事件，如“红心鸭蛋”事件和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等。

现实中地方政府有滥用权力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在对权力的监管上下工夫，要努力通过变革制度安排，使地方政府不敢、也不能再滥用权力，而不是一味地上收权力。对权力部门大量实行垂直管理后，地方政府与垂直管理部门的搏弈结果，最终不过就是两者形成相安无事、互不干涉的局面。实行垂直管理就可以破除地方保护的良好愿望，就这样被巧妙地化为了无形。

都“垂直”了，地方政府还能干啥？

在某省人代会上，不少市长牢骚满腹，对一些权力部门热衷于实行垂直管理表示强烈不满。一位即将退休的工业大市市长直言不讳地说：“地方政府本来承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就大，工商、质监、税务等一些重要权力部门实行垂直领导，就等于把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了，责权不对等，以后还怎么有效开展工作？地方政府到底该干啥呢？”他认为，不少经济执法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后，向中央要来了独立的执法权，有的尚能公正执法，而有些却把独立的执法权当成交易的筹码，与不法经济行为的实施者讨价还价，地方政府无法对其进行监管，从而导致地方经济发展环境的恶化。

垂直管理部门越来越多，把权力都收上去了，地方政府就象个收发室，地方政府的人权、事权和财权不对等，出现了“中央点菜、地方埋单”和基层政府“财政空转、负债运行”等权力与责任相脱节的现象，地方政府想干点事情很难。

中央不断的强化直管力度，实际上表明了对地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市场不规范、权力腐败现象普遍并非完全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其原因很复杂，根本上是体制的问题。但现在中央似乎把责任全部推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自然会感到委屈和不满。

用垂直管理来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是建立在对地方政府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何不从剖析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根源入手来研究解决的办法呢？建立科学的考核地方政府的机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和权限，迫使地方政府正确履职，恐怕比单纯通过实施垂直管理来掏空地方政府要好得多。

难敌权力腐败

用垂直管理来制约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其实也就是期待用一个更高级别的权力，来制约可能被地方政府滥用的权力。似乎有了更高行政级别的权力、有了钦差大臣的地位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然而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垂直管理部门频频发生的腐败案件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不论何时何地，权力的天生属性都是一样的，分到地方的权力可能被贪腐势力收买，垂直到中央的权力，也可能被贪腐势力收买。理论上讲，垂直管理，权力越集于一端，持权柄者就越发地好操弄，寻租也就更便捷了。

对各垂直部门来说，当他们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时，尚会受到当地党委、政府、人大、纪委等的制约；垂直管理后，这些制约没有了，而代之以下管一级的模式。这尽管加快了上下信息传递的效率，但作为上级部门，远在几百里甚至几千里之外，对下级管理最致命的弱点，就是鞭长莫及。

“山高皇帝远”的宽松氛围，使各级各垂直部门的一把手成为说一不二的家长，一旦一人腐败，往往多年不会暴露，形成从上到下的“一窝烂”。税务、工商等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多次爆出惊天腐败大案，其原因即在于此。

权力只要缺乏监督、缺乏制约，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会发生腐败。所以，在2006年8月的广州市“廉政文化周”期间，海关、地税、国税等廉政“高危行业”的500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这些垂直管理部门之所以被称为廉政“高危行业”，就在于手握重权的垂直管理部门容易滋生贪污腐败。

垂直管理部门的独一无二性，还使得他们可能将控制公共资源配置闸门的开关权，变成要挟他人的筹码，从而产生腐败行为。

事实证明，若不能真正束缚住权力本身，任何权力都是靠不住的。

垂直管理不是通行证

垂直管理只是权宜之计，真正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即“条块”之间的矛盾，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长久之计在于通过立法的形式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

当下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几乎都牵涉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层面。中央政令难以贯彻、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已经影响到法律的实施和中央的权威。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以放宽中央法律、政策底线谋求地方利益，从而贯彻执行中央的法律、政令不力，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无视上令、公然违法等现象屡见不鲜。

为保障政令畅通，破除地方保护，提高行政效率，实行垂直管理就成为惯性选择。但效果如何呢？

垂直管理的弊端，部门与地方政府须明确责任

强化部门垂直管理可以有效避免地方政府的干扰，保证“上传下达、政令畅通”，同时有利于资源配置。但也存在潜在的弊端：容易强化部门利益，滋生腐败；架空地方管理；造成条块分割，部门职能交叉，以及相互掣肘的管理体制弊端。

央、地事权的合理划分是制度化解决的途径

在我们看来，中央针对地方执行力弱化的问题设立督查中心，是权宜之计。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很必需，但不是长远的体制安排。中央对地方某些问题上失控，根本是由央、地事权不清造成的。

督查只能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要彻底治理问题应该在规划、审查、批准直至监督检查上进行协调。地方区域内的问题还是交给地方自治，用客观的指标来考察地方官员。跨区域的问题就由跨区域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来协调。

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即“条块”之间的矛盾，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长久之计在于通过立法的形式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法律可以采取列举法原则，明确哪些是中央政府专属职责，哪些是地方政府专属职责，哪些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职责，避免出现“双重管理”等责任不明的现象。

在明确事权的基础上，按照人权、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原则，授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履行职责的人权、事权和财权，避免出现“中央点菜、地方埋单”和基层政府“财政空转、负债运行”等权力与责任相脱节的现象。

克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障碍

一些行政部门实行省级直辖，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问题，因为它只是地方政府框架内的权力集中措施，没有涉及省际协调和全国统一。

任何试图解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努力，都不能忽视它的历史性和复杂性。从世界上实行宪法制度到现在持续进行的世界性行政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关键问题之一。它的失衡决不会简单到只是官员追求政绩的偏执行为或者对不当得利财产的贪婪。

一些行政部门实行省级直辖，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问题，因为它只是地方政府框架内的权力集中措施，没有涉及省际协调和全国统一。这一措施的积极作用，第一是在行政效能上，提高了省级范围行政职能的统一程度，削弱乃至消除了县、市级政府对相关纵向行政部门的实质控制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行政控制力逐级衰减和终端失效的问题；第二是在行政制度上，打破了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职能平铺设置和权限逐级递减的管理结构，出现了省级政府部门的专有控制权限。它减弱了地方政府的权限，并相应提高了部门系统的权限。

省级部门直辖的新部门体制，对中央决策执行力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又是有限的。积极性是消除了省级以下政府部门的消极推诿和积极偏离。有限性在于中央部门对地方部门的控制力不足，当然就不能指望自己的决策在下级得到有效的执行。职位、权限和资源构成行政控制力的三个基本内容。由于中央部门与地方部门之间原则上是业务指导关系，受到权限和资源拥有量的限制，控制远不是有效的。

彻底解决中央行政决策在地方的行政执行力问题，涉及行政体制的整体调整和权力重构，远远不是几个领域的部门直辖所能完全解决的。

不能把板子都打向地方政府

“上梁不正下梁歪”。行政执行力不力，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地方政府身上，首先要从中央机关和上级部门抓起。

常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要想让地方各级政府认真去执行政令，首先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机关做出榜样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的一举一动，对全国影响极大，所以不管在什么政令和决定的执行中，北京也要发挥表率作用。

由于利益驱使，有些部门和机关不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而是从部门利益出发，或出于某个人或某集团的利益考虑，出现了部门利益法规化。比如，前年国家审计局审出的某国家权利机关中某些人出于自身利益，从国家给西部下发的专项拨款中，挪用近1/4送给东部的近200多个单位。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时候，这种掌管财政配置权利的单位，不是站在中央政策的立场上去推动西部大开发，而是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削蚀西部大开发。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国家的一些专项经费在下达过程中一级一级被截留，比如去年我在云南玉龙县调查时，发现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200—300元的村子里，学生拿到书本费的只有40%，这同国家报出的西部贫困地区书本费已经全免的事实有很大出入。这种地方上一级级截留专项拨款的做法，同国家某部门的做法没有两样，既然中央掌权的部门都这样去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责怪地方呢？

因此，要确保政府的执行力不被削弱，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地方政府身上，首先要从中央机关抓起，对发现问题的部门要严加惩处，要追究、问责，才能使地方上心服口服。相反把上级机关截留专项拨款作为小事放过去，就很难把地方截留作为大事去管。

防止政策东西南北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情况千差万别，发展极不平衡。我们的某些决定和指令出台时，常常关注更多的是发达地区的利益和发展，却较少考虑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际和利益。政策在东西南北一刀切，发达地区被切掉的只是尾巴，而欠发达地区被切断的却是脖子和脑袋。这也是造成地区差别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与欠发达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重要原因。

例如土地的使用，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是需要有土地保证的，以前东部沿海和各大城市包括北京发展中，用掉了多少粮田，毁掉了多少“鱼米之乡”！而今严把土地关，虽然是必要的，但对于人口高度密集的中部地区来说，中部崛起才刚提出，发展才刚起步，若不从这一实际出发，实行一刀切的土地供应政策，要么就会抑制中部发展，要么就会出现违规用地现象。所以，要保证决定与政令落到实处，一定要避免政令、决定一刀切，要考虑地区差、时间差、发展水平差，更多考虑欠发达地区，更多照顾弱势群体，改变很长时间以来出现和存在的以大压小，以强变弱造成的不和谐。

在很多地方，对一些领导打招呼、递条子，法院不惜背离法律也不敢“不遵”，对于这样的行政干预司法，法院是不敢报告的。各个级别、部门的领导找院长、找法官，批条子、打招呼，有的压力可以顶住，有的实在没有办法。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保护本地企业，明示或者暗示法院系统怠于执行外地法院对于本地企业的判决书、裁定书，导致外地企业即便赢了官司，最终得到的也只是一张“法律白条”。对于司法系统的人来说，这些并不新鲜。

有太多的“实权人物”，地方法官和法院是“根本得罪不起的”。而这种非法干预，正在变得越来越隐蔽，过去往往以指示、批条子等书面形式直接表现出来；现在则往往以某领导的口信、电话等非书面形式进行干预，让受案法院、案件承办法官左右为难。这种不留痕迹的干预方式，不仅达到了干预目的，而且还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到了执行者的头上。

当前一些领导身边有一个庞大的权力市场，有些人利用领导批条赚钱。

司法不受行政干预，这不仅是《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更是宪法的规定，但事实是，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法官的上司只是法律”，在许多时候只能是一种理想。行政权力的介入，在中国司法本身无力承受之重。

在中国，行政干预司法历史悠久，在传统社会中，司法从来就没有过独立地位，甚至长期由行政兼理司法，行政和司法不分。近代中国进行了现代化改革，但历史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建国后，行政依然十分强大，行政权是国家最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干预司法不但不会受到抵制，在许多人、许多时候都会被认为理所当然。司法机关自身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因为长期以来，司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社会体制到公众意识都没有给予司法机关足够的尊严和威严。

到现在为止，虽然名义上法院和同级政府是平级，但从管理体制上看，行政机关常常把同级的司法机关看作下级，人民法院也甘居下级。

除了历史的和意识的原因外，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司法不得不在行政面前低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财政制约。尽管宪法确认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并将司法机关从同级政府中分离出来，但在人财物等方面，仍然受到同级政府的管理。这种体制决定了司法机关尽管在宪法上的地位与行政机构是平行的，但实际上要受制于政府。

《行政诉讼法》颁布后，司法机关有权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司法可以对行政权实行制约，从而提高司法的地位。而且按照现代法治要求，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在内的各种国家权力的运作都应当纳入司法最终审查的范围。但是，虽然司法和行政可以相互制约，但因为司法部门在财政上要仰仗地方政府的鼻息，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的支出都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由地方政府拨付，自然就缺少杜绝对方干预的底气。

由于目前司法执行体制中，执行机关的人、财、物严重依赖于地方，难以抵御执行中的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司法独立审判和执行的最大障碍，是行政得以干预司法的最重要原因。司法的经费从制度上看，好象是由人大决定的，因为最终要人大通过预算，但因为预算的政府在做，在现行体制下，人大通过预算有时只是一种形式，所以，司法部门的财政实际上是由同级政府在分配。

财政制度的改革虽然呼声很高，相关改革也在进行，但改革到位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牵涉的东西太多，比如中央和地方税收分配，部门之间的利益问题，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让司法的归司法，行政的归行政，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完成政府转型、实现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必然要求。

地方政府干预司法，有体制上的问题。在司法和行政关系中，法院的独立性天生存在一个缺陷，从人财物来看，地方法院的经费由地方政府拨给，不是由中央拨给。法官也是由同级人大任命，背后还有党委。这些使得地方政府在资源控制方面大大强于法院，造成法院的被动和屈从。

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失利、整顿房地产不力和各地与土地有关的问题频繁发生，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央权威和权力的弱化。并且这次比以前更为严重。因为现在中央权威的根源不仅仅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经济势力之间的关系。

第二波的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在所难免。对那么大一个国家来说，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既要巩固中央的权威与权力，又要继续依靠地方的制度创新精神求得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光是地方制度创新，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总体变革，那么，权力重心会继续往下移动，甚至最终出现政权的地方化。但如果集权不当，地方制度创新就会被遏制甚至被抹杀，可持续发展就会成问题。

要在整体上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除了继续有选择性集权，看来别无他法。选择性集权的目标就是要在第一波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构架。

无论怎么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再创新，让目前的形势顺其发展下去，必然会继续弱化中央的制度权威，最终造成更具有实质性的中央权威危机。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初期，社会缺乏诚信，许多经济交往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市场经济中打官司是正常的，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打官司赢了执行不了，等于打了一张“法律白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执行难”。

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也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形成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应当说，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安排是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的深层原因。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全国无条件地地方服从中央。改革开放后，中央将一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形成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这种格局一方面确实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地方区域经济的弊端。在这种体制安排下，地方领导按照地方人大选举法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而在重“经济建设”的政绩目标下，地方领导也就千方百计地保护地方利益，否则地方人大也有权罢免他。这样，难免在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产生冲突时，地方利益占上风。而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是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法院院长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经费是由地方同级政府财政拨款，法院的各种建设都有求于地方政府部门。

除了中央和地方经济体制以外，还存在部门之间的所谓“条条管理”。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将行业分为纺织、冶金、、煤炭等各种中央行业，成立了相应的中央部委。虽然这些部委现在都已经撤消了，成立了集团企业，但是由于旧体制和观念的惯性作用，在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困难国有企业被作为被执行人时，由于种种原因的干扰，执行起来更加困难。

好多潜规则至今依然行之有效地支配着中国政治社会不少领域的实际运作。尤其是某些地方官员，或者与当地的利益集团构建了一个权力瓜分与利益分配的生态圈，或者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构成一个对上抗命，对下欺压的特定政治氛围，更有甚者，长期以来，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惩罚，一个惯用手法就是以组织名义和貌似合法的形式，干违法乱纪的勾当；当追究责任时，又以集体研究为名搪塞。这种21世纪官场之怪现状，其产生的杀伤力已经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中央集权的权威性一旦受到弱化，其实就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已经松动的迹象。中央权威，无论是钢性权威还是柔性权威，无一例外将受到严峻的挑战。政治体制改革条件无法被人为地刻意地予以回避。不痛下决心改革，不正面接受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阵痛和挑战，一旦执政党内以及行政体系大大小小、形式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气候，“官家主义”和“杂霸秩序”就会构成政治游戏规则的主流意识，既得利益集团与中央威信产生冲突之后的虚应，尾大不掉，导致最后的各种形式的抗命。“下情无法上达，上情难于下达”，结果是“权为私用民之灾，法为私用国之害”，政府权力被私利化，给党和政府造成严重危机，给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造成严重混乱。

地方官员为了显示政绩或者支持地方保护主义，常常对中央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设计违背了政治学公理，即由上到下的决策指令信息，和由下到上的决策效果反馈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

除了中央政府外，每一级的发牌人，同时又是受牌人。可是好多时候，牌是越发越少，其中的原因，就是几乎所有的下一级政府都想留下几张牌来自己玩。

中国有句老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在中国，电力、铁路、邮政、税务、海关等部门是中央直属的无论财政收支还是干部管理都和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的工厂要建在人家的地盘上、你的线路也要经过别人的地盘、你的家属要在别人的地盘上生活、上学、就医。而这一切，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都是不行的。

中国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类似铁路、银行、电力等垄断行业，他们作为经营者时，叫某某公司；但他们在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时又叫某某局。也就是说，他们既当管理者，又当经营者。属于体制上的乱伦。他们的财产和干部，都归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管辖，地方政府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这种现象，使得他们成为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任何一个国家的体制都是宝塔型的，每一级都得在下一级是基础上作出决定。决定是最高领导作的，但是他只能在下级提供的范围内作决定。

国家能力，也就是指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成现实的能力。它基本包括四种：汲取财政的能力、宏观调控的能力、合法化的能力、强制能力。

中国是一个政党高度统一集中控制的国家，但是国家机器也不是铁板一块，经济决策权极其分散，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也很有限；地方政府控制行业的能力也极其有限。

这种有限的控制力就造成了各级政府、各个行业的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的高度膨胀。这种高度膨胀加速了经济权力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势必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隐患。

优惠政策有着很大的含金量，它是以牺牲中央财政收入为代价的。在中央和地方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往往是地方政府得多失少。

政治体系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要指望在一夜间就能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政治体系，解决体系内的所有问题。如果这样就患了政治幼稚病；但是如果过高估计它的难度，就是患了政治恐惧症。

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必须打破GDP考核的政绩观，树立对地方政府考核的科学和综合指标体系，将公共服务指标纳入到指标中去；必须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使财权和事权相对称。

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以公共利益之名过深介入商业性征地活动，谋取地方政府之私利，常常成为大量征地纠纷始终得不到解决、并演化成为暴力冲突事件的根源。法律中的一个小口子，假如符合政府利益，通常会被政府扯成大洞。在现实中，官员们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远远超过宪法学者的想象。在官员眼里，征地就是公共利益，既然整个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而防碍“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就完全可以动用专政的力量来强迫实现。地方政府官员群体不少已经被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精神”所支配，而形成了不惜牺牲民众权利以发展经济的片面狭窄的施政观念。

在官员眼里，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也是公共利益。农民的土地以低价被征用，政府再以另外的形式转手以高价将其转让给企业，政府从中获得一笔巨额财政收入，也是完全符合公共利益的。这种扭曲的公共利益观，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公然蔑视农民的权利，肆无忌惮地压制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正常活动。而且由于地方司法机构也受到地方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权利和利益遭到侵害的农民，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救助，他们只能走上漫漫上访路。

利用公共权力，贪婪地追求地方政府的利益，政府的这种做法当然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认可；相反，在农民眼里，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本身就是最大的、最贪婪的奸商，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其实没有任何公共性。对中央政府来说，这也完全是一种有害无益的私利。一些目光短浅的地方政府过深地介入土地经营活动，固然给当地政府带来好处，也增加了官员的政绩，但却导致了重大社会矛盾，侵蚀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败坏了广大民众对党的整体印象，最终受到伤害的是政府进行统治的正当性。

中央政府应当通过制度变革，迫使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真正的公共利益，那就是尊重民众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央已经提出“以民为本”、“新三民主义”等科学发展观，但问题是如何约束地方政府不计后果的贪婪行为，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这样的制度保障，只能是民主与法制。假如地方政府是对民众负责的，也就不会以GDP增长率为唯一政绩指标，政府官员也就不会肆无忌惮地强迫民众为了经济增长而做出牺牲。假如司法是独立而公正的，不受地方政府控制，也就能够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滥用权力行为。

地方上的问题看上去千头万绪，说穿了也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帽子问题，一个是票子问题。

19.4　关于驻京办事处问题

在北京，到处可以看到各地的驻京办事处。事实上，“驻京办”的非常规运作模式使其在整个政府机关序列中的地位十分微妙和特殊，而由此衍生的问题也十分复杂。

“驻京办”的历史起源可以追随地早年的同乡会和会馆之类。当时的功能把外是沟通家乡与京师之间的联系，接待来京的地方官员以及进京赶考的家乡学子等等。而现在的“驻京办”在接待对象和服务功能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要职责一是招商引资，跑部委、要项目、收集信息；二是接待地方来京办事的领导及其有关工作人员。“驻京办”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党委的驻京“大使馆”。

一般来讲，能办领导想得到的事，能让领导见到想见的人，是对“驻京办”主任的最低要求。因此，向有关领导以及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攻关，便成为各“驻京办”的首要任务，与领导沟通感情也成为“驻京办”专门研究的一门学问。“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资为取舍，事事以项目服务为目标”是“驻京办”的工作箴言。

“驻京办”的工作就是要将礼物不露痕迹地送到领导的手中，对各部委司局负责人的喜好要了如指掌，再据此陪同他们打牌、喝酒、旅游、听戏、或者买字画、古玩。礼物不在贵，关键是要投其所好。

“驻京办”近年已经成为腐败犯罪的多发单位，其主要原因是管理与监督失控。名义上“驻京办”归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管理，实际上用人权在地方政府手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过是一个宏观指导机构，对“驻京办”的日常工作无权干涉。而“驻京办”在日常工作中的“非常规”运作享有多种“豁免权”，当地政府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方政府不在自身发展上下功夫，而是期望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格外资源和指标；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在分配相关资源或者进行行政审批的时候，缺乏公开、明确的标准和程序，掌握资源分配权或项目审批权的官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给“驻京办”留下了公关活动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难免有时进入灰色地带，甚至触犯法律。

“驻京办”的职能异化形成腐败链条，某些“驻京办”名义上为本地发展谋求中央优惠政策和商业发展机遇，实际上其职能已经异化，为地方党政官员服务成为最主要的工作职责。而个别腐败的地方党政官员则利用“驻京办为自己谋求升官晋级和发财的机会，或者寻找政治靠山，一有风吹草动，立即互相串通，花钱买路。

“驻京办”充分显示了作为派出机构的弹性。其负责人是由当地政府任命的，其产业包括酒楼、宾馆、公司；其职能是使地方政务与中央政务对接，但常常会演变为跑项目、拉关系、搞接待的腐败性行为；其地位是政府外设常驻单位，事实上是三不管，别人管不着，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

“驻京办”本身的透明度不高，基本把媒体采访排斥在外。由于缺乏了解而导致的媒体公关缺失，是最令驻京办痛苦的一笔损失。因为，做公关、拉关系，这些是他们最擅长的“公务”之一。

经常接待的是当地的领导，有人脉关系，在外面纪律也松，工资也比地方高；“驻京办”主任直接对当地领导负责，也来自于当地政府的任命。甚至一些企业想做政府公关，也迂回到北京引见，以便结识当地高层。随着当地领导班子的调整，其驻京办的负责人也会调整，一是要用自己信任的人，二是这个肥缺必须几年换一次，否则问题容易暴露出来。这也是官场潜规则。

“驻京办”容易翻船，因为它拥有太多的特权，驻京办的不透明性，使它拥有了不同于行政大体制的小体制，而这个小体制游离在大体制的规范之外。这些隐匿于首都各大街小巷的地方政府派出机构，不需要象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将工作计划公之于众。他们在北京的唯一上级主管机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无权对他们的日常工作进行干预，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地知道在驻京办服务的人在北京的行踪、职责和工作目标。驻京办成了一种神秘而特殊的政府衙门。这无疑给他们的活动增加了很大的空间和弹性，而且这个弹性没有统一的标准。

“驻京办”是一个“场”，是由各种利益关系交织、延续形成的“场”。从行政的角度看，这种机构的存在方式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政治“通道”。有了这个“通道”，他们还能分享集中于北京的政治、经济资源。但这种非常规行政运作模式使其在这个国家的政府序列里，却充当了一个十分微妙的神秘角色。“驻京办”的工作程序中，有这样几个关键的显作用和潜规则。

乡情规则：思乡恋土是中国人固有的传统，利用这种乡情则是“驻京办”工作人员的“必修课”。

人际规则：有人把“驻京办”形容为“第二行政中心”，办事处主任则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发现新的“朋友”，然后又通过这些“朋友”介绍另一帮“朋友”，逐渐形成和扩张自己的势力交际圈。

服务规则：“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资为取舍，事事以项目服务为目标”是“驻京办”的工作箴言。但这种“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的办事方针，又使“驻京办”偏离了为公共服务的职业功能。

情报规则：“驻京办”还充当了秘而不宣的情报中心功能，地方官员想利用“驻京办”寻找政治靠山，谋求升官晋级、发财的机会，所以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即相互串通，花钱买路。

产业规则：“驻京办”的存在形成了衣、食、住、行、玩等组成的产业链条。北京有一部分经济是通过政治资源驱动的，“驻京办”便是其中的一种体现形式。如果这些“驻京办”消失的话，肯定会对北京的经济带来消极的影响。

招商规则：除了争取中央相关部门的资金外，“驻京办”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招商引资了。

洗钱规则：“驻京办”不仅仅限于行政机关，还有不少公司为了拓展业务，也在北京开办了不少驻京机构。这些机构为赌博等犯罪活动组织客源、清洗“黑钱”，构筑非法装甲流通渠道。

我们不能单纯地把“驻京办”定义为“腐败”的“摇篮”或者“温床”。在我们现实的大环境中，“腐败”行为无处不在，“驻京办”的职能异化，形成腐败链条的最大原因是，管理与监督失去控制。

“驻京办”与有关部委的“跑‘步’‘钱’进”的关系，简言之就是行贿与受贿的关系。在行贿与受贿这对矛盾当中，受贿一方永远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永远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权力远没退出市场的社会转型期，一些部门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可以选择性地决定把项目、批文等稀有资源给“跑‘步’‘钱’进”力度大的地方。只要地方向中央“跑‘步’‘钱’进”的空间一天不缩小，地方官员上北京“考察工作”的冲动一天不竭制，“驻京办”官员腐败的故事就一天不会绝迹。

一场针对各级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整肃风暴正在酝酿中。驻京办事处面临整顿命运，因为两个原因：一是纪检审计部门确信，驻京办事处成为腐败高发区；二是在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驻京办事处因为“跑部钱进”而被点名，其间自然有腐败情节，并扰乱了财政秩序。

因而，驻京办确实需要整顿。但是，仅仅依靠行政命令简单取缔，显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目前的中央——地方关系框架内，地方政府和企业具有设立驻京办的强烈冲动，即使行政取缔这些驻京办，它们也会以其他方式变相存在。

推动地方政府和企业设立驻京办的原因很简单：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掌握着地方政府所需要的资源，也掌握着地方政府无法躲避的审批权。

巨大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财源，对地方政府有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却带有相当大的任意性。目前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是，尽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相当庞大，却没有一部关于转移支付的权威性法律，各地应该得到多少中央转移支付，缺乏明确的核算办法，相关中央政府部门的官员则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此自然催生了“跑部钱进”现象。

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某种停滞，政府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对经济的管制。尤其是近年来，面对地方政府推动下形成的投资热，中央政府大量使用行政、土地、环保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最为显著的是强化国家发改委审批项目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热衷投资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自然也到北京为本地的投资项目进行公关，或者为那些被突然宣布为违规的投资项目进行疏通。

总之，各地政府和企业设立驻京办，乃是因为在北京、在那些权力部门，可以通过公关活动得到资源或许可。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大是导致各级驻京办激增和腐败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仅仅对驻京办动刀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至于地方政府官员在驻京办的腐败，不过是地方政府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地方财政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个附带后果。

“驻京办”变”蛀京办”

每年3月，是各地“驻京办”最繁忙的月份。因为“两会”召开，各地高官浩浩荡荡进京，“驻京办”人员忙于迎来送往。在此前后，他们还忙着给上级部门和横向关系户拜年送礼。

对前来京城的家乡官员或官员家属的迎来送往，是“驻京办”主任最耗时、最无奈的任务。那些官员或官员家属来到“驻京办”，如同当年皇上到了行宫，“驻京办”需要绞尽脑汁，提供全天候服务，管吃管住管玩，用公款支付所有开销，完全不受约束。

“驻京办”财源充足，并成了“美食中心”。北京人可以如数家珍：云南驻京办的云腾宾馆，山珍野味鲜美；贵州驻京办的贵州大厦，小吃绝对值；七省大院内的福建驻京办，佛跳墙最地道；山西驻京办的三晋宾馆，有最本色的山西面食；新疆驻京办的新疆饭店，大盘鸡、羊肉串、葡萄乾炖羊排，无不道地。

许多地方官员利用“驻京办”，为自己寻找发财晋级升官的捷径。为了在北京和中央发掘政治靠山，他们不惜花钱买路。“驻京办”除了为家乡官员找出路，还要为地方跑项目、拉经费，所谓”跑步钱进”。

一位“驻京办”的话具有代表性：“我的工作，就是将礼品不露痕迹地送到领导手中。所谓公关，就是对部委司局长领导人的喜好了若指掌，陪他们打牌、旅游、喝酒，或买字画、古玩。礼物太贵会给人家添麻烦，也不能太便宜，关键是投其所好。我的工作箴言是：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资为取舍，事事以专案服务为目标。”

地方政府还有另外一招：选择农村青年女子，作保姆培训，送到北京，再由“驻京办”送到中央和部委高官家中当保姆，联络感情，取得信任，打探消息。在关键时刻，这些保姆向这些高官倾诉家乡需要报批的专案，令高官为乡情而动心。

渐渐地，“驻京办”职能异化，变成“蛀京办”。“跑部钱进”，必然与腐败挂鈎。“驻京办”成为腐败高发区。各种大案要案“驻京办”往往脱不了干系。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案中，该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因贪污被判无期徒刑；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案中，该区“驻京办”副主任李一洪因贿赂罪被查办；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中，该市“驻京办”主任崔力因贪污索贿被惩处；大庆市国税局长那凤岐受贿案中，该市“驻京办”副主任李洪波被查处；其他被查办的，还包括广州市“驻京办”副主任詹敏、江苏省“驻京办”主任吴廷祥等。

包括省、市、县、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等设在北京的“驻京办”或联络处，至少10,000多家。实际上，对“驻京办”的管理与监督失控，成了三不管地带：别人管不着，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

驻京办现象与中央地方关系剖析

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论上要说清楚已不易，现实问题解决起来更难。我们现在就面对着一个难解的现实问题——“地方政府驻京办”“跑部钱进”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威胁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为，这种现象的实质是“个别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是“特殊化”，而不是“均等化”。这种现象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今年初，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的报告中，三次点到了地方政府驻京办的腐败问题。随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各省区市驻京办负责人参加。会议决定，由中纪委负责调研驻京办，由国管局提出整改方案。因为驻京办确有各种利益交织所形成的腐败问题。但时至今日，尚未见到整改动静。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信号，是一个改革的切入点。通过调研，逐步深入剖析这一现象，似乎也应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从体制、机制上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否则是难以根治的。即使统统取消了，还会以别的形式出现。

一、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设驻京办？多半是为了疏通关系，跑项目，要经费，即“跑部钱进”。驻京办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是计划经济，不跑不行的。但真正兴起是90年代。1991年，北京已有186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1994年以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北京城，除52家副省级以上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最近还了解到，不仅国有企业在京设立驻京办或联络处，一些大的民营企业也在京派驻了联络人员。这种增长速度，正好契合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尤其是以1994年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之后更为突出，最近几年，随着两次大的宏观调控，这些驻京办还有增加的趋势。这林林总总的驻京办干什么事呢？

第一，与国务院相关部委疏通关系，跑项目审批，要各种经费，特别是专项专门经费和某些财政转移支付。其次，接待当地来京办事的头头脑脑及其家属。第三，负责承接遣返各地来京上访人员，这项工作也需要同北京有关部门搞好关系，否则，把上访人员报多了，有损地方声誉。总之，驻京办很忙，忙于拉关系，请客送礼，尤其是几个传统节假日之前更加繁忙。君不见，节前几天，北京街头外地牌照的小汽车，拉着沉甸甸的土特产奔走于大街小巷、机关宿舍。北京各类高档饭店尽管价格奇高，还是应接不暇，其原因多为各驻京办为本地来京官员设宴招待中央政府部门官员。种种现象似乎说明，各地驻京办成了拉拢腐蚀中央政府机关的“据点”。

二、如果仅仅看到这种表面现象就认定各地方政府驻京办在搞腐败，从而打他们的屁股，有失公道。当然，他们中的贪污腐化分子该打该抓，但作为驻京办这个机构，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第一，他们是奉命派驻，要完成派出机构的任务，不跑不行，不送不行，不请客不行；第二，他们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打交道时，要处处陪小心，不能得罪人，对本地来的头头脑脑也得尽心侍候。他们离妻别子，日夜奔忙，十分辛苦。因此，仅仅整治驻京办，只能治标，不能治根。根在哪里呢？我认为，根子在于政府转变职能严重滞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部门。

因此，解决驻京办现象的治本之策，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实现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1.要认真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1994年税制改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短短几年，中央集中了54.5%的财力，总体上是有利的，同时，调动了地方积极性。然而，由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地方上办各种事业不能没有钱。增加地方财力的办法是招商引资，上项目，增加税源。许多项目的审批权在中央政府部门，不跑不行；遇上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就更要跑关系，要跑关系，就得仰仗或依靠驻京办了。

2.要改变中央部门配置资源的权力太大的问题。几次宏观调控，尽管是打的“组合拳”，综合运用了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行政手段。国务院某些权力部门在宏观调控中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看上去很奏效，但实际上按下葫芦起来瓢。更有甚者，在运用行政手段的过程中强化了部门权力，扩大了部门权力，有些部门甚至成了利益主体，权力部门化了，权力利益化了。这几年，尽管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减少审批手续，把一些不必审批的项目改为审核、备案制，但实际上，除那些无关紧要、早就过时的审批项目被废除了之外，那些“含金量”高的并没有废除。不仅如此，有关部门还借宏观调控，新立了不少审批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跑部就办不成事。

3.预算不透明，加上软约束，给中央一些政府部门留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度。中央政府的预算不透明，很笼统，许多规定十分原则，如何掌握，全在执行者的理解，人为因素很大，伸缩性很大。特别是各项专项转移支付，大多在各部委手里。我国的财政预算，尽管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上都要讨论通过，但是这个预算的编制是靠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历年的经验确定的，部门色彩很浓，专业术语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常委们，能看得懂的没有几个人。事关全国财政支出这样的大事，形式上经过了人大，实际上缺少严肃的、民主的讨论。这样的预算不能算是真正透明的。既然不透明，一般人又看不懂，那就只能任由政府部门的人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要钱要项目，不往中央政府部门跑，行吗？

4.办事讲人情。中央政府部门不是抽象的部门，是由具体人组成的。只要是人，就难免有人性的弱点，难免有“经济人”的自私的一面。当然，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经得起各种诱惑的，但也保不住有软弱的时候。加上这些年来关系学盛行，一些人在官场实行市场原则，投桃报李，互相利用，损公肥私。试想，如果各地方政府驻京办“跑部钱进”都办不成事，还有那么多驻京办纷纷进驻北京吗？总是因为办成事了，大家才趋之若鹜的。

贵必有王气，富必有福气。在中国官场上，二者可以兼得的只有驻京办主任了。因为驻京办主任既贵为官员，又象个商人，可以广交权贵，当然福气多多了。

要想在政治上有大发展，必须有重量级的人物赏识。驻京办主任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为自己在政治上有更大发展寻找机会。

政治在中国是最大的国情，当官要讲政治，做生意更要讲政治，否则你的企业无法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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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党与政府

20.1关于党政关系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地方负全面领导责任的是党委，尽管党委有领导一切的权力，亲自指挥政府部门总是不大方便，也不符合现在的形势。这就需要一个机构，将党委和政府统一起来。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既从形式上协调了两大部门的关系，又使党委的意志和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和发挥，岂不两全其美？再说，地方上还有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等机关，党委要领导这些机关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也需要成立一个机构，吸收方方面面的人员参加，以便于协调和统一思想及行动。

“领导小组”产生和泛滥的原因，有些是迫于无奈，不得不搞；但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现在的领导制度，是这种领导制度产生了对“领导小组”的需要和使他泛滥的土壤。大家都清楚，建国以来我们在领导制度方面一直实行的是一元化的领导方式，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了不少改进，但党政不分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一项工作，往往是政府抓，党委也抓，而且常常是党委牵头抓。因为党委要对一个地方的建设负全部责任，不抓不行。既然党委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样的，而且又不能互相倒替，那就只有成立一个“领导小组”。

改革开放以前的年代，“领导小组”这种形式是很少用的，因为那时是一元化领导最强盛的时期，实行的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小组”就逐渐多起来了，这与机构庞大固然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法制逐步健全，政府职能相对完善，以党代政的做法行不通了，党委要加强对某些工作的领导，就只能采取“领导小组”这种协调性的形式了。“领导小组”的泛滥不是好事，毕竟国家机关达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苏联垮台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以党代政的弊端。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动员机构，是个权力必须集中的政治组织；权力不集中，党就分裂，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和连贯的路线方针。问题不在于党本身的权力多么集中，不在于党内缺乏民主，问题出在以党代政。由于党的本质要求权力集中，以党代政的时间长了，绝对权力在手，党的干部必然懈怠，滋生当官作老爷的作风。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前提是不能以党代政。与政党的简单结构不同，现代政府机构讲究分权制衡、司法独立、行政中立，所以政府结构是法治结构。现代社会管理要求复杂的、法治结构下的政府机构来公平地处理日常事物，执政党的任务是把握国家的政治方向。

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要抓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委组织部门管理一切干部的方式已经落伍，难以制止腐败，从而对党的声望构成了严重威胁。在经济建设时代，绝大多数干部应当是专业化的、非政治化的，党委组织部门能做政审，却很难做干部专业水平和表现的评定。大量干部的升迁奖惩取决于非专业的党的组织部门，不仅难以保证评定标准的公平透明，也不鼓励专业精神。最终，政审成为走过场。人事权集中于书记一个人，一旦腐败，必然是结党营私。

20.2关于政府权力问题

党政党政。两人执政；各有一半，不能全占；男强女弱，逞能惹祸；适当回避，保存实力；年老让少，福星高照；一唱一和，班子楷模。

在官场上，党的一把手才是真正的一把手，政府的一把手实际上是二把手。

政府是权力部门，

权力部门违法，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为

市委书记代表的是党的领导。当市长和书记发生矛盾的时候，为的是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所以调走的肯定是市长而不是市委书记。

从宪法和法律上来讲，由书记承担政治责任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只能是行政官员承担责任。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由于党政不分，各级党委拥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但是人大和选民不能罢免党委成员。党政之间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

党政之间如果要明确各自的权力和责任，就意味着将逐渐导致党政关系从量变到质变这恐怕需要巨大的胆识和毅力。

党与政府的分工，虽然在讲法上很明确，但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情。政府领导分管的工作，党委那边也有对口的分管副书记。副市长往往只是副书记的副手，副市长知道自己无法与副书记抗衡，很多时候只能发发牢骚。部门要做成一件事情，往往要平衡几个领导的关系，以免哪个领导以为不受尊重，自己糊里糊涂就穿了小鞋。

政府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它最终要由人组成，因此，若要分析政府行为，必须从人性出发。政府里的人其实与常人没有区别，既不能超凡脱俗，也非无所不能。他们也有利己之心，也会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官员的最大化利益与企业家不同，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而政府官员不是。由于政府提供的是公共品，不仅难以赢利，就是赚了钱，官员也不能据为己有。因此，官员不会去关心政府赢利，他们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威信与权力。正因如此，受其“威信与权力”的驱使，官员通常会挖空心思、不计代价地去扩张财政预算。这就是布坎南把“经济人”引入政治学的理论。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代表着国家，是国家的具体化，而政府则通过各个职能部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国家、政府与政府部门三者之间的关系被模糊了：“政府部门=政府=国家”。实际情形是，国家、政府与政府部门三者之间同样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存在“内部人控制”与“道德风险”问题。

依照公共选择理论，作为利益主体的政府，同样存在着自己的“私利”。在当今，由于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利益集团形成但尚未得到有效制衡以及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这使得政府部门利益趋于膨胀，以维护政府乃至国家利益为名，行部门利益之实的情形不断出现。因此，国家利益、政府利益与政府部门利益存在着较大的甚至明显的差异。

这种模糊反映到国家信用的使用上，就很容易造成滥用。比如，一些政府部门或者机构为谋取本部门或者小集团利益，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超出职能范围，滥用国家信用，使国家信用持续严重流失，长此以往，必将引发政府信任危机。由于部门利益膨胀与改革不到位，目前在我国一些领域存在着政府大包大揽的情况，致使国家信用资源不断流失，并导致政府信誉受损。

政府不是企业，它不应该把效率作为第一位的要求，政府办事不能仅仅追求效率。难道法律法规一定是制定得越快越好吗？显然不是。只有那些符合公众利益、代表全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法规才是好的，才是有较高效益的。因此，政府立法应当慎而又慎。

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承担着以正确的原则协调各种不同利益要求的职责和压力。现在的利益关系很复杂，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在客观上确实形成了强势群体，他们的利益要求有相当畅通的表达渠道，有学术界所说的话语权，所以他们的声音大，造成的压力也就大；弱势群体却往往发不出声音，或者声音很微弱，需要党和各级政府主动去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拥有较高效益的前提下，政府办事的速度自然越快越。不过，办事速度其实是指政府的回应性。高效率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要讲成本收益。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不需要这么多法律规范，人们所在的单位靠执行政府政策规定和做思想政治工作，就能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矛盾大多在基层就能够化解。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去很多单位能管的事情、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政府管不了，单位也解决不了。

规范不仅集中在法律上，在整个权力运行过程中，监督与规范的力量都大大加强：党有党章、有党内监督条例以及大量的配套文件；政府有越来越严格的法律法规；在实际权力运行中，也有公示、听证、招标等种种制度的约束。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对权力运行的规范是前所未有的。

法律和制度都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人严格执法，法律和制度就会成为摆设。法律靠人制定，法律更靠人执行。政策也一样，党的方针政策再好，也要依靠一支队伍去贯彻落实。

协调，首先是政府职能划分和定位的问题。换言之，政府职能不能交叉、重叠和碰撞；其次，则是利益协调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又是纠缠在一起的，往往把某个职能划在某一部门，往往就意味着给这个部门带来了一定的利益。

我们过去的理解是，一个行政单位除了代表党和国家的利益，也就是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目前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出了团体的利益，而且很可能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将这种部门利益合法化，出现“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规化”的倾向，这些都可能造成政府效益和效率的降低，导致以权谋私。

完成从特权政治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清除特权利益集团的过程。当权力从一个集团转移到一套民主规则那里后，特权所耐以生生不息息的土壤就铲除了。

宪制政府的目标与垄断权力的目标是根本不相容的，宪政不但要摧毁暴力本身，也要摧毁暴力支持的特殊利益集团。

实现宪政转型的前提就是不但要成功地将旧的特权集团清除政治舞台，而且要成功地抑制新的特权集团产生。如果在摧毁旧的特权集团后，将自己拥有的党政军一体化的强大力量强化自身权力，继而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就不是真正的宪政转型。

用思想去汲引民众，在一个武力争雄的时代是极其艰难的，通过武力实现党的伟大抱负要省事得多。

特权是指合法垄断和侵占社会资源的权力。对统治集团而言，最大和最重要的特权无疑是排他性的政治权，牢牢掌握了政权就牢牢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全部资源并服从于自身的政治利益。

一个特定的统治集团出现，为了使自身利益合法化、神圣化，总是把统治集团的利益说成是国家利益。国家控制资源，就是统治集团控制资源；统治集团的思想就是国家的思想。

中国要实现民主，必须由先进的党接管一切权力，保证党的主义在全国人民中得到遵守和执行。

党取得政权，不但在思想和组织上全面加强政府控制，而且在经济上全面加强政府控制。在权力行使上，只允许一个政党，只有党员才可以担任政府职务，以确保政府在党的领导下。经济控制是打着国家的旗号，把金融和工商业变为政府的附属物，为党派利益服务。

执政党的统治危机并不在于主政者，而在于好多时候败坏在自成一体的远近诸侯、目无党纪国法的大小官僚手上。某些黑洞深不可测，有些领域不仅是个乱局，更是一个迷局，甚至已经无法用东方或者西方政治学理论加以解释。

从政治发展史政党政治发展史来看，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国度，未必适合接受与实践西方多党政治模式，或许“一党制”优势更符合基本的政治治理需求。但是这个具有绝对优势的执政党，如果没有改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的清醒认识，如果对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执政成败经验教训没有深层次的检视，没有与时俱进、制度创新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任凭这种现象的存在和恶性发展，其严重的政治后果完全可以想象。

过去共产党是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现在是执政党，强调执政能力。领导权和执政权是不一样的。领导权是一种旗帜、一种纲领，可以自己去争取，通过口号、路线、方针、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力、动员力和号召力，以及老百姓的追随效应来实现。领导权不是公共权力，所以不需要授权，它是一种精神权力，是做出来的，并且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执政权是公共权力，是需要授权的，而且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

强调执政能力第一是合法获得政权的能力，是符合宪政体制的合法政权的能力；第二是依法执政的能力；第三是意识形态的创新能力。强调执政能力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创新能力的一个体现，很多长期执政的党最后都丧失政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变成了官僚党、老人党；第四是驾驭选举政策、经受选举制度挑战的能力，因为一旦需要合法政权，强调合法性，人民就要有一个形式，一个授权程序。

从党的整体能力看，问题很多，不但整体力量不能大于个体力量之和，有时候连个体力量简单相加都达不到。原因是体制和机制不科学，党政关系互相摩擦、互相扯皮，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对老百姓不负责任，权力无限而又不承担什么责任。执政能力从根本上说，就是执政党能不能赢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支持。

共产党现在面临的走大危机是执政的社会基础流失。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变得复杂了，出现了很多新的阶级或阶层，工人农民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农民过去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在很长时间里，对共产党是没有太大的疑问的。现在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新兴阶层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各级官员跟他们打得火热；还有资本家入党，提出这种政策可能是新把新兴阶层纳入党内，以扩大执政基础。但是，这就象原来的社会基础是一群羊，现在把几只狼和老虎弄进来，可能把羊都赶跑了。这些变化最后很可能使传统的执政基础流失，而新兴阶层也未必认同执政党的理念；如果原来的执政基础流失了，新兴阶层又不认同执政党的理念，党的执政地位就很危险了。

一个是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另一个是严格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句话概括了宪政的基本内容。

“诺斯悖论”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指政府部门本来应该提供公共物品，提供的却有可能是公共灾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政治和法律上的唯一性，政府部门的自然垄断特性一旦走向反面，后果不堪设想。政府部门可能打着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的招牌，为政府的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的利益，却很难受到有效的约束。

权力部门对社会利益的侵害，还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挤出效应”，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地位，在竞标、投资等方面挤占民间力量的空间；其次是资源浪费问题，如建设资金被挤占、滞留和挪用；三是制度的扭曲，骗取中央财政资金的恶性事件的发生，其实并不是孤立的，每起事件的背后都有着一个由多个行政主体组成的利益链条，当“协同牟利”成为一种惯常的手法时，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便面临着南辕北辙的危险。

只要不提供公共物品，一个政府机构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它反而制造公共灾祸，那它必定是我们社会应该摆脱的最沉重的负担。政府理财应该运行在“玻璃钱柜”里，而暗箱、小金库操作就是腐败温床。

权力原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遗憾的是，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为权力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种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借助权力谋利，诸如非法占用土地、直接卖地赚钱，将公共收入变成自家小金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类，屡见不鲜。

从更大范围观察，权力失衡、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病，大有蔓延流行之势。在社会的权力大系统之中，政府、单位组织、个人构成由大到小的权力链，政府的权力失衡，必然会对单位组织以及个人产生影响。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政府，都存在权力的滥用，那么就很难保证单位组织和个人将权力控制在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一旦政府的权力变异行为成为榜样，单位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上行下效”。社会各个环节都形成了某种权力链，从顶端开始，权力就处于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失衡状态，每一个环节都理直气壮或多或少地借助手中的权力为己谋私利；但凡手中有一些权力，就一定要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社会呼吁取消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就困难重重。所谓的困难，实际就是利益之争。当某些单位组织的权力大到一定程度，想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改革就会变得困难，加之涉及利益的再分配，想要“开刀动手术”，只会难上加难。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到他人在滥用权力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边界，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象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此时要保持鹤立鸡群的良知和清醒，代价太大。

人人都责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遭遇权力失衡病毒侵蚀的病态环境时，我们又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追逐权力、以权谋私的行列，只要手里有一点点可以变现的权力，就会加以利用，拿来寻租，并将由此得来的好处心安理得地揣进口袋。

下级政府状告上级政府的思考

近期，河南一起发生在三级政府间的行政诉讼案颇为引人注目。事情的大致经过是：郸城县城关镇政府因不满县政府的一份土地确权决定，越级向周口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周口市政府以超出复议期为由，终止了行政复议。于是，城关镇政府一纸诉状将市县两级政府告上法庭，就此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起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只是诉讼双方的身份太过敏感，镇政府和市县两级政府有着清晰的行政隶属关系，于是“以下犯上”成了该案最大的看点。据说这在全国尚属首例，还有学者指出这类案件在世界范围也极为少见。难怪此案一出，舆论喧哗，从法学专家到各界人士众口一词，大多对此案赞誉有加。

从推动我国依法行政的大业看，此案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毕竟，我国有着漫长的行政权力不受控制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官场文化和官场潜规则，而“依法行政”则是最近这些年才提出的概念，要想使依法行政从一个口号变成一种深入人心的治国理念，需要更多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第一次”，也需要更多的部门和个体有这种“以下犯上”的巨大勇气。近年来，为了解决行政权力滥用这一普遍性的突出问题，我国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与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体系，其中，既有来自人大、政协、舆论、公民等等的外部监督，也有来自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而本案则表明，通过司法这一途径，能够实现行政机关内部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制约，的确可以看作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进步。

不过，在充分肯定此案标本意义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为何迄今为止，这类“以下犯上”的案件在我国还是首例？为何在法制健全、法制观念发达的国家，这类案件也十分罕见？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发生争议时，诉讼能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性的解决方式，具有普遍推广的可能和价值？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这起案件中，作为原告的城关镇政府显然被看作是“其他组织”。不过，行政诉讼法调整的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俗称民告官。行政相对人究竟包不包括下级政府，对此人们看法不一。换言之，在现有的法制框架下，下级政府是否有权状告上级政府，仍然存在分歧。

更重要的是，调整上下级政府之间关系的主要法律，并不是行政诉讼法，而是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等政府组织法。由于制订时间较早、对法治理念认识不深等因素，我国政府组织法更多强调的是下级政府服从上级政府的原则，至于上下级政府就行政决定发生争议后的解决方式和渠道，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甚至连行政复议这类基本的救济渠道都没有提及。这种法制滞后的状况显然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此外，行政系统说到底是一种下级服从上级的官僚体系，上下级之间即使发生争议也是内部事务。而法院作为独立于行政系统的一个组织，介入上下级政府间的行政纠纷，很可能产生很多不利之处。因此，许多西方国家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法院来处理政府机关之间的纠纷，这种做法，显然更符合行政管理的需要。

由此可见，郸城县城关镇政府状告市县两级政府的做法，虽然进步意义不容小视，但很难得到推广和复制，要想更合理、更有效地解决行政机关的内部争议，根本出路还在于制度创新。

下级领导公开质疑上级领导的权威，下级可以不听命与上级的领导，那官场就不称其为官场了，做官要将规矩，否则便别当官。有些事情是很无奈的，有些事情仅凭法律条文是不能解决的。权利的私用和权利为个人所用，已经成为惯例，所以遇到下级对上级的质疑，那就是“犯上”，犯上就是作乱。

政府有三项基本职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为了一个政府能够有效地行使权力，保护人民的利益，在个体权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均衡，那么政府所要行使的这些权力就应当有个分工制衡，否则权力容易腐败的特性就会促成权力被滥用，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罪恶。实践证明，各项权力明确边界，并且相互之间有所合作与制衡的政府才是最有效的政府，这就是著名的均衡政制理论。

英国法学家维尔在《宪政与分权》一书中，将极权主义无所不包的政府机构与宪政制度中分权政府进行比较，以阐明均衡政制的合理性。政府权力过大并且没有明确边界就会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力，因此政府权力必须分隔，在其各自的行使过程中，形成各自独立的利益中心，对其他各权力形成有效制衡，从而将政府权力驯化成保障而非侵害人权的力量。

政府和民众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权力本来就是老百姓的，只是委托了政府去履行公共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任何时候都能履行委托代理的职责。行政不作为，其实也是一种腐败。

有些事情，不是政府该做的，政府就不能越位；有些事情是政府该做的，政府就不能缺位。一个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另一个是严格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句话概括了宪政的基本内容。

中国政府体制2000多年变化很大，几乎一朝一变，但是作为地方政府体制，却维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基本上是郡县制，即三级制，只在个别地方实行两级或者四级制。新中国依然延续了这种三级制。

根据中国的宪法，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体制明确规定为省、县、乡三级体制，但现实生活中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四级体制。强县扩权就是市管县体制的自我变革。

政府又要领导改革，又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不可能一点问题没有。

20.3关于政府与土地问题

中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由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产权交易过程，而基本上是一个行政强制性的过程。

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土地征用不仅没有富裕农民，而是造成大批农民失地失业；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而是加大了社会不公。

中国的一切土地和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政府成为市场上土地的唯一供给者；土地的行政垄断尽管表面上是为了土地开发的有序发展，但是，其造成的诸多深远问题，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建设现代公平社会的重大障碍。

市场经济的效率体现在通过价格机制对土地、资本、技术、劳动这四个要素资源进行有效灵活的配置；它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确保这四个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四个要素中土地是最基本的要素，因为无论是资本、技术还是劳动都必须在一定的土地上才能形成生产力，土地为它们的配置提供了存在的空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把劳动权和资本权从行政权力中解放出来，归还给了个人，他们的自由流动已成大局；但是，但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和行政管制却丝毫没有触动，政府对地产的行政垄断，实际上给市场上所有的要素资源套上了紧箍咒。使得他们只能随着政府的行政咒语而动。

开发区好象是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个壮举，其实不过是民众无奈的选择。因为在土地实行行政垄断下，任何人即使手头有大量的投资和技术或者有能力引进资本和技术，可是没有土地，自己的资本和技术又怎么落脚呢？土地的行政固化，导致资本、技术、劳动不可能自由流动，它们被政府画地为牢，要素配置只能随着政府的“土地之闸”亦步亦趋。由于大城市是中国的行政权力中心，政府的“土地之闸”当然首先在大城市打开，这样导致资本、技术、劳动向着大城市集中，政府的“土地之闸”客观上阻止了要素向低廉的地区自发转移，造成城市越来越大，乡村越来越穷，投资的分散化格局无法改变，地区差异不是变小而是变大。

任何资本、技术在不同地区的优化整合，不可能没有土地生根，也就跳不过地方政府。当地的经济发展不是取决于当地民众的智慧和创业热情，也不取决于外部人的投资热情，而是取决于当地领导的观念。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说过：劳动是创造财富之父，土地是创造财富之母。

由于生产要素只能在政府圈定的土地内进行配置，只有城市的土地对资本、技术、劳动开放，挣钱的机会也只能在城市中才出现，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市政公共物品短缺，政府为此要进行宏大的市政投资。这就造成了中国特色的“围城运动”，外面的人想进去而进不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又出不来，因为出来以后没有他可以落脚的土地。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也与此有关。

政府对土地的行政垄断，让广阔的农村失去了创造就业的机会，让拥挤的城市失去了降低生活成本的可能；对土地的管制，成了对资本、技术、劳动进行自由配置的紧箍咒，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土地的固化而严重扭曲，其效率损失不仅表现在因土地的行政垄断而形成的腐败，更是造成资本、技术、劳动的投入成本增加和边际生产力的下降。

地方政府滥用其权力，以公共利益之名过深介入商业性征地活动，谋取地方政府之私利，常常成为大量征地纠纷始终得不到解决，并演变为暴力冲突事件的根源。

法律中的一个小口子假如符合政府利益，通常会被政府扯成大洞。在现实中，官员们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远远超出宪法学家的想象。在官员眼里，这样的征地是用于公共利益的。你不能说他的想法一点道理都没有，既然整个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而妨碍“公共利益”的实现，那政府就完全可以动用专政的力量。

一些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在官员们眼里，也是公共利益所在。农民的土地被征用，政府再以另外的形式转手以高价将其转让给企业，政府从中获得一笔巨额财政收入，在官员们眼里也是完全符合公共利益的。

这种扭曲的公共利益观，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公然蔑视农民的权利，肆无忌惮地压制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正常活动。权利和利益遭到侵害的农民，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救助，只能走上漫漫上访路。

地方政府官员群体不少已经被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精神”所支配，而形成了不惜牺牲农民权利以发展经济的片面狭隘的施政观念。

利用公共权力，贪婪地追求地方政府的利益，政府的这种做法，当然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认可。相反，在农民眼里，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本身就是最大的、最贪婪的奸商。它所追求的利益，其实没有任何公共性。

对中央政府来说，这也完全是一种有害无益的私利。一些目光短浅的地方政府过深地介入土地经营活动，固然给当地政府带来好处，也增加了官员的政绩，但却导致了重大社会矛盾，侵蚀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败坏了广大民众对中共的整体印象，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政府进行统治的正当性。

应当通过制度变革，迫使地方政府追求真正的公共利益，那就是，尊重民众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但如何约束地方政府不计后果的贪婪行为，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这样的制度保障，只能是民主与法治。假如地方政府是对民众负责的，也就不会以GDP增长率为唯一政绩指标，地方官员也就不会肆无忌惮到强迫民众为了经济增长而作出牺牲，假如司法是独立而公正的，不受地方政府控制，也能够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滥权行为。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土地腐败”一直是中国腐败的主要方面。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农村圈地运动”、“城市拆迁运动”、“开发区运动”中，一些权力腐败者与不法奸商勾结，利用社会转型期改革不成熟产生的漏洞，依靠权力抢占了社会利益的制高点，由此产生了社会危害严重的土地腐败。因此，土地腐败有着鲜明的特征。

一是土地腐败是典型的“大腐败”。在老百姓手里，土地是“无价的贵金属”，说其无价、廉价，是因为其价格往往是取决于有权人的一张嘴、一支笔；但是到了“有权人”和“有钱人”手里，土地则是“比黄金还要贵的贵金属”。土地资源垄断在国家手中，显然只有国家权力，特别是核心权力才能干预、插手土地资源的配置。各级政府及其土地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是土地腐败的潜在者。所以，近年来在土地腐败案件中落马的，几乎都是位高权重的地方党政一把手或是国土局的“土地爷”。

二是土地腐败凸现“迟蠖效应”。迟蠖是一种无脊椎动物，行动时一屈一伸象个拱桥；而“迟蠖效应”就是说，一会收缩、一会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为了利益共同体的方向。在土地腐败中，权力先以“政府”为名，化民众之私为“公”，再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不受约束的权力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人财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

三是土地腐败是商业贿赂的重灾区。土地市场不公开、不透明，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其操作过程是“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暗箱操作、私相授受。

四是土地腐败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打的都是“改革开放”的旗号，说的都是“发展是硬道理”之类的话，以政府行为的方式出现，谁敢反对？在一些地方，所谓的“公共利益”需要使“我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成为一句空话。

五是土地腐败是典型的“恃强凌弱”。在这场利益分割战斗中，受损的毫无疑问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等弱势群体，他们在权力机构中没有“代言人”，在公共领域没有话语权。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国设立了不少高新技术开发区之类的“政策高地”。其实质是以政府力量推动经济超常发展，这种做法固然可以产生阶段性的积极效果，但也要支付相当的成本，其中权力腐败就是一个最为可怕的成本。从统计数据看，不仅许多开发区由于闲置而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由于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批发政策”，谋求私利，使得开发区之类的“政策高地”成为“腐败高地”。

因此，政府在运用公共权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警惕“政策高地”成为“腐败高地”。关键是要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消除和约束“政策高地”行政负责人的权力，决不能让权力集中在个别人手中。更重要的是，一旦市场力量形成了良性循环，政府力量就要坚决退出，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腐败的空间。

政府在拆迁和征用土地上，存在大量的违法行为。政府违法行政行为的破坏力强，对当事人及其周围群众产生的负面影响大，已经成为影响基层稳定、影响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挺而走险？其违法行为又为何能大行其道？一是利益之争：地方政府自身直接陷入了其中的利益中；二是人事更迭，单方面毁约。有关部门要象查处腐败一样，严格监督权力部门的违法行政，严肃追究主要领导的法律责任。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主要就是在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上。现在的土地出让制度，是建立在剥夺被征地农民、城市拆迁户的利益之上的。政府给农民的补偿很少。可以说，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供给。这就是腐败的根源，导致开发商与政府官员的权钱交易。

要做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成。现在，中央政府表面调控，实际则是中央向地方要利益分成。

用钞票排队的规则是，如果你买不起房，但是有人买得起。这是个社会收入分配的问题。一边是老百姓抱怨房价涨得太高，一边还是有人买房。一个国家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要张望房地产开发商去调节，是非常可笑和荒唐的。（《南方人物周刊》06.7）

中国政府2006年5月开始对房地产进行调控，

地方政府是房地产游戏中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政府的收益就越大。而与此同时，它的成本却仍然是零。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这种奇特的成本收益格局隐藏在中国现行的政府体制安排之中。在这种体制之中，地方政府一谈到JDP就血脉喷张。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热衷不仅是非常符合“经济理性”的，也是难以竭制的，这也是为什么地方政府一直以暧昧态度应对中央警告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房地产复杂的博弈格局中，真正的主角既不是那些被媒体置于舞台中央的地产商，也不是那些吵吵嚷嚷的消费者，更不是诸如“温州炒房团”之类的投机逐利者，而是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

早在1988年，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重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的政策意图已经相当明显。格外具有戏剧性的是，房地产作为上一轮经济过热的罪魁祸首，曾经是1993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打击对象。然而五年以后，房地产竟然成为政府重振经济的药方。

在中国房地产的这个令人脸心跳的巨大游戏中，地方政府无疑是头号受益者。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权力，而且也是货币权力。由于批出的土地几乎立即就可以用作从银行抵押贷款，所以，土地权力实际上就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某种货币发行权力。土地由财政而货币，实际上标志着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手上重新夺回了两项最重要的权力，因而也重新取得了推动地方经济的主动权。

颇为奇特的是，地方政府尽管是房地产游戏中当仁不让的最大受益者，但却没有付出任何经济上的成本。土地的减少，银行的坏帐，资源的衰竭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无关，都不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最终责任。这就是说，地方政府是这个游戏中的净收益者

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之间的严重扭曲和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不仅有强烈的动机，而且有现成的手段将成本外部化。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存在收益与成本的严重不对称结构，是中国房地产问题在制度上的结症所在。在现有制度框架中，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中央政府要么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进一步拧紧货币和土地控制，从而导致要素配置进一步向中央集中；要么在维持现有控制尺度的情况下，以政治任免的压力为手段，将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前者是向计划经济复归；后者则等同于一种无法预测的艺术，完全仰赖政治领导人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和运气，因而也是一种无法稳定预期的非制度状态。中央政府目前对房地产的态度非常接近后者这种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实际上也处于一种进退失据，难以拿捏的矛盾状态。

在中国房地产的长期牛市中，地产商与地方政府一直坐在同一条船上，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伙伴关系。对这一点，地产商与地方政府同样清楚。令他们紧密联系的基础就是房地产商对当地税收及JDP的贡献。事实上，这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与政府博弈时的一张强有力的底牌，也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人们乐观得接近疯狂的真实理由。

但是，房地产商们值得谨记的是，虽然同样是暴利，但政府是没有成本的，而地产商却是有成本的，这就是官与商的区别。房地产商人的承受能力显然比政府脆弱得多。很多年以来，由于共同利益的扭结，房地产商形成了一个相当标准的利益集团。他们频频在媒体上暴光以引导公众预期，频频抛出万言书之类的政策建议以影响政府决策。

在中国，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很可能意味着整个行业长期萧条，甚至迅速地死掉。这种教训，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做出了最黑暗的见证。

当然，中国房地产商们缺乏自我约束的短视和狂热，是有深刻的制度和经济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在玩自己的钱。

在中国的房地产游戏中，最大的买单者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这可能也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提出潜在政绩要求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的处境可谓相当尴尬。一方面它希望房地产能够发挥其拉动作用，维持一个政治上可以忍受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中央政府唯一的收益，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交集。而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不仅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明显的金融风险、国土资源浪费的成本，也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可能带来的诸如财富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隐性的政治信用成本。而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对此却可以不闻不问，高高挂起。这种利益分殊，决定了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会有不同的利益权衡。利益决定态度，这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态度日渐分道扬镳的关键原因。

近来土地纠纷取代税费争议成为农民维护权利的焦点，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土地纠纷暴力化苗头。而且暴露出地方政府执法黑恶化倾向，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致使土地纠纷升级为暴力冲突，关键在于少数地方政府在征用土地过程中，官商勾结，漠视群众利益，出现矛盾时不迅速纠正化解，而是冷漠处之或者以“维护大局”为名，强行推进，造成矛盾激化，引发暴力冲突。

农村土地征用关系到农民生存；但在出现大规模土地纠纷或者是对抗升级的地方，普遍存在征地过程不民主，群众参与度低、不知情的情况。一是在某些时候，决策不民主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有意为之；在现有体制下，政府动用行政强制手段，以公共名义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再进入商业市场开发拍卖，低买高卖，获得巨大利益；为保证此利益链条，少数地方政府在征收土地过程中有意忽视农民利益，缺乏民主决策动力；二是在操作程序上，款项、管理、分配、协商的程序不透明，高度随意、高度个人主导，以权谋私，导致矛盾激化；三是补偿标准太低；四是官商勾结，在以前的运作体制中，党委政府没有任何私利在其中，而现在操作过程中程序不规范，开发商和政府部门中的一些人组成利益集团，使少数地方政权或明或暗地在征收土地纠纷中站在开发商一边，致使纠纷无法解决。甚至使用公共暴力出动警察或者武警，更有甚者，使用黑社会暴力。在官商组成利益集团的情况下，官员和开发商都是赢家，只有农民是输家。

土地纠纷暴力化是一种以强力建立不公正秩序的体现，表现为在弱势群体面前，强势群体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

规划是一门科学，规划是政府行为，规划是公众参与的社会活动。但是，规划服从领导，领导服从利益；“开发商领导、市长决策、规划局执行”已经成为规划潜规则。把规划权拱手让给开发商，城乡规划成为“圈地工具”；规划腐败大案频频发生；城市建设畸形发展。。。。。。规划之恙日益蔓延，正疯狂地吞噬着有限的社会资源。

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城市规划纸上划划，墙上挂挂”。很多很好的规划多让位于短期行为和近期利益，成为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的牺牲品。长官意志、规划师跟着房地产商的指挥棒转就是突出表现。

权力之所以会变成开发商手里的木偶，并不是因为他具有专业的设计水平。恰恰相反，开发商眼里只有利益，少数手握规划大权的官员千方百计想把手中的权力置换成看得见的利益。两种不同利益的交汇，成了规划腐败最好的推动力。所以，就有了有些开发商走上层路线越过审批程序，不经审批进行先斩后奏式的野蛮开发；少数开发商则游走于规划部门与审批部门之间，用金钱或者美色做诱饵，达到修改规划甚至推翻既有规划，实现自我利益的目的。

我国中央政府内部的争论屡屡公诸媒体，引起关注。中央政府内部矛盾的公开，说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而这种矛盾公开化，也有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政出多门”是最常见的“机构病”，源于政府机构普遍存在的自我扩张趋势。这种“机构病”转化成公开矛盾，导火线是不确定利益的增加。20多年来，市场经济创造出好多新利益，旧的利益格局与分配方式已经改变，而我们离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距离还很远，而政府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归属不明，职权界定不明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这就给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留下了空间；再加上法律的不健全，部门之间政策打架的情形也就频频出现了。

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我国行政管理的底子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职能配置，其最大的特点是条块分割、政企不分，按行业和部门分配社会资源。但是，市场经济要求统一标准，要求在市场这一大环境下优化资源配置，这就要打破部门壁垒和行业割据，也就必然要发生矛盾。

中央行政部门的矛盾早已有之，而近年来这类矛盾发生及公开暴光的频率则越来越高，已经因过去的边缘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一向不大的情形转变成为一个核心的、阻碍改革进程的障碍性大因素。

在最初阶段，各个部门政策均沿袭计划经济时代“信息隔绝、各管一段”的方式制定规则，将这些规则运用到今天社会开放、信息公开的经济社会管理中，就必然造成行业冲突，导致社会行政监管、市场监管中的混乱。

中央政令的矛盾到了基层，同地方保护结合起来，加剧了管理混乱。当前中央各部门政令普遍存在的另一种问题是标准不完备、法令不健全，这就为地方提供了一个很宽的取舍空间，地方认为有好处就执行，认为没好处就不执行，一定程度上就把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嫁接起来了。

随着上述矛盾的激化，部门即诉诸媒体，表现成公开性的冲突。从出发点上说，部门将矛盾公开出来，是为了借助媒体和社会的力量强化自己的权力，试图“先下手为强”，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

而矛盾的公开于问题的解决是否有用？公开的矛盾越大，爆发的次数越多，为解决问题提供的机会也越多。市场的发展不等人，现实将逼迫部门之间相互协商，以后政府的政令就要建立在相互协商、信息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从统一大市场的角度出发统一政令，思考自己的行政方式和服务方式。

国家行政部门的矛盾公开是好事情，好现象，这首先说明我们国家机关走上了权力谈判的阶段；其次部门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让全社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是推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政府的一部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问题暴露出来也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如何解决和克服。

但是，政府部门领导的言论容易给公众发出这样一个信号：政府部门自身不和谐，不统一，会影响政府的权威。因此从长远看，暴露出来的问题一定要从速解决，并尽量纳入法制化轨道。长期持续的冲突，会助长政府部门游离于法制之外、政府之外解决问题的不良风气。

归根结底，中央政府部门矛盾的不断公开，实际上是向政府、向社会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政府部门从过去的条块分割、行业分割、部门割据中摆脱出来，真正变成统一政令、工作透明、良性互动的政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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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组织与个人

据《明史》记载，孙丕扬出任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位于中央六部尚书之首，明朝在名义上没有宰相，六部尚书之首就相当于天下最大的官了），他是个廉洁清正的人。他的职责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但他创造了“掣签法”，把皇帝交给自己的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官员们不论贤愚清贪，一律靠手气抽签安排。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按照管理学的原则，不同的职位对人员的素质有不同的要求，要根据不同的职务要求选择人才。因为孙丕扬谁都不怕，惟独怕太监。

太监名义上没有孙丕扬的官大，但在实际情形早上，皇帝批阅的奏章，比如孙丕扬的奏章，首先要由内阁大学士（皇帝的秘书）看一遍，替皇帝草拟一个处理意见，用小纸条贴在奏章的前面，这叫“拟票”（类似于现在官场上的“拟同意”之类）。拟过票的奏章送到皇帝手上，皇帝便参考大学士的意见口授旨意，秉笔太监持红笔记录，这叫“批红”。无论名义上如何规定，呈送奏章的人，总不如阅读奏章并提出处理建议的人权力大；提建议的拟票人，总不如拿着红笔写批示的人权力大——特别是在皇帝又懒又好糊弄的条件下。于是，就在这个并不违背常识和情理的过程中，行政权力的重心就悄然转移了。

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天下事就由各部尚书处理，大学士当顾问，皇帝作决定。这时的大学士很少能参与决策；到了宣德年间，大学士因为有太子老师的资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经在六部尚书的地位之上了，内阁权力也从此超过了六部。到了嘉靖中期，其地位已经赫然为真宰相了。但内阁的拟票权不得不取决于内监的批红权，于是宰相权实际就到了宦官手里。不知不觉中，朝廷决策、官员进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

嘉靖年间一位宦官说，以前首辅进朝，宦官要向他鞠躬；后来只平眼望着，再后来首辅要与宦官拱拱手才进去。这套体现在鞠躬拱手上的礼节变迁，实际上显示了明朝行政权力的变迁。名义上权力在皇帝手上，但是皇帝不能干，不肯干，这时候在没有合法的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条件下，行政大权就悄悄落到了皇帝的私人顾问和随从手里了。这是潜在的规矩，却是真正管用的规矩，不懂这个规矩的人将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

明朝出现了一个灰色的权势集团，一个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权势集团。这个集团有能力让正式制度的维护者给他们让路。双方较量的结果，就是孙丕扬带头放弃自己手中安排干部的权力，放弃肥缺的分配权，同时也放弃了灰色权势集团的肥缺索取权，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标准安排干部，一切由竹签和当事人的手气决定。

据《魏书》记载，崔亮出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发明了论资排辈的制度。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制度一样，都是舍弃了选贤任能功能的官员选择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运气的肥缺分配制度。这两种制度还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够资格、够年头，然后才轮得上你抽签。

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是上上下下的压力集团的，是被迫的让步。我们看到，孙丕扬和崔亮两位吏部尚书相隔一千多年，但是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相同，形成的情势相近，形成的结果也自然差不多。

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层次的选拔官员的方式：表层是理论上冠冕堂皇的“选贤任能”，中层是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底层是权势集团的私下请托，或者叫走后门。

古代有一种在吏部走后门的规矩，名字叫“飞过海”。就是因为吏员考满后要依次选去，不知要等上多少年；就用钱买通官吏，挖选在别人前面，使其能很快当官。“飞过海”不过是激烈竞争的生存竞争的一种手段；民间的生存压力就是这样转化为官场内部的“请托制”的运行动力。

请托盛行，意味着谁有路子谁当官。这又大体相当于谁有银子谁当官，谁会巴结谁当官。谁有银子谁当官，再推进一步，银子多恐怕也是灰色收入多，贪赃枉法的嫌疑大。这就意味着溜须拍马高手和贪赃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当官。这就意味着贪污准备最充分、贪污压力最大的人最有可能当官。

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本身堪称极其高明的流线型设计。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那就是资排辈和抽签了。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人人都会老的，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以成势。在相同资格和辈分的条件下抽签，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排，而天意和命运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无法反对的。另外，一旦开始了论资排辈，再要废除就不太容易了，代价会很高，因为耐心等待多年的编织了坚实的关系网的人们会群起而攻之。

孙丕扬创建的“掣签法”，虽然不能辩才任官，关键是制止了放任营私的弊端。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间。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

论资排辈是官场多年来改之不掉的沉疴，也是官场用人机制僵化的症结所在。讲究等级制度亦是官场不成文的规则，对上级机关是见官大一级，使得机关级别越高，优越感越强。加上工作环境等因素，形成了机关干部向上走难，向下走容易；向下走提拔，向上走降级使用的惯例。

明朝的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

一般人往往以为明代的宦官不过是宫中的普通贱役，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这是一种误解。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预政治，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外国诏谕其国王，派遣宦官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中叶以后，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对官员呈送的奏章，都由“秉笔太监”仔细阅读。

宦官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负责。

吏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者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

在中共政体中，省委组织部长的地位很特殊，一般他是省委常委，按规定，他受同级党委或上级党委的监督。但一般来说，省委书记与组织部长的关系都很铁，这种监督往往是乏力的；至于处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的纪委，更没有办法监督他；而作为上级部门的中组部，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监督不了那么多省级官员。这样就形成了组织部长权力监督真空的局面。

由于缺乏监督机制，省委组织部长一旦丧失自律，就有可能使拍马、送礼、拉关系等现象蔓延，甚至在转制时期把国有资产当成私人礼物送人，个别组织部长就成为政体中“官员批发商”，网织乡党。其结果是在干部的任用提拔上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优汰劣胜的反常现象——不同流合污者下，善于钻营者上。

组织部长出问题危害无穷，他凭着自己的关系网去选拔干部，这些干部最后都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往往一查一大片。而组织部长出问题，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更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党委既是权力的决策、执行部门，又是权力的监督部门。没有监督的权力结构必然走向腐败，这是被多国经验证明的。如果连选官的官都腐败了，其所选的官员的廉政生态令人生疑。

“公推公选”看起来是机制创新，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还是组织部门牵头在搞，在干部的推荐和选拔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按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首长的选举应该是人大的权力；但在普遍的实际操作中，人大很难否决上级党委推荐的候选人。

近年来推行的票决制，运用不好，仍然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任命制，只不过这种权力从常委扩大到党委委员。官员任命一般是上级党委“内定”好了的，甚至连差额选举都不存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部门并没有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为当时选拔干部更多的是依据领导对于下属的判断，不是组织部门的考察。但是到了今天，干部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干部的考核、任命越来越制度化，于是组织部门在审查、考核、任用官员上的作用就越来越明显。这其中，又以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的重要性为最，而组织部长在其中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加之目前流行的对于一把手越来越顺从的风气，组织部长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组织部门的运转。

在党委统管全局的情况下，考察、选拔干部的重任自然更多地落到了组织部门的头上。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干部能否真实地反映实际、代表民意，如果组织部门在考察干部时存在腐败，一些通过这个渠道选拔上来的官员也就值得怀疑。如果选官出了问题，他选出来的官会怎样？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容易认为组织部长的职能仅仅限于官员的提名、考察和推荐，而不具有最终决定权，但实际上组织部长在干部选拔的各个环节上都有很大的权力。比如“官员提名”这个环节，由于中国缺少官员自由竞争的氛围，提名往往就决定了最终的入围。在这个环节上，组织部掌握了许多别人不可能了解的信息，所以提名那一位官员有很大的主观性，组织部长可能从这个环节牟取利益。

又如最后的“决定环节”，虽然中国官员由常委讨论产生，但，组织部提供的信息是常委讨论的基础，对讨论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组织部长往往兼任常委，在常委讨论过程中，由于组织部长了解情况，他的投票有很重的分量，其他人都可能受到影响。可以说，常委会讨论虽然具有最终决定权，但实质上的权力相当程度都集中在组织部长和分管组织的书记手中。

中国官员任命的典型特征是上级任命制，组织部在任命制中的权力特别大。在一般情况下，组织部不仅负责官员的筛选、考察和提名，它还可以用一些非正常方式着重突出某些官员，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支持。当权力起到巨大的资源配置作用，而组织部又对官员选拔有自由裁量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腐败。

目前，干部的选拔任命受领导意志影响很明显，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在官员任命上有很大的权力，但从程序上看，却是由通过常委讨论和人大投票产生的，责任由大多数人承担，组织部享有了权力，却由别人承担责任，这是促成腐败的源头。

从表面看，官员的选拔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副厅级官员在组织部提名之后，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但是常委讨论的基础就是组织部提供的考核材料，同时组织部长又兼任省委常委，所以组织部长在官员的任命上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组织部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普通的副书记和副市长，因为他的嘴巴一张开，全是秘密，因此组织部长一般都不说话。

组织部长说起来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手里操着各级官员的生杀大权，实际上是个受气的差事。“人事人事，不是人干的事”。

组织部看起来是个“实权”部门，实际上在干部使用上并不能起多大作用。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外面看起来有权的部门，越是吸引人们的眼光，越是人们眼光盯着的地方，就有越多的人插手，越多的人想从那里分得一份权力。所以，越是看起来有权的部门，最后弄得最没有权。看起来有权的没有权，是最得罪人的。因为人们认为你能办的事情没有办成，不骂你才怪呢！

根据学者研究，一个干部提拔的“满足感”一般可以维持三年左右，过了这个时间，又开始了谋求提拔晋升的新一轮燥动。

讲真话、讲原则是组织部长的政治品质和职业道德。因为在现行这种选人用人机制下，在党委决定之前，只有组织部长说得上话，而能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别人又说不上，就是失职。组织部长的失职，会使真正的人才得不到使用，会使坏人或者庸人掌权。更严重的是，用什么人表明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说假话，不干实事的人如果得到重用，就等于鼓励干部去说假话、不干实事。跑官要官的有一个成功了，那么大家都会去跑、去要。

干部好坏在于别人一张嘴。同一个人，要找你十条优点不难，要找你十条缺点也不难。你谦虚吗？可以说你没魄力。你有魄力吗？可以说你武断。你表达能力强吗？可以说你只唱高调不干事情。你有理论吗？可以说你脱离实际。你敢于批评人吗？可以说你同下级搞不好关系，不能团结同志。你聪明吗？可以在前面加个“小”字。用你有一千条理由，不用你也有一千条理由。

现在组织识人用人的鉴别力有问题。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鉴别力问题，而是选官机制的作用。官场一些封建文化在官员的选拔、晋升上还起着作用，诱使那些官欲熏心的人去适应这种文化。有人通过这个渠道成功，启发了更多的人照此办理，于是就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形成了一条与正常渠道相背离的暗道。

按照目前的党内组织架构，对组织部长的监督几乎是没有作用的。原则上并未说明纪委不能对同级的组织部长进行监督，但在运作中却很难起实际作用。纪委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而组织部长和省委书记往往有不错的个人关系，一旦书记产生了意向，纪委的监督无疑是无力的，甚至会出现“监督真空状态”。

同级的监督也很难实施，而上级纪委要管辖的官员比较多，使得上级监督也存在困难。尤其是省委组织部长，是属于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管理的范围，但这些机构管理的面实在太大了，往往很难落到实处；而省里的纪检部门的监督往往达不到副省级干部。

另外，组织部长的操作具有隐蔽性，整个过程处于暗箱之中，很难进行监督。

失去监督的权力会导致腐败，而组织部长的腐败危害更大。

从目前的状况看，对组织部的监督的确是失效的。它的权力很大，制约关系不明确，责任不清。从道理上说，现在的监督管理是“下管一级”，组织部长是由中央调配，省纪委没有权力监督，使得对组织部的监督越加困难。

目前我国的组织人事职务犯罪呈现犯罪主体的特定性、犯罪行为的交易性、犯罪形态的多样性、犯罪行为的群发性等特点。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与腐败，不仅伤害了党和政府组织人事工作的信誉和形象，也是派生其他腐败与职务犯罪的源头之一。

所谓组织人事工作职务犯罪，是指那些具有组织人事工作领导权、经办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等职能部门的领导与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买官、卖官，违反国家组织人事工作的管理组织程序、法律、法规，损害国家组织人事管理工作制度与秩序。有四大特点：

一是犯罪主体的特定性。只有那些具有组织人事工作的领导权、经办权、决策权的领导与工作人员，才具有这一犯罪的主体资格。

二是犯罪行为的交易性。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无论是行贿方、受贿方，还是介绍贿赂行为，都是采取商品市场的运作形式和手段，实施“互惠互利”的交易形态。选干、提干、调干等组织人事工作，都是可以进行交易的；有的是先贿后办、有的是先办后贿、也有的是边贿边办。

三是犯罪形态的多样性。当前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已经渗透到组织人事工作的许多工作领域，几乎涉及组织人事工作职务行为的方方面面，如考试招干、考核评职、职务升迁、奖励惩罚、人事交流、干部培训、出国考察、子女安排、甚至是班子调整、扩充编制、部门升格、工资调整等等。

四是犯罪行为的群发性。往往是一个厅局级、地市级、县处级的买官、卖官行为，会牵连并造成一个系统、一个地区数人、数十人违法犯罪的群体暴发，会殃及一个系统、一个地区政治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经济转型、体制更新、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建立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类犯罪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查处的阻力大、压力大、难度大；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分子，一般都有一个庞大的、深厚的保护层，而且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查办者与被查者，都在同一级组织与体制之中，这个保护层不仅对被查者有保护作用，而且对查办者也拥有“生杀权”，自己的刀难削自己的把。同时，地方保护、条块分割也是一个障碍。

“贿选”问题的大量发生，是因为选举过程就是政治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选举的结果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获得，而公共权力的获得者即得到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

政治背后隐藏的经济回报，使得竞选者舍得“投资”。竞选者贿选，看中的是干部手中权力的含金量，看中的是其中的巨大利益。就贿选者本人而言，受这样一个“规则”的驱动：贿选为了上台，上台则为了加倍收回“投资”。

完成从特权政治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清除特权利益集团的过程。当权力从一个集团手中转移到一套民主规则那里以后，特权所赖以生生产不息的土壤就失去了。

不但要成功地将旧的特权集团清除政治舞台，而且要成功地抑制新的特权集团的产生，——这是实现宪政转型的前提。

作为征服者在摧毁旧的特权集团后，将自己拥有的党政军一体化的强大力量强化自身权力，从而形成新的特权利益集团。中国要实现民主，也必先由先进的国民党接管一切权力，保证党的主义在全国人民中得到遵守和实行。

蒋介石对军队的掌控权，使之在党内斗争中没有人能与之抗衡。反对派曾经希望用党制约蒋介石，用党权制约军权。但实际上党权不但不是约束他的力量，反而为他增加了施加论证的有用工具。同样重要的是，党也离不开蒋介石的军队，强大的军队实际是党柄权的唯一资本。

宪制政府的目标与垄断权力的目标是根本不相容的，宪政不但毁于暴力本身，也毁于暴力支持的特殊利益。在集团成员无所顾忌地利用集团特权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盘剥人民的时候，成员个体利益与集团整体利益的先后主次关系就颠倒过来了：不是成员的个体利益服从集团的整体利益，而是集团的整体利益迁就成员的个体利益。

特权是指合法垄断和侵占社会资源的权力。对统治集团而言，最大和最重要的特权无疑是排他性的政治权。

一个特定的统治集团出现，为了使自身利益合法化、神圣化，总是把统治集团的利益说成是国家利益。国家控制资源，就是统治集团控制资源；统治集团的思想技术国家的思想。

集团特权与个人特权的一致性，是其政权稳定的基础条件。官员有权，是因为党有权；党有权，除了军队作后盾，也同样离不开官员对社会的日常控制。党推行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目标，都要依靠遍布社会的四通八达的官僚管道网。

官员的个人利益就附着在党的利益之上。但是，集团的整体利益与集团里的个人利益又常常是矛盾的。整体利益要求政府适当节制权力，放水养鱼，争取民心；个人利益却驱使官员贪得无厌，。在政府通过官僚体系向社会抽取利润的时候，官员乘机搜刮。从合法侵占到非法侵占，两者之间有很难明确界限，一般会把政府运用权力的行为视为合法，而把个人运用权力的行为视为非法。实际上，贪污腐化就是官员利用合法特权的一个结果。

在集团成员无所顾及地利用集团特权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成员个体利益与集团整体利益的先后主次关系就颠倒过来了：不是成员的个人利益服从集团的整体利益，而是集团的整体利益去迁就成员的个人利益。

如果不清除当前的腐败而建立起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人民就会起来革命。但是，如果消灭了特权，建立了廉洁政府，又会影响对官员的控制；因为高官的利益有赖于特权体系的存在，而且特权也是激励各级官员为党效忠的报酬。

有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实际上是人们的一种愿望。看看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实际情况是“得官心者得天下”，每个皇帝都是按照自己的好恶选拔下属，把那些他认为百分之百忠于他的人选拔到重要位置担任领导，给以优厚的待遇，以便他们为皇帝卖命。皇帝们认为，只要维护好了全国官吏们的利益，也就全国一条心了；欲巩固政权，必须先巩固官吏队伍；知识分子能影响文化和精神，而官吏能影响专制集团的政治地位，所以专制集团不断地用提拔任用为诱惑，把各级官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组织找个人正式谈话之前，往往有暗示、吹风。有暗示和吹风，比正式谈话意义更重大。正式谈话只是组织程序。重要的是组织程序之外的东西。有权暗示和吹风的人，就是有权决定你命运的人。谁找你暗示和吹风了，你就是谁的门生了。这种人事渊源，也许会左右你终身的政治命运。

组织部门从不单看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有些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希望他的部下相辅相成，相依相克，从而达到一种平衡。在这种平衡中有人要当牺牲品，其取舍不在于一个人才能的大小，而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需要。

官场是一套组合齿轮。你的升迁往往并不单单取决于上边，更不取决于你自己，而是别人的升迁往往会影响到你。

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一大片。你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的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接近领导。当然，这个接近不是让你去做“交易”，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在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的层次，一定的级别，你又不能再去瞎找人了，也不必去瞎找人了。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水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的“说不清”、“摸不透”的事情。

谨防干部考察变考证

干部考察是选拔任用干部的一项重要程序。一名干部能否提拔重用，考察这一关相当重要，如果考察不过关，很有可能被否决。对此，《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作了明确规定，对考察者、考察内容、程序、范围、形式等提出了具体要求。按说有了这样一套较完整的程序，应该能够充分了解考察对象，避免选错人、用错人事件的发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部分干部考察呈现出了“程序正确，路线错误”的倾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过程中，虽然依照规定履行了干部考察程序，但有的从一开始就是根据上级的意图去实施，走的是“上层路线”，而非“群众路线”。那就是当党委会或常委书、书记会，甚至个别主要领导圈定了某个（些）候选人后，组织部门依据上司的旨意，通过考察，补充完善考察对象的有关资料和手续，千方百计使其达到岗位任职条件，满足领导的意愿。干部考察便由全面了解考察对象的德、能、勤、绩、廉过程，衍变为目的性很强、排他性很明确的搜集、整理资料过程。凡是有利于该干部的证据被装进档案，不利于其的信息被丢在一边，典型的“去芜存菁”。一切考察程序和手续都是为了验证考察对象的符合性，考察目的是为了验证领导的正确性。这就像学者去考证某段历史一样，搜集资料的目的，只是为了验证某个观点的正确。

为了让考察对象顺利上岗，组织部门往往在“个别谈话、发放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等过程大做文章，有甄别地挑选谈话对象，有目的地发放意见表，有筛选地进行民主测评，大大缩小了考察的广度与深度，结果变成了少数人评议少数人，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的意见。使得干部考察程序完全变了味，变成了少数领导提拔亲信的工具，变成了“买官卖官”的通道。

眼下，各地正在进行党委换届工作，要想避免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买官卖官”等问题，必须完善干部考察制度，杜绝干部考察变考证现象的发生。

官位何以成了＂恩赐之物＂？

为什么说官是恩赐之物，因为有些官位的得来决定于上级的一句话，垂视的成分很大。再者，官位是个非常隆重的礼物，得之感恩戴德。

一个人怎么能得到官、官位怎么能够得来，除了沙场拼杀之外，还有一些是以恩赐方式得来，不感动恩人也要感动上天。官的最佳方式应当是人才型，不用说，只有人才才适合官位。管仲用官原则“录功而与官”，这可能是最合理的，“录功而与官”其中就有一个检验和考核人才的过程。以这样的标准给官位，无疑是最公平健康的。还有“用贤论”，“察能予官，以德就列”，这里讲的是德。现在用官的标准非常完善，那就是德、能、勤、绩。如果按这样的标准用官，中国的官员素质一定是世界一流的。

自古强调“官以能任”，这话很重要，但也可以变成行政官话。现在把任何一个人随便放到任何一个位置上，都叫“官以能任”。你想，跑来的官，要来的官，还有买官卖官，能做到“官以能任”吗？如果不能做到“官以能任”，这些官员素质就成了豆腐渣。跑得勤，要得暧昧，是你一个人的垂爱和垂怜，“知能善任”倒是最有味道的。我的官是你给的，我既没有才也没有能，对于我的官位来说就是你的恩赐，是隆恩！

把一切规则都打破了，只要你大口一张，我就有了官位，难道这不叫恩赐吗？官位是你给的，你说行我就行，不行也行，你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太平官还不好做吗？不能抓经济，可以搞政治；不能干实事，可以天天搞开会、学习、考察；不能上项目，可以卖地；不能出成绩，可以轰轰烈烈地搞参观……

鄙人曾有一个近似于阿Q式的心理，欠谁的情或对谁有好感，就幻想自己有权，送他个官位！这东西保证人人喜欢，人人受用，有不好酒不好烟甚至不好色的，没有不好官的。我想那些能张口给人一个官位的人，多么“豪气”啊！

机关常常是这样，安排出来的部门，都是必要而不重要的。

主持工作和牵头，字面上看上去差不多，但是实际含义却有天壤之别。

在我们这个社会，组织结论就是政治判决书。一两个关键字眼，关键的一两句话，就能给你的一生定了归宿。

共产党是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的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虽然各级领导一再强调发扬民主，然而在实践中强调更多的是集中。

什么组织原则，说穿了就是某个重要领导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

什么是组织？组织最后就是一个最有权力的人。

凡是领导亲自要来的私人秘书，只要领导不出问题，每一个都是体面的离开，出去时大小都有个一官半职。

在官场上有一种现象，说是民主集中制，但一把手的决定权太大。有的人昨天还是副职，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把手，就变得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什么工作都能做批示，什么都敢于决策了。还有就是上级领导专听一把手的意见就做决策，对于副职的意见不想听，不认真听，这是比大吃大喝更腐败的现象。

民主测评方式，是干部管理工作上一种黔驴技穷的做法。说得好听一点，是走群众路线；说得难听一点，是挑动群众斗干部。一般而言，投票人投的都是感情票，特别是优秀票和不称职票，只投给同自己感情最好的和最不好的人。一些比较随和的也有一点原则性的干部，一般只投称职票。

在一种领导能力考核制度不健全的政治生活中，没有多少人去科学地评估领导的能力，所以在一些人看来，领导是谁都可以当的。于是就有人买官，有人卖官，有人不具备当官的能力还官瘾十足，这就毫不奇怪了。

个人价值是什么？对社会的贡献，人生的执着追求，政治前途和地位，都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在朋友面前有脸面，能抬起头来，也是体现人生价值的一部分。在更多的时候，个人价值是精神和心理的感受度，是社会的认可度，是你在群体里的公信力，这些都是不能通过物质来量化的。

现在的组织部门，在干部问题上，虽然也打着择优录用、公开透明的大旗，但其中还是掩盖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里面。没能力的干部提拔要通过关系，有能力的干部提拔也要通过关系，暗中还有金钱铺路。这就很不正常了。

官场任用提拔的潜规则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官场上如何任用干部的议论文章，议论中将当今官场干部任用中的一些潜规则进行了归纳，细说起来有以下七条：

首先应“任人唯上”。也就是说，要领会上级的意图，上级让你安排谁你就安排谁。你若不听话，上级就要动你的位子，你的“钱图”就要受损。

第二是“任人为帮”。现在的官场，局面复杂，斗争白热化，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实际上都在下边使绊子。你如果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官场上混，不弄几个“心腹”在前后左右照应着，想干什么都干不了，不仅干不了事，连这个官位也坐不长久，很快就会给人家撬掉了。

第三是“任人唯钱”。为什么？因为‘钱’比‘亲’重要，‘亲’毕竟还是别人，‘钱’可是揣进自己腰包里去的。

第四是“任人唯拍”。官位坐稳了，钱也捞到了，就该弄几个拍马屁的人围在身边享受一下了。这拍马屁，是一门学问，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好的。弄不好拍到马蹄上，那就是找恶心了。但如果拍好了，拍出水平来，被拍的人那真是其乐无穷，就跟抽大烟似的，上瘾！

第五是“任人唯吹”。现在的GDP增长，都是吹起来的。到了报GDP数字的时候，各县各乡的头头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都不愿意先报。为什么，先报了你就没余地了。比方说你先报你那块儿GDP增长是11%，我就报11.5%，我今年的政绩就走到你前头了。领导喜欢GDP增长快一点，但你又不能太离谱，太离谱就闹笑话了，领导也不高兴。当然喽，如果你是个死心眼，实际增长多少你就报多少，那领导就更不高兴了！你这是在拖领导的后腿嘛！领导也想要进步。“任人唯吹”，这一点也很重要。

第六是“任人唯亲”。中国人讲究亲情，把各方面都打点好了，亲朋好友也该照顾一下，要不也显得太没人情味了。太没人情味是要挨骂的。

第七是“任人唯贤”。这“任人唯贤”里边还大有讲究，就是你这个人再有本事，也不能表露出比领导有能耐，更不能是刺头儿动不动就给领导提反对意见。如果你动不动就给领导提意见，领导指示你不听，领导决定的方案你也不执行，动不动就有自己的想法，甚至认为自己的想法比领导还高明，那就对不起了，你再有本事领导也不用你，用了你也要把你拿下来，管你贤不贤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百姓眼里，人贵莫过当官，故有达官贵人之称。人们自幼勤奋学习，唯求就是考得一官半职，若官做大了，衣锦还乡那是梦寐以求的了。故很久以来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主流是正确的，要不我们还要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吗。学而优则仕也没有原则性错误，主流是对的。我们当今需要造就大量的人才，尤其是管理型人才。只不过此人才和当今的有些“官念”并不等同。

如何把人才遴选出来，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干部选拔任用问题。在中国有科举制度以前，有推举和自荐的模式。科举制度实行后变得规范起来，有了硬条件和判定是非的标准。科举制度应用了一千三百余年。在中国近百年里，早期涉及外国侵略和内战秩序变得混乱，新中国成立以后虽欲改善但由于文革动乱弄得一塌糊涂。近年来，国家开始了考选制度并逐步完善。

上述七条在当今社会存在有历史的影响，更有近百年来无制度的因素。在没有有效管理制度和人才形成机制的情况下，权力代替了一切。当权者凭借手中的权力说了算。这样就有所谓冠冕堂皇的“组织意图”。于是便有了上述七条。想当官者由于没有规范途径，也便有了上述七条。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上述七条的成因是制度和机制的缺失。提拔者是权为我所用，权为我所系，权为我所利。想提拔者便利用权者自利所好来达到沟通、展示自己的目的，别无他法。

入了门栏后的人们的晋级提拔，更成问题，更是无章可循了，没有硬标准。谁优谁劣更得看上述七条了。也就是说进入干部队伍后的聘后管理制度与机制更是严重缺失，自古及今。近来用了第五条例举中的GDP，大家都知道其中的严重缺陷。另外，还有坐差了板凳、站差了队等等因素，使之变得异常复发。其中也采取了一些考选的办法，有一定作用。但考选中的题目暗示，尤其是考试后还要面试、测评那更有文章可做，有时使上述七条到变得“合法化”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研究了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强化依法治国。我认为，依法治国当中肯定包含着依法治吏问题。依法治吏将包括吏前、吏中和吏后。遗憾的是这吏法还近乎空白，没有形成体系。所以，我国的干部队伍建设任重道远。

中国人传统重视官方意志，便寄厚望于父母官的卓越；西方人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是选择权，做什么任由自己，成败听其自然。

现在，公开选拔干部已经成为一种组织形式。但是在报名的条件上，还有许多限制：如必须是国家干部、必须在行政级别上达到相应的级别等等。这种限制使公开选拔的效果大大折扣。行使公共权力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多的是唯上级是从，对同为国家干部的同僚们保持几分谦虚，因为这些人是他们今天和明天的领导。对于被管理者，他们连门褴都无法跨入，也就永远不可能成为行使公共权力者的领导，行使公共权力者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其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往往会带来对私权的漠视。

打破身份的限制，在选拔上唯才、唯德是举，而不是仅从阶层分明的公务员体系内选拔。只有在被管理者不是永恒的被管理者，管理者也不是永恒的管理者的前提下，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不唯上、不唯内，也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进入到公共权力管理体制中来。角色的互动，体现出权力真正源于人民。

在人类的某些时刻，只要是有组织的社会，就会出现有组织的层层剥削。人类社会里也因此有某些人群、种族、阶级，直接还在间接地成为“奴隶”的悲惨命运。

任何一种组织，如果信仰失去了高于一切的约束力，它就有变成庸才栖身之地的危险。因此，探索真理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孤独的。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才都汇聚到了管用队伍里了。这种现实表明中国一直在浪费大量的人才，同时严重的内耗又伤害了官员队伍的机体。政府机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

中国的官员队伍里，汇集着中国大部分的人才，政治有一票决定权和一票否决权的时候，这种人才格局是无可厚非的。中国不缺乏忠诚而称职的官员，最缺乏的是忠于政权的各种企业家。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规定了十项制度，其中有“罢免或撤换”制度。作为一种用民主的办法解决执政党内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基本制度，“罢免或撤换”与现有的党内撤职、免职、调整工作岗位等制度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制约手段，即是上级或者同级党组织对犯错误或者不称职的干部作出的纪律处分或者组织处理；而前者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约手段，，即是由党员、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党的委员会成员向党的组织提出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的要求，有关党组织按程序受理并作出决定的制度。

所谓民主选举制度，其实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民主选任，一是民主罢免，只有民主选任，没有民主罢免的领导干部决定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存在重要缺陷的跛脚制度，只有二者结合，才是一种比较完善的民主决定领导干部的制度。

这是一项在作用上属于重中之重，而在落实和执行上则属于难中之难的制度。最大的难点是党的代表大会尚未实行常任制。目前对党内领导干部的任免，实际上是实行的“双轨制”，即，在党代会期间，由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常委、副书记、书记；而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则是由上级党组织任命。这就给党内罢免制度的实施带来难度，因为罢免的对象只能是其所选举产生的对象，由上级党组织任命的对象，是不能用罢免方式处理的。

中共中央8月6日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任期、交流和回避的三个文件。其中关于任期的文件被看作是最重要的一个，直指地方官员在任期内频繁调动的弊端。近年来干部不按任期的频繁调动日益增多，这是对人大选举的不尊重，同时也使得地方组织法遭遇尴尬。

一些内在驱动促使官员希望频繁调动：按规定，一个官员提拔到上一级职务一般需要至少两个以上本级职务的任职经历，五年干一个职务和五年干两个职务相比，后者显然能更快地满足上述条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各级干部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热衷于见效快的政绩工程，而且对其无法考核。

频繁调动同时助长了官场的不良心理：任期内干一两年就提拔或者调动的干部，大家认为有本事；对干部任期满了才提拔的，大家会说他是轮到了才提拔；对个了任期还没有提拔的，大家又会认为这个干部要么有问题，要么上面没人。

事实上，同一个“任期规定”对于不同的官员群体解决的则是不同的问题。对于市县党政官员来说，解决的是任期过短的问题，而对于省部级的高级官员，则是要防止任期过长、流动速度慢的问题。具体说，如果是一个省长，那么他最多只能在这个位置上干两届10年，10年后必须“交流”到别的岗位——这种交流可以是提升，去外地做省长或者在本地任省人大主任。如果是同级调动，这个正省级官员则只能再干一届5年，5年后，如果还没能继续升迁，他将被要求退出领导岗位。

在中国，一位优秀的德才兼备的县处级官员步入正部级党政领导干部序列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在县、市、省甚至更高级别的党政领导顾问上最多能干多长时间？这个对官员仕途命运的疑问，长期以来充满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常常会出现两个极端：一是县、市一级的干部职务升迁、岗位变动迅速、频繁，更不乏某些干部因为某种因缘而奇迹般的得到“火箭式”的提升；二是步入高级领导干部序列后，干部的任职时间、岗位、属地经常出现凝固不前的稳态，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退，甚至“官满为患”。

中共中央8月6日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任期、交流和回避的三个文件，对县级以上党政一把手的任期、交流从时间到空间明确界定上下限，这显然是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真正的限制，将有利于进一步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

事实上，越到高层，干部队伍越稳定，基层则反之。一市一县党政正职十年七任、甚至十年八任的现象并不少见。今后在干部提拔任用过程中，“小步快跑”和“越级提拔”的将越来越少，而“稳步推进”，至少干满一个五年任期将成为官场常态。

任期制解决的是领导不到年龄不退，或者在任期内频繁变动太多的问题。任期制与领导干部年龄不画等号。实际上，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十分重要，否则，对执政党来说长期不守信用很危险。

制度的刚性设计应该进一步加强。即使如此，事实上还是难以避免选“喜欢的人”这样的事情发生，要公平公正地选人，是不是制度设计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对组织部门来说，选任干部时应该严格比照“尺度”，也就是按照规定动作执行，控制人为可能操作的空间。

中共中央8月6日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任期、交流和回避的三个文件，在某些具体操作的程序安排上，仍然存在不明确、不周密的地方，仍然有可能被执行者“自由量裁”。

例如《党政干部交流工作规定》第21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借干部交流进行打击报复。”——但对于何种行为属于打击报复，文件未有明确界定，这使得此一禁令事实上难以得到正确推行；又如《党政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第13条规定：“领导干部有需要回避的情况不及时报告或者有意隐瞒的，应当予以批评，情节严重的进行组织处理。”——其中何种情况属于“情节严重”，需要进行何种“组织处理”，也似乎语焉不详。

法规的程序设计本身要包含相互制衡的内容，使法规的贯彻落实易于被监督——不仅易于被权力体系内相互制衡力量监督，也易于被权力体系外普通民众监督；不仅要“以吏治吏”，也要“以民治吏”。前者要求法规设计必须具有分权的特征，后者要求法规明确规定各项操作，都必须在群众的监督下公开、透明地进行。

这次颁布的三项法规，其负责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受理举报申诉，进行制止纠正的都是同一部门，即拥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各级党委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这种缺少分权制衡的程序设计，事实上要求权力自己监督自己，显然不利于法规真正有效地落实。与此相应，法规的操作权力集中统一，对操作的公开、透明也没有作出硬性的规定，显然也不利于群众的监督。

中共作为执政党，“党管干部”是实现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的一项根本原则。而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党管干部”的原则应当与人民群众公认的原则相结合，也就是说，党在管理干部的过程中，要重视和体现民意，实现民众对干部任用的知情、选择和监督。

精确性不够，缺少分权制衡的程序设计，不重视操作的公开透明，是中国许多制度、法规的通病。干部选任不能真正摆脱“少数人选人”与“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模式。

法制要真正产生作用，还有赖于权力体系内外均衡力量格局的培育。如果有好的制度和法规，却没有好的程序来保证贯彻落实，那么，设计得再缜密的法规、制度都可能被任意解读、歪曲、甚至视若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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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改革

22.1官与改革

改革的需要，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进程之中，无论是内部现实问题层出不穷，还是外部制度竞争的压力，都使政治改革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迫切需要被强行压制，是因为存在另一种更迫切的需要、另一种更严重的隐性危机：保持基本稳定的需要，对于政治转型过程极其极端化后果的担忧。

社会的大转型，成功的要决在于整个过程中保持稳定。

改革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利益的重新分配，从上到下莫不如此。

在中国，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得到最高掌权者的支持，都要得到尽可能大的权力，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古今中外，任何改革必然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受益者自然拍手称快，而受害者必然竭力抗拒。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从商鞅到张居正，多以经济改革为主，以吏治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范仲淹是第一次。从中国的历史看，任何一次改革，只要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便如同与虎谋皮，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将用人的权力，交给一两个官员，势必会造成“用人惟亲，用人唯我”的长官意志，造成托关系，走后门，巴结上司，献媚权势的歪风邪气。没有体制外的监督，休想触动官场腐败的一丝一毫。

当时的官场，不论有德无德、有才无才，有能无能，熬年头，拼资格，只要没有什么过错，不愁不能升迁。所以范仲淹的吏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这次改革触及了庞大既得利益集团。

任何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种制度，给它带来灾难甚至最终导致灭亡的“忧患”，几乎是同这个王朝、这个国家、这种制度与时俱生的。这如同一个人，在他诞生的同时，导致他死亡的基因已经潜伏在体内了。

一个政权应该在它还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时候，在软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对强大的时候，果敢地即时地向社会让步，这样掌握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软力量一旦丧失，硬力量的强大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一个政权的长久维持不可能单单凭借硬力量。一个传统政府能否成功转型，根本上取决于能否留住人心；而能否留住人心，又取决于能否把握时机。在历史转折关头，人心往往稍纵即逝。

改革不同于革命，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改革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政治秩序改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社会结构的稳定，尤其是社会力量对比的稳定。这意味着改革是在原有力量对比基础上进行的，一定的力量对比格局决定着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强势群体仍然强势，他们掌握了各方面优势资源，有能力左右改革走向。伤害强势群体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被阻止，只有由弱势群体承担主要成本的改革才可能比较顺利推进，因为后者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

除非根本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否则改革不可能导致利益格局的天翻地覆。利益的来源、得益与受损的人群可能有所不同，但强弱贫富的主要对象难以改变。一旦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改革即突变为革命。革命是通过对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力量的动员，改变力量的对比关系，使弱者变为强者。只有在这种力量对比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基础上，利益格局才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变革的成本才可能主要由原来的强势既得利益群体承担。

但是，革命以破坏秩序稳定为标志，一般需要付出耗费社会物质存量、使增量难以为继等代价。由于特殊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约束，这种代价对中国意味着大量人口丧失生存所必须的物质保障，这是中国承受不起的代价；因此，避免革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首要考虑。

社会演进是非线性的，人类在作出主动努力时应该保持足够的谨慎，拒绝冒险，为历史的偶然性预留空间。在既定格局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赢得强势群体的支持才能推进改革，这也是强势群体被称为强势的原因：强势不仅仅是相对于社会而言，有时也相对于政府。

现阶段能够进行调整的主要力量是政府与公共舆论。政府虽然无力根本扭转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这一定局，但它可以通过干预二次分配，运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补偿。

在强弱贫富的利益博弈中，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通过公共舆论的介入，改变具体博弈点上的力量对比，改善弱势群体无力自保的境况，使他们拥有一定自保能力，减少所受侵害。知识分子与公共舆论的这种介入，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可以使强势群体（即所谓精英联盟）对弱势群体的伤害受到一定的限制，弱势群体在承担改革成本的同时，其最基本的权益有望得到保障，社会矛盾不会过度激化，冲突不会走向极端。

改革目标被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它符合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但是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调整需要空间，需要有人承担利益调整的成本；在既定力量对比格局下，改革在推行中必然暂时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人有权力要求某些人为全局或者长远利益作出牺牲，因此这种牺牲实质上具有强迫性：弱势群体易于强迫，所以作出牺牲的往往是他们。

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革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

规则决定价值，而规则却是由有利益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则是西方人定的。

所谓“效益”的立场，就是资本的立场，就是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必须受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驾御，效率脱离了公平，资本脱离了人民驾御，中国的发展就不是可持续性的。

按照纯经济学的说法，社会公平也是生产力，也是良好投资环境的一部分。将国有企业市场化，利润挂帅，这样，城市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结果。利润挂了帅，企业竞争规则就变了。在利润规则下，“国企”肯定打不过“私企”，因为后者可以不择手段，前者则有社会公平责任。国家企业有公平的责任，还有保密的责任；保密是无形成本，这是没有办法越过的。私企没有这么重的包袱，当然就灵活。

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最低的社会保障对任何社会都是必须的，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人民应当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这是我们改革的一个底线。目前中国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已经涉及到中国改革的道路问题。中国的改革不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价值。

中国在改革前的政治结构就是政治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平等。从人类的历史实践看，政治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很少有例外地导致经济利益分配的极端平等；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例外：居然做到了政治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平等与经济利益分配的相对平等。这主要是源自超强的意识形态制约。然而，人类的历史实践又表明，这种超强的意识形态制约缺乏持续性，于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又回到了不平等的结构上去。所以，人们抱怨的今天的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正是源于过去就已经设定的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

社会主义从本质而言，就是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经济上社会劳动成果相对平等的分配；二是政治上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即政治民主化。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于1990年代中期，这是中央主导的普遍优惠的放权让利的改革，社会各阶层普遍得利；第二阶段就是到现在，是行政部门主导的“揽权推责”的改革。行政部门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主要获利者，社会其他阶层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现在出台的许多改革政策不再是普遍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垄断权力，以霸占垄断利润；不再是为了公民和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部门和个人的私利。例如，股市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保障股民利益，而是推卸政府责任，骗取千万股民钱财来承担国有企业的亏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就业和税收，而是为了官僚们以权谋私，抢夺企业财产，使成群的官商凭空致富。改革明显走上了一条“权财揽进来，责任推出去”的严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合法剥夺的手段。

改革的动力是利益诱导，这很重要。但这个动力在有些行业改革和基层改革中，是很可疑的。有些改革我们看到的是部门利益的膨胀。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各个部门纷纷通过“部门立法”来保护既得利益和权力，防范别人对自身进行改革。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表面上看来，是中国法制化繁荣一时，其实完全是与法治化背道而驰的巩固权力的“霸王条款”。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过去基本上由国企领导人说了算，顶多再加上地方官员，实际上是怎么有利于内部人的瓜分就怎么来。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有普通员工的好处，当然不可能让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起来。

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中国“权力资本化”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改革改不动，就是没有注意到公共改革的这个蜕变过程。“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导致改革参与度低，政府容易自我膨胀。

“社会参与型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改革风险共担”的问题，或者说是“改革压力分担”的问题。因为可以让许多部门、许多地方、许多机构、许多组织、许多利益主体都有一种改革的压力，而不是所有的改革压力最后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对知识分子来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利益和风险的权衡非常复杂，如果不能证明改革的收益将大于成本加风险，则不敢擅言改革。有些人对分权导致的建设性力量看到得比较少，而对分权导致的破坏性力量、掠夺性力量看到得比较多，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企业家，或者说指向民营企业主阶层。回顾中国经济改革，最成功的就是给地方分权，进而形成地方参与的改革竞争。但我们说这个分权做得很不够，不仅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还应该把相当一部分权力下放到社会，下放到企业的员工，下放到工会这些组织，让他们能够在制度创新中扮演一个积极角色。

改革的趋势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越来越向高端走。高端的改革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宪政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这之前分权格局的形成，资源和力量的相对均衡、民众宪政意识的形成等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力量和资源的均衡，没有新的宪政意识，那就只能持续地出现“霸王条款”，而其他人手里没有任何资源去和人家对抗，只能认命，或者通过颠覆游戏规则来个“鱼死网破”。只有资源变得分散了、权力变得分化了，内部人主导改革的情况才会相应地改变，真正的新制度才有可能出现。而最关键的仍然是形成资源和力量的相对均衡。

市场经济是一个道德要求不高的经济，这种理想形态的市场经济只有在法治完善和权力得到很好规范的环境里才存在，而在转型经济中，这些条件并不存在。相反，在这样的转型经济中，权力是最大的资源，同时权力还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它深深地卷入了市场交易过程。一方面政府权力成为各种市场主体争夺的资源，权力面临着被俘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缺乏法治约束的情况下，权力寻租收益的欲望变得非常强烈。设租、寻租、权力买卖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这一切，都曾经被某些人称为“改革”。

90年代后期，改革派联盟出现了分化，局部地方出现了权力和资本的联合。对他们来说，如何使未来利益最大化。如何维护既得利益，成了最高目标。他们也打着改革的旗号，但他们的改革越来越不具有公共性。

我国当前社会冲突的形成机制，由四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改革的收益没有被公平分配；其次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权力和资源的占有，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三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GDP成为政府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政府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职能被置于次要地位；四是司法体系的权力导向常常被政府或者强势群体俘获而有失公正。

许多事例表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比较严重的危机，都与权力的存在以及市场、司法体系失灵有关。从权力和权力平衡的角度讲，这些失衡和冲突的背后，乃是权利缺位和权力没有进入法治轨道所致。

由于阶层之间形成了权利的分割，彼此之间无法沟通，改革的红利分享自然是不公正的。对那些被排斥在场外的人而言，经济增长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

要建立和谐社会的改革，仅仅依靠政府和司法部门自身是无法完成的。只有通过公民运动才能推动它们改革，只有公民权利才能平衡和制约政府的权力和司法部门的权力，也只有公民权利才能迫使既得利益者改变自身贪婪的性格，与民众分享改革的成果。因此，这样的改革，就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改革，以既得利益者为对象的改革，以公民权利为核心价值的改革，共同反对被某些既得利益者劫持了的市场经济。

在当前政治权力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角落的情形下，每一步改革，都不可能不牵涉政治。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经济改革措施，同时也就是政治改革的措施。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改革是广义上的。许多人之所以认定改革只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他们是从狭义上来界定政治体制改革的。

这些年来中国改革前进的每一步，就是上都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性，因为改革从经济角度看，是一个经济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从政治角度看，是一个党和政府逐渐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是一个党逐步改变其执政方式的过程。

当然，毋庸讳言，中国人的权益保障还不充分，中国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我们对以往的中国改革是不是可以这样认识：这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性改革。只是其间的政治改革是以放权让利的方式逐步把自由和权利还给市场和个人。这场改革的主轴是政治权力逐步退出经济社会活动，而非如何约束政治权力和保障民众权利。改革直接导致了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政府治理方式的渐变。

20多年的中国改革的确存在许多问题，最值得警惕的是绝不能让权力扭曲改革。具体而言，国有资产被腐败分子和国有企业单位的无良主管蛀蚀得千疮百孔，私人合法所得的财产缺乏保护，社会不公的加剧和腐败滋生，是行政权力滥用的集中表现。一些官员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通过种种违宪的行政法规和文件，在黑暗中吞噬着宪法和法律本来已经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一些部门和地方规章的制定严重缺乏公众参与和监督。

权力的滥用到1990年代中后期，导致了阵营的分化。局部变形的改革对许多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而局部地方和部门则出现了权力和资本的联合，这就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

而权力之所以能够使改革扭曲变形，从观念层面上说，是因为在以往的改革中陷入了“对于权力的信任高于对法治的信任”的误区。而在实际操作中，以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放权让利、开放搞活”上，没有注重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而且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考虑得不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权力捉弄权利”的情况。总结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政治权力从经济社会领域退出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尚未破题。

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要想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坚持改革、深化改革。

老百姓将医疗、教育、养老、房改四大支出比喻为“新四座大山”。

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石油涨价了，出租车公司不干了，于是要向乘客涨价，收燃油附加费用；气、煤、水、电涨价了，各垄断公司不干了，要向用户涨价。我们看见所有的经济实体都有说“不”的权利，惟独最底层的百姓没有；所有的经济实体都要“化解风险”，惟独最底层的百姓好象永远被“风险”打不死，永远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有什么理由垄断实体不承担市场风险，而让老百姓来大包大揽？政府能为垄断实体考虑“化解风险”的方式——涨价，为何就不能为老百姓也预备一条“化解风险”的道路呢？处于经济链条最底层的百姓才是最没有风险预防能力、最需要政府关怀的人！向老百姓伸手也许是最容易的价改方式，但同时也是最无力的价改方式。

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国现在的首要任务。因为这是深化改革阻力加大的时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越大。而这一切都绕不开、躲不过。

公有制的特点是：当你掌握着它的时候，什么都是你的，而你不掌握它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是你的了。

在中国，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有了什么问题，“是改革与发展矛盾积压的结果”。改革与发展竟然是矛盾的，而且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前提，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发展更能支持改革。二者是统一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说改革与发展是矛盾的，就如同说治病与健康是矛盾的一样。如果说改革与发展是矛盾的，那就意味着对改革和防展的理解不同，因而产生了对立。

近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者财富掠夺的战争。

从历史上看，哪次改革不是被迫的？没办法了，混不下去了，才要说改革。凡是主动的改革，都是改人家，不是改自己。

多数改革都是无路可走后的选择。

所谓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游戏。这游戏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就是将阴谋包裹在漂亮的外衣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者虽然昭示了未来的路径，但其命运常常是孤独的，多以悲剧的形式谢幕。

害怕改革失败而导致工作上的缩手缩脚，为求四平八稳而导致行为决策的故步自封，因为安于现状而导致思想上的创新不力。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能力不强，对存在的问题分析不透，缺乏独到的见解和思想眼光，是不可能搞好改革的。

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参与改革，改革才能成功。所有的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和投票权。

改革就是要敢想、敢说、敢干。所谓敢想，不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而是要凭借聪明才智富有创造力的想象；所谓敢说，是别把想说的话装在肚子里，公开场合说一套，肚子里装一套；所谓敢干，就是要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不墨守成规，敢于去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业。

在中国的改革中，有两种相反的极端倾向：一是道德主义的。只问动机，不看效果；只要动机是好的，大搞违反法律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情，也问心无愧。二是功利主义。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达到了目的，不管中间使用了什么手段。

22.2关于人民与改革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由企业管理者自己，或者与官员联手，通过自买自卖的方式完成的；而经营城市的改革是政府官员以大规模圈地的方式完成的。前一项改革对广大职工的利益视而不见，他们被要求承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后一项改革把千千万万的农民赶入失业的行列，买卖土地的巨大差价，分别流入了政府的部门小金库以及极少数个人手中。这些改革的主要受益人就是改革的发起者。

改革必须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着眼于少数人的改革，不可能是正义的改革，排斥了大众参与的改革，只能是权势者的该，它通过伤害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权势者的自身利益。大众参与的改革，如果不能采取直接参与的形式，也必须是间接参与的形式。间接参与就是通过他们的代表发表意见、干预改革。因此他们的代表是否能够真实地代表其群体的利益，决定参与的真实程度。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自己才能代表。

事实是，民众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的代表——从企业的管理者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不需要民众受权，更谈不上受民众控制。可想而知，公众把自己的利益置于这样的代表手中是非常危险的。

制度改革被搁置起来后，只留下切蛋糕的改革单兵突进，而且切蛋糕的刀是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决定切的方式，他们决定谁得多少。切蛋糕本身没有问题，错误的是切蛋糕的方式，它使少数人趁机分肥。改革面临的真正风险也许不是改革失去控制，而是改革背离多数人的利益。

所有人的利益只有置于所有人的监管之下，才能得到可信的保障。而实现共同监管的基础是，所有人在他们的共同事务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

存在两种衡量和判断事物的标准，一是给予道德评价，这就是正义标准，关于善不善的判断；二是给予技术评价，这就是正确标准，关于对不对的判断。它们各有自己的重点领域，政治社会中的最高标准是正义标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实验中，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正确标准是最高标准。

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需要正确而明智的领导，正确决策的能力是政府进行正确领导的条件，但是，公众共同而平等参与管理是一项更为迫切的需要，是要优先满足的需要。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理由总是相对于专制制度而言，它更“善”，而不是更“对”。政治上的善，在于人民有多少管理自己的权力。

对社会的民主治理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实现的，它们是统治权和治理权。统治权为人民共同所有，人民不但以她的意志作为法律，而且以她的选票决定行政治理权。因此，大众虽然没有直接进行决策，但总具有最后监管治理权和对决策发挥影响的手段。当公众把行政治理权托付给少数人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统治权，行政治理权不能超越统治权。

掌权的少数因为人数少，容易形成团体达到特殊利益，为了特殊利益，他们会彼此支持，结成利益联盟，损害多数的利益，压制多数的反对。人民统治和政府治理的结合，才构成全部的政治内容。

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同等的保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使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它又无法令人接受；三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一致行动的基础，唯有坚持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多数同意原则也是大众平等参与原则的归宿，大众拥有平等发言权，最后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哪一种意见将成为公共政策的依据。

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它往往不是财富创造的结果，而是财富分配的结果。

多数人的权利优先于少数人的权利，经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对多数人权利的肯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从少数人那里得到保障，而只能由多数人来保证。

我们国家目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的缺失和失效。社会公共品是指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对称、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环境保护。。。。。。这都是“社会公共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中国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才会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私人品”供给不足、失效，这个“私人品”主要是衣食住行。进入新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

改革的问题恰恰出在，我们没有回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一职能上来。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财政的大量资金还是投入到继续发展经济——搞基建、拉投资、造高楼大厦、营造城市，几乎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造得漂漂亮亮的。照理说，一个称职的政府首先应当将财政开支大量用于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上来，这一点我们恰恰很少考虑。所以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还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由此看来，目前大家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公共品的提供问题，不是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有的人讲改革改错了，改出资本主义方向了，这是不对的。

既然产生“社会公共品”的供给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再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的话，我们改革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不是市场指导型的。我们市场经济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改革目标以后，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现在大家有意见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夜暴富，为什么有那么多官员腐败，这就是根源。

中国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还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政府应该回到本位，不应该再站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与企业家打得火热。政府中否定改革成绩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到政治体制层面，就可能会动摇到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机制。

加入21世纪，社会前行的方向盘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少数人垄断，不能将各种关于改革的不同意见、对现状的不同判断、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人群与利益，排除在公共政策与制度法律的形成过程之外。民众并非只有接受的权利，他们还是社会行为的主体。在广泛的共识形成之前，改革难获前行的动力，立法也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相当的民意共识，就没有改革，更没有立法，这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

在一个利益分歧的多元化社会，不管经过多么充分的酝酿与讨论，理想化的、全民一致的共识都不可能出现；即使一时出现了，其实质也不过是将反对的声音、阻挠的力量尽可能降到最小。而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共识，本应是程序表决机制上同意的多数。

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也是对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最终出台的方案也可能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也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改革者、立法者要有承受反弹与震荡的心理准备。改革过程也是利益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无论改革方略或立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根据社会进步和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而不断调整。

22.3关于农村改革问题

中国历届政府没有不鼓励生育的，农业文明的思维逻辑是：人头决定兵力、地力和财力，所以各朝代的政府想尽一切办法鼓励生育。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措施，贫困也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起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当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生活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愚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

种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种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与低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特色，我们常规的说法是小农经济导致了官僚主义。还有中国政府是靠天吃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西方商业国家是靠人吃饭，靠冒险吃饭，靠交易吃饭，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商业政府的高效与高智。

中国传统政府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人事：雇工偷懒没有，佃户漏租没有，官员贪污没有，农民起义没有。围绕这些人事，政府的牧民政策就是愚民，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

政府知道，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和基础；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农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

“革命”一词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其科学含义是“循环往复”，就象四季更替一样。它在科学中意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从革命的原始定义里，我们看到了农民革命的特征与最终宿命，永无止境，开始就是结束。

农民革命的目的——杀尽贪官污吏，走向——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及最终结果——封建社会继续维持下去，决定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和农民在革命中的悲剧性地位——仅仅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这一切，又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农民的革命，使中国封建社会这辆破车，陷入一种周期性的震荡和规律性的循环之中。他们更换了王朝，但他们没有能更换封建社会的轨道。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现在改革中的难点和热点。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二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三是小农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兼容。

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就象交通灯，六亲不认，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不属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犹如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的劳动纪律，才能体会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缺少的是组织。他们比西方人自由得多。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上说，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中国农民靠农业致富是不可能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乡村中国将日益步入绝境。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历史送给我们的机遇是短暂的，不会长久，中国需要赶在农村衰败到崩溃之前把事情逐渐做起来，而不是任由农村的衰败发展到崩溃。

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环节的事务，农民凭借自发的组织来解决生产中的合作问题；很多人认为，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农民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总的来看，农民在生产环节尤其是灌溉方面的状况非常糟糕。一种弥散的、难以控制的、破坏性的无序力量，正在快速生长。问题的核心是农村无序的力量正在破坏着建国以来农民组织化的对未来尚存的预期。当前农村的无序，是建国以来农村社会从来未曾有过的危险力量。

“三农”肇始于这样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是流民。中国历代王朝都毁灭于流民之手。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有另一个称谓叫“盲流”，实际上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农民，就失去了中国。毛泽东打天下的法宝就是依靠农民。

农民问题有多严重？问题究竟在哪里？

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观念造成歧视，歧视造成不公平，不公平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对抗造成暴乱。中国虽然是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深地在每一个人心中，包括农民自己心中。

中国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还有就是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就是愚民的，愚民首先就是愚农民。

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紧紧地捆死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徒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的限制。在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休养生息。

真正高明的政治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整个中国的潮流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潮流绝对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政治体制改革不光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中国有八亿农民，如果不把他们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生根。

在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却相差无几。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二是权力腐败。被腐败锈蚀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带来绝对性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中国的改良为什么老是失败，就是缺少人民参加。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

“三农问题”是在比较意义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从所有的问题中区分出“三农问题”，在于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导致“三农问题”这一提法。所以，在“三农问题”中，我们用以评价三农领域各种现象所用的标准，其实是来自非三农领域。

经过分析，“三农问题”就转化为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三农问题”的成因，就是三农领域与非三农领域之间巨大差异的成因，“三农问题”的对策，就是解决这个差距的政策措施。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领域的核心是经济产业。农村与农民是因产业而区分出来的，没有产业的区别，便没有农村与城市、农民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而产业的转移，意味着农民身份变化和农村城市化。因此，“三农问题”实质是产业结构问题，是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不能说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农民问题的根源在农村之外，其本质就是中国的公民权不平等，或者说在公民权总体水平不高的前提下，被称为“农民”的大多数中国公民缺失尤其严重。

过去的“农业税”其实既不是所得税、地租或资产税，也与“农业”没有实质的联系；它其实是一种身份性贡赋，或者用舆论广泛比拟的说法，是无优免特权的臣民交纳的“皇粮国税”。

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唯一的财富，怎样使土地从理论上财富变成现实的财富，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步改革是解放农民，使农民成为自由人。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里讲述的一个水渠被废弃的故事，针对曹锦清说的：“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善分，并非中国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家庭而止，西方人分到个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者说，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吴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废弃的水渠所体现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他们的聪明。这里面的成本太高。

如果有人组织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与原来的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地挑战，这是挑战现政权，是另立中央。不自找麻烦是明智的。

在农村，没有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仅仅靠谈判，靠利益引诱，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反正全村都没有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在那条废渠下边，就埋藏着许多利害计算，因为帐算不通，渠道才不通。

水利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政权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在目前的土地分布格局下，主流办法还是手握政权的英雄的介入。

所谓村级民主选举，由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村级政权负担着替上级政权榨取高额税费的功能，上级政权不敢放松对村级政权的控制权，因此村级民主选举往往流于形式。

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交换机制，一些事情自己干不了，需要一个公仆替大家办，因此就要一边指挥并监督公仆，一边给他公平的报酬。小农经济很难自发地产生超家庭的合作组织，维持这种组织的费用太高了，谈判的费用太高了，监督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不划算。于是这样的组织在历史上就难以出现，出现了也未必可以长期维持，维持下来的往往要凭借霸权，并且难免腐化变质。

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上看问题，村级民主选举这种试验成功与否，形成的状态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身已经不是一种可以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农民集团与迅速膨胀的官吏集团的关系也不是可以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

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要求行政权力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把农民全面纳入国家层层委派控制的社会组织系统中。而农民天然是分散的，“每时每刻都在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传统农村社会是自治村落的松散结合，所以需要“教育农民”：时刻强力克服、控制农民和乡村社会天然的分散性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是，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终于走入了历史检验的死胡同。

现在，农民依然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缺少现代社会组织和协调能力的群体，在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农村社会迅速出现的基层组织弱化、封建迷信抬头、宗法组织复兴等一系列现象，令人感到惊讶。

农民缺少自治能力和经验，往往成为乡村基层政权干预乡村自治的借口。这使得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往往有名无实，继而大量出现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集体资产被少数人控制、村民自治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这三个焦点矛盾，成为引发农民群体性反抗事件的导火线。

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干预和恐惧，尤其在当前部分乡镇政府处理群体性反抗事件过程中，出现“以民制民”、甚至默许暴力的现象，不但会激化农民与乡镇政府的矛盾，而且会使中央政府在农民心中的权威流失。

中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是层层集权、部门分割、压力行政和全能主义为基本特征。政府权力和功能过度扩张，管理职能过多，管了许多管不了、不应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事”的负担又直接加重了政府“人”的负担和财政困难。特别是长期以来，从上到下的各种任务和指标不断，迫使基层政府增加机构和人员以完成任务，导致过度膨胀，最终都转变为政府的财政负担，并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渠道转嫁到农民头上。

22.4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改组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活动，据说现在已经有54万家国营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把国有企业一口吞下，是当今迅速致富的捷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并有志于此，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做：一是绝对不要把国有企业当成国有资产，也不要相信它是全民的财产；二是你不要费尽心机谋求企业赢利，以获得上级的奖励（这种奖励虽然不少，但与你的目标相比就太不值得了），因为一个经济效益好的老总是令人羡慕的，有些人会因此跃跃欲试，你也就干不长了；三是你要换个思路，努力把企业搞得一年不如一年，当然你要准备好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企业年年亏损，麻烦很多，你的位置就不会对人有吸引力了，你的位置反而很安稳；四是要不断向上级报告企业的困难，巧妙的诱导职工到上级机关求助，当然你要做出积极化解矛盾的样子，取得上级的信任；五是适当的提出改制方案，即“管理层收购”办法，同时对企业的资产要尽可能地评估得低一些（这是你的关键利益所在），同时要利用上级部门急于成功的心理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当这一过程变为现实的时候，你就象做梦一样成了大股东，身价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以上，多么神气。

在权力大规则控制的财富原始积累中，人们真的无法分清到底是体制资源的积累，还是企业人物的创造。人们真的无法分清这到底是一些政经通吃的“变形商人”、“产业政客”，还是一些忍辱负重的企业家。

新的政经力量登场后，国家战略开始走向寻求内部的均衡，意图防止急速的转型和过分的财富差距，将中国社会的秩序颠覆和断裂。

在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在艰难前进的时代，因为财富占有和分配的悬殊而被凸显的财富阶层，最终演变为秉持正义的媒体和揭穿真面目者，追查不公正现象的重点对象，人们将被压迫和被限制的批判，过度倾泻到企业阶层，这往往能赢得大众的认同。

那些重大的企业丑闻，所彰显的“老板”的中国式权力膨胀，管理习惯的章法无度，与其生存的商业环境一脉相承。这表明，企业内部缺乏一场商业伦理和企业管理上的自我革新。曾经披着“全民所有制”神圣外衣的庞大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和官场规则下传承企业价值；而新生民企的价值传承，则回到血缘纽带上。

在这一场企业控制权的斗争中，中国企业界自发“管理老板”的倾向是如此微弱，以至于当老板开始代表的资本意志、财富、权力、秩序，以及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甚至人性对此无止境的贪婪上升为游戏规则时，他们就开始习惯于追求毫无节制的成长方式了。

国有企业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并作为中国企业改革标志性成果的央企。

这些官企，其第一位的属性就是其政治属性，就是其在政治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官企的企业领导人大多是有某种政治级别的。在央企，企业领导大都有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则可能带有厅级、副厅级之类的头衔。

“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量，而不是一种经济和利润计算。

不过，政治属性并非中国官企的唯一特点。在中国，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产权名为国有，实际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资料显示，多年以来，这些靠垄断、权力甚至国家财政和金融救助积累起巨大利润的央企，竟然从来没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过红。

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它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将成本转移给公众实现的。当今中国官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官权，在于其超越经济优势之上的政治优势。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官企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实力也越来越令人侧目。在这狂欢的背后，公众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虽然在前一段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改革面临的深层矛盾也不容忽视和回避。

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二是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四大产权制度尚未落实。

三是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不够规范。突出表现在国企改革中的违规操作及“官商联手”。在党内和社会上腐败势力的干扰下，一些正当的制度安排，如中小企业MBO制度、职工持股制度等，有一定程度的“异化”，然后又将“异化”后造成的恶果扣到广大改革者的头上，既伤害了投资人和职工的利益，又给国企改革造成负面影响。

四是理顺劳动关系与追求社会稳定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产权改革中，按规则有些企业需要解除劳动关系，但解除劳动关系涉及人的利益问题，考虑到社会稳定，推进有一定难度，使一些地位处于停顿状态。

解决的办法：

一是推进以“突破垄断性行业传统格局”为重点的国有企业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二是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内部治理结构为重点内容的国有大型企业改革。

三是推进以“三个分开”为重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横向上实行“政资分开”；纵向上实行“上下权益分开”；经营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四是推进以解决“企业办社会”和“依法破产”为重点的国企配套改革。

22.5关于行政垄断改革及反垄断

垄断划分为三大类型：市场垄断、自然垄断、行政垄断。

目前的改革，压力最大的是打破行政垄断；因为，我国当前垄断问题最严重的还是行政垄断。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行政垄断被群众称为“越穷越见鬼”，由于经济总量少，政府部门运作不规范和公共事业经费不足，一些部门就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造成行政性垄断和行业性垄断，破坏公平竞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什么是行政垄断？即基于行政权力形成的垄断；实际上是行政权力对行业的过度保护和干预，包括贸易保护、投资保护（提高进入门槛和审批制、地区封锁）、政治保护（官商一体，副部级、正部级待遇）等，形成政企同盟。行政垄断是当前中国垄断的主要形式，也是反垄断的主要对象。

这与我国转轨经济特征分不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政企分开”。在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行业，例如电力、铁路、电信、邮政等领域，行业主管部门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表，仍然以其属于自然垄断为借口，拒绝开放市场，引入竞争。

长期以来，人们把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混为一谈，把政府行政管理与现代监管相提并论，使决策层对垄断行业的本质问题难以准确把握。破除行政垄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反行政垄断，在实际操作中，将不可避免地触犯相当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常常与“国家经济安全”、“政府监管”、“公共利益”、“国家竞争力”等名目纠缠在一起，难以识别和区分。

经济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是垄断导致短缺，而短缺又不断为强化垄断提供借口，造成恶性循环。

暴利并非市场化所致，服务低劣和短缺更不是市场化的必然。恰恰相反，持续性存在的暴利、服务低劣和短缺只会是垄断的结果。这几乎是一条屡试不爽的铁率：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改革经验反复证明，越是市场化的领域，越能够适应社会需求，也越是在长期上趋于社会平均利润。市场本身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社会福利，只要市场充分放开竞争，价格并不会超出合理水平。

非国有化与市场化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市场是不同主体交易的场所。

从总体上看，垄断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有的行业仍然是政企不分、独家垄断；有的行业虽然引入多家竞争，但在主要业务领域仍然是一家独大，真正的竞争尚未形成；所以，打破行业垄断，促进市场竞争，既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又是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方面。

垄断分自然性垄断、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三种。自然性垄断是指具有网络性经营特点的行业，如电网、自来水、电话、煤气管道等；经济性垄断是指经营者依靠经济实力、专利以及市场经营策略等取得的垄断地位；行政性垄断是指企业采用或者借助非市场手段（主要是行政力量）实现的市场垄断，包括地区封锁、地方保护、设立行政性垄断公司、政府限定交易、国家指定专营等等。由于行政性垄断限制市场竞争，具有极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受到经济学家和公众的普遍反对。

垄断导致服务质量低下，服务价格高昂，消费者对此意见很大，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发达国家的反垄断主要是针对经济性垄断，以防止私人通过合并、杀价、价格联盟以及将其在某一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扩大到其他市场等手段，损害消费者和小公司的利益，阻碍创新、服务质量改善和技术进步。

我国的垄断行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不是靠技术创新，也不是靠资本投入，而是依靠行政权力阻挠市场竞争的结果。一些行业表面看起来似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但实际上是搞行政垄断、部门垄断，谋取部门利益，或者力图使部门既得利益固化。更有甚者，一些部门往往打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加强“政府监管”以及提高“国家竞争力”等名目，维护行业和部门利益，使人难以识别和区分。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反垄断的主要任务是反行政性垄断。

与经济性垄断相比，行政性垄断对市场秩序的危害要大得多。比如，行政性垄断直接导致以行政权力或行业优势地位配置资源，妨害自由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扰乱市场秩序。

重要的是，行政性垄断容易滋生腐败，损害政府形象。垄断导致政府主管部门行为企业化，产生大量收费和审批项目，加重企业和个人负担。这种腐败其实是制度上的腐败，它比个人腐败更为隐秘，危害性更大，最终受害者是国家。

行政性垄断构成了目前中国最严重的腐败形式，其造成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官员贪污受贿造成的损失。另外，行政性垄断不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行政性垄断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时代，电信、电力、民用、铁路等部门是高度集中的行业，改革开放后，这些部门转变为企业，但同时仍然是行业主管部门。在利益的驱动下，它们自然会利用手中的管理权，构筑市场准入壁垒，尤其是在经营业绩差时，垄断经营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可以说，行政性垄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行业垄断部门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演变为利益集团，他们对行业发展政策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游说力。打破行业垄断不仅需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更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制，使得公众对垄断部门的行为缺乏可行的法律制约手段。

表面看，暴利行业全部都有市场特征，只要经营主体遵循守法，诚信、公平的原则，就已经很道德了。但是，暴利行业几乎全部都有行政垄断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们空有市场的形式，并且借“市场”的名义大肆捞钱；但它们又几乎全没有市场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真正属于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表面上是自由交易，实际上却隐藏了强制消费的成分。而强制不仅是一种不道德，而且是一种恶。强制之所以是一种恶，是因为它否定个人选择与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与权利，将其降低为别人的工具。所有的垄断行业都是不道德的。

《反垄断法》已经列入2006年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但是，在最近一次草案修改中，“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一章被整体删除，《反垄断法》或许成为一部专注于反经济垄断的法律。垄断权一旦拥有就绝不会主动放弃，所以垄断反来反去总是反别人。如果行政垄断的问题解决不了，想要解决经济垄断只能是缘木求鱼。

象电力、供水这样的基础设施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如果滥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强制销售某种产品，就可能构成反垄断法制裁的垄断行为。

竞争是市场的灵魂，《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公用企业的垄断行为是与行政垄断交织在一起的。公用企业之间实质竞争不足，很大程度上是行政管制造成的。这是中国反垄断这一难题的症结。

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对违法行政机关的处理，仅仅是要求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缺乏击中要害的罚则。如何化解行政机关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这必然牵扯一个更为敏感和棘手的问题：未来是否需要一个独立的更高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反垄断法之剑能否挥向行政垄断，关系着反垄断的实际效果。如果反垄断法受阻或者屈从于利益集团或者行政机关的意志，那么它的难以被期待，也就必然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黯然结局。

也要关注“非权力垄断”

垄断、分配不公是近期舆论的热点，一篇《央企十二豪门收入调查》的报道以及由此生发的大量评论，几乎将这一热点升温到沸腾的程度。可以说，没有舆论的开放和民主、公平意识的进步，便没有对垄断的如此大规模的鞭挞。然而，也不能因目标过于集中而失之片面甚至失之偏狭。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特殊国度的大众意识中，对垄断的宽容并仅仅源于对权力的崇拜和畏惧，即使对那些毫无权力背景的垄断，人们的宽容度也是相当大的。另一方面，经商者的垄断意识更是由来已久，即使他没有任何权力背景，即使他做的是一桩很不起眼的小买卖，同样可能试图以垄断方式赚取超额利润，同样可以结成欺骗消费者的垄断联盟。从这个角度上看，反垄断、反不公平交易和分配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例如，以政府权力为直接背景的央企人员的收入水平固然需要调查，不以权力为直接背景乃至没有权力背景的非央企人员的收入状况也需要关注；权力背景下的垄断坚决要反，非权力背景的垄断同样也要反。而处在“非权力垄断”状态者，绝对不止眼镜这一个行业。

“非权力垄断”现象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是：由商人的本性以及资本的本性所决定，不一定非得依托权力，只要有条件的地方和领域，就会形成垄断。故此，因行政权力插手形成垄断是权力的“异化”，但该管的政府却不管，由此形成的垄断同样也是权力的扭曲，因为行政权力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当它们都去追逐利益时，市场管理的真空便无以避免。另一方面，当我们把反垄断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在畸高的央企员工收入时，很容易形成一种偏颇的思路：改革从垄断的“结果”入手。问题是，“结果”恰恰是垄断的“标”，是一种外在表现。垄断的“本”又是什么呢？眼镜业之所以成为垄断，是因为在商家与消费者的“利益博弈”中，缺少一系列的规则，例如行业标准、成本核算、利润率控制等等，且缺少一个得力的“裁判”；央企之所以成为垄断，是因为不仅在资源占有、权力格局、利益分配、“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着不公平的遗传基因，而且缺少站在“第三方立场”主持公道的人。

反行政垄断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那些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

一是要承认既得利益，而不是要消除垄断行业集团；

二是要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包括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把它们从“贵族”降为“平民”；

三是要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革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来谋求利益最大化。

四是垄断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是既得利益者，不能给予它们改革的决策权力。

回顾上一轮中国反垄断进程，如电力行业的“厂网分离”、电信行业的业务重组和分拆、民航的兼并重组等等吸引了社会资本的进入，扩大了产业规模和服务供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垄断行业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没有深化反垄断，一些改革反而倒使垄断行业的垄断利益合法化。尤其是，在保持垄断经营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放松价格管理，结果是使垄断行业取得超额的垄断利润，使消费者的利益受损。

反垄断法为何举步维艰

行政垄断在中国有着很深的根基，以至于一些涉及行业服务价格调整的听证会都成了走过场，几乎没有一个采纳民间意见的。所有的经验告诉人们，垄断的阴影无处不在，垄断企业的欲望没有底线。垄断一日不除，公众付出的代价就永无止境。

发达国家的垄断都是经济垄断，是独家占领一个市场，而中国目前更严重的是行政垄断，而不是经济垄断。各种要素、各种资源是按照行政的系统分配下去的。

行政垄断更多地体现在管制上，包括行政审批、身份确定、资格准入、价格决定等。形成垄断的原因很多，如资源的优势、创新的优势等，凭借这些优势形成的垄断不能一概反对。要反对的是第三种垄断，就是在某一市场上，政府只许一家来做，不允许其他人做的情况。这种垄断可能会创造高额利润，但是对市场经济发展不会产生积极作用。

大型国有企业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全社会、各个行业、各个企业所有消费者的成本。

反垄断法难产的背后

在我国，行政性垄断已经深为国人所深恶痛绝。行政性垄断不仅妨碍自由市场竞争，妨碍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还引发社会腐败，严重加剧社会不公。垄断企业高额利润借助行政权力对资源的瓜分和占有，通过对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剥夺而获得，从而实现本行业、本部门、本集团的利益及成员利益最大化。

利益催生阻力，正是巨大的部门利益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一直以来就承受着来自各个部门的巨大阻力，在这些利益的搀和下，问题变得十分扑朔迷离。

法律作为各个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我国反垄断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垄断行业的抵制。在多年的计划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垄断行业，出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对反垄断立法自然颇有微词。某些部门便借此认为反垄断法的颁布和执行将会影响现行执法体系，所以这个法律应当暂缓制定。同时现在也有人在维护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下主张，我国不应当出台反垄断法，而是应当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他们称这两个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的限制竞争的问题。

同时，不同的垄断背后又有不同的“老板”——主管的行政部门。不同的政府部门有自身的不同利益，而反垄断法作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最重要的法律制度，它的颁布和实施势必会影响我国现有的涉及市场竞争的其他法律制度，使不少权力以及它所伴生的利益从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这些行政部门无疑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肥肉白白失去。

国有企业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同时各政府部门为了本部门的利益，也会“主动”维护本部门下属企业的利益。这也使得反垄断法出台的过程变得极为艰难。

当世人期待通过立法来规制垄断的时候，行政立法本身却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正是行政法规给了垄断一把把“尚方宝剑”，让这些行政部门及其属下的企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截取种种垄断利润。

本来，我国不少的行业性法律法规就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其本身就是反垄断不下的“拦路虎”；现在，在现行的立法体制下，有很多部门在行政立法时，为维护自己及所属企业的利益而出台法规、决策等妨碍市场公平竞争。可以说，行政立法垄断是我国现阶段经济领域中各种垄断行为的源头，各行各业的垄断者总是能为自己的垄断行为从政府的现行政策法规体系中找出几种合法化的依据。行政垄断、地区垄断、定价垄断、招生垄断、教材垄断。。。。。。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垄断行为，无不与政府的政策法令相关联。理论上讲，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执掌者为了实现其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立法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现阶段我国的一些“条块政府”在经济决策时，往往非理性地过多地维护了自身及其所属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这与现代公共行政立法中应该遵循市场规则背道而驰。

争夺立法权这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从立法体制上说，我国现阶段总体上还是行政主导型的立法。法律的修改、制定更多的取决于相关部门的意见。这造成了事实上中国大多数的立法仍由行政主管系统作为起草与制定的主导力量：教师法由教育部门管理，个人所得税由税务部门主导，水利立法由水利行政部门掌握话语权。

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一段时间以来，部门利益和部门保护成为中央和地方立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部门利益反映的是立法中为部门谋私利，是立法中的动机不纯。一些部门在立法过程中以增加和巩固部门权力为出发点，不适当的加进有利于本部门利益的条款，回避规定部门责任，造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还有的在立法中，自己起草，自己执行，为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跑马圈地”，积极扩大自身的各种权力。

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地方和中央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立法权限关系缺乏明晰的界定，为地方和部门自行或参与经济立法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客观条件。由此导致了立法保权或者争立法权，并籍此维护自身地位和扩大利益范围的现象发生。经济立法热的背后往往夹杂着追逐地方部门自身利益的私货。

面对日益复杂的立法活动，特别是立法活动中各方面的利益表达渠道，我们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建立一套制度，以防止和克服立法活动中的不良动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制定反映民意的法律制度。

近期，垄断再次成为中国广受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看起来，垄断早已是只“纸老虎”，却没有真正死去。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纸老虎”要真正死去，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必须从国有企业改革转向政府管理改革。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垄断的来源有三种：一是自然资源导致的垄断；二是市场竞争演变成的垄断；三是政府的法定垄断。一般来说，经济学家认为自然垄断事出有因、有利有弊，而竞争垄断由于“可竞争性”的存在也不足以为害，真正值得重视的是政府的法定垄断。

法定垄断的根源来自于政府管制和政府干预。所谓管制是指政府确定规则并让市场主体按照某种规则行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管制的目的通常只是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市场竞争的框架。这种管制及其造成的垄断并非全是坏事，比如专利权就是对知识产权的垄断，这是一种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法定垄断。

与管制相比，政府干预要走得更远。对于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之所以直接对企业决策进行干预，往往是为了达到政府想要的非经济目标，而这个目标可能与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目标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完全偏离了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目标。比如，中国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政府管制与政府干预，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市场失败”，还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我们搞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便是立足于取消市场、消灭竞争。事实上，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垄断”比“竞争”更接近褒义词。

一旦计划经济消灭了市场，消灭了企业，消灭了企业家精神后，政府便集所有功能于一身，法定垄断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西方，企业赚不赚钱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与政府无关，政府作为裁判要管制的是企业损害社会的行为。但在中国，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当国有企业发生亏损时，政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就不能坐视不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西方企业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亏损，它都没有能力来形成一个价格联盟，因为那样做是不合法的。但在中国，政府就必然利用政府社会管理者的职能，利用其特有的垄断权力，来保护自己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利益。

在中国当前的地方分权体制下，一方面财政联邦主义大行其道，地方收益与地方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缺乏制约导致政府机会主义同样大行其道，“财政联邦主义+政府机会主义”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更象公司而非公仆。为了寻求“地方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总是积极地设租和寻租，最典型的就是当前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以及各式各样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

所以说，垄断的根源在于权力与体制，而权力行使的不当又在于政府角色的错乱。在当前中国转轨经济中，政府扮演着三重角色：一是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二是作为市场管制者；三是作为企业所有者。现实中，这三重角色之间很难协调，想不冲突也难。经常性的结果是，政府利用其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性权力，来谋取它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以及财政收益的最大化。政府行为公司化正是中国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管制和垄断现象的深刻原因。

和其他垄断相比，法定垄断是最坏的垄断，因为政府权力没有第三方的力量能够限制它。这大大损害了效率与公平。但是，“死老虎”如何才能真正死掉呢？显然，解铃还需要系铃人。当前最重要的是不要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的是深化政府管理改革，并以此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

如果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能及时往前推进，政府不能厘清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政府权力不能受到社会公众的制约，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不能发生根本改变，中国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将难再有大的突破。

中国的反垄断法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反行政垄断，并重点规制行政行为与行政垄断。但要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必须在反垄断法中重点搞清楚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可分为“抽象的行政垄断”和“具体的行政垄断”两大类。

抽象的行政垄断是指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制定不公平的、限制或排除竞争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体的行政垄断包括四类：一是行政审批；二是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等排斥和限制自由贸易的一些行为；三是政府滥用行政权力直接经营，干预企业；四是具有“准政府”性质的事业单位实施行政垄断，许多事业单位滥用政府赋予的行政职能，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无论是抽象的行政垄断还是具体的行政垄断，在经济生活中都广泛存在。遗憾的是，目前的反垄断法有关行政垄断的定义并不清晰，这无疑将影响到对行政垄断行为的确认和处理。因此，更加明确、科学地界定行政垄断，是未来反垄断立法的一个思考重心。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限制行政垄断？限制行政垄断应当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反行政垄断不能仅仅依靠一部反垄断法，更需要通过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来界定政府的权力边界。通过综合的制度安排，划清政府公共管理者角色与公共产品提供者之间的界限，划清政府公共服务行为与政府经营行为的界限，划清政策制定者与经济增长推动者之间的界限。

二是按照目前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机构分为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两个层面。为了更高效、更合理地防范、阻止行政垄断，前者应当重点规制抽象的行政垄断，后者应当侧重处理具体的行政垄断。

三是目前的反垄断法，将反垄断的希望过多的寄托在政府反垄断机构身上，但政府反垄断机构往往并不是没有利害关系的中立一方，而且政府反垄断措施难免发生错误、有违公正、不够正当的时候，这就需要在政府与涉嫌垄断者之间建立起司法审查与救济渠道。因此，无论是反经济性垄断还是反行政垄断，反垄断法立法都应该在司法体系功能方面设计出一个独立、权威、严谨、公正的司法诉讼程序，为反垄断的纠纷处理、执法审查提供司法救济，这比完善政府的反劳动机构更为重要。

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什么？是“竞争”。没有竞争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备维护公平竞争的机制。恰恰相反，企业为了减少竞争压力和逃避竞争风险，总是千方百计地谋求垄断地位。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防范垄断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反垄断法律制度。国人曾经将计划经济推崇为最好的经济制度，不允许企业间开展竞争，因而也不存在反垄断的需要，无论是反垄断还是反垄断立法，都与中国人无关。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有十几年，然而市场经济必须的“经济宪法”——反垄断法却千呼万唤不出来，有人因此称中国经济处于“无宪”状态。

反垄断法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论，除了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社会转型与制度转型速度缓慢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其反垄断法是在一系列丰富成熟的竞争政策的基础上制定的，而中国却是一个颠倒的过程，没有成熟的竞争政策，反过来先制定反垄断法，这使得立法时的争议非常多。

是否反行政垄断？如何反行政垄断？始终是我国反垄断法的最大争议点。这里的争议并不仅仅是立法问题，还涉及到中国改革走向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现象，就是中国经济时候中积弊已久的行政垄断。在当今中国，行政垄断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行业垄断。在某些行业，由于一些政府部门或者行业监管机构不公平地偏袒某些企业，导致这些企业在生产、销售或者原材料采购上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其结果就是，垄断企业利用其市场地位，随意损害消费者和相关企业的利益，使整个社会付出过高的代价。那些得到庇护的企业，其实质就是“权力经商”。

行政垄断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弱化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与市场经济秩序所要求的可预期性、信用性与规范性背道而驰。

更令普通老百姓痛恨的是，行政垄断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所谓“跑部钱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跑审批、跑优惠、跑特权、跑垄断。行政垄断所诱发的权力寻租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最严重的腐败形式。在目前中国，行政垄断比经济垄断更加严重，对竞争的危害更大。

近段时期以来，“特殊利益集团”成了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舆论普遍认为，“特殊利益集团”以“利益”为中心，利用所掌控的“特殊”权力，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市场秩序、破坏公平正义、毒化社会风气，是误国害民、破坏社会和谐的元凶，必须坚决抑制和防范。这种社会共识令人欣喜，但从已经发布的诸多观点看，各方人士似乎只是将“特殊利益集团”局限于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认为垄断行业长期占据公共资源并独占利润，享受高收入、高福利，最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集团”，将社会共享成果异化成部门利益乃至个人私利。

的确，垄断行业应当归入“特殊利益集团”，清算其畸形膨胀的“特殊利益”也理所应当。但是，“特殊利益集团”并不仅仅局限于垄断行业，还包括因官员腐败、公权滥用等形成的其它类型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其危险性与经济类垄断行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是围绕腐败官员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在许多腐败案件中，执掌大权的腐败官员往往盘踞于金字塔的顶端，在其下方则聚拢着不法企业主、严重违纪违法的下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亲属等等，他们实际上已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本等“特殊”资源，疯狂地攫取着“特殊利益”。在他们的把持下，官场、市场、法场甚至情场，都背离了起码的正义规则和公平底线，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重灾区。

其次是滥用公权所造就的“特殊利益集团”。一些手握执法大权的行政部门，热衷于行使许可权、检查权、收费权、罚款权等等，并非出于执法所需，而是基于与“执法”相捆绑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为了给本部门聚敛财富、完成创收指标，一些执法部门和执法者不惜滥用公器，不该罚的要罚，该少罚的要多罚。在现实生活中，行政部门的权力越大，其办公楼、领导用车往往越气派，工作人员的住房、奖金等福利待遇也越牛气。这些，正是滥用公权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典型特征。

再有就是公共服务部门所生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前段时间，一些人质疑改革的成败，其理由是：改革改得老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这些问题当然存在，但这并不是改革本身的错，造成这些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改革所产生的收益和成果，很大一部分都被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内部“瓜分”了，而广大社会群体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分享。

与上述三类“特殊利益集团”相比，垄断行业只是疥癣之疾。垄断行业再牛气，说到底还是托了国家产业政策的福，政策照顾使垄断行业多年得享“特殊利益”。问题既然由政策引起，也可以通过放松经济管制等策略予以改变。只要时机适宜、政策调整得当，垄断行业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很容易被釜底抽薪。相比之下，因官员腐败、公权滥用等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往往尾大不掉、权倾一方，它们与体制共生、与非法资本甚至黑恶势力结盟，要撼动此类“特殊利益集团”决非易事，必须通过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方能大功告成。总而言之，要全面抑制“特殊利益集团”，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目标，不仅要向行业垄断开刀，更要勇敢地向权力垄断开刀！

22.6关于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

所谓福利腐败，是指一些垄断行业将自己掌握的行业资源无偿地或者廉价地向本行业的职工和家属提供，在“福利”名义下形成的行业腐败现象。

垄断行业灰色“福利腐败”横行已经是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的现象，在医院、电力、电信、公交、铁路、民航、有线电视等垄断性行业内由来已久，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却无可奈何。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行规”：本校教职工的子女如果在本校读书，都在录取分数上享受低分录取的照顾，而且不用交高昂的择校费，这种福利甚至延伸到了大学阶段。另外，收取择校费的学校，基本上将这些违规收取的钱作为奖金向职工发放。

事实上，“福利腐败”滋生的根源在于行业的垄断、不透明所致，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垄断。在一定意义上讲，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靠山吃山”的自然延续。因为那时的福利问题都由单位内部解决，并没有实行社会化。之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他许多行业的内部福利都不存在了，而垄断行业却仍然一如既往，主要是因为垄断行业拥有垄断权力，其福利状况与盈亏无关，没有竞争压力。这些表面上的单位内部的“免费午餐”，最终都会变成公共产品或者服务成本转嫁到政府和公众头上，其福利最终由政府和公众买单。

中国经济就本质而言是行政垄断，各种要素、资源是按照行政的系统分配下去的。行政垄断目前看来有两种：一种是经济上的独家垄断，比如国家电网和铁路；一种是部分行业内的大公司是由原来的一家分成现在的两家或者三家，比如石油和石化行业，电信和移动、联通等，基本上还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

行政垄断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以公共机构的名义和滥用公共权力的手段来获取巨额的垄断租金，通过霸王条款和高价格甚至强制消费，维持较高的垄断利润。它的存在违反了商业交易中的公平原则，电信公司的线路费用应该摊入企业成本，不应该借用行政手段向用户强行摊派。

对于资源性垄断的国有企业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赋予其特有的经营权，这些国有企业要将其利润上交国家财政，其收益是可以为国民所享受的，但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些垄断企业成为了自负盈亏的主体，然而他们却仍然无偿地独自占用国有资源，凭借其垄断地位，独享其垄断收益。

长期以来，国家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缺乏有效的监管，成本核算由企业自己说了算，直接导致了这些行业借助垄断地位维持高福利。国家和公众经常成为垄断行业用亏损和提价进行要挟的对象，且屡试不爽。

一些垄断性行业机构臃肿，员工一进入企业从生到死拿高薪，甚至可以子承父业，由此导致经营成本居高不下而天天喊穷，但是种种内部福利依然是雷打不动。为转嫁福利成本让消费者买单，唯一的措施就是通过红头文件以“合法”的涨价形式来填平窟窿，增加群众负担，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垄断“福利腐败”是一颗附着在市场经济上的“毒瘤”，既腐蚀了健康的社会机体，又败坏了社会风气，还扼杀了创新动力。垄断性行业的福利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它隐含三大危机：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加剧社会不公平、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行业垄断的存在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自主创新和行业垄断是矛盾的，行业垄断获取高额利润，没有创新动力。它控制资源、制定价格、也没有必要去节约资源。

垄断行业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优先服务自己，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踏。因为这些福利大多数是免费的，有的虽然不是免费的，但是其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而中间的差额却由不能享受福利的社会其他群体来负担。公共垄断行业涉及千家万户，牵扯很多弱势群体，如果垄断行业不顾百姓负担，用提价来增加收入，提高员工待遇，是有悖公正的。

垄断行业享有不应该的福利，就是私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这种流失也许不是以金钱形式集中到个别人手里，而是被均摊到垄断性行业职工的头上。严格地讲，“福利腐败”是权力腐败的延伸，因为垄断企业多为公用企业。拥有特定的公共服务权力，是国家服务职能的转化形式。垄断行业赖以生存的公用基础设施、社会稀缺资源，无一不是国家投资花纳税人的钱，而并非企业投资。“自家人”使用就不用付费与变相贪污、监守自盗几乎没有区别。作为企业领导的首要职责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不是慷国家之慨，让那些灰色福利泛滥，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

经济垄断源于追求超额利润，而行政垄断则是为了少数群体的利益。行政垄断的本质并不是垄断，行政垄断就是一种“滥用权力”。市场垄断利用技术创新，占领整个市场，不会产生腐败；而行政垄断不仅会对垄断行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妨碍市场竞争。而且还会形成“寻租链”，影响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福利腐败的群体又叫“分利联盟”，当“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源重组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福利腐败同一切腐败一样，对社会和国民经济危害甚大。如果能够肯定这是“滥用权力”的另一种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反行政垄断当作一项“反腐败”的任务来抓。

反垄断专家们的一致意见认为，要铲除垄断“福利腐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铲除其滋生的温床——垄断，除非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特殊行业，应该在现有的存在福利腐败的行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腐败。垄断行业的种种不正常的所谓“福利”，实质上是“权力腐败的延伸”。因此，在竞争机制尚不能完全破解垄断的市场环境下，充分利用现有的价格听证制度，从产品服务价格到工资福利各个层面，加强全方位的社会监督，无疑是一个治理垄断“福利腐败”的现实药方。

垄断“福利腐败”产生根源就是垄断。垄断与公平、公正、创新、市场、竞争等市场经济规则都是背道而驰的。垄断就意味着没有竞争压力，就意味着他们的成本无论多高，政府和消费者都只能接受，别无选择。虽然他们的工资可能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可是他们还不断告诉公众，他们的企业还在亏损。因此，不管是从单纯经济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都必须努力破除垄断，开放市场，引入市场竞争，让成本过高的企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压力，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如果打破了垄断，就等于割掉垄断“福利腐败”的命根。要消除“福利腐败”，根本的办法就是打破行业垄断。

垄断福利滋生的温床是内部财务不透明和垄断地位，治理垄断“福利腐败”首先要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并处理好垄断问题。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许多问题，行政权力不正当参与市场利益分配，破坏了成熟市场的培育环境。行政垄断造就了“老爷”企业，垄断福利腐败在这些企业中尤其突出：一方面说成本上涨要涨价，一方面又大肆发放各种福利，其福利价值甚至超过了工资收入。

审批是行政官员的一项权力，既有法律政策的规范，又有以人为本，公平公正等行政伦理的要求。

中国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仍在沿袭1985年工资制度改革的方案，即实行工资总额个经济效益挂钩，工资总额增长率控制在效益增长率之内。这事实上使国有企业职工总体上获得了其不应有的相当于股东的地位，将原本属于全民的利润在小圈子内被瓜分了。问题在于，无论企业的经营结果如何，国企的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都可以确保。这就不是按要素分配，而是按权力分配、按政策分配。国家没有代表全民将国有资产的经营所得拿足，留给了国企在内部私分剩余价值的空间。比如，中石油倒原油赚了1200亿，接着成品油提价提晚了，国家补贴了100亿。我们要问，你那1200亿交国家了吗？怎么挣钱的时候你说是企业，赔钱的时候又算国家的呢？

福利腐败主要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危害：一是一些垄断行业长期以来高福利，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二是垄断企业长期转嫁福利成本，以亏损为由、以涨价为形式增加群众负担，引发社会信任危机；三是垄断行业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优先服务自己，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

政府资源配置、计划经济的惯性，法律规定的缺失是福利腐败赖以生存的三大原因。

首先，市场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还是政府在配置资源。这里的政府是广义的政府，实际上就是公共的部门。由公共部门配置资源，又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和特殊部门的特殊地位。

其次，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制度惯性使然。在垄断行业出现的福利腐败现象，大多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就有的。但是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各行业的发展，包括竞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形成了有些行业利用它的垄断地位，形成了所谓的高福利，有些行业没有垄断地位，完全进入市场之后，就失去了原来的地位。

其三，垄断行业缺乏法律规制。在我国，许多公共事业、公益服务和自然垄断的行业，都缺乏严格的法律规制。

警惕福利腐败

福利腐败不外乎两类，一是指垄断企业的员工除可得到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工资外，还可享受到高额的年终奖金、旅游等方面的福利；另一类福利则是垄断企业以免费或极低的价格向其员工甚至家属提供本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实际上，除了年终高额奖金及分红等福利腐败外，即使是在平时，一些垄断性行业将自己掌握的行业资源无偿或者廉价地向本行业的职工和家属提供。据统计，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甚至更大。

垄断行业将企业福利的成本转嫁于社会

福利腐败是经济转型时期的现象。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问题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破坏了社会公平，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首先，福利腐败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破坏了公平和平等原则，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相同劳动量与劳动复杂程度，在不同行业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必然会在广大劳动者队伍中产生强烈的不平衡心理和不满情绪。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与社会分配不公有着密切关系，而福利腐败对社会分配不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常理，社会福利应当是由全社会承当，用于帮助、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而不是给收入已经很高的垄断企业员工的。现在，垄断企业却利用公众给予它们的强势地位，将企业福利的成本转嫁于社会，在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现象显得比较突出，如果得不到遏制，会加剧利益冲突和矛盾。

其次，福利腐败不仅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还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流失。由于福利低于市场价甚至是无偿的，势必会使部分剩余福利进入市场流通，冲击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例如，福利房被炒卖和火车免票证、学位名额被倒卖便是常见于报端的事件。福利腐败最大、最明显的危害在于把国有资产、税收等全民财富以福利的名义转为个人财富，或是转嫁福利成本，以亏损为由通过涨价增加群众负担，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另外，福利腐败表面看是垄断企业本身得利，但实质上它们是在扼杀自身的活力，无异于“慢性自杀”。由于缺乏改善经营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垄断行业往往阻碍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我国已经加入WTO，这些垄断性行业竞争力面临严峻的挑战，风险与日俱增。在垄断状态下，它可以转嫁给国家，一旦打破垄断，进入市场竞争状态，又将如何自存呢？

福利腐败的根源:员工特殊待遇在于行业垄断

所谓福利腐败其实反映了转型时期的普遍性问题，即通过公权力而形成的行业垄断企业内部的员工特殊待遇，与市场化理念之下的参与主体平等地位之间的矛盾。

其实，垄断行业的内部福利之所以被指福利腐败，恐怕不在于福利的丰厚，而在福利的来源。事实上，即使是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的国家，各种行业也都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潜规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只有该行业是充分竞争的，这种企业内部福利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竞争企业福利的提高是与企业竞争力和利润提升相关的，而垄断福利依附的是垄断利润，垄断行业因其控制资源的绝对优势，加之关系“国计民生”，在保障公共利益的招牌下，往往可以取得价格加行政带来的双重利润，这种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对公众利益的强制剥夺，行政垄断中这种人为剥夺的特色更为浓厚。

造成福利腐败现象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源配置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机制，所以自然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或特殊部门的特殊利益。二是内部潜规则的泛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垄断行业出现的福利腐败现象，其实在很多行业都存在,虽然福利腐败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破坏谁都看得见，而被我们忽视的是福利腐败的高传染性。只要有福利腐败存在，任何掌握公共资源的行业或部门，就必然会跟进模仿并竞相攀比，从而进一步加剧福利腐败泛滥。三是对垄断行业的管理缺乏法律规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垄断行业往往一方面挤压了消费者剩余，另一方面却享受着福利配给的优先权。这很类似一场集体腐败。福利腐败需要接受市场化改革的阳光暴晒！

遏制福利腐败关键是引入竞争

铲除福利腐败，必须从根子上打破行业垄断。企业只有面临市场压力，才会主动去控制成本，才会有自发消除福利腐败动力。

遏制福利腐败根本上还是在于引入竞争。对于行政垄断当然必须破除，对于市场形成的垄断必须限制，即便是对于自然垄断行业(譬如城市供水等)，也还是可以进行经营者竞争的。惟有竞争，方能有硬性的成本收益核算。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其科学经营和民主管理，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上放松管制、引入竞争，这是当今世界各国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的基本潮流，也是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同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有关垄断行业，适度建立起市场竞争机制。特别是一些盈利性的运输、通信、能源等垄断行业，应根据条件成熟程度，逐步取消体制障碍和人为限制，引导社会资本的进入，促进有效竞争。

对于政府直接投资生产的公共物品，例如水、电、石油等国家战略物资，公交、地铁、铁路公共设施，应该加强监管，防止行业暴利危害百姓利益。要建立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实行规范的听证制度和审计制度；要公开生产成本，垄断企业不能以原料涨价作为生产成本提高和产品涨价的理由，“控制了高福利，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同时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垄断行业的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

形成“垄断福利即腐败”的舆论环境。治理福利腐败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垄断福利已成为一些垄断性行业中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的现象，因此，尽快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很有必要，这是根除福利腐败的思想基础。

垄断福利撕裂社会

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高到什么程度？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的描述，其工资是其它行业平均水平的2至3倍，加上工资外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收入则更多，例如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员工的年薪可达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即使是门口的值班员，楼里的电梯工，或者是高速公路的收费员，其月收入都可能高达数千元。

垄断行业的工资增长过快，快到什么程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最高、最低行业间的差距，2000年是4.71倍，2004年扩大至7.52倍。

面对悬殊的收入差距，社会成员产生了“不公平感”。“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势必扭曲社会的资源配置，造成规模的不经济，这种高收入和现今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又形成鲜明对照，加大了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承受压力，容易引发社会情绪动荡。”

垄断：沿袭体制庇护

与国外相比，目前我国垄断行业的垄断形成过程有特殊的一面。

这种特殊首先表现在垄断行业人为地“设置高门槛，别人进不来”。

垄断行业为了挡住民间资本跨进门槛，他们就打出“影响国家安全”的旗号，好像在他们手里最安全，在老百姓手里就不安全了。“这就很奇怪了，粮食是不是战略资源？农民千辛万苦种的嘛，过去统一在国家手里，粮食储备很少，很危险，吃不饱饭，饿死人，后来改革开放以后，粮食承包，藏粮于民，现在粮食吃不完了，卖粮都难了。”

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共产党不能怕群众，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呢？所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缺什么就垄断什么，垄断什么最后就缺什么，恶性循环。改革开放以后就是缺什么就放开，东西就多了，竞争了，要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群众的力量。

垄断的门槛不仅挡着资本，也在阻挡人员，因为公众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并不平等。既然是垄断行业，当然具有相对稳定的收益，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正因如此，在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上就具有了某种暧昧的色彩。公务员的招考被有关部门较为严密地监控起来了，而垄断行业的职员招聘，基本“下放”到行业内部。正是垄断行业在职员聘任上具有一定的“垄断色彩”，使其只保证了一部分人来分配行业利益。

现在的垄断企业是占有行政资源，利用政府的、社会的成本来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

资源垄断性企业对资源收益无偿占取。以石油为例，我国的国有垄断性石油公司是无偿获得石油开采权，本来应当属于全民的资源收益，实际变成了企业的收入。”

与此同时，垄断企业借口与国际市场接轨来抬高价格，不仅成了某些垄断性企业转移成本上涨压力的泄洪口，而且还成了他们获取暴利的重要源头。

这样的作派正是垄断企业与竞争企业的本质区别。竞争企业的经济学特征，是他们的产品必须接受市场给他们的价格，而垄断企业的特征，是他们为自己的产品制定价格，让市场接受。所以，竞争企业如果生意难做，只好“打碎牙齿和血吞”，而垄断企业嫌赚头小了的时候，可以想办法提价，哪怕社会效益因此遭受很大牺牲。

显然，垄断行业更多的是注重自身的企业效益。他们的高薪现状，是计划经济沿袭至今的体制庇护所致，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

反吃和搭车牟利

一些垄断行业具体如何牟取暴利？他们是靠辅业和多种经营变相转移利润。表面上看，企业是国家所有，但其辅业和多种经营的利润却没有被纳入政府监控。企业利用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条件所经营的辅业，实际成为企业丰盈的福利“小金库”。

面对社会的质疑和不满，一些垄断行业矢口不提自己如何赚得盆满钵溢，却仍在高声“喊冤”。而同时，由于获得了高额利润，他们也享受着高薪的回报。

内外有别

垄断暴利并由此相伴而生的高收入和“垄断福利”，此问题给社会带来了双重的负面影响：既在挑战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政府的公信力，也正在扼杀和妨碍市场的正当竞争。垄断企业高收入问题，影响了社会分配秩序、分配关系乃至社会稳定。

事实上，即使是从竞争中胜出的经济性垄断组织，高工资也只在适度范围才合理，即高工资应该反映其市场拼搏成效和对社会的贡献。但我国的垄断行业均属行政性的垄断，工资与贡献并无直接关系，倒是与行政力量密切相连。行政力量生于公共权力，如此用公权损伤利益分配公平，是最为恶劣的生产关系。

尽管舆论对“垄断福利”导致“社会埋单，员工享福”的不公平现象提出了批评，但有学者指出，“垄断福利”最重要的危害是将垄断企业与社会大众割裂开来，使垄断企业不能切身体会普通大众对垄断产品价格的感受，最终出现我们一贯反对的“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现象。

“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设“和谐社会”，而构成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如果这些核心价值观都是分裂的，都是对立的，这个社会是不会和谐的。”

所以说，正视“垄断福利”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分配问题，更是一个垄断企业如何确定自己与普通群众关系的政治问题。

“玻璃门”

“形成垄断企业高收入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企业没有受到严格的规制。”

因为没有规制，垄断企业继续享受着超额利润，无论它怎么改革薪酬制度，还是会保持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很多的平均收入。所以，重点不在于薪酬改革或分配改革，而在于对垄断现象的严格规制。比如有些行业要加快打破垄断的步伐；有些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要加强调控，避免其损害社会效益而增加自己的收益。

垄断行业“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的现象被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对垄断行业的改革正在加大力度，已经把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纳入整个理顺分配关系的大盘子中,按照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低、扩中、调高”的基本思路,“调高”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

中国社会的腐败扩散令人心惊

近来，行业腐败这个概念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流行起来。前一段时间，一些行业中的福利腐败问题，曾引起人们的广泛抨击。如一些公交、地铁等行业的职工甚至家属可以免费乘车，一些铁路职工出门坐火车不用买票甚至可以享受卧铺待遇，一些电力行业职工享受福利免费或优惠用电，一些电信行业领导、职工免费装电话、优惠打电话，某些燃气行业职工免费或优惠使用燃气，一些医院内部职工看病免挂号费等。然而，福利腐败只是行业腐败现象中最表面的部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行业腐败的现象已经相当广泛地渗透于我们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之中。网上搜索一下“行业腐败”这个主题词，就可以发现，在诸如交通行业腐败、电力行业腐败、医疗行业腐败、教育行业腐败、房地产行业腐败、金融行业腐败、司法行业腐败这样的主题词下，都有相当数量的条目。

我们这里所说的行业腐败不是指这些行业中存在的一般性腐败现象或腐败分子，而是指其作为一种行业行为所具有的腐败特征，这种特征的基本之点是滥用公共资源，侵犯公众利益。在此要申明一点的是，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高度不健全，整个社会福利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们将福利腐败作为行业腐败的一种来加以抨击，并不意味着对某些行业职工享有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加以否定。问题是，福利腐败中的福利是以滥用公共资源、侵犯公众利益的方式获得的。比如，当一些行业的职工免费或以优惠价格使用本行业产品时，其成本就会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典型的做法就是变相提价或违规收费。而行业腐败的问题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仅是在于行业腐败在这些特定的领域中造成了社会生活的紊乱，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腐败在不断侵蚀着可以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某些基本的普适性准则，从而导致社会基础秩序的崩解和社会生活底线的失守。

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来行业腐败现象具有一种不断扩散或泛化的趋势。在前些年，行业腐败还主要是集中在某些拥有公共权力或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或部门。从媒体报道来看，涉及的主要是建设、交通、国土、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公安、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但最近这几年，一些平时很少为人们所关注、似乎也不拥有公共权力的“冷门行业”，也不断曝出行业腐败新闻。

比如，殡葬行业几乎是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行业，但在最近几年中，行业腐败的消息却频频传出。一位在四川从事骨灰盒制作生意的人自揭黑幕：“骨灰盒的成本和售价比例大体为1比5，也就是说100元出厂的盒最少要卖500元。而一些高档盒的利润甚至会达到1000％，甚至更多。”在井冈山一些旅游景点，私分门票款的现象一度相当普遍。据说，除了大景点扫地的人，其余所有在这些景点工作过的人员，无一幸免地参与了私分作案。而类似现象，绝非这个地区所独有。孤儿院也是人们很难将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在一些地方，孤儿院变成了摇钱树，甚至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媒体曾披露，某孤儿院院长的座驾竟然是奔驰600。这说明，在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已经深深浸透到社会生活的一些边远角落。

在不同的领域中，尽管腐败现象产生的条件和运行的机制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无论哪一种腐败，都是以权力为核心的。需要注意的是，行业腐败中的权力已经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或行政权力，而且也包括上述权力泛化所形成的一种准权力。与之相联系的是，行业腐败也就成为权力腐败扩散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扩散或推延所波及的首先是某些拥有公共权力的部门，由此，这些部门也就成为腐败频发的领域。有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2004年，国土资源、建设、交通、金融、工商、公安、税务、海关等八大系统已有8000名处级或以上干部因经济犯罪被判刑，有1350多名官员外逃或失踪。接着波及的是垄断部门，比如电力、电信等行业。

垄断行业之所以常常成为行业腐败的集中地，也许在于我国垄断企业的特殊性，即我国目前情况下的垄断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垄断，而是带有权力背景的垄断形式。最后所波及的则是凭借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或技术霸权拥有市场权力的部门，这种市场中的权力使得他们具有一种使他人屈从的能力。其中医疗行业中的腐败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一种。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们对权力腐败寄予足够的关注无疑是必然的。但不具有直接政治、行政权力的行业腐败，却表明了另外一种严重性，即权力腐败的原则和逻辑正在向整个社会渗透，这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现象。

由于权力腐败现象在向整个社会蔓延，导致了一系列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现象：

首先是腐败和非腐败的边界在模糊。这不仅在社会认知的层面上如此，甚至在法律层面上也如此。比如，前一段发生的医生收取“红包”是否属于商业贿赂的争论就是一例。北京市卫生局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负责人称，“红包”是指医患之间收送的礼金，收送“红包”是不正之风，也要认真进行治理，但与商业贿赂是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更多的媒体舆论则认为，医生收受“红包”绝不仅仅是行业不正之风，而是一种严重的受贿行为。因为公立医院应该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更有媒体称，卫生管理部门的上述说法“是个危险信号”，按照这个逻辑，卫生局怎么可能有力打击医生收受甚至索取“红包”的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则指出，国有医院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药商回扣的行为，属于“从事公务”，以受贿罪论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因为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医生的处方行为对国有单位的药品采购、销售和民事责任承担有直接的影响，属于“从事公务”，其利用处方权收受药商的回扣，构成受贿罪。但在裁量决定刑罚时，完全可以综合考虑诸多情节，对其做出适当的裁决。这里所说的“诸多情节”，其实也佐证了界限模糊的存在。

由于腐败与非腐败之间界限的模糊，历来被抨击或被谴责的腐败似乎在社会中开始具有某种“正当性”。行业腐败与一般权力腐败的差异之一是受益者的众多，以及腐败手段似乎不像贪污受贿那样恶劣。这样就很容易使得行业腐败被社会所接受，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奈地接受。在这里，不要小看一些行业为行业腐败行为所作的辩护。当一些公司或管理当局用国际惯例为公交、地铁等行业职工及其家属免费乘车问题辩护的时候，当一些企业或管理当局辩称其职工免费或以优惠价格使用本行业产品是为了培养职工的企业认同感或荣誉感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不能上桌面的东西已经开始在桌面上羞羞答答地露脸。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腐败原则正当化的过程。去年曾发生一件趣事，广州地铁公司总经理解释为什么职工甚至其亲属可以免费乘车问题时，说这是“反恐”的需要，因为“地铁员工的力量毕竟有限，而地铁公司又希望每趟列车在碰到任何情况时都有人能够及时地指导救援，那么这些地铁职工家属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地铁义务安全员的重要职责”。此事曾引起舆论广泛抨击。其实，仅仅看到这些理由荒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理由实际上起着强化腐败的正当性的作用。

腐败与非腐败边界的模糊，以及腐败的“正当性”的形成，既加快了腐败的扩散速度，也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一种腐败文化的形成。在这种腐败文化中，人们不得不接受和认同腐败，不得不习惯用腐败的观点看问题，用腐败的观点指导生活，最后导致社会生存基础彻底被瓦解。

腐败为何集中在垄断行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王建明认为，目前中国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业特点越来越明显，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等行业和部门。

应该说，油水越多的部门，对蠹虫越有吸引力，也往往是越能产生腐败的温床，垄断行业腐败多发即是这个道理。笔者认为，腐败多出现在垄断行业根在权力市场化。

权力市场化主要表现在两点。一种是直接利用权力进行寻租。以基础建设为例，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商业贿赂案件中，属于工程建设领域的占了1/4。据悉，一些施工单位的行贿成本，竟然占了整个工程造价的10%。从审批、规划到招标、投标，从施工到采购，甚至质量监理和验收评估，哪一个环节都需要打点，否则贻害无穷。这些打点的钱跑到哪里去了？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某些官员的囊中。房地产商能敢不行贿吗？一级市场土地全部被垄断，房地产商的钱不送到位，连地皮都搞不到，遑论建房了。

另一种则是通过权力干预来施加影响。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载文称，当前，部门本位主义不断增强，主管部门与下属企事业逐渐演变为利益共同体，主管部门给予下属企事业以行政垄断或特许经营，而下属企事业则向主管部门输送经济利益。这种双赢的牟利方式，牺牲的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利益，获利的垄断业人员和垄断业的上峰。通常来说，垄断行业一方面凭依强大的行政垄断，排斥竞争，拒绝一切民营资本的介入，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利用行政权力抗衡一切反垄断的措施，比如“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或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如自然垄断、国家安全、为政府赚钱等）为由要求从相关法律政策中得到豁免，维持垄断。”

综观以上两条，腐败垄断化的背后正在于权力市场化。公众赋予的公权力，不是良性运作，不是为公众谋取福祉，而是成了寻租、求租的工具，成了维持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有学者认为，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两大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其实，腐败和垄断从来就是孪生兄弟，绝对的垄断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往往根植于绝对的垄断。不打破垄断，腐败断难绝迹，而要想消弭腐败，必须从消除权力市场化开始。

22.7关于行政改革问题

现代社会，由国家公务员组成的政府机关构成了科层制度的主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在中国，国家公务员还被称为机关干部，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化身。

中国官员的数量肯定是世界之最。机构的急剧膨胀，势必带来机关人员的日益增多。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是引起财政赤字、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中国按照苏联行政管理体系即计划经济模式：按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原则，各级部门自上而下对口设立经济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命令管理方式，通过指令性计划、严格控制工商领域的产、供、销、人、财、物等环节，由政府直接管理国营企业。

苏联模式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其特征表现为管得越死，分工越细，机构越多。凡是重要企业，都由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省、市、县各级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都有自己的直属企业。随着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不断扩大，需要管理的摊子也不断扩大。政府机构便急剧膨胀起来，为了方便管理，企业干部由政府任命，也列入国家干部编制序列。

长期以来，干部队伍的主要来源，一是战争年代过来的干部；二是直接从工农大众中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三是军队转业干部；四是大学毕业生。

国家机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就业单位。人们潮水一般涌入干部队伍，一旦进入了，这里就是永恒的归宿。为了能够容纳源源不断的人流，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机构。所以到后来，机构的扩大就不完全是管理的需要了，而成为接纳人员的需要。

干部阶层是由国家用财政养起来的，吃的是“皇粮”，加上中国能上不能下的人事制度，不管经济多么困难，财政如何吃紧，他们的工资都照拿不误。因此，当上了干部，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

长期以来，干部待遇是按等级分配的，比起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来说，干部待遇比较优厚，任何一个干部，只要他努力工作，争取上进，物质待遇就会随着职务的提升而不断增加。

到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干部，尤其是掌握有实权的干部，其身份和地位就更加令人炫目了。

权力是特殊的商品。用权力和社会做交易，百分之百赚钱，且无本万利。

不管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具有价值的财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部门对经济的支配权过大，从资源调配、投资趋向、生产计划，一直到产品的价格和销售，一切都必须经过行政部门批准；于是权力就成为交换社会财富最有分量的筹码。

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使政府集中精力搞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由对企业的直接管理为主，过渡到间接调控为主，继续走给下面放权搞活的路，下放属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

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是政府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在政府的某些机构中，权力和利益是相辅相成的，有了权就有了钱，有大钱可以买通权。为什么现在关卡越来越多，因为从某些地方来看，一个层次就是一种权，也就是一笔钱。

政事不分，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的一大弊端，也是造成干部队伍急剧膨胀，财政负担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执政党的机构与政府的权力如何划分，是机构改革的一大难点。一谈到机构改革，我们往往片面地认为是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而忽略了党的机构的改革。党政不分现象依旧，政府机构的权力边界难以确定，导致了政府机构改革收效甚微。

因此，在进行机构改革时，应该对执政党的机构与政府的权力关系加以明确的界定，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党的领导地位和体制加以具体的规定。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决定了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一是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在继续转变政府经济调节与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把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放在更加优先位置上；二是以精简、统一、效能为原则创新组织体系；三是按决策、执行、监管相协调的要求，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是行政改革最重要的一步，“三定”的质量决定行政改革的质量。

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必然引发政府部门利益结构的调整，政府部门利益结构的调整必然引起部门利益的再分配，部门利益的再分配不可能实现部门间利益的绝对均衡。所以，最容易被人忽视也是最重要的改革力量，就是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

行政体制改革就是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最大限度的追求公共性利益。所谓的公共利益，便是具有公共性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则是具有公共性的个体利益。政府部门利益属于共同利益，不一定完全等同于公共利益。需要一个科学、民主、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需要相关者的充分互动，才能将狭隘自私的利益过滤掉。

加大行政权力的内部约束力度，实现行政权中决策、执行、监督分开制约，按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推进，是政府改革的一个既定方向。

从一定意义上看，决策是利益的划分，执行是利益的实现。决策、执行、监督高度集中于一个部门，容易巩固“部门职责利益化”，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的扯皮打架，容易使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彼此干扰。

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我们似乎很难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美国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通过长期调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帕金树定律”：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申请退职，把位置让过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在某些领导眼里，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力和荣誉；第二条路也不能轻易去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很可能超过自己，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合。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也就只能上行下效，再找两个无能的助手。

“帕金树定律”至少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不负责任的地方领导，一旦走到领导岗位，臃肿的机构就难以避免，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就必然会形成恶性膨胀，陷入不用自拔的泥潭。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建议》除了强调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重要内容外，还提出了深化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次。这里面包含了如下几个要素：

一是进一步调整政府结构的设置。加强和完善从事经济调节和社会管理的机构，撤消那些直接从事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及社会事务的机构。

二是合理规范党政机构的设置。撤并党外和政府职责相同与相近的部门，确实需要党委和政府共同承担的职能，尽量采取合署办公的形式。

三是理顺上下级政府机构的设置。根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划分，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税务、金融、投资和社会保障以及工商、质检、国土资源管理等领域的分工和责权。

四是减少行政层级。

地方政府的“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两个看似南辕北辙、互不相关的问题，其实指向的是同一问题。在相当一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中，“政令不行，有法不依”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既是削弱中共执政能力的毒素，更是权力腐败的温床。在国家加紧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之际，对这种有损执政党权威的痼疾，包括不医。

中共执政近60年来，党政一体，大权独揽。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社会经济事务相对单一，这种包揽一切的的体制和严格的党纪政纪制约，使得上令下达，上呼下应。然而，地方政府的“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两个看似南辕北辙、互不相关的现象，其实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高度多元化与活跃，党政一体、包揽一切的体制与今天变化了的经济基础已经全然不相适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权力无所不在的社会管理模式，势必造成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由于各级政府权力过大，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以至超出了其所能承受的责任限度。这样一种权限划分，任何有能力的政府都难以承受。

其二，由于缺少自下而上、由外到内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无限延伸比如滋生腐败。各级、各部门的掌权者可根据地方和部门利益的需要，来决定处理问题的轻重缓急。这就成为各级政府“乱作为”的依据。

在现代社会，政府权力是不可缺位的。但同时，其责任也不可或缺。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应当是对称的，有多大的权力，就负多大责任。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也必然是循权求责，权责不对称必然出现体制困境。

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建立有限权责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和方式。在某些方面，政府仅仅应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社会矛盾的调解者，以及社会与市场的服务者，而不应该包揽所有的社会事务。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让政府从不该管的事务中退出来，权力止于其所能承担责任的边界，将边界之外的处置权交给能够自理的市场和社会。唯此，才能顺应客观规律，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社会的运行更加活跃，更有效率、更趋良性。不仅如此，只有当权力收缩到它能够“管好”的范围内，掌握权力的人才能真正对自己的职权负责，整个政府体制的运行也才能真正做到政令畅通，有法必依、违法必纠。

有限权责政府必然是民主法治的政府，即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来制衡政府权力，防范和遏制腐败。在政府的权限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应该遵循公开、透明的程序。在不同职权之间应该有明确的权责界限。一个部门的权力延伸到哪里，责任就应该到那里，责任之不能及，权力亦不能及，不能搞从上到下，权位高者“通吃”。一旦出事，相关部门的官员即成为第一责任人，被追究渎职罪，而不能上下左右推卸责任。这种权责对应的追究制度不应该局限在政府内部，还应该与人大、政协、司法、媒体等异体问责形式有机结合，使政府行为受到全社会的监督。

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在有限权责政府。这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市场条件下转换政府职能的应有之义。有人担心政府权力从一些领域退出后，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其实大谬不然。与其包揽一切，吃尽辛苦却不讨好，不如只抓自己能够管好的事情。政府包袱轻了，轻装上阵，行政效率才能提高。在民主法治的规制下，权责对应的改革不但不会动摇执政党的地位，反而会大大改善其形象，强化其执政地位。更重要的是，这种改革只有成功之难，没有失败之险，不会引发整体性的社会危机，却可以与现行体制进行平稳对接。

权责对应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政治秩序保持良性运行的关键。在现代西方社会，权责对应是通过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公共权力由公民自由选择、授予，权力与责任的边界由宪法界定，并定期接受选民的调节。

当代中国实行的是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体制。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是超然于不同利益集体之上的仲裁者，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制度有利有弊，其利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能更方便地整合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投入某项具体国家目标；其弊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易走向自我膨胀，并因缺乏监督而在过程脱离其目标，权力部门成为利益主体。

毫无疑问，上述权威体制的弊端与“权责不对应，对政治权力难以追究责任”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在现行体制下建立权责对应就成为关乎中国现行政体能否有效运转、甚至能否有序持续的重大课题。体制内学术往往回避根本性问题的存在，虽然提出了“官员问责制”这一治标之法，但在实践中见效甚微；体制外学者则基于西方经验往往断言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权责对称，只有彻底的政治转型才能消除体制弊端。

中国在现行体制下仍然有着建立权责对应机制的空间。既然权威社会政治权力的一强独大的现实难以改变，那么政治权力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并且建立起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这种责任追究不应该被掩盖在政治权力的体系之内，而应该形成外在的法律体系，能够受到全社会的监督；有关责任追究的法律条款不应该抽象、含糊，而应该准确、具体，便于外界形成清晰的判断。换言之，权威社会其官吏既拥有最大权力，就应该承担最大责任；既拥有处置几乎所有公共事务的权力，就应该对所有相关后果负责。一旦有事，政府有关官员应该成为第一责任人，被追究其渎职罪，而不应该仅仅拥有追究他人责任的权力。官吏至少在程序上不能超越于法律的管辖之外，而应该成为法律管辖的第一对象。

要求自己对所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后果负责，成为不仅仅是自己的直接错误，而是包括经济衰退、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官民冲突等所有公共事务的第一责任人，随时面临被追究渎职罪的危险，这种窘境显然是现行权力体系下的官吏们所不能接受的。不仅是主观上不愿意，客观上也无法承受。这种不能承受正是这一思路的意义所在，如此即可导出真正的解决方案。办法很简单，就是要官员们从所有自己不能负责的事务上退下来，将权力下交或者横移，让其他部门、自己的下属或者民众自己来行使权力，承担责任。总而言之，权力应止于其所能承受责任的边界。权威社会可以自上而下、尽可能地扩张政治权力，但不同职权之间，权力的上下级之间、官民之间，应该有明确的权力边界。每一官职的权力延伸到哪里，其责任就延伸到哪里：责任之不能及，权力亦不能及，不能搞从上到下的权位高者“通吃”。

要重新按责任之所及确定各类、各级权力的边界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但这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改革的优势在于：只有成功之难，没有失败之险，不会引发整体性的社会危机，这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宪政的分权制衡机制，它完全可以与中国现行体制相对接。只有建立起这样一种法制体系，这样的责任追究机制才能在现行体制下建立起责权对应。如果党政官员只有权力，没有责任，或者权大责小，无法有效追究责任，整个政治生态的恶化就难以避免，腐败弥漫，官民矛盾的愈演愈烈也难以避免。要真正依法治国、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政权基础，就应该以法治吏、建立权责对应机制。这是走出权力膨胀、官民对立的恶性循环，使社会治理趋于良性的必由之路。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孔菲力的说法，政府的治理，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控制的过程。在传统社会，政府倾向于信息封闭性管理，逐级信息量递减，只有最高层的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在一个相对封闭而且信息传播手段十分落后的社会里，这种信息的控制方式无疑有其合理性，因为至少政府可以做到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地防止不利信息对社会稳定的伤害。而且，在那种社会里，信息量的多寡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荣誉，跟他对体制的效忠程度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只要官场或者王朝的道德还能维持，这种信息控制方式就能奏效。但是即便如此，这种治理方式也会伴随着小道消息流行的弊端，时常扭曲政府的形象。

历史的惯性使得人们往往沿用过去的方式，每遇突发事件，首先的反应就是先瞒下来再说。事实上，政务公开，建设公共行政，也是竭制腐败现象的有效工具。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有多大规模的欺和瞒，就有多大规模的腐败。竭制腐败仅仅靠内部监督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把行政过程放在众人的视线之内，猫腻玩起来才会有障碍，所有内心有鬼的人，其实最怕的就是被暴光。

其实，政务公开作为中国政治和行政改革的一个方向，已经说了很有一些日子。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公开，怎样实施公开，却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在政务公开问题上，应该抓住信息公布与传播这个关键。政府的定期新闻发布，不仅仅针对市民，而且针对媒体，在媒体的平台上，各路英豪，包括专业人士以及特别关心某些事物的民众，都可以就政府公布的信息展开讨论。这样，政府政务的决策和实施就可以尽量避免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甚至产生腐败行为。同时，在新闻发布会上，媒体的提问，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质询，如果政府部门在某个问题上说不清道不明，不仅自身尴尬，而且还会引发进一步的追究。

建立理性的官僚制度和公共行政架构，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所要避免的，是所有制度改革常犯的老毛病：日久生疲，流于形式，尤其是当这种改革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的时候，制度就会变形，直至变成跟原来的初衷完全两码事的样子。公开才能公正，公开才能竭制腐败，只要政府把自己放在了阳光下，那么政府自己也就阳光了。

近年来关于改革的激烈争论之所以爆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约改革的深层次体制因素没有被触动，以至改革常常被变形，改革收益过分向强势利益集团集中，改革代价过分向弱势力群体倾斜，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不和谐，并由结构性的不和谐导致社会运行的不和谐。

制约改革的深层次体制因素，首当其冲的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现象。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由于权力运行的特殊性，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为了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成熟的市场经济都会严格限制权力介入的领域，并且对权力的运行实施有效的监督。中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行政性资源配置不仅在国有经济部门依然存在，而且近年来已经出现向非国有部门渗透的苗头。

社会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客观上存在着权力市场化的可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中的寻租，不难发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股票融资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权力作为个人或群体的资源参与市场化，本质上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在形成暴富阶层的同时，不但侵犯了他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收益，而且减少了社会可支配的经济资源，削弱了社会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加剧了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的利益关系失衡。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并非当下争议的焦点。真正的焦点在于，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且使后者产生严重扭曲。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构成严重的扭曲，在一些本不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举步维艰。在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改革等领域，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要素市场化滞后是制约改革与社会和谐的第二个深层次因素。现代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主导资源配置。中国改革在推动市场化的进程中，取得重大进展并且也最成功的方面，是重塑多元市场主体和产品市场化；而在对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市场方面，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这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在基本要素市场发育和形成的过程中，劳动力是最早市场化的要素。

在土地市场化方面，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在土地市场化中，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土地使用权拥有者的利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近年来在城镇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发生大量民事纠纷，并非仅仅是利益补偿问题，而是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征用与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中的功能定位及运行程序方面的缺陷。

资本要素市场滞后集中反映在借贷市场和股权融资市场方面，其基本特征是以服务于国有企业资金需求为主；这种状况不仅严重不适应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现实，而且蕴藏着极大的系统风险。

制约改革的第三个深层次因素是经济转轨中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平衡问题。市场机制并不能自然地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平衡，没有市场之外的力量，资本的统治就不可避免。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也会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便是国有资本，由于代理链条的下端代理人几乎获得了与私人资本同样的权力，并且在若干方面模拟私人资本的经营方式，客观上也存在职工权利被侵害甚至被剥夺的可能。问题在于，平衡资本和劳动的机制滞后，特别是代表劳动组织化力量的工会如何适应市场化进程，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的“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从一些地区企业职工的工资长期不变到人身安全等基本权利屡受侵犯，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劳资关系”的不协调和工会的缺位。

制约改革的第四个深层次因素是利益表达机制的扭曲。90年代中期以后，利益分化不断提速，冲突的社会性特征日益突出，冲突的焦点几乎普遍与不同的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相关，在基本价值参照系方面形成共识的困难越来越大。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思想观念的激烈冲突本不足怪，利益多元化和思想观念多样化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问题在于，在利益平衡机制还很不完善和健全的条件下，强势利益集团往往占有甚至垄断表达渠道。这种状况一旦左右现实发展方向，就会加剧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上述所有制约改革的深层次体制因素无不与行政管理体制有关。换句话说，正是居于传统体制核心部位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了改革的诸多变形。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只是在技术层面上模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很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这种模仿在短期内可以产生较大的收益，甚至可以率先推进产品市场化。但从长远看，由于在制度机制上尤其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层面，传统的制度机理仍然发挥着强力作用，致使要素市场化很难向纵深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问题，而且牵涉到经济、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实质上就是针对传统体制的核心部位展开的一场攻坚战。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衡量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指数。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十一五”建议以行政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各项改革之首，把行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作深化改革、推进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应该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倾斜；并通过制定和维护公平竞争的规则，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社会进入转型期，通常有四个显著特征：人们格外关注经济利益；社会骚动不安；犯罪显著上升；官员腐败严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目前面临着与西方国家当年类似的问题。

改革低效率重复造成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触动，最难的改革全都留到了最后。中国体制改革将处于艰难的攻坚时期，一些高难度的改革，将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改革成本集中支付，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中国进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使得改革成本得以集中支付。但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需要大规模地支付改革成本。

政府机构改革表面上看是人员的增减，是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背后隐藏的是利益关系。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每次新的意见、建议和方案的出台前，都会有很多争论，这表面上看是不同观点的争论，其实是各种利益的争端。

90年代之前，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不是很明显，改革能够普遍提高各群体的收益，改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而近年来，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的现象，还有利益集团崛起已经为人所诟病。“十五”期间，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已经很明显。“十一五”时期，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利益群体的分化将更严重。不同收入群体、不同阶层的人群在利益需求上与以前大不一样，他们对改革持有的看法也各不相同，这使得改革的阻力进一步增大。

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靠一种间接的力量来推动，这种间接的力量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力量，还有社会的需求。

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还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转换。到现在为止，政府还行使着很多不属于自己的职能，比如一些政府往往代表企业进行招商引资。对企业干预太多，这是政府职能的错位，政府部门主要应该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改革不要受利益中人左右，比如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和进行垄断行业改革，最好不要由相关部门自己制定政策，应该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提出改革方案。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

即使是“零价格”甚至是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行政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往往远比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尽管教训很多，但行政决策在某些部门长期存在的主观性、随意性等弊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行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在中国，政治压倒一切，行政没有相对的独立性，更谈不上科学体系，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属品。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可以平等的参与国家管理。

陕西省榆林市的路志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官员，他即是常务副书记，同时又是常务副市长，在中国的政治人事中，这种安排无疑位高权重，且相当少见。

他在2005年12月27日陕西省法制办召开的一个小规模的《陕西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论证会上，放言炮轰基层行政的十大弊端，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甚至在外界引起一场讨论。

他说的基层行政的十大弊端是：

一是行政权万能。明明是下级的权力，明明是部门的权力，明明是副职的权力，但就是这么被上级领导给抢夺了。

二是将法规变相、变形。明明法律有规定，但他就是不给你按这个来，甚至给你变相。这个问题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比较突出，也比较普遍。

三是法与情、法与理互相脱节。比如说，有个农民把一个年轻人撞死了，按法律规定这农民就要赔10万块钱，但他不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如果给他调解成五万元，当场结清，这不就解决了？结果不这样干，所以有法难依。

四是一些人依法搞腐败。政府的很多部门一般都至少掌握一部法律，且好多法律自由裁量权太大，许多部门就依靠掌握的这个执法权搞腐败。权力运行不规范，现在的行政权力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按说国家行政人员，特别是行政领导，你的权力必须是法律授予，现在很多情况是，自己给自己设定权力。比如应该下属管的事，他一句话就拿过来了：“这些事情以后要经过我批准啊”，进而形成了制度，如果按照依法行政的话，这都是不适合的。比如环保超标了，我可以罚你1千到1万都行，那么我一旦抓住就按最大额度罚，拿着法律条文在你面前一念，你害怕了，赶紧找人，请吃饭、送礼。罚1万变成了罚1千。这样他也不违法，都是依照法律条款罚的，这就是依法搞腐败，利用法律的自由裁量权搞腐败。

五是决策不科学是最大的腐败。决策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个决策失误就苦恼造成1亿甚至10亿的损失。

六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出现一言堂。现在基层有法不依、决策不科学、依法搞腐败等问题，最大的根子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

七是利用掌握的政府信息搞腐败。比如招标，本来三天完成的事情，他们一天就搞完了；本来要开信息发布会，他在不知名的媒体给你发布个信息。这样他可以限定信息公布的范围。

八是审批权过多。我国的行政审批权，尽管减少了好几批，但还是多。减少审批事项后，有些机关往往抓住一个特殊事例夸大，又把权力收回来，形成反复。

九是办事无期限。好多机关办事没有法定期限，很多人利用这个时间段来搞腐败。

十是行政成本太高。有时候开半天会，也要通知地市的市长或者分管领导来，这得花多大的成本？

路志强还说：我不是回避（人事腐败）这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很敏感。不可否认，在组织人事上也有腐败，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本来这个人博览也行，应该上。但是他害怕被别人挤掉，就请领导吃了一顿饭，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比较普遍，你说这就是买官卖官吗？有些人水平不行，民主推荐也不行，领导硬是把他弄上来了，老百姓认为是腐败，但这也可能是领导认识问题。

行政权力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个社会太复杂，有些事情按法治来看确实很不适合，但在基层也就这么干了，久了大家也就默认了，依法行政确实必须加大力度，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榆林当地人看来，行政十弊无疑可以折射出当地的一些生态。作为一个“有切身体验”的官员，他的发言显然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的难点有五个：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加大了；

二是对政府自身改革的要求高了，长期作为改革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政府部门，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本身也成了改革的对象，需要大幅度地减少和放弃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

三是改革越深入，对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就越高，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向主要依靠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是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强，不仅要参与改革，而且更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

五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要考虑国内的情况，而且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要求更高了。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体制在某些地方有明显的向旧体制复归的趋势。不少部门为了强化部门利益，取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项审批权，但却在更重要的方面加强了权力；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方面的矛盾突出。事权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划分，这反过来又诱发了地方政府增加审批权和收费渠道的行为。

22.8关于体制改革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使民主制度和法律具有权威，起码需要厉行宪政，实践分权制衡的政治原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组织和机构都无法破坏民主和法治。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对政治体制的诸种弊端提出了改革的意见。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影响很大，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7年中共十三大肯定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并且明确将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纳为三点：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官僚主义严重；三是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

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弊端的总根源。因为：

第一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历史一再证明，权力过分集中与个人专断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常常造成决策的失误。对权力过分集中如不限制，象“文革”这样的悲剧也不能保证不再重演。

第二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必将滋生官僚主义。一方面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墨守成规；一方面表现为临时机构激增，行政机构臃肿庞大，因人设庙，人浮于事，不讲效率，决策缓慢，内耗惊人。

第三由于权力过分集中，造成多年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等现象。许多党组织事无巨细，包办一切，以党的职能代替国家职能，以党委、党组代替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党组织也对同级人大、司法机关工作干预太多。结果使党组织陷入事务之中不能自拔，缺少考虑大政方针的时间和精力，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降低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而政府部门对企业统得太死，常常又限制了企业的自主权。

第四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从而产生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有些党性不强而又大权在握的领导者凭借职权，大搞不正之风，捞取各种利益。而封建社会崇尚终身为官、官贵民贱的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建国以后一直没有明文规定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则在权力过分集中的掩护下得以滋长，至今不易解决。

第五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某些下属干部对主管上级的“愚忠”，形成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作风，在某些干部层中形成一级隶属一级的关系网和“依附关系”。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某些部门政治体制的保守性。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弊端以权力过分集中最为严重。但是，这种弊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建国多年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传统有关。自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以后，历代王朝无不仿效本加以强化，这种皇帝独裁、官僚政治、等级特权、文化专制是专制统治的对象特征。今天封建制度被推翻了，但封建主义遗毒尚未彻底肃清，给人们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历史上多次强调党的集中统一有关。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武装斗争，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是必要的。建国后在某些时候和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也是必要的。但不看情况的变化，一味强调集中统一，则是不可取的。过去中央和地方分权，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职权划分问题。政治体制没有适应国情的变化而转变，因而用战争时期的方法搞经济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政治运动则是必然产物。

权力过分集中与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历史上盛行的家长制有关。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革命队伍中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架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们长期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各级党政部门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而且“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集中于第一书记。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没有严格完善的政治制度，以及对其重要程度缺乏认识有关。由于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及其他种种原因，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这就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

权力过分集中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由于又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夹杂在一起，从而使它的危害越演越烈。

体制改革涉及三个方面：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

中国的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各种体制性障碍也日益突显，如何尽快构建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于一体的“三角形”体制改革体系，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急迫任务。

政治体制、社会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以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点、线式的改革必须尽快走向“三角”型的改革。在这个“三角”型的改革布局中，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执政”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解决“效率”问题；社会体制改革则侧重于解决“公平”问题。目前的体制改革还只能是“不等边”三角形，经改边长，政改边短，社改边尤其短。“三角形”体制改革的归路，应该是从“不等边三角形”到“等边三角形”，总体目标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圆满和谐、协调发展。

“三角形”体制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一是当前政改的核心是党政关系问题。解决执政问题始终是“三角形”改革的核心问题，理顺党政关系又是核心的核心。执政不等于行政，政府才是行政的主体。理顺党政关系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党政职能不清、机构和分工重叠、责权不统一等问题。党应该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通过法治的渠道，将自己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领导政府行政，而不是通过人治，或者仅仅靠主要领导个人的权威来实现。

二是政治信仰与社会信仰相彰显。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仅有政治信仰是不够的，执政党的政治信仰不能代替社会信仰。要根据本国的传统的主流文化，形成有特色的社会信仰，并利用这个社会信仰来治理国家。

三是依法治国、以德治国，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党、、以德治党。在推进“三角形”改革中，应该把法治与德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考虑。这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期全面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

四是适度的民主、高度的法治。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制度建设的两块基石，作为一种改革方向，民主要适度超前，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民主具有阶段性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今天，由于法制不健全，国情比较复杂，民主不能走得太快，不能以最终的民主要求来审视现状，也不能以目前的民主原则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目前我国基层各种问题的解决，除了要有民本思想、民主意识外，还要有法制观念，不能简单以民主手段解决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五是要坚持公平与效率原则。公平与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准则，在改革初期，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我们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改革的天平应该向公平一边多倾斜一些。

六是要善待改革者。这一点在当前这个阶段非常重要。进入全面的“三角形”改革后，改革难度将越来越大，体制的、制度的、人为的障碍——即所谓“雷区”必定越来越多。不能将体制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归罪于改革者，不能将应该由社会和体制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改革者。

22.9关于政治制度改革

政治制度改革本身需要长期的磨合，需要其他方面尤其是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配合。能不能解决中国的权力扩张和腐败问题，还很难说。由于政权整合已经成为维持社会有效运转的唯一支柱，它的力量不但不能被削弱，还必须得到加强，这就是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的触角越来越深入的内在动因；改革不能根本性的触及对象，而只能迂回曲折地整边补角，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悖论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是为了吸收国际上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吸收的东西分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观念层次（也可以说是文化层次）。

许多政治体制中暴露的问题正是源于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因此，干部人事与人才制度改革将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

政治改革能不能启动、中国能不能走出现时僵局和历史轮回，就在于能否出现新的、有竞争力的温和渐进的政治理论和主张。

中国现在的政治结构完全是自上而下建构的，中央权威是维系这种体系及其认同的根本纽带；全民政治认同迭经损折，没有通历政治参与的强化。此时，不管是启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程，还是突出中间的地方化联邦化进程，都意味着原来的政治结构解体。一方面，中央政权主观上决不可能认同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另一方面，客观上社会在旧权威丧失，新权威待立之际，也必然出现权威真空，可能致中国于政治危机之中，并且可能爆发全面的社会危机。

在中国，所有的反中共化进程都不可能获得中共支持，都只能在中央政权严重衰弱之后才有启动的可能。

要启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就必须设计出不会致中国于动乱的方案，即必须在顺应中央化结构、保持中央权威的方向上进行。

根据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理论，在中国社会，政权及其人格代表（执政者）与其代理人官僚群体可分别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民权民利的具体侵害，主要是各级官僚由自身利益驱使的作为，它并不符合政权本身追求稳定性、延续性的根本利益。官僚群体能够背离政权及执政者而操作自我利益，关键在于它拥有代理权力执行的地位、握有相对于执政者和民众双方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因此，在传统社会民众往往“只反铁外官，不反皇帝”，这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较优选择。

执政者在当前能否有效约束其代理人的关键是能否打破官僚群体的信息垄断和上下封锁，这需要借助于上下沟通，实行“信息民主”，放宽媒体的言论尺度，将舆论监督集中在官僚群体的权力侵害、以权谋私行为上，暂时不涉及政治体制。

由于以“反腐败，求公正”为号召，民众诉求可以不涉及政治制度，不指向最高执政者，政治进程将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可望获得政权高层认可；由于民众和执政者有着共同的对手——腐败官僚，从人的需求层次理性而言，在实际侵害者有可能解决还没有解决之前，民众的自我意识不会将矛头指向支持反贪官的皇帝。

从经验看，政治进程一旦放开，似乎就会呈现一种自我加速的趋势，政府、民间都无法控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向极端。

中国政府的考虑是：既然政治过程一旦开放就会自我加速，走向极端、走向中央权威丧失，那还不如把它放一放，集中精力安安静静地埋头搞经济；只要经济搞好了，人民普遍满意了，到时候再谈政治，就可能拥有一个较为宽松、易于妥协的环境基础。

由于权力腐败猖獗，由于体制内缺少制衡腐败的有效手段，由于社会本身还没有成长出足以抵制权力的资本力量，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危险期，路越来越难走。

虽然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工业化过程都不可避免伴随大量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引致社会普遍不满，但只有权威政体国家，这种不满才无处宣泻，只能转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怀疑，必然加强社会结构的刚性，加剧社会和政治危机。政治合法性的削弱也必然导致政府行为有效性的削弱，无论改革、发展还是稳定，都可能越来越难以持续，这才是当前模式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

造成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刚性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民主即行”主张和理论；二是权力腐败难以抑制。后者导致了普遍的社会不满即使原地不动也难以维持。中国问题的政治出路，就是要着眼于解决这两大难题，在左右之间设计出一条新路。

政治进程离不开压力，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单靠既得利益者的施舍，社会难以前行。但是，压力并非越大越好，而要适度；更必须讲究策略、考虑力量对比。只有在力量上占据优势，改革才能推进。当今中国社会能否启动政治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是中央权威，只有中央权威认同，改革才可能启动；只有执政者和民众联手，改革才可能推进。如果将改革目标直接对准现行政治制度，在中央政府的压制下，这种改革将看不到启动之时；在政权和官僚们的联手压制下，社会自发的进程也会困难重重。

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根源于原有制度对现实变化的不适应，或者是不支撑新的社会目标。

中国的改革必须在实践中摸索适合自身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的具体模式。政治制度的成功，必须能够与社会环境协调适应。后发展国家的制度引进，只能引进西方制度演进的最后成果，无法引进社会演变的整体过程。因此，中国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主要应靠自己摸索，创造，西方国家的成形之作，只能作为参考。

中国未来的制度模式决不会仅仅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视自由为最高价值和唯一标准，将自由主义价值与西方制度模式绑紧在一起，捆绑销售。这种做法限制了制度创新的操作空间，使“全盘西化”成为必然选择。中国改革在价值上要兼顾多重目标，在结构形式上要适应具体国情。这样一种制度演变和创新，并非单纯按图索骥的生产制造，而是从研发到生产的整体过程，当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能期望一步到位。

改革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此”是现状，“彼”是能够实现富民强国和现代化目标的制度模式。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只能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在针对现实问题的反复试错中摸索，即使针对每一阶段性目标，也有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

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民富国强、实现现代化。因此，改革必须兼顾社会多重目标，不能不惜代价、不顾一切，这正是改革艰难之所在。改革以民富国强为目的，所以它不能将社会多荡、国家竞争力的大幅衰落为赌注。

另一方面，改革也是社会利益的调整过程，其进程和方向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对比。按照经济学新制度学派的观点，制度变迁都是社会强势集团主导的。宪政民主制度之所以普遍盛行于西方，是因为它符合了市场社会最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随着东方国家经济全面走向市场体系，随着市场力量的日渐壮大，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好子迟或早会走上类似宪政民主的轨道。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下，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展开。由于政权体系对社会稳定的高度敏感，改革只能在不改变根本性力量对比，不危及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启动。这样的改革只能是渐进。

渐进改革成功的条件之一是社会能够拒绝激进，包括能够抵制激进理论对民众的诱惑与鼓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当前思想界主流的自由主义理论，虽然与改革取向具有某种价值上的一致性，但在客观效果上，却成了渐进改革的一大障碍。

中国的命运祸福系于能否持续保持政治稳定；在现行体制和国家社会格局下，最有能力对政治稳定造成致命打击的就是高层的权力斗争。中国之乱患，不在体制之外，而在体制之内。如果在机遇和危险并存的关键时刻，中国陷入了纠缠不清的高层内斗的话，那么，不但26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可能毁于一旦，甚至可能从此陷入万劫不复。

政治权力能否在长期稳定中实现和平更替，这本来是权威政体的最大难题，也是民主制度相对而言的最大优点。现在，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中国似乎已经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较有保障地解决了这一根本性的难题。

中国的权威政体关键是必须保持对现实变化的高度敏感，不墨守成规，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革新；既不“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又能虚心“借鉴世界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权威政体的“现代退让制”比之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还有其明显优势。“突然子制”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往往都是久经考验、能力卓越的治国之士，而绝不可能是只擅长哗众取宠的明星。国家领导人的高素质保证，在权威政体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领导人的权力交接，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合议制政治的优点。即，事先指定并培养下一代领导人，使其深刻认识世界趋势，并在外交、政治、国防、经济领域中积累经验，从而预防国政混乱与国家彷徨的问题。

从政治改革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角度来看，选择政治改革的目标必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也就是说，要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并且是根源性的问题，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解决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建立一个民主的改革财政制度可以考虑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优先目标。

首先，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党政官员的腐败、政府权威减弱等。而这些都与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关联。

其次，公共财政的政府有效介入经济和政治之间，较之其他一些政治改革的入口较少敏感性，也容易操作。

公共财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公共服务的范围随政府的能力大小而定，但基本上都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福利制度、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没有公共参与，公共财政制度就很难有透明度，腐败也因此变得不可避免。而预算是政府运作的血液，控制预算就是制约政府的最有效手段。公共财政制度改革需要保障公民的预算权。

官员为何漠视政改

此据《北京日报》报道，以培训中国高中级官员为使命的中央党校，曾颇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中央党校此次调查显示，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中，被官员们排在前三位的因素依次是：“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38.4%)、“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17%)、“处理好党政关系”(19.0%)。而“扩大党内民主”、“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严格推行干部任期制”、“精简党的机构”、“强化舆论监督”等对中国政治改革更具实质意义的因素，则受到领导干部们的冷遇。

其实，这个调查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处于中国决策层之下的各级官员，就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政治保守的历程，已经把当今社会推向了一条权力垄断市场条件下的不平等竞争道路。掌握权力资源的大小官吏，正好趁经济转型时期权利义务关系失调和社会结构大变动的失序之机，凭借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垄断，把手中的特权转化为生产金钱的机器，各职能官员政经合一，相互利用，合伙营利，已经形成了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贵资本阶层。他们中不少人贪污腐败，日进斗金，并假各种改革开放名义，通过各种途径，将公有财产据为已有；不少人的资产多达千万、亿万，公众媒体上三天两头都有被揭露出的报道。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约定俗成的“权力交易市场”。这就如同西方自由资本市场条件下那种资本所有者合伙经营，按股份大小占有企业资本，分享剩余价值那样；在中国权力资本市场条件下，各层官员合伙执政，按权力大小瓜分公有财产，分享剩余价值。他们用“人民公仆”的金字招牌为“免费证券”，在一切社会资源领域“通吃”免费大餐。各级官员不仅暗地权力寻租，而且阳光工资一调再调。他们穿名牌、戴名表，吃喝玩乐，公费疗养，公费旅游，出国观光，各地考察，即使调息、养病都由国家统包，大把、大把花钱，从不受纳税人的制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还要“谆谆”教导人民，西方的权力制约国家，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剥削制度，而他们才真正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平。这样的制度还需要改革吗？保持这样的制度稳定，才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完善发展才是今后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少数人通吃”法则不变。因而他们才漠视民众对社会制度公正性的渴望。由此一来，由于权贵阶层漠视政改，对民众利益不断挤压，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权贵阶层凭助公共权力挤占下层民众的权益，公正分配与调节社会资源的机制失衡，贪婪的权贵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形成强烈的官民对立、贫富对立格局，外部性的制约因素导致大量贫困人口处于生存难境。这种公众感觉和国家宣传的截然背离，反衬了官方“太平盛世说”的虚假。

眼下，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凸显，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问题尤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各种矛盾累积。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等普遍增强，和对民主变革的要求十分迫切，以及对社会腐败的一致公愤，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然而，由于不受任何社会力量制约的权贵阶层，是不平等竞争市场上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恰恰站在了公众期待的反面，对中国民主化改革本能地持消极或反对立场。对内，他们无视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间不满的愤怒指向的是中国和政府的整体，而不是他们个人；对外，他们不惧怕国际舆论批评，因为代表共产国家形象的是胡温几个领袖，丝毫也消减不了他们的官位与权力。他们需要的正是在不受制约的权力和没有法治的市场条件下，“两合水”里“浑水摸鱼”，大发横财。腐败透支的是整个国家的公民利益和胡温领袖们的执政资本，肥得却是他们在官一时的腰包。所以他们需要的是“缓政改”。腐败才能维持他们“通吃”社会资源大棋局的稳定。

22.10关于问责制的问题

在我国，国家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和委托；政府官员受人民的授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这是问责制产生的法理性基础。问责制虽然外化为具体的责任形态，但其实质却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因此，问责制体现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过错受追究”的精神，使政府由“强势政府”迈向“责任政府”，是当代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问责”实践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人治化”色彩很重，更多的问责是建立在领导个人意志的基础上。虽然被问责的官员犯的有可能是对民众的过错，但实施问责的压力来自于上级领导，因此仍然属于“下对上负责”的范畴。换个角度说，也就意味着领导如果重视，自然是有责必究；如果领导注意力转移，就是该追究的也可能不了了之，使问责往往徘徊于暴风骤雨和轻描淡写之间。从深层意义上讲，它还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问责成了领导个人操纵的工具，变相地强化了领导的个人权威；而制定或实施一些明显与现行法规相抵触的举措，无形中又削弱了法律的地位。这种形态的问责是典型的“行政性问责”。行政性问责往往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但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作，就需要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

民主是责任的前提，一个专制政府是无责的；民主是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也只有责任政府才会自觉地推进民主。

问责制的三种情况：

有责任但无责任人

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和行政废弛情形中，常常可以见到“有责任但无责任人”的现象。

有责任但无责任人”在晚清有着典型的表现。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在他的《官制议》中痛心疾首地斥责当时的情景“乃以四万万人之大国，无一人有国家之责任者，所谓国无人焉，乌得不弱危削亡哉？”偌大一个国家，议政者多，“义愤者多”，但就是没有真正负责任的人，人人都可以堂而皇之、理由充沛地视责任为他人之义务，而与自己无涉。因此，尽管国家的责任“诉求”历历在目，但就是落实不到具体的官员身上，无人承担具体的、明确的职责，以致于在一个即将倾倒的大厦下面，官员们不是袖手旁观，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正是这种“有责任但无责任人”的状态，为清朝种下了最终灭亡的种子。

苏联的垮台也是“有责任但无责任人”现象的很好例子。实际上，无论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教条，还是其发达的国家官僚体制，无处不有“字面”的责任，但就是难有责任的落实，难有责任与具体官员牢不可分的联系。“责任”于官员而言，是国家的事情、公家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的事情。

“有责任但无责任人”的现象，生动地揭示了政治与行政过程中客观的责任诉求与主观的责任认同之间的巨大差异：国家的责任诉求不会自动转换成官员的责任认同，要建立起两者之间的直接而牢不可分的联系，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而绝非简单的责任诉求设定。国家的责任诉求与官员责任认同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分离，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些是因为责任实现机制的扭曲——如康有为所揭示的“当今中国能达于上者有权，不能达于上者无权”，这种权力高度集中、垄断的体制，在制度和道义层面上取消了官员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感，表面神气活现的官员事实上不过是敷衍塞责而已。官员主体性、主动性的丧失，本质上抑制了官员履行责任的内在冲动，因此即使是在政治效忠不变的情况下，被动的官员也难以承担其应该承担的责任。

形式责任与实质责任

犹如正义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分一样，在政府责任领域，应当区分“形式责任”与“实质责任”，此两种责任形同而实异，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两种责任形态的划分应当成为责任制的基础之一。

“形式责任”是指机构、官员所承担责任的外部表现形式，如按时报告，及时出现在特定场合，及时发布应当发布的指令等；这种责任具有特定的检验标准，是常态情况下检验官员履行责任状态的工具。

“实质责任”则是依据政府的根本责任与义务而来的关乎政府、官员根本职责的责任要求。由于政治与行政实践的高度复杂性，尤其是在“形式责任”无法追究的情况下，“实质责任”对政府、官员职责履行情况的衡量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官员职责履行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实质上的，不仅需要具备程序性价值，更要有上升良知。这样责任制才会给公众带来真正的福利和价值，才会成为净化社会风气、改善社会成员间关系的方式和手段。

权责分离与合理不负责

在“责任政府”理念日盛一日的情况下，不问责是不可能的，但乱问责也不是办法。问什么责，问谁的责的问题并没有随着“理念”的显现而自然地解决。在中国式的“从众”心理作用下，问责制似乎大有包治官场白病的架势，其功用被一些人所夸大、误用和滥用。同时也不排除问责制有时会成为某些官场“油子”的挡箭牌，从而弄不好会成为“权责分离的问责制”——即在没有建立有效责任关系的情况下，而滥用问责制，造成责任承担和归属的随意和混乱，客观上会再次强化权力、权利与责任的分离，从而严重背离问责制的初衷。在随意处置“无责责任人”的情况下，权势最大的官员自然会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而揽功诿过，形成“权责分离的问责制”，问责制被当成掩盖官场黑幕的工具。

问责制的异化还可能发生于最大化的“形式履责”而造成社会资源和政府履责成本的扩大化。在无法穷尽一切可能的情景而制定出包揽所有情况预案、同时又无法消除责任承担和追究等级制的情况下，所有责任关系人对可能的责任情景的预防性处置自然是最大化、最极端化的“形式履责”，而意图堵塞日后任何可能的责任追究。为此官员不惜消耗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和财富，把“形式履责”的架势拉得大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发端于减少和降低社会损失的责任制，却将导致新形式的社会资源的无意义的消耗。

以上种种所谓的“问责制”本身并无优于任何“无人负责”的状态——“无人负责”是人与责任的分离，而乱问责，其实是适当的责任与适当的人分离；虽然形似矫枉过正，事实则是形异而实同，都难以建立政府和官员真正的责任、责任意识和责任道德。

“合理不负责”的理念和制度提倡在责任与官员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在官员所具有的权力和所承担的责任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在官员自身的权力和权利之间建立联系，形成具体、清晰、直接的权——责——利的协调统一。在责任追究方面，不仅要体现权责相符原则，而且也要区分“可承担责任”与“不可承担责任”的不同。对“不可承担责任”则需要建立问责制意义下的“免责条款”，免除官员日常工作的后顾之忧，形成正向激励，诱导官员合理化地履责，从而实现社会综合效益的最大化，而非官员职位安全的最大化。对一些不可预料和显然超出人力控制能力范围以外的“事件”，则应当慎用问责制，从而建立起官员内心里的履责道德意识和职业良知，同时也应当尽可能使“问责制”成为官员职业生涯的“交通规则”和指路明灯，从而使官员成为问责制的主人而不是问责制的奴隶。

在西方发达国家，问责制是一种追究公职官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出现个人行为不端、生活丑闻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该官员就会立即公开道歉，或者辞职；情节严重的还将导致其上司公开道歉，或者辞职；若是葬影政府的内阁要员，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导致内阁官员整体辞职。

问责制一直被外界视为现行体制下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强化权力监督、落实“有权必有责”原则的重要手段。

从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的角度看，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问责规定，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家公务员处分条例》以及《刑法》中关于失职、渎职等处罚条款。现在研究的问责制，主要是从政治和道义的层面，对领导干部在某个问题或事件中应负的责任，采取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以外或与其并举的责任追究制度。

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可以弥补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的不足。纪律和法律追究一般要坚持谁违纪违法谁承担责任的原则，而我们所要建立的问责制所要求的则是除违纪违法者本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外，其上级甚至上上级领导都有可能要根据问题的程度而承担责任。

问责制首先应坚持权力与责任相对应的原则。一个领导干部必须为其权力的行使及其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问责规定应与法律法规和纪律条规相衔接。问责制是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制度的有益的补充，就必须与法律法规和纪律条规有机衔接和配套，而不能用问责制代替已有的纪律和法律追究制度。

问责制、法律追究、纪律追究，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追究体系，之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问责是前提和基础，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快速反应方式，有利于尽快平息事态，消除民怨民愤，同时还可以为进一步的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铺平道路。

问责必须坚持公开透明。从某种意义是说，问责是一种民主监督方式，而实施民主监督的一个起码的必要条件，就是要让民众知情，这个前提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必须公开透明。所以坚持公开透明是确保问责制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关键之一。

问责规定必须坚持适用性原则。建立问责制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所以每一项问责规定条款的制定，都必须以是否适用为基本标准。

有人埋怨执法、执纪部门执行和落实法规制度不力，其实落实不力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纪律条规和法律法规本身的适用性较差。西方法制国家的法律法规看起来宽松，但执行起来却很厉害，很管用；而我国有的规定看起来很理想，很完善、很严厉，但执行起来却苍白无力，其主要原因就是适用性差。

任何人在生活、工作中都难免会有过失，如果都拿来问责的话，将出现人人都被问责的局面，这显然是不严肃的，按照法不责众的原则，这是不可取的。这么大的工作量，也是问责受理机关所无法承受和做到的。

所以，对应当受责的问题和事件必须设门褴，只有那些事关全局、比较典型、比较严重、不良影响较大的问题或者事件，才能拿来作为问责的理由。问责必须抓住根本、突出重点，尽可能缩小问责面，扩大教育面。

不能用问责制代替现行法律法规和纪律条规中已有的责任制度。要防止把问责制当作选择性惩罚措施，以掩盖和推脱纪律和法律责任。

实施问责制还必须合理配置和划分权力、明确职责。当前我国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职责划分不规范，职能重叠，必须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明确机构的职能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否则，责任人难以确定，最终有可能导致问责制归于无效或者不公平，导致责任虚置或者责任追究不到位。

目前各方面期待的问责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问责官员需要法制化、制度化，通过立法的形式完善而不是行政命令来实施。只有深入政治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改变那种只对上级负责的传统官场文化，问责制才可能扎下根来，成为真正的革命性制度。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三句话。依法行政是法制社会中政府的必然取向。但在一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并没有真正到位。政府成为被告的现象日益增多，一方面说明群众的法制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则说明政府行政存在问题。

现在中国流行“官员问责制”，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公务员因为小事没办好就被撤职了；而有些公务员大事没办好，却没有被问责，依然安坐其位。这就让那些因小事被撤职的公务员感到不服气。

因此，“小事问责制”必须以“大事问责制”为前提。一般来说，级别较低的公务员办的多是些“小事”，而级别较高的公务员（领导干部）办的多是些牵涉老百姓重大利益的“大事”。如果领导干部大事没办好——比如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制定政策不合理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监管不力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等——不被问责，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只是在“小事”上问责，只是拿级别较低的公务员开刀，那么不仅会让普通公务员感到不公平、不服气，而且会大大弱化“官员问责制”的积极意义和实际作用。

随着问责制一起出现的是官员的道歉。

官员的道歉，从心理动机上讲可以分为真诚的、虚伪的；从行为动力上讲可以分为主动的、被动的；从目的上讲可以分为承担的、开脱的；从后果上及可以分为可以补救的、无可挽回的。真诚的、主动的、承担的、补救的道歉行为当然值得肯定和赞扬；而虚伪的、被动的、开脱的、了结的道歉行为，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不做区分，简单表现出对道歉行为的道德好感，导致的结果常常是道歉官员在道歉之后照样失职和失误。道歉变成了官员用权失职失误的道德掩饰了，而对道歉官员，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具有真实意义的道歉是建立在现代官员问责制度基础上的道歉；具有实际价值的道歉是法理政治制度中的道歉而不是伦理政治中的道歉，不夸大不缩小；具有现代特质的道歉是边界清晰而不是边界模糊的道歉，那种含糊而沉痛的道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有这样，道歉才会成为官员有效问责的动力，才不至于成为官僚阶层自我掩饰的工具。

在西方成熟的制度下，官员引咎辞职多数并不是基于制度规定，而是根据政治惯例。它的更深厚背景是沉积多年的政治文化。

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可问责政府”的官场文化和政治氛围。官员的道歉，实际上仍然是“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真正的“问责”，既来自于制度的硬规定，也来自民众与舆论的软压力，还来自于官员自身的道德自觉，以及更为深厚的政治氛围。如果仍然是“组织安排”，就不是人们期待的真正的“问责”。

问责的困境，是当前行政体制中责权不清之弊。在每一部门和每一官员不能明确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也无法通过恪尽职守避免失误发生的情况下，仅为平民愤而去问责，难以令官令民心服口服。

事实上，在权责过多集中于政府，政府权责过多集中于某一人的现状下，单就某一个人而言，制度安排很难实现其责权利的平衡。

问责的机制是通过上下互动，即上级与民意的互动来对官员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如果力道不当，则可能适得其反。

科学的问责制度的前提，是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以及合理的官员进退制度，而这有待于更深刻更全面的制度改革。

官员问责制度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物，其中谁来发动这个程序至关重要。在中国，这种政治责任的追究并不是由民众来发动的，仍然是属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处理。

权力架构是一个金字塔型，对权力的监督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尤其是对主要领导的监督，倒金字塔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如果大家都认为官太好当了，那么可以肯定地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问责的太少，甚至可能没有问责，才会出现“越是大官越好当，越是小官越不好当”的现象。

问责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宪政体制下的责任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对其所做的一切，就与国家相关发生的一切，向公众有所交代。

“谁来问责官员？”

官员问责，现在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从2003年至今的几次大的官员问责的实际案例中，几乎都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即发生了重大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后由中央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再宣布处理决定，除了事故直接责任人外，再由主管的高官引咎辞职，承担政治责任。

目前，在官员问责的实际案例中，之所以出现上级、尤其是中央成了问责主体的现象，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仍然受到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官员权力纵向授予关系的传统影响。虽然从总体上说，当代中国政府其权力来源于人民，也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予以保障；但是，在各级政府之间，则更多的是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虽然在各级地方，也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是他们对于各级行政部门，也就是狭义政府的监督是非常弱的，各级政府依然受到上级乃至中央政府的制约；在这种体制下，官员问责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官员”问责制——官员之间的互相问责。这种问责的特点有：

中央到地方，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一般而言，问责的动力是趋向于弱化的。也就是说，只有中央的问责冲动是最强烈的。

官员之间问责的可预期性不强。目前的问责主要局限于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同时官员之间的问责，往往充满隐讳和波折，民众未必充分了解内情，因此对官员虽然有“问责”，却尚未形成制度，远不是常态的政治生活规则。

官员问责，官员成了问责的主体，上级问责下级，中央问责地方，这种由上而下的问责固然有它高效率的一面，但是依然无法排除它受制于上级和中央的视野局限的不足，以及所带来的事后追究的弊端。

官员问责制最早出自于西方。一般所说的官员问责，指的是：并非由于官员直接造成的问题而去职。官员问责与所谓的责任政府原则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要求政府考虑人民的利益，而且要求政府对人民解释、说明其决策的目的、依据及结果。

官员问责制有四个层面：一是道义上的责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责任，向执政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承担民主责任，向选民负责；四是承担法律责任，向相关法律法规负责。

谁来问责官员，即官员问责制的主体到底是谁，如何保障主体的权利。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世界上所有的现代政府，都是民选政府，也就是其权力来自于人民，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人民把治理国家、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权力委托给政府官员，即公务员；由他们代理民众去处理各种公共事务，由此可见，政府的权力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那么，民众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问责的主体。如果权力的授予者没有对权力的监督权，那么这种授予也就成了剥夺，因此，官员问责是否能够真正常态化，而不是由风暴最后变成过眼云烟，关键就要看民众是否真正成为官员问责制的主体。，是否由民众起来问责官员。

我们目前的官员问责能否真正保障民众的问责官员的权利呢？

问责的前提是知情，没有知情权的问责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宪政民主制度的角度讲，知情权是指公民接受、寻求和获得官方所掌握的情报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知情权能契合于现代社会并且其重要性日益突显的原因在于该权利之客体的“情报”、“信息”的巨大价值。公民是否占有以及占有信息的多少直接影响其参与管理国家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程度。知情权的客体应当包括国家机关所掌握的一切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利益、公民个人想了解或者应当让公民个人了解的各种信息。

那么如何才能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呢？关键是要保障公共舆论的相对独立性，因为公众自己是不可能去主动获取各种资料的，主要还是要依靠各种媒体，既包括传统的大众媒体，也包括新兴的网络媒体。如果正式的媒体不能承担起向广大公众传达真实消息的功能，那么就会有非正式的媒体来承担这一功能，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流言。流言的内容未必是错的，但是流言是无法纠错的，当公众通过流言获取信息时，其对政府的压力也是非理性的。

“公共舆论”的核心，是舆论来源的非官方化。无论东西方，在传统的封建王权社会中，都没有今天所谓的“公共舆论”，有的不过是官府对民情的调查和对百姓的教化。金字塔的权力结构，与金字塔型的信息流动结构唇齿相依。朝廷从来将信息控制视为维护统治权的重要环节。信息的官方垄断和控制，造成了官民信息的高度不对称的社会结构。这种本来由特权之手建构出来的社会结构，被提升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普遍永恒的客观法则。官员为保持自己的“上智”地位，本能地追求垄断和信息控制。而在“公共舆论”时代到来的今天，这种官场本能的表现所能产生的唯一效果，不过是向社会不断展示着一些失职官员的自私与恶意。

今天中国，，网络的迅猛发展给非官方声音的传播创造了巨大空间，官方媒体吃市场饭的趋向也迫使它不得不面对公众传播，舆论的主人悄然由官场向公众转变。“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垄断与控制，社会的信息流动从金字塔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化，信息平等的力量开始冲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任何制度下都有问责制。官员问责制，古以有之。而公众问责制，则是“公共舆论”时代的产物。皇位上的君主，由上到下授予官员权力，形成层层人生依附关系，君主是主子，官员是奴才。

有不少学者批评，今天中国开始推行的所谓问责制，还是由上到下的问责制，是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问责制，不是公众对政府的问责制，因此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

其实，权力由谁授予，就应该由谁来问责。在权力授予的主体和程序没有转变的情况下，强调所谓的问责制，当然只能是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问责制，最多不过是强调上级的权威而已。

“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上天将权力交给了公众，标志着民权革命时代的到来。民权革命的根本指向，就是将由上到下的权力授予制转变为由下到上的权力授予制，就是将问责的终极主体由君主转到公众，就是将君主问责制转变成民主问责制。“公共舆论”时代摧毁了信息的垄断与控制。近年来，那些失职官员被问责的背后，都有强大的公共舆论问责的压力。

真正的引咎辞职应该基于政治责任、职业道德、良心、愧疚感和羞耻心，应该是自觉、自愿、诚恳、主动的行为，而不是在保职无望的情形下，把辞职当作无可回避的惩罚来被动的应对。引咎辞职是“自罚”而不是“他罚”，是官员主动承担责任的一种常规方式。主动的辞职说明了曾经失察、失职的官员尽管在职务上有所缺失，却没有失去职业操守，没有丧失良知和勇气。

在任何组织系统中，高低不等的权力和职务，是与大小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相对应的。党政组织的成员要尽忠职守，就必须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负责，不愿意负责任的就别去做官，负不起责任的就尽快走人，这就是权力和责任对等的简单逻辑。

中国的党政官员辞职一直是、也仍然是极其罕见的事情。失去民望的的官员主动辞职仍然只是个案，并未形成制度性的常规。通常的情况是，行政级别牢不可破，官民区隔壁垒森严。在此地捅了篓子，就到彼地去做官；在此部门做不下去了，就到彼部门去做官；丢了实权的，还要保留级别待遇，候补待用；如此一来，官员辞职，除非等到中央震怒，身败名裂，谁也保不住的时候，才真正丢官罢职。

亲自面向公众道歉是引咎辞职者必须的一个程序。引咎辞职是一种道义上的愧疚。在西方国家，这种愧疚指向普通民众，因为他的权力来自于民众。但在中国，引咎辞职者是背向民众，而向他的上级领导递交辞呈，他们的愧疚指向上级领导。这和官员的权力来源有关，他的权力来自哪里，他就会对谁负责。

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什么官员又拥有权力呢？其合法性就来自人民的授予，无授予既无权力。

要承担责任，首先就必须权责划分明确。但中国的政治并非如此，比如，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但实际上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由于党政不分，各级党委拥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可人大和选民既不能罢免党委成员，也不能在法律上要求党委或者书记承担行政责任。一旦出现决策失误或者领导无方，从宪法和法律上讲，由书记承担政治责任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只能是由行政官员承担责任。

可是这样一来，就会凸显行政机关与党委之间的矛盾。因为一旦问责追究的是政府首长的责任，那么，处于幕后的党委的责任，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疑问。作为亦步亦趋的执行者遭到处理，而真正的决策者却可以逍遥法外，是难以让行政官员心服口服的。问责制向深处发展，党与政之间的矛盾因此也就会显得更加突出。这就意味着将逐渐导致党政关系从量变发生质变，由中共自身来积极推进宪政体制下的问责制，恐怕需要更大的胆识和毅力。

无论是选举产生的官员，还是人大任命的官员，都不应该有行政处分一说。他们承担的只能是政治责任，要么继续任职，要么下野。他们的责不能由行政机关来问。可以说，无论是记过等行政处分，还是责令辞职，都不是宪政民主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而为中国舆论所赞赏的“引咎辞职”也无法成为法律上的规定，因为把“引咎辞职”写进法律，那就意味着可以强制政府官员等于自证其过。

因非典灾难而开启的问责制，给我国公共权力监督提供了新的手段，并迅速走向制度规范阶段。这与我国加快政治文明建设步伐，落实执政为民目标是一致的。

推行问责制的首要意义，在于用制度强化和确保权力的公共属性。我们党始终强调的是，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但在具体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少数公务人员“敷衍塞责”的现象，存在着公共利益被忽视的现象，存在着公共权力没有服务于公共事务的现象。问责制从目标到整个规范、程序的设计，都始终围绕着确保权力的公共属性这一目标。

推行问责制，还将推动公共权力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化社会对公共权力的要求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权力要有明确的边界。其次，权力要有明确的分工。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可以将权力明确到人，才能落实好问责制。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看，目前依然一定程度地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情况。在推行和完善问责制的过程中，梳理、明确、定位权力的边界，将有助于推动我国政府的现代化转型，也有助于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

推行问责制，还有助于公务人员以更高的要求约束自己。按照权责统一的要求，权力的授予就意味着责任的授予，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只讲权力，不担负责任，要在勇于承担责任的同时正确行使权力。而与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不同，问责制还具有“道义约束”的特点，被问责的官员，不一定触犯法律，违反了纪律。只要没有尽力履行职责，或履职能力不足，出现问题后，都在问责的范围内。因此，各级官员及其他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必须积极作为，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承担好自身的责任。

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形成健全并有效的问责制度，是衡量成熟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完善问责制、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建设责任政府的关键是全面贯彻职权与责任对等的原则，核心是强化责任追究。有权必有责，政府应为其所有行为负责，对因为不作为（有权不用）、乱作为（滥用权力）或不当作为（工作过失）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建设透明政府的关键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核心是强化民主监督。健全问责制度，不仅是责任政府建设的要求，也是法治政府和透明政府建设的要求。因为，责任追究不仅必须要体现法治的原则和民主监督的要求，而且必须要为维护法治和民主服务。问责制度不仅是法治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而且也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党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

在西方发达国家，问责制度是一种追究公职人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可以说，西方国家的问责制是一种对政府内部不当行政行为或官员个人生活问题很有杀伤力的铁面无情的制度。

在中国，目前尚未形成西方国家那么完善和严厉的问责制度，但是，党和政府对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态度是坚决的，并且对有问题的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的工作始终没有放松过。

现在大都把问责的矛头指向行政机关（政府及其部门）的领导干部，这是必要的，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仅向政府领导问责是不够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所谓问责，应该是问公共权力运行之责，重点是问公共权力机关（机构、单位）的领导干部之责。行政机关是公共权力最集中的机关，应当实行问责制，但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其他掌握公共权力的机构和单位也应当实行问责制。

因此，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公平地对所有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实施问责的程序和机制，同时，还应该制定一个对所有领导干部都适用的从政治和道义层面实施问责的规定。

具体业务层面的问责是一种个性问责，问责的实施必须要以不同类型的公共权力的行为规范和要求为依据，而政治和道义层面的问责，则是共性问责，就是说，政治和道义层面的行为规范和要求应该是所有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在政治和道义上的衡量标准应该是统一的，不允许有双重或多重标准。

首先，应该坚持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一个领导干部有多大的权，就必须对其权力的行使及其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坚决改变现行责任追究中“追下不追上”、追执行者不追决策者、追当事人不追管理者，小官为大官当“替罪羊”的现象。

其次，政治和道义层面的问责规定应与法律法规和纪律条规相衔接。政治和道义问责、纪律追究、法律追究，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追究体系，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政治和道义问责是前提和基础，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快速反应方式，同时可以为进一步的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扫清障碍。

第三，必须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需要从政治和道义层面问责的问题，往往是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甚至是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造成了不良社会后果的问题。政治和道义问责是一种民主监督方式。而实施民主监督的一个起码的必要条件，就是要让民众知情，让民众知情的前提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必须公开透明，所以坚持公开透明是确保问责制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关键之一。

第四，问责规定的具体条文必须坚持适用性原则。建立政治和道义问责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所以每一项问责规定条款的确定，都必须以是否适用作为基本标准。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问责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监督制度和处理方式，运用问责这一武器对官员进行监督，形成社会压力，赶问题官员下台，已经成为反对党和广大民众的常用手段。

政治和道义层面的问责，其实质就是依据宪法、党章和公务员法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对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履行领导职责及其后果的责任追究，对领导干部的生活自律状况及其社会影响的责任追究。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国家的公共权力掌握在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以及人民团体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手中。所以，问责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该包括上述所有机关和单位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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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官与危机

23.1官与危机

明朝崇祯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官员向皇帝建议，多征税，然后招兵买马扩大军队，再去剿灭农民起义。刚开始确实有效，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平息了。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对了。下边的官员不停地多征税，到了老百姓承受不起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都陡然上升，皇帝新增的军费和新增加的兵力，都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叛乱。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加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就走投无路了。形成了一个U形死弯。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予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任何国家都严重。

著名的“基尼系数”就是一套预警机制。0.4是它的警戒水位，超过0.4后，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中国1980年设定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的时候，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为40元左右，主要是为富裕阶层设定的。但25年以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却成了中国工薪阶层。就中国社会各阶层纳税比例来看，广大工薪阶层的痛苦指数相对富裕群体无疑是巨大的。

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之不合理，主要来自两点：一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二三十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却25年始终不变；二是纳税主体不是富人而是广大工薪阶层。

本来贫富差别并非都是坏事，它既是一种激励机制，又体现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对我们的社会是必需的，是有益的和健康的。但贫富差别的加大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关键是怎样确定和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

中国这么高的税负，一方面源于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是没有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中国是一个极容易感染仇富心理的国家，仇富心理在我们的民族当中有着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有着极为肥沃的土壤和生态环境，劫富济贫历来被认定为侠肝义胆的一种美德，又历来被界定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正义冲动。

官员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政策，将激化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为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面负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说：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象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

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的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23.2关于和谐社会问题

什么是“和谐社会”？“和”字是一“口”一“禾”，表示“人人有饭吃”；“谐”字，人“皆”“言”之，表示人人有话说。由此而论，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种道德诉求，而是制度诉求。“和”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民生问题；“谐”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民主问题。

“和”字有个口，“谐”字有个言，只要解决了吃饭和说话的问题，就和谐了。

“和谐社会”的提出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的价值倾向。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对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的关键阶段，同时也处在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呈现的敏感时期，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对于化解各种矛盾与挑战是至关重要的。

从战略意义上讲，“和谐社会”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展示了国家的“软实力”。而毫无疑问，随着国家建设和谐社会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实力将得到大大提高。一个和谐社会到底需要那些要素？

一是责任，一个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责任的社会。国际经验证明，没有责任感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期繁荣和持续发展，如果没有责任感，社会精英只会创造出狭隘的理论，而不能为社会的长远发展服务；如果没有责任感，个人的发展就会变成自私自利。社会责任是一个国家文化和价值的基本体现，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之一。

二是社会组织。和谐社会要求推进政府的问责和善治，这样有益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责任意识。如果社会是和谐的，社会的组织就必须健康发育，因为很多东西不是靠政府自己能够全部独立完成的，社会组织的发育不仅仅有利于延伸政府的服务，还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权利。

和谐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一是推动社会公平；二是完善社会组织；三是集聚社会资本。

一个人有机会从政，本身就有一种巨大的荣誉在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价值观如何不同，从政都是地位显赫，令人向往的事情，即便是经济状况再差的地区，也绝不会缺少从政的人。所以在西方社会，从来就不让从政的人在经济上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从政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监督，从政的人没有特权，甚至连普通公民一样的隐私和自由都没有，这样才能使从政的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而也平衡了没有机会去从政人的心态。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保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和谐社会是一个给弱势群体争利益、赋权益的社会；而不是一再为官员增加利益的社会。干群之间，强势弱势之间的经济利益一旦严重失衡，这个社会就无和谐可言。有权力制定政策的人，先为自己制定一个优先享受的待遇，得到实惠的政策，这还叫公平吗？这种不公正的行为是执政者自己带头干的，这个社会还有和谐吗？

种种事实证明，能够破坏社会和谐的祸首，并不在这个社会的外部，而是社会内部的部分官员对民众根子上的不信任。和谐并不是没有利益分殊，而是知道利益分殊，却能够通过民主手段避免零和博弈。人们的分歧并不在于谁要社会公正谁不要社会公正，而在于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不公正，怎样才能克服社会不公正。

和谐社会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人与社会的和谐；第二部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需要以社会科学为指导；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知识，它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只有运用社会科学，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和谐社会只能是知识社会。和谐社会的和谐度是有高中低之分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时空中也有过和谐社会；我们今天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当是知识社会。今天有些不和谐是愚昧造成的。无知带来不和谐。

贫穷、愚昧、腐败是社会的三大毒瘤。

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纲领。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显然不仅仅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如果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了，这个社会虽然发展了但未必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社会也不仅仅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在政治高压下，社会可能是稳定的，但不一定是和谐的。

和谐社会的建立有三个重要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

社会基础，就是社会分化不太严重。如果社会分化严重，两极尖锐对立，人气就很难理顺；政治基础，就是必须有一套调节利益冲突的机制；思想基础，就是人们能够接受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不是每个人互相为敌的群体，而是互相平等的，都应该受到尊重，这个社会如果不好，大家都会受损，对所有的人都没有好处；这个思想基础是社会内部的，而不是靠第三方来调节的。

中国的社会分化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跟我们政治体制里没有一整套利益协调机制有关。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是相互关联的，二者同样重要。

目前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是“公平”问题；构建民主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还是“公平”。

为什么群众如此关切公平？因为国人从历史上就坚持不懈地追求公平，并把公平作为徘徊社会关系、协调利益分配、稳定群众情绪、凝聚民族精神的基本砝码；也由于社会上不公不平的问题已经表现为危害社会安定、影响群众情绪、困扰群众生活、离心和谐关系的“腐蚀剂”。

在不大公平或者大不公平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人民群众由此而产生的不满、愤恨、抱怨、争辩和抵触等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不平则鸣，在社会不能向群众提供一个较为公平的环境时，人民急切地向往公平、追求公平并向不公平现象进行抗争，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公平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块基石，既是人民群众民主政治与生存意志的必然反映，又是对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永远支撑，也是评价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败的基本标准，其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要公平，就要在政治上扩大民主以求和谐，在分配上缩小差距以求和谐，在法制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求和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在“等级观念”下，不可能有“和谐”。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消灭“等级观念”。

什么是“等级观念”？就是：在社会地位上和法律地位上不平等的社会集团。等级成分是世代相传的。“等级观念”就是：官是官，民是民，他们是不可调和的。“等级观念”造成人与人的对立，观念与观念的分割，只要“等级观念”存在一天，就不可能出现“和谐”。

“等级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盛行、权力私人化、生活特殊化。

在《孔子。子路》中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著名论断。这里的“和”一般是指和谐、和睦、和解、亲和、包容、兼顾等等；“同”则包含了等同、同化、同一、雷同、一律、单一等等。

我们曾经犯过消灭不同，消灭差异，消灭多样性的严重错误。在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看上去是同一了、一致了、等同了、一元化了，然而却是一个单调、乏味、萧条乃至崩溃的年月。重在统筹兼顾，承认多样，承认差别，承认不同，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消灭差别，消灭不同，同化多样，是专制时代的基本特征。不同的事相生现克，不同的意识互相切磋，不同的要素和谐有序地存在于统一体中，互相契合，互相依存，互相勾通，这种兼顾性的统筹，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客观事物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社会真谛。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个组织的创造活力都应该得到鼓励，各类矛盾和问题都会得到化解。

与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一样，执政党近期启动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的重大调整。调整不但要改变此后的收入分配模式，更将触及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与改革一样，这场调整必然有人得利，有人利损，因而会出现支持与反对两大阵线。在表面的热烈欢呼、一致拥戴下，少不了针锋相对的博弈与较量，构建和谐社会不会只有和风细雨，同样也会呈现风狂雨急。

改革开放的利益调整方向很明确，其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通过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带动全社会的财富增长。今天看来，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由于社会强势群体的财富得到快速增长，他们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利益相对受损的弱势群体，虽然人数众多，但掌握资源有限，且呈一盘散沙之状，对社会进程缺少发言权与支配力，因此改革在得利者的强力推动下快速跃进，在成绩斐然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

“构建和谐社会”是在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益不断受到侵害、越来越多人对未来失去稳定预期、社会对前一轮调整的反弹越来越显著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利益调整的方向也很明确，那就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如果说前一轮调整意在效率，这一轮调整即意在公平。两次调整的方向大相径庭，而左右这种方向变化的，正是民心得失与社会稳定。

两次调整的方向迥异，其受益、受损者正好掉了个边。前次调整的主要受益者是少数强势群体，其他人只是随社会财富的总量增长而得益，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并未得到关照；此轮调整受益者应当是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如果调整到位，高收入阶层与强势群体的利益无可避免要受到损害。由于后者已掌控庞大的社会资源、组织化程度高、政策博弈能力强，调整的阻力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远甚于改革开放。如果说改革开放是顺流而下，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就是逆流而上，此“流”即是已经形成的社会力量对比格局。

人们常说，改革难，中国自古鲜有改革成功者，改革者大多难得善终。更深入审视不难发现，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种从无到有制造阶层分化的改革，有的都是对已经形成的利益分化格局的调整。改革之难，更多是难在这种对既得利益的处置上。对此，中国历史并没有提供经典的成功案例，有的主要是失败教训。这或许预示着：传统的政治资源已不能为这种调整提供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要获充足动力，必须另辟蹊径。

在传统政治体制下，调整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由于具体政策的制订者、调整措施的执行者大多是上一轮调整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己也是此轮调整需抑制的对象。政策的执行者成了政策抑制的目标，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这是体制内路径的困惑之一。困惑之二是：调整可依恃的最大有利条件是，20多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一定物质基础，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大幅增强，可用于转移支付的额度增加。但额度虽有增加，在中央财政中诸如行政费用之类的固定支出已占去大半，剩下的可支配额度仍然有限。除去媒体广泛披露的在转移支付过程中发生的跑冒滴漏外，这种财政支持的力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幅度，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经济增长，因此倾向于公平的调整不能以大幅损伤效率作为代价。正因如此，此次六中全会在要求全党将“构建和谐社会置于更突出位置”的同时，再次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这种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轻重缓急排序，不但可能造成具体决策上的难以取舍，更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的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和谐社会的表面共识下，真正决定社会进程的可能不是中央意图，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各自表述。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不但将限制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力度，而且可能模糊和扭曲其利益调整的主线。

当下中国的现状是，主要资源掌握在少数强势群体手中，政治、经济、文化各类精英由于越来越频繁的利益交换呈相互靠拢、融合之势。由于此轮调整主要将损及他们的利益，如果社会进程仍由他们主导，结局可想而知。

任何利益调整的成功，基本条件是创造一大批获利者，使获利者成为支持调整的动力并在社会力量对比中居于优势。此轮调整在逻辑上可导致最广大的获利人群，但此一群体的力量至今仍因社会稳定的需要而被压抑、被分割。如何有利、有节地释放此群体的力量，使之成为抗衡特殊利益集团、支持与推动调整的有生力量；如何在为长期遭压抑与剥夺的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表达渠道与博弈通道的同时，不危及现行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执政者无法回避的难题。不破解此一难题，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流于形式，就将旷日持久。而长期对峙与较量所需支付的成本，对经济增长与政权基础的损害，将是今日中国所难承受。

特殊利益集团阻挠、扭曲调整的方式可以是和风细雨，但执政者要在这种韧性的阻力中贯彻决策，绝不可能只有和风细雨。象陈良宇案式的敲山震虎，预计将越来越多。雨露雷霆，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但即使这样，自上而下的雷霆仍只能凑一时之效，难收必竟之功。仅靠最高领导人的决心，无法撬动作为其权力基础的庞大利益同盟。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寻找新的源头活水，必须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行云布雨。

公正是改革本身的要求，“社会公正”已经从民间诉求上升为政府意志的表达。

公正并不要求结果平等，但却要求起点公平、机会平等，并且规则和程序必须合法有序，在一个自治的逻辑体系里一视同仁。它不存在与效率、自由的冲突，恰恰相反，它与后者是和谐统一的。一个公正的规则和程序可以防止权力、名气、金钱等异化物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活的扭曲，保证整个社会健全和有序。它可以保证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基本制度层面上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的利益，并防止强势集团从中掠夺。社会公正还意味着按人的能力获得有差异的报酬的合理性，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关怀和补偿的义务。对社会公正的伤害实际上是对一个可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平等的经济权力、甚至政治制度的制度、规则、程序的伤害。

在社会公正被伤害的情况下，千千万万个个体的心理会一呼百应。因为公正的机制与伤害公正的对象都来自于社会公共领域，因此超越于个体之间的相互争斗而形成一个共同利益的驱动机制使得这种社会心理极富传染性，如果它们的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一个小事件就可以使这种心理能量的发泄转化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危机。

社会政治共同体由所有人组成，这个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应该属于所有组成这一共同体的人们。人们对一个与自己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正当权利息息相关的制度、规则、程序是否公正非常敏感；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没有任何平等的机会参与生存资源的搏弈以及聪明才智的发挥。人作为社会动物，习惯以他人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对照，并以此检验公共的行为规范和背后的价值理念的合理性。如果大家都遵循秩序，并且能使不遵循秩序的人无利可图，那么不遵循秩序的行为就会很少发生。而如果一个人不遵守秩序，并且不受惩罚，那么其他人将群起效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只要发现他信守的规范遭到破坏，并且破坏者没有受到惩罚，那么这种规范就会受到他的质疑，而一种受伤害的挫折感会使他在不可能使这个破坏者遭到惩罚而再次变得规矩的情况下，在有利可图，甚至仅仅是寻求一种公平的感觉中成为一个新加入的破坏者；这样的一个公共领域将陷入无序。因此，没有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而从公正必须由制度安排和程序保证上看，促进社会公正正是改革在合法性上对自身的一种证明。

当前的社会制度安排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定型完成，社会制度还没有出台，社会结构定型就已经凝固化，结构的刚性压制了制度的弹性。原先政府主导的城乡二元化结构还没有彻底松动，现在又叠加上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化结构，使天然不具备竞争力的农村进入到和城市竞争的大环境之中，其劣势暴露得更明显。

国家的强大是一个综合性概念，除了包括物质财富的增长、可支配财力的提高以外，还包括社会整合能力与政府统筹能力的高低。社会整合能力与政府统筹能力是两股深藏在社会背后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整合能力表现为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其中以人们的安全感指数为重；政府的统筹能力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府的办事效率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其中以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为重。政府的统筹能力也是反映政府管理水平以及政党合法性的一个标志。由于社会阶层加速分化，人们的利益越来越具体和多样化，政府如果照顾不到这种利益多样化的社会需要，在政策上不能反映人们已经细化的利益要求，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一部分阶层的支持。

由于人们的富裕程度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幸福感、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国家物质财富的增长也不表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府的办事效率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的高低，这就需要一个社会整合的过程，将社会的物质力量逐渐整合为精神的力量。

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制定的价值能否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和认可。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具有怎样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也不论执政者如何标榜自己“以天下为己任”。在其最基本的社会形态方面，总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种种五颜六色的华丽外衣而不同。比如阶层的划分、地位的高低，有人穷，有人富，有人控制着别人的命运，有人被别人控制。这些情况你到哪里都会看到。英国人的逻辑是，让大家都安于这种既定的秩序；美国人的逻辑是：我不想改变整个社会，但渴望改变我自己。而且，正是因为人有高低贵贱的状况不能改变，才更加激发一个人向上爬的欲望。

每个人都能设身处地地感觉到，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群是在不断变化的。有些原来生活在下面的人上去了，而原来生活在上面的人却下来了。每一次社会的变革，不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演变，其实都是促成这种上面和下面之间的转化。

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实现“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那当然好，可惜办不到。因为我们知道，一座山或者一栋楼，上面的空间总是有限的，下面的人上去，上面就非得有相应数量的人下来。一个社会也是这样，这种“确定”和“不确定”就不仅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欲望，而且还导致了普遍的焦虑和恐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确定”所带来的欲望和焦虑，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个社会进步得越快，它的“不确定”也就越多；或者说，一个社会的“不确定”越多，它的进步也就越快。

另一方面，下面的人想上去，上面的人却不愿意下来，这又造成冲突。即使在一个很不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人们也会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绝了别人往上爬的路，就如同毁灭了别人的生存希望，都会引发巨大的危机。如果不能获得正常的渠道去改变命运，他们就会寻找不正常的渠道。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的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可能会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竭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所以说，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和谐社会更是硬道理。从社会公正原则的角度看，“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威胁最大最严重的是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社会公正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因为这些社会风险会直接引发或者加重失业、群体上访、社会治安恶化等系列问题的出现。在特定条件下，甚至会使原本属于个案化的事件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从而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有上升的势头。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待遇有着直接关系，而且越是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越是同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直接相关。由此可见，这一类社会风险其可能的危害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社会风险。

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地演化下去，就会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和形成的社会财富和现代化毁于一旦。

二是步入“拉美化”的陷阱。“拉美化”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人均收入不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期得不到保证。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与日俱增，三农问题、失业问题、拆迁问题、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等等无不考验着中国的当政者。经济发展并没有象人们本来所希望的那样促使中国走向多元社会。利益的确多元了，但各种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整合机制，因而变成了一个极其分化的社会。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分化。中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差异已经高到很危险的程度。任此不和谐的社会继续发展，中国整个社会的细胞将有可能被摧毁，最终导致社会解体。将“和谐社会”的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表明，中共领导层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建设的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相当高的战略意义。

但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式的理念并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等来实现这个理念。

中国现在的社会贫富差距和政治参与度的差距比当时的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社会的分化就会进入恶性循环状态，不稳定甚至发生社会革命都不是没有可能的。最近新一波群体事件的发生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允许工人和农民拥有组织的权利，如果继续把他们排斥在整个政治体制之外，没有参与权、没有发言权的话，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政治动力。

从政治上说，要实现和谐社会，关键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它从来没有过的、固定、有效、及时的渠道来影响国家政策，而不能只让官僚阶层、工商阶层、知识阶层等几个强势阶层来影响、主导、垄断国家政策，必须让农民和工人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来参与政治。一个和谐社会，可以实行精英政治，但同时它也必须保障草根民主。正如政府报告所说：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当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诉求渠道，社会冲突就会大大降低，因为社会冲突作为一种群体行为，必然是有前兆的，畅通的言路犹如社会的气象台，可以使高层及时、准确地了解民生、民意，通过预警防范措施减少社会冲突的次数和烈度。

社会和谐本质上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于“礼尚往来”，最终达到在情感和利益上亲如一家。

传统的和谐社会隐含的假设是：社会本质上不是矛盾，而是安定团结；社会目标不是实现个人愿望的舞台，而是管制个人欲望的平台；社会规则不是界定个人利益的秩序，而是模糊个人要求的情感关系学。传统的和谐社会，最终是对个人主义的“消融”，是在展示温情、为别人负责的口号和行动中，让整个社会趋于一元化。

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全新的：

一是由于尊重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矛盾和冲突是社会的常态。问题的根本不是要泯灭、压制、隐藏冲突，而是以规范的方式鼓励冲突，利用冲突，通过冲突来改善社会的制度设计，达到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平衡和最大化。对个人利益和欲望以文明的方式表达，只要不损害别人，都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

二是社会和谐的关键不是压制个体的欲望和欲望表达，而是找到一种解决个体欲望冲突的社会机制，即一套系统的社会正义的程序，包括商业上的公平交易、政治上的公平权利和司法上的公平审判。

三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不是人际上的情感关系学，而是诉求明确的专业分工和职业化。

当今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每一次对传统关系的断裂、对传统角色的分离，都是对传统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痛苦分割。

和谐社会与权力规范

如果将建构和谐社会的重点之一看作是协调利益关系，那么建设一个具有超越性和自主性的政府，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亨廷顿在《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变革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存在各种复杂社会力量的时候，如何使政府能够处在一个超越的位置上。

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的超越性、公共性、自主性和公正性，都是指这个问题，或至少与这个问题有着密切联系。

那么，如何来看待国家？如何来看待政府？过去我们有一个传统的关于国家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但是在过去30多年间，这种传统的国家的理论开始逐步被国家自主性理论所代替，这个理论认为，国家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其具有自身的自主性；国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它的利益既有与统治阶级相一致的一面，也有相矛盾的一面。因此，我们需要将国家或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来看待。这样，国家或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自主性或超越性，无论对于社会公正的实现，还是对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快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了比较公正的收入分配。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这样的一种状况和它的政府自主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段时间里，政府的超越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一位叫作巴梯斯的学者在研究热带非洲的情况时指出，那些缺少自主性和行政能力的国家，往往会用一种妨碍经济发展的方式发挥作用。他认为，其原因在于，在政治家所需要的短期支持与工业化的长期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矛盾，一些政治家为了获得短期的支持，会成为部分强有力社会集团的代表，其制定的经济社会政策往往只对这些强势群体有利。另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国家或政府超越于各种社会势力集团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或政府能否制定出一种稳定的、长远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现代化计划与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

应当说，政府的自主性和超越性的问题，无论对于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都具有非常的重要性。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我们的起点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并不相同。在改革开放前，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资源，在那种情况下，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出现，这些主体各自具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在这样的时代，需要我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即改变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

我们过去在互相矛盾的两者之间总会说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利益的问题并非如此。他们之间可能是矛盾的，但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比如说股市中的多方和空方，楼市中的卖方和买方，利益无疑是矛盾的，但并没有对错之分。同时，不同利益的主体对自己利益的伸张和追求，只要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合法的基础上也是正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伴随利益分化的社会的发育。对此，人们称之为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而人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也表明了一种期待。

但我们必须看到，社会或市民社会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事实上，由于社会是在分化的利益主体的基础上发育出来的，因而，社会也就不可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反，社会的不同部分会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比如，资方的社会组织代表着资方的利益，工人的组织则代表着工人的利益（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是，在不同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面前形成政府的超越性、自主性、公正性。尤其是在不同利益主体发育并不均衡的情况下，政府的自主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总起来说，在社会发育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削弱。实际上，社会的发育与政府自主性的提高是健康社会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相对发育的社会与相对超越的政府的互动是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对这种互动做出制度化安排是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现在之所以要提出政府超越性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开始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新因素。其中的一些因素和问题会妨碍甚至削弱政府的超越性和自主性。比如一些政府部门成为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导致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一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行为取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政府所承担的其他功能。在有的地方，政府机构甚至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某些政府部门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导致政府定位和职能的走样变形，形成人们所说的公共权力部门化、政府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部分强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具有更大影响力；政府行为势利化等。

事实上，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与政府超越性的下降有着密切关系，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向强势群体倾斜；在劳资关系中偏向资方一边；对于能够惠及广泛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的忽视；社会公正和正义受到损害等。

和谐社会的建构从一个方面来说，代表了重建政府自主性和超越性的努力。和谐社会是一个利益关系相对均衡、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基本能够得到维护的社会。最近各级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当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就具体表明了这种努力。但从根本上来说，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政府超越性，是与民主政治相联系的，至少这要表现为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社会中的某些强势群体对国家决策的左右是不同的。社会中强势群体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体现为将这个群体的私利转变为政府政策。而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则是指作为一种来自人民利益的合力对政府权力的规范。这当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对决策过程的必要的参与，特别是在这些群体表达其利益要求所需要的制度化通道的构建。

一个社会，能否快速和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表现出来的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动力机制，一个是平衡机制。动力机制提供和传输着社会运动、发展、变化的能源和能量；平衡机制维护和保持着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稳定和平衡。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触及到如何将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结合起来的问题。

一个和谐的社会，并非是不存在任何矛盾或者利益冲突的社会，但一定是重大矛盾能够得到有效化解、各种利益关系比较协调的社会。

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而利益差别则是社会矛盾产生的基础。

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深层意义上说，改革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城乡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收入分配不公、失业率居高不下、弱势群体权益受损等问题引发的矛盾随之突出起来。

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越来越明显，各种矛盾必将进一步显现，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能否得到妥善处理，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发大局。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深入调查研究，科学把握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一个时期以来，之所以在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居民收入连年增加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压力不断加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社会分配关系失衡、机会不均等及相应的社会心理失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和推出改革举措时，必须统筹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人民群众共同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增强大局观念和长远意识。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要以其他诸多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如果不从全局出发，或只从局部出发看问题、解决问题，就可能导致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更多的问题接踵而来。加剧社会利益矛盾。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着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素质。

努力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

在当前这个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保持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分析研究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调整，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全面把握和妥善解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在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中解决问题和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处理利益关系，前提是掌握利益，提供利益。而利益只能从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而来，只能从全体人民的劳动创造而来。发展是硬道理，要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紧紧围绕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按照“重大项目拉动、招商引资带动、城镇经济推动”的工作思路，着力提高改革和开放水平，着力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着力加快工业化、产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步伐，着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新的形势面前，进一步确定新的发展眼光，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明确新的发展目标，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增强新的发展动力，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好发展中的问题。通过发展，为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善于把握全局，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的利益。“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当前，我们一方面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瞬息万变的情况，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自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注重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一是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的关系，坚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一致，局部利益服从、服务于整体利益。二是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既不能一概排斥个人利益，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也不能盲目扼杀集体利益，忽视不同利益群体的特殊性，搞一平二调。三是要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坚持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着眼长远，着手当前，围绕长远的发展目标和战略部署，抓好当前利益，为长远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四是要正确处理物质利益同社会利益的关系，克服片面追求GDP增长和急功近利的思想，防止出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此重彼轻”、“此快彼慢”的失衡状况，统筹兼顾，切实推进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只有让广大群众得到利益、得到实惠，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要求，真正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把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坚决杜绝那种搞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去捞取个人功名；搞小团体利益，以损害大局去笼络人心，不顾群众安危冷暖的行径。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一个人的能力再强、水平再高，也总是有限的。只有集思广益，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聪明才智发挥出来，让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正常途径，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减少工作的失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中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一是要谦虚谨慎。人一旦滋生了傲气，就不可能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最终会因听不进正确的意见而脱离群众、铸成大错。因此，无论是从处理好班子内部关系讲还是从处理好干群关系讲，都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二是要发扬民主。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还要有很强的民主平等、协商共事的意识，遇事和大家多商量，多沟通，经常性地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坚持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决定，不搞个人说了算。三是要心胸宽广。要有一种容人、容事、容话的宽广胸怀，能够听得进各种不同意见，善于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合作共事。“望远方觉风浪小，凌空乃见海波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少一点猜疑之心、嫉妒之心、怨恨之心，多一点理解之心、关怀之心、友爱之心，使大家能够在和谐的环境中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增强处理利益关系的整体合力。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大力倡导正确的利益观，努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人追求利益是一种本性，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既要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获取利益的热情，又要引导群众理性对待利益。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努力实现各方利益同步增长，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强广大群众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积极表达诉求、反映问题的同时，对暂时的困难予以充分理解。树立整体长远利益优先、以发展赢得利益等正确的利益观，引导群众理性看待社会利益差异，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顾全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在良好的发展环境中追求利益、维护利益、实现利益。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通过制度机制创新来推动各项工作。应当承认，我们今天许多方面的利益不协调，根源在于体制改革的滞后，利益关系还必须通过改革的深化来协调理顺。要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建立能够激励社会各阶层、群体和成员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获取机制，形成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要把探索建立健全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与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巩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果，把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共同的利益上来，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有效的工作，更加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大方县经济社会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在我国，当阶级矛盾退出其政治关系的主导地位后，公众的利益关系便开始凸现为社会的主导性政治关系。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化中最突出、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越来越分化、多元化和异质化，公众的利益意识越来越自觉，组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社会利益集团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复杂。在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是正常的，但利益关系不能断裂。实践证明，执政党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能力的大小，是社会能否保持和谐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

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

所谓利益，也就是人们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得到的好处。在所有利益中，经济利益具有基础地位。利益问题，在社会政治关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一，利益是人们结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第二，利益是一切社会政治组织及其制度建立的基础；第三，利益是社会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源泉；第四，利益还是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

任何利益，都是特定利益主体的利益。所以，利益关系，主要是指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的社会联系，它表现为纵横两个方向。纵向利益关系包括：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不同层次群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横向利益关系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同一层次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是利益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以及它们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差异和对立。

在社会生活中，不同利益主体从不同的社会关系出发，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从而产生不同的共同利益。所谓共同利益，就是处于同一社会关系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相同利益。一般来说，共同利益主要有：集体利益，集团利益，阶层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等等。共同利益具有客观性、独立性、稳定性、相对性和群体性等特征。

当前社会利益矛盾的特点

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乃至同一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利益关系状况都会不同。我国28年来的改革开放，其本质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丰富和复杂，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范围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形式多样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一方面，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尚未完全打破，分配的合理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现象。尽管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增进了，但是，有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损害，引起了这些社会成员的不满，空间范围相当广泛。

二是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在计划经济时期，利益矛盾也存在，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由于受高度集权体制的限制，这种矛盾又多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过度紧张的政治气氛所掩盖。现在，社会利益矛盾己经是公开的、显性的。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的推进，各利益群体的愿望表达越来越强烈，参与面越来越广，对表达渠道的规范化、制度化要求越来越高。

三是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在一些领域趋于紧张。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基本上是通过制度安排，以谈判、对话、协商、契约这样一些平和的形式进行的。当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时期，依法解决各种社会利益矛盾的思想意识、体制机制、具体政策、方法手段等还不完善，处理起来效率不高，致使社会利益矛盾在很多地方呈现日趋紧张的状态。

四是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产生的原因颇为复杂。有体制机制、经济条件方面的原因，如地区差距问题、城乡差距问题、行业差距问题；有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引起的干群矛盾；有思想道德方面的原因，如部分人为富不仁、巧取豪夺，根本不考虑他人利益而导致的贫富矛盾，等等。由于当前社会利益矛盾成因的复杂性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有些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分出谁对谁错，需要明确深层次原因，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

努力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

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是党在关键时期的关键任务。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差别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避免最终导向社会两极分化。一个时期以来，之所以在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居民收入连年增加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压力不断加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社会分配关系失衡、机会不均及其相应的社会心理失衡等。当前所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问题，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拆迁中的补偿问题，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职工的合法权益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经济发展中对环境的污染问题等等，大都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和推出改革举措时，必须统筹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增强大局观念和长远意识。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如何把谋全局和谋一域、谋万世和谋一时结合起来，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利益矛盾通常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要以其他诸多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如果不从全局出发，或只从局部出发看问题、解决问题，就可能导致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更多的问题接踵而来，按下葫芦起来瓢，加剧社会利益矛盾。处理利益矛盾，还必须避免短期行为，协调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利益矛盾尽管解决了，但留下的后遗症很多。只有着眼于长远来处理当前的各种利益矛盾，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着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素质。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领导干部有宏观决策的权力。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能否制定出切合实际、符合规律、体现民意的政策，从而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决策素质高低，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地方的领导没有威信，得不到群众拥护，往往起因于劳民伤财、不顾群众利益的胡乱决策。素质高的领导干部则会在进行重大决策时深入体察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注重兼顾到各方面利益。可见，各级领导干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民主决策意识，掌握科学决策方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意把握好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节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必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实践中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努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社会事务管理的决策机制和政策取向上，应找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不同阶层、不同群众的利益，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进一步健全处理社会利益矛盾的工作机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同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推进党领导下的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的建设，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提高社会建设能力

刚刚闭幕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发表《公报》指出，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带有综合性，涉及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中，突出对社会建设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在当前尤显重要。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统筹协调各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

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发展。这就要求坚持正确的利益观，将生产力发展与人民利益的实现统一起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人为本，要平等地保护各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逐步构建民众参与与自我治理的基本结构；还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完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制度。

要整合社会关系，构造和谐的收入分配格局，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整合社会关系，重点是整合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实现各社会利益阶层的关系和谐。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社会公平，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调节过高收入，逐步构筑稳定合理的社会结构。建立公共部门的合理分配关系，改革和完善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分配制度，规范国有垄断部门与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

要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各级政府应主动和善于运用公民社会从事社会管理。一是重点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国家和公民社会都应保护和增进个人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尊重社团组织多样性，思想文化多样性；实施政务公开和公共领域开放；强调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制约国家权力，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二是促进社区建设，完善社区自治功能。促进政府与社区分立，地方政府对社区实行非强制性的工作指导，社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给社区提供足够的财政投入，将社区承担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提供居民公共福利服务支出列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项目，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社会矛盾，重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发性、群体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各级政府应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矛盾演变的规律，借鉴国外政府解决矛盾纠纷的做法与经验教训，以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矛盾为重点，建立全过程、多渠道、全方位、法治化与柔性化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危机管理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23.3关于社会稳定和民情预警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稳定并不能压倒一切，比如：稳定不能压倒宪法，不能无视人权，因为稳定不是一个法律概念，稳定只能是尊重宪法和人权下的稳定。

在党仍然是特权党的情况下，尽管它宣布民主开始，仍然是一党专政，而不是民主。如果领导集团拒绝主动清除特权规则，最后结果必定是自己被清除。

老百姓的情绪和意见已经非常重要，稍不留神就出问题。社会必须具有早期预警机制。其目的是对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和风险及时反映，让决策层真正掌握社会中不稳定的相关信息，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征兆，在社会张力爆发前提出预警。

预警机制首先是，社会运行的监测机制，通过监测及时发现警情的征兆，准确把握警情的走向与发展速度；其次，是警报机制，当监测结果显示社会出现警情征兆时，立即向政府或者公众发出警报；第三，是快速反映机制，即及时采取措施，以消除警源，抑制警情。

但也有学者认为，“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是根本不存在的。民意是多元化的，绝大部分民意是和个人生活圈有关，民情监控的综合性、宏观性本身不符合民众的思维方式；而且民情监控根本没有运作机制，无法实行。

经济人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转型社会的巨大震荡，使那些责任心驱动从事高风险行业的人最终将变得不堪重负。越是有责任感，各种社会矛盾就越向你集中过来。

主观期望等与现实落差越大的人们，如果社会的宽容和温情不够，关注不够，反而越容易走上极端报复的道路。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动与怨恨的积累和扩散在一定的阶段是并行的。个别怨恨者制造爆炸案件报复社会只是其中一种反应；集体行动是更常见的另一种反应。

我国都市种类多样的怨恨正处于高度积累并且极易爆发成为集体行动的临界水平。这也是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理念等措施的背景之一。

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就产生了利用政治权力发财致富，甚至达到暴富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培养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相对剥夺感”增加，为产生社会骚乱事件“培育”了社会情绪。

一个社会的稳定或者不稳定不能由它所产生的满意程度或者挫折程度来判断。一个社会特征不仅表现在社会分层上，而且也表现在互相冲突的各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关系体系上。这样，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在一个社会中握有大权，与人们根据其社会和经济地位来接受属于他们的特权和负担相比，可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换句话说，政治权力的集团性垄断和社会各利益群体缺乏最为基本和公平的博弈，是中国目前社会最大的风险因素。而这一点，恰恰是执政集团最不愿意承认的，也不会检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而政治权力集团对上述问题的态度，又决定了政府处理社会危机和抗风险机制的脆弱和欠缺。

在目前阶段，执政者持有的决策理念对于处理社会风险基本上遵循着两种思路：一是强化专政机关，对民众的利益表达进行压制，用政府权威赋予的暴力和强权手段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二是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强调以民为本，要求既得利益集团保持一定的行为克制，让出一部分利益予民众，以求一时平安。显而易见，第一种主张强调的是国家机器的作用，是政权既是专政工具和暴力机器这种理论的现代运用；第二种主张虽然承认了民众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认为现存的政治架构可以代表和协调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这两种主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政策就是软硬兼施的现代统治术。虽然这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一定的效力，但最终只能让中国社会积累更多更大的风险。

要真正化解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风险并且实现长治久安，就一定要建立民主的宪政体制，就一定要开放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实行公平和理性的利益博弈。

首先，应当逐步建立体现民主和宪政精神的政治体制，这样才能真正树立国家政权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政治的统一性正在发生改变。在以往和现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逐渐被地方党政权力的自利主张所消解。

其次，要建立或开放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允许农民、工人和社会其他利益群体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如农会、工会、商会等等。因为目前的工农维权活动是作为一种政治压力而存在的，而社会对这种压力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社会的承受限度被突破，就会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失去平衡。因此，随着工农维权活动的不断强化，更需要寻找有效的途径将其纳入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发展轨道，需要在法制的基础上制约可能发生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事件。

因势利导是一种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要让工农利益得到组织化的体现，从而将社会安全问题的群体性、突发性、骚乱性事情件引导到一个有序的系统内。在目前的主流意识和地方当政者的决策理念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工作方向。从这种认识出发，一切试图实现群体利益组织化的行为是不正常的，甚至把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做的努力当成是对现行政权的挑战，定性为犯罪行为。事实上，利益组织化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是把双刃剑。就目前的中国社会而言，让工人和农民有自己的利益组织不仅是他们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国家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有益的。因为，工人和农民有能力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可以在的程度上制约处于强势的资本所有者和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对他们的侵权行为，使社会处于相对均势。

铁腕下的稳定无法长久

稳定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动荡的社会不可能有百姓的幸福。可是，所谓铁腕下的稳定，又不同于民主社会的稳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民主社会，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过日子。这种意愿通常通过选举来表达。可是，并不是说选出来的政府领导，就一定会达到一个稳定社会。假如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追求不同的激进政治理想，百姓在政治上不成熟，被政治家煽得五五对阵，不同的理念尖锐冲突，相互不可调和，有着你死我活的劲头，那么选举就可能成为斗争的延续，此上彼下只是为王为寇的关系，上去的并不打算包容下来的，下来的也一心想推翻上去的，这样的社会很难稳定。这样的社会最终达成稳定，必须经历一段艰难的甚至流血的过程。直到某一天，噩梦醒来是早晨，大多数人终于对争斗厌倦，开始理解和平稳定对大家有利，懂得以妥协换取双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心甘情愿化干戈为玉帛，不再咬定自己的激进理想主义，终于开始好商好量、踏实过日子，从此步入新阶段，才是民主的稳定。一旦进入这样的阶段，大家尝到甜头，真的会这样过下去，时间越长越稳定。许多国家走过这样的道路，从动荡达成稳定。这些已经实现民主稳定的国家，一旦发生分歧，外面看着说，不得了了，竞选双方很激烈，选票票数很接近，国家要分裂，里面的人其实却一点不紧张。经过长期的民主生活，社会已经非常习惯以沟通妥协来协调。双方在核心价值上趋于一致，不一致的只是一些具体做法的差异。这样的稳定是真实的稳定。

而铁腕下的稳定，民众没有发言权。民众的意愿能不能表达、能表达多少，全看铁腕“铁”的程度。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由一个铁腕在规定。由一个领袖来为全体国民作决定，表面上的稳定下面，是内在的不稳定。是大家为着过更好的日子，才选几个人来管理公众事务，把他们叫做政府的，怎么可以本末倒置，出来个“铁腕”，违背大家的意愿，按照个人意志来规范社会、扭曲大家的生活、窒息自由、扼杀人的天性呢？真是一不留神，主人变奴仆，公仆变皇上。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和去世，对社会不会发生什么大影响。从土库曼斯坦总统去世后局面的诡异，就可以知道，铁腕的稳定是暂时而靠不住的。一方面，这不是大家认同的正常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众从来就没有与对立意见如何协调共处的经验。高压一旦撤去，非常社会的弊端会突然显露出来。一旦被驱逐和被压抑的对立政治力量走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对话，要比习惯于民主沟通的国家困难得多。我们只能遥祝土库曼人民好运气，能够比较平和地渡过一个转折期。这是必定要发生的转折，早发生比晚发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能永远禁止土库曼人看芭蕾舞。

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预想不到的事件，不在乎它的大小，却常常是引发社会矛盾、决定民意走向、推动各种力量重新组合、造成政治格局变化的导火索。于是，利用危机处理、化险为夷，争取主动、为我所用，制肘对手，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常常是政治舞台上各种人物施展拳脚的基本功。把握的好坏，往往有战场上那种转败为胜、化险为夷或者风云突变、土崩瓦解的功效。

善于把自己的坏事变成好事，把对手的好事变成坏事，是一门政治艺术。

官场斗智的大忌是：暴露意图太早，事先设计谋划不周，因情况掌握不准而把自己的软肋暴露给了对手，结果是没打倒对手反而自己受伤了。

官场争斗，往往是正义斗不过邪恶，有文化的斗不过没文化的，讲道理的斗不过不讲理的。如果在官场分出个“精英”和“乡党”的话，那就是“精英”常常斗不过“乡党”。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文化素质高的领导干部，斗不过那些文盲加科盲但却精通官道的乡党。知识性的干部处事按政策、循规则，而这些政策规矩恰恰是约束官员不轨行为和随意性的。没有文化，脑子里规矩少、框框少，目无法纪的人，他们胆大妄为，在笼络人心和玩弄权术上又灵活自如，却很符合官场传统的运作潜规则，因而他们在官场上常常左右逢源。

著名的“基尼系数”就是一套预警机制。0.4是它的警戒水位，超过0.4后，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不该有的“仇官”心态

“老板虽然有钱，但是在有的官员面前就像‘三陪小姐’——心里极端厌恶反感，为了赚钱还要笑脸相迎……”在二级城市搞房地产开发的小陈这些年虽然赚了点钱，但谈起一些官员的“权力寻租”依然让他感到压抑和愤懑，觉得无处宣泄。

由于私营企业主、个体老板等人群是权力寻租的主要对象，不满官员腐败，但又不得不随顺种种“潜规则”成为他们的复杂心态。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事件中，特别是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宣泄中，容易诱发这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非正常释放。

民营企业家、公司老板普遍表示，当前最痛恨的就是官员搞“权力寻租”，以权力配置市场资源，扭曲了正常市场经济原则，使守法经营的人也不得不接受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他们说，企业为此支付的“隐性成本”至少占收入的10%以上。

检察机关的调查也表明，商业活动中的行贿、受贿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工程建设、医药购销领域是商业贿赂犯罪的高发区，并呈现出向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及电信、金融等行业延伸的趋势。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如果任由公权私化，干部深陷利益格局，可能导致“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造成政治和经济两大系统功能发生紊乱，致使地方党委、政府公信力丧失，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并引发群众与政府的尖锐对立和社会价值观念的畸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大型企业或知名企业家由于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遭遇“吃拿卡要”、“潜规则”的时候相对少一些，一些权力部门对他们往往有所忌惮。但是，中小企业却普遍缺乏与之抗衡的能力：要么接受“潜规则”，要么“出局”。这种状况让不少中小老板深恶痛绝。

可以说每一个有审批权、检查权的部门都有一套“潜规则”，都有自己的“专车道”。不知道有多少项目被“埋葬”在这些“潜规则”下，也不知有多少企业被“拖垮”在这些“专车道”上。

“仇官”心理非理性释放的风险

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社会的失序或混乱无疑是大小老板们较为担心的局面。但是，如果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遏止，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事件中，特别是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宣泄中，一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释放往往会增加社会风险。

随着我国利益关系的调整，作为改革“受益者”的新兴阶层的心态变化会日益复杂。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中产阶层壮大、公众民主意识增强、各种文化思潮泛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现象，极易产生社会冲突。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何遏制腐败，防止部分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释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引起各方重视。

“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我们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参政议政，使权力的运行更为公开透明，也许是遏止权力寻租的一个出路”。

“权力致富”焉能不引起“仇富”？

中国是个“权力致富”的社会。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历史上每当到一个朝代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的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的口号就是：“均贫富”，来聚惑人心，可见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其实贫富差距不光是中国社会才有的现象，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也广为存在，可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偏偏能引起人民暴动呢？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很特别，因为这种富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官富”，是一种“权力富”，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中，谁只要拥有权力，谁只要当上了官，谁就能富。谁的官越大，谁也就越富。过去中国最大的官是皇帝，所以皇帝是中国最大的富翁。刘邦当上了皇帝不就洋洋得意地说：“我弄下的产业比起大哥来哪个大？”这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财富做法，世界上哪一个人能够相比？

权力的本质被来就是一种侵夺式的，是彰显人性之恶的手段，所以它付诸实施必然是强盗式的，是赤裸裸式的掠夺，也是血淋淋的。作为“权力致富”，当然也是靠血腥的手段获取的，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聚天下之财力供一人之享乐，这种过程还不是靠武力强占的吗？还有成吉思汗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肆掠夺，很快就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最富有的人，这样的财富不也是沾满鲜血吗？……像这种权力致富，实际上并不能引起广大人民心服口服的尊崇。因此陈胜吴广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历朝历代为了打破这种权力致富之手，也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尽管这些起义最终也变成了“权力致富”的变质者，但在起始应该是以打破“权力致富”作为号召的。

权力，因它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划分为民主权力和专制权力。民主权力是有限制的权力，是由广大人民，通过一定的社会民主制度把其规范到正常的轨道上，从而彰显一定的人性化，而专制权力是没有限制的极端权力，是绝对权力，一般为独裁者所有，它完全掌握在专制独裁者手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人性本恶，而权力是促使人性发挥最大恶的催化剂，它可以使人的恶性发挥到极限，所以如果不对权力进行限制的话，它会贻害无穷的，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出现的暴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权力的性质既然如此，作为攫取财富的“权力致富”当然也是如此，在专制制度下的权力致富是充满血淋淋的，它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也无道德规范，更无法律制裁。比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皇帝，许多人出身实际上是穷光蛋，比如朱元璋还不是一个穷要饭的，后来通过奸谋和武力登上了皇位，成为最富裕的人，还有历朝历代的文臣武将还不是通过长官权力来富裕的吗？所以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什么手段能迅速致富，那就是权力。

而现在权力致富在中国更是屡见不鲜，据了解，目前中国在位的高级领导人许多都是富翁，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子女更是富甲一方，其财富远远超过那些辛辛苦苦的企业家。

这种现象当然在民主社会是不会存在的，如果问美国最富有的人，大家绝对不会回答美国总统，而在中国如果问谁是最富有的人，一般有几种回答，一种是国家独裁者，一种是某个私人，但回过头来一看，这些私人的财富也许今年位列第一，明年很可能跌落监狱，比如牟其中，比如刘晓庆等，可见还是权力财富来得实在，基本上谁也打不倒的。最好的回答就是中国最富有的人是江泽民、胡锦涛、邓氏家族等。

权力致富的根本性质是掠夺、压榨、剥削，是靠掠夺别人的财富致富的。因此，权力致富从来不尊重道义，而且贪得无厌。在权力致富普遍的社会里，必然会存在着大量流离失所的穷人。比如清朝时期开始的野蛮圈地，社会上不是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吗？而权力致富的本质也决定了这些穷人是得不到救助的，如果他们会救助穷人，那又为什么要掠夺穷人呢？正是因为权力致富造成了穷人的现状，又怎么指望权力救助呢？这就好比狼咬断了羊的脖子，你还能指望狼能治疗羊吗？所以对于开头的几个例子我们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现在中国的权力致富更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比如贪官动辄几亿、数千万，这不是权力置换吗？每次的国企改革，使得极少数人暴富，绝大多数工人下岗，这不是权力致富吗？还有医疗、教育等校部门富得流油，不也是又为这些部门掌握着医疗、教育的权力而致富的吗？还有电信、天然气、石油等部门不是也因为处于垄断地位而实际上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说涨价就涨价，使得财富都流进了他们的口袋里吗……

对于强盗，人们是要反抗的，而权力致富说白了也是一种强盗行为，焉能不引起人们的仇恨？也难怪在春秋以前老百姓就喊出了：“硕鼠，硕鼠，毋食我麦”的口号，而每次的人民起义“均贫富”的口号喊出后，总是一呼百应，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想，既然你们可以掠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掠夺回来呢？

所以，仇富不怪老百姓，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致富是一种非正常的权力致富。在现在的国际大趋势下，对戕害人权的专制权力体制既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么，对于中国社会这种戕人权的权力致富，当然也应是人人得而诛之。

腐败为什么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2004年9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以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为组长的国内危机管理研究课题组提出，2010年为中国危机多发期，腐败可能成为危机导火索。那么，课题组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在所有关于腐败问题的报告、报道和论文中，在指出腐败愈演愈烈、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同时，通常都要在一个转折词之后来一句：“当然，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的确，腐败分子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只占极少数，他们的存在不可能改变党的性质和地位，不可能影响党带领全国人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但是，应当看到，即使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也是危险的。

1959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评议“大跃进”运动时曾经说过，“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好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因为这是毛主席说的，所以这个比喻被中国人用了许多年，十分著名。在中国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都知道，这个比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说的是一个指头决定不了事物的性质，那九个才能决定。作为极少数的“一个指头”当然不能决定事物当下的性质，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一个指头”通常指的是两种类型的东西。一是“新生事物”。不用说，这个道理我们早已经很熟悉了：虽然某种革命力量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是“十来个聪明人”（列宁语），但它很可能是撼动地球的杠杆。二是事物内部因异化、蜕变、落后等原因而产生的消极因素。这样的事物从理论上虽然不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性质，却也常常是不可轻视的力量。

不需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等不到某种消极因素超过“一个指头”的时候就开始叫唤，说整个事物已经具有“一根指头”的性质了。比如说，在某某城市，一个月里连续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案件，虽然这连半个指头都不到，但许多老百姓还是人心惶惶，安全感大大下降了。一个人常常只因为做了一件坏事，曾经做过100件好事的历史就会被遗忘，而被一棍子打死。在一些国家，一个官员只要犯一个错误就可能被迫辞职下台。

评书艺术家袁阔成有一次表演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按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很少但却到处都有，而且分布还很均匀，让人觉得好像满天下都是坏人。”这话说得挺有意思，似乎还真是恰如其分。实际上，均匀地分布着的坏人加在一起没几个，也不一定有“一个指头”那么多，要是真的达到“一个指头”，即10％，比如说，中国13亿人口，有1.3亿是坏人，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多么恐怖！

可见，即使是消极因素，“一个指头”的力量也很强大，虽然它是极少数，但对人们认识事物的性质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的影响力常常会超过那“九个指头”——或许人们明明知道有九个指头在，但就是要高估一个指头的力量。实际上，在普通人的感觉、感知和认识中，事物的性质发生质变时的量是很小的，离实际上真正界定质变的那个度很可能是非常远的。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种规律？

公众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常常是非常挑剔、很不“实事求是”的。他们在对事物定性的时候很少具有作深入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的耐心，常常是十分武断的。比如对待一只桃子，过去人们由于生存状况所限不那么讲究，即使烂了一半，许多人还会把看上去是好的部分吃了；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许多人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腐败，就认为它是一只烂桃子，当垃圾扔掉。因此即使公众是不实事求是的，我们常常也只能跟着他们走；不管他们这种思维方法够不够“规律”的级别，恐怕就得受到尊重。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吃桃子的，但实际上我们也常常卖桃子，有些人还是专业户。当我们面对买桃人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信，买桃人是绝不会买烂桃子的。一旦我们的筐里出现了烂桃子，他们必然强烈指责我们。我们需要的是珍视这种指责，让它促使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防微杜渐、谨慎从事。如果我们头脑还很清醒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即使离发生质变的那个“度”还很遥远，我们也必须积极做好保鲜工作。这就是党中央、中纪委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的原因。

23.4关于弱势群体问题

弱势群体是丧失感是全方位的，他们的被剥夺感白仅仅是财富方面，还有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精神领域、文化教育机会、政治权利等多方面。

社会风险最易在社会承受力最低的弱势群体身上爆发。专家认为，国民待遇的白平等，弱势群体的生活贫困，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排斥等现象，都使得弱势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

所谓“弱势群体”首先不是在物质上的“弱势”，而是在精神上的“弱势”，例如没有话语权——有话不能、不敢说出口，说了也没人理会。

弱者问题根本不会成为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化”的问题：客观上是问题，在媒体、在学术界、在决策者头脑中却不是问题，要成为这些人头脑中的问题，必须经过“问题化”的过程。但是，强者把持了“问题化”的权力，只让自己的问题成为问题，而弱者和低层人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在“问题化”这个环节上，弱者就被剥夺了，这种剥夺比直接的剥夺还要隐蔽，让弱者意识不到被剥夺了，让被剥夺者心安理得——这是更深层的不公正。

为弱者服务的机构，弱者却没有权力制约这些机构，而眼下这些机构往往都是强者和有钱人，有话语权的人所操纵。政府本身是一个不受制约的政府，从来做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是雪中送炭。

弱者仅能在虚拟空间诉说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急剧推进，利益分化和资源积聚的态势日益明显。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上出现了暴富阶层。据统计，这些强势利益群体只占中国社会总人口的16．4％，而他们拥有的资源总量却占社会资源总量的80％以上。但是，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一个由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者所构成的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城市中失业者成为令人关注的群体，改革前这个群体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位置，现在成为社会的底层。这些人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工作，职业封闭，阅读量少，文化水平低，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也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目前的失业下岗者，事实上是社会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是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作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要。

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以及底层社会的形成表明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所承担的代价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

这要从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开始。不能仅让弱者在虚拟空间控诉补偿的不平等，而应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怀必须制度化。我们必须明白，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感受到“现有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最适宜的制度”。如果仅仅以远期的预期收益的承诺，来表达对弱势群体的重视和关怀，这对于急需要利益补偿的民众来说，是没有多大效果的。

福利养懒汉与权力养懒汉谁可怕

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郑功成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能以“养懒汉”否定社保功能，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福利病至少在30年内均是一个伪靶子，但它确实会误导人们甚至影响政治决策。社会保障领域应该遵循这样一条文明原则：宁愿养一个懒汉或者少数懒汉，也不能让多数人因缺乏社会保障而陷入生存恐惧之中。他说自己到过不少福利国家，不仅没有看到病态，反而都是健康、有序、和谐、文明的。(11月6日《人民日报》)

显然，郑教授这番话是有所针砭的，近来社会确实流行一种“福利养懒汉”的认识。一方面是有些地方政府以此为由削减、延缓甚至挤占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或者以此为由给享受低保者设置很多严苛限制，规定打麻将、买电脑、超生者不得享受低保；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也论证“福利制度会养懒汉伤害社会效率，所以中国不能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这种认识背景下，郑教授“宁养少数懒汉也不让多数人因缺乏保障而陷于生存恐惧”的原则格外让人振聋发聩。

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许多人“未免除生存恐惧”的时代，需要的是“增强营养”而非“避免营养过剩”；而且，我们的福利水平还远未达到“诱人当懒汉”的程度，不少地方连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都做不到，几个人会没出息到因那点低保金而“不劳而获”；最重要的是，即使因保障而出现几个懒汉，那也是一个文明社会为公平分配利益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那种懒汉是源于人性劣根而非制度弊病，不能因为臆想中几个莫须有的懒汉而让多数人陷入物质匮乏的生存恐惧中。何况郑教授说了，即使那些“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也没有看到福利病态。

实际上，对一个社会效率与公平最大的伤害，并非源于弱者为享受一点保障福利而吃白食当懒汉，从而影响社会道德风气和创富热情；而是源于强者利用权力资源去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利用权力资本去掠夺劳动者和消费者剩余吃白食当懒汉，从而扭曲社会的资源流向、耗散公众的创富热情和降低社会的效率。很显然，一个弱者满足于一点福利保障而宁作懒汉，这不会引起社会的效仿，因为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应高于那点保障福利，对这样的弱者懒汉，人们更多只会报以鄙视；而强者利用权力资源在高工资高福利中吃白食当懒汉就不一样了，当人们发现一个人可以通过依附权力而享受到这么高的福利，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减少创造财富的、提高效率的活动，相反去增加掠夺和寻租的活动，争相远离创富领域而流向分享财富的领域，争相依附权力当“权力懒汉”。

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没听过有几个依附于社会保障制度吃救济的懒汉，倒看到许多依附于垄断体制享受着垄断高利润和高福利的懒汉；没见过几个人因看到弱者享受点儿福利而想当懒汉，倒看到不少人因看到垄断高福利争相涌向垄断领域———媒体曾报道过一个公路收费员岗位千余大学生争抢的新闻，某个热门公务员岗位万余人争抢的新闻也屡见报端。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正发生的是“权力福利养懒汉”，而不是“保障福利养懒汉”，为什么权力精英们一直在呼吁警惕“保障养懒汉”，而不是治理垄断养懒汉、权力养懒汉呢？这一切可能源于强势者的话语霸权吧，许多监管的矛头从来都只指向弱者而不是强者。

近来，越来越多的上访者在绝望时选择自杀的方式进行抗议。从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上自杀，从大街上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发展到在天安门前自杀；由个体自杀发展到向群体自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维护个人权益，有其深层次的合理根源。不到被逼得走投无路谁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在“不死人不足以引起重视”的权利救济逻辑下，是某些人不得已的选择。

“自杀维权”现象固然影响到了社会秩序，但如果我们以公民的立场反思，就会发现，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这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时，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是多么严重，另一方面说明管用的权益救济渠道越来越少。

执政者不可能没有恐惧之心，关键要看害怕的是什么，表现如何。有一种恐惧叫做“居安思危”，害怕政治不清明、言路不畅通、百姓生活不安康、如履薄冰；有一种恐惧叫做“色厉内荏”，害怕权位不稳固、富贵不长久、百姓“不听话”动辄采取高压手段，钳制舆论，鱼肉百姓。慈禧太后有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现在的官员则说：“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因为害怕自己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于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也没有什么做不出的事情——这种表面上的无所畏惧，恰恰暴露了内心的极度恐惧。到了这时候，执政者的政治生命离结束也就不远了。

孟子说：通向不朽的道路有三条：一是立功、二是立德、三是立言。

做人是一门艺术。一门综合艺术，一门如何把钱、语言、笑容、眼泪以及身体等等各项功能发挥到极佳的艺术；一门把别人对你的热情调动到最高最大为你所用的艺术。

很多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或者是只能说手心，不能说手背。

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一个虽然简单却让众人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明白的道理，那就是——甘心。

写匿名信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正义感但是胆小，揭露事实缩头藏脚；另一类有私欲有阴谋，捕风捉影臭你，搞乱一方浑水摸鱼。

越是不认真对待匿名举报，举报人就越不敢署名，这是恶性循环。

把匿名信交给当事人看，是笼络人心的办法中最高明的一招。

写匿名信的是软弱的抵制和无奈的抗争行为。

一个受到攻击的官员，最可怕的是真实，而不是谣言。虽然谣言一时也可以扰乱视听，让人瞎起哄，所谓无风不起浪之类，但终究不构成实质性的伤害。

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如何对待错误。

对于一个人的进退，自制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许多聪明能干的人就栽在自制力的缺乏上。可以说，人与人的角逐，常常是自制力的角逐。

官场上的人常说，政治是无道德的，为了一种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在不规范的特定历史时期，道德只是一个用来规范社会、规范百姓的工具，完全循规蹈矩的人，注定是一个庸人。

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强者社会，这个社会从来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中国人讲的“城府”，是指含而不露、谋略在胸，出手在后。这是最可怕的。

在中国，“城府深”是认为这个人有控制别人的能力，腹内有春秋，深藏不露，后发制人等意思，这种人甚至一言九鼎；而诚实坦率却往往被当作“不成熟”的别称。所以，“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成了千古箴言，“城府深”成了赞美之词。推心置腹的深谈常常是导致误会的祸根，祸从口出，人防口祸，不敢相信任何人，不敢多说一句话；越是口口声声说“肝胆相照”、“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人，越不敢相信。

不要信任不相信别人的人。

某些人信奉的是：一个臭皮匠，弄死三个诸葛亮。

如果你想在官场上混得长久，你就不能太贪。你要是做人没有一个过得硬的原则，迟早会在贪字上摔倒。

贪财的人付出的是担惊受怕的心机；贪色的人付出的是廉价的感情和昂贵的金钱；贪官的人付出的是做人的尊严和准则；廉洁的人付出的是必须遭受世人的冷落和同事的白眼。

在官场中，不能只按常人的思维，要学会逆向思维；比如：你看到两个人表面上亲热，千万不要认为两人的关系一定就很好，很可能两人就是对手。官场上有些事情是做给别人看的，也许话是说给别人听的。

权力这东西令男人着迷，智昏、甚至走火入魔。官场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人会身不由己的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夫妻背叛、父子反目、朋友相互出卖等等。

特殊时代造就特殊人物。不按常规执政套路出牌的官员，信奉的是“治乱用重典”的政治强权。

朴实就是死板，老实就是愚蠢，谦虚就是无能，圆滑就是成熟，虚伪就是老成。

老实人吃亏，老实人就会变得不老实起来；不老实吃亏，不老实的人就会变得老实起来。

真理多跨一步是谬论，真理早跨一步也是谬论，真理偏跨一步还是谬论。

投靠是背叛的开始，既然是投靠，就不存在人格，仅仅是为了利益，那么，谁今天为了利益而投靠，明天他照样可以为了利益而背叛。

能被收买的东西，同样也能被出卖。

矛盾和危机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个永恒的法则始终伴随和困扰在已经十分疲劳的中国人。有些事情你越是感到有希望，失望的可能性要会越大。

想在复杂的局势中站稳脚跟，就要把握一个原则：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能得罪一个小人。

要经常警觉危机的到来，并给以迅速而果断的反击。

现实生活中，人的年龄越大，越往上层走，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真实的面孔就越加模糊。这个世界就是半张脸组成的世界，谁都不可能让你看清他真实的全部；如果全部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秩序也许就要重新安排了。

在官场上，一旦失去了上级的支持，特别是上级的信任，那就意味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出现了危机。

政界走得通的人，眼睛都是朝上而不是朝下的。

从政的人是要远离浪漫的，口头上总说张扬个性，其实随时随地都在抑制和扼杀个性。

政治人物不宜执拗，执拗很容易走上极端，走进死胡同。如果意识到自己错了，就应当及时回头，不要由于好面子而固执己见。常言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政治人物，尤其是领导人物，应该有豁达的气量，宽广的胸怀，这样才会有广阔的视野，否则，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性格耿直是为官的大忌。

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一个政治领导人物，拒绝一切不同意见，将一切不同意见视为“流俗”，这是一种什么性质，会导致一种什么后果，中国人已经一再领教过了。政治人物应当有所畏惧，即尊重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尊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应当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如果一个政治人物真的无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对国家和百姓而言，才是真正值得畏惧的。

当了领导，就必然赋有了诸多政治体面，在以集团为单位的群体中，他是最荣耀的人。所以对领导最重要的处理，就是取消这种荣耀——撤职；对领导的最高奖励就是增加这种荣耀——提拔。所以，撤职成了官场中最具有震慑力的关键，撤去的不仅仅是乌纱帽，而是取消了政治体面和相关利益。

欲望是潜在心底的毒蛇，在它冻僵的时候，它不会伤害你；但当它苏醒时，它就会发出毒素。欲望是荡舟的风帆，凭借风帆驾驶船只，可以行程千里而不停止，但是放纵风帆而收不住，一定会有翻船的灾难。

有一句名言：我能抵挡一切，除了诱惑。为什么诱惑让人如此害怕？因为诱惑让人起欲望，欲望让人有非分之想，让人越轨，让人出丑。整个世界充满了诱惑，诱惑再多，欲望还是嫌不够。这是一个欲望的时代：社会千方百计鼓励欲望，物质占有欲和购物欲。“大众购物意向”成为经济健康的主要指标，“消费潜力”成为中国吸引世界投资的主要诱惑。

全球化经济的定义，就是永远在制造欲望，迫使人们不断地追逐欲望。因此，多余的不是欲望，而是欲望的欲望，是对欲望的需要，泛滥成灾的是诱惑。充斥社会的欲望符号让人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就是耻辱，就是落伍。只要有欲望，哪怕服药也行。

对于一个人的进退，自制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许多聪明能干的人常常就栽在自制力的缺乏上。可以说，人与人的角逐，常常是自制力的角逐。

常言道：“官场如战场，伴君如伴虎。”人在官场，虽然风浪险恶，危机四伏，但只要看准其中的“道”，就能如履平地。尤其是对上司，你只要投其所好，就没有什么风险了。你看马戏团的训虎员，每天与老虎打交道，他没有危险的原因，就在于摸透了老虎的脾气。弄清了这个道理，你就体会到了“狐假虎威”的滋味。

自卑感的产生是一种相互比较下的心理失衡的结果。人一旦发现这种失衡，就千方百计去寻求弥补，更加渴望和追求优越感。这种心理被美国心理学家称为弥补型心理，这种心理最容易导致贪权。

清醒有清醒的悲哀，糊涂有糊涂的快乐。清醒是只看见陷阱而找不着出路，把出路也当成了陷阱，故而只剩下悲哀；而糊涂则把陷阱也当成了微笑，在微笑中掉进了陷阱，是一种很危险的快乐。

人是十分容易屈服于罪恶和情欲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被限制，而在拥有权力时更是如此；那些在缺少权力时活得很谦恭的人，一旦拥有了权力，感到再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暴行时，往往也能表现得象魔鬼一样凶残。所以，制度是约束，更是一种保护；它约束的是你的私欲，保护的是你的生存权力。

最难战胜的敌人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是朋友，最防不胜防的敌人是欲望，最迷惑人的敌人是感情。

23.5关于君子与小人

大多数人装君子或者装小人，无非是在图谋较高的利润回报。在今天，小人的身份几乎是反叛伪道学的无形勋章。

苏辙阐发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是因为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皇帝为了坐稳宝座，消弭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人人自危的氛围。朝廷上下往往充满猜疑、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皇帝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于是，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有之。功臣们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轻者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身陷囹圄，诛灭九族。

身处权力顶峰的皇帝，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奉承，让他充分感受到君临天下的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皇帝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看准机会，投其所好，从事政治投机，骗取皇帝信任。君子如果万一惹了小人，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数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捞大钱，或当大官，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有会做人，就等于有了一切，否则你的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再是君子了。这就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讲道义讲原则，小人则只讲功利。

在今天，“君子”越来越带有“假清高”、“迂腐”、“虚伪”、“脱离群众”的色彩，连“伪君子”都越来越少了，不少人干脆一上来就毫无遮拦地露出真小人的面目。有一个跻身官场的所谓“亲戚”曾经托我在省里找关系给“疏通关节”，他说：“像我们这个年纪了，还不是想搞两个钱！”我很震惊于他的直率，因为这才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当然，我相信换另外一个场合他的理由肯定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利于工作开展”等等。但在我这个所谓的“真人”面前，他说得越直露越无廉耻，便表明他对我越信任越投机。据说官场上真正的“自己人”都是这么开门见山的，那些寻找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理由的人肯定还是游弋在外围的角色。

君子的不受欢迎恰恰表明了在某些环境下小人正大行其道，乃至于像张某这样的正派人不得不给自己披上“小人”的外衣，才能与人和谐共处，共同营造高度一致的“企业文化”。道德上的自我矮化似乎正成为某种流行文化，以至于人们甚至害怕被人视为目不斜视的那种正人君子。

小人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余秋雨在《历史的暗角》中总结了小人行为的八大特征：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见不得权力；小人不怕麻烦；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毛志成这样给小人画像：小人是被个人主义侵透了灵魂的人，是一贯性的做小动作的人，无利不起早，有利盼天明，说些损人、伤人、诬人的话。干些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事。任何大业都不能在小人得志的环境中办成。

小人与君子斗，小人常常是胜者。因为小人不择手段，十八般正经兵器不会用，专会使用暗器。小人见不得权力又离不开权力，所以不管单位更换了多少一把手，他们都能用各种手段很快贴上去。不断寻求新主子以仰承鼻息。而领导者常常对他们始而警惕，继而无谓，渐而亲近，最后让小人得逞。权势者也知道小人讨厌，但他们往往想利用小人，所以小人就有机可乘。

一般人对小人往往敬而远之，他们了解小人无耻而难缠的特性，总是抱着一种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这样，小人的活动地盘就越来越大。如果对小人都采取这种策略，倒也挺好，让小人无形中孤立起来；可人们还为了各自利益与小人交往，这样就使一个单位变得是非不清，甚至乌烟瘴气。

权势者不正常的需要和普通人对小人的容忍，促成了小人的猖狂。如果权势者没有不正常的心理和不正常的需要，小人就无法投其所好、兜售其奸。如果普通人发现小人就毫不留情予以揭露，使其丑行毕露，小人就不会猖狂。

人在作某种选择时常常是时势使然，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趋利避好派是人的特点之一。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些人做某种选择，并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心中早有打算，只不过等待时机而已。这种人在天性中有一种恶的东西，而且无所顾忌。只要对自己有利，朋友可以出卖，良心可以不要，他们的原则是永占便宜，永不吃亏。

如果每次社会转型都能使这些人得意并且得益，那就容易让人想到机制出了问题。

君子是认真者，往往认死理，才只顾自己的想法，而不顾及别人的想法。

一个人太认真，就会被人视为敌手，视为障碍。这种人不会见风使舵，不会看谁的势力大就靠谁，甚至不会为感恩而放弃自己的见解。他们判断事物的标准不是别人怎么看，而是自己怎么看。是否与内心的原则冲突、与大局利益冲突，结果惹得对手不高兴，同党也不高兴。这种人永远不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不会揣摩领导心理，只为一些大原则牺牲。

想在复杂的局势中站稳脚跟，就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也不能得罪一个小人。

为什么君子斗不过小人

是啊，君子斗不过小人。之所以斗不过，是因为君子讲道义，小人讲势利；君子爱讲正理，小人总说歪理；君子言行一致，小人阳奉阴违；君子追求和谐，小人存心捣乱；君子严责自己，小人暗算他人；君子总在明处，小人常在暗处；君子不记人过，小人与人交恶；君子唯理是求，小人拉帮结派；君子顾全大局，小人只顾已私；君子顾及脸面,小人不计影响；君子老实做事，小人弄虚做假；君子襟怀坦荡，小人鼠肚鸡肠。君子适可而止，小人揪住不放。君子温和如三春暖风，小人阴险如冬日严霜。有这样的对比，君子何能战胜小人！

斗不过，也只能在受骗蒙冤时感叹有假，在受欺侮时忍气吞声，在遭污陷时有口难辩，在受攻击时头痛上火。因为，论争斗，你没他狠；论争辩，你没他滑；论势力，你没他大；论关系，你没他广；论靠山，你没他多；论狡诈，你没他会。这么些“没有“，你何以斗得过他？你没见，他能把方的说成圆的，把圆的说成方的；他说一万句假话一点也不脸红；他只有势利却装出一幅代表真理的样子，他有意损你，气你，你怎么能奈何得了他？

君子小人之分，是在道德方面。君子是具贤德之人，代表正义，代表美好，代表秩序，代表和谐。小人则是性恶之人，代表邪恶，代表丑陋，代表混乱，代表破坏。君子与小人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任何社会都存在，只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彼此的消长不同，所受的对待不同，因此产生的社会风气也不同。

在风俗淳正的时候，君子受重视，小人被不齿；君子行其道，小人躲一边；君子受尊敬，小人遭唾弃；君子受重用，小人受轻蔑；而在风气不正的时候，则刚好相反，小人神气，君子憋气；小人飞黄腾达，君子怀才不遇；小人使奸弄巧，君子饱受迫害。尤其是在一些关键位置，君子多了，风气就好。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小人多了，风气就差，高逑一人弄权，多少英雄远走。

如此说来，一般君子，也只能洁身自好，亲贤达而远小人，宁静淡泊，远争斗以避祸。至于将小人斗下去，那需要等待时机，待健康力量足以横扫小人势力时才行。尤其是扭转大的风气，则需要有大君子出现才行，这样的大君子，就是圣贤了。不过，小人可以得逞一时，不可得逞一世，正义的力量最终还是可以战胜邪恶的，尽管这往往要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这也正是君子理想不灭的原因所在。

在政界，一个人出点事情，就象一个人在马路上摔倒一样；摔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正好来了一辆车；而在政界，可能就是很多辆车从你身上压过去。

现在的社会，你是一个不清白的人，人家觉得很正常；你真正清白了，人家反而认为你不正常。为什么做一个清白的人比做一个不清白的人还要难？

本来生活中有好多词语的内容很明确，有特定的含义，但只要与官场或者政治一沾边，内涵就丰富了。成熟，有人指的是有见解；有人指的是果断；有人指的是善于驾御复杂的局面；还有人指的是处世圆滑。

君子斗不过小人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

古今中外政敌之间总是水火不容的，不失时机地抨击对方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交锋方式。这里面没有迁就和妥协，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软弱无能。官场做人是一种最大的修炼。

一个政治家的成功经验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但一个政治家的失败教训却是人人都可以汲取的。研究在仕途上失败的人，比研究成功的政治家更有价值。从别人身上汲取经验教训，变成自己的人生财富，这是一条捷径，可以避免自己走一些人走过的弯路。天下当官的人，他们所犯的错误都是大同小异的，既然错误可以归纳，那就是可以避免的。他们的血和泪，他们的挫折和失败，就是最好的标本。重复别人犯过的错误，这是仕途最大的失败。

政治家从政治和全局上考虑问题，其他一切都退居次要；因为政治需要，他们会冷酷无情、铁面无私，甚至会采取一些卑鄙的做法。但因为政治需要，他们有时又会妥协，甚至委曲求全.

成功的人需要具备三种种素质：有肚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情；有智慧去区别上述两类事情。

世界上有两难：一是改变别人，二是改变自己。既然改变别人难，那就先从改变自己做起。

说话三原则：一是力图说真话；二是不能说真话时，则应该保持沉默；三是无法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该伤害他人。

人类的知识有两个特点：从纵向讲是知识的延续性；从横向讲是知识的借鉴性。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纵向靠继承，横向靠借鉴。

最容易发生腐败的环节，是最能考验一个干部的。

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最耐人寻味的。在各色人中，党政机关干部又是最耐人寻味的。

以“利益”来网结关系是官场公务人员的特色之一；谋取利益是“网结”的终极目的；而人际关系“网络”中，所有“勾结”都意味着冲突，冲突的“升级版”就是憎恨，憎恨的“升级版”就是你死我活。当人际关系发展到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时候，报酬的极至就是死亡。

如果虚伪还是名利场上防守的武器，奸诈就是权力场上用以获取人头的短剑；如果虚伪尚局限在见机行事、见风使舵的领域，奸诈的目标就要远大的多，它主动出击，煽风点火、指鹿为马，重新洗牌；虚伪有可能是出于某种不得已，奸诈则完全不是，奸诈是要无端杀出一条血路。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是世界历史和政治游戏中的铁律。

打“小报告”与“穿小鞋”初看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仔细推敲，却是一对孪生姐妹。“小报告”因为“小”，是摆不上着面的，而且是“小人”所为；如果没有“小报告”，领导如何给人“穿小鞋”？如果领导有肚量，从不给人“穿小鞋”，那么打“小报告”的人要就无法生存了。为官者必须知道这样一个道理：“拍马屁的人，是为了骑马；拍你的马屁，是为了骑你。”打“小报告”者，拍了你，骑了你；又通过你，达到了自己报复别人、整治别人的目的，而对你却没有好处。

人生在世，敢于斗争凭的是胆略，善于斗争靠的是智慧，只有把胆略和智慧结合起来才是生活的强者。

官场如战场，只不过官场上更多是拼心力，勾心斗角比刺刀见红更加惊心动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政府，有些官员不会拼命工作，只会拼命腐败，有的已经疯狂到了要钱不要命的程度。也许有不腐败的官员，但绝对没有不喝酒的官员，喝酒是官员的基本功；身在官场不喝酒，不是有病就是异类，迟早要被孤立和淘汰。身在官场，暗地里拼的是手段，可场面上拼命的是酒量，而拼酒量，拼命的是肝脏和胃，归根到底，拼的是身家性命。

对一些人来说，商场是战场，情场是钱场，命运是赌场，人生是游乐场。

工作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必须掌握好许多不能摆在桌面上的十分微妙的平衡策略和作出许多有悖法理有违心愿的妥协，否则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工作还没有什么成效，自己就在各种势力的攻击下先倒台。

妥协不是放弃原则，而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符合消灭敌人保存自己首先要保存自己的原则。

妥协是政治游戏中必不可少的程序，有不少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就是不善于运用妥协，应该圆润无碍地运用妥协。

妥协，有时实际上是一种不得不进行的交换，是以退为进的有效策略。

成功政治家最大的特点就是熟练地掌握妥协技巧。能成气候的政治家是决不会拿自己的政治命运去作孤注一掷的赌注的。不懂得圆润无碍地运用妥协策略的人，永远成不了政治家。

在当今官场要有所作为，关键是如何掌握平衡，在听话不听话之间，在有意无意之间，在合法不合法之间掌握平衡。也就是通常说的妥协。

在当今社会，没有谁能一手遮天，包打天下，你不考虑左邻右舍，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你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同官场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人们，贪官庸官好对付，只要投其所好，不难掌握。

金钱和美色是攻关的主要法宝。投其所好是攻关的基本策略。

一个人只要有特殊爱好，就不会无隙可乘。有明显不良爱好的人，最容易被拉下水。

人一旦有了弱点和企求，就很容易被人有针对性地下工夫；有些诱惑，人是很难抗拒的。

人的弱点多是由特别的嗜好引起的。有人说，人不可能没有嗜好，人有七情六欲，如果什么爱好都没有，那他的人生绝不会完美，他的人生一定枯燥无味。

人们为钱为权为色，都可能走上迷途，迷途知返时，时光已经流逝。

敏感和喜欢分析问题的习惯如果带到时候中来，所有的人对你都会敬而远之，你会变成一个没有朋友的孤家寡人。每个人都有隐私，每个人都不愿意把自己裸露在他人包括朋友面前。要把自己敏感到的和分析到的东西深深地埋在心底。

任何事情都可以进入商品交换领域，都可以放在商品交换原则下进行衡量。

改革开放到了一定时候，机构改革、经济体制转换，危机感最强烈的不是年轻人，而是五十多岁的人，他们的观念和技能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充满着竞争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相当多的人在这种危机感的逼压下，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后半身作安排。一些有实权的或位高的政府官员，几乎都与几个企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密切关系。

人生有许多事情是不应该弄清楚的，因为一旦弄清楚了，又无法面对无法承受，将会是种灾难性的折磨。

人生经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事情除非你不涉足，一旦迈入，就不可能停下来。

政治和感情都有许多事情千万不能去弄清楚，哪怕仅是一层随手就能捅破的纸，保留着总比捅开好，除非有勇气并有能力去承受。

有人说糊涂是福，太清楚的人活得太累。看来，难得糊涂是人生一种很高的境界。

仕途是脆弱的，不管多么一帆风顺的仕途也禁不起险恶阴谋的打击。

成功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成功者的一切不光彩的手段都将被成功的五彩光环淡化。社会和人们看到的是成功，忘记的是手段。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凡是达到顶峰的人，没有谁的手段是完全干净的。

人生而平等，不平等是人造成的；竞争应该是公平的，不公平也是人造成的。既然由人组成的社会不可能平等、不可能公平，就没有理由循规蹈矩让无情的岁月消磨自己的生命。至于手段是否卑鄙、是否有悖于社会规范，不应该在考虑之例，关键在于怎样才能达到目的。

怀疑一旦产生就很难消除，每想一次都会加深一分，想得越多越久，就越容易在心中定型，成为纠缠心灵的根源。

对阴谋者以阴谋对待，对卑鄙者千万讲不得仁义道德。特殊的社会环境只能采取特殊的斗争方式。

不正常才是正常，正常则意味着不正常。

只有经过磨难的人，受过挫折的人，才能日渐成熟；只有在极端不利条件下还坚持斗争并能出奇制胜的人，才能培养出一种特殊的冷静和敏感。

人们往往是以自己受益度来评判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好坏。

不轻易承诺的人，他的承诺才值得形容；不轻易动情的人，他的情才真。

毛主席早就说过，逼上梁山关键在于一个逼字。一无所有、一无所得的人，才会无所顾忌、破釜沉舟。职务越高的人，顾虑会越多，这是个一般规律。

政治人物头上的乌纱帽经不起阴谋家的袭击。何况一个人头上的乌纱帽有时间的限制；而企业家的权力是无限的，除非生命终结。

征服官场“大地震”杨建业

中国是个多地震国家。自20世纪以来，8级或8级以上的地震就有10次。但本文要说的却是另一种地震———政坛地震。

近年，皖北就发生了这样的“地震”。皖北，中国之穷乡僻壤之地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自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被立案查处后，其“大震”引发的“余震”就接连不断，竟有18名县委书记相继落马。其贪贿密集程度，世所罕见。其中贪贿“业绩”最为不凡的是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这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一把手”，任职四年，就创下了全县乡镇主要负责人百分之百向他行贿，腐败不留死角的“奇迹”。可谓有党以来，绝无仅有；建国以来，罕有匹敌。

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一样，皖北政坛的“地震”也绝不是“孤震”。这不，皖北“震灾”尚未善后，湖南郴州又“地动山摇”：先是2005年6月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2亿元公积金使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也被牵出，继而市委书记李大伦2006年5月也中箭落马，近又牵出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杨秀善等158名官、商。刚刚过去的“碧利斯”热带风暴给郴州人民带来了7.43亿元的损失，然而有论者称，郴州这场官场地震给郴州人民带来的重创并不亚于自然灾害，重建郴州政治生态环境已成燃眉之急。联系到前两年沈阳慕、马案，黑龙江韩桂珍腐败窝案、马德卖官案等等，中国政坛确实已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多震期”。

中国政坛为何多震？可从自然地震的引发机理得到启示。地球内部物质不断运动会产生应力，当应力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地壳某些脆弱地带突然释放能量而造成岩层破裂，进而引发地球表层的振动，这就是自然界的地震。同理，从社会政治角度观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正好位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大“板块”冲撞带内，政府也正从原来威权型向未来管理服务型转变，故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乱，并重新组合与配置，加之多元的价值观念并存与相互冲撞，积聚的各种矛盾必在社会体系内产生巨大的应力。此应力若一时无法缓释，必寻求社会某薄弱带突然释放，从而引发社会大地震。而缺乏监督的权力区，就是其中的薄弱带之一。故现时中国之政坛，处于多震期，也就不奇怪了。

不奇怪却并不等于说可以漠然漫应。自然震灾本是天道使然，人们都在积极预防，更何况官场人祸呢？那么，如何防治官场地震？同样可从自然地震的预防得到启示。周总理提出的群专结合确是预防地震的好法子。群即群众，专即专业地震工作者。官场大地震之预防，也有赖于群专结合的严密监督网之建立和预报。事实上，官场大震前也并非无预兆，许多贪官事发之前，已不知有多少群众举报，甚至有流行民谚讥刺之。皖北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的“千万县令”的雅号早就传遍定远的大街小巷。原郴州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安仁县当县委书记时，就有民谚：“甲生甲生，民不聊生”。安徽的群众称大贪官王怀忠为“王坏种”，“王三亿”，并有顺口溜：“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怀忠”。连王怀忠自己也知道这些绰号，他自我解嘲说“叫我王坏种那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震前已有这么明显的预兆了，可仍然大震频仍，一可以说专业监测网还不够严密，二可说上峰对群众举报重视程度不够，以致一些贪官仍然边腐边升，带“病”上岗，终于酿成大灾，可不惕乎！

按理说，自然地震要比人类社会地震更难预防些。特别是我们如今已有许多先进主义和思想的武装，预防政坛地震本应该相对容易些。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却是官场地震比自然地震更为防不胜防，频发不止，总是震得乱七八糟后有关方面才出来收拾残局。我想问：为何如此？

23.6关于势利问题

“势利”新说

“势利”的名声不太好，清高与纯洁之人往往嗤之以鼻，所谓势利小人被人瞧不起。但长年累月在生活里浸泡，尤其是在股海中漂浮数载，突然发现该为“势利”两字正名。的确，势利小人不可做，但对于“势利”中“势”与“利”的关系，却值得品味。在投资中，势与利往往紧密连结，求利者必须先求势，先懂势。

懂得势利并利用势利成就事业者大有人在。蒋介石借的就是孙中山的势；而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曾说过，“势利，势利，利与势不可分，有势即有利。因之求利者先求势”。这里的“势利”应该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奴颜卑膝与点头哈腰。无论你是否承认，借助别人的资源与帮助，实现自己梦想，可谓是“借势得利”。有时候很多看似难办的事出奇地顺利成功了，与“乘势”而入大有关系。

“势利”更是揭示了欲求利必先求势的道理。何谓之“势”？势，就是如同把一块巨大的圆石头放在高高的山顶上，轻轻一推石头，石头的滚落势头就是“势”。逆“势”而上，逆“势”而为，其结果自然是头破血流。

认清了“势利”的关系，就要顺应，就要尊重它巨大的惯性。在海滩上的冲浪高手都知道如何利用势来让自己飞得更高，而杭州的钱塘潮更能展现“势”的形象。我们都知道，大潮退去，很痛苦。但也是机会，因为沙子随潮水退去，封尘的宝贝也将露出。但是你要有站立在沙滩的资格，不要随着退潮的潮水和泥沙一起被卷去。

“势利”在世界上是不少人的人之常情，更是不少聪明人物的登高发达之长梯。但有一点还是要说，即便是势利，也得要有骨气，要有人品，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要想使得自己的力量和财富变大，就要懂得分析趋势，把握趋势，求利先追求势，权当对“势利”的新说。

势利是一种在对待他人时的选择和态度。是整个群体或个体的对于历史和环境考察后的价值选择，它并不一定是出于本人当前利益需要，而大多人是出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但其中大多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利益需要的期待。同时，此种利益需要可能是物质的，但大多是虚无的社会病态的虚荣心。

（一）势利心态的历史渊源，势利是与私有制相连的，暂不讨论。

（二）势利心态的现实社会条件。

1.客观条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由于物质资料的有限性，往往单个个体的物质财富和个人精神利益的个体有限性，使他不可能满足对于这两种利益的付出对象的个体数目，这个数目往往是巨大的。因此，付出的过程必然处在选择，这种选择必须能满足自我精神和物质以及现在或将来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取舍过程必然产生势利现象。

2.主观条件。势利基于个体的盲目性，盲目性是虚荣心的根源，虚荣心是势利的直接驱动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势利的利益期望并不可能实现，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这种对于利益的急于求成，想依靠他人走捷径的想法必然是盲目的

同时，势利的社会效应也往往是反面的，因此，对于势利的个体往往也会造成负价值。

基于以上分析，势利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的客观社会存在，不会因为对他的否定评价而消失

但是，它会随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建立一种健康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可能的。

势利的“眼”是以“势”和“利”为转移的。这种眼极灵活，随着“势”而转，随着“利”而动，眼不在高，有势则明，眼不在大，有利则亮。　　趋势向利，虽说是人生中的一种人格缺陷，但又是一种最容易传染的“流行性感冒”。不势利的人格可贵，但保持特立独行人格的人太少；而有势利场一天，势利眼就不会绝迹。

有人鄙视势利眼，是在下台无势之后；在台上有势之时，他不仅不鄙视势利眼，甚至没有感觉到势利眼的存在。人生中不势利难，能冷对势利更难。

你在台上有职有权有势，许多人对你很势利，你需要拍他就拍，你需要捧他就捧，你需要挠他就挠，把你当神对待，但这时你不说他势利，觉得他很正常，很好。你下了台无职无权无势了，他也不向你巴结讨好了，把你当普通人对待了，一切都完完全全是正常的了，你却认为他是“人走茶凉”，是“势利眼”。这种对“势利”时感觉不到势利，把不势利说成势利，也是一种“势利眼”，而且助长了势利眼。

究竟是“势利”培养了“眼”，还是“眼”培养了“势利”？不享受“势利”之乐的人，一般没有感受“势利”的痛苦。

“势利眼”是一种短视症。这种“眼”只看眼前的势利，全不管以后的发展。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计，忘记了时来运转时过境迁的道理，忘记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规律，忘记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古训，忘记了人们都鄙夷势利眼，讨厌势利眼，也忘记了“势利眼”最容易遭受上述失去了势利的“势利眼”的报复。

“势利眼”是一种可怜相。“势利眼”热情谦卑的时候，多在做奴才；“势利眼”无情无义的时候，不会有朋友；“势利眼”拍马挨马踢，或“错眼”遇尴尬的时候，连同情的人都没有。比起这种人生的可怜来，遭受“势利眼”的冷漠，简直就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势利眼”是一种人格透支。“势利眼”的人，既缺少“义气”，更谈不上原则；既没有良心，也没有真情；既不得正直的人爱，还遭众人恨；从根本和长远来说，他们既得不到多少利，还落下个坏名声。人生最大的损失就是人格损失。

冷对势利，第一位的是自己对人不趋炎附势，更不用“势利眼”待人；也不接受别人的拍马奉承，起码对拍马奉承有一份清醒。不在乎给自己倒不倒茶的人，还在乎茶的热凉吗？

势利的权力

权力的背后站着的是那种对金钱的崇拜，对高级人物像狗一样的尊敬。这是势利的权力。

这种权力最大的害处是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生活环节，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我们每天在痛恨和咒骂自己所遇到的势利权力的同时，自己也经常在行使势利权力。这是对整个社会体系最好的辩证的讽刺。

势利权力背后站着的是社会道德中爱的缺失，因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只有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私利。有很多时候我们运用势利权力的时候是出于伪道德本能，也或者是对遭遇的潜意识报复。势利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就好像瘟疫一样散播开来，最终我们的社会道德体系就步入膏肓了。最可怕的是我们很少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反而把它作为十分正常的现象而当作习惯。吃饭有服务员的冷眼，买衣服有店主的冷眼，去机关办事有公务员的冷眼，开家长会有老师的冷眼，去乘公交有司机的冷眼，买房子有房地产商的冷眼。。。这个社会到处都是看不起，到处都是咒骂。钱钱钱，有没有钱，没有钱走开。大众心理走入迷失之地。除了钱，大众已经没有了其他的价值评价体系。

如果你有钱，你何必关心别人是不是有钱，你已经有钱了；如果你没有钱，你何必关系别人是不是有钱，反正你没有钱。如果你最终发现别人比你更有钱，你会郁闷，你更应该感觉到耻辱，因为你的价值标准就是钱了。那种有钱带来的所谓虚荣幻觉只是满足你那颗可怜的炫耀欲以及会暴露你内心深处苍白的人生观。一定的金钱是获得良好生活质量的保证，那只是存在于单个家庭内部自我生活的基本需求上面。在人与人的社会公众体系中，我们应该体现出对别人独立生活内容的充分尊重，包括别人的相对物质生活水平。

因为有钱而看不起别人的家伙，最终也会被更有钱的人所瞧不起。

因为比别人有钱而开心的家伙，最终也会因为不如别人有钱而郁闷。

请放弃势利的权力，这是有害的权力。

势利新解

势利的内容是：权势和利益，中心是金钱。

势利的动机是：个人利益。

势利的信仰是：金钱就是上帝。

势利的信条是：有奶就是娘。

势利的理论形态是：拜金主义。

势利的普通版是：趋奉一切比自己有钱有势力者。

势利的豪华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趋奉最有钱有势力者。

势利与否的界限是：“义”。

23.7关于诚信社会问题

建立诚信社会和诚信政府是中国领导提出的伟大目标。在现代社会，信任是一种交往、交易的润滑剂。失去信任，既是个人危机，也是社会危机。然而，不信任却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信任的破坏可以在几年、十几年之内，但恢复信任的时间却要以“代”来计算。

信任有两大结构：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在当代中国都遭受了严重破坏。

制度性不信任，将导致集体无规则。当制度、法律、规则制定得不公正，或者执行不公正成为常态时，对制度的不信任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此时，人们内心遵循、服从的将不在是公开的法律、制度等规则，而是自我内心的律令以及各种通行的潜规则；比如，强者践踏规则，弱者被迫服从规则；明里遵守规则，暗里破坏规则。

制度性不信任通常是导致集体无规则的渊源。当制度性不信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时，人们往往选择忍耐，但当忍无可忍之时，一些人又会将暴力视为解脱的途径。没有合理的官民利益和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搏弈机制，社会很可能回到无规则的原始状态。

制度性不信任所导致的集体无规则，不仅在弱者身上广泛发生，也不仅广泛发生于强者与弱者之间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强者与强者之间。“山西民警打死北京民警案”就是证明。对某些部门和国家公职人员而言，对权力运行的骄纵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正是这种惯性种下了制度性不信任、集体无规则的种子，并成为点燃社会内耗、社会暴力的炸药包。

在现代社会，信任是一种交往、交易的润滑剂。然而不信任却是生活中的常态。形容的破坏可以在几年、几十年之内，但恢复信任的时间却是要以“代”来计算。

信任的两大结构——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在中国当代社会都遭到严重破坏。信任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备。

在中国，从假水泥到假钢材、从假烟到假酒、从假药到假种子、从假发票到假学历、从毒瓜子到毒大米、从潲水油到假奶粉、从买官卖官到假意上市到真心圈钱、从假执法到假评估、从假GDP到假政绩、从假爱情到假婚姻。。。。。。中国，终于完成了从官员到商人、从学者到农民，从精神到物质再到精神的“普假教育”，使做假害人之风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每一个中国人，既是社会伤害的承受者，又是道德丧失的推波助澜者。这个群体象一把双刃剑。当太多来自官方腐败的丑恶开始掠夺我们的善良时，加入这个群体的人就越来越多，自觉和不自觉、有意识和无意识相结合，终于导致了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集体麻木和对生命尊严的漠视与践踏。那些监管部门的官员不会忏悔，因为那本来就是整个链条的腐烂，不会有人承认单是自己的这一环无力。

造假的结果是，报复会落到每一个造假的头上，大家的饭碗都要砸。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停止造假。但是团体理性和个人理性在此发生了冲突：每个造假的个体都有理由在最终的报复来临之前，努力捞上最后一把，反正自己不捞别人也要捞。这种个人想法是合理的，于是这个产业就会真的完蛋了。市场机制并不能摆平个人眼前利益和团体长远利益的冲突。

注重政治诚信建设

今天，诚实守信似乎已成稀缺资源，社会交往和经济生活诚信缺失现象令人深为忧虑。但我们可以说，政治生活中的诚信缺失现象，比其他领域的诚信缺失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更加根本的影响。这些年间，有的地方官员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谎报数字的行为时有所闻；在有的地方，一些弄虚作假行为已不只是官员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级机关的集体决策，不解决问题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多有所见，发生重大事故不如实提供信息，在关系公众利益的重大事项上不向群众报告实情，采取欺骗手段应对检查和监督，有的甚至达到明目张胆的程度。

更令人担心的是，没有足够多的人将这些弄虚作假行为放在政治诚信的高度来认识，而只是视为一般的歪风邪气。在讲到诚信建设时，人们甚至很少讲到政治诚信，而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风气和经济行为的诚信。政治领域中弄虚作假的行为公然招摇于市，不仅使有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在人民眼中丧失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形象，而且使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现象益形泛滥。可以说，政治诚信建设已经成为社会风气启衰除弊的关键问题。

政治诚信是基本的政治道德。民无信不立，同样，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治与行政组织，如果缺乏诚信，它就难以说得上有什么威信，就不可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当他的诚信形象瓦解以后，就难以被他人所认同；一个组织如果诚信形象动摇，就更加不可能得到人们由衷的支持，人们不可能将自己的命运托付于它，不可能将自己的利益寄望于它。政治不是尔虞我诈，不是欺骗哄瞒，不是相互撒谎，而是通过信任、理解和共识管理众人之事。一个官员、一级组织、一个政府，不维护诚信的政治形象，政治品格就会破产，政治道德就会崩溃，从而政治正当性就会动摇。

政治诚信是政治风气的基础。把政治问题仅仅理解为政治立场、政治路线上的异同应该说是狭隘的。对一个官员和一个政治组织而言，行为不端不能仅仅从“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或一般的“不正之风”来理解，而应该视为政治问题。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公众对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的评价都是政治上的肯定或否定，而所有这些行为不端，都将损害人们对官员和政治组织的政治评价。

良好的政风，必然建立在政治诚信之上；没有政治诚信，就没有良好的政治风气可言。实事求是、不事虚浮，艰苦奋斗、不事奢华，言行一致、不尚空谈，言而有信、不口是心非，行为公正、不偏不倚，任用公道、不政出私门，理政清廉、不贪污受贿，行己有耻、不混淆荣辱……良好的政治风气表现在很多方面，政治诚信可以说是政治行为正当的前提条件。

政治诚信是社会诚信的示范。在一个社会中，政治风气与社会风气、政治诚信与社会诚信，不只是简单的相互影响。社会风气和社会诚信的水平，会反映到政治风气和政治诚信水平中来，但政治风气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政治诚信对社会诚信的影响更加强大。

上行下效是一种普遍起作用的社会行为方式，政治是社会生活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引导着社会发展的趋向，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当一个地方的政府为了应对上级检查而公然作假的时候，它也将被下级的作假行为所欺骗；当一个地方的政府为了显示“安全生产”而隐瞒重大死伤事故时，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去效仿，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当一个官员总在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又大享威福、贪腐奢靡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违心说假话；当官员能够弄假升官时，必然让很多人认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当官员一面力陈“心底无私”一面奔竞权门，一面讲五湖四海一面树山头搞宗派时，还怎么能要求别人对社会风气的扭转抱有信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政治诚信的问题。提倡诚信的政治人格，建设诚信的政治制度，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诚信才有希望，政风好转才有可能，社会和谐才有基础。

通过政治结构自身的纠正机制和人民的广泛监督，使不诚信的官员受到处理，使不诚信的组织得到改变，是建设政治诚信的基本途径。让政治行为具备基本的道德品质，让公民们真切地感受到各级组织和官员的政治主张、政治宣告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体现。给公众一个道德的、诚信的政治，社会就会激发出强大的公共精神和负责任的政治态度。

权贵者并不先天具有被谴责的劣势，穷人也不先天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只要是犯罪，就应该同样接受社会的裁判、良心的谴责。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贪官污吏的伤害是纵深的，而民间的伤害是广泛的；贪官污吏是可数的，而民众的数量是广大的。人性的向恶要突破两道防线：道德和法律。道德约束群体，法律制裁特例，当社会道德彻底丧失以后，法律就变得相当脆弱，纵然死刑再保留一万年，又能吓倒几个人？

不承认就是没有发生过的——或许我们只能拥有这样一种真实。在问题逐渐生活化、技巧化的时候，我们所能拥有的真实就越来越只能是设定的。

有意思的是，再精妙绝伦的慌言也是会遗忘的，只有真相不会被遗忘；因为慌言表达的不是真相，而说慌者往往记得真相，因为只有真相是经历过的；这是真实与慌言的最大区别。因此说慌者要能不露破绽，不仅仅要记得真相，更要记得慌言。说慌者要有很好的记忆力。所谓“信任危机”也意味着人际间慌言多多。在传统的价值体系里，慌言往往是对合理价值的否定，事实上就是对谬误的承认，起码也是纵容。在慌言泛滥的时候，我们是否就必须将慌言当作真相？在慌言可以被当作真相的时候，绝对价值就可能被连根拔起。这样一来未必就天下大乱了，很可能是天下更太平了，但是我们的智慧和身躯也就要渐渐离开大地了。

社会互信的建立和失去，都是一个长时间、多事件的积累过程。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常常说社会把人给害了，却从不说人把社会给害了。

人的成长要接受四个方面的教育——父母、老师、书本、社会。有趣的是，后者总是与前三者背道而驰。

太平不是安宁，太平更多地表现为压制下的服从状态。

23.8关于道德问题

盗窃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但只偷钱不害命并主动返还其他物品以避免失窃者更大的损失，这好象又是“道德”的。社会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以往那种把人分为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分成好人和坏人的简单方法已经不适用了，我们不能要求人人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楷模，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犯罪和各种丑陋现象消灭干净。于是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次道德现象。次道德现象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应当提倡，因为它可以把犯罪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次道德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只能承认或者正视这种社会存在。在现实社会，既然犯罪无法消灭的，我们只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次道德也是一种“道德”。

在中国，普遍存在着一种“看客现象”，这是一种社会病态，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刺耳的“不和谐音”。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幸灾乐祸的态度，拔一毛以利他人而不为，充当“冷血看客”而不知耻的现象，作为一种恶俗风气正侵蚀着社会机体的健康。

看客的基本心态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人生观。；还有精神空虚、百无聊赖、过度寻求感官刺激的“看戏心理”以及“金钱至上”的心态；此外，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心理不够健康等，都可能构成看客的微妙心态。

道德家满世界都是，而满世界都在缺德。

他人的不道德，绝对不能成为自己不道德的理由。中国人能不能有所长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服从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绝对命令”。

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

不讲知识，道德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

所有的不道德，都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

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产生善者的时代，而是一个产生智者的时代。某件事情做与不做，并不取决于是与非的考量，而是取决于利与害的权衡。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他的道德水准，而是取决于他的智商。

对道德行为的逆向鼓励，不仅会暗示道德的严重贬值，而且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滑。

一个人再厉害，他是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的；一个人智慧和道德水平再高，他也不能超越既有体制的局限而独树一帜。——这就是说，根子在于体制。

道德对于商业的意义在于：做生意不仅要提供丰富的物质，而且对提供精神方面的层面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人的不道德，不能成为自己不道德的理由。中国人能不能有所长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服从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绝对命令”

道德是最昂贵、最坚韧的金属，在金钱面前却不堪一击；金钱稍微一用力，道德就被扭曲成麻花，这是多么可怕的扭曲。

对当下中国很多的问题，很多论者动不动就谈制度建设问题。一切的社会问题，总想到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加强监督等等。好象制度是灵丹妙药，制度一完善，中国就和谐了。

法律法规多了，反倒更多违法的人。人如内心失去道德，他就不怕违法，就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法令越严相应盗贼越多。这就是中国古话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个社会，如果怀着歪曲之心的人太多，法律有多大作用？并且，当执法的人也在亵渎法律的时候，法律有什么用？

要知道人类社会最初是没有法律的。法律是人创造的。因为一些人不自觉，才有了法律。法制不是灵丹妙药。所有的法律都有漏洞，何况对于“聪明”的中国人，什么样的法律不能绕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独有的中国情况，这是对“制度崇拜”的最好讽刺。况且，法律的执行是需要巨大成本的。

要知道中国当下最缺少的是什么。中国人普遍缺素质，中国人缺“德”。我们需要法制，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和素质做基础，缺少尊重法制的人，法制就会成为摆设。提倡道德，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灌输，不是说教。

政治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先以权力的力量垄断道德，再以道德的名义剥夺权利。

道德行为最讲究动机的纯洁性，就好比一条小溪，一旦源头被污染，下游的溪水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干净的了。雷锋本来是一个道德符号，而道德符号一旦和利益挂钩就必然导致虚伪。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利他主义的，恰恰与利润没有关系。把“雷锋”作为一个品牌管理起来，允许一部分人使用而禁止另外一部分人使用，实际上等于让使用“雷锋”品牌的这部分人垄断了和“雷锋”品牌有关的种种好处，这不是正好和雷锋精神相违背吗？

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他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不堪一击、苍白无力的。

“道德威望”并不等于“执政能力”。如果以为打着“清廉”的旗号就可以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借“高道德”之名行“低能力之举”，这种“清官”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

在官场上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一点，张居正在官场的发达也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和政治目的的实现总是矛盾的；如果真的成了道德完人，在政治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就是证明。

官员的道德能见度能否高一点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这一回的“露点”，还真让公众讶异：因严重违纪，他被“双开”；在“局座”任上，他不仅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而且“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据1月23日新华社)。

邱晓华“道德败坏”，竟至“涉嫌重婚罪”，这大抵是官员情妇现象的“最高表现”，已不仅蔑视道德，而且藐视了法律。“学者型官员”邱晓华在位时，曾要求统计数据“不可政治化、功利化、计划化”，号召全国统计人“应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统计信誉”。看来，官员珍视自己的信誉、重视自己的官德，还真难做到“像爱护眼睛一样”。“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说“心正身修”的重要，对于官员来说尤其如此，而且官德事关政治诚信。许多腐败案件中，落马官员都有“共同点”：表面装得很光鲜，其实经济贪婪、生活腐败，做人品格自我粉碎、官德底线自我击穿。而“贪欲”往往先从“欲”上点燃，因为“性之贪”通常不像“钱之贪”那样一起步就犯罪。

道德是内修的世界，羞耻是内向的愤怒。从文化心理看，因为“笑廉不笑贪，笑贫不笑娼”的弥漫，以致羞耻感普遍丧失；而从本质上说，官员情妇现象乃是“权力雄起症”之表现。“官本位显意识”，伴生了“贪本位潜意识”。权力“雄起”，势必“扩张”、输送“利益”，而“利益”是广义的。可别以为那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其实只是“情自权起，一往而性”。而官德问题，大抵是无法以道德说教来解决的；流于道德说教不行，但诉于道德约束却不会没有一点办法，只是过去在官场“宽容与自我宽容”中鲜见付诸行动罢了。

外部对官德的约束，重要路径之一，就是增进官德能见度。害怕什么，什么就是制约手段；官员包二奶养情妇，还真是怕“露点”的；“点”的披露曝光，就是有效的制约方式。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统卡察夫陷入了性丑闻漩涡，“将暂时停职”，那职位尽管是象征性的，但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以色列人并不藏匿“家丑”，被称为“第一公民”的卡察夫总统，在“定论”之前就被媒体曝光了“拉链门”；否则，仅仅是“内部掌握”，公众还一直以为他“德高望重”呢。可见提高官德“能见度”，是对在位官员德行的有效监督，也是对将任官员的巨大制约，所以说道德约束并非不具备可操作性。

德治先治官，治官需严治。对官员的道德观察、道德监督，是一种预警，是严治的起步。法律约束是外来的，道德约束也不限于自我约束，可以是组织的诫勉、处分及社会监督、曝光。如今中央加强对官员的道德监督，并纳入评议考核范畴，这是好事。有的地方曾出台“不孝者不可为官”的规定，也是有益尝试，如今已非“忠孝不能两全”的年代，对父母的态度，可见官德一二。重要的是，对官德的约束须持之以恒，因为生活贯穿人生每一天，官员生活又太过“丰富多彩”，要求其始终做到“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实在不易，没有外部的预警约束肯定是不够的。

防止官员与大款富豪拉拉扯扯、与道德法律推推搡搡，就离不开“能见度”。不把政府“装进透明的笼子”监管，官员就容易把情妇“拥进黑暗的被窝”暖和。邱晓华的“道德能见度”如果高一点、透明一点，再加上官员任免的“能见度”高一点、透明一点，还会有刚上任没几个月就下台的尴尬吗？

200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有委员提出制定《从政道德法》，引起广泛争议。江西财经大学彭兴庭指出：

某法学家说“道德是无法用法律来进行规范的。”他只讲对了一半。事实上，法律制度本身就属于人类道德规范中的一部分，只是道德的一个子集合而已。杀人，我们都知道它是触犯了刑法，但同时，它也是不符合人性的，是反道德的，谁能说这里刑法没有规范道德呢？此外，在我们的婚姻法中，因为有“外遇”而造成感情破裂离婚的，法律明确规定另一方配偶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这又是一例“道德入法”。道德入不入法，得看这部法律针对的是谁。婚姻法如此规定，是因为夫妻双方有互相尊重和忠诚的义务。同样，这部《从政道德法》如果针对的只是平头百姓，可以是一部没有意义的法律；然而，如果针对的是公务员，就不能一棍子打死了。

权力也有伦理诉求。可以说，自权力产生以来，就存在权力伦理。从古希腊伯里克利斯关于“政治与人”的演说，到中国孟子的关于“仁者爱人”的雄辩，以及今天的“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都是一种权力伦理。伦理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行为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无视政治权力行使中的道德诉求，谈不上成熟的政治思维。

那些被视为是社会关系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巨大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当官，做公务员，也是一门职业，既然是职业，就也有其职业伦理。将这种职业伦理变成制度，以达到法律化，没有任何不妥。如今，新闻记者、医生的职业道德都有法律化的倾向，何况掌握着国家公共权力的官员。

因为信息优势的存在，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专家滥用自己的资源，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曾经读到一则关于某朝某皇帝的故事。一天，皇帝与大臣闲聊，闻得大臣早餐吃掉几枚鸡蛋，不禁大惊。皇帝对大臣说：一枚鸡蛋一两银子啊，可见你富裕得很！乖巧的大臣心里知道御膳房的贪官狠狠地骗了皇帝，也不敢揭穿事实。

皇帝深居宫闱，不晓市场行情，而御膳主管就成了“专家”，皇帝只能听信这种专家了。而官员相互勾结、结成蒙蔽皇帝的利益共同体机制又强化了御膳主管的专家地位，皇帝被骗就成了必然的事情。世间许多骗局之所以能成立，道理大抵如此。

经济学家把这种关系叫做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资源的一方如果要欺骗另一方常常会得逞。

通常，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反复进行，道德约束就会起作用，因为交易一方上当一次就不愿意继续交易，或者会选择另外的交易伙伴，这就给另一方一种压力，使另一方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行为。

因为信息优势的存在，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专家滥用自己的资源，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现在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也有可能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吓唬政府官员，并从中获得好处。而如果他们要夸大事实，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也没有什么简单的道德劝说办法来应对。好在是官员也需约束，有专家警钟长鸣也有某种好处。

中国古人讲“慎独”，讲“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个标准要求人们不论在什么交易条件下都要守住道德底线。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充满着小共同体准则与社会公共道德的冲突，奉行这种高标准道德的人在社会上将举步维艰，这种道德也就难以发扬光大。以德治国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存在。

政治道德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含义：

一是公平、公正。一般来说，公平、公正作为底线的具体表现是政治道德最基本的规范。

二是平等、平治。由于平等、平治作为社会的产物是专属于人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赋予平等以不同的内涵，再加上平等具有质和量两方面的规定性，研究平等、平治的具体内涵和程度，从而以此为根据建立政治制度、约束政治行为就成为政治道德的主要内容。

三是为政清廉。现代的政治道德理论则不仅要强调政治廉洁、经济廉洁和作风廉洁的重要性，而且要研究使从政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能够抵制不良现象的侵蚀和干扰的措施和方法，以保证权力的干净运行和政治目标的实现。

四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作为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意味着政治与道德的结合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文关怀作为政治道德的规范，要求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满足人的需要，为人服务。

综上所述，公正公平的核心是平等、平治，人权的平等和政治的平等是平治、平等的关键；为政清廉是实现公正和平等的条件，人文关怀则是政治道德的落脚点。

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人们没有多少社会交往，而在狭窄的社会交往范围里，有道德规范着、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因而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制度的制约，只有道德的好坏。人们对从政者的政治道德看得很重。政治是道德的前提和条件，道德的完善有赖于政治的力量。政治是目的，道德是手段。当一个从政者失掉政治道德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没有道德，他在别人眼里、最后在自己的眼里，渐渐地异化为可怕、胡来的代名词。

政治道德是维系一切正常政治关系的纽带，公权力的道德又是整个政治信用得以建立的基石。纯洁政治道德既需要宏观的社会环境，也需要微观的个人条件。

如果说在政治领域中有所谓道德的话，那就是对上的忠诚，奴才式的忠诚。

从政，归根结底是中国大多数文人谋生的一种手段，就象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商人买卖一样。但是，中国人赋予从政以太多、太高的理想色彩和道德要求。按照后世儒家的观念，这种道德的核心，便是一个“忠”字，而“忠”的核心，可以概括为“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如果要求一个臣属做到这一点，应当有个前提，即最高掌权者的绝对正确和永远正确。而这样的最高掌权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因而这种“忠”的要求是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严格地说，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所谓的“忠”，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否则中国至今还应当是由黄帝轩辕的子孙后代统治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儒家的创始人认为改朝换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之频繁，更是将这种“忠”的观念击得粉碎。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宣告了“忠”的虚妄，都是“不忠”的胜利。

按照现代人的理念，任何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不具备法律上的合法性。然而，人没法选择历史，正如同人没法选择父母一样，他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生存、生活。如果能够逢上个明君圣主，如果能够赶上个太平盛世，能够如愿以偿地施展其本领，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那是他的幸运。

如果由于最高掌权者或者权力集团的失误、错误乃至罪恶，而导致国家败亡，江山易主，作为一个臣属应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将国家比作一个庞大的公司，政治人物，即使是专制社会的政治人物，甚至是高层政治人物，也无非是这家公司的打工者、欢乐者，甚至总经理。可是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却要求，当这家大公司倒闭后，所有在这里领取薪金的人，从打工者到总经理，都应当为公司的倒闭而跳楼。这合理吗？这不只是毫无道理，简直就是毫无人性。

官场守则第一条：切记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先独立而后思考，没有独立，怎么思考？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可怕的群体性“病变”，那就是“集体违章”。这是不容忽视的大面积“精神污染”；“集体违章”而且“不约而同”，是群体性素质滑坡，是社会责任感贬值的征兆。集体违章的惯性、恶性发展，是社会诚信度的名存实亡，是规章、法规、法律的形同虚设，是法不责众的难题。集体违章的尽头就是集体违法。

盲目的集体信仰未必缘于愚昧，但它们的破坏力是相似的；有时，集体信仰甚至比愚昧还要可怕得多。

公共事业的道德井喷——这不是一个无表情的词条组合，它对应着公共事业领域内一幕幕让人心情难以平静的恶行。如湖南的数家福利院倒买婴儿；哈尔滨一老人住院67天竟然花了500多万元；浙江的“活人送殡仪馆”事件等等。这些都暴露出公共事业领域正发生着一场严重的道德井喷。

越依赖道德，越有德性的领域其道德败坏似乎表现得越严重。这是公共事业制度失范下的一种制度性反差。

道德井喷还表现在“集体性的道德放逐”中：如果是一个人，他或多或少还会有某种道德羞耻感，可对于群体就不一样了，群体行为是缺少道德约束的，所以在公共事业群体性道德放逐中，道德会呈现出“无所不用其极”的极端败坏，集体失去羞耻感。这种现象在公共医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子出在权力监督的失范上。公共的内在德性因为缺乏外在严格的制度约束，人性和群体的丑恶、劣根、晦暗一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

社会相当一部分凝聚力是通过“公共事业的和谐”印象而建立起来的，道德井喷撕裂社会的共生情怀，从而扩散成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社会要有万分的注意力警惕这种道德井喷。

据报道，哈尔滨因为污染造成的停水，省长说“4天以后的第一口水我先喝”。这种形式上流露出的道义自信，恰恰隐藏着危机应对中的法治不自信，公共危机中的“个人担保”本质上是一种人治思想。

信任模式有三种：传统型、个人权威型和法治型。“先喝第一口水”的承诺就属于个人权威型。如果是以法治应对危机，官员就不应该说“第一口水我先喝”，而应该说“如果谁喝水出了问题，我第一个承担责任”，现代政治应该是一种责任政治而非道德政治，“第一个承担责任”背负起的才是完整的危机治理责任，表达的也才是法治的自信——老百姓需要的正是这种自信。

发生哄抢公共财物的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众对这起事件的围观中暴露出来的那种可怕的集体意识：公众似乎已经失去对公物的敬畏。从公众对这起事件的态度看，这种对公物的价值敬畏已经消退——这种消退不是主动的，而是有一些东西在割裂公民的这种价值敬畏。有些什么呢？

首先，当权者对公物的价值贪婪导致公民对公物的价值轻浮。一个社会对公共财物的价值敬畏存在于这样的逻辑当中：先有公共权力爱护公物的道德，再有公民爱护公物的道德。政府是公共性之源，官员是公共财物的当然守护者，如果连“当然守护者”对贪婪地掠夺公共财物，以公权谋私，如何让百姓去爱护公物？当年爱护公物的公民道德为何那么坚定，就是源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不贪污一张纸一支笔”的公权品质。

而如今这种公权品质似乎日益败坏：国有资源大量流失源于公权哄抢，腐败横行源于公权市场化，诸种改革充斥着掠夺公物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公众对公物的敬畏价值，人们不以为“耻”地问：当官的不费力就是多少万多少亿的装进口袋，老百姓弄点算啥？

最后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开的现状割裂了“爱护公物”的价值共识。公众“爱护公物”有这样一个前提，即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社会能分享公共财物；这样公众才能拥有一种“共同的利益感觉”，有了对公物的归属感，才会有爱护公物的责任心。权贵联盟和官私勾结垄断了对公共财物的占有，如此，弱势群体在道义上获得了一种暴力分享公物的诉求。是“公权败坏”和“贫富差距”割裂了社会对公物的价值敬畏。

人没有了廉耻，并不是礼教的坍塌，而是精神被礼教踢出了大门。

不要以为仅有野蛮是暴政，轻率也是暴政的一种。

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

精英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精英的道德状况，精英具有强大的道德示范作用；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如果精英缺德，那么社会不可能是有道德的。如果一个社会中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法官贪污枉法、记者收受红包、学者剽窃、明星男盗女娼，那又怎么能够期待平民百姓个个讲究礼义廉耻？如果只有无道之人才能够飞黄腾达，怎么能期待人们见贤思齐？

传媒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在一些媒体上，充斥着对弱者的冷漠和歧视。相反，“成功者”则被捧上了天，但从不过问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实际上，这种逻辑最符合精英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据此推脱对穷人的责任，理直气壮地拒绝救助弱者。。这种舆论环境对弱者却极为不利，因为它不仅剥夺了弱者获得社会救济的道义根据，而且还通过强化他们的自卑和自责，使他们在物质的不幸之外又更加上心理的不幸。

制度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它削弱了政府内部捍卫正义的行为，那些政府官员拒绝帮助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可能确实会受到上级的训斥甚至惩罚，至少不会因此得到表扬或者提职。

武器是用来杀伤外敌的。在内斗时，不论朋友之间还是种族之间，若以致命武器杀向对方，是违反自然法的伤天害理的愚蠢行为。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自残记录。

同伴间的肝胆相照，却成了集体死亡的陷阱，实在是残酷的讽刺，但好象只有人类的聪明，才会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来。都说团结力量大，但面临绝对强悍的敌人时，团结只能造成更大面积的死亡。

好人整好人是悲剧，好人整坏人是喜剧，坏人整好人是惨剧，坏人整坏人是闹剧，不分好人坏人和不知谁整谁是历史剧。

现实中的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时，那种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

商场有盈亏，官场有沉浮，赌场有输赢，赛场有胜负，情场有悲喜，凡是属于“场”的东西，皆有两极，唯有一种“场”只有一极——刑场。

权力是暂时的，财产是后人的，健康是自己的，关系是重要的，友情是珍贵的。

三十六计不光是作用于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而且以强大的渗透力作用于民间，左右着旧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三十六计是对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文化的本质性总结，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生动写照。

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当下中国仍然处于立宪政治时代，这是近代以来始终没有完成的一项任务。尽管中国有宪法，也有一些现代宪政制度的因素，但却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宪政政体框架；因此，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和平而理性的体制内讨价还价机制，社会利益的分化很容易演变为社会冲突，不管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面临治理危机。

宪政治理派致力于寻求权利与权力间的平衡：天真的自由主义因为追求个人自由而倾向于否定国家权威，宪政治理派则并不否定国家权力，但又试图限制和约束这种权力。它认为，政府的权力必须接受司法的审查；它要求国家尊重人民的权利，这样的权力不是光写在纸上，而需要由独立的司法机构予以切实保障。

中国现在的危机有社会方面的人口问题、三农问题、公正问题、贫富分化；政治方面的权力扩张和腐败、潜规则对明规则和行政效率的侵蚀、公共权力对私域的侵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等。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经验表明，条件不成熟的民主化过程容易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和国力大幅衰退；越是规模大国，动荡与衰退愈甚。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政治转型期的混乱不但会导致国势衰落，而且可能使许多人的基本生存丧失保障，制造大量难民。

一种决策没有任何争论、任何碰撞，它的可靠性总是难免有些可疑的；何况也许决策从一开始就明摆着潜伏了无穷的风险。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一个总是觉得很痛苦的人，往往就是把幸福的底线画得太高的人，期望值过高，欲望太大，结果与现实产生较大的差距，于是痛苦就降临了。

自由是什么？一定意义上说，自由就是无穷的可能性的敞开。只有无穷的可能性的敞开我们才有丰富的选择空间。

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言语；注意你的言语，它会变成你的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会变成你的性意；注意你的性格，它会变成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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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官与文化

24.1官与文化

什么是文化？

文化的内涵如何界定？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尚不能得出定论。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文化仅指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

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

从空间角度上讲，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

从社会层面上讲，有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主流文化、边缘文化。

从社会功能上讲，可以分为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

从文化的内在逻辑层次上讲，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

从经济形态方面，又有牧猎文化、渔盐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之分。

其他的还有什么规范性文化、非规范性文化、半规范性文化；黄色文化、蓝色文化；以及什么头脑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与下半身文化等等不同的划分方法。

什么叫传统文化？它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它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

目前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在经历着“社会整合”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社会方式等因素，还没有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具体地讲，有些因素，比如经济，可能现代化色彩更浓一些；而有些因素，比如政治与法律，则更多地具有传统色彩；清官政治的不断提倡，反贪的普遍化，甚至举报、上访竟会成为中国法律生活的常态。

首先需要警惕的是，中国历史上缺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后期的转型——从文化转向政治，从科学转向革命——导致了中国的启蒙半途而废。启蒙没有完成，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就恰恰缺少了最不该缺少的现代化内核——公民及公民意识。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其他层面的现代化将注定是空中楼阁。

其次需要警惕的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的丰富，注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弹性与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负面绝不会因为一次革命，一次运动就能完全改观和消失的。

在集权统治下，“怀疑”是学者得以特立独行的首要品质。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之下，官不得私论、士不得私议、民不得私说。大家共用一个脑袋，一个思想；我们的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为尊者讳。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只眼睛，怀疑的眼睛、清醒的眼睛。历史经常不是记忆的工具，而是遗忘的工具，历史与其说是让我们记住过去的事实，不如说是规定哪些事实应该让我们忘掉。

中国的“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了国人重要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中国人稳重实在的一面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国人不讲精确时间，不重效率。正因为农业生产不需要时间的精确，效率的高效，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体制里才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一句话，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有小农就有官僚，有小农经济就有专制统治。这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是互为作用的。所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小农的理想就是温饱问题，什么民主、自由都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根深蒂固的原因。

现代学者认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也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因为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他们也就相应地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地认为，天下就是他们的天下，就是他们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奴才。

中国的帝王之所以选择集权，乃是由于中国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把权、势、术融合为帝王专制术，导致了中国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权的意识与专制的基本功，农民运动推翻旧帝王，中国文化马上造就一个新帝王，新的还永远比旧的更专制，中国就这样让他们给专制完了。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其实这话反过来说也成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严格讲来，集权政治下，中国出不了公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种互相区别的含义，而其最根本的含义则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个城市国家中有特定政治权力的成员。公民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一句话，集权体制下，百姓也就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了。

奴隶分三种：愚奴、顺奴、猾奴。

中国传统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孔子说：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

对统治者而言，牧民就是养群傻子，越傻越好，老百姓也还争气，叫傻就傻，集体犯傻，不傻也要装傻。

执政者不傻，知道自己江山的安稳在于民众的驯服，这种驯服是需要统治者下一番功夫的，这就是牧民。

中国古代政府的运作精神之一就是集体防范女人：女人不得干政。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如果睡在皇帝身边的个把女人就足以对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构成威胁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警惕的，是体制之不足，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女人的道德自律上。中国的朝代兴亡史，乃是体制的恶性循环，而不是女人祸败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局面是，一部朝代兴亡史，变成了一部女人挨骂史。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早期的社会遗产——浓厚的专制官僚制因素和丰富深厚的古文化，通过战国时代社会分化推进，形成了“文吏”和“学士”这样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这个分化对此后历史进程有很大影响。文吏群体的发达与国家机器官僚制化，呈现为同一过程；学士群体的发达也不仅与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文化，而且与其时与此后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就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而言，王朝以学士为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政治特点，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因此，忽略了帝国政治的文化方面，就经常无法透彻理解传统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有冲突与变迁。

要认识中国当代政治文化，首先必须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因为，人们对于政治的态度、感情和认识不是偶然的集合，是出于既存利益分配和“固有模式”心理制约因素两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固有模式”就是接受和学习传统政治文化的问题，也即是传统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的问题。这便产生了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一番清理工作的必要性。分析传统政治文化形成发展过程和特征，认识其结构和功能，了解其社会遗传方式，是政治文化研究本身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人的要求。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政治文化分析研究也将提供极大的帮助。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产生过系统的国家学说或政治学说，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古代甚至很难说有纯学术的理论体系，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浓重的政治色彩。各家学派，各种学术观点都旨在于强调政治。古代思想家都屈从于政治，不依附政治的思想难于存在。各种学派的融会贯通，于政治体系和运行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当时的政治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由此产生政治文化与文化总系统中其他分支形式间存在一种不平等层面的关系，政治凌架于其他之上，政治文化也凌架于其他文化形式之上，其他文化形式则围绕着政治文化的尽善尽美为核心。政治文化也就功能无量，包罗万象。

每一种既定的文化，有其特征和模式。这种特征和模式由于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因素而生成。要想全面把握传统模式的内涵，要想了解文化的全貌，了解其形成中的制约因素和历史演化进程自然不可缺少，这是总系列的第一次序，是河流的源头。

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因素加以分析，是揭示特征的最佳选择，也是分析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类只能以群体作为生存的组织形式，这是一种非固定的、可能经常分离或者结合的组织形式。人类群体内的利益竞争关系需要加以调节平衡，调节平衡中产生权威，以便有效处理相关的利益纠纷，协调集体行动的程序并加以组织，维护有利于群体生存的禁忌。而群体力量的统一合作，共同行动则靠权威处理。权威带来等级，等级又会由于权威意识而成为无形的、实际上起作用的“社会规则”，限制群体内部的过激冲突，维持群体既成的与和谐的级序，并形成为所有个体都认为应该遵守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

人类群体从开始存在权威，便存在权力的发布和服从关系。公共权威人物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力，促使群体中的其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早期公共权威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优势原则；二是家属辈分原则；三是资历和血统原则；四是文化原则。

人类原始的权威关系和组织形式有关，在一定的组织形式内，必然产生命令与服从的模式，在人类群体中产生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起源于群体中“组织”的形成。组织的产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偶然的权力关系稳定下来，而权力关系的稳定和强化可以反过来促使组织得到巩固。

产生权威和权威人物的同时便产生了权威意识，因为维护权威和权威人物在于权力，权力则是处于心理接受和意识认同层次上的，假如人们并没有服从的观念束缚，甚至采取反对的态度，那么权力实际上等于零，权威也就不存在了，权威人物当然也就无权威可言了。

传统政治文化突出的特点是把政治看作帝王将相的职业，非其他人可以染指。长期受此影响的结果是参与者利益集团将政治和担当官职的技术专门化、家族化，以利于在自己选定的范围中一代一代地遗传，从而事实上垄断政治并世代相传。

本来，官僚出自贵族政治。“官”指的是大夫或者士以上身份较高的人，拥有家族和土地、身兼国家的职位和宗法制中的家长双职，因而官指的是贵族。官的另一含义是管理者，“官者，管也。”。“僚”则是同官为僚；官僚就是官之下僚。官僚是从君主的家臣发展演化而来的，因而整个官僚阶层无非是君主的鹰犬，官僚制是专制主义寡头政治的体现。

古代官僚政治体制以中央集权、皇帝独裁、非严格等级制、官僚阶层为结构层次，实行非世袭的政策，采用较为公平的提供更多机会的定向期望录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专制主义、非严格等级观和仁政观、礼教观结合的官僚政治观，也就是当时的政治文化。

官僚制度的结构、政策、非世袭性，以及政治世代垄断造成官僚世族阶层的事实，造成官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利益综合体的现象，可以称为“官本位”效应。

在一般的剥削社会形态内，人们的身份地位往往是以财产的多少为依据的。而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正好相反，是由其官职的高低来确定其凭此可以占有的相应的土地和依附民。有了官职，便有了政治利益，相应也有了经济利益。

官僚阶层进一步形成官僚世族阶层，“官本位”也就一度极端化为“官僚世族本位”。官僚政治体制结构中，统治阶级不能简单地与地主经济划等号。地主阶级一般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常见的是大地主与中小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无权掌握政治，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地参与，而变成政治依附阶层，甚至成为统治与被统治间的缓冲阶层。

“中国特殊”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和文化上的。

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即不是西方教科书上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

特殊的混合经济必然产生特殊的只好阶层。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新兴的富豪阶层虽然具有独立的财产，但很少追求独立的政治地位，他们不是政治权力的制衡，因为他们当初的财富积累与在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密切相关。

中国发现腐败的原因与中国独特的信仰文化有关，主要表现在政治信仰失落和宗教信仰贫困。在政治信仰方面，随着商业化、市场化的盛行，贪官的政治信仰正在被贪欲、物欲、情欲所取代。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社会的贪官大都是无神论者，缺乏内生的心理恐惧和道德约束。

中国文化向来存在“稳为先，变为次”的传统，而且“稳得快，变得慢”也是熔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重要基因。中国政治文化中尽管缺乏西方所固有的外部制衡为特征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约，但自古以来并不缺乏内部制衡的传统。同样，今天的中国政界因为博弈所产生的制衡和监督效应，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和轻视。其实，正是中国政治的治理结构中，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权与制衡，所以中国核心领导层能够不断调整，导致中国的发展保存和延续了相当的潜力与活力。

西方著名的“绝对权力比如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已经被众多政治学家证明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理论。但是在中国，如果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目前的中国相比，前者的权力绝对化远远大于后者，但后者的腐败程度又远远大于前者，由此难道可以推出：权力越集中，腐败越少；权力越多元，腐败越严重吗？

这就是中国的“特殊”之处。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有着两种对立的文化传统，一种是阿谀的传统，一种是忧患的传统。虽然都产生于专制主义时代，但出发点并不相同。前者从个人得失着眼，不计天下的利害，人们称为“佞”；后者从天下利害着眼，不计个人得失，人们称为“忠”。在传统的观念中，忠佞二道的消长，决定着国家兴亡盛衰。这种把国家盛衰归于臣民道德的思想虽然未见得完备，但它确实传递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成于忧患，毁于安乐。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盛世少，而衰世乱世多，盛世短，而衰世乱世长，一大原因就是官场上下耽于逸乐者多，深于忧患者少。

马克思曾经说过，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其所以是“最可怕的势力”，一是它形成的历史“悠久”，要治这些行为的积弊一朝一夕难以奏效；二是它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它在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中习以为常。

24.2关于腐败文化问题

在中国，贪污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甚至可以说，贪污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最早的有关“贪”的记载：

“徇财曰贪，玷官曰墨。”见于宋朝《册府元龟》。

“贪以败官为墨”。见于《左传》。

“贪夫徇财，烈士徇名。”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贪人败类”。见于《诗经。大雅》。

可以看出，贪官是以谋求财产为标志的谓之“徇财”。“玷官”是“有误点的官”；至于“墨”，其原意是指“贪污不廉洁”，也可以叫做“脏官”。我们可以下定义：贪官，是以追求财产为目的的官员，其表面是黑的，其实质是肮脏的。问题是这么一种肮脏的东西自古就有，后来居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导致我们不得不把它列为文化现象之一种来进行研究。

贪官始于何时？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称“汉时”。

刘泽华的《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贪污》一文称“西周时已有贪污受贿的记载。”

翦伯赞的《贪污列传序》称“殷商以降，跟着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国家的成立，贪污遂成为统治阶级的职业。”

周怀宇的《贪官传。序》认为，贪官大约在原始社会晚期尧舜时期即产生，迄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从以上说法，华夏文明有多悠久，那贪污历史也就有多久，华夏文明五千年文明史，伴随着五千年的贪污史。

传统贪污之手法

贪污不外是贪钱、贪权、贪色这三样，现在的贪官不成器，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创新能力，时至今日，仍然是钱、权、色三字。至于贪污的手法，古今也没有什么大变化，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买官卖官。

现代人比较实在，买官卖官就叫买官卖官；可古代比较文雅，把买官卖官叫做“赀选”；“赀”是指财货，“纳赀”是指向政府交纳金钱或者财物，拜官授爵。故“赀选”又叫“卖官鬻爵”。而国家政府就是最大的卖主。

秦时，纳栗授爵，又颁布纳赀钱可为官的法令。中国的卖官制从此大兴。更奇怪的是，这种卖官制始建的初衷竟然是为了反贪：西汉初，中下级官吏俸禄不高，恐家贫者为吏必贪，故也。按当时的行情，交十万钱就可为官，有市籍的商人不得为官，遂造成“贾人有钱不得为吏，廉士无赀又不得为官”的局面。景帝时竟然皇家卖官打了四折。

武帝后期，自由之风甚炽，大开卖官之范围。东汉中后期，卖官几成国家财政主要收入。汉灵帝在售官方面做到了公开透明，童叟无欺，公开标榜，标价出售。

到了清朝，“赀选”改为“捐纳”。

二是买法卖狱。

在中国办案，靠的不是律师的专业本事，而是非专业之外的交情。而这交情，一靠熟，二靠钱。我不物体总结为买法卖狱。

一个社会，如果出现了上述两种贪污现象，这个社会就完了。大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种贪污伎俩层出不穷，更关键的是，似乎也用不着什么伎俩，只要当个官就行，直接往家拿就是了。

古代中国如何反贪

尧舜时期中国就开始反贪

尧舜时期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即我国原始社会中行将崩溃瓦解的父系社会晚期。其时的生产力相对提高，产品有了剩余，占有剩余价值的私有制已经逐步形成。为了维护这一制度，国家机器的胚胎开始形成，氏族中的贵族阶层联合起来，设立百官，统称为“百姓”，同时还制定了“五刑”；又在“五刑”中确立了“官刑”，说明当时对官员有了专门的约束。不服从“官刑”，就要受到处罚。

禹建夏，由法官皋陶作《禹刑》，也叫《夏刑》，里面仍然有惩贪条例。

殷商时不任用贪官

《尚书。盘庚》记载了盘庚的一段话：我不任用贪财之人，那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人，我将按贡献的大小依次任用。

西周出现惩贪法

周穆王时期，吕侯制《吕刑》，内有“五刑”、“五过”、“五罚”、“五疵”。“五疵”里有两条有关贪污的，一是“唯货”，二是“唯赇”。“唯货”是贪，“唯赇”也是贪，因为“赇”字可以理解为“求贝”，当然，“赇”也可能是早期的贿赂，因为“赇”字也可以理解为“以贝相求”。

春秋时贪污泛滥

周王任用贪官，各诸侯国君也以身作贼，带头贪污，下面的小官小吏竟相效仿，贪风甚炽。《诗经》里的名篇“硕鼠”等，都有刺贪之意。

封建社会反贪

汉代惩治官吏的经济犯罪，有两条刑律：主守盗，受赇。前者是打击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质的人；后者是惩治官吏枉法受贿行为。从行政制度上，汉文帝规定“官吏以饮食免”，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禁止大吃大喝之类的红头文件，用意相同，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官吏可以四菜一汤地小吃小喝，而汉文帝的规定就严格多了，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就免职。汉元帝规定：坐脏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这意味着贪官一旦事发，政治生命从此结束，尚未出现异地为官的变通之法。到了东汉时，规定更严酷：脏官子孙，三代不得为官。

宋朝重视反贪，“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脏吏最严。”行政上，宋朝设反贪局，时称武德司或者皇城司。

到了元代，官吏脏罚，轻则打屁股，重则处死。

明代，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了解劳动人民的不容易，所以反贪决心最大，力度也最强：脏至六十两以上者，斩首示众。为了反贪，朱元璋甚至始创了特务政治，让特务们监督官员。

清朝的雍正、乾隆也算是英明的，但对贪污也无可奈何，无奈中，始创养廉银制度。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大家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古代反贪，有这样几种怪现象：

一是越反越贪。

二是越贪越狂。

三是贪中反贪。

贪污腐败的原因

封建统治者反贪的决心与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污却不可竭止呢？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人性的原因

马克思曾经这样概括资本的特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的背后是人，资本的特性，说穿了就是人性。人性是贪婪的，而贪官却是大大发扬了人之初的本性。

我们不否定道德说教，但是作为经济学者，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制度。而且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一定要以人道德不好为出发点，要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出发点。

二是制度与体制的原因

西方国家在走出封建社会的门槛时，之所以选择了三权分立的政体，乃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性是恶的，不相信任何一个政党，也不相信人民，将权力交给一个机构或者一群人，只会导致完全的暴政，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暴政，对掌握权力的人，应该深怀戒心。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永远不会自动走到这一步，而恰恰相反，所有制度建设，都基于人性善良这一前提，把希望寄托在读书人的忠孝贤良，寄托到帝王的英明决断。这种寄托，导致对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温情的默许与浪漫的幻想，而贪污，又是专制与官僚体制下的必然伴随物。

1）端坐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家族，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贪污群体。皇帝的排场、奢侈与权威，对下层官员构成一种致命的威胁，也可以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皇家集团的存在，恰好构成了贪官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历史上的贪官惩而不绝，前赴后继，皇家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2）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皇家与它手下庞大的官僚集团，同属一个窃国团伙，联合统治，剥削人民。但是很遗憾，他们之间各层次经常出现分脏不均的情况。皇家统治比较强大的时候，贪污有所收敛；皇家统治比较薄弱的时候，贪污比较嚣张；新王朝初期比较好，王朝末世最糟糕。

3）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是造成贪污不止的组织与技术原因。西方哲学家说，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腐败。吴思更是感叹：恶政下，皇上也是冤大头。也就是说，制度与体制的原因，导致皇帝也无可奈何。

4）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确立个人财产私有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导致有钱阶层缺少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与保障，至于有权阶层，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社会之财，缺少理性的使用与法律的保障，它除了供有权有钱阶层疯狂消费以外，似乎没有其他的用处。中国封建体制恰恰是将消费的无限制与权力活动的自由结合到了一起，其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贪污。

5）统治阶级对官僚集团推行“敬德保民”之教化，但历史证明，这种教化是失败的。皇帝们号召官僚们“武官不惜死，文官不爱钱”的时候，官僚们心知肚明。

6）在某种程度上，最高统治者希望手下有点小小的贪心，否则统治者反而不安心了。偶而贪污一下，反而是在向上级表忠心：你看，我只图个吃喝，领导，你就放心吧。

三是社会的原因

一般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但是组成分子，每一个人可能是道德的。也就是说，道德的人构成了不道德的社会。

在这种不道德的社会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西方学者认为，不道德的家族主义会引起腐败，促使人们偏离普世主义和行善规范。也有人说，中国人只讲私德，不讲公德；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的亲友圈子里，在他的私人圈子里，他是道德的；可一旦出了这个圈子，他就可能不道德，不守信用，没有人情味。

中国社会，人情最重，还不起的。中国人身处的环境，是一张人情、亲情、乡情、友情之网，没有一定的定力，你是摆不脱的。

也许正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最高统治者才怂恿出一个所谓的大义灭亲思想。西方社会没有人情，但法律却基于人性之常情，认为亲人必袒护亲人，所以西方社会不倡导大义灭亲，法律里也没有包庇罪。

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我们中国人最讲人情，可由中国人组成的这个社会却冷漠无情；我们中国人最讲亲情，可法律却提倡大义灭亲。贪官最遭老百姓忌恨，可贪官周围的人却喜欢他赞扬他；清官最受老百姓喜欢，可清官周围的人却恨他恨得要命。

中国的贪官是有群众基础的。

四是管理方面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无能的主人，管不好自己的财产，老被别人偷。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公仆，凡是仆人没一个好东西，不是偷主人的钱，就是勾搭别人的老婆。主人看不好仆人，政府做作为管家，在管理仆人时，常常出现漏洞。朱元璋时代，也有自己的反贪局，当时叫监察御史。

五是文化的原因

腐败有文化的原因，也有政体的原因。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短期看，体制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这对我们当前的反腐败不无启示。如果腐败成为一种文化，那么再好的制度也防范不了它；更严重的是，如果制度是文化的必然结果，那么制度本身就是反腐败的最大障碍了。

历史上，中国文化革命了三场，效果都不太理想。第一场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第二场是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场是五四运动，前期是倡导科学民主，后期来了个马克思主义，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

有些学者认为腐败与文化是有关系的，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的界线而变更。中国文化与腐败之间的逻辑关系到底如何？我认为，中国人选择贪污与腐败，其背后的终极原因乃是人的价值观在起决定作用。

1）家族价值观的影响。

儒家特别强调家族观念，而家族主义在西方学者眼里是不道德的。中国的每一个大家族，其本质特征可能跟黑社会一个性质。

2）个人价值观的影响。

罗伯特。默顿在其《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腐败的“手段——目的模式”，他认为，腐败是由动机促成的行为，来源于社会压力，结果则是违背规范。他强调，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规定有自己文化上的目标，即目的。人作为社会行为者应力图达到这些目的，社会没有给出相应的体制规范，或者说，即使给出了，这些体制规范也是疲软无力的，比如封建社会的反贪措施；这就导致大家共同拒绝遵守表面上冠冕堂皇的游戏规则，进而衍生出一种私下里共认的游戏规则，吴思把它称为“潜规则”。在这种社会里，大家只认同个人的政治成就与经济成就；科举时代人们侧重前者，现在的时代人们侧重后者。侧重前者，买官卖官流行；侧重后者，贪污腐败盛行。大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奔向这个目标，手段的合法与否已不重要，或者说，手段本身就意味着能力。

3）宗教与哲学的原因。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没有宗教。宗教的三大标志是：人格神的崇拜与敬仰；完备的宗教议式；终极关怀的托付。宗教的根本特质是终极关怀，人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又将归何处去。而中国的哲学没有人关心这些问题。孔子哲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在哪里都找得到。

六是成本的原因

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之所以贪污严重，乃是因为中国官员当官成本太高。

从时间上来讲，中国官员需要寒窗十年，甚至不止十年。

从读书受苦的程度上来讲，中国书生之苦当是天下第一，就象苦行僧一样。

当官也苦，走进官场，相当于买了一张入场券；如何在官场里把脚跟站稳，才是问题的关键。

当官最苦的不是科考，而是心灵的代价。往轻里说，尊严丧失；往重里说，人不再是人。一句话，在中国官场上混，在上级面前没有点装孙子的本事，却想在官场里混下去，或者提拔上去，永远没戏。

七是心理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都可能，一切又都不可能；总之，事物的发展没个谱。在这样的环境下，国人当然没有安全感。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皇帝也没有安全感，官员更没有安全感，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没权，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才疯狂地贪污。

中国文化以道德立本，心性、人格、修身、伦理、道德不仅是中国文化中的灵魂，而且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本。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系统会设定不同的视角，在一种系统中不被视为腐败的行为，于另一系统则很可能恰恰相反。中国政治文化的伦理至上性，排斥一切经济交易在公共领域出现。凡是属于这类涉及金钱、利益和权力的交易关系的，都会被认为是不合规范、不合道德和不合良知的。总之，一般来说，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系统用以衡量腐败行为的尺度相对而言比较严苛由此扩展了腐败行为这一范畴的内涵和外延。

此外，中国社会或者中国文化中特别浓重的平均主义精神，又往往变成了一般民众观察腐败现象的放大镜，因而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将腐败的程度估计得比实际情况更严重（这句话并不排斥有估计得非常准确的时候），同时也特别地不能容忍腐败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源远流长；新中国的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平均主义，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也是一种制度，一种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深入人心，构成了一种心理沉淀：社会的一切财富都属于人民，一切财富都是公共财产。本着这种心理沉淀，人们自然格外关切公共财富的走向，格外关心公共权力如何分配和使用公共财富，格外关注公务人员与公共财富的关系；一旦有人侵占挪用公共财富，所引起的社会强烈反应也是格外的。

文化就象一面镜子，它对准什么事物，哪一事物就会被照得格外明晰。中国当代和传统文化中的多种因素都使它对准了腐败现象。

腐败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系统中有大小的差异，其实，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腐败一词，其本义就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比如卢梭就认为，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从而产生了私有财产、公共权力等物，最终导致不平等加剧，这一进程就是人类走向腐败的过程。这是腐败一词的最广义的应用。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广义的腐败是指政府治理一般意义上的败坏，其间不一定有人直接得到好处，但整个社会受损；狭义的腐败则指运用公共权力来实现私人目标。

体制也是一种文化，体制的运转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体制的文化作用的影响，远比结构方面的影响绵长而深邃。而且，由于是深层次的影响，往往被直观式浅层思维排斥在考虑范围之外。事实上，体制文化作用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成为腐败的促成因素，但其间的机制比较隐蔽和曲折。

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在现阶段，是由国家代表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并由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调控体系负责一切社会价值、社会利益的分配。在公有制下，国家是关键，国家至高无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以国家的名义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其理由之正当和充分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已经深入到当代每一个大陆中国人的心里；特别是干部们，由于他们是代表着国家在行使权力，上述的几点已经渗透到他们的潜意识里。

当具体到每一个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干部身上时，情况就出现了差别。有的干部不知不觉地在潜意识里将“以国家的名义”和“以某一集体的名义”等同起来，或者说用后者替换了前者。他们的推理过程很符合逻辑：我要对国家负责，但具体地说，就是对我所担任职务的部门或者单位负责；而我所担任职务的部门或者单位，说到底是国家的，我这个部门或者单位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既然如此，以部门或者单位的名义也就是以国家的名义。这就是“只要以公家的名义，什么事都干得”。

文化与法律在这里发生了冲突。应该遵循文化的律令，还是遵守法律？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一般地说，文化的力量远比法律的力量强大。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缺乏对公德的提倡和弘扬。公德是团体结构中个人与团体关系的价值准则。中国传统社会是根据血缘关系往外推的，家族化的构成，阻碍了个人超越血缘规范直接同国家实体构成关系。

如果说经济是“看不见的手”，那么，文化就是“看不见的脑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许多行动，相当程度上是受着文化这一深远因素的支配和制约的。文化就象一面镜子，它对准什么事物，哪一事物就会被照得格外明晰。从文化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常常能把事情的底蕴看得更透彻。

特定的社会条件，就是我国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尚未完成，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我们的社会调控系统，其权力在逻辑上是不受限制的，一般的公民（包括绝大多数干部）面对这么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系统，感到自己之无能为力。

中国旧传统的伦理范畴，全都来自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种伦常关系。其中君臣是父子的扩大，移孝作忠；朋友则是兄弟的变种，朋友间称兄道弟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极其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五常实际上是三常：父子、夫妻、兄弟。可见中国旧传统的伦理，真正的核心是血缘。“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行为的是非标准是以己身为中心，沿血缘关系外推，与自己在血缘关系上近者为是，远者为非，越近者越是，越远者越非，其结论当然是与自己没一点血缘关系者便可以随意处置，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而假如有人胆敢秉公而无视血缘关系，裙带关系，在传统道德看来倒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朋友是兄弟的变种和扩大，是三纲五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如此规定了，现实生活中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等就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从血缘关系发展到关系网，在此种文化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当关系网和人治、官本位搅在一起的时候，就出现了爪牙和靠山。

带有浓重农民文化痕迹的宗法思想，这种文化氛围造成了一种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容易进行和容易蔓延的态势，故而是属于腐败现象发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构成宗法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传统文化中对子女的态度。从整体上说，中国人头脑中“将子女的一切包下来，为儿女作牛马”的观念，与“一切依赖父母”的观念相辅相成，形成了千百代人的恶性循环。很多贪污分子就是在对儿女的疼爱中犯罪的。

道德作为一种文化指令，起作用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叫做外在制裁，即以社会舆论和社会奖惩为手段，通过对个人行为的褒贬损益来迫使人们就范。

另一种叫做内在制裁，即通过个人内心深处的是非感而表现出来的自我约束。

道德力量主要依靠外在制裁的，是“他律”的道德；主要依靠内在制裁的，是“自律”的道德。孕育出“他律”道德的是耻感文化；“自律”道德则以罪感文化为根基。所谓耻感和罪感，通俗地说，就是：当一个人判断事情的好坏是根据别人会怎么想、会怎么说为标准时，那就是倾向于耻感的；如若不以别人的态度为主要标准，而是以事实本身对不对为判断标准，就是倾向于罪感的。

在倾向于耻感的文化氛围中，人们习惯于根据习俗或者权威的意见，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考察事情的是非，因此，从众心理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于是，当社会风气出现某种程度的不良倾向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进去，从而使不良倾向更加严重，范围也渐次扩大。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相当浓重的耻感倾向。当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积累到某种程度又没受到足够的惩罚时，便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别人干得我也干得”为由，而投身进去。

专制体系下的国家即是社会，社会也是一大家庭。此中的组织之基本原则无非“尊卑、男女、长幼”，读书明理的状元、进士、举人、秀才高于无知小民，男高于女，长高于幼。礼仪可以代替行政，纪律可以代替法律。本来人类天生就不平等，各人只有在这不平等的关系中各安本分。法律只在各人不安本分的情形下处罚坏人，所以民法、商法、公司法、破产法等全没有提及，法律限于刑法，内中又以“十恶”为首，同一罪名也看对方的亲疏关系按“五服”之不同定罪。

这种法制的好处则是能持久不变，所以2000年的制度本质不变，尊卑、男女、长幼的顺序也不变。

一个社会的架构不仅是社会价值之所寄托，也是经济发展之关键，更是军事力量之来源。中国传统社会之组织既以尊卑、男女、长幼之序次组成，亦即上重下轻，又因其注重形式不较实质，所以只要冠冕堂皇，在功用上打折扣没有关系。威权既然凝聚在上，底下实际的情形经常无人过问。

腐败文化的形成及其后果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腐败盛行，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腐败民俗学”。这种民俗学对于人民怎样处理私生活，他们怎样看待政府旨在巩固国家、指导及促进发展所做的努力有决定性影响，它容易使人民认为，掌握权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家庭的利益或者他觉得应该忠于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腐败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文化。

贪污腐化的风行在官员中形成以权谋私的恶习，在民间造成凡事以钱开路、行贿收买的歪风。社会中上上下下都把贪污腐化、索贿行贿当作顺理成章的事情，一个人没有“关系”办不成事，有了钱却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一个是“钱”，另一个是“权”，有了这两者中的一种就可以在社会上通行无阻。有权者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发财，有钱者可以利用钞票购买权力影响政策。至于法律、纪律、规章制度，只不过是一种约束无钱无权者的“软条条”，什么国家利益、社会整体都成了滥用权力者装点自己门面的摆设。

起初，滥用权力主要发生在那些掌握财务的政府工作部门，比如，负责发放许可证、审批配额、征收税费、发放贷款和福利款项等工作部门。后来，腐败逐渐蔓延，从行政系统扩大到卫生医疗和教育文化部门，并进而渗透到司法界。腐败最终“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我们可以称为“腐败文化”。

腐败文化的核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官员或者民间人士进行权钱交易时，把个人利益或者小团体利益置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他们实现自己的私利，不惜损害他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个人从腐化行为中受益，成本却由全社会来承担。集体主义和国家意识遭到摈弃，社会道德水准全面滑坡，各种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行为泛滥，整个社会随之走向堕落。

腐败文化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大大削弱国家的能力。腐败行为的滋生反映了法律的无能和松弛。法纪本来是以维护公共秩序和保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的，但腐败行为恰好是以对法纪的公然的或隐蔽的违反为特征。腐败越猖獗，人们对法纪的权威越藐视。在现实中，当腐败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形成风气时，法纪在这里就没有人认真遵守了。法律和纪律失去了其权威性和约束力，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就大大削弱了。当公职人员不再关心国家目标和公共利益的设想而一心谋取私利的时候，当社会各阶层都只关心一己之利而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漠不关心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丧失它的凝聚力。这个时候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政府已经威信扫地，没有任何号召力了。

腐败还造成权力的体外循环。腐败是利用权力换取经济财富。有些腐败行为尽管是通过合法的途径，但这些权力的运用却是出于谋私的动机，而且结果也是消极的；大部分肮脏交易则是以滥用权力的不法形式进行的。因而，任何腐败行为都是对政治体系中各种规章制度的破坏。当腐败在一个政体中成为普遍存在的行为时，这个政治体系原有的行政秩序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腐败的盛行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灰色的”关系网。在政府各部门中和社会上，一些人利用各种亲缘关系（家庭、宗族、部落、村社）和人情关系（同学、同乡、同事、朋友、战友、上下级等）结成以谋取个人和小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关系网络。他们之间的行为准则是相互忠诚。这种忠诚导致人们把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公共准则无人理睬，最终导致公共秩序的伦理基础的丧失。结果，各种正式的规章制度没有人遵守，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是依据灰色关系网中的内部准则，而不是公共准则。

这实际上是在正式的政治体系之外，又形成另外一个权力体系。这套体系的运转不靠正式的规章制度，而是以不成文的内部准则为依据。这些内部行为准则以个人之间和小集团内部的互相忠诚为出发点，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则是次要的考虑。因此，灰色关系网的存在使正式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秩序形同虚设。（这实际上就是吴思说的“潜规则”）

基于个人和小团体的相互忠诚，腐败行为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庇护关系。所谓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又称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或庇护型关系），是指作为保护人的政府官员个人或者小集团在分配社会有价值的事物（如权力、财富、名誉）中优先照顾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后者则以对前者的忠诚、支持或者服务作为回报由此建立起来的等级关系。政治体系本身是一种层级制结构，腐败则依据官员的等级层次，在有亲缘或者人情关系的公职人员之间以及官员与民间人士之间形成一种庇护关系。

具体表现为：一是领导人任人唯亲。各级官员在公职人员的录用和提拔时，不以才干为标准，而是把与自己关系远近作为第一考虑。下级官员或者民间人士为进入政治体系和得到掌权者的庇护，不惜财力、物力，“拉关系，走后门”，结果使一批不具备行政工作能力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政府工作效率和质量难以保证。

二是干部队伍中的拉帮结派。各级领导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把对自己忠诚的人安排在身边，结果领导干部的家人、亲属、朋友等亲近者都聚于他的门下，纷纷“封官”。没有这些亲缘关系的人，为了得到官员的庇护，则想方设法去逢迎他们，以期得到保护。结果，官员中的帮派不断充实，一再强化。官员眼中只有帮派利益，公共利益被他们扔在脑后。

三是权钱交易盛行。领导人在干部录用、提拔等过程中，任人唯亲的行为倾向把与他们非亲非故的人排除在仕途之外。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人为了进入政治体系，获得政治权力，除了向领导人主动奉献忠诚外，还我求助于交易关系，向领导人行贿，用金钱和实物换取一官半职。这种“卖官”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只不过大都形式比较隐蔽。比如，送礼已经不是简单地使用货币或者实物，而是采取安排观光旅游、高档娱乐享受等方式。这些行为的结果导致领导人把手中的权力当作发财的资源，肆无忌惮地进行权钱交易；反过来那些买官的人进入政治权力结构以后，进一步把腐败行为带进政治体系。所以，政府公职分配中的交易关系成为助长各种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

四是官官相护，包庇纵容贪污行为。政治体系之外的灰色关系网一旦形成，庇护关系在官员之间腐败行为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强化。当某个官员贪污行为被揭露，受到大众的指责和来自政治体系的惩罚时，有裙带关系和其他利害关系的官员出于共同的利益，便尽一切可能保护这个贪官，使得惩办腐败的努力总是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难以深入，最终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官官相护的保护伞下，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权力腐败成为一种难以治愈的政治“癌症”。

腐败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瓦解了政治体系，而且大大降低了经济体系的效率。腐败行为造就了大批特权者，使得市场信号失灵，资源配置失误，社会分配不公，无论是人的生产积极性，还是企业的效率都受到严重的损伤。

首先，那部分由政府进行分配和处于政府管制下的资源，在分配时所根据的不是效率原则，而是关系原则，或权钱交易的价格。也就是说，把权力当作谋求私利的手段的官员，不是根据企业或者行业的生产经营能力来分配资源或其他价值，而是根据与自己的亲疏程度或得到的贿赂额的多少来分配手中资源或其他价值。这种反效率的分配行为会大大降低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效率。

其次，企业和民间把大量财物用于行贿等“寻租”活动，非生产费用大幅度增加，造成资源的浪费。在政府干预经济深入而广泛，官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现象普遍的情况下，企业为了争取政府的优惠待遇，向官方行贿，这部分费用尽管对这个企业来说是合适的，但对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没有任何贡献，不会创造出任何经济效益，只会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

第三，腐败导致企业失去提高自身效率的积极性。对于企业来说，寻求政府的优惠政策比提高自身生产效率更为容易，寻租活动的成本比企业自身“挖掘潜力”要低得多，得到的利润也远非正常的经营活动可比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效率高的企业有可能竞争不过低效率的企业，如果后者争取到了政府在税收、贷款以及产品补贴等没的优惠待遇的话。这种不公平竞争的普遍存在会诱使各个企业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争取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方面，而不下功夫提高自己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第四，腐败加强了政府管制经济的动机。对于政府官员来说，通过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可以为自己创造利用权力谋取好处的机会，因此，政府在寻租活动中并不一定扮演一个被利用的被动角色，特别是在政府掌握经济权力较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为了谋取私利可能会有意地“设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

除此之外，官员们谋取私利还采取降低服务质量和拖延办事时间的方式向当事人暗示，只有支付了额外的费用和好处之后，才能尽快解决问题。有的地方故意使行政程序和手续复杂化，以增加官员们索取“加速费”的机会；有的地方则简单地采取拖延办事时间的方式索贿。这两种手段都增加了行政过程，降低了行政效率。支付“加速费”还加大了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团体的生产成本，对社会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既有寻租的外部刺激，又有创租的内部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寻租活动呈上升趋势。由此带来的官员腐败现象，也随之蔓延。现实表明，寻租与腐败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寻租活动频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被破坏，市场主体对市场机制的自律性发生了怀疑，纷纷诉诸政府，希望凭借政府的干预解决自己遇到的利益损失。结果造成了更多的寻租活动，不公平竞争现象也更为严重。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政府或者其他势力任何纠正寻租现象，试图消解“租”的努力都会受到市场扭曲中受益的社会成员的拼命抵制。既得利益者当中既有企业界人士，又有政府官员，他们联手抵制，往往使来自政府高层或民间的反寻租努力收效甚微。

第五，腐败的泛滥大大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腐败造成了社会中最严重的不平等。个人的收入不是与其对社会的贡献挂钩，而是与他掌握的权力大小或者接近权力的程度成正比，按劳分配变成按“权”分配。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迅速致富，还有的人利用行贿等非法手段暴富。而这些腐败分子靠权钱交易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却要由全体劳动者来承担，这是一种最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中这种不合理现象严重打击了人们通过诚实劳动获得正当收入的积极性，并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劳动态度。

腐败文化的形成导致官员腐败与社会风气变坏相互偶合，形成恶性循环，官员行为不良带动了社会风气变坏，社会风气不好，又反过来成为官员腐败进一步恶化的基础。腐败因此变得适应性极强，一种反腐败政策出台不久，很快就出现了反对策，腐败行为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法。因此，整治腐败必须与扭转社会风气结合。

腐败现象与儒家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在远逊于西方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条件下，产生出远较西方高度现代化后更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其官官相贪、朋比为奸、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欺压百姓的丑行不绝于史。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中国历史上的腐败，是中国特定政治、文化孕育的产物；中国历史上贪贿盛行，与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念——儒家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在以强力控制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同时，必然占有或者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确认统治合法性的基本手段有二：一是宣告自己的统治符合“天意”；二是建立一套维护、巩固政权的王道理论。

儒家文化产生的初期，并未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同。先秦时期，它同道家、墨家等百家争鸣的学派一样，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存在。并且儒家常常遭到道家的讥讽和攻奸，孔子的政治主张在游说列国四处碰壁后失败，秦时又遭到“焚书坑儒”之灾。

经过秦王朝覆灭和汉高、文、景数世变迁后，统治阶级很快意识到“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汉武帝时，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正式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理论。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儒家文化和中国封建政治有一种巨大的“亲和力”，新旧王朝的更迭并未带来意识形态的转换，粉墨登场的新官僚体制，其内核仍然是儒家文化。

统治阶级之所以选择儒家文化作为正统理论，而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中能够经历王朝更迭、社会变迁而不衰，最根本的原因是儒家文化有利于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等级制。大一统、中央集权、等级制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三大特征，儒家文化为封建政治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最为贴切的说明和注解。其流弊，一是禁锢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二是培养和滋生了官场的腐败，造成无官不贪的大染缸，只要置身其间，几乎无一幸免。儒家文化是官僚政治的核心，而官僚政治是儒家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形式。

儒家文化本身并不直接滋生腐败。如果仅仅着眼于儒家学说本身，我们很难把儒家文化与腐败现象挂起钩来。

但是，这并不表明儒家文化和腐败没有关联，更不意味着依靠与儒家文化血脉相连的中国封建政治统治者可以有效地消除腐败。儒家文化虽然提倡重义轻利，但秉承儒家文化传统的士大夫们却从来是利义兼得的。其一，儒家学说从根本上说是入世的，它从来不是纯粹的道德教条，而是实践性、经验性都很强的治国方略，一切以维护社会政治秩序为最终目的，儒家学说的运用就是围绕这个最终目的的实践。其二，受儒家文化影响，政治世俗化、生活政治化的趋向愈甚，政治权力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笼罩和控制愈加严密，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僚实际上拥有贪污、受贿的一切机会和条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富”与“贵”能够合一的根本原因。其三，中国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切知识和修养只有经过官场的历炼才被视为正途。因此，儒家文化和官僚政治结合的过程，实际则是儒家文化世俗化的过程。所谓“学而优则仕”，则是这种世俗化理想的通俗说法。

在中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中，我们注意到这样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由于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商品经济的极度落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商业腐败，所有的腐败都是官吏腐败，即“贪官污吏”。在重要农轻商和催化政治腐败方面，儒家文化扮演了“帮凶”的角色。每个朝代，即使是有钱的商人的子弟，唯一的奢望就是进入官僚行列。

第二，与此相联系，中国历史上的官吏腐败具有整体性——腐败是普遍的，更重要的是整体的，它表现为官僚集团一致对外的压榨，通过对百姓的征收赋税、敲诈勒索；同时，通过官僚集团内部的一种再分配（腐败已经成为官僚集团内部的再分配机制），追求“租金”的合理化。

第三，中国历史上的腐败具有公开性、猖獗性和贿价不断上升的规律性。

国家腐败。官吏贪污，一遇自然灾害，有揭竿而起者，则群起而应之。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和王朝颠覆的唯一根源。

对中国历史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儒家文化不但是催化剂——通过不断地对官僚政治体制、社会价值标准和人们的观念施加影响，演化出越来越精巧的腐败行为。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儒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就不会滋生腐败，但不管怎么说，西方历史上的腐败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财富的日益充足和伴之而来的政府职能权力的扩大而日益严重的。而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抑制了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却并未相应地阻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腐败是儒家文化和官僚政治的共生物。

警惕“腐败文化”蔓延

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社会上的羡腐心态等等，都成为“腐败文化”滋长蔓延的可怕信号。

集团性腐败。所谓集团性腐败即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不再服务或服从于公众，而是蜕变成了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权力逐步私有化、商品化。在集团性腐败行为中，客观上由于责任主体分散，所有行为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负有责任，形成了利益风险共同体，相对于个体腐败行为，其压力和风险被减小了。在集体腐败者看来，法不责众，你腐败，我也腐败，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在这样一种惯性支配下，集团内部轻则形成心照不宣、各行其是的松散关系，重则形成互相掩护、分享腐败所得的生存机制，从分散的腐败分子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集团性腐败对和谐社会建设比个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为它具有示范效应，使得上行下效，好比森林火灾，成片蔓延。

体制内腐败。现在，人们对腐败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贪污贿赂等明显的体制外的腐败上面，而较少关注体制内的腐败。所谓体制内腐败就是一些基层执政者打着改革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以文件等形式公开从事的腐败行为。体制内腐败对和谐社会建设比体制外的腐败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也有更大的破坏性。但是，由于这种行为本身有政府部门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性和公开性，往往不被视为腐败行为，其危险性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警醒，甚至有时还把它当作所谓的改革经验加以推广。

羡腐心态。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领导干部真心拒贿，却被有些人讥为“呆”、“假”、“傻”；而不法商人通过找关系行贿赂去包工程揽项目，则又会被人称为“有能力”、“有门路”、“有眼光”。一些贪官和不法商人一旦马失前蹄，落入法网，一些人背后的议论无非是“后台不硬”、“赶上他倒霉”之类。总之，“笑贫不笑贪”。

现实中，为什么不贪不占、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官员反受孤立？为什么一些“反腐斗士”会被周围人所不容？原因很简单，就是触犯了某些“利益集团”，与已经形成的“腐败氛围”格格不入，破坏了某种“游戏规则”，断送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财路。于是，腐败者就会“集体无意识”地联合起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给一身正气的官员小鞋穿，让清正廉洁者感到不自在，感到孤立。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腐败氛围中，原本清正廉洁者不仅受到孤立、排斥和打击，而且有可能被毒化，想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都很难。

时下，特别值得警惕的，还有那些为腐败鸣锣开道的“舆论氛围”，什么“水至清则无鱼”、“小节无害”、“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腐败难免”等等。这种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攀比腐败的氛围，归根结底是“腐败文化”作祟。

“先进文化可以养廉”。反腐败，不仅要将一些腐败分子挖出来示众，而且要下大力气去纠正那种“笑贫不笑贪”的扭曲现象，去根除那种“廉洁不香，腐败不臭”的“腐败文化”，在社会中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文化氛围。因此，反腐败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努力构建与培育和谐文化和政治文明，是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反腐败的重要内容。

目前，随着经济结构、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文化观乃至价值观，都在重新建构之中。为警惕西方颓废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腐蚀与影响，为防止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侵蚀到党内来，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文化意识领域，特别要引导党员干部培养高尚情趣，形成科学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加强文化修养，升华自己的人格，培养秉公执纪的党性原则、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要在全社会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应该说，目前反腐败斗争中所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大都与文化相关联。毋庸置疑，没有一定的文化含量，没有科学的文化观念作指导，反腐败斗争是难以形成先进而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因此，必须重视增加文化含量，树立反腐败斗争和文化建设“两手抓”、互相促进的观念。增加反腐败斗争的文化含量，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培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防止在思想文化的多样性面前失去自觉性、自主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引发人们文化理念和文化消费方式的深刻变化，人们对是非曲直、利弊得失、尊卑荣辱等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对不同的社会事物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势必导致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文化心理上的失衡和迷离。在反腐败斗争中，要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通过把握正确的文化舆论导向，积极倡导多重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中有进步意义的部分，大力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追求积极健康的文化时尚，以促成全社会先进文化氛围的形成。

在反腐败斗争中，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仅仅依靠人的自觉性，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制度基础，最重要的是建立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形成一整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们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的各种“不准”和“规定”，既是政治规范、制度规范，也是文化规范。只有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双管齐下，才能养成人们廉洁自律的习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这样一种机制，充分运用政治监督的力量和文化监督的力量，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制度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培育提高领导者的政治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的建设与政治制度的建设是分不开的。

24.3关于清官文化问题

清官，古代称为清吏、廉吏，汉代也叫清白吏。“清”，意味着操守上的清白。“廉”，首先是“品行方正”的意思；还有廉洁不贪的意思。不管是清官、廉官或者清吏、廉吏，，其意味是相同的，首先是操守上的清白，然后附会出品行方正、大公无私、清苦朴素、不贪污、不图享受等诸多美德在内的意蕴，正如古代所谓“能吏”强调的是为官者的能力一样，所谓的“清吏”强调的是为官者的品德。

“清官”二字何时出现

一是《南史》中的“子季连，字惠续，早历清官。”

二是金代元好问的“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三是明代李贽的《焚书》“彼为巨盗，我为清官。”

四是段宝林在其《关于公包的人类学思考》中说：“从清官的产生和流传的时间来看，清官一词与公包关系甚大，似乎可以说是在公包清官故事流传之后而盛行的。”

古代治吏以廉为本

廉政问题关系到朝代的兴亡盛衰，关系到政权巩固和社会安定。所以，中国各朝代有政治远见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廉洁问题，把廉洁作为官吏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规范，在吏治中遵循“以廉为本”的思想。

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倡廉。西周时代，周王把廉洁作为考察奖惩官吏的重要项目；春秋战国时期廉政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儒家从政治上强调廉洁，但真正把廉政从政治高度加以认识并视为关系兴衰存亡者，乃是法家的管子，即管仲。他把“廉”看做关系国家兴亡的四根柱子之一，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定了对官吏职守的一系列考核标准，其中特别突出廉政建设：“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勿苛，审当赏罚。”明代朱元璋更是重刑反贪；清朝也煞费苦心地给官员们树立清官榜样。但是纵观整个历史，我们看到的现象则是——统治者越反贪污，贪污越是层出不穷；统治者越提倡清廉，可清廉者却那么稀少。

做清官的难度

皇帝并不真正喜欢清官

中国帝王表面上遵从儒术，内在的实质却在使用法家之术。常言说，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英明的帝王不约而同地“乱世用人才，治世选庸才，太平盛世出奴才；政治标准第一，道德部长第二，知识技能其三。”

法家说：君主本人要独断专行，众人称赞的人不必喜欢；众人反对攻击的人，君主不必憎恨。皇帝只是在贪风甚炽，影响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的时候，才反贪的。

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也经常发现，所谓的清官，经常遭遇到明升暗降的所谓提拔重用。

当清官的经济难度

从经济角度看，当清官就有难度。明朝朱由检发出“文官不爱钱”的号召后，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上疏发起了牢骚：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花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现在都责备郡守县令不廉，但怎么能够廉？有数的薪水，上级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都要花费大量的银子，想廉行吗？韩一良说的是大实话。

当清官的道德难度

官员想要模范一把，清官一把，从道德方面说，也是有很大难度的。要做到六亲不认。只顾自己做清官，老衬托别人都是贪官一样，所以其他官员看不惯，暗地里使绊子自然不在话下。海瑞和于成龙就是例子。最后，自己陷入不洁官吏的包围之中。于成龙就发现了那个真理：做官难，做清官更难。

当清官的体制难度

清贫的决心和道德的操守并不是做清官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只能构成做清官的充分条件。集权体制下，做清官还有很大的组织难度。

常言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从表面看，看到的是清官的决心，但从背后看，看到的则是做清官的无奈。清官为民做主，谁又为清官做主呢？清官本身就没有任何有保障的安全。

海瑞是执拗的，但一个官员的执拗，抵抗不过整个官僚组织与集权体制的执拗。

清廉不是对抗体制的有效药剂，相反，一个官员的清廉程度与官僚组织的执拗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越清廉，来自组织内部的阻力越大。

如何评价清官文化与清官情结

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由于贪污形势严峻，导致下层人民对清官的呼唤，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清官文化。

把“宝”押在一个官员的廉洁上，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清官政治”的典型体现。

清官文化的民本政治内涵

清官文化里有一定的民本政治内涵——以民为本，爱民如子。但是这种内涵是无奈的选择。这关系到王权的来源。王权来源于暴力。既然王权来源于暴力，那么王者必须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而且这种证明，会随着人类社会集体智力的增长而作适当的调节。

爱民、亲民、抚民，永远都不是民主，它只是圣明的统治者对愚昧无知的草民的赐福与驯化；从某个角度上讲，它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古代的君民关系恰如现在的人类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对环境的糟蹋，相当于古代君主对子民的蹂躏；人类对环境的爱护，还是出自于对环境对人类报复力量的恐惧。古代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君主对人民所拥有的颠覆性力量的清醒认识。

也有把君主比做牧者，而把人民比做家禽的。哪有牧者不爱自己家禽的，可是，又哪有牧者不吃自己家禽的道理？这就是民本政治的真实内涵。这个内涵决定了，清官的内涵与民主法治相去甚远，一句话，民本不是民主，顶多是个“为民做主”。

百姓的清官情结

有人说，跪着的人民，才期待清官。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百姓是跪着的，不会为自己作主，所以才会成全清官。

有人说：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出现。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出人意外，中国人的清官情绪，是对意外的憧憬。

人民对清官的感情越深厚，讴歌越热烈，法律的悲剧性也越沉重。

一句话，有没有清官情结是奴隶与现代公民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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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第十六回有段评说：

脏官可恨，人人皆知，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脏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复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清官身上有一层保护膜性质的道德光环，这光环导致人们不能对清官做辨证的事实评价。清官“一清遮百丑”，即使客观上有什么不是的地方，也说不得的。

宋明以后，清官文化大发展。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清官文化大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相反，清官文化越发展，越说明君权制度的腐朽与官民的水火不相容关系加深。统治者越是在无法继续维持统治的时候，越强调清官文化，他们希望通过清官爱民清政来修补制度之弊病，创造出一种官爱民，民拥官的假和谐来。

愚民们的无奈，只好呼唤清官，御用文人们投其所好，拿清官大做文章。其实，清官文化是统治者凶恶面目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清官本人是祭台上的牺牲。这种牺牲，对无能的上帝、弱智的百姓提供了感情上的安慰，意志上的迷惑，进而也构成了本质上的愚弄。中国现代史专家李新说：清官乃不详之物。

清官意识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让老百姓沉浸在一种幻想当中，因此是绝对权力的道德护身符。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有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繁复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海瑞一生的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然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以抽象的道德取代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者“非法”。

海瑞想固守原则与信仰，可这些东西与现实和世俗又常常冲突，坚持原则信仰与周围人容易格格不入，容易被人认为迂或痴，把自己置于和别人对立的位置上，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而要放弃原则信仰，与世俗同流合污，内心又会感到压抑和痛苦。一心孝忠，却不为主子理解，真是一大悲哀。

不会变通，不讲究策略，认死理，即使是为主子孝命，主子也并不感激。想当官的那么多，谁不愿意用几个听摆布的？谁愿意专找和自己过不去的用？古人说得好：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决定一个官员升迁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一两个当权者。有些人明明深得人心，只是由于忤逆了当权者，结果不是调离就是撤职。世上人有几个真正能出于污泥而不染。多数人都不免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既没有痛苦也没有人指责。

真正的官吏应该审时度势、知进知退、能屈能伸。海瑞的品格在舞台上万人敬仰，可在现实生活中却未必吃得开。

从古至今，用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管你过去是谁的人，只要你有本事并肯为我所用，我就用；另一种是，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只要你不是我的人，对国家有利我也不用。许多人就作了这种观念的牺牲品。

阳为道德、阴为利益

海瑞的清廉耿直、不畏权势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仔细分析他的自身条件，这几乎是他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自保，进而扬名立万的最佳方式。在重科第资格的明朝，只有进士，特别是选入翰林院的庶吉士，才可能顺利封疆进而入阁。海瑞出身举人，在官场上同年、座师这类最重要的资源没法和进士比，他在官场生存靠什么？最理想的方式称为道德的标杆，成为舆论普遍支持、百姓十分拥护的模范清官。但这样的标杆对那些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从来就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包括皇帝在内，别人没必要冒着舆论的压力去整治这样的标杆。海瑞对朝廷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为广大官员树立一个可望不可及，可颂而不可学的模范，让他处理实际的政务，多半会处处被掣肘，处处碰壁。因为为政的实际操作和对政治人物提倡的道德不是一回事，甚至十分矛盾，用口里说的那套办法去为政，在明朝那种政治生态中，不会有什么成就。就如剧中胡宗宪告诫高翰文所说的那样，当官和读圣贤书完全不一样。徐阶、张居正和后来的申时行，都是知道权变深谙时务的人，明规则和潜规则都会玩，所以才能当首辅。难道海瑞就不明白文官集团阳为道德，阴为利益（黄仁宇的总结）的潜规则吗？但他这种举人出身的官员，如果玩潜规则，也就是能做一个日子过得富庶的县官，这显然不是海瑞的追求，人家张居正16岁中举，23岁中进士，自小有神童称呼，有老师徐阶关照，又当过隆庆帝登基前的侍读官。海瑞玩张居正那一套，只会湮没在成千上万的中低级官员中间，哪能流芳百世。

所以，海瑞干脆不玩这些，就只玩圣人所言、被朝廷所提倡的那一套明规则，反而是剑走偏锋，无人能挫其锋镝。当然，这样玩代价也是很大的，自己和家人生活清苦异常，一点贪污奢侈也不能有。清廉得不近人情是海瑞的公众形象，是他立足于官场最重要的利器，没有这点他什么也不是。所以对这些清廉的细节，他一刻也不敢放松。这一点，皇帝和其他大臣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上疏那样骂皇帝，皇帝都没法杀他，能杀掉夏言、杨继盛的嘉靖帝，哪有什么仁义之心，不杀海瑞这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就是不中海瑞的圈套，遂了他做千古死谏忠臣的愿望。皇帝都对海瑞这样，其他文臣惹他干什么？所以他反而官运亨通，做过管理最富庶的南京周边的应天巡抚，做到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大员，主管监察，虽在南京是闲职，但政治待遇上去了）。如果海瑞不这样玩，一个举人哪能企望这样的高位。但他一旦有实权，办具体政务就不行了，那种行事方式只能激发矛盾。在当应天巡抚时，打击豪强地主纯用刚猛之法，搞得鸡飞狗跳，拿对他有恩的徐阶家开刀，最后没有什么建树就被调离。所以这样的道德标杆，只能是系而不用的葫芦。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数引不起特别的注意。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实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24.4关于廉政文化问题

廉政文化是现代社会关于执政规律、方略以及公务员队伍建设、管理的知识、制度、法律以及观念、价值评价的总和，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关注的是关于权力和权力腐败现象，研究其原因、特点和规律，探讨设计如何防治的一般性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及其制度、法律等等。廉政文化对人的研究，一般着眼于人的本性、需要、生活环境对权力行使的影响，研究典型人物及其行为对廉政建设的意义，是从文化和制度层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为推崇某人，更不是把廉政寄托在某个“清官”的个人素质、能力和注意力上。要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廉政文化把腐败作为一种现象，强调教育、制度、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环境对腐败发生的影响，着眼于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防止腐败。

廉政文化强调法制，但并不排除、也不否定个人对廉政建设的作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廉政文化通过个人这种载体，以个人的勤政廉政、言传身教、思想品德、价值追求、社会形象影响和改变其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社会的廉政状况在绝对意义上说，有赖于每一个个体廉政意识的增强和廉洁习惯的形成，有赖于国家工作人员人人都自觉遵守廉政规范。廉政文化建设应该从人的道德修养、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入手，从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做起。

现在社会上流行“骂腐败”的现象。

“骂腐败”成为社会上流行的一种风气，不光是老百姓骂，领导干部也在骂，他们也乐于谈论社会上的种种腐败行为，咒骂各种腐败现象。

“乌鸦笑猪黑，腐败骂腐败。”这些领导在高谈阔论的时候，却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腐败者。

目前，全国上下都在骂腐败行为和腐败者，但谁是腐败者？似乎腐败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指具体的人；似乎永远是别人，而不会是自己。

无职无权的老百姓骂腐败，他们有些人之所以对腐败深恶痛绝，不是因为仇视腐败，而是因为别人在腐败，而自己不能腐败。假如他有腐败的机会，也许他比谁都腐败。

有小职小权的腐败者也在骂腐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贪点、占点、吃点，察觉不到自己也是一个腐败者，总认为真正的腐败是那些手握重权，动辄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才是腐败者。

而那些大腐败者的逻辑是：我腐败，别人也在腐败。你看那些腐败分子一旦锒铛入狱，他们都会很不服气，往往抱怨说：腐败着的人多着呢，比我腐败的人也多着呢。自己是运气不好。

腐败者是可耻的。腐败着且不知的腐败者却是可耻加可悲的，说明他已经对腐败行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失去了判断力、羞耻心和起码的“官德”与良知。

假如我们这个社会，对腐败只是在口头上骂一骂，而不觉悟和反省，那腐败恐怕真的“腐而不败”了。

官员修身养性不如官权修身养性

近日，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在“网上宿迁”论坛发了一个《关于宿迁人的行为举止细节问题》帖子指出：“有些干部与别人接触时，不注意礼节，比如大声接听手机，唯恐别人听不到。还有一些本来不值一提的细小事，比如在办公楼宇、公共场所如厕后不及时冲水。”

据新闻介绍，在市委书记的帖子发表后，宿迁市立马掀起了“修身养性”的热潮：当地报纸开设了专栏；机关干部开始了自查；一些单位成立了不文明行为纠察组；甚至，连该市的10多万名中小学生也走上街头，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学校影响社会，告别不文明行为”活动。似乎以前大家都是不文明的人，又似乎大家在一“贴”之间明白了文明的重要。

应该说，修身养性不是坏事，对于外部影响力明显的干部来说更是这样。但是，修身养性的意义不宜拔高。因为修身养性只是体现干部的细节，却不是决定干部的所有细节。从本质上说，修身养性培养出的只是良好的个性人格，而不能包括干部的执政能力，廉政素养。因此，在提倡干部修身养性时，应当看到其作用是基础性的：没有这样的习惯不会是高素质的干部，但是有了这样的习惯也不会水到渠成地成为得民意的领导。

在现实生活中修身养性是容易装扮的。许多干部在人前是风度翩翩、满口箴言；在人后却是大大咧咧、为所欲为。这样具有两张脸的干部与其说是修身养性的“得道者”，不如说是践踏规则的“恶搞者”。对于这样的干部，如果说他是没有素质的人，却可以看到他在公开情境中的修身养性；如果说他是修身养性的人，却可能发现他在私密情境下的粗糙不洁。所以，单以表面的修身养性评价干部也不尽客观。

同时，修身养性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对其宣传也不宜搞人海战术和运动战。有时我们以为自己修身养性到了一定程度，但事实上，当面临到利益和名誉的纠缠时，却又容易变得盲动和武断。可以说，修身养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不能相信那些急于自查的干部真的都明白了修身养性的重要，并且真的都能够做到修身养性。否则，所谓的文明进程就是可以加速的，只要干部们讲讲话，大家一拥而上，文明也就形成了。

所以，比较而言，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官权的修身养性。所谓官权的修身养性，是指通过严格的制度使官权保持纯净。我们知道，权力是容易膨胀和乱为的，其原因看似源于掌权人的素质不高，其实归根结底是权力的缺少约束。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实现歹意，不好的制度却也可以使好人无法善始善终。同样，纯净的权力会使人修身养性，哪怕是伪装；但是缺少约束的权力却会使人肆意乱为，即使他本身是一个推崇修身养性的人。

为官须谨记“三字诀”

古人讲：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走上新的岗位，面对新的任务，我将以此为座右铭，做到清正廉洁，科学民主决策，以勤补拙，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创造吉林更加美好的明天。(2006年12月8日中新网)

这是日前上任的吉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韩长赋在吉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所说的一番话。他在讲话中提到的为官“古训”不但是鞭笞自己的警句，更是我们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所必须谨记的“三字诀”。

其一，为官当清。“清”乃清正廉洁，清心寡欲所大成。一要清正廉洁。“官”是人民群众赋予的一种称谓而已，不是用以贪赃枉法的庇护神或保护伞。任何为官当政者，必须始终牢记自己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都必须奉公守法，切不可做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始终保持清清白白之身，谨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古训，永葆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二要清心寡欲。无论是官者还是百姓，贪欲不除，祸患难避。党员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自己的天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特权和私利。而反观时下，一些官员“贪”字当头，欲壑难填，不惜一切为自己升官发财铺路。正因为其难以做到清心寡欲，也便难免不翻船，“清官”也便与之无缘。

其二，为官当慎。“慎”乃慎权、慎独也。一要慎权。大凡当官者，都握有一定的权力，但是权力向来都是一把“双刃剑”，稍有不慎，便会成为权力的奴隶或者以权谋私。所以为官者，一定要慎重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独揽大权、独断专行，要充分发扬民主，将权力合理分配，真正使权力成为为民谋福的强大动力。二要慎独。党员领导干部永远不能将自己孤立在人民群众之外，要自觉地将自己置身在阳光之下、大庭广众之中，自觉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和约束。特别是“八小时以外”，更不能背着党和人民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要坚持做到独善其身，不能放纵自己的所作所为，更不能倚仗自己的权势，搞特殊化、“君主制”。

其三，为官当勤。“勤”乃手勤、腿勤之要求。一要手勤。有些领导干部不善于学习，不善于动手，什么都习惯于秘书代笔、主任代劳，长此以往，他们的手将变得懒惰了，不用说平时能够写写画画了，就是见到了老百姓，也不习惯于将自己“高贵”的手伸出来与群众握上一回了，这样的领导无论在哪里都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更不用说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了。所以，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勤动手，勤与百姓握手，否则高高在上难为官也。二要腿勤。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千方百计解决民生问题。但是，腿勤不是要经常性地跑官要官，而是要经常性走进群众之中，心甘情愿、自始自终地做人民的“小学生”，多向百姓请教；走到百姓的心坎上，真心诚意、实心实意地做人民的“贴心人”，多为百姓解难。

当然，任何一项修炼都贵在坚持。作为一位履新的官员要谨记此“三字诀”，打好预防针；而对于长期执政的官者，更要长思、常炼，不能将之作为挂在嘴上的一句美丽谎言。一切离开践行的话语都是“天方夜谭”，一切远离土壤的花香都不会恒久。

24.5当今社会非廉文化种种

实践证明，不良文化因素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腐败易发、高发的原因之一。我国现阶段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所以没有得到根本上的竭制，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廉政文化的缺位和弱化。传统非廉文化的消极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消弭，中外文化在碰撞中不时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东西。

收礼不是贪——礼尚往来，人之常情。

[现象]不少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是从收受小额礼品开始，发展到欲壑难填的地步的。“吃了别人的口软，拿了别人的手软”，许多“礼尚往来”不过是他们利用职务便利替人办事、为己谋利的借口而已。

[文化根源]中国是一个极重“人情”的国度，求人办事就欠下了“人情”，就要对办事人有所表示。而掌权者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别人是否送礼、甚至送礼多少作为是否替人办事的参考标准。

行贿无风险——官不打送礼人。

[现象]毋庸讳言，许多人对于行贿受贿等不正之风都是深恶痛绝的，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会改变看法，以金钱开路，多能将事情办成，屡试不爽，便认为这是“无坚不摧”的法宝。

[文化根源]自古就有“官不打送礼人”的说法，行贿被拒而遭到尴尬的毕竟是少数；因为行贿而被法办的更是凤毛麟角，行贿违法而不惩罚，这种观念一旦形成风气，就会使人失去畏惧感，使得送礼、行贿成为一种自发而为的普遍现象，行贿受贿之风盛行。

羡慕腐败成时尚——以权谋私被称为能人

[现象]以权谋私在许多人的眼里已经没有了罪恶感，而是成了攀比、炫耀的一种资本，成了衡量一个人社会活动能力特别是政治钻营能力的标志。

[文化根源]“自古恶人皆智者”、“见利不取是为愚”，政治上善于钻营被称为“能人”，不会吹吹拍拍、请客送礼的人被说成是思想僵化。摹腐心理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态。不少人认为，别人能够腐败、善于腐败才那样威风，生活得那样的好，而那些不敢或者年愿意腐败者终身受穷，是没有本事的人。

落网心不甘——只怪运气不好

[现象]怀着腐败是普遍现象，且多数人都能平安过关的心态，社会上出现了贪官一方面大肆贪污受贿，一方面求神拜佛的现象。一旦马失前蹄，就怪自己运气不好。

[文化根源]中国封建文化中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许多人认为，腐败者众，落网者寡，能否逃脱，全系于命。因此，大多数腐败者发案前怀着侥幸的心理大捞特捞，案发后牢骚满腹，认为自己不过是腐败之“沧海一粟”，落网实属天意，命运不济。这种观念不只是贪官有，不少群众也有这样的认识，更有甚者，看到有的贪官被抓竟然同情他“后台不硬，运气不好”。

营造腐败圈——法不责众、风险平摊

[现象]近年来，中国的腐败案件中窝案串案增多，其参与人数众多，且常常是在一定组织的权力参与下完成的，因而危害更大，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更大。此外，由于集体腐败牵涉面积大，案情复杂，查处难度也十分困难。

[文化根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认为“法不责众”，你腐败、他腐败，我也腐败，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在这样一种惯性支配下，在一个群体内部，轻则形成各行其是、心照不宣、互不拆台的松散关系；重则形成互相关照、互相利用、互相掩护的生存机制。集团性腐败具有示范效应，使得上行下效，腐败成风。

清官被孤立——枪打出头鸟

[现象]由于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行贿受贿之风盛行，出现了送礼正常，不送礼反而不正常的怪现象。真心拒贿，想做清官反而成了难事、怪事，成了被孤立、嘲弄的对象。

[文化根源]一些人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奉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认为做事不能过于较真。有人认为，当今社会“无官不贪”，谁做清官，谁就是“出头鸟”，势必成为众矢之敌，要保持距离，以免伤害自己。

好民不于官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现象]对于种种腐败问题，敢于站出来揭发检举的人不是越来越多，这就使得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不仅可以逍遥法外，而且更加忘乎所以了。

[文化根源]传统观念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宁结千人好，不结一人仇”。由于担心举报没有好的结果，一些人抱着息事宁人的想法，不愿意惹祸上身。

59岁现象——有权不用，过时作废

[现象]近年来，少数领导干部“退休前捞一把”也成了不可抗拒的规律。心态失衡、晚节不保被认为是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根源]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时作废”等思想，使一些手握大权、即将退休的干部将原则、纪律等统统置之度外，进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何谓“氛围”？《辞海》说：“笼罩着某个特定场合的特殊气氛或情调。”它是群体成员一定生活方式的凝聚，是一定文化风俗习惯的积淀，是群体成员对群体心理的认同，是社会流行的一种普遍风气，是群体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和惯例。在腐败泛滥的社会里，也存在着一种“氛围”，那就是“腐败氛围”，即“腐败文化”。掌握权力的官员一走进这个“氛围”，就会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腐败起来。

贪官走上腐败之路，自有他的内因，然而作为外因的“氛围”，作为外因的“文化”，却起着不可小视的催化作用。平心而论，并不是所有的贪官从一开始就那样高高兴兴地受贿的，也有一个心惊肉跳、瞻前顾后的“推辞阶段”，但是在“下级给上级送礼”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腐败文化”影响下，就顶不住了，无法顶，也根本不能顶。

为什么不贪不占，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官员会被孤立？为什么一些反腐斗士会被周围的人所不容？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触犯了看不见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触犯了官场的“潜规则”，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已经形成的“腐败氛围”格格不入，这些人的自律行为“破坏”了整个群体的“游戏规则”，触犯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就犯了“众怒”，就会“集体无意识”地联合起来。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群体的舆论，会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给这些人脸色看，让他们感到不自在，感到孤立，感到无法工作和生活，感到无法生存下去。

“腐败氛围”就是小群体中的“腐败文化”，就是一些单位中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其最终功能是“贪官蹑高位，廉吏沉下僚”，其后果是很可怕的。

所以，反腐败不仅仅是将一些腐败分子揪出来，还要下大力气去反那种“逼良为娼”的“腐败氛围”，去改变那种“好的不香，坏的不臭”，贪官成了“臭豆腐”的“腐败文化”。因此，反腐败不单单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努力构建与培育廉政文化，是新世纪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

社会的腐败使得我们把廉洁看得很重，同时，也因为腐败的普遍，使得廉洁很不容易。所以，对廉洁的歌颂，成了我们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24.6关于权力文化问题

中华民族祖传老病的现代症候群

权力文化在当代大陆中国的现实存在是一个大题目，想通过一个短短的章节进行全面的论述是困难的。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交织着，深层次和浅层次的表现交织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供实证的典型事例是如此之多地大量涌现。要全面深入地进行表述解读，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笔者这里只想就大陆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及当前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从权力文化的角度，进行提纲携领式的探讨和解读。

首先，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权力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极权文化。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熟、最完备，也是最顽固的极权政治文化。只要从这个认识上去切入，许多事情就会变得条理清楚。

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的核心部分。政治应该是围绕国家权力而产生的范畴，实质上也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范畴，扩展开来是协调世界事务的范畴。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有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表述，其实质是有意模糊概念，以达到将政治无限泛化的目的。从而达到将政治应该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实质，变成社会公众全面从属于政治的目的。在现代政治理念中，由于对国家权力制衡的需要，国家权力是被严格界定了范围的，政治概念也被严格地界定了范围。政治被无限泛化，实际上是为了无限制地占有所有的社会资源，从而达到极权的目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泛政治化传统的国家。这从“统治”一词的构成中得到体现，从法家的政治哲学和儒教的政治伦理学中都可以得到大量映证。这种泛政治化传统，到了现代，被发展到了极致。抓住了泛政治化，就抓住了权力文化之纲，纲举目张，一切围绕国家权力而运转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都会变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

首先，让我们将权力文化在大陆中国的表现，作一个概括性罗列表述。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大陆正处于权力文化的恶性暴发期，是权力拜物教社会特征最明显的历史时期，也可能是权力文化由总暴发走向总崩溃的回光返照期。（当然清算和消除权力文化影响，在崩溃以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给它以这样的历史定位，是因为当前的大陆中国，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与滥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权力文化（皇权思想、儒教思潮、宗法主义、官场文化、流氓习气）无不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地沉渣泛起。权力文化在官场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同、应用、发展和充分表演，是历史上空前的。当前大陆中国腐败程度之广之深，侵蚀到的领域之全面，社会上腐朽淫糜气味之浓，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当前的大陆中国是一个权本位，官本位社会特征特别明显的国家。腐败力量早已登堂入室，明目张胆地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而且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张扬着。

深厚的权力文化传统，权力恶性膨胀的现实，使主流社会权力阶层的许多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成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和兴奋点。使攀附逢迎、交际应酬、各自编织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成为主流社会的主要风景。装模作样、迎来送往、吃喝玩乐、成为主要的工作内容。双重人格，双重语言的处世态度。急功近利、及时行乐，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人生观，成为主要的处世之道。

这种主流社会的人格病态，导致了诸多的社会病，一个复杂诡秘的社会氛围在形成。造就了中国人的压迫淤堵感、无力挣扎感、阴郁茫然感、浮躁不安感。至使许多边缘人群也产生了不屈从于这种氛围，就会被这个社会所排斥，所淘汰的感觉。在这种氛围中，道德在沦丧，社会良知在消失。公权的滥用，权力寻租、买官卖官、都已经成为社会上人尽皆知的公开秘密。中华民族已经处于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历史时期，竟是出现于改革开放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开放而激发释放的经济活动热情。使国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成果。这样的成果和几乎近在眼前的三年苦日子及文革灾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腐败发展齐飞，“盛世景象”与末世气象一色。这种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的景象，不符合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尤其儒教思想的教化，总喜欢把社会起码的进步和成果，硬与“皇帝圣明”扯在一起。因此更容易麻痹人们的神经，混乱人们的思想。巨大的经济成果，不断的盛世鼓噪、导致人们放松了对极权与腐败造成的大量社会危机的警觉。

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成了利用国家权力追名逐利的冒险家的乐园。中国传统社会那种上下影响着、挟制着、促进着走向腐败的机制，得到了充分的映证。如果没有重要的历史企机，如果试图改革的上层资源不敢痛下决心。则危机和风险仍会依惯性大量积累，社会仍然只有被政权更迭周期律挟裹着走向崩溃的命运。

造成当前局面的远期的历史原因，我们在前几章也有系统论述。近期的一脉相承的源流却不能不专题分析。改革开始以前的时代，是一个逐步推进泛政治化进程的时代。在争夺政权时期，倾注全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包括军事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思想文化资源。一切为其夺取政权服务。在夺得政权后，一切以巩固政权，加强极权为中心。由于深厚的大一统皇权思想传统，实际上变成了以加强毛泽东个人极权为中心。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最后达到了将原来与其打天下的战友，以及民主党派人士，全体知识分子和所有社会公众，全都置于其淫威之下的目的。这就是实行泛政治化社会政策的实质。

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口号，是中国社会全面走向泛政治化社会的标志性口号。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一轮泛政治化浪潮，全面强调“一元化领导”的鼓噪。则进一步增加了泛政治化的广度与深度。这种政治运动的结果是催生了一个更加极端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从而使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得到了高度制度化实施。

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实验，为当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的社会生态，打下了牢实的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市场经济政策以来，随着理想和蛊惑色彩的淡化，政治化的色彩渐淡（但泛政治化的体制并未改变）而权力化的色彩渐浓。当前的腐败势力，正是靠着毛时代的这份丰厚的政治遗产，推行着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所谓“市场经济”。从而享受着一顿丰盛的权力经济的最后晚餐。

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制度实施的结果。使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被一种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所规范。极端时期，甚至发展到全民吃食堂的地步。

用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全体成员生活的做法，是许多邪教组织的通常做法。例如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琼斯的人民圣殿教。这种做法，一旦在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推行。政治权力对全体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了全面的高度控制。就是一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社会的活力被扼杀到极致，带来的必然是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这种全社会军事组织化的社会生态，极象一个巨大的人工林生态系统。人为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使单一或少数物种占据了统治地位。原始林，原始次生林那种生物多样性，生机勃勃的生存环境不复存在。动植物各物种间的平衡系统被破坏。这种人为制造的巨大的人工林系统，缺乏内在的平衡和谐机制。很难抵御病虫害及其它各种意想不到的灾害的侵袭。灾害一旦降临，往往容易酿成巨大的灾难。

当前大陆中国的社会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类人工林生态系统。因为始终未对那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实验进行全面的清算和反思。而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所谓“拨乱反正”。只是取消了诸如“人民公社”之类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而制度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尤其是政治生态模式，很大程度上还存在。整个社会体制还基本承袭了那种泛政治化，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体制。社会管理的思维模式并未有质的改变，整个社会并未从那种社会生态中解脱出来。

中国的泛政治化，是世界上最全面、彻底、深入的泛政治化。所有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精神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社会活动，诸如文艺体育活动、民俗节庆、宗教活动，无不成为服务于专制政治的工具。大陆中国的泛政治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模式，其影响已经深入到几乎整个社会生活中。它也成为了一种思维模式。其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已深入到几乎每个人的思想。泛政治化对大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诸如文学、艺术、教育领域的毒化更是深入了骨髓。泛政治化的体制和泛政治化思维，在大陆构筑了一个相当严密而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体制。因此而全面的毒化了我们的文学艺术，毒化了我们的思想思维，也几乎全面地毒化了我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使无所顾忌地自由表达成为幻想。例如，大陆的校园，就不可能产生象台湾那样轻松、自由、纯真的校园民谣。这是教育体制和整体思想文化氛围使然。这种泛政治化的程度，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当政治被泛化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被泛化到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内容。则文化被压缩矮化成只是唱歌跳舞以及文化馆、博物馆、音乐厅、美术馆等狭小的范畴。

这种以泛政治化为核心的泛化结构，是大陆中国社会哲理结构、伦理结构和法理结构的基础。其实质是造成主体的缺位。泛政治化造成的结果是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社会公众政治权利的缺位。大量泛化名词的应用，例如物权的“集体所有”、“国有”，造成了具体所有者的缺位。“人民”、“群众”等词语，造成具体社会权利人的缺位。远不象“公民”、“纳税人”那么具体贴切。这种变化，是极权政治魔术师玩的偷换概念手法、偷天换日勾当。“窃国”是怎么窃的？就是这样开始的！

文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生活、是经济、是人类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整个存在。文化才是真正泛化的概念和范畴。文化的被压缩范围，与政治的被无限泛化，是极权政治魔术师政治障眼法的实质所在。

在这种泛政治化的体制中，社会公众的生活被全面置于从属政治需要的地位。广大民众在这种极权的泛政治化体制中，只有为它摇旗呐喊助威的权利。在这种庞大的极权政治机器中，只有充当毫无人性色彩的小零件的权利。社会公众广泛意义上的人权几乎被全面剥夺。其中最主要被剥夺的是政治权利。

社会公众的利益，在这样的泛政治化体制中，仍只能依赖于权力阶层的恩赐、转移及渡让。在现代民主制政体中，社会公众的广泛意义上的人权，是通过普选制，通过舆论监督，通过广泛的分权和对国家公权力的制衡来实现的。在民主体制中，社会公众的政治权利是保障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础。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改革是天经地义的事。

改革开放前期阶段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与法制的旗帜，曾经理直气壮地在社会上高扬着。诸如军队国家化的现代理念，甚至曾经被军队中的很多高级干部所认同。但是腐败势力一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在不知不觉中，一切有威胁极权地位嫌疑的现代文明理念，无不被淡化，被压制。泛政治化思维，国家社会一体化体制的核心部分，被轻易地捡起。稍加改头换面，便堂而皇之的风行起来。时至今日，泛政治化以泛权力化的形式又走上了老路。

国家社会一体化过程，将政府制造成一个万能的政府。政府什么都管，政府无处不在，政府权力在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无处不在。这种无处不在既体现在政治思想领域，体现在精神领域，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甚至体现到了社会公众的潜意识里。就是这种无处不在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权状态。政府权力和官员的社会作用被无限夸大，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作用被大大弱化、淡化、压缩。最后变成了一种毫无人性色彩的螺丝钉作用。其他一切不依附于政府权力的非政府组织被取消，组织资源被高度垄断。所有的公共事务，被政府权力全面统管。

在政府万能，权力万能的社会里，政府权力可以最大限度地越位。专制的程度可以达到极致，可以经常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动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美其名曰“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这种机制，导致了各种运动层出不穷。导致了三反五反、反右运动、除四害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目前则表现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表现为GDP决定一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违背了自然规律、违背了人类社会的规律。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无形之手，而是通过政府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最终的结果，几乎必然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根据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合理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应该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得以实现。尤其是具体的微观配置，政府基本不应插手。政府如果全面插手资源微观配置，就制造了大量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的社会角色绝不应该是万能的。尤其是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迅猛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万能的角色必然越来越捉襟见肘，丑态百出。

政府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充当的是规则制定者及“守夜人”的角色。如果它的职能，角色全面错位、越位。不该管的事被全面管起来。而该管的事却一样也管不好，唯一扮演得淋漓尽致的角色是一个腐败的政府，则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当前的大陆中国社会，政府职能已经全面越位、错位。由服务职能变成了管制职能、统治职能。

在当代大陆中国，政府权力是模糊而泛化的，要严格地界定起来相当困难。这种现实是导致政府权力全面越位、错位的主要原因。从而也就导致了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政府的角色万能而无所不在。社会经济生活被政府权力统管和不断压缩。正是因为毛时代的那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未能得到全面清算，那种体制和思维模式仍被大量保留。当市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今天，物质财富被前所未有地创造出来，权力寻租的欲望被大大激活。从而产生了全社会普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泛权力寻租现象。这是权力文化在当前社会现实表现的主要特征。

腐败的发展速度之快，权力的恶性膨胀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政府的信任危机，道德大面积滑坡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清醒者是有目共睹的。短短的二十余年，其发展的线性轨迹清晰可见。开始是价格的双轨制，银行贷款的权力寻租。然后是股份制改造与土地批租中的“商机”，是全面的执法产业化和权力市场化。是各垄断行业与新兴产业的“商机”。是国有企业改制的资产流失。吃了价差、吃贷款、吃回扣、吃土地、吃股份制改造、吃收费罚款、吃电讯、吃教育、吃医药、吃拆迁、吃殡葬、吃国有企业的改制，无所不吃。题材不断翻新，思路渐渐入骨。几乎一切皆表现为权力的利益驱动。权力与金钱结盟，金钱赖权力以膨胀的气味越来越浓。越来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从而对权力的追逐也越来越疯狂。

制度性腐败的主要表征，是“利益上收，负担下压”。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管制化，管制权力利益化”。各行政机关、职能部门、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城建国土、城管环卫、教育医药、交通运政、畜牧水产、农资农机、林政渔政矿管。全社会各领域由上面开口子给政策，下面积极推行，全面出台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继承的泛政治化体制加上利益驱动，使执法产业化推行起来轻而易举。这种制度设置、导致了执法产业化的恶性发展，全面地冲破了一税制的篱笆。中国具有历史传统的苛捐杂税，在当代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各级政府的预决算保密制度，是孕育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利益上收，负担下压”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所占份额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两级财政的收入，占据了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0%以上。而绝大多数事权却压到了地（市）县、乡镇头上。造成了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称。正常的财政收入被大量挪作它用，被浪费吞噬。在各级政府的权力均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的基础上，不管是加强中央权力还是加强地方权力，都不会有好结果。这样的利益上收，负担下压的格局，必然给下面层级的政府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越到下面，承受的压力越大，结果导致下面层级的政府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和空头财政现象。导致执法产业化逾演逾烈。导致基层争夺管理权，检查权，“服务权”“施救权”的闹剧层出不穷。导致诸如设立“厕所办”“馒头办”之类机构的丑剧不断上演。

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一个地（市）级行政单位管辖的范围内。可以有4800种至8000种以上的收费项目。这种全面发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使政府机构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导致了行政机构及人员的迅速膨胀。“十羊九牧”的现象，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厉害。从而使许多地方的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人头财政。”也导致了中国这个基础仍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各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越来越建得高大而威武，成为一个权力膨胀社会的象征性物象。各级政府部门的奢侈性消费开支大幅度增长。

在全面大跃进的盛世气象下，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保障事业却被全面地压缩转嫁了。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由于在整个社会利益博弈中处于完全的劣势地位，从而导致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恶劣。最明显的变化是，底层打工者的工资比1990年代初，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流离失所的人群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结果，也决不应该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结果！

执法产业化把政府部门演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这是一种鼓励集体权力寻租的制度设置。而且集体寻租使权力寻租披上了合法的色彩。极端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合法侵害权”几乎被应用到史无前例的极致。因为这种体制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思维定式，从而导致这种侵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社会现象既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公务员的思想，也败坏了政府官员的心态。给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前大陆中国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的恶性暴发，全面流行，无不与执法产业化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些丑恶现象的利益链上，都能不同程度地看到越位、错位的政府权力的身影。

泛权力化，泛行政化。首先表现为一些公用公益事业单位，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媒体、邮电通讯、公共交通、电力水务、农资供应、农技服务；甚至一些社团组织，诸如工商联、个体协会、文体协会、村委会、居委会、都因“公家人”色彩而自命为“政府”。此外，其它各国营企业，都设有“行政科”。能发带有政府色彩的“红头文件”。于是名正言顺地“行政”，顺理成章地以“政府”自居。而带有政府权力强制色彩的制服，则更是满天飞。不但政府各执法部门，诸如军警，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海关边检、城管环卫、运政检疫等部门人员着制服。就是电力水务、邮电通讯、公路铁路、保安等企业组织人员。也穿着与执法人员大同小异的制服，满世界招摇。这些社会现象、无不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昭示着权力恶性膨胀的社会现实。

这些自命为“政府”的机构和企业。或巧设，增加收费项目。或利用垄断地位大幅度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使全社会的利益博弈，带上了浓厚的权力色彩。我们从全社会的腐败表现，以及大量积重难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后面，都能不同程度的看到极端权力的丑陋身影。

当前这一轮权力色彩浓厚的国营垄断企业和公用公益事业的涨价风。以教育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大幅度涨价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广泛、最恶劣。因为这两个领域是关系到社会公众切身利益最密切的领域。是社会公益色彩最浓的事业。而且是关系到民族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长远利益的事业。是国家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事业。而恰恰是这样的事业，却由于政府权力的恶性膨胀异化，使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成为灾难性的发展。社会公众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

教育领域，由于中央主管教育的官员相继表态：“要将教育办成大产业”，从而引发了一轮教育收费的大涨价。医疗卫生领域，则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幌子，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出面，大幅度地提高医药费用的最高限价。其结果是使药品最低端的零售价，可以高出出厂价的十倍左右。（这里还不包括出厂价的虚高）。明显地对这个领域的全面价格虚高，起了鼓励、纵容、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大幅度涨价风。其直接后果是剥夺或部分剥夺了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享受教育与医疗服务的权利。教育医疗领域的所谓产业化过程。是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社会性冷漠与排斥的一次大暴露。这种巧取豪夺的恶劣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过份的。

我们可以把医药领域作为大陆中国的利益链，食物链的一个标本来进行解剖。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明晰的脉络。这个利益链、食物链、是以权力为纽带形成的。权力促进了垄断，维护了垄断。所以越处于高端，获利越丰。越处于低端，获利逾微。医护人员是医药行业的操刀者，是处于食物链最低端的群体。因此获利最小，而在社会上背的罪名最大。由医患矛盾而引发的人身伤害事件，他们是受伤害最多的人群。同样，教育领域处于最低端的教师，和处于执法产业化最低端的执法（执罚）者，同样是类似的角色。这正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远庖厨”机制。血淋淋的操刀者获利不多，却沾满一身血，惹得一身臊。社会由此引发的矛盾多指向他们。“皇帝圣明，奸臣当道”的思维习惯也把矛头指向他们。所以他们获得的骂名最多。而处于高端的行政主管部门和领导人，获利最多，却悠哉游哉，俨然君子！

教育领域和医药卫生领域的所谓改革，把原本受权力文化恶劣影响相对较小的人群，亦即被公认为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及“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白衣天使的医务人员。这两大知识分子人群被拖入了泛权力寻租的行列，来趟这趟浑水。哈尔滨市民住院六十余天，被开出了匪夷所思的550万元的天价帐单。是极端权力保护纵容下肆无忌惮地恶性发展着的整体黑幕中，一个符号性的事件。给当前社会道德体系的败坏与良知的丧失添加了一个标志性的注释。也是研究当前大陆中国泛权力寻租、滥权力寻租的一个典型标本。

承袭的泛政治化体制，在权力市场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体制内各部门、各机构、各公用公益事业、各国营垄断性企业中的人群，看到了权力所具有的获取利益的潜质，各自利用其“权力优势”在这场社会性利益大搏弈中攫取自身的利益。这就是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公用公益事业泛市场化、垄断化的实质所在。

泛政治化、泛行政化的社会制度基础。在极端权力严重失控的状态下，导致了全面的权力市场化。全面“利益上收、负担下压”的机制，执法产业化的制度结构，公共领域的全面泛市场化进程，形成了一种泛权力寻租的整体社会景象。从而对处于经济生活最下层的广大工农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形成了一种层层加压的压榨机制。这种机制又是一种类似于地下水系统的管网结构。从上至下的抽水机机制抽到了毛细血管。这种抽取和压榨的结构在不知不觉中逐步达到了一种敲骨吸髓的程度。这就是“权力经济”的立体模型。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给社会带来全面的福祉，没有带来广大底层民众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而只是带来了以权力阶层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奢侈生活。这样的“权力经济”不能发育出一个健康健全的国内市场，却能发育出一个为满足权力阶层极权政治需要和淫糜生活需要的畸型的腐败经济市场。

这种从上至下的抽水机机制导致了底层社会的严重失血。这又是一种金字塔效应。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承受的生活压力越大。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经大大地越过了预警点。只是因为极权控制使社会保持了一时的相对稳定，但“一根稻草压垮骆驼”的机制并未有改变。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使这种社会状态变得更其可怕。

在一个具有深厚权力崇拜传统的社会里，极权体制使国家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于是权力阶层在整个社会各层面的恶劣表现起着一个巨大的示范作用，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尤其如此。这个恶劣的示范作用，导致虚伪、残暴、卑鄙行为的全面流行；导致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体制性歧视、排斥和冷漠；导致了社会全面的道德滑坡。“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在大陆中国得到了最好的映证。

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力量的，条块分割严重的资源配置格局。少数人对权力资源的高度垄断专享。导致国家各层级的权力继承，交接，并不因选举形式的存在而摆脱其私相授受的实质。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纽带的权力自我繁殖仍是主要形式。政治成为社会少数人专享的游戏。国家权力成为少数人群专享的资源。广大公众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当极端的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后，利益更为露骨地成为权力间的纽带。这就是腐败势力会很快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体制性原因。各层级间的权力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上下级的关系逐步变为下级对上级吹着，捧着、抬着、骗着、欺瞒着。上级对下级则拢着、哄着、保着、提防着、威吓着。“官官相护”的传统潜规则。发展至今已变成了几乎全无道德、法律原则可言的官场规则。相互维护和加强圈子内的利益和特权，成为腐败势力的执政基础和最主要的凝聚力。反腐败成为体制内争权的工具。落马者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中央集权在有效管理方面的职能被大大削弱。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成为空话。正面出台的政策，法规成为形式，成为空文。而分赃式的利益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加强。“小文官政府”的权力生态在形成。而这种生态是“狮虎豺狼和狐狸甚至虫豸一起当道”！

各个层级各单位的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得到空前的加强。在各级掌权者的一亩三分地上，一切由他说了算。于是神州大地上“三、五里有王者兴焉”！又由于流氓文化在社会上的全面流行，于是，基层的一些政权在开始黑恶化。于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竟敢耗费大量财力，人力、明目张胆地搞起了僭越行径的阅兵式而无人站出来说句话。某电讯企业的广告词更是应运而生：“在我的地盘上，听我的！”其得意洋洋的无耻之态，正是当前大陆中国权力格局的现状和掌权者心态的最好写照。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

执法产业化、权力市场化，虽然通过利益均沾法则，使涉权者和近权者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处。但是腐败程度的进一步恶化，权力的高度利益化，使权力资源和组织资源进一步向各层级“一把手”集中。随着买官卖官的日益严重，掌权者素质越来越低，“一把手”的人格魅力日益丧失。腐败的高速发展，体制内的矛盾增多，普通公务员和“一把手”的关系更是貌合神离。

在这样的状态下，清官淘汰，好人淘汰的逆效应机制日益明显。低透明度，低责任感的官场文化肆意流行。老百姓面对官场如雾里看花。官方社会与民间社会的隔阂日益严重。政府的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社会性的显性危机。可怕的是高高在上者却仍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着边际的梦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力几乎通吃的资源配置格局。发展出一个以与权力亲疏程度为衡量标准的，条块分割严重的利益博弈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国家权力既是仲裁者，又是博弈的参与者。因此权力阶层成为这场博弈中最优势的人群。然后，是那些与权力关系密切的带着“公家人”色彩的单位。以及通过各种运作与权力建立了千丝万缕联系的个人。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广大工农弱势群体因为远离权力，而且诉求渠道日益壅蔽而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政府一打瞌睡，经济就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底层人群想通过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途径已日益堵塞。目前，这样的利益博弈格局正在社会定型化。

一个由权力集团主导的社会定型化，本质上是一个由暴力和谎言支撑着的资源独享系统。它既没有公开、公平、公正可言，其权力伦理和财富伦理也经不起追问。试图将这样的社会定型化，必然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可认同。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以压缩广大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定型一个各个层级各个领域都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权力阶层在利用着经济发展，肆意地攫取自己的利益。挥霍着国家的资源，彰显着自己的意志。从而使国家陷入一场深重的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

一个以泛政治化结构为基础的社会，当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原来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简单社会生活模式，被强大的市场经济活动所冲激，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这样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剧烈的文化碰撞，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必然的趋势。当体制面临全社会的全面权利诉求时，恶性膨胀的极端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却强化了发自内心的加强管制的冲动。这种管制是通过增加、强化、细化机构设置，膨胀行政体制来实现的。膨胀的官僚体制借助深厚的官场文化的思维定式，对全社会各领域、各层级进行了全面的等级划分。这种等级划分，既包括各个层级的各种机构，也包括参入其中的个人身份的等级评比。个人身份既包括官位级别、工资级别，也包括学历级别、技术职称等级别。名目繁多的各种级别考核评比及荣誉级别评比。既定型了行政体制内成员的行为模式，也定型了其思维模式。这种定型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身份，则体现为名目繁多的证件。诸如身份证、学历证、暂住证、上岗证、下岗证、就业证、驾驶证、纳税证、各种技术职称级别证、各种行业许可证，数不胜数。通过这些不断细化的身份级别证件，把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思维模式定型束缚在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框架内，从而将全体社会成员定型在一个等级制度史无前例地森严的社会体制内。这种社会体制是将各种优势资源全面地向上面层级集中的机制。

二千余年的皇权统治传统形成的个人独裁模式，以及各个层级官僚体制的个人决策机制，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的个人绝对权力统治体制。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制度和思维定式，已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发展至现在，除了权力上的个人独裁体制外，就是全社会的精英至上运作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按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原则操作定型。各个领域的人群都在依据各自的优势，怀抱各自的梦想牢记权力亲缘的原则向上攀登，各各希望成为政治经济明星、文化教育明星、体育演艺明星等等。这种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机制无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机制。这种机制制造出来的各类明星受到制度的有意保护宠爱和社会的盲目追捧。整个社会的定型化就是按照绝对权力决定一切的机制运行着。这是当前社会定型化深层的秘密所在。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是以定型社会不公为实质。官吏任职以原籍为主，使宗法关系的纽带恶性膨胀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将强势人群定型为利益纠结的人群。将弱势群体定型为永远的弱势。这样的定型，使社会的有利地位几乎已被强势人群挤满并为之堵塞。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环境的过程，也加速了国内社会变化的进程。但绝对权力的恶性膨胀、全面的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以及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与上述正常进程形成了巨大的背离和反差。这种反社会进步的反方向发展势头，大大地超过进步的势头。这种态势带来的恶果是严重而难以估量的。

中国大陆社会的定型化，一个最逃不开，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城乡二元化的社会格局。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二元化的社会格局，土地私有化问题，又是最逃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台湾自五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达到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稳定了社会人心，台湾后来的稳定发展，这一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大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的制度设置，起源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体制逐步完成时期。通过“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了把全国农民捆绑约束在农村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中。在这一过程中，户口分离制度等一系列身份的限定，逐步制造了一个身份歧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这种身份歧视被各种制度定型后，在市场经济推行后的今天，在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群的利益诉求日益突现之时，其对农民的不公正、不公平被首当其冲的突现出来。对农民这一最大人群的社会性、体制性岐视开始浮出水面。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征用补尝问题突现，失地农民大幅度增加，各地在土地补尝问题上对农民的侵害，已经发展成为引发冲突的火药桶。

大陆在建政之初，通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后来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是通过自愿申请，将土地连同其它生产资料交给所谓集体的。随着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的取消，土地本来应该一步到位还给农民，这本来是一件合符情理法理，也合符财富伦理的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制度设置却将农民的土地，限定为所谓集体所有。这种物权的设置是一种泛化的设置，实际上造成了真正主人的缺位，其实质结果是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农民置于一种类佃耕农的地位。而且制造了一个针对土地的，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农民不拥有对土地的完整权利，“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因此便失去了对土地加大投入的信心，失去了对环境保护的兴趣，从而也失去了构建一个和谐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试图在没有坚实基础的土地上建立定型社会，无异于沙上建塔。

自由市场经济的几大要素是产权清晰、机会均等、规则公开、竞争公平。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法制经济。而大陆中国则是在继承了泛政治化体制的社会生态前提下，发展了一种类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在其中起着无所不在的主导作用。它以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全面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体现着自己的存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使这种经济发展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辉煌”。城市化在全国全面铺开，路网化在短期内实现。外贸立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愿望，也在短时期内达到了目标。极端的权力、相对统一的意志，使大陆中国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潮流中，借助各种机会制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是一个巨大的畸型经济体，它以大量消耗国家的有限资源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疯狂地全面掏空着国家民族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这种竭泽而渔的疯狂行为，使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地孕育积累着危机。

这样的定型化，也定型了一个权力市场化意识强烈，官僚主义习气浓厚，积弊丛生，服务与管制职能错位，庸规陋习严重的行政体系。这个官僚体系面对权力运作反应敏捷，面对国是民谟却迟钝麻木，效率低下。这个极端权力主导的社会定型化，不能定位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同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定位于共同认同的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从而也不能定型于各阶层不同人群基本良性互动的社会，却定型了一个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窝里斗的格局。

泛权力化的社会生态，正以它不同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社会生态的特点在发展定型。这种定型化，其对中国社会的严重损害是深入骨髓的。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以人为制造的热昏虚假的太平盛世为表象。其实一切社会现象都在彰显着社会的不稳定和高风险。这样的定型化，将沉淀下大量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包袱和利益纠葛。从而使政治改革的前景更加暗淡。社会公众将越来越缺乏信心和耐心。底层弱势群体内仇视主流社会的反社会心理在孳长。破坏公共设施事件，不管对象的滥施报复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大量发生。马家爵事件、河南农民艾绪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制造的“艾氏911”事件，都是底层民众反社会心理孳长的典型事件。是反社会心理孳长的一个历史性符号。

当今的大陆中国，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被置于一架泛政治化、泛权力化的极权机器中。绝大多数人都被动而混噩地被转入恶性循环的漩涡。物欲、支配欲逾强的人们，逾试图进入以权力为核心的旋转中心。而其他的弱势群体，则更加地边缘化。这样的状态，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良性互动机制，已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幻想。基础于这种现实而试图建设一个定型的和谐社会，无异于痴人说梦！

悠久的极权政治文化，使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思维始终立足于加强控制和镇压。这种控制的方法和手段是全方位的。因此严重地伤害到社会的活力。单纯的加强控制和镇压，不但不能达到渲泄化解危机的目的，反而使矛盾危机和加强控制的力量，沿着互为同步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已经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法来解决。而如果从源头做起，又牵涉到太多的矛盾积淀和利益纠葛。

在顽固的泛政治化极权思维影响下，中国的统治者总是会对哪怕些微的小动作政治改革都抱极敏感的态度。总是敏感到认为政治形势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程度。就是这种对社会极权化控制的思维，导致了危机积累机制，导致社会总是向腐败和崩溃的方向滑去。

当前中国的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的人群，都应该放弃这种极权的泛政治化思维。争取在社会大局稳定的情况下，逐步推进渐进而切实的政治改革。

以上就是从权力文化的角度，对当前大陆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性解读。也是对社会现实场景的全景性勾勒。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剧烈碰撞时期。社会生活也在发生剧烈而空前的变化。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都不应该放弃思考。只有这样，民智才能真正得到全面的启蒙，民智的真正全面启蒙之日，就是中国的历史天空晨光曦微之时。

24.7“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一、倒胃的称呼

“官本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美国，除了亲属专有称呼外，对人的称呼很简单，通常情况下只有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也许有另外的尊称，如“教授”和“医生”，但用官职来称呼人的极为少见。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见布什总统，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会感受到揶揄。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官职的称呼被认为是最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如某某乡党委书记，你不喊他为“某书记”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属他管辖就是极大的不礼貌，如果属他管辖你就得倒大霉！更难以理解的还是下一种现像：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平时姓名相称惯了，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另一位马上得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不但不会把你当同学给予额外的照顾，相反会处处给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为止。在这方面我是有切身教训的：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调到另一个部门当局长，因为不属我的直管上司，就不存在给他的下属以不好先例的困惑，因此自作聪明地认为若改称他为“某局长”会有讽刺的嫌疑，于是见面时继续直呼其名。他老兄当然没有生气，只是莫名其妙地生了隔阂，尽量回避和我见面，昔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密友，现在一年也难得聚上一次。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用官位来称呼，中国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些许联系的称谓。如某某从事统计工作，就可称呼为“某会计”，会计虽不是官位，但中国的“会计”是一个权力很大与西方会计有天壤之别的职位（是假帐和虚高数字的知情人），是没有名位的“官”，称呼为“某会计”就是对其特殊身份的认同，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

最让人倒胃口的还是“常委”称谓的兴起。近几年因为官职数目膨胀，有些官有特权的级别但没有明确的职位，如某某县列居“常委”且有头衔的副县级干部限定为X个副县长、副书记和各部部长，可副县级“常委”的实际数目却高于X个，于是没有县长、书记、部长头衔的“常委”的称谓就成了问题。直呼其名肯定不行，称呼为县长、书记、部长又名不符实，有“揶揄”的嫌疑。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用“常委”来称呼这些“官”，尽管这个称呼很不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听起来很别扭。“常委”的数目是有限定的，有时个别资历较浅的副县长没有进入“常委”，如果后来进入了，人们对他的称呼就由“某县长”变为“某常委”，以体现他升了官，这种现像尤其令人困惑。

有些貌似尊贵的称呼听起来着实令人肉麻，令人不解的是部分听者居然把肉麻当有趣。

对官位称呼的偏爱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数王羲之和杜甫的称谓。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界的泰山北斗，时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试图在他的名字上罩上一层光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他的名号和“官”联系起来，并且终于考证出王羲之作过“右军”官职，于是就把王羲之尊称为“王右军”。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尊称”，而是近乎侮辱性的贬称，因为大书法家的尊荣和当时的皇帝应该不相上下，可“右军”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官。王羲之听后应该吹胡子瞪眼睛，可他没有，似乎很满意这一称谓；另一个例子是诗坛的泰山北斗杜甫，他的名号比王羲之还惨。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圣”，人们出于良好的动机竟然称呼他为“杜工部”，因为杜甫作的最大官职是“检校工部员外郎”，级别是副部长的编外助手。

二、“长文化”的病态蔓延

在所有的拍马屁称呼中，最令听者感到惬意的就是被人称为“某某长”了。中国的“长”五花八门，大到首长部长小到村长组长，数得上名号的不下一百来个，并且还有加速度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称谓都企图和“长”联系起来。厕所管理员成了“所长”，一幢平民住宅楼新设了一位“楼栋长”……

掌方向盘的人一直被人称呼为“师傅”。“师傅”是一种尊称，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只有拥有专门技能的人才配享有这一称谓。当然我们在问路时也会称对方为“师傅”，无非是着意抬高他的身份，拍拍他的马屁，让他听上去受用，心情一好就会给我们指点正确的方向。一旦被尊称为“师傅”，就是对你能力的认同，可见称“司机”为“师傅”应该不会令听者不舒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事实也确然如此。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司机对“师傅”的称谓越来越不顺耳，因为“师傅”和“官”扯不上任何关系，在中国所有和“官”攀不上亲的称谓是谈不上尊贵的。小车司机的不满尤为强烈，他们虽然是司机，可因为和“官”接触得多，更多地知晓“官”腐败内情的缘故，被“官”另眼相看，地位较先前有了飞跃式的提升。称呼必须和地位相适应，地位变了，称呼也得跟着变，“师傅”已不能表达小车司机的尊贵，有技能没权在中国是看不上眼的。和这一变化相适应，一个全新的称谓在“官场”悄然兴起，这个称谓就是“司长”！

当“师傅”被改为“司长”时，中国的“长文化”已成病态蔓延的趋势，近乎泛滥成灾了。

三、无处不在的级别

“官本位”和“级别”是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为九个“级别”，通称为“九品”（详情可参阅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七品县官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今天的“官”级别分得更细，大概有二十五个左右的级别。县官大致相当于九级，够不上七级。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行政工作并有机会当政务官的，也不是每个有特权的位子都是行政职位。那些行政职位和政务官之外的特权空间，若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最好也要和“官”连在一起。当然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某某官”，这样会使真正的“官”感到权利受到侵犯，他们可是得罪不得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用“级别”在特权空间和“官”搭上一道红线，把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如某某县一家规模最大承担主要税收的民营企业的经理，县政府就明确地规定其级别为“正科级”或“副县级”，这些经理对“副县级”多半是很感冒且很重视的，因为“副县级”比“经理”享有更多的特权，自然要尊贵得多。

先前的“级别”联系多半是“软性”的，除了在技术职称和官吏级别之间有硬性规定的联系外（中级职称相当于正科级，高级职称相当于正县级），很多级别联系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领域，政府并没有明文界定。到了九十年代，“级别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于人们模糊意识中的“级别联系”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认可，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连与“级别”风马牛不相及的宗教寺庙也挂上了“级别”的“彩带。

有一次去当地最有名气的一家道观看风景，兴之所致花上十元钱请道长算了一卦。道长说我命中福禄双全，将来要作大官。我说道长算的卦不准，因为我直到今天仍没有发迹的任何迹像，且我天性直率最不适合的就是当官。道长见我怀疑他的“刀笔利口”，竟然激动起来，说他是“副县级”道长，怎会算不准卦，并拿出县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在我眼前炫耀式地晃悠。

给宗教场所规定“级别”的作法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宗教的内核是“众生平等”，而官吏级别恰恰是要制造众生的不平等，宗教场所也忌讳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

四、接待的等级礼义

八十年代某地为了对外招商引资，派若干行政官员出国考察一个有意来中国投资的大型企业。令中方官员大为不满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资合作项目，对方竟然让几个熟悉该项目的专业人士接待陪同，并全权负责合资项目的谈判。企业总经理自始至终未露面，当地行政官员连影子也见不到一个。代表团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谈判级别相差如此大的悬殊，不了解外国国情的官员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视。其实代表团误解了对方，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员只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没有任何特权，身价比专业人士要低得多，让专业人士接待中国人正是重视代表团的表现。好在那时官员的责任心还比较强，国家利益战胜了个人情感，没有一气之下和对方决裂，硬着头皮把谈判坚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后，参加谈判的专业人士和代表团一道来中国回访，中方派出最显赫的人物来隆重地欢迎外国专家，当地党政首脑全出席了接待仪式，豪华宴会和高级宾馆让外国人着实享受了一回（中国代表团在外国吃住全是自己买单，对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怜的四菜一汤）。正式谈判时选定和外方合资的企业总裁竟然坐在末席，其余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级别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计前嫌，一方面是为了使来之不易的合资项目谈判成功；另一方面是为了间接的教导外国人“礼仪”，同时展示“礼仪之邦”的丰厚底蕴。此举的最后结果是弄巧成拙，外国专业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后向企业总裁作了负面报告，使已初步认定的投资项目功亏一篑。外方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出席谈判的中国人全是外行，没一个懂技术的，和外行合作等于是拿钱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过于铺张，看上去挥金如土，不具备创业者勤俭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资伙伴。

这种微妙的接待礼仪在以后还有所发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级去某地检查或随访，无论对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对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面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礼貌。在中国，“官”的价值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有时再多的钱也抵不上和某个大官合个影。

五、“知名度”背后的官影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学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就更不用说“州长”等次一级的政务官了；可当地古往今来作出过特别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学生却能如数家珍。由此可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务官，而是对科学和艺术有特殊贡献的人。

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记者去一所乡镇初级中学采风，问了十个学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知道屈原吗？有九个学生回答说不知道；一个学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十个学生全给出了正确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习惯一人去乡下远足，在田畔村头随便扯上一个老农闲聊。传统农民对自己的村庄总是很钟爱的，总喜欢夸耀自己村庄的“名气”，并列举出一串从他们村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加以佐证，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学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纪差不多全是“官”，说明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并没有淡化的迹像。农民是中国负担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阶层，对“官”的反感比任何阶层都要强烈；可他们仍希望自己的村庄多走出几个“官”，并把这些官用于装点村庄的门面，可见“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总之，中国的“知名度”是靠“官”来支撑的。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贡献，哪怕是个白痴，但只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越大知名度越大；一个人贡献再大，但只要没做官就难得有知名度，只有极少数例外（“明星”和金牌运动员）。这种现像在今天尤为突出。

六、等级式厚葬和墓志铭

中国人的墓葬在规模上有很大的悬殊，规模的大小与“官”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号称“世界八大奇观”，但秦始皇兵马俑只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个始皇陵的规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绝后的，工程的浩大将使“世界第一大奇观”“埃及金字塔”大为逊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们的后辈在这个星球上永远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从中东迁入的阿拉伯人）并没有继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习；可秦始皇的后辈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把“等级式厚葬”的“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发扬光大。

等级式厚葬的古风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一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时的官是不允许占据大面积墓地的，且不允许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钱，不论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价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只在追悼会的规模上体现出来。遗憾的是：老人家创制的这一善政后来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级官吏开始占据远远超出棺木面积的墓地，并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钱，花上十万百万的绝不是个别现像。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装饰华丽。火葬虽仍严格地执行，但骨灰盒的档次开始体现官吏的等级，平民的骨灰盒一般只花几十元，官的骨灰盒则要花大钱，从几千元一万元到几十万元。有些官光有昂贵骨灰盒还不够，还要在外面套上一个价格更高的稀有棺木……

我真不明白把骨灰盛在昂贵的骨灰盒里有何益处，因为昂贵的骨灰盒多半是玉石做的，玉石的特征是坚硬致密。中国有相当多的官很迷信，相信并希望死后灵魂能够飞升。灵魂飞升的难易与骨灰盒的价格绝对成反比，普通的木质骨灰盒最利于灵魂的飞升，坚硬致密的玉石骨灰盒最不利于灵魂的飞升，若在外面套上一层棺木飞升就更难？！

在西方文明的国度，人死后都葬在教堂里，每个上帝的子民都占据同样大小的墓地和一样大小质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总统，墓葬的规模都是一样的。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还体现在墓志铭上，每个官的墓碑上刻写的都是他（她）曾经当过的官职，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和成就，至于对人类文明进步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则只字不提。如果一个大官写过一本很有份量的畅销书，他的后辈绝不会作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铭上。

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四任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只写有三行字：

“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杰斐逊当过的所有大官，从国务卿到总统则只字未提，因为他和他的后辈都认为上面的三件事恩泽后世，其正面影响可以延续几个世纪，是杰斐逊最最值得纪念的成就。官职的影响则人走茶凉。一度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军神拿破仑在他政治生涯的顶盛时期，曾志得意满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仑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编篡《拿破仑法典》，而不是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的伟大胜利。《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是久远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战役的胜利则是暂时的，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很难说是正面的。

七、平民的矛盾价值观

新中国的中国人只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可我的家乡却经历了两次，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原因是我们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辖管理区，不超过一万人）书记又一次搞“浮夸风”，使我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尝够了野菜和树皮的滋味。当村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吃米饭时，他们对某书记的痛恨无以复加，一有空就背地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巴不得他现世报早一天恶死。“天意从来高难问”，某书记不但没有得报应，相反还升了官进了城。按理村民对他的痛恨不会减轻，因为某书记升官后仍没有为家乡作一件好事，可村民对他的恨竟然一天天忘怀了，几年后不再背地里诅咒他，甚至开始说他的好话，说他有“板眼”有能力，天生就是当大官的料（在村民眼中县官就是大官），前年最大的旺族“系谱”时还千方百计地请他回来捧场“做秀”……

中国的老百姓最恨的是“官”，可他们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杰作。难怪贪官们刮地三尺时并不在乎百姓戳脊梁骨骂他们的娘，只是一门心思向上爬，因为升了官百姓就会认同他们，就会忘记他们昔日的恶。

八、政务官的攀高身价

八十年代上半期，我毕业后分到一所乡镇卫生院工作。有一天镇委书记来看病，像普通病人一样自己排队掏钱挂号买药，院长只上前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医生护士则连场面上的寒喧也没有，镇委书记也没有露出一点不快的脸色，因为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前年我去这所卫生院检查工作，不巧镇委书记患了感冒，豪华小轿车在门诊楼前刚停下，正副院长全上去热情地迎接他，然后院长在前面带路，三个副院长在后面陪同，引导书记免费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完毕后又把他引进一间专门为他装潢的豪华病房（平时锁上门），把全院最年轻漂亮的护士调来作书记的专职护理，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

去年的秋天我专程去拜访一位二十多年未见在家务农的儿时旧友，原意是想告慰日渐浓烈的田园情和亲切感，找回日渐远去的率直和纯真，凡是看过鲁迅小说《故乡》的人都能理解这份情愫。他老兄看到我后，那股高兴劲就不用提了，一边招呼妻子杀鸡做饭；一边喊来了作邻居的村长，介绍说作家（其实我只是个医生，闲得无聊时写了几本书，和作家相距十万八千里）来他们村体验生活了。村长寒暄了一阵后，把摩托的引擎发动了。一个小时后，一辆小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来了几位乡干部……

类似的现像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了，“官”成了装潢门面的“花瓶”和体现最高礼仪的“神祗”，凡是有点“彩头”的场合都少不了请“官”来捧场。无论这些场合离行政多么遥远，内容和行政多么不相干，哪怕是一座新寺庙或宗族祠堂的落成，政务官还是被想方设法地请了来，否则就够不上档次，就会较少被人注目。

政务官的身价在近十年无疑是一天天地攀高，都快高过庙里的神祗了。邓小平老人家一再告诫中国人不要人为“造神”，可“神”仍在加速度地制造出来。

九、大学生择业倾向的变化

八十年代，综合性大学毕业的“通才”学生最热衷的去向是大企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文化底蕴厚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因为那些岗位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专长，有更多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学术和能力。今天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热门职业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尤其是企业，除了最后实在找不到去向外，大学生一般不会注意它。今天大学生的第一选择大多是政府机构，那里除了提供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担当最小的风险外，还有机会当官，“官”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国家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其中。没有参考的不是对政府机构没有兴趣，而是有较好的就业背景或对能否考上缺乏信心，没有背景且对考试有信心的学生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一旦考上了公务员，就不用担心饭碗了，官场的大门还对他敞开着。公务员虽不是官，却是现阶段平民学生通向官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他不犯大错，尤其是不要有“个性”，若干年后都能升个大大小小的“官”。日本每年也有很多大学生报告公务员，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高收入，而是基于爱国等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因为日本公务员是真正的“公仆”，“实际”收入只有中等水准，且很难升官，日本公务员和政务官有两个不同的升迁体系。

我就读的是一所国家级重点大学，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导师后来离职报考另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修完三年的学业后没有回到母校继续任教，而是千方百计在市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前年他来看我，坐骑是一辆豪华小轿车，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小蜜”。看来老师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他若在校执教只能骑自行车上下班，更不用说有小蜜丰富生活了。大学生希望进入政府机构其实怪不了他们，而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负性效应。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生，说不准也会去报考公务员。

十、“挤进去分一杯羹”的大众心理

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景像是：平民百姓经常义愤填膺地骂官，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成为官场的一员。他们骂官很少是出于正义感或忧国忧民，多半是情绪的宣泄和心理不平衡的表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现像，骂人者希望成为被骂者，也许只有“官本位”文化才会结出这样的果实。正经女人爱骂妓女，可她们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妓女。只有“官”才是中国人又骂又恨又爱的角色。你别看某人骂官骂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可如果让他来顶替被骂的官，他会兴奋得大大地跳起高来。笔者没有当官的愿望，可原因不是对官没有兴趣而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当官。如果命运把一个较大的官帽子（一个县长就足够了）扣在我头上，我一样会自不量力地跃跃欲试，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一样是“官本位”文化的中毒者。

平民百姓一方面恨官骂官，一方面又热切地希望挤进官场分一杯羹。

……

综上所述：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国遗害至深，阴魂不散，其阴影在今天还有加重加深的趋势。“官本位”文化与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不能并存，要想彻底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根除“官本位”文化。

“官本位”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强大深厚的影响力，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官吏享有的特权太多，过着比普通公民舒适得多的生活。如果把那些不应该享有的与公务无关的特权取消，官场就不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平民百姓也不会一边骂官一边想当官。“官本位”文化也会真正的成为历史。

体制是“官本位”文化的护身符，根除“官本位”文化必须从体制着手！

一个有良心和责任心的中国人，应该对“官本位”文化引起高度的警惕！

警惕官场的文化暗流

言行有雅俗之分，风气有良莠之别。干部队伍的风气，一向以健康、纯洁、高尚与积极为主流。但如今，正悄然出现一股庸俗、消极、颓废的文化暗流，侵蚀着官场文化的肌体和干部队伍的风气。诸如庸俗下流的“段子”文化、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敷衍塞责的“号子”文化、奢侈糜烂的“杯子”文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它如同文化上的污染，损害着党的形象和作风，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一曰“段子”文化。所谓段子，就是幽默、诙谐包装下的黄色笑话。无论餐前宴后，班上班下，会里会外，手机电邮，段子大行其道，泛滥成灾。传颂段子的人多了，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段子”文化。从表面上看，段子只是一种私下传颂的笑话，而且风趣诙谐，皆大欢喜。实质上，“段子”文化是低俗文化的噪音，是时代文明和健康旋律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如果任其滋生蔓延，无疑是对现代文化建设的戏弄与践踏，更是对党风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污染和腐蚀。

二曰“圈子”文化。现如今官场，有些人痴迷于圈子，一发而不可收。官场的圈子，不是简单的感情联合体，而是权力、地位、名誉、关系、利益的结合体。划圈为界，划圈为战，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圈子的弊端在于只讲小团结，不讲大团结；只讲圈内的利益，不顾圈外的利益；只信任圈内人，不信任圈外人，非圈内人话不投机，非圈内人不相与谋，非圈内人不予重用。有些人赤裸裸地说“饭局事小，出局事大”，把圈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圈子”文化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和排它特征，其实质是分裂和谋私，违反党性，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历来为我们党所反对。

三曰“号子”文化。号子原本是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一种民歌。而官场的号子，则表现为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口号。上头一句话，下头就当成号子跟着喊，犹如传声筒，口号震天响，手上却不见出力，脚下也不见使劲，最终落实不到行动上来。这种“号子文化”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却屡见不鲜。文章成了“八股文”，千篇一律，空洞无物；会议成了“二传手”，层层因袭，装模作样；讲话成了“传声筒”，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号子”的实质是敷衍了事，应付塞责，是得过且过，不负责任。“号子”文化滋生蔓延，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让群众厌烦，三还会造成种种假象，误导领导，误导群众，最终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四曰“杯子”文化。时下，某些官员白天捧茶杯，晚上捧酒杯，成天围着杯子转。有些人一个晚上要赶三、四场，应接不暇，疲于奔命。消费的大多是集体和他人的钱，消耗的是自己和他人的时间、精力乃至身体，可谓有害无益。但千万不可小看了杯子，对于有些人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千言万语在杯中，言由杯出，情从杯来，事随杯成。难怪有些官员对杯子又恨又爱，难舍难分。“杯子”文化盛行，是某些官员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少数人沉湎酒肉，纵情声色，碌碌无为，游戏人生。杯子中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关系和感情，往往还会成为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温床。“杯子”文化的滋长，必然导致某些官员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甚至罔顾党纪政纪，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上述不良文化，虽然只是个别出现的苗头，但绝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要避免社会上的不良文化污染干部队伍的风气，必须加强教育，促使干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必须健全制度，约束干部权力，使其无机可乘；还必须加强监督，发现问题，及时遏止。

对权力没有排异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致命伤

对权力没有排异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致命伤

权力是毒药！权力的毒性与海洛因极其类似：

它使人产生快感，掌权者就如超人一般，想干什么就能干得成；

它使人成瘾，一旦成瘾，依靠掌权者自已的力量摆脱是不可能的；

它使掌权者在符号世界里的相容性与排它性失去平衡，从而丧失人性。

对权力，这样一个可怕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出的答案是：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

中国史书上的圣人之极，莫过于尧、舜、禹这三位。此三位圣人间权力的“阐让”是上古最美丽的传说。

中国历史书籍告诉我们：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伊放勋先生（尧帝），笑眯眯地、心甘情愿地，把手中的权力“阐让”（无偿赠予）给了姚重华先生（舜帝）。然后，姚重华先生（舜帝）又笑眯眯地、心甘情愿地，把手中的权力“阐让”（无偿赠予）给了姒文命先生（大禹帝）。

当今，全世界毒品泛滥。我在此通过网络向全世界求证，可曾有人发现过：瘾君子把皮包中的海洛因笑眯眯地、无偿地、全部相赠给别人，哪怕此后，自己毒瘾来时，痛苦得满她打滚也在所不惜的例子？！

我断然坚信，全世界找不出这样的例子。过去没有，今天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考察权力的毒性，“阐让”完全等同于瘾君子正在把皮包中的海洛因全部相赠给别人。这真是奇怪的逻辑。这种饱含奇怪逻辑的“阐让”（无偿赠予）喜剧，却是中国历代文人笔下的伊甸园！？

不幸的是，这奇怪的逻辑竟把孔夫子也蒙着了，以孔夫子之睿智，竟把他的全部理想，就建筑在这虚无缥缈的流沙之上。悲夫。

可以这样概括：儒家是一个探讨“担当”学问的学派。最高理想是修齐治平。这一切，都以“担当”为核心的。对自已的良知“担当”；对他人“担当”；对家族“担当”；对国家“担当”；最终对天下“担当”。儒家“担当”学问在中国谩长的历史长河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光照千秋的“担当者”。

孔老夫子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他的睿智，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垂不朽的精神财富！但是，他同时是一个迷失了担当方向的战士。中国的悲剧在于，自孔老夫子以降，所有的“担当”者，统统“担当”错了方向。这就是在民主思潮日新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之魂魄——儒家学派——饱受垢病的原因。

怎么错的？就错在对权力只有认同而无排异上。

身体具有排异性是保持健康的必要条件。艾滋病说穿了，就是一种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失去排异性，从而百病丛生，最终呜呼哀哉的疾病。请注意：艾滋病毒并不直接攻击人的任何器官，只是“温柔地”让人丧失排异性。

全世界都可以证明这“温柔一刀”是何等的可怕！

中国上古对权力性质的错误诠释，把权力看做“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恰恰如艾滋病毒，令中国人精神上的丧失对权力的排异性。这是多么可怕的“温柔一刀”啊！

一个人文系统需要的是对权力的相容性与排它性的平衡。对权力的单边式的只讲相容（服从），不讲排异（质疑），这样的人文系统，是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的！

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在文化层次上！而这个原因的根，竟然深植在五千年前的“阐让”传说。正是这个“阐让”传说蒙蔽了中国人的眼睛，使得中国人误认为：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只要能创造出足够好的条件，尧舜即可再世啦。

直到今天，“媒体”等主流语系，仍然在津津有味地鼓吹，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这一神话。

君不见，庶民偶受小惠，对着“公仆”感恩载德，蠢血沸腾，这正是“媒体”最热门的、津津乐道的、没完没了的主题。

其实，公仆与商店之售货员没有区别，你付钱，售货员给你生话的方便，你交税，公仆也应该给你生活的方便，庶民不需要对“公仆”感恩载德！

在倡言民主与和谐的今天，我实在搞不懂“媒体”究竟想干什么？是恭祝皇帝老儿再活五百年？“媒体”先生们，如果你们的鼓吹真的变成现实，是不是嫌地球太拥挤？让中华民族给别人腾地方？你们也太“大公无私”啦！

只有当中国人在心理上认清了权力的毒品特质，从而建立起对权力的排异感，中国人才可能真正开始民主化进程。

“表态”文化

大批判总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这些大批判都是由上面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无一例外。二是这些大批判都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这也很少有例外。三是这类大批判都有统一的口径。大批判的主题、范围、罪名，甚至用语都是统一的。

大批判必然带来大表态。批判别人是手段，表白自己是目的；名为批判别人，实为自己表态；批判了别人，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些与被批判者有牵连者，通过大批判可以表明自己已与被批判者划清了界限，已经反戈一击；那些与被批判者无干系者，亦可通过大表态来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免引起当局怀疑。足够规模的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在社会中形成极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被批判者屈服，迫使未被批判者驯服。众多参加大批判者并不是对被批判者真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担心不参加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引起统治者对自己的忌恨，会被认为是不忠的表现。

大批判和大表态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有它的生存环境，很难想像一个美国教授、一个英国作家、一个法国官员、一个德国公民，会参加全党、全民的大批判、大表态。按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和封建社会的这种政治文化更是格格不入，可遗憾的是，我们不但弘扬了这一民族传统，而且还光大了，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样违背法制、践踏人权的众多冤案、惨案。

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比封建社会还要热衷封建的政治文化，这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内尚有滋生这种政治文化的土壤。因此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彻底根除大批判和大表态．需要将20年前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地贯彻和继续下去，真正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如果民主化的过程是个审慎的漫长的过程，尚需等待条件的成熟，那么有些非关全局而且呼声很高的事情如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否可以先做起来，使中国的传媒真正地成为朱总理所说的“群众喉舌”呢?如果连这点改革目前也难以做到，那么至少在今后还不得不大批判和大表态的时候，能否将被批判者的全部情况告知人民，而不是只告知部分，不是只告知对被批判者不利的部分。既然我们一直宣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向人民提供真实可靠的、全面客观的信息服务。如果掩盖和封锁某些重要信息，那就是政府对人民的侵权，侵犯的是人民的知情权。

再退一步说，即便在今后还不得不大批判和大表态的时候，即使我们批判的又是应该批判的人和事时，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应再像已往那样在共诛之、共讨之的时候剥夺被批判者的发言权，而是应该让他在被批判的时候拥有说明和申诉的权利。连在法庭上罪犯都有权作最后的陈述，何况还没通过法律手续给以定性判刑的被批判者呢?不但要给被批判者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也要给别人为被批判者辩护的权利，也就是要容许有不同的声音。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在对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彭德怀、刘少奇进行大批判的时候，能容许他们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能发表别人替他们辩护的文章，就不至于造成那么多震惊人寰的大惨案了!

能够做到以上所说的三点，即使在批判应该批判的人和事时，也可以减少一点失误，使我们不致太可笑，太让人觉得老调重弹，毫无长进。

根除大批判和大表态这种封建的政治文化，不只是为了保护被批判者的合法权利，也是为了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因为大批判和大表态所践踏的不仅仅是被批判者个人，而是在践踏一种精神，践踏一种权利，这就是自由精神，民主权利。而在丧失了自由精神和民主权利的制度下，今天可能他是大批判和大表态的受难者，明天的受难者就很可能是你。

24.8关于家庭文化问题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文理通达者即可由此而登仕途。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自己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际则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这些经常是成功的背景。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取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长，很难只由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况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背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者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当然这种道德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

退休的官员被称为“乡官”，也就是意味着他仍然具有官员身份，要受地方官的节制。地方官可以邀请他协助处理有关事务，也可以邀请他参加重要的典礼。这种权利和义务，会被许多人引以为荣。

在一种社会形态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

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贱者服从尊上者，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人作为楷模。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会正直守法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结婚称为红喜事，光荣榜称为红榜，立功要戴大红花，出门求个开门红，进屋乐见满堂红，谁都想着一辈子走红运，当演员恨不得红得发紫，做生意但愿天天红红火火。至于人在机关，心中也无不是一个红字，最想做的是领导红人，最想戴的是红顶子，最想拿的是红包，最想去的是红灯区，最想玩的是红颜，最想入非非的是年轻下属的漂亮老婆红杏出墙。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祸福，对与他们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自利，冷酷；这种自私自利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成就来自于努力工作和牺牲。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是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的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有意义的生活。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

在中国人眼里，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占有了相当的知识。

史官文化的产生与形成

史官文化产生的一般时间和阶段是这样表述的：

史官文化存在于三代，昌盛于西周；平王东迁以后，渐趋衰落。我国最早书籍，以史官文化作为产生的土壤；又随着史官文化在西周繁荣而走向繁荣。由史官文化产生的官书制度，铸就了先秦书籍的全部特征，与汉以后书籍迥然不同的特征。可以说，没有史官文化，就没有最早书籍；不了解史官文化，就不能完全了解先秦书籍。而作为文化道统的发轫则一般认为要从从春秋时期的两个大事件开始，因为这两个大事件太具有典型性，并成为后代知识分子追慕和遵从的楷模。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历史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司马迁开始，赋予了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

齐太史的故事是这样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单纯的“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似乎是短暂的，但史官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从晋的董狐到齐的太史简，到后来的左丘明，到孔子，到司马迁，史官和他们书写的史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浓厚的“以古为鉴”与“为后世法”的历史意念。唐太宗的“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清了统治者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史观。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典册中，史书的数量是最大的。不但有官修的正史还有大量的野史。（南彦：此处应充实一些数据）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

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中国人写史、读史，重史的传统。为君王者重视一个朝代在历史中的地位，君王希望自己是一个贤明的圣主，有追求的个人则把青史留名作为最高追求，史于是有了终极裁判的意味。于是在君王死后的谥号上往往一个字就盖棺论定了。对于国家于民族有大功的臣子也赐号追封，以示褒奖。

中国史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官修，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员，“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古代史学所独有。最早的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发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冯天瑜周积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24页）。由此可证：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是政治文化。

另外，我们从中国史官文化的产生中还看到了血腥和残酷。史官伴着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冲击，董狐还好，遇到赵盾比较憨厚，齐太史就太悲惨了，司马迁遭受宫刑奇耻大辱。在中国从古至今，为真理二字而献出生命的代不乏人。

我们这里说的是史官文化，仔细地嚼嚼，有史官不等于就有这种文化，而中国既然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类型，那是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的：一个就是政府对记史的重视，甚至是热衷；另一个就是史官的坚持和尽职尽责，甚至不怕掉脑袋。所以产生史官是一回事，产生史官文化又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础条件，后者是提升的结果。而推动史官文化产生并相沿成文化传统的是政府和史官。后期的史志意识和史的精神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在史官文化的链条上应该有这样的清楚的记录：政府——史官——董狐、齐太史简——左丘明——孔子——司马迁——司马光——。。。。。。

正史——官员立传传世。

国史立传，是朝廷对官员的恩典和表彰，能获得这项荣誉，对官员来说，是死后的最高奖赏，光宗耀祖，福荫后辈子孙，是极其光彩的事情。所谓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也就于此得以实现。

青史流名是官员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史，官方修撰就掌管这个权柄。在正史中树碑立传，是朝廷和官员注目的文化事业，也是官文化之一种。

文集——扬名传世的书册。

重要官员死后，出版其生前文字，包括奏疏、书扎、诗文，或称全集、文集、遗集，记录了官员从政的过程。这种文字，高级官员多，道府以下官员的文集则很少。

《大清缙绅全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把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的衙门、官员的姓名、字、职务、籍贯一一列出，使大家对全国职官情况了然于胸。

科名录——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做官要靠科举成名，这种书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类，按姓名、字号、年龄、籍贯、三代及其家属，同年应试，同榜考中的称为年谊，步入仕途，官场中也好彼此照顾。

年谱碑铭——官员的参考书。从中可以汲取仕途上的经验和教训。

以上种种成为清朝末年文化史上的奇观——做官百科全书。

作者绝大多数是官员，从当朝一品到为官员做幕僚的人物，从终身为官者到曾涉足官场者，专业的作者绝无仅有。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官，作为文章的作者只是业余的，文章只是做官的副产品。

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都是政治家，而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人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不论是“人治”还是“治人”，都离不开权、术、智、谋四字。仁者当权、智者识权、多谋者运权、善术者使权，恐怕是中国“人治”与“治人”的传统中最为理想的“四套马车”。

文化与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虽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多都能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写起文章来，也能将圣贤之道说的头头是道，甚至也不乏文采。可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许多人茫然失措，有的碰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摔得头破血流，还有的粉身碎骨。他们不明白，官场上需要的不是学富五车，而是胸有天下；不是才华横溢，而是智谋超群；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身体力行；不是本本主义，而是机智权变；不是温良谦让，而是敢为人先。

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权力集团中不可避免必然会产生反动派，利用学术来反对当权派。于是我们发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在现实的政治中，两个甚至更多的政治集团，为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同一种理论武器，彼此还都振振有辞。

在政治斗争中，学术的作用很是有限。学术敌不过权力，更敌不过武力。

官位不能世袭，但是爵位却是可以世袭的。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袭，但是文化传统却是能够世袭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家族，既长期保持了仕宦的门第，又世代延续了家族的文化传统。

鲁迅曾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按司马迁的解释，所谓“离骚者，犹离忧也。”离开了什么，值得那样呼天抢地地悲鸣？离开了权力，离开了权力中心。

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学，就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贬谪文学。屈原也是这种文学的开山老祖，后世所有的贬谪文学，其主题无不是离开了权力中心的怨愤。

魏文帝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他将“文章”的地位抬得很高，说它是治理国家最为根本的事业，是使个人名垂后世的不朽大事。人的寿命总有尽头，荣华富贵也只不过几十年，这二者的年限无论有多久，都不如文章能流传无穷的岁月。因此，古代的作者们，总是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写作，将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文章之中，不必借助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必依附于权势，而其名声自然会流传于后世。

中国文人的所谓学问，基本上是文、史、哲。学问和政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人的要求也相差悬殊。政治要求于人的是“随机应变”，而学问要求于人的是“特立独行”。

中国历代最高掌权者，总是好鼓吹自己的文治武功。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文治，相当重要的内容就是“治文”。说白了，就是整治文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如此，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也是如此，后世以种种庄严的口号出现的文字狱和政治运动，也莫不如此。宋朝是一个对文人比较宽厚的朝代，却也概莫能外。而在整治文人中，最得力的打手七是文人的同僚。这是中国文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为文人提供了两种人生道路：入世与出世。“入世”，即积极地投身和参与政治；“出世”，即疏远和逃避政治。中国文人的从政，主要的方式是“进言”，是否敢于进言，进什么言，如何进言，这能显示出一个文人的政治品德、见识和智慧，也能决定一个文人的政治命运。能不能听言，听什么样的言，如何对待言者，这不止表明一个最高掌权者的襟怀，更能显示他是明君、是庸主、还是昏君。

孟子有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也被历来众多政治人物作为自己从政和立身行事的准则。孟子将政治人物的人生处境分为两种，一是“穷”，即仕途处于困境，没有了权力，想要治国平天下也无能为力，只好管住自己；二是“达”，即仕途处于顺境，地位日趋显要，权力日趋增多，这时就可以为天下百姓尽力了。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至少中国的历代官场如同酱缸，很少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这话有点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政治环境对置身其中的人的影响。毕竟关系着名和利。人非圣人，能对名利无动于衷的人，世界之大有几人？问题在于取之有道否？有道，则为君子；无道，则为小人。但是，纵观历代官场，纯粹的君子和地道的小人又有几人？

政治舞台的诱惑太多了，太大了；外界的压力、拉力也太多了，太大了；使得一些即便原来很正派的人，想要保持洁身自好，抗拒这种诱惑、这种外力都很困难；更何况有一些从政者，原本就不是什么好坯子，他们从政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这种诱惑来的，这是他们从政的内在动力，根本不需要外力的压和拉。

然而外力是存在的，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外力首先来自最高掌权者。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掌权者的政治目标，道德水准，取舍好恶，能极大的影响臣下政治行为的举措和道德的走向。

仕途上的中国文人，最讲究一个“忠”字，所谓“忠”，就是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当你走上政治舞台时，你选择了什么，追随了什么，你就不能改变，否则就是不忠，就是变节，而不忠和变节，是最可耻的。这是控制文人的一道精神枷锁，更是维系一种制度、一种主张、一个政权和一个掌权者地位的思想柱石。

中国文人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太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对参与其中的政治事务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将太多的政治责任，揽到自己的肩上。中国文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君、国、民以及自身，都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君应当是明君圣主；国应当是政治清明，实行仁政。

“忠”这是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性格高尚与低劣的核心要素，“忠臣”是对政治人物的最高褒奖，有了这一称号，就可以垂范千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忠”的表现应当是“从君之命”，这种“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服从，二是从一而终。既然是绝对服从，就不许有非议；既然是从一而终，就不许有改变，终身不逾，否则便是大节不忠。

但是想让人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得有一个前提，即被忠的对象是始终正确的，是完美无缺的，但这种对象永远都不存在。当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那长长的“忠臣”名单时，我们发现，在他们的对面，总有一个形象暗淡甚至狰狞的最高掌权者的身影。

一般说来，忠臣的出现与否，总是与权力行使的正确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国君的权力能够正常执行、人人都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时，只有能与不能的问题，无所谓忠与不忠的问题。只有国君权力的行使出现偏差，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失去控制或者失灵的危险时，“忠”的重要性才被突显出现。说明“忠”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政治危机的产物。

有三种情况是产生忠臣的历史契机：

一是权力的失误，即最高掌权者的决策出现失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害，而大多数官员或者曲意奉承，助纣为虐；或者明哲保身沉默不语。有那么一种人，不计利害，不顾后果愤然抗争，于是忠臣产生了。

二是权力的失控。专制制度下，权力的一大特色就是权力的独裁、独断、独尊、独享。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是不允许分割的，但是能否保证权力的独有，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果最高掌权者幼弱、昏庸、无能，如果某种势力集团过分强大，便会导致权力的分散、削弱、失控，国家也会陷入混乱和黑暗，这时就需要忠臣，同时这也是产生忠臣的时代。

三是权力的失败。大凡一个权力集团、一个王朝、一个国家行将灭亡之际，也是最为需要和最会出现忠臣的时候。

忠臣的事迹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却总是感动不了他们所效忠的对象，甚至引起这些对象的反感、厌恶、愤怒，遭到打击和迫害；忠臣的英名，永垂青史，可他们却无力改变现实。

人们总以为，所谓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国忧民。其实，对个人不幸的顾影自怜，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方面。古代中国文人之所以好顾影自怜，并不完全是由于多愁善感，实在是因为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道路，只有窄窄的一条，即仕途，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所谓怀才不遇，说白了就是被权力所拒绝。有些人的被拒绝，往往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文人相轻，同僚相忌相害，是中国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所谓“俯仰权势”，是指对权势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国的文人们，在权势面前的常态是热衷、是趋附、是依附；但有时，也会表现出某种傲视、漠视、藐视、甚至敌视。有人认为，中国文人身上天生有一种傲骨，即对权力的傲视，这实在有点抬高了中国文人。如果我们承认“学而优则仕”几乎是中国古代文人唯一的人生道路的话，如果我们承认所谓的“仕”，即取得权力，以便为更高一层次的权力效力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追逐权力的人，会对他所要追逐的猎物表示轻视，表示傲视呢？一个商人绝对不会傲视利润；同样，一个文人，尤其是仕途上的文人，也是绝对不可能傲视权力的。中国仕途上的文人，面对权力，经常表现出来的，倒有一种或轻或重的奴性和软骨病症状。

在后世，凡是几个文人，一旦交往过多，被冠上什么称号，便会被当权者所忌讳，被视为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与当局相对抗的政治性小团体，其下场往往都很不妙。

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中庸之道”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这种哲学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好。所谓“过”，就是“操之过急”；所谓“不及”，就是“无所作为”。它主张从这两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即所谓“中”，要有所作为，但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徐徐渐进，但不能原地踏步。

中国人的主人心理和奴才心理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作怪。主人没有想到的，奴才替主人想好了；主人没有叫奴才作的事情，奴才自己做主做了；主人一个眼色，奴才跑得非快；即使奴才做了坏事，主人也不好意思斩草除根，因为奴才毕竟是自己的奴才。如果当官的对下属没有主人思想，下面的官对上面的官没有奴才思想，中国的许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美国国际公众广播电台记者方家麟女士说：我对中国人的正义观不理解，中国的正义跟权力有关系。许多人不是希望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而是我如果赢，另一方必须输。这是一种欺负人的文化所产生的结果。

24.9官场哲学——厚黑学

哲学是观念的精华，指挥、制约着各项活动，高居于尊贵的地位。官场上盛行的哲学叫厚黑学。

厚黑学的总纲是：脸厚、心黑。心不黑，脸不厚，在官场上就寸步难行；心不黑脸皮厚也难以立足，心黑脸皮薄也做官不会长久，必须脸厚、心黑才能无往而不胜。

厚黑哲学的范畴是“求官六字真言”和“做官六字真言”。

“求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闲。求官者必须放下一切事情不做，用一切时间契而不舍的去求官。

钻——钻营奔走。无孔不钻，有孔必钻，无孔也要钻出孔来。

吹——吹牛。口讲、笔写，一切场合都吹。

捧——捧场。

恐——恐吓。抓住上司的弱点，借机点到，加上捧字，互相为用。

送——送礼。

六字结合，上司或被一字击中，或连中三箭，官职即可到手。

“做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洞。文字、办事都要空洞，留有余地，进退自如。

恭——卑躬屈膝。对上司及其亲朋都要献媚微笑。

绷——绷劲。对下属和百姓从仪表和言谈上都要显出满腹经纶。

凶——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凶狠又要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

聋——耳聋。笑骂任其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弄——弄钱。

前面求官、做官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一个字。

厚黑哲学的的发明者李宗吾，生于1879年，到清朝灭亡，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民国元年，作者在成都《公论日报》上逐日登载，总结、概括、提炼、升华清末官场的事实。素材和资料都来源于晚清，当然是晚清官场哲学。厚黑学发表只好，人们视为奇书，一是言其概括之精辟；一是立论之奇异。

需要再提炼的是，可以变作“厚黑长哲学”：脸厚、心黑、手长；“巴拉压主义”：对上巴结、平级拉拢、对下压制。就更精炼完整。

官场哲学高度概括了清末官场吏治。

进入社会难，看透世事、适应社会更难。进入社会，你必须成为社会人；进入政界，你必须成为政治人。学好《厚黑学》就能应付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情。脸皮厚和心肠黑是获得成功的两大秘诀。

中庸是折中、平常的意思，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绪时，心中是淡然平静的，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经过粉饰，符合常理叫做庸。达到中庸的境地，天地正常运行。为官者必须学会中庸。

官场“庸道”之上、中、下乘

看了关于治庸官的议论，我觉得还应该对庸官现象的本质作进一步分析。须知当今之官场，“庸”不仅是一种为官状态，更是一种为官之道，姑且称之为“庸道”。而且此道甚为练达，得道者非同小可，其弊病相当深广。如果只看到庸官，不识破“庸道”，那我们就也有点“庸”了。

“庸”之为道，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堪称中国官场文化一绝。经初步探讨，它内含中庸、貌似无为，秉承传统官场为官之道并掺以现代灰色人生哲学搅拌而成，寄生于现存的干部体制弊端以行其道，其修炼功夫颇为精深，本文只能举其大端。

“庸道”之上乘，乃曰以“庸”取胜。许多人可能对庸官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滥竽充数的昏庸之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庸官干事平庸无为，但做官却相当精明。有些官员只所以要“庸”一点，非但智商不低，相反是智商特高的表现。一般人只知道以“干”取胜，他们却知道“庸”也可以取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轻巧取胜，可以说是深得此道应用之妙。在官场上，不仅没本事的人喜欢用，就是有本事的人有时也要故作“庸”态，其言合乎中庸、其行貌似无为，这样就显得“忠厚老实”、听话好用，不但可以以“庸”藏拙、以“庸”遮过、以“庸”保险、以“庸”避风，而且还能以“庸”保官、以“庸”得宠，乃至一“庸”而上。这些人虽然在社会上颇遭“庸”议，但在官场上却“庸”得可以，大多四平八稳，有的比只靠“干”的人还爬得快些。如今官场上一些“成功人士”，不就是这种“大智若愚”的人吗？

“庸道”之中乘，乃曰以碌代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间或上网聊聊天，固然庸态可掬，但这样完全以逸待劳的庸官毕竟是少数，而且不可能长久。如今官场存活率较高的是以“碌”代为的庸官，为官者忙文山会海、忙上传下达、忙迎送应酬，忙得不亦乐乎；办事的围着长官风车般地转、抱着公文电话轱辘似的绕，整天忙得跟“打仗”一样。至于是真忙还是假忙，是运转还是空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可以说，在领导机关办事效率缺乏客观尺度的情况下，官员们“碌”而庸在所难免、也身不由己，这样就使庸碌为官之道合法化、正常化了。得道者只要跟着碌、照着碌、顺着碌，就可以以碌掩庸、以碌代为，博得勤政的声名。于是越庸越碌、越碌越庸，庸碌终身无所作为，却可以大言不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也拿他没治。况且有的“碌”得稳中有升、有的“十年媳妇庸成婆”，碌而庸、庸而福者不在少数，更见此道之通达也。

“庸道”之下乘，乃曰以庸保身。在某些官场生态环境里，机关干部中除了“南郭先生”之外，想不随声附和还真不容易。其中有本事派不上用场或者派上用场却得不到好下场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长期窝在机关里郁郁不得志，有的暂露头角即遭风吹雨打，几经挫折，他们在压抑之下渐渐心灰意冷，也渐渐学乖了，于是遁入”庸“门，采取“三不主义”：不出头、不显眼、不提意见。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规中纪，唯唯诺诺，“庸”中求存，明哲保身。所幸者逐渐就会转变同事的看法，博得上司好评，说他们终于“成熟了”。这些在宦海中埋没和自残的庸官们难免活得有些窝囊，却也“庸”得安逸、“庸”得滋润，最后还能“庸”成正果，终身待遇远非庶民可及，封妻荫子不在话下。多少知识化专业化化上去的干部后来也明白了，“庸”中也有黄金屋、“庸”中也有颜如玉。

如此“庸道”得以奉行官场，固然有其体制性弊端的依存，但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作为一种官场文化现象存在，既涉及官员的价值取向，又涉及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是“官念”上的畸形、是信念的退化、是官德的缺失，其危害就远远大于那些浮在表层的庸官。它不仅使庸才得以保全、使人才变成庸才、使庸官得以升迁，更造成干部任用和组织人事管理上机制性障碍，损坏其选贤任能的功能、削弱领导机关的生气和创造力，乃至形成庸政。这种观念形态的病变比体制性的缺损更难根治，光革职几个庸官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体制改革和思想“保先”双管齐下方能凑效。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信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社会的现实是：人们总是惩罚那些对他好的人。被肇事车撞伤的人，居然反咬那些救他送他到医院的人；公交车上抓小偷的见义勇为者，到了警察那里，被偷的事主却往往不愿意作证；希望工程一对一的捐助者，常常被没完没了、甚至没有道理的索要缠个半死；在家里，一家有几个儿女的，长大以后，真正对老人好的却往往落不下个好，“养命儿子不孝顺”是句古语，也是真理，老人埋怨最多的恰是那个给老人养老送终的儿子或者女儿。

说起来，人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好，希望自己碰到的都是善者，净是帮助。但是说起来也怪，在现实中，我们自己的行为意向却并不鼓励那些对自己好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对你好，一次两次可能还会道声谢谢，时间长了，就不知不觉认为那是应该的；如果有一天人家对你不那么好了，你甚至可能为此勃然大怒，好象别人欠你似的。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对于恶神，比如动不动就放火的火神往往尊敬有加，供着敬着；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神，如灶王爷，则能欺负就欺负。其实我们对人也是这样，对恶人怕且敬，对善人欺且噱。这种不鼓励好人好事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这个民族太理性、太精于计算。昧心咬救人者的被撞者，怕的是肇事者万一找不到，医药费没有着落；被偷的人不肯举证，事实担心小偷报复；被捐助者死缠捐助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只有这一根稻草可抓；至于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善待好人，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认为，这些人不对他们好，他们也会这么好，而自己的“感情投资”应该放到更值得的地方去。

中国的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在人们中是最受欢迎的，恰恰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谋略。同样，《孙子兵法》这样的书，真正用在战争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是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把它用在官场角斗、商场厮杀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孙子兵法》还不够，大家更喜欢的是阴谋大全《三十六计》，欣赏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甚至美人计的境界。不知感恩，却谙熟阴谋，将别人的善意和帮助，也放在智慧和愚蠢的二元格局里评判，在暗中嘲笑别人的同时，炫耀自己的精明，殊不知我们的精明往往只体现在自己鼻子底下几寸的地方，不知道自己的精明计算，实际上在长远来看其实是损害了自己，而且损害得非常彻底。

24.10关于中国官僚文化问题

在古代西方，国王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阶层。而在古代中国，皇帝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文化为纽带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起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瓦解于当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大地母亲》一书论述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曾指出过中国官僚阶层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殊性。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忽视了中国官僚这一阶层的特殊作用。其实，认识中国官僚阶层与官僚文化，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中国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加上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之所以走向大一统，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官僚文化的反作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维持运作，上至帝国宰相，下至官道驿站长，臃臃肿肿，形成了一个温饱有保障的社会阶层。这是这个阶层的特权化的一面。

自秦汉以来，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了防止官僚阶层演变为贵族阶层，创造了科举制和诏安制两大政治发明，向民间敞开了做官的大门，把民间文武两界精英分子，笼络进这个队伍。于是致使中国的官僚阶层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部长的儿子未必是部长，军长的儿子未必是军长。穷人的孩子读书报考，或者造反诏安，都有可能一步登天，变寒门为官宦。反过来，官宦人家也能迅速变为寒门。官僚阶层与平民之间的相互流动性，让平民变官宦，官宦变平民的观念深入民心，做官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而且也能变为现实。做官是人生最高境界，用儒家文雅的话来说，就是治国平天下。直到今天，做官当领导依旧是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即使很多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心里想的无非还是做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官僚文化。

中国官僚阶层的流动性，使这个阶层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因此刺激了一部分意识薄弱分子和投机分子的贪婪性。贪官层出不穷，是中国历代官场的顽症，成为瓦解中央朝廷统治的蛀虫。同时中国官僚阶层的流动性，也使得这个阶层的成员在民间没有权威性。民间认为官僚不过是民间的幸运者，是民间的嫉妒对象。凡是当官的，没有不招百姓嫉恨的。这是中国官僚文化的另一面。正因为中国民间对官僚阶层的天生不尊重，所以民间对官僚的贪污特别不能原谅，找机会就反抗。而朝廷为了平息民愤，就不断对吏治进行反贪整顿。整顿加剧了官场的流动性，更刺激了贪婪性。于是越整顿越贪，越贪越整顿，最后走向崩溃，改朝换代。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都是从反对贪官开始的，最后才演变为推翻皇帝。

为什么千军万马非要走当官这座独木桥？因为中国过去的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当官才能发财。不当官，或者家人亲戚好友当中没有官，发财很困难，甚至基本不可能。这种现象不仅过去是这样，即便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些地方是这样。中国的商人阶层始终没有独立地发展起来。中国的商人当宰相，2千年前到秦朝的吕不韦，就成为绝唱，从此商人被排斥在官场之外。在官僚阶层与商人的较量中，官僚阶层掌握着权力和道德制高点，屡战屡胜。中国官僚阶层的主流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西方来的马克思列宁学说对他们一点就通。而中国的商人只能成为官僚阶层的附庸，小心翼翼地收买和腐蚀他们在官僚阶层中的老爷。他们在被征收为国有，与通过贿赂适度生存之间，不得不选择后者。所以中国的商人喜欢行贿，是中国官僚文化的另外一个侧面。

中国官僚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是深刻的。就连近代平民革命领袖毛泽东也不能超脱。原本毛泽东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了一个平分土地，保护工商的民主主义纲领。这样才获得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的官僚阶层统治。但是建国之后不久，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阶层，这批双手空空的新官僚，强烈地呼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他们收了农民土地，在城市，他们收了市民的工厂，商店，和作坊。这批新官僚阶层为自己谋私利的愿望，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谋而合，这时候他们紧紧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了保护自己的官僚阶层利益，击退了右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从基层反映上来，提醒毛泽东他理想的共产党人正在蜕变为他痛恨的官僚阶层，任何触动他们利益的政策，都遭到了他们的抵制。于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运动。文革运动的目标是官僚阶层，而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过是陪绑。

但是这场运动很失败，演变成一场浩劫。毛泽东没有摆脱官僚文化的影响，仍然在老圈子里打转。他一方面用变相的造反招安方式来加强官僚阶层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又用所谓一元化领导的方式，使权力空前绝后的高度集中，使得新官僚阶层在社会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官僚化渗透进各行各业。行政级别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奋斗的目标。没有约束的权力导致腐败，这一点实际上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显现。走后门，搞特殊化，成为文革后期人们议论的重点。这预告了文革的失败。想必毛主席老人家已有察觉，在失望中离开。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修改了毛泽东的路线，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回顾30年来的改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先把经济权力分散给人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自清末民初新政以来，进行的第二次向现代化转轨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在江泽民先生的推动下，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允许民营企业主入党，都预示着中国平民开始向官僚阶层告别。拿当代中国官僚阶层与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阶层相比，权力还有不少，但是已经少了许多。在当今中国，经商已经跟从政一样光荣。但是改革的过程，也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那就是许多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向商人阶层转变，出现了一批轻松致富的人物，引起人们严重的不满。对此，有待于进行公平方面的制度改进，而不能成为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借口。

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看似道德高尚，其实是一种变相官僚文化的表现。他们主张把全社会的权力重新集中在清官的手里，这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这种主张跟改革过程中混水摸鱼，化公为私的腐败分子一样反动，是官僚文化的代表。中国今后正确的选择是，不仅要在经济上把权力还给人民，而且要在一切方面，把权力还给人民。让官僚阶层彻底瓦解，让当官变成一个名叫公务员的职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平等自由竞争，热爱他人关心社会的好公民。

24.12中国官场的潜文化形态

一、引言

官场，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中不是一个规范的概念，但在大众俗文化的表达中占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主流媒体也都不能回避使用它。所以，官场作为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必然应作为研究的对象。

中国的官场不简单，对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维持并延续着的大一统超稳定结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官场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旧中国的官场就形成了规则严谨、等级分明、森严壁垒、自成体系，独立于社会并处于社会之上独特的社会结构部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到了旧官场，建立了新政权，对于改造官场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但旧势力不甘心推出历史舞台，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预见的那样，正在侵蚀着执政党的机体，顽强的表现着自己。所以，我们有必要分析官场的旧文化在现实生活的顽强表现。

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强大而源远流长的官场文化虽然没有形成规范的逻辑体系，却以文化基因的形态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遗传在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中。官场文化最容易被人们感受到的是离官场规则最近的显文化形态，这些比较容易通过革命变革，改变制度的办法给予改变。而官场文化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潜文化形态，它不易被人们认识，但它更本质，发挥着更深层次的支配作用。它的传承力度更大，改变它不但很不易，更要紧的是它还顽强的在影响、甚至支配着我们现在的官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文化崇拜根本不是创造力，而是重视重复前人的能力，所以会有沉重的历史包袱。

先从事实引入问题

近年，处理的高级别贪官，从成克杰、胡长清到刚罢免的山西省的副书记，还有卖馒头出身从基层走上去的建委主任杨秀珠。所有贪官一个共性的特点是具有两面性的双重人格，口上是反腐败的先锋，实质却是真正的大贪官。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双重人格是不是升迁的必要条件，越腐越升。带病升迁必有他独特的诀窍；在严密的各级考察中，只以公开的主流规则行事能否顺利过关？如此的官员不在少数，现象的普遍性，表明必有本质隐藏其中。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在支配他们能如此有效的在官场中如鱼得水？相反的例证是，敢说真话的李昌平在原地呆不下去，坚持原则的物价局长被迫辞职,具有庞大权力资源的教育体系发现不了代课教师的不平等问题，只能由挂职的干部上书才能解决。这里有很深的说不清到不明的“道”，这非常“道”，就是我所讲的官场潜文化形态。

从社会感受发现问题

以写官场小说见长的作家周梅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道；“官场的语码系统，外界只看到那层壳，看上去一切都很庄严，一到后台看看呢，很可能是哑然失笑。”官场和大众犹如此岸和彼岸隔开的两个世界，具有不同的语码系统。不少初入官场的大学毕业生，往往迷茫很长一段，他们发现学堂里的知识，公开的理论不能应付复杂的现实生活，需要领悟。而领悟到的东西又往往不可言传。真正深悉官道的人，他们明白自己得到了诀窍，才能事半功倍。不然，你去观察总结，一块毕业的同学，同时进入官场，20年后彼此拉开的差距，绝不是人品和能力所造成的。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能不能得“道”，这个“道”，就是官场的潜文化形态。北大高才生王文景，1989年进入北京市政府，为了实现自我，先是用45分钟的讲演，打动了同去培训的200多同学，得意之后，又用12万字的论文越级想去打动局长。被碰了个软钉子。他初入官场，锋芒太露，犯了官场大忌，自然为官场所不容。如他深悉官道，可能会呆长些，但从此中国就少了个本土的销售大王和销售理论家，正可谓福祸难料。当今，我们众多的官场反腐败小说、影视作品，对官场细致入微的深刻揭示，不能不让理论界汗颜。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在1958年就写出了揭示英国官场病的著作《帕金森定律》1982年三联书店的中译本译作《官场病》，我们能不能出自己的研究官场病的理论著作呢？

学者吴思先生的概括

研究中国官场很有建树的吴思先生，概括了“官场潜规则”的概念，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共识和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官场潜规则”一词的使用律大得出奇，表明这一概念有它不可替代的特定内涵，反映了社会现象的特定本质。同时，也说明官场中确有一个不为人显见的“潜”在的“场”，这个场中有规则，同时也就有支配和形成规则的潜文化形态。我们有必要从官场的社会现实出发，从潜规则出发，去探寻背后的文化形态的原因。文化才是源代码。潜文化形态造就了许多政治特性，研究中国政治就不能不正视并研究中国官场的潜文化形态。

二、官场潜文化形态的概念

用定义的办法去规定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一件难事。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个逻辑悖论，“潜”文化形态的“潜”，就是与“显”相对立、相反的。显文化形态是以概念、判断的逻辑体系来构造的，潜文化形态无法按此形式来构造和表达，而只能以领悟、顿悟、意会的方式传承。对不可言说的形态非要言说，当然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正因为它难以言表，又真实的存在，且不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社会作用，我们就必须正视它，揭示它，让它浮出水面，再去剔除它的负面作用。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但是，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给它一个界定。

官场潜文化形态，是在官场中通行并独有的，以社会心理的感受、意会、领悟等方式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形态。

当然，其中又有许多需要界定的概念。我们就从它的几个特点来进一步说明它。

1、独特性

它特定的存在于官场，表现于官场中的为人处事所特有的，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文化现象。官场的边际壁垒很强，圈内圈外一般不能共通，以社会公众的文化去行事，就行不通。你深入其中之后，慢慢体会，得其要领，才能顺风顺水。不入其中，难得要领。你如不得要领，或反其道行之，那就寸步难行，甚至被踢出圈子。李昌平就是典型一例。

2、隐蔽性

我们一般人接触到的官，都是处于舞台上化好妆的。走上前台的是以文件、讲话、理论包装起来的具有角色面具的官，他们作为人的深层本质已经藏于幕后。所以看官员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文化观念，就不能看他讲什么，而只能看他在干什么。我们评价某人会做官，不是指他会讲官方的理论，而是讲他会按官场的文化游刃有余。

3、意会性

隐蔽性就决定了意会性。这种文化不以理论形态存在，以社会心理、传统习惯、社会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以非书面文字形态传承。他以逆淘汰的强制方式变成文化基因，具有强有力的社会遗传力。

4、普遍性

它在官场是普遍具有、普遍通行、普遍适用的文化形态。普遍性在于它的实用性。在垂直分布上看，追求实用性的目标上可能不同，越向下向基层是追求自己获取利益的方便，越往上就是越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政见。所以，所有官员他能有效的为官，就必须运用为官的文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很正面的文化表达。百姓不会有此想法。“升官发财”是一个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而不是析取的选言判断，表明了为官的真实目的。一般人就不会有如此的文化表达和精神感受。

三、官场潜文化形态存在的几个关系

1、历史继承性与现实特性

旧中国的官场历史几千年，已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场，但专门揭示它的理论著作没看到。清末的《官场现行记》、《20年之官场怪现象》等是反映官场内情的文学作品。其中能看到对官场潜文化形态的描述。一切以服从封建专制为最高需要的特点，虽然历经多少次改朝换代，官场的结构没变，这一特点也没变。官场的文化形态包括显形的和潜形的也就都没有大得变化，还在不断积累、精细化并向社会生活的深处渗透。获得了顽强的遗传能力。

现行的官场与旧中国的不同。但我们无法走出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文化没有被割裂。

新中国刚刚建立，共产党推翻了旧政府，必须以全新的面貌示人。同时，共产党在打天下时的优良作风也是对旧官场的否定，有一股清新气息。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尤其文革完全打断了新政权的建设进程。拨乱反正建立起来的后文革政权，又不得不和已有的17年划清界线。更重要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在英明的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来不及对官场下手（可能）。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官场中交易观念的渗入，又缺乏民主的监督，为旧的封建专制式的官场文化的继承，为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结合起来渗入现行官场带来了绝好的机会。人民对腐败的政治警告没有引起重视。再加上一段时期形式主义政治的大流行，又为官场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为现在官场改造平添许多阻力。在这种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我们的官场有很重的病态。这就是现实特性。正如此，我们必须研究官场的文化形态，更要重视那些不成文的以隐蔽方式存在的潜文化形态。

2、全局性与局部性

官场潜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它必然带有全局性，具有通病的性质。但在此特点下，不同的区域还会呈现局部的特点。其特点和那一局部的最高首脑的文化品质密切相连。他的喜好，他的作风，他的处事风格，都要表现出来。根本没有成文的东西，但可以说哪一局部的官场，就是那一局部“一把手”品格的官场。爱卖官的就必然造就一大批买官的，爱造假的就是一个造假团伙。

四、官场潜文化形态的基本范式

对官场的潜文化形态不好以理性的文字表达，为了方便还是牵强的归纳几点，以便大家思考。“范式”是引用了科学逻辑的概念，指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遵循的基本概念。

1、“唯上”原则

一切以服从封建专制为最高需要，是旧官场文化形态的核心原则，这在潜文化形态中有更丰富的内容。按说，服从上级是科层制管理有效性的必须，并不算潜文化形态，但封建的唯上，不是简单的服从。在现实社会中，把服从上级变成封建式的“唯上”，也就顺理成章了。科层制的管理也就变了味。更何况“唯上”还以爬上、拍上、畏上、欺上等变形的心态表现出来，就不是显形的了。

在封建专制下，对皇上必须是绝对服从，这一根本前提不可动摇。那么，怎么把服从与个人目标结合起来，就不得表现出丰富性来。

对“上”不需要进行前提性质疑，不需要进行理性思考，惟命是从便好。这是最简单的事了，但做的巧不那么简单。

记得有一件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为了给毛主席说句话，徘徊于毛的卧室外，那种心态很耐人寻味。想了一遍遍的话，想的充分有理，但一见到毛，又发现自己是站在一个先知先觉面前，马上否定了自己，转而认为可能自己不对。对于毛彭这么熟悉的人之间，还有这么微妙的心理，多么不可思议。我们的彭大将军有那么大得功劳，又是那么的耿直的性格，也没逃过畏上的心态。

因为，上对下有生杀大权，在官场一切都是上级给予的，有了上边的肯定就有了一切，反之就丧失了。对上的这种畏惧和服从是很有功利性的。人说在中国当官最容易，容易在“服从”二字上。这是中国官场的命门。在官场中人的第一要义是服从长官。“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不服从的没好果子吃，服从之中就打有诀窍。因为，人是经济人，人的趋利性表明服从要和功利相结合，就必须把服从变形，把自己隐藏，化上妆，尽心算计。需要揣摩上边，投其所好。欺上、瞒上、拍上是变形的通常有效方式。林彪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岂不是做官的诀窍。“真”与“假”在官场完全失去了界限和意义。在官场中，讲究的是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要会理解上级的意图，按上级的意图行事。所以，服从就成了自己美丽的外衣，好去赢得自身的意义。“指鹿为马”的现代版就层出不穷。一切都让位于“唯上”二字，在官场就好游了。

2、特权观念把为官的目的和手段导向极端劣质化

在发达国家完善成熟的公民社会中，任何官员和整个管理机构都有自己的管理目标、目的和手段。目的决定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但他们有明确的法定程序，是透明的，有各方的监督，不好胡来。但中国的官场并不来自民众，加上“使民”、“愚民”观念的长期统治与渗透，当官为了发财，“当官不发财白到世上来”，就深入人心。官员的目的无非是两个：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与个人的利益，无非“功名”、“财产”四个字。在更深层次又是相对统一的。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制度和手段，为官的目的很容易私欲化，而特权又使手段卑劣化。为目的服务的手段也就可以为所欲为。官员的手段可以是极其丰富细致精巧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会用手段，就是官场的最大失败，它不需要手段的法定、透明，只求有效性。由于文化特性使然，所以在官场使用什么损招都不足为怪了。有时甚至是不顾一切。比如官员发生过多少次雇凶杀人的事。发生过设陷阱算计对手的事。

另外，在官场讲究的是管制、掌控。要把一切都掌控起来，程序、手段只能是掌控的形式。凡事都要先制定一个为目标服务的掌控方案，各个程序为掌控好全过程服务。当过程中，有不同的民意表达时，就如临大敌，利用各种资源统一思想、校正方向、对好口径，掌控的目的达到了，但民意被抛弃了。

3、走捷径，少找麻烦

官员是有职责的。在民选政府中服务和责任的压力很大。中国的旧官场实行委任制，一级一级的只需向上负责，直到皇上。没有形成服务和责任的观念。把官员叫做当差的。“差使”就只能是“混”，不需要扎实去做的。只要上边看不出破绽，就万事大吉。最好的办法就是抄小路，走捷径，别给自己找麻烦。有利时冲上去。无利时撤下来。有了问题绕着走，应付上级、装好面子最重要。只要能混到公家饭碗里就好办，一份报纸一杯茶，网上聊天把伊眉儿发。真正干事的人往往是不落好，被指责的就是那些干事的人。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需要“较真”的时候，也是轻轻转几个圈虚晃一枪，带过而已。或是一通比喻、联想就游离了目标，看起来还是那么高雅潇洒。这就是官场最好的自保手段－圆滑。这些已成为官场的流行心态。

为什么会是这样？周梅森还有一段精彩的话：中国的官场是“最优秀的和最无能的，最高尚的和最卑鄙的，在同堂议事。这个队伍的色彩非常复杂，他们互称同志，在同一面旗帜下开会。我们最后只是看到一个决策出来了。但不知道这背后的真实逻辑。”官场由个体构成，以整体对外互动，在内部的互动就像是铁幕一般，无人知晓。档案又不公开，谁为历史背什么锅，也留不下公论。我们这个民族又多遗忘。最终只有少找麻烦是最好的结局。

4、名份为先，面子有钱

中国的官场最讲究名份，名份渗透在各个细节上。吃饭谁坐哪，说话谁先讲，进门谁先进，发言谁先发，排名怎么排。，都有一定之规，冒犯不得。那其中是包含权力等级的，有明显的阶位之差的。谁先讲话，不是话语本身内容的次序，而是一种规格、待遇和象征，是一个符号。符号的意义大于内容本身。由此，就形成了主流话语体系大多都是桌面上的摆设和象征，而主政者的内心理念却要起到主导作用。比如，胡耀邦当总书记时，和大伙一块照相有几次是不坐，而站在后排的旁边。马上就有高级干部讲，你看胡连官场的规矩都没了，他这个官坐不长。果真如此。

讲名份就更要讲面子。面子是权力影响力的表达方式。谁在公开场合说话对权力稍有冲撞，这不给面子的事会被记的很深。这些还都是现象界的情况。在官场面子作为一种权力影响力的象征，那是有价值含量的。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作为资本使用的。需要办事，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喂，老兄，我那事你就给点面子么”，事办成了，回头自有该有的回报。如果没给办，那也是对自己权力边界的一种试探。可以再用别的办法去进攻。当然，你老兄下次撞到我手下时再等着瞧吧。有权力的人不愁没人去求，总会遇到你来找之时。正如此，官场中同僚之间的事就特别好办。

当然，面子是有层级的，上对下，同层间有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权的人在各个领域都有效。一个财政厅的小科长，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小舅子小姨子都可有好工作，小孩都上好学校。也就不难理解了。裙带也就形成了，而且还有最合理的政策依据：关心群众，解决子女问题。

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没有经过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公民意识淡漠，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被公民委托来行使公共权力的。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就是官的资本，在人治环境下，很少有官不为自己用权的，因为道德的约束力，只有在高尚人那有效，高尚人太少。

名份还有一个“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被打倒的高官，就会有各种丑闻出现，在这之前这一切都被光环所遮盖。

5、双重人格

我们看到多少高官口中高喊反腐败，实际是大贪官的现象。实际上，官场就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角色比真实更重要，潜台词比台词更重要，效忠比原则更重要。在官场行走的人如在江湖一般，心不由己，平常而已。“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是最好的写照。按说深刻的内心分裂，是十分痛苦的事，一般人可能会得神经病，但官场你必须把这作为常态，能很好地作为常态的人，就会游刃有余，否则，你会寸步难行。

官场有官场的角色要求，个人有自己的内心需求，统一的情况很少。就需要学会按角色需求去做秀。过去一部电影《海魂》写道一位军官为了让当兵的看他爱护士兵，去抚摸受伤的兵，转过身就把有血的手套扔向大海，这就是“秀”。这种秀太一般了。真正的秀，是会把官方的理论、政策作为装扮自己的外套，作为为自己内心目的服务的工具。主流话语是一套语言，内心需求是另一套语言，能熟练的在这两套语言之间按需求随意转换，两套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只要有权力，就有运用选择和屏蔽的功能，符合我的就抬高，不合我意的就屏蔽，自然能形成一个“凹地”，手下你再有能耐，也抵不过我形成的水流方向。权力就是我的王国。所以，可以把主流语言变成为自己服务的载体和工具，这是最高明的。成克杰之流就属高明一类。学会了这套本领，不仅能为自己服务的好，还能更好的打击政敌，用主流话语去攻击是最有力量的。一旦主流话语成为装扮自己的外套时，成为谋私的工具时，谁也无法抵御他的巨大作用。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谁也无法让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成为官员的自觉行动。

独特的文化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场，进入这一场的个体必然被这一场的特质的所通化。就是俗语所讲：谁变蝎子谁蛰人。尽管可以在操守上不至沉沦太深，但在政治作为上，他不得越雷池太多，否则就会被淘汰。个体的政治主张永远不得超出官场的限制。

6、傍势

“势”在官场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追求处于上风头，就是一种势。傍势，就是不使自己处于被边缘化。钻研“势”是官场的一种本领。过去讲：跟对人，顺风行，跟错人，苦不尽。就是这个意思。台湾也有西瓜傍大边的说法。这是因为官场中，门派观念盛行。再好的人才，也抵不过出于好的庙门。当你处于上风头时，不用愁，自然就有门徒挤上来。所以，官官都追求自己要处于上风头，拥有势。处于下风头的人也要找准势，行顺风船。

傍势，就会把自己当作变色龙。随机应变是一种官场能力，及时与政治气候对表，及时按政治气候调整自己是需要。如周梅森写出《人间正道》揭露官场腐败时，有40多个厅局长写告状信反对，但得奖后马上就变成自己用事实支持周的写作。总之，总是要寻找自己的正确性，不知他们内心认识如何。深得官场之道的人一般是要失去自我的，固执的坚守自我，会是一个正直的人，但可能不适合当官。

7、人脉比原则更重要

官场作为一个场，首先是由人组成的。会做官的人，都把拢好自己的人作为关键，哪一任的长官，都是把上台后任用自己的人，作为重要步骤。我们有一个说法，知人善任，前提是必须要被上级所“知”，知后才能被选上，不“知”连选的可能都没有。所以被“知”是下级的首要功夫。而善于发现效忠于自己的人，能把人拢在身边，又是当官的一大功夫。有了自己的人，就有了自己的领地，什么原则不原则，都不重要。再有才的人，只要不是我的人，那对我有何用？原则是公众的，领地是自己的。

8、功夫在诗外，善打“太极拳”

能做好官，功夫下在哪?不在行官的作为，而在做官之外。搞政绩也不是为民服务，而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是让上级先“知”，再称好。在委任制下，如何抓住上级，是真正的功夫。投其所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让上级称好，也不容易。遇到难事怎么办。好办，就是打太极拳，架势很大，内功不小，但就是出于无物之阵，使劲很大，满头大汗，但就是未伤分毫。上级又不会事事处处跟着你，动不动真格的谁知道？你的架势看到了就行了。

五、官场潜文化形态存在的深层原因和应对

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是鄙人所力不能及的。

对于原因，我只能提出两条原则性想法。一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皇权思想，权势观念是总根子。二是缺乏监督，使得官场道德评价的缺失和道德责任的弱化。

对于应对，也只能提出两条原则性想法。一是，文化的问题只能由文化的改造来解决，不能祈求用突变的方式，文化改造是任重道远的事。二是，民主是抗拒官场潜文化形态负面作用的根本办法。委任制承载着官场潜文化形态的延续和发展，没有民主的委任制，永远是专制主义的温床。

按说，所讲的官场潜文化形态的所有负面影响，都应能以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党内规定纪律所克服，但文化的力量是坚韧和强大的，在文化力量面前，一切成文法、规定、纪律都显得力不从心。不从文化上去解决问题，我们永远都只能是南辕北辙。

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平民化理念具有结束英雄时代进行文化改造的意义，也是为开辟宪政民主之路的重要准备和机遇，这一过渡需要多长，要看有无一气呵成的伟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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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官场趣谈

25.1官场定律：

矛盾定律一：人人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跟领导走得太近了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跟得太近了怕站错队，一旦大树倒下，大难就会临时；离得太远也不行，好处永远得不到坏事却少不了。

矛盾定律二：只要是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矛盾。

帕金森定律：官僚机构自我繁殖和自我持续膨胀的规律，是行政系统中存在的可怕顽症，目前还尚无药可医。

权力定律：如果权力高于法律，人民就会向权力求助，运用“关系”解决；如果法律高于权力，人民就会向律师求助，通过规则解决。

尴尬定律：苦干的不如巧干的；还有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因而上去的不一定是能力强的，原地踏步的不一定是低能的。

变脸定律：见到上司唯唯诺诺，这是逼出来的；见到同级嘻嘻哈哈，这是装出来的；见到群众凶凶巴巴，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学会随机应变，因人而异，看风使舵，是机关的立身之本、生存之道。

活跃定律：领导在办公室的时候，气氛永远是“团结、紧张、严肃”而不“活泼”；而领导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气氛就会变得异常活跃，海阔天空、说说笑笑、无所不及。

不公定律：能干的总有干不完的事情，不能干的总是没有事情干。干得多的人犯错误的机率就高，到头来往往吃力不讨好；少干或者不干的人，往往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给领导的印象却是个好同志。

加班定律：领导到了下班的时候不走，下级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走；加班等于敬业，至于效率可以不闻不问。而领导不在的时候，加班等于白加。

新官定律：新上任的领导不管见到谁都是笑容可掬，亲切有加。如果你认为新来的领导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没有架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三天过后，原形毕露，眼睛朝上，目无群众，官腔十足。

趋同定律：领导的爱好，往往会成为办公室成员的共同爱好，即爱好着领导的爱好，幸福着领导的幸福，快乐着领导的快乐。

转移定律：领导的领导批评了领导，作为被领导的你就得小心领导拿你当做“出气筒”；你要是觉得窝火，可以再找被你领导的人发一通脾气；如果没有，那就打掉牙齿往肚里咽。有经验的老婆、孩子发现其脸色上阴到多云，一般都会知趣地走开。

关系定律：有本事没关系的吃苦饭；没本事有关系的跟着吃；有本事又有关系的不愁吃；没本事又没关系的看别人吃；问题在于自认为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因此，有本事和没本事的，都要拼命地找关系，有了关系的则不惜一切巩固好关系。

竞争定律：能写的往往不如跑腿的；能干的往往不如能吹的；能说的往往不如会送的；踏实本分的往往不如擅长张扬的；遵守制度的往往不如听领导话的；坚持原则的往往不如灵活变通的。

对错定律：错了马上认错的是科员，错了保持沉默的是科长，错了也能找到理由的是副处长，错了也从不认错的是正处长，错了众人还一再说没错的人是“一把手”。

忌讳定律：在办公室通常听不到牢骚怪话，人人都会把握住“说古不说今、说外不说中、说远不说近”的原则。

归因定律：凡是职务上不去的，众口一词就是不会拉关系，朝中无人没后台。没有人认为自己的能力素质不行。这是最体面的理由；但在领导面前却从来不会说自己怀才不遇。

痛苦定律：死亡无疑是痛苦的，然而还有比死亡更痛苦的，那就是等待死亡。

错误定律：人人都会有过失，但是，只有重复这些过失的时候，你才犯了错误。

幸福定律：如果你不再总是想着自己是否幸福的时候，你就获得了幸福。

沉默定律：在辩论时，沉默是一种最难驳倒的观点。

动力定律：动力往往起源于两种原因：希望或者失望。

愚蠢定律：愚蠢大多在手脚或舌头比大脑还快的时候。

价值定律：当你一旦拥有了某种事物以后，你就会发现这种事物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价值。

社会定律：行得通的并不表示正确，有时歪打正着。

名声定律：窝里人不认可，越往外走越行。

升迁定律：仕入官场，每升一级，人情味便减少一分。

危难定律：总是问题越复杂，期限越短。

会议定律：所有重要决议，都将在会议结束或者午餐前最后五分钟完成。

化装定律：在修饰打扮上花费的时间有多少，你需要掩饰的缺点就有多少。

省时定律：要想学会最节省时间的办法，首先必须学会说“不”。

承诺定律：承诺未必能够保证成功，但是没有承诺，也就没有成功。

地位定律：有人站在山上，有人站在山下，虽然站的地位不同，但是两者眼中看到的对方是同样大小的。

失败定律：失败并不意味着浪费时间和生命，却往往意味着你又有理由拥有新的时间和生命了。

经费定律：上级下来指导工作的次数多，证明单位的经费充足；若上级长时间没来指导工作，则反映近期经费短缺。

编制定律：人员超编的，一定是“肥缺”单位；长期缺员的，一定是“清水衙门”。

变动定律：每次新领导上任，机关必有一次人事变动。

晋升定律：年底受表彰嘉奖的都是些做工作的；年底升官晋升的却常常是未受表彰嘉奖的。

提拔定律：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肯定得不到提拔；单位一把手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很快就会得到提拔。

先进定律：单位里年终评选出的先进工作者，并不是单位里工作最多或最有成绩的人，而是最会在领导面前干工作的人。

职称定律：能晋升高级职称的人，准保不是单位里业务能力最强的人；而业务能力一般的人，却最会搞公关。

尊重定律：单位里越是表面上被大家尊重的人，就越是容易受到大家轻视。

个性定律：在单位里，一个人的个性与他的业务能力成正比。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强，个性也就越强；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差，就越没有个性。

玩笑定律：单位里的男女之间，表面上玩笑开得越大，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有时连句玩笑话都不说的男女，说不定背地里已经搞到一块儿了。

会议定律：参加会议的人越多，会议的内容也许越不重要。

谎言定律：人非生而知之，说谎也一样，原因无非有四：大人教的、被领导吓的、利益驱使的、社会风气使然。

蓝斯登定律：往上爬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梯子的稳固，否则，你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摔倒。

托利得定律：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要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彼得定律：许多人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却发现梯子架错了墙。

布尔克定律：如果官员不把气发在太太身上，就会把它发在下级身上。

成功定律：站起来的次数要比被击倒的次数多一次。

弗雷德定律：今天是威风凛凛，明天就可能威风扫地。

法兰克定律：就爱而言，女人是专业的，男人是业余的。

哈里定律：憎恨别人就象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自己的房子。

政客定律：他们可以许诺你在没有任何河流的地方搭起一座桥。

诺尔斯定律：辩论时间的长短与问题的重要性成反比。

游戏定律：赢家说说笑笑，输家高喊“发牌”。

能力定律：在两种情况下，人们特别容易抬高自己的能力：一是恋爱中的男人，他们发誓要为女朋友做的事情总是超过自己的能力；二是当了科长想当处长，当了处长想当局长的人。

哈里森的行动定律：行为者常常不如评论者高明，但评论者往往没有行动。

詹姆斯的历史定律：历史本身不会重复，重复只出现在历史学家之间。

杰克逊的虚伪定律：如果别人看不出你的虚伪，你就不虚伪了。

杰佛里的成功定律：当有人到处议论你不如他的时候，那你就一定在某些方面比他更成功。

康威尔的组织定律：每个组织中都会有人清楚地知道该组织的底细，这个人应当被开除。

建设与破坏定律：交一个朋友，需要千言万语；和一个朋友断交，只需要三言两语。

我国官场20条潜规则

01事得花钱。

02、办不了的退钱。

03、报喜不报忧。

04、出了问题内部消化。

05、捂不住了丢车保帅。

06、领导的意见不能提。

07、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

08、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

09、个人风头出不得。

10、好处不能独吞。

11、棘手的事就拖。

12、前任的事不管。

13、少说话，多请示。

14、多开会，造声势。

15、违规的事集体拍板。

16、不要站错队。

17、宁可用庸才。

18、吃喝不犯法。

19、车子是身价。

20、运动来了要重视，风头过了没屁事。

结论：潜规则不废，老百姓遭罪。

25.2中国官场的精华语言

1、关键的人，在关键时刻，给你说关键的话。“关键时刻”就是机遇，而“关键的话”却取决你的能力，一方面是你的活动能力，另一方面是你的工作实际成绩，领导毕竟是领导，要让“关键的人”能够有理由，并且是心甘情愿的说“关键的话”。

2、文凭是个宝，机遇不可少。如果你现在连全日制大专生都不是，奉劝你最好别在机关混了。因为现在的用人导向是年轻化、知识化，这是潮流，顺流者昌，逆流者亡，一个人只是沧海一粟，耽误你的一生，无伤大局。

3、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就是要向上级学习，明确领导意图，“讲政治”就是要努力贯彻领导意图，如果你总感觉比领导还牛×，领导不办你办谁？讲学习、讲政治的基础是“讲正气”，领导也是人，难免犯错误，如果你没有一身正气，同流合污了，领导倒霉了，你会比领导更残。

4、不要站错队。不要把这句话片面理解为“以人划线”，这句话的真谛是：要时刻与比自己水平高的人站在一起，自己才能不段提高。总是和比自己水平低的人在一起，难免自负，殊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5、年龄。正科年龄底限是35岁，副处39岁，正处44岁，厅级49岁，部级59岁，如果你在相应年龄段还没有达到规定级别，你最好另谋高就吧。

6、不要认为你能力强，人缘好，官位就一定是你的，民主投票你就一定能够过关。要知道，在仕途上，第一名与倒数第一名有差距，与倒数第二名就没什么差距了。

7、要有文字功底，即便写不了文章，至少也要会看文章。比如：“确保不出现问题”与“避免出现问题”之间存在差异，如果你连这都看不明白，你还在机关混什么啊？

8、要学会等待，等待需要耐心，而耐心需要建立在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基础上。这可不是官话，需要用心体会，否则，你不会有平和的心态和持久的斗志。

9、当官当官，为了吃穿，这话正确。当官当官，只为吃穿，这就大错特错了。不要相信小道消息、人云亦云的事，也不要看小人得志遍猖狂的人生气。共产党讲究秋后算帐，如果自身不干净，出事是肯定，不出事只能是幸运。可人生毕竟不是赌博，更何况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以及用家人的名誉和眼泪做赌注呢？

官场心得之三国版：

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当官脸不黑、心不狠不行。关键时刻就得割须弃袍，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刘备：我能当上官，关键还是靠了两条，一是见势不妙，掉头就跑，好汉不吃眼前亏；二是我老婆好，后台硬，哪个有出息的男人不是事业第一，爱情第二？

孙权：当官不娶美女，娶美女不当官。不信你看走周瑜的坎坷人生，红颜祸水也。我把妹妹嫁给刘备，你当我是好心啊？

诸葛亮：要当官，就要装深沉。“三顾茅庐”传为佳话，其实那是跟姜子牙学的。

周瑜：要想当官，就要舍得下人情世故，你别看我和蒋干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但在利益面前还是骗他没商量。没有他愚蠢的蒋干盗书，怎么显得出我周瑜出众的领导才能。

司马懿：你当我不知道诸葛亮在那里摆的是空城计？要在官场混，就得给同行面子，毕竟说穿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关羽：“肚量”可是做官的保障，官场如战场，拼的是酒量和身体。你别看我整天喝得红着个脸，关键时刻可不含糊。

黄盖：要当官，不会做假，不会演戏可不行，当然还要忍气吞声；要不怎么会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许褚：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跟着大官好发财。我白天给曹操开车，晚上给他当保镖，战场上给他挨箭，酒场上给他挡酒，他还能不记得我的好吗？

黄忠：姜还是老的辣。要不“五虎上将”怎么没有魏延那小子的分？说实在的，老夫虽然能耐不如他，可不象他那么整天牢骚满腹，传到领导那里能有好影响吗？这就叫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刘禅：要当官自己有没有本事无所谓，你别看我饭桶一个，可我有一个好老爸爸。

智慧字典：

舒：“舍”得给“予”他人，自己获得的是快乐。

劣：平时“少”出“力”，到头来必然差人一等。

值：站得“直”，“人”的身价才高。

送：“走”“关”系的一种手段。

使：“人”一旦做了“吏”，就可以使唤别人。

乞：“气”少争了“一”口。

债：欠了别人的，就要偿还，这是做“人”的“责”任。

加：做什么事情，不能光用“口”讲，还要致“力”于行动。

从：并肩的人才能一条心。

众：形象的社会金字塔，高高在上的只是少数人。

誓：这类动听“言”词的可信度，都是要打“折”的。

富：这家伙一“口”吞下一大块田，鄢能不“富”。

感：真情实“感”，“咸”出于“心”。

悲：口是“心”“非”，“悲”从中来。

知道：知道，知道，以“知”为“道”，以不“知”为无“道”，一个不“知”无“道”的社会，是一个愚昧的社会，愚昧一旦沉默，则深不可测；什么都不会发生，又什么都可能发生。

25.3官场经：

该说话时说话是一种水平，不该说话时不说话是一种聪明，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是一种城府；

该干时会干是一种能力，不该干时不干是一种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时候不该干是严重成熟；

该靠前时靠前是一种派头，不该靠前时不靠前是一种知趣，知道什么时候该靠前什么时候不该靠前是一种修炼；

能当狮子是一种威仪，能当狐狸是一种谋略，知道什么时候该当狮子什么时候该当狐狸是一种素养。

制度是可行的，没有监督就变得难行了；讲话是动听的，言行不一就变得刺耳了；

政绩是美好的，涂脂抹粉就变得丑陋了；探索是必要的，不讲实际就变得蛮干了；

报酬是正当的，四处伸手就变得贪婪了；领导是为民的，贪脏枉法就变得可恨了；

团结是强大的，三心二意就变得弱小了；社会是纯洁的，人人为己就变得复杂了。

朝代之初，君强臣强；朝代之中，君强臣弱；朝代之末，君弱臣强。

越是四分五裂，政治混乱，思想越光辉灿烂；越是国家统一，政治稳定，思想越停滞不前。

天下之事，分合交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别说。。。。。。就说。。。。。。

别说“不好”，要说就说“欠佳”；别说“假新闻”，要说就说“策划”

别说“罚款”，要说就说“执法”；别说“偷税”，要说就说“避税”；

别说“涨价”，要说就说“调价”；别说“停滞”，要说就说“零增长”；

别说“下滑”，要说就说“负增加”；别说“贫困”，要说就说“不富裕”；

别说“卖隐私”，要说就说“吵作”；别说“找三陪”，要说就说“休闲”；

别说“父母官”，要说就说“公仆”；别说“乱收费”，要说就说“集资”；

别说“贪财好色”，要说就说“禁不住诱惑”；别说“行贿”，要说就说“劳务费”；

别说“骚扰女人”，要说就说“她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别说“倒闭”，要说就说“改制”；

别说“腐败”，要说就说“作风不正”；别说“难逃法网”，要说就说“运气不好”；

别说“经济损失”，要说就说“交学费”；别说“出国旅游”，要说就说“考察参观”；

别说“个人意志”，要说就说“组织安排”；别说“打击报复”，要说就说“工作需要”；

别说“跑官要官”，要说就说“要求进步”；别说“渎职”，要说就说“管理不到位”。

别说“情夫情妇”，要说就说“男朋友女朋友”；别说“权是上级给的”，要说就说“人民赋予”；

别说“不落实举报”，要说就说“为了安定团结”；别说“一人说了算”，要说就说“敢于拍板”；

说的学问

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

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

伤害人的事，绝对不能说；做不到的事，请勿乱说；

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地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

别人的事，小心地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

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

如果有对我不满意的事情，请一定要对我说。

先做后说的人，我们称为普通人；先说后做的人，我们称为聪明人；

做而不说的人，我们称为罪犯；说而不做的人，我们称为领导。

有许多话不能说

说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人长了嘴巴，除了吃饭便是说话。据观察，有许多话不能说。

好话不能说，会让人觉得你在溜须拍马；坏话不能说，“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假话不能说，会害人害己；真话不能说，人们会认为你不够圆滑世故。

大话不能说，别人会认真而求你办点什么事；小话不能说，说小话的都是小人。

空话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你不务实；实话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你老实得象傻子。

不会做事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你没有能力；会做事不能说，说了事情全是你的。

不愉快不能说，没人喜欢听不愉快的事；愉快的事不能说，因为还有许多人不愉快。

穷了不能说，别人怕你向他借钱；富了也不能说，说了可能被偷盗抢劫。

吃饱了不能说，别人会说你连吃饭都控制不了；饿了不能说，别人会笑话你混到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没做什么事不能说，别人会说你无所事事肯定生是非；做什么事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你一个人做事肯定是傻瓜。

爱一个人不能说，听这话的人会认为你轻浮；恨一个人不能说，知道的人会说你没风度。

工作方式：

有时先说话后干事，有时先干事后说话，有时边说话边干事，有时只说话不干事，有时只干事不说话；

有时候该干的却不干，有时候不该干的却干；有时候该说的不说，有时候不该说的却说，有时候该说完的却不说完，有时候不该说完的却说完；

有时候话这样说，事情也这样干；有时候话这样说，事情却不这样干；

有时候事情这样干，话也这样说；有时候事情这样干，话却那样说；

有时候话说得少，事情也干得少；有时候话说得多，事情却干得少。

高度重视

高度重视最重要，官场使用频率高；讲话汇报都强调，高度重视不可少。

事故再次发生了，领导拍着桌子叫：高度重视不姑息，一查到底不轻饶。

高度重视千斤重，重于泰山压弯腰；雷声巨大雨点小，落实轻于一鸿毛。

宰牛偏用杀鸡刀，杀鸡吓猴拔根毛；糊弄上级讨关照，吓唬下级作检讨。

一阵风声过去了，大事化小小事了；高度重视挡箭牌，保住几多乌纱帽。

再一再二再三四，亡羊不见人补牢；等到事故再发生，高度重视马后炮。

矿难腐败豆腐渣，火灾水灾污染漂；命案冤案糊涂案，高度重视万能药。

高度重视有多高，高度重视度把好；重视重视重在视，视同儿戏眼睫毛。

惯例

群众开会得提前半小时，领导开会可以迟到半小时，这是惯例。

领导讲话，讲对讲错，讲好讲坏，讲完之后都必须鼓掌，这是惯例。

领导讲话从来不离讲话稿，但领导从来不写讲话稿，这是惯例。

领导讲话一般分三段：意义、做法、要求；其中一定要有“加强领导”的内容，这是惯例。

领导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一律说“领导下乡去了”，这是惯例。

领导外出游玩，一律说是“外出考察”，这是惯例。

只要普通群众找领导办事，领导一律“不在”，这是惯例。

领导错的也是对的，群众对的也是错的，这是惯例。

总结成绩夸得越大越好，查找问题说得越小越好，这是惯例。

领导换了，单位必定有变化，车子要换，办公桌要换，人员要换，这是惯例。

规定与惯例

按规定，只有到了一定级别和职务的领导才配有专车；按惯例，县上的大大小小的领导都有一辆不错的小车。

按规定，用公款大吃大喝属违法乱纪；按惯例，只吃不拿属放之中华而皆准的真理。

按规定，部门作为看职能；按惯例，部门作为讲利益。

按规定，一切权力属人民，一切要以民为本；按惯例，领导才有决定权，做事要以上为基。

按规定，上级政策要坚决执行；按惯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行下不效。

按规定，人民公仆要讲原则，说实话，不欺上瞒下；按惯例，对上要哄，对下要骗，能说大不说小，能说好不说坏。

按规定，规定了的东西要不打折扣；按惯例，惯例上的事情要坚持。

会议十怕：

一怕——会前没什么准备，我就简单说几句；

二怕——前面发言我同意，我只补充点建议；

三怕——意思大家都明白，我就仅仅作提示；

四怕——为有时间抓落实，中途我们不休息；

五怕——前面几位都已讲，借机我来谈感想；

六怕——我只简单说三点，结果三点翻三番；

七怕——我就不照稿子念，扯七扯八话不断；

八怕——再占大家几分钟，几十分钟算轻松；

九怕——半睡半醒挨半天，稿子才念一小半；

十怕——台下早就象受罪，台上一点都不累。

加上歌：

加上“著名”两个字，人就成了名人；加上“正宗”两个字，东西就货真价实了；

加上“重点”两个字，学校的挡次就提升了；加上“亲自”两个字，领导的形象就感人了；

加上“天然”两个字，就不用担心被污染了；加上“绿色”两个字，就是放心的环保食品了；

加上“精品”两个字，就是高质量的产品了；加上“进口”两个字，价格翻番就合理了。

君子与小人：

君子讲道义，小人讲势力；君子讲真理，小人讲歪理；

君子言行一致，小人阳奉阴违；君子追求和谐，小人成心捣乱；

君子言责自己，小人暗算他人；君子总在明处，小人长厂在暗处；

君子不计人过，小人与人交恶；君子唯理以求，小人拉帮结派；

君子顾全大局，小人只顾自己；君子老实做事，小人弄虚作假。

词语新解：

威望——专横跋扈；魄力——粗枝大叶；尊敬——惟命是从；沉稳——麻木不仁；

慎重——优柔寡断；洒脱——丢三落四；成熟——两面三刀；直爽——污言秽语；

和蔼——左右逢源；主见——我行我素；口才——夸夸其谈；眼光——投其所好；

决策——歪打正着。权力——坐以待“币”。

25.4某官行迹

在权与钱中游游荡荡，在名与利中来来往往；

在吃与喝中玩玩乐乐。在索与拿中忙忙碌碌；

在醉与梦着昏昏愕蛾。在蒙与骗中鬼鬼祟祟；

在虚与假中跑跑颠颠。在丑与恶中窜窜跳跳；

在荣与辱中徘徘徊徊。在是与非中糊糊涂涂；

在正与邪中摇摇摆摆，在罪与法中跌跌撞撞。

某官写真（一）

自古清官不长存，近来某官亦瘟神。

五年任期成跳板，一县不幸为渡津。

会议俨然台上坐，开口煌煌尽空文。

指出要求加强调，措施几项能成真？

调研做秀多形式，政客演技真绝伦。

不见经济多起色，空见园区喧嚣尘。

夸口扶工难兴工，标榜脱贫还返贫。

杀鸡取卵谋近利，企业不逃怎生存？

可怜萧条日日烈，却见增长月月闻。

为了一人捞政绩，哪管全县众人民。

乡镇部门知实际，实事难是究何因？

无奈曲合长官意，忍把真理公道泯。

下乡敷衍去辄回，谋官屁颠跑却勤。

休看数字多水分，自能平步生青云。

钻营弹冠飞黄去，撂下烂摊与后人。

用人机制少监督，干群枉自怨纷纷。

在位一手遮天日，多少冤曲难得伸。

信知猢狲沐冠日，党性民心尽浊浑。

国家政党要净化，必割毒瘤祛病菌。

尔曹狐鼠尽除灭，人民拍手共欢欣。

某官写真（二）

一：稳当

知对错不言/见是非不语

闻善恶不议/遇矛盾不决

虽说非包公/却也心如镜

人人都有理/和气才相宜

稀泥抹光墙/我做钓鱼郎

二：风光

电视上露脸/小报上头版

风光又耀眼/金光身上闪

虽说政绩少/却有妙笔炒

黑白纸上说/百姓奈我何

有权即是娘/好官我自当

三：有望

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绞断肝肠

跑送找准对象/拍马针对上方

虽说颜面受损/却能日后放光

如今说行就行/不服就是不行

只要上官夸奖/他日升迁有望

四：直上

寻得梧桐树/去和凤凰住

飞到高枝上/百鸟朝拜忙

虽说无闲日/却感周身爽

酒色财气旺/风吹官身长

过关又斩将/福禄似水长

五：晃荡

圈子越绕越圆/权利愈掌愈大

昔日送人钱财/今日翻番回来

虽说贪占违法/却无贿者揭发

权钱公平交易/老少童妇不欺

偶尔酒后失言/竟然翻板入监

六：忏悔

坐牢不怕坐穿/只要性命保全

交待坦白交待/深挖思想根源

虽说受党培养/却失高尚情操

今日落此下场/方悔交易荒唐

奉劝诸位官长/莫要学我榜样

官场世相

一说……

一说汇报总结就热血沸腾，一说转变观念就无拘无束；

一说与时俱进就盲目攀比，一说招商引资就财源滚滚；

一说真抓实干就苦不堪言，一说迎接检查就精神振奋；

一说快速发展就大兴土木，一说参观学习就争先恐后；

一说年度计划就十件实事，一说办公落后就上网游戏；

一说取长补短就出国考察，一说政策优惠就牺牲法规；

一说基层锻炼就曲线提升，一说公平公正就怨言纷纷；

一说人民公仆就名不副实，一说会议报告就千言万语。

一研究……

一研究起来就非常复杂，一研究起来就没完没了；

一研究起来就会议不断，一研究起来就神秘莫测；

一研究起来就更加困惑，一研究起来就充满权威；

一研究起来就万事大吉，一研究起来就好事多磨；

一研究起来就累累硕果，一研究起来就鸡毛蒜皮；

一研究起来就慷慨陈辞，一研究起来就忘乎所以；

一研究起来就特别轰动。

活用……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使用起来很灵活；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执行起来可变通；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不同人不同对待；

文件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可遵守可不遵守；

广告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无所谓虚假欺骗；

承诺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兑现也可以打折；

检查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想通过是不难的。

仿宋诗（贝殿秋）

山外青山楼外楼，公款吃喝几时休，

靡风熏得公仆醉，直把神州当汴洲。

精简与“加肥”

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

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

主任喊“精简”，妻妹往里“转”。

秘书喊“精简”，哥们往里“钻”。

“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

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

“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

“精简”又动员，大伙笑破天！

“闲官”的自白

有人当官累得喘，日理万机还出偏。

有人当官好清闲，轻松自在美名传。

要问其中啥诀窍，请听“闲官”一席谈：

当官就要襟怀宽，难题多交副职办。

既不揽权又民主，还能赌场打两圈。

当官就要敢放权，累活多给秘书干。

干好有份干砸推，余暇湖边搞钓研。

当官就要多让贤，好事多给夫人管。

枕风轻吹好入眠，肥水不流外人田。

为官一任光阴短，吃喝玩乐尽占全。

得潇洒时且潇洒，纵是罢官也心甘！

歪戴乌纱

吹是虚的，贪是实的；

色是软的，权是硬的；

务虚的，捞实的；

玩软的，抓硬的；

能贪会吹，歪戴乌纱。

光环

标语贴在墙上　　政绩写在脸上

口号喊在嘴上　　麻将带在身上

措施写在纸上　　办公办在玩上

决心表在态上　　精力耗在乐上

数字填在表上　　乌纱抓在手上

赞美唱在歌上　　利欲挂在心上

事迹登在报上　　光环罩在头上

影子闪在画上　　辉煌做在梦上

在……里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

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

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

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

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

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关心

组织部长：谁关心我我就关心谁；

纪委书记：谁不关心我我就关心谁；

宣传部长：谁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正面，谁不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反面；

市委书记：谁关心我我就让组织部长关心他，谁不关心我我就让纪委书记关心他。

不该感谢的感谢

小偷偷出了巨贪，三陪女供出了脏官，

走私的搬出了特权，造假者端出了靠山。

犯罪的警察终于被法办，作弊的考官终于被罢免，

豆腐渣工程终于被清算，死去的无辜终于被平反。

多收的费用已经退还，欠发的工资已经补全，

人为的灾害已经救援，牺牲的平民已经追认为英雄模范。

官妻骂夫

连声骂狗东西大坏良心，风头过又勾引婊子一群。

逍遥庄度假村夜不归寝，还把那烟花女引进家门。

自升官色瘾大死不改悔，直气得老娘我脑涨头昏。

三讲时夹尾巴小心做人，化前嫌求老娘暗中帮衬。

说什么你与我同一命运，一条船一条心共渡艰危。

毕竟是老夫妻情爱至深，拧成绳对付那宦海浮沉。

发誓说再不和野花接近，要求我关键时别闹离婚。

老娘我也怕那一损俱损，忍口气先对外为你上阵。

你为官心肠狠群情共愤，举报信投诉书如雪纷纷。

若要是对准你条条查问，上吊绳你先得准备一根。

直急的老娘我夜不成寐，搞公关消大灾费尽脑筋。

你如今官照当重抖精神，可知道老娘我几多艰辛。

出高价租小姐小心谨慎，送钞票也得要智胆超群。

每当我留下了五万现金，走出门浑身都汗水淋淋。

忆当时心乱跳面笑吟吟，而如今一想起梦断惊魂。

我为你保官运奋不顾身，我为你不垮台力撑千钧。

谁知你老色狼如兽如禽，为婊子全不顾夫妻大恩。

官越稳娼越多越有嫖劲，传染病又带给老娘一身。

早知我有今日苦果自吞，倒不如送你到监牢受训。

狗东西快跪下听我审问，从今后和小姐还混不混。

若要是不痛改休怪心狠，咱俩间再不是内部予盾。

我敢去反贪局全都招认，你蹲监我坐牢同归于尽。

回扣歌

市场好比是战场，真假商品来较量。

真品连连遭败绩，假的倒能打胜仗。

假冒伪劣多猖狂，大摇大摆进市场。

要问其中何诀窍，那是回扣帮大忙。

别看丑女不咋样，出嫁倒有好嫁妆。

嫁妆就是高回扣，引来多少黑心郎。

你把丑女送出厂，他把回扣腰包装。

狼狈为奸发大财，管他顾客骂爹娘。

羊毛出在羊身上，广大顾客遭了殃。

回扣真该管一管，还能让它再猖狂。

家天下

父子室，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

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

有利一条裙带裹，有油流满一口锅。

酒桌上的戏言

开会内容不清楚，哪个坐位很清楚。

干部好坏不清楚，哪个要提很清楚。

谁送的礼不清楚，谁没送礼很清楚。

女人是谁不清楚，谁安排的很清楚。

星与官

笑星红在悲剧里，舞星红在歌声里；

影星红在晚会里，歌星红在电影里；

童星红在夕阳里，明星亮在广告里；

求官跪在庙门里，跑官倒在酒场里；

买官输在赌场里，骗官混在官场里；

贪官掉进钱眼里。

西天取经

出国去考察，行踪遍天下。

伦敦到纽约，巴黎到罗马。

取经上西天，地狱也敢下。

逛逛红灯区，有助反腐化；

看看脱衣舞，扫黄得启发；

赌城押押宝，倡廉决心大。

的确开眼界，体验顶呱呱。

此行有收获，外汇没白花。

为官者戒子歌

摆出一副臭架子投机取巧钻空子

开会讲话离谱子挖空心思捞票子

对上汇报高调子邪恶面前装瞎子

脱离实际拍板子群众批评装聋子

拉帮结派拜把子爱上新欢休妻子

闹不团结斗窝子娇生惯养宠孩子

遇到矛盾绕圈子嘴里成天冒烟子

攀龙附凤谋位子大吃大喝碰杯子

总结成绩加码子三五成群抹桌子

工作一直老样子泡在舞池转圈子

两年三次换车子坐在塘边观漂子

多处占用公房子虚度时光混曰子

腐蚀干部的手法

逢年过节探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

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

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表示一下；

已经提拔的感谢一下，想提拔的争取一下；

关系好的加深有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时无求的铺垫一下。

贪官“人”字歌

初入仕途是好人，不甘清贫羡富人；膨胀政绩糊弄人，假廉真贪骗众人；

得意忘形包情人，挥金如土超洋人；下捞上送做狂人，称王称霸当寡人；

东窗事发怨他人，遗患无穷害国人。

25.5潜规则

官场的潜规则是吹捧赞扬，

商场的潜规则是见利忘娘，

情场的潜规则是假戏真做，

赌场的潜规则是全都输光。

争权的潜规则是削尖脑袋，

夺位的潜规则是互相中伤，

造谣的潜规则是无中生有，

诬陷的潜规则是丧尽天良。

去皱的潜规则是少照镜子，

增白的潜规则是多涂面霜，

减肥的潜规则是花钱遭罪，

美发的潜规则是烫直拉长。

列车的潜规则是晚点进站，

飞机的潜规则是拖延起航，

客车的潜规则是超员超载，

客轮的潜规则是客货混装。

打牌的潜规则是头庄先摸，

炒菜的潜规则是厨师先尝，

演出的潜规则是观众先到，

开会的潜规则是秘书先忙。

敬酒的潜规则是嘉宾后端，

演唱的潜规则是大腕后唱，

表决的潜规则是领导后说，

登台的潜规则是首长后上。

搞装修的潜规则是以次充好，

搞广告的潜规则是信口雌黄，

搞传销的潜规则是发展下线，

搞保险的潜规则是夸大病亡。

预售楼的潜规则是一户三卖，

新楼盘的潜规则是预留空房，

国产车的潜规则是暗中降价，

新产车的潜规则是大肆张扬。

时装圈的潜规则是三点暴露，

影视圈的潜规则是随便上床，

演员圈的潜规则是投怀送抱，

导演圈的潜规则是爱耍流氓。

医院的潜规则是药费莫名增多，

石化的潜规则是价格继续上涨，

银行的潜规则是31号不计利息，

电信的潜规则是58秒自动记账。

批发蔬菜的潜规则是沾泥带水，

零售水果的潜规则是缺斤少两，

贩卖服装的潜规则是仿制名牌，

推销光盘的潜规则是盗版贩黄。

街头摆摊的潜规则是躲避城管，

无照经营的潜规则是远离工商，

歌城舞厅的潜规则是裸体表演，

洗浴中心的潜规则是卖淫嫖娼。

出事以后

没出事的时候，收人钱财，替人消灾，都说此官讲义气、重感情；出事后，转而都说他贪婪成性，腐败透顶。

没出事的时候，大大咧咧，称兄道弟，都说此官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出事后，转而都说他庸俗不堪，官不象官。

没出事的时候，说一不二，老大自居，都说此官工作有魄力，敢作敢为；出事后，转而都说他独断专行，胆大妄为。

没出事的时候，逢年过节，访贫问苦，都说此官心系百姓，是个好公仆；出事后，转而都说他沽名钓誉，擅长作秀。

没出事的时候，附庸风雅，勉强涂鸦，都说此官是书法大师，当作墨宝；出事后，转而都说不堪入目，一铲而快。

没出事的时候，口若悬河，天花乱坠，都说此官能说会道，水平很高；出事后，转而都说他吹牛皮，说大话，一无是处。

没出事的时候，，开玩笑，讲“黄段”，都说此官不失风趣、幽默；出事后，转而都说他低级趣味，品味不高，老大粗一个。

规则联想

规则就象道路上的红绿灯，即使无人监管，也有人自觉遵守规则；规则哪怕象红绿灯那样自行变换，有相对于没有来说，也是一种进步。

有规则是重要的，但规则的执行更重要。如果只有规则，没有监督落实的手段，一些人就会无视规则的存在。长此以往，那些遵守规则的人也会加入到违反规则的行列，规则就会形同虚设。

思想教育是起作用的，但作用是很有限的，特别是对那些执意要闯红灯的人来说，教育就显得太天真、苍白和软弱了。

规则的执行必须以有效方式，对不遵守规则的人进行惩罚。人们畏惧的不是规则，而是按规则进行的惩罚。

无论是规则，还是执行规则，最关键的是要公平、公正。如果规则本身有失公平，如果执行规则者有失公正，就会发生集体违规行为。即使违规，也法不责众。

一句话的感想：

表态是一句话，誓词是一句话，买不买单是一句话，罚不罚款是一句话，让你上是一句话，让你下也是一句话；说你有用是一句话，说你无用也是一句话。很多事情该办不能办，是因为谁谁说了一句话；不能办而办了，也是因为谁谁说了一句话。

一句话现象在家庭里是这样，在社会中是这样，在官场上更是这样，有权力的人，说话不用多，一句话就成。关键时刻，一句话很管用。有时候是关键的话起作用，有时候是关键的人说话管用。

在中国，许多事情都是一句话定下来的，集中在一句话，凝聚在一句话，传递在一句话；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大家等的就是一句话，；翻来覆去绕着说，归根到底不说不讲不触及的，也是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最著名的一个人说过一句最著名的话，就是“一句顶一万句”，那时候的许多政策，使一些人起来，使一些人下去，都是一句话。

所以有权力、有城府的人，都是通常不说，让下边的人去说，关键时刻只说一句话，是也是，不是也是，一句话真管用，天翻地转，金石为开。

25.6另类官场小词典

成熟：即远离坦率，能熟练应用官场游戏规则，凭借深藏不露的满肚心机实现个人目的。

进步：指向金钱、美色、权势靠近了一步。

精明：即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会贪不被捉，会吹不露馅。

潇洒：指开着公车，住宾馆、洗桑拿、泡小姐等。

良心：升官发财后不忘老领导。

团结：指领导班子集体贪污。

除了

官场篇

除了官职小点

肚子、架子还有房子都挺大的

除了酒量惊人

胆略、能力还有心胸都挺小的

除了溜须拍马

文的、武的都差强人意

工作篇

除了工作最少，

工资奖金、评优当先、上级表扬，都是单位最高的；

除了脸蛋领导喜欢，

擦油抹粉、行为作风、妖里妖气，都是周围职工骂的；

除了业务不精通，

喝茶、读报、打扑克、玩电脑，休闲娱乐样样高明。

官场之最

最难找的地方──有关部门；最难捉摸的官话──研究研究；

最神秘的机构──组织上；最大的官──一把手；

最难管的东西──一张嘴；最谦虚的时候──在上级面前；

最冠冕堂皇的语言──工作需要；最易接受的行贿──您讲得真好！

最关心的信息──自己这次能否升迁；最傻的高兴──你的问题组织上也考虑了；最无奈的选择──因为年龄！

组织就是......

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时对你说：你要正确对待！

在你合法权益受侵时对你说：你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对你说：你要相信组织！

六个不一样

大凡贪官，都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干部，是领导，是改革家，是创业者，有很多知识、很多经验、很多荣誉；另一方面他们又贪财、贪色、贪权、贪名、贪职、贪玩。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六个不一样：

台上一个样，台下一个样。圈内一个样，圈外一个样。家里一个样，家外一个样。

对上一个样，对下一个样。本地一个样，外地一个样。

贪官因为自己是“两面人”，所以觉得周围的人都是“两面人”。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贪官都具有“两面性”，贪官的这种“两面性”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总能八面玲珑？

四个不能忘记

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不能忘记；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不能忘记；提拔你的人和你提拔的人不能忘记；整过你的人和你整过的人不能忘记。

做人的难处：

有钱吧，说你准变坏；没钱吧，说你真失败；

有成就吧，说你会投机；没成就吧，说你没出息；

有情人吧，说你真坏；没有情人吧，说你变态！

钓鱼与钓人

做官就象钓鱼一样，越沉不住气、静不了心的人，越钓不到鱼，越做不好官。有的人在官场可以上呼风唤雨，有的人在商场上可以呼金换银，可鱼儿不是机灵的秘书或者下级，不是马仔，不会跟着人们的感受咬钩，往往你越横越牛，鱼儿越不上你的钩。与其说是人钓鱼，不如说是鱼钓人。

如今把钓鱼都变成了钓人了：想升官的要去钓管官的官；想发财的要去钓管钱的官；想贪色的要去钓诱人的妞；想贪杯的要去钓有吃的主。生活中的人们常常被一条无形的钓线拉着，越挣扎钓得越深越紧；有的人奋力一搏，虽然从线上挣脱了，但从此把鱼钩吞进肚中，有苦难言，下场同样悲惨。

钓鱼的关键在于鱼饵，钓人的关键也在于钓饵：人难免财和色的诱惑，而拥有了权力就不愁没有财和色，而且这种权力是一旦拥有了就永不满足，所以钓人的关键是用权力。

中年烦恼：

职务不高，工资不高，血压血脂血糖高；政治不突出，业务不突出，腰椎盘突出；

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前列腺发炎；炒菜糊，烧饭糊，麻将不胡。

四清四不清：

开啥会不清楚，开会坐哪清楚；谁送礼不清楚，谁没送清楚；谁干得好不好不清楚，该提拔谁清楚；和谁睡不清楚，睡觉干什么清楚。

警惕中年官员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们常常说要警惕59现象、警惕49现象，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中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人越老越失去精神自立的自信心和能力，越老越容易卑微，越容易成为比年轻人更可耻的献媚者。谁说老了就无所求呢？中年官员是一个危险的堕落的年龄，因为失去了事业冲动的锐气，一旦苟且偷生，就企图从另一条路走到让人尊敬的虚荣高位上去；因为中年官员最羡慕的是要受人尊敬，无才无德也想受人尊敬，没有成就也想受人尊敬，因此在年轻时没有用得上的拍马屁、贪心、淫欲、官瘾，都开始恶性膨胀起来，还有一种堕落的紧迫感，也在心中蠢蠢欲动，年龄不饶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所以中年是一个不顾廉耻的年龄。看一看那些日日酒池、夜夜笙歌的人，是中年官员；那些拥香偎玉包二奶的人，是中年官员；那些贪污受贿，买凶杀人的人，是中年官员。年轻人没有这个条件，老年人没有身体，中年官员集他们的优势于一身，干起坏事来当然如鱼得水。听说一些小姐暗娼都喜欢中年官员，因为中年官员在钱欲、性欲上格外贪婪。

因为事业上日薄西山，就更加嫉妒那些比自己年轻和有前途的人；因为老婆日渐衰老就要觊觎年轻的女人；因为知道名气的重要，就要不惜一切去买名、钻名；知道来日不多，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去享受；他追求快活、追求陶醉，所以就追求丑恶。中年官员剩下的可能是赤裸裸地丑恶生活。有多少年轻人去那些阴暗的场所洗桑拿？在歌厅里一展歌喉的大多是五音不全、上气不接下气的中年官员；酒店的包房住的也是那些开始发福了且有几张贵宾卡银行卡的中年官员；借考察之名出国旅游的多是一些春风得意的中年官员；把大街挤得水泄不通的小汽车里坐的还是中年官员。

在一个单位，追逐名利的、你争我斗的、大会小会上假话说得溜园的、当着老婆一套背着老婆一套的都是中年官员；一般来说，年轻人洒脱一些、超然一些，老年人安静一些、慈善一些，惟独中年官员有些疯狂、有些恶噪、有些阴险、有些狠毒、有些狭隘、有些变态、有些说不清原因的异味。因此中年官员是值得警惕的人群。

把贪官胃口“喂”大的几种人

现如今贪官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是什么人把他们的胃口喂大了？

一是忍气吞声者：这些人该拒绝的不拒绝，该抵制的不抵制，总以为“破财”就可以“免灾”，岂不知正中贪官们的下怀。

二是投机取巧者：市场法则，本来是一种公平法则，但有那么一些人总想找条近路，于是挖空心思，寻找突破口，投贪官之所好。

三是官欲膨胀者：想做官的人越来越多，凭本事又不行，于是想到了一个“买”字，谁手中有“官帽”，他们就去喂谁。

四是官僚主义者：不管别人怎么举报，怎么反映，就是不管；照样提拔。

五是为虎作伥者：每个贪官的周围都有一些马屁精，他们为贪官摇旗呐喊。

官僚与数字

对上级，一吹二拍三溜四捧；对下级，一斥二唬三吓四吼；

对同级，一哄二瞒三扯四拉；

对群众，一坑二蒙三诈四骗；对名利，一沽二钓三占四抢；

对权力，一争二夺三揽四霸；

对工作，一等二靠三观四推；对问题，一推二拖三躲四踢；

对时光，一混二磨三熬四泡；

对公款，一吃二喝三挥四霍；对汇报，一编二造三拼四抄；

对报告，一诌二聊三侃四夸。

一提到。。。。。。就想到。。。。。。

一提到某人提升，就想到背景、关系或送了多少；

一提到请某人吃饭，就想到拉关系、套近乎、跑官要官；

一提到某小贪犯法，就想到肯定有“大鱼漏网”；

一提到某高官“落马”，就想到是官场内部“内讧”出来的；

一提到某官深入基层为百姓办实事，就想到要么是新上任，要么是拟提拔；

一提到工作组到哪里去检查调研，就想到哪里是早就准备好了；

一提到重大责任事故，就想到某副职又要倒霉了。

25.7官场趣谈(七)

成功的捷径

皮球、大鼓、照相机、彩票、橡皮筋、蛇、藤、唢呐、红包、印把子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当今社会怎样才能成功？

皮球说：“要圆滑！”

大鼓说：“皮要厚，声音要响。”

蛇说：“还要善于钻空子。”

唢呐说：“拼命干不如死命吹。”

藤说：“找个好靠山，能省不少力气。”

照相机说：“必须敢拍、能拍、会拍。”

橡皮筋说：“一定要有灵活性，能伸能屈。”

彩票说：“最关键是要运气好。”

红包的话意味深长：“要舍得投资才行。”

印把子最后说：“大家都别说了，只要有权，何愁找不到成功的捷径。”

印把子话一出口，现场顿时鸦雀无声，不知是被大家默认了，还是大家无话可说了。

动物谈权术

老虎说：既要树立说一不二的权威，又要允许别人偶尔摸摸你的屁股。

黄鼠狼说：夜里可以想方设法肆无忌惮地偷鸡吃，白天则要轰轰烈烈地去给鸡拜年。

狗说：任何时候都要把上级当成看成主子，该摇尾巴的时候坚决地摇尾巴。

狼说：一个篱笆三道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加强横向联系，官场上要多结交象狈这样的铁哥们。

蛇说：凡事最要紧的是摆姿势。这些年来，我虽然本性不移，但在关键时刻我一蜕皮，人就不好说三道四了。

乌贼说：要我说，当领导最大的法宝就是遇到麻烦时要善于将水搅诨。

喜鹊说：咱的心得再简单不过——就是把报喜不报忧当成汇报的唯一准则。

八哥说：我的升官秘决更简单，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坚定不移地做领导的传声筒。

蜘蛛说：要善于联系，上上下下、方方面面，能拉到的都要拉到一起，织好关系网就万事大吉了。

官场心得

虎：都说“伴君如伴虎”，这自古以来官场上可不好混啊。弄不好，那就是掉脑袋的事。“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官场上的人拉帮结派，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你。当然还得担心“养虎遗患”，没准哪天整你的就是你亲手提拔的“亲信”呢。

象：俺忠厚老实的秉性就注定俺是当不了大官的。

要不怎么象棋里俺都不能过河呢？百兽中数俺能耐大，可官职地位却远不如狮虎他们，俺心里不服啊。

豹：俗话说“吃了熊心豹子胆”，我这胆子可是百兽中最大的。官场上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要不我怎么还比上司狮虎他们多两套小洋房呢？当然，胆子大是有绝活作为保障的，百兽中我跑得最快，见事不妙，走为上计。

狼：“狼子野心”没什么不对的，没有野心你在官场混个啥？自古以来，干大事、当大官的有几个没野心的？“狼行成双，一个好汉三个帮”，在这关系复杂的官场上有谁不拉帮结派呢？

狗：都说咱们“狗眼看人低”，那是对平民百姓。对领导我们狗族向来是温顺摇尾的。要不怎么能在官场里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呢！

马：牛哥，在官场咱们这些老实人只有“做牛做马”的份了。看不惯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要是敢较真啊，人家不拿你“活马当作死马医”才怪呢。

古词新语反腐败

苏轼：腐败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根除之日，当夕是何年。但愿官自律，夫妻共婵娟。

李煜：春花秋月流泪了，腐败知多少。昨夜反腐吹劲风，故已不堪回首牢狱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主人改。问君悔泪几多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捕未判时分，最难将息。三番五次串供，怎敌它反腐风急。这次第，怎一个“仇”字了得。

曹雪芹：满纸忏悔言，一把辛酸泪，都慕贪官好，谁知其中味。

辛弃疾：少年不识“贪”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尝“贪”味强出头。而今识尽“贪”滋味，欲“缩”还休，欲“缩”还休，却恨覆水已难收。

辛弃疾：稻花乡里话腐败，听取骂声一片。

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蛀虫咬，夜来反腐声，官落知多少。

崔颢：罪人乘鹤归阴去，此地空余妻泪流。贪官一去不回返，警钟长鸣千悠悠。

贾岛：灯下问秘书，言长赴宴去，只在歌厅中，包厢不知处。

李清照：常记舞厅日暮，沉醉不思归路，兴尽不回家，坠入烟花深处。争渡，争渡，惊闻公安查铺。

陆游：根除腐败风清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开会说话：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

出去考察：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所往），

思想作风：窗含西岭千秋雪（顽固不化），

工作作风：门泊东吴万里船（漂在上面）。

机关词话

清平乐。副职

乌纱虽小，总比没有好。一团和气不计较，喝茶抽烟看报。正职大权独揽，下属各管一摊。最喜副职省心，无事乐得清闲。

如梦令。秘书

昨夜赶写讲话，熬得眼皮打架，别看职位低，却还得胸怀天下。写怕，写怕，盼望早日提拔。

扑算子。会计

领导花钱多，财务很重要。已是帐上没有钱，犹有大把票。穷也不害怕，只管拿来报。待到离任审计时，博大家一笑。

忆江南。司机

开车好，但需口风严，领导言行不闻睹，好处有他也有咱，稳把方向盘。

丑奴儿。科员

少年不知提拔难，初来机关。初来机关，以为进步若等闲。而今方知提拔难，令人汗颜。令人汗颜，无职无权羞站人前。

生查子。二钱

去年过节时，家里客如云。烟酒积如山，红包个个沉。今年过节时，家里不见人。昔日座上客，皆赴新贵门。

中国机关术语十条

机关人说话总是那么含蓄、那么艺术、那么优雅。比如,想当官并不会直白为“想当官”，而是“要求进步”。只是，人在机关，并不是谁都能“进步”的。以下是“民间”——准确地说，应该是机关中的“民间”——流传的、用来概述某些机关人何以“进步”的十款专用术语,也就是中国官员仕途升迁的十条路径。

背景：背景又名有后台、根子硬。没背景的慢慢往上爬，有背景的嗖嗖向前窜。某县县委常委在大部分县领导子女的“进步”问题都已“解决”的大好形势下，正严肃认真地研究人事调整之际，突有张老三等几位县级老同志从被遗忘的角落里冲出。常委会的桌子被拍得山响之后，便一名“老县级”解决一个“正科”！于是，张小三们便一觉醒来就从下岗工人变成了堂堂局长；张小三的背景是天生的，背景还可以创造──李小四既高又帅，本是一名小学教师，可自从与某某市委副书记之“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女儿一见钟情后，短短七年内就从乡政府办事员、民政局副局长、副县长、市长助理一路飙升至市府最年轻的副市长。

门路：门路又名有人、有路子。门路就是某种渠道，某种能够通达上一决策层的渠道。有背景的人毕竟是少数，即使另有也愿意舍身“创造”者，副书记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女儿。所以，一些有门路的人也还是很有“进步”之希望的。与背景之血缘纽带关系的单纯性相比，门路要复杂得多，比如，你自己或你的亲朋好友曾有幸与把握你“进步”之生杀予夺大权的人一起，扛过枪、下过乡、同过窗、嫖过娼┅┅，每一种“一起”都可以是你“进步”的门路；又若，你表叔的二大爷的最小的兄弟媳妇是你顶头上司的歪头上司的小姨子的干妹妹，这一“拐弯抹角亲”也是你响当当、硬梆梆的门路。

听话：听话又名跟的紧、顺青蛋。听话是听上司的话，而不是听同事的话，更不是听百姓的话。这里的上司专指顶头上司、本单位的领导，其更上一级领导的话不是不想听而是还够不着听。听话的第一层含义是，凡是上司的交办一律从快从美办好，凡是上司不让办的一律坚决不办；其第二层次的意思是，善于领悟上司的意图，上司之许多关键的话并不是通过嘴来说的，这一层次的“听”更需功力；听话之“听”的最关键处并不在耳朵而在于手脚，真功夫见之于如何将上司的意图如何落到实处；听话另外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善于替上司挠痒、溜须，这也很不容易。芝麻糊曾观察过机关人为领导茶杯添水一事，善添者从添水的时机、姿势、脚步、表情等诸方面都会与众不同，观后感慨万千。听话的人最得上司欢心，但常常需要昧着良心、不要脸面。

烧香：烧香本为敬神、敬菩萨，机关人的烧香是指敬上司。烧香往往要善于把握火候、把握时机。逢年过节，表点心意，培养感情，非常必要。若遇领导小恙，亦或领导夫人小恙、孩子上学，亦或领导的爸爸妈妈哥姐弟妹，领导夫人的爸爸妈妈哥姐弟妹的大恙小恙、大喜小喜，都是机关人烧香的绝妙之机、都是机关人的天大之喜。“烧香心要诚”，是个水磨功夫，最忌露出急于得到回报的猴急样。烧香是上司对你平时工作的考核，“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是很危险的。

烧香通常与听话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相益方得彰，如只会其中一招往往并不灵。

摆平：不要以为摆平只是世俗社会或黑社会用语，现在的机关人也很会用它。不仅领导经常用，善于“进步”的人也经常用。“进步”的机关人通常在这样三类情况下需要它，一是有居心不良者（常常是同事）将自己的丁点小毛病反映到了上级机关或相关部门；二是自己虽被有关领导相中，但领导层中却另有他人持不同意见；三是自身的某些硬件存在缺憾，比如学历、年龄等。此时就是“摆平”大显伸手的时候了。某王二麻子先生，系机关二级机构负责人、“后备干部”，正要“进步”到单位副职之际，“一把手”换人。此时人代会迫在眉睫，新到任的“一把手”又远在南方某地开会，且并不买前任留下的“账”。“一把手”若不提名可是前功尽弃，怎么办？揣一把现金，先到新“一把手”的祖籍地，再打飞机“的”到南方，五天内一切摆得平平坦坦。

群众基础：群众基础通常是指“民意”，不过，此“民”只是机关内部的“民”，即机关里的一般工作人员。官员升迁尊重民意是个正确无比的命题，但这一命题往往会被机关人解作──做一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做假事、说假话，无是非对错、无原则。一些渴望“进步”的人为羸得“群众基础”见风使舵，对谁都笑脸相迎，从不得罪人。

资历：资历的含义不用多说。可以说的只有一点──机关人凭“资历”获取“进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机遇：机遇能对“进步”发挥作用，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某种人事政策来的恰是时候。比如，“班子”中必须配一名35岁以下的年轻人，选来选去，就选到了还不讨厌的某人头上；另一种情况是出现在鹬蚌相争之时。比如，两副书记各有甲乙之“心爱”，互不相让，从大局出发的书记之大手便拍在了毫无“准备”的丙的头上。

活动：近年来，机关中为“进步”而“活动”的人颇多，我们能经常从媒体上读到这样的故事。所谓活动也就是跑官——“活动”不过乃机关人自己对跑官之高雅的说法而已。“活动”对“进步”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可以说，即使你具备了前述各色条件，最终都还是要通过“活动”来落到实处的。有个地厅级马德案，之所以能上连省部级下牵县处级，牵连官员以百计，就是因为这些官们在“进步”时动用了“活动”这一高招。“活动”不是“空嘴讲白话”，是要票子的，官员的工资就那么多，票子哪里来？为了“进步”大业，只好贪贪污、受受贿，要不就直接动用公款呗。

“活动”与“烧香”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出现于关键时刻，后者则是平时之投资积累。

德能勤绩：无论你有多大的能耐、即使你有通天的神通，只要你“进步”，最终都必然要落脚到“德能勤绩”上。一是座谈，大家都要对你的德能勤绩谈点“看法”；二是组织考核，“组织”要就你的德能勤绩下评语。无论你德能勤绩的真实面目如何，只要你实现了“进步”之目标，你这人肯定都是德能兼备、勤绩俱佳的稀缺人才，并且，你的人事档案又会增添光辉、光荣的一笔！就象，同样一本档案，“五毒”书记、“四盲”院长们的德能勤绩，芝麻糊之流肯定就望尘莫及。

以上十个词汇，当下的中国机关人耳熟能详，可谓术语、流行语。

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严正指出：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我们只要用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能频频“进步”，就在于他们在实践中能娴熟地运用上述十大“术语”也。

“摆平”、“搞定”及其他

几个小学生在公交车上叽叽喳喳，有个小姑娘是个“两道杠”，一副大姐大的派头，说：“这件事你们不要再说了，我去打个招呼，就能摆平他。”

听小姑娘说“打招呼”和“摆平”，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在暖和的春天，竟止不住要战栗，不愉快的情绪持续了很多天。虽然这种流里流气的话语流行多年，人们习以为常，甚至进入社会话语系统，但无论如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一个有点文明向往的人，应当对这些话语有本能的抵触。这个“摆平”和常用的“搞定”乃至近年的“封口”，本非市井良民语言，而是地道的流氓土匪语，记得文革时期好像还没有这些话语的，不知何时起，连孩子们也会说这样的话了。

文革结束后，语言学者教授终于敢说话了。有次周定一先生做学术讲座，提出要清理文革中的“流氓土匪语”。他具体提到不少话语，说全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发明并流行的，经他一剖析，大家都感到问题很严重。因为那些词语，当时还在报刊上使用，话语深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的成为政治语言，有的已经找不到替代的词，怎么办？比如，什么叫“过得硬”？根本不通的话，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竟然一下子用了40多年，至今不衰。

回到现实。如今让人恐惧的当然不再是“帮八股”，而是“匪八股”、“黑八股”。今天的社会有了讲文明讲法治的大环境，但是由于缺乏对政治文明的追求，没有倡导文明语言的需要，也由于政治基本素质的低下，大量的“黑恶”词语不但渗入社会语言系统，甚至进入了行政语言。“摆平”、“搞定”、“封口”这样的语词一般出现在什么语境下？它是不是依法行政的词语？只要稍作比较，就不难想到，这是带有邪恶、令文明人反感的话语，通常出现在流氓犯罪团伙中，谁能想到一个领导干部嘴里也会“摆平”、“搞定”、“封口”呢？“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如果政治用语、行政用语也是这样不明不白、流里流气的，社会能文明、和谐吗？

“黑恶”词语的流行有特殊的社会背景。既然办事不经过正常途径及合法程序，可以通过非正常途径甚至非法手段而实现，那么，配上些帮会洪门的切口不也很正常吗？

官场流行的另一些词语我至今不太理解，就是所谓的“碰头、吹风、打招呼”。曾询问一位官员，什么是“吹风会”？回答是“就是透露点信息，在正式文件没下达之前，让下面不要瞎来”。此中玄机，我不懂。再问：“打招呼”是否合乎规则？有没有法律效应？官员答非所问，曰：“一把手说了算。”这个“一把手”的称呼又让我走神，好像是文革中兴起的词语，也留下来了，与之平行的，是可以公开地称厅长、局长、区长、校长、主任等为“老板”、“头子”。

如今的社会流行语中，使我感到难以接受的，就是这样一些词，我也无法从母语工具书中找到它们的准确定义。“摆平”、“搞定”、“吹风”、“打招呼”、“封口”、“碰头”……如果每天把这些词语说上几遍，你就有可能找到某种特殊感觉，觉得阳光太刺眼；如果某个场合你的耳朵不断地灌进这样的话，你也许会以为置身青洪帮、袍哥会的兄弟聚会中。秘密社会没有明文章程，但组织严密，以几句切口接关系，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开始重大行动，不用发文开会，靠“碰头、吹风、打招呼”，就能“摆平”、“搞定”、“封口”。予生也晚，即使早生几十年，因为胸无猛志，未必敢入帮入会，不图今日于清平世界每天能听到“天王盖地虎”式的吆喝。

作为一种文化痕迹，秘密社会话语系统有研究价值；但是它的不胫而走，成为官场用语，则可能昭示社会政治文明水平的低下。这种现状确实映射着时下官风。那些劣迹斑斑的人物，通过“摸爬滚打”混入仕途，在一片丑闻中继续升官，因而他不会、也不屑了解文明政治知识，他会觉得，他的发迹，正是“摆平”、“搞定”，他有权，就能让公民“封口”的。

缺少文明的话语体系，没有对文明政治的追求，会让有文明向往的人感到羞耻；流氓语言盛行，形成政治上的猥琐自卑，社会文化的进步也会因之变得有限。

25.8官场趣谈(八)

贪官的十颗“心”

贪心。贪官的贪心很大，大到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大到不可思议。我们都替他发愁，你贪污那么多，花得了吗？但是贪官从来不这么算帐，即使他贪污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也不会“适可而止”的，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贪官的本性所致。

良心。一个“人民公仆”一旦成为贪官，就常常意味着他的良心已经没有了。“良心”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陌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指望一个贪官有多少“良心”。贪官即使曾经有过良心，在他成为贪官的那一刻起，良心就迷失了方向，是很难找回来的。

良苦用心。虽然绝大多数贪官都没有良心，但他们在许多事情上却显出他的“良苦用心”。比如一边贪污，一边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领导干部，“良苦用心”地为自己的升官、保官做工作；又比如，一边暗中贪污，一边装成廉洁的样子，用以欺骗人民群众。

野心。大凡贪官，除了在金钱方面暴露其贪心之外，许多还有权力野心；于是热中于跑官、要官。贪官贪权也通常是为了获得贪更多钱财的机会。对贪官来说，权力就是金钱，你说他能没有野心吗？

黑心。贪官的心是黑的，你只要看看他做的事情就能判断。一些贪官除了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贪特贪外，对敢于抵制和揭露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和群众下黑手，进行打击报复。

亏心。有的“初出茅庐”的贪官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开始还心惊胆战，但是久而久之，就麻木了。

担心。担惊受怕恐怕是每个贪官的“必修课”。整天提心吊胆，甚至患得患失，靠安眠药过活。

无所用心。贪官对贪污、受贿、拉拢腐蚀干部等挺上心，但对自己无“利”的事情却不放在心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私心。贪官的私心都很重，公心都很淡。他们把“公心”挂在嘴上，把私心藏在阴暗的地方。

悔心。贪官一旦成为“阶下囚”，就表现出他的“悔心”了。他们通常会上演一幕幕“无辜”、“痛哭”、“悔改”等场面。

贪官的十种抱怨

一、对上要经常性的点头哈腰，卑躬屈膝，低声下气，拼命奉承。就这样还说不定哪一天遭殃。你说，我容易吗？

二、对下要漠不关心，横眉冷对；还得时刻防止有人告状、上访、尤其要防止有些人为生活所迫而产生过激的行动。你说我容易吗？

三、对送礼多的，帮助自己办理地下事物的人，必须时刻听从人家的召唤，为什么？怕他举报。你说我容易吗？

四、天天有人没事找事，不是唱歌就是跳舞打麻将，要不然就是洗头洗脚洗桑拿，一搞就是大半夜，白天还要疏通关系搞协调，睡眠严重不足。你说我容易吗？

五、经常有人叫喝酒，恨不得一天安排八顿饭，胃涨得受不了，身体严重伤害。你说我容易吗？

六、就怕贼偷，报案吧，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不报案吧，辛辛苦苦弄点东西竟然要白白孝敬别人，家人埋怨心里烦。你说我容易吗？

七、还怕上级检查工作，平时哪里有时间管那么具体，一有关心不到的地方，领导就批评，群众就埋怨，媒体就暴光，好象这锅汤纯粹是我弄坏的。你说我容易吗？

八、更怕的是发生灾难性的事故，不管吧，各方面的压力很大；管吧，已经授人以柄，只好睁着眼睛说瞎话，让人戳脊梁骨。你说我容易吗？

九、神经系统长时间承受压迫性煎熬，患上了警笛综合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听到，就心发慌，血压增高。你说我容易吗？

十、一旦东窗事发，就得东躲西藏，弄不好还会落个死无葬身之地。你说我容易吗？

贪官惧怕之人排行榜

如今什么都讲排行榜。企业实力大小有排行；富豪们谁最有钱有排行；足球踢得好不好有排行；歌星人气有排行；连小学生考试成绩都有排行。所以我把贪官惧怕之人也排行如下：

小偷：惧怕指数10

贪官为何最惧怕小偷？其原因有二：一是小偷们眼睛特别尖，他们总能在夜晚摸进贪官的家，并轻而易举地找到贪官藏钱的地方，并席卷一空；二是小偷胆子特别大，就是被贪官发现了，贪官既不敢搏斗，又不敢喊人，更不敢报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偷把钱拿走。因此，贪官们对小偷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副职：惧怕指数9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一般来讲，副职得无条件服从正职，惟恐正职翻脸将其拿下。不过在官场，正职也并非都不惧怕副职，尤其当正职是个贪官的时候，正职自然是怕副职抓住其“贪”的把柄，然后将其置于死地。

二奶：：惧怕指数8

二奶本是贪官屋藏娇包养起来的，应该是二奶惧怕贪官才对。可现实生活中却是贪官惧怕二奶。因为敢于给贪官当二奶的“小女子”，都是能豁出去的主儿，贪官若是有对不住二奶之处，二奶只要现身一闹，贪官就会权落家破、人财两空。

小车司机：惧怕指数7

小车司机整天拉着贪官跑东跑西，贪官的礼物都送给谁了？甚至贪官吃了谁、卡了谁、睡了谁，贪官就是瞒得了谁也瞒不了小车司机。你想，贪官有那么多的“尾巴”被小车司机手中掌握，他能不怕吗？

行贿者：惧怕指数6

有句俗话叫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别看贪官大多位高权重、八面生风，可一旦收了行贿者的钱，那就等于被别人收买了。正如一个行贿者说的：市长在我眼里算个啥？也就是一条狗，一个电话就能把他叫来。

三陪小姐：惧怕指数5

贪官们大多好色，因此总免不了要和三陪小姐进行一些亲密接触。而如今的三陪小姐没有几个是省油的灯，贪官们如被发现了身份，那以后的日子便是皇皇不可终日。

记者：惧怕指数4

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新闻媒体又有着舆论监督的职能，而贪官所干的又是最怕暴光的事情，所以贪官对记者总是心存惧怕的。

妻子：惧怕指数3

据资料显示，许多贪官在家里都是惧怕老婆的。因为老婆最知道他的底细。比如他的官是怎么买的；他的钱是怎么捞的。。。。。。总之是知夫莫如妻，如果他的老婆来个大义灭亲，出面举报岂不是易如反掌？他怎么能不怕呢？

群众：惧怕指数2

群众是什么？群众就是老百姓，现在的贪官还有惧怕群众的？敢于举报贪官的群众还是令贪官惧怕的。很多纪检监察部门在查处贪官时都要带上一句“根据群众举报”，可见还是有的。

纪检监察部门：惧怕指数1

这几年关于贪官落马的报道，仔细看却发现不经其他案件牵扯或者群众举报，而由纪检监察部门主动查处的贪官所占比例不大，因此才把纪检监察部门放在了排行榜的最后。

贪官的八大智慧

贪官们都是智慧的，不过他们的智慧没有用在“执政为民”上，他们表现智慧的方式有所不同。

“智慧”之一，梦想做“不倒翁”，但是他们又知道常在悬崖边走，不可能永远都不出现小的闪失、小的危机、小的漏洞。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弥补、遏制，那么小的闪失、小的危机、小的漏洞也会演变成令贪官致命的大闪失。怎么办？那就是平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贪来的赃款拉拢、腐蚀手下人，使其在“关键时刻”能够为自己当“替罪羊”，那样，自己就能够做“不倒翁”。

“智慧”之二，梦想搞“家”天下，为达到这个目的，贪官们会着力培植腐败亲信，刻意打造腐败的“良好氛围”，夯实腐败的“群众基础”。贪官周围的众人的嘴被“糖衣炮弹”堵住了，贪官便于放开手脚“大干一番”。有了一批这样的“子贪官”，大贪官拿公家的东西还不是像拿自己家的一样吗？

“智慧”之三，梦想获得好口碑，这样的贪官在太阳底下到处充当“活雷锋”、“春蚕”、“蜡烛”，大搞“春蚕到死丝方尽”那一套，表现自己的“爱心”，给世人看。夜黑风高之时却当起了“硕鼠”，又偷“公”，又受贿，忙得不亦乐乎！

“智慧”之四，梦想演戏没有破绽，他们表面比较“内敛”，能够在公众面前迅速转换角色，冒充廉洁干部。如果你不仔细观察、思考，你还真容易把这种贪官当作“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呢！

“智慧”之五，梦想舍财能免灾，这部分贪官家中失窃，贪来的大量钱财不翼而飞，却不愿报案。不是贪官不心疼贪来的金银珠宝，而是贪官怕报案容易落下破绽。因为那些钱财就像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不定时炸弹，拔出罗卜带出泥。

“智慧”之六，梦想“小心无大祸”，这部分贪官宁可忍痛割爱，不接“烫手山芋”。凡是不熟悉的人送来的钱财，他们宁可“两袖清风”，也绝不冒风险。他们只接通过熟人送来的“保险”钱财。

“智慧”之七，梦想舍出兔子套回狼来，其方法是一手索取，一手“奉献”，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贪官们总会想方设法把贪来的“果实”“奉献”给他的上司、上级，拉住上司上级一起贪，就等于为自己撑起了一个巨大的安全保护伞。

“智慧”之八，梦想未雨绸缪不翻船，这一类的贪官绝对不把公家的钱、财、物直接往自己怀里揽，他要给外界一个“不弄钱”的好名声、好印象，给所有人一个错觉，认为他比较廉洁。实际上，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把公家的钱、财、物弄到似乎与他“没有关系”的亲信手里，再由亲信的亲信捣腾到亲信的手里。这样三捣腾两捣腾，人不知，鬼不觉，就把国家的粮食捣腾到了贪官的仓库里。

贪官们是“智慧”的，因为他们知道反腐败力量的强大，知道党纪国法的厉害，知道自己是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贪官之失

脑袋失重：昏昏沉沉，不知自己是谁。

眼睛失明：对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

鼻子失味：不知香臭，不知好坏。

嘴巴失言：一套套假大空的废话。

耳朵失聪：听不见老百姓的呼声。

骨头失钙：在上司和大款面前，脖子不直，腰不硬。

双手失控：收受贿赂，决不手软。

心理失衡：既要与更大的贪官比，又时时担惊受怕。

脸上失态：笑不像笑，哭不像哭。

情感失常：缺乏正常的夫妻关系。

双腿失足：东窗事发时的最后感言。

25.9官场趣谈(九)

腐败官员十二“属相”

金钱物质面前属鼠

惟利是图，见好就钻。有些人自私自利、鼠目寸光。他们所恪守的信条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自己能捞到好处，什么都干，什么手段都用，还可以买官卖官。

赌场上属牛

嗜赌如命，不知疲惫。有些干部工作时无精打采，萎靡不振；但一到麻将扑克桌上就精神十足，不知疲劳。

下级群众面前属虎

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对下级颐指气使，狂妄自大；总要别人无条件地、绝对地服从自己，否则就对他们“毫不客气”。

决策失误面前属兔

有些官员看上去敢于拍胸脯，当众表态，旗帜鲜明；但遇到形势稍有变化或者上级稍有暗示，便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撒腿就跑，溜之大吉。有时候，在他的授意和支持鼓舞下，下级干了某些事情，当这件事情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他便推脱责，任溜之大吉。

成绩荣誉面前属龙

有些干部为了获得所谓的权威，搞结党营私，靠狂妄自夸，靠权势地位，见到功劳就捞，见到荣誉就抢；昂首挺胸，抢功争赏。

麻烦难事面前属蛇

有些官员表现稳重，处世圆滑对歪风邪气和腐败现象，不敢坚持原则，这些人恪守“多栽花少栽刺”的处世信条，尊奉的是“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热衷于当“老好人”，坚持的是“关系学”。工作中遇到尖锐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时，不是积极主动的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退避三舍，见洞就钻，遇事就躲。

升官仕途面前属马

知门识途，跑官要官。一是主动与领导接近，有事无事往领导家里跑，取得领导好感；二是直接找领导要求提拔；三是曲线跑官要官，打听关系，打通关节；四是投机钻营建立关系网。

情人小蜜面前属羊

饱暖思淫欲。贪官们往往一边捞取钱财，一边寻花问柳，养情妇，包二奶。在情人和二奶面前恭恭敬敬、规规矩矩、服服帖帖。

遇到举报时属猴

有的因官在获知自己因为贪污、受贿等问题被人举报时，他们就象猴子一样上串下跳，疏通关系，想办法摆平，达到消灾避难、平安无事的目的。

工作事业面前属鸡

一些干部在工作中，不愿脚踏实地干活，做了一点事情，就觉得了不起，在群众面前自吹自擂，到上级面前言过其实的吹嘘，邀功请赏。

上级面前属狗

有些官员在上级面前，尤其是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权贵面前点头哈腰、摇头摆尾、献媚邀宠。

公款吃喝面前属猪

大吃大喝，一批“酒精考验”的官员脱颖而出，一个个象美食家，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象蝗虫一样穿行于宾馆酒楼之间。

十二生肖官话

鼠：别看咱个头小，鼠头鼠脑，但是很会钻营。有洞就钻，无洞就打，现在还不是照样做一把手？为官之道，干得好不如钻得好。

牛：你看我老实巴交，吃的是草，出的是力，挤的是奶，虽然好名声捞了不少，但官位照样排在那些“鼠辈”后边。这事想想就窝囊，想想就来气，可谁让咱太老实呢？这年头，老实人做官是没有出路的。

虎：咱八面威风，号称百兽之王，可偏偏有人抓住这个特点，攻击咱工作粗鲁，有山大王作风；还说咱专搞小山头，说这话的没听说过“一山容不得二虎”吗？这做官的千万不能太张扬个性，否则就会被小人抓住把柄，到头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兔：我活泼可爱，小巧玲珑，可自从我担任领导的秘书以后，几乎天天遭到性骚扰，我真想到法院起诉他们，可又怕丢了工作，只好忍着。奉劝小女生们一句，千万不要给男领导当秘书，遭到性骚扰不说，别人还说“苍蝇不叮无缝蛋”，你说冤不冤？

龙：我腾云驾雾，盘桓九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世人只知道羡慕我的权势，却并不知道看似高位的我，却有着常人无法言说的苦处，谁让他们只会“叶公好龙”，一旦我现身，他们吓得老远。

蛇：咱原本也是一条草芥之蛇，却被人称为“小龙”，原因就是我事事紧跟“真龙天子”，它在龙宫逍遥自在，我在人间过得也快活。只是我跟在别人后边，做别人的影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

马：我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原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广袤的草原上。可是自从步入仕途，却整天被人骑来骑去。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句话在官场真是天大的真理。

羊：马还说它善，也不看看我。它老马被人骑来骑去，还有上好的“俸禄”喂着，可我却从生下来，就是挨人宰割。这做官可万万不能软弱，否则，别人有一万个理由欺负你。

猴：我聪明伶俐，能言善辩，却总被人批评“做人不老实”、“工作不踏实”，想当年，我的老祖宗孙悟空在取经的路上，就被上司“唐僧”欺负苦了，现在又轮到我了。其实，我就是嘴多一点，脑子转得快一点，可就有这么多人因此而嫉妒我。经历了这么多是是非非，我总算明白了，在这官场上，出头的橼子先烂。

鸡：我天天早起晚归，一心扑在工作上，可就是由于叫得太早，惹得某些人不高兴。于是，我又只管下蛋，可下的蛋又到别人那里去了。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做官叫得响或干得多都不行，既要会叫，又要会干，这才是真正的为官之道。

狗：我虽然一身制服，浑身威风，但起初充其量只是个看家护院的“保安”，现在我为什么混得这样好？因为我见了领导就撒娇，看见领导喜欢的人就不吭气，看见领导不喜欢的人就乱叫。处处揣摩领导的心思，就是我成功的一大秘诀。

猪：我吃了睡，睡了吃，闲事不管，正事不干，不巴结人，也不得罪人，虽然待遇不怎么样，可好歹也混得稳稳当当。别人的事情别人去干，自己的事情如果实在推不掉，就装模做样的哼哼两声。你看，现在我心宽体胖，越来越发福了吧。

腐败官员的末日心声

贪污受贿后，绝没想到会东窗事发，绝没想到跑到国外会被抓回来。。。。。。

包二奶后，绝没想到非要离婚不可，绝没想到二奶会纠缠不休。。。。。。

酒后驾车，绝没想到会撞死人，绝没想到逃逸后会被见证人举报。。。。。。

携带公款参加赌博，绝没想到会输得那么残，绝没想到会计会找上门来。。。。。。

收下“关照”钱后，绝没想到是两人同争一个官位，绝没想到落选者会不依不饶。。。。。。

代表们收下“意思”后，绝没想到有人说是贿选，“生米煮成熟饭”也会被否决。。。。。。

权力对决后，绝没想到我是落选者，绝没想到雇人收拾对手并不如愿以赏。。。。。。

关键时刻，绝没想到“铁哥们儿”也会出卖我，绝没想到“攻守同盟”会破裂。。。。。。

多年处心积虑，绝没想到世态炎凉，绝没想到众叛亲离、下场可悲。。。。。。

幼儿行为与官场各色人等

有甜头就抢。

尿裤子了，就象没事情一样。

能哭闹的孩子有奶吃。

见到好吃的——嘴里咬着，手上攥着，眼睛盯着。

光屁股耍大刀——逞能不害臊。

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斗大的字不识半升，也不会脸红。

乖孩子：大人的话总是对的。

闯祸了，害怕了，躲过一顿打，下次还闯祸。

不管是走是爬，跟着别人亦步亦趋。

受宠的孩子会撒娇。

摔了跟头，要么原地哭，要么回头跑。

有奶便是娘，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

25.10官场趣谈(十)

且看贪官的“五怕”与“五不怕”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也是相对的。凡是人都有所惧，有所不惧。贪官也是一样，他们有所怕，也有所不怕，具体说来，有“五怕”、“五不怕”：

一是“怕民主，不怕集中。”民主是腐败的剋星，民主就是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民主意味着群众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这正是贪官最害怕和极力反对的。贪官虽然在口头上也讲民主，但为的是装璜门面，并不准备实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人、财、物”大权独揽，“签字一支笔，决策一言堂，任免个人定。”他们千方百计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专制，美其名曰：“一把手工程”、“一把手负责制”。

二是“怕公开，不怕保密。”大凡贪官，都竭力反对资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企务公开、领导人的家庭财产公开。他们往往打着保护国家机密、保护商业机密、保护个人隐私的幌子，剥夺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他们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习惯于暗箱操作，许多重大事项不让老百姓知道，怕老百姓知道多了“闹事”。他们不但自己决定的事情不让群众知道，就是对中央的有关政策也各取所需，凡事对老百姓有利、对自己不利的，不贯彻，不传达，采取“愚民”政策。

三是“怕拔萝卜，不怕割韭菜。”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每逢抓到一批贪官，腐败分子就心惊胆颤，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最怕反腐败斗争“拔萝卜”，斩草除根，“拔出萝卜带出泥”，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殃及自身。他们希望反腐败斗争“图形式，走过场，光打雷，别下雨”。或者“像‘割韭菜’，割一茬，发一茬，愈演愈烈，腐而不臭。使腐败现象‘一岁一枯荣，花落花又生’。”

四是“怕中纪委，不怕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对腐败分子来说，中纪委和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怕中纪委，不怕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因为，中纪委反腐败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工作人员铁面无私，软硬不吃，没有通融的余地。所以，一些贪官最怕群众进京上访告状。

五是“怕杀头，不怕坐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腐败分子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官商勾结，误国害民，铤而走险，对“东窗事发”并不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不过他们大都机关算尽，心存侥幸。一旦落网，许多巨贪，便摇尾乞怜，一副十足落水狗的样子，乞求活命，千方百计获得一张“免死牌”。此刻，他们的想法是“怕杀头，不怕坐牢”，只要不死，干什么都行，情愿“把牢底坐穿”。

腐败分子除了以上“五怕”和“五不怕”，还有“怕阳光，不怕黑暗”；“怕‘杂音’，不怕鸦雀无声”；“怕实事求是，不怕弄虚作假”等等。要想抑制腐败，我们必须有的放矢，在贪官“怕”的问题上做文章，使其有所惧、不敢为。

贪官最怕什么

贪官最怕的是丢官和免职，所以惩治贪官用不着“严刑”。再严厉的惩治，如果面太小，也起不到威慑作用，反而让贪官们一个个都总结经验，手法更隐蔽。因为惩治的是少数，大多数能漏网，谁不想当大多数呀。这也使以后的惩治更难。而且越严厉惩处，就越要谨慎和需要较高的证据，这无疑是在增大惩治的难度。惩治难度的加大，对贪污腐败就是一种助长，所以社会上贪污腐败是愈演愈烈。

对于惩治贪官不一定非要用重刑，也不应以贪污的数额而论，大贪官也是由小贪官发展变大的。如果能及早被发现和惩处，他也就不会变大了，小贪官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变大。所以对于贪官，不管它贪污多少其性质都是一样的，只要查出，就应立刻让他丢官，再稍微严重点的就应开除公职，并没收一切赃款赃物。贪官一般都是煞费苦心、钻营巴结当上的官的，如果丢官、罢职，再一无所有，那对贪官来说就简直就是生不如死。这样处之既人道，难度也降低了，有利于大面积打击，才更有威慑力。除非极特出的一般都没必要追究刑事，更不要用死刑，这样也能与国际接轨，使引渡更顺利，让贪官们在国外也没有安身之地。

降低惩处贪官的难度，也能减少举报的难度。群众举报往往只能列举出皮毛，而在当今这种体制下，群众怎么可能知道详细呢。致使许多贪官因“查出”的贪污“不够严重”还照样当官，而举报人可就惨了。这样的结果使贪官们更加猖狂，人民可就寒心了，导致了社会上的麻木和荣辱观的丧失，也使社会风气日下，使人民对现实感到无奈与悲哀。

看贪官“作秀”的十二种伎俩

“作秀”是从港台娱乐界引进的新词。其本意是指各类“星”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故作姿态的种种自我表现。其实，作秀并不是“星”们的专利。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们，也时不时地表演一把，“作秀”一番。明明是视钱如命、贪得无厌，却要装成超凡脱俗、两袖清风；明明是好色之徒、男盗女娼，却要装成正人君子、道貌岸然；明明是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却要装成正直无私、清正廉明……揭示一下贪官的作秀伎俩，对我们认识“庐山真面目”、揭露腐败行为，不无裨益。

“信誓旦旦”型：江苏省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受贿案发生后，省纪委和组织部派人找他谈话，要求他如实说清问题，可邢把胸口拍得山响：我绝对没有收过人家送来的钱。他还在会上声称：“现在省里根据人民来信在调查揭发我经济问题，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我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他们最后一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曾以写血书的方法，表示“我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事”，可一年后，他就成了受贿30多万元的罪犯；福建省上杭县原女副县长罗凤群的“表演”更绝：“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而事后查明，罗凤群共受贿人民币20.3万元。按她当初在生活会上的上述发言，不知该“枪毙”多少次。

“大言不惭”型：有些贪官大言不惭，逢会必讲廉政建设，遇人常谈拒绝腐败，竭力塑造自己坚决反对贪污贿赂的形象。中央电视台1994年夏拍摄《东方之子――成克杰》时，成克杰面对镜头装出一副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样子，声泪俱下地说：“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呀!这些人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他们好苦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有偷懒，正在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然而，就是这位“一心为民、无私奉献”，誓死要书写让老百姓永不忘怀的贡献史的“好官”，五年后，竟稳稳地坐上了“中华第一贪”的交椅。为此，央视特又为其制作专题片――《成克杰的毁灭轨迹》，记录下他与情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鲸吞民脂民膏的贪污腐败史。前后对照，国人虽感滑稽可笑，但也不能不为他的精彩表演所“折服”。

“清贫穷酸”型：有的贪官衣着朴素，言语“老土”，把穷酸当保护色，以节俭作遮阳伞，大贪若廉。被称为“廉政局长”的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局长明九斤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明九斤有着众多“廉政铁事”：穿廉价的衣服，袜子上甚至还有窟窿；他明令禁止干部在外就餐，自己也尽量赶回单位吃饭；他对亲戚朋友“铁面无私”，弟弟、妹妹都下岗了，弟弟拉人力三轮车，妹妹帮人守摊。然而，明九斤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47万元；陕西省宝鸡市原公安局长范太民，经常脚穿解放胶鞋，身背绿色挎包，被人们称为“挎包局长”，他小心掩盖受贿行贿，蒙蔽他人，因窃贼多次光顾而露出嘴脸，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南川市原五交化公司经理金荣中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偷税，罪名可谓“品种齐全”，涉案金额总计164.4466万元。他用的手机，是最老最老的款式――“大哥大”，而即使在这样的手机的残破处，他还用胶布包了又包。此外，金荣中和妻儿常拣亲戚的旧衣服穿，他最“体面”的一件皮衣，竟是其姐夫不要后送给他的！

“小廉大贪“型：看不上眼的贿赂不收，动不了心的礼物上交，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廉则碍大贪，待价而高沽，择机而狂捞。广西柳州市邮政局办公室原主任王铁权，在任柳州市邮电局基建科长期间，在邮电局系统第一个采用招标、议标发包工程，深得领导和职工的称赞。在管理本局基建项目过程中，还主动向局里上缴回扣100多万元，但他暗底里却索贿30万元；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在本地以“清廉”著称。一次，澳星公司派人将100万元给他，他专门让厅纪委和保卫处将这百万贿赂退回给澳星公司。还有几次他让门卫把前来行贿者轰出大门，从此他得了个“廉政厅长”的好声誉。然而当检察机关搜查刘家住宅时，大家都惊呆了，这座豪宅里不仅停有一辆价值140万元的奔驰，而且财产总额已经超过了1300万元；原广东省揭阳市委常委、普宁市委书记丁伟斌在位四年，光是每年中秋、春节、“五一”、“十一”等八个节日，他上缴的红包就高达人民币58万多元、港币8万多元、美金2000多元，当然这只是他收受红包中的一小部分，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以假乱真，以真盖假。

“慷慨自诩”型：一些贪官热衷于开会作报告，上广播电视做访谈，在报刊杂志上登文章，把自己标榜成反腐倡廉的英雄。江苏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曾在市委民主生活会上津津有味地介绍自己如何抵制“逢年过节送钱”这一腐败现象的“经验”：“我对过节行贿的处理办法：一是躲，二是拒，三是退，四是交。”他也真上交组织9万元，成为名声在外的“廉洁干部”。可判决书上写着：邢党婴因先后收受贿赂35起计31.2万元被判无期徒刑。当然，他上交的那9万多元并不包括在内。就是这样一个贪官，竟敢在全市大会上多次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一个不贪钱、不贪权、不贪色的“三不贪”干部。

“涂脂抹粉”型：一些贪官为了伪装自己，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方法、力量，来为自己“歌功颂德”。广西钦州市交警支队原副队长兼市公安局机动车检测中心原主任黄祥欢，靠走私、贪污受贿获赃款1200万元，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竟花费百万余元买通媒体，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华改革英杰》、《中国当代改革者》和《中国改革者风采》上，还花大价钱在广西一家报纸上以《能人黄祥欢》为题进行大肆吹捧；河南灵宝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卫建设“歌颂术”的工夫做得更加到门，这样一个受贿16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达300万元的大贪官，却恬不知耻地让人以他为原型，编造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小品《稽查局长》，说是一个税务局长勤奋工作，身患重病，因清正廉洁而无钱治病，女儿为治他的病到处去拣易拉罐卖了70余元，结果还捐给了希望工程。

“荣誉贴金”型：有不少贪官，拥有各种荣誉，笼罩着耀眼的光环，使人真假莫辨。湖南涟源钢铁厂原厂长、总经理宋焕威是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还是湖南省八届人大代表，荣誉一大堆，但在其许多荣誉的后面，在辉煌的光环照耀下，做出了非法收受贿赂310万元的不是之举；河南省灵宝市原地税局副局长卫建设，受贿索贿160万元，另有300多万元财产来历不明，此人竟是连续十余年的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这些贪官们在“荣誉”这把“红伞”的遮掩下，狮子大开口，即“零存”又“整取”，即“批发”又“零售”，吃个脑满肠肥。这一招绝、险、狠，一般“小腐”玩不转，只有“巨腐”才玩得得心应手。

“附庸风雅”型：胡长清把自己“秀”成一个文化人，在办公室里自书一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悬挂起来装点门面；“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李太银，他不但发表了《碑魂》、《梦魇》等长篇反腐小说，而且发明了“10-1=0”的廉政公式，即“我们哪怕用十分之一的权力谋私，就会丧失全部的威信”，俨然一副清官模样；曾任深圳市宝安区区委书记的虞德海喜欢读书，很爱看《历代警世格言》。爱好填词绘画，在几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上，都有他画的荷花，暗示自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不喝酒、不抽烟、不好色，只有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的“爱好”。然而，正是这种“爱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准空子，用古玩、字画等打通行贿之门，与之成为所谓的“朋友”。

“循规蹈矩”型：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一位行事低调、做事谨慎、很讲“规矩”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教育下属或新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告诫他们不该要的财物一律不能碰。徐国健在公众场合的“大圈子”里，即使是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始终保持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正常关系。多年来，他身边组织系统的人在升迁上很少能得到他的格外“关照”。实际上徐国健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460万元和8000美元，接受礼金10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刘知炳，平时衣着朴实，不讲排场，没有架子，总摆出一副体恤下级的谦和态度，同上下级的关系也处理得不错，关于他违纪违法的举报不多。刘知炳工于心计，善于伪装。他滥用权力，但从不批条子，不留痕迹，不让第三者在场，设法做到“进退有路”。若不是震惊全国的柳州骗税牵涉到他的女儿，进而涉及到他，人们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腐败分子。

“勤政爱民”型：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丢帽掉头之前，贯以“清正廉明”自居。他在位期间每次回老家，都不带随从，坐的是普通型的桑塔纳轿车，总是摆出一副平易近人、清正廉洁的样子，既不抽烟又不喝酒。每次到乡下老岳父家，总喜欢到附近的村民家里去走走，他会到地上满是鸡屎的村民家里去喝茶，也会抱起满身泥土的孩子去亲脸……他这一番廉洁亲民的行动，感动得村民们连呼他是清官，他的亲属也莫不以有他这样的清官而自豪，可是朴实、厚道的百姓们又哪里知道胡长清的这副简朴、爱民、清正廉洁的样子都只是装出来给人看的，他们眼里的清官在担任江西省副省长期间，平均每月受贿33万元，平均每天收受的贿赂相当于江西省5个农民一年的收入！

“煽情鼓动”型：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能进行前腐后继，除了大唱廉政歌以外，围绕一个“廉”字，还有其独到之处，讲话非常有激情，从来没用过演讲稿，他的言语往往不是很长，但非常富有鼓动性。2000年底的全省交通工作会议上，石发亮在讲话过程中突然说：“我向省委、省政府保证，2001年全省交通总投资一定要达到150亿，如果达不到，我就把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交还给省委！”石发亮还用几乎是哽咽的语气对台下的近千名干部讲：“同志们，我的‘乌纱帽’就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要不要我把它交回去啊？”干部们在台下齐声喊道：“不让！”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这种近似在舞台上看到的表演很能迷惑人，与其唱的廉政歌遥相呼应，更加使一些人认为他不仅是廉政上的巨人，也是工作上的巨人。

“贼喊捉贼”型：自己屁股下有屎，却捏着鼻子蹙着眉头大喊臭，自己在巧取豪夺大饱私囊，却追查、甚至诬陷人家贪污腐败。自称穿防弹衣反腐轰动一时的原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明明是自己贪得无厌，却把自己装扮成反腐英雄。2004年8月他斗胆向人民网投稿，人民网发表了他的文章《防弹衣为何穿了6年》。文章发表后，引得舆论一片哗然。黄金高这位官场老手，不仅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同时还赚了个“清官”的美名，成了反腐斗士的典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防弹衣书记”，事后发现“万言书”竟由枪手代劳，后又被控涉嫌受贿500余万元，包养4个情妇，以被公诉而尴尬谢幕。

纵观贪官们种种作秀伎俩，其目的不外有四：一是为了防范小偷。现在不少小偷大盗都将目光瞄准了贪官，知道他们家藏万贯，而即便被盗也不敢伸张更不敢报案；二是为了掩盖贪迹。贪官们大多有先见之明，无论贪得多么巧妙，多么隐蔽，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为“安全”起见，他们便竭力掩盖贪迹，玩弄“遮眼法”，为自己大树特树光辉形象，以此来遮住世人尤其是司法机关的“慧眼”；三是为了过足贪瘾。当官一旦沾上“贪”宇，便会贪了这笔想那笔，贪了十万想百万，越贪越上瘾，越上瘾越贪。为确保长期贪下去，只得将“清官、好官、能官”的外衣披在身上，为自己“遮风挡雨”；四是为了边腐边升。不少贪官为能继续升迁，一方面以钱开道走上层路线，另一方积极装廉捞取政治资本，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

贪官作秀危害甚大。一是容易混淆视听，给组织部门选拔任用干部造成错觉。贪官们装模作样，或进行看似真诚的表白、或故作惊人之举，把话说绝、把事做绝，极力把自己装扮得比谁都忧国忧民、废寝忘食、清正廉洁，目的无非是给自己赢得个好口碑，多拉到几张选票；二是给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部门查处带来了难度。许多贪官利用廉秀在干部群众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当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部门进行查处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采取不配合、不支持的态度，有的还出面替腐败分子担保，认为“他绝对没有问题”；三是扰乱了人们对是与非的判断，容易导致广大群众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不信任，从而使得社会道德规范整体滑坡。

可以预见，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贪官是不会绝迹，他们“表演”还会继续粉墨登场。但是表演毕竟是表演，演戏毕竟有时间，妆总要卸去，外衣总得脱去，狐狸的尾巴总要露出。所以，我们在“看戏”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当某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主儿信誓旦旦甚至捶胸顿足地对你起誓发愿时，千万要冷静，不要马上鼓掌。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最好还要让历史作证。只有深刻剖析洞察贪官的五花八门的“作秀”招数，才能炼就一双火眼金睛，不为贪官的任何高超表演所蒙蔽，不为光怪陆离错综复杂的腐败现象所迷惑，稳准狠地惩治腐败、打击贪官。因为鲁迅先生早就断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揭秘腐败官员“洗贪”十二招

当前，包括“黑社会”性质在内的一些非法组织利用“洗钱”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是，腐败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洗贪”,以此来掩人耳目，而且花样繁多，别出心裁，俨然装出一种清正廉洁的正人君子形象，成为近年来在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在查处贪官腐败案件过程中发现的一个“新课题”。腐败官员经过沉思默想后而选择“洗贪”方式和途径，往往都披着合法合理甚至荣誉的光环，很是能迷惑一部分善良的人们。且看笔者总结的《揭秘腐败官员“洗贪”十二招》：

“洗贪”招之一：“经商洗钱”法。这是最富有经济头脑的“洗贪”途径之一。一旦官员有了获取意外之财的路子，就要想方设法去掩盖自己的违法所得。而通过参与“名存实无”的经商办企业或入暗股、玩空手道等等方式去“洗钱”，就能很容易的为自己的非法所得披上一件看似合法的外衣。这类“洗钱”达到“洗贪”目的的方式，曾经一度是一些高智商的腐败官员们惯用的伎俩。但随着中央一系列禁止政府官员经商的文件相继出台，通过“经商洗钱”达到“洗贪”目的的道路逐步被堵塞。

“洗贪”招之二：“扶贫济困”法。在这方面有惊人之举的要算湖南临湘市前副市长余斌“受贿扶贫”的事件。该事件在经历了众多纷扰之后，终于由检察官出面澄清真相：所谓的用受贿款扶贫，不过是余斌在受了“高人”指点之后，为了减轻罪名而抓到的一根“救命稻草”想进行“洗贪”而已。据说检察机关在查明真相之后，竟然还有66.4%的人认为余斌“不构成犯罪”。想必是余斌运用“受贿扶贫”进行“洗贪”的行为，确实是影响了一批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看来，为了摆脱困境的“乌贼”垂死挣扎时喷出的一团黑墨还是真需要善良的人们擦亮自己的眼睛的。

“洗贪”招之三：“建校助教”法。都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因此，对于精明的腐败官员来说，他们更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报载，江西某市一名政府官员经常捐资助教，帮助贫困儿童完成义务教育，并且建成了一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厚爱”。可是当他完成了场面极其热烈隆重的剪彩仪式之后，就被检察机关“双规”。据说，也是为了掩人耳目而进行的一次伪装和“洗钱”而已。只是再“贪”也不能在这些天真的孩子们身上“做秀”吧！

“洗贪”招之四：“修庙拜佛”法。如河北省原副省长丛福奎崇拜封建迷信的做法，就是想借助“神灵”来为自己“洗贪”。只可惜，“上帝”的幸运之手，并没有垂青他的贪婪与无度。从这一点来说，就表明了我们的一部分党员干部政治信仰迷失，政治立场不坚定，忽视了加强自身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放松了党的组织原则。在经济利益和腐朽生活方式面前站错了位置，到最后东窗事发的时候只有去期盼“神仙”的关爱，何用之有呢？

“洗贪”招之五：“著书立说”法。舞文弄墨近来是一些腐败官员提升自己思想品位、显现自身能力不凡，特别是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君子像。很明显，目的是以便使自己尽量与“贪官”群体最大限度地保持距离，使自己挤身于“清廉”之列。前一阶段时间内媒体爆出的公开出版了多部以痛斥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杂文集的政府官员被推上了“断头台”，就是佐证。

“洗贪”招之六：“权力寻租”法。说白了就是“出租权力”进行公开“洗贪”。这种“有贼心无贼胆”的贪官是看着别人大口大口的吃肉，自己眼红。于是就通过种种行为暗示自己的权力如何如何，他们不同的是自己不直接与行贿一方去“面对面”，而是通过“寻租”的方式，从中间接获利。这种“洗贪”方式大多数官员身边的工作人员及下属们选择的对象。一旦事发，事不关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洗贪”招之七：“权力掮客”法。如果说“权力寻租”是主动出击还有些抹不开面子的话，那么“权力掮客”们就属于上门服务的那种。当前权力黑市中的“权力掮客”们已经逐步的职业化、规范化，他们在权力中间充当着一种“中介”的职能，一个愿打，一个想挨，“权力掮客”们正好迎合了这种畸形权力的要求。当然“权力掮客”们往往披着感情的外衣，让人真假难辨。腐败官员只管稳坐钓鱼台，就能坐收渔利，隐蔽性极强，“洗贪”方式日显市场化，这恰恰也是腐败体系和链条多元化的一种直接体现。

“洗贪”招之八：“枕边暗渡”法。“枕边风”引起的腐败现象屡见不鲜。通过“枕边暗渡”的方法进行“间接受贿”、“他人受贿”，也逐渐被“洗贪”者所重用。这种方式有两个好处：其一是双方信息沟通快，事发后容易形成一致意见；其二是属于“重点问题、重点谋划”，涉及面比较小，便于封锁信息。这种“洗贪”途径具有亲情化、血缘化的特点，检察机关对证据不容易认定。

“洗贪”招之九：“存款虚名”法。采取这种方式“洗贪”的官员天生就有一种“不怕开水烫”的特点。他们把“大把大把”的金钱使用五花八门的名字存在不同的银行，实行“狡兔多窟”办法，不怕你查，就怕你查不到是谁!但是这种方式在存款实行实名制以后，情况也许是有些改观，但是不是就能从根本上杜绝呢？还真不好说！据说国外的银行里也有我们官员们的钱呢？怎么过去的，这个问题留给检察机关去考虑吧！

“洗贪”招之十：“不见天日”法。这种方式是“权力寻租”法、“权力掮客”法的变通而已！这类官员做事干净利落，不留后患。最大的特点就是熟人的不收、在场人多的不收、情况知道多的不收，这是著名的“三不收”原则。这种事情大多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属于“不见天日”的“一对一”交易形式，这种“洗贪”行为看上去好象最原始、最低级，但实则保密程度极高，安全系数极大。到时候，让你查无实据，对无实证。不过，最近笔者听说，有人带着“袖珍偷拍机”去行贿，在此，笔者斗胆提醒各位“贪爷”：您可要保重呀！说不定哪个不怕死的小子，给您老闷头儿一棍，事儿可就大了。

“洗贪”招十一：“婚丧嫁娶”法。记得曾听过一个相声，名称是《买爹》，当然相声中提到的这位“买爹”的肯定是位“官爷”了。人家买爹有学问，越是将要死的，人家也是出高价买，哪种买到家叫上一声“爹”，立马就死的，才是最抢手的。现在你知道人家“买爹”做什么用的了吧！“洗贪”呀！通过这种极富观赏性和人情味的“洗贪”方式，弄上七八个爹，这么一“洗”，那彩礼送的，即不显示人家“贪”，又能“大把大把”的捞钱，何乐而不为呢！由此看来，我们要时刻警惕“婚丧嫁娶”背后的“勾当儿”。

“洗贪”招十二：“一贫如洗”法。这种“洗贪”方式是“守财奴”式的，不张扬，不外露，靠外部形象迷惑群众。虽然方法欠些推敲，但对于国人那种乐于“以貌取人”的秉性来说，自然就不在“贪官”之列了，这就是所谓的“一贫如洗”法。不过这种方法最大的弊病就是，一旦事情败露，享受荣华富贵的机会可就一点儿也没有了。不象有些官员，不管三七二十一，吃的、喝的、玩的，先痛快的享用一番，等到临死的那一天时，也可以大声地“自慰”一下：老子好歹也不枉活一次，死而无悔！

25.11官场趣谈(十一)

贪官秘籍

一、下工夫看看秦始皇、看看吕不韦韩非子、看看曹操朱元璋、看看李林浦慈禧太后袁世凯，也须研究马克思，读读剩余价值学说，理论上武装一下，但不要“叫真”，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记住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上司提倡的就是正确的。做贪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上司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周围的朋友同僚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他们来利益；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离失败就不远了。

二、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因为难就难在“由聪明入糊涂更难”。别看不少贪官都是硕士博士，那多是假的。有的人硕士博士一毕业就刻意于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作学问。记住：真正的硕士博士做上官难，做了也难久。

三、须练上几招功夫：一是把良心喂狗，因为不值钱；二是心真黑假红，想摸想捞的就别放过；三是眼睛得毒，看人看事不能近视不能花，能透视才好，该看的别错过了。脸最好就别要了，能真正成为专业的不要脸的东西也不容易，那也是本事。四是坏事做完了要自己睡得着觉。

四、必须有能忍耐的本事，有给上司当狗的品格，学会拍马屁的艺术。没事看看《官经》、《忍经》什么的。“忍”字：《说文解字》注：“能也”。你只有能忍才能达到目的，学学韩信胯下受辱后的表现。记住：上司永远是正确的，自己永远是错误的，顶头上司就是真理，因为他有权决定你的官运和命运。拍马屁是一种高级艺术，不要以为拍马屁只要豁出脸皮就行，当贪官和当婊子有相同之处，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下三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屁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屁是为了得到上司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司的赏识是升官的捷径。

五、时政得知道若干，上头的文件、讲话、通知和著作、思想必须认真研究，是你行政令所依，做官样文章之所出，实施政绩之所本。做秀也需看准风头。记住：许多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一定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背，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六、身体是做贪官起码的本钱，要保养好。

七、后院不能起火，外头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小姐可玩不能给名片。

八、钱能通神，据媒体报道，钱可以送到部级高官，地级高官也大有卖官之佼佼者。只要留心寻觅，不愁舍了孩子套不住狼。

九、找到政治靠山，买来红顶子，认准比自己还贪的上司。记住贪官的特征，就按这标准找：一是满口官腔、假话连篇、不办实事；二是当婊子立牌坊专搞假大空泡沫政绩；三是见美女就总想入非非；四是送钱去时大声训斥却默然笑纳。

十、借着天高皇帝远，老子有权有靠山，在这一亩三分地上，就是我说了算。一朝权在手，便把官来卖。

十一、必须学会善于和勇于说假话，上蒙中央下欺百姓，要把说假话当成习惯，做官以后你的嘴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

十二、来钱的道儿可注意自己权力范围内的这么几条：一是国企、私企老总，他们钱多的是；二是包工头可利用批项目发工程收取回扣；三是那些想交接自己的地款们；四是下属的升迁、调整、机关进人；五是自己和家人的红白喜事、住院、出国时各方面的馈赠；六是自己的一切开销由办公室主任全包了；七是给人办事打电话、批条子的礼金；八是老婆、子女等经商。

十三、对不给我送钱者，一概拿下，决不手软。手段一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二是借群众民主测评治他；三是借坏人的嘴巴治他，或者捏造举报信；四是利用权力撤了他；五是逼走他。

十四、必须把会做狗放在首位，做人你就别想了。做狗就是和你的上司处关系，想着何时咬人能讨上司喜欢。

贪官的十大腐败智慧

为什么有些贪官在贪婪的邪道上“初出茅庐”就“马失前蹄”落入了法网，而有些贪官却隐伏多年才露出马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些贪官比较有腐败“智慧”。

我们应当承认，尽管从本质上来说，一切贪官都是真正愚蠢的，因为他们拿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交易，在获取金钱物质的同时，丧失的是自己的人格、良心、道德和灵魂，得不偿失。但是一切贪官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傻瓜，相反，他们大抵都会觉得自己很“聪明”，至少他们会在腐败这条不归路上学得越来越“聪明”。有时，我们还不得不为贪官们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腐败“智慧”叹为观止。

笔者对此作了一番粗浅的研究，总结出贪官十大腐败“智慧”，以期有利于广大读者、反腐力量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事业中能够对贪官们“高明”的伎俩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准确的判断。让我们都能够火眼金睛，透过贪官的画皮看到他们丑陋的灵魂。

一、桌面下疾廉如仇使拳脚，桌面上虚怀若谷“笑面虎”。

一切贪官都疾廉如仇，他们对身边一些正直廉洁的干部群众，既看不起，嫌这些正直廉洁的干部群众“不聪明”，又恨之入骨，恨这些正直廉洁的干部群众“碍手碍脚”，还怕这些正直廉洁的干部群众对他“不买帐”，检举揭露他们的丑陋贼脸和罪行。因此，“智慧”的贪官尽管桌面下对这些正直廉洁的干部群众拳脚相加，恨不能赶尽杀绝“绊脚石”，但是做贼心虚，邪不压正，他们只能装出虚怀若谷诚心接受正直廉洁的干部群众的批评、意见的样子，做“笑面虎”。以笔者的生活经验来说，我认为龇牙咧嘴的老虎其实不可怕，我们最应当小心警惕的就是这种“笑面虎”，因为“笑面虎”更阴险毒辣。

二、平时养肥“替罪羊”，遇事能做“不倒翁”。

有的“智慧”的贪官梦想作“不倒翁”，但是他又知道常在悬崖边走，不可能永远都不出现小的闪失小的危机小的漏洞。有的“智慧”的贪官的心里很清楚，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弥补、遏制，那么小的闪失、小的危机、小的漏洞也会演变成令贪官致命的大闪失、大危机、大漏洞。怎么办？有的“智慧”的贪官有办法，那就是平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贪来的赃款拉拢、腐蚀、威逼利诱手下人在“关键时刻”能够为他作“替罪羊”，那样，自己就能够作“不倒翁”。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种实例，我们在生活中时有耳闻。贪官的伎俩未必最终都能得逞，但是，暂时奏效的不是没有。

三、培植腐败亲信，夯实“群众基础”。

有的“智慧”的贪官着力培植腐败亲信，刻意打造腐败的“良好氛围”，夯实腐败的“群众基础”。贪官周围的众人的嘴被“糖衣炮弹”堵住了，贪官便于放开手脚“大干一番”。有了一批这样的“子贪官”，大贪官拿公家的东西还不是像拿自己家的一样吗？

四、太阳底下充“春蚕”，夜黑风高当“硕鼠”。

有的“智慧”的贪官在太阳底下到处充当“活雷锋”、“春蚕”、“蜡烛”，大搞“春蚕到死丝方尽”那一套，表现自己的“爱心”，给世人看。夜黑风高之时却当起了“硕鼠”，又偷“公”，又受贿，忙得不宜乐乎！充“春蚕”的目的一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硕鼠”本质；二是为了给自己套上光环，沽名钓誉好升官；三是声东击西更方便作“硕鼠”。

五、走进“红楼”“人乳宴”，走进“荧屏”“苦行僧”。

有的“智慧”的贪官比较“内敛”，一方面在夜幕、帐幕、烟幕的遮掩下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势、公款、贪污受贿赃款过着灯红酒绿、黄赌毒五毒俱全、罪生梦死的腐败糜烂生活，另一方面却喜欢在公众目前装作“苦行僧”。有的贪官刚在一个不为普通人所知的“红楼”里享受过“人乳宴”，竟能够在公众面前迅速转换角色，冒充廉洁干部。千万可别小看贪官的这些“小智慧”，这些小动作往往会糊弄住一般的干部群众，如果你不仔细观察、思考，你还真容易把这种贪官当作“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呢！

六、宁失钱财，不落破绽。

比如，有的贪官家中失窃，贪官贪来的大量钱财不翼而飞，贪官却不愿报案，为什么？不是贪官不心疼贪来的金银珠宝，而是贪官怕报案容易落下破绽。因为那些钱财就像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不定时炸弹，拔出罗卜带出泥。此时的贪官，很无奈，他们的“智慧”就是息事宁人，即使牙打落了也只会往肚里吞，吃哑巴亏。

七、宁可忍痛割爱，不接“烫手山芋”。

比如，凡是不熟悉的人送来的钱财，有的贪官宁可“两袖清风”，也绝不冒风险。他们只接通过熟人送来的“保险”钱财。真正老奸巨滑的贪官都是“胆小鬼”，都十分谨慎，因为他们知道反腐败力量的强大，知道党纪国法的厉害，知道自己是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只有那些不知深浅的“愣头青”贪官，才会像吸血鬼一样嗜血如命。“智慧”的贪官，是看不起那些有血就不要命的“愣头青”贪官的。

八、一手索取，一手“奉献”，两手都抓，两手都硬。

有的贪官不光自己大贪特贪、拼命向下索取，他还有一种向“上”及时“奉献”的“智慧”。所谓“上”，即贪官的上司、上级。“智慧”的贪官总会想方设法把贪来的“果实”“奉献”给他的上司、上级，拉住上司上级一起贪，就等于为自己撑起了一个巨大的安全保护伞。贪官舍出去的是兔子，套回来的是狼，贪官何乐而不为呢？贪官为了贪得更“长远”，最“智慧”的做法就是踩着下面，钩着上面。“智慧”的贪官以为那样就稳如泰山，实际上，有的贪官也的确因此延长了他们腐败的时日。

九、弄权而“不弄钱”，弄钱而“不沾权”。

有的“智慧”的贪官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舞弊，但是他绝对不把公家的钱、财、物直接往自己怀里揽，他要给外界一个“不弄钱”的好名声、好印象，给所有人一个错觉，认为他比较廉洁。实际上，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把公家的钱、财、物弄到似乎与他“没有关系”的亲信的亲信手里，再由亲信的亲信捣腾到亲信的手里。这样三捣腾两捣腾，人不知，鬼不觉，就把国家的粮食捣腾到了贪官的仓库里。从表面上看去，贪官弄的钱同他个人的权力似乎“不沾边”。贪官弄权而“不弄钱”，弄钱而“不沾权”。你说这样的贪官滑不滑？我看滑得像泥鳅。

十、赃款儿孙转海外，未雨绸缪“看得远”。

有的“智慧”的贪官未雨绸缪“看得远”，因为贪得惊人，他知道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而一旦暴露，一旦成为阶下囚，不但所贪之赃款保不住，就连自己的脑袋都可能保不住。于是，有的“智慧”的贪官不等“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早早想尽一切办法将赃款转到海外，甚至同时把自己的儿孙也转到海外，“做好翻船的准备”。一旦东窗事发，贪官能侥幸外逃就侥幸外逃，即使外逃不了，贪官虽成为了瓮中之鳖，但贪官所贪的赃款却很难被追回了。贪官临死也要给他的儿孙“作贡献”。可见，有的贪官贪婪的本性是深入骨髓、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

官僚十大经典谎言

一、我是人民公仆。

公仆最准确的解释是大众的仆人，词义上不会出现任何争议。本来不是一句慌言，是种意愿和提倡，可是官僚们把它停留在嘴巴上。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十个百姓有十二个不敢承认自己是主人；一千个官僚有一万个不认为自己是仆人。

二、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自己的儿子自己心里有数，再大胆的人最多敢于认贼作父，但从不敢收官僚作子的；更何况人民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有了这个儿子。

三、下边，我简单地再说两句。

官僚们是把十当一来说的，而且“简单”就是废话的别称。官场上的中小级别的官吃够了这个苦头的，一般的百姓还吃不着。

四、我代表。

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他自己觉得有资格或者有能力这样讲，至于什么机构或者什么人委托他进行代表，就没有人去追究了。

五、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冤枉一个坏人。

冤枉的好人确实难以统计，但放过的坏人却是一批又一批，而且也是难以统计。却是放就放了，权力在你手里；怕就怕官僚们颠倒是非形成“不会冤枉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局面。

六、我以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

这是曾经有过的东西，但一直把这两样东西视为己有的官僚已经不多了。就说人格吧，早已被官僚们卖给大官僚了，人格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没有的东西是不能做保证的这是原则。

七、有什么困难尽管提。

这个时候说话和放屁有什么两样呢？你不是有眼睛吗，你不是有脑子吗，还有我提吗。有社会学家把这句名言翻译过三个国家的语言，循环一圈再翻译回本国的时候就成了下面这句话：闭住你的嘴巴。

八、组织上是了解你的。

这是半句式结构兼翻转型的慌言，主要是对官僚们说的。所谓半句，就是后面还有没说出来的；所谓翻转就是让你把意思完全领会错。一般的傻官僚听到这话会少些怨气，实际情况是：我就知道你是个没出息、没实力、又不懂得孝敬的蠢材。

九、我们一定要。

后面的句子随便加；常常听到的是达到什么目的、实现什么目标、要严肃处理什么人什么事；其慌在于故意用错主语，应该是“你们”而不是我们。

十、领导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吗？

有专著说明，官僚是天下最会说慌的人群，慌话大师都才于官僚队伍。五千年的历史大多都是官僚们杜撰出来的，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做官“十难”“难”在哪儿？

本来，当官是公仆，身负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然而，由于现行干部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和漏洞，官职上依附着巨大福利和特权，与工作责任、压力和外界监督不对等的原因。官迷们便看了中当官的“好处”，削尖了脑袋往进钻。但辩证法告诉我们，风险和利益是同在的。于是，有人感叹：官道难，无处不风险！

一是“暗箭难防”。做了领导，求你办事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一些人就会挖空心思，寻找突破口。你喜欢喝酒，他就请你喝酒；你喜欢金钱，他就送你金钱；你喜欢古玩字画，他就送古玩字画。目的就是让你出卖原则。

二是“诘言难衷”。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你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所以，下级会看着你的脸色说话，都是好听的温暖人心的有按摩作用的好话，你说的话都是正确指示。被人捧得晕晕忽忽，就难免决策有失公平的时候。

三是“挚友难交”。大款和大官总是标榜互相之间存在真正的友谊，但是事实证明，只要他们进行了违纪违法的勾当，只要这种所谓友谊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而非精神基础上，最后只能落个“树倒猢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

四是“圈套难破”。赖昌星就有一句“名言”：“不怕做不到，就怕领导没爱好。”他特地建了一幢后来“声名远播”的“红楼”，使得一些“官”们在那个“销魂窟”里乐不思蜀。使之不知不觉落入，所谓“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

五是“情感难纯”。做了领导，往往更受女人欢迎。女人喜欢领导，因为可以借此获得很多好处。但想得到好处的女人，她不是为了套你的心，而是想到的你的权，得到你的钱。只要你“惜香怜玉”，情感的天平就不容易摆平。

六是“假戏难做”。做官而不做事，如何显其政绩？诀窍在于会“做戏”，装样子。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大肆索贿受贿,却标榜自己从来不谋私利、不图享乐,还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型领导”。但终归是“假的真不了”，这也算是一门学问。

七是“庸官难当”。工作就是开会，协调就是喝醉；管理就是罚款，服务就是收费；报告秘书捉刀，办事部下代劳；数字可以搀假，政绩可以虚报。虽也不亦乐乎，但“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群众一句“官不如木头”恐怕心里也不会好受。

八是“欲望难挡”。“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把有权、有钱、有势力，能够为所欲为，任由其吃喝嫖赌，看成是一种享受。这种人把名利看得很重，成天盘算着往上爬，冒着风险地敛财，丢尽人格地跑官，反腐风声一紧，怕纪检查怕群众告甚至怕警车，成天活得心惊肉跳。

九是“情面难平”。老同学、老部下、七大姑、八大姨。光宗耀祖了，出人头地了，“求”到你们下，不高抬贵手，情面难碍。人不可能万事不求人，一旦你遇到麻烦的时候，别人一句“公事公办”，恐怕你的脸面也挂不住。“投桃”迟早会“报李”。

十是“糖弹难躲”。做了领导，采购东西商人会塞给你回扣，下级和用你的人会给你送礼，说不定还能贪污单位的钱。所以不少领导，工资基本没有动过。监督的人少了，接触的面宽了，求你办事的人多了。不过被腐蚀的危险性也大了。

不过，再大的风险也是可以规避的。权力是柄双刃剑，为民则利，为己则害。说一个人抗风险能力差，是因为他忘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

25.12官场趣谈(十二)

一份拷问官员的试卷

下面几道试题，值得每一位党政官员拷问自己：

一我头上的这顶乌纱帽是如何得来的？是靠老子的荫蔽吗？是靠裙带关系吗？是靠当秘书苦熬出来的吗？是靠朋友同学提携的吗？我应该报答谁呢？

二我能获得今天的官位，跟溜须拍马、巴结奉承有没有联系？跟看风使舵、投机钻营有没有关系？跟请客送礼有没有关系？

三为了保住官位，尽管常常极不情愿，但上级领导来视察，我仍然竭尽全力招待应酬并给他准备丰厚的土特产吗？逢年过节，我到上司家送过钱送过礼吗？上级领导患病住院，子女出国婚嫁，我都有所表示吗？花这些钱都是我自己掏的腰包吗？我那点工资能应酬得了吗？

四有人反映我当官以后脾气越来越大，架子越摆越离谱。普通群众见我，我闲着没事也要秘书挡架；下乡视察我走马观花；决策大事我听不进不同意见。这些都发生在我身上吗？

五有人求我办事，送礼送钱我照收不误；有人想谋求职务，送礼送钱我来者不拒；收了礼给人家办了事我心安理得；有些事情没办成，我没给人家退礼，也不觉得有何不妥。拿着这些钱不觉得烫手吗？

六跟同僚共事，我内心对谁有成见，当总是面带微笑从不暴露，而且企图掌握他们的材料，对能力比我强的，我更要时刻提防、处处打压，“提高警惕，保卫自己”，我是这样做了吗？

七要想坐稳官位，官职还想升迁，仅仅凭借自己是不行的。一个好汉三个帮。只要愿意靠拢我的，就调他们到实权部门。上级来考察也有人给我说话、投票。人家说这是拉帮结派，我有这种行为吗？

八在其位谋其政。不干出点政绩，先别提升迁的话，别人也会笑咱无能。于是大手笔，搞基建，铺下摊子不怕，到时候一拍屁股走人。基建过程中又可以大把捞票子，尽管劳民伤财，但自己是钱钞和荣誉双丰收。这样做有过良心发现吗？

九陪同上司、参观学习、游山玩水。有人说这些都是属于正常工作，但党的纪律说这是挥霍公款，这种事情我常常做吗？

十年龄快到点了，虽然子女都有了一官半职各种亲戚都安排照顾好了。但眼下的人都是势利眼，一旦离开官位就没人理睬了。得赶快活动再到人大政协干几年。谁定的这退休制度，辞别官位真让我伤心落泪！

以上每道试题10分，满分100分。有劳各位自我评判，不知及格者有几人。

长话短说

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这是诸多时弊的症结，也是时弊的重要原因。比如政府全力以赴招商，层层下达任务，指标量化到人。市县党政工团、部局委办均忙乎其中，走出去，请进来，全国、全世界的招商，也就全国、全世界的旅游；又比如旧城区改造、房地产开发的形象政绩工程，党委政府不是政策宏观指导和管理，而是官员身入进去，直接插手招标、定项、选址、拆迁------再比如成立什么公路办、筑桥办、采矿办、煤办、水办、拆迁办、馒头办等等，都是官员直接干，越俎代庖，市场规律被市长权力所代替，依旧彰显的是计划经济的影子。稍有不同的是，官商勾结，同步致富，使你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商？损了国家，贫了百姓。从而，每上一项工程，就倒下一批官吏。

官府忙招商、忙工程、忙开发，党务政务，社情民情统统的边儿站、边儿等。一个阶段一个中心，中心来了，人人围着中心转，还是上世纪“全民大炼钢铁，各业都学大寨，大跃进，大运动”的翻版和继续。原先是以政治代经济、压经济、挤经济。如今是360行，行行都做经济工作，丢却本职业务。据说，“当好一流大学的校长，就是要会弄钱。”不管是跑来的，要来的，骗来的，收来的、赚来的——能弄来钱就是好校长。呜呼！这就是我们精英的一句经典，也是中华现代文明的耻辱。

由此而出现的法纪松驰，道德失范，腐败滋生，公正缺失，贫富悬殊，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匡正，就应严格按照总设计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大社会，小政府”。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部门必先从种好自己的地开始，除去“荒草”，引进“良种”，规范道德，培育公正、公平，健全民主和法治，构建和谐社会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官员每年要填写一份“廉政自律表”，“个人财产申报单”，半年一次“党员领导干部自我检查书”，纪检部门设立“官员个人廉政账户”，银行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等等。咋一看，对反腐大大有益。但一实践，效果却很不佳。既未损贪官一根毫毛，也未遏制住腐败蔓延之势。

还是老百姓说的好，至今没见到一个腐败分子是自律、自查、自报出来的。而大量的却是群众举报、中纪委查办、反贪局侦察，或者是腐败分子后院起火，情妇、二奶、小偷曝光，或者是同伙案发牵涉所致。何哉？因为这些自律自查只是内部作为，百姓无权过问，少了实质性的监督。哪能不成为走过场、摆设么？

从媒体上看到不少高官是“在职研究生学历”。这当然让人高兴，我们的官员都高文凭了，犹如科举时代的“进士”出身。然而，仔细一想，那些七品以上的官员大都处在日理万机的职位上，一处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社会、外事……上司要开会汇报，下层需视察调研。主要领导无不高度集权，财政一支笔，人事一支笔。凡大事都要一把手说了算。此情此景，非神非仙，焉有时间静下心来做学问，考取高等文凭？

不是我恶意猜想，耳闻目睹官员的文凭秀实在太多。我们这里就有一批官员读在职研究生，可三年来课未听一次，试未考一回，只是多缴了几万官银，研究生文凭就拿到了。不久，高升一级的官帽就戴上了。既然德才兼备，又何在乎那个做假的“在职研究生”硕士、博士帽呢？这对于执政为民又能有多大的含金量呢？还可能由此产生一种不良的导向呢！

工作规律

先是下级听上级的：上级给下级布置工作，通知检查项目和检查时间。下级做准备。

再是上级听下级的：下级叫上级到哪里检查就到哪里检查。

初入官场的时候，担心别人如何看自己；当了一把手的时候，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了。

用权力说话：大声大气；用金钱说话：粗声牛气；用美貌说话：娇声娇气。

没有的太多太多，有的也太多太多。成绩总是建立在问题之上，没有问题就无法取得成绩；所以有成绩一定要感谢问题的存在，存在的问题越多，成绩才会越大。

为某官画像

召见下属是老子，晋见上级是儿子；廉政建设是幌子，有权不用成傻子；

同僚相见比车子，谈长论短话女子；公款出国做游子，吃喝嫖赌比浪子；

出了问题兜圈子，群众质问吹胡子；不见天网有铐子，手摸铁窗变孙子。

跑跑送送谋位子，吹吹拍拍拉圈子；威威风风摆架子，忙忙碌碌装样子；

潇潇洒洒换车子，明明暗暗占房子；吃吃喝喝长肚子，浑浑噩噩混日子；

躲躲藏藏玩女子，闪闪烁烁骗妻子；虚虚假假编码子，随随便便冲壳子；

轻轻松松批条子，马马虎虎盖章子；鬼鬼祟祟捞票子，贪贪沾沾出漏子；

糊糊涂涂装傻子，掩掩盖盖捂盖子；惊惊慌慌丢帽子，凄凄惨惨戴镯子。

为某官写真

知对错不言，见是非不语，闻善恶不议，遇矛盾不决；

虽说非包公，却也心如镜，人人都有理，和气才相宜，稀泥抹光墙，我做钓鱼郎。

电视上露脸，小报上头版，风光又耀眼，金光身上闪；

虽说政绩少，却有妙笔妙，黑白纸上说，百姓奈我何，有权就是娘，好官我自当。

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绞断肝肠，跑送找准对象，拍马针对上方，虽说颜面受损，

却能日后放光，如今说行就行，不服就是不行，只要上官夸奖，他日升迁有望。

圈子越绕越圆，权力越掌越大，昔日送人钱财，今日翻番回来，虽说贪占违法，

却无贿者揭发，权钱公平交易，老少童妇不欺，偶尔酒后失言，竟然翻船入监。

关于某些领导的。。。。。。

领导最喜欢把小事变大，把大事化小。因为，这样把小事变大，才能显示出领导的重要；只有把大事化小，才能看到领导的能力。

领导在成为领导之前，也最烦开会，他也不愿意在那里受罪；领导在成为领导之后，却最喜欢开会，因为只有在这一时刻，他才能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身份和存在。

出现了腐败，其实并不是思想上出现了腐化。只是因为有这样的位置，这样的自由，有这样的方便，难免不滋生那样的冲动，那样的潇洒，那样的放纵。

其实领导并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领导，他最希望自己的孩子学有所长、凭本事吃饭。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领导都热衷于把孩子送到国外。

当收下第一笔赃款时，领导也会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然，到了后来，当有一笔钱捞不着的时候，领导又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一个精明的领导，会同时重用两种人：一种是能陪他玩的人，另一种是能为他干活的人。

领导最喜欢什么口味，领导夫人可能并不知道，但大酒店的服务小姐绝对知道。领导，有时候还不就是为了那种口味、那个人。

领导不能吃别人嚼过的馍，前任留下的“半拉子”工程，领导绝对不会再去完成；哪怕自己再去创造一些新的“半拉子”工程。

卸任之前的领导，不时会向往一份清闲，卸任之后的领导，最难耐的却正是这一份清闲。

领导专用词小解

近期：一个不确定的词，也许是在今天、也许是在明天、或许是遥遥无期。

研究：说是这么说，其实领导根本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给你一个充满幻想的答复。

开会：每个领导都会开会，不会开会的领导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开会可以下达任务，可以施展权术——

报销：可以这么说：不会报销的人当不了领导，当领导的哪个不会报销。

剪彩：做个领导不创出点业绩来说不下去，于是领导就拿着剪刀到处剪彩。一剪子下去业绩有了、电视也上了，何乐而不为。

责任：由功绩理应是领导的，犯了错当然是下属的。领导不是领导的时候背了多少黑锅，现在也该轮到你们了。

汇报：领导所听的汇报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喊口号表忠心，一种是呈材料显才能。

同意：作为一个领导用得最多的是“同意”、写得最多的也是同意。可别小看了这两个字，里面的“学问”大了。

签字：同样的一张纸，你签字那就是一张废纸，领导签了字价值陡增。

领导来了之后怎么办

领导来了怎么办?先到路口把马路站(到路口迎接领导)

接到领导怎么办?先到酒店去吃饭.

吃了饭又怎么办?桑拿房里涮一涮.

涮了以后怎么办?找个小妹按一按.

按高兴了怎么办?就到床上干一干.

干完了怎么办?找个老板把帐算算撒.哈哈

领导来了怎么办？甲鱼王八馋一馋；

酒足饭饱怎么办？带到舞厅转一转；

一身臭汗怎么办？桑拿池里涮一涮；

涮完以后怎么办？找个小姐按一按；

按出情绪怎么办？拉出小姐干一干；

干完以后怎么办？找个大款算一算；

算完以后怎么办？给个项目换一换；

老婆知道怎么办？克林顿咋办咱咋办

25.13官场趣谈(十三)

关于规定的谜语

乌龟的屁股：规定

小乌龟的屁股：新规定

乌龟上厕所：臭规定

乌龟打架：规定有冲突

大乌龟背着小乌龟：老规定上面又有新规定

乌龟翻跟头：一个规定跟着一个规定

老乌龟与小乌龟打架：老规定与新规定有冲突

领导讲话稿的一般写法

领导交代：把握三方面，第一要讲清是什么；第二要讲清为什么；第三要讲清怎么办。

秘书经验：一般写三块，第一块写意义；第二块点问题；第三块订措施。

群众感受：通常三段式，开头大喊大叫；中间抄书抄报；最后喊几句口号。

什么人能够当领导

第一种，能力超群。别人不懂的，他懂；别人不会的，他会；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别人做不好的，他能做好。于是能者为师，别人非得跟他学，自然就成了“头儿”。在领导学理论中，这种领导能力被称为“专家权力”。

第二种，是企业的所有者，俗称老板。虽然不一定有第一种人那样的本事，由于拥有资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那么就是理所当然的“头儿”。这种权力叫“报酬权力”。他人的服从是因为你这个老板能够提供给别人想要的报酬。

第三种，既没有太大的能耐，也不是资源的拥有者，因为与老板有关系，老板把他安排到“头儿”的位置上，或者是上级机关委派他到某地“坐镇”，那么也可以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领导学理论将此情形归于“位置权力”。

第四种，刘邦式的人物。用兵不如韩信，用计不如陈平，但他能靠个人魅力和高超的用人之道，把英雄豪杰笼络到身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种领导被称为拥有“关系权力”。

第五种，能力知识有一点，但远没有达到专家权威的地步；个人品质不错，但尚不具备“领袖魅力”。然而，机遇把他推到了“头儿”的位置上，这样的领导，当起来风险比较大。

不要激化领导

领导就是化解矛盾，领导又处在矛盾的焦点上，谁要惹是生非，激化领导，犹如火上浇油，没准弄出点儿新矛盾。

最近一个月，连续发生三起激化领导的事：合浦县政府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下乡慰问灾民，没有“对等接待”，拂袖而去，女领导耍驴脾气，巾帼不让须眉，“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事隔几天，该县庞副县长“出面”协调交通事故，功夫更猛，挥拳将一名交警鼻梁打折，“在当地影响极坏”。舆论未息，众议在耳，四川巴州镇的一位党委副书记驾摩托车违章，被交警处罚，当地媒体曝光没点名，却点到痛处，此人便冲到报社踢门、辱骂、威胁，当众撒野，“造成了极坏影响”。

你看，领导一激化，影响就“极大”。应了那句常言：大官好见，小鬼难缠。“小官僚”厉害大大的，小百姓不冷静就要闯祸。

激化领导，无疑激起官僚主义。中国人对官僚主义痛恨了几千年，可中国的官僚主义又延续了几千年，一有火星儿就爆发。官僚与百姓始终是对矛盾，善处理则无根本冲突，弄不好则危及执政地位。几位“大副”也许都是好领导，但在民主意识成为主流的今天，不拘“小节”，老病复发，牛气不小，与泼妇差不离，比混混儿好一点儿，实在让草民们读懂了官僚主义的真义。

激化领导，就是激活等级意识。等级支撑官僚，官僚看重等级。本来，党内没有职务高低，国民没有三六九等。但，某些制度像办外交，按等级设计，把不同的待遇规范为“比照×级执行”，等级分明，刺激着某些人的等级观念。过去说“官尊民贱”，现在香烟广告（本身违法）也弄出“厅局级享受”的创意，又无不诱惑人们的“向上”激情。更有甚者，为了官衔永垂不朽，修造活人墓，刻好“官至×品”碑。等级一旦激活，“影响极坏”的事就层出不穷。

激化领导，等于激发自卑心理。某些官员从心底里瞧不起满世界人，潜意识中却又害怕全世界人瞧不起他。因而，惟恐缺了派头，人家不认得他是官，做事外行，“摆谱”在行，似乎他就是上帝派来专管下等人的上等人，好像他当的官与体重相当，是重量级的，龙颜不容冲撞，虎威不许冒犯，倘若有幸当上联合国秘书长，恐怕要玉皇大帝接待才能“对等”。即使自己违章出错，还要训示下属，甚至大打出手，以示权势。其实，表面惟我独尊，内心自卑得很。癞子忌讳说“葫芦”，麻子反感讲“点子”，嫌官小的人最怕别人说“小”道“副”。碰上此类领导，草民称呼时省略“副”字，装出温顺恭敬，他便以为真是一方至尊，乐成笑眯罗汉。

“摆谱”不是某位领导的爱好，老百姓一旦觉醒，只把他看成平等的人，不把他当官看，更不会把他当神来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此都是共和国的公民，需要相互尊重。官可尊，民不可辱，草民的鼻梁可以被打折，但草民的脊梁不能自己断！当然，在平等意识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还是不要激化领导。

十类不易做官的人

虽然李鸿章说过，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倘若连官都不会做，那也太愚蠢了。话虽这样说，还是有人不得要领，明知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却硬往死胡同里钻。这里把多年在官场里目睹做官之怪现状写出来，让热血青年少走弯路。

一是没有酒量的人。因为官场是要应酬的，应酬是要喝酒的，喝酒是要尽兴的，如果自己怎么锻炼酒量都上不去，就算你德才兼备，还是奉劝你打消当官的念头。

二是疾恶如仇的人。这样的人最不适宜在官场混，官场讲不得良心、正义、原则，你要把父母、老师教育的人生道理统统忘记，重新塑造适者生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是钱少的人。官场是有钱人的游戏，囊中羞涩者要知趣，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人，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为好。至于要多少钱？一千挂个号，一万报个到，五万给顶帽，十万喜讯到。

四是没有关系的人。当官靠关系，妇孺皆知，如果你没有什么背景和靠山，空有一身正气和本领，奉劝远离官场。

五是才华横溢的人。这种人太突出、太优秀，让多数人显得平庸，容易遭到暗算。即使你不得罪人，也会有人嫉妒你。

六是正宗学历太高的人。官场不用很多知识，懂得溜须拍马、投机取巧、圆滑奸诈即可；正宗学历太高的人会发现官场无用武之地。一般通过自学、函授或者买个大专文凭足够了，等当了大官再弄个硕士博士易如反掌。

七是胆子小的人。官场是诡秘莫测的地方，竞争异常惨烈，如果没有超乎寻常的心理素质，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没有毒辣阴险的手段，迟早会被淘汰。

八是性功能不好的人。官场的贪官，如果只守着个黄脸婆，没有情妇二奶，不会泡妞嫖妓，是会被嘲笑的，很没面子。

九是话多的人。俗话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有一类人天生口水多，喜欢对人对事指指点点，这乃官场大忌。

十是没有姿色又舍不得献身的女人。如果你没有姿色，当不了“三陪”，又不愿意跟人上床，奉劝这样的女人不要有太多的欲望，老老实实相夫教子算了，官场没有你的事。

做官与做人

做官是一门什么学问？有人说是政治学，有人说是社会学，有人说是经济学，有人说是“厚黑学”，有人说是机会学，有人说是遗传学，有人说是综合学，等等不一而足。笔者纵览现在官场上兴衰的一个个记录，不得不慎重加一“学”：“风险学”。

记得《读者》杂志曾登王开林的大文“‘现代人’的误区”里说做官是一门生物学。即要会做犬马、牛、羊、狐狸、老虎和大象。具体是为上级效犬马之劳不用说，还得要像老黄牛一样忍辱负重，像绵羊一样温和柔顺；而在下级面前则要有狐狸般的智慧、老虎般的威严、大象般的稳重。

这虽形象并有新意，但太俗太贬官人了。揣测文章是指那些贪官、庸官、歹官等。牛鬼犬马并举，还能是人吗？贪官不是人。越会当贪官就越不会当人。正常的人正常的官怎么会一会儿是人一会儿又是鬼呢。

官不同民。官有官貌。俗观中似是成规。不然怎么主宰驾御一方天下呢。地位的等级普遍存在于自然和各种人类社会之中，根据生物进化理论，社会攀爬和自我抬升等现象源远流长、与时俱进，已成我们的遗传基因，且被证明是成功的进化战略。

凡是有非对称关系存在，就存在着服从者企图登上统治地位的情况，即攀爬现象。儿童行为学家揭示说，一群一岁左右的孩子就会形成社会等级。

但又不得不说回来，官也好，民也好，总归都还是人，人的骨色和本性还是不能丢不能变。所以我又得加一句：做官是门“做人学”。人之初，性本善。人的价值是要创造并推动历史前进，人要为他人服务替他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人要讲道德讲公正讲正气讲志气讲学习讲奉献讲宽容讲理智，要学好不能学坏，要前进不能后退，有本事要放在正道上，无本事也不要自馁或嫉妒，同在一片蓝天下，各尽其力创未来。官当再大有七情，民如小芥也有魄。知足、守常、中和、自给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基准，“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当然情境更佳。“暗室欺心，君子不为”，损人利己，更为不齿；“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贪官之所以不断变换脸谱，不外乎意在多攫取多攀爬也，且巧取豪夺不以显眼。而一个大写人的最大资本就是他的清白记录，失去清白便失去一切，即使占有世界，也必履危机，占有得越多，说明他伤天害理的事干得越多，最后连他的朋友也不敢见。而一旦失败却没人会伸援手。现在的许多贪官污吏便是如此开始如此结局，直至走上刑场他们才悔痛为什么不保持当初的清白。为什么不保持常人的面孔常人的心态？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是朱楼塌陷命归黄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可叹可鉴。

“收获是播种的孪生兄弟”。无论走正路或是走邪路，都逃脱不了“善恶总有报应时”这个规律。所以官是一把双刃剑、一门“风险学”。走的好是官，走不好是“囚”。当今中国当今的执政党，决不允许一粒“鼠屎”搅坏喷香的“一锅粥”。

怎么做官？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和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做官者

中国人非常喜欢做官；官者，有管的意思。做官以后，可以管人、管事、管社会、管国家。甚至做官的人，他也可以无事不管；能管，总是比人大，比人好，因此谁不乐意为官呢？

但是，官者，也有很多的分别，有大官、小官；有好官、坏官；有清官、贪官；有能干的官、有无用的官。不管官的种类有多少，做了官以后就会有权、有名、有利，甚至有人形容做官的人是「上中前」之谓也。做了官之后，有人请他吃饭，他应该坐在上首；有人请他照相，他要坐中间；有人跟他一起走路，要让他走在前面。因为做官可以「上中前」，故而何人不羡慕，何人不想为之呢？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做什么都没有做官来得受用，因为做官有名、有权、有利，就算是学者，也不如官，所以「学而优则仕」。学问好的人，他就会想要做官，做了官之后就能光宗耀祖，荣及家人，即连朋友也可以沾光沾光。苏秦说得好，贫时父母不以为子，嫂嫂不以为叔，妻子不以为夫；但做了大官以后，社会权威，人人畏惧，可见做官怎不重要！

官，也有好多种类，有的摆官架子，有的官僚气息浓厚，有的重视官誉，有的旨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有的一心想要为民服务，有的希望借着做官立功、立德、立言。但也有的人做官，他重视权力名位，希望借着做官大捞一把，将来老了以后可以做「寓公」也。

李宗吾先生说，所谓做官，先要学「厚黑学」，也就是说，做官的人，脸皮要厚、心地要黑，才能做官。其实也不尽然，历史

李宗吾先生说，所谓做官，先要学「厚黑学」，也就是说，做官的人，脸皮要厚、心地要黑，才能做官。其实也不尽然，历史上的大官将相，如张良、萧何、诸葛孔明、魏征、张骞、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甚至包青天等人；在历史上能人很多，不能用「厚黑学」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现在的社会已经实行民主政治，即使你想要做官，也得经过民选。可惜民间的选民也不易做，有的把黑金、黑道，把不称职的人选出来做全民的代表。这许多民选的官员美其名曰「人民的公仆」，但实际上当他要你的选票时，他向你磕头、点头；但是一旦当选以后，你要请他服务，他可以昂头、回头，甚至有的人还要你的头。

好官，永远被人尊敬；贪官，终将被人唾弃。所以，我们希望做官的人，不在于官大官小，只要肯为民服务，为社会排难解纷，选民必然也会拥护他，举起双手为他欢呼的哦！

做事做官做秀

一生革命的孙中山，告诉其党政官员，要想做大事，不要想做大官。

英明果决的毛泽东，再三申明：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于此可知，先贤、伟人从来主张，革命者、领导者只有一心为民众做好事、谋福利的义务，而决没有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的权利。

无奈的是，孙中山、毛泽东的教导，对于某些人来说犹似耳旁风，刮过就算完。在行动中、在灵魂深处，他们孜孜以求的、心念切切的，莫过于做官，做大官。一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华盖集•学界的三魂》）看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官至正厅级，仍嫌乌纱小，时刻梦想要做“封建大吏”、“副总理”之类高官大员！

官瘾特深的某些领导者，做官与做事是一回事。做事，是为做官、升官；做官，就是做事、做大事。两者密不可分，高度统一。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乃做官的本事，做大官的功夫。他们做事、做官，有种特异癖好，即为做秀。在某种意义上说，好做秀、善做秀，正是一些国人通往做官、做大官之途的一块敲门砖，一条终南捷径。官场做秀风，盛矣哉！

小官们要步步高升，总欢喜做“政绩秀”、“文凭秀”。于是，他们把“示范园”、“标志工程”、“养牛场”等，“秀”到公路边，把“口号秀”、“数字秀”、“报告秀”等，做得轰轰烈烈，以期博取上级注目和赏识；如今是个讲素质、要文化的年代，他们就找替身、买文凭，把自己“秀”成高学历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教授”，以加重做官、做大官的砝码。

高官大员们则有所不同，虽依旧需要“政绩秀”，但他们更注重“形象秀”、“模仿秀”。他们喜爱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大人物，给自己戴上各种纸糊的桂冠，以塑造自己的“高大形象”。上面咋秀他咋秀，前任秀啥他秀啥。

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做秀，比起认真、踏实地为民众做好事来，不但轻松愉快，不用淌汗劳神，而且立竿见影，效益奇佳。做官、做大官的心愿，说不定就美梦成真！可叹的是，惯于做秀、做官的他们，做事的本领渐渐褪化，有时照本宣科念稿子都要念错，读得结结巴巴，句逗不分，说话都要从头学起。　喜爱做秀的官人们，老百姓当然心中有数，但一不留神，又会着了道，误将做秀当做事。“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白居易《天可度》诗）当慕绥新在市长履职典礼上，口口声声标榜“造福”沈阳，“欢迎监督”的时候，不光沈阳市民好高兴，不少海外媒体都异口同声地喝彩，可有谁知，他是在做秀、蒙人？又有谁知，他竟是敛财无数的大贪官、报复欲特强的独裁者？

做秀容易做事难。因为说到底，做秀只是弄虚作假的把戏，或是欺上瞒下的别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虽可得逞、得势于一时，可终究有露馅、穿帮的那一天。不说要讲政治吗，做秀风的本质，即为对人民的一种政治欺骗！凡不愿做事、只想做官，或以做秀为能事者，均不配叫公仆。

做事乃本份。做秀即腐败。于今的大小做官者，该懂这点常识吧？

25.14官场趣谈(十四)

某官的生理变化

当官第一年：腰围80。当官第三年：腰围130。

当官第一年：听力正常。当官第三年：中度耳聋。

当官第一年：肺活量差，低声低气。当官第三年：肺活量足，粗声粗气。

当官第一年：鼻功能正常。当官第三年：鼻腔只会“哼”。

当官第一年：体检报告“基本健康”。当官第三年：胃下垂、脂肪肝、腰间盘突出、前列腺发炎……

当官第一年：整日修面刮脸，一脸光泽。当官第三年：不知什么原因，胡子无论如何长不出来了。

集体主义

书记副书记，联合成一体；主任副主任，齐心又协力；局长与厅长，如同亲兄弟；

处长和科长，形影不分离；有福都分享，有益都得利；有惠都来受，有权都满意；

美酒一块喝，钱财一起聚；贪污一起搞，收贿一同喜；副职露了陷，正职来遮蔽；

下级受检查，上级喊冤屈；攻守成同盟，团结强大力；一致来伪装，集体有主义；

法律不讲情，犯罪留证据；拔出小萝卜，带出一团泥。

某官前。。。。。。后。。。。。。

当官前：前襟短、后襟长，上级面前做老鼠；

当官后：前襟长、后襟短，下级面前是只虎。

上班前：酒店舞厅桑拿屋，小姐床上枕酥乳；

上班后：一张报纸一杯茶，中东布什萨达姆。

开会前：是庆功还是反腐？讲稿有无字生疏。

过年前：今年过年不礼，送礼才是好下属；

过年后：存折只长八万五，下属看来难进步。

事发前：腐败是党的毒瘤，下力气坚决铲除；

事发后：我也是个受害者，要是有人来监督。。。。。。

相当于

相信国人对“相当于”这个词不会陌生。为官者职务一旦上不去，就在括号里弄个“相当于”来安慰安慰下面试将官场和社会中的“相当于”现象戏说一下：

呼唤官员们常常回家吃饭、常常回家睡觉（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放学后要及时回家，不要在外面玩耍，更不能在别人家流宿。）；

严禁为官者贪污、挥霍公款、大吃大喝（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不能偷拿家里以及别人的钱去买巧克力）；

严禁干部吃拿卡要（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不能随便吃人家的东西、抢小朋友的玩具）；

不准干部弄虚作假（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不能说谎，说谎的孩子不是好孩子，要被大灰狼吃掉）；

禁止公务人员出入高级娱乐场所（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要学好，不要玩物丧志，涉足藏污纳垢的游戏厅）；

严禁为官者制造假数字，欺上瞒下，沽名钓誉（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考试成绩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涂改成绩单来欺骗父母）；

严禁为官者嫖娼（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不能打架，否则要被公安局抓起来）；

禁止公务人员上班迟到早退，中途溜号（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每天要按时上课，不能迟到早退）；

规范行业文明用语（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说话要有礼貌，不能说脏话）；

保证政令畅通，不准各行其是（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要听大人的话，不能当作耳旁风）；

不准公务人员上班吹牛、打牌、上网聊天（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上课不能打瞌睡、开小差、做小动作）；

不准办事拖拉推委扯皮（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每天要按时完成作业）；

不准拖欠教师工资（相当于父母教育小孩借小朋友的东西要还，不能赖帐）。

从球场看官场

几位县级领导在宾馆开会，休息时间打开了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放足球比赛，几万观众山呼海啸。他们看不出什么门道，于是，围绕着“球场上到底谁的官最大”这一话题讨论起来。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

甲领导说：这很简单，在中间带球的那个肯定是领导。他坐镇中央，位置突出，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组织着攻守，左右着进退，关系到成败，他既是枢纽又是中流砥柱，他的作用太重要了。他肯定是最大的官！

乙领导沉思片刻说：不，你说的只是表面现象，依我看，在前面等球的人才肯定是领导。你们看，电视镜头给他给得最多，观众的掌声给他给得最多，而且建功立业的机会也给了他。你们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想想，难道他不是最大的官吗？

丙领导听了哈哈大笑：二位的高见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在球门前站着的那个人是领导。你们看，别人都在热火朝天地卖命表现，惟独他在享清闲，别人只能用脚踢球，只有他手脚并用，有时还指挥他人防守。这是什么，这是特权。

丁领导不满地说：你们看问题怎么这么狭窄？只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你们就不难发现，真正的领导是坐在场地边上指挥的那个人。你看，他想让这场比赛怎么打，场上的人就得怎么打；他让谁上谁才能上他让谁下谁就得下；他肯定是最大的领导。

一直没有说话的戊领导开了腔：你们的发言都太草率、太片面。我认为，那个穿黑衣服、嘴里含着哨子的人才是最大的官。理由是：一是双方拼得你死我活、人仰马翻，惟独对他尊敬有加，不是足以说明他的地位非常特殊吗？二是不管你是换人还是开球，都得经过他的同意，证明他管辖的范围很大；三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想让你玩你才能玩，他想让你怎么玩你就得怎么玩，他不想让你玩，你马上就玩完。这才是当领导的最高境界啊！

他说我说

歌德说：你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我说：我喜欢我自己的价值，所以我得拼命掠夺别人的价值。

罗素说：蠢话就算有五千万人说，仍然是蠢话。

我说：哪里用得着五千万人来说，只要领导一个人说了，它就不是蠢话了，而是重要指示。

萧伯纳说：把事情复杂化很简单，把事情简单化才是复杂的。

我说：有些简单的事情之所以被弄得复杂化，是因为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能够显示才能。

布来星顿女爵说：朋友的定义：一种温度计。我们可以用它来量我们的时运的温度。

我说：顺带也可以测出人心的温度。

葛拉罕。葛林说：“名”是一种强有力的春药。

我说：那么，默默无闻就是最有效的安眠药。

狄更斯说：机会不会上门来找人，只有人去找机会。

我说：所以，那么多的人才那么热衷于跑官要官，人家也不过是上门寻找发展的机会。

高尔基说：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

我说：在我们很多领导看来，语言也是一种积极行动。发文就是重视，开会就是落实。领导的语言比群众的行动更重要。

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喜，行成于思毁于随。

我说：这是老皇历了。如果你能与领导一道嬉戏娱乐，你的大好前程就不再是梦了；如果你能紧跟领导亦步亦趋，“进步”只是迟早的事情。

爱因斯坦说：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

我说：这样固然能成功，但太辛苦，没意思。

现代人的成功公式是：成功=可靠的关系+巧妙的吵作+擅说空话假话。

牛顿说：如果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我说：如果我升得快，那是因为我选准了权势显赫的靠山。

海伦。凯勒说：把活着的每一天都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说：把眼下的每一天，都看作是掌权的最后一天，这样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柏顿说：“仔细考虑”是拒绝改变最有名的托词。

我说：“研究研究”是推委拖延或者索取贿赂最有名的前奏。

马洪尼说：如果两个人始终意见一致，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多余的。

我说：如果副手的意见与“一把手”的意见不一致，那么副手肯定的多余的。

卡莱尔说：我不相信个别人的愚蠢加起来会成为集体的智慧。

我说：经验告诉我，如果这个别人是领导，他的愚蠢很可能成为集体的智慧。

签字的学问

“按规定办理”。凡下属看到领导签字“按规定办理”，都认为是可以办理。以后上级机关在调查单位的烂事时，凡是签字为“按规定办理”的都可以理解为签字没错，错是错在部下没有按“规定”办理。

“请酌情办理”。“请酌情办理”比“按规定办理”意思更进一步，而且还有看得起你才叫你办理的情意在里面；部下一般都会全力办理。虽然这是办烂事最危险的签字，但是“酌情”可理解为斟酌情况，实际情况不允许就不能办理。因此，责任还是在部下，知识欠缺，政策掌握不好，应该受到批评。

“同意请某某处理”。同意二字后面没有逗号，也没有字句间隔，你说我同意办这件事也行，你说我只同意某某同志来处理这件事也行。

“请按程序办理”。想办烂事的人拿到批示后，开始办理各环节还顺利，不久却又卡住了，经过一番“沟通”“运作”，终于按“程序”办理完毕了。奥妙就在办的过程中看你的“表现”，如果你不能及时“兑现”承偌，对不起，这事情就办不成了。

“同意办理，如有问题另案处理。”。是办手续前另案处理，还是办理后另案处理？是你说有问题，还是别的人说有问题？是你这一级处理，还是上级派人来处理？这个签字实际上是在保护你，一看就知道以后跟你没关系，跟签字的领导也没关系。因为领导签的“如”字之后早已提示过你，这事情办砸了，说明你的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

“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即刻办理。”这种签字的猫腻都在会议。开会前领导会跟记录人员交代好，一定要注意将其他领导成员有“同意”意思的话都写上去，将本人有反对意思的话也写上去。想不同意办的人记录成同意，想办或一定要办的人在记录中却是不太赞成，是后来才同意“大家意见”的。

25.15官场趣谈(十五)

官场闲话

虽然名不见经传，官不上品级，但好歹在“官场”混过几天，说些圈内“闲话”给大家分享：

千好万好，还不过老百姓的信赖；金是山银山，重不过老百姓的心山。

让老百姓不怕官，这很简单：让官怕老百姓就行了。

官不好当，那才是社会的成熟。

在人之上，要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要把自己当人。

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自己的位置炫耀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自己的位置贬低别人。

处在什么位置上，就在什么位置上寻找意义。

标榜自己永远正确的人，不一定战无不胜；闭门思过的人往往不可战胜。

自我欲望越来越大，自知之明会越来越小。

当心恭维——它是最容易使人失去理智的蒙汗药；别忘了，抬轿子的人是为了坐轿子。

当心狂妄——它是最容易使人丧失一切的致幻剂。别忘了，自大加一点就是“臭”字。

有人难分难舍的是功名利禄，有人要死要活的是进退荣辱。请记住英国作家毛姆的名言：为欲望疯狂，无异于替自己挖掘坟墓。

官场疯话

你们说这是第一生产力那是第一生产力，照我看领导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单位每次汇报思想，都是欺世盗名的大演出，越是职务高贵者，越是演技精湛。

当我们敢于践踏良心的时候，就是我们行将出息的时候。

每当我胡说八道的时候，总是能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因为诚实，我失去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而学会说谎和欺骗之后，我又重新赢回了这些。

一般来说，领导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

靠领导越近，离自己越远。

在强调“政绩”的今天，官员被提拔并不需要特别的才能和实绩，而只需要特别的胆量和脸皮。

上帝给每个人造一张脸是不够的，尤其是给官场中人。

在官场中，同事之间因为了解而成为敌人，因为误解而成为朋友的情况屡见不鲜。

很多时候，人们蔑视权贵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接近权贵。

要想在官场发达，那么上司的脚气就应该比自己亲人的死活更值得关心；上司的小狗就应该比自己的儿女更值得爱抚。

所谓机遇，就是瞄准领导鞋带松了的时候第一个冲上去帮他系好。

一根骨头可以让两只看上去亲密无间的狗立马厮打起来；一顶官帽对于官场的“友谊”“团结”也有着同样的作用。

官场漫思录

当官的人一辈子爬梯子，那梯子是横在地面的，弓着身子往前爬，还误以为是向上爬，到头来却一步没有离开地面。

要让老百姓不怕官很简单，让官怕老百姓就行了。

威力无比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令人心旌摇弋的金钱是一张张送你上西天的纸钱；令人垂涎欲滴的美色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利刃。

权力是一枚公章，盖到哪里都管用；权力是一张绿卡，走到哪里都放行；权力是一只千斤顶，大小问题都能擎起；权力是一面镜子，人生百态尽显其中。

对贪官而言，情侣恩爱换来的是枷锁，高级住宅带来的是铁窗苦泪，富贵功名争来的是荒野死囚，风月美色换来的是败身辱家。

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是横在官员们面前的三道“关卡”。每个官员都应该知道，过不了这三道“关卡”，就可能要过“双规”、逮捕、判刑这三道“关卡”。

职务是一只翅膀受伤的俊鸟，权力是得了狂犬病的宠物；升官是发财的必要前提，发财是升官的必然结果。

摧毁一个单位最简洁的办法是制造这么一种情景：只要拍马屁就可以得到重用。

越不善良的人越爱说自己善良，越不正派的人越爱说自己正派，越是腐败的人越爱说廉洁。

做奴仆时越卑贱，做主子时就越残暴；追求权力时不要自己的人格尊严，享受权力时也不会尊重别人的尊严。

要敬一位菩萨，可怕；如果只敬一位菩萨，更可怕；一旦敬了一位菩萨，，便不许再敬另一位菩萨，那就十分可怕。

提拔你的是上面，决定你的前途和命运的是上面，你只要对上面负责就行，你所做的一切只需要上面认可就行，下面怎么样你根本不用考虑。

主子的威风是仆人创造出来的，领袖的威风是追随者创造出来的，大官的威风是奴才创造出来的。

能拉的关系尽量拉，拉上的关系不能丢；说有利于领导的话，做有利于领导的事，为领导全力以赴，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会什么不能讲，那样会变成自我吹嘘；不会什么不能讲，那样会被当作无能；实话不能讲，那样会被认为不懂得圆滑；客套话不能讲，那样会被视为虚伪。

官场“忠告”

说什么，千万别说傻话；不说什么，千万别不说官场显规则。

笑什么，千万别耻笑上司；不笑什么，千万别什么场合都不会笑。

看什么，千万别看错人；不看什么，千万别不看领导的脸色。

听什么，千万别听出祸端；不听什么，千万别不听话外音。

信什么，千万别迷信；不信什么，千万别什么都不信。

学什么，千万别只学仁义；不学什么，千万别不学厚黑学。

吃什么，千万别吃成“腐败肚”；不吃什么，千万别软硬都不吃。

喝什么，千万别喝“打头酒”；不喝什么，千万别喜酒都不喝。

玩什么，千万别玩过火；不玩什么，千万别只玩权术。

洗什么，千万别老想洗钱；不洗什么，千万别洗不去清白。

赔什么，千万别什么都赔光；不赔什么，千万别不会赔小心。

爱什么，千万别爱得太深；不爱什么，千万别连自己都不爱。

动什么，千万别动感情；不动什么，千万别不去活动。

种什么，千万别种下祸根；不种什么，千万别连自己的亲信都不种。

泡什么，千万别上司的“小蜜”；不泡什么，千万别能泡的也泡汤。

买什么，千万别买气受；不买什么，千万别不买房子。

跑什么，千万别只跑龙套；不跑什么，千万别只跑官。

告什么，千万别告了也白告；不告什么，不告就是打死都别告。

打什么，千万别打脸；不打什么，千万别自己的地盘都不打。

拉什么，千万别拉警报；不拉什么，千万别不拉骆驼。

耍什么，千万别耍笔杆子；不耍什么，千万别老不被当猴耍。

有什么，千万别让人知道自己有钱；没有什么，千万别让健康都没有。

炒什么，千万别炒股；不炒什么，千万别被炒剩饭。

懂什么，千万别光看起来懂事；不懂什么，千万别看不懂别人。

会什么，千万别什么都会；不会什么，千万别连傻子会的你都不会。

干什么，千万别干蠢事；不干什么，千万别一件人事都不干。

官场标新竞异花样多

语云：新官上任三把火。小爬虫履新，绝不会萧规曹随，率由旧章，定会开动脑筋，搞些新名堂出来。为什么一定要搞些新名堂？很简单，如果前任老大怎么做，新任老大就照着做，做得再好，功劳也是前任的，何以显示新任老大的创新精神？何以显示新任老大的突出政绩？没有创新精神，没有突出

政绩，对继续高升，显然不利。是故新官一上任，思路是新的，措施是新的，一切都要推倒重来，打破旧框框，开创新局面。官场思维、官场习性使然也。

标新的路子有：

圈地。前任老大或因条件不具备，在市政建设上仅满足于旧城改造，新任老大来了，学历读过博，经历留过洋，举措大手笔，说老是在旧城里折腾来折腾去，这种市政建设速度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嘛！这是眼光狭隘的表现！为了证明其眼界开阔，新任老大大搞圈地运动，把城市周遭的地都给征下来，搞大规划，东边工业区，西边住宅区，南边行政区，北边商贸区。走进规划局一看示意图，包你心潮澎湃，由衷赞叹：这把火硬是烧得好啊！

挖坑。地是圈了一大片，奈何丘陵连绵，草木丰茂，水电未通，还不像是工业区、行政区、住宅区、商贸区，怎么办？调来挖土机，轰隆轰隆，全面开花，日夜施工，一时之间，小城处处吹响了市政建设的号角。若干时日之后，丘陵去帽，草木尽摧，沟壑纵横，江山不可复识矣！或一日，风和日丽，老大携若干文化人士，巡视大坑，指着一条新辟的沟壑曰：“各位爱卿，此路当命名为什么路？”众清客唧唧喳喳，商议一番，曰：“此路贯通新城，风水甚佳，可名顺风路，寓我县建设顺风，兼老大仕途顺风之意。”老大龙颜大悦，点头同意。然后依次将若干沟壑命名为“贤达路”、“金光路”、“龙门路”，等等。老大挖坑之举，动作之大，前所未有，写进总结，掷地有声，没多久就升了官，果然仕途顺风。可是若干年过去了，钱花了一大把，坑还是那个坑，路还是那条路，稀稀拉拉，也建了几栋楼，但人气不旺，财源不茂，商贸区、工业区、行政区、住宅区，俱在若有若无间焉。

治水。老大履新未久，苦思造福人民之策，或一日也，于沐浴之际，灵光一闪，猛拍大腿曰：“得之矣，得之矣！”立即着手部署治水大事，动员全县人民曰：我县自某某年以来，还没有建设一个中型水库以装天水，吃老本造成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皆缺，为今之计，唯有举全县之力，兴修水利。根据专家论证，在某乡修一中型水库，于全县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焉！老大激情燃烧，全场掌声雷动。高人曰：“兴修水利、建造水库，并非不好，然而移民已迁，大坝将半，突然资金花光，工程停摆，问题成堆，则不如不修。”标新的老大于问题即将暴露之际，已然荣升，新任老大另有标新之方，怎么肯接烂摊子，替前任揩屁股？正是：大坑依旧在，百姓梦成空。

休闲。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张三当老大，喜欢动土，李四当老大，喜欢治水，轮到王五上台，发现土已动完，水不好治，乃召集众谋臣，另谋标新之方，突出重围。谋士曰：“老大，我县史无名人，吃不得老祖宗，地无矿藏，建不起大工业，路无国道，通不起大物流，先天有限，发展困难。为百姓计，莫如多建休闲山庄、文化广场，广纳靓女，多开发廊，有关部门，保驾护航。如此则八方客源纷至，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国库增收，立竿见影焉。”老大微笑点头曰：“思路正确。请有关部门拿出方案，提出可行性建议，总的思路是未来两年之内，加大投入，各方合力，将我县建成区域性休闲之都！”于是县城之内，大富豪夜总会、红太阳休闲中心等纷纷冒出，入夜但见灯红酒绿，处处歌舞，休闲之都，隐然成形矣。

标新复标新，标新何其多。若为百姓计，请勿拍脑袋！

25.16官场趣谈(十六)

机关写照

机关机关藏机关，关里关外两重天；机关常设铁交椅，机关里有铁饭碗。

衣食无忧度年年，夏季凉爽冬季暖；机关大小有权钱，动用机关官管官。

无理有礼开机关，有理无礼关机关；关外人道机关好，关里人言心太烦。

大小机关机关多，人人都设小机关；坐穿机关如针毡，日夜寝食难得安。

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瞧不见；明里称兄又道弟，暗下毒手射毒箭。

谁知机关在哪里，随时可能遭暗算；机关常打地道战，千钧一发动机关。

既发糖衣甜炮弹，又放障眼烟幕弹；有人趴下起不来，有人站直挺腰杆。

不见刀光剑影闪，不闻血雨腥风寒；进进出出机关门，识破机关不一般。

机关算尽太聪明，平步青云早升迁；不谙机关机关道，算尽机关也枉然。

合格办公室主任标准

领导没来我先到，看看谁坐主席台；

领导没讲我先讲，拍拍话筒响不响；

领导讲话我鼓掌，带动全场一片响；

领导吃饭我先偿，试试饭菜凉不凉；

领导喝酒我抵挡，誓把肠胃交给党；

领导睡觉我站岗，和谁睡觉我不讲。

做官难

做官难，难做官，听我来把难处念：

吉普换了小轿车，群众个个有意见，其实并非我所愿，领导咋不心疼钱；

人家个个桑塔纳，吉普实在没脸面，个人面子是小事，企业形象要顾全。

说我作风不正派，秘书个个象天仙，其实他们懂个啥，漂亮才好搞公关；

舞厅潇洒走一回，仿佛年轻二十年，没有秘书好帮手，领导怎坐企业关。

说我住房根特权，我来为你解疑团：工作鞠躬又尽瘁，家事常年未曾管，

舍了小家为大家，面对妻儿心中惭，三个儿子四套房，良心方觉有些安。

说我大吃又大喝，提起此事心直酸，吃喝难道为自己，还不为解企业难，

上头领导能不请？推销产品酒为先，落个高压糖尿病，这还不算是贡献？

说我贪污又受贿，纯粹是在搞诬陷，大家有事来相求，那是群众信任咱，

尽心尽力办好事，其实没收几个钱，摩托冰箱大彩电，用用改天咱再还。

如此尽心为企业，个个还说是贪官，好心不能得好报，你说做官难不难？

为一些“公仆”画像

“四话公仆”：

上级面前说假话——成绩显著进步大。。。。。。

群众面前说官话——研究研究议议吧。。。。。。

大会小会说套话——改革必须要深化。。。。。。

民主生活说空话——今天天气哈哈哈。。。。。。

“四步公仆”：

第一步上窜下跳——“跑送”弄来“乌纱帽”；

第二步左挑右选——安插亲信知多少；

第三步东捞西捞——四处受贿收“红包”；

第四步短哭长嚎——铁窗生涯实难熬。

“四款公仆”：

处处要扶贫款——伸手向上装可怜；

时时跑贷款——银行门槛都踩烂；

天天吃公款——酒楼歌厅当“神仙”；

事事傍大款——野蛮拆迁占农田。

“四装公仆”：

四处提字装“雅”——信手胡乱涂鸦；

炮制政绩装假——王婆买瓜，自卖自夸；

困难面前装瞎——具体工作不抓；

出了问题装傻——只怪我没学法。

干部使用种种

裤子改上衣，提拔使用；男裤改女裤，交流使用；

衬衣改裤衩，降职使用；风衣改围裙，挂职使用；

背心改乳罩，虽说是平调，但位置很重要。

人生七动

生命在于运动，官场在于活动；关系在于走动，感情在于心动；

亲吻在于感动，拥抱在于激动；抚摩在于颤动。

领导的一天

安排工作，翻着稿子念念；检查一天，隔着玻璃看看；群众上访，糊弄糊弄劝劝；

接待上级，酒桌殷勤献献；项目动工，镜头面前站站；出了事故，藏藏掖掖按按；

下乡扶贫，年末下去转转；主要精力，上级领导见见。

五子登科

关系是金子；年龄是银子；考察是样子；群众是幌子；关键是票子。

应酬

要在官场混，就得会应酬。

应酬这活儿很容易。不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不需要培训、进修、研讨，只要肯“折腰”，便会无师自通的。

应酬这活儿倒是挺累的。皮笑肉不笑，面肌易劳损；没话找话，颇费脑细胞；迎来送往，即便有车，上来下去也不容易；酒桌上，假装“感情深”，还得“一口闷”；如果对方有“麻好”，那还得连续作战，通宵达旦。

都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这话有几分道理。“江湖”上有这规矩，你不这么办，就“各色”，就“另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但细说起来，“身不由己”也有一半是托词。你捏着鼻子去应酬，自然是怕失去一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在你看来一定比尊严、健康、时间更重要。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陆游有一句诗：“老来万事懒，不独废应酬。”说是“不独”，但第一个“废”的还是应酬。为什么只有到老了才“废应酬”?个中原因不值得思量吗?

话再说回来，“江湖”上的这个潜规矩也真该改改啦!古今多少事，耗在应酬中。

干事

干事是一干部称谓。机关干部中的“小小老百姓”，具体干事儿的。

说你是老干部啦，不是夸你，是说你没出息。为什么老干事儿还是老干事?说明你事没干明白。

三种情况：

一是“干事儿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你不领会领导意图。干事儿两拧，使多大劲儿，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二是“光干不会说，等于白忙活”。你是没嘴儿的葫芦，你干的事儿不少，只有老婆知道；你干的事儿挺棒，让会说的请功领赏，窝囊!

三是“干事儿干过头，气死大马猴”。古有“功高盖主”之说，如果你的顶头上司是个嫉贤妒能的“大马猴”，气着他啦。你还有出头之日吗?

唉!好可怜的老干事儿的老干事哟。

对领导的态度

要疏远下台的领导，效忠新来的领导；

要拥护上级领导，讨好直接领导；

要打击与领导对立的领导，团结外单位的领导；

要勾兑走俏单位的领导，踏屑将要卸任的领导；

要报复给你穿过小鞋的领导，歌颂死去的领导；

要满足掌权的领导，应付退休的领导；

只有善于掌握各种领导，自己才能当上领导。

得罪领导的二十种不文明行为

一、上级来检查的时候只顾介绍自己而忘记了和蔼可亲的领导就在身边。

二、在酒场上喝多了酒和领导比赛喝酒扳手腕并称兄道弟。

三、不主动承担领导放屁的责任还把领导讲话和放屁作为笑话到处讲。

四、起草了公文自认为很完美不经过领导审批就私自上报。

五、领导讲话念错了字不去效仿却在背后说领导没有文化。

六、进领导办公室看到了领导的隐私还以为抓到了领导的把柄。

七、记者采访领导时在摄像机镜头前晃来晃去影响了领导的光辉形象。

八、在饭店看到领导和年轻女子吃饭不但没有马上离开却去和领导打招呼。

九、经常在单位里宣传领导的脚臭流鼻涕挖鼻孔等绝对隐私并向外披露。

十、和领导洗过一次神秘的桑拿浴就经常挂在嘴边作为是骄傲的资本。

十一、发表文章把领导的名字署在自己的后面甚至连领导的名字也不署。

十二、对领导在自己面前经常念叨对某东西感兴趣竟不能领会领导的意图。

十三、竟然对领导每天提着笔记本电脑的学者形象攻击说领导不会使用笔记本。

十四、对领导家里装修记到公家账上的事在喝酒的时候暴露出来。

十五、和同事喝酒时竟诉说跟随领导的痛苦并念出了自编的骂领导的民谣。

十六、自作多情和领导年轻的小蜜眉来眼去请吃饭送礼物想夺领导所爱。

十七、对领导家的一条小狗不尊敬竟然骂它狗仗人势被领导听到了。

十八、在填写领导简历时竟然不小心把领导反感的贫苦出身暴露出来了。

十九、工作多年后竟不会在领导面前点头哈腰瘤须马屁给领导按摩。

二十、不能惟命是从有时自作主张甚至明目张胆地顶撞领导的“圣旨”。

明知。。。。但。。。。

明知贪的钱越多，事发后判的刑会越重，但贪官们还是追求贪更多的钱。

明知医院“承诺”不收病人“红包”，但病人不送“红包”还是不放心。

明知很多“制度”是贴在墙上给别人看的，并没落实，但领导布置工作要求落实还是强调多订“制度”。

明知好多选举投票是搞形式、走过场，但选民们还是认认真真写票、投票。

明知有些“干部测试”，大家都是抄的现成答案，但还是通报测试成绩，并作为干部“考学”的一项标准。明知有些汇报材料越好听“水分”越多，但好听的材料领导多夸奖。

明知顺耳的话不见得都是良言，但有些领导听了心里却很舒坦。

明知道领导到贫困家庭慰问拿的是“公家的钱”，但媒体宣传还是说领导关心群众、亲自捐款扶贫。

明知领导的讲话材料是秘书写的，但讨论时还是说“领导的水平真高”。

明知有些领导办实事的“承诺”是说谎，但听众还是高兴得直鼓掌。

明知有些汇报材料越好听“水分”越重，但好听的材料领导多夸奖。

真话。假话

有的话本来不是假话，只是说的人虚伪，它就成了假话；有的话本来不是真话，只是说的人诚恳，它就成了真话。

有的话本来是假话，只是说的人身份太要紧，它就成了真话；有的话本来是真话，只是说的人身份太卑微，它就成了假话。

有的话在老百姓听来明显是撒谎，可那些好大喜功的领导却总是信以为真；有的话在领导听起来很没水平，可老百姓却偏偏觉得它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有的话当时听起来纯属胡言乱语，但后世却成了真理；有的话当时听起来是一句顶一万句，事过境迁后却成了弥天大谎。

有些时候，谎言比真理更有生命力。因为真理重复一千遍只会招人厌烦；而谎言重复一千遍后往往成了真理。

有些地方，谎言比真理更有诱惑力，因为真理不刻意打扮自己，而假话却常常穿上美丽动人的外衣。假话动听却迷心，真言逆耳却利行。

假话出口必有所图，真言面世则必有所刺。

说假话不但需要狡猾，更需要私心杂念；说真话不但需要智慧，更需要人格和勇气；说假话的人常常在当世飞黄腾达，说真话的人却往往在身后才能名垂青史。由假话演变而来的“真理”，本质仍然虚假；真话暂时被说成是假话，却终究要显露出真理的光辉。

假话如唱戏，常常要背熟了再说；真话如咳嗽，多在压抑不住时喷薄而出。假话卑鄙却常常充当卑鄙者的通行证，真理高尚却常常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

说假话能带来千千万万种现实好处，而它的成本却出奇的一致：泯没良心，丧失诚信。假话因假而华丽，真理因真而永恒。

如今与过去

过去讲究的是话到人不到心到，如今讲究的是礼到人不到只要钱到。

过去人讲假话多是迫于政治压力，如今主动浮夸多是为晋升积累资本。

过去的劳模多于劳动有关，如今的劳模多和级别有关。

过去人传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如今人传官员随身必备存折、伟哥、避孕套。

过去说开会不积极是人思想有问题，如今说的是回家不积极作风有问题。

过去一些人的愿望是官永远做下去，如今不少人的愿望是官不断做上去。

过去的豪言壮语多于艰苦创业有关，如今的豪言壮语多于公款吃喝有关。

过去出的多是腐败个案，如今出的多是腐败窝案。

过去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今说的是身体是挣钱的本钱。

过去有人相信在单位只要巴结好一个领导便足可受用半辈子，如今即使拥有博士文凭也未必敢断言从此可高枕无忧后半辈子。

重要的比较

总结比工作重要，汇报比务实重要；开会比行动重要，检查比落实重要；

招待比成绩重要，吃喝比预算重要；掩饰比解决重要，赞扬比批评重要；

数字比科学重要，政绩比一切重要。

话吹牛

吹牛技术实在妙，轻轻一吹万般好；

吹得个人身份高，吹出自己能力俏；

吹得单位不得了，吹得政绩呱呱叫；

瞎吹弄假能成真，猛吹速度特别高；

常吹风景迷煞人，巧吹能使百病好；

吹牛堪称奇异术，省力省功效果好；

单位一吹扬美名，个人一吹步步升；

地方一吹成热点，经济靠吹上卫星；

弄虚作假吹牛风，劳民伤财腐败中；

吹牛何时能绝迹，实事求是乃真宝。

说总结

虽说八股文体众人喊打，如今汇报起来作用乃大；

乌七八糟可以锦上添花，无所事事能够硕果累累；

混天聊日堪称日理万机，死气沉沉更显朝气蓬勃；

成绩功劳全靠精心编造，妙笔生花练就纸上功夫；

轻而易举犹如鱼儿得水，业绩辉煌寄托感觉梦想；

大好形势总是得天独厚，团结奋斗又称独上高楼；

领导关怀一定缺一不可，个人努力彰显多此一举；

长篇大论经常面面俱到，没有汇报只能前途不妙；

美好总结织就星光大道。

角度不同

重大失误等同于敢想敢干，上当受骗等同于宝贵经验；

红头文件等同于重视非凡，会议不断等同于大干实干；

参观游览等同于联系实际，文化搭台等同于经济唱戏；

走马观花等同于现场办公，炒作造势等同于快速发展；

牺牲政策等同于解放思想，全民招商等同于发展捷径；

建筑火热等同于形势大好。

一词之差

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孝顺父母变成了孝顺父母官；研究工作变成了研究吃喝；我为人人变成了人人为我；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从实际出发变成了从实惠出发；走群众路线变成了走上司路线；自我批评变成了自我表扬；奉献社会变成了索取社会。

变通

制度的人定的，当然可以因人而宜；政策是逐级贯彻的，当然可以中途截留；素质是别人评价的，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成绩是大家取得的，当然可以拿来独用。

男女有别定律：

男人爱上女人会做诗，女人爱上男人会做梦；

女人对男人往往朝思暮想，男人对女人往往朝秦暮楚；

女人看家本领是撒娇，男人拿手好戏是撒谎。

女人的幸福在于：他真的爱我，

男人的幸福在于：她值得我爱；

女人吻男人算是一种幸福，

男人吻女人算是一种口福；

当女人走投无路时她会和一个男人结婚，

当男人走投无路时一个女人会和他离婚；

做情人的时候女人会让男人心疼，

做妻子的时候女人会让男人头疼。

贫富新解

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

贫穷时种稻，富裕后种草；

贫穷时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

贫穷时老婆兼秘书，富裕后秘书兼老婆。

美国官场胜经21条

美国官场是一个超级官场，但美国的“官场胜经”或许放之各国而皆准。

你绝对不会因你没说过的事创祸。

要当官从娃娃抓起。

要挑个好搭档，做别人的好搭档。

要想“被点成金”，自己不能是块石头。

要想当官，就直说。

要当官，先当兵。

要先致富，后做官。

要府里有人，没有人“创造”人也要上。

要接近权力，先保持距离。

要君子爱财，生之有法。

要俯首甘为“替罪羊”。

要紧闭嘴巴，闭不住，就捂住。

要警惕网络捅你的“娄子”。

要小心“阴沟里翻大船”。

要是个有思想和城府的老道高手。

要善待你的对手。

要永不言败，永不抱怨。

要让“闲内助”闲起来。

性格决定官运，好人不等于好官。

没有下一次，就看下一代。

女人的心伤不透，她仍会支持你。

25.17官场趣谈(十七)

谋官撒手锏——谀而优则仕

志在官场的朋友要掌握几套谋官撒手锏，其中首推阿谀奉承。

阿谀奉承者，拍马也。拍马乃官场常态，好象不新鲜，其实不然。说起来马屁人人会拍，各有巧妙不同，然这官场马屁与女婿拍丈母娘，男人哄女朋友，老板骗小蜜肯定有所不同。

拍马有如小姐出台，要坚决打掉羞耻心。倘若一丝羞耻心尚存，那就是修练还不够，恐怕难成大事。但恬不知耻不等于公开地拍，拍得世人皆知是个马屁，那就失败了。真正的高手是拍了以后不露痕迹，连被拍者自己都看不出是马屁，只是觉得很受用；如果拍得显山露水，有点文化有等品味的官员是会反感的，他反感的不是你拍他马屁，而是反感你太不会拍马屁。

阿谀奉承的要害，是要让被拍者找到驾御感和心腹感。前者需要充分显示奴性；后者需要通过剖析心迹，表明你是他的人，可以放弃良心和原则，为其所用。因为，在一个充满权术和权力斗争的环境里，官员离开心腹、亲信，很难成事。他需要效忠者和打手。

阿谀奉承是系统工程，光说好话不行，更要有行动。要对上司的喜怒哀乐了如指掌。上司想说而不便说的，你替他说了；上司想做而不便做的，你替他做了，而且，一旦败露，你要勇于承担责任，使其他人看起来与上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上司想整谁，你要提了棍子就上；上司厌恶的你就要厌恶，上司喜欢的你就要喜欢（他喜欢的女人除外）。

谋官撒手锏——吹而优则仕

吹牛有大吹小吹之分。小吹吹自己，大吹吹领导。二者并用，相得益彰。只吹自己不吹领导，吹得再好也没有用；只吹领导不吹自己，又无法达到目的。高明的做法是，先将高帽子戴到领导头上，然后对准自己猛吹。不要怕牛皮吹炸，更不用担心会被揭穿。因为你是“按照某某领导的指示去做的”，是“在某某领导的具体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的”，某某领导当然不会否定你，否定你就是否定他自己；更不会揭穿你，揭穿你就是揭穿他自己，谁还敢来替他吹牛？

要拣领导喜欢听的吹。傻瓜才会讲问题，讲失误。要讲形势大好，讲成绩，讲进步，讲总体发展。讲好的，是领导有方，自己有功，皆大欢喜。当然，只讲成绩不讲问题，显然不符合客观情况，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方法上有问题。技巧就在于三七开或者四六开，或者是九十九分成绩和百分之一的不足的关系。领导们常常说：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你千万不要当十足的书呆子，成绩当然要讲够，但问题千万别讲透；讲问题不能大痛，只能小痒；要害的、主要的都不能讲；只能讲一些无关大局、与领导能力、领导官德无关的小问题，而且要点到为止，不可分析。

讲成绩，要实讲。这个“实讲”的实，不是老实，更不是事实，而是指那些貌似事实的统计数字。

讲问题则要虚讲，一带而过，可以说大话，放狠话，就是没有具体内容。

还要善于把教训吹成经验；把失败吹成成功；把无能吹成本事；把丢脸吹成光荣。

让上司赏识你的十要决

一是让上司看到你的表现。定期将自己的工作进度及所完成的任务上报，让上司看并肯定你的存在和贡献。

二是要求更多的工作与授权。让老板感到你对自己的期望和进取精神，这是他们考虑提拔的重要指标。

三是借机会表现你的领导能力。当有新员工进来时，可自告奋勇地带他，以此来表现你的热忱和领导能力。

四是开拓自己在单位内外的人际关系。通过单位内外的人际网络，不仅可以得到新的信息，也能在换工作、升职位时获得较多的机会。

五是提早完成交付的工作，永远都提早完成上司交给你的工作。

六是胆大，敢于冒险。向上司提出你的新看法，乐于接受新任务、新挑战，让他们看出你是可造之才。

七是热心参加单位活动。在单位大小活动中加深上级主管对你的印象，也可多与其他部门的主管及人员交流。

八是向表现优异的同事学习。仔细观察办公室其他表现优异的同事，学习他们身上具有的你所不足的部分。

九是加强自己的业务能力。

十是规划好自己的事业。妥善规划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与步骤，记住自己的事业必须自己掌握。

中国官员升迁十条路

机关人说话总是那么含蓄、那么艺术、那么优雅。比如,想当官并不会直白为“想当官”，而是“要求进步”。

只是，人在机关，并不是谁都能“进步”的。以下是“民间”——准确地说，应该是机关中的“民间”——流传的、用来概述某些机关人何以“进步”的十款专用术语,也就是中国官员仕途升迁的十条路径。

背景：背景又名有后台、根子硬。没背景的慢慢往上爬，有背景的嗖嗖向前窜。某县县委常委在大部分县领导子女的“进步”问题都已“解决”的大好形势下，正严肃认真地研究人事调整之际，突有张老三等几位县级老干部从被遗忘的角落里冲出。常委会的桌子被拍得山响之后，便一名“老县级”解决一个“正科”！于是，张小三们便一觉醒来就从下岗工人变成了堂堂局长；张小三的背景是天生的，背景还可以创造──李小四既高又帅，本是一名小学教师，可自从与某某市委副书记之“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女儿一见钟情后，短短七年内就从乡政府办事员、民政局副局长、副县长、市长助理一路飙升至市府最年轻的副市长。

门路：门路又名有人、有路子。门路就是某种渠道，某种能够通达上一决策层的渠道。有背景的人毕竟是少数，即使另有也愿意舍身“创造”者，副书记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女儿。所以，一些有门路的人也还是很有“进步”之希望的。与背景之血缘纽带关系的单纯性相比，门路要复杂得多，比如，你自己或你的亲朋好友曾有幸与把握你“进步”之生杀予夺大权的人一起，扛过枪、下过乡、同过窗、嫖过*┅┅，每一种“一起”都可以是你“进步”的门路；又若，你表叔的二大爷的最小的兄弟媳妇是你顶头上司的歪头上司的小姨子的干妹妹，这一“拐弯抹角亲”也是你响当当、硬梆梆的门路。

听话：听话又名跟的紧、顺青蛋。听话是听上司的话，而不是听同事的话，更不是听百姓的话。这里的上司专指顶头上司、本单位的领导，其更上一级领导的话不是不想听而是还够不着听。听话的第一层含义是，凡是上司的交办一律从快从美办好，凡是上司不让办的一律坚决不办；其第二层次的意思是，善于领悟上司的意图，上司之许多关键的话并不是通过嘴来说的，这一层次的“听”更需功力；听话之“听”的最关键处并不在耳朵而在于手脚，真功夫见之于如何将上司的意图如何落到实处；听话另外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善于替上司挠痒、溜须，这也很不容易。芝麻糊曾观察过机关人为领导茶杯添水一事，善添者从添水的时机、姿势、脚步、表情等诸方面都会与众不同，观后感慨万千。

听话的人最得上司欢心，但常常需要昧着良心、不要脸面。

烧香：烧香本为敬神、敬菩萨，机关人的烧香是指敬上司。烧香往往要善于把握火候、把握时机。逢年过节，表点心意，培养感情，非常必要。若遇领导小恙，亦或领导夫人小恙、孩子上学，亦或领导的爸爸妈妈哥姐弟妹，领导夫人的爸爸妈妈哥姐弟妹的大恙小恙、大喜小喜，都是机关人烧香的绝妙之机、都是机关人的天大之喜。“烧香心要诚”，是个水磨功夫，最忌露出急于得到回报的猴急样。烧香是上司对你平时工作的考核，“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是很危险的。

烧香通常与听话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相益方得彰，如只会其中一招往往并不灵。

摆平：不要以为摆平只是世俗社会或黑社会用语，现在的机关人也很会用它。不仅领导经常用，善于“进步”的人也经常用。“进步”的机关人通常在这样三类情况下需要它，一是有居心不良者（常常是同事）将自己的丁点小毛病反映到了上级机关或相关部门；二是自己虽被有关领导相中，但领导层中却另有他人持不同意见；三是自身的某些硬件存在缺憾，比如学历、年龄等。此时就是“摆平”大显伸手的时候了。某王二麻子先生，系机关二级机构负责人、“后备干部”，正要“进步”到单位副职之际，“一把手”换人。此时人代会迫在眉睫，新到任的“一把手”又远在南方某地开会，且并不买前任留下的“账”。“一把手”若不提名可是前功尽弃，怎么办？揣一把现金，先到新“一把手”的祖籍地，再打飞机“的”到南方，五天内一切摆得平平坦坦。

群众基础：群众基础通常是指“民意”，不过，此“民”只是机关内部的“民”，即机关里的一般工作人员。官员升迁尊重民意是个正确无比的命题，但这一命题往往会被机关人解作──做一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做假事、说假话，无是非对错、无原则。一些渴望“进步”的人为羸得“群众基础”见风使舵，对谁都笑脸相迎，从不得罪人。

资历：资历的含义不用多说。可以说的只有一点──机关人凭“资历”获取“进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机遇：机遇能对“进步”发挥作用，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某种人事政策来的恰是时候。比如，“班子”中必须配一名35岁以下的年轻人，选来选去，就选到了还不讨厌的某人头上；另一种情况是出现在鹬蚌相争之时。比如，两副书记各有甲乙之“心爱”，互不相让，从大局出发的书记之大手便拍在了毫无“准备”的丙的头上。

活动：近年来，机关中为“进步”而“活动”的人颇多，我们能经常从媒体上读到这样的故事。所谓活动也就是跑官——“活动”不过乃机关人自己对跑官之高雅的说法而已。“活动”对“进步”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可以说，即使你具备了前述各色条件，最终都还是要通过“活动”来落到实处的。有个地厅级马德案，之所以能上连省部级下牵县处级，牵连官员以百计，就是因为这些官们在“进步”时动用了“活动”这一高招。“活动”不是“空嘴讲白话”，是要票子的，官员的工资就那么多，票子哪里来？为了“进步”大业，只好贪贪污、受受贿，要不就直接动用公款呗。

“活动”与“烧香”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出现于关键时刻，后者则是平时之投资积累。

德能勤绩：无论你有多大的能耐、即使你有通天的神通，只要你“进步”，最终都必然要落脚到“德能勤绩”上。一是座谈，大家都要对你的德能勤绩谈点“看法”；二是组织考核，“组织”要就你的德能勤绩下评语。无论你德能勤绩的真实面目如何，只要你实现了“进步”之目标，你这人肯定都是德能兼备、勤绩俱佳的稀缺人才，并且，你的人事档案又会增添光辉、光荣的一笔！就象，同样一本档案，“五毒”书记、“四盲”院长们的德能勤绩，芝麻糊之流肯定就望尘莫及。

以上十个词汇，当下的中国机关人耳熟能详，可谓术语、流行语。

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只要用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腐败分子之所以能频频“进步”，就在于他们在实践中能娴熟地运用上述十大“术语”也。

官话听不懂

一些官话你可能听不懂。

比如“研究研究”。当然你明白，爱说这话的人不会真正的去“研究研究”。可你也别自以为就听懂了，自作聪明地去“烟酒烟酒”。告诉你，这年头谁还缺你那点烟酒？说“研究研究”，也就是告诉你，你的事不会再有下文了，如果你真想办成功，必须另找“门路”。这，你懂不？

又如“指导指导”。首先，你别期望有谁对，你说“请你指导指导”，虽然他是你的公仆；其次，你若有幸见到一个人邀请另一个人来“指导指导”，那你就要明白，这两个人都是“领导”。

仅仅明白这些还不够，关键是你不要以为一个领导真是邀请另一个领导去指导工作。领导请领导去“指导指导”，不过是说，到我那里去玩吧，吃喝玩乐都由我来安排。

这些年，官话实在丰富。你看上面的例子中，不经意就夹杂了两句官话：“门路”和“安排”。

门路，既不是“门”，也不是“路”，而是人，并且不是一般的人。此人对你具体经办的事举足轻重，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这个人就是你的“门路”。而“安排”呢，解释起来就比较简单，意思是说，你来我这里，吃喝玩乐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所在的单位来承担，你别操心。

有人说，官话丰富、官话复杂、官话难懂，其实，问题的实质是，大大小小的官们总希望把他们见不得人的事情，说得冠冕堂皇。说多了，说久了，也自成一体，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例如，花老百姓的钱请客送礼，官话叫“联络感情”、“争取资金”、“争取项目”，总之都是为人民服务。又如，普通老百姓失业要“战胜困难、自强自立”；干部子女到实惠部门上班是“组织安排”“工作需要”。

官话啊官话，无怪乎一些官员常常把“到我那里去，我来解决，我来安排”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反正也不会有人真正“到他那里去”，那些人说这些话不过是显示气派，过过官赢而已。

25.18官场趣谈(十八)

中层干部必读（一）

一中层干部的特性

1．最清楚现场的动态

2．最明白工作的规范

3．最了解员工的能力

4．最知道作业的程序

5．最体会上级的意图

6．最影响员工的情绪

二、中层干部的要领

1．最好称为中坚，以承受上压下顶的苦楚

2．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性枢纽，十分艰难

3．让上级觉得可靠、安全、有效

4．使员工觉得公正、合理、能干

5．使上级安心、下级热心

6．自己也要称心如意，乐在其中

三、中层干部的承上启下

1．承上是心目中有上司的表现

2．首先要和顶头上司处好才能施展才能

3．站在上司的立场和上司沟通

4．替上司分忧分劳而不拍马屁

5．公私事宜都应该尽力帮忙

6．及时向上级报告使其安心

四、中层干部的枢纽作用

1．不可不服从，但要避免盲目顺从

2．坚持原则，不可不刚但方法要柔

3．把上级的经营转化、落实在作业上面

4．做好目标管理

5．破解各部门间的本位主义

6．以自动积极带动整体互动

中层干部必读（二）

所谓中层干部，就是只小小鸟。其实，做只小小鸟也没什么，关键是鸟命能长一点，不要随时被猎枪灭掉就很开心。当然，做好小小鸟也不容易。以下几条，仅供鸟们参考。

第1条，也是总纲，那就是读老板的书(没书讲话稿也成)，听老板的话，照老板的指示办事，做老板的好战士。

第2条，古往今来，做官的第一要诀是“揣摩上意”，紧跟老板的思路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并在执行中加速理解。凡是认为自己的思路比老板高明或者干脆跟不上老板思路的，统统完蛋。几乎所有的老板在表面上都喜欢部下有思路，都自称有民主作风，要求下面提意见和建议，但一般情况下，都是变相地在做民意测验，调查自己的支持度。这时，如果你想显摆自己有头脑，是意见领袖，那你肯定将会是一只死鸟。

第3条，即使有真知灼见，那也一定要讲究发表的场合、语气以及和老板之间的沟通程度：特别提示：第一，你的思路一定是在老板的启发下产生的，是老板战略思路的一种小小的补充；第二，老板采纳后一定要把知识产权不留痕迹地转让给老板，让老板化为是他自己的创意，老板对别人讲你的思路时，要显示出如雷贯耳的神态来。老板都愿意做精神领袖，宁可和老板争点小实惠，绝不和老板争思路的首创权。

第4条，如果你是只笨鸟，从来没有思路，没关系，很多老板在很多情况下喜欢像你这样的笨鸟。关键就是听老板的话。现在书店里关于“执行力”的书卖得很火，为什么?因为革命事业需要一大批听老板招呼、不问所以然只管奋勇向前的笨鸟。

第5条，所有的建议里面，老板最爱听的是省钱的建议。

第6条，听老板的话也有学问。老板说话的重要程度与具体与否成正比，与听众多少成反比。老板对王二一只鸟说把桌子擦擦干净，王二正确的做法是：马上擦；老板对全体员工说要努力工作创造效益，王二只要脸上露出奋勇争先的神态就行了，可以什么也不用干。

第7条，老板骂你的上司，能躲多远躲多远，把喜悦深深地埋在心里；老板骂你的下属，一定要冲出来承担责任。你的兵喜欢有担戴的领导，你的老板也会喜欢。

第8条，在公司，事情没有大小，关键看谁吩咐。如果顶头上司和老板同时安排你做事情，要记住，顶头上司安排的事情没做，可以请求通融谅解，老板安排的事情没做，你只有死翘翘了。

第9条，老板越过你的领导安排你做事，最好还是想办法知会领导一声，即使明天你就可能取他而代之。

第10条，上帝让谁灭亡，就让谁先疯狂；老板让谁下岗，就让谁得意忘形。

第11条，老板离不开两类部下，一类是忠诚型的，此为忠狗；一类是业绩型的，此为恶狼。没有狗不稳定，没有狼难发展，做狗还是做狼抑或做狼狗，你的定位很重要。

第12条，如果你是狼，狗出没请注意。

第13条，如果你是狗，不要从正面攻击狼，通过老板收拾他。很多老板从骨子里是防备狼的，你恰当的谗言可以让狼永远得不到信任。有句成语一定要懂：疏不间亲。一般忠狗不要随便离间超级忠狗和老板的关系，超级忠狗不要离间老板和小舅子的关系，世界上有一种超级傻鸟，居然敢向老板说老板娘的坏话，结果是死得很惨。

第14条，不要在外面抱怨自己的老板，尤其不要在新老板面前攻击旧老板。天下乌鸦一般黑。

第15条，对自己的部下要关照，对老板抱怨部下无能等于说自己无能。

第16条，对自己的部下要严格，部下对你的敬畏是你统驭才能的一种外在表现。

第17条，老板称赞你的时候，要留心同事的表情；老板骂你的时候，只需留心老板的表情。

第18条，陪老板和客户喝酒，可以倒下，但不能跳起来。喝高了就搞笑耍宝出洋相，这是不堪重任的表现。

第19条，要奋斗就要有牺牲，公司和官场一样，要进步就要学会钻营，要学会瞒、学会骗，偶尔搞点阴谋，但注意不能露馅。要记住，卑劣的手段只能救急，不能当饭天天吃。

话到此处暂且打住。职场刀光剑影，厚黑纯属不得已而为之。小小鸟是上有严管，下有骄兵，旁边还有人竞争；没有财权，没有人事权，只有做事权，所以最重要的还是：

第20条，做事要勤勉。

第21条，做人要厚道。

副手须知

没有正头，就无须设副手，故副手是因正头的存在而存在的。

正头永远是正确的，副手在正头面前必须学会服从、跟从、顺从。

镜头面前，副手一定要躲在正头的后面；两人单独在一起，切记不要平起平坐。

在众人面前，副手若跟正头太近，必有拍马屁之嫌；若离得太远，又让人觉得在闹独立。

正头、副手同时亮相，只是让副手讲话，如果副手讲不出自己的话，自己不满意；如果尽量引用正头的话，听众不满意；如果不引用正头的话，正头不满意；

当面跟正头唱反调的副手没有城府；背着正头唱反调的副手没有谋略；公开在众人面前与正头唱反调的副手，简直就是没有头脑。

副手想向正头提建议，最好是循着正头的意思，小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正头征求副手的个人意见，副水银灯要拿正头一贯的主张来解释自己不同的看法。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副手要切记：成绩一定是正头的，过失一定是自己的。

当正头处于被人质询的尴尬境地时，副手一定要挺身而出，这样不仅保全了正头的面子，而且保全了自己的位置。

背后适时地说上一些正头的好话，最好要把这话巧妙地传到正头的耳朵里，微妙地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背后不留神说了正头的坏话，无异于赤裸裸地传达出自己的野心。

副手不需要决策，不需要驾御，只需要紧跟，只需要拥护，只需要执行，外加给自己找一条谁也不宜发现的退路。

做副手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对正头取而代之的念头，许多副手栽跟头，正是因为当初的这个念头。

即使有一天副手被提拔成了正头，而老正头依然是自己的上司，在老正头面前，自己绝对不能摆出我已经是正头的架子。

太听正头的话，正头从内心看不起你；太不听正头的话，正头从骨子里讨厌你。

要想让正头既看得起你，又不讨厌你，那你这副手就得让正头感到：出感情上说，你绝对是他的下手，从能力上说，你是在他的指挥下才能把事情做得圆满。

可以请客吃饭，但一定要把饭菜做成最合正头口味的家常便饭；可以给正头送礼，但一定要操作成无意中得到的家乡土特产。

副手最高明之处就是，让正头感到自己比副手高明。

与上司善处要则

当你认为上司对你不公平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跟上司讲理，你看那个“理”的左边是个啥字？理永远在上司的那一边。

到上司那里去打同事的小报告，却直接恶果有二：一是上司一定会从心里把你当成小人看；二是他将从此一直担心你以同样的方式向他的上级打他的小报告。

一次没把工作做好，下一次还可弥补；得罪上司一次，可能永远改变不了上司对你的看法。

上司高兴的时候，你可以顺着上司的话，做重复性的附和；上司发怒的时候，你千万要闭嘴；如果骂的正好是你，你除了恭敬、虔诚地接受，任何辩解都是愚蠢的。

上司想喝水，你可以给他倒上好茶；上司的烟灰缸满了，你可以马上给他倒掉；上司不在，有人打听他的行踪，你除了说不知道，什么也不能说。

可以替上司对他的父母尽孝心，对他的孩子献爱心，而对他的妻子和女人，什么心都不能有。

上司打开门跟人大声说话时，你千万不要去关门，上司的话一定是想让更多的人听见；上司关住门打电话时，你有多大的事情也不能去敲门，因为上司一定有什么重要而秘密的事情在处理；上司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发呆时，你千万不要去问他在想什么，因为上司很讨厌人们知道他的心思。

上司在会上强调了劳动纪律后，你千万不要以此去要求上司；如果你发现上司某一天也违反了劳动纪律，你只能有一条理由解释：那是上司工作的需要。

上司喝不了的酒，你可以替他喝；上司不愿意接的电话，你可以替他接；上司说不来的话，你绝对不可替他说。

给上司审阅的报告，万万不可写得太完美，哪怕故意造几个错别字，给上司创造一个修改的机会。

上司不想见的人来了，你要会挡驾；上司被不想见的人围住了，你要会救驾；上司既要同不想见的人见面，又不能被他们纠缠，，你要会护驾。

不要跟上司点破他的弱点，你如果斗胆那么做了，那你就快倒霉了。

对付上司的撒手锏是抓住他的把柄，但你一有这个念头，就已经不能与他善处了，并且已经失去了善处的意义。

当上司表扬你的时候，你一定要表示：自己的表现距上司的要求还很远；当上司批评你的时候，你要告诫自己：眼下的这一切正表明了自己的差距。

不要跟上司阐述自己的什么理论，如果想阐述，就把上司的成绩及思想总结成理论。

对上司除了忠诚、服从、还要善于从生活和感情上对上司予以关心。

在工作上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的最好时机是，上司对这一工作极为关注，所以当你有一个好的创意，并想马上行动时，实在应该以此自警，然后要忍耐和等待。

当你有一天也当上了上司的时候，就要理解部下的苦衷和无奈，要从表象中看到真实，从友善中捕捉虚伪。

领导的司机守则

托老舅的洪福（在省城机关工作），本人在县城总算谋到了一份美差——给局长大人开车。

报到的当天，办公室主任语重心长地对我谆谆教导了一番，提了一箩筐的要求。我觉得主任提的要求，是对我提的，也是对广大给领导开车的司机提的。想到还有那么多为领导把方向的同行不一定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遇到一位热心的好主任，事先就把一切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免得以后一不小心都不知道是怎么把饭碗给弄丢的。有鉴于此，出于对同行的爱护，本人不妨将主任的教导摘录在此，供各位同仁共勉。

主任说：给领导开车，第一，嘴巴要严实。因工作需要，领导在外面接触的人多。八小时以外去了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是男是女，说了什么话，办了什么事，这些都是秘密。司机要做到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传的不传，一门心思地开好自己的车，确保领导的人身安全。一定要记住“祸从口出”这句古话，说话太多的司机不招领导喜欢。

第二，腿脚要勤快。主任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司机，不但要守时准点，随叫随到，还要勤洗、勤擦，保证车里车外整洁如镜，栩栩生辉；还要顶领导家里的半个保姆，比如帮领导家里打扫卫生、买菜、接送孩子上学等，眼里要有活，不能偷懒。千万要记住，给领导开车，不但要让领导满意，还要让领导的家人满意。让领导的家人满意有时比让领导本人满意更重要。

第三，脑袋瓜要活。主任说：这年头，领导下去检查工作，下面的人见到上级领导都特别客气，有时免不了要表示一下，这是正常现象，想挡都挡不住。作为司机，什么人送的什么东西该收，什么人送的什么东西不该收，心里要有数，不能见什么东西、什么人都不假思索地替领导代收。尤其是有人想跟你套近乎，给你单独送东西时，你要学会婉言谢绝，告诉他：“我的领导对我的要求很严，不能随随便便收人家的东西。”当然，领导遇到什么难处，作为司机应该设身处地为领导排忧解难。比如，遇到不好处理的费用，要学会动脑筋，不能增加领导的负担。

第四，位置要摆正。主任说：在领导面前要小心谨慎，在同事面前不能口大气粗，但在外面不能低三下四的像个小媳妇，做到内外有别。遇到个别不长眼的交警和哪个刁民找麻烦，该老太太抹口红——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的，就要毫不客气地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要知道这是领导的专车，要一点一滴地树立领导的威风。另外，要搞好和副职司机的关系，听到他们在背后议论什么人要及时汇报。记住喽，这不是打小报告，是向组织汇报情况。

第五，要析事明理。主任说：重要场合吃饭，司机不能上桌，要正确对待。自己点菜时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不能多开发票、多拿烟。偶尔上桌，要选择最不起眼的地方坐下来快吃、快喝（注意是喝饮料），完了赶紧下去在车里等着。要有耐心，不管等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流露出半点不耐烦的情绪。给领导开车，晚上加班比较多。据说你至今还是单身汉一个，这就好，没有什么牵挂。否则就要做好家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不到半夜不回家。

第六，要注意细节。领导女朋友比较多，遇到领导和女朋友坐在后排时，司机要屏住呼吸，两眼向前看，不能朝两边看，更不能回头看。此时此刻，要切记把反光镜翻上去，以免看到不该看到的镜头。停车后，司机下车的动作要麻利，以最快的速度帮领导打开车门，同时把手举起来，护住领导的头颅，以免发生流血事件。

第七，要勇于承担责任。主任说：领导日理万机，外出应酬比较多，带着你去不方便是小事，主要是为了让你休息好。因此，领导经常要亲自开车。领导开车是业余的，车技显然不如你，加上没日没夜地工作很疲劳，又免不了喝点小酒什么的，一旦发生违章和交通事故，身为领导的司机不能胆小怕事往后缩，应当挺身而出，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来。有人说这是“舍卒保车”，这是不对的。就算是，那也是为了顾全大局，让领导更好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主任还说：总之，作为领导的司机，一定要把好方向盘，虽然平时苦一点，累一点，没有多少自由，但干好了，有什么好事情，领导自然会想到你，不会亏待你。另外，还特别要提醒一句，现在外面的人老是盯着你们这些给领导开车的司机，说什么公务用车占三分之一，办私事三分之一，司机用车三分之一，话很难听。为此，你作为司机，有时个人用一下车情有可原，但要适可而止，控制好频率，总量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实际行动来回击那三个三分之一。

最后，主任好像对我矮胖的体形有点不太放心，说我的年龄看上去和领导差不多，尤其是肚子看上去比领导的肚子还要大，提醒我以后要注意加强瘦身锻炼。我知道主任是啥意思，所以每次跟领导下去检查工作，下车后我都故意磨磨蹭蹭，放慢脚步，保持一段距离，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有可能发生的误会，以为我是领导，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慌不迭地先跟我握起手来，把真正的领导晾在一边。

对上司该用什么样的表情

这是个简单得都无法回答、幼稚得还有点滑稽的问题。最佳的答案当然是笑的表情了。但细细琢磨．对上司经常笑也并非保险之举。一般而言，下级见到上级．往往有些紧张．所以笑得就不太自然和标准．你以为你是在微笑，可上司也许感到你是在冷笑．嘲笑．似笑非笑．皮笑肉不笑，那可就麻烦了。在人的表情大餐中，微笑是甜食．但最容易吃腻的就是甜食。就算你是一丝不苟的微笑．可面对上司老是一副微笑的面孔．上司也会厌烦．他可能认为你是在巴结，是在献媚．是在讨好，进而．上司会觉得你老实。俗话说：人老实有人欺，马老实有人骑。老实是个尴尬的优点．这会让上司觉得你无能和软弱，于是．有些吃亏的活儿．就会毫无障碍地分配到你头上。

看起来．你在上司面前还是少笑为妙．你的表情要严谨而严厉．甚至做愤怒状。这会令上司感到你不是好惹的．不是随意可欺的平庸之辈。肯定地说．上司尽管不会喜欢你．但却会重视你的存在，而且不敢轻易地得罪你。也许上司还会先客气地对你微笑．对你点头打招呼。然而细细琢磨．这可能不是件好事．因为你的严厉表情使上司对你产生恐惧．那不是件要命的事吗?

你想．上级怕下级．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倘若上司真的对你产生了恐惧，那你绝对完蛋。因为你和上司对阵只能是明的。可上司却可以来暗的，他笑嘻嘻地就能让你倒大霉。说不定你就是倒了八辈子霉．还得感谢他呢。所以。一些人在酒桌上经常开玩笑说．上司要是频频地表扬你．你可就不妙了!

聪明人说．我不对上司笑也不对上司怒．我表情平静，平静得没有任何表情，上司还能挑我什么毛病?我想．这也许更麻烦。没有表情的脸会让人感到麻木，感到冷漠，感到不可捉摸。上司也是人．他当然也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有了这种感觉．上司就揣测你的心理，麻木往往是与工作没有积极性联系在一起的．冷漠更是与骄横自大相关，不可捉摸就是深不可测。当你的上司认为你不积极工作．认为你目空一切不把上司放在眼里，认为你老谋深算．难以控制，你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掌握权力的上司就像站在梯子中间．随时会上去也随时会下来的。说句公道话，上司活得也不太容易，有时心理要比下级还紧张．还疑神疑鬼，如果你的表情使用不当，让上司产生怀疑．确实是个大麻烦。

也许有入质疑．笑也不行．怒也不行，不笑不怒还不行，我们这不是无法活了吗?当然有法活下去，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大事．却总是在一丝不苟地前进。最关键最绝妙的方法其实也最筒单．那就是现场发挥，灵活运用。也就是说要将所有的表情变换使用。

你有时微笑．有时愤怒，有时可以把你活跃得像浪花飞腾。有时又平衡得像一张铁板。这要看上司的情绪来决定使用什么样的表情。上司对你微笑时，你要做惭愧状．这会使上司觉得你是腼腆和谦虚。上司对你愤怒时，你要苦笑讪笑，这会使上司的愤怒时问缩短。但上司要是平静下来，你一定做出点愤怒恼怒和愠怒状．这会使他感到你确实是受了委屈。总之．人类的表情很丰富．你一定要丰富多彩地表现。不过，对真正有学问、有水平、有真知灼见的上司．你就别玩弄你那张可怜的脸了．干不好工作，你就是把脸皮扭成麻花也白搭。

习惯

最近在街上看到一本畅销书，书不厚，价钱也不便宜。翻过来调过去讲着一个“习惯决定命运”的道理。作者认为，“世界上之所以有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是因为他们的习惯不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有成功的习惯，而失败的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的习惯不好。”据说这本书最大的卖点就是总结出了哪些是成功的习惯，哪些是失败的习惯。

我简直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去买这种愚蠢的书。什么叫“成功的习惯”？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时候是什么习惯？后来他兵败滑铁卢的时候又是什么习惯？到底什么叫良好的习惯？

衣着不整，随意乱发脾气，对生活不负责任，经常烂醉如泥属于良好的习惯吗？在我读过的名人传记中，有以上坏习惯的人多了去了。比如爱因斯坦，从来不知道把自己穿得像个人样；再比如说丘吉尔，喜欢泡在浴缸里发表政见，为了迁就他这一特殊的习惯，秘书只好在他洗澡的时候陪在一旁以随时记录有价值的思想；另外如贝多芬、卢梭、高更等，在他们身上随便找一找，就能抓出一大把坏习惯来，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因为这些坏习惯，使得自己的生活遭人误解和非议，你能说这些习惯是成功的习惯，或者说是失败的习惯？

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什么都不是，你就必须按着别人的要求养成自己的习惯。别人吃饭的时候，你也要吃饭；别人睡觉的时候，你也要熄灯；别人要做扫除的时候，你也要撸胳膊挽袖子。你不能说我的习惯和你的不一样，但是当你稍微有了一点资本以后，你就可以让别人习惯你，而不是你去习惯别人。这就像演员上戏，没有名声的时候，只好去巴结导演随叫随到；有了名声，就可以跟人家谈“档期”了。

人的一生就是在“习惯别人”和让别人“习惯自己”中度过的，只不过有的人在“习惯别人”的方面做得好一点，有的人在“习惯自己”的方面表现得突出一点，如此而已。而大多数成功的人，都是从“习惯别人”开始到最后使别人“习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人莫过于从“习惯自己”开始到最后不得不去“习惯别人”。从“习惯别人”到“习惯自己”，那是顺风顺水，而从“习惯自己”到“习惯别人”，那可是马不喝水强按头，难受啊！

28.19官场趣谈(十九)

“官书”、“官学”与“官风”

看到这个题目，恐读者一时难解其意。所谓官书、官学，即指官员写书、拿学位。写书与拿学位，本是司空见惯之事，为何会把它与“官风”扯到一起？在笔者看来，如今某些官员写书拿学位，已非比寻常，实在有议一议的必要。

农人种田，学者著书，各有分工，自古亦然。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官员出书，却忽然火爆起来。而且数量之多，部头之大，就连那些专事学术的人，也难以望其项背。本来，官员平日事务缠身，能忙里偷闲，著书立说，是一件可敬可叹的事。可问题在于，时下官员出书虽有佳品，但大多数，却是些滥竽充数之作。

早些年，大学生凤毛麟角，那时官员拿文凭，至多还是本科，后来大学生多了，本科已稀松平常，于是官员就去拿硕士。近年来，社会上又热衷博士头衔，故机关干部攻博又是一窝蜂。有人曾把国内的博士分为三类:一是学子攻博，曰学博；二是老板攻博，曰商博；三是官员攻博，曰官博。不可否认，官博之中，确有不少真材实料，但浑水摸鱼的，肯定也不少。

写书与读学位，按理都是些苦差，无心做学问的人，是用不着凑热闹的。可如今官员为何对出书、拿学位情有独钟呢？站在经济学的立场看，出书、拿学位的背后，一定是存在着某种利益的驱动。不过这里的利益，并非官员赚稿费养家餬口，也不是拿文凭评职称。官场的利益最大化，是职位的最大化。就是说，官员出书拿学位，大多是奔着升官晋职去的。

那么，出书、拿学位与官员的升迁有何瓜葛呢？

改革开放后，中央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干部制度改革。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对干部队伍建设，明确提出了“四化”要求: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的“知识化”与“专业化”，就是指当官要有学问。如何才算得有学问呢？我曾说过，官场如商场，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是说，选官的人与被选人之间，信息是不充分的。下级要想得到提拔，就得向上级显示出自己“有学问”的信息。可显示信息就像商家做广告，推介策略大有讲究。

比如，下级向上级表示有学问，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多接近领导，让领导了解你的学识。二是出书、拿学位。多接近领导，需要寻找机会，而这种机会，不是人人可以寻得。再说，与领导面对面沟通，须得有真本事才行，要是只有半桶水，万一被领导看出破绽，露了马脚，就会弄巧成拙。而出书拿学位不同，看一个人有没有知识，懂不懂专业，著作与文凭，最有说服力。要是你有专著问世，有了博士头衔，即便跟领导接触不多，在领导眼里，你也是专家型干部。

既然出书、拿学位是“显示”学问的上选，那么官场中人，自是要你追我赶，唯恐落后。有学问的，可以自己动笔；那些没学问的，就剪刀糨糊，拼拼凑凑。反正手中有权，花钱买个书号，美其名“合作出版”，再找下级单位一包销，就算大功告成。要不，就干脆请人捉刀，代写书稿。不久前，南方一家报纸曾有披露，某官员为了出书往上爬，可肚子里又没多少墨水，于是不惜重金买书稿。结果事情败露，升官不成，反落了个撤职处分。

更具讽刺的是，某些腐败分子想升官，也打起出书的主意。原河南省人大办公厅副主任李国富，跌落下马是因为索贿受贿，他分管基建，借办公楼装修，大行收贿，转手又去跑官，可他为了升官，还出版过两本专著，其中一本，竟是《反腐败论》。

官书如此，官学亦然。有些人本来不学无术，也不愿读书，可为了拿文凭升官，只好考试请枪手，听课请助手，作业请帮手，就是自己不动手。结果文凭拿了，官也升了，可仍是腹中空空，学问了了。这不仅令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忿忿不平，而且毁损了大学的名节，搞坏了官场的风气。

事实上，一个人的学问，与他是否出书，是否有高学位，并无必然联系。古往今来，有学问而述而不作的，大有人在；有大成就而无高学历的，也不乏其人。据我所知，毛泽东就只是中专毕业，周恩来生前也未出版过什么书，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出身演员，既无高学历，更无专著问世。可谁能否认，毛泽东、周恩来是一代政治伟人？里根是一位成功的美国总统？所以，不出书不等于没学问，没有高学历不等于没大学问。

当然，我并非反对官员写书拿学位。倘若确有真知灼见，能把它写出来，交给出版社发行，对国家民族是一幸事；若真有兴趣读书，为学得知识，去拿个博士学位，也未尝不可。我们要警惕的，是有人把出书作为升官的筹码；把学历作为往上爬的阶梯。

搞现代化建设，要求干部知识化、专业化，是对的。但如果把知识化、专业化等同于出书和高学历，那未免就简单化了。眼前的难题在于，不看专著与学历，干部部门在选人时，如何甄别一个干部更有知识、更懂专业呢？干部部门的人手少，下面干部人数多，没有铁标准、硬指标，确实难分高下。不过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老百姓来说话。

老百姓选人，不会理会你是否出书，也不会在意你有无高学历，老百姓看重的，是实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个人若无真才实学，没有为民谋利的能力，书写得再多，学位再高，老百姓也不会选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把选人权交给群众，谁有真学问，谁是假学问，老百姓自有公断。如此一来，那些想借助出书拿学位升官的人，就立马没了市场。所以，解决官书官学问题，说到底还是要扩大民主，坚持靠多数人选人。

湖北襄樊百姓议论官场世风经典语录

腐败不臭，廉洁不香。腐败不是新闻，廉洁才是新闻。腐败不丢人，廉洁不光彩。

大腐败没有关系，小腐败也算廉洁。

买官卖官是正常事，提拔自己人是正常事。

层层讨好，层层买官，层层腐败。

大买大进，小买小进，不买后退。

大贪判轻了，小贪没事了，不贪活该了。

腐败分子活灵活现，正直廉洁的人灰头土脸。

腐败分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保护他。

没有权力的群众愿意谈腐败，有权力的官员不愿意谈腐败。

反腐败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机制，腐败却形成了网络。

反腐败的理论不新鲜，腐败的理论却花样翻新。

最可怕的不是腐败，是对腐败的麻木。

对腐败的麻木与冷漠，比引起群众愤怒更可怕。

腐败者还在腐，反腐者还在反，怨声依然载道。

襄樊的媒体噤若寒蝉，襄樊的媒体装聋作哑，襄樊的媒体轻描淡写。

俗语点评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也得看那“青山”的所有权属于谁，对公家的青山、别人的青山，许多人通常是不客气的，不砍得寸草不留是不会罢休的。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问题是在功利主义的蛊惑下，人们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等待“日久”了，他们看人，越来越注重的是眼下能不能派上用场。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有人批评说，这是迂腐！只要是工程，先揽下再说。转手把它包给有金刚钻的人去做，照样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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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官员的自白

26.1一

一位局长的“厚黑哲学”

李宗吾先生著有奇书《厚黑学》，他总结出一个规律：古往今来的大奸大雄，无不是靠厚脸皮、黑心肝起家，刘邦是这样，曹操是这样，刘备孙权也是这样。他总结得太好了，真是令人茅塞顿开呀。其实，在机关工作，要想出人头地，也得靠厚黑两个字。我在局机关干了二十多年了，如今已当上了局长。说我能力强，那是骗人的，比我能力强的人太多了，怎么没有当上局长；说我政绩卓著，那也是美言我，比我政绩好的人多了，却没有当上局长；说我学历高，那不是事实，我只是初中毕业，而在我们单位博士、硕士多的是，偏偏没有当上局长。我反复思考自己的特长，还真是在于厚黑学用得好、用得妙。

我的脸皮厚极了，夸张点说，它厚比城墙。为了达到升职的目的，我煞费苦心，不择手段，豁出了脸皮不要了。我想，脸皮值几个钱。只要能够升职，让我做猫做狗做牛都行呀；只要能上进，让我学驴叫学老鼠叫学蛤蟆叫我都认了；只要能提拔，让我认三十个四十个干爹干妈、干爷爷干奶奶也没问题。有人说我脸皮厚，我听到之后，感到很高兴，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表扬我，我是摸到厚黑学的边了。想想看，既然脸皮薄了吃亏，脸皮厚了有很多好处可赚，那么我为什么不把脸皮变得厚一些呢，我干嘛守着薄脸皮吃苦呢，世上的人谁不想生活得好一点呢。再说了，国家没有规定脸皮厚就违法，也没有公开下文件禁止脸皮厚，那么，我把脸皮弄得厚一些又有什么不妥呢。这叫适者生存嘛。我脸皮厚心理素质就好，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光屁股追狼--胆大不害臊。如果有人说我是流氓、恶棍、地痞、无赖，我都不在意，我认为，没有人骂的人是没有出息的，骂的人越多，说明我的影响越大。有人议论我，说我是厚黑先生。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我不在乎。

脸皮厚让我真正尝到了甜头。当年，我身为中层干部，在竞争副局长时，是我的脸皮起了决定性作用。那时，我在中层干部中是小字辈，能力和工作业绩都差得很远。我想，自己能力不行，工作业绩也不突出。那么只好发挥脸皮厚的优势了。正巧我们局长的老婆有病，我就毛遂自荐当了局长家的义务褓母。别看我工作能力不行，但我在食堂当过厨师，在打扫卫生、做菜做饭、洗衣服看孩子等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局长的老婆比我大三岁，为了表示我对她的尊敬，我称她为姨。由于我在局长家里干得很卖力，我们局长的老婆十分感动。她对我说，你想不想当副局长呀，如果想当，我就让你们局长提拔你。我一听，赶紧说，想当，想当，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当时，我以为局长老婆说说而已，也就半信半疑，没想到，我真就爆了冷门当上了副局长，在机关大家看好的几位有能力的科长没有当上副局长。后来，我的经验就更加丰富了，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局长。

我当上局长以后，以狠出了名。我知道，很多人对我这个局长不服气。我想，既然我已经坐在了局长的位置上，我还怕你们不成。所以，对于反对我的人，我都一一作为黑名单记下来，择机一一用下黑手予以整治、剪除，决不手软。财务科的吴科长是一个老科长了，背后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心想，小样，看我怎么治你。于是，我找局审计科的科长，说是发现了本单位财务管理上有严重问题，让他带人狠狠地审计一下财务科。要求查得认真一些，细一些，查时不要留情，必须把问题查出来，否则追究审计科的失察之责。审计科长自然不敢怠慢，很认真的查了下去。果然，一查，果然查出了不少的漏洞和问题。于是，我停止了吴科长的工作，让他反省问题。我还传出风去，说按规定，得给吴科长开除公职处分。吴科长听说以后，几次痛哭流涕地找我，让我对他开恩。于是，我说，那就照顾一下，将你撤职，安排到门卫工作吧。吴科长很感激我，说我帮他保住了饭碗。就这样，我整人总是不露声色，表面上看都是秉公办事。经过一年多时间，我对机关干部清理整顿完毕，把局机关中层干部基本都换成了我自己的人。我干起工作顺手多了。我说怎么干，大家就什么干，绝对保持一致。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了我的手段厉害，都很畏惧我，有些人见了我就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这正是我所需要的。现在，大家都不敢反对我，也不敢惹我。人们都说我有威严，这话我爱听，没有威严，那算什么局长。

心黑的好处很多，做起事来果断，胆大，痛快极了。现在很多单位在减员上很头痛，前思后想，左顾右盼，拖泥带水，总是下不了决心。在我这里，绝对没有这种现象。我规定，凡是中层干部不在减员之列。其余人员，由大家投票排名次，名次排在后三十位的，一律回家。结果，一天就把要回家的名单搞定了。一些人说回家以后找不到职业，生活难以维持，我说，也不是我让你们回家，是大家想让你们回家。结果，他们只得认命了。有人说我这是挑斗群众斗群众，自己不负责任，把矛盾抛给群众，用心够险恶、够歹毒的。但我不怕别人说，因为我的脸皮厚，抵御这点非议是小菜一碟。意想不到的是，我因此还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上级说我改革有魄力，有开拓进取精神，超额完成了减员任务，还让我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有时，我在书摊上看到厚黑学、处世秘诀之类的书籍就发笑。我想，凡是写厚黑学、处世秘诀之类书籍的人的实际处境并不好，大多是一些不入流的文人，他们哪真正懂得厚黑学、处世秘诀呀，否则他们早就升职了，不用写书了。真是懂得厚黑学、处世秘诀的人是不写书的，写书多么没有意思呀，耗费大量脑细胞还赚不了几个钱，不值呀。比如我，只是懂得厚黑学中的皮毛，就能取得如此成就，干嘛写书呀。

一位局长的“当官学问”

我是某局的局长。大家都说我会当官，有派头，有手段，很能干。我很爱听这样的话。我觉得，当官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有人会当官，于是左右逢源，八面威风，连连升级；有人不会当官，弄得捉襟见肘，缩头缩脑，升职无望。如何当官，可能有成千上万种说法，但是，最为关键的是要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办法。

我在单位大权独揽。官，其实就是权力。当上了官，就应该掌握权力。如果你当上了官，却不掌握权力，说明你这个官是假官、虚官、孬官、不入流的官。我这个人很讲究，不是随随便便人。我想，既然当上了官，就要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官，说话要算数，放屁要响亮。说心里话，我这个局长当得还算挺硬气。我大权在握，在局里能呼风唤雨，颐指气使，说一不二。在单位，我是有对的权威。我有这样的把握，我说鸡蛋是树上结的，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是，没错，千真万确。而且有人会主动论证树上结鸡蛋的历史渊源。我说太阳围绕地球转，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有胆识，有思想，有创意。此后有人会引用多种理论，论述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是有价值的。在我所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我就是天老爷，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能够阻碍我。因为我的副手以及中层干部全是我一手提拔起来，他们都是我相中的人，是自己人，大家都很支持我、信任我。当然，也有反对我、不配合我的人，不过早就被我拿下了。在单位，我就是土皇帝。顺我者昌，逆我者遭殃。我看着顺眼的，就重用，不顺眼的，就得靠边站。要不然，我就不是一把手了。所谓一把手，我理解，就是一手遮天的意思。再说了，我是单位的头头，头头不做主谁来做主。况且，上级把担子交给了我，我是要为上级负责的。单位出了问题，上级第一个找我算帐。所以，我大权在握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不掌握权力，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于单位大大不小的事情，我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别人的意见只能作参考。如何谁有意见，你爱给谁提就给谁提，我还真不怕这个。

我的脾气越来越大。原来我的脾气很温和，很讨领导的喜欢，加之我会说话、能办事，所以才当上了局长。可当上了局长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脾气是很坏的。我原来的好脾气是为适应环境装出来的。所以，在那些段日子里感到很累。如今，我当上了局长，就再没有必要装下去了。于是，我就回到了本来的我。我变得脾气暴躁，喜怒无常。我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批评人，有时还破口大骂。我常常将小张小王小李小赵训斥得哭哭唧唧，出尽了洋相。有一次，我吼了小张一嗓子，竟然把小张吓得尿了裤子。由于人横、硬气，局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害怕我，没有一个人敢和我叫劲。大家对我恭恭敬敬、服服帖帖。当然，也免不了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有的说得还十分难听，这是正常现象。当官嘛，不能做到十全十美，避不了得罪一些人。对此，我并不再意。

我对称呼特别敏感。如果别人不称我为局长，我就感到很不舒服，甚至很气愤。我想，我这个局长是上级任命的，是合法的局长，为什么有人不叫我局长呢。是不承认我这个局长，还是瞧不起我这个局长。有些人还真不讲究，不肯称我局长，令我十分不满。我们的老局长已经退休，一次他到单位找我办事，竟然还称我小牟。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十分不高兴。我想，以前我是小牟，可现在我是局长，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是局长呀，真是不知分寸。从此以后，老局长再想找我办事，我就来一个避而不见，让他尝一尝闭门羹。我的一位老同学在我手下工作，他也是一个不知趣的家伙。他总是以老同学自居，常常直呼我的名字，显得没大没小，没有章法，让我心里感到很别扭。我想，以前我们是同学，可现在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你不称我为局长，随随便便的，成何体统。所以，我就疏远了他。他多次求我提拔他，我心想，就看你的那种表现，想升职，门都没有。

我听手下人叫局长已经习惯了，就是我的老婆、女儿不叫我局长，我也好像是缺点什么。为此，我在家里提议，家庭成员都要叫我局长。我老婆说："你当官是不是当疯了，在家怎么能叫你局长呢，这样显得多么疏远呀。"我女儿说："你那个局长也就是一个正科级，你以为你是官，你听说没有，一处建筑工程上面落下几块砖头，砸伤了在下面路过的五个人，其中四个是处长，一个是副处长。你呀，连挨砸的资格都没有。"我知道她们不情愿叫我局长，要强迫他们，她们决不会买帐，弄不好，还会进一步挖苦、嘲笑我。于是，我便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实行奖励机制。于是，我给老婆买了她喜欢的钻戒，给女儿买了她所相中的新款手机。我对她们说，如果她们肯叫我局长，以后会给她们买更好的礼物。她们得到了实惠，果然态度大变，都称我为局长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也就习惯了。接着我与妻子商量，让岳父岳母大人也称我为局长。妻子说，恐怕这难度太大吧，弄不好会挨骂的。我说，把咱家的好东西多拿一些给岳父岳母大人，再加上一些现金，然后再提要求。结果，正如我所料，我的岳父岳母见我给他们很多东西，也就答应了我这个小小的要求。这正有钱能使鬼推磨呀。现在就差我的老父老母不叫我局长，我正想办法攻下这一关。对此，我充满信心。

我最懂得尊重上级了。人家都说我是靠自己拼搏当上局长的，其实我清楚，我的局长职务是上级给的。上级任命你是局长你就是局长，上级把你撤职，你就啥也不是了。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从心里最感谢我的上级了，是上级给了我权力，给了我地位，给了我待遇，给了我风光与潇洒。我应该永远感激上级才是。为了保住我的位置，我对上级绝对服从、毕恭毕敬。我总是千方百计地讨上级喜欢，让上级满意。我把上级作为最可爱的人，不断地表达我的一片赤诚之心。我知道，上级说一句好话我就会大功告成，说一句坏话就会前功尽弃。我绝对不能得罪上级呀。一接到上级电话，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摒住呼吸，全神贯注，生怕发生闪失。我接电话总是说，是是是，好好好，坚决执行，认真贯彻，马上就办等。可接到下级的电话，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腔调，拉长了声音，放开了嗓门，显示出自己傲慢与威严。真是有趣呀。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官呀。为了取得上级认可，我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听上级的工作动向，看上级重视什么，关注什么，需要什么，根据上级的偏好和需要，我就马不停蹄采取行动，从而给上级留下一个好印象。其目的是为了升职。

26.2二

一位打拼了二十年的局长讲“肤浅体会”

我在官场打拼了二十年，如今已升为局长。世间万物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官场也是如此。官场是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不过，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大家心照不宣的东西。我虽然在官场上做得很一般，只能算一个小字辈，但我对官场还是有一些肤浅体会的。

在官场，最重要的是让上级高兴和满意。有道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官位是谁给的呢，当然是上级。上级是我的恩人。对于恩人，我是感激不尽的，永远都要报答恩情。这是做人的起码道理。所以，我敬重上级，为上级效力。这只是其一。最为重要的是，我的升降、奖罚大权掌握在上级手中，你说说，那有比自己的升降、奖罚更重要的事情呀。因此，我把上级当作上帝，总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让上级高兴和满意。如何让上级满意呢？我的做法主要有三条。

首先要听话。上级说了什么，要求什么，我就原原本本去做。对于上级的指示和要求，我总是用深入领会、提高认识、坚决贯彻、立即执行、全面落实、保证完成等字眼，表示我的态度和决心。我还善于打造浩大的声势，体现我的领导才能和工作魄力。我会经常地、精心地向上级汇报我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情况，以表示自己的勤政与忠诚。这样，上级对我的印象越来越好。

其次，我千方百计创造卓著的政绩。上级给我下达了各项工作指标，我总是想办法完成。完成了指标就是政绩，上级就会满意。至于弄虚作假，由于作假巧妙，一般情况下不会被人发现，偶尔发现了我会想办法摆平。纵使有摆不平的时候，上级也会理解的，因为都是为了完成共同的工作目标嘛。我不满足于政绩平平，所以要搞一些政绩工程。每年我都选几个工作项目，要不惜代价，做大、做强，做出名气、做出经验，以此作为自己的拳头产品。有了拳头产品，提拔啦，奖励啦，就有了资本。

再次，我总是认真研究上级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并千方百计地予以满足或提供方便。我相信，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如果你把自己的好意表达得适当，诚心诚意，上级总是会笑纳的。在这方面，我尽量不让上级开口，而是靠自己的观察、调查，主动去做，这样，上级就会更满意。在平时，在节假日，在上级家里有“大事小情”的时候，我总是首先上前去尽点微薄之力，表示一下。我在表示的时候，尽量找到最恰当的借口，采取非常恰当的方式，不给对方带来麻烦。给人家送礼又暗藏小录音机那样的小人勾当，我是从来不干的。所以，上级对我较为放心，我为上级安排什么事情，总是得到上级的同意和认可。由于自己的努力，我成了红人。大家都说我有靠山，此言不假。

我的用人原则是，我是否喜欢你。我作为局长，我手下的人自然由我来提拔。当然，按提拔干部的规定是由领导班子集体决定。而我是这个班子的一把手，所谓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其实更多就是我说了算。有的单位领导班子常出现意见分歧，那是不团结的表现。在我这里，我的意见就是大家的意见，决不会出意见分歧现象。通常的说法，提拔干部的依据是一个人的德才勤绩，那是写到文件里的东西。其实，我提拔人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我是否喜欢你。你有天大的本事，我不喜欢，你就得靠边站，你本事不大，但我喜欢，你就可以得到提拔。我提拔我喜欢的人，那是为工作着想。想想看，我提拔了那些自己看着顺眼，用着顺手的人，这样开展工作就很方便。大家能够心想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容易取得工作成绩。若是把一些与自己关系疙疙瘩瘩的人提拔起来，我说东，他干西，我让他打狗，他偏去撵鸡，那结果将是什么样子。这不是明摆的事嘛。

在我们这里，能干的不如会干的，会干的不如巧干的，只有让我看上了，才有希望升职。否则，就站到一边凉快去吧。我们单位有一个叫王三的，这小子好吃懒做，也没有什么文化。但他酒量大，在酒桌上，能说会道，也挺会打理。由于我很爱喝酒，我和他就有了其同语言，所以我挺喜欢他。于是，我就提拔他当了办公室主任。一开始，大家颇有意见，认为他不胜任。可是，人家当上办公室主任不久，大家就不说什么了。我知道这家伙是有些办法的，果然如此。现在，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当得好好的，没有人说不胜任。我所提拔的干部，到了年终考评，总是个个都胜任。

一位局长的“权术情结”自述

我在局机关当头头。在机关，有比我聪明的人，有比我笨的人；有比我年龄大的人，有比我年龄小的人；有比我学问高的人，有比我学问低的人。可是，大家为什么大家都听我的，对我服服贴贴的呢。说实话，是因为我善于使用权术。什么是权术，说白了就是摆弄人的艺术，就是耍手腕、玩心眼、使花招。我这个人对书摊上的五花八门的权术、谋略、官场秘诀之类的书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经验。我使用的权术是多年来总结和感悟出来的，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十分灵验。假如让我写一本关于权术的书，我想肯定比摆在书摊上的种种所谓权术的书好得多。很多书起了一个关于权术的书名，书却是反反复复地抄历史故事，没有什么新意。而我准备写的书是我的实际体会，相信会受到欢迎的。

在单位，我最爱说的就是讲民主了，但是最主要的权力我一点也不撤手。权力是什么，我认为，权力是地位，权力是资源，权力是力量，权力是本事，权力是势力，权力是幸福。对于当官的人来讲，应该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权力，要懂得对权力的珍惜和爱护。一个人没有实权，就没有人肯看得上你，有道是“无权大街没有人问，有权深山有远亲”，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对此我深有体会。我有几个副手，他们都是我们班子的成员，不给人家权力是不行的。我会表示，让他们大胆地、放手地去工作。但是，有一条我是决不会让步的，那就是单位人权、财权、物权等重要权力，我是坚决要抓在手里的，决不放松。我规定，凡是重要事项的审批，必须由我签字，别人谁也不能代替。有人说，你大权独揽，人家副手会不会对你有意见，会不会有人说三道四。我的想法是，我才不会那么书呆子气呢，有意见也好，说三四道也罢，我是不会再乎的，我只再乎权力。

我奉行的是“顺我者上，逆我者下”的用人原则。在单位，我把所有的人分为自己的人和非自己的人。对自己的人，不论他能力大小，我都要千方百计地予以重用。对于非自己人，我是坚决不会重用的。不是我有私心，是因为这样做，大家会更为团结，工作会更为顺手。在机关，傻瓜和不谙世事的人才把能力和水平当回事，整天把能力和水平挂在嘴上，以为有了能力和水平就了不起。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机关在用人方面，实行的“伯乐相马制”，哪个马好哪个马孬，只有伯乐说的才算数。在局里我就是伯乐，“相马”权掌握在我手里。我用你，总该有点理由吧。你说你有能力有水平，该重用，那么谁没能力谁没水平呀。所以，我在用人上就得尊重自己的感觉。我看着你不顺眼，要想让我重用你，那就太不现实了。对于我自己的人，我重用了他们，他们会有一种感恩报恩的心理，往往很听使唤，一般不会找我的麻烦，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样的结果是，虽然我的副手和中层干部不是拥有一流能力的队伍，却是一流忠于我的队伍，这就成了。相于而言，忠诚比能力更重用。正因为如此，在单位我处于绝对权威的位置，呼风唤雨，说一不二，我想做什么的事，就做什么事，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大家绝对支持和拥护。如果上级或者外界人士想听听我手下人的反映，那绝对不会有问题。大家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我好，说我能干，说我是一个人才，甚至会说我英明和伟大。

我很注重掌握手下人的一些把柄。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手下人经常犯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有的是明的，有的是暗的，有的是八小时之内的错误，有的是八小时之外的错误，我总是千方百计地掌握清楚，记录在案。对于自己人，我常常会网开一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想看，如果他们犯了错误，我不处罚或从轻处罚他们，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关照和恩惠，他们会感激我的。同时，如果我掌握了他们的一些过错，他们会变得更加老实和服从，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惹我不高兴，他们就会有麻烦了。对于非自己人犯了错误，我会抓住不放，把他当做反面典型，进行严肃处理，以体现我的从严管理的魄力。我的手下人之间，也常常产生一些矛盾，他们常常会把这些矛盾缴到我这里来，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有了矛盾他们就会相互把对方的短处汇报到我这里来，最后，我就掌握了他们双方的把柄。这样，他们双方永远不会有赢家，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我表面上看似漫不经心样子，可我会把每个人的帐都记在心中，这叫心中有数，我想整治谁，也就易如反掌。在关键时候，我会说出某某的要害一二三来，让他心服口服，无话可说。

我制裁人的时候很讲求策略。我想处罚或收拾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使用“收放法”。你浑身是刺，公开同我对着干，不把我这个局长放在眼里。那好，我装傻，走着瞧。你以为我软弱，我没有办法，我怕了你，你就变本加厉、一意孤行。我就暗自了解、掌握、抓住你的短处，一旦我掌握你的短处多了，我就突然对你进行彻底清查，老帐新帐一齐算，老百姓管这叫“攒鸡毛揍掸子”。你有了一大堆毛病，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会名正言顺地、狠狠地处分你，一下子让你扒下。这时，你会求我，让我减轻处罚，我会把架子端起来：这事嘛，影响太大了，情不能大于法，不好办呀。这时，我心里想，得罪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最能对付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人。你觉得你才高八斗不被重用，心里不服气，满口怨言。那好，我会叫让认识到自己差得远呢。你是学中文的，我叫你去算数字；你是学数学的，我让你干文秘；你是学唱歌的，我让你去搞体育。很快，你就会感到自己不行，让你真正明白，上级重用你，你才会有能力，上级不重用你，你就啥也不是。所以，在我的手下干，最好老实点，谦虚点，否则，没有好果子吃。我用这个办法，把一些研究生、博士生毕业的人弄得服服帖帖的，他们都学会了拍我的马屁，越来越懂事了。这就是调教的结果。

我善于平衡员工的心理。对于我看中的人，我总是默默地记在心里，有了机会就提拔起来，为我所用。有一些人工作干得不少，但我不喜欢，看不上，我就采取口头表扬的方式，或当面，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表扬一下，有时在年末评个先进工作者。我还常常当着某某的面检讨，表示很遗憾没有提拔重用他，某某常常被我的诚意所打动，表示听了这句话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经常对我的手下人许愿，我说某某你是个人才，你要听我的，好好干，将来我会提拔重用你。我发现，大家都很看重这句话，他们都认为自己很有发展前途，工作起来很卖力。其实，这些句话只是说说而已。将来是什么时候？是三年五年还是十年？这叫“先给一个热罐子抱着”。其实，我在一个地方也就干三年五年的，你在这几年里效力就行了。以后的事情，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要知道，说话是一种艺术，并不是每一句话都要兑现的。

26.3三

一位局长的“饭局情结”

我在机关担任局长职务，应酬饭局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赴饭局在这我们这里叫公关，饭局看似吃吃喝喝，其实不然，这里的学问太大了。局里的很多问题都是通过饭局解决的，饭局的作用决不能小视。其实，我也不愿意总是泡在酒店里，吃呀喝呀说呀笑呀的，但人在机关，身不由已呀。

我每天都在赴饭局，酒店已成了我的家。我除了早晨可以在自己的家吃饭外，中午和晚上总是在酒店度过，灯红酒绿，杯觥交错，你捧我敬，吵吵嚷嚷，气氛浓浓。即使这样，我还把很多好朋友的邀请给拒绝了呀。主要是需要去的饭局太多。在一天里，常常有七八个饭局等着我，你说我为难不为难。凡是邀请我的，那身份都不比一般，不是社会知名人士、权力人物，就是某方面成就突出的能人精英、大哥大姐。为了不扫大家的兴，不剥大家的面子，我常常采取变通的办法，一顿饭常常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四，连赴两个三个或四个饭局。这边已经与人家寒暄了一阵了，喝了一些酒，然后很报歉地说，我在某处还有一个饭局需要应酬一下，十分抱歉。于是，直奔下一个饭局，换一个话题喝酒。既然来晚了，就得自罚一两杯，表示歉意。我时常想，人一天要是吃七顿八顿饭就好了，那么，我就不会在一顿饭之间到处跑了，太累人了。不过，常有饭局，说明我这个局长人缘好，人气旺，朋友多，是工作有魄力的表现。现在，若是哪个单位的局长没有人请，说明这个单位啥权没有，屁事不管，是在喝西北风，坐冷板凳。我所在的局是一个管事不少的单位，大家都看得起我们，所以，大家都积极主动地和我们交朋友，请我们赴饭局。人家邀请了我，我也不能不懂人情礼貌吧。有道是有来无往非礼也。所以，我便找机会，也请一请别人，这样，你请我，我请你，循环往复，这饭局也就没完没了了。一开始，我的家人反对我总是赴饭局，说我是把家当成了宾馆。可是，时间长了她们也就习惯了。再者，看到其他局长总有人请，我不被请，也有些不甘心，心里不平衡。所以，也就逐渐习惯了我天天赴饭局的生活了。前不久，我因胃痛，推掉了一些饭局，回到家吃了几顿饭。我老婆忐忑不安地问我，你的局长职务是不是被撤啦，可别瞒着呀。

饭局是表达和增进感情最为有效的方式。生人见面，经别人一介绍，就认识了，于是我敬你两杯，你敬我两杯，大家就成了兄弟。熟人相聚，边喝酒边叙旧，感情自然就会升温。尽管酒桌的兄弟不一定全都靠得住，但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现在有一个词叫关系网。这个词用得很准。在机关工作，一个人的生存就如蜘蛛，蜘蛛是靠网生存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关系网，也难以生存。特别是像我这样有点权的人，没有众人的支持与帮助，哪能保住位子呢。其实，人的能力大小无所谓，关键是能否建立起关系网。有了关系网，出了事故有人给摆平，捅了漏子有人给打掩护，工作平庸有人给美言，何乐而不为呢。特别是你的上级来，这就看你的表现了。所以，我的上级来了，我就会不惜代价，使出全身解数，大摆宴席，气氛要热烈，说话要客气，敬酒要主动，服务要周到，总之一定要让上级满意。让上级看出我的忠心和诚意。在机关工作，我的体会是，如果能很好地控制和把握饭局，那么你的事业就成功一大半了。

我们局虽然有一些权力，但还是有很多求别人的时候。所以，我总是千方百计设饭局解决一些问题。我发现，一到酒桌上，把酒喝到兴头上，那么，很多规章呀、制度呀、规定呀都是可以打破的。有道是规章是人定的，人也可以改了它。有一次，某权力单位由于一件事卡了我们单位的脖子。我没有办法，于是请那家实权单位的领导赴饭局。一上酒桌，我发现气氛有点冷，于是主动向人家敬酒。可是人家不喝。如果这酒劝不下去，这场宴席就算失败了。正当我着急之际，那个单位的领导说，你要是一口把酒杯中的白酒全喝下去，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我心想，原来事情就这么简单，你早说不就行了！于是，我一口气喝掉了那杯高度白酒。这杯白酒足足有四两。，喝完了，我腹中如翻江倒海一般，但由于我久经酒场，硬是挺住了。对方一看我真的喝掉了那杯白酒，连说，爽、爽、爽，够意思、够意思。紧接着，我又陪了他们喝了不少酒，最后大家都喝得摇摇晃晃，皆大欢喜，问题也就应刃而解了。

由于我充分认识到饭局的重要性，所以，我在选用中层干部的时候，我把会喝酒、酒量大作为选拔干部的一条重要标准。你要是会喝酒、酒量大，在酒桌上又能说会道，那么你即使能力差、学历低我也要重用你。如果你能力强，肯干，学历高，但就是不会喝酒，那么，对不起，你靠边站，当你的科员吧。当然，这些不能写到文件里去，在文件中，我还是强调重学识、重才干、重业绩，但这是给大家看的。到了真正用人的时候，我就采用“酒规则”。有人说这是潜规则。确实如此，这个规则我不说，也没写到文件里去，但我就是雷打不动地执行。我手下的中层干部，个个能喝会道，一到饭局上，个个都是神兵虎将。我有时对他们讲，现在，我们处在宴会时代，你在宴会上酒不会喝，说不会说，你不就成了呆子嘛。所以，在我们机关，人人都在练习喝酒，形成了以酒论英雄的局面。在公共场合的宴会相遇，很多单位都很害怕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的人喝酒战斗力太强了，常常毫不费力地将他们喝到桌子底下去。我常教育我手下的员工，不要以酒欺人，要把喝酒的功夫用在关键的地方。

一位局长的“下级哲学”

我是局长，在局里说一不二，威风八面。但是，我深知，相当于上级来说，我永远是下级。下级的命运永远掌握在上级手里。要得到上级的赏识和重用，就必须当好下级，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如何当好下级，是一门大学问，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一辈子都学不完呀。

我很听话，对上级绝对服从。什么是下级？我理解，下级就是服从，下级就是听话，下级就是上级的走卒。所以，我当下级最基本的原则是听从指挥，服从领导，上级让我咋办我就咋办，我把上级的话当成圣旨，当在金科玉律，决不违背。我绝对相信和支持上级，我的座右铭是：上级永远是对的。上级给我部署工作，我的回答总是立即行动、全力以赴等；上级指令我停办什么，我总是说，坚决执行、认真照办等；上级提出了某某口号，我会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上级提出什么倡议，我会组织全员轰轰烈地全力跟上。我清楚，上级最需要的是维护权威，上级指令和要求的事情，你不办，说明你目无上级，藐视领导，上级的权威也就无法落实，也就有损于上级的形象，上级不恨死你才怪呢。让上级恨你，你的日子还会好过？我才不那么傻呢。当下级的，最忌讳的是装聪明，充好汉，对上级的部署和命令指手画脚，吹毛求疵，说三道四，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有一个朋友在一个不错的单位任一把手，他各个方面能力、素质都很优秀，可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爱对于上级的指令吹毛求疵，指指点点。我劝他说，你这样不把上级放在眼里，当心吃亏呀。他说，上级是明辨是非的。于是我行我素。结果，如我所料，不久就听到了他被撤职的消息。其实，这并不奇怪。上级是人不是神，你把上级看成神明，和弥勒佛一样，大肚能容天下万事，那是不现实的。讲求实事求是才是聪明的选择。

我很重视对上级的态度。和上级相处，最重要的是态度，如果态度掌握得不到位，上级就会对你产生很不好的看法，而且印象极深。往往是一次失误，满盘皆输。所以，我在见上级时，格外注意，谨小慎微，尽量不出现不恭的行为。每当见到上级，我总是把腰深深地弯曲着，点头如鸡啄米，并让笑容格外灿烂。其实，这只是表面。事实上，在招待上级方面，我早就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比如，上级爱住什么样的宾馆，上级爱吃什么饭菜，上级爱喝什么酒水，上级有什么业余爱好，上级烦的是什么，上级忌讳的是什么，上级在本地有哪些亲属朋友等等，我都要弄得清清楚楚，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我会根据上级的好恶和特点，将吃喝住行玩等安排得周到细致，恰到好处，尽量让上级满意。为了体现自己诚意，我还下功夫练就了烹饪技术，待上级来时，我常常要亲自下厨，为上级做上一两道好菜。我这一招可谓灵验，我的多位上级被我的这一诚心所打动，很快就把双方的距离拉近了。于是，我成为上级心目中的红人。

我善于和上级拉关系。当今社会就是一张大网，大家都能在网中找到自己。在关系网中，最为重要的是你与级的关系，如果你与上级的关系搞不好，那么你再有本事也没有用。一个人能干是好事，但是，以为自己能干就可以忽视与上级的关系，那就成了坏事了。在这个世界上不乏能人，但是能人未必能升官。问题就用于有些能人自恃有才，而不去与上级拉关系。你是下级，不去动与上级搞好关系，还等着上级给你拉关系，那就未免太天真了。所以，会不会与上级拉关系，是决定一个人官运的关键。大家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你也干工作，我也干工作，你说谁有能力谁没能力呀。无疑，裁判员是上级。上级说你有能力你就有能力，上级说你没有能力你就没有能力。你还真别不服气，充硬汉。所以，我绞尽脑汁，用了很多心思与上级搞关系。比如，上级有了红白喜事、大事小情之类，我总是第一个到场参与，表示心情，假如万一错过了，过后我一定要补上，决不含糊。往往是一个重要的会议可以不参加，可是与上级的人情来往决不能不参加。这看似业余行为，其实十分重要。再比如，我和上级的家人、亲属、朋友都千方百计地搞好关系，在关键的时候，上级的家人、亲友会为我说话，其作用决不可低估。当然，与上级搞好关系的路子有千条万条，再此不可能一一列举。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所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上级是有自尊心的，所以，拍马屁的功夫是不可缺少的。和上级相处是一门学问，如果你说的话上级爱听，听着舒服，听着高兴，那说明你具有一定的拍马水平了。上级需要赞美，需要掌声，当下级的就不要吝啬，这也是当下级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和上级在一起，我总是千方百计找到话题，表达我对上级的崇敬之情和诚服之意。有人以为拍马屁就是顺情说好话，其实不然。拍马屁得拍到点子上，拍得有分寸，有艺术性。如果拍得不伦不类，拍得肉麻恶心，那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人家会认为你心术不正，想靠耍贪嘴占便宜。在这方面，我是有一定体会的。我赞美上级，不仅注重在当面，更注重在背后。当我和上级的心腹和知已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想方设法赞扬上级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美言懿行，表达我对上级的崇拜和拥戴之心。如果这些话由上级的心腹和知已传到上级的耳朵里，那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践证明，我这一办法屡屡奏效，上级对我的印象越来越好。所以，晋级啦、提职啦，奖励呀，常常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有人问我有什么密诀，我只是说，啥密诀呀，是领导体察关怀下属呗，我以更加努力的工作报答上级的关爱才是。

下级学

人活一世不容易，人活一世没有做过“下级”更不容易，非但不容易，而且几乎不可能。也许人们私下里都在设想自己是“上级”吧，所以人乐意钻研“领导学”，却不屑研究“下级学”。其实如何做好下级的学问才更加高深，试想，现在世上有六十多亿人口，又有几人不是别人的下级？虽然没人明里研究，但做下级大有学问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道理很简单，不会做下级的人根本就没有做上级的机会。

下级做得好是门学问。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已经被“个人崇拜”弄得惟我独尊、一言九鼎了，排兵布阵亦听不进别人半点意见，即便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的建议也常常被他斥责为“胡说八道”，一不高兴还撤了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接任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有了前车之鉴，自然不敢逆导师意志乱提合理化建议了，因为那样会比朱可夫更难堪。但德国人不给斯大林面子，不会为了配合斯大林的英明伟大该赢的战斗不赢。打了败仗就是失败，那是无法遮掩的。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华西列夫斯基这个总参谋长着实不好当，可总参谋长职责所系，又不能只当个花瓶，华西列夫斯基就耍了点“小手腕”，居然经常让斯大林“顺从”地采纳自己的意见。

华西列夫斯基采取的办法是，在斯大林叼着烟斗做战略部署之前的闲暇中，就在他周围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军事问题，既不系统，也不高深。但说着说着，斯大林就灵光乍现，赶紧一二三四五地部署战略要点，居然没有大错。另外，在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时（当然这种会议的目的是贯彻精神和听溢美之辞），坐在斯大林身旁的华西列夫斯基也是要发言的，但每回说到战略战术都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罗里罗嗦，听得与会者一头雾水。说到后面的半部分却口齿清楚，声音宏亮，逻辑严谨，不过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能听出来这些都是超级废话，结果是自然要遭到斯大林呵斥。怪就怪这军事会议“民主集中”后，由斯大林拍板作出的决策常常被实践证明大都是“英明”的。

同僚心里瞧不起这个毫无建树的总参谋长，多有鄙视，但华西列夫斯基总是一笑置之。其实在军事会议上，华西列夫斯基说的前半部分根本就不希望其他人听清楚，让斯大林一个人能听明白就行了，然后“润物细无声”地作用在斯大林的决策中，目的就达到了。从此可以看出，华西列夫斯基是个聪明人，斯大林也不蠢。

一般来说，人当了上级难免就会觉得自己比所有的下级有本领，道理很简单，你本领大怎么还被我领导呢？就像刘邦跟韩信论兵，刘邦问韩信：卿家到底能带多少兵呀？韩信骄傲地说“多多益善”！刘邦又问：那你看寡人能带多少兵呢？韩信口无遮拦地说，陛下能带个三五千人马就足够了？上不悦，脸上阴云骤起。韩信自知失言，赶紧说，陛下不善于将兵但善于将将呀！

尽管上级一般不承认下级比自己聪明，但聪明的下级实在太多。但为什么有人能当“上级”，而有人却只能做“下级”呢？恐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而我是连答案也没有。

在苏军所有的高级将领中，我比较喜欢朱可夫。这点“喜欢”还是从电影中得来的，迈着稍稍有点罗圈腿的朱可夫，睿智、冷静、果敢、勇于承担责任。知道了华西列夫斯基的事，我又开始佩服这个“毫无建树”的总参谋长了。参谋长这个角色没有资格无为而治，既参还得谋，但其“谋”得有人采纳，不被采纳那就“放屁都不响”了，况且按照不成文的条令，只能“参”三次，超过三次就有了干扰首长决心之嫌。其实所有下级都存在这个问题，尽管没有严格的“三次”规定，但两次、四次性质一样，讨不讨人嫌视情况而定。

能做上级绝少人甘当下级，所以身在官场的人大多觊觎“一把手”位子，其理论依据是“宁做鸡头，不做牛尾”！不过现实中“鸡头”上面还有许多“鸭头”“狗头”……在等着，躲都躲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既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改变不了“做下级”的命运，那就必须得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理想的上下级关系是“取长补短”，说难听一点，那是“狼与狈”的关系，不为奸就行。

26.4四

中国当官感觉最好，人人都想当

出国学习后，因费用充足等原因；使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后来毕业后，该校所属的研究所要我去；于是就留在了那里。虽然从实验员到实验室主任，再从实验室主任到副所长的职位在变；但对我没有半点当官的感觉，因为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没有当官的概念。

然而回国在一家事业单位当了负责人后，仿佛一下子中了状元；不仅自己高的福利待遇一步到位，而且好象自己的身份也如同镀金了；因为到什么地方都是别人对你的前呼后涌，更重要的是自己实际干的事少了；而受别人请示报告的多了。不干事却还要对干事的决策，刚开始也使我很犯难；因为国外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做，如年度计划；当时是各实验室自报自己的计划，而汇总审核与编制所的综合计划就是我自己的事；办公室的人她们只负责打印，决不会帮助你编制新的计划。而在中国当了官后，自己要做的事就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很多时候连审核都不需要，因为所有的东西全部是正式文件才送到当领导的手边。

以财务为例，在国外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发生者自己控制；领导并不需要签字审核。可在中国却是财务一只笔，任何报销单都要由一把手签名；我开始还找专业人员核对，结果吃力不讨好；后来任何报销都是来者签字，因为这只是一个权力的体现；而不是一个制度环节。有时对一些很少报销的人故作姿态，更是使人敬佩不已；因为财务人员会把关的，而且如何应付审计她们更是精通；所以我的笔只是表示别人报销，必须要到你这里来敬仰你；当然你同样也可以故意作弄一些对你不敬的人。

是啊！当官以后，我才知道：住房按职位，小车按职位；就连分物质同样也是有区别的，这才真的是职位与一切挂钩；所以当第一把手的感觉那真是好极了。开会，你不到谁敢宣布开始；提拔干部，哪怕所有程序全部到位了；你不签字，依然还是白搭；在任何抛头露面的时候，镜头绝对是对着你；就是酒席上，你不动筷子；谁敢动手。参加送温暖工程时，那接收温暖的人简直把你当成了他（她）的观世音；这种用公众的钱，为自己造势的感觉真的是好极了；仿佛这一切是自己出的钱物。当然，如果不当官就不可能有这种感觉；因为只有当官才有这种感受。

中国一直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俗语，我自己在中国当官后也有这种感受来了。以前我家贫穷时，找领导办事不知多难；即使后来我上了大学，领导依然是公事公办的高姿态；再后来出国，领导只是客气了；可当我当了领导后，竟然家里的父母亲也有领导经常去慰问；更不用说我每次探亲，竟然成了如同组织活动一样；使我都不好意思回乡探亲了。

有人说‘中国的官不腐败难’，这话的确有道理；你看到舞场，最漂亮而且最会跳舞的女孩子肯定是专陪你的；在酒桌上，同样是漂亮而又艳丽的媚娘绝对也是专陪你的；而当你为那些没有权势的人办了一点实事后，他们绝对会感谢你一辈子；至于那些政策规定内的事，同样得到好处的人也一样不会忘记对你的感谢或表示（送礼）；所有这些，你说腐败也是；你说是礼尚往来也行。反正当官后，并不一定非要以权谋私才腐败；正常履行职责，一样很容易腐败；因为你当官了，想不腐败都难。

小时候读《大禹治水》很感慨，知道当官就是付出；后来在国外也是如此，有时职位提升待遇没变；但责任却增加了。现在国外有很多官是零工资，因为他们完全是为了付出；不是有位演员还自己贴钱当官吗，那就是自己花钱找责任。所以我在国外当官时，总在思考如何为下属增值而操心；可在中国一当官，才知道福利待遇全部挂钩；工作责任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轻的，因为责任目标太空；与自己的能力无关，到有很多指标是运气；如意外事故与安全等。当然也有烦恼的事，那就是担心上级领导个人对你的满意度；因为这才是决定你前途的主线。而单位内部没有你操心的事，因为下面所有人全部是以你为中心；难怪前些年国有企业各级一把手，全部自称或被员工敬称为老板；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不可能叫全民当老板；当政府退出管理后，所以他们当然自己也就成了老板；更可笑的是国有企业成立董事会的，竟然全部是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这真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好事，所以说在中国当官真好；只有当官后，才知道什么叫‘享受人生’；君不见一些腐败分子的子女，用腐败分子的钱财在国外受教育；结果还是要回来做官，哪怕腐败分子被制裁了；这条路依然如故，因为全世界当官；只有在中国那才是真的是官。

一位局长的“废话情结”

我是一个爱讲废话的人。废话的用途实在是太大了，我这个当局长的对此深有体会。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学会说废话的，不过我十分清楚，在机关工作，没有废话是万万不成的，从某种意义讲，废话支撑着机关的运行。我想象不出，如果没有废话我如何度过机关悠长的时光。有废话就好了，我的日子让废话填补得很充实。我很忙，整天忙着说废话，我讲的废话车载斗量。我很幸运，我靠废话获得了数不尽的荣誉，我的职务不断提升。我感谢废话，说废话是我的成功秘诀呀。

讲废话是我的特长。有句俗话，叫做好马出在腿上，能人出在嘴上。在机关工作，要想出人头地，能说会道最为管用。其实，一个人在机关工作，一天真正有用的话也就是那几句，大家说的大部分都是废话。废话从字面上理解是没有用的话，而实际上它很十分重要。有人只会埋头干工作，只会说有用的话，他就很容易变成了沉默寡言的人，这样的人在机关被称为呆子或木头人，决不会被人们看重的，也不会被提拔重用。而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总是会被青睐，被委以重任，机会多多，好处多多，这就是机关的规则。这个规则虽然没有写在文件里，但是，凡是在机关工作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的。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能力，只是爱说废话，能说废话就是口才好。我小时候被大人称为话匣子，把大人烦得够呛，为此常受到训斥。到机关工作以后，我发现自己如鱼得水，我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由于我嘴巴工夫了得，颇受上级赏识，于是接连被提拔。如今，我不到四十岁就当上了局长。当上了局长，话语权就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就更爱说废话了，不说白不说嘛。当然，我也想说有用的话，实用的话，可是没有呀。没想到，我整天废话连篇，人家却说善于表达，有领导才能。你看看，我讲的废话大家都很认可。在大会小会、年初会年末会、综合会专业会、座谈会表奖会、报告会汇报会等五花八门的会议上，我在台上一字一板地讲着由废话组成的工作报告，连篇累牍，洋洋洒洒，没完没了。它们被称为重要讲话，要求基层坚持贯彻落实。说实在的，让基层贯彻我的废话，我有些于心不忍呀。可是，假如没有废话，又难以想象。在日常工作中，我不停地签发用废话组成了各类文件、各种材料。这里面，有些是大话，有些是空话；有些是老的废话，有些是新的废话；有些是重复千遍万遍的套话，有些是我从报刊上刚刚学来的时髦话。这些废话组成的文件和材料，发到基层，就成了行动的指南。白看这些文件、材料里大多说的是废话，但基层必须高度重视，坚决执行，这是机关的原则。在平时的一些场合，我总是郑重其事一脸严肃地讲着我那十分熟悉而又精通的废话，常常引发一片片喝彩，一阵阵掌声。我的心很不踏实，我不知这些东西是真是假，是虚是实。在年终，我责成秘书人员用废话写成长长的工作总结，报给上级。

我不讲废话就难受得要死。我发现，废话在肚子里总是不停地繁殖，很快就会感到胀鼓鼓的。我必须把废话讲出去，才觉得痛快，否则，就象一个烟瘾极大的人吸不到烟，那滋味是不好受的。讲废话的重要方式是开会。所以，我总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寻找议题召开会议，把腹中的废话一古脑地讲出去。别看我讲的大多是废话，但是我总是希望别人认真听、认真记，深入学习领会，如果谁不认真听我的废话，那就是同我唱对台戏，是对我的大不敬。对这样的人，我决不会客气的。我最恨的是当我召开的会议时，有人请假不参加。我把不积极参加会议的人视为不尊重我的人，以后将冷眼相看。每次开会，在会议开始时我要讲，在会中我要讲，在会的末尾我还要做总结，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累，而是很有成就感。会议结束了，我还要在宴会上来一通废话讲演。每次讲话，我力争使废话有所不同，以体现自己的水平。我发现，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也是讲废话的好方式。我肚子里的废话多，所以，我一有时间就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有板有眼，滔滔不绝。虽然汇报的内容大多是废话，可是上级领导却很高兴，认为我尊重他，常常对我的汇报予以表扬，说我能干，成绩大，所以我汇报工作就更加起劲了。

我总是讲正确的废话。我虽然不停地讲着废话，但并不是无原则地讲，我讲废话坚持一条，那是它必须是正确的。比此，艳阳高照，暖风徐徐。于是，我说，今天天气真好。这肯定是正确的。其实，这话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说与不说都一样。我到处在讲话，时时在讲话，可是，很少让人找出毛病和差错。我这个人粗中有细，如比，在讲话前，我总是让秘书们将讲话稿修改校对准确，不但要求字词句不出现差错，就连标点符号也不能有疏漏。所以，我的讲话常常受到好评。我常对手下人讲，做事情一定要精益求精，特别是讲话，决不能马虎大意。

我的人缘好极了。人们都说我平易近人，和谁都能够沟通。其实，我讲废话的欲望一上来，不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视为知已，一古脑地把废话说出来。人们都说我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官架子，真是歪打正着呀。我以为自己啰啰嗦嗦很烦人，别人却认为我很和气，联合人。如今大家住楼房，往往是老死不相往来，可我不听这一套。对于我的邻居，我总是找机会与他们聊天，虽然只是说说废话，双方却很快就成了朋友。我发现，人是喜欢废话的动物，就连婚姻都离不开废话。我结婚以后，怕老婆嫌我废话多，于是我就强忍着，尽量少说话。可是没想到，我老婆却说缺乏情调。于是，我就喋喋不休讲开了废话。我发现，老婆很爱听，很高兴。她说常常赞扬我善说话，会生活，懂爱情。天哪，废话成了连接爱情的桥梁，天下的事就这样让人莫名其妙。在出差时，我一上火车就开始向邻座的旅客发表废话，天南海北，云山雾罩，爱听的人很多。一些人下车时对我依依不舍，说是遇到了知音。由此，我更加相信讲废话是一种艺术和学问。有一天，我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出版社编著《废话大全》的征稿启事，于是，我写一些废话寄给了那家出版社，不久那家出版社给我回了函，说我写的废话水平很高，决定聘请我当《废话大全》的副主编。为此，我高兴得一夜没合眼。

26.5五

中国男人为何爱当官

走上仕途是古往今来多少男人的梦想光明正大的口号：我要当官有一个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事实——中国男人的“官瘾”之大，无人能敌。但奇怪的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羞于说出这个历史悠久的“情结”，好像大家可以千军万马头破血流地去争去夺，但嘴巴里却不能说出来，否则就犯了大忌讳。犹如性，明摆着谁都喜欢，却偏偏要装腔作势一番。因为这一点，中国男人显得有些不可爱、不坦荡与不率真。

多少年来，想当官和想得道的人就像现在的歌迷和感冒患者一样，遍地都是。远点的有姜子牙，修道没修出名，便想做官，一直想到七十多岁，头发胡子都想白了，还是嘴硬不承认；再比如后来的陶渊明，官运不通，就美其名曰“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家种菊花发牢骚……说不想当官有些矫情，甚至可以说有些虚伪，有吃不上葡萄的狐狸之嫌。而中国的旧男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最忌讳被人说成想当官，他们太虚伪了！所以我喜欢著名作家二月河的话：“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最早我想当官，当不成官，又没有其他事做，就走到这条路上了。”这样的话，谁听了都舒服，因为真实！

现在，我们已经大踏步地进入了“公民社会”，当官更是一种职业的选择而已，有什么不能开诚布公的？

可喜的是，中国男人也开始阳光工程建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出自己压抑了上千年的心声：我要当官！有一项“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中学生关于21世纪之梦”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不想当官，因为当官就意味着责任重大”和“不想当官，因为当官就得牺牲自我”等观点，美国、韩国和日本七成以上的中学生均表示支持，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中学生都不想以失去自我为代价去谋求高地位。而我国中学生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占到四分之三还多的中国学生，对由于当官带来的责任重大、牺牲自我等丝毫不反感，反而把它作为人生的重大目标。这也许可以说明“官本位”思想在我国年轻一代身上依然有影响，但也同样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得出结论：中国年轻一代继承了传统的敢为天下先、当仁不让的“良性当官意识”！这是很正面的信息，我们应该为其骄傲。

另外，在广州，一项针对18至35岁青年人的调查显示，青年男性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已从9年前的“自己创业”，变成了党政机关干部，选择人数高达46.3%.这个曾在上世纪80年代出过“不好好学习，长大只能当干部”之类民谣的地区，现今又重新捡回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念”，不知是生活压力的缘故，还是社会意识的映射。我们当然可以期望，将来有更多优秀的公务员，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

不要把“官”妖魔化

某小学一个班上共有43名学生，班干部就有40人！报纸曝光后，一度引起大讨论，有人担心，官迷太多，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无庸讳言，“人人有官当”有“官本位”意识作怪之嫌，一些人“官迷心窍”，只是为了图个人私利。但也不能因惯性思维，而怀疑一个想当官男人最初的热情与理想。比如那些孩子，对于所谓“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他们更多的认识，应该是基于一种责任。毕竟擦黑板，关校门等小事，无一不是一种责任，而对每件小事负责，不正是现代文明社会里一个公民的基本生活态度吗？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成人一看到“官”这个字，第一个反应就是“权”呢？这很有点像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的那一段著名的联想，由尼姑，到和尚，由白臂膀，到全裸体。

中国男人骨子里是有权利欲望的，这是与生俱来的。男人的本性是想改变世界、征服世界，这是应该值得讴歌的力量。中国人的传统是：治国平天下，首选当官。诸葛亮不当宰相，怎么能够三分天下？当官的感觉真好！中国古代男人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当官，就是为了“入世”，就是因为胸怀天下……改变社会，既满足自己骨子里的热望，又可以“恩泽”众生，犹如包公，有何不可？有何不爽？有何不妥？

要当官的心理，其实是男人对权力的本能追求，是血性的文明表现，也是男人味的表征，一个男人如果不会海聊谈政治，只懂得闲聊流行风尚，往往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毛泽东年轻时就立下了很大的志向——想当官。他在《沁园春？雪》中写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魄雄魂，多么豪迈！多么感人！历史也证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出潮是最精彩的。

更何况，我们现在有渐渐健全的体制与法制，“官”也可以当得更职业化、更专业化！我们应该鼓励男人的这种“官”怀。

本来，想当官，应该像想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一样，是一种可以公开表白的职业或者理想。只要把竞争机制引进干部人事制度，反对为个人利益谋取官位，反对以“官”谋私，那么为人民“当官”，也就是鼓励做人民公仆，鼓励为事业承担更大的责任、做更大的贡献。这是很光荣的事业，没有什么好遮掩的。现在不是有些部门在公开招聘副厅长、局长、主任吗？那些应聘者，个个都拍着胸脯公开声言：我想上，我愿上，我能上！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公务员的竞争明显比过去激烈。公务员如果缺乏忧患意识、不思进取，随时都可能被淘汰出局。如今许多人都开始感叹：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公务员新思维下，你还好意思再“妖魔化”男人的官瘾吗？

好男人生来想做官

我们生来就注定要面对竞争。想当“现代官”，更要有强烈的竞争欲望，这是一种生命力的证明。在现代社会，“爱当官”还有更现实的意义，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政治的关心，对社会的负责任、对民生的关怀。美人最怕性冷感，男人最怕对政治冷漠。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军人往往英气逼人；想做官的男人往往锐气难挡！有句老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见，中国男人最初的当官意识，是正面的，是有责任感的表现。很多小学实行班干部轮流当，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组织能力与驾驭能力、协调能力和感召力。当官是目标，其实也是人生历练。正如男人参军一样，那是一种意志洗礼，也是“男人毕业”的一等课程。一个男人的心气有多高远，将决定他能走多远。男人最怕失去斗志，而当官欲望，可以强化这种可贵的进取心。

当官不仅与许多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也是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肯定，更是人生奋斗的目标。

在今天，“张榜招贤”、“毛遂自荐”仍然是男人的美德！这些公开表明想当官的男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自信，很有男人样。新的时代需要树立新的观念，青年人要敢于自我表现。想当官，只要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作贡献、推动历史进步，就是值得提倡并积极保护的。优秀人才如果能聚集到公务员的队伍里，我们的社会一定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有些商人也投身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了，人类文明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富商从政”的例子，在西方国家更是屡见不鲜。这是国家走向辉煌的一个好现象。作家刘洪波说，“学而优则仕”在中国有悠久传统，倘若都不以贪婪为仕途首任，聚集一批有理想有才干的青年才俊参与国事，又有什么不好呢？

如此升官

升官是官场中人的最大愿望，但官不是想升就能生的，如何升官可以说是个比较深奥的问题。前几天看了几则古代的官场小故事，觉得挺有意思，这些官吏在让人感到既荒唐又莫名、既好笑又可气的情况下官职便得到迅速擢升。

武则天当政时，年事已高的她十分怕老，更怕死，所以非常在乎自己的容貌。这时，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便抓住了武则天的心理。有一天他上奏说：“臣梦见陛下寿满八百岁。”武则天听了十分高兴，当即任命他为拾遗。不久，朱前疑又奏道：“臣梦见陛下白发再黑，齿落更生。”武则天又立即提升他为驾部郎中。朱前疑尝到了甜头，一次从河南回来又向武则天禀告：“臣返京时经过嵩山,听见嵩山大呼陛下万岁，结果万山呼应，响彻云霄。”嵩山为五岳之首，它呼万岁，当然就万岁无疑了。武则天不胜欢欣，当场就赐给他一个五品以上的朝臣才有资格佩戴的“算代”，而朱前疑当时还不是五品。这个朱前疑堪称说瞎话不脸红的高手。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爱妃年纪轻轻便死了，刘骏万分悲痛，多次带领群臣到墓地痛哭。一次，秦郡太守刘德愿随同皇上来到墓前，刘骏对他说：“你哭贵妃，只要情真意切，痛不欲生，朕当有重赏！”刘德愿心领神会，随即大放悲声，又是捶胸跺脚，又是呼天喊地，直哭得披头散发，嗓子沙哑，胸前双袖被眼泪湿透，几乎哭得昏死过去。刘骏大为感动，不久就提拔他当了豫州刺史。恐怕刘德愿亲爹死了他也到不了这份上，毕竟对象不同，这可是“工作”需要呀！

如果说挖空心思的溜须拍马和按领导要求去竭力表现还算“平常”招数，毕竟付出了辛苦，让人能“想得通”的话，下面几则就有点让人觉得有点像笑话了。

北宋大臣毕士安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名相，他女婿皇甫泌却依仗着岳父的权势为非作歹，毕士安多次劝戒依旧我行我素。无奈，毕士安决定将这一情况申奏朝廷，用国家的法纪来惩戒他。一日早朝，毕士安刚说到“臣有一小婿，名叫皇甫泌……”就被殿外呈上十万火急的军情打断，随后满朝文武紧张地讨论起军情来，直到散朝毕士安也没机会把那件事讲明白。下次早朝时，毕士安又提起此事，刚刚启奏“臣婿皇甫泌”几个宇，不巧这时皇帝内逼甚紧，便急匆匆起身退朝，只听皇帝边走边说：“毕爱卿既然反复提及皇甫泌，朕已知道了。”两天后，皇帝降下一道圣旨：“皇甫泌为官有绩，着迁官一阶。”就这样，一个恶棍竟因祸得福升了职。

唐高祖的儿子滕王李元婴做隆州刺史的时候骄纵失度，手下参军裴聿多次劝谏，李元婴不仅不听反而恼羞成怒，用竹板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后来，裴聿携带本州的民赋簿籍来京都长安述职，顺便把自己规劝滕王反遭责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哭诉给皇帝李渊。李渊问裴聿：“滕王打你几回？”裴聿答道：“就一回,总共打了八板子！”李渊听罢，当即传旨把裴聿的官秩连升八级。恐怕裴聿一定后悔，为什么当时他不多打我几下？

武则天当政时，男宠张昌仪任洛阳令，凡是求他办事的只要行贿就一律答应。有一天，张昌仪正要去上朝，有个姓薛的候补官员在路边拦住马头，一边递上50两黄金，一边把自己的名片送上去。张昌仪什么都明白，他把金子收好，拿过名片只看了一眼姓什么就揣进了怀中。随后，张昌仪把那人的名片交给安排官位的天官侍郎张锡叫他办理。没料几天后张锡竟将那人的名片丢失了，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张昌仪。张昌仪听了破口骂道：“真是个不会办事的东西！拖至今日，我也记不得他叫什么了，只记得姓薛！这么着吧，只要姓薛的，你都给他安排官职就是了！”按当时情况，送礼那个升了官倒也说的过去，就是便宜了他的那些同姓们。

不管通过什么匪夷所思的渠道，这些人的官位确实得到了提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南朝还是唐宋，他们升官的前提完全相同，那就是朝廷的腐败和当政者的昏庸。如果今人对此比较感兴趣想去效仿，我看收效不会太大，我们也不希望甚至担心今人效仿后会有收效。很浅显的道理，今人若能如此升官，那我们这个社会的前景就有点让人担忧了。

26.6六

要想当官，必须首先。。。。。。

在机关混迹了这么多年，大官没见过几个，小官反倒见了不少。但我想多数的大官也都是先从小官做起的，火箭式直升的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必竟是少数。所以，对那些想投机钻营当大官者，我不妨把自己这些年在机关里所看到的一些人的为官之道介绍一下，以供各位参考。只是各位在当大官时，千万不要忘了还曾有一位对你们有着传道之恩的小河弯弯，到时多提携。

一

要想当官，首先必须要把当官的人维护好，维护好了那些当官的人，你也就有了当官的希望。维护当官的人，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拍马屁，你别听那些当官的人总说：“你们不要总吹捧我，要对我多提点批评意见。”你想，有几个当官不喜欢被人拍的，又有几个当官愿意让人指着他鼻子说他不是的？如果你要相信当官的这些话，你就是犯傻了，也就是说，你永远没有被提拔的可能了。拍当官的，要讲点方法，要婉转些，不能拍得太白了。拍得太白了，就谁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当官的脸面也受不了，这样你的马屁就有可能拍到马腿上。比如，你想夸你们当官的工作勤劳，你就不能说：“我们单位就领导最累，活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这样的话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领导也知道没人相信你的话。这样，马屁拍的就没意思了。说领导辛苦，你最好以批评他的口吻去说：“领导，你什么都好，就是有一样缺点，工作起来不注意休息，当然了，工作应该干，但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哪！”这样拍，好象是你把领导给批评了，但领导对你拍来的马屁还会很受用。也就是说，你拍领导的马屁获得了成功。

二

要想当官，光拍不行，还要懂得和领导保持一致。和领导保持一致，就是说，领导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哪怕领导说错了，你也要跟着他说，而不能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你想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最好是等你当领导时再有吧，你没当领导时千万不要有。和领导保持一致，要有为领导充当打手的精神和气魄。你想，一个单位的领导本来就是矛盾的焦点，难免会有一些对立面。对于对立面，当领导者多数都不会自己出头和他们进行正面交锋，而是让他的支持者和维护者与他的对立面去纠缠，等到必要时，领导者再以公平公正的姿态出现，对各种纠纷做出公正的处理。但不管领导者如和公平公正，总之有一点你要相信，那就是领导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偏向他对立面去说话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是站在领导的立场上去帮领导说话，你不仅是正确的，领导者还会把你当成他自己的人。这样，他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有什么好事时，自然首先要想到自己的人了。也就是说，能当成领导者的打手，提拔之日离你也就不远了。

三

要想当官，只是和领导耍嘴皮子、玩虚的绝对不行，必须要和领导者来实的。现在什么最实？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当然是人民币了。要想当官，你必须要和领导者把人民币这东西捅上。和领导者捅人民币，也要讲方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有的领导者喜欢直来直去，一把一利落，我给你办事，你给我拿钱就得了，用不着拐弯抹角。有的领导则不然，喜欢婉转，你明着给他送，他有可能对你勃然大怒：“你腐化我，我不吃这套，快给我拿回去！”这样，礼没送成，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这时，就需要考虑方法了。比如说，找领导一家人打几圈麻将，揣上个几万或几十万，向领导的老婆孩子一输，输净就走人。你想，这样，领导他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么？他不但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重要的是他收了你的人民币，并且还没有受贿的感觉。有钱能使鬼推磨，领导既然收了你的钱，你提拔的那点小事，他能不为你办么？老兄，你升官的日子就要到了。

四

要想当官，必须要知道领导心里想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勇于做领导肚子里的蛔虫，投领导所好，帮领导排扰解难。现在，对于有些领导来说，钱已经算不上什么了，温饱对他们就更不用说了。这时，他们的目光早就转到了女色这方面了。有时，女色对于领导，比金钱对于他们还重要，你对他们用美色，比对他们用金钱还好使。自古以来，关于美人计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并且是百用百灵，所以说诸君就尽可能地去学去用。当然也要考虑到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些方法要注意更新使用。比如，现在的领导都非常在乎自己的声誉和形象，特别是对女色这方面更为敏感，在这方面你对领导千万要悠着来，尤其是要注意隐蔽性。你发现了哪位领导有了这个爱好后，你就要留意一些哪里有适合领导的美味，找到适当的地点后，你就可以在领导没什么大事、心情又不错的时候去找领导，对他说出去喝点小酒。只要领导一答应你，你就把他领到你事先踩好了点的地方，先把领导一顿猛灌，在他半醉半醒之间，你再把那个美色叫来，让她陪领导喝上几盅，领导他准没跑，之后你就成功地退身。当然，事先你要把一切费用都花好。这样，以后领导再见到你时，有些事情你就可以和他心照不喧了。

五

升官之道有多种多样，有些方法要灵活使用，不要太呆板了，特别是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也只是我为各位想往上爬的人抛出一块砖，我坚信各位一定会青出于兰而胜于兰，你们在实践中获得的真实经验，也一定会比我所看到的这些强得多。让各位见笑了。

权力何以成了贪官性魅力的催情剂？

一个贪官的情妇曾经对人讲，她当初喜欢上如今已锒铛入狱的贪官并非纯粹金钱的或者其他实际的需要原因勾引他的，而是真正被他的男人魅力所打动，那种目空一切，颐指气使的英雄气概让大多数无不倾倒，作为一个市委书记出门前呼后拥，不动声色则能够办所有人梦寐以求一辈子也办不到的事情，不管是升官，发财还是官司都可一一摆平，尽管他整整比她大20多岁的老头子，可是想起和自己结婚7-8年的丈夫虽然年轻，一个研究生学历的公务员，但由于不会社会上吹牛拍马，吃吃喝喝一套至今依然是个跟班，无权无势，窝囊得很气不打一处来，自己呢从小就是一个美人坯子，大学时与现在自己的丈夫同窗，心高气傲的她吸引了不少异性目光，包括自己的丈夫，要不是自己当时与一个高干子弟的恋爱发生挫折，又对忠贞不渝苦追自己3年的他感觉可以依靠，才不会嫁他呢！果然，不仅她丈夫人窝囊，而且每当自己责难过多时，他只能够唯唯诺诺，甚至做爱时都容易阳痿，与那位正当位的市委书记的活力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性欲望强，占有欲望也强，她竟然可以得到丈夫那儿得不到的性福！

贪官的性欲和性魅力怎么这么大？贪官宣判时她去听宣后她后悔了，因为原来在她心目中无比英雄无比伟大的男人气概与形象彻底崩溃了，丧失了一切权势金钱的贪官象一摊烂泥巴一样瘫倒在地上，满头苍白的短发映照得人分外憔悴，她发现自己有些厌恶他了，那个给予过她照顾与性高潮的市委书记在她心里死亡了，回来后明明知道内情一直隐忍不言的丈夫突然精神焕发，那晚他性欲突然高涨，于是她明白了权力是贪官性魅力的催情剂，也是性欲的伟哥。被压迫了性情与权力的男人必然阳痿多，据一份统计资料我国男人的性无能达到几千万之多。可见一斑。

孔子的一个学生也问过孔夫子一个问题，他说，某人很没有风度怎么以做起官来就风度翩翩，抬手举足间象一个做官的了？孔子说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但权力与地位确实可以改变一个的魅力，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原来一个老婆都应付不了，后来三房四妾的依然不够，还要打野食，古今同样道理，我以为当今贪官们身边总是美女云集，吸引不少性贿赂的女子前仆后继，性魅力实足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权力。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点石成金自然不必说，叫花子也可颐指气使，威风八面，难怪中国人多想当官，当官好啊，钞票自动往家跑，美女成群躺跟前，还有一个二奶说得尤其生动，权力就是做爱的润滑剂，没有它再出色的男人也让人倒胃口。

此为贪官经常迎来送往，觥筹交错，营养过剩，荷尔蒙激素分泌旺盛，上百个情妇都能够应付自如，使她们达到高潮。在贪官污吏占领一个个丰乳肥臀的高地时，亿万老百姓的性欲却受到遏制，性无能与阳痿者比比皆是，有些知识分子成了文化太监，失去所有雄性特征，奴颜媚骨，曲意逢迎，有些农民工成了定时光棍，一年只能有几天和乡下老婆同房，唯有贪官的领地上性的旗帜迎风飘扬，应接不暇。据中央一份统计资料，全国80-90%的高干包养情妇，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少则5-6个，多则上100个，最近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爆出来好几个国家名模和他有粘连，就说明绝对的权力必将造成绝对地腐败.追根溯源，这是我国现有政治体制局限所致。和外国的一市之长相比，我国的市委书记掌握着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城市人口的荣华富贵命运的资源，而人家的市长却不过是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城市人口的高级打工仔，面对群众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子，很多利益大的事情都没有权力决定。因此要结扎贪官的过分分泌润滑剂的输精管，必须首先加强限制导致他们性欲膨胀的公共权力，当性魅力和性欲不再存在，看还有多少情妇二奶甘愿投怀入抱？

26.7七

我的官场哲学——三字真言

上学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因为都是半大小子，酒量、饭量都大，而且人多抢食，所以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洗礼后，总结出了饭局三字真言：稳、准、狠！即：坐的要稳，看的要准，下筷子要狠。结果，靠着这三字真言，每次吃饭、喝酒我都能无往而不利。

现在，我是一名光荣的政府官员，虽然官衔不是很大，但相比那些同时进入政府机关的同志来说，还算是进步的比较快。总结这些年来在官场的风风雨雨，当年饭局上的三字真言真的帮了我很多。

一、稳。就是说位置一定要坐稳，官不在大，坐稳为先。不管在什么位置上，只要是官，就会有权，就有人眼红，就会有人想取而代之。所以，在走上位置的第一要务就是思考如何坐稳位置？

一个好的官员、善于攀登的官员，是需要将唯上与唯下完美结合的官员。只唯上而不唯下的官员可能还有上升的空间，但绝对不会很大；只唯下而不唯上的官员则可能老死在眼前的位置上。所以在上位伊始，我们所要做的是：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尽力稳定下属，以下属的稳定求部门的稳定，以部门的稳定求自己的稳定，顺便利用这个时间考察本部门的下属；以上级的命令为首要任务，将上级作为上帝，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意见，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在顺利完成过度期后，需要将部属的位置适当进行调整，将自己的人放到相应的位置上去，但换血的动作不宜过大，能争取过来的要极力争取，不能争取的要视其背景、资历、能力进行调整，特别是重点部位的人员调整更是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除非到了鱼死网破的境地，千万不要动上头有关系的人，万不可草率，否则只能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地步。

另外，在为官期间，可以接收烟、酒、茶等礼物，但千万不要涉及到金钱或价值过高的礼物，经济问题是官场大忌，一旦触犯，谁也帮不了你。切记！

二、准。看问题一定要准，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后，必须将自己部门的职责准确定位，在本部门的工作范围内，必须以各种方式努力充实自己的职权。为官不为权努力，不如回家种麦地。在上位之前就要看清楚自己将要去的部门是否是职权单位，再做好相应的准备。千万别相信什么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P话，上位是最重要的，再没有职权的官位也是官，能跟上级直接见面才有再攀登的机会。

看人、用人要准。对自己手下的人定位一定要准，什么人是真正做事的，什么人是造势的，什么人是拍马溜须的，必须自己心中有数，并将这些人物尽其用。其比例大概为：真正能做事的70%，能造势的20%，拍马溜须的10%。一个做不成事的官员是干不长的，但是做了事别人不知道的官员一样干不长。只有做了的事都让别人（特别是领导）都知道，这样的官员才是高明的官员。而拍马溜须的人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人的存在能极大地将官员的自信激发出来，并能通过这些人将自己不太能直接处理的问题处理掉。

三、狠。心要狠。官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官场无道义，妇人之仁只会让你丢了乌纱帽。官场虽有官官相护的传统，但也得看时间、场合，不能一概而论。官场无父子，自古为了官位父子、手足相残的故事不绝于耳，更何况如今否。至于同学、朋友、亲戚，能帮得上忙的才叫同学、朋友、亲戚，帮不上忙的可以适当帮助一下，帮不上忙还要坏事的就是敌人，仁慈不得。

下刀子要狠。看准部位、看准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特别是对于你的显性或隐性竞争者，不管利用怀柔还是高压手段，都必须坚决压制，一棒子打死，容不得他翻身，否则被其咸鱼翻身后的反戈一击将是致命的。

我就是凭着这官场三字哲学，从一个农家孩子逐渐走上领导岗位的。不管怎么说，我信奉它，坚持它，并最终用它达到了我每一步所期望的位置。我不是官迷，但我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败。我在位的时候，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每年上报的数据虽有水分，但绝对不大。我尽力给下属谋福利，却不给上级送钱。

“官道”只有“小姐”是干出来的

我的移动电话里收到一条短讯，这条短讯相信传送频率较高，遂录入博客：“……出来的，省级干部是跟出来的，市级干部是跑出来的，县级干部是送出来的，乡镇干部是买出来的，村组干部是打出来的，只有“小姐”是干出来的。

这条短讯在事实的反映上当然是有些偏激和夸张的，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时下官场的政治生态作了形象的描绘。我们不妨就此作一点具体的解析。

“省级干部是跟出来的”，这里的“跟”指的是跟随、听从、俯首的意思，其背后是官本位这种长期积淀的文化背景。在民主化程度较低的背景之下，“紧跟上司”几乎是一种政治常识，否则你想擢升官位就是白日做梦了，因为你的上司几乎可以直接决定你的政治生命的，你不顺从他怎么可以呢？妇孺皆知的一个“政治对联”如此——（上联）说你能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披）不服不行！如此这般，你还敢于反对自己的上司吗？“聪明”之举是：紧跟、绝对服从！然后等着有一天升官发财吧。

“市级干部是跑出来的”，这里的“跑”意思是去上一级官府中找各种人际关系，比如省一级或者更高。这样的情况下，有了上面某个更大的官员的特别“指示”，下面就有政治压力了，就不敢不执行了，官位就跑到手了。之所以屡屡发生“买官卖官”这类贪污腐败案件，根本问题就是那些官位最终是由某些领导个人说了算数的，所谓“民主集中”实际上最后集中到一个人那里。所以官场上又流行另一句话：“生命不息，跑官不止。”现在，“跑官要官”已经成为政治新闻中的常用词了，领导经常批评这样的现象。

“县级干部是送出来的”，此处的“送”就是大白话了：送大礼呀！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某县一个局的局长，偶尔的聊天之间知道了他们县级官场上的买卖行情。据说一个局长的位子你得至少花二十万给县委书记（党管干部，县长的意见只是参考而已）才能搞定。而那书记据说手段更加黑，他举例说，假如县里十个局长的位子需要换人，那书记决不会一次性全部替换，他会分好几次来完成替换，每次只任命两三个，这样，有的人为了当局长就得先后给书记送好几次大礼，直到最后一次，要不然前功尽弃呀。县一级行政机构，一般都有好几十个局级行政部门设置（党政正、副职至少五六个），这样那些不慎案发坐牢的县官被查出受贿几千万就很容易理解了。

“村组干部是打出来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目前的现实情况。据说在有些村镇，不但贿选现象严重，有些地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与当地某些政府官员相互勾结，雄霸一方，以“黑”代政，使当地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

移动电话短讯现在几乎成了一种准媒体，而且由于传输手段特殊，所以它成了一种具有最大自由度的讯息流通载体。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流传的短讯在社会现象的概括上往往更显真实、有趣，让人回味。

26.8八

一种为官秘诀

四川省某国家级贫困县，数以万计的红军烈士鲜血染红的川陕革命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1500元。可县委书记肖雷刮尽地皮，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居然数年不倒，可谓一大奇迹。现以其人其言总结其为官之道，颇有发人深省之处。

秘诀一：“宁让下面骂老娘，不让上面断官粮。”——欺上瞒下，官场不倒。这是经常采用的策略：为迎接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后的生产现场会，不惜耗资百余万铺垫会后就立即改建的乡村公路，而且还指令拨款十多万买鸭子投放在公路两边欺骗上级领导，以博取领导欢心。洪灾中，花重金雇人写文章对其大吹大擂，但县司法局家属楼被水冲垮的房屋至今依然如故。

秘诀二：“为官做人，没有钱不行。”——捞取金钱，积累资本。城镇建设、公路交通建设等工程，必须由他的妻侄儿梅某作为中介，否则包不到工程，即使包到也难正常施工。包工头修建的滨河花园给梅某送了40万现金后，免了相关配套费等60万、以建防护堤为名补助了20万。企业改制又是他刮财的绝佳机会，他老婆及时合伙成立了“美好拍卖公司”，专门垄断宣汉改制企业的资产拍卖。

秘诀三：“只要找准软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金钱开路，“朝中”结人。2002年国庆，为当书记，不惜与县水泥厂老板熊某提上10万元上京看望时任市委书记住院的儿子。新的市委书记上任后，更是送钱送物，大献殷勤。他常说：“某某书记不是不好接近吗？我照样搞定他，只要找准软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也没有跑不来的关系。”

秘诀四：“光有领导关照，没有几个哥们儿不行。”——拉帮结派，上下呼应。刚任书记不久就大肆安插亲信：县委办主任、政务中心主任、县内最大的镇党委书记，这些职务全安排给对自己升职有功的“难兄难弟”，而不顾群众的强烈反映和举报；让姘头一身兼任县委办副主任、防邪办主任、档案局长三职（市委清理卸任二职）。“7.8”惊动中央的特大洪灾后就一次安排了6人到美国公费旅游，用国家的钱和称兄道弟来堵住他们的嘴。

秘诀五：“谁掌握了帽子谁就掌握了别人的脑子。”——卖官鬻爵，一手遮天。他深谙此道。任书记不到三年调整职务达几百人次，送多少钱给什么职务在宣汉已成潜规则。如原交警大队长向某因违纪受了处分并免去了职务，但在给他奉上大量人民币后不久即任命为副大队长；他曾许愿将某办主任调整到一个好单位任局长，但由于只送了三万元而到了一个差单位。

秘诀六：“要办成不平常的事就要有不平常的手段。”——喝酒骂人，排除异己。他嗜酒，并发明了一种借酒装疯，通过酒后骂人、发脾气等手段，将平时不好说或不便说的话说给下级和同级听，其中不乏威胁、骂街之语，使部下们噤若寒蝉，最惧书记喝酒。谁与他不和，谁就马上会成为被排斥的对象：县长因处事风格不一样，被他要挟上级领导将其调离；副县长因观点不合与他争辩论了几句，即被他以各种理由排挤出宣汉。

当官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我国自古以来，最精密、最深刻的学问是什么学问？或有人道，是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是法家思想，是墨家思想，是易经；或有人更道，是兵法，是中医，是文学，是祖冲之和张衡、郭守敬、沈括一类的科学家们的东东。

其实，依我个人的观察，这些都不是最精华的。一部中国历史，说是上下五千年，可考证的三千来年，其中最猛的是做官。你看从皇帝到小民，从学者到穷酸，所言的话语中心，是什么？都是做官。读书是为了做官，所谓“学而优责仕”；获得奖励是提拔，所谓连升三级；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光宗耀祖，靠的就是“官至极品、朝野震慑”之威严。

何况一个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经世之学。什么是经世？其实就是做官，不过是打着为民的旗号来说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难以为民服务的，所以要“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做官了，就可以为民服务了么？非也非也。你做官靠什么来保障官权？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自己智力有限，他就是个天神也是有限的，毕竟是个人，不可能事事英明阿。如此，如何应对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学问。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聪明的选择。不靠皇帝，难道靠你老百姓？这不是开玩笑么？

但中国的皇帝（国君）经过了多年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秦朝的大力改造之后，懂得了一人之力非天下之力，学会了使用天下能人来辩论综合，懂得使用多人的智力来促成各项政策的出台——注意，这不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阿，其实正好是反儒家思想的法家秦始皇带来的；假如按照儒家思想建立所谓的周礼，那么就应该“继绝世”地承袭血统之权才对的——如此之结果，就造成了朝中官员众多，终于导致了做官学问的精密化和高深化了。大家互相辩论，也就难免出现利益的冲突，甚至彼此倾轧，但裁决权在皇帝那里，于是，上有皇帝、周有同僚、下有愚民之做官环境，成了中国做官学必须面对的真实处境。

于是，你通过儒家学说倡导的经史子集来阅读中国做官学，就可以窥探到中国做官学的高深之处了。特别是他的经和史两个部分，充满了这些深刻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做官要做到“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不可直抒胸臆、学会装傻充呆、两面三刀才能生存、残酷斗争同僚不要手软”等等做法之理论依据和事实论证，正如林彪所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正是中国做官学的精密之处了。

特别是官僚之间的彼此倾轧，最后要通过皇帝来最终解决，如何把握之并趋利避害，更是最重要的学问了。

有史以来，有关做官的学问真是浩如烟海，只是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它是做官学这个本质没有——帝王制存在的时候肯定没有敢明说是这个东东的，原因自然是毕竟做官学其实就是阴谋论，大概会引发皇帝的愤怒的。所以，直到了民国初年，随着帝制的崩溃，便有了直观的做官学问，这便是《厚黑学》为特征的在中国如何做官的经验性总结之论著了，随后便发展成了从文化上、国民性上论述的做官学了。

因此，关于做官，便有了“厚黑说（李宗吾）”、“奴才说（鲁迅）”、“酱缸说（柏杨）”、“潜规则说（吴思）”，其中最伟大的，当数厚黑说和潜规则说。前者你拿来就可以用；后者却从理论上让人服气起来而拿来就用的——当然，吴思先生的本意却是批判这个东东的，不多言。

你看，做官该是多么复杂的东东阿，而从事实上看，做官也的确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清官难做，毕竟社会整体黑暗，要“众人皆浊我独清”地搞个人英雄主义，充大头，还是很麻烦的。出头的橼子先烂么。这样的例子就不多说了，无论是海瑞，还是包青天，都有过灾难的时刻；今番就是说说贪官也难做，诸位可能就觉得新奇了。

贪官也难做？是的，就是如此的。君不见历史上的赵高、贾似道、严嵩、和珅那样的巨贪，伺候皇帝的时候，是如何艰难的？他们的能耐全都表现在正确揣摩圣意上，做到了如何让皇帝满意，才保证了自己的贪成功的。但是，这个过程该是多么艰难！历史上该有多少变态的、失常的、神经病的和装聪明但本质上是笨蛋的皇帝的，要伺候他们高兴，难度可想而知。人人都有自尊心，为了伺候皇帝不得不不要脸，就凭这个，也可知道贪官之难了。

何况，信息封闭的时代，你如何让别人知道你是贪官还是清官？难道你自己说了算？历史上被诬蔑为贪官而被处死的清官真是海了去了，不都是这种艰难情况的证明么？

我每每看到那些三朝元老都敬佩不已。我佩服他们什么呢？佩服他们变态的程度。中国的情况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却把新桃换旧符之不同皇帝不同政策的，没有什么连续性，夏天的天说变就变，何况是皇帝本人都不同了？但这些三朝元老真厉害，都能一直跟随下去而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作官的学问，就足够你我研究得了。

说一千道一万，那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只要存在，但凡你只要做官，做清官也罢，做贪官也罢，都是艰难的。一句话，“中国做官实为天下第一难”，因此必定学问高深的。

因此，在中国，做官难。你是清官还是贪官，还是要皇帝说了算的。因此，中国做官的学问之最高要义，当然就是如何侍奉皇帝的学问了。只要皇帝高兴了，你何愁清贪之名份呢？此种之深味，不可不察也。

26.9九

副手的心事谁人知

做好一名副手有一句话说得好：要做到到位不越位；用权不越权；出场不炫耀；做事不抢功。副手应该成为一个桥梁，成为下级与决策层之间的纽带；成为倾听者；讨论者；传播者。

不论官场的大小，似乎都很难摆脱正负之间差别待遇的情节。通常副手的身份及执掌责任，多少有别于主管的机要幕僚。机要幕僚，单纯的只是主管的亲信，而副手是随着与主管亲疏关系的不同来定位的。

有的副手，真的是主管的左右手，他深受主管的授权，可以代行主管赋予的部分权责。这样的副手既然掌权，自然得对主管负责，而且得和主管共同进退，其身份地位就相当是主管的机要幕僚了。

然而，有很多的副手，通常是坐冷板凳的位置。这样的情况也许是在个人职位进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也有可能是因一时际遇浮沉，碰上了冰冻的处境。

副手的态度应当如何呢？他是该表现的主动积极，还是该安分点沉默度日呢？其实，这必须视环境的情况和主管的态度而定。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产生误会及矛盾，作为一名好的副手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的存在。副手需要有一颗平常心，尤其是在权力荣誉功劳的面前不争不抢。因为对正职的肯定及对组织的赞赏都是对组织内每个成员的最好嘉奖，其实最容易产生矛盾及误会的无外乎是对这些身外之物的追逐。

如果是碰到一位重视权责区分，讲究工作效率的正主，那么他的副手必战战兢兢。为正主分担部分责任，同样也享有相当的权利。掌有权责的副手，干起来可不见得轻松，不但要负一定的责任，且要面面俱到，巨细靡遗。如果正主大权独揽，只能让副手沉默是金，闲事少管，这样干起来内心当然很不是滋味。同样是副手，一种是处处为正主着想，深受重用，扶正有望。另一种是对上不获授权，对下未获尊重，日子在喝茶上网看报中打发掉了。

副手在单位里分量地位的轻重，更表现在手下员工逢迎应对的态度差异上。打工者多半是“不怕官，只怕管”。他们伺候正主，通常不敢马虎，对平时对他们总是和颜悦色的副手，要么不得罪，要么爱理不理。

谁都知道论名论位副手难为，可要在一个官场出人头地，很少有人不需要过这一关。他们承担着不轻的责任，付出相当的心思去辅助上司，但却必须承受和上司共成败工进退的风险，而且论起名分地位，总是比正主要矮上一截；而有的明明心里不甘心坐冷板凳，不甘心忍受属下轻视的眼光，却有难以割舍这份职位，无力扭转落后虚位的局面。好的合作者有许多显著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合作双方各有所长，各有所补。这样的合作才会长久，这样的合作才会卓有成效。因为副手在某些方面的所长，会解脱正职在此方面的更多关注及操心，使得正职有更多的时间和能力去解决其他的一些棘手问题。另外一个好的副手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要总是错误的认为：既然是副手我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其实一个副手的最大成功是因为正职及组织得到肯定及赞赏，如果说一个副手在组织中鹤立鸡群，正职及组织在其功绩面前却显得十分愚蠢。那么这个副职是十分失败的。

副手的角色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身份是如此的暧昧尴尬，在事业生涯里，应当是一段相当难捱的时期。其实，众多的副手是中坚力量，没有他们的劳力心力，大车也是难以启动。

副手

对于县一级的官场来讲，一辈子能够迈上正科的台阶，祖坟一定会冒烟的，毕竟僧多粥少。在一个科级单位，副科若想晋升为“正手”，不仅需要“仰手接飞猱”的能力，而且要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定力；因为副手仿佛旧时的姨娘或者填房，一般是难以展开眉眼的，何况有些单位还站着一溜副职。话高了，一把手不悦，“声高盖主”怎么行？话低了，部下权当耳旁风，“啰个啥？还没到你一锤定音的时候。”一把手开明的话，还可以抡抡胳膊、甩甩腿；不开明，只能屏声敛气地行事。如果想依法转正，在即将高升或者行将退隐的一把手面前更须“温柔恭俭让”。否则，不但进不了“正房”，而且有被打入冷宫之虞。

清水衙门的一把手即将告老还乡，机遇到了，两位各有几招的副手不免骚动起来。在“早请示晚汇报”的同时，分管行政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条分缕析、层层推进；分管业务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举重若轻、步步为营。双方暗中较劲,工作日趋红火，亮点频频闪烁。推谁呢？一把手犯难了：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且各有春秋，一碗水横竖端不平。荐谁呢？张三老成干练，李四年轻气盛，众人手中的笔尖摇晃不已。平分秋色的结局为：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两位副手却原地踏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帅台近在咫尺，且有50%的“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的施展才干的概率，不料却被外来者“入侵”。一时间两位副手难免心理失衡。老成的尚能坚守灵泉，一招一式却不再丝丝入扣。气盛的却难以把持心弦。一日，平时从不出入风月场所的他，几杯骚酒入肠，竟鬼使神差地摸进了红灯闪烁之处……

“沙场秋点兵呢”？一般的地方大抵是拿副职溜阵，摆个架式而已。科局的第一把座椅，按着官场桌下的考证，其缰绳基本上在一方诸侯的手中坚强地攥着，一下子松开有个渐进过程。有走不出名利场者，不惜委身于旁门左道；走火入魔的，甚至走向买凶弑正的极端。

本人忝列副阵，在一沙场鞍前马后地搏杀了几个春秋，颇有几缕战功，声誉也日渐隆盛。年事渐高的一把手坐不住了，生怕大权旁落，不是冷冷地坐在高处，东边挑挑刺，西边抠抠缝，就是在角落偷偷地猫着，一口一口地喷着又咸又辣的唾沬。搅得书生意气的我，干也干不利索，做也做不舒坦，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落花飘零流他处。好在阳光依旧，春风依旧。副就副吧，只要能在沙场上弯弓搭箭。何况“当官要当副，吃菜要吃素”，沾不上三高，长寿。

给你的仕途提个醒

一个干部必须明白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道理，上级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你怕得罪你的下属，你不得罪就要他得罪，要你何用？一旦他知道你不敢得罪人，你的仕途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历史对一个人的评价，多注重功过是非，现实对一个人的评价则注重为人处事，上司对下属的好恶，往往取决于下属的能力和贡献，而平级对同伴的看法，往往取决于他的品行和性格。

在人的一生中，当官的体验无疑是一种坚实宝贵的人生锻炼。因为你有机会把自己积累的许多知识和经验，在管理他人的过程中，进行尝试和检验。你的生命也将承担更大的重量，因为你要指挥他人，同时，要为他人的生存质量负责。很多下属因此而追随你，把种种期待放在你身上，在这种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你会领悟到以前不曾领悟到的崇高和奉献的精神。

所以，很多人升官之际，也是人生境界的一次飞跃。同时，当官使你必然离开对以前所处群体和领导的某种依赖，而成为企业整个指挥网络里的一个终端，要独立地处理很多复杂的事务。

体验到拥有权力的充实感后，你也会有独行夜路的恐惧感，就象一次精神上的断奶。总之，当官的经历对一个人来说，应当成为一种人品升华的莫大推动。除非你对自己和他人都毫无责任感。

中国的企业，对很多具体事情的处理，常常不以是非为取舍，特别是平级之间，正确的做法不一定得到他人的支持。你能不能得到他人的支持，有时，取决于你和他人之间是否建立互相支持的关系，取决于你以前怎么对待他人。

任何领导为你撑腰，只能管一时一事。所以，你办事要像火一样炽热猛烈，处人就象水一样柔软透明。

圆通不是圆滑，圆通是守原则而讲技巧，用一些方法，润滑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不把局面搞僵。润滑则是丧失原则，心术不正，玩弄权术技巧，欺骗他人，保护自己，推卸责任。所以，润滑和圆通完全是两个境界。

跟高层叫板的多的是，要想没人和你叫板，你的非行政权威必须要高，就是你的能力、知识、品德、人格的精神力量要大，他才肯跟着你干。下级通常会把自己对未来的期待，放在上级身上。上级下达的命令多数没有错，执行的质量，常常要看下级对上级信服的程度。所以，有人挑战你的权威，还不如检查一下你自己。

老板不喜欢两种人，一种是太有理想，一种是太没有理想的。志向太远大不适宜做具体微观的工作，太没有理想的人，你给多少钱，他干多少事，企业很难带领他们长久前进。

26.10十

官场三论：升官、发财、死老婆

时下官场有一种现象，其甚嚣尘上流行的口号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只要稍微做一简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升官、发财、死老婆的愿望背后正好是对权力、金钱和性欲的期待与召唤。在他们看来，这三者的完美组合，恰可谓美满幸（性）福之人生也！

一、从政者希望自己能够升到一个更高位置，不断追求更高的权力。这一点，实属正常。能够晋升，这是组织对个人能力和发展前景的肯定、鼓励与支持。再说，谋求权力的链条总是在一步一步往前推移：“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谋求权力者→有权者→高位者”。这是政治人对权力追逐的本能反映。

如果不能青云直上，这一过程也就免不了艰辛，在一定程度上亦少不了卑污。培根在《论高位》一文对之有非常精到的论述。“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仆役：君主或国家的仆役；名声的仆役；事业的仆役。所以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时间的自由。要寻求权力而失掉自由，或寻求凌驾他人的权力而失却统治自己的权力，这一种欲望是一种可异的欲望。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是很艰难的，但是人们却要吃许多苦以取得更大的痛苦；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有时是卑污的；然而人们却借着卑污的手段达到尊严的地位。”

“一切上跻高位的行动都是象登一条迂曲的楼梯一样。”人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搏命，正如古希腊谚语云：“地位显出为人”。诚然，用培根的话说，“地位显出有些人的长处，也显出有些人的短处”。因为，他们会想当然地以为，“一个人因有权位而人格增进”，甚而是“人格高尚而宽宏大量的确证”。

二、升官就要发财，甚至发财是升官的必然逻辑。在一个以经济作为评价个人成就主要尺度的价值观念指导之下，发财与当官不可分割地绑缚在一起。有人甚至会说，当官不发财，何来当官？而且升官发财，这也是贯彻邓小平同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嘛！照这样推理，升官了就是应该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发财的大小以官职的高低而论。

问题在于，有多少官员走上不归路不是因为权力与经济过度亲密的关系所致？权力与经济联姻，这时就不仅仅是经济决定权力，而且有时也可以是权力决定经济。在一定的情形之下，甚至后者的作用更大、更明显。有多少权力，就有多少经济；有什么样的权力，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二者之间是成正相关的关系。

1984年12月27日，任重夷在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议上指出，要特别对钱的问题保持清醒，避免犯错误。“生财、聚财，要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违法政策的不义之财，决不能取。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对非法谋财的危险和严重后果，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搞不好要吃苦头。”悲剧在于，任仲夷的警诫与贪官们的行为，这二者之间总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悖论和解不开的死结。

三、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如果说升官发财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观念，那么，官做到一定的时候希望死老婆的想法则可以说是近些年的事。死老婆，作为时下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和处事观念而存在，这一点，只要看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或许即可明晓。

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有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南方某市的一个区的诸多局长的老婆大多是第二任及以上。传统的“升官发财”再也无法满足某些官员的欲望，养小秘、包二奶又有违党纪国法。如果离婚，免不了引起诸如财产分割、难扯纠纷等复杂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已经有可资借鉴之经验。因为这样的故事、类似的教训，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说不少，只是故事的主人公不同而已。

一种不会引起太多麻烦的做法就是希冀原配夫人肉体的毁灭（比如身患不治之症而不能久留人世啊、突然发生意外事故啊），或者是解除与其法律上的关系（离婚），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再娶一个十几、二十几、三十几岁不等、反正比自己小几圈的年轻老婆。

为什么希望死老婆？就是因为有替代者存在。而且在男人看来，这一替代者是较原配更值得早日替代、也是更合适的人选。而这一替代者自身亦有这样的想法：相比之下，嫁一个有钱有权有势者敢情是理想选择、也是无可非议的事。

这一思想认同并且愿意从属于这样一种男权制社会：女性处于一种被照顾、被保护、被宠爱的地位。女性一旦作出这样的替代者选择，并且付诸现实，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况。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女人的自愿与心甘。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一种“内部殖民”，一旦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和最根本的权力观念，势必不利于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男人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女人、二者之间维持支配与被支配这一关系格局。

从长远来看，这明显不利于维持两性的均衡、和谐发展。恩格斯在1880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指出，傅立叶“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从纯粹的性别来说，男人希望死老婆，从而娶一个年轻的，这也是其内在的情欲在起作用。而且一旦这种情欲得到了实现和满足，又进一步加剧其发酵、成长、壮大……而其邪恶帮凶恰恰就是这些替代者。因此，女人帮助男人满足其情欲，却在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附庸地位。

质言之，不管是就传统遗传下来的升官发财，还是就近年热浪勃兴的官做到一定时候希望死老婆来说，都说明了我们官场不仅具有传统的特色，而且具备现代的样式。在某种意义上，其传统特色更加突出。自古以来，性与政治、情色与权力，总是难舍难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区别只是在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个人，这二者之间的亲疏而已。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官员所身处的关系无非在于：官员与权力的关系，官员与钱财的关系，官员与情色的关系。我们没有看到的是，社会期待官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关系：官员与普罗大众的关系，官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官员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官员与文明进步的关系……

26.11十一

我的求官生涯

我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局机关。我很年轻，是机关的小字辈。大家见面时常美言我几句，说我有知识有才干，前途无量。一听这话，我心里十分高兴，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感觉。我似乎感到，一个叫前途的东西在我面前正闪着炫目的光。什么叫有前途？搞科研的有了发明创造，当作家的写下了传世之作，当运动员的拿到了奥运冠军。那就是有前途。而在机关工作的人，谋个一官半职就是有前途。在我们局机关，官的起点是副科长，不跨上副科长这个台阶，那就意味着一辈子当小卒，与官职无缘了，也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所以，一个年轻人一到机关，奋斗的第一步就是弄个一官半职当当。我也不例外。

经多人指点，我明白了，在机关工作要想弄个一官半职，工作干好了那是必不可少的。但关键环节不在这里，很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好人缘，特别是同领导处好关系。好人缘是如何得来的呢，那得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我们老科长常常对我说，一个好汉十人帮，没有大家的支持，你永远不会成功。我觉得老科长说得很有道理。

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不愿主动接近人的书呆子习气。平时不再读书，经常串门到各科室套近乎。小张也是大学毕业，我主动和他唠嗑，发现他和我是一所大学毕业的，我们是校友呀，于是，我们俩就亲近了三分，一论年龄，他是师兄，我是师弟，以后就称兄道弟了。老李是机关的老科员了，虽然没有职务，但是资历很老，我主动与他拉家常，得知他的孙女和我和女儿在一个幼儿园学习，于是，我们作为一个幼儿园儿童的家属，自然有了共同语言，经常谈论一些有关幼儿园的话题，于是两人很快成了知己。

业务科王科长很难接近，架子很大。几次我想同他套近乎，他都表现出很冷淡的样子。我心里盘算，人家是科长一定是瞧不起俺。但我还是不死心。一次，我偶然听说王科长的老婆是北庄西南村长大的，而我的老婆也是在北庄西南村长大的，于是，我回家仔细询问我老婆关于北庄西南村的事情，原来我老婆和王科长的老婆是表亲关系呢，只是长时间不来往了，便生疏了。有道是，亲属不在于远近，关键在于能否走动。于是，我找到王科长，一五一十地把这层关系搬了出来。王科长听了之后，态度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此后我和王科长的关系就渐渐地铁了起来。

对于每一个同事，我都十分恭敬。我知道，这关系到我的命运。在平时，我见到一个同事，就主动说话，笑容绝对灿烂，说话保证好听。特别是春节假期过后第一天上班，我总是早早地来到机关，逐科室向大家问好，有时，问了第一遍不解渴，就再来一遍。时间长了，机关大多数人说我和气，懂礼貌，是一个有教养、有礼貌的好同志。为此，我感到很快乐。

尽管这样，我隐隐地发现，我的为人处世的能力仍有很大的差距。前几年提拔人重视的是资历，我资历浅，自然欠火候。这几年又重视了学历，我参加工作时有大学文凭，就算很突出的了，可这几年，研究生毕业的人多了起来。没有研究生学历就没有竞争力。于是，我便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研究生课程。学习十分辛苦，但一想到自己的前途，就感到这虽苦犹甜。我不断地自我鼓劲，学完研究生，副科的位置就很近了，一想到这，便有了精神。几易寒暑，我终于完成研究生学业。拿到了研究生毕业证。我心里美极了。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和思考，我终于清楚了：要想得到提拔，最为关键的是让领导对自己满意。是呀，你有满腹经纶，是不是中用呀。我这个人爱好写作，于是我主动请缨，当上了局长的秘书。大家都知道秘书是个苦差，人们常说秘书是"一支钢笔，两袖清风，三更不眠，四季挨累。"我当然知道秘书工作累，但为了实现我心中的理想，为了自己的前途，我就豁出去了。我总是千遍万遍在心中默念：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利有和领导接触多的机会，我经常不遗时机地向局长表明心迹，表明我是局长人，如果需要，局长让我上刀山下火海也行，为了局长，我可以肝脑涂地。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总是急局长所急，想局长所想，学得懂事。一晃十年过去了，我当了十年的夜猫子，眼睛近视达到了600度，身体变成了一只大虾。不过，我觉得为了自己的前途，有所付出是应该的，这样干是值得的。

苦心人，天不负。就在前不久，我们局长终于答应提拔我当副科长，我高兴极了。我的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兴奋起来了，我幸福得快要发疯了。我想，现在我当上了副科长，以后就可以当科长、局长，总之，我的前程一片光明。想到这，我就心花怒放，兴奋无比。

中国男人为何爱当官

走上仕途是古往今来多少男人的梦想光明正大的口号：我要当官有一个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事实——中国男人的“官瘾”之大，无人能敌。但奇怪的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羞于说出这个历史悠久的“情结”，好像大家可以千军万马头破血流地去争去夺，但嘴巴里却不能说出来，否则就犯了大忌讳。犹如性，明摆着谁都喜欢，却偏偏要装腔作势一番。因为这一点，中国男人显得有些不可爱、不坦荡与不率真。

多少年来，想当官和想得道的人就像现在的歌迷和感冒患者一样，遍地都是。远点的有姜子牙，修道没修出名，便想做官，一直想到七十多岁，头发胡子都想白了，还是嘴硬不承认；再比如后来的陶渊明，官运不通，就美其名曰“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家种菊花发牢骚……说不想当官有些矫情，甚至可以说有些虚伪，有吃不上葡萄的狐狸之嫌。而中国的旧男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最忌讳被人说成想当官，他们太虚伪了！所以我喜欢著名作家二月河的话：“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最早我想当官，当不成官，又没有其他事做，就走到这条路上了。”这样的话，谁听了都舒服，因为真实！

现在，我们已经大踏步地进入了“公民社会”，当官更是一种职业的选择而已，有什么不能开诚布公的？

可喜的是，中国男人也开始阳光工程建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出自己压抑了上千年的心声：我要当官！有一项“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中学生关于21世纪之梦”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不想当官，因为当官就意味着责任重大”和“不想当官，因为当官就得牺牲自我”等观点，美国、韩国和日本七成以上的中学生均表示支持，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中学生都不想以失去自我为代价去谋求高地位。而我国中学生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占到四分之三还多的中国学生，对由于当官带来的责任重大、牺牲自我等丝毫不反感，反而把它作为人生的重大目标。这也许可以说明“官本位”思想在我国年轻一代身上依然有影响，但也同样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得出结论：中国年轻一代继承了传统的敢为天下先、当仁不让的“良性当官意识”！这是很正面的信息，我们应该为其骄傲。

另外，在广州，一项针对18至35岁青年人的调查显示，青年男性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已从9年前的“自己创业”，变成了党政机关干部，选择人数高达46.3%.这个曾在上世纪80年代出过“不好好学习，长大只能当干部”之类民谣的地区，现今又重新捡回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念”，不知是生活压力的缘故，还是社会意识的映射。我们当然可以期望，将来有更多优秀的公务员，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

不要把“官”妖魔化

某小学一个班上共有43名学生，班干部就有40人！报纸曝光后，一度引起大讨论，有人担心，官迷太多，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无庸讳言，“人人有官当”有“官本位”意识作怪之嫌，一些人“官迷心窍”，只是为了图个人私利。但也不能因惯性思维，而怀疑一个想当官男人最初的热情与理想。比如那些孩子，对于所谓“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他们更多的认识，应该是基于一种责任。毕竟擦黑板，关校门等小事，无一不是一种责任，而对每件小事负责，不正是现代文明社会里一个公民的基本生活态度吗？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成人一看到“官”这个字，第一个反应就是“权”呢？这很有点像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的那一段著名的联想，由尼姑，到和尚，由白臂膀，到全裸体。

中国男人骨子里是有权利欲望的，这是与生俱来的。男人的本性是想改变世界、征服世界，这是应该值得讴歌的力量。中国人的传统是：治国平天下，首选当官。诸葛亮不当宰相，怎么能够三分天下？当官的感觉真好！中国古代男人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当官，就是为了“入世”，就是因为胸怀天下……改变社会，既满足自己骨子里的热望，又可以“恩泽”众生，犹如包公，有何不可？有何不爽？有何不妥？

要当官的心理，其实是男人对权力的本能追求，是血性的文明表现，也是男人味的表征，一个男人如果不会海聊谈政治，只懂得闲聊流行风尚，往往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毛泽东年轻时就立下了很大的志向——想当官。他在《沁园春？雪》中写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魄雄魂，多么豪迈！多么感人！历史也证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出潮是最精彩的。

更何况，我们现在有渐渐健全的体制与法制，“官”也可以当得更职业化、更专业化！我们应该鼓励男人的这种“官”怀。

本来，想当官，应该像想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一样，是一种可以公开表白的职业或者理想。只要把竞争机制引进干部人事制度，反对为个人利益谋取官位，反对以“官”谋私，那么为人民“当官”，也就是鼓励做人民公仆，鼓励为事业承担更大的责任、做更大的贡献。这是很光荣的事业，没有什么好遮掩的。现在不是有些部门在公开招聘副厅长、局长、主任吗？那些应聘者，个个都拍着胸脯公开声言：我想上，我愿上，我能上！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公务员的竞争明显比过去激烈。公务员如果缺乏忧患意识、不思进取，随时都可能被淘汰出局。如今许多人都开始感叹：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公务员新思维下，你还好意思再“妖魔化”男人的官瘾吗？

好男人生来想做官

我们生来就注定要面对竞争。想当“现代官”，更要有强烈的竞争欲望，这是一种生命力的证明。在现代社会，“爱当官”还有更现实的意义，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政治的关心，对社会的负责任、对民生的关怀。美人最怕性冷感，男人最怕对政治冷漠。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军人往往英气逼人；想做官的男人往往锐气难挡！有句老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见，中国男人最初的当官意识，是正面的，是有责任感的表现。很多小学实行班干部轮流当，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组织能力与驾驭能力、协调能力和感召力。当官是目标，其实也是人生历练。正如男人参军一样，那是一种意志洗礼，也是“男人毕业”的一等课程。一个男人的心气有多高远，将决定他能走多远。男人最怕失去斗志，而当官欲望，可以强化这种可贵的进取心。

当官不仅与许多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也是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肯定，更是人生奋斗的目标。

在今天，“张榜招贤”、“毛遂自荐”仍然是男人的美德！这些公开表明想当官的男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自信，很有男人样。新的时代需要树立新的观念，青年人要敢于自我表现。想当官，只要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作贡献、推动历史进步，就是值得提倡并积极保护的。优秀人才如果能聚集到公务员的队伍里，我们的社会一定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有些商人也投身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了，人类文明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富商从政”的例子，在西方国家更是屡见不鲜。这是国家走向辉煌的一个好现象。作家刘洪波说，“学而优则仕”在中国有悠久传统，倘若都不以贪婪为仕途首任，聚集一批有理想有才干的青年才俊参与国事，又有什么不好呢？

26.12十二

一位科长的“红头文件情结”

我是局机关某部门担任科长。我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发红头文件。你知道我们局的文件是如何制作出台的吗，其实这很简单。文件先由局里的某一个部门起草，然后把文件草稿报送给局里的主管副局长签发，如果主管副局长没有异义，就在文件的签发栏上签上名字，这个红头文件就大功告成了。当然，个别的文件需要由局长签发。你说，局长、副局长要管多少事情呀，他们哪能对各门的具体业务都能熟悉呢。因此，局长、副局长签发文件，只是把关而已，有的只是走走过场，至于文件的具体内容，也就只能由起草文件的部门定了。我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深知发红头文件责任重大，总是千方百计地将红头文件做好，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喜欢用红头文件号令四方。机关办事的依据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红头文件了。有时我们说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规章办事，其实，这法律、制度、规章也是由一个个文件组成的。在当今社会，文件无疑是最为管用的东西。别看一纸文件很简单，可是它往往在社会上一管一大片。我想，既然红头文件这么管用，那么我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它呢。我所在的部门负责管理违章罚款事宜，这里就大有文章可做了。按上级规定，我们可以按罚款的一定比例提取奖金。罚款罚得越多，我们提取的奖金就越多。而起草罚款红头文件的权力就掌握在我们手中。你说，这权力若不好好地利用一下，是不是太傻了。于是，我就这方面开动了脑筋，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把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在起草罚款文件时，我把罚款的项目由10个增加到100个，违章项目罚款标准也相应提高几倍。文件经副局长签字以后就下发了。这一纸文件看上去不起眼，可它的作用却非比寻常。它不但为局里增加了可观的收入，我们部门每名员工因此每年多收入五万多元。你说这红头文件可爱不可爱呀。尝到了甜头，我就一发而不可收。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酒厂，厂名叫玉帝酒厂，生产玉帝酒。朋友托我帮助他给推销一下玉帝酒，说是按推销的数量提成。我想，自己在局机关工作，可以向一百多个企业、单位和乡镇发文件，下达喝酒任务。这样一下子不就将酒销出去了吗。于是，我就起草了《关于公务活动使用玉帝酒的通知》，我在文件中说，为了支持玉帝酒厂的发展，为我市创造更多的利税，每个企业、每个单位和乡镇都要完成一定数量的消费玉帝酒的任务，完成任务的有奖，完不成任务的在业绩考核中扣分。现在大家多么重视业绩呀，所以，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很快就把我朋友的玉帝酒给抢光了。我的朋友特意大摆宴席向我致谢。他说，想不到你一个科级干部，竟然有这样大的神通。

我对发文件上了瘾，我承包了我们部门所有文件的起草工作，别人起草我不放心呀。想想看，在文件中，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标点，都牵涉着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利益关系，不能有半点马虎。我的手向左偏一点，左边就会受益一大片，我的手向右边偏一点，左右就会得到很多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文件就是利益，文件就是资源，文件就是金钱呀。我在机关工作了二十多年，别的方面没有什么心得，可在起草和出台文件方面却是经验丰富，感触极深、十分老道。发文件已成了我的爱好。我时常想，这带有红头的白纸黑字说的就算数，真是神了。我越来越崇拜文件，越来越喜欢起草出台文件，一个星期不起草文件，我就感到浑身不舒服，就好像丢了什么似的。所以，我总是千方百计找借口，发文件。大事发文件，小事情也发文件。三天发一小文件，五天发一大文件，总之让我闲着不行，我受不了。我手下有五个人，大家都不愿意打水，谁都想享受现成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就印发了红头文件：《关于明确打水责任的决定》，文件规定，从周一到五，分别由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刘七负责，如有一次不打水，扣发奖金100元。文件下发以后，大家都认真打水了，没有出现一次耽误打水的情况，你说这红头文件灵不灵验呀。

发文件也是政绩。在总结年度工作的时候，我总是把我一年来印发的文件如数家珍般地展示一下，并说明某某文件起到什么作用，创造了多少效益等。局长看了，说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文件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多次得到晋升工资的奖励。大家都说我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人，事业心、责任感太强了。我说，大家过于抬举我了，其实我的思想觉悟没有那么高，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应该做了事，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于是，大家又说我谦虚。其实，我为什么对文件感兴趣，我心里最清楚，但我不能随便说出去。有好朋友问我工作成功的秘诀，我就告诉他们，在机关工作，最要紧的是要善于发文件，多发文件。这叫干什么吆喝什么，机关就是发文件的工厂，工厂要创造更多的产品才能兴旺发达，机关也是如此。我的格言是：发文就是工作，发文就是机遇，发文就是魄力，发文就是业绩。有几个朋友听了我的忠告，回单位紧锣密鼓地发起文件来，于是发文的数量成倍增长。结果呢，他们纷纷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接着升职的升职，涨工资的涨工资，皆大欢喜。

一位局长的“政绩情结”

我是局里的一把手。我这个人很要强，十分注重创造政绩。我想，只有创造了辉煌的政绩，才能对得起上级领导对我的关怀，对得起单位上上下下的员工对我的帮助，对得起家人对我的配合，对得起单位给我发的这份工资。政绩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靠智慧和劳动创造出来的。从担任局长那天起，我就把主要心思用于创造政绩上，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百折不挠。我的观点是政绩第一，政绩就是一切。谁要是反对我创造政绩，我就与他势不两立。我每天挖空心思地研究如何创造政绩，如醉如痴，半癫半狂。

我最为热心的是创造经验。我这个人有强烈的进取心，工作决不甘心落在别人后面。我每年都力争搞出几项响当当的经验，为自己的政绩增加分量，为自己的脸上增添光彩。为了创造经验，我积极追求标新立异，搞出花样繁多的名堂。我总是不停地采取某某新办法，实施某某新举措，推行某某新改革，建立某某新机制。我还对手下的中层干部下达了任务，每年必须创造出一条经验。没有创造出经验的中层干部，我就给予他黄牌警告或撤职。谁要是创造出经验，被上级承认和肯定，我就给他重奖。所以，单位上上下下，人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创造经验。为了及时总结归纳经验，我在单位配备了多名大笔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日夜不停的撰写经验材料。其基本作法是：资料不够，想象来凑；高度不足，大话充数；数字缺乏，可以作假。我还主动和上级搞好关系，以便使我的这些经验被上级认可。所以，我们单位以经验多而出了名，我经常在大会小会上介绍经验，得意洋洋，风光无限。我想，经验是一个单位的拳头产品，一个单位如果缺少拳头产品，根本没有竞争力。一个领导干部不能创造经验，不能算好干部。

我擅长搞政绩工程。我每年都下力气实施几项工程。如，升位工程，形象工程，美化工程等。为了把政绩工程做成功，我不惜代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我搞工程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工程要大，要本市范围内必保第一，争取在全省第一，如果在全国能争第一那最好了。二是工程要看得见摸得着，让工程显眼，吸引人的眼球，能够家户晓。三是工程名字要响亮，让人一听就觉得不同凡响。搞政绩工程，最需要的是钱。我们单位的财力有限，我就找财政部门，财政部门解决不了，我就千方百计地找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借出大量的贷款。有了这些贷款，搞工程就有了保障。这些贷款，按照我们地区的还款能力，需要几十年才能还清。对此，我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关键是现在把政绩工程搞起来。政绩工程完成了，我就有了很好的口碑，上级领导对我满意，单位里的员工对我也得高看一眼。这样，升职就具备了条件。

我爱宣传自己。我总是千方百计与新闻媒体搞好关系，让他们大力宣传我的工作成绩。有道是，有了成绩不宣传，就等于把肉埋在饭碗里，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对宣传格外重视。我总是隔三岔五地把记者请到了我们单位，对他们热情之至，奉为上宾。希望他们用生花妙笔，对我的政绩予以宣传。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的诚意使记者们十分感动，他们总是竭尽全力宣传我的先进事迹。至于他们要点宣传费、赞助费，我总是十分大方地给予满足。于是，我成了改革先锋、时代英模、创业巨子等等。我知道，他们在写我的事迹时使用了夸张、拔高的手法，不过，还是以我的成绩为基础的。我想，大家对此会理解的。

我的汇报水平很高。我向上级汇报工作，只汇报成绩，决不汇报问题，成绩只能夸大，不能缩小。我常用的词是某某工程已经报捷，某某目标提前完成，某某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等。单位一旦出了事故，我就会告诉下属，千万要保密，谁要是走漏了消息，要严肃处理。所以，上级总是源源不断地得到我的好消息，根本没有坏消息。上级对我的政绩很满意。对我不择手段地创造政绩，我的手下人一开始有意见，可是看到我用这些办法搞到了奖金，而且大家人人有份，于是思想上都有了一个大转弯，说我这一套还是挺实用的，对大家有好处。当上级来我们单位对我实行民主测评时，大家一致给我打了高分。上级说，我的政绩是靠得住的。最近我得到可靠消息，上级要提拔我，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当然，我的理想是远大的，不会满足于此。我会继续做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来。

为了表达我创造政绩的体会，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上发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同仁打来电话，同我讨论创造政绩的事情，我总是侃侃而谈。有一家出版社要出版关于领导干部政绩观讨论的专著，我的论文被列为其中。我想，我对创造政绩这个问题，是研究透了，所以写出的文章有思想、有深度、有观点。不在局长这个位置干上十年八年的，是写不出来这样精彩的作品的。

26.13十三

一位局长的“开会情结”

在单位我是局长。人家说我是官，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官，不就是管着几十人吗，在我们单位我说话算数，仅此而已。自从我当上局长以后，我就越来越爱开会了，以至对开会如痴如醉，一天不开会，我心里就难受。我从开会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现在人们把痴迷上网的人称网虫，而我则可称为会虫。

我发现我与会议分不开了，这是工作需要。想想看，哪个单位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安排部署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我原来一讲话就结巴，上句不接下句。我妈说我舌头大，我爸说我脑子笨。总之，我的口才不行。可自从我当上我们单位的小头目之后，我就不再结巴了。我变得口若悬河，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我这才体会到，还是当官锻炼口才呀。可不知为什么，我讲话讲短了就尽不了兴，讲话不能尽兴，那是最难受的，这就同撒尿撒了一半，忽然停下来，你说那滋味好受不好受。一开始，我讲话一般在一个小时左右，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讲到两小时，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讲到了三小时。即使如此，我觉得言犹未尽。最后，我不得不说，鉴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未尽事宜，将通过印发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我讲话常常赢得热烈的掌声，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我没有想到，我会成为讲话的人才。现在有一门科学叫演讲，对此，我有了较为深刻的体会，为此，我也有了一种成就感。对自己产生了更大的自信。一次，上级发了一张表，要求填写自己的特长。我不假思索地写上了讲话二字。可管填表的人说，讲话不能算特长，特长指外语、写作、才艺等。我这才发现自己陷于讲话中不能自拔。

我时间长了不开会就受不了。比如双休日，两天不开会，我实在是很难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到双休日，我就给我的女儿开会，一般讲上一个小时，如果女儿有耐心，我就讲上两个小时。尽管参加会议的人少了点，但我还是觉得挺过瘾。我从做人的道理，讲到两个文明建设，从如何学习课本知识，讲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老婆说我对女儿实在是太负责任了，世界上没有比我再好的家长了。可时间长了，我的女儿向我提出了质疑。说我讲的许多东西是胡说八道，全是错误的，有的还是极为反科学的，是个人主观臆造的东西。原来，她把我所讲的东西讲给她的老师听。老师很奇怪地问她听谁讲的，我女儿说是听我讲的，老师说，不大可能吧，简直是痴人说梦，不像一个家长讲的，倒像街头老疯子的胡言乱语。我这才知道我讲些什么。

凡是开会，如果让我到场，我总是想讲上两句。对此我已经形成习惯。不讲两句真还觉得挺憋得慌。如果不是我主讲，那么我愿当非主讲，只要让我补充两句也行。可是，可能由于我太专注了，一到公众场合参加活动，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说两句。一次，我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当婚礼主持人讲到请新郎新娘交换信物时。我忽然站了起来说，我想补充两句。我说："以上主持人做了重要讲话，这些话十分精辟，也十分深刻，这些我都同意。这对于指导年轻人今后生活和事业具有十分重要作用，我相信，这对年轻人一定会按着主持人的要求，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为了使这次大会开得更好，我想补充三点，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正当我满怀激情地准备向下讲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瞧着我，我这才清醒过来，我发现，自己不曾受结婚主办者的安排就非法地进行讲话，这样岂不坏了人家的大事。正当我窘迫之际，忽听主持人说话了："请这位特邀佳宾继续讲，这是我们特意为大家安排的。"我心想，谢天谢地，还是人家主持人会随机应变，否则自己可如何收场。我又装腔作势地讲了几句客套话，便草草收场了。回到家后，我的心还在嘭嘭地跳。

在很多非会议的场合，我不由自主地用开会的口气讲话，使我的亲友十分反感，他们一般不找我参加他们的活动，说是特烦我。但有些活动，他们还是不得不找我去。比如，前不久，我的岳父过生日，我应邀前去参加了。老人过生日，要求所有女婿全部到场参加。我是他的女婿，即使别人反感我，但也没办法。在这次生日宴会上，一开始我强忍着，尽量不说话，我怕一说话就会打官腔，人家就会反感我。可是，当酒一下肚，一切都忘了。我举起酒杯说："同志们，朋友们，来宾们，弟兄们，今天是我岳父大人的生日，这个生日十分重要，是今年的第一个生日，也是今年最后一个生日。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一定要认清此次生日的重大意义，要把它提高到战略的高度上来认识。我希望这次生日宴会，办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宴会，开拓进取的宴会，胜利前进的宴会。"我正准备讲下去，忽然觉得有人在后面狠狠地掐我。我知道，那是老婆发怒了。我赶紧打住。

一位局长的“数字艺术”

我在局机关担任局长，当然要为我们局的生存啦、发展啦、改革啦、收入啦等大大小小的事情操心。我们单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抓数字，数字抓好了，工作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我对数字最感兴趣了。我整天研究数字、摆弄数字、欣赏数字，天长日久，我对数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如痴如醉。我觉得，数字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我一看到数字，就像看到了可爱的小精灵，心中充满了想象、激情和快感。数字已融入我的血液里，浸透到我的灵魂中。

我的身边全是数字。我认为，要证明成绩只能用数字说话。譬如高考。一个学生十几年的学习成绩，只用一个高考总分这个数字就充分地表达清楚了，说别的一点用也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个数字组成的，数字是最权威的东西。所以，我最为崇拜的就是数字，努力在数字中找到我的人生价值。在我们单位，数字具有最重用的意义。我们单位几乎所有的成绩都由一个个具体数字组成。常用的句式是：截至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指标达到多少，比上年增加多少，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同比多增了多少个百分点，等等。大家在我的安排部署下，整天做着用数字组成的各种各样的表格、文件，十分壮观。这些表格、文件，外行人是看不明白的，而我们这些内行人对它了如指掌，运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我的办公桌上堆着一摞摞报表、表格，里面躺着密密麻麻的数字。我还把数字写在笔记本里，以备汇报和讲话之用。我把数字表格挂在墙上，让大家都关注数字，关心数字，做到心中有数。

我对数字有很强的感悟能力。我学会了使有电脑，我在电脑上敲数字极快，大家说我的手像打字员的手。我常坐电脑前，大玩特玩数字游戏。我的功夫是经得住考验的。我玩数字游戏闯关，从第一级开始，几经努力，很快就闯过了最高级的第十二级，我获得了闯关明星荣誉。我对数字的记忆能力超常，我的大脑像一架高速运转的计算机，很多事情都抹去了，却伫藏着大量的数字。很长的一串数字，我看一眼就能记住，而且能记很长的时间。一次，我将装有五万元的手提包落到了出租汽车上，大家都以为提包肯定丢了。可我很快就把手提包找了回来。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对于自己坐过的出租车，都会有意无意地看一看它屁股上的一串数字，并记住它。依靠这串数字，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出租车。我喜欢用数字给一些东西命名。我家有十盆花，对这些花我分别起名为1号到10号，而不叫它们原来的名字。我还给自己起笔名为成功1.0,我的儿子叫成功2.0，如果我的儿子再有了儿子，我就起名为成功3.0。大家说，这种叫法既痛快，又明白。在填写表格时，在特长一栏一律写上对数字比较感兴趣、有研究，在所学专业一栏，常常不由自主地写上数字专业。

其实，我最擅长的是编制假数字糊弄上级。编制假数字是我的一项最重的工作，我总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编制假数字，作为我的成绩上报。在这个世界上谁最好糊弄？我认为上级最好糊弄了。这并不是说我编制的假数字有多么高明，多么的严丝合缝，而是上级也需要假数字。因为，上级需要煌辉的业绩，这辉煌的业绩有没有，可能有，但不会太多。而上级总是年年需要辉煌的业绩，所以，就需要我们这些下面单位的一个个辉煌业绩来集成。对于我们的辉煌业绩，上级不会拒之门外的。由于我善于并大胆运用假数字表现政绩，好处总是接二连三地来到，如同天上掉馅饼，潇洒极了，快活极了。我常想，天下竟然有这种好事，让我给遇上了，真是老天爷照顾我。我常被上级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标兵、"十佳局长"等，我的荣誉多得连自己都记不清了。荣誉多了没有坏处，这些是升职的资本呀。为了管理好我的荣誉称号，我配备了一个专门的秘书，设置一个专门的档案室，收集管理我获得的证书、奖杯、奖牌等。我常被奖以重金，生活很快实现了小康水平，并向大款过渡。我常在一些大会上做经验介绍，我口若悬河、眉飞色舞、神气十足。我讲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精彩纷呈。不论怎样讲，我就是坚持一条，不能把编制假数字的绝招供出去。否则，就穿帮了。有几次我讲得兴起，刚想说我要把最有效创造业绩的办法告诉你们。可我立即打住了。我想，这次说出去了，下次肯定不会让我讲了。于是，我就讲了关于真抓实干、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创新之类的经验。

我培养了一批编制假数字的精兵强将。我觉得，数字需要注入灵性，使它青春焕发，充满活力，发挥作用。为了把假数字编得又快又好，我在局里的业务部门配备了善于编制假数字的人，他们个个是好样的，他们绝对听从我的指挥，需要编制假数字时，总是积极主动，雷厉风行，很快就会搞定，对此，我十分满意。我常夸奖他们有创造性。我用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必须善于编制假数字。不会编制假数字的人一律不予重用。所以，大家都纷纷在编制假数字上下功夫。所以，在我们单位，特别是中层干部，个个都是编假数字的高手。就连打字员也会编制假数字。我们单位的小张，由于编制假数字又快又好，我就破格把他提拔当了中层干部。在以前，业务科科长老李编制假数缩手缩脚，畏首畏尾，于是我就找个借口将他免职了，大家记住他的教训。现在，我们局已经形成了编假制数字比学赶帮超的热潮。我想，我们编制假数字的水平一定会不断提高的。这样，才会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形势。

编制出了假数字并不完事大吉，关键是要保护这些假数字。假数字的克星是审计部门。对付审计部门，我有多种办法。我会根据审计人员的品性特点来决定使用的手段。如果审计人员贪财，那么我就会大大方方拿出钱和物，决不吝啬，从而把他们摆平。如果审计人员好喝酒，我就会把我们局早就培养好的喝酒专家派上场，让他泡在酒里，成为醉枣。如果他有其他爱好，我一律给予满足。有不吃软的，我就来硬的。干脆不配合，给他制造障碍，我还会找来黑道上的人物，对他进行恐吓。人都是上有老的、下有小的，有一些人真的怕这个，就不那么认真了。于是，大家相安无事。当然，也有极个别软硬都不吃的，不太好对付。他们把假数字的问题给揭了出来。但是，我并不怕这个。我认破点财，我会采取丢卒保车和办法，找一两个人当替罪羊了事。我呢，局长照样当。现在，哪个单位还没有一点问题。对假数字的感情，我是不会变的。

26.14十四

一位局机关秘书的“假话情结”

我在局机关担任秘书。我总是在说假话，假话是我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说假话水平是比较高的。我说假话一套一套的，说假话脸不变色心不跳，说假话说得理直气壮，说假说得兴致勃勃。我认为，说假话是一种智慧，在机关这个充满玄机的地方，没有假话怎么行呢。特别是我这个当秘书的，如果不会说假，早就被炒鱿鱼了。假话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最擅长的是用假话写出各种材料。我的工作任务是写各式各样的材料，为知为什么，我莫名其妙、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用假话写东西，而且越写越顺手，越写越有名。比如，给局长写报告，我就会大胆在使用假话。在总结成绩时，假话使用的越多，使用的越大胆，局长就越喜欢。既然如此，我就毫无顾忌了。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员工心不平、气不顺，矛盾甚多，我却写成了全体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明明是大家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人心浮动，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做好了两手准备；明明是职工收入在减少，我却说职工收入在大幅度提高；明明是单位发生了多起事故，有的职工还进了监狱，我却说在单位在安全保卫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单位的工作经过我的假话一装饰，成绩斐然，亮点多多，很不一般，自然皆大欢喜。至于假话本身，没有几个人较真。现在大家对假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真是有人对假话计较起来，不但领导不买帐，就连群众也会嘲笑他不识时务，没有脑子。

在总结工作成绩时用了假话，在写下一步工作意见时，同样离不开假话。有些工作本来就不够重视，我却偏偏写上要高度重视；有些工作局长根本不插手，却写上了局长要亲自挂帅；有些工作只有几个人去办就行了，却写了全员要齐抓共管；对于违章违纪者，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却写上了对违章违纪者将严惩不贷；明明是在机关工作的人收入高，我却写收入要向一线倾斜。假话说得头头是道、冠冕堂皇，也就达到了写作的目的。至于效果，那我就管不着了。

这些堂而皇的假话通过局长的嘴在大会上念了，假话也就成了局领导的意见，谁反对它就是同领导过不去。此后，这些假话还要通过下发文件、检查督办、树立典型、总结表彰等形式进行深入落实。你说假话是不是很重要，很实用呀。我给局长写报告有一个经验，那就是必须敢于大胆地使用假话，用足用好用精假话，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我在秘书岗位上干了十多年，很多人想争这个位置，都让局长给否决了。我们局长多次对我说，你写稿，我放心。这是我的莫大荣誉呀。

我说假话上了瘾。我不仅仅写假话，也经常把假话挂在嘴上。我经常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夸大其词的话，掩饰自己的话，无中生有的话，以及和自己的想法截然相反的话。一天不说假话，我就感到不舒服。在机关，我经常找几个同事聊天，大家当然不再在乎说话的真假，只要有趣就行。于是，大家云山雾罩地聊起了。吹牛越大越好，瞎掰越没有谱越妙，给别人编排故事不用打草稿。确实有一点说真话没有意思、没有趣的感觉。我说假话成了习惯，以至于一说真话心里就不踏实。一说真话，总觉得有重大的秘密让别人知道了，对自己十分不利。有时，我一说真话就觉得别扭，觉得自己太心直了，是个大傻瓜。

假话说得多了，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现在，我常常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谁，连我自己的真正的年龄、身份、学历、经历、身高、籍贯都弄得似是而非了。因为，我常常把自己说成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时间长了，大脑一片混乱，以至搞不清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有时，我填写人个材料的表格时，填了几次都不能成功，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把假的东西填上，可实际上并不是每次填表都有必要填假的。到后来，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哪些话是真话哪些话是假话。在我的大脑中，真话和假话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我更多想到的是，这些话怎样说才对自己有利，怎样说有利我就怎样说。别无选择。

说假话使我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由于我经常写假话，我成了单位的大手笔，别人写这样或那样的材料，总是习惯于找我修改，大家都称我为老师。我的身价越来越高。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经过我修改的文稿才是合格的稿子。由于我写出了大量材料，局里上上下下都认为我功劳很大，于是，我每年总是能够顺利地评为先进工作者。我还用假话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在很多报刊上发表，我又经常被评为宣传报道先进个人。而我善于说假话，善于伪装和打扮自己，所以成了局长的红人，也在单位里混个好人缘。在民主评议的时候，我获得优秀票率非常高。前一段时间，局机关按规定进行精简，很多人如坐针毡，到处托门子，以便保住岗位。可我地稳坐钓鱼台，一点也不着急。因为我心里清楚，局长需要我，局机关需要的我。

话说秘书哲学

当秘书是一种学问。

秘书需要明智。明智与智力是两码事，你才高八斗，可能不明智，你才气平平，可能明智得很。秘书岗位往往给人一种感觉：某某是领导的秘书，这权、这势、这关系、这能量、这机会一定非比一般。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秘书本身是卑微的，秘书身上的光环是虚幻的，如果别人把秘书当回事那还有情可原，因为秘书离领导比较近，与领导常接触，人们总认为近水楼台可先得月，可秘书本人认为自己非比寻常或前途无量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的道理简单的很，秘书是做嫁衣的，你干的好，那是应该的，如果你有缺点，那么人家会看得十分清楚，会时刻牢记在心。当提拔干部时人家会认为你很不成熟，你得耐心等。秘书无级别这是常识，现在，从某种角度讲是"级别社会"，没有级别就没有竞争力；现在从某种角度讲也是"关系社会，"想要立足社会关系硬才行。而秘书同领导是什么关系？那是上下级的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关系再普通不过了。一般初当秘书的人往往有一种前程似锦的感觉，可干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往往从理想的天国跌落到现实的土地上，秘书毕竟是秘书，秘书并非发达的捷径。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县政府办综合股当秘书，他已辛辛苦苦干了八年，就连自己的妻子生孩子时他还在单位加班为领导赶写材料，可他如今。就是当副股长的愿望还遥遥无期，一个副股长在中国还算什么官。人们都知道秘书辛苦，所谓"一支钢笔，两袖清风，三更不眠，四季挨累。"人们知道秘书有才，文化水平及综合素质不过关的人当不了秘书，这是常识；人们知道秘书付出巨大，干秘书工作时间长的有八九患神经衰弱症；人们知道秘书不易，工作苦但不容易出成果。但这些是否顶用呢？只有秘书自己知道。

秘书需懂得顺从，不知顺从是当秘书的大忌。秘书是为领导服务的，秘书是领导的帮手，领导都喜欢顺从的秘书，领导让你向东，你决不可向西，领导让你打狗你决不能赶鸡。如果领导问你一加一等于几，你答等于二当然不算错，但最领导满意的答案是：你让我等于几我就等于几。当秘书久了，往往使你变成一个软弱的人，一个唯唯喏喏的人。秘书不是不能有主见，问题是当你有了主见，不服从领导的时候，那么你就离被炒鱿鱼的命运不远了，因而秘书必须学会应和，要知道领导的话就是绝对正确的，不能有异议。当秘书的更要谦虚，当领导读报告念出白字的时候，你不能指出，否则让领导脸面无光，最聪明的办法是下次写稿时坚决避免这类难读字；当秘书应该学会赞扬，如果领导讲的观点毫无逻辑，乱七八糟，你也得说思路清晰，说理透彻。当领导把你写的材料改得一塌湖涂，你绝不能说领导改得不对，你要说领导改得好极了。当领导表扬你材料写得好的时候，你应该说领导思路好指点得好，如果你把领导的表扬当了真，那你真的受累不得好报了。

当秘书须掌握分寸，其实分寸就是哲学上讲的"度"。比如，领导叫你写材料，告诉你一些观点，让你围绕这些观点写成稿子，这时，你千万别以实为实，不去发挥，你既要把领导说的意思写全，又要把自己所想到的东西写进去，这样领导看了材料才会满意。如果领导告诉你几个干干巴巴的观点，你真的实事求是的写成干干巴巴的文章，领导肯定不会满意。如果你写的全是自己的东西，来个任意发挥，肯定也是白写。因而秘书如何在遵命与发挥上找到结合点，这学问确实不小。还有，写稿的长与短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导常告诉你把材料尽量写短些，比如，领导讲话半小时，让你写2000字，当你真的写了2000字时，肯定不行，因为正常念材料的速度是半小时5000字左右，所以你写时干脆一步到位写5000字，当领导看过之后，一定不会嫌长，因为太短了使领导无话可讲，那是十分尴尬的事。

有人说秘书干糟了不容易被提拔，干好了也不容易提拔，此话不无道理。秘书干糟了说明你素质低，想提拔当然无指望。但干好了也常常无指望，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干顺手了，领导已经在写作方面依靠你了，如果将你提拔，那谁来顶这个坑，因而，善于做工作的领导往往采取给秘书口头表扬或给荣誉的方法，予以安抚，有些领导也会许愿，对你说，好好干，有机会虑你。于是你就得等，等机会，等领导开恩，但结果常常是失望。当秘书真的把写作当成正道的时候，那便是一条死胡同。当一些秘书带着身患有神经衰弱、颈椎病、近视眼等严重职业病苦苦支撑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当秘书是一个陷阱。此话虽然重了点，也有点偏颇，但秘书这职业确实应引起人们的关注，秘书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工作、他的人生常常遇到尴尬，遭遇不公，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戏说秘书

秘书这个岗位看上去是很风光的，人们常常看到秘书和领导在一起，或汇报工作，或接受任务，或受到指点，或做些记录，或请示工作，或商谈事情，觉得秘书是领导身边的人。最让人感到特别的是，领导常常在大会小会上拿着秘书写的稿子念，人们似乎觉得，领导身上有秘书的影子，而秘书身上，有领导的仙气，所以人们总以为，干秘书这是一项前程远大的事业。在下可以称上一名老秘书了，总觉得人们的想象与自己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

真正干过秘书的人才会感觉到，以上这一切都是假象。其实，对于某些领导来讲，他们最瞧不起、最不信任的是秘书。秘书是什么，说得高雅一点是领导的助手，说实了就是为领导服务的，这同为领导端茶倒水的服务员、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没有什么两样，有时都不如以上两者。道理很简单，为领导沏茶倒水、打扫卫生，领导很容易满意，而为领导写稿子让人家满意就十分不容易了。领导让你写讲话稿，人家不会给你说得很细，否则人家想好了，就用不着你写了。事实往往这样，领导有了一个大概的思路，让你把它展开，把讲话写完整，而你并非孙悟空，你没有本事钻到领导的肚子中把领导想的东西探个清楚，所以你写的东西永远不会同领导想的一模一样，所以，从根本上讲你写的东西，永远是不合格的东西，如果领导认可，那是领导对你的理解和关爱，如果不认可，那说明你写得实在太糟了。

所以无论你才能大小，都不可能使领导满意，所以想通过当秘书而得到领导认可，那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往往是事倍功半。如今，有一句话叫距离产生美，这里的距离指稍远的距离，比如观看油画蒙娜丽莎，远远地看，那是一个带着神秘微笑的女人，在近一两米处看，却看到班班驳驳、十分粗糙的油彩，看事物近了就产生了丑。其实，秘书和领导在一起，由于近距离接触，你的优点人家未必看见，而你的缺点人家却常常看得一清二楚，并牢记在心。所以当秘书的要想知道自己在领导心中的位置，你就看看为领导沏茶倒水的服务员和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就行了。如果你有过高的奢望，那就太不合实际了。有些秘书往往对自己的待遇不满意而造成心里不平衡，说明你还没清楚自己的位置，你以为你是谁？

秘书是一个单位中的知识分子，有秀才之称。如今，知识分子在单位里往往不吃香，知识分子的称号带给秘书的往往不是竞争的优势，而是竞争的劣势。在一个单位，秘书往往是最爱学习、写作的人，而写作却被人们称为雕虫小技，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们往往给秘书截上书呆子的帽子，这个帽子的含义与无能笨蛋差不多，你整天学习、写作，煞费苦心，却成了缺点弱点，而人家不学无术，玩得十分潇洒，过得十分快活，却毫不费力地成了全才，当提拔干部的时候，秘书往往进入不了领导的视线。因此，秘书岗位看上去是锻炼培养干部的好位置，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好多人因为文化水平高而被安排到秘书岗位，到头来往往受苦受累不算，宝贵青春年华却被浪费掉，最后一事无成，徒唤奈何。当然，当秘书的也有一些被提拔的，但机会很少，有些被提拔的秘书实际上是领导的生活秘书，这就同做为知识分子的秘书是两码事了。事实上，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往往就是领导的生活秘书，他们的命运比秘书强多了。

秘书天生注定是受苦受累的命，当秘书就要做出很大的牺牲，这牺牲当然包括精神及身体。当秘书时间长的人，由于经常伏案写作，常常患有近视症、颈椎病、胃病、神经衰弱等疾病，但秘书岗位很少有领导想到劳动保护，某些领导是急性子，他们想开会很少考虑到秘书的难处，往往只给秘书很短的时间来准备，倒逼秘书常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干。这样，秘书身体常常处于超强度运转状态，得上述疾病不足为怪了。实际上，秘书自己的权利常常受到侵犯，可很少有秘书对此提及或有抱怨，我想，秘书大多是无私奉献之人，扎实、苦干、不计报酬，他们的付出实在是太大了。而对他们的回报常常是某些领导虚情假意的表扬。对此秘书们很满足，表扬总比批评强。

26.15十五

一位局机关秘书的“套话情结”

我在局机关当秘书。我的主要工作任务写套话。可以不谦虚地说，写套话是我的看家本领。我在机关干了二十多年，不知道写了多少套话。我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单位家庭，马不停蹄地写着。我写得头脑发麻、精疲力竭、没完没了。你可别小瞧我写的这些套话，它的作用太大了。我用这些套话写成了局长报告、局长讲话、经验材料、工作计划、经济论文、调查报告、各类文件等。你说说，假如没有这些套话，我们单位将是什么样子。

套话里面的学问很大。套话是一种精妙、实用的语言，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变成套话的。对此，我有几点肤浅的体会。首先，套话应该是先锋的词，时髦的词，响亮的词，上口的词，精致的词。在内容上不一般，读起来气势恢宏，流畅自如。其次，套话应该是正确的词，大家都认可的词，说上一千遍都不会挑出毛病来。不成熟的话，有漏洞的话，过头的话，似是而非的话，是不能写成套话的。再次，套话须符合领导的口味。领导喜欢短句，套话里的短句就应多一些，领导喜欢长句，套话里的长句就应多一些。所以，写套话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人而异。

套话大多是正确的废话，重复来重复去，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它却十分有用。它支撑着机关的话语体系，如果机关停止了套话的运用，那非得关门不可。套话可以翻来覆去地运用，虽然味同嚼蜡，但是它总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谁也不能撼动它。使用套话是需要具备资格的，在我们局，只有局长、副局长才有资格在台上宣讲套话。我原来是很瞧不起套话，认为套话是耗费别人时间罪魁祸首。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发现，套话是一门艺术、它是一种智谋、一种武器、一种生存手段。它无处不在，无人不晓得它。它强大无比，没有人能够打倒它。机关已离不开套话了。

我写套话驾轻就熟。为了写好套话，我总是留意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电视里的套话，并牢牢地记住它们，准备在关键时候派上用场。我还十分留意局长平时讲话，掌握他的说话习惯，表达方式，以及爱使用的字眼等。掌握了这些，我写套话就做到了有备无患。由于我写套话写得多了，心中逐渐形成了套话库，随时可以提取套话，往往写起来思如泉涌，一蹴而就。我们局总是不停地更换局长，给我写套话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不过，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适应每位局长的套话口味。李局长是学经济的，我为他写讲话稿的时候，尽量使用经济方面的名词套话，这样，他就感到很满意，时间久了，他就十分信任我了，我写的东西他常常是简单看一看，就通过了。王局长是学管理的，我为他写讲话材料时，就尽量使用管理上理论和提法，并多使用数字，他很快就认可了我的写法。如果我遇到写套话的行家，那我当然不放过学习的机会，提高写套话的本领。我们局曾经有一位林局长，一上任就安排我为他写一个讲话材料，我很卖力地写出了稿子，自以为写得不错，可是，林局长却对讲话材料进行了大幅度地修改。把其中很多响亮的套话都删去了。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我遇到自己的同行了。原来林局长在某局办公室当过分管文字综合工作的副主任，后来升任了局长。他研究套话的水平比我高多了。他的套话精练准确，寓意也更为深刻，写法也十分成熟老道，无懈可击，我自愧弗如。于是，我虚心地向他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钻研，我写作套话的水平又有很明显的提高，并受到了林局长的肯定。我得意极了。由于我善于写套话，套话又很适合领导的口味，领导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我写套话有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局长念了我写的报告就等于套话发表了。听着我写的套话，我心里就油然生腾起一种快慰感，飘然欲仙。我遗憾的是，我们局只有一百多人，能够听到我写的套话的人毕竟有限。我费了那样大的工夫写出来的套话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幸的是，我写的许多套话伴随着一些文件和资料被存入了档案室，永久地保存。其价值可想而知了。

由于我总是不停地写材料，所以人们都称我为大手笔。对此，我心里也感到很幸福。我心里作起了作家梦，决心当一名套话作家，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于是，我写了一些套话文章，投稿给报刊，大多稿件如泥牛入海。但有一家幽默杂志，发表了我几篇作品，编辑来信说我写的套话是套话中的经典，并向我约稿。我的女儿特别崇拜我，她说要以我为目标，长大当一名作家。一次，她写了一篇作文求我帮她修改。我心想，这下子可以露一手了。于是我下了很大力量，把作文改得面目皆非。我把自己掌握的最为出色的套话都用上了，觉得这篇作文无可挑剔了。女儿带着作文去找她的老师看。没想到的是，女儿放学回家后，气咻咻地对我说："老师说这篇作文中的语言全是套话，没有一句有用的，只能给一个不及格的分数。老师还问这些套话是从哪学来的。"

我对女儿说，不可能吧，你们老师是不是没有听过领导讲话呀。

秘书须知

秘书需要明智。明智与智力是两码事，你才高八斗，可能不明智，你才气平平，可能明智得很。秘书岗位往往给人一种感觉：某某是领导的秘书，这权、这势、这关系、这能量、这机会一定非比一般。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秘书本身是卑微的，秘书身上的光环是虚幻的，如果别人把秘书当回事那还有情可原，因为秘书离领导比较近，与领导常接触，人们总认为近水楼台可先得月，可秘书本人认为自己非比寻常或前途无量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的道理简单的很，秘书是做嫁衣的，你干的好，那是应该的，如果你有缺点，那么人家会看得十分清楚，会时刻牢记在心。当提拔干部时人家会认为你很不成熟，你得耐心等。秘书无级别这是常识，现在，从某种角度讲是"级别社会"，没有级别就没有竞争力；现在从某种角度讲也是"关系社会，"想要立足社会关系硬才行。而秘书同领导是什么关系？那是上下级的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关系再普通不过了。一般初当秘书的人往往有一种前程似锦的感觉，可干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往往从理想的天国跌落到现实的土地上，秘书毕竟是秘书，秘书并非发达的捷径。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县政府办综合股当秘书，他已辛辛苦苦干了八年，就连自己的妻子生孩子时他还在单位加班为领导赶写材料，可他如今。就是当副股长的愿望还遥遥无期，一个副股长在中国还算什么官。人们都知道秘书辛苦，所谓"一支钢笔，两袖清风，三更不眠，四季挨累。"人们知道秘书有才，文化水平及综合素质不过关的人当不了秘书，这是常识；人们知道秘书付出巨大，干秘书工作时间长的有八九患神经衰弱症；人们知道秘书不易，工作苦但不容易出成果。但这些是否顶用呢？只有秘书自己知道。

秘书需懂得顺从，不知顺从是当秘书的大忌。秘书是为领导服务的，秘书是领导的帮手，领导都喜欢顺从的秘书，领导让你向东，你决不可向西，领导让你打狗你决不能赶鸡。如果领导问你一加一等于几，你答等于二当然不算错，但最领导满意的答案是：你让我等于几我就等于几。当秘书久了，往往使你变成一个软弱的人，一个唯唯喏喏的人。秘书不是不能有主见，问题是当你有了主见，不服从领导的时候，那么你就离被炒鱿鱼的命运不远了，因而秘书必须学会应和，要知道领导的话就是绝对正确的，不能有异议。当秘书的更要谦虚，当领导读报告念出白字的时候，你不能指出，否则让领导脸面无光，最聪明的办法是下次写稿时坚决避免这类难读字；当秘书应该学会赞扬，如果领导讲的观点毫无逻辑，乱七八糟，你也得说思路清晰，说理透彻。当领导把你写的材料改得一塌湖涂，你绝不能说领导改得不对，你要说领导改得好极了。当领导表扬你材料写得好的时候，你应该说领导思路好指点得好，如果你把领导的表扬当了真，那你真的受累不得好报了。

当秘书须掌握分寸，其实分寸就是哲学上讲的"度"。比如，领导叫你写材料，告诉你一些观点，让你围绕这些观点写成稿子，这时，你千万别以实为实，不去发挥，你既要把领导说的意思写全，又要把自己所想到的东西写进去，这样领导看了材料才会满意。如果领导告诉你几个干干巴巴的观点，你真的实事求是的写成干干巴巴的文章，领导肯定不会满意。如果你写的全是自己的东西，来个任意发挥，肯定也是白写。因而秘书如何在遵命与发挥上找到结合点，这学问确实不小。还有，写稿的长与短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导常告诉你把材料尽量写短些，比如，领导讲话半小时，让你写2000字，当你真的写了2000字时，肯定不行，因为正常念材料的速度是半小时5000字左右，所以你写时干脆一步到位写5000字，当领导看过之后，一定不会嫌长，因为太短了使领导无话可讲，那是十分尴尬的事。

有人说秘书干糟了不容易被提拔，干好了也不容易提拔，此话不无道理。秘书干糟了说明你素质低，想提拔当然无指望。但干好了也常常无指望，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干顺手了，领导已经在写作方面依靠你了，如果将你提拔，那谁来顶这个坑，因而，善于做工作的领导往往采取给秘书口头表扬或给荣誉的方法，予以安抚，有些领导也会许愿，对你说，好好干，有机会虑你。于是你就得等，等机会，等领导开恩，但结果常常是失望。当秘书真的把写作当成正道的时候，那便是一条死胡同。当一些秘书带着身患有神经衰弱、颈椎病、近视眼等严重职业病苦苦支撑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当秘书是一个陷阱。此话虽然重了点，也有点偏颇，但秘书这职业确实应引起人们的关注，秘书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工作、他的人生常常遇到尴尬，遭遇不公，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秘书也有一帆风顺、官运亨通的，但这样的极少。

一个大秘的“署名哲学”

我爱好写作，在局办公室当主任。我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写材料，被人们称为大笔杆子，其实就是大秘书。我总是不停地写文章，夜以继日，没完没了。对于写出来的各类文章，我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有人说我是傻瓜，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章却署上别人的名字，这不是白忙活吗。事实上，不署自己的名字自有其道理，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的。署名是一种哲学。

我被提拔与文章署名有关。到局机关上班以后，我被安排到办公室当秘书。为了证实自己的写作本领，我煞费苦心地写就了一篇论文，觉得还不错。我决定投稿给一家杂志社。为了赢得领导的好感，我把论文署上了局长、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名字。署名的顺序是按级别排列的，以示对领导的尊重，自然，我的名字署在了后面。不久论文被杂志发表了。可是，我一看文章的署名，很纳闷，怎论文怎么只署局长一个人的名字。怪了，杂志社怎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错误呢，竟然把我的署名权给剥夺了。于是，我去找杂志社的编辑。一了解，令我哭笑不得。原来，编辑部实行的是稿件层层审批的办法。编辑一看来稿署着五个人的名字，觉得署名太多，于是，挥笔把排在后面的我的名字划掉了。文章递交给编辑部主任，编辑部主任一看，有文章有四个署名，嫌署名太多，就把署在后面的办公室副主任的名字划掉了。文章到了副主编那里，一看文章，感到署名太多，就把主任的名字划掉了。这样文章就剩下局长和副局长两个人的署名了。可是，待文章到了主编那里，他看到署在后面的副局长的名字，这是他了解的人，他知道副局长不会写论文。于是，就把副局长的名字划掉了。这样，文章的署名就只有局长一个人了。

有道是有心插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发表了的文章署的是别人的名字，我好似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可是，没有料到的是，这件事却歪打正着，给我带来了好运。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由于文章属的是局长的名字，局里上上下下都纷纷赞赏局长，说局长不仅有较强的工作能力，还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发表的论文就是明证。局长知道这篇论文是我写的，于是，特意向我表示感谢。说我不仅有才气，还很尊重领导，支持领导工作，以后会让我发挥才能的。不久，我便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天哪，办公室副主任这个位置是我梦寐以求的，没想到，说到手就到手了。我心想，就是写上一千篇文章，都属上局长的名字，也值了。

署名是一种智慧，是很有讲究的。现在，凡是我写的文章都不属自己的名字。我署上局长、副局长的名字。我写领导讲话，我会写上某某局长在某某会议上的讲话的字样，这类文章署上局长的名字那是天经地义的，你想署上自己的名字，你还不够资格，待你当上了局长才成。我为局长写述职报告，毫不犹豫地署上局长的名字，因为不署上局长的名字，这件作品就没有任何意义。我写嘉奖令署上局长的名字，署着局长的嘉奖令才管用，署上别人的名字那就是废纸。写好的论文我就署上局长、副局长的名字，这是工作的需要。想想看，局长、副局长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写论文呀，当手下的连这点忙都不肯帮，说得过去吗。再说了，发表论文对于局长是有用的，领导干部，既需要领导才能，又需要理论水平。你是一名小卒，发表了论文也没有用，弄不好还会招惹麻烦，人家认为你爱出风头，显摆自己。如此说来，写论文署上局长的名字，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再说了，你给局长署上了名字，人家局长心像明镜似的，肯定记下你这个功劳，决不会亏待你，只有傻瓜和涉世不深的青年才愣头愣脑地发表署着自己名字的文章，公开不把领导放在眼里。想想看，不把领导放在眼里，领导能够重用你吗。

我时常想，虽然我把文章的署名都让了出去，但我却得到了更大的好处，看上去吃了亏，实际上赚了便宜。这就是署名的哲学。我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乐此不疲。现在，我写文章署局长的名字已形成了习惯。一次，我去女儿的学校开家长会，在签到时我莫名地把局长的大名签在了签到簿上，恰好局长和我都姓牟。此后，我女儿的老师对我女儿越来越好，有什么好事总是先想到我女儿，弄得我女儿受宠若惊。女儿问我是不是背后给老师什么好处，我说没有呀，是不是你们老师对所有同学都这样好呢。不久，老师找了我女儿，说原来不知道你是牟局长的女儿，这次看了家长签到签，才知道你是牟局长的女儿。你回家和你爸爸说一下，咱们学校、咱们班有一些具体因难，需要牟局长帮助解决一下。女儿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自己的失误，原来，我莫名其妙地冒充了局长。其实，我常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冒充局长呀，否则，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呀。可是，既便这样，我冒充局长的事屡有发生，弄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更可怕的是，有人说我想当局长都想疯了。

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署竞争很激烈，很多人都千方百计地去争取，我却成了最后的优胜者。我时常想，当初我如果发表了一篇只署着自己名字的论文，并不断地这样发表下去，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也许，我自己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孤芳自赏，顾影自伶，天真幼稚、愚顽不化地等待别人的重用，最后只能成为孤家寡人，没有人肯提拔你。我从心里感谢那些为我编论文的编辑们，是他们在无意之中，为我指点迷津，使我产生了顿悟，这是我一生都受用不尽的财富呀。

26.16十六

写报告的学问

在我们单位，我是专门为领导写报告的，拥有"大手笔"的称号。写报告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把写报告当作最好的创作方式，殚思竭虑，用尽心机。在每一篇报告里，都凝聚着我的无数汗水和心血。为了它，我已经戴上了六百度的近视眼镜，这是我为报告付出的一个见证。总结我半辈子的经历，我可以说只干成了一件事，那就是写报告。一听报告二字，我心里成千上万的词呀段呀就按捺不住地往外冒，想不写都不行呀。因为我擅长写报告，常常受到领导的高度赞扬，领导说我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于是，我就有了莫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有时不免飘飘然了。

在写报告时，凡事我都喜欢用一串数字串在一起，这样写起来便于展开内容，而且条理清楚，容易得到领导的认可。比如，取得成绩：一、二、三、四、五；实现突破：一、二、三、四、五；面临形势：一、二、三、四、五；工作目标：一、二、三、四、五；采取措施：一、二、三、四、五；考核方法：一、二、三、四、五。有些东西写常了都装在我的脑袋里了，我的大脑就像一个大资料仓库，只要领导说要哪一方面的，我就像去自家的地下室取杂货一样简单，随用随拿，十分方便。其写，在机关写作，主要是写套话，如果把套话掌握好，写作并不难。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洋洋上万言，大家都说我是写稿快手。我总是，都是领导指导有力呀。

由于写报告写长了，我看问题有了明显的条理性。说话办事离不开一、二、三、四、五。一次，我去朋友大张家里去祝贺他的乔迁之喜，大家说我是机关人，让我代表大家给讲几句祝贺词。我想，这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报告吗，小菜一碟。于是，我稍作思考，便在心中形成了报告一篇。我讲道：每位领导各位亲友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大张的乔迁之日。首先让我代表大张及家人，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今天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日子，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日子，从此，大张将翻开人生的一个崭新的一页……在讲话的最后，我说：这次庆祝大会开得很好，很及时，很隆重，这是一次不平常的聚会，是一次继往开来的聚会，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意义重大，十分必要……二、目的明确，措施得力……三、来客众多，效果明显……四、特点突出，颇有新意……五、收礼不少，情意深厚……在座的人都为我鼓起掌来。大家说，还是人家在机关工作的人，知识就是多，水平就是高，讲得条条是道，句句是学问。还是念书念得多好呀。

每当我们局长在台上念我写的报告的时候，那是我最为快乐的时光。我认为那是我的作品发表了。你看，我的话平时谁也没有注意听，可我把话变成了报告，领导就得一字一板地念，大家认认真真地听。有人在台底下发出一点声音，有人会立即制止：不许出声，注意听讲。我想，我是在暗暗地影响着很多人呀。在台下，我总是提心吊胆，怕领导读报告时读出白字。领导读出白字，说明自己用了生僻的字，那可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再说，领导读出白字，人家不知情的还以为我用错了字，也影响自己的名声。于是，每当我听领导做报告时，总是拿着小本子，把领导读白字的词记下来，下次坚决不用，以至形成了习惯。一次我听一家电视台播声员播报新闻，听出了一句白字，我赶紧记在本子上。后来，我给那家电视台写了信，对读错的字进行了纠正。那家电视台领导很客气，打来电话，对我表示感谢，说我关心这家电视台。还询问我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专门研究中文的。我说不，我是写报告的。

我在写报告的同时，还写了一些文学作品，投了一百多篇稿子都如泥牛入海，这使我心灰意冷。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当作家。正当我下决心放弃文学写作的时候，飞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我的一篇作品发表了。当我打开编辑寄来的样报时，我惊呆了。不对呀，编辑怎么把我给领导写的报告略作修改就发表了呢。细看还有编辑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说我写的东西是一篇很好的杂文，属于怪体杂文，把机关的八股文的问题表达得太具体了太逼真了，有很大的讽刺意义，没有实际体验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杂文。天哪，我写的报告成了杂文，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把我以前写的报告略作修改就投了出去，每投必中，还被纷纷被转载。我一不小心成了作家。

一位科长的“汇报情结”

我是局机关的一名科长。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向局长汇报工作。由于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没完没了地向局长汇报工作，有人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汇报积极分子"。汇报工作是我与局长面对面交流的过程，机会难得，值得珍惜。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次汇报就相当于一次面试，汇报好了，局长满意，就会受到局长的青睐，将来就会被提拔重用；汇报得不好，那不仅要挨批评，还可能受罚，失去局长对自己的信任。所以，对于每一次汇报，我都会十分重视，运筹帷幄，精心准备，把需要汇报的东西搞得有理有据，井井有条。力争让局长满意。

汇报工作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要知道，局长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听你罗嗦，你必须用最短的篇幅来表达你要汇报的内容，这里关键要有条理性。我一般爱用一是二是三是、第一第二第三、其一其二其三、之一之二之三等序列号，把需要汇报的东西连成一串。这样的好处在于表达条理清晰，容易让局长听明白。你想想，局长工作千头万绪，你若不把汇报的内容弄得条条是道，简明扼要，人家怎会听明白呢。当然，汇报光有条理是远远不够的。我汇报工作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准备多种汇报方案，汇报时间的长与短，可以根据局长的反映，在汇报现场灵活掌握。如果局长听着有兴趣，或就某一问题做出提问，我就汇报得详细一些，发挥一些。如果局长对我的汇报不感兴趣，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我就会简化内容，简单地汇报。不论怎样，最为重要的是要把成绩说清说透。既使没有成绩，也要发挥想象力、创造力，汇报出成绩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事。

我汇报工作坚持一个勤字。我总是隔三差五地到局长办公室去汇报。这样，体现我一直想着工作，干着工作，心中有领导，清楚自己在领导的指挥下工作，而不是独立作战。汇报不怕多，不怕重复，不怕没有新内容，只要有行动，自然会得到领导的认可和肯定。在开展每一项工作之前，我总是先汇报，汇报我的思路规划，汇报我的宏伟蓝图；在工作期间，边工作边汇报，汇报工作的落实情况，汇报取得的可喜进展；在工作结束了，要做总结汇报，汇报取得的巨大成绩。总之，工作不停，汇报就不能停。经常地汇报，不仅便于工作，更重要的是和领导拉近了感情，增强了归属感，密切了上下级的关系。我的这一办法屡试不爽，我经常受到局长的表扬，局长说我工作主动，工作抓得紧，我成了局长的红人。

汇报工作最重要的是态度问题。我在汇报工作时，态度总是非常好。局长对我负责的部门部署了工作任务，不论多么难，即使根本完不成，但我总是在汇报工作时说保证按时完成，决不说一个不字。我知道，任务是否真能够完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态度，如果你在汇报工作时说能够完成，那就是支持局长的工作，如果说完不成任务，那分明是与局长唱对台戏，不支持局长工作，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表态是要讲求学问的，一项工作摆在你面前，你只要说能够按时完成，至少说明你态度好，工作积极主动。往往是这样，说的比做的更重要。你明明知道完不成任务，但你向领导打了保票，说明你眼中有领导，自己全力去做了。如果最后完不成任务，那可能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责任并不在于你。退一步讲，假如你汇报时说完不成任务，而到后来，实际上你又完成了任务，那么领导就会认为你留后手，耍滑头，也很容易让领导产生很不好的看法。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汇报工作时一定要态度好，敢打保票，千万不能谈条件，讲困难，说不字。这是策略问题。我的一个同事也是局里的中层干部，说实在的，他脑子较为聪明，工作点子多，肯下力量，政绩很突出。可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向局长汇报工作总是把一大堆问题和不利因素摆出来。其实，他无非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工作困难很大，假如我又能把它完成了，就说是我工作能力是很强的。可是，他打错了算盘。一汇报工作就提困难，弄得局长很尴尬，特别是在大家开会时汇报工作，弄得会场气氛很沉闷。于是，局领导班子不能容忍他这种工作态度，最后将他撤了职。有了他这个教训，我汇报工作的时候，总是十分谨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总是提前想好了，决不掉以轻心。结果，我每次汇报工作，总是皆大欢喜。

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汇报工作的瘾越来越来大。我一天不汇报工作，就感到心里不舒服。但是找局长的机会总是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每天回家向老婆汇报工作。我老婆学历比我低，工作没有我体面，挣钱也没有我多，她一直有自卑感。为此，她总是找碴和我吵架，来打击我的优越感。可是，自从我经常向她汇报工作之后，她对我的态度大大地改善了，他变得十分快乐，整天像一个小鸟。她说我对她变得尊重了，每天都向她汇报工作，她感到很自豪很满足。在汇报工作时，我称妻子为领导，妻子听着我汇报，有时竟然有了类似局长的派头，对我指手划脚。我总是说，是是是，我照办，我执行，我马上落实，我坚决实施等。妻子说我变得聪明多了。

事实证明，汇报好了不仅能取得领导的信任和好感，还能为别人解决难题。一次，我正骑自行回家，见一座三层楼的底下有一群人，对着楼顶指指点点，看样子十分着急。我赶到近前一看，发现楼顶上有一人，正在做着奇怪的动作，看样子是想轻生。我听旁边的人议论说，这人原来是局长，退休之后，由于不适应离任后的生活，变得精神恍惚，有自杀倾向。他的亲属在下面急得团团转，大呼小叫让他下来，他一点也听不进去。这时，我突发灵感，我知道当局长的都对别人汇报工作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它不仅是一种工作程序，更重要的是体现领导的权威和地位。于是，我主动请缨，要求向老局长喊话。他的家属在万般无奈之际，只好让我试一试。于是，我高声喊，老局长，我是局里的秘书，我有工作向你汇报。那人听了，立即停止了奇怪的动作。清了清嗓子，说，好吧，到我家里来汇报吧。他转身下了楼。一场虚惊结束了。

从此以后，我汇报工作的劲头更大了。

26.17十七

一位局机关科员的“谦虚艺术”

我是局机关的一名科员。有人说机关是一条河流，每个人都是河底的一块石头，天长日久，石头没有不被磨圆的。我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在机关经过长时间的学习锻炼，我变得越来越谦虚了。现在，我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机关工作，谦虚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哲学，一种艺术。要机关工作，别的方面可以差一些，但如果你不谦虚，那就等于与自己过不去。有一句名言，叫夹着尾巴做人，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总是表现得很谦虚。当上级我表扬我的时候，我总是说，我差得还很远，实在是问心有愧呀。当同志们夸奖我的时候，我会说，本人愚蠢透顶，傻瓜一个。当我有问题请教别人的时候，我会说，麻烦您，请多多指教。当我为别人解答问题的时候，我总是说，本人才疏学浅，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还请批评指正。别人有了成绩，我总是好好地赞赏一番。我有了成绩，从不在别人面前提起。假如别人提起了，自己也要低调处理。有一次，我为局长写了一篇讲话稿，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我的同事小张对我说，没想到你还真有些学问，有时间教教我吧。我谦虚地说，只是抄抄资料，没有什么真东西。我想，哲学上讲求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确实有道理。我发现，我越是谦虚，人们越是夸奖我，对我的评价就越高。大家都说我成熟、稳重、有分寸，不显摆自己，将来肯定会有前途。对此，我心里感到很高兴。我寻思，我现在很年轻，应该谦虚谨慎，稳稳当当，让领导满意，让同事满意，这样才能取得进步。

我的腰常呈弓字型。我见到局长就全力把腰弓下来，也就是常说的点头哈腰。以此表示我对局长的尊重。我知道，我的命运掌握在局长手中，局长提拔我易如反掌，局长要是不理我，我毫无办法。对于局长，我既害怕，又尊重。害怕的是，如果我表现不佳会让局长抓到把柄，以后就看不上我了。尊重的是，他是我上司，也是我的依靠呀。本来，我的腰是直的，可是，由于我不停地向领导弓腰致意，日积月累，腰就变成弓形了，像一个大虾。有一次，我父亲问我是不是在机关干累活，怎么把腰压弯了。我说，那是，那是，机关实在不是一个轻松的地方。有时我本来不想弯腰，可是我的腰却不听使唤，还是弯了下去。我想，反正弯腰是我的一种常态，现在腰本身变弯了，正适合了我的习惯。据说，这个毛病并不难治，将来只要我升职了，腰就很快会直起来的，和原来的一样。对此我充满了信心。

在各种场合，我都千方百计表现出谦虚本色。比如赴宴。在落座的时候，我总是靠外面边坐，把里面的或中心的位置留给局长。我总是先主动给局长敬酒，而不是等局长给自己敬酒。我给局长敬酒，我一干就是一大杯，有时连干三杯，却只要求局长用嘴沾一沾酒就行了，并说谢谢局长给面子。菜上来了，不论别人怎样劝，我决不动第一筷子。当局长动了第一筷子后，我才开始吃菜。当局长喝多了，我总是把局长酒杯里的酒倒在我的杯里。而我喝酒不论喝到什么程度，也会坚强地撑着。喝酒完毕以后，我总是能把局长的送回家，而自己常常躺在了大街上。再比如写论文。一开始写论文，我总是署上自己的名字，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不久我觉得这样做不够谦虚，因为我是在局长领导下才写出论文的，没有局长的关怀和支持，就不可能写好论文。于是就把局长的名字挂在了我的名字后面。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也不够谦虚。因为局长是我的领导，人家级别比我高，资格比我老。于是我就把局长的名字署在了前面。可后来我还是明白了，这样的谦虚也是不到位的，难道局长不能独立撰写论文吗？于是，以后再写论文，我只署上局长的名字。这时，我得到了局长的表扬。局长说我写的论文写得好，很有见的，对他很有帮助。他会感谢我的。

我常称别人为老师。现在，对别人称为某长、某主任已属平常，称同志觉得过时，称大哥、大姐又显得俗气。这使我觉得不便于表达自己的谦虚态度。但我很快就得到了一个灵感。我平时总爱写些稿子，投给报刊。时常有些作品被发表出来。有时，一些热心的编辑给我打电话约稿，称我为老师。一听这话，我受宠若惊，也有一种成就感。我想，这个称呼很好呀，何不用于称我的领导和同事呢。于是，我把比自己职务高的，比我年龄大的，比我资格老的领导和同事称为老师。意思是，把领导和同事视为老师，向他们虚心学习。称别人为老师，是我表现谦虚态度的一种创新。我看得了很清楚，大家表面上好像对老师称谓有点不习惯，其实心里都挺高兴的。想不到的是，我这一称呼的方法，不久就在我们机关流传开来，很多人都学我那样，称别人为老师。我们单位一下子好像变成了一所学校。

谦虚使我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局长经常表扬我，说我文明、谦虚、实干。他经常重复"谦虚使人进步"那句名言。他还多次在大会上表扬我，说我虚怀若谷，将来必成大器。我的同事们对我评价也很高，在民主测评时，我总是名列前茅。我想，我已具备了提拔的条件。

机关是什么？

机关是一种哲学。机关从表上看没有什么奥妙，有人甚至认为机关的工作太容易干了，轻松、自在、快活，连傻子也能胜任机关的工作，机关的工作不就是发发文件、打打电话、开些会议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按说，这是不错的，然而，如果你进入机关以后，就会体会到：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不易的，它是永远学不完的学问，永远总结不完的教训，永远达不到的目标。现在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机关深似海，看似有些夸张，并非无稽之谈。

机关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机关是表面，无形的机关才是根本。所谓有形的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机关部门、人员、业务等，张三在业务科当科长，李四在财务科当会计，王五在办公室当秘书，赵六在门卫当保卫，一目了然，一清二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是，谁凭什么到什么位置，那么学问就大了。现在，机关安排某人到某位置上工作，其理由千篇一律是工作需要。什么是工作需要，似乎谁也说不清楚，大家只知道，领导一直是这样说的，是不容置疑的。其实，机关是一个小社会，人际关系极为复杂，某些机关表面上围绕工作转，可实际上是围绕关系转。人是什么，哲人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某种角度讲，一个人在单位里取得什么位置，取决于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工作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但工作是工作，位置是位置，不能混为一谈。一个人在单位是否有所作为，往往并不取决于你的工作水平和质量，而是取决于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能量，这已经成为常识。

在某些机关，大家往往对这样的事情已见怪不怪了。一名对部门业务一窍不通人突然当上了科长。从表面上，这种安排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使人觉得这样把工作当了儿戏。可这就是机关的潜规则。有很多人上台时说什么要坚决打破它，可上台之后，便旧调重弹，毫无办法。很多人到机关之后，总想通过一番努力工作弄个一官半职，以实现个人的价值，可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十有八九会得出另外的结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干工作是靠不住的。你能干可能得到表扬，可能被表奖，但你想要达到升迁的目的，那就是异想天开了。再说，能干说明你胜任科员岗位工作，科员不干工作谁干工作。至于被提拔的人，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不是不强调工作能力，而是需要其他更重要的能力，至于什么是其它更重要的能力，人家上任后你就会慢慢地知道了。所以，能干就得当科员，人尽其才嘛。

实事上，官职在某些机关正变成一种非常大、非常诱人的福利，想得到这种福利的人太多了，所以竞争十分激烈，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当你发现，你在工作岗位上拼命干了二十年，还不如人家亲朋好友的一个电话或一个小纸条管用，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你对机关还会有什么指望？当然，你不服，那么是不行的。机关让你服你就得服，不服也得服，这叫胳膊拧不过大腿。机关不是体育比赛的赛场，看的是谁更高更快更强，机关看的是什么，大家心照不宣。当有人被提拔了，你千万别这样想：他照我差远了，怎么没提拔我，而提拔了他。你要想到，他肯定有强于你的地方，人家领导可不是傻瓜，要提拔自有其理由。所以，要自身上找差距才是，不可患红眼病。

现在一些机关搞公开竞聘选拔干部。按说公开竞聘总是比悄悄地内定干部要开放得多，进步得多，文明得多。但公开竞聘是否能真正体现它的本来的含义，那说很难说了。公开竞聘的价值在于实行民主，让群众参与进来，使有才能的员工脱颖而出，但是否能体现民主，这里就大有文章可做了。有的单位公开竞聘干部，其实还是少数人说的算。现在很多单位群众投票都不公开，领导想用你，就说你票数超过了规定标准，如果不想用你，就说你票数不够，这样，群众投票成了领导随意使用的杀手锏。领导认可说成是群众认可，领导不认可说成群众不认可。所以，在机关，有时，民主畸变成一种对付群众舆论的有力武器，屡试不爽。你可能认为，领导总会出于工作考虑任用干部，因为领导不是傻瓜，你会想，如果用那些无能之辈能干好工作吗？干不好工作那不影响领导政绩吗？其道理是不错的，可是，如果你真这样去求真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你心目中的人才和领导心目中的人才相去甚远。什么是人才，领导的标准才是标准，一般员工的标准是不顶用的。对于领导来讲，重用的人全是有用人才，你认为谁不是人才，凭什么？

在机关，有一个真理，那就是领导永远是对的。在机关，凡是得罪领导的绝对没有好下场，这已经成为常识，你有天大的本事，决不能对领导说不。所以，在机关，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赞美领导，将美好的语言献给领导听，这很容易使某些领导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的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而员工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谄上的角色。当有人不充当这种角色的时候，这些人便成了另类。领导也会觉得这人不正常，和自己不贴心。领导与员工之间多了虚伪，少了真诚，多了应付，少了求真。对此，大家心里像明镜似的，却都无力改变它。一些领导退休后，才发现自己与他的下属有多大的隔阂，心灵相距是多么遥远，有一种人走茶凉之感，失落得很。

在机关，你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那都没什么，但千万别老实。有一句名言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慌言，名言大多是靠不住的，相信名言的人，十有八九是不成熟的。靠住了的东西是人的感悟，你用几十年的时间感悟出来的东西，不说是真理，但也可以说是离真理不远了。如果你在机关是个老实人，那么你这一辈子就不要有太大的指望了。不论你有多大的学问，多大的本事，那都未必顶用。在机关，老实人常常被当成傻瓜的。你老实，那好，凡是苦累的活都由你来干吧。干不好，你就要受到批评或处罚。干好了，那是你应该做的。当提拔干部和分配福利时，老实人靠边站。谁让你是老实人呢。人的性格往往是不容易改变的，如果你是老实人，那么你就应该有受苦受难受辱的准备，能够忍辱负重，干脆打消不切合实际的念头。对于一切的不如意，不能怪别人，全怪自己就得了，这样对平衡心态、保养身体大有好处。

机关人生

一个人一旦进入机关，那么他的人生便与机关联系在一起了。人生总是有奋斗目标的，在机关，有一人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几乎人人都在等待着升职，升职在机关是最大的荣耀。事实上，在机关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达到了极致。一个机关人的价值是什么呢？大家公认的是职位，你有了职位才说明你是个人才，否则，你就不可能被大家承认，不可能为社会所承认。如果你在机关干了很多年，结果没有弄到一官半职，那么，不仅社会不会承认你，就连你的配偶，你的亲友都会说你不行，说你是窝囊废，笨蛋一个。虽说中国的官职多如牛毛，其含金量很值得怀疑，但是，在机关，人们仍把它当成一个人成败的尺子，此价值标准由来已久，如今已经根深蒂固，即使如今的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也很难撼动它。在机关，升职是大喜，而被撤职则是大悲。一旦进了机关，很多人的终身目标就是升职，此外，别无它求。因此，在机关，便自然出现了大家去挤独木桥的情景。可结果呢，大多以悲剧而告终。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机关，官职是有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职数限制。在机关，不能让大家都当局长，也不能让大家都当科长，官总得占一定比例，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优秀的，也不能都当官。一般来讲，官总要比兵少，所以大家都想当官的愿望很难实现。一个人一旦进了机关，看上去令人羡慕，殊不知，他的人生十有八九是悲剧。在机关，你一生当不上官，就可能在失落中度过一生，就是你奋斗了一生当上了科长、主任之类的官，或者是再大一点的官，想想看，一生就是为了这点东西，是不是觉得太可怜了。在机关退下来的人，很少有人具有成就感，很多人有一种空虚无聊之感。一生忙忙碌碌或者无所事事，最终竟不知干些什么。大家起初都争着去机关工作，可机关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的人生应有的亮色莫名其妙地在机关消失殆尽。你说机关是什么？

在机关，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往往不是能力和品德，而是性格。一个人，如果性格内向又老实又耿直，不论他有天大的本事，那么他注定是个失败者，当然有例外的，但这样的极少。在机关，总是说工作最重要，干好工作是最大的本领，按说，谁干得好，谁有能力提拔重用谁才是。可是，就是不在机关的人，大概也不会相信工作干得好就会被提拔，这在机关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在机关，领导永远是对的，领导提拔了谁，谁就是人才，领导不提拔谁，那他就不是人才。在机关，领导就是伯乐，伯乐说谁是千里马谁就是千里马，千里马跑得快慢在其次，关键是能否被领导相中。在机关，有了职位就是人才，没有职位就是庸才。一个人长久得不到提拔，不论是什么原因，大家就会认为你不行。大家在乎的是事实，而对游戏规则之类的关键因素，却常常被忽视，或者说有一些人已经对机关不公平的规则认同了。在机关，人的性格十分重要，如果你活泼开朗又善于接近领导，并和领导搞好了关系，那么你要升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在机关，你会知道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同领导的关系，那将决定你的命运。在机关，当下属的一般来讲不会轻易得罪领导，因为得罪了领导，那么很有可能就会误了你的一生。因此，在机关，作为下属，即使受到了天大的委曲，也不会轻易与领导弄僵，一般采取打掉牙咽下肚子的办法。除非一些破罐子破摔者才不计后果同领导争个是非，其实，要争，十有八九是没有用的。在机关，领导永远是对的。因此，就是在鼓励大家提意见的民主生会上，很少有人提正八经的意见，有些人提些诸如领导不注意休息，领导干工作事必躬亲之类的令人感到很舒服的意见。

一个人在机关工作，光靠个人奋斗往往行不通。机关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它联系到社会各个方面。一个人的成功，常常有不在机关之内而在机关之外。在文学上讲作诗的功夫在诗外。在机关，功夫往往也在机关外。机关看似独立，其实它正处于社会关系网的核心。一个单位要提拔一个干部，决策者说不定会接到上百个电话、条子。我们不能说这些电话条子都管用，也决不能说这些电话条子不管用。一个人因为一个电话或一个条子被提拔，这并不是天方夜谭。所以在机关，门卫老张突然被提拔当了科长，大家不会感到奇怪的，因为，在机关，提拔干部就是要暴冷门，大家异口同声认为应提拔的，常常提拔不了，大家想不到的人，人家会突然杀出，令你刮目相看。所以，在机关，如果你除了自己有两双手之外，没有其它可以依靠的，那么就得现实一点，如果你愤愤不平，人家会认为你这个人有毛病，说你想官想疯了，当不上官就受不了。所以，面对不平，你最为聪明的办法是装糊涂，千万别装明白。你要知道，机关是凶险之地，言多必失。如果你不想在机关干了，你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畅所欲言，一吐心中块垒。但是，如果你还想在机关混，那么最为明智的作法是闭嘴。至于有的机关把职位明码实价地出售，实行市场化，我看这个官就显得肮脏不堪了。要当这样的官，有两条就行，第一条，就是不知廉耻，一切尊严、良知、人格都不要。第二，要有钱，大概少了不行，因为现在官这东西处于卖方市场，人家卖官的不愁官卖不出去，所以，其中的规则应该是谁给钱多就卖给谁。如果你认为自己的人格很重要，钱又不多，那么人家买官你就不必眼红，你想举报领导以权谋私，一般成功率是很低的，这是公开的秘密，必须三思而后行。比尔`盖茨有一句名言："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你要坦然面对它。"因此，你要承认你命运就该如此。这样，你就不至于心理失衡。那么就可安心地当一个小卒了。

26.18十八

一位科员的“机关综合症”

我是一名在机关工作多年的老科员，我心里感到很自豪。人家都说我是白领阶层，这话我最爱听，这说明在机关工作的人体面、优越、高雅，令人羡慕。人家还说我讲文明、懂礼貌、有人情，我认为说的有道理，这是对我的认可和鼓励。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我的身上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常常莫名其妙地失态，我发现自己不是以前的自己了，我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的特长是写文件，我的生活特点是写并快乐着，这里的写指写文件。谁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有人说，母亲生了孩子，当她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她就是世界上最为幸福的人了；也有人说，作家写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当他为他的作品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有人说画家画出一幅优秀的作品，当他拿着画笔，最后为他的画润色的时候，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其实，人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在这个世界上，坐机关的人，他写完一个文件，当有关领导在文件上签署同意印发四个字的时候，他就是世界上最为幸福的人了。我的工作就是发文件，早晨一上班，我就端坐在办公桌旁，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开始创作文件，只所以说创作文件，因为写文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机关的作用在于发文件，这写文件可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为了写好一个文件，我常常要绞尽脑汁，一个文件就是我的一篇作品。作家写稿子，一天可写几千字，有的人一天写上万字，写文件就不那么容易了。为写好一个几百字的文件，我曾写上一个月，修改了上百遍，可当文件印发以后却发现有一个标点不够妥当，为此受到领导的批评。不过这算不了什么，领导的批评是前进的动力。可最近一个时期，我发现我一天不写文件就受不了了。一到双休日，就是我最难熬的日子。因为我不能不写文件。后来，我反复同妻子商量，要实行家庭机关化办公。对于家庭重大事项，诸如家庭开支计划、孩子教育方案、开展社交原则、孝敬老人制度等都要通过认真讨论，最后通过发文件的形式来确定。妻子一开始坚决反对，说这是瞎胡闹，后来，我以自己戒掉吸烟为条件，才达成了协议。自从实行家庭机关化办公以后，我在双休日再就不用发愁没事干了。每到双休日，我都发二三个文件，这使我真正体会到双休日的快乐。

看报纸是我的一大爱好。如果一天不看报纸，就会抓耳挠腮，二天不看报，就会茶饭不香，三天不看报，那么我就会大病一场。一次我回乡下老家小住，发现老家没有报纸。我强忍了一天，可到第二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到镇上去买报。可到镇上一看，竟然没有专门卖报纸的地方。正巧看到一个卖猪肉的屠夫的案子上放着一叠报纸，我说报纸卖吗？那屠夫用一种奇怪眼光看我，手中紧握着杀猪刀，眼睛瞪得像灯泡，看来，他把我当成了无理取闹之人。在乡下，人们需要的是猪肉而不是报纸，而对于我来讲，需要的是报纸而不是猪肉。我怕产生误会，于是站在一边不吱声了。我发现，有一个人买了十斤猪肉，屠夫就给他包上了一张完整的报纸。于是，我赶紧掏出一张百元人民币，要求买十斤猪肉。可那个屠夫一刀下去，剁下来很大一块肉，将肉上枰一称，有十二斤，我说全买了。屠夫一高兴，非要用一个大塑料袋来装，说是我买得多，理应好好包装一下。我急了，赶紧说，用报纸包就行了。那个屠夫直夸我，说一看我就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凡事都替别人着想。可他并不知道，就是那十几斤肉我并不在乎，在乎的是那张报纸。假如没有报纸，我才不买他的猪肉呢。当然，钱没有白花，我从报纸上读到了多条重大新闻。可我父母却表扬我懂事孝顺，因为我为他们买了一大块肉。对此，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鼓掌是我的一门功夫，我一连鼓掌半小时不会感到有任何不适。鼓掌是大有学问的，每当领导讲话时，只要他稍一停顿，我便知道是否应该鼓掌了。领导啥时需要掌声，我最清楚不过了，这是多年积累下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掌握的。鼓掌既要热烈，又要文雅，有板有眼，不是可以随便的。据说，有的秘书给领导写稿子，在段落中间写上"请稍等，此处可能有掌声"，来提醒领导停一下，让大家来鼓掌。其实，这个办法是针对在机关工作时间短、反应迟钝的人的，像我这样的老机关，根本不用那一套，即使他不给我留出鼓掌的时间，我也会见缝插针来鼓掌，让他百分之百满意。其实，鼓掌是机关的一门基础学科，在机关时间长的人，对此无不精通。我就是其中的代表。可不知为什么，有时我把鼓掌的习惯带到了其它地方。比如，在家里，当我老婆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竟莫名其妙地鼓起掌来，而且极具感染力。对此，老婆很是感动，她说我学会尊重理解别人了。她还说她很感谢我们领导，是我们领导教育有方，使我学得聪明懂事了。其实，我哪里是为她鼓掌呀，我是把她当成我们领导了。就是由于鼓掌这件小事，却大大改善了我们夫妻关系。过去，老婆总说我是大男子主义，摆男人的臭架子，为此没少同我吵架。我曾想过很多办法，包括帮岳父干活、给岳母买保健品等，总是无济于事，为此我很苦恼，可自从为老婆鼓掌之后，此问题应刃而解，老婆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当初，在老婆讲话后我鼓了掌，我知道自己失态了，我很不好意思，生怕老婆说我神经病，可结果却恰恰相反，老婆没有说我有毛病，反而夸我懂事、明理。于是，我便把失态当成了学问。可是有一天，有一个疯子在大街上大喊大叫，不知为什么，我又莫名其妙地鼓起掌来，大街上的人都把目光从那个疯子身上转向了我。我赶紧解释，说那个疯子说的话有一句话是很绝妙的诗，正当大家半信半疑时，我乘机溜掉了。

朋友张三说我患了机关综合症，列出症状几条，我拿起笔便做起了记录。我忽然发现自己又失态了，因为他并不是我的领导。

一位股长的幸福生活

熬了大半辈子，我终于当上了我们单位一个部门的股长。我想，股长级别虽然不是很高，但大小也是一个官，算是出人头地了。我自从当上这个股长，就有了一种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感觉，幸福极了。我心里盘算着：现在自己还年轻，将来要开创一番事业才是。当官就是为人民服务，我希望自己能为人民服务的时间更长一些，服务的成绩更大一些，受到人们的尊重与信任。

我迅速地发福了。我原来瘦如柴，可当上股长一年多，我便由"瘦干"变成了大胖子。说实在的，我喜欢胖一点，尤其是当领导，干干瘦瘦的显得没有风度。我一米七的身高，体重达到了一百七十斤，像一个象扑运动员。一次我去医院看病，一位女大夫说一看我就是当领导的。我心里美滋滋的，我想，看来我已经风度翩翩了，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领导。可她紧接着说，这是领导综合症，吃得多动得少，吸入的营养成分太多，又没有消耗掉，全积累到身上了，说不定哪天就发病，让我当心点。我心里很不高兴，但一想，人家说的是事实，我当官也管不到人家，在她面前，我是病人，而不是领导。所以人家直言不讳。可我心里明白，不让吃吃喝喝，我还有啥意思。

我学会了打官腔。我这个人学别的东西都比较慢，可打官腔这学问很快就学成了。在单位，对我的手下打官腔，大家都说是是是，没有人提出疑义，其实，我的上级也给我打官腔，我不照样说是是是，想反抗，莫非是疯了。我已经非常熟练地使用诸如按文件办，研究研究，坚决执行，违者罚款，严惩不贷等词。可有时，我也莫名其妙地将这些词带回家，搞得挺狼狈的。有一次，我喝完酒回家，老婆帮我脱掉衣服。问我，袜子用不用洗一洗，我竟然说：按文件办。于是我便挨了老婆一顿老拳。一次，我老婆提醒我去洗澡，我说：研究研究。又挨老婆一顿臭骂。其实，遭到老婆这些处罚是有些冤枉的，因为，我不是故意的，那是习惯成自然。我已经不由自主了。

我讲话喜欢念稿子，因为这样省力。如果有口吃的毛病，那么有稿子就可以加以掩盖。每当开会之前，我就找我的秘书，让他为我准备讲话稿。我提的要求是，一要充实，充实就是内容丰富，有深度，否则显得我水平低。二要准确，就是不说过头的话，官话套话多了些没什么，可别人没说过的话自己万万不能说，否则，说话没有规矩，让人家给盯上，那就有麻烦了。三要有气魄，其实就是说些大话，吹点牛是应该的。牛皮这东西不吹白不吹，不吹谁又说你好，只能说你不行。吹了就有人鼓掌。这是我成功的一个经验。在我的讲话稿上，决不让秘书写上"请稍等，此处可能有掌声"之类提示的话。在讲话前，我觉得哪个地方需要掌声，我就做了一个记号，当我讲到那里时，就停顿一下，我的铁哥们自然带头鼓掌，于是热烈的掌声就来了。可有时，由于稿子的问题也闹出了笑话。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计划生育大会，可我却把秘书写的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稿子带去了。当我走上台时，我才发现带错了稿子。我心里那个急呀，汗立马就出来了。不过灵激一动，来个脑筋急转弯。我说：计划生育是个老话题了，其政策大家已经十分清楚了，以后要坚决惯彻落实就是了。计划生育搞好了，人们的负担减轻了，下一步干什么呢？那是要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下面，我就养猪事业讲几点意见。于是我便把秘书写的稿子念了一遍，算是应付过去了。可下一个会议是关于养猪的会议，于是，我又让秘书重写一个，要求同第一个不一样。秘书又费了好大劲，又写出了一稿。

我特注重自己的身份，在开会、赴宴、娱乐等场合我均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开会时，我官最大，那么就会当仁不让地坐在中间的位置上。如果我是二把手，我就坐在一把手的左边，如果我是三把手，我就坐在一把手的右边，决不含糊。我们部门常举行宴会，由于在我们部门我官最大，我理所当然坐在"正位"，其他人便围着我环形排开。在众星捧月的热烈气氛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可我太大意了，有时竟然把这一习惯带到了老家，太丢人了。那次，我老父亲过七十大寿，我去给他老人家贺寿。当时来了很多人，在围桌时，我莫名其妙地坐到了"正位"，并口若悬河般发表了演说。当亲友们向我投来愤怒的目光时，我才发现这不是在我们单位。在这里，最有资格坐"正位"的是我爹，而不是我。我很不好意思地把"正位"让给我爹。我爹说，难道你们当官的都这么不尊重人吗。我在慌乱中竟然说：那是那是。

我最爱签字了，签字使我上瘾。时间长了不签字我心中就有一种说不清的不舒服的感觉，这比犯了烟瘾吸不到烟更要难忍。好在我们单位需要我签字的条子挺多，我就用大笔刷刷地在上面展示着自己的书法特有风格。说起书法，我真有些惭愧，我曾练过书法，我的老师说我不是练书法的料，恐怕这辈子不会有大的发展了。尽管我在书法上下了不少的功夫，真是像老师所说的那样，没有太大的长进，也参加了各种比赛，都在第一轮便被淘汰出局。可想不到的是，书法这东西也是"功夫在诗外"，自从我当上官之后，我的书法功夫就突飞猛进。特别是将同意报销四个字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一次书法大奖赛上，我写了同意报销四个大字，交给了书法大赛评委会。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第一轮就会被淘汰出局。可结果是，我的书法过五关斩六将，获得了第一名。我的同行说，没想到，你当了官，竟对书法艺术有了突破性的感悟。我心想，这都是兴趣所致。要不是我对签字感兴趣，要想夺取书法比赛冠军，那是比登天还难，可我却在莫名其妙中圆了书法梦。

26.19十九

一位局长的领导艺术

驾驭别人是一门艺术。在局机关我身为局长，局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胖胖瘦瘦的干部都归我管。有道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如果没有过硬的领导艺术能行吗。要知道，现在机关人的头脑很复杂，实在是不好管。当局长的若是没有拿手好招，是难以应讨的。

我善于表明自己对员工的重视。在机关，你得会使唤人才行。什么叫会使唤人，那就是我让你干活，你得乖乖地去干，干完了还得感谢我。我常常直言不讳或者拐弯抹角地告诉大家，我给谁安排工作，就是对谁的信任和关爱。工作就像蛋糕，切给谁的多，谁就得的好处就多。这样，我把工作分配给谁，谁还得感谢我。你说我这个算盘打得是不是很妙。当有工作需要安排落实的时候，我就提前想好了说法。把张三找来，我说，交给你一个重要工作，这是你展示才能的最好的机会，就看你如何表现了，这可关系到你的前途呀；把李四找来，我说，给你安排一个任务，把你的特长好好地表现一下，要知道，这对你大有好处的；把王五找来，我说，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你去办，别人我不相信，但我只相任你，要记住，这件事十分重要，把你的真本事拿出来，露一手。就这样，张三李四王五都十分高兴地领了任务，认真地去干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接受的工作最为重要了，心里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干得十分卖力。其实，对每个人安排工作，都是这样说的，但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领导艺术，我理解，领导的艺术就是用花言巧语，或哄骗，或诱惑，或发动，让别人去干活，还得让他们知道干活就是你给的恩惠。也就说人们常说的会摆弄人。我发现一些领导干部总是整天亲自干这干那，忙得不得开交，看样子像是挺勤政的，其实那是没有掌握工作方法。你大权在握，使一使手腕，耍一耍嘴皮子就行了，自己去受累，那是纯粹的大傻瓜。

我善于运用许诺的工作方法，让别人心中充满希望。为了调动我手下人的工作积极性，我常对张三李四王五说，好好干，待有机会，我会提拔你的。因为我是局长，他们往往会信以为真的。这样的许诺往往很奏效。在机关工作的人十有八九想升职，没有比升职再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升职对他们最有吸引力。当然，至于是否真的要提拔，没那么容易。我许诺了，也是可以不兑现的。因为，我从未说肯定会将谁提拔的，我说提拔的前提是待有机会，如果没有机会当然就提拔不了了。这就是说话的分寸。

表扬和批评员工是一种学问。我是局长，在局机关，我说话是最有份量的了。我表扬谁，等于局里对他的认可，因为只有我可以代表全局。有一些人工作干得很多，累得够呛，但我不想重用他们，只想让他们为我卖力，我就往往采取表扬的方式。表扬没有指标限制，我随时可以发挥一下。但我会掌握时间、地点和频率，让表扬恰到好处。小李是秘书，常常半夜三更为我赶写材料，但我不想提拔小李，假如提拔了小李，谁给我写材料呀。所以，我常常在大会上表扬李小任劳任怨，不怕吃苦，并号召全体员工向他学习。小李受到了表扬，加班加得更来劲了，真是一点怨言也没有。

光表扬不行，有时你还得善于批评。我经常批评别人，以体现我的威严，让人们知道我是不好惹的。在批评别人之后，我总是说，这都是为你着想。意思是说，妈妈打了孩子，都是为了孩子好呀。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批评别人都是出于公心，没有任何的个人色彩。其实，人都是有自尊心的，挨了批评，人的心里往往是十分反感的，有的表面上看上去诚心诚意地接受批评，其实，心里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搬出"妈妈打孩子"理论，让对方感激我。有时，我批评人时，火气变得越来越大，一不小心就骂了人。我就说，只有当父母的，才常常骂自己的儿女呢，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嘛，我小时候，没有一天不挨我的父母责骂的，现在，我不是有了出息了吗。这样，我骂人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其实我知道，这是掩耳盗铃的小把戏，但常常是管用的，有人听了真的很受感动。当然，也有人不理这一套，我会用其它办法来对付。反正我的手段多着呢。

有人爱打小报告，这是我很需要的。对于打小报告的人，我总是给予鼓励。打小报告的人提供的材料，就是我对付手下人的武器。我常对手下的中层干部说，瞧，有人告你有如何如何的问题，我为你压下了，要不然，后果就严重了。我的手下人听了，自然十分感激我，认为我把他当成了心腹，所以对我更加忠心了。有的人不服我，我也可以用它杀一杀他的锐气。有一位中层干部依丈自己贡献大，总是在我面前翘尾巴，经常和我唱对台戏，好像他比我高明。恰好他被人告了一状。我心里想，这下子我可有了整治你的办法。我把有人告他的事情一说，他吓得汗都下来了，连连请求我摆平这件事。我说，那当然可以，但你要多加注意，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以后，这位中层干部老实多了，服服帖帖在我手下做事，好像他欠了我很多。

无论开展什么工作，我都采取领导带头的办法。我是局长，要带头的当然是我。所以，每当开展一项工作，我都身先士卒。比如，开展植树活动，我要栽第一棵树，以示领导带头。我先让别人提前把树坑挖好，把树苗和水桶准备就绪，我就把树苗往坑里一放，填土、浇水，有人拍了照，摄了像，我的工作就完成了，于是打道回府。下面的事就由我手下人安排了。你也许会问，你咋不与员工一同继续植树呢。你这就不懂了，我身为局长，我是傻瓜呀，与员工一同植树。我的地位在哪里显示呀。我这样做已经很不错了，算是转变作风了。不信你看看局里的总结，秘书在写总结时，会首先写上领导带头如何如何，说这是取得工作成绩的关键。我觉得，"领导带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艺术，用起来真挺幸福的，能够起到以巧破千斤的效果。

一位局长的“重要讲话”情结

当上了局长以后，令我感触最大的一点就是我说的一切都变成了重要讲话。我曾当过十多年副局长，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讲话了，可是我知道，没有一句被称为重要讲话。当上了局长，我的讲话价值立马实现了质的飞跃，连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就是我患了牙痛症，随便哎哟几声，也都是重要讲话。你说说，这感觉是不是很爽呀。

我爱发表重要讲话。既然我讲的话是重要讲话，说明我的讲话很必要，是我们局上上下下最需要的。我想，既然我当上了局长，得尽职才行。及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我最基本的工作了。我这个人工作热情很高，我变得越来越爱发表讲话了。我已形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我在局里，总是要到场，哪怕是三分钟、五分钟都行，主要任务是发表一通讲话。如果我不参加这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就不会有重要讲话了。因为，我们局有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局长讲的话才可以称为重要讲话。所以，大家在组织开会时，无论大会小会，无论是重要的会议还是不重要的会议，总是千方百计把我找去，使会议提格。想想看，我是局里的一把手，只有一把手到会，才说明会议很重要，没有一把手参加的会议，没有人敢称为重要会议。由于需要我发表讲话的地方太多，弄得我疲于奔命。往往是一到会场，感觉是一头雾水，不知讲什么才好。为了避免尴尬，我规定，凡是让我参加的会议，会议的主办部门或单位，必须提前给我准备好讲话材料，我得照材料念。当然，我若来了灵感，也可以借题发挥一番。为了使我的重要讲话覆盖我所管辖的所有地方，我总是有会必到，到会必讲，以充分展示我的口才。我整天口若悬河，讲得口干舌燥，但我不觉得累，反而感到很充实。

我几乎天天在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局每天都在开会，有全局性会议，有专业性会议，还有座谈会，生活会，研讨会，分析会，碰头会，庆功会，联欢会，等等，每次会议我都发表重要讲话。按惯例，我的每次讲话都由秘书整理后，印成文件下发。文件要求全体员工认真学习贯彻我的重要讲话。我时常想，讲话是否重要，关键看是谁讲的。我的讲话之所以成为重要讲话，并不是说我的讲话内容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我是局长。局长的讲话才是重要讲话，我不知道这个规矩是何时形成的，也没有写到文件里，反正大家都雷打不动地执行着。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我给大家拜年，我说，祝大家春节愉快，阖家欢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话就成了重要讲话。同样是祝福的话，别人说了那话叫拜年话，我说了就是重要讲话。这就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这使我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权力才是最重要的，其它的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是不必当真的。所以，我要好好表现，好好珍惜局长这个职位才是。

我发表重要讲话是有严格程序的。我的讲话稿是有人代写，对于别人写成的讲话稿，我常召集一些人进行讨论，这叫集中大家的智慧。为了提高讲话稿的质量，我在局办公室配备了多名"笔杆子"，形成了一个写作班子。我叫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不停地打造讲话稿。既使这样，讲话稿还是供不应求，秘书们常常熬夜赶写材料，确实很辛苦。干秘书工作时间长了吃不消，我就不断地更换人马，以保持秘书旺盛的创作力。我常对秘书们说，写材料时要忘记自己是一个秘书，而是把自己当成局长，要大胆地写，全面地写，深入地写，要知道，你们写的东西，很快就会变成重要讲话，变成红头文件，如果写得不好，那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

为了提高讲话的水准，我总是留意报纸杂志上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对此我一一记下来，当作讲话的素材。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次讲话至少要使用三五个新名词或新概念，以体现自己的学识水平。当然，我也会使用一些固定的口号式语言，诸如，一个目标，两个重点，三个结合，四个措施，五个保证之类，以便于大家记忆和掌握。

我很在乎别人是否遵守我的重要讲话。我的原则是，凡的把我的重要讲话当回事的人，那就是支持我的人，我就重用他。不把我的重要讲话当回事，那就是同我过不去，我也不让他好过。在机关，大家最为重视的是提职。所以，我就把提职与我的重要讲话联系在一起。我规定，在选拔干部的考试中，百分之六十的考试内容是我的重要讲话。这一条真管用，我的重要讲话一发表，几乎所有的人都赶紧弄一份讲话材料，就连门卫老张，也不断地向办公室讨要我的讲话材料，以谋求升职的机会。有人向我提议，说是要把我的讲话定期结集出书，供大家学习。我嘴上说不妥，可心里却很高兴。心想，结集出书，我就有了著作，有了著作，我的个人品位就大大地提升了。在大家的一致坚持之下，我的著作不断地出版了。一些人说我是才子局长，作家局长，我很爱听，这说明我不但具有领导才能，还具备很高的文化品位。

我知道，在我的重要讲话中，有许多是无用的话，包括废话、套话、假话、官话、混话，但我仍珍爱有加。你说说看，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用的话呀。假如没有这些没有用的话，那么机关开会将是什么样子。一场会议，十分钟就结束了，大家屁股还没有把凳子焐热，就要走人，多么没意思呀。有了我的长篇大论的重要讲话，这会议开起来就有了劲头，既风光，又隆重，又气派，大家端坐在会场，感受开会氛围，也是一种待遇，说明他不是一般的人。我借助麦克风的力量，把重要讲话传递给大家，毫无疑问，这是局里最为权威的讲话。为了体现我对会议的重视，我总是讲得很长，没完没了，决不应付差事。不是我存心占用大家的时间，而是我的职责就是发表重要讲话，讲不好是我的失职呀。

26.20二十

一个局长的自白：我爱讲话！

我是一个单位的头头，人们叫我局长。要问我的爱好是什么，我最爱好的就是讲话了。我的下级常说我是讲话专家，我很爱听这话。其实我只是一个讲话专业户而已。每当我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的听众，心里就油然而升腾起一股自豪感、幸福感。

想想看，想坐在这里讲话的人太多了，可是，只有我才有这个资格，这就是本钱。我讲完了，秘书会对我的讲话加以整理，那就叫领导重要讲话，这是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东西呀！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擅长讲话了。在没有当上局长时，不说在台上讲，就是在私下的场合，讲话常常是词不达意，结结巴巴，糊里糊涂，我父亲说我口才太差，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了。我也觉得自己的舌头可能比别人的大一些，不太好改，所以我也认帐服输了。可是，人的潜力是无限的，自从我当上局长之后，锻炼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在我们单位，几乎每天都在开会，我开会必讲，一年上班时间有二百多个工作日吧，你说说，一年要演讲二百多遍，能不练出水平吗？

有道是世上无难事。一开始，我总是让秘书给我写好稿子，我在台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得吭吭吃吃，错字联篇。可我发现，不论我讲得好坏，大家都不太在意。这样，我的压力就小了，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于是，我很快学会脱开秘书写的稿子讲话，谈天说地，东拉西扯，既使没有稿子我也能讲上两三个小时。我讲话的内容比较丰富，只要是我感兴趣的，不论是否与会议有关，我就会大讲一通，旁征博引，天南海北，国事家事，局里局外，随心所欲地讲，讲得兴致勃勃。大家都说我知识丰富，兴趣广泛。为此我高兴极了。

一次，我在讲精神文明建设的话题时，突然想起前一天晚上看了足球比赛，挺过瘾，于是我就谈起了看球赛的个人体会。我对大家说：中国足球，要想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必须让现有的球员全部下岗，进行百分之百的重组，对新球员必须实行竞争上岗，要实行公开报名、公开竞聘。对此，我讲了十点理由、十点设想，每一条都经过反复论证。台下很多足球迷都兴奋起来，他们一开始直打嗑睡，当听我讲起足球比赛的时候，他们都来了精神，为我鼓起掌来。这场足球话题，我讲了两个多小时。本来，我还想讲一小时，只是感到肚子实在太饿了，只得打住。

我讲话有个特点，就是希望听讲的人多，人越多，我越高兴。我觉得在人少的时候讲话没有意思。我觉得自己的讲话，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人少了，那是一种资源浪费。再说，我的讲话有思想、有深度、有价值，听讲的人少了，会使很多人错过学习提高的机会。所以，在开会之前，总是要求我们单位每一个人都参加，就连看大门的老头子、打扫卫生的小姑娘也得听。每次讲话，我都派专人点名，如果谁不参加，第二天我就找上门去，非把他批评得痛哭流涕、反复检讨才算罢休。我还规定，在我讲话时，谁要是缺席，我就扣他一个月的工资。这几招还真灵，大家真的把我的讲话当回事了。

当然，我不满足本单位职工听我讲话，我还千方百计扩大听讲人的范围。一次，我讲关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话题，正赶上大量民工滞留在城里，我叫办公室主任去请这些民工听讲，条件是管吃饭，另外一天给十元钱。没有想到，这些农民工还真的给面子，不一会儿就来了二百多人。于是，我借了一处会堂，面对几百人的听众，我大讲特讲，重点地讲，发挥着讲，我这个自豪呀！高兴呀！我想，我的声音让这么多人听到，我的观点让这么多人了解，这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呀！会后，有些农民说我讲得好，我派办公室主任暗中记录，谁要是说我讲得好，下次还请他来。

我讲话不计报酬，只要有人请我讲，我就会欣然前往。有一次学校要开学生家长会，女儿的老师要找一位学生家长代表讲话，找了十多个人都没有谈妥。我听说这一情况后托女儿捎信，就说本人愿意为学校排忧解难，感动得那位老师直掉眼泪，他说我简直是活雷锋。为了把话讲好，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让秘书写了稿子备用。当然，我不一定用稿子。家长会如期开始了，我兴奋地登上了讲台，我首先用我最常用的赞美别人的套话，对学校、对老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同时东拉西扯，由古及今，讲了教育的重要性及教育的形势和走向，讲了老师的责任和学生的义务，并大声呼吁全社会对学校进行支援和帮助。虽然讲得长了点，有些家长中途走了，但是老师对我的讲话还是十分满意的，说要评我为尊师重教的学生家长。

不幸的是，最近我得了咽喉炎。我去看医生，医生问：“你爱吸烟吗？”我说我从来不吸烟。他问：“你喝酒吗？”我说我很少喝酒。他又问：“你常感冒吗？”我说我极少感冒。他无奈地摇摇头说：“这可怪了，你还有什么不良嗜好吗？”我说没有呀！我忽然想起自己“讲话”的爱好，就如实地向他说了。“讲话？谁不讲话？”他说。我说：“我天天讲话。”他说：“谁不天天讲话？”显然他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说：“我一讲话就是两三个小时。”听了这话，他瞪大了眼睛，说：“那还了得！”接着他又说：“想治好这病，就得闭嘴。”我说：“那可不行，谁也不能剥夺我幸福的权利！

局长自白

我所在的机关是一个科级单位，虽然级别不高，但是人们都很追求上进，人人争着要担当重任。我的运气不错，近年来接连升职，现在我已升为单位的局长了。我想，上级把我推到了局长的位子上，那是对我的信任，我得好好干才行，以实际行动报答上级对我的信任和厚爱。上任一开始，我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怕当不好局长，可是当了一段时间局长后，我明白了，过去我是没有客观地看自己，实际上自己的能力真的不可小视呀。

自从我当上局长以后，我就发现自己学东西又快又好，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很快地赶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过去，我弄不明白什么是改革，我不知道改变为何物。自从我当上了局长之后，我就茅塞顿开了。上任后，我想，总得把中层干部的位置变一变吧，把自己信任的人、自己的亲朋好友安排到重要岗位上，这样一来是让他们知道是我提拔和重用他们的，乖乖地给我效力，另一个方面，手下都是自己的人，不易拆我的台。我心想，局里以前中层干部没有实行竞聘，现在时兴竞聘上岗，那么我就实行中层干部竞聘上岗吧,赶赶时髦嘛。于是我就令人就发出通知，说是为了贯彻上级的精神，大胆推行改革，实行干部公开竞聘上岗，谁想当中层干部谁就上台演讲，接着是群众投票民主测评，最后由局领导班子讨论决定。说实话，演讲呀，投票呀，只是形式而已，最后让谁当中层干部，我得说了算才行，这是最为关键的，否则我就不叫局长了。这里的学问就不必罗嗦了，不说大家也能明白。可意想不到是，此事被媒体知道后，于是一阵大张旗鼓动地宣传，于是我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张革家了，我真是不好意思呀,名不符实呀。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笨嘴拙舌不中用的人，现在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演讲的天才。以前我最怕上台讲话，一上台我就心跳加速、头脑发胀，于是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丑态百出，那简直是受罪。可当上了局长之后，我才明白了，原来讲话是一种很容易的事情。作为局长，凡是讲话都事先由秘书写好讲话稿。我发现秘书实在不简单，你告诉他一个题目，他就能写出一两万字的报告。我都有些嫉妒。可是，当我看到秘书毕恭毕敬地将写好的报告呈上来时，我的心油然而生出一种自豪感。我虽然不懂写作，可是懂写作的人却为我打下手，这多么有趣呀。为了证明我比秘书高明，我常在秘书写的稿子上胡乱写上一些东西，不管通不通，连我都稀里糊涂，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不过这可是领导的意见，秘书得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些，当作重要指示。我上台讲话，拿着秘书写好的稿子，真是幸福极了。以至于我一遇到讲话的场合，就必须拿稿子。一次，我准备参加我的岳父大人的生日宴会，就让秘书提前写稿子，要求写一千字，没有想到秘书竟然写了三千字。我问秘书为什么这么卖力，他说为局长个人写东西，更加尽力才是，局长的私事更重要。当我在岳父生日宴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得到了亲属的一致称赞，大家都说我讲话有文采了，学问也增长了，不是以前的大老粗了。看来，还是当领导进步快呀。

我发现自己更具有威严了，而且有很强的管理才能。我们单位有一个叫马三的，他比《水浒传》中的牛二还牛气，谁要是招惹到他，谁就倒了大霉了。没有当局长之前，我也很怕他。我当上局长之后，这家伙见到我总是点头哈腰，像一只绵羊。我很难一下子转过弯来。于是，我心里不停地说，我是局长，我是局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暗示，我终于找到了强硬的感觉。每次见到他，任凭他点头哈腰，我嘴里只是哼的一声，就算是给他面子了。后来，我听说马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下岗，下岗了他老婆孩子就无法养活了。想想也是，要谁下岗，还不是我一句话。以前我没当局长时，很多人与我开玩笑，往往弄得我很狼狈。自从我当上局长以后，就没有人同我开玩笑了。他们见到我总是说，局长好，局长早，请局长指示，请局长讲话等。听了这些，我的心里很舒服，我想，当局长和不当局长就是不一样呀。要不然，大家为啥都争着当局长呢。我这个人天生怕狗，小时候曾被狗咬过，落下了恐狗症。以前邻居家的一只小黄狗一见我就咬，让我很害怕。自从我当上我们单位的局长之后，那只小黄狗见到我不但不咬我了，还直摇尾巴，真神了。我感到奇怪，就问狗的主人，狗主人说，这只小狗通人气，谁要是升了官，它叫不咬了，还会讨好呢。我心里说，这狗还真懂事，真聪明。下一次路过，我一定得带两块好骨头喂它，我最喜欢这样的狗了。

在单位，人们见了我，说什么局长水平高，局长能力强呀，局长看得远，局长身体好等。我只是说，这都是大家给的，我的差距还很大，需要大家多多指教。于是大家又说我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局长，我很爱听这话。我想，要证明自己有学问，能出一本书最好了。我的手下人真是善解人意，只一年多时间，就帮我出了个人专著一本，好评如潮，人们都说我是才子局长。很快，我就担任了本地的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组织领导研究学会副会长、写作研究会副会长等。我的文章被还被收录到《世界妙文大词典》、《中国文章精品大全》等，我的名字被收入《世界名人大词典》、《世界专家大词典》、《华夏大艺术家大词典》等等。我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26.21二十一

成熟的机关人

我在机关工作了二十年。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已经变成了老机关。我学会了按规矩办事，学会了让领导满意。学会讨人喜欢，不得罪人。我变得老成稳重，彬彬有礼，圆滑世故。大家都说我成熟了，很有发展前途。别看别人说我成熟了，但我心里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我想，成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的成熟只是初步的，肤浅的，只是刚刚开始，我还得继续提高自己才是。

我有很强的控制情绪的能力。不论心情好或者坏，高兴还是不高兴，我总是镇定自若，表现出很深沉很幸福的样子。见到我的领导、同事、同行，我总会露出迷人的微笑，笑得很得体，很有分寸。遇到好事，我微笑，不显得大喜过望；遇到坏事，我也微笑，看不出气极败坏的样子。我决不会让别人看出自己在情绪上有什么弱点。即使家里失火了，我也会表现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不能露出惊慌的神态，表现得从容而又镇定。要不然，人家会认为自己还不成熟。

有一次，我花一万元钱新买的摩托车让小偷给偷走了，我心里又窝囊又气愤，肺都要炸开了。可我对同事们说，摩托车丢了就丢了吧，我正不喜欢这台摩托车呢，我会再买一台更好的。同事们说，别开玩笑了，看你那个高兴坦然的样子，打死我们也不信。几天后，大家发现我的摩托车真的丢了，都向我竖大拇指，说我是真正的大丈夫。其实，我的心不停在流血，为了买这台摩托车，我整整攒了五年的工资，那可是一个工薪族一个很大的工程呀。一夜之间，一万多块钱说没就没了。我恨死那个小偷了，我在背后诅咒那个小偷被摩托车摔成瘫子。当然，我这脸不变色的功夫是装出来的。人是有情感的，喜怒哀乐人人都有，可是，在遇到悲喜事情的时候，是否表现出来，这就要看你的功夫了。如果你直来直去地表现出来，那就会给人留下话柄，那你就会成为不成熟之人、小心眼之人，算不上大男人，那么在机关你就没有竞争力了。我常为自己掌握了这门功夫而高兴和自豪。

我学会了天下最美丽的语言，而且能说得恰到好处。我的处世哲学是，逢人要说好听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什么是好听的话，说白了就是赞美的话，表扬的话，同情的话，羡慕的话，吉祥的话，顺情的话，歌颂的话，总之，必须让人爱听。别人不爱听的话，我坚决不说。事情明摆着，一句好听的话不一定结交一个人，但一句不好听的话，就很容易得罪一个人，说不定哪一天，你得罪的这个人就会当上你的上级，那么你就可能为这句不好听的话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是一辈子受苦的代价。我才不当那样的傻瓜呢。

所以，我在任何时候，都坚守不得罪人的原则，其它则放在次要位置。我们单位有一个人，他看我经常在一些报刊发表作品，还在报社当过文学编辑，就拿一些习作给我看，说是请我指教。我一看作品，前言不搭后语，错字联篇，逻辑混乱，读了三遍不知所云。我心里说，此文章狗屁不如，但我还是显得很兴奋的样子，对他说：作品写得不错，文笔优美，构思精巧，主题深刻，内容生动，十分感人。如果照这样写下去，不出三年，加入中国作协不成问题。他很高兴，连连对我表示感谢。还称我为老师，为此，我很高兴很幸福。

我常常违心地对人说一些好听的话。当然这里真话也有，假话也有。表扬别人自己得好处，何乐而不为呢。人人爱听好话，我也不是如此吗。我老婆一表扬我，我就马上给她买化妆品。说好听的话也是一种学问，我在逢人说好听话的同时，总是处处把坏话留给自己。别人说我是个有才的人，而我总是说，本人是笨蛋加傻瓜，无德且无才，没权也没钱，啥也不行啥都不是。说到此，大家都说我谦虚。

我最听领导的话了。领导叫我向东，我决不会向西，领导让我上树，我决不会爬墙。我的座右铭是，领导永远是对的。我的原则是，你是我的领导那么你说的话就是真理，我会坚决照办的。这一点，在我的家庭生活中也有体现。在我家里，我总是把老婆当成领导，对老婆言听计从。老婆批评我，我说批评得对，这是对我最大的关怀与帮助，求之不得，这对我个人发展大有好处，对老婆的批评表示百分之三百的感激。老婆让我给她提意见，我总是说，你干家务不注意身体是最大的错误，身体是家庭的本钱，身体累坏了，这家庭能温馨吗。我经常赞扬我老婆的功德，说我们这个家庭的兴旺，全依靠我老婆的高瞻远瞩和励精图治。老婆说我在机关工作长进很大，学精学乘了。刚结婚时我与老婆经常吵架，现在，我变得文明又礼貌，不仅不与老婆吵架了，既会说话，又能体贴人，成了模范丈夫。她说，这辈子同我结婚算是烧高香了，是前辈子积大德了。我总是说，这是我当丈夫的光荣职责，是应该做的，老婆高不是我最大的幸福，老婆不高兴是我最大的悲哀。

我爱机关

我在某局机关工作，是一位机关人。人们都说我是白领阶层，工作体面，收入可观，福利也不错，这使我心里油然升腾起一种自豪感和优越感。我从心里感激机关，我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各个方面都是机关给解决的，连我的爱人也是看本人是机关人才嫁给我的，没有机关就没有我的今天。机关是我的衣食父母，机关给了我一切，机关对我有恩哪。我太爱机关了，我已离不开机关了。

我们单位最为经常组织的活动是开会，我作为机关人，开会的功夫十分了得，我最不怕的就是开会了。一连几个小时开会，我可以坐在那一动不动，一边听领导讲话，一边喝水，一边记录，偶尔鼓掌，神态庄重，表情严肃，决不会有半点疲劳的样子。这功夫是我在机关干二十年才练出来的。如果谁一开会就坐不住，左顾右盼，还不停地去厕所，那肯定不是真正的机关人，是冒牌的。我开会还有一种功夫，就是一心可以多用。比如，领导在上面讲话，我不动声色，静静地听讲，与此同时，我的大脑可以想另外七八个问题，如，策划开一家酒店，推出特色酒菜赚它一笔；开一个网吧，也赶一赶世界潮流；买一个门市房出租出去，赚取优厚的回报；买一台小汽车，车价要便宜，还要省油，周末自己开车到郊外风光一下；表弟的车被交警队给扣了，得马上托交警队的老同学将此事摆平……别看我想这些问题，决不耽误鼓掌。我表现得绝对认真听讲，没有半点含糊。此时，我的脸上堆满了幸福感。

开会我最喜欢坐在后排，坐后排的好处很多。你走了不容易被发现，假如你想和别人在下面窃窃私语，那么坐在后面就太方便了。领导听不到，也不容易看到。我参加会议很有经验，我总是早一点去会场，坐在倒数第三排的位置上，这样最为保险了。因为，坐在倒数第一第二排，常常被领导请到前排。而坐在第三排就不会轻易被调动了，我这个办法屡试不爽。想不到时间一长竟然形成了习惯，我到影剧院看电影时，总是莫名其妙地坐在倒数第三排。好在这个位置常常空着，没有人同我争。即使不空位，也很容易调换一下。有一次，电影院上演一个炒得火热的影片。我买的电影票是前数第五排。我到电影院时，人们已经坐好了。我一看倒数第三排，也坐满了人。我急中生智，找了一位退休老干部模样的人说：老人家，你年龄大了，眼力不济，上前面五排去坐吧，让我们年轻人坐在后面吧。说着我把自己的票交给了他。他很吃惊，他喃喃地说：都说雷锋少了，今天我就碰到了活雷锋。

我十分爱学习，学习真是一种乐趣呀。在机关，学习的主要方式是看报纸，因为国际国内大事小事都刊登在报纸上了。我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本科室的报箱中取出报纸。我们单位很重视学习，公费为每个部门订了多种报纸，这些报纸是我的精神食粮。我看报纸有一个特点，就是习惯于从后向前看。摊开报纸，先看四版副刊，然后看三版专题，再看二版新闻，最后看一版要闻。对于版数多的报纸的看法也大体是这样。一张报纸反复地看，有趣闻当然先看，趣闻看完了就看小说，小说看完了再看故事，故事看完了就看笑话，趣闻小说故事笑话都看完了，那就得看新闻了。我还喜欢就报纸上的一些新闻和同事们讨论。比如美国人捉萨达姆的内幕有多种版本啦，百慕大三角又出奇闻啦，减肥有什么秘诀啦，等等，兴趣盎然，津津有味。

我喜欢喝酒。在机关工作久了，我的酒量大大提高了。在机关工作，喝酒是一项基本的社交活动方式，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大家感情就拉近了。酒真是好东西，大家喝着喝着就亲如一家了。在酒桌上，大家往往谁也不服谁，你说你有本事，喝酒见高低。我刚参加工作时，喝一口白酒就面如红布，头晕目眩，难以支撑。经过十几年的苦练，我现在可不是以前的我了。喝酒，轻松得很。不瞒你说，拿一个咸鸡蛋当下酒菜，我能三下五除二喝下一斤白酒。有一次，我回到农村老家，村长请我去陪上面来的领导喝酒。我去了，几个回合下来，就把三位上面来的领导喝得东倒西歪，村长说我陪得很到位。不过，有时我也犯战略上的错误。一次，我陪岳父大人喝酒，我一时忘了他是我的长辈，我以为他是上级领导，于是我使出了全身解数，把他喝得三天不醒人事。为此，我的老婆一个月不理我，直到我写了十多份检讨书，她才勉强原谅了我的过失，警告我下不为例。我说，下次我一定要分清谁是领导谁是老丈人。

我的身体越来越胖了。我身高一米七，体重达到了一百七十斤。有人说我发福了，生活好了才胖，如果吃不上喝不上怎么会胖呢。我觉得此话有道理。我小时候长得瘦瘦的，我们村里人都说我有毛病。如今，我回农村老家时，村里人见到我就说，看人家这体格，壮得像头牛，还是城里人生活水平高呀。不过，也有的医生有不同看法，一次，我上医院检查身体，医生检查完之后说，你是坐机关的吧，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坐机关的呢。他说，你体胖且患有脂肪肝，这是不运动常喝酒的结果，一看就是坐机关的。他说，你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我说，我不怕那个，我们单位为我上着健康保险呢。他没词了。

我是“小机关”

我这个人是当小卒的命。在局里工作多年，有多次升职的机会，不是自己放弃了，就是让人家给抢了先。不过我倒挺喜欢当一名下级，下级最省心了，少了很多的麻烦。你看那些出事的贪官，都是有职有权的，如果甘当下级，就不会如此了。所以我甘愿做下级，并努力工作，报答上级的关爱。当着下级也是有学问的，对此，我深有体会。

我的笑容越来越灿烂。其实，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可当了十几年的下级，我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爱笑的人，而且笑得很美，很得体，很有感染力。有一次，我去一家商店买东西，无意之中说自己面临着下岗，不料，那人却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要是真的下岗了，请到我这里来当营业员，我给你开高工资，你这人面善，笑容特美，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我这才发现，是我的笑容感染了他。可我知道我越来越不能支配我的笑容，不论什么事，我都一如既往地面带微笑。一次，我坐火车，丢了五千元钱，我慌了神，赶紧去找乘警，当我面带微笑向乘警陈述丢钱的经过时。那乘警说，你是不是开玩笑，丢了钱还这么高兴。我说我不是真心的笑，我笑惯了，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最后钱还是没找回来。大家认为我是无理取闹。

我很懂事。在单位，我承包了所有的诸如扫地、打水、清理杂物、擦玻璃等体力活。因为我是下级。作为下级，我怎能让上级干那些不是上级该干的事情呢，上级总有更重要的事干，这是当下级的最应该明白的道理，如果连这些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那你想当上级，还有门吗？让老婆高兴的是我还把自己学会的干杂务的习惯带到了家里。每天早晨，就早早起床，把家里的所有房间打扫一遍。老婆说我学乖了，学会体贴妻子。为此，她多次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常对老婆说，这是我们当下级的应该干的，你作为上级，坐镇指挥就行了。我老婆表扬我会说话了。我总是说，这都是领导有方，功劳应归功于领导。后来，我干脆把我老婆称为领导，我发现，这样，我老婆就十分高兴，大大减少了打我骂我的次数。

我学会了为上级着想。比如，看到领导拎包，不管大包小包，我总是很熟练地抢到手里。我觉得，作为下级，就是应该主动为领导拎包。领导日理万机，如果连拎包这样的简单劳动都让领导样亲自干，那也太不关心领导了，领导也是人，并非铁打的。一个当下级的应该以能够为领导做点事感到自豪。可不知为什么，我拎包拎上了瘾，以至时间长了不拎包我就感到难受。于是，我常到一些大商场，专门为那些需要帮忙的人拎包。时间长了，我的这一行动引来了好多记者，他们非要采访我不可。当他们问我为别人拎包时，想的是什么。我说："为领导拎包是我应该做的，这是神圣的使命。"我发现他们用奇怪的眼光瞧着我，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于是，我赶紧改口，我说："我时时想起雷锋，雷锋是我终身学习的好榜样，我要把雷锋精神发扬光大。"听了我这番话，他们赶紧用笔把我的话记在本上。为了这句假话，我至今常常感到内疚。不过，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要是讲了真心话，恐怕这些记者就白来一趟了。那么他们就会受到领导批评，我不希望那样。

我擅长察言观色。我一看别人的脸，就知道他是否高兴，满意还是不满意，是想发火还是想唱歌。在一般情况下，我做出判断只需0.5秒钟时间，有时甚至更短。后来，就是谁是否在家中同老婆吵架这样的事情我都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领导不高兴时，我就尽量躲开，因为，你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惹领导，那么你就十有八九没有好果子吃。自从我掌握这一本领后，我同老婆吵架的次数少多了。原因是，我通过察言观色，知道我老婆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不高兴时，我就躲开她，这样，问题就自然得到解决，为此我感到幸福极了。

老机关的自白

我是一名在机关工作多年的老机关，我心里感到很自豪。人家都说我是白领阶层，这话我最爱听，这说明在机关工作的人体面、优越、高雅，令人羡慕。人家还说我讲文明、懂礼貌、有人情，我认为说的有道理，这是对我的认可和鼓励。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我的身上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常常莫名其妙地失态，我发现自己不是以前的自己了，我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的特长是写文件，我的生活特点是写并快乐着，这里的写指写文件。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人说，母亲生了孩子，当她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她就是世界上最为幸福的人了；也有人说，作家写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当他为自己的作品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有人说画家画出一幅优秀的作品，当他拿着画笔，最后为他的画润色的时候，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其实，人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在这个世界上，坐机关的人，他写完一个文件，当有关领导在文件上签署同意印发四个字的时候，他就是世界上最为幸福的人了。我的工作就是发文件，早晨一上班，我就端坐在办公桌旁，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开始创作文件，只所以说创作文件，因为写文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机关的作用在于发文件，这写文件可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为了写好一个文件，我常常要绞尽脑汁，一个文件就是我的一篇作品。作家写稿子，一天可写几千字，有的人一天写上万字，写文件就不那么容易了。为写好一个几百字的文件，我曾写上一个月，修改了上百遍，可当文件印发以后却发现有一个标点不够妥当，为此受到领导的批评。不过这算不了什么，领导的批评是前进的动力。可最近一个时期

，我发现我一天不写文件就受不了。一到双休日，就是我最难熬的日子，因为我不能写文件了。后来，我反复同妻子商量，要实行家庭机关化办公。对于家庭重大事项，诸如家庭开支计划、孩子教育方案、开展社交原则、孝敬老人制度等都要通过认真讨论，最后通过发文件的形式来确定。妻子一开始坚决反对，说这是瞎胡闹，后来，我以自己戒掉吸烟为条件，才达成了协议。自从实行家庭机关化办公以后，我在双休日再就不用发愁没事干了。每到双休日，我在家里发二三个家庭文件，这使我真正体会到双休日的快乐。

看报纸是我的一大爱好。如果一天不看报纸，就会抓耳挠腮，二天不看报，就会茶饭不香，三天不看报，那么我就会大病一场。一次我回乡下老家小住，发现老家没有报纸。我强忍了一天，可到第二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到镇上去买报。可到镇上一看，竟然没有专门卖报纸的地方。正巧看到一个卖猪肉的屠夫的案子上放着一叠报纸，我说报纸卖吗？那屠夫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我，手中紧握着杀猪刀，眼睛瞪得像灯泡，看来，他把我当成了无理取闹之人。在乡下，人们需要的是猪肉而不是报纸，而对于我来讲，需要的是报纸而不是猪肉。我怕产生误会，于是站在一边不吱声了。我发现，有一个人买了十斤猪肉，屠夫就给他包上了一张完整的报纸。于是，我赶紧掏出一张百元人民币，要求买十斤猪肉。可那个屠夫一刀下去，剁下来很大一块肉，将肉上枰一称，有十二斤，我说全买了。屠夫一高兴，非要用一个大塑料袋来装，说是我买得多，理应好好包装一下。我急了，赶紧说，用报纸包就行了。那个屠夫直夸我，说一看我就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凡事都替别人着想。可他并不知道，就是那十几斤肉我并不在乎，在乎的是那张报纸。假如没有报纸，我才不买猪肉呢。当然，钱没有白花，我从报纸上读到了多条重大新闻。我父母却表扬我懂事孝顺，因为我为他们买了一大块肉。对此，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鼓掌是我的一门功夫，我一连鼓掌半小时不会感到有任何不适。鼓掌是大有学问的，每当领导讲话时，只要他稍一停顿，我便知道应该鼓掌了。领导啥时需要掌声，我最清楚不过了，这是多年积累下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掌握的。鼓掌既要热烈，又要文雅，有板有眼，不是可以随便的。据说，有的秘书给领导写稿子，在段落中间写上"请稍等，此处可能有掌声"，来提醒领导停一下，让大家来鼓掌。其实，这个办法是针对在机关工作时间短、反应迟钝的人的，像我这样的老机关，根本不用那一套，即使他不给我留出鼓掌的时间，我也会见缝插针来鼓掌，让他百分之百满意。其实，鼓掌是机关的一门基础学科，在机关时间长的人，对此无不精通。我就是其中的代表。可不知为什么，有时我把鼓掌的习惯带到了其它地方。比如，在家里，当我老婆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竟莫名其妙地鼓起掌来，而且极具感染力。对此，老婆很是感动，她说我学会尊重理解别人了。她还说她很感谢我们领导，是我们领导教育有方，使我学得聪明懂事了。其实，我哪里是为她鼓掌呀，我是把她当成我们领导了。就是由于鼓掌这件小事，却大大改善了我们夫妻关系。过去，老婆总说我是大男子主义，摆男人的臭架子，为此没少同

我吵架。我曾想过很多办法，包括帮岳父干活、给岳母买保健品等，总是无济于事，为此我很苦恼，可自从为老婆鼓掌之后，此问题应刃而解，老婆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当初，在老婆讲话后我鼓了掌，我知道自己失态了，我很不好意思，生怕老婆说我有神经病，可结果却恰恰相反，老婆没有说我有毛病，反而夸我懂事、明理。于是，我便把失态当成了学问。可是有一天，有一个疯子在大街上大喊大叫，不知为什么，我又莫名其妙地鼓起掌来，大街上的人都把目光从那个疯子身上转向了我。我赶紧解释，说那个疯子说的话有一句是很绝妙的诗，正当大家半信半疑时，我乘机溜掉了。

朋友张三说我患了机关综合症，列出症状几条，我拿起笔便做起了记录。我忽然发现自己又失态了，因为他并不是我的领导。

26.22二十二

我的拍马生涯

来到机关工作以后，我沉默寡言，木讷呆板，只知道埋头工作，不太热衷与人接触，有人说我是木头疙瘩、植物人，将来不会有出息的。我也时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时，有好心人给我出主意，说是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学会拍马，否则就如下水不会游泳，麻烦多多。还说在机关有一句名言：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拍的，你要在机关生存，关键要有三寸不烂之舌。为了不被淘汰出局，我便仔细观察别人的说话办事方式方法，时间久了，耳濡目染，渐渐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自己的拍马功夫得到不断提升。

拍马要讲求实用主义，我把主要精力用在拍上级的马屁上。想想看，在机关谁决定你的命运呢，还不是你的上级？让上级满意和高兴，那自然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了，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除非你是傻瓜和笨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总结了许多心得体会，比如，"局长就是上帝"，"上级永远是对的"，"想上级所想，急上级所急"，"不爱护上级的同志不是好同志"等等。这些都是我经历了大量的事情以后归纳而成的，在文件里找不到，但在机关里却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拍马的功夫体现在灵活性上，必须善于抓住时机，上级不是随时等着你去拍马，拍马要在关键时候去拍，在上级最需要拍的时候去拍，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次，我们局长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讲述着全年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不知是由于他身体过于肥硕，还是椅子不太结实，他一不小心就把椅子腿压折了，他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正巧，他四周围了许多人，大家一看这场面，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我眼疾手快，赶紧把局长扶起来，换上一把椅子，说，局长，我们局的指标完成得太好了，这把椅子都承受不了。尴尬的场面立即被打破了，局长笑啥啥地说，说得对，说得对。大家也异口同声说，是这样。我们对我说，在机关工作，很需要这种随机应变处理事情的能力。此后，我越来越受到局长的重视。很快我就被提拔当了科长。人家都说我变得会说话会办事了，不是以前那个书呆子。我私下想，我这样低三下四地给别人拍马，连自己都感到恶心，可别人都说这样好，真是见鬼呀。但是，一想到自己不断地升职，也就感到这样做也值了，适者生存嘛。

没有想到这拍马的功夫用途还很广呢。我在农村考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城市工作，一没钱，二没房，三没地缘，一连谈了七八个女朋友都没有谈成。学会拍马之后，我的恋爱就有了突破性进展。前不久，有人牵线搭桥介绍一个女朋友。一见面，我发现她对我很冷淡，看样子对我不太满意，只是应付我。如果不打破僵局，结果肯定是拜拜了。我想，我得抓住机会，赢得她的好感，于是，我使出全部拍马功夫，说他是我见到天下最美丽女人，说她的声音像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说她从事的职业是天下最伟大的事业，说她行为举止具有大家闺秀之风和现代女性之美。第二天，她主动同我约会，她说，她很爱听我说话。后来，她和我结成了百年之好。结婚之后，她说，一见面，她没有相中我，决定马上拜拜。通过谈话，发现我很会说话，嘴很甜，一想，和这么会说话的男人共同生活也是一件幸福的事，于是她决心同我结婚。

拍马不一定就是花言巧语，在很多时候，你向人家献忠诚不用语言也能起到很好的拍马作用。我们局长做报告时，我总是坐在靠前的位置上，认真听讲，总是能找到合适的时机，带头鼓掌。每一次鼓掌，我都坚持最到后一个停止鼓掌。为此，我们局长没少表扬我，说我听得认真，能够积极参与互动。其实，我知道，局长在上面口干舌燥地讲，最需要的就是掌声了，没有掌声，这话讲得多么没劲呀，显得局长讲得没水平。所以，我很理解局长的心情，总是带头鼓掌，使整个讲话过程掌声不断。为了使掌声形成合力，我还私下串通几个哥们，事先说好了，我一鼓掌，大家都要跟着热烈鼓掌。所以，我每次鼓掌，都有一些人积极响应，不会出现个人"孤掌难鸣"的问题。

其实，拍马内容、方式远不止于此，比如，局长的亲属有事要办，局长不便于出面，我主动去帮忙，尽力按局长的意思办好，而且不给局长找麻烦；局长爱好打麻将，我主动相陪，而且要多给局长点炮，点炮点得不露声色，显得局长牌艺不比寻常；局长开车碰了人，我就替局长担这个责任，对外说是我不小心闯了祸；局长去游泳，我总是先试一试水的深浅凉热；局长想考本科文凭，我就去替考；局长需要出名，我就帮他宣传，让他在报纸上有文，电视里有影，电台里有声，等等等。总之拍马不拘一格，如变形金刚，变化无穷。

说心里话，我处心积虑地拍马，其实就是为了有好的回报，没有回报，我才不拍那个马屁呢。拍马不慎，很有可能就拍到马蹄子上。所以拍马也是有风险的，没利可图，谁冒这个险。随着我拍马功夫的提高，职位也不断上升，我也喜欢别人拍我的马屁，一天没有人给我拍马屁，我就感到闷得慌，不舒服。我想，是谁发明拍马屁这门学问呢，我真佩服他呀。

述职综合症

中层干部每年初都要在述职大会上述职，这是局里雷打不动的规矩。要求每个人在十分钟之内完成述职，超时视为违规。应该说，台下一年功，台上十分钟。这十分钟述职显得十分关键，利用好了，名利双收，利用不好，名利受损。所以，我格外重视它，从不掉以轻心。

平时，我干了不少的工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述职大会上，我可以借助述职的手段，向全体职工汇报一下自己的成绩，说一说自己的辛苦，这是自己的一个福分，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平时，自己要向别人表白功劳，那是吹牛的表现。但在述职大会上，你就可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讲述你的成绩与功劳了。述职完毕后，全体员工还要给你画票，就是在表格中的优秀、胜任、基本胜任、不胜任等栏目中选择一栏打勾。最后由人事部门统计出胜任率，不胜率等。我很爱述职，一上台述职，就有一种像演讲那样的激情。我总是用洪亮干脆的嗓音，抑扬顿挫的语调，丰富多彩的词汇，有板有眼地完成述职，一般将时间控制在九分半到十分钟之间。

我喜欢用数字说明自己取得的工作成绩。在说明业务收入等经济指标时，我喜欢用比上年同期增长多少百分点，或提高几倍，翻了几番，在本地同业占有多少份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几个百分点等。在说明费用、支出、财产损失等指标时，我喜欢用比上年大幅度下降，历年来最少、人均下降几个百分点等字眼。在说明机构人员等指标时，我常用撤并机构多少个，占应撤并机构的百分十之几，精简人员多少人，占应精简人数的百分之几等。我常把印发了多少个文件，下乡多少次，制订了多少个办法等作为我的工作成绩。我还把一年来获得的荣誉称号一一列出，并加以渲染。当然，写完这些之后，我一定会话锋一转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并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局领导班子英明指挥的结果，是主管领导关怀和支持的结果，是科长率先垂范的结果，是同志们大力支持的结果，所以我要借此机会向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常常把整个单位的成绩当成我自己的，但这不是我故意的。想想看，单位那么多项工作，谁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参与了，你说是不是人人有份呀。所以我总结时当然要列在自己的名下，我也不反对别人把这些成绩列在他的名下。有道是，有了成绩大家共享嘛，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再说，现在吹牛也是一种本事，不吹白不吹，不吹牛没人表杨你，不吹，让人家嘲笑你是土老冒呀。所以，在述职大会上我大张旗鼓动地吹了牛皮，心中自然不踏实。可是，我一想到有人比我吹得还厉害呢，于是心里也就平衡了，大家都吹牛，你不吹牛岂不吃了大亏。我发现，同志们真好呀，不论我怎样吹牛，他们都认真地听，没有看出不满的样子。可能他们听吹牛听惯了，一点也不奇怪了。由于述职形成了习惯，回老家时，我同我的老父亲汇报起了自民的工作成绩。我不由自主地使用了述职的语言，当我正汇报得起劲的时候，老父亲发怒了。他说，想不到你参加工作以后，真本领没学会，倒是学会了吹牛皮了。他说，你们单位是不是时兴这个？

述职使我变得越来越喜欢谈话，一见到认识的人，寒暄几句后，我就开始介绍我的工作成绩，越讲越起劲。熟人都夸我能干，有前途。我很高兴。可是我也有闹心的时候，一次，我老婆批评了我，她说听我的熟人说，我一见到他们就不让人家走，喋喋不休地汇报工作，烦死人了。我才发现自己确实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十分注意控制述职瘾。一到人多的场合，我就告诫自己，这不是述职的地方。经过多次训练，果然很有效。于是，我松了一口气。可是有时也发生意外，一次，我同局领导及同志在一起喝酒，喝到一定量的时候，我忽然站了起来。我说，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好！下面，我将一年来的工作，向大家做一简要汇报，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一开始，大家都说我很幽默。可大家发现我滔滔不绝地汇报下去的时候，才发现我是喝酒喝多了，于是差人打车把我送回了家。回到家里，我继续向我老婆汇报工作成绩。结果，老婆大怒，说，你真是有病呀，紧接着打了我七八个大耳掴子，我终于清醒了。我说，老婆打得好，打得很及时。

述职成瘾并不是总是遭遇尴尬，有时也取得了意想不到收获。一次，我去学校开家长会，会上，孩子的班主任老师让大家说一说是如何指导孩子学习的，让大家自由发言。可是，半天没有人肯说话。这时，老师把眼神投向了我，似有求救之意。我想，不就是汇报工作吗，那和述职差不了多少。于是我就把自己是如何当爸爸的，如何教育孩子的，一五一十地讲了下去，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不仅讲了自己当爸爸的作法和取得的成绩，还汇报了自己若干条体会，最后讲了将来的打算和设想。整个过程用了半个多小时。按惯例，我在发言的最后部分，应把自己的成绩归功于领导，可是在这里，谁是领导呢，那当然老师就是领导啦。于是我说，我当爸爸取得的成绩都归功于老师的英明领导和大力支持，在此对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和崇高的尊敬。没想到，听了我汇报，孩子的老师显得十分高兴和激动，她说："还是在机关工作的人素质高呀，听听人家的发言，真是长知识、增学问呀。"过去，我的孩子总是对我不满意，说我啥也辅导不了。这次她破例表扬了我，说，老爸你还真有两下子，真人不露相呀。

我的“职称工程”

在机关工作，如果弄不到一官半职，那么就只好在职称上下一番功夫了，以职称弥补职级的不足。职称到手了，好处也不少，一是可以涨工资，二是有了地位，三是面子上好看。一个人在机关工作，如果没有官职，职称又捞不到，那么真就是一个窝囊废了，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没有人看得起，也别想指望得到什么好处。我原来寄希望于升职，无奈机关想升职的人实在太多了，我的竞争力又太差，所以在升职这方面已是十分渺茫。所以就承认现实，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了，我希望自己能职称方面如愿以偿，于是开始打造我的"职称工程"。

我十分重视提升自己的学历，因为评职称学历越高越有竞争优势。我大专毕业来到机关，起初我在单位里是高学历，人家很羡慕我，说我是个人才。可是没有几年，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现在机关大部分人都是本科学历了，还有一部分人已读完了研究生，我反而落伍了。我想，我不能甘心落于人后，于是就发愤学习。我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通过四年的努力，终于拿下了自学大学本科文凭。在这几年时间里，我学会了考试抄袭，而且水平不断提高。我在上大学时是从来都以抄袭为可耻，经过几年自学考试，我悟出另一番道理，不抄才是可耻、笨蛋呢。有了大学本科毕业证，评职称时我就有了一个很重的法码。我心想，想要评上职称，现实一点，灵活一些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人不能让尿憋死。

我最关注报刊上的论文了，看到好的论文我的眼睛就发亮。可惜我不会写论文，可评职称非得报论文不可，我可难死我啦。我恨自己不是局长，人家当局长的有代笔人来写论文，而且多得能编成一本书，对于我这样只会干工作不会写论文的人来讲，没有人肯帮我写。人家给我出主意，说把别人写的论文改成自己的也能蒙混过关，现在还有谁求真呀。我正准备如法炮制，可是，有消息传来，说某某因为弄了一篇假冒的论文被发现，受到了几年内不许评职称的处罚，我一听害怕了。可是，要申报职称我就差几篇论文了，愁得我要死。这时有人给我提供线索，说是有的网站有偿代写论文。我想，别人代写论文我不说出去，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于是，我几经与人家讨价还价，付了款，不久人家从电子信箱给我发过了两篇论文。于是我赶紧跑到杂志社使出三拜九叩的功夫，人家才答应发表，但人家要求我付一些版面费。我想，付点版面费是应该的，不是为了评职称吗。我很高兴，对我们科长说，我写的两篇论文马上就要发表了。我们科长听说我找到发表论文的杂志，让我帮他把他的论文也拿去发表。我同意了，我心想，帮科长的忙是大有必要的。可是，当我把科长的论文拿到手时，大吃一惊，天哪，科长的论文和我手中的两篇论文一模一样，你说巧不巧。可我的心里暗暗叫苦，这事一定不能讲，要不然，科长的面子往哪里放。于是，我便把科长的论文先拿去发表了，自己另想办法。

评职称要求有业务工作能力。以前我到了单位，热衷于喝茶聊天，或打牌凑趣，自从开展评职称评定以后，我就变得积极工作了。因为，申报职称的人需要提供业务方面的工作方案、管理办法、经验材料等硬件。为了评上职称，我整天地坐在办公室里埋头写工作方案，就连打水搞卫生等杂事也都制定了工作方案。一年下来，我制定了二十多个工作方案和管理办法。订在一起足有一本书那么厚。我常想，还是评职称的作用大呀，要不然，我说什么也稿不出这么多工作成果。后来，我对制订工作方案上了瘾，以至于在家里也要制订工作方案。我先后制订了《子女教育工作方案》、《工资分配方案》、《家庭消费方案》等，我老婆说我有神经病，我说你不懂得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不久，我老婆的单位也评职称了，她开始理解我了。她知道为了评职称，我费了不少的心血，她常给我弄些好吃补养身体。她说，你和我的职称评定是咱们家庭里的一号工程，评上了，整个家庭都感到光彩，而涨了工资，那更是家庭的大事了。为了评上这个职称，我都变成了一个大胖子了。想想看，评职称，也够幸福的。

评职称需要业绩，没有业绩是万万不行的。我想，我是一个小科员，只管一小摊业务，哪有什么业绩呀。但我常看报纸，说是一些人搞政绩工程，达到升迁的目的。我想，自己无职无权，不搞点业绩工程，谁能看得到你。于是，我经过反复考虑，确定了我的一系列业绩工程。于是，我就放弃了双休日和节假日的时间，到单位加班。其实，我那点工作在工作日都干不满时间，根本用不着加班，但是，为了创造业绩，我就豁出去了。于是凡是星期节假日，我总是到单位加班，时间久了，领导和同地们都知晓了，一次局长在开大会时还表扬了我，我兴奋极了。我想，到了总结的时候，我就有业绩了。

眼下，我已申报了中级职称，不知道是否能评得上。我听说，这次申报职称的人很多，竞争相当激烈，我这颗心呀悬得高高的。我默默地祈祷，老天保佑，让我评上职称吧，下辈子让我做牛做马都行呀。

26.23二十三

释官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成为一个旅行者，在漫长而又暂短的光阴里，完成自己人生始点到终点的跋涉过程。人生旅程有领略不尽的绚丽风景，同时，又面临多种多样的诱惑。不可否认，官职、权力与地位对人的吸引力极大。

培根有句名言："位居高位者是三重奴仆，即，君王和国家的奴仆，名声的奴仆，事业的奴仆。"但人们不会把这句话当真的，事实上，许多人都把当官做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人当上了官称为荣升，是件好事，体面而又荣耀，而免了官则称下台，是件不光彩、丢脸的事。古人说学而优则仕，无数读书人皓首穷经，就是为了谋个一官半职，许多人头发都熬白了，仍雄心勃勃，失志不渝，甚至到了垂幕之年，仍为谋官奋斗不息。而人一旦取得功名，往往则欣喜若狂，古语曾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之说。那个有名的范进，中举后竟然高兴得疯了，这一疯令人纳闷，但又在情理之中。现代社会人们的"官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当官仍然是许多人的首选目标，不说大人就是现在的小学生，都争先恐后地当学生官。小时候当官是为将来当官垫底，而大人对当官的热情似乎从未降过温。

前不久，某地搞一次调查，在列出的69种职业中，选择当市长的人最多。人们为啥要争相当官，这里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因为当官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人是逐利的动物，因此，人们争着当官也属正常的事情，所谓人之常情。

我以为，官是一种职业，一个人选择哪种职业是个人的自由，没有必要说三道四，拿破仑曾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人们想当官也不必妞妮作态，该争就争，该上就上，一有机会就得抓住，现在不实行考官或者竞聘当官吗？这些无可挑剔，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当官，如何面对获得的权力。权力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东西，往往给人以妙不可言的感觉：他昨天还是小王、小李、小赵，一纸文件，就使今天的他就成了王科长、李局长、赵主任，同样的一个人昨天人们称小王、小李、小赵，今天就都改口了，王科长、李局长、赵主任，人们对他刮目相看了，昨天别人指挥他，今天他可以指挥别人。他可能一开始以为：我还是原来的我呀，可在人们持久喝彩和赞扬声中，有时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错觉：我已经不简单了，甚至十分伟大了。知识不足以为学富五车，为人平常却以为高尚无比，能力不足却以为无所不能，满脑子胡思乱想却认为自己报负远大，壮志凌云。

在公的私的，大的小的，内的外的各种场合中，由于自己拥有权力就觉得自己非比寻常，落座时想到位置，说话时打起官腔，特别是赢得众人的尊重和喝彩之时，就分外地自我感觉良好。有人说：他水平高，能力强，这也行，那也行，行行都行。一开始他往往还谦虚一些，可久了，他就大大方方予以接纳，真的有了"自信力"，所谓群众的眼光是亮的。此后，他的官职不断提升，出门有高级车子，讲话有秘书稿子，特别是门庭若市之时，那么多人求着办事，有很多人给送礼，给好处。他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大英雄，应酬、开会、参观、听汇报，习惯了指挥别人，听惯了掌声，听惯人们好评。后来，这成了生活主弦律，于是功成名就之感从他内心中升腾起来，挥之不去。

可惜权力这东西它不具有永久性，升降荣辱往往掌握在别人手中。有时权力者是政治棋盘上的一个棋子，随时有进有退，有上有下，乐观一点讲，你的官位啥时被拿掉也不好说，退一步讲，你当官一直到退休，这时有一个现实摆在你面前：你还原了自己，这时，你会发现，权力带给你荣耀，同时又带给你虚荣的东西，比如这个衔，那个衔，其实都是虚衔，与能力、知识、品格等关系不大。你会扪心自问：我到底拥有了什么？你会感到人走茶凉，你会吗：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势利呢，在位的时候，大家围着转，不在位时没人再理你，这还不算，还有许多人说你干了不少坏事，要算算帐，这时你可能执迷不悟，说这个世界变坏了，你也可能醒悟，由于迷信权力带来的假象，你虚掷光阴，为身外之物所累，而自身的充实、修养、锻炼却被荒废，才知道真正的自己有多大分量。有些人自己除了指挥别人的特长之外，再没有别的特长，当自己指挥别人的权力不在时，自己不如大街上修自行车的，不如在墙角一边修鞋的，甚至不如走街串巷卖糖葫芦的，人生到了这个地步，那才叫真惨，简直惨不忍睹，这还不是最惨的，有一些人在获得权力时，把握不住自己，贪心膨胀，犯下种种罪行，被司法部门绳之以法，于是被开除公职、判刑座牢，有的丢了脑袋，将人生打上不光彩句号。

走笔至此，在下还需声明：导致悲剧人生不是追求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不良态度。有些人当官当得十分壮烈，功勋卓著，比如，包拯、林则徐、海瑞、文天祥、等等，而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面对权力，不能正确估价自己，崇尚虚荣才会使人生落入陷井；而焦裕禄一个人能够正确面对权力，正确认识自己，那结果就不一样了，至于到底咋样，当然可以大书特书，但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麻将新说

麻将对国人来讲，不仅仅是一种玩法，它是一种迷，一种标志，一种现象。麻将身上包容着深刻的社会内涵，但由于它的普遍又常见使我们对它熟视无睹。

我认为，麻将寄托着中国人的生存理想，也许，麻将现象比足球现象更耐人寻味、发人深思，麻将是一种哲学。

麻将体现了机遇均等。要打麻将，就必须组成一个四人的临时小单位，只要你愿意，进入这个小单位那是一件简单的事。朋友、同事、同学、战友、邻居、老乡、或者陌生人之间都可临时动员起来，自由组合，这里没有学历、年龄、职称、性别、关系等方面的限制。完全不怕这不怕那，理直气壮加入就是了。现在进一个单位特别是一个好单位实在太难了，不说当正式工，很多单位招临时工，条件是30岁以下，本科学历以上，即便你有了这些条件，如果没有关系还是不行。进单位难，进好单位更难实际就是就业难。我猜想，一些人自愿组成一个小单位娱乐娱乐，大概是从心里寻找一种平衡和解脱。

麻将体现了公平，麻将中的游戏规则由大家共同制订，规则一旦定下来，每个人都无条件遵守。麻将桌上的输赢胜败是在同一规则之下公平较量，这里不分官大官小，不分大人小孩，不分男人女人，不分高低胖瘦，不分父亲儿子，不分名人百姓，不分穷人富人，一律一视同仁，在这里，特权不起作用，金钱不起作用，关系不起作用，阴谋不起作用，大家凭的是牌技和运气。也许，现实生活中，我们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实在太多了，找工作、晋升、搞实业等那项没有关系网和金钱的干预，那项没有幕后操纵，那项没有猫腻。其实，社会各个领域，真正实现公平竞争的地方有多少？中国的关系网、金钱网、裙带网到底有多大、多广、多深，有谁说得清。可当我们坐在麻将桌上的时候，惊异的发现，这貌似腌脏的地方其实是一块净土，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而正由于这是公平竞争，才使打麻将这一活动趣味无穷，因而我从心里对打麻将的人有几分理解。

麻将体现了民主，麻将桌上实现的是完完全全的民主制度，在制定游戏规则时，每人可以发言，每人的意见都会得到尊重，谁也不能独断专行。在麻将桌上，没有领导、没有权威，人人都是群众，大家是绝对平等的，为了体现公平、民主、秩序，麻将桌上实行的是轮流"坐庄"制度，按一定顺序人人可轮到坐庄权，而这种坐庄权是十分有限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先抓牌，先打牌的权力；麻将桌上每个人又都是监督员，同时也是被监督者，假如有人在打牌时作弊，人人都可理直气壮地予以揭发，一旦事实确凿，那么作弊的人便会遭到严格惩处，毫无回旋余地。由于民主制度的存在，因而麻将桌上很难作弊，也不敢作弊。可以说，实行民主是根除作弊的最好办法。

麻将体现了公开原则，每个人打出的牌公开，吃进后组合的牌也公开，和的时候要把牌推倒，亮底，让大家来看个明白，麻将每个环节都公开。应该说在麻将桌上搞不了暗箱操作。公开是暗箱操作的死敌。其实，公开与公正是紧密相联的。公开就是把事情放在阳光之下，事实上，凡是那些丑恶的东西才容不得阳光，正大光明的正义事业从来就不怕公开，假如，打麻将不公开那是一种怎样的结果呀，比如张三说一声，我和了，我赢了，却不让大家看牌，这和有谁肯承认，有谁肯服。可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事情就像张三一样，不敢亮出自己的底牌，却声称和了。对比，我们很多人也习以为常。然而有趣的是，这种弊端，在麻将桌上不曾发生，因而我这样想，打麻将完全可称得上一种高雅的活动，说其高雅不在其表面，而在于它的本质。

麻将桌上个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个人拥有完全的自由，你如何打牌那是个人的事，没有人干预，没有人强迫。在麻将桌上，个人的意志得以充分的展示，自己的大脑真正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的发挥。而你在学校、在工厂、在机关、在医院就不一样了，在学校，老师是权威，老师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老师说对就对，说错就错，在工厂，厂长说的算，厂长让你向东，你不能向西，让你下岗，你不敢说不；在机关，领导就是标准，你按领导说的办就行，想别的，门都没有；在医院，医生是真理，你只有服从真理的份，想否定医生，胆太肥了吧。而在麻将桌上，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的命运真正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打麻将，感到自己真实地存在。而在别处，可能感到自己若有若无，恍恍惚惚，若隐若现。可贵的是，麻将帮我们找回了自己，麻将可谓功不可没。

麻将的启示

我这个人不喜欢打麻将，但我不反对别人打麻将。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在这个世界上，人们选择什么那是自己的自由，万万不可认为自己喜欢的就是好的，自己不喜欢的就是不好的。我以为，众多的人对麻将乐此不疲，说明麻将本身确实具有很强的魅力，那么它的魅力在哪呢？麻将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打麻将可以得到诸多的人生启示，这种启示也许比在打麻将中获得乐趣更为重要。

其实，人生的本质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打麻将的人都想和，在麻将桌上，和就代表着赢，和是赢的代名词。大家围坐在麻将桌旁，人人都盼和，但每次只有一个人能和，其他的人则不和。打麻将的过程，就是期盼和的过程。而在打麻将的整个过程中，抓牌、打牌、吃牌都围绕一个和的目标，其实和这是一种结果。实际上，和的表现方式却十分简单，按规则要求，只要达到了和的标准便可将牌推倒、亮底，让大家看个清楚，如果大家无疑义，就算胜出。我觉得，打麻将的趣味蕴藏在打麻将的整个过程中，而不限于那和的"一次亮底"。四个人打麻将，和的那一个人自然快乐，而不和的人也是十分快乐的，因为大家都奔着和的目标努力了，大家都精心地策划着每一局，细心经营了每张牌，从努力中收获了乐趣。从这一意义上讲，打牌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结果是一种形式，而过程才是本质，也就是乐趣之本源。人生就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有的人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有的人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想一想，其实大家就是在追求目标中收获快乐的。过程才是真正的目的，而目标恰恰是手段。由此，人生就要把成败看淡一些才好，成功了，不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失败了，也不要认为毫无是处，没脸见人。应该说，努力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当我们品读老子的《道德经》时，不难得到类似这样的启示。

打麻将的过程就是取舍的过程，必然有所取有所弃，打麻将抓牌、吃牌固然重要，但弃牌也是学问。在打麻将者手中，有闲牌就和不了，只有抓住时机，把闲牌舍弃，才能有可能和，舍不得闲牌，那是永远和不了的。其实，在很情况下，闲牌看上去并不闲，看上去很有用，如果舍不得打出去，就会影响整个牌局，因而麻将高手总是大胆舍弃一些闲牌。人生也是如此，凡是成功人士，要懂得取舍之道。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并不复杂，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里面，我们只能做很少很专一的事业才能成功，啥都想做的人往往啥都做不好。成功偏向于专才，而不是全才。我的一个文友一开始既经商又写作，后来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放弃经商，专心写作，结果，写作水平突飞猛进，不仅成了知名作家，而且弥补了放弃经商的损失。他说：放弃一件事件很难，但放弃是明智的。我不赞成有些人把自己不擅长的东西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美其名曰有毅力啦、专注啦、坚忍啦。那都是骗人的美言，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本应抓紧时间做自己擅长的东西，尽量给人生增添亮色，即使做不出大成绩，但至少让自己感到幸福和愉快，我不赞成自讨苦吃的做法。从某种角度讲，人生就是放弃的过程，当该放弃的东西你放弃了，你便离成功近一些，否则，那只能是南辕北辄，自讨苦吃。

打麻将是存在很大的运气因素的。有人说，打麻将三分牌技，七分运气，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人生往往存在运气问题。香港一大富豪坦言说：他生意做大之后，赢利只是三分经营七分运气，诚哉斯言。古语说：苦心人天不负，这话是对苦心人的一种鼓励和安慰，至于老天是不是负了苦心人，那只能从现实中找答案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努力耕耘都有结果的，就象农民并非种上了地就会丰收一样，假如老天爷不下雨，农民种田流了多少汗也没有用。我们常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当然没错，但有时，命运也掌握在运气手中，这也没错。问题是，面对有运气或没运气，我们能否保持一个平常心。运气好的时候，不应认为自己多么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运气不好的时候，也不要认为自己一败涂地，无颜见江东父老。我觉得，历史上刘邦赢了项羽就有运气的因素，假如项羽在鸿门宴上，一声令下，砍下刘邦的人头，则天下则属项羽。可他一犹豫，让刘邦逃了，结果就不一样了。但失败了的项羽还是英雄。其实，好的运气可以使人成功，但运气不会总伴随一个人，一个人有了运气后，不知努力，不知自省，那就是失败的开始。运气可遇不可求，认清这一点，我们就拥有一份坦然。

我的麻将哲学

我在机关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我最喜欢打麻将了，麻将已成为我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觉得打麻将的学问太大了，这里包含着深厚的哲理。我不知道是谁发明了麻将，我觉得发明麻将的那个人实在是很伟大，它给多少人带来了生活的快乐与满足。我把打麻将作为体验生活的一种主要方式，麻将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幸福。我不知道自己离开了麻将的日子会怎样。由于我时时打麻将，善于打麻将，在机关被人们称为麻将大师。其实，这过于抬举我了，我只不过在打麻将方面精通一些罢了。

我打麻将精力十分充沛。打一个通宵麻将白天照样上班，上班绝对不会表现出无精打睬的样子，照样侃大山、吹大牛、说笑话、讲黄段子，天南海北，大大小小，真真假假，云山雾罩。我对麻将的原理研究得很深，我能用麻将原理解释生活中很多事情。一次，我们单位领导向大家征求发展大计，我作了精彩的发言。我说，一个单位的工作就如打麻将，要看住上家，控制下家，防住对家，才能打胜仗。我们单位的几家同行，就是如同上家、对家、下家。控制下家就是不给下家打好牌，我看出你要和三筒，我偏给你打四条，你想听南风，我偏给你打北风，叫你没有办法和。盯住对家就是对家打什么牌要心中有数，以防自己打的牌被对方空中吃过去。看住上家就是不要忽视上家，既要利用好上家打的牌，同时要恩将仇报，不给上家和的机会。大家对我讲的话十分赞赏，说我掌握了麻将的精髓。对此，我心里很得意。

我很爱使用麻将用语。每完成一件事情，我就习惯地说声和了。在我家，我把饭做好了，就称和了。有时，不知情的人往往弄出误会来。一次，我岳母来到我家，她帮我把饭做好了。当我打开锅，一看饭熟了，便习惯地说一句和了。我岳母听见我的话了，脸色很不好看。当时我没有在意。过后，岳母对我的爱人说，上次我在你家做饭，本来没有做煳，可女婿偏说做煳了，这不存心和我过不去吗。我没招他没惹他，干嘛这样对我这样呀。经我爱人一解释，岳母才恍然大悟，终于消了气。更有趣的是，一次，我和司机去一个地方开会，开会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司机把车开得很快。当车准备通过一个交通岗时，我忽然发现交通岗亮着明晃晃的红灯，于是我大喊一声：瞧，红中。司机举目一瞧，立马刹了车。司机对我说，你太幽默了，麻将打得很精嘛。我说，那是，那是。

我打麻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如果领导在桌上我必输无疑。不是我打麻将的水平不行，我在想，领导对我那样好，我能赢领导吗。所以领导一上麻将桌，我就专门给领导点炮。这点炮的学问可大了。不信你想点炮未必点得准，而我点炮八九不离十。有时，当我喝酒喝多的时候，这个功夫就会用错地方。一次，我和三个连襟打麻将，我接连为三个连襟点了炮，不一会儿就输了一千多元。我的老婆看到这种不利局面，就凑到我的耳边说了句：请注意，他们不是你的领导。这句话立马提醒了我，于是三个连襟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不一会儿，我就赢了他们一大堆的钱。我幸福极了。

打麻将好处多多，关键时往往能派上用场。一次我参加机关中层干部竞聘，我在竞聘报告中写道，我很想竞聘成功，就同打麻将想和一样。可是，凡是打麻将的人都知道，每一局谁都想和，实际上和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和不了。所以，不论和也好，不和也好，那都是正常的，所以有一个平常心才是。由此及彼，我想，我不论竞聘是否成功，我都会以一个平常心对待，一如既往地干好工作，就同打麻将一样，不和也要照样兴致勃勃地打下去。我的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

附录：

网友评论汇集

自序

一切知识均来自经验。相信先生通过丰富的经历，对社会政治、人文一定会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后生敬听。（南柯社区。06.12.1）

强烈要求楼主发下去。（天涯社区。06.10.3）

请问此书现在是否已经出版?何处可购??欲求.（天涯读书。www4522006-9-21）

谢谢道长，看了道长的文章，对我们国家的症结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受益匪浅，谢谢！有个不情之请，道长能否将文章发给本人？

如果出版了，请告知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

我的email：cnjxgr@126.com，谢谢（天涯杂谈。07.5.1）

你的这篇文章太好了集官场文化之大成。（天涯博客。clayboy回复日期07.7.12）

真的很喜欢这篇文章拜读了谢谢通过这种文章我们才能了解社会的真相和历史的事实。（天涯博客。评论人：clayboy　07.7.13）

前言

好看。你也真能写。（东方论坛06.10.14。新乡下人）

官场潜规则孽生腐败！有人借口潜规则是为腐败有理找站不住的借口！（东方论坛06.10.14。青松）

把现象上升归纳到理论，是熟谙官场的门道总结出来的，是活生生的腐败现象的一个剖面。（东方论坛06.10.14。君临天下）

官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涉及的因素很多.。（东方论坛06.10.14。）

几千年的惯性，可不是说改就改了。建议楼主先生有空帮我们研究一下台湾的政治及官场生态，我想对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启迪意义！（南柯社区。06.12.4）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变化是整体的、深刻的、复杂的、当然更是痛苦的。"俨然有人民日报社论的影子。哪有转型，我看是一场混乱，当然不破不立，接下来会中央权威衰弱，各路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那。（南柯社区。06.12.4）

一、官与官场

这是官的历史，也是官的现实，一点没变，有的官连脸都不要了，只要钱和女人。好文章.顶!（独角兽发布时间：2006-10-16阳光岛）

在现代社会,要做到党管官员和人民选官员的统一.（南屏晚钟697发表时间:2006-10-17西陆论坛）

官场，不应成为一种职业和谋生手段（红网论坛。06.10.15）

具有中国特色的"官与官场",呵呵！（东方论坛06.10.15。三番）

中国的官场文化是酱缸文化！（东方论坛06.10.15。青松）

把官场的陋习带到网坛来就要不得，因为广大网民是平等的，容不得带有官场习气的酱缸式人物胡作非为。（东方论坛06.10.15。君临天下）

官员，本应该是社会精英的代名词，因为具有公共权力的特殊性，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大家都想去获取它，呵呵（南柯社区。06.12.5）

中国的官场,历来就是扭曲人的地方.净素道人把"官"提溜出来解剖,赞!（南柯社区。06.12.5）

厉害，经典。（天涯社区。06.10.17）

支持，我认为你太厉害了。（天涯读书。dvfb06.9.22）

如何进入官场、

中国的高官是以"茬"为计量单位的,即:"一茬一茬又一茬".（南柯社区。06.12.6）

所谓跑官的品味没况愈下跟权贵的品味每况愈下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了竞争，没有了危机感，权贵自然会蜕变成行尸走肉。（南柯社区。06.12.6）

为什么进入官场、

有见地能见吾所不能见，第一次拜读先生大作（x光发布时间：2006-10-19阳光岛）

夫子勿晓，如今当官非科举之途径也，其中理之奥妙非凡人能及矣。（阿拉克-本发布时间：2006-10-20阳光岛）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偏执狂发布时间：2006-11-19阳光岛）

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没有什么人读，真想不通！（美好人生发布时间：06-11-27阳光岛）

"人人都想当官，却不知道如今当官就象唐僧进了盘丝洞，到处都是诱惑，没有定力、毅力和信念，身败名裂是早晚的事情。诱惑是各种各样的，金钱、美女、享乐，那都是比较浅层次的、容易发觉的；贪得无厌地追求政治利益，为了升官不择手段，是另一种诱惑造成的结果，而且这种诱惑很容易跟所谓的事业心混淆起来，更难以考察，陷进去更容易忘乎所以，摆脱起来更困难。"说的很好，似乎官场是个大染缸。（南柯社区。06.12.7）

官本位问题、

有权就有钱啊！所以很多人都想当官。（偏执狂发布时间：2006-11-19阳光岛）

腐败很可恶，但不干事、不负责这种更普遍的隐性腐败更可恶。同意，不干事、不负责比腐败更误国。（红网论坛。06.10.21）

把官本位从自己的大脑里先去掉，比宣传去掉官本位难。（东方论坛06.10。21。退休军官）

自上而下的官必然会这样.只有自下而上,也就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官员才能一定程度地根除这种丑恶现象.（南柯社区。06.12.8）

官本位思想感觉有点象人间官位是沧桑的名言。（天涯博客。评论人：clayboy　07.7.13）

关于排名问题

合法伤害权问题、

造成公务化暴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贵族体系的散失。造成了官僚体系荣辱观的缺损。（红网论坛。06.10.23）

所以古代有:"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样的说法?（南柯社区。06.12.9）

官场中的白黑灰现象、

写的这么快，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一下你“快写手”　。嘿嘿　。（东方论坛06.10。24。退休军官）

分析的很透彻。（南柯社区。06.12.10）

呵呵，净素道人先生研究得透彻。中国历朝，官场怪现象从未中断；每逢末世，官场怪现象就颇为频频。也许，是先有频频怪事，才导致末世的。（南柯社区。06.12.10）

县处级问题、

对官场文化的评述有特色！（东方论坛06.10。25。青松）

有时一个处长的权可谓上至天、下至地，因此加强对处级干部的监控确实重要,正如帖中所说﹕所以官不进人大，法不出部委，是导致部门利益越来越严重的所在。（东方论坛06.10。25。青松）

县处级只受制于上,而少有县处级出问题,上面直接承担选任失误责任的,所以上下都更加肆无忌惮.。基层是直接干活实施的,所以问题容易被发现.。（南柯社区。06.12.11）

中国历史上九大官场定律

二、官场百态

皇帝与宦官、

研究得真透。需要慢慢看。呵呵。（问天客发布时间：2006-10-26阳光岛）

而今的腐败还是有历史原因。主要是延续清朝的。（红网论坛。06.10.27）

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着斗争，又必须长于和善于妥协；既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需要宽以待人、大度忍让。（东方论坛06.10。26。青松）

中国自古以来拍马就是一门"学问"任人唯亲也是由自上而下的人治体制决定而根本无法避免.。（南柯社区。06.12.13）

谢谢你啊，好帖子不顶不行。（天涯读书。gfjghjj2006-10-1）

官吏与文官、

楼主继续，期待中……呵呵（唐习哲发布时间：2006-11-21阳光岛）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的官员怎么可能做实事？（红网论坛。06.10.27）

1919--1957，数千年，是否只有这短暂期间的摆脱传统－－包括传统官场的努力？

文革某种意义上说，是否是以反传统的名义、激烈的手段在恢复传统中一些糟粕？比如个人崇拜与绝对权威，比如对“乱臣贼子”的你死我活、毫不宽容、势不两立，比如如何谨言自保，哪里看得到一点点的现在文明价值－－多元、自由、权利等等。既然如此，那么反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我看传统观念脱离不了干系。（南柯社区。06.12.14）

官场秘诀、

太精典了，入木十分。（天涯读书。对愁眠xmx2006-10-4）

官场说话问题、

这么看起来，官场是个泯灭人性的地方。楼主思考深刻。如果有可能的话，期待着楼主的职场文化系列，我想这个对我们大学生可能更有帮助。（南柯社区。06.12.16）

关于官场权术问题、

平实而深刻。敢问搂主何许人？从事何职业？（美好人生发布时间：06-11-08阳光岛）

楼主对官场研究得挺深（椰海发布时间：2006-11-17阳光岛）

如果能做到君子傥荡荡该有多好。（红网论坛。06.11.4）

这些人简直是民族的耻辱。（红网论坛。06.11.9）

楼主好样的,该成书了吧？（红网论坛。06.11.11）

很不错的文章,向你学习.。（红网论坛。06.11.9）

权术争斗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这话经典。我决定收藏.。（红网论坛。06.11.10）

楼主,我为你顶之!（红网论坛。06.11.10）

权力分配的竞争性，表现激烈而残酷。竞争的结果往往不仅涉及到具体官职的任免得失，而且关系到竞争者的生死存亡.这句写的,我很喜欢.。（红网论坛。06.11.13）

权术还了不少人啊。（红网论坛。06.11.14）

中国古代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值得从正反两方面来研究的遗产。（东方论坛06.11。1。青松）

为了达到追逐权力的目的，野心家们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以谄媚君主和上司作为发迹进取的跳板。（东方论坛06.11。6。快乐的老船长）

分析很透彻！层次清晰！（东方论坛06.11。7。青松）

这位先生好象对官场的权术很有研究。（东方论坛06.11。8。会员1469359）

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是君主专制的孪生兄弟.。（东方论坛06.11。13。退休军官）

权术是器物,是工具.（南柯社区。06.12.17）

楼主分析得既系统又深刻,佩服!（南柯社区。06.12.18）

确实值得好好看看，顶先。（天涯读书。车牌隐形中国代理2006-10-11）

我很喜欢也很关注这个话题,希望尽快看到下一个章节.（天涯读书。沙琪贝儿2006-10-9）

三、规则与潜规则

好帖呀，楼主的见解有超前。（bairan8326发布时间：2006-11-16阳光岛）

好文章,先顶了再说.。（红网论坛。06.11.15）

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只能靠某些官员个人的力量来推动，就令人忧虑了。（红网论坛。06.12.3）

制度问题、

制度与规则问题、

血酬定律、

好帖子，楼主有思想深度，写得很好。（bairan8326发布时间：2006-11-16阳光岛）

好文章！中国5000年历史，确实有文明进步的一面，也有黑暗无常的一面。鲁迅说：5000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这吃人，就是作者所阐述的“血酬”吧？（大酒猫发布时间：06-12-0209:阳光岛）

生命，理应与金钱无关，这也是古人提出血帐血还的原因。（红网论坛。06.11.27）

虽然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但失民心者一定失去天下。"受教了！（南柯社区。06.12.25）

从占道模型看规则、

楼主的帖一定要顶,有学术价值.。（红网论坛。06.11.18）

公共的利益每个人都想咬一口，而维护公共利益的事情每个人都不愿意出头；有权的管理者不称职，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对不称职的管理者又奈何不得。能解决这个难题，基本上就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办法。写的好!（南柯社区。06.12.26）

潜规则问题、

谢谢楼主的文章,支持你.。（红网论坛。06.11.21）

潜规则很可怕啊！（红网论坛。06.11.27）

封建社会中的官场，可以说是最黑暗、最龌龊的地方，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有权者命令，无权者服从；权大者命令，权小者服从；善恶判断、是非曲直，一切都是以官职大小而定，有权有势就是爷，无权无势便是孙子。（东方论坛06.11。21。青松）

潜规则对年轻人来说绝对是个操蛋的东西,令人烦恼.所以有个东西对中国的年轻人特别重要,就是所谓"点拨".（南柯社区。06.12.27）

感激涕零，谢谢楼主的好贴。（天涯读书。简洁绿色发贴机2006-10-15）

潜规则是怎样形成的？

很专业！（东方论坛06.11。22。青松）

西西,"潜规则"系2006-2007绝对强势词语.（南柯社区。06.12.30）

好文！支持了！（天涯社区。无糖果冻　2006-10-27　）

为什么潜规则有吸引力？

净索道人先生：看了你的文章，深感敬佩。我已逐篇下载，有时间我会仔细研读。我相信我们彼此的心灵是相通的。（南柯社区。06.12.31）

"我们的社会缺乏普遍的规则意识。这种规则意识要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别人如何，你都必须遵守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是道德，也可以是法律。现在的问题是：一、最容易破坏规则的人恰恰是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二、潜规则盛行，毒害了人们健康的规则意识。恶没有恶报，善却往往被人欺负。大家都不按规则行事，久而久之，这规则就形同虚设；个别人甚至连潜规则都不遵守，而是奉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说的很好，一针见血阿！（南柯社区。06.12.31）

不错的贴，太喜欢了，大家都顶啊！（天涯读书。fsdg2006-10-27）

过年了，所以要顶，这就是我对楼主的看法。（南柯社区。07.2.18）

明天请看:如何清除潜规则？最后几句官腔与文章性质有点不和谐（天涯博客。凝固怒放2007.3.31）

怎样消除潜规则？

潜规则却像病毒、细菌、瘟疫一样侵袭、腐蚀和毒害着我们的身躯和社会，破坏着社会的正常秩序。例如,小到入托、入学、编班，大到招干、提职、提级，再到招标、投标等等，暗箱操作的潜规则，人们既恨之入骨，又往往不得不在其面前屈从。（东方论坛06.11。23。青松）

四、官与政治

又看到了净素道人的帖子，好！（东方论坛06.11。27。青松）

出版了没?（天涯读书。白白好多哦2006-11-2）

净索先生的文章，是中华民族当前社会历史大变局中的经典之作，必将对国家民族思想制度大变革产生深远影响。我个人能表达的是除了敬佩还是敬佩！愿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携手前行，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南柯社区。07.2.24）

官僚政治问题、

的确是好文章.。（红网论坛。06.11.28）

官不可为僚。（红网论坛。06.12.3）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者“国民的”名义下，被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东方论坛06.11。28。青松）

好文章!（东方论坛06.11。28。guest981496）

"再次，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因素。好象是专门为了专制官僚政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仿佛都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达不到的一切领域了。这个是个深层次的原因！（南柯社区。07.1.5）

楼主分析的真好,建议对整篇大作整理出版。（天涯读书。雨过天晴54602006-10-27）

专制主义如果仅从技术上分析,似乎欠缺，如果用故事讲出,可能更好一些。（天涯读书。朱晓剑2006-10-26）

官僚政治，可真是最复杂的了。（天涯读书。朱晓剑2006-10-25）

官僚特征问题、

官场上从来没有光明正大的竞争，因为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需要的是奴才，而奴才嫉恨竞争。（东方论坛06.12。1。青松）

官僚主义问题、

楼主在写这方面是个权威.。（红网论坛。06.12.4）

权贵资本主义、

有相当的警醒作用.。谢谢楼主.。（红网论坛。06.12.。5）

可惜该被警醒的人看不到。（红网论坛。06.12.。6）

吴敬链说得客气了，这就像警告一个脸上有泥巴的人:“注意你的脸,可能会沾上泥巴!”（南柯社区。07.1.8）

特殊利益集团问题、

政治资源、

五、官场民谣

官场民谣是人民对政府无奈的体现。（红网论坛。06.12.。7）

这些民谣大多数里面包含着多少的愤怒与无奈啊！（南柯社区。07.1.9）

净索兄是有心人，历史肯定会记住您的。原来我也曾起心收集各个时期的口号与民谣，但终因懒散没做成。看来我兄能做与我性格适合的事，但相信我们努力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谨以此与君共勉。（南柯社区。07.1.9）

收集的真全阿。估计是下了不少功夫呢（南柯社区。07.1.11）

六、官与民

关于民间组织、

最近的文章很有现实意义.。我喜欢看.。（红网论坛。06.12.。9）

民间组织是政府的监督机构，同时也是一个不稳定因数。（红网论坛。06.12.。9）

难得的好帖！虽然在艰难地前行，但时间会记住他的灿烂。虽然力量无比的强大，但谁又能挡住历史的巨轮。（南柯社区。07.1.10）

关于知识分子、

搞政治的人多看重的是地位-------这个说法我认同.。（红网论坛。06.12.。11）

所谓的“精英联盟“中，多数不是联盟，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悲哀。（红网论坛。06.12.。13）

先生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啊，几乎每一句话都可以作为警示之言。但愿先生能一直连载下去。有书出版么？（南柯社区。07.1.12）

关于民情与民意、

写出了很多现实的问题.。（红网论坛。06.12.。11）

现实很让人失望。（红网论坛。06.12.。13）

只有从制度上采取措施，健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协商机制，加强救济途径的低成本与可操作性、有效性，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不然，一切权宜之计都可能徒劳而已。（南柯社区。07.1.15）

态度与规则问题、

“态度决定一切”的实质，就是权力的滥用和权力欲的满足。大局往往指的是上边某个领导的面子。领导就是大局，楼主带红字的这两句很精彩.。（红网论坛。06.12.。12）

官于民，什么是官，什么是民？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就好了。（红网论坛。06.12.。13）

官与民的比例问题

现在的比例太大了。（红网论坛。06.12.。13）

当年引以为豪的贫农、现在都不会有人给你好脸色看。／切中！（东方论坛06.12。13。青松）

当年引以为豪也是口惠而实不至，他们从来就没有过上好日子。（东方论坛06.12。13。guest943926）

七、官与权力

什么是权力？

真正的权力是制定游戏规则，让众人按你的意思玩，是一种对别人产生精神影响的威慑能力.。这个话很实在.。（红网论坛。06.12.。14）

这个话经典，可惜能作到的人太少。（红网论坛。06.12.。15）

地位权力与职业权力、

公务员制度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官僚体制（官僚体制不等于官僚主义）。社会学家指出：只要官僚体制存在，非公共地运用公共权力的可能性就存在。只要政府借用官僚形式，政府官员就自然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手中的职权赋予了自己个人特权，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必然拼命运用职权以营私。这种情况存在原因在于官僚体制本身的性质，特别是它的等级观念：上级拥有特权，下级没有特权。（红网论坛。06.12.。15）

公务员制度不足以完全竭制官员贪污受贿的另一原因，是官员个人利益与政府利益的不一致。一针见血的话语.。（红网论坛。06.12.。15）

主要还是官员的选拔制度问题。（红网论坛。06.12.。16）

在那个骨子里并没有脱离传统陋习的社会,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移植法律.法律归根结底,里面包涵着而且是所有文字中最大程度对权利进行认可并告诉人们如何能获得保障的东西.虽然这种法律到底会被如何操作是个问题,但至少有一部分人会懂得自己作为人的应然状态,而且会通过这种程序的完善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果能使反法律的东西原形毕露在人们面前,那么也是成功的.因为从此谁还会认可一个不断自掌嘴巴的人?另一方面,没想好.从哪里去做,希望诸位兄弟更加明示.。（南柯社区。金均。07.5.5）

一把手的权力、

其实，地方官员还是有便宜行事的权利好一些。（红网论坛。06.12.。17）

为官之道在于识人、用人。这个很对的.。（红网论坛。06.12.。17）

今天的官员素质每每欲下。（红网论坛。06.12.。19）

党章就这么写的啊，下级服从上级！（天涯读书。春宇颖2006-11。21）

国家的权力、

国家只是为某些人服务的。（红网论坛。06.12.。19）

看楼主的文章收获很多.。（红网论坛。06.12.。19）

在国无外地的情况下，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叫养兵。在国家有外敌的时候，国家是利用人民的，这叫用兵。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红网论坛。06.12.。20）

那要看是哪一个国家，某些国家只对某集团负责。只要保住某集团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红网论坛。06.12.。20）

现在提出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但如果权力没有角色和地位的转化，即官员不由领导者的角色转为执行者的角色，服务型政府是建立不起来的。（东方论坛06.12。19。青松）

新闻媒体的权力、

只有与关系网攀上关系才好“办事”，而且办事只能通过利益交换，必须付出代价。这一段很经典的.。楼主的文章很系统的讲了很多事情.。（红网论坛。06.12.。20）

关系比能力重要，而这些所谓的关系户有没有魏晋时期的品德，后果可想而知。（红网论坛。06.12.。21）

不错不错，楼主是个绝对高手。（天涯读书。hfuey2006-11。23）

利益群体多元化,必定会带来民主.但愿能再多一些楼主这样思想深邃的清醒者。（南柯社区。新来的。回复日期.07.5.11）

充分享受\利用\领教过媒体的力量,很明白这种力量之强大,爱\恨\怕交织,所以只要有驾驭一切之上但不能代表一切集团利益的集团力量存在,就不会允许的媒体力量的自由发展.。（南柯社区。金匀。回复日期.07.5.13）

人大的权力、

呵呵,人大无非是橡皮图章而已.只要是还受党领导.就必定起不了什么作用。（南柯社区。新来的。回复日期.07.5.11）

非常赞成.。大陆人大的职能说起来是比国外的议会还要大得多啊.。（南柯社区。金匀。回复日期.07.5.13）

选举问题、

说的十分现实,事实求是.（时空之最a发表时间:2006-12-24。西陆论坛）

改革难，就在于它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东方论坛06.12。22。青松）

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以人意志转移的翻天覆地的大事情.，山雨必将到来.。（南柯社区。金匀。回复日期.07.5.14）

集权问题、

主要是得到权利的途径不对，所以权利负责的对象有了问题。（红网论坛。06.12.。27）

聪明人应该学会利用隐性的权力。有道理。（猫眼看人。阿金库尔06.11.8）

权力崇拜问题、

权力崇拜是权力滥用的根源。（红网论坛。06.12.。27）

专顶楼主的帖.。（红网论坛。06.12.。26）

权力与资本问题、

由于官员公权私化深陷利益格局，以市场经济之名，行权力经济之实，就形成了极不和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有同感。（红网论坛。06.12.。29）

你写的很好!我们的社会就是一直这样病下去,几千年来还是这样,改革改了谁的利益又革了谁的名。（天涯读书。西里出了个Leif氏2006-12。6）

写得不错，现在的社会真是露出了很重的疲态！（天涯读书。yungerbenwd2006-12。6）

没有制衡的权力是毒品，会上瘾的。（南柯社区。太古凡人。07.5.19）

发现这么看起来很过瘾,把你的文章都搞在一起了。（南柯社区。新来的。07.5.19）

非常感谢净索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剖析现实与时势的利器！

“当权力与既得利益捆绑成集团，一方面，权力不断通过“看得见的脚”操控市场“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即使面对民意压力，仍会在具体调控与管理过程中表现得各怀鬼胎、离心离德，甚至对于社会力量的参与给予打压。”

在整个世界虚拟经济这一块的规模大大超过实物经济的现实情况下，大陆中国的虚拟经济以超过世界平均增长的规模大幅增长，从而制造了一个极其虚假的经济辉煌，也获得了一个“权力特殊利益集团”侵夺经济利益的巨大空间。当前空前的“股疯”是这个虚假辉煌的顶点，也是实施侵夺的最后一次盛宴。夹杂着权争背景的黑推手在极力制造这场人祸，这个国内大阴谋恰遇一个国际大阴谋，两个各自心怀鬼胎的大阴谋，形成了不谋而合的联手，到时候不怕洪水滔天的黑手将怎样表演。我们大家都应凝神静气、拭目以待！（南柯社区。草根思者。07.5.22）

最重要的是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机制。（南柯社区。秋雨。07.5.24）

对暴政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南柯社区。大漠无兵。07.5.24）

警察的权力、

最重要的楼主没有指出来，本应属于交通部门的车辆管理也被公安部门霸占着不予归还，在国务院各部委当中，公安部飞扬跋扈是出了名的。中央政府对公安部的偏袒由此可见一斑。（猫眼看人。猫眯看人06.11.12）

警察权不受制约，在于它并不是单纯由国家授权组建的机构，而是由政党出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以国家名义建立的暴力机器。我国公安机关明文规定的三大历史使命，第一条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试问，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的公安机构，是这样规定自己的历史使命是为某一单一的政党服务的吗？既然如此，公安机关和军队一样只能由执政党负责监督，它也只受执政党监督就成为必然。（猫眼看人。看今天07.1.27）

特权问题、

好文！建议斑竹给你汇总出文集，呵呵（美好人生发布时间：2006-12-31阳光岛）

没有特权也就无所谓权力了。（色而不淫发布时间：2007-01-04阳光岛）

官员应该是一种责任。（红网论坛。06.12.。31）

事实证明官员是一种社会地位。（红网论坛。07。1.。1）

这是社会腐败的证明。（红网论坛。07。1.。2）

要消灭特权，只有加强民主，（东方论坛06.12。31。青松）

中国这个特权社会至今不但没有任何进步，反而变本加厉。（猫眼看人。fuhzh06.11.13）

纪委的权力、

写得很深刻.。（红网论坛。07。1.。2）

纪委实际上是摆设。（红网论坛。07。1.。2）

群众的监督可以形成舆论压力！（东方论坛07.1.2。青松）

好文章！（东方论坛07.1.2。西姆）

学校的权力、

保送生资格基本是假的。（红网论坛。07。1.。5）

当初有人鼓吹教授治校，好象教授一治校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现在坐在大学领导位置上的哪一个不是教授？！又怎样呢？！（东方论坛07.1.4。青松）

激进是改革的动力，但改革的结果会给我们带来实惠吗？（天涯读书。阿淼的财大2006-12。20）

太多的政治介入了校园。（南柯社区。守门老猫。回复时间07.5.28）

在高校做研究，你要不是领导，哪里有课题有经费？没有课题没有经费怎么扬名？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上下两方的事情，不用感叹什么不出大师，必然的。（南柯社区。水月天行。回复时间07.5.29）

限制权力的问题、

别说手中握有无限权力，就是握有一点权力的人，有几个知道谨慎使用？（红网论坛。07。1.。5）

希望楼主在一个帖子里搞连载,谢谢配合!（红网论坛。07。1.。7）

改革是用公共精神或称民主精神重塑社会制度。／讲到点子上！（东方论坛07.1.5。青松）

关於权力古今中外都有说不完的话！（东方论坛07.1.7。青松）

净索先生的思想非常深入而清晰，令人肃然起敬。的确，如果迫不及待地第一步就企图达到民主，几乎必然会一脚踏入民粹主义的泥坑，最后终究还是回归极权。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净索先生把理论逻辑演绎得如此清晰，且环环扣住现实，实在使人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南柯社区。草根思者。回复时间07.5.29）

有关权力的其他一些理论

八、官与金钱

在基本民主制度还不那么健全的情况下，金钱以一定的形式参与政治搏弈，公共政治按市场经济的路径演绎，就有可能走向“黑金政治”。（东方论坛07.1.8。青松）

关于非典型腐败问题、

官员在堕落。（红网论坛。07。1.。8）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腐败。（红网论坛。07。1.。10）

精彩文章,继续支持.。（红网论坛。07。1.。10）

关于送礼问题、

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这正是当代中国的可悲之处。（红网论坛。07。1.。11）

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现实社会就是如此！（东方论坛07.1.11。青松）

真的很难治吗？相对清廉的政府，世界上还是一把把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改变我们现在专制官僚腐败的现状！（天涯社区。温酒2006　2006-12-25）

净索先生的剖析细致入微、入骨三分。

送礼经济、腐败经济（包括接待经济、迎送经济、会展经济、执政经济、行政经济以及政绩工程经济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一支占主导潮流的经济力量。先生“三个颠覆”的论断把握准确、定位严谨。（南柯社区。草根思者。07.6.4）

关于预算制度问题

支持楼主的文章.。（红网论坛。07。1.。12）

“官场上的行贿、受贿，就象传染病，很难治”

一个破烂的专制官僚政府，理他做甚，让他烂掉就是！（天涯社区。温酒2006　2006-12-25）

九、官与舆论

关于媒体的作用问题、

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继续发扬……（可口可乐发布时间：2007-01-15阳光岛）

媒体本身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其作用往往难以发挥。（别问我是谁发布时间：2007-01-16阳光岛）

媒体就那样子，说什么作用都是空话。（之上发布时间：2007-01-16阳光岛）

当金钱成为社会唯一价值标准，当利润成为媒体的唯一诉求，人的异化，就难于避免。有这样一些媒体，打着市场化的旗帜，将无耻进行到底。（东方论坛07.1.16。青松）

媒体就是独立的媒体,就是那么简单。（东方论坛07.1.16。传奇猎手）

分析得相当透彻，针砭时弊。使我受益匪浅！（天涯博客。byxu8879评论日期：2006-12-21）

关于中国的媒体问题、

中国的媒体似乎是被控制的。（红网论坛。07。1.。15）

这篇文章我喜欢。（红网论坛。07。1.。16）

精品。（猫眼看人。Mxgc06.11.12）

关于媒体与新闻发言人问题、

好文章就是要支持.。（红网论坛。07。1.。19）

楼主的文章越来越精彩了.。（红网论坛。07。1.。20）

楼主是神人！支持！（红网论坛。07。1.。20）

关于媒体与学者问题

十、官与女人（女人与官）

文章很经典很出色很震撼。（红网论坛。07。1.。21）

为我们的国家而痛心，这样的国家能强大，母猪都能上树。（红网论坛。07。1.。21）

中国也不乏女能人、女强人，但是从政的女人大多是点缀。其实中国政治中很多华而不实的点缀。比如：人大决策；政协参政议政；工会；人们团体……所谓点缀，就是给别人看的，而不是有实用价值的。（发布时间：2007-01-23阳光岛）

在中国先后有三位女人在政治舞台上表现不俗，她们是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太后。（一剑一萧傲平生　2006-12-30　）

板凳！！！慢慢品位！呵呵！！（天涯读书。一生的翅膀2006-12。27）

大陆，色权钱交易的大市场！（猫眼看人。野风147。06.12.5）

呵呵，收藏了。（猫眼看人。裸奔的蜗牛~06.12.13）

当务之急是，通过标本兼治，从预防入手，从干部的教育入手，从崇尚社会主义荣辱观入手，使官员从思想上构筑起严密的廉政“防护之网”，拒各种丑恶现象于防腐大堤之外，进而提升自觉拒腐防蚀的能力，此方为治理“性贿赂”的治本之策。

呵呵，我看还是实行民主政治，才是治本之策。（南柯社区。水月天行。07.6.8）

关于女性参政问题

很深刻的论诉好文章就是要多支持。（红网论坛。07。1.。23）

十一、官与官（平级之间）

在官场上混，就不要奢谈什么纯真、天然、善良、美好等等，那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官场上的人，个个都是笑面虎，背地里心怀鬼胎。

玩政治讲不得高尚，来不得半点宽容和菩萨心肠；政治家诚实等于愚蠢，善良等于软弱。

正是如此！：）（红网论坛。07。1.。24）

小人物的全部生命意义就是居家过日子，用句粗话讲就是上为嘴巴下为鸡巴，所以鸡巴错误就是大错误要治流氓罪；而大人物的生命意义是治国安帮，他们玩玩女人只是鸡巴大个错误。西方人说，政治家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做爱。

楼主的高论真是多啊！（红网论坛。07。1.。24）

可惜啊，楼主没做官实在可惜了。（红网论坛。07。1.。26）

好文章多支持几下（红网论坛。07。1.。26）

知道说不一定会做！（红网论坛。07。1.。26）

有那么一点道理，嘿嘿（海南超人发布时间：2007-01-25阳光岛）

楼主好像是某中南海已离任高人的师爷吧?最近过的可好啊,呵呵（天涯社区。诗雨朦胧　2007-1-4　）

已经有32万字了顶，有些门道。（天涯社区。便的黄金　2007-1-3）

学习,这个系列整的好!（天涯读书。爱书家2007-1-2）

聪明人经常用装傻来避免尴尬。還是領導高明。（天涯博客。千斤頂评论日期：2007-1-6）

被领导骂并不可怕，特别是你的上司骂你，说明上司没有把你当外人；真正受到相敬如宾待遇的部下，往往都是得不到提拔和重用的。凡是受到领导严厉批评甚至破口大骂的下级，大多都有光辉的前途。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天涯博客。凝固怒放评论日期：2007-1-10）

您的大作正在拜读！（天涯博客。我要2050评论日期：2007-1-18）

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猫眼看人。小学一年级06.12.7）

十二、官与官（上下级之间）

大约都冷漠了。这样的事谁都知道，但谁都无可奈何。。。（天涯社区。天见022　2007-1-14　）

真是太精辟了。（天涯社区。无水鱼潇潇　　2007-1-15　）

呵呵很有意思啊！请问前面八个部分都有么？搂主继续吧。顶你一下。（天涯社区。：注册麻烦死了　2007-1-11　）

经典丫~楼猪是在官场里混吧,要不你就去当官,一定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最后下场我就不知道了~（天涯社区。wanmeiba　　2007-1-11　）

楼主，我一直要给朋友请个幕僚，有兴趣吗？（天涯社区。凛然一人　　2007-1-11　）

已经看到了，感觉楼主很用心在写。写得也很好，长了不少见识，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加油继续，鼓励你一下。（天涯社区。：注册麻烦死了　2007-1-11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天涯社区。鸵鸟的想法　　2007-1-9　）

佩服你，能发这么好的帖子，厉害。（天涯读书。frgtswe2007-1-10）

好,有些道理大家知道,但还没说出来，这个可以作为官场圣经来推出的哦！（天涯读书。朱晓剑2007-1-7）

中国的官场历来如此，因此，只有真正“聪明”看透其中奥妙的人才能在官场上混。一般能力和个性强的人在官场上几乎不会有发展前途，最理想的出路自己做。（天涯读书。：阿果狗狗2007-1-5）

好文章就是要支持。（红网论坛。07。1.。27）

干部的升迁与调动，一把手说了算，这无疑是官场盛行的一条“规矩”，这条“规矩”是对民主集中制和法律法规的无视。是啊，有法不依。（红网论坛。07。1.。27）

个人觉得，官场需要净化。（红网论坛。07。1.。27）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高见！（反腐倡廉发布时间：2007-01-29阳光岛）

上下级之间看法大于宪法。如此一来，法还有什么用？（红网论坛。07。1.。29）

支持楼主的文章。（红网论坛。07。1.。30）

哎，官场怎么这样纠缠不清啊？看来还是贵族政治清明一些。（红网论坛。07。1.。30）

对于上司来说，无法控制你的下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对于下级来说，无法控制你的上司将使你随时处于不安之中。经典。（小博士发布时间：2007-01-30阳光岛）

新三大作风：密切联系领导的作风；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作风；理论联系实惠的作风。绝妙的讽刺。（红网论坛。07。2.1）

什么是人才，用人才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这一点支持。（红网论坛。07。2。2）

确实有道理.。（猫眼看人。李三来也06.12.12）

官场潜规则!中国之固有特色也。千百年封建帝制专制之优秀遗传也。（猫眼看人。食游员工06.12.12）

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单位头头的直接写照，一点都没有走样。（猫眼看人。逃不过法眼06.12.12）

版主，我在收集你的文章，但是没有办法收集齐，已刊发的文章能否收集到一起，发一个全版的，以便收集？（猫眼看人。逃不过法眼06.12.12）

这是中华民族糟粕中的糟粕。正是这样无能者擅用的潜规则，导致了今天灭亡的结局。（猫眼看人。reachless06.12.13）

分析的太透彻了。（猫眼看人。凯火枪手06.12.11）

人一入官场，就失去人性，所有的就是官性，什么是官性呢，就是楼主所列的那些，到什么时候回复一点人性呢，那就是到了他退休，无职无权的时候，但总还是摆出个臭架子。（猫眼看人。盛世危言06.12.12）

关于会议问题、

经典，继续。（天涯读书。雍尼2007-1-11）

关于迎来送往问题、

关于副职与正职的关系问题、

呵呵很有意思啊请问前面八个部分都有么？搂主继续吧。顶你一下（天涯读书。注册麻烦死了2007-1-11　）

经典丫~楼主是在官场里混吧,要不你就去当官,一定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最后下场我就不知道了~（天涯读书。wanmeiba2007-1-11　）

楼主，我一直要给朋友请个幕僚，有兴趣吗？（天涯读书。凛然一人2007-1-11　）

已经看到了，感觉楼主很用心在写，写得也很好。长了不少见识，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加油继续，鼓励你一下。（天涯读书。注册麻烦死了2007-1-15）

官场资深人士啊！这种帖非顶不可。（天涯读书。我的爱沉甸甸2007-1-12）

的确是真知灼见！LZ官场好研究。（天涯读书。wanchan2007-1-12）

好贴！楼猪定是官场中人啊！深谙副手为官之道！（天涯读书。南极飞鱼2007-1-12）

分析透彻，有理有据，死了不少脑细胞吧！（天涯读书。乌坎海2007-1-12）

去他吗的官场!!!!!!!!!!!都是他吗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害的。（天涯读书。海狼凌云2007-1-12）

副职确实是一个很尴尬的地位。所以中国人才说，宁为鸡头，勿为牛尾。（红网论坛。07。2.。8）

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说得好!（南柯社区。金匀。回复日期07.6.13）

做官已经是一门学问了，建议大学开“为官学”这门课。（南柯社区。管理员。回复日期07.6.13）

关于官际关系问题、

这次三天才更新啊~道兄，感谢你的文章，期待更多精彩。（天涯社区。9月初8　2007-1-17　）

好文章。（天涯社区。基本法令　2007-1-17　）

淋漓尽致..。看得痛快!!!（天涯社区。：郭盼盼2007-1-15　）

十三、官与腐败

关于腐败的原因问题、

其实,现在好多人找到了症结,只是不怎么行动的吧。（天涯杂谈07.1.20）

楼主强人.。（天涯杂谈07.1.18）

其实,现在好多人找到了症结,只是不怎么行动的吧？（天涯杂谈07.1.18）

喜欢看看楼主的文章，虽然谈得很多，有分析，有总结，在我们普通人看来的确很透彻，然就看问题的解决，豹头蛇尾，终究让人有雾里看花的幼稚感觉．

就本文解决问题的所谓１２３４．．有如写学生写文章幼稚，你虽然忧国忧民，凡事要有实济，有没有细细考虑呢，一元制度，自古就谈吏治，强调人治与制度相结合，否则，法再严，再密，就是网不住人．如不周通社会阶层相互关系，终是王变法，一理想吧．（天涯杂谈。中兴之心2007-1-16）

我们看古代,腐败与反腐败用二元观来说是一对矛盾,看腐败一方是谁在腐败,反腐败一方谁在反腐.一柄在手上下其手.有魄力者治之.庸者,终究贼喊捉贼罢了.（天涯杂谈。中兴之心2007-1-18）

上梁不正下梁歪！还有一点不要少了：不作为也是腐败！（天涯杂谈。我的名字叫忠诚　07.1.18）

“腐败是反不掉的，唯有铲除产生它的母体——改变政府行为机制。”其实，即使改变政府行为机制，腐败也不可避免。（马拉松发布时间：2007-02-12。阳光岛）

官场潜规则在清朝尤其盛行，遗祸至今。（红网论坛。07。2.。11）

关于腐败的文化基因、

有深度，好文字，希望继续看到。。。（天涯杂谈。羽之墨　07.1.19）

我也想了解，谢谢发帖的人。（天涯杂谈。职称论文发表　07.1.21）

当前我国腐败已经呈现出家族性、团伙性、隐蔽性的特点。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取证艰难、官商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与我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如出一辙?（反腐倡廉发布时间：2007-02-12。阳光岛）

康熙皇帝对大臣官员“不察细故”、“每多包容之处”对官员所得，不一一问其来路，就是可以容忍贪污，只要不是太过分就行了。

皇帝对清廉是这样的看法，就给官员们留下了余地。何况清朝的制度上还有很多可钻的空子：

一是按照王朝《会典》所规定的组织法，省级机构一般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几个衙门，下属的官员很少，而随从、幕僚往往超出编制几倍、十几倍。这些自请的编外人员的薪水，都要从官员的俸禄中开支，这是远远不够的，只能走贪污贿赂的路了。

二是各级机构很少有办公费用，只能在加征的赋税中开支，上的耗羡就是这样出现的。耗羡并没有一定的比例，这就给贪污勒索制造了合法的借口。

皇帝留下的活话，制度的缺陷和带有缺陷的规定，使贪污受贿成为普遍的现象。朝廷清廉的要求也只能喊喊，安慰自己，骗骗百姓罢了。

以上这一段话我引用一下。（红网论坛。07。2.。12）

“礼”是制度的源泉，是制度的启蒙。“法”也是从礼中脱胎出来的。从制度上来说，作为习惯法的“礼”要比成文法的“法律”科学得多，法律的产生只不过是解决一时之间的难题而已，放到长期来看，“礼”又会展现出它的光芒。

不会有人傻到认为我们可以抛开人所有的一切自然现象去讲法律吧？那样法律的渊源又何在？没有渊源，法律的意义何在？（红网论坛。07。2.。17）

腐败，应该是利益机制所致，同一套制度（包括法律）在不同的地区、环境下应用，所产生的腐败感应会不一样。从文化角度去解释腐败，意义不大，还是应该从利益的角度去考虑。而且也不能说发达国家反腐败是成功的，必定腐败没有消除。明朝初期的反腐败工作是很厉害的，措施非常非常严厉，法制到了残酷的地步，当时确实腐败减少了，但稍有松动立即死灰复燃。

我国对于腐败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在改革反思中，人们对腐败有功论再一次的进行了批评，但实际上还有一种说法即腐败过程论，腐败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阶段的理论，评价得较少。有学者以美国为例说明这一阶段是必须经历的，经济再发展下去腐败问题就能得以解决。我认为这些只能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一种说辞，比腐败有功论要委婉。新左派的观点是腐败是由主流经济学家怂恿的，催使国家的经济性质改变的手段之一，这也是后来对《物权法》的分歧和讨论的一个重要缘由。（红网论坛。07。2.。17）

关于腐败的特点问题、

写得好.....不愧是新时代官场现形记>>（天涯博客。：英雄英勇评论日期：2007-1-22）

对于有个一官半职的人来说，没有人是不怕查的！～一语中的！（东方论坛。07.2.13）

腐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制度。（红网论坛。07。2.。13）

关于期权化腐败问题、

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就不是犯罪？？？这世界还有天理不？（红网论坛。07。2.。14）

关于贪污受贿问题、

净素道人先生，你好。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确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我从头一直在读。但不知共有多少章，什么时候能贴完？可否先告诉一下。谢谢！（凯迪博客。访客：zlngb06.12.20）

不用说这么多,指出根源就可以了:政府体制。（天涯杂谈。友好界面　　07.1.24）

前面跳着看的，尾巴看了看感觉抓住了重点：

对统治者容忍贪污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自古以来贪污是中国官场上永恒的“风景线”，原因就在于鼓励、刺激贪污的吏治是千古不变的。贪污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必要机制。对于统治者来说，它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让所有的官吏都有把柄可抓，促其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转移老百姓对最高统治者的怨恨，让老百姓把怨恨都撒在“贪官污吏”身上；让所有的官吏都死心塌地踏上最高统治者的战船，同舟共济。具体的鼓励、刺激贪污的办法就是低薪、宽刑和纵容。（天涯杂谈。bknq　　07.1.24）

密切关注！（天涯博客。凝固怒放评论日期：2007-1-25）

知恩必报与现代法律其实并不冲突的。古人在处理这个事的时候就做的很好。（红网论坛。07。2.。16）

只要取消政府垄断行业或者政府审批制度,官员腐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便迎刃而解,这本身就是制度人为造成的问题.。（东方论坛。guest317266。07.2.18）

呵呵支持楼主的文章写得不错。（红网论坛。07。2.。18）

官员成为一种谋生手段以后，贪污也就成了必然。（红网论坛。07。2.。18）

关于行贿问题、

呵呵，好帖一定要顶，支持。（天涯杂谈。车牌隐形喷剂5　07.1.27）

只有在制度上保证舆论监督、权力制衡、官员民选、司法独立和公正，才能培育监督主体、遏止政治腐败；也只有遏止住了政治腐败，社会腐败才能迎刃而解。

制度能管人情和传统礼节道德吗?当新制度反人情和传统礼节道德时,人信制度多还是人情和传统礼节道德多?谁去执行反人情和传统礼节道德的制度?法不责众,责众的法凭你一个人能去执行?（天涯杂谈。李成深　07.1.27）

司法不独立，新闻不独立，政务不透明，官员家产不公开，说啥也没用。（天涯杂谈。看官2　　07.1.28）

在现实中，行贿者与受贿者的际遇却是天壤之别，受贿者被千夫所指，名誉扫地，身陷罗网，甚至搭上性命；行贿者却有惊无险，甚至继续作恶。这就是法制的弊端。（红网论坛。07。2.。19）

关于买官卖官问题、

卖官盛行之时,改朝换代之日（猫眼看人。fangyuan7506.12.22）

“换亲”现象在现在是主流。（红网论坛。07。2.。24）

关于贪官的诚信问题、

贪官也讲诚信。作者不简单.。（红网论坛。07。2.。25）

当然有啊，要不别人怎么放心给你钱。（红网论坛。07。2.。25）

这方面江苏的官做的比较好，所以出事的比较少，海南的就不说了。（阳光岛。荒人发布时间：2007-02-24）

关于权力递延问题、

隐性的“权力家族”比公开的更可怕。（红网论坛。07。2.。25）

关于家庭腐败、

清官自古多庸才。而今庸才多不清。（红网论坛。07。2.。26）

关于秘书腐败问题、

“因为领导干部对秘书的厚爱和扶持，在干部问题上也就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使得一些优秀的干部在与秘书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从而也滋生并助长了干部任用上的歪风邪气。..”，.在这种循环下，能办事的人才就没有了。（红网论坛。07。2.。27）

关于学术腐败问题、

好文，精品，但是没有分析学术腐败产生的根源。（猫眼看人。jiyi_906.12.30）

写得挺好，分析很到位。特意回复。（天涯杂谈。六朝烟水寒　　07.2.4）

学术腐败让斯文丧地。（天涯杂谈。北方鹰　　07.2.5）

政府腐败必然就回带来学术腐败，然后是整个社会的腐败。（红网论坛。07。3。1）

关于假日腐败问题、

“人情往来”，权力在时“车水马龙”；“囹圄富贵”，穿帮才识“温柔陷阱”。（天涯杂谈。桃园流浪人07.2.7）

现在社会，怎么什么都离不开腐败啊！（红网论坛。07。3。2）

关于官员的迷信问题、

关于赌博与腐败问题、

烧香拜佛到处可见~（天涯杂谈。珍惜zhenxi　07.2.7）

是好贴啊。（天涯杂谈。kappy285807.2.7）

的确是好文章。（红网论坛。07。3。4）

治赌必须先治官。有道理。（红网论坛。07。3。4）

关于集体腐败和审计问题、

继续支持,看了你的文章我是越看越冷静了.。（天涯杂谈。：河南罗锅07.2.8）

集体腐败是最可怕的,明朝的灭亡就和这有关系。（红网论坛。07。3。7）

关于舆论监督问题、

一、新闻记者没有独立性，无冕之王在中国不可能存在，即使是南方，即使是焦点，他们都在地域和级别上有个底限，监督的也只是小人物。舆论监督对于省厅都没有什么用了。

二、媒体和大众没能正确把握舆论这个武器，只有范事了，才开始津津乐道那些诽闻之类的东西。马后炮、看热闹。早干嘛去了。

三、彭水诗案和网络强贴还有点意思。（天涯杂谈。胡乱英俊　07.2.9）

关于监督问题、

关于反腐败问题、

似乎只有将党内的决策、执行、监督之权集中于党委之手，才能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威信。这种错误的认识和做法，不仅延误了党的纪检体制的改革，而且耽误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严重影响了党的建设，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只剩下多党执政才能彻底解决了??说什么共同监督之类的话基本就是扯淡了..没有实际的政治力,拿什么监督GCD..（天涯杂谈。arescl07.2.12）

制度坏了，这才有腐败。（红网论坛。07。3。12）

关于反腐败心态问题、

矮哥曾说过：＂制度好了，坏人也不敢干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要变坏（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现在腐败之风刮遍了我／朝大地，足以说明我／朝／制／度／出了大问题．当务之急，是要顺应历史之必然规律，对我／朝／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即使象朱元璋一样对贪官大开杀戒（杀到晚年，朱元璋也无可奈何地说：“我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也无法杀光滚滚而来的贪官，因为我／朝／的／制／度／能大量产生一茬又一茬的贪官．（猫眼看人。1229557807.1。8）

能人腐败者往往会做出很多贡献。（红网论坛。07。3。12）

反腐败很难,这几年反腐败收获不高,没有达到一定的效果,就说衡阳市住房公积金,有2千亿不知去向,只是抓了一些小萝卜头,浮出一点水的人,只是被当着替罪羊,这2千亿才算摆平了,我相信你们这些官总有一天会到你们头上来,不要太高兴了,（红网论坛。07。3。14）

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文化断层的民族，很多观念都是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如果快速的话，可能需要外来民族冲击，冲击包括政治、宗教、文化等。（长恨歌发布时间：2007-03-12。阳光岛）

关于举报问题、

关于反腐败中的自律问题、

自律是对君子，而今天有君子吗？（红网论坛。07。3。19）

都是说大话的（梦游先生发布时间：2007-03-19。阳光岛。）

谁来反腐败.............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反腐败?（红网论坛。07。3。21）

关于党管干部问题、

国家官员由官选的属于奴隶社会；国家官员属于民选的属于民主社会，也叫公民社会。（猫眼看人。0711732860507.1。17）

管一切——有关其利益和有好处的……剩下的不管。（猫眼看人。波波蛙07.1。17）

此贴可能看的人不多,但猫眼能放出来可敬可佩!（猫眼看人。xaobie07.1。17）

中肯,问题出在有谁肯把用人的权力交给别人么?（天涯杂谈。凭什么说话07.2.16）

据说党群口也是公务员，而且还是行政编制。（天涯杂谈。：莫言须有07.2.16）

权力的制约缺失。（天涯杂谈。：我爱小海鸥07.2.16）

非常感谢净素道人能给我们这些晚辈介绍许多社会问题，从中能学到好多东西。（天涯博客。：大中华总裁07.2.28）

关于香港的廉政问题、

值得深思。（天涯杂谈。：基本前提07.2.17）

香港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中国，但中国的一定回适合香港，（红网论坛。07。3。22）

关于高新养廉问题、

关于腐败概念泛化问题、

在透明的舆论环境中，无论社会制度偏向哪方，腐败都没有立足之地。

民主、透明的舆论,只是刀,此刀落在砍柴人手上,是柴刀,落在土匪手上,是杀人越货的武器.

民主、透明的舆论,有二个通俗人人一看就明白的代名词:法不责众、冒天下之大不讳.

在土匪堆里,用民主、透明的舆论去处罚杀人越货之人,会有何结果?谁处罚谁?

在贿赂神佛光荣的国里,用民主、透明的舆论去处罚己成仙成佛之人,如大公司老板、与老板官员勾结在一起的土匪,会有何结果?谁处罚谁?（天涯杂谈。：李成深　07.2.16）

观点鲜明好文章。（红网论坛。07。3。24）

我个人觉得，民主这东西很复杂。（红网论坛。07。3。25）

十四、官与关系

关于关系学问题、

很有认识价值。（猫眼看人。江上小堂07.1。16）

楼主厉害！不错！继续努力！（天涯读书。：superman超人07.2.22）

楼主我欣赏你的文章。（红网论坛。07。3。27）

关系比能力重要，或者能力就可以忽略了。（红网论坛。07。3。27）

关于圈子问题、

记号，不留名！三分拿来，尚未细读中。（天涯杂谈。拉蜡　07.2.23）

为了健康，远离官场……（天涯杂谈。猴山沃　　07.2.24）

高！实在是高！看得我五体投地。（天涯博客。凝固怒放　　07.2.24）

铁哥们的含义：一起同过窗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分过赃的；一起嫖过娼的。顶！！！！！！！！！！！（天涯博客。大中华总裁　　07.3.2）

是很赞同上面的观点不错这些现象都是在潜规则下所形成的现象。（天涯博客。评论人：clayboy　07.7.13）

关于面子与关系问题

最好的朋友也许就是最可怕的敌人，最亲密的人也许就是背叛你、置你于死地的人。所以,真正的朋友往往是没有利益之争的,也是相交淡如水的.。别对知己期望过高,知己会让你有意外之喜,无由之助.。总是企图从朋友哪里得到什么或是得到回报什么的,往往将是失望.。唉,道人想得深远.。（天涯杂谈。基本前提　　07.2.25）

把很多事情讲得很透彻。（红网论坛。07。3。28）

感情和友谊本来是很高尚的东西。可惜了。（红网论坛。07。3。29）

十五、官与吃喝

关于饭局问题、

已看!不错!谢谢!（天涯博客。奥斯卡德拉霍亚　07.3.8）

“饭局”在官场中很重要。（红网论坛。07。3。29）

关于酒局问题

完全支持你，大家都会顶你。（天涯杂谈。xcdffvr　07.2.27）

好帖,鉴定完毕，谢谢您了。（天涯读书。fvgbhhy　07.2.27）

有意思。（天涯读书。忽略空间　07.2.27）

已看!不错!（天涯博客。奥斯卡德拉霍亚　07.3.8）

酒是拉关系的最好办法。。（红网论坛。07。3。31）

幸亏古时候没白酒。（红网论坛。07。3。31）

十六、官与机遇

中国的传统官场文化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才干+机遇+靠山=飞黄腾达???没有才干绝对可以飞黄腾达,你信不?或者说只要有了能整治有才干人的"才干"你就准能飞黄腾达。（天涯杂谈。ethogeist　07.3.1）

关于机关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说深了,会太敏感.，说浅了,会失去交流的意义.，两难.。也许在以后可以深入探讨吧.只先说趋势:小政府,大社会.。

对于领导来讲，领导人的兴趣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比党纪国法都重要。领导对你感兴趣了，你有问题也可以说你没问题；反之，如果领导对你没兴趣，小问题也是大问题，没有问题也能找出问题。

为官最怕站错队.。（天涯杂谈。基本前提　07.3.2）

比周梅森的小说更点中要害,怎么没人顶?（天涯杂谈。遍地枭雄　07.3.6）

大师级作品，分析透彻，入木三分。有幸拜读大作，增长知识。（天涯读书。xingkong1880　07.3.2）

支持楼主的文章。（红网论坛。07。4。2）

机关如果能净化，民风也可能净化。（红网论坛。07。4。2）

十八、官与经济

关于官商问题、

楼主太有才了。（天涯杂谈。伏枥老骥　07.4.1）

不错!!我支持你!!（天涯杂谈。英雄英勇　07.4.1）

官商问题是历史遗留的毒瘤。（天涯杂谈。北方鹰　　07.4.2）

“官商问题是历史遗留的毒瘤。”也是消除不掉的中国特色。适应了会觉得这样还好~（天涯杂谈。销魂依旧　　07.4.8）

好贴。（天涯杂谈。火蛹　　07.4.2）

在中国，司空见惯了10年。（天涯杂谈。天蓝色的毛毛_　07.4.4）

楼主：你说的根本不成立啊，我们是shehuizhuyi国家，我们国家没有官员，只有公仆，而且这些公仆还不谋求自己的任何私利。官员只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天涯杂谈。中央空调007　07.4.4）

商人与政治有关系，原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个说法同意。（红网论坛。07.4.24）

现实中,官商勾结,如果再加上黑社会,那最为恐怖!佩服先生写的文章.（天涯杂谈。新星星之火　07.5.3）

关于商业贿赂问题、

沙发，商业贿赂确实非常严重。一声叹息，产权改革问题更严重。（天涯杂谈。烟台山　07.4.5）

建设法制社会任重道远.。给个前17章的连接.....（天涯杂谈。piero2002　07.4.5）

上：天天讲廉政。下：处处有贪官。横：何时休。（天涯杂谈。yrsh　07.4.5）

强得一塌糊涂！（天涯杂谈。一江又一山　　07.4.5）

楼主辛辛苦苦写了一大片，怕是白辛苦一场，我看这届政府怕是没有能力解决的！何况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一声叹息~~（天涯杂谈。lode0　07.4.6）

楼主这是空口讲白话,道理谁都懂,但是就目前的政府而言,不可能完成清楚腐败的这样的任务,所以整个论点都处在空中楼阁当中,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能.。

这样的空话,讲了也是白讲,没用.还不如等陈胜吴广实际些。（天涯杂谈。房托　07.4.6）

贿赂的不是商业人员吧？有人贿赂民工，下岗工人没？这个，还是公权力的污染问题吧？（天涯杂谈。飞利浦剃须刀生锈　07.4.6）

说那么多没用。中国研究上下几千年了，无非就是好吏治不清四字。（天涯杂谈。在那里看海　07.4.6）

中国的国情，中国人的本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大家都可以很好的分析分析。中国官场，无官不贪，权与利的诱惑。这是中国官场历史以来永远也无法根结的。每天发生那么多的反贪新闻，要知道，千千万万的蛀虫怎么可能消灭得了哟。甚是心寒！（天涯杂谈。fly_mao07.4.6）

试问做什么事不要送，办什么事不要拿！我也不知道如何教育我的孩子了！（天涯杂谈。pi1999　07.4.6）

这些好文章俺现在都不敢看了，看了俺心脏受不了啊。（天涯杂谈。197777.　07.4.6）

唉............没有这个经济特色我们的国家如何保持稳步前进的发展趋势呢？（天涯杂谈。明月花影.　07.4.6）

对中国的现状真的是无语.............26了还没真正行使过选举权利.。（天涯杂谈。itmark.　07.4.6）

也许司法独立是个好办法。（天涯杂谈。gzcs56.　07.4.6）

司法独立也要有个领导吧，我们可是党领导政府的啊！总不能让我们人民来领导吧？（天涯杂谈。淘沙岁月.　07.4.6）

好贴!顶一下!（天涯杂谈。阿图木　07.4.6）

哪里没有潜规则？（天涯杂谈。61152177.　07.4.6）

规则就是这样。（天涯杂谈。lahua　07.4.6）

怎么有点像政府工作报告啊，有共产主义修养的人才能看懂吧，我去洗洗睡了，楼下的继续。（天涯杂谈。Rschumacher　07.4.7）

好贴看的人少啊！（天涯杂谈。美味季节　07.4.6）

如果官员没有责任感，商业贿赂就不可避免。（红网论坛。07.4.26）

关于产权改革问题、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

十九、官与政绩

世间有一沧浪之水，深刻非凡！阁下与之相比，毫不逊色！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期待中！文章将一一细细反复拜读研究！（天涯博客。20030552　07.4.9）

实在高人。（天涯博客。lleeoonn评论日期：　07.5.18）

佩服一定好好学习。（天涯博客。评论人：clayboy　07.7.13）

二十、中央与地方

楼主太有才了。（天涯杂谈。下围棋　　07.4.12）

关于政令不通的问题、

坐在沙发里思考组织效率问题。（天涯杂谈。红木书桌　07.4.14）

单一制还好点!（天涯杂谈。caesar12　　07.4.14）

不通其实和政令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红网论坛。07.5.1）

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这样的文章看的增加很多的知识.。谢谢！（天涯杂谈。秦山一家　　07.4.26）

老是指责地方，中央政府就没有问题？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你让地方政府怎么做？结果必然导致地方政府乱收费，贪污腐败！这时候中央就只会指责地方来推卸责任！（天涯杂谈。苍茫误此生　　07.4.26）

仔细的看了全文应该说作者对垂直管理的产生历史背景现实需要和运行情况的分析是经过一定的调研的但很遗憾对管理体制的转变------这个核心问题也是敏感问题只是提出概念没看到破茧之法语焉不详。（天涯杂谈。geqiling　07.4.26）

制度变革往往是会被地方曲解，从而变成他们牟利的工具，比如计划生育。（红网论坛。07.5.3）

关于驻京办问题、

个人觉得，驻京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他让地方上的人只知道揣摩中央的意思，却不做实事。（红网论坛。07.5.3）

驻京办事处在很多时候，是地方官员和中央套交情的机构。（红网论坛。07.5.3）

我也在努力编排你的文章太喜欢了。（天涯博客。评论人：clayboy　07.7.13）

二十一、党与政府

关于政府的权力问题、

不错，长见识（阳光岛社区plasmon发布时间：2007-05-04）

关于政府与土地问题、

那么好的文章怎么没多少人读，也没人跟帖。这是对国家现有最大弊端的一针见血的评判，政府为什么与民争利，一是很多官员能从开发商处获得巨额利益，一是能增鸡的屁出政绩快快提拔升高官，还一个就是能增加财政收入，养活更多自己安排进政府和事业单位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子女。（文章提交者：xirui加帖在猫眼看人07.3.2）

现在只有商，没有代表公共利益的“官”，市场经济的悲哀莫过于对权力的监督出现真空。（文章提交者：鸟巢加帖在猫眼看人07.3.2）

好帖，见血了。（文章提交者：0732284932加帖在猫眼看人07.3.2）

但是，房地产商们值得谨记的是，虽然同样是暴利，但政府是没有成本的，而地产商却是有成本的，这就是官与商的区别。

如果这里的“政府”一词是指代表公共利益的话，楼主的话就说反了。（文章提交者：鸟巢加帖在猫眼看人07.3.2）

说的太好了.。（ISFM.加帖在凯迪博客。07.3.4）

关于规划问题

二十二、组织与个人

受益匪浅！（文章提交者：cyjzdhs加帖在猫眼看人.07.3.4）

二十三、官与改革

改革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阻力很大。中国的改革，必须由中央出面，严格执行，否则很难推动。（阳光岛。sessile发布时间：2007-05-08）

关于人民与改革问题、

这个国家没救了，腐/败和犯罪都成为文化了。。。（文章提交者：deeplove加帖在猫眼看人。07.3.7）

我觉的现在到了老百姓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幻想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天涯杂谈。wbnksm　回复日期：2007-4-24　）

好好看看，非常好的帖子（天涯杂谈。山西广鑫123　回复日期：2007-4-24　）

关于农村改革问题、

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

高见！十几岁结婚，一年一个，生到绝经为止。所以，以前的生育，都是8个、9个……（文章提交者：赵本仙加帖在猫眼看人.07.3.9）

在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休养生息。评价中肯！（文章提交者：0739125861加帖在猫眼看人.07.3.9）

好文.。（文章提交者：木牛骏马加帖在猫眼看人.07.3.9）

楼主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钦佩！！！从2006-9-20到今天已经快80万字了！！！但不知您的《官场文化与潜规则资料汇编》还有多少没有发布？？？（天涯杂谈。rsydqjzdds　　07.4.25）

曾经当过农民,没有理由不支持先生!强烈支持!（天涯杂谈。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5.3）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改制”可以称为权贵门的“最后一顿晚餐”，把数十年国人辛苦劳动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抢劫一空，美之名曰：“改革实际是一场再分配”。不过再分配的办法由权贵门制定，并由它们来执行。你要反对，要抗议，你就是反对改革。（天涯杂谈。到今天　回复日期：07.4.26）

道人写的不错，而且一直在坚持，鼓励下！（天涯杂谈。哪有浊水哪有我　回复日期：07.4.26）

关于行政垄断改革与反垄断问题、

关于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问题、

腐败源于垄断，而在中国，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缺少监督。

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能够腐败而依然在他的高位上逍遥？就是因为没有人监督他！知道他腐败的人，要么就是和他穿一条裤子的，要么就是没权没势的平民百姓，谁能够阻止他腐败呢！

于是乎，上梁不正下梁歪，从上到下，只要有一点权的，就会加紧利用来腐败。

所以中国没有希望了，从东到西、从老到幼、从上到下，已经没有一片净土了。谁之过呢？——和尚头上的虱子。（天涯杂谈。北溟逍遥客　回复日期：07.4.28）

你是否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值得你去痴痴地、傻傻地等待……（天涯杂谈。：weei577　　回复日期：07.4.28）

见得多了，中国早就没希望了，从根子上就烂了（天涯杂谈。马猴老师　回复日期：07.4.28）

关于行政改革问题、

关于体制改革问题、

写得好！！分权治国很重要的可是分的出来么？（天涯杂谈。wayne22　回复日期：07.4.30）

文人充其量也只能说说而已，政客偶尔也会表面上装装意思，真要说到他的痛处，倒霉的还是文人罢了，某些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天涯杂谈。老庄gtx　回复日期：07.4.30）

楼上说的好，上面就是表面上说说而已，谁要是真当真了，真这么执行了，那倒霉的就是他自己，劝各位还存有幻想的人清醒一下吧。（天涯杂谈。烂酷子　回复日期：07.4.30）

道德是内容,民主与法制是形式,只有使这种内容与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人性之善,保证人性之善.如果只有所谓的民主与法制,而没有道德,人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外壳,这似乎还不用过多地担心,因为人类毕竟还是缺乏这些东西.问题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以道德来代替民主与法制的历史太长了,这种泛道德主义往往造就君主集权,而无限的权力对人造成无限的腐蚀,否则历史上哪来那么多的昏君/暴君,贪官污吏呢?封建皇帝"以国为家’’,责任到人,尚且极易堕落;如果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再无民主监督,人性的弱点就会极大地膨胀,不仅人人爱吃"马屁",恐怕也就只剩下"食"与"色"二性了.。（天涯杂谈。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4.30）

中国传统的社会中,做官与做人往往是相互悖反的,政治和道德也是相互悖反的,只是统治者不愿意承认,即便承认也是羞羞答答罢了.。（天涯杂谈。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4.30）

关于政治制度改革问题、

仔细看了,有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天涯杂谈。yikis　回复日期：07.5.1）

理智分析，我们大家都是需要的；支持楼主。。佩服继续！（天涯杂谈。：zhangyang168　回复日期：07.5.1）

处于中国决策层之下的各级官员，就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政治保守的历程，已经把当今社会推向了一条权力垄断市场条件下的不平等竞争道路。掌握权力资源的大小官吏，正好趁经济转型时期权利义务关系失调和社会结构大变动的失序之机，凭借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垄断，把手中的特权转化为生产金钱的机器，各职能官员政经合一，相互利用，合伙营利，已经形成了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贵资本阶层。他们中不少人贪污腐败，日进斗金，并假各种改革开放名义，通过各种途径，将公有财产据为已有；不少人的资产多达千万、亿万，公众媒体上三天两头都有被揭露出的报道。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约定俗成的“权力交易市场”。这就如同西方自由资本市场条件下那种资本所有者合伙经营，按股份大小占有企业资本，分享剩余价值那样；在中国权力资本市场条件下，各层官员合伙执政，按权力大小瓜分公有财产，分享剩余价值。他们用“人民公仆”的金字招牌为“免费证券”，在一切社会资源领域“通吃”免费大餐。各级官员不仅暗地权力寻租，而且阳光工资一调再调。他们穿名牌、戴名表，吃喝玩乐，公费疗养，公费旅游，出国观光，各地考察，即使调息、养病都由国家统包，大把、大把花钱，从不受纳税人的制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还要“谆谆”教导人民，西方的权力制约国家，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剥削制度，而他们才真正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平。这样的制度还需要改革吗？保持这样的制度稳定，才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完善发展才是今后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少数人通吃”法则不变。因而他们才漠视民众对社会制度公正性的渴望。由此一来，由于权贵阶层漠视政改，对民众利益不断挤压，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权贵阶层凭助公共权力挤占下层民众的权益，公正分配与调节社会资源的机制失衡，贪婪的权贵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形成强烈的官民对立、贫富对立格局，外部性的制约因素导致大量贫困人口处于生存难境。这种公众感觉和国家宣传的截然背离，反衬了官方“太平盛世说”的虚假。（天涯杂谈。tempguy2　回复日期：07.5.1）

难以说服人，分析问题不可以猜测别人的想法。（天涯杂谈。约四　回复日期：07.5.1）

赞同净素道人所言,分析得很好.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做官与做人往往是相互悖反的,政治和道德也是相互悖反的,只是统治者不愿意承认,即便承认也是羞羞答答罢了.。

道德是内容,民主与法制是形式,只有使这种内容与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人性之善,保证人性之善.如果只有所谓的民主与法制,而没有道德,人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外壳,这似乎还不用过多地担心,因为人类毕竟还是缺乏这些东西.问题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以道德来代替民主与法制的历史太长了,这种泛道德主义往往造就君主集权,而无限的权力对人造成无限的腐蚀,否则历史上哪来那么多的昏君/暴君,贪官污吏呢?封建皇帝"以国为家’’,责任到人,尚且极易堕落;如果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再无民主监督,人性的弱点就会极大地膨胀,不仅人人爱吃"马屁",恐怕也就只剩下"食"与"色"二性了.（天涯杂谈。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5.1）

关于问责制度问题、

问责制：“自己的左手监督自己的右手，或者自己的脑袋监督自己的双手”=轻轻地处分重重地责骂。（文章提交者：07322443641加帖在猫眼看人07.3.22）

收藏"净素道人"的文章,崇拜--净素道人.。净素道人是俺心目中真正的"人民代表".。　文采和见识,高!实在是高!!（天涯杂谈。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5.2）

受益非浅。（天涯博客。lleeoonn评论日期：　07.5.18）

二十四、官与危机

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向大哥学习。（天涯读书。生命的幽蓝　回复日期：07.5.3）

先生是中国现代的"辨家",佩服!支持先生!（天涯读书。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5.3）

关于和谐社会问题、

楼主，学究也。（天涯杂谈。确系马甲　回复日期：07.5.4）

以前一个帖子的说法，谐字拆成言字旁和皆字旁，但皆字是白字头上两把刀。所以如果话说白了很危险啊。（天涯杂谈。Kiwi16　回复日期：07.5.5）

看过<<厚黑学>>,看过<<辨经>>,看过<<《八荣八耻党员干部读本》>>,现在看"净素道人"先生的<<官场文化与潜规则>>,感觉"净素道人"先生的作品更加有意义(全面解剖中国),预测"净素道人"先生的<<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将成为一部"伟大"的书籍,预测"净素道人"先生一定会成为中国现代最了不起的伟大人物.直言:我(新星星之火)崇拜您---净素道人/先生.我把先生(文章)记录下来.不断宣传先生的"伟大"文章!（天涯杂谈。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5.5）

先生的观点的确是很有深度，也很有意思，中国的事情必须从各种群体的利益上分析，才能拨开云雾，认清实质。

希望先生的观点不会曲高和寡。

个人认为先生的这几个观点非常深刻：

1.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困难，在于改革的对象是自己，或者是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样的做法好比是坐在树上砍树。

2.各种集团一旦形成，就迅速的分化，对立，难以在其中建立起有效的能量和压力的沟通渠道，这样压力就会在集团内部聚集，从而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先生即已看的如此之深，不妨从更多的角度，比如文化，传统，以及其他各种可以影响群体群体意识的要素来探讨可能的疏通压力和能量转换的方法。（天涯读书。万山修水　回复日期：07.5.4）

关于社会稳定和民情预警问题、

这个好！（文章提交者：伦敦上空的鹰加帖在猫眼看人07.3.26）

关于弱势群体问题、

是中国人就一定要看净素道人的文章，我不但要看而且还要收入个人文档里面.（天涯读书。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5.7）

关于君子与小人问题、

没有君子，也没有小人，空既是色，色既是空，君子就是小人，小人酒肆君子，小人眼里“君子”也是小人，君子眼里“小人”也是君子。人就是人，如此而已。中国人无聊且犯贱，非要区分君子小人，掩饰自己失败后的心理不平衡。（天涯杂谈。不法地产商。　回复日期：07.5.8）

当今的现状是，不带点“势利眼”，确实难以混得象模象样。（红网论坛。07.5.26）

关于诚信社会问题、

"人把社会给害了"，说的有道理。（红网论坛。07.5.26）

关于道德问题、

“在中国，普遍存在着一种“看客现象”，这是一种社会病态”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建议道人去看看《影响力》这本书！里面有关“一致性”的解释很充分，我就不多此一举啦。当然，观点就是用来批驳的，当中肯定是见仁见智。（红网论坛。那年正月。回复日期07.5.27）

二十五、官与文化

什么是文化？

五四运动后期的转型——从文化转向政治，从科学转向革命——导致了中国的启蒙半途而废。高啊！（文章提交者：一点五16加帖在猫眼看人07.3.26）

官场本不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的。（红网论坛。07.5.29）

关于腐败（贪官）文化问题、

关于清官文化问题、

我觉得，官场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官员没有世族为后盾，这样做起是来就没有了低气，所以才回曲重与潜规则。法家为本，儒学为用。楼主总结的不错。（红网论坛。07.5.31）

关于廉政文化问题、

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廉政的问题。（红网论坛。07.6.1）

当今非廉文化种种

文章的题目不好,似是而非,内容不错.建议题目改为<滋生腐败的社会温床>。（天涯杂谈。尘未了　回复日期：07.5.19）

人的本性加上各种因素.本性是第一位的.（天涯杂谈。yesno1977　回复日期：07.5.19）

持续关注拜读道人大作，望继续连载更多精辟华章！（天涯杂谈。凝固怒放　回复日期：07.5.20）

经典的论述，授教了！！！（天涯读书。daniellwilson　回复日期：07.5.19）

这是正宗的土匪思想。（红网论坛。07.6.2）

关于权力文化问题、

关于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关于家庭文化问题、

关于官场哲学——厚黑学、

好贴子哦，大家不顶说不过去。（天涯读书。无线广告自动发　回复日期：07.5.25）

看来当官还真的很难的，还好我当不了。（天涯读书。xiaxng　回复日期：07.5.25）

厚黑学是一个很无耻的东西。（红网论坛。07.6.7）

关于官僚文化问题

把经济权力还给人民，已经晚了!改革开放30年,所有领域都被"巨鳄"把持,"人民"创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天涯杂谈。louiliu　　回复日期：07.5.26）

关于中国官场的潜文化形态

百年不遇的好帖子，不得不顶。（天涯杂谈。犯得上计划　　回复日期：07.5.27）

大家顶啊，这么好的帖子，楼主辛苦了。（天涯杂谈。whmcon129　　　回复日期：07.5.27）

好贴阿楼主，代表大家谢谢您！（天涯杂谈。星星滑雪　　回复日期：07.6.2）

楼主呢?是不是看到不热闹就不来了?也许看懂的人不是很多,也许喜欢的人一直在潜水!（天涯杂谈。犯得上计划　　回复日期：07.6.10）

没当官不知道官场.。（红网论坛。敬承愚公。回复日期：07.6.9）

什么叫官？在中国，官是一群有特权的人，这些人掌握了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不，准确地说应该是上一级官员掌握下级官员的命运，、、、、直到最下级官员掌握老百姓的命运。中国几千年就是这种政治体制。

只要是中国人，就想当官，就想得到特权。（阳光岛论坛。3721。回复日期：07.6.10）

关于官场文化问题、

二十六、官场趣谈

总结得够丰富！潜规则不是哪个人一声令下就能废了的，需要自由的舆论。（文章提交者：feihualuoxue加帖在猫眼看人07.4.11）

楼主辛苦,收藏了!（文章提交者：cqs369加帖在猫眼看人07.4.11）

好文章！一至四在哪里？请楼主给个链接。（文章提交者：faqiang加帖在猫眼看人07.4.16）

记号极好!（文章提交者：番薯藤加帖在猫眼看人07.4.16）

谢谢楼主！（文章提交者：czskl加帖在猫眼看人07.4.16）

把经济权力还给人民，已经晚了!改革开放30年,所有领域都被"巨鳄"把持,"人民"创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天涯杂谈。　louiliu回复日期：07.5.26）

当官也不容易，贪污点也很正常。就是别他妈干伤天害理，断子绝孙的事情，不然很快就会遭报应的。（天涯杂谈。CISCO1　　　回复日期：07.5.28）

此系列乃上品，貌似黑言黑字，细细品来句句发自肺腑。无奈，感叹！！！！！！　嘿嘿！我怎么成愤青了？（天涯杂谈。warriorwong　　　回复日期：07.5.28）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一条都没错嘛!敢问楼主也是个官儿吗?（天涯杂谈。：潇湘异客　回复日期：07.6.2）

此帖绝对要留名！强人辈出！有理，顶~~（天涯杂谈。寂寞搁浅　　回复日期：07.6.3）

支持，我认为你太厉害了！（天涯杂谈。：情怀落雪飞花　　回复日期：07.6.4）

谢谢了，又学了一招！（天涯杂谈。：森之木林　　　回复日期：07.6.6）

我惊呆了，好贴啊，很难得的好贴！（天涯杂谈。：南方陷落　　　回复日期：07.6.6）

分析得太经典了啊！（天涯杂谈。：白日放歌纵酒　　回复日期：07.6.6）

我见过的最好的帖子了，谢谢楼主！（天涯杂谈。：jessehart6　回复日期：07.6.8）

好牛Ｘ的文章啊！．强烈支持！（天涯杂谈。：自宫未遂　回复日期：07.6.8）

现在之中国，官场就是社会的缩影，单就说八荣八耻，问问你全国　有几个官能以八荣为荣　和八耻不沾边？？？社会充满了不公平，而这不公平，正是从官场这第一道开始的．（天涯杂谈。：下午没有风　回复日期：07.6.12）

说得不错，但很难记住。不知按照这些规则去做，能当上多大的官？（直来直去的博客。　回复日期：07.6.11）

人的一生就是在“习惯别人”和让别人“习惯自己”中度过的，只不过有的人在“习惯别人”的方面做得好一点，有的人在“习惯自己”的方面表现得突出一点，如此而已。而大多数成功的人，都是从“习惯别人”开始到最后使别人“习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人莫过于从“习惯自己”开始到最后不得不去“习惯别人”。从“习惯别人”到“习惯自己”，那是顺风顺水，而从“习惯自己”到“习惯别人”，那可是马不喝水强按头，难受啊！实在经典..适用生活的点滴（直来直去的博客。　回复日期：07.6.14）

二十七、官员自白

通过<<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透视中国的"内脏"。（天涯读书。：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6.16）

说得不错，但很难记住。不知按照这些规则去做，能当上多大的官？（　回复日期：07.6.11）

“厚黑哲学”现在仍然还真管用呀。（天涯博客。：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6.18）

其实：在官场混，善于和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善于编制关系网外，自己要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正派的生活作风，清廉的口碑也非常重要！（天涯读书。：chinaknife　回复日期：07.6.19）

真TM写实。。。社会如此，我们能改变些什么呢？（天涯读书。老庄gtx　回复日期：07.6.19）

通过"潜规则''看现实社会。（天涯博客。：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6.20）

官场=红色+黑色。（天涯读书。：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6.20）

目前来说的确有些人觉得，公务员也不是那么地黑，也要看地方的。当官也是一种选择，特别是能够用手中的权力来谋进步、谋民生的话。但是官场的黑、潜规则，也着实令人生厌啊。能够平衡侧身其中，又不迷失自我的人，那真是人才呢。（天涯读书。constance2007　回复日期：07.6.22）

中国人就是这样！这是文化使然！（天涯读书。psychestorm　回复日期：07.6.22）

了解,阅读,细看净素道人先生怎样以书(文章)全面解剖中国.。（天涯博客。：新星星之火　回复日期：07.6.29）

我反复看了多遍，好帖，得支持！（天涯杂谈。：ovtijzc　　回复日期：07.7.2）

百年不遇的好帖子，不得不顶！（天涯杂谈。：caamoef　　　回复日期：07.7.2）

知道的太少,受到的伤害太多.，归根结底:自己太傻,太老实,太放不开!（天涯读书。：康得利　回复日期：07.7.3）

楼主的帖子很有意思，我一直在看你的博客。（天涯杂谈。：冬天快来　　回复日期：07.7.6）

写的很好，很有生活也很有才，很实用啊我想我也会用的着。（天涯读书。xuruipeng　回复日期：07.7.9）

不会当领导的很多面孔，会当的领导就这副面孔。（天涯读书。puyao2003　回复日期：07.7.9）

我做过秘书的，楼主的话有道理，赞一个。（天涯读书。yinjie201814　回复日期：07.7.10）

“不论我讲得好坏，大家都不太在意。这样，我的压力就小了，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的确如此。（天涯杂谈。：黑窑奴　　回复日期：07.7.12）

看了才知道做官原来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他的无耻。（天涯杂谈。：778778　　回复日期：07.7.13）

一面镜子，折射官场文化！（阳光岛社区。：待雪流声：　　回复日期：07.7.14）

中国官场的领导心态！维妙维肖，入木三分啊！（阳光岛社区。：爱海南：：　　回复日期：07.7.17）

后记

终于贴完了,半年多来，可累死我了。我又高兴,又遗憾。既想看到结果，又想继续看下去，你太有才了！最后，还是要再说声：谢谢。有缘再见。（文章提交者：zlngd加帖在凯迪博客07.4.25）

拷下来拉，120多万字，16开700多页，大哥，辛苦你啦，谢谢！！！（天涯博客。：慧心慧眼　回复日期：07.7.16）

总目录

支持支持！顶个支持支持！顶个支持支持！顶个支持支持！顶个支持支持！顶个支持支持！顶个支持支持！顶个支持支持！顶个支持支持！顶个（文章提交者：神色宇加帖在猫眼看人07.4.26）

净素道人：您好！

我是您的大作《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的忠实读者，由于您发的贴子比较分散，我深感阅读不便，故特来向您讨要比较完整的电子版，希望您能特许！另，希望您能出更多的著作，以满足我们这些粉丝的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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