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兵》

作者：田秉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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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国，必有兵。

有大国，必有强兵。

养兵，兵不能战，是谓“无兵”。

任将，将不能胜，是谓“无将”。

弱兵，则国危；无兵，则国亡。验之于古，证之于今，无一国可以例外。

一部中国近代史，屈辱百年，让中国人饱尝“大国无兵”之痛。痛定思痛，每一个有国家忧虑感或责任感的朋友都应该醒悟：中华欲大国崛起，必然要有与大国相匹配的强兵强将。

本书作者不是军人、又不是军事发烧友，因而他不具备议论军国大事的基础性条件。

本书作者不是学院派学者，因而他也无权介入任何一个法定学科流行课题的责任承包。

他所拥有的，大抵只是一个平民百姓面对尘封历史的独立思考权及个人话语权。

资料都是公开的、常见的、散放的，随意拣拾，让他触类联想，追怀起童年在野外割草放牧的自主或不自主。

不是理论，也就没有结论。维系资料而略呈连贯的，除了历史的自然顺序，便是作者的自由思绪。

“大国无兵”的命题，在“显性”上对照中国历史是难以成立的。而在“隐性”上，中国时不时总会出现“无兵”的虚脱。这与人体免疫力消退仿佛：今日无病，并不证明你真的健康；今日和平，并不证明你已经安全。

造成隐性“大国无兵”的原因很多，作者没有能力全方位地思考与探究。本书仅仅抓住一点，即“尚武精神”的失落加以铺排，或者已经触及皮毛。

“尚武精神”曾是中华民族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梁启超氏有《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列中国武士七十数人，赫然第一名竟是孔夫子。梁氏用心良苦，他是想用两千年前的列国游侠，激活两千年后的东亚病夫，其实，他天真了。他既不能终结“不武之历史”，又不能改变“不武之民族”。所以，梁氏之后的后来人也还是有继续陈述“尚武”的话语空间。

不能“尚武”，不再“尚武”，积患也久，积难也深。对“民”而言，这是道德、信仰的崩圮，这是理想、追求的转移；对“兵”而言，这是军纪、军威的消解，这是军心、军魂的销熔。

歧路亡羊，你不能坐哭穷途。惟一的积极选择是：寻觅。

面对“尚武精神”的失落，似乎也只有在理性精神被击碎、被肢解、被抛弃的旧路上一一寻觅，一一复苏。

谁丢了，谁找回。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一无可例外者。失魂落魄，断无生理。

屈原写过《招魂》，那是十分无奈的呐喊。面对自私自利、损国损民的行尸走肉，屈原肯定是绝望了。

我麻木，所以我未曾绝望。

没有灵魂的铁头功不是“尚武”，没有信仰的金钟罩不是“尚武”。

当“尚武”不再被新武侠派们虚说神异，当“尚武”不再被武林莽夫们醉后自诩，一种深深扎根于理性潜层的无私无畏、大智大勇才会萌芽绽蕾，这才是我们渴望恢复的“尚武”精神。

这是清政府、民国政府的百年镜鉴。擦拭一番这枚镜鉴，不知能否照见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曾经失魂落魄的历史。

田秉锷

2007年12月20日

于徐州黄河新村书屋

序篇

险情回放——“天理教”闯入紫禁城

清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依例，应为闰八月十五日，因星象异常而有意改动）申时（下午三至五时），在宫内太监引领下，近二百名手持利刃的天理教徒从西华门、东华门分两路攻入北京紫禁城。

闯入者白巾裹首，鼓噪而进，逢人便杀，势不可挡。原本安安静静、神神秘秘的清宫大内，一时如火烧蜂房，乱作一团……

事起突然，让拱卫紫禁城的八旗禁卫军也猝不及防。这一招，叫“黑虎掏心”。

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者高出一筹的是，起事者并没有从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起步。在酝酿阶段，他们便将奇袭皇城、直接坐上金銮宝殿的九龙御椅设定为首要目标。省去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北伐长征、兵临城下、南北和谈、或禅让退位、或吊死煤山等过渡性环节，毕其功于一役，何其轻松乃耳！何其童话乃耳！

一、林清的“革命”之梦

那支攻入紫禁城的队伍，是林清统领的“天理教”（或称八卦教、荣华教、红阳教、白易教等）教众。当他的夺权先遣队攻入清宫时，林清还在城南黄村宋家庄坐等消息。一是等宫内的消息，二是等河南李文成进京增援的消息。

说起这次“闰中秋风暴”，他们的筹划至少在两年前即已开始。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秋，彗星出西北方，钦天监奏：星象主兵，不利朝廷，应予防备。嘉庆皇帝问：星象应于何时？钦天监经细细查核，答曰：应在十八年癸酉闰八月中。并奏：若将十八年的“八月”之“闰”改为十九年的“二月”之“闰”，则“闰八月”仍为正常的九月，便可消弭星变。嘉庆帝允奏，又诏百官诫惧修省，以杜天怒人怨。①

朝廷的举动，被天理教的首领们侦知。防有防策，攻有攻略，天理教两大首领林清与李文成遂相聚而谋。

林清（1770—1813）原籍浙江，久居京邸，住城南宋家庄。幼年曾作药店学徒，后为提督王柄家僮，随王氏征战苗疆，耳濡目染，颇知战阵兵法。加之身高力大，面黑如铁，虬髯如猬，有几分张飞、李逵的派头，遂被直隶教众拥为“法祖”。女夸女美，人抬人大，这林清越发自我感觉良好。掌教日久，金银日积，权大气粗，他便油然做起了取而代之，黄袍加身的美梦。

李文成（？—1813）河南滑县人。自幼父母双亡，随一木匠作学徒，故人称“李四木匠”。因为读过几日私塾，又研习数学、星象，自然比一般百姓多了一些野心与抱负。后为天理教教主，传教河南、山东，有教众数万人。北林南李，天理教两大派遥成呼应之势。

辛未（1811）秋，林清与李文成在滑县相会，共商非常之举。壬申（1812）春，应林清之邀，李文成又两次赴京，与林氏会商举事方略。他们商定：癸酉（1813）年九月十五日、即原闰八月十五日为举事日；届时，南北两支天理教人马合攻紫禁城，一举推翻清王朝。事成，如何排座次，待定。②

上文已述，这种筹划是前无古人的。浪漫、大胆、简单、明了，省略了一切“革命”的曲折程序，直入本题，诚可作千秋万世造反者之明鉴也。为了给“革命”一个光彩的号召，二人在天理教原有的“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口诀外，又拟定了一句谶语式的经文：“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对教众的宣传提纲则是：“清朝最怕闰八月，劫数在此，天命难违，移改闰月也是无益！”③

二人分手后，遂各自秘密串连，发动群众。教众是最易欺哄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经语一转眼就传遍了黄河两岸、京畿内外。

林清的聪明，是他确定了里应外合的攻击方针。内应者，就是大内太监。太监多直隶籍，以亲情联络之，以金银酬谢之，以开国再造激励之，谁不潜生出“第二忠诚”？事发前后，投入林清统一战线的大内太监已有十余名，他们依次是：刘金、刘得才、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张泰等人。

林清的聪明，还在于他看破了一种“悖论”：即防守愈严密，便愈有漏洞；愈固若金汤，便愈可能一触即溃。日后的事实证明，重门高城，严兵守卫的帝王之居真的并不绝对安全。

以用兵之道衡量林清的军事才干，可将他列入“诡道”之才。他相信突然袭击的功效，他又全部依赖突袭的侥幸胜利，这也便将自己置于“赌徒”的位置上。

“赌一把”是有两种结局的。因而，赌“革命”，亦万难跳出“梦魇”的结局。教首在“梦”中，是做他的好梦；教众在“梦”中，那则是教首的暗示与引导。“革命”，总要有一个光彩的口号，口号是头头儿的发明；庸众，只要信，只要跟，只要激起提着脑袋打天下的斗志，“群众运动”自然如火如荼。林清告诉教众道：诵“八月中秋，黄花落地”八字真言，可以刀枪不入！教众信了，太监们也信了，于是有了二百男儿硬闯紫禁城的故事。

二、李文成快了半拍

如果李文成如约赶到北京，历史或许还有新的表述。但是，李文成辈谋事不秘，且又让滑县知县强克捷占了先手，所以在闰中秋之前被官府缉拿归案。

在北京，林清望眼欲穿。

在滑县，李文成锒铛入狱。

援军不到，林清只好孤注一掷。这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有一个人，“清史”留名，那就是强克捷。是他探闻到天理教起事的消息，火速上报河南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请求发兵镇压。高、郎二氏皆疑他轻事重报，不予理睬。再申三申，仍无回复。强克捷终不敢轻轻放下。作为知县，他深知李文成为滑县人氏，逆案一出，自己即难逃督察不力之责。纵容反叛，罪在不赦，与其失职而死，毋如为国而亡。死我一个强克捷，能保国家社稷，能安黎民百姓，何憾之有？想到这儿，他不待批复回文，即密传衙役人众，往捕李文成及其死党二十四名，且连夜突审。李文成不招。强克捷则命夹棍侍候。连夹带敲，李文成腿骨碎断。强克捷认为主犯断足，已不能逃逸，遂收狱拘押，再作审理。④

惊闻首领被捕，九月七日（9月30日）滑县天理教徒聚众三千，围攻滑县。城中仅有快班皂役，并无精兵良将，如何守得？城破，强克捷与家属十数人被害。另一种版本的说法，教众围攻，强氏缒城走封邱，搬取救兵。嘉庆帝闻其死难，发了“恤典”，强不得已自杀。

李文成被救出狱，遂扯旗放炮在滑县聚众反叛。“地下斗争”变成了“武装起义”，这在客观上是不利于林清紫禁城奇袭的。

没文化，即少计划。

小人物不足成大事。

历史失忆的部分是，李文成被救后为何不迅速派人与林清联系，告以先发之变？林清又为何未在起事前派人与李氏作最后之沟通？

呼应了本书的主题，在这儿我们要以后来人的清醒指出，由于李文成的被捕，林、李二人失去了“会师”的机会。孤军为战者险！何况胜利？其次，因为高杞、郎锦麒二人的玩忽职守，河南官军失去了“围剿”的良机。瓮中捉鳖与放虎归山，这是多么不同的战术啊！强克捷的忠君报国成了个案。

在江河日下、总体崩圮的时代，少数忠臣廉吏化为旗帜。旗帜举得再高，也无法扭转理性崩溃与信仰缺失的颓势。一支钓竿，何以擎得起泰坦尼克号的沉沦？

三、夜雨潇潇火不燃

再说“闰中秋风暴”的进展。

事发前，曾有人（曹福昌）建议将起事日期改在九月十七日（10月10日）。因为那一天嘉庆帝回銮京师、将驻跸京北白涧，京中诸王大臣届时都要离京迎驾；乘其空虚，击之最利。而林清以为“劫数”在十五日，故不肯推后。事先，他们已聚众数百人，准备全力以赴，灭此朝食。临入宫，太监们认为宫内地狭，难容多人，且恃林清辈皆有蹿房越脊、刀枪不入的本领，便主张减少入宫人数；林清也认为太监们路径谙熟，由其引导定可事半功倍，所以也同意削减“敢死队”的人数。最后确定，东西两路共二百余人。⑤

九月十四日（10月7日），东队以祝现、屈五为首领，从董屯出发，约由东华门闯宫，至，则由太监刘得才引入。西队以李五、宋进财为首领，从黄村出发，至菜市口集合，约由西华门闯宫，届时由太监杨进忠、高广福引入。进城，歇息一夜，十五日上午两队都悄悄抵达指定地点。下午，内应太监出宫迎接；两队人马遂分头行动。

西路极顺利，全部闯进西华门。先入尚衣监，将监中太监、宫女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这是领路太监杨进忠的主意。因为杨进忠是茶房太监，曾去尚衣监乞求补衣被拒；今日有了官报私仇的机会，何不先杀一个痛快！尚衣监只有一老妇因匍匐荆棘中幸免于难。

东路则颇不顺。因入东华门时教众与送煤者争道，露出兵器，为官兵发觉；官兵急掩大门，仅陈爽等十几人得以闯入。入宫后，这十几人各亮兵器，夺路向西杀去。⑥

待东、西两路人马合兵一处时，紫禁城警声四起，清宫轮值侍卫早已各就各位，内廷、外廷各大门也均紧紧关闭。这就迫使闯入者在高墙夹道间左冲右突，浪费了精力，却难以进击皇宫的核心机构。

但战斗并不稍缓：

——协和门外，教众与官军厮杀，互有伤亡，不分胜负。

——文颖馆内，供事文官起而争斗，被教众一一砍杀。

——慈宁宫伙房，教众纵火，被卫兵擒拿。

——熙和门外，教众杀侍卫那仑。在太监高广福带领下由马道登城墙，并在城上招展白旗。白旗上或写“大明天顺”，或写“顺天保民”。摇旗间，高广福中弹坠城。

——武英殿复道中，双方遭遇，官军以鸟枪击杀教众数十人。

——养心门外，教众以人梯登墙，皇次子绵宁开枪，击杀二人。贝勒绵志击杀一人。⑦

月上东天，紫禁城因为没了往日的灯火，显得格外清冷。拼杀了半天的教众，死伤之外，所剩者已不知几许。他们在黑暗中，三三两两，打着游击。有几个人闯入五凤楼，拿出火石、火绳，准备纵一把火，以便乘乱突围。岂知，火还没引着，一声惊雷，大雨瓢泼……

晴转阴，阴转晴，此乃天候之变。谁能料到，一场大雨，阻止了紫禁城的火灾呢！星星之火，未能燎原，大清皇朝的气运还有一百年的喘息呢！

战斗持续到十六日午后。除牺牲者外，林清党众被俘者二十四人。

林清被捉。嘉庆帝亲加审讯。帝问：“汝何故为逆谋？”清答：“我辈《经》上有之。我欲使同辈突入禁门，杀害官兵，以应劫数。”

审毕，造反者皆凌迟处死。

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林清辈的突袭是用“有准备”的“无组织”冲锋，向清皇朝“无准备”的“有组织”系统挑战。“有组织”胜，“无组织”败，胜败异势，归根结底还是实力的悬殊。因为即便是仓促之间，十五日黄昏清皇朝在紫禁城聚集的兵力也在四五千人以上！

十多年前，当本书的作者刚接触那次紫禁城突袭战的资料时，曾误将该事件视为大清皇朝衰败的信号。其实，那是皮相之论。突袭是下层百姓自外的挑战，有其统治机器失调性的原因（下详）；但皇朝内部，还没有解体性或崩溃性趋势，所以事虽突发，而当政者尚能应之从容。

警讯传来，在没有皇命的情势下，清室的王公大臣基本上还能闻风而动：

——宫内，皇次子绵宁紧张而不慌张，是他自觉担负起指挥宫内侍卫的抵抗与搜捕。

——宫外，诸王大臣闻变，皆率众由紫禁城北大门入宫增援，第一时间赶到者计有：庄亲王绵课、礼亲王昭梿、成哲亲王永瑆、仪慎亲王永璇、镇国公奕灏、贝子奕绍、礼部侍郎英和等数十辈。

只要人心不散，队伍不散，有时局部性的危机反而激发起全局性的振作。仪慎亲王永璇，是嘉庆帝的哥哥。嘉庆十七年（1812）因刊刻乾隆圣训误书庙号，被罢王俸三年。虽然背着处分，他也毫无芥蒂之念地奋身捕敌。事后，嘉庆帝奖其忠诚，免除一切处分。成哲亲王永瑆，也是嘉庆帝的哥哥。闻宫中有变时，他正在饮酒。半醉半醒，飞身上马赶往神武门。入门，即奋身高呼：“何等草寇敢如此猖獗，看老夫手击之！”这真是一派英雄气度。⑧

四、绵宁崭露头角

绵宁，后改旻宁，嘉庆帝次子，即后来的道光皇帝。这一年，他三十一岁。虽然皇长子二岁是便已夭亡，绵宁成为嘉庆帝诸子中的老大哥，但能否被立为“皇太子”，能否顺利登上皇位谁也说不清。

嘉庆十八年（1813）秋天的木兰狩猎，绵宁随驾扈从。因为奉旨先还京师，所以让他碰上了教众闯宫。那天下午，绵宁在养心殿与从弟贝勒绵志（仪慎亲王永璇子）说事，忽闻太监奏报有乱民闯宫。这还了得！快取撒袋（箭袋）、腰刀！吩咐一声，他即急步走向殿外，而远处正传来阵阵杀声。内侍送上武器，绵宁先系好腰刀，再背上撒袋，而手中早早握住了一把鸟铳。养心门已经紧紧关闭，他顺着木梯，联步而上，想看看外面的动静。哪知刚登一半，墙上就露出一个攀墙者的脑袋。绵宁手起枪响，那人即应声倒毙。刚下梯装好药，墙头又爬上一人。绵宁举枪，那人亦中弹毙命。⑨

第三枪是绵志打的。见院内防卫严密，围攻者在搭上三条命之后撤去。绵宁估计乱民不会太多，遂命内监出门传令，让内宫各门（如景运门、隆宗门）关闭，严防乱民闯入内廷；接着又派人去神武门迎接健锐营、火器营援军。事实证明这一部署十分合理。待宫内守军与宫外援军可以联手作战时，天理教的敢死队已被分割包围于狭小的空间。

乱平，嘉庆帝封皇次子绵宁为智亲王，封贝勒绵志为郡王衔。“智亲王”的“智”，是经历了变乱考验的。对他那支连毙二敌的鸟铳，嘉庆帝也特予命名，曰：“威烈”。在给内阁的谕旨中，嘉庆帝赞扬绵宁“忠孝兼备，岂容少靳恩施”。意谓封赠再多也不会吝啬。⑩

面对嘉奖与封赠，绵宁还算清醒。他在谢恩时言道：“事在仓猝，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其不矜功、不伐善如此，更让嘉庆帝对这个儿子增加了好感。

绵宁在平乱中经受考验，崭露头角，颇有几分时势造英雄的幸运。若与他儿时的另一件小事对照，则又可知绵宁的智勇其来也久。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乾隆帝行猎威格逊尔，年仅十岁的绵宁随猎。马上开弓，一箭中的，野鹿倒地。乾隆帝大喜过望，特赐黄马褂与花翎。并赋诗志贺，有句云：“老我策总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早二龄”是与自己相比的，盖乾隆帝十二岁时木兰从狩，初射获熊。诗中又云：“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考其义，甚至连绵宁将来继承皇位都估计到了。绵宁随猎的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连中两箭后，乾隆帝说，若第三箭也中，则赐黄马褂。第三箭果中，乾隆大喜，赐黄马褂。因为个头小，黄马褂拖在地上很长……

《清朝野史大观》中《阿哥杀贼》一节记绵宁毙敌事又加虚张，谓：“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党闯入宫中。宣宗时在上书房读书，闻变，与内监登垣瞭敌……举枪射击之，未命中，怪而察之，知为空弹。因急取衣服间银扣作丸，再射之，应声毙。教徒不敢逾垣进，积此二因，遂缄名金匮。”银扣能否作枪弹，待考。

绵宁少年射鹿，青年射敌，都属武事。长于武事，证明到他这一代，清皇族尚未丢掉弓马打天下的优良传统。而他两枪击毙两敌的经历也创造了一个纪录：即入关以后，满族皇帝唯一亲手杀敌者。雄武如康熙、乾隆，何曾在两军对垒中亲手杀过敌人？

历史，似乎期待这位皇子在未来的岁月中显现武德武功。

五、嘉庆指责“因循怠玩”

九月十九日（10月12日）辰时，嘉庆帝乘马入都，兵民夹道迎拜。缓辔入宫后，随即下《罪己诏》。太监宣读，诸王大臣集乾清门跪听之。其《诏》曰：

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不敢为虐民之事，自川楚教匪平后，方期与吾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汉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返躬修省耳。诸臣愿为忠良，即尽心力匡朕之咎，正民之志，切勿依前尸位，益增朕失。·輥·輯·訛

诏中“因循怠玩”四字，找到了病症。

仅以天理教闯宫为例，即足证清朝官吏“因循怠玩”已成流行病。

河南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可合为一例。将基层报告，置若罔闻，一再请命，均不理睬，这是造成权力体系半身不遂、乃至全身瘫痪的人为因由。高、郎二人倘稍有责任感，强克捷一家可以不死，滑县可以不失，嘉庆十八年深秋持续九十天的平叛大围剿可以不举，直隶、河南、山东数省则可以太平矣。

步军统领吉伦，负责禁御之外的京师护卫。营员屡次申报逆情，他皆以“非吾所辖”为借口，不加追究。乘着秋高气爽，吉伦邀客携酒游西山香界寺，吟咏忘归。直到九月十五日，他仍然游兴未足，对部下说，某将迎驾白涧，又率一干扈从飞马出都。左营参将某攀舆相告：“都中情形，大有叵测，尚书请留。”吉伦厉声喝道：“近日太平如此，何有叵测？尔乃作疯语乎！”挥舆驱骑竟去。吉伦逸游离职，造成京中部队群龙无首。

豫亲王裕丰，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后代。说起多铎，那可是大清皇朝定都北京后的特级功臣。而传到裕丰一代，已经无复祖上豪情。林清党众中那个领队闯宫的祝现，就是豫王府包衣人，居京郊桑岱屯，充豫府庄头，家资富饶，遂生非分之想，成为林清天理教骨干分子。其弟祝富庆，对他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知其反期已决，遂奔告豫亲王裕丰。裕丰闻言大惊；谋逆为乱，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呀！身为皇族亲王，理应检举揭发之。但转念一想，他又怕了。去年皇上阅兵南海子，自己随行，食宿不便，就曾寓居宋家庄林清大院。与乱党教匪有染，这又是辨不明的关系！越想越乱，越乱越怕，裕丰索性做起了缩头乌龟。倘若裕丰以亲王的身份入朝相报，防患于未然，平乱岂不易如反掌！·輥·輰·訛

顺天府尹某公，于九月十四日接到卢沟桥巡检司报告，说祝现奉林清之命，已集合天理教教众，暗携兵器入京，定于次日闯宫举事。林清乱党，已经过卢沟桥进城。该府尹闻报，摇头不信。朗朗乾坤，皓皓日月，京师金城汤池之固，谁人敢为蚍蜉撼树之举？荒唐！荒唐！莫信！莫信！敢冒昧声张者，滚！由于这位京城地方官的玩忽职守，第二天果然发生了禁宫惊变。

上几例，皆发生于事变前夕。而此前一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春，台湾淡水同知兵备赵崇华一上任，即访获妖言惑众的高妈达。捕而讯之，具供其党刘林（即林清）、祝现等，将于明年秋在京师举事。赵崇华笔录供词后，亟通详请奏，并建议直隶顺天府协查乱党。·輥·輱·訛奏上，大吏们认为此消息荒诞不经，耸人听闻，故匿压不报；仅依寻常传布邪教律判决了高妈达。设若“大吏”们有一丝警觉、一丝责任，早早谋之，岂有日后之乱？

问题很明显：个体的怠玩，造成整体的垮塌；个体的脱钩，造成整体的短路；大清皇朝的国家机器因为“人”的锈蚀而出现全局性失调、失控、失效。物质性的变异，起于精神性的病灶；家国危难，源于情性迷误；政治家（如果有的话，多数顶着“政治家”冠冕的人实为“权力者”）戳了纰漏，需要哲学家把脉问疾。这真是忙人忙于事、闲人闲于话的风景。

嘉庆皇帝指出了“因循怠玩”的政治病症，还算他清醒。诊病重要，开方更重要，可惜嘉庆皇帝只是说嘴郎中。

大清皇朝的病，日重一日。当那位颇有些尚武精神及武略风采的皇子绵宁，在他继承大统，乾纲独断的时候，还能阻滞颓败，实现中兴吗？

男性权力一“代”又一“代”（专制权力是用“代”计数运命的，而民主政治则用“届”。）的血缘传承，因为女性的介入，它的雄性遗传因子以几何级数逆减或稀释。满族的爱新觉罗氏家族，到底在何时、何地遗失了努尔哈赤的雄杰、皇太极的神勇、玄烨的刚毅、胤祯的严明了呢？

让我们回到大清朝的道光时代，在世界格局的国际较量中看尚武精神的失落，看男儿气概的消解，看有疆无防的疏漏，看大国无兵的败局。当然，“鸦片战争”只是本书历史反思的起点。即便延续到国名革新，国体变更的“中华民国”时代，作为“大国”的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兵弱将懦，被动挨打的屈辱。拈出紫禁城兵变，仅仅是为了指证：国家防务的虚设，已经将战乱引入天安门之内。乱入内廷，能不警乎！

有强权而无强兵。

有残民术而无御辱策。

“富国强兵”流行为自大的粉饰性宣传、或自慰性民族欺骗。

这诸多的隐疾，正是本书的焦虑所在。庶民的焦虑自古便被讥为杞人忧天。或许因为还模糊地记得天下兴亡与匹夫之责的连带关系，或许因为由“画饼”不能充饥联想到“纸上谈兵”的误人误国，本书作者只冷静地将本书的文化使命框定在“照照镜子提个醒”的有限度量之内。国事，肉食者谋之；庶民百姓，蔬食动物，偶有啼鸣，大抵只显现着黑夜将尽，黎明渐至，又一个日出而作就要开始。

［注释］

① 《清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三《嘉庆癸酉之变》，永璇《啸亭杂录》，兰簃外史《靖逆记》互见。

③ 《罗瘿公笔记选·教匪林清变纪》。

④ 《清朝野史大观·强忠烈破李文成之功》。

⑤ 兰簃外史《靖逆记》、并《清史演义》四十六回。

⑥ 永璇《啸亭杂录》。

⑦⑩ 《清史稿·宣宗纪》。

⑧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传》。

⑨ 《南亭笔记·道光神弹》。

《清史稿·仁宗纪》。

兰簃外史《靖逆记》。

《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林清之变》。

第一篇：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中国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英国战舰林立，簇拥着那艘舰身高大的旗舰“皋华丽号”。水兵持枪列队，欢迎花翎锦袍的清国谈判代表登舰。

弯腰曲背、鱼贯而入者为清朝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四品卿衔乍浦副都统尹里布、两江总督牛鉴、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还有暂戴五品顶戴的尹里布家仆张喜等人。

英方出席者有全权代表璞鼎查、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谈判代表麻恭少校、马儒翰翻译等人。

讨价还价的谈判从七月初开始，先在舰上谈，后因天热改在岸上（南京仪凤门外静海寺）谈，直到七月二十一日（8月26日）璞鼎查等人应邀进入南京城，在上江县考棚双方交换和约文本，“和谈”才告一段落。而今天的登舰相会，则是为了双方正式加盖关防印鉴，签字画押。红印一盖，大名一签，中英《江宁条约》即被后人习惯称呼的《南京条约》遂告生效。

签字仪式结束，送走了中国官员，那几个不苟言笑的英国贵族军人心里早已乐不可支。一个参与谈判的英国军官在其回忆录中用大写的英文字母写道：CHINA HAS BEEN CONQUERD BY A WOMAN（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①

这“女子”，当然是指英国女王亚历山德娜·维多利亚女士。此时，她二十三岁。中国人想不到，一个窈窕淑女领导下的政府，这个政府派出的一支规模不太大的远征军，竟然战胜了四十倍于自己的中国军队，迫使大清皇朝那位万民仰视的帝王低下他一贯高昂的冠冕。

一、“皇帝”选择了战争

“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发动的侵华战争。

本节标题却用了“皇帝选择”，可能有冒大不韪之嫌。

在下无意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关系。

谁如果对近代的中外关系（自然包括中英关系）做一些粗线条的梳理，谁如果跳出单项的历史谴责或历史表彰、而具备了一点汲取历史教训的理性，他都会对中国人（自然包括“皇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战争责任”予以正视。承认了昨天的中国人的“战争责任”，会让今天的中国人更有理性、更有智慧；而这，并不妨碍对“鸦片战争”进行诸如侵略、被侵略或正义、非正义的界定。

道光皇帝撞上了“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这账，当然要记在道光皇帝名下，于是在后人的成见中，他成了个“光腚惹马蜂，能惹不能撑”的角儿。

这多少有些误解或强加。

“序篇”中写到的那位“绵宁”，即位后改“旻宁”，就是道光皇帝。林清之变，考验了他的临事不惧。嘉庆帝夸他“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倒是实话。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秋狝热河，驻跸避暑山庄，因偶感暑气，高烧不止，竟尔大渐。临终前，回光返照，召诸大臣御榻前托以后事。帝言：嘉庆四年已遵祖宗家法，密立皇次子绵宁为“皇太子”。朕今不起，国不可一日无君，着皇次子智亲王绵宁即于行宫即皇帝位。②

绵宁这次亦随驾秋狝，大悲大哀中受命大任，依然孝思婉约，忠情怆恻，坚持要奉梓宫还京后再即帝位。八月庚戌，绵宁于太和殿即皇帝位，尊嘉庆帝为“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简称“仁宗睿皇帝”。这一年，道光皇帝三十九岁。是清朝入关后十个皇帝中即位年龄第二大者（雍正帝即位时年四十五）。年近不惑，道光帝登基后即以成熟、稳健称著。

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例证之一便是即位后一个月，就果断罢免了嘉庆皇帝十分宠信的首席军机大臣托津以及班列第二的军机大臣戴均元；另两位军机大臣卢荫溥、文孚，虽留任，但降四级使用。同时，起用汉族官员如大学士曹振镛、户部尚书黄铖入直军机。曹振镛，即是林则徐会试时“座师”。后来林则徐屡获大用，多是曹振镛举荐。“优礼词臣，回翔禁近”，是嘉、道年间较为开明的用人气象；而道光皇帝一掌权，就表现了变更朝政的意向——道光朝出人才，与皇帝有关。

道光帝的节俭与爱民，在清朝诸帝中亦无出其右者。

道光即位后，内务府循旧例为其备御砚四十方，砚背皆镌“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帝认为所备太多，闲置可惜，便命分赐诸王大臣。③

御用之笔，皆选紫毫之最硬者奏进，笔管上特镌“天章云汉”字样。道光帝认为这种笔又费金，又不合用，废而勿进；另选外间文人习用的纯羊毫、兼毫二种，令加仿制。管上镌字，亦嫌虚饰，命仅镌“羊毫”、“兼毫”字样，以示区别而已。

道光帝有一件黑狐皮端罩（礼服），皮下衬缎稍阔，他命内侍拿出，让在四周添皮。内务府一算帐，需银千两。道光帝知道了，谕令勿改。皇帝的裘服不改，京官效之，衬缎再长、再阔，也不添皮，因而终道光之世的十几年间，京官们裘皮礼服都皮短袖长，隐不露锋（毛），无法显示皮毛之珍、身份之尊。④

最有戏剧性的是，道光帝的套裤在膝盖处破了一个洞，便命所司补缀一圆绸，俗所谓“云打掌”。见皇帝如此，大臣亦争效之，亦于膝盖处缀一圆绸。某日召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见其膝上也有“云打掌”，便问：“汝套裤亦打掌？”曹答：“换新的太贵，故补缀。”道光复问：“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曰：“须银三钱。”道光惊叹道：“汝外间物太便宜了，我在内府打掌须银五两。”其实，外间打个补丁，亦无须三钱，曹振镛随口说说而已。但道光帝的节俭之德，毕竟在中国帝王中绝无仅有。后人不可因官吏们迎合伪俭而否定道光帝的惜恤民瘼。

南巡靡费，道光帝罢省，故其一生未作南巡计。

木兰秋狝靡费，道光四年（1824）正月亦罢省之，此后他一直在京郊南苑行围，每年仅五六日而已。

皇子、公主婚嫁，本皇家喜庆，道光帝也诏命从简。如其第五女寿臧和硕公主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出嫁时，道光帝给她规定的一切费用（包括嫁妆）累计不超过白银二千两！尚不如一富家女。

道光的御膳，最多只准四个菜。有时，仅是一碗豆腐烧猪肝。

道光时代，整个宫廷都尚节俭。如皇后生日千秋节，虽为国家盛典，但赴御宴者每人只是一碗打卤面。宫中妃嫔待女，非节日庆典，皆不得食肉。

而对于民间的疾苦，道光帝则念念于心。水旱为大灾，每有州县遇灾，免税之外，常例是开仓济民，发“一月口粮”、“两月口粮”、或给予“籽种粮石”，类似的恤民之举，书载不尽。⑤

从个人品质上讲，道光皇帝是一个很正直善良的人。如果日子依然如昔，他会是一个守成贤君。可惜的是，他继承了一个“关门”的祖制，又恰恰遭逢了“破门”的强盗。

清朝的闭关政策，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基于郑氏父子据守台湾，时挑海衅。不过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清军攻入台湾，郑克塽率众投降，海禁即已失去军事意义。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大开。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又宣布在东南沿海建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苏）海关，分掌海外贸易。⑥于是广州、厦门、宁波、松江自然成为正式的通商口岸。

如果这一态势长期维持下去，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当不至于推迟到鸦片战争之后、且以被动挨打的方式起步。遗憾的是，“开门”并不是国策。稍有风波，朝廷便想到“关门”。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因担心“海盗”与“洋人”纠结为乱，康熙帝不但严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严申海禁，既严禁中国人留住国外，严禁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严禁向外国卖船、卖米，又对抵岸的外国商船严加防范，视若寇仇。⑦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解除南洋海禁，中外贸易、中外交往复苏。

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提高关税后，乾隆帝又下令关闭闽、浙、江（苏）三海关，独留广州之“粤海关”与外国通商。⑧

一关一口通商的局面，历嘉庆、道光两朝而不变。着眼于短期安全考虑的闭关，引发了中国的长期不安全。闭关的结果，是窒息了中国，戕害了中国。

有一句话，流行了几十年，叫“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口号似是而非。“落后”不挨打的实例极多。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大抵是：“错误就要挨打”、“违规就要受罚”。“错误”有相对性，“违规”甚至有强加性，但世界潮流已定，则国家意志、帝王意志再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终极裁决。

“鸦片战争”的发生，有许多导火线因素。如果从近代工业革命、政治文明以及资本扩张的世界大势分析，清皇朝的闭关锁国恰恰是逆流而动的。不再是商业纠纷，不再是军事碰撞，不再是历史上惯有的边界、领土诉求，不再是一国与另一国的双边矛盾，始发于珠江口外的那场中英之战，其实是“世界”与“一国”的较量，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对“一国”的惩诫性打击。

这“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或“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世界”。“一国”，则是自认为可以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中国。

阵线已明，胜负已判，不再有任何悬念。

或曰：英国不能代表世界。

我们承认，英国只是英国。但它的目标，它的方向，它的响应，早已是世界性的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合伙，再后则有“八国联军”的群狼搏龙，这都显示了“世界潮”的涌动与奔劲。

道光皇帝至死也不明白：“人在家中坐”，何以“祸从天上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关门有罪。因为强盗已在门外，门外公行的原则是：谁家也不准装门。

以上是就世界潮流的大势而言。

体认大势，顺乎潮流，不论从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的角度衡量，最后这都归属于治国者、当权者的文化智能。文化智能低，是国家悲剧。中国历史上，每每弄到众叛亲离，怨声载道，四分五裂、国破身亡，多数情况都有“昏君”背景。“昏”不“昏”，不看小聪明，要看大势。

从为国家、为子孙、为百姓深长谋划来看，清朝的皇帝从乾隆帝起，即开始发“昏”。

在西方耶稣会教士的启蒙下，康熙皇帝自康熙七年（1668）重任南怀仁起，即接受了西方的天文历算及地圆之说，⑨ 这就等于承认了世界地理观念及世界观念。但到了乾隆时代，一切官修的典籍（如《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四库全书》等）仍然宣扬“中国即天下”的天朝上国意识，以排斥西方的地理观和世界观。最缺乏常识、最没有预见的是乾隆皇帝竟然麻木而愚蠢地拒绝建立送上门来的中英外交关系。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英王乔治三世任命爱尔兰人马嘎尔尼伯爵为特使，率英国使团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起航，直驶中国天津。而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培林爵士已给两广总督郭世勋写信，通知英使访华事。⑩ 郭世勋得信，即火速上奏朝廷，乾隆帝应允，且命于天津上岸。

英国使团除特使、副手、翻译、秘书、医生之外，还有一批天文学、力学、化学等多种学科的科学家，于外交使命外，尚有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意图。特使乘坐配有六十四门大炮的“狮子号”军舰，这是当时英国第一流的战舰。使团成员约百人，加上“印度斯坦”号运输舰及另外八艘海船的水手、后勤人员，共八百多人。从使团规模之大，可以推知英国国王的重视。⑾

如果这次来访仅仅是一次特例，乾隆帝不予回应，或许情有可原。实情恰非如此。

在中国的皇帝一再关门自闭的二百多年间，英国国王却在矢志不移地寻找中国，并期望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外交关系。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总是以“侵略”与“被侵略”来简化英中关系，是当代史学家不忍割舍的爱国主义情结。

在此，不妨插叙英国国王的中国梦：

——1497年和1498年，受都铎王朝之命，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两次西航，以寻找黄金并探索去中国与印度的海路，未果而返。⑿

——亨利八世时代（1509-1547），又组织多次西航，均无结果。

——1553年威洛比（Willoughby）和钱塞勒（Chancellor）从英国向东北方航行，寻找中国与印度。威洛比死于途，钱塞勒则抵达俄国莫斯科。

——在从北美出发、沿海路寻找中国失败后，1583年，即明万历十一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派商人约翰·纽伯莱（John Newberry）携带她致中国皇帝的信，从陆路远赴中国。中途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英王信未至中国。⒀

——1583年，与陆路去中国的同时，英国女王又从南面组织了一次通向中国的航行，船队在巴西海岸遭西班牙舰队拦截，被迫折回。

——1586年，即明万历十四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汤姆森·甘文蒂斯（Thomas Cavendish）率舰队再一次进行寻找中国的环球航行。船队绕南美洲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曾经至菲律宾。两年后船队回到英国，带去了详细的中国地图，及沿途了解到的中国情况。

——1596年，即明万历二十四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为自己的使臣，与另外两位准备去中国的北美商人一道，前往中国。使臣携英王致中国皇帝信。信中申明，通商利于两国臣民，请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中国贸易，并给予与他国同等的权利。可惜由于海战与海难，人亡船沉，英王致中国皇帝信未达中国。⒁

——1610年至1613年，即明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士一世两次托英国商人尼古拉·道通（Nicolas Downton）东航时带去致中国皇帝信，表示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因为中国发生了天主教案，无人敢翻译和传递这些信件，至使英国联系中国的愿望再次落空。⒂

由于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他原因，英国国王暂停了联系中国的努力，但中英两国间的贸易基本做到了“互市不绝”。

——到了1787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任命卡思卡为全权大使，率团访华。因卡思卡中途病故，使团返回。

这一次次遥远的探访，都表明了英国国家统治者开放、开明的世界意识。待马嘎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经过整整一年海上颠簸抵达中国时，乾隆皇帝仅仅将他们视为祝寿的“贡使”。对英国使者提出的八项要求，乾隆帝逐一以“断不可行”、“皆不可行”、“更断不可行”、“尤不便准行”、“尤属不可”等驳回。⒃

英国人无功而返，他们高攀不上中国这个“天朝大国”。

中国人失去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于今天不愿意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明天，中国等到了外国强加给她的不平等。

马嘎尔尼带了六百箱礼品，送给中国皇帝和官吏，回程时，两手空空。一路上，他和他手下的科学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观察着中国，并写下了有针对性的感受：·輥·輵·訛

——其中的地质学家考察了黄河的水土流失，预言道：“在八百七十五万天内，也就是说在二万四千年内，黄河的泥土就要填满了黄海。”

——其中的思想家说：“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们的手中，对于这种命运，他们是不甘心的。”

——马嘎尔尼则预言：“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那个“没有才干的人”终于走上甲板，担当了“船长”的重任。他便是俭朴而厚道的道光皇帝旻宁。

不是得之于血缘遗传的智商问题，其实是得之于后天实践的认识缺失。

不是个人的、偶发的局限，其实是民族的、国家的时代落伍太为遥远。

可以这么为道光皇帝的“无能”开脱：在那个时代，中国境内，上自帝王，下至臣民，亿万众生中，还没有一个人因为具备着地理大发现背景下的世界意识，而锻炼出在国与国的抗衡中制胜大英帝国的才干！

二、“爱国主义”何以不能“救国”

回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七月的清空下，从耆英辈手中取过《江宁条约》浏览一下，十三条“和约”内容，八款“善后”事宜，无一条一款不镂刻着中国国家的“失败”。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民族，经历过“失败”，而且能够承受住“失败”。失败留下教训，接受教训而争取胜利，有何不可？

但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史书对于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仍然缺乏最中肯的表述。语言要绕行在思想的立交桥上，右行而达左，上行而趋下，一段“失败史”，常常会被人左讲右讲、变成了一出“英雄戏”。让听众、观众悲凉的是：英雄的将领与英雄的人民总是不能制胜，因而英雄们的“爱国主义”总是不能有效地“救国”。

这是中国历史学的悖论？还是中国历史的悖论？"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爱莫能助”的无奈，让人反思“爱国”这种“精神”对于“物质”即“国家”的反作用毕竟有限，因而无限度地颂扬“精神”如果不是阿Q式的自欺，大抵是心不由己的误导。误导者希望绕过“人民存在”而呵护“权力存在”——不能美满的是，人民维护了权力，权力却只维护自己。

在鸦片战争的历史断面上，中国并不缺乏爱国者：

大声疾呼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

大刀阔斧禁烟的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

竭诚辅助禁烟的两广总督邓廷桢；

血战定海、第一个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正二品衔总兵张朝发；

血战沙角炮台而英勇献身的从二品衔副将陈连升及其子陈长鹏（土家族）；

血战虎门炮台而壮烈牺牲的从一品衔提督关天培、正二品衔总兵福祥（满族）及从三品衔游击麦廷章；

血战定海而中创阵亡的正二品衔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

血战镇海而落水捐躯的正二品衔总兵谢朝恩；

血战镇海而投水殉节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

血战吴淞而孤守阵殁的从一品衔江南提督陈化成；

血战镇江而慷慨殉国的正二品衔副都统海龄（满族）；

等等。

不乏爱国英雄，不乏奋斗牺牲，但抛头颅洒热血之后，爱国的英雄们却没有任何利国利民的建树。奇 -書∧ 網百年之后，我们仍不免要为那个时代的爱国英雄们的无效牺牲而长歌当哭。

爱国主义遭逢无奈。

爱国英雄杀身成仁。

国家却陷入灾难。

对此，历史无所解释。后来，当“爱国主义”被宣说成公民道德的最高准则时，屡经磨难的百姓却彷徨于报国无门，卫国无术。

是“爱国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人”出了毛病？还是“国”出了毛病呢？“国”板着面孔，“国”不言，“民”何敢言？

就以关天培为例来说吧。六十二岁，那该是一个退休的年龄了，可他还拼搏在两军厮杀的火线上。身为“广东水师提督”，职位不谓不高，俸禄不谓不厚，[奇Qisuu.ｃom书]而在生死存亡关头，当机立断，舍弃一切，倘无爱国精诚，万难做到。

考清朝绿营兵制，广东自顺治八年（1651）设“提督”，十八年（1661）移驻惠州。而设“水师提督”则始于康熙三年（1664），驻顺德，存五年，于康熙七年（1668）裁撤。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将原设“广东提督”改为“广东陆路提督”，复添设“广东水师提督”一人，驻节广州珠江口要塞虎门镇。

“提督”，为清代绿营兵武官中的最高将领，全国仅十四名，故其品级也高。清初无定品，“提督”有正一品者，也有从一品者、正二品者。到乾隆十八年（1753），一律定为“从一品”。以今方古，关天培的军阶在“元帅”与“大将”之间。

考定关天培的官阶品级，意在提醒世人，一个高级将领能在炮火纷飞中坚守第一线，已属难得；而他，还要舍生取义，杀身卫国，百年翘楚，千秋一人，空言易许，孰能如此？

关天培牺牲时，家中尚有九十岁老母！

关天培，字滋圃，江南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初以武秀才补清绿营兵把总（正七品），积功二十余年，升太湖营水师参将（正三品）。道光六年（1826）初行海运，关天培以吴淞营参将身份，督护粮船一千二百五十四艘由长江口循海道北上。风大浪高，方向难控，其中有三百多艘粮船随潮漂至朝鲜海岸，不久又觅道而归，安抵天津。当浩浩荡荡的千艘海船运载百万担漕粮，无缺一船，无伤一人顺利抵岸时，道光皇帝闻讯大喜，即升关天培为副将（从二品）。道光七年（1827），关天培升任苏松镇总兵宫（正二品）。道光十三年（1833），署江南提督（从一品）。道光十四年（1834），授广东水师提督。

一步步走向军职的至高点时，在潜意识里，关天培或许早有了马革裹尸的准备。

关天培的前任李增阶，因疏于海防被黜。故关天培莅任之初，即着力于筹措经费，铸炮筑垒，将广州门户要塞建成了当时中国万里海疆最坚牢的守御体系。

虎门，当珠江口东侧，与广州城径距百里。虎门，因大虎山、小虎山而得名，山扼珠江口，形如门，故称。虎门有虎门寨，但我们历史上所说的虎门炮台、虎门销烟不指虎门寨，而指大虎山至大角、沙角间十五六里长的那段珠江水面与岸防。珠江出虎门，即为伶仃洋。洋面东西阔六七十里，南北长百二十里，端口东为香港、西为澳门；再出此，即茫茫南海。从军事上看，扼住虎门，即在水路上守住了广州。

清朝在虎门设防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其时仅建横档、南山两座炮台，各置大小铁炮十二门，共二十四门。

八十四年后的嘉庆五年（1800），添建沙角炮台，安大小铁炮十二门。

又十年，即嘉庆十五年（1810），于亭涉山麓新建新涌炮台，置炮十二门。

又二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于黄角山麓建蕉门炮台，置炮二十门。

又三年，即嘉庆二十年（1815），将横档炮台从山顶移至山脚，并在炮台前加筑月台，添置铁炮二十八门，使该炮台有炮四十门。同年，又在南山炮台西北建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

又三年，即嘉庆二十三年（1818），于大虎岛南端建大虎炮台，置炮三十门。

又十二年，即道光十年（1830），建大角炮台，置炮十七门。

至此。总计建炮台八座，置炮一百八十五门。

叙述时，我们强调“又”几年，意在提醒读者：清朝政府对虎门的防御体系确实是日益重视，惟恐闪失；因而不能说他们开门揖盗。

关天培到任后，其战略思想更加明确，对各炮台之间体系性的建设更加重视。归纳起来，他的防守设想可以简述为“三重门户”体系。

第一重门户：东边的沙角炮台、西边的大角炮台，隔着四里多宽的珠江口，对峙而立。因为清兵火炮射程近，二炮台难以形成交叉火力，所以关天培除保留其原有火炮作近岸防守外，又在两处分设信号台，发现有敌舰内驶，即发信号给二、三线炮台。

第二重门户：以珠江中流上横档岛一线为防御重点，隔东水道与武山诸炮台形成交叉火力，隔西水道与芦湾岸上火炮形成交叉火力。为加强这一线的防御，关天培于1835年底完成了武山西麓原南山诸炮台的扩建，即将南山炮台改名威远炮台，增加炮位至四十门，在威远炮台以北加筑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1839年夏，又在威远、镇远二炮台之间加筑了靖远炮台，置炮六十门。上横档岛西端的永安炮台是1835年底与威远炮台同期完成的，此台置炮四十门。与永安炮台隔着西水道遥遥相对的，是同时竣工的芦湾巩固炮台，置炮二十门。为了保护武山侧后，关天培在珠江支流三门水道上筑了三门口炮台，又在三门水道边的太平墟、虎门寨驻兵置炮，其数不详。

第三重门户：即珠江中大虎山南端的大虎山炮台，旧置炮三十二门，未变。

上横档岛在珠江中，珠江主航道在上横档岛与武山之间。关天培又在武山山根至上横档、饭萝排（上横岛南）之间扯起两道排链，作为水上障碍，以阻滞敌舰。一排链长三百九十丈，系大木排三十六排；一长三百七十二丈，系大木排四十四排。每个大排，都由四个小排组成。而每个小排，都是由四根四丈五尺长的圆木以横木穿插而成。木排驮着铁链，铁链牵着木排，宛如水上长城。

为了拦击敌人，关天培还在水面上配备了十艘“师船”，每船装炮十门，合计亦有一百二十门炮的火力。

关天培思虑周全，用心良苦。

他的基本思路是：先阻敌于水道之外；阻之不住，敌入，则以岸炮、船炮交叉射击之。从大角、沙角一线到上横档一线，约七里；从上横档一线到大虎山、小虎山一线，约五里；敌若进入这十二里水域，正好中了他预设的埋伏。

但这是一厢情愿的战争预测。

英国人通过多次侦察，早已清楚了关天培十二台、十船、约五百门火炮的防守能力。所以他们采用了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先予摧毁，再予占领，最后通过的战术。换言之，关天培设置的是“口袋阵”，想用关门打狗的战术取胜。未料英国人不钻“口袋”，先撕“口袋”，而且从头撕起，如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最牢固的海防长城便被英国人以吹灰之力瓦解。

道光二十年（1841）十一月二十五日（1月7日），英舰三艘（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正面炮轰沙角炮台，又派登陆部队迂回攻炮台侧后。两面夹击，清军不支，炮台失守。

同一天，英舰四艘（萨马兰号、德鲁伊德号、哥伦拜恩号、摩底士底号）正面轰击大角炮台，清军不支，炮台失守。

仅仅半天功夫，三重门户的第一重门两炮台即告失守。副将（从二品）陈连升与儿子陈长鹏双双战死。

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何以不堪一击？英军攻击沙角、大角时，关天培就坐镇在靖远炮台，相隔仅七八里，何以无力相救？

问题先悬在这儿，且让我等追寻当年事态的变化。

沙角、大角的失守，让虎门水道大门洞开。关天培十分震惊。第一重门户已破，如今只有坚守上横档一线的第二重门户了。关天培利用重开谈判的机会“另作武备”。

在这第二重门户上，一字排开六个炮台，总炮位二百四十门。为了增强火力，关天培在靖远等三炮台又增加重炮七门，且在威远炮台南增建两座沙袋炮台，置炮三十门。炮台后山，增建兵营，驻扎兵勇，以防英军用攻占沙角炮台的战术包抄后路，因而武山地区炮位已增加到一百七十七门。在上横档岛上，除原建二炮台外，又修复了上横档山顶炮台，增建了岛南、岛北两个沙袋炮台，这便使上横档岛的火炮由八十门增加到一百六十门。在江西岸的芦湾，巩固炮台外，又建一兵营，增设火炮二十门，这便使芦湾一带的火炮达到四十门。虎门大战之前，上横档一线的清军火炮总计为三百七十七门。这是当时中国最强的、绝无仅有海防火力系统。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四（2月25日），英军十八艘军舰突入虎门江面。大出关天培意料的是英军并未先闯珠江主航道，或是攻靖远等三炮台，而是以优势兵力、火力包围了上横档与下横档岛。英军占领下横档后，即于该岛山上设立炮兵阵地。次日（2月26日）拂晓，英军先以火炮轰击上横档各炮台。上午十时，英舰二艘（伯兰汉号、麦尔威丽号）沿江右侧进至威远炮台附近，对武山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实施炮击。同时，英舰二艘（威厘士厘号、德鲁伊德号）进至上横档以西珠江水道分别轰击永安、巩固二炮台。在英军的舰炮与清军的岸炮的较量中，岸炮难支。守军溃逃，英军开始实施登陆，下午一时，英军在上横档登陆；下午二时，英军占领靖远等三炮台，关天培战死；下午四时，英军在芦湾巩固炮台登陆。下午五时，虎门一线要塞全部陷落，战斗结束。

第二重门户又被英国人敲开了。

战斗的硝烟散尽，没有人能还原1841年2月26日的战况。确切无疑的是：英军胜了，清军败了，清朝政府经营了一百三十年的边防长城竟在一天之内被英国人不大的一支远征军一炮打碎了！

不是诱发国人仰视别人的强大，这失败的事实、或一触即溃的真相提醒国人：大中华的防卫实力，总比向老百姓许诺的要虚弱得多。

败了，就是败了，这是坏事。但太史公们还要从失败中挖掘出比失败的绝对值还要大的“经验教训”。好像，前人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一点“经验教训”作为历史财富。

但关天培、陈连升们毕竟幸运。牺牲了，留下了名字，且能用这牺牲唤起后人永恒的尊敬，这便叫“名垂青史”！让人悲凉的是，这“名垂青史”的英雄们并没有用自己的血肉筑成长城，将敌人挡在长城脚下；更让人伤感的是与关天培、陈连升一起牺牲的数百名男儿，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让数字说话！让数字表示我们迟到的怀念与尊敬！

沙角、大角之战，清军战死282人，伤462人，死伤合计共744人。而作为攻坚战的一方，英国兵无人一死亡，仅伤38人。

上横档一线战斗，清军死伤人数无综合统计，我们仅知上横档岛因无路可退，清军伤亡较重，计死亡250人，伤100多人，降于英军者达千人以上。武山靖远等三炮台与芦湾巩固炮台，是英军攻坚战重点，史书说守军“伤亡过半”，显然夸大了。但六炮台合计，死伤之数当不低于千人。关天培作为最高将领，负有守土之责，他惟一的体面选择是战死，所以他的贴身卫队20多人亦与他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与清军重大牺牲形成反差的是，英国人攻占虎门第二重门户的重点防区仅仅伤6人。又是无一人死亡。

至此，我们可以算算虎门大战的伤亡总帐了。清军死伤约1700多人，死者过其半数。英军伤44人，无一死者。

这组对比数字，揭示了军队的强弱比势。英强而清弱，英强，强在武器；清弱，亦弱在武器。一言以蔽之曰：武器相差太大！

我们终于回到了“武器”的、“物质”的现实！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百因千因，主因乃“器不如人”！

有一顶“唯武器论”的大帽子，被一批十分革命的批评家握着。因为怕被扣帽子，鸦片战争中敌我双方“武器”的差距，一直被近代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回避着。

我们不明白，中国古人“道不离器”的正确论断、常识表述为什么被当代一些学者曲意掩饰呢？

战争，是人的较量，是握着武器的人的较量。离开了“武器”谈战争，那不是战争，那很可能是小孩儿过家家，或老娘们儿厮打。

备战，不能不备“器”。俗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器，是与粮草一样重要，甚至要先于粮草而筹措的备战重点。吴起论战，强调“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看来他是因人而配兵器的。

有兵，必配兵器。同样的兵，器利者胜。所以，“兵法”重承袭，“兵器”重革新。不重兵器，驱兵为战，无异于驱人赴死。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修“兵”（器）就是修道；上升到“人道”的高度，修“兵”（器）就是爱人。

从相反的角度考求，一个不重视武备的政府必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都不负责的政府。宣言再美，它都是坏政府。

鸦片战争的失败，仅仅从“兵器”的落后就足以判定清朝朝廷既缺乏国家责任，又缺乏人民责任。

冷兵器时代，兵器有悬殊，还不是不可逆转的。热兵器时代，兵器威力大小，往往对弱势一方是致命的。

鸦片战争中，英国与中国的军力对比，不是数量之比，而是质量之比。高质量对低质量，可以说一天一地，这就无怪乎那个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英国神父，在1832年随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阿美士德号侦察了中国的沿海防务后敢于自夸：“英国的一只护卫舰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整个中国海军的1000只兵船”；“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回顾虎门海战，透过中国当代史书浪漫的爱国主义渲染，那实际上是清国水师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的任人敲打。

对进攻者而言，那是一场放手屠杀。

虎门，防卫能力最强，尚且如此，闵海防、浙海防、江（苏）海防、津海防先后被英国舰队一触即溃，定是十分正常的了。

下面，我们仍要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双方伤亡数字的对比，来揭示兵备落后的严峻性和残酷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伤亡统计：

1841年1月7日，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744人（死282人），英军仅伤38人；

1841年2月25日-2月26日，虎门上横档之战，清军伤亡约1000人（死约700人），英军仅伤6人；

1841年2月27日，乌涌之战，清军死亡466人（伤未计），英军仅伤8人；

1841年8月26日-8月27日，厦门之战，清军伤亡110人（死73人），英军仅伤亡17人（死1人）；

1841年9月26日-10月1日，定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29人（死2人）；

1841年10月10日，镇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19人（死3人）；

1841年10月13日，宁波失守，守军溃逃，双方均无伤亡；

1842年3月10日-3月15日，浙东反击战，清军伤亡740人（死540人），英军仅伤亡25人（死3人）；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清军死亡286人（伤未计），英军伤亡64人（死9人）；

1842年６月16日，吴淞之战，清军死亡88人（伤未计），英军伤亡27人（死2人）；

1842年7月21日，镇江之战，清军伤亡503人（死239人），英军伤亡169人（死39人）。

以上战斗，清军伤亡人数共计约4600人（约死3300人），英军伤亡人数共计401人（死59人）。

上文所述英军伤亡人数，较确。清军伤亡人数，较难统计，但当在实际伤亡人数之内。如虎门上横档一线，战斗规模比沙角、大角为大，史书曰“守军伤亡过半”，实际守军8000人，伤亡估计1000人，肯定低于实数。又定海、镇海之战，规模与激烈程度与厦门之战相若，史书说“伤亡数百”，今依厦门数估为300人，亦属保守。即此，清军伤亡数仍是英军12倍，而死亡数则是英军的55倍！

另一个让人痛心的损失是，清军高级将领牺牲巨大，而英军高级将佐无损。

以下是清军部分牺牲将、官品级罗列：

战斗 牺牲者 品级

沙角之战 陈连升 副将、从二品

虎门之战 关天培 提督、从一品

麦廷章 游击、从三品

乌涌之战 祥 福 总兵、正二品

厦门之战·摇 （佚名） 总兵、正二品

定海之战 葛云飞 总兵、正二品

王锡朋 总兵、正二品

郑国鸿 总兵、正二品

镇海之战 裕 谦 总督、从一品

吴淞之战 陈化成 提督、从一品

镇江之战 海 龄 副都统、正二品

以上十一名牺牲者中，从一品三人，正二品六人，从二品一人，从三品一人，皆为高级将领。牺牲者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证明：清军的将领多数有爱国心、有献身精神。将领临阵脱逃者有，www奇Qisuu書com网但不多。如余步云，守宁波不战而逃，最后是判了死罪的。绕了一个圈儿，我们还是想证明：“人”，基本上没问题，问题出在“武器”上。

鸦片战争打响时，清军武器系统与清初无“质”的改变。这二百年，西方大进，中国不进；不进则退，在战具上的差距便拉开了。

先说步兵武器。

不论“八旗兵”，还是“绿营兵”，仍然不能全部配备火器。二者相比，“绿营兵”装备更差。就全军而言，冷兵器约占一半。步兵火器，主要是前膛火绳鸟枪。这种枪，大都是明末清初制式，长约2米，不能上枪刺，从枪口装填火药与弹丸，弹丸铅质，重约一钱，射程约百米，射速每分钟1至2次。

同期英国步兵，一人一枪。枪分两种，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一种为1800年研制成功的伯克式（Barker）前装滑膛燧发枪。枪长1．16米，口径15．3毫米，弹丸重35克，射程200米，射速每分钟2至3发。另一种为1838年研制的布伦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装滑膛击发枪。枪长1．42米，口径17．5毫米，弹丸重53克，射程300米，射速每分钟3至4发。有人将这两种枪与清军鸟枪对比，说一支伯克式相当两支鸟枪，而一支布伦士威克式相当五支鸟枪。如果考虑到射程、射速、精确度诸效能，应是1∶5及1∶10的比率。若近战肉搏，上枪刺与不上枪刺，威力相去更远。

再说炮兵武器。

清军炮台火炮及船舰火炮，其发炮原理、样式与英军无大差别，落后在质量差，制作工艺粗糙，炮架、瞄准器等配置残缺。这就造成了清军火炮射程近，打不准。清军炮弹只有实心弹一种，英军除实心弹，还有霰弹与爆炸弹等，于是英炮体小威力大，清炮体大威力小。双方火炮对射，英军基本上在清军火炮射程之外停舰发炮，弹无虚发，清炮弹落中途。这与步兵对射一样，人能伤我，我不能伤人。

三说舰船。

清军水师舰船虽有数百艘之多，但吨位小，载炮少，仅能海岸巡逻，对付走私商船或海盗，不能作远海作战。英国海军在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于十七世纪中期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经过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海军又战胜法国拿破仑海军，用“天下无敌”形容之不为过分。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有各种舰船400多艘。作战舰只的排水量从百余吨至千余吨不等，舰载火炮数量随排水量增大而增加，由10门至120门不等。英国装炮最少的军舰，恰等于清军装炮最多的军舰。虽然英国海军多数舰船仍然靠风力推进，由于制作坚牢，双层抗沉，多桅多帆，铜片包裹，所以都具有远海航行和作战的能力。此外，英国海军中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的铁壳轮船，它的航速快，吃水浅，机动性能强，特别便于进犯中国的沿海与内河。

由于战斗性能悬殊太大，清朝水师根本不敢与英国海军在外洋进行海战较量。中国有海，但放弃了制海权，只好容忍强者打上门、打进家。

英国人将军舰依战斗力分为七等：一等舰，装炮100至120门；二等舰，装炮80至86门；三等舰，装炮74至78门；四等舰，装炮50至60门；五等舰，装炮42至48门；六等舰，装炮22至34门；七等舰，装炮10至22门。在1840年6月英国海军16艘战舰集结珠江口时，最大的旗舰麦尔威厘号（Melville）载炮74门；到1842年8月，英国海军在华舰队拥有战舰25艘，最大的旗舰皋华丽号载炮72门。这表明，英国侵华舰队是以三等舰为首，以五等、六等舰为作战主力。

对比到这儿，强弱已判。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除仗其优势战具外，还选择了他们最易取胜、最少牺牲、最让中国防军失望的打法。清将、清兵，包括林则徐、邓廷桢、颜伯焘、裕谦这些封疆大吏在内，都希望英军闯到眼前，己方再长短兵器一齐上，让敌方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英国人放弃近战肉搏，专意于远战炮轰。“炮”与“炮战”，是英国人的制胜法宝。“炮灰”一词，是颇有宣传意味的。用于鸦片战争中被动挨打的清军将士，是再恰当不过的。看不到敌人，更打不到敌人，敌人却将死亡倾泻在你的头上，这是何等的无奈与无望呢！

火炮引发的巨大声响，巨大爆炸，巨大破坏，都是最易于瓦解被轰击者斗志的。

英国人打到哪儿，胜到哪儿；中国将领，谁首当其冲，谁失败，谁死亡。生与死，胜与败，已无悬念。这总该让后生于鸦片战争、没听过枪炮声、没流过血、更不知道别人的死亡为何物的革命学者们反思一下（哪怕就“一下”）“武器的批判”与他们一家独鸣的“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一回事！

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要说飞机大炮了，放个炮仗，多数人不还是要捂上耳朵吗？

三、英国也有张骞、班超样人物

上两节文字，我们粗线条地分析了鸦片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及鸦片战争失败的不可避免性。这都是很让后人“憋屈”的历史遗产。

最好将这“遗产”扔到爪哇国去！

历史既然没有回程，因而对历史的思辨只是今天的云影。云卷云舒，没有一滴雨可以落到昨天的戈壁滩上。历史智慧之为虚无，正如历史蒙昧之为真实一样不可改变。

思索到这一层，多事者真想停止思索。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代史，有如一串永远不会成熟的酸葡萄。因而，不论如何细数历史家底，都寻不到一瓶甘甜的美酒。

于是善良的人们开始给中国近代史加“糖”。

以“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为例，即已被“糖化”了不少。批判“投降派”以发泄压抑，赞扬“禁烟派”以伸明正义，歌颂牺牲者以呼唤献身，夸大“三元里”以虚张民气；最妙最妙的，还是以诅咒英国侵略者，尤其是丑化侵略者中的头面人物为历史主旨，不断在新一代扫盲班里播种仇洋恨外的情绪，似乎这样的辩证法才能平衡历史的失败感；或者说，惟其如此，才算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彻底地将“坏事”变成了“好事”。

我们将处在对立面的敌人及自己营垒里的败类已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创造历史的任务，业已超额完成，历史的写手们十分自负而自得。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那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呀！

随手翻一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那些流行最广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总可以看到对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那个英国人查理·义律（Capeain·Charles·Ellilt）的谴责。

站在中国的、被侵略的立场上谴责非中国的侵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民族感情。但历史教科书并不是民族感情的艺术抒发，它揭示的应该是由双方较量所隐含的“全部”历史内容和“全部”历史教训。因为快意于谴责，人们竟没有功夫去认识自己的对立面，故而也不可能从“人”的、即一个英国人完成其时代使命、国家任务的角度，去认识义律。义律在中国教科书中的“妖魔化”，“符号化”，丝毫无助于让中国人了解对手、了解世界。

沿用类比的思维程式，站在英国的立场，查理·义律无疑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张骞式或班超式立功异域的英雄。一种较为中平的参照是：大汉民族有理由赞颂张骞、班超，不列颠民族即有理由赞颂义律。

这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这也不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这更不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家威风。

查理·义律是一面镜子，认识了他，也便认识了英国的民心民意、战略战术。战争，是双方的对抗，岂能不知己又不知彼呢？

在大英帝国的政治体系里，义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从“级别”上看，义律与堂堂天朝大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均不在一个等高线上；从“使命”一看，义律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的总监督，后加的“领事”头衔，似乎也未履行严格的任职手续。所以他与汉代张骞、班超衔皇命而通使，亦降一格。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不般配的较量中，却步步紧逼，处处主动，终于让每一个中方对手都败下阵来，因而，人们没有理由不承认他的存在与价值。

可惜，中国史学家对义律的情况了解太少，分析太浅，因而在中国百姓的印象里，他只是一个体现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恶的化身。

义律（1801—1875），因英国在华设立商务监督处，于1834年7月15日随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W·J·Napier）勋爵初次抵达澳门，开始接触中国事务。其时，义律的职务是商务监督处秘书。律劳卑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以为，自己既然是大英帝国驻华商务处的总监督，作为官方外交方面的代表，就应该有与中国广东地方官员直接洽谈有关事宜的权力。但这要求被广东方面拒绝了。一怒之下，他竟敢于、并真的指挥两艘英国巡洋舰闯过横档、镇远、大虎诸炮台，直抵广州黄埔。义律作为律劳卑的贴身随员，自然体验了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冒险乐趣。·輦·輶·訛

当年9月26日，英舰退回澳门。

10月11日，律劳卑病故澳门。

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律劳卑的宿命。除了进行了一次尝试性侵略外，他还是英国官方第一个提出武力胁迫清政府遵守近代秩序的人。

1834年8月21日，律劳卑在广州给英国首相格雷伯爵写信报告情况，指出：“满族政府在思想上极为愚蠢而且在道德上极为堕落，梦想他们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民族，完全不了解国际法的原理和实践，所以该政府不能够由文明国家按照它们中间所公认的和实行的那些规则加以处理或对待。”如何对待呢？律劳卑建议：“命令一支英国军队率领一些小艇在沿海一带活动”；“准备一小支军队，随着西南季风的开始进入中国海域；它到达后应占领珠江东部入口的香港，该岛非常适合达到一切目的。”·輦·輷·訛

这封信的“建议”，已经勾画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军事战略框架，甚至战后条约的一部分内容（割让香港）都已初见端倪。

义律作为律劳卑的秘书，一定了解这封信的全部内容；或许，他还参与了意见；甚至也不排除就是他这位秘书草拟了这封信。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阴谋。

站在英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预见。

当历史事变真的如律劳卑设计而发生、发展时，英国人只是在完成一个设定的目标，他们处处主动，走一步看三步，稳操胜券；而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敌人从哪里进攻，更不知道敌人的最终目的。

律劳卑的死，没有影响“律劳卑计划”的实施。

第二任商务总监督是德庇。

第三任商务总监督是罗宾臣。

其时，义律仍在驻华商务监督处任职，先后为船务监督、监督处第三监督、第二监督，并于1836年12月14日，接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第四任总监督。

他的务实，很像他的前任德庇与罗宾臣，能否与清朝的封疆大吏平起平坐无所谓，最重要、最实惠的还是将买卖、尤其是鸦片买卖做大。而他的远见与野心，又很像他的第一任老上司律劳卑。

无独有偶，义律几乎是在林则徐抵达广州、刚一实施禁烟措施的同时，他便像律劳卑那样捕捉到了选择战争的理由。在写给伦敦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义律评价林则徐禁烟为“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輧·輮·訛

律劳卑与义律，“越位”地预言战争和策划战争，表现了他们的国家责任感和军事战略意识。这与清朝官吏的贪墨腐败及昏聩无能，该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即便拿他们与中国当时最优秀的文官林则徐、最优秀的武官关天培相比，他们对形势走向的清醒程度及对斗争方式的掌控艺术，仍然高出中国官员。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概括：义律这个小人物有时能够代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代表他的国家，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却不可能代表道光皇帝，更不能代表国家。

我们决无贬低林则徐的意思。在历史的回放中，当我们与林则徐一同感受皇恩浩荡进而再感受失落的时候，禁不住要为他的雄才难展发一声浩叹。

1838年冬日，北国清寒。陆行一月，12月26日，林则徐抵达北京。应诏陛见，当时是无上荣耀之事！

次日清晨，林则徐递上折子，“卯时”，被道光皇帝第一起召见。破格的礼遇是“命上毡垫”，即坐下来，舒舒服服回答皇帝的垂问。这一天，道光皇帝与林则徐的对话持续了“三刻”有余。

从12月27日起，林则徐连续八天受道光皇帝召问。这是一份君臣际遇的最高纪录。刘备访诸葛亮，“三顾”而已。“三顾”还有两顾不遇，正式访谈只有一次。为了这“三顾”之恩，诸葛亮闹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则徐被召问，八天竟有八次之多，圣眷之隆，殷勤之意，尽在虚席而问间！外加的礼遇是一次紫禁城骑马，四次肩舆上殿。·輧·輰·訛

最高的礼遇，最大的信任，其实呼唤的是最纯粹的忠诚、最彻底的奉献。

所以当林则徐捧着那枚镌着满汉篆文的、“编乾字六千六百十一号”的“钦差大臣关防”走出军机处厢房时，他早已将自己的“生命权”抵押在道光皇帝的御案上了。

时代变迁，即使民主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普及为平民百姓的常识行为，我们依然保守地认为：为了那份国家级的信任，人可以舍身一搏！

林则徐的悲剧，是忠诚遭受践踏，是功业遭逢抹煞，是釜底抽了薪，是航船拆了底，是终极依附的精神家园后院起了火……

陛见之时，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许诺是：“断不遥制。”其实，林则徐的一举一动都受道光皇帝牵制。·輧·輱·訛

禁烟小有成果时，道光皇帝鼓励林则徐放手大干，曾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

烟禁了，烟焚了，道光皇帝高兴了，高兴得忘乎所以；英舰兵临天津了，道光皇帝害怕了，怕到乱了方寸。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林则徐给我惹祸了！

帝王有理，永远有理，错也是对。

臣子无理，永远无理，功也是过。

其实，林则徐从北京领受的任务是“禁烟”，烟禁了，他就完成了任务，立了功。至于禁烟可能引发的“边衅”，林则徐曾当面向道光皇帝请示，道光束之高阁，不予理会。所以“边衅”之起，起于道光皇帝的“天威震怒”，“大张挞伐”。但皇帝是不会错的，只有拿臣下开刀。“阵前换将”，林则徐被撤职。

与林则徐的因功获罪相比，义律真是太幸运了。在林则徐的压力下，义律令英商上缴鸦片，前后共19187箱。·輧·輳·訛 若按1838年的每箱销价580元计，英商损失达3万元；若按1839年走私价每箱800元计，英商损失近1534万元。造成这么大的经济损失，英国女王却并未对义律就地免职，“严加议处”。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些中国人自夸的政治信条，却被英国政府遵循不殆。义律在被迫交出鸦片之后，于1839年5月24日从广州撤到澳门，开始了他与林则徐及清政府的又一轮较量。

在缴不缴鸦片的较量中，林则徐胜，义律败。而此后的较量，义律则由相持不下，到处处抢占上风。

刚上缴鸦片时，义律曾有一个天真的、西方人的判断，他以为林则徐开具收条，收缴了各国商人的鸦片后，或有政府专卖，进而使鸦片贸易由地下、半地下走向合法，烟款自然会予以偿还。但清方销烟（始于1839年6月3日，终于6月23日）及停止中英贸易的做法让义律清醒。

且看义律的具体行动：

撤到澳门，首先他拒收林则徐因缴烟而颁赏的茶叶1640箱。·輧·輴·訛蝇头小利没有迷住他。这为后来英方的索赔创造了条件。

1839年6月中旬，他公开表态，决不中止中英间的鸦片贸易。在此，他坚持了英国方面的一贯立场，并预示了英国未来的鸦片政策。

当月，义律高价雇用1060吨位、载炮36门的武装商船“甘米力治”号（即“剑桥”号）为退居九龙海面的英国商船、趸船提供保护。

8月13日，在拒不交出于尖沙嘴打死中国村民林维禧的英国水手后，他在英国武装商船“威廉要塞”号上自设法庭，自审英国人犯。这是各国列强后来在中国推行“治外法权”的先例。

8月24日，在清方压力下，澳门葡萄牙当局驱逐英商离境。26日，义律率英国商人撤出澳门，寄住尖沙嘴海外货船及潭子洋趸船上。他的坚守阵地与坚持原则，都表现了英国式的固执与忠诚。

8月29日，应义律之求、被印度总督奥克兰派遣的载炮28门的英国军舰“窝拉疑”号（Volage），在新任英国海军驻华司令官、该舰舰长士密（H·Smith）大佐率领下，进抵九洲洋面。9月1日，“窝拉疑”号与新来的四艘货船驶至尖沙嘴，与义律所率英船会合。

9月4日，义律与士密率领“路易莎”号、“珍珠”号（Pearl）等数艘武装船只向九龙山炮台清军寻求食物，清军不允，义律下令开炮。英舰“窝拉疑”号、“威廉要塞”号赶至增援，双方各有伤亡。这是义律亲临侵华战场的尝试。

9月下旬，为了缓解水与食物的供应困难，义律与澳门同知蒋立昂重开谈判。这表明义律具备软硬兼施的外交手腕。

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作出对中国的战争决定。10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发出第15号训令，正式把战争决定通知义律。随此决定，附有作战计划的“纲要”。而这份作战计划的原始构想，正是1839年4月3日由义律在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提出的。·輧·輷·訛 因而英国内阁通过对华战争决定，本质上又是实践着义律的外交理念。

义律与林则徐的相持阶段结束了。有坚强的“国家”后盾，义律的每一个行动都更多地体现了英国政府的意志；这与逐渐失去道光皇帝信任的林则徐正好相反。

11月2日，士密率“窝拉疑”号、“海阿新”号驶入穿鼻洋面，炮轰关天培乘坐的师船。双方激战，互有伤亡。·輨·輮·訛 义律虽未参加，但他肯定策划了这次突袭。此时，他尚未接到伦敦方面的战争指令。自发的战术行为，表示了他的战略立场。

11月11日至13日，英国舰船与清军水师又有官涌之战。这次战斗，被林则徐视为“大获胜仗”，·輨·輯·訛 而从义律方面看，他只不过完成了一次对广东海关防务的火力侦察而已。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依道光皇帝旨意，下令封港，断绝与英国的贸易。义律针锋相对，于1月8日让士密宣布，自1月15日起，英舰封锁珠江口。

同年1月26日，林则徐接到调任两广总督的谕旨。2月3日（庚子年正月初一），林则徐接受邓廷桢送来的关防、印信，正式就任两广总督。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月的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Elliot）与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公使，负责处理侵华战争及战后的一切事宜。就在这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还向二人发来了第一号秘密训令，训令详列了侵华战争的三大步骤、战后谈判条件及条约草案。借用时下流行语，英国人于侵华战争实施之前，即已制订了详尽的“系统工程”规划。接到任命与训令后，义律对未来的战争已经心中有数。相比之下，林则徐此时还没有估计到会发生战争，他更不知如何应付这场战争。

山雨欲来，大海扬波。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1840年5月10日，英国上院亦通过了此案。英国的对华战争，进入到了实施阶段。4月底，英国侵华远征军的大小战舰从非洲好望角的开普敦等地起锚，直驶印度加尔各答，在那儿完成集结任务后，便向南中国海扑过来了。

义律的任务虽然更其重大，但却变得单纯起来。

1840年3月24日，载炮44门的英舰“德鲁伊德”号（Druid）抵澳门海面。

6月9日，载炮28门的英舰“鳄鱼”号（Alligator）驶抵金星门海面。

6月16日，东印度公司所属武装汽船“马达加斯加”号（Madagasor）抵达珠江口外。

6月21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J·G·Brener）乘坐载炮72门的旗舰“韦尔斯利”号（Wellesley）抵于澳门湾外。次日，伯麦发出“公告”，说奉英王之命，将于当月28日封锁广州出海口。同一天，他即依据战争密令，率舰队北上舟山一带。

6月28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乘坐载炮72门的旗舰“麦尔威厘”号（Melville）驶抵澳门港外。同时抵达的还有军舰数艘。至此，英军共有16艘军舰（合计载炮540门）、4艘武装汽船、27艘运输船齐集南中国海域。随船而至者，有三个陆军团、共四千多兵力。海、陆军合计，约六七千人。

义律于6月28日登上“麦尔威厘”号与懿律相见。就在这一天，英军封锁珠江口的告示生效。

6月30日，懿律与义律亦乘舰北上，追赶伯麦的先遣队。珠江口外，他们只留下4艘军舰、1艘武装汽船执行封锁任务。自6月初英舰初集，林则徐便甚为警觉，并且专折上达天听，但是直到7月3日，他才判断英军可能北上舟山、上海。而此时，英军已经越过厦门，准备攻打定海了！从英军悄然北上起，林则徐的所有判断都比义律的行动慢了半拍。

让我们快节奏地扫描义律的活动：

——1840年7月6日，在海军司令伯麦与陆军司令布尔利（Colonel Burrell）率军攻下定海的当天，义律与懿律也乘舰赶到定海。义律参与了在定海扶植伪县政权的活动。

——7月28日，义律与懿律率舰离定海北上。8月11日抵达大沽口外，派员上岸投书，求购食物。

——8月15日，在舰上与懿律一起接见琦善所派使者，给清政府施加压力。

——8月30日，在大沽口南岸义律与琦善会谈。

——9月1日，照会琦善，坚持英国方面向清政府提出的各项勒索条款。

——9月15日，在获得清政府保证后，义律与懿律率英舰起航南下。作为“全权公使”和“海军上校”的义律，完成了他的政治任务与军事任务。就在这月月底，道光皇帝下达了对林则徐的罢免令。

如果作一次人与人的横向对比，义律与林则徐的人生轨迹正好一个坐标系上扬，一个坐标系下跌。背景使然，环境使然。由“人”的命运升沉而推及“国家”，英国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与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又获得了一组人文的参数。

中国当时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在竞争中失利，更遑论二流、三流之才了！

在1840年8月、9月于大沽口举行的多次谈判中，直隶总督琦善未曾跳出义律的规范。义律在天子眼皮底下完成了对一个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的军事讹诈。·輨·輲·訛

在1840年10月于镇海举行的索俘谈判中，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几乎应允了义律所有的重要条件。伊里布家奴张喜竟受主人之命带鸡、鸭、牛、羊等食品登上英舰“犒师”慰劳。

在1840年12月至1841年2月的广州对峙中，因懿律身体不适而去职，义律便成为惟一的全权代表。他对新一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琦善软硬兼施，寸步不让，炮制了“穿鼻草约”，实现了英国对香港的占领。

在1841年3月至5月的广州战局中，义律以武力推动谈判，先后让参赞大臣扬芳、靖逆将军奕山屈膝求和。《广州条约》的签订，让清方付出了600万元的“赎城费”，并迫使清军撤出广州60里。·輨·輵·訛义律在军事上、经济上实现双赢。

从1834年夏天来华，至此，义律在中国已有七个年头。其间，虽经大风大浪，并未退却过一步。乡关万里，他也没有回过英伦三岛。《广州和约》的签订，给他的“七年之劳”抹上一笔亮色。站在英国的立场，他不也算立功异域的英雄吗？

不过，英国政府，其实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对义律的工作效率并不满意。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作出召回义律的决议。义律的任务，由陆军少将、璞鼎查勋爵接替。召回义律的指令是1841年5月3日从伦敦发出的，直到8月8日才到达他的手中。8月10日，璞鼎查莅任，义律办完交接，不久即踏上归程。因为广州郊区三元里的“平英团”曾在这年夏天有过一场抗英的群众运动，义律作为英方驻华的第一责任人，自然免不了又被中国近代史谴责一番。

能够参与创造历史，是一种机缘。将生命融入历史的年轮，则生命永存。

林则徐与义律，曾经针锋相对，这正如中、英两国曾经相互对峙一样。碰撞产生火花，星火燎原，中国的近代史在烈火中经受炼狱之劫。当中国人用造神的虔诚重塑林则徐的历史金身时，出之戏剧化的角色分配，义律只能担当“反派”。

这是中国人的自由与权利，与高悬于民族讳饰之上的哲学清醒无涉。何必要“换位思考”呢？冲着义律撞开了我们的“国门”，还不应该唤起一丝亡羊补牢的警觉吗？狼在，羊也强壮！

笔者倾向于将义律奉召回国视为英国政府正常的人事调动。相比于被道光皇帝的权力之手托起来、摔下去的清朝封疆大吏，义律的去职，仍然是幸运的。

义律的观照面，是这么一群中国高官：

林则徐，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从任命到罢职，仅一年又九个月。追加的处罚是遣戍伊犁。

琦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上任仅六个月，即被罢职，抄家，入狱，判“监斩候”。

邓廷桢，闽浙总督，上任九个月罢免，追加处罚为遣戍伊犁。

颜伯焘，闽浙总督，上任一年又四个月罢职回籍。

乌尔恭额，浙江巡抚，以守土不力免职，任期未满。

伊里布，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赴浙江任所仅七个月，即被免去“钦差”一职，接下来“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又革“两江总督”职。

余步云，浙江提督，因临敌退却，被革职拿问，后“即行处斩”。

牛鉴，两江总督，任职一年后被革职，罪名为长江防务未能尽早部署。

1840年至1842年，在鸦片战争中受处分的清朝大吏接踵不断。无能者自无能，误国者自误国，但任用无能与误国者，又该怎讲？

木偶师但可处置他的木偶人，并不自责是自己的手指拉错了引线。

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吾皇圣明，臣罪当诛。

皇帝及一切权力顶峰的人，都永远正确。有一天，他要下“罪己诏”，那是需要，那是演戏，戏做完了，天下还是“吾皇圣明，臣罪当诛”。

义律是英国人，英王与英政府鞭长莫及，让他有了自我发挥的空间。倘若义律是中国人，一个“海军上校”，军职军衔只相当于清朝绿营兵中的“千总”或“把总”、“从六品”或“正七品”而已，那还不是匍匐疆场，困顿终生！

四、八十万人齐解甲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总人数约为88万人（八旗兵22万人，绿营兵66万人）。

英国远征军总人数近2万人（陆军12000多人，海军不足8000人）。

中英军队在中国陆海空间的人数比为44:1。

但中国败了，英国胜了。

我们说“八十万人齐解甲”，没冤枉清军。

2万人打败了88万人，或88万人没有抵挡住2万人的进攻、没有完成保家卫国的职责，不论怎么表述，都是一个严重的国家问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谁都知道该花这个“养兵”钱。但“一时”到了，“千日”费了，人民便有权力对军队与国家的存在产生怀疑。因为从本质上讲，是“人民”分出自己的劳动创造养活了“军队”并维持着“国家”。

清代的八旗兵与绿营兵均实行薪给制。月有“饷银”，年有“岁米”，依照职级，多寡不等。百姓种庄稼，还有水旱之灾、绝欠之虞，当兵则旱涝保收，故谓“种铁杆庄稼”。“种铁杆庄稼”的人多，兵饷即多。有清一代，在不发生战争的常规年份，兵饷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一半。

如清初，全国每年财政支出凡银2739万两，兵饷银为1349万多两，占全国财政支出的49％以上。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全国财政收入4854万两，支出凡银3370万两，兵饷支出银约为1700万两，兵饷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0％以上。

拿出国家一半的钱养兵，这兵还不能保卫国家，这是个大讽刺、大笑话。

每逢战争，军队还要向国家伸手。

学者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额外支出军费2500万两白银，而英国远征军的累计军费仅900万两白银。花了大钱，仍吃败仗，这再一次印证了清朝军政的腐败。中国人谈鸦片战争，真应了一句俗话：“花钱买教训。”

教训还不在白白花费了金银，战争、流血、失败、赔款，这一切，都雪上加霜地摧残着一个国家的军心与民意。失败是噩梦，失败是瓦解力，失败是传染性病毒，在失败的打击下，最易于产生的共性情绪是自暴自弃，自甘沉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百年期间，中国人凡与外国对阵，几乎每战必败。面对这一连串的失败史，你在理性上几乎无所解释，余下的慨叹或许是：中国人被外国列强打怕了、打服了、打得灵魂出窍了！这时候，如果再阅读中国文人的“武侠小说”或“历史演义”，你会哑然失笑：

在一个尚武精神全民性失落的民族中，最廉价的自我安慰竟然是梦呓般地赞美武侠与歌颂英雄。

如果让思想降落到地面上，让议论针对着战争，我们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的军事弱势便会有一个常识性的把握：

第一，极端化的专制皇权与无人治军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皇权高于一切，皇权又不可能转化为有效的军权，造成“皇权”与“军权”同时丧失。

第二，国虽有兵，兵虽有防，但清朝“国防”既无战略思维，又无战略准备，一旦临战，即无战略运作。这种“战略体系”的缺失，先是隐性的，后是显性的，但不论如何，都是致命性的——这正像一个半身不遂或全身瘫痪的人，既无法保护自己，更无力回击别人。

第三，不知己，不知彼，凭想当然打仗。

第四，兵器极端落后，形不成战斗抗衡。

至于军内腐败，失于演练，将无谋略，兵无斗志，则又在其次之其次，姑且不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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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二卷P372。

② 《清史稿·仁宗本纪》，《清史稿·宣宗本纪》。

③ 《清代野史大观》卷一，《宣宗俭德》。

④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狐裘不出风》，《缀补套裤》。

⑤ 《道光实录》。

⑥ 《清朝文献通考》卷33。

⑦ 《清史稿·圣祖纪》。

⑧ 《乾隆实录》卷55。

⑨ 《清史稿·时宪志》，《清史稿·南怀仁传》。

⑩ 《清史稿·郭世勋传》。

第二篇：锦绣江南的“战争补课”

锦绣江南的“战争补课”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几乎是中国老百姓公认的生存环境评估。

“天堂”的富庶，是百姓经营之功，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政治的大背景，还有晋室东渡、宋室南迁。中国的政治中心既然安在苏杭一带，天子脚下，皇恩浩荡，你想不居住在“天堂”也不行啊！

北方一乱，即行南迁。一条大江，阻隔了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相对而言，江南的战祸确实少于北方。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江南便不再太平。

鸦片战争，是围着“江南”打的。最后，在“江南”的六朝繁华古都南京，签下了停战、赔款、割地、通商的伤心条约。

“帝国主义”的兴趣似乎固执在做买卖上，他们对“江南”的侵入，是边缘性、散点性的。鸦片战争后，“江南”还是江南，“天堂”还是天堂，“天堂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和平的风，吹拂城乡……

洪秀全发难，太平天国兴起，“江南”首当其冲。“天京”建在“南京”，“天国”建在“天堂”，洪秀全们很有眼光，把“清妖”的“天下粮仓”占住了，即便不搞什么劳什子“北伐”，饿也能把大清朝的“八旗”男女老少饿死呀！

问题是，“天国”没建成，“天堂”却糟蹋了，“和平”没了，“战争”来了，“天国”的梦幻者，被埋在“天京”的废墟里，“天堂”的百姓，遭逢史无前例的浩劫。

先辈们为躲避中原战乱，一拨又一拨来到江南。没料想，他们的后代，却因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而命断沟壑。有的学者在统计后发现，1851年至1864年的14年中，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死亡人数一亿六千万人！而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至少在一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七千万。给战争中心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所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则达五千四百万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五千万人的死亡纪录。①

呜呼！伟大的太平天国的“太平”与“革命”！

洪秀全们给锦绣江南进行了一次血色的战争补课，也让中国进行了一次人口“减肥”。

江山毁弃，百姓蒙难，可是在“意识形态史学”的逻辑判断里，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却成了他们的研究珍存。

其实，铺陈此篇的目的，倒不是进行太平天国批判或洪秀全批判，近二十年来，渐渐走出意识强加的历史研究者已经借助未加淘洗的历史事实，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太平天国主流话语，表明了有力的驳诘。

本书想要提醒的是，关注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摧残——较之异族入侵，本民族制造的战争灾难似乎更为惨绝人寰！太平天国，仅为一例。

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

跳出神话的虚说，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天兵”、“天将”是在“太平天国”的背景下显现威力的。

回过头来再说太平天国的“天兵”、“天将”，那也是一帮了不起的时势英雄。单是他们创造的战争神话，便在险些颠覆了大清皇朝的二百多年江山社稷后，又长期地迷惑着中国人的历史情感。

骤然而兴，暴然而起，嚣然而胜，太平军兵锋所向，无坚不摧，无防不溃，八旗军、绿营兵，纷纷败北。于是，当历史学家从纯军事的角度评价太平军所以胜、清朝政府军所以败的战争角逐时，他们基本的定性词语是：“八旗绿营，腐败不堪。”②

面对一支“腐败不堪”的军队，虽胜何荣？

否定了敌人，其实等于否定了胜利的价值。

历史的真实状态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还是十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未“腐败不堪”。虽然在与太平天国的较量中，“八旗”、“绿营”的战略主力任务逐步让位于初有“团练”之名，尔后具有“超团练”性质的“湘军”与“淮军”，但作为国家常备军、政府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的战斗力并不是后代历史学者所贬抑的那样不堪一击。“卫国”固力不胜任，“残民”则凶狠有加。

正确地评估“八旗”、“绿营”的战斗力，是为了较为恰当地评估太平军的军事实力。借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追溯“天兵”战斗力的源泉，另一方面又可以接近本书的“元命题”之一：“国家军队”何以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人民”武装起来，又何以不能真正地拯救“人民”？

闭上双眼，我们即刻回到太平天国时代。

睁开双眼，我们则在“天兵”的队列里看到“神性”的张扬。

“神性”，是“神”的属性。“人性”，是“人”的属性。二者本有人、神之别，这正如人与禽、兽、虫、鱼的区别一样不可逾越。但“人”很聪明。聪明到能够打破“神”与“人”的隔阂。

洪秀全就是这样的聪明人，一场神经错乱的大病之后，他居然成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要巩固这个精神发现的成果，于是一个充满“神性”的组织便在广东花县的山村里建立起来。这组织，即“拜上帝会”。史籍又载：“拜上帝会”是由“上帝会”、即“三点会”（或“三合会”）发展而来的，而“上帝会”、“三点会”的创始人原是洪秀全的同乡与老师朱九涛。③ 朱九涛死，洪秀全遂成会首。无论如何，总是洪秀全将“拜上帝会”做成了规模，做出了气候。这与晁盖创业，却是宋江将梁山泊事业做大做强相仿。

先是秘密地扎根串连。但“根”扎不下去，“连”也串不起来。本乡本土，知根知梢，爹生娘养，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谁信？大抵只发展了冯云山（表弟）、洪仁玕（族弟）等数人，洪秀全便被乡人侧目而视了。这应了一句俗话：能哄天下，不能哄一保一甲。

接着，洪秀全远走他乡，赴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时在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与洪秀全同行者，为冯云山。经半年游说，信上帝者亦仅百人左右。洪秀全再一次灰心丧气，打道回府，又到广东老家当起了教书匠。但冯云山“神性”坚刚，转移于广西桂平县北的紫荆山区，佣工、教馆、传教不怠。三年功夫，居然发展“拜上帝会”信徒三千多人。

冯云山创造了一个宗教奇迹，他让天主教、基督教所尊奉的“上帝”，在中国安了一个家，有了中国香火。扩大到政治的、历史的范畴，也可以说是冯云山完成了对洪秀全的“神化”过程，并为未来的“太平天国”打下了“神性”的桩基。

三年时间，三千信徒，这都是为洪秀全准备的。时来运转，洪秀全就是不想当“神”，也由他不得了。听了冯云山的工作汇报，洪秀全大为神气，自然乐于再去广西当他“天命所归”的“天兄”首领。

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这些以后太平天国的诸王领袖，也大都是在冯云山传教时期先后加入到“拜上帝会”行列中来的。

需要“神”，就能“造神”。

你造了“神”，你就变成“神”。

这是宗教魔术，这也是政治魔术。

本来，“神”就不是天生的呀！同样的道理，“天兵”、“天将”、“天兄”乃至“天王”，也都不是天生的。只要主观上“想”了，客观上“扮”了，一切一切的神圣角色还不是人演的吗？

在拜上帝会的旗帜下，万姓奔集。

整整八年的宗教酝酿。“神性”在自我暗示与相互哄抬中取代了“人性”。“宗教”膨胀之后，鼓起了洪秀全们的“政治”幻想，“太平天国”呼之欲出。

三十刀兵动八方，

天号地呼没处藏。

安排白马接红羊，

十二英雄势莫当。

这首江南儿歌所藏玄机，除强调了“红羊之劫”（道光二十七年，即公元1847年，为农历丁未羊年）的必然，还暗示了聚众起兵的最佳时机（三十，即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英雄”，则泛指“拜上帝会”诸头领。④

应了“三十”的天时，一进道光三十年拜上帝会便加快了力量集结。正巧，入了正月道光皇帝旻宁便大病不起，并于正月十四日丁未驾崩。消息传到广西，洪秀全等更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因为一过年（正月初四），胡以晃就变卖田产，全力支持“天父天兄”的事业。这一优秀“典型”，被萧朝贵以“天兄”托命代言的方式加以表彰曰：“胡以晃算得尔真草（心）忠草（心）。”⑤ 受了胡以晃毁家相从的启示，这才有道光三十年八月初拜上帝会七人小组（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开会，正式号召信徒卖田毁房，舍家弃产，集结于金田的最高通令。这便是“团营”会师的命令：“将遣大灾降世，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前来，都将得救。”⑥ 会师日期定为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初一（11月4日）。

“拜上帝会”的大多数信徒闻令而动，从各县各乡，赶往桂平县金田村。

受“拜上帝会”的影响，不少被清军打败的天地会成员或在土客械斗中失利的客家人，也纷纷投奔金田。

洪秀全深知叛逆之罪将株连亲族，所以他在下达“团营令”之前，便专门派人远赴广东搬取亲属。空口无凭，洪秀全还以“上帝”的口吻向亲属们训诫道：

道光三十年，我将降灾劫于世，世人凡坚守信仰者将得救，凡不信者将遭瘟疫。在八月之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因此，特召你的家人及亲属至此。⑦

拜上帝会选在道光三十年起事，还有一个“大环境”影响。“造反”，成为时尚。以广西为例，天地会活动激烈。他们打着“反清复明”、“替天行道”的旗帜，分股游击于七府之间。广西共十三府，有匪情而动乱者过其半。到了这年下半年，各地天地会武装多加紧了攻州掠县的步伐。八月十二日（9月17日），张钊率天地会众攻克浔州府戎墟；八月十五日、十六日（9月20日、21日）一支天地会武装攻克太平府的明江厅与宁明州；八月二十八日（10月3日），陈亚贵率天地会军攻克修仁、荔浦二县；九月十二日（10月16日），一支天地会武装攻克龙州厅；九月十三日（10月17日），陈亚贵又率军逼近桂林府；九月十五日（10月19日），张亚珍率贵县天地会众攻克迁江县。

叛军四起，广西不宁，清廷火速于当年九月中旬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率军赴桂林，镇压天地会造反。十月，革广西巡抚郑祖琛、提督闵正凤二人职，任命卸职家居的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广西巡抚，任命固原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迅赴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事。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5日），林则徐赴任途中病故广东潮州普宁县。徐广缙闻讯驰奏清廷，咸丰皇帝又于十一月任命卸任病归的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任命休致回籍的河南总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向荣职不变。可以这么推定，林则徐受命之际，甚至李星沅受命之初，他们知道广西有“天地会”之乱。也就在两任钦差、两任巡抚即将莅任之际，洪秀全们正式扯旗放炮，割据金田。

李星沅与周天爵抵达柳州时，已是这年腊月。而就在这月月底，洪秀全的“团营”武装打了两次胜仗。一是花洲山突围战，一是金田保卫战。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这两次规模不大的胜仗具有“奠基礼”性质。

花洲山突围战，又被太平天国中人称为“迎主之战”。还在“拜上帝会”决定组建“团营”之初，其领导层便作了“一线”与“二线”的分工。“一线”指挥是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广西籍首领，他们住桂平县金田村，负责接纳会众，组建“团营”。“二线”为洪秀全、冯云山，住平南县城以北百里之遥的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遥控金田局面。

“团营”声势浩大，逆谋为清军觉察。绿营浔州协副将李殿元又侦知拜上帝会首领有潜居花洲山一带者，所以为了抢得“围剿”中的头功，他率本协人马由浔州府所在地的桂平县城移师平南县，又进驻平南县城北四十里的重镇思旺，这不但切断了金田与花洲的联系，也堵住了团营“东入广东”、“北走永安”的要道。金田方面闻警，派精锐八百驰援。“团营”兵里应外合，打破绿营与团练的包围，洪秀全与冯云山实现了胜利大逃亡，重回金田。于是，“拜上帝会”会众称这次战斗为“迎主之战”。这次战斗，清营、勇兵死伤数百，驻思旺巡检（从九品）张镛战死。

“迎主之战”前后打了两夜一天，洪秀全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50年12月27日）夜回到金田大本营。

“金田保卫战”紧接“迎主之战”。广西提督向荣得知“团营”兵聚于金田，便调集原驻于思旺镇、大黎镇及平南县等地营兵，围剿金田。金田“团营”阵地背靠紫金山，又有两翼阵地相互支援，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双方相持中，“团营”兵于十一月二十九日（1851年1月1日）斩绿营清江协副将（从二品）伊克坦布。清兵败，死伤三百多人。

“团营”兵小试牛刀，旗开得胜。这对一支怀抱宗教狂热、相信虚幻神性的军队而言，有不可低估的暗示作用。对清军而言，连战皆北，损兵折将，使他们知道了对手的分量。面对一方义无反顾地“造反”，另一方只能毫不留情地“镇压”。

“金田保卫战”胜利后，“团营”武装有一个绝好的突围转移的机会。向荣兵败，已知遇到了比“天地会”更强的对手，于是上奏朝廷。接奏，咸丰皇帝始知有洪秀全、韦昌辉等人的存在。在李星沅、向荣调遣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各地兵马时，洪秀全沉浸在1851年新年的胜利里，他一定要给未来的政权打上自己的洪姓烙印，故而坐等十天，直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他三十八岁生日这一天，才正式宣告“太平天国”的建立。金田村西，犀牛岭下，“拜上帝会”筑坛祭旗，发号施令，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太平天国”建立后，“团营”之军即更名“太平军”。“太平军”兵制，仿《周礼》而定，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军”，即是独立作战单位。其时，“太平军”约有一万五千多人，不足两个“军”。⑧

金田“建国”、“建军”一次性完成了。这比前代一切造反者都高明。但形势依然严峻。简言之，“太平天国”要生存与发展，不能不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反围剿”，二是“长征”。

对这两大战略目标，洪秀全与他的战友还算清醒。但战术实施却拙招连连，一误再误。虽然“太平军”终于实现了由“内线作战”向“外线作战”的战略转移，即完成了“反围剿”任务，但牺牲却巨大。“天国”太近。你幻想进入“天国”，“天兄”即刻就命令你了结尘世苦难。

“天国”尚未到达，“天弟”业已献身。这正如二十世纪初期的国民革命者的命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

我们不是“革命虚无主义者”。但有一个“革命的事实”昭然于史册：革命运动，总在“革”他人“命”的同步，也“革”了自己的“命”。“革命”的过程，是一个牺牲的过程。洪秀全式的革命家，大抵只要做好一件事，即鼓动更多的人信仰“革命”，便会有源源不断的人铺垫起革命领袖的成功之路。

“太平天国”的兴衰史也显现了“天国建，天兵消”的冷峻。

史家公认，1850年11月1日“团营”初聚时，人数刚过万人。至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正式建立，“太平军”兵力当不低于一万五千人。因为许多人是举家归附，故太平天国金田时期的军民总数亦必在三万多人。在金田根据地转游了八个月，到1851年9月15日平南县官村大战时，太平军仅有二三千精锐突围成功，北走永安。突围的胜利，怎么也掩不住90％的牺牲代价。

八个月，死了90％的“革命者”，历史学者有权谴责清军杀戮过甚。但这中间，还掩盖着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军事失误。择其显者，略为：

一误于东进平南。太平天国金田立国第二天，即1851年1月12日，洪秀全便挥师东进，将太平军由金田村一线前移二十里，在大黄（湟）江口和牛排岭一线暂住，以便进攻平南县城。他的打算是东入广东，以便与自己的亲戚朋友早日会合。而平南、桂平一带，正是向荣的防堵重点。二军战于大黄江口。太平军分兵诱敌，向荣则率总兵李能臣、周凤歧各个击破。相持两个月，大黄江口与牛排岭尽入清军之手。东进受挫，太平军退守金田。向荣又率部急攻新墟（金田东）、紫金山（金田北）太平军阵地，迫使太平军撤出金田，西入武宣县境。大黄江口之战，太平军死伤一千数百人。洪秀全的失策是与强敌打阵地战和消耗战。

二误于滞留中坪。撤出金田后，洪秀全率太平军西入武宣县，并据武宣县城东面的东乡一带。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忙中偷闲，在东乡举行“登极”大典，成为“天王”。太平军与清军在东岭一线相持月余后，于4月中旬北入象州境。数日间，攻占了古城、寺村、百丈、中坪、新寨、大乐圩一批乡镇。北攻马鞍山受阻，太平军以中坪为大本营屯扎不动，一驻便是二十多天，又被从后面追上的向荣、周天爵部团团围住。马鞍山守军，仅贵州威宁镇总兵重纶一部三千余人，太平军人数至少是清军的四倍。一战不胜，即不再重新部署进攻，这让太平军失去了打破围剿、北攻柳州或东出修仁、直扑桂林的战机。

三误于南渡浔江。中坪突围后，太平军又有不少伤亡，他们却意外地重回金田村。清军主力则被甩在西北数十里外。东下的机会出现了。可洪秀全鉴于大黄江口之败，不敢东突，却命韦昌辉率部渡过浔江，南攻浔州府所在地的桂平城。桂平知县、署南宁同知的李孟群早有防备，他率团练拼命抵抗，太平军损兵折将，寸步难行。向荣、周天爵率军追至，又将太平军包围在金田一带。这一围，又是两个月的消耗战。太平军战略要地猪仔峡、双髻山、风门坳、古调村先后失守，太平军死伤数千人。最后，洪秀全只能率残部据守无险可凭的金田、新圩、莫村一线。咸丰元年八月十六日（1851年9月11日），太平军从新圩经水枧头突围，沿山道越上瑶，进入平南鹏化山区。八月二十日（9月15日），太平军与向荣军战于平南县北的官村。向荣部因胜生骄，太平军则困兽犹斗，结果，向荣军败，太平军溃围而出，完成了“内线作战”向“外线作战”的转变。

杀出“浔州府”的范围，我们如果定为太平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那么杀出“永安州”则可视为太平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同理，其克“全州”，东入湖南，应视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出广西境，反“围剿”结束，“长征”开始，太平军始获得战略与战术的全面主动。

官村大战后，北上攻克永安州，是太平军第一次“进城”。城里的日子远比钻山沟舒坦，所以洪秀全们在永安州一住又是八个月。在这八个月中，清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太平军阵地由纵横各二十里，收缩到纵横仅五六里，州城之外东西南北各有些孤立据点而已。但洪秀全没有忘记“政治大事”与“生活美事”。

“大事”是永安封王。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发布《封五王诏》。这“五王”，即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这“五王”，原被封为五军主将。“五军”皆归洪秀全节制，所以“永安封王”前的“军权”是由洪秀全独揽的。军事上拙招连连，一误再误，大都与洪秀全的瞎指挥有关。“永安封王”后，明确由东王杨秀清节制另外四王，从此军权落入杨秀清之手。洪秀全泡在后宫“二线”享起了艳福。

这“美事”，即洪秀全的扩大“后宫”，广封“娘娘”。就在大敌围城的八个月里，洪秀全册封的“娘娘”由“东乡”登极时的三十六个，增加到五六十人之多！而在金田起义时，他的“娘娘”即已有十五人了。⑨

进驻永安州之初，太平军出于生存目的，又大肆招兵买马。在这一时段加入太平军者约有三类人：一是永安百姓，胁迫加入；二是广西各地“拜上帝会”会众，因故未能去金田“团营”会师者；三是广西、湖南“天地会”会众，在李沅发失败后成散兵游勇，赶来归附。新老相加，太平军兵力最保守的估计也当在一万四千人左右。在守城之战中，太平军损失四千人。

由于清军将领的战术分歧及人事矛盾，咸丰二年二月十五日（1852年4月5日）深夜，太平军在永安州东北面突围成功。乌兰泰主张合围严困，向荣主张缺其一隅，而太平军正好从缺口突走。⑩ 此役清军阵亡八千人（此为赛尚阿上奏朝廷数，实际远大于此数），其中有五位正二品的总兵官（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寿春镇总兵艾齐虎）战死，且有二百多个正七品以上的武官丧命。在突围之战中，太平军伤亡人数约四千人（赛尚阿上报为三万人，李秀成“自述”为三千人）。守城与突围相加，永安时期共损失八千人。占其兵力的60％左右。奇迹是：太平军只死“兵”，不死“将”，他们的军官（永安封王的同时，共有八百多“老兄弟”晋升各级军官）只有少数人负伤，却没有人捐躯战场。半个多月后，清兵又有广州都统（正二品）乌兰泰在追击太平军中阵亡。

永安之战清军的兵将损失超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总和。清高级将领的大批牺牲，至少证明他们身先士卒，处在战斗的第一线。以乌兰泰为例，智勇兼备，精忠为国，稍有“活命”私念，他哪儿又会亲率兵勇争夺将军桥呢？将军死于“将军桥”，真是劫数在此！

我们关注“将”的牺牲，是一贯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将”一个个甘于赴死，表明了军队“中枢”的坚刚。太平天国乱起，清军中的满汉将领又一个个视死如归，仍然表明了“长城”不倒。

“永安突围”，是太平军的“硬仗”。“硬仗”不死“将”，又正常，又不正常。“正常”在太平军的每一次战术实施都是“天兵”（士兵）打头阵，“天将”压阵；“不正常”在这种驱民为兵、驱兵赴死的做法，违背了洪秀全们“天兄”、“天弟”一律平等的原则。

“一将功成万骨枯”，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兵”、“将”关系。诀窍在于如何让“兵”们自觉为“将”而死，却又感到是在为自己的“义务”或“信仰”而战。这中间，就有一种“理想”或“理性”的教育与灌输程序。

洪秀全们的“理想”灌输分为两步。在“拜上帝会”阶段，他们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风。”·輥·輯·訛 这让穷极、愚极的百姓看到了做“人”成“神”的希望，故一呼百应，趋之若鹜。“拜上帝”，形式耳；“拜自己”，才是真。在“太平天国”阶段，洪氏则宣扬“从前及后一概打仗开天功臣，职同总制世袭”，（活着的）“大则封丞相、检点、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享福无疆”。·輥·輰·訛 简言之，即“刀头上出官”，打江山，坐江山之谓也，“种铁杆庄稼”比种五谷杂粮省事，所以一夕之间，“民”变成“兵”，“兵”着了“魔”，一心一意只想用自己的鲜血浇灌那株梦想中的荣华富贵。

当“兵”的不知道，自己用牺牲仅仅换回一张空头支票，高高在上的“将”或“王”却在即刻兑换到了现世享受。洪天王和他的一大群“娘娘”固然要“天兵”用生命保护，另外的五个“王”也都按革命座次每人分配六至十一个妻妾指标；其余高官可娶三妻，中官可娶二妻，小官允娶一妻。而士兵们即便有妻也要被拆散在“男营”与“女营”里天各一方！宣扬“兄弟平等”的“太平天国”，一开张便是高度不平等的。最大的不平等，即“天兵”有牺牲权，“天将”有享受权。

有的研究者可能会用南王冯云山的牺牲、西王萧朝贵的牺牲来驳诘我们的上述论析。他们俩的牺牲是事实，但都有偶然因素，因而并不能代表太平天国上层领导者的无畏无私。

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优秀的人才，“其忠勇才德与智谋气度实为太平天国之第一人”。·輥·輱·訛 他牺牲于1852年6月上旬。此前，太平军兵围桂林三十一天，不克，舍桂林北上，趋全州。远望坚城壁立，似乎也没有攻坚战的愿望。大队人马沿全州西北郊柳山脚下绕行而进，照例是士兵在前，将官在后，南王冯云山作为压阵者，更是走在后队。士兵步行，将军骑马，王爷坐轿，是那顶金黄色的大轿引起了守城清军的注意。朝着大轿，连发数炮，冯云山身负重伤。南王受伤，激怒太平军，于是回师攻城。城破，太平军屠城三日，全州老少无孑遗。待三日后太平军离全州北上时，行至距城十五里之蓑衣渡，遭遇江忠源“楚勇”。太平军兵败，二千多人阵亡，冯云山即于此时伤重牺牲。考冯云山之死，与“将”或“王”的一线战斗无涉。要说祸源，还是因为太平天国“王”的特殊化与讲排场招致射杀。

冯云山是太平天国第一位“高干”烈士。他没看到胜利，没充分享受权力，因而还没有机会腐败变质。生命的匆迫，获得后人的怜悯，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他还不是一个讨嫌的角色。因他而起的全州屠城，却暴露了“天兵”的残忍。

萧朝贵牺牲于1852年9月。作为太平军的先遣部队，萧朝贵率部离湖南郴州后连克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进抵长沙城南。与清军对阵，毙西安镇总兵福诚、副将尹培文。为了不失战机，萧朝贵督军攻长沙南城门。骑着马，挥着刀，衣着光鲜亮丽，在军后督战，这又成了守城清军的“活靶子”。枪弹也认人！飞弹射来，萧朝贵应声落马。伤重不治，当夜死去。与冯云山相比，萧朝贵的牺牲多了一些壮烈。

纵观“南王”、“西王”之死，不能排除偶然性。而在“必然性”的范畴内，太平天国的“王”与“将”，其安全系数不但比一般“天兵”为大，也比清军将领为高。最有代表性的是“东王”杨秀清与“天王”洪秀全的“超前”享受帝王生活。

金田突围，才离开家门口，洪秀全即在御林军护卫下处在了极端安全的“中军”位置。罗大纲率众强攻永安州，城破，洪秀全于城破六天后才坐着黄绫大轿姗姗入城。入城，即一头扎进了杨秀清为他准备的“行宫”安乐窝，不理军政、行政。永安封王后，一切皆委东王处置，洪秀全更是“专职”享受。每战，洪秀全都处在“后方”、“大后方”，所以送死的自然是“南王”与“西王”。太平军打到武昌，洪秀全直入湖北巡抚衙门，在大堂上一坐，便找到了当“天王”的感觉。他命人在巡抚衙门外贴上“天朝门”的红纸，又在大堂上悬上“天朝殿”的匾额，后将大小衙门分配给诸王、丞相、军师居住，开始了“小天堂”的安乐日子。

没收一切官家、商家的财物后，东王杨秀清又对武昌全城百姓进行了统编。青壮年编入太平军，老人、儿童、女性编入后勤队。

顺江东下时，洪秀全乘龙舟，列巨炮，树黄旗，上张三十六灯，舳舻相接，数十里不绝。及攻下金陵，洪秀全在十万人簇拥下、坐十六抬大轿入城。全城实行“圣库制”（公有制），天下之财，尽为我有，何其尊荣？不久，“天王府”建成，周遭十多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固若金汤，金殿饰以黄金，后宫绘以五彩，堆金积玉，美女如云，其奢靡工巧，远逾北京的紫禁城。据《江南春梦庵随笔》载，洪秀全的王后娘娘下有爱娘、嬉娘、妙娘、姣女等十六个名位级别，共二百零八人；在二十四位王妃下，有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级别，共有九百六十人。这有夫妻名分者，达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外加王宫内女宫一千二百人，专供洪秀全享受的女性已有二千三百多人！·輥·輲·訛 天王之乐，何减桀纣？有人指上书为“伪书”，但在这方面，夸大不多。金陵破，洪秀全子洪天贵福外逃被俘，交代其父有八十八个“母后”，当不谬也。这个小太子在九岁时已娶妻四人。“东王”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享受上处处向“天王”靠拢。“天王”出宫，乘六十四抬大轿，他则要乘四十八抬大轿；“天王”的“娘娘”多，他也要选美纳妃，累计册封六十名以上；“天王”出行仪仗宏大，他的出行仪仗，一字长蛇阵，多达数千人。“天王”后宫厮役过千人，他要一千七百人！

面对洪、杨之流的超级堕落，谁还能再用“小节无害”为其辩护？

比之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的巨大创痛，洪秀全与杨秀清们的享乐，是一种背叛。洪秀全与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领袖的背叛”，被他们发展到了极致。背叛了追随者，背叛了他们的革命；当他们彻底背叛了原初鼓吹的“革命”时，他们个人的“革命”随即宣布成功。还有比这再大的讽刺吗？还有比这再大的真实吗？套用《红楼梦》“好了歌”形式，我们可以对洪秀全们的革命作如下咏叹：“世人都说‘天国’好，只有‘享受’忘不了。千人万人搭天梯，谁见一人上凌霄？”

或许真的知道上不了“天国”，洪秀全们才抓紧安排自己尘世的享受。

领袖人物的享受，是由崇拜领袖的庸众侍候的。所以在洪秀全一歌两训这批神学教材的熏陶下，太平军战士意志里多了一份“神性”使命。相比之下，“太平军”比“八旗兵”、“绿营兵”更具战斗狂热。

“神性”也罢，“狂热”也罢，都属于意识形态，看不见，抓不着，洪秀全们不全放心。因而，除意识形态的灌输外，太平天国领袖的治军之道还强调“置之死地”这一招。至于能否“后生”，那要看兵士们的福分造化。

毁家相从，断绝后路，这是第一招。初期尤甚。那时的“团营”成员，都是先放火烧了自家房舍，卖了田产，赤身赤心投向“拜上帝会”的。无恒产，无恒业，哪里还会有恒心？有的，只是奴才心、流氓心、侥幸心。

留满发，变“长毛”，以示区别，这是第二招。独特的体貌特征，让“太平军”战士与清朝的百姓势如冰火，即使士兵开了小差，也逃无可逃。

严军纪，滥诛杀，以苛治兵，这是第三招。太平军军纪极严，“如十人出战，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继进不敢退，退者立斩”。 兵士如奴隶，人人自危，只有服从与卖命。再如排单行行军，有出行者即杀。

关键时刻，施以小惠，这是第四招。极端放纵的例子是允许屠城，允许强掠，允许逼良为妻。全州屠城，见于前文；武昌陷，太平军亦屠城三日，杀军民逾十万人。 天国中期，“天京”被围，杨秀清为了激励斗志，便强令“天京”15至50岁的女性嫁给太平军战士为妻，有不从者即杀。单是为抗拒这种变相奸淫而自杀的“天京”妇女即在万人以上。起事初，洪秀全曾表白：“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妻。”结果是纵杀纵淫，这“革命”如何赞美？

总之，太平天国的领袖仿效田单驱火牛入阵的战法，仿效项羽破釜沉舟的战术，将太平军战士视若会说话的战具，任意使用；因而，太平军战士真的为他们创造了势如破竹的战争神话，神话只哄骗幼稚者。本节，仅就太平军战士的前期牺牲作些提示，而在后期，“神话”破灭，“权威”消失，太平军土崩瓦解。西进，北伐，全部送死，守卫天京，一律丧命，这又与洪天王的“太平”许诺背道而驰。

太平军“造反”，清军“镇压”，各自立场不同，所以对战争的定性亦不相同。“正义度”的评判如果以“人民利益”和“国家兴亡”为基本参照，相信还有商讨的余地。历史事变既不能保证每一个“造反者”都将“造反”兑换成个人及家族幸福，又不能保证每一个“镇压者”都靠“镇压”实现权力及权力体系的永久安定。这正像矛与盾，不能两立，不能两全。太平天国与大清王朝，经过“造反”与“镇压”的一轮较量，灭者自灭，衰者自衰，何止是两败俱伤呢！这呼应了那个延续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的诱惑，这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内部矛盾、构建社会平等上的简单化与非理性。一场内乱，绞杀了强梁，成全了英杰，而普遍的“尚武精神”则被割草机碾压一遍。如果进入时光遂道，重回六朝故都当一名天国战士或天京臣民，腥风血雨，感同身受，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重蹈迷误。

二、“书生”立功，“民兵”救国

这是一个悖论性的题目。疆场立功，本是武将的事，济难救国，本是英豪的事。在此，我们推崇“书生”与“民兵”，且提高到为国立功的极限，确乎是有其名而又有其实的。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中，不少人为洪秀全们遗憾。他们设想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全力北伐，便极有可能一扫淮北，再渡黄河，直捣幽燕，将满族统治者赶出长城，而宣告清朝亡而“天国”兴。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没有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到了金陵这六朝香粉之地便扑倒身子开始享受，坐失战机，导致失败。

“半力北伐”与“全力北伐”结果当然不一样。

但不论如何，太平天国皆无胜局可言。

这一判断，已经落在历史事实的后面，因而从理论的预见性上看，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历史的事变之后，特别指出这一点，其实是基于民心向背的分析。长话短说，即太平天国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持与人民响应的。有一个阶段性的比较：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队伍骤增，“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军便扩编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强，武昌东下时，太平军扬言已有五十万众。这大抵是太平天国的军民队伍总数。而北伐之战，部队越打越少。这对太平天国的全国性胜利，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碍”。这话题，暂放下，许容后补。

与一些史学家的估计不同，吾辈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清王朝的“民心”未丧，“官心”未乱，所以国家权力尚能整合“民心”、“官心”，与少数造反的“民”摊牌较量一番。得民心转危为安，失民心中途垮台，这便是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命运逆转。

先说说“书生”。

书生的理想，坚定而明确，即“读书做官”。说到“读书做官”，多数人归于科举制的诱惑。这只是“显因”，或一因。根子在中国的“文官政治”或“劳心者治人”。

在历史的发展中，“读书做官”是个进步，是社会文明的保障因素，是国家统一的理性条件。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代，书生们借读书而入仕的追求，仍然是精神主旋律。

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洪秀全、冯云山都是“书生”。十年寒窗，读破了经书；州府应试，跑破了鞋底，都是为了“功名”。洪秀全很有些呆劲，从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十六年间，连续四次去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皆铩羽而归，一无所获。绝了功名之念后，洪秀全才弃儒教而投洋教，建起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先分庭抗礼，再扯旗造反，走到了“读书做官”的反面。

俗语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连“秀才”也没考上，却起名“秀全”，居然称孤道寡，这似乎又显示了一些“书生”功利至上、无所操守的一面。

与“造反”的“书生”相对立的，是仍然怀抱家国忠诚的“书生”。这是“书生”中的大多数。你信你的“上帝”，我忠我的“皇帝”。在“皇帝”的旗帜下，“皇帝派”的“书生”大量集结。从“书生”的分化与相互较量的角度反观所谓“农民起义”，其实是有“野心”的“书生”与有“忠心”的“书生”在进行超出个人层次的比拼。“农民”云者，“群众”云者，皆为“书生”棋局中之红兵黑卒而已。

更进一层的反思是：在认可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宣传判定后，清醒的历史思维千万不要忘记“书生是较量的主角”。

在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中，“书生”是主角，是谋主，是儒将，是功臣，是英烈。在“考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在“战场”上得到了。谁能想到，是“造反者”成全了“忠君者”呢？

非常之时，出非常之才；非常之难，发非常之策；一个老大帝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次用人制度的大调整，这则证明了清政权“活力”还在，“气运”不衰！

曾国藩，在改朝换代的变迁中，百年间经历了“打倒扶起来”的翻覆，是一个争议颇大的人物。近年，读书界有“曾国藩热”，曾氏大名又响彻天地间。他的“书生”本色，是很显著的。因为考虑到他的“京官”背景，暂置勿论。

第一个“立功”的“书生”，应推江忠源。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谥忠烈，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后赴京会试，却屡试不售。好在他仪表堂堂，气冠群伦，终被考官以“大挑二等”选任县级教谕之职。倘若江忠源的家乡不在湖南新宁，倘若不是生逢乱世，江忠源或者要文章终老，寂寂一生了。

机遇出现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新宁黄背峒青莲教首雷再浩聚众起事，骚扰一方。江忠源正好回乡。出于保民护乡的目的，也出于靖乱报国的信仰，江忠源组织乡民，结成团练，得数百之众。侦知敌情后，他率众突袭之，一战而胜，生擒雷再浩。“文职”而立“武功”，江忠源做出一种尝试，或树立一个榜样。这次办团练，也成了湘军建军的先声。这次立功，江忠源被授七品知县衔，奉派去浙江秀水赈灾济民，代理县政。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氏在秀水任上以治盗缉匪为能事，曾擒巨盗十数伙，一县大治。由此为浙江巡抚吴文镕重视，待以国士之礼，并补丽水知县。如果他一直在浙江混下去，至多是当个小“循吏”，也干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新机遇出现在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崩，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荐贤，他想到了江忠源。曾、江相识，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江氏赴京应试“大挑”中选时，介绍人是郭嵩焘。江忠源虽然科考多舛，未能进士及第，仅以“大挑二等”入围，然任侠自喜，不事绳墨，咄咄有英杰之气。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曾国藩向郭嵩焘评价他道：“吾生平未见如此人物也！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輥·輷·訛此后，曾、江多次晤面，纵论天下大势。承平日久，朝野委靡，但江忠源总以天下将乱相诫。这反让曾国藩引为同道。因而，他应诏荐贤第一个便推荐了江忠源。江忠源尚未履新职，即丁父忧回籍守制。就在这一年年底，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结“团营”而反。

第二年、即咸丰元年（1851）春，李星沅病故军中，朝廷派赛尚阿为新的钦差大臣，督师广西。江忠源奉调赴营，听候差遣，手下是他从新宁招募训练的五百“楚勇”。当江忠源赶到广西时，太平军正固守永安。赛尚阿将前线指挥部设于永安城北，他手下的两员干将一是防堵永安北路的广西提督向荣，一是防堵永安南路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江忠源又暂隶乌兰泰麾下。乌兰泰对江忠源分外客气，在战略谋划上几乎言听计从。这是江忠源的幸运。如果说四年前镇压雷再浩是主动请缨，此次出征则是皇命有托。

清军合围，太平军困守孤城。乌、向不协，江忠源倾力协调之。向荣主张围而留路，乌兰泰主张围之无隙。江忠源则代乌氏致书向氏，请“合围而尽歼之”。向荣不听，江忠源引疾告归。后来，太平军果然从缺隅处溃围而出，北犯桂林。闻警，江忠源又率自己的“楚勇”千人，倍道驰援。可惜援兵不至而乌兰泰阵殁。历史的大关节、大劫难初时皆发端于微末。永安之围时倘听江忠源一言，哪儿还会有太平天国此后十几年的折腾？影响历史的因素很多，万勿小视了小人物的大智警策啊！

而历史的偏爱，又总让小人物大显身手。蓑衣渡一战，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丧命，这是江忠源“江家军”的功劳。·輦·輮·訛长沙保卫战，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丧命，其中也有江忠源的捍城之功。长沙守兵原不足，江忠源率援入城后“力争南门天心阁，筑坚垒，据要害”，·輦·輯·訛萧朝贵鲜衣攻城，成为炮毙目标。太平天国于“天王”外，初期仅封五“王”，直接被江忠源部除掉的便有二“王”！百年相望，遥寄叹惋，既生冯萧，何生一江？从宿命的定律来看，这或许就叫：九斤的狸猫千斤的鼠，一物降一物。

江忠源一介书生，本非捕鼠之“猫”，可他天生与国运民命保持了一致性，火线立功，破例升官，真的成为皇家“御猫”。苏东坡早就将官吏比喻为“猫”与“狗”了。东坡云：“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江忠源的幸与不幸、成与不成，都不能从“个人”的立场评判，国有难，时有厄，书生奋起，固其宜也！

据守长沙时，江忠源已经升任知府。其时，他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提出，应以重兵扼守回龙塘，控住湘江，严防太平军绕城西湘江由水路北上。亮基不用其谋。太平军在久攻长沙不陷后，果然由回龙塘沿江北进，连陷岳州、武昌。谋不见用，强敌逃遁，江忠源一时也失去了追奔逐北的激情。

张亮基由长沙一役认识了江忠源的军事才华，上疏奏留之。江忠源在咸丰二年（1852）的军功主要是湖南剿匪。积功，擢任道员。咸丰三年（1853）正月，又擢升湖北按察使。此时，张亮基已任湖广总督，两湖守战之事，悉委江忠源。江忠源不辱使命，接连剿平通城、崇阳、嘉鱼、蒲圻各地匪患，擒其渠魁刘立简、陈北斗、熊开宇等人。咸丰帝知江忠源忠勇可恃，即命他率所部“楚勇”赴向荣军，不久又命他帮办江南军务。临行前，江忠源上疏论军事，提出“严军纪，撤提镇，汰冗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的八项治军主张，皆有的放矢之言。江忠源对此是充满自信的，故疏文以这样的话语表明心迹：“如此而盗贼不灭，盛世不兴，愿斩臣首以谢天下！”

疏上，咸丰帝嘉纳之。而此时，江忠源正率军顺江东下。

江忠源对太平军的第一个硬仗是开始于当年五月的南昌保卫战。一千三百人驰援南昌，章江门当敌之冲，江忠源自守之。九十余日，战无宁时，江忠源岿然不动，且屡屡反击围敌。八月敌溃，江忠源因功加二品顶戴。十余日后，因田家镇失陷，江忠源上疏自劾。咸丰帝诏原之，虽降四级留用，不久即擢授安徽巡抚。

咸丰三年十一月中旬，太平军强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江忠源抱病布防御敌。激战三十六日，因庐州知府胡元炜叛变通敌，作敌内应，城破，江忠源投水自尽。这一天，是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54年1月14日）。江忠源守城时，曾上疏奏言志，说要“誓与此城共存亡”。咸丰帝阅后，惜才心切，特在疏奏上朱笔批道：“不必与城共存亡！”城破二日后，廷寄圣旨至，江忠源业已践言完志。

江忠源死后，曾国藩挽之曰：“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輦·輲·訛 三城，指长沙、南昌、庐州；八座，则指教谕、知县、同知直隶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帮办江南军务、巡抚等由“从七品”到“正二品”的多级职务。

我们仍想用前文曾用的语式描述江忠源的一时显达：非常人才，非常时期，非常经历，非常功业，非常擢升，非常影响。

战场，识拔“书生”；战争，成全“书生”；江忠源仅为一例。

江忠源有三个同胞弟弟和两个叔兄弟，皆为“书生”，皆投笔从戎，皆立功疆场。

第二个“书生”代表是罗泽南。

罗泽南（1808或1807—1856），字仲岳，号南山，湖南湘乡人。从年龄上看，虽然他仅比曾国藩大四岁，比江忠源大五岁，但因家贫多难，终老“诸生”，故书生意气，更其卓然不群。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突酿大难，罗泽南定然在湘乡安心当他的教书先生。乱起仓猝，潇湘间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罗泽南也只好将“吃饭”问题暂且放下，思谋“生存”大计。太平军于咸丰二年（1852）七月二十八日兵临长沙城下，攻城八十一日，不克；转而北走宁乡、益阳，过洞庭而克岳州，进犯湖北。就在长沙被围之日，罗泽南与他的学生王鑫已经在湘乡组织了千余人的团练队伍。当然，这是一种请示批准之后的半官方行为。湘乡知县朱孙诒是一位热心团练的人，接到王鑫的请示，他大开绿灯。湘乡的团练“湘勇”应运而生。咸丰二年十一月，咸丰帝下发谕旨，命丁忧乡居的兵部侍郎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十二月十三日，曾氏接到谕旨后，复旨上奏，提出了在省城办团练的设想。获准，罗泽南、王鑫所部一千多人的“湘勇”适在长沙担任防务，遂被收编，成为“湘军”的第一支部队；曾氏之后，罗、王二氏自然成为“湘军”的缔造者之一。

这一千人的部队，分为三营，罗泽南、王鑫、邹寿璋各带一营。按新法操练，战斗力大增。

罗泽南换了一个人。由“塾师”而“将军”，由“课经”而征战，从战争学习战争，人生的质变朝夕间完成。这一年，罗泽南四十有六。在人生的困顿之境，他从未料到自己会有如此的峰回路转。昔日十年间，他曾死了十一个亲人！有一次应试回籍，徒步夜归，家中竟因岁饥不能举食，其妻亦因连哭三子而丧明。人不堪其忧，而罗泽南则浩然自励。他的名言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輦·輴·訛 倘若一白面书生如此表白，人们会怀疑他大言欺世，但罗泽南的一“忧”、一“耻”，则发于至诚。书生本色，烈士情怀，道义所在，锋镝不避，国史千秋，如此几人？

湘军建，是罗泽南第一个率军出省远征。那是咸丰三年（1853）六月。此前，湘人江忠源以帮办江南军务的身份率“楚勇”驰援南昌。五月初，太平军强攻南昌，江忠源拼力御之。危急中飞函乞援，这才有罗泽南、郭嵩焘、夏廷樾等统湘军一千四百多人千里驰援的壮举。至南昌，湘军屯永和门外，与江忠源守军左右呼应。七月二十四日（公历8月28日），双方接战，太平军诈败而退，罗泽南挥军追击，中伏，军败，死伤累籍。不少罗泽南的学生殉命沙场。吃一堑，长一智，此后罗泽南指挥军阵则屡战屡胜，成为与塔齐布名的常胜将军。他的政治地位亦渐次提升。办团练初，以劳绩叙训导；后以剿湘中匪擢知县；南昌保卫战后擢同知直隶州；再后擢知府，以道员记名，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又加布政使衔。累加的虽是行政职务，罗泽南却一天也未莅任，戎马倥偬，在年逾四十之后，他日夜拼杀于战阵。

——咸丰三年秋，南昌解围后，罗泽南以三百人破江西安福土匪数千人。

——咸丰三年底，率军回湖南，屯衡州，剿平永兴土匪，所部增至千人。

——咸丰四年六月，率部攻岳州，扼守高桥、新墙一线，断太平军退路。与突围的太平军大战三次，歼敌过千。闰七月，率部攻破高桥，击太平军于岳州北城陵矶，并与塔齐布乘胜追击，连毁太平军营盘十三座，终将太平军逐出湖南境。

——同年八月，受曾国藩令，与塔齐布合攻武昌。罗泽南攻花园，塔齐布攻洪山。武昌、汉阳一并克复，太平军东遁。罗部克湖北兴国。

——同年十月，与塔齐布水陆并进东征太平军，战于湖北田家镇。罗泽南部屯马岭坳，攻半壁山，以二千人胜太平军万人，夺半壁山，克田家镇。

——同年十一月，湘军继续夹江东征。罗泽南部与塔齐布军相继收复广济、黄梅。

——同年十一月，罗泽南约诸军进攻孔陇驿与小池口太平军。伤臂流血，仍指挥冲锋。终以五千人胜太平军二万人。

——同年十二月，罗泽南率军合攻九江城，破太平军于梅家洲。当月，曾国藩水师被围于鄱阳湖，兵败，曾国藩逃入罗泽南军，欲自杀，被罗劝止。

——咸丰五年正月，太平军犯江西饶州府、广信府，罗泽南率部由南昌出鄱阳湖东迎击之。

——同年三月，罗部破太平军于陈家山、大松林，收复弋阳县，攻克广信府。

——同年四月，罗部与太平军战于景德镇。太平军退入徽州，罗泽南移师饶州，欲图湖口。

——同年六月，罗泽南军入义宁州，连破太平军于梁口、乾坑、鏊岭、鸡鸣山等地，斩敌六千，并攻克义宁州。当月，塔齐布卒于军。

——同年八月，罗泽南见江西军事不得要领，上书曾国藩备陈大事。其主要倾向是：占据武昌，再图九江；解武昌之围为当务之机。曾国藩从其议，派罗泽南率部并“宝勇”一千五百人西行入鄂。

——同年九月，罗泽南率部克湖北通城县、崇阳县。又在崇阳西羊楼洞重创太平军。

——同年十月，罗冲破太平军于羊楼洞，并克蒲圻县，击退太平军二万多人的进攻。

——同年十一月，罗泽南部攻克咸宁，并北据武昌南的战略要地金口。此后与胡林翼部会攻武昌，大破太平军城东南诸坚垒，进抵洪山，将太平军围于武昌孤城。

——咸丰六年三月，湘军围攻武昌之太平军，罗泽南率部由西路洪山突进。激战中，他临阵指挥，不幸中炮身亡。虚龄仅五十岁！·輦·輵·訛

还是他太热诚、太忘我了。两军厮杀，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他那么无畏地立于刀剑的锋镝之上，炮火纷飞，驰马而进，血流被面，仍不退避。后又带伤指挥移师，回到大本营犹危坐指划。亲兵相劝，不为所动。次日，卒于军中。一介书生，牺牲于疆场，完成了社会道义，也完成了人生飞跃。

如果说江忠源作为“兄”，带动了诸“弟”的奋起；那么罗泽南作为“师”，则引发了诸“生”的立功。四十五岁之前，罗泽南穷年汲汲，假馆四方，教育了一大批学生，其中由“练勇”而入“湘军”立功者，便有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曾国华，及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王錱、王开仍兄弟，蒋益礼、刘腾鸿、钟近衡、易干良诸人。传统的诗礼之教，让这些人确立了经世致用的世界观，所以危难之际，一呼百应，奋然而起，共同成就了大丈夫事业。

上面，我们简介了两个“书生”的经世之路。他们只是代表人物。考察整个湘军的官佐构成，“书生”占了很高的比例，因而湘军之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最密集的“儒将群体”。据罗尔纲先生《湘军兵志》对182名有出身可考之湘军将领的统计，出身于进士、举人、贡生、诸生、附生者，占到58％。

治世之“书生”，乱世之“儒将”，文武逆势，荣辱翻覆，确实印证了“时势造英雄”的旧话。在镇压太平天国数年血战之后，湘军的“书生”们通过非科举途径一跃而变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据粗略统计，湘军系列推出的总督竟有十四人，巡抚竟有十三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省级政权都控制在他们手中。这，又是一种政治奇观！

本节标题中，还有“民兵”二字。“民兵”古已有之，今仍存在，但以“湘军”时代的“民兵”为最能战斗、最有功绩、最为风光。

“民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宽”处说，“湘军”是“民兵”。因为当时的国家军队是“绿营”与“八旗”，“湘军”既非“绿营”，又非“八旗”，所以只能划入“民兵”范畴。而从“窄”处说，“湘军”又不是“民兵”。因为它虽然独立于国家正规军之外，又是限定地区、限定数额、临时招募的，但它却纳入了国家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体系，由国家最高权力任命其将佐，且由国家财政（尽管有地方募捐予以助饷）予以后勤支撑，所以尽管“名”不正，却也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正规军。

我们在本节文章中揭橥“民兵”的“救国”作用，其实是基于国运变数、民命变数的思考。“兵”与“民”，名不同而实同。“民”向“兵”的身份转变倘若呼应了国家安危的吁求，则亦民亦兵，皆无不可。

基于这种大而化之的体认，在下强调在太平天国背景下“民兵救国”的作用，当然并不掩饰对“天兵乱国”的否定。

这一否定，并非针对着“起义”，我们关注的是“起义”或“革命”后能给中国的“民”一个什么样的“法度性”或“制度性”环境。较之清王朝的制度，洪秀全政权的制度建设没有历史进步的大势。因而，是“民”的不满，重新聚集了对“造反者”的再遏制。有“造反”的“民”，又有“反造反”的“民”，淡化了“兵”的身份外加，在客观上这一切又都是由“民”的分裂引起的。

清政府在这一时期作了政策调整，他们利用“民”的分裂，推行了“以民制民”策略。湘军的组建，是清政府重新组合“民心”、“民力”的最好例证。

说到近代史上的“农民起义”，史家每以“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形容之。在“量”的评估上，取夸大之势。比如湖南，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洪秀全金田起事的十年期间，会党变乱与各种反抗斗争累计50多次。这确实给人一种“湖南大乱”的印象。但考其规模，如1842年武冈曾如炷率人杀死知州，1844年耒阳阳大鹏聚众抗粮，1846年宁远胡有禄围攻县城，1847年乾州厅石观保率众抗租，新宁雷再浩割据全州，1849年新宁李沅发转战湘桂黔边，等等，每一拨皆百千人，无过“万人”者。从量的比值上看，“乱民”占极少数；大多数的“民”，是朝廷“顺民”。这就为“团练”的招兵买马、为政府系统“民兵”的扩充保留了兵源空间。

“民”，只有在抽象的、哲学的意义上，它才是一个整体。而在社会的群落里，“民”永远分散着、且分裂着。处于“弱势”，却永远结不成“群体”。这与经济状态有关，与政治处境有关，亦与国家统治者的政策倾斜有关。

让人始料未及者，“民心”的、“民力”的聚合往往又不是依赖“民”的策划与发动。在经过了暗示、引导之后，滴沥成流，百流成川，分散而分裂的“民”因广泛汇聚而获得动能。沉默者变成了发言者，不论用“选票”发言，还是用“刀剑”发言，就在他们“发言”的那个历史时刻，一方面完成了乾坤再造的任务，一方面尽了一次“工具”的责任。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时下传媒之广为流布的“弱势群体”一词，却是个虚假概念。一旦结为“群体”，又焉能以“弱势”目之？

老百姓结成了“湘军”，在短期受挫后，“湘军”无往不胜。而曾经无往不胜的“太平军”，则节节败退。“胜”与“败”，是两个极富概括性、抽象性的概念，回复到历史的鲜活状态，一刀一枪的拼杀，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老百姓——历史画卷的底色，永远是百姓血泪的涂抹。但胜利者毕竟不同于失败者，参加了湘军，经历了战斗，立了军功，又有幸活下来的“民”，被保举，被提拔，脱却布衣，着以官服，平步青云，有了另一种扬眉吐气的人生。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统计，湘军战士被保举而任三品以上武职者，有数万之众！三品以下，人数更多。

人，改变了战争；战争，改变了人。

三、内乱，催生军队“现代化”

现代推出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大都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近代史”的起始点。这一分界暗示国人：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以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战争为第一推动力。

大势仿佛，也有道理。

但这个“暗示”极易引发思维偏执。若将“暗示”视为“通识”（与“共识”有别），或许就要相信是飞来的“外因”，撞击出老大帝国的“内因”觉醒。

翻翻史册，人们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并未启动任何事关全局的“近代化”程序。化外之“夷”，远在万里，几筐黄金白银打发了事；天朝上国。羁縻有道，祖宗之制，变它作甚？

由“不变”而“变”，不是老外们挤压的，而是洪秀全们闹腾出来的。太平天国的超级动乱，原是一个“破坏因素”，但对苟且因循的清王朝来讲，却生发了“激励作用”。

在“太平军”冲击下，绿营兵、八旗兵纷纷败绩。败势下，“湘军”应运而生。“湘军”，与它之后出现的“淮军”，是不同于营、旗军的另一种国家军队。“湘军”、“淮军”出，即标志着清王朝旧的军队体制开始解体。国家的“现代化”，从军队的“现代化”开始，“旧军”寂灭，“新军”诞生；后来人所定性的“洋务运动”，其实是以当时的“军队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国家现代化”工程！发起这一运动的，是湘、淮军首领；推进这一运动的，仍是湘、淮军首领。从“反面”论析，不可以是说洪秀全们的“造反”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们的“建功立业”创造了绝佳的机遇吗？必然的逻辑结论当是：内乱，催生了大清王朝的军队现代化或国家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即我们习讲的“近代化”。

其一，创“新军”，是清王朝军队现代化的第一步。

“湘军”、“淮军”之“新”，不是单指名称。它的兵制、将制、薪饷、战器、战略、战术等，都与绿营军、八旗军明显不同。如兵制，绿营是终身兵籍，或世代兵籍。不但绿营兵战士一旦入伍，终身为兵；他的子、孙亦可自少年起充任“余丁”，待年满十六岁，再由“余丁”身份考补“守兵”。因而，绿营内既养老又养小。 兵源不愁，兵额不缺，但战斗力因老弱过量而不能保证。“湘军”、“淮军”则以招募为组军手段，多用多招，少用少招，战斗结束，即行遣散。“终身军籍”的打破，既利于减饷、省耗，又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湘军”的“营制”，即营、哨、什的三级统御制；“湘军”的“长夫制”、“统领制”、“营务制”与“粮台制”，都带有创制色彩，影响了“淮军”及以后的陆军。訛由“湘军”而“淮军”，犹如母生子；由“淮军”而“练军”、“新建陆军”、“北洋军”，犹如师授徒；由“北洋军”而陆军部统御下之三十六镇陆军，犹如树开花、花成果，中国的新式陆军终于在清朝末年正式建成。这一过程，持续了五十多年，“湘军”在咸丰二年、即1852年的组建，无疑是中国新式陆军创制之始。

其二，创“新军”，则必用新兵器、新操练、新战术，这也是始于“湘军”的；到了“淮军”时代，出洋操，持洋枪，延用洋教习，学习洋战术，则已成定式。·輧·輯·訛“湘军”初建，尚未全脱土法土器，但火枪、火炮的配备，已经远胜营、旗旧军。装备的更新“洋化”，不是先验的，是“太平军”这个对手逼出来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湘、淮军首领正是在与强大对手（清朝入关建国后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军事挑战！）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开启军队现代化思维的。

从战争学习战争，向敌人学习战争，从失败领悟教训，从胜利归纳经验，曾国藩等人由军事“门外汉”成长为中国当时最杰出的军事战术家、军事战略家和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我们不应忽略的是：洪秀全们先做了“砺石”，曾国藩们才逐步做了“利器”。

让我们扫描一下曾国藩军事才干的成长。

咸丰二年，当让曾国藩帮办团练的时候，他的自我评价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这是真实的。·輧·輰·訛一步踏入实战，可以说曾国藩是与最初的“湘军”战士（练勇）同时接触战争。此时，具体攻防，却敌制胜是他思维的焦点，因而他对如何挖壕（多深多宽）、如何筑墙（多厚多高）、如何将农村喜事用的“三眼铳”、“单眼铳”改为装铜扣、小石子的战斗用枪均颇为用心。为改铳事，咸丰四年四月廿四日他特地给四个弟弟去信，委托制造可用于实战的“单眼铳”数十竿或上百竿。对“火器”的渴望，基于杀敌，基于制胜。

这是曾国藩治军初期为加强步兵战斗力所作的尝试之一。主要的办法当然还是买洋枪、仿造洋枪。有了“火枪”，他又聘请猎户二十人，教战士瞄准放枪。·輧·輱·訛 对于水师，曾国藩用心更著，先是在衡阳、湘潭二地造船（三板艇、快蟹船、钓钩船等），每船装备从广东买来的“广炮”（即“洋炮”）、或湖南省自制的熟铁炮。·輧·輲·訛 为了安全自卫，曾国藩吩咐连辎重船上都必须装上炮械。经过实战考验，曾国藩对“夷炮”、“百胜炮”、“荡平炮”评价很高，并指出“惟铁炮不甚中用”。由于“湘军”水师船大炮猛，所以长江里的“制水权”掌握在“湘军”之手。两军相较，曾国藩认为“太平军”“于水战之事极为无能”。究其原因，“湘军”水师有“战船洋炮”之利。

“太平军”的装备也是“现代化”的。他们有“洋枪队”，“开花炮队”。这主要是“太平军”靠近上海，易于从洋人那儿买来，且聘用了“洋教习”参与指挥。为了与“太平军”抗衡且在武器上占有优势，“湘军”后期放弃从广东进口洋枪洋炮，改而从上海购入枪炮、千里铳之类。

曾国藩在湘军后期没有聘用“洋教习”，不是政治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即“洋教习”工资太高之故也。但“洋船”他却敢于租用。同治元年（1862）三月，曾国藩租用七艘英国轮船将新组建的“淮军”从安庆运抵上海，开辟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东线”战场。“东线”战场不但与左宗棠指挥的“南线”（浙、赣）战场、及曾国荃指挥的“北线”（天京）战场相呼应，完成了对“太平军”主力的战略包围，而且切断了“天国”政权与可能的外国支援的联系。这是大有意味的。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中增加了对西洋兵器、西洋兵法的信任。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八日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国藩就表白：“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輧·輵·訛 可贵的是，曾氏的思想并未停留在单纯的“买”上，他主张“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匪，可以勤远略。”

当曾国藩将购买外国船炮视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的时候，中国的“洋务运动”即完成了它先觉者及先行者的思想发动。甚至，曾国藩对办“洋务”的细节构想都是正确的：“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輧·輷·訛委任责成，奏其实效。

曾国藩为中国创办“洋务”第一人。他创建了“上海机器局”，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恬吉号”，选派了中国远赴泰西第一批留学生……在新旧递交之际，是他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门。由于其时东西方技术差距不是太大，所以最初的“洋务”制造——船、枪、炮各物，其性能已与“购自外洋者无异”。这是同治四、五年间“上海机器局”的动作情况。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左宗棠辈的“洋务”思想则有了更充分的实践化机缘。左宗棠的“洋务”开始于同治三年（1864），在浙江巡抚任上，他曾招募巧匠仿造一艘小火轮，放入西湖试航。后因太平军进攻而将“洋务”计划搁置。·輨·輮·訛同治五年，左氏上奏，倡言组建中国海军，建设中国造船厂。计划获准、同年“福州船政局”揭牌成立，“马尾船厂”动工兴建。同治八年（1669）五月初一，该厂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该船排水量为1450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动力船只。船厂开始五年，共造船十五艘，总排水量达16170吨。在洋员遣归后的三十年间，该厂又造船二十五艘，总排水量达30604吨。一座船厂，三十五年间共造船四十艘，装备了福建水师的全部、北洋水师的五分之二、南洋水师的三分之一。后人盛赞左宗棠为“中国海军之父”，不为过誉。

以上为“物质”的。左宗棠倡办船政，还有“人才”的培养，“精神”的启蒙。马尾船政学堂培养的航海、造船、蒸汽机制造、驾驶、维护等诸方面的人才，不但充实了中国的现代海军，而且在各个领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李鸿章继曾、左后大办“洋务”，除坚持“军事优先”的原则而购洋船，买洋炮，造轮船，制枪械，筑炮台，缮船坞之外，他复将“洋务”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如修铁路，开煤矿，开金矿，招商务，通邮电，办学堂，兴纺织……几乎在每一个“技术”的层面，李鸿章都开始了“西化”的尝试。李氏从政为大僚几四十年，其“洋务”目标始终不移。

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灭，论者咸以此为证，论定“洋务运动”的失败。此乃皮相之论。“军事”上的一次或数次失利，并不标志“国家”范畴的“洋务运动”也同步失利。以“洋务”为号召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虽有曲折、挫折，却从未止息。百年回首，岂可虚无前人业绩？

“洋务”要领军人物，曾、左、李是也。

“洋务”要有急迫之需，镇压“太平天国”是也。

反过来考究，则是太平天国的动乱，锻炼了“战争”干部或“洋务”干部，并由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局面。

历史的逻辑，以“牺牲”为前提，以“寻觅”为推导，以“创造”为结论，这又是不以宣传家的宣传提纲为转移的。

还有一个蛊惑性的命题，本书不想再加引申，即太平天国的动乱催促清王朝的权力中枢告别扬满抑汉的干部路线，开始了惟才是举的用人改革。信任汉人，重用汉人，清王朝的权力体系在建国二百多年后第一次较少偏见地向汉族知识分子开放了。我们不准备以歌颂的基调礼赞它为“民族平等”，或“民族团结”，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是，这是时代进步，这是政治开化，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又是中国“现代化”的体现。后来，民国政治家倡言“五族共和”，并非无根无据，清末的政治，已经思考重新建立民族和谐了！“现代化”是立体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文明！

［注释］

① 转引自周武等人《太平天国史迹真相》P218-P219。

② 李侃《中国近代史》语，但考罗尔纲《绿营兵志》，罗氏早已认为，“八旗武力入关后还没有占领全中国，就开始腐化”。“乾隆末年以后，绿营这个工具逐渐腐朽了”。此论当为否定八旗、绿营之代表。

③ 《清史稿》洪秀全本传，并《清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一。

④ 黄小配《洪秀全演义》。

⑤ 《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正月初四日记事。

⑥⑦ （瑞士）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⑧ 官兵合计，一军当有13155人。不论初建军，还是定都金陵，太平军“军”的编制大都限于2500人这内。金田初起，五军累计再加女营当不超此数。

⑨ 第一个披露洪氏娘娘数目的，是“洪大全”（焦亮），在《洪大全供词》中，他说“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洪大全被俘于永安突围后，故此数当针对永安封王时期。另在1863年2月2日英文《北华捷报》上，刊文指证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即已有十五位娘娘。见王庆成《太平天国文献和历史》P227。

⑩ 战术分歧见《清史稿·乌兰泰传》及《清史稿·向荣传》。但太平军突围成功还有天候之利。

第三篇：圆明园“火警”

圆明园“火警”

日月逆行，历史亦无法改写。1861年初秋，北京城西北郊四十里之圆明园被焚。英人一炬，可怜焦土。

吴相湘《明清宫廷实纪》一书有“英人焚劫圆明园”一节，略谓：

庚申之役，英人竟将满清五世经营百余年之积蓄付诸无情之火，致使世界最大园庭顿成瓦砾场，不仅中国朝野引为奇耻大辱，即全球人士亦为之叹息焉。（按：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抵京郊，法人首入圆明园大劫，次日英军继至，土匪乘势附和。二十五日联军他撤，诸园仍由清兵接收。嗣因英人欲泄愤，初议撤毁诸园，虽经法人反对，卒于九月初五日以骑兵赴园，据正大光明殿为临时发令所，派兵四出纵火，初六日下午三时，正大光明殿与大宫门最后亦会焚如。同时，清漪、静明、静宜三园亦俱罹浩劫，是英人所焚非一圆明园也。）①

大火之后，又经百年风雨，圆明园真的沦为一片废墟了。前代繁华名存实亡，断壁残垣，任人凭吊。人们不知这是出之对历史的信任，亦或对后来人的信任。乱石无语，古木空绿，几片水光，万难映出咸丰时代的蓝天白云了……

二十年前，曾与友人两游圆明园废墟，两个人，两种感受。朋友说，他感受了弱国病民任人蹂躏之痛。我说，自己总有“亡国者”“自亡国”的后怕。

时过境迁，圆明园遗址据说已被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主题公园”，而我心头那一丝“亡国”的零余久久挥之不去。并不是要将自己打扮成前朝“遗民”或当代“志士”，朴素的理念只是发端于如下的逻辑设定：

英法联军，仅是万人团队（约二万五千），就轻而易举地撞开了中国的国门、都门、宫门、园门，而能在天子禁苑逞其兵火，究其实，这等于将中国“灭”了一次。

如果他们挥兵热河，穷寇而迫，咸丰皇帝还能往哪儿逃呢？

如果他们扶一傀儡，建一伪朝，大清国将何以残喘？

如果他们赖在北京，长此驻扎，中国会不会成为又一印度？

好在，历史否定了这些“如果”。条约续签了，赔款到手了，联军撤兵了。冰冷残酷却又真切的历史事变告诉世界：

英国与法国，并无“灭”掉中国的战略设计。即便在胜券已握的大好形势下，入侵者也未被胜利冲昏头脑而“将战争进行到底”。中国“死”了一次，“生”了一次，而这都是由“敌人”决定的。“死”固然为敌强加，“生”未尝不是敌人要留有余地。

现在想来，“帝国主义”并非只有一个德性。同一个“帝国主义”，不同的历史季节它也有不同的胃口。遭其凌辱，铭记于心，“义愤”固所难免，但“认识”帝国主义并学会与它们打交道的课题也是不该被忽略的吧！

聚焦圆明园，借着那场玉石皆焚的大火，让我们看一看那些隐匿了的中国与外国的鬼影魅形。

一、叶名琛“惹火烧国”

数十年来，一茬又一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洗耳恭听历史教员的爱国倾诉：一条“亚罗号”船，一个“马赖”神父，作为导火线，引燃了英、法两国对中国的入侵，烧我圆明园，割地又赔款……

当“历史”仅仅被界定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被侵略”此消彼长的相互较量时，这么说言之成理；何况，历史陈述是有“立场”的，将历史当做“爱国主义教材”亦天经地义。

问题就出在“立场”与“爱国主义”上。

因为，一个“立场”只有一个“视点”，固执一点，敌对那方的情况最易成为“盲点”；“爱国”既然至上，“国家错误”又自然易成“忌讳”。中国人写的“中国近代史”，基本上绕不过上述“盲点”与“忌讳”的误区。以“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个称呼并不准确，但中国人已经从众认可——为例，入侵者的战争借口就远远不是一条船、一个神父。

英国人、法国人原来并不想跟中国干一仗。终极目的，他们是要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大发生意财；而贸易是要有相互约束的，签约自然成为当务之急。英法要签新约，清政府原来许诺要签的，反悔了，不愿意了。你不签，我就打；挨了揍，赔了款，“约”还是签了，这就是当年历史的梗概。

后时性的历史评判，谴责英法诸列强为“蛮横”、为“侵略”、为“流氓寻衅”，这都是有凭有据的。但所有的谴责者都无暇于自我反思，不，其实不是“自我”，而是为“清政府”，为当时的“中国”做一点反思。

谁如果“反思”了，谁就会发现清政府确确犯了一个“国家错误”，正是这个“国家错误”授人以柄，诱发了侵略，鼓舞了侵略，甚至成全了侵略。重申本书前文的结论，即“错误就要挨打”。

让我们从当时清王朝最优秀的官吏叶名琛说起。说“优秀”，叶名琛真的“优秀”。惟其“优秀”，他才仕途坦荡，职务飙升，终于爬到了全权处理清王朝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重要岗位。其时，清王朝尚无“外交部”（准外交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叶名琛被俘三年之后的1861年１月才宣告成立），一切外交事宜俱委“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署理，而这位“钦差”，例由“两广总督”兼任。

且看叶名琛的升迁史。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嘉庆十四年（1809）生，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入翰林院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十八年（1838）散馆，出为陕西兴安知府；道光十九年（1839）擢山西雁平道；道光二十年（1840）调江西盐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升云南按察使，是年底晋湖南布政使。道光二十四年（1846）丁母忧去职。道光二十六年服阕，授广东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8）擢广东巡抚。这一年叶名琛四十岁。从翰林院编修的“正七品”闲职，到一省封疆大吏的巡抚（从二品），叶名琛用十年时间（还包括丁忧守制的27个月）连升九级台阶，不为不速，不为不顺。②

历史在后台做了充分的准备，帮助将要登场的演员涂脂抹粉，冠带一新，就是为了让他演好自己的角色。“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此言信矣！

当上巡抚的第二年，即1849年4月，叶名琛就有了一次显示他天朝大吏气度的机会，这便是与总督徐广缙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督抚同心，绅民一意，又有“民团”十万人闻讯集结，英国人权衡利弊，放弃了4月入城的计划。事定，广缙以疏闻。道光皇帝龙颜大悦，他认为徐、叶二人“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③ 于是一高兴赐封徐广缙一等子爵，赐封叶名琛一等男爵。

广州反对英国人入城的“胜利”，不但被“夸大”了，而且“定性”错误。

所谓“不战而胜”，“不战”是真的，“胜”则未必。因为英国人（非军事人员的商人）只是想“践约”入城，“约”是《南京条约》或对该“约”的官方解释，“城”是“五口”通商之“口”的广州。既开了“五口”通商，允许通商者进入“五口”，原本是顺理成章的。只是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的中英文本存在歧义，签约后英国人能否进入通商口岸城市，尤其是广州这一“口”，双方理解不一。

关于英国人入“城”的规定，《中英南京条约》中文本第二款这样表述：“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通商贸易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④ 对此中方作了如下理解：商人住“港口”，外交官方可入“城邑”。该条约的英文本直译则为：“中国皇帝陛下同意，英国国民及其家人和仆人，从今以后获准居住于广州、厦门、福州府、宁波和上海的城市和镇，以进行通商贸易，不受干扰和限制；统治大不列颠及各处的女王陛下，将指派监督或领事官员，驻扎上述城市和镇。”⑤

条约签订后，上海、宁波很快便让英国人入城居住。厦门城外，英国人集中居住在一座直径一华里的圆形要塞里，并未主动提出进入厦门老城。福州于1845年允许英国外交官入城，1850始允英国商人入城。广州则一直关门大吉，拒绝英国任何人进入城中。对照条约二文本，不论怎么死解、活解，这都是对“爱国主义”或“反侵略”的误导。

鸦片战争后，耆英任两江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英人入城事，应该由他说了算，但惧于广州绅民排外情绪正炽，他对英人的入城之求故作推诿。道光二十六年（1846）4月。耆英与英国公使德庇时签订了《退还舟山条约》，该约规定英人有权入城，但对允入时间，耆英又含混应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4月英舰闯入珠江，直逼广州，耆英才“谩许两年后践约”。⑥他的许诺是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

因而，我们有据断定：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既是两国使臣的正式约定，又是中国外交负责人的承诺。耆英入觐留京了，继任者是徐广缙，照理他该遵约践诺，以维护政策的连续性和承诺的可信性；可他与叶名琛却要表示与洋人势不两立，以显现“强硬派”风采。于是，广州城就有了官民呼应、“十万”人（实际大大低于此数）抵制英国人入城的群众运动。

我们说“定性”的错误，就是指历史评判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拿着不是当理说，肯定了错误的事，礼赞了惹祸的人。

仍以“入城”为例，“五口”开放后，宁波、上海、厦门三“口”的外国领事馆虽然不在城中，但领事们“常得与道府以下官相见”；福州呢，洋人在“城中乌石山顶建洋楼，大府弗能禁，且与行相见礼”。⑦ 由此可证，“五口”中仅广州“一口”实行“闭城制”。“四口”准入，“一口”禁入，这也叫“一国两制”。广州的“闭城制”一是证明广州人仇洋排外，一是证明徐、叶二人做了落后绅民的“尾巴”，没有担当起封疆大吏对民众应尽的引导之责。或者说，广州人的仇洋排外就是徐、叶之辈鼓励或导演的好戏。

最权威的证据还是道光皇帝的密诏：“许暂入城一次，以践前言，不得习以为常。”⑧连皇帝都让“践言”，可见确实有“约”在前，有“言”在先，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是落实承诺的“国家政策”。接到该密诏，徐氏上疏抗辩：“入城万万不可行。”叶名琛，当时与徐广缙同声同气，自然力主关闭城门，停止贸易，以制英人。事实是：他们过头了！

因为英人准备不足，暂时放弃了入城之请，徐广缙、叶名琛大大地牛气了一回。这一次，叶氏积累了一条错误的外交经验。多年后，这经验害了他本人，误了大清国。而在当时，他还满心窃喜，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呢。

名扬南疆，叶名琛走向辉煌的明天。

道光三十年（1850），平英德土匪，叶氏被优叙。

咸丰元年（1851），歼罗镜会匪吴三，叶氏加太子少保。

咸丰二年（1852）徐广缙督师广西，叶氏接办罗镜剿捕事宜，是年秋，斩魁首凌十八，叶氏加总督衔，署两广总督。

咸丰三年（1853）初春，徐广缙革职，叶名琛实授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正式地担起了清王朝的外交大任。

说“内治”，叶名琛不笨，还算“内行”，因为太平天国背景下的广东匪患，都是由叶氏主持剿灭的。说“外交”，他是一窍不通。虽然因为治乱之绩他在咸丰五年（1855）于两广总督外又拜“协办大学士”，在咸丰六年（1856）再拜“体仁阁大学士”，但“木强”之性，有增无减，“自负”之态，凌压百僚。这样的人负责外交，必然因“愚”误事，因“愎”侵人，因小失大，败乱全局。

咸丰四年（1854）考验来了。春天，包令（J·Bowring）接替文翰（S·G·Bonham）出任英国驻华公使，受本国政府训令，于4月25日照会叶名琛，指出到当年8月29日，《南京条约》期满十二年，英国有“修约”之权。所谓“修约”，即修订1842年中英双方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和1843年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及其相关附件。英国人认为，他们提“修约”有其外交的、约法惯例的合理性。

援例有二：

一是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约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变更；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⑨

二是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第八款，约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设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⑩

陈述道理时，应从第二例说起。既然大皇帝恩施各国，一律平允，那么美国人十二年后修约的权力，英国也该享有。《中英南京条约》签于1842年，到1854年适值十二年，故聪明的英国佬倒比美国人捷足先登了。

清王朝对此毫无准备。英国人1842年签约退兵以后，清政府天真地认为一切麻烦都结束了，所以他们把《中英南京条约》叫做“万年和约”。如今刚过十年，洋人又找上门，这让年轻的咸丰皇帝不胜其烦，至于原来的条约上有什么变更性的义务，他想也不愿想。皇帝如此，大臣更如此。叶名琛有闭门不纳、坐享胜利的成功经验，所以与包令玩起了泡蘑菇游戏。

对“修约”一节，叶名琛缄默不语，但针对包令欲入总督衙署会谈事，他则在复函中提出反建议，改在城外仁信栈。改城外，还是拒其“入城”。叶氏认为，只要不让英人“入城”，就是赢了。

再次照会，仍无结果，包令决定海道北上，绕过叶名琛，寻找新的谈判对象。1854年6月，包令抵上海，与美国公使一起向江苏官员照会“修约”事。江苏官员将问题上奏朝廷，而咸丰帝在接到叶名琛大包大揽的奏折后，相信他能“驾驭得当”，所以下旨江苏，让英、美公使南下，在广州与叶名琛商谈一切。

是年8月，英、美、法三国公使会晤香港，他们凭着与叶名琛打交道的经验，知道他一难见，二难谈，谈也白谈，故再一次商定联合北上。9月，三国公使到达上海，向江苏当局提出“修约”，江苏巡抚吉尔抗阿恐洋人沿江赴镇江、南京，再与太平天国勾连，遂向咸丰帝提出另派钦差大臣赴粤会同两广总督查办夷务。言外之意，是罢免叶名琛的外事权。咸丰帝对叶氏圣眷正隆，当然对这个换马建议严加斥责。

江苏无谈判权，三国公使于10月抵达天津海口，联合提出“修约”请求。英人提出修约事项十八款，美人提出修约事项十一款。·輥·輰·訛 咸丰帝闻奏，仅仅答应将公平审断民夷相争、减免上海欠税、酌减广东茶税这三条予以考虑，余皆斥为“荒谬已极”。但他没忘，即便这三条，也要三国公使重回广东与叶名琛商定。从零点出发，绕了一个圈，三国公使仍回到零点。第一次谋求“修约”，三国落败；叶名琛以推诿、不作为“拖”垮了对手。

但叶名琛也担心三国公使北上会惹出麻烦，造成对自己的不利（于国不利，则非所虑），因而在是年11月18日的上奏中他又大吹牛皮曰：

该夷夷酋（三国公使）如果径抵天津，无论要求何事，应请敕下直隶总督仍令该夷酋等速行回粤，臣自当相机开导，设法羁縻，以期仰慰圣廑。

聪明的叶名琛忘了，正是他的羁縻无术、尸位素餐才促使“夷酋”一再北上，去找“圣上”的麻烦。

叶名琛的机会主义或色厉内荏从一份照会上透露了本相。就在上述奏折发出的下个月，天地会“红兵”围攻广州，叶名琛向刚刚从北方归来的英国公使包令发一照会，结语谓：“惟得悉贵国兵舰此刻亦泊省河护卫，为此照会贵公使，通力剿匪。” 这用意很清楚，即畏于“红兵”破城，又畏“红兵”与夷人联手，所以他才主动邀请英军“通力剿匪”。极端排外，与求助洋人，处于两极，叶名琛竟能如此有机结合，可叹！可叹！

一因包令又要“入城”，二因“红兵”之乱渐息，“通力剿匪”的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到了咸丰五年（1855），英方“修约”之请暂缓，叶名琛竟在一份奏折中强化了仇洋情结，连咸丰帝同意的三条约款也一并否定。这一强硬派声腔，更博得了咸丰帝的分外倚重。

咸丰六年（1856），长江下游太平军与清军战斗正酣。美国驻华代表鉴于《中美望厦条约》签约已届12年，又有北上“修约”之请。咸丰帝通览全局，权衡利弊，在对外事务上紧弦稍弛。嘱咐叶名琛在“修约”会商中“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 但叶名琛比皇帝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凡“修约”之请，他是一概免谈、一步不让。

我们无法让叶名琛明白，“约”能“订”，便能“修”；“修约”你有条件，我也有条件，只有坐下来商谈，各自的目标才能达到，相互的隔阂才会消除；更重要的是，和平的谈，才有平等，战败背景下的谈，只有屈辱……

叶名琛在自己与国家都握有主动权时，装蒜做大，麻木不仁；而在他不谙世界的幻梦中，华夷之限，永远是一道忠臣孝子跨不过的阴阳界。

冥冥之中，中国的帝王将相们都在等待着全局的失败和彻底的羞辱。尊重他，他以肿为胖；打倒他，他甘钻狗洞——所谓“不平等条约”，哪一个不是打而败，败而签的？

这一天终于被叶名琛“拖”到了。

咸丰六年（1856）公历10月8日，广东水师在广州江面进行例行巡查时，发现了一条名为“亚罗号”的船有非法行径，于是扣船抓人，准备继续审问。船上原有十三人，船长为爱尔兰人，其余十二名皆中国人，抓人时船长适不在。这船真正的主人是香港人方亚明，船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了执照登记，船长与船员都是他的雇员。

英国临时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得知“亚罗号”被扣事，一方面要求水师放人，一方面以水师官兵曾扯下船上的英国国旗、有辱英国尊严为借口，致函叶名琛要求赔礼道歉。

10月10日，叶名琛下令放人，但因不愿正式道歉，巴夏礼拒绝接人。

10月21日，巴夏礼限叶名琛在24小时内道歉、放人，否则刀兵相见。叶名琛鉴于水师官兵并未扯落英国国旗，仍然坚持只放人，不道歉。

10月23日，最后通牒时限到，包令下令驻香港英军进攻广州。当天，英国海军上将迈克尔·西摩（Michael Seymour）指挥英舰三艘闯过虎门炮台，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及中流炮台。

10月24日，英军攻占广州南郊凤凰岗等处炮台。

10月25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城郊十三行商馆区。广州全城，皆在英军炮火射程之内。

10月27日，英军司令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城，被拒后，英人对广州城实行间隔性炮击。

10月28日，英军炮击广州南城墙，至晚，城塌一缺口。

10月29日，英军百人从缺口处冲入广州，占领两广总督衙署。因为叶名琛已避居巡抚衙署，得免被捉。

让我们看这一星期的战斗中叶名琛在干些什么。23日猎德炮台失守时，叶名琛正在武乡试考场阅视诸考生马技箭术，闻报，他不以为意，只说了一句话：“乌有是，日昃彼自走耳！”当属下再问如何应对时，他下了这样的命令：粤河水师后撤，勿与英夷接战。叶名琛的“不抵抗主义”造成了广州不设防。此后几天，英军长驱直入，终于武力“入城”。在敌炮的猛轰下，他坚执不摇的两大原则，即一不商谈、二不抵抗此时也稍有松动。在英军入城又撤出之后，叶名琛主动派广州知府出城赴英军大营，询问英人何以兴兵。巴夏礼答道：“两国官不晤，情不亲，误听传言，屡乖和好，请入城面议。” 一听“入城”，叶名琛立加回绝。英人又提出在城外商谈，叶氏仍拒之。而同时，他却宣示广州百姓：杀英夷一人，赏银三十两！令军队后撤，却奖诱百姓杀敌，这逻辑真是匪夷所思。

由于兵力不足，退守城外的英军只能间断性地炮击广州。炮击下，叶名琛倒也镇静如常，毕竟，敌人退了，这证明自己果然料事如神。

说到“神”，还真有二位“神”保佑着叶总督，此神即吕洞宾与李太白。叶氏父，喜扶乩，叶氏为其建“长春仙馆”以居之，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每遇军机进止，叶氏咸决于乩语。“敌必退”，亦为神示，这让叶氏更趋于“不信苍生信鬼神”。

当年十一月辛未（12月1日），广州百姓纵火烧西关外十三行洋楼，美、法、英商行及英国使馆尽成焦土，毁丧资财无算。

如果排除了叶名琛的鼓励，将火烧外国商行视为广州人自发的“群众运动”，这大抵是连月炮轰引发了报复。而在英国人看来，这又是求之不得的事变——烧了我的财产，不但寻衅更有理由，又烧了美、法两国的财产，还让我扩大了同盟军。作为报复的报复，英军又纵火焚烧了广州城外缘濠数千家商店、民居。一周后，英军退泊大黄窖炮台，又遁向香港。

还在英国人退兵之前，叶名琛就上奏咸丰帝，隐瞒败情，虚报战功，说自己两次大败来犯英军，先后击伤击毙敌人百多人，甚至连英军总司令西马縻各厘（M·Seymour）也被当场打死。就是这一派谎言又哄得咸丰帝喜不自胜，在给叶氏的谕旨中吩咐道：“倘该酋因连败之后，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事端。”以败为胜，历史又演绎了一段笑话。

商行被烧，促成了英国政府对华战争议案的通过。负责对华战争的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在咸丰七年（1857）六月到达香港，因为侵华远征军未至，战期延误到当年冬天。

十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2月12日，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提出三项要求：一、准许外国人进入广州城；二、赔偿“亚罗号”事件及马赖神父事件一切损失；三、请政府派“平议大臣”与英、法举行“修约”谈判。并照会叶名琛十日内应允前二款，届时不应，即行开战。

没等到十天，仅过了两天，叶名琛便复照英法二使，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叶名琛的“经验主义”在这时主宰了他，因为他有闭门不纳的经验，也有死不认账的经验。

叶名琛的拒绝，使战争再也不能避免。

此后的事态发展了无悬念——因为一年之前一千多英国兵都能闯入广州城闲庭信步，如今英法两国集结战舰五十多艘，兵力一万多人，占领广州，直如探囊取物耳。

十一月九日，即公历12月24日，叶名琛接英、法双方照会，说事务已交军方处置。

同日，英、法海陆军总司令发出照会，限两天内清军撤出广州九十里之外。叶氏对此，复照拒绝。

两天过去，英、法联军并未进攻。叶名琛在吕洞宾、李太白两位神仙面前扶乩而卜，卦语无不大吉大利。僚属见寇势日迫，请调兵设防，叶氏不许；请召集团练，又不许。众固请，叶名琛胸有成竹地答曰：“汝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矣！” 过十五日无事，即扶乩之谶言也。

十一月十一日，即公历12月26日，英、法联军张榜城外，限24小时破城，劝商民暂避烽火。次日，联军群炮齐射，两广总督衙署炮痕累累。闻炮声，官兵皆逃匿一空。叶名琛独坐官斋，翻阅文案，口中喃喃而语：“只此一阵，便可无事。”督衙被毁，实在难以清坐摆谱，当日，叶氏微服奔粤华书院。十一月十四日，即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到了这个时候，叶名琛才传令，悬万金，调潮勇反攻，战良久，皆无功。

广东巡抚柏贵传檄粤绅伍崇曜等人与联军议和，叶名琛仍以“断不许进城”五字为嘱。此时，广州城已在联军之手！

和议不成，联军搜捕叶名琛又急。狼狈中，叶氏逃入左副都统衙署。十一月二十一日，即1858年1月5日，叶氏被英军搜出，押上军舰。

叶名琛的扶乩之语总算应验了。“过十五日必无事”，印证无误。因为“十四日”广州失陷，“十五”确乎再也没有叶名琛的“事”了。

没有“政事”，但有“后事”。叶名琛被捕后，英军备一大轿，请叶入坐。叶氏冠带翎顶如平时，故市民见之亦不惊不诈。这顶官轿飞快地踏过飞桥，穿城而出；黄昏，有小舢板接应，请上火轮船。从者仅余数人，有人以手指河，以目传语，暗示他赴水自尽，以成大节；叶名琛瞠目不悟，或者他还在梦中，自以为是个人物。

船至香港，居于一室，每日亲作书画，以应洋人之请。从者力劝不可署姓名，乃自署“海上苏武”。·輦·輮·訛 叶名琛忽略了，苏武是奉使被扣，无亏大节小节，他自己却是贻误国事，城破被俘，事不尽职，义不尽忠，与苏武有云壤之异也。

咸丰八年春二月，英人挟叶名琛至印度加尔各答镇海楼上，实行软禁。咸丰九年三月丁丑，叶氏卒于禁所。英国人敛以铁棺松椁，浸以水银，连同他的幽禁诗作，一并送归广州。

就在叶名琛被英人虏去第三天，以八旗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等一批军政大员联名上奏，向咸丰皇帝报告战败城破的实情，并弹劾叶名琛失职误国。咸丰帝接奏大惊，因为十日前他才收到叶名琛的奏捷之折呢。皇帝绝望了，下旨，以刚愎自用、办理乖谬褫其职。

叶名琛以他的“不作为”儿戏国事，复以他的精神胜利招至国家耻辱。

叶名琛终于让通过谈判、可以和平解决的国际争端诉诸战争。于是，他创造了一项奇迹，即：一个人，将国家民族拖入战争，拖入灾难，拖入无穷无尽的麻烦……

当我们通过上文简要勾勒了叶名琛的外交作为时，读者便有可能获得一点历史的清醒，从爱国主义的主流历史话语中得到一息解脱。因为说千道万，单纯地谴责历史的敌人，并不能阻滞现实的迷惘。

广州失陷，是圆明园大火的序曲。英、法联军箭在弦上，大清军队“血肉”篱笆，炮声未响，胜负已判，咸丰皇帝逃难的日子就在眼前！

我们的声音依然微弱。但是我们怀疑那一串连续的历史说教皆因“宣传使命”而维持高调。出之嘤鸣之意，我们想引用另一个人的微弱之音，作为呼应。他是蔡东藩，因为不属新派，看人看事故能中肯。在《清史演义》第六十六回故事终结，蔡氏评曰：

若叶名琛之种种颟顸；种种迁延，误粤东，并误中国，不特清室受累，即相延至今，亦为彼贻误不少。列强环伺，连鸡并栖，皆自名琛启之。误中国者名琛，名琛之所以自误者，一愚字而已……一愚者在上，则众愚亦俱至，穆、柏诸人之为叶辅是也。

立此存照，照昔照今，愚人理政，蠢人当国，误己误矣，若其误国而误民，岂能永远默默容他！

其实，当代人评当代事虽不尽冷静但亦有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处。粤人评叶名琛误国语，即颇为冷隽：“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肝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此民间闲话，可为叶氏盖棺之论。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历史学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认识：“在1857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商人就在施压，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法国、俄国和美国对中国经济开发的潜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对公使常驻北京的持续拒绝意味着中英关系将受偶发事件支配。‘亚罗’号船事件只是一件小事，本可以由一名能干的北京外交官迅速而友善地处理好。”可惜，在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能干”的外交官。但是大清国并不乏“败事”之徒。

二、僧格林沁北塘纵敌

从“误国”的罪案上审视，将僧格林沁与叶名琛并列，原非本书作者的发明。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时代见证人郭嵩焘约在一百五十年前即将此二人与琦善、耆英斥为办理夷务的“四凶”。·輦·輱·訛 依了郭氏对世界与中国关系的理解，甚至连林则徐都属于贻误事机的人，鉴于林氏心术正大，才不被目为“凶”类。

历史评判，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见仁见智的体系，有众口铄金，亦有一言定谳。

上节，我们说到叶名琛被捕，广州被占。如果在这个历史关节处有明白人站出来，开始中英会谈，战争可能就在广州打住了。但“昧于外情，朝野一也”，粤民愤惧，朝廷糊涂，天下昏昏，岂有醒者！

广东的局面，在不战不和中相持着，英国人无所得，中国人也无所得。

本来，在罢黜了叶名琛后，咸丰帝即任命原四川总督黄宗汉为两广总督；考虑到黄氏莅任颇费时日，咸丰帝便让广东巡抚柏贵署理总督事。不久，北京方面知道柏贵已成“英法总局”的傀儡，广州实际早在英法占领之下，所以咸丰帝的补救措施是组织团练，驱逐洋人。为此，他密诏因丁父忧家居的广东籍户部侍郎罗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三人为“广东团练大臣”。黄宗汉赴任后，进不了广州，便在离广州二百里外的惠州开府办公，并与三位团练大臣纸上谈兵。中央不拨军费，地方难筹饷银，广东团练的“数万”雄兵，仅仅是舞刀弄棍、散居各地的乡民乌合，哪儿有收复广州的实力？黄宗汉以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的身份，坚持不与英法方面直接接触，“惟恃联络民团，出示空言激励”。·輦·輲·訛 中外和谈的门，再一次被这位新任通商大臣关闭。

英国人和他们的法国伙伴，又要辛苦地在中国海作一次千里的“谈判”之旅了。本文回避“战争”二字，是因为英、法等国的确是来修约谈判的，尽管他们有随时待命的军事后援。

咸丰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抵于天津大沽口海面。三月十三日（4月24日），以英国专使额尔舍勋爵为首的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限六日内派员谈判，否则动粗。

闻讯，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会同侍郎崇纶、内阁学士乌尔棍泰等与英法等国办理交涉。·輦·輳·訛 一是因为这伙人不懂夷务，二是因为不作实质对话，故谈判毫无进展。英、法使节遂以谭氏无“钦差大臣”之衔为由拒与再谈。

英、法“动粗”之所以推迟了几天，原因有二：一是后续部队未至，二是大沽河口淤沙沉积，海船难以驶入，军舰上的官兵须改乘炮艇方能循河而进。

清朝一方充满幻想地等待，英、法一方则稳扎稳打地备战。

农历四月八日（5月18日），英、法专使与其海陆军司令决定攻占大沽，直进天津，用进一步的军事压力促成早开谈判。四月十日（5月20日），英、法联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内清军交出大沽口。清方拒绝。英、法联军遂出动炮艇十二艘、登陆部队一千二百多人分别攻击大沽口南北四炮台。对战两小时，清军不支溃败，英、法联军轻取大沽口。

此时的大沽口海防，南北共有四座炮台，架炮百门，守兵九千，如何反被英、法联军的一支轻装小部队吃掉了呢？在进攻一方，是突袭战奏效；在防守一方，是太麻痹失利。由于咸丰皇帝不让“先启兵端”，所以谭廷襄虽有决一雌雄的念头，也只能压下火气，在谈判桌上与洋人周旋。“我不犯人”做到了，“人若犯我”呢，准备不足。加之多日以来，洋人的炮艇始终都在海河河口游弋，炮台上的清兵不但习以为常，而且还生出几分轻蔑之意。突然间炮弹从这些小艇上飞来，守台的清兵真的被打懵了。清军炮台，炮位固定，甚至连发射仰角都是铆死的。英军侦知此情，炮艇直进炮台之下，清炮的最小射程也都打不着英军。清军放空炮，英军则炮不虚发，双方一接战，守军即手忙脚乱，落花流水。

事后，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到，追究大沽口失守的责任，谭廷襄便落了个“不为备”的罪名，撤职罢官，远戍军台。

入侵者额尔金这样评价中国的军事状况：“只需二十四个铁了心的汉子，再带上左轮手枪和足够的子弹，就可以纵横中国，从一端打到另一端。” 话虽夸张，亦见中国之弱。

大门一开，二门就容易进了。四月十六日（5月26日），英、法联军不费一枪一弹，入据天津。四月二十日（5月30日），英、法、美、俄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派出全权大臣，来天津谈判。若不响应，则进击北京。

敌人打到家院，咸丰帝这才放下大皇帝的架子，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1日）火速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这议和，还生出一段插曲。在派出桂良的第二天，咸丰帝又召见前文渊阁大学士、现已革职为工部员外郎的耆英，立授侍郎衔，派赴天津参与议和。业务分工为：谭廷襄主“剿办”，耆英主“议抚”，恩威兼施，驾驭外夷。岂知英国人早已了解了耆英的底细，年轻的英国翻译李泰国，即霍雷肖·纳尔逊·莱（Horatio Nelson Lay）一顿羞辱，将他骂出会场。不得已，耆英提前返京。待这一连串的丧权辱国之约草签后，大臣论劾，咸丰帝一怒，竟以“擅自回京”为罪，赐耆英自尽。·輦·輵·訛 死者已矣，但耆英之罪岂在今日！杀一朽臣，咸丰帝亦无以谢天下。

天津议和，是典型的“城下之盟”。"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弱国无外交，败势无平等。桂良、花沙纳二人纵有天大本领，他们也扭转不了强梁世界对一个弱国的欺凌。议和前，清政府是霸气十足地拒绝接触；议和时，他们则是奴颜婢膝地一律应允。

四个列强国家，英、法唱白脸，美、俄唱红脸，一唱一和，给清政府上了一堂外交启蒙课。这堂课的酬金太重、太黑。尤其是俄国人，乘人之危，巧取豪夺，借着英、法的船炮在中国北疆攫取了最大化的领土利益。事过百年，当英、法、美的条约利益消解为零的时候，俄国人的条约利益堆积成中国人永远的疆土丧失、永远的痛！

咸丰八年（1858）五月五日（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日（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八日（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九日（6月27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

签约第四天，即五月二十二日（6月30日），桂良、花沙纳才将条约文本进奏咸丰皇帝。无奈中，咸丰帝在每一件条约文本上朱笔御书“依议”二字。

一一扫视，《中俄天津条约》12款；《中美天津条约》30款；《中英天津条约》56款，附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42款，补遗6款。四约合计，共147条款。择其大端，主要为：

一、各国公使常驻京师（北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

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府（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十处为新的通商口岸。

三、外国人凭“执照”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游历、通商；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驶入长江及各通商口岸。

四、扩大领事裁判权。外国人之间的纠纷，中国不得过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争讼，须在领事官监督下由中外双方官员“会审”。

五、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六、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赔偿法国白银200万两。

七、鸦片允许进口，征税销售。

俄国除享有与英法美同样的利益外，还在《中俄天津条约》里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这就为俄国已经掠夺、将要掠夺的中国领土的主权变更埋下了法理性伏笔。

中国吃了大亏。在列强的联合威逼下，向世界强权集团作出让步。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不枉吃一堑，长一智。可怕的是，吃一堑，增一愚，清政府一定要用他们的外交错误将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

本节主人公僧格林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外交前台。

僧格林沁（？—1865），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旗（属内蒙古）蒙族人。其父毕启，为四等台吉（旗长助理）。嗣父索特纳木多布斋，尚嘉庆帝女，无出，故选僧格林沁入嗣。因为这层关系，他在道光五年（1825）袭封科尔沁札萨克（旗主）多罗郡王。道光十四年（1834）授御前大臣，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出入禁中，最被恩宠。咸丰初，率蒙古骑兵拱卫京师，与太平军、捻军多有大战，因而“威名震于海内”。咸丰五年（1855）加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并擢其子为二等侍卫。

咸丰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国专使齐集大沽口海面时，咸丰帝似乎就有了一丝危机感。四月十一日（5月21日），咸丰帝命僧格林沁率军进驻通州，督办京师防务。前一日，大沽口已经失陷。鉴于时局激变，四月二十三日（6月2日），咸丰帝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京津一带的军事防务。与此同时，桂良、花沙纳开始了与四国使节的天津谈判。在这个敏感的和谈时段，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担负着国防预备队的作用。条约续签，列强撤退，僧格林沁始于当年七月由通州移师海口（双港），通盘部署以大沽口为中心的国门防务。

有几个底线性的认识，应当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

其一，僧格林沁爱国；

其二，僧氏仇洋蔑洋；

其三，他有建炮台、设水师、增强津门防务的辛苦作为。

“作为”就比“不作为”强，这是僧格林沁与叶名琛的巨大差别。以建炮台为例，僧氏上任后不但修复了被毁的炮台五座，增置重炮数十门，轻炮上百门，而且从天津到山海关海防一线，也都一一加筑了炮台。如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等地，经人督修，一年间便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半月形海防壁垒。因而从传统海防的意义上评估，僧格林沁还算尽心尽力。

问题出在他的战争观或外交观上。他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中西方的冲突，于是以“主战派”的硬汉子形象打响了大沽口守卫战。守卫战胜利，僧氏赢得了举国英名以及朝廷的“御用珍服”之赐。但他不明白，选择战争就要将战争进行到底。当一次“小胜利”引发“大报复”的时候，僧格林沁既缺乏大军事家的战略应对、又缺乏大外交家的纵横开阖，终于在被动挨打中将国家拖入灾难。

且看咸丰九年（1859）春夏之交的外交形势。依据上年夏天的续约，英、法、美三国使节都应在咸丰九年五月到北京“换约”。按“国际惯例”，这是极正常的事。问题出在进京路线上。因为僧格林沁已在海河口层层设障，将大沽口变成了军事禁区，一般商船都无法通行，护送外国使节入京的西洋兵船更不宜在此通过。军事禁区不准通行，这不但是“国家权力”，而且也是“国际惯例”。两个“国际惯例”撞车，照理可以坐下来协商。

英法联军司令是英国驻华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Frederick Bruce）此人为上年天津签约时的主要谈判代表，向以横霸闻名。当美国公使同意按清方指定路线，即绕行北塘进京换约时，卜鲁斯与法国公使仍然无视中国主权，坚持从大沽口入京。为此，卜鲁斯命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强行拆除大沽口内的木筏、铁柱。

这是一个外交难题。

英、法联军虽有“数千人”，但他们的主要使命的确是护送其公使入京。至今为止，公私档案都没有披露出任何“侵略中国”的“蓄谋”。

但他们又确实不顾禁令借助炮舰，硬闯了中国的军事禁区。

僧格林沁受命戍边，他有权力作出自认合理的军事部署。

但在传统的通商口岸大设军障，阻绝一切交通，这又只能视作短暂性或戒严性行为。

面对难题，聪明人用智慧，愚蠢者凭意气。

历史证明：卜鲁斯是愚蠢的，僧格林沁也是愚蠢的。

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清晨，旭日冉冉，海风徐徐，乘着退潮水浅，何伯将军命令大约600多名英国士兵和工程师赶赴海河入海口清除清军设置的水中障碍物。

大沽口南北炮台上的清军官兵，则默默注视着洋人的活动。

半天过去了，双方相安无事。

过午，正当参与清障的英军士兵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奋力移动时，大炮响了，炮弹落在英军人群中。另一批炮弹则飞向了海面不远处的英国旗舰。

这一次，是中国人先下手，英国人仓促应战。炮战到黄昏，英法美兵船退败，他们的损失是：沉炮艇三，伤炮艇三，死亡484人，何伯亦受了重伤。奇 -書∧ 網中方的损失是：直隶提督（从一品）史荣椿、大沽协副将（从二品）龙汝元以下36名将士阵亡。史家说战，谓“英将卜鲁士率兵舰再入大沽口，僧王督马步军御之，英军大挫，歼其领队，英人不得已求如沪约。”·輦·輷·訛 其实不确，因为这次战斗骑兵与步兵基本未动，是大沽口炮台的炮兵发挥了作用，而且是偷袭或突袭成功。王闿运《独行谣》一诗，涉及大沽口之战。“帝患群议淆，和战互从臾。赐酒祝战胜，圣心得窥觎。赫赫名王将，托之乡练夫。全胜不能武，公侯空守株。”王氏批评僧王胜之不武，原因即在僧王用了骗术。该诗注谓：“夷舟入，见陈兵，问之，曰：‘团练也。’‘欲战乎？’曰：‘本备他盗。’‘闻女僧王安在？’曰：‘不知也。’于是拔桩直入，伏炮起，击沉其二舶，损其二舶，其余十舶出口去，停东海岸半载，买马习陆战。”兵不厌诈，僧格林沁初守大沽口，即以诈术突袭得手。

不论如何定性，大沽口胜利都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列强最大的一次胜利。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欢庆。消息传到伦敦，朝野震动。而当咸丰帝与满朝文武沉醉于对中国军力的乐观估计中时，英国出于报复，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远征备战。

僧格林沁陶醉在大沽口的胜利中。他一生也不会认的账是：

大沽口的突袭战，至多是一次战术胜利；除了暴露中方的军事实力、显示中方的信义缺失外，这种战术胜利还导致了中国的战略颓势。

关于“信义”的话题，过去一直是受侵略一方最有权利对侵略一方施以严厉谴责的单方面话语。历史文献披露，事实并非如此。

叶名琛不守“信义”，已获证明。

耆英不守“信义”，以两面手法办夷务亦有铁证。

基于与清朝夷务大臣的来往经验，英国人不信任清政府的诸多承诺，这也是见于文案的。

就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君臣的言行为例，人们并不难发现愚弱者的狡猾善变，要“天”许半个，翻脸不认账。

例如咸丰九年三月初八日（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载垣至天津双港军营视察，当谈到上海修订关税谈判已经结束，今年洋人还要入京换约时，载垣吩咐：“假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www奇Qisuu書com网，仍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所为。”“悄悄击之”，就是突然袭击；“乡勇所为”，则是死不认账。两个多月后僧氏对英军实施突袭，原来是按朝廷秘密指示办的。

而那位主持签订了“天津条约”，又主持了上海关税修订的钦差大臣桂良，对“条约”的约束力也视同儿戏。天津签约时，桂良对咸丰皇帝说过如下“名言”：

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真凭实样，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尚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外交条约，当做戏言，这样的全权大使，有何“信义”可言？

如果再细究一番，桂良的主子咸丰皇帝也是缺失外交“信义”的。反反复复的言行太多了，所以这让英、法等国的洋人不敢信任。到了咸丰十年春天，英法联军大举报复的消息传到上海，为了上海一带的安宁，苏松太道吴煦私自与英国商人商谈，拟订停战条件。而一再与太平军交战，丢了常州又丢了苏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此时亦退保上海，出于借洋兵以抵抗太平军的功利目的，他也与英法方面接触。英法使臣照会何氏，若清廷事事遵行八年原约，当即罢兵。何桂清上奏朝廷，咸丰帝严加拒绝，不但不准谈判，而且将咸丰八年的天津订约全部赖帐。咸丰帝曰：

卜鲁士首先背约，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前此损兵折将，实由自取。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如彼自知悔司，可于前议条约中，择道光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贻后悔。

这是咸丰皇帝的心里话。既惑于敌情，又昧于信义，自以为是，张大其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昏话。

咸丰十年（1860）春三月，英法联军从广东北上，开始了复仇之旅。联军首领仍然是额尔金勋爵，同行者为法国全权代表格罗。他们带领英军18000人，法军7000人，军舰119艘（其中法舰40艘），补给运输船126艘，一路攻占定海、大连、烟台，并以大连、烟台为前进基地，封锁渤海湾，对大沽口形成钳形包围态势。

经过临时增调，大沽、天津一线清军守卫部队已近30000人。攻守兵力对比，基本上为一比一。英法有坚船利炮，清方有炮台之固，虽在火力上英法联军占有优势，如果清方坚守还击，即不取胜，也可以较大地惩创来犯者，阻滞其进攻速度，赢得时间，或可扭转颓局。

不明敌情的咸丰皇帝梦想出现外交奇迹，所以他敕旨僧格林沁不得首先开战。这是一条愚蠢的命令。因为英法联军的战略设计就是进攻大沽口，以便直捣北京。他们没掖没藏，是向中国公开宣了战的。对于宣战之敌，言何宽宏？

僧格林沁接旨，果然坚持不放第一枪。对于一位将军、一位前敌统帅而言，刻板地执行君王旨意，忘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相宜大计，这又是愚蠢的。

结果，两个人的愚蠢，造成国家失败。

上一年的大沽口之胜与满朝赞誉，至今让僧格林沁陶然自得。他曾表白：“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 “何足惧”的豪言，又基于他一贯的成见：英人只善水（海）战，不善陆战。陆战乃我军之长，倚长击短，以逸待劳，诱敌登陆，一鼓而歼，岂不痛快！从战术的运用看，僧氏认为北塘虽为蓟运河河口，但南北皆系盐滩洼地，不易展开；越过盐滩，便是清军马队防地，壁垒森严，固若金汤，敌人断无可能由此绕击大沽口炮台后路。

北塘的炮台，始设于明代。近年，又有扩建，形成南北三台鼎足之势，费金百万巨。撤防消息传出，士民震动。北塘绅士御史陈鸿翊向僧格林沁密疏进言，极论撤防非计。僧氏不听。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郭嵩焘时在天津僧幕帮办军务，虽然他一直主张对夷人主抚不主剿，但战氛既起，骤撤防务，仍引起郭氏的关注。他曾向僧格林沁表示了不同看法，“为书数策，终不能用”。

北塘撤防的消息，首先被俄国人侦知。俄国专使伊格纳季耶夫不但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北塘无防的情报，而且亲予引路，直抵北塘。

六月二日（7月18日），英法舰船驶入北塘河口侦察虚实。

六月十六日（8月1日），俄人引路，英法军舰三十多艘占据北塘。并以舰炮为动力，拔除清军在北塘河口设置的铁桩数百枚。此后十天之内，英法联军的步兵、骑兵和炮兵陆续在北塘以及至北塘南五公里的范围内，平静登陆。

六月二十七日（8月12日），登陆英法联军避开西面的盐滩和盐滩后的马队营，以北塘为依托，直击西南方向的新河清军。新河在大沽口西北、海河北岸，为大沽口后援阵地。这一招的老辣，旨在切断大沽口防军与京津大后方的联系，并实现英法联军海陆（东西）夹击大沽口的战术目标。新河之战，对僧格林沁、对清军而言，只能用惨烈二字形容之。与清军对阵的英法联军仅七百人，清军则铁骑三千。僧格林沁瞰其寡，意颇轻之，遂尽驱蒙古劲骑掩杀过去。七百人伪退，复转身，排成一字横阵，持枪静待，伺清骑兵进入射程，则举枪齐放。进攻者应声落马，几冲几退，三千精骑生还者仅仅七人！

这就是僧格林沁对不善陆战的夷人的陆战之绩。当日，新河失陷。英法联军沿河东下，于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攻克塘沽，彻底切断了大沽口守军与后方的联系。

七月七日（8月21日），联军对大沽口北岸炮台实行东西两面的水陆夹击。守台将佐为直隶提督（从一品）乐善。上一年，乐善突袭英船获胜。此次，腹背受敌，他沉着指挥兵士开炮还击。战一日，弹尽援绝，乐善与全台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隔着一条河，大沽口南炮台的僧格林沁爱莫能助。因为事先接到了咸丰皇帝敦促撤兵保命的密旨，又知势不可挽，这位原准备一死尽忠的王爷亦于当晚弃台遁走。南炮台遂告陷落。咸丰帝手谕曰：“天下根本在京师，当迅守津郡，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有负朕心。”活命第一，留得青山在，还怕日后无柴烧？

七月九日（8月23日）僧格林沁退守通州。

七月十日（8月24日），联军不战而据天津。

国门洞开，北京已无险可守。此后的通州保卫战，八里桥保卫战，安定门保卫战，虽然同仇敌忾，喊杀震天，但胜负已判，再无悬念。僧格林沁的表演，却不因大沽口失陷而逊色。插曲之一，便是僧格林沁与载垣胁持英使巴夏礼。

大沽口陷落后，咸丰帝惊惧万分，急派人与联军和谈。联军不予理会，复据天津，攻通州，直到可以眺望北京城堞时，才同意谈判。

清方的和谈代表是怡亲王载垣、理藩院尚书穆荫等，谈判地在通州城内天岳庙。

我们还须进行事后“设定”。设若载垣们真的有一丝常识判断，有一毫家国关注，坐下来，与对方谈判，至多是签订一个不主动、不对等、不气势、不让天朝大国引以为荣的条约而已。这样的条约，1842年、1858年不是都签过了吗？虱子多了不觉痒，大清国的君臣早已不以为意了。当时当地，谁都该明白：阻止联军闯入北京是外交斡旋的至大至重目标。这不是脸面问题，这是防止非常之变、防止大灾难的唯一可选。

事大责重，又是小人、蠢人们支错了招。

七月二十四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启动，向北京进军。八月二日（9月16日），联军抵通州。八月三日（9月17日），载垣等与英法代表和谈，并基本同意了对方的开价。八月四日（9月18日），英方代表巴夏礼一方面提出要向皇帝递交国书，且换约时要皇帝亲予接见，另一方面又抗议中国数万军队屯于通州与北京之间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因而不待条约签字，巴夏礼等即退出会场，返回军营。

谈判受挫，并不是谈判失败。

载垣与穆荫慌了，立即通知驻扎通州东南张家湾的僧格林沁，僧氏则立即作出快速反应，率部出动，在中途将英法使团拦住，且扣押巴夏礼以下39人，火速送北京拘押。

闻谈判代表被拘，额尔金大怒，当日即率联军先头部队四千多人强攻张家湾。僧氏挥军抵敌，不支，溃退，联军遂占通州。

八月七日（9月21日），英军进逼北京最后一道防线八里桥。僧格林沁部与胜保部合兵过万，共同御敌。胜保红顶黄褂，骋而督战，但敌不住联军的快枪火炮。胜保负伤，僧氏败走，一千多蒙古骑兵血染沙场，联军则直薄北京城下。

战争已没有悬念了，剩下的是放人，和谈，签约，烧园。惹祸的皇帝在八月八日（9月22日）逃离北京，奔向热河；惹祸的载垣、穆荫等人也都加入了护驾的队列；同样惹祸的僧格林沁则在夺了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的光彩头衔后，戴罪统兵，防卫京师。和谈，这枚最烫手的热山芋传到了恭亲王奕訢手中。

圆明园烧了，《北京条约》签了，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新的条约给英、法列强带去更大的经济利益。

你可以批判“帝国主义”贪得无厌，但首先你也要承认是“封建主义”不断地引火烧身才加剧了中国的国家灾难。哪一步棋都可以言“和”，但天朝上国不屑言和、不容言和、不会言和，终于让列强赢得了所有的棋子，这才认输。

僧格林沁的宿命或许就叫“利器自伤”。他是清王朝的股肱大臣，正是这位一字并肩王一误再误国家大事；他是常胜将军，因胜而骄，故败于洋兵而死于土寇。回到将军与战争的本题，僧格林沁所有的丰功伟绩都是以牺牲将校士卒的生命为基本前提的。据美国人斯特林·西雷格夫统计，从北塘登陆至八里桥争夺，英法联军与清军凡五战，死亡仅二十人。僧格林沁的部众，至少死五千人！明明是一场屠杀，驱伍饮血，岂为仁者！

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法军绕城而北，进入圆明园。次日，英军亦闯入园区。皇帝没抓到，却意外进入他的宝库。大抢十余日后，英军于九月五日（10月18日）在其专使额尔金授意下点起了第一把大火。火烧三日不熄，圆明园玉石皆焚。有人说是英法入侵者在向咸丰皇帝发泄仇恨，有人说是抢劫者在掩饰罪证。圆明园为康熙帝始建（康熙四十八年，即1709年），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帝增益，因而它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过兴修帑银两亿两。

园毁了，条约还要续签。条件更苛，赔款更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本书的关注焦点，虽为“尚武精神”的消长，但在追索这一目标时，作者总是惊异于每每在“尚武精神”垮塌之前，“国家智慧”早已解体。这也提醒世人，中国的强国梦不但要以焕发百姓的雄杰之气为前提，也应以培育治国者的上乘才智为根本——愚弱的首领，担负不了大国崛起的重任。

［注释］

① 吴相湘《明清宫廷实纪》。

② 《清史稿·叶名琛传》。

③⑧ 《清史稿·徐广缙传》。

④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版，第一册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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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总税务司编《中外条约协定汇编》第一卷P160。

⑥·輦·輵·訛 《清史稿·耆英传》。

⑦ 《清朝野史大观》之“粤人严禁洋人入城”条。

⑨⑩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版，第一册P56、P36。

第四篇：不能承受之“胜”

不能承受之“胜”

兵凶战危，胜负难料。既然面对战争，便要有胜负两手准备。雅话雅说，此之谓“胜不骄，败不馁”；俗话俗说，即是“赢得起，输得起”。

相反的心态是，只准备胜，不预防败；或只言胜谋，不言败状；或干脆连失败也当成胜利加以吹嘘。中国历史上，并不乏这样颠倒胜负的旧闻。由此引发的江湖慨叹是：一个虚弱的民族或政权无力承受失败，尽管失败是它必然的宿命。

光绪十年（1884）、十一年（1885）爆发的“中法战争”，意外地披露出另一种精神现象：即不相信胜局，进而拒绝胜利，胜利者竟至以失败者的姿态签订了屈辱的丧权条约。

怪事无奇不有，但这种怪法、奇法让人匪夷所思。“败”惯了，久“败”成自然，这让中国人“胜”不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就注录了失败的一页，四十年屡战屡败，以致战场之外，中国人完全消融了求胜的灵魂。

“中法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可能连这次中外较量造成的东南亚政治格局，也久已在重新洗牌中阵势大变，但是“历史教训”的老账，一直未曾被认真理清。这就潜伏着一种重犯历史错误的可能。

试问，还有比“不败求败”更愚蠢的吗？

还有比“可胜不胜”更孱弱的吗？

本篇意旨，并不固恋于镇南关、谅山的胜利。作者的关注点，似乎仍然脱离不了一个民族、一代生民所潜具的自强自救、求胜致胜的人性元素是否还存在着。

一、张佩纶与“不抵抗主义”

“中法战争”中的“马尾之战”乃中方大败局。众口一词，咸曰张佩纶为战败责任人，故张氏已负百年之谴。

也有为张佩纶辩护者，如王闿运、林纾辈。他们认为在马尾之役中，张佩纶“见敌不走，气象伟异”，实在是个难得的人才。战败夺职谪戍，可谓冤枉。①由于战争胜负易判，而战争当事人功过难判，所以即便在中法甲申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清朝士大夫已经慨叹“真是非”难明了。

其实，就“大是非”而论，张佩纶在马尾之战中的错误或罪责还是易于说清的。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又字绳庵、绳叔、绳斋，号蒉斋，直隶丰润人，故清人笔记中多称其为“张丰润”。他出生在官宦之家，父亲曾做过安徽按察使，太平天国之乱中卒于职。佩纶同治九年（1870）中举，次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以大考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其时，外侮亟累，国步维艰，佩纶屡上疏，言经国大政。如请敕新疆、东三省、台湾严于戒备，以杜日、俄之窥伺，如请建南北海防、设水师四镇以防法人图我等，皆不乏忧国之忧、洞事之明。而对于庸官俗吏，佩纶亦敢指斥纠弹，不避权要。故在以李鸿藻为精神领袖的“清流”一派中，张佩纶可谓佼佼者。或许因为他弹劾贪佞，淘汰衰庸，多合舆情，所以与陈宝琛、宝廷、邓承修，也有说与陈宝琛、张之洞、黄体芳等的，被时人誉为“翰林四谏”。②

光绪八年（1882），张佩纶被擢为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晋侍讲学士。光绪九年（1883），在总理各国衙门行走。十年（1884），中法间战争将起，“清流”诸君子为慈禧太后重用，分遣于抗敌前线，陈宝琛以侍讲学士为南洋会办，吴大澂以通政使为北洋会办，张佩纶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这“会办”，即军事钦差大臣。

文人统军，谈何容易？老佛爷的“信任”，大有“试活”之意。空言易托，实事难为，尔等既然严以论政，苛以责人，娭家这次倒要看看尔等的本领！张佩纶等人得了美差，放炮出京，并未预料到极度的风光之后，往往会有极度的失落。三位“会办”，惟吴大澂无恙。陈宝琛因荐人不当，后降五级使用；张佩纶则因马尾战败而褫职充军。事后，谑者撰联曰：“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三洋会办，请先看侯官降级，丰润充军。”③盖上联嘲张之洞，下联嘲陈宝琛、张佩纶。惟陈氏非“侯官”人，乃“闽县”人也。此为闲话，无庸细述。

张佩纶等人在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5月8日）领“会办”之职。在京准备四十多天后，张佩纶、吴大澂、张之洞三人即联袂出京，行至天津，拜会李鸿章。应李氏邀，视察北洋海军的海上打靶。闰五月初一（6月23日），李氏率舰队护送三“会办”至海防要塞旅顺口，巡察炮台与船坞。翌日，乘舰转赴烟台，检阅北洋六“镇”舰艇；又于威海观看鱼雷施放。闰五月初四（6月26日），张佩纶与张之洞登上福建方面前来迎接的“扬威”号军舰，出威海南下上海。送别了张之洞，张佩纶于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抵达福建闽江口，并于当日，逆闽江八十公里水路直至马尾港。次日，进福州省城拜会福州将军穆图善、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共商闽省防务。畏于“会办”的钦差使命，福建的这几位军政大员均异口同声推张佩纶主持闽省防务大局。

这不是圈套，胜似圈套。张佩纶年轻气盛，不知深浅，竟欣然当起了龙头老大。合议分工，穆图善驻闽江口，何、张二督巡驻省城，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驻马尾港及船厂。如果从“分工”这一天（闰五月十二日、即7月4日）算起，至七月初三（8月23日）船厂被毁、舰队被灭为止，张佩纶坚守海防第一线的时间一共51天。在这51天里，张佩纶都干了些什么呢？

尽管妙笔生花，巧于言辩，张佩纶在他马尾战败自我表白的“奏报”中仍然列举不出具体有效的战略谋划与战术安排。

当然，朝廷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帝、后到军机大臣们，都还在迷信中法和谈，迷信美国调停，而且有正式军令诫勿生衅：“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④ 但这种命令的前提是对方“按兵不动”，敌人既已强兵压境，“动”到了闽江内港，“动”到了中方的海军禁地，若再坐以待毙，那不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吗？

战争爆发前，张佩纶满肚子委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致使他生出了“吾不忧敌而忧政”的慨叹。⑤ 但他忘了，这伙敌人，是他放入闽江口的，困局也是他设的。敌在咫尺，不思钳制，总想让千里万里之外的朝廷下发一条锦囊妙计，岂不大蠢大愚！作为前敌总指挥，张佩纶应该有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大目标，及化解边疆危机的能力，否则卷铺盖回家可也！遗憾的是张佩纶忘了他是“会办”，他是“钦差大臣”，他是可以而且应该代表朝廷行使具体军权的人，哪儿还有理由临事不决，诿过他人？

马江战败后，张氏饰词不奏。朝臣闻之皆大愤。编修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为上奏曰：

读八月初一日谕旨，方审该大臣前后奏报，种种虚捏，功罪颠倒，乖谬支离。与臣等所接闽信，判若歧异。不得不披沥上陈。初一日，法人递战书于扬武管带张成，张成达之何如璋，秘不发。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均下船，众知必战，入请亟备。张佩纶斥之出，军火靳不发。嗣洋教习法人迈尔，告学生魏瀚，明日开战。魏瀚畏张佩纶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见法船升火，起椗，始驰告。而法已照会，未刻开战。张佩纶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缓，以诘朝为请。比登敌舟，而炮声已发，战船犹未启椗装药。敌发巨炮七，福星、振威、福胜、建胜殊死战，船相继碎，余船入火自焚。是役也，毁轮船九，龙槽船十余，小船无数。伏波、艺新二艘均逃回，自凿沉。林浦陆勇尽溃，而法船仅沉鱼雷一艘……张佩纶出都，即闻其意颇怏怏。到闽后，一味骄倨，督抚畏其气焰，事之维谨。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竟未筹及防务。至法船驶入马尾，仓卒乃以入告。张得胜缉得引港奸民，请办，张佩纶竟置之不理，众益骇然。而张佩纶尚侈然自大，漫不经心。水陆各军纷纭号召。迨各将请战，又以奉旨禁勿先发为词。臣不知各口各击之谕，何日电发，不应初三日以前，尚未到闽。即使未到，而谕旨禁其先发，并非轮船起椗，管驾请军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众有以知张佩纶之心矣。身为将帅，足未登于轮船，聚十一艘于马江，环以自卫。各轮船管驾，叠陈连舰之非，张佩纶又斥之。事急而乞缓师于敌，如国体何……⑥

上述奏文，言之确确，将整个“会办”过程中张佩纶的所作所为一一揭露。我们只能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戴在这位御史大夫、翰林大人头上。

书生谈兵，麻木不通，张佩纶创造了一个人败一场战役、一个舰队、死两千将士、误一个王朝、丢一个附属国的连锁业绩。这是个愚蠢到不能再愚蠢的错误。我们说“不抵抗”，是就战争双方的对抗状态而言的。张佩纶则将“不抵抗”发展到不备战、不应战、不撤退，或基本上解除了所有的防御手段一味挨打的“自杀”程度。说“自杀”，当然不准确。因为中国将士还是被法国人击杀的，但前提是张佩纶作为前敌统帅置自己的将士于“死地”，这与“自杀”何异？

就大环节说，上述批评基本未曾冤枉张佩纶，如果注意了一些“细节”的扫描，我们又会对这位张少帅给以有限度的理解或同情。作为钦差大臣，张佩纶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风光了好几日，但抵达马尾时，中法之间的外交形势大变，战氛突起，张佩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欲战不准、欲和无望、欲退无路、欲胜无策的两难之境。

不妨看一下历史事变的时刻表。

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张佩纶等人领受海疆“会办”之职。

前一日，即四月十三日（5月7日），法国谈判代表福禄诺（海军中校，法国“中国”海域分舰队旗舰“窝尔达”号舰长）抵达天津，开始与中国谈判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和谈。

四月十七日（5月11日），中法双方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又称《天津条约》）。条约五款，主要内容为中国军队退出越南，退回边界一方，法国保证不侵犯中国南疆，且不向中国索偿兵费。而此时，张佩纶等人尚滞留京师，或许是“和平”的气氛让朝廷与这班大臣悠哉游哉。

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张佩纶等人抵达旅顺口。同一日，越南观音桥事件爆发，中国驻军与提前催促中方撤军的法国军队发生冲突，打死打伤法国军人50多名。

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次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裴龙向法国中国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下令，务必拿下福州与基隆这两个港口作为战争赔款抵押。孤拔闻风而动，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舰“阿米林”号驶入闽江口，进抵马尾附近搁浅。

张佩纶不可能知道“阿米林”号引来的战争是毁灭性的。虽然在法舰闯入闽江口当日，他便向军机处电告军情，但仍建议清政府“宜在津与约定，各船不入口，以免两疑”。⑦ 这一天，张佩纶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即放法舰进入闽江口。连带责任人为福州将军穆图善，因为十天前的防务分工，是由他把守闽江口的。

马尾港是中国的内港与军港。此港距闽江海口八十公里，两岸山峰陡立，层峦叠嶂，河道迂回，水流湍急；加之闽江口外岛屿与暗礁密布，更使马尾港险要天成，易守难攻。

在不违背“圣旨”，不影响中法谈判的前提下，张佩纶有一万个理由拒绝法国军舰深入中国的军事禁区，他也有能力动用海军舰船或两岸炮台火力将已入闽江口的那一艘法国军舰驱逐出港。但他一无作为。既未对入侵之舰提出外交抗议，也未作驱逐安排，反而承认了法舰“游历”的合理合法性，并给以“最友好的款待”。⑧

在愚蠢的朝廷之外，又出了一个愚蠢的海防大臣。海防要“防”，张佩纶却是开门揖盗。法国人不用“木马”包装，就成功部署了“木马计”。所以当法国军舰成群结队游弋于马尾港内时，张佩纶向中央的一次次急电，一次次先发的筹划，只显现了事后诸葛亮的小聪明而已。因为“大被动”、“大劣势”都是由他的姑息主义造成的。

潘炳年指责张佩纶初到马尾便享受起了“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的官老爷清福，“竟未筹及防务”，这是一针见血、一箭中的的批评。历史留给张佩纶十天的“防务”准备，谁料他竟演起了空城计？

闰五月十三日（7月15日），孤拔率舰队（有军舰8艘，总排水量14000余吨）抵闽江口外，向张佩纶、何如璋提出须进入闽江马尾港区停泊。张佩纶只有外交忧虑而绝无防务意识，竟然允许了法方的要求，这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反常的、不可思议的。因为根据国际公法，兵船进入别国港口，不能超过两艘，停留也不准超过两个星期。而今，闽江口的海关大门，彻底敞开。放法国一个舰队进入，张佩纶又经过中央批准了吗？

你不能简单地谴责狼要吃人，谁让“人”先引狼入室的呢？

此后的二十多天，法舰时出时进，但集结的态势与日俱增。到了六月二十日（8月10日）前后，法舰集结于马尾港区及在闽江口外担负警戒任务的共有十二三艘。

中国当代学者对马尾海战前的双方力量多有总结性披露。

吴杰章等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称：

到开战前，陆续驶入马尾港的法国舰只共有十艘：巡洋舰窝士达号、凯旋号、杜居士路因号、费勒斯号、德士丹号；炮艇益士弼号、野猫号、蝮蛇号；此外，还有45、46号两艘水雷艇。福建海军停泊在港内的军舰有巡洋舰“扬威”号，炮舰“伏波”号、“艺新”号、“福星”号、“飞云”号、“济安”号、“振威”号，蚊子船“福胜”号、“建胜”号，运输舰“永保”号和“琛航”号，共11艘……法国舰队无论在舰船吨位、马力总数、舰炮火力以及装甲防护方面都超过福建海军。除两艘鱼雷艇缺乏统计资料，其余八艘军舰总吨位约14500吨，最大吨位4100多吨；总马力至少约12500匹左右（野猫号、蝮蛇号、益士弼号3艘炮艇在外）；火炮72门。福建海军舰船总吨位仅9800余吨，最大吨位也只有1560吨；总马力2000匹稍多；舰炮42门。不仅如此，福建海军装备的11艘军舰有9艘是福州船政局70年代初的产品，早已陈旧过时……装备各舰的火炮多是前膛炮，也没有防护铁板，不仅火力小，射速慢，而且也很容易被击毁。法国舰队装备的则都是后膛炮并有重甲防护。此外，法国舰队还装备了当时先进的鱼雷装置和机关炮，而福建海军没有机关炮也没有机关枪。⑨

据张佩纶奏报，法舰初入马尾港时，马尾港内的福建海军仅有三艘船（一巡洋舰、二蚊子船）。当他千方百计集中到了11艘舰船时，其实是在给法国人创造了一个一举歼灭我有生力量的“人赐”良机！

开门揖盗错了。

匆匆集结兵力于一港又错了！

集结兵力而又不敢先发，则错上加错。

历史事实证明：张佩纶是典型的军事外行。

问题是，在与敌方零距离接触中，弱小的一方能否靠突袭获胜呢？

仍然是当代学者给以希望性分析。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指出：

一个多月中，福州船政局从省内及浙江调集了10艘军舰，加上张之洞派来增援的“飞云”，闽江上共泊有11舰。在罗星塔以西与孤拔的“窝尔达”等6舰对峙的，是“福星”、“扬威”、“伏波”、“建胜”、“艺新”、“福胜”、“琛航”、“永保”，8舰大致以单横队展开。另有3舰在闽江南岸，即“济安”、“飞云”、“振威”，监视着“杜居士路因”、“费勒斯”和“德斯丹”……就双方实力而论，悬殊并不大。尤其是在罗星塔以西水域，法舰吨位仅2694吨（不含雷艇），而中国军舰总吨位达6800余吨。此外，中国还有9艘旧式武装师船、2艘帆船、7艘载有鱼雷发射机的汽艇和若干装有杆雷的桨船，附近岸上还有7座新式炮台，为中国军队提供火力支援。孤拔舰队深入危地进行挑衅，可以说是一种冒险，他把希望寄托在突然袭击上。⑩

姜氏这一分析更具体、更深刻，因而更易于引发后来人的责任性反思。如果防备了敌方的“突然袭击”，胜负之势，正未可判。

严肃说来，孤拔亦并未“突然袭击”。他们是发了战书的。狡猾的是，他将战书发给福建总督何璟。何璟竟然误解了战书，致使他推迟一个时辰才向马尾方面传达备战命令，所以当法军升火发炮时，中方舰船一无所备。敌强我弱，束手挨打，岂有不败之理？

责任回到张佩纶，作为最高军政长官和前敌总指挥，他其实也是在战书到来之前就接获了英国领事及法国侨民透露的战争消息，但他囿于外交照会未到而犹豫不决。各舰将士，在与敌方对峙四十多天后，身心均已疲惫。畏于张佩纶“不准无令自行起锚”·輥·輯·訛 及“不准先行开炮，违者或胜亦斩”訛的军令，也大都处在委靡状态。尤其不能让人谅解的是，张佩纶自始至终都向福建海军官兵隐瞒了敌人业已宣战、战火随时都将燃起的消息。

以吾愚见，福建海军的力量是被中国学者缩了水的。因为败了，要找原因；因为要批判封建皇权，要找例证；所以人们已经习惯了将失败者说得不堪一击。这儿仅说一舰——“扬武”号，让今人感知一下失败的可惜。

“扬武”号巡洋舰，250马力，排水量1393吨，员额200人，装备十一尊惠物沃斯炮（150磅一尊，70磅两尊，安于斯可兹铁架上；另八尊为70磅齐射弦炮），另外船头还装有两尊黄铜制造、且有来复线的荷威泽24磅炮。这艘军舰被外国海军将领称为“同一等级威力非常强大的船舰”。

假设这一艘巡洋舰先发制人，孤拔的旗舰“窝尔达”大抵逃不脱或沉没、或重伤的结局。但是，“扬武”不武，法军46号鱼雷艇的第一发鱼雷就击中了它。在搁浅的状态下，“扬武”号的尾炮依然重伤46号鱼雷艇。后来，是大火烽起，战舰沉没，沉没之前，“扬武”号向敌人发出最后一发炮弹，并升起龙旗……

中国海军不是不能战，是“圣旨”与“军令”束缚了他们的手脚。

关于马尾海战的损失，张佩纶在奏报中有意作了压低：“七兵轮、两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烬。”其实，是全军覆没。张氏所奏“少受伤损”的“伏波”、“艺新”二舰，也先后沉于江底。对法方的损失，他又作了夸大：“焚一轮，坏一轮，沉一鱼雷。”战斗结束，法人仅沉一鱼雷艇！至于张佩纶托言“传闻异词”而宣扬的“孤拔受伤已死”、“鸟波管驾已死”、“法焚溺三百人”，那更是虚捏乌有，颠倒功罪的自饰之言。何谓文过饰非？张佩纶即为一例。惟一表示良知尚存的，是张佩纶没有埋没将士们的忠勇：“各船军士，用命致死，犹能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当然，这一惨烈的结局也还是张佩纶一手造成的。

马尾之战的经济损失或可估出（如150马力的“伏波”舰造价163000两白银，80马力的“福星”舰造价106000两白银，250马力的“扬武”舰造价为254000两白银，马尾船厂的造价及历史累计投入更是高达千万两白银），但它对中国人自力更生办海军的负面影响、对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破坏，则又不是数字能够表现的。

马尾之战留下的另一假定性悬念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不抵抗主义”导致全军覆没，倘实行“抵抗主义”，胜算又有几何？

有一个终极性的结论是肯定的：决不至于“全军覆没”！回到光绪十年的历史时空，法国侵华军决然不是不可战胜的。在马尾，中国除舰小炮弱之外，主要的“缺项”是一位爱国的、尽职的、有勇有谋的“前敌统帅”。张佩纶乃夸口书生，何足道哉！

追溯到战场之外的政治博弈，问题的症结在于以层层效忠（即欺骗）为安定系数的专制权力，其运作程序恰恰是粉碎英杰、吸纳奴才的。黄粱偃武，残喘苟安，一旦有事，征召无人，在每一次军事失利后，都掩藏着一种政治绝症。西太后的临危授命，错点钦差，也真的暴露了朝中无人或肉食者鄙的严酷颓势。

张佩纶流放黑龙江，五年后刑满释放。因祸得福，被李鸿章选为东床快婿，且招为幕僚。张氏心里，有一份苍凉，也有一份委屈。以他的文才、诗才、议政才、监察才，周流于江湖庙堂，都是一把好手。可惜巧才拙用，误了清名。考究起来，他的性格残缺——得势膨胀，掌权混帐，则是他马尾覆舟的内因。

李鸿章在张佩纶处于人生低谷时，纳亲敬贤，表示了公开的肯定。考其前因，亦与马尾海战有关。海战前，即光绪十年四月，张、李之间曾有电稿往返，主要是张氏申请兵营月饷、军火费用及行馆经费，李氏公事公答。闰五月二十四日，张氏电告法军已有一轮闯港受损，以此为端，估计将有纷然杂至，据险索赔的可能。电文中，张氏希望李氏在天津与法人相约，禁止其船入口。李氏当日回电判断形势发展曰：“孤（拔）素勇敢，似我已允撤兵，彼当不剧动手。能否派员以此义喻之闻？” 语义虽缓，但和平解决中法矛盾的意向则十分明白。这不能不影响张佩纶的前线决策。

闰五月二十七日，即在法国人最后通牒期限将到的前一天，李鸿章电告张佩纶道：“二十八日三点钟限期已满，法船必大进。领事言：如不肯以船厂作押，我若拦阻，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操急。公屯马尾非计，北船已收入旅顺，断难在海外敌铁舰队。”

李氏的这通电报，等于借“领事”的口，下达了“不阻”法舰入港的命令。“公屯马尾非计”，超出个人关心，似已预见了马尾必有一战、必有一败、必有一险。

张佩纶虽身近士卒，驻节马尾，但面对失势被动之局——一不能封锁闽江口，二不能先发制敌，也只有空言“备战”，实等“挨打”了。六月中旬，张氏在估计了抵抗无胜算的前景后，曾有放弃船厂，任敌暂据的撤退打算。这办法本来得了李氏允诺，不知为何竟未实行。

在被动的相持中拖了一个多月，张佩纶也冒出了想阻河击敌的念头。闻讯，李鸿章于六月二十九日急电张佩纶道：“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须防彼先发、不发或渐移向他处。仆不以决战为是。”

“不以决战为是”，为李鸿章最后表态。张佩纶遂于“祸在眉睫”时放弃了一切努力。待法人进攻的炮声响起，既炸毁了马尾港内的中国船舰及马尾船厂，又炸飞了李鸿章的和谈梦。张佩纶的罪责里，早已埋下了李鸿章的诱因。

张佩纶作为清流大吏，还有临阵脱逃的污点。炮声一响，将士殉身，张佩纶则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溜之大吉。张逃到距马尾三十里的鼓山彭田乡，何逃至距马尾十余里的快安。帅逃将奔，一乱百乱，马尾的失败由水面扩大到陆地。战败有罪，逃逸有罪，张佩纶自知罪大难逃，所以在马尾海战次日电告军机大臣，表了一个颇为硬气的态度：“纶罪无可逭，请即奏闻逮治。”

或许是良知复萌，李鸿章向张佩纶伸出援手……但是他改变不了张佩纶的历史定位。惜哉！

张佩纶逝世，有人戏联相挽曰：“三品功名丢马尾，一生艳福仗蛾眉。”·輥·輵·訛 家国不两全，有得有失，谁也算不清爽！

二、刘永福，一个被夸大的英雄

刘永福，黑旗军，被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宣传为爱国主义的抗法英雄。在本质属性上确乎如此，但他们的战绩，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又确乎是夸大了的。

离乡背井，流窜境外，刘永福和他的战士，原本都是具有叛逆色彩的造反者。与现行政权对立着，游离着，即使逃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与帝王、与国家的敌意或疏离感，仍然是无法排遣的。

刘永福（1837—1917），祖籍广西博白，生于广东钦州，史书亦称其钦州人。因自幼随父迁居广西上思，故又有上思人之说。本名刘建业，又名刘义，字渊亭。自幼随叔父习武，武艺高强。父母亡故后，于二十岁参加天地会起义，率众隶吴亚忠部，任旗头。因以七星黑旗为大纛，且与“太平军”有联络，故其部被人称为“黑旗军”，或“黑旗长毛”。驻军归顺州（今广西靖西），抗击清政府军。后战况不利，率三百人跨界退入越南境内。其时，粤人何均昌占据越南保胜。刘永福黑吃黑，取而代之。在胜保，刘氏黑旗设卡厘税，俨然地方长官。但他的身份又是十分明确的，在境内，他是“造反者”；在境外，他是“流亡者”，如此而已。·輥·輶·訛

历史将刘永福推向前台，并成就了他“爱国者”的业绩，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此前，法国人开市越南西贡，并垂涎全越。为达目的，法人与越南贼首黄崇英勾结，欲以黄氏数万“黄旗军”为前驱，地毯式推进。到了同治十二年，法将安邺率兵攻破越南河内。越南国王遣使诏谕刘永福归诚，许以功成封爵。刘永福闻命，率黑旗军自保胜南下，越宣黄光大岭，绕驰河内，设伏突袭法军，一战而斩安邺。在战胜的形势下，法越和谈。议和成，越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越境北部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但刘永福的根据地，仍然选在保胜。

中国的流亡者做了越南的官，矛盾随之产生。刘永福的对立面是越南驸马黄佐炎，他以大学士的身份，督师内外。对于刘永福剿灭土匪、安定一方的功劳，多匿而不报。有鉴于此，刘永福出师抗法时，亦负固自雄，六调不至，完全是一付独立王国、占山为寇的老脾气。

到了光绪八年（1882）春天，法国军队由西贡沿海北上，并于三月攻克越南东京、南定。占领东京后，法人日日增兵，悬万金购刘永福，悬十万金取保胜州。在这种压力下，刘永福坐不稳山大王了，于是向越王请战。光绪九年（1883），吏部主事唐景崧毛遂自荐，间道赴越，招抚刘永福。唐氏在越南保胜州见刘永福，自陈三策，让刘永福选择。

三策分别为：越南为法国逼迫，危在旦夕，诚能据保胜而传檄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能助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

刘永福还算清醒，他说：“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事闻，清朝廷以十万两白银犒其军，刘永福则入赀清政府，捐了个“游击”（从三品）军职，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将军。

在中国军队越界屯扎（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部驻保胜，广西提督黄桂兰屯谅山）的后援背景下，刘永福率部自保胜赴越南山西，与黄桂兰筹划御敌。他用的仍是老战术，奇袭河内纸桥，法军大败，法将李威利被斩。越王大喜，加封刘永福为一等男。黑旗军又追击法军于河内城下。法军决堤放水，越人具舟船，帮黑旗军转移阵地。

十年间，刘永福两次驰援河内，迎击法军，斩将搴旗，成就了一生功名。究其实，这两次胜利规模皆不大，攻其不备，突袭而胜，似有运气的成分。而小战斗不能影响战争全局，故纸桥战斗后，法军反扑，先后攻占越南之富春、顺化、海口，并入据越都河内。法军约一万多人，水陆兼程，气势汹汹，兵锋所向，正是越南山西、兴安各省。大敌当前，刘永福有些怯阵了。借了越王的退兵令，他也想退守保胜。倒是他的部将扼腕愤痛，这才打消了刘永福的退兵之意。其副将黄守忠的表态，最为坚决：“公毋退保胜，请以全军付末将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

当年十一月，法军攻破兴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刘永福黑旗军大溃，退保兴化。从这时起，黑旗军的神话终结了。光绪十年（1884）二月，法军陷扶良，进攻清军重要防地北宁。云贵总督、清军督师岑毓英遣唐景崧率刘永福全军赴援。刘永福竟以山西之围时广西提督防军统领黄桂持坐视不救为由，拒不受命。唐景崧力劝，刘永福才勉强出兵。兵至北宁，清防军已溃。北宁失守，刘永福率部重回兴化。后不久，即因军粮不继而退屯文盘洲大滩。岑毓英比较赏识刘永福，北宁失守前，曾允黑旗军扩编至十二营；北宁战后，即光绪十年八月，岑氏又奏言刘永福可供驱策，于是清廷擢刘永福为“提督”（从一品），赏花翎。

绕一个人生的圆弧，刘永福从“造反者”、“流亡者”演变为顶戴花翎的“忠君者”、“爱国者”，可谓功德圆满。

加官晋爵后的刘永福在当年九月的宣光争夺战中，夺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斩法兵数十级。法人退守宣光城，刘永福乘势收复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县[奇Qisuu.ｃom书]。这些州、县，法人夺而复弃，故得来容易。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的谅山大捷，战争主角已经换成了冯子材、扬玉科、苏元春、王德榜诸人，刘永福只能退居偏师地位。

刘永福以一个“流亡者”的尴尬身份，统御乌合，迎战法人，能够取得连斩敌将的胜利，确属不易。

但“胜利”与“胜利者”皆不宜夸大。夸大的历史，就不再是原初的历史。

考察国人夸大刘永福战功的过程，由来也早。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步夸大”。李鸿章比较清醒，他没有美化刘永福，也没有丑化刘永福，即便在刘永福部溃败山西后，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场胜负，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国人虽连连败于刘永福，却没有迷信刘永福的战斗力，更没有畏惧他的存在。“悬万金购刘永福”，那是法国人的战场宣传，意在离间越人与刘永福的关系。这种宣传动作被清国朝野都误读了，他们一是认为法国人怕刘永福，故将刘永福当成一张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认为法国人恨刘永福，估计必在谈判中索要刘永福，作“战犯”处置。张佩纶在左副都御史任上尚未出京时，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刘永福时，请饬李鸿章、岑毓英顾全大局，对其加意保护。 接奏，朝廷谕李鸿章先事筹计。

其实，李鸿章居高望远，倒是对刘永福与其黑旗军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看法。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谈判后，拟订中法间五款和约，并专折上奏。就在这道专折中，他谈到对刘永福一军的评价曰：

至刘永福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切齿，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巨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同折，又言及刘永福军情道：

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巨严明约束，酌加减汰，豫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光绪十年七月，清廷仍然对刘永福抗法怀抱幻想，故赏他为“记名提督”。此前此后，刘团在中越边境线上基本无所建树：退驻保胜，规复北圻，宣光兵溃，退驻思钦……锐气荡然，雄风不再。

考刘永福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缘由，盖因积弱久败，实在需要一个英雄人物来为老大帝国粉饰无奈、为子民万姓点燃希望而已。有刘永福出，在边境之外，面对列强入寇，居然也敢拼敢打，屡有斩获。这真是不加培养而冒出的“典型”！于是将小胜宣播为大胜，将意外之胜鼓荡为必然之胜，刘永福便成为印证大清国民魂可聚、军魂可恃的雄辩存在。

刘永福被利用，于他自己并无害处。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戎马倥偬，终也能颐养天年（刘永福活到81岁）。这是他的福分。“宣传”的效用，仅仅是精神安慰，刘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战绩外，他真的无法挽救大清国的危亡。清醒的后人无意苛求刘永福，也并不贬低他个人的英雄主义。

在抗法前线的刘永福曾向胁从法人的越南人发一“告示”（即《解散胁从法人示》），·輦·輳·訛 劝其改过自新，反戈一击。这“告示”对法国人的兵力做过如下表述：“法人数败之余，屡次调兵，号称数千，其实不过数百。”这一估算，可能有意贬低对手之力，但相去不会太远。

另据《梵天庐丛录》分析：“考刘永福保胜之挫法将，实恃地险，又其时法将探路，随兵无多，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刘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輦·輴·訛

“宣传”无朝不有，无法杜绝。常规的思维是，既不能废“宣传”于必须，又不能崇“宣传”而废史；尤其在旧“宣传”降温后，我们要能恢复历史的清醒。

三、从刘铭传到冯子材的“战术”胜利

在一年又五个月（1883、12—1885、4）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可圈可点的胜利是由刘铭传（在台湾）、刘秉璋（在浙江）、冯子材（在中越边界）等人创造的。看看战争形势图，从东海到南海，正好像一面新月形盾牌，挡住了入侵者的矛头。

如果从“战略”、“战术”的关系上推求，除张佩纶防守的马尾这一个“点”上战术谬误而造成漏洞外，中国东南半壁江山的千里海防、陆防基本维持稳定。这一“战略”稳定局面是由若干个“战术”点的稳定支撑起来的。所以，重温中法战争史，不能不唤起人们对“战术”问题的关注。

史册昭昭，毋庸细述，本节仅从故实中抽绎出几条“战术”线索，供后生军人临阵借鉴，活学活用，或可在未来的卫国战争中也做一番刘铭传、冯子材样的功业。

先看台湾战场。

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下旬（当7月中旬），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舰完成了对福建马尾港的全面封锁。六月十三日（8月3日），该舰队分出三舰，由海军少将利士比率领，起锚东进，次日抵达基隆港外，与早在两周前至此的另一舰军舰会合。当日下午，利士比向中国基隆守军发出劝降书，中方不予理睬。

六月十五日（8月5日）上午，法舰炮轰基隆炮台。因为中方炮火射程短，威力小，故在对射击中占不到丝毫主动。炮台被毁，守军后撤。上任仅二十天的台湾巡抚、军务督办刘铭传鉴于台湾无海军、不能与敌海战，遂命守军让出海滩，退到山后，拦截登陆之敌。这一招很有效。阻击战坚持到六月十六日（8月6日）下午，法军登陆部队在刘铭传部署的三面包围中丢弃枪支帐篷溃回军舰。

这是一次基隆保卫战。其“战术”要点是：避敌之锋，以退为攻，将“海战”转化为“陆战”。其“战术”目标是：弃炮台，保城市。基隆为台北门户，基隆不失，则台北安全。

对这次战役，王树枬《刘铭传传》有生动记述：

（铭传）行抵基隆，巡视炮台，仅存五炮，不能军。居七日，法来犯基隆，台立碎。基隆南距省治台北府六十里，而狮球岭横亘万山之中，法既毁台，乃更筑坚垒，置巨炮。铭传移军基隆山后，晓乘大雾，选骁将，率精卒百人，潜入垒旁空屋，出其不意，猝以炮击垒，近陴者半死伤；别以镇兵出儳道，超敌后，鼓噪薄之。敌惊溃，争赴舟，多堕水死。·輦·輶·訛

第二次基隆之战发生在近两个月后的八月中旬。此时，马尾之战早已结束，法国舰队在毫无后顾之忧的全胜态势下，大举进攻台湾。这次，法舰分为两个战斗编队。利士比率三舰进攻淡水，孤拔率八舰进攻基隆。淡水在台北西北30公里，基隆在台北东北30公里，分别是台北的两个海上门户，哪个有失，都将危及台湾首府台北的安全。面对强敌，刘铭传不得不激扬起他的“战术”智慧。鉴于六月间敌人进攻的方向是基隆港，所以敌人第一次退却后，刘铭传即将台湾防军主力部队9个营部署于基隆一线，而在淡水，虽守军不如基隆多，但防守屏障与炮台工事均得对加强。

八月十三日（10月1日），法舰炮轰基隆防地狮球岭，并组织抢滩登陆。清军奋力抵抗，交战一日，敌不得进，我不敢退。此时，淡水方向告急。刘铭传权衡轻重，当机立断，除留300人坚守狮球岭外，全线撤出基隆，连夜转移于淡水防地。他的考虑是：淡水与台北，有淡水河相连，淡水有失，敌人极易水陆并进，侵占台北；而基隆与台北间，多山多阻，放弃基隆，诱敌深入，则易于组织狙击与侧击。

战斗进展果如刘铭传预料。进攻基隆法军在占领基隆后，一无所获（存煤被毁，挖煤机械已转移），又无力推进。进犯淡水的法军从八月十四日（10月2日）强攻到八月二十日（10月8日），则以牺牲巨大、寸步难行而撤退。孤拔承认：“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战后法方统计，此次进攻淡水，法军死亡9人，失踪8人，负伤49人。刘铭传的奏折则称：“馘首级二十五颗，内有兵酋二名。枪毙约三百名。”总之，法方攻而不克，中方守而不失，胜负之势，固已判明。

基隆与淡水的守卫战，两个战场，一个战术思路，即：在易守处，诱敌上岸，使敌人强势变弱势；在难守处，合力固守，使己方弱兵变强兵。强弱逆势，孤拔氏的“双管齐下”被刘铭传的“一掌开山”遏制了。

归纳两次基隆保卫战、一次淡水保卫战的战术精髓，刘铭传善于将“海战”转化为“陆战”的临场发挥是制胜之窍。有计划后退，退到敌舰的炮火射程之外，迫使敌人弃长用短，进行轻武器较量与士气较量。加之刘铭传驭兵以德，人人效命，故能抗强敌，守疆土，建大功。

从个人魅力上看，刘铭传宝刀不老，猛志长存，身先士卒，不避凶险，也大大鼓舞了全军斗志。“铭传每当阵一呼，将士皆奋跃致死。法人既三犯沪尾不得志，月眉山之战，将士忍饥冒雨，誓死拒，营将跣足往来督战，无不一当百。法人亦惊慑，自此不敢轻。”·輦·輷·訛

再看浙江战场。

在台湾没讨到便宜，孤拔一方面对台湾岛进行舰队封锁，一方面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中旬开始对浙江镇海加以骚扰。

说“骚扰”，近乎“宣传语”。实际的情况是：南洋大臣曾国荃派出由五艘军舰组成的南洋分舰队于1885年1月中旬出吴淞口南下援闽，这等于在战略上威胁了封锁台湾的法国海军的侧背。为了战略主动，孤拔遂从台湾战场抽调军舰，亲自率领，来与中国海军决战。中国海军五舰遇敌而退，法舰乘势追北。后，中国海军二舰被击沉（一舰负伤自沉，一舰未伤自沉），另三舰躲入浙江镇海口外，这便造成了引狼入室的态势。三舰乘隙逃逸，孤拔开炮问罪，故有攻打镇海之举。

镇海为浙东海防重镇，宁波门户，有甬江上达宁波。镇海若失，则浙东不稳。鉴于上年马尾之败，浙巡刘秉璋亲临镇海部署，并檄令宁绍台道薛福成综理营务。刘秉璋的“战术”要点是：

其一，购买桩木，以机器排钉甬江江口，作阻兵之计。木桩或七八十枝为一丛，或四五十枝为一丛，自南岸至北岸，横立二十二丛；自内及外，亦立十余丛。丛与丛间，为防止敌舰闯入，又购买海船三四十艘，装满石块，沉于其间。为了利于商船进出，于木桩中间特留一口门，宽二十丈。在口门内，预置大船五艘，以备敌舰闯攻时再沉船堵口。木桩之外，又沉放水雷六排，每排八枚。江口两侧滩头阵地如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蚶子岭等处，又设置长墙卡门，门外各埋地雷。这一系列的战备举措，均意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免遭兵临城下这厄。

其二，加强镇海口外炮台的兵防战备。镇海甬江口外，北为招宝山，南为金鸡山，皆建有永久炮台。战前，刘秉璋命浙江提督欧阳见利率三千五百人驻守金鸡山，并指挥此山的“天然”、“自然”炮台，命记名提督杨岐珍率二千五百人驻守招宝山；命守备吴杰专职指挥招宝山威远炮台、金鸡山靖远炮台及小港口的镇远炮台，又命游击钱宝兴率三千五百人驻守梅墟，作为后应。因为中法双方已经公开宣战，所以炮台守军只要发现是法舰，即可开炮轰击，这便保证了战场的战术主动权时刻在我。

其三，主动拆除镇海口外七里屿虎蹲山等处的灯塔、标杆、浮筒，以迷敌舰之路。又以高价聘用洋人领港员，敛船入口，防止他们为法国军舰领港。甚至与长驻上海的外国领港员洽谈，许以重金，促其拒绝为法舰引水。

上述三项措施，都是吸取了马江之败的教训想出的，虽然有些笨，有些劳民伤财，却真的起到了御敌作用。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十五日（3月1日），孤拔率四舰逼临镇海。法舰炮轰招宝山，守将周茂训当即开炮还击，至使敌舰受伤而还。正月十七日（3月3日），法舰再犯招宝山，守备吴杰亲自开炮，弹中敌舰之尾。次日夜，法军趁风雨乘小船偷袭南岸炮台，副将贵金组命营勇屏息以待，及近突发，击沉二船，毙敌多人，敌退。正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3月13、14日），法舰遥对诸炮台开炮，炮台还击，敌不得进。

当时，法舰炮火远胜中国炮台，之所以没有对炮台守军造成在的伤害，刘秉璋的另一项部署起了作用。原来，中方炮台多用砖石砌筑，敌方的开花炮打来，弹片与石块横飞，伤害防不胜防。战前，巡臣命各炮台于砖石之外，加覆厚厚的“三合土”挡墙，敌方弹重虽二三百磅，插入“三合土”后，爆炸威力大减，故守兵伤亡极小。

小说家们，则哄传孤拔即受伤于镇海之役，不久死去。·輧·輯·訛 这或许仅是时间的巧合，孤拔镇海战后三个月死于疾病；或许是吴杰的一炮，或王立堂的奇袭，伤病交加，才断送了那位法国将军的卿卿性命。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将军孤拔确确死于他侵华的战斗岗位。

三看中越边界之役。

中国近代史典籍，述中越边界抗法胜利事最详。故本节文字并不准备详上加详地复述历史光荣。我们的关注焦点，仍然是“战术”总结。

在冯子材被委以佐广西边外军事一职前，中越边界上的战争形势是法胜中败，或法强中弱。这与广西巡抚潘鼎新的消极退避有关。法军连战皆胜，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九（2月23日），法军占领中越边境上的重镇镇南关，这是他们的胜利顶点。

当冯子材、苏元春、王孝祺、王德榜诸军云集镇南关附近准备反攻时，法国人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即弃险不据，匆匆退到镇南关南三十里的文渊城，重新设防据守。胜利而退兵，其实是“示人以弱”，在法国人心里，或许有一种因后续部队未至而不敢碰硬的恐惧。

冯子材率军重占镇南关后，复推进十里，在关前隘口小南关连接东西两岭筑一高墙，墙前掘深壕，两岭筑炮台，作凭险坚守之状。这是十分正确的战术选择。镇南关已经失守一次，且法军撤退前又加破坏，故雄关不雄，短时间已不能恢复金城汤池之险。如今，在关前险隘筑墙掘堑，以镇南关为依托，便有了后方纵深，既易于守，又易于退。

冯子材的战斗部署是：他率自己招募的“萃军”十营（一说十八营）驻守长墙及东、西两岭炮台，与“萃军”并肩守卫、成掎角之势的是右江镇总兵王孝祺率领的三千“勤军”；署广西提督苏元春率“毅军”屯隘口侧后幕府，以作呼应；命权广西提督王德榜率“定边军”屯镇南关东三十里之油隘，乘间出击，袭抄法军后路。这样的部署，可谓攻守兼备。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五（3月21日），冯子材先发制人，突袭文渊城法军，小胜后，迅即退回长墙一线以逸待劳，诱敌上钩。

二月初七（3月23日），法军从文渊出发，兵分三路，向隘口长墙及东、西二岭炮台发起强攻。从人数上看，中国四路守军约是法军的两倍；从武器装备上看，法炮法枪火力威猛，又远非中国军队可比。战斗打响，法军仗火力支援，抢占先机，竟然一举攻下东岭三座炮台，大有居高临下，以石击卵的架势。中国守军形势严峻。激战两天两夜，中国守军失而复得，于二月初九（3月25日）全线出击，将法军彻底击溃。此役中国军队歼灭法军千人以上。冯子材乘胜追击，战斗八日夜，追奔二百里，连续光复文渊、谅山、谷松、威坡、长庆、船头等地，又攻郎甲、袭北守，大有一举下北圻、复东京之势。就在一派大好形势下，二月二十二日（4月7日），清政府下令停战。

分析镇南关大捷的战术要素，有如下三点可供后人借鉴。

一为将士一心，斗志顽强。冯子材以七十高龄，“自开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跃出搏战”，·輧·輰·訛可以视为卫国典型。整个战役，将军无却阵者，兵士无逃逸者，上下同欲，何战不胜？

二为互相支援，诸军协力。王孝祺反攻东岭，以少击众；苏元春及时驰援，扭转战局，这都是制胜因素。

三为断敌后路，击其援兵。王德榜军从油隘出发，夹击犯我长墙之法军，又回击法国援军，这是胜利的保障因素。

一万多人的法国军团全线溃败。“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穷急哀呼相闻”；“被杀急，则投枪降，去帽为叩首状，以手捍颈”。

后世史家，从“战略”上分析，谓法军在越南北圻不久又集以重兵，中国军队若乘胜追击，在拉长战线后，恐难再胜。这无疑是有“战略”目光的。但镇南关、谅山的“战术”胜利，毕竟也会让法国入侵者三思而后动，改变他们原初的“战略”。

这一节文字，回顾了三个战场的战术展开，以史为证，表明只要将帅不懦、不傻，中国的士兵皆堪一战。

镇南关胜而求和，已被国人诟病百年。这是不易辨析的功过。就当时国力、军力而言，中国虽大，仍与法国不在同一水准线上。明乎此，做强人民，做强军队，做强国家，才是先于胜利的经国大业。

［注释］

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八。

② 《清史稿·张佩纶传》。

③ 《凌霄一士随笔》原十二卷十期。

④ 《中法战争》丛刊，第五册P416。

⑤ 张佩纶《致安圃侄》，《涧于集·书牍》卷三P55。

⑥ 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清末实录》P25-P27。

⑦ 《会办闽防张学士来电》，《李鸿章全集》第九册P5116。

⑧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P26。

⑨ 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P122-P123。

⑩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P181。

第五篇：戳穿“纸糊的老虎”

戳穿“纸糊的老虎”

“纸老虎”一词，在二十世纪下半期流行颇广，大抵是源于毛泽东对斯特朗的谈话。在那次谈话里，毛称他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或许有一种“钦定”的意味，中国人在不开放的自闭中，真的相信了敌人都是虚弱的。

将自己个人、或自己的国家比做“纸老虎”，则是李鸿章的自我调侃。晚岁，总结一生历事心得，李氏曰：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会。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①

凭着这坦率的自白，李鸿章便当得起“政治家”的赞誉。“纸糊的老虎”，可以指那位身兼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可以指那个声言变革却仍沉迷祖宗旧制的大清帝国。品一品李氏的夫子自道，读者是否会引发一丝对家事、国事的反思呢？

本章还是旧事重提，说的是甲午战争。

一百一十多年的冷却，忧国的热忱早已凝固为冰。我辈超然，谁还为，故国伤怀？笔墨淡淡，不过是想描画一番“纸老虎”的真相而已。

一、“步枪”挑战“巡洋舰”的悲剧成因

2001年5月31日，中国当代传媒竞相报道了一则颇有爱国含金量的国际消息：《高升号遗物在韩出水，甲午海战中拒降英魂终见天日》。②

有些消息无法证实。如说沉船载有8800万美元（约合1100亿韩元）的财宝等。

但基本的讯息是确切的：高升号沉船位于朝鲜西海岸距仁川市蔚岛南面2公里处20米深的海底。2001的5月初韩方开始打捞作业，当月底即寻到沉船遗物：六枚银币、七双金银筷子，还有七具中国军人的遗骨……

韩国人，无意中帮助中国人打捞起一段遗忘的历史。

沉睡百年，沉默百年。

因为无名，高升号上这八百多名中国军人为国捐躯的故事基本上不被中国百姓知情。

如今，经过百年销熔，竟然还有百分之一的烈士遗骨不甘毁弃。我猜想，是否那精诚之气，郁结难散，才护持着这七具白骨，重见天日，向故国后人显现一些超越生命的启迪呢？

信奉唯物主义的读者，或许要嗤笑在下为有神论者，其实，在下倒是希望有“神”，只是这“神”无须供奉在“神社”里作仪式性“参拜”而已；它应供在中国人心里，让国人残存一些本有的神性，或萌生一些应有的神性。

倘若你因为固持“信仰”而拒绝“神性”，面对高升号上的先烈遗骸，你的“人性”是否因重温历史而发生一丝震颤呢？

不麻木者，吾将引为同志。

应该感谢韩国人的水下打捞。虽然高升号断乎难以再“高升”，但高升号的故事分明浮出了水面——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正月十日（2月15日），朝鲜全罗道古埠县爆发东学党（道）联合农民而起的动乱，形势失控，王京汉城危殆。四月二十九日（6月2日），朝鲜政府向宗主国中国求救，请求派兵支援。五月三日（6月6日），清政府决定出兵援朝。受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陆军1500人东渡朝鲜，五月九日（6月12日）进驻汉城西南75公里的滨海小城牙山县。

从朝鲜西海岸的战略要地、汉城门户仁川登陆，中国援军为什么弃险不守，反而转驻地属偏区的牙山县呢？罗尔纲《淮军志》有一简明陈述曰：

牙山县在朝鲜王京（汉城）西南一百五十里，仁川澳左腋，沔江出口。仁川澳为王京门户，群岛罗列，从澳左转入汉江口，即达王京。汉江口南迤东为仁川埠，各国商贾所萃。从仁川南行稍西，历南阳，循广德而至牙山县，值沔口津白石浦，乃仁川全澳的东南角，地本偏区。时朝鲜农民起义军在全罗，淮军以救援赴韩，故自仁川登岸，即趋驻牙山，以就南道为经公州（朝鲜忠清道首府），赴全州，军行稍便，不争汉江门户，没有防备到日本借此挑起战争的。③

清政府决定出兵援朝时，即据1885年《天津条约》第三款之规定，命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说明此次出兵是应了朝鲜政府之求，依照的是“保护属邦旧例”，并保证“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④

日本政府久欲控制朝鲜，苦无借口。而今，朝鲜内乱，中国出兵，正好给他们侵朝提供机会。其实，在中国宣布出兵的前一天，即五月二日（6月5日），日本政府就召开会议，秘密决定出兵朝鲜，对中国宣战。当天，指挥这次战争的参谋本部“大本营”成立；经天皇批准，驻守广岛的第五师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赴朝鲜。就在中国援军抵达牙山时，日军先遣部队也在仁川登陆。

五月十三日（6月16日），仁川登陆日军已达七千人。到五月二十三日（6月26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发布“第一次绝交书”时，在朝日军已达一万多人，是中国援军数量的七倍，而且控制了汉城周边及汉城至仁川一线的战略要地。

中国援军困守牙山一隅。前，无须进——因为闻中国援军登陆，全罗造反者已如鸟兽散；后，无所退——仁川被日军扼守，再夺仁川力不能及。

中国政府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从朝鲜撤军，放弃宗主国的尊严与权利；要么救援孤军，增兵朝鲜，在境外与日本人一决高下。

日本人则惟恐天下不乱。

六月十二日（7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第二次绝交书”。

六月十八日（7月20日），日本驻朝公使大岛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敦促朝方将中国军队赶出朝鲜，并限两日内答复。

更远大的战略目标似乎尚未确定，但清政府已将解救牙山守军视做当务之急。

六月十九日（7月21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爱仁”号载记名提督衔总兵江自康所率仁字营及北塘护军共1150人由大沽口启程，渡海赴牙山。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清晨，部队平安抵牙山。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另一艘受雇英国商船“飞鲸”号载北塘护军700人由大沽启程东渡，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午后船抵牙山。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第三艘受雇英国商船“高升”号载淮军仁字营帮办高继善、营官骆佩德及吴炳文所率两营1100多名官兵由大沽起航，驶往牙山。这一船中国官兵谁也料不到他们踏上的竟是一条不归之路。

陆军，在交战的背景下乘坐运输船跨海出征，本身就存在风险。身为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当然估计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雇用英国商船运兵，就是想借助英国“中立国”的掩护。此外，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他又命北洋海军派军舰护航。受命参加此次护航的为巡洋舰“济远”号、小型巡洋舰“广乙”号和练习舰“威远”号。

客观形势或许是运兵船与护航舰并不在同一个港口（运兵船发于大沽，护航舰发于威海），主观理念却已呈现了三心二意，因而当“爱仁”、“飞鲸”、“高升”三船次第东渡时，六月二十日（7月22日）由威海起锚的护航舰队并未在海上与它们会齐，更未曾编队随护，而是先行驶抵牙山。“护航”一说，完全落空。所幸的是，“爱仁”号、“飞鲸”号一路平安，没有撞上日舰。而最后出发的“高升”号，恰恰在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晨遭遇了“丰岛海战”的劫难。

在此，我们不准备详细复述“丰岛海战”的经过。但残存的历史记忆毕竟留下最简单的刺激：其一，日本人不宣而战，打响了第一炮；其二，日本舰队在吨位与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

由于日方占绝对优势，再加突然袭击，中方败绩，势属必然。结果是：“济远”号负伤，撤出战斗；“广乙”号负伤搁浅，官兵焚舰登岸。两舰阵亡四五十人，伤八十余人。

就在“丰岛海战”炮声隆隆的时候，“高升”号商船与“操江”号炮舰驶入战区。虽然“济远”舰向两船发出了“我已开仗，尔须速回”的旗语，但“高升”号的英国船长高惠悌及临时搭乘此船的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在事后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及“济远”号发信号的事。“操江”舰显然接到了信号，于是减速、调头，力图向回驶去。这时，赤日高悬，已到了上午九时左右。

一艘日本军舰——“浪速”号，已经插入到“高升”号与“操江”号之间。“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坚信自己的船是英国船，又高挂英国国旗，故足以让它免受一切敌对行动的威胁。他命令“高升”号按原航线向牙山方向前进。

日旗舰“吉野”号向“浪速”舰发出信号，命令它“将商船（高升）带赴本队”。“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便指挥该舰向“高升”号冲过去，并发出“立即停轮”的信号。“高升”号缓缓停下。船上的中国士兵虽然不懂旗语，但从“浪速”号的阵阵空炮声中已经感受到威胁迫近。军人临危，奋然而起，几乎不用通知，各层各仓的士兵纷纷拿起武器。这时，时针指在九时十五分上。

“浪速”号驶至“高升”号一侧，并将大炮对准了“高升”号。

“高升”号停下了。一艘小艇载着日本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一行人登船检查。“高升”号船长高惠悌提醒日本人注意，这是一艘英国商船，且毫无作战能力。但日本人不予理睬，强行提出“高升”号要跟随“浪速”号。高惠悌表示：“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抗议下服从。”⑥

人见一行返回“浪速”号。“浪速”号向“高升”号发出起锚命令。

就在高惠悌将要发出起锚令时，船上的中国官兵知道了交涉的结果。“高升”号跟随“浪速”号，也就是甘当战俘，坐以待毙啊！中国军人恢复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与战斗意志，“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⑦ 这几乎成了所有官兵的心愿。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这支部队的首长高善继、骆佩德、与吴炳文等人的态度。

高善继，字次浦，江西彭泽人。本来，他是个文官，由附生，举孝廉方正，朝考罢，署任教职，先后任弋阳县训导、赣州府学教授，又调南安府教授。光绪十四年（1888）受荐参加会试，不第，便愤而弃文习武，投奔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做起了军官。这次出兵援朝，他的正式职务为“帮办”。这个“帮办”具有统领并协调两营淮军的职权。所以，危机当前，营官骆佩德与吴炳文齐来咨询他的意见。高善继初见日本人以旗语招降，便已表示了坚不为诱的立场；后从二人口中知道了英国船长的态度，更加忿恨。随即传令全船士兵，紧急行动，备战日舰。

在高善继的指挥下，“高升”号上高高地升起了备战的红旗。以商船挡军舰，以步枪对舰炮，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对抗，但大敌当前，国格为重，大清国的淮勇练卒终于张扬了不屈的魂魄。

迫于中国官兵的压力，高惠悌再次向“浪速”号发出信号，说有紧急事件，请日方速派人再行商谈。第二次乘坐小艇登上“高升”号的，仍然是人见善五郎。但会见日本人的，除高惠悌，还有担任翻译的德国人汉纳根。汉纳根倒也公正而雄辩，他首先对人见说：“船主已失去了自由，不能服从你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们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时期。”高惠悌又重申：“高升”号出发前，中日并未发生战争。按照国际法规定，是不能拘捕的，应当允许“高升”号返回大沽而不能视为俘虏。⑧

人见大尉返回“浪速”号回报给舰长东乡平八郎。东乡平八郎此时还是一位校级军官，或是升官心切，或是残忍成性，得悉情况后即断言：“清兵有意与我为敌，炮击破坏该船！”即刻，“浪速”号向“高升”号发出信号：“欧洲人立刻离船。”高惠悌请求日方派船迎接，但“浪速”号不予理睬，并快速迫近“高升”号船体。当驶至距“高升”号150米时，“浪速”号桅顶升起了红色号旗，这是施放鱼雷的信号。第一发鱼雷窜入水中，所幸没有击中。东乡见鱼雷放空，一怒之下，遂命令右舷的五门大炮、排炮一齐向“高升”号猛轰。就在日本人的排炮响起的同时，“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也向敌舰发起了步枪齐射。

炮与枪，威力悬殊百倍。持枪者，前仆后继，浴血而战。在日舰右舷炮的两次轰击后，“高升”号开始倾斜。即在此刻，“高升”号上的反击仍未停息。船舱进水了！水势喷涌。兵士们争劝高善继先登救生艇。高善继奋然大呼：“吾辈自请杀敌，而临难即避，纵归，何面目见人？且吾世受国恩，今日之事，一死而已。”骆佩德闻言，亦大呼：“君不畏死，吾岂忍独生？”⑨

枪炮对战半小时后，“高升”号沉没，时间为下午一时三十分。

高善继、骆佩德、吴炳文等皆溺水牺牲。

而穷凶极恶的日本兵士却驾着小艇，纵横海上，射杀毫无抵抗能力的落水者。

战后，日舰驶离。法国军舰“利安门”号从“高升”号的桅杆上救出43人，又从水中捞出2人；英国军舰“播布斯”号救出87人；德国军舰“伊利达斯”号从附近海岛救回112人。救出总数为244人。⑩ 其余八百多人全部牺牲。·輥·輯·訛

丰岛海战，日本海军胜了。除前文披露的是强舰对弱舰的胜利外，又是战舰对商船的胜利、大炮对步枪的胜利。这就是日本式的光荣！

丰岛海面，归于平静。此后的岁月，谁也不能从这平静里嗅出血腥与残忍，谁也未曾重新感受壮烈与悲情。平静的水面下卧着“高升”号的残骸，也葬着八百多个中国男儿的报国愿、杀敌情。

八百多个中国男儿牺牲了，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影响很小很小。至多有八百多对父母怀有丧子之痛，八百多个妻子怀有丧夫之悲，局外的亿万庶众，何改损人利己？何改醉生梦死？

“高升”号的沉没除增加了中国近代史一页失败的记录外，毕竟还清晰地显示着中国军人的“军魂”未泯。高善继弃文从武、牺牲疆场如果为一个案，那么一千一百多名官兵的持枪反击与八百多名英烈的为国捐躯、则毫不含糊地表现了军队的群体斗志仍然雄杰。缩成一句俗话：这兵，还能打仗。

回叙到这儿，歌颂爱国主义的使命在下已经完成。图穷而匕首见！本节的“匕首”除了向“外”要指向残杀我中华同胞的东乡平八郎这一伙日本军人，向“内”，主要想解剖一下是谁将中国陆军官兵送入死海。

有人估计本书要在这里批判方伯谦。错了！前文已经隐约瞄到这位“济远”舰长的护航之责，考虑下文还要给他算“小账”，所以暂且放过。

“高升”号八百英烈的悲剧，是大清国最高当局战略失误所致。简单表述：错在“守”牙山，错在“援”牙山。

先说“守”之错。中国军队驻守牙山，是“高升”号沉没前四十多天才形成的事实。出兵，是为了“援朝”，是为了“平乱”；牙山的地利，利在据此而便于进击乱党。果然，大兵一到牙山，朝鲜的乱党由全罗溃如鸟兽。因而叶志超将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圆满完成了“援朝”任务。至此，牙山便不可久留了。其实，在叶志超援军抵达牙山的第二天（五月初十、即6月13日），朝鲜政府就函告“通商委员”袁世凯，说“不敢再劳天兵前进”，理由是匪人散伏，“似非上国士卒堪执此责”。訛这等于下达逐客令。袁得函，转电李，李得电，转命叶，曰：“若再前进，殊无趣味，应即速调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如果知道“无趣味”，真的“订期内渡”了，此后的一切悲剧原不会发生。可惜，李鸿章举棋不定，一不派轮撤兵，二又命叶志超部“坚忍约束”，“切不可移近韩都挑衅”，这就将中国1500名援军钉死在牙山孤城，失去了调度、进击的有利时机。甚至在日军迫近牙山时，他仍电告叶志超：“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輥·輱·訛愚于料敌，一厢情愿，这等于捆住猛虎，专待猎人射杀。

再说“援”之错。照常理，一军受困，一军相援，无可非议。但“援”牙山又当别论。牙山驻军，是为“援朝”；任务完成，理当撤军。不撤的理由，是因为日本军队进入了朝鲜，如此，牙山驻军的任务便急速地由“援朝”转为“抗日”。若为“抗日”，不但驻军有理，增兵亦有理。但看由大沽连发三船增兵，总计不足三千人，加上牙山叶部，共四千五百人左右，仍然不到日本兵力之半。不论从战略看，抑或从战术看，都是劣招。以少击多，以劳攻逸（日人已先登陆），除自取败绩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这还是就援军全渡的状况而说的。在不能掌握制海权的背景下，在护航不尽责的情况下，让手持轻武器的陆军乘坐商船，千里渡海，这种增援，又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两错的核心，在于李鸿章的错误估计：日人“断不能无故开战”！用“和平”思想指挥“战争”，不亦惑乎！

百年之后，重新拨弄旧算珠，在下之意有二：“援朝”完成，急速退兵；若要“抗日”，应发大兵。

“大兵”既调不出，又开不进，扯旗放炮派去三船增兵，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为了真的“抗日”。这是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会见中国招商局会办盛宣怀时，盛氏向日本人透露的政治机密。

李鸿章做样子，日本人来真的，胜负即分。

“高升”号的沉没，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护航力量薄弱。其实，运兵轮出发之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早就有一个派北洋主力舰队护航的计划，声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李鸿章复电曰：“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 接电，丁汝昌撤销了主力出海的计划。假若在丰岛海面是北洋水师主力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遇，结果肯定不是“济远”败逃、“广乙”搁浅、“高升”沉没、“操江”被俘，鹿死谁手，尚在两可。因而，我辈可以断言：“高升”号的八百官兵，是死于军机大臣李鸿章的战争误测。

二、“内战”常胜军，“外战”走麦城

后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常有错觉，认为那是一场“海战”的失败。其实，“海战”的失败是由“陆战”的失败引发的；在“海军”显现无能之前，最先是“陆军”表现了不堪一战。

本节标题之“常胜军”，所指为“淮军”。

“淮军”是继“湘军”而起的一支由招募形式所组成的国家军队。它试办于咸丰九年（1859），正式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就在同治元年三月，新编淮军由安庆分乘七艘英国商船顺江东下，移师上海，参加了守上海、收苏杭、配合湘军消灭太平军的多次恶战。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不久湘军裁撤，淮军在平定太平军余部及捻军战斗中一枝独秀，所向披靡。故被人赞为“支持同光间三十年国防” 的雄师劲旅。

若视曾国藩为淮军之父，李鸿章则是淮军的直接经营者与第一领袖。淮军以将领立营，将雄兵勇，名扬国中，如刘铭传之“铭”字营、张树声之“树”字营、潘鼎新之“鼎”字营、吴长庆之“庆”字营、周盛波之“盛”字营、郭松林之“武毅”军、周盛传之“传”字营、张树珊之“珊”字营、杨树勋之“勋”字营、郑国榜之“魁”字营、吴毓芬之“华”字营、王永胜之“开”字营、王可升之“升”字营、董凤高之“凤”字营、刘士奇之“奇”字营、唐仁廉之“仁”字营、李昭庆之“忠朴”营、戴宗骞之“绥巩”军等等。

从建立到甲午战争爆发，淮军都是中国重镇、雄关、边隘、海防的主要力量。

朝鲜有事，清政府首先想到的可用军队便是淮军。这即是上一节提到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淮军。在国内，叶志超、聂士成都是常胜将军。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小同乡。入淮军，从小卒子干起，在刘铭传部一级级往上爬，靠的仅是轻伤拼命，重伤不下火线。捻乱平，积功升任总兵。光绪十五年（1889）擢直隶提督。做了“从一品”的全省最高军事长官，叶志超革命意志不衰退，似乎还是很能打硬仗的。如光绪十八年（1892）热河教匪李国珍倡乱，叶志超率军征剿，平建昌，连克榆林、沈家窝、下长皋围，攻乌丹城，一路连捷，仍然保持着平捻的气势。·輥·輵·訛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初从袁甲三讨捻，补把总。同治初改隶淮军，从刘铭传分援江、浙、闽、皖，累迁副将。东捻平，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在中法战争中曾渡海援台。还师后，统“庆”军驻旅顺，又调统芦台诸军，晋头品秩，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輥·輶·訛

叶、聂二人，均为淮军中的佼佼者。派他们联手东渡援朝，李鸿章应该说胜券在握了。但日本人在兵力上占着优势。这两位长胜将军能否利用他们的战争韬略、战争勇气，变被动为主动去创造另一次战争荣耀呢？

答案让人失望。

先说牙山之战争。加上两船的增援部队，叶、聂麾下的牙山守军已有三千三百多人。总体上虽弱于日本侵朝军，但在局部上，三千劲旅，仍是虎狼之师。

鉴于牙山无险可守，聂士成向叶志超建议道：“海道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聂士成所说的公州，在牙山东南。而在公州北面、牙山东北五十里，尚有一险要之处，名成欢驿，为公州门户。二人商定，由聂士成率五营兵力驻守成欢，叶志超则率一营移驻公州。

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聂部在成欢布防完成，次日，日军即分两路大举进犯。一路从下面大道，一路从东面迂回，侧击聂军右路。聂部先设伏击敌，杀伤不少。后因日军占领成欢东北山头，炮击淮军各垒，故聂部不支，向公州退却。成欢虽失，聂部却也表现了顽强斗志。尤其是武备学堂学生军的于光炘、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诸人，英勇杀敌，誓不后退，全部力尽而牺牲于异国他乡。作为统帅，聂士成虽处险境，倒也从容镇定。撤退途中遇日本伏兵，又加迷路，众军惊恐，面无人色。聂士成见两鹤立于山头，遂对众人说：“彼处无伏兵，可以突围。”

待聂士成率军退到公州时，叶志超听到前方不利，早已弃城遁走。聂士成无奈，知牙山不可去，故绕走朝鲜东部山区，北上平壤，追赶叶志超军。

叶志超不战而弃公州，做了一次逃跑将军。

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叶部至平壤。二日后，聂部亦至平壤。

从牙山至平壤，绕行一千五百多里，历时近一个月，叶志超、聂士成经历了一次境外“小长征”。公正地说，敌强我弱，战略转移或战略撤退都是可行的。况且，他们选择的战略目的地是朝鲜旧京平壤，放弃新京，占据旧京，这在精神上也算与日本人打成“平手”。问题是，叶志超不敢实话实说，却又将狼狈的逃遁铺张成“抗日”胜利，吹嘘“成欢一役，杀伤相当”。事闻于朝，李鸿章大喜，嘉奖叶氏，并赏银两万两犒军。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上谕下，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四路驻军的“总统”。加官晋爵的“圣旨”是这么表述的：

总署来电，奉旨现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钦此。

出于礼数，或者出于自知，叶志超接到任命后确曾复电力辞曰：“惟超望浅才庸，实难当此重任。”但朝廷还是根据他牙山突围报告，认为他“孤军御敌，冒险突围，督率有方，堪胜总统之任”。

叶志超铺张军功，惟一可以称说的善念便是他并没有埋没聂士成部的战功。这则勉强告慰成欢保卫战中牺牲的一百多名官弁勇丁了。

朝廷说平壤驻军“较多”，是确实的。这支联军包括叶志超部六营二千人左右，卫汝贵部十三营六千余人，上十九营为淮军；另有左宝贵部奉军六营三千五百人，丰升阿部盛字练军六营一千五百人，马玉昆部毅军四营二千人，这十六营皆非淮军体系。淮军与杂牌军相比，理所当然是这支部队的主力。统帅这三十五营一万五千多人的一支大军，面对任何强敌，都可一决雌雄。更何况平壤城依山带河，城垣绵亘，固若金汤呢？

据罗尔纲《淮军志》勾勒，平壤实为大同江边的铁城雄关。大同江自东北流向西南，正好流过平壤的东门长庆门和东南门大同门，以江为池，天然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城墙南北绵延十余里，另四门（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西为七星门，西南为静海门）分别与大道相接。尤其是玄武门，跨城北牡丹台山而筑，由于该山与城墙相连，便自然成为居高临下的防御要塞。牡丹台山外，复有三山环抱，迤逦而西，内屏平壤城，外屏平壤通义州大道。背靠岗岭，面向大河，对日军来说，不要说攻城不易，抢渡大同江都是困难的。·輦·輮·訛 史书说叶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诸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致命的是他根本就拿不出合乎军事科学的、知己知彼的守战之策。他的拙招是：除远征途中留驻平壤后方交通线上的六营部队外，二十九营兵力全部用以婴城自守。这等于龟缩一团，被动挨打。其具体部署为：

叶志超居城中，调度全局；

左宝贵部奉军、丰升阿部盛军、江自康部“仁”字两营，防守城北玄武门一带；

叶志超部芦榆防军防守城西七星门一带；

卫汝贵部盛军防守城南迤西南隅朱雀门至七星门一带；

马玉昆部毅军防守城东大同江岸一带；

另以左宝贵部之聂桂林，率队策应城东与城南两面。

虽然四面设防，其重点则放于东南。

但狡猾的日本人并不盲目强攻平壤。他们在侦知了中国军队的防务状况后，于八月十四日（9月13日）分四路向平壤逼近，其中的元山支队从上游偷渡大同江，进占平壤北面四十里之顺安，切断中国军队退往义州的归路后，复以顺安为依托，南窥平壤。其朔宁支队亦从大同江上游横渡，与元山支队联络后，于八月十五日（9月14日）合兵攻平壤城北玄武门、牡丹台山一带阵地。另两路，一为日军混成第九旅团，攻平壤东南大同江防地；一为日军第五师团，攻平壤西南阵地。

日军的四路总攻，开始于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拂晓之前。因为前一天的北门之战，日军已占城北山顶数垒，取得了居高临下、炮轰平壤城的优势，所以吓得“总统”叶志超坐立不安，随即召集诸将，提出当天（八月十五日）便应弃城突围。闻其言，左宝贵大怒，斥其误军误国，并派亲兵监视之，防其弃师先遁。所以到了十六日清晨大战打响时，左宝贵这位回族将军依回礼，早已沐浴净身，服黄马褂，著二品顶戴，披挂整齐，亲临玄武门指挥退敌。部下劝他，这副装束易于被敌人发现，遭受袭击，而左宝贵则答道：“吾服朝服，欲士兵知我先，庶竞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

士兵见左宝贵朝服临阵，士气大振，奋力迎击，日军死伤涂地。自清晨战至上午九时，日军破外围东垒。此后，日军在重炮掩护下强攻，左军援绝不支，相继失外围中垒、外围西垒、内围西一垒，日军遂全力围攻牡丹台。上午十一时，左宝贵先是身中两弹，不下火线，大呼杀敌，后中炮牺牲，日军占牡丹台，进逼玄武门。

就在这时，平壤城头飘起了白旗。

这是叶志超的命令。

白旗是停战旗，白旗是投降旗。

同一时刻，马玉昆部激战半日，已经在大同江东岸击退了日军混成第九旅团的三路进攻。肉搏近战，日军死伤满地。

同一时刻，卫汝贵部激战半日，已经在平壤西南方向击退了日军第五师团的进攻，日军寸步难进，伤亡严重。

就在马、卫二部将要组织反击时，叶志超下令撤兵。二将率军回城后，才知叶“总统”已树白旗乞降。马玉昆不解，卫汝贵却表示了支持。

事后有人评说：如果马、卫二部向北反击牡丹台，亦大有可能夺回城北高地。

四面守城，一面不利，即丧失斗志，俯首乞降，这在当时解释不通，百年之后，吾辈亦理解不了。

依据国际公约，日军见城上竖起白旗，也便停止了进攻。下午，有日本军官入城，协议停战、降顺事宜。叶志超又来了精神。他向日军谈判代表提出：放开包围，令我率兵回撤。

日本人当然不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放下武器，束手投降。

谈判无果而散。

叶志超的如意算盘是：白天不走，天黑可行。日本人的常识判断是：逃与不逃，只在今夕。

果然，天一黑，叶志超便下达了弃城令。清军五路人马拥出平壤西门，跌跌撞撞，急急慌慌，向北逃遁。有两股兵力，给清军造成次等杀伤。一是朝鲜兵，他们痛恨清军驻防期间的奸淫掳掠，飞扬跋扈，故乘其退兵，背后开火。二是日本兵，他们伏于隘口要道，排炮轰击，清军大队人马无可回旋，死伤累累。天明，清军虽逃出日军包围圈，但一夜功夫即死二千余人，伤三千余人，兵力损失十分之四！又因为是弃城而逃，所以平壤城中的一切军储物资，如大小火炮四十尊，快枪并毛瑟枪万余支，并所有粮饷、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行委弃于敌。·輦·輰·訛

入朝三个月，叶志超当了两次“逃跑将军”，其恶果，一次比一次严重。

在此，我们要插叙两个人的情况。一是支持、追随叶志超逃跑的卫汝贵，一个是成欢的抗日名将聂士成。

卫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从刘铭传征捻，积功累迁为副将，晋总兵。李鸿章很赏识他的“朴诚忠勇”，留统北洋防军，虽先后授河州、大同、宁夏诸镇总兵，一直未之任，统防军如故。朝鲜事起，率马步六千多人赴平壤。一过鸦绿江，卫汝贵早把李鸿章临行诫语“屏私见，严军纪”丢于脑后，放任兵丁，胡作非为。在义州，卫部兵士强奸韩女，激朝民众忿，不得已，枪毙一人；至定州，又有人强奸韩女，复枪毙六人；至平壤，其部下军士“多残暴，掠财物，役丁壮，淫妇女”，与别的部队相比，更甚一筹。事闻于朝，李鸿章专电切责曰：“务速认真究办严惩，以服民心。闻奉、毅两军纪律较严，汝当自愧。”·輦·輲·訛 除约束部下不严外，卫汝贵的可恶处是乘出国远征，贪污军粮八万，私运于家。就是这么个治军无方而又贪婪成性的淮军将领，却十分惧内畏死。其妻在家书中告诫他道：“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輦·輳·訛 遵妻命，卫汝贵在平壤保卫战中，总是蹲司令部，不上第一线。当叶志超提出逃跑时，他第一个予以支持。也有史家认为，第一个弃城而逃的是卫汝贵。 日本人占领平壤后，从缴获中寻得卫汝贵家书，后引入教科书中，以戒国人。一不小心，卫汝贵当了日本人的反面教员。

平壤大战之前，朝中已接到参劾卫汝贵的奏章多件。李鸿章接上谕，一方面电斥卫汝贵，一方面电令叶志超，给予上方宝剑，对卫氏可以“定即请旨，在军前正法。”·輦·輵·訛 电令到时，大战已起，卫汝贵逃过一难。以叶氏优柔，即便抓到把柄，他也不一定敢于操起上方宝剑。简略地追述到这儿，笔者不能不思考岁月、功勋、和平生活对“英雄”的消磨。

叶志超、卫汝贵都是从士兵做起的。

刀刀见血，枪枪飞魂，积数年、数十年之战功，他们才爬到“提督”的高位军职。年老了（卫汝贵援朝时年六十），位尊了，银多了，肉厚了，胆小了，志灰了，还是那位将军，还是那支部队，却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英雄”向“逃兵”的蜕化，在和平生活里悄然完成。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和平演变”。甲午战争中的陆军将领，以他们时代的“和平演变”，警策后人。

再说聂士成。他在平壤保卫战中因故未曾上场。在下设想，倘若聂士成在平壤，在叶志超身边，或协助左宝贵防守玄武门一带，清军保卫平壤之战定当有另外的结局。

当叶志超率先由公州北逃时，聂士成亦率部撤出成欢战斗转移北上。叶氏抵达平壤，聂部则追至平壤东南七十多里之祥原。叶氏奏功，聂士成升任提督。与诸军会师后，聂士成仍感到总兵力不足，于是请示叶志超后，回天津募兵。行至途中，李鸿章电令他折回。此时，日军已占顺安，切断了平壤与后方的联系。聂士成行到安州，与淮军盛字营分统吕本元相遇，吕部马队两营，亦为援平壤而来。安州南距平壤一百八十里，北倚清州江，南有群山依托，城垣高大，易守难攻，实为平壤北部第一重镇。设若日军北犯，必须钻过安州这一孔道。安州北一百六十里为定州，亦是险要关隘。聂士成暂留安州时，便思考着据此地利，阻遏日军。

恰在此时，叶志超率诸军由平壤退至安州。一见叶“总统”，聂士成便自觉请命，要率部在安州抗日。叶统各军，损伤后仍有万人可以战斗。而且日军占领平壤后，并未急速北上，这给安州清军提供了足够的休整时间。倘能死守一战，日本人何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何以能轻而易举便渡过鸦绿江、抢占我东三省大片国土？

但“逃跑将军”叶志超只信一个“逃”字，哪儿还顾及聂士成的建议。听了只当没听，把手一挥：撤！“总统”下令，谁敢不遵？以淮军为中坚的援朝大军就这样狂奔五百里，弃安州，弃定州，弃义州，八月底，渡过鸦绿江，抵达九连城，这才惊魂始定地收兵一处。

陆军“援朝”，以彻底失败告终。

叶志超、卫汝贵临阵脱逃、弃械丧师的行径，引起朝野一片谴责。旨下，叶志超、卫汝贵著先行撤去统领，听候查办。二人所部各军，暂由聂士成统带。后来，二人均被逮问。叶志超斩监候，旋遇赦，死于狱；卫汝贵斩立决——这也许是甲午战争中自干重咎、处分最厉的陆军将领。

从“过五关斩六将”，到“走麦城”，这是小说化的关羽的人生轨迹。在下借“走麦城”一语，批评叶志超与卫汝贵，却并不想落井下石，将一切责任推给他们。叶志超固然畏敌如虎，卫汝贵固然“无用无能”，我们分明也看到了如下事实：

其一，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援朝的军队对峙的日本军队，的确在人数（三万多对一万七）、装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其二，不会打仗、不能打仗、不敢打仗乃至临敌而怯，望风惊溃是当时淮军官兵的战场流行病。即便气贯长虹的左宝贵，他的部下（如副将杨建春、都司徐玉生、守备扬建胜等）也有开城逃脱者。由此，则暴露了淮军在和平年代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蜕化。理性评价，这叫“军队腐败”。

数量上、装备上、斗志上项项皆弱于敌，这个仗，怎么打？所以叶志超、卫汝贵之流的“逃跑主义”也自有他们的不得已。

唯心地说，这也许就是军队、将领的运数到了物极必反的尽头。“生于末世运便消”，英雄变成懦夫，光荣变成耻辱，大起大落，大暑大寒，繁花谢净，百枝凋零，个人的悲剧与国家民族的悲剧，一齐拉开序幕……

日本的武士，成为“淮军”常胜历史、不败神话的终结者。而“淮军”威信与荣誉的终结，又在中日关系史上标明了国运沉浮的宿命——在败于“西洋”列强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又开始了败于“东洋”近邻的五十年辛酸。

由“援朝”开始的“外战”，终于将战火引入国内。叶、卫处分后，新任陆军将帅们也大都担当不起御敌卫国守土之责。在自己的领土上，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势，仍然一败再败，一逃再逃，旬日之间，辽东半岛，沦入敌手。自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三日（9月22日）朝旨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北洋军务帮办”集兵九连城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三日（3月9日）辽西军资重地田庄台失陷，以“淮军”为中坚的中国陆军在本土作战中，连创败绩，可以说仗仗失利，处处“麦城”——九连城失守、安东失守、长甸失守、宽甸失守、凤凰失守、岫岩失守、金州失守、旅顺失守、析木城失守、海城失守、鞍山失守、牛庄失守、盖平失守、复州失守、营口失守……面对日军进攻，中国军队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

说一个例子，就足以衡量中国陆军战力。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辽南重镇海城被日军占领，鉴于海城的战略地位，清政府下令驻辽各军联手作战，“夹攻海城，冀获一胜”。 宋庆领命，统毅军，会同聂士成、吕本元、依克唐阿、长顺、吴大澂等所部，围攻海城日军。驻海城日军仅六千人，而攻城者由三万人，增加到四万人，再增加到五万六千人，最后增至六万人，凡五战，皆不克。以十倍之众，五攻而不下一城，对比平壤之战日军以二倍之兵破垒夺城，中日陆军，孰强孰弱，固已一目了然！

三、黄海悲歌的弦外遗音

上一节，我们讲到一个因玩忽职守而被砍了脑袋的将军卫汝贵。阵前斩将，朝廷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卫汝贵便成了永远洗不净的“淮军”之耻。

在北洋海军中，也有一个因为逃跑而被斩首的军官，他叫方伯谦，是北洋水师“济远”号巡洋舰的“管带”（舰长）。

“死亡”对“生命”的意义，一律归结为无可逃遁的“否定”。这么看，怎样死都是无所谓的。

但“死亡”对历史的意义，对政治的意义，对伦理道德的意义却大相径庭。司马迁所谓“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盖源于此也。

杀卫汝贵，不足以儆“淮军”；杀方伯谦，不足以儆“水师”。二人死后，中国“淮军”不振，北洋“水师”覆灭，印证了“杀一儆百”这一招对于通体腐败的趋势毫无效应。

同样被处死，二人身后影响不一。

卫汝贵十分寂寥，几乎无人提及。他的同胞兄弟卫汝成，官至总兵，在辽东保卫战中效法乃兄，以逃为上。降旨逮治，闻讯潜逃，不知所终，可谓难兄难弟。

方伯谦则不乏研究者、翻案者。所以，这儿有必要补说几句方伯谦事件的原委。

方伯谦（1852—1894），字展堂，一说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1877年作为首届毕业生赴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三年学成回国，曾任“威远”号练习舰管带。中法战争起，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威远炮台，因造价低廉，颇获好评。1889年，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号巡洋舰。1892年，实授海军副将（从二品）。甲午战氛初起，方伯谦受命率“济远”号由威海港起锚，为发于大沽口、驶向朝鲜牙山的兵轮护航。上节文字已经披露，方伯谦的“护航”其实是你航你的，我航我的，“航”而不“护”。幸庆的是，“爱仁”号、“飞鲸”号未曾遭遇日舰，平安抵达牙山外海。方伯谦的“济远”号与“广乙”号，各派随带汽船，帮助二轮完成了士兵、马匹和军需品的转载登陆，二轮于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上午与下午，分别驶回中国。

就在这天下午5时30分，“威远”舰从仁川驶回牙山，带回日军昨天已攻占朝鲜王宫、并劫持国王的消息。另有停泊仁川的英国军舰传来日舰将于明天开来的消息。闻讯，方伯谦作了这样的部署：夜11时，先令速度稍慢的“威远”号先行，并在大同江口等待；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拂晓4时，“济远”、“广乙”二舰驶出牙山口，追赶“威远”，以便结队回国。至于那艘将到未到而又特别需要军舰护航的“高升”轮，方伯谦考虑不多，只打算在航道上相遇时顺便告知：前方开战，速速返回。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晨7时，“济远”、“广乙”看清了日本舰队。

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体官兵进入岗位，准备战斗。

7时20分，日舰下达战斗命令。

7时43分30秒，日舰“吉野”放一空炮，以示警告。

7时45分，“吉野”号向中国军舰开炮。

7时52分，“济远”号开炮还击。

7时55分，日舰“秋津洲”号开炮。

7时56分，日舰“浪速”号开炮。

不宣而战，日本人挑起了丰岛海战。

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

在这种形势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走”未尝不是一种合理选择，而且，决不能说是“逃”。

问题是，“逃”也逃不掉（舰速太慢）怎么办？

剩下的选择，大抵只有两个：或拼死一战，或不战而降。

方伯谦先是选择了“走”。在敌强我弱、连遭炮击、且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方伯谦指挥“济远”撤出战斗，向西行驶。日舰紧追不舍。

8时53分，“济远”号升起一面白旗。这是停战与乞降的信号。

不一会，“济远”号上白旗之外又升起了一面日本海军旗。

日舰见状，停止了炮击。“济远”号也停止了发射。正在这时，运兵船“高升”号驶入战区。日舰注意力稍稍分散，“济远”号又乘机加足马力西撤。

此时追击者已由“浪速”号变为“吉野”号。

12时38分，“吉野”向“济远”连发六炮，皆在“济远”附近爆炸。

12时40分左右，“济远”号水手王国成、李士茂等在同伴协助下，主动还击“吉野”，连发四炮，竟有三发命中“吉野”要害。“吉野”舰首低俯，开始减速，并于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趁机疾驶，脱离战区。主力舰撤离后，“广乙”号负伤搁浅，“高升”号沉没，“操江”号被俘，丰岛海战以中方的巨大损失结束。

上段简述，其实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者的公认事实。这个事件的主人公方伯谦在战后向丁汝昌的汇报中，“陈明如何遇敌，如何攻击，如何被围，如何悬挂白旗以诱敌，至敌临近下锚，而后出其不意击中敌舰要害，庶反败为胜，始得脱离虎口逃归各情节”。可惜，丁汝昌不理这个茬，反而质问方氏曰：“令尔保护载兵之船，竟被击沉，全军覆没，五艘同出，一艘独归，保护之谓何，不力可知矣。且悬挂白旗辱国甚，孰尔有何面目归来见我，独哓哓不休道功绩哉？”从这则资料推定，方氏回港后，的确曾经自表其功。

在下于海战无知，因而不以挂白旗判定辱国投降，但方氏所谓“反败为胜”，却“胜”得毫无根据。而对于这一次的“逃”，我们姑且少加谴责。

到了五十多天后的黄海大海战时，方伯谦的“逃”，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无须复述这次海战的激烈与壮烈，单看方伯谦的表现。

战役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午间拉开序幕。

12时50分，“定远”号右主炮塔305毫米口径巨炮首先向日舰发出第一炮。其余各舰亦相继发炮。日舰冒着炮火迫近。

12时52分，日舰“松岛”号向中国军舰开炮。

中国舰船的V形编队楔入日本舰队之间，将日军第一游击队与本队一截为二，双方展开混战……战斗极为惨烈。

13时30分，中方“超勇”号沉没。

14时40分，中方“扬威”号搁浅。

15时30分，中方“致远”号沉没。

见“致远”号沉没，“济远”号上的方伯谦大惊，慌忙给自己的军舰下达了转舵令。“济远”逃离战场，向旅顺方向急驶。“广甲”号管带吴敬荣见状仿效，也撤出战斗。而此时，中国北洋舰队劣势更为明显，而旗舰“定远”号铁甲舰与另一铁甲舰“镇远”号，则处于多艘日舰蜂拥围攻之中。“济远”与“广甲”临战逃逸，在本质上是弃战友于不顾，弃主帅于不顾；其目无军纪，违令擅行似乎已不重要。可笑的是，“济远”逃跑心切，急不择路，竟将已经搁浅的“扬威”号撞沉，可谓错上加错。

“济远”号退逃后，敌势又增。

17时30分，中方“经远”号沉没。

17时45分，日舰攻击“定远”、“镇远”不克，主动退出战斗。北洋诸舰返回旅顺港。除当日沉没四舰外，第二天因逃跑搁浅的“广甲”号亦被日舰击沉。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以沉没五舰告终。日本联合舰队则一舰未沉。

时下，对黄海海战全局性的分析已经很多，本节不再复述。中国学者对这次战役的败因探究也很全面而深刻，本人亦不想摘引。一个挥之不去的谜团是：

中华民族不乏英雄（如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左宝贵、邓世昌、林永升等），当然也不乏懦夫（如甲午战争中的叶志超、卫汝贵、方伯谦等），何以在举察阶段不能厚此薄彼、而非要等到英雄死、懦夫逃才复苏一丝正气，此后又亦然是良莠不分、甚至颠倒正邪呢？

邓世昌、林永升已经英名永垂了。问题是，作为历史的个案，在英雄之后，谁愿意将虚幻的英雄礼赞化为英雄实践？

卫汝贵、方伯谦固已身败名裂了，他们留下的耻辱警诫，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活命哲学与软骨头行径呢？

提醒我思考的往往是负面“新闻”。1991年9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与福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在福州市召开“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问题讨究会”，会后出版《中日甲午战争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为方伯谦翻案，说“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且宣布“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究上的一大新闻”。

背景是：方氏后人，一直在努力为其先人翻案。其中，方伯谦旅居美国的侄孙女方俪祥又出资赞助了上述研讨会及论文集的出版，所以现实的“人文关怀”终于撼动了历史的冰冷结论。

事后，不少有良知的近代史学者撰文批评这种无证据翻案，但这仍然阻止不了福州市朱紫坊“方伯谦故居”、“海军世家”揭匾仪式的举行。

历史是不乏冤案的。

“翻案”，常常表现了历史的、民族精神的进步。因而，历史纪录总在经历“翻案”后走向明晰与公正。

有了足够的证据，方伯谦自然也可以翻案。

但现在的问题，谁也未能从方伯谦两战两逃的个人档案里寻出英雄人格或英雄业绩来。

死者已矣，方伯谦以死谢天下，也是悲哀的极点，故后人再也无须鞭尸。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加以谥美，又难掩急功近利、画虎类犬的窘态。这是后来人的虚荣与浅薄。

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用赞颂英雄与谴责叛徒来编织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了；我们太习惯借用偶然性例证来抒发功亏一篑的憾意了；我们太留恋琐屑的人文细节而忽略或隐秘或张扬的时代情绪及国民精神了。结果，“经验”验之无效，“教训”训而不诫，抓不住新的“偶然”机遇，纠缠于旧的“细节”辨析，大失败、大灾难过后，大中华总是不能建构起面对新一轮威胁的预警机制和应对体系。屡战屡败后，舆论传媒与教育读本倒是增加了铺天盖地的英雄礼赞或罄竹难书的侵略者罪案。

回到甲午中日之战的历史总结，我们认为日本人的“胜”，与中国人的“败”，印证了同一个“历史合理”——并不是因为双方“胜”、“败”已成为历史事实我们才这样说的。

所谓“历史合理”，即指符合历史规律、顺应历史走势、且又被无可扭转的事实证明了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合理”排斥哲学褒贬，甚至也排除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认同。

看到这儿，也许有的朋友会批评在下：你的“历史合理”论，还不就是“历史宿命”吗？照这么说，甲午战争日本人就该胜、中国人就该败喽？

面对可能的批评，我愿意作出的解释仅仅是：

“历史合理”论决不是先验的宿命论，它其实只是对历史参与各方潜在能力与实际作为的结局性判定。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国人在经历百年失败、百年耻辱后，大抵只要算清两笔帐，就可以增加一点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一笔帐，算算为何败于西方列强。

一笔帐，算算为何败于东洋岛国。

第一笔帐，似乎算了。主要算的是军事帐，武器帐，结果引发出了一场“洋务运动”。

第二笔帐，几乎没算。小小岛夷，何足道哉！你不算帐，不认帐，不正视邻强我弱的事实，结果是，在十九世纪末被咬一口（咬掉了台湾）后，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咬了第二口（咬去中国半壁江山）。五十年间，日本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比西方列强百年期间带来的灾难总和还要大！无须再强化“仇日”的情绪，无须再咀嚼曾经的苦难，中国的新生一代都该重视日本国这个中国历史灾难的制造者。

本书前数章，当然也是回顾中国的历史失败的。失败了，分析败因，多是自向性的。因为对手远在天边，中国与他们，几乎没有可比性。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失败的中国树立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可比性目标，这就是它的邻居、它的敌人日本国。

同为东方国家，同为封建帝制，几乎同时遭受西方列强的侵凌，都被迫签订过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又都转而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何以日本强大了，强大到比西方列强还残暴？何以中国依然衰弱，衰弱到败于昔日的弱国之手呢？

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上下基本上都未看到日本的强大，更看不到这个强大所诱发的扩张野心。由于将“强大”的日本看“弱”了，将“邪恶”的日本看“善”了，这才造成既暗于知己，又暗于知敌，麻木不仁，应对无方，以至满盘皆输。

在对立的国际环境中，暗于知敌者误国。

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朝廷中，分“主战”、“主和”两派。因为他们都不了解日本，故主战、主和，都难免误国。

让我们罗列一些盲目于敌情的言论：

给事中褚成博说：“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区区一日本……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輧·輱·訛

御史张仲炘说：“臣思日本之举，固有图朝鲜之意，而亦未尝无畏中国之心。我果奋发有为，彼必知难而退。”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说：“今以区区倭人，而令得志如此，数年之后，天下事尚可问乎？”

太仆寺少卿岑春煊说：“区区日本，何足惧哉！”

请注意，上引诸大臣语，都是对皇帝说的。对皇帝上折，本应实话实说，不事虚饰，但历史证明，这些话都不准确，不真实，不但表现了一厢情愿的麻木，而且还有出瞎主意，欺哄君主的意味。从这一批人的话语，我们可以判定，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决策层对敌方的认识毫无正确性可言。

与不知“敌强”相对立的，是知道日本很强大，却不知道这个强大的敌人也有“软肋”。因而，在中日对峙中放弃了以我之长，攻敌之短，以我逸势，攻敌劳师的战术冷静与战术努力。这一派代表人物，或许就是李鸿章了。

对于日本的强大，以及它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威胁，李鸿章几乎是第一个引起警戒的。还在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因朝鲜纠纷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谈后，李鸿章便凭十三天中的五次接触，断言伊藤有治国之才，断言日本将要走向富强。也许出之忧国的责任，送走伊藤一行，李鸿章便迫不及待地密折上奏道：

日使伊藤议定专条初四日会同画押……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輧·輵·訛

验之后事，李鸿章所言极有预见性。只过了九年，日本便“富强”到为害“中土”了。九年间，中国当轴者并未“留意”东边的这户邻居，也许李鸿章在昏昏者中算个例外。在李氏推动下，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7）达到它的战斗力顶点。直至甲午战起，八年期间，北洋海军竟然未添一舰一炮，同一时期，日本海军则连续实现了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扩张案，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在舰船吨位、火力配备和战斗训练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海军。

李鸿章看到了这一形势逆转。就在大战前夕，他上奏朝廷，坦言：“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后，迄今未添一船……窍虑后继为难。”·輧·輶·訛 看到了差距，但他为北洋海军框定的战略、战术任务则是保守的、没出息的。不论“保船制敌”，还是“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輧·輷·訛 基本上是消极防守，不思攻取。

前事后说，即便日本海军在总体上强于中国海军，但中国海军仍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可能；仍有攻其不备，抄其后路的可能。可惜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海军将领们未作此主动尝试。

上面这段分析，是就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的糊涂认识而发的，仍然不是“败因”探究。虽然败后说败十分痛苦，但我们认为中国既然处上日本这么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既然又难改他偷鸡摸狗，钻墙打洞，据人为己的习性，我们又不能在中日之间扩大开挖一片太平洋，或垒起一座喜马拉雅山，所以就应该客观而又冷静地分析在历史的对峙中，中国何以败？日本何以胜？并且尽可能地提醒当国者在未来突发的对峙中不犯历史错误，免蹈历史覆辙。何况，同文同种而又不同国民性的反差，还会激起议论者的一些猎奇呢！

本节文字，我们将选择两个侧面，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提醒读者的关心。

其一，在欧风迅猛、西人东侵的背景下，受侵凌的东方国家为谋自强，能否绕过“政治改革”，只靠单一的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而达到“现代化”目标呢？

中国与日本，走着不同的路。

中国清朝统治者，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五十余年，“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政治体制不变；“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纲伦理不变；皓首穷经，学优则仕的科考制度不变；春种秋收，渔樵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变……所变者，仅仅是“师夷长技”，学着洋人造洋枪洋炮。这，就是风靡中华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证明了“洋务”不能救中国，“师夷长技”不足以“制夷”——莫说“西夷”，连“东夷”也奈它不得。

日本人也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凌。从嘉永六年（1853）美国人培理率舰闯入江户湾，到次年日人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再到1858年被迫签订《安政五国条约》，日本人在强敌面前都没作无谓的反抗。积聚着仇恨，也积聚着智慧，终于他们在“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废除幕府，开始了大幅度“西化”的“明治维新”。“天皇”虽然保留下来，但议院建立了，宪法公布了，教育、兵制、新闻、金融等，一一仿效西方。仅仅积二十五年“维新”成果，原本小于中国、弱于中国的东方岛国一跃而成东亚强国。强大的日本，甚至连西方列强的扩张、侵略意念也继承并发展了，于是侵占琉球，图谋朝鲜，垂涎台湾，问罪中国大陆。

中国与日本决胜黄海时，不单是海军对海军的较量，而且也是学习西方成效的验证。日本学西方，学其“技”，更学其“道”，故“维新”推动了社会进步、国家昌盛，形成了上下一志的国家精神与上下一力的国家体制。中国学西方，学其“用”，弃其“体”，并将这种貌似辩证的二元论归纳为“中体西用”，即张之洞氏后来提出的“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使偏废”。结果是政治落后，吏治腐败，民心涣散，军威荡然，庞然大国，不堪一击。

甲午战败给中国人亮起一盏红灯：仅限于军备建设的单项改革是没有保障的，回避政治改革，怎么绕，也上不了富民强国之路。

其二，历史上的中华大国习惯与弱邻相处，于是有藩邦依附、万国来仪的尊贵。日本强大，中国多了一个强邻、多了一个心存觊觎、难于相处的强邻。家可择邻，国不可择邻。如何与强邻相处呢？如何将和平外交与加强军备协调统一呢？

甲午战前的中国朝廷，从未思考过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盲目自大，使中国人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败局已定，又在朝野诱发了恐日病、媚日病。

回顾历史，甲午前的中国，沉睡于“昨天”的战备，蒙昧于“明天”的战争；有大国心态，但无大国攻防；即便洋务运动催发了海军建设，却并未改变中国的“陆防”与“陆战”惯性思维，纵览从华南虎门炮台到辽东旅顺要塞的万里海防线，全是作“陆防”经营的。有北洋海军，仍然不争黄海制海权。结果，敌人从海上来，一场近在中国陆防线的海战，便在中国人理念中的“境外”决定了胜负；恐惧扩大开来，连中国军队久练久熟的陆战，也打一仗败一仗。因而，甲午中日之战最鲜明地印证本书“大国无兵”的主题。

当代有一句流行语：与狼共舞。

中国与日本为邻、与坚持“军国主义”的日本为邻，肯定是“与狼共舞”。

知道怎么防狼、打狼，有火把，有枪，有壕堑，有篱笆，有专职牧羊人值勤，并有待时而动的长效斗狼机制。

羊有羊的草场，狼有狼的山林，尽管羊与狼不共戴天，但也要给狼留下它的生存空间。狼吃狼的肉，羊吃羊的草，能如此，最好。

在不能选择邻居、且又不能改变邻居的前提下，中国人最保守、最保险的选择是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前提下，保有与境外威胁总量相持平的战略威慑能力及战术抗衡能力。让再疯狂的敌人都清醒：进攻中国，无便宜可占。在以上条件满足的同时，当然还应配置最准确、最及时的战术预警体系，并具有组织最快反应、最有效打击的能力。倘能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即可无虞。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朝野基本上是以“无知”、“无备”的状态，被动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以及战争耻辱。

百年反思，于谴责“侵略”之外，我们还应对清政府与清军队的“不作为”予以谴责。

养兵千日，养官百年，除坐糜廪粟外，一无所用，这或是王朝气数将尽的信号。

［注释］

① 吴永《庚子西狞丛谈》P107。

② 《扬子晚报》2001年5月31日《高升号遗物在韩出水，甲午海战中拒降英魂终见天日》。

③ 罗尔纲《淮军志》。

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P9。

⑤ 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P213。

⑥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2。

⑦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3。

⑧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1、P24。

⑨ 《清史稿·高继善传》。

⑩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P355。又据《中国近代海军史》为252人。

“高升”号载兵1100多人，除获救者外，余皆牺牲。诸书皆说牺牲者700多人，不妥，故本文定为八百多人。

第六篇：“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

“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

庙堂大舞台，年年有好戏。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正月初一（1月31日）清晨，一道特殊的圣旨自皇宫大内飞传天下。

有人说：“大清国要换皇帝了！”

这说法不确。不是“换皇帝”，而是“立皇子”。奇在这“皇子”不是为现任皇帝光绪立的，却是为死去二十六年的同治帝、即“穆宗毅皇帝”立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十分明显：“皇子”（又称“大阿哥”）这位“准皇帝”是专为“抢班夺权”而立。

圣旨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的，谁又知道他心中的痛苦呢？

高兴的人不少。慈禧太后高兴。端郡王载漪更高兴，因为这位“皇子”溥儁正是他的宝贝儿子。想到自己不久即成“太上皇”，载漪的麻脸上绽出笑容，原本细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年初一浸晨，他便命令仆人：“各国公使必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坐等一日，外国公使无一人至。初二日，载漪仍命仆人备办茶点，至夜又寂然无客。初三日，复命备茶点，空等一日，门前冷落如故。载漪不再瞎欢喜了，由喜生恨，他开始捶胸顿足：洋鬼子，该杀该杀！

外国公使不贺“大阿哥”为皇储，自有他们的道理。当时李鸿章曾询问各国公使：“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众公使皆言：未悉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①

自从受了各国公使的漠视，载漪便生出了对洋人的不共戴天之仇。凡有满汉官员谒见他，载漪都会问：“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谒者复问之：“汝欲剑仙、侠客何用？”载漪答：“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谒者乃笑谓之曰：“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可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斩尽杀绝？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②

志其事者，每因谒者之建议，慨叹“一言丧邦”。谁能断定，这“谒者”不是在“戏言”戏说？

“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可用，国家之福。”③ 义和团们何曾料到，他们的革命性是被端王爷发现的呢？

借助“群众运动”，打击私敌，谋取私利，这是端王爷们的发明。群众发动起来了，这等于大河的口门打开了，或森林大火点着了。只不知，这水将淹谁，这火将烧谁。

一、“扶清灭洋”：一个百年迷误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一直处在潜伏状态的“义和拳”（又称“梅花拳”、“金钟罩”、“大刀会”、“义和会”等）突然以十分张扬的姿态，活跃于山东各地。

“地下组织”啸聚于光天化日之下，这要归功于一个人、一句口号。

这个人，即山东泗水县人朱红灯。这句口号即“扶清灭洋”。

“义和拳”的前身，即嘉庆年间出现的民间组织“八卦教”、“白莲教”以及同、光年间出现的“大刀会”。这些团体并非真正的宗教教派，而是以“反清”即推翻清朝统治为最高目标的准政治团体。“反清”即大逆不道，罪在不赦。屡经镇压后，这些组织的散兵游勇便纷纷加入到太平天国、捻军及各种名号的反抗团队。虽然“反清”任务艰巨，“复明”前途渺茫，但“反清复明”的口号在渐传渐弱中仍然表现了一些汉民族主义者的韧性。

一百年，几代人，“八卦教”、“白莲教”、“大刀会”只有既改名称又改口号，才能适应新的生存。

“义和拳”，不再是一个“拳种”的名称。“反清复明”的遥远梦想，及现实重压下的绝望与渴望，促使着这些练拳人走到一起，筑一个“坛”，拜一名“老师”，推一名“大师兄”，又一名“二师兄”，几十上百人的贫弱者因结伙而强大、而膨胀、而有了为所欲为的可能。

简单看，就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山东省在“门户开放”后外国宗教落地生根，教堂林立，教民蜂拥，故教会势力与地方百姓的矛盾亦日渐尖锐（自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后一年半时间内，山东涉外教案达一千余起）。这本来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每一个被迫开放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政府有为，不难解决；政府无为，矛盾加骤，最终还要让政府出面解决。但中国的事不是这样处置的，教会中既然有“不知自爱”的传教士、有“仗势欺人”的教民，那么不信教的百姓自然可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了。你不仁，我不义，于是具有外交背景、宗教背景的经济纠纷、文化冲突、道德较量都转而由老百姓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复仇及屠杀方式加以解决。

问题简单了，权力下放了，政府轻松了，却由此招惹了外国教会、外国使团的抗议。于是，清政府又操起“护教抑民”的法宝。政府一旦偏袒教会、教民，教外百姓便放弃最后希望。义和拳则敞开大门，将一切弱者、屈辱者纳入组织，结为兄弟，“拳”与“教”的矛盾遂被清政府与外国势力合谋或不合谋地加骤起来。

清政府为渊驱鱼，义和拳渔翁得利，一种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弥漫齐鲁城乡。

不过有一个坎儿，义和拳得过去，即如何又要坚持“反清复明”的历史信仰、如何又能在新形势下取得近乎合法的生存权利呢？西方教会、中国教民以及他们背后外国势力的存在，给义和拳一个机会。“灭洋”的口号，应运而生。“反清复明”突变为“反清灭洋”。有革命领袖朱红灯出，“反清灭洋”又改为“扶清灭洋”。

让我等分析一下这三个口号的玄机。

“反清复明”——斗争，重建旧王朝，回到昨天，即便不是倒退，“遗民”气也显得太浓重了。这口号，注定要在历史进程中趋于陈旧、落伍。

“反清灭洋”——两个拳头出击，两面树敌，斗争性强了，却必然陷于两面夹击之中而无法生存。

“扶清灭洋”——拉一个，打一个，保一个，反一个，放弃一贯的国内斗争目标，专力于排外；如此则有利宣传，有利生存，且有受招安、修成正果的机会。

朱红灯是个聪明人。为了“反清复明”的需要，开始他以明朝朱氏皇族自吹，得分不少；如今，再打出“扶清”的旗号，又可得到清朝皇族的赏识。翻云覆雨，左右逢源，有政治头脑，是个人物。

后人无须对朱红灯放弃“反清”大目标予以责难，由“反清”到“扶清”，即便并不表现一个老百姓的国家认同或信仰回归，最少表示了一种话语统一。可惜，朱红灯没留下关于两个口号变换的理论文章，这也使后世的政治理论家难于爬梳出义和拳的“代表”精神及理论创新。

“扶清”的口号一喊出，乐坏了山东巡抚毓贤。

毓贤（？—1901），字佐巨，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出身，以同知捐赀为山东知府。光绪十四年（1888）署山东曹州知府，任内“治盗不惮斩戮”——以缉“盗”之名，杀“大刀会”成员二千多人，由此获“屠伯”之号。刘鹗《老残游记》中写的那位发明“站笼”的“玉大尊”玉贤，即影射此公。因为心肠硬，下手狠，毓贤官运亨通，在先后出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江宁将军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继李秉衡、张汝梅后，为山东巡抚。④

仇视民众，也仇视洋人，这是李秉衡与毓贤的共同点。基于这一信念，当他们发现义和拳（大刀会）斗争目标转移为“扶清灭洋”的时候，便随之调整了“以剿为主”的策略，改为“剿抚并用”或“以抚为主”。毓贤的这一招，是对义和拳的利用，也是对朝廷政策的利用。就在毓贤出任山东巡抚的前一个月、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皇帝下诏，申谕各省督办“团练保甲”。⑤ 中央既然有了政策，毓贤自然可以充分消化、落实这一政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毓贤开始了对义和拳的改造。

“毓贤闻其仇教也，即不问其拒捕之罪，反奖为义民，出示安抚，改其名曰义和团”。⑥ 你朱红灯不是高喊“扶清灭洋”吗，我“毓小辫”就承认你“爱国”，爱国不分先后、不分朝野嘛，只要你将义和拳的“拳”字改成“团”字，“义和团”就成了本抚院统一领导下的“团练”，就是合法的群团组织，登记在册，正常活动，官民一体，上下相安，何乐而不为？不要忘了，在打起“义和团”大旗的时候，还要高扬一面“毓”字旗，山东一家，别无分店，切记切记！

义和拳其实是一个既充满年轻人狂躁、又充满年轻人幻想的组织，“反朝廷”从来与“敬朝廷”一皮两面，能吃皇粮，谁掘草根？于是山东境内的“义和拳”纷纷打起“义和团”大旗和“毓”字号大旗。“义和拳”向“义和团”的转变，“拳匪”向“义民”的转变，朝夕完成。

官办“义和团”成了山东省的新生事物。

招安，原来是最有市场的政治交易。

不论义和团们认帐不认帐，朱红灯的领袖地位已经被毓贤取代了。离开山东之后，毓贤转任山西巡抚，他曾经不无自夸地表白：“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⑦ 这位“鉴帅”，即原山东巡抚、后巡阅长江水师的李秉衡。李秉衡，字鉴堂，故称。但话说回来，毓贤虽自称“义和团统领”，也只能虚统虚领；义和团既然人多势众，枪刀在手，如虎归山，如蛟潜水，又怎甘受官府约束？在毓贤担任山东巡抚的十个月内，义和团并未履行其“扶清”与“灭洋”的任务，倒是给山东的治安制造了不少麻烦。

姑以朱红灯一支义和团为例，扫描一二。

朱红灯（1850—1899），原名守财，改占鳌、逢明，终改红灯，号天龙。山东泗水县柘沟镇宋家河人。因为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为避水灾去了山东长清县大李庄（此庄今属齐河县）舅父刘亭水处行医谋生，且又在此拉起了义和拳，故有人又误认他为长清人。

因为朱红灯自幼练过几日拳脚，又懂些医术医道，所以在行医过程中与使枪弄棒、难免跌打损伤的义和拳们有了亲密接触。传说，朱红灯年轻时曾参加过邹县宋继明的白莲教起义，这给他参加义和拳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大李庄一扎根，朱红灯就在这里建立了他的第一个义和拳坛口。焚香拜神，叩头起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朱红灯的义和拳队伍飞快壮大。加之朱红灯又以明朝朱姓皇族后裔标榜，自然被推举为长清县的义和拳首领。当年六月，朱红灯率人攻打长清县徐家楼等地教堂，并抢掠了柴家沟、前庄、后燕等村的富户，这便引发了长清财主民团的围攻。⑧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朱红灯率队从长清转到茌平县开辟第二战场。先在五里庄，后在三十里铺，设坛建团，并扩展到姚庄、八里庄、马沙窝、王莫庄、琉璃寺、大柳庄、南关、西关、双营、林庄等地。四月，即相继焚烧梁庄、王相庄、马沙窝、八里庄、业官屯、姚家庄等地教堂，同时喊出“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的口号。至茌平仅三个月，朱红灯在茌平的八百六十多个村庄建立了八百多个坛口，义和拳众达到数万人。⑨

就在这个时候，他以长清、茌平义和拳龙头老大的身份又结识了茌平、高唐、禹城、平原各县的义和拳首领，如心诚（本明）和尚、徐福和、王立言、刘太清、于清水等。同年夏天，朱红灯将辖下“义和拳”改名“义和团”。⑩

当年八月中旬，平原县杠子李庄发生教民与拳民冲突。先是教民被拳民拘押，求救于县令，县令蒋楷于八月十八日（9月22日）派二快总役陈德和率马队、捕快前往处置，捕拳民六人。该村拳民李长水抗拒失利，遂向朱红灯求援。九月五日（10月9日），朱红灯调高唐、茌平、长清三县义和团精壮及曹州大刀会会员共五、六百人，赴平原杠子李村救援。接朱红灯令，平原、恩县义和团亦集二千人同至。九月七日（10月11日），平原令蒋楷率众去杠子李村弹压。朱红灯打出“天下义和团扶清灭洋”大旗，分四人一小队，以“轮起轮伏”、“轮进轮退”战术与官兵对抗。官兵伤数人，败走。这是朱红灯对官军的第一次胜利。·輥·輯·訛

蒋楷以朱红灯聚众事上闻。毓贤命济南知府卢昌诒会同后补道台营官袁世敦、平原知县蒋楷，率官兵进剿。此时，朱红灯率义和团众二千多人驻扎在距平原县城西十多里、且与恩县交界处的森罗殿，他的下一步设想是攻打恩县的刘王庄、庞庄教堂。

九月十四日（10月18日），朱红灯义和团与袁世敦官军马队战于森罗殿前。官军杀义和团二三十人，捕十六人，官兵死十余人。这是朱红灯部义和团与官军最大的一次较量。很显然，义和团败了。战后，朱红灯与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人率部转移于禹城县丁家寺，会商了下一步战斗意向。在十月初二（11月4日）大闹苗家村后，朱红灯与心诚兵分两路，朱红灯南下长清，心诚南下茌平北与博平。十月十三日（11月15日）朱红灯攻打茌平大张庄教堂。十月十五日（11月17日），二人复于博平县花园寺（华岩寺）会师。驻花园寺一带休整期间，十月十七日（11月19日）义和团内部于小张庄发生分金内讧，朱红灯被两个同伙砍伤。两天后（11月21日）的夜晚，济东道吉灿升、游击马金叙率兵突袭花园寺，捕获朱红灯。又二日（11月23日），心诚和尚被外甥出卖，于杨庄被捕。义和团的另一个首领于清水，为手下出卖，不久亦被捕。朱红灯、心诚等被捕后，囚于济南大狱。他的战友王立言、徐大香等人，在十月底至十一月份两次攻击禹城县天主教总堂韩庄教堂，不克，怒而火烧禹城十七处教堂。这次焚教堂，招致各国抗议。清廷决定撤换山东巡抚毓贤。毓贤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6日）离任。提前两天，他于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4日）处死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仇恨留给了他的继任者袁世凯。·輥·輰·訛

朱红灯这一盏“灯”熄灭了。尽管高喊“扶清”（又有“顺清”、“保清”之倡）的口号，还是死于清政府的屠刀之下，这是朱红灯个人及千百万义和团团民的共同悲剧。从历史的变局来看，朱红灯又是幸运的。用他的一盏“灯”，点起燎原大火，玉石皆焚，人神同难，让国家民族在“罪”与“罚”的劫数中经受着“存”与“亡”的考验。

朱红灯与“朱红灯现象”，已经沉淀为中国历史的遗产。这份遗产，既非贱如粪土，亦非贵如金玉；而目下，两极性的评价也还在对立着。在下无意于调和毁誉，仅想借了朱红灯的兴灭，点击“群众运动”的“必然性质变”和“必然性灾难”。

注意点之一：朱红灯高喊“扶清”，并没有“扶清”。他走的，仍是历史上一切造反者的旧套路——聚众闹事。“众”，越聚越多；“事”，越闹越大；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又回复到“八卦教”、“白莲教”们的“反清”主题。由此，我们推定：剥离了口号的伪饰，朱红灯的义和团以及后朱红灯时段的义和团都是“反清”的、造反的组织。

注意点之二：朱红灯高喊“灭洋”，其实是在为他自己引燃拳教矛盾、激化拳教冲突、甚至明目张胆的毁教行径，作一种“民族沙文主义”的包装。由此，我们又可以推定：

自外国教会势力进入中国，“教”与“民”的矛盾就存在着，但尚可维持在相克相生的平衡状态；是义和团的无度烧杀造成了中国特色的、仇外的“宗教迫害”或“宗教灭绝”。

让我们对上述两个“推定”做一点补充性说明。朱红灯之前，山东各地分散活动的义和拳基本上在“法”的范围内活动。以平原为例，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有天主教士高风仪控告张泽鸥、张安业毁坏教堂。平原知县蒋楷立案侦查，情况属实，便命当地地保负责修缮教堂。蒋氏还召来当地义和拳首领王治邦之子王甲三，告诫他勿挑教民冲突，王甲三亦予应允。事后，蒋楷不无自负地表白，处理这次拳教冲突“官不笞一人，民不费一钱”。·輥·輱·訛 蒋楷的立场也十分鲜明，在处理杠子李庄教民冲突时，他曾说过：“白昼抢劫，例有明条，聚至多人，情罪尤重。” 因为拳民打人抓人在先，所以他才带领捕快抓了拳民六人。

待到朱红灯将义和拳做大做强，超出了一村一坛，大到横行七八县（长清、平原、禹城、恩县、茌平、博平、齐河、高唐），领有八百六十村，设有八百坛，聚众数万人的时候，平原知县蒋楷已经奈他不得，只好上报山东巡抚。毓贤虽有亲信义和团之心，也只能派出省一级的兵、府一级的官前去弹压。森罗殿战斗，既印证毓贤“信拳”为假，又印证了朱红灯“反清”是真。

至于朱红灯辈在队伍壮大过程中不分青红皂白，焚烧所有教堂，残害一切教民，这显示了群众运动的凝聚之力首先是将它的领袖人物雕塑成践越人道、践越法理的权力怪杰。

对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而言，朱红灯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说他缔造了义和团，略显勉强；说他“改造”了、“提高”了义和团，则言不为过。

是他，给义和团竖了一面“团”的旗帜。

是他，给义和团一个“扶清灭洋”的口号。

是他，让义和团跳出坛社，在一个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流动壮大。

也是他开创的烧杀抢劫的生存模式，最终让义和团运动完全失去控制，失去理性，走向败亡。

朱红灯为义和团运动流淌下第一滴血。作为报复，义和团让官方及教方的洋人与非洋人流淌了第二滴血。而第三滴血，则是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流淌出来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六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每人承担一两白银）的赔款，本息相加，累计赔付白银九亿八千万两；拆除大沽口炮台、及从大沽到北京的所有炮台，中国人的首都从此将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在英、德各国扩大在华特权的同时，俄国人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大片领土，仅在海兰泡一地便屠杀中国居民五千多人，在江东六十四屯屠杀中国居民二千多人……

流血是一个“罪”与“罚”相互累加的过程。因为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时代背景，百年以来，中国的精英历史学者一直用讳言义和团的非人道烧杀，编织一幅“群众运动救国”的幻图。在下说朱红灯，无意于对整个义和团重建新时期的评价体系，只想抽取一段线索并提醒世人：这不是纯净的纤丝，它仅是一截血污的草绳。

朱红灯死，山东义和团垮。不是少了一位首领，而是来了一位克星。在毓贤离任的那一天（1899年12月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就任山东巡抚职。碍于清廷“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 之谕，上任伊始，袁氏亦曾对山东各地拳众出示晓谕，疏导劝诱，但不久，他便以权力者的清醒，认识到义和团气不可纵、势不可长。在上有弹劾、下有骚扰的两难之中，袁世凯于上任不满一月的时候，即上折抗辩，极言义和团不可纵容：“该匪虽托名仇教……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就使其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尽驱彼等，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袁氏对义和团决意取缔，得力于一位高人的指点，此人即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张人骏。

开始，袁世凯对义和团剿抚难定，一日，晤张人骏，询以大计，张答曰：“公试揣此类妖妄之徒，古来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自宜善遇之；若策其必败，则亟须早决大计，毋为所牵率而获重咎也。”·輥·輵·訛 袁闻言，大悟，遂一改毓贤抚拳媚团之政，而专力于拒拳保侨（教）。这是徐一士的记述，想来不谬。徐一士认为：袁世凯“有术无学，重利害而轻是非，张氏以利害之说动之，宜其折服”。 是非为虚，利害为实，袁世凯秉一省大政，故一人之利害，实一省之利害，趋利避害，亦属大局；后生局外诸公，万不可以轻言否定。袁世凯在山东杀了一批义和团成员，有的为教案中杀人凶手，如肥城教案之孟洸汶、吴方城；有的为朱红灯义和团后期重要首领，如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陈光训等。杀了少数人，救了多数人，山东义和团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遂告绝迹。教民得安，百姓得安，官吏也得安。拿袁世凯与山西巡抚毓贤比，与直隶总督裕禄比，袁氏便因与义和团划清了界限，得免陷毓贤流放、杀头及裕禄自杀后又褫职的惩罚。

这样比，太个人化、太功利了，但看看北京、天津二地因优容义和团造成的人的牺牲与物的毁弃（联军毁弃之前），后人自可想见失控的“群众运动”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几乎是毁灭性的——正因为起事者原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要以创造“一无所有”的局面为最大满足。

袁世凯的驱赶政策，让义和团在山东的活动画上句号。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活动中心由山东转入直隶。看一看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庚辛记事》，我们可知义和团由东省入直，其实是“打回老家去”。

拳匪起于山东，而大祸之发，乃在直隶，东省得安闲无事，则巡抚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没也。东省义和团，创始于嘉庆时，蔓延至于直隶，数十年来，人俱视之为邪教。及毓贤任东巡，颇尊信之，于是直隶古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之匪渐渐南下，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再由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萌滋长，至己亥秋间，其势大炽，然仍出没黄河以西，而以直隶为老巢……

袁世凯的高压政策，让义和团演出了一出“凤还巢”而已。

重回直隶的义和团，经过了“山东洗礼”，在“质”上发生了突变——有了新口号、新旗帜、新的传播方式、新的战略目标——因而在撤出山东仅仅半年之内，便由“乡村拳坛”跃上“国家拳坛”，他们造成的影响及伤害，也是全局性、时代性的。

大多数研究者公认，义和团由山东进入直隶后，有一次景州休整，此后便兵分两路，一缘大运河入津，一缘芦保铁路入京。这等于承认，义和团在直隶省内有一次“小长征”。这一说法的资料支撑存在明显的缺项，如义和团的上层领导结构及成员状况、决策过程、指挥协调系统、后勤保障实施等。考虑到进入北京的义和团有十万之众，进入天津的义和团有二三万之众，这么一支人马的千里流动必然有极为充分的维持条件。但看公私文档，义和团的北上“小长征”快若飘风，易若流云，似乎省略了一支庞大队伍赖以存续的所有繁杂。这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义和团直隶北上。或许：

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小长征”，而是一次“大串连”；

不是一次集群性奔袭，而是一次系列引爆；

不是一次拳民的大行军，而是一次首领们北上布道。

结果是：进入京津的义和团，不再是山东义和团或冀南、冀中义和团，而是由义和团首领在北上终点地区快速吸纳的全新的徒众。

因为压根就不存在一支千里奔袭的有组织的队伍，因为所有的阵前鏖战都是临时啸聚者的即席表演，所以当义和团波及到北京、天津时，便有了最庞大的队伍、最狂热的心态，以及最失控的冲击力量——这也是义和团极度膨胀、骤然消亡的内因之一。

有一个外国人，即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的《龙夫人：慈禧故事》一书中，不经意地点到：

有些西方人的印象是：一群群的山东“拳民”正在向首都蔓延。但事实与此相反，那些“师傅”们并没有带“拳民”跟着他们，而是在接近城市的时候一路招募、训练新的信徒。这种情形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正是那些师傅（而不是信徒），才是这场运动背后的政策的关键，也是义和团“拳民”和铁帽子们之间的联系纽带。

局外人的、非学院派的判断，近乎事实。

义和团的首领（师傅），是一批串连者、点火者、宣传者、布道者。为了“速成”团队，他们将传统拳术的演练由“童子功”、“终身功”，减少到“浑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最后再压缩为一星期，甚至一天完成，这便是“神拳”。中国无所不在的愚民最爱投机取巧，一天就能练到刀枪不入，谁不一试为快？

后期义和团，不再求“强”，而在求“大”。义和团一路发展，一路放火，火的蔓延与义和团的蔓延同一路数。

本文指出义和团的这一爆发特点，意在推出这样的结论：后期义和团已经脱离了原初的教民冲突、民族义愤，而将“灭洋”变成了集体暗示，将“神拳”变成了集体假想，因而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一场“群众运动”已经蜕变为义和团首领的“运动群众”、“愚弄群众”，并借“群众”的团伙之力哄抬起个人的权力满足。

一路向北蔓延，“扶清”的口号是为欺骗清政府的。偶遇政府阻碍，他们扔掉“扶清”的大旗，会立即投入“反清”之战。而“灭洋”，与反帝卫国不沾边，只留下焚烧教堂。

义和团的“放火政策”从占领保定时，即已确立。火烧保定城内所有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火烧定兴县仓巨村天主教堂，火烧新城县天主教堂，火烧涞水县高洛村教堂。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四日（5月12日）是个血腥的日子，集结于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在焚烧教堂后，又集体屠杀教民三十多家。在任何一个法制确立的国家，这都是不人道的犯法与犯罪。闻警，知县祝芾率兵弹压，义和团人多势众，祝芾败走。上报直隶总督裕禄，裕禄本是一个极力袒护义和团的地方大吏，面对形同叛逆的烧杀，他也只好派兵镇压。记名总兵马福同率马队、步营赶到涞水，四月十八（5月16日）、十九日（5月17日）两战两胜，义和团首领梁修被擒。马福同太天真了，他不想多杀人，于是发布告示，劝其解散。在清军大部队撤走的形势下，义和团集合各路援军，以少胜多，突袭少量清军马队，马福同战死。·輦·輰·訛 涞水之战，是义和团自污“扶清”大旗。

涞水之战的胜利，仍然不能表明义和团的强大。但他们毕竟胜了，毕竟兵临北京、天津城下了。其间的奥妙，在于有人要“放”义和团北上、要“请”义和团入京。如若无人“放”、无人“请”，义和团大抵只能是一群乡下“红卫兵”而已。

“放”与“请”的话头，暂且放下，留待下节专论。因为本文对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实绩考辨不足，而这又是被所有肯定义和团的学者忽略不载的，所以我们还要接上线索，或例举事实，或径引旧闻，以彰扬义和团的真相真功。

为了叙述的简约性，亦为了方便读者记忆，我们在下一段文字中将不再考辨口号，而只捡取典型事例；不再泛说拳团，而只突显义和团领袖人物。执此二端，或可较为近似地获取义和团的真切影像。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义和团占据涿州。用了两天的时间，至五月二日（5月29日），他们发动群众，将涿州至长辛店百里之间的铁路、桥梁、车站、电线杆彻底拆毁。同时，北京至廊坊铁路、车站亦予破坏——后来，毁路拆桥竟然发展成一种“反帝斗争”的参照模式。 斗争者总是快意于这种大破坏，乐此不疲，视若优良传统。

——五月五日（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教士孙牧师，即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V·Nerman）二人。

——自五月十六日（6月12日）进京之后第一次火烧教堂、即东华门外教堂起，义和团将火烧教堂及教民住宅视为常事。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他们火焚右安门内教民区，凡教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砍杀。此次屠杀的指挥者，为一僧人打扮的义和团首领。·輦·輳·訛 当日晚又焚毁崇文门内路东奉真教堂、东堂子胡同医院、椿村胡同、勾栏胡同二教堂等。·輦·輴·訛 次日，焚宣武门内南堂，又焚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并医院两处，民房三百间，死教民无数。复焚西城根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房数百间。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前门）外大栅栏之老德记洋药店。开始，拳民以药水瓶为洋酒，饮而知误，遂以煤油引火烧店。火起，各店家求救，义和团首领曰：“有人泼秽水，破吾法力，可恨可恨，吾无能为力矣。”首领逃逸，大火蔓延，“火延之地由大栅栏、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煤市桥、观音寺、西河沿，延及前门外城楼东西荷包巷、前门桥西及大街西一带四千余家同归于烬”。次日，义和团复“焚西单牌楼讲书堂，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火，又延烧四千余家。自明初都有燕迄今，数百年之精华尽矣”。

——自义和团进京，“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支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十数万人”或夸大了，但任意杀人，当为事实。

——义和团协助董福祥甘军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久不下。“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执而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矣。”·輦·輷·訛 另有资料披露义和团还曾抓乡民百多人，充“教民”杀戮。其实，他们杀的“教民”，十有八九为“平民”。

——“京中教民，今日（五月二十七日）所杀者有百人之多，在庆邸外行刑。审问者为庄王、贻谷、芬车、桂春，甚为残忍，多有无辜枉杀者……六月初四日，……今晨庄邸门外杀死教民九百余人……即数岁之小孩亦不免……闻老佛斥责庄王不能约束拳民，任令横行。”·輧·輮·訛

——八国联军攻天津，直隶总督极言义和拳可用。及上阵，义和团首领并不上前，而是“驱童稚为前敌，直犯敌军，排枪起，恒毙数百人”。·輧·輯·訛 驱赶少年送死，为一大发明。

——怀来县西北隅，有一古刹白衣庵，主持僧颇有戒行，一日，与人言及拳乱，“僧颦蹙曰：‘阿弥陀佛，此辈号称义民，而比来行径乃复如此，直与盗匪无异……’次日早晨，即闻拳匪数千人置绕该寺，将某僧捆曳而出，无可加罪，则曰：‘此白莲教徒党也。’竟积薪焚死之，厥状甚惨。人人咸知其冤，而莫敢一言”。·輧·輰·訛

——义和团拆毁黄村铁路时，直隶提督聂士成曾率武卫军驱赶，伤义和团数十人；后义和团攻聂军，聂士成多击杀之，于是义和团视聂部武卫军若寇仇。义和团两万人入天津，与聂士成相遇于路，持刀便砍，聂逃入总督署始免。义和团与聂部并肩抗击联军，见武卫军人少时，义和团总要“缚而戮之”。聂军攻租界十余战，义和团不予支持。某日，乘聂出阵，义和团拥至其家，“执其母妻女以去”。“灭洋”第一线，义和团亦善于磨擦、内讧。·輧·輱·訛 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聂士成抗击联军战死八里台，此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向各国下宣战诏。次日，义和团即开始在京中大肆抢劫。抢百姓，自是随时随地，而朝中大吏府第亦难幸免。“孙尚书家鼐宅，被抢更烈，其公子所存仅一短衫，下体尽裸，而匪犹未满，以枪拟尚书，令交出黄白物（金银）。”“贝子溥伦，大学士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张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北京“打砸抢”开始时，天津义和团亦不落后，“劫掠无虚日，富户一空”。

——“仓场侍郎刘恩溥往天津，招集拳匪至十余万人，传太后旨，赀给之，来者日益多，颇不得赏，则公为寇盗，虏略杀人，胁取财物，不能应，辄夷其宗，喜纵火延烧，常数百家。自天津以南，民大徙，乃候于道庶杀之，曰‘防奸细’，坐死者又十数万人”。·輧·輳·訛 这杀人十万的“纪录”，已与北京相同。

——屠杀百姓外，义和团还有诛杀朝廷命官的纪录，如翰林院编修刘万毅，都统庆恒，游击王燮，皆被义和团指为“教民”，当即杀掉。庆恒是端王载漪的亲信，载漪统领义和拳，尚不敢迎救。庆恒一家十三口，同时被杀。尚书陈学棻、提督姚某，一被义和团杀于内阁大堂，一被杀于大街通衢。罪名是“二鬼子”。另有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侍郎胡燏芬、通永道沈能虎、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兵部主事杨芾等，皆因没有通过义和团“神判”而被捕入狱，所幸历险逃出。

上引各条，用“行动”与“事实”向读者揭示义和团的“性质”。与他们“口号”所宣传的“扶清”、“灭洋”相比，这些“行动”与“事实”应是更有说服力的判断依据。

下面，是义和团领袖们的剪影。认识或评判一个组织，最简捷的途径，是看它的领袖。我们相信，谁若偶然读到下段文字，定然可以改变对义和团的先入之见、进而确立一些较新的认识。

前期的朱红灯，属开拓者型，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却给义和团运动的歌德一派留下合理想象、虚于颂扬的空间。

后期活动于北京的义和团“大师兄”们，进宫入府，与端王载漪和军机大臣刚毅都能平起平坐。可惜因为端、刚之辈相继失势，这一大拨义和团风云人物亦未能留下大名。此为历史的一大缺憾。传说陕西土匪头子李来中，为驻京武卫军（原甘军）首领董福祥把兄弟，率众混入北京义和团，开始拳兵勾结，策划了不少烧杀抢掠。又有大盗王一觉，乱前乱中，都与端王、刚毅密商大局。复因此辈行动诡秘，当事人星散，李、王二人的一时功业也都处于失传状态。所好的是，由直隶总督裕禄奏保的天津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等，事迹昭彰，见于记录，传乎市街，可为轰动的义和团事业留一见证。今将二人事迹摘引如下，百年之后，凡我民众，皆可借此判定其黑白正邪。

关于张德成，罗惇曧这样介绍：

张德成，白沟河人，业操舟，往来玉河、西河间。时义和拳已传至静海县之浊流镇，有童数辈，方习拳，德成睨之而笑。众诘之，德成曰：“此为神拳也。”众叩其术，德成乃取一秫秸以黄纸掷地上，令众拾之，壮夫数人不能举。群大惊，罗拜曰：“真神师也！”拥之入巨宅，设坛焉。远近拳匪争来附，遥受节制。德成居浊流，声势甚雄。曹福田为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门榜曰：“署理静海一带义和神团”，曹盖以本任属德成也。德成语其众曰：顷睡时，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见洋人正剖妇女，以秽物涂楼上，为压神团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敌，盗得洋炮机管，炮不得燃矣。更率众周行镇外三匝，以杖画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

五月，直隶四道员结伴去津，舟过浊流，遇匪将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牵赴神坛。德成审为大吏，释之延坐，自炫其术，使达诸总督，请饷三十万，自任灭洋，皆受命，上书裕禄。裕禄乃驰檄召德成，不至；屡檄人，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总督威严凌我耶！”裕禄谢过，命使以八人舆礼迎之。德成至，以敌体礼见，启中门迎之入。次日，宴于节署，德成忽若睡，呼之不应，俄欠身起，袖出铁炮机管数事，云元神出，新从敌中窃来者，敌炮皆废矣。裕禄深敬之。德成恒出入节署，以耀其曹。裕禄表荐诸朝，称其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复屡报战功，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

无何城陷，张匪挟巨资行。至王家口，索盐商王姓具供张。王以二人舆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军以八人舆迎我，犹不时至，汝乃如是亵神耶！”不得已，假关帝庙绿舆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犹谓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余匪尽逃。德成叩头乞饶，众曰：“试其能避刀剑否！”共斫之，成血糜焉。余匪至白沟河后，推德成之弟张三，称三师父，挟至浊流镇，仍立“天下第一坛”，谓张三神力过德成十倍。联军已踞天津，将剿余匪于诸村，村人共逐张三，余军乃四散焉。·輧·輵·訛

按：张德成对于义和团的贡献，一是赋之“神拳”、“神团”之号，二是亲历了“招安”风光。他的生灭，较为完整地表现了草寇的投靠与王朝的收买。至少在天津，义和团已被清政府收编了。因而，此后的义和团称“匪”不确，称“革命群众团体”尤不宜，他们是保留了无政府惯性的政府团练。

关于曹福田，罗惇曧这样介绍：

曹福田，天津静海县人也，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乘乱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楼，询界何处，土人言东南方，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楼毁矣。”东方烟起，万众悚然，盖适河东居民被焚也。既入城，而民跪迎，福田坐马上指挥令起立，早无须跪也。闻拳坛令阖郡持白斋，谕无须，言我亦饮酒食肉也。闻洋货店多被毁，亦云无须，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悬神像，关帝、赵子龙、二郎神、周仓也。令供本主曰圣上杨老师。福田整队赴前敌，以洋铁造鼓吹、大螺，红旗大书“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团”。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秸，语路人往观战。至马家口，谓前有地雷不可进，绕道归。又令商民备蒲包麻绳各数千，麻绳备缚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与洋人战，日列队行周衢，遇武卫军则缚而戮之，以报聂士成落垡一役之仇也。直督裕禄奏保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实虚报战功也。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脉哉？”绅商哀之急，则怒命杀之，群哀请乃免。和议既阻，乃请另择战地，福田不可，曰：“若别择地，当先以租界归我。”张德成至，众复哀请德成许之，福田不可。众以商民生命为请，福田曰：“死者在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及马玉昆兵败，津城陷，福田易装遁。冬间私至静海境，众呼捕之，惊走。次年正月，潜归里，里人缚送之官，磔之于静海县。

按：曹福田还有一丝清醒，即不焚洋货，不罪商民。这比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生运动动辄“抵制日货”的“愤青”行为还算有些常识。一个群体愚昧的民族，蛤蟆耗子能成精，是一种普遍的、周而复始的奇观。上当总是必然的。在接受世界文明之前，中华民族决无政治免疫力，这也注定了每有野火，曹福田式的人物都可以轻易变成群众领袖。

铺排到这里，相信读者对义和团的历史面目会有一个大体的印象了。还有一处“点睛”之功，不能不述，此即义和团于北京围攻各国驻华大使馆事。这是一件超国家级的大行动，是义和团由烧教堂、戮教民、杀教士而逐步升级的大功德。忽略了这一峰巅性事件，对义和团便难于作出盖棺之论。

前文已述，义和团入京，不是“闯”入、“打”入的。

有人“放行”，有人“延请”，一放一请，义和团即以“和平进军”的姿态进入九重皇都。有人请，即避免了牺牲；请者又是王爷与太后，这则让义和团从上到下都感受到皇恩浩荡。大烧、大杀、大抢的同时，这支“扶清”的民兵队伍也貌似恭顺地在王爷们协调下显示了几次“神拳”神力。

一是配合驻京武卫军攻打西什库教堂（北堂），前后历六十天整（6月16日—8月14日）。教堂内仅有正规守兵四十人，加上临时武装的教民若干，而围攻者却有数千之众。教堂巍然不动，义和团与武卫军则伤亡无数（仅围攻第一天的第一次冲锋，义和团即有四十八人毙命）。

二是配合武卫军围攻位于东交民巷的各国驻华使馆。围攻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开始，到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结束，共五十六天。史料显示，义和团仅仅参加了围攻初期五六天的战斗。由于武器低劣，义和团团民的冲锋总是被使馆守军的排枪遏制，牺牲巨大。受挫后，义和团以火攻为主，即靠近使馆往里投掷火炬、火球。处在使馆区边缘的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使馆，遭火攻而焚毁。另外各使馆亦不同程度受损。围攻结束，各使馆死亡数为五十八人，负伤为一百三十人，伤亡总数为一百八十八人。·輧·輷·訛 而进攻一方，损失极大。武卫军“死者无虑四千人”， 义和团死伤无确数，但不会太少。因为围攻之初，义和团还迷信“神功”、“神拳”真的能让他们刀枪不入，妄目冲锋，牺牲自然惨重。

但这牺牲与“灭洋”、与“爱国”都搭不上边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则是：在八国联军这支“洋军”的进犯过程中，义和团并未参加北京保卫战——在参加了最初一星期的使馆围攻战后，义和团在北京的任务主要是骚扰地方安宁；也未参加天津保卫战——除零星扰敌外，他们倒是认真扯了聂士成部武卫军的后腿。“洋军”压境后，义和团出于自保，化整为零，在京、津之郊偶有袭敌之举。这与清朝正规军勇敢而无效的抵抗，构不成“并肩作战”或“联合作战”的格局。当代史家混化军功，总想给义和团“灭洋”捞分，看来证据不足。

“灭洋”，谈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务，义和团总算完成了。

仅以焚堂灭教后又助攻各国大使馆一事论定，义和团便超额完成了招惹洋人大举入侵中国的任务。有心人如果列一张时间表，看看洋人们究竟是在哪一天才决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与“引发侵略”的必然联系。

今天，我们固不能小看围攻一个正常邦交国大使馆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这也不是当代愤青所理解的“爱国行动”。因为，即便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国也是依据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或国际关系准则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关系确立的背景下，烧教堂，杀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毁使馆，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单方面的“战争行为”。清政府假义和团之手开了一个践踏国际公法的先例，八国联军的战争罪行，是在这一铺垫基础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于直隶近京各州县十万（一说二十万）义和团汇聚京师，北京城的外廓内城，大街小巷，一时间涌动起红色的人流——红头巾、红护腕、红腰带、红缨枪、红刀穗、红旌旗、红披风，再加上因为干热、因为兴奋、因为意外地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焕发的满面红光，真的让红色泛滥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烧的红色，是火。从外省烧到京城，义和团们从火焚一个旧世界中获得了破坏的快感。

流淌的红色，是血。教民的血、教士的血、外国公使的血，再渗进义和团的血，血流成河，中国人从这条血河上还能找到归海的路吗？

连义和团们也没想到，在他们被人“放”入、“请”入北京城渲染“红海洋”时，竟然有人因为否定他们的革命行动而遭杀戮——五位清朝大臣，人头落地，鲜血喷射，给已经“赤化”的北京，再抹上一层血色。

七月四日（7月29日）辰时，两辆囚车从刑部大狱驶出，马蹄声声，弹射出催命的哀音。菜市口刑场，静等着见证死亡。

又要杀人啦！街道两旁，是好奇而又惊恐的看客。间或，有三五成群的义和团团民指天划地，口沫横飞。

轧不平的人生路。不论乘犊车、兵车、辂车还是囚车，都有终点。车中人异常清醒。因为自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上三次奏折否定义和团为“义民”、宣扬国际公法时起，他们便抱定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心。

两辆囚车里囚着的两位朝廷大吏，一位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相当后来之外交部长）兼吏部侍郎许景澄，一位是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又兼任太常寺卿的袁昶。显然，这是大清国的两名高级外交官。

虽然清政府已在这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对各国“宣战”，但战争有期，和平无限，外交斡旋总是须臾也不可少的呀。自毁外交人才，看来是要断绝外交之路，这政府疯了！

上层的大屠杀并没有结束。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曾任各国总理衙门大臣的现任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三品京堂在各国总理衙门行走、又补内阁学士的联元，同时被捕。未经任何审讯，被捕当日即与六月二十日（7月16日）被捕入狱的户部尚书立山，同时处死。

上述被害五人，史称“五大臣”，或“五忠”。许、袁、徐三人，都是浙江人，故又被史家称为“浙之三忠”。杭州西湖岸边，旧有“三忠祠”，就是祭奠庚子被难的三位浙籍忠臣的。·輨·輯·訛 因袁昶任徽宁池太广道时有德政，皖人还祠之于芜湖。

杀害五大臣的细节，毋庸追述。但“五大臣”被害的时代氛围，有必要说上三言五语。

第一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外国人多有同情或帮助康有为、梁启超辈之“变法派”、“改良派”逃出清廷制裁的举动，引发了慈禧太后的仇洋狂躁。加之，慈禧太后策动、载漪等人推进的名为同治帝立嗣、实赶光绪帝下台的“废立”活动，又没有得到各国驻华公使的国际认可，这更让清廷权力核心层“仇恨外人日深”，而且“日夜谋报复”。

形势的危险在于：到非理性演变为朝廷大气候的时候，任何清醒的外交意识都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而遭绞杀。

第二是当义和团以“扶清”为号召，以“灭洋”为煽惑将队伍做大的时候，“排外”情绪已经扩散为全民族的狂热。

百姓的非理性与朝廷的非理性上下呼应了，“无政府主义”骗过了“政府”，“政府”与“无政府主义”联手，终于将假戏演成了真戏。在大势所趋的机会主义思潮既俘获了“野人”、又俘获了“君子”的特定时段，你不能戳破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假相。这正如“红卫兵”起来了，“破四旧”开始了，“打砸抢”成风了，你不能说一个“不”字。此之谓众怒难犯。这一形势的危险在于：举世尚墨，不可言白。

许景澄与袁昶太不识时务。他们偏偏在不准讲真话的时候讲了真话。讲真话者“自伤”，是因为这“真话”戳破了“假相”，让“假相”光影中的裸舞者原形毕露。为了维持赖以欺世的“假相”，裸舞者齐伙高喊：杀掉光明！灭掉太阳！

光明灭不掉。太阳亦灭不掉。中国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灵黑暗。

当拳乱初起时，铁帽子王爷蛊惑着慈禧太后借拳民惩洋人。举朝无一人敢于抗议，而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联名奏章已上。章初上，许景澄对袁昶说：“章上必死，兄意如何？”袁昶闻言，并未直言相答，仅朗诵了李群玉的一联诗句：“万木自凋山不动，百川皆旱海长深。”许景澄与袁昶紧紧握手，久久不语。在其第三疏（六月二十七日上）中，许、袁这样表白：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查拳匪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召号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之易与者，一震威权，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如何，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至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

……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前而斥为逆说……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

……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焚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輨·輲·訛

前二疏与第三疏主题相同，惟侧重于揭露义和团“为邪教，为乱民”的种种行状，并提出了“中国自剿，乃可免洋人助剿”的戡乱措施。

事过百年，流览疏文，若有良知，都会承认庚子拳乱、联军入侵、辛丑条约这一系列灾难，早被这三位外交官不幸言中。

说真话者很自信。死亡，并没有吓住他们。

《拳变余闻》有一段珍贵记载，这样描述：

七月初四日上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许景澄、袁昶，均著即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观，拍掌大笑。端、刚、赵、董等，相贺于朝。景澄在狱中，以铁路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列付所司。至刑场，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见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虽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职。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汝作官久，尚未闻耶？”承煜赧然。袁昶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请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尚容尔哓辩耶？尔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死当有公论。洋兵行破京师，尔父子断无生理，吾等待于地下可也。”临刑，皆神色不变。·輨·輴·訛

上引史料，不但留下了许、袁二人坦然就义的画面，而且提示了促成许、袁牺牲的朝廷内幕——这是一次假借帝王名义所策划的法外用刑。为首者，当然是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知情而参与者则有大学士徐桐、甘军首领提督董福祥、刑部尚书赵舒翘；具体操作者为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启秀、刑部侍郎徐承煜等。尤其是后二人，一人拟圣旨，一人监斩，必置许景澄、袁昶于死地而后快。

也算是天道循环，一还一报，总之，被袁昶说准了。启秀与徐承煜二人，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双双被日本人捉拿，关押于顺天府署的日军屯驻地。辛丑（1901）正月，由大清皇帝诏命正法。

奕劻等传诏旨至，日军官置酒饯之，酒次，传中国正法之旨。承煜色变，极呼冤，詈洋人不已。启秀曰：“即此已邀圣恩矣。吾深悔从前之谬误，今已矣，www奇Qisuu書com网愿贵国助吾中华光复旧物也。”次日，刑部派员提之，日军官曰：“徐侍郎顽钝如故，启尚书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者皆贵国大官，已代备舆送之矣。”至刑部，衣冠至菜市口，启秀下舆小立，气度犹从容，监斩官出席礼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视者咸拍照毕，并就戮哉。·輨·輵·訛

启秀知悔，让人心生一丝怜悯。而徐承煜作为刑部的“二把手”，先后“监斩”了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五大臣，当时意殊自得。仅仅过了半年，在同一个刑场，他血染黄尘，至死不悟，也是一种类型。史家称端王载漪、刚毅、徐桐（徐承煜之父）等为“顽固派”。徐承煜的“死相”，颇能体现几分“顽固”的特色。

“顽固”者的思想焦点，即“仇洋排外”。

前文已经交代，慈禧仇洋，是因为洋人支持了戊戌变法并掩护了变法首领。端王载漪仇洋，是因为洋人的驻华公使没有给他儿子——大阿哥溥儁以外交承认。刚毅、徐桐、载勋、载澜、崇绮、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仇洋，则是立足于“后党”立场、坚持否定戊戌变法的思想延伸。就大趋势而言，这伙人的“仇洋”，与“爱国”、“反帝”、“反侵略”的意旨丝毫无关，若定性，也只能是“戊戌变法”的反动。由此互证义和团的“灭洋”因为是被这些人的“仇洋”所引爆，而不可避免地有了狭隘、保守、泄愤的色彩。

“仇洋”者发现了“灭洋”者，这就像淘金者发现了金矿、落水者发现了救生筏、复仇者发现了职业杀手、点火者发现了燧石与干柴……

一拍即合，交易成了。

从毓贤在山东省的由“剿”转“抚”，到裕禄在直隶省由“抚”转“荐”，义和团在直隶大地迅速壮大，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中旬占领涞水后，即于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攻占涿州。

涿州距北京仅仅五十公里，徒步而进，即一日行程。义和团很乖巧，他们在涿州城四门城楼上各插了一面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四字。

“灭洋”者求上门来了，认不认？收不收？

慈禧太后还算慎重。五月九日（6月5日），她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偕顺天知府何乃莹驰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也。舒翘见其皆市井无赖、奇 -書∧ 網乞丐穷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向之，不以实对”。 赵舒翘不说实话，还有另一重原因。即赵与何二人离京后，五月十日（6月6日）军机大臣刚毅“虑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刚毅赶到时，赵舒翘正碰到一个难题，即义和团首领不愿就地解散，若让解散，除非答应一个条件：先撤了直隶提督、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的职。赵舒翘还算清醒，他正告义和团首领：“军门（聂士成）办事认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况宿将无多，正资倚畀，岂可遽言斥退？”·輨·輷·訛 何乃莹亦以赵说为是。总之，二人都未答应义和团的要求。刚毅至，“力言拳民可恃，聂不可用，反复讨论，坚持己见”。最后则向义和团首领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先退聂军，再作计议。

聂士成部阻止义和团破坏铁路，是受了直隶总督裕禄及朝廷之命，故有在黄村、落垡两地与义和团的冲突。义和团的乌合之众，哪儿是聂士成的对手。两者相遇，义和团一触即溃，死伤不少。刚毅允以聂军撤退，等于给义和团让开一条大道。因而，慈禧太后“解散”义和团的圣谕，被刚毅偷换了主题。回京怎么复命呢？刚毅有办法，他“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輩·輮·訛 赵舒翘靠刚毅援引才当上刑部尚书，又推测刚毅的看法出自内廷，辩也无益，故力翻前议，惟命是从，附和刚毅“拳民可恃”之说。何乃莹则在涿州时便已向刚毅靠拢了。汇报一边倒，皆言“义民无他心，可恃”。慈禧太后吃了一颗定心丸，她决计借用这些“义民”，与“洋人”较量一番。

其实，慈禧太后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在听取刚毅、赵舒翘禀报前即已形成。就在刚毅出京赴涿州考察的那一天，慈禧太后向内阁发下谕旨，宣称：

西人传教，历有年所，该教士无非劝人为善，而教民等亦从无恃教滋事，故尔民教均克相安，各行其道。近来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迹其间，教士亦难遍查其优劣。而该匪徒借入教为名，欺压平民，武断乡里，谅亦非教士所愿。至义和拳会，在嘉庆年间，亦曾例禁。近因其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并未滋事生端，是以屡降谕旨，饬令各地方官，妥加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如有借端滋事，即应严拿惩办。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

这道谕旨，是一个政治表态。“教民”、“拳民”既然都是“国家赤子”，被朝廷“一视同仁”，那么“教民”能在北京信教，“拳民”亦可在北京练拳也。

义和团进京，有了中央政策的许可。

我倾向于将五月十二日（6月8日）火烧北京赛马场，看作大批义和团进京的信号。

据《庚辛纪事》载：“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召，入都，宣称已命义和团充先锋，剿灭洋人，我军为之后应。”董入京，正好在火烧赛马场第二天。同书又载：“自刚（毅）回京未数日，即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輩·輰·訛 董福祥的“宣称”与载澜的“令箭”，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开门揖盗”是一句老话，这一回，九重天阙“开门”而揖“义民”，结局如何，谁也猜它不出。但载漪、刚毅等人还是十分乐观的。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八九”。这些义和团发烧友，因为义和团的进京而焕发了“灭洋”活力。或上表，或进言，火上浇油，耸人听闻，掀起了一股极端愚昧又极端虚妄的排外浊流。

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在光绪二十五年的“立嗣”活动中捡了个便宜，当上了后补皇帝“大阿哥”溥儁的师傅，“照料弘德殿”。老年风光，让他对慈禧太后忠心不二。太后既然相信了拳民，徐桐岂有不相信之理！闻拳民入京，“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见了义和团的大师兄，徐桐待如上宾，并提笔书写一联，拱手相赠。联曰：“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这联语，是那个时代对义和团最高的评价。可惜，这么“忠孝节廉”的义和团，最终还是闯入他家洗劫一空。

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策，乞载漪代奏，“其大旨言，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梓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

“御史陈嘉言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

“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

“编修萧菪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

“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言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

“郎中左绍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恤。”

“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普济会歼逆夷。”

“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

“御史彭述谓义和团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

“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光绪帝为西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西后弃前憾而用之。”

历史公正而缜密，记下了庙堂精英的谋国高论。我们无须嘲笑他们。时代使然，民族偏见使然。

“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衙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这形势，恐怕义和团首领们也未料到。一觉醒来，北京城，人人变成了义和团。这正如二十世纪中期提倡造反的年代，人人都是“造反派”一样。

群众发动起来了，让我们干正事吧！

这西太后与端郡王们的“正事”就是“灭洋”。

义和团在外省的焚教堂、杀教士，只能算“剪除枝叶”；到京城里，朝廷与义和团联手，那才是“掘断老根”的大工程。“灭洋”的“灭”字，很彻底。为达此目标，斗争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对照当时的事态发展，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将顽固派的“灭洋”部署划为两个阶段：一是激化矛盾，二是挑起战争。

扫描第一阶段：

——五月十五日（6月11日），董福祥部武卫军（甘军）在永定门外马家埠杀日本大使馆书记杉山彬。

——五月十七日（6月13日）至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于右安门内、宣武门内、正阳门外连日焚教堂、杀教民，致使各教堂传教士、教民纷纷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此后焚劫势头不减，北京城山雨欲来……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端郡王载漪许以晋升并赏银（70两），命虎神营章京（队长）恩海于哈德门大街拦路击杀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

——五月二十四日晚，义和团与武卫军甘军部攻击位于使馆区边缘的奥地利大使馆，这标志着围攻各国使馆区的开始。当晚武卫军枪杀了正向使馆区逃奔的京师大学堂外籍教授秀耀春（Huberty James）。次日下午，甘军占领奥地利使馆，并大肆纵火。·輩·輳·訛

强调一句：围攻使馆，戕杀公使，这已经是“战争行为”。宣战与否，那只是政府的外交姿态。

扫描第二阶段：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至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慈禧太后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约百余人于仪銮殿议守战，连议四日，决定对各国宣战。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慈禧命许景澄等将十一份最后通牒分送各国大使馆，限各国大使馆24小时内将全部人员撤出北京，清廷派兵护行。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发《宣战诏》，公开对十一个建交国宣战。而在前一天，已下令董福祥部武卫（甘）军及荣禄部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义和团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

——六月初一（6月27日），天津义和团与清军攻击英国使署。

——六月初四（6月30日），义和团与清军围攻天津各国租界。

走到这一步，义和团的群众“灭洋”，终于演变为大清国的国家“灭洋”；可以个案处理的民教矛盾，终于升级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冲突。一国对八国的战略弱势，一开始便注定了取胜概率微乎其微。但顽固派还在用一厢情愿的昏热，梦幻着义和团的神功显现，以便靠了“洪钧老祖”、“骊山老母”的下凡，让洋人枪炮不燃，让拳民刀枪不入，不费吹灰之力，将各国洋人扫荡净尽。

上文的叙述，仅为事变的大势，有一个必经的过程需要在下面补充交代。简言之，即统一思想的过程。

拳民虽众，与国家全民相比，还是少数；仇洋者众，与不仇洋者比，也是少数。如何将少数人的情绪扩展为全民族的意志，顽固派们是动了些权谋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庙堂，控制舆论，钳制正言，栽赃陷害，抢班夺权，经过一番综合治理之后，最终推出的是弥漫朝野的血色恐怖。钢刀高悬，血流遍地，问你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呢？

制造血色恐怖的，是以端郡王载漪为首领的“铁帽子王爷”集团，“王爷”们之外，是刚毅、徐桐、赵舒翘、启秀、董福祥、毓贤等人为中坚的朝廷文武大僚。他们的恐怖工具，一是义和团，一是武卫军，一是刑部大狱。

义和团进京，并非史家们宣传的“大进军”的胜利，而是“工具化”的起始。

进京后的义和团，首先有了“中央”的直接领导。“诏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而以英年、载澜为之副”。这等于给造反派队伍派去了司令员与副司令员。其次有了“铁饭碗”——“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发米”。第三有了赏银，“予帑银十万两”。 第四，首领们有了功名，“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輩·輶·訛

名利双收，义和团成为铁帽子王爷们的利器，利器在手，操刀必割，想收拾谁，只要吆喝一声。这儿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得到慈禧太后与载漪的允许，义和团首领可以自由“出入禁中，日夜无期度。扬言将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谓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 试想，连光绪皇帝都成了他们威胁的对象，惶论他人。“一龙二虎”之号发明者还是载漪，据《崇陵传信录》披露，“载漪讼言上奉天主教，宫阉多入教者，率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卒无佐证，追坐荫桓罪赐死”。张荫桓参与戊戌变法，因此流放新疆。从杀张，可知载漪们的狠毒。

还有一次，载漪竟领着义和团头领闯入慈禧太后正在养息的颐和园，要检查太监中是否有教民，方法很可笑，即验看太监头顶有无“十”字，而这“十”字，又是别人看不见，只有义和团首领才可发现的。结果，义和团首领用此法指认两名太监是基督徒，要带出杀掉。慈禧太后大怒，高声说：没有我的许可，谁也无权把拳民带入宫中。而载漪则说，这首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后来，慈禧拗不过载漪，两太监被杀。

这个例子说明，义和团已在载漪掌握之中，成为他要挟太后与皇帝的工具。

武卫军五军虽属荣禄节制，但武卫后军的董福祥甘军一部，因为是载漪举荐进京屯扎的，所以也成了载漪的工具。董军完成了杀害日、德二国使节的任务后，载漪又向慈禧太后建议“用兵攻使馆”，这才有四天的御前会议，决定宣战。会上，载漪扬言“请围攻使馆，杀使臣”。 而主攻任务，当然交给了董福祥。这时候，载漪已经羽翼丰满，不但他“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兵权并在掌握”，他的哥哥载濂、弟弟载澜也都“深被宠任，附和拳匪”。 一门三王公，手握生杀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一思想，越发变得简单起来：不听话，杀无赦！

本节开始所述许景澄、袁昶等五人的被杀，即肇祸于四天的御前议政会议。载漪的专横，也达到极点。

如五月二十日议论第一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奏：“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这乱民，即指义和团。话仅说了一句，端郡王载漪便抢过话头，伸出大拇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而当仓场侍郎长萃夸赞义和团为“义民”时，载漪与其弟载澜均言长萃所言极当，“人心不可失”。此时，光绪帝按捺不住，便问：“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善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倖全。”载漪不识趣，复言董福祥善战，剿回时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惧也。光绪帝又说：“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可比。”·輪·輲·訛 从这针锋相对的对话，一见光绪帝之清醒，二见载漪之嚣张，人臣之礼，无复存在。所以当他听到袁昶说“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拳民断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大背公法”时， 在他心里，早已腾起杀机。而到会议第三天，载漪亲自提出了“攻使馆、杀使臣”的方案，遭到内阁学士联元的反对。联元力言此计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人入城，鸡犬皆尽矣”。听了联元的反驳，载漪恼羞成怒，竟然诬蔑联元因刚从使馆回来，里通外国，其罪当诛。慈禧受了他的蛊惑，亦大怒，立命斩联元。群臣伏地求情，慈禧才收回成令。

一个多月以后，袁昶、联元等五大臣还是被载漪集团送上刑场，御前会议，已见杀机。

朝中的大臣，违者皆杀。黑名单列好了，有大学士王文韶、尚书廖寿恒、侍郎那桐等人。因为联军入京太快，当权者未及下杀手，得免。

而外省大吏，相对较为安全，因而也敢于上书进言，反对恃拳民、攻使馆。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丁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地方大吏联名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其言至痛切。山东巡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

鞭长莫及，慈禧与载漪们不高兴，也只有听之任之。

宣战诏书发出的那一刻，清政府便犯下了一个低级的、无可挽回的、自毁神器的错误。

袁昶的话，简单而明了：“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一个内政，一个外交，双双都错，谁能救他？

清政府的决策层群体，都疯了。

一个疯狂的政权，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仍以被人称为“袒拳中坚”及“祸首”的载漪为例，在其大权掌握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盖得意甚矣”。

中国近代史的庚子之变一章，没有认真剖析载漪的决策作用，当为一大失误。所谓“伪造历史”，不一定指生生造假。颠倒了轻重，隐瞒了关节，模糊了是非，回避了责任等，都是“伪造历史”的常用手段。读史上当，不可不防。一个人，因为私利，因为愚昧，又因为权倾一时，误了一个国家，载漪为一显例。大清朝的庚子灾难，人多归于慈禧，于今思之，载漪之罪尤大。

还有一个疯狂的大吏，德行不可遗漏，此人即毓贤。从山东巡抚调任山西巡抚时，他在北京做过短暂逗留。时间虽短，他却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宣传义和团的“义”及“扶清灭洋”。“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

毓贤赴山西巡抚任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初春。这年春天，正是义和团由直隶城乡奔聚京津的时候，朝廷谕各省督抚，拳民与教民应无分畛域，一视同仁。但毓贤承载漪、刚毅私意，置朝旨不遵，而以纵拳仇教为务。

他与载漪、刚毅相通密函，自言“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輪·輷·訛 他的“无愧”，即是除洋教，杀洋人。

刚到太原时，他便听到了李莲英对他的一句赞语：“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闻言，毓贤喜不自胜，“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环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

如果说山东的义和团是毓贤收编的，那么山西的义和团完全是毓贤缔造的。

山西义和团因为官办、官助、官褒的背景，平地起雷，烈焰遍地。“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全省”。

死难的“数千人”，都是中国人。

毓贤是用“挑动群众（拳民）斗群众（教民）”的手法，无中生有地掀起仇杀。因而，他就是山西拳教矛盾的制造者、激化者，是山西屠杀教民的元凶。

事情至此并未刹车。毓贤的最终目标是杀尽山西洋人。当年五月，北京拳乱趋于白炽，载漪、刚毅密函至晋，饬毓贤“力庇团民，痛除洋贼”。六月，毓贤命义和团焚烧太原大教堂，驱戮教士。毓贤登高观火，叹曰：“天意也！”营官欲施救，毓贤不许，斥曰：“汝何人？敢违天乎？且非有吾命，胡仆仆为？”

毓贤屠杀山西教士，还耍了一个阴谋。他先是将朝廷“保教”谕旨，行下各县，做个样子，换得教士的信任。后又发下通告，说因各县兵力单薄，防范疏漏，传谕各县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以利保护。教士闻讯，心怀感激，先后至者七十余人。教士被骗入彀，毓贤开始实施他的“灭洋”阴谋。《清史稿》本传所载较简单，略谓：“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至蔬果。一日，毓贤忽冠服拜母，泣不可止，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问之不语。剧出，坐堂皇，呼七十人者至，令自承悔教，教民不肯承，乃率出斩之。妇孺就死，呼号声不忍闻。”

七十多个外国传教士及其亲属的生命，就这样被轻轻一笔带过，毓贤的“为国尽忠”倒留下了一个哭天抹泪的巨影。

且看公私史家的补叙。

《凌霄一士随笔》载：

庚子六月十三日，毓贤大杀外人及教民，计中外男女老幼共七十余人。令下后，藩司李廷箫谒毓，劝勿孟浪。毓曰：“吾已熟计之矣，吾以一颗头颅换数十颗异样之头颅，亦大值得。”迨行刑毕，复谓李曰：“吾头当稳被洋人砍之。”将来大祸盖亦已虑及，其志固拼一死以报国矣。

《拳变余闻》载：

六月，焚毁教堂，毓贤登高楼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英教士逃出，号于众曰：“昔晋省大饥，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妇挟儿出，跪言：“吾施医，岁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语未绝，一兵以梃击之，仆，推置火中，复奋身出，仍推入，与其子同烬焉。毓贤以兵守城门，禁教士出入。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复驱入抚署，毓贤坐堂皇，命行刑，杀英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二十余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掠数十人去，皆不屈，死焉。

《十叶野闻》载：

先下令守城门，禁教士出入。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佩者皆捕之。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团守，绐言将送之都，众以为有生望也。无何，复命驱入抚署。毓自坐堂皇，历声数教士惑众之罪，命即日行刑，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者二十余人。枭首悬城门示众。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任意剖心弃尸，积如丘山，毓勿问也。毓自上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洋女，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及查得，已死。此等丧心病狂之词，公然见于奏折，可谓一时之戾气。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士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輫·輴·訛

《龙夫人：慈禧故事》引用一个目击者的描述，略谓：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法辛先生。他的妻子紧紧地抱着他不放，他轻轻地推开了妻子，走到士兵的面前，一声不响地跪下，刽子手的大刀一挥，他的头就被砍下了。很快，接下来的就是霍德勒先生、贝农先生、罗维特先生和威尔逊先生，他们都在刽子手的挥刀之下而身首异处。巡抚大人毓贤显得有些不耐烦，吩咐他的卫兵，让他们全都拿来长柄大刀，帮忙砍杀其余的人……男人杀完之后，女人被带来了。法辛夫人被她的孩子们紧紧抱住，士兵分开了他们，一刀将他们的母亲斩了首。刽子手砍下了所有孩子的头，技法娴熟，只需要一刀……罗维特夫人戴着眼镜，紧紧拉着她小孩的手，即使被杀的时候也是样……当新教徒被杀了之后，罗马天主教教徒被带了上来。主教……质问巡抚为何滥杀无辜。我没有听到巡抚大人给予他任何回答，只见他抽出自己的佩刀，照着主教的脸重重一击，鲜血顺着他花白的胡须倾注而下，他就这样被斩首了。

很惭愧用文抄公的伎俩摘引了一串资料，私心很怕遗漏了毓贤的“爱国”事迹。

毓贤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权力者一旦“丧心病狂”，其害至大，其孽至深。中国人无须一百年后站在“现代”的视角审视他的凶残，即便站在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五行、旁门左道……任何一种人的、理性的立足点上，都不能理喻毓贤式的“灭洋”。

记录下毓贤的事迹，是为了给中国留一份极端化的耻辱符号。

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因为被侵略的屈辱，中国人经常记错帐，讨错债：洋兵杀人，找洋教士赏命；洋政府签约，找洋教会挑衅；人有罪衍，向上帝兴师。那杀人的刽子手，就是中国的“兵”。在同样拿武器的人（不论洋人、非洋人）面前，他们是孬种；在手无寸铁的人面前，他们是屠夫。一百年后，我们已不必再分辨他们在太原城杀的是洋教士、洋女、洋娃或中国教民、中国修女了。他们杀的是平民百姓！仅此一点，足可证明这支军队决然担负不起任何崇高的使命。

面对1900年的太原屠杀，我们有权叹息：中国的官德丧尽了！中国的军魂死亡了！这样的官与兵，只有等着惩罚。

上帝睁着眼睛。

政治恶贯满盈。载漪们推着慈禧，拖着国家，向黑暗走去。“五大臣”的死，是黑暗的序幕。

本来，战争离中国很远，可是铁帽子王爷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硬要将国家拖入战争。义和团这时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其“点火”的任务，而退到边缘。[奇-Q-i-s-u-u-.-ｃ-o-m-书]直面八国联军的，是中国的百姓，中国的山河，中国的无价珍宝……

载漪们留下的教训只有一条：一个国家，为了转移国内斗争方向，而激化对外矛盾，或试图将内部破坏力，转化成对外抗拒力，那是极端危险的游戏。相关的清醒理念是：正视国家内部的所有难题，并一一解决之，对外，我们才无比强大。

三、天网恢恢“罪”与“罚”

四十年间，清朝皇帝两次被外国入侵者打出京城，这是一项国耻纪录。慈禧太后的幸运，是两次逃亡都赶上了，虽然一次的身份是“懿贵妃”，一次是“皇太后”，扯平说是“皇后”跑反，亦不为谬。两次出逃的不同之处颇多，最大的一点，即咸丰十年（1860）八月八日（9月22日）的逃离圆明园奔向热河（承德），慈禧个人无过错；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的逃出皇宫奔向西安，慈禧则是国家灾难的第一责任人。

与四十年前在大队御林军和三千太监簇拥下，彩旗招展，香车满道的出行形成显明对比的，是这次出逃简易而狼狈。不妨看一下当时见证人的记载。

《景善日记》载：

（七月）二十日下午五钟，通州陷，洋兵将至京……今日召见军机五次于宁寿宫。老佛将避往张家口……夜半，复召见军机，唯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们到哪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们母子二人不管。无论有什么事，你们三人必要跟随我走。”又谓王文韶曰：“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随后赶来罢。”又谓刚毅、赵舒翘曰：“你们二人会骑马，应该随我走，沿路照顾，一刻也不能离开。”王文韶答曰：“臣当尽力赶上。”皇帝忽若惊醒，谓王曰：“是的，你总快快尽力赶上罢。”两宫究于何时离宫，则予不甚清悉……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时即起，只睡一个时辰耳。匆匆装饰，穿一蓝布衣服，如乡间农妇，盖太后先预备者；梳一汉头，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谁料今天到这样地步。”用三辆平常骡车带进宫中，车夫亦无官帽……皇帝悲愤之极，至于战栗。太后曰：“上你的车，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皇帝穿蓝纱长袍，蓝布裤。老佛又传谕溥伦曰：“你挂皇帝车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辆，教溥儁挂沿。”谓李莲英曰：“我知道你不太会骑马，总要尽力赶上，跟我走。”当此危急之时，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乱，指挥一切。又谓车夫曰：“尽力赶，要有洋鬼子拦阻，你不要说话，我跟他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我们此时先到颐和园。”于是两宫遂启程，出宫北门（即神武门）而去。动身时，宫中妃嫔皆跪送，恭祝太后、皇上万寿。仅有军机大臣三人乘马随行，其余百官皆奉谕往颐和园会集。予邻居文年曾恭送一程，见圣驾至德胜门……满洲之骄子，今落此可怜之结局……老佛一生，此为第二次避敌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难，蒙尘于外。

景善（1820—1900），满洲正白旗人，由翰林院学士，累官内务府正大臣，于光绪二十年（1894）退职家居。因居高官，又与慈禧家有戚谊，故知朝中事最详。慈禧出逃前事，景善闻于文年，文年为朝臣，知事颇确。上述事件记下的当日晚上，景善为其子恩珠所杀，日记至此辍笔。最后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覆巢之下，已无完卵。

作为最后应召三军机之一的王文韶，也有对慈禧出逃的记载：

我于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见五次。至亥刻见面，仅刚、赵两人。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皆各自回家去，丢我母子二人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我：“汝年纪太大，尚要汝吃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赵、刚素能骑马，必须随驾同行。”我复奏云：“臣必赶来。”皇上亦云，汝务必要来云云。至夜半，犹说不即走。岂知天甫微明，两宫已仓猝出宫，狼狈凄惨情形，不堪言状。

王文韶于二十一日入城，因后门、东华门关闭，不能回宅，故借宿一夜，于二十二日寅时步行出西直门，行七十里，至贯市住夜。二十三日行四十五里，至居庸关住宿。二十四日至怀来县城，赶上了慈禧的大队人马。追叙王文韶的行程，目的在于重现历史真实。王文韶毕竟是慈禧出逃前参与议事的三大臣之一。另二人刚毅与赵舒翘，一病死于西狩途中的侯马镇，一被赐死于西安，因而没有留下关于慈禧西狩的任何记录。王文韶的记录，变得弥足珍贵。

嘲笑慈禧是没有意义的。但老太太怕人嘲笑，或风闻某些传闻于她皇太后的面子有损，也曾特于辟谣：

端王和澜公劝我马上就走。他们还建议我伪装成别人出去，这叫我很生气，就拒绝了他们。回銮以后，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离宫的时候，穿了宫中一个老妈子的衣服，坐了一辆破骡车，而那老妈子则穿了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轿子里。我奇怪是谁编了这些故事。

与上面所引资料相比，慈禧向德龄揭示的流言，固然有“编”的成份，但老太太分明在遮掩当日出逃的狼狈。既然承认了“逃”，忙忙如丧家之犬、匆匆似漏网之鱼，都是常态与常规，讳亦无用。

女人，自以为是的女人，权欲膨胀的女人，原来也都跳不出虚荣。国都误了，家都破了，不作丝毫检点，反而在一件老妈子的衣服上絮叨自辩，足见人无出息，国无出路。

当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出北京时，数月前、数日前还高喊“扶清”的义和团，在糟害大清之后，小胆的散了，逃了，大胆的正在城中、宫中大肆抢掠。我们仍然引用德龄的回忆：“她（指慈禧太后）所不能带走的大批东西，后来都统统被掠空了，先抢的是拳民，其次就是洋兵。” 德龄的回忆之所以可信，主要是因为她的资料大多来于庚子之变的目击证人。

在慈禧一行出逃的前一天，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早晨，八国联军已经从东直门（俄军）、朝阳门（日军）、东便门（美军）、广渠门（英军）多路突破，打入北京城。入侵者的首要使命是解救使馆区，所以各路军队入城后，即迅速向东交民巷集结。最先是英国军队于当天上午抵达使馆区，接着在下午四时半、五时半美国、俄国、法国的将领也带兵进入使馆区。就在联军大部队相继进入北京外城、内城的时候，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在紫禁城内召开最后的御前军机会议。

我们不妨提出一种假想：入侵者如果以灭亡中国为目的，完全可以不先向使馆区挺进——使馆区的馆毁人亡正好给他们毁灭中国增加口实；改而包围紫禁城，则慈禧、光绪皆为臣虏。因为，经过联军的围城炮轰，不论野战军性质的武卫军，还是武警性质的御林军，都已经溃不成军，如鸟兽散。七月二十日这一天，皇太后、皇帝连私人保镖都跑光了！

不是敌人慈悲，要放老佛一马，实在是联军预设的战略目标里没有劫主灭国的任务。

能跑的，跑了。不能跑的，任人杀戮。

惹祸的，溜了。北京城的无辜百姓身被奇祸。

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实施着两大战术计划，一是杀人，二是劫财。

北京不设防！完全失去了军队保护的北京平民，面对全副武装的八国联军，自始至终，都只能用四个字加以概括：任人宰割。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家终于又捡到了最典型的爱国主义教材。翻展这些充满爱国激情、充满反帝义愤的教材，真的让人慨叹：

记住仇恨容易，吸取教训困难，牢记仇恨并牢记教训尤难。汗牛充栋的文字，记录着八国联军的罪愆，为什么不用一小节文字分析一下是谁引发了矛盾，是谁激化了冲突，是谁造成了灾难，一步步，将一个弱国拖入一场与八个强敌的较量。较量而不胜，你被打倒了，在你身上再踏一只脚，那可是胜利者词典里大写的权利！

让我们静下心来，用不太琐碎的文字，铺排一下八国联军由酝酿到入侵的大事月表，从中爬梳出一些历史的蛛丝，让生活于和平之境的国人感受何谓牵一发动全身？何谓儿戏国事？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1900年1月27日，美、英、法、德四国公使照会清廷，提出应对烧教堂、杀教民的义和团取缔镇压。

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二十六日（2月25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馆，已有旨命直隶督剿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七日（4月6日），鉴于义和团在直隶各地烧教堂、杀教民日甚一日，并有进逼京津的动乱态势，英、法、美、德四国驻华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敦促其镇压义和团，且以出兵帮助“平乱”相许。

四月十四日（5月12日），义和团在涞水焚教堂，灭教民三十家。消息传来，四月二十三日（5月21日）各国公使照会清廷，速速平定义和团，并提出派兵保护使馆。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各国公使再次敦促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同时，各国军舰集结大沽口外待命。

五月初一（5月28日），各国驻华公使以保护使馆安全为名，照会清政府，允许他们派兵进入北京。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是不准，后经讨价还价，始允许每国派兵三十名，驻华十一国公使，可派三百三十人进入北京。自五月初四（5月31日）至五月初七（6月3日）大沽口外各国舰船共有四百五十多名海军陆战队兵士，乘坐由中方提供的火车，陆续抵达北京，进入使馆区值勤。

五月十三日（6月9日），鉴于义和团在京郊的烧杀及大批涌入北京，各国驻华公使联合决定，应向驻京使馆区再增派保护力量。此前，各国政府电令各大使馆相机行事，并指示大沽口外舰队听从大使馆调遣。

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英国西摩尔将军率领一支近四百人的部队，从大沽口附近登上火车，经天津驶向北京。西摩尔的行动，并非英国一国的行动。此前的6月6日，他曾在自己的旗舰“百夫长”号上召集法、德、意、俄、奥、美、日等国军官会议，为协调登陆作了详尽安排。依据各国军官协议，在西摩尔率四百人先行后，将另有一千五百多人接踵登陆入京。6月7日和8日，英国海军部已致电西摩尔，授予他自主采取一切行动的权力。而就在他出发的前一天即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紧急电告西摩尔，请求军队火速赶往北京保护使馆。因而，西摩尔率部西进是贯彻八国政府、八国公使意志的多国军事行动。这支部队过天津，又过扬庄，在白河大桥附近与聂士成武卫军互相挥手致意，顺利通过。由此可以证明的是：清廷并未下令拦阻这支部队，而这支部队的入京任务仍然锁定在加强各国使馆防务方面。行至“落垡”站，因铁路被义和团破坏，这支部队被迫下车，步行向廊坊趋进。由于没有陆战经验，加上义和团骚扰及后勤不继，西摩尔进京受阻，6月26日重回天津。

鉴于6月1日永清二教士被杀，6月2日北京麦加利银行被烧，天津苏家桥教堂被焚，6月8日京津铁路被毁断，6月11日日本外交官被杀，6月13日北京教民三百人被杀，所以各国使馆加紧了调兵保护的步伐。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二千四百多名联军士兵登陆，进入天津租界区，对各国侨民实施保护。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大沽口外联军谋划抢夺大沽口炮台。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英、德、日三国军队悄悄在大沽口附近登陆。当晚，俄国巴赫米季耶夫中尉代表联军向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递交最后通牒，以“暂借”为名，要清军在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凌晨二时前交出大沽口炮台。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零时四十五分，大沽口炮台守军向逼近阵地的联军战舰开炮。联军十几艘战舰在俄国基利特勃兰特中将指挥下强攻大沽口炮台。激战六小时，炮台失守。六十七岁的老将军罗荣光战死。

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俄、英军队进攻天津外围清军防地军粮城及东局子军工厂。至六月初一（6月27日）东局子被攻破。

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联军攻占天津城南八里台，直隶提督聂士成战死。

六月十六日（7月12日），联军一万四千人直薄天津城下。俄、德军攻东门，日、英、美军攻南门。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陷落。

七月八日（8月2日），八国联军司令部在天津成立，尚在路途中的德国将军瓦德西被推举为总司令。联军总数约四万人。

七月九日（8月3日），联军决定进军北京。

七月十日（8月4日），联军约一万八千人沿运河北上，进击北京。

七月十一日（8月5日），联军突破清军防线，攻占北仓。

七月十二日（8月6日），清军放弃防务，全线溃散，直隶总督裕禄阵前自杀。联军占杨村。

七月十五日（8月9日），联军占西河务。

七月十九日（8月13日），联军占通州，进抵北京城郊。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联军一部于当日凌晨攻破北京东便门。激战一天，北京外城各门皆破。

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联军攻破北京外城各门后，开始攻皇城各门，并与残留清军展开巷战。

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晚，巷战结束，联军占领北京城。·輬·輰·訛

一场战争的大戏，八国联军已经演过了高潮。下面，已无悬念。到当年八月下旬（9月中旬），相继抵达北京的联军已有十万之众。瓦德西作为统帅，姗姗来迟，闰八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始至北京，不过，他背后跟随着两万德军。以北京为临时大本营，联军又开始四方出击：东进山海关，北击张家口，西攻娘子关，南陷保定城，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中心纵横驰骋。俄国人别有妄图，利用与中国接壤之便，出兵黑龙江、吉林、辽宁，乘势占领中国东北大片领土。

在八国联军打击下，清廷开始作政策调整。

当年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

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光绪帝下罪己诏，承认“近日衅起”，“负罪实甚”。这表示慈禧开始反思。

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光绪帝又下求“直言”诏。这则表示朝廷政策将要调整。"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七月三十日（8月24日），清廷发出求和上谕。由“宣战”而“求和”，政策回归理性。

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明谕通令，剿灭义和团匪。“义民”走向反面，其实是还原本来面目。

闰八月初二（9月25日），清廷发旨，革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辅国公载澜等人爵职，或交宗人府，或交刑部议处。

闰八月初三（9月26日），罢山西巡抚毓贤职。

闰八月十七日（10月10日），李鸿章至京。此前过天津，谒德帅瓦德西，谢不见。次日，诏下又以奕劻为全权议和大臣，与李鸿章同主议和事宜，并许刘坤一、张之洞参与其事。

和谈的路，漫长而艰难。

十一月初三（12月24日），西、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公使草拟了一份和约大纲，交李鸿章、奕劻签署。二人不能作主，乃上奏驻跸西安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份大纲，即后来签订的《辛丑条约》的底本。

作为一个“战例”，不论从八国联军的“侵略”，还是从中国军队的“反侵略”上加以剖析，都没有多少战略、战术或战法、战技的经验教训垂示后人。该胜的胜了，该败的败了，有仇的复仇了，造罪的受惩了，即兴而攻，无备而御，攻也草草，守也庸庸，如此而已。

这么表述，有将一场血腥战争“儿戏化”的倾向。对此，毋庸辩白。因为，在庚子年的那个历史关口，中国的最高权力者和最下层的权力觊觎者，都在相互欺骗，愚弄对方。从某个偏狭的角度回望历史，八国联军对中国国家的战争惩戒，是由于中国人拿外国人当赌注、炫耀赌技，而最后输了自己。这么说史，不厚道，但也不算刻薄。你看八国联军一方，临时凑合，匆忙上阵，你先我后，你争我抢，那一根战争的链条本来便十分脆弱。抖动一下这根七纽八结的链条，中国人便俯首就缚了，这哪儿还是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哪儿还有人民群众既爱国又反帝的豪情？

在八国联军的进军北京的路线上，只有两个中国将领以及他们统率的部队，进行了具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战斗。一是擢任了喀什噶尔提督、尚未赴任的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一是直隶提督聂士成。

罗荣光的困难，是自己想先发制人打击入侵者，但直隶总督裕禄不让打，朝廷也不让打。最后通牒生效前一小时的先于敌人开炮，也还是违反军纪国法的。罗荣光争了一小时的开炮权、而敌方早已取得了提前数日的侦察、备战、登陆包抄优势。可怜而又可悲的是，罗荣光部的抗敌战绩竟被裕禄记到义和团头上；丢失大沽口，竟被上报为守土获胜。·輬·輱·訛 非常时期，朝廷却被它的封疆大吏蒙了一次，以至误了御敌大事。

聂士成的困难在于腹背受敌。前有八国联军，后有义和团。聂士成抗战，义和团捣蛋，矛盾尖锐时发展到义和团与信奉义和团的练勇不但向聂士成部打黑枪，而且劫聂士成家人为人质相报复。聂士成复荣禄书诉苦道：“匪害民，必至害国，身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何？”

罗荣光“拔刀杀眷属”，“勿令辱外人手”，最后自己拼死于大沽口炮台下。·輬·輳·訛

聂士成在母妻被义和团掠为人质，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手刃退卒”，战死于津郊八里台阵地桥头。

但中国近代史写手们，总有意无意将这两位爱国将军边缘化，事迹缩水，声名隐匿，而腾出大量篇幅歌颂张德成、曹福田辈的义和团。这立场，与直隶总督裕禄为张、曹请功赐赏不谋而合。后世荒唐的“历史学家”原来是裕禄知己！

在中国东北，还出了一位坚持抗击俄军侵略的寿山将军。地失军败时，他选择了“饮金卧柩”而自裁。对这样一位死于边事的将军，清廷竟“诏责其开边衅，部议夺职”。·輬·輴·訛 在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寿山多被隐名埋功。

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路线上，还有两个无奈殉国的朝廷大吏，一是直隶总督裕禄，见溃兵难卸，强敌难敌，用一只小手枪自杀于杨村军中。一是巡阅长江水师的李秉衡，募师入卫勤王，督四路大军抗敌，但一触即溃，退至通州，不能再退，于是饮金而死。这两个人，都有纵拳酿乱的责任，但心里还有个国，临危还敢于死，也是值得后世为官者敬佩的。

八国联军踏上中国的领土、并占领天津、北京之后，相互间便开始了杀戮与抢劫的竞赛。“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这是发生在北京的情况。数万名带枪的强盗，连抢三日，甚至更长时间，一座城市，还有什么珍藏可以幸免于劫？“抢”的伴生物是“杀”。“南京大屠杀”发生前三十八年。早有了“北京大屠杀”，史书并无专章记载，可见历史也善于打盹。“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得墟墓间矣”。 民人死伤，仍无确数。

细数国家民族的灾难，沉淀到最后，都是老百姓的灾难。皇家、官家，谁伤了，谁死了，谁的密室里起走了金银财宝，都有细心而尽职的史家在发黄的旧帐簿上大书一笔，惟庶民之灾，语焉不详。这便使本节“罪”与“罚”的题目，略有错位之嫌。

有几个罪魁祸首，在八国联军的惩处名单上是被指名道姓的，但他们幸运地早死了几天，故免于“斩立决”。如徐桐，没来得逃出北京，是被儿子徐承煜逼着悬梁自尽的。如刚毅，随驾逃到山西，得知京城已破，洋人索命，忧惧而病，呜呼而亡，落了个全尸。

大多数的罪魁，等到了最后的惩罚。如徐承煜，如启秀，被日军捕获囚禁，又被清廷处斩。如赵舒翘，因为附和了刚毅“拳民忠义可用”的假汇报，这才酿成拳民大聚京师。关于他的死状，有如下记载：

赐令自尽，派陕抚岑春煊监视。舒翘犹以为必有后命，其妻谓之曰：“君无冀也，吾夫妇同死耳。”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余老母见此奇惨，既而自恨曰：“刚子良害我！”春煊迫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呻，夜半犹未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蔽其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

判处毓贤死刑，颇有周折。原判为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由于各国申讨，改为就地正法。此时，毓贤遣发新疆，已到兰州。其过程如下：

派何福堃监视行刑。署甘督李廷箫，为晋藩时附和毓贤，纵拳戕教，既得毓贤正法之命，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不免，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并自挽曰：“巨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毓贤有母八十余，留太原，一妾随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观，呼毓贤出，武员举刀斫之伤颈未殊，毓贤连呼求速死，其仆怜之，赐断其项，收葬焉。

死状也惨，发人一叹，但对照上节太原杀传教士冷酷无情之状，可谓一还一报，上苍有眼。赵、毓二人，妻妾皆殉，赵妻自尽，毓妾逼殉，毓贤残无人性，可见死不足惜。

在受惩诸大臣中，赵舒翘上贼船源于投机软弱。倘在涿州视察后实话实说，不附端、刚之翼，或可贷一命。处死赵舒翘后，慈禧亦有怜悔之意。载勋、英年与赵舒翘同一个月份（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同一方式（赐自尽）死。

有两个最该杀头而逃脱死罪的，是端郡王载漪与甘军首领董福祥。载漪与其弟载澜，永戍新疆，后走蒙古，实为慈禧太后私纵。董福祥兵权在握，西安又是他的势力范围，故仅夺其官，命归甘肃，做起了塞上富翁。

慈禧太后，也是受了历史惩罚的。生活的苦难，西狩途中已备尝之。出京三日，仅食三枚鸡子，由此见乎一斑。最可惜，她藏在宫中的连城之珍丢了，她身边的肱股大臣散了，她灭洋的美梦破了，她扶植的“大阿哥”垮了。倒行逆施，百事不顺，一贯自以为是、令行禁止的皇太后，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也开始服软认命了。一次，与吴永闲聊义和团入京后猖獗情形，竟也自认为是“纸老虎”。尤其出人意料的是，经过了戊戌政变，庚子拳变，慈禧重又确认了变法图强、新政治国的中枢路线。吃一堑，长一智，晚年慈禧，较其前半生，已稍稍进步也！

“罪”与“罚”的话题，从封疆大吏追到中枢大臣，又追到最高决策者，似乎理清了线索、分清了责任，再也无话可说了。不妨听听慈禧太后的检讨：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这一段话，说来漫不经意，因而没有引起史家注意。其实，这是对庚子之变（拳民之乱、联军之祸）的最真实总结。冲着这份自我认识或自我检讨，慈禧太后就不再是一个讨嫌的老夫人，起码在她前一百年、后一百年中国所有的领袖级政治家又有几人有这一份诚实与明白？

慈禧的自我批评里，也隐藏着一个秘密，即便是违背了国际公法的行为，在中国最高当局那儿也是有所控制的。这在庚子之乱时外国人的记述里早有披露——围攻各国大使馆是个象征性警诫，荣禄曾派人给大使馆送米面，送蔬菜，送新鲜水果及西瓜；·輭·輰·訛经慈禧太后严令，不准用武卫军的新式大炮炮轰大使馆。·輭·輱·訛 如果用了这种大炮，只要二、三门，轰上小半日，使馆区即被夷为平地。慈禧的动摇，荣禄的周旋，保住了各国公使们的性命，这也为日后的和谈与收场，埋一伏笔。

留给后人的是这么一个话题：“个人错误”是如何酝酿成“国家错误”的。清楚了这一点，自然对“个人惩罚”升级为“国家惩罚”不再意外。

重回庚子年的春天，有一种“精神对接”的现象，后人最应予以正视。此即“匪精神”与“官精神”的对接，“无政府主义精神”与“政府权力”的对接，“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对接。本不相容的两种势力握手言和后，原有的相互压力亦随之消散，这有如无数的压簧，一瞬间解除了压力，自然的反弹，必会引发全局性震颤。一层层煽惑，一层层谣传神异，义和团精神竟然变成了国家精神。在那一刻，举世皆醉，无人敢醒，连慈禧太后也不敢做群众运动的尾巴。政治的扶持与宗教（其实只是准宗教或邪教）的暗示唱起了二人传，人的疯狂遂扩大为国家的疯狂，人的愚昧遂扩大为国家的愚昧，人的错误自然投射为国家错误。最后，“罪”与“罚”的清算，就是超个人的国家清算。中国有罪，中国受罚。教训极为沉重，百年冷思考，我们将如下两条摆在首位：

其一，切忌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普及荒谬或哄抬荒谬。

其二，切忌让少数人俘虏了我们的国家。

“罪”与“罚”，是基于因、果逻辑的线索性描述。用这两个字，归纳一个断代的国内动乱与国际争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准的局限，何况我们又模棱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呢？坚持至今，未再换个词儿，还是想真的理清历史责任。从“战争”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国联军登陆入侵，我们还没有发现先于义和团烧杀抢掠、先于教堂被毁、教民被害、教士被杀、使馆被围、公使被戕而在八国间预谋的战争方案；我们面对的仅仅是因为内乱升级而诱发的外患加骤，或者说因为内政失误、外交失误而激发了中外矛盾和中外冲突，这才导致了一弱国与八强国的军事摊牌。

作为战争的一方，清廷是发了宣战书的。口上宣战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软，败下阵来，所以还应该从“战争”上找找原因。仅仅是基于如下的考虑：八国联军打败中国军队，并不是中国军队的责任，因而这失败也不能视为军队失败。为了给“国家责任”及“国家失败”留有反思空间，所以本章对中国军队的败状、败因皆未展开论析。下面，我们将用不多的文字，择例而陈，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军队“事权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敌卫国的有生力量。

“事权不一”的话，是袁昶说的。他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烧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以武卫五军为例，五军之首虽为荣禄，但他仅能调动武卫中军一部。作为武卫后军的甘军，就完全等同于董福祥的私家军队。甘军在京，形同匪盗，杀日本外交官，杀德国大使，联军入京后，又大掠而去。对于武卫军统帅荣禄，董福福竟敢派一满兵前去暗杀，只是因为这个兵士不愿领命，逆谋遂寝。

在抗击联军入侵的京津防线上，作为总督的裕禄，兵将相失，首尾不应，连战皆败，饮弹自杀。作为督师的李秉衡，率四军迎敌，一接战，张春发、万本华二军即先溃逃，陈泽霖军复闻炮而遁。手下无将，李氏只好吞金而死。

与中国军队的群龙无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八国联军临时推举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个人权威，都能统驭全局。

其二，轻重倒置，无备而战。

宣战诏发布前，以武卫五军驻防为例，有二军驻于京师，只有聂士成一军游击于京津防线。加强京师驻军，一为对付义和团，一是围攻大使馆，于理尚通。宣战诏发出后，大沽、天津一线，首当前敌，兵力未增，殊不可解。即便津沽第一线，也还是重津轻沽，致使八国联军轻取大沽后，又轻取天津。这是裕禄的失策，也是朝廷的失误。

说无备而战，大抵还受了“弱国轻强敌”思潮的自我欺骗。相信了义和团，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咒御敌（如《闭火门神咒》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夸大了义和团这支“民兵”的作用，自然将正规军备战视若儿戏。下面有一份武器清单，是天津城西西沽军械库所藏。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那位率部赴京增援使馆区的西摩尔，廊坊受阻，步行折回天津，一路疲惫，溃不成伍，这一天，抵达了西沽。瞎猫碰上死老鼠，竟发现了一座清军军械库。一枪未发，守库的几个清兵就逃了，西摩尔捡到了一个大便宜。编制这份武器清单的是一位意大利军官，所以这清单自然落到了意大利驻华公使手中，意公使将这清单复交英国驻华公使，英公使再呈给英国政府，于是一份中国的兵器清单变成了英国人胜利军档的一页。

《关于在天津附近武库中所发现中国新式军用物资报告单》

三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3.41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六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2.75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折合2.24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折合1.85英寸。

四十二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十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二十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三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三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约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按：上清单，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军用物资。枪与炮，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英国大使说：曼里彻式卡宾枪的类型，比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卡宾枪甚至更为新式，那些克伯虏大炮绝对比德国人所有的大炮甚至更为新式。不但武器先进，而且数量巨大。八国联军入京，仅一万六千人，拿这些武器，可能武装两倍于八国联军的中国军队，而且还占军器上的优势。

好武器睡觉，不知责任在谁。

其三，落后的训练，低劣的素质，清军仅可残民，无力御辱。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看庚子年间，清军与义和团斗，多能胜之。以聂士成部弹压拳民为例，基本上每战必胜，如黄村之战，落垡之役，皆兵到乱平。但面对洋人，始则相抗，终则不支。这还是清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董福祥甘军，众逾万人，攻东交民巷使馆。使馆守军仅四百人，攻之月余，不下，董部死者千人（一说二千人）。清军之不堪，可见一斑。

下面，有一个对比性事例，颇有意味。插说数语，留待三思。即在八国联军入侵行列里，有一支“中国军团”，又称“华勇营”，隶属英军。为英国殖民者1899年组合于山东威海。“华勇营”共四百人，占三千英军的百分之十三。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这支华人勇营由威海乘船赴天津前线，加入“英军第一军团”。六月初一（6月27日），该营参加了进攻北洋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三日（7月9日），参加了进攻海关署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七、十八日（7月13日、14日）参加了总攻天津城之战。这支全由中国人组成，攻击中国城，攻杀中国人的部队“战功赫赫”。1902年，其中十二人被挑选出来，远赴英国参加了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庚子之战，“华勇营”阵亡二十三人，英国威海殖民当局在庚子战后，特在威海竖了一座中英双语纪念碑，表彰“华勇营”的功勋。 “华勇营”存在八年，1906年解散。

有人骂他们是伪军、汉奸。

骂人并不能改变历史。对比百年前“华勇营”的善战与“清军”的不善战，后来人似乎应该想到国体、政体、军制、军法对人的重新塑造。

当中国人空喊“以夷制夷”的时候，西方人早已悄悄地“以华制华”了。用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也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发明。由此反证的是：中国人，并不固持家国观念，殖民化，总是从精神奴役起步。

［注释］

① 宋玉卿《戊壬录》，罗惇曧《拳变余闻》互见。

② 宋玉卿《戊壬录·立储始末》。

③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④《清史稿·毓贤传》。

⑤ 《清史稿·德宗纪》。

⑥许指严《十叶野闻·毓屠户》。

《袁世凯奏议》上册。

第七篇：忍把血肉筑长城

忍把血肉筑长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为《义勇军进行曲》。那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华，山河沦陷，壮士奋起，自保家园，故有“义勇军”之称。“义勇军”志在抗倭，因而又名“抗日义勇军”。

考“义勇军”之名，始见于北宋仁宗朝。《宋史·兵志四、五》“乡兵”目下，有详尽记述。原以为是民间自发结队，但看“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以及被选入军还要“涅手背”为记的官方规定，始知“义勇军”亦非纯粹之“民兵”。

“抗日义勇军”起，田汉为之诗，聂耳为之曲，《义勇军进行曲》遂响彻中华大地。

战争结束，和平实现，大抵是出之居安思危的警诫，这支歌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每每唱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瞬间仍能怒发冲冠，壮怀激烈。

秦长城，多用土石。

明长城，多用砖石。

民国长城，则用血肉。

这是一种既惊心动魄又无可奈何的伟大。

和平无权嘲笑战争。苟活者无权嘲笑牺牲者。

逃避牺牲，这是弱国、弱民的无奈。

甘愿牺牲，这是强民、强国的选择。

虽然我极不情愿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再用自己的血肉、去垒筑那道卫国的长城，但我不敢虚无，不敢遗忘，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的确是抗日志士用他们的斗争与牺牲，最后挽救了这个国家。

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据说，日本的的学校教育中曾有一个蚕吃桑叶的“花絮”。教师指着长长的日本地图，说这是一条蚕；又指着大大的中国地图，说这是一片桑叶。蚕吃桑叶，才能长大；而桑叶，就是供蚕一口一口蚕食的。

日本的孩子，能是这样被暗示着、提醒着认知世界的吗？

中国的孩子，也从历史与地理教科书中，获得了关于日本的启蒙知识：遣唐使学习了中国，倭寇武士骚扰了中国，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

教育是有功利的，正如宣传之有偏见。

经过教育与宣传的轮番轰炸，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不带偏见地看待邻国。当然这是就今天的民意状态而言的。如果倒退一百年、九十年、八十年，则情形又当别论。

本节小标题，并不含调侃的幽默。袒腹而卧，敞牖而寐，竟不知东邻为贼，这是上世纪之初中国人的厚道与愚蠢。

甲午战争，日本人尝到了侵略中国的甜头。庚子之乱，日本人与另七国人结伙，享受了趁火打劫的乐趣。“二十一条”签约，日本人酝酿着独吞中国的美梦。《田中奏折》出笼，日本人勾画起先征服中国、再征服世界的法西斯蓝图。“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则是日本人所有前期密谋的侵略启动。

中国人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从日本人那一方面看，他们的侵略机器，早已发动上路。因而，同一段历史，中日两国，各有表述。“抗日战争”，是中国人的说法，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概念。但我以为“八年抗战”的表述，从一开始就是非科学、非历史的。因为，自从日本人开始图谋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尽管很少）即针锋相对，予以还击；待日本人武力相加时，中国的将士又奋起抵抗之。日人“侵华”，华人“抗日”，相反相成，相克相生，何止“八年”？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法西斯分子，就是一伙“贼”，他们“惦记”中国，处心积虑，由来已久。当时的中国人或因为种种局限不识世情，今天的中国人对历史已成之局、对现实未成之势，就不应该再闭目塞听了。

回首前尘，洞若观火，贼人伎俩，昭然若揭，就让本文从《田中奏折》扯开话头吧。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自从该奏折披露于世，中日间便存在分歧。中方说有，日方说无。《不列颠百科全书》2005年版的阐释结论是：“‘田中奏折’一份据说是田中给天皇建议侵略中国的奏折，现在看来是伪造的。”

这结论并不权威。立此存照，意在提醒世人，历史真相往往被掩盖着，仅从地表的标识很难断定进出的门径或埋伏的机关。但这又不能阻挡中国人用中国视点扫描世界潮流——飓风起于西印度群岛，离中国四、五千公里，但中国人却不能不加关注，因为它有可能登陆中国。

1929年12月，南京的《时事月报》以《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折》为题，披露了日本方面的一份绝密文件《田中首相致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对满、蒙积极政策函》。因为以首相田中义一名义上奏日本天皇，故又被人习称为《田中奏折》。

上折者给这份文件起的名字为《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满蒙均为中国领土，日本人何以“积极”？何来“政策”？

让我们看看《田中奏折》所体现的日本人的理念：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是也。广袤74万平方公里，人口2800万，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资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牧等业，达4·4亿余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且名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无不操诸政府。若夫付满铁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权，使其发挥帝国主义，形成特殊会社，无异朝鲜统监之第二。即可知我对满、蒙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无如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力之侵入，剧受莫大影响，惹出数多不利，以致历代内阁对满、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条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可自由行动；我国之存立，随亦感受动摇。此种难关，如不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即不能坚固，国力无自由发展矣。矧满、蒙之利源，悉集于北满地方，我国如无自由进出机会，则满、蒙富源，无由取为我有，自无待论……

——且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更进而言之，以臣义一在上海船埠受支那人爆炸之时，转伤美人性命，而支那便安然无事，则东亚之将来如非以如此作去，我国运必无发展之希望。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满、蒙非支那领土，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尽力研究支那历史，无不以满、蒙非支那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支那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①

摘引虽不足十分之一，但日本田中内阁的侵华意向已十分明确。奏折中的许多设想，后来一一验证，因而中国人有证据指认：《田中奏折》是日本人此后二十年间的扩张、侵略蓝图。

说起《田中奏折》的披露，其间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事关国运，故不可不叙。

故事还应从日本说起：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摄政王裕仁继任天皇。改元“昭和”，取自中国《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1927年昭和元年，3月，日本爆发金融危机。4月20日，若槻礼次郎下台后，田中义一继任首相。为了摆脱金融危机，也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田中内阁积极策划侵华方略。从中国方面讲，也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4·12”政变，让参与北伐战争的两个现代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而与南方政权对立的北京政权，时在亲日的奉军首领张作霖把持之下，但为了抵抗南方政权，直、奉、皖各派军阀又达成了临时联合。总之，田中义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既四分五裂、又疲弱不堪的国家。兄弟阋墙，偷儿上房，这对日本人是个千载良机。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召集军部各省及驻华公使，领事一百多人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密谋对华政策。参加会议者除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外，还有外务次相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陆军次长官田俊方、参谋次长南次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等人。会议期间，发了十余份文件，最后一天即7月7日，田中义一作了《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会后，田中义一依据这个“纲领”，并将“纲领”不宜载入、因而更不宜对外张扬的重要决议写成专折，上报裕仁天皇。

《对华政策纲领》是一份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的文件，虽用了一些外交词令掩饰侵略意图，但图谋中国之心，昭然若揭。先看这“纲领”的导语：

——确保远东和平，造成日华共荣，是我国对华政策的原则。而它的实施办法，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现在，以此根本方针为基础，指示当前的政策纲领如下。

按：“纲领”是把“中国本土”与“满蒙”割裂开的，这是为日本侵吞“满蒙”（即中国东北全境）制造舆论。

再看“纲领”的重要条款：

——六、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但要作特殊的考虑，并对该地之维持和平及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作为接壤的邻居，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

——七、（不公布）我认为，如东三省人自己努力，达到稳定东三省政权，此乃最善之计。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并且作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②

按：第六条的“特殊考虑”即侵占。第七条的“最善之计”为扶持汉奸政权。第八条的“予以保护”即在引发中国反抗或国际干预时，日本出兵。

既然第七条那样的内容是“不公布”的，可见“不公布”的尚不止这一条。秘密会议，商定秘事，这引起各国注意。会议期间，各国情报人员及新闻记者进入日本，云集东京，一探究竟。由于日方防范甚严，探密者一无所获，但外界都哄传着这次会议包藏大计划、大阴谋。

1928年6月4日，在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行至皇姑屯时，一声巨响，车毁人伤。待侍卫将张大帅抢救回沈阳帅府，他的生命已到了油枯灯灭。张作霖曾经“亲日”。但当日本人依照他们的“纲领”意欲鲸吞中国东北时，张作霖作了有限度的抵制。日本关东军首领对张作霖绝望了，他们要除掉张作霖，造成东三省群龙无首的局面，以便乘势夺取东北。

张学良从天津赶回沈阳，侦知了是日本人炸车行凶。国恨家仇，积于胸中，在沉痛处理父亲后事的同时，张学良亦坚定了与日本人斗争的决心。为了破悉一年之前“东方会议”的谜团，张学良综合国内、国际方面的信息，已经在数月前启动了一个侦察计划。他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他的秘书王家桢，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日本“东方会议”的密件。

1928年5月，东京“蔡丰源商行”的老板、《日华杂志》的创办人蔡智堪收到了从中国寄来的一盒糕点。剥开糕点，发现一封密信，略谓：“日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折，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即王家桢字。

王家桢将如此机密大事托付给蔡智堪，这是有前因的。蔡智堪，1888年生于台湾苗栗县，十一岁随父去日本，日名蔡扁。191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青少年时，倾向进步，190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他曾与陈少白一起到横滨码头欢迎，后加入同盟会。大学毕业后，自开商行，自办杂志，自备货船进行中日间的贸易，成为联络广泛的富商。1927年，他认识了王家桢。1928年春，被王家桢聘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的“驻日办事员”。这“办事员”，即是“情报员”。

第一次接受如此重大的任务，蔡智堪不敢怠慢。他找到民政党顾问床次竹三郎，这是一位长期接受蔡智堪经济支助的政客，关系密切，无话不说。几杯酒下肚，蔡智堪正色相告曰：“床次先生，军部乃一群莽汉，若由其实施《田中奏折》，必导致中日开战，弄不好将会危及天皇制国体哟。”床次本对军部不满，一听蔡智堪言明利害，便深以为然。略加思索，二人定下行动方案：由蔡智堪出资，宴请诸元老，共议对策；由床次做外围说服工作；得到奏折，由蔡智堪转出发表，让天下共知田中内阁及军部阴谋。

后由床次说通内大臣牧野申显等元老大臣，他们同意让蔡智堪抄出奏折密件，公布于世，以阻止军部胡作非为。鉴于奏折藏于皇宫，牧野推荐他的妻弟山下勇（时任皇家书库管理员）取得入宫通行证并带路入室。

1928年6月2日夜11时50分，蔡智堪以一个补册工的身份携带金盾形“皇居临时通行证”进入皇家书库，随身还带着黄色册表大小型三、四张、绿色绣线数团、钢锥三支、大小针一包等这些标明身份的道具。证件真实，道具齐全，蔡智堪顺利通过了直达书库红叶山下门的长桥，等在门前的山下勇带着他进入书库。很快，他找到了《田中首相奏折》的文件。

真是喜不自胜！蔡智堪静下心来，将透明碳酸纸蒙在奏折原件上，一笔笔用铅笔描出。

就这样描了两夜，《田中奏折》的第一份特殊抄件完成了。数日后，蔡智堪将奏折抄件放在皮箱夹层里，前往沈阳。下车，即直奔沈阳小西关外的王公馆。③ 王家桢见到蔡智堪，大喜。用最快的速度，王家桢派人将《田中奏折》翻译成中文，并立即呈送张学良。张学良命交“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二百册，分发东北军高级将领阅存。送走蔡智堪，王家桢携带四册《田中奏折》赶到南京，将其交给中国最高当局，这必然对中国当局的外交防务决策大有裨益。待到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月报》刊出《田中奏折》时，这无疑又给全中国人民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

蔡智堪，作为旅日华侨，其爱国之举，功同日月。为此，他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政府矢口否认。但他们追查这次泄密事件却雷厉风行：以山下勇为首的二十八个人被解雇，蔡智堪被捕。因为山下勇失业，蔡智堪慷慨向他支付了2.5万元的生活费。好心无好报，这个山下勇后来竟在蔡智堪入狱后强占了他的房子，最终亦拒不归还。蔡智堪入狱后，他的200万美金的资产全部被日本当局没收。由此也反证了由蔡智堪描出的这份奏折是真实的。因为真实，让日本政府难堪而被动。

二十多年后，蔡智堪在香港《自由人》杂志发表了《我怎样取得〈田中奏折〉》的回忆。1960年11月，另一个知情人王家桢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④ 虽然细节陈述不同，但他们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认定了《田中奏折》是由张学良策划，由王家桢布置，由蔡智堪取得文件抄件，再转王氏，此后才大白天下的。因为在1929年12月公开发表田中奏折时，世人并不详知奏折披露内幕。日本人很清楚，但做贼心虚，故缄口不言，惟以报复蔡智堪为能事。后来，蔡氏被日本人拘禁，破财而不免灾。数年后回台湾，又不事张扬，所以国人多不清楚他的爱国义举。

蔡智堪清贫以终。生前留有《明志诗》，数十年后由其子蔡咸源公诸于世。诗曰：

多年苦难事，忠贞到盖棺。

不将双行泪，轻向子孙弹。⑤

中国台湾网于2000年7月1日，发表“台声”文章，题为《为保全国家而倾家荡产的“情报员”》，纪念蔡智堪。

阎延文长篇历史小说《青史青山》中，亦详述蔡智堪生平业绩。虽然迟了半个世纪，而历史的公正性，仍然让国人心头一暖。追述这段“情报史”，意在展示在国难将作之际，中国并不乏机智、勇敢、无畏、献身的英雄。此外的用意还在于揭示少数人的警醒并不能改变大多数国民的麻木，尤其不能改变国家最高权力层面对人民灾难、国家灾难的冷漠、自私、认贼作父、认敌为友、一无所为。

蔡智堪的事迹成为一个特例、一段传奇，时过境迁，甚至有人怀疑他的爱国壮举是“007”式的谍影童话。而历代本身是改变不了的。

呼应了本节的标题，《田中奏折》的披露只是让一个盗窃计划曝了光。盗贼还是盗贼，他们也许会修改其计划，但决不愿意放弃其盗窃本职。作为“盗工作者”，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已尝到不少“盗”的甜头，且积累了许多“盗亦无道”的经验。

让我们作一次快速扫描：

——1880年，作为刚刚成立两年的参谋本部部长的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了由参谋本部管西局局长桂大郎草拟的《邻邦军备论》，提出先从侵略朝鲜入手，继而侵略中国。

按：这计划顺利实施。1882年朝鲜爆发反日的“壬午事变”，日军出兵朝鲜，通过不平等的《仁川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京城（汉城）的驻兵权。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让日本与中国在朝鲜拥有同等地位。中国人退了一步，日本人打上家门。

——1887年，山县有朋制订了《清国征讨策案》，提出备战五年，大举入侵中国。

按：这个五年计划稍稍推迟了一点，由1894年甲午战争画上句号。《马关条约》让日本人大捞一把。攫取中国台湾，打通南下通道，为二战占领东南亚埋一伏笔；获赔白银二亿两，是日本甲午战费的二十五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六倍，用这笔抢来的钱，日本人大肆扩军备战，又为新一轮的侵华积聚实力。

——日俄战争后的《朴茨茅斯和约》让日本独占朝鲜利益合法化。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则实现了日本对朝鲜的并吞。

按：中国东方失去了附庸国的屏蔽，东三省裸露在日本炮舰前冲。而早在朝鲜被鲸吞前，日本人填补俄国人的空缺，通过“满铁”经营权，已经将一根吸血管插入中国东三省。

——1912年，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乘着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内部动荡，策划了第一次“满蒙独立”。1916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

按：这两次分裂中国疆土的行径虽被张作霖挫败，但证明日本人将满蒙（中国东三省）分裂出中国版图的既定方针，已经到了具体实施阶段。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德国人无暇东顾的形势下，日本不顾英国人的劝阻，对德宣战。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日本军队9月2日从山东龙口登陆，以进攻山东德国驻军为名、先后占领胶州车站、潍县车站、济南车站，进而控制了胶济全线，又总攻青岛，迫德军投降。

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恐香港、威海二地的军事、商业设施受德国巡洋舰攻击，一度照会日本出动海军予以协助。后考虑在华利益可能将受日本威胁，故取消对日请求。但日本人发现这是趁火打劫的好机会，便执意向德国宣战，惟一目的是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从本质上分析，日本人山东登陆是正式开辟了侵略中国的中线战场。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所谓《中日条约》。

按：“一战”尚未结束，日本人便急于想将他们从德国人手中抢来的山东特权合法化；不惟如此，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将大连、旅顺、满铁、安奉线的租借期延长为九十九年，并让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南部满洲、东部蒙古的一切权益。为了进一步独吞中国，“二十一条”的后七条还专项规定中国政府必须聘任日本人做政治、经济、军事顾问，甚至合办警察。

这应了一句老话：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老大中华，与贼为邻。这贼惦记着大中华，大中华人却木然于窝里斗、窝外受，以至亡国灭族在即都还眷恋于得混且混，醉生梦死。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出现一个弃家保国的蔡智堪，诚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田中奏折》出笼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基本上沿着“奏折”的构想，加紧侵华：

——1927年6月1日，“东方会议”召开前数日，日本军队二千多人以保护日侨为名在青岛登陆。就在“东方会议”进行时，这支日军以十分诡秘的方式（或着中国军装，或着便装）分批进入济南。

——1928年4月17日，五千日军于青岛再次增兵登陆。5月1日，这支日军进入济南。5月3日日军突然向中国北伐军及平民开火，造成死亡万人的“五三济南惨案”。一周后，日军占领济南，控制了整个胶济铁路。

——1928年6月4日晨，日本间谍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奉军首领、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企图乘乱占领东北。只是因为他们对张作霖是否当场死亡不能断定，加之张学良及时赶回沈阳主持军务，皇姑屯事件才变成了“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1931年9月18日夜，驻沈阳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挑起“九·一八”事变。一周时间，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四个月全部占领东三省。中国128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日本本土三倍多）沦入敌手，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与武装的日本侨民突袭驻上海闸北中国守军。中国十九路军奋起还击，一度收复被日军所占地区。双方激战月余，因日军增援部队在浏河口登陆，意欲包围中国守军，故中国军队于3月3日撤出上海。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议》。

——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操纵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独立宣言》，不但将黑、吉、辽这东三省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而且宣称“热河省与东北三省有不可分裂之关系”，这便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占热河、进攻华北制造了战争舆论。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人一手策划、完全控制的“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中国东三省成为与朝鲜性质相同的日本“独立殖民地”。

——1932年夏秋，日本关东军加紧入侵热河省的备战。1933年1月1日，日军炮击临榆县城（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抗击。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3月上旬，占领热河全境。至此，日本军队已强占了中国四个省的领土。

——1933年3月上旬，日军向长城一线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中国军队人数占优，武器低劣，坚持抗敌八十多天，长城东线各隘口尽失。日军入侵冀东、察东、绥东，并于5月31日迫使中国签订《塘沽协定》。该协定不但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而且将冀东十九县划为“非武装区”，这便为日本人下一步侵略华北清除了障碍。

——1935年6月10日及6月27日，日本迫使中国分别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的实质是以“华北自治”而实现“华北割离”，造成中国领土的进一步丧失。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京郊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开火，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损失惨重。7月30日，日军侵占北平与天津，随后组建“华北派遣军”，分兵略地，扩大战果。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一线向中国军队发起突然袭击，中国军队坚决回击。双主投入百万兵力，血火鏖战八十九天，上海沦陷。

回溯到此打住，相信每一个具备常识思维的朋友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都会有一个感性认识。再看本节标题，那一个“贼”字的定性就显得过于轻飘，过于世俗了。

“贼”的德行，大抵局限于“偷”与“抢”。不论如何猖狂，总免不了心虚胆怯的。

这个“贼”的不同寻常在于除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密谋策划外，他还惯于手持凶器，破门而入，大肆抢掠之后，还要将这房、这院的一切物权，以及这家、这户的一切人权，统统“过户”给自己。所以中国人称他为“寇”，倒是比“贼”准确。

第一次鸦片战争让中国人领教了何谓帝国主义侵略。延续百年，侵略过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大群，其中，日本帝国主义最为凶恶而贪婪，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最为深重而惨烈。

可以作一个印象性比较。如英、法、美、德诸国，也欺负过中国，也剥削过中国，但没有哪一个国家要彻底地毁灭中国。日本是个例外，它以肢解中国、吞噬中国、灭亡中国为战略目标。

如从时间上考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是季节性、阵发性、间隔性的；在矛盾缓和期，中国还可以在国际法（尽管这个国际法更多地体现着强梁的意志）的框架内与他们和平共处。日本人又是个例外。自中日甲午战争酝酿阶段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五六十年期间，日本军、政首脑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图谋与侵害，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大和”民族的疯狂化、妖魔化是一个自为的过程。

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似乎都还不能代其受过。

这让我们事后猜测：一个局限于狭隘生存空间的民族，难道就必然诱发邪恶的膨胀欲、无度的占有欲、阴暗的毁灭欲吗？

二、民国综合症：党争、内战与割据

在结撰上一节文字时，我的内心一直唤不起清算侵略的自豪与自尊。结论大部分都有写在各种版本的教科书里，作者只是稍稍梳理一下顺序，自认并无发明和创造。复述的期待，或许仅仅是想从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民族麻木中寻找一点被侵略的“疼”，以及“疼”后的自知或自悟。

我们受过侵略，因而我们有权谴责侵略。谴责侵略，让人义愤填膺，理直气壮，好不痛快！

当“被侵略”也异化为一种“荣耀”时，谴责侵略的哲学反讽很自然就是一场用今天的铅粉、涂抹昨日面庞的化妆舞会。

上节追记，我曾努力恢复日本帝国主义“贼”的面目，这一节文字，我则尽力恢复中国人“慢藏诲盗”的“诱惑者”面目。

“诲盗”的判定，写在中国最古老的智慧书《易》中：

子曰：作《易》者知其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伐淫。《易》曰：“负且乘，致盗至。”盗之招也。⑥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谁“负且乘”？是谁“上慢下暴”？是谁“慢藏诲盗”？这才招致了日本人的侵略呢？

与中国人的不识盗，不防盗，甚至认盗为友，串通自盗相反，日本人则以他们极端的聪明，选准时机，测准路径，或瞒天过海，或翻云覆雨，在中国“小人”的配合下，手眼神通，探囊取物，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洗劫式的抢掠。

如果你认为这种表述太玄虚，那就让我们一同看看历史的实在。

大清国是很虚弱的，于是人们总以为经过了“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华民国”是新政体（共和制）、新领袖（总统或总理）、新军队（陆海空齐备）、新国民（剪了辫子、放了“三寸金莲”），那一定会又团结、又强大；因而在与西方列强、东洋近邻的相处中是不会重蹈前朝耻辱的。

这判断落空了。

辛亥革命是“半截子革命”。它赶走了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顺带扫荡了与帝制相关的各种旧制度，基本上完成了“除旧”的任务。但在“布新”方面，它缺课太多。这就造成了“中华民国”的先天不足。从某种比喻意义上看，“中华民国”是一件未按设计图纸制造、又未经检验的半成品；虽然贴上了“辛亥革命”的商标，但“中华民国”并未完成“辛亥革命”总设计师孙中山的政治设定——如“民主共和制”（合众国制）、如“三民主义”、如“平均地权”等。这是个大题目，留给民国史专家去做。

本节文案，将仅限于中华民国的“自卫”机制作一些例举，恰巧也就呼应了“诲盗”的判断。

让我们重温一段过时的“情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日，起义者攻入湖广总督府，进而占领武昌城，总督瑞澂逃上军舰。惊魂初定，瑞澂就以“义和团复起”为说词，派人去汉口各国领事馆，乞求各国军舰炮轰起义军。10月11日，各国领事开会议决。最积极响应的是德国领事，日本领事亦赞同开炮。因为法国领事是孙中山的朋友，极言革命党不同于义和团，所以各国领事才草签了一份严守中立的布告：

为布告严守中立事，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得藏慝两方有关系之职守者，亦不得辅助任何方面之状态。据此，本领事自应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此系本领事等遵守公法、敦结友谊上应尽之天职，为此剀切布告，希望中国无论何项官民，辅助本领事等遵守，达其目的，则本领事幸甚，中国幸甚。谨此布告。

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日⑦

布告发出了，日本政府却违背“严守中立”的承诺，于当年12月23日授意日商泰平组合的北京大仓洋行与清廷秘密签订供应军火的契约，总计达273万日元。

这不是孤立的行动。背后掩藏着的是日本政府分裂中国的一个外交陷井。

就在各国领事签署中立布告十天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便向外相内田康哉发一电报，在分析中国形势时，赤裸裸暴露了日本人的不良图谋：

以武昌为根据地的革命军军政基础，看来业已稍稍稳定，并非言之过早。……正好用此一形势，可使在中清和南清至少兴起两个独立国家，而且应使在北清方面的朝廷，继续统治下去……本使认为，要北清一角保全清朝，使永远与汉人对峙，就我帝国而言，实为得策。谨当本此认识，与其庙堂（清廷）内部声息相通，密切联系，加强指导诱掖……⑧

至12月2日，该公使又向内田康哉发了第二封电报：

对革命党，自中清武昌，到南清广东给予援助，以防其气势挫折，借使不致产生与北清中央政府融和妥协之念，务必谋求使之永久对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内阁成立后之清政府究竟会持何种态度对待我国，仍是不得不存疑的问题。为谋于我有利，基于资以牵制袁内阁之策略，亦有对革命军援助武器之必要。⑨

相信这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最真实、最准确的表述。节录于此，作一镜鉴，看一看民国时段的政党与领袖，到底谁能跳出日本人的诱导与掌控，真的为国请缨、为民请命！

第一轮较量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打了个平手。中华民国建立，共和制确立，孙中山当了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统。而袁世凯促成清室逊位，承认民国，于是接任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中国以统一的形态结束了大改制。日本人分裂中国的筹划落空。

但好景不长。接下来的专制反弹与纷繁党争，即将民国元年（1912）春天构建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之局打破。例证即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国民党人的政治宣传表述。后被沿袭为一种流行的历史表述，至今神圣不可动摇。

静而思之，“二次革命”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第一场内战，也是第一次由党派纷争而引发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挑战。

要不要发动这次“革命”，孙中山与黄兴意见不统一。孙中山力主速战，黄兴则认为南方武力不足以言战，如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民国二年（1913）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湖口，宣布江西独立讨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其讨伐袁世凯的檄文曰：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窍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各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⑩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誓师讨袁。同日，江苏宣布独立。此后，安徽、上海、福建、广东、湖南、重庆等地亦纷纷宣告“独立”，形成了七省对中央的局面。袁世凯面对“武力反袁”，给以“武力剿灭”。双方交战两个月，至9月12日熊克武讨袁军失败，“二次革命”宣告破产。孙中山、黄兴诸人早在8月上旬即已脱离“二次革命”的指挥岗位流亡日本了。

“二次革命”仅仅坚持了两个月，即草草煞尾。袁世凯与孙中山作了一次武装较量，袁胜孙败。

胜与败，都是暂时的。

而有意无意间，二人共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政治较量模式：——最高权势者在依靠“共和”的保障体系获得权力后，迅即挣脱这一体系，将最高权力个人化、神圣化、绝对化、固定化，并置于不容任何人挑战的至尊位置，若遇挑战，立予血腥镇压；作为“共和”制度设计者的革命势力，在这一制度受到威胁时，亦弃“共和”于不顾，将“革命”神圣化，将党派利益国家化，将“政治对话”升格为“军事对决”。

演化的曲线十分清晰：宣誓效忠“共和”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一变而为手握军刀的专制独裁者；缔造“共和”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则渐变为热衷武装斗争的党派军阀。

袁世凯的逻辑是：“一日在职，一日决不放弃责任……不能违法弃职，付土地人民于一掷。”

孙中山的认识是：“东南不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輥·輰·訛

独裁者、革命者都以“人民”说事，真是妙不可言！

独裁者以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理由，镇压一切反叛，因而专制独裁有理。

革命者以实现“主义”、救国救民为号召，策划“独立”，因而割据、分裂亦有理。

双方都自陈有理。无人下“罪己诏”。中华民国有幸，遭逢了如此难得的朝野对立，看来，还是英国驻清大使朱尔典说得对：“关于解决国体问题，外国一般看法，都希望最好是保全清廷，作为象征性的存在，而实施宪政改革。我个人也认为，建共和形态的政府，是一种冒险的实验，不适合中国国情。”·輥·輱·訛

本节标题之“民国综合症”，即是针对“共和制”的“共和缺失”以及“国民革命”的“国民缺失”而言的。

“二次革命”作为民国时代革命的典范例证，还有一个外交背景需加补议，此即孙中山为了战胜袁世凯而主动联络日本为助的秘录。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重伤，22日晨死亡。案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主谋，国务总理赵秉钧为策划，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为承办，上海帮会头目应桂馨（夔丞）为第一线指挥，杀手则是武士英。“宋案”真相大白天下，彻底警醒了国民党人：袁世凯是他们推行议会党政的大敌。

孙中山匆匆结束访日，赶回上海，动员同志，发起反袁之战。基于“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的判断，孙中山力主联合日本，打击袁世凯。阻力很大，发动很慢，拖了近四个月，“二次革命”才缓缓地、漫无联络地发动起来，并迅速寂灭。但孙中山的“联日抗袁”却是毫不含糊提出的。就在“宋案”发生前夕，孙中山访日期间每见日本政要，几乎都会要重申中日提携。如：

——2月15日晚，在东亚同文会上讲：“中国现在则久乏维持之实力，故日本之责任，非常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图中国之保全，而与中国互相提携也。”

——同日晚宴后，孙中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谈及中国东北的中日联合开发问题，桂太郎表示赞同。

——2月20日，桂太郎内阁全体辞职。此前，孙中山曾与桂太郎有过密谈，其中还言及十分敏感的日本向海外移民的问题。对孙中山的许诺，本人尚未查清，但从桂太郎的反响看，孙中山许诺定当积极。桂太郎说：“予始闻先生劝告，日本与中国提携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日本得此功绩，绝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

引证的目的在于指出，孙中山亲日、联日是一贯的、公开的。如果据此而作“卖国”、“爱国”的政治判定，显然是忽略了孙中山、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的国际背景。当一种开放的、国际性的思维在某一特定时代氛围中形成的时候，历史的主人公不可能只享其利而不承其弊。孙中山何以能免？

两年之后的1915年1月，日本人胁迫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史传孙中山在袁世凯正与日本人百般周旋、讨价还价的时候，一是在2月5日与满铁株式会社二头目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签订《中日盟约》，出让中国利益。二是在3月14日致函日本外务省，以出让中国利益，换取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而早在上一年的4月16日，孙中山曾有长函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即以出让特权为条件，请求日本政府给他领导的革命以援助。出让特权之多，甚至远远超出了“二十一条”对中国的索取。

历史学者已有辩伪文章指出孙中山给大隈函、给日本外务省函均为伪造。·輥·輵·訛 公案可以到此了结。留下的教训，几乎无人细细掂量：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便给境外势力冠以“国际主义”、“亲善友邦”的美称，即便从他们那儿可以获取阶段性的支持，如果视其为解决国内矛盾的后援团或同盟军，关键时刻，必有人用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及个人清望加以补偿。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凡有国际背景的中国政治人物，无一人未曾对他们的外国朋友付出学费。

孙中山为此是受了影响的。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孙中山单独联络日本人的消息传开，在国民党内即有人说“不”！

——1915年2月11日，参加“欧事研究会”的国民党人李根源、林虎、程潜等人联名通电曰：“吾人第一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

——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纽永建、李烈钧联名通电，反对“假借外力”与袁世凯较量，电曰：“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倚赖他族，国必不保。”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极力鼓动“二次革命”，还与他刚刚在日本发表的政党意见相左。1913年3月13日，宋教仁被刺前八天，孙中山在神户作《党争乃代流血之争》的演讲曰：“盖党争为文明之争，能代流血之争也……今各党之争，皆维持民国，以民国为前提，以民国为基础，故曰党争。”一回国，他又策划了一场有流血、无胜算的“二次革命”。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样的“革命”还是少一点为好。

文字逶迤，似有盘马弯弓之恋。在下的用意仍然固持于中华民国的先天不足，及民国首脑人物们的时代自蔽。说“咸与民国”了，但“民主”是虚幻的；说“专制反弹”了，但“国权”一直旁落。要么民主，“以天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要么专制，出一秦始皇威压百僚万民。可惜在中华民国时代这两个极端状态都未出现。新生的老大帝国内，顶着现代名号的各党各派，由纷争而内战，由内战而割据，有如一条船上的几伙强人，拆船为兵，据仓为堡，并不管这船漂向何处、沉在何方。

日本人面对这样的中华民国，想不侵略，上天都认为他们坐失良机。

回转本书的叙事轨道，我们将看到：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刚刚被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即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11月10日停止国会活动。11月26日，袁组织政治会议取代国会职能。1914年1月10日，袁下令停止国会残留议员职务。

中华民国进入无国会时代。

此时袁世凯的个人军事独裁宣告完成，他对共和制的销解亦彻底实现。但袁世凯错了，当他把国民党逼入“非法”或“地下”，屠刀高举，杀人如麻的时候，一个对立的有可能进行议会较量的政党消失了，一个从事流血斗争的军事实体却在中国南方暗暗组结。因而，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开始自毁神器，自酿动乱。

1913年9月27日，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开始筹建新党——中华革命党。一贯宣传“民主”的孙中山开始向袁世凯学习。他要做“党魁”，他要入党者签名画押，宣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

党有“党魁”，是现代政党向封建帮会的倒退，又是民主政党向法西斯政党的蜕变。

孙中山想象不到，他为了加强党的凝聚力的努力，反而招致众多骨干国民党员如黄兴、蔡元培、李烈钧、程潜等离他而去。在他死后，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蒋介石走向专制与独裁，其实是双双继承了后期袁世凯与后期孙中山的衣钵。

有权者，倾向专制。无权者，倾向造反。中华民国，被这两种人撕裂着。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己黄袍加身，做起了洪宪皇帝。考其初衷，除愚顽的帝王眷恋之外，也还有一丝加强中央权力，巩固国祚的打算。哪儿料得本欲自神，反而自丑，本欲固本，反而强末，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筹划，顷刻间变成了四面楚歌的绝唱。十万政府军没有挡住“护国军”的讨伐，七省“独立”，南方建立了“军务院”，实际是有了第二政府。众叛亲离，百计无施，袁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袁氏忧病而卒。

反袁的胜利，被史家誉为“第三次革命”，其实不确，因为这次斗争并不是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就其结局而言，也没有引动任何“革命性”的转机。

若从总体形势上评估，“护国”运动仍然免不了有借“国家”筹码，博取“党派”清誉的嫌疑，而一个更大的秘密在于，不论是袁世凯们恢复帝制与蔡锷们讨伐帝制，都是日本人导演的“以华制华”的“木偶戏”。大闹一番之后，中国人心更散了，党争更甚了，军阀更横了，国力更弱了。倘若不信，请看事实：

前文已述，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既支持清政府，又支持革命军，以求促成中国南北分治。民国建立，袁世凯当政，日本政府既支持袁世凯政府，又支持孙、黄革命党人，目的还是分而治之。当发现袁世凯有复辟倾向时，日本人则竭力鼓动之。如黑龙会在给日本政府的谋划中就公然申明：“确实执行中日同盟的政策及改变中华民国为君主立宪的政策，实际乃是改造中国所应采取的根本原则。”

袁世凯果然上钩。中国朝野人心浮动。日本政府突然变卦，由“挺袁”改而“反袁”：

确立帝国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并使中国人自觉承认这一地位，以建立日中亲善的基础。为此，必须反袁。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使中国自己形成反袁的形势，然后帝国可乘机行事。在（日本）有志者帮助反袁的中国人，给予金钱和物资的援助时，政府虽不公开鼓励，但可采取默许的态度。5. 由外务省统一掌握对中国的方针政策。

为促成上一方针，日本内阁通过久原房之助送给岑春煊100万元，送给孙中山50万元，又分别给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各10万元。

谜底揭开后，中国人面对袁世凯下台还笑得起来吗？

屡屡设计瓜分中国的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是孙中山十分要好的朋友。朋友害你，你躲得了吗？

袁世凯们、蔡锷们及孙中山们，都做了一次木偶人。

还有一个“护国后遗症”，又糟害中国十多年。“护国后遗症”与“辛亥革命后遗症”有类似处。即一种“超级权威”消失后的无权威状态，或“超级压力”释放后的无政府状态。换一表述，又可以说是“打倒阎王，小鬼当家”。

袁世凯倒于蔡锷、唐继尧等“护国运动”人物之手，但护国成功后，护国者并未拥有国家掌控权，中国的国家权力依然掌握在袁世凯培植的骄兵悍将之手。借了“中央”权柄，他们高屋建瓴；借了军权在握，他们吊民伐罪；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个婆婆死了，几个媳妇轮流掌勺……

这种类比性表述虽然缺乏学院派论析的精深，但作者相信得其仿佛。如果视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亡为一起点，十三年党争、内战，中国历史的前进仅仅体现为北洋系民国政府，换记为国民党系国民政府。国家“统一”，纯为形式，地方分裂，一日未息。其严重程度，远逾清朝末年。这一分裂的危险性还在于，几乎每一个地方性、区域性分裂团伙都有境外帝国主义势力给以支持；因而中国人的内争内战，又必然加骤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肢解的危险性。

下列事实尽管是跳跃点击而出的，我还是惊异于中国人民及中国国家对灾难的承受，竟然如此的超限与无极。

事实之一：从南方割据，到北伐战争，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对中华民国权力的夺取。

——1916年7月14日，护国军“军务院”撤销。7月25日，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党务，停止一切军事活动。黎元洪为总统的中华民国出现了统一的曙光。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溥仪复辟，仅十二天即寿终正寝。针对北方的倒退，7月，孙中山由上海南下广州“护法”。8月，召开“非常国会”。9月，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10月，出师北伐。中国境内，出现南北两个政府，同时亦爆发了中国的“南北战争”。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明确了党领导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任务，其实是正式确立了武装割据的夺权方略。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23日直胜皖败。在南方，国民党部队乘势攻占广州，据有广东，重新恢复军政府，与北京民国政府分庭抗礼。是年国民党派系军人在湘、黔、川各省均有军事进展。同期，苏联共产国际派人与北方吴佩孚、南方孙中山积极联络。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10月15日孙中山民国政府北伐军出征。此前的3月21日，外蒙成立“独立政府”。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1922年6月16日，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离粤赴沪。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决议。2月，在苏联军事援助下，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员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9月18日，国民党发布《北伐宣言》。因为冯玉祥北京政变成功，电请孙中山北上议政。中国又出现了和平统一的曙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北京。南北和谈无望，7月1日，广东大元帅府改组，成立民国政府，汪精卫出任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八委员之一，并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1926年5月，北伐先遣部队攻入湖南。7月，北伐军全线出击。这是一次百万军队的相互厮杀。国民党人的“武装北伐”与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证明中华民国成立十五年之后，它所宣示的“共和”仍然是一种政治幻景。

“南北战争”让一个地方政府（在广州）颠覆了一个中央政府（在北京），你说这是成功的“革命经验”？还是引以为诫的历史教训？

事实之二：两线作战，多角纷争，北京的中央政权因为内耗而无力于自我维持。

——1917年7月1日，张勋策划清室复辟。事前，段祺瑞曾表示反对，但因段的心腹大将徐树铮参加过徐州会议，这给张勋造成了幻想。7月3日，段祺瑞于天津西南马厂兵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讨伐复辟。讨逆之战是北洋系统最正义、最智慧的“内战”。段祺瑞一石二鸟，驱除张勋，再造共和，迫逐黎元洪，独揽大权，北洋军阀间的争斗进入新阶段。

——1920年7月14日至7月18日，直、皖双方在京、津一带激战五日，段祺瑞之皖系主力被直系吴佩孚所歼。北京政权转移于曹锟、吴佩孚之手。段祺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皖系失败，日本侵华图谋出现断档。

——1922年4月27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之因，一为两派后台不同——直系后有美国，奉系后有日本；二为对梁士诒内阁态度不同。十二万五千直军对十二万奉军，相搏于京、津之间。拼杀七天，直军获胜，张作霖率奉军退出山海关。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此前，皖系将领、浙江督军卢永祥因曹锟贿选总统，已与孙中山、张作霖建立了联系，故招致直系军阀孙传芳从福建、齐燮元从江苏的夹攻。卢奋起抵抗，但作战不力，退至上海，孙传芳占领杭州。

——1924年9月4日，受了江浙之战的引燃，张作霖通电讨伐曹锟、吴佩孚，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与直军各二十五万人，皆有海军、空军配合，在冀东、热河一线展开阵地战。前线失利，后方倒戈，直军大败，有二十万被歼、被俘。直系将军冯玉祥阵前政变，占领北京。因为战争中段祺瑞对瓦解直军作过贡献，故直、奉大战后北京政权形成了张、冯、段铁三角联盟。他们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议事，因为孙中山大病中难于认真商谈以及突然病故，南北和平的大门，开而又闭。

——1925年10月10日至11月5日，东南驱奉之战从上海打到徐州。浙闽赣苏皖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率军向驻于上海、江苏、安徽的奉军发起扫荡式突袭，奉军死伤严重，全线溃败。这次战争，成全了孙传芳，使他成为北洋后期拥兵二十万的“江南之王”。

粗略地计算一下，北洋系统的将领们因为相互厮杀而造成的伤亡，远远高过他们与南方国民党军作战的牺牲。人心散，军心乱，十年内争耗尽了地域性军事集团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而在南方，超地域的党派军事集团乘乱崛起，“北伐”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追述的路太漫长，我想就此打住。但历史的惯性太过巨大，国民党人的“北伐”胜利，及占据“中央”，仍然不能堵塞乱源，实现一统。党外有党，国中有国，五根指头，握不成一个拳头，一盘散沙的中华民国，面对一个精诚团结的日本，危机重重，胜算微微，终于拖到了亡国灭种的绝境。

有一条权力金经，被中华民国的风流人物衣钵相授。这“金经”有两种表述，即：党魁在党上，党在国家上；军阀在军上，军在国家上。因而，误国有理，卖国有道，只要保住党魁与军阀的个人权威，一切皆可牺牲。

知道有这么一条“金经”，你还会对下列历史故事不予理解吗？

——北伐胜利，“民国”再造，1929年3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奖慰蒋中正同志案》，第一次树立了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3月29日，蒋介石亲赴九江指挥对桂系军队的作战，“蒋桂战争”爆发。内战两个多月，6月2日，桂系失败。

——1929年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革除西北军首领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冯氏宣布“下野”。10月10日，“蒋冯大战”爆发，蒋介石亲赴河南指挥。11月22日，西北军败退潼关以西。

——1930年5月11日至9月6日，“蒋冯阎战争”在中原地区展开，双方投入兵力多达百万，死伤三十万。蒋军胜，冯玉祥、阎锡山宣布下野。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的宁方“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召开。11月18日，汪精卫、胡汉民的粤方“国民党四大”在广州召开。12月3日，汪精卫的沪方“国民党四大”在上海召开。国难当头，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竟能分裂成三个“中央”！

——外敌入侵，形势危殆，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自1930年11月至1934年9月，先后五次围剿共产党江西中央根据地。最后一次，出兵达百万。

不要认为这是笑话。这是中国人的德行。

“9·18”事变是一把尺子，丈量着中国政党群体和军阀团伙的天地良心。

如果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进北京这所有的耻辱都是清政府的，那么日本人在二十世纪二至四十年代对中国的侵略升级，则都是民国政府的耻辱。北洋民国政府与国民党民国政府相比，他们耻辱的比重又小了许多。所以这一节文字，我们用“民国综合症”标识，其实更准确的表述该是“辛亥革命后遗症”才好。

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一路演化，并进入国家权力中枢。可以轻易变幻名称，但谁也不能改变这支队伍的人员素禀，尤其不能改变最高权力（君子之器）对幸运人生（小人之负）的扭曲与误导。

呼应本节开头对《易》的借用，我仍想以《易》的超验判语，解析日人侵华及华人抗日。

《易·解》曰：“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圻。解之时，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我用“解”卦分析对日战争，相信傍一点边。其中奥秘，无须多言。关于“诲盗”的卦象，在“六三”爻上。卦曰：“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这是一幅十分形象而滑稽的画面：一个蠢人，骑着骏马，或乘坐轩车，却把一包自视珍贵、其实是他抢占君子的东西顶在头上。路旁一贼，久走江湖，识多见广，一看便知那个蠢人也是窃贼，于是大步追上，抢了包袱便扬长而去……

中华民国时代，正有一帮小人，抢了大清皇朝的江山，顶在头上，招摇过市，既不知珍藏，又不知收敛，东洋海盗才“竞欲夺之”。“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老祖宗问得好啊！“负且乘，亦可丑也！”老祖宗骂得好啊！

三、站在哪里，死在哪里

一百年心路，我在失败中穿行而过。

失败是一串苦果，越嚼越辛辣，直到嗓子起火，将话语燃烧。最大的遗憾还不是失败，而是对“失败”的误读与误传。当“失败”一再被无意忘却、有意推卸、刻意曲解时，“失败史”难免变成一部伪书。当历史也被作伪，我们又到哪儿寻找真正的英雄？哪儿去洒一把凭吊的热泪？

我不能不重复叹息：没有真相，即没有真理。一个讳言失误、失败的民族，在失落了历史之后，会不会失落眼前？在容忍了懦夫之后，会不会抹杀英雄？

这或是过激之词。盛世万年，英雄无人抹杀。英雄是被掩埋的，黄土下，青山上，血沃劲草。田野的风，透着清新，那该是英雄的呼吸。

可是在抗日胜利六十多年后，千里原野，你却又难见几处抗日英雄的陵园。

忘就忘吧，哪堆黄土下没有冤屈的鬼魂！

因为本书的先期判定是“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所以滑头的作者也有绕过英雄的借口。但是他不准备绕行。倒不是要给这本小书加一个光明的尾巴，实在是想给这个充满乐感的伟大民族捣一回乱：你所有休闲的今天和明天，都可能要别人用鲜血和生命加以保护！

日本近代中国史研究学者桑原隲藏说：

以我个人的观察而言，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一国国民、一个民族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特有的气质和性情，可以称之为国民性和民族性……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民族性，其最显著的民族性是文弱和保守……说起中国人文弱的原因，要而言之，中国人作为个体很少以暴力解决问题；作为一个国体，也不喜欢诉之于战争。所谓中国人的争斗，是指口头的争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或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爱争斗的民族之一……所谓“黄祸论”——即黄种人渐渐会压倒白种人的论调（这一论调在甲午战争前开始到日俄战争后进一步流行，至今是世界的一大问题），其实是颇没有根据的。

桑原的认识，近乎事实。感谢他反驳了“黄祸论”。“文弱”的国民性，是从“本质”上判定的。本书叹“尚武失落”，则是对“趋势”的判定。“本质”文弱，无可改变，“趋势”变弱，还可恢复。所以当本书叹惋“中华尚武精神失落”的时候，依然对“尚武精神”的世纪复苏抱了一份期许。

下面的简述，不是描画英雄谱。因为，抗日之战胜利六十年之后，中国还没有一部以国家立场编汇的抗日英烈名录——英雄，只属于他们时代，且最终消失于他们的时代。

跨时代的，不是生发于个人良知的英雄缅怀，便是依附于功利宣传的英雄张扬。

“前世”之于“今生”，永远是一个片断的残梦。我能做的，或者只有个人视角的忆念吧：

——在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香炉峰下，有一座“南岳忠烈祠”，那是中国大陆上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国军将士的大型陵园。1997年，奇 -書∧ 網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苍天有眼，厚土有知，日月有光，英烈有灵，前人与后人，总能在这座清刷了污染的雁回之峰，悄悄进行一次灵魂对话了。

忠烈祠石阶9层，共276级，据说暗合了第六、第九战区为国牺牲的中高级军官之数。

37通将校碑，铭记着35位将军、2位上校。在这35名将军中，有22名少将、13名中将（追认上将暂不记）。年过50岁的仅2人，40岁以下者有18名之多。最年轻的为51军114师师长方叔洪将军，牺牲时年仅27岁（一说31岁）。在这一批牺牲的将军中，黄埔军校出身者7人，保定军校出身者6人，这证明：在抗日的最前线，人人效命，并未分嫡系与杂牌！1949年后，这37名将校英烈，仅有15人被承认为“烈士”，另22人一无追认。为国而死，不算“烈士”；国若有难，谁复从戎？英魂无语，百姓叹息。

周围的山头上，分布着13座陵墓，其中有三座是以军、师为聚的集体公墓。最大的一座公墓，埋藏着在湘北保卫战中牺牲的37军第10师2728名将士的遗骸。生不同地，死而同穴，天命所归，山河再造，又何其壮哉！

“南岳忠烈祠”在岁月中沉默为一种象征。战争可以绞杀生命，宣传可以制造热闹，遗忘可以埋没功业，而良知则必定会将是非、正邪、美丑、功过等一一辩清。

也许英烈们最喜欢静谧，“南岳忠烈祠”在共和国五十多年间一直没有“公祭”的喧哗，不要说“国家级”、“省级”公祭活动，连“县、乡级”的公祭活动都没有一次。这样倒好，也免除了许多应景式走过场式的仪式，江山一片净土，百姓一寸哀思，只要南岳雄立，谁又能抹去三湘血痕？

如果从“南岳忠烈祠”进入时间隧道，按军阶高低为序，我的第一柱香应该献给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兼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和36集团军司令兼47军军长李家钰将军。牺牲前，他们的军阶皆为中将，牺牲后，追认上将。全面抗日八年，他们是牺牲于战场上的军阶最高的将领。

依照常规，这么高的军阶，是无须亲临战斗第一线的。敢于到第一线，表明勇气，表明忘我，表明视死如归，身处高位，尤为难得。

李家钰将军四川蒲江人。1937年9月，当他率军出川、奔赴前敌时，曾经赋诗一首：

男儿持剑出乡关，不灭倭寇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谁也想不到，一诗成谶，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他竟喋血豫西，埋骨青山，誓不还乡。

1944年春天，“豫中会战”打响。由于战区长官指挥失当，且未采纳李家钰先发制敌、以空军轰炸日军黄河桥头堡的建议，至使中国八个集团军、40万军队的河南长城崩溃。37天中，竟然丢失38座城市。

李家钰部共3个军（14军、17军、47军）7个师的兵力，驻扎河南孟津西、新安北一线，已与日寇对抗四年。会战不利，也只好率兵后撤。当1944年5月17日撤至渑池南的小镇翟涯时，三个集团军（第36、第39、第64）的总部及四个军（14军、47军、新8军、暂4军）的军部全部拥挤一处。为了有绪后撤，64集团军总司令刘戡、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一致推举李家钰担任统一指挥。李家钰临危受命，先人后己，率部担当起大军的后卫。5月21日，集团军总部在没有任何警卫的形势下行至陕县秦家坡旗杆岭，遭遇日军数千步骑伏击，李家钰当场阵亡，年53岁。同时殉国者有李将军的蒲江老乡、36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等。47军104师部队赶上，派勇士抢回将军遗体，护送回川。

李家钰是抗战时期牺牲于前线的年龄最长的将军。最高统帅部对他的评价是“忠勇奋发”、“迭著功勋”、“为国家民族尽职”、“求仁得仁”。说白了，李将军的伟大即在于先人后己，以身许国。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西北军将领。1933年参加长城保卫战，战功卓著，战后曾任北平市代市长，因为华北和谈的背景，曾被人误会为“汉奸”。张自忠隐忍不辩，以天下为忧。1938年春，“徐州会战”，他的宿敌庞炳勋部守临沂，伤亡惨重，张将军不计前嫌，率部一夜行军180里驰援。刘家湖争夺战，阵地易手三、四次，拼死杀敌四千余人，名震淮海。他在重庆接见《大公报》记者时曾表示：“我张自忠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战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1940年5月1日，“枣宜会战”打响，日军集中15万兵力强攻第五战区襄河以东阵地。作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张自忠统辖七军（26军、28军、29军、55军、59军、77军、江防军）之众，仍然身入险境，诚为难得。在59军各师、团军官会上，张将军说：“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愿与诸弟共勉。”河东战况凶险，张自忠决定亲临一线，行前，他又留函于副职道：“到河东后……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牺牲），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

这其实是“绝命书”。

过河了，战斗了，牺牲了。在敌军将要合围前，送走了俄国顾问，送走了文艺兵，送走了伤病员，张将军仅率装备了轻武器的600人的特务营与敌周旋，战斗到几乎全军覆没，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将军牺牲于宜城十里长山。

有一个关于日本人的插曲，录此存照。张自忠牺牲后，一日本兵从将军的衣袋里发现了身份证件，慌忙报告其司令官。日军司令官命人用担架将张将军遗体抬到他们的驻地陈家集，用酒精净身后，找耒一棺，成殓浅葬，坟前立一短石碑，刻曰：“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次日，38师便衣队抢回将军棺椁，由水路经荆门、当阳，运至宜昌。宜昌十万人为将军送葬。是日，日机飞临宜昌上空，见状，未放一枪、未投一弹，绕几圈即回。

据张自忠唯一幸存的卫士谷瑞雪回忆，敌人未合围时，参议李致远曾劝将军撤向东南。张大怒，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就可以逃跑？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的命是土坷垃？今天，一定要血战到底！”

作为高级将领，张自忠怀抱浓重的人道精神和人文理想，这是比勇于献身更为可贵的品德。

世传张自忠有《抗日三字经》，其文曰：

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国不保，家不安，卫祖国，务当先。昔岳母，训武穆，背刺字，精忠谱。岳家军，奋威武，打金兵，复故土。唐张巡，守睢阳，奋战死，称忠良。文天祥，骂元兵，伸正气，留英名。郑成功，守台湾，抗清兵，美名传。刘永福，黑旗军，打法兵，英名存。七月七，卢沟桥，日本鬼，开了炮。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把兵举，守南苑，攻丰台，身虽死，有荣哀。姚子青，守宝山，一营兵，只余三。段云青，一等兵，身体健，国术精。遇敌舟，跃身上，一挡三，是猛将，左一拳，右扫腿，两倭寇，齐落水，余一寇，逃船尾，刺刀下，立见鬼。阎海文，是空军，打敌机，八架焚。掷炸弹，炸敌轮，轰一声，三舰沉。身受伤，落敌方，从容中，举手枪，先杀敌，后自戕，不屈辱，真叫棒。此数将，军人魂，青史上，美名存。

《抗日三字经》是否出自张将军之手已不重要，但它的精神的确与张将军的爱国主义同出一脉。

一炷香远远不够。对每一个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我都想上一炷香，奠一杯酒，磕一个响头，献一份迟到的感激，进而用国家民族的立场，衡量他们的大仁、大德、大智、大勇。

一个无尽期的历史补课或者刚刚开始。

一种常识思维的复苏或者刚刚起步。

一项民族道义体系的重建工程或者刚刚奠基。

这一切的必要条件是中国人不再重蹈狭隘的党派偏执及怯懦的功利冷酷。

我们知道，张自忠将军牺牲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隆重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题词，朱德、彭德怀挽联，董必武题诗，都给以极高评价。但迟至1982年，张自忠将军才被民政部追认“抗日革命烈士”。而李家钰将军更是迟至1984年才被追认为“抗日革命烈士”。

被迟到追认的抗日烈士，著名的还有佟麟阁将军。他比较幸运，早在1979年8月16日，经邓小平关照，民政部追认他为“抗日革命烈士”。

佟麟阁将军河北高阳人，满族，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1937年7月28日，率部抵抗侵入北京南苑的日军而壮烈牺牲。他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佟麟阁作为冯玉祥的部将，担任过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代理察哈尔省主席，参加过1933年的长城抗战。因为1933年8月抗日同盟军解散，冯玉祥下野，佟麟阁亦解甲归田，在北京香山东麓的兰涧沟买地筑室，过起了种菜读书的生活。后来，日军侵华之势日益严重，宋哲元长29军，该军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联名相请，佟麟阁始再披战袍，出任29军副军长。

“7·7”事变，37师吉星文打响抗日第一枪，就是佟麟阁的命令。此后北平战氛日浓，宋哲元劝佟麟阁将军退入城中指挥战斗，佟将军不应，坚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固守南苑一带。师团长们聚会南苑，佟麟阁慷慨陈言：“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尸，唯以死报国。”

7月28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南苑，佟麟阁与赵登禹并肩指挥。守大红门，伤腿，不退，再战，牺牲。战士抢出将军遗体，送入北平东四十条四十号佟宅。高堂有双亲，膝下有二子四女，佟夫人怕老人受不起伤子之痛，故背着二老，匆匆给将军净身入殓，寄厝于雍和宫近旁之柏林寺，托名“胡先生之灵”（其外祖父胡姓）。寺中方丈，素敬将军，抗战八年，秘而不宣，直到抗日结束，将军灵柩才移葬香山兰涧沟。将军双亲逝世于1952年，生前，他们一直认为儿子还活着。·輧·輮·訛 此时，他们终于可以相见于九泉了。

赵登禹将军，山东菏泽人。1933年春长城抗战时，他任29军37师109旅旅长，参加喜峰口保卫战。日军装备优良，气势嚣张，为了长我志气，灭敌威风，赵登禹第一个组织了大刀队，从3月9日夜起，连续深入敌后，突袭敌营。入夜，他带伤奔行60里，率大刀队袭击日军炮兵阵地，杀敌60多人，缴获大炮18门。一连多日，死于我军大刀队及突袭包抄战斗的日军达五千多人。迫于压力，日军一度退却数十里。日酋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荣誉尽丧喜峰口外。”·輧·輯·訛因功，赵登禹升任132师师长。赵登禹的名言是：“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

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与佟麟阁并肩守南苑。日军出动30架飞机狂轰中方阵地，官兵伤亡惨重。赵登禹临危不惧，率30名卫兵，持刀与敌人肉搏。伤重，不退，对卫士说：“不要管我，你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国家，请她老人家放心吧！”从赵将军的临终嘱托，我们知道他有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牺牲后，赵登禹将军被追认为上将。

一炷香接一炷香，焚燃起上接云霞的烟霭，透过香烟，我们依稀辨认当年。英雄的业绩，是一个无尽的话题，打住无尽的话题，心中只留住无尽的相思——给予那些有名、无名的英烈。

张自忠，佟麟阁将军等，并不是“特殊的”牺牲者。对生命而言，牺牲一样沉重；对亲人而言，牺牲一样伤情；所不同的，仅仅是因为地位悬殊而造成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强弱有别。我赞成从“生命的等价”来评价“牺牲的等价”。

所以，后人对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将士，有名或无名，职高或位卑，应给予同样的崇敬与感恩。如果有所差别，那也是应对大量的无名英雄给予更为深切的痛惜与同情。在这一理解的基线上，我们才有资格站在南岳忠烈祠前，站在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前，站在七七卢沟桥抗战纪念碑前，站在台儿庄大战纪念碑前，站在中国将士为了抗击日本人侵略而洒下热血的一切地方，深鞠一躬，道一声迟到的告慰。

铺展这一节文字时，我的重点已经不是叹息“尚武精神”的失落，因为惊异于抗日战争的惨烈，惊异于中国军人赴死的无畏，绝处逢生，我分明看到了“尚武精神”正以失败的、流血的代价，显示它扼杀不了的生机。

抗日战争的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军人为国而做的牺牲，亦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因为失败连连，失地连连，抗日之战的初期与中期，曾被中国人当作“失败”接受与承认。加上东北出了个溥仪的“满洲国”，绥远出了个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北平出了个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南京出了个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最后王、德、梁、汪合流又出了个冒牌的南京“中华民国政府”，汉奸与汉奸现象，让人怀疑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否还能经受住内忧外患的双重侵蚀。此时，严重的形势已经不是“尚武精神”的失落了，在一个巨大的国土扇面上，因为承受不了异族入侵者的威胁利诱，一大批风云人物早已放弃了最基本的民族信念，数典忘祖，认敌作父，将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卖国主义发展到了极致——这便是死不要脸面，明明“卖国”，还要宣传为“曲线救国”。有这种惊人的上层背叛、上层卖国相比照，我对胆小一些、怯懦一些、甚至当了逃兵的人生发了宽容；这些人总是与媚颜事敌、为虎作伥者不在一个“质”的层面上。基于这一对比，本节既然不将“卖国主义”作为一个批判重点，当然也应该减缓对“尚武精神失落”的批评，转而从积极的方面，对坚持抗日的中国军人与中国平民给予充分肯定。

绕了一个圈，为本书的重心转移作些解释，也为本书接近抗日英烈的人性真实作些铺垫。

上一段，我用两个“绝无仅有”形容抗战惨烈和牺牲巨大。抗战胜利六十多年后，中国人还在传递并放大着对日本人凶残的恐怖。有一种比较，即苏联人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胜利了的苏联人中间并未反弹出一种“恐德症”；中国人战胜了日本法西斯，胜利了的中国人中间总是拂不去“恐日症”的旧梦。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宣传出了毛病。挖掘“大屠杀”的物证，固然有利于不忘国耻；但回避“抗战”的战场较量，将“抗日战争”省略为一场日本人的“大屠杀”，却是有意无意在抹杀中国将士的英雄业绩和英雄精神——而这才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真正教材。

让我们再一次回复抗日战争“惨烈性”的话题。

一般史书，都承认或接近如下概述：

八年抗日之战，大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多次，各种抗日战斗不下20万次。

战争中，中国一度丧失26个省、1500个县市的600万平方公里土地。受战争之害者达2亿人。中国军队伤亡331万人（其中死亡130万人），中国百姓伤亡842万人。因为战争，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313亿美元，间接损失204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台湾与海外华侨的损失，也不包括41.6亿美元的抗日军费。如果计算间接损失，八年抗战，中国伤亡了3500万人，损失了5600亿美元资产。·輧·輰·訛

最后的胜利也是巨大的：八年间，中国抗日武装歼灭日本侵略军150万，歼灭伪军118万，受降日军128万、伪军146万。

一方侵略，处于进攻态势；一方反侵略，处于防守态势。攻守相当，这才有激战与恶战。对中国人而言惨烈的会战与战役，对日本人同样也是死亡陷井。因而，本文要正告国人的是：抗日战争的惨绝寰宇，正是中国军民在颓势、弱势背景下的绝地反击，正是中国军民用超限的牺牲对武器劣势、战备缺项的弥补，正是中国军民至败不退、至死不降的尚武精神的复苏。

有一个对比面，被中国人自己忽略了，那就是“九一八”事变。中国人说“九一八”，唱“九一八”，却忘了是中国人放弃抵抗、将东三省拱手送给日本人。大片领土，朝夕丧失，但那个过程，一丁点儿也不惨烈。一打就跑，不打早跑，双方不见面，还要流什么血？死什么人？

中国人真正大规模的抗日，是从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开始的。接下来，长城抗战、卢沟桥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徐州会战……虽然打一场退一场，但在恒退恒战的对抗中，日本人速战速决（有三个月战胜中国的设想）的美梦破灭了。中国国内的战争体制建构起来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亦整合起来了。武汉会战进行中，检讨抗战15个月的成绩，毛泽东曾托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赞曰：“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所谓“愈挫愈奋”，其实是数十万中华健儿在用生命之躯阻滞着日本侵略者的战车推进。

明知敌强我弱，明知胜算很少，明知牺牲很大，甚至明知风吹易水，一去不返，但中国的抗日将士依然慷慨悲歌，义无反顾，冲上两军阵前，熔在战火里，化在战火里，一命抵一命，两命抵一命，三命抵一命，也不让侵略者进一步。

“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初，日本人在掌握了绝对制空权、制海权的有利条件下，只派了八九千人的部队，强攻中国守军，以为一战可胜。中国守军寸土不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日本人只好增兵，很快增加到陆军包括九个师团、两个支队、一个华北第五师团的分遣队，海军两个舰队，包括四艘航母、一百多艘军舰，空军三千架飞机，共二十五万兵力，大有把上海炸平之势。中国针锋相对，急调全国正规陆军三分之一的兵力，计七十八个师、七个独立旅、三个暂编旅、七个炮团、一个宪兵团、外加税警总团、军校教导总队、上海保安总团及江苏四个保安团等，空军则出动八个大队、一个暂编大队共二百五十架飞机，总兵力达七十五万人（一说七十万人）。·輧·輲·訛

中方兵多，但兵器落后（如一个连，仅三挺机枪、五十支汉阳造）；日方兵少，但战具精良。一交手，中方便屡屡吃亏。战争，是一场生命绞杀。[奇-Q-i-s-u-u-.-ｃ-o-m-书]中国将士的伟大在于，至死不后退一步。

战斗激烈到这样的程度：

——78师467团一个连队冲上战场，十分钟全部战死。

——88师，一万五千人进入阵地，三小时，牺牲一半，五小时牺牲了五分之三。当日撤下，仅余三分之一。该师262旅524团八百勇士在团长谢晋元率领下据守苏州河北四行仓库。四周全被日军占领，他们不退不降，顽强抗敌，坚守四昼夜，最后奉命撤入英租界。

——98师为中国精锐之师，守阵地十八天，伤亡4960人，占全师62%。营以下军官，牺牲二百人。

——第8师主要兵器为汉阳造步枪，御敌三星期，八千人的部队，仅余七百人。

无怪何应钦回忆说，淞沪战场有如一个大熔炉，人冲进去，都被化掉了。

即使化掉了，中国将士仍然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这让中国人振奋，让外国人惊奇。

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军官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目睹了“八一三”抗战，由衷赞叹：“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机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輧·輳·訛

“八一三”抗战坚持了三个月。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中国军队死伤33.35万人（一说死伤近30万人，一说25万人），日军自己公布的死伤人数为四万多人（这个数大大缩水，一说九万人左右）。

“八一三”抗战开创了一种同归于尽的焦土战模式。在以后的历次会战中，中国军队多有整营、整团、整旅、整师的壮烈殉国，这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悲剧。

1937年秋天的忻口会战。196旅防守原平。兵团命令：“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七天。”从10月1日起，该旅且战且退，从外围退守原平。第七天，城破，中国守军与日军隔街对射。此时，上级又令：“再守三天。”旅长姜玉贞回电：“誓死抗战，无令不离斯土。”战至10月8日，城内大部街区为敌占领，五千人的196旅仅剩二三百人。10月10日，奉命突围，姜玉贞战死，全旅几乎全部阵亡。

同月，同一场会战，第9军、第21军参与反击。中央兵团总指挥、第9军军长郝梦麟的战前动员是：“我死国活，国活我死。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他临阵写下的八个大字是：“站在哪里，死在哪里。”战斗打响，郝梦麟将军端枪冲在阵前，中弹牺牲，年仅39岁。刘家祺师长身先士卒，亦同时牺牲。毛泽东在延安悼念阵亡将士，称赞郝梦麟为“崇高伟大的模范”。

1938年春天，徐州会战，第22集团军41军122师的川军将士据守滕县，阻滞沿津浦铁路南下之敌。师长王铭璋给家中的电报这样表白：“决以死拼以报国家。”苦战十七日，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但寸土不失。最后，城破，王铭璋与所部二千人全部殉国。

1938年秋天，武汉会战。中国海军面对日方海空优势，英勇抵抗，击沉日舰十三艘、击伤七艘。中山舰在十五架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下用舰炮反击。舰长萨师俊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仍紧抱船舷指挥战斗。全舰官兵26人，坚守战位，随舰下沉，全部殉国。

1943年秋天，常德保卫战，第74军57师矢志固守，日军进攻受阻，特敞开包围圈东南一角为“生路”，暗示中国守军可以由此安全撤离。这一处“生路”敞开八九天，57师无一人从此撤出。他们要与常德共存亡。11月23日，57师有官兵8529人；战至28日，余2440人；战至30日，余1800人；战至12月2日，仅余不足300人，而且被压缩在中央银行数百米的阵地上。日军施放毒气，守军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投入最后拼杀。师长余万程向军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城破，弹尽，援绝，人无……职率余部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中国万岁，第74军万岁。”电发，拔枪自杀，为部下夺枪救下。169团团长柴意新强行派一百名士兵，用绑架式，护余万程师长夜渡沅江突围，自率二百士兵，有人甚至手执木棍，向敌人发起反冲锋，以掩护师长突围。除随余师长突围数十人生还外，57师八千子弟全部牺牲。

柴意新，四川人，结婚七天上前线，义无反顾，为国捐躯。他是中国百万军中惟一一个积军功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团长。牺牲后，他又被追认为中将。

1944年夏季的衡阳会战，方先觉部第10军所辖第3师及预10师共17600人（战斗兵源14000人，约有一个半师的实力），担任守城任务。日军方案，准备用一天时间攻克衡阳（此前，长沙是一天攻克的）。而最高统帅部给第10军的任务是坚守三周。日军先以两个师团，继调五个师团，外加炮兵联队，猛攻衡阳。血战48天！中方战死7400人，伤7600人，弹尽援绝，下余兵力不足3000人。鉴于南京大屠杀的教训，为了保住近万人的生命，方先觉以允许将士撤退为条件，将自己及十多名将领为人质，与日军谈判停战。衡阳停战，中方守城伤残安全撤离。衡阳虽失，但第10军却完成了守卫衡阳的任务。这是一个战争特例，英雄主义，以一个被人误解的方式在衡阳战场上“战”、“和”两用。中国人严于责己，或不认账，但日本人认账了，认输了。他们的战史承认，衡阳攻城，日军死伤19380人。·輧·輴·訛 衡阳会战，是中方以少打多，毙敌最多的一次会战。这是一个大大缩小的宣传数字，据参战的日军师团长说，他们伤亡48000人。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则说：

六月二十二日，超过十万日军包围一万八千名中国军队。七月十八日，在中国击败日军对衡阳第二波进攻，并杀死日军二万五千名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下台。经四十七天的战斗，八月八日，衡阳失陷。四万八千名日军阵亡，伤亡超过七万。国军阵亡七千四百名，伤亡共一万五千人。·輧·輵·訛

第10军所属团、营、连，亦有多个全部殉职，无一生还。

我用方先觉第10军的抗战史来收煞本节文字，意在表明自己的自由闲思：如果是英雄，且怀抱了英雄主义，便一定能赢得起，能死得起，也能输得起！

对日作战，终于胜利了。这是中国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历次对外较量中第一次获得全胜。

有人提出各种假设：如果没有苏联人出兵东北，如果没有美国人在日本本土丢了两颗原子弹，如果中国未曾加入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能战胜日本人？

历史是事实演变。任何后于历史的假设，都不能改变历史曾经的事实。

苏联人出兵，美国人丢原子弹，中国加入反法西斯联盟，这都是事实。而在这些事实之外，还有一个更伟大、更持久、更真切的事实，此即中国人在日本人的侵略面前警醒了，斗争了，团结了，牺牲了，并且用这种斗争与牺牲极大地消耗了日本人的战争资源，扼制了日本人的战略企图，进而以堆累的、渐进的中国胜利支援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

一部抗日的历史，也许能启示中国人：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复苏，决不是狭隘民族精神的膨胀，那是将民族责任、国家责任与世界责任一齐担负起来的气魄和能力——当然，应该是先有力量保护自己，再进而保卫世界的安宁。

［注释］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下卷第一分册P141-P147。

②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之《文书》P101-P102。

③ 抄取《田中奏折》情节，多取蔡智堪《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一文。此文刊于香港《自由人》杂志1953年8月28日。

④ 王家桢回忆说田中奏折为蔡智堪分十几次邮寄至沈阳，如此风险更大。不知是否为与平时递送情报相混了。

⑤ 《海峡资讯网》2005年12月29日蔡咸源《我的父亲蔡智堪》。

⑥ 《易·系辞下》。

⑦ 黄季陆《辛亥武装起义时期之外交决策与政略号召》。见《开国文献》二，（一）P271-P272。

⑧⑨ 《蒋总统秘录》P625-P626。

⑩ 《李烈钧将军传》P28-P29。

《革命文献》第四十四辑P16-P17。

《国父全集》（1973年台北版）二P806。

《蒋总统秘录》P627。

《国父全集》（1973年台北版）三P276。

《国父全集》（1973年台北版）二P325。

戴季陶《日本论》P64。

彭泽周《检讨中山先生致大隈首相书的真实性》，转引于王俯民《孙中山详传》P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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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谊》第一卷第七号，中国大事记。

《时报》1915年3月4日，转引《中国党派百年风云录》P187。

《中华民国国父实录》三P2390。

《黑龙会备忘录》（南木译），转引自龚古今、恽修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三联书店，1958）。

（日）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外务省の百年》上卷P640-P641。

《易·解卦》。

桑原隲藏《东洋史说苑》P147-P156。

《中国黄埔军校网》，王坚《中国大陆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国军将士的大型陵园——湖南省衡山南岳忠烈祠》。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5月17日，第十版，林治波《抗日名将张自忠》。

《南方报业网首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特刊》，杨晓红《上将决死，万人抬棺》。

《新华网·新华资料》。

《北京青年报》2005年4月6日，《清明节香山谒拜佟麟阁》。

《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记》，迁西县政府2005年8月立。

《百度·百科》测试版《抗日战争》。

《蒋总统秘录》第一册P71。

《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4月，蔡伟、李菁《七十五万军队惨烈保卫大上海：中国人的血与火》

《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部分），转引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P173。

李祖鹏《论衡阳会战的历史意义》，转引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P181。

结语

百年心路，匆匆走过。

不必相信那些路标或里程碑，但要相信你的眼，相信你的脚，相信你的心。

无须夸大其词，说这是“学问”、这是“学术”，或这是“真理”、这是“教训”。隔着历史，一定不再疼痛。所以后于历史灾难的一切高谈阔论都难免因隔膜而冷漠，又因掩饰冷淡而故作热烈。

作了一次次自我降温，这本书中仍然杜绝不了发热发昏的书生议论。这叫多事，或越位，由此我甚至想到了清谈误国。

既然沿着一种先验的思路辗转了一些时日，结果便留下了几页文字。比喻着说，这叫“纸上博客”。倒不求它“博”到哪儿去。一滴水，只能在荷叶上聚成一个水珠。因为太阳尚未升起，这水珠注定反射不出旭日的七彩。

关于“尚武精神失落”及“大国无兵”的关联，是一个颇为复杂或远远超出了纯精神、纯信仰语义衍释的社会结构、国家制度问题。

一百年前，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制度，也只能有那样的国家屈辱。其实，即便国家不屈辱，人民也早已屈辱过了。历史的隐秘面让人大吃一惊：原来是国家先行用专制暴政阉割了国民的雄性情结，这才导致了国家遭人切割时，四万万草民一体丧失了保国护种的能力。也许还有些阉割他人的人，仍然保留了一些雄性因子，又因为超级权力与超级享受，他们的雄性因子遂在自我消耗中彻底淘尽。如果为一百年的丧权辱国开一剂预防性药方，大抵是先救民，先爱民，民有独立之“人格”，国才有独立之“国格”，民过“生死关”，国才能过“存亡关”。否则，愚民弱民，何有富国强国？

超越了一还一报，“尚武精神”与匹夫之勇不可同日而语。理性的花，精神的果，似乎也要用百年岁月吸取日精月华，才能铸成她的天地正气！

一切都在变数中。

一切都在定数中。

天变、地变、朝变、代变，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国家与人民的依存，这都是智慧问题，这都是良知问题。虽然人言人殊，但是“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又尽在不言之中矣。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可见古代也有明白人。

在本书最后一章，我有限度地展示了抗日英烈的大仁义、大牺牲、大功德。这是我们民族人格的、情操的、信仰的榜样。百万英烈的百战赴死显示了“尚武精神”在百年失落中的强力反弹。壁立千仞，苍松云天，阅读过他们，才相信泱泱中华在历经劫难后，希望的光已在人心升起。

田秉锷

2007年12月3日

于江苏徐州黄河新村书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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