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作者：我会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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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风风雨雨，刻画着人生的足迹；坎坎坷坷，勾勒着如烟的记忆。

为了生活，别人说叫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欣赏欢乐与哭泣，更难有心思把愉悦与烦恼在文字中慢慢地梳理。待到离开岗位的刹那间，忽然觉得换了人间，原来是社会解放了自己，才有暇喘气、小憩。于是，或回首，或拾遗，才有了这篇《草根家事》，以此聊以自慰，藉以弥补对些许遗憾的唏嘘，虽然文字不那么尽如人意。

我想把自己的经历留给子孙，给他们耕种未来的希冀，让苦涩结出甜蜜与惬意。其中，也更是为了纪念我自己，那就是对得起生养我的那方土地。我想，凡是认识我和我打过交道的人，都是那方土地散发的灵气，让我不断地吮吸，我才有骨、有肉、有皮。

骨是我的人格，肉是我的内涵，皮是我的尊严……不管是拉着我的手，帮我走过坎坷甩掉泽泥，那些和善的脸庞；还是因为我的不是，而有过愠色的双眸；都给予我向上生长的乳汁，强壮了我的身躯，我都会永远地表示由衷的谢意。

《草根家事》，以真实的自我展现一幅画面，一幅解放前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的，有声有色的连环画面。客观地再现家乡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以草根一族的视角来回味，来记录底层人群的生活、生产，和他们的喜怒哀乐。

作者不排除个人的意识融入其中，但没有丝毫的偏见混杂其间。因为文章不是无情物，更不是植物人，有它存在的理由与空间，有它呐喊与宣泄的自由与权力。是非曲直，皆由读者来评判、来褒贬、来认可；由历史去评说、去鉴定，那才是公允的、公正的。这就是我的初衷，就是《草根家事》面世的理由吧。

作者李会元

2007-6-13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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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预言 1 冒死预言的前前后后（毛逝何日）

第一章我的预言1冒死预言的前前后后（毛逝何日）

预言什么？毛主席将来在哪天逝世！

我说：“毛主席要死的话，就死在9月9日……”（原话一部分）

那时我19岁，念高二，预言的时间是1962年的一天中午。预言的地点是，新民高中校园的最南侧。往南，与这里一道土墙之隔的地方没有人烟，县城的人都叫他“南卡子门”，很是荒凉。解放前和解放初，这里是枪毙死刑犯的刑场，人们忌讳，很少到这里来，晦气。

“最南端”，是一片乔木灌木相间的林地，面积不是很大，但很是僻静，尤其是夏日的中午，很少有其他同学到这里来。于是，就有了我对一个同班同学的“冒死的预言”啦。

弹指一挥间，34年过去了。1996年秋，我突然接到一个从县城打来的电话，是高中同学程德昌的约请，很是兴奋，久违了。

县城的电话，一天间我至少得接十几个，最多的时候甚至是几十个。因为我是罗家房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县里各个部门的电话不会少。每个电话都是上级领导的指示，都是你必须完成的工作，都是拧紧你神经发条的扳手，让你一接电话就高度紧张，就有一种“烦恼”油然而生。比如，让你汇报夏锄进度，农业局的电话才挂，县政府办公室又来“询问”，然后就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都想从你这里得到第一手材料，你烦心，但他们安心。

所以，老同学的电话，相当于“一键清空”，把你“电脑”里的垃圾病毒尽数删除，给予你愉悦的清爽。

他说：“你过来吧，咱班的吕维媛，从齐齐哈尔回来了，大家聚聚……”

几十年不见了，如今有约，自然是乐不可支，何况吕维媛是赵鸿德的夫人啊！

赵鸿德从小学到高中我们一直是同学，当然也是老乡，他家离我家只有5华里的路。这次他因为忙不能回来，借机探寻一下他的近况，也是我时常想念他的一种补偿。

这次14名老同学聚会，程德昌尽地主之谊，通知、埋单周到热心至极。

高中时，我和程德昌是同桌，吕维媛比我们个头矮些，坐在我们的前桌。所以我们三个人算得上是友好的邻邦了，见了面怎么不会有一番万千的感慨啊。

酒到半酣之际，程德昌突然起身，毕恭毕敬地向我“请示”道：

“会元老兄，时隔34年了，我要为你揭秘了！”

我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在想，各位也很惊诧。

当年，吕维媛是当之无愧的校花。若不是个头稍矮那么一点点，莅临“国花”之位也不为过。她学习优秀，为人厚道，人缘也好，自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情种们倾心的焦点，靠近的核心。但我从来没有对她想入非非，更没有一纸情书的构思，说我暗恋，自然无懈可击。哈哈，说不定就因为我们是前后桌相近，她的一颦一笑于我被别人发现了？那可冤枉我了。

我在揣摩我的秘密，但很心安理得。反正都已一大把的岁数了，说什么我都不会在乎，就当是搞笑，能让大家多喝几杯，客串个情种，值了！

我正为免费当个情种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程德昌竟然出乎意外地，把我那次的预言和盘托出。在座的无不哗然！

这件事我怎么会忘记，但我从来不会提起，那预言在那时代可是要命的……

毛主席死了，我还活着。我真佩服程德昌的为人，三十多年了，他一直在为我守口如瓶，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要知道，就这个秘密，就这个预言，全国能有几人，世界能有几人？算得上吉尼斯记录了吧，我也算得上预言家了吧，也够名人的了吧。程德昌足以以此说事儿，令众人对他刮目相看，这秘密只有他和我知道，绝品，价值连城的绝品。

他一直憋着，我若是他会憋疯的啊。我能憋住，因为关系到我的性命，关他何事？“文化大革命”他可以以此立功授勋，风光无限，甚或是封侯挂印！

程德昌说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冒汗”，激动的，感动的，不是害怕。

秘密，也把我带回当年的那一幕中，我很快进入了预言时的角色中来。

六十年代，正是阶级斗争完全代替法律的年代，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诅咒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必定置你死地而无疑。

那天，我说出了这个预言，记得当时也是一身的冷汗，后悔不迭。程德昌听了也是惊恐万状。左顾右盼，幸好没有什么人听到，庆幸得我们的心砰砰地直跳。

我千叮咛万嘱咐：“程德昌，你可要保密啊，就把这事儿烂到肚子里吧。”

14年后，毛主席果然仙逝于1976年9月9日。

就在全国沉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日子里，我忽然想起了我的预言来，心里很是恐慌，我担心什么不言自明。

然而，我的心也在狂跳，我不能理解，即使当年的预言纯属猜测，那概率也太低了，比中大奖的概率不知道要低多少倍啊。我能“猜中”，我不知道我怎样去认识和评价我的预言和我自己。那时，我的内心好像是增强了什么，又好像是改变了我什么，总之，我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全国“共悼”毛主席的那天早上，天气很凉。我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从家里出来，骑自行车赶25华里的路，来到公社设置的追悼会会场（每个公社都按要求设置）——现在的罗家房中学。

那里人山人海，公社所在地的各个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群众站满了整整一操场。各个大队（现在的村委会）也都设有追悼会场，男女老少凡是能走得动的，背得来的，都参加追悼大会，村村屯屯十室十空。四类分子被严管起来，不准乱说乱动。

我往公社机关的悼念队伍里走去。突然，一个尖利的声音喊住了我。

“喂，小李子，你过来！”

这尖利的喊声中，充斥着威严与训斥，让我感到恐惧与厄运。倏然间，我想起了我的预言，立时毛骨悚然。倘若……

我神经质地回过头去，心跳到了嗓子眼，一看是人保组的董特派员在呵斥我。

人保组就是如今的派出所，那时是极其森严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董特派员叫董连奎，系原沈阳公安局大东分局伙食管理员，走“五七”道路落脚罗家房公社（当时叫新兴公社）已经四年了。特派员比现在的警察厉害得多了，一方面负责当地的社会治安。一方面可在他自己理屈词穷的时候，随手甩出“这里有阶级斗争”的尚方宝剑，随时就可以把“反革命”的头衔严严实实地封给你，而绝无冤假错案给你昭雪的机会。

董特派员我早就认识，我当民办教师的时候认识的。他有很强的政治嗅觉和洞察力，对“反动行为”更是十分的敏感。他没当特派员，仅仅是个“五七”战士的时候，有一次遇上了一个社员，他认为是四类分子，就上前盘问。那社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有些手足无措，结果被他一顿很批。刚要对他进行“专政”的时候，大队书记赶到，为那个社员解了围。至此，人们一提起他，大有谈虎色变的感受。

今天董特派员喊我，我又想起了那个社员，惧怕之情可想而知了。

当时我仅仅是个挣工分的临时的“公社干部”，但在农民的眼睛里，也很神圣了。不过在董连奎的目光里，我就是一介草民。尤其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里，董连奎就是手握圣旨的钦差，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他的话就是第二“最高指示”，谁都得听。

我心里有鬼，怎会不规规矩矩地听他的传唤，不，几乎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等待他的发落。

那时，天上时而有云飘过，而我的头上没有遮风挡雨的保护伞，没有书记为那个社员解围的幸运，祈求不到任何援手，只好坐以待毙。

董特派员满脸的肃杀之气，拌和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责令道：

“还不把你的衬衣换掉，脱下去！”

天哪，原来如此！我有脑筋急转弯的灵气，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一连说了几个“是！是！是！”，像逃难似的走了，跑着走的，胜利大逃亡啊。

我的内衣是一件玫瑰色的晴纶线衣，穿好几年了，颜色依然很亮丽，那时很多人的都是穿这个颜色的线衣。董特派员洞察秋毫，我该穿白色的衣服，违规了，犯了大忌，天地不容，咎由自取。

回到公社我的办公室，我把那件“玫瑰”脱下来。虽说身上只剩一件单薄的外衣，但感到“虽冷犹安”，值得欣慰，预言的罪过没有发作就好。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关于预言的故事，有这么一次惊吓，我更是讳莫如深，不敢显露半点我的“特异功能”。

时间一秒一秒地蠕动着，斗转星移一年一年的轮回着，阶级斗争的寒光也一点一点地淡化着。我也曾试想彰显彰显我的预言，但每每想过都立即打住。原因很简单，即使招不来灾，惹不来祸，没有程德昌佐证谁会相信？你的预言是笑话，还是痴人的狂言啊！

那天聚会，在座的同学们惊诧之余，自然少不了刨根问底：你是怎么预言的？有什么根据？还有其他的预言吗……

“天机不可泄露！”

我忙举起酒杯，做一把“酒东”，哈哈一笑，掩饰过去。因为我确实还有以后的预言啊。但是，前两个问题我还是要解答的，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大家就等着这口下酒的菜，不能吝啬。以后的预言，那是绝对不能说的。

1960年，正是全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学生每天每人4两玉米面做“面糊涂”分三顿来吃，没有油和蔬菜，那时我念初二。那年的寒假放得特别早，假期也长。学校让学生回家度寒假，就是换个方式“冬眠”，不失为上策。

家里和学校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两样，过年的时候也是玉米糊和干野菜度日。不同的是有母爱的温馨，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你就没有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女孩”那种凄凉感，你就有一种希望在眼前闪烁。

这一年的春节，在没有鞭炮与灯笼的寂静中悄然过去了。人们无不期盼春光的明媚，开一扇呼吸清爽的窗。

那天大概是正月初六，天很冷，我无力地躺在炕上，害怕开学，宿舍太冷了，洗脸的水都冻成了冰。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笑了笑，自言自语，她是在安慰我吧。

“呵呵，年景不会总是这样，过几年就会好的……”

说完，她转过身去，不再看我。我知道她在流泪，她无能为力，愧对自己的孩子。

我依然躺着，一动也不动。我懂得，绝不能无谓的消耗没有半点积蓄的体能，积攒点力气，等待春暖花开季节的到来，去地里挖野菜，到河里抓些鱼虾什么的。不知不觉中，我进入了梦想。

那年月，做梦是最好的享受了，我常常梦见饕餮大鱼大肉，但醒来更是饥肠辘辘。睡觉是好事，只是担心永远地睡去。

睡梦中，一阵轻微的笛声和清脆的锣响由远而近。母亲在轻缓地挪动已经浮肿的双腿，开门出去叫来“一明一暗”一老一小两个算命先生。小的是明眼人，带路的。老者的是个盲人，能掐会算。然后母亲把我轻轻叫醒，说要给我算命。

我自小不信邪，但我依了。也许是人在极度的失望与困苦中，希望得到一些慰藉吧，希望火柴的火花烧尽所有的迷茫，才会去虚幻中寻找一丝曙光吧。

先生问过母亲我的生辰八字，拨了几下三弦，又闭了闭本来就睁不开的双眼。这时，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他惊厥：

“这孩子的命，我不能给算了！”

说着话，他又挪动一下已经前倾的身子，要走。母亲不敢再往下问，付了两元钱送他出门。

母亲心里在想什么，我清楚，是怕我有什么厄运，还是不说的好。

我从小就不信鬼神，何况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话，我毫不在意，嗤之以鼻。

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时常和郭祥玉（已故）、曲良忠到乱葬岗子（郎家岗子）的新坟旧塚里乱蹿。那里大人都懒得去，有许多横死的人埋在那，有许多可怖的传说让人毛骨耸然。我只觉得那里新鲜，就去玩，被人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我犟，胆子又肥，只好听之任之。

1952年的腊月三十，天已经黑了，郭祥玉、曲良忠来会我玩。那咱我有一件很稀罕的东西，手电筒，是父亲的，他当老师，经常走黑路，用得着。过年了，手电筒就是我最好的玩具，他们就是奔手电筒来的，好玩。

我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去郎家岗子了，今天有手电筒，你们去不去？他俩害怕，说不去。我以不让他们摸我的手电筒相要挟，他俩无奈。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条件是：不去郎家岗子可以，但要做一件谁也不敢做的事，他俩只好同意了。

刚刚解放，我们家住在大孟家窝棚。那个堡子有一多半人家的房后有小庙，供奉着狐仙、黄仙、山神、土地。除夕晚上，有小庙的人家都要给狐仙、黄仙什么的上供烧香。远处望去，漆黑的夜空中，微弱的香火一闪一闪的，很是迷离。

父亲是教师，那时的教师就是干部，不许迷信，我也就享受不到那扑朔迷离的情趣，但却生出一股妒火来。于是，我们仨人就去和狐仙、黄仙作对，专门踢灭他们眼前的香火。他俩胆小，我先踢。我嘴里还叨念着，“你要是叫我脑袋疼，我就服你了。”

我们见一个踢一个，好不痛快，早把母亲的话忘了。

临出来的时候，母亲再三叮咛：“三十儿了，到哪玩都行，千万别去小庙那里玩，要是惹着老仙就不好了……”

玩够了，走到家门口我对他俩说：“怎么样，我脑袋是一点都不疼，什么狐狸黄皮子的……”

这话被出来找我的母亲听见了，母亲没有说什么，狠狠地打了我一下屁股。我挺委屈的，大仙都没把我怎样，你怎么打我啊……

后来我明白了，她打我的时候一定在向狐仙、黄仙道歉：

“二位大仙，孩子小，不懂事，大人不见小人怪……”

是的，一定是的，不然母亲不会使劲地打我的屁股，以表示她的忏悔和诚心，让大仙饶恕我。

不一会，母亲送走算命先生回了屋来。我似笑非笑地问母亲，方才那先生边走边和你嘀咕什么了。母亲说，他说我的命跟他犯相，算了对他没好处，所以就不算了。我很奇怪，我跟他犯什么相？我又不想去给人家算命，和他抢饭碗子。

过了几天后，我在听一帮老头闲聊中得知：有帝王相命的人，先生是不敢给你算的。

我和他犯相？我有帝王之相命？他也有了？这不是胡说又是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母亲是个很好说话的人，请进屋来抹不开不给他钱。他想趁早多走一家多赚一份钱，还省了嘴皮子和脑筋。

然而，我出于什么动机去预言呢？说起来还真得益于那次算命。

在如火如荼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前，是“三面红旗”猎猎作响的年代，那时我念初中。“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里有一句话是“力争上游”，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题里就有这道政治题，我答对了。1958年夏我考上了新民六中（现在的罗家房中学），在1年2班里，我在60名同学中，我的学号是“3号”。学号是按年龄排列的，我的年龄小。

我是天生没长“爱人肉”的人，从上学开始，教过我的老师没有几个得意我的。我调皮，在老师那里“不得烟抽”，处处受老师和班干部的冷眼与夹持。但有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同学，对我另眼相看。直到如今，我依然感激她、尊敬她、想念她，寻她不着。她，就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张柏芝。

张柏芝比我大三岁，温柔文静，善解人意，明就事理，从不在同学面前自持高尚，也不在老师那对同学搬弄是非。

一天晚上，他约几个班干部研究如何“力争上游”，把班级的学习成绩搞上去。在她的主持下，全班60名同学，按学习成绩排为上、中、下游，然后再“一帮一一对红”。

这个会开得极其的保密，神秘，不允许与会的班级大员向任何人披露半个字的内容。所以这样做，怕的就是那些“下游们”知道自己的难堪，而破罐子破摔。只有我，在会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知道个一清二楚，也叫我心潮澎湃，信心爆棚。

会后，张柏芝偷偷地把我叫出室外，凭借教室内的灯光，我看到我的名字排在全班的第一位，我不敢相信。

那时考试判卷是“五分制”，班级从来不排榜，没有办法细化。除了学习，我在老师的眼睛里一无是处，我的眼睛里也没有老师上好的脸色。就是那天，我以外地还得到张柏芝对我的肯定，从来没有过的“肯定”，于是我永铭于心：

“这是按成绩排列的，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这句话，绝非仅仅是绕梁三日，而是萦绕我心头30年、40年……至今犹存于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良好的感觉，也是第一次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赞誉，弥足珍贵。

读高中时，学校有过一次问卷式的调查：什么书对你的影响最大？你得到什么启迪？我答非所问：和初中同学的一次谈话……

谈话那天，我几乎彻夜未眠，自然也想起了那次算命。

我果真不同凡响吗？我在问自己，也自问自答：试试看吧，反正算命先生和张书记“黑白两道”说的如出一辙。然而，这和预言绝对成不了“婚配”。

现在的罗家房中学，成立于1956年，当时只有两个初一班。到1958年时，全校3个年级一共8个班，三年级两个班，二年级两个班，一年级四个班。且不说教学质量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新民六中的“劳务输出”可是在全县名列前茅的，我们的老师在抱怨中一不小心透露的。等我考进新民高中时，我才知道，六中的学苗个个矮人一头。录取成绩单上，我各科的平均分数是59分，比我班最高的差32分。这种“抵挡高就”的劣势，着实令我惴惴不安且忧心忡忡。

入学的第一天，校团委书记赵恩海（文革后任校长）给新生讲话，其中一句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记：

“现在，大家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三年后看谁第一个冲刺！”

起跑线只有一条，而运动员的水平线何止一条两条？但我还是咬牙上线了，以不辜负张柏芝对我的鼓励与期望，此其一。那时她所以把秘密告诉给了我，就是给予我温暖与激励，因为我的周围环境让我很心寒，她一目了然。

其二，我也想成全那算命的先生，让别人少说他“瞎算”的闲话，盲人活得不容易。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咬牙”，我已由原来全班学习成绩第48名，上升到第14名。有得就有失，鱼和熊掌真的难以兼得。

我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思想上不要求进步，行动上不靠近团组织，从来没写过一份入团申请书。

这绝对不能怨我啊！要命的是，我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比我的“表现”还一塌糊涂。谁不想入团啊，我没有希望入团！我的两个姑姑，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富农，两个舅舅都是富农成份。我家在土改时被定为上中农，即富裕中农。那年月，社会上刮起一股“敌视”、“仇视”富裕中农的狂风，富裕中农和地主富农已经没有区别了。土改时，地主富农被分了，富裕中农没有分他们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成了解放后农村最富裕的阶层，存在“复辟”的危险，所以要严厉打击。而我的父亲又当过国兵、伪满警察……所有这些的“黑幕”，使得我入团的愿景一片漆黑。

实现自己的愿景，不辜负同学的期望，智取华山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坚信，只要是在学习上出类拔萃，考上大学还是有希望的，实现理想还是有路可走的。

也许是算命先生害了我吧。一想起他，我就拼命地钻书本，如醉如痴。那时我更期待政治气候的温和，但政治空气却在不断地“恶化”，即使我张大嘴，也喘不过气来。

总不能让凝固的空气把我憋死吧？在“政治讨论”、班会发言中，我难免发一些“牢骚”，虽然我牢记“闲谈莫论国事”。

于是，在一次全校性的大会上，其实就是整饬生活纪律的大会，几乎叫我万念俱灰。

管理学生生活的王老师王常福，被学生赐号“特务”。他点名把我列为全校三个“个别生”之一。点名的时候，王老师声色俱厉，音调抑扬顿挫，俨然是对我们“罪行”的宣判。这个宣判，无疑是剥夺了我迈进高校门槛的权利，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结束语！

我“认罪”，我的某些言行已经和“地富反坏右”份子站在了一起。我沮丧，我害怕，因为王老师在大会上还说：

“大家知道吗？我们新民高中，在反右斗争中，曾经镇压过6名反动学生！现在仍然在监狱里服刑！”

会场上鸦雀无声，我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做空气的凝固！我不敢抬头看四周，我想，一千多双眼睛都在死盯着我，老师也盯死了我。他们越是为我担心，我越感到压力的沉重；[奇qinkan.net书]他们越是同情我，我越感到走进了最后一层地狱。

政治形势和王老师一样咄咄逼人，这绝不亚于后来的“文革”那种极度的恐怖。

从那时起，我一边加紧玩命地学习，以求有“一技之长”，以此来实现梦想。一方面，在王老师经营的绝地里，一颗“罪恶的种子”在萌动，开始孕育着我的“预言”。

我不是为了“泄私愤”，我和伟大的领袖没有私愤。我不是“咒骂”，我不迷信，这就是草民的伟大。我只是想，也期盼政治气候的转变。

那一天，校园里突然传来肯尼迪被暗杀的消息，令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也就是后来，我和程德昌在那个僻静的地方，又谈论起暗杀的事件，我就说了我的预言。我想，也许毛主席逝世了，政治气候会有些改变，就像美国。那么，他会在那一天逝世呢？

我在想，想起了一句话，叫做“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我的生日是九月初九，于是，我就说出了“毛主席要死，就死在9月9日……”

那天，我是被程德昌约到那个地方的。

自从王老师点了我的名，心里就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整天里都是郁郁寡欢。程德昌是安慰我来的，对此他和我有同感，更同情我的遭遇。他的家庭成分和我一样，富裕中农，但他比我“安分”多了。那天我和他谈了很多的问题，都和政治有关。后来以预言结尾，因为再谈下去担心会有麻烦。

同学聚会的时候，程德昌是新民石化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深得领导的倚重，实权人物，写一首“好文章”。“好文章”就是各种各样的公文、材料什么的，就是现代的八股文。我也是个“材料”，给领导写材料的材料。哈哈，我们真是一师之徒，臭味相投啦。

聚会上，我借酒转移话题，没有公布我的下一个预言，是想把兴趣转移到陪齐齐哈尔老同学的身上，不能喧宾夺主。所以上次预言的背景，直到现在还是个秘密，程德昌也不清楚来龙去脉。我也不想让我高中时代的悲剧搅了欢天喜地。那么，第二个预言是什么？话，还得从高中那说起。

2 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2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1964年初夏，随着气温的日益飙升，高考复习也正在如火如荼紧张地进行着。而在这个时节，社会上“农业学大寨”的新闻也正向校园铺天盖地而来，报纸和电台的版面与时间，比备考显得更加紧张更加升温。“上山下乡”的号角，伴随着“农业学大寨”的声浪亦步亦趋，毫不逊色。“学习董加耕、邢燕子”的热潮，占据了学校所有政治空间，是老师是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以深入人心为最终目的。我没有忘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在悄然间来到你的身旁，默默地左右着我的未来。

自从我被王老师安排在“个别生”的位置上，我就整天如坐针毡，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如临大敌，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

县委委员、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石维，不止一次地在全校大会上，动员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用武。还有新民县县委、县政府正在陶家屯公社羊草沟大队筹建知识青年点……对于这些本土新闻我毫不在意，似乎与我无关。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与我紧密相联，难以切割。

陶家屯，新民人习惯叫陶屯。青年点所以选中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座很“巍峨”的大山。山的海拔能有近10000厘米，但一分钟就可以登上峰顶！其实那就是一个大的土包，没有山的名字，离我老家不远。

陶屯“有山”，那里又是农村，这才符合“上山下乡”的定义，县里的领导才心安理得。在陶屯的西边8华里，也有一座小山——东蛇山子。

东蛇山子坡地的坡度很缓，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不也修了梯田吗？虽然后来作废了，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当官的可被上级连连称道，道出了形式主义是害人的事实，又是难以根除的无穷的遗患。

经过石书记反反复复的动员，终于在应届毕业生的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的响应者和上山下乡的先驱，一共30多人。其中，有县委副书记黄春贵的女儿黄秀芝，某部队连级军官的妹妹霍静杰，还有我们班的张奎明等等。

无论是平心而论，还是众所公认，这些同学的思想政治表现都很优秀，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团员、班级干部。但他们的学习都不那么令老师和同学们从心里恭维，换言之，就是升学无望。那么，一脚踏上“到农村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船，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一种到达理想彼岸的便捷途径。

“三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是统帅、是灵魂。于是，对于先驱们，阶级斗争这一首要的课程务必过关。

那时的高中学园里有两个课堂，一个是围绕高考的课堂，一个是自愿上山下乡的课堂。后一个课堂，由从来不讲课的石维书记任教，在小会议室里天天学习有关材料，武装他们的思想，好去打一场“三大革命”改天换大的伟大战争。

开始，我没有注意那个课堂，还在埋头地备战高考。不久，我必须关注了，虽然根本不是心甘情愿的，无奈。

我很清楚，我的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个人表现，已经在我通往理想的道路上，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可是，一想起“预言”与“命运”，我又常常异想天开，梦寐中的一丝曙光让我从未放弃学业。到了高三，我的学习名次稳定在班级前三的位子上。我凭什么不去试一试啊？万一班主任老师笔下有德，对我的表现轻描淡写，避实就虚；万一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梦不能不做，但有时候就是噩梦！

1964年5月13日，这是我上下三辈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下午，我去老师那看俄语考试的分数。突然，我发现了班主任刘文孝老师给学生做的毕业鉴定，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出于急切和关注，办公室里又没有一个老师，我就翻到了我的那页。

天哪，刹那间，我完全理解了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做“残忍”，等等大堆大堆恶毒的辞藻！顿时，我连连叫苦，六神无主，甚至是气急败坏，七窍流血……

开始我有些不大相信，有些不敢相信，就接连地看了几遍。没错，是我的鉴定！四十多年了，我没忘掉一个字，字字句句都是一把刀，戳在我的心上，留下永不愈合的伤口，时时刻刻在汩汩地流血，让我在噩梦中惊厥！

这个鉴定，我不止一次地背诵给父母妻儿、同学同志，也给梦中的自己。记住吧，这就是老师给他的学生的鉴定：

“该生不靠近团组织，打击进步，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学雷锋，对参加农业生产有看法。”

这是鉴定吗？分明是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框定的死刑判决书。它宣判了我美好憧憬的死亡，揭开了我在未来的人生之路中凄苦挣扎的序幕。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不会让你死，但比死更悲惨！

是的，从那天起到如今，我时常在噩梦中抽泣，也许日后就会死在噩梦中，等我遭够了罪。

1964年5月14日，也就是我看到自己的毕业鉴定的第二天。上午，为了迎接新民县全民运动会，全班同学来到了新民一中（现在的沈阳市级的重点高中，仍叫新民一中）平整清扫场地，可我的心怎么会平整下来，阴霾何以清扫？我成了一个只有躯体，没有灵魂的植物人了。

午后，我没有心思去上课，借着春风独步窗外，梳理着早已纷乱的思绪。对于我来说，和煦的阳光，没有给予我一丝的温馨，心凉比什么都可怕都失落。我像幽灵一样，被神灵牵着我的脚步，走进了学校党支部书记石维的办公室。

平时，我的脚步很少到过这里，更没有走进这间英国教堂式的“禅房”。因为，石书记的办公室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出出进进的人，都是些学生干部、团员。他们把有关学生的表现像填鸭似的塞进去之后，让石书记慢慢地咀嚼、品味、消化。过了不久，就会有人得到表扬，又会有人遭到批评。我所以被刘文孝老师在鉴定上写下“反对学雷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校学生会主席韩安梅，把我的一幅漫画呈递到石书记那里，然后又经过一年的时间，酿成了把我打入死囚的佐证。

漫画的画面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学生，面对不及格的试卷，趴在书桌上睡着了。他梦见了学雷锋，笑了……

现在我要亲自送上门来，石书记是大为光火震怒呢，还是循循善诱地对我教育和开导呢？哈哈，笑是苦恼的，但我有十足的把握，让石书记对我刮目相看。

还好，石书记此时此刻非常的平静，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吸着烟。见有人敲门，他微微颤动一下手指，但烟灰并没有弹掉。等我听到一声细微的“请进”时，我已经站在离他5米远的地方了。

“你怎么没有上课，有什么事吗？”

他的语气和表情告诉我，他认识我。问话的时候，我看不出他对我是耐烦还是不耐烦。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也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和他交谈。

“石老师，我想上山下乡，我是报名来的。”

“嗯？”

他用鼻子打了个问号。紧接着，又用“顿号”比“问号”长十倍的时间，才正式端详我。

“哈哈，你一进来，我就知道你有事，原来你也想上山下乡啊？”

我点头说“是”，他继续问话。

“你可是尖子生啊，怎么也要上山下乡啊？”

我没有办法解释，也不想解释，也没有说出班主任给我的鉴定内容。我想，这事他是知道的，绝不能因为我对参加农业生产有了“高度认识”，而改变我的毕业鉴定！他也不敢，我的“反动证据”是铁打的，他也怕被人抓住把柄，“铁证”会成为一把捅向他的刀。

我们都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理解他，他不理解我。我不愿意在这久留，我要求上山下乡的表态，我背叛了我自己，我在向主子讨好，感到羞愧，无地自容。

“石书记，您就批准我吧。”

说完，敬个礼，我走了。

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他让我谈谈对上山下乡的认识，以及今后在农村的一些打算。他还问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记不清了，心乱，根本不想听。我有我的打算，但我不想和他说。

“刘老师，这些问题留给以后再回答你吧。”

他冷冷地瞅着我的脸色，不快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是冷笑。

我能愉快吗？我遭到莫大的耻辱。我觉得，这耻辱比认贼作父，女人被人强奸更耻辱，更悲哀！

1964年7月26日，高考后的毕业典礼在大礼堂举行，那里也是学生的饭厅。有一张寇成元代理校长大红官印的毕业证书没有人认领。这就是我的！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心力交瘁，在家静养。

自从5月14日我决心上山下乡，便没有看过一次书。在这一个半月之后的毕业考试中，我取得各科平均96。2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二。第一名是韩安梅。以前我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学生考试。之后，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些莘莘学子们苦读上进，求取功名对我的刺激了。毕业考试一结束，成绩一下来，我就回家了，回避同学们对我的“刺激”。

不久，高考也结束了，同学们都在等待毕业典礼，然后作最后的“鸟兽散”。其间，我收到赵鸿德寄给我的一封信，让我参加毕业典礼。我强打精神来到了学校，想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做最后的告别，顺便再打听打听大家的高考情况。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到校，竟然是我给我自己已经崩溃的神经，又来了一刀，彻底地割断了笑的脉络。这就是我常常在梦中哭醒的后遗症。

我哭自己那年各科高考试题没有一道我不会的题，而我却偏偏与高考无缘！我哭我自己为什么非要上山下乡，万一我的高考成绩科科都“满分”，也许会感动天地良心，给我一个再生的机会！我哭我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表现，我哭我为什么摊上那样一个歹毒的老师……

我伤心至极，痛不欲生，同学们都为我流下泪来。赵鸿德很是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境，为我买了火车票，他送我到新民火车站，即刻回家。

我的那些书本、笔记、还有行李，一样也没顾得上带回，我没有半点力气让它们和我一起回家。这些伴我三年，伴我梦寐，连我心肝，通我灵性的“遗物”，是后来父亲去新民开教师会时才捎回来的。见到它们，我心中又是一番酸楚，没有泪水了，只有呆呆的发愣。我可怜它们，辱没了它们的使命，践踏了它们的情感。虽然历经文革时期打击“三黄四旧”，我没有让它们受到任何伤害，至今仍珍存身边。

当年的我已经死了，它们是伴我的墓碑！

1964年8月1日。十分颓唐和憔悴的我，终于屈服于对现实的承诺，扛起锄头，来到新民县新兴公社（现在的罗家房乡）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劳动，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晃就是整整六个年头。

这里也是我的家，我没有和“先驱”们去陶屯羊草沟青年点，害怕见到同学触发我的伤感，只是在那挂个名罢了。

家乡就是家乡，土亲，人更亲。社员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对我很是照顾体贴，尤其是和我同龄的小字辈。我们和我都是“抹泥”之交，我是从“地狱”回来的人，自然有许多新鲜的话题吸引着他们的好奇心。

1965年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辽河伏汛，河水上岸，辽河滩处处都是积水的坑坑泡泡。秋收过后，我约李玉甫去了河边竭泽而渔。我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天，我又疯狂地预言了：林彪不得好死！

我是八队的社员，李玉甫是七队的。我俩年龄相当，三年后我们几乎同时结婚。初中毕业后，李玉甫因为那时是困难时期，放弃了升学，回到生产队劳动。和其他年轻人不同的是，李玉甫古书看的很多，南朝北国无所不晓，谈古论今也从不拾人牙慧。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生产队，但总能凑在一起海聊，臭味相投是吧。

我比李玉甫多念了三年书，他比我的成份好，但我们在生产队谁也干不上俏活，没有什么怨言，谁让我们和书记、大队长不沾亲带故啊。遇上心里憋闷的事也不去计较，我们是对方相互倾倒“心里淤积”的垃圾箱，互不嫌弃，反倒觉得挺干净。

那天，我们边走边聊，从刘伯温谈到袁世凯；从读毛主席的书，扯到十大元帅……

他说：“过去开国的皇上，都得收拾收拾一下功臣，毛主席就不整人。”

“那不假，功高欺主嘛。”

“罗荣桓刚刚建国就死了，太可惜了。”

“没福啊……”

“你说将来，这些元帅都会怎样呢？”

我察觉李玉甫的话有余音，我明白了，他还是坚持“开国皇帝治良臣”这一客观的历史事实！

我没有顺竿爬，岔开了话题，说了一句让他也犯琢磨的话来：

“也许皇帝都是好皇帝，臣子就不一样了。”

他反应得也不慢，反问我一句：

“你是说，十大元帅里也有奸臣吗？”

“嗯，我看林彪就很像！”

我很自信，也很坚定自己的“预言”。

“有什么根据？”

我说出了两条，李玉甫服气。

一是林彪跟得太紧，搞阿谀奉承，往小说是心术不正，往大说那是居心叵测，这是唯物的。二是“唯心”的……

我看过“麻衣相法”，我说他是标准的“奸相”之相。

李玉甫问我：“你也相信相术吗？”

我摇头，否认。他只好听我慢慢地道来。

那天是说不明白了，眼看着有人大把大把地捞鱼，我们不能白来。“相术”的奥妙只好暂时搁下。

第二天，李玉甫又来会我拿鱼，我坏笑着和他去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不是为鱼去的。俗话说的好，“臭鱼烂虾，费饭的冤家。”鱼虾很鲜美，又不费多大的力气就可以得到，只是扔进锅里费了油。这笔帐，在那个年头谁家都得好好地盘算盘算，过日子就得算计。

刚出家门，李玉甫就耍个鬼脸，我乐了。

“我从来不信什么神佛，小时后就什么都不信，高中时，哲学课讲物质是第一性的，我是唯物主义者，哪有离开物质属性而存在的神佛啊，我也不信算命那一套，但我对人的长相有研究，这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基础上的……”

我的话有些让他似懂非懂，他不急于让我解释，知道我会叫他明白的，不然我的理论对于他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认为，人的面部充满了各种复杂的肌肉，受到比它更复杂的神经支配着。比如乐观与悲伤的神情，就使不同的肌肉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时间一长了，人的面容和脸型就被那种经常用的肌肉所左右，就形成了不同性格，不同“人格”的相貌。幼儿园的阿姨，看上去总是那么的慈祥温柔；董特派似的警察总是那么的一脸严肃，甚至是“凶相”……这就是“见其外知其心，见外表知内情”的道理。一个经验老道的人，往往看一个人的外貌，就大致知道他的职业以及为人、性格……

听了我这不伦不类的论述，他开始承认林彪的奸相了。

“听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秦桧、严嵩不是很老才死吗，你看林彪……”

“我看他不能长寿，他太处心积虑了，一脸的心思，心乱则寿短。”

他“嗯”了一声，我继续解释。

“诸葛亮是好人吧，他死时才54岁，六出祁山，屯兵五丈原，大小事和家里外面的事，事无巨细，日理万机，他英年早世了。”

“对啊，一个忠臣尚且如此。那奸臣就更不用说了。”

林彪加快了“紧跟”的步伐，“作得凶死得快”，我坚信这个理。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而来，吓得我和李玉甫直伸舌头。要知道，咒骂林副主席，要比“诋毁”伟大的领袖罪加一等。我们都在暗示对方守口如瓶，千万别把那天的事捅出去，也都在盼林彪早一天倒毙，好松一口气。

“913事件”终于爆发了。当时我已经在学校任民办教师，教两年的“初中”了。

那是仲秋，下班之前接到学校所在地——二道房大队党支部书记谢长林的通知，要求全体老师晚上到大队部开会。

通知的态度很是严肃，会场比通知还严肃。大队部已经有人了，都是党员，不像往常有说有笑。因为，书记的脸色很凝重，所以空气也跟着凝重起来。

我感到很荣幸，能和党员在一起开会还是头一次。那时的党员属于奇缺，全大队除了几名大队干部是党员，剩下的就是个别的生产队长了，没有白丁党员，学校的校长都不是，他也感到受宠若惊。

书记看人都到齐了，咳了一声，开始传达重要文件。传达前反复严明纪律，文件内容不许向任何人泄露，包括妻子儿郎……

接着，谢书记面沉似水，如同考妣仙逝，捧着骨灰那样拿起文件，像念悼词似的宣读文件内容。他竟然把林彪说成了“林副主席”！也许是精神高度的紧张，也许是惯性为之吧，想了半天才去纠正。对此，我也很不自然，觉得还是把林彪叫“林副主席”为好，顺溜。突然间称谓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所适从，都像管自己的爹不叫爹，直呼其名那样不孝敬。

林彪终于倒台了！大快人心，慰藉我心。对此本该弹冠相庆一番，但没有谁敢喜形于色，一吐为快。人人都还在梦中，不敢承认这是事实，一旦说他死了，人家没死，你就死了。那个时候，还是少说为佳。

就在文件传达后的国庆前夕，人民日报不是还有这样一条消息吗，大意是：人民画报将刊登一组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一起的图片。

由此可想而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少说为佳，不说为高。

谢书记宣读文件的时候，嗓音有点沙哑，但没有喝一口水，坚持着把文件念完。尽管有许多白字错字，咬文嚼字的先生们毫不在意，我想，只要你别把“死”字念“活”了就好。

按照谢书记会前的要求，会后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议论林彪之死，都害怕这是“指鹿为马”，是个陷阱，圈套。万一人家察言观色，暴露自己的立场，然后，对“反对派”一网打尽，后悔就晚了。

但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玉甫。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就好像刚刚睡醒似的，还不能正常发音似的，小声地讲述着林彪之死。有现实的，也有想象的，更有神奇的，比如，说他是被某某部队的导弹导下来的……添枝加叶。

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彻底地醒了，开始大喘粗气地评论着。直到这时，李玉甫才把我的预言公诸于众，抬举我有高见、远见。但是，他没有“远见”，把我坑苦了。

我被公社的领导及其秘密地找去了。严厉的批评，我倒并不在乎，说要把我从学校驱逐出去，让我倒吸一口凉气。领导的理论是：

不管怎么说，林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用不着你上中农、臭老九来说三道四的，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的！

悲哀啊，相当的悲哀！悲哀的不仅仅是他的理论，而是人们对谬误的崇拜竟然疯狂到了极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某些人竟然被奴化到如此地步。这不是悲哀是什么？这，比我的预言还伟大。

3 再次预言的忐忑等待（难逃劫难）

3再次预言的忐忑等待（难逃劫难）

我没有预言的功能，但我承认自己的“远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林彪是彻底地倒毙了，然而“树倒猢狲并不散”，天上依然是风云翻滚，人们心中自然是阴霾笼罩。在“批林批孔”、“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大题目之下，还簇拥着数不清，接应不暇的小题目，把人们的思维尽数卷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洪流中去，以完成林彪“未尽的事业”中来——这就是我当时对政治空气的嗅觉，也是众多嗅觉还没有全部丧失的人们，共同保持着的沉默共识。

那时候，我不再想有什么“预言”了。因为两次预言虽然都给我蒙对了，可没有给我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相反却滋生出重重的危机。我已心悦诚服地认账了，我笃信：忍一时风平浪静，让一步海阔天空，对预言应该“忍让”才是。这也算积点口德留给日后的子孙吧。

同时我也坚信：轮到我的下一代，绝不会像我这样失魂落魄。这也是我还没有来到学校，也没有娶上老婆时就有了的想法，在后来的林彪死后我更加坚定下来。再之后，我在一边劳动一边教学中，思谋着我对未来的愿景，对下一代的构想，那时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1970年9月1日，二道房小学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实行“小学戴帽”的教学体制。所谓“小学戴帽”，就是小学和初中一条龙，小学5年，初中2年，不出校门念7个年头，小学生就是初中毕业生了。于是，各个小学师资奇缺。

经过极其耗时的期待，我终于看到了当老师的希望，就报了名，就等待人家的召唤，做好上任的准备。

老婆说我白扯、瞎扯、胡扯，没给人家送一分钱的礼，你会当上老师吗？她让我死心，我和她打赌，我说这事十拿九稳，你就帮我准备准备吧。她看我说的那样有把握，就觉得可能是一场大暴风雨即将来临，雨点有可能淋到我的身上，就开始为我量身定做“嫁妆”。

我们结婚的时候，她有一条蓝色的毛料女式裤子，在沈阳中街买的，花了40多元，堪当天价。1967年我们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起早贪黑干一年的活，我从生产队才领回38元钱，一条裤子就是一年的汗水。她舍不得穿几回，给我“毁了”，变成了男式的，体面一点吧，没有钱买新的，我有些难为情。

不久，我如愿以偿，第二次走进了学校，教初中的数理化课程。老婆很高兴，在农村，民办教师也是最有文化的文化人了，何况我还教初中啊，很神圣的啦。我也总算能够再次和书本打交道而感到一丝的欣慰。

第一天下班回家，老婆再次问我能当上老师的奥妙机关。我说，其实这事很简单。现在教育大发展，就像一场暴风骤雨，雨点多，有头有脸的都想把自己的子女塞进去，怎么也得有一个两个说得过去的人选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说得过去，我就混了进去，鱼目混珠吧。说过，我和她都痴痴呆呆地笑了，谁是鱼目谁心里明白，大家都明白吧。和我一起混进去的，还有王玉杰、张国礼。读高中的时候，他俩比我晚三届，我们既是校友也是老乡。他们毕业时没有高考了，“文革”闹的，大势所趋。他们和我不一样，我的高考是被人为地取消了的。

在一次和王玉杰交谈中，他问我：“64年你刚毕业时，不是当过老师的吗，后来……”

1964年夏末秋初，我确实在父亲的周旋下，当了3天民办教师，仅仅是3天。想不到刚上班就被人告了御状，说这么好的差事为什么不让贫下中农干啊，非得找个上中农？我看这也不是什么特好的差事，没等人家公社下令，自己就打马回山了。如今所以自己又去争取，目的不在教书，而是为自己充电罢了，下一代希望我这样，这就是我的愿景吧。没有电，所有对子女的期待都会瘫痪、死机啊！

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本来可以恢复的高考又中断了妊娠，胎死腹中。于是，大批大批的工农兵在反潮流的热浪中，迈进了知识的殿堂。他们梦寐以求的等待，在刹那间完成了分娩的全过程，没有痛苦，一切皆大欢喜。杨焕忠、谷万国，就是其中的幸运者，还有后来的王玉杰。

初中的时候，杨焕忠在我上一届，毕业时他考上了中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中专下马，他没有完成学业，成了最早的民办教师。

他的父亲是大队的老支部书记，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的代表，世称“老贫农”，在学校说一不二一统天下。他的岳父陶校长，对他的深造更是全力以赴，于是间杨焕忠就成了文革后首批“辽大”的大学生，化学系的学生了。

我知道世态的深浅，不会和他竞争，涉足其间搅浑水。第二年，我升学的心又萌动了，就去到公社找那个负责报名的人，希望我的旧梦重圆，或者叫死灰复燃。

其实，我上山下乡的时候，肚子里的怪胎就孕育了。我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曲线升学的蓝图，因为那时候有政策，下乡劳动二年就可以报名高考，从劳动的第一天起，我就时刻准备着。

如今，我也在“先驱”之列，我的表现还不够积极吗？不是很革命了嘛。但事与愿违，没等到两年，“文革”就开始了，所有的梦想都成了泡影，都是狂人的呓语，都是没有边际的梦幻。

负责报名的公社干部，嘿嘿一笑对我说：

“我认识你，上中农，能当个老师就不错了……”

说着，他又把手里的学员登记报表在我眼前抖了抖：

“你看看，有你这样条件的吗？”

是的，人家个个根红苗正，里面三新。我自找没趣，心里很烦，就恶狠狠地冲着他：

“我的成份是不好，社会关系又复杂，是我妄想了，到我儿子的时候你还说的算不？”

“好啊，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有共产党在，你千秋万代就别想上大学！”

“我也告诉你，张铁生似的大学生长远不了！”

“好，你还敢污蔑反潮流！”

“呵呵，潮流是客观规律，谁也反不了，所以反潮流没有好下场！”

世上还是好人多，在一旁的另一位公社干部把我拉开了，悄声道：

“算了，名没报上，再惹出祸来值得吗？”

推心置腹的话，我会听得出来的，我有人性，就能闻出人味来。但我还是余怒未息，我又回过头来，郑重地告诉他：

“你也记住了，用不了多久，还得分数说了算！”

我的这次“反潮流”裹挟着一定的预言成分，是他逼出来的。

随着历史的江河在时代的撞击中“大浪淘沙”，我坚信，真理就是真理。当然，我也又一次因为“预言”遭到严重的“撞击”，虽然没有头破血流，但也惊心动魄。每每如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就这个命了，呜呼，哀哉。

“报名”后的第二年秋末冬初，公社负责教育的干部来学校检查教学工作，我的麻烦就来了。这个人正是我反的那个“潮流”。他先翻了翻其他老师的教案，然后就来看我的。这种声东击西的小动作，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因为我们过过招儿，彼此心里都明白。

我想，教案有什么？会有什么把柄让你抓住我不放吗？最严重的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批评我不那么认真罢了，其他还会有什么啊……

我在这边胡思乱想，人家那边真的在鸡蛋里挑骨头。他还真就挑出了“硬头货”，硬得像木棍子，准能打死你的东西——一个顺口溜，一首打油诗，一则像宋江似的反诗，写在我的教案里！

他先找校长秘密谈话，拿着我的教案，那是证据，上面有我的“反诗”，诗的大意是：

河滩晋杂五，水库是白单……

“晋杂五”是高粱、“白单”是玉米，都是当时最高产的新品种。这怎么是反诗？校长找我的时候，我莫名其妙。

校长让我看我写的反诗，我笑了，反问校长：

“我模仿你的字体写的诗，你还不认识吗，这是反诗吗，明明是赞美诗嘛。”

校长姓陶，陶喜春，雅号陶溪村，杨焕忠的岳父，小时候我就熟悉。别看他在他姑爷上大学时没为我说话，我也没要求他为我说话，我知道我不够“条件”。遇到“反诗”，他不能不为我说话了，我们算是有交情。

陶校长和家父是老同志，小时候我叫他陶大爷。陶校长的国画在当地小有名气，买不起年画的就求他画一张过年，好多人家都有他的丹青贴在墙上，落款就是陶溪村。绘画和书法历来都是形影不离的姊妹，他的字笔走龙蛇，刚柔兼具，造诣颇深。我常向他请教细心临摹，以示尊崇。于是，我们就有了默默的师徒关系。

这次节外生枝源于他，化险为夷也多亏了他，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我的“反诗”中那句“水库是白单”，被“潮流”念成了“水库是小草”了。陶校长的书法中，“白”字很像“小”字，“单”字酷似“草”。所以人家说我诽谤“农业学大寨”，诋毁“文革”成果。我的“罪行”相当于当年右派份子，攻击合作化高潮是“合作化高草”那样不可饶恕。他要把我的备课教案带走上报，在全公社开展一次批斗大会，要来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革我的命。

陶校长说，人家还有一些更要命的言辞他记不清了，陶校长只顾为我变白，其他的都不重要。

“小子，记住了，以后可别再写这种东西了！”陶校长告诫我，语气沉重，关爱有加。

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过去了，我暗自庆幸。假如陶校长不在，我会是什么结果呢？浑身长嘴，你也说不清道不明了。

1976年8月，我到公社不久，陶校长退休了，十几年后，他不幸去世。面对他的西装革履的遗像，我深深地三鞠躬，油然而生一丝凄凉。他的葬礼很简单，根本不像他的绘画那么浓墨重彩，也不像他的书法淋漓尽致的抒情。

我慨叹，那时的陶校长年岁越来越大，官却越做越小，虽然都是校长的职位。

那年月，别看买什么东西凭证凭票，苦苦哈哈地过日子，可有人变着法地开国际玩笑，准让你笑得瞠目结舌。

原来的二道房学校，是由二道房大队、西房号大队、德胜堡大队三家“份养活”的“戴帽”学校，陶校长是唯一的校长。这就像解放前农民一家养活不起猪，两家合养一头那猪一样养一个学校。一夜之间，一条爆炸似的新闻把学校搅得沸沸扬扬，另两个大队各自独立门户，纷纷办起了“戴帽学校”，各自的小学都有自己的初中班。这个变数，既有上边的文件精神，又有各自的盘算。

盘算什么，盘算着把自己的钱花在自己的地盘上，自己的学生给自己撑门面，奈何为他人作嫁衣裳？上级的精神是，教育要翻身，就得先革命，革传统教育的命。一时间，全公社大大小小“戴帽”的学校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破土而出。陶校长也由皇帝变成了诸侯，可惜这个大才了。我想，对“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会感慨！

我是德胜堡的人，自然回那去任教。陶校长成了一个大队的校长了，他的亲家也仅仅是一个大队学校的“老贫农”。此消彼长，德胜堡学校就多出个校长来，也多出个“老贫农”来。

学校在新来的“老贫农”的精心策划下，按着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劳动课增加了，介入社会活动的机会增加了，政治氛围的浓度增加了；对应的是，每个班的学生人数减少了，文化课的课时减少了，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减少了……

教育，经过一阵七嘴八舌的改革有了定论：那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样的教学环境，我没有什么动力再在数学、物理、化学上深入下去，改教体育课了。教体育基本不用备课，也不用批改什么作业，课余的时间可以相对地我行我素啦，万岁。

我行我素，是我实现对自己下一代愿景的改弦更张，或叫双管齐下。几年的教学，对自己的充电业已完成，剩下的就是自我“镀金”。“镀金”绝不可与充电同日而语。

1974年初夏，我要在“农业学大寨”、“走出去，请进来”上面做文章。大家都在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只是我和他们做的不一样，我做得“科学”、“务实”，有信心得到实际的成果与认可。

那是一个阴雨天，我总算从“老贫农”那里得到一道圣旨——拨“巨款”买一只篮球。我怕他收回成命，趁不能上体育课的机会，顶着雨去买球。结果，本公社几个商店都没有。那年代物资奇缺，比球小得多的鸡蛋都难买到，不用花钱买的就是那个地球了。几块钱的篮球，对于学校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能买好多的鸡蛋。

雨仍然在下，我没有回学校，继续前行，衣服湿透了，但没浇湿我的心，心里有一团火没有熄灭。

中午我没有吃饭，也没有钱和吃饭的地方。我去了新城子区，离家45华里的尹家商店。还好，我不仅如愿以偿买到了球，还有意外的收获。这收获，对于别人来说是浪费，或者叫败家。对于我，也许这就是我一家人一生转折的契机。

我的收获就是一本100多万字的书——《气象知识》，标价五角，至今它依然在我的书架上。

我花五角钱买到一个“机会”，现在买“机会”一万元好使吗？好的“机会”得花个几万甚至几十万？那时候的人傻，却办了一个“尖事”儿；现在的人“很尖”，往往尽办傻事儿。

《气象知识》才真正帮我走进了广阔的天地，走进了大气物理、天气演变、雨雪成因、旱涝更替……靠这本书，我在后来的沈阳市气象员考试中，名列全市第二。

那天，凭我的灵感，我在尹家商店买篮球时发现了那本书，受益匪浅。

有道是，灵感来源于平时丰厚的积累与勤奋的思考。在平时，我积累了一些气象知识，也思考着人世间万物的轮回。我思考，在自然与社会的轮回中，如何寻找和把握机会，如何要有先见之明。

机会就是我的建议。我向“老贫农”建议，学校应该组织学生成立一个气象观测哨，为“农业学大寨”服务。因为有响当当的理论根据，很快就被批准了，又不需要花一分钱。

那时候花钱就办不成事儿。建立气象哨，学校没有钱，有钱也会说没有钱，想办法把你搪塞过去，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得把不需要钱的话，说在钱的前面，然后你再说你有办法置办气象仪器……。

是的，百叶箱、温度表、量雨筒，都是土法上马，观测记录本也是我自己设计的。但学生中的小气象员，却感到知识就是空气、雨水、阳光，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在简陋的气象园地里吮吸着科学的乳汁，我也在这里风调雨顺地潜行着。是得潜行，没有成果就得低调行事。

不久，我按时收听辽宁电台的天气趋势演变直播，一笔笔地记录着“42123”等许多符号，那是高压、低压、锋线位置，然后再画天气图，做出当地的天气预报。预报的准确率很高，以后就被公社的广播站天天采用了，学校气象哨也随之闻名遐迩。

在新民气象站丁林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帮助下，观测仪器和观测数据有了质的飞跃。

1976年5月间，中央气象局的有关领导，在市县气象部门的陪同下，浩浩荡荡地前来考察，并给予气象哨充分的肯定。于是乎，学校气象哨震动了各级党政领导（那时党也是政，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纷纷前来“指导”。我在介绍“经验”的时候，总忘不了一段话，那就是：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推动下，在各级领导大力的支持下，在进校“老贫农”的热心……我做得很不够……我也没有做什么……我保持着低调，为别人唱高调。

他们满意地走了，在向他们的上级汇报中层层有功，功不可没。我也有不小的收获，他们记住了我，没有我就没有他们惬意的心情。我为他们的脸上贴金了，其实是我在给自己贴金。

我要贴什么金？洗去我的污垢就有光彩，就是金光闪闪。

就我的家庭成份、社会关系，我想入党比登天还难。那就先混进革命的队伍吧，我想我有机会。

革命队伍，就是我后来去了公社，当上了临时的，挣工分的“公社干部”。

“镀金”需要本钱，我没有，就采取洗刷“污垢”的办法。这一点我和家父不谋而合。他的女儿我的妹妹们，都嫁给了贫下中农的儿子，娶进来的媳妇也都是贫下中农。免得以后下一代再尝社会关系复杂的苦果。这就是给自己“镀金”。

为了保险起见，再给我自己“镀金”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976年7月31日，德胜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秀清找我去大队谈话，没有谁知道谈话的具体内容。第二天，我去了公社上班。

到了公社我才清楚，全县一刀切下来，27个公社都成立了气象哨，我做了气象员兼农技员。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8月1日，和我6年前扛着锄头去生产队劳动是一个日子。我做气象员没有经过气象站的培训，直接上岗。是社会的大学校造就了我，社会就是我的老师。同时，也是我孜孜追求愿景得到的回报。

第二年，全国高考恢复了，要不是年龄的限制，我有信心和把握迈进大学的门槛，只好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和没完没了的噩梦。

但我又很欣欣然，和“潮流”打赌我赢了！分数再次说了算，我的预言又一次叫响！

虽然我没有升学深造的机会了，但许多人，我周围的人因为我而有了机会。

到公社的一年间，我一共辅导了11名公社干部的子女，只有一个人没有考上大中专院校。他就是党委书记的小儿子，姓郭。

党委书记倒是很想得开，每次辅导他儿子的时候，他总是说：“没关系，考不上你就去当兵。”他为孩子铺好了后路，孩子还能走这条吃苦费力的升学之路吗？他心猿意马，心有旁骛，我回天无力，非无能也。

前年，我有机会和王明祥的二儿子在酒桌上见面，他十分感慨。又一次提起当年我在地头上给他讲解“综合除法”的情景。

一个大学教授，念念不忘他的“老师”，实在难得。其实我也就是他的“一字之师”而已，我并没有天天地给他上课。

他没有忘记老师，我更不会忘记我的老师。我的老师良莠不齐，很难用一句话来说出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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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的老师 1 挨校长打的老师（活该挨打）

第二章我的老师1挨校长打的老师（活该挨打）

从1970年9月1日到1976年8月1日，我有幸当了几近6年的民办教师。40来年过去了，好多人还叫我李老师，尤其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

别人叫我老师，那是一种尊敬与人称符号的混合。我的学生叫我老师，那是师生情感的隆重闪回与重温。

记得那时是隆冬时节，早上我刚刚起身就听见有人喊“李老师”。等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他嗔怪地说：“李老师，你怎么连一块豆腐都舍不得吃啊？我在你门口喊老长时间了！”我很尴尬，他并不在意，直奔屋里来。

是的，那咱我已经在公社上班了，我们是非农业户，我家没有大豆换豆腐，也舍不得花钱买豆腐吃，我的月工资只有35元，要养活5口人，供三个孩子念书……这些他怎么会不知道的。

老婆不认识他，他是我的学生王作东，卖豆腐的。进了屋，他不由分说就把厨房的一个大盆拿走了。他给我捡了满满一盆的豆腐，往厨房里一放，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禁不住这个感人情结的冲击，像卤水一样苦涩的眼泪冲破了我的克制，流进了我的嘴角，咽下去却是永久的甘甜。

在二道房学校念初中的时候，王作东很个性，甚至有些另类。他和许多同学、老师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经过我的家访，才知道他的父母都有病，常年不能下地干活。他要做繁重的家务，很少有时间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就被认为他很孤僻。我对他的家境有了了解，并耐心地做好了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他们他渐渐地和他“合群”了，还当上了班级的劳动委员。

那次家访，他哭了，他说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亲近、体贴……

他哭的时候我很心酸，同病相怜吧。

我念了12年的书，算起来教过我的老师一共有30多名，其中班主任就有14名。回想起来，能像我对待王作东那样对待我的老师，可说是“麟毛风角”了。难道是我生来就讨人嫌吗？直到如今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1952年我8岁了。初秋开学的那天，是我自己和堡子里的孩子，一起去月牙河初小上学的。“初小”，就是没有五六年级的学校，“完小”就是完全小学，一到六年级都有的学校。月牙河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上学了。

月牙河学校校舍很是简陋，算办公室在内只有三间草房。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只有一间房，却要有三个班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叫做“复式班”。

那时的学生很多，解放前没机会上学的都赶到了一起，所以一年级最大的学生比我大四五岁。我年龄小，个子矮，自然坐在前排上课，离老师很近。老师讲课不时地把唾沫星子喷到我的脸上，我没有办法躲开，地方太狭窄了。一条一米多一点的长条窄木凳，挤着四个圆头圆脑的家伙，挤得你有屁都放不出来。我常常是半个屁股坐在那上面，一不留神就闹个“屁墩”，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来。若是上音乐课，好几十张嘴能把房盖震下来。这样的教学环境，教学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别看这样，孩子们缺席逃学的很少，几乎一个都没有。图啥？除了热热闹闹的，就是热气腾腾。即使斗大的字一年下来认识百八十个的，家长孩子都皆大欢喜，那是文化，从来没有过的文化。

开始教我们的老师姓李，年轻的，没几天就被这“乱哄哄”的课堂气走了。新来的班主任姓傅，叫傅良己，年龄像我的父亲。他红脸膛，个头不是很高，却很有耐性子。

傅老师第一堂课上的是语文，一进教室自己先整理一下衣帽，并不紧不慢地走到黑板前。他拿起粉笔，手举过肩膀，要写字却没写，也没有说话。学生觉得挺奇怪，一下子就静了下来。然后，他轻声地问了一句：“谁会写缝衣服的‘缝’字？”显然他在问“高年级”。见没有人回答，傅老师又追问一句：

“谁会写，就举手！”

教室里还是鸦雀无声。我回头回脑看没人举手的动作，被傅老师看见了，他对我说“你会你就上来写”。

高年级学的字我会写吗？当然了。别忘了我们是“复式班”教学，老师轮流给各个年级的学生讲课。老师不乱讲，学生可以“乱听”，所以我会写那个“缝”字，就去黑板上写了。写完，傅老师用很大的声音说了一个“好！”接着，他又一字一板道：“这么小的一年级才来几天，人家都会写，你们3年级的怎么就不会？”

教室里更肃静了，许多同学都在瞅我，我心里直扑腾，那时我还不会写“骄傲”与“自豪”那些词汇，但体验得到其中的滋味。

从那天起，班级的秩序“唰！”地好了起来，傅老师也“嗖！”地高大起来。

其实，50多学生至少也得有几个会写“缝”字的，也许是傅老师的师道尊严把他们吓回去了吧。

在以后的学生时代里，我从来没有忘记傅老师对我的表扬，时时在鼓励我上进。可是，有谁会想到，这样的老师竟然被校长打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傅老师突然被调走了，去了李家窝棚学校。

那是一天的早上，学校的院子里停着一辆马车，装着一些行李书本什么的。另两位老师正和傅老师说着话，就叫告别吧，那时我不懂，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站在一旁看。

不知什么时候，好多大一点的学生围了过来。他们每个人都拿出一盒烟来，塞给傅老师，有的挤不过来干脆扔到车上。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烟有“握手牌”的、“大前门”、“哈德门”，在车上堆了一堆。

在当时，一块豆腐二百元（即现在的2分钱），一盒“握手牌”是一千二百元（即现在的一角二分钱）刚解放，农村的农民家家都没有钱，吃块豆腐就是过年过节了。

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傅老师哭了，声音很大，学生们也跟着哭。傅老师逐个给他们擦眼泪，自己却止不住。

送傅老师的马车走远了，满院子的学生和家长还在眺望，期待他还会回来。

他没有回来，两年后他又调走了，和我父亲一同去了回回营学校，离家30多华里。于是，我也有机会打听傅老师的一些情况，我大了，知道去关心别人，尤其是我崇拜的傅老师。

父亲说他们相处得很好，何况还是亲戚呢。那时我才知道，傅老师和父亲都是姥姥家族的门婿。

在回回营学校，他们每天都是自己做饭，切菜用的是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军刀，很锋利，我见过。当时走夜路，在农村时而会遇到狼，常常带在父亲的身边以防不测。然而，正是这把日本的军刀，“文革”期间把我的心再次戳伤。我不明白的是，军国主义为什么和我画上了等号！那是后话。

又过了十几年，等我当了老师，我们师生同属于一个学校的教员了，都得听另一个姓傅的校长的指挥。

傅校长，本地人，共产党员，是从本县兴隆店中心小学调回来的。他和傅良己老师是同宗同族的哥们儿，但有点冰火不同炉。傅校长很那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他的强项。即使上边没有什么新的精神可以执行，他都能把他的特长发挥得十分完美。

一次，一个姓刘的初一学生，与一个姓董的女生发生了口角。不知道她是那句话说错了，或是被人理解错了，傅校长就说姓刘的学生打击的不是“董”，说她矛头指的是“黄帅”，就要布置批斗会。

那时的黄帅也是响当当的“反潮流”标本，她无辜，被四人帮利用了，成了炮打臭老九的先锋。刘与董的事闹得很凶，后来在家长的强烈干预下，和老师沉默地抵触下只好作罢。至此，傅校长威信扫地，威严丧尽。

罢是做了，憋在肚子里的气不出是不行的。活该傅老师倒霉，这股恶气喷了他一身一脸，落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刘与董事件过后的一天下午，傅校长指令几个老师给玉米脱粒，我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事是少不了我的。我们一直干到日落还没有收工，已经是饥肠辘辘汗渍斑斑了。傅老师见我们连累带饿，就去宿舍给我们找些吃的。

宿舍也是食堂，平时不做饭，也没有老师在那吃饭，只是到了晚上烧烧炕，免得值宿的老师睡在凉炕上。

因陋就简吧，傅老师拿了些玉米粒就给我们蹲在灶坑那烧，不想被原本是来监工的傅校长逮个正着。不由分说，傅校长上去就是一脚，傅老师被踢个“仰巴叉”，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宿舍离我们干活的地方很近，听到连打带骂的动静有点不对劲，就一起涌了进来。傅校长并不为此住手，又是一脚上去，还恶狠狠叫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傅老师没动声色，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傅校长，眼睛里喷着火。我扶起了他，安慰了几句。其他人没有吱声，活没有干完，一个个愤然离开了学校。

此地无声胜有声。“成何体统！”，是大家的呐喊，让傅校长喊出来了。

傅老师是有点不成体统，私自动用学校的玉米，饱我们几个人的私囊。那么，一位表面斯文，一位堂堂的校长对同志大打出手，污言秽语地辱骂就“成何体统”吗？

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也听说了这件事，好像很有同感，在生产队烧玉米豆子叫队长看见，一般来说是绝对不行的。但多数队长对此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更没有一个动粗的。所以大家议论，还是傅校长坚持原则。当然，也有认为他该打的，那是个别的队长。我也觉得傅老师该打，不过，他该打的理由只有我、傅老师、傅校长知道。

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时候，傅老师因为说了实话，被定为“中右”。“中右”不被免职，但得接受斗争，得写悔过自新的材料，得让你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与监督。“中右”不是右派份子，更不是革命派，你要时时提防着，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可能。换句话说，傅校长打你是轻的，给你带个帽子那可就悲惨了，你就偷着乐吧，你还敢反抗？

2 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 （1）

2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1）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九月初九是我的生日。4年后，我能很清晰地记忆一些事情了，那是公元1948年秋末冬初的一个早晨。

日头刚刚出来，母亲就拉着我来到街上。

街上的行人似乎有些匆忙，相互间交头接耳，戚戚喳喳地说着话。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看懂了他们的表情——神秘兮兮的，难掩一种兴奋的神色。

母亲自然明白我在疑惑什么，也许这就是她领我出来让我明白明白的目的吧。母亲弯下身来，一遍又一边地告诉我“解——放——了——你懂吗？”究竟什么叫“解放”我说不清楚，只觉得那天大人们的神情很异常，于是我就记住了“解放”这两个字，第一个记忆中的新词儿。

那天，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街上车辙的痕迹很多很乱，到处都是，母亲特意让我留意看的。很显然，母亲对那些车辙很感兴趣。听大人们的议论，说那车辙是八路军朝新民方向走时留下的。

后来我大了，知道1948年10月29日是新民的解放日。在新民的地图上，我的家乡董家窝棚位于新民的最东北，东与新城子区相邻，北和法库县隔辽河对望。由此看来，我断定家乡要比新民早解放至少几天吧，现在已无人记起。

在那前前后后的日子里，我几乎见不到父亲的身影。白天，他在农民会那管些分田分地的帐目，晚上要去学校教青年男女们唱歌，那时的学校还没有学生。不久，学校正式开课了，有了学生，父亲就是那个学校的第一任老师了，也是唯一的一个老师。从此，他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离休。

父亲和我认识的许多老师一样，历史上有许多“污点”，都披着一身乌鸦的外衣——乌鸦颜色的老师。

父亲当过伪满国兵、伪警察、清剿队队员，黑色的履历，难以洗清啊。要不是在土改时父亲“干过革命”，我家的成份肯定是富农以上，母亲告诉过我，我信。

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才奇缺。这些所谓的人才，100%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家庭，真正的贫下中农，怎么能念得起书？在解放前，贫下中农之中，偶尔也有那么一两个识文断字的人才，但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下中农，而是土改前家境衰败了，破产了，土改的时候就被定为了贫下中农了。这些文化人，才是社会大变革的宠儿，就像傅校长，他们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的政治风暴和动荡中，有着十分保险的不受任何冲击的护身符。反过来，他们又可以按照特定的模式与方式，随心所欲地出击他们以为得计的目标与猎物，而屡屡得手且扶摇直上。这种印记，深深地扎在他自己和他人记忆的档案里。

人类时间的指针已经定格在90年代了，傅校长依然在上演他的拿手好戏，令世人嗤之以鼻。

他早已退休了，早已搬离家乡这块生他养他的沃土，但他又杀回马枪，让家乡人受伤。他说他养鸡没有饲料，就来到了西房号学校，拉走了那么多的玉米，没留下一分钱，只留下“嘿嘿”一笑，黑着脸走了。几十年了，他掠夺的本性还没有泯灭，可见他的心该有多么的黑，然而却披着一袭红色的外衣。别的老师黑在外表，他却黑在心里，不一样的黑。

傅良己老师从月牙河转走后不久，由于新民农村行政区划的重新组合，我们堡子的孩子都去了团山子完小读书了。新的学校洋味十足，学校有洋鼓洋号，有篮球架，讲台，给学生们耳目一新的视觉。

团山子完小学生很多，老师更多，从此我们告别了复式班。值得至今还怀念的，是每周一学校都要举行升旗仪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听到国歌。记得升旗的时候，学生唱国歌的声音特别小，都不敢张嘴，在嗓子眼里唱。谁的声音大了，谁就会被大家回头回脑地看，很是不好意思。也许是那时候的孩子没见过什么，害羞吧。和国歌同时会唱的歌，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想，以她作为国歌更适合我，我常在心中吟唱她，激起我向往美好的涟漪。

到了新的学校，我被分配到一年乙班。那时学校班级的排列顺序沿用了解放前的制式，也许是那个学校曹校长的习惯势力使然吧。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坟墓里。平反昭雪的时候，是他自己不愿意“摘帽”的，也不打算要很是丰厚的“经济补偿”，是他固执还是什么的，我不得而知。

新的班主任老师，令我们这些新同学很是惊奇——怎么会是一位女老师啊！那时我认识和接触过的成年女性，没有一个是有文化的，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不简单了，能写出来自己名字的几乎是麟毛风角了。

这位女老师姓姚，叫姚静芝（谐音），20上下岁，人称“姚大姑娘”。姚老师很白皙，活泼，爱笑。她笑的时候，笑容与笑声总是同时出台。她爱唱，即使是语文课，她也总能找到“借口”唱上几句，让同学们提提精神。她讲课的时候，没有谁淘气做小动作，生怕错过姚老师的一颦一笑，一歌一曲。她也爱跳，常和我们站成一圈一起跳舞，只是我们怎么学也没有她跳得那么灵巧。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山林里头有个英勇的鄂伦春……”的民歌，就是姚老师教会我们的，至今唱来都会让我陶醉于当时的情景中去。是那支歌把我们带进无限的幸福与憧憬中，也把我的童年染上斑斓的色彩。

姚老师很爱说话，课下常和我们聊天，班后也常到学生家里和家长拉家常，那就是家访啦。放学的时候，她总是挂着笑容，和我们“再会”。恋恋不舍的师生情怀，至今依旧让我恋恋不舍地回忆。

我一直不知道姚老师叫什么名字，直到1958年上了初中，我熟悉了我班的同学饶静杰，才知道他的姐姐我的老师叫饶静芝。

在团山子学校一年级的暑假前，我意外地受伤了。后脑顶被石头磕出了血，几乎要露出了骨头，我提前离开了学校回家养治，至今还有豆粒大的伤疤不长头发。

暑假过后，我上2年级开学的那天，不见饶老师了。听人说，饶老师结婚了，嫁到很远的黑龙江去了，仍然当老师。没有了饶老师，我们都很失意，好多女生还哭了呢。她走之前也没和我们说一声“再会”。“再会”，是饶老师教会我们的，起初我不懂什么叫“再会”，回家问母亲才明白。母亲说：“饶老师真好！”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饶老师。1960年，从她妹妹那里得知，那时的饶老师很惨。

饶老师和我同乡，她父亲是地主份子。1960年的“粮食运动”，姚父被怀疑私藏粮食，遭到无情的斗争。

“粮食运动”就是深挖粮源，不许各家各户有粮食，都得到集体的食堂吃饭。食堂根本吃不饱，家里又没有可吃的，人们怨声载道，又敢怒不敢言，上边就拿“四类份子”开刀，敲山震虎，压制群众的不满情绪。一时间，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饶父更是诚惶诚恐，趁对他看守不备，就在月黑风高的时候去了黑龙江饶老师那躲避风声。

饶父在逃，证明他“罪恶深重”，公社、大队分兵几路去搜捕。至此，饶老师受到了株连。因为她“染黑”，学校停止了她的工作，被遣送到附近的农场劳动改造。

那时的她还会有悦耳的歌声和轻盈的舞步吗？我听到的是丧钟在低鸣。

进了农场，饶老师不幸患上了阑尾炎。对于这号人，同情心是无力的，同情只能在心中为善良人默默地祈祷。饶老师的病情一天一天地拖延，等到病入膏肓了，农场怕处理死尸太麻烦，才把饶老师送进医院。

也算大难不死，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月，饶老师经过两个多月的生死挣扎，捡回了一条性命。

听了饶老师的处境，我的心像揪的一样疼痛，不知道为什么好人总是这般的坎坷与凄苦。此时此刻，我彻底地相信，小说中那些悲惨的故事没有一笔一划是杜撰出来的了。

以后关于饶老师的情况我一无所知，直至今日。

饶父总算被折腾够了，以“有待详查”为“炸弹”扔给他草草地收场。“炸弹”就是威胁、恐吓，让你老实点。

饶父真的中弹了，他成了惊弓之鸟，吓破了胆。回到家里没有几天，就携家带眷当了“盲流”。饶静杰也随饶父走了，中断了我了解饶老师的通道。

在饶老师教我的一年中，记得她没给我们留过任何作业，回到家里我也不看什么书，但我考试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到了3年级，我的各科学习出现了逆转，在班级里排不上号了。

3年级时我转学了，到父亲任教的新安堡小学念书。这，就是逆转的前奏，因为又摊上一位“黑老师”。

新的班主任姓马，马国忠。马老师中上等的个子，肤色很黑，满面的落腮胡子，就像水浒里手持板斧的李逵，或者是长坂坡的张飞再世。更令人生畏的是，他的脸更“黑”。

那咱，我家不住在原来的孟家窝棚了，搬到了离学校2华里的那家窝棚，父亲上下班方便，和马老师住在一个屯。

马老师天生的一脸严肃，我从来没见他笑过。在给学生朗读课文的时候，一只手习惯插在裤兜里。他不大理我们，只要是“理”，就把我们修理得服服帖帖的www奇Qisuu书com网。来到这之前，父亲就警告我，说马老师厉害着呢，你要规矩点，不能像过去那么随便了。

是的，没来到这之前，父亲不常在家，我有点放荡无忌的毛病，母亲和奶奶不大管我，我就贪玩。是的，我是得规矩点了，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要尽量适应，就得小心翼翼。

有一次，马老师把“近况”两个字写在黑板上，回头就问我们什么叫“近况”？我见同学们没有举手，我就要回答这个别人不会的问题。我说“近况”就是近来的情况。本以为老师应该表扬我，想不到马老师反问了我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答不上来，因为这是新课文里的新词汇，老师头一回念给我们的，我是根据上下文的内容猜测出来的。马老师很不高兴，在黑板上蹾折了粉笔，用眼睛嗔怪我多嘴。那时我想，既然你问我们了，为什么又不让回答啊，难道你叫我们一齐说“不——知——道——”吗？

姜子牙卖面遇大风，运气要是不佳喝水也塞牙，倒霉的事就成串地来。

第三天，马老师又像往常一样念课文。不过，这次腾出拿课本的手，插进裤兜里，另一只手去翻放在讲桌上的书，口中念道：“中国比欧洲还要大……”

念完了课文，马老师问大家听好了没有？同学们有了上次我的教训，齐声答道：“听——好——了——”

说实话，我真的不明白“欧洲”是什么东西？他怎么能和“中国”相比较啊！课后，我去了办公室找马老师问个明白。

他不正面回答我，只顾一边叭嗒叭嗒地吸烟，一边豹眼圆睁：“就你没听明白，回去想想吧！”

回到教室的路上我也没想出来，就问“听好了”喊声最大的那个同学。结果，和他一样，没有一个同学能答得上来。直到上了小学5年级，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现在，许多人都说那时的老师比现在的老师有水平，我就极力地反对。我认为，现在老师水平的绝对值，不知要高出那时老师的多少倍！只是现在老师的水平和学生家长的水平，差距越来越小了，要求越来越高了罢了，其实，有很多人的水平远远高于老师。再有就是，那时的学生没有一本课外书可以阅读，几乎是生活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自然孤陋寡闻。

1960年冬，我念初三了。这是一个严寒饥饿的冬天。大概是全国的农村都实行了“食堂化”了。食堂给每个人的“定量”，实实在在地把每个人“定”在挨饿的数量上。母亲为了给弟弟妹妹们多吃上一口饭，在大家的劝说下，也和别人往回带几把玉米粒。谁知道头一回就让队长给发现了，别人会装，母亲不会。（此节未完，请待续作者注）

2 乌鸦颜色的老师（一家三姓） （2）

2乌鸦颜色的老师（一家三姓）（2）

这可是违犯粮食政策的严重“罪行”啊！得到的惩罚是：取消一个星期的食堂伙食供应。惨了，一家人靠吃什么活着？只有野菜充饥啦。

事发的时候，父亲早就调到很远的学校了。听说之后，他当即决定搬离那家窝棚，到离那里以北6华里的二道房定居，免得再出什么不愉快的麻烦来，因为“告发”母亲的正是我们的房东。

在姓郭的房东那住，我们是“二进宫”了。1957年晚秋时节，我家搬出了那家窝棚，搬到离那20多里路的郭家沤麻坑，父亲调到那里教书半年多了。1960年春又搬了回来，还是住在老房东那。

我们去的二道房，严格说叫“大桥”，北面紧靠沈北大堤，东为沈法公路，西临现在的二道房村，与其接壤。我们要去的地方属于德盛堡村。

可惜“德盛堡”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了，如今竟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村名就是这三个字。我第二代身份证上显示的都是“德胜堡”！很多人干脆称“德盛堡”为“得胜堡”，这么叫，也这么写，遗憾了！要晓得，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下文再说吧。

搬家的时候正赶上我放寒假，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次搬家竟是搬进了马老师的家！

马老师同父亲是老同志了，早年就十分熟悉。马老师在父亲从新安堡学校调出来后，转到二道房学校教书，家也从那家窝铺搬到了大桥。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可骑，老师们自好人走家搬，四处游荡，居无定所。

搬家那天已经是中午时分了，马老师没有在家里，是父亲和马老师的夫人商量好的。等马老师回来，父亲又上班走了。

马老师莫名其妙地撞上了我们一家7口，浑身上下没有舒服的地方，整个脸都是埋怨与怒气。他冲着马师娘喊：“你怎么乱当家，两家人住一个屋，怎么过日子？”

是的，那是两间很狭窄的土草房，房主姓刘，受不了饥饿跑到黑龙江找饭吃去了，马老师就在那暂时蜗居，用不着花房租。

马老师吵吵嚷嚷，气得他浑身直哆嗦，看来一时半会不会停止下来。他这样对待我么一家人，就是“逼寡妇出门”。母亲和我插不上话，也没有话可说。奶奶一个劲地赔不是：“马老师，你别着急，我们搬家也很急，在这也就住个三天两宿的，会搬走的。”

马老师没有什么反应，一屁股坐在炕沿儿上呼呼地喘气……

果然，我们一家只在那住了两宿，也让马老师委屈了两宿，就搬走了，搬到后街的李老奶奶那。

李奶奶的年龄比奶奶稍大些，可看上去要比奶奶老多了。老人家满脸的皱纹，尖下颚，两腮也凹了下去，使得脸更加消瘦。她是个很热心的人，说话也是快言快语的，我们去了，像是欢迎久别的家人。所以，那屋子虽然很窄小的，倒让我们一家人心里感到宽敞得很。

这两间土草房和马老师住的那个大小差不多，但却住了三家人。我们没去时李奶奶自己住里屋的南炕，北炕住着老孙家四口，一个大婶领着一儿两女。孙大叔不在家，跑“盲流”去了，说是在黑龙江。

现在，一铺不是很大的南炕，怎么能住得下李奶奶和我们两家人啊。没有办法，我的妹妹们就去孙婶那挤。算起来，这个不足14平米的里屋，一共住了12口人，整天都像笼屉里的饺子一样，一个紧挨着一个，翻个身都很难。

李奶奶一个人生活，在那年月比人口多的人家好维持。在兄弟妹妹的心里，李奶奶吃的饭菜就是过年，令他们垂涎。李奶奶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掉在人家的饭碗里了。所以，每到李奶奶吃饭的时候，妈妈或是奶奶就令他们到外面走走，尽管那时的天气已经滴水成冰了。

春节快要到了，孙大叔也从黑龙江赶了回来，那屋子就变得越发的狭小了。那时父亲也放假了，三个没有老爷们儿的家庭，刹那间让女人和孩子们感到有了依靠，家也有了难得的笑声。

说起孙家来，我们还是实实在在的亲戚呢。孙大叔的亲堂姑姑，是我爷爷的第3房妻子，孙大叔叫我父亲为八哥，他们早就熟识。

李奶奶有父亲和孙大叔这两个侄子对她的尊敬，她快活多了，不再那么思念她的儿子了，尤其是逢年过节。

李奶奶出身贫苦，有一个比父亲小几岁的儿子和一个早就出嫁的女儿。儿子30多了也没有成家，家贫啊。听说他和一个有夫之妇的女人好上了，因此而触犯了“法律”，在监狱服刑好几年了。要是放在现在，这又算得了什么啊？据说那时因为他没有什么靠山，他又是个小干部，工作上很“左”，得罪了人，被人“鼓捣”进去了。李奶奶就盼着他出来，总在嘴里叨念着，掐着指头过日子。

我们三家在一起相处得很和谐，年也显得有几分热闹，就算是苦中作乐吧。记得过年的时候，父亲还贴了一副对联，他自己写的，我只记得下联，叫做“三家两性和”。

过完年我就开学了，初中最后一个学期。那个学期我不回家，一是离家很远，25华里没有车辆，靠徒步得走两个半小时。二是我野心勃勃，很想深造念大书，就得寒窗苦读。三是回到家里也很不方便，天热人多……

当我再次从学校回家时，我毕业了，在家耐心地等待升学考试的消息。

一天傍晚，教我们代数的马文庆老师找到了我家，是来给我送“新民高中录取通知书”的，他说全校近350名毕业生只考上23名。马老师住在我们的后街，他比父亲大许多，德高望重。

接过录取通知书，我好欣喜，好多人都围拢过来看，说还是人家当老师的孩子聪明，有出息。送走了马老师，我第一次舒心地坐在炕上，细看那录取通知书，体味着那个小屋是我的一块福地，遐想无限。

在团山子小学，我就认识了马文庆老师，他教高年级的学生，很多老师都崇拜他。马老师属于少言寡语那类的，特稳重深沉，举手投足都像有格尺在规范着他似的，俨然一副长者学者的派头。解放前，他是吉林某地的税务官，解放后就回到老家当了老师。我上初中的时候，马老师就教我们代数和几何。他很喜欢我，因为别人不会的问题，我准能让马老师得到满意的答案。公开教学的时候，我是他提问最多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师生就是说双簧的搭档，他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在二道房学校，我们同朝称臣，那是后话，我不能不说。

从打搬出马老师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幸的是马国忠老师被造反派定为“国民党特务”。没有什么理由，就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员，这顶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再后来，造反派让我父亲出一份证实材料，来证实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可笑的是，还没等马老师涉足“特务”的行列，我父亲早就被发配到“走资派”的队伍里去了。让“敌人”来证实“敌人”无罪，这逻辑实在是滑稽。不想，父亲的证实竟然在不久后生效了，马老师获得了新生。

经过一番战天斗地洗心革面的虚惊，马老师像换了人间。无论他为人处世还是为人师表，都大为改观。如此说来，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还有改天换地重新做人的功能啊？

古时候有一支军队叫“乌鸦军”，以着黑衣而得名。我戏称我早年的老师为乌鸦老师，本意也不是穿黑衣、存黑心，而是他们都是“黑五类”、“黑七类”之老师。黑色本该能掩盖一切的，可又偏偏因为黑色很醒目，被人瞩目，结果暴露无余，欲盖弥彰。那么，“红老师”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3 红里透紫的老师 （情感压抑） （1）

3红里透紫的老师（情感压抑）（1）

父亲从解放前工作伊始到他离休，先后共调转了9次。于是，我也成了“走马灯”似的学生，小学6年间，我到过四个小学校读书。

1957年深秋，我来到最后一所小学——郭家沤麻坑小学，后称“郭家小学”。那时我是6年级的学生，也是这个学校最高的年级了，这个学校成立得晚，第一次有6年级的大学生。

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在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年代，郭家沤麻坑小学有了第一届毕业生。父亲是当时学校的“负责教师”，那咱这个学校没有校长、主任。“负责教师”是个“准校长”，学校的一切工作都由他来领导。也许那时候正是父亲最辉煌最上进的时期吧，那时他34岁，他怎么会想干点辉煌的事业，接受上级对他的器中与考验啊。

有一天，父亲对我郑重地说：“你可得考上初中啊……”

他往下欲言又止，仅仅是这么半句话，那也是父亲有生以来和我最重要的惟一一次谈心了，以前从来没有过。他和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给我打点酒去。”他高兴了就要喝酒，我就拿起酒壶而不是酒瓶子，按钱数到商店买二两散酒，回来一分不剩，他也一喝而光。那时候喝酒的人太少了，谁有钱买酒喝？逢年过节一般人家都不会买酒，喝酒是叫人家笑话的，说你不会过日子。父亲喝酒和别人不一样，人家会说，“还是人家‘李校长’，比不了啊”。话语中，充满了艳羡。

从那次谈话中可见，父亲对第一届毕业生给予很大的希望，对我更是，这也是他想证明自己领导能力、水平最关键的时刻。我懂得，他更不想让别人说“‘校长’的孩子都没考上，只会喝酒……”

大跃进的年代，什么都大跃进，就像被酒精刺激了的人，不想说的话脱口而出，不想做的事一夜之间就成了事实。于是乎，教育也大跃进了，新民六中的招生，也从前两年的每年只招收两个班级，变为招收四个班级，翻了一番。在以往，每个学校只能考上几名中学生，有的学校干脆一个都考不上。现在希望大大的有了，各个小学也要来个大跃进，跃进这个龙门。

到了郭家沤麻坑小学，那年冬天老师没有放假，都到县里参加整风反右斗争去了。快过年的时候了，父亲他们才回来，我才得知教我们的张老师被定为右派份子。张老师开学就掏厕所，接受改造，后来干脆解职回家到农业合作社（就是后来的生产队）劳动改造。

新学期开始，唐老师一直教我们到毕业。他的口碑很好，很快就成了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也来个教学成果的大跃进。

唐老师叫唐国仁，是师范学校新毕业的老师，家在义县。唐老师个头不高，白脸膛，很敦实，说话有时候略显语塞，但“磕巴”得不是那么严重。他爱笑，笑的时候很少出声，最多“嘿嘿”两下就结束了。别看他有那么一点点口吃，但吹拉弹唱不碍一点事，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他那一手。和马国忠老师比，唐老师不仅多才多艺，教学上更是胜他一筹。他是科班出身，就是比穞生的强许多，学生和家长都这么评论他，他不负众望。

我是从小学4年级开始写作文的，马老师第一次布置给我们的。他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就要我们照猫画虎去完成。大家画来画去，画得非猫非虎，反类其犬了。我不爱上语文课，讨厌老师讲课文那一贯的模式，什么时代背景，什么中心思想……八股得很，更不愿意死记硬背，但有的课文我还是记得很清晰。

这是1958年春天的故事。唐老师给我们讲“田寡妇看瓜”，那过程、那方法我记忆犹新。

开篇时他没有讲课文，而是讲了农村一些大家都很熟识的故事，好像根本没有进入“正题”。在这之后，唐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文题，叫做“深夜的故事”。

1958年初春，在春寒料峭中，大跃进的热潮滚滚而来，新民县动员了十来万民工挥锹动镐兴修马虎山水库。那时新民县的总人口大概不到40万。这么多人参与大跃进，可谓“上至九十九，下至刚回走”，全民动员了。所以，别看郭家沤麻坑村子很大，但每个家里都住满了民工，连屋地都睡着横七竖八的人。

马虎山水库座落在辽河与现在的101国道交汇处，那里就是沈阳通往彰武、阜新的马虎山辽河大桥。桥的西面是乌尔汗山，东面是马虎山。这两座山，比羊草沟那座山还矮大半截，但却有山的名字，所以就依山修建拦河坝，石头和土混合的大坝，没有钢筋水泥。大坝合拢，再把水憋到水库里。

马虎山水库就在这桥的东面，当时没有桥。整个库区有40平方公里，设计蓄水深度平均也就3米吧。如此“浅薄”的水库，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贻笑大方。

不久，我们学校五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也气宇轩昂地加入了马虎山水库的劳动中来。方圆二十几里学校的学生也来参加修水库，很多学校的学生都住宿在郭家沤麻坑这个村子里。一时间，水库工地的人密密麻麻的像蚂蚁，在这口热锅上急急忙忙地爬来爬去。

“白天大干，晚上夜战”，我写了一首诗，还被工地的指挥部播放了，其中有一句是“天上星星闪，地上灯万盏”，说的就是夜战的景象。

到了吃午夜饭的时候，唐老师每天都派几个人轮流看守工地上的工具，我们就成了“看瓜的田寡妇”。

没有多长时间，“学生民工”撤离了水库，因为有人嫌我们是“光吃饭不干活”的人。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挑起一根扁担和两只土筐就不错了，还能挑土吗？我们只好两个人抬一个土筐，摇摇晃晃，等抬到堤上所剩无几。

回到学校，唐老师继续讲课，我们就开始写那篇作文。经过一周的一一批改，唐老师拿出了一篇范文，那就是“田寡妇看瓜”。

那时候我们都“很傻”，没有预习课文的习惯，所以对“田寡妇看瓜”事先并不了解。然而，这一课虽然前前后后讲了近一个星期，但我们的收获却非常大，懂得了写作知识和技巧，对作文不那么望而生畏了。升学考试作文的题目就是“记一次劳动”，全班同学都写得很好，因为这题目似曾相识。

唐老师知道，升学考试对于学校、学生是多么的重要。那年还没有开学，唐老师就在元宵节前回到了学校。

1957年底到1958年初的冬季里，雪下得很大，到处都是比人还高的雪峰雪岭，办公室和教室的门都被大雪给封死了。可见唐老师从义县来到学校该有多么的不容易，他从三台子下火车徒步走40多华里，还要背个沉重的大行李。

听说唐老师回来了，好多同学都来给他拜年，和唐老师一起打扫积雪，生炉子，做饭。唐老师带来一些干粮，放在行李里。打开行李一看，烙的饼还有些“温度”，他就喝口开水吃饼，这就成了他新学期的第一顿晚餐。

晚上，我去学校问唐老师算术题，他没有在办公室。我看见办公桌有一封书信，就看那上面的字。信封是用白纸糊的，上面的地址是他的家乡义县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中间的收信人叫张淑清。张淑清是谁？

我在想的时候，唐老师抱着一捆柴禾进来了。他见我看那信封，就冲着我自言自语：“这信封不是很好吗，省了钱，还能寄出去，嘿嘿。”

“唐老师，您常给家里写信吗？”

“嗯，不是的，一个学期也就写一两封吧。”

他语塞了，顿了顿，笑了，很不情愿地笑道：

“这是给我爱人写的信，也不知道她的病好了没有……”说完又笑，笑得很爽朗，但也很无奈。其实，他还想对她说“我到学校了，你不要惦记我了”。见我直勾勾地看他，似乎觉得不该和学生说些“卿卿我我”的话，所以下半句话就打住了。

升学考试结束了，同学和家长都在期盼着发榜的日期。唐老师也在期待中继续呆在学校，放暑假他没有回家。

期待是幸福的，但也最是难熬。熬不住的学生，就去走亲串友，或是帮家里做些农活。其他老师放假了，学校空空荡荡，唐老师“熬不住”，就弹那架风琴。他爱弹东北民歌“小放牛”，曲调很是优美，可我怎么也品不出脍炙人口的滋味，倒感到有那么一丝的苦涩。

唐老师家里来信了，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唐老师憋不住就和我说，我就和父亲说，父亲就和他说，父亲让他别等了，快点回家。

他憋不住和我说事，不是让我透话给父亲想要回家，他是拿我当稀释剂，稀释他的焦急心情。那些日子，我常去学校听他弹风琴。他喜欢对我弹琴，我不是牛，对“弦内之音”有所反应。但我比牛笨，他不知道，那时我不懂男女情感，听不出“弦外之音”，我只是知道他盼发榜的那一根“弦”，考试的结果，所以他才那样和我一样的焦灼。

发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是唐老师亲自去新民六中取回来的，要走15里的土路路，淌一条没腰深的河。

郭家沤麻坑小学6年级一共37名学生，考上了17名，升学率名列30几个小学之首。要知道，那是的郭家还没有中学生，那时的中学生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啊！

唐老师大名鼎鼎，红得发紫，可这个学校再也留不住他了，唐老师被义县调回了当地，任初中教师。三年后，我上高中的时候打听唐老师的近况，得知他已经是义县的“先进教育工作者”了，孩子也快两岁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 （2）

3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2）

开学前几天，唐老师才回家，是父亲领着我们17名新生走进新民六中的校门。那时家长们没有送自己的孩子来报到的，没有哪个“习惯”，家长最信得过的就是老师了，习惯由老师为他们做主。

新的教室还没有全面竣工，俨然是庙没有修好，和尚就蜂拥而入了。据干活的瓦匠说，那时的罗家房乡和三道岗子乡只有那么三个瓦匠，都在修建教室的工地上。什么都在大跃进，能工巧匠怎么就没有跃进上来？

这就是教育的大跃进，超常时代的跃进，少了这道风景就谈不上大跃进了。虽然我们到校后才知道还没有学生的宿舍呢，但还是抑制不住对新生活的欢天喜地，一个个兴致得很。我们晚上住在哪？到晚上再说吧，没有谁为此而感到忧虑，就像家长相信老师，我们对老师更是深信不疑。

放下行李，第一堂课就是劳动课，拔那没膝深的杂草，操场上到处都是，还有那些没有清理的碎砖烂瓦，都等待我们新生给他们安置，否则，连校长都不会心安理得。

陌生的同学，在劳动中互相询问着对方的母校，试探着对方的性格，交谈着沟通着，像一群邂逅的羊，小心翼翼地舔舐着对方的皮毛，希望接受彼此的气味。加上老师的和蔼可亲，路人对我们驻足羡慕的端详，没有人去考虑“烦恼”，都很自豪成为一名中学生。

我们1年2班的班主任也姓李，他自己介绍的。李老师还戴着他毕业前的校徽——大连速成师专学校，觉得他相当有学问，也许他就想证明这一点。

李老师，李玉秀20上下岁，新民县大喇嘛村人，中等身材，白胖白胖的，像个瓷娃娃，像他的名字，很秀气，堪称“快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人很是敦厚，似乎没有什么脾气。他教我们植物学课程，开始讲课的时候，他不敢看我们，只顾低头看备课笔记，偶尔抬头看看天棚。后来胆子渐渐地大了，脾气也长了，动不动就发火。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知道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然而，毛主席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一次班会上，李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班干部都“整风”了，只留下张柏芝一个人。新的班干部，都是膀大腰圆天不怕地不怕的主，管起我们来比老师还老师，开学时的笑声戛然而止。

平房的教室没有彻底完工，是个烂尾工程，几个班级只好在一起上大课，和月牙河小学的复式班相差无几。尽管“教室”下面是地，上面是天，老师还是能够上课，但晚上睡觉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睡在露天的课桌上，木凳上，翻个身就会掉下来。第二天还得早早地起来，摆好桌椅，不然那课就没法上了。这些我们都能克服，也没那它当成困难，相信慢慢会好的。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课真的不能上了。

1958年下半年，风风火火的大跃进一浪高过一浪，新的名词一个比一个新鲜。什么“大炼钢铁”、“滚珠轴承化”、“自己动手生产土化肥”……凡是公社党委号召的，学校都要坚决地执行，各个班级都要力争上游。

对此，我们1年2班哪个项目也玩不转，处处被学校排在下游。领导把李老师抠个底朝上，他能不火吗？脾气能好吗？于是，在他很难统治班级的境况下，就改组了班干部，提拔一批得力的“二老师”，实行高压政策，打压那些不听话的“调皮鬼”。

新的班干部的确雷厉风行，干了一番“大事业”。无奈的是，别的班级之“管理”也如法炮制，我们班又不情愿地“下游”了，雷也不响了，风也不行了。

李老师见大势已去，却又不甘心败在别的班主任老师手里，又有“新政”出台了。

他找来班干部一边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边又猛烈地为他们打气，一边研究部署“新政”的实施方案。

别的班主任老师，在学校都是红人，李老师年纪轻轻的哪能不想红过他们啊？只是眼下始终处于下游状态，急得他眼睛红，嘴唇发紫罢了。

现在我算明白了，无论是什么事儿，只要是一研究，就会研究出个“新政”，创造出一个新形势来。这“新政”就是轮番召开对“调皮鬼”的“辩论会”。

“辩论会”同“文革”时期的“批斗会”、“路线分析会”是一个祖宗的几代子孙，只是辈份不同，性格是一样的，具有同样的遗传基因。

“辩论会”，其实就是组织同学你一言我一语群起而攻之，让你风声鹤唳，毛骨悚然，乖乖地跟着感觉走吧。

辩论谁呢？梁显杰、吴义纯，还有我。

梁显杰的毛病我知道，我们俩年龄差不多，个子都很小，但饭量却很大，长身体的时候都这副德性。

开学不久，我们就到生产队参加秋收去了。我们和成年人干活的方式一样，劳动时不分体力大小，都是“老太太吃黄瓜——一替一根”地干活。成天的劳作本来就难以挺得住，再加上住在生产队的凉炕上，休息不好，身体一直处在疲惫之中。更难以忍受的是吃不饱，伙食上除了两个比眼珠子大不许多的窝头外，没有任何的副食可以填补饥肠辘辘的肚子。到了晚上，趴在炕上就一觉到天亮，有泡尿都懒得撒。

一天，梁显杰尿床了，很是难为情。大白天的，他怎好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晾晒被尿的被褥啊。他想请个假，等同学们劳动走了，好自己处理一下这尴尬的麻烦。

他也知道，没有充分的理由，李老师不但不准假，还要说你逃避劳动。逃避劳动，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最可耻的行为。思来想去，梁显杰很有把握地向李老师请假了：

“李老师，我要请例假。”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例假”，梁显杰说完，只听得大一点的男生和女生们哈哈大笑，笑得李老师恼怒至极，当场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

“混蛋，你也配请例假！”

梁显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假没请下来，还挨了李老师的严厉批评。众目睽睽的耻笑，一肚子的委屈，叫他忍无可忍。他毫不退让，和李老师叫板：

“那为什么女生一请例假，你就给啊，我怎么了！”

“滚！”

这相当于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品德败坏，低级下流……逃避劳动这一条都显得不那么严重了。他会有好果子吃吗？你就等着吧，反正你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吴义纯在班级里也是“小字辈”，劳动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及格的科目。一天晚上劳动结束后天已经黑了，他请假要回家，图的是可以饱吃一顿。白天是不能耽误劳动的，只有晚上请假才有几分成功的概率。

第二天早上返校的时候，同学们起大早就劳动去了，吴义纯扑了个空。心想，反正也是迟到了，就挺着吧，等吃了中午饭再说，要不我还是去吧……

没想到，他正在教室里琢磨怎样躲灾，却被李老师带个正着。吴义纯哪里晓得，李老师见他没有按时回来劳动，就要抓他“现行”。

“好啊，你果然逃避劳动，原来你和我请假是假的，你给我站起来！”

吴义纯刚想站起来，立马又蹲了下去，捂着肚子“妈呀，妈呀”地直叫。李老师大发雷霆：

“嗯？你还敢当着我的面装病！”说着，就拎起他往外走。

吴义纯的裤子开始淌尿了，李老师哪里看得见啊。他哀求道：

“李老师，我真的肚子疼啊……”

他哭了，疼得哭不出声来，脸色煞白煞白的。一看，果然是尿裤子了，李老师这才松开了手。

“你先呆着，等一会你到我办公室去！”

扔下吴义纯，李老师向办公室走去，还边走边嘟囔：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没见过……

真是无巧不成书，吴义纯真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得了急性尿道炎，疼得他大汗淋漓。后来，这毛病犯了很多回，但李老师还是拿“躲避劳动”这一条让他成为“辩论会”的众矢之的。

我有什么过错吗？自我感觉良好啊。

在落实公社党委动员全公社“工农商学兵”，参加“深翻”运动的班级誓师大会上，我第一个发言表决心。决心自始至终参加这次劳动大竞赛，实干苦干，按质按量按时完成自己所分担的任务。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带了头，抢了先，这就是我的罪过了！

什么罪过，“苦干”就是罪过。用李老师的话说，我和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一个腔调，就得“辩论你！”

李老师要“辩论我”？让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同学们也都莫名其妙。“湾泡子作业区”，就是现在的三道岗子乡湾泡子村，当时和我们乡是一个公社，两个乡的小学生都靠新民六中来深造。

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在公社的动员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保证一个月之内完成深翻任务。下一个表态的还能一个月完成吗？那不是甘当落后的下游吗？就这样，轮到最后一个发言的，只需3天就完成任务了，以体现“大干、实干和苦干”，符合你追我赶的潮流精神。于是乎，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当场被“辩论”了。

“辩论会”就要结束的时候，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因再次表态“有功”，才赦他无罪。他说：“别看低洼土质粘，你们能完我也完！”

这个老主任姓张，后来我认识他了，是个货真价实的逢凶化吉的老手，敢开政治玩笑的幽默大师。

我没有张主任那两下子，太嫩，干在那“打憋”，说不出给自己下台阶的话来，我就成了“右倾”的代名词。更可气的是，李老师说我“不老实”，就是我发言不老实，漫天瞎放炮，那就是我的话说过头了？我是“左倾”了？我屈，一肚子都是“蛆”，闹心。我到底是“左倾”还是“右倾”？李老师批评我有点火药味了……

欲加之罪何须无词？有缝儿就能下蛆，没缝儿也能下蛆。没有过几天，我又犯事了，咎由自取。

“深翻战斗”在硝烟弥漫中打响了。那时不管什么都叫“战斗”，现在还是好多有人习惯用“战斗”这个词，好像不“战斗”，就什么也做不了，只有“战斗”才会有气派，才会得到上级的赏识。

这次“深翻战斗”的战场是公社党委的试验田，要求深翻三尺。党委的试验田，却没有一名党委动一锹一镐，反而让我们没有铁锹高的学生来干，心里本来就窝火的我，肚子里的气就满了。

老师也不以身示范，他们“战斗”在监工的现场上指手画脚。学校还专门组织一些学生干部搞战地宣传鼓动。我本来就身小力薄，进度自然上不去。这帮宣传队可算找到了用武之地，轮番在我周围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给我加油，引得全校的眼睛都往我的身上盯。

他们给我出尽了洋相，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情急之下，我一抡铁锹，索性不干了。

“谁爱干谁就干吧，反正我不是党委！”猪八戒摔耙子——我来脾气了。

宣传队是校方的喉舌、钦差，校方是党委的忠诚战士、卫士。我的这句话我可犯下了滔天大罪——反对深翻，怨恨党委，就是反对党！

李老师想当红人，我成了他的绊脚石，他对我能不恨之入骨吗？当下，李老师不再斯文了：

“你，牤牛卵子多耷拉两天吧！”

言外之意，我被他判了“死刑”，让我等待缓期执行。

幸亏杨守山、吴玉珠几个同学过来帮我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不然李老师不许我吃饭！

这一天总算是过去了，什么时候“执行死刑”我没有精力来思考如何应对。这时我所需要的，是吃饭，别做饿死鬼就算幸运了。

晚上，杨守山找到我悄声说：“你真傻，别人挖的都不到二尺深，你怎么非得挖三尺啊。”

原来大家都挖二尺，就把土填回去了，我光顾干活，哪有闲功夫瞭望战场上的“敌情”啊，咎由自取！

深翻的锣鼓声绕梁三日，在余音未了的时候，又一场“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又于深秋瑟瑟的寒风中交火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3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俗话说得好，“五月旱不算旱，六月连阴吃饱饭”。1958年的天气和年景就应了这句话，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说那是上天的恩赐，毫不为过。试问，这一年从春到秋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呢？修水库，除“四害”，流尽了血汗……却没有谁对田亩有过心血的浇灌，有的是狂热与冷漠交配后生出来的怪胎。那就是，到手的庄稼不让农民去收割，“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秋雨任意地蹂躏，却要搞什么“深翻”！这不是冷漠吗？上天终于被震怒了，他生气了。

那年的秋末冬初，先雨后雪的天气中，眼看着一片金黄就要“颗粒无收”了。于是乎，公社党委下令全力以赴“保卫胜利的果实”。就这样，我们1年2班和1年4班放下铁锹拿起镰刀，在初冬时节来到了小韩村搞秋收。记住，“初冬时节搞秋收”可谓一绝！

小韩村，东西两头各有一个生产队，我们班在“西方”，1年4班在“东方”。下面的故事就叫做“西方不亮东方亮”，我的罪过之三。

经过几番的较量，李玉秀老师的“威信”，在全班同学中与时俱进，与日俱增，在学校那也有了一定的起色，开始了上升的态势。他感觉对班级的掌控基本上是得心应手了，没有谁再敢不从师意，再说三道四地干扰他的“圣旨”了。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他的“起色”与“态势”，每天到地里“冬收”，我们班都要比1年4班早出晚归，得到学校领导的肯定，李老师欣欣然。当然，领导不会忘记对1年4班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那是领导的艺术，没有直接地批评你，你就偷着乐吧。

最值得李老师骄傲和庆幸的是，他没有违反粮食政策，1年4班就那个了！

那时候的“粮食政策”属于超高压线，近则受伤，碰则亡！在“粮食”上犯错误，就是反革命！有很多干部群众都因为“粮食政策”丢了官，甚至丧了命。“粮食运动”至今提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谈虎色变。

1年4班怎么“那个”了？碰上了超高压线！

自从来到小韩村，4班学生的伙食天天像过年，叫我们垂涎。一日三餐不光是吃得饱饱的，还吃得好好的。白白净净的秫米干饭里还掺着红白小豆，那个香那个甜，路过他们的伙房，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就这道饭，即使是90年代也够得上有品位的主食了。更违反“粮食政策”的是，生产队还时不时地给他们做大豆腐、水豆腐改馋。屎壳郎落秤杆子上——都把他们美出金星来了。

4班的班主任姓梁，叫梁文富，他真的胆大包天吗？

“东方”的生产队队长姓王。这家伙，天是王大，地是王二，他是王老三。他告诉梁老师：“什么政策不政策的，孩子们冰天雪地里干活容易吗？吃了总比糟蹋了好，有事我顶着１

他听说梁老师因为“粮食政策”被领导“暗示”了，就亲自到学校“说理”：“你们老师也怪，干嘛不让学生吃饱？伙食归我管，有事你冲我说怎样？”

学校领导也算良心发现吧，他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好吧，不违反政策就好……”

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也姓王，心也是肉长的，在伙食上“西方”要压倒“东方”，他三番五次地要把伙食搞上去，一点都不扣门儿。他对李老师说：“我可不能让学生叨咕我什么，起码我得跟东队差不多吧。”

每每这般，李老师总是严词拒绝，他说：“违反政策是要受处分的，学生们年轻，克服一点就是了。”

王队长不再和李老师苦口婆心了，偷偷地给我们“加量”。俺们的李老师真是不白给，他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二两的窝头怎么和四两的一般大了？”他明白了，窝头里分明是掺进了“毒药”。他下令道：“我们不能多吃多占，生产队的心我们领了，多出来的‘定量’不能领１多出来的就是“毒药”，会毒死李老师的。我们还是王八拉车——规规矩矩（龟、车）地吃那每顿饭的二两窝头。

学生来气，敢怒不敢言，王队长自有主张。

王队长宁不过李老师，李老师也把他得罪了。一天，王队长找到学校领导诉苦：

“你给我换个班级吧，这个班学生倒是不少，每天干活倒不多，不玩活。”学校领导果然言听计从，把我们调到欢喜岭村了，1年3班进入，走进了伊甸园。

李老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起色”淡化了，“态势”萎靡了，白白付出那么多的苦心经营，落个灰头土脸。我们和他一样，大伯子背兄弟媳妇——卖力不讨好。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在背地里骂他的，也没有一个好脸色给他看的。

到了欢喜岭，同学们的“情绪”高涨，李老师觉得委屈也没趣，常常讪笑跟我们套近乎。我一看他这副面孔，很恶心，就冲着他自言自语：“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碍…”这话傻子都听得出来，没有不会心大笑的，解气。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由于我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太猖狂了，我就成了“辩论会”中一个被辩论的主角，何况我还有“前科”埃

回到学校后，辩论会在李老师难以压制的情绪中开始了，敲山震虎，不然班级下滑的态势难以遏制。

辩论会定在晚饭后召开，辩论谁没有公布，要给你个出其不意，叫你猝不及防，给你毁灭性的打击。但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辩论对象包括梁显杰、吴义纯和我。地点，我们的教室。

参加人员，除了本班的师生以外，还特约了学校的团委书记李文明、政治老师兼教导主任刘福泉，加大档次提高力度。除此之外，还有一支生力军——部分班级的学生骨干，那是一支支火力猛烈的枪炮，只等一声令下，叫你魂飞魄散。

教室里挤满了声讨大军，个个面沉似水，同仇敌忾。桌子椅子早就摆在四周，上面坐满了人。教室中间是块空地，像四合院的天井，那是被告席。所以对于我，“四合院”就是地地道道的刑场，肝脑涂地的地方，阴森、恐怖。

我知道我在劫难逃，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范。草草地吃过晚饭，我第一个回到教室里。屋子里黑黢黢的，也没有点灯，那时没有电，都是煤油灯带个灯罩，我们叫它“保险灯”。我所以早一点回来，就想钻在桌子的后面，来个闭门不出，爱咋咋地！

等我藏好了，同学们也纷纷回到了教室。没有谁议论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嬉闹嬉笑，都很知趣地找准自己的位子，等待这场暴风骤雨地来到，生怕雨点落在自己的身上。

少顷，人到齐了，四盏保险灯把教室照得雪亮。在一片寂静中，我的心跳加快了，保险灯下我能保险吗？我在桌子后面的墙角那缩成一团，屏着呼吸，汗毛都竖起来了，像一只大难临头的刺猬。

偏偏在这寂静中，李老师狠狠地咳了两声，算是拍了两下惊堂木吧，吓得我一激灵。

然后他高声喝道：“梁显杰！吴义纯１

透过密密麻麻的腿缝，只见他俩耷拉着脑袋从人群中走进“天井”。那脸色灰白，实在难看，精神崩溃了似的，因为我都瑟瑟发抖了。我在等待，等待李老师喊我的名字。奇--書∧網叫我名字的时候，我出去还是不出去……我还没有想好，李老师就喊我了。

“李……”

“李”字刚发出半个音节，就卡住了，卡了半天也没有卡出下文来。李老师真的咳嗽了，咳了半天终于止住了，也没再喊我的名字。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躲过了一场灾难。

梁显杰、吴义纯被辩论得声泪俱下，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后来的“文革”批斗会也不过如此而已。他俩被无限地上纲上线，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任由恶言恶语地洗礼和千夫所指。

不久，我终于明白了我死里逃生的细节。

会前，李老师征求团支部书记张柏芝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其实意在让团员一马当先，刺刀见红。张柏芝见黑名单里有我，就提了个建议：

“别整他，这小子脾气大，浑身都是刺，嘴臭，谁穿新鞋往臭狗屎上踩……”李老师想了想，点头了，大概是想起了欢喜岭那次我拿话敲打他了吧。可没承想，到开会念黑名单的时候他忘了这码事儿。刚要喊我，张柏芝就给他递眼色，这才打祝也许是闷气太压抑，他才咳了几声吧。

虽然我的名字被李老师鬼使神差地生吞活剥了，但我还是不敢露面，在黑暗中接受对我灵魂的鞭笞。

开始是他俩作自我检查，随后就是口诛笔伐，句句是匕首，字字是刀枪，流泪是毫无作用的，那是流血斗争。

此时此刻的检查，你就是八斗之才也过不了“深刻”“二将”把守的这一关。老师带头喊“重新检查”，教室里的回应震耳欲聋。“深刻”，就得往自己的身上添枝加叶，往自己的脸上抹黑。越是添枝加叶，就越是漏洞百出，越抹越黑，越黑声讨越是火上浇油。他俩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多，终于被压趴下了。反正也是没好了，拉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一言不发了。

他们俩“坦然”起来，我却感到很内疚。因为有好多的大帽子，应该戴在我的头上，无奈我不在，李老师叫他俩李代桃僵了。然而，悲情的我，悲剧的主角永远由我来扮演。

3 红里透紫的老师 （悲情单思）（4）

3红里透紫的老师（悲情单思）（4）

1958年末到1959年初，全国性的3年自然灾害初露端倪。

深冬时节，天气显得个外的寒冷，那是因为“腹内无食，不怨天寒”。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学生和老师每日的“定量”，突然间由原来的9两下降到了4两，这个时期被后来称为“四两粮时期”，一个永远也抹不掉的历史坐标。

那一宿饿得我难以入睡，肚子咕咕的叫，接着就是难以忍受的腹痛。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顿饭4两粮都觉得“食不果腹”，何况一天只有4两啊！

饥肠辘辘的何止学生啊？比我们大六七岁的老师一样地难熬饥寒交迫的岁月。我亲眼看见李老师偷偷地在食堂的大锅里捞“淀粉”往嘴里塞。他的斯文在那个时候已经荡然无存，他的“粮食政策”在他心中已经无足轻重，他的形象在我的眼里已经返璞归真。

所谓的“淀粉”，就是玉米穗轴和包皮经过机器粉碎后，加些火碱（氢氧化钠）在水中浸泡一些时间，再把粗糙的纤维过滤掉，剩下细腻粘稠的东西就是“淀粉”了。

李老师听见有人的脚步声进来，下意思地停了下来，紧张兮兮地看着我。我没有想过，我们会是同病相怜的人了。我小声对他说：“没事的，我去外面看着点。”

我也是饥不择食，他吃了一些就来叫我，我们合伙做了一回贼。他回办公室的时候，好悬没撞上对面的另一个老师，慌不择路埃

那个老师来做什么，不言而喻……我就是循着他们的脚步来觅食的，人人都象一只饥饿的老鼠，贼眉鼠眼地到处乱串。

到了初二，李老师不再是我们的班主任了，老师队伍的格局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李老师，还有1年1班的钱老师，都因为违反“粮食政策”被揭发而停职反剩相反，真正违反“粮食政策”的梁老师却安然无恙。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也许答案有很多，但我只知道一条：人心不可违是吧。

我上高中的时候才得知，李老师被平反了，回到他的老家大喇嘛公社，降了一级，做了小学教师。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他可以很好地照顾他的妻子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啦，他是他父母唯一的儿子。

我对他曾经心存怨恨，现在我要感谢他。倘若在他违反“粮食政策”的时候，把我也揭发出来，我还能读高中吗？我很尊敬他，他心里有家人，这是人性的回归，这是人善的返璞归真。

1959年暑假过后，我和新的班主任刘兴阁老师相识了。刘老师教我们物理，课讲得挺透。学生问他问题，他准让你满意，是块传道、受业、解惑的料，我很是尊崇他。李玉秀老师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好比给你挠痒痒，他不往痒痒的地方挠，所以越挠越痒痒，挠得你浑身不痒痒的地方都痒痒。

刘老师，新民师范毕业，辽河西的口音。论相貌，“平庸”就算抬举他了。中等宽厚的身材，黑红黑红的脸色，一对小小眼睛，人称“车轴汉子”。他还没有对象，家里也很清贫，就像他一贯一套的黑衣服，没有值得他人光顾的色彩。我想，他所以处处都想胜人一筹，就是为了弥补自然上的缺憾，先天的不足吧。

在教学上，和有经验的老师相比较，虽说还排不上一二，可也令师生们刮目相看，有那么一席之地。但他想在教学上独领风骚，急功近利怕是不行的吧。于是，他下决心管理好班级，另辟“歧路”，以此来显露头角，以示非凡，吸引更多的目光，当一名“红里透紫的老师”。他，选择了，也许是无奈吧，一个小小的插曲使然。

1960年冬，学校的红人李文明老师，和学校能歌善舞的美人林老师喜结良缘，可谓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合了。刘老师对林老师早有钟情，且秋波荡荡暗送频频，只是落个一厢情愿，难结情缘。由此，他怎能不妒火中烧，又怎能不咬牙切齿要混出个人样来，让世人有目共睹？

“有志者事竟成”，也叫做“功到自然成”吧。一个学期下来，我们2年2班的各项工作，在全校处处名列前茅，刘老师大放异彩风光无限，他成了全校最红的红人了，哇塞！

可是好景不长，年末，刘老师就被打发回老家去了。刘老师犯了严重的错误，被驱逐出校门。

他走的时候很悲惨，没有一个师生相送，没有一句同情的话让他略感慰藉。他是在一个清晨，依然是那身黑衣黑裤，背着行李独步而去，留下的是一行行眼泪，还有前一天晚上老师们对他的声讨。

刘老师，这个红里透紫的老师，唯一的罪状，就是“迫害学生，后果严重”！

刘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不久，学校要在操场的西侧建一栋教室和宿舍，方针是“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建房用的大量砖瓦石料，都得由学生到30里以外来搬运。路途遥远，肩挑背扛是不行的，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马车。那年月人都没的吃，哪还有粮食喂牲畜，生产队种地都是人拉犁杖呢。

刘老师为了创造运输史上的奇迹，在全校争得运输量的奇功，他比其他班级多借了两辆老式铁车。那时生产队都是这样的车，“花轱辘”铁车，没有轴承，比胶轮车沉重，马拉都费劲，人拉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滚珠轴承化”时曾对它有过改造，但和所有的大跃进项目一样，失败了。

其他班级3辆车，20人拉一辆；我们班5辆车，12个人拉一辆。仅就这布局，就着实抢得了先机，剩下的谁都明白了，那就是拼命！

怎么拼命？人少不说，还要比其他班级多拉一趟，一天要往返120里路。我们只好半夜起身，偷偷地走出校门。等我们拉回一车了，别的班级才上路。

刚刚吃上早饭，刘老师听说别的班级出发了，急得他直跺脚，他忘记我班已经拉回五车了。我们嘴嚼着饭，在他的催促下，就一溜烟地追赶过去。

我们五辆车出门就跑，直到跑出20多里，才看见其他班级车队的影子。本以为撵上也就算了，可大喜过望的刘老师不顾早已气喘吁吁的我们，大喊一声：“赶过去！赶过去１

这时的我们，个个顺着脸淌汗，上气不接下气，有些同学因为缺氧，脸色苍白，我的眼睛里也直冒金星。刘老师挥舞着双臂，坚决要超车。看得出来，我们要是一群骡马多好啊，他可以拿鞭子狠狠地抽打过来。但我们比骡马聪明，懂得人语，一定会往前冲，你就省省那皮鞭吧……

本来就很狭窄的一条土路，两排车并行飞奔，真是尘土飞扬“甚嚣尘上”。前面的车队见我们如此“贪婪”，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超越过去，刘老师越是要我们超越，弄得一路上乌烟瘴气。

也许是我们12个人拉车，比他们20个人好“调教”吧，我们终于领先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砖厂，有了喘息的希望。就在其他班级坐下来休息，吃自己带来的干粮时，我们班没有休息，先把砖装在车上，这样就可以不和其他班级在装车的时候互相影响而耽误时间了。刘老师计算得很精到，统筹得无懈可击。可是，他是教物理的，却忘记了能量守恒定律，我们的体力大大地透支，没有得到能量的补偿和休整的机会，个个筋疲力尽，瘫软至极。

装完了车，刚要吃口干粮，有个班级就要启程了。这还了得，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刘老师一声令下，我们就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吃没有吃完的干粮。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牲畜，牲畜有边干活边吃饭的吗？

我们果然又是第一个回到学校的班级车队，对此，学校领导大加赞赏，刘老师洋洋得意心花怒放……

运输建筑材料的工程，经过一秋的运转终于结束了，学校做了一面锦旗奖励给我们班，上书“英雄六连”4个大字，金灿灿的，亮闪闪的。

“英雄六连”的黄字金地，那是汗的痕迹，那更是血的代价。长期超负荷的运转，致使7名女生患了严重的妇女玻

刘老师在教学上比李老师高明，他不高明的地方也让李老师望尘莫及，刘老师从来不给女生例假。秋天拉砖，冬天拉柴禾，前面拉车女生的屁股对着后面的眼睛，每一天都不难看见女生在流血，羞愧难当，惨无人道，令人义愤填膺。

他捞到了梦寐以求的荣誉，却也被荣誉所淹没。如此迫害，后果严重，学生家长纷纷上书要求严办。当他哭红眼睛的时候，他才知道那殷红血的代价是什么！

大约过了三年，学校领导也觉得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加之刘老师反复的申诉，尤其是经过一番治疗休养那些女生业已痊愈，刘老师恢复了公职。现在，刘老师在陶屯乡任教已经退休，曾荣获辽宁省优秀教师的称号。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有一种“邪气”，叫正常的人疯癫、疯狂。

其实，我在“刘老师的时代”，他对我的刻薄与无情，远远超出我忍受的极限。

3 红里透紫的老师（死亡边缘）（5）

3红里透紫的老师（死亡边缘）（5）

1960年冬的一个星期六，其他同学们放学后都回家休息了，回家吃一顿饱饭，可刘老师偏偏留下我们5名同学去马虎山水库打渔。

1959年冬，马虎山水库开始蓄水了。广袤的水库地表凸凹不平，蓄水本来就不深，水库中许许多多的高岗都露出了水面，水库成了人工的“千岛湖”。这样的水库还有什么水库的作用和价值吗？夺了别人的水，害了自己的地，良田成了泽国。于是，辽河下游各县来年春将“无水可耕”，强烈地抗议这一违建工程，状告省里。就这样，马虎山水库马马虎虎地上马，也马马虎虎地下马了。留下来的是，原来的坑坑泡泡有了更充沛的水面，和迅速繁衍的鱼虾。

我们去打渔的目的说起来可笑——改善师生的伙食。就凭几个毛孩子能打多少鱼？能不能打渔？能改善多少人的生活？靠什么渔具来打渔？安全的问题有谁考虑过吗……其中的问号太多了，但有一个需要我们来回答。

刘老师把我们几个人集中起来，开会，内容只有一句话：“你们能去不？”“能，没问题１我们异口同声回答他的问题，从来都是他说上句，我们说下句。随后，我们准备启程……

第二天早上和中午的饭，现在就去食堂领取，一共4个窝头。加上今天的晚饭，6个窝头到手后我都吃掉了，这么长的时期我第一次吃到了饱饭。当时，我想到了明天没有滴米可以充饥的后果是什么，可我怎么会抑制装饱饭”对我的诱惑啊？没有刘老师对我的特殊关照，我简直忘掉了吃饱的滋味。

吃过晚饭，我们上路了，要住在离学校15里路的郭家沤麻坑。那里是我曾经的家，那就是水库的南岸。另外4名同学都是那附近的，他们回家了，准备渔具，我只好自己住在生产队，那时候我家第二次搬回了那家窝棚。

生产队是个“破大家”，门缝能进来狗，关不严，更关不住风。炕凉冰冰的，没有一丝热气，更没有被褥可以为我御寒。睡到小半夜的时候，肚子和肠子开始打架了，周身也跟着颤抖。想找根火柴烧把火暖和暖和，我没有。我的心早就慌作一团，不知道该如何熬到天亮。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家，但我不敢想下去，担心万一被母亲知道她的儿子这样的无助可怜，她会撕心裂肺……

我尽可能地分散着注意力，想些其他的事儿，度过这个不眠之夜……

此时此刻，此刻此地，触景生情，我想起了去年的冬天，刘老师领我们到水库抢救“财产”的那一幕幕。

水库修好了，自然要蓄水，以示修建的成功。满水库遍地都是的柴草，对于学校来说可是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抢救回来做柴禾，烧宿舍的炕，节省燃煤。

全校8个班级500号人马一并开进马虎山村。霎时间人声鼎沸，大街小巷几乎都无立足之地，哪还有那么多的热炕给学生住啊？刘老师知道我能忍耐，就把我和吴义纯等5个小不点安排在一户人家的堂屋地住了，他的理论是，“人小火力壮”。

那咱已经进入了隆冬，在外面吃饭都结冰，睡在地上会是个什么感觉？等着你体验吧。

马虎山村子不大，各家都是两间房，一铺南炕。我们住的那家屋子更窄小，黑黢黢的阴冷。房东的那个老奶奶睡在炕上还嫌凉，他很可怜我们：“这大‘三九’的，睡在地上还了得，大伙到炕上挤挤吧。”那炕上早已是挤得不能再挤了，我们就睡了一个星期的凉地。虽说地上铺了一层草，第二天早上起来被头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白霜是苦的，我的命全靠那白霜来诠释埃

在去马虎山打渔的半个月之前，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借给班级买考试卷纸的机会回了一次家。要期中考试了，当地没有白纸，我自告奋勇到离学校20里的商店去买，商店离家2里路。本想吃过午饭就走，刘老师屈指一算硬是拖了我两个小时才放人。一路上，我越是想快点到家越是迈不动脚步，双腿浮肿了，沉沉的无力。好不容易到了商店，险些被关在门外，刘老师计算得太精确了。

到了家，母亲发现我的腿浮肿了，毫无办法，只有长吁短叹。饭都没的吃，哪会有钱买药埃那也不是药能治疗的病，营养缺乏综合症，不仅仅我一个人，都挺着。

按照刘老师的指示精神，第二天早上我必须赶在早自习前返回学校。那个时节，早自习结束太阳才出来不久，我得起大早往学校赶，那可是20里路埃母亲3点钟就起来了，为我做早饭。

她把做好的饭端到我的面前，打了个唉声：“唉，凑合着吃一口吧，暖暖身子好赶路……”话没说完，她哽咽了。

我的这顿早餐，是一个比碗大略一点的一铁盆白菜丝，用锅蒸熟的白菜，没有一粒粮食。白菜里的盐放的很少，母亲担心我路上渴了不敢多放。母亲在掉泪，我忍着，我不忍心掉泪伤害她那脆弱的情感，让她的心雪上加霜。

昨晚到家的时候，我说吃过了，不饿，母亲就给我做了一碗白菜汤解渴。我在想，母亲真实惠，她怎么相信我的话啦？现在我才明白，家里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

前思后想，怎么也睡不着，也不想睡下去，就这样在那个冰窖似的生产队度过了一夜。

太阳出来了，那4个同学扛着“冰串”、“搅罗子”到这里来聚齐，然后直奔水库。

在水库，我们和带队的马老师相遇了，他是我们的副班主任马文庆老师。马老师家在二道房，离我后来的家不远，离郭家沤麻坑有20来里路，他是昨天下午就回家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学校派他来带队，仅仅是副班主任吗？绝对不是。论年龄，他是学校年岁最长的老师，因为他身上有“污点”，伪满职员嘛，得接受劳动改造。我想是的吧，因为我们也都有这样那样的“污点”。

我们开始打冰眼捞鱼，冰冻三尺谈何容易？何况我早上还没有吃饭。冰眼是打了不少，鱼却一条也没有“上钩”，就凭我们的渔具是拿不到任何鱼的，除非死鱼。

眼看就到中午了，我亚眼看就不行了，两眼的金花乱串，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太阳就要落山了，马老师只好解放了我们，无奈得很，他也在挨时间。我不知道他回去怎么和学校交待，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自己回学校。

马老师回家了，那几个同学也回家了，只有我离家太远不能回去的，回去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我想。

他们都走了，我坐在地上喘气，等待眼前的金花散去。当我起来的时候就不敢再坐下去了，生怕起不来，走累了就靠路边的树休息一会在赶路。走了一半的路程，我说什么也走不动了，神经失去了对双腿的指挥功能。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

星期六我委托郭福兰捎个口信，让妈妈给我做几个“菜包子”。所谓的“菜包子”，就是喂猪的野干菜掺些少量的玉米面蒸熟就做得了，虽然没有“淀粉”的营养价值高，但可以占据肚子的空间，省得胃壁摩擦造成疼的痛感。

郭福兰是那家窝棚的老户，和我一个村子，这事她会办得到。想到这，我就像卖火柴的女孩看见了希望，本能地朝学校走去。

饿是会饿死人的，何况我已经一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了？也许就是那几个“菜包子”的“能量”鼓舞着我吧，我才有了“吃饱”的感觉，才有力气走回了学校。

果然，妈妈的“菜包子”已经放在我的书桌上了，我是含着泪吃下的。我懂得，那些“菜包子”合在一起也没有2两玉米面，但那是妈妈从嘴里剩下来的埃

这次“绝食”，是我一生中的生命极限，也是母爱的极限。每每想起来我都觉得好怕，也好幸福。生与死就在那一念之间，就在那一瞬之间，我活过来了，但活着的我，依然在走那条铺满坎坷的路。

3 红里透紫的老师（惊魂时刻）（6）

3红里透紫的老师（惊魂时刻）（6）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教育方针。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则是我们学校的教育者对教育方针最好的理解与实行。因之，劳动成了“教育”的主题与主体；文化课成了附属与附庸；学生成了劳动力，学校成了当地免费的劳务市场。初中三年来，春种秋收，我们无不南征北战，时不时地就毫不犹豫地弃笔从耕。

初二下学期，春天的阳光刚刚融化了寒冬的积雪，我们又像春风一样卷入备耕的热潮中，再次兵发欢喜岭。

与其说“兵发欢喜岭”，倒不如说是欢喜岭点将，点到了我们班的头上。

那次李老师被小韩村的王队长“挤兑”走了，我们班曾落脚欢喜岭。

李老师因那个“粮食政策”，不仅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官心”，上上下下不得劲。现在换了一个作战的环境，他下定决心“从打鼓，另开张”，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学生们的“大干，苦干加实干”来改变一下自己难堪境地，并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欢喜岭对李老师更是大加赞赏，说我们班是最能干的战斗队，并表示欢迎李老师有机会“旧地重游”。学校领导得到欢喜岭送来的一面鲜红的锦旗，李老师也在领导那红了起来。

然而，旧地重游的不是李老师，而是刘老师，刘兴阁老师。

刘老师怎会甘拜李老师的下风啊？他不仅要保持荣誉和传统，还得有新的突破！这既是他的本意，也是学校的殷切“嘱咐”。

春天刨玉米高粱茬子，我们比当地的农民起得都早，到地里刚能分清茬子是玉米的还是高粱的，地表还有一层夜间冻的冻土呢。干活的地块稍微远一点，我们就不回“家”了，由学生炊事员把饭送到地里，品味着什么叫餐风饮露的滋味。

学生炊事员做好饭，再送到地里，但她们一天的劳动并没有结束，收拾好碗筷后还要去挖一定数量的野菜，当然是多多益善。早春，她们就挖小根菜，剁碎了掺在玉米面里，窝头就大了。这样的窝头没增加多少营养，权且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吧。大地绿了的时候，小根菜不能吃了，又苦又辣难以下咽。这时的田边路旁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老鸹膀子”，猪都不吃的野菜，我们借以充饥，劳动强度大，以此聊以自慰而已。

春天就这样过去了，留给我们的是蜡黄的脸和绿野菜颜色的粪便，还有欢喜岭对我们名声在外的垂涎。于是，秋天我们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又一次卷土重来。

国庆节那天，刘老师向我们发出号召：“咱今天割完这片谷子再收工，回去过国庆节！”老师要献礼，同学就得卖力气，直到月上中天才收镰，真是“割月中秋”啊！

同学们没有怨言，有道是“三春不如一秋忙嘛”，何况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呢？只是在回生产队的路上都盘算着这顿晚餐。我们没有奢求，能吃顿饱饭足矣，过节了嘛。

果然“如愿以偿”：主食三两秫米稀饭依旧，这是粮食政策，不得违反。满满的一碗土豆炖白菜可是破例的，虽说缺油少盐，总算撑鼓了肚皮，打出了饱嗝。

正在我们心满意足的时候，惊喜出现啦。学校派人提前为我们送来了月饼！

“中秋节不是还有三天吗？”不知谁在小声问，其实是在庆幸。来人说：“学校跟商店商量好了，国庆节和中秋节一块过啦。”这话乐得同学直拍手，眼睛一起盯上装月饼的袋子。

糟糕的是，路途远驴车又颠簸，很难有一块完整的月饼了，可能那时的月饼就这个德性。

为了分得均匀，不干活的刘老师开始“操刀割月”，又用秤来称，极尽精心。这时我们已垂涎三尺了，完全忘记刚才的那顿饱饭，肚子是否还有空间。

我们“吃月望月”，痴痴的，呆呆的。尽管月饼破碎，我们还是咀嚼到了艰苦中的香甜，企盼着未来的圆满……

满月的光华四射，有的同学打起了鼾……

到了初三下半年，教育形势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因为我们就要毕业了，学校为了使升学率不至于落后他人太多而尴尬上的考量，取消了某些“应景”的劳务输出。这时，我们的班主任又换成了王秉贤老师。

王老师教我们语文，讲课的语调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他行走坐卧，言谈举止，有那么点文人的风范，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爽”。还没等待我们毕业，他走了，走得很爽。他犯错误了，据说也是“粮食政策”惹的祸。“粮食政策”真猛，猛走了许多老师，人人谈虎色变，皆因猛于虎。

王老师走了，我有点心酸，也很黯然。但对于我，他还是走的好。这里有个小秘密，不可告人的秘密……

初一伊始我还踌躇满怀，但不久社会上就刮起了一股强烈的政治风暴——“打击富裕中农”的运动，我理想膨胀的心开始萎缩，颤抖。

解放前，地主、富农被分了，贫下中农底子薄，富裕中农是解放后最富裕的阶级了。官方说，“富裕中农最具复辟的危险”，有人已经又买地了。他们总想走回头路，尝试不曾有过的富有……

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以“震动”为特征的。“震动”，形象地说就是地震，让天地来一次重组。“打击富裕中农”的运动过后，使土改后农村的社会成份有了新的变化，许多富裕中农变为富农，成份升了一格，人格下降了一格，成为专政的对象，发生了质的蜕变。更有甚者，标准的中农也连升两级，也加入富农的行列，我的邻居就是其中的一个，叫做“新富农”。他们昨天还扬眉吐气，一夜间就垂头丧气，这不是地震又是什么啊？那时的富裕中农是最危险的阶级，每个人都有这个感受。对此，我整天忧心忡忡，生怕家庭成份升级啊。

“打击富裕中农”运动，社会上习惯叫它“二次定成份”，3年后又推翻了，维持“原判”。但它给社会震动的地震波，也波及到了我。

初二的时候，学校发给每个同学一张登记表。填写的内容，不外乎年龄、性别、籍贯……最让我难以下笔的，是家庭成份、社会关系两项。个人表现一栏由班主任来完成，那就是对你的印象、鉴定，这也是要命的文字，我没有办法左右老师的笔墨，只好听之任之，凭命由天了。

这张登记表对于我来说，假如我如实填写，那就是在“前途死亡”证明上签字画押了，我甘心。所以，我心一横，根本就没有填写，更没有上交到老师那里。刘老师催促过几次，我就说父亲在填写，或说在等大队盖公章呢。盖公章，那是必须的证明，严格的程序。

眼看就搪塞不过去了，刘老师突然金球“死亡”了，我们都相互离开了对方的视线。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有了正常的跳动。

可是，到了初三下学期，学校又发了一张大致同样的表格，限令一周内完成。我冒汗了，不填是不行了，这是一张涉及升学的报名表。

我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就加大力度的学习，想以学习成绩弥补“先天不足”。但我依然瞒天过海，填写社会关系的时候，那些地主、富农的亲属一个都没有。父亲的职业写得很醒目，他是老师。那时的老师就是国家干部，连商店的营业员、医院的大夫护士都是国家干部，有那么一点值得荣耀的亮点。

我终于被新民高中录取了，既兴致又幸运。

也许是小小的年纪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吧，所以即使遇到幸运的事儿也总往坏里想。人还没来到高中的校门，忧虑又在叠加。

录取通知书上面的名字不会写错吧？

老师给我的鉴定历来都是最恶劣的，倘若王老师也这么写，那是绝对考不上高中的。

初中的6个学期中，前5个期末鉴定那栏除了老师的评语，我的品行等级都是“可”。最后一个学期的评语，也是毕业鉴定，老师是不让我们看到的，也不需要像往常那样让家长看过再签字，那是绝密的文件。

“可”是什么概念啊？大概就是表现可以的意思吧。那个时候，学生的品行分为4个等级——优、良、可、劣。被开除的学生，品行等级为劣，恶劣至极了。我的等级是“可”，是“劣”的边缘，是在校生品德最差的了，我们班里只有3个，吴和梁加我，有的班级根本就没有一个。

这样有“可”的期末鉴定，我从来不敢让父亲看一眼，偷偷地盖上父亲的印章，再龙飞凤舞地模仿父亲的笔记，开学后再交到老师那里……

可以说，多年来我是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难以摆脱的负担中生活学习的，没有一刻的轻松。即使在金榜题名的喜悦时刻，也难以得到欢呼雀跃的舒展，想起来好不悲凉。

我好委屈，因为我有过很多的积极表现，应该得到老师的好评，得到“良”的品行。初二放暑假的时候，我牺牲回家的休假，放弃享受母爱的温存，一个人给学校起早贪黑地放牛。这不是一种精神吗？不是，大概是我的精神错乱了，始终找不到一条通往舒心的路，只有走进死胡同。

1961年9月1日开学了。和我一起去报到的共有23名新民六中的同学，也许只有我忧心如焚地迈进新民高中的校门。

校门的两侧，贴着6个班级新生的名单，很是醒目。1年1班的名单里没有我，就去看1年2班的。倏然间，我的血液似乎凝固了，我看到了那3个字——“宋会元”。

原来我就担心录取通知书有可能写错了，现在“宋会元”就摆在我的眼前。怎么办？还是往下看看吧，也许我的名字在后边，也许“李会元”写成了“宋会元”，或者根本就没有“李会元”……

还好，谢天谢地，下面几行的中间位子看到了我的名字了，心怦怦地狂跳不已。直到后来，我看到了新的班主任老师手中的那张在初中毕业前填的表，我的心才稳定了下来。那张表里有我的照片，还有我录取的成绩……

新的班主任姓赵，一脸的笑意。他帮我翻厚厚的表格，一页一页地翻，很有耐性。此时此刻，我也翻开了新生活的新的一页，将坎坷进行到底的一页一页。

4 高中时代的老师（岁月如歌）（1）

4高中时代的老师（岁月如歌）（1）

4、高中时代的老师

2007年，是新民高中建校100周年。欣值百年校庆，我将以我新近出版的小说《草根轶事》作为礼物献给母校，并表示了我的愿望，目前还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否会笑纳。

据说，被约请参加校庆的人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类的吧。比如，某某政府机关的要员、某某名人明星、某某大款大腕等等等等。这些我似乎都不是，我只想借机看看那些多年不见的校友、学友罢了。我没有钱捐给母校，那颗心也就难以用“拳拳”、“赤子”由校方来定位。对于我，这两个词汇得用钱来交换，市场经济的法则我是很清楚的。但我希望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

1964年我上高中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有57岁了。她犹如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面色已经苍老，形容显得枯槁。用“半老徐娘”来描绘，对于她来说都是很奢侈的字眼了。

学校的办公室、教室以及“图书馆”，大都是青土砖绿铁瓦的装束，形象很是“古朴”，有些寒酸。“图书馆”原是英国教会在新民的一处教堂，我们新生的第一堂政治课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在那里，我们接受了入学后最隆重的洗礼，开学典礼。从那时起，360名新生被学校的团委书记赵恩海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也很亲切，感到高中时代的老师对每一个同学都很公平，这也让我在“古朴”中吮吸到一丝清凉鲜活的气息，没有分毫的铜臭味令我恶心。

第二堂课回到我们教室里上的，数学课。这时我才有暇仔细地光顾教室的功能与结构。教室的建筑材料和风格与教堂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西侧两扇对称的窗户很明亮，明亮得有些刺眼。窗户的中间是黑板，这布局很好，规范你时时刻刻地盯住黑板，不许你左顾右盼，不然那明亮的窗户就会狠狠地刺你的双眼。可是，我的眼睛还是被窗户吸引住了，我看到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正在微笑着注视我们听课的神情。

1961年，3年经济困难时期开始由谷底向上反弹，学校对我们这一届新生也给予很高的期望，学苗很好，教学上也抓得很紧。作为第一次当班主任的赵老师，他也是雄心勃勃信心百倍地就位了，决心和其他班级一争高下。

赵老师，赵焕廷，外乡人，黑脸膛，瘦高个，衣着简朴。他是体育教学组的组长，教我们的体育课。我们第一次目光相对的时候，他略微打量了我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令我惊喜。那么多的新面孔，靠“按图索骥”谈何容易？对班级没有信心，对自己缺乏恒心，是难以做到的。也许因此，他成了我学生时代最值得我尊敬的老师了。

新生入学，除了在录取通知书上写明的“伙食费”、“自带行李、牙具”等须知以外，最末一条至今记忆犹新——新生开学时必须带一把镰刀。

3年困难时期最后一年，人们看到了“复苏”的希望，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在人们的心中荡起了一股春风。其中的“三自”就有自留地的内容，也允许农民自由开荒，填饱肚皮不再遥远，也不再是梦寐以求。

春光融融，但也乍暖还寒，学生的粮食定量仍然局限在每月30斤的低水平上。一个月9元钱的伙食费，柴米油盐都囊括其中，副食少得就像吃盐。诚然，比起初中的伙食来，到了新民高中有很大的改善了。这个改善，共有3个因素参与，好像三英战吕布对“饥饿”进行围攻。

其一是，定量由原来的每月27斤增加到30斤，多出来3斤，每天多了一两。虽然仅仅多出一两的粮食，但却使午饭多了一碗稀粥，代替了那碗没油少盐的清汤，天天都让你期盼它。期盼就是希望，希望就让你心里亮堂，好日子就不会阴霾雾瘴。

其二是，学校有个粮食基地——兰旗堡子农场，在沈山线巨流河车站东北的辽河东岸。每逢元旦、五一、十一等重要的节日，师生们会餐的主副食完全出自于这个不算太大的农场。也正是这个农场，我才懂得“会餐”这个词，以前没有听说过。

其三是，学生自己动手去“觅食”，镰刀就派上了用场。

开学不久，全校3个年级共一千多名学生进行了“五次东征”，全力以赴采集“落豆”（音laodou）。“落豆”学名是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只知道它是野生的藤蔓豆科植物，草地里、树丛中随处可见，生存能力和适应性很强。每个豆荚里都结着三四颗像高粱米大小的豆粒，豆粒一副紫微微的花脸，很坚硬。把“落豆”磨成豆粉，或掺在窝头里，或掺些野菜做粥，比小根菜、“老鸹膀子”好吃得多，也有营养，只是窝头和粥都是紫色的。

所谓“东征”，就是步行到离学校20多里辽河西岸的巨流河地区，对“落豆”进行围剿，使其颗粒归仓。每次出征，赵老师既挂帅又当兵，身体力行，有“亮剑”中李云龙的风范。他不让我们这些小个子去冲锋陷阵，叫我们当侦察兵，寻找“落豆”又密又多，交通又方便的战场，然后迅速地向他报告行军的路线图。所以，每次出征我们1年2班都能攻城掠地，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对于赵老师来说，叫做知人善任，指挥有方。对于我们身小力薄者来说，那是体贴入微，呵护有加。我们不会因此而心安理得地享受照顾，在完成侦察任务之后，就去协助同学们收割搬运。

那天，同学们满载而归返校了，我们几个继续寻求第二天的战场。等我们回到学校天就黑了下来，让老师和同学们十分担忧焦灼，被赵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他越是严厉，我们越是感到温暖，怎么会有半点的怨言与不悦啊。打那以后，赵老师对我们真的生气了，不让我们离开他半步。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1962年的元旦来到静悄悄的校园。

怎样让同学们过一个困难时期的新年呢？赵老师始终没有想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来。元旦之夜，其他班级和校园一样，静谧的色彩涂抹着每一个角落。

县城内的走读生放假回家过节了，住宿生在教室里等待午夜的火车好启程。心早已回家，我们都无心翻书，就闲聊。

1961年到1962年的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潮不断袭来，寒气逼人。此时此刻的中苏关系也骤然降到了有史以来的冰点，8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相继出现在广播里、报纸上。严峻的国际风云，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给我们留下的恐惧，谁都猜测不到眼下会发生什么更为严重的事故来。那天，我们一边在教室里等火车，一边讲述着一则惊魂的传说。

这个传说，在新民、在沈阳，甚至在关内外几乎家喻户晓，让人惊慌不已，因为有人看见了那是事实。

说，在长白山逮住一条大蟒蛇。这蟒蛇比大缸还粗，有四五节车厢那么长，现正在运往北京的途中。有人亲眼看见了，说，路过新民停留的时候，大蟒蛇突然间苏醒了，还压死了两名给它打麻醉剂的护士……

这则十分叫人窒息的传闻，直到1963年后半年才告平息。然而，一时间的国际风云突变，自然灾害挥之不去的阴影，恐怖谣传的心理笼罩，使本来就很漫长的冬天更加让人感到不安与严寒。作为学校，自然也在审时度势中窥视着时局的发展，那还会有心思强打精神去谋划这等不和谐的元旦晚会呢。

同学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打发着令人难熬的时间，赵老师轻轻地推开了教室的门。有的同学来不及站起来，但也异口同声地道了句“老师好”。我们以为赵老师放假回家了，开学后他没有回过家。

赵老师走向讲台，也拿了一把椅子和我们“平起平坐”，显得很自然平静。教室里没有说话声，等待赵老师的“新年讲话”。可他没有讲所谓的“大好形势”和“当前的任务”，这是那个年代领导和老师讲话的习惯，也是原则。他说他要教我们一首歌，自己才学会的，先唱唱看，如果觉得好听在教我们。

那首歌今天我还会唱，歌词是：共产党号召把山治啊人民的力量大如山……

显然，这是大跃进年代的歌曲，抒情的曲调，人定胜天的主题。这首歌我们都没听过，所以它不流行，可能是因为没有铿锵的豪迈激情才不被流行的吧。随后，赵老师也要同学们自选歌曲唱给大家听。轮到我的时候，我想了想，就唱了小时候学会的一首歌，一首比赵老师更为不流行的歌曲——

毛泽东的旗子随风飘扬人民的欢呼声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帕米尔高原来自太平洋来自珠穆朗玛峰来自鸭绿江毛泽东的党领导新中国在胜利中成长万岁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

唱过，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赵老师说他最爱唱这首歌，所以没有唱给我们，是他忘记了歌词。说完，他哈哈大笑……

这就是1961年12月31日的晚上，赵老师拍着我的肩膀：“你的记性比我好，有你的！”

是啊，赵老师的记性是不好，他忘记回家了，原计划他是要早车回家的，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亲口说的。是他不甘心把我们丢下，就潜心地学了那首歌吗？即使不是那样，但我们也真正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之夜，留下一个永久美好的回忆。

到了高二，赵老师回到他的家乡北镇，一别至今。

新的班主任同明朝的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的名字十分相似，他叫李珍实，教我们化学课程。

李老师教化学很有一套，他的前言与后语，也就是开场白和结束语和教科书的内容竟然只字不差，教科书好像是他编写似的。他很会开导我们，往往得力于启发式：“你自己好好想想，怎么要是问老师啊！”

他最讨厌烦琐的思维方式和程序繁杂的归纳法。所以同学们的分类在他那里只有两种，“好”和“坏”，中间没有过渡，一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可以忽略不计，有“四舍”没有“五入”。或者叫，酸就是酸，碱就是碱，没有中和反应的生成物，“盐”！不知道是何时何地何种原因，我被他划为“坏学生”的范围之内，而从此就没有“好”过。我不会从“坏”往“好”过渡的，他也没有那个法则允许我过渡。

4 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4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从初中时起，班级教室后面的“生活园地”，还有教室外面墙上的黑板报就被我承包了，成了我耕耘的责任田。到了高中，我的承保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展，除了班级的黑板报，学校的好多块黑版报也纳入我的势力范围了。

板报组的成员很风光，因为你有才，彩色的粉笔经过你在黝黑底色上的涂鸦后，会吸引很多的眼球，我也为自己的奉献精神自我陶醉过。但是，换来的确是李老师对我的责难与罪过。

我喜欢绘画与书法，虽然没有很深的造诣。初中的时候我是图画课代表，教图画的老师齐增发，几乎天天在课后领着我们各班级的课代表到街上去写标语画宣传画。记得初二的课代表有杨焕忠（病故），初一的有孟庆贵、陈云贵等所有的图画课代表，组成一个“白灰班子”。20世纪初，孟庆贵当上了沈阳市东陵区的区委书记，他的名字就改为“孟庆桂”了。这倒不是他当了官，就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形象而改名字，而是我也觉得他早就该改了。

自从我认识他，我就没听过有人叫他“孟庆贵”的，“孟庆贵”的后面总带个儿化韵，就成了“孟庆贵儿”。好多带“贵”的人名，我们那都是这个叫法，无论年老年少。改成了“桂”，音同字不同，“桂”的后面是没有人习惯给“儿化韵”的。一儿化韵，“贵儿”和“棍儿”同音，我们常常取笑他，让他去抬水，因为他是“棍儿”

写字画画这活很辛苦，抬着水桶和白灰，走街串巷，写“人民公社好”、“总路线万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腿遛酸了，胳膊写酸了，眼睛瞪酸了，衣服成了迷彩服，人人都是大花脸，我们就落个“白灰班子”的雅号。

我就是以这样的代价，换来了一技之长，却也成了我遭到李老师“误会”的一个原由。

写板报都是牺牲个人的自习时间来笔耕的，而且每个星期都要更换一次新的内容，这样黑板报才能日新月异茁壮成长。一个星期下来，至少要奉献出四节自习课，还得忍受酷暑严寒对你的考验与蹂躏。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是，“荒芜了课业，去搞副业”。到了高二，学习更紧张了，几个板报组的成员商定，利用星期六下午大扫除的时间写黑板报。

我们的一厢情愿得到好多班主任的爱心回应，唯独李老师看不见我们的秋波。他见我不在大扫除的现场，便不分青红皂白就下了定论：逃避劳动，并在全班面前给予我严肃的批评！虽然他后来知道我在写黑板报了，但我还是不能由“坏”变“好”，继续坚持“既定方针”——利用课余时间写黑板报，不能变相脱离集体活动！

什么是课余时间？早起晚睡，违反就寝制度，不行；不上课去写，相当于逃学，不可；饭后进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不能；劳动时间来完成，此路已经不通……思来想去，只有自习时间可以委屈自己，才不违师意。

农民说时间就是粮食，商人说时间就是金钱，医生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说，时间就是知识。没有知识哪来的粮食、金钱、生命？至少会减产、破财、损寿吧。怎么才会弥补我损失的时间？我常在班会、校会、报告会、联欢会的时间里偷偷地看书，看俄语单词……李老师发现后就给我戴上一顶顶大帽子，什么“不求进步”、“不问政治”、“白专道路”、“自我奋斗”，说我影响极坏……这就是我被学校定位“个别生”，他心中“坏学生”的资本。

我不怨恨世道的不公和命运的不济，只怪我没摊上一个将心比心，向善博爱，理解他人的老师，才因福得祸。

本来在板报组可以凭我的表现与“精神”一显身手，可以赢得学校和老师对我的好感与青睐，进入“好”的领地。可惜的是，再好的机遇，再好的东风，一到我这不是变味就是走形，就逆转。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没打住狐狸还惹了一屁股臊。事到如今，我不信命也信了。从我初二时“暑假放牛不讨好”，到“写板报有功也是过”，我就是那“噘嘴骡子”，从来都是驴价钱。

到了高三，学校终于有了恻隐之心，不再让我担任板报组的成员了，但不幸绝不会因此而止步。

他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位老师，刘文孝。刘老师很年轻，中文系毕业，文静加白皙，乳白色的眼镜加少言寡语构成一个和数——白面书生。南方的口音与矜持的神情，让你很难洞悉他内心深处的世界究竟都有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难以掩饰的，刘老师积极要求进步。

我们班的王莲芝是我新民六中3年4班的同学，也是班级里为数不多的团员之一，她透露说：“刘老师一个学期要写十几篇入团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他以要求进步青年的名义，和我们班里的每个团员都谈过话……”他真诚地表示：“要很好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脱胎换骨，同自己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早日加入团组织，干一番革命事业……”

韩安梅，学生会主席，学校团委副书记，后来的共产党员，是一面鲜亮的政治旗子。在刘老师的眼睛里，她就是他要求进步能否成为现实的关键人物。你想，学校团委能不听取她的意见吗？可以说，对于刘老师，韩安梅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相反，刘老师得处处看韩安梅的眼色行事，时时刻刻在猜度韩安梅的心思心事，以博得她的欢心。

韩安梅所“担心”的就是我。我耿直，爱“直罗锅”，所以她对我小心翼翼又如鲠在喉。我学习好，夺去了许多对她的“偏爱”，淡化了她的色彩……于是，刘老师对韩安梅亦步亦趋，极尽讨好之能事。

韩安梅入党后不久，就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学雷锋活动，去县城的各个街道修路。整整干了一个下午才收工，好多同学回到教室就趴在书桌上睡着了。我触景生情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了“生活园地”里。主观上是提醒大家学雷锋和学习两不误才好，客观上这就闯了大祸，给人以口实。刘老师、韩安梅一唱一和，其实是一拍即合，我的毕业鉴定才有了那“反对学雷锋”的一条，为我高考亮起了红牌！

就在我放弃高考的不久，刘老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接班人。对此，与其说是韩安梅对与她合作的回报，不如说是我的牺牲献给他的厚礼。这，就叫荣辱与共吗？反正都在其中。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老矣，才不敢再有什么遗憾了，只是有个谜团恐怕今生今世都无法得到开释。因为我再也找不到刘老师了，他和他的前妻离婚了，回到了云南，不知他落脚何处。

我在想，毕业鉴定中，“打击进步”、“不靠近团组织”、“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些你还可以维持原判，其中那“对参加农业生产没有认识”你还要坚持吗？那么，最终的鉴定又是怎样的呢？

带着让我不能安心的疑问，“文革”前后我几次回到学校找有关的领导和老师“探讨”，结果一无所获，反而更加叫我迷雾重重。

张祖明老师没有教过我任何课程，但我和全校师生一样很敬重他。他是语文组的组长，党员。1964年张老师把他漂亮的妻妹介绍给刘老师为妻，他们成了实实在在的亲戚，也是那个年代“猫与老鼠”和平相处的典型，看来张老师失去了政治立场，刘老师得到了政治靠山。不然，即使有韩安梅为他摇旗呐喊，也难过张老师这道关，张老师可是响当当政治中坚，学科的骨干啊！

“文革”后的刘老师，再也用不着张老师这杆大旗为他遮风挡雨了，有了自己坚硬的翅膀可以扶摇直上。张老师“郎才女貌”的“自作多情”，难以抗拒“政治剪刀差”的切力，平衡终于被打破了，剪断了老实人办老实事的传统观念，隐隐作痛，悔之晚矣。

12年的寒窗苦读，受益匪浅，但所有教过我的30多位老师没有一个教我怎样去生活，更没有人告诉我怎样去当个农民。我心仪的无缘实现，没有想到的却向你款款而来，就好比刘老师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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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的身份 1 地道的农民（不敢有病）（1）

第三章我的身份1地道的农民（不敢有病）（1）

行文中，我曾对这个题目“三易其稿”。开始叫“我的职业”，思来想去认为不妥。虽然有人开过这个先河，把“农民”也称为一种职业，但多少这有点幽默了吧，对农民和我自己这种“抬举”有贬损的嫌疑。接着改为“我的事业”，可又觉得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事业”不是与我这等人为伍的，这会让人贻笑大方，只好作罢。还是用“我的身份”吧，原滋原味，朴实的自我。

1964年8月1日，我走进了生产队的大门，成为一名正式的农民了，没有考试就被正式录取了。

生产队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包括城里的、乡下的、男的女的，各个阶级、各种成份兼蓄并纳。我们生产队就有两户城里人落户了，被人家撵下乡来的，他们都是有“问题”的，被城市开除。后来的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城里遣返到农村的各类人士更多了，这就证明了生产队的容量是多么的宽宏博大，不像党团的大门，也不像大专院校的大门那样的挑剔，容不下异己。

那时的农村只有大队部有手摇式电话，谁想和我联系就给我写信，只要写：新民县新兴公社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地址，我就收到了。这就是外界和我的联系方式，唯一的渠道。

8队虽然是我的“老家”，但因为我常年不在家，所以很多父老乡亲我都不熟悉，陌生得很，更何况我们是后搬到这来的。没上班之前，就有好多人风言风语说我的书白念了，听后叫我很难为情，有点伤了自尊。说这话的人，有善意的惋惜，也有无意间的讥讽，讥讽我也讥讽那个残酷的社会现实。

他们对于我也是“只听其人，不见其形”，听说我今天真的要来上班了，一个个都端着架势要看看庐山真面目，其间自然少不了三三五五的一番议论。这议论，绝不比“辩论”容易接受，它会叫你无地自容，汗颜得很……

还好，我的堂哥哥李巨元走在前，我在其后，来到8队。他分散了众多注目者对我的视线，也遮挡了一些犀利的目光，但我还是感到浑身火辣辣的难熬。不管怎么说，也就是几分钟的过程吧，我必须接受这个洗礼。等到队长分配完劳动任务，各就各位去干活就好了，我可以舒一口气了。这时，有人开始和我搭话，大家边干活边聊天，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劳动和大家对我接触的考验，这比考试还要紧张。

这一年，新民县乃至整个辽河、柳河流域，雨水频频洪灾泛滥，辽河滩里的庄稼无不浸泡在水里。到了秋收，侥幸死里逃生的庄稼或被水围困着，或满地都是积水。8队的耕地绝大部分都在河滩，去那里秋收，社员们天天都要趟冰凉的水过去。天长日久好多人都得了皮肤病，腿上裂出了口子，流血流脓奇痒无比。我没有休息一天，咬着牙挺着。我不想逃避，也逃避不了上帝对我的安排。

尽人皆知，农事劳动没有一样是轻松的，人人都凭体力挣工分，凭拼体力生活。从学生到社员之间的变位，没有过渡的适应，我是在超越体力强度中踏上劳动这条路的。所以，无论干什么活，我总是最后一个到头，别人到地头休息了，我还没有干完。好不容易到头了，“打头的”歇好了又起来干活，我只好连续作战。一天下来，我几乎没有歇气的时间。

我很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可谁又有时间帮助我啊？大家所以急三火四地完成自己活计，图的就是挤出点时间打几捆柴禾，晚上好背回家去。那年月，最困扰人的就是两个字——“吃”和“烧”。为了“吃”，就得天天“拿人身子当地种”了，不能无故旷工。为了“烧”，生产队分到的柴禾不够用，就得天天地往家背。每天里我也不能空手回家，只好下班后割些柴禾，到家总比别人晚至少半个小时。天不等人，日头早就下山了。

晚上躺在炕上，浑身上下没有不酸痛的地方。刚刚入睡，四五点钟又骨碌出去，脸不洗，饭不吃，去应付新一天的劳动。母亲劝我请一天病假，歇歇乏，我摇摇头。我不甘心让人家说我“就会念书，干什么也不行”这句最难听的话。那年秋天到初冬，我没歇一个工，也从来没迟到过。进这个门，就得挺过这顿“杀威棒”。

再说了，我也舍不得耽误一天的劳动。生产队对社员的管理很有章法，无故旷工，旷一罚一。每个月干够规定的劳动日数，还有满勤奖，奖励你全月10%的工分；超勤奖，超一天奖励半天，鼓励你天天出勤。这些土政策，队长说了算，社员无条件执行。有时候队长见上班的人少了，又是农忙季节，随时就加分，最多时干1天等于以前干5天。想一想，有谁愿意错过加分的机会，只好把自己买给生产队了。

庄稼上场了，上下班的时间也不那么紧张了。一天，下班前打头的告诉大家说晚上开会，也没说开什么会。

上班没有人敢迟到，开会就不同了，不计工分，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人还没有到齐。队长说“不等了”，就宣布开会的内容——给新社员平工分。

新社员一共有两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社员的发言，比开会迟到还要迟到，队长的话说过半个小时了，也没有人表态，怕得罪人。一是怕得罪我们新社员，二是怕得罪其他人吧，给多给少都是得罪人，所以没有人吱声吧，我在想。队长一点也不着急，和社员一样叭嗒叭嗒地抽旱烟。也许队长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你不说，我就说，他终于开口了。

“他们俩干得不错，就记7分吧。”说完，会就结束了，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就成了“7分”社员。

7分就7分吧，权当我是预备社员，还没有转正。会上我什么也没有说，可心里犯琢磨：为什么一样的劳动，一点也没少干，队长还说我干得不错，怎么只给7成的工分呢？慢慢地，我明白了，这个“规定”是解放前留下来的——

庄稼一进场，就标志着秋收结束了，又一轮农事活动又开始了，那就是兴修水利工程。有的人背着行李去很远的地方“出工”，去干全县统一的水利工程，不管你那个地方受益不受益，年年都是如此，“全国一盘棋”嘛。社员们“出工”也出力，就是没有多大的防洪抗旱的效益可言。

家里的人也不闲着，在本地挖沟挖渠，男女老少齐上阵，还得红旗招展，口号漫天。社员很听话，叫干啥就干啥，磨坊的驴——“听喝”。上上下下也都心知肚明，这样的水利工程就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生产队损失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级领导得到了表扬赞扬，外加对这种精神的弘扬。所以，干多干少有时候队长也睁只眼闭只眼，和这样的形式主义对抗，我们就有轻松轻松的机会，就有“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闲聊胡侃。因为我对“7分”还是心有不甘，闲谈中就请教，就问那些开会不吱声的人，“你们开始干活也挣7分吗？”回答是肯定的。

在旧社会，给人家当长工的级别有三六九等。“整人”就是整劳力、大半拉子的工钱是“整人”的7成，小半拉子是“整人”的一半。这个等级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因为我的年龄相对大了，才没有履行“小半拉子”的程序，“7分”就是大半拉子，算是破格了的。由此看来，我很幸运了，也是队长对我的法外开恩了。

我们的队长也姓李，同性不同族，也叫“一姓隔户”。李队长，贫农，是大队三个党员中的一员。原来做大队会计，为了培养他做接班人，回我们队当了队长到基层锻炼，后来他真的当书记了。

有这种身份，他说的话就永远代表贫下中农，这个理大家公认。他说给谁多少工分，是代表阶级利益的，一言九鼎，绝无异议。贫下中农听他的，就是听党的，剩下的社员就是地主富农的成份，没有他们说话的份。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上中农，大约占全队社员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即便说了也白说，干脆不说，所以给我评工分那天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各有各的道理啊。

从新民高中刚回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身份是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具有“革命”的色彩，会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后来我清楚了，我的身份根本不像石维书记说的那样“革命”，我仅仅是个“7分”农民，上中农子弟！再后来的一天，我阴差阳错的“革命”了。

初冬时节，大地开始结冻，生产队不再“水利”了，又投入“脱粒送交”的紧张繁忙之中来。这天晚上，又是一个社员大会，我被队长“选为”记工员，在生产队也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了，身份有了质的飞跃。

记工员的职责，就是记录张三李四某某社员出勤情况和干了什么活计，一天记一次，月末张榜公布。记工员本来是有偿劳动的，生产队一天多给你记半分。这半分我没有得到，但我不再是“7分”了，以“转正”为整劳力，来平衡那半分的“失衡”，会上还是以无声的形式通过的。

一个生产队有几十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对记工员的要求“不仅要有淡墨星，更要有好记性”，否则队长不会选择我。

以前的记工员由会计兼任，时常因为记错了工分被纠缠得焦头烂额。队长一咬牙，就豁出去那个“半分”的代价任用了我，反正我早晚也得挣10分。这么算起来，生产队还便宜了“半分”，何乐而不为啊。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对每个人的出勤情况我必须做到心中有账又有数。有人说我“记错了”，你必须指出他某月某日你因为什么矿工，甚至去哪了都得说得清清楚楚，对答如流。最为关键的是，队长、会计等上层人物的工分账更要精细，有人问你他们干什么了，你务必了如指掌，不能随意勾画。社员对他们的工分账，别看有时候嘴上不说什么，眼睛上使的劲但能把记工员的心看透，看看你是什么货色。

俗话说，“大小是个头，强于蹲岗楼”。记工员这个“头”，没头没脸，处处在接受别人的监督中做事，时时倍加小心才可以胜任，尤其是给自己记工分，更得准确无误。为了这个，我从来不敢耽误一个工，月月满勤。

随着“脱粒送交”接近尾声，社员的口粮分配也开始了，尽人关注。一粒粮食不仅仅是血汗换来的，每个人都把它视为生命，担心帐目的混乱也就理所当然了。

原来的会计是队长的亲堂弟，哥俩个一个是队长，一个当会计，社员更加不放心。李会计小学文化，几年来的帐目都是“豆腐账”，稀里糊涂一锅粥。作为党员的李队长，他本身又是会计出身，对于这一点，他很清醒也很理智。不久，他把他堂弟安排到大队的粮米加工厂去了，我做了上产队的会计。

一个上中农当生产队的会计，全公社只有我。在那时，一切权利都归贫下中农所有！我没有想过我会是生产队的会计。

我走马上任一个月干了3年的工作，替原来的会计干的。社员与生产队的往来帐犹如一团乱麻，谁家欠生产队的，生产队欠谁家的，谁挣多少工分……都得一丝一缕地梳理，纷乱繁杂。

好不容易理清了陈年旧账，1964年的秋收分配迫在眉睫。那可是涉及政策和民生大计的工程，是不可运算失误的方程，这里没有多个“解”，只有一个“根”，一个上下满意的结果，包括自己和家人。

我喜欢民间文学，记得住那个时期流传于民间的一则顺口溜。按顺口溜对号入座，我是四等人，懂得做会计的责任，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生怕有什么闪失。那顺口溜里就有“闪失”啊！闪失，就是共产党的“秋后算账”，我担心。

一等人党支书，贵重礼物送到屋；

二等人党支委，孩子老婆一起美；

三等人当队长，喝完这场喝那场；

四等人打算盘，抽烟喝酒公家钱；

五等人管现钱，花多花少没人拦；

六等人保管员，铧铁绳头换零钱；

七等人赶大车，种子马料换酒喝；

八等人掏大粪，干多干少没人问；

九等人遛垄沟，跑着干活撵着扣；

十等人是四类，大声说话也犯罪。

“打算盘”就是会计，给人的印象向来不好，腐化堕落的代名词。在农村，会计是文化人，精明人，掌管生产队的财经大权，会做账，吃吃喝喝队长拿他都没有办法。“打算盘”是美差，人人想干，赶不上的就看你的小脚，鼓捣你，让你身败名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上台巴掌响”，拥护你，想从你那里得到些实惠。得不到，就揭发你，落个“下台绳子绑”的下场。

从我当会计的那天起，我不喝酒也不吸烟，没有胡乱地花生产队的一分钱，无论大事小事都请示队长作主。我不是那“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本质决定的。我也知道，我的脑瓜皮儿比别人的薄，经不住敲打。再说了，上中农的成份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怎敢给自己挖个陷阱呢？奶奶和父亲对我更是耳提面命，提醒我好好做人做事儿。我当会计的时候，连一支钢笔都没有，用的是“蘸水钢笔”和圆珠笔。奶奶不止一次对我说：“别人当会计，有个一差二错的遮遮掩掩就算了，轮到你身上，谁替你遮掩……”

尽管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但依然遮掩不住我当会计的现实，灭顶之灾一步步向我逼近。

1 地道的农民（艰难潜行）（2）

1地道的农民（艰难潜行）（2）

我当会计的风，不知道是怎么吹进一位公社领导的耳朵里，他的大脑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就像他的位子被我霸占了一样，对我耿耿于怀不可一世。他没有多想，立即下了诛除异己的决定，不然就会有“阶级敌人的复辟”的危险，害怕我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全公社蔓延开来，夺无产阶级的权。

其实，我当会计是经过李队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生仁研究后决定的，有关的公社领导也默许了，只是公社党委没有立会讨论通过，他才不知道。

事到如今骑虎难下，一个坚持留用，一个坚持清除，我无能为力，只好坐观其变。

后来，经过大队与公社的一番沟通，又考虑李队长“我们生产队确实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实际情况，最后给我的结论如下：“改造使用，监督利用”的“八字宪法”。

“改造”，我不反对，上山下乡就是来改造世界观的，石维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都表了态。但是，“监督”让我难以理解。响应党的号召，学习董加耕邢燕子，放弃高考，到广阔天地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也是个革命青年，怎么还要监督我？这就是石维书记曾经说过的，对我们要“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吗？

我们这批新民县最原始的知识青年，唯独我遭到了冷遇，叫我心寒。我不晓得我的革命道路该怎么走，我的前途“路在何方”？

和我同样回新兴公社务农的同学还有苗雨新，我和他的境遇实在是天壤之别。苗雨新从学校回来后就去了公社“报到”，不久就参加了“四清”工作队，成为后备干部，到法库县农村锻炼。

我和他脚前脚后也去了公社“报到”，这是石维书记告诉我们的，以引起公社党委对我们的重视。来到公社，是一个党委委员接待的我，我不好意思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只记得他对我说的话——

“报到不报到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是回家干活嘛。”

说过，他就被另一个公社干部叫走了。他没有和我告别，我呆呆地发愣。

我们的个人档案，毕业后由学校转到公社，档案中所有的“秘密”，那个接待我的公社干部再糊涂也得看几眼吧。人家所以“不重视”我，而轻视我，还是我的家庭出身与个人表现，决定了他对我的态度。而苗雨新和我就截然不同了，在学校他就是班级里的干部，共青团员，贫农成份……他的人生之路，步步春风得意，处处凯歌高奏。我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时，他早就是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了。

我丝毫没有当官的欲望，只是想解除压抑在心中的阴影，才不懈地去努力、探寻、追求，去追逐阳光，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是会计，名义上的生产队一级的“干部”，所以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也有我参加的资格。但我总是直不起腰板，总有一种阶级敌人混进革命队伍的感觉，总有一种被人监督的恐慌而随时都会被清除的危机感，像做贼，也像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1965年初春，也许那就是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日子吧。大队党支部责成李队长同我正式谈话，也就是公社团委委托大队党支部和我谈话，我被正式批准为共青团员。

一个青年入团，由党的组织和你谈话，而不是团的组织，高级别的背景还是我的家庭成份问题使然。超常的谈话，给你不寻常的感受，你要接受对你超常的要求，和不寻常时期的不寻常表现。

说实话，我的不寻常表现，就是我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其他的没有。我所以能够入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赶上了一个不寻常的时期。

大概是1964年年末，周总理去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看望上海知识青年时，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讲话——“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对于别人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对于我，这个讲话就是阳光，驱散了我心中经久不散的阴霾。

我就是落实“讲话”的受益者，也是有关领导落实“讲话”树立的典型，“各取所需，各有所得”。这样的定位，是不为过的。

“讲话”过后，“重在政治表现”的空气浓烈于全国，很多地主富农的子弟都入了团。辽宁日报也刊出了女青年孙云杰，同地主家庭的父母决裂，光荣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我打算看它三遍，但看了一遍过后，我的心情就十分的矛盾了。

看标题，我为她感到高兴，那是她一生的幸运，因为我入团都是那么的艰难，何况她能入党啊。当我看到她入党的经历时又感到万分的酸楚，最后不忍心再看那篇报道，把报纸烧了。然而，烧不掉情节难以化为灰烬叫我遗忘。

为了入党，和父母决裂，孙云杰搬出了家门，甚至不管她的父亲叫爸爸。在生产队的大会小会上，孙云杰毫不留情地揭发她父亲的“罪恶”……以这种革命的行为换取一个党员的称号，写在“文革”时期的小说里还可以，把它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令人惊骇。

我没有像孙云杰那样背叛家庭，那是我的祖父祖母没有什么罪恶需要我来忏悔，我心安理得，没有一点的精神上的压力。

我是一名团员了，觉得前程一片光明，可以轻轻松松地干好自己的工作了。李队长对我更加放手放心，他不再背什么用人不当的包袱而缩手缩脚。打那以后，很多“内政外交”都交给我来处理，即使日理万机我也在所不辞，难得对我的信任，仕为知己者死嘛。

流行的“十等人”中，我排在第四，但我问心无愧，也有目共睹。于是，那个时候我的威信为人如日中天。

1965年5月，大队党支部对团支部进行了一次改组，决定由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并得到公社党委的批准。和我同时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的，还有团山子大队的曲作星，他的家庭成份也是上中农。虽然那时的政治空气布满了春风，但“异己份子”能像鸡毛一样上天还是麟毛风角，我们有了自尊自爱的空间。

团支部书记，是大队的兼职干部，身份仍旧是农民。兼职干部不能再兼职会计了，8队的会计由比我小3岁的董向国接任。好长时期我帮他当会计，不多挣一个工分，还得负责帐目，直到他“独立”为止，我才撤出“殖民地”。

大队的兼职干部不脱离生产劳动，干“公务”由大队记工分，秋后再和生产队算帐。大队没事可做的时候，你就回生产队劳动，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的“级别”高了，“地位”却下降了，“声誉”则与日俱增。

60年代的团员是很受人尊重的，可以用“形象高大”来概括，决不夸张。你是团员，用人的部门或单位就高看一眼，同等条件下就优先录用你。换言之，团员是一种荣誉与资格，也是一张亮丽的名片。那时候，没有一个青年不要求进步的，要求入团的申请书随时交给你。每天里都有青年要求和你谈话，许多家长也加入与你的谈话中来。每每这时，我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从来不把他们按家庭成份、社会关系区别对待。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大队的团员由原来的20几名，发展到了近40名。

“谈话”是一项耗时费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各项活动却是易如反掌。

或开会，或活动，只要你通知一两个人就行了，然后一个传一个，保准一个不落地准时到会、到场。用不着你用广播大喊大叫的，那咱也没有广播。开会和义务劳动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不占用劳动时间，也没有任何报酬，但每个人有一颗火热的心，去燃烧着每一个人。一群青年人在一起，就是一团不息的篝火，燃烧在今晚，照亮的是明天。

那时候我21岁，还没有处对象，也没有心仪的人。屈指算来，16年前还是旧社会，而封建的习俗依然占据庄稼院的心田，人们最厌恶的就是“品行不端”。男女青年可以在一起“共事”，但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控制你那微妙的眼神，否则就会闹出是非来，一辈子都洗不清的“前科”。所以，我和青年谈话都要带上一个男性的支委，在即不受干扰又很公开的场合下进行。是的，好多团支部书记就因为不加检点而身败名裂，甚至遗臭万年。

等我到一把的年纪了，闲聊的时候还有人取笑：“那时候，你搞几十个女人都不费吹灰之力，他们都追你……”

“那时农村有几个高中生啊？你又是帅哥……”

团支部的工作很多，这完全是我“自找”的，或者说是团员与青年的热情鼓励着我，推动着我，感染着我。我一边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要给新会计充电，还要把我的主业干好，构成了我“双管齐下”的年代。尽管有些透支，但回顾起来还是值得我慰藉的啊。我无愧我的“雄心勃勃”，那是我当时的心声；我无憾我曾经的“野心勃勃”，那是我一路的足音。我有过辉煌，有过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页，永远为之骄傲。

1 地道的农民（死里逃生）（3）

1地道的农民（死里逃生）（3）

那时的会计靠算盘吃饭，没有计算器之类的工具可用。小学4年级我们就学珠算了，只不过左耳听右耳冒，什么口诀也记不牢。我只能靠自学打算盘，来解燃眉之急，你想，谁有时间掰你手教啊。还好，仅仅半年的时间吧，在全公社的会计堆里，我便跻身于“铁算盘”的行列中。

1965年初夏，我认识了一个走街串巷买“幂差法珠算”的，我和我们大队的9名会计（其中一名是大队会计曲作明）都买了他的书。这是一本很薄的油印小册子，1套3本，1元2角1套，至今保存完好。

用幂差法在算盘上做乘除法运算，算盘就成了当今的电脑，计算速度奇快无比。比如，9999乘9999，用不了半秒钟就可以得出99980001的结果来，只是它的“原理”对于初中生水平的人很难明白，也就不那么好掌握了。那个人走了，我就成了另外八名会计的老师，后来我也是全公社120多名会计的老师了，时常有人向我“请教”，我也不吝赐教。

在算盘上进行加减运算时，常常会遇到小数减大数的情况。例如，算盘上的钱数是58元3角6分，要从132元5角1分中减去它，你就得在算盘的另一端打上132元5角1分，然后计算。倘若你用的是个小算盘，或者被减数的位数很多，那就麻烦了，你就得先把减数写在纸上，接着清空算盘……然后再计算。

经过思考，我悟出了在算盘上可以“小数减大数”的操作，具体的办法如下：

你把58元3角6分，看作是158元3角6分，（以此类推）这样就可以减去132元5角1分，得25元8角5分。25元8角5分，并不是所要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与25元8角5分的和数为100元，那就是75元1角5分。75元1角5分，不用计算了，看看算盘的“空档”就能得出来的，你借的100元，在归回去就是了。到了1966年，这个方法在一个刊物上出现了，叫做“倒刨”，和我的“小数减大数”的原理一模一样。虽然那不是我的专利，但我也为自己骄傲。我骄傲的不仅仅是我也有这个头脑，而是我觉得我12年的寒窗没有白白地付之东流，我还会有更多的奇思妙想。

1965年8月，那是42年前的时光，也许就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我记得它，有两个人更会记得。这比我“小数减大数”，更值得骄傲与欣慰啊。

那年盛暑阴云，暴雨连连，一夜间辽河洪水四溢，辽河滩所有的旧河道都灌满了水。那天我趁中午休息，去还没有淹没的套堤上打柴禾。突然，我发现一老一小要淌过那条旧河道，心里不禁一缩。

那旧河道看上去很窄，但却很陡，滑下去很危险。我边喊他们祖孙俩不要下河，边向他们跑去。还没等我跑到他们跟前，危险就发生了。

那老人背着孙子已经走进水里了，脚下一滑，只露出两个脑袋……

还好，我晚来一步，或者我跑慢一步，就够不到老人的那只胳膊了，两个人就会被水冲走！幸好那孩子也死死地搂住爷爷的腰，才被我一起拉上岸来，但孩子已经喝了几口“老汤”。

他们下水的地方有一条明晃晃的小路，没有水的时候人们都从那里往北走。人走多了，路也“光滑”宽敞，就被祖孙俩认为是一条没有危险的路，就准备从这里去辽河北……他们是外地人，怎么会晓得暗藏的“杀机”啊！

老人一个劲地谢我救命之恩，我没有说什么，带他们走另一条路，淌了三道平缓的水沟，一直送他们到辽河渡口。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尽管一个劲的追问，但他们告诉我祖孙俩是法库县苗家沟的。

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三道水沟变宽了，水也深了，我是游泳过来的。

我的水性很好，小时候即使下雨也要去游泳。老师禁止野浴，对于我只当成默默的鼓励与提醒我去游泳。母亲也不那么管我，父亲根本不过问，那时我家的周围处处是水，怎么管我？

说实话，救人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想，更没想起雷锋，只觉得那是人命。

1958年我家在郭家沤麻坑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初中，我曾经一个人去辽河“野浴”。游到河中央时，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呼吸急促，心里很紧张。我也想到了会淹死，会……。可我不想往回游，害怕一转身就是去了方向，不知道会游到哪里，那样会更糟糕了。我改变仰泳的姿势后，呼吸得到了缓解，游到了对岸。休息了好半天，我才慢慢地往回游。我所以坚持过来，就觉得自己死了妈妈会很伤心的，因为我见过那撕心裂肺的场面，就这么简单，活过来了。那天，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我也想有人来救我才好……

这个回忆是我等他们祖孙俩上船了才想起的。现在我还记得，那个五六岁的孩子吓得哭都不敢了，双手始终没有松开爷爷的衣领，真是可怜啊。

柴禾既然没有打成，就有愧于母亲那顿午饭，我是下班后没有吃饭就出来打柴禾的。经过这么一番惊险，我比平时多吃了两碗饭，却两手空空的回家了。母亲也觉得有些奇怪，但没有问我缘由，我也没有说那事，怕她为我担心。因为那次“辽河惊魂”被母亲知道了，是邻居看见我在辽河里挣扎了，告诉母亲好好地管教管教我。

但是，有些事不是母亲能管教得了我的。

也是1965年，正当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一股不祥的政治风浪向我袭来。

在一次全大队团员青年的大会上，我带领大家学习了辽宁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以此来增强我们的政治觉悟。这篇文章报道的是北京“三家邨”的内容，读罢，我还做了心得发言。大体是号召大家提高政治敏锐性，关注“文化斗争”的新动向。“文化斗争”是我的提法，不是很准确，但大家都能理解。也许是我过于敏锐了吧，反正我闻到了异常的味道，那是那年的夏秋之交吧。

到了1966年，“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掀起。没有多久，这场亘古未闻的政治大混战便正式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一时间，“大毒草”、“黑五类”、“走资派”……的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一场暴风骤雨席卷天下，令人窒息。

随之，“重在政治表现”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我闻到了自己将被屠戮的血腥味。取而代之的则是“红卫兵”、“革命派”、“造反派”，继而，所有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便冲出校门、闯进社会、占领各个领域，像天兵天将一样所向披靡！

从此，死里逃生的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966年7月末，那是农闲季节，我却没有闲心享受清闲。如火如荼的政治气候和七月流火的季节灼热在一起，人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匆匆忙忙。有的是忙于火上浇油，烧毁整个旧世界。有的是希望有人“釜底抽薪”，回到恬静的氛围中，创建一个新世界。愿望，往往是美好的，结果常常是背道而驰，一个高低悬殊的落差，摔得你失魂落魄七窍流血。

那是一天晚上8点多钟，太阳已经落山了，晚霞也淡淡地隐去，西天边只剩那么一抹鱼肚白。整个天空显得苍白无力，星星都不眨一下眼，安详地睡了，连一点梦幻都做不出来似的沉寂。

新上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秀清，也就是我们8队原来的队长，在7队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我是团支部的第一“领导”，开会的事却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是我看到许多人朝7队走去才知道的。开什么会？多数人都明白了，只有少数团员还在梦中。

“不会撤职吧，他干得多好啊！”人们在议论着，还在说梦话，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我很清醒，撤我的职易如反掌，就像打到一个牛鬼蛇神那样，何况我具备许多牛鬼蛇神没有的“特征”啊！

家庭成份、社会关系，那是臭名昭著的老字号，新开张的招牌——走资派！

前不久，父亲被专政了。他是校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过伪警察（仅仅7天）、国兵……只戴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怎么能让走资派的子弟领导贫下中农的后代啊！

李书记严肃而又郑重地宣布撤销我的“官职”，会议就在一分钟后结束了，就好比一颗流星闪过用掉那一瞬间。

还好，撤职已永远不可挽回，但他没有宣布开除我的团籍。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从那时起，团员的真正作用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直到现在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也许就是“文革”的功绩，人们不会忘记。

从加入共青团到被罢官，自我陶醉的灿烂时刻，最恰当的四个字当属“昙花一现”了，也可以用“南柯一梦”来描述。霎时间，我从农村中的第四等人跌落到第九等人，与四类份子属于同一类人。我没有什么怨恨，更不能怪李书记对我无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古有之，古为今用。

每年里，我们九等人冬去春来，扶着犁把，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熬稠了岁月，磨碎了光阴，集聚了年轮；脸色如黝黑的土地，皱纹似纵横的田垄……锲而不舍地，年复一年地种下希冀，收获着艰辛……

或许年轻就是快乐的音符吧，于是，酸甜苦辣也就成了我们成长的节奏。熬稠了岁月，结晶出一派无所不能体魄；磨碎了光阴，使我的思维更加细腻；集聚了年轮，懂得了固步自封是突破的障碍……

我不再想团支部书记的事了，何苦白日重温噩梦呢，何必自寻烦恼啊？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做一个像样的农民，别叫人家瞧不起你，说你嘴行手不行。因为我在摸爬滚打中，具有相当优越的体力，做事有了严密的思考，只要我想做到的就没有任何的阻碍拦住我。我，终于赢得“是把好手”的赞誉。

铲地割地，我不再“打狼了”，都是第一个到头，活计干得干净利落。等我割好了几捆柴禾，大队人马才到地头，都羡慕我这把“好手”。

拔麦子他们都是事先“打要”费时费力，我是“手出要”，一边拔麦子一边随时“打要”省时省工。这个“先进程序”没有人会，我是听老农民讲旧社会抗活的有人会这个手法，我自己硬是悟出来的。这是个技巧，就像在单杠上做某个高难动作那样，谁都能看明白，但轮到你就做不出来一样的。

割高粱的时候，人们习惯把镰刀放到地上再去“捆要”。有时候一着急，捆完了高粱又找不到镰刀了，常常闹出笑话来，能不耽误干活嘛。我捆高粱时，镰刀从不离手，捆得即好又快。这一手我们叫“耍大刀”，只有会耍，别人是耍不了的。他们也和我学，结果不是捆不紧高粱，就是镰刀把自己的手胳膊划破了，只好作罢。

挨着我们地的其他队的社员听说我会“耍大刀”，都来看热闹。我是把好手的名气越传越远。

红卫兵的乐趣在于“与人斗其乐无穷”，九等人不沾边。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乐趣，纯属于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手出要”、“耍大刀”难道不是苦中作乐吗？那是旧社会庄稼人的绝活，硬要拿到新社会来弘扬，个中滋味只有九等人才能感受它的乐趣。所以，在九等人的青年中，类似的绝活也在那个年代花样翻新了。

1966年秋收中，我和我们队里的年轻人在割高粱时比赛“上刀山”。所谓的刀山，就是高粱玉米收割后留在地上的“茬子”，锋利无比，犹如尖刀，不小心就会被它划出个血口子来。

那天，我们的比赛开始了。每个人不需穿长衣、长裤，只穿一条裤头去割高粱。胜负的判定是，割到地头看看谁的身上划出的口子少。

光着膀子割高粱，高粱的叶子就是一把刀，弄不好就被划出一道血印子来。割过的高粱地就是刀山，危机四伏。等到都割完了高粱，在地头大家互相数那些血口子，每个人都是体无完肤，严重的简直就是个血人了。记得李凤仁一共13道，王凤祥19道，我只有一道，那叫英雄，“光棍”！

受点皮肉之伤没有谁在乎，睡两宿覚就完好如初了。心里的伤痛，是让你一辈子都难以痊愈的。

李凤仁本来也是个庄稼院的“好手”，他为什么会划出13道血口子？心不在焉是也。

他的八爷是个四类份子，他是富农子弟。农闲的时候，八爷和他的八奶天天游街示众，开始，人们像看耍猴儿似的看他们的热闹。一来二去，人们司空见惯了，没有谁出来捧红卫兵的场了。于是，红卫兵责令八爷八奶自己游街，一天早午晚各一次。八爷八奶像卖豆腐似的，打着小白旗准时上街，自己还得喊“打倒牛鬼蛇神！”

早上，社员还没上班，他们就得出来游街。这倒好，生产队不用敲钟吹哨子了，他们一喊“打倒牛鬼蛇神”，你就起床。晚上游到很晚，八爷八奶相当于打更的人员了，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小偷偷你的东西，他们又成了没有工资的保安了。

因为有了“八爷八奶”们，好多人睡得很安稳，可他们的子弟亲戚朋友能睡得着吗？白天干活能不分神吗？苦中作乐，苦上加苦。要知道，他们可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介乎于可游可不游一类的。平时里要少说话，更不能说错话，“文字狱”利害得很，“口头会气”更是防不胜防。那时候我很羡慕哑巴人，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哑巴，因为我爱说，迟早迟晚会犯病。

1 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1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为了不“犯病”，做个“正经巴北”（很根本、很老实）的庄稼人，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出路与选择，我努力的方向。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3年，已经修炼成为一名庄稼院的好把式。种地、铲地、割地、扬场、簸簸箕、铡草、倒粪、打坯、垛墙、苫草房……所有的农活我都熟烂于心也得心应手。唯独赶车、扶犁，对于我来说虽有半仙之体，但不算行家里手，说起来这里有一个是不是理由的理由。

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法则！生产队的车老板，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政治标签，成份高的不能用，历史上有问题的禁止用。

我们8队有个叫王永和的社员，解放前和解放初一直赶大车。这人赶车的本事在十里八村都有那么一号，别看他40刚过，但堪称是赶车的师爷。别人打鞭子只会一个撇，他可以左右开弓，鞭子一甩上下前后都能打出响来，打出八面威风，无论多么暴烈的骡马，见到他没有不服服帖帖的。可惜他是上中农成份，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一身绝技在手，和我一样只好成年累月地遛垄沟，与车马无缘。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没有一点赶车扶犁的念头，生怕“犯病”。

俗话说得好：人有当时之灾，马有转缰之病。万一牲畜有个头疼脑热的，阶级斗争这个大帽子谁也戴不起。再说了，赶大车那可是生产队的七等人啊，你凭什么从九等人晋级为七等人？等于天方夜谭。

60年代的农村几乎是清一色的土草房，房墙都是土加水和成泥垛起来的。垛墙是建新房最为重的一环，“百年大计，垛墙第一”，墙垛得不好，房子还能结实吗？七扭八歪的也不成体统。于是间，谁家垛墙都得请高手“掌叉子”。

“掌叉子”的人在垛墙的人中是“八级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担当这个角色，只能去挑水、和泥，打下手。那几年，我就成了“掌叉子”的人了，只要有盖房子的人家，都请我去帮工，完全是义务的。到晚上喝酒的时候，东家和各位工匠一定把你让到炕头的位置，那是规矩也是习俗。或许是却之不恭吧，我也不虚情假意地推辞。

在农村有句话，叫“看人下菜碟”，也称作“花子‘且’豆腐菜，什么‘且’什么待”（注：花子即要饭的，且，东北的俗称，即客人，没有这个字，以谐音代替）。因为我这把手技高一筹“不一般”，晚上那顿招待也就相对别人家的丰了盛许多。

“看人下菜碟”，在这里并不是“势力眼”，而是体现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对你的偏爱与器重。就这个原因，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壮年，总爱和我一起去帮工，大家跟着沾光，你的脸上也有光。

垛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计，但我会安排，跟我帮工的不费瞎劲，和在生产队的劳动强度差不多，只是少挣一天的工分，还能得到难得的“改善”。你想，在平时谁舍得大鱼大肉的消费啊，所以我们就把帮工作为一个特殊的节日来过。对于我，帮工还有另外的惊喜。

你帮工搭进一天的工分，却得到情感的融洽与密切。垒起了别人的墙，也为自己竖起了口碑。在红卫兵那，你还得到“政治表现”不错的印象，这就叫不“犯病”，“健康”是福啊。可是，那时候我完全忘记了一句名言，“福兮祸所致”。

昆虫有趋光性，人大概就有“趋利性”。即使没有先天的“趋利性”，“文革”的烘炉也会给你陶炼出来。我们8队的组长，就向着光明“趋利”去了，鸟往高处飞嘛，只是我飞不走，对此无可厚非，不会妄论。

组长，是个很正统，历史很悠久的官衔，旧社会叫“打头的”，现在也这么叫，官方称为组长。当官的都得有个“长”字是吧，借以淡化旧社会的色彩，又让你感到荣幸。

打头的的职责就是分配活计，领着一帮伙计处处干在前头。在旧社会有个规矩，吃饭的时候饭盆放在打头的旁边，他负责给伙计们盛饭。那就是说，你不能自顾自己吃饭，吃好了就去干活，伙计们还没吃饱，受得了吗？给别人盛饭，你就得最后一个吃完，这恐怕也是伙计们长期争取来的一种权利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头的要睡在靠门的地方，俨然是只头雁。那个位子在夜间容易被出出进进解手的伙计搅醒，这个苦就得你来吃，这个罪就得你来遭，让伙计养足精神，反之，干活的时候就会被你打头的拖垮。

生产队的打头的属于几等人呢？难以界定。说他是九等人吧，他不挨抠，还可以抠别人。说他在九等人之上吧，他还天天和九等人一起“遛垄沟”！就这个角色，一般人还干不了，缺了他还不行，只得用每天多给一分来招募来诱惑。

8队好几天没有组长了，队长惶惶不可终日。

那天，他起大早去李书记家请示，让我当组长。李书记听后先是眉头一皱，思考了片刻也点头了。他跟队长说：还是过去那句话，监督使用，改造利用……就这样，我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全公社惟一一个上中农成份的组长，党委通过的，严肃通过的。

当组长就当组长吧，不管怎么说我比九等人还多挣一分，不然不也得天天遛垄沟吗？

我当组长，队长就成了“甩手当家的”了，几乎没有他可以操心的事了。先铲哪块地，派谁去放牛，什么时候编筐打帘子准备秋收……一切农活井然有序地进行。

组长的权利也不小吧，安排劳动由你，休息时间长短、收工早晚，都是你一锤定音。

农村的杂节很多，除了法定的五一、十一，还有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而农民非常重视的还有一些“鬼节”——清明节要上坟烧纸，农历七月十五的“七月节”也得给死去的人“送钱”换季，“十月节”的农历十月初一更得去墓地看看先人在冬季里是否有柴有米……

无论是正式的节日还是习俗的节日，打头的都得心中有数，或提前下班，或晚点上班，想法给予社员一种节日的感觉。队长也是人，心里不高兴，嘴上还得同意，对我的安排不闻不问，默许。我在“抓革命”上违背了政治形势，但在“抓生产”上一点也不含糊，耽误一些时间加把劲就出来了，生产要紧，吃饭时第一件大事。

在组长的位子上，我算得上顺风顺水，队长社员都满意。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我却逆风逆水，难有开心一笑。

人常说，“人要不顺茬，喝水都塞牙”。就在我安于一日两餐，“中午饽饽，晚上喝喝”的幸福中，“塞牙”的祸终于所致了。

那时候，社员早上都不吃饭就下地干活，为了节省粮食。中午，家家户户都吃大饼子，不然下午干活就没有力气。到了晚上，那晚餐就是“喝喝”，喝过稀粥就睡觉。趴在炕上就一觉到天亮，没有谁找你麻烦，就是福。

那一天夜里12点钟，我迷迷糊糊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起来！开门！”

半夜敲门，肯定有什么急事！我的心门被心血堵塞了，血流静止了。

我赶忙走到外屋，看看是怎么回事。

门还用开吗？那时候没有贼，也没有土匪，家家的门都不上栓，敲门人不请自进。

其中的一个人我认识，是本大队的曲作明，原来的大队会计，后来的进校老贫农。其余的3个陌生人面目狰狞，满脸的杀气。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许动，面墙站着！”

随后，曲作明在我的背后严厉地交代：

“我们是按省里的指示，到你家来搜查的，你要老实！”

夜深人静，他们大声的咆哮吓得全家人不知所措。我是家里惟一一个大老爷们，已经被人控制了，她们没有半点安全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孩子吓得哇哇直哭。那咱父亲早被关押起来了，好长时间不让回家，也不允许家人去看望，犹如生死两别。

我面墙没有动，在揣摩究竟为什么要“抄家”。

“我们是三道岗子公社革委会的，你父亲是反革命，他已经交代了所有的罪行，我们是来搜查罪证的！”

另一个人更是咄咄逼人直言不讳：

“有一把日本战刀，你藏在什么地方了？快把它拿出来！”

说完，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看着我，其余3个人闯进里屋里，用同样口气命令包括祖母在内的所有人，“不许乱动！否则后果严重！”

妻子抱着一岁多的孩子，没有听他们的那一套，大声质问道：

“喊什么喊！半夜三更的，吓着孩子！”

她还敢顶撞革命派，我没有预料到。那三个陌生人正要采取行动，曲作明“良心发现”：

“算了，她是贫下中农，跟他们不一样。”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发现”，而是他看到我要“鱼死网破”。

就我那时候的体力和情绪，对付他们几个，起码能赚回一个。这就应了“横的怕不要命的”那句话。一个大丈夫不能保全自己的祖母、母亲、几个妹妹、妻子儿郎活着还有意义吗？还有颜面吗？我不怕死，他们怕死，才“良心发现”！

这把日本军刀，是父亲与傅良己老师在回回营教书时切菜用的刀，今天却成了反革命的罪证。

1964年回家劳动后，我按照高中物理的知识，自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不需要电池做能源。这样的收音机，即便在房顶上安着高高的天线，也只能接收到3个电台的广播。3个电台有中央台、辽宁台和苏联对华的汉语广播。为了接收安全的要求，必须设置一个与地面接触面积大，有相当深度的地线。这个地线就是那把战刀了。

我清楚了他们的来意，心里也就踏实了。

他们很谨慎，不让我去取那把战刀，生怕我捅死他们。我在两个人的看守下，另外两个人去西房墙那搜战刀。

取出了战刀，又逼我说出其他的罪恶，我一口咬定“没有！”，他们就动手自己搜查。霎时间，里屋外屋一片狼藉。忽然，他们在我的图书中发现了“论共产党员修养”，如获至宝。

他们总算得到兴师问罪的口实：

“你不老实！这不是罪证是什么？啊！”

我没有回答，我根本没有看过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不要忘记，我是连毛主席的著作都不学习的人。那么，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1 地道的农民（沧桑轮回）（6）

1地道的农民（沧桑轮回）（6）

这本书的确是父亲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它。

父亲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一直都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个原则下努力改造自己的。他很注重学习，尤其是政治理论的学习，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一心想脱胎换骨，加入党的组织。他要向焦裕禄学习，人家在死的时候不是还以“论共产党员修养”作为座右铭的吗？

“文革”前，在教师队伍中父亲的表现可谓很优秀了。记得在三道岗子乡一次大型表彰大会上，父亲是教师中唯一受到表奖的先进工作者。

这本书看上去很旧了，不知道父亲翻阅了多少次，会有多少心得在心中。今天被人家“翻阅”了，他们要看看书里面有没有父亲的笔迹，有没有和刘少奇同样的罪行……

也许是他们翻累了，也许是他们要拿回去深入地研究研究的缘故吧，他们扔下“发现李若明新的罪行，你必须向我们揭发！”这句话就走了。

让我去揭发自己的父亲，我能做到，但我揭发父亲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抄家是全省的统一行动，统一时间、统一对象，叫做“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专题的阶级斗争。在这个专题的阶级斗争中，父亲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我被认定为刘少奇的信徒和爪牙。尽管我在队长的跟前是个“有用”的人，怎奈队长的巴掌再大也遮不住天，怎能为我遮风挡雨啊？抄家后的第二天，我又成了九等人以下，十等人以上的人了。准确地说，我就是一个“新等级”，“新阶级”——9。5等人，可笑、可悲。

太阳累了要下山，雨下累了要晴天。

“文革”的大旗举累了，也寿终正寝倒下了。人们似乎从噩梦中醒来，开始梳理黑夜中的是是非非。有的人还在舔舐着沾满鲜血的双手，舔舐着在腥风血雨那些刀光剑影中涂地的肝脑。有的人在忿忿不平地太息，太息着平步青云旋即又空空如也的失意。更多的人是在欣慰，欣慰着大难不死枯木逢春。唯独我好像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我麻木了，纵然万箭穿心也喊不出一声“疼”来。

我麻木得就像一个植物人，只有躯体，没有神经。当队长问我“你还想不想当会计”的时候，我竟然忘记痛定思痛的苦涩，机械地回答“想！”由是，我稀里糊涂地于1970年初，再次出任8队的会计了。原来的8队会计董向国，就是我任团支部书记时接任我的那个董会计，此番已升任为大队会计了。

在我第一次当会计的时候，董会计是现金保管员，我力举的。他很感激我对他的“提拔”与帮助，尤其是我对他的信任。

有一次，他的帐目错了，少了15元现金，自己说什么也找不出来，他认了，掏自己的腰包补上了，不想落个“贪污”的名声。在那个时候，15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几只鸡下一年的鸡蛋也卖不了那么多的钱，而名声比黄金更珍贵。

我不相信这笔钱是他丢了，一定是帐目出了问题，就帮他查账。原来，生产队卖猪仔子的钱，在他的笔下多“卖”了一个，一只猪仔子正好是15元。是的，假如少“卖”了一只猪仔子，他又就会怎么办呢？

不久，一个“少卖了一只猪仔子”的事件真的发生了，是他当上了会计的时候。

那个时候，和钱一样珍贵的还有布票，一年中国家发给每个人的布票很少很少，基本上家家都不够用。1960年，每个人只得到2。8市尺的布票，做个裤头都难，很难看见有人做新衣服穿，那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的年代。对于更为困难的人家，公社像发放救济款那样发给他们“救济布票”，很有限。

我们8队有一户荣誉军人，得到了“救济布票”，由董会计领回，但那户荣誉军人却没有得到。是董会计贪污了吗？还是荣誉军人收下后忘记了？大队和生产队一致认为是董会计贪污了！这个是严重的问题，人格的问题，一个年轻人的发展与前途的问题。于是，所有的目光都写着“鄙视”与“龌龊”。董会计成了道德的反面教员，形象跌入低谷，人们一致认为不可能反弹了。

后来这件事被时间的硬件消化了，中毒的董会计得到“软件”的消毒，得到强势反弹。这软件就是——他们家几辈子都是“里面三新”的贫雇农，得让他彻底翻身得解放，落实“在农村，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指示。

在“布票事件”中，我是少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极力为董会计解套的人，所以时间硬件才会具有消化的功能。他去当大队的会计时，就建议由我来继任那个空缺。但这绝不是“投桃报李”起到的作用，我有我的硬件，只是谁都懂得“用河水洗船”的哲理罢了。

“文化大革命”折腾来折腾去，又把我折腾到原位。期间，我失去了自己很是看中的“书记”头衔，但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使我真正地从书本里走向了社会，从幻想中走向了现实，从幼稚中走向了成熟，从冲动中走向了理智，从自我奋斗中走向寄希望于下一代……这就叫历练！

做第二次任会计不到一年，为了寄希望于下一代，1970年9月1日，我又第二次走进了学校。

2 貌似的教师（英灵难安）（1）

2貌似的教师（英灵难安）（1）

自1964年8月1日到1970年9月1日初登讲台，我整整当了1年零6个月的地道农民。

年轻力壮，受点风霜之苦、劳作之累，倒是强壮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难得；经受政治的风波、遭受无端的打击，得到了对社会清醒的认识与适应，值得。所有这些，对我的精神层面没有构成毁灭性的灾难，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然而，让我在心里流泪的则是“后院”——岳父对我的冷谈。

因为他是贫农的成份，“文革”时他成为大队革委会的成员之一，排列第“八把手”。于是，就自以为是毛主席阵营的革命派了，就忠心耿耿地同一切反动派做不调和的阶级斗争了。他笃信奉行，“家不家纲上划，亲不亲线上分”，他和我不是“一家”，更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亲戚朋友。

那时，他从来不到我们家看看他的外孙子，界线划得很清，生怕我玷污了他的革命形象，影响他光明的仕途。因之，即便是走路，他也尽量躲着我，即使狭路相逢躲不过去了，也只能用鼻子“哼”一下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

如今，我成了一名非正式的教师了，岳父及岳父门上的人觉得脸上光彩了许多，“文革”期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总算有了些许缓解。

他们几近喜形于色，而我却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沾沾自喜，只是“毁了”一条媳妇的裤子，就低调登场了，做一个“貌似的教师”。

走进学校，说起来我是“二进宫”了，只不过头一次当老师没有几天，光备课没上课就回家了。这次是我自己下决心去干的，不然我哪能把会计的“肥差”辞掉啊！这个“肥差”后来由董会计的弟弟董向志顶替了。他年轻手生，晚上下班后我还要帮他做帐，“巧人”永远是“拙人”的奴。

我当老师之前就和父母分居了，岳父暗示我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我是为了这个不至于破碎的家庭和孩子。

我哪有钱盖房子独居啊，双方父母也没有拿出一分钱来，自好因陋就简自己动手了。

1968年深秋，就在我们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前，两间小草房盖得了。房子又矮又小，就像一个看瓜的窝棚，窗户上没有明亮的玻璃。这样的陋室能花掉多少钱啊，两间房一共花了78元钱，面积仅仅16平米。里屋除了一铺炕之外，堂屋地走个人都摩肩接踵。这房子小得不仅是全大队之最，也是全公社之最，就连五保户的住房也比它大多了。后来的两个孩子都生在这里，和他们的大哥一样都是大学生，这也应该是个“之最”吧。

当老师是我的职业，给自己充电是我的正业，天天看书是我的作业。为了不打扰孩子们的睡眠，也为了省下那么一点点的电费，我每天晚上都要到学校去看书学习。临走的时候把他们母子3人反锁在家中，免得回来时敲门惊梦。

在学校的几年里，除了正常的教学，初高中的课程我又重新地温习了一遍，完全恢复了毕业考试时的水平。所以如此这般，一则是我上大学的心没死，还想“复辟”。二是我要为孩子们做一个合格的“第一任教师”，必须这样，别无选择。

教学工作一点也不紧张，没有升学的压力约束你要力争上游，也没有什么“统考”排位叫你忧心忡忡，大家都很悠闲自得。只是学校的政治学习很频繁，发言的时候你就挑拜年的话说，或者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就行了。那时的学校讲的不是什么学习成绩，而是政治方向，讲的是走向社会，和工农兵相结合。

干实事不容易，也不提倡。搞花架子人人都是内行，都是一代宗师，那是社会大课堂教出来的高材生，都靠这个谋生，至今桃李满天下。

“小学戴帽”，初二就是学校最高年级的大学生。我教初二数学课的时候，进校老贫农偶尔也去听课，听听大学生的课是什么样的。他没进过学堂，现在有机会了，但他是当先生的，不是当学生的。虽然他听不懂ABCD，也不知道正弦、余弦是何许人也，但为你指点迷津还是内行的。这可绝对不是笑话，而是大实话。

一次，他十分诚恳地开导我：

“看学生认真听课的样子，你的课讲的不孬，”他吸了一口烟，接着提醒我“能不能到外面去上课，整点真格的？”

我一点都没犹豫：“可以，下周我就领学生上室外课。”

我生来就不会糊弄人，要想在室外上课，又要使学生得到真正的知识，老贫农真的给我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班后，我凭着表哥慈明信的关系，从公社堤防管理所借来了水准仪和小平板仪，开始上室外数学课。其实，即使没有老贫农的话，这样的课也应该在室外去上，只是学校没有这些仪器，我不敢去想。

第一堂室外课是测量七星山的高程。同学们一听去山上上课，个个手舞足蹈，高兴得不得了。经过精心地组织与安排，教学效果很好，准确的测量出山的海拔高度，同学们也安全的返回学校。

这次室外教学虽然是成功了，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后怕。登悬崖走峭壁，我一个人领着一帮十几岁的学生，学校领导没派其他老师和我同往，万一出现安全的问题，放在现在责任可就大了。

在那个时候，老贫农和校长就那么粗心吗？不是，绝对不是。那个时候的学生没有现在这么娇气，倘若出现问题，家长也不会像现在一股脑地把责任都推给你来承担。我记得，好多家长见到老师的时候，总忘不了那句话：不听话，你就给我打他！

在农村，老师是至高无上的，大概是解放前沿袭下来的“传统”吧。那时的学校也发生过“死人”的恶性事件，没有哪个老师来承担责任的。大概是1957年吧，在罗家房小学的一次篮球比赛中就死了一个学生，事后没有任何风波搅得学校鸡犬不宁。当然了，我们不能用“觉悟”来评论当时与现今孰高孰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时，老师有老师的样，家长有家长的样，学生有学生的样啊。

七星山离学校八九华里的路，是沈阳以北辽河以南的制高点。当年八路军解放沈阳的时候，这里曾经是国民党嫡系部队扼守的军事要塞。山上构筑有大小72座碉堡，沟沟岔岔星罗棋布。这次测量山高，也把碉堡的分布方位弄清了，并绘制了“地图”，一张“军事地图”。

老贫农对这堂室外课非常满意，我也得到他的赞许：“李老师教学很有一套啊，连我这大老粗都看明白了。”他指的就是那张“军事地图”。

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张“军事地图”惹出了麻烦来，被“军师”发现了，致使长眠地下的英灵“再受一遍苦，再遭二茬罪”。“文革”期间最时髦的就是这句话了，是告诫天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否则，我们就要“再受一遍苦，再遭二茬罪”。想不到，这句话轮到了革命先烈。

“军师”，就是那个“五七战士”董特派员，董连奎。得到我的手里有一张“军事地图”的消息，令他大喜过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他就把自己的独断专行强加给了二道房大队，还有二道房学校。

他的谋划，是产生在“政治挂帅”与“阶级斗争”气候中的，是结合“忆苦思甜”与“阶级教育”的产物。他的谋划还符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他反复发问：共产党八路军烈士的遗骨，为什么同国民党的碉堡共处一山啊？他们是为二道房这块土地牺牲的英雄，为什么葬在荒郊野外？现成的阶级教育史，学校为什么视而不见？

董特派慷慨陈辞又义愤填膺，句句在理，字字千斤。就这样，在他咄咄逼人的倡导下，两位烈士的遗骨于1971年秋迁到二道房村北的一片荒地里，那里成为新的“烈士陵园”了。

“陵园”没有围墙，也没有七星山的青松翠柏，也没有高山可依，也没有辽水环绕，只有孤零零一座用水泥红砖，临时建起的烈士纪念碑和两个墓碑。纪念碑的正面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后面是烈士牺牲的经过以及悼念之词。墓碑其中之一书写着“侯其才烈士之墓”，居南；另一个是“赵瑞丰烈士之墓”，居北。

第二年春，两座墓碑被牲畜“蹭痒痒”给蹭倒了。对此，不知道烈士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反正人们见了都骂董特派“无事生非”。

当初所以把两位烈士的遗骨安葬在七星山，是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意愿，认为那是烈士安息的最好选择了。董特派一意孤行，不仅是对烈士的不敬，也惹怒了原来墓地周围的人们，那也是人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啊！践踏了人家的感情，满足了他的自作多情，是何道理？

二道房以及周围的学校，每年的清明节都要举行祭扫烈士墓的活动，去马虎山水库中心地带那个荒丘的一处烈士墓地。在那里，长眠着少说也有4名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现在，二道房学校的师生用不着舍近取远了，却冷落了那四名英灵，死人不知，活人伤感。由此看来，董特派的这个谋划“漏洞”太多了，甚至是一无是处，其中包括“怨声载道”。

在董特派的思维中，“格式化”的东西体现在他敲定的碑文上。“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的背面书写的碑文，竟然不顾历史的真实，随意地塞进他个人“格式化”的意志，他把“杨姓”描绘成无恶不作的地主武装，是杀害革命先烈的罪魁祸首，引起“杨姓”家族的强烈不满。“格式化”，就是那时千篇一律的“历史剧”情节的模式，只有这样“碑文”才能立得住。试想，人们在怀念先烈悲哀的情感中，这样的碑文不是更令人悲哀吗？

2 貌似的老师（鉴别真伪）（2）

2貌似的老师（鉴别真伪）（2）

崇敬的可以恣意亵渎，历史的就会遭到任意践踏，科学的则被随意丢弃，难以入驻人们的心中。置身那个时代，麻痹，已经是每个人的通病，且都觉得没病才是有病，病得不清。

有人说我是“貌似的老师”，就因为我自以为是真正的老师，才觉得我不是个真正的老师。除此之外，还因为我的日常工作常常没有老师的“形象”，而难以得到别人对我的认可，根本不像个老师。

在学校，我还是个九等人。学校校田地的农活，都是我领头去干，活少的时候我自己去干。有时候刚干完活，就灰头土脸地去上课，上完课再去干活。上课就等于体力劳动后的休息，体力劳动则是脑力劳动后最好的放松。难怪人家说我是学校中的劳动力，是生产队劳动力中最轻松的人，有道理。

和在生产队一样，学校的“活计”我样样都得拿得起放得下。语文、数学、化学、物理、体育、图画……除了音乐课以外，我什么都教过。我不爱教音乐，觉得就像赶车不爱和牛马说话，自然也就懒得“对牛弹琴”。

“数理化”，学生爱学，感觉新鲜。在农村，别说是“数理化”的知识了解得甚少，许多农民连物理、化学这个名词都很少知道，他们的孩子对此哪能不感兴趣？

原来初中3年的课程，现在要2年来完成，课本就是这么编的，内容粗放，“深奥”得像诗，跳跃性很大，这完全背离了学生的接受能力与规律。为了不泯灭他们的兴趣，当老师的就得深入浅出地讲解，能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东西就算行了，就算成功了，就算你对得起他们了，也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

良心换来了有口皆碑，都说我真有两下子，这有点叫我莫名其妙……

哈哈，我终于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自己都憋不住要笑。那就是，听不懂的人越是多，就越是认为你“才高八斗”啊！你越是“才高八斗”，就越是有人“高看”你一眼，你就越是像个“貌似的老师”。

1972年初春时节，德盛堡大队的李书记，也就是8队原来的队长，找到我“才高八斗”，说有要事相求。那么大个书记“求我”，我哪能不去？人家事先都和校长打招呼了，我知趣，搭个“求”字不是求我，是求校长。我干一不干二，铡草不倒粪，别说我不务正业就好。

李书记开门见山，要我和他一起去沈阳买硫酸。

70年代初，好多生产队对使用化肥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认识到化肥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大家都想买回硫酸，自己用磷矿粉兑硫酸做磷肥，省钱，有效。

李书记要我和他一起去，想让我鉴定一下硫酸的含量，害怕买到假硫酸，搭进去钱还让人家笑话。

鉴定也好，鉴别也罢，相关的药品与仪器学校没有，我只能用物理的办法试试看了。李书记也无奈，只好如此。

我带上天平、量杯和李书记去了沈阳一家化工厂，那个厂子在东陵区，很远，当天勉强返回。

经过对硫酸比重的测量，这个硫酸的浓度太低了。看颜色，十有八九是废硫酸，PH值很低，根本不能使用。李书记相信了我的分析，奇#書*網收集整理没有买下这批硫酸。

后来，这个厂子有个和李书记很熟的人告诉他，这些硫酸全是用过的，幸亏你们没有买，不然白白搭进去5000多元。那时，一个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有个三千两千的就不错了，5000元是个想象不到的天文数字。

你看，我又成了“农技员”，生产队做磷肥的时候都请我当参谋，把关。

正是因为我客串了一回“参谋”，李书记才下定决心，自己大队的学校也要开办戴帽的初中班，省得有事求人家二道房学校的校长放人。

1972年5月末，德盛堡在二道房学校的初中学生，回到了本大队的学校。进校的老贫农就是那次带队抄家的“老曲”。别看他的年龄只比我大两岁，全堡子的老少爷们都这样称呼他，年轻的“老谋深算”者也。现在，他对我很客气，只要我说出的话，他都言听计从。但我从来不胡言乱语的，只有一件事我是非说不可了。

这就是要在学校建立一个气象哨，老曲十分赞成，我也得到如前文中一些想得到的效果，再此不再赘述。

德盛堡的初中班，也和我当年任团支部书记一样地昙花一现了。到了下学期，公社在建立了曹家中学后，全公社北部11个村的初中班都河归大海一样吞并在一起，直到现在。我不愿意放弃我所经营的气象哨，没有回应曹家中学的诚意约请，依然在德盛堡小学任教，一直到1976年8月1日到公社上班。

回想起差1个月就是整整6年的教师生涯，我往往暗自窃笑：

我是怎么为人师表的呢？我是传道了，还是授业了，或是解惑了？但只有一点我敢肯定，也很欣慰，更是自豪：我对任何学生都如同兄弟情同手足，从来没有以我之好恶，而对学生选择亲疏。这是我做学生时最希望得到的，我必须让我的学生得到。直到如今，凡是我教过的学生，老远就叫我李老师，亲切。就像王作东同学送给我的豆腐，看着洁净舒心，吃了回味无穷，享受一生。

我这样做一个“貌似的老师”，用不着谁说我“伟大”，根本也不是哪类的“伟大”。我就是一心想把“卑微”与“鄙视”蒸发，得到“博爱”与“人性”的结晶。一次又一次地努力，一次又一次地从新开始，从学生到农民，从农民到公社干部。

3 草根的干部（偶得天书）（1）

3草根的干部（偶得天书）（1）

一次次的努力，合围着一圈圈汗水的年轮。一次次的重新开始，印满了一个个艰难辛苦的足迹。

1976年8月1日清晨，我骑车25华里来到公社上班。在外人看来，在岳父的眼睛里，我也是一名很荣耀的公社干部了，羡慕我的眼神和喜悦脸色都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其实，我只是一个挣工分的临时工，在大大小小的公社干部中，我不是九等人，而是十等人，最低的一等。这就是说，曾经庄稼人中的“好手”，教师中的“有两下子”，都像旧的年轮一样化作了一个圈——那就是个零，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在公社上班，工作时间的伸缩性很大，而不是现在的弹性工作制度。要不是开会的话，晚来早走由你自己做主，没有人说你迟到早退。这和生产队相比，有点像过年放假；与学校对照，相当于老贫农。

公社机关的机构很是庞杂，什么党委、革委会（后来的乡政府）、办公室、组织办、秘书办、政策研究室、机管站……不下20几个，济济一堂。我是搞气象才去公社的，由农业技术推广站领导管辖。那时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有正副站长2人，阎站长、史站长（副），我们站员4人中有3人都是临时工。

到那的第一天，我听见那个正式的张姓站员对阎站长说：“阎站长，我出去一会儿。”“行。”这一会儿究竟有多大的一会儿呢？反正我一天都没有看他回来。

过了一会儿，有一位比阎站长还大的领导来找那个站员，阎站长说“他出去了”。那领导“嗯”的一声走了。这就等于他“我出去一会儿”，就是工作去了，得到领导的认可，放心地走了。从那以后，我时常听见“我出去一会儿”这句人人都可以说的话，哪个部门都可以听见。后来，“我出去一会儿”进化了，进化为“我下去了”，意思是我下基层工作去了，堂而皇之，师出有名。

我没有“下去”的地盘可用，也从来没“我出去一会儿”的理由。一是我被生产队与学校束缚惯了，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也不会享受这个优越的行规。二是组建气象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选择观测场地、定做百叶箱、筹备观测仪器、自做观测记录簿……无暇东顾，“日理万机”。

但是，这并不是说公社干部就是一盘散沙，就没说没管了。每个星期六的工作汇报，就是对你工作的检查。领导对你的汇报不满意或者提出质疑，就等于你没干好工作或者没干工作，你自在吗？

汇报，很关键，汇报是功夫，人人重视。到现在，汇报依然是你工作的全部，汇报的功夫越来越高了，越来越举足轻重了。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有踏踏实实的干，不是出于什么目的，是我的天性使然，是我的本性把我定位在“干”的行列中。

全县27个气象哨，唯独我到位最晚，没有参加过正统的半年业务培训。我凭着在学校时自学的气象知识和实际观测经验上岗了。我不想落后于其他同行，想当个佼佼者，于是也应用起了“伸缩性”。人家有资本的，把“伸缩性”中的“缩”无限地缩小再缩小，我则把“伸”无限地放大再放大，延伸自己的工作时间，强化自己观测的能力与水准。其实，我不想放大也不行——

早上8点是一天中3次观测的第一次，迟到了行吗？离公社25华里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不到7点就得上路。下午2点第二次观测还算轻松，但要听电台的气象趋势演变实况广播，绘制天气图。

晚上8点的第3次观测最难熬，别人5点就下班了，你不能回家，离家太远了，只好等那个时间。5点钟公社的食堂开饭了，我不能去就餐，为了省钱，也没有钱，不要忘记我是挣工分的，那时我已经有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了。观测结束了，9点钟才到家吃晚饭，我没有怨言，反倒充满希冀。

在这个“不想放大也不行”的时间里，正好可以强制我业务学习，也算得上“废物利用”吧。

不久，新民气象站为了检查气象哨的观测是否达标，专门召集各公社气象员到气象站现场演示。在这次演示和有关理论考核中，我出乎所有人也包括我自己的预料，取得了第一名。之后，气象站把各个公社气象员的排榜，邮寄到主管的公社领导手中，他得到了我一份特殊的工作汇报。

70年代，我们国家的气象观测和预报的水平相对于欧美很落后，更没有气象卫星这些高科技的应用。那时有个口号，叫做“群众管天”，提倡“土洋结合”、“专群结合”，实行走适合中国的“气象之路”。

于是，农村公社的气象哨，除了把观测到的气象数据记录下来，用于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服务，还要上报县气象站作为历史资料存档。剩下来的时间，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搜集民间观天测风雨的“民间谚语”，走群众办气象的路线。

经过不长时间的走访，我很惊异，民间的“气象学家”，竺可桢似的物候家原来近在咫尺，他就是我们大队的五保老人李华春。

李华春那时就80来岁了，是当地有文化的名家，旧社会是个卖卖人，日子较为殷实。他膝下没有子女，老两口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生活还算不错，至少比我要好多了。他是我叔伯大哥李葆元的大舅，我们早就认识，我自然也叫他大舅。

李大舅从年轻时就开始天天记载雨雪阴晴，冬寒春暖，燕来雁往，草木枯荣……有60多年的光景了，人称“天气日记”。对于我来说，这日记无疑是难得的“天书”，自然吸引我对它如醉如痴。

李大舅诺大的年纪来日不多，对“天书”不尽快地搜集整理，天理难容，也对不起他探索天气规律矢志不渝的精神和付出。为了尽快地完成搜集整理的工作，我用去了所有的星期天和节假日，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来形容自己绝不为过。

大约历经3个月的时间，整理出6万多字的材料，还有近百条的天气谚语。一时间，李大舅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动，多家新闻单位纷至沓来，对李大舅进行采访。气象台站也前来考察，并聘请他为“气象顾问”。

这本“天书”很是珍贵，填补了沈阳地区气象资料的缺失与遗憾。

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沈阳中心气象台因为战乱停止了观测，资料中断。李大舅的“天书”，为气象专家分析气候演变提供了客观的真实的史料，“天书”的价值不菲。

沈阳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李大舅的事迹，我把这份报纸远寄到西安他的外甥李葆元那里。他回信说，为舅舅骄傲，舅舅的心血没有白费。

是的，李大舅写“天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他的天气记录，是写在农家历中日期的上面。书眉很狭窄，只能写得下蝇头小字，耗工费时且不间断，持之以恒的意志令人赞叹。多年来，李大舅一年一本，到那时一共写了63本，还在继续。有时风很微弱，看不准风向，李大舅就让老伴在灶坑里点火，他去屋外看炊烟被风吹的方向，一丝不苟。即使是兵燹战乱的岁月，也没有停止对天气的观测。有一次，枪声四起，村子里上的人都躲了起来，李大舅冒着风险，把头探出菜窖看来天气，险些被流弹击中，他还是把记录完成了。这种“业余”又不业余的精神，实在是可敬可佩。

李大舅痴心不悔的追求，给予我太多太多的感叹，激励我一辈子都不会向困难低头示弱，鞭策我一定要从“天书”中找到“天条”——天气变化的规律，以谢前辈。

3 草根的干部（解读天书）（2）

3草根的干部（解读天书）（2）

1975年2月4日，强烈的7。3级海城地震，至今依旧让人在回忆中惊心动魄。震灾虽然早已被人们渐渐地抚平，但那时它的余波从未在我的心中消失，也让“天书”在震撼中揭开它的神秘的一角。

惊魂的地震期间，为了家人的安全，我整夜地值守在灯下，不敢怠惰。只有看书来打发漫漫的黑夜，我就看有关地震的书籍，就了解了什么叫“固体潮”，就懂得了月亮对地震的引发作用。

月球和地球的相互吸引，能使固态的地壳和液态的海洋产生潮汐现象，可见对比它们质量更轻的大气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就是地震给予我的启示，“天书”的秘密昭然若揭了。

有句天气谚语，叫做“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说的就是天气变化的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和“天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八月十五到正月十五，相距是五个月的农历时间，这就证明了月球的运行对大气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制约机制。那么，公历和农历，太阳和地球月球又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周期”呢？经过我的计算（具体计算过程从略），这个周期应该是“889”天。也就是说，每逢889天后，日、地、月的相位就有一次重复，就会左右一次天气变化，就会有一个阴雨的天气过程。

这是一个假说与推理，是不是“真理”，需要实际的天气实况去验证，“天书”就成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参照，它的珍贵就在于此。

经过反复的核实，889天的天气变化周期，其准确率达到78%。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周期，一个很实用的天气预报工具。即使是当今气象科学已经进入相对高科技、高水准的现在，它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它的价值也不可低估。

889天，是个大周期，接近2。5年，对于长期天气预报，其意义可想而知。它可以根据冬雪的多少，来预报两年后的夏雨，对于防汛抗洪不是能做到未卜先知吗？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李气象”，自然就会有很多关心气象的人向我问天气，因为农民最盼望的就是下雨，最讨厌的也是下雨。我们是辽河沿岸的人，每逢伏雨连绵，谁不担心辽河滩的庄稼被水淹啊。

那一天，雨下得正大，要是再继续下下去，辽河就要出潮了，春种就难得秋收，人们愁眉不展，聚在一起唉声叹气。

透过窗户，我向外看了看，满天的阴云漆黑一片，雨依然下个不停。就在这时，电台的预报说明天还有大雨，个个焦急万分。突然，我看见了一片黑云压得很低，从东天边向西疾驰。我笑了：“放心吧，天马上就会晴了！”

大家不信，都说气象台刚才还说有大雨呢，你怎么说要晴天啊？

我的根据有两条——

气象台汛期的天气预报，水分太大！他们害怕担责任，往往阴天就报有雨，小雨报称大雨……目的是提醒人们大意，“未雨绸缪”。这就是天气预报为政治服务特征，其实就是为领导的意志服务的惯例。此其一。

其二，经过我多年的观测与积累，总结出一些观天测风雨的“谚语”，很管用，基本是100%的准确。其中的一条则是“云向西，扔蓑衣”。

这种云叫碎雨云，当它向西的时候，标示着低压已经过境，高压正在控制本地区，天晴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下雨，或者很大，那也是强弩之末，垂死挣扎而已。

久雨不晴，你又看不到碎雨云，那就听听鸟鸣吧。假如你听见一群麻雀聚在大树上一起吵吵闹闹的叫，就可以判断阴晴了。这条谚语叫做“晴吵雨，雨吵晴”是也。意思是：久旱不雨，麻雀在一起“吵”，24小时之内必雨。请注意，是一起“吵”，而不是几只麻雀在叫，大家齐心协力想要开锅。反之，不超过两小时阴雨必晴。

就在我痴心于气象，又小有斩获的时候，风云突变，又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不知是福还是祸！

3 草根的干部（躲过一劫）（3）

3草根的干部（躲过一劫）（3）

从延安时起，“精兵简政”这个词汇差不多每隔几年就要出现一次，意思是要“精简机构”，裁剪冗员。但最后的效果如何呢？我们的精简机构，往往是像举刀砍桌子的角，砍掉1个角，4个角的桌子就变成了5个角的桌子了，又多出来一个角。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各级党政群团组织机构、编制，越来越庞大了，四边形变成了多边形。例外的是，唯独有用的气象哨，可以服务于当地生活生产的事业单位，却像砍白菜一样，砍一棵少一棵，不会重生，很难再生，最后绝迹了。

气象哨遍地开花不到一年后的深秋时节，沈阳市气象台为了提高气象站、气象哨的观测能力与水平，在新城子区举办了气象学习班。这次学习班的背景是，国家气象局出台了一套新的气象观测规范。所以，学习班学员的主要对象是全市各气象站的气象观测员，少有气象哨的气象员参加，我是“少有的”其中之一。那咱的气象哨，已经由原来全县的27个“砍掉”了23个，只剩下4个“中心气象哨”了。4个中心气象哨的经费，由县财政拨款。其他的气象哨因为“经费自筹”这把软刀子，而惨遭屠戮，从此销声匿迹了。换言之，与其说“惨遭屠戮”，不如说是“自杀”，被逼自杀吧。

学习班让我们参加，感到中心气象哨在沈阳市气象台的眼睛里还是有一定的位子的，是可以被保护的，是能够继续生存下来的，我们都这么想。都这么想，就都想把学习学好，那是我们生存的饭碗子，谁都不想砸自己的饭碗子。

一个月的学习班就要结束了，进入紧张的综合考试阶段。考试很严肃，每个人一张桌，相距很远，难以交头接耳。市气象台的领导都来现场督查，把“严肃”升格了。监考也很严格，几乎达到一个监考监考一个学员了。考试不及格，要重新学习，还要通知单位不给你报销任何费用……看来还真把我们当回事，那就认真地对待好了，我们都梦想靠这个饭碗子吃一生的气象饭。

还好，所有学员没有考不及格的，但得高分的不多，我得到99分的好成绩，名列所有学员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气象专业人员。喜悦之情不必细说，“喜极而泣”却真的要泣了。

好成绩不是好前程的必然结果。到了1981年，“气象哨热”热到了极点之后，开始迅速降温，从沸点降到了冰点，一个将气象哨彻底地从历史碑文中熔化掉的程序，正一步步加热升温。

这个时候，也正是公社机构大刀阔斧精兵简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非正式公社干部全都被清除出局。我是惟一一个幸免者，成了一名身兼二职的临时干部，那年是198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沉冤昭雪，大快人心，“罪有应得”的也难逃侥幸了，公社广播站的任老师也“引咎还乡”了。

“文革”期间，任老师任小韩大队党支部书记，因造反派打人致死而难逃操纵的责任。公社党委作出调离现岗位，回原大队学校任民办教师的决定，同时任命我接替他的广播站编辑的工作，我身兼二职了。

也许是阴差阳错吧，我来到新的岗位的同时，中心气象哨即宣告在全县“崩盘”！乡里不再有气象哨了，对此新民气象站感到很惋惜。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民县有了一个新生事物——成立家庭气象哨，那就是我家。

家庭气象哨得到县财政的支持，把每年不到100元的“观测费”拨到公社，再由公社发到我的手里。我没有时间观测，所有的工作完全由我的爱人和孩子们来完成，我成了李华春式的顾问，也是她们的老师。不管怎么说，气象还是没有离开我，气象情感还在延续，我很欣慰。于是，借用我的笔，写了一篇报道，刊发在《辽宁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上，赞扬了不起的改革举措，唱了一回改革的赞歌。而对于曾经轰轰烈烈的气象哨来说，无疑是一曲哀凄的挽歌和告别辞。

新闻的轰动效应，给某些领导的脸上大增光彩，我也得到了8元钱的稿费。后来，县财政不再支持了，家庭气象哨就像高空中的探测气球，达到一定的极限高度后，因经不起内压的膨胀，像肥皂泡似的终其使命，融进浩瀚的太空中，没有了踪影。

老婆要吃饭，孩子要念书，我要工作，哪还有那么高境界和时间无偿地从事业余气象事业啊？那时候我就慰藉自己有愧于李大舅的精神，我就说：一个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是神圣的，学会放弃更需要勇气，勇气可嘉！所以我下定决心与气象决裂，就把那个美好时光的亮点，久蓄在心中，让它燃起一把更加熊熊的烈火吧。

没去广播站之前，公社精简机构的火已经点燃了，为此，有好多人很上火，都害怕这把火会烧到他们的身上。我是临时工中来公社时间最短的，不值得上火的那种人，做好了旧地重游的准备就是了，没有上火的理由。现在只留下我一个，感觉有点像当今中大奖的味道，自然要珍惜这无比的幸运啦。但我不很明白，我有什么优势可以留下呢？

我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托，我没有去找关键人物去游说，仅仅是中大奖那样的幸运吗？直到党委副书记冯绍华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把我留下了。道理很简单，他说：

“现在咱们公社机关，就缺一个能写的，你有文化，你去广播站任编辑，现在就去。”

原来是这个道理才把我留下的，我怎么会想得到啊？你想，高中毕业能算是有文化吗？即使算有文化，就一定“能写”吗？当然了，到公社后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都说我吃苦、肯干、诚实……其实这不是什么表现，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会表现，更不会作秀。

40多年过去了，我很怀念那个时期和那时的领导。我没花一分钱，却得到公平、公正、公允，也敢公开“公众”想知道我能留下来的秘密。那时我不敢公布留下来的原因，因为我真的不会写什么，我实话实说了，会引起别人的猜疑，会给领导摸黑，也冤枉了我自己。

我从来不写任何文章，也不怎么看新闻，不喜欢看公式化的新闻，讨厌“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的新闻。所以，我哪能懂得怎样去扑捉新闻、找好角度、提炼素材……那么多的写作要领与技巧啊。

为了不辜负领导对我的“偏爱”，也为了自己重走一条新路，也为了证明“我能”，就一切又重头开始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自学。

我的确很幸运吗？气象哨，我是“革命”到最后的一个人，被我革黄了；精简机构，我是惟一一个留下来的人，都说我幸运。不过，我也是最不幸运的人。别人搞气象，学新闻写作都有老师领进门，只有我永远也离不开“自悟”。到了这步田地，我才感到“文人”值得我羡慕了，那也是饭碗子了。

1981年12月初，《沈阳日报》终于刊发了我的第一篇社会新闻。写的是我们公社一个叫魏绍武的农民，跟人家借4元钱去抓奖，同时抓到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两个“大奖”的消息。文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但却是我破天荒的突破，也是近年来新兴公社第一次见报。

1982年初，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在全公社实行开来。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才真正地“跨黄河，过长江”。家家户户都是“有粮有钱丰收年景，无忧无虑太平新春”。这幅对联是我1983年春节时写的，是那时候农民心情的写照，也是我对改革成果的写真。

至此，农村生产队原来的十等人，如今都是一个等级了，都要靠力气吃饭，靠头脑挣钱。我采访的所到之处，无不欢声笑语，无不令人振奋。

1983年春节前快到除夕了，我依然在采访，那篇“幅幅对联迎新春”的通讯发表在《辽宁农民报》的头版头条的位子上。

从我当编辑到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的14年里，在省内外各种报刊上，一共发表了近千篇文章，主要集中在开始的6年里。这些文章有消息、通讯、言论和报告文学，我也多次荣获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也为家乡的知名度做了一点贡献，值得欣慰。然而——

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我搞新闻这一行也经历了巅峰与谷底，激情与沉闷。

1989年后，我很少写新闻稿件了，原因大概有三点。

1988年12月24日，家父病故，我心情灰暗，难以提笔。大家知道，文章不是无情物，亲人永别，我还有闲情逸致吗？还会有兴奋点吗？还会有好心情吗？这一点，www奇Qisuu书com网是我不写新闻的外在原因。那么，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啊？

随着土地承包到户责任制的不断向前推进，几乎所有的新闻导向都疯狂地夸大渲染农民的暴富，不遗余力地扩大“改革的成果”，农民的负担刹那间加重了，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相继，“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浮夸不实、弄虚作假之风日盛一日，腐败之风愈刮愈烈，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后来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

那时候，农民把乡村干部叫做“三要干部”。即，一要粮（征购粮，不交不行）；二要钱（提留款，少缴不行）；三要命（计划生育，强行坠胎，不坠不行）

造假成风。新闻不造假，没有了新闻价值，我写了也没有人用，太不新潮，保守。新闻造假，违心，我干不来，只好不干。

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我的心受到极大的震荡。我的大儿子在吉林大学就要毕业了，担心啊。担心他是又一个王丹！年轻人太感情用事，涉世不深，我又鞭长不及马腹，如何遥控？忧心、忧虑、忧愁，还有闲心、闲暇、闲情写新闻吗？加上那时的一个领导“逼”我入党……

3 草根的干部（我行我素）（4）

3草根的干部（我行我素）（4）

你想入党吗？假设有人问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

不入党有很多好处，比如：有人对某些党员的表现说三道四，斥责贬损，我不是党员就不会因此而脸面发烧无地自容；因为我不是党员，就没有人把我当作他向上攀爬（进取）的竞争对手，彼此都毫无猜忌提防，保持和平相处的态势，一团和气的氛围，不伤感情，于己无虞；不是党员，组织上领导上对你的要求相对就不好意思那么严格，你再好好的工作，就会有人说“他比党员都有觉悟”，何乐而不为呢？

“你想入党吗？”没有人问过我。但有人这样问过我：

“老李，你怎么不写申请书啊，是不是对我贾书记有意见啊？”

我没想到会有人，而且是领导这样问我。我一时难以委婉地回答，就说没有时间写。他毫不让步：“呵呵，那我就替你写吧。”呵呵，这不是逼我入党吗？

他是新来的较为年轻的党委副书记，分管我的工作。经过一段工作上的相互接触，他对我有了一些了解，但怎么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对他的提问，我是要当个问题来研究的，研究怎么妥善处理。暂时没有良策相对，只好一拖再拖，因为我在忙比这更值得我倾心的问题。

新闻是不能写了，但情感需要宣泄，喜怒哀乐还是需要表达的。于是，文学创作渐渐地展现在我的笔端。

这期间，全国开展“民间文学三集成”的工作成全了我，我和另一个人同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就是驰名中外的民间故事家谭振山。

在这之前，我写的散文、散文诗等文学作品已散见报刊。在领导的心中我是个“文化人”了，所以，我们公社“三集成”的工作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通过走访，我发现了谭振山老人特能讲，讲一千个民间故事都不重样。这相当于我发现了第二部天书，太幸运了！

中国特色的“天方夜谭”，触动了县、市、省各级文化部门的敏锐神经，也得到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县文化馆专门给我配备一台录音机，收录谭振山的故事。可惜录音带的质量也太那个了，会在录过后的不久自动消磁消音，等我发现没留下一句录音的时候，为时已晚。值得庆幸的是，我边录音边做笔墨记录，否则前功尽弃，悔之晚矣。

如今的谭振山已经是84岁的高龄老人了。2006年，他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全国第一批惟一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时间，谭振山老人又一次成为上下瞩目的新闻人物，全国的各个媒体趋之若鹜前去“独家采访”，以获得“独家新闻”。

我们的媒体就是这样的可爱，从不同的角度获取不同的新闻效应。他们求得唯我独尊无可非议，却不在意一个年迈人在难以承受的劳苦中，为他们“口若悬河”。然后，他们在“滔滔不绝”的篇幅中，“振振有词”地把原本的“遗产”弄得“面目皆非”。别人看过报道也许为之叫好，我只能为其“叫苦”。

一场关于谭振山新闻报道的文字游戏让人哭笑不得，它和更改地名早就是一对是孪生姐妹了。这里有话要说……

新兴公社，因为公社的所在地不在新兴大队造成诸多不便，常常有到公社办事的外地人，去错了地方。后来，就把新兴公社改为罗家房公社了，再后来，罗家房公社又改为罗家房乡了。

“公社”这个名词退出了历史舞台，被“乡政府”取而代之。对此，我的感觉只是称谓的变化而已，就好比“时髦”叫做“时尚”那样。公社和乡政府的内部结构没有一点变化，还是“四大板块”——党、政、群团、事业。

事业单位是个大家族，是乡政府十等干部的第九等，等于生产队的九等人，是干活的，出力的。广播站、文化站、水利站、农科站、农机站、电管站、运输站、兽医站……林林总总的单位，辛辛苦苦的工作，一如既往按部就班，这就叫没变。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文明的进程，不是笔下的功夫使然，不是改个名词就能就改变了本质。所以，我很厌恶记者导演的新闻，也厌恶记者表演的那个平台。1995年中秋时节，领导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从广播站来到乡政府办公室，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在广播站工作的后期，新闻稿件我一篇也不写了，但手中的笔却没有一刻闲着，而且一写就是洋洋万言。

领导练的是嘴上功夫，我练的是文字功夫。什么年终总结、政府工作报告、汇报材料、经验介绍……只要是领导有话要说要讲，我就有文章要做，就有文字要写！很多材料本来应该由领到自己来写，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然而他们从来不动笔，有时候连个主题框架都不给你。还好，我所接触的各位领导对我都是一百个信得过，笃信“我写的，正是他要说的”。他们说我“能写”，而且写得很好，可从来不问问自己是否“能做”，做得很好。

我作为下属，只有听命的份儿，管不了那么多闲事，也不该管，也管不了。古今中外都懂得，“听命”是下属的“天职”。这也叫做“干一不干二，铡草不倒粪”。

不写新闻稿件，领导不责怪我，因为写材料比写新闻更现实更重要。我们就成了“周瑜打黄盖”的搭档，两厢情愿，倒也其乐融融。

名不正言不顺，写新闻的哪能老是写材料啊，所以不久我就成了办公室的主任了，脱离了新闻战线。

办公室主任管的事着实不少，什么综合协调、接待来访、文件收发、迎来送往、后勤管理……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不过，对于这些重要的工作，我用不着像干气象、当编辑那样刻意提高自己以适应新位置，有一支笔就只以为得心应手了。唯有“迎来送往”这档子事我实在打不了满分，显得笨拙，可笑。

所谓“迎来送往”，是指殷切的等待和殷勤的接待来乡政府检查指导工作的上级“客人”。“客人”就是上级领导的代名词，昵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称谓变了，领导进化为客人了。

以前的办公室主任，一遇客人驾到，则满脸堆笑且毕恭毕敬地迎出门去嘘寒问暖，诚惶诚恐得很。接着，就是把这些大员们当成货真价实的客人，尽心尽意地安排酒宴，为之接风洗尘等事宜。

到了我任这个差事则一反常态，我行我素。不管你是什么“客人”光临，你都得讲究“客随主便”，我的地盘我做主！你来了，你先到本官邸报道，说明来意，我再协助你要履行的官差，否则本官视而不见。

我不嫌我官小，有的客人觉得我卑微，懒得与我费话，人家来后直接去见某书记某乡长，我就笑，笑他不懂得本府规矩。书记乡长就问他“办公室知道您来了吗”？书记乡长必须这么问他，我上任前已经声明，“我不知道的事，我不负任何责任”！

有的客人没看到书记乡长，心有不快地回到办公室来问我，自己都觉得没趣。像这样的领导你就该毫不客气地刺激他一下，让他懂得尊重下属你才能高高在上，懂得平易近人才是领导的风范。他们旁若无人惯了，颐指气使凌驾于人的毛病难道不应该有人为他们治治吗？

“客人”们，比起他们的“车夫”来还算文明一族的。“客人”们的头上都有一顶冠冕堂皇的乌纱帽，遇到慢待也会忍气吞声，以显大度。他们的“车夫”们则不同了，总是一副狐假虎威的派头，自以为“官高奴贵”。他们一进办公室就像如入无人之境，愿意坐哪就坐哪，有时就坐在你主任的椅子上，碍手碍脚还心安理得。

有一次，一位农民来办事，见坐在主任位置上的“车夫”，就笑着过去了。

“请给我盖个公章吧，我大老远来的。”

“我不管。”

“求求你了，帮个忙吧。”

“我不管，你不明白啊！”

“你不管，那我找谁啊？”

“我也不知道。”

那个农民急了，“车夫”才站起身来。

“我是市里的，不管你的事。”

我接过话茬：“既然他不管，就得我来管了。”

我一边笑一边给他盖章，还得给那个农民陪个不是：

“实在对不起，领导来检查工作，耽误您办事了。”

“车夫”，可不是我对领导们司机的戏谑之称，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尊称”。领导和领导谈话办事，汇报工作，他们就没有事做了，就来办公室找事。闲得无聊，坐坐我的椅子还算老实的，像乞丐一样向你乞讨你就烦了。

“主任，领导都有烟抽，俺‘车夫’你就不打理打理啊？”

他向我要烟，知道我手里有“招待烟”。他们抽烟从来都是“公款”消费，习以为常了。其实，他们车里有很多这样的烟，但也得和你讨要，这叫“待遇”、级别，这个过程是不能任你随意取缔的，也是司机一天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不然就觉得自己没有尽职尽责似的。你的烟发不出去，你就没做好接待工作，但他们不要，我从来不主动地热情地“孝敬”。

这些司机大多都是有来头的，沾亲带故的很多，你不答对答对，咱们领导心里都不舒服，都如鲠在喉。

客人们的生物钟十分了得，来乡里检查工作的时间基本集中在上午10：30到11：30这个时间段里。来得早，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可做，闹心；来晚了，午饭又没有充分的时间为他们做安排，丰盛的水准难以保证。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和趋于科学的筛选，这个时间就成了“客流量”的高峰期。有时一起来了三四辆“客车”，最多时一天达到8辆。乡里的食堂容纳不下，就去街上风光风光。

大凡来客都是有预约的，头一天晚上打个电话过来，也免得第二天扑空扫兴。“客人”们深谙打无准备之仗的失意与沮丧，只要有预约，不管你乡里领导有天大的事，都得编好恭维的词，在家静静地恭候。因为“客人”登你的门槛是对你情有独钟，是对你的偏爱与青睐，升官晋级的奥妙，引逗你求之不得，兴奋不已。是的啊，你辛辛苦苦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啊？

诚然，也有少数的不速之客突然降临。他们或是在其他乡镇没有落下脚，或是因为办什么其他私事错过饭时而匆匆赶到。这些“客人”嘴上说的都是些“时间紧，没打招呼”、“路过这里，想你们了”等等等等。听起来格外的亲切，和你的情感也十分的密切。

到了元旦、春节，各部委各科局的小车接踵而至，门庭若市。“客人”们一反常态，笑容可掬地先到办公室和你亲密无间。来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给你拜个早年，跟你密切密切。

“密切”是时尚的行话，情感投资的同义语。没脚的是鱼，独脚的是米，双脚的是鸡……这都是密切的桥梁与纽带，曾经盛行一时。这些开销是走不了正式帐目的，全由办公室做一番手脚，在食堂的招待费里报销了。是啊，反正食堂也是“客人”吃饭的地方，回家消费也好，炊事员省得……

乡政府哪来的钱“密切”？唯一解燃眉之急的办法就是赊账，先答对眼前的紧急。“客人”或大腹便便，或满载欢心地走了，讨债的则鱼贯而入，你就得像拜年似的跟人家说好话。

这样的钱要花到驴年马月吗？到哪里才是尽头？怎样花领导才算满意？只有后一个问题我能解答：领导上对我对“客人”的接待、招待很不满意，说我一不主动，二不周到，都怪我只知道省钱！这些我都认账，这是我的初衷，于心无愧，“虽辱犹荣”。可我得到的则是——

3 草根的干部（北京之行）（5）

3草根的干部（北京之行）（5）

我得到的是，1998年12月提前办理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俗称假退），提前离开了工作22年的罗家房乡政府机关，去北京儿子家“休息”。在沈阳到北京的12次列车上，我没有即将领略皇城根的快慰，却因背井离乡而伤感，闪回着已经逝去岁月的记忆。

乡政府办公室，共有四名公务员费力不讨好地支撑着，我是头，自誉“草根干部”。这个“自誉”也叫“自诩”，我觉得并不为过。本人就是草根一族，我接触最多的也是草根人物，为他们服务我就是地道的“草根干部”，没有牵强附会之嫌。

在办公室工作，我接触的人大致可以分为4类——本机关领导、本机关同志、“上级客人”、来访群众。后两类人员都需要用“接待”来认真对待的，最好对待接待的是草根群众。群众找不到任何借口让我招待他们，省事省时也省钱。群众不像“客人”公事在身，他们都是因私事来的，求你来办事的，那叫卖方市场，你主动，他需要你买他的帐。所以，那时候找你的人都有一句口头禅——“我有个事，和你商量商量……”这也是开场白，客气得很，怕得罪了你，坏了他的事，顺便还递过一支烟来。对待群众来办事，我的原则是：该办的不用商量，不该办的没商量。开个介绍信，盖个公章，用不了1分钟了事，赶快给人家办理。不能办的事，说明道理，让他了然，也欣欣然地离去。

群众来找你也有许多难办的事，那就是因“公事”或“私事”来访。这里政策性很强，需要你耐心细心严谨地对待。

那些年，农民负担问题、干部作风问题、廉政建设问题、党风党纪问题，成了矛盾激化的热点焦点。在我经手的众多信访来访案件中，我认为群众的诉求100%的有理，没有无理取闹的。他们反映的问题只是情节、性质、程度有所区分，但问题是存在的。他们的要求大体一针见血——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拿下，不要这样的干部。

对问题严重的“反映对象”，我没有姑息养奸，更不会官官相护，而是“鼓励”来访者：

“性质是很严重，但就凭着几条，你还要不了他的‘命’……”我告诉他们，这不是要命的病。要想告倒他，有一条要命的就行了……他们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我承诺反映给有关部门，进行教育，让来访人了解相关处罚的条例，把尺度交给他，让他做“法官”。不然，你会更加激怒来访者，他们最忌恨官官相护，遮遮掩掩的说教。

群众的工作其实很好做，只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心里没有群众，不关注群众的呼声与疾苦，造成小洞不补大洞叫苦，千里金堤毁之蚁穴，一指之疾伤数尺之躯的被动结局啊。

办公室的工作，我“趔趔趄趄”地干了2年多，以“力不从心”掩盖“己所不欲”，向主要领导提出换位的请求。对此，好多同仁表示惋惜，让我坚持，怎奈我决心已定，婉言相谢。

他们惋惜什么？以往的办公室主任都在这个位置上晋升了副乡长、党委委员什么的，官升一级，只有我自愿“平调”，可惜了，可惜我这个“材料”了。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退休后我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做“材料”——

在我的文字还“未出茅庐”的时候，“材料”给我的印象，是指建筑用的砖瓦木料，或纺织用的蚕丝棉纱等等。也就是说，材料是工人制造出来的，砍伐下来的……怎能是写出来的？

走进机关后，我才知道材料是可以写出来的，才知道材料就是文章，文章也叫材料。我咬文嚼字，就去查词典。那里说，材料是提供文章内容的事物，而并不是文章本身。所以，只能说搜集材料，而不能说写材料。这是70年代初我的肤浅，现在早已约定俗成，材料就是文章！

一天，乡长（当时叫革委会主任）很急，写材料的不在家。“没牛就使唤犊”吧，就叫我写一篇材料，说明天他去县里开会发言用。

他知道我老高毕业，喝些墨水，懂点文字，就一厢情愿，可我却一筹莫展，才知道材料原来就是文章，我没写过，只写过作文。

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正犹豫，“乡长”说话了：

“今晚你就别回家了，在我屋里写，我去别的屋里睡。”

我到公社上班不久，就坐上了“乡长”的宝座，莫大的信任与荣誉感，让我有那么一点受宠若惊。

功高莫过于救驾，我极力地搜肠刮肚使尽浑身解术，天亮前，有生以来第一篇材料出手了。

“乡长”从县里回来，见到我的头一句话就是“行！你是个材料！”

看来，我写的材料不仅过关了，而且使他一炮打响，得胜还朝，喜不自禁。

从此，我就渐渐地成了写材料的材料了，不仅文章是材料，人原来也可以称作材料。于是，总结材料、计划材料、经验材料、典型材料、报告材料；通知、决定、请示、通告等文件材料，就连“食堂就餐须知”这样的材料也都由我一手去材料了，由“文革”后期一直材料到改革开放，直到“假退”。

那时没有微机，写材料全是一笔一划地爬格子，由草稿到定稿，其劳苦不言而喻。不过，常写材料也有窍门儿，也可以偷工减料，比如：写今年的计划，只要把去年的改改就行了。改日期，改流行语，改数字……再有，领导对下的讲话，末尾都是如何加强领导内容之类的文字，照抄无误，结合点时间地点农事就得了。还有，9号用的材料，你别交早了，8号交上去就可以。交早了，领导会跳你的毛病，让你重写，不然还叫领导吗？也就是说，你的材料写好了，留足给领导看一篇的时间就行，看后就用，不行也行，改写没有时间了。我倒不是敷衍，而是有些材料领导本身就想走过场，他也没有办法，你干嘛认真，给他添麻烦？

我给领导写的材料不计其数，领导的更迭也频繁得难以计数。那些不写材料又不是领导的一些人，才是真正的材料。他们在你写材料的不经意间，当了副乡长，又升为乡长，又从乡里调到县里，不胜枚举，那才是公认的“材料”。我这个材料没成为“材料”，没有怨气，心理很平衡，甚而感到是一种享受，其乐融融也。

你想，你怎么写，他就怎么念，谁听谁的？你的见地拨开他的谜团，谁比谁高？领导在上面念，你在下边听，听听“听众”议论材料，相当于自我欣赏，也是休闲。听众知道是你写的材料，说你高，实在是高。这不是虚荣，是价值，是认同认可。不是材料的“材料”图的才是虚荣，不是吗？

材料终于写到了句号。去北京前，领导亲自把盏，诚心诚意地送我一席话：

“你这人就是太实在，凭你的材料，当什么都够材料，责任在……”

我没有让他说出下话来，他要说责任在领导，辜负我了，可惜我这个人了。

能写材料，就非得当个什么领导吗？我压根就没有那个奢望。安安稳稳地生活，踏踏实实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写点材料轻车熟路，难道不好吗？

思来想去，欣慰之余我也有那么一丝不好意思。你说，社会的大厦，哪块砖瓦是我的材料构筑的啊？惭愧……

换位的要求总算有了结果，很多人都在新一轮大换血中去了自己心仪的位置，我的新角色是“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股长”。这个股原来是同土地管理所联合办公的，股长兼任所长。到了我这任，破天荒地一分为二各自为政了。领导和我谈话的时候也没具体说让我负责什么工作，也没让原来的有关人员和我交代工作，更没有说清股所之间的隶属关系。试问，天下还有这样糊涂的领导吗？还有这样安排工作的吗？我找领导请教，他只说了一句“干什么都是工作嘛”，让我解放思想……

有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清楚了：我可以不干任何工作，因为没分配我任何工作！

领导并不糊涂，不给我职务、财务等职权，是怕我有权查看原来“稀里糊涂”的帐目，那是尽人皆知的“糊涂账”，领导个人的小金库，怎么能交与我？

过了1年零2个月，我按照新民市有关对干部的激励政策，决定“下海”去了北京儿子那。所以这样做，其原因有两个。一是觉得自己被“软禁”了，工作的权利被剥夺了，与其在一团死水中生活，不如换个环境“求生”。二是孙子需要我们照顾，那也是我们的责任，大概我和老婆这把年纪就是干这档子活计的材料了。去北京，可以说是被“挤兑”走的，在火车上能不感慨吗？

在“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1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下乡蹲点抓中心工作，全部本职工作可以用一句话做概括——“开了两个会，平了一件事”。

这“两个会”，都是市里主持召开的，有主要领导参加，我陪太子读书，听听会议精神就算100%的落实了。“一件事”，棘手的事，解决一起严重的民建纠纷。

“民建”，民间建房，纠纷发生在小韩村。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了，相持几年了，我早有耳闻，想不到至今还没有解决，会轮到我来处理。

说起来纠纷的原因很简单，建房户“抢钱”了。他的南房墙地基超出邻居20厘米，“抢前”了。农民最忌讳这个谐音，也违背村屯建房的有关规定，没有一点道理。那么，建房户为什么不扒了重打地基呢？纠纷的症结就在这里面。

建房户是有背景的，他拿到了土地管理所的建房审批手续，以此作为尚方宝剑，对邻居置之不理。邻居以事实为证，多次向乡里提出异议未果，就对建房户横加干涉，不让其继续动工。建房户也来找乡里为他撑腰，双方闹得不可开交。领导一看大事不好，只好叫我来处理。我很清楚，这是得罪人的事，处理过后一定有哭有笑，但我没有回避。

来到小韩村，书记主任都躲得大老远，生怕乱事缠身，惹事生非，不予配合。他们是害怕这两户人家吗？不是，是害怕这两户人家的后台，邻居的后台也是乡政府的要员。

在农村，最得意的人家则是手里有钱花，还有亲属在村上乡里当干部，说话办事硬气。这也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痼疾，攀高结贵视为“得意”，看作为人处世的优势。有些干部不是不懂政策法规，而是为了在亲朋面前显示自己的地位与威信，拿政策法规当面团，在他们的手里搓来揉去，为我所用。得逞了，露一把脸，得到一些利益，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得花样翻新又随心所欲啊。

情况很清楚，我不怕得罪人，怕的是人在心里骂你不是东西。我做好了准备，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到场，看看我的公断是否公正，不怕你嘴上骂我，心里服气就行。那天，果然人山人海，这样的事还用动员吗？都来看热闹！

经过一番勘测，我当即决定“扒掉重来”，赢得看客会心的支持。想不到的是，建房户什么也没说，自认理亏，他的邻居却为他打抱不平，扬言要告我！内情不言自明，他们是亲戚。

当即，我把处理决定一式三份交与建房户和邻居，自留一份，签上我的名字，盖上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的公章。我郑重地宣布：

“如认为处理不当，或在处理中有营私舞弊的行为，任何人在15日以内都有权到上级有关部门投诉或控告我，否则，必须执行此决定！”

一场旷日持久的民建纠纷，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解决了，我也做完了我一生所有的工作。至此，小寒的民建纠纷也到此结束。

在农村，许许多多被任为不好处理的事，原本都是手到病除的，或者叫易如反掌。只是那些当令者，总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难以放开手脚，才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他们想养猪，又怕得罪山神爷。自己想当山神爷，又养不了猪，走进奇怪的思维中。

我得罪谁了吗？

记得那天我还没有回家，电话就几次打到家来了。那时我没有手机，否则手机早就没电了。家人告诉我，是张某某打来的，过一会她还要打过来。

她是谁？我知道，她是新任党委委员，原来的土地所所长的夫人，建房户的亲戚。

果然，我的屁股还没坐稳，她的电话就响了。开始话茬很硬，紧接着就叫我大叔，软绵绵的……

我说，咱们先不谈政策，即使我的决定不是这样，邻居会善罢甘休吗？告到新民市，你就不怕吗？如果你不怕的话，我可以推倒重来，我和你一起去市里，你想想吧，想好了，一会你再给我电话好吗……

她敢吗？真理在我手中，有理走遍天下！

没有几天，她又打来电话，我只记得“谢谢大叔你了”那一句话，掏心的话。

原来，有人听说她要走我的后门儿，对这个处理还愤愤不平，人家就要越级上告。这回村里的书记主任做工作了，书记是她的姑爷，好言好语说服了那人。不然，事情就复杂了，卷进此案的人会更多，她们一家能脱离干系吗？

后来我正式退休了，回乡里办事看见了她，她说什么也要送我回沈阳，热情得很。她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用钱的地方多了，呆不起，当了的士司机。

在我去北京前的那天，是1998年9月23日。我举办了一个“告别宴会”，很简单，一共8桌。来人大都是我的兄弟妹妹们，知道我此行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因为孩子都在城里，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了，都来为我送行。这个宴会实在是我被逼上梁山的，他们说了一大推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大家都要看看我们家的世界冠军，就要结婚的儿媳妇马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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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的上司 1 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

第四章我的上司1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

世界举重冠军马娜，也是我们的老乡，新民市人。我们家也能有个世界级的冠军？我没有想到。冠军是一张多么靓丽的名片啊，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可是草根一族的平头百姓啊。亲朋好友也都为我骄傲，都想看看冠军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于是间，就借我去北京的机会大家张罗聚一聚。后来聚一聚的范围就膨胀了，乡里的同志也来凑热闹，党委秘书李世和自告奋勇为之策划相聚的“内容与形式”。

经过我与他的讨价还价，我们打成了共识：

1。不要请上司；2。规模不要扩大；3。除了本乡人员外，约请在新民境内我的高中同学……

1998年9月22日晚上，也就是聚会的前一天，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回忆我那些形形色色的上司们。

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老师作为上司，尽管我遇到那么多不讲情面的老师。我也没把班级的干部称为上司，虽然我们之间似乎从不存在同窗的情意。被我称为上司的第一人，则是下乡务农后的队长。

60年代，生产队的一把手叫做“政治队长”，负责春耕夏锄，干“民以食为天”正业的是“生产队长”。我们8队的政治队长，就是被我称作萧何的李队长。李队长比我年长六七岁，早年就当大队会计，1964年初回到生产队，挑起一百多人政治方向这副重担。

1960年，我家从那家窝棚搬到德盛堡后，我和李队长家住一条街。我上高中后不久就认识他了，去他家开一张证明信时认识的。也许是为了群众办事方便吧，公章就像他的拳头一样随身携带。

那是一天清晨，我第一次踏进李府。

他的家两间房子，里屋有南北两铺炕。给我的第一印象，炕上黑压压的全是孩子。不经意间，我数了数，那时一共6个孩子。（1967年又生了一个，和我的孩子同龄叫李成义）。人口是多了一点，可生活内容却不少一点，有用的没用的陈设随处可见，摆满了靠西墙的一溜炕柜。一看就知道他们家很富裕，其他人家那时是没有什么摆设的，挺多有一个“老祖宗”贴在炕柜上面的西墙上。

李队长见我来了，脸色和没洗脸前一样，问我有什么事要办。我叫他大叔，说要开一张证明信信，证明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学校需要大队证实盖章。他没有说什么，就给我盖了，我很感谢他的爽快。

祖母没少告诉我，在农村说话要有大有小的，嘴甜点没有亏吃。今天办事大概是“大叔”起了作用吧。

母亲也是这样叮嘱过我，所以无论住到哪，我的叔叔、大爷、大婶……越来越多，比我小的都是我的叔叔了。我有点不情愿，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截，总想兄弟相称。在那家窝棚住的时候，妈妈管我们的房东叫姑爷，我就叫他姑姥爷，管他和我同岁的儿子叫舅舅。其实妈妈和他论亲家才对，我表哥的岳父和房东同辈。后来我大了，明白了一些道理——那个社会背景，那个受歧视的家庭，就得处处矮人三分。

李队长的父亲和我的亲表舅是姑表兄弟，我和李队长理应同辈，按妈妈的法则我又小人家一辈。在农村，怎么论辈分有许多的关系可以为据，但妈妈总是宁可不要同辈，也要管人家叫点什么，违背了“亲打近处论”的原则。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叫过“李队长”，见面就是“大叔”。李大叔不大懂得“务农”，一年四季的生产全由另一位队长毫无怨言地操持着经营着。他管的事就是一个“钱”字。

1964年末年，公社号召“冬季大搞副业生产”以弥补水灾造成的损失，我们8队选择了扎笤帚。笤帚在农村卖给谁？当然要到沈阳去推销。沈阳对于李大叔很熟，他见过这个大世面，李队长有了推销的用武之地。

李大叔一到沈阳就如鱼得水，乐不思蜀，不管我这个会计给他带多少钱，回来之后总是一分不剩。到结算差旅费的时候，我还得找给他几十元。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冬，几乎让李大叔花个罄净。社员们不敢怒，也不敢言，反对他就是反党，思来想去还是脑袋值钱。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的分值只有0。36元，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成也就100元。李大叔去一次沈阳，就要花掉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成。他好厉害呀！

眼看就要过年了，我知道有一笔副业款转到新民镇内的银行了。我没有请示李大叔，骑自行车往返跑了240多华里路去提款。这笔钱记得是800多元，我自作主张拿它“办电”，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用上电。

等我到家了，天早就黑了，我暗自庆幸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过年了，家家亮堂堂的，只有李大叔因为再次出差无钱可花闷闷不乐。一年多，他又乐了，李大叔回到大队当上了书记。

李大叔总算就位于一个能供养得起他的地方，8队的社员比他更乐，少一个能花钱的队长，等于增加了两成年景。但这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李大叔对我“乱花钱”耿耿于怀，这才有“文革”初期李书记在7队向我大开杀戒，摘去我的乌纱帽的革命行动。

李书记当上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花钱的嗜好终于把全大队花急了。不久，因为“好吃懒做”，被公社党委“撤职”，安插在社办企业——采石场当书记去了。那里比大队有钱可花，党委的决定太英明了。不过，可怜了一个大队的老百姓，却豁出去一个公社的“向阳花”。

一段时间里，李大叔“吃石头”的故事又演义成了传奇，他去了曹家中学当了不在编制的工友。他给老师烧水送茶倒也清闲自在，跻身与“干多干少没人问”八等人的行列。当然了，有时候连校长——他女婿办公室也要闹水荒。我的李大叔就是这么厉害。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厉害的上司看官你别急……

1 厉害的上司（囚徒书记）（2）

1厉害的上司（囚徒书记）（2）

李大叔走了，8队的社员一致推举于海泉当队长，他既能当政治队长又可以做生产队长。队长的角色本来是由大队指派的，或是叫指定的，选举只是形式而已，但这次大队的指派不好使了。

李大叔走后，大队的指派其实就是李大叔的钦定，他是书记也是“大队”，大队就是他的天下，任命个队长易如反掌。这回任命队长，不仅不易如反掌，反而“难于上青天”。道理很简单，他任命谁谁都不敢干！社员惹不起你书记，但敢和你任命的队长叫板，这些“准队长”没有一个是党员，反对“准队长”不是反党，爱咋咋的。

大队没有办法，只好让8队海选队长，社员的目标聚焦在于海泉身上。

于海泉，本地人，当年40多岁。早年间因为受不了3年困难时期的挨饿，背井离乡跑到外地当了“盲流”。1968年从外地回到老家，和我住一趟街。老于跑盲流之前不怎么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是个“个别社员”，就像我在学校是个个别生似的背个“污点”。在官方眼里他有“污点”，在社员心中他是个有“道眼”的能人。大家就得意他那个“不听邪”的脾气，认为“不听邪”就是不听“上边”的话，才能吃饱饭。

经过海选，于海泉走马上任了。上任前，老于把“责、权、利”摆得很明白：

“既然我是大伙选上来的，大家就得听我的，我保证把分值整到全公社第一！”

老于当队长勤快，跟社员一样的干活，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做好，自己的子女更不例外。一次，他的女儿铲地落草了，老于当场让我这个会计扣她的工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六亲不认”，都说老于太厉害了。

他这样治理8队，效果可想而知了。

到了秋天结算，老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分值突破了1元2角，粮食单产一跃名列全公社第一，党委书记亲自给他披红带花。

他当队长，我做会计，我们合作了2年。1970年我要去学校了，老于再三挽留我，无奈我决心已定。老于很惋惜，他说过，当会计不吃不喝不贪不占的太少了。在农村，会计是文化人，队长基本上都是大老祖，不懂得帐目，好多生产队实际上是会计当家。会计使个花招贪点花点，队长都找不到北，连憋气带窝火，和会计往往合不来。

我走后，老于又干了2年队长，说什么也不干了，大概和会计有关，心灰意冷了。他自己也知道，骂他的人太多了，都是原来生产队“八等人”以上级别的人。他当队长心眼太死，总不给这些人一点便宜，于是，“八旗子弟”们个个跃跃欲试都想当队长实现自己的野心，也会孝敬他们的“太上皇”。

老于之后，8队几乎所有的老少贫下中农都当过队长，就像隋末的18路反王，乱了8队的江山。大队和8队的“江山”一样地“乱世出英雄”，这些“英雄”也是我的上司，因为我做过生产队的会计，做过大队的团总支书记啊，与他们都有扯不断的瓜葛。

李大叔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前，原来的书记姓刘，刘生仁，50多岁。他不是本地人，50年代初的老党员。刘书记苦大仇深，为人忠厚，说话有点口吃，不善言谈。刘书记除了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外，其他的字能认得的就微乎其微了。

从解放初到“文革”前，农村的党员没有几个，组织发展得很缓慢，强调“慎重”的原则。从我回乡务农时起，直到“文革”，好几年也没听说有谁入党了，有的村屯连一个党员都没有。为了体现党在农村的领导，刘书记便从三道岗子公社调到我们大队当书记，已经有10多年的光景了。我们大队当时只有4名党员：

贺文礼老党员，有一定的文化，合作化时也有些名气。无奈他一则年龄过大，二则成份是中农，不适合当书记。

王玉昆没有文化，一天也不说一句话，记性不好忘性不错，外号“三倔子”当队长都不行，哪能当书记？

李秀清有文化，在大队当过会计，混了好多年，“知道”里外轻重，只有他鹤立鸡群，当书记“够”资格了。

1964年末，刘书记思乡心切，辞职迁回了原籍。他走的时候，只用一辆马车就搬走了全部家当，扔下了结发老伴的骨殖。他为什么思乡？落叶归根此其一。其二，是他倍感孤立无助。

就是因为他老实，很多觊觎权利的人挤兑他，包括大队的一些人，还有生产队的某些队长。这个时候，他赶上了一个风头——所有异地当官的，只要你自己想回原地，公社一律开绿灯放人。和他一起回家乡的，还有临近团山子大队的王书记。

刘书记走后，李书记和另一名叫张国生的党员轮流坐庄。

张国生，老党员，解放初就是月牙河村的干部，说话办事都很麻利，小时候在月牙河念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1959年在“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中，张国生受“地富反坏右”的牵连被捕入狱，所以他不再是德盛堡大队的“四名党员”中的一员。1964年得到甄别，但组织关系一直没有回复。释放后不久，刘书记告老还乡，他的党员身份也得到了恢复。不久，张国生由政治囚犯戏剧性地衍化为党支部书记。

我当团支部书记的“任命”，就是张书记责成李大叔和我谈的话。

“老腿旧胳膊”，又逢“新官上任三把火”，德盛堡大队的各项工作有了不小的进展。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一吹过来，张书记顿然倒地。他的成份是不折不扣的中农，红卫兵说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富裕中农路线”，根据是他提拔了我，毫无依据的逻辑推理，使他一败涂地。李大叔则是坐收渔利，走上了“土皇上”的宝座。

红卫兵真有这么大神奇的力量吗？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三支两军”开进了农村这块阵地，把张书记像打扫战场那样，清除了“皇室”，下放到二队（他的家）劳动改造。他没有怨言，觉得比监狱好多了，队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十分听话。

冬天赶大车往地里送粪是个苦差事，此时此刻没有“种子马料换酒喝”的美事了，只有顶风冒雪地在野外跋涉，任凭“北风吹，雪花飘”，咬紧牙关当苦难的杨白劳。其他社员把粪装上车就回屋里闲着没事抽烟，享受温暖去了，等送粪的车回来再出去，好不自在。

那一天，左等右等也不见张国生回来，出事了。他的一条腿被车挤成了骨折，好多天卧床不起。

他若还是书记，前来探视的一定是门庭若市，眼下则是门可罗雀。所以，我去看望，他感慨万分。

我与张书记是有几方面情谊的。是他主动提拔我做团支部书记，他说我有文化，能够深刻地理解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工作有利，这叫做出以公心，是革命的情谊。我爷爷的第一任夫人，是他们桑树子（辽河边的一个村屯）老张家的姑奶奶，他就是我的表叔了，我们存在亲属的情谊。但是，我有一个党员又是书记的亲戚，并没感到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政治背景让我心境轻松。那时，亲戚的情谊早已被淡化得如同辽河的冰水，被视为最寒冷最没有价值的人性链条。我们之间的革命情谊，在那个年月更显得脆弱，经不起任何政治风浪的强势冲击，早就消失在严峻的政治气候中了。

不可思议的是，把我赶下政治舞台的是李大叔，让我淹没在阶级斗争的漩涡，几乎命丧九泉的则是张大叔，后来证实了。

那天我去看他，他显得很颓唐没落，自暴自弃的心态尽在言谈中。

“会元啊，我们这辈子算完了，我比你大多了，论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呢，没有外人，我才敢这么说……”

我到他家来慰藉，他才感到亲情温暖的存在，才认下我这门亲戚。说实话，我当团支部书记没有一点亲情的成分在其中，确实是张国生按原则办事，一心秉公的结果。

临走的时候，我劝慰他好好养伤，还说了一句“大叔，我再来看你的时候，说不定你又是书记了”。

他苦笑着，摆摆手，什么也没有说，沮丧尽在不言中。

“三支两军”像很多的政治运动一样，一股风似的过去了。张国生在“文革”中离奇般地被打倒，又神奇般地站了起来，再次当了大队的书记。因为他提拔我没有亲情在其中，得到了证实。

官复原职使他所料不及，也使他追悔莫及。他悔恨当初仅仅凭一时热情高涨，提拔我当团支部书记，害得他赶大车喝尽了西北冷风，受尽了骨折之痛。他重新上任之后，不像原来那么“热血沸腾”了，变得“沉稳”，变得“成熟”，但紧跟政治形势的宗旨则更加强烈。没有这一条，他不能生存，不能抗拒数不清的风云突变。于是，他选择了做“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先锋，做彻底的革命派，和一切反动势力做不调和的坚决斗争。于是，我又成了一个受害者，又有了牢狱之灾，又一次证明他和我没有亲情关系，过去的一切都是公事公办！

1 厉害的上司（再走阎罗）（3）

1厉害的上司（再走阎罗）（3）

我在“监督利用，改造使用”理论的指导下，当上了生产队的组长，农民叫打头的，也是给队长扛活的。俗话说得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又说“买卖要狠，庄稼要紧”，说的都是不误农时的道理。对此，庄稼人哪个不懂得？可在“文革”时期，有的人就忘记了自己是个靠地生活的农民，忘记了靠土里刨食生存的祖训，玩起了政治家的长项，我看不过去。

一天早上，我刚刚分配完社员去干活，队里的一个女红卫兵头头手拿一份中央文件，硬要我把社员喊回来学习。我没有听从她的命令，她就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来压我，我不听邪，发火了，撅了她的威风：“学这些东西有鸡巴毛用！就是不学，你想怎样？”

我说了“脏话”，没什么了不得，没有人在意。在农村不说脏话的就不是人，但我从来没说过，那天我不说脏话，我自己都觉得我不是人！

话说出去了，你想会怎样？那可是中央的文件哪，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和中央对抗吗？顶撞红卫兵马，就是藐视毛主席，就是反党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动派……有你这句话，给你戴什么帽子都不过分，都恰如其分，何况那是我的父亲正在被专政！

这个女头头的脸气得铁青，当即就去找张书记，要求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张书记毫不犹豫，立即做出决定，随即组织十多名革命派先锋，经过一番部署，气势汹汹地直奔8队而来，一次规模宏大的批判会在晚上开始了。

批判会的气氛十分紧张，队部的南北大炕上坐满了人。围坐在张书记周围的，都是能说会道的革命派造反派，人人脸上都是杀气腾腾的，做好了置我于死地的准备。

女红卫兵头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揭发我的罪行。紧接着，张书记开始声讨。

他以分析我的家庭出身做开场白，说我骨子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份子，继承了反革命家族的血统！他还说我的言行是封建主义、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复辟资本主义，是攻击文化大革命……字字见血，句句要命。

我没有发言的权利，听之任之，成了任人宰割的“鱼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随后，张书记命令我坦白，老实交代。

给自己戴帽子，我冤屈；坦白？我委屈！于是就说我不老实，说我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接下来就是急先锋们对我的批判。

张书记知道，我们队的人是不会批判我的。这倒不是一个队的人抹不开说话，而是没有理由批判我，再没有良心也不能颠倒黑白，拿不是当理说吧。所以张书记就纠集外队的“打手”向我开炮，以打倒我来证明他的“革命”，证明他以前对我出以公心，还自己的清白。

批判会上，外来的打手们，进攻最猛烈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曲作明，一个是郭海春。

郭海春是5队的会计，我们曾经是同行，年龄比我大几岁。他是我母亲的远房姑表弟，所以我很尊重他，平时见面我叫他舅舅。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火力竟然异常的凶猛，对准我的胸膛开火，让我在眼里流泪，心中流血，感到世界上最残酷的就是“六亲不认”。

曲作明，在上文中就提到了，我们是真本实料的姑舅亲，他的祖母是我太爷爷的亲妹妹，他就是我的表叔了。然而，就是他，引导张书记把我带进死亡的大门。

曲作明曲会计，比我大3岁，小时候我们在孟家窝棚住一趟街，相隔只有两家，他住我家东头。原本是个聪明机灵，身体健全的人，1950年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成了伤残人。

他是大队会计，也是我曾经的上司，也是厉害的上司。他的嘴厉害，伶牙俐齿。批判会从他发言开始就变成了批斗会，他的每句话都咬得我出血。

回想起来，正是他厉害的嘴，咬去了自己的眼睛和胳膊。

刚解放，农村的经济和解放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孩子们吃的零食只比解放前多了一样东西，叫做“嘣豆”。嘣豆，有玻璃球那么大小，黄褐色的有光泽且酥脆，我没有吃过，是看人家吃时想象到是那样的。那时农村没有小卖店，小食品都是小商小贩走街串巷叫卖，品种只有麻花、烧饼、灶糖、糖葫芦、炒花生这么5种。在平时谁舍得花钱买啊？只有孩子头疼脑热了，家长才思考再三买那么一点，就当吃药了。我能吃上这些小食品，都是有病时得到的。为了多吃几口，病好了也说没好，母亲有时候就再买一些给我，但她总要搭上一句话：“装病！”

曲作明也是孩子嘛，也想吃到嘣豆，家里没有钱买，就捡些碎铜破铁换。

初冬的一天早上，突然一声爆炸震惊了所有人，是从堡子东面传来的。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有许多人朝曲家急急忙忙地跑去。

曲作明被炸了，他捡到一个炮弹的引信，扣那上面的铜引爆了，顿时血肉模糊。刚解放，雷管、子弹、手榴弹、炮弹，那个地方都有，只要你细心就会见到。

我们的堡子在辽河边，离沈阳90华里。那咱没有平坦的公路，更没有公交汽车，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只有抬担架。直到60年代初，急症患者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去沈阳就诊，至少得8个小时才能到达，好多不该死去的人，在半路上就命丧黄泉了。

他死里逃生，但活得很艰难，眼看就30岁了还没有成家，尽管有一个会计的招牌。谁家的姑娘眼睁睁地嫁给一个残疾人啊……

后来曲作明心不甘情不愿地，与一个比他小5岁失明的女人结婚了。那个女人姓刘，也是我们的老乡，从小就失明了。听有人说过，结婚的当晚，他哭得很厉害。刘姑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几年就死了，好不悲凄。

曲作明是不是有些心灵扭曲，我不敢断言，但他处事做事确实与一般人有所不同，他得罪了很多人就是证据。他的对立面很多，一条共同创作的顺口溜就是讥讽贬损他的写照——

一个眼睛两张嘴，三只胳膊四条腿。

这就是他们夫妻的画像，尽人皆知。我听了摇头，不应该这样“放肆”，口无遮拦的咒骂人。

批斗会上，我想起了这个顺口溜，觉得他挺可怜，也可气。为什么不好好地做人，不然的话，这个顺口溜会止于善者，是你不善啊。

他果然不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指着我说：

“像这样的败类，就得交到公社专政组去接受专政！”

听到他这么说，所以的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那是个什么地方啊？那是个阎罗殿，是个“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地狱！

由他这么一说，张书记表态了：

“明天我就送你去公社！”

大队组织的来人没有示弱的，揭发批判一个比一个上纲上线。和大跃进誓师大会一个模式，态度一个比一个坚决。最后一个人的“发言”，只有用“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来结尾了……

1 厉害的上司（无力回天）（4）

1厉害的上司（无力回天）（4）

第二天清晨有些阴冷。我还没有上班，大队人保组的老雷派人就派人来传唤我，吉凶难料。

爱咋咋的，我没有多想什么。

大队部很清静，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雷，一个是老贺头。

老雷是人保组的主任，老贺头是老党员，当过多年的大队长。解放初期老贺头就是党员了，合作化他在全县第一个办起了初级社，一时间名声鹊起。这些年来岁数大了，不再担任什么职务了。别看他不是什么官了，但说句话还是有人听的，很有面子。在家没事，老贺头就来大队看报纸，从来不参与大队的任何“政事”。

见我来了，他放下报纸，看看我，没有说什么，又继续看报纸。

老雷呵呵地笑了，骂了我一句“他妈的”，就让我坐。

“他妈的，下回注意，回去吧，真他妈的……”

我的滔天大罪就这样被豁免了，我没有想到，就对老雷表示“谢谢了”。

“他妈的，些我干什么……”

我和老雷都是原来孟家窝棚的老户，街坊上论，我叫他雷二叔。他不让我谢他，我不解，只好倒出缘由来。

我这次法外开恩大难不死多亏了老贺头。我“造反”的事，他在大队听得一清二楚。后来听说张书记要把我教到公社，他说话了：

“教育教育就是了，弄到公社有什么必要吗？”

张书记反问他：“你说怎么教育？”

“批判会你也开了，你说怎么教育？”

张书记默不作声，就和老雷耳语了几句。

老贺头怕节外生枝，所以一大早就等在大队。见老雷如此这般“教育我”，他扔下报纸就走了，我没来得及谢谢他。

80年代初，老贺头已经90岁的高龄了，还经常到大队来看报纸。那天我从乡里来我们村办公事见到了他，他正在被书记呵斥。

“碍事叭啦的，总往这溜达啥？”

“曹书记，碍什么事了？有这样关心国家大事的党员，咱们村有几个？”

我看不过去，连说带笑地诘问他说话太不尊重人。

村上的报纸多得是，真正看的真就没有几个人，挑点花边新闻看看，闲聊有话题也就是看报纸的宗旨了。

老贺头是不是建在，我不知道，只知道后来他不去村上看报纸了，仅仅是年龄大了吗？

那次没把我置于死地就算是造化了，还当什么组长啊？我也后悔不该不听红卫兵的最高指示，闹出一场虚惊来。清醒的时候就想，天即使塌下来，我之所忧又能奈何？“促生产”永远也不能促进“革命”，“促生产”险些成了革自己的命了，作茧自缚！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张书记也因天天酗酒，酒后无德，疏于朝政而遭革职。他喝酒没有一点的节制，从监狱回来就喝。什么酒他都敢喝，贫下中农的喝，满月酒也喝，甚至“地富”的酒也敢喝。他不怕“混线”，我是书记我怕谁？

刚从监狱回来喝，尽人理解，结束牢狱之灾值得庆贺。后来接着喝，人们更是理解，老婆回来了，大喜。

他在监狱时，老婆不能养活一帮孩子，“嫁人”了，和本队一个姓朱的老光棍同居多年。那时的人讲良心，老婆“不愿意”离开姓朱的，说那是忘恩负义。姓朱的满脸的皱纹，形体猥琐，斗大的字不认识一麻袋，怎么和潇洒倜傥的张书记相提并论啊！后来经热心人说和，彼此都解放了“传统守旧”的思想，破镜重圆啦。

再后来的喝酒，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几起几落，致使他内心矛盾重重，难以走出如何做人和做官的怪圈，烦闷又苦恼，唯有“借酒浇愁”。他真的很后悔，后悔走错了许多步好棋，心甘情愿地整过好多好人。在喝酒的言谈中，他想过向人家赔礼道歉，但清醒后就推翻了。他说，道歉是无济于事的，“疮好了，疤瘌还在。”下野后，他消沉了许多许多，自以为毕生的精力已经耗尽枯竭，更是想以酒来激活仅有的一丝希望，他希望历史重新再来！

历史不会再来，生活却在无情地延续着，就像他一天到晚的程序——

无论是生产队时的“大帮哄”，还是实行分田到户的责任制以后，张大叔都是早上默默地去地里干活，晚上悄悄地回到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生怕有人来讨债似的。那是他很少喝酒了，体力难以驾驭酒力，囊中羞涩难以沽酒，几乎是到了穷困潦倒的天地。

没过几年，他和老伴都得了慢性疾病，个个面容憔悴形容枯槁。自己的责任田也无力经营，够得上“几块疮痍，几多疮疤”了。村党支部，对这个老党员老革命干部很关切，时常给予一定的补贴。怎奈他的困难太多太大，这些有限的输血难解他越烧越旺的“心火”，有限的补救仅仅杯水车薪而已。有道是：输血不如造血，世界上一切繁荣与昌盛，没有一样是输血创造出来的。张大叔已经没有造血的机能了。

期间，我去过他家两次，其捉襟见肘的拮据令人生怜。那时候我正处在“草房+学生=贫困”的尴尬中，对他无力支撑，只能“同病相怜”，好言相慰让他鼓起勇气了。后来我不想去了，也没有再去过他家，他见到我那种内疚之情让我坐立不安。

人为什么要自责呢？又为什么要记恨呢？我没有丝毫这样不人性的闪念，因为，所有的不愉快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电影”既已上演完毕，背景还那么重要吗？“小鱼泛不起大浪”，我们都是“小鱼”，就不要苛求那惊涛骇浪把你冲向何方，受到过什么惊心动魄的劫难，只留下那么一个疮疤就够了，忘却疼痛的好，更不可耿耿于怀。面向未来吧，那才是你的力作，才是你新的一页。

我做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他的老伴到乡里请求救济，每次都是我帮她把事办完，再安排她坐车回家才做我的事。这时的张大叔已经过时了，他的小儿子也考上了大连的外国语学院，那就是张大叔能延续生命的一根稻草。

他的小儿子很出色，毕业后的工作也很好，时常把钱寄回来，补贴家用。张大叔的那一丝希望终于变成一缕曙光。遗憾的是，“曙光”的前程是多彩的光亮的，对于张大叔来说，却是反照的回光。

1998年，我到曹家村搞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时，在一片荒岗上见到了张书记的坟冢，墓碑上写着他的生卒年月，镌刻着一个难以诠释的人生。让我吃惊的是，他的老伴也入土为安了，我才想起我好久没有见到她了，心中不禁惨然。

2 温文的上司（难抑悲情）（1）

2温文的上司（难抑悲情）（1）

2 温文的上司

和厉害的上司相PK，教育圈内我的某些上司，可以用温文尔雅来评介，尤其是我初次接触到的教导主任，王驱虎老师，他是界内界外人士公认的好人。但是后来一提起他，无不为之扼腕唏嘘，遗憾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在旧社会和刚解放时的农村，还是习惯把老师称为先生的，特别是上些年纪的人。“先生”，是不是“先知先觉”“先生一步”的本意我不知道，反正在百姓的心中，是知书达理满腹经纶的圣明贤达之士，王驱虎就是其中的一位。

1970年9月1日，我当上了民办老师。那时的二道房学校，有好多的民办老师我都认识，公办老师没有几个，我也都熟悉，有的还是我的老师。丁钦忠、邹和昌、谢长柏、李志民、李玉民、王玉杰……我们都是同龄人，都是新民六中的校友，相居很近，时常见面，彼此还会陌生吗？所以我迈进老师办公室的门，他们自然热情十分，把我介绍给王主任，我们第一次握手。

王主任比我大两三岁，中等身材，脸膛白皙，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和颜悦色地向我交代工作。记得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到学校和我们一起工作”，接着则是打听我的一些近况，又说明一些需要遵守的规章制度等等。

总之，我头一次听到有人“欢迎”我，才懂得人格是那么的贵重，受到尊重是多么的荣幸。我也表示了态度，希望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虽然是客套话，但绝不是言不由衷地迎合。

时间长了，我对王主任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竟然有一个比我还辛酸的历程。

王主任原本姓高，名叫高明铎。父母过世后，他成了一个孤儿，年幼的王主任被好心的高家收养了。高家老两口无儿无女，视他为掌上明珠，节衣缩食地供他上学念书，终于成为一名师范毕业的人民教师。

感叹老天不公平，好人不长寿，高老头夫妻俩命薄福浅，刚见到东方喷薄日出，就双双驾鹤西游一梦千秋了。幸好王主任毕业了，不然这个独根苗的吃喝穿戴将如何打点啊！

王主任出身贫寒，吃得苦耐得劳，且又根红苗正，到工作岗位上不久就入党提干了，是“文革”前的党员。那时的老师中有几个党员啊？全公社200多名“臭老九”中，党员人数不过四五名吧，那是相当的奇缺，珍贵。在很多人的眼睛里，王主任的政治资本得天独厚，不可同日而语，令人艳羡。他本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显身手扶摇直上，他却选择默默地耕耘属于自己那一块田亩，心无旁骛。因之，不少人都为他惋惜啊，说他白白地放弃了大好的机遇……

王主任本分也本质，是他放弃机遇的主导。这样的“机遇”在清醒人的眼睛里是这样解释的：

他深知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愿意充当孤立无援的众矢之的……

此说也有道理，也算明智之举，明哲保身也是人生上策，明智人不会做无谓的牺牲啊。

是的，他靠自己的“小心谨慎”，无作为就是大作为。在“文革”中王主任没有沾上一滴血迹，依然一身洁白地从事着教育工作，有口皆碑。

王主任对他的属下一贯的“温良恭俭让”，从不颐指气使高高在上。他那张脸犹如一幅画，一幅“笑画”，一年四季没有丝毫的怒目相视，什么人见了都是那样的笑容可掬。

1971年，王主任被提升为公社教育助理。我们相处一年多相互感觉甚好，在那种轻松的氛围中，更多的愉悦色彩，应该是王主任的热心所浸染。

1976年，我去了公社做气象员的时候，王老师转任“知青办”主任了。就是因为管了知青，有些事儿他自己就说不清了。

知青办主任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新来的知青到条件好的大队插队；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老知青或回城或升学；还可以把国家下拨的建青年点的资材，根据特殊情况由他酌情分配……所有的“情况”，都要由主任去定性，来定夺……

就在王老师主持知青工作的期间，他家盖起了3间砖瓦结构的新房，“祸起萧墙”似乎顺理成章。

新的砖瓦房，在那时的农村可谓金碧辉煌的景观了，谁看了都会说“这家真有钱”啊！下一句就是“钱从哪来的？”的疑问。问的不是没有道理，“千元户”都是大海捞针，盖这样的房子，岂是千元户的“消费”？别说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就是大队公社的干部对此也要划个问号。

问号划在脑子里，拿不上桌面，这倒更糟糕，没有办法把这个问号从每个疑惑人的心中抹掉。抹不掉的问号就是个肿瘤，会致人于死地。正是这个问号，把王老师拖进了下坡路。

领导永远是关怀同志们的。听到那么多的非议，公社的领导决定对王老师先行转移，省得肿瘤转移要他的名，就把他转移到了曹家中学当了老师，不做领导了。

他走了，“假公济私”、“收受贿赂”、“乱用职权”的“控告”也转移到“无声无息”那去了。

王老师没有为这样的“转移”而申辩，只要人家做了决定，申辩是毫无结果的，何况也没说你犯了什么错误啊！

要知道，“革命干部犯了错误是不能公开的”，这就是当时处理“嫌犯”的原则，例行公事的做法。公社党委会的“意见”，还给他一个体面的说法——“深入基层锻炼”……

“深入基层锻炼”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圣旨，那是对后备干部的恩赐啊。但人人心里都明白，“深入基层锻炼”也是削职为民的代名词。

王老师不再思谋什么东山再起的抱负了，像所有的家长一样，他把希冀倾注于两个小儿子身上。就在他憧憬下一代的微笑中，一个晴天霹雳让他的心支离破碎，哭干了眼泪。

来到曹家中学第二年的夏天，其中的一个孩子在辽河洗澡不幸溺水身亡。

王老师悲痛不已，精神几近崩溃，人在恍惚中度日，神情也颓唐了。

一次，我到他们学校采访一位老师的事迹，顺便看看他。他显得很激动，泪眼汪汪。

“唉，想不到你还来看看我……”

我没有什么更好安慰的话，也不想多说，痛定思痛是更痛苦的，奈何多言多语旧事重提？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让知心的话在无声中交流，会更适合我们之间的“革命情谊”。

我也没有料到，这次握手，竟然是“最后”一次了。

2 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2）

2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2）

又一次去曹家中学采访，有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到新民市内上班了，家也搬去了。他执意离开这里，大概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撩起他的辛酸与惆怅。

至今我还在想：王老师真的有“问题”吗？即使有，会有那么严重吗？这样的“问题”假如放到现在，还算是问题吗……

在我受命于王老师领导的同时，还有一位上司在异地对我们这些民办教师施展着遥控。这位上司，就是于海庆老师。

我们一些德盛堡大队的民办教师，工作、业务上听从二道房学校的领导，人事权、“经济权”掌握在本大队的手中。每年年末大队给我们多少工分也是大队一言九鼎。当然了，大队也要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才会定夺。

听谁的意见？于海庆老师的意见十分重要，左右着大队的意见，却无视我们的意见。

于海庆得说是我们的长辈了，公办老师，与家父同龄。他既不是校长也不是主任，是个“负责教师”，大队委派的，因为德盛堡小学太小，只有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公社不下派。

在他的概念中，只有公办教师才是知识分子，民办教师就是拿笔杆子混饭的农民，他就是天然的统治我们的上司。

“文化大革命”，于老师遭受严重的打击，造反派打得他几乎体无完肤。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性”，他在乡亲们中，早就有“没人性”的雅号。不管他见到谁，谁都没见他笑过。用鼻子说话是他的特征，看别人的小脚是他的功能，向领导打小报告是他的家常便饭……于是乎，好多人早就想暴打他一顿，怎奈找不到借口。“文革”来了，那些人终于在他身上找到了破绽，寻到一条“下蛆”的缝儿。

解放前，于老师做过伪保甲的会计，虽然保长才够专政的资格，但他是保长的走狗，也该挨打。游斗他的时候正是盛夏酷暑，伤口上沾满了苍蝇，却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同情之感，没有一个人为他喊冤的，哪怕是在心中。

那时候流行一句绕口令，叫做：“好人打好人哪该，好人打坏人真该，坏人打好人不该，坏人打坏人活该”。于老师挨打起码属于后一种。

“文革”结束了，被专政的大多数人都成了“英雄”，不是领导的都得到了提拔，多年的老教师嘛，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人家是英雄，只有他还是“狗熊”，看在他那忠实于“主人”的份上，大队就封他为“负责教师”了，他就很“负责”了。

说他是“狗熊”，众所公认。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到他退休了也不会5、6年级算术的四则运算，汉字读音分不清平舌翘舌。凡是一有统考，他教的课程和班级基本上回回倒数第一。在他的领导下，德盛堡小学的教学成果，只得到一个民谣的奖赏，倒是人人倒背如流——

德盛堡，往后数，不是第六，就是第五。

说他“负责”，众目睽睽。他专门负责收拾比他强的民办老师，让他们的经济收入永远保持在生产队九等人的水平上。因为你是农民，就不能高于农民，这就是他说服大队给我们工分的理论依据。

其他大队的民办老师，每年的工分都是上等的，和打头的差不多。而我们只有人家的70%，在全公社保持最低的水平。我们去大队理论，每每都是他出面答复，且振振有词。

为了体现党对民办老师的温暖，国家每个月发给我们5元钱的生活补助。那时的5元钱了不得，很多生产队都是零分值。5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我记得5元钱够我们一家油盐酱醋的费用了。每到月初，都盼那5元钱到手，早就有打算了。

于老师压低我们的工分份额，把5元钱打进年终的工分里，平衡了……

他不讲理，和我们叫号：“不乐意干就回家！”

1972年，所有的大队几乎都有了初中班。我们几个属于德盛堡大队的民办老师也回到了德盛堡学校，不得不听从于老师的摆布。现在，人事权、经济权都归一统，人人心中焦虑，个个心情暗淡。

于老师终归是于老师，德盛堡学校的编制一扩大，“草寇成不了大王”，于老师头顶上的“负责”2字缩编了。

到了新的学校，于老师很不适应和我们平起平坐，依然摆出公办老师就是民办教师的领导的架势，还是我行我素地去大队打小报告，说我们不听摆弄。

果然，一天晚上大队的书记找我们这些小子辈开会。

这书记不是别人，正是于老师的表弟李秀清。

书记找我们开会的内容会是什么啊？思来想去，我们得出一个和于老师相反的结果。

又是果然，李书记没有责难我们，鼓励我们好好干，工分的问题好解决，绝不会低于其他大队！

他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于老师名声狼籍他彻底地领悟了，和他沆瀣一气等于向世人宣称他们是一丘之貉，此其一。其二，他的二女儿就要来学校上班了，优惠政策怎么也得有个提前量吧……

于老师自讨没趣，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久就去了别的学校。

新来的学校领导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家父，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干到离休为止。

我不愿意和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作，刻意离开教育部门去公社上班做气象员，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也成了我有那么多上司的历史背景。

3 如毛的上司（古板酿祸）（1）

3如毛的上司（古板酿祸）（1）

1976年8月1日到1998年9月初，在这22年的时间里，公社变成了乡政府，机关官邸由原来的平房拔高为楼房，我也从青年过渡到头发渐渐花白的岁月中来。那年我还不满55岁，但领导我的上司何止55位啊，堪称多如牛毛！

在农科站搞气象时，有阎站长史副站长两位领导领导我。张柏春虽然是站员，但他是国家的正式干部，领导不在，我就听他的，他是我实实在在的领导。站级的领导之上，还有分工负责的部门领导，部门主管的领导之上，还有党政一把手的领导。除此之外，县里气象、农口系统的各级头头们也是我的领导。下乡蹲点，我要接受“片”（几个大队、行政村为一个片）、“点”（一个生产大队、行政村为点）领导的领导。加上我工作部门“频繁”的调动，加之领导走马灯似的迁升调换，领导“繁衍”几乎成几何级数的增长，难以计数了。

刚到公社，直接领导我的，也是和我首次谈话的，是农科站的史贵华站长，公社党委委员。

史站长出身贫寒，一身正气，在机关里“没门没派”，没亲没疏。在许多公社干部的眼里，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属于“独立派”，或“游离派”，不会搞小动作。解放初，老史是农会干部，讲惯了原则，一切行动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淳朴实在得很。他没念几天书，但由于肯学和工作环境的关系，自己的工作计划和总结从来不责成他人代笔，这在领导中少有。

老史下乡蹲点喜欢带上我，他说可以向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其实我在他身上受益匪浅。蹲点的时候，他不会找借口回家看看，我们年轻人就陪他吃住在村上，只有星期天才回家换换衣服，农忙时，几个星期也不回家。

社员们看他穿戴很简朴，就和他无话不说。有些村干部就不同了，他们认为老史不够派头，是个大老组，就像对待农民那样对他“不恭”。老史讨厌以衣帽取人，当然也对这些人另眼相待。史站长的“跟头”就栽在这帮人的身上了，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

他们可以小瞧你，但你绝可小瞧他们！这是他后来的感慨。

村干部往正道上走，是群众的带头人，龙头；往邪路上迈，那就是一条地头蛇，毒害一方水土。有的连党委书记对地头蛇都惧怕三分，和他们称兄道弟，这是后话。

1977年秋末冬初，老史和我去一个很“不错”的大队抓秋粮征购工作，在“不错”的大队铸成了“大错”，老史中计又“中毒”。

这个大队迟迟不组织个生产队送交征购粮，受到公社领导的严厉批评。大队书记不做自我检查，反倒说“冤枉啊，郭书记啊，是老史不让我们交的……”大队书记信口雌黄，党委郭书记不问青红皂白，老史李代桃僵，受到不白之冤。虽然后来弄清了来龙去脉，但“后来”是多长的时间啊？半年后！这对老史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只落个悔之晚矣，又有什么值得可以弥补的呢？

在老史的建议下，公社“撤消”了这位阳奉阴违的书记。没过多久，老史被调到别的大队蹲点，那位书记又直溜溜地站起来了。

对这件事的处理，我对郭书记很有看法，就凭那位大队书记的几把眼泪，怎么就抹掉了自己的是非呢？

老史所以“中毒”，是那书记领着一帮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大吃大喝被老史抓个现行。书记眼珠一转，当即就请老史上座同干共饮。老史“不识抬举”，一股怒气，转身走了。

老史走有走的道理，他看不惯吃吃喝喝那套，骨子里觉得恶心。再说了，你为什么不先请老史啊？抓到你了，你才想起来“让座”啊，心里没有人，眼睛里小瞧人[奇qinkan.net书]，这是我的感觉，不是老史的初衷。

我和老史回到蹲点的住处，刚到屋里大队的通信员就送来好几斤肉，说是书记的“关心”。老史拒收，书记闹个“卖不了的烧鸡——窝脖回来了”。书记觉得这事不好，决心和不识抬举的老史较劲，于是，恶人先告状，告到郭书记那，倒打一耙“反客为主”先下手为强……

郭书记个子不高，也是老早年的农会干部。他到这个公社当一把手有两年了。他的信条，无一不在工作作风上，和外部表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权独揽，唯我独尊。

他在机关里有个外号——“寡妇脸”。整天一脸的哀怨，如丧考妣，且与杀气腾腾的神色混杂在一起，人人见了唯恐避之不及。他不骂人不说话，不骂人就觉得自己没有尽职尽责，就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头似的。

我是比芝麻官还渺小的官，工作上接触不上他，所以没有受到他的伤害，官小也有优势了吧。老史则不然了，是他的属下，冷言恶语司空见惯。有时候忍了，他说“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人家是一把手嘛。但是，对于那次的不白之冤，老史也是耿耿于怀。

1977年夏锄时节，郭书记到老史蹲点的大队检查生产进度，就碰了一鼻子灰。

郭书记见进度很快，质量也很好，没说什么就想走。老史笑了笑，说：“郭书记，还有什么指示吗？”他回头啐了一口：“指示个屁！”

“那我以后还听你的吗？”

“随便！”

“你可以随便，我不敢。”

“那我就听你的了。”

“你听过我的吗？”

郭书记哑口无言，老史也不留他吃饭，满心不快地走了。从来也没有人敢顶撞他，今天是猫遇上“急眼”的老鼠了。

老史有些“古板”，他懂得变通，但从来舍不得使用。我也“古板”，臭味相投，只有我算是他知心的朋友，我们之间可以随心所欲地交流，毫无忌讳可言。

为了走的更远，我学会了河里的石头把自己“磨圆”。老史在我的搓揉下，也在领导和被领导之间游刃了许多。在我的劝导下，他试探着主动汇报自己的工作成绩，加上那次他对郭书记的“敲打”，郭书记对他的成见也渐渐地“磨和”了，说话也变得“推敲”了。

老史出身好，历史清白，工作踏实上进，“文革”中就成为公社机关当然的革命派首脑人物之一了。新兴公社和全国一样，在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中，一共造成11名“反动派”被含冤打死！累累血债得以昭雪之日，老史的领导责任在数难逃，难辞其咎。“文革”后，县委解除了他党委委员的职务，成为一名一般的机关工作人员。1995年，他退休了。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执行的都是上级的指示，怎么没有人为我负责呢？党犯了错误，怎么让我来承担呢……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老史的确是苦大仇深，是共产党新中国使他翻身得解放，并成为一名革命干部。朴素的阶级感情，让他对一切不正之风深恶痛绝，这就是他“古板”人格的内在因素。他不随波逐流，体现了他的“古板”，但他又“随波逐流”，卷进“文革”的黑色漩涡，淹没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悲的是，至今他也不明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症结所在。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症结，见仁见智吧。

我同他一起工作了四年，我很感激他。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一心培养我入党的人，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他的想法。当他想向组织建议的时候，他已经是历史的“罪人”了，有人会听他的吗？说话还有分量吗？

他一直在考验着我，我成熟了，他也“瓜熟蒂落”了。对这件事，他很失意，觉得对不起我，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

我很感激他！来到这个关系错综复杂的机关世界，政治势力派系纷争的官场，没有“古板”的原则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啊？没有他的影响与榜样作用，我会留丢自己的“古板”，变得不伦不类，成为真正的“圆石头”，失去了可贵的人格个性。

世界上至今还存在“古板”这个词汇，足以证明有他生存的空间和环境。“文革”就是想把所有人的头脑清洗干净，然后输入统一的思想软件，结果人人中黑客的病毒，几乎致使整个社会机器瘫痪。我觉得，是“古板”拯救了濒临绝望的系统，从死机中把社会拉回光明。

那么，郭书记的“古板”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4 如毛的上司（自毁前程）（2）

4如毛的上司（自毁前程）（2）

郭书记的“古板”，有些固执己见的味道，“霸权主义”的色彩，山大王形象的脸谱。党委会，是他发表重要指示的平台，是他发号施令于党委班子的帅帐，有时候也是他发泄旺盛威严的角斗场。

“文革”前后，农民最讨厌的就是“兴修水利”，郭书记则乐此不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本来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可到了他的手里，就成了“弊在当代，祸在千秋”了。

郭书记的水利工程，不分地块旱涝，不管地势高低，全都搞“条田”，跟小学生的小楷的方格一模一样，也像豆腐块。这是最早的“豆腐渣”工程，农民把它叫做“豆腐工程”，不结实，不顶用。条田的沟，秋天挖出来了，春天种地不方便，又填回去了。有了这些沟沟，高地块的水把低地块淹得更严重了。高地块本来就缺水，现在倒好，有点雨水半点都留不住，不然农民怎么会“秋挖春填”啊。他们不傻，有人傻，傻得不讲理。

大凡文过饰非的人，老天爷在他的面前就会变傻了。全公社12万亩土地，怎么也得有得益于“条田”的典型吧，百里挑一不难找到。一俊遮百丑，郭书记便大做文章，以此作为新一轮大兴水利的理论与实践，变本加厉地推行“条田工程”，群众称为他是“老一套”。“老一套”是什么呢？大概和“古板”一脉相承，同宗同族吧。

1978年，中断多年的高考在全国恢复了，天大的喜事！有见识的父母，无不把眼睛聚焦在对子女的教育上。老史、郭书记……都是明眼人，岂有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道理啊？他们听说我能辅导学生，哪能错过这个免费的老师（那时候也不讲有偿服务）和难得的机会呀？除非傻子吧。

都说郭书记不会笑，那是他傻。我看他不仅会笑，而且一笑竟然没了“古板”的面孔，笑得我很快进入“犬子家父”的角色。

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我绝不能以自己的好恶，而落个“误人子弟”的恶名，那不是我的为人。

几个月过去了，其子学业毫无建树。郭书记自认他愚不可及，谢了我一片诚心，我对他也无话可说。他哪里知道，不是他儿子愚钝，是他自己的“古板”铸成了儿子终生的遗憾。

我第一次辅导他儿子时，就已经断定“大势去矣”，就因为他的一句话，叫我回天无力。

没等我开口讲课，郭书记先给儿子上了一课，他说：

“他妈的，好好学，呵呵，学不好你就当兵去……”

当兵？孩子们羡慕的就是当兵了！爸爸是党委书记，他要想当兵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自然乐不可支。小小年纪，“升学”与“当兵”孰轻孰重，他有那个筛选的能力吗？倒是他的老子，为他指出了一条可以通达理想的阳光大道，他还会专心致志的寒窗苦读吗？

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放弃，就启发激励他立志奋发。他笑了，说：

“爸爸说……说我狗屁不是，不是念书的……”

一个人对自己没了信心，还会有勇气吗？没过几年，我辅导的孩子都先后升学了，他果然走进了军营。我再看见他的时候，他转业了，在新民客运站当内部“警察”，那时候不叫保安。

老史则不然，他对孩子的口头禅是，“我没有能力叫你去当兵，何况你还是个女孩子，要饭比当兵清闲，你要饭去吧。”

老史向我求教秘笈，我也实话实说。首先是家长要有信心，态度要坚决，不给孩子留有余地；切记“欲速则不达”，过分的约束和不必要的鞭策往往事与愿违……老史很快地消除了同孩子针锋相对式的谈话，“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1983年，老史的孩子考上了新民重点高中，和我的孩子是同班的学友。1986年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

一师之徒两种结局，谁之责任，谁之功过？父母有，为师也有！那么，我有什么责任？

如是说，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开导老史，甚至可以教育他，命令他，“骂”他，直到他接受我的观点为止。对郭书记我会吗？他可是土皇上，一言九鼎的君主。而我人微言轻，纵然“忠心耿耿”，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人啊，不要妄自尊大，不可一世，自绝于人情。官啊，位置再高，你也高不过人，人性是最崇高的，最值得珍惜的……

1979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给“古板”的农村带来一片生机，充满了活力。而对于很“古板”的郭书记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和随之而来的新名词，令他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他谈新形势作报告时经常说走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引起哄堂大笑。他很尴尬，骂自己，“他妈了个八子的，惯了，下次注意了，哈哈”。这正是——旧的车下轨了，新的轮子他还蹬不习惯。

1980年，郭书记走了，到县委纪检委员会任副书记，官升一级，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他走了，是个划时代的符号，农会干部退出了农村的历史舞台。他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一个高高在上的党委书记，安步当车，起早贪黑走田间穿街巷地深入基层。他走了，也结束了一个“古板”的年代。他走了，上上下下都在猜测接任者……

4 如毛的上司（厄运走来）（3）

4如毛的上司（厄运走来）（3）

新来的党委书记姓冯，冯贵清。匀称的身材、白皙的脸庞、一副白边的近视镜……若是他出现在高等院校，你会认定他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所以他到来罗家房乡政府不久就有了雅号，人称“冯眼镜”。

他就任之前，乡里的一些同志对他就很“熟悉”了，那是在县里开会认识他的。1981年，县里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三级干部会议（县乡村三级），冯书记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介绍那时他所在的大柳屯乡搞“责任制”的试点经验。正是这个会议，才掀起了新民县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序幕，吹响了农村经济大变化、思想大解放的号角。此时此刻，冯书记的仕途也达到了巅峰。一年后，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发生了——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从“座上宾”变为“阶下囚”，险些落个“上台巴掌响，下台绳子绑”的悲惨结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农村怎么改革？”没有定论，中央也没有明确的态度，没有任何红头文件可以执行，绝对没有的。1980年的1号文件说的很准确——联产承包，适用于“老少边穷”和“三靠”地区。所谓“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也就是说，后来的“分田到户”责任制，中央是反对的，起码不赞成。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中央思想还没有解放，还在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上上下下人人清楚，所以县里的会也没有明晰的说法，但肯定了一点——不许“单干”！否则，就是走回头路，就是“拉马抬槽”，拆社会主义的台，挖集体经济的墙角！

不需单干，那要怎么干？

在这个时候，安徽凤阳已经实现了“分田到户”，那里属于“三靠”地区。除此而外，报纸上介绍了许许多多实行“责任制”的典型，很适合我们乡村。于是，我们乡多数生产队的社员强烈要求实行“以大化小”。

所谓“强烈”，是农民不堪忍受“大帮哄”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生长队百八十号男女劳动力，真正到地里干活的人不足一半，只有九等人和十等人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栉风沐雨。有背景有能力的人，都去了公社、大队谋个离土不离乡的差事。什么“农田水利”“公社养鱼池”“综合厂”“机修厂”“拖拉机站”“人保组”……他们都挣生产队的工分，却不给生产队挣钱。一个干活的农民，养活一个吃“闲饭”的游民，还有劳动的积极性吗？他们没有办法摆脱不公，只好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民怨四起。

这样的生产形式和形势还能维持下去吗？然而，没有红头文件，不维持也得维持。怎么维持？县里和公社派出大批的干部到生产队蹲点，实际上就是“监督”社员劳动，施以高压政治。“路线分析会”、“批判会”应运而生，你不老实就对你实行“专政”，扣你的工分。至此，社会矛盾、干群矛盾日趋激化。

农民的嗅觉是异常灵敏的。他们得知有的地方都“分田到户”了，我们“以大化小”还不行吗？于是，就强烈要求大队公社为他们做主。刚开始，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因为没有政策，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对于我们地区，那时候上级唯一的政策是，“包工包干”。比如说，种一亩地给你四个人一天的工分，你们半天就干完了，剩下的半天由你自己支配。农民不吃这一套，归根到底没有和他们的切身利益连在一起，还是“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他们的负担没有丝毫地减轻。

农民不甘心，就自己开会“以大化小”，一个生产队一分为二，变成两个生产队，或是一分为三、为四……对此，后来公社认账了，全公社的生产队得到迅速的分蘖，生产队由原来的108个增加到140多个。

刚开始时，新生的小集体都是“人合心，马合套”自愿组成的，一时热情升高。没过多久，新生的和旧有的同化了，队长会计……应有尽有，不然不符合上级的要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层人物”比原来还多了，社员的负担更加深重。“五脏俱全”的队长会计保管员一干人，也“五毒俱全”，吃喝贪占懒无一不能。社员“出工不出力”又旧病复发，“以大化小”成了“换汤不换药”，农村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人怕逼，马怕骑”。到了忍无可忍，生死攸关的地步，农民的胆子比天都大，真的敢把皇帝拉下马！什么“老少边穷”，什么“三靠”，全都不在话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地区和“老少边穷”“三靠”还有区别吗？不到一年的功夫，“三定型”的生产队彻底土崩瓦解。后来，我的小说《草根轶事》（黑龙江出版社出版）写的就是这段历史。

所谓三定型，就是生产队实行“定生产人员、定生产任务、定生产消费”。较大的生长队所以敢一分为二，就是以这个“三定”为理论根据的。到了农民手里，就成了“三分天下”，一个大汉朝驾崩，魏蜀吴三国鼎立。

既然“三定”名存实亡，干脆就拉马抬槽各自为政。新的党委书记冯贵清驾到，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受命于“天”的，“天”就是农民，社员。

冯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其实就是介绍“三定”的经验。面对眼前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运动，“分田单干”的局面他将如何地应对？全乡的干部群众都在拭目以待。

他对新兴的“分田单干”不冷也不热，不否定也不肯定，而是深入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他每次下乡都要我陪同，大概因为我是乡里的舆论中心与党委的喉舌吧，我是广播站的记者与编辑。

我们住在村里，白天晚上都要搞调查，与干部农民交流，听他们的想法意见心声。他十分谨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也让农民体会到他是支持他们自发的改革的，但绝不是上级的指示精神。农民很理解他，同情这位大员的处境：

“冯书记，你放心，有事我们担着，这是我们的主意。”

是的，的确是他们的主意，冯书记支持而已，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

罗家房乡的“分田单干”，在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完善着。

不到半年的时间，上级终于有了正式文件。文件中说：“如果农民愿意，可实行联产承包的责任制”。

我觉得，中央是在顺应农村现实的形势做出这个“意见”的。“如果”，就是商榷，商量，不是决策，而是意见、建议。“可……”模棱两可，并不坚决。可后来，官方对“分田到户”说成是中央的英明决策，有点与事实不相符合。责任制是农民的首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顺应，不可抗拒！再后来，又把责任制公认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农村的改革取得辉煌的的成就”。但我也赞成对责任制“专利”最初的定位——“农民自己的发明”，所有的媒体如是说。

冯书记在领导和指导罗家房乡，农村生产承包到户责任制的大变革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最大的功绩，是没有坚持自己已取得的“三定”经验，硬往罗家房农民的脖子上套，束缚农民的手脚。相反，他不固执己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给农民壮胆撑腰。这就使得农民在解放自己的路途中少走弯路，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付出。农村的改革，罗家房乡走在全县的前列，第一个冲刺到终点，生产力得到空前的释放。

我记得，一次在张马夫村和村干部的谈话中，他说：“农民怎么干，你不用管，只要能打出粮食来，先交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就是后来文件中说的，“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自己的”最高原则。最时尚的话，叫做“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为指导和推进全县的责任制的全面铺开，冯书记再次在全县的大会上，介绍了罗家房的经验。他的两个经验，引起朝野不小的震动，人气、运气一路飙升，成为下一届县长的候选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厄运慢慢地向他靠拢过来，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4 如毛的上司（政权真空）（4）

4如毛的上司（政权真空）（4）

他自己知道什么呢？那是罪过，罪恶，发生在十多年前……

现在的他是红人，所有人的眼睛看他都是这个颜色的，包括食堂的师傅老毕头。老毕头60多岁了，老实巴交的，就会写自己的名字，在发工资签字的时候用上了。他是乡政府大院中的“十等人”，“十等人”那句顺口溜中的最后一句属于他的，整个内容如下：

一等人是党委，什么奖金都得给；（委员以上的干部，哪个部门的奖金都有他们的份）

二等人是乡长，喝光饭店喝酒厂；（乡长成了酒香之长，香长）

三等人武装部，征兵一到有收入；（想当兵，拿钱来）

四等人管财政，近水楼台花钱冲；（还用解释吗）

五等人管民政，实权在握腰杆硬；（要救济，得找我，小鬼见上帝，有人直腰，有人屈膝弯腰）

六等人管土地，审批大权随我意；（不想意思意思，你还有意思吗）

七等人管生育，堕胎好比狗放屁；（生杀大权如同儿戏那般轻松，要命还是要钱，自己掂量）

八等人农田水，一场出工就够本；（一有水利工程，就肥得流油）

九等人几大站，工资奖金自己赚；（文化站、广播站等，财政不全额拨款，奖金工资自己想办法解决，难）

十等人临时工，领导吃饭他剥葱。（你就老老实实的伺候着吧）

十等人的老毕头在冯书记出事后特感奋：“不能，不能犯错误，准是整差了，哪能呢，好人还能……”他一百个不相信，不理解。

老毕头在公社、乡政府当炊事员可有年头了，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干部”，也是级别最低的“干部”。在农民的眼睛里，能到这个大院混个差事干干，那是相当的高尚了，荣耀了，自然也拿他当“干部”看待。荣耀什么？能在领导左右伺候着还不荣耀吗？等于草民进了皇宫。但可是，在大帮的乡政府干部的心中，他就是个“剥葱”的奴隶，战战兢兢的奴隶！哪个党委书记、乡长能真正从心里拿他当人看待了？唯有冯书记。

老毕头不止一次说过，冯书记在食堂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也就是说，其他的大官从来就没消停过，在这个“后院”一不高兴就训人，就发威，他就战战兢兢。

冯书记一来就叫他“大叔”，叫得老毕头好高尚了，好荣耀了。老毕头不敢“受”这份荣耀，冯书记叫他心安理得，说：“我父亲就是厨师出身，你就是比我大一岁，也是叔叔辈。”

老毕头能不高兴嘛，满脸的褶子笑得像一团扇贝。乡政府有这样的一把手，能不和谐吗？农民有了责任制，全乡一片欣欣向荣……

老毕头怎么也想不到，那天中午过后，党委副书记告诉他和其他炊事员暂时回避一下，县里来人要在食堂开会。打这以后，老毕头这个大好形势，自觉不会再来，

开什么会？在食堂？怎么不在会议室？

县组织部来了两位大员，他们先找冯书记秘密谈话，时间很短就结束了。随后，召集所有机关党员到食堂集结，都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到这里来。这和老毕头的三个问号保持了一致性，神秘得很啊。那时候我不是党员，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也有老毕头那三个问号在脑袋里翻来覆去。后来明白了，食堂在办公楼较远的后院，很僻静，就是为了减小对党的形象的影响。

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从食堂里出来的人，个个脸色有些阴沉，戚戚喳喳地边走边悄声议论，惋惜之情尽数流露。

当天，几乎全乡的乡村干部都知道了，冯书记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的错误。错误的性质基本与老史相类同。经县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免除冯书记的党委书记职务，取消县长候选人的资格，调离乡政府机关，到县林业局做一般工作人员。

冯书记走了，老毕头好不黯然，直到现在他也弄不明白：怎么可能呢？

他笑得虽然没有冯书记时代那么开心了，但依然在笑。有冯书记对他的尊重，后来的接任者哪能就那么快收回对他的“荣耀”啊。

“大叔”的故事，一直成为这里的美谈，也记住曾经的冯书记。他留给这里一个很好的风气，尊重人格的风气。

“天生我材必有用”。大约四年后，冯书记再次受到县委的器重，东山再起，负责新民一个开发区的全面工作。

老毕头的疑问不无道理啊。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有时候会把各种颜色的染物染成一个颜色，有时候也会把所有的颜色漂白。现在的社会依然是个染缸，不过，染出的颜色参差不齐了，斑驳陆离了，那才叫真正的染缸，社会应该五彩缤纷，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冯书记所以能“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大概就是自己把自己漂白出来了，再次闪亮登场。

冯书记走后，罗家房乡政府的政治舞台没有了主角，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真空状态。后来，县委责成党委副书记吴维新主持政府工作。那么，吴维新何许人也？原来的乡长是谁？他怎么不主持党委和政府的工作？

4 如毛的上司（农场风波）（5）

4如毛的上司（农场风波）（5）

代理乡长吴维新，行伍出身，比冯书记还大几岁，早年在供销社工作。他的面孔与郭书记如出一辙，一个模式的冷漠。他不吸“洋烟”，习惯使用烟斗，很大的烟斗，于是就有了“吴大烟袋”的绰号。那是褒扬他，老传统不变，和广大群众心连心。和烟斗配套的还有他一贯的穿戴，朴实、洁净。表面上看，也是个土改干部，好像“大老祖”领导时代又复辟了。

和郭书记比较，吴乡长很沉稳，少言寡语，不怎么爱批评人。他和老史也有某些相同之处——没有一个贴近他的人，是他不愿意接近别人，有点自持清高，因之，下边的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

代理终归是代理，吴乡长很清楚，他也不甘于长期代理下去。

郭书记心中很清楚，心里最不服他的就是吴维新，他不愿意为郭书记“歌功颂德”。在吴维新的心中，郭书记是他晋升的最大的障碍。郭书记在县委那没给吴维新说过一句好话，但也没说过坏话。有时候还在众人面前，郭书记就旁敲侧击吴维新，“你比我都能耐”，吴维新呵呵一笑，完成了一次心照不宣的对决。

现在他是代乡长了，没有郭书记的阴影，那转正还是问题吗？好好表现表现吧，圆满完成县委下达的工作任务就是了。于是，他开足了马力，挂上高档，全速前进，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或是卓尔不群。经过反复运筹，一件让上下都瞩目的项目上马了；一个可以取消“代理”两个字的程序编制出来了。这就是他要兴办乡政府机关农场。

那个时候，农场是块诱人的肥肉，对此个个垂涎欲滴，趋之若鹜。对内，体现领导对同志们的关怀；对外，是一个吸引上层的靓丽名片。

郭书记在的时候“关怀”做的很小。什么关怀？年年让老毕头给食堂下几大缸大酱，免费供大家在就餐时食用。老毕头的大酱算得上“开坛十里香”，闻名遐迩。当时的县委书记赵纯厚来罗家房临走时都要带上一些，可见“关怀”的意义该有多么的深远。

全县都知道，赵纯厚与郭书记的关系非同寻常，但绝不是说大酱就是他们密切的粘合剂。但是，这说明一个事实——那时候讨好上级领导的成本很低，领导的胃口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吴维新要办农场，那白花花的大米得顶多少缸大酱的价值啊？有句顺口溜说得好，“要送礼，拿大米”，大米是最得力的沟通感情的大使。

无奈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冯书记走了，人心好像散了，散得如同两年前的生产队，人倒是不少，出力的却不多。机关干部一到农场干活的时候，便是“门可罗雀”了。100多人的机关，只有几个临时工之类的干部到场，叫吴乡长一筹莫展。

我那时年轻，又有一把力气，又毫不吝啬，天天出满勤，回回干满点。多数人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党委委员以上的，个个股站室的大小头目，都公务在身，难以脱身，很少看见他们劳动的身影。

眼看就要插秧了，可那稻田地里畦埂还没修呢，吴乡长大为光火。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吴乡长专门召开一个会议，让大家发言表态，征求意见。会议的主题是，农场办还是不办，吴乡长开宗明义！

说是征求意见，其实就是统一大家的思想，让你按他的意志表态。你要提出相悖的言论，看我怎么拿你试问，他态度杀气腾腾，毫不掩饰。所以会议的气氛让大家很不舒服，有几个愿意为他人拿大米作嫁衣裳的？苦劳是我们的，功劳是他一个人的。

会场显得很冷清，好比吴乡长的脸。有谁愿意带头表态？愿意言不由衷？凡是遇上这样的会，大都以不吱声为上上策。说反对的话，得罪领导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违心顺从领导的旨意，等于拍马屁，不得人心，人格荡然无存。

我是个急性人，平时就是“倔”字当家，“实”字为人，自然话一出口就不会模棱两可。我说我说两句，吴乡长示意我发言，会场更是鸦雀无声了，都想听听我要说什么。

我说，这农场办还是不办，我说的不算数。我接着问吴乡长，如果是劳动改造，我天天参加，不迟到也不早退。要是为了大家谋利益，秋后分大米，我不参加任何劳动，大米我一个粒也不要！请吴乡长告诉我！

话音未落，吴乡长的脸色就很难看了。等我发言结束了，气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沉默了一两分钟，也没有第三者为他打圆场，包括党委委员以上的同志。等吴乡长的气憋足了，再也憋不下去了，终于恶狠狠地道出两个字，“散会！”

大概他头一次碰钉子，而且很疼痛，甚至痛定仍然思痛。不久，就传出来农场解体的消息。

吴乡长不走运，倒不是因为我给他当头一棒。“代理”两个字犹如长在他脸上的恶疮，怎么治也治不掉。就在他期盼不治自愈的时候，“代理”两个字终于没了，恢复了原状——仍旧是副乡长。

他做半年代乡长后，上级派来了新的乡长，吴乡长退居二线，成了调研员。

接替他的乡长姓赵叫赵国林，对吴乡长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在宣布吴乡长退居二线的机关大会上，赵乡长十分郑重又十分虔诚地表示：

“……吴乡长出行优先用车，其他领导，包括我用车在其后考虑……”

这就是说，假如赵乡长是皇帝，那么吴乡长就是太上皇，可见赵乡长是多么的谦虚。这句潜台词不难理解，大家都心领神会。不过，吴乡长确实有自知之明，退居二线后，从来没有用过乡里的车。赵乡长也有“自知之明”，吴乡长能用他的车吗？就好比吴乡长能坐赵乡长办公室的椅子吗？尽管你真诚地让他去坐。

吴乡长退居二线后，还是一派军人风范，每天里都是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什么职责？一个一般机关干部的“职责”：遵守工作时间啦、和领导保持一致性啦、开会准时到场啦、学习积极参加啦……有时也去完成领导交给他的临时性的工作，比如：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农村有个习惯，大概是尽人皆知的吧（其实除军队以外都如此）。那就是，不管是正乡长还是副乡长，一律称乡长；不管是正书记还是副书记一律称书记，以此类推约定俗成。再就是即使你退休了，别人对你的称呼依然是你感到最得意的那种。按此惯例，“吴副乡长”是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他的，而叫他吴乡长。这很重要，否则就是对他的不恭，甚或有贬低人家的味道。

称呼是极其重要的，赵乡长就把第四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作，交给了重要人物吴乡长。

吴乡长授命于天，身体力行，既挂帅又出征。在全乡动员大会上，吴乡长慷慨激昂，表示一定要夺取这项具有深刻历史意义战斗的胜利！然后就是各村各单位，以及乡里负责这项工作个小组头头的表态。大家表态的开场白清一色的“在吴乡长的领导下”如何如何，一个小时就可已结束的会议，活生生地开了半天。此时此刻高涨的热情、高潮迭起的热烈，比起当年办农场时的叫板，行成强烈的对比，造成极大的反差。吴乡长春风得意又胸有成竹，他笑津津地坐在主席台的正座上，悠闲地吐着一股股浓烈的烟圈，神情尽情的舒展，“丢官”后的失落倏然间找回了平衡，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如此的惬意。

乡里的这项工作由吴乡长牵头挂帅，并成立一个人口普查领导机构，下设一个专门办公室。我在办公室负责宣传报道工作，另外还有两名机关干部负责技术指导。技术指导，有个专用官衔，叫“普查指导员”，全国统一的称号。

我的工作就是宣传人口普查的意义目的，程序法规等等，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段时间，我经常深入到各村检查宣传工作，掌握掌握写了多少条标语，出了几期板报，开了多少次座谈会……由于各个阶段工作的内容不同，所以宣传的重点和方式也不同。我清楚，这项工作马虎不得，该走的“形式”必须走好，否则，一环扣不严，整个链条就脱节了，影响全局，乃至全国的普查质量。再说了，乡里所以抽调我搞宣传，还是吴乡长的钦点。他为什么用我？绝不是他的大度，是他怕用人不当砸了他的台面。

为了搞好这次人口普查，整套班子人马10多个人，都是吴乡长筛选钦定的。自从他退居二线后，这次是他做的惟一一个实质性的工作。他要干好它，证明自己宝刀不老。

赵乡长心里也清楚，只有吴乡长才能实施这个浩大的工程。因为他曾经是这里的最高权力人，人刚走茶还热，下属绝不会那么无情无义。相反，会大大地支持他，来证明他们该有多么的有情有义多么的仗义。

那么，结果如何呢？

4 如毛的上司（焦头烂额）（6）

4如毛的上司（焦头烂额）（6）

万事俱备，舆论先行。全乡的宣传工作在全县有声有色，吴乡长得意他自己用人有方。“技术指导”这块令他焦头烂额，常常出现严重的技术错误，那可是要命的，弄不好所有的程序都得推翻重来，影响全局、大局，前功尽弃。忽然间，吴乡长就好像掉进万丈深渊，惶惶不可终日。怎么向赵乡长交代？怎么向县里交代？那可是有责任状的！他清楚，推倒重来可不是你一个乡的问题，甚至涉及到全沈阳市，或更大的范围。因为人口普查是有时间界定的，时间出了问题，全国的人口普查还会准确吗？倏然间，吴乡长感到头重脚轻，自觉得自己有点大意失荆州，忧心忡忡。于是乎，他“要挥泪斩马谡”，从来不会骂人的人，骂起人来比谁都厉害。

两名负责技术指导的普查指导员，一个是乡政府企业办的会计赵玉田，一个是乡政府的统计李志民，都是他钦点的。论能力论水平，干相对比帐目要简单得多的普查，那还有什么说道吗？是的，不然吴乡长哪能选定他俩？可偏偏县里的工作组一来检查，技术问题被抓住一大堆。吴乡长的牛皮白跟人家吹了，想露脸却现了眼，火得嘴上满是泡。

一天，赵李二位正在给各村的指导员讲具体的技术操作课，吴乡长亲自与会旁坐静听。他突然发现了某个问题讲错了，而讲课人自己还没有发现讲错了，更谈不上纠正了。吴乡长火了：

“妈啦个bi的，瞎讲啥！对吗？”

吴乡长脸都气白了，烟斗把桌子敲得山响，讲课的听课的不无愕然。谁也没想到，“下台”的吴乡长竟然会发这么大的火。

赵乡长听说吴乡长骂人了，还有“妈啦个bi的”那句脏话，他暗自发笑。笑什么？也是“用人得当”。别看赵乡长来的时间不长，但对吴乡长的为人做事脾气秉性却了如指掌。吴乡长是个特别要强的人，性子也急，是个干工作不干则已，干就干个明白的人。他对吴乡长骂人给予极大的支持。

那么，吴乡长的火发的对不对？反正我赞成！

乡村两级干部中的许多人神经麻木，敷衍塞责惯了，分不清轻重缓急，实则是缺乏政治敏锐性。农民把这种糊涂人形象地说成是——打铁的烤糊卵子，看不出火色来。人口普查是个政策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竟敢稀里糊涂地应付，就得有“振聋发聩”的举措，才能使其清醒！

历时半年多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结束了，罗家房乡获得新民县和沈阳市的嘉奖，我们乡乡村两级共30多人获奖，吴乡长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为了纪念这次人口普查工作的圆满成功，新民县专门编辑出版了一个集子，记录着许许多多人在人口普查中的感人事迹，罗家房一个乡就占了7篇，名列前茅。在这7篇事迹中我没有写吴乡长，原因并不复杂。我认为，作为领导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么干工作是你的本职本分，否则你还称职吗？而山西孟家村的朱晓燕才配榜上有名。在人口普查中，她唯一的一个儿子不幸溺水身亡。在撕心裂肺中，她继续她的工作，没有丢掉任何一节“链条”，使全乡整个普查程序一环扣一环，正常地运转。这才叫非凡，才叫奇迹，才叫典范。我写她，吴乡长会计较吗？

从此之后，吴乡长由二线退到了“后线”，以人口普查的“点球致胜”来谢幕，他正式退休了。2004年9月9日的老人节，乡政府把所有退休的老同志请回“家”做客，见到了吴乡长，我们分别已有8年了。我们不约而同地紧握着对方的手，很是感慨。他拉着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乡里为我们准备的香烟推到我的眼前，又给我拿水果……我们没有谈往事，话题也只是关注对方的健康与生活。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有重复的必要吗？我很耿直，当年得罪了吴乡长。吴乡长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不是完人，对我曾经的耿耿于怀我理解。他对我的报复我记得，但我不会计较了。

“农场风波”过后不久，我有一个从事业编制转为行政编制的好机会，被吴乡长一票“点球出局”了。对天发誓，当时我没有一点的怨恨怨言，是我“咎由自取”。因为这个我没如愿，但我不后悔，做人就要有个性，那是立人之本。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以此衡量，吴乡长报复我也是君子，他也取得做过许多“君子”的政绩。

他退休了，家还在罗家房，但他从来不去乡政府的大院走走，除非开工资的时候。他回家后，和他同朝称臣的“老领导”也相继调动了，新任的领导根本不认识他。但是，吴乡长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口碑很好，说他是个办实事的领导。

罗家房原来是个种高粱玉米的旱田区，现在是沈阳市第一水田大乡，辽宁省名列第二。旱改水，经济效益大增，吃大米改变了这里上千年的饮食历史。人们不会忘记，吴乡长在旱改水的进程中，他的足迹遍布全乡21个行政村，12万亩土地，水田从无到有，他功不可没。所以，吴乡长除了“吴大烟袋”的雅号外，还有一个昵称——老吴头。

80年代初，在社会上崇尚知识的热潮中，也悄悄地漂浮起“文凭热”。老吴头所以没有摘掉“代理”的帽子，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文凭不无关系，起码是领导不提拔他的一个有力的借口。

吴维新当代理乡长的时候，是因为冯书记被免职了，群龙无首。那么，当时的乡长在干什么？他又是谁？他在乡里，为什么还要吴维新来代理？

他出车祸了……

4 如毛的上司（金凯事件）（7）

4如毛的上司（金凯事件）（7）

他就是正乡长，张永信。

张永信和冯书记几乎是同时来到罗家房乡的，他很年轻，个头与肤色和冯书记一摸一样。冯书记走后，张永信任党委书记，没有几天就出车祸了。这个昙花一现的一把手虽然年轻，但不能算有作为，或者没等他有作为，他就出了车祸。

80年代的乡政府没有工作车，大小领导和同志们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像郭书记那样的“农会干部”，干脆安步当车。冯书记到任不久，领导的交通工具有了质的飞跃，人力的变成了机械的，乡里有了一辆摩托，幸福牌的，绿色车体。那时候会骑摩托的也没有几个人，张书记也是新学的。一次，他带我去下乡，就险些撞到树上。没有几天，他与一台小托在李家村道口相撞了，颅骨塌陷，生命垂危。

就在他大难不死的时候，冯书记走了，由他继任。县里考虑他的病情和身体状况，被调到司法局任副局长。

他和我的感情不错，说起来我们算是校友，是他主动和我说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

1961年我考上了新民高中，他也考上了这个学校，这不是校友吗？那我怎么不认识他？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原来如此。

那时的新民高中既有高中班又有初中班，他是初中班的新生，我当然不认识他了，我和他不在一个学区。他所以提起校友这件事，是想找到他当年真正的同窗学友邹和昌、赵文泉两个人。这两个人和我都是一个村的，1961年我们是一起去新民高中报道的，能不熟悉吗，张书记他们很快就接头了。

我和张书记的感情不错，实际就是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一个领导能想着他的同学很不容易了，何况他们都没有他“出类拔萃”啊。

他住院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看望他，也包括我。九死一生，见到谁他都泪眼汪汪地感慨。我去看他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鲜花和其他什么礼物送给他，但我们的手握得很紧，久久不愿分开。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交情，我们同时是一对情侣的介绍人，我是男方的，他是女方的。这期间，他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是认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气味相投何必用金钱做交易？此外，从我内心的原则出发，我最讨厌给领导送礼，甚至“嫉恶如仇”。

刚刚开始搞责任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十分作呕的事情，至今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有一次，冯书记、张书记、还有我，一起去新安堡村（那时叫大队）搞调查。回来的时候，大队的书记弄来好多鲤鱼，分成两份，当着我的面，分别送给冯书记和张书记各一份……

是的，他们是领导，我是一般同志，我不会理会等级与“待遇”的区别，习惯了。但我觉得很是尴尬，势力眼怎么会这样肆无忌惮？如此公开交易，行为如此龌龊，实在是令人作呕！

那个书记姓王，和我是小学的同学同桌，却没有一点同学的情感。在公社，我们是一个单位的“临时工”，都在农科站，却没有“同志最知心”的友情。王书记是在精简的时候被精简了，回家务农。后来靠“关系”做了书记，再后来又回到了农科站，最后，农科站解体了，他的官运也烟消灰飞，靠送礼却把自己送回了家。

人啊人，为什么总钟情于这一种套路于世？换一种活法，难道就是绝路吗？人活着是要有所依靠，当成拐杖也好，但迟早是要扔掉的。拄一辈子拐杖，你能走多远？

是的，拐杖也是形形色色，钱财可以买来拐杖，通过送礼买到的，然而这种拐杖能用几时啊，还得靠自己走路，走人生的路。

更为谬误的是，文凭，文凭竟然也成了拐杖，那就是悲哀啦。

张书记走后，史书记驾到。不久，赵乡长调入，吴乡长退居二线……乡政府如毛的领导就像走马灯似的山水轮流转，真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史书记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老家是辽河西东蛇山子的。他是纯牌的大学生，和我是同龄人。看言谈，人很朴实。可你听他部署工作或者做什么报告，则很少有激动人心的词汇，甚至连逻辑也可以省略，激情还会有吗？只有衣着打扮很讲究，也考究，且入时，好多人只能从这里体味到一名大学生的风采和特征。

那时候的大学生，你一年也看不到一个，就像解放初你很难在公路上看到一辆汽车一样的稀罕，叫人仰视。

大概是没有文化的人对大学生有着过高的期待值吧，所以他的表现与形象令大家很是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给过谁什么启发、教益、知识、鼓舞、激励……

他所以能当上党委书记，就是因为他有文凭，赶上了“尊重知识，提拔‘知识’”的时尚、潮流。于是乎，文凭就成了搀扶他走上政坛的拐杖，所以他越走越是步履蹒跚，趔趔趄趄地彳亍前行着。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桩缠头的事让他摊上了，形势犹如“行船又遇顶头风”。

什么事件？“金凯事件”！

金凯其人其事——

金凯，出身贫寒，解放前苦读过几年“私塾”，刚解放有幸在军校深造。朝鲜战争爆发后，赴朝参战，从军高射炮部队。因击落友军苏联的飞机，险些命丧他乡。抗美援朝结束后，因过失在身，退伍后当了一名教师，在新民三中（新民市公主屯）任教。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也怪当年误打飞机“旧病复发”，身心受尽折磨。当年，他举家从公主屯搬回老家罗家房乡曹家村落户。平反昭雪后，他在曹家中学“官复原职”，不久就离休了。

其妻，闻氏桂琴，小他六七岁，夫妻都是曹家村虾米沟子屯人，闻氏系金凯的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系辽河北法库县人，在他入朝前结婚，没留下一男半女，后抑郁而死。缘何抑郁？有缘无情，命运悲惨，说来话长！

金凯比家父小4岁，他们是老同志，我叫他叔叔，1993年前后我们一天得见上几面。因为曹家村有个“保安器材厂”，我下海当这个厂子的厂长，他的家就在我办公室的后面，相距10米而已。那时候闻氏刚去世不久，金凯甚是思念，精神恍惚，有些不能自持，常常自言自语，如诉如泣好不可怜啊。

有时候我去他家里与他谈心，时间长了，他无话不说，我让他尽情地释然。

对着墙上两位妻子的照片，他陷入了沉思，继而又滔滔不绝。我问他，原来的大婶和你结婚那么长的时间了，怎么没给你生个孩子啊？他打个哀声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一起睡过覚！

“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结婚了吗？”我疑惑。

他说他和她结婚的那天晚上，娘家人没有回法库，和他住在一个炕上，没有机会到一起。第二天，娘家人回法库了，他扔下媳妇也去部队了。媳妇一直在等他回来，但一直杳无音讯。等得到他唯一的一封来信时，等他二年的媳妇叫人看过信，当即晕倒在地，苦泪涟涟。信中说：我在朝鲜朝不保夕，你改嫁吧！

媳妇不识字，是求别人看的信。哭过后，她觉得还不踏实，就拿着信回娘家让她的舅舅看，才确信没有一点希望了。舅舅来金家讨说法，失望而去，媳妇彻底地绝望了，没有多长时间，抑郁而亡。

金凯坦白，因为那时他们家很穷，这门婚事就由父母作主了，好歹有个媳妇爹妈也就安心了。他对她并没有什么情感，而她却痴情痴心。她死后他才明白，他对不起她，所以那张照片他始终珍藏。

闻姑娘见金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了，对帅气威武的金凯的第一句话就是：“叔，我有句话想和你说说。”

金凯能不知道她要说什么吗？闻氏是妇女会的干部，亭亭玉立，风姿翩翩，还有那大大方方的笑……金凯如愿以偿。不久，他们打破伦理辈分上的束缚，结婚了。

闻氏不仅美貌更是贤惠，在他苦难的时候自始至终与他相濡以沫。墙上闻氏的照片是50岁的人了，依然如花似玉，风韵不减当年。

他和她没过上几年舒心的日子，就带着年轻时美好的憧憬离开了人世，怎能不让茕茕孑立的金凯心力交瘁啊，他整天用失魂落魄来打发对往昔的追思。

往昔，在他记忆中有一件事至死不会忘记，那就是沈阳日报的一篇报道，是新民的一位通讯员写的。大意是：落实党的政策，体贴关怀老干部，政府为离休老教师金凯建新房！

哪来的新房啊？他和闻氏依然住在破旧不堪的茅草房里，两个儿子的婚事已经耗尽他平反后所有的“补偿”。对此，本来就“没缝下蛆”的金凯，结结实实地抓住了把柄，拿着报纸就去县教育局要房，“你们说话不能不算数！”

这篇不负责任的报道，绝对不是缝儿，而是大大的漏洞，金凯可以钻进去。

金凯为人口碑不是很好，没有谁能和他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谁敢出言不逊得罪他。在他自己看来，摘帽的右派就是免死的功臣，他天不怕地不怕，决心向县政府讨个说法，就不断地上访，也得到有关部门和媒体的支持。

金凯事件，闹得县乡两级政府鸡犬不宁，难得安生，史书记倒霉了。

4 如毛的上司（死亡悬疑）（8）

4如毛的上司（死亡悬疑）（8）

一篇假新闻，帮了金凯旧貌换新颜的大忙，以前他做梦都没有想过。因为，县里的某主要领导把这个飞来的“横祸”，当成了关怀老干部的政绩，金色的荣耀涂上了他的脸，便不假思索地面对媒体慷慨：安排是有的，房子是给盖的，只是晚了一点，责任在于我们——接受省市级报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金凯当了20多年的右派份子，受尽了折磨尝尽了苦难，失去了最珍贵的年华与人格的尊严。现在，他终于找到了“雪耻”的机会，开始对历史的欠债进行清算。

县里说了大话，乡里就得当小伙计替他落实，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房基地。选了几处地段，金凯都不能接受，不是低洼就是偏僻，不断地更换也不能落实。于是，金凯直接找到史书记，提出他理想的地段。史书记本来就为假新闻一事憋了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见到金凯来要房基地，自然没有一句顺流的话给他。金凯则得理不饶人，对史书记“施压”：

“你怎么说没有地方，啊？那我就把房子盖在乡政府的院子里！这是大家的地方，有我一份！”

这当然是气话，叫号的话，史书记对此毫不让步，大叫道：

“天安门广场你知道吧，也是全民的，你去那里盖房子去吧！”

“好！你给我开介绍信，我马上就走！”

完了，史书记惹下了大祸。金凯的言外之意，他要到北京上访！

金凯走后，史书记立即把情况反映给县里，遭到上司劈头盖脸的批评。什么头脑简单，什么意气用事，什么……总之，他的官运在走下坡路，形势岌岌可危。

金凯也是窝火，事没办成不说，还被史书记奚落了一顿，攻势受挫，英雄的形象大打折扣。

一个想挽回被动的局面，一个在调整自我前行的脚步，史书记和金凯竟然走到了一起。

史书记和村上做工作，把村部后面的一块黄金空地让给金凯。那时的村部，就是我们后来的厂部。村里同意了，就去找金凯交换意见。金凯表面强硬，而内心却软弱下来，文词叫色厉而内荏。

“我相信组织，领导不会亏待我……”

攻守兼备的话，实际上是佯攻真守，让史书记看透了，七上八下的心也落了地。

两间水泥砖石结构的平房落成了，基本上实现了新闻与现实的兑现。

“金凯事件”本来就是一起荒诞的笑话，然而史书记就在笑话中被人笑话了——他让金凯牵着鼻子走，做了假新闻的牺牲品，成了始作俑者的替罪羊——不久，县委把他调到“新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那时新民县已经变为新民市，县级市），任了副职，销声匿迹于官场。文凭这条拐杖，再也不能支撑他了。

领导笑话他，没有头脑；同仁笑话他，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连老百姓都笑话他——你怎么不懂得“放走河水不洗船”的道理啊？土地是国家的，金凯要哪块你就给哪块得了！

话是这么说了，金凯真的要在村部的后面盖房子，他们没想到，于是引起一阵骚乱。

那里的确是个人人垂涎的黄金地段，紧靠沈法公路，是个经商的档口。一帮村民上访到史书记那里，说那是曹家村集体的土地，你凭什么给了金凯？史书记推说是县委定的，他做不了主。农民问他，土地是县委的吗？问得史书记哑口无言，只好退避三舍，闭门不出。

倒是金凯为史书记解了围。金凯对那些人说，你们有什么资格不让我在这里盖房子？谁有意见我就到谁家院子里去盖房子……没有人再说话了，都知道，他连天安门都敢去，你们家又能怎样？还是消停一点吧，跟他治气不如自己放屁舒服。

金凯两间房的费用，从建材到人工，全由公家埋单，牛。不过，同村的老百姓也和他牛，相互的牛bi。你不是有资格吗？俺服你了，俺们想当右派没有那个资格和机会了，你就使地劲牛bi吧。盖房的人工你得用俺们的吧，俺也不争你吃喝，你也不能给俺们吃喝，抠门一个。由此看来，金凯新房子的质量你就可想而知了。

金凯的人生是悲惨的，且不说具体是什么原因，当然有社会的，也有他个人的。说他悲惨，是他很孤单。老师、农民、甚至是邻居，没有一个是他知心的，他也从来不和任何人打招呼，聊天。他说过，亲自和我说的，“和他们说个啥，他们懂得个啥？”一句话，道出了他扭曲的心理。我在他心中，还是个可以交流的人，我骂过他“三七赶集，四六不懂”，他笑了。

闻氏死后，他的精神有些崩溃了，得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每每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总是在进屋前把自己扫了一遍又一遍，得耗尽20分钟的时间。然后，就哼哼唧唧地唱，凄惨得很，像哭丧。

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却很“节俭”，所用热水都要去400米以外的学校去打。子女也很少来看望他，和他合不来。但他对闻氏的母亲却十分的好，隔三差五就去看她。每次去的时候都带些东西，蛋糕，冰糖、糖果之类。奇怪的是，他家预备好多的礼品，分批送给他的岳母享用。岳母90多岁了，双目失明，并不知道她女儿已经过世。

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回老家了，只要回去，自然要打听打听金叔叔的近况，有可能我是他唯一值得信任的人，贴心的人，所以我惦记他。

那一次，他的消息让我唏嘘不已，他死了……

他死的不明不白，死在除夕日落之前，至今依然是个悬案。

他身体很好，没有慢性疾病，怎么会死啊？他精神上是有些不爽，但美好的憧憬仍在。他和我谈论过征婚的事宜，也在辽宁电台上做了征婚广告，说他要找个比他小至少20岁的女子为妻。他说他身体很好，可以活到百岁，这样的年龄差距才能与他白头偕老，共度余生……

他死后，警方立案侦查过，民间也有几个死因的版本，但无一是病死。

有人说是图财害命，但死后无伤，也没有丢失什么财物。有人说是他儿子所为，但又没有任何依据，也与伦理不符……

一个人死了，死得这样轻松。一个时代过去了，却很沉重。轻松的是人生的短暂，沉重的是历史的舞台不间断的表演。史书记走了，又一个新的角色登场。

4 如毛的上司（水门事件）（9）

4如毛的上司（水门事件）（9）

金凯的新居落成了，史书记，史华钧的政治生命却“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罗家房乡那时的乡长赵国林。他就是取代吴乡长代理乡长的那个乡长，也是取代史华钧的党委书记。

赵国林农民出身，“文革”时当过生产队的会计。他是一步一个台阶地登上乡党委书记——这个几万人口大乡土皇上的宝座的。按赵国林审时度势和驾驭左右的能为，他早就该飞黄腾达高居显位了。怎奈其岳父是个四类分子，多少削减了他向权贵进发的速率。好在他上进心挺强，又锲而不舍，才终有所报。

赵国林给史华钧当配角有些本末倒置，众所公认。这倒不是说赵国林有喧宾夺主之嫌，而是史华钧有点阿斗遇诸葛之状。每逢召开什么大一点的会议，史书记虽然正襟危坐地坐在主席，也一本正经地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或宣示乡党委有关重要的决定，但会场大都是乱哄哄的一片，会场像市场。勉勉强强肃静片刻，与会的又开始了交头接耳，或是借去厕所的机会来回走动消磨时间。

为了维护一把手的尊严和维持一个良好的会场秩序，赵国林不得不整饬一下会场纪律。一个一把手讲话，却要有他的手下来维持秩序，两个人都觉得很别扭的。一个失去了权威颜面，一个有“欺君”嫌疑，谁都不好受。

按照惯例，一把手讲完之后，二把手必定得说上几句。等赵国林讲话了，会场一片寂静。能听到的声音，除了他的发言，剩下的则是大家翻笔记做记录的声音了。

赵国林有很深厚浓郁的农民群众语言，都是一些精粹的“疙瘩话”，赵本山那样一套一套的家常嗑儿。再加上他绘声绘色的肢体语言，他的发言就像小品表演，既幽默诙谐地调整会场空气，又能严肃认真地表达自己的指示精神，具有相当的观赏性和实效性。讲工作背景，能让你感到压力，且有心中有数；讲工作要求，能叫你懂得责任的重大；讲加强领导，能提高你对完成工作的信心与方法……真是条条是道，句句在理。是的，他很有天赋，一个当演员的天赋。他随时都能进入角色，同时也在旋即之间感染你入戏。

在吴维新身体力行的配合下，罗家房乡旱该水的改革，近两年的时间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乡3万人口从此告别了粗粮，吃上了细粮，农业效益翻了一番，没有谁能想得到。

水田的开发，电力倏然间供不应求。经过赵乡长的努力，兴建了“大韩变电所”，满足了水田用电的需求，功不可没，利延至今。

赵乡长本来就人高马大，在兴建大韩变电所的过程中，他即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带领乡机关干部夜以继日地吃苦在前。那时正是插秧季节，时不我待，几天下来，他和所有人都是一身的泥水。这和吴乡长办农场大相径庭，可见他的领导组织能力的超出，可见身先士卒的效应如何了。可惜的是，这种精神和作风在现在还有继续吗？还有几许？更可惜的是，似乎群众嗓子眼里那个“好”字还没有喊出来，就被一件比“金凯事件”还事件的事件顶回去了。

就在赵国林乡长风风火火又红红火火地带领全乡干群“旱改水”，取得划时代功绩的时候，一种人为的历史性灾难将永远不会离开这块肥沃的土地。这就是罗家房的“水门事件”，祖祖辈辈将由此祸患无穷。

那是初春，一辆标有“中国给水”的蓝色卡车开进乡政府的大院。许多人都觉得好奇，也觉得荣光，这么大的单位能光临“寒舍”十分罕见，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终于，大招牌下的“小鬼”现出了原形，来者是沈阳市自来水公司的工程车。小鬼也不小，打着沈阳市政府的旗号，前来与地主摊牌——要在罗家房乡境内建立水源地。来人拿出文件，是中央审批的文件。看来大招牌确实大有来头，小鬼也不可小觑，赵乡长显得唯唯诺诺。那么，赵乡长是不是惟命是从呢？

沈阳市自来水公司刚介入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当地足够的警觉。他们是以“客大压扂”的架势乘虚而入，摸着石头过河。当他们知道这里的长官对此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了不得的时候，胆子就大了起来，手段也就无所不用其极。给别人一点“甜头”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屡试不爽。

第一个吃到甜头的人，也是后来说了实话的人，叫任加林。他说，他们知道我负责农业（农业助理）管农田建设，没等和我见面就成箱成箱地给我送啤酒……

那个年代，啤酒可是奢侈品，有谁非年非节的喝啤酒？任加林也懂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的道理，知道这不是什么甜头，而是苦头。可他怎么能拧过比他还要大的官啊？那就是说，表面上你是第一个吃到甜头的人，暗地里更大的甜头早就给了别人，只是你不知道来龙去脉而已，人家在利用你而已，走走形式而已。

80年代初，农村还不甚清楚“市场经济”的内涵与其中的奥秘。而沈阳市自来水公司就是乘这个“虚”而入的。他们是公司，是经济实体，讲的就是效益嘛。而农村的基层干部，还拿他们当作“政府”来看待，何况这个项目也是沈阳市政府批准的项目啊。自来水公司黑白两道，软硬兼施，水源地落户罗家房已是势不可挡了。直到自来水公司在这块土地上开始密密麻麻地打深井，农民忽然清醒，一场争夺水资源的战争不断爆发！

罗家房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好多地方挖下去一两米深就上水，就可以浇灌田亩。他们打深井将使地下水水位迅速下降，最后农民将无水可用。于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和自来水公司对抗，不让他们施工。“闹事的人”越聚越多，闹得风风雨雨沸沸扬扬。他们的理由十分充分——

农民让自来水公司拿出文件来，这是极其合法的行为与诉求。可自来水公司就是不敢拿出文件来，就去给县乡两级政府施压，让县乡两级政府来平息“暴乱”。那也是沈阳市政府给新民市施加的压力——为沈阳市供水，小局服从大局！说这是官商勾结，有点言重了，但农民的切身利益就可以牺牲吗？

自来水公司为什么不敢拿出文件来？因为那是一份“假文件”！堂堂的沈阳市政府竟然也睁只眼闭只眼，公信力何在？

农民从内部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建立水源地，中央确实有批件。但是，批件写的水源地是：石佛寺水源地，而不是罗家房。

石佛寺，新城子区石佛寺乡，与新民市罗家房乡毗邻。新城子区和石佛寺乡考虑本地的利益，抵制了这个批件，自来水公司难以落脚，就来到了罗家房。那么，新城子区就敢违抗沈阳市政府的指令吗？新民市为什么不敢？怎么就不敢维护本地的利益？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家有门儿，在市里说话好使。新民的官是“武大郎卖豆腐——人软货囊”。我赞同农民的说法，起码新城子区没有被自来水公司的糖衣炮弹所击倒。自来水公司有了新城子区的教训，在罗家房便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攻略，拿下了罗家房这块水源地。

农民终归是农民，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眼睁睁地任人在自己的躯体上吸血。

井是非打不可的了，自来水公司还要确定一处水厂，日夜处理抽上来的地下水，目标赵家村。

为了顺利落实自己的一厢情愿，还是以那个“招安”的手段来实施。他们和赵家村的书记达成了以下共识：

假如村里同意在这建立水厂，自来水公司就给书记办理沈阳市市内户口，并成为在自来水公司的正式职工。

从农村到大城市，从农民到工人（自来水公司还答应他当个中层干部，但后来……），做梦都想不到的大馅饼，如今就摆在你的眼前，热得烫人。对此，你会没有知觉吗？有谁能经得起改换门庭的诱惑，轻易放过惠及子孙千载难逢的机遇？书记不曾想得到的，他都得到了；他想保留的，再也不能坚守，赵家村出让了廉价的土地，建立了水厂。从此，这里的水昼夜不停源源不断地流向异域，留下来的是一片日趋干涸沙化的土地。

此时此刻的赵国林，已被县官的压力揉成了一个温柔的面团，可以随心所欲变换他的形状。此时此刻的赵乡长，成了自来水公司的座上宾，被自来水公司不间断地宴请，喝得迷迷糊糊，送给他多少奖励已经难以记清。他早就成了自来水公司编外的公关勇士，拿下所有自来水公司拿不下的难题。

还是那句话，农民终归是农民，但是，当他们的生活生产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也许会失去理智。

又一轮“闹事”开始了，上演了“水门事件”。

闹事的理由是：

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我们靠什么生活？

施工中祸害了我们的庄稼，其损失谁来赔偿？

水田抽不上来水了，怎么办？

……

农民纷纷上访，没有得到很快地解决，很无奈。

那一天，某些不法分子终于忍无可忍，砸坏了自来水公司的变压器，砸漏了输水管道（此后时有发生）。警方立即调查，无果而终。于是，为防止破坏水源地恶性案件的再度发生，通告、布告、广告……随处可见，处处是震慑，好像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犯罪嫌疑人，随时都会置你于死地。其实，用不着劳驾这些东西去风吹日晒的辛苦，草木就枯萎了。

不久，这里地下水的水位严重下降，原来的水井已经无水可抽，灌溉和生活用水日渐枯竭。在不间断“闹事”的情势下，自来水公司免费为农民打深井，免费为居民供应食用水。这本该是早就答应的“条约”，但迟迟不予实行。自来水公司有很严格的霸王条款，根本解决不了因水源地造成的灾害。那么，现状又如何呢？

水田灌溉一年不如一年了，水田大乡已不复存在。“旱改水”，变成了“水改旱”，耐旱的玉米又一次大面积地取代水稻。人畜饮水困难重重，个别村屯水贵如油。公路两旁的树木已经枯死，没有死去的，树梢像火烧了一样。当年郭书记挖的泄水沟渠没有一滴水流淌，满清皇帝钦封的饮马坑——鲶鱼泡晒底……举目望去，一片苍凉，一片荒凉。

事到如今，人们都想知道赵国林、赵家村书记，他们的结局如何？也像这片土地那样苍凉凄凉吗？

我不是相信报应迷信的人，也不相信罗家房人对他们的诅咒会成为现实，但事实却如此。

节间小启

节间小启

亲爱的读者：

因本人外出旅游，不能及时续写，深感遗憾！长假后，我会继续完成《草根家事》。后面的章节是我最喜爱的部分，还有25万字。值此，写小诗一首，弥补我对您的歉意。

我的心长了翅膀

那是我憧憬的飞翔

我不想飞过历史的长河

但我要目睹真情的长江

我喜欢东去的浪涛

把我带进海洋

海洋

就是您宽容的胸膛

容纳我

毫不思量

我的心长了翅膀

要飞回生我的家乡

喝一口那里的水

让母爱

永驻我的心房

我躺在那片土地里

让老人家

抚摸一下他的儿郎

她一辈子

都期望我飞翔

4 如毛的上司（打人乡长）（10）

4如毛的上司（打人乡长）（10）

从乡党委领导集团看，一二三把手以麻将为绳索，把他们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也显现着团结在一起的氛围。这三个人的团结，就是整个乡政府机关精诚一致的基石，形式上的团结也是内在的前提，形式上的往往是公认的，都得当成实质性的去认识去肯定吧。那么，村一级的头头脑脑们是否听从指挥，则是一把手考虑的当务之急了。

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乡领导同各村书记主任的关系，已不再是以往简单的上下级关系了。取而代之的，是“哥们够意思”的新的人际关系。有好多村书记主任，不再管乡领导叫什么乡长书记了，而称之为“赵哥”“老赵”“李哥、王哥”，亲切得很，密切得得当，同时也广而告之——我们的关系就是“铁”，铁哥们。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个人感情抢占了党的感情、组织感情的高地，实在是高。

那么，靠什么来维系这种关系呢？恩威并用，封官许愿，投桃报李，权钱交易……多管齐下！只要是好使，管他黑猫白猫，一切招法皆为我用，从不考量什么原则，政策、后果。甚而，他可以接受铁哥们的请求，去违法打人！

记得新安堡村有个姓温的“刺头”，几年来也不交提取和定购粮（事出有因），铁哥们找赵书记帮忙，赵书记义不容辞，披挂上阵。见到那个刺头，赵书记不问青红皂白，也不容他“强词夺理”，三拳两脚就把他打服了。若不是我亲眼所见，再会说的人我也难以相信这是真的。

刺头交了提取，村党支部书记（后因另案违法被判刑）感恩戴德，连连称赞赵书记真够哥们意思，他们就成了合作的铜墙铁壁，皆如是。

对于群众的呼声与疾苦，赵书记的名言是：老百姓你可怜他干啥！

村里遇到棘手的问题时，赵书记也为他们遮风挡雨，去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在一次动员农民踊跃交售定购粮的群众大会上，赵书记讲了许多道理，最后他说：“总之一句话，‘要想安，先答对官’！”言罢，拂袖而去，到会的人个个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深知官是惹不起的，否则官事见，拳脚见，不然还有你的安稳生活吗？这，就是他奉行的官民关系的最高原则。

有史以来，交售征购粮、定购粮，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矛盾最激烈最尖锐的时候。粮食丰收了，限制你交售余粮，农民有粮不能变现；歉收了，像要命一样要你的粮食，官员受上级的压力就扮演土匪，否则乌纱帽还能保住吗？

赵书记当政期间，罗家房年年完成交售定购粮的任务，他对待群众的“原则”功不可没，他的政绩也在市里历历在目。不久，赵书记晋升了，到新民市任水利局局长。这个论功行赏，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一般的党委书记提升后只任副职。

一切顺风顺水之时，叫他难以接受的事实却难以预料——他的儿子不幸车祸身亡，实则咎由自取。在新民市，大凡“高干弟子”都是“八旗子弟”纨绔公子，在街市上尽情地“炫耀”，极尽地“风光”。他的为了儿子显摆自己是“非同凡响”，在摩托还是罕见之物时，就满街地飙车了。结果……

新来的党委书记张荣发，行伍出身，本市前当铺乡调转过来的，我们乡还没有“就地拔高”的先例，至今没有本乡本土的乡官。

张书记为人正直，他不会表演，不擅长玩词，说话办事都很实在。他在任两年期间，上下风气很正，他是两手空空两袖清风走的，是最为廉洁的高官了。

大概是他很“死性”，到了市里乡镇企业局仅仅任个第三副局长，四把手，比起赵国林相去甚远。赵书记对迎来送往十分讨厌，对大吃大喝更加深恶痛绝，他曾下死令对市里来人免除招待烟的规定。他机关在大会上说：“一瓶榆树大曲四五块钱，一盒阿诗玛十元钱，酒让他们随便喝，一桌三四瓶足够了，烟可供不起，一人一盒烟，那得多少钱？”

话是说了，事也落实了，但没有实行多久，赵书记就顶不住了。有比他还大的官，冲他要烟，说，“你自己给我买烟还不行吗，我不吸公家的总可以了吧……”

即使是和他平级的，或是比他小一级的，跟你要烟你也得给，不然你还想和人家办事不？人家都有实权在握。

俗话说，“好人不长寿”，现在得说“好官不长流”。等你快修行到“好官”的地步，你就成了无源之水，断流了。你看看他后来那个有名无实的四把手的位置，就该懂得什么叫“好官不长流”的真谛了。

赵国林调走之前，董凤林调到了陶家屯乡升了一步，任那里的党委书记。董凤林走后，贾清仁任乡长。张荣发走后，贾清仁坐上了罗家房乡第一把交椅，他在这里在任的时间最长，快赶上乾隆了。

上文说过，他是顶替冯绍华的空位来的。那么，冯绍华副书记的位置是怎么空出来的？

赵国林任党委书记时，冯绍华是副书记，主管计划生育。在一次全乡计划生育工作的大会上，冯绍华对他“瘸子打围——坐着喊”很有看法，对他冠冕堂皇的言辞很有想法。于是，他三把手公开在会上向一把手叫板：

“这次抓计划生育，希望主要领导亲自出马！”

这句话正中赵书记的要害，岂有不疼之理？

赵书记当即“反唇相讥”，咄咄逼人：

“能干就干，不能干就下去！”

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唇剑舌枪，互不相让，骑虎难下，会议不欢而散，无果而终。冯绍华犯上作乱，引火烧身，咎由自取。不久，他被“生活作风”的问题困扰，自动要求调离，去了沈阳某国营企业。

贾清仁继任冯绍华位，上任伊始便先到冯绍华家中拜访他的前任，赢得全乡上下的一致好评，都愿意与他主动的接近，可见他城府功底的深奥与纯熟。

党委副书记的职责就是协助党委书记抓好各项工作，最主要的则是抓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他第一次在机关见面会上的讲话，主要有两点：

一是加强学习，二是号召机关的同志们要求进步。从那时起，机关的每个人都有了一本学习笔记，年轻人要求进步，申请入党的越来越多。我，就是在这个热潮中，被卷进去的一个新党员，那时我都45岁了。提起这件事，让我忍俊不禁又如梦幻……

4 如毛的上司（为虎作伥）（11）

4如毛的上司（为虎作伥）（11）

贾书记很会做同志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能准确地把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和内心世界，对所有人的长处与不足拿捏得恰到好处。然后，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和你促膝谈心，让你明确前进的方向和实现的目标，使你热血沸腾信心十足。这就是他，一个领导者所具有的政治素质和风范。

1987年时，我在广播站任站长兼编辑，贾书记常约我和他一起下乡蹲点。那时，“点”蹲得很实，吃住在村，没有特殊的家事是很少回家的。晚上没有什么工作了，我们就有时间和机会拉家常，话题没有约束。他得知我还不是党员时，感到非常惊讶，那时我已经43岁了，在乡政府已经工作了11个年头。

其实，对我不是党员的事实感到惊讶的人太多了，新民市广播电台的苏桂琴台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是我们的老乡，她的丈夫是我同学的弟弟，我们无话不说。那天我去市里开会，填一张关于我履历的表格，上写“非党”。苏桂琴看过张口便戏谑道：

“我说老乡，你是怎么混的，十多年了，怎么连个党员都没混上？”

我笑了：

“是啊，遗憾呐，这有什么奇怪的，正因为我没‘混’，才没；混‘进去。”

她一愣，大笑。

我何曾不想“进步”，进一步啊？作为一名机关干部，不是党员实在是说不过去。别的不说，就说工作吧，你不是党员就显得很另类，自己处处觉得不自在，许多会你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你还要干党员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好。从这一点上看，我够党员的标准，为什么不可以是党员？可是啊，你又不能要求入党，原因及其简单。

入党，一要讲关系，而要论资排辈，三要避嫌。

我刚到乡里的那时候，好多条件比我优越的人都不敢问津，我还仅仅是个临时工，会叫人笑掉大牙的，说你不懂得天高地厚，哪时能轮到我？等该轮到我的时候，我又考虑不要和人家争了，免得说我有野心，抢夺人家的有利地形。这些人都是我的初中同学，上进心特强，朝思慕想往上爬。他们本来能量就很弱，你在和他狭路相逢，结果是什么？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吧，相安无事的好。我不想对他们造成丝毫的威胁，我没有那么严重的官本位，奈何给人那样很坏的印象！

我不是党员，没有一点自卑与失意，想通了，也没有人拿我当当原来要求我什么，不是很自由吗？在自由的空间里好好做自己的本职工作，默默地陶炼自己丰富自我，何乐而不为？

我的个性很强，不喜欢别人驾驭自己，也从不讲究为人处世的奥妙与玄机，该说的一定要说，从不留半句话憋在心里头。由是，机关的都说我是爽敢说，也说我说话有分寸有分量，而我却从未觉得。

大概就是这个因素吧，领导不愿意无端的得罪我，贾书记对我也就格外地关注，常常把我当成“李大哥”同我讨论问题。当然，启发鼓励我入党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有一次他问我写没写申请书，我说没有时间些呢。贾书记生气了：

“怎么的，你是不是对我贾书记有意见啊，不让怎么就不写？那以后我就不是你的小弟了……”

贾书记的“要挟”中又有“哥们够意思”的诉求，我不好意思了。

说句实在话，那时的我对入党的积极性已经再走下坡路了，上坡路是在冯贵清的年代。冯贵清年代是改革的年代，欣欣向荣的生产责任制，农民得到实惠的喜笑颜开，让我感到一片光明，看到了希望与前景，是我真正的热血沸腾的年代。于是，在一次骑自行车我与他回乡的路途中，我口头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也满怀信心和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可是，冯书记听后一言未发，我的心顿时凉了。他是党委书记，对我的深情置若罔闻，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入党有必要吗？这一默不作声，不仅打消了我入党的念头，也使我迷蒙，神圣的党组织原来也是那么的平淡无奇。后来，农民的负担不断的加重了，渐渐地，我把入党的事淡漠了淡化了，甚至淡忘了……

贾书记对我的责难，是我入党的时机成熟了吗？或是也该给他面子吧，我第一次写了入党申请书。

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是讲原则的人，绝不单单是面子叫我就范。我主要是想争取得到一个表达自我看法、想法的场合与机会，而绝不是想把入党作为升官发财的途径。我入党了，就可以说当话，替“党”说话！

1989年是个多事之秋，我入党了。我无愧，我没有送礼，没有拉票，没有一星半点对不起自己良心的思想以及举动。我说过，我是被那股入党的热潮卷进来的，掀起热潮的人正是贾书记。他所以动员我入党，有“器中”我，“利用”我他用的成分，还有另一层难以考量的原因。那就是我挡住了许多人入党的大门，也挡住了贾书记的一条路。什么路？后来都知道了。

我入党前，政府机关很长时间没有发展党员了，是我自己挡住了自己的路。之后，新党员如雨后春笋，相继出头露面，引起一片哗然。

大潮之下，难免泥沙俱下。只不过之后的大潮中卷进来的泥沙多了一些，叫人瞠目结舌。有玩世不恭者，有醉生梦死者，有桃色新闻者，有……换言之，这些人根本是不能“将就”的党员也是党员的一员了，是“人情党”、“关系党”。靠什么，凭什么？靠人情——人情是可以用钱买到的，越多越浓厚；关系时可以用金钱换取的，越丰厚关系就越密切，没有钱什么也办不成！

说我挡住了这些人的路，就是说我入党了，就没有人会说“比他们好得多的人都没有入党，他们凭什么”？对此就没有人再会议论纷纷了，掩耳盗铃，总比明目张胆要好听一些吧。

有了这样变味的党员加入党组织，还用得着谈什么进取心吗？当然了，领导的威信也被变卖得一无所有，剩下的仅仅是“权威”两个字，还有一个官位的虚名。

一个人不能永生的正确，但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去蜕变自己的信念，故意地去犯错误，更不该昧着良心去做连自己都感到愧疚的龌龊勾当。

常言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些虫豸就是党内的蛀虫蠹虫，腐蚀党的健康肌体。蠹虫们专门寻觅吞噬领导的薄弱点，或奇痒之处。你爱钱吗，就以钱做刀枪；你好色吗？就以美貌为利刃，让你乖乖地被俘虏。人本血肉之躯，孰能挡得住七情六欲的连环夹击？而这些领导偏偏又是七情六欲非常浓郁的种子，哪能经得起如此温柔的雨露，发芽了，一个怪胎在党的肌体上不断地无休止地疯长，蔓延。更何况，有时领导的“奇痒”是不用属下去费心猜测的，他自己就会暗示你明示你。比如：听说市里编委又下发关于某某干部指标了、某月某日我得回家给老母亲做寿了、我这几天得和大家请假装修房子了、我身体不舒服明天住院了……这属于明示。领导的手下还有为虎作伥的“伥”，他可以以提醒你的口吻说：

“喂，过春节了，人家都去看领导了，你什么时候去啊？”

“你知道吗，领导对你印象很好，你怎么还装傻啊，机会啊。”

“干嘛不去看看，又不花你自己的钱！”

“少说也得个五百八百的，给孩子啊，少花不如不花，反倒要人来气。”

……

“伥”，就是演变成为现在的“托”，是领导的铁哥们。他说话相当于领导的圣旨，你要不言听计从，苦头马上就到啦。再说了，哪个送礼的花自己的钱？你不肯出血“托”也不跟你废话。犯得着废话的，都是一个个有小金库部门的头头脑脑和村里的书记主任。这些人，“头上戴的（高级太阳镜），身上穿的（名牌服装），手里拿的（BB机手机）”那一件不是公款换来的？投桃报李的买卖傻子都去做，奈何他们不懂不做？

古时候勾勒清官的那句话，放到现在某些领导身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官的发了财，还落个清廉的名声，上帝对他们都垂涎了。

美女慢慢地享用，可以随时革故鼎新。金钱可以大把大把地花，源源不断地来。一部分由自己消费，另一部分作为资本投入到官场，攫取更得的利润，而后步步高升，在接续投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就这样形成了，运转了。对此，已经不是什么不可泄露的天机，只是机缘能量的区别而已，是不是实行而已，市场是有规律的，有明码实价的啊。

贾书记任党委书记期间，从本市东蛇山子乡调来一位乡长，叫王广福。他到任之前是三把手，党委副书记。对于他异地升官，原罗家房党委副书记当然有些感到不公与失意了。论水平还是论资历，“坐地虎”与“天外客”半斤八两，可他就没有做地升官的机遇。一句话可以释疑——生命在于运动，升官在于活动！你不去管你的领导那里活动，人家还以为你不愿意升官呢。那么，“坐地虎”后来怎样了呢？

4 如毛的上司（败走麦城）（12）

4如毛的上司（败走麦城）（12）

“坐地虎”后来很惨，惨不忍睹！原因何在？话，还得从贾书记这说起。

贾书记该走了，他在罗家房乡呆了足足八九年的光景，“景”也整得恰如其分，无处不是“景”。

新民市委领导没有辜负他，把他安排到市林业局，封赏个“正局级副局长”的官衔，并告诉他，“副”字很快就会去掉。

不幸的是，在他没走之前得病了，住进了鞍山“汤岗子矿泉理疗医院”进行治疗。同志们听说他得病了，没有感到意外的，好像他该得病了，得病的时机恰到好处！

这些年以来，从乡政府机关到各个村，以及乡办企事业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几乎都是他提拔亲自栽培的，感情深厚，手足一般。贾书记住院了，眼看又要升任了，你就没有个积极对待他的态度吗？你们的情感都叫狗吃了吗？于是间，贾书记住院时，大车小辆趋之若鹜去看望他，慰问他……

在贾书记疗养期间，乡里的党政工作全权交由王广福料理。王广福就像王储一样尽心尽力地经营着，同时，也身临其境地体验着、过度着怎样当个一把手的热身。贾书记病愈，赴任林业局，王广福走马上任，很快地切入到正位。那个“坐地虎”副书记见大势已去，便另谋出入，找老领导赵国林做了依托。他在水利局当上了一个股长，职位和副书记属于平级。他很欣欣然，“我进市里了”，荣幸啊！但后来惨了，因涉及腐败一案，被判监外执行，那是后话。与他同遭厄运的还有贾书记，但非属同案。

贾书记处处人随心愿，官运亨通也“财源滚滚”，只是那个“副”字让他如鲠在喉，总觉得不舒服，便对此要做个手术。

某一日，一行人，手持一“文书”，来找市委一把手，一语道破一个“民众”的请求——我们局拥护贾清仁做一把手！

市委一把手可不是好糊弄的，一眼看穿了这一帮人一条心的一个阴谋——贾书记指使手下一些人要“抢班夺权”！结果，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被清除林业局机关，“下放”到下属的一个林场，聪明反被聪明误，险些丢了卿卿政治性命。

王广福当上了一把手，乡长的空位由原来的副乡长周春林继承。周春林是当地人，这么安排，机关一时间“人心”就平衡了。这也是贾书记走之前为王广福铺的路，王广福有点人软货囊，如同阿斗。贾书记和他是同乡，又是晚上休闲时的亲密麻友，这么做是他的义气也是尽责任的体现吧。

如果说赵书记、贾书记老练干练的话，那么王书记就显得有点稚嫩简单了，甚至是“无知”。说他无知，是他“一不知人、二不知心、三不知情、四不知理”。

如果说赵书记、贾书记城府很深，那么，王书记就是“心直口快”直来直去的人了，或者叫做心里没数更为恰当。

无论是他当乡长还是任党委书记，凡是跟他亲近的人，没有是一个与他推心置腹的“正人君子”，尽是些“鸡鸣狗盗”之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这些人拉虎皮做大旗，打着他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坏了他的名声与尊严，他不但不知，还津津乐道。相反，凡是正直的人，积极肯干默默卖力的人，替他“遮风挡雨”的人，他都不屑一顾，甚而受人蛊惑而无情打击，致使好人对他众叛亲离。即使没有被他伤透心的，也是见他“望而生畏”，谁敢接近他？因为他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没有慧眼识珠的水平。好人好话，坏人坏话，对此，他的眼睛是色盲，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听不进去。可想而知，这样一个昏君，周乡长怎么能把他“侍奉”得好？

全乡党政工作诺大的摊子，作为一把手其责任是重大的，其胆子是沉重的。王书记挑着、走着，踉踉跄跄，步履维艰。几年来，尤其是近年来，农村干群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民告官的、据理上访的逐年增加，且问题越来越尖锐。信访也有过去的匿名变为署名，公开向村干部发出挑战：不告倒你，誓不为人！

王书记上台伊始，首先遇到的就是这类“祸端”，弄得他食不甘胃，夜不安寝。那时我做办公室主任工作，负责信访，党委那边还有秘书配合，处处为他排忧解难。日常的信访来访，我们对来访者进行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有关文件精神、政策、条例为准绳，进行处理，信访工作开展得很正常，上访的群众对处理的结果很满意。但对于重大的问题，则由我们及时地交与领导表态处理。我所接触到的最为重大的信访案，就是曹家村集体越级进京上访了，引起新民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因为省市也给新民市加了压力。

上访者共四人，提出不用调查就能解决的13条“上访理由”。经过我与秘书碰头后，决定向王书记汇报请示如何操作，以期解决。王书记对此大为震惊，并责成乡长牵头调查处理。

有关情况清楚后，又经过几个反复，党委会在王书记的主持下，给“被告”定了处理意见。我们调查组对这个意见觉得偏轻，不足以平息“民愤”，尤其是用党纪衡量是难以说得过去的。然而，王书记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容不得不同意见，拍板断定了。结果不出所料，集体上访再次发生，惹了大麻烦。

又经过一番“研究”，王书记表态了：

“他们不就是想把书记和会计干掉吗？干脆把他俩换个地方算了，上访的也就心平气和了……”

这一次，我和秘书反复提醒王书记，问题不那么简单。但是，王书记依然固执己见，党委会又做出了新的决定：

调换书记职务，到乡政府农机管理站上班；撤掉会计职务，到乡农经站当会计。

党委的决定怎么也得向上访人做个交待吧？这可倒好，“平息叛乱”的新决定，成了“发动暴乱”的动员令了。群众指着王书记的鼻子怒不可遏：“你真会处理啊，把有贪污腐败问题的村干部，处理道你们乡政府去了！”

就这样，更大的麻烦来了。

王书记见势头不对，但悔之晚矣。这个案子最后只好交由新民市监察局来处理了。

他们调查的结果与我们的如出一辙，脱裤子放屁——多费了二遍事。这就是王书记领导下的党委政府的工作效率与执政能力。

根据有关规定，监察局处理的意见，也与我们当初的处理意见相同——勒令被告退回所有“非法所得”，“革职为民”。

问题虽然简单，怎奈头脑简单的人，把本来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一个简单的群众上访，却反复地进京上访，影响极坏，王书记负有不可推卸领导的责任，责无旁贷，遭到市委的严厉批评。

当了3个月的党委书记，是从群众上访开始而开始的，是到上访结束而结束的。他也像那村书记会计似的，别看有重大的“过失”，反而从乡里干到了市里，被调到农牧局任第五副局长了。他知足，要是调到水利局，他只好做十把手了，因为那时水利局的正副局长已经有9个人了。他比那村书记会计幸运，没有群众告他，也没有群众指着市委的鼻子说“你们就这样处理干部啊”！

新民市委找王书记谈话的时候，据说他事先没得到半点风声。他想不到，自己这么快就“落架”了，下台了。他更没想到，他本来就不是那块当官的材料。他甚至连假公济私的技法都不会，为了个人的情感，为他人办事都办得十分露骨露肉，成为尽人皆知的笑柄。

4 如毛的上司（鸡飞蛋打）（13）

4如毛的上司（鸡飞蛋打）（13）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很欣赏他坦荡的为人，有股义气劲，不会玩手法是他的最大优点。王广福由副书记到乡长、党委书记，在罗家房这块黑土地上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跋涉五六年了，辛苦之劳有之，莫逆之交也有之。为了安排“朋友”的一个孩子到乡里上班，可是尽心尽力地思谋了。

行政、事业没有编制了，就让他去给农经站开车吧，大小也是个差事，总比无所事事“遛垄沟”体面得多。

这个孩子很年轻的，稚气未脱，各类汽车倒是看过很多，开车则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与其说让他开车，倒不如说让他学开车，拿公家的车练手。当然是了，这比学开车要划算多了，一不花钱交学费，二还可以得到不菲的开车工资。可就是那车倒了大霉，三天两头去修理，仅修车费用就够买一辆车的了，油钱和工资不在其内。

农经站也叫农民基金会，是农民自筹自贷的“金融机构”（后来因为不合法解体了，曾经兴盛一时），属于服务型的事业单位，是讲效益的。如此的赔本买卖，农经站心疼得痛心疾首，一咬牙，做出了一个卖车的决定。

他们算了一笔账：养车费、燃油费、修理费、“人头费”，几笔大的费用加在一起比打车的费用还费用，还得为车和司机操心担心，何苦啊！再有就是，车是你的，“不归你用”！你要用车出门办事，车坏了，正在修理呢。车没有问题了，司机受伤了，也修理呢，在医院。再说了，司机是有背景的，有时候你玩不转他，他逍遥去了，爱咋咋的。思来想去，卖车才是硬道理！

硬道理碰到了硬钉子，你就硬不起来了。车虽然是农经站的，农经站还不是书记乡长的吗？王书记听说农经站要卖车，脖子一歪，向站长打3个问号：

“啊？卖车？司机上哪开资去？”

这就是圣旨，所有的领导都有这项专利，任何他管得着的人都不敢说个“不”字。可笑吗，可气吗？是的，太露骨太直白了，不卖车的原因竟然是为了给司机开工资！太人性化了吧……

1993年，一个“目不识丁”的青年农民，因做点买卖有了点积蓄，便打起“卖官鬻爵”逆向思维的主意来。这主意不馊，事情果然办成了，你能说他馊吗？他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乡企业公司的经理，由农民一跃成为乡政府的机关干部，正式的合同干部。

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农民当干部，干部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曾经的农民嘛，干什么和同类过不去！可是，那个时候得有多少农民也想当个什么经理呀，业务什么的啊，至少得有几十几百的吧。为什么不去公开招聘？为什么昭示天下？为什么不让有资格参加评议的人去“评头品足”？为什么一个说了就算？问号太多了，但答案只有一个——吃谁想着谁，拿谁向着谁！从此，这位领导的威信滑入谷底，微词倍增，但“效益”上扬，一发不可收。

1998，新民市各个乡镇又一次大幅度的精兵简政到来了（几年一轮回，不需千年等一回）。这位经理的民主评议之分低的可怜，几乎得了零分。理论考试那天，他也来到新民考场想碰碰运气。试卷刚刚发到手里，他便问监考：

“我说，让不让抄啊？”

“你说呢，让抄的话还来这里干什么？”

他二话没说，抬腿就走了。

这位监考太不了解他，假如我是监考，我会让他抄，准许他一个人抄。你想，那么多的试题，那么多的复习资料，他看了都眼花缭乱，他是绝对找不到答案的！

不要说在全国了，不值得，就是在全新民市，或者是罗家房一个乡，选个当经理的料也不难找到，难的是能找到他当经理。有人说，一个村的人才就可以组成个乡政府；一个乡的人才就可以搭建一个县的班子。我看这话并不夸张，夸张的是，有些机关部门怎么竟然由这样的人充斥其间？不可思议！

每当一位领导“乔迁”的时候，（除冯贵清“戴罪”离任外，余者都是“乔迁”），同志们对他或多或少都有留恋之情，也有个别人感到“树倒猢狲散”忧伤。忧伤什么，没有靠山了，开始走自己的路，心里没有半点的信心。

其中一个堂堂的股长，日子开始艰难了。1996年，在实行公务员制的民主评议中，他得到了最低的分数，尴尬至极。理论考试的时候，因为胸无点墨当了文抄公，又不听从监考三番五次的警告，被扣掉了10分。结果，两项分数加在一起的成绩还是名落孙山了，只好和乡政府大院“拜拜”啦。人们这时才认定，靠个别领导混日子最终混不过“群众的眼睛”，尤其是那一颗颗平常又平凡的心。

后悔药是无处买得到的，想吃后悔药的滋味比买后悔药还要难。人到了这般田地，才懂得“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滋味，悔之晚矣。什么书记、乡长，全都成了画中之饼，难以充饥。

你还别说，够哥们意思的真就为他奔走呼号了，为他递过来一根救命的稻草来，他做了临时的“税务”。这个铁哥们是新民市的副市长，他每每来乡里视察工作时，第一个得先看看他，然后才是书记乡长。他管他叫哥们，相互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对他的“挽救”了，他得对得起他们曾经的“情感”，一种价值“千金”的情感。试想，他会有多少“千金”再交换这样的情感啊？

每当一位新领导来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期盼。期盼他为民作主，期盼他革故鼎新，期盼他开创一代新风……

王书记壮志未酬地走了，刘书记、刘国成风尘仆仆地来了。刘书记家住本市大红旗镇，与罗家房相距2百来里路，他在那个大西南，我们是这个大东北。在他还没有来到之前，消息灵通人士就掌握了他的有关参数：刘国成，男，53岁，老高中毕业，任柳河沟乡乡长……

新的党委书记马上就要上任了，乡政府机关的空气似乎紧张了起来。早上，没有一个人迟到的了，晚上下班也看不见早退的了。谁都说不清新的领导什么时候驾到，又会在什么时候同大家见面，猜是猜不到的，只好等，早来晚走地等。等看见他了，好看看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施政方略、嗜好习惯，等等等等。

刘书记终于同全体乡政府机关干部、乡直各企事业首脑、各村的书记主任见面了。看上去他很年轻，讲话不拖泥带水，其主要内容有三点：

一是自己没想到会到罗家房来，而且还升了一级（罗家房是新民市信访的重灾区，上层谈虎色变）。

二是抒发了自己为官之宗旨（不图有什么作为，只求不留骂名）。

三是希望各位各尽所能，努力工作，不断进取（他说他保证不埋没人才）。

最后，自赋诗一首，结束讲话。那七言诗的大意是：

来此遥遥之乡啊，乃受上级之命；撇家失业，难以孝敬父母啊，忠孝不能两全；而今我实属无奈啊，但必尽心竭力；承蒙诸位抬爱啊，我心感激……

哈哈，好诗：几分凄凉、几多惆怅、几许感慨、几次高唱，他要高唱自己谱曲的新歌。

4 如毛的上司（孤注一掷）（14）

4如毛的上司（孤注一掷）（14）

到任后，刘书记没有急于去各村各单位进行礼仪性的初访，去接受属下的恭维与朝拜。他一边细心地听取有关人员相关的情况汇报，一边筹谋如何打开新局面的切入点。他对机关同志的了解，除兼听之外，更注重实地考核。在一次机关干部会上，他出了两则命题作文。其一，是让股站长以上干部完成的，题目是如何“保牛劲，振虎威”开展98年全乡工作。另一个题目是让一般干部写的，文题是“你心中的党委一班人”。

第一个题目明眼人都明白，那是一把手的主题让你来做，含义有两点。一是看看你距离一把手的水平有多远，量量你的能为有多大，试试你是真假李逵。二是让你出谋献策，集思广益，采取多数人的谋略来谋略未来。此举可谓谋略家之大谋略，非同凡响，独树一帜。

第二个题目是听听同志们对党委的评价、希望与要求，借以发扬优点改进不足，调整后续工作的重点与方位。

新领导交给你的新工作，好坏你也得完成，躲是躲不过去的。丑媳妇也好、俊媳妇也罢，娶进门来早晚也得见公婆。到了这个份上，丑与俊可不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所能实现的。

指令一下来，“楷、隶、篆、草”，任你书写；龙飞凤舞，大小由之。当然，也不管你挑灯夜战，还是刷刷点点，到时务必交卷就是了。

刘书记倒也舍得时日，耐得住性子，他官不嫌字丑，每篇必读。没有交卷的他也不去催，文章不是“吹”的，催也没用。

不日，刘书记从数十篇答卷中筛选出5篇来，一一做了点评。

又是一个机关干部会，在刘书记的主持下，5篇文章的作者一一宣读了自己的作品。至今我依然记得5名作者有：组织委员孟繁华、武装部长郭士文、党委秘书李士合、组织干事王洪鹏和我。

我们所以被刘书记看好，其实就是三个字——“说实话”。

刘书记能即兴作诗，也不会看错别人的文章。能看好别人的文章，也不会看错那些人，文如其人嘛。这次“作文大赛”，是一个展示自我综合素质的平台，容不下弄虚作假。是花拳绣腿，还是真刀真枪，个个看得明白，虚晃一枪能有几多掌声？是无病呻吟，还是真话真情，人人心里有数，官样文章能有生存的空间吗？

这些“论文”也是施政演说，从不同的视角概括分析了罗家房乡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现状，并提出未来愿景及实施的目标与方略。有的一针见血，切中时弊；有的开门见山，直抒经济发展的困扰与机遇……无遮掩搪塞避重就轻之词，无哗众取宠博领导欢心之意。在诸多考量中，刘书记通过这次考试，他确立了谁是他依靠的对象，谁是他可靠的中坚力量，一目了然。

新的领导到任，都应该不失时机的去接近，对此，我大概是和他接火最慢的一个了。我是有意的，不愿意给人一个误会——和领导套近乎，说三道四的有违我心。所以，刘书记来后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他根本不认识我，那是我在村里蹲点。但我的名字他是知道的，是从看过我的“试卷”知道的。

他对我试卷点评的篇幅很长，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了，运用了夸张的笔法。试卷没有发下来，评价的内容是党委秘书告诉我的，说他对我的印象很深。

我所以和刘书记接触很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我的印象中，大凡领导是不喜欢直言性格的人，我也不喜欢他们这种“个性”（其实是共性）。

一天，李士合对我说：“咱们机关的同志都见过刘书记了，你是不是也去看看啊？”

我说也好，“那你就和我一起去吧。”

他笑了，知道我的秉性，从来不主动也不愿意和领导单独对话。

我们只有三四分钟的谈话，寒暄的话还没有说完，刘书记有“客人”了，我顺便告辞。

那几年来，乡里的财政很是紧张，常常不能在正常的时间内开资，或做其他的事情。其原因有三点：一是招待费过高，二是地税收缴甚少。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各村欠乡里的“统筹款”迟迟不能上缴，积累过多，积重难返，形成了奇怪的恶性循环。最初是三两个村欠账，后来变成了七八个村，互相观望，“先进吃亏论”嘛。这笔帐是贾书记王书记当政时欠下的，人混熟了，脸上都是“磨不开”的肉，你能把我咋的，咱不是哥们嘛。

难道贾书记王书记就真的不想要账吗？非也！这笔钱用处大了，干部开资不说，敬老院那么多的老人就是靠它生活，许多公益事业都靠它维持发展，一刻也不能推延。村里不给钱，只好由乡里“垫付”。乡里哪有钱啊？借！拆东墙补西墙，“窟窿”越来越大了，怎么办？要！可是，讨要归讨要，不给归不给。但是啊，讨要不能白讨要，不给不能白不给，都是公家的钱，好好答对答对“帐主”就是了，这一年就算过去了。下一年再要，再不给，再答对……讨要者、欠账者都相安无事地过太平年，丰衣足食高枕无忧的太平年。

到了刘书记年月，乡里的欠账就成了“债台高筑”，要账的困难用一个“难”字来形容太不够分量了。刘书记为了打开“钱”的被动局面，财政捉襟见肘的窘境，“孤注一掷”地跟欠账叫板了。“孤注一掷”，是拿自己的乌纱帽做赌注，要不来钱，就走人，反正也没有其他的出路，出路被高筑的债台堵死了。

刘书记的招法是：根据村干部工资偏低的实际情况，先制定一个调资的文件下发到各村，从来没有过。村里的书记、主任、妇联、治安等一干人马，像看天书似的琢磨着文件中字里行间的分量与含金量。其实，“分量”和“含金量”好比权利与义务，好比投入与产出。含金量俨然是座金山，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把它背回家里来。不管怎么说，困难是有的，钱途是光明的，不由得你不动心去试试……再说了，别的村能做到，咱们差啥啊？干！

随之而来的，刘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讲话。内容只有一个，落实文件精神，限期半个月交齐所有陈欠——统筹款。他说，账是我的前任欠下的，但我这一任一定要收回！希望大家打消侥幸心理，你不要说什么困难和原因，我也不听。难道老百姓没有向你们交纳提取吗？没交的你们为什么不去要？钱都哪去了？你们收你们应该收的钱，我收我应该收回的钱。这好比香港是满清政府欠下的“债务”，江泽民难道就因为不是他的责任，就放弃收回主权吗？

到会的都笑了，笑得心服口服。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多年的遗留问题迎刃而解。

4 如毛的上司 （作茧自缚）（15）

4如毛的上司（作茧自缚）（15）

“言必信，行必果”，作为领导，做到这一点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现在都讲“忽悠”二字，没有人相信领导说话会算数，也不在乎了，你干嘛去认真。但细想起来又不难，有什么难的呢？说话之前好好搞搞调查，做到心中有数，说自己有把握的话，打有准备之仗，难吗？比如说，按农村生产规律和上级心理轨迹，秋收结束之后，农田基本建设这仗就得开枪了。年年如此，年年市里都要为各个乡镇下达作战指标，劳民伤财，收效甚微，又年复一年。

1998年秋末，刘书记和市里摊牌了：罗家房乡受自来水水源地的影响，农田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不是防涝而是抗旱，所以，市里给我们下达的治涝工程的土方任务我们不打算完成！别看上级瞎指挥，那你也得听，刘书记的话他们能愿意听吗？刘书记也清楚，但他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吧，领导怎么会“不听”，无可奈何也得听！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难能可贵！“言必信，行必果”，那年的农田水利工程我们一锹没动。

作为领导“近君子，远小人”更是难得，有谁不愿意给自己戴高帽啊，虽然是小人之举，但舒服。自古以来，怕是没有几个人不喜欢别人为他抬轿子戴高帽的，何况那些小人对抬轿子戴高帽之能事练达得很。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少不了这样的人，对此可以随时随地淋漓尽致地大显身手，且不遗余力。前面说的那个打了饭碗子的，同乡政府大院拜拜的那位，其小人之能为可谓登峰造极了。自他到乡政府以来的几年间，所有的领导，只要是他认定有用者，无一逃出他的手腕，而被抬得晕晕忽忽，捧得服服帖帖，心悦诚服地任他颐指气使。在外人看来，他就是领导的上司，就是领导的爹。他对领导说话可以不讲什么分寸，也可以大大咧咧地“顶撞”或戏谑，也可以拍拍他们的肩膀。而对于没有实权，没有用的领导和其他同志，他根本没放在眼里。你跟他打招呼，他用嗤之以鼻来回应就算很够意思了。他的为人哲学可以用四个字来浓缩：现用现交。

他基本上是和我一个时间来到乡政府的，比我年少。开始时，干了几年临时工，是个通讯员。后来，“抬、戴”之术屡见奇效，平步青云，捞了个民政助理的肥差，有了“抬、戴”良性循环的资本。

罗家房算得上地灵之所，到这里任职的主们，个个都会被灵气陶冶成“人杰”。可惜的是，好多历届领导等明君，个个被这个“八千岁”玩得俯首帖耳，俯首称臣地替他效劳尽力，但也有例外者。

新的党委书记驾到，机关中人人皆拭目以待，看看他在这个“重头戏”面前又是如何粉墨登场，又是如何地收场的。

第一幕叫“亮相”。领导去哪了，靠灵敏的嗅觉他都能找到，争取第一个得到接见。很多人还是头一次见到刘书记的时候，人家刘书记就叫他“王哥”了。那种亲近之情、密切之容，构成了一道别人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没有你插足的机会。亮相，就亮出个“狐假虎威”的效果，亲密无间的形象。

第二幕叫“入戏”。对此，时尚有说法，称之为进入角色。刘书记手头有一条烟，挺“冲”，他说他不敢吸，那“冲度”相当于60度老白干烈性酒。八千岁听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随即接过话茬儿：“给我吧！”

刘书记自己不用，还有人喜欢它，他不会吝啬的，也不能当面不给他面子，这条烟就成了八千岁的了。这也是他入戏演出“一箭双雕”和“一石二鸟”的剧目。其一，众目睽睽，都看到了吧，我们的关系如何？非同小可。我虎口拔牙如同探囊取物，不可小觑。其二，礼尚往来之渠道被烟疏通也，这就叫“欲取之，先与之”日后我好投桃报李，顺理成章。

其三叫“谢幕”，惊诧的谢幕。刘书记“送礼不收，溜须不受”，令机关上下惊诧不已，也叫八千岁十分惊诧啊。刘书记牺牲了一条烟，坏了八千岁的千秋大业。他觉得，恍惚之间天地都变了，屡试不爽的万应灵药失效了。他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好大的一把“米”。这“米”就是他的饭碗子，身怀的绝技，露馅了，演砸了。从此，人们的心病不治自愈，眼前一亮，再也不怕得罪了八千岁而激怒领导给你小鞋穿了。所以，他们敢在机构改革中毫不违心地给八千岁打分，“穿小鞋”，致使他一败涂地。

就这样，一个共产党员被时代的潮流卷到浅滩上成了沉舟，一个机关的股长被历史的车轮甩在地上而爬不起来。这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吗？

那么，他是怎么入党的呢？答案是，几经周折，几多坎坷，才终成正果。

机关支部大会和支委会多次讨论他入党的议案均未获得通过，愁煞人也。欲进不能，欲罢又不忍，愁坏了两个人，一是八千岁自己，一是那时当权的党委书记。领导思来想去，觉得既然对他有了承诺，就该负责到底。明的不行，那就来暗的。领导动用了他的权威，暗示机关支部负责人专门找和八千岁过不去的两个人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两个人抵挡不过这种干预和压力，违心地扮演了“月下老人”的角色。八千岁入党大业就是在领导亲自指导和策划下进行的，完成的。八千岁对此很是懊恼，入个党咋就这么费劲啊，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还不如不……他认为，党不党的没关系，只要我和说了算的拥抱在一起，任何死神都不能把我从“得意”中抢走。

在他为人处世哲学地指导下，我行我素，义无反顾，怎么可能去反思自己的“失误”啊，怎么会理解什么叫自我检点啊！这回机构改革他傻眼了，头头脑脑和大家一样，只有一票的权利，寡不敌众，无力回天。唉，作茧自缚，咎由自取了。

5 本土的上司（太过霸道）（1）

5本土的上司（太过霸道）（1）

5本土的上司

1958年初春，大跃进的号角刚刚在农村吹响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叫王胜岩，是我们这里“乡镇”一级的大人物。那时公社还没成立，更不能叫“乡镇”。当时“公社”一级的地方政权称之为“区”，后来又叫“作业区”了，他是作业区的首脑人物，我听大人们说的，相当于现在的党委书记。看外表，他人很老了，其实那时他也就30多岁，但在小孩子的眼里他就是老头。“王书记”衣着简朴，腰间经常系个麻绳做腰带，和我的邻居老头差不多。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个老革命、老八路、老资格，没有一点架子，基层的干部都围着他转，神圣、威严。

等我到公社当临时工上班的时候，他在我们公社从书记的岗位上退休了，待不住，就做机关的常客。有时候晚上没事可做，我们常在一起打扑克，对他的为人、性格有了一些了解。

王书记头脑很机敏，扑克打得也好，要是输了，你就遭殃了，直到他赢了才罢休，往往玩到后半夜才结束。争强好胜，就是他的性格，工作上也一样。所以，他退休后很少有人和他来往，说上句说惯了，现在你退休了，谁还受你那套？有时候无理他也要狡辩三分，包括打扑克。我是小字辈，出于对他的印象和尊重，违心地配把手和他玩，就输给他，不然你受得了吗？真是“和尚没事（寺），尼姑不得安（庵）”啊。这都是70年代末的事了。那时候王书记退休的工资很高，他的夫人也是高工资的退休老师，老百姓都叫他财神爷。可他属于“铁公鸡，琉璃猫”一毛不拔之类的，扑克输了也不请客，呵呵一笑算了。别人输了，他贬损你的话就多了，直到你掏腰包才打住，受不了他那张损人的“臭嘴”。

王书记属于本土的上司，工作上我们没有共过事，业余消遣算是我的上司，我得听他的。不久，他去县城养老了，我解放了，至今没有他的消息，我依然怀念他当初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罗家房人杰地灵，原辽宁省省委书记全树仁就是这块黑土地的生人。著名作家马加在这里度过了他年少的时代。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1998年的20年间来奇--書∧網，全乡共有2000多人考入大中专院校，其中博士生11人，那时的学子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996年夏，党委书记贾清仁为实现罗家房乡经济腾飞，举办了在外地的罗家房人士献计献策的座谈会。拟定与会的都是科处长以上职级的官员，共一百余人到会，号称“百家论坛”，由此可见罗家房人才济济。缺憾的是，自1958年成立公社到现在的乡党委、政府的一把手中，没有一个是本土的。被乡村各界认为很有才能的周春林，也仅仅是个党委副书记，位居三把手。

何以如此？原因太复杂。有的说县委没人，县官都是辽河西的，没有裙带关系，此其一。有的说，罗家房人太“文化”，呆板，不会走动，“运动”……大家总结出来的，没错是吧。这两条放在周春林身上都合适，可谓量体裁衣，量身制作了。

周春林，本乡新兴村人，过去叫平安堡，马加的家乡。他小学文化，连级军官专业。冷眼看去，这个人是很难接触的，有一种自以为不同凡响，自封清高的架势与神情。他的记忆很好，对各种事物都能弄清来龙去脉。他的思维也很敏锐，对各种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思路清晰，方法简单而得当，干净利索。同时，他常常容不下属下说话，不管正确与否，他可一语中断对方所言，摆出一副令人生厌的霸气。在他刚刚当上副乡长的时候，这种霸气已初露端倪了。

一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同洪毅文（后来的副书记）任加林（农业助理）边骑车边聊天，我说周春林是个山大王的作风。不想，这句话被他们俩其中的一个告诉了周春林。我是心直口快的人，说过也就忘记了，只是闲来谈笑。

第三年夏季防汛时期，周春林在堤防值班，我遇上了他。因为我家离堤防很近的，吃过晚饭我去堤防看我的表哥慈明信，周春林和我算起了旧账，这就是他的“强记”。

我走进堤防，周春林正和表哥他们喝酒，见我进来就让座。堤防的饭我是常吃的，但有客人的时候我从来都是回避。我和周春林没有什么隔阂，又是领导和同志的关系，在大家再三礼让下，只好“作陪”，也是好意，其实我就是坐坐，吃过了。我刚刚坐下，周春林突然向我发问：“听说，你管我叫山大王吗？”

“这话问得真没劲！怎么，难道你吃饭就不许我来吗？难道你喝酒，就不许我吃饭吗？你吃谁的？我吃你的了吗？你怎么这么独！”

我一连问了他好几句，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依然“得理不饶人”：

“是的，是我叫你山大王了，怎么，不对吗？”

“为什么？”

“你就是山大王！我来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不是山大王又是什么！”

屋子里原来融合的气氛霎时间凝固了。大家都觉得周春林太霸道了，又不好直说，只好我说，总不能因为我的来到让别人也尴尬吧。

“我叫你山大王，是瞧得起你，你还别不识抬举……”

周春林涨红着脸细听下文，他自己也觉得说话太不合时宜，等着下台。

“乡政府有好人吗？个个都是土匪，你不是山大王是什么！不愿意干，说话！”

我说完，包括他都哈哈大笑。

其实，他的领导艺术和才能都体现在这里，只有你服从的份，他的尊严才得以体现。后来他承认，他当着许多领导评价我，说我是唯一“不受话”的人，我不会唯唯诺诺。我不是“不受话”，我是不受歪曲、贬损、小觑的话。

5 本土的上司（十类干部）（2）

5本土的上司（十类干部）（2）

周春林从部队转业来到乡政府之初，任农会主席。这个农会成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都干了些什么，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历史记录可查；后来是什么时间取消的，取消没取消，只有天知道。

形式主义创造了许多类似的机构，类似的机构记载着形式主义永不泯灭的足迹与历史文字。这也是一种世俗，就像当官也讲究论资排辈那样。周在部队是连指导员，给转业军官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也是约定俗成的天理和世俗。农会主席算老几？谁还以为这个角色是土改时地主眼中的怪物值得很多人哆嗦吗？“主席”的名称很伟大，但放在他身上就不那么炫目了，没有一个人称呼他“主席”，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官当得可笑也可怜。时来运转，过了不久，公社有了纪检委员的空缺，我们的周主席天经地义地补位啦。

俗话说的好，“多年的大道变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周春林在仕途上从不运动、活动、走动，而是靠水到渠成和水大泡倒墙当上了副乡长。

周乡长主管过农业，后来主管乡镇工业。他所分担的工作从来不让主要领导操心，这就是水平和能力吧，就是领导“器重”他的原因吧。

1994年9月末，正是乡镇工业全面启动大力发展的高潮时期，比当年大跃进还气势磅礴如火如荼。在周乡长的主导下，乡政府决定兴建一家皮鞋厂，其全称是“沈阳市晴天省力保健鞋厂”。鞋厂刚筹建的时候，谁来任厂长还八字没有一撇。筹办过程中，一切事宜均由周乡长直接领导下的乡企业公司代管。

代管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在周乡长心中，企业公司一班人没有一个可以胜任厂长的料呢？在一方缺人，一方“毛遂自荐”的情势下，我就成了这个厂的厂长了。

为什么我要“毛遂自荐”啊？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从一则民谣说起，这民谣把乡政府的干部分成了十类（和前面我说的略有不同）：

一类干部是乡长，搂完这厂搂那厂；（类似当今的官商勾结）

二类干部属党委，喜欢什么都得给；（到企业见啥好就拿啥）

三类干部武装部，大盖帽子遮羞布；（吃拿卡要全靠绿军装）

四类干部农田水，一项工程就够本；（高预算低投入包私囊）

五类干部管民政，国家钱财我私用；（不花白不花为己巧花）

六类干部企业办，老婆孩子酒桌转；（花天酒地加鸡犬升天）

七类干部实体站，中午有酒也有饭；（垄断经营又肥吃肥喝）

八类干部青妇联，笔墨纸张都犯难；（有职又无权办事真难）

九类干部事业编，工资奖金真可怜；（文化广播站啥都难赚）

十类干部临时工，上班早点别看钟。（勤奋辛苦看领导颜色）

“十类干部歌”需要注释的地方，就是其中的奥妙。其中一类干部包括党委书记，他们的奖金除了“按章所得”之外，“业余”的奖金不计其数。比如，计划生育部门完成了指标得到的奖金，就有书记乡长和主管领导的份。一年下来，哪个部门都会完成超额完成本年度的工作任务与指标，都会有一笔可观的奖金等待“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说，领导的奖金是各个部门的综合、总和，盆满钵盈多多益善。“农田水”，过去叫农田办，就是这时的水利站。一有外地的工程下来，上边拨钱，下边齐钱，他们的腰包自然在刹那间膨胀了，弄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油水。“实体站”，指的是“农科站”、“农机站”、“电管站”、“运输站”和“兽医站”、“农经站”、“林业站”。这些站都有行政性的执法权力与收费，靠政策吃饭，有权有钱，开心快活。“青妇联”，就是共青团和妇联，有职无权也没钱，干啥啥难，这里仅仅是个向上攀爬的阶梯或避风港。

在乡政府，我那时就是个九类干部，被称为臭老九，玩文字的。县财政的定额拨款仅仅够三分之一的工资，其余的部分由乡财政补贴，成为花钱的累赘。www奇Qisuu书com网县里可怜乡里，就对广播站隔三差五地下文件，今天让你搞自筹办实体，明天又说新闻工作很重要，不能削弱……总而言之，广播站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现状弄得你死去活来，又活来死去，谁不顺心都会拿你开刀，拿你当出气筒，获得“改革”“新政”的功绩，进行泯灭人性的改造与实验。于是，许多乡镇的同行们，为了能够吃碗安稳有序的饱饭，纷纷逃避这个是非之地，寻求新的“生活点”。那些暂时还没有出路的，都如同困兽一般在极力地挣脱着、挣扎着。我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下海”的，当上了厂长，以此来躲避一下“朝秦暮楚”的罹难与尴尬。

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甚至占了主导。我这人有些意气用事，一心想和社会上的偏见做一回斗争。那就是，“难道乡镇企业真的搞不好吗”？真的是“大家拿，拿大家吗”？我不服气，决定试试！

乡镇企业，人人都认为是一块肥肉，一块乐土，一方“共产”主义的天堂，这是事实。是的，在那里，“大人大拿”、“小人小拿”，“是人就拿”，拿来拿去后，大家大业就被大家大爷拿空了。

罗家房乡70年代就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新兴服装厂”，尤其是生产的童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占据北京沈阳等大市场的一角。到了80年代，也就是赵国林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新兴服装厂江河日下，门户洞开，被“大家拿”得几乎是家徒四壁。先批伸手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大人们，“大家”们。大人们“开拿”有很体面的说辞：“我看咱厂子的呢子大衣不错，给我做一件，我先给钱……”厂长笑着说：“好说好说，做不好不要钱，您别先交了。”

大衣很快就做好了，旋即由厂长亲自送到府上，合体、称心，但不如意！

这厂长姓张，抠门儿，收了人家的“成本费”，还觉得太照顾人家了，心里一个劲地“亏了”。厂长不甚如意，大人更是不如意，心里说“呵呵，哪有这么办事的？”

没过几天，张厂长“搬家”了，换了人家“可信”的人继任。这个人姓啥就别说了，相当于姓“赵”，天下第一姓。“赵厂长”的信条是“吃不穷，花不穷，看不出门道才受穷”。从此，好端端的服装厂，从大人开始拿开始，到吃穷、喝穷结束。门道就在其中，尽人皆知也。

罗家房乡还有许多前景可观的乡镇企业，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4 本土的上司 （烫手山芋）（3）

4本土的上司（烫手山芋）（3）

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没有绕过这道“门道”的厄运，有的彻底破产，有的苟延残喘，剩下来的仅仅是残垣断壁高筑起来的债台。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指山卖磨”“靠河卖水”的买卖也寿终正寝了。

什么山，七星山，石头山。打下来的石头用不着加工成磨，就可以卖钱，且供不应求。这个一本万利的企业，等于是守着河卖水，也落个“赔”字，荒唐至极。原因何在？还是那三个字——大家拿！

大大小小的大人们建房所用的石料白拿自不必说，“星星点点”权当合理损耗，一咬牙也就算了。叫人摇头不止的是，他们的亲属们盖房子的石料也要免费供应啊。怎奈大人何其多，亲属何其多，“损耗”何其多？不堪重负！凡是比厂长大的人物都是大人，凡是跟大人有些关系的都是亲属……这种“合理损耗”加上生产内耗和酒肉消耗，耗尽了山场的最后一滴血，山场成了一具没有一丝气息的僵尸。于是间，七星山变薄了，“人情”变厚了，管理变乱了，企业变黄了。在老百姓的心里眼里，“大家拿”是乡镇企业百药难医的绝症。

可我就不信，乡镇企业真的是病入膏肓了吗？于是，我就想亲自体验一下企业的“门道”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非要亏损不可！

我自告奋勇当厂长，首先得到周乡长的认同。他在党委会上说：“原来我也想到他了，但怕人家不干。”周乡长的认同得到党委的一致通过，1992年9月29日我走马上任，开始主持鞋厂的全部工作。

这个鞋厂是同沈阳一个叫李晴天的专利人联合开办的，所有投资由乡政府解决，专利和技术由李晴天负责。鞋厂的班子有5人组成，副厂长是沈阳方面的李德英，主抓生产。技术员也是由李晴天“委派”的，叫金都。这两个人是一个单位的退休人员，李德英是原沈阳第六鞋厂的厂长，金都是技术员，都是鞋业生长的行家里手，没的说。两名财务人员是本乡的段文强张秋香，年轻人中专毕业生。

那年的国庆节我没有时间休息，经过紧张繁忙的筹建，10月初鞋厂就正式生产了。据专利人说，这种鞋是专利产品，穿起来既省力又保健，走起路来十分轻松，很多人士都期盼它早日面世。

对于“专利”二字我并不陌生，但对于“省力”一词我不能恭维苟同，持怀疑态度。天下哪有什么“省力”一说？能量是守恒的，何谓省力，为何省力？我曾经“请教”过专利人李晴天，这力省在哪了？他不快地回答：“你不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也不和他计较，但我坚信是他不懂装懂的，反正合同上规定，销售的事他负责，合同是乡政府的企业公司与周乡长早就和他签订好了的。这个合同没有我一笔签名，我做好管理工作就是了。

按李晴天和李德英金都的设计方案，鞋不停地生产，销售却没有前行一步。作为一厂之长，我开始替别人分忧了，也替自己犯愁。原材料需要钱来购进，工人的工资需要按时发放，而鞋一双没卖，怎么能寝安食味？更为糟糕的是，按李晴天的专利设计，鞋的质量根本无从谈起。做出来的第一双鞋由我试穿，掉鞋跟折鞋底，裂帮，一无是处。

鞋厂开业不顺，宗宗样样没有一样与预期的相吻合。对此，周乡长也很怅然一筹莫展，但他始终没有说出那句话：我们上当了！这句话打死都不会说。

在这之前，也就是1992年暑季，贾书记请来沈阳的两名教授来乡里讲市场经济课。目的是开拓开拓全乡各界的视野，换换脑筋，振兴本乡经济发展，坚定和落实“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无农不稳”这样一个喊得很久的口号，特别是强调前两条。此举无可厚非，无弊有利。哪会想到，在教授一行人中，混进来一个叫李晴天的说客。虽说他没有登台表演，做什么宏篇大论的讲演，但课后的“辅导”却使贾书记一班人茅舍顿开，把罗家房辅导到一片“新天地”中来。换言之，李晴天和罗家房在这一天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皆大欢喜弹冠相庆。罗家房得到一项专利，价值168万（其实一文不值），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令人瞠目结舌！李晴天也高兴，他的专利也嫁给了一位如意郎君。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上当了”！上什么当？假专利的当！号称“省力保健鞋”结构全新，包治百病的功能，犹如昙花一现。所谓全新，新就新在鞋跟处有一弹簧，那就是“专利”的核心部分。不久，我和两位沈阳人合作得很好，据李德英金都透露，这个“专利”是李晴天从朋友那窃取来的。专利转让的手续——只不过是一张国家专利局复印的“受理书”，而不是专利证书。不懂得专利的头头们，就把这个当成了“专利证书”了。李晴天则瞒天过海，轻易蒙混过关。李晴天把它以投资的价码转让给了罗家房，其目的有三：

一是他找到了一个一心朴实为他的“专利”做进一步论证实验的场所，以期后发。二是以168万的无形资产（现在叫知识产权）作为投入，他成为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再分得大比率的红利。三是控制了销售权，等于控制了财政大权，掌控着企业的命门。

使双方都预料不到的是，生产出的1000多双专利鞋，双双质量有问题，尤其是那鞋跟问题更大，无法销售。

在铁的事实面前，罗家房乡损失惨重，十几万元的贷款归还无期，鞋厂难以运作，面临崩盘。李晴天想捞一把的打算，还不如肥皂泡破灭得有声有色，他的“专利”匆匆问世，就悄悄地仙逝了。这对于贾书记、周乡长无疑是个重大的失误，面子何在？公信力安在？在建厂之前，他们无条件无代价地成为李晴天专利的鼓吹者，热衷者。如今，“专利”成了烫手的山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4 本土的上司 （又是陷阱）（4）

4本土的上司（又是陷阱）（4）

1993年春节前，李德英、金都二位见势不妙悄悄地卷起铺盖回了沈阳，不告而辞，从此杳无音信。对他们明里来暗里走，我很理解，人家是来挣钱的嘛，现在赚不到钱，就像壶里没有酒留不住客人一样。与其说他们对鞋厂失望，不如说对李晴天彻底地丧失了信心和绝望。事到这般地步，难道鞋厂就这样倒闭了吗？我在反复思考中，春节即将来临。在家家户户都在办置年货的氛围中，我意已决：鞋厂不能黄！改生产专利鞋为生产一般商品鞋。

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周乡长的赞成，起死回生的鞋厂在冰天雪地的隆冬里艰难地复苏着。

过了春节，在缺少资金作为动力的情势下，“鞋”的脚印在残雪的地表上慢慢地前行滚动着。走了“洋技术”李德英、金都，聘来了“土专家”王润章为技术指导兼任副厂长要职。

王润章，本地人，是名声不错的鞋业行家。他的名气当然没有“洋技术”那么耀眼显赫，但他的工资我还是定位在每月600元，比我的工资高200元，比用李德英、金都合计省下600元。王润章得到我的“器重”，很是感慨，也“知恩图报”，做出来的第一批鞋就全部销售，开局不错。

初夏将至，女士瓢鞋提前上市，并赢得了新民、彰武、法库、康平，阜新、沈阳的市场份额，鞋厂渐渐康复茁壮。在盛夏做鞋的淡季，鞋厂收回在外地根本没有销售的所有的“专利鞋”，改造为商品鞋，成功地卖回了成本，“雪球”越来越大了，鞋厂的知名度日渐升高。

这年夏末秋初，新民市委市政府在大红旗镇召开了“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制动员大会”。会后，经乡党委研究决定，罗家房乡企业的股份制首先在鞋厂搞试点。

消息一经传出，前来入股的纷至沓来，新民市财政局、广播电视局等机关的人员趋之若鹜。本地的银行、信用社的职工也加入期间，也包括贾书记周乡长在内……毋庸讳言，此时此刻的鞋厂之现状、前景、管理、效益……绝不是炒作可以达到的，那些人比谁都聪明。

那些年来，乡镇企业不断遭受重创，损失了大量的钱财和血汗，“大家拿”仅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后来则位居其次了。更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上级下指标定方向，给你刚性任务必须完成，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逼得你铤而走险，死要面子活受罪，赔了夫人又折兵，落个鸡飞蛋打负债累累。二是领导幼稚、懵懂，根本不懂得市场规律和商品经济的内涵与轨迹，被城里的“明白人”忽悠得不知所措，甚至“认贼作父”，任人说教、任人摆布、任人宰割、任人啖噬。

这一年初秋时节，乡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的进程中，又有一个新的举措，将“新曹保安器厂”吞并，成立乡政府与个人间的合资企业。其目的是想走出发展的瓶颈，其结果又步入了一个更大的陷阱中来。

“新曹保安器厂”原系曹家村与沈阳一个姓白的人合办的企业，生产电子保安器。保安器，有的人叫它漏电保护器，一有漏电或人畜触电发生，就能自动关闭电源，有保安的功能与作用。这个产品也是有专利的，那时候专利产品是非常的时尚啊，无论真伪都打专利的旗号，保安器也披上了这张虎皮。许多人都觉得专利很神圣，但那时候我已经有一项专利了，所以我对专利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吞并后的保安器厂直接进入股份制的轨道，股东共四方：姓白的、姓荆的、曹家村和乡政府。原厂的所有设备设施、元器件、部分成品半成品，折合人民币50多万元，属于白与荆共有，白是董事长，荆为副厂长。他们两个人是生死“狱友”，白把50万元的“资产”拨给荆10万，便于荆参与控制企业管理。曹家村所属的厂房计20万，乡政府投入流动资金20万，企业即将开始运作，需要一位厂长到任，这是协议中的共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可以从鞋厂腾出一只手来了，经党委研究后，1994年初春我做了新曹保安器厂的厂长，并兼任鞋厂厂长，主要精力放在后者。

令我吃惊的是，到厂之初我查看过“白荆”的资产后发现，50万元水份太大，仅仅价值10万！

对原厂清产核资的工作早已终结，是在周乡长参加的情况下，企业公司赵经理亲自参与下进行的。10万元的家资被膨胀为50万元，玩笑开大了。虽然后来做了更正，但暴露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曹家村和沈阳方面都想把危机转嫁给乡政府，然后在渔利，这是铁定的事实。也就是说，那时的企业已经破产。

曹家村的书记是个游手好闲的哥们，全凭着姓曾的会计支撑着那一盘散沙。他们是亲家关系，书记的事就是曾会计的事。村上有什么失误，村民有什么怨言都认为是会计的责任，他实际上是村里的一把手。

保安器厂办成这样，曾会计自知责任重大，难脱干系。于是，他就游说乡里的书记乡长，说保安器厂如何如何前景光明，我们就差没有资金……陷阱就这样挖成了。曹家村拿自己20万的房产结清了10多万元的银行债务，转到乡政府的名头上，随之一退六二五……

乡里明白了又掉进“窟窿”里，但回头路走不通了，只好硬着头皮孤注一掷，一心要走出漆黑的无底洞。结果可想而知，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回天无力。道理很清楚，所谓的专利纯属欺骗，生产出来的保安器根本不“保安”。后来虽然经过东北大学教授研究设计，但此路不通！

两年的时间，我当了两个厂子的厂长，过瘾了！我从鞋厂出来的时候是有交待的，叫做扭亏为盈，不然谁肯接我的破乱摊子？保安器厂因为先天不足，神仙也难以妙手回春，责任在于谁，不言自明。

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实现了自己预期的初衷，对得起领导，也对得起社会和自己的良心。在鞋厂的墙上，至今还有我的座右铭——“送客不送礼，让座不让烟”。我没有给任何领导和任何人送过包括鞋在内的任何礼物，但我的“实惠”也不少，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关注。

4 本土的上司 （两面人生）（5）

4本土的上司（两面人生）（5）

首先是我吃的实惠，且心安理得。

任何企业都少不了与外界相关人员的联系交往、沟通洽谈，人家总不能背着饭锅来吧，你就得招待，客人嘛。不过，在我任厂长期间我没和客人去过一次“像样”的饭店，到小吃部就餐也不超过5次。乡政府所在地能没有几家上好的酒店吗？但我去不起，也不想去，企业拮据，百废待兴，能省就省。况且我当厂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和“吃吃喝喝”的风气作对来的，我没有忘记，更是做不出来。大庆的客商千里迢迢来批发鞋，是来送钱的财神爷，本该热情招待，去高级酒店，但我依然按既定的原则在鞋厂自己的食堂就餐。客人是不能慢待的，就让炊事员到街上买最好的鱼、最好的当地“小烧”。这比饭店实惠多了，还有特色，花的钱仅仅是饭店的三分之一还不到，剩下的饭菜也不白扔，何乐而不为？

社会上好多有头有脸的单位和个人，他们有个大事小情眼睛就盯上你了，请柬一把一把地往你手里塞，去还是不去？

去了，老东给你个人丰厚的礼品回馈，花公家钱个人落实惠，皆大欢喜。不去吧，得罪了他，都说你不会办事，太死性，公家的钱又不是你自己的，死脑筋一个！面对形形色色的约请，我讲的还是“实惠”二字，去也讲实惠，不去也是实惠。

乡企业公司是乡镇企业的领导者、上级，那的头头自己家开办的酒店开张了，请我，我没去。我觉得，花我个人的钱我不情愿，我们之间没有这个情意，我个人从来就没有因为这样的事劳驾过任何人，我行我素。花公家的钱太违我心，假公济私有违纪律更违心，不能去。

不久，新的银行办公楼落成典礼约我去参加，我去了。那是因为我欠人家的“人情”。在我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我只说一句话，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贷款了，我得知恩图报。这次赴宴不是我一个人，副厂长、会计、出纳，一共四个人“倾巢而出”。

“我够意思吧？”我问银行的主任，他笑了：

“谁也算计不过你！”

我说咱们是邻居，你家有事俺家都来了，这不是很讲义气嘛。其实，我们全家出动讲的还是“实惠”二字。吃他们的饭是小菜一碟，每个人拿回一份厚礼那才是真的啊。我一个人去也得花600元，四个人还是那些钱，这笔帐不实惠吗？也就是说，鞋厂对职工的“公益事业”，我没有自己独吞独享的任何项目。

我所以下海的目的上面说得很清楚了，但还有一个“实惠”也是公开的，那就是我的工资。那时候我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念大学的，一个念重点高中的，凭我那点工资简直是难以想象能够维持。所以，我一个人要顶两个人来挣钱，就去当厂长了。别忘了，我一个人曾经当两个厂子的厂长，加上原机关岗位的工资，我一个人挣三份的工资，够实惠的了。这都是当时的政策给予我的实惠，给予我的机会，我抓住了，我也无愧那份实惠。

三四年间以来，那么多的职工，几百双手围着我转，我没有拖欠过他们一分钱工资，没有一家酒店记过我一笔吃喝账。对于周乡长，主管我的上司，我没送过一次礼，没得过我一点好处，哪怕是一双鞋。

我很留恋珍惜那段真诚的上下级关系与情感，因为那是历史长河中的珍品，甚至是绝品。他是搞工业的“内行”，尽管有些许失误，但对于我来说，他至少是个先行者，给予我很多的教益、支持、指导，都是真挚的，难得的。也许，那个时候我们图的都是一个“名”字，其“名”字又各有不同的含义。他得到的“名”字，就是个“清”字，清廉为官。我得到的是一个“正”字。当官的，一个“清”字了得！为人的，一个“正”字人皆所慕。正因为我人“正”，则邪不压正，所以税务、工商、派出所……从来没找过我任何麻烦，给予的都是支持，他们没有一个人到我这里“大家拿”。在企业的大潮中闯荡一回，在我的领地里亲自遏制“大家拿”，足矣。

在厂长的位置上，我也认识了社会的另一面，或者是另外一个——我从前全然不知的领域。比如说吧，有的人办企业不是为了盈利，听后你一定会感到吃惊吧！人家为的是以此做幌子骗贷款，信贷员得到回扣也不动声色，故装糊涂，银行的呆账就有其中这个因素……诸如这许许多多非常矛盾又难以理解的问题和现象，我都得到了理解和认识，收获颇丰，感慨社会真是个大课堂啊。

说到这，我不禁要问自己：乡政府这么大的两次失误，主要领导就没有任何责任吗？他们有尽心尽力的能力与努力吗？这两个合资企业的失败，不是在发展中走了形，可以谅解；而是从一开始，或者更确切一点说，还没等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发人深省啊！

发人深省的是，说个搞乡镇企业，就像大跃进似的“狂热”，人们完全忘记了那个年代留下的教训，不值得发人深省吗？90年代中期，离开大跃进已经有近40年的时光了，相当于多半个“三国时期”，相对漫长。可是，有些土生土长的上司，他的思维依然停留在那个年代，悲哀啊。

贾清仁任党委书记，王广福任乡长期间，党委副书记姓洪，洪毅文，本地人士。洪书记与两位领导没合作几天，就调到市水利局去了，空缺的位置由周春林接任，周春林的位置由赵国权（时任纪检委员）补充。有了这一层变化，周乡长也把主管工业的摊子交与赵乡长。

洪书记是我初中的同学，他总是给人以老实厚道的感觉，工作作风就少了一点“魄力”。在他任党委副书记、机关党支部书记期间，乡机关的同志几乎没有谁入党。为什么？不清楚，一言难尽。至于有人说他怕别人入党后，会“老鸹夺了凤凰窝”，我没有考证过，也不能随便说话。

周乡长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兼机关党支部书记后，党的大门就像被洪水冲开大堤的决口，清流浊流一起涌进，入党的良莠不分泥沙俱下。一时间，周书记“口碑”载道。他像一块磁石那样，吸引了一大批乡政府机关的“新生”力量。这就是能为，眼力，这就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没花一分钱，买来一大堆人心。当周副书记攒足了家底的时候，乡长的位置有空缺了。天时、地利、人和，周书记顺利地通过了市委对他的“考察”，成了一乡之长。

“官升脾气涨”。如今的周乡长可不是过去的周乡长啦，已经没有了那个“副”字。在人多势众的场合，说恭维话的多了，见他满脸堆笑的多了，找他办事的也多了，抬轿子的更多了起来。他不难么爱搭理人了，更不肯和你先打招呼了，绷着脸的时候多了，用鼻子说话的机会多了。总之，以前大家公认的那些毛病，到了现在没有一点伪装隐蔽的必要了。他把挖苦人当作批评，把贬损人看作是帮助你，把不理睬人当作什么呢？不是人。

新的一任乡长上台伊始，乡政府机关的结构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风云突变。这次突变，官方叫做人员调整，是以亲疏为原则，以经济实惠为目的的。他把他的亲侄调到财政所当税收专管员，把原来的专管员调到办公室做主任。税收专管员是个肥差，每年比其他同志多得奖金6000元，等于每年多开12个月的工资。为了平衡一下关系，才让那个专管员升了一级，当主任，也就是定了我的位置，我去了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任股长。

农村有句俗话，叫做“公道佬一辈子屈不着自己”是也。由此说来，周乡长够公道的了。

在我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周乡长刚刚“扶正”，只不过我们上下配合的时间不长而已。从大局和事业的角度出发，我曾建议过他，改西配房为食堂。原来的食堂在办公楼的后院，年久失修既破乱不堪也脏乱不堪。周乡长也下过决心整饬一下就餐环境，只是一时找不出合适的方案，而犹豫不决。我的建议，一可节省三分之一的预算，二可招待好外来客人，每年至少节省两三万元的招待费用。

这个建议提出后，周乡长没有表示可否，鼻子连“哼”一声都没有。

不久，新的食堂按我的构想竣工了，周乡长得到一片赞扬声，被称之为“伟大的构思”！我这才明白一个很大的道理：领导采纳你的意见是不会说出来的，你也不必说是你的建议，领导永远比你高明，这是真理！还好，我懂得给领导提建议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以后也要守口如瓶。不是吗？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所有的功绩都是领导的，贪婪成性也是硬道理。

是的，人之贪婪何止钱物？《左转&#8226；；昭公28年》中说：“贪婪之餍，忿类无期”。现代作家梁斌的《红旗谱》也有类似的话：“他贪得无厌的性子，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加残忍了”。餍，同厌，满足的意思。如果说，人皆贪婪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无厌”则实不可取。贪婪无言者之所贪，除钱物之外，所有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包括名誉、地位，还有口惠都纳入必贪之列。某某人提起某某时，常常愤愤不已：“心太黑了，胃口太大了！”

所谓黑，说的是，从你身上刮走他他之所求所得，而后则视你为敝屣而鄙之矣。所谓胃口大，则指百元的子女升学礼、乔迁之喜礼、贵恙之慰问礼而不屑一顾之。

他很讨厌“八千岁”了，那时他没有太大的实权。后来，他不再骂他了，证明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有条件的“谅解”。再后来，“八千岁”打道回府了，可怜兮兮的，他没有半点同情知心怜悯之意，因为有条件的“谅解”已经用尽了。

人常说“吃亏是福”，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贪婪无厌者，则说成是“吃贡是福”。贡，是贡献，孝敬皇上的贡献。虽然说几千年的皇上早就被打倒了，但很多有权势的人几乎没有一天不做皇上梦的，痴迷于歌舞升平外，“吃贡”是皇上梦最好的体验与享受。可以说大官大吃，小官小吃，没有人不吃。而对于“吃贡”者有几个人真心实意地去管管？管也罢，不管也罢，老百姓的心态最终还是趋于平和，平衡，没有办法只好这样了。他们只好用一道古训了平衡自己，那就是：花脏钱，喝凉酒，早晚是病！或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一到，一个也漏不掉！

五 我的朋友 1 同窗学友（阴阳两隔）（1）

五我的朋友1同窗学友（阴阳两隔）（1）

弹指一挥间，花甲已过。在60多个春秋中，我“从政”28年。比起读书12年，耕耘田垄6年，教学6年来说，“从政”是我人生路途走的时间最长，价值最为重要的一段时光。但值得我珍惜的还是年幼和“寒窗”那段光阴，因为那时有理想的光环萦绕着我，给予我心灿烂，尽管后来前功尽弃，落个心灰意冷，但比起“从政”舞台的险恶，那还是一篇温馨的童话，因为那里有我随意的选择。

我无法选择老师和上司，而可以选择朋友，所以那是我最愉快的年华，我的时间我做主，我的道路自己走。

从开始上学，到高中毕业的12年间，我先后在4所小学和初中高中读书。匡算一下，和我同班的同学就不下300人。这300个同学都是我的同窗学友，尽管我们之间有过吵闹与“争斗”，甚至到后来由于观念和志向的不同而产生一些不快，缘分是至关重要的，缘分不能再生，就显得非常珍惜，其他都无所谓了。

解放初，我们都是刚刚入学的孩子，天真无邪的顽童。那时，只要玩得来就是合得来，就是朋友了。50多年过去了，好多记忆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也就怀念那时的“童友”，那时的“童话”——儿童们欢心的佳话。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重演了，郭祥玉、孟祥弟、王小孚……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只有曲良忠健在，思想起来不觉戚然。

50年代初，我的家境很差，上顿饽饽下顿粥，土豆白菜都很少见到，就别说鱼虾了。至于粘豆包、荞麦卷子，我只是在别人家见过，我家从来没有做过，当然也没有吃过了。

记得那天早上，我会曲良忠一起去上学。见他正在吃早饭，我没有进屋，就在门外等着他。奶奶时常告诫我，人家吃饭的时候是不能进屋的。我不懂得为什么，但我记住了，很听话。

那时学校离家有3华里多，得经过一片没有人烟的的辽河滩。小孩子们胆小，上学就三五成群地一起走，家长是不送的。

刚刚走出村子，曲良忠偷偷给我一个粘豆包，说是他妈妈给他的午饭，我们午间都不回家。我头一回见过这东西，粘豆包的皮是紫红色的，是一种黏高粱面做的皮。馅也是紫红色的，是红小豆烀熟了做的馅。看上去就流口水，吃一口黏黏的也甜甜的，没等到中午，曲良忠的午饭就没有了。

刚解放时，我们家也是有田地的，但父亲是老师，没有人耕种，就租给人家了。到秋天，按四六分成，租地人给的都是高粱，根本没有小豆绿豆黄豆等杂粮，所以就难吃上豆包什么的。没上学的时候，别人家吃饭我根本不进屋，上学了，在路上得到小朋友们很多的恩惠，而我从来没有答谢之物飨人。我那时虽说人小，可心里总觉得有一种负人的感觉，总想报答人家。

总算有了表达自己心愿的机会了，那时农历腊月三十夜晚。

过年了，母亲省吃俭用买了些花生，分给我和妹妹一些做零嘴。一些是多少？装满两裤兜。两裤兜又有多少？是母亲那双手捧给我们一捧，就把小孩的小裤兜装满了，露出了难得的满意笑容。那时候我数数好了，最多也不过60颗花生角。

我一粒都没舍得吃，转身就消失在除夕的夜幕中，去会郭祥玉、曲良忠玩。

那时的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焚香上供，鸣鞭放炮。孩子们没有躲在家里的，农村没有电，更不知道什么叫电视，就出来玩，欣赏一年一度的“光怪陆离”。

我们三个人终于到齐了，还没等我拿出花生来，他们俩就争先恐后地把新年的礼物塞到我的手中。什么柿饼子、橘子，都是我没见过的玩意。对于他们给予我无私的“周济”，又一次让我大开眼界，只是我无能为力去报答他们。至今能感到慰藉的是，我没有忘记他们，也很怀念那个天真质朴的情感。

玩了好长时间，我们就去踢小庙了，前文说过的。

按理说，父亲是教师，应该有些钱在过年的时候打点打点他的孩子。但那时的工资很低，父亲一个人在外工作，需要打点的事太多了，就顾不上打点我和妹妹了，彼此心里都很苦，苦不堪言。

1955年冬，我们随父亲工作的调动，家搬到较远的地方，离开了“抹泥之交”。那时候，王小孚已经死了，我常常梦见他。

王小孚的大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姓王，乳名叫小孚子，比我小一岁，死的时候不到10岁。他的家在团山子，在我们孟家窝棚东3华里。他的伯父是我家的西邻，他来他的伯父家就和我一起玩，那时我们都没有上学。

小时候我就很“野性”，认识了王小孚，我就偷偷地去团山子找他玩，不想惹出了麻烦来。

刚解放，有些屯子的孩子专门“欺生”。第一次去团山子的那天，几个孩子就上前阻拦我，挑逗我，手里都拿着石头木棍什么的，赶我走。我见王小孚过来了，胆子就大了，就和他们比划起来。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王小孚怕我吃亏，就帮我打他们。他们比我们大，王小孚的脸都被打青了。那帮孩子见王小孚玩命了，纷纷作鸟兽散。其实，这帮家伙后来都是我的同学了，有的比我大四五岁，解放前念不起书，解放后年龄就大了。

第二年我上学了，9岁。王小孚8岁，没到那时的入学年龄，悲剧发生了。

放暑假了，我不再去团山子小学了，也没有见过王小孚，就想去看看他。谁会想到，还没等我迈出家门，西邻王小孚的伯父伯母就嚎啕大哭起来。母亲问过才知道，王小孚淹死了。他和一帮孩子到辽河滩一个水泡子洗澡淹死的，已经有两个时辰了。听后，我的心怦怦地跳，不知道怎么才好。

我要去看看他，听人说他就躺在那个水泡子的岸上。我没有去成，早就被母亲看死了，因为我也去过那个水泡子洗澡。我们就这样生死永别，阴阳两世。

他的伯父伯母一生没有孩子，指望他日后养老送终。他走了，他们怎么会不哭得死去活来？

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父母，和他的伯父伯母也带着悲伤离开了这个人世间。王小孚的哥哥后来我也认识了，他们长得一模一样。我想王小孚的时候，就去看看他的哥哥，比我大一岁。和他回忆起王小孚，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慨叹了，是无情的时间磨去了悲泣，留下一抹深刻的记忆。

1 同窗学友（生离死别）（2）

1同窗学友（生离死别）（2）

深刻的记忆，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王小孚那一幕，就像大树的年轮，只要你活着，记忆就不会空转，一圈一圈地随着你的年龄生长着。

70年代末的一个清晨，人们还没有扛着锄头下地，噩耗就沸沸扬扬了——刚过40岁的孟祥弟死了。我“啊！”的一声，不知所措。

孟祥弟父亲的舅舅，是我的姥爷，也就是说，他父亲和我母亲是亲姑表兄妹。孟祥弟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地生活着。我叫他的父亲大舅，大舅叫孟繁文，别看他识字不多，但编歌谣可有一套，一套一套的，流传下来很多，可惜我手头上没有。大舅的手很巧，给丧家扎个纸人纸马什么的非常逼真，靠这一手也能挣个零花钱补充家用。

我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孟祥弟也是会计。他没念过初中，但和我大舅一样的聪明，在众多会计堆里也算得上佼佼者。那时的大舅很称心，觉得孩子的对象不会发愁，会计在农村也是个文化人嘛。

到了“文革”的“文功武卫”的乱世之秋，心情平静的大舅突然间坐卧不安了，因为孟祥弟的心骚动了。他不甘心做他的会计了，凭他“里面三新”的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偷偷地背起了枪，参加了“文功武卫”大队。

队员们整天荷枪实弹，镇守着公社大院，还真的与沈阳方面窜来的造反派交了几次火，幸好双方没有大的伤亡。但是，罗家房地区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战场了，人人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大舅才知道孟祥弟原来是“文功武卫”的队员，日日夜夜为他忧心忡忡。他可是大舅的独根苗啊，说啥也得把他整回来才能安心。于是，大舅谎称病危，托人捎去口信。

孟祥弟请了假，一进屋就被大舅骂得狗血喷头，这才绝了他危在旦夕的险境。回家后，孟祥弟还留恋那里的生活和“前途”。他说，在“文功武卫”队里，猪肉粉条子、大米白面堆着吃，万一能闯出一条路来不比当会计强吗？

大舅听说他还没死心，也没动声色，使出了一条“美人计”。

第二年初春，大舅开始为他操办婚事了，企图栓住他的心。

爷俩原来住两间小草房，准备给他结婚就又接了一间，不然住不下。大舅求我来帮工，我和孟祥弟用手推车运土运石头，那时年轻，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告诉大舅，千万别做好的吃，这就是我答应帮工的条件。我们是实在亲戚，大舅也很实惠，没有买肉，我也不会喝酒，每顿饭都是秫米（高粱米）干饭，副食全是玉瓜英子炖豆腐。我想，只要能给大舅省俩钱比什么都好，办喜事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吃喝算什么。来之前，妈妈也是这么告诉我的。那些年来，妈妈没少帮大舅做针线活，大舅也帮我们干很多妈妈不能干的庄稼活。

早年间，大舅家很穷，是姥爷出钱给大舅娶的媳妇，不想，大舅妈早早就死了，我还没有出生。姥爷为他的外甥操劳一辈子，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世了。想起妈妈对我说的这些往事，我心甘情愿地帮大舅的帮，也是在帮姥爷的忙吧。

孟祥弟比我大一岁，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大舅对我很好，喜欢我老实，说我憨厚。大舅会种香瓜西瓜，瓜熟了的时候，我就住在他家随便地吃。每每想起那年那月，心里依然甜滋滋的。

过年的时候，苞米花是孩子们最好的小食品了，妈妈舍不得花一角钱的手工费，我就去雪地里捡崩飞的苞米花（现在也叫爆米花）。大舅看了过意不去，就帮我捡，他还对崩苞米花的人说：“你就不兴往雪地里崩一锅吗？让小孩子过个年！”

五一前，孟祥弟结婚了，也结束了20多年由男人操持家务的历史。嫂子很贤惠，对大舅就像对自己的爹那样。大舅整天就是一个乐和，他有了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孟祥弟的负担也一天天的加重了，忙得脸都没有功夫去洗，累得比原来的个子又矮了许多。他就是在劳累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心有不甘，孩子仍是“嗷嗷待哺”阶段。嫂子不得已改嫁了，为了孩子。

多舛的人生，奈何又遇上了多舛的社会？“文革”的动荡，食不果腹的计划经济，人的生命就显得脆弱。同孟祥弟一样，郭祥玉在他死后的第五个年头，也瞑目于黄泉路了。

在孟家窝铺时，我家住在后街，郭祥玉、孟祥弟住在我家的前街，他们是邻居，郭祥玉居东。两家住的都是马架子，窄小黑暗，开门就是炕，冬不暖夏不凉。1954年，兴修辽河大堤时，孟家窝铺等七八个村子都搬迁到大堤南，他们两家也分开了，但住的很近。1960年，我家从外地搬回了德盛堡，失散多年的“老朋友”才有机会见面。

德盛堡，是个新村屯，是原来大堤外各村屯居民杂居的新村，有月牙河、孟家窝铺、董家窝铺、桑树子、王家街……几个堡子的人都到这里定居。

孟祥弟比郭祥玉有心计，日子还过得那么寒酸。郭祥玉是个“死做”的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少点理财算计的门道，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一年不如一年了。眼看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读书、住房、婚姻……哪笔开销能省得下？那笔开销不是天文数字？他忧虑成疾，先是双目失明，后来百病缠身。45岁的时候，他的生命之光彻底地失明了。他的死，虽然用不上“英年早逝”，但也是“年轻少亡”了。

小时候和他在一起玩，他从来对我们都是“逆来顺受”，是个公认的大好人，忠厚老实人，有口皆碑的宽容风范。可是，上苍上天对他太不宽容了，好人没有得到好报，一生没有平安，天理难容啊。

比起这些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朋友”，在我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我够幸运的了。我往往以自己“苟且偷生”来慰藉自己的幸运，痛苦和失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啊。

1 同窗学友（诤友诤言）（3）

1957年秋，我再一次随父亲工作的调动，从新安堡小学转学到郭家沤麻坑小学读书。这里是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地方，离原来的学校很远很远，好像在西天边上，好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感到有些闭塞与原始。虽然我能听懂这里的语言，可人们的生活习惯与习俗和我的“家乡”大不一样的，处处感到既陌生又很新鲜。

学校没有新安堡规模大，学生老师也很少，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我是五年级的学生，是这个学校最高的年级了，所以我是1958年第一届毕业生。

来到生疏的环境，我没有生疏感，新的同学对我都很热情，很快就有两个好朋友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有意思去结交的朋友，是按大人们的朋友概念相处的朋友。其中的一个叫郭志彪，另一个是孙方举。

郭志彪，和我家在那家窝棚的房东都姓郭，但读音却不一样，郭志彪的“郭”读“国”，是第二声。

那家窝棚的房东是老哥俩在一起过日子，守着一棵独苗郭洪奇；郭家沤麻坑的郭家，也是老哥俩守着郭志彪一个男孩，真是巧合了。郭洪奇和郭志彪一样的“悲伤”，小时候母亲就没了，而他们俩的个性却有天壤之别。郭洪奇，从小就娇生惯养，对同伴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在新安堡念书时，郭洪奇住西屋，我家住东屋，许多事我都由着他，我们之间没有友情可言，倒有寄人篱下，任人摆布的感受。当我们都为人之父了，才都各有所悟，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题，像是久别的同胞亲近不够。可那时不是，同屋不同情，同床不同梦。

郭志彪和他截然不同，他的伯父和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自己在学习上也很努力用功。在新安堡小学时，我受郭洪奇的影响，很贪玩，学习稀里糊涂。和郭志彪交朋友，我有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开始上进了。

1957年冬，我约他去辽河西岸的山上玩，他答应了。小时候我就爱爬山，姥姥家的背后就有七星山，我常去那玩。现在离姥姥家太远了，远得看不见那山了，有些思乡，思念姥姥……

郭志彪嘴上答应我了，但他迟迟不肯动身，直到做完了作业，我们才起身成行。过了几天，他主动要和我去“老背河”，我早就心驰神往那个地方了。“老背河”是辽河的故道，有很多神奇的传说，冬天的冰面很很透亮，可以看见很深的河底都有什么，夏天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完成作业！

和他玩了两回，让我回味无穷，受益匪浅。如果说，直到现在我依然注重学习的话，那么，这功劳就归属我的学友郭志彪了。他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位诤友了，没有他的诤言与熏染，我绝对考不上初中！

郭志彪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没有参加升学考试，直接被新民六中录取为保送生。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升学奇#書*網收集整理，留校做了一名后勤职员，是他考虑伯父伯母父亲年事已高，快点就业，少拖累三位老人。

直到1969年，我才知道他在学校没干多长时间，就会他的老家三道岗子公社，在农田办做了工程技术员。

从1961年初中毕业后，到1969年夏，整整8年的时间我们音讯皆无。这年初夏，郭志彪被县水利局抽调，负责团山子“引辽水利工程”的勘测。当时我受生产队的委派，在那个工地劳动时，我和他邂逅相遇了。那时的我们才20多岁，就相隔8年未曾谋面，时间是多么的漫长，思念之情又是多么的痛苦啊。

我是个“八等人”的社员，到工地劳动在旧社会叫做劳工，是社会的最底层。郭志彪是工程技术人员，对于社员来说是高高在上的“白领”。但是，地位和处境的反差丝毫没有阻碍我们感情的交流和友情的加深。晚上，他特意来到我家看我，鼓励我不要消沉。大概是他看到了我寒酸的家境吧，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瓜窝棚。他哪里知道，我从来就没有消沉过，我坚信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春”！

1976年夏，我去了公社上班，郭志彪升官了，当上了农田班主任。几年后他又由党委副书记升任乡长了，1998年退居二线。我不知道他在任期间是贪还是廉，但有一点有口皆碑，那就是他对他的老师尊敬与关爱。

郭志彪念初中的时候，梁文富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而且一直到他们初中毕业。梁老师子女多，师娘赋闲在家，生活上即使省吃俭用，也难以办成诸如孩子结婚、盖房子这样的大事，一筹莫展。是的，一个初中老师的工资，去掉日常生活的“糜费”，还能剩几个大钱？眼见孩子大了，房子小了也破了，愁得眉头紧锁。郭志彪得知老师的困难处境，便悄悄地为梁老师筹谋。

钱，他出了，力也尽了，解了老师的燃眉之急，四间北京平拔地而起……

学生帮老师的忙，天经地义，也屡见不鲜，只是我亲眼所见实在罕见。

梁老师是我的体育老师，我没有什么财力、物力可以帮他，我还不如他。我对梁老师很敬重，前文已经说过的，对他我只有“效力”和“孝心”，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

他对我也很“欣赏”，说我是个有心人，那是在一堂体育课上。

那天下雨，不能在室外上体育课了，就在教室里上体育知识课。他问同学们“北冰洋为什么不能滑冰”？我见没人回答，就站起来说出了答案，他很惊讶，就“表扬”了我。下一节课是其他班的体育课，外面还是下雨，梁老师还是问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之后，“我能回答”的故事就在全校传开了。

“我能回答”，是梁老师对我的鼓励，然而，这样的鼓励是多么地难得，对于我又是多么大的财富啊！我不会忘记，鼓励是财富，需要不吝啬的人给予，你才会把它变成勇气和信心，那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与前提。

后来，我和梁老师“同朝称臣”了，他负责业余教育。那年机关去大连旅游，我们住在旅店的一个房间。晚上，我打了一盆水给梁老师洗脚。他很动情：“这还得了，你也是40岁的人了，还给我打洗脚水……”

“我年龄再大，您也是我的老师啊。”

那几个晚上，洗脚水大家争着打，几个机关的同志年龄都比我小，我和梁老师干脆伸不上手了。

梁老师为人诚恳正直，也耿直坦率。当年在小韩家窝棚劳动时，他们班吃得好，吃得饱，我没有这个福分。但是，我从此就敬佩这个师长了，他有师长的风度心胸。我能给梁老师打一盆洗脚水，尽一点师生的情谊，即使我的心情，也是我的福分吧。

1 同窗学友（艰难岁月）（4）

1同窗学友（艰难岁月）（4）

我在乡政府任办公室主任期间，因工作关系去过几次三道岗子乡政府，恰巧郭志彪都在。他不喝酒也不吸烟，就找人陪我吃饭，他坐在一旁和我“家长里短”，比喝酒还要兴致。临回来的时候，郭志彪总忘不了给我母亲带些礼物，还有真切的问候。

父亲在郭家沤麻坑教书的时候，学校没有主任和校长，父亲是个“负责教师”，就是学校的“领导”了，所以我和郭志彪小学毕业证书上盖的就是父亲的印章。那时，学校没有教师宿舍，我们的班主任唐国仁老师家在义县，郭志彪家的西屋就是唐老师的寝室了，学校和他家只有一墙之隔。

郭志彪被保送到初中，回避了考试的风险。要是现在，一定有人说是父亲和唐老师徇私舞弊所为。父亲和唐老师心里没有鬼，做事自然会坦然，那时候的人就是那样的“单纯”，根本没有也不会考虑过复杂的问题。假如真的考虑了，或者有人去争这个名额，郭志彪也会考上的。但是，郭志彪还是要感谢父亲和唐老师的，这种感情大概就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情谊吧。父亲虽然不在世上了，所以，郭志彪对父亲的感情永远不会淡化。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个子一直很矮，总是充当打头的角色。上下年级的同学和老师很容易注意到我。这就是“天时、地利”吧，我给别人打下的印象很深的缘故，多了一点“知名度”。

1998年4月4日，一些初中的同学在乡政府所在地罗家房相约聚会，离我们毕业已经有37个寒来暑往了。

那天，毕增华打来电话，说他做东，“欢迎周景成从大庆回家看看……”

离别37年了！一个电话过来，慢慢的人生路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暂。那天，凡是居住在本乡的同学都到齐了，大家全是半百有余的人了，偶尔照一下镜子恐怕自己都难认识自己。

当周景成来到我们中间时，想不到他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我！我很感慨，我们是同桌，千万个日出日落的火，竟然没有把我在他的印记中燃灭。

37年，是个什么概念？人由少年变成了老年，由孙子辈变成了爷爷辈，由纯性的学生变成了农民、工人、公务员、企业家……漫漫时间的笔，把我们化妆了，我们在演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十几个同学、十几双筷子、十几张嘴，比划着、咀嚼着、说笑着，无拘无束、我行我素，又回到了当年。变的是年龄、社会角色，不变的是那颗童心，在此时此刻。

是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花季的童心，也只能在这一瞬间再现，这也是一场戏，一场喜剧。它给人回味，也给你幸福，也有几分惆怅与凄苦，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周景成是我多年的同桌。那时，只要老师给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与空间，我和他总要“单打独遛”，我们的个头、性格、情趣……如影随形，好像交往不够。遗憾的是，他没有念到毕业就去黑龙江当“盲流”了，和全家一起去的，为了吃饱肚子，所以我们俩没有毕业合影留念。现在他也经提前退休了，原工作单位是大庆某油井的一个运输公司。今天他的来到，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来……

初中毕业的时候，是要照毕业照的。农村没有照相馆，全校4个班级，200多学生，步行30来华里到三台子火车站上车去新民县城照相，单人、半身、免冠、黑白照。

1961年的夏天很是酷热，也是生活最“酷”的时候（不然周景成不会当盲流），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县城。我没有足够多的钱和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合影。老师也想到了大多数同学们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宽裕，就没有组织我们拍全班的毕业照，大家都很理解，对此心照不宣。你想，饭都吃不饱，那还有那个闲情逸致啊。现在觉得很遗憾了，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给我们留下不能弥补的缺憾，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兜里的钱，去掉往返的火车费和毕业照的花销，连半斤饼干都买不成了。幸好我没有“多余”的钱，不然，我也会像有些同学因为吃了蟹子一个劲地拉肚子。

我们大都是初次见过“大世面”，一切都觉得新鲜，尽管那时的县城很破旧，就像一个大村屯。有的同学禁不住诱惑，就在新民火车站前那买了蟹子，只有大拇指那么大的蟹子，红红的散发着馨香。我没有吃，躲在远远的地方看人家吃，在咽口水，但没有吞噬恶果，幸免一难啊。

在照相馆那，我犹豫了，最后决定买2两饼干，剩下的钱和芦奎元照了一张合影，实在是珍贵。

芦奎元和我很要好，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的哥哥当时在广东音乐学院读书，我很是艳羡。周景成走后，我和芦奎元的来往就更多了。芦奎元家较之我家殷实，穿的用的很“当代化”，花钱不像我那么“紧巴”。我们的合影，是芦奎元出的钱，我出人。可惜的是，保存那么多年的“历史遗迹”，在“文革”中被抄没了，一张照片不知道犯了什么法？我清楚的记得，那照片是夹在“论共产党修养”的书中，被造反派拿走了。

在毕业紧张的自由复习阶段中，我和芦奎元几乎是形影不离，天天在一起打拼。我们俩得益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双双考入新民高中。考上高中的另外两个人是刘迺成和田孝明，我们4个人都是小个子。

在初中和高中，我没有要好的女同学，也不懂得和异性接近，所以就不像有些因情窦初开而情思烦躁。当然，这并不是说女性同学对我没有一点印象。恰恰相反，有个女同学对我的感情，是我流水人生不能冲淡的。

1 同窗学友（寒窗同寒）（5）

1同窗学友（寒窗同寒）（5）

这个女同学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张柏芝。她比我大两岁，为人热情热心，心地善良质朴。她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学习并不是很好，但她从来不以自己的政治优势而嫉妒他人。相反，她很喜欢羡慕那些学习优秀的同学。在她的眼里，只要是学习好，其他的毛病都可以原谅的。我就是在他这种坦荡的宽容中，丢掉后进生的包袱，鼓起勇气，再接再厉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学、好团员、好的团支部书记，也没有逃出“政治漩涡”给他带来的厄运！

1960年冬，罗家房公社的二道房等几个大队，在有关文件地指导下，经历着一场“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张柏芝的父亲被定为落后地区中的“历史反革命份子”，不久被关押。有这样的老子，其子女的“政治标签”刹那间变得一文不值。

张柏芝所以愿意接近那些学习好的同学，是她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和远大志向的流露，渴望在学习上后来居上。如今，一切美好的梦幻，都被这个铁的事实击得粉碎。不久，他便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学校，加入另一类“盲流”中去。一时间，全校哗然，这个在全校大名鼎鼎的知名人士“逃跑了！”，同学们难以接受这个“政治事件”。

1985年夏，我听说她在沈阳市新城子区一家商店当经理，顺便去看她。不巧，张柏芝那天不在，我只好请她的同志待我向她表示问候，以期日后再见，但至今没有实现我的愿望。后来，她的堂弟告诉了我她的电话，打过去原来是一家公用电话，好不失意。

如果有人问我：按你的体会，是初中好呢，还是高中好呢？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初中好！

初中时期，虽然我受了那么多的打击和苦难，但有那么多的同学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同情与鼓励，终生难忘。初中，是我人生启航的加油站！他给了我继续远航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考上了上一级学校。而高中呢？我搁浅了，永远的搁浅了！

到了高中，我像一叶扁舟，在风口浪尖上行驶，随时都会倾覆。我的夙愿，也像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都会被巨浪吞噬，最终不还是沉没了吗？这就是我对初中与高中的印象，就是最实在的评价！但是，我留恋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没有他们，我不但“沉没”海底，恐怕我的灵魂也要彻底地沉默了，还会有我现在的“流水人生”吗？（这个纪实文学的题目曾经定位‘流水人生’）。我所以又漂浮上岸，是我高中的同学们，分担了我这首破船被潜流抽打的痛苦，是他们竭力地把我拉起，拽出水面，有抚平伤痕蹒跚上路，不是升学的另一条人生之路。

高二上学期，我就被学校列入“个别生”的黑名单，并在全校生活会上“公审示众”，当时我的心就凉了。试想，有哪个大学愿意要一个个别生入学啊？我不知所措，茫然若失。同桌的程德昌对我的境遇很同情也很着急。他劝我从此往后好好地表现，多在学习上下功夫，学校和班主任对你的印象是会改变的。

对此，我半信半疑。信，他的话有些道理，这也是我的强项，办得到。不信，也有道理，可我怎么好好地表现啊，得付出多大的牺牲才算得上好好地表现啊？我曾幻想过：我能想刘文学那样多好啊，被地主份子杀死了，成了英雄。最好是我能杀死一个反革命，做活着的英雄更好！但这可能吗？思来想去，还是信他的了，只有信，才有一丝希望和可能，才有出路。但是，在信与不信的折磨中，我总是消沉掺和着彷徨。越是彷徨的心态，程德昌越是对我体贴关心，我们就越是密切了。

不想，我们的关系被“激进”的老师发现了，他偷偷找到程德昌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和严肃的指教：你怎么和他形影不离呢？难道你也想当个个别生吗？为了拆散我们的关系，老师把我们的座位分开了。

我好悲哀，我成了什么人了？不可救药的阶级敌人了！

为了不影响他，我们的来往少了，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这都是程德昌的话让我在无望中坚持读完高中的三年学业，没有让光阴白白地流逝。“好好学习”我做到了，但这不叫“天天向上”。最后，我还是在老师毕业鉴定的阴沟里翻了船。唉，三十六计走为上，走上山下乡这条不容我不去选择的道路。

一个学习上的尖子生，一心想升学的人，突然放弃了自己的意愿，所有的同学无不为之震惊，也让刘文孝老师瞠目结舌，因为他分明在我的毕业鉴定中写道：“对参加农业生产没认识”的定论。他也挨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以我最大的牺牲，出了我一口怨气。但是，好多同学怎么也理解不了，想不通我会这么做。他们替我惋惜，甚至是叹息。对于我的“革命行动”，他们是不敢直言相劝的，也怕落个“打击进步”的罪名，落个救人不成自己反到也掉进万丈深渊里。然而，一些胆大包天的学友，还是想方设法要把我拉回高考复习的轨道上来。赵鸿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赵鸿德，是我的老乡，新安堡村人。小学时我们就认识了，但我们不是同班的同学。初中的时候，我是3年2班的，他和郭志彪是3年4班的，是梁文富老师的学生。到了高中，我们有幸分配到了一个班级，3年2班。听说我要上山下乡了，便直截了当地问我：“我的意见还是试一试吧，万一……”没等他说完话，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的心已经死了，你劝我也没有用，我在农村干一年，等有个好鉴定在考吧。”

他不再劝我了，同意了我的“曲线升学”的战略。学校老师给我的鉴定是不能修改的，只能砍去“对参加农业生产没认识”那一条。其余的，老师会出尔反尔吗？当然了，我的“罪恶”也许都会涂抹掉，可是，你还能参加高考吗？你用假“革命行动”来换取“高考”的资格，这可能吗？

无可奈何花落去，赵鸿德对此也由反对到理解，由同情到支持。那年，他考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常来信鼓励我实现自己的梦想与夙愿，还寄过来很多的复习材料。

得到同学们的安慰，我的心境暂时平和了一些。但我对高中时期的老师依然耿耿于怀，对同学们依然恋恋不舍，经管我已经是个农民了。

1 同窗学友（知青年代）（6）

1同窗学友（知青年代）（6）

1964年冬，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西北风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生产队不得不歇工一天。就是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中，我耐不住对高中同学们的思念，徒步20多华里，顶风冒雪去了陶家屯羊草沟大队知识青年点看望我的同学。

羊草沟的知识青年们，是新民市也是沈阳市首批上山下乡的热血青年，大都是我们同届的毕业生，也有部分早期毕业的校友。这其中，有的是放弃高考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同学，有的是高考落榜后自愿下乡的，还有极少一部分是社会青年。我们班到这里“大有作为”的一共有五名同学，他们是：常广荣、刘长发、贾广来、温雅坤、李艳芝。他们的家都在新民市内，生活上都很贫困，毕业后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都成了社会上“流浪”的一族。

羊草沟与我家隔着辽河，在我家的西北方向。这里的知识青年点，座落在半山腰上，几栋砖石结构的平房围成一个四合院。房屋虽然很土，但在那时的农村得算得上宏伟的殿堂了，周围的农舍没有一块砖瓦。

男女知青的宿舍很简陋，同当时高中住宿生的宿舍没有一点区别，清一色的南北大炕，一间宿舍要住上二三十名知青，相当于旧社会的大车店。

那天，我刚一出门，脸就被冻得通红，手就像猫咬似的疼痛。本来就很单薄的棉袄，风一吹就透心的凉。我没有走弯弯曲曲的大道，就走“直线”，奔辽河对岸的山头。“直线”没有路，坎坎坷坷的，雪深没膝，还要小心辽河里的“清沟”。“清沟”就是水流湍急水深莫测的地方，那里冬天是不结冰的，大雪天往往被雪覆盖了，就成了要命的陷阱。凭着我是辽河边长大的孩子，还是有些经验的，就壮着胆子走险路，少些风雪的折磨。

等我出现在同学们面前的时候，霜雪几乎遮住了我整个脸膛，所以他们谁都没认出我来。对于我的来到，他们十分惊愕又非常的惊喜，也很“放心”，都长出了一口气。道理很简单，我经受了那么沉重的打击，还活着，这可能吗？至少认为我会落个半疯半傻。他们拥抱着我，把我推上炕头，围着我嘘寒问暖，生怕我突然在他们的包围中蒸发了似的。我也仔细地端详着他们，个子好像高了一些，脸色肯定黑了许多，说话的语音变得粗了。

刘长发拉紧我的手：“会元啊，我真担心你会闹出什么事来，若不然，你干脆也搬到我们这来算了！”

痛苦归痛苦，失望归失望，思念归思念，关爱归关爱……可是，我曲线升学的目的没有实现，怎么会轻生呢？怎么会和他们走在一起呢？我的升学谋略和他们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赞成，不再挽留我了。

青年点的伙食还算可以，大饼子秫米饭能够填饱肚皮，白菜土豆上顿接着下顿，比高中的伙食多了些油花。看得出，所有知青们那种知足的心情流露得淋漓尽致。是的，快要过年了，一群一伙的同学们正在排练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他们没有谁“想家”。

我也不会想家，风雪还在下个不停，估计生产队明天还要歇工，加上大家的挽留，我住那一夜。

青年点的火炕还是很热乎的，“热”得我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睡，回眸着昨天、回味着今天、也回响着明天……

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我和同学们告辞了，担心生产队“开工”，急着赶路。在我们那，冬天上下班要看汽车的“眼色”行事。汽车，就是沈阳每天两趟到月牙河终点站的班车。月牙河终点站离我们生产队队部200米，早车9点到达时，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家家没有挂钟什么的，就靠汽车计算时间。

同学们执意送我很远，一直送到辽河边，好伤感的，有点像电影《怒潮》的送别。《怒潮》是我们高中时代最流行的故事片，那插曲“送君”也很忧伤。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他们祝福我，也嘱咐我，“好好干，别让我们老是为你担心……”

这次造访羊草沟青年点，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看书复习的，彻底放弃了再次高考。道理很简单：上边说了，上山下乡不是来镀金的，是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所以，他们没有人敢谈论什么升学深造的话题，都一心一意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所以没有接受刘长发他们建议我到羊草沟，考虑的就是那里的“再教育”氛围不适合我“曲线升学”。然而，这个天真烂漫的战略思想，很快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攻破了。

风风雨雨，寒来暑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历经十几个春秋的高潮后，这股潮流很快就“倒潮”了。回城，就成了下乡的反弹，贾广来、李艳芝捷足先登。常广荣和温雅坤在羊草沟结婚了、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实实在在地扎根在农村。但是，他们扎的根不深，是“须根系”的根，经不起这股比下乡还要猛烈的回城浪潮的冲击，不久也会成了。回城的时候，常广荣已是羊草沟村的党支部书记了。在以后我们聚会的日子里，我和他开玩笑地说：“你是什么党支部的书记啊，扔下几千个村民不管了，独自回城享清福，算什么共产党员啊，简直就是国民党逃跑到台湾……”

我们班的5名知青，最后一个回城的是刘长发，直到1984年他才回到离别20年的故土，和年迈多病的父母团聚。

“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历史了，对此褒贬不一，更多的人把它叫做灾难，他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切齿的伤痛……吃亏不小。但我觉得，“吃亏是福”！

农村、农民、农业都是苦环境、苦行业、苦差事，无处不苦。苦可以磨练人，让人懂得除了苦任何东西都是难以找到的。现在，有人故意找苦吃，找到了吗？肯吃苦吗？倒是那个社会让你有苦可吃，逼着你吃苦，“吃苦是福”的机遇让你享受了，值得庆幸！大多数曾经下乡的知青，他们都有出色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业绩，都是单位的中坚力量。在我们的同学堆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同学相聚，人数最多的时候有17人，那时我们都有些老了，山南海北能见面，还有这么多的人，可谓实在是不容易了。细数自己的子女的学历，得出一个惊人的答案：凡是当年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的孩子都没有上大学的。相反，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这仅仅是偶然吗？当然也不是什么命运轮回。我只能用他们父母意志的“磨砺”和不泯的希望，成就了他们的下一代来解释，反正我是这样的。反正我们是“置死地而后生”的，对自己已经毫不在乎了，所以能豁出自己的命去为子女打拼。

我还记得，那次去羊草沟分手的时候，他们5个人一再地叮嘱我：你和赵鸿德是老乡，他和吕维媛又是我们的同学，有机会回来就互相转告一下，大家聚聚。这件事我做到了，但时间已经过去33年。

1 同窗学友（情意绵绵）（7）

1同窗学友（情意绵绵）（7）

赵鸿德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后来成了技术骨干。吕维媛家住新民镇内，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后业也分配到赵鸿德的单位。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保持着恋爱关系，来到齐齐哈尔后不久就结婚了。

他们没毕业的时候，那年的寒假他们俩曾经来看我，大概是1968年冬。那时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住在两间很小的土草房中，四处漏风，窗台上的水碗都结了冰。屋子里除了一个脸冻得通红的孩子和土炕上的几床被褥之外，剩下的就是两个腌咸菜的罐子，一口水缸。这就是那时我的家，寒酸得让他们难以想象，又无所适从。

他们怕我伤心，勉强吃了午饭回到赵鸿德的家。

我们久别才得以相见，要说的话自然很多。话题中，关于我曲线升学当然是他们最为关切的了。现在，这只是个话题而已，各个大专院校都在停课闹革命的热潮中而沸沸扬扬了，谁知道停课会结束在牛年马月，还有升学的年代吗？再看看我的处境，升学比黄粱一梦还要飘渺。此时此刻，我们都强颜为笑，他们只好故作姿态勉励我：“孩子大了就好了，社会怎么能总是这样啊。”他们只能这样说了，也是他们唯一能做到的。我们都懂得，安慰的话没有一点十足的信心与把握。

我送出他们很远，分手后才分别走自己的路，沉重又遥远。

1997年农历中秋节那天，他们又来我家了，情景当然是今非昔比了，不然他们不会约来那么多的同学：

赵鸿德、吕维媛、常广荣、刘长发、贾广来、温雅坤、姜福林、张奎明、陈永泉、程德昌、刘玉华、洪桂琴、马怀青、齐景祥、王永清、柳鸿儒、回宗全，一共17人（还有一个朋友相随）。

赵鸿德和吕维媛是前两天从齐齐哈尔到新民的，在张奎明家他们“大闹天宫”，折腾了一整夜。事先约了我，我正在外地身不由己，但他们说什么也不能放过我一马。于是，余兴未尽，便于次日驱车“东征”。

17个同学当中，能经常见面的不多，都是我们知青一族的。好多同学从面容上看都模糊了，要不是知道都是同学，走在街上根本就难以认得出来，但说话的语音基本上没有一点变化。

姜福林，是我们当年的班长，现在我们母校的校长，他变的幽默了，一见面就说：“完了，老了，撒尿都没有扬程了！”

是的，时光是最残酷的，也是最公平的，捉弄人从不吝啬，也从不偏袒任何人。他把我们每一张脸都划出了沟痕，然后再把你弯成半拉括弧，让你像月牙似的还她的付出。

人到这步田地，知天命了，每个人的笑都没有遗憾与沮丧，该努力的努力了，该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唯物的、现实的，平衡着每颗安份安宁的心；怀念的、真诚的，使我们散而又聚。又一次分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礼物相赠与他们的，但有一副楹联算是对这次聚会的写真：

今朝举杯共度中秋节

何时携手再观元宵灯

程德昌为对联拟了横批：

天长地久

是啊，“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同窗学友令我难忘，同队农友更是情意绵绵。

2 同队农友（知心滑头）（1）

2同队农友（知心滑头）（1）

2同队诸友

董必武《挽沈骊美女工》中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者，粮食、饭食者也。天，由“一”字和“大”字组合，“天”是第一大的意思吧。由此看来，“民以食为天”，就可理解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我们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却不是农业的强国，世世代代都为吃饭而艰辛，而劳累，而忧心忡忡。假如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那吃饭就更难想象会是个什么样的了。从古至今，农民都在农村从事着农业生产劳动，脸朝黄土背朝天，为的就是个“食”字。自1964年8月1日起，我成了一个为“食”而奔波的农民了。我为自己的食，也为他人的食，实实在在地耕耘了整整6个年头的田垄。这也是历史赋予我的机缘，不然我绝不会选择这个又苦又累的行当的。

从小时候起，父亲就是个教师，家里没有一个人从事农业劳动。所以，我对庄家院的农事活动知之甚少，“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了解得很肤浅。也就是说，虽然生活在农村，但从来没有干过一天农活，身在农村却不是农民。当然了，后来大跃进了，学校风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了，我才初次尝到干农活的滋味。

现在好了，干农活成了我的家常便饭，这饭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别无选择。说实话，我真的很畏惧这个强体力劳动，平时没有劳动的习惯与技能、技巧，身体有很虚弱……但是，我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只好硬着头皮步入生产队的大门。

我们生产队的全称是：辽宁省铁岭地区新民县新兴公社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那时还没有划归沈阳市管辖。

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大多数都认识我，见了面打个招呼就算是见面礼了，就算我有礼貌了，就算是人家看得起我了。但是，确实有一些人在心里说：书白念了，到头来还不是和俺们一样土里刨食吗？

回想起走进生产队大门的那一刻，我有些恐慌，不安，不知道如何是好。等到打头的分配完了活计，心跳才慢慢地平息下来，觉得我这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我是新来的社员，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好的印象，处处小心翼翼。我本来就是个实惠人，干活不会耍滑头，也不想耍滑头，就闷着头干活，不像其他社员假借抽烟的机会喘口气，腰一哈下去就是半天。出汗，头胀，腰酸……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打头的怎么也叫我们不休息一会啊？

和我同岁的王凤成看我干的太实惠了，就喊我去上厕所，我才直起腰来。我苦笑，我哪来那么多的尿啊？这些废水早就从脑袋上变成了汗排泄了。

我知道他的用意，就跟他走了。不想，上班的第一天，他交给我许多耍滑头的招数。他说，凡是大伙在一起干杂活，这些招数都管用，干多干少没有办法衡量，不像铲地，一人一条垄，“老太太吃黄瓜，一人一条”。

说归说，做归做，我不习惯耍滑头，还是那么实实惠惠地干活，他就说我傻。他说，耍滑头是有“理论根据”的，老早年就这样，叫做“先学滑，后学屁，带带拉拉学手艺”。所有的老社员对此却另有看法，他们说，什么活计都可以“耍滑”，铲地也一样，别看一人一条垄。原来是，铲地可以连埋带盖，割地可以留高茬儿，落茬儿……总之，要想“耍滑”，无处不有。对于这些，我慢慢地懂了许多，大家都在“耍滑”。

头一天的劳动总算过去了，流了太多的汗水，喝几瓢凉水也就得到了足够的补充。头一天的劳动总算挺过去了，知道了许许多多的窍门儿，也是科科门门的必修课，也知道了劳累的确厉害，和如何去面对适应。

一年下来，队里的青年人对我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与认识，我们交上了朋友。

这些农友们，大都没有什么文化，有的是小学毕业的，也有的小学也没有毕业，全队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生”，还让“文革”占去了一年的时间。他们都是为“食”所迫，走上为“食”这条坎坷路。

走路讲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所以人人都很实在，耍滑头不是他们的错，不能以此就认为他们不实在。

他们原以为我这个度过几天书的人会瞧不起他们，甚至会想方设法地捉弄他们，所以开始接触的时候没有那么紧密亲密，或是敬而远之。其实，我也是很实在的人，和他们一样讲求实在，从我干农活上他们慢慢地看到了。

不管是干什么农活，我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的，尽管我笨鸟先飞，到头来还是要落后于人家一大截子的。铲秋菜，割庄稼，王凤成总是要挨着我拿垄。见我挨落了，他就帮我铲一段割一垄，让我喘喘气儿。我手上磨出来的血泡，新的接上了旧的，像似生了根儿长了芽儿。中午和晚上要下班的时候，我更是着急了，别人到地头了，我还在地中间晃悠呢。王凤成总是接我，和我一起回家吃午饭和晚饭。有这样朋友帮助我，心里就不再觉得那么的孤单无助了。

王凤成结婚很早，19岁就成家立业了，小日子过得很红火。他会喝酒也会抽烟，常约我去他家里坐坐。他家的成份也是上中农，社会关系比我好多了。1970年，我去学校当了老师，他当上了生产队队长，靠的就是人老实实在，有点“蔫巴”主意——我行我素的性格。王凤成不善于说话，感情的事儿，义气的事儿，都是以一招一式的行动来体现的，也爱憎分明。

王凤祥，是他的亲堂弟，用王凤成的话说，他是个“连滑带屁”的主儿，是个跟谁都玩心眼儿的货。可是在我们俩之间，王凤祥跟他们说的大相径庭，他对我一口一个“大哥”的叫我，既亲热又实在。王凤祥很前卫，比我小5岁，他理发非我不可，理发店都不去，就是相信我。我们俩互相给对方理发，也理清了我和他独有的情感。

他就要结婚了，姑娘姓陈，是和我们一河之隔的法库县三面船公社的。姑娘的个头长相虽然够不上百里挑一，但也是人见人夸的秀女。娘家哥哥在铁岭一家工厂当书记，名声显赫。陈家在三面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在旧社会，那里是法库的商贸重镇，商船直通营口，陈家老早年就有自己的买卖。王家能娶上这样的贵妇人，自然要讲讲排场，给新亲陈家长长脸面。

结婚的前两天，王凤祥父子特意找我去他家商量有关婚礼的事宜。我说：“我年纪轻轻的，不懂得农村什么礼仪的事儿，你们还是……”

王凤祥很肯定：“大哥，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按你的想法来！，啥说道也没有！”

他父亲是我堂哥哥的舅舅，也跟着说：“你想咋办就咋办，我乐意听你的！”

我看人家那么实在，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啦，不如痛痛快快地答应吧。

果然，娘家客人也同意我的想法，什么说道也没有，我就编制了一套婚礼程序，等待那个新庆典。

这套程序，没有老的一套，也没有“文革”革命的那一道。我的独出心裁打动了贵宾，王凤祥的大舅哥连连称好，还问了是谁的主意。

谢天谢地，不用谢我，我总算没给王家演砸了。后来，我的这套程序被好多新婚庆典照搬了，心里觉得很惬意，感谢我的农友对我的信任，也是实实在在的抬举。

1967年冬，“文化大革命”的战火纷飞，城里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农村，似乎平静了许多，但是我紧张起来。

2 同队农友（筹备过年）（2）

2同队农友（筹备过年）（2）

眼看就要过年了，手里还没有给孩子买花生糖块的钱，就别说卖猪肉粉条儿了。生产队秋收分配早已经结束，分得的几十块钱都还了盖房子落下的饥荒，宁可不吃不喝也不能改人家的吧。可是，年不能不过，不能眼巴巴的看人家过年吧，苦了大人不能苦了孩子，一个个都嗷嗷待哺，盼望着过年啊。但是，拿什么换钱啊？

那时，生产队种一种叫“大头糜子”的高粱，高粱穗脱粒后可以扎笤帚，我只好拿它便钱了。笤帚是扎出来了，很多也很漂亮。不过，就是因为你扎他也扎，扎得太多了，在当地卖给谁去？我们那个辽河边哪个生产队都种大头糜子，耐旱又耐涝，扎笤帚就成了传统的家庭小副业，连小孩子都会这个。

后来听说沈阳以西的于洪区马三家子是稻田区，那里既没有大头糜子也没有扎笤帚的，就去那里卖笤帚和刷过的刷帚。一打听，马三家子离我们这里有70华里远，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一是因为天太短了，来来回回的时间都搭在了路上。二是“文革”的“文功武卫”闹得太凶，马三家子离沈阳很近，兵荒马乱的，怕打上自己的命。但我还是去了，不然这个年靠什么过去？过不好年也是要命的，反正都是“命”，就认命了。

生意还算不错，尽管起早贪黑，顶风冒雪又饥渴难忍，每天都能赚回3、5块钱。说起早贪黑，来回两头不见太阳；顶风冒雪，大北风烟雪你也得去，不然扎的笤帚就得扔在家里白瞎；饥渴难忍，渴了就喝人家的凉水，饿了挺着回家吃饭去，买面包饼干没有粮票，也舍不得钱，孩子一年能吃过几个面包？

我们生产队的李玉民也扎了很多笤帚，一把也没有卖出去，瞪着眼睛着急。扎笤帚是要投入的，细铁丝你得自己买吧，那东西奇缺，很贵的。笤帚卖不出去还得压着本钱，能不着急上火吗？

情急所迫，李玉民壮着胆子来找我：“大哥，明天我跟你去行吗？”

“行！有什么不行的？”我爽快地答应了。

李玉民比我小5岁，胆子特小。再有就是他怕和我抢生意大凡做买卖的都忌讳“船多碍路”，所以他壮着胆子来求我。我明白他的心事，也坦白：

“去吧，咱俩还是个伴，晚些回来，我们多走几个堡子就是了，你别多心。”

记得那天正是腊八，天气异常的冷，刚出门手脚就被冻得生疼。日头还没有出来，我们就直奔沈山线的三台子和马三家子的稻田区。中午，我们谁也没张罗吃饭，他比我还要“抠门儿”，也许是挣了钱一切都忘记了。

太阳的圆和地平线的直线相切的时候，我们的东西才卖完，开始赶70华里的回家路。走到于洪区解放公社，天早就黑了，每个村子都是死一样的寂静，没有人出来闲逛，一则天冷，二则时下慌乱。我们继续向北的方向骑着自行车，到了我们罗家房公社的地界，还有25里路就要到家了。就在这个时候，李玉民说啥也骑不动了，只好在路边休息一会儿。

天很冷，坐下来就觉得寒风刺骨，我就叫他起来赶路。糟糕的是，李玉民好像没听见我的话，没有丝毫反应。

他怎么了？漆黑漆黑的天，我什么也看不到他，他的脸色。我就用手去摸他，啊？他的脸上全是汗水，像洗过了一样，冰凉冰凉的。啊？他虚脱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从来没有过得紧张。

是啊，路途的遥远劳累，腹中无食，天气寒冷，还有他胆小的恐慌，不虚脱才怪呢。其实，那时的我也是浑身无力一个劲地打颤。可我不能倒下，否则他就崩溃了。

我继续呼唤着他，少顷，他终于说话了：

“大哥，我害怕……”

为了给他壮胆，我自称沿途的“造反派”我都认识的，不会打劫我们的，他点点头，表示我说的他相信了。

那时的农村也有“造反派”，只是没有城里闹得凶。他知道我念过初中高中，同学很多，“造反派”就是学生的代名词。

李玉民总算被我的信心打动了，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勉勉强强上了自行车。当时的砂石路几乎和土路差不多，坑坑包包的，我在他前面开路，他跟在我的身后。走了不到一里路，他又支持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干脆，我就把一条麻绳拴在他的车把上，另一端拴在我的货架上，我拉着他骑车。

他没有一点力气蹬车了，全凭我的牵引。最费劲的是，他很难把住车把，东歪西扭要摔倒，我就得使劲地加速来控制他的倾斜，汗如雨下……

我一边骑车还要一边和他搭话，否则他又闭上了眼睛，那就危险了。

大约快9点了，我才欣喜地看见家乡的灯光。我问他：

“玉民，你看看前面的堡子是哪里啊？”

“大哥，我不知道。”

“到家了，这不是大桥吗？”

我们的堡子南，是一座大木桥，1953年洪水过后修建的，从此，就把德盛堡北部的村子叫“大桥”了。后来的地图上就有了这个地名，一直叫到如今。

我叫住了他，让他下车，怕他拐弯是跌倒，再说，我也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这时候，他清醒了，他说他一路上都在做梦，忽忽悠悠的。我苦笑。

走到我家门口儿时，我没有进屋，先把他送到家里。

到了他家大门口儿，他还要往前走，不认得自己的家了。我好笑。

“是俺家吗？”

他又糊涂了。

我一直送他进屋，他见到爸爸妈妈和媳妇，才如梦方醒。

回到家里，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棉衣棉裤早就被汗水湿透了。

这一趟我卖了10多块钱，最大的面值是1圆的，只有一张。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比吃糖还高兴，一个一个地数着，我在一边一大口一大口地吃着饭，夹杂着时不时落下来的眼泪。我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感慨，只是觉得孩子太苦了，一年也见不到钱，见不到我从远处回来买些什么东西给他。

2 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2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李玉民是很能吃苦的，特勤劳勤奋。他自己的房场原来是个很深的大坑，修辽河的沈北大堤取土时挖的“土方坑”。我们生产队的最后一趟街北面紧靠大堤，南面全是住户，房基地比其它生产队都紧张，要想盖房子，只好选择那个大坑了，把它填平。李玉民硬是挺起双肩把那个大坑填平了，人称现代愚公。

他虽然能吃苦耐劳，就是胆子太小，从此他不做笤帚的买卖了，他永远不会从那天的噩梦中醒来。这就是那时许多农民的心态和生活的原则：宁走百步远，不涉一步险！

李玉民是贫下中农，尚且不敢冒险，地主富农的子弟就敢冒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有他们的生存法则。

李风仁，富农成份，比我大一岁，更是胆小怕事。他父亲李庆瑞不是富农份子，他们家借了他堂爷爷李殿军的光，就是前文老两口游街的那个人。他们李家就成了一窝“地富子弟”，备受歧视。

60年代农村的婚姻习俗，依然被旧社会早婚的影子笼罩着。王凤成等好多青年都是早婚的，男女青年20一出头还没有找到对象、结婚，就算大龄的了，就成了人们背后议论的对象，父母就会为之忧心忡忡。这时的李风仁已经27岁了，对象还没有影子，愁得爹妈的眉头紧锁，从来就没有舒展过。

1968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我们在地里刨玉米茬子。歇气儿的时候，李风仁会我去僻静的地方解手，他说有话要和我单独说。看他的神色，既秘密又疑虑，猜不到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就问他：

“有什么事你就和我直说吧，这里没有人听到的。”

“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你说我怎办？”

“那还用说吗，看啊。”

我很肯定，支持，他还是犹豫。

原来对象是本溪山区的，离我们这很远，他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不去吧，错过了一次机会，家边上很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的，都嫌他成份高，介绍也是白介绍，不如不介绍，所以他都27了对象还没有影子。要是去吧，害怕看不成，还得搭进去十几元的路费。

十几元的路费可不是小数目，足够挣好几年的了。我们生产队从1964年到1967年的4年中，几乎是家家没有从生产队挣回一分钱，十几元钱当然是个天文数字了。再说了，很多人家都没有钱，借都借不到，愁人。

再说李风仁原来在新民农校（县办中专）念书，没等他毕业学校就下马了。这所学校是在大跃进年代匆匆上马的，如今下马也在情理之中。学校下马后，他马上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对未来从来就没有异想天开过，安分守己地当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以，农村的所有活计，李风仁样样精通，是左邻右舍公认的一把好手，“正经巴呗”的庄稼把式。无可奈何，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愣是没有对象，倒是成了唯成分论受害者的对象。

看对象，他犹豫，让我给他拿主意，我自然是肯定的，并给他打气，也打保票，我说：

第一，你个人的条件很好，个头长相没有说道，算是上等人，对吧；

第二，我们这再穷也比本溪山区好吧，我们能吃饱饭，她们那就惨了，不然人家会到我们这找对象吗；

第三，问到你家的成份，你就说是改造落后地区错划的，眼下正在甄别之中；

第四，凭借以上三条，她保准能和你一起回来，对象的成功率就在一半以上了。到时候我有锦囊妙计，让她来而不归，有来无归……

没过一个星期，李风仁果然把那个姑娘领了回来。当天晚上，我和王凤成等好几个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到李风仁的家里，这就是我的锦囊妙计。

我们几个人的话题，都围绕在李风仁的人品和我们这块土地上，落实一个“赞”字。称赞、赞扬、赞美，甚至是赞颂，但绝对不能过头，过则错，别弄虚作假就好，原则。目的是，通过“赞”，来加深那姑娘的“爱”，妙在其中。

我们的话题唠透了，就都各回各的家，等待第二天再听听他们的反响。我见她一直送出我们大门外，料定这门婚事十有八九了。

农村就是这样，不管是谁看对象，总要有许多人借故去人家看看。看对象的双方也都欢迎你来，就像是办喜事儿，不怕人多，没有人来到是不好了，没有人缘儿，会被人议论的。

第二天上班，我们几个人的眼睛都盯在李风仁的脸上。看他那个高兴劲儿，就知道大功告成了。

李风仁说，他说咱这里的人热情，懂礼貌，说话还挺有见解的……

这姑娘姓赵，叫赵淑珍，上等的个头，神色很安详，言谈举止不是那么俗气，很是得体。他们俩算得上“天作之合”，一见钟情，一见倾心吧，或许在本溪就好上了，到我们这又加深了彼此情感。

当我们把这件事快要淡忘的时候，才听有人说她回本溪了，算起来在李风仁家住了十多天了，有点乐不思蜀吧。

到了秋天，他们结婚了，我们生产队最大的小伙也结束了光棍的历史。

1979年，李风仁当上了队长。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李字”，但李风仁比我大，我叫赵淑珍嫂子，和他开玩笑说：“想当年，我们几个哥们儿没骗你吧，看你多有福分，成了一队之长的夫人啦！”

一晃，他们的两个男孩子都上初中了，这两口子时常约人到家里打麻将，有一次被我发现了。等麻友散去，我声色俱厉地批评了他们，意思是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更要做孩子好学上进的楷模……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说：

“难道你们就忍心，让孩子拿一辈子锄头吗？”

说完，我转身就走了。从那以后，他们收敛了，女儿也考上了中专，那时的中专相当于“范进中举”。可是他们搓麻的旧病又复发了，两个儿子至今窝在家里，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没有看不起“锄头”的意思，我本人就是抗锄头出身的，但人无论做什么要有一股精气神，没有了精神还会有光明吗？可悲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2 同队农友（饭桶记录）（4）

2同队农友（饭桶记录）（4）

2003年，刚刚60岁的李风仁死了！之后，王凤成也离开了人世间，60刚过！李志民不到60岁，也阴阳两隔了！王凤祥，50岁撒手人寰，还有57岁的李玉民（另外一个叫李玉民的）、夏儒林……

太多的农友好像一夜之间都不告而辞了，都是在人生最好的时光里，给家人给亲友留下最大的遗憾！

遗憾是难以抚平的，但造成遗憾的原因仅仅是农村的贫穷吗？

实行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后，好多媒体都把农村农民写成富得流油，借以证明党的富民政策之成果，这其中的水分越来越大。诚然，没有改革就没有如今的农村新变化，那么，靠什么致富？

媒体说：一依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头脑。这话不假，但还要加上“靠投入、靠勤奋”。

党的富民政策绝不是给予哪些特定人群的，而是“共同致富”。致富不是空喊的，要有投入才有产出，无资可投还能致富吗？“三靠”也好，“五靠”也罢，关键是靠头脑，就是靠人！

李风仁两口子既勤奋又有头脑，缺的就是投入，只好白手起家打拼。80年代中叶，两口子双双去了本溪在一家个体矿业公司打工，靠勤劳和头脑滚起了雪球，发达起来了，成了小老板。有了钱，他和她再也不那么胆小甚微了，开始大把大把地花钱，享受新生活。那么，在他们那里新生活的含义是什么？

农民太缺乏享受了，文化生活贫瘠得就像不长草的荒漠。即使在农闲的冬天里，农民依旧要顶风冒雪地劳动在荒郊野外，受尽寒苦。面对皑皑白雪，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温暖的热炕头，捏着小酒壶，看几把小牌……那就是神仙的生活。于是，他们只能盼望过年，才能静下心来尽情地“吃喝玩乐”。

现在日子好了，吃穿不再是问题了，剩下来的就是玩，尽兴地玩。他们俩玩疯了，输进了泥坑里，不能自拔。钱是身外之物，身体健康则是自己活命的本钱，结果也输进去了。待到他后悔的时候，也是他走向不归路的时候，一切都晚了，空留悔恨心。李风仁临终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曾经的“朝气蓬勃”……

我们从20几岁开始就在一起干农活，对于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难得的经历，值得回味与珍惜。

那时的我们真的很“朝气蓬勃”，什么都不怕，更没想到那么早就会有人离世，这才是最可怕的。那时，我们在一起曾经创造过“记录”，吃饭的记录！也许你觉得离谱，但却让我们永生难忘，所以李风仁死到临头还在念念不忘。

我们能创纪录，新民的县官更能创纪录！在我们那个弹丸之地就创造了3个作废的工程！

1958年马虎山水库工程，动员了全县人力物力，搭进去一条人命。记得那是一个年轻人的性命，姓薛，年仅21岁。他和工地做饭的师傅发生矛盾，把人打死了，被迅速判处死刑，公开枪毙！

1968年引辽水利工程，浩浩荡荡，倾尽全力，也毁之顷刻。这个工程是在日伪时期的“新开河”工程的基础上进行的。1943年，日伪政权于辽河南岸开掘了新开河，以期引水在沈阳地区种植水稻，并在河岸处建一水闸，现水闸仍在。后因战事不利，此工程半途而废。新民县官旧话重提，觉得日伪办不到的，我们能办到办好，就兴师动众大张旗鼓的“前赴后继”，一意孤行。结果，被省里知道后，强行终止。理由是：这项工程挖开了沈北大堤，严重威胁沈山线铁路的安全。

辽河在我们这里呈东西走向，到马虎山处来了个90°的大转弯。转弯处两山对峙，中间是一个狭小的河道。洪汛时期泄洪缓慢，它的上游，也就是我们那就成了水泊湖泽，汪洋一片。所以，为沈山铁路安全计，我们家的那段沈北大堤比别的地段都高都宽。引辽工程把大堤掘开那还了得，于是被枪毙了。这个工程也搭进去一条性命，是溺水身亡的。

掘开的大堤被勒令修复了，然而，县官们成就大业的心却难以止步。

1980年，引辽工程死灰复燃，地点改在团山子村的山上——开山建水闸！一时间，车水马龙，也炮声隆隆，团山子村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引辽的水闸倒是修好了，辽河水也引出来了，但它像一匹桀骜不逊的野马，四处乱串无法掌控。汛期一到，水闸成了摆色，“防洪闸”成了“放洪闸”，淹没了好多农田。洪水没成灾，“闸水”先造灾，农民遭灾。

咎由自取还不算，弄巧成拙也就罢了，偏偏被人告上“法庭”！

那时候还没有法，权就是法，上级就是下级的法官，大门口儿就是小衙门的法庭。这次官司的“原告”是盘锦地区，人家告新民截流水源，官司输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于是乎，水闸被一道“土闸”关闭了，所有的水利设施全部付之东流，劳民伤财，咎由自取。不过，这期间我们创造了一项吃饭的记录。

这个工程（1968年的）开工于秋末冬初，天气渐渐的寒冷起来。新民县官为了创造一个奇迹，为了来年春天让辽河水“造福于民”，对工程的进度下了死命令——务必在数九前竣工！死命令一级比一级更死，我们公社要求在小雪前完工。

还是那句套话——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落实各级的死命令，生产队就得豁出去了——给出工的社员“高待遇”，不然没有人去！我们第8生产队为了让这帮小伙子走上第一线，答应午饭随便吃，其他的没有。

随便吃，那可是了不得的优待，何况队长还说了——主食，秫米小豆干饭；副食，咸盐花生米！天哪，咱过年能吃上什么啊？那年月，谁家干吃干饭，还有小豆？谁家能拿花生米当盐豆吃？盐豆，就是盐水拌炒熟的大豆，人人爱吃。现在给你花生米吃，做梦都难以想到！

工地离生产队有6、7里路，中午的饭由队长亲自送到。一则是看看我们的工程到底有多难，也看看我们的进度，二是看看我们一顿饭到底能吃多少粮食。

队长还说了，你们要是干在其他生产队的前面，不仅吃饭不扣除你们的口粮，工分还要加倍……

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和李风仁等8个青年报了名。

我们的工程的要求是，挖一段6米深，上口为25米宽，坡度是1：2。5，6米长的延长线，所以8个人就够了，人多转不开身。

有这么好的待遇，我们8个人决心干出一个名堂来，为了给“文化大革命”献礼，我们就能有饱饭吃。

“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大红旗一戳，热火朝天的干劲就来了，第一天上午，我们就在全段领先。队长来送饭挺乐呵，说这帮小伙子真行！

打开饭桶，香喷喷的味道就让我们忍不住了，饿一上午了。我们左一碗右一碗，风卷残云一般狼吞虎咽，一桶饭眨眼的工夫就没了，吃得对长直吐舌头。要知道，这些饭是按每个人一斤二两米下的锅，小豆不在其内，花生米也是白搭进来的。队长问我们吃没吃饱，我们谁也没吱声，因为没吃饱。

队长抬头看看工地，他似乎明白了。

土方工程非同小可，没有一把力气怎么能挑起200斤重的两大筐土？而且还要爬坡？我们8个人两个人一组，分成四对，轮流装筐，轮流挑土。挑起土筐几乎就是跑上去，不跑的话，200斤的土筐压在肩上更难受，你要没把力气走都难迈步。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吃得再好过一会就饿得你的肚子叽里咕噜的山响了。

第二天，可下子把午饭盼来了，每个人有增加了二两秫米，结果又是滴米不剩，把队长吃懵了。

队长咬咬牙，最后每顿饭下米一斤七两！当然了，花生米小豆在其外。这回吃饱了，创下了吃饭的记录，也创造了工程进度质量全线第一！

2 同队农友（起死回生）（5）

2同队农友（起死回生）（5）

2007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给先父扫墓，顺便看看我眷恋的辽河滩。那里有我上学的脚印，印在我后来血汗浸染的土地上。将近40年了，两处废弃的引辽工程，像一具僵尸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毫无声息地任凭阳光的暴晒。我还能很清晰地辨认出当年我们那段土方，比其他的地段都高。有谁会想到，和它一样的黄土已经埋掉了一起战斗的3个农友——李风仁、李志民、夏儒林。

另一处废弃近50年的马虎山水库，在引辽工程以西10华里处，那里埋葬着家父的骨灰。1958年，家父是学校的负责老师，曾带领师生奋战在水库的工地上。那时他没有想到，“水库”会是他的墓地，他的墓地也埋葬了一个几近疯狂的时代。

安息吧，农友们！同样安息的还有李志民的父亲，当年的老队长李英林，我叫他二舅。一个堡子的人都是叫点什么，即使没有实在的亲情关系，能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已经胜似亲情了。所以，即使是外来户，大家之间的称呼都具有亲情的模样，不分伯仲。

1964年末，我在生产对当会计的时候，全队只有130多口人。由于地多人少，加之生产力的低下，庄稼侍弄不过来，先后招来至少5、6家“外来户”：董魁、李德清、李国良，沈阳的下放户；马才、宋宝忱、李木匠，都是法库县的农民。

李国良独身一人到我们八队落户，是投奔李秀清书记来的。他们的父亲是把兄弟，靠旧感情成了我们队的社员。李国良很老实忠厚，不像是城里人。看在他们父辈的情谊，当时的李队长安排他做仓库保管员，也算是个美差了。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很敬佩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为他们父辈的感情是解放前建立的，他们能够传承下来，让人感慨啊。

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独身一人生活实在是很困难的，于是他就想处个对象。一段时间以来，全队尽人皆知，他和李姑娘有那么一点形影不离的感觉了。李姑娘学自行车，他就在后面扶着，两个人说说笑笑……

后来，没有成为事实，李姑娘的父亲不同意！在那个时候，父母作主是不可逾越的婚姻屏障，何况李姑娘又有“新情况”了！那是后话，自由分晓。

李国良回沈阳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多亏了上山下乡回潮，浑水摸鱼，鱼目混珠，因祸得福了！

他是没有资格回城的，后来办了一个假知青证明，我们生产队没有一个人揭发他，还盼他早日成行呢。他成了外来户的佼佼者，幸运儿，其他的沈阳人至今依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中，最不幸运的就是宋宝忱一家了。

宋宝忱，原来是法库县马家沟大队的大队长，共产党员，当年不到50岁。他的老伴去世后，留下一个20己的儿子。老伴去世后，续弦寡妇刘氏为妻。刘氏地主成份，亡夫扔下二女一男。儿子小，叫刘更彪，后改名宋奎久，和宋宝忱的儿子宋奎福就是哥们儿了。这一家6口两个男孩，大的眼看就要说媳妇了，着实让宋宝忱寝食难安。就这样，一家人才搬到比那里较富裕的辽河南落户。

宋宝忱能道我们队里落脚，原因有二：

一是他们6口人有5个男女劳力，不然我们是不能接受他的。二是宋宝忱在马家沟受到歧视，带他如同地富份子。不要忘记，他可是娶了地主的老婆，那叫“混线”。马家沟党支部找他谈话，问他：“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炸弹’，你要哪一个？”

宋宝忱宁可搂着炸弹睡觉，也不要党员了，他被开除党籍，直到他要死的时候才恢复他的党籍。不是党员了，处处“不得烟抽”，1963年成了我们队的社员。

宋奎福和他的继母失和，自己扔下亲爹回了原籍，让老宋头大为伤心。

俗话说，无仇不父子，回过头来，父亲还是父亲，儿子还是儿子，分家不分心。

那年腊月，宋奎福要把200斤的肥猪卖到河南，老宋头亲自推着带车子去拉猪。200斤的大肥猪可值银子了，至少也顶上两个劳力一年的收入。河北的法库县猪肉价格低，才运到河南来卖的，老宋头就想让儿子多挣几个钱。

那时候，猪是奇缺的高档商品，属于国家和地区控制的年货，每个地区对猪的收购是有任务的。私自卖猪属于违法行为，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所以老宋头就在夜间偷偷地把猪运到河南来，河南水北徒步25里路，图的就是人不知鬼不觉。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人不祸河祸！

推着带车子（两个轱辘的手推车）过辽河，天黑路险，一不小心连车带人还有大肥猪，一起掉进河里。还好车和猪被水冲走了，人捡了一条活命。

本该为人活着而庆幸，可那时候猪比人值钱，火得老宋头一病不起，年也没有过好。

谁也没有料到，扫帚顶门，眼前就出差（叉），都替他惋惜。谁也没有料到，峰回路转，那猪又“死灰复燃，枯木迎春”了。

过了年，有人在辽河里打鱼，在他们丢猪西边2里路的水下竟然打上一头猪来，正是老宋头那头猪。和水泡过的猪，又过了大年，猪不值那么多钱了。但是，这也给老宋头一丝慰藉吧，不然他的病不会好的那么快。

屋漏偏遭连阴雨，更大的不幸又让老宋头摊上了，这次绝对不能“起死回生”……

2 同队农友（悲情人生）（6）

2同队农友（悲情人生）（6）

老宋头大儿子宋奎福有了造化，回老家不久就当上了大队的电工。在农村，电工是个好差事，也算得上“八级木匠”——相当于知识分子，靠电能致富，大多数的电工哪个没富得流油？宋奎福的“脱贫致富”，也让老宋头一心二用变成了一心一意，一心一意维持“宋刘合璧”这个家。宋奎福的“脱贫致富”，也让老宋头眼前一亮，宋奎福就是宋奎久的榜样。再说宋奎久也是“初中生”，虽说只念了一年就“文革”了，还比宋奎福只念小学一年级更有学问。加之宋奎久天生就喜爱和电打交道，电还真叫他摆弄得服服帖帖的。一次，他私自安装了“电子防盗门”（自己做的，一开门灯就亮），被大队发现了，罚了款。可他痴心不改，继续“玩电”，不想因祸得福。

大队原来一个电工，玩不转日趋加剧的用电新形势了，就要增加一个电工来减压。老宋头听说后，经过上下打点，宋奎久当上了电工，也看他真能担当得起。

电工是棵摇钱树，也是聚宝盆。自己家用电随便，分文不拿。电炉子、电水壶……别人家用是要罚款的，变压器的容量小，上下都有规定，电工是特权阶层，没有人监督，何况监督者的耗电量比他还厉害啊。电工从各家齐上来的电费有数，上缴的也有数，前面的是大数，后面的是小数，差数就是电工的了。如果觉得差数太小，那么就提高每度电的基数，落到千家万户，可就是个大数了，剩下的差数自然不是小数。各个大队的电工都比着看谁的差数大，比来比去，电费就上去了，最高一度电2元4角钱，老百姓叫苦不迭。

那么，群众有反映，大队、公社就没有人管管吗？管！

大队书记开会了，说：线路不好，电损太大，此其一。二，五保户、困难户拿不起电费，大家摊，自从办电就是这个法则。三，上边要的太多，我们也没有办法……总之，他说的话就是电工教他说的，他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书记和大队长，还有大队的会计，都和电工一样享受“优惠”，包括电工的至亲等等。他们的屋子比谁家的都亮，心比谁都黑！这就是农村高电费的根本原因，最高的村，一度电7元钱。

1982年，“改革的春风吹满地，刘二堡人要争气”，赵本山说的没错。那时家乡有了个体业户，用电项目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工就更吃香了。谁家有事你得排号等电工，七碟八碗地伺候着，不然你还想用电不？

这年秋天，稻子黄了，金灿灿的，到处是一排喜悦情景。一些想干点大事的农民们，钱还没到手，买卖就开张了。老王家的酒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鞭炮齐鸣。为了快些把电送进酒厂，宋奎久在王家吃过晚饭，摸黑就去变压器合闸。

“酒后干事胆子就大，夜黑人静啥也不怕”，这话是说给做贼的，但让宋奎久实行了。他刚上变压器，头部就触到了高压电源，脚就接了“地”。刹那间，一声霹雳震惊了所有人，宋奎久当即身亡，时年不到30岁。

噩耗传来，再也听不到他一声喘息，只见得老老少少不住的叹息和哽咽。

老宋头老两口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搓揉得半痴半呆，恍如夜游。没过一年，他去了，老伴也投奔了女儿家，儿媳领着二个孩子再婚，家破人亡，各奔他乡。

宋奎久死了，宋奎福来吊唁，也来调研。到了现场，他什么责难别人的话也没说，只是哀叹：“唉，挺聪明个人，怎么会干出这么傻的事来……”

宋奎久死后，埋葬在沈北大提以北一片荒从中，坟前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刘更彪之墓”。死后的他还了原姓原名，留下的两个儿子还小，依然姓宋。

大凡在大队混点差事的人，都算是“公务员”，所以不能白白地搭进一条性命。何况宋奎久为人很好，有求必应，他死后，两个孩子由全大队要养活到他们18周岁。

诸多农友曾经携手并肩，“生死与共”情谊难舍。话说回来了，共患难却不能同享福，他们大多说都是天年未尽身先死，死得不值，实在是可悲。李志民、李玉民死在麻将桌上，逍遥了自己卿卿性命。王凤成、王凤祥死在突发疾患，是落后的农村医疗条件，没给他们宝贵生命延续的条件。李风仁、宋奎久死得更惨烈，是无知与愚昧终止了他们的生存。呜呼，活着的人在哀叹，也在庆幸，庆幸死里逃生。可是，一想起往事，庆幸还有几分值得庆幸的了？于是，我又想起我的同行诸友。

3 同行诸友（半师半农）（1）

3同行诸友（半师半农）（1）

人一进入知天命的年龄，已是黄金时代的大半生了。所谓黄金时代，就是体现人生价值，用服务社会来衡量的吧。这样算来，我于1999年1月1日起，正式履行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回顾一生中我做过的工作，发过热，少有光点，离灿烂的金色相去甚远。但是，我还是乐于回顾，我不想掩埋永不褪色的情谊，那是比黄金更为珍贵的“文物”。

从1964年8月1日开始走向社会，我当过农民、夜校老师、打头的、计工员、会计、团总支书记、民办教师、农技员、气象员、广播站记者、编辑、土地股长、办公室主任……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职务，算得上一个“杂家”了，只是杂而不专。

从事的工作很“杂乱”，接触的同行却不杂乱，情谊的线条永远是那么的清晰，留下永恒的记忆。

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农友”——当农民的、农民出身的、整天围着农民转的……浓浓的情感，汇聚着我们许多共同的经历阅历。这就像在一座山脉发源的河流，躯体中流淌着同一种血液，散发着同一种气味。无论何时何地，流向何处，聚在一起都能融合，而无泾渭分明之说。

1970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干的是教学工作，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色。虽然我对学校并不陌生，当过学生，但隔行如隔山，初次感到走进教室的门并不轻松。

第一节课，我有些不知所云，无所适从。本来可以讲一堂课的内容，我只用了几分钟就讲完了。剩下来的时间我不知道如何打发，更不知道学生是否听懂了、掌握了，弄得我手足无措。这样的情形，对于半路出家的老师来说大概人人如此，邹和昌和我一模一样，他说的。

邹和昌初中毕业，和我是一个大队的民办教师，他比我早到学校6年。对于我而言，他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教师了。看他出入教室的一举一动，就知道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我的“一颦一笑”他都看在眼里，并主动热心地和我交流，为我“传道、授业、解惑”，他知无不言，言之不尽，我受益匪浅。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教学规律，掌握了基本的教学方式方法，进而得心应手。这让我很感动，因为作为民办教师，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何况竞争又是那么的残酷。“船多碍路”，邹和昌偏偏要“修理”我这条“旧船”，不怕我和他“竞流”。

1974年下学期，“教育改革”又深入了一步，各村都成立了“初中带帽”的学校。我教初中班，邹和昌也从原来教三四年级该教五年级了。五年级的四则运算很难教，他开始也是不得要领，有点手忙脚乱。

四则运算，如果用一元一次方程，或是二元一次方程来解，那就易如反掌了。可是，五年级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学生没有方程的课程内容，只好用“笨法”来解题。很多不教五年级的老师，或者是初中的老师，对于四则运算都脑袋疼，让学生运用自如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我想，倘若老师对解方程很熟练，那么，逆向推理就是解四则运算的思路了。

我把这个方法讲给了邹和昌，又帮他复习了方程的解法，遇到的难点便迎刃而解了。

我们相互能如此坦诚，是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意，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1961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那时的新民高中属于“一条龙”的模式，也叫“新民完中”，初中高中同校，我是高中一年，他是初中一年。那年，我和邹和昌一起入学，放假回家的时候而是同来同往，既是同学又是家乡，能不亲近吗？所以，我们交往交流从来都是开诚布公，从不考虑说话的尺度当与不当，想说就说，有话就说！

随着高考的恢复，我们的孩子也在一天天地长大，关注孩子便成了我们的敏感话题。

邹和昌比我小两岁，结婚比我早两年，所以我们的孩子大小差不多，他四个，我三个。孩子虽然多了点，但都是自己的骨肉，都希望他们多念几天书，个个成才，尤其是恢复高考后，心情更是急迫了。

我到公社上班时，天天路过他家的门口，时不时就坐一会，顺便就谈论有关孩子的事儿。邹和昌总抑制不住望子成龙的情绪，发一通“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之感慨。他也经常辅导孩子，就是缺乏耐心。可能是做教师的都这样吧，上班时是孩子，下班了还要管孩子，太单调了，太乏味了。他说，他尽量克制自己对孩子的情绪，但一不顺溜就发火，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爱人对我说：“你可不知道，他在那边辅导孩子，我在这边直哆嗦。”我问为什么啊？她说，教几遍再不会，他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看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也许只有我的话他还能听进去。我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

还好，邹和昌对孩子的“热处理”总算冷却下来了，他的第二个孩子考上了中专。那时候的中专和重点高中几乎是同一个分数线，比现在考大学都难。

对自己如何教育辅导孩子，邹和昌是“明理不明步”，道理很清楚，步伐就乱套了。他时常对我慨叹“枉为人父啊”，因为他的孩子只有一个升学的，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尤其是他的大儿子，给他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让他特别感到内疚，至今依然在农村生活着。

记得在我参加他的大儿子的婚礼的时候，我曾劝慰他，也是忠告他：一个人应该甩掉阴影，不然就会被阴影拖倒；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只要有一颗上进的心（指他的孩子），坏事往往可以变成好事……他认为只有这样了。

婚后，他的大儿子在他的鼓励指导下，做起了羊买卖，成了养羊大户，发了“洋财”。

这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很多，遗传，有其父必有其子了，邹和昌就是以吃苦耐劳著称。农村的老师，一半的身份是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他后来转正了。家属有责任田，需要你勤劳为本，勤奋在先，起早贪黑挤时间来时弄地。再说了，老师的工资较低，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没有一点灰色的收入，就得靠养殖和种植填补入不敷出的家用，你想不吃苦行吗？农业投入的产出周期太长，需要你有更大的耐力和耐心，稍不留神，风雨雹霜、旱涝灾害就会造成颗粒无收。所以，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个个都是苦做苦劳的能手行家。

那时是单休日，星期天一到，无论是春夏秋冬，都要去很远的地方采集猪菜，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喂著啊。记得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还是一名老师……

周六，我和邹和昌就约定好了，明天起早去沈阳瓦子窑捡干白菜帮子。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走出不远手脚就冻得猫咬似的，还有70里的路程等着我们来蹬自行车。晚上回来太阳已经落山了，往返180华里，驼回3大麻袋的猪菜，仅仅够猪吃上两个星期。

他家的猪多，每个星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弄猪菜。要是遇上顶风雨雪天气，骑不了自行车就得推着走，后半夜才能到家。睡上半宿覚，第二天的教学又开始了。

他的孩子读书没有什么起色，勤劳倒是谁也比不了的，这也是他的“财富”遗传。遗憾的是，他的孩子有钱了，手脚也大了。

2006年夏天，已经在沈阳的邹和昌来看我，提起了他的大儿子，有些黯然。用他的话说，“他的屁股后头，总有一帮人跟着他……”他是大款了，借贷款有人找他，大事小情更有人找他，进出饭店酒店……结果被朋友骗了，别人的贷款由他来还，你是担保人嘛。

我劝导他，孩子还年轻，吃一堑长一智吧，来日方长……

我说了，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辛苦是一辈子的事儿。现在好了，邹和昌再也不去弄猪菜了，也算享福了。但他待不住，在沈阳做了几年推销涂料的“买卖”，挣下十几万元，补贴了大儿子的亏空。不幸的是，自己得了轻微的脑血栓。但他依然不肯休息，非要请教我如何给学生辅导作文写作，所以他就来看我。我和盘托出，倾囊相助。后来他没有“任教”，语音有些不清了。

在农村，难道就没有像城市一样清闲的老师吗？有，只有一个！

3 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3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这位唯一清闲的老师叫曹国栋，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他是我们队里诸多下放户中的一员，严格说，他是“五七战士”。

我们生产队的下放户都是沈阳来的，有七八户之多。有的是自愿下乡，考虑在城里生活困难，在农村没有钱也能维持。有的是有历史问题被“遣送”过来的，是接受改造，相当于古代的“流放”。有的是“响应”号召，走“五七”道路……李德清属于人口多的“困难户”，回了他的家乡，左邻右舍都是一家子或是亲戚，相互有个照应。

潘德舫，原沈阳第八医院的会计，老家江苏，地主成份。他夫人马杏春与他同乡，旧社会是个标准的千金小姐，大家的闺秀。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是难以在城里立足的，于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流放”到农村，也被农村的专政机构列在黑名单里，实行监控，只是没有带上“四类分子”的帽子罢了。他们的工资停发了，粮食关系也变成了农业户，不再到国家的粮食供应站买粮油了，由国家职工蜕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夫妻俩上了年岁，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只好让他不到16岁的二儿子潘靖远给生产队放牛，人称牛倌。

另外两个孩子都比潘靖远小，去了学校念书，我教他们数学和物理化学。他们的大儿子大女儿在沈阳工作，没有随他们一起“流放”，时常过来看望他们一家。

老潘的房前屋后也不能闲置，种些瓜果蔬菜之类，但他们不会管理，甚至分不清社么是野草和韭菜。左邻右舍就帮着他们料理，就像教小孩子“过家家”玩，耐心也细心。邻里们相处得很和谐，那时还没有“和谐”的口号，但农村人做到了。后来，党的政策有了松动，潘德舫和马杏春都变为“五七战士”，腰杆直溜了，被纳入“革命派”的队伍中来。我们住在前后院，南北只隔一条街，相互之间很友好，常常谈论一些别人很“忌讳”的时事。他的大姑爷我们也熟悉，来潘家时我们也有些交流，他说他不相信我就是个农民。他的大姑爷比我稍长几岁，是个微波通讯的工程师，常到我们以东的七星山上的“微波接转站”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顺便就来看看岳父岳母。70年代初没有卫星通讯，北京的电视节目就靠微波接转站来传递信号，对于农民来说，神秘得很。有一次我问他的姑爷，设备的运转的能源是什么？“能源”？让他吃惊不小，他觉得，一个农村人是怎么会说出“能源”这个词汇的？不可思议！于是间，他就把我看成是“不一般”的人物了。同时，我也触犯了他工作的“秘密守则”。他悄声对我说，要我保密，说能源就是当地的电源，说出去怕有人破坏。我笑了，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么胆大妄为的狂徒。于是他才接着说，除了当地的电源，他们自己有发电的设施，就隐藏在某某山洞里……说过，我也惊愕了，或叫害怕。万一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是第一嫌疑人。

再后来，他们一家和曹国栋先后回了沈阳，毛主席的“五七”道路走到了终点。事后，我去过几次沈阳，每次都要看望他们。他们老了，过上了清闲的生活，但我想，农村的那段生活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也会不断的闪回。

董魁，沈阳某纺织厂厂长，因涉及共同犯罪也被遣送下乡。他也是解放前这里的老住户，但“流放”不同于衣锦还乡，很是郁闷。后来虽然经过数次上访，甚至找到了东北局的宋任穷，企求平反，无奈犯罪事实清楚，只好作罢。现在依然生活在德盛堡村，年事已高，无所事事了。厂长，对于农民来说那可是个大官了，都觉得他有两套。在生产队群龙无首的混乱时期，他被推为队长，结果让他手忙脚乱，令人大失所望。他慨叹：就是皇上来了，想领导好农民也未必能行啊！

董魁有五男二女，9口之家挤在不到20平米的三间土草房内。看看晚上睡觉的炕，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人头。狭小的房屋俨然是一个特色的囚笼，捆住了他们生活的双手，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那年的五一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家给农民每个人2斤白面。就得说是“给”，虽然是拿自家的玉米来换，还得找差价，不给你到哪去吃面粉啊！也就是说给你指标，“给”就就是一种恩惠，包括“四类分子”所有的农民。

那时我是会计，负责收取粗粮换细粮的玉米和钱款。多数人家都按时把钱粮交到了生产队，就差董魁一家，求人捎信催了几次也无动于衷，我只好亲自登门。

五一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家早就没有一粒粮食了，钱就更不用说了。

本着让家家户户过好五一节的政治原则，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策性很强的政治任务，他家的粮食暂时有生产队的马料里出，秋后再从口粮里扣除。钱怎么办？生产队也没有，只好由我垫付了。

直到实行了责任制，董魁一家艰苦的日子才算熬到了头。

全公社一共有多少名“五七”战士，我不太清除，但至少也得有200多人吧。其中除了来自沈阳的占大多数，也有省内其他市区的，“下放”到团山子大队的郭洪文和妻子隋长兰（音）就是大连市的。郭洪文是大连市财经学院的党委书记，在“五七”战士中级别最高了，她爱人也是一位“高官”。我所以对他们很熟悉，因为我是他们两个男孩的初中老师。两个孩子一大一小，却在一个班级里念书，是走“五七道路”耽误了大孩子读书的时间。

郭洪文是全公社“五七”战士的头，他所以选择团山子落脚，因为那里是他的老家。很多人都是这样选择的，投亲靠友，似乎天经地义。他们就的这样做心里踏实，人不亲土亲，谁晓得社会形势会有什么变故，农村的亲亲故故是最可靠，也是最后的一层保护伞。

郭洪文名气不小，所以陈锡联到我们那农村视察的时候就选择了团山子。陪同陈锡联的是毛远新，他们的来到惊动了新民县的各位领导，前来拜谒的大小车辆趋之若鹜，但都没有排上号，充当了警卫角色。听团山子目击人说，陈锡联毛远新和郭洪文夫妇亲切握手，问寒问暖，还给了他们在座的每人一支香烟。隋长兰不会吸烟，就留作纪念了。后来，这一事实得到他的两个孩子的证实。

我很钦佩陈锡联革命的经历与功绩，但后来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是他在“文革”中的一道命令，造反派革了我的命，抄了我的家，吓哭了我的孩子。

那么，曹国栋被“流放”到我们生产队的背景是什么？

曹国栋的爱人姓董，叫董淑兰。董淑兰就是我们这的人，娘家在西房号，离我们这里仅仅2华里。因为我们这紧靠沈法公路，交通相对方便，人也较熟就落户了。

曹国栋是河南郑州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某学校任教。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富农，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第一批走了“五七道路”。董淑兰倒是根红苗正，是学校的校医，但受到了曹国栋的牵连，只好带着三个女孩一同当上了“五七”战士。

刚来农村时，他们夫妻什么具体工作也没有，农民叫他们为“散仙”，或叫“逍遥自在王”。按理说，他们是有任务的，任务就是“抓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你想，他们自己都是“阶级斗争”的受害者，甚至就是“阶级敌人”，让他们去抓“阶级斗争”能抓得起来吗？所以，有时候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曹国栋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念念报纸，传达传达有关文件而已。

不久，有人对此清醒了，新的任务也来了。

3 同行诸友（半师半友）（3）

3同行诸友（半师半友）（3）

“五七”战士由“无业”到“就业”，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一个文件下来，他们都有了自己新的岗位，不再是逍遥自在的散仙了。

根据原来的“从业”来安排新工作，算得上人尽其才了，曹国栋又重操旧业，和董淑兰一起走进了学校。潘德舫和马杏春上了年纪，没有再就业，办理了退休手续，赋闲在家。

曹国栋不像我们又教学又养猪还得养鸡，他和爱人每个人的工资都能顶上我们七八个人的“工分”收入，经济条件十分优裕。董淑兰是校医出身，学校没有分配她任何教学工作，上下班也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干家务活就成了她一天最重要的“公事”了。所以，曹国栋更显得比我们清闲得多了，是学校里惟一一个不被生活拖累的人。

论文凭，论水平，曹国栋在学校中都是顶尖人物，很受同志们的尊重与拥戴。曹老师待人和善，平易，对待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循循善诱，算得上诲人不倦了。在农村，我们之间很少以老师相互称呼对方，都是“大哥，大姐”式的。按农村的辈分，从董淑兰那论，我们多数人都叫曹老师“老姑爷”，他也有长辈的风度，事事处处对我们都关爱有加。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下，年轻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文化知识都得到很快很大的提高，学校的面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也可以说，城里人到乡下来，对于他们是一种“痛苦”的磨练，对于农村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改变”，改变着许许多多陈旧的观念。在相互交流中，农村人真实地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与封闭，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坚定地走“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路，并充满了希望与理想。

曹老师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文艺体育样样精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们成了“球友”。那时他刚刚来到学校不到一个星期……

1974年夏，那是个星期天，我没有去挖猪菜，而是去了三面船集市买些急需的东西。

三面船属于法库县，与我们一河之隔，相距十几里路，是离我们最近的集市了，我们辽河南的人常去那赶集。

说来也巧，集市上有两个老师模样的人，正在谈论到河南打篮球，苦于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学校。

我本来就是个球迷，那时又教体育，就和他们俩搭话。就这样我们相识了，知道他们是三面船学校的老师，并约定下一个星期天进行球赛。

看得出，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他们也会认为我也不白给，不然不会和他们签订“君子之盟”。是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对自己的球队心里有底，男女生的校队在我的调教下，可谓训练有素。

开赛的日子到了，他们真不含糊，男女球队各有胜负，互相钦佩。最后一场球赛是老师男队的对抗，操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围观的看客人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我们队的个头比人家矮一截，胜负似乎已成定局。

那时的农村，男老师多于女老师，男女的比例大致是7：3，所以没有女队，所以一个学校的体育水平如何，全靠男老师一面独撑，所以这场球的胜负至关重要了。

我们男队缺少的就是中锋，有一个个子较高的王文杰只能打后卫，让他控制篮板球。情急之下，我忽然想起了曹老师，但又不好张口。人家才来不几天，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打篮球，怕为难他。

开球不久，我们就输了6分，那时候不讲罚篮，也不是现在的“球规”，也没有三分球。输了6分球可不是个小数了，叫停的时候我看了看曹老师，心里就明白了。我看出他跃跃欲试的神态，就知道他会打球，就提议他救场，他欣然接受，并让他打中锋。

曹老师一上场，一站位，我就特高兴，他是行家，也是高手。那就叫“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我是左撇子，打左前锋，王文杰打左后卫……半场球下来，我们遥遥领先对手，落下对方十多分。最后，我们大比分赢了三面船学校男队。

三面船是来“挑战”的，且胸有成竹来对抗。原以为自己实力雄厚，在河北打遍天下无敌手，如今输了球，自然心有不甘。

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尽管那时我们学校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我们给尽地主之谊，款待了客人。酒到酣处，我提议一个月后去三面船回访，令他们欣喜得很，也是他们的心意。

易地再战，大获全胜，这都是我们有个大中锋的优势。其实，曹老师的个头并不是太高，不到1。80米，但他技术全面，脚步灵活，视野开阔，弹跳力很强……是个难得的“球才”。

德盛堡学校的球队名声大振，先后受到法库县3所学校的约请，进行友谊联赛。不久，发展到辽河南北6个球队定期联赛。

从此，我们和曹老师成了真正的“球友”，也是忘年交，或叫做半师半友。我们常在一起谈球，谈时政，也谈人生，也在一起喝酒聊天论家常。每每都是曹老师出钱，不让我们花一分纹银。他说：“我比你们好多了，等你们宽裕的时候再请我吧……”我们还能说什么啊，每次去他家吃饭，都是曹老师事先安排好的，就说有些农活让我们帮忙。比如：挖菜窖、打坯、跺墙……这些活他不会干，但他早就求人干完了，让我们去就是喝酒。

正像曹老师所说的——社会慢慢就会走向正轨，“文革”就要结束了，而我们的交往却下轨了。曹老师在落实政策中，被调回了沈阳，任某中学教导主任。从此我们未曾谋面，想不到他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死后好多年我才知道……

3 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3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在曹老师回沈阳之前，另一名年轻的老师也离开了学校。他是68届的知识青年张玉林——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长。

张玉林下乡到我们德盛堡大队第六生产队，那时他才15岁。和其他知青不同的是，他从来不打架斗殴，实实在在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的生活很艰苦，好多知青常常借故回城呆上几日躲躲农忙，只有他等到过年了，才回家同父母团聚，他把生产队当成了自己的家。

两年后，他仅仅17岁，就当上了六队的队长，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一年以后，张玉林被公社任命为副大队长。又过一年，他来到了学校，图的是走进“知识”的氛围中，可见他的眼光与理想的宽阔与远大。那时，他早就入党了，是唯一一个在农村入党的知识青年。

我从二道房学校回到德盛堡学校时，张玉林就是老师了，教体育课。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文雅、和善，更是个好学上进的知识青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但他手里总拿着一本书看。那时是没有“黄书”可看的，那么，是什么书让他那么入迷？他见我问他是什么书，笑了，原来是当时的初中课本。

他下乡的时候只念了初中一年级，实际水平都不如现在小学5年级。听说我是老高毕业，他高兴得很，叫我李老师就有了另一番情感，绝不仅仅是相互的称呼了。他向我请教，总是选择最佳时机，从来不打扰我的备课时间，或做其他的什么事的时候。处处为他人着想，克制自己的求知欲望，很让我感动。所以，我就有意思地挤出时间来，对他“循循善诱”。

1975年，张玉林被组织上“保送”到上夹河的一所中专“进修”，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赶上了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成一名真正的大学生。

自从他走后，我们一直没有谋面。大学毕业后，他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期间，多次回访了他的第二故乡，并给学校送来大屏幕彩色电视机。在那个时候，彩电可是稀罕贵重的礼物了。只可惜我们没有缘分，几次回来我多没有在家，尽管他他很想见到我。

自1985年至1998年的十多年间，辽河5次爆发洪水，农民的收入呈现负增长，学校的教学条件更是无从改善。张玉林得知后，一次就捐款2000元，解决了学校笔墨纸张的燃眉之急。

我的女儿就要大学毕业了，苦于分配无着，我曾打电话给他。他坚定的回答，只要是能办到的，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后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凡是“能办得到的”，最少和违纪擦边，走后门儿就是涉嫌！我们是朋友，或者说我有恩于他，那就非得把风险推给朋友或者必须“投桃报李”吗？

不久，张玉林见我没有了音讯，才知道我的想法，但他仍然坚持“照办”。我不得不撒谎，说孩子有着落了。果然，小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分配到她愿意去的地方，这是后话，那故事却也生动感人。

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切不可不经过努力轻易地寻求帮助。一遇到困难就想起别人的帮助，以后的困难也许会更多，甚至处处都是困难了，还怎么在人世间生活啊？我常常把这些话说给自己的三个孩子。我还说，帮助是无私的，接受帮助是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就是失去了勇气和信心，失去了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开始女儿不死心，也不甘心，我就说了上面的那些话。

事实上，现在的社会，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仅有代价，而且有“定价”。“定价”除了金钱做标的，还有沉重的人情债。所以，最好是不接受这种有“定价”的帮助。但我们可以默默地帮助他人，我能做得到。

社会是个大熔炉，人人都在经受它的陶炼。炼好了，是块钢；炼废了，就是渣滓。学校也是熔炉，但更像某些有志向人的充电器。凡是想完善自我、提高自己的人，在学校都得到了充实与提升。也有人说学校是跳板，跳到自己想达到的高度——晋升。在我们乡政府机关里，就有好多从学校跳出来的：党委秘书杨振山、宣委王明祥、副书记张春刚……多达十几人，我也算是吧。其中，乡政府缺乏“文化人”，组织上调入的占多数，都是在公社时期。另外就是自己主动跳出来的，我就是。和我原来都在广播事业的同行禇桂琴，也是其中之一。

她是新民市金五台子人，在当地初中任教，是学校的团委书记。70年代中期，不是有个“气象热”吗？她便来到了金五台子公社做了气象员，后来气象哨解体了，改行到了广播站任播音员。她有很好的播音水平，咬字吐实又抑扬顿挫，这和她做团委书记的教师少不了谈心演讲不无关系吧。

我们相识于“气象缘”，延续到“广播缘”。我第一次参加全市广播系统会议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她也在其中，才知道她也转行了，她的婚姻才进一步的向前发展。

早在这以前，我得知她的弟弟禇永祥在新民重点高中念书，她常常带些鸡蛋借开会的机会去看他。1983年，他的弟弟毕业了，考入长春一所军事航空学校，属于中专。两年前，我的二小舅子王洪岩也考入这所学校，他们是校友了，我们就多了许多共同的语言，也都想从对方的口中得到一些学校的信息，求得安顺放心。时间一长，她对我无话不说，当然也谈她自己的婚事，“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也就开始了。

那是初夏，我到新民出席“气象防汛服务会”，我们公社的另一名同志到农业局参加“植保会”，他是刚刚毕业的中专生丁健平。小丁个头高挑匀称，脸膛白皙帅气，特别是精神头很足……

我们不是一个会，自然没有住在一起，其实那时我真得不知道他回来开会。

那时到县里开会都是住宿的，报到的当晚没有什么活动内容，同行们便山南海北地闲聊。我见到了禇桂琴就到招呼，就问她弟弟禇永祥的情况：“你弟弟在学校处对象了吗？”因为那时王洪岩处了对象，我就问她弟弟是否也赶这个“时尚”。结果她听错了，以为我在问她，她便说“没有啊，我的对象难找啊……”。我笑了，就将错就错，就想起了我们乡里新近分配来的两名中专生。比较一下这两个人，觉得丁健平适合她，就把他的情况做了介绍。她很爽快，说可以见见面的。我是个性急的人，当即把电话打到我们乡政府，询问丁健平是否在乡里。以往，丁健平都是住在乡里的，他独身，也上进，很少回家。

乡政府（那时还叫公社）办公室的电话说，丁健平去县里开会了，并告诉了我他具体住在那个招待所。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也很热心，几分钟后我和丁健平通话了，并告诉他有关事宜。他说马上就过来，还说“看看她是应该的，人家同意看，我不能非礼，再说了，怎么也不能辜负大哥的一片美意是吧”。

丁健平来到我们的招待所时，天已经黑了。我在客厅里对双方做了简单介绍后，他们进一步的了解与我无关，丁健平去了禇桂琴的房间，我依然在客厅里等他们的消息。

那时候，我是沈阳日报和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讯员，经常给他们写新闻稿，得到的稿费比我当时的工资还要多，算是优秀的“重点”的通讯员了。我在客厅里无事可做，就写了一篇“新民气象部门为农业服务未雨绸缪”的报道（这篇稿件真被刊用了）。

几百字的稿件写完了，他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我心里暗笑，这事大概有门儿，不然早就散伙了。

忽然间，客厅里一片漆黑——停电了。

过一会，电还没有来，他们才从楼上走了下来。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84年5月1日他们结婚了。考虑家庭与工作的原因和现实，禇桂琴也从金五台子调到了罗家房，继续做她的播音员，我还是编辑兼站长。

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隆重的婚礼，去了千山旅游就算结婚了。他们对毫无意义的铺张都很鄙视，但对他们的前程却可以的追求与创造。在她的支持下，丁健平考上了成人高等学校继续深造，那是他们快有孩子了。

3年学习期间，禇桂琴带个咿呀学语的孩子，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操持家务。她在罗家房没有亲属，他把我看作是他的亲哥哥，大事小情都探求我的看法，倾听我的意见。

丁健平毕业后，先后做了党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这时候，禇桂琴的孩子也大了，她有时间和精力去实现自己的初衷与“理想”。不久，她做了政府办公室主任，1995年升任为副乡长。

按有关规定，他们俩都是党委成员，不能在一个单位共事，那叫回避制度。随后，丁健平被调到兴隆点镇政府任组织委员，后升任为副镇长，直到如今。如今的禇桂琴50岁了，在乡里人人大常委会主任，他们的孩子在长春念大学，2008年毕业，学建筑的，用上进来慰藉他们的父母。

我们是朋友，也是同志、同事。朋友之间，物质上的帮助和互通有无是不可或缺的，但都是暂时的，决不可依赖。相对而言，精神上的鼓舞与付出才是永恒的，最为重要的，受益终生。对于我，他们对我的“启迪”让我一生难忘。

3 同行诸友（绝境复活）（5）

3同行诸友（绝境复活）（5）

我认为自己不傻，但我很“呆板”，也很“固执”，有些事不善于变通，或叫做很少对自己的前途做打算，一个心眼“干革命”，一条道跑到黑，只管拉车不抬头看路。尤其是我很钟情自己的广播事业，觉得那才是我人尽其才的天地。我的这个“执著”在别人看来有些太不合时宜了，饭碗子随时都会丢掉，后来也认证了这一点。

丁健平、禇桂琴夫妇对此看得一清二楚，对我“三令五申”要我改行。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觉得问题实在是严重了，想改行也不如原来那么容易了。在他们的努力和建议下，我只好委曲求全，通过“后门”走出了广播系统。现在，广播战线全县崩溃，养老保险都没有了一点保障，医疗保险等于零。新民市的广播系统，无论男女老少全部“解体”，年龄大的“退下来了”，退休金不如公务员的三分之一，还有一次性买断的，难以维持生计，生活没有一点安全感，忧心忡忡。年龄小的，被分流到其他部门，同工不同酬，就像是城里的农民工，让人感到“凄惨”。

我是最讨厌“后门”的，因为凭我的能力水平，还是业绩人格，应该走“前门”的。但事实教育了我，自己的事自己不考虑不努力，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为你“越俎代庖”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已经过时了，现在时兴的是“自己的刀就得削自己的把”。虽然违背了客观规律，但“好使”，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道理、那道理，合法地、合理地保护好自己应得到的利益才是硬道理！

一个健康的人，为了走好人生路都是这般的艰难，身有疾患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在我的同行中，一个残疾青年自强不息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默默地矗立着。他的精神够不上伟大，却算得上难得。

这个青年叫许明山，张家屯乡的气象员。他也是张玉林式的青年，靠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的事迹曾在沈阳日报等多家媒体上登载。

许明山患的是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手和一条腿由不得他使唤，行动上很是吃力。他没有躺在父母的怀抱里或靠政府救济度日，和健康青年该独立的时候他也独立了，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路。

在气象还没有“升温”，普及“一刀切”的时候，许明山早就在家里立了一个气象观测站，积累了大量的气象资料，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服务。这就是他的饭碗子，他很快就被调到乡里做了气象员。我们之间虽说百里相隔，但书信往来却从未间断过。后来，气象和广播一样在全县崩盘，颓势比广播来的还早还猛。他和我一样，中心气象哨的地位也瓦解了。来信中，他说：“气象哨垮了，饭碗子打了，我在自谋，搞一个食品加工点……”

信中，我感受到了他的无奈与无助，悲凉与辛酸；同时，我也看到了他生生不息的支撑精神。我只能用“支撑”来描述了，说“奋斗”太过勉强，我也不忍心让一个残疾青年接受“奋斗精神”，那样有点不公平，强人所难，甚至是对他摧残，只有失去良心的人去鼓励他“奋斗”。

在以后的几封信中，他告诉我加工点黄了，小卖店也黄了，又搞起了运输……读后心里很酸，想看到你个瘸腿人在黑夜里蹒跚前行。最后的一封信，是他在运输的闲暇时写的。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大哥，不要为我担心和挂念。今天我干这行，明天我有干那行，后天我干什么自己都不知道。这就像今天晚上睡着了，明天早上又起来了，后天只要一觉没睡过去，能起得来我还会干下去……

他真的很乐观、达观，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能这样地活着，既幸运又骄傲，我很钦佩他……

1977年，正是气象事业火热的时节，夏末秋初，三伏未了，天气依然闷热，秋老虎很是厉害，想要吃人。此时，辽宁省气象局正在丹东举行全省规模的“气象服务座谈会”，我险些在秋老虎的口中丧生。

我和大民屯气象哨的马骏龙作为沈阳市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交流了经验。那是我第一次领略边塞英雄城的风姿，很是欣喜。在这里，留下了我们俩永生的记忆，和以生命作奠基的友谊。

马骏龙比我小十来岁，聪明好学，为人正直诚恳。虽然在我们中间他是个“新手”，但我们一见面就觉得是“臭味相投”的那种。在全县27个公社的气象员中，他的业务是个佼佼者。

在丹东，我们受到东道主十分热情的招待，饮食、娱乐、观光，安排得很是周到详尽。

那天吃过午饭，我们俩就回到“八道招待所”借以躲避日上中天的溽热。一觉醒来，我的腹部阵阵地疼痛，但没有大碍，也没太在意。

午后两点钟，丹东气象局为与会人员安排一场电影——《洪湖赤卫队》，放映地点是丹东军分区剧场，离八道招待所有一段很远的路程。

这时我觉得有些不舒服了，按理应该不去“看热闹”，在招待所休息才是。可是，我没有那样做……

《洪湖赤卫队》这部电影，还是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看过的，现在已经有十多年没再见了。它陪伴着我们那一代人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每次对它的回忆都让我感到亲切幸福。“文革”时文化荒芜了，想再看看它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1977年，老电影刚刚在人们的视野中复活，实在令人欣慰，也是很罕见的一幕。今天有了这个机会，我怎么能不去，求之不得。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的腹痛加剧了，开始绞痛。我没有怀疑会得了什么急性疾病，但坚持要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大家都走了，万一病情真的很严重了，举目无亲，谁能照看我啊，我向谁“求救”啊。所以，我还是挺着去了。

电影刚刚开始，绞痛阵阵加剧，我还是硬撑着，不想影响他人。渐渐的，痛得我直不起腰来了，直到倒地翻滚，不省人事。

我的意思开始模糊了，偶尔清醒。马骏龙安慰了我一下，就去和在场的丹东气象局领导联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丹东军分区医院的病床上了。我发现，我的头发、衣裤，早就被汗水湿透了，马骏龙和我一样大汗淋淋，他是急的忙的。

我得的是急性肠炎，幸亏医院离剧场不过百米，我已经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了，情形相当严重！

医生说，得这种病危险得很，治疗不及时会有生命危险，要不是我身体很强壮，也许……

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吧，病情明显好转，腹痛基本得到了控制，随即就出院了。

30多年过去了，我出院的第二天和马骏龙的合影依然珍藏着。那是一张二吋的黑白照。照片上，我显得有些清瘦，马骏龙黝黑的脸膛泛着微笑。是的，我也在笑，笑自己死里逃生，笑我有个忘年交。

2007年，我出版了小说《草根轶事》，把这张照片放在了彩页上。我不会忘记1977年的“秋老虎”，我更不会忘记以后的1998年3月8日一场发生在马家的丧事……

3 同行诸友（一厢情愿）（6）

3同行诸友（一厢情愿）（6）

1998年3月7日，次子未婚妻马娜的母亲病故了。第二天，也就是3月8日我和夫人骑摩托去120华里的大民屯镇腰堡村马家吊唁。

这个村屯我第一次来到，可谓人生地不熟，我也没曾与马娜的父亲谋面。对于我们这对不速之客，在场的那么多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都在用猜测的目光审视着我们。在死者遗像前三鞠躬礼毕，回眸间，我愣住了！

原来是一个微笑的面孔，正毕恭毕敬地等在那里。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是哪位“朋友”。

他终于在我疑惑中忍不住了，道了一声“大哥，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马骏龙啊”。我哪里还会想到，时隔20多年了，我们竟然在这个场面见面。他胖了，胖得难以让我在人地两生的瞬间想到“巧合”这个词汇。我紧紧的握着他那温热的手掌，看得出，他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莫名其妙。果然他比我还要疑惑：

“你和他们家，是……”马骏龙试探着我和马娜之间的关系。

“噢，我是马娜对象的父亲啊。”

“是嘛，太好了，太好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他把我让进屋里，并把我介绍给马娜的父亲。到了这时我还蒙在鼓里，还没想起他姓马，我的亲家也姓马。马娜的父亲叫马骏武，他和马骏龙是一个爷爷的孙子！我和马骏龙就成了“先朋友后亲家”啦。

马骏武见我和他弟弟这么熟悉，他和周围的人也都莫名其妙。听过“秋老虎”的往事，无不为我们的情谊加亲情感到“传奇”。

气象哨解体后，马骏龙凭借博学多才，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现在大民屯中学教语文，是学年组的组长，骨干教师。他的爱人在大民屯集市经营渔具，收入颇丰。

马骏龙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哥哥对女儿的婚事更加踏实了。1998年10月17日，我从北京回来，和马骏武一起在沈阳为他们见证了“婚礼”，我们成了真正的亲家。

2007年10月1日，我和马骏龙再次聚首，参加了马骏武儿子的婚礼。至此，亲情加友情更加浓郁了。

高中毕业后，我经历了6年的农业劳作、6年的教师里程、23年的政府机关工作，任职十几种，历历在目，事事清晰。其中，从事时间最长的就是“新闻”事业了，一共干了16年。

1980年初，我接替前任任承录老师当了广播站的编辑。进了这个门槛，我首先接触的是新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苏桂琴。她善意满面，虚心热情，是新闻写作的大家。同广播局李振玉局长比起来，苏桂琴是菩萨，李振玉就是“恶魔”！

李局长也是个“写手”，擅长写八股文。早年间，也就是“文革”鼎盛时期的前前后后，他就是靠给领导写一些发言稿、讲话稿、总结、报告之类的官样文章出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得紧跟形势，多看“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才能突出政治，文章才能有深度……于是，凡是不符合他钦定原则的稿件，一律视为废纸一张，扔进纸篓里。当然，在这之前还要遭到他的“批判”，说这样的稿件都不如小学生的作文，说这样的稿件是用手写出来的吗？他是有会必讲话，无论是什么会，业务会他更得讲话。讲话的方式不外乎挖苦、嘲讽、贬损，以此来显示他的尊严与博学。

刚认识李局长，我就遭到他的冷嘲热讽，弄得我一头雾水，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了。

那是我刚刚上任做编辑，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冯贵清领着我去见我的顶头上司李局长。冯书记向李局长介绍说：“小李子底子很好，老高毕业，往后局长多指导啊。”

李局长瞥了我一眼，似笑非笑道：“呵呵，行啊，还高中毕业哪，挺了不起啊。”冯书记瞅了瞅李局长，什么也没有往下说，我们就走了。

李局长的文章是“小学生作文”，他确实是小学毕业，就怕别人知道他的“底细”，好象对任何人都怀有“敌意”，因为没有人是小学毕业的。于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个“小肚鸡肠”的化身，尤其是对我的态度不断的升级，甚至是变本加厉。我也毫不退让，和他针锋相对，我怕他什么，我是同志他是领导，你能把我怎样？

在一次学习会上，李局长故意卖弄他的学问，被我当场诘问，揭穿了他的“伪说”，弄得他气急败坏，尴尬至极。

会上，他挖苦我们不注重学习，眼前常用的字词往往都不会写，并胸有成竹地问大家：“‘尴尬’两个字，你们有谁会写？”

他问过，没有人回答。即使有人会写，谁会在这个时候说自己会写啊，你就老老实实听他的说教就是了。李局长嘿嘿地笑了，继续挖苦我们：“这会知道自己尴尬了吧！”说罢，拿起粉笔转身面向黑板。

说实话，这两个字能够写出来的实在不多，都等着李局长赐教，会场上鸦雀无声。

李局长写完了“尴尬”，他自己尴尬了，怎么看怎么不像“尴尬”。这时，我想起他对的蔑视和嘲讽，忍不住了。

“李局长，您写的是‘尴尬’吗？”

他无言以对，引起一片笑声。

后来，我反复的琢磨，终于得出了他敌视我的另外一个原因。

李局长值得我佩服，小学文化能提高到这样程度实在是难能可贵，而且还写一手好字，书法的功夫令人折服。

他儿子的心计和他差远了，虽说书念得也不多，但后天却不像李局长那么努力。不过，小李人很厚道，没有半点高官的架子。老子看儿子不行事，就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当了广播局的司机。这倒好，儿子开车，老子坐车，倒也和谐得很。小李子论个头，论相貌无可挑剔，德行也没的说，就差头脑。李局长为了他的对象没少思谋，在广播圈子里，也有不少他看上眼的女孩，其中之一就是我当红人的那个。无奈一厢情愿，让他的梦想成了瞎想，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俗话说，一家女百家求，她愿意嫁给他，与我何干？红人我当了，这既不违法又合天理，你怎么把“闺怨”嫁祸于我啊？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冤家，眼中钉和肉中刺。那几年，李局长牵头到各个乡镇做年终检查考评，我们乡年年倒数第一！但乡里的领导对我这个“成绩”毫不在意，还对我竖起大拇指，因为我发表在省市报刊上的新闻稿件比全新民市的总和还多。李局长的“一厢情愿”丝毫无损我和我们乡的知名度，反倒让人觉得他心胸狭隘，公报“私仇”。

我愿意和他说话，没有什么好话，爱咋咋的。其他人则不同了，尤其是广播局他手下的职工……

3 同行诸友（冷暖人间）（7）

3同行诸友（冷暖人间）（7）

各乡镇广播站的编辑们，来自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岗位，文化程度更是参差不齐。作为市广播站的总编辑的苏桂琴有些忧心忡忡，在她的的主导和主持下，每个月都有一次学习会，以提高大家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其实，学习会也是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的讨论会，大家各抒己见，“百花齐放”。

“我们是同行，好的稿件我评论得不一定中肯，所未有欠缺的稿件，也许是我的偏见和误识，我们的目的不是评头品足，而是互相学习……”

这就是她每个月例会的宗旨，和她同大家相处的立足点。这样的肺腑之言，她得偷偷地说，在李局长不在的时候说，否则就会被他批评一顿，说她收买人心自立山头。

市县广播局和他领导下的广播站，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绝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这种认知是正确的，也是苏桂琴与李局长的矛盾所在。李局长唯恐自己管辖的范围缩小，影响力被边缘化，所以学习会他每会必到，到会必讲，讲必卖弄。所以，他的形象越来越矮，威信越来越低，脾气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广播局，没有一个人不在背后议论他的，甚至是他的副手。于是间，很多有背景的人，纷纷作鸟兽散，剩下的人出工不出力，只有苏桂琴苦苦地支撑着。

1991年起，苏桂琴升任为广播电台台长，但她仍然经常下乡干记者采访的苦差事，可谓兢兢业业。1974年，她特意来找我，要我协助她去电台工作。我就以年龄偏大，行动迟缓为由谢绝了。后来她又让我坐班当责任编辑，也被我以眼力不济推脱了。再后来，她又找我，我终于实话相告。

我有三个孩子都在读书，电台那些工资能供得起他们吗？好在夫人有几亩责任田，能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离开土地就离开了生活的根基。再说了，假如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谁来关照督促孩子们学习？思来想去，苏桂琴只好以遗憾作罢。

她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断了到罗家房的脚步，时常来看看我。我向她推荐兴隆堡的编辑段连河到电台工作，她采纳了。

段连河年轻机敏，对新闻事业很专注很热心。年轻是他的优势，也是相对的劣势，缺乏交际艺术吧。经过一个时段的磨合，段连河的业务有了很大的突破，不足的地方也得到很大的填补，很快成了一名干练的记者。用苏桂琴的话说，他是新闻战线的得力干将。

苏桂琴比我小一岁，她的爱人历会芳是我同学历会祥的弟弟。她叫我李大哥心悦诚服，我们也是半个老乡吧。

一次，堂堂的电台台长、新闻记者却被地头蛇给纠缠住了。情急之下，她想起了我，打电话要我过去解围。那时我不在广播系统了，下海当厂长。

事情是这样的——

三道岗子乡粮库在公路上晒粮食，本来就不对，但粮食部门是老大，谁都惹不起的主。苏桂琴的采访车经过这里时，尽管紧靠路边行驶，但还是轧了粮食。粮库耍起了大牌，非让她们赔偿损失不可，否则人车俱扣！

所话说的好：清官难逃狡猾吏，强龙难压地头蛇。无可奈何，好说歹说，粮库最后只答应先放一个人去取钱，其他人和车不准动一步！

苏桂琴只身打车来罗家房找我，两个乡镇相距20多华里。我们乡政府的车都不在家，我只好借银行的车一用。

到了三道岗子乡政府，苗书记、郭志彪乡长正好都在，是刚从新民开会回来的。大家见了面，情况很快得到了逆转。

粮库在公路上晒粮食本身就是违章，强行扣人扣车属于违法行为，两位领导对此再三表示歉意。只不过还有点遗憾，我对苏桂琴和两位领导说：“可惜了，要不是书记乡长出面，今天的负面新闻就不会泡汤了。”说罢，大家都笑了。

我和郭志彪本来就是要好的同学，今天他不会放过我，也为了答谢免除被曝光之灾，晚上他埋单了。

苏桂琴原来在这个乡的广播站做播音员了，今天旧地重游不但没有兴致，反而窝了一肚子的火，有些不那么痛快。这就苦了我了，怎么说也得让她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吧，谁让我是她的大哥了。

酒桌上，我借题发挥，向他们各位“卖鞋”，逼着他们买，我就是鞋厂的厂长嘛。我从来没有白送给谁鞋，这次送给她一双，新出厂的新款，当然，我按规定自掏腰包，成本价。

苏桂琴终于“破涕为笑”了，不是因为那双鞋，而是我对她的慰藉。情至真处苦也甜，那是任何物质都难以刺激出来的回馈，印证冷暖人间。

1997年末，苏桂琴被市委调任到“新民市报报社”，任社长。1998年秋，我去北京前专程和她作别。她约了一些好友为我送别，我也彻底地告别了以她为标志的“广播事业”，也告别了我工作的历程。

在去北京的12次列车上，我浮想联翩，我坚信朋友的路永远都不会走完。想起我这些年来的同僚密友，个个历历在目，心又回到从前，也有无尽的挂念……

3 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3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同僚，字典上指的是，在一个衙门当差的官吏。官吏有别，官是首长，州官、府官、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市长、县长吧。在官的属下当差的便是吏了，我就是那吏的一类了。“清官难逃狡猾吏”一说，就是官与吏分野的佐证，也道出了官吏之间某种冲突与利害之关系。现如今某些官所以怕吏，倒不是吏的狡猾而是官之不清。

1998年末，乡镇政府机构有了很大的变数，“老的”退下来一大批，“提前离岗休息”了，我在其中。“庸的”被摘下了乌纱帽，“告吏还乡”。刹那间，臃肿的机构立时消瘦下来，许多“肥差”出了空缺，当官者发财的天赐良机有一次光顾他们。

一心想捞肥差的，只要破费一点，当官的绝对让你如愿以偿。大家都这么想，为官的能不这么想吗？可是，不如人愿的是，当政的那个高官太傻了，傻透腔了，所有顺理成章的事都“倒反天干”，叫你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还没等有人出来活动活动，那个傻官突然做出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决定，其结果是：许多根本不想捞取肥差的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一贯狗狗蝇蝇善于到处钻营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其位置反而不如以前了。这个看似傻，实则公允的明智之举，比机构改革往下裁员的震动还要大！这个决策人，正是党委书记刘国成。

机构改革本来就造成人心强力的动荡，对改革后的人事安排不当机立断，则会形成“动乱”。你想，要捞取肥差的纷纷给领导“点炮”，这种耗费金钱的狂轰滥炸，一则有违廉政、二则有失为人、三则有误工作，这不是动乱吗？这些捞肥差的人都神通广大，弄不明白你刘国成，我就会让比你官还大的官为我“说情”，迫使你就范！总而言之，人事重组的工作拖延一天，麻烦的麻团就会多一层乱线，让你难以理顺。相反，要是当官的想发财，多拖一天，钱包就像雪团那样越滚越大。时尚的选择是“滚雪团”，傻透腔的才会选择前者。其实，刘国成一点都不傻，他自有自己的道理在其中。

这次机关干部爵位的调整幅度很大。刘国成的原则是，“有真才实学者上，顺风说好话者让”。于是间，一辈子都不想往上爬的大学生李玉新，当上了农技推广站的站长。爱说直话，说话挺“臭”，“六官不认”的大学生王昌超，坐上了农机管理站站长的交椅。机关通信员出身的王昌义，人很老实，接任了退下来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角色……

新的调令是刘书记自己运筹的，他不想把麻烦留给其他人。主意一定，他立即主持了党委会，并取得一致通过的支持。

党委会刚散会，旋即召开了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当场宣布人事调整的决定，让有些人感到迅雷不及掩耳。这些新任的站长、股长、所长，一时间有“平民”变为“高官”，做梦都没有料到，个个百感交集。

刘书记的用人原则，其实就是我们党的用人原则。冠以刘书记的原则，说的是这条原则很少有人去执行。人们感到新奇，别开生面，才说是他的用人原则了，听起来别扭，但这是事实。

这次改革，有一位干部因考试成绩太差，被列为革职回家的一类。刘书记考虑他一直在乡食堂操劳了20多年，便决定以临时工的身份留用下来。他很是感恩戴德，说什么也要向刘书记表示一下心情。他说：“你不收下我的‘表示’，我心里不平衡啊。”刘书记回答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生活条件还不如我，收下你的‘心情’，我是啥心情？我会平衡吗？”

刘书记的诚恳，使他很受震动，只好收回自己的“心情”。他感慨地说：“领到这样对待我，我更从心里感谢你了。”刘书记笑了“这也不必感谢，这是你多年工作和为人的结果，我当领导的有责任这么做。”

是的，贪得之人接受别人的“心情”，什么时候想到别人的生活啊？因为他们就是一帮敲骨吸髓的强盗，泯灭人性的魔鬼！

世界上，钱财易得、名利易得，人心难得！我的朋友都是知心至交，彼此肝胆相照，我得他心，他得我心，心心相印。

这次机构改革，除12名一般干部和临时工被裁减下来之外，副乡长一层的领导也有一人超编了。那么，究竟谁退下来呢？

党委副书记张玉钧也属于副乡长一级，他大学毕业，正值年轻，正是“大展宏图”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另一位副书记张春刚，初中毕业，教师出身，50出点头。四个副乡长依次是：赵国权，50出头；禇桂琴，女，不惑之年；孟庆华，40开外；张宁，系市里下派的年轻干部，“储君”一类，大学毕业。如果以年龄为界限，赵国权、张春刚被裁员理所应当。论水平能力和群众测评，所有的副职都退居二线后，才能轮到赵国权。

1998年12月，我在北京从赵国权的电话里得知，他退下来了，是他自己向刘国成书记主动提出来的。他说他的决策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让刘书记难心。二是不让那几个人因为去留问题而提心吊胆，三是他干腻了。

他腻在哪里呢？简单地说，他和他的亲戚周乡长在一起干腻了。周乡长周春林的亲侄媳妇，是赵国权的亲妹妹。赵国权同周乡长的年龄相当，两个人的文化水平都是小学毕业，但他们的性格与为人却迥然相异。周春林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和他亲近的无一不是在一种交易中走在一起的“利益伙伴”，交易之后就分道扬镳了，都是些“露水夫妻”。赵国权讲求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宁让人负我，我绝不负人的人。他对周春林那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见了谁都冷嗖嗖的面孔十分讨厌。工作上，周春林说一不二，真理永远在他手里，容不得半点意见的作风尽人皆知。赵国权则是广纳贤言，讲上级与群众意志的统一，为人谦恭。他们的处世哲学，就应了那句话：铁匠铺下雹子——水火不同炉是也。现在他们早就都退居二线了，有点同病相怜的味道，关系得到了融洽，往来也频繁了。都想通了吧，“固执己见”不如“相互融合”。

再就是，他和他的义弟孟庆华在一起干腻了。

20年前，我们三个人因为和别人说笑话站在了一起，被称为“三兄弟”。这种“结拜”没有插草为香的仪式，也没有信誓旦旦的宣言，仅仅是“矛头一致对外”而已。我们的“公敌”是武装部长郭士文，相互之间有“论头”，亲家和姐夫小舅子的关系。别人跟着凑热闹，就叫我们为“三兄弟”了。我比他们俩都大，是他们的大哥，孟庆华是小老弟，我们的共同点都是“海交”。我和赵国权的“海交”是有原则的，也是无代价的。我们的老弟“趋光性”很强烈，不管是否腌臢，只要有“光”就去依附，有利可图就忘了“义”的内涵。赵国权层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他，他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然。孩子大了不由娘，何况我们是“松散”的义兄义弟的关系呢。

1997年，按上级指示精神，乡政府增设工会主席一职，属于副乡级级别。乡里先是从党委委员中提名，结果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有职无权的差事。孟庆华当时是党委委员之一，我任办公室主任。我考虑自己年龄偏大了，也不想掌握什么实权，只要轻松一点就满足了。别人不爱干的事我去干，总不能说我是有利可图吧。于是我和领导提出了“申请”。结果，王广福书记对我的想法处之冷漠。在冷漠中，情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孟庆华出尔反尔，把工会主席的位置抢占了。

赵国权对此很恼火，他说：“你原来不干，大哥才提出要干的。他眼看就要退休了，能往上上一步还有机会吗？你怎么和他抢位子啊？”孟庆华笑道：“这你就不明白了，王书记说了，我们们就从这个位子上过渡到副乡长。”

其实，从党委委员的位子上过渡到副乡长的机会更大。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赵国权不再和他理论了，不再对牛弹琴。

3 同僚密友（自毁前程）（2）

3同僚密友（自毁前程）（2）

孟庆华和贾书记“很要好”，贾书记走后和王书记也“很要好”。逢年过节那些村官们或肩背手提、或腰缠兜揣地去朝拜领导，哪次不是不是他为渊驱鱼为林驱鸟的呢？这就是“很要好”的妙处，要的就是领导对他的好。王书记真的够君子，从不背信弃义，好处统统都会给予他。在有谁来担当工会主席举棋不定的时候，为他指出了一条明路，他如愿以偿了，为自己的仕途铺就了一条坦途。他在王书记调走之前，顺利地由工会主席过渡到副乡长的“彼岸”，心满意足，春风满面。

王书记走了，刘书记来了。第一个叫刘书记“五哥”的就是他。后来我才知道，刘书记在家族中排行老五，就是“五阿哥”了。他离我们那么远，没有两下子的人怎么会对他了解得那么详尽？大概是刘书记不买“五哥”的账，不拿“五哥”换钱财，更讨厌他那张似笑非笑的脸，所以“五哥”对他并不感冒。

赵国权干腻了，只好“让贤”，以此来“求闲”，求个清静，有些累了。

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先后从齐齐哈尔铁路中专毕业，先后被分配到沈阳铁路局下属的同一个单位任职。和我一样，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生，早就想退下来歇歇了。我们在一起的话题是共同的、愉快的，相互之间得到的都是教益和互补，还有勉励与鼓励。工作上，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默契，再难的任务也都会很顺利地完成。

1998年春，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了，我们被分配到问题最多，难度最大的，群众工作最难做的那家村。结果，那家村第一个结束了这项工作，没遗留一点后遗症，群众皆大欢喜。那一年的工作，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工作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年底我就“提前离岗休息”了。我没有任何遗憾，对待工作与朋友都是尽心竭力，不遗余力。

人生在世谁也离不开交往，这是事实。以真诚把交往延续下去，交往则是永恒的。把交往当作牟利的过程，交往就变得龌龊而被别人抛弃，那是暂时的，利益也昙花一现，最终蜕化为泡影。这和婚恋差不多，相互爱慕的结合是甜蜜的幸福的永久的，为了钱财和地位的结合，这样的婚姻是暂时的苦涩的。即使能勉强维系终身，也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难怪人们在交往中都是那样的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诚恳与真诚是交往的最好触觉。有了这个触觉就有了心心相通，我的另一个同僚李士和就对此深信不疑。

李士和小时候父亲就病故了，是他的祖父和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兄妹三人拉扯大的，又走向了社会。我从来没见过他皱过眉头，他总有办法摆脱困境，而从不回首自怜。

他比我先一步下海，任乡办企业“丹侬洗衣粉厂”厂长。无论是经营之道还是对外交往，我们奉行的原则都如出一辙，不为流行的处世哲学所左右。我们负责的两个乡镇企业可有一比，是“同船之鸟”，都是获利渔翁放出去的鸬鹚，来捕捉我们所需要的鱼。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乡镇企业的大环境十分恶劣，虽然苦苦的支撑，但难得咸鱼翻身。后来，我们几乎在同时与企业“合作者”一刀两断，斩断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企业不再为他们被它们勒得不过起来，也不再为他们所宰而流血。当我们全身而退的时候，企业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是一个没有任何依附的独立企业了，没有留下任何债务和债务纠纷等遗留问题。

我们的使命完成了，“安全”地撤退回大本营，那一段工作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肯定。但这期间并不一帆风顺，领导曾经不允许“下海者”上岸，不让我们回复原职到乡里上班，他们违心地自食其言了。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才得以“复辟”，领导的目的是想让我们继续支撑下去，没有合适的人选继任，担心企业一蹶不振。李士和终于回去了，还是做他那个党委秘书的工作。两个月后，我也上岸了，我的要求是换一个岗位。领导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考虑到下海期间虽然没有给乡里捞到什么大鱼，但也把船完整无损地开回港湾，功不可没。我的功劳在于：把原来的股份企业的股份，完全收回乡政府，主权不在旁落，挽回被他人“窃取”的资产100多万元。

回乡里后，我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一职，和原来的职位属于平级。回来后，我和李士和的工作有进一步的密切起来。

他和我的工作性子相类似，浓缩一个字就是“写”。我们写的东西大体相同，或叫做完全一致，都是些汇报材料、经验材料、年终总结、年初计划、会议纪要、政府报告……之类的官样文章。所以，我们是同僚、同志，也是“笔友”“文友”。只要是领导一张嘴讲话，我们不是动腿就是动笔。还好，两个人一个动腿跑材料，一个动笔写材料，分工明确相辅相成，倒也其乐融融。动笔动腿这两种功能我们都兼具，所以写起来我们用不着精推细敲就能心照不宣，一笔成就了。对于材料，我们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该完成的必须完成，能推脱的绝不抢时间去完成。但是，我们这种工作作风与态度还有速度把领导坑了，养成一些人懒惰的坏习惯，也坑了自己受苦不小。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写字的机器，有些材料在限定的时间里用嘴说都说不完，何况一笔一划地写啊？后来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也悟出了一个法则，“糊弄”。结果，糊弄的材料也能糊弄过去，看来，天下没有什么比糊弄更好糊弄的了，就像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一样，不糊弄就违反了客观规律，天理不容！

我们心心相连息息相通互溶互补。我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坚毅，他诚恳地接受着我的阅历。我比他年长十来岁，他常和我探讨有关孩子们的成长教育等家庭问题，我们无话不说。

一种向往，往往就是收获的开始，没有向往，人生的路也就走到了尽头。正因为如此，他才和我交流，也得到了“教益”。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先后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这让他亦喜亦忧。他那几百元的工资供两个孩子念书，只能是杯水车薪。为了生活计，灵人也得出笨招，李士和夫妻俩承包了某军区农场60多亩稻田，以解决家庭财政之逆差。他用最脏的写字的手，换取最洁净的钱心安理得，虽苦犹甜，值得人们称道。孩子们深知父母的艰难与不易，学习上更加用心刻苦了。孩子们能有这样的心态对待父母和学业，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也不是苦口婆心所能凑效的。几年后，他们都考上了大学。由此说来，“文人”官人靠务农挣钱看似笨招，其实是高招绝招，总比靠权钱交易要干净得多，文明得多吧。

有人善意地开导他：在机关，你是少有的函授大专生，论能力水平，还是为人德行，混个领导当当还有问题吗？你怎么就不活动活动啊？工会主席空位，副乡长增编……

谁都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这个真理。他也清楚“花钱买官，升官发财”是硬道理，是一本万利的真经。但是，他执意不去念这个经，也不和任何人说这是为什么，只有自己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这很像年轻人看对象，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为什么还要说出“不乐意”的道理啊，“埋汰”人家啊！你觉得那样做恶心，也许别人很得意，各取所需，任由自己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苦口婆心”的说教开导是毫无作用的。再后来的换届选举中，他按着“自然”法则，当选为副乡长，但被调离罗家房去了兴隆点镇政府，一直到如今。

有的“平民”不刻意钻营官位，有的“高官”却会把触觉伸向“平民”。确切点说，狮子大张口的领导，巧妙地为你设计一个让你自投罗网的感情投资的环境，外人称之为陷阱，或叫做“情网”。段景汇就被领导导演成了猎物，心不甘情不愿地坠入这个情网之中。

段景汇同我是文友，十多年前迈进了乡政府这个大院，做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官方身份是电影管理长的站长。他年轻我十多岁，有很扎实的文学功底，他的诗《我们农民是画家》曾获得辽宁农民报诗作大赛一等奖。在很多人的眼睛里，都认为段景汇前途无量，眼下只是缺少一块能敲开封侯挂印那扇大门的“金砖”而已，还有敲门的时机与胆量。

时机终于来了，不是等来的，而是领导主动送上门来的。

那一天下午，他突然接到领导的电话，盛情约请他星期日早上到新民市区内帮领导搬家。幸福从天而降，他反到犹豫不决了，摊上了令他心烦意乱的麻烦事，感到是个灾难。去，还是不去？他拿不定主意就找我商量。

我说，领导搬家就是乔迁之喜，找你“帮忙”是瞧得起你。你不能不去，也不能空手白去，不然人家为什么不雇力工啊？道理就是这样的简单明白，不愿意做的事，不等于不去做，违心的事就得违心去办，你不违心日后会有你的好果子吃吗？

段景汇乘早班车去了新民，到领导那里他才知道，前去帮忙的不止他一个，有的人头一天晚上就去了。

事后，我没有问他付出多少感情投资的价码，这种羞于启齿的问题是难以启齿问答的。但我还是安慰他——“帮忙”是在劫难逃的，花钱免灾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他点头……

段景汇是文学青年，我借了他的光才有人称我们是文友的，或称我是“文人”文化人。在农村，被称为文人的人是很有光彩的，很是受人尊重的。我们那的文人就很多，能在省内外发表过文学作品的人不下十几个，唯独段景汇获过大奖。两年后，段景汇改行了，做了文化站站长。这本该是发挥他潜能和灵感的地方，然而，他自己也难料到的是，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后又改行了。

这篇报告文学是赵国林请他写的，那时赵国林已经去了另一个乡任党委书记了。

谁都晓得报告文学的分量，给个人写的报告文学胜过于撰写“功垂千古”功劳簿。也就是说，一篇报告文学顶得上十本功劳簿，凭此可以连升三级！对此约请，段景汇不情愿，就像去领导家里“帮忙”，但所有委婉的推辞与借口都被赵书记一一驳回了。上次因违心帮忙遭重创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这一次又让他的违心雪上加霜。从此，他竟然和写作一刀两断，废了“文功”，毁了自己的文学前程，可悲。于是，他从文化站去了林业站当站长一直到现在。

赵国林大功告成，当上了新民市水利局局长。文人成了政客的“御用文人”，政客都需要这样的文人为他粉饰，甚至是文过饰非！

段景汇自毁“文学前程”，就像谁都乐于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行我素。但是，谁都无法摆脱他人的意志，“他人”则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这叫受制于人，无可奈何。他人就志得意满，春风得意，你为他人做嫁衣。可见，“他人”是多么的“高尚”、神圣，难怪很多人都抛弃了自我而要“他人”，或不惜一切地争做“他人”！不过，也有宁要自我，不要“他人”的人。

3 同僚密友（另类村官）（3）

3同僚密友（另类村官）（3）

1997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八，夫人在家收到了一份厚礼，一条20多斤的大鱼。那天上午我不在家，不知道这礼物是哪位朋友送过来的，送礼的人她根本不认识。我在想，我没有什么权利与人做交换啊，也没有为谁办过叫我记忆的事情啊？更想不到送礼的人是出于什么心情和目的，很是纳闷儿。

我还在想，大概是他吗？我把电话打过去，他先是笑了，接着只好如实“招供”。他是我的同僚，交通管理站的站长刘春州，我这才把心放下。因为我担心别人求我办事，我也办不了什么大事。

刘春州的礼我敢收下，不犯什么忌讳。我们是“政见”苟同的一族，是淡若清水的君子之交。我们同属猴，他比我整整小一轮，都有那么一点猴脾气，不听邪，爱谁是谁！

春节一到，送礼之风猛于虎，更猛于流感，无处不在，席卷整个社会，刮得乌烟瘴气。单位的头相互送礼，求人办事提前答谢或超前送礼……似乎人人都得送礼，不送礼就过不去这个年，不送礼也不叫过年。不然就没有“有礼行遍天下”那句话了，“无礼不成年”也自然顺理成章了。

过了春节，见到刘春州我就和他开玩笑道：“我也太死板了，来年也开个先例，给兄弟送点礼，不然的话，你在路上一栏我，我可就没有办法上班了……”

运输管理站有这个权利，管理交通车辆的权利。他对工作很认真，对手续不健全的车辆一律按章行事，或扣押或罚款，一视同仁。大多手续不健全的车主都有背景，从来不办理什么执照，缴纳什么管理费用，草民哪个敢目无法纪？刘春州倔强得很，你越是和某某结缘当靠山，我越是跟你不讲“人缘”，当你的拦路大山，就先拿你以身试法。开始，他给“靠山”的面子，反正你还得栽到我的手里，吃惯这碗饭了，他们不会放弃。所以，第二次被扣车，领导不好说话了，只得任惩认罚。他的原则是：我只给你一次机会，下不为例！这也是只给你领导一次说情的机会。

我和他开玩笑说要给他送礼，他哈哈一笑。真要一提“送礼”俩字，他保准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这些车主们，给靠山送礼的钱，足够缴纳管理费的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图的是什么！”我问他，既然你有权利，那些人为什么不给你送礼？他笑了，说，给我送礼只能解决放行这一件事，给靠山送礼不仅可以放行，还能拉上关系办其他的事，一举两得，比给我送礼便宜多了。是的，市场经济嘛，人人都会算账，怎么个算法各不相同，算眼前算长远更是大不相同。

刘春州的父母都是河北昌黎人，同我的岳母是老乡，有时候我们之间也会以此为话题闲聊。他父亲刘景权原来在本乡粮库上班，后来乡里成立了粮食管理所，他就到乡里上班了，我们就认识了，也有了更多的交往，那时刘春州还小。爷俩个为人性格大体一致，但他们的闯劲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守业型的，一个是创业型的。

在我出任鞋厂厂长的时候，刘春州正在筹备建房，准备搬出乡政府大院另起炉灶，干了一番事业。和他同时另起炉灶的还有林业站，干到半路就停工了，直径依然是一片废墟。相形见绌，刘春州想干事能干事，且又雷厉风行，人人称道。刘春州的办公官邸落成了，一不请客收礼，而不声张造势，悄悄地把事先多建的房屋出租了，解决了招待费用的开销，处处为公，精打细算。于是人们慨叹着：有些人连自己的小家都管理不好，让他去管理大家，让他去闯，只能闯出一个又一个破破烂烂的大窟窿。这样的人和事还少吗？比比皆是！

从1984年起，辽河连年水患成灾，沿河五个行政村无疑幸免于难，村里的经济早就越过崩溃的界线。这其中无不与“乱闯”有关系，创出了一个难以弥补的大窟窿。

五个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但也不能差得太多。且不说长论短，那也得个有功能和长处吧。我们那五个村，除了二道房村外，他们既有内债又有外债，方方面面无一是处。这五个村的地理条件相同，村干部们从小也不比谁缺奶，差距怎么会那么大呢？同在一块蓝天下生存繁衍，很难找出先天不足的差别，客观上不同之处，怎么就“性相近，习相远”了呢？听听老百姓唠的实在嗑，也许会找到答案。

“人家二道房村干部，没有一个人打麻将的，俺们的书记主任可好，把村部鼓捣成麻将社了……”

一语道破天机，整天夜以继日地沉湎于“万、饼、条”，那还有心思顾上群众的“吃、喝、烧”啊？二道房村干部是个啥样的人？

杨焕杰（也作杨桓杰），党支部书记，新民市人大代表，别说是本村人对他有口皆碑，就是外村人说起他来也无不交口称赞。

他这个代表是由五个村共同选举出来的，没有真本事可能吗？再说了，其他那五个村的干部谁不想弄个代表当当？没有不争这个头衔的，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代表岂能是争来的？他们也不想想为什么争不来，而年年去争。

我和杨焕杰一无亲二无故，经济上更没有任何交易，没有一分钱的来往。有的是经常性的思想交流，和对农业生产上的技术交流与探讨，情感日浓。那时候的乡村干部都在上级的指示下，进行“进修”，参与“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的学习，毕业了学历是中专，国家承认。杨焕杰靠理论与实践互动取得了毕业证书，不像党委书记赵国林委派他的手下去替考混文凭。

他家房前屋后的菜园子和我家的一样，是一块杂七杂八的试验田。有一次，他对很晚播种的玉米，到秋天也“成熟”了有些不解，认为有效积温不够，是不能成熟的。对这种现象我也有过观察和思考，我的看法是：种子虽然没有播下去生根出土，但因为气温很高，种子已经打破了休眠状态，有效积温已经对它起作用了。也就是说，种子没入土出芽之前，它已经获得了有效积温。所以，它的有效积温已经在这以前开始积累了。他对我的论证表示赞许，我们的交流都是有关这方面的探讨。当然，除了知识，我们也谈政治。

那天我去他们村蹲点，我就问他：“别的书记都打麻将，你成了个别分子，人家不奚落你吗？”

“怎么不会，没办法我也去，他们玩，我看书……”

新安堡的村书记用公款打麻将，被群众告发，撤了职。其他村的书记们是不是也在公款中“娱乐”呢？不然的话，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钱成年累月地玩？今天你到我村来玩，我酒肉伺候，明天你再回访，吃喝也跟着升级，感情嘛。也许玩麻将的赌资就从“招待费”里报销了。尤其是乡里开会过后，更是他们进行欢乐的大好时机。一是好向村里交代，“我开会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二是可以对家属瞒天过海，“我开会去了，什么也没有干，别找我”。所以，这些村干部就盼开会，会还没等开上，去哪里娱乐却事先选好了，只恨领导讲起来没完没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如此这般的花天酒地纵欲行乐就没有管管吗？

我还问你呢，谁来管？管谁呢？老鸹落在猪身上，彼此一样黑，大官大耍，小官小耍，“臭是一窝，烂是一块”，臭味相投，谁也不嫌弃谁。耍谁呢？老百姓！有道是：“群众气得怨声载道，酒店乐得鸣鞭放炮”，“有人欢乐有人愁，有人做马有人牛”。牛，村干部真牛！

于是乎，有几个村干部看出了这里的无限商机，自己开了酒店，一条龙地作威作福，其乐融融，其乐也无穷。

翻开个个债台高筑的欠债村的账簿，你是看不到一笔“吃喝玩，贪占送”的开销的。这些开销数额巨大，却不显山露水，其中自有门道，变通就是通则，就是法宝，[奇qinkan.net书]人人都掌握得纯熟干练。对此，上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或他们就是授予变通技巧的大师，瞒天过海的教练，休戚与共的连体，不一而足。

众所公认，多年来，杨焕杰没有一张饭店的条据在饭店那里“扣押”，没有一次“随大溜”或单独去领导那里拜年、“燎锅底”……我曾问过他，“你就不怕丢官吗？”

他说：“全村2000多口人不怕的事，为什么唯独我自己害怕？”

这回答太深刻了，可见他真的是“另类村官”。

或许是惺惺相惜吧，他很敬重我：“大哥，你这个人了不起，太随和了，乡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当面背后没有说你孬的……”

我笑了：“你随和吗？不吃不喝，不玩不送，绝对没有说你坏话的。”

我们这号人实在没有什么别的“乐趣”，只能是孤芳自赏和相互吹捧了，但我们笑得很惬意，很开心。

1999年12月底，我从北京回单位办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幸运的见到了杨焕杰。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谈话，也是一次没有酒水没有肴馔的“精神会餐”，但却无比的香甜。

村里的干部像杨焕杰这样的也还有，只是为数不多。按我的标准，村干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干部”，一类是“业余干部”。

业余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下台后照样活得很好，且无怨无悔。业余干部为什么会下台？原因的差距很大，有的是自作自受，有的是败在宗族派系上。有的是自己自愿解甲归田，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或者说，他们“处人待事”很外行，很业余。这些干部口碑都很好，治家也是内行，官方认为“保守”不新潮……

职业干部和业余干部恰恰相反，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一干就是十几年，还有几十年的，就像皇上。有的儿子接着老子继续干，世袭了，好像不当干部就活不了似的。事实也真是如此，“在位就富，下台就穷”。其实这些人就是社会上的混混，混社会，社会养了这么一帮混混。他们“头脑灵活，手脚笨拙”，“干啥啥不会，吃啥啥都香”；是“不拿白不拿，拿了不白拿”，“不吃白不吃，吃了不白吃，白吃谁不吃”那一族人，厌弃得很……

这也是“另类村官”吧！

5 同道挚友（久别重逢）（1）

5同道挚友（久别重逢）（1）

什么是同道？我认定为“人生之道”。给我生存以勇气，生活以快乐，生机以能量的，都是我挚诚挚爱的挚友。同窗、同队、同行、同僚，都在同道之列。他们和我一样有自己的“鸿鹄之志”，也和我一样走实现自己的人生之道。我也常和他们在一起“论道”，没有什么最终满意的结论，倒是留下一个很难解释的怪题：有没有同道的人生。时至今日，我终于清楚，同道人生处处有。

小学的时候我和他是同学，学校里我们又是同行，文字中我们是文友，他也是和我探讨“同道人生”最多的人，他就是陈日久。

陈日久与我同庚，生日在我之后。小学毕业后，他没有升入初中，因为他是个“坏学生”。他说老师给他的毕业鉴定一塌糊涂，这和我的如出一辙了，学习再好也没有升学的机缘。可悲啊，这么小的孩子就是“坏孩子”了，我至今不能理解，大概是那时候太“政治化”了吧，连年幼的孩子都不放过，被“政治”了。

些不说他怎么个坏法，就年龄而言，他能反共还是能破坏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老师不得意他，成了师道尊严的牺牲品，没等展开翅膀就沉落了。

虽然我们是小学的同学，但相处的时间很短，我不是随父亲的调转而“四处流浪”嘛，而且我们不住在一个屯子里。直到我高中毕业后到乡里工作了，才有更多的机会见到他，都当老师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任教。

陈日久患有先天性的“腰病”，干不了繁重的庄稼活，早年就在101国道（当年叫沈承公路，沈阳到承德）和辽德公路（辽中到德盛堡）的交汇处，开一个小小的修车点，主要是修理自行车。他白天修车，晚上看书学习，想闯出一条人生之路。70年代处，他曾写出一个大部头的小说，送到出版社很快就退稿了。理由很简单，只有几个字：文笔可以，人情味太浓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

毋庸讳言，阶级斗争的年代能有什么好的文学作品？又有哪个作家真心去写阶级斗争？纯文学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弱不禁风，纯文学人在那个年代更经不起风吹雨打，一腔热血就这样被冻结了。但是，就凭“文笔可以”，他的作品足以证明他的价值所在，足以引起很多人对他的“高看”，都把他看作是个农民自己的作家啦。

那时候我没有写作，但我有那个“花心”，自然会闻风而动，去拜见我的老同学。我们谈论的话题除了他的大作，更多的就是人生之道。他对写作的“失败”很是失意，也很茫然。我也觉得走这条路太狭窄太坎坷，就劝他莫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退到哪里？我们达成了共识，以该行为先导，把希望依托于下一代……

果然，陈日久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功底改弦更张了，当上了民办老师。三年后，通过考试，他和妻子刘碧霞同时转正为公办教师，泥饭碗变成了铁饭碗，自己的人生之路走上了正轨。从教期间，陈日久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教改方面的论文，他的成果得到省市有关部门的肯定与推广。1993年，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精心地辅导下，同时考入中专学校，实现了他寄希望于下一代的的愿景。1998年，无党派人士的陈日久被选为新民市政协委员。

我在乡政府上班，他在学校教书，平素很少有时间见面。但到了彼此“关键”时刻，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1987年，那是我经济危机的时刻，大儿子在吉林大学读大二，二儿子刚考入省重点高中，小女儿正在念初三，个个都是花钱的大户，弄得我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更为要命的是，这时我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眼看就要坍塌了，也就没有修缮的价值了，逼着我扒倒重建。

那个年月，别人家盖三间房子至少要花去1万元，而我的房子只用了3650元，笔笔费用我都有帐可查。扒房子重建宜早不宜迟，雨季怎么施工啊？更害怕连阴雨冲倒了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那时候我手里只有500元钱，其余的就得靠亲友帮助了。我是个不爱张嘴的人，跟人借钱走到半路就回来过两次，难哪。但没有钱拿什么建房啊？我又厚着脸皮出去了。

刚走出村子，我又回来了……

我真没有想到，陈日久来给我送钱，我也没打算和他借钱，知道他和我一样靠工资过日子，没有太多的闲钱。

陈日久解决了我近三分之一的建房款，之后我又从银行贷款500元，勉强在雨季来临之前把房子建完。两年后，我还完了所有的欠款，先是银行的，最后是陈日久的。

早些年，陈日久一直为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打拼着，加之他身体不是那么健壮，婚姻也一直在拖延中等待。在农村，他是少有的晚婚典型，他的孩子比我的孩子就小得多。我的孩子上大学高中了，他的孩子才上初中。我的三个孩子在初中时有好多好多的课外图书，都是我出差时口挪肚攒的见证。有的是从沈阳买回来的，也有的是去北京带回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念初中的时候留下来的，每册每本都有一个奋发学习的小故事在其中，值得我珍惜与珍藏。1988年暑假，经我整理，一共两大袋子都送给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很听话的，我对他们也很有信心，所以我也把我多年教育辅导孩子的做法与“经验”一起送给了他们夫妇。

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这样一篇课文：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枪又爱炮，学生爱的是书和笔……我赠送他们这么多的书，一下子把孩子的精力吸引过来。他们很快从玩童过渡到“书童”中来。

他们夫妇不愧是园丁，顺势鼓励孩子：“李伯伯家的哥哥姐姐，就是靠这些书考上高中大学的，你们可得向他们学习啊。”

为着改变我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我做了很多让陈日久到乡政府来工作的努力，比如到文化站当个站长什么的，适合他。开始他还挺配合我的，不久又改变了主意。

他看到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下乡蹲点是家常便饭，吃住都在村上，很艰苦的。陈日久有胃病，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再有就是上班也很远。所以，我的努力只好半途而废了。我本想和他一起走“人生”之路，不想刚刚启动就告吹了。

“志同道合”没有错，但同“道”实在是难以实现了。这如同非洲草原上“同路而行，同地而眠”的斑马，看上去那斑纹一道一道一模一样，实际上，没有同样斑纹的斑马，相像就是“同类”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文学分野，吴书纯就是我的同道文友了。

吴书纯比我小很多，有十来岁吧，但他比我先到乡政府工作几年，在电影放映站做放映员。他是我在乡政府里最先认识的人，因为他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吴义纯弟弟。他能干上这个差事，是他哥哥对他鼎力相助苦苦“举荐”的结果。

吴义纯是乡卫生院的大夫，和那时公社的一位大员“关系不错”，就极力地推荐吴书纯做“文化工作”。吴书纯的绘画很出色，胜任做电影的“广告”，于世，“举荐”很快就一蹴而就。

没过多久，吴书纯在我任广播站编辑的时候，他当上了文化站站长，我们的文化交流便开篇了。他最吸引我眼球的是绘画，尤其是玻璃画，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好多人为了求得一幅玻璃画，至少要等上几个月，甚至是一年。我的内弟结婚的时候，就是他给炕柜画的玻璃画，至今依然夺目如初。

有那么一天，我突然发现一个秘密，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惊喜，吴书纯不仅仅是个“画家”，而且还是个诗人！他的处女作赫然间出现在沈阳日报上。“一诗惊四座”，引起一个不小的轰动，也使我走上创作之路。

在这以前，除了我，我们那里没有谁的文字见诸报端，我的文字也仅仅是新闻之类的，极少部分是报告文学。他的诗，无疑是个划时代的产物，开启了我们地区文学园地的新篇章。

他不想做个平庸的，尸位素餐名不副实的文化站站长，力求名副其实。于是，吴书纯潜心写作，终于有了可喜的成果，终于有了他实现梦想的根基——成立“文学社”，那时就叫“新星”。因为我们乡叫以前叫“新兴公社”，文学社就以“新星”为名应运而生了。

文学社刚成立时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我很惭愧，我不能算“文学人”，就和他学习有关文学创作的基本功。我还没有入门，“新星”的土壤又有一颗新星崭露头角，她叫王玉娥。王玉娥是写小说的女孩，20多岁，高中毕业后待业。其实，农村的青年无所谓“待业”，毕业就失业很正常。由此，文学社的文学氛围愈加浓重了，相继，段景汇、陈日久、周岐山、朱尚泉等十来个文学爱好者先后走进“新星”的队列，文学创作在我们那里蒸蒸日上如火如荼。

大约1年以后，我的散文《庄稼院的门与路》刊发在沈阳日报上，继而散文诗、寓言等文学作品开始散见报刊上。与此同时，吴书纯的诗画不时地获奖，“新星”也如日中天，引起文化部门和诸多媒体的关注。

为了提高“新星”的品味，在吴书纯的倡导下，我们一起去了沈阳日报，辽宁日报（农村版）请副刊编辑来讲课。

那是夏天，辽宁日报的贾恩禾，沈阳日报诗人解明、胡中惠前来我们乡讲课，受益匪浅。之后，著名作家马加不顾年迈也来看望鼓励他的家乡文学爱好者，是我们的创作之路越走越宽广明亮。

一年后，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能力，吴书纯被调到新民文化馆任创作员。不久，他又从新民调到沈阳群众艺术馆，工作至今。其间，吴书纯的作品难以数计了，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遗憾的是，自从他去了沈阳，我们一直没有谋面，只能在电话里沟通情感。

2004年初春，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家的电话具有报号功能，这个电话头一次打进我家。我没有想到，这个电话是吴书纯打过来的。他首先对我表示祝贺，祝贺我获得辽宁省第一届文明短信大赛获得二等奖。

是的，颁奖仪式在昨天举行，地点在辽宁电视台演播大厅。“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我的电话……”他笑了。

原来，颁奖的时候他就坐在贵宾席上，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不能随便说话打招呼，电视台在录像，五一要播出。

颁奖仪式上除了省市有关领导为我们颁奖之外，还演出了很多节目，都是些大碗登场。这些语言类的节目，正是吴书纯主笔成就的。至于电话，他不说我也明白了，是他从主办单位那得到我的“秘密”的。在以前，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我不是去北京了吗，由来的电话作废的作废，改号的改号，升级的升级……若不是我获奖，若不是他给节目组稿，我们真的很难再见了。

同道挚友“重逢”自然喜不自禁，感慨万分。那么，古有“花为媒”，我们是什么为媒呢？

5 同道挚友（穷困教授）（2）

5同道挚友（穷困教授）（2）

毋庸讳言，我们成为同道挚友绝不仅仅是文字的缘分。说一件小事吧，小事验证了一个大道理。

那是一次机关劳动，大家边干活边闲聊，围绕“诗”争论了起来。那个姓冯的党委副书记说他也会写诗，而且说“写诗算得上什么啊？”我和吴书纯就问他“那怎么没有看见你写的诗发表在报刊上啊”？他说“没意思”。

这个领导确实也有那么几笔，但又难登大雅之堂，分明是“酸葡萄主义”，嫉妒心理在作怪。我们没有和他继续争执也就算了，他却以领导的身份和语气反过来来教训我们说“务点正业吧”。

还有这样的领导吗？我和吴书纯“同仇敌忾”对他进行毫不客气的反击，引来其他领导对我们一致的敌视。从那时起，我们领悟了，我们和领导之间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不可同日而语，“道不同不与谋”。

后来，吴书纯走了，去了新民、沈阳。但是，“文人”与官员之争并没结束，我依然我行我素，直到他们在心里服输，觉得他们的工作和“前程”离不开“文人”和笔杆子为止，相安无事，各行其是。

他们也懂得，农村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吴书纯去了沈阳就是例证，服了，他们也想去，就是难以成行。

农村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我不否认。可是，农村又是个人才匮乏的地方，这也是事实。应该说，有谁不愿意离开农村呢？又有谁心甘情愿地到农村来扎根落户呢？那么多的知青不都回城了吗？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在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知青没给农村带来什么知识，那时的知青知识的含量太低了，竟然冠以“知识”的头衔，可悲、可怜，不可思议。

决策者们也看出了农村“没有知识”在制约着“三农”的发展，也采取了很多向农村输送知识的决策，所以就有了许多次城里科技人员下乡任职的决策，包括大学生到村里当村委会主任的决策。

1992年，有两名沈阳的科技人员到我们乡政府任科技副乡长。其中的一位，给我们引进来一个假专利，这个专利就是“晴天省力保健些”。正是这个科技人员，极力地把李晴天推荐到我们乡来的，也是他鼓励领导与李晴天紧密合作的。等这场戏演砸了的时候，这位科技副乡长早就杳无音信了，连单位都找不到了。

另外一位科技副乡长，是东北大学的教授葛延津。他协助周乡长抓乡镇工业的时候，正是我下海任鞋厂的厂长的那段时间。我们也算是上下级的关系，彼此交往很多，相互都有很深的了解和留下不错的印象。

葛教授，大连人，比我小一岁，人很厚道，内向的外表，外向的性格。他爱人姓王，王桂兰，医生，很漂亮，可惜已去世多年。她留下一儿一女，男孩叫葛长振，女孩葛玉，我认识他们的爸爸时，他们分别在念高中初中，现在大学都毕业了工作了。

葛教授来我们乡工作，很少回家，家里就两个孩子了，只好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想起来他该有多难，他图什么？放心家里吗？

在我后来担任保安器厂厂长的时候，葛教授是我们的技术顾问，他就是搞自动化的。他对我那套管理模式和“对外”的态度原则很欣赏。我对他的尽职尽责的精神及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则感到很惊讶。他总是穿着那一套青呢子中山服，一双黑面的皮鞋已经裂了几道口子。因为我兼管鞋厂，就特意给他做了一双棕色的皮鞋，他拒绝了。

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就是教授的家庭。屋子很窄小，仅仅40平吧。出了书柜和床，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卫生间漆黑。厨房杂乱不堪，几小堆青菜已经蔫巴了，肯定是买来的“堆菜”。他自己也直言不讳：每天都是我买菜，等到早市要散的时候再去买菜……果然是“堆菜”，便宜。

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元，维持这样一个家庭其难度可想而知了，两个孩子都是花钱的大户，一分也不能少。

1994年春，葛教授和我一起去长春推销电子保安器。我进了一家旅社，一打听住宿费每天一百多元，吓得他拔腿就跑。一连转了六七家，最后选定每宿15元的住下了。晚饭我们没有出去吃，吃了在火车上吃剩下的面包和香肠，连咸菜都没有，只有开白水。

第二天我给他买了一只6元钱的钢笔，好做洽谈的记录。他一个劲说太贵了，心疼了好几天。

当了我们的技术顾问，葛教授不在乡政府住了，就住在保安器厂里，条件很差，他什么也不说，任劳任怨。保安器厂离我家只有5华里，我要他到我家吃住，他拒绝了。我只好在方便的时候给他做些饭菜，带到厂子来……

那年的五一他要回沈阳休假了，我把自家院子里的菜给他带上一些，他高兴得不得了。一周以后，我和技术员去沈阳买电子元器件到了他家，又带上许多家常菜看看他。意想不到的是，上次他带回去的菜，只吃了一半。我实在不忍心他这样过日子，临行前给他留下200元钱。我说什么也不要，经过和我同行的人“说劝”他才表示谢意。他“拒收”的理由是——“你是厂长，千万别拿公家的钱教个人人情……”

听了他的话，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教书先生，他始终遵循的是做人的要义！

我说我不会拿公款做人情，有我的技术员在场作证，我绝对不会下账本！

科技下乡也是一阵风，不久，葛教授又回到他那三尺讲台。一年后，学校分给他一套140平的新房，孩子也挣钱了，生活有了新起点。那是我已经在北京了，是电话中得知的。我回沈阳后，特意去见他，他请我去下饭店，今非昔比了。可我还是“可怜”他，他依然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和他做伴的，还是那只“高龄”的乌龟，在屋里屋外地爬来爬去。那乌龟是他爱人留下的，是当时治病的药物，她爱人没舍得用，他没舍得丢弃，“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5 同道挚友（台海情深）（3）

5同道挚友（台海情深）（3）

同我有很深交往的教授还有两位，一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江帆，另一位是台湾中正大学国文系教授陈益源先生。他们都是搞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我们的相互认识还得从谭振山老先生那说起。

谭振山老先生是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的农民，我“三集成”接触他时已过花甲之岁，现在是耄耋老人了。2006年，他成了全国唯一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20多年以来，他的名声从家乡起步远播海外，是一个世界级的民间故事家。

“三集成”是80年代初全国的民间文艺的普查，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历史文化意义重大。前文我说过了，在我们乡里，这项工作由我具体“执行”，就发现和认识了谭老先生。

老先生博闻强记，能讲述1000多则民间故事，都是地地道道的民族的地方的特色故事。其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其后，受日本国学院野村纯一教授的邀请，东渡扶桑讲学，引起很大的轰动。在这之前，野村纯一教授和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稻田千百子教授一起来谭老先生家做客，由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作陪。我作为他的故事的整理人也在其中，就这样，我和江帆教授认识了，并以其对他的故事做进一步的搜集整理，我们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了。

那时，江帆又是省民研会的秘书长，谭老先生的故事对她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不久，她多次在全国学术界发表了很有分量的论文，得到同行们的一致好评。这也是她与我同台湾陈益源先生相识的媒介。几年来，陈先生四次来谭老先生家采风走访，我们之间的友情不断的加深延续着。

陈先生为了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介绍给他的学生和台湾民众，决定在台北一家出版社出版《谭振山全集》，一直在努力中。其中的首要问题，是“著作权”。老先生是故事的讲述人，我是他故事的整理人，我们都有权决定是否可以出版和出版的条件及权益。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也很坦白，只要对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益，其他的事是不用“商量”的。对此“无价转让”，对陈先生震动很大，因为我们提过任何“钱的问题”。

和我们相比，这两位教授很年轻，也是和我接触时间最少的朋友之一，淡情意浓浓。每逢节假日，陈先生都要写信问候我，热情洋溢，尽述友情。我求他办事，他从不怠慢，认真地履行，这也是我的朋友为我有这样的朋友而羡慕我。

他第一次来大陆，我受朋友之托，请他在台湾寻找朋友的一位亲属。陈先生“受命”后四处奔走打探没有结果，只好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广告。或许是所寻之人已经不在台湾了，也许是因他孑然一身不在人世了，始终没有找到他。我的朋友对这个人起初也没有抱太多的希望，而陈先生对此却总是耿耿于怀，自责没有尽到朋友的责任，让我好生感动。

我去北京后，我懊恼把我们的联系电话丢失了，从此失去了联系。后来，情势有了逆转。下面是我的一篇博客——

台海情，波涛难阻；驾扁舟，心驰神往

心如一叶扁舟，驶向了茫茫的东海。开通阻隔彼岸的光，已经驱散了我渴望的阴霾，照亮了我朦胧的双眸。脑海中满是波光粼粼的浪花，还有曾经丢失的贝壳在那闪烁不已。

一切都是来得那么的突然，就像我突然重拾起遗落的记忆。今天早上，海的那边一束晨曦，让我的希冀不再迷离，一个电子邮件，给予我瞬间的惊喜——

會元先生：

很高興收到您的e-mail

我期待很快可以再見到您

?K且為譚老叔多做點什麼

我在台灣高速公路發生嚴重車禍

只是半個月前的事

現正休養中，暫不多說

保持聯系，好嗎？

祝您2008新年快樂

?益源12/15台灣

我五年前?闹姓髮W轉到成功大學中文系任教，一切大致順利

很高興得知您與家人的許多好消息

虽然是“只言片语”，但足以让我感到：海，并不苦涩；分离，在酝酿着更值得珍惜的甜蜜。我更不会忘记台湾的博友TANG，他的热心打消了我对陈益源先生寻觅是否成功的猜疑。那是我难以忘怀的消息——

先生午安

?教授昨天?硇诺轿业男畔洹！Ｒ韵挛淖质撬?硇艃热?

你的這位網友（我行我素）……是我敬佩的民間文學第一線的工作者……多?有他……大陸現存最優秀的民間故事家譚振山才得以被發現，?K獲得保護……

"我行我素"可能不曉得……我今年1月曾特別再到譚振山老先生家去探望他全家……?K且允諾一定在台灣為譚振山出版一本書……讓台灣各界知道遼寧有位譚振山，是中國民間文學的一座寶山

5 同道挚友（如此耿直）（4）

5同道挚友（如此耿直）（4）

热心难得，真诚似金。

刘晓维，怕是我离开罗家房去北京前在家乡交往的最后一个挚友了。确切点说，是最后一个送我离开故土的挚友。

他比我小12岁，他和他爱人石荣芝都是我的学生。他们都是老师，也总叫我老师。刘晓维的父亲和家父是老同志，10年前在曹家中学校长兼书记的岗位上去世了，是英年早逝，50岁刚出头。刘晓维的母亲孙丽妍曾在二道房学校和我是同志，那时候刘晓维正在念书，小学生。

刘晓维自强心很强，他没有接父母的班，而把这个机会给了他的弟弟刘晓峰。他自己当上了随时可以解职的民办教师。通过自学，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经过考试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我的三个孩子的英语他都教过，成绩很好。

原来我们居住得很近，经常见面。刘晓维结婚后搬到他爱人那个村子，我们见面的机会相对少了。想不到，几年后我也搬到那个村子里，相距不到40米，比原来还要近。

刘晓维从来不像其他人没有事就打麻将，东门出西门进，看书是他的业余专利。自打我去了之后，他不安分了，常常走出来和我一起深谈，有时一坐就是半夜。他的孩子小，念初中一年级，而我的孩子都在念大学。于是，我们的话题常以育人成才作为切入点。他感到，我们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是他探讨不尽的课题。我是从期盼孩子成长的煎熬中走过来的人，自然知道此时此刻他的内心在想什么，在焦虑什么。所以，对他的探讨，我则不揣肤浅倾囊相叙。我承认自己有那么一点点育人成才的“秘笈”，我也从来不把它据为己有而缄口不言。我信奉的是，“有饭送给饥人，有话说给知人”。世上许多人让孩子笃信“四面见光，八面见线”的为人处世哲学，那你就必要苦口婆心好为人师来说教人家，奉行你的那一套。我们算得上臭味相投，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他的女儿也考上了很好的大学，人遂心愿了。

刘晓维一家是个地地道道的教师之家。他们夫妻是教师，他的父母是教师，他的弟弟和弟妹也是教师。他的两个妹妹中专大专毕业后也是教师，一家有8个教师，可谓创了吉尼斯记录了。

教师之家爱才，更期盼自己的子女成才。也许是欲速不达的原理在左右着人们的渴望，一时间刘晓维对自己的孩子似乎失去了信心，觉得她“技不如人”，很是苦恼。这也是他亲近我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他在教育女儿的方法上，和邹和昌老师是一师之徒，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时，我刚从下海中回来，有一段时间没还没有上班，闲暇得很。刘晓维抓住了这个空档，请求我辅导他的孩子，包括、物理的、数学的、化学的……所有的初中课程。对于我，这些课程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为有心理的课程至关重要！于是我答应收下这个“关门弟子”，但我有一个条件：我要他先接受我对他的辅导。那就是先治治他的急性病！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但是，为了孩子的前程，他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住了——不打骂孩子，尽管很是让他生气。

一年来的时间总算没有白白浪费，1997年暑期，他的女儿考上了省属重点高中——新民市高中，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大学的门槛。

所有正直的人对时弊无不深恶痛绝，所有钻营的人对龌龊无不趋之若鹜。

他的一个亲属在村里也是个头目人，只因他看不管他那套“腐朽”而日渐疏远。他交的朋友完全是遵照志同道合原则的同道者，无一例外。一些有点权势的家长，为了孩子向他靠拢以示亲近，刘晓维从不接受他们的暗送秋波。他不花他们的脏钱，更不愿意看他们那张笑不由衷的嘴脸。但是，家长归家长，孩子归孩子，只要肯学习，只要他有希望，他都是尽心竭力地辅导，让孩子如愿以偿。我也正是感受到他这种人格的力量，才有“力量”直言不讳地同他的“弊端”较量，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这就是真诚吧……

刘晓维有一个很有权势的亲戚，是新民市人事局的局长。通过他，刘晓维可以辞去老师的职业，到官场上风光风光，或者就地升官，当个主任校长什么的干干。他不去想，更不去做，也从来不张扬自己还有这么一个“权倾朝野”的贵族，来为自己撑门面。

有好多消息灵通人士，知道他和人事局长有这么一层关系，也知道我和刘晓维的关系非同小可，就求我为他们投石问路。我说：刘晓维自己都不去麻烦他，怎么可能为了你的事和他“低三下四”啊？

1998年，我55岁了，刘晓维43岁。我们应该是成熟的人了，会有更成熟的话题交流探讨。可惜的是，9月20日，我辞别了所有的朋友去了北京，也告别了多年朝夕相处的乡邻。

乡邻，永生难忘，却难在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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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的乡邻 1 儿时的邻居（兵燹战乱）（1）

第六章我的乡邻1儿时的邻居（兵燹战乱）（1）

屈指算来，从我有了记忆时起，到现在我一共搬了18次家。逃避辽河泛滥搬家，躲避兵燹战乱搬家，随父亲工作调动搬家，“树大分枝”另起炉灶搬家，“父随子往”搬家……在搬家中，我饱尝了“穷搬家，富挪坟”的苦楚，也感受到了“人挪活，树挪死”的快慰。苦楚中，一想起我的乡邻就感到一丝难忍的惆怅，人又在回忆中体现着以往的快慰。快慰中，留恋之情又让我陷入不泯的深思而感慨。

1946年冬，正值八路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在辽河两岸“拉锯”时期，可谓朝秦暮楚，民不聊生。祖母父母抱着我去了姥姥家躲避兵荒马乱。等稍微“太平”一点回家过年的时候，所有的家资被国民党洗劫一空。骡马和铁车被八路军“借去”了，没留下欠条，是通过邻居借走的，回来时他们转告父亲说的。

那时，平日生活都得靠借米下锅，大年初一还能吃上饺子吗？和我们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是老王家，老王头排行第八，我叫他王八爷，他的大名叫王永升。他们家是贫农，五六个孩子，日子过得也很紧巴。好在王家平素节俭度日，口挪肚攒，过年时和我们比自然丰盛了许多，老老少少都在盼望过年吃上一顿饺子。

大年初一早上，我就被祖母叫醒了，他背着我去街上转。祖母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所以把我早早地叫起来，就是怕我闻到老王家的饺子味哭闹。我虽然还很小，但也懂得“人味”，看大人那种沮丧的神情，就处处听从大人的摆布，不声不响。

祖母背起我还没等出屋，王八爷和八奶就端着饺子过来了。祖母好说歹说只留下一碗饺子给我吃，其余的只好端了回去。王八爷知道祖母的为人和性格，只好打着咳声离去。

王家全是男孩子，有两个比我还小，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八爷八奶从来都告诉他们不要欺负我，我们也从来不打架吵架。等我长大了，我懂得了，是八爷八奶弥补了我一生唯一的一次缺憾——我没有一年没吃上饺子，即使是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

20多年过去了，我的孩子和我当年一般大了。家家户户虽说不至于吃不上饺子，可吃饺子的味道也是“千年等一回”，眼睛都盼红了。孩子们盼的就是大年初一那顿饺子。苦熬苦盼的酸劲儿，何止可以用“千年”来描述啊！那一年，我家后院老夏家那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顿就吃下90多个饺子，得2斤白面才能包下来！于是我想起了当年八爷八奶家的孩子，也会有人一顿吃下那么多的饺子的，那时比现在还“熬苦”啊。他们把自己孩子的口福给了我，可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的，仅仅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是遗憾。

1997年夏天，王八爷的五儿子王文明从沈阳来乡里办理户口手续见到了我，好不亲热，我们好久不见了。

王文明比我小一岁，他的对象是沈阳的知识青年。10多年前他随她去了沈阳，办的是假离婚手续，现在要复婚迁户口。

来到乡里没认出我来时，王文明满脸的愁云，不知道找谁可以顺利办手续。我主动认识了他，王文明立即“多云转晴”。他万万没有想到，几道“复杂”的手续，在我这都简化了，都由我签字盖章，2分钟了事。

但是，其中有一条，必须先有原户口所在地认可后方可盖乡政府的公章，急得他冒汗。打电话，村里没有人，他父母家里也没有人，农忙时节都忙在地里啊。我对他的情况很了解，这道手续就免了，章照样盖，字照样签，用不着在我这卡壳。他百感交集，他说，今天办不成就白跑二年了，时效过期，所有的手续就是废纸一张。我送他出办公室，他向前紧走几步又回过头来瞅瞅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我摆摆手，表示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一转身急忙向车站跑去。

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饺子”的故事，或是早就忘记了。但那是历史，是绝不会被时间淡化的。

“大乱进城，小乱下乡”。1947年春沈阳地区两军决战，就要“大乱”了，我们全家再一次搬到沈阳广宜街附近的太清宫那里躲避战火。当时母亲就要生孩子了，家里却没有滴米，常常上顿接不上下顿。为了能让我隔三差五吃上一顿饱饭，母亲就领我去附近的舅舅，我们住得不远，算是邻居吧。

舅舅也是逃难的，老家在我老家的东面八九华里路的石佛寺。老舅和姥爷一起生活过得很殷实，来沈阳前就把许多的粮食拉到城里来，母亲事后说那粮食吃上几年都不会空。可是，每当我来舅舅家吃饭的时候，母亲从来不吃一口。那时的粮食比黄金还要贵，吃人家的饭就等于变相拿人家的钱。那时的沈阳物价飞涨，一袋子钱买不来一袋子米。后来很长时间不去老舅家了，是母亲再也不想看老舅和老舅妈那两张阴沉的脸了。

为了糊口，父亲经过考试当上了警察，仅仅当了十几天的警察。

母亲生孩子了，就是我的二弟，小名叫“二孩子”，我至今记得的。父亲忙于，祖母不在母亲的身边，没有一个人来照顾我们母子三人。幸好一个姓郭的大娘长带些米面来我家，她一边照料来月子的母亲，一边让她的女儿陪着我玩。这个小女孩比我大一两岁，很是瘦弱，但很机灵和善懂事，我实在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了，当时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院门朝南开的，院子里有一家开买卖的，进货出货免不了掉这掉那的。人家不在乎这些小东西，我们俩就捡着玩，每一次她都比我捡的多。最后我们把捡到的东西放在一起平均分配。这些东西很像冰糖，白色透明的，一块一块的，我们不认识是什么。拿回家里，母亲说是白矾，闹嗓子、包红指甲都用得着，母亲精心地留下了。解放后了，我还用它包过红指甲呢，小学毕业的时候这些白矾还有很多。

回想起“白矾”，我的心里总有那么一点苦涩，倒不是苦在那时像白矾一样的生活，而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姐姐，她现在还好吗？家在哪里……

半个月以后，父亲辞官不做了，不久又搬回原址——董家窝铺老家。老家太平了，结束了“拉锯战”给人们带来的蹂躏之痛。城里大乱了，八路军就要围城开火了，我们就是在开火前离开沈阳的，那时叫奉天。再后来，只要我去沈阳，就要到太清宫那转一转看一看。我大了，但我依然幼稚，即使我真的看见了那个小姐姐，我们还会认识吗？

解放后1949年的第一场大水冲倒了老家的房屋，从此开始了随父亲四处漂流的历史，一直住着租用别人家的房子，成了新一代无产阶级，到了1963年才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落脚的第一站是董家窝铺东南3华里的团山子，因为父亲在那教书。房东姓曲，我们住在他们三间房东屋的北炕，南炕是曲家，他们人口多西屋住不下才住在东屋南炕的。

曲家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孩子曲作兴，我就像哥哥那样带着他玩。他有一个哑巴哥哥比我大三岁，我们从来不打架，晚上睡在一个屋子里，就是一家人。

刚刚解放，日子是舒心坦意的了，生活还是那么的拮据。冬天一到就没有什么青菜可以吃到，白菜萝卜甚少见，土豆更是稀罕物。一天两顿饭，副食就是大咸菜，主食是大饼子高粱米稀饭，白开水是“高汤”，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几块豆腐。离曲家几步远就是豆腐坊，母亲几乎没有买过豆腐，我不会忘记。因为好奇，我就和曲作兴去了那家豆腐坊看看热闹。

做豆腐的是个高个子老头。现在我想：一定是他本来不那么高，小孩子个子太矮，看谁都是高大的吧；看谁都是老头吧。他好像认识我，笑眯眯地攥着我的手：“你妈妈总舍不得买块豆腐，唉……”说着，他拿过两个碗来，给我和曲作兴每个人盛了满满一碗豆腐……

以记忆为标准，我平生第一次尝到豆腐的美味，至今仍然是我的偏爱。

那么，他是谁？吃完了豆腐，我不懂得谢谢人家，只好带着这个问号回家了。

1 儿时的邻居（远近亲情）（2）

1儿时的邻居（远近亲情）（2）

祖母和母亲一再叮嘱我不要随便吃人家的东西，但我经不起诱惑，吃了陌生人的豆腐，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懒洋洋地往家走。

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她没有责怪我，只是打了个哀声：

“唉，你小孩子哪知道，那是你的大舅啊。”

大舅？我心里好不疑惑，我怎么有两个大舅啊？我认识的大舅不是那个老头啊……

我的大舅和母亲是一父两母生的，对我特别的好，我是有记忆的。沈阳的老舅和母亲是一父一母所生，这个大舅当然也姓慈，是母亲远房的哥哥，不是一个祖太爷的了，农村叫做“出五服”的了，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五辈以内的直系血缘关系。可是，这个大舅对待我们就像亲大舅那样好。只要大舅出来卖豆腐，他总在我们家停留一会，等母亲出来“卖豆腐”。母亲是不轻易出来的，大舅就喊：

“老李，你出来一下啊！”

母亲出去了，大舅捡几块豆腐给母亲，嘴里还要埋怨他几句：

“你们大人节俭也就是了，孩子太‘熬烤’了，这是‘豆腐边’不算钱的……”

大就叫母亲“老李”，我明白，那时候娘家人都把过门的姑娘称作“老李”“老王”什么的，我听惯了，悟出了这个“习惯”。不过，什么叫“豆腐边”我不明白。母亲告诉我，“豆腐边”就是整板的豆腐经过打刀后剩下的“边”，很窄的一小条豆腐。一个多年的豆腐匠是有经验的，是打不出豆腐边的。大舅为了能让我吃上豆腐，就时不时地打出豆腐边来，就在门口喊“老李”。母亲不忍大舅这么做，劝他多卖几个钱，孩子也该娶媳妇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大舅说：“我是你哥哥，怎么一过门就成了两家人了？”母亲没有什么好办法推脱，只好领受了。

母亲对大舅说的孩子，叫慈明信，我的表哥，他比我大许多。我们住在团山子的第二年他结婚了，结婚的时候还不到20岁。母亲领着我去吃喜酒，大舅迎出门来好远，满面的喜气。我们母子是上宾，是本家的姑奶奶嘛。临回来的时候，大哥把红烧肉、丸子揣给我慢慢一兜子，我过年了。

自从60年代初成立堤防管理所，大哥就在那工作，一直到1998年退休。他的为人就像他的名字，明理、诚信、仗义、热心。在乡里，上上下下都和他保持着密的切友善关系。他搞过气象，是和河道管理有关系的，兼职的，在全县很有名气。1976年，乡里筹建成立气象哨，大哥是最佳人选。他没有去，而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他主动向有关领导推荐我，说我从理论到实践都比他强多了……之后，大哥又约请新民气象站的老师来指导我，我的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也没有辜负大哥对我的一片赤诚之心。

2007年10月28日，我参加了新民高中百年校庆，顺便到新民气象站看看我的老师——丁林。他老了，精神还是那么矍铄，依然谈笑风生。我们所以亲密，情谊深厚，慈明信大哥就是我们的桥梁。我们有30多年没有见面了，过去的话题自然是主题，自然会说到大哥的一些情况，我也有整整10年没有看见我的大哥了。

在丁老师家的酒桌上，我提起大哥，丁老师黯然了，他说听说大哥死了！

我很愕然，酒也喝不下去了……

2008年春节前，也就是校庆后3个多月后我回老家一次，和内弟提起大哥的死，让我震惊了——大哥没有死！

大哥的身体不是很好，退休后得了脑血栓。我去北京的时候特意去他家和他告别，那时他还能少量的喝酒，精神很好的。据内弟说，现在躺在炕上了……要不是有急事回来，我连夜也要看看他，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心里很是暗淡。

1 儿时的邻居（指腹为亲）（3）

1儿时的邻居（指腹为亲）（3）

1950年春末夏初，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这房子盖在孟家窝铺，在团山子以西3华里。房基地是我们自己的地皮，那时还没有实行合作化。姥姥是个很迷信的人，说那年盖房子不能改正房，也就是算命先生说的不能“修正”。所以，这两间土草房就改成了东厢房，正房的位子只好空着，引来了一场灾难。

1951年辽河发了大水，听老人们说这大水是亘古没有的，冲毁了我们家的房子，很多家居家用也都冲走了，弄得我们家一贫如洗。

洪水过后，父亲在正房的位置上盖起了“新房”。什么新房？利用旧房剩下来的“残砖碎瓦”盖起的房子——一间土草房，和马架子大小差不多。

从团山子搬到孟家窝铺，东西两邻和前后院都是大人们熟悉的人家，我也就没有了陌生感。东院是老丁家，老丁头卖香烟烧酒，开个小杂货铺兼做粉条，人称“丁粉房”。西院住着王宝富老两口，老王头买文具纸张，也卖炒花生。前文说过，我所以认识了王小浮，就是通过王家老两口这层关系。

东西两邻的买卖算不上火，常常是几天也看不见一个顾客。那个年代有几个人会喝酒的？酒可是高档的奢侈品而不是日常的消费品，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屈指可数的人家买酒。花生、烧饼、麻花、冰糖葫芦、脆管糖（学名麦芽糖），那得等孩子闹了小毛病，家长才买上一点以示抚爱。孩子们有病很少吃药，这些小食品好像比药好使。再说了，那时候的农村医生很少，药价却很高，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十里八村有个药方先生，那药也都是草药、膏药之类的，自己配出来的，你敢吃嘛。大人们不懂得什么叫流感，也没听说过这个名词，把孩子的“热病”统统叫做“撞客儿”。“撞客儿”大意是撞上了“客人”。“客人”是神灵鬼怪的意思，忌讳这么说，就把神灵鬼怪说成是“客人”了。既然得了邪病，当然就得“歪治”。比如：在一面镜子上立个鸡蛋，大人的嘴里再叨叨咕咕地细数已经死去先人的名字。鸡蛋立住了，就说明鬼神作祟。其实，只要你有耐心，鸡蛋一定会立住的，我就在镜子上立住过鸡蛋。之后，就烧香祷告，祈求神灵保佑，答谢他们对你开恩。几天之后，孩子的病好了，就说是先人显灵了，日后可要好生恭敬，不然的话还要拿你有病！其实，孩子有小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治也会好，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更用不着如此的虔诚。

假如这些招法都不见效，大人们还有另外一道招法给孩子治病。

一次我的了疟疾，烧得厉害，昏昏沉沉的，滴水不进，难受死了。祖母给我煮了一个鸡蛋，那叫偏方，偏方治大病。按照治病的程序，祖母先剥去蛋皮，然后双脚跨在外屋的门槛子上，再用一根针在鸡蛋上扎一百下，然后把鸡蛋叫我吃下。这个偏方果然见效，早上吃的鸡蛋，下午病就好了。可是，没过两天，病又复发了，祖母说这鸡蛋没有把病完全带走，还得继续治疗。

祖母领我走到街上，等别的孩子走过来她就叨念：“求你把病带走吧，你是好人……”

还好，疟疾轻了一些，但没有彻底好。其实，得了疟疾就是这样的反复，周期性的发作，那是没有人明白。

为了治好我的病，祖母最后一招只好派上用场。她去东院老丁家买回一两酒来，又煎了两个鸡蛋，让我连酒和鸡蛋一起囫囵吞下。看来这个法子不错，过年的时候大人都很少喝上酒吃上鸡蛋，我“享受”了，因祸得福啦。为了治好我的病，祖母豁出去了，肯花钱。不过，鸡蛋我是吃下去了，酒刚沾嘴唇儿就吐出来了，喝不进去！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酒后，病果然好了。祖母很高兴，她说“偏方就是能治大病”！我想，老丁家的酒大概就卖我们这样的客户吧。待我长大了，也明白了个中道理，“打摆子”就是这样的反复，闹几天也就过去了，可以不治自愈。但可要小心，弄不好会有危险的，且不可以我的经历作经验……

住在孟家窝铺时，常来我家串门的是老曲家二大娘，她住在东街，离我们很近。二大娘的奶奶婆婆是我的亲姑太，我们是老姑舅亲。二大娘的大女儿叫曲风云，比我大三四岁，我每天都是跟着她去团山子学校上学。曲风云比我还小的时候就有对象了，未婚夫姓石，叫石振才，我们也认识。他们是父母“指腹为亲”的姻缘，为什么指腹为亲我不知道，但两家的关系很好。曲家真把石家当作一家人看待，见石家没有房子住，就让石家搬到二大娘的北炕来住。石振才和曲风云年龄差不多，虽然也是小孩子，但也懂得将来会住在一起的，住在一个炕上的。像我们这些更小的孩子也懂得他们是什么关系，时不时地就逗曲风云和石振才，尤其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每到这时，曲风云都气得发疯，直到抹眼泪……

1954年初冬的一个晚上，二大娘又来俺家了。他和母亲说话，我趴在被窝里听。母亲说：“这房子卖给谁也是个卖，你们两家住在一起也不方便……”

半个月后，我们随父亲搬到离孟家窝铺8里路的那家卧铺，石家搬进我们的房子。

曲大姐待我就像亲姐姐一样好，上学的时候，左手拉着我，右手是他的弟弟曲良忠。曲良忠比我小一岁，前文说过了，我们是从小的朋友啊。

离开了孟家窝铺，我一直惦记曲大姐她们，也很想知道指腹为亲的结局，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大姐很委屈。初二的时候，我听同学说，曲石两家自从我们搬到那家卧铺后，他们就解除了婚约。那时曲大姐结婚了，嫁给了马家，夫妻是自己处的，婚后生了七八个孩子，都是女孩。再后来，我在乡里工作了，常去她们家的村上蹲点，特意看看孩时的曲大姐……

2 知心的邻居（难得知心）（1）

2知心的邻居（难得知心）（1）

2知心的乡邻

有一种感觉，至今难以让我解释是怎么产生的。那就是离开了孟家窝铺，离开了曲大姐，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好像蝴蝶羽化那么快。昨天我还像柔弱的蛹在“爬行”，今天会“飞”了。

那家窝铺离孟家窝铺相距仅仅8华里，可谓近在咫尺，但却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那家窝铺姓郭的人家占60%，朱姓近30%。他们把“郭”当成“锅”，“朱”被理解为“猪”，于是，两个姓氏人家各自有一个居住区域，一道相隔互不混居，多年如此。但是，他们从来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相互间也做儿女亲戚，相互通婚。老年人有许多都是“亲家”相称，时常开玩笑的，倒也和谐，也是知心的邻居了。

知心，就是你知我心，我知你心吧。

这个那家窝铺我们先后住过两次，对“知心”这两个字再知心不过了。那就是在对待子女上相互知心——注重孩子们的学习相互知心，且身体力行。郭家也好，朱家也罢，家长们个个都千方百计地为孩子们日后的“出息”用真心真劲。那时候刚刚解放，郭洪义等许多年轻的家长们就把十左右岁的孩子送到沈阳去就读，眼光远大，意思超前，实在是难能可贵。孩子高就，家长低调，省吃俭用地过苦日子。那个时候商店很少，街上有货郎挑着担子做买卖，走街串巷卖个针头线脑什么的。但货郎很少来这个村子做买卖，因为很少有人买他们的东西。即使是卖豆腐的过来，也卖不了几块。他们把钱都用在读书上了，也有了“与众不同”的收获。1958年前，这个小小的村子就有了七八个大学生，那时候我都不懂得什么是大学，没听说过这个词。

在孟家窝铺，放学后就是完，从来不做作业。天还下来就睡觉，省得电灯熬油，把灯下读书看作是浪费，不会过日子，让人家笑话。来到了那家窝铺，这一切都改变了，是受到人家的熏陶，放学后就写作业，晚上也学会了电煤油灯看书了。

1957年深秋，跟随父亲的工作调转，我离开了那家窝铺来到了郭家沤麻坑，现在叫郭家了。这次搬家让我心里很痛苦，做梦人都在那家窝铺，想念我的同学和邻居。这也许是人长大了，懂得感情了吧。也许感情这东西给你最大的“优点”，相反则是最致命的“弱点”而被他左右和驾驭。

在那家（习惯称呼，大多地名都被当代人简化了，但公章一般还是很传统的）时候，每逢闲暇我常去听父亲和西邻郭洪权之间的聊天。他们谈天下时事、聊孩子教育、说古往今来，我都听得懂，记得下。他和父亲是“国高”同学，郭洪权是村里的会计，他的大女儿郭士英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们常在一起玩。郭洪岐、郭士文、王兴杰……都是我的同学，我吹笛子拉二胡就是和他们学会的。到了高中我还是学校乐队的演奏员呢，“多才多艺”就是那时候的基础，我不会忘记。那家给予我很多美好和展望……

到了郭家，情形就变了，处处事事都很陌生。郭家，姓郭的是大户，“郭”姓的发音在这里很特别，不发“锅”的音，而发“国”音。

在郭家，我们和姓孙的住东西屋，是最近的邻居了，仅仅次于团山子的老曲家。

孙家三口人，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领着两个儿子过日子。一个儿子有40来岁了，另一个30多岁。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一家三口人都是弱智，缺心眼，村里人叫他们“一家傻”。祖母和母亲看不过去，就帮助他们料理家务，打点内外一些事宜。她们不知道“道谢”，也不懂得“感恩”，但祖母和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关照他们一家人。左邻右舍都说婆媳俩心眼好使，也愿意和她们交往。

通过“邻居”大人们找到了落脚点，我也在寻求适应这里的环境，很快同郭志彪孙方举成为好朋友，他们是我在郭家的同学。

那家有那家的优势，郭家有郭家的特点。郭家没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只有一个师范毕业生，姓王。但郭家的父老乡亲都很尊师重教。我们刚刚搬过来，许多学生的家长就来看“先生”了，或菜或柴，总有心情表示。父亲刚来时是负责教师，不久就是主任了，是学校最高的领导。

1957年末到1958年初，全国都刮起了一场政治风暴，那就是反右斗争！另一场风暴则是自然灾害，那一个冬天风雪特别的大，所有人家的门窗都被大雪封闭，所有的道路都被雪峰堵塞。1957年又是粮食统购统销开始的一年，口粮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尤其是我们家这样的非农业户。

为了补充粮食的不足，有能力的人家都顶风冒雪地“破冰求鱼”。寒假里，父亲等老师们去了县里“整风”，家里只有我可以和人家“随帮唱影”去河泡子拿鱼虾。

那年我还小，使不动“钩片”钩鱼，也拿不动冰镩镩冰眼，只能用“搅罗子”搅鱼。我们家哪有“搅罗子”啊，西邻郭景一大伯贪黑为我做了一个，我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好了。第二天，我就随邻居拿鱼去了。

天实在是太冷了，刚一出门手脚就冻得像猫咬似的，耳朵冻出一个大水泡来。北风很大，很那站在冰面上，不小心就会被卦进冰窟窿里。祖母劝我不要去了，说太危险。可我偏要去，觉得让别人落下一天就像逃学一天那样羞愧。我每天都起得很早，回来得很晚，中午啃一块玉米面的大饼子就算了事。我在想，父亲不在家，我要让七八口人过一个吃饱的冬天。

这一个冬天里，鱼的确没少拿，我们家天天有鱼虾吃，补充了粮食的不足。

用“搅罗子”搅鱼都是些小鱼和河虾，偶尔能搅上来三四两重的“大鱼”，我就让祖母留着过年，足足有20多斤。记得那年除夕的上午，我还去搅鱼呢，上瘾了。过年头一次吃上自己拿的鱼，真得好好地感谢我们的邻居，感谢他懂得我一个孩子的心思，知心。

2 知心的邻居（村名之父）（2）

2知心的邻居（村名之父）（2）

在郭家住了两年，我感受到了淳朴情感的温馨和价值，我也体味到了怎样创造生活给我带来的快慰，还有学会承担义务所享受的乐趣。

1959年初春，父亲的工作又有调动了，我们又搬回了那家。搬家的时候我念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没有放假，我也不知道搬家，也就没有帮上父亲什么忙。到了1960年冬，这个四处漂泊的家又从那家搬到德盛堡。从初中到高中这六年间里，由于住校读书，很少和乡邻们接触。不过，所有的乡邻给我留现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严格地说，这些乡邻都是父母真正意义上的乡邻。我还小，年轻，对于乡邻我无权选择，有权感受。

1964年我高中毕业了，从此步入了社会，父亲不常在家，与乡邻交往我就成了主角。

“德盛堡”常常被人写成“得胜堡”，理解为“得胜”的堡子。这绝不是笔误，而是不了解她的来历所致。

1955年春开始兴修沈北大堤，所有大堤以北的十几个村屯都在那一年搬到大堤以南来了。

德盛堡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没有一户人家属于旧社会老王家的耕地。新的村屯建成了，里里外外的人都习惯叫这个村子为“王家地”。德盛堡村的新居民，来自五六个大堤以北的村子，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叫刘德本的，他比我大三四岁。别看他没念多少书，却很有心计。他总觉得把“王家地”作为村名很俗气，这么大个堡子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大家应该和睦相处，共同建设新的家园才是。再说了，解放这么多年了，土地早就改革了，哪能还叫什么“王家地”“李家地”什么的啊。于是，他就“独断专行”给“王家地”取了一个新村名——德盛堡，意思是希望道德兴盛，长久不衰。

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村名，即使是有人知道了，也不习惯这么叫，让刘德本很是着急。他不甘心新的村名就这么被人“忘记”，就想出一个办法来，还真就见效了。

刘德本把一句顺口溜写在木板上，立在村头的大道上，谁经过都能看得到。那上面写的是：

谁叫德盛堡，谁是祖上祖；谁叫王家地，谁是孙子辈。

从此，德盛堡的村名就传开了。可是，“德盛堡”这三个字很少人懂得“德盛”的真正含义，写起来也没有“得胜”好理解和方便，“德盛堡”一来二去就成了“得胜堡”了。不过，村里的公章刻的还是“德盛堡”。

一个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地名，也算是一桩美谈，他也算得上一个大名人了。1964年末，刘德本当上了德盛堡大队的大队长，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不到30岁。后来因为他的对象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工作，他去那结婚了。遗憾的是，婚后没有几年，刘德本得了一场重病不幸离开了人世。我听说后很是惨然，他当大队长时我是团总支书籍，相互之间很和谐默契，何况我们还有些亲属关系啊，他是我母亲的姑舅弟弟。那时候我说的不算，若不然我会发动群众好好的对他悼念叨念，他是“德盛堡”之父，言不为过吧。

德盛堡村包括三个自然屯，德盛堡本街最大，“大桥”次之，郎家窝铺最小仅仅有20来户人家。我们从那家搬过来，就住在大桥了。其实，大桥根本不是地名，原来也是一片耕地，和德盛堡同样是新的居民点，只因为这里有一座大桥修在沈法公路上而得名。可惜我们那里没有像刘德本那样的人物，才在新社会落个很庸俗的村名。

直到现在，40岁往上的人一提起刘德本都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他是那个时代公社里最年轻的大队干部，工作和政治思想水平都很高。他人年轻，又有头脑，向来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不幸的是30随刚出头就走了，令所有认识他的人为之惋惜啊。

他去黑龙江之前，我们曾经见过一面，他很沮丧。他说：“我很留恋啊，但也很遗憾，我这么干工作，群众都很满意，可我就是不能入党啊，这条道我不想再往回走了……”我对他没有入党也很不平，不就是因为社会关系不好吗？我劝他说，不要灰心，就凭你这把手，到黑龙江也错不了。是的，他到那不久就当上了一个小干部，说说写写都是一把手，想不到英年早逝……

我家的后院原来也是一大片空地，1968年才有人在那里盖起一个简易的新房子。那就是我前文说过的老潘家。房主叫潘得舫，他和老伴马杏春都是江苏省溧阳县人。你看人家的名字，江苏人的名字就是有文化，一看就知道人家是个书香门第，名字很诗情画意，耐人寻味，给人以享受。

他们是沈阳的下放户，老潘是沈阳八院的会计，老马是护士，家庭成分都是地主，所以才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可他们已经不能参加劳动了，还得说是来“劳动改造”的。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力在城市里居住的，那么农民还是“人”吗，还是好人吗？耐人思考啊。

他们被“清理阶级队伍”的风刮到了农村，勒令下乡，没有建房前住在宋奎久家的北炕。虽然因年迈失去了劳动能力，但你也得到生产队接受改造。他们两个人正的公分还没有我的一半多，“贫下中农”对待他们就和四类分子一样，像吆喝牲口一样喊他们的名字。直到落实上级的政策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五七战士”了，才给他们一个房场盖房子，我们就成了邻居。

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就隔一条道，相互有什么事喊一声就到。有些农活他们不会干，我坐在屋子里就能指挥。后来老潘家回城了，回了原单位沈阳八院，我几次去看望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我得了一种皮肤病白癜风，正好在脸上，太“没面子”了，我很着急。他知道后就亲自为我配药，药名叫“牛皮癣2号”，真管用，几个星期就好了。

我们见面谈话尽管是那么的和谐亲切，但老潘总是免不了打几个唉声。是啊，人的了病可以药到病除，一直心灵上的创伤是绝对没有灵丹妙药的。一时的疼痛是痛苦的，是可以挺过去的，留下的疮疤则是永远的疼痛，挥之不去。

3 亲密的乡邻（败家有道）（1）

3亲密的乡邻（败家有道）（1）

我和老潘家是近邻，前院就是我们的老家，父母住在那。我们两家之间没有街道相隔，只有菜园子相连。那时我自己独立过日子了，生产队没有房基地，就把两间土草房盖在了老家房后的菜园子里，没有左右邻居。后来我搬到前院父亲那里，邻居相对固定了，一住就是30来年。

“新的”西邻也姓李，当家的叫李学清，比我大整整一轮12岁。他的爷爷在家族中排行老八，我没有见过面就去世了，只知道人称他为“李老八”。

我们家的前院也姓李，他比李学清的年龄可大多了，老爷子叫李殿军。说来也怪，他在家族中的排行也是老八，也叫李老八，都叫他“李八抠儿”。我父亲的排行也是老八，外面的人都叫他“李老八”。三个李老八都集聚在一个不大的区域里，也算是奇闻了，堡子里戏称我们那个地方为“李八区”。

虽然都是李老八，但同姓不同族。老李老八是金家沟人，父亲是董家窝铺人，李殿军是本溪本溪湖的祖籍。

李殿军在解放前和我们家一样是个大家族，几辈子人几个分支都在一起生活，他是大当家的，一切都有他说了算。一大家子人从本溪湖逃荒到沈阳北落户安家，处处讲的就是“节俭”两个字，一分钱得掰成两半花。所以落个“李八抠儿”的雅号，积攒一个富农成分，带上一顶致死也没有摘掉的四类分子的帽子。前文已经说过了，“文革”期间他受尽了折磨与屈辱，祸连九族。李凤仁就是他的堂孙，险些打一辈子的光棍。

“他游街遭罪，活该！”这话要是别人说的，倒是情有可原，但偏偏是他的侄媳妇李凤仁的母亲说的，让李八抠儿听了好不伤心。其实就是个气话，是在为他和为自己的儿子鸣不平吧！她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可能李殿军永远也不会知道了，知道在他当家作主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平日里节俭没的说，逢年过节总该改善改善一下生活吧，哪怕是吃上一顿豆腐啊！不过，有李殿军在家谁也不敢提个“吃”字。

一天，李殿军早早就出去了，说要晚上才能回来，这可是一个给大家“改馋”的好机会。他一走，几个侄媳妇就忙乎起来了，泡豆子的，刷磨的，套驴的……人人动手，个个不闲着，开始做大豆腐。

泡豆子得需要功夫，所以直到中午豆腐才做成。还没等把锅碗瓢盆收拾干净，在门口负责放哨的人就跑进屋里，说当家的回来了。侄媳妇们慌作一团，李凤仁母亲倒是有办法了，他叫一个孩子把一大捧豆子散在大门外面。

李殿军走到自己家大门口，一眼就看见了了那么多黄乎乎的豆子，蹲下身来就捡，足足捡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屋。

有人问了，黄豆虽然比芝麻大，那也不容易让他看见啊。是的，一般人是很难发现地上的豆子的。李殿军就不一样了，他走路从来都是低着头的，图的就是能捡到点什么，见到驴“巴巴蛋”都能捡回来，不然怎么叫“抠儿”啊。

豆子捡净了，做豆腐吃豆腐的痕迹也荡然无存了。

靠捡豆子精神捡个富农分子，李殿军忘记了前车之鉴，他的过家之道在解放后依然我行我素，秦章萧随。虽然土地被分了，加精败落了，但到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家资又殷实起来。

在我们家前院，李殿军与老王家共住三间房，李家住东屋，王家住西屋，中间的外屋一家一半。王家是贫农，两家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阶级斗争的关系，但不仅能够“猫鼠同居”，还能解秦晋之好。这是事实……

王家和我可是至亲，我的夫人就是他家的亲侄女，王家的事我怎么不会一目了然？

王家为了吞并李家那一间半房子和他们手头那丰厚的积蓄（富农土改时分地不分家产细软，都说他们家有很多的黄金），就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殿军的老儿子。

李殿军最小的儿子李庆新本分勤劳，为人和气又有几分灵气。要不是成分不好，论外表和气质，对象是不愁的，无奈有个带帽的爹婚姻大事也就耽误了许多年。总之，王家的姑娘嫁给李家绝不会缺吃少稍，为衣食犯愁。

王家的姑娘过门了，没多长时间就和公婆分居了，贫下中农不能和“地富”混线。李殿军为儿子的“长治久安”着想搬了出去，这三间房自然被王家一统天下了。

到了“文革”如火如荼的节骨眼上，王家的五叔王玉明从一百多里路的大柳屯回老家串门来了。他听说侄女嫁给了整天游街示众的富农分子的儿子，为此大为光火。王家也因为这样的尴尬倍感羞愧难当，于是帮打鸳鸯的闹剧开始了。

这五叔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王氏家族视他为神明、高人。他说的话一言九鼎，相当于家族中的最高指示。王家这门亲事本来就基础不牢，经王五叔这么一番政治震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李庆新赔了夫人又“折兵”，王家领回自己的姑娘还有她肚子里岁月已深的孩子。离婚后孩子生下来了，李家没有要，怕跟着他们受罪，可怜她刚刚问世本来有父有母，却没爹没妈。

几年后，李殿军带着那顶沉重的帽子，撇下他的儿子和重新建立起来的家业撒手人寰了。李殿军治家有道，但也败家独到。他的一辈子就是“治了又败，败了又治，反反复复，死而后已”。

3 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3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李学清的祖父我没有见过，上些年岁的人都说他很像他的祖父，而且越来越像，大概每一家人多是这样的吧。

自从我高中毕业参加农业生产以来，到1998年初秋去北京，34年来我们有30来年的邻居历史，可谓亲密无间了。

在农村不像在城市，人与人见面没有相互称老张老李的，大家总有个辈分长幼的伦理称呼，不然别人就笑话你没大没小。别说是在村子里，就是在乡政府机关上班，人人也多称兄道弟的。前些年在机关这种称呼还差一点，近几年成了时尚，成了打招呼的准则了。我的年龄稍大一点，占了不少“便宜”，十有八九都叫我“李哥”，也有叫我“大哥”的，挺近乎的。约定俗成，一过90年代，上司和“下司”也互相称兄道弟的了。

李学清家同我们家有几辈子的姑表亲缘，我的亲姑太太、堂姑姑、堂妹妹都嫁到他们家。按辈分论，我叫李学清三叔。他的耳朵有那么一点失聪，不爱言语，就叫他“三傻子”。这外号是他父母叫出来的，外人很少这么称呼他，但尽人皆知。我们在1961年就是邻居了，那是我还在念初中，就知道他有这个雅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李学清一点都不傻，原来曾经怀疑过——他不傻，他的爹妈怎么叫他傻子啊？

我明白了，大概有两个原因爹妈说他傻。

一是改造落后地区时，他们家的成分由中农变为富裕中农，升了一级。他爹就嘱咐他少说话，少惹是非没装聋作哑没有毛病。二是他从小就有“口病”，舌头大发音不那么准确，说话越多舌头显得越大，少说话别人就少取笑，日后的对象千万别受舌头的影响。对此，李学清言听计从，足见他“聪明过人”，城府很深，就像他的爹爹。

一来二去，李学清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呆”，也就是傻。同他开玩笑，他更是装聋作哑，不和你说半句话。其实，他不但不傻而且很尖。大家都说，“把李学清当傻子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傻子”。

生产队没解体的时候，李学清一家9口人，算是个大家庭了。父母妻子和5个孩子，只有他一个人挣工分，日子过得很紧巴。家里仅有的几个钱都要放在父亲那里统筹支出，只有过年了，才买上几个苹果，大人和孩子在除夕夜用刀切瓣分着吃。冻秋梨没有办法切开，就好一人一个，真难啊。

那年过年，三婶感冒了，几天都是卧床不起，也没看医生。三叔的那个梨没舍得吃，他贴在三婶的耳朵根子说：“你吃吧，别留着了，我这还有一个呢。”

想不到，一个有病发烧听不见来人拜年的动静，一个耳朵因为上火也不好使了，这句话被人听去了。一传十十传百，生产对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句悄悄话，和他闹笑话的人就拿它说事。当然，一到这个时候都笑了，那也是苦恼人的笑罢了。

“大帮轰”的时候谁也不必谁家强多少，但像李学清家这样困难境况也够得上典型了。他的父亲害怕他的日子过“洒汤”了，便采取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尤其是财政大权。大到买衣服布料，小到针头线脑，凡是花钱的事，一切都有他说了算，而且亲自去操作。

老头终于老了，生产队在他“拿不动腿，张不开嘴”的两年前提前“死亡”了。他总算看到儿子靠责任田挣回大把大把的血汗钱，又要翻盖新房，又要去两个孙子媳妇，但他还是没有住上新房。

土地承包到户，李学清家人口多，劳力也多，承包的责任田也就多，是本生产队的第一大户。头一年就是个大丰收，头一年大人孩子穿上崭新的衣服。只几年的光景，李学清成了原生产队的首富，接连盖两座新的砖瓦房，娶进两个儿媳妇，发送了两位老人。这么多大宗的事，要不是“改革”他哭都哭不上调来。

5个孩子中的两男两女先后成家立业了，剩下的小儿子正在念中专。到了这个时候，李学清的积蓄，也就是承包土地得到的油水差不多消耗殆尽，几近枯竭了。原因有4个：一是办了那么多的大事情得花大钱，哪宗事也不是省油的灯；二是儿子都分家另过，土地也分散了，留给他的土地有限。老爷子年代的一统天下变成了三足鼎立，瓜分了强盛态势；三是农村改革后各项费用提取的增长速度，大大地超过粮食生产效益的增幅。这是最根本的“败落”因素，也就是农民的负担大大地加重了；他的小儿子念书的学校是私营自费的，学费太高。这时的李学清老两口已近古稀之年，可他们还有未尽的“事业”等待他们去完成。那就是供小儿子读书，毕业后筹备婚事，购置楼房……哪一项都是责无旁贷的，都是神圣不可推卸的！

除了“三傻子”的外号，李学清还有一个人人称道的雅号——“铁人”！这是大家公认的，叫得出口的，他愿意接受的，恰如其分的。

自打我认识他，他从来没得过头疼脑热大灾小病，一年到头，从早到晚没有闲着的时候。秋收的季节，只要是骡马不渴不饿，他就不会去喝水吃饭，恨不得把日头用木头支起来干活才好。贪黑从地里把庄稼拉回来，不谢车，这边喂马，那边他就吃饭，不到半夜12点钟，他又把车赶出去了。在一起过的时候，本来自己家的地就多，拉不过来，还要给别人拉地，就图多挣些车脚钱，什么都可以豁出去的，这不是铁人是什么？他的算盘是：养车马不同养小托，车马干吃干嚼就是赔本，所以他家的车马从来不闲着，春天给人家种地，夏天给人家趟地，秋天拉地……全年满负荷地运转。即使是冬天，他也顶风冒雪去辽河里拉沙子，卖给盖房的人家。

按理说，李学清这么干应该够小儿子念书的花销了，就是将来结婚也差不多的。他自己也是这么盘算的，可又常常和我叨念这小儿子是个无底洞！

3 亲密的乡邻（丰欠皆难）（3）

3亲密的乡邻（丰欠皆难）（3）

1992年暑期，李学清的小儿子李成柏在丹东日语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新民市印刷厂，是花钱走后门进去的。他的工资每个月只有150元上下，连自己吃饭都不够。他两三个星期回家一次，目的是回家肩扛手拎拿些蔬菜大米，临走时李学清还得给他往返车费和百八十元的“生活补贴”。

眼看到了而立之年，李学清又东挪西借2万元给他在新民市内买房准备结婚事宜。买楼是不可能的了，只好买平房。更让李学清闹心的事不断发生，对象处了一个黄一个，都嫌他工资太低，家里又没有强力的资助而告吹。去年又处了一个，开口价就是18000元，否则就不进你家的门槛。李学清哪还有什么钱啊？买房子的钱还是借来的呢。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李学清一咬牙还是答应下来。双方讲定：钱到结婚！

原来欠下的债务还没有填平，眼下又出来一个“天坑”，如何让填补？

1998年底，我从北京回老家见到了李学清，他告诉我这笔巨大的结婚费用仍然没有着落。可喜的是，李成柏的对象还没有启齿说出“了断”两个字。李学清还在一点一滴地积攒着，别无他法。大冷的天，他白天赶着马车去买自产的土豆白菜，晚上挑灯夜战扎笤帚炊帚预备集市上卖。

他真不愧为“铁人”。眼看就是古稀之岁了，身板还是那么健壮，脸堂红红的，走路“咚咚”的。所以都说他是挨累的命……

自从他的双亲过世，李学清不那么少言寡语了，喉咙没有了“梗阻”似的，很爱和别人交流了。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虚的，更不会渲染和演绎，所以都爱和他交谈。他人变了，秉性改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从别人的嘴里我知道，他念念不忘我对他的好，说我心眼好，是好人。

按他说的，我对他的好大体分三个方面。

头一宗是1982年的事。那年土地承包头一年他就发财了，我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沈阳日报上。年终，当时的公社根据这篇实事求是的通讯，评选他为劳动模范。他得到了奖品还戴上了大红花，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李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的本分人，没捡过什么“便宜”，更没有扬眉吐气的时候。这回露脸了，光宗耀祖了，再也没有人在背地里叫他傻子了，他们一家高兴得不得了。先父生母加给他“傻子”的沉冤终于得到了“昭雪”。他的心里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他近年来话多的真正原因吧。

二宗事发生在1986年初夏，那时他们家只有老两口和正在念初中的李成柏3口人。农忙时节家家都在地里忙插秧，他们家也是烟囱站岗锁头看家，房后的稻苗一连干了好几天也顾不上浇一次水，眼看就要枯死了。我们家是非农业户，没有地，也没有农忙的麻烦，在农村属于请闲人家。那天是星期天休息，我去房后看菜园子，才发现了他家的“麻烦”。转过身来，我就用自家的水泵和水井帮他浇了蹈秧。晚上李学清回来一看稻秧一点都没打蔫，一颗悬着的心落地了……

他顾不得吃饭就到我这来表示谢意：“你呀，真够意思，用你的井和水泵不算，还把电搭上了。”是的，济人之急不是交易，别说是电，就是钱也不会考虑的。尽管我诚恳的解释，他依然要感谢我。

第三宗事我和他都记不得是什么年月了，反正是发生在冬天的送粮季节。

在农村，自打包产到户后，农民有“两怕”：一是怕欠收，二是怕丰收，看似很矛盾，其实是真情。在我们那里，基本上都是辽河滩地，一涨大水或有其他自然灾害，就会造成粮食减产，甚至是“绝收”。这样，这一年就白干了，还得搭进去很大的一笔投入，种地等于“赔了夫人又折兵”。即是第二年丰收了，两年加在一起能“保本”就算不错的了，没有一点效益可得。假如不是绝收，上边就要订购粮，追得很紧，不交是不行的，因为有原则，有政策，叫做“先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那么，自己的能剩多少啊？所以，欠收就是“绝收”，“绝收”就是“绝路”！谁不害怕？

要是丰收了，卖粮难就难于上青天。难在哪里了呢？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低于国家的收购价，农民思来想去不愿意出售，叫做“惜售”。勉勉强强到市场上买一些粮食，也是没有啥赚头，粮食卖不上好价钱，哪来的效益？所以，粮食一丰收，农民都抢着到国家的粮库卖粮。送粮的一多，粮库就压等压价，但还是比市场上高一些，就排队卖粮。排队可是个苦差事，有的日落就赶着车排队，第二天清晨离粮库的大门还远着呢。我亲眼看到，卖粮的车队最长时排出去5华里！

那年李学清就是排队来卖粮的，足足排了七八个小时才排到乡政府的大门口，离粮库还有一里多路，那时已经是早上8点钟了，可见他是什么时候从家里出来的？可见种地人的辛苦与无奈了。而这时我们才上班，才吃过早饭……

连冻带饿，李学清实在挺不住了，只好求人看着车马，便来到乡政府办公室暖和暖和。

乡政府在农民的眼睛里是个大门口，要不是冻饿难挨谁会到这里来？李学清是个老实人，他没有进屋，只是在走廊里避避风寒生怕惹出闲事来。我上班路过见他冻成那个样子，就拉他赶快进屋，顺手拿过一把椅子让他坐在火炉子前面，又给他倒了一杯热水。他烤了一会炉子，喝了几口热水，觉得浑身上下热乎起来了，搓搓手就走了。李学清在办公室前前后后也就呆个十几分钟吧，但他逢人就讲这段故事，说他一个庄稼人，在乡政府办公室还有人给他让座，给他倒水，知足啊！

1998年那次见面，三叔还还说了许多我对他的好，我记不清了。其实，他对我的好何尝不是真情实意啊！农村的非农业户和农业户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我家不种地也要烧柴，打坯换炕抹房子……好多事和农业户一样的忙。我家没有车马牛具，拉柴禾拉土，给房前屋后的园子起垄年年岁岁都是三叔的事，用不着我吱声，三叔就主动过来帮忙。是在过意不去，晚上就留他吃饭。吃饭的时候，他总说我菜做得太多了，肉放得太多了，酒买得太贵了……我心里总想：三叔帮我我是无法报答的，他能用得着我什么啊？1994年我临时搬到10里以南的老牛圈去住，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有后话），三叔总是要到那看看我，叙叙旧。1998年初秋我去了北京，心里割舍不下的就是三叔，所以回来第一个想见到的就是三叔了。

一晃10年过去了，三叔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2008年春节前我又回老家一次，三叔老了一些，精神体力都不减当年。他对我说了两件事：一是告诉我李成柏过得很好了，有了孩子，他原先拉下的饥荒早就还完了，手头还有“丰厚的积蓄”。每天里三叔还是赶着马车去很远的地方卖笤帚炊帚，利润很好的。三婶看上去也比以前丰满多了，人胖了，没有了过去“三级风”的形象。那时，三婶很瘦弱，三级风就能把她刮倒。

第二件事就是让我在这买一套房子，搬回老家来住，说哪也没有农村好，得过。是的，三叔就盼我回来，还和他做邻居。但我直言相告，我不能回来了，城里的生活习惯了，回来了孩子们会惦记我的，让人家为我操心值不当。我见三叔心情黯然，就说我会常回家看看，他高兴了。是的，我不会再回到老家来定居了，就像时间不会倒流。然而，人对过去的记忆是可以倒流的……

3 亲密的乡邻（世态炎凉）（4）

3亲密的乡邻（世态炎凉）（4）

去北京之前，我知道老家的人有在那很多，也是我的“乡邻”们。到北京的第三天，稍次休息便去拜访。在海淀区的电子一条街，没有费太多的力气就找到了他们。他们一共四家，都姓李，是兄妹姐弟一家人。老大李亚琴，原来是德盛堡村的妇联主任，丈夫石纪林；老二李亚芝，曾经和我在一个学校当老师；老三李亚君，硕士研究生毕业，下海经商了；老四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她没有结婚，和李亚君在一起。姐四个之外是李成伟，在五个人中他排行老三，老三老四都是他的妹妹。四家买卖经营的都是“一路货色”——电脑。实力数李亚君雄厚，那时就有自家车了。其他三家都是在她的带动下弃农经商的，“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来北京已经有七八年的光景了。她们自己谦虚地说，“在电子一条街，是困难户，是穷人”。从谈话中我了解到，她们中最“困难”的老二也有百八十万的资产和存货。是的，比起老家的富户，她们是腰缠万贯的暴发户了。

我见到李成伟夫妇俩的时候，冷眼看去俨然一副老板的派头，也许是我刚从东北的农村来到首都，土俗得反差太大的原因吧。当时我就想：李成伟，我的学生，仅仅初中毕业，如今会经营高科技的电子产品实在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昔日家乡有名的困难户，现在怎么如此的阔绰起来。

李成伟的父亲李忠学，有一段时间就住在我们的前街，一辈子务农，斗大的字不认识一麻袋。他在世的时候，常应人之求给人家苫草房。我和他早就熟悉，街坊上论我叫他二叔，他们一共亲哥七个。听祖母和母亲说过，李家穷得很，二叔曾经在解放前给我们家放过猪。哥们中大一点的就要自己出去混碗饭吃，小一点的因为穿不上裤子就蹲在家里呆着。自从孩子们在北京发达了，二叔老两口也搬到北京来享福，颐养天年了。1997年，也就是在我去北京的前一年，二叔病故了，骨灰被送回老家，圆了他自己的心愿。

他回来的那天，送他到坟上的人很多，我也去吊唁了，感谢他对我的好，不不会忘记他，一个热心的人。我盖小草房的时候，几乎供不起人家帮工的吃饭，许多活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完成的。可是，苫房这活我不会，只好求二叔了。他二话没说就来帮工，教我好生感动啊，那时我并不是李成伟的老师，父亲正在被专政。

我因为有事在身，没有送他到坟地，但我看见那么多的人为他送行，都是得到它帮助过的人和至亲。在至亲中有一个人很特殊，他是村党支部书记，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姨表亲，也就是说，书记的妈和二叔的妈是亲姐妹。我所以才知道，是因为他们平素根本就没有任何来往。书记走在送葬的前列，很显眼的位置那，叫人很注意的位置上……真是世态炎凉啊，趋炎附势，让人作呕。他原先怎么不这样亲热啊，难道亲戚是忽然做成的吗？人们都在问，问得有理……

李成伟的岳父姓贾，叫贾玉成，离我们家不到百米远。贾家被称为“天下第一穷”，那年月连一床好的被子都没有，屋子里空荡荡的。贾玉成两口子一生有8个孩子，7男1女。除了老大叫贾百利和他的二弟有个正经的名字外，其余5个儿子依次叫贾百三、贾百四……虽然解放了，但贾家还是守着一个“穷”字过日子，年年粮食不够吃，就是吃咸菜也是上顿不接下顿。“文革”过后不久，贾玉成的父亲就病故了。贾家人穷又没有当官为宦的三亲六故，去他家守夜的人自然寥寥无几。同贾玉成老父亲同日去世的李玉章祖母相比，情形可谓天壤之别。

李玉章祖母家位于贾家后街不到百米远，相互喊一声都会听得很清晰，李家的丧事办得隆重无比，往来的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谁都清楚这是为什么，因为李玉章是二道房村的书记，难怪德盛堡的书记也要光临了，而不去贾家，不在乎李成伟是他的亲戚，尽人皆知。在李家，屋子里站满了人，堂院里也人山人海的。贾家门可罗雀，悄无声息。这也难怪，飞虫还有趋光性，聪明的人趋炎附势一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又有什么在意料之外，而不在情理之中呢？

我来到贾家吊唁，更是来守夜，他们需要有人轮流守夜。贾家屋子里的人很少，除了贾氏家族七八个人之外，没有几个外姓的街坊。那里的气氛和天气一样的冷清，屋子里的气氛也不像李家那么吵杂纷乱，显得清净而近乎沉寂。

贾家人对我的来到感到很惊讶，好像我走错了门那样注视着我。我可是乡政府的干部啊，“贵宾”一级的，所以同族的人连忙敬烟倒水弄得我很不自然。李成伟是贾家的女婿，我是他的老师，他很是激动。

第二天一早，李家32杠把李老太太发送了，那是最高的礼仪，一般16杠就可以了，大有皇族的礼遇。贾家没有那么多的人手，只好把棺材装到马车上拉到坟地下葬。

李家轰轰烈烈的办丧事，就像办喜事一样的热闹。回灵饭吃了一拨又一拨，推杯换盏一直持续到午后才见人烟稀少。贾家送灵的人不多，回来后不几张桌子就坐够了，没有第二拨。按说我把人送到坟地就该去上班了，可我不能就那样离开，不然贾家很难为情，会以为他们的“招待”档次太低……“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吧，我没有过多的考虑就留下来了。

和我同桌的是王德忠，王大哥在堤防管理所上班，今天只好也“旷课”了。席间，王大哥对我来贾家吊唁、守夜、送葬很是感慨。详情还用说吗？他和我一样的想法：李家不缺人帮忙，“帮忙”就是要帮“忙”的人，人手少自然就忙嘛。无“忙”可帮的人家，你去了，可以，那叫捧场！帮忙当然要比捧场重要吧，这就是我们去贾家思想导向。

几十年倏然间过去了，也正如那句诗所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贾玉成的女儿，李成伟的媳妇小菊（乳名）成了当之无愧的老板娘。她带着分量挺重的金戒子，说着我一时还不懂得科技行话，端庄大放透着朴实文雅。他们俩夫唱妇随，经营有道，除了在北京有一个体面的门市外，在沈阳又开了一个分号。“北京人在纽约”的滋味，不就是“家乡人在北京”的原滋原味酿造的吗？

老家有句俗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李成伟夫妇俩和我一样，见到家乡人格外的亲切，有唠不完的家乡嗑，处处饱含着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句句充满了对过去的感慨和对现实的如愿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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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的家族 1 我的家乡（依山傍水）（1）

第七章 我的家族1我的家乡（依山傍水）（1）

我的家乡沈阳新民市罗家房乡德盛堡村，从沈阳站算起，在沈阳北45公里处。其平面坐标是：东经123°15ˊ，北纬42°05ˊ，这是很准确的地理位置，是我搞气象时有关部门测定的，这就是我的家乡。

家乡东临沈阳市新城子区（即现在的沈北新区）石佛寺锡伯族朝鲜族自治乡，南接于洪区解放乡（现已撤销），西与新民市三道岗子乡接壤，北同法库县三面船镇隔辽河相望。罗家房乡距沈北道义开发区仅仅60华里，两地呈偏西北东南走向。我的老家旧居位于乡域的北部，离乡政府所在地25华里。本乡域狭长，南北长45华里，东西最窄处不到10华里，是个典型的“智利国家”。区域内，101国道、沈法公路、辽德公路、沈榆公路及众多县乡村路纵横交错，相织成网。

这里位于辽河之南，属于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海拔高度在20米至27米；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土沃水美，物产丰富，盛产水稻、大豆、玉米、高粱及多种杂粮。早在光绪年间，这里还是一片水草丰腴雉飞豕突的荒野，是满清朝廷的御马场，俗称“马场”。马场仅靠辽河，占据全乡一半的地域。其东缘石佛寺山，也叫七星山，海拔143米，因有七个山峰而得名，其坐落之象犹如北斗七星。七星山距我家七八华里，姥姥家就在山的南麓。山上松苍柏翠桃甜李香，山间古刹红墙黄瓦钟磬悠扬。孩提时我就认得这山，还有去姥姥家的山路。山路曲曲弯弯，溪流汩汩潺潺。除了冬季冰雪皑皑银装素裹，春夏秋三季里路边溪旁轮番开着各式各色的野花。红的、蓝的、黄的、紫的……好多至今我也叫不出名字来，但我认识它们。那是那山独有的，专家有过论证，这里有许多珍惜的物种，所以那是个宝山，所以被列为沈阳市的重点保护对象和自然风景旅游区。

去姥姥家的必经之处，就是那座千年的古塔。古塔矗立在最高的那座山峰山，虽然经多年的风雨侵蚀已满面疮痍，但人们对它的注目依然令它魅力不减。1983年，石佛寺村的一个农民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从古塔地基的西北角挖开一个深洞，直通古塔的“地下室”。他终于挖出他想寻觅的宝物，也揭开了古塔神秘的面纱。

古塔里除了有许多玲珑剔透的玉石之外，还有一本灰黄色质地，字迹早已模糊不得辨认的“天书”，和两尊石龟，一个石碑。据当地人说，这就是镇塔之宝，或许是建塔时的奠基物品，标记着建塔的原由与目的。

石碑上的石刻字迹还能清晰的辨认，记述着此塔建于辽代耶律洪基一十九年十月，即辽道宗耶律洪基咸雍九年十月。由此看来，这座古塔一是一位岁逾千年的老人了，生于公元1073年10月，比岳飞年长整整30岁。

两个石龟，一个头朝西南，一个面向正南偏东。这两个方向不到五华里处是两个光鉴如镜的秀湖，一处叫四龙湾，一处叫二龙湾。站在七星上的主峰塔下，两个龙湾晶莹闪烁，犹如巨龙的双眼熠熠生辉。此塔所以建于此处，真好压住了龙头，不让它有翻身作祟条件，大辽的江山可以无虞了。两只石龟居高临下，怒目圆睁，引颈争泉，终有一日可以喝干湖水，喝瞎了龙眼，由此，这条土龙也就成不了气候了，大辽的皇位就会安然无恙了。这恐怕就是建塔的初衷吧。

塔中的宝物，对于那个农民来说的确一文不值，于是他烧毁了那本“天书”，只带回一些他认为很好玩的玉石。没过几天，他因破坏文物而被绳之以法，而那座古塔依然矗立着，自由自在地感受着白云的抚摸、星月的观瞻给它的岁月增添一道道的年轮。

七星山是新城子区与新民县的界山，辽河在此有东向西从山的北麓缓缓流过。二龙湾、四龙湾，还有拉塔湖……都是辽河的故道形成的扭轭湖。但拉塔湖和七星上的传说，构成了这里独特的文化。据说，修塔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泥土做建塔的脚手架——屯土修塔。塔修好了，再把泥土移走，塔就露出来了。这些大量的泥土，就是拉塔湖那的泥土。泥土在那挖多了，就形成了一个湖泊。母亲对拉塔湖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日落西上的时候，塔影就会倒映在湖面上，好像把古塔拉倒了，那湖才叫“拉塔湖”。我同意母亲的说法，因为拉塔湖虽说里七星山很近，但至少也有8华里，建塔不至于舍近取远吧。“屯土建塔”有些荒谬，到了辽代，已经有了很先进的建筑工艺，不会屯土建塔。

七星山自古以来就是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山东南的古城墙就是佐证。那是一处高近10至20米，长4公里，南北走向的高丽土城墙。至今那里的古井还在，不时有古钱古物现身。山间红墙黄瓦的石佛寺，经过整修后早已向游人开放，采石场被市政府勒令停业。可以说，七星山是民间传说的摇篮，仅《谭振山故事选》里就有很多篇。我不止一次去那里走访采风，写出来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发表在报刊上，最有名的就是《金马驹》。谭振山是全国第一个能讲1000则民间故事的故事家，他也住在七星山脚下。是七星山养育了他，是他使七星山更具传奇色彩和魅力。

1 我的家乡（皇图永靖）（2）

1我的家乡（皇图永靖）（2）

七星山东、南两面是石佛寺村，紧挨着它西边的村子叫马门子。现在，两个村子早已连接在一起了。马门子村南不远处，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地堡，那是国民党和八路军“混战”时期留下的，是军事指挥中心。它指挥着七星山上大大小小70多个钢筋水泥构建的碉堡。村子的中央，还有一处娘娘庙，小时候她还“亭亭玉立”，现在早已“驾鹤西游”了，只留下一堆残砖碎瓦和神奇的传说。

娘娘庙的传说是虚无的，马门子的来历确实凿凿的史实。

七星山脚下的辽河，在它的北麓自东向西像一条白带飘飘洒洒地流过。经过30华里，流经马虎山的时候，河道改向了，变成了南北流向。辽河以南这个地带就叫做马场，东西30余华里，南北20多华里。这个马场，就是满清皇帝的御马场，关于御马的传说有人夸张地说比这里的牧草还要多。

马虎山低矮不大，只是个20多米高的风化山丘。相传它就是御马与老虎恶斗的地方，1958年的一本杂志曾刊登过这个故事。“好虎架不住群狼”，老虎被御马打败了，从此这个小山就叫做马虎山了。我的老家就在石佛寺山与马虎山连线的中点上之，这条线就是东西走向笔直的沈北大堤。

和马虎山隔河对峙的是乌尔汗山，辽河从两山之间向南流过。70年代初，为打通沈阳向辽西北和内蒙的捷路，马虎山辽河公路大桥建成了。公路桥全长1000多米，连接了从未牵手的马虎山和乌尔汗山。每逢洪汛来临，上有如泄的洪峰都要通过这个咽喉要道向南倾泻。一时间，咽喉难咽，桥南桥北霎时间形成3米多高的落差，造成一个人工的大瀑布，宣泄之声一二十里可闻，人们争相观瞻这道风景。也许设计者没有想到吧，那就算“无心插柳柳成荫”了。然而，他对大桥的寿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马场地域几乎包容了罗家房乡、三道岗子乡大部分地界，总面积150多平方公里。马场的正中央，有个高高的土岗子，传说是人工修建的土台子。站在其上，整个马场尽收眼底，叫“望马台”。后来放马的人越来越多，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村子，望马台也被叫做“望宝台”了，皇家的马就是宝吧。

望马台偏西一公里处，有一座辉煌一时的马神庙。小时候我就来过这里玩耍，举家搬迁到郭家的时候正从这里路过，那时的马神庙不仅有香火，还有一些人家在这里居住，那时是1957年的深秋。

1958年大跃进来了，新民县在马场修起了水库，马场被占去了四分之一的地盘，马神庙被包围在水库之中。水库夭折了，马神庙也跟着它寿终正寝了。庙上的砖瓦石料，或公或私被各取所需，现只剩下宏大的庙基和残砖碎瓦，一片狼藉。原来立在庙门前两颗高达10多米的石头旗杆被推到了，摔成好几截，被附近的生产队拉回去做了马圈的地基石。庙门那两根石柱，叫望宝台生产队拿去当了马圈的门柱子。庆幸的是，这门柱至今依然完好，上面的那副楹联清晰可见。

上联是：皇图永靖曾归马

下联是：天驷常禋尚执驹

落款是光绪时期的内务府，具体年月我忘记了，大概是八月初十。

2004年，我和沈阳晚报记者小王曾去寻觅“遗石”，被家乡人告知，早就被埋在原来生产队门前的地下了，因为那时是冬末春初，没有办法挖掘只好作罢。

马场不愧是马场，真是个放牧马匹的好场所。域内除了辽河之外，还拥有大小不等的湖泊坑泡近百个。这些水面都是辽河的故道形成的牛轭湖，什么鲶鱼泡、鲫鱼泡、老背河、罗圈套、大龙湾、二龙湾……有了这些大小湖泊饮马是绰绰有余，还滋养了丰美的牧草。其中的鲶鱼泡，域阔水深终年不竭，它就坐落在马神庙的身后。称奇的是，百年不遇的大旱时，眼见水面枯竭了，抽一袋烟的功夫，湖水又满了。有人传说鲶鱼泡受皇封了，皇上说“这是铜帮铁底饮马坑”。“铜帮”是黄土，“铁底”是黑土，黄土可以渗出水来，黑土不会把水漏掉，所以鲶鱼泡从来没有干涸过。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上边指定这里为旱田改水田，没修水库就在鲶鱼泡抽水浇地。10多台大型水泵昼夜抽水也不见水少，人们无不为之称奇。至于鲶鱼泡里有个鲶鱼精，常去沈阳北京做珠宝买卖的传说自然不可信，但这都是它神奇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真实的。

马场附近的张马夫台，就是姓张的马夫的家，那里张姓的是大户。由此看来，马场既神秘又现实，它丰富了家乡的文化，延续了这里的人文历史。

马场的土地既肥沃又松软，种啥长啥，是一块风水宝地。1958年水田没有开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场到处是水田，水稻亩产达到了1600多斤，有些地块达到了2000斤，盛产没有任何污染的绿色食品。

乡政府习惯把马场地带的5个行政村称之为“沿河五村”，自西向东依次为：西房号、二道房、德盛堡、团山子、山西孟家。新城子区的人把我们这叫“西荒”，姥姥舅舅就是这么称呼的，他们是新城子人。年岁再大一点的，干脆就叫我们为“马场”。我们自己叫自己的地方“水库”或者“河南”。

家乡是个人杰地灵的所在，原辽宁省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全树仁就是这的生人。辽宁省已故作家协会主席马加年少时是在这里度过的，这就是他的故乡。高考回复后，近千名莘莘学子在外地深造和工作。嫦娥一号卫星探测月壤厚度的仪器也是我们家乡人研制的（后话有叙），可谓人才济济。

全乡3万农民，每年都生产超亿斤的粮食，是沈阳市乃至辽宁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改革开放后，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两个文明的进展蒸蒸日上。山，为民造福；水，为民谋利。

开七星山修千里路开拓富路

引辽河水灌万亩田滋润心田

这是我在1996年写的春节对联，抒发着我对家乡的炽烈之情，表述着人们是创造历史动力和主人。“世界上没有神仙皇帝，只有自己解放自己”，这才是“皇图永靖”的世界！

2 我的先祖（先人至上）（1）

2我的先祖（先人至上）（1）

我不是数典忘祖的人，就总牵挂着远离身边的子女们，怕他们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1998年元月19日，我写信给在北京的儿子一家，全文如下：

李靖、邹彤：

春节即在，家中一切安好，勿念。值此，谨祝你们及临川幸福愉快、吉祥风顺。

自你们结婚起，一个新的家庭就诞生了。然，确切一点讲，这个新的家庭是从你们定居北京开始的。这些年，长春邹彤的父母为你们的工作、生活、事业可谓操心多多。所以，虽和他们在两地了，亦应常常挂念关心才是。想必这些你们做的都很好的，在此仅是旧话重提而已。

常言道，“树有根，人有本”，念兮先人乃人之常情，更是人之大德。你们都是而立之岁了，但对家族了解得大概不算“详尽”，因为你们都很年轻吧。在这里，我仅就我们李氏家谱做些小考，对此应铭记在心，念念不忘，也愿我们的家族继往开来、兴旺发达。

我们的始祖叫李岳，是我曾祖的曾祖。所谓始祖，就是能够考查到的辈分最高的先人。我们的族谱上有这样的记载，但真实可信，是祖上传下来的。

李岳生于山东蓬莱，就是过去的登州府，秦琼贾家楼聚会的那个登州。据我们家代代口耳相传，李岳年轻时与夫人宋氏挑着儿子，即太祖李焕绪来到东北安家落户，属于闯关东的一族。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老家——新民市罗家房乡董家窝铺。董家窝铺，李靖也许听说过，在沈北大堤以北，紧靠辽河南岸。堡子北有个大沙岗子，俗称“大沙包”，至今还在。我就是董家窝铺的生人，小时候就把大沙包当山来爬，辽河涨水从来没有淹没它。

太祖李焕绪生一子，即高祖李发，是否生有女孩没有记载。李发生五子，至少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曲家，是我的姑太太，我太爷（曾祖）的妹妹。在哥五个中，我的曾祖排行第二，名李瑞玉，娶郑氏为妻。郑氏就是现在德盛堡姓郑的家族，郑氏生三子一女。其长子李春茂，即你二大爷李巨元的爷爷；次子李春荣，我的爷爷。三子李春园，娶黑鱼沟（现曲家搬迁到山西孟家）曲氏为妻，不幸20岁刚出头就得病被误诊身亡了，留下一女，乳名庆云，大名李素梅，就是鞍山你的姑奶。

我的爷爷李春荣在农村是个很有学问的人，雅号叫“三学生”，因为他的大排行列三。但他很不幸，先后死了三位夫人，最后才与冯氏“终身”，一生中娶了四房女人。第一位夫人娘家姓张，是张春刚的叔伯姑奶奶，未留下孩子就早逝了。第二人夫人娘家姓赵，于洪区万金台人士，生一男一女。男者就是你的祖父李若明，女者即万金台西不到2华里杨家窝铺你的姑奶奶。这些李靖会知道一些的，也去过杨家窝铺老杨家。我的祖母因病去世后，祖父续弦黑鱼沟孙氏为妻，没留下一男半女。没几年，孙氏暴病身亡，河北法库县冯氏入赘，冯氏生二男一女。70年代初的时候，冯氏奶奶还健在，我在本溪见过她和小叔叔李若凤，小姑姑李素云。“大叔叔”李若桐在西宁的钢铁公司工作，我没有他的音讯。我去本溪的时候，小叔叔和小姑姑对我很好很亲近，小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玩。我很是感慨，血浓于水啊。

话说回来，李春园去世后，曲氏和女儿生活无男继业，又考虑你爷爷和你姑奶在继母冯氏面前不那么方便，在我曾祖的主持下，就把你爷爷过继给曲氏为子。那时的农村就是这样的风俗，讲的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后人是最大的不孝，也就是现在说的“重男轻女”的最好体现。由此，我就成了曲氏的孙子，以上的情形都是许多老人讲给我的，包括奶奶和母亲。

曲氏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我们家也成了曲氏家的成员，她含辛茹苦一辈子，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她去世。她去世时你三岁了，李昊刚出生，是在她去世的第二天出生的，不知道你对太奶奶有没有印象。我小的时候是奶奶一手带大的，所以直到如今我依然很是怀念她。

以上就是我们李氏家族的谱系，也包括我曾祖这支人的谱系。解放前，我们李家有六七十口人在一起生活，有良田近千亩。在黑龙江甘南有买了3000亩地，是个真实的地主。那是我爷爷就念书，民国时期曾考上了法库县县长。但曾祖不让他为官，一生和堂弟李春和往返辽宁黑龙江两地经营自己的土地，放债收租。但他早年就去世了，我和他没有谋面。李春和是我的四爷，在孟家窝铺时我天天到他家玩，印象很深刻，他也有很高的文化。

我的曾祖健康长寿，我7岁的时候他来到孟家窝铺，还能给我们编“酱斗篷”呢，我记得很清晰，花白的胡须，深眼窝，红脸膛。

你爷爷就很聪明，但胆小怕事。这也许是他小时候没有得到父爱和母爱的呵护有关系吧，有时候会显现出一种自卑和郁闷的神态情绪。他的身体一直不算好，大概和他小时候所处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我和他的性格恰恰相反，生来就很倔强，对任何事都有信心，甚至是我行我素。但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有些“先天不足”，即对周围的环境感到有些缺欠。年幼年少时，你爷爷在外教书很少回家，家中一切都有你太奶奶和奶奶操持。这两个人更是胆小怕事，在我看来处处都是唯唯诺诺，不敢得罪任何人，事事容让他人。对于我，觉得没有一点依靠，没有爷爷、没有哥哥姐姐，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家，特别艳羡别人家的孩子。即使是逢年过节，只能看人家老老少少热热闹闹的，我们家从来都是冷冷清清的，太没意思了。

那时我受奶奶的影响很大，几乎每个晚上她都给我讲一些故事，反复地讲。这些故事的主题就是一个“善”字，“忍”字等等，但我“从善不从忍”，对社会上那些不合理的事不能忍，难以忍让，从年轻到现在大体如此，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吧。所以我尽管有“才”，也终不得志，也是我怀才不遇的悲哀吧。但现在想通了，“人不和命争”。然而，教训是要吸取的，以昭后人。

到了你们这一代，一切都变的完善了，环境大为改观，我真羡慕你们。我相信，你们的下一代会更好，所以要珍视其来之不易。为什么让临川回到你们的身边？其原因也就在此吧，孩子要有自己的父母，更要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

就写到这里吧，关于家谱中的事再补充两点。

1。“弘基”、“拓业”等为谥号，是我为怀念先祖创业的艰难而铭的。关于“桑树子”到“辽河北”这四个地名是按照其娘家地址续上的。宋氏到曲氏这些女性先祖没有名字，宋氏就是李宋氏，等等。

2。始祖、太祖生地山东蓬莱，高祖以后均生在新民。李氏其他四个支脉有的清楚，有的不清，待时日完善。到你儿子临川这代，李家已经是第九代人了。

本来春节前我们单位要配备行业执法服装的，是有机会去北京看看你们的。但考虑天冷人多车挤，就改到沈阳买了。以后有机会再去看你们（附家谱一份）。

此致

祝安

父字

1998。1。19

一年以后，我在北京看到了这封给儿子的信，他一直珍藏着，我好欣慰。

2 我的先祖（始祖家乡）（2）

2我的先祖（始祖家乡）（2）

1998年9月23日我去北京了，是乘坐很舒适的12次特快列车去的，结果还是觉得很累。于是间，我想象不出始祖李岳和宋氏携家带眷，徒步闯关东安家创业是何等的艰难。更不知道他们一路艰辛跋涉，风餐露宿又是何等的辛酸与困苦。听老人讲，始祖是用一根扁担挑着儿子一步一步从山东开到关外的。也仅仅知道他们是从山东蓬莱李家庄过来的，我翻过好多版式的地图，始终没有找到祖籍李家庄，很是遗憾。但我很清楚那里一定有我们的同宗同族，有我们李氏家人的根。

1984年8月间，向政府组织各村的书记主任去外地“学习”，我们几个乡里的同志也跟随前往。原计划的出行路线是鞍山一站，终点是大连，这是经过党委讨论决定的。想不到的是，各位游兴正酣，就“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了，一行50多人非要漂洋过海，取道烟台逛北京！众愿难违，领队的党委副书记冯绍华只好半推半就听之任之了。这正中了我的下怀，虽说很难寻觅到正根，却也难踏上先祖的家乡，闻一闻那里泥土的气息，感悟那里的风俗人情，也是难得的机会啊。

大连离烟台并不算遥远，330华里的路程，客船走了8个多小时，相当于拖拉机的时速。晚上9点多出发，早上日出才到达，整整做了一夜的船，想了很多，也很烂漫。

烟台是个滨海的山城，港区周围的街道很狭窄，房屋等建筑大都很古朴。也许是小街小巷都是这样的吧，倒也是我饮水思源的好环境。来到市区，我们走得都很慢，生怕失去刹那间的灵感而空游一回。我也是极力地寻找触点，以此来满足我对先祖的崇敬，而早已掀开封闭已久的心扉。可是，一切终归是烟台的一切，除了乡音，没有丝毫的收获。所以，先祖的故乡在我迷惘的心境中，更是平添了一层神秘，还有挥之不去的猜想。

到烟台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行人包了一辆大客车，经蓬莱、济南，直奔北京而去。从上车时起，滂沱的大雨就下了一路。车里虽然有空调，怎奈正值暑热，个个湿闷难熬。

烟台离蓬莱咫尺之遥，不一会就到了先祖的老家。我好不激动，没曾想路过，原来我们是打算坐火车去北京的，车票都买了。后来考虑火车上人员分散不好管理才坐汽车的。

透过雨帘，借助街灯，只能隐约看见这座古城的一斑，太可惜了，还不如看烟台留下一些印记。我只能想象我的先祖的脚印早已被雨水冲得一干二净，但他们一点来过这里，也许也是在雨天，也许也是什么都没有看见。然后，留下心酸与茫然，走上了悲伤的路途，去东北逃荒……

一路上大家都没有睡觉，他们的先祖基本上都是这里的生人，也都在想好多年前是怎么回事吧，所以才要求渡过渤海吧。

我们不在想下去了，车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六七个人突然间患上了痢疾，很痛苦，更需要更多的人来关照他们。就这样，车走一段路就不得不马上停下来，就得去车下方便方便。雨越下越大，下车上厕所被雨水淋个透，如同洗澡，连屁股都不用揩了，幸好车上没有一个女人。患病的人好苦好难受，健康的人见他们七上八下地折腾又觉得好笑。这种由老天爷导演的悲喜剧，谁还能睡得着啊！

路过沧州郊外的时候，有一个重病号挺不住了，他要求把他扔下来。这怎么能行啊，只好坚持了。

清晨时分雨停了，天津也到了，多数病号因为有药物治疗，病情趋向好转。稍作休息，我们又急着向北京方向驶去。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北京，很多人都是的。大雨过后的北京天空碧蓝碧蓝，见不到一丝游云。那个重病号也多云转晴了，大家早就忘记了疲劳，稍微休息一下，接着就是大面积的游览。到了晚上，我们才觉得很累了，囫囵吃了一口饭倒头便睡。

那时的人流不是很大，也没有像现在的旅游热，但回家的车票还是很难买到。8月12日，我们只好分两批回沈阳。我坐的是11次特快，晚上才回到家里来。一进门，全身几乎瘫软下来，顾不上洗漱，一觉就是日出东方了。所以这样累，关键是很失意，回到祖籍一无所得。

本该休息一天再去上班，但我还是坚持着去25华里的乡政府上班了。我想，同我的祖先千里迢迢的跋涉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这就是我回“老家”的最大收获吧。

2 我的先祖（路远情深）（3）

2我的先祖（路远情深）（3）

始祖从山东来到东北“逃难”，我想也许他们没有带过来家谱，或许即使带过来了也会在半路上丢失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家谱在兵荒马乱中不知去向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不曾念过书识得字而无法续写……现今我手中的家谱，是我从堂兄李巨元那里得到的，抄本，原本在李福元的爷爷李春和那里。经我四伯父李若桂验证，此家谱与原本无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李氏家族到我四伯父这一代只有6辈人，他们年年供奉祖先，对先祖可说得上是如数家珍，不会有误的。

四伯父小的时候见过他的曾祖李发，李发是始祖的孙子，他不会记错他爷爷和父亲的名字的，也口传给了他的后人。所以，我们后人才知道李发的母亲姓张，他的奶奶姓宋。但不能肯定张氏是东北生人，宋氏一定是山东人。太祖李焕绪之子李发和妻子刘氏确系辽宁生人，无疑。

李发和刘氏生有五子，结束了上两辈人的单传，人丁兴旺起来了。我的曾组排行老二，和其老他哥几个比起来，也是人丁兴旺，他有3个儿子1个女儿。曾祖心灵手巧，会做粉条，人称“二粉匠”。除了做粉条，曾祖还是个木匠，他亲手做的饭桌子（炕桌）至今还保存完好，还能使用，存放在我的老家德盛堡一个邻居家里。这个炕桌是父亲独自过日子时，曾祖给他打造的。炕桌是两块柳木板子合起来做的桌面，年深月久了，本来很白皙的桌面早已变得泛黄。桌面的背后被烟熏得很黑，有许多被蛀虫蛀出来的圆圆的孔洞，细粉丝那么粗细。但现在蛀虫已经不再蛀蚀了，怕是木已老矣，蛀蚀它不能果腹吧。

我们住在孟家窝铺的时候曾祖曾到我家来过一次，不知他老人家是什么时候走的，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和曾祖母生有三男一女，女的就是我的姑奶奶，婆家姓赵，住在新城子区郝心台。曾祖晚年时就住在他的女儿家颐养天年，80多岁才去世。

自家父做了教师，我们就四处游荡，曾祖和姑奶奶她们的情况我就一无所知了。听祖母说，姑奶奶有一男一女，女儿赵秀环在沈阳大东食品厂工作，是个面点师。她嫁给50年代的复员军人杨勇，夫妻俩一生也没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养女叫杨慧。姑奶奶60岁之后，就住在女儿家，后来又去了黑龙江南岔的儿子家安度晚年。

1965年之后，我们才得知失散多年姑奶奶的上述信息，我和家父还有我的孩子时常去看望姑奶奶和杨秀环姑姑姑父。每每去时，姑奶奶总要拿出自己的积蓄给孩子，还有几句嘱咐的话：“听大人的话，啊，这些钱给你们买些书本，铅笔什么的，拿着吧。”那时的姑奶奶早已是古稀之年了，依然不忘激励孩子上进。

表姑夫妻俩本该享受无牵无挂的清福，谁知道她得了绝症，于1985年病逝了。我看望她的时候，她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一副奄奄一息的无奈，很是可怜。那时候，姑奶奶很坚强，一直守候在女儿的左右寸步不离。

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姑奶奶才去了黑龙江的儿子赵长庚家。表叔赵长庚是火车司机，家住南岔车站附近，工作在小白站，那是他不再开车了，做行政工作。

1986年，我和同事王贵驱鹤岗搞外调，途中在南岔下车，顺便看看姑奶奶，他是我们李家辈分最高的长者了。

下车后，我就向车站的人员打听赵长庚的住所，他们都知道，很热心的指点给我。

姑奶奶身体依然硬朗，精力还是那样的充沛。我细细地端详她的面孔，他和我记忆中的曾祖简直一模一样，尤其是额头与眼睛，还有肤色！

姑奶奶怕我出门在外缺少盘缠，也知道我孩子多，非要给我钱不可。我一再拒绝，说，姑奶奶，我还要给你零花钱呢，我都这么大了，好意思要您的钱吗？这时，她悄悄使了个眼色，我明白了。

接过姑奶奶的钱，长庚婶就回来了。我拿姑奶奶的钱回敬给表婶，说，没有什么可买的给您，您自己买些喜欢的东西吧……

临走的时候，姑奶奶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松开。我们都知道，大概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了，但谁也没有黯然的神色，姑奶奶就是那么坚强。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否还健在。

我趁着姑奶奶拉着我的手，借势给她50元钱，这也是我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孝心了。

我和王贵又踏上了东去的列车，他对我的姑奶奶好一番赞叹。他说，老人家了不起，事办得太明白了，她怕她儿子媳妇瞧不起娘家人，才有“老王家的钱，倒老王家的眼”的一幕情感剧。

姑奶奶在沈阳的时候，几次回老家串门，也是回娘家。每次过来，她总到我们家来住，不到其他两个侄子家住，李若桂、李若祥都是她的亲侄子。

我的祖母曲氏是她的亲弟妹，李若桂、李若祥是她亲二哥的儿子。祖母健在的时候，姑奶奶和她有说不完的话，遗失很多的家史都是听她们的谈话得到的，弥足珍贵。

姑奶奶所以愿意到我们家来住，一是别人家没有平辈的人了，而是情有独钟。情，就是姑奶奶对孤儿寡母的同情真情，还有她关爱从小就没有母爱的我的父亲。

1986年，因为表叔赵长庚在铁路上工作，没有一个准确的通信地址，加之全国有实行了邮编，我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几封信都打了回来，遗憾啊。但愿他老人家健在，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阿门！

2 我的先祖（曾祖子孙）（4）

2我的先祖（曾祖子孙）（4）

曾祖有3个儿子，老大李春茂我叫他二爷，是按家族大排行叫起的。曾祖的次子即我的祖父李春荣，后来因为家父过继给李春园，我就叫他为三爷了。曾祖的三子就是李春荣，大排行第六，也就是我的六爷，我没有见过。

二爷为人忠厚不善言谈。二奶佟氏则是个能说会道的老太太。二爷和二奶一生有三子一女。晚年时二爷不愿意在儿子家生活，就去了女儿家，女儿是他们的大孩子，家住大屯，离娘家的老家20多华里。1960年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二爷病故在女儿家，在他过世之前，二奶已经在他的二儿子家去世了。二爷的长相很像我的曾祖，高高的个子，瘦脸膛，红胡须。

小的时候我经常见过二爷，但记忆中他从来不和我说话，好像也不看我一眼。死后女儿把他安葬在了当地，后来他的儿媳妇，也就是我的六大娘主张把他的遗体迁葬到老家来。主意已定，六大娘、六大爷还有李巨元和我，把二爷迁葬到来家来，下葬到祖坟那里，算是入土为安了。他生前绝对不会想到，我为他也尽了一点孝心吧。

二爷的长子李若桂，我叫他四大爷；次子李若祥，六大爷，三子李若成，我的九叔，我们彼此都有很好的印象。

李若桂娶满氏为妻，即我的四大娘，大名满淑英。也就是从这一辈起，大娘和婶婶们都有了自己的名字。四大爷生有一子三女，四大娘去世后，四大爷不愿意和在齐齐哈尔的日子一起生活，去了沈阳的小女儿李亚杰家安度晚年。

四大爷很像他的母亲佟氏，能言善辩善解人意。年轻的时候，他曾是李家的“浪荡公子”，吸过鸦片。要不是新中国改天换地，他早就命丧黄泉了。四大娘去世前，老两口和我们同住在德盛堡，相距一里路。除了自食其力种些责任田，不足的部分由沈阳的二女儿李亚香和小女儿补给，其生活水平还是很好的。四大爷是标准的“年轻靠父母，老来靠子女”的主。

大家大业的时候，四大爷有些玩世不恭，祖宗的家业任由他“挥霍”。到了晚年，也是丰衣足食不愁柴米油盐，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的命好。他也确是个乐观派，许多别人认为“愁事”，他都一律置之度外，甚至是置若罔闻。

儿子媳妇和他处不来，干脆就井水不犯河水，个立门户。大女婿更是“浪荡”，大女儿李亚芝早就同他分居了。李亚芝大姐是我们这辈人的老大，身体很是软弱，冬天一到就哮喘。加之生活上时常捉襟见肘，在贫病交加的背景下，不到60岁就离开了她的3个儿子。二女儿李亚香是我的二姐，比我大一岁。她性格爽快处世老到，是个“到得去”的人。悲伤的是，二姐夫患了痴呆症，走失了，至今没有下落。四大爷的三女儿李亚琴也在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上班，她比我小，妹夫整天泡在就缸里，夫妻俩吵嘴成了一日三餐。小女儿最为孝顺了，可摊上一个弱智孩子，让她终日头疼不已。

在外人看来，四大爷都该为此闹心、忧心，但他从来都是“心不在焉”，或是熟视无睹了，心胸达观得很。

四大娘去世后，四大爷去了她小女儿家，承担起照顾痴呆儿的重任。人老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少不舍力，老不舍心”吧。1998年我去了北京，四大爷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依旧是耳不聋眼不花，四两半斤的酒还是挡不住他那张嘴。那年我们分离了，也是最后的一面。等我回到沈阳，他去了大连，病逝于2004年，骨灰安葬在老家，和家父同处一个坟地，墓碑前后不到3米，那里还有我的六大爷。

回想起他在老家和四大娘独立过日子的时候，一有大事小情总是找我商量。他对他的亲侄子李巨元显得不那么亲热，说他什么事也办不好，二哥人很老实的，也不和他计较。

1985年初秋的一个深夜，忽然有人敲我的窗户，原来是四大娘过世了。她怎么会死去？太突然了！等我和二哥李巨元到他家时，已经是午夜1点时分了。天亮后，在沈阳的女儿们也赶到家里，她们又给在齐齐哈尔的儿子女儿打电话报丧。

齐齐哈尔的女儿来了，儿子却不见踪影。

按农村的丧葬习俗，人死后许多事都是要由儿子来完成的。儿子不在，这些事只好由侄子李巨元来替代了。

二哥责无旁贷，按习俗行事，虔诚得很。其他的事宜则由我来完成，我成了主持，把四大娘发送了。

李巨元别看人很老实，不善言语，但做事太义气了。他和二嫂代替儿子和儿媳跪在灵前，磕头回敬前来吊唁的亲友善邻，令人称道。此时此刻，四大爷感慨了，老泪纵横。他哭着说：“唉，侄子比我无情无义的儿子强多了……”他仰天长叹道：“我做了什么孽啊，把儿子得罪了……”他还对亲友说，要不是两个侄子张张罗罗跑前跑后，老太太就得臭到屋里了。

其实，他的儿子得说做得不对，不管如何都要回来的，母亲死了怎么不露头影？但话说回来了，四大爷做事也有问题，情理难溶的问题。

他儿子李占元是我们这辈人的老大，我们是一个曾祖。“文革”时他在大西南的四川工作，媳妇和公婆住在一起。后来她觉得不方便，就搬出去住在养鸭场那了。于是就传出了闲话，说大嫂有作风问题，不许她回家。儿子回来了，四大爷依然不让他们见面，还棒打鸳鸯，最后夫妻俩很不情愿地分手了，双方都怨恨在心，不能原谅他。

李占元大哥后来再婚了，那时候“工人阶级”找个对象是相当的容易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四大爷才拆散了儿子的婚姻，而他们的感情并没有丝毫破裂和危机的迹象。

四大爷到沈阳后，我时常打电话给他，询问他的一些情况。他还是边笑边和你唠家常，没有一点忧虑的话语。他的一生就这样的乐观，但弥留之际他会想写什么呢？现在，我和李亚杰、李亚香、李亚琴、李占元，都失去了联系，所以他要走的时候究竟想写什么我不得而知了，但我很怀念他。

2 我的先祖（更改祖制）（5）

2我的先祖（更改祖制）（5）

我认识熟悉六大爷要比四大爷早得多，至少要早15年。在我刚有记忆的时候，四大爷就去了葫芦岛一家国有企业上班了，全家搬迁。他是什么时间回到家乡的，我不清楚，是因为那个企业黄了。知道他去世，政府还给他一定的“企业破产补助”，1998年之前都是我到民政部门给他领会每年60元的补助金。我去北京后，就有他认为不会办事的李巨元代领了。

1961年我念初三，毕业前要去新民照毕业相。学校离三台子火车站20华里，要徒步到那，再坐火车去新民，交通太不方便了。晚上回来的时候，路过四大爷的家门口已经是黑天了。那时四大爷从葫芦岛就把家安在四方台，就是解放后叫做“解放”的堡子，离我的老家有30多华里路。

那时是困难时期，我很想到四大爷家歇歇脚，吃点什么东西。但不能做到，老师不允许，我得跟上队伍。

后来我念高中了，去新民依然要走这条路，从家到三台子要走50来华里很累的，也想过到他家休息一下再走，但没有一次那样做。不是为了什么，只是我们接触的太少了，怕人家不待见我，只好作罢。

四方台是四大娘的娘家，直到“文革”快结束了，他们才搬回老家来，我们才有了更多的接近和往来。所以，还是六大爷和我相处的时间长。

四大爷的弟弟李若祥比家父的个子还要高，外号叫“李大个子”。他是个心敞的人，即便家里无粮无米也不会犯愁。他和家父同岁，生在二月比家父大五个月，大排行老六，我的六大爷。

六大娘说六大爷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家里外头所有大事小事全由六大娘做主，他吃粮不管事儿。他们和四大爷家一样有一子四女，也有一个叫李亚琴的，都是家族不常在一起惹的“祸”。后来为了区别开，六大爷家的“琴”，就写成“芹”了，她们偶尔在一起的时候，就大小“亚琴”相称。

六大娘姓王，大名王兰芝。她的秉性随了她的婆婆佟氏，能说会道，也是个到得去的女人。在农村，所说的“到得去”，就是专指办事有能力的女人。

1964年，事事都要强的六大娘，见西院娘家侄子王凤成19岁就结婚娶媳妇了，便坐不住炕了，四处托人求媒给儿子提亲。除此而外，她河南水北的张罗儿子的婚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事，那就是她希望未来的孙子是李氏家族下一代的老大。

我这一辈的老大哥叫李葆元，是我大太爷的曾孙。四大娘没少当我的面说起要“夺回老大”地位的事，眼睛里总是充满着期待和盼望，也是一种渴求。在大家族里，李占元排行老二，李巨元列三，我列五。六大娘喜欢“二”的位置，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改变李家传统的排列，变“大排行”为“小排行”，即把我曾祖的曾孙排在一起。这样，李巨元就排在二的位置上了，让我叫他二哥，叫李占元为大哥，我就成了三哥。如此排列，还有一个秘密……

李氏家族的先人死后，安葬的位置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的祖坟排列叫“排山葬”，有的家族是“雁别翅”。排山葬的排列顺序是，下辈子的老大头顶上辈子的老大，以此类推。也就是说，儿子排行第三，老子排行第二，那儿子的头就对不上亡父的脚了。李巨元的父亲和祖父按“小排行”都是第二，这样一来儿子的头就可以对着自己父亲爷爷的脚了。所以，六大娘对家族的排行来了个大改革，意义就在其中。

1964年暑夏，李巨元的婚事终于有了眉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就是钱，没有钱事就办不成。为筹集结婚的资费，六大娘从乡下跑到沈阳，又转而去了本溪借钱，拉下了许多饥荒。那时候的钱即使是百八十的也是个天文数字，想还上势必登天。

媳妇是娶进了门，粮食又不够吃了，燃眉之急一个接着一个。最急的是小两口没过上半个月，媳妇就跑回了河北（辽河）的娘家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那婚姻也不是合法的婚姻，结婚女方不够年龄，没有登记。

到了秋天，因为一场大水涝得“十地九绝”，分值只有三角六分钱，干一年的活一个人仅仅能挣100多元钱，去掉口粮和柴草，家家都欠生产队的钱，哪还有钱还饥荒啊？

六大娘这事办得“人财两空”，一枪俩眼，恶气加上旺火，六大娘病倒了。虽然经过调理病情好转了，但从此植下了病根。

4年后，李巨元与本队姑娘董淑英成亲了，两家一条街，相隔3家。

董淑英和李巨元还有我，我们都是原来董家窝铺生人，且同庚。董淑英比我生日小，平日里叫我哥哥。她结婚之后，娘家人和六大娘非得让我叫她嫂子不可，这就叫礼数吧，可以接受。可是，她的弟弟董向国比我小了三岁，我也得叫他“大哥”，真有点不好意思的。理由是，我的媳妇比他小了2岁。六大娘够到得去的了，什么事她都想得周到，懂得很多的金科玉律，我拧不过她。

六大娘和她的亲家母算得上“志同道合”，秉性也一脉相承了，但有点针尖对麦芒。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亲家母之间常为结婚的彩礼、礼仪等大节小节“较真儿”，“挤象眼”，闹得沸沸扬扬。

两家住在一条街上，小孩洒泡尿的功夫就从这家走到那家了。结婚的时候，董家非要套上马车绕到把姑娘送到婆家不可。六大娘认为，这样一折腾还得赏给车老板一些钱，是无端的浪费。可转念一想，儿子是二婚了，人家是个没出格的黄花闺女，满腹得不情愿也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下来。

接新娘子的彩车转了三四里路一大圈子，总算到了李家的大门口。可哪里料到，车是到了，却不见姑娘从车上走下来。这可急坏了六大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刹那间脑袋就大了一圈。

原来是，董家非得要一丈二尺红布辟邪不可，否则打马回山，文辞叫“打道回府”。

六大娘那里有这款预算？她一咬牙一跺脚，立即差人去了商店买红布，怎么也不能功亏一篑吧。

好说歹说，大事完毕了。本该轻松一下过平常人的平常日子了，意想不到不久六大娘又旧病复发，得了“单腹胀”一病不起。单腹胀就是现在的肝硬化，在农村那时就是绝症。一年以后，六大娘在大年初四咽下最后一口气，年仅52岁。可怜啊，她休息了，长眠了，不再和谁争风斗气了，但他是个有志气的人。

初三那天晚上，六大娘回光返照，显得精神了许多。她向家人草草地说了几句嘱咐的话，然后就双目紧闭了，眼角流出了两行热泪。少顷，她又睁开了眼睛，四处望了望，又嗫嚅了一下嘴唇……我赶忙走近她，她示意我揉揉她涨得很大的肚子。我轻轻地搓揉着，她又一次睁开了眼睛，似乎认定是我在她的身边。她积蓄了一会力量，我终于能听清她要说的话：

“你二哥办事不行啊，以后你多帮他啊……”

这时，六大娘推了我一下手，意思是不要再揉肚子了。然后她就安静地平躺着，双眼就再也没有睁开过。

凌晨5点多，她不吭声了，脖子上的动脉一鼓一鼓地跳动，频率很低。我不住地注视着微弱的脉搏，好半天也不动了，突然有力的跳动了一下，便戛然而止。随之，眼角又流出了一股浑浊的眼泪，那是伤心泪。

她死了，死得明白。她留恋这个家庭和这个她充满希望的世界，还有他曾经怀抱的孙子。听说，人要死的时候都会留下这样伤心泪的。

2 我的先祖（秦制萧随）（6）

2我的先祖（秦制萧随）（6）

14年后的1989年1月1日，六大爷也去世了。

二嫂董淑英不像她的婆婆那样“到得去”，但却有一颗“到得去”的心。二嫂遇事总喜欢横比，比别人家如何如何盖新房了，娶新媳妇了，而不考虑自家的实际条件是否成熟。急着给儿子娶媳妇这一点倒随她的婆婆了，也那么处心积虑。

为了很体面地把儿子媳妇娶进家门，非要把本来可以住下去的三间砖瓦房扒掉重盖个北京平。二哥默不作声，心里不是那么情愿，但也只好听之任之，他和我六大爷一样凡事都听女人的。我不忘六大娘对我的嘱托，就很委婉地同她理论利弊。二嫂表面上答应了，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可背地里却在热火朝天地编制盖新房的程序。

儿子结婚、翻盖新房，都是大宗的消费，对于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那可是天文数字了。他们手里那点积蓄想办成两件大事，简直是杯水车薪。后来我服气了，觉得二嫂和她的婆婆一脉相承，集成了她居家过日子的所有衣钵，只是没有我六大娘能说会道而已。手里没有钱，他就到处张罗，求亲靠友，拆东墙补西墙，这不是当年六大娘办事的翻版吗？大有“秦制萧随”的味道。

我不再对她家的事“参政”了。先是翻建新房，欠下一笔巨债，到了迎亲的时候早已两手空空了。我不忍心看他们债台高筑，还是那个宗旨，得对得起死去的人，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姑娘家不挑剔，婚礼的规模越小越好。我说：“你们家小门小户的随往少，过于铺张就是浪费，再说了，礼尚往来，收了人家的钱，早晚是要还过去的，何苦拿钱买那张脸呢……”

二哥说的不算数，二嫂心中自有其数，一意孤行。

孩子结婚那天，她依然我行我素，几乎满天的贴告示，请了那么多不该请的客人来“捧场”。结果，酒席预备了不少，到场的人却不多，当场就赔本了。

为了给儿子弥补孙子办喜事落下的亏空，六大爷又去了沈阳一家养鸡场打更了。六七十岁的人了，还要自己照顾自己，实在是无奈之举。在家的时候，他自己都不会做饭，现在只好将就了。就这样，他身心都很累，很难把自己照顾周到，大祸就临头了。

1月2日我公休。刚刚吃过早饭，二嫂就慌慌张张地闯进门来报丧。我很吃惊，一面安慰她不要着急，一面让她通知应该通知的人。

十几分钟过后，我和二哥的几个妹妹都到了二哥家里，屋里屋外乱作一团。

二哥二嫂和他家的妹妹们都被这突然的噩耗击昏了，个个不知所措，二嫂恳请我出头露面和鸡场方面交涉。我当即对她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到现场不要“七三八四”地乱讲话。我的思路很清晰：首先要确定死因和责任，而是求得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可以多得到一些补偿，尽快了结后事，少劳动活人……

这一次二嫂还很听话，她不言不语，甚至我不让她哭，她都不哭一声。

经公安部门鉴定，六大爷死于1月1日半夜11点至12点前，系煤气中毒所致。按当时的责任事故的界定原则，场方的责任不大。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养鸡场给于六大爷的“补偿”比同类案件要多许多了，算是仁至义尽吧。在交涉中，我们保持一种“严肃”的态度，但没有一点无理取闹的成分，这是对方没有想到的。对方对我们的态度和做法十分敬佩而感动了他们，处处都做了最大的让步，多给了六大爷1000多元的“丧葬费”，那时他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职工的工资也是这个数额。这就叫“争之不足，让之有余”吧，悲情中我们掌控了主动，“悲中有喜”，何再必搭进去不尽的烦恼烦躁。

六大爷火化后和六大娘合葬了。二嫂原想把六大爷的骨灰安放在家门口祭奠一下，背我说服了。古语说得好：穷儿不可富葬。

四大爷得知他二弟的死讯，更是一番感伤，他是在沈阳见到他弟弟的骨灰的。对如何安排后事，我和他探讨。他深知侄子李巨元的经济条件，就对我说“穷儿不可富葬”的道理。回家后我又对二嫂说了，说这是四大爷的主张，她只好点头。你想，你还要“铺张”吗？你还有能力铺张吗？

唉，六大爷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死去的，怎么会客死他乡。但他却知道儿子高筑的债台是难以拆除的，所以才活出命来也要尽一臂之力的。

六大爷在世的时候，从小到老就是个爱唱，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我有许多会唱的歌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比如：美丽的鞍山，是宝石山，宝石山的宝贝采也采不完，炉火熊熊铁水滚呀……那时刚解放时候的歌，他心里和铁水一样的火热亮堂，燃烧着年轻的激情，奔放着对未来美好的热情。现在一切都化为灰烬，一切都成为一块铁板——可以盖棺定论了。

年少时，他和家父还有五大爷李若柏，一起离家到新城子读“国高”，叫做“国民高中”吧。家里对他们管教很严格，从来不许他们下饭馆，手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六大爷忍不住“美味”的诱惑，又不敢花大钱吃喝，就去煎饼铺赊账。到了年终岁尾，煎饼铺掌柜的就来家里讨账，这才露馅。由此，六大爷落个“李大煎饼”的外号，还挨了他大爷爷一顿臭骂。大爷爷就是我曾祖的大哥，那时候他是当家的，老哥几个生活在一起。

比起四大爷还有二大爷李若春这些李家的“败家子”，六大爷勉强够得上小巫见大巫中的小巫吧。

说起来这话就长了……

2 我的先祖（八三冤魂）（7）

2我的先祖（八三冤魂）（7）

六大爷在1957年之前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因故被精简务农了。他不像我对“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认命了，尽管不那么心甘情愿，只能面对现实了。他死后，我在他的住处那里，从他的身上找到了他保存了50来年的学历证明——“国民高等中学毕业证书”。纸黄字犹在，写着他曾经有过的追求与奋斗，理性与夙愿。所以把它踹在怀里，是他看它为生命，像黄金一样的价值吧。

作为李氏后人，繁衍至今至少也有二百多人了，六大爷的脉系是唯一自始自终固守家园的一支人。其他五大支系（五位曾祖）或在解放前就迁移到外地了，或像我们这一支系也在十年前远走他乡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六大爷的支系是守着祖坟过日子的孝子贤孙。

50年代末（或许是1960年初春），辽河日益南浸，辽河边上的祖坟眼见被辽河吞淹了。其他李氏人家不在也不知祖坟的险境，六大爷一人把祖坟迁到沈北大堤之南。二三十座旧坟“举家”搬迁，确实是个大工程。旧的棺椁腐烂了，还要换上新的木匣，我们叫“精匣”，类似棺木，耗时费工不说，还得花许多的银两。六大爷为李氏家族做了一件功高至伟的大事，实在令我们后生感激他。

1960年冬，我家从外地搬回来了。除夕的时候，我们才有幸拜谒先祖的陵寝，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小时候不谙世事。

陵寝在堡子以东一华里，背靠沈北大堤。沈北大堤高十四五米，站在七星山上鸟瞰大堤就像一条蜿蜒的长龙，横卧在曲曲弯弯的辽河之阴。陵寝的东西南三面均为平坦的耕地。其南面比东西两面要低很多，俗称郎家沟，原是一道水系，后开辟为田亩。这块洼地合作化之前属于我们家的，因为低洼就种些小麦等早熟作物。小时候家父还有孟二舅就在这里拔过麦子，是在水里“捞”麦子。那时我来玩，记忆很深刻。

六大爷把祖坟迁到这里，是因为这块地曾经是李家的，先祖到这来就有“灵归旧地，落叶归根”的意思吧。同时，这也是六大爷请了风水先生选定的，北高南低，高的是山，低的是水，倒是一处风水宝地了。

陵寝占地不是很大，南北各40米上下，呈正方形。最北面的坟头最高最大，埋葬着始祖李岳的遗骨，往南依次是太祖李焕绪、高祖李发。再往南，正对着高祖的是我的大曾祖，这是有说到的，就是“排山葬”的葬法。大曾祖西面是二曾祖，即我的曾祖，东面是三曾祖，曾祖们的次序自西至东为“2-1-3”。那时我的四曾祖还健在，但有他的位置，应该在二曾祖的西面。五曾祖在外离世，他的子孙没有把他的遗骨迁回，我们早就失去了联系。曾祖们的南面，有我的大爷（大曾祖的儿子）、二爷（李巨元的爷爷）、三爷（我的亲爷爷），三个坟茔落座。还有许多爷爷辈的遗骨没有迁进来，一是在外死亡没有机会迁回，二是“少亡”者按祖制不得迁回，我的过继祖父李春园就属于这一类的先人。那时那里还没有父辈们的坟茔，他们大都健在，有去世的又不能回得来。

六大爷还在陵寝周围栽植了许多树木，都是些杨榆树，忌讳柳树，所以没有一株柳树。长到那时，树都一人多高了，显然栽的是大树了。

从那以后，几乎每年的清明节、农历十月初一和春节，我都要去扫墓祭奠。

“文化大革命”来了，“破四旧、立四新”风起云涌，所有的古墓荒冢都实行了深葬。至此，先人的骨骸长眠地下了，再也不受风吹雨打了，真真正正的一梦千秋了。

四大爷和六大爷的亲弟弟叫李若成，于1957年深冬突然去世，太年轻了，可惜了。他死得很惨烈，追因为烈士，但同样不能进入祖坟。一是不是正常死亡，二是死在本溪安葬在公墓了。

李若成是我的九叔，自幼就聪明机灵。我记得，我刚记事的时候他就空手逮住一只火红的狐狸。后来他是怎么处置它的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大家都夸他“太有能耐了”。

解放后不久，九叔就去了本溪工作，后来就当上了科长。1957年社会上兴起一股干部下放到农村锻炼改造的风“运动”，第一批就有九叔一个。这批干部和部分欢送他们的家属，一共有80多人，乘坐一辆大客车，从本溪市内向郊区牛心台开来。

车过太子河时，这一边欢送的队伍锣鼓喧天彩旗招展，那一边的农民队伍名放鞭炮扭起了大秧歌。突然间，“咔嚓”一声，太子河冰破车沉，全车83人无一幸免，都淹死在车内河中。刹那间，喜剧变成了悲剧，欢呼声变成了一片绝望的哭嚎。

是冤家路窄吗？数九隆冬，冰冻三尺，这里竟然是薄冰。区区太子河夏日常常可以涉水而渡，偏偏冬日的此处水深流急！早不停车，晚不停车，正赶上车行驶在冰面上，一个女孩哭着要停车上厕所。他们和那个大人捡了两条命，一泡尿还没洒完，一车人却命丧黄泉了。

83个冤魂生时一处，死也一地，后来被本溪市政府安置在牛心台的一个山坡上，俗称83烈士陵园。

九婶自九叔走后领着三个儿子，靠政府定期补贴维持生活。她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养大成人了，头几年九婶也过世了。听到他离开了人世，她已经走好几年了，我真不明白，这些年来，九婶是怎么熬过来的。

2 我的先祖（李家铺子）（8）

2我的先祖（李家铺子）（8）

1970年冬，我去本溪买自行车首先看望的就是九婶。

那时候自行车很不好买，别说是永久牌凤凰牌的，就是沈阳产的东方红牌（前身是白山牌的）的在城乡几乎脱销，听说本溪有我就去买了。

那时候的九婶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对老家来的人更是亲热，就提起我小时候如何如何的虎头虎脑，她很开心。

我到她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是按照六大爷给我的地址找到她家的。九婶怕我饿着，连忙到厨房去烙饼。第二天通过九婶我找到了我的小叔李若凤，也看到了我的小姑李淑云和我的继奶奶冯氏。

本溪的确有很多的商店卖自行车，我买了一台轻便东方红牌的，花了132元。我们生产队的地离家很远，最远的地块有八九里路，为了上下班方便，很多人都有了自行车。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卖了一部分口粮，就买一台相对廉价的代步。

从本溪回来的时候，九婶的大儿子李鹏元非要跟我回老家看看不可，九婶答应了。为了省几元车票钱，九婶通过一个铁路的熟人把自行车放在机车里，我们坐车在沈阳站下车了。随后，我领着李鹏元去大东区看了我们的姑奶奶。

那时李鹏元初中刚毕业，整天没有什么事可做就鼓捣半导体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似乎着迷了。九婶没有闲钱给他玩，遇上了我他很开心。在沈阳我们走了好多家商店，买下不少电子元器件，够他玩一阵子的了。他不好意思对我说：“哥，这可不是小数目的钱啊，我一定想法还你的。”听后我只是笑，什么也没有说。

李鹏元要回老家看看他的亲大爷大娘的目的在沈阳已经达到了，我又给他拿出路费让他早点回家，省得九婶惦记他。

他回本溪了，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走，90多里地的路程。那天天气很冷，北风也很大，我没有穿棉衣，来时就打算骑车回家，图的就是剩下钱给孩子们买一些糖果什么的，他们一年到头什么也吃不到。

车子骑起来很沉，汗水结成了冰，所以冻得发抖，恨不得一步迈到家。

孩子们见到糖果高兴得不得了，还有一个小竹凳是给大孩子坐在饭桌前吃饭用的，他很喜欢。我长吁了一口气，总算走到家了，路上没有吃一点东西，孩子没百盼望一会就好。

人到家了，心似乎还在本溪，还在回忆远方家族的人。

我的继祖母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她的长子李若桐在本溪钢铁公司工作，后来去了湖北，叫做支援三线。次子李若凤在本溪钢铁公司的焦化厂上班，那时他还没有结婚。她的女儿是我的八姑，长相和我的二妹妹一模一样，见证了血缘基因的遗传性。我到本溪后，小叔八姑对我都很热情，尽管继奶奶和我祖母曲氏曾经不那么和谐。

小叔领着我几乎走遍了本溪各各买自行车的商店，终于买到价格相对便宜的“东方红”。随后，小叔又领我去了他的家，见到了我的继奶奶，那时我的祖母已经去世了，继奶奶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有些哮喘。

小叔住在山腰处的平方，是自己的产权。八姑住的是楼房，有好几个孩子，她和姑父留我吃饭，我答应了。

在我的印象中，八姑有些老了，她很坎坷，离婚了又嫁。小叔还是那个样子，虽然比我大两岁，体貌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土改的时候，他家是地主，小时候他的脖子上生有鼠疮，所以30来岁了还没有对象。后来听说他结婚了，还娶了一个漂亮小婶，我们不认识。那一次见面后，至今未曾再面。这几年来我多次与他们联系，但始终没有他们一点信息，我还在努力。

我们李氏家族从曾祖那辈算起，一共五大支系。我曾祖这个支系是人丁最为兴旺的了。大曾祖李瑞田有两个儿子，是我的大爷和四爷。大爷的名字叫什么我记不得了，四爷叫李春和，小时候我常到他们家玩。

民国年间，无论是按长幼之序，还是持家的能为，大曾祖当家理所当然。大曾祖人送雅好李水珍，都称他为“李大爷儿”。他仗义疏财又有胆识，口碑很好。其他兄弟四人无论什么事都听他们大哥的，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哥五个还在一起生活着，实在是难得的大家庭。至于李家为什么发财，又拥有那么多的田亩，其中自有蹊跷。

据很多知情的人说，大曾祖是发了俄国人的财，他是用柴禾换“枪帖”发家的。那么什么是枪帖呢？知情人说，枪帖相当于现在的支票。我想，大概是帝俄政府为了战争费用而发放的债券吧。日俄战争中，俄军溃败，以为这枪帖是毫无用处的废纸了，就要烧掉。大战争见到了，就用柴禾把枪帖换下来成了暴发户。

这种说法李家的老辈人承认，外姓人也有板有眼地讲述，我没听说过李家其他的发财之道，只好相信了。

大曾祖当家理财很有一套，也很公允。可他的堂孙们乃至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说他有些偏心眼儿。

他的嫡系孙子李若柏（四爷儿子）、李若堂（大爷儿子），是我的五大爷和三大爷，同我的家父和六大爷年龄相当。五大爷和三大爷读书的时候花钱如流水，要什么就有什么，甚至是西装革履，大有大家公子相公的气魄。李大爷和家父与他们比起来迥然有异，只能去煎饼铺捞点油水，还落个“李大煎饼”的外号。

对外，大曾祖为人豪爽和善有求必应。十里八村无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他一到场就好使，问题就解决。至今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一提起“李大爷儿”还是不住地啧啧称道。他应约去人家说和事，肩上总跨个钱搭子，总能派上用场。一般说来，邻里纠纷、兄弟阋墙、夫妻反目……大都起因于经济问题。李大爷儿钱串子一向下，一切矛盾自然化解。青黄不接的时候，好多人家没有了隔夜粮，大曾祖要是知道了，肯定差人送去。即使有人登门来借，他也一定让人家满意而归。

听我祖母说，家里专门有一个粮仓是答对玍子的。玍子借粮除了维持生计，就是上门找茬儿，看你李大爷儿怎样对待我。

这个粮仓装的粮食从来不多，遇到这样的人来借粮，大曾祖干脆就把仓子里的粮食都送给他。那人就觉得李大爷儿真够意思，他还能说什么呢，一肚子的气没了。仓子空了，大曾祖再令人把别的仓子里的粮食再装到这里一些，预备下一个求借的人。

李家那么大的家业和田地，从春到秋没有一次失火。这和大曾祖为人处世的周详，还有他城府的心计不无关系。大曾祖常说“穷的可交，富的可为”，都给别人一点东西，总比给你点一把火要好吧。

秋收一到，大曾祖也常去地里看看庄稼有没有什么损失。一次，他发现有人在偷地里的高粱，他没有喊抓贼。那人背得太多了，一时站不起身来。大曾祖不动声色奇--書∧網，悄悄走到他的身后，向上扶他一把。他嘴里还说：“多来一趟，背多了摔倒了怎么办，满地的高粱茬子像刀似的……”

那人怎么会想到帮他忙的是李大爷儿啊，以为是熟人，背起高粱就走了。第二天，大曾祖差伙计给他家送去了秫米，并说新高粱是不能磨米的……

那人很惭愧，他对来人说“昨晚上我还背了人家的高粱”。

李家几十口人，还有二三十个伙计，平时所需的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自然不会少的，足够一个专人去采买了。大曾祖为方便和节省计，便开了一个小铺。这个小铺子相当于现在农村的小卖店，生活用品宗宗样样倒也齐全。大曾祖遇上孩子们来买米面肉什么的，一定要问清来了多少客人，从来不多卖人家东西。逢年过节卖年货更是替人家着想，生怕别人浪费分文。对一些家境困难的则是买一送一。这个小铺子不挣钱，大曾祖图的就是自家和邻人的方便。直到解放后，有人问我们家里的孩子是谁家的，我们都会说是“李家铺”的。李家铺成了我们李家的代名词，响当当的。

2 我的先祖（多舛人生）（9）

2我的先祖（多舛人生）（9）

李家与人为善名传遐迩，即使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家也是强盗不抢土匪不夺。八路军来了也从不为难我们，我们不是土豪劣绅。相反，八路军区大队的官兵常以我们家作为根据地进进出出。“区大队”在关内叫武工队，队长姓萧叫萧烈。萧烈在我们当地很有名气，解放后任山西省人民银行行长，新民县志对他有很详尽的记述，我曾整理过他的材料。他把大曾祖当成自己的同盟，有些是还同他商量，对大曾祖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大曾祖也从不以此自居自傲干预区大队的正事或借机来报复人。

大曾祖同当地的绅士宋亲侯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宋亲侯是个饱学之士，为当时新民县很有威望的参议员，“李水珍”的雅号就是他给贺的号。

用当今的话说，大曾祖算得上黑白两道的人物了。所以，在朝秦暮楚的年月里，李家则是家泰人安秋毫无损。

大曾祖确实是个人才，有目共睹，人所共识。但是，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是谁帮组大曾祖呢？

大曾祖兄弟五人，他最信得过的就是他的二弟，我的曾祖，人称“二当家的”。曾祖忠厚，事事让人，从来不会计较什么，更不患得患失。大曾祖不在家，家里的事就由曾祖说了算。遇上什么大事，大曾祖都要和曾祖商量，意见一致了才操作。家里来了客人，大曾祖就把曾祖拉上陪客。在外人的眼睛里，他们就是双胞胎，有些人根本看不出他们谁是老大老二，言谈举止内心外貌处处都像。

大曾祖终于老了，他是李氏家族中兴的奠基人，他的精神也是永励后人的财富。他一生为后人留下的，除了几千亩田地，还有有口皆碑的人格。

大曾祖的丧事办得很隆重，除了两支鼓乐队昼夜轮番地吹打，还请来了两方喇嘛咏经诵灵，丧事历经三七二十一天，筵席酒宴不绝，笙罄之乐不断。期间，街坊邻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吊唁，沈城南北的大小商号也携重礼为他送行。

曾祖早已有了吩咐，除商贾之礼却之不恭以外，其他人等的丧礼一概不纳——这种办理丧事的做法叫做“大善席”，行善之席。丧事期间，全屯各家各户均不开火，老少人等一日三餐俱在李家候用。

从丧事的规模和“大善席”上看，曾祖无疑是大曾祖的“智囊”和贴心了。

大曾祖临终前，按兄弟五人把家产分为五股，兄弟五人就分家了。树大分枝，理所当然。四个弟弟念大哥劳苦功高，也为他的百年之后做了安排，分爨前从共有的土地中，拨出一方上好的地块作为他的“养老送终”的积蓄。一方地是多少？那是旧社会土地的一个单位，一共240亩。

按传统惯例，其余的土地哥五个“五一添作二”，每人一份。曾祖的人口最多，哥哥弟弟想多给他一点，被曾祖拒绝了，他不想开这个先例。曾祖的土地再往下分，轮到祖父和家父那，自然就更少了。李家的子孙的土地此处就拉开了距离。所以土地改革时，家父的成分才是上中农，即富裕中农，这时我记事了。所以，其他李家各户则是清一色的地主成分。

大曾祖的大儿子我不曾谋面，没有关于他一点的记忆和了解。他的二儿子是我的四爷李春和。小时候我们住在孟家窝铺时，我经常到他家和他的孙女李丽娟、孙子李福元在一起玩。四爷和四奶都是很精明的人，更为和善，对待我就想对待他的亲孙子一样。只要有东西吃，哪怕是饽饽头他们也给我留着。他们是地主成分，解放后自食其力，四爷开了一个磨坊。这个磨坊专门磨小麦卖白面，一家人倒也吃穿不愁。所以，四爷给我的印象就是不论春夏秋冬总是一身的“白粉”，脸色总是灰滔滔的白，眼睫毛像挂了霜似的。

四爷四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李若柏我叫他五大爷。他念的书比家父多一些，解放前在吉林集安“当差”，听人说是个税务官。解放后五大爷回家务农了，继而去了学校当了教师。1953年辽河发了大水，河堤决口，几乎涝倒了堡子里所有的房屋。

那一天上午10点钟吧，五大爷回倒塌的房子那给他的孩子们（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弄些吃的，想不到灭顶之灾已经走近了他。

五大爷用自家的面粉烙了许多饼，转身就往回走。在家与河堤中间是一条很宽很深，流得很急水流。五大爷不会游泳，就和姓刘的共四个人扶着簸箩过这道“河”。走到“河”的中间，那三个人的手松开了，簸箩自然就向五大爷这边扣过来了。他被簸箩扣在水里，没有了身影。也许是他挣扎了吧，过了一会五大爷冒出水面，踉踉跄跄地爬上了河堤对面的岸上，还理了理头发。这时人们高声喊他“往前走！别回头！”

可是，五大爷被水呛懵了，后退一步又跌湍急的水中，再也没有路出水面来。

这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娘和他的孩子也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切。四大娘疯了似的喊“救命，救人！”可是有谁敢冒死下水啊，没有船，没有木棍和竹竿，www奇Qisuu书com网下水就等于白白地送命。五大爷就这样溺水身亡了……

洪水过后，五大爷的尸体才露出来。

他溺水后，死死地抓住一个树根，在那里一动未动。那个树根离他落水的地方不到15米，太遗憾了，只要会一点水，也不至于死得这么凄惨，那时他才30岁。

少怕丧妻，老怕丧子。四爷没有了儿子悲痛欲绝，四大娘更是肝肠油煎丧魂落魄。四大娘姓杨，是新城子区马门子的娘家。四大娘通晓一些诗文，在妯娌中是最有文化的女性了。他曾写诗怀念她的丈夫，我年幼记不得了，好像有一句是“空留丽人在阳间”，我是听大人们感慨时说的。

四爷四奶年事已高，又怕触景生悲，不久就投奔远在黑龙江的二儿子李若栋那里。但是，他没有逃出悲惨的命运……

2 我的先祖（在劫难逃）（10）

2我的先祖（在劫难逃）（10）

李若栋排行第十，是我的十叔。他的个头比他的哥哥李若柏高大魁梧，长相和说话的语音特像他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他很爱逗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把你逗哭不拉倒。我有些讨厌他逗我，但有愿意和他接近，因为他的兜里往往有糖。

50年代初，十叔在沈阳就有工作了，大小还是个头。他回家时，他的未婚妻就过来看他，可他很少搭理她，更见不到亲热，那是我们就叫她十婶了。

这门亲事是四爷从小给他们定下来的，那时候很时兴这种婚姻形式，叫做“爱好（好字读第三音）做亲”。解放了，人们的观念，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转变得最快，十叔不想和十婶相处下去才对她那么冷淡。而四爷却要坚持下去，认为无缘无故地休了人家是伤天害理。

在我的眼里，十婶为人很好，也喜欢逗我们玩，但从来都是笑语盈盈，可亲可近。十婶姓王，长得很白皙，四方脸，一笑俩酒窝，在沈阳还有一份汽车售票员的工作。听说十叔真的不要她了，她伤心地哭了，我们都看见她哭了，很伤心的，对她也很同情。

20来年后我都高中毕业参加农业生产了，十婶还惦记着我们。那是一个晚上，有人找到我们家，说让我祖母和母亲和他去见一个人，说到那你们就认识她了。母亲有事没有过去，我陪祖母去看那个陌生的人。啊？原来她竟然是十婶，我惊愕了。十婶依旧叫我的祖母六婶，也很快认出了我，还是当年那么的亲热。人虽然老了，可是以往的情感却没有丝毫的退化，让我好生感动。

再说十叔。为了回避这门婚事，提出分手后他去了黑龙江通河，从那时到现在50多年也没有见过一次面。

十叔虽说是地主成分，但思想上要求进步，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也是李氏家族最早的党员了。“文化大革命”前，十叔是通河县林业局局长。他的家父到他那里安度余生，也抹去了四类分子的阴影对他心理的蹂躏。可是，“文革”的风刮来了，阴影就成了一片乌云，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一个地主分子竟然隐居在共产党员的家里，他们和平共处，局长还有党性原则吗？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吗？由此，十叔就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了！爷俩天天带着高帽游街示众。

那时，四奶已经过世了，孤寡的五大娘也改了嫁，四爷身心俱疲，万念俱灰，一头扎进松花江里，了此“罪恶的一生”。

四爷去黑龙江后，曾经回过老家一次，故土难离思乡心切吧。他来到我家，拿出一本泛黄的书，是家谱。他想趁他有生之年，再善续李氏家人的先祖与后代。所有在沈阳老家的同宗同族他都一一地走过了，记录着。核对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密密麻麻的毛笔字，见证了李氏家族在四爷心中的价值和分量。这一次也是我见到四爷最后的一面了，和小时候的印象没有什么两样。可惜的是，我没有把四爷的那本家谱抄录下来，许许多多李氏家族的先辈及后人也就无法写进这本“草根家事”中了。

2 我的先祖（呜呼哀哉）（11）

2我的先祖（呜呼哀哉）（11）

大曾祖的长子，我的大爷有三个儿子。老大李若乔在同辈哥们中位列诸首，他没有成家就死去了。老二李若春是我的二大爷，李若堂是我的三大爷。我们都很熟，尤其是二大爷李若春。

二大爷高挑的个头，红脸膛，有和李家很多的人一样幽默开朗的性格。不同的是，他是我们李家传奇式的人物，也是几个“败家子”中的一员。

二大爷的前妻留下两个女儿，记得有一个叫雅芳的，是所有同辈中的大姐。续弦的二大娘圆脸，面白，说话很“筋道”，娘家在辽河北喇嘛河子。二大娘有文化，谈吐不俗，我很小的时候就愿意接近她，她说出的词往往叫我好奇。又一次她给她的孩子拿虱子，一下子得到两个在一起的大虱子。她笑了，说：“呵，还交媾呢，不知羞耻。”后半句我明白，什么叫“交媾”，我第一次听说过，不懂。她告诉我说，就是交配，生孩子的意思……嗯，跟二大娘在一起就是长见识啊。

二大娘自己生了三个儿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儿子依次是李开元、李国元和李中元，李开元比我小一岁，长大了我们也常来常往。在孟家窝铺住着的时候，他家和四爷家是邻居，他们是亲叔侄关系。双胞胎女儿因为生活困难，有一个夭折了，那个妹妹现在住在小屯子，我见过她。

二大爷的祖父是我的大曾祖，他是大曾祖的宝贝孙子，李家的钱财没少让他糟蹋。老早年时，一到过年二大爷就长了孩子头，虽然那时他早就成家了，但依然童心未泯。除夕晚上，他一个人端来一大笸箩鞭炮，周围围着一帮孩子看他放鞭炮，他爷爷也不管他，让他尽兴。总之，凡是他乐意玩的，直到玩腻了为止。

放鞭炮放出了记录，玩枪也玩出了名堂。二大爷有一只眼睛失明了，枪法却独一无二，那是拿钱练出来的。

混乱的年代里，有钱的人家都养着枪，防备打劫，但一般都是土枪，或是猎枪之类的。二大爷央求大曾祖给他买一只“快枪”，也就是洋枪。大曾祖花了一笔巨款，满足了他的要求。买起马就得备得起鞍子，子弹练枪就像他放鞭炮一样保证供给。俗话说“饸饹不贵，卤子贵”，练枪法花在子弹上的钱比那杆枪贵多了，也培养出个神枪手来。

一次，一伙不知道李家威望的土匪开口就要许多的“银子”，站在墙外高喊“不给就开枪”！二大爷站在院子里高声回话：“好吧，给你可以，你得先问问我手里的枪答应不！”他又说：“你的帽子有个红疙瘩，我饶你一命，专打那个红疙瘩！”

土匪不听邪，但也害怕丧命，就用棍子把帽子挑了起来。二大爷一举枪，“啪！”的一声，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了帽子上的红疙瘩。土匪吓得一哄而散，神枪手的大名也就扬出去了。

土改了，二大爷的成分被定为地主。按政策，农会要分掉富农的土地，内产不懂，内产也叫“浮产”，指的是金银首饰之类的物品。对地主，则是留下生活生产的必须，即按人口分得的土地之外，一切归公，包括细软之物。

除了我的曾祖，其他四位曾祖所属的支系都是地主被“抄净分干”。后来我的爷爷在解放前又置办了一些土地，才被定位地主成分的。

庆幸的是，他们已往都不是为富不仁的主，才没有被残酷斗争。那时斗地主的“刑法”很多，比如冬天里扒光你的衣服，让你骑在冰凉的碾砣上，再浇上凉水，刹那间人和石头就冻在一起了，想站起来就会掉一块皮肉，血淋淋的。还有就是把你的双手捆起来，吊在房梁上，那叫空中飞燕，来回地悠，骨头节都响。或者让你举起满盆的水，举过头顶，洒一点你得舔起来……目的就是让你交出值钱的东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戴高帽游街示众是最轻的处罚了，可那时人们丢不起脸面，比死还难受。土改斗地主和“文革”时期斗“黑五类”如出一辙，都是“革命”行为。

李家的地主虽然没有被斗争，但也都吓得半死，多亏当时的农会主席张奎武。张奎武是李家抗活的，李家待他不薄，他下不得手，那是人性良心吧。后来的二大爷总提起这件事，总有不尽的感激和感慨——做人还是和善的好。

二大爷是个膀大腰圆的大块头。解放后，他一改豪门公子哥的形象，放下架子当根根本本的庄稼人，吸大烟的毒瘾说没就没了。1953年辽河大水过后，他从老家搬迁到是佛寺乡孟家台落户。那里有他的表妹，可以周济他一把。表妹姓魏，成分好，又是个大家族，对这个四类分子怎好不高抬贵手。怎奈得二大爷一家六七口人，就是长了三头六臂也难维持温饱，亲戚供一饥不能供百饱吧。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啊？

解放前，二大爷因为花天酒地的，曾经向我家借过钱粮，我们之间既是家族又是亲戚，他和家父是姨表兄弟，解放后这欠账就黄了。搬到孟家台，生活时常拮据，二大娘就来我家串换两米。旧账不还又添新账，实在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借。二大爷去世的时候，正是他们家困难到了极点的窘境时刻。二大娘置办不起棺材，就用砖头垒个“地穴”葬了二大爷。一世“英雄”落得这般田地实在难以想象，悲乎，哀呼？

2 我的先祖（难得一面）（12）

2我的先祖（难得一面）（12）

待我得知二大爷去世的消息时，他已经入土2年了，实在遗憾。

二大爷是个大度慷慨之人，阔也阔得仗义，穷也穷得大方。1964年我高中毕业后，有时间走访我的家族了。1965年的春节，六大娘要我和李巨元二哥去孟家台给二大爷拜年，二大爷非留我们住一宿不可。晚上，他拿出两元钱给我们买柿子吃。我说，两元钱买咸盐差不多够吃半年的了，我们不是小孩子了，你还是留着吧。二大爷笑了，他说：“傻孩子，你们才吃我两元钱，想当初我的小哥们儿们得吃我多少个两元啊……”

记得二大爷对我们从来不提往事的，更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的，那天真的别开生面了，他很高兴我们给他拜年吧。二大娘也在一边旁白，说旧社会我二大爷下馆子从来不让别人掏钱。

二大爷死后，他的3个儿子渐渐地发达了。1998年我去北京前，他的大儿子李开元盖起了漂亮的小楼。

在这之前的1990年，我的小女考上了西北林学院，即现在位于陕西杨陵的西北林业大学时，我和三大娘家有了联系，他们在西安。李开元得知后，让我打听一下他三婶的近况，表示对老人家的关切。

他的三婶是我的三大娘，年近九旬依然健在，而三大爷李若堂早就过世了。

三大爷李若堂很斯文，在旧社会就是个教书先生，60年代初病逝沈阳。之后，三大娘跟随儿子李葆元去了西安定居。

我的小女李晓黎去西安上学时，我特地要她看看她的三奶一家人。那时我们的经济太紧张了，舍不得路费，我没有送女儿去西安。

后来听女儿说，三大娘虽然是耄耋之年，她的记忆让人吃惊，早年的往事历历在目。三大娘在年轻的时候就博闻强记，也是个很“妖道”的女人。说白了，“妖道”就是很厉害，有点男人霸道的味道。眼下都快百岁的老人了，还时常管教她的子孙，有时候还自己亲自去街上卖菜。

女儿读书期间，每逢开学我都要给三大娘捎去些家乡的特产，她最喜欢吃的是辽河的虾米。虽说是点点心意，却让她乐不可支。女儿去她家时，三大娘总要女儿和她睡在一张床上，说她有回家的感觉。

三大娘的娘家贫寒，她自小就聪明机灵，也能说会道善解人意。大曾祖很是喜欢这个小姑娘，才不把门当户对当回事，娶了她做自己的孙媳妇。我的大娘和婶子们的娘家都是豪门富户，唯有三大娘的娘家贫苦。三大娘在妯娌中是个“到得去”的人，为人处事有条有理，也不卑不亢，没有人瞧不起她，何况妯娌们都是有教养的人啊。

1994年女儿毕业了，最后一次去看望三大娘和她的一家人。后来电话升级了，她们又搬家了，联系也中断了。到现在，一晃又过了14年，但“藕断丝还连”，血浓于水吧。

三曾祖的名讳我记不起来了。对这个支系的人我了解的甚少，只知道解放前他领着两个儿子远走高飞了。有人说三曾祖有先见之明，土改对他没有什么好结果，匆匆处理了家产去了沈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华宝，另一个不清楚。

我曾想过：“文革”过去了，改革开放了，天下太平了，他的子孙为什么不打探一下老家的家族呢？我在沈阳日报、辽宁日报没少发表过文章，用的都是真名实姓，字里行间有我的“家史”、家址、家事，还有我家父的名字……难道他们一次都没有看到吗？或是当了特大的官员有意“避嫌”吗？即使有千万个理由，难道连祖宗也可以忘却吗？

三曾祖这一支系的人，对于我永远是个谜，也是我们李氏家族共同的不解之谜。

四曾祖和四曾母我接触得比较多，多于我的曾祖。四曾祖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了，相貌和我曾祖一样的宽额头。都说人越老越像，此话不假，我二爷、四大爷、六大爷及家父的长相都像四曾祖。

四曾祖的家庭成分自然也是地主了，他只有一儿一女，从大家分得的土地安人口算是最多的了。先年，四曾祖在十佛寺有不错的买卖，人称“李四爷”。伪满和民国那年月的十佛寺是个重镇，沈阳到法库的的公路经过这里，据说是杨宇霆特地为他的家乡法库修筑的。

杨宇霆法库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奉系军阀参谋长，1929年被张学良枪毙于老虎厅。

四曾祖也是很有心计的人，在这里开买卖真的很兴隆。解放后，四曾祖一贫如洗了，靠给别人铲碾子磨维持生计。1960年我们搬回老家时，我还看见了四曾祖背着家什出外做活呢，那是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

四曾祖的女儿嫁给了新城子区烟台窝铺，是我的十姑奶。记得她未嫁人的时候，长得很白皙，总是笑呵呵的，那时我们都住在我的出生地董家窝铺。

四曾祖的儿子李春坡是我的七爷，他叫我的祖母为六嫂。祖母曲氏称七爷是李家第一号败家子，说他是四曾祖娇惯坏了的。

解放前，七爷身为农民却不辨五谷，四曾祖就送他投名师学医，日后也好养活老婆孩子，总不能靠老子养活他一辈子吧。七爷很精明，在名医魏元寿那学业有成，治疗疑难杂症无所不能。可他不专心行医，专和烟鬼们厮混，别人的并没治好，自己倒是落个面黄肌瘦。解放后政府看他在他医术高明的份上，给他个正是医生的名份，后来也因为“吊儿郎当”的工作作风把正式的职业丢了。

他是个地主成分，“文革”期间却能和共产党员的大队长汤玉清扯到一起推杯换盏猜拳行令，这也是他的一绝。那么威严的“大革命”，他因此竟然没被动一根汗毛。没有了正式行医的资格，却有人找上门来给人看病。人家知道他好酒，自然有酒肉伺候，吃了喝了之后，医药费也就全数豁免了。如此仗义怎能养家糊口？只有他自己闹个满嘴流油。到头来，还得80多岁的老父亲背着锤子、凿子养活一家人。等到他的两个儿子大一点了，七爷更有靠了，终年闲逛无所事事，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人称“李春皮”，老顽童、老顽皮一个。

四曾祖老来得子，视七爷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百依百顺。穷人家吃饱大饼子就是福分了，七爷吃四曾祖店铺里的蛋糕还嫌无味，常常咬一口就随手扔掉。四曾祖在石佛寺兴旺的时候，七爷只是个少年，就骑上日本造的“三赖”牌的自行车了。那时的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汽车了，我在1954年才看见公路上有人骑自行车。那时的七爷走到哪，狐朋狗友们就像苍蝇似的跟到哪。饭店吃腻了，汽水喝够了，只有酒水伴他终生。祖母讲，他请人喝汽水，刚打开瓶盖还没等喝一口就扔了，在开另一瓶以显示气派。

60年代初祖母得病了，我去请七爷来给奶奶看病。满以为七爷会上心地看病，哪里料到买药的钱一到他手里就变成酒，吃到他的肚子里，气得祖母大骂他不可救药。

1961年，我和二哥李巨元去团山子给四曾祖他们拜年，那时四曾母早已去世了。那时的四曾祖一家四口人：四曾祖、七爷、还有两个和我几乎同龄的叔叔，一个叫李若恒，一个叫李若强。

给他们拜年我们倒也省事，用不着考虑谁的辈分大小，挨着磕头就是了。在我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四曾祖去世了，扔下三条光棍既主内又主外，稀里糊涂地混社会。七奶在1954年就死去了，医术很高的七爷治不了她的“一般病”，可见他有多么的“粗心”，对家人没有一点责任感。

七爷的不成器，加上成分又高，耽误了两个儿子的婚事。大叔李若恒30多岁才成家，大婶因为不能生育被人家休了，才嫁给大叔。真是苍天有眼啊，大婶到了大叔家，第三年生了个白胖小子，取名李芳元。七爷亲眼见自己有了孙子，也是百感交集。他说这不是我的“阳德”，是四曾祖的积德，兴高采烈了一阵子。李芳元满月的时候，我们在老家的李氏家族都去恭贺四曾祖这条唯一的根苗。因为：那时候的李若强正在监狱里服刑，无期徒刑，“文革”前被捕的，是“故意杀人罪”。

按理说，七爷也该“成熟”了，都有孙子了嘛。他也该因此而振奋一些，多为家境不是太好的子孙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可是，他依旧“恶习”不改，玩世不恭，从不体恤晚辈的疾苦与辛劳。

大叔李若恒是堡子里公认的好人，会做木匠瓦匠活，人也忠厚老实，是个有求必应的善心人。

土地承包到户后，大叔家养了一头毛驴，晚上就拴在靠七爷的房间旁，并嘱咐他夜间精神一点，千万别被人牵去。七爷答应了，可是驴也丢了。

儿子问他晚上没听到什么动静吗？答曰：“听到了！”

“听到了你怎么也不喊我一声啊？”

“他偷他的驴，我睡我的覚，井水不犯河水。”

气得大叔大婶四只眼睛发直，半天说不出话来。

春天里，大叔大婶忙农活去了，央求七爷放放诸，他又答应了。早上猪是放了，晚上猪也死了。原来有人在地头放了农药，就是防备猪鸡祸害地里的青苗，旁边还立了块醒目的牌子。这几个警示字难道七爷不认得？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孙子一天天地大了，大叔给儿子在院子里种一些“甜杆”，是孩子们都喜欢的“甘蔗”，像高粱。大叔再也不敢让七爷放猪了，就求他有空拔拔甜杆里的杂草。七爷“哼”了一声就应承下来。大叔心想，看态度这回挺在意，孙子是他的心肝嘛。到了晚上，大叔大婶大地里回来一看就傻眼了！七爷把所有的甜杆苗拔得一颗没剩，杂草倒是秋毫未犯。

1986年，我家的大儿子李靖考上了吉林大学，过年的时候我领着两个儿子去给七爷一家拜年。这也是“例行公事”，年年如此。今年我异想天开，想用大学生刺激刺激七爷，让他有点进取心，为了将来的孙子。然而，七爷已是病入膏肓了。什么病？老病，散懒颓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七爷人就那样了，心还是很聪明的，他把我的心机看个底朝天。他说：“我祝他们高升高转，我这辈子就这个德行了，天大的能耐也教育不好我了。”

七爷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一日不如一日，大年初一早已日上三竿，他依旧趴在炕上，头不梳脸不洗的。晚上用的屎尿罐子就摆在头顶的地上，炕边就是饺子和碗筷……

第二年四月春光明媚的时节，七爷死了。大叔为他送终，我为他守了两天两夜。以上关于他的“传奇故事”都是大叔讲给我的。

望着躺在地上的七爷，会想起当年“李四爷”的奔波创业，为他守灵的人无不感慨。七爷死后，他的双腿也没有伸直，卷曲着，好像还有他没有走完的路要走。我是本家人，说什么都不为过，没有人挑我的理。我说，七爷是我四曾祖给惯成这样的啊。大叔表示赞成，其他人也都点头。

为七爷送葬的人很多，他为很多人治国病，人情不错。七爷在堡子里不坏，人很和气，所以他还是有值得怀念的地方。

我的五曾祖不曾谋面，听老人说，他的性格有别于其他哥四个，脾气暴躁，得理不让人。但我见过我的五曾母，我叫她五太太，是五曾祖的续弦。五曾母的年龄与我祖母差不多，红黑的面颊，中等的女性身材，很爱说话的。

1967年时，五太太家住新城子区兴隆台乡盘古台村，离我家十几里路，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时候五曾祖早就不在了，她和五曾祖生的两个儿子在沈阳工作。她是地主分子，不便于和儿子在一起，自己独立生活，还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五太太看似年老了，腿脚还是很灵便的，精气神很旺盛。

那年的5月5日我的大儿子出生了，不知道五太太从那得到的消息，他老人家徒步来给孩子“下奶”。他的家族观念很强，不比三曾祖他们。她说我的孩子是李氏家族下一辈第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男孩，她一定要花钱的。我百般不收，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孝敬过她们，真的不好意思啊。五太太急了，只好收下她的那份爱心和对家人的眷顾。她说她有钱，儿子们给，自己还能挣。

记得五太太给孩子5元钱，那时的5元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婚礼一般才花2元钱。那时我就想说：五太太啊，等孩子能挣钱了，世界上还会有你吗？

对于刚满月的孩子，我的五太太就是他的活祖宗！你得到祖宗的钱了，世界上还会有你这么幸运的人吗？

“文革”结束了，五太太回到她儿子的身边。仅此一面，我再也不晓得她老人家是否还健在？五曾祖这一支系的人从此也杳无音信了，想必他们还在沈阳。但难得一面……

3 我的哥们（死里逃生）（1）

3我的哥们（死里逃生）（1）

3我的哥们

五太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人世间的舞台也是这样不断地拉开序幕，又谢幕，而留下的镜头不断地在人们的记忆中闪回，永远不会泯灭。

我的出生地董家窝铺，也是始祖李岳从山东到关东的立足之地。在东北，好多的村屯都是以“窝铺”来命名的。因为方言不同，“窝铺”也被叫做“窝棚”，是农民看庄稼临时搭建赖以栖身之所。在沈阳新民境界，有“铁道北72窝铺，铁道南72牛录”之说（牛录是满语，也是军政的编制）。由此可见，先祖时代留下的“窝铺”，佐证了闯关东移民的史实，镌刻着老少爷们哥们创业的历程。董家窝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演绎了近150个寒来暑往，结束于1948年或是1949年，在夏季。

董家窝铺紧靠辽河南岸，解放前有码头可通达河北的法库。那时的辽河没有大堤，只有不到一人高的小围堤。辽河发水即使漫堤也不会对沿河地区造成危害，水顺着低洼之处向南的方向扩散到沈阳以北，沿河的庄稼没有大的减产。民国后，为了保护沈山铁路，河堤不断地加高加固并且不断地南移，所以辽河一涨水，董家窝铺就成了水乡泽国。也就是在那个年月，董家窝铺这个村屯只能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历史上的董家窝铺有五大姓氏，我们李家是最大的家族，还有于家、刘家、魏家、董家。因为董家先入为主吧，这里就叫董家窝铺了。

从始祖李岳算起，到我的长孙李临川这一辈，李氏家族在沈阳地区已经有9代人了，前后有近150年的历史了。

董家窝铺地处新民的最东北角，离县城140华里，东与新城子区搭界，北同法库县隔河相望，是个山高皇帝远“三不管”的地方。在我小时后的记忆中，这里水草丰腴，林木参天，是个野禽野兽与人共存同生的栖息之地。我想，先祖所以选择在这里落脚，其中的一点应该是放在首位的，那就是因为这里荒凉偏僻而可以远离官府的骚扰之故吧。而现在的“董家窝铺”，除了田亩上的庄稼，一人高的柳树都没有了，还会有野鸡野兔吗？

曾祖们没有分家时，李家共有四个大院，每个大院都是四合院的规模。家业都鼎盛的时候，家里的房舍依然是“下基石、中土墙、上房草”。那就是，房舍的下面以石头做基础，中间的墙是泥土的，房顶苫上茅草。所以尽管李家很有钱财，表面上看也是个“土财主”，李家从不“张扬”。

这四个大院分列在一前一后两条街上，后街一座，前街三座。我生在前街中间那个大院正房的东屋南炕，是我长大后母亲告诉我的。和我同年生的有李巨元，大我7个月；李福元大我4个月，比我晚一年生的是李开元……

李家各代男女的名字“犯”什么字，祖上都有规定：曾祖们三个字的名字中间是“瑞”，祖父们是“春”，父辈们是“若”；到了我们这一代，三个字的名字末尾是“元”；我们的下一辈是中间的“国”字。我的儿子就叫李国靖、李国昊，后来我看其他李氏家族都不这么叫了，就把中间的“国”字去掉了。二哥李巨元还是很传统的，他的儿子仍然叫李国双。我们的孙子辈，早就各行其是，自作主张了。

在我的哥们中，按“大排行”称呼，大哥李葆元系三大爷李若堂的独生子，比我大至少10几岁；二哥李占元系四大爷李若桂独子，比我大6岁；三哥李巨元系六大爷李若祥的独子；四哥李福元系五大爷李若柏之长子，次子李文元；我排行老五，弟弟李奎元；李开元系二大爷之长子，排行列六……这些哥们都是都是董家窝铺生人。九叔李若成的三个儿子和二大爷的另两个儿子，是不是那里的生人我不清楚了。我认识和我接触过的哥们，包括李若恒的儿子李芳元在内，一共14人。

李葆元本人很是聪明，加上三大爷和三大娘对他付出的心血与金钱的培养，成了李氏家族第一个大学生。他读的是地质学，毕业后就走上了工作岗位，从沈阳到西安一直是学有所用的。他是我们的大哥，也有大哥的风范。小女去陕西上学我没有相送，靠的就是大哥大嫂“一切你就放心好了”这句话。小女到了西安，哥嫂对她关爱有加。因为她一个人去学校，4000多里路只好一切轻装简从，连被褥都没有带，所有生活用品都由大哥来装备齐全一新。那时大哥六旬有余了，一子李翔也已成家立业。大嫂有自己的公司，听孩子说很发达。李家曾有过的中兴，在西安延续着。

二哥李占元小时候几乎是满脸的鼻涕眼泪儿，祖母说他说话时总是“水啦吧唧的”似哭非哭，笑也似哭。俗话说，“鼻涕罐出好汉”，二哥中专毕业后先在沈阳一家工厂上班，后来由齐齐哈尔的单位去了四川甘洛支边，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文攻武卫的“墨飞弹矢”险些殒命他乡异地。危机时刻，他得益与一位“三支两军”的解放军战士的庇护。

这名战士和他是一个省的人，接触后才知道又同是沈阳人，细谈之后原来还是一个县的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是同乡，一个村子的老乡，他叫张奎山。

二哥是造反派中的一个头头，要不是张奎山证明他在旧社会没有罪恶，那是难逃皮肉之苦的，甚至会被“正法”。不久，二哥以回沈阳看病为由，躲过了一场生死劫。动乱平息后，他又被调回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

四大娘病逝时，他没有回老家尽儿子的责任，也没有借回家之际抚慰一下年事已高的家父，也没有写一封信或打个电话给他的堂弟表示谢意，实在令人费解。这一点他和李巨元判若两人……

按六大娘对辈分的“改革”，我该叫李占元为大哥，但我习惯了。也正因为习惯了，李占元不在的时候我就叫李巨元为二哥。二哥不善言谈，人也老实厚道，但心地是清纯的，心肠也热。李氏家族无论谁家有事他都到场，出不了谋则出力，不留余地。在众多哥们中，我和他相处的时间最长，从1960年一直到1998年。

3 我的哥们（患难春秋）（2）

3我的哥们（患难春秋）（2）

1959年至1961年，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们无不是以草根树皮果腹。为了一个吃字，相互间六亲不认，父子争斗，夫妻反目的事时有发生。我那时正在年初中，1960年学校提前放了长假，以缓解粮食的不足。回到家里和在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炕热屋子暖了一些罢了。

那年我16岁了，算是个小伙子了，总想替祖母和母亲解脱一下生活上的窘境。于是，我就和二哥一起去马虎山水库里拿鱼。

我从大姨夫家借来一把冰镩，扛起“搅罗子”，一干就是一个冬天。每天里我们俩同去同归，中午中午只揣一个菜饼子充饥，晚上到家的时候早已上灯了。还好，每天拿到的鱼多少也能填补粮食的不足了。有一次，日落黄昏是我们才开始往家走，路上已经看不到行人了。突然我似乎听到身后有点动静，啊！原来是一条狼跟着我俩。我和二哥都没有害怕，放下渔具和鱼筐，拿起搅罗子看它如何。狼见我们俩毫无惧色反倒跑了，等它跑远了我们才往家走。

水库虽然就在我们的家边上，但有雨的地方离我们家来回要走三四十里路，不往远走就会两手空空地回来。

别看我们是小伙子了，可那年头吃不饱粮食没有劲儿，很难打开一个新冰眼。我们俩只好打旧的，一夜的工夫顶多冻两三寸厚的冰。旧冰眼只能搅些小鱼小虾，全凭时间和耐性，不然什么也拿不到。有时候很多人都聚集在一处没打过冰眼的地方，有经验的人认为这里会有很多的鱼。一到这个时候我们也跟着打新冰眼，累得满头是汗，气喘吁吁的。新冰眼得打开直径一米多的冰窟窿，冰厚少说也得有二尺以上。新冰眼打成了，拿鱼的力气也没有一点了。假如这里没有鱼，那就前功尽弃，落得“两手攥空拳”，这一天就泡汤了。要是有很多的鱼，我们就“卖冰眼”。所谓卖冰眼，就是把新冰眼让给会使用“钩片”的大人们。钩片是用两丈左右的竹片做成的，上面有十几个带“倒须”的铁钩子，钩住鱼才不容易脱落。我们把钩片钩上来的鱼二一添作五，对半分成。用钩片钩上来的都是大鱼，每条至少半斤重，最大的有五六斤重。那天我和二哥去了我小学读书的郭家沤麻坑附近拿鱼，光靠“卖冰眼”就得到10多条大鱼，好不欣喜。

高中毕业后我成了知识青年，二哥和我在一个生产队干活，我们朝夕相见。我在老家时很少到别人家串门聊天，只是偶尔在班后去二哥家坐坐。六大娘很好客，只要我去她都要陪我说话。六大娘去世后，我依然时而去二哥家。前文说了，我对他们的家事是知无不言的，但关键的问题二嫂很少听我的，我们对此并不在意。

在兄弟之间，我不大提倡礼尚往来，甚至是反对。我觉得既然是兄弟，何必计较礼往的交换啊。虽然我有孩子念书，但总体上看我还是比二哥的条件要好一些，因为他们盖房子娶媳妇落下的饥荒太多了。所以，我花在老家老人丧事和孩子结婚的喜事上的钱，从来不找机会回收。临去北京前我去二哥家道别，我说了很多事，而李昊就要结婚的事只字未提，免得二嫂难心。

这些年来，只要我回老家，再忙也要看看二哥二嫂。前年二哥说了，他以前落下的饥荒总算没有了。

李巨元、李福元和我都是1944年生人，也就是民国33年出生的，李开元比我们小一岁。小时候，李福元，李开元我们都住在孟家窝铺，所以常在一起玩和上学，而李巨元住在小孟家窝铺，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直到1960年我们从那家窝铺搬回老家才和二哥亲近起来。

李福元是五大爷的长子，小时候很老实，不爱说话，记得他常戴一顶黄呢子帽。他这个性格并不是天生的，是他的爷爷管束得太严厉。现在想起来，四爷所以严加管束还是有现实根源的。他家是地主成分，他不希望他的子孙给他惹是生非。所以，他的儿子我的五大爷也不像我六大爷那样爱说，我很少听到他说什么话。福元很听话，除了和我们李家的孩子在一起玩之外，基本上不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

福元的命很苦，七八岁的时候五大爷就溺水身亡了。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除了姐姐丽娟爱说外，他们都是“缄口不言”。

五大爷死后，五大娘迫于生活只好领着他们姐弟四人改嫁他门。十多年的光景过去了，我们老家这边一直没有他的的信息。

1966年冬，福元突然出现了。他回到老家为他们的生产队购买“秫杆”（高粱杆）做架条，我们才得以久别重逢。他也20多岁了，摸样没有什么变化，口音还是那样，个子略矮于我。但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他比我还爱说，简直是滔滔不绝了。他爱谈政治，爱谈“文革”中的小道消息，很多“内幕”我们一无所知。

他和五大娘从老家走后，来到了沈阳柳条湖，就是九一八事变那个柳条湖。这个地方在沈阳北塔附近，那时那里还是农村，还是靠土地生活，农民以种植蔬菜为主。他和远郊的一个农村姑娘结婚了，媳妇小他6岁，看重的就是近郊和福元的人品。

我们终于重逢了，之间的往来也相对多了起来，多是我到沈阳顺便去看看他们。福元结婚后便和五大娘分居了另过了，他们住得不远。五大娘身体不是很好，但精神还是可以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留下的印象。再后来，五大娘就不行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很难认清我是谁。经过提醒，她也只是“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其实并不清楚我到底是谁，我的心里很酸楚。

五大娘一生给我的印象就是抑郁寡欢，有些文才不得施展，嫁到李家又背上地主成分的包袱。虽说儿女双全，但年轻情的丈夫又惨然离她而去。改嫁后没有过上几年，“续夫”有摊上了牢狱之灾，刑满后一年多就溘然长逝了。无奈之下，五大娘接着又两次改嫁他人。她与姓吴的“续夫”生了一个儿子叫吴岩（不一定是这个“岩”字），我问她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是因为春秋时上有个无盐吗？五大娘点点头，大概是她想做无盐式的人物吧，就把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了吧。不过，凄惨的是，20几岁时的吴岩因犯有重罪被判极刑，让五大娘万念俱灰痛不欲生。我认识吴岩，是个很腼腆的孩子，他和福元相处的很好，想不到竟有此横祸。1995年，五大娘终结了她悲欢离合举步维艰坎坷多舛的人生。

李福元的居址原是柳条湖生产队，那里的菜地一片连着一片。城市大规模的扩建，使得这里已是楼厦林立争耸，街道鳞次栉比了，沈阳北站、长途客运站置身其间。他们一家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弃农从工”或该行经商了，户口也改为市区的户籍了。李福元在那一带小有名气，想找到他随便打听一个人就会指点你。90年代初，他们搬进了楼房，地址就在北塔以南二三十米的地方。到了2000年初，他们又搬家了，搬到了“长客”北2公里的新居民小区，我去看过他。那时他退休了，患上了轻微的脑血栓，还能骑自行车，但他的精神和记忆好像有些问题，说话不像以前那么流利，有些迟钝。

2008年3月，我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让我很兴奋的消息……

3 我的哥们（倾囊相助）（3）

3我的哥们（倾囊相助）（3）

福元说，他的妹妹丽珠和弟弟文元将在2008年4月27日由黑龙江来沈。太好了，我们有60年没有见面了，现在终于有了盼望和期待。

他们原本还有一个姐姐李丽娟，我叫她大姐，于10年前突发心肌梗塞死去了，那时才50多岁。五大娘改嫁时他们都随母亲去了，后来文元和丽珠去了黑龙江我十叔李若栋那里，一晃就是60年音讯皆无。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我只能写到这里了，因为今天是2008年3月31日星期一，就只能写到这里了。

李福元和李开元是一个曾祖的曾孙，在孟家窝铺居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即是哥们也是小朋友。1955年修筑沈北大堤时，大堤以外的村屯都移民了，李开元家就搬到孟家台，严格说是大水把他们赶走的。

沈北大堤之外还有二道堤、三道堤、四道堤。先祖安营扎寨的时候是没有这些大堤的，伪满时期靠辽河只有四道堤，很矮小的，只有一人那么高。后来为了沈山线铁路的安全，大堤不断地南移加高，现在的沈北大堤有10多米高，堤底宽50米，上宽7米多，俨然一个土长城。洪水不再危害铁路了，但河滩地基本上年年遭受水灾，河床年年升高，已经比大堤南高出2米多。

二道堤在沈北大堤北。1951年和1953年涨大水时，水基本上和二道堤一般“高”了，上年纪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洪水。自从修筑了沈北大堤，河滩地就成了“水乡泽国”，至今依然如故，再也没有“十年九涝，不离河套；一年不涝，鸡鹅乱叫（鸡鸭成群丰收景象）”的光景了。

1951年和1953年的两次大水冲毁了沈山铁路，损失惨重，国家从大局着想才修筑了沈北大堤。现今的沿河五个行政村的居民，有90%都是从辽河滩那搬迁过来的。至此，大堤以北的董家窝铺、大小孟家窝铺、郭家窝铺、王家街（读音gai）、邹家街（读音gai）、傅家街（读音gai）、郑河套、黑鱼沟、桑树子、刘家塘……等20几个自然村屯先后消失了（仅罗家房乡沿河地区）。现在的沈北大堤之外的耕地水毁沙盖，几近荒漠。2万多亩耕地没有一棵树木，狼、狐狸、野鸡野兔早已销声匿迹了，就连蛇也很少见到了，还有生机吗？

大堤南的“石佛寺水源地”昼夜不停地抽水，活着的树木都枯死了。1986年起到1998年的13年间，辽河洪水共造成5次绝收，3年欠收过半。1997年，80%的河滩地无人再敢耕种而荒芜，或只种不管理——不施一斤化肥。天灾使家乡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水平得改善很缓慢，甚至是倒退。但是，改革又给家乡人开阔了许多致富之路，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外出打工。德盛堡村不到2000口人，到北京沈阳打工的超过了400人。

“人怕逼，马怕骑”，逐年变坏的生态环境逼迫人走适合自己的路，何必“坐以待毙”啊。我是出来了，但我不是被逼出来的。我永远会留恋这块热土，故乡故人。但心里总有一种不值得留恋的感觉，只有怜悯她的不幸而难以割舍的情愫。

孟家台不靠近辽河，也没有河滩地耕种，李开元那里的日子就比家乡要殷实一些。生产队大帮哄时，人为的灾害却“猛于虎”。上级不顾当时的条件是否具备，硬下刚性指标——变旱田为水田。由于不懂技术，缺少必要的投入，水稻亩产仅仅三四百斤。水田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福音，反倒让那里大受其害了。秋收后，李开元那里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口粮拿到集市上换粗粮，不然就难以维持一年的吃用。二大爷就死在那个“反美不美”的年月，大米梦成了他永久的噩梦。

土地承包后，李开元哥三个的日子得过了。李开元还入了党，成为孟家台村的主任。那年二大娘还健在，正月初一我就和我的大孩子给她拜年去。那时候他们哥三个算是富裕户了，老三还养起了拖拉机。我们两地相距20多里路，家家有了摩托来往就更便捷更频繁了。不过，只从我去了北京，又有10年没有去过孟家台堂弟那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同宗同族的哥们间更是多了一层亲近。1996年吧，李开元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正处在分配的关头，一家人都为找个“婆家”而犯愁。农村的孩子读大学有谁还想回农村？最大的愿望就是远走高飞，离开世代为农的境地。换一下生活方式，是所有乡下人的心态，农村的确太艰苦太闭塞了。李开元找我给他出主意，我责无旁贷，身体力行。很快，他的女儿就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了，一家人皆大欢喜。

他和二大爷是一个性格，不吝惜钱财，只是苦恼“有猪头送不出庙门”。几乎所有大专院校毕业孩子的家长，没有一个不为工作“倾囊相助”的。一个土老冒认识谁啊？于是就有了“升学考儿子，就业靠老子”的公理。靠老子什么？地位、金钱，仅此两样。于是，好多家长没等孩子毕业就四处打探寻求门路。那些有远见的父母，干脆让孩子报考有门路好分配的学校与专业。那时我的三个孩子大学都毕业了，都说我是学生就业与分配问题的专家，许多人都来咨询我。其实，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式的演变，谁也谁也说不上永远不会失策。但有一点是永远也颠扑不破的，那就是钱！没有钱，再好的理想与夙愿都会荒废，就像辽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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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我的一家 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

第八章我的一家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

亲祖父李春荣我不曾见过。自父亲过继到曲氏奶奶后，提及往事涉及到祖父的称谓时我就叫他三爷，这是我懂事后才知道的。在我的记忆里，曲氏就是我的奶奶，亲奶奶。

奶奶21岁就守寡，她不肯再嫁。祖父去世后，奶奶的娘家曾劝她再嫁，但奶奶坚持守寡。奶奶很“传统”，不愿意领着一个女儿再走进另一家的大门，大概是怕委屈了孩子，还有名声更为重要。

虽然奶奶一家只有娘俩，但在曾祖以下也是一个家族中的支系。曾祖的家业是要平分给他的3个儿子的，足够奶奶和姑姑的日用了，奶奶不能不考虑生活。父亲过继给奶奶后，两家合为一家，奶奶的心敞亮多了，总算有了儿子可以依靠立得住门户了。

我从小就是在奶奶的拉扯下长大的，那时我跟奶奶亲，母亲不在家也不想她。奶奶一辈子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从来不花一分钱，我也不记得她手里有过什么钱。她没享受过一天清福，随父亲东奔西走。父亲在“文革”时遭到打击，她也跟着郁闷，整天的提心吊胆。“文革”还没有结束，奶奶就去世了，那年她才60岁。她去世的时候，正赶上李昊出生不到两天。我整整守候她3天3夜没有合眼，对祖母做最后的陪伴，也陪着她走完最后一段人生之路。

国民党统治时期，父亲被抓了壮丁。奶奶为了赎回他，便单独一人步行70里路去了兴隆店。那是哪有什么可走的公路啊，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走得两只脚全是血泡。奶奶没少和我说起这件事，忧伤得很，表情中露出不尽的而恐惧。

按说父亲是不该被抓的，在奶奶的名下他是独子。但是，村公所为了卡油，就强行让父亲去当炮灰。他们也看准了奶奶是个妇道人家好欺负，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根本不把“独子”当回事儿。暴政当头、贪官当道，一个弱女子上哪去理论是非？只好咬牙破费了。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不久父亲有摊上了“国兵”的人祸，一去就是二年。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父亲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被苏军羁押在佳木斯的一个山沟里。很快，苏军和八路军双方达成了协议，给每个人发放钱粮和通行证，将其全员遣返回乡。

父亲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天寒地冻的阴历十月了。奶奶见他安然地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又是烧香又是磕头的。但看他穿得那么单薄，又是一番落泪。父亲回家前，奶奶天天求仙请神为他祷告，“一日三叩首，早晚一炷香”。

1951和1953年辽河爆发洪水，害惨了奶奶。父亲只管在新安堡护校，把家里全都扔下了，奶奶和母亲没有一点主心骨，几近惊慌。奶奶一定要母亲领着我和妹妹赶快逃避，洪水眼看就要漫堤了，堡子里早已十室九空。

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守候着，守候着房屋、猪鸡、粮食、土豆……大堤决口后，洪水把房子冲到了，守候的东西荡然无存，庆幸的是奶奶死里生还。洪水过后，奶奶没有惋惜和哀叹，好歹一家人都在，五大爷不是死在洪水里了吗。

奶奶什么也舍不得，知道没钱的滋味有多难，对家里的东西宁可舍命也不舍“财”。

曾祖的三个儿子刚分家的时候，奶奶的手里还是很宽裕的，供姑姑念护士学校，在那时实不多见的。奶奶娘家门上有个好耍钱的侄子叫曲则州，输光了就来找奶奶“借钱”。奶奶一边数落他的不是，一边又不得不给他钱。奶奶去世时他来吊唁，说起当年的事很是内疚。他看到奶奶简单棺椁伤心不已，说奶奶给他的钱够买多少比这好的棺木啊。他还说，“老太太一辈子不吃不喝，什么也没有攒下，只攒下一个好名声……”

是的，奶奶为人谦和，从不与谁计较什么，更不会和人争斗。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亏让人无祸事”，现在的话就是“吃亏是福”。可以说，我是在奶奶“吃亏”中长大的。

换句话说，我也是在奶奶的被窝里长大的，在她每天晚上讲故事中长大的。她讲给我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晰，主题都是忍让、公正、诚实，都围绕本分、操守、善良的中心。

奶奶去世后的第三年，父亲才被平反昭雪重新上学校领导的岗位。那年的清明节，父亲亲自把奶奶的坟墓迁到高处，一个来往方便又无妨碍的地方，让她一生不安的灵魂再不受人世间的纷扰。

几十年过去了，安息的奶奶不会重生，但她的往事会经常在我的脑际中再现。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一年开春，我得病了。奶奶为了让我吃下一点东西，就领着我去我们家“来伙”时（大家庭的时候叫来伙）的菜园子挖韭菜。那时的韭菜刚刚露出一个小红尖儿，想要给我做汤喝那得挖多少的韭菜啊。奶奶很耐心，一棵一棵地挖，春风吹出了她的眼泪……

虽然我没有见过奶奶因为伤心而流泪，但我知道她有许多的眼泪都流进了肚子里，苦的、酸的，充满了她的一生。

1我的长辈（家父遗物）（2）

1我的长辈（家父遗物）（2）

父亲在外面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一回到家里就变得少言寡语。更让我至今不能想开的是，他从来就没有抱过我，亲热过我。我和弟弟妹妹们对他很是敬畏，更没有那一个和他撒娇的时候。他和祖母在一起算是同病相怜，都是不完整家庭中的一员而走进一个新组合的家庭中来。

父亲主持家政也是勤俭当头，所以家里没有意见值钱的东西。他爱喝酒，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打上一斤八两就算奢侈了。过年的时候从不买什么鞭炮之类的东西，也不贴对联接神，更不供奉灶王、黄仙狐仙（也叫胡仙）之类的神灵。唯有一年例外，父亲从集市上买回3个二踢脚，还有一条3斤重的大鱼。可惜的是，那条大鱼还没等上除夕的餐桌，就被野猫啃去了一半，也让奶奶心疼了好几年，时不时就叨咕几句。

说实话，父亲从小对我们没有什么理想教育，对我也不报什么期望，任由我们自然成长。他不像现在的家长对子女那么处心积虑，和处处留心。我受到的教育完全来自于祖母，在潜移默化的故事中接受思想启迪。

眼看我高中毕业了，才接到父亲给我的第一封交流思想的家书。其主要内容是：考一下大学，否则参军，要不就参加农业生产……

看得出，他对我升学深造没有一点强烈的愿望。参军谈何容易？他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家庭成分。读过父亲的信，我心里感到很冷。前文说过了，我在学校、社会、家长冰冷的氛围中，只能走通往农业农村农民这一条唯一的路了。那时的父亲41岁，现在看来他太年轻了，把握不住自己孩子的命运。

1977年，父亲的老病复发了，而且比以往都重。那时候我已经到公社上班了，特地请假去为父亲看病。

我和学校的一名老师参扶着他去了新民县传染病医院，上下汽车都很吃力，没有一点力气。那个老师叫吴成义，协助我护理。

到了医院，也办理了很繁杂的住院手续，可刚刚住了一夜父亲就非要出院不可，怎么劝也不听，只好由他了。拒绝继续住院理由是，周围全是病人在这里也是吃药打针，不如回家治疗方便踏实。

父亲得的是肺结核，不算什么疑难杂症，他的想法是对的，很现实。从此，他就一直在家里治疗，那病也好好犯犯没有根除。每到秋末冬初时节，病情就会加剧。一到晚上我就不敢熟睡，总是侧耳听他屋子里的动静。

我们住在前后院，来往也很方便，相距仅仅20米远。夜间只要听到后院门响，我就会一骨碌起来，赶紧去看看又发生了什么事。1986年冬，他的病情加重了，半夜里由乡政府的车把他送到县医院，准备再次住院。可是，这次又和上一次一样，仅仅呆了一宿就讨厌那里的环境了，只好打车回家。他说：“呆在这里，不等我病死，就得窝囊死，还不如回家。”他也可怜我，从挂号排队到诊断，楼上楼下只有我一个人背着他不断地往返，他已经走不动路了。

1988年12月24日中午，父亲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与世长辞了，享年65岁。

在最后的几年里，他还是很欣慰的，只是“有福无寿”。相继，他的大孙子考上了吉林大学、二孙子也念了省重点高中，小孙女年初三也是出类拔萃的尖子生。1987年我翻建了新房，父母他们也扒了后院的小土房和我们住在一起了。这让他很是欣慰，他总算住上了砖瓦房，尽管不到两年就离世了。

最后的几年他很知足了，死后留下一首长诗，表述他一生的坎坷，和邓小平复出后给他带来的新生。这首诗大概是他唯一值得他珍视的遗产吧，所以至今我还保留着。

父亲死后给母亲留下了500元钱，放在我大妹妹的家里，我并不知道，后来妹妹说的。他还有一个水晶眼镜，算是值钱的东西了，有人要要，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同意，留给了母亲做纪念。那眼镜有好多年了，父亲年轻的时候眼睛不是很好，有人说水晶石养眼睛，就花钱置办了。那时候水晶石没有现在这么高的价位，但也不是一般人家就能买得起的。这副眼镜和他形影不离，在佳木斯当兵的时候也随身携带，即使干农活也揣在他的兜子里，可见父亲对它的喜爱了。

他留给我的东西有两件，一是分家的时候那架三五牌的挂钟，一是一个刮脸刀架。挂钟是1965年秋父亲从郭家沤麻坑商店买回来的，大约花去了那时他一个月50元的工资，可见当时物资该有多么的匮乏和昂贵了。这架钟一直伴随着我43年的生活，2008年再也不能走动了，只好忍痛割爱处理了。而那个刀架我仍然使用着，它比挂钟的年龄还大，是1955年鹰牌的产品。53年了，用了两代人，铁件依旧光亮没有一点锈斑，堪称神奇。

2 我的一家（陋室奇观）（1）

2我的一家（陋室奇观）（1）

2我的一家

一切家庭都是从婚姻开始的。1966年我们结婚了，第二年长子李靖出生了。那时候，祖母、父母、一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再加上我们3口，一家11口人挤在两间草房里，算得上济济一堂了。大孩子刚刚会走，我们就搬出了老家分爨另起炉灶了。我们3口没有自己的房屋，也没有相应的积蓄去置办必备的生活用品。分家后的第一站，住在贺文祥老两口的北炕。从此，30多年的艰难岁月便开始了。也就是说，打这起的30年后我才摆脱窘境。

分家的时候，父母给我最贵重的东西就是那架三五牌的挂钟了，还有用了近20年吃饭用的炕桌。一葫芦头小米是给孩子吃的，一手推车柴禾以解燃眉之急。半面袋玉米面，可以维持大人几天的吃食，再有就是我们三口人平时穿的几件衣物了。除了我们拿走的，老家几乎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了。幸好贺大叔不要我们一分房租，不然我们就得露宿了。

贺文祥大叔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已经许配个于家。我和贺大叔住东屋的南北炕，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住在这三间房的西屋。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你越怕有事，事就接踵而来，那时又要有一张嘴哭着喊着等着吃喝了。把孩子生在贺家总觉得不那么方便，这可如何是好啊？真叫“一愁未了，一愁又来”，愁眉不展的过日子。思来想去，我们决定在老家的后园子里盖个小房暂且安身吧。

计算一下，手里只有不到80元钱，再小的房子也难以盖成啊。

这80元钱，是我们结婚后给岳父门上的长辈拜年人家赏给我们的“礼金”，和生孩子时别人给的“下奶钱”，也包括五曾母给的那5元钱。平日里连个糖块都舍不得给孩子买，就留着急用，但这么点钱想盖房子实在是杯水车薪。然而，没有房子住促使你必须盖房子，一分钱就得掰成两半花。要不然，你到哪里借钱去，牛年马月能换得上？

人困难到了极点，往往会有权宜之计来帮助你吧，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或者，“将就”就是权宜之计，我就得靠“将就”来盖房子了。

木工是本生产队的人，按当时的规定，木工为本队的社员盖房子有生产队给他记工分，生产队再从我的工分中扣除。垛墙、打石头底做房基，全由自己动手，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完成。没有木料我就去赊，是人家的旧房子木料，没有几个钱。草房要苫草，就用生产队分下来的秫杆顶替……

秋收前盖房子动工了，天气也越来越凉了，不几天清晨就有轻霜了。我们俩脚踩着冰碴和泥、打坯，孩子妈妈和我一起挺个大肚子磊窝。我们不能求他人帮工，尽管我帮别人太多的工，给人家吃什么喝什么？反正我们年轻又都是力气，能省下钱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搭炕、砌锅台这样的细活我没干过，什么“落灰堂”、“迎风坯”……好多技术活我一概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千难万难，没有钱最难。就因为我没有钱，其他的难就不那么难了。自己动手怎么也比没有钱去借好得多，于是就自己动手了，一切也就成功了。

孩子妈妈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眼看就要冬天了，她就顾不得休息一会，生怕房子没盖好孩子就生下来了。初冬时节，房子总算在劳累中盖成了，也创造了农村房舍之最——

面积最小。住人的西屋也叫里屋，去掉一铺火炕，堂屋地只能走开一个人。外屋也是东屋，搭个锅台放两口水缸泔水缸所剩无几了。两间土草房总面积仅仅9平米吧，比瓜窝棚大不了多少。

屋子最黑。里外两个屋只有几块巴掌大的半透明的“乌玻璃”，是捡来的。窗户和门都是糊的纸，阴暗潮湿，见不得几缕阳光，就像老鼠洞似的。

房墙最窄。一般土房的房墙都是一尺八宽厚，结实保暖，我们的只有一尺厚。墙薄一点是为了赶进度，容易干，不是马上就要有生孩子的嘛，等不得。

房顶最透。为了节省木料，我们的房子没有椽子，叫做“蹬箔”。那是旧社会穷人盖房子的方式，解放后早就不用“蹬箔”了，这个“工艺”在我这复活了。“蹬箔”的房顶和屋檐四处漏风，风可以从任何地方直吹到你的脑袋上。

时间最短。从垫地基到全面竣工只用了28天，因为我的房子和瓜窝棚差不多，最省去了很多的工程程序。

造价最低。手里的80块钱花得一分没剩，赊来的旧窗户和檩子一共102元。虽说那时候的钱很实，但你能想象102元就可以盖个房子生了两个孩子吗？

还有一些之最，比如举架最低（房子高度）、屋子最冷，说起来不堪回首。

春节前，也就是祖母去世的第四天，次子李昊降生了，两年后小女李晓黎也挤进这个陋室。

2 我的一家（无礼婚典）（2）

2我的一家（无礼婚典）（2）

生李昊时，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盖房子花掉了本来就不多的所有的钱，还耽误了我许多的工分。秋后生产队分配结算，我只找回来不到40元钱。所以孩子妈妈来月子只吃了6个鸡蛋，是李巨元的母亲我六大娘送来的。6个鸡蛋她吃了10多顿，有四个是一次一个煮着吃的，其余的两个炸成鸡蛋酱下饭，足足吃了一个星期。生产队发给社员过年的猪肉和米面，我一口都没有吃，都用来维持坐月子的了。孩子的母亲不忍心不到两周岁的大孩子跟我一起苦熬，常常趁我不在偷偷地把自己嘴里的东西给了他。还没有满月，她就撑起来干零活洗尿布，让我去生产队多挣一些工分。

这个时期酸楚如影随形，避之不及。那年的春节我什么也没有置办，没有钱置办。除夕晚上别人家灯红酒绿杯盘罗列，我们吃的是骨头炖酸菜。骨头让大孩子啃了，没有多少肉，只有少许的筋头。酸菜有些骨头的油花，我逼着生孩子的她吃了，剩下的酸菜汤由我喝了。我只是怕浪费了可惜，并不知道酸菜汤是个什么味道，我能品出那味道吗？也许嘴里和心里都是酸的吧。那时我就咬牙发誓：拼死也别再让孩子遭此洋罪了！但这要等到何年何月啊？

第二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进入“亲不亲线上分，家不家纲上划”的残酷时期。这时，我们属于黑五类人家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随时都有灭顶之灾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把你打入18层地狱。

噩耗终于来临了，她的五叔王玉明从新民的大柳屯来岳父家串门，实际上是来“清理门户”的。他的两个侄女一个嫁给了富农，一个嫁给了富裕中农走资派的儿子，令他大为光火很不体面。他声色俱厉地指责他的大哥二哥是背叛了本阶级，和阶级敌人同流合污，断送了王家子女的锦绣前程，等等等等。大哥二哥低头认罪，以同意“决裂”作为立功赎罪的表现来体现立场坚定。没过几天，他二哥王玉章的女儿王桂琴就彻底地和李庆新决裂了。接着，乘胜进军的目标就是我们了，意料之中，我有思想上的准备。

那天晚上，孩子妈妈很晚才从孩子的姥姥家回来，进屋就哭了。她告诉我，五叔让她和我离婚！我知道，对于我来说，她和我离婚太容易了，不费吹灰之力。我也明白，事到如今犹如病入膏肓，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我就说“一切由你了，你跟我受的苦遭的罪太多了，委屈你这么多年了，我够本了……”可她说什么也不听他五叔的，死心塌地的跟我。五叔也没有办法，被他侄女臭骂了一顿，怏怏不快地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还扔下一句话：来日方长！便自觉没趣溜之乎也。

五叔的所作所为，引起街谈巷议叫人指指点点，都诅咒他丧尽天良不得善报，他是在一片谴责声中离开他的老家的。

其实，我的岳父和二叔丈爷早就想了结这门婚事的，只是没有借口而已。见他们的五弟弟来了都乐坏了，可下子找到了下蛆的缝隙，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嫁祸于人了。二叔丈爷早就觊觎李家的房产，前文说过了，现在是人和房都可以物归原主，何乐不为？

我们恋爱的时候，岳父就极力地反对。他总觉得贫农出身的女儿嫁给二等地主，既冤屈又没有出头之日，也影响了他的大好前途。这话得从好几年前说起……

1960年，辽河滩地通过签署合同让给了沈阳炮校，做弹药枪械实验演习基地。炮校和相关部队经常来德盛堡演习训练，有一部分官兵常年还在这里安营扎寨。至今那片土地的地名依然叫“炮校”。时间一长，官兵和岳父等相亲打得火热，相互称兄道弟的。有一个连指导员同岳父更是熟上加热，逢年过节他总要带些礼物来瞧看岳父。军民鱼水之情本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闲暇聊些儿女私情也是理所当然。指导员看他王大哥的女儿如花似玉很是喜欢，就取笑说“将来她就做我的儿媳妇算了”。岳父也应和着说笑：“那太好了，算我高攀了。”言来语去，说者并非全无心意，听者更是如醉如痴，期盼梦想成真。

俗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道缝就是岳父对指导员朦朦胧胧的许诺。这道缝也给五叔处心积虑的“革命”豁出一个口子来，五叔才果断地采取割包断义决裂的举措。

五叔没有获得全胜，岳父却落个里外不够脸，好长时间也不到我们家来看看他的两个外孙子。

大概是1972年，军队已经不在这几年了，那个指导员又来了，他说是旧地重游，也许还抱有什么希望吧。我和他没有见过面，听人说他姓毕叫毕德全，还特意到我家来看看，既想看看我也想看看我的夫人吧。他走后对岳父说：“家庭是困难点，看那小伙子倒是很不错的。”

我们俩的相亲相爱的结合，不能说是全然的志同道合，但绝对是诚心诚意的。我没有实现自小的愿望，皆源于家庭成份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于是，我不能再让我未来的孩子也有我一样的不幸。所以我很想找一个家庭成份好和社会关系很“革命”的姑娘做孩子的母亲。

和我相识的姑娘很多，也很优秀。可是，高门显贵的我见了恶心，所以不屑一顾。“家沉人值”的，嫌我身无长物，不可同日而言。心高意丽的，一心思谋进城找对象，哪能屈就荒野？出身清白者，又不肯玩火自焚……我只好在寻求中等待知己。

1965年初，我们那才知道周总理“重在政治表现”的讲话，政治空气才有了一点松动。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她相识相近了，并走到了一起。她就是孩子的妈妈王淑琴，很平常的名字。

她们家也不富裕，初中一个学期没念下来就辍学了，到生产队参加了劳动。我们相爱，他不把家庭成分放在眼里，看重的是我的文化与人品。19661月10日年我们结婚了，正赶上“破四旧立四新”的当口，结了个“无礼而婚”。

“无礼而婚”，就是说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结婚，请来生产队的好多青年，吃点糖块就算是婚礼了，没有酒席。这倒很适合我的胃口，我从来就讨厌那些繁文缛节。

一个贫农的女儿能愿意嫁给我，足够了。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她很有主见和远见，比她的父亲叔叔强多了。她“力排众议”，坚定地和我走在一起，使她的五叔束手无策。值此，我们完成了“志同道合”的过渡，去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家庭的幸福。

2 我的一家（没牛使犊）（3）

2我的一家（没牛使犊）（3）

吉祥源于自慰，幸福各有诠释。

1970年9月1日，我再一次走进校门做了6年的民办教师。1971年腊月，小女又出生了。5口之家靠我一个人挣工分来维持生计，摆脱温饱都是问题，给幸福加分谈何容易？大孩子和二孩子只差19个月就见面了，二孩子与小女也只差两周岁，他们太“挨肩儿”了。几乎一般大的3个孩子像似一窝雏燕，嗷嗷待哺，脑袋和身躯只有一个很细的脖子连接着。

孩子的母亲难以走出去挣工分，只好以养猪来弥补活命的困扰。猪仔很贵的，买一只猪仔就要花去所有的积蓄，有时候还不够。第一次养猪，还没等出栏就病死了。打进去猪仔的本钱还不算，吃了那么多的糠皮和粮食比猪仔还值钱。孩子妈妈伤心得落泪，自叹命苦得不到“血财”。“血财”就是养猪鸡等畜禽得到的钱财，据说是和每个人家运气有关，和你的血脉相连，不可强求。当然了，我们不信这一套，就口挪肚攒又凑够了买猪仔的钱，为了生活又一次孤注一掷。这头白毛的猪还算命大，养了一年又两个月，国庆节的时候卖给了二道房六队。自打自己过日子，我们头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很是欣喜。不过，细算一下这笔钱刚好是两头猪仔耗费的成本。这就是农村常说的那句话——零钱凑整钱，也叫耗子尾巴生火疖子——没多大“脓水”。

1977年是我家最后一次养猪了，一共两头小猪。我没有钱买石头砌猪圈，猪只能拴起来养。结果，拴两头小猪的铁链子缠在了一起，其中的一头小猪被铁链子累死了。孩子妈妈有一次心疼地嚎啕大哭，舍不得把死去的小猪扔掉。是啊，家里的开销全指望它们出钱，这下可好，给孩子换季买衣服，平日里的油盐酱醋……一切都化为乌有。我看看猪，再看看哭猪的人，心里就是一个苦，苦不堪言。

养了六七年的猪不挣不赔，打进去数不清的风来雨去挖猪菜的辛苦。于是，从那时起与养猪无缘了。

我决定不再养猪了，孩子妈妈听了“咯咯咯”地痴笑。她喃喃自语：“一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这些年连拉扯孩子带养猪，只是多费点眼神罢了。”在她看来，猪和孩子一样的重要，都是她放的羊。诸没有养起来，孩子倒是在“无意”中长大了，这就是收获吧，就是辛辛苦苦换来的利润吧。

她乐着乐着突然不乐了，也不再哭了，忽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生产队的工分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可总比养猪要保靠些，明天我就去上班。”这叫我吃惊不小，但也很相信她能做到。

庄家院的活计，种、铲、割……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顶一个强壮的男劳力。我们没有结婚时，她当了好几年的妇女队长，一年四季领着20多妇女下地干活。所以她提出重操旧业，我没有阻拦，只是两个孩子上学和一个孩子还小，没有人做饭是个难题。她说：“没有牛，就使唤犊，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时候大孩子不到10岁，老二8岁，小丫头才6岁，都是顽童，能为家里做些什么啊！可是，为了生活只能出此下策了，也叫做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吧。

生产队的规矩是，不管农闲农忙，上班要早下班要晚，她不能做早饭，就由我来做。孩子们吃过早饭就去上学，我去上班，她早上不吃饭，其他社员也这样。剩个小丫头就去奶奶家或姥姥家，再不就“放羊”，让她和别人家的孩子们到处闲逛。

晚上孩子放学早，晚饭就有他们哥俩来做。反正是煮稀粥，把米放进锅里再添些水烧开就可以了。所以，晚饭不是硬就是太烂了，焦了煳了没煮熟也是常事。渐渐地，他们也会做饭了，虽然没有大人做得好，但饥不择食，就没有那么多的挑剔了。

第二年，小女儿也上学了，她也承担起做饭的角色，三个人一替一星期做饭。“看谁做得好”，我鼓励他们。

孩子们很懂事，见大人实在是太忙了，早饭也有他们尝试着做了，腾出来时间我就侍弄菜园子，或是捡柴禾。

农村的早饭一般都是苞米面的大饼子，孩子不会用碱，做出来的大饼子常常又黄又硬又酸。

女儿个子小胳膊也短，站在地上够不着锅，就蹲在锅台上贴大饼子。锅的上部分贴大饼子，下面就熬汤，连饭带菜一锅出，省柴禾也省事。又一次，老二贴大饼子熬汤时，竟然把一瓢泔水倒进锅里。他舍不得汤里那一点油，没有重做，我们就成了喝泔水的猪了。觉得不是味道，他才说出底里根由来。

自从她上班，孩子们做饭，家里好像有了一点转机。一则妈妈可以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捡些柴禾，挣了工分又有了烧的，一举两得。二是孩子们也体会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的道理，学习上更加用心了，懂事多了。那年的秋收分配，我们家第一次有了结余。过年的时候，妈妈给他们每个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他们不等过年就穿上了，到处地显摆，得意洋洋的。逢人便说只是妈妈给买来的。我纠正说，你们说对了一半，其实是你们自己挣来的，你们不做饭，妈妈能挣来买衣服的钱吗？他们听后更高兴了，大概是体味到了自食其力的快慰吧。

钱是有了一些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同负债比算是有了质的变化。然而，温饱问题依然困扰我我们，那就是口粮的拮据。

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口粮本来就不多，还要从基本口粮的份额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以分带粮”。也就是说，为了给劳动力“足够”的粮食，从每个人的口粮中拿出20%作为按工分分配的粮食。我们的孩子多又小，按孩子年龄的不同，得拿出30%到70%的口粮。这样一来，我们一家实际得到的口粮只有3。5人的份额，包括我们俩的“以分带粮”。孩子小不等于不能吃，他们正是长身体的节骨眼，一天吃得比大人都多。不管你怎么算计，我们家一年要缺少一个季度的粮食，真是要命！那时候每家都还有自留地，可以补充口粮的不足，可孩子们没有自留地。靠自留地解决“亏空”简直是杯水车薪，不足的部分只好到“黑市”上买了。所以，从生产队领回来的那几个钱还不够卖粮食的。过年给孩子们买新衣服，也是“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了，不然年一过开春也没有换季的。

2 我的一家（难修边幅）（4）

2我的一家（难修边幅）（4）

那时候的农村，几乎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才给孩子们买衣服穿。所以这样，一是图个喜庆，二是也要换季了，三是平日里真的没有闲钱，转等生产队年终分配，再有就是布票甚是金贵。有了布票和钱，就可着孩子们穿戴，大人只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了。我就要当老师了，穿的怎么也得体面一点吧，那叫为人师表啊。可是，我哪里有钱啊，不都花在孩子的身上了吗？

思来想去，她就把自己结婚时那条女式蓝呢子裤悔了男式的给我用。上衣是浅棕色的夹克衫，下摆已经有好几处“水茬”了，破翻翻的。同事们有一半是公办教师，人人都有手表。民办教师们家境差一些，但也都有手表可以掌握课堂上的时间，唯独我没有。我们订婚的时候曾经花80元从沈阳中街买来一只上海牌半钢坤表，盖房子的时候卖掉了。

初当老师掌握不好时间，不是课没讲完，就是讲完了课还有很多的时间没有办法消费掉，弄得我左右不是。没有办法，她就把她妹妹的手表借来了，后来一咬牙就买下了，也是我们互相成全了对方。

她妹妹要结婚了，嫌那块手表是男式的就商量卖给我，40元的优惠价，比原价少了一半。我哪有那么多的钱？她只好赊给我，不让我宁可受憋也用不起的。现在，尽管儿子给我没了高级手表，但那只丹东产的红旗牌手表依然保留着，时不时地拿出来上弦让它走动，它已经陪伴我走过几十年的历程了，岁数比我的女儿还大。

刚刚时兴“的确良”，许多老师都有一件，穿起来“的确凉”薄薄的面料，永不消褪的颜色，耐汗、耐穿、耐洗，的确优良，我自然也很羡慕，何况那时我还不到30岁啊。可是，一件的确良衬衣10多元钱，对于我简直是天文数字，可望不可即。就在别人不爱穿的年代，我才享受这样的高档衣物，落后他人五六年。

一个堂堂的老师尚且“不修边幅”，孩子妈妈的衣着更是寒酸了。结婚时的红布帷幔悔了做成夏季上衣，一穿就是好几年。农村有一句俏皮话，叫做“老母猪去赶集，家里外头一身皮”，用在我们身上再也恰当不过了。我从来都是星期天洗衣服，周一再穿上，在家在学校就那么一身皮。即是衣服穿破了也不能扔掉，悔了后给孩子们穿用，大的穿不坏就给小的穿。孩子不懂的什么叫体面，倒是学会了我教给他们的一句话：“笑破不笑补，补上就是有”。有一张照片是我领着毕业生照相时和家人的合影，小女儿花格子上衣的补丁多得已经看不出哪是原来的面料了，这黑白照片依然在我们的相册里。照片中，三个孩子都在乐，其中老大的眼睛乐得都睁不开了。他们乐什么？当时和过后我都没有问过他们究竟。我想：也许是初次照相感到新奇而快乐吧，也许是小哥俩乐他们的小妹妹“斑驳灿烂”的衣服吧，也许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要是有更体面的衣服一定会换上的。

我们俩一年下来所有的工分（民办教师也挣工分），去掉生产队分给的粮食柴草，剩不下几个钱，普天下大都如此。所以那时各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全凭家底厚不厚。所谓家底，也叫底垫，一是指多年的积蓄，二是说结婚时的花费有多少，也就是父母给你多少。我们结婚形式上很简单，“内容”上更不能用简单来概括。都是些什么“内容”呢？必要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包括手表在内，和给她父亲花34元买了一身皮袄……一共只花了不到600元。这不到600元的“婚费”有一半是我自己从姑姑家借来的。借来的钱能舍得花吗？从沈阳回来还剩下70多元，如数交给了父母，一分未留。

结婚时的炕柜花了69元，也在“婚费”其中。柜面有4个镜子，上面是“花卉”——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都是很流行的革命色彩。这柜子是我和王凤成李凤仁三个人，拉着手推车从沈阳的北行拉回来的，那天正是数九的第一天，天气嘎嘎的冷。所有这些就是我的家底，到孩子们上大学了，除了炕柜，其他的东西不是变卖了就是物尽其用了。

回想起孩子们的读书，那得说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光了。幸运什么？不都是他们考上了大学而令我们欣慰，重要的是那时念大学很“便宜”，没有这费那费和高消费。要是现在，我供得起吗？那时的学费，是真正的学习费用，仅仅是笔墨纸张而已。我所耗费的除了笔墨纸张而外，是我正值青春年华的充沛精神和心机。

2 我的一家（塞翁失马）（5）

2我的一家（塞翁失马）（5）

一生中我得到的大小教训太多了，最没齿难忘的就是与老师“交恶”。我一直很幼稚也很固执，不会和老师搞好关系，使得老师很讨厌我，也让自己很苦恼，理想和愿望未果，遗憾终生。对于孩子，我不能让他们重蹈我的覆辙，也给他们的社会关系创造了一个比我优越的状态。我也不能像父亲对我那样不闻不问，我要尽力为他们走上顺畅的路做引导，开到他们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疏导他们思想化解疑惑，轻松地走自己的路，实现我没有触摸得到的夙愿。

他们刚刚上学，我就让他们通过竞赛得到快乐，把握自己的前程，多孩子的教育也一步一步向既定的目标靠近。

那时屋子里的四壁已经没有了李玉和李铁梅那样的年画了，也没有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取而代之的是四张图表——思想品德竞赛、学习成绩竞赛、生活劳动竞赛和勤俭节约竞赛，每一项都细化到他们的生活学习中。比如：得到老师的表扬记1分，学习雷锋做好事记2分，获得学校奖励记3分，最多的是被评为三好学生记5分。这一类的得分要实事求是地填在思想品德竞赛表格里，期末做统计。每次考试的分数自己写在学习竞赛的表格中，按及格、良好、优秀等档次计分。家庭劳动各有分工，两个大孩子负责抬水，小女儿专管抠水井的井碗。井碗不抠出来，井水就会滞留在井管里，冬天就会把水井冻裂。小女儿抬不动水，她又很认真，就把抠井碗的事交给了她。假如她忘记了，就会有哥哥们的提醒，但要扣她一个劳动分。其他的家务，像洗碗、做饭、圈鸡，都一一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家里的事情井然有序，人人尽职尽责。

每个孩子根据年龄的不同，学习费用也有所差异。在学习费用上花多少钱由自己记在勤俭节约竞赛栏目中，节省下来的钱自然有他们自己支配，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

有了这几项竞赛，他们都很高兴，还互相监督，互相提醒，生怕自己落后了。为了节约用纸，老二李昊的笔记本上的字总是密密麻麻的。演算用的废纸几乎看不到一处空白的地方，白色的纸张成了蓝色的了，好像蓝纸画了几道白印。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吧，三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几乎被他们承包了，我们就会腾出一些时间把劳动投入转化为货币增值。

生产队的分值（10分的价值）越来越低了，靠生产队的劳动来养家糊口，是尽人皆知的天方夜谭。生产队墙上工分表的名字不下七八十人，而真正下地干活的往往不到一半。你看，队长、会计、饲养员、大队的兼职干部、看青的，都到这个墙上记工分。还有被大队和公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抽调的，什么治安的人保组、武装民兵训练……都在墙上坐享其成，且风雨不误的记工分，满勤。更有和领导沾亲带故的，找个理由就干光记分不干活的差事。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给日本人干事还要“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由此而来。

忙铲忙割的季节，生产队的人手严重不足，就把妇女当成了生力军来使用。孩子的妈妈正是受命于这个危难之时，再次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几十名男女劳动力下地干活，成了“打头的”。在旧社会，打头的就是领着伙计干活的，新社会把打头的封为组长，社员还是把他叫做打头的。她当了打头的，生产队每一天多给她记一分，一年300多分只不过值一二百块钱，但也是“不小”的收入吧。

眼看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念书的费用也与日俱增，这样混下去无疑是“坐以待毙”。1978年秋，公社领导以照顾干部家属为由，她去社办企业公社的服装厂上班了，每个月可以挣六七十元，一年就能顶上生产队两三年的收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心花怒放，苦累全都抛在了脑后。

我们家离公社25里，她要起大早贪大黑地上下班。风和日丽还可以，顶风冒雪就苦不堪言了。每一天到家后都是一身汗水，但为了挣钱，总比死了猪流泪水要开心，也总比在生产队一年到头只能领回口粮和柴草要好。

服装厂的活计很累，赶上服装急需出厂更要打夜班赶任务，一个星期得有两三天熬夜。那时就不能回家了，只好住在厂子里，十几个人挤在5米长的土炕上，或者到附近的工友家里过那后半夜。这样，没家里的事和孩子就得有我照看了，天各一方，公私不能两全。有时候我也不能回家，下乡蹲点在村上，家基本就唱“空城计”了，扔下3个孩子吃得如何、睡得怎样，你就可想而知了。

1981年，服装厂在“大家拿，拿大家”的人祸中寿终正寝了，她也解除了奔波的劳苦，疲惫之躯还未来得及休整，忧虑之心又沉重了。因为家庭收入的逆转之势就迫在眉睫。就这么一项“额外的收入”，现在又“绝源”了，相当于塞翁失马，但不知道是福是祸……

2 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2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服装厂倒闭了，欠下一大堆工人的工资，就以成衣按市场零售价顶替，不管你什么适用不适用的。工人只好手拿一大堆服装到集市上去销售，成了服装厂尽心尽力的义务销售员。我家得到的是10来条清一色的蓝色裤子，没有一条适合家里人穿用的，卖又卖不出去，只得将就穿了。父母、我们和兄弟妹妹出出进进全是一个颜色一种制式，犹如某行业的行服了。自己都觉得好笑，还得向不知情的人做个解释，否则就有偷盗之嫌。

没下岗前，她在服装厂负责质量检查和组织生产，队服装生产和管理及工艺流程谙熟，工作上也很投入。现在突然间刹车，有点茫然失措无所事事，更觉得无路可走，整天呆在家里忧心忡忡。

那一天，忽然有一家私营服装厂的老板登门来聘请她做厂长，塞翁失马后果然有了意外的福分。

老板是邻村的，我们认识，他姓宋名佐英，是解放前这里名绅宋钦侯的孙子，排位老三，人称宋老三。

宋氏服装厂鼎盛之际有几十号人从业，乡内外很有些名气。由于缺乏管理人员，效益一直不是很好。公社的服装厂一解体，倒是成全了他和她，就近的技术工人也纷纷投到他的麾下，宋老三的企业正蓄势待发。

她重操旧业，负责企业的生产和产品质量。宋老三出手大方，给她每个月150元的工资，是原来企业的一倍。

宋老三大有其祖父的遗风。他手里有了钱，不思企业的管理与发展，整天和一帮食客泡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猜拳行令，以示仗义，好像自己就是孟尝君。

宋老三最大的特点除了嗜酒，就是嗜书，都如命。他看了很多的书，古今中外无所不及，他看书就像小孩看连环画那样入迷，你抢都抢不下来。有时候他怕别人打扰他看书，竟然爬上房顶看书，一看就是半天，不许别人打扰他。等他看饿了下得房来时，所有生产上的事已经耽搁多时了。该他表态的事，你找不到他；去沈阳本该一天办好的事，他三天也办不完。酒喝足了才想去办事，头又涨腿又软。就这样，大好的时光和机会白白地流失，一次次地一闪而过。不到二年，好端端的企业被他自己泡黄了。欠下工人的工资很少有人去向他讨要，要不来还得惹一肚子的气，只好自认倒霉。

宋老三总算在破产之后给大儿子办完了婚事，老两口子领着女儿和小儿子背井离乡去了新城子区居住。所以这样，一来可以躲债，二也是为一家人谋个生路。这会他倒是勤快了，起早贪黑地卖起了血豆腐，无奈浪子回头为时晚矣。不久，他得了重病不治身亡客死他乡。听到他的噩耗后，我和孩子的妈妈去看望抚慰他的遗孀。她泣不成声，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劝告。

当初，宋老三把生产和质量管理交给了孩子的妈妈，而销售和财务已对外联络交给了一个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个人心计甚多，又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来二去，所有的企业机密，全都被她了如指掌并为己所用。此时的宋老三成了一具枯死的躯壳，她却借机壮大了自己，进而取而代之。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没有死去，而是换了一个姓名，依然走宋老三原来疏通好了的渠道。

宋老三为人豪放豁达更是血性，缺少的是身体力行和任人唯贤。他之死令人怜悯又使人叹息。我们空有辅佐之心同情之意，只是难以越俎代庖，也是鞭长不及马腹。

孩子妈妈再次失业不那么处心积虑了，久经的磨砺使她对就业下岗的轮回已成为司空见惯。几年间，她去过大韩家窝铺的吴家、燕飞里的刘家，为他人作嫁衣裳，倒也没有清闲过。她像个游击队员，神没鬼出的，左邻右舍还以为她在公社的服装厂上班，钱一定没少挣。

1985年，罗家房乡私营企业纷纷停下了脚步开始喘息。这些企业都是靠原来公社趟出来的路子走老关系的。改革开放一活跃，这些关系的链条松动得不能链接在一起了，私营企业局成了无水之源，一天天地枯竭了。

这时，大孩子已经考上了新民省重点高中，其他两个孩子也正沿着这条路向前冲刺。于是，钱又一次对我们警钟长鸣于耳际。

3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更需要钱。我一个月180元的工资怎么能经得起他们的“你争我夺”？我们终于走上了一条异想天开的来钱道——养鹅！

1985年盛夏暴雨连绵，辽河的洪水已淹没了所有的河滩地，水还继续地上涨。既然决定养鹅，就不能再犹豫了，天塌地陷都不会改变，害怕洪水吗？

那天上午9点，辽河又出现一次大的洪峰，我没有理会，带上一些钱独自骑车直奔铁岭。我不知道去铁岭的近路，即使有近路也被洪水阻隔了，只好走大路。走大路要经过新城子和清水台，然后90°大转弯再向北直行，也就是走哈大公路。这条路只听说过但没走过，就边走边问路。中午过后，总算来到了铁岭，单程150华里，还不算在铁岭市内绕来绕去的路程。

到铁岭买鹅？是的，那里有纯种的昌图豁鹅。铁岭的畜牧研究所是昌图豁鹅的提纯繁殖基地。要是在铁岭买不到的话，我就去昌图，狠心了。

还好，经人指点我找到了畜牧研究所，到那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研究所在山上，本来一路疲惫不堪却又要上山，两条腿酸得直打颤。到那才得知，今年最后一批鹅雏还没有孵化出来，但我毕竟赶上了末班车，忘记了劳累。按研究所的规定，当下我交了预付订金，心里踏实多了，没白跑一趟。

本该在铁岭住一个晚上好好地休息一下，一想起辽河发水我还是回去了，立即返回。

回来的路上自己告诉自己，累了就慢些骑。可一上自行车则心不由己了，恨不得一步到家。出了铁岭市区，才觉得饥肠辘辘，只好停下来在路边的小吃部用电便餐。吃过饭，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想起离家至少还有130多里路，没有休息就又路了。

这会则是身不由己了，想快骑也不行了，两条腿比木头还硬，往下一使劲脚和腿还有膝盖无处不酸疼。好不容易过了新城子来到了六王屯，天已经黑了下来。

二妹妹就住在六王屯，我没到六王屯的时候就打算在她家住一宿，实在走不动了。可到了那，我的主意又改变了，转念一想家里大人孩子一定惦记我，涨这么大的水她们能放心吗？掏出烟，抽了一支继续赶路。

过了六王屯，途中有个叫八间房的村子离石佛寺20多里路杳无人烟，一片荒凉。为了预防不测，我下车捡了几块拳头大的石头带上，万一有劫匪也够他招架的。

黑夜和那路一样的宁静，只有自行车和路面摩擦发出“沙沙”的响声，死一样的寂静。天上的星星眨着眼，哆哆嗦嗦的，不是的躲藏。路上没有一个行人，灌木丛古里古怪的，看不清枝叶后面隐藏着什么，全是一个个凸凸凹凹似人非人的轮廓……我不敢想象太多，只是集中目力和听力朝前走。忽地一个小转弯出现，隐隐约约看见了稀稀疏疏的灯光，啊，眼前就是沙岗子了，就是石佛寺东边的沙岗子村，忐忑的心不觉落了地。小时后到姥姥家来玩，就曾经和大舅一起赶着大车来卖香瓜，晚上那里演电影，有买卖做。

真巧了，今天沙岗子也在放电影，可我没有心思去欣赏它，便在人群中挤了出去。

过了石佛寺、马门子，就到了本乡境内的山西孟家，啊，离家不到10里路了。这时，堡子里只能偶尔见到一丝从窗帘的缝隙中露出的灯光来，一忽闪又灭了，大概是上厕所的人开着了，完事又关了。或许是小孩子哭了，大人找些什么东西哄他，孩子睡了，灯就关了。

夜深人静，自行车“刷刷”的响声显得很大。我不爱听这种很是单调的声响，总以为身后有很多骑自行车的人在追赶我。偶尔下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再骑上继续赶路，也看看那几块石头是不是丢了，就放在车子的后货架上，很容易颠跶丢的。不爱听“刷刷”的声音，我就哼唱一些歌曲来掩盖车轮声。

家边上的几个堡子我都很熟悉，唱歌也不会招来麻烦，都知道我是穷光蛋。这样反倒安全，不会吧我误会成有钱的，这也是我经常下乡蹲点的地方，连小孩都认识我。

一阵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到家了，已经是接近半夜了。进了家门，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太累了。草草吃了点东西，倒头便睡。

2 我的一家（历尽艰辛）（7）

2我的一家（历尽艰辛）（7）

从家到铁岭，再加上在市区里绕行的路途，这天我骑车足足走了近400里的路途，创造了我一生“行走”的记录。按预定的日期，十天后再次去铁岭取鹅雏。

我一共预定了60只鹅雏，一个人是很难把它们用自行车运回来的。我不忍心劳累她，毕竟是女人，她不忍心花钱坐火车，只好由她和我一起去了。

记得那是8月11日吧，辽河的洪峰一个接着一个，河水暴涨得很厉害，很少有人出行，都在家里预防洪水可能发生的不测。我对孩子做了一些安排，便按着上次的路线向铁岭进发。这是我那一年三次去铁岭的第二次。

大丈夫有的是体力和勇气，我很担心她的体力是否能坚持下来，别成为我的累赘。但她出乎我的意料，也是浑身是劲一步和我不离。是的，为了孩子和家庭，为了开源节流，就有了信心和力量，什么困难都不那么可怕了。这种精神状态也影响到了孩子们，他们和我们俩一样也在孜孜以求的前行着。

大孩子初中没有复课的过程，一步到位考高中。我们都很担心他考试不会理想，但他自己跃跃欲试，只好顺其自然。

那个年月直到现在，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挤进这条千军万马都要过的独木桥。反反复复地念初三夯实“基础”，可谓广大家长和学校望子成龙及追逐升学率的一大发明。据我所知，不经过复课的几乎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和中专的。这么做极大地拖延了孩子成长的时间，也延长了人才的培育时限，更浪费了很大的一笔教学上的资源。

就某些家长而言，这种浪费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罗家房中学有一个姓宋的老师，为了让儿子中考得中，竟然让儿子念了6年初三，直到考上个中专为止。我和他有所不同，但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为了让大孩子开阔一些视野，接受不同老师的教学方法和特长，初三时我把他由曹家中学转到了罗家房中学。虽然食宿费用要多花很多的钱，为了提高学习成绩也在所不惜了。

1984年中考结束了，听老师和孩子自己说，考上重点高中的可能性“很大”，但还不能说十拿九稳。那段日子里，越是接近发榜我们就越是提心吊胆的；越是想知道考试的结果，就越是害怕知道。那几天，我下班走进家门时，都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希望和失望混杂在一起，心里很是矛盾，但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我到家很晚，太阳早就西落了，家家都亮起了灯。一路上就听说今天中考已经发榜了，但我真的不敢向学校打听任何消息。走进大门时，就听见屋子里有人在唧唧喳喳地谈唠，听声音是孩子的妈妈和我的母亲。我想，她们一定是知道了什么消息，说话的语气不像是平时的闲聊，忽而声高忽而齐声。我屏住气仔细地听着，孩子的妈妈说：“要是考不上，来年就得复课了，光是复课费学校就要收一百五六十元呢。”“哈哈，这回省下了，你们也不用担心了。”母亲朗朗地笑着。直到这时我的心才算落了地，才知道孩子兑现了他说的话。

孩子中考的分数不是很理想，属于“压线”档次的，记得是525分。那年新民重点高中计划录取6个班共300名新生，没有一个自费生，但多录取了60名。多录取的60名等加试完体育，再把体育分和文化课分数加在一起作为总分，最后录取前300名。大孩子文化课的考分在360名学生中排在第295名左右，也就是说体育考得不好他就会名落孙山了。

得知他的考试结果时是很欣喜的，但面对严峻的体育加试又忧心忡忡起来，天知道他会加试得怎样？何况他是个小个子……

喜忧参半的日子更加令人难熬，甚至是夜不成寐。

加试体育的日子到了，我哪能不陪他到新民？为了能省下点住宿的费用，我们住在了离学校不远的气象站，那里的同志和领导都很支持我，对我们十分的热情。

气象站二楼的办公室里，有几张床是给值班人员休息的，让给了我们，但蚊帐只有一个。为了不影响孩子休息，我只好任由蚊子叮咬了。一夜过后，我的脸上腿上无处不是红包，回到家孩子们都不认得我了，成了红脸关公。

大孩子年龄小个子又矮，在班级是个打排头的主儿。加试体育的头一天晚上，我领着他去见我一位很要好的高中老师的家里，询问一下相关的事宜。这位老师姓赵，是从罗家房中学调去的，他的爱人是我初中的同学。本想让孩子得到他的关照与鼓励，但适得其反了。

他听我说了有关孩子考分等一些情况后，又看了孩子的身体现状，直言不讳地说：“我看他够戗。”当时我的脑袋就“嗡”的一声，我这不是弄巧成拙了吗？可我当孩子的面还得硬挺着给他打气：“赵老师，体育加试问题不大，会取得好成绩的。”我还说“自己的孩子我自己知道，他升学后潜力很大，没有什么问题的。”

从赵老师家出来，我又是一番战前动员和激励，孩子也鼓足了劲，决心在明天拼死一搏。可能是赵老师的话把他给激怒了……

体育加试一共三个项目，跳远、800米中跑和引体向上。考试的操场内不许家长进入，我只好在场外“隔岸观火”。

对引体向上我有很大的把握，他果然得了个满分。其他两项他发挥得也很好，三项加在一起一共得了59。6分，满分为60分。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很是兴奋，入学基板上已成为定局。

体育加试的分数相差太悬殊了，最少的只得了20几分。许多文化课分数本来很高的学生，被体育分拉下了马，理想霎时间烟消灰灭。这种不很合理的体育加试持续了许多年，不知道害苦了多少孩子和家长。重视体育是应该的，但高中学校不是体育竞技学校，有哪个必要吗？如此重视葬送了多少“科技”型的人才？断送了多少青少年的美好前程？

和大孩子一个学校的一个女生，原本文化课的分数比他高20多分，但体育分太低了，没有考上重点高中。考试结束后，她是和父亲一路哭着回家的，我看了心里很酸，也很悲哀，就像自己的孩子落了榜。

大孩子李靖不是靠“水大泡倒墙”升学的，我坚信他的智能和潜能会得到有效地发挥。入学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他的成绩就从入学时的倒数第几名，一跃为全校的第22名。到了高三，每次考试都在前五名，最后一次考试全校第一。在高中的时候，他曾获得全国物理、数学竞赛优胜奖的成绩。毕业后考上了吉林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孩子的聪明和好学上进，母亲是知道的。自从上了高中，她就更是忘记一切困苦，为了他迈进大学的门槛不惜“赴汤蹈火”。她也像一只飞蛾，见到一点光明就不顾自己而去“扑火”。这次和我去铁岭，就有一点悲壮的色彩啊。

到了铁岭才知道，由于孵化的原因，最后一批鹅雏得等到明天早上才能孵化出壳。尽管洪水情势紧急，我们也只好住在畜牧研究所了。

研究所的院内就有招待所，食宿很是方便，其他几个买鹅雏的人也都住在那了。一夜里惦记着孩子，她说什么也不能入睡，天一亮就直奔孵化室看看究竟。

研究所的宁所长对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很是热情，帮着我们选定了鹅雏，又联系了一辆去沈阳的汽车。太好了，我们乘汽车到新城子下车可以少走一百多里路。

鹅雏有她精心地侍养，直到产蛋也没损失一只。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养鹅的辛苦比去铁岭还要多付出几倍。

养鹅，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新兴的产业，不懂不熟的地方比比皆是。去铁岭回来路过新城子的时候，我特意买了几本有关的书籍。相继，又从沈阳、新民买回很多相关的图书。书中内容一致的就参照去做，有出入的就得参考比较和摸索了，多了许多谨慎和揣摩，一招不慎全盘皆输。

鹅需要放牧。这不但但是为了节省食料，更重要的是促进生理发育和新陈代谢。放鹅是很辛苦的，起早贪黑风来雨去，天天如此。一天不放或者晚出去一会，它们就要叫个不停，吵得你心烦意乱，左邻右舍都跟着你闹心。

鹅很淘气也很野性，专门去水多的地方觅食。到了晚上该回家的时候，你不赶它它绝不会自动回家。那时天渐渐地冷了，堤内堤外洪涝的积水已经结成一层薄冰。这时的鹅更不听从你的驱使了，呆在有冰的地方一动不动。没有办法，我只好脱下衣服游泳过去赶鹅。

第二年5月，鹅开始产蛋了。鹅蛋卖给人家食用就赔本了，只有浮化成鹅雏才能挣钱。产蛋高峰期（60只鹅有48只母鹅12只公鹅）每天课产蛋40多枚，孵化任务相当的艰巨。孵化不过来就要去卖种蛋，走街串巷十分辛苦，孵化鹅雏更辛苦。

我们利用水温孵化，满炕都是鹅蛋，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都必须有一个人值守。稍不注意，水温低了高了都会前功尽弃，血本无归。鹅雏孵化出来了，就得立即去卖，下一批鹅蛋还等着你孵化呢。就这样“顶针续麻”，三五天就有一批鹅雏问世。我们俩像走马灯那样，一连三四个月浸泡在育鹅雏的繁忙之中，时常是脸顾不上洗饭顾不上吃。白天我还要上班，晚上就得多比她睡一会。于是，她就成了抱窝的老母鸡，熬得脸色苍白，眼圈发黑。因为她不能按时吃饭，夜深人静的时候就饥饿难忍。还好，孵化3天照出来的“实蛋”便是我们的夜宵了。实蛋，就是无精卵或者是弱精卵，是不能孵化出鹅雏来的，我们就煮着吃。但是，能吃得了那么多的实蛋吗？只好腌上做咸鹅蛋，足足腌了一小缸，过个“鹅蛋年”。

2 我的一家（偿还外债）（8）

2我的一家（偿还外债）（8）

对于鹅，我们不敢有一时一丝的疏忽，从鹅雏到成鹅，从产蛋到孵化，不仅要天天地守候着，还得天天地看书做养殖记录，天天地预防鹅病……同我们一起去铁岭买鹅雏的几位“鹅友”，之间的书信往来一直没有间断过，相互沟通饲养和销售的信息。可惜的是，他们都赔了。赔的原因一是成活率低，防病治病有问题。二是饲养不科学，产蛋率低、产蛋期很短，蛋料比偏高。对此我们怎么能粗心大意，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

第二年我们有养了一年的鹅，只剩下20几只了，其余的都做了处理，实在是操劳不起了。年末，全部处理掉了，我们才从养鹅中解脱出来。两年一共挣了1500多元，比起其他养鹅户来说，我们是最幸运的了。

俗话说得好，“‘搬不倒’尖尖腚，什么人什么命”，她认为自己一辈子就是挨累的命。她就像“脱钩的鱼又被网打”，难逃挨累的劫数。前脚卖了鹅，紧接着我们就着手盖新房子。

这次盖新房不同上次了，要盖一个“宽敞明亮”的砖瓦房。这个时候父母住我们原来的那个小草房，我们住小草房前院的老房子。老房子也是两间土草房，眼看就要坍塌了，雨季一到我就担心它倒塌。二则也想，孩子大了，都念大学了，日后有个对象回来住在哪啊？三是后院的房子也不行了，父母还没有住过砖瓦房……

可是，我“心高力薄”，要实现这个目标还得奉行“节俭办事，卖力为是”的原则。

从扒倒旧房开始，到挖地槽、打石头底子地基等全是我们俩自己动手做，没求一个工。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开始搬弄砖瓦石块，晚上太阳落了才收工作罢。煮好了一大盆秫米饭，饿了就吃，吃饱了再干。腰酸得直不起来就蹲在地上干，手磨出了水泡就戴上手套坚持。从1987年的5月31日起，到8月7日为止，新房终于落成了。我的一件灰紫色的衬衫和一条灰黑色的裤子，在劳动中成了破碎的补丁。脸晒得黝黑，满手都是老茧，十个指头的指甲被砖头石块磨得光秃秃的了，被水泥和石灰腐蚀得成了扁平的形状了，像似严重的缺乏营养。长时间的重体力劳作，手指头伸不直了，腰也挺不直了，浑身上下比扒一层皮还难受。

建房过程中，每花掉一分钱我都一笔不落地记上，竣工后一共花了3650元，包括吃喝在内。砖，剩下十几块；石头一块没剩；水泥剩了不到5公斤，被二哥李巨元要去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原材料均在计划之内，没多花钱，没浪费一个工时，没浪费一分钱。新房建好后，父母便从后院搬了过来，住在西屋。

建房的各项费用花净了我们的“积蓄”，还欠下了1500元的饥荒：经董向志手借银行500元，孩子大姑家500元，陈日久借给我500元。

父亲原打算把后院自己的房子翻盖一下，后来经过我的说服改变了主意，把他那准备盖房子的1000元投入到我的新房上。由此不难看出，我的“积蓄”只不过是1000元而已，这还叫做积蓄吗？所以，我就得“节俭办事，卖力为是”——

原来旧房上的木料、石头、石棉瓦，全数用在新房上，要是别人家都不会再利用的，新房嘛。旧窗户上的玻璃够大的一块也没扔掉，都用在新窗户上了，新窗户也是这么设计的，能将就旧料。照明的灯头、电线也因陋就简，物尽其用，只花了26元买了些新电线作补充。用电线路是我自己设计安装的，用不起电工。一般人家，仅是电这一项花去1000元都不足为奇。

我们这趟街，我没建新房之前，只有两家还住在旧房中，其中就有我们一家。很多亲戚朋友都打听我什么时候盖新房，他们好来为我上梁挂彩，我都一一婉言谢绝了，尽管他们都欠我的人情债。到了上梁的那天，我们家没有放鞭炮，也没有设置宴席，只有一副对联贴在门框上。我清楚的记得：

上联是：待子女皆成才定设喜宴

下联为：等乡邻都建房再鸣金鞭

在农村，孩子生日、爹娘寿诞、乔迁新居、娶媳妇、发送老人……都要张张罗罗地操办一番。近些年来更是“变本加厉”了，青年参军、子女升学、店铺开张、甚至老母猪下崽都得热闹热闹，宴请的理由俯首即是，让你接应不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都毫不例外地紧跟这个潮流，乡村一级的大大小小干部们就是这个弄潮儿！他们有利可图，一本万利，甚或是无本万利，即可借机敛财，又可抬举自己，四面威风八面得意。老百姓想在“面子”上同人家扯平，拉近距离，殊不知只有他们自己才讲究“礼尚往来”，和官员们扯这套那是白日说梦。吃喝的耗费，全是浪费，老百姓对此是赔本的买卖，万万不可与人家同日而语。

我从来就不赶这个时尚，跟随这个潮流，我行我素。所以我不会在这上“赔本”，是则是从内心上对它厌恶，从来不做自己不情愿的事。

这年房子还没有建完，二儿子李昊就考上了新民重点高中。花钱的渠道一条连着一条，进钱的大门却个个关着。这还得了！

孩子的妈妈顾不得劳累，决意要靠绣花偿还外债和供孩子们念书。

1987年下学期，大儿子李靖开学时只带走了250元钱，要维持一个学期的生活和学习的花销。李昊升学也像我盖房子似的“可汤下面”，没有一分钱的“余头”。他开学时没有人送他去新民，关键就是我心疼那几块钱的往返路费。李靖开学后星期天当家教，去工地挖地沟，借以补贴财政的紧张。一家人都在为这个新房欠下的外债节衣缩食，开源节流。

绣花是半手工半机械的程序，很是劳累，夏天一身汗，冬天冻手冻脚。她是100多个“绣女”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眼睛自己比不得黄花姑娘，就得靠卖力气熬时间挣钱。

长时间地蹬缝纫机，靠大轮的右腿已经有风湿的迹象了，麻木酸疼，那也得带病工作。

一年后，1500元的外债还请了。还没等有所积蓄，小女儿就考上了辽宁林校，又多出来一个花钱的大项。此时此刻，单靠绣花和我的工资供三个孩子念书已显得力不从心了。为了挖掘我的业余潜力，第二年便在房前屋后的菜园子里种了好几大畦子的韭菜。我不会吆喝只会侍弄，只好由她去卖。

绣花的活有时候就断档，她呆不起，就学会了栽西红柿。这回我们俩算是满负荷运转了——绣花、侍弄园子、卖菜，唱起了连轴转的二人转。

2 我的一家（晴天霹雳）（9）

2我的一家（晴天霹雳）（9）

1992年至1994年，我下海兼任乡办企业的厂长，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手头上开始有一些积蓄了。那时候，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但不闹心的事又一次不期而遇。

1993年大儿子读完了硕士，考上了博士研究生。他大学毕业后就走上了工作岗位，念硕士是学校报送的。老二大学也毕业了，分配到沈阳，不久就应聘去了证券公司。小女儿中专毕业后，被学校保送到西北林学院继续深造。至此，除了小女儿还要由家里出钱供书外，两个儿子已经能混饭吃了。我和她终于熬出了一点头绪，天也显得蓝了，时不时地开心一笑。可有谁能预料到响晴的天会突然爆出一声霹雳！笑的花朵刚刚绽开，就遭到暴风骤雨的袭击，她的脸上又一次阴云密布。

1993年是个喜事接踵而至的一年。上面说了，有大学毕业的、又有升入大学的、大儿子也在五一假期里结婚了。那时候就是一个乐，还会乐极生悲吗？他知道我爱吃煮鸡蛋，她就放心大胆地对我说：“你吃吧，又不是什么稀罕值钱的东西，从现在起，管你够。”

奋斗了这么些年，她头一回这么放肆，我也舒心地长长出了一口气，看见她神情的灿烂。

李昊毕业后分配到沈阳电工机械厂，那是个国营大企业，全国都很有名气的。他学的是国际会计专业，和他的工作正好对口，可谓人尽其才志得意满了。他在学校时就入党了，厂里的领导和财务科对他很是器重，财务科就他一个人是“门里出身”。领导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你学有所成，我们也是求才若渴啊，老科长眼看就退休了，日后就由你接替的工作。”话，说得诚恳；情，表达得真切，全厂上下都认为他有出息。财务科的一个老同志，还捷足先登主动给他介绍对象，前景一片光明。

家境的贫寒，父母终年的劳累，孩子们个个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处处体贴这个家。他们恨不得自己能替父母受苦受累，为家分忧解愁，我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可是，他们一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钱这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问老二“什么时候结婚”，他笑而不答，只是说“我的事你们就不用操心了，我都这么大了，自己的梦自己圆”。

他真诚地拒绝父母在为他们的结婚整日地操劳，自己的事要自己办，从来不提结婚得花多少钱的事。他知道，哥哥结婚只花了2000元……

电工机械厂近年来的效益不是很好，李昊的工资每个月只有150元。他回农村家里时，我们就给他带回些米面蔬菜大豆什么的，这样能省些钱。他也很能吃苦，从沈阳回家从来不坐车，骑车单程就是100来里路。尽管这样，他的工资也是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拿什么结婚呢？我们只能期盼企业的效益好转，而李昊正在不声不响地寻求另外的就业之路。

终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招聘单位是辽宁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公司要在铁西区筹建一个证券交易所。招聘的条件为，大专以上学历，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者，面试合格者当聘。而他工作仅仅3个月，就去面试了。基本条件不合格，主考人自然会拒之门外的。李昊却锲而不舍，自己去找管主考人的领导要求和他面谈，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结果出乎预料，他被破格录用了。

李昊在校时是学生会的干部，又是校报编辑部的主编。他写的文章很有文采和思想深度，曾多次获得省内外有关新闻单位举办征文活动的奖励。念初二的时候，就获得了河南体育报征文的大奖，有一定的政治素质和文学修养。现在刚刚毕业，专业知识自然能倒背如流。所有这些就是他的家底儿，也是吸引老板的光环。

那天的晚上，他来电话了，说去了新的工作单位。我问他工资是多少，他神秘兮兮地回答：“我们的工资，领导让保密，总之是以前的好多倍……”这本来是个利好消息，却由此埋下了祸根。

我们一辈子靠勤劳苦作生财，从来不敢异想天开。证券公司的小青年很开放，是那个环境感染的吧。这么说倒不是说他们贪占侵吞公款，而是说他们包括经理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操作透支炒股。大势所趋，李昊也是求财心切，总想不要父母一分钱成家立业，于是就在同事的影响下也这么运行起来。

谁知，股市的熊市一熊到底，一时间难以牛起来。几天过后，他亏了10万元，对于我们来说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天文数字，听起来毛骨悚然。眼看“结账”的日期到了，亏损的窟窿堵不上，就要被除名，直至法办，此类事件屡见不鲜。

情急之下，他打电话给在长春的哥哥。他们刚结婚，哪有那么多的钱为他解难？李靖只好打电话给我说明情况，实际上是让我想办法。这个电话发生在1994年5月7日上午10点。

听了这个电话，我没有觉得那么突然，知道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只是认定已经没有什么侥幸了而已。

在这之前的几天里，我有预感。李昊曾几次把电话打到我的厂子里问我们的企业是否炒股。我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也不赞成你去炒。他的电话使我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一片阴云在我的周围笼罩着，但说不上什么时候会下雨，心就不安。现在，一场急风暴雨来临了，因为有了“未雨绸缪”才没有惊慌失措。但是，这个燃眉之急该怎么处理，是我没有料到的，这数额太大了！

我心里很清楚问题的严重性，更清楚孩子的所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我没有一句对他的责怪与批评，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筹集这笔巨款去堵塞那个漏洞，不然的话雨水就会冲垮这个家。

那时，我是在家里接李靖电话的，正在写一篇应市妇联之约的讲话材料。

顾不了那么多了，撂下笔我夺门而出。临走的时候对孩子的妈妈说：“厂子里有事了，可能回来得很晚，晚饭不要等我了。”

电话的内容她一概不知，我不可能告诉她半个字。

李靖在电话中说，李昊自己积攒了6万，还有4万没有着落。4万？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我盖11座新房。盖一座房子我都掉了一层皮，这不是要命吗？那时候的农村有几个万元户？一年的工资还不到3000元，4万元不吃不喝也得……

我不敢去想这个数字意味这什么，眼下就得见到这些钱，今晚就的送到，否则后果不可想象。

2 我的一家（举债安家）（10）

2我的一家（举债安家）（10）

凭我的为人借几万元钱是不成问题的，何况我们保安器厂就有钱应付我的急用。问题是，走出家门之后，有钱的单位都成了“没钱”的地方。

我们厂子的会计今天外出了，联系不上他，等于没钱；

洗衣粉厂的厂长是我的铁哥们，巧了，会计也没有在家，有钱拿不出来；

供销社掌握财权的朋友根本找不到，不知去向；

乡政府财政所空无一人……

那时都没有手机，没有办法联系上，急得我团团转，脑袋上顿时大汗淋漓。思来想去，唯一没去的地方就是银行了。

我们厂子的帐户上是有钱的，但会计不在家，盖不了财务章那是万万办不到的，不然还有我跑了那么多有钱的地方吗？现在是束手无策了，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只好去碰碰运气，也决心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否则……

还好，银行的一把手在家，没有他谁能做决定？

情急之下，我只好编个理由，敲开他那扇紧锁的大门。

银行的主任姓鞠，是我内弟连襟的哥哥。平日里我们经常见面，又有一层亲戚关系，对我编造的谎言，经过我几番说明它的严重性，他总算开了口。其实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这样做的，他也担着很大的风险，没有正式的手续就从银行里取款，严重地违反有关规定，是要受处罚的。

我没有演过戏，今天我成了主角。心急如焚的我，在他面前还得不让他看出破绽，还得一副心神安定、神情自若、一心为公的样子，真是难为我了。

那一刻，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4万元到我手里了，只打了一张白条，创造了一个有史以来的记录。4万元，没有一张100元和50元的大票，面值10元的5元的各占一半，装了满满一大包子，挎在肩膀上兜带压得我生疼。

到了乡政府，我立即打了一辆面包车直奔沈阳，这时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离“大限”只有两个小时。

紧急中我没有忘记两件事。一是离开厂子时，安排值班的坚守岗位不要离开电话。李昊来电话了就告诉他我正在去沈阳的路上，让她等我不用着急，给他吃定心丸，因为他比我还着急。

二是临上车前必须抓个保镖的，那么多的钱不是闹着玩的，以防万一。

还好，我的密友段景汇正好在乡政府还没有回家。上车时我没有告诉他去沈阳干什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走到半路，背着司机我让他摸摸我背着的东西，让他吓了一跳。我告诉他，下车后司机在前面走，你在我的身后，不得有半点闪失。

按我的意思，车开得很快，按预定的时间到达了，我一刻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第二天，按原来我和银行鞠主任的君子协定，会计换回我给银行的欠条。我没有去，因为那天我得按计划和葛教授去长春推销保安器。

此时此刻，孩子的妈妈还是一无所知。但我知道，我去长春这几天她都在做什么美梦。

孩子们念书时，她很要强，没想任何人借过一分钱。现在怎样还上厂子垫付给银行的4万元？

从长春回来前，大儿子给了我两万，我自己手里还能凑合1万，剩下的1万到哪里去找？

从长春回家的一路上，我始终在琢磨怎样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她。

我先给她一个惊喜。在出事之前，我有一个专利设计成熟了，是一个世界时时钟的技术。这个专利技术不需要对原来钟表的结构做大的改进，就可以生产世界时钟表，世界各地的当地时间一目了然。在去长春的火车上，我把我的设计讲给了东北大学的葛教授，他表示了肯定。到了长春，我也把它讲给了我的亲家，他们都说这是一项很好的专利。那时候我担心我人微言轻，就把这个专利交给了儿子，由他代替我申请，并取得了成功。那时，原以为出让专利可以得到一笔钱，可以补上“炒股”的漏洞，所以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把这件事讲给了她听。

她很高兴。我话锋一转，说天下的事就是这样的，想得到的时候，往往会先失去一些。她表是我说的对，我才说：专利弄好了可以得到一笔钱，但现在得失去一笔钱了。她也知道专利的厉害，我们鞋厂用人家的“专利”开价不就是168万吗？也就是说，眼下的窟窿可以用专利堵塞的，我就想给她这个概念，我自己也在抱有希望。

从长春回来的那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终于知道了“炒股”这件事。起先她根本不相信，后来看我说得很认真，眼泪便簌簌地滚落下来。她不能不哭……

夏天卖西红柿常常被雨水淋个响透，汗和雨水和着泥，就是为了那10几块钱。到塑料棚子里割韭菜，腰哈得很低，爬来爬去地劳动，狗都受不了，人得将就，那钱来的容易吗？养鹅起早贪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用透支生命换回几个辛苦钱……几万元竟然在刹那间打了水漂，心疼、心酸，也心寒，她的心碎了，哭得太凄惨了。就是以后她的爸爸妈妈死了，我也没有见到她那么的伤心至极。

哭也没有用，眼前的1万元必须在明天有个说法，不然我就欠了厂子的钱，我没有那个习惯，厂子也用钱。怎么办？当晚我们决定卖掉自己一砖一瓦垒砌起来的房子，搬到老牛圈去住。

老牛圈是厂子另外租用银行的房子，我准备在这里上几个项目。其中的一个就是专利项目，后来被我取消了，不成熟，假专利，所以房子始终闲着。那时是迫不得已，怎么也不想走背井离乡这条路，但走了。

在老牛圈住了半年，二妹妹和三妹妹才知道我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便纷纷解囊相助。10月末我们在德盛堡买了一处房子，花了1万2千元。11月11日我们搬了进去，有了自己的家。

2 我的一家（人生拐点）（11）

2我的一家（人生拐点）（11）

原来的家也属于德盛堡行政村，俗称叫“大桥”。现在的家属于德盛堡自然屯，和大桥是一个行政村，是村委会的所在地，两个自然屯相距一华里。我能搬到这里来居住，应该说是劫后余生了。

深秋时节我们住在老牛圈时，天气已经是一天天地冷了下来。晚上就要多烧点柴禾，不然炕就觉得很凉。然而，事不随人愿，银行的炕不好烧，也就是说炕和烟道不通畅，憋烟。那天半夜，我突然间感到一阵阵难忍的恶心，头疼得很厉害，迷迷糊糊，不觉呻吟起来。她被我痛苦的呻吟声惊醒了，打开灯一看，只见我脸色苍白，满头是汗，便声嘶力竭地呼唤着我。好一会工夫我才哼了一声，像从噩梦中醒过来似的。这时我明白了，是煤气中毒了，险些命丧黄泉！神智清醒了，但脑袋依然嗡嗡作响，想要爆炸的难受。

我们所以搬回德盛堡，与这一次“惊险”不无关系。再有就是，母亲自打我们搬到老牛圈，她没有回过家，太孤单了，我要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不能让年迈人再四处漂流了。

说起来她绣花、卖菜也有六七年的光景了，那个黄金时期到现在开始下滑了。所以到了老牛圈后她决定改行，到我的鞋厂上班。

1993年初春，鞋厂正缺少一个销售员，她本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了工作。

推销产品极为艰苦，每天都要乘车外出，还要带上几十双鞋。以往她晕车，所以要试试看。当了推销员一次也没呕吐，她真是个挨累的命。鞋厂一连换了3任厂长，她就成了三朝元老。从1993年到1996年的四年间，沈阳、新民、法库、康平、彰武的路让她跑“明”了。上万双鞋都是见过她的肩膀抗双手拎出去的，几十万元的鞋款也经过她的手结算带回来的，没差过一双鞋，丢过一分钱。这也成就了她“失业”的苦恼到有事可做的转化，还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不让的话拿什么偿还一万多元的房债？

正像没有不散的宴席那样，乡镇企业也没有不黄的厂子。鞋厂的厂长一蟹不如一蟹，亏损额年大于年。1996年冬，鞋厂转包了他人，她也和东奔西跑彻底地拜拜了。

就这样，靠我们的双手建立起一个新的家业，靠我们的辛劳供三个孩子念书，靠我们的毅力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可以说，没有她我则孤掌难鸣，甚至是凶吉难测。她左一次弃业又一次转行，都是在风口浪尖上求生的，都是在坎坷崎岖的旅途中跋涉的。期间纵然有些兴致的瞬间，其歌也悲壮，其心也苍凉。

1996年末，我们总算还清了外债，一共是13500元。

有道是，无官一身轻，五债情亦同啊。只是二儿子和小女儿一个未婚，一个还没有毕业，轻松也是暂时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用在那时我的身上再也恰当不过了。

事到如今，她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算得上“江郎才尽”了。闲不住，就养些花来卖，还做起了加工蛋糕、做湿巾的小买卖，混个咸菜大酱钱吧，倒也其乐无穷。我则在单位单枪匹马孤舟独将地向前维持着。

1996年初，李昊原来的对象黄了。原因很清楚，那是我们欠的外债还没有还清，拿不出来一两万元给他的女朋友装修房子。他也不让我们出钱，有说不通她的父母，一气之下了断了。以上是我的判断，李昊只是说她当不了她父母的家，今后过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对此即是遗憾也是教训，只差那么一点点的钱，可我们没有，还在经济危机中喘息着。

说遗憾，是我们觉得那个孩子很好的，稳重。说是教训，是说我们的口风太紧了，总想在孩子的花费上求得一致，也就是平衡。李靖结婚时只花了2000元，他们最少要花2万元，作为父母的怎么做交代？事后我才想起来那句话，叫做“赶上驴骑驴，赶上马骑马”，忘记了灵活机动因时制宜的原则，其实这都是贫穷惹得祸。

孩子一日不成亲，父母就一日难以安心。

1997年仲夏，李昊从沈阳打来电话，说他经人介绍又处上了一个女孩。她就是我们现在的二儿子媳妇马娜。

对孩子们的婚恋我是早就有原则的，也曾向他们说过，他们也都明了在心。我的原则是：不看门第看人品，不看长相看才智，不看金钱看感情。只要你们自己认可，父母绝不干预。

马娜和父母和我一样的实在，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算是皆大欢喜了。

马娜是个知名人士，曾16次获得国内外轻量级的举重冠军，我们也是新民的老乡，她家在大民屯的腰堡。

十几岁时马娜就离开了父母去了体校学习，退役后就业了。开始是在新民体校做短跑运动员，很有爆发力。后来，她的启蒙老师让她学举重，不想一举成名。退役后，她被分配到沈阳市人民体育场工作，一直没有处对象。

马娜的成名教练张佳民先生经常去李昊那炒股票，他是50万元以上的大股，正好由李昊负责，渐渐地认识了。张教练很是欣赏李昊的人品和业务水平，心中对他便有了十之八九。

又一次，张教练又约李昊去吃饭。这次同往常不一样的是，席间张教练有意请来一个三陪小姐来作陪。李昊见此情景惶惶然连忙拒绝，继而夺门而出。张教练什么也没说，付了饭费各回各家。

一星期过后，他打电话再次约请李昊，说有一件事要和他当面商量。

李昊如约，张教练笑了，说明上次是他玩的“阴谋”，试探他的人格道德……并把他的学生马娜介绍给他。不久，李昊和马娜一同回家来见我们，也算是确定了恋爱关系。

1998年3月7日，马娜的母亲病故了，我们俩骑摩托前去大民屯吊唁。那一次是我和她父亲第一次见面。

直到他们结婚，马娜和父亲从来不提一句关于彩礼和钱的问题，也没有任何要求，让我很受感动。

他们结婚用的房子，是沈阳市政府奖励给马娜的，她获得了亚运会的举重冠军。冰箱、彩电、洗衣机及所有的必备物品，都是马娜平日里置办的，我们没有为他们添置一件东西奇书-整理-提供下载。那时我已经决定下来去北京了，房子也卖掉了，就给了他们13000元，算是父母的一点心意吧。

从那时起，我的人生道路开始了新的拐点，又出现难以忍受的阵痛。这个《草根家事》就是在阵痛中诞生的，起草于北京，落笔于沈阳。10年间，又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风风雨雨，难以计数。

3 我的北京（并非风顺）（1）

3我的北京（并非风顺）（1）

有一百个孩子就得操一百份的心，我们只有3个孩子，所以更能把心操得周到，或叫尽心尽力。

大孩子李靖从吉林大学毕业后，被学校保送为硕士研究生，先工作一年后再读研。这也很好，他可以按当时的有关政策带工资深造，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媳妇邹彤也不甘示弱，经考试也成了硕士研究生。1993年他们结婚后一直住在岳父家，之后李靖又考上了博士研究生。1995年12月28日，他们的男孩出生了，由我起名叫李临川。李者，桃李之谓也；川者河湖之水也，临则临泽。其寓意是生存环境优越，任其茁壮成长。

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准奶奶就去了长春，之后又陪伴她们母子一个多月。再后来，邹彤上班不得照顾孩子，临川13个月时就来到了我们当时农村的家“寄养”，那时正是开春的1997年。李靖也博士毕业了，去了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博士后流动站读博士后。

1997年11月初，农村天气渐渐地冷了，早晨已经白霜点点了。奶奶怕冻坏了孩子，就由我送临川妈妈那里。

一个月后，也就是1997年年底，邹彤领着孩子从长春去了北京，由此开始在那里定居。半年后，邹彤放弃了在吉林大学任教的工作，被北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聘用任总工程师，并开始上班。

大人一上班，孩子就成了问题。恰巧这时李靖又去了韩国搞学术交流。邹彤和孩子顾得上穿衣就顾不了吃饭，急得她们娘俩团团转。在她上班前，奶奶乘车去了北京，再次把临川接到我们家来。

8月初李靖快要回国了，孩子也该上幼儿园了，奶奶再次抱着孙子去北京让他们一家团聚。

孩子是奶奶从小带大的，祖孙的感情十分的浓郁，难以割舍。邹彤也是对孩子很不放心，总觉得离开奶奶不那么安心。在李靖外出的时候，邹彤又一次把奶奶请到北京看孩子。不久，我也做出了决定：去北京！

那时我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况且母亲年事已高，说去北京就去了能那么容易吗？再说了，沈阳的两个孩子还没有结婚，很多事都成了我们去北京照看孩子的障碍，怎么越过？还有，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跟孩子们一起生活，我只是想老两口过无牵无挂生活，过夫唱妇随的田园生活。再有几年这种伊甸园的梦想就会实现了，近在咫尺了。可眼下要去北京，所有的美梦不都成了一枕黄粱了吗？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扼腕惋惜。同时，我也难以离开生养我的这片黑土地……

但最后还是去了，是孙子与我们的感情让我们跨越了难以逾越的诸多屏障。

走之前，母亲去了太平庄老女儿家，房子也变卖了……除了几万元钱，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对家乡的留恋。说实在的，也有对北京的向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在北京生活奇#書*網收集整理，会和李靖邹彤他们在一起过日子。

邹彤是江苏扬州生人，父母是50年代的大学生，沈阳药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分配到长春，一直在那生活工作了，而且很有名望。他们的女儿结婚时，都是他们一手承办的，我们倒是清闲自在，坐当公婆。上文说过了，他们结婚我仅仅花了2000元钱，总觉得欠他们的太多。婚后，李昊炒股又花了他们的钱，更让做父母的心理难以平衡。现在他们有些困难我们怎么会安然？

我终于做出了选择，人生的拐点终于出现了，就把电话打到北京告诉邹彤。她十分地高兴：

“李昊、晓黎还没有结婚，你们所有能用的东西都给他们吧，你和我妈带些随时穿用的衣服就行了，千万不要多带……”

是的，现在不是考虑去不去的问题了，而是怎样安排和处理善后事宜，很麻烦的。

母亲76岁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尽管我们劝她和我们一起去北京，但她总是那句话：你们去吧，我不反对也不阻拦，我在哪都可以，你们不用为我操心……

她不愿意去她的二儿子家，说7楼太高了。按她的意思是，在我们去北京之前，她先去太平庄老女儿家。是的，我也不愿意让她送我们走，总觉得那样有些“凄惨”，好像生离死别似的。

母亲能用的家什器皿，老妹妹家能放得下的其他物品都尽数搬过去了。还有母亲百年之后的费用也都有了安排，放在我大妹妹家里。总之，她的生养死葬等一切开销都有我一手承管。

安顿了母亲，我又逐个向四个妹妹及孩子们通报了去北京的相关事宜。接下来的就是处理房产和交代工作，这两项大事双管齐下，时间紧迫。没有几天，房子的交易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工作问题也有了眉目。

我是公务员，按有关规定我还不到退休的年龄。工龄虽然已满30年，可以申请退休，但沈阳市不执行这个条款。要想离开工作岗位，唯一的希望就是按照新民市委市政府年初下发的“3号”文件精神——可以申请下海经商。文件中规定：鼓励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自动离职下海经商，一年内除不享受下乡补助和年终奖金外，工资和各项补贴照开。一年后，愿意回原单位的不受任何限制继任原职。继续下海经商的，要与原单位签订合同，并保留原单位的工作关系及职级。

根据这个规定，我可以申请下海经商，一年以后或机关改革有新的政策出台，或我已年满55周岁再申请退休。这样，我去北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经过我同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探讨，他说“3号”文件已经停止执行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唯一的一条去北京的通道被堵死了。

可我还不甘心放弃它。我认为，“3号”文件早已下发，不执行“3号”文件的文件在哪里？没有。那就是说，“3号”文件还是有效的。我就决定利用这个“空子”找党委书记面谈。

其实，对于我来说下海经商只是个借口而已，目的在于既能得到正常的开资又可以暂时脱离现有的岗位，不然去北京就成了问题。

党委书记刘国成很支持我上面的想法，当即就决定放人。他对机关工作早已生厌，对时政流弊更是颇有微词。他看不惯上级不讲实际地发号施令，弄虚作假……我提出下海，对机关的机构改革也起到减轻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压力，他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对周春林乡长说：市里又没有明文规定不执行“3号”文件的精神，他人在我们这里，我们就说了算，用不着对上做什么请示，不行的话他再回来嘛。

第二天早上，刘书记主持党委会，专门讨论关于我下海经商的问题。开会前，刘书记再次和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想好了。我说：“考虑好了，就等党委研究了，来日机关机构改革编制中多一个人就是我。”我很慷慨，话说得很干脆，刘书记赞赏我大度豁达有勇气有胆量，够男子大丈夫气概。

党委一锤定音，我又同乡政府签订了有关协议。其内容主要是：下海时间暂定1年，如遇机构改革则按新的规定执行，原协议作废。

有了这份协议，无疑等于请了一个1年的长假，可以心安理得地等待退休和机构改革。但是，在机关中很多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他们觉得有点冒险，怕丢了好不容易到手的饭碗子。

房产转让给了德盛堡的沈凤忠。开始谈交易之前，我不懂房子的行情，刘晓维做我的参谋。那时郑文信的房子卖了，他房子的地位环境与我的大体一致，房价17000元，但他的房子质量很差。我以他的房价作参考，再把我的“优势”加进去，最后以26000元成交了。

我的房子和郑文信的相比，“优势”13000元那是公认的。但沈凤忠考虑我急于去北京就往下压价，这也合情理。但沈凤忠也担心买不到我的房子，怕被别人买去，所以也不敢大意。于是，房子就在这个价位上定了下来。

30000元的房价包括烤蛋糕的设备1000元，也包括一辆很新的摩托和彩电等物品。这些东西足足值4000元。现在房价定在26000元，上述的东西就由我来处理了。但我依然给他很多的物品，如：价值400元的工具箱、写字台和4把椅子、一个炕柜、好多贵重的花木、农具、近1吨的煤、大大小小的缸、铁锅和铝锅盖、穿衣镜……物皆有用。我还特意写了一张条据交与沈凤忠查收。除此之外，还有好多的物品也全数归他所有。

至此，所有去北京前的准备工作基本上都落实了。原来我们商定等李昊“十一”完婚后再去北京，这些天我们仍然住在我们原来的房子里。等我们搬走了，沈凤忠再搬进来的。所有关于买卖房产及有关事宜，都是由阎俊芳为中介人，一切都很正常。房款是由我和沈凤忠在银行交接的，没有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母亲用的东西拉走了两车，许多不能带到北京的衣物，由王洪军拉去了。9月15日一早我们开始收拾带到北京的衣物和书籍，准备第二天从邮局寄往北京。我们正在忙碌时，沈凤忠来了，约我到张奎合家说话。

3 我的北京（一波三折）（2）

3我的北京（一波三折）（2）

事出蹊跷，有什么话不可以当面交谈的，非得到第三方家中？

我百思不得其解，房产的交易使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的，两厢情愿的。他的媳妇在沈阳，我的夫人在北京，我们俩都是说了算的吐口唾沫就是钉大男人，还有什么……我琢磨不透他的心理。

原来是，沈凤忠嫌我拉走的东西太多了，说我违背了诺言。

我问他：“你可以按照我给你的条据查验啊，少一样东西我如数补上。”

“那个条据叫我撕了，没有用的。”

“你撕了，我没撕，一式两份，你看看吧，少了哪样东西？”

我还说：“我们商定的事还有中介证人在，这个不算数还有什么可以算数的？”

他无话可说，怏怏不快。

沈凤忠原来的4间北京平卖给了刘汉丰家，好的孬的东西，甚至是窗帘架子都拆下来了，室内一扫而空。我卖给你房子，我拿走的东西仅仅是原来东西的一小部分，你怎么还不知足？我越想越来气，终于明白了他的亲属两次对我说的话意味着设么。

“我们可是花高价买的房子啊……”

高价吗？合理的价位。买房子还要买我的东西吗？我的东西也在房子之内吗？我问他的亲属，无言以对。

沈凤忠并不甘心，没等李昊结婚就搬了进来，也没有和我打招呼。他们的理由是：他爱人和刘家处不合，不想在那（老房子）多呆一天了。

刘家和沈家住东西院，沈家说刘家盖房子“抢前”了，由此两家开始不睦。沈家老想离开刘家远一点，就买了我的房子，也离沈凤忠的农机修理部近很多一举两得。那时沈家就想搬到修理部去住，还没等搬走就买了我们的房子，这是实情。所以我对他们搬到我这来我没有反对，房子已经是人家的了，那是早晚的事了。

现在他提出“东西”少了的问题，之后又迫不及待地搬家，目的就是监督我不要再往出拿东西了！他的继父在他搬家的时候又对我说：“俺们可是花高价买的房子啊。”潜台词就是“花高价买房子，你就别往出拿东西了。”

显然这话就是沈凤忠教给他的，他自己不好明说罢了。

不几日，沈凤忠的三叔丈人也来到了我家，也说了同样的话，一字都不差。我不耐烦了，回敬他：“三叔，沈凤忠不比你傻！”他不言语了。

三叔丈人叫王文杰，就是王八爷的三儿子。我们曾是在董家窝铺时很好的邻居，也是当老师时的同志，我真不理解感情会被利益冲淡。

那天王文杰是沈凤忠请来的，我们在席间才有了上面的对话。这时，沈凤忠再也压制不住内心深处的郁闷与平衡了，便自己出头露面和我交涉。

我本想等“十一”李昊结婚后再去北京的，想不到今天就要和这房子告别了。

沈家的所作所为令我不能理解，也让我很是气愤，怎么会“说大话拾小钱”啊！我不想再在这多呆一分钟，立即打车去罗家房邮局往北京邮寄我们用的衣物。从罗家房回来接着打一辆松辽小客车，装上我们留给沈阳两个孩子的东西，离开了原来属于我们的那个家。

临行前，我给沈家留下上个月我们用的电话费、有线电视使用费共80元，足够的了。我决不让他们等我走后叨念我占了他们的便宜，让他们说自己很大方。

几十年来，我们的生活虽说不是那么的富裕，但我同别人办事从来不去计较盈亏得失。盖两件小草房的时候，很多木料都是买孙海学家的旧房子下来的檩木，讲好的价钱一共是26元。秋收后孙海学路过我家时，便招呼他进屋结账。我没有零钱，就给了他30元。他也没有零钱找给我，我也没有让他找给我4元钱，他走了。4元钱，在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目，用它买火柴可以足够一年用得了。在我们生活极度困难的时候，父亲给了我10元钱，这10元钱从初夏一直花到老秋。这4元钱我买了一个“大方”虚衔，办事地道的“实称”，孙海学逢人便讲。所以，李昊炒股亏进去的钱，如果时间允许，我在左邻右舍是不难借到的。

松辽小客车离开德盛堡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先到沈阳李昊那，然后就去了苏家屯辽宁林校女儿那，已是暮色沉沉了。司机不愿意在半路上吃饭，我们就回到了离家还有10里路的老牛圈吃了晚饭。

这一天早上就开始整理衣物，也没吃什么东西。中午时分又和沈凤忠进行了一番交涉，哪有吃午饭的时间？虽然腹内无食，但不觉得那么饥饿，满肚子都是火气。

到了老牛圈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才算填饱了肚皮。送走了司机，我和孩子的妈妈才体验到无家可归的滋味。你想，这个时候我们到哪去过夜？那个家不属于我们的了！思来想去，我们只好回德盛堡孩子的姥姥家。

那天夜里天气格外的凉，一出饭店的门口便冻得瑟瑟发抖。去沈阳之前，我就把摩托存放在傅万一饭店那了，这摩托我还得用它几天，有事要办。

傅万一是我的姨表弟，也是我的学生。他见我冷得厉害，就把他的皮夹克披在我的身上，一路上才免去风寒月冷的苦楚。

我不想在德盛堡这块土地上多做逗留，经不起触景伤情的折磨。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去了40里路以外的六王屯二妹妹家小住几日，打算在那等待李昊婚期的消息。

李昊的电话通了，他们一时还定不下来确切的婚礼日期。但有一点很明确：国庆节前安排不出来时间了。那时我想立即去北京，取消在老家举行婚前的宴请。孩子的妈妈说：“这怎么能行啊，多年的礼往不能回收不说，我们去北京也不是躲债，也不是在这呆不下去了，为什么就这样悄没声地走啊……”

她说得很在理，妹妹和妹夫也是这样的看法。于是，我再次和李昊通话，商定婚前宴请的事宜。很快，我们决定在9月20日在老牛圈宴请亲朋好友。

3 我的北京（思乡情愫）（3）

3我的北京（思乡情愫）（3）

多年来我从没搞过什么宴请。三个孩子升高中考上大学、几次乔迁新居、李静结婚、发送先父，从来不去劳动他人。许多同事故旧时常打听我孩子什么时候结婚，他们好过来祝贺。我也曾表示过，三个孩子“操办”一个就行了，到时候一定恭候你们光临。

这次虽然决定宴请，但我坚持规模要小，不会让人误会“他去北京了，临走了捞一把”。

乡政府的主要领导我一个都没有请，不给他们找“麻烦”，更不想让他们壮我的声威。其他同志尽量压缩，邀请的都是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挚友。家在新民市内，我的高中同学早就有约会，必请无疑。各村的干部一个不请，不让老百姓骂街。他们都是公款“消费”，实属无奈。我时常下乡到村里蹲点，村干部和我的感情都很深厚，给信就到。但是，请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难以计数。乡里的干部请他们，甚至市里的干部有事也请，公安、法庭、工商、税务、电力、银行……有事更邀请，个人有那么多的钱吗？况且都是为了村里的“公事”才请的？这么多的宴请令他们接应不暇又“钱去囊空”。前些年都是自己掏腰包，现在则是公款赴宴了。越是公款走人情，请你的人就越多，恶性循环了，病入膏肓了。“幸福”了少数人，坑苦了一大帮，群众能不骂街吗？我还能雪上加霜去宴请他们吗？当然了，也有些村干部乐此不疲，公家的钱出去了，他自己有事也操办一把，公款就变成了私款，中饱私囊，堂而皇之地洗钱。

对于李昊的婚宴，我的妹妹和内弟早就有话，不请说不过去。我也讲礼尚往来嘛，只是别人有事我就去，我有事不请。那天，所有该请的客人都到场了，一共8桌。8桌，一般的农民也比这个数要多，就别说那些“公卿将相”巨贾富商们了。

宴席上，我们有指定主持人，大家都是客人，我自己客串一回主持：

感谢各位光临李昊马娜的婚宴，感谢大家为我去北京送行！

就这么简单。

其实原来定了7桌，有一些要好的村干部听说后也来了，真是无奈，那才是真实的情感啊，我很感动。

午后，我们一行6个人打车去了沈阳李昊那里。这6个人：我们夫妇、李昊和马娜、胡振全和李晓黎。

到沈阳后，李昊马娜的婚礼定在10月17日。李晓黎的婚礼日期虽然还没有确定下来，但学校已经给他们房子了。我提议李晓黎的婚礼请学校的有关领导主持，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不参加了。小胡和李晓黎表示赞成，让我们早点去北京安顿调整一下身心，这段时间累得要命，身心俱疲，有目共睹。

在沈阳时，我们俩为李昊和马娜的婚礼做了一些准备，做了一切被褥什么的。可是，离他们结婚的日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又没有什么事可做，就于9月26日乘12次快车去了北京。

一路上思前想后百感交集。我不曾想就这么快离开了生养我的故土，还有朝夕相处的亲友乡邻。也不曾想，临行前沈家派生出那一幕“逼宫”一样的事变，把许多的感情变得如水似烟。也不曾想我宴请的客人一个不落地光临，还来了那么多的不速之客。李昊曾反对我宴请，说“人走茶凉”，谁还会来。不曾想的事太多了，多得如在梦中。

昨日还欢欢喜喜济济一堂，今朝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一路上的孤独静寂都随着滚滚的车轮在心中翻江倒海，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最深切的感触就是“失去了一切曾经的拥有”，这剩下相濡以沫的两个知天命的孤家寡人。走进儿子的家，除了我们5口人之外，所到之处举目无亲。我也知道我不会适应这种环境，亲朋们也告诫我慢慢地适应，那就慢慢地适应吧。

适应，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那就像小时候去很远的地方串门，一夜之间就想家……我也曾经想过回来，但可能吗？来干什么来的？唯一能缓解感情折磨的就是打电话写信。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共写了41封“家书”，或倾述离别之苦，或致意他们对我的关爱，或向不曾告别的朋友同事表示歉意……

10月14日，李昊的婚期即在，我第一次返回沈阳。夫人因为身体不适没有跟我前往，说在17日前再赶回沈阳。

虽然离开老家不到20天，但好像熬过了20年，归心似箭。火车路过新民时，我极力地眺望100里以外的家乡，但昏霾蒙蒙目不所及，只好看看我眼前的母校新民高中。

读高中的时候，回家在火车上一过高台山就可以看见姥姥家乡的七星山，我的家就在山的西面七八里路。今非昔比了，什么也看不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是心情的花开败了？还是结果了？不得而知。

10月17日晚，他们的婚礼早就结束了我便乘晚车返回北京。此次一返真不知道何时还能回来，和老朋友匆匆见了一面又分开了。

他们的婚礼来了那么多的宾客，多是马娜方面的，没有一个我熟悉的。我只认得马娜父亲等少数娘家客人，还是吊唁她母亲时相识的。我最熟悉的就是从新民赶来的老同学程德昌还有电视台的老朋友。程德昌是我高中毕业后接触最多的同学，前文有很多的叙述。我们都为孩子的喜事而欣喜也都为我们一天天的变老而傻笑。他说，人生如朝露，青春年华稍纵即逝啊。我说，人生如流水，逝而不返啊。

“流水人生”，这就是我写《草根家事》的感慨。初稿的时候，就是“流水人生”这个题目。后来改了，是因为我的两部小说都与草根为名，一部叫做《草根轶事》，一部叫做《草根说事》，所以这部纪实文学就叫《草根家事》了，写我自己的家事，以及相关的人和事。

这部纪实文学，正是我在北京很无奈又无聊的时候起笔的，写在原稿纸上，写在我记忆最好的时候。

1998年12月初，我在北京得知沈阳市的乡镇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我们乡先走了一步。没过几天，乡政府就通知我回去办理有关“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

这次乡镇政府的机构改革，是按着中央有关简编缩员的精神进行的。据说，乡镇党政群的编制要比原来缩减三分之一，还说要通过考试和民主评议来确定谁该下岗。也有说，下岗人员按有关政策精神给予一次性“处理”。但是，所谓的有关精神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只有回到乡里一切才会真相大白。

到沈阳的第二天一早，我便乘车去了乡政府。我乘的班车因道路原因是绕行的，由沈阳向北路过老牛圈、郭家沤麻坑、三道岗子，才到罗家房。这一大圈的路途我太熟悉了。老牛圈是本乡的地界，我不仅在这住过半年（1994年），而且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里。老牛圈以西便是马场，这里有我当过农民时的足迹。夏锄时天气炎热，带的水不够喝，就去喝马场里坑泡的水。坑泡里的水脏得很，虫子、腐草，甚至牲畜的粪便比比皆是。思想起当年来真的不堪回首，但此时此刻却觉得是一种“苦中作乐”品味。

郭家沤麻坑在马场的西南边沿，也是我读书的地方。小学6年级的时候，唐国仁老师曾带领我们到马场的坑坑泡泡那捉青蛙——相当于勤工俭学搞创收吧。每一斤鲜活的青蛙卖给供销社得6角钱，好高的价格。那时候的6角钱能买12大张白纸，每张白纸可以钉一个32开共32页的算草本，一年都用不了。一个学生一天至少能捉到5斤青蛙，可见那经济效益该有多么的可观。那时候不讲保护动物和环境，也没有那个必要。供销社收上来的青蛙晒干了，卖给养鸡场做饲料。唐老师太聪明了，他一计算，就说“一斤干青蛙比一斤猪肉还贵了”，就说过几天后供销社一定不会再收青蛙了，就领着我们“大干”。结果我们发了，供销社赔了。

现在完了，马场所有的坑坑泡泡都干涸了，沈阳市自来水公司把这里作为水源地，地下水被吸干了，还有“蛙鸣一片”的景象吗？

班车来到郭家沤麻坑村北的时候，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我们住在这里时的那片菜地，一共有六七条垄吧。地虽然不算太多，可种的蔬菜倒是不少，大葱、黄瓜、土豆，种什么长什么。现在已经开水田了，昔日的景象荡然无存，但我家那趟街我看见了，草房变成了清一色的砖瓦房，只是不知道原来的住户是谁家了。

从郭家沤麻坑往南走就是通向三道岗子的路，小时候我常走这条路，熟悉得很。小学升初中就走这条18里的路，那叫赶考吧。同学们边走边背诵唐诗和各国的首都。那时走路也不嫌累，近日乘车却被历史的沉积压抑着，知道过去是不能再从时间的底层翻上来了。

一路绕行，整整绕了一个逆时针的大圈，中午时分才到达罗家房。到了饭时，我就近进了一家饭店。坐定后，就打电话给乡政府，约李世和过来先了解一下机构改革的有关事宜。放下电话，李世和还有许多领导和同事就一起过来看我，“久别重逢”了。

面孔还是那么的熟悉，情感还是那么的亲热，只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听他们说，这几天来乡里正忙于应付考试，“府门冷落车马稀”。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个特好的消息——1944年（含1944年）以前出生的免于考试，属于新文件规定的“提前离岗休息”一档的人员。我们乡政府符合这一规定的一共有5人：李长彦、郝春学、胡玉才、李绍珍和我。

事业编制的也有几个人执行这个文件，但退休金没有一点保证，多少还没有定论。至于他们怎么离岗，有人说按照工龄给予一次性处理，即按工龄计算给予80%了断。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手续业已办完，我不想在这里多呆，因为许多人都在忙于考试，人人惶惶不可终日，不做打扰为好。

第二天，民主评议开始了，所有的机关干部共80多人均按时到场。因为有我一票，也有人约我投他一票，领导又再三挽留，我参加了这个会。

与其说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评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平日里自己的为人和个人情感的汇总。评议是按“德勤能绩”四个方面打分的，每个方面又分为优秀、及格、不及格三个档次来填写。我没有被评议，也没有要组织委员给我的那张评议别人的表格。我想，我还是不参与的好，我不想用我的笔来决定别人的命运，这种民主的水分太大。平时很多事都是由领导一锤定音，得罪人的时候上级有采取这种残酷的做法极不科学也不人道，是一种极不负责人的官僚主义，是一种“群众整群众”的无政府主义的翻版。但也有一些合理性，此时此刻可以对公认不称职者，而平时备受领导庇护者大开杀戒了。

评议结果不出所料，亲情关系跃然纸上，“罪有应得”者“寿终正寝”。最高分90以上，最低分不到60。得60分的，考试再好也难以过关，何况他根本就不善于考试，长于专营啊。

整个机关参加考试的行政人员一共有15人，按评议和考试的总分计算，后3名将下岗。

3 我的北京（并非尾声）（4）

3我的北京（并非尾声）（4）

整个机关参加考试的行政人员一共有15人，按评议和考试的总分计算，后3名将下岗。

如何顺利通过考试这一关，评议中无论是得高分的还是低分的，个个心里都没底，这可是决定人生的“最危险的时候”了，谁会掉以轻心！一本厚厚的书，要在20来天的时间里通晓精读谈何容易？大都本着“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态度加紧备战。

考试终于来临了，也终于在一天的时间里结束了。先后名次很快揭晓，我是在沈阳休息时听到的。因为有关我这方面的政策还没有具体的消息，我就在沈阳儿子那小住几日等待，尽管心里急于回北京。在这之前，刘书记刘国成极力挽留我，我在罗家房住了3日，他自己掏腰包请我去最好的饭店吃饭。还专门派一辆车让我回德盛堡看看家乡的亲属，我很受感动。这几天来，许多部门都约我做客，真实盛情难却。一天天地推杯换盏有点难以招架，倒不是酒量不济，而是耽误人家的备战时光，所以我去了沈阳等待关于我的消息。

还好，不日终于有了定论：除年末奖金和下乡补助外，工资照开，待60周岁时在办理正式退休手续。有了定心丸，一切都好办了，12月30日我再次从沈阳回到罗家房办理了正式的“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眼看就到元旦了，当天返回沈阳。

这次回老家前后20来天的时间，看望亲朋故旧有足够的时间。孩子姥姥姥爷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只是别时依依不舍，情意绵绵。他们都是80来岁的人了，吃了一辈子的苦。如今又尝试了“骨肉离别”之情，自然惆怅不可自持。

我的母亲在六王屯二妹妹家串门，她的身体和神情不孩子的姥姥姥爷要好多了。我们刚去北京的时候，她昼夜地思念，现在总算度过了“危险期”，见到我她更放心了。

见过这些老人，我们有谈起了许多往事，但多数都是我知道的。人老了，记忆自然有所减退，可年轻时的往事却历历在目。衰退的是眼前的事，这也少了许多情感的纠缠而造成的烦躁。

元旦之夜，我从沈阳返回北京。该了断的事都如愿地了结了，原来并不放心的事也都放心了。情感需要珍藏不要忘却，但不要缠绵不休。一切新的生活永远要从新的一天开始。一切新的开始，都蕴含着新的挑战和欢愉等待你面对和撷取。

4 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4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这一节的题目应该是“我的弟弟妹妹”，但不能缩写成“我的弟妹”。“弟妹”一词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是指弟弟的媳妇。所以这一节的题目就叫做“我的兄妹”了，因为我是兄弟妹妹中的老大，这里所说的兄妹其实就是弟弟和妹妹们。

1998年9月20日，我为李昊和马娜在老牛圈举行了婚前宴请，除了二弟李奎元在本溪没赶回来之外，我的4个妹妹都到场了。堂弟李开元知道信息后，因有些事情缠身不能亲往，特地让弟妹前来恭贺。母亲头一次感受我们家这么隆重的场面，很是兴致。原本就是一家人，但好多年没有相聚在一起了。今天相会可算得上双喜临门了，也拍照了许多照片，留下难忘的时刻。

母亲一生一共生了8个孩子。在我之后的弟弟乳名叫“二孩子”，不满周岁就死了，我有很深刻的记忆，死在兵荒马乱中的沈阳了。那时我虽然很小，可心里也有难受的感觉，对这个弟弟很留恋。

三弟小名叫“小三”，大名叫李明元，那家窝铺生人。1959年我们从郭家沤麻坑搬回了那家窝铺，那年春天他不幸死去了，时年刚刚4岁。小三聪明机灵，不想我小时候总受大孩子的欺负，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他死的时候我念初二，听同学说他病得很重，我就请假回家看望他。想不到他死了，是同学早就知道他死了，故意对我隐瞒的。说起来他得的病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只是小儿白喉这样的常见病。那个年代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了，这样的病都治不了，小弟死得太冤枉了。

弟弟死了，我大哭了一场，祖母和母亲哭得比我还厉害。他小小年纪就跟随大人搬了两次家，又生在此地死于此地，着实可怜。至今我仍然记着他的容貌，黑红的脸膛大大的眼睛，可我再也看不到他了。他的长相很像李昊，包括神态。

不知道为什么，父母生了我们这么多的孩子，只有我和大妹妹李会贤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二弟三弟和另外三个妹妹的名字，都是母亲叫我给起的。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是他工作忙吗，还是他对孩子不甚关爱？

二弟生于1952年，那时我才刚上学，我会起名字吗？可是他不能没有名字吧？母亲对此也拿不定主意，究竟叫什么名字好，就说“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叫什么都行”。我说，那就叫李魁元吧。我不懂得“李魁元”和“李奎元”有什么区别，后来他就叫李奎元了，说那个“魁”字有个“鬼”字不好。

二弟生在孟家窝铺，那个村子姓张的很多，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叫张奎斗。我们常在一起上学，他很有大哥哥的风度，我很依赖和敬重他。就因为这一点吧，我就给二弟起了这个名字。这是我一直藏在心里的秘密，不看我这个“回忆录”的人现在也不会知道二弟名字的来历。我所以这么长时间不说破这个秘密，因为张奎斗是个瘸子，担心有人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对二弟的心理有不利的阴影。

二妹李凤贤、三妹李静贤（后来自己改名为李婧贤）、四妹李芝贤，她们名字的出因大体如此。都是我根据我认识的出类拔萃的女孩子的名字，给她们“命名”的。

母亲不迷信，但她年轻的时候很“信命”，曾几次给我和父亲算命。等我懂事了我也明白了，这仅仅是她对未来的期待，借此来淡化眼前生活的坎坷心境而已。母亲说，算命先生说二弟是个“牛头犟子”，这个说法母亲很是认同。他的所作所为，大体上都按着先生的“预言”步步紧随。

二弟只上了一年的初中就“文革”了，再大一点就去了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了。他不是很安分农业来养家糊口，父母对他很是操心，尤其是母亲总说他太犟了。父亲三番五次托人情，为他寻求去公社的企业当工人，结果都是一事无成。到了他成婚的年龄，父亲在“文革”的不白之冤也平反了，家庭的政治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农村也算得上“上等户”。那时的农村最羡慕的就是，既有农业人口保证吃饭和烧柴，又有公家的职工挣现钱，何况父亲的工资相比之下是很高的。那时我结婚了，不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父亲和二弟这个家是很优越的家庭。

有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尽管二弟的婚姻不那么顺利，挑肥拣瘦的，他终于成婚了。不久，他们也有了孩子边和父母分居另过。按理说，娶妻生子了就该安居乐业，然而二弟并不像父母想象那样“安分守己”。他总觉得农业没有什么出路，一年四季地苦累不如做点别的舒心坦意。于是，他几次变卖房产器物，几次改行，最终落得个举步维艰。要知道，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可以“异想天开”的年月。

1988年底父亲去世时，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已经走进破产的绝地了。

在这之后，经下乡知青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全家去了沈阳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了修理工。从此，这个家才有了转机，也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务农。

他不愿意在家里务农，我受父亲的嘱托曾领着他北大荒谋业。去时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干好。到那一看比家里还艰苦，花去了一笔路费又打马回山了，那是1973年元宵节前后的事。

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化冻土，他就急于“种地”，一心弃农经商。结果房子卖了买回一辆三轮车，要卖菜。父亲说，你自己家的菜都不去卖，怎么能靠“倒腾”挣钱啊？果然，不到一年就赔了血本，房子都没有了。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时机的问题，二是没有一点吃苦的精神。

在农村已经是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了，去沈阳当汽车修理工是他的唯一的出路。他已经无法在农村生活了，买不起种子化肥、交不起承包费和提取、没有住处，甚至没有隔夜粮。大家也周济他，但“供一饥不能供百饱”，何况也都是“癞蛤蟆逮苍蝇——将供嘴”！

人怕逼，马怕骑。二弟在生存线上被逼出一条生路来，只好去了沈阳打工。20多年来，有一点他没有改变，就是“奔波”。他还是像在农村的时候，从辽河东搬到辽河西，现在是以沈阳为根据地，在盘锦、本溪、辽阳……之间搬来搬去，到处修车。不同的是，手头有钱了，他和儿子一个月可以几千到一万多的收入。手头有钱了，生活改善了，在沈阳买了一套楼房，至此才安居下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一起生活，她的零用钱由几个妹妹承担，不让二弟拿分文，他太困难了。这些年来翻身了，也几次接母亲去他那里小住几日。他说：“一个什么都可以不要，绝不能不要父母。”没有亲生二弟时奶水不足，她就一天三次“嚼奶布子”喂他。所谓的“嚼奶布子”，就是把煮得半熟秫米饭捞出来嚼碎，再用布口袋过滤。过滤后的汁液就是“奶”了。二弟不忘母亲的辛苦和养育之恩，让母亲去他那里享受，也算难得。母亲嫌他的楼太高，住上几日觉得上下太不方便就回来了。

我要去北京前曾打电话向他通报，他不在家。弟妹鲁桂琴没有表示什么态度，李昊结婚时也请了他们，但没有成行，所以我们多年也没有见面。大妹妹说，不来就不来吧，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对他也少了一份惦念。

大妹妹李会贤1948年生，我们都是董家窝铺的生人。他念小学5年级的时候，因为老师错怪了她，从此辍学不再踏进学校半步。她就是这样一个烈性的人，受不得不白之冤。大妹妹心地无比的善良，还能吃苦，他比我早参加农业生产两三年。我结婚一年后，她也嫁人了。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相互之间的感情自然要比他人浓厚得多。我年高中的时候，得从三台子火车站去新民，还得背个大行李。1963年上学期，他非要送我去火车站，我凝不过她只好同行。到了火车站，望着妹妹的回家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告诉她，不要直接回家，半路上到三姑家住一宿明天再往家走。

三姑是父亲的胞姐，离三台子20里路，那里离家还有28里。我说得恳切，她让我放心，说一定会到那休息歇歇脚，我才答应她回去。

小时候妹妹很爱读书，从来不会旷课，因为和老师的矛盾不能解决她才“失学”了。我想她一定会很痛苦的，所以才珍惜我读书，才不怕劳累送我上学，那时她才16岁。可惜的是，我是个半成品，辜负了大妹妹的一片苦心。但这不愿我无能，而是那时的社会不允许我升学，对此不再赘述。

我高中毕业了，大妹妹也长大了，更加懂事了。她没有像我那样的忧愁，太息，执著地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我没有什么可以慰藉她的，只有那枚铜质、白地、红字、金边的“新民高中”校徽送给了她。她爱不释手，常常佩带在胸前。一见到这情景，我就很内疚，就很伤感。

大妹妹对父母非常孝顺，对公婆胜于对待父母。她的公公临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和惦记他的儿媳妇：“要不是会贤这么照顾我，我头好几年就死了。”他告诉儿子：“我和老李家处亲戚，没处够啊……”

大妹妹家在沈阳于洪区解放乡，她和妹夫卢治埜都是解放农场的员工。她入党好多年了，比我要早几年，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口碑很高。父母对他最放心，她也像长者那样处处事事关心她的弟弟妹妹们，扶持他们的家计。

4 我的兄妹（柳暗花明）（2）

二妹李凤贤出生于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她也是对父母贡献突出的一个。她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结婚了，家里还有父母和两个妹妹。“文化大革命”使她过早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去了生产队干活。1977年父亲因病退休，工资虽说不比在职时少，但去掉一年看病的花销就所剩无几了。按照有关规定，父亲在解放前参加工作，属于离休干部，可有关政府部门从来没有落实离休干部政策，医疗费不按规定报销。就这样，那时他们一家5口人的生活就显得很吃紧，二妹妹的劳动所得就成了支撑家庭重要的支柱，女孩当男孩用。

父亲退休后，按有关文件精神，三妹妹李婧贤“接替”了他的工作，叫做“接班”。这就是拨乱反正形势下特有的一项“优惠政策”，工人可以接班、教师可以接班，几乎各行各业都可以接班。

三妹妹初中文化接班当老师，还算是在教育界素质高的了，好多教师的子女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是文盲，根本不能胜任教学，不也走进课堂了吗？为了解决接班不适应教学的尴尬局面，各市县不约而同的举办在职学习班，这就是后来风靡一时“办班”怪胎的鼻祖。

在三妹妹学习期间，二妹妹经人介绍于1980年结婚了。父母没有什么陪嫁给她，她也毫不在乎，体贴家境的贫寒。结婚那天，没有大车小辆地送行，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远行40里路送她的。那是父亲的身体还算可以，但骑车还是很吃力。按当时的风俗，我们是在婚礼的头一天到达她的婆家六王屯的，叫做“送姑娘”。在那住了一夜，第二天婚礼结束再骑车回来。

二妹妹和妹夫刘立仁都是特能吃苦的庄稼人，靠自己的勤劳苦作挑门户过日子。除了侍弄几亩责任田之外，农闲时节还要做些皮鞋的活计，收入不菲。

习惯上人们把农村称之为“广阔天地”，其实那个时期的天地已经很窄了。他们那个地方的口粮田和责任田很少，靠卖粮食过日子仅仅能解决温饱，盖房子、娶媳妇、奇书-整理-提供下载供孩子念书就得另谋出路，不然就难以维持这个家。所以，她们即使是在农忙时节，有做鞋的活也得去做，宁可挨累。只有这样日子才能顺心如意，才有余钱干些别的。所谓顺心，说白了就是两条：一是有事干，二是能干事。没事可做只有受穷，还能顺心吗？不能干事也得受穷，也不顺心。她们那个村子有好多家个体鞋老板，只要你能干就有事干。二妹妹两口子都会做鞋，手艺也是没的说，别人没有活他们也有，做鞋没少挣钱。不然的话，供她的女儿念大学就是一句空话了。

三妹妹和妹夫安立克都是接班的老师，后来的教学水平也都得到极大的提高，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真是很难得。教师这行有个定的收入，但没有过高的工资。幸好她们只有一个孩子，一家3口的生活还是很滋润的。

二妹妹结婚后，父母多由三妹妹照料。她结婚后去了65里外的兴隆店，四妹妹变成了一家人的生力军。

我的四个妹妹几乎一样，她们结婚时家里没有什么可以陪送的，婚礼也简单得很。三妹妹四妹妹结婚时，父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根本不能参加婚礼了，都有我这个兄长代理主持。

到了1986年，父亲由原来的9口之家只剩下3口人了，父母对此有些伤感也有点急切。急切的是，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小女儿的终身还没有个谱。父亲已是步履维艰难以身体力行了，四妹妹的婚事只好嘱托给我，让我择机而定。我责无旁贷吧，经我介绍四妹妹嫁给了太平庄谭家。

四妹夫谭文明为人诚实，四妹妹也老实厚道，这就是这门婚事的前提和基础，父亲很是满意。

当时我考虑的除了人品之外，也考虑到其他三个妹妹的婆家离娘家太远，家里万一有个大事小情的，父母身边只有我一个人孤掌难鸣独木难支。这也是父亲同意这个婚事的另一种考量，也是我们父子之间唯一的一次默契吧。

1987年冬四妹妹结婚了，时过一年父亲与世长辞，母亲回到我家，一个9口之家就这样彻底解体了。

民国32年，也就是公元1943年父母结婚了，这个新生的家庭一共存在了46年。到1988年，一个曾经四世同堂的家庭，在战争与和平，动荡与颠沛中走过46个寒来暑往。46年的绵绵岁月，像一根柔韧的绳索紧紧地捆绑这一家人，捆绑着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斗转星移，这个绳索就像田间的节股草（学名问荆）在一节一节地崩断。脱落下来的一节恰似一段藤蔓落地再生，又在风雨中成长出新的藤蔓，成为有一个新的绳索继续捆绑一个新的家庭，生生不息……

我的新的家庭诞生于1966年。1998年我们去了北京，我不想这个家就这样的解体，但没有办法可以延续。还好，沈阳这边要生孩子了，于是，1999年3月27日我决定返回沈阳，重整旗鼓再创家业。我要让父母赐予我的这段绳索把我们俩紧紧地捆绑在一起，10年、20年、30年……

后记

每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时刻，记载着难以抹去的经历。我的一生中这样的时刻有两个，希望以后不再发生。

一是1964年5月14日，那是我人生的拐点。那一天我决定放弃高考，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让我走上有悖于理想之路，上山下乡了。

一是1999年3月27日，那是我人生的另一个拐点。当初我决定去北京，那是我心里最为矛盾和痛苦的日子。在这以前，我根本没有想到用心血营造的家会在瞬间解体，更没打算年迈的时候会依附于三个子女其中的一个，更没料到会去中国最为瞩目的城市生活……就像我没有预料到会上山下乡一样让自己震惊而不能镇静。

是的，我也没有预测到在北京呆了半年之后沈阳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小女儿已经怀孕了，需要我们来照顾。

也好，北京呆够了，该玩的也玩了，该去的地方走遍了，不过如此。但举目无亲思乡心切，是我“讨厌”那个地方的根本原因。再有就是那时我才55岁，浑身的余热无法释放，烧得自己周身难忍，这也是我想离开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回到沈阳我不想和子女在一起生活，要重新安家“立业”，让自己一度“休息”的家再次复苏，再次涅槃。

原来的家业早已荡然无存，重新崛起谈何容易？

房屋、家具、锅碗瓢盆、彩电、摩托，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梦见的机会都很少。我们身边仅有的就是两床旧被褥，简单的衣物，辞海等从没离开过我的一些书籍，还有一家人各个时期的照片和一只自来水笔……就这么多的全部家当。

3月27日下午3点钟，我把所有的家当装成了4个化肥袋子，从中关村双榆树邮局寄往沈阳。这些东西是我们俩用自行车驮到邮局的，一个家还没装满一辆自行车。

那天西南风很大，是我在北京经历过的最大的风了，它把我们刮过了沈阳。当天晚上，我们乘坐北京到抚顺的火车，第二天早上7点40到达沈阳。

沈阳的初春乍暖还寒，想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会如此的“沧海桑田”，情也酸心也寒。

半年前，在老家我也是个响当当男子汉。且不说我靠自己的打拼成就了一个公务员的身份，也不说子女给我戴上多么耀眼的光环，单说挑门过日子的家业也足够叫人羡慕的了。如今落得个“有人无家”的境地，还不如家徒四壁的境界，个中滋味只有自己去在寒风中无尽的体验。

从北京回来，我的口袋里只有2000元，没有一分钱的存折。是孩子们出手帮我买了一处60平的楼房，总算有了栖身之所。这个楼一共花了4。6万元，也就是说我不仅一无所有，而且还背上4。6万元的饥荒。虽然钱都是孩子们出的，但我觉得我还有能力来偿还这个“内债”。就这样，一个新家又从“还债”开始了，尽管他们早已声明这些钱是无偿的，根本不需要我来还清。

一切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也全然一新，比我们结婚时还要齐全，自己都觉得好笑，但很难笑得开心。所以这样说，那就是留恋原来的家吧，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情感，不像新的家和我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有了安身之处，第一件事还是写这部回忆录，不能半途而废。这也让我很难，起笔和收笔不在一个地方，心情的节律又是那么的迥异，心绪总有天各一方的感觉。终于，经过我的迅速调整，动荡的情绪得到了平静，写完了剩余的部分。其中后记就是写到这里的，那时没有电脑，我也不会使用它，写完的手稿就搁置起来。下面的文字是我有了电脑后，才开始把后记做了补充，而且很有必要。以下则是我有了新家后的一些记载，和这部回忆录不可分割。

1999年4月22日我完成了这部近40万字的回忆录，便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二次“创业”。所以说是创业，就是让文字来完成我以往没有实现的夙愿。

几十年来，我经历的太多了，感受的太深了，那就是丰富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现在提前离岗休息了，也就是假退了，有很多时间来梳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开始了文学创作。

在我工作的时候，也曾发在报刊上表过一些文学作品，诸如新诗、散文诗、小说、散文、寓言、报告文学，但都很零星，都是偶有灵感的即兴作品。现在充裕的时间了，便可以系统地进行“单一”的文学样式的写作了，我要完成百篇短篇小说的创作，来写我生活中熟悉的朋友，以他们作为创作原型。

大概用了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百篇工程”，并有50余篇发表在报刊上。由于报刊上的这些作品限制字数，所以这些作品大都在1500字左右。2007年春我着手编辑《草根轶事》短篇小说集，收集了近百篇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小说于其中，共17万字，2008年初由黑龙江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草根轶事》，还完成了中篇小说集《草根说事》共20万字，《炊烟的诗歌》也写完了100首农村题材的“诗集”。

所有这些都给我一种感觉——我的人生价值到这个时候才得以真正的提升，无论别人对我的过去和现在是怎么评价的。但有一点可以得到共识，我离开岗位后的生活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也有了我个人的新形象。新形象，就是开创新的我的“事业”，有别于政府公务员的形象，不是政客是“文人”吧。

我不是什么知名的大家，靠写作挣钱来实现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有点天方夜谭。但我已经迈进了城市的门槛，就得有城里人的“行头”，生活环境就得与城市接轨，那就需要更多的钱让自己羽化吧。

2001年，经人介绍我做了一年半的社区书记，工资是每个月150元。说是介绍，就是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干这样“挣钱不多管事不少”的工作，类似“鸡肋”。我所以做了根本没有看中那1500角钱的薪水，而是要更多的接触城市人群，体验一下基层群体的疾苦与诉求，目的还是落脚在写作上。

2003年社区委员会改选了，我因为年龄的关系不再适合做书记主任了。但后来选举的结果表明，并不是没有我这样大龄人留在社区里做书记主任。不久我明白了，新一届社区干部的工资“徒长”，很多人都把它当作再就业的行业而趋之若鹜。再后来我更清楚了，所有的社区干部都有自己的强势背景，有的人就是区领导干部的家属或至亲。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大都是女性，都是夫人之类的来养尊处优。于是，社区成了“特区”，居民们共同的家园也就成了“贵夫人”们娱乐的大观园。

我当社区书记的时候，也是我写作的最佳时期，也是我开辟经济管道工程的黄金时期。那时我开始了对学生的作文辅导，一干到如今。

我不知道我一共教过多少名学生，但我知道考作文辅导还清了4。6万元的“饥荒”。欠女儿的给了，她先后买了两座楼房需要钱。欠儿子的人家不要，不需要我的钱买楼房，就“放”在我这吧，我的钱早晚也是他们的。

2004年末，我卖了原来4。6万元的楼房，又花了16。8万买了一处83平的两室两厅的楼房，都是“文字”堆积起来的的砖瓦。想想过去那个土草房，这不是创业吗？

时到今日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尽管受到了那么多的苦难与委屈。最值得我慰藉的是，3个孩子没有一个让我为之操心的。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儿子房子，都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和事业，工资相对也不是很少。女儿和女婿在辽宁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做教师，在职读研证书到手。二儿子在证券公司任职，媳妇是市体育局所属的体育公园的“事业干部”，自己有了私家车，经常带我们去自驾游。大儿子在中科院所属的空间中心搞科研，“神舟”和“嫦娥”都有他的成果，算是微波遥感领域的精英了。他媳妇在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做总工程师，也是难得的人才了。

总之，我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苦尽甜来赶上了好时代，可以我行我素做自己的事，倒也其乐融融。

这部回忆录写到这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人生的路是永无休止的，需要后人接着走下去。这部回忆录权且当作一面镜子，为他们照亮未来的向前的征程，我的初衷不言而喻。

2008-5-4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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