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城市：《映城志》

作者：梆梆笑言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Www.qinkan.net)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序：烟火

一本讲“电影与城市”的书

一个朋友从巴黎回来，说起在那里看烟火的情形。或许是烟火太过壮观，而显得夜空特别地低。等到烟火散尽，留在眼底的只有几点火星。他说，那一刻就觉得宇宙是地球深夜的一场烟火，忽然就理解到原来卡拉克斯是真的，《新桥恋人》是真的—那就是巴黎。读完《映城志》，心底也蓦然生出幻象—电影和文字就是梆梆的烟火。

初看《映城志》时，出乎我的意料—一本讲“电影与城市”的书，竟然没有想像中

能见到的街道和人潮汹涌，没有高楼和灯火辉煌，没有车水马龙，也没有十里洋场。梆梆笑言她没有去过这之中的多数城市，那些具象、建筑或者人群对于她而言是看不到的。她写的，只是她在电影中看见的城市—“私有爱的城市”、“蓝调共和的城市”、“怀旧的城市”、“不溶解性的城市”，甚至“鬼之后的城市”、“一头猪的城市”等等。

她写了某个地方的某些电影、某些电影人、某些电影精神、某些电影气质，她把它们重叠起来，搭成一座座“城市”—映在电影里，映在她眼底的“城市”中。

读她的文字总是在痛快的感觉之外，另有一种迷离。她没有那种作态，不讲那种小资情调。慕尼黑，她写一段公路和一个妄想狂，写本雅明和鲍勃·迪伦；香港，她写一种“观影方式”和一群天使，写西西在《浮城志异》里说的话，忧患于塞林斯《发展的幻象》之中。

她恣意地游走在“用文本的衍生而构筑的符号化城市”里面，让我们跟随着她观看、迷失、找寻。她也写到“Lanc檓e的睫毛膏”、“Make Up For Ever的唇彩”、“狭鸥亭洞的衣服”、“Chanel的包装纸袋”以及安室奈美惠的染发、滨崎步的豹装、HITOMI的男式内裤……她写这些的时候，是如此冷静，让你觉得物化的城市不过是一场迟早要醒来的梦。

文字，在她写到醚味弥漫的时候，总有一种冰灼的快感。

她看到的城市和你看到的不一样，和我的也不一样。就如同卡拉克斯的巴黎和雷诺阿、雷内·克莱尔的巴黎不一样，和特吕弗、戈达尔、阿伦·雷乃的巴黎不一样，同样也和马修·卡索维茨的巴黎不一样。

其实每个人只能看到城市的某一面，也只能想像城市的某一面，无论你生活在其中，还是生活在别处，无论是街道上的，还是胶片上的。所以，她的城市是你没有见到过的。

《映城志》里的那些城市只是那些城市的一个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单维度的。使它真正立体起来的，是那些我们热爱的文字和电影。

她把它们书写出来，并搭建在纸上。

卫西谛

2003年于南京

巴黎

中产阶级的法国香颂一

20世纪20年代，路易斯·布努艾尔（Luis Bunuel）来到巴黎，理所当然地学会了跳舞，包括哈瓦舞，同时他还积攒了60张Jazz唱片，弹六弦琴，上法语课。并认识了他的终身伴侣法国北方女孩让娜，美丽的让娜曾经在巴黎的奥运会上赢得了一枚体操铜牌。和让娜一起出现在布努艾尔面前的还有另外两名女孩，她们在布努艾尔的画室研究解剖学，布努艾尔则研究如何将她们弄到手。一个骑兵中尉曾经告诉过他，有一种叫“尤比钠氢酸盐”的春药，能够“抵御”最顽强的抵抗。他决定请姑娘们喝香槟，然后滴上几滴。不幸被一个天主教徒阻

止，未能如愿。大概过了10年，他在马德里认识了一位比洛丽塔稍为年长的小美人雯碧塔，他对她一见钟情。他们一起外出，远足，去曼萨斯河畔。他说他们关系非常纯洁，除了他吻她的面颊以外。他们度过了一个柏拉图式的夏天。

有一天上午，11点。他的门被一个矮个子男人敲开，矮个子男人跟他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然后问他：“明天早上你要和雯碧塔一起去山里吗？”

布努艾尔很吃惊，他问：“你怎么知道的？”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睡觉时，她告诉我的。”矮个子说道。

“我还以为她完全天真无邪呢！”布努艾尔叫道。然后他专心等待雯碧塔的到来，等到第2天的下午4点。这个女孩来了，面对他满心欢喜。他压抑住激动的心情对她说：“我非常喜欢你，想让你做我的情人，我每月给你2000比塞塔，你仍和你母亲住在一起，但要和我做爱，同意吗？”

她很快就同意了。布努艾尔立刻脱掉了她的衣服，在一阵紧张和激动中，他感到麻木。半个小时后，他们开车来到了郊区，布努艾尔停车让她站在路边，对她说：“我知道你和别的男人睡觉，别对我说没有，我们就这样分手吧！”

这个女孩到底是走路回到城里呢，还是搭上了别的什么顺风车，布努艾尔没有交代；对当时独自留在巴黎的妻子让娜以及孩子的状况，他也没有提及。但是在一项对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者的访谈中，他针对“您对爱情寄予希望吗？”这个问题回答说：“如果我爱，一切都有希望，如果我不爱，则无任何希望……我们决非是幻觉的牺牲品，尽管有些人难以相信，但我们的确真诚地爱过。”

这个故事，前半部分很像是被称为法国影坛新贵的弗朗索瓦·奥桑（Francois Ozon）的早期短片，男孩和女孩坐在一起，玩一种“真话”和“挑战”（Truth or Dare）的游戏，幸好只是开头，没有玩出血色；中间部分很像是法国导演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的《沙滩上的宝莲》（1986年），60多岁的侯麦回忆年轻时沙滩上的邂逅和阳台上的感动；或者也可以说像侯麦76岁时导演的《夏天的故事》（1996年），场景依旧是沙滩，人物依然在度假，艳遇依然有可能，但秩序依然没有被打破。至于结尾部分呢—如果不是电影的话，打个比方说，如果不是戈达尔（Jean Luc Godard）的《男性女性》（1966年），如果没有政治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如果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没有被迫地、长时间地轮流坐在固定的摄影机面前，在导演的注视下进行具有攻击性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咄咄逼人的谈话……如果没有那些戏剧性的冲突，夫妻争吵结果妻子枪杀了丈夫，一名男子做出挑衅人群的样子却把刀刺向自己等等—如果这一切不是电影: 男女主人公总是默默地、稍带遗憾地、有点酸楚地回到凡俗人生里面。

事实，也是如此。布努艾尔回到巴黎，回到他的蒙巴纳斯，回到他喜欢的“雏鹰”旅馆，打开旅馆的窗子，再次见到他面前熟稔的墓地。他恢复了每天提前进午餐的习惯，去“丁香园”咖啡馆，散步和参加晚会，然后拍摄《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这部1972年的电影获了奥斯卡奖。再之后他写了一本书献给他的终身伴侣让娜，这本书谈及他在萨拉戈萨一家妓院正常进行的初夜，以及他和他所爱慕的女子们的精神恋爱，备注是“我喜欢去爱远胜于被爱”等等。书名叫《我的最后一口气》。

中产阶级的法国香颂二

事实上，一个精心构筑、首尾呼应、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是不存在的，因为当看到公主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时，罗帐就落幕了。罗帐后面的交织在一起的两副躯体，以完美的融化姿态逐渐隐匿在视线中。在巴黎，这种融化的美就像圣心大教堂，被罗斯金（Ruskin John）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着：白云、高山、阳光，拜占庭装饰中光的弥漫。中世纪以后，人们不断地在各种经典建筑中添加装饰，甚至添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完全可以和一封鹅毛笔写的华丽情书媲美。

虽然很多城市在经历了各种变革之后，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削减了装饰，电邮替代了鹅毛笔，人造纤维替代了鲜花，实用主义变得越来越盛行，然而，巴黎却保持了它的大多数装饰。为了不让鸽子在圣母院外墙的雕塑上筑巢和排泄，他们在雕塑周围安装电网，并在塑像的手臂上连接裸露电线，甚至给鸽子做结扎手术。“鲜花”作为表达中最重要的、最有效的一种装饰，像右岸那座古老的贝伊雅(Bayard)花坊般，也被继承了下来。石柱花架上的芍药、郁金香、枫香、中国杜鹃……灿烂无边，仿佛在流年似水风露渐变中都不曾枯萎。但这一切，都比不上巴黎对爱情的装饰。不是说巴黎是个很会讲爱情故事的城市，前面说过，爱情不可能构成故事，那种大团圆结局的喜剧或者分道扬镳的悲剧不过是社会以一种异己的语言让恋人与社会妥协的方式，或者不妥协时被惩罚的方式。

爱情只是一番感受、春光乍现、意乱情迷。它是片断性的，有时候像说“胡话”：“热恋平复之后，我依然保持着通过谵妄奇想来神交我的情人的习惯—有时为了一个迟来的电话，我依旧会焦急万分，而且不管打电话的是谁，我臆想自己辨别出旧情人的声音—我是个被截肢的人，依旧能够感觉到失去腿的痛苦。”—这段法国式的著名“唠叨”出自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恋人絮语》。“我爱你。”—这个句子，不是一生的行为准则，并不具备道德、生物学或者其他什么的重金属含量，它是特定语境下的特定产物，因巴黎浓重的装饰风格，它也可以是梵蒂冈的十字架、卢浮宫的大酒罐、蓬皮杜 (Centre Pompidou）的工业设计等等。

巴黎是爱情装饰的高手，装饰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它是一种修辞学。巴黎深厚的文化传统，使这种修辞学在影像中至今发散着不朽的魅力。尤其对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城市，这种修辞学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几乎覆盖着即使是忧患丛生的日常生活的淤泥暗地。

中产阶级的法国香颂三

法国导演与好莱坞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大都对最早开辟新大陆的移民所信奉的“他们有梦想的权力，因为上帝选择了他们”之类的乐观主义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痴肥妄想。在法国《电影前台》杂志里面不难发现他们分析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句子:“……他们对体制有着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并为之效力。公司或者集团是体制的象征，也是他们内心深处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体制使社会生活仪式化。每天的节奏、做每样事情的时间，都被限制。如果不幸遭到解雇、患了癌症、丧失财产，那么他们将被体制一笔勾销。所以他们拥有越多的驾驶执照，就拥有越多的社会认同。”事实上也是如此，法国人如此主张平等、博爱、自由，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也是国旗的三色，曾被法籍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蓝》、《白》、《红》致以个人的敬意。所以，法国式的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轻蔑和自嘲，总是试图绕过一个显而易见的团体或者体制。比如我们很少看到以黑帮片或者警匪片，或者以科幻大制作著称的法国电影。里奥·卡拉克斯（Leos Carax）的《坏血》（1986年），那个男孩亚利克斯最后死于一场关于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辨，而不是美国黑社会的子弹。沃卓斯基兄弟（Andy and Larry Wachowski）的《黑客帝国II—母体重新装载》（Matrix Reloaded）被法国人称为“重磅炸弹”。法国式的浪漫，从来不会让灵魂为了“摩天大楼里的神秘病毒”大动干戈，所以他们会嘲笑美国人窃取病毒涂炭生灵然后再挽救地球的行为。也许可以将法国电影在知识、历史、文化、艺术等等方面的创新（尽管有时候显得有些造作），视为一种“十分生硬的营销策略，即试图将法国电影与法国自称的高品位拴在一起（美酒、美食、香水、时装、发式……）”（美国《广角》杂志·《经典法国电影中的文化与敏感性》）。

不过相信法国大多数导演，并非是为稻粱谋而讨好高品位的观众。这是他们的禀性，也是他们兼备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此泛指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使然。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占领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而知识分子作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必然会感到某些困惑和尴尬。幸好他们掌握着近乎完美的修辞学的天赋和传统，能够为自己找到压抑欲望的释放窗口，以及狡辩的捷径。

中产阶级的法国香颂四

贝尔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不算是巴黎的本土导演，因为他是意大利人，但是他的那部《巴黎最后的探戈》（1973年），却总是让人忍不住把它和一些带着“巴黎”字眼儿的电影，比如《巴黎屋檐下》、《巴黎最后的玫瑰》、《巴黎野玫瑰》、《巴黎的天空》等等联想起来。也许是这部电影中的那个巴黎的影像给人印象太深的缘故：旅馆、公寓、郊区的植物、老式电梯、红酒和探戈舞……其实也不尽然，最深刻的印象应该来自于马龙·白兰度，他那张年近五旬、睿智优雅的作家的脸。这张脸时而性感，时而残忍，残忍到少女和

他做了无数次的爱甚至杀死了他都未曾获得他的名字。随着时代的迅速变迁，这部电影备受当年影评界争议的，早已不再是性、虐待或者暴露等敏感问题。道德尺度的宽泛甚至使《操我》那样的法国女性电影被称为先锋电影。即使是影片末尾，少女给作家一枚子弹也不算什么血腥之举。作家死在自称是“所爱的人”手中，不过是诗化或神来之笔，就算显得有些颓废，也配合了阿多诺（T.W.Adorno）所言的“激情冒险必须与世界性的乐趣相适应”的中产阶级趣味。值得老调重弹的是，作家一边粗暴地与少女做爱，一边强迫性地要她说出“圣洁”、“家庭”、“自由”等字眼儿—这种兔死狐悲却又软弱无力的报复情绪，或者说这种多少显得有点虚伪的布尔乔亚式的情调。今天想起来，似乎仍可以暗示，为什么很多探讨两性关系的法国电影，技术和叙事方式几乎无可挑剔，却很难感人肺腑。

中产阶级的法国香颂五

侯麦堪称法国电影的情爱大师，他的一生都只有一个主题: 男性和女性的暧昧关系及其“道德底线”。他的电影中的人物总是生活在外省和巴黎两地。在外省，他们一般都是在度假，在海边银白的沙滩上，阳光和煦，右边是手风琴演奏者的侧影，穿着白蓝相间的圆领裳，戴着眼镜，演奏加斯巴尔的歌曲的前奏。女主人公身材娇美，海风吹拂着她的头发，船向前行驶，后景是翠绿的海岸和蔚蓝的天空。有时候女主人公在沙滩上，穿着比基尼泳装，男主人公给她均匀地抹上防晒霜。不过这并不单纯是“假日明信片美学”，虽然看上去十分接

近。

隐蔽地来说，度假生活对侯麦的人物而言，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作用：度假不只是用大自然的美洗涤心灵的污垢，度假中总是会发生一桩到数桩不等的艳遇，严肃地说是人物总是会邂逅一些给他们乏味无趣的日常生活带来些许生机的偶发事件。在这些有意或无意的邂逅中，他们旧有的一些观念会受到并无恶意的挑衅，激发他们对自我认知的浓厚兴趣，比如在《夏天的故事》里面，一个叫加斯巴尔的男子在与三个女孩的周旋中，手足无措：

加斯巴尔抓住其中一个女孩玛戈的手臂，对她说：“是你把我推向她的怀抱的。”

玛戈说：“你真过分，你甚至没有勇气坚持你的看法，我是替身一点没错。你让我感到恶心，你和其他的男孩一样，根本就看不到自己的虚荣，看不到自己在玩火……”

换了几场镜头之后，加斯巴尔试图拉住另一个女孩莱娜的手臂，并对她说：“我只想拉着你的手。”

莱娜说：“不，为什么我总要按照你的意愿行事？我不想给任何人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丁点儿自由，别碰我，回去，你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永远不会再见你。”

加斯巴尔再次抓住了一个女孩的手臂，不过这次是索莱娜，第三个女孩。加斯巴尔对她说：“我跟你说过，我原来答应带她去的。”

“但是你也说过带我去啊。”索莱娜生气地说道，“我们说好了去伍艾桑的，为什么变卦？要不就是你特别喜欢那个女孩，要不就是你希望跟她言归于好，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别指望我了……男孩都这么丑陋，不想承担任何风险。他们把一个女孩弄到手之后，就紧紧抓住不放，直到把下一个女孩紧紧抓住，才肯放开上一个。”

“可是，你呢，你不是说你有两个男朋友吗？”加斯巴尔辩解道。

加斯巴尔三次抓住了女孩的手臂，不过都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个人”这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不必过于相信侯麦贴在他的作品上的“六个道德故事”或者其他的什么标签。加斯巴尔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西索斯，在世界中感到茫然若失，为自己的身份（受良好教育的、彬彬有礼的绝非无赖的身份）和爱情（都有各自的男女朋友，但不在身边，寂寞无人迅速慰藉）焦虑不已。面对这个难题，“语言的修辞学”成为了幸运的避难所，“可以为一切卑怯行为辩解，可以给那些隐蔽的东西加上似是而非的意义”（法国《电影前台》杂志之《关于侯麦·一个没有道德的故事》）。

所以侯麦的电影总是出现交代清晰、滴水不漏的对话。观众对所有的细节比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更了然于胸。没有悬念，侯麦也不需要制造悬念，现实生活如此。人们开车行驶到巴黎的郊外或外省，比如Charenton市或者别的什么市。交通方便，住宅清幽古老，可以听到塞纳河与玛尼（Marne）河的汇流和奏，沐浴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笔下的阳光碎片，周末跳舞，雨天终止。

就像在侯麦的“人间四季系列”之中的《春》（1990年）那样。

诗人和诗人的女儿某音乐学院的学生、诗人女儿的女朋友某哲学老师（她的数学家男友正好外出度假，所以她有一段属于她自己的独处时间），以及诗人自己的女友某杂志社的编辑。四个人共同打扫一幢诗人在郊外的老别墅。那幢别墅绿藤蔓延，随便从什么抽屉里拿出的杯碟都可能是古董。他们有时候谈哲学问题，比如先验哲学和结构主义什么的，有时候谈不拢，就发生无伤大雅的争执。不过激烈的矛盾不在于哲学观点的不同，而在于诗人的女儿十分不喜欢诗人的女朋友，为什么不喜欢，这是一个涉及信仰观和童年经验的问题。当然这位爱卖弄的女朋友的确不讨人喜欢。所以当他们四个人一起在郊外别墅打扫庭院的时候，她被诗人的女儿气走了，剩下三个人诗人、诗人的女儿、诗人女儿的女朋友某哲学老师。他们原本可以组成一个幸福家庭，但是前面说过，侯麦给人物命运提供的选择范围，不会超出中产阶级的花园之外。

当这座花园只剩下诗人和女哲学老师（两人世界）的时候，响起了优美的舒曼交响练习曲，但是同时也响起了诗人女朋友横蛮的电话。诗人婉转地骗道：“太晚了，今天不回去了……对，只有我一个人，她们都走了。”而此时，诗人刚刚和女哲学老师共进完浪漫晚餐，并且刚刚吻过女哲学老师的手，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一本正经地爱上你”之类的话，余温未散。而女哲学老师就坐在电话机对面。好在女哲学老师十分清醒和善于保护自己，有着审慎的“人际交往空间意识”。她毫不客气地对诗人说，她不想成为他撒谎的同谋。之后她拎起行李，连夜回了巴黎。第二天早上，女哲学老师抱着花束走进她的男朋友的公寓，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她的数学家男朋友度假回来的日子。

在侯麦精心构筑、技法洗练的大部分作品中，男性总是徘徊在两种类型的女人之间：一种温柔婉约，与自己的精神思想能够契合；另一种热情如火，年轻貌美，在肉体上充满致命吸引力。但是，男主人公总是可以掩耳盗铃，脚踏两只船，具体行为并不影响其按部就班的正常生活。而女性呢，美丽聪慧、千变万化、风情万种，但观赏价值大于她们对男性生活产生的波澜。（虽然在侯麦的“喜剧与谚语”六部作品中全都以女人为叙事主体，在“人间四季系列”中也有三部作品以女人为重心。）

为什么这样说呢？也许这来源于侯麦已知天命时期的作品《午后之爱》（1972年）给人的深刻印象或者说概括性的印象。 [奇qinkan.net书]

这是一部以巴黎为场景的电影，可以看到悠闲的街头和一间间古老的咖啡馆，下午的阳光如伏尔泰所说的“慢性毒药”（他指的是巴黎的咖啡）洒在行人身上。男主人公像任何一部侯麦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优雅、博学、睿智，而且不断地表白自己内心种种颇具文学价值的感受。他在家里看报纸(或书)，在地铁里看书（或报纸），在办公室看窗外楼下。他结了婚，妻子安静贤惠，孩子聪明可爱。但是这不影响他对咖啡馆外的女孩们细致入微地观察和憧憬，甚至梦游般地走上前去和她们搭讪—更值得为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工作性质，使他每天享有午后大段余暇。终于有一天，一个女孩冲进他的办公室，以前的女友，媚骨丛生，神采奕奕，从一段又一段已经逝去的爱情中流浪归来。她有意进攻，但他总是拿出撒手锏：“你知道，我很爱我的妻子。”

事实上，他说的是实话，他的婚姻生活没有什么不好，他的台灯下的妻子使他感到安详。但他还是忍不住在旋转楼梯上打转，最后晕了头冲进前女友的公寓，抱住正在沐浴的美妙裸体，无限深情地说：“你知道，我很爱我的妻子……但是，此刻我无法自持。”

侯麦当然没有让男主人公偷情得逞，因为他深谙中产阶级的洁癖之道。他让他们回归家庭，以便在一个美好的距离之内凝望风景（女人）。所以他的风景和女人总是美丽的。在秋天的葡萄园采摘成熟的果实，在草地上跳吉他伴奏的舞蹈（“人间四季系列”之《秋》，1999年）。即使到了寒冷的冬天，美丽的女主人公虽然模棱两可，不知道该回到哪个男人身边，同时对第一个男朋友念念不忘，但是男人们都没有过多地责怪她，且理解她的真诚和矛盾，并给予她充分的自由（“人间四季系列”之《冬》，1992年）。

给予他人充分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能过界。这个界“一边是自然，另一边是人性;一边是情欲，另一边是英雄主义的优雅”（侯麦）。

其实，与其说是“英雄主义的优雅”，不如说是中产阶级的优雅。“英雄们”总是徘徊踯躅，甚至有一种“牺牲”的渴望，但是一想到他们要背叛和抛弃的东西，一想到这些东西的高尚品位，他们便很快作出选择。游戏规则秘而不宣，约束着动荡的生活。看似一桩又一桩的偶然事件，不过是对再正常不过的、缺乏想像力的个体宿命谦卑的模仿。人物是自身自由的囚徒，释放自己的途径是不断丰富其修辞学—独白或对白。理想主义是被批评的对象：“当幻想转向爱的时候，直觉却并不总是跟随。”（侯麦）

这一切，让人想起罗兰·巴特的一句话：“有节制的醉。”

中产阶级的法国香颂六

中产阶级气质作为人性的一种存在状态，不是别的，是一种均衡的尝试，是在人的行为中，在无数的极端与对立中谋取中庸之道。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

尽管大多数人将中产阶级视为社会的稳定因素，但是以感情的漂泊动荡、四面皆诱惑的

欲望关系为主题的电影，依然在现代法国电影中占重要的比重。阿尔诺·德斯帕拉欣（Arnaud Desplechin）的作品则是典型。他被称为法国新锐导演，出生于新浪潮或者说戈达尔和阿仑·雷奈(Alain Resnais)时代，1984年毕业于法国电影高等学校（I’Idhec）导演专业和电影拍摄专业。在他1996年执导的一部电影《我怎样争取我的性生活》（又名《现代法国艳史》）中，在将近三个小时的漫长叙述中，阿尔诺·德斯帕拉欣极富耐心地、不紧不慢地表现了一位师范学院的老师（马修·阿玛利［Mathieu Amalric］饰，马修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导演）的生活。这位师范学院的老师，不断地将“改变现状”的愿望（“现状”指的是无聊的日子）寄托于“如何在思想与生殖器的悖论中”实现完美分裂。

不过，这绝对不是一部色情片，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性的形而上学”篇。人物之多，关系之复杂，对话之深奥，极度挑战观众的智商、哲学以及文学修养。但总的来说，影片不是在讲故事，抛弃电影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镜像反射以及传统电影的叙事性，重建一个“电影中的世界”，是法国新锐导演的传统。

《我怎样争取我的性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男人和女人，他们都是好朋友，他们任意两个，只要是异性，都可以是，或者曾经都是性伴侣。他们微笑、亲吻、拥抱，而且彼此诉说心声，心声是指与其他异性交往的心得。这些“心得”包括爱情的炙手可热，性交的快感和技术性问题，让人怅然若失的、似乎冥冥中注定的分离等等。

电影的色调是如此和谐，剪辑是如此干净。美丽忧郁的水乡景色，伴随男主人公保罗关于童年趣事的独白（不过随着镜头的缓慢切换，我们发现，不是独白，而是保罗面对一位虚设的心理医生的真情倾诉）。

保罗说，童年时代他决心要写一部“伟大的杰作”。他本来想写一个“关于海盗宝藏什么的”探险故事，但很快就写到了他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父母的生活。之后放在床头的笔记本被母亲发现，在母亲责骂的过程中，保罗的父亲在一旁窃喜。这使保罗自嘲地意识到，原来他是父亲的同谋。保罗长大以后，用五年时间写一篇博士论文，却一直未能完成，因为他还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当教授还是作家。场景切换到他和一群好朋友在巴黎某咖啡馆的餐台上，谈笑风生的画面。但不久之后我们发现，这些谈吐风雅的人都彼此交错地睡在他人怀中。这些交错地睡在他人怀中的身体，被导演阿尔诺·德斯帕拉欣通过轻描淡写的白描方式勾勒出来。至于他们之间是否有芥蒂，是否存在复杂的内心矛盾，影片没有刻意表现。

保罗有一个据说相处十年的女友艾丝塔，但看不出他们的关系中确凿存在的“十年”—这一时间维度。在巴黎盛行的家庭聚会结束之后，保罗指责她有勾引他人的嫌疑，并对她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很爱你。”但同样在那次家庭聚会上，保罗的身体却对另一个女孩发出暧昧信号。

有时候，保罗会打电话给好朋友的女朋友，同时也与自己有过约会的西尔维娅，问她：“你是否爱我？”

西尔维娅怎么回答并非是影片的关键，因为影片所有人的回答或者自语，都像是一宗带有浓厚的修辞学色彩的哲学答辩。

影片确实有趣的部分不是说完全没有，比如保罗和西尔维娅玩一种“日本天皇游戏棒”。它的规则据说是：要一根根的收拢起每一根小棒，但在拿起任何一根时，不能触动其他的小棒。不能触动—这个游戏规则，既自由，又轻薄。每个人都严格扼守与他人的距离，以确保自己不受亲密关系的左右和自身的完整性。轻薄呢—是指这种亲密关系如履薄冰，远不及巴黎的古老台阶或者百年地铁那般牢固。

再比如保罗从一个画家的暖气片底下，拖出一只烧焦的猴子。在前面的几个片断中，这只猴子还活蹦乱跳，机灵地趴在女人的发髻上。但是此刻保罗无奈地把它装进一只黑色垃圾袋—这是影片惟一一段不甚优雅的地方。不过几分钟以后，它所暗示的现代法国中产阶级的心灵焦灼感，很快又被温暖的肉体拥抱所替代。这种温暖的肉体拥抱，像另一部反映中产阶级生活的电影《星期日或魅影》中那种使人平缓的音乐，被作为精致的布景和装饰，在无休止的对话以及无聊的争吵之后，频繁使用着。

阿尔诺·德斯帕拉欣的作品与其他同时期的法国电影比如《天亮以前决定爱不爱你》、《圣诞节会下雪吗？》中类似的地方是：爱情像一只救生圈，像落难时候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被修辞学美化为艺术。也只有在艺术的范畴之内，它焕发出丘比特之光。

中产阶级的法国香颂七

当我要爱你时，你却离我而去，只有自己珍惜自己。

—《芳名卡门》（戈达尔 1982年）

里奥·卡拉克斯的《新桥恋人》（1991年）曾经迷倒众多影迷。

“天空是白的，但云是黑的。”—这句米雪儿与亚力斯的爱情暗语，今天听起来依然像让－雅克·贝克斯 (Jean－Jacques Beineix)《巴黎野玫瑰》（1987年）中的那场大火一样，奇书-整理-提供下载让人感到热烈，但同时也让人感到绝望。因为，米雪儿和亚力斯站在船头的最后一个镜头（不知是否被《泰坦尼克号》剽窃过），既是美丽新生活的开始，也是结束。米雪儿曾经掏出手枪，那里面有15发子弹，她对亚力斯说道：“7发给你，7发给我，留一颗给将来。”将来是什么呢？老流浪汉死前说过，是要有间睡觉的房子。事实上，这间房子不但要能够睡觉，还要体面，要符合这个社会的各种规范，符合一个现代中产阶级足够容身的机能体系。

在帕特利斯·勒孔特（Patrice Leconte）《理发师的情人》（又名《爱比死更冷》）中，安东尼奥刚刚和他的妻子完成了一次肉体的芬芳旅行，他一个人待在理发店里，他的妻子说要出去买点东西，外面下着大雨。她的妻子走出去，纵身跳入大河之水中。

直到很久以后（这是1990年的电影），很多人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她就这样自杀了。的确，对于凡事讲究预约的巴黎人来说，这样毫无约定的死亡的确是太突然了。姑且当它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吧！

弗朗索瓦·奥桑在《八美千娇》（2002年）中用黑色幽默的歌舞剧和镜中戏开了一个更残酷的玩笑: 在一所20世纪50年代的豪宅中，豪宅主人—作为父亲的那个重要角色突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早上，被插了一刀，死在自己的床上。把他的八个美人孤零零地留在了世上。

被害人的妻子是一位美丽、优雅、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听说丈夫死了，脸上流露出一丝稍纵即逝的悲戚，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被害人妻子的妹妹是个老处女，她想找一个理想的丈夫，却总是不尽如人意，她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这个沉闷的家庭。面对凶杀案，她仍旧不能自持地抱怨自己的命运；被害人的妹妹曾是酒吧舞女，但是看上去纯洁如一朵百合花；被害人的女仆总是显得有些傲慢不逊，似乎为自己不是这个大家庭的女主人而耿耿于怀；被害人的老妈立刻想到这件事情是否会影响她的年金和晚年的舒适生活，但是她一再断言她爱所有人；被害人的长女曾经去英国留学，一直被传为美谈，没想到一回来就目睹父亲死在床上；被害人的小女儿立刻深夜攻读侦探小说，兴趣盎然地投入调查；被害人的女管家带大了他的两个小女儿，因此知道这个豪宅的许多小秘密，但她不会说出来。

这八个女人在1小时43分钟内，将进行一场十指蔻冠的“杀人游戏”（一种猜谁是凶手的游戏）……

奥桑1967年出生，巴黎一大电影硕士毕业后，进入法国最著名的电影学校Femis攻读导演专业，可以说是目前备受瞩目而且颇有野心的法国年轻导演。他曾在他的短片中，像卢西安·弗洛伊德的油画那样，冰冷地描绘了家庭聚会一夜狂欢之后的图景。也许清晨疲倦而陌生的裸体，已经足够让他感到彻底腻味。

与侯麦相似的是，奥桑的电影中的人物也常遭遇邂逅、艳遇，或者其他看似突发性的事件，但是人物命运却因此发生了充满戏剧性和荒诞性的巨大逆转。比如在《失魂家族》（1998年）中，爸爸带回来一只宠物鼠之后，儿子突然在饭桌上高呼自己喜欢的是男人，然后莫名其妙地便和黑皮肤的客人做爱了；妈妈突然欲火焚身并通过和儿子的交欢获得了被压抑的母爱释放; 女儿突然爱上了SM游戏和自杀；客人、女佣和女儿的情人亦通通变得神经兮兮起来……之后影片设置了混淆不清的两个结局：一是爸爸枪杀了家人宣告家庭关系的破灭，二是爸爸变成白鼠被家人合力打死宣告家庭关系的重建。

在《1001火热男女》（又名《干柴烈火》，1999年）中，奥桑改编了法斯宾德的剧本并力图借尸还魂：一个老男人把一个少年带回家，尝试同性爱体验。没想到两人刚刚上火，少年的小女朋友突然造访，老男人只好以性爱安抚他们。此时，老男人的变性前男友（现在变成女人）也找上了门，新欢旧爱四人狂欢；在《游泳池》(2003年) 中，英国畅销小说家创作灵感匮乏，便接受出版商的建议，到出版商的家乡法国南部的伦伯朗继续她的小说创作。不过这个地方的“魅力”并不止于美味的乡村风景、游泳池和甜点。某个晚上，出版商的女儿突然到来，从此女作家的矜持和保守被彻底改变，深陷疯狂淫荡不能自拔。于是出版商的女儿和女作家展开了一场关于性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化学实验……

从影片的风格、色彩和图式上，奥桑总是很轻易地让人想起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但是较之阿莫多瓦，奥桑对挖掘中产阶级的生性色相，以及对恶之花的寓言式结局更为关注。这使得他的电影在荒诞之余，却难免缺乏机智。

奥桑打碎了中产阶级的好梦。但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精雕细琢地仔细推敲那些充满文学性或者戏剧性的对白，用他洞悉的中产阶级的修辞学。他利用它们，但是他不再美化它们。

中产阶级的法国香颂八

他们不拘泥于俗套，不在乎不同电影种类的不同规则，他们随时准备运用一切。我觉得他们会导向“残暴电影”，在今天拍伦理片已经没什么看头了。

这是贾克·卡玛邦（Jacques Kermabon，《快报》主编）对法国部分电影现状的一番评价。“追求题材异常、手法怪诞的电影”这一倾向，在戛纳电影节的被选片中时常表露，比如一个男变女的变性同性恋者，遭到一个痴迷他（她）的男人的绑架等等。“几乎每年都有一两部这样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人用这样有争议的题材或手法闯进戛纳决赛。”（法国“电影房间”网站）科学家研究如何把性欲转换为吃人的“爱欲”，因此不断地做科学实验。这是法国电影《爱你爱到吃了你》（2001年）里面的情节。导演克拉尔·丹尼斯（Claire Denis）解释道，影片其实讲的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每个妈妈都想过用“爱”把她的孩子吃掉，我只是把这个观点带到一个新的前沿而已。这部电影使充满占有欲的压抑狂终于找到了出口。法国的《解放报》称“吃人族的婚礼应该被视为，在囚禁了我们内心世界的黑夜中高举的英雄火炬”。这种评价听上去多么吻合宽容和自由的论调。

如果说中产阶级的趣味，有可能导致艺术创造力的贫乏和人类情感的贫血，那么像《爱你爱到吃了你》或者《不可撤消》（2002年）那样的电影，也许就是极端的证明吧！它的积怨，让人不由得想起法国新锐导演塞提·克拉比其（Cedric Klapisch）早在1996年执导的《家庭气氛》：所有的空地都建满了带有通道的房子、仓库，通道可以通往各处，火车的噪音彻夜不息。

汉城

孤独频盗一

在这个看上去最像白领聚居的城市，它富于魅力的女性面孔，总是身着素雅的职业装，涂着Lanc檓e的睫毛膏， Make Up For Ever的唇彩，看The First杂志，听宝儿(BOA)或者神话歌唱组合炮制的“神话音乐”，不惜购买58.3万韩元的一小瓶冷冻的Botox注射剂(世界上最毒的细菌之一)来留住青春。男性则是得体的上班族，通常穿着狭鸥亭洞(汉城的高级购物地段)的衣服，拎一只Chanle的包装纸袋，里面可能装着一份报纸。

爱情的上座率(有时候也是电影的)，往往都是那些脉络简单的情节剧，比如两个人一起看《月光宝盒》，被剥夺了王位的国王阿马特，爱上被邪恶控制的公主，然后女孩子问男孩子：“你会杀死妖怪德金然后救我吗？”男孩子义无反顾地说：“会。”仿佛两人已经飞越汉城，来到加里福尼亚的莫亚沃沙漠，正站在V. 科达在半个世纪以前为拍摄此片而搭建的“巴格达城堡”。

看看风靡汉城的韩剧：

《夏娃诱惑》：韩国两大帅哥和两大美女连袂出演。讲述广播电台四人之间的甜美爱情。

《玻璃鞋》: 人气红不让的偶像演绎一个水晶版的玻璃童话。

《天桥风云》：呈现缤纷的时装表演，以及模特儿多姿多彩的生活。

《蓝色生死恋I》: 得了白血病的女孩和不幸在车祸中丧生的男孩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

《冬日恋曲》：人气偶像裴勇俊，配上痴情女星崔智友，在白茫茫的风雪中相遇，谱出凄美动人的生死恋曲。

《我心荡漾》：青梅竹马的感情遇到挫折。

《最爱的人是你》: 富家女最后却爱上了患有自闭症的修车工人。

《女人万岁》：时代女性爱上从美国回来的酷男。

《只爱陌生人》: 三对恋人，感情一波三折，六种心态，同居试婚五花八门。

《情定大饭店》: 他们纯真的爱情会实现吗? 大饭店里阴谋与爱情牵动人心。

《真实》: 两人终于冰释前嫌，但是一场车祸却让女主角成了植物人。

观众通过在俊男美女的身上发挥移情作用，借以逃避某些秘而不宣的烦恼。而商家通过各种时尚的绚丽包装大力推动这种移情作用，达到疯狂的收视率。两者相辅相成。这是《我的野蛮女友》等等之类的“现代成人童话”，由电影到小说畅销汉城的原因。果冻般甜腻而微酸的纯情，或者说稚龄化的“浅显”，被大多数时尚青年接受，而形成的都市流行文化的景观，不能说就是正常的。从这片熟视无睹的景观中分裂出来的少数韩国青年导演，一定对这种流行文化和其商业机制感到厌倦和困惑，所以才将镜头摇向与此相悖的一面，试图探讨在深夜走出放映偶像剧场的影院，擦干热泪，穿过打烊的排挡，走入拉长了影子的公寓楼……之后，所必须面对的剥离了镁光照耀的真正现实吧！

正如它的电影影射出来的那样，真正现实是孤独的。价值观念的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疏离，个人无可救药的孤独感，才是这个城市，或者说所有城市的常态。它将是现在和未来城市的最大问题。它像“赫尔措格的吸血鬼”，从那部著名的吸血鬼电影《夜之魅影》里逃出来，25年，如影随形。

在几乎占了韩国电影近一半的爱情电影里面，表现得最真切的，不是那些由偶像明星制造的时令爱情泡菜，而是近乎于琐碎的“孤独者的细节”。它几乎贯穿于白领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或者以物的形态，比如薪水150万韩元里面属于午餐费的那一部分，比如粉红色的眼影，比如打印机和复印纸的油墨，比如7/11店凌晨三点的收银柜等等；或者以人的形态、表情、语言、姿势……一点儿一点儿地凸显出来。

孤独频盗二(图)

《漂流欲室》剧照

像《绅士爱美人》中的玛丽莲·梦露，为嫁百万富翁将未来的公公玩弄于股掌之中，或者变成蜘蛛人英雄救美，或者像《香草天空》的汤姆·克鲁斯，兼备一个美国出版业巨头的才华和花花公子的矫情，为追逐美色不幸进入了险象环生扑朔迷离，用技术打造出来的“清醒的梦幻世界”等等之类的好莱坞情结，深为这一类的青年导演所鄙夷。他们拍摄的爱情电影，几乎没有什么鲜明的或者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不追求华丽的、错综复杂的叙事方式，在技巧方面也无意于实验和创新。关于韩国社会男尊女卑，或者女性主义正在崛起的诸如此

类的问题，他们不会像法斯宾德那样认为：“爱情是最佳的，最潜藏的，而又最有效的社会镇压工具”，把爱情上升到反叛、革命和性别政治的“高度”。

《巴士站》是韩国导演Lee Mi-yeon2002年执导的一部作品。男主角是一名私立大学夜校的代课老师，除了能维持生活之外，这份工作对于他基本上是可有可无。影片开始时，他站在讲台上，表情木讷，讲关于妓女问题的文学课。只想混混文凭的学生，在讲台底下自由嬉戏，各做各活。

夜校：

老师们坐在办公室里，讨论各种无聊的琐事。办公室隔着显而易见的百叶窗，桌子上放着成堆的书、教案、电脑和订书机之类。墙上悬挂着黑板和充满秩序感的课程表。

熬到下班，同事们邀请他去参加聚会。

同事聚会：

一堆人坐在一起，反复讨论午餐费的问题。有人叫嚷着如果不加薪水就辞职，但是第二天酒醒后依然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他总是编造各种借口推辞过去。然后搭乘巴士，回到自己的单身公寓之中。

单身公寓：

一间狭长的房屋的全景，几件衬衫架在铁架上。一个书架是简易厨房和卧室之间的隔断。单人床被置于阴影之中，上面铺着深蓝色的床单。床前是一张矮腿长桌，放在老式的韩国地炕上，他盘腿坐在地炕前，手提电脑中的一段文字被鼠标拷贝着。整个画面的焦点在床的对面(事实上是虚焦)，一片来历不明的矩形光斑上。矩形光斑被倾斜地分割成两部分，使这个看似完全封闭的个人空间，因想像被激活而具有某种暧昧的穿透力。

男主人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着。36路巴士站成了夜校—公寓之间惟一的空间位移之地。

巴士站：

一队服役的士兵，穿着迷彩服，嬉笑地穿过嘈杂的街景。

和任何街边再普通不过的巴士站一样，它由不锈钢雨篷、灯箱广告和路面车灯的幻影组成。站牌标志模糊地置于他的视线前方，因为在他的下意识里，所到达的目的地已经成了某种条件反射。在他身旁有一张长形木条椅子，供候车的人使用。在车门开启之前和之后，它始终保持空荡荡的状态。

男主人公有时候会到红灯区附近，寻找一种肉体存在的真实感。他最常去的是一位染着满头金发的妓女的公寓。

妓女的公寓：

(中景)妓女半跪着为他擦洗下身，左边放置着一盆水。在他光滑且消瘦的身体周围，是这间公寓的全景。床头柜上一盏夸张的南瓜形状的台灯，涣散出来的温暖灯光，照射着橘黄色的墙漆、艳俗的欧式床靠、深红色的床褥、廉价香水瓶、化妆品、纸巾以及其他杂物。隐晦在阴影里的部分，是位于床上方的一帧色情照片。他问妓女：“你叫什么名字？”妓女说：“你喜欢我叫什么我就叫什么。”他说：“那么，叫你希康可以吧？”

在同学聚会上，男主人公大学时代的女同学要结婚了。一堆人围坐在酒吧的旋转吧台旁。他的沉默寡言激起旧时同学们的鄙夷，他们认为他在摆设一种故作清高、做作且不合时宜的姿态。

同学聚会：

一伙人高谈理想的幻灭、政府问题和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等等。即将结婚的女同学为他们与他的争吵打圆场，她唧唧咕咕说了一堆话，不时斜瞥他几眼。女同学看上去是一个标准的职业女性和准家庭主妇，口气圆滑，平缓，听上去似乎每句都实实在在。

在某天搭乘地铁时，男主人公遇到了夜校的新学生，一位看上去神情慌乱的少女。他们在地铁的匝机口客气地道别之后，他在自动售货机旁买了一罐饮料，然后走上地铁的扶梯。无意间，他看到一个猥琐的中年男人站在少女面前，用手比画着什么。

在经过巴士站的路上：

一队服役的士兵，穿着迷彩服，嬉笑穿过芜杂的街景。少女匆忙地从夜校走出来。和这队士兵相交而过，她看上去是要赴约的样子，背囊里装着成熟的性感衣服和短裙。

少女在洗手间匆忙换了一套性感短裙，坐在餐厅里等待中年男人的到来。中年男人慌张地环顾四周，确认没有熟人看见，才定神坐下来。喋喋不休地说了一番他能够来此赴约已经是多么不容易之类的话后，给了少女一叠钱。他希望她能够像往常一样陪他过夜，即使她此刻正是经期。少女厌恶地看着他，对他的“示爱”无动于衷。他们一前一后冲出餐馆，他尾随少女，怒气冲冲地钻入地铁，充满嫉妒地望着男主人公和少女的意外邂逅。当男主人公在出站口的自动售货机旁购买饮料的那几分钟里，中年男人质问少女：“敏春，告诉我，他是谁？”少女挑衅地答道：“我喜欢的男人。”——巧妙的是，这幕场景被导演以不同叙述者的身份，重复使用了两次。

男主人公把少女带回他的单身公寓：

少女：我的父亲在坐牢，我的母亲是游泳教练，姐姐是学习模范，就是有点白痴。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都觉得相安无事。我认识一个朋友，叫敏春，为了钱她曾经出卖过自己的肉体。现在——她想绝食自杀。

男主人公：我有两个朋友，都叫希康。一个和我一同大学毕业，不久前我见过她，为她即将结婚而庆祝。她曾经怀过我的孩子，但是那天晚上，她显得完全若无其事的样子。另一个是妓女，有段时间我经常去她那里，她是我惟一的成人朋友。

我不喜欢成人和成人的世界。

影片风格朴素，近于城市生活的白描。节奏平缓、色彩低调却不失丰富，像糅合了Ambient(环境音乐)和Chill Out的城市民谣。叙事干净、明澈，如矿泉水。

矿泉水：

她说她怀孕了。他坐在妇女医院的走廊里等她出来。他在想当她怀上那个中年男人的孩子时的感受。此刻，走廊宁静无声。

她面色苍白步履艰难地走出来，他走在她身后，他想，是否要把手臂伸上去？但是他只是扬手为她叫了一辆的士。

她说她的愿望是希望能驾车兜风。他决定加班赚钱考一个驾驶证，并悄悄打听好租车的费用，而她却很长时间没有来夜校上课。他站在日杂店里给她打电话。透过日杂店的玻璃窗，在那台黄色磁卡座机的左边，放着一瓶矿泉水。电话没有人接听，他只好拿起矿泉水离去。

细节，使这部电影对城市孤独者的刻画入木三分。它没有流于光怪陆离、激情叛逃之类的类型片猎奇式的简单书写，也没有肆意扩张欲望瞳孔。它铺陈伤感的方式，不是靠生离死别、悲剧式的高潮煽动来赚人眼泪。 事实上，它亦没有丝毫铺陈。

相比那些把什么都说得很明白的，完全Open的都市爱情电影，例如韩国的《爱情万岁》、《恋风恋歌》、《情迷报话机》，香港的《夏日么么茶》、《爱情白面包》、《薰衣草》，台湾的《台北朝五晚九》、《起毛球了》，内地的《我的美丽乡愁》、《开往春天的地铁》、《周渔的火车》、《我爱你》等等之类，它是含蓄而内敛的。它的内伤，是锁上房门之后，一个人的长夜痛哭。它的情绪，像独自坐在巴士上看春光四溅，耳边隐约响起的一首歌Norwegian Wood(《挪威的森林》)：

很久以前，我拥有一个女孩，她向我开启了她的房间，一间挪威小木屋。她叫我留下来，说，随便坐坐。我四处打量却找不到一张椅子，于是席地坐在地毯上，喝酒等待时光流逝。我们一直聊到深夜两点，她说，现在我们睡觉吧！一早还要上班。然后我独自在浴缸里睡着。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鸟儿已经飞走。我生起了一堆温暖的火……

孤独频盗三(图)

《漂流欲室》剧照

金伎德被韩国当地的报章及电视誉为21世纪最具领导潜力的导演。那些众生像孤独的废钢锈铁，经过他的电影独特的锤炼，最终变成一把匕首。他以往的作品《鳄鱼》、《野兽》、《鸟笼旅馆》，都显示出一种处于边缘状态下的电影观念。有点类似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我在暧昧的日本》说的那番话：“……正是从边缘走向人群。”

看似清淡寡言，水墨相洇，却具有一种硫酸般的浓度(硫酸看上去是透明无色的液体)—

—《漂流欲室》是他相当出色的一部作品。其中的暴力让人会不由自主地将它与某些日本电影比较，觉得它的暴力要来得自然、逼真。它不需要黑帮之血，或者行为艺术般的仪式来渲染(《杀手阿一》)，也不需要刻意使用青春偶像的美丽面孔，或者动用名设计师山本耀司来营造视觉效果(北野武《玩偶》)，它倒是有点像矢崎仁司的《午后微风》或者《四月的狮子》，风格含蓄，却积聚着激烈的情绪张力。

影片像一幅被洇开的水墨画，第一滴墨是柔情，第二滴墨是鲜血，第三滴墨是烈酒。新鲜的伤口不会疼，它要把它最销魂的痛楚像酒一样发酵起来——所需要的时间正好和一个人的遗忘成正比。而真正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彻底遗忘的吗？这部影片揭示的“遗忘的速度”，其激烈程度足以抵达死亡。

森林内有一条隐蔽的路，沿途走到尽头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湖泊，湖泊像任何一个旅游区，经营着渔场、一间间粉色的漂流屋(水上旅馆)以及发达的色情业。轻薄的客人在此寻求声色肉欲。熙真是一个哑巴。白天她以驾驶船接载住客及贩卖鱼粮为生，夜晚她是一名娼妓。

一个中年男人在漂流屋内嫖完熙真，看着呆站在一旁的她说道：“你说句话，我就给你钱。你会叫床，一定会说话，说句话，啊？” 熙真愤怒地跳上船，开动引擎。男人极不情愿地将钱抛给她，几张纸币掉入水里。水面倒映着熙真被水波扯得变形的脸，她拾起钱的动作，使湖面泛起了几圈细微的涟漪，但片刻即恢复岑寂。

熙真用报纸印在纸币上，掀开，报纸一片湿漉。

此刻，中年男人正蹲在漂流屋的厕所上，给他的孩子打电话。

“我是爸爸，哦，做完了功课了啊……”

白天，带着情妇来此度假的男人在漂流屋的甲板上以钓鱼为乐。男人把钓上来的鱼，用刀刮掉鱼鳞，然后剐开一半鱼身，迅速并切成薄片，边塞入情妇的嘴中，边感叹着“鱼生”的美味。

寥寥几笔，影片逼真透彻地交代出熙真的生活空间：一个远离烦嚣的“世外桃源”，一个水墨画般的“纯美之地”，一个烟雾迷蒙的幌子。

曾任警察的贤植逃亡到此，在一间米黄色的漂流屋里吞鱼钩自杀。镜头切换为他目睹自己的女人和其情人偷欢叫床，而他已经将他们统统杀死的画面(也可能是贤植的臆想)。熙真潜入水底救了他。

怀着对熙真的一丝好感，他用鱼钩给熙真制作了一只金秋千，熙真将这个秋千放在手中，脸上露出微笑。滂沱大雨中，贤植将熙真按倒在地，不顾一切地撕扯她的衣服，对待她的方式和其他嫖客没有什么不同。熙真愤怒地驾船离开。贤植干脆叫了另一个妓女来发泄性欲。

贤植和妓女在漂流屋内交媾，不时出现熙真揭开屋内盖板时，一张水中升起的冰凉的脸。

妓女竟然三番五次地到贤植的漂流屋寻求慰藉，熙真出于嫉妒将她绑在一间空屋里。妓女不慎掉入湖中溺水身亡，哑女和贤植被卷入了蓄意谋杀的厄运中。贤植惶惶不可终日。

贤植将钓上来的一篓活鱼，一条条削碎，斩成若干截。将被削掉了一半的鱼扔回水中。鱼拖着剩下的半截身躯，挣扎地游向深处，一缕血丝随着鱼游动的曲线在水中漂浮。

贤植和熙真疯狂地做完爱后，贤植以为她已经睡着，偷偷划船离开。熙真隔着漂流屋的玻璃窗，望着他的背影。片刻之后，熙真握着一把鱼钩，走出屋外，平躺在甲板上，分开双腿，将鱼钩朝阴道深处扎去。贤植听到凄厉的惨叫声，终于掉转船头，把她抱入屋内……沾着鲜血的鱼钩，犹如它们从鱼嘴中剥离出来时的那样。

两人终于紧密地依偎在一起。

钓鱼的游客钓出那名妓女的尸体。在警察的追踪下，熙真把船上的发动机安装在贤植居住的黄色水上小屋上，发动机带动漂流屋朝湖的最深处漂去……

熙真不会说话，一切只能用行动表达。为了让贤植继续活下去，她独自承担过失杀人的后果，最终将自己溺死在一只小木船中。

“明知不可以，但怎么才能平复我不断牵动的非法温柔。”(导演Gus van Sant在《爱无邪》中的台词)这句话，形容这部电影再贴切不过。

孤独频盗四

据说在韩国，有近半男性出轨。女性出轨的比率可能要显得神秘一些。虽然说现代人出轨司空见惯，但依然有大量的电影探讨“私有爱”的问题，这些电影不一定以婚姻为反应条件，比如《衰仔失乐园》、《忧郁安妮》、《欲望的规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国导演吕钧东的《韩国情人》等(同性爱和异性爱都被设定在同一参照系内)。人类对爱情的占有欲到底是自私的——这是此类电影中矛盾激化的焦点。所以不管出轨发生在婚姻之内或外，势必引发白热化的人心碰撞。有各种文献论述过婚姻的有悖人性之处，理由除了政治因

素外，还有性的多元倾向问题。尽管如此，在出轨的客观现实下，对于婚姻的一方和未婚的一方，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想像，还是在自以为“以爱为基础的婚姻”里面，不断浮现出“对自己立过百年誓约”的那个人和其情人做爱的画面。

但是大多数电影，在拍摄婚外情这个题材的时候，往往都是把同情的砝码侧重于发生婚外情的一方，像森田芳光的《失乐园》里面凛子说的话：“我只是爱上一个我真正爱的人，难道这就叫做外遇吗？”这部相当一般的电影与一本叫《外遇是可宽恕的罪》的书曾经风靡一时。与之相比较的韩国电影像《快乐到死》、《谎言》等，皆在探视自由的爱被“残酷的婚姻制度”扼杀的过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廊桥遗梦》、周防正行的《谈谈情，跳跳舞》则在一定层面上维护了“作为传统价值存在的婚姻。”在此之外，还有一种听上去有点滑稽的乌托邦，即两对夫妻交叉重组，虽然不离婚，也达到彼此各得其所的目的。比如麦克·菲吉斯的《一夜情》，韩国导演朴轩珠的《朱努明的面包店》等，这种最苟且的态度其实早已经被法国人名为“换妻”的Evening玩耍过。

虽然有导演认为一部好的电影，在于它的手法的独特，而非道德取向。但是形式就是它的内核，而内核必定涉及道德取向、价值感等问题。如果单从爱情的角度出发，看待婚外情的发生与发展，那么离开已经不再相爱的一方，投向真爱的一方(在此是一个现在时态)，应该最符合人性对“私有爱”的需要吧。韩国导演李载勇的《婚外初夜》(获美国洛杉矶新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日本福冈电影节最佳电影大奖，韩国第七届Chunsa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大奖)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并没有因为其思想大大有悖于《春香传》、《接种》等韩国古典传统，而在手法上显得多么离经叛道，它的风格依然是那种韩国料理般的、不虚张声势的素淡。用一种普遍化的家庭生活的场面，调度出一个很容易让平凡人接受的爱情语境，是这部电影的可取之处。

女主角素贤有一个建筑师般得体的丈夫和孩子，38岁。家里的陈设是看上去显得很高雅的冷色调沙发、金鱼缸和八块地质化石……正在遭遇一个比自己小11岁的男孩子宇因的爱情，而宇因是她的妹妹的未婚夫。在妹妹从洛杉矶回来之前，两个人只有一个月的相处时间。

素贤为宇因和妹妹找婚房，从市区来到郊区，房子宽敞明亮，阳台前方还有一片浅蓝色的湖泊。湖泊的颜色由浅转深，黄昏来临，两人漫步在湖边。突然，素贤的手机响起，是妹妹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姐妹俩听上去像是甜蜜的对话声清晰可辨，接着素贤将手机转递给宇因，先是妹妹高声调笑的声音，然后音量逐渐变弱，最后无声，只有宇因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两个字：“当然。”

宇因到未来姐夫素贤和建筑师的家里做客，酒后问素贤的丈夫：“你们幸福吗？”丈夫回答说：“幸福这个东西，怎么说呢，随着年月的增长激情会减少吧！但是……”

这时，镜头前面是一只巨大的鱼缸，缓慢游动的鱼和蓝色鱼缸里面的镜像，是素贤默默地擦着碗筷的身影。

宇因深夜在楼下等素贤。

“傻瓜，干嘛爱我？我又老又有孩子……”

“那你又干嘛爱我？我又小又没孩子……”

隔着一条街的宽度，平行走，两个人甜蜜地相望，或者面对面坐在地铁中的两端，微笑凝视……

宇因说，离里约热内卢不远有个小城市，那儿有个小湖……是我自幼生长的地方，20岁时我下了决心，40岁后的余生将在那里度过……

素贤说：“40岁，并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不过，也许……在那里，时间可以流动得缓慢些。”

镜头转向窗外，磅礴的大雨和地上的探照灯映照着恍若失真的森林。

……影片结尾，导演让这两个孤独的人坐在同一架飞机上，并没有继续欺骗他人和自己，虽然谈不上是热闹的大团圆，却也没有使城市本来负荷过量的天空持续不断地下雨。

孤独频盗五

宋一坤的《花之岛》不算是爱情电影，但是对失恋和没有他慰的人生来说，是一杯晶莹透彻的佳酿。17岁的女孩堕胎之后苦苦寻找从未谋面的母亲；年华已逝的中年女人为了给女儿买钢琴去做妓女；年轻的女歌手患上喉癌，两个星期之后将彻底失音。三个绝望的人在旅途中相遇，中年女人对整天想着自杀的女歌手说：“有个叫花之岛的地方，据说到达那里，人可以忘却一切烦恼。既然要死，为什么不先到花之岛？”于是三人踏上赴花之岛的旅程。

三人找到的花之岛，只不过是韩国的一个海边渔村，那里住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样貌平常，神态淡定，独自在临海的木屋里制作彩色蜡染。

虽然影片运用了梦景般的超现实风格的画面，但让人迷恋的依然是影片中将人的低落情绪一点一点引至平静的细枝末节。比如三人搭顺风车，遇到两位自称乐队组合的同志恋人，随之来到小镇酒吧。两位同志恋人喝得酩酊大醉，其中一位捡起吧台地板上的麦克风，豪迈地唱起了歌，当镜头聚焦他扭曲狂热的舞台表演时，以为真是如他们所言的“出色的歌手”，结果却传出沙哑难听、声嘶力竭甚至走音的歌声。镜头慢慢移转，最后落在酒吧暗处正在细心聆听的，患了喉癌的女歌手脸上——她皱紧多日的眉头竟然舒展开来。着墨不多的一笔，却细腻地传达出，当一个人身处逆境时，心底一点哪怕是微薄的希冀。

绝望是一种多么难以抵达的境界！正如一心求死的人，坐着巴士到某个地方跳海，突然遇到一场车祸，在车祸中，作为幸存者而看到断肢残臂，突然感到生理上的极度恐惧。此时，路边的花、碧绿的草，以及蓝色的天空，竟然使之重新衍生出活下去的愿望。

曾经以《八月照相馆》赢得广泛声誉的韩国导演许秦豪，在他的作品《春逝》中，亦强化了这一主题。他说：“10年前我父亲60岁大寿，庆祝时唱一首1940年代在韩国甚为流行的歌，名为Bomnalyun Ganda(英文拼音)，这首歌予人温馨的感觉，令年长的人回味年少时的美好时光，而我觉得这首歌的内容很适合拍一出爱情电影，于是写了《春逝》这剧本。”

《春逝》讲录音师爱上离异之后的电台女主播，然后她离开了他的故事，情节简单之极。像两个孤独的人玩一种孩童的拼图游戏，图上是竹林、野花、昆虫之类。一块一块地要拼好的样子，突然有个人说，有事要走了，剩下的图只好一个人拼完，或者残缺在那里，成为一生的回忆。

只不过，电影把这个要用漫长一生来回忆的过程浓缩了：

他们一起来到竹林，捕捉着风的声音。(风的声音，如果没有这碧海般的翠竹的存在，将是怎样的呢？)夜晚下雪如同白昼，在深山古寺，僧人双手作揖，拾柴路过。他无法入睡，独自在屋檐下聆听白雪的声音。(是否另一个失眠的人也会听到呢？)他和她站在村里的大树下，听百年相好的老人唱年轻时的爱情民谣。(他想，我们一定也会在一百岁的时候重新听这首老歌吧！)他和她睡在一起，紧密得犹如连体婴儿—(如果另一半的黏连突然断掉的话，剩下的一半身体会不会死呢？)他和同事在路边酒馆喝酒，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立刻见到她，此时已经是深夜，几十公里后，他打开车门，她正奇迹般地站在路边，似乎在迎接他。他偶尔看到她书房里那帧照片。(她是否介意再次穿上婚纱呢？)但是她终于越来越晚回家，甚至搬到了别处，最后，她消失在另外一个人的怀中。

竹林、河流和白雪的声音，会像Bomnalyun Ganda那首老歌那样，永不消失吗？

这部电影最感人的细节，也许是影片将尽结束的那个画面：录音师的老奶奶穿上年轻时的礼服，到车站去等待当年的丈夫，就这样告别人世。

孤独频盗六

“美丽的公主爱上了英俊的将军，他们在蓝天下一同出游，突然，他们看到眼前有一片绿洲……”这是大多数童话的开头。

“有个叫公主的女人，她微笑的时候很美丽，但是她无法微笑，她甚至不能做出除了面部痉挛之外的其他表情，也许她一出生就被施了女巫的毒咒；有一个叫将军的男人，爱说爱笑，笑起来显得很顽皮。但他其貌不扬，穿着猥琐，而且还坐了三年牢，从监狱里出来之后

只能在哥哥的车铺修车。将军的哥哥在三年前不慎撞死了公主的父亲，将军出于内疚，抱着鲜花来看望被哥嫂留在一间昏暗的旧屋里的公主，然后……”

这也是一个童话的开头，或者姑且可以被世人看作为一个“童话”的开头。一个故事，往往在开头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它的生机。

李沧东的《绿洲》不同于司空见惯的爱情电影，因为在他的镜头底下挣扎摇曳和舞蹈的，不是俊男美女，而是残疾人，或者说是被上天不公平对待的生命物种。在所谓的正常人眼中，他们的生存等于心脏或者脉搏的跳动。所幸的是，李沧东并没有用他的镜头满足所有人的猎奇癖好，也没有抒发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边缘关怀。他掠过残疾人和修车工的形之上——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淡漠的社会，即便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正常人，如何面对外界进行表达？

将军带着公主出席母亲的生日宴会，被一家人冷嘲热讽地赶出来。在酒店门口，公主坐在轮椅上不说话，将军问：“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你在埋怨我吗？天这么冷，我们走吧！……好吧，你不走，那我走了，我再也不管你了。”然后是一个远景，凄清的广场上只剩下独自坐在轮椅上的公主，没有人可以看到她此刻的表情。

……这是《绿洲》中非常让人伤感的一个细节：过了一会儿，将军又转回来，跳着舞站在她面前。然后两人一起去唱卡拉OK。将军把麦克风放在公主的唇边，任凭配乐空响。这个细节的颤音一直延续到将军背着公主踉跄地跑入地铁站，配乐停息，公主为将军清唱了一首歌——或许，这一幕只是一个超现实的梦境。

看他的电影，让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日渐衰老的城市，每天做着无数机械性的重复劳动，说着大量言不由衷的话，在冬日抱紧自己的双臂，在春天来临之前抹净室内的尘埃，而且从未如此迫切地渴望一场爱情。

遗憾的是，这种超现实的梦境，在他的另一部作品《薄荷糖》中，被逼进了一个对人性彻底绝望的死胡同。

孤独频盗七

张允铉的《伤心街角恋人》(又名《上网》)、金正权的《同感》、李廷香的《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朴钟宰的《美丽的日子》等，都是以细节动人的爱情电影。

在《美丽的日子》中，大学期间服完兵役的男主角君浩说：“我没有方向，从不去爱；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很乱。只是记得自己曾经骑着自行车，并看到街角栅栏边突然跃出来一只鹿，而鹿正望着自己的情景。”这只鹿，到底是梦境还是影片暗示的一种象征意义呢

？对被这种情绪深深感染的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来说，像君浩那样，与有妇之妇偷情纵欲，或者与大学时代的恋人纠缠，最后似乎又爱上昔日恋人的妹妹……似乎都不能排遣心中的孤独感。直到看到开洗衣店的老君浩画的画，才稍微觉得踏实。那张画用炭精笔描绘着对面街角的建筑，在建筑的前方，是老君浩自己添加进去的植物。

生命的消解过程，总是像一条由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曲线。正如昆虫那样，为了快快长大而争取每一份食物和养料，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开始厌倦这种自然法则，甚至想让自己学会冬眠。春天到来，苏醒之后，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换了一副身躯，只是突然热爱上活着的每一种细微感受，又复忙碌。

有时候，要阐释生活中重大的哲学命题，或者构筑一部博大精深的思想性电影，恐怕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吧！大而无当，是每个雄心壮志的导演很容易撞船的那块礁石。看似简单，却可以见森林，这种扎根东方的美学体系，对于电影，或对于日渐浮躁的城市生活，还是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救赎作用吧？

香港

明明不是天使一

香港的魅力，不在于置身厚盾襁褓中的母语魅力，而是一种荒岛求存的再生魅力。它吸收养料如一只巨大的海绵体生物。从英国文化那里吸收了英伦摇滚、青少年次文化、新机场客运大楼和新九广铁路客运站；从美国那里吸收了好莱坞、迪士尼主题公园、Hip-Hop、Jazz-Punk、贝聿铭的中银大厦、SOM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从东瀛那里吸收了卡拉OK、日本跳舞音乐、安室奈美惠的染发、滨崎步的豹装、HITOMI的男式内裤、手提电话、数码相机、曾风靡一时的电子宠物Tamagochi、港岛的铜锣湾和九龙旺角商业区的日式的百货公司、《游园

惊梦》或者《我爱厨房》或者《不夜城》……中的日本艺人(哈日同时也被日哈)，如《悠长假期》最后一幕的山口智子，穿着婚纱奔跑在波士顿的大街上(这本来是属于香港爱情片的经典镜头); 还有从韩国那里吸收的K-Pop、韩剧、韩国街(金巴利街)、尖沙咀新港中心A6张柏芝时装店(韩国时装品牌“A6”以其花哨艳丽夺得港人眼球，更甚日本的20471120)、猪蒙眼“贱兔”玩偶、金马伦道的“草苑”和美丽华中心“新罗宝”的“正宗韩国料理”……

但是香港的魅力，也形成了它的隐患。因为吸收速度迅疾，刚刚流行的旋风还未停息，另一股飓风又已经来临，像沙漠中的沙砾，“风”成了雕塑师，不可确定性和变幻莫测成了“主题”，浅藏在沙砾底下的任何思潮都根本来不及巩固，也找不到安全地基，就行将摧毁。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两生花”、“香港部落”、“音乐传讯”等独立厂牌推出的唱片里，虽然Sample技术或者其他手段的电子(音乐)技术完全合乎潮流，但是听起来却像是“扒带”音乐；为什么在谢霆锋、冯德伦、夏永康等青年新锐导演那里，看到的只是“实验电影”的几缕羽毛，而香港业余MV自拍大赛作品《神经花园》还忙不迭地向羽毛“致敬”。

梁文道：

所有外来的潮流文化、流行文化来到香港，就变成了一种彻底装饰性的潮流。人们去RAVE PARTY，并不是因为RAVE PARTY里有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感觉，他只是想，我身为潮流的一分子，怎么能不去RAVE呢？……香港是一个非常追逐表象的社会，它很单一，单一到只追求表象，整个社会只往同一个方向去，所以，香港的夜生活也很单一化。你跟台北比，台北有通宵的书店、通宵看漫画的地方，嗜好很多元化，但是香港不会的。在香港，你从来只能讲机会，我不能说我永远坚持做牛仔，只能说这一阵子大家流行牛仔，我就搞牛仔这一套，要看准时机，过了半个月，不流行牛仔了，我就要另搞一套，是这样的。香港人的执著，是执著于别人怎么样看他。西方的潮流，在流行热潮过去之后，还会有一批人，数量不大不小，还会坚持那个潮流，比如朋克，今天一点都不流行了，可是英国还是有些人，就是朋克，永远朋克下去。但是香港不会的，因为过时了，过时就会被人笑，他很怕被人笑。

而且，香港的年轻一代丧失了一种东西，就是嗜好。你问他们，现在喜欢什么？他会说，喜欢打机(电子游戏机)，喜欢唱卡拉OK，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喜欢睡觉。但是，这些是嗜好吗？嗜好的定义，不只是某种发泄，它对人的要求很高，要有某种坚持、某种兴趣、某种因兴趣而来的长期关注和发展，它会成为一种学问。十几年前，还会发现许多年轻人集邮、野外宿营，他们有这种嗜好，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种人越来越少，兴趣越来越单一、越来越浅薄、越来越同质化。前一阵子流行过集邮，但不是因为嗜好，而是因为流行，有几张邮票炒得很贵。看漫画很流行，但它也可以是一种嗜好，外国有些漫画迷很专业，到处去搜集各种版本，香港不是，看漫画的人很多，出了一本什么新漫画，大家都去买，但是看完就丢掉了，从不去问那些漫画到底是什么意思。香港的年轻人越来越浅薄，而且是一种集体性的浅薄，大家越来越像、越来越一致。香港也越来越单一，越来越缺乏个性，越来越成为一个一元化的社会。

……又或者是因为香港人的现实性，在这个生存法则尤其鲜明、尤其讲究效率及回报的城市，人们上紧发条，就像《麦兜故事》中那只小猪的妈妈麦太般：

一定得！一定得！多劳实会得！唏！

人肥就更加要醒目。

多劳多得，多劳多得，多劳多得，搏命做！

人穷就更加要醒目。

要用两手搏命lar，

人穷就更加要鼓劲。

多劳多得，多劳多得，多劳多得，搏命捱！

……

脚步自动形成一条循环流动的纽带，一个跟着一个，不敢怠步。这种感觉在乘坐香港地铁时尤为强烈，人们总是在奔跑，车门行将关闭的时候总是会最后挤进来一个人。似乎如果突然停止的话，就会有人变成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刊登在报纸上的那些“数字”。同样的压力，较之港人会显得颇为沉重(比如说非典时期，香港政府委派心理医生指导病人防止其自杀)。金钱的重要性体现在香港因人口密集而诞生的凸窗(凸窗曾像早期的笼屋那样，是最有香港特点的一类窗户，它的窗台曾作为儿童的“卧室”)、“钻石”形平面、“剪刀式”楼梯、空调机窗板上，伴随着成长中的视野变换。

在这种视野下，诞生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比如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在港九新界11所津贴中学进行的一项有关青少年偶像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七成被访者心目中的偶像，首先是本地歌星，其次是电影明星和电视演员—就不足为奇。香港作家西西在《浮城志异》(1996年，青文书屋)说道：

只有到过浮城的人，才知道浮城的镜子，是一面与众不同的镜子，只能反映事物的背面……当浮城的人照镜子的时候，他们要照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脸面，而是脑后的头发……

此段话不失为对一个潮流飞逝的城市，最准确的概括。

她的一切，都是即时性的。比如她的手表上的时间—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

—王家卫《阿飞正传》

就像她盛产的“天使”，很漂亮很新鲜，但总觉得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在太阳下面，很快就要被热气熔化掉的样子。

明明不是天使二

《中国盒子》剧照

所以香港电影的最大特点，就是首先追求巨大的商业回报。在香港经济最澎湃的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商家制造如火如荼的造星运动、电影繁荣以及浮躁的市民心态，这个心态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电影业像一个超市。超市总是被制造为膨胀发展的城市中最中坚、最贴近市民生活愿望的消费加速器。它融会了种类繁多却大多缺乏个性的商品，在一个冷空气弥漫的巨大的集装箱里面购物—一只汪洋大海中航行的集装箱，每一种商品(电影)都像一只只彩色的水雷式浮标，代表着从草根平民到中产阶级到超级富豪的海上花园，买座的人拖

着一只篮车走进来选购，银幕按照不同类型纵横上下格格划分。它的中央空调及良好的密封性，淡漠了人们对窗外世界的真实记忆。拖着篮车的把手，仿佛拖着一种自己不会轻易觉察到的臆想症生活。

这些具有超市货品般的特性的电影：毛巾、高钙牛奶薏米饼、一品料理、咖喱酱、冻干香脆蔬菜、卡西欧塑料手表等等，因为简单、实用、轻松娱乐、易于理解、口味适中，曾经是大众日常生活的作料，像八卦报纸或者芥末。稍有异味的，买的人少，超市经理也就陆续减少货源，或者放在少众柜台，少众柜台的存在，不是因为它必须存在，而是一种时尚。

遗憾的是，这个即使是超市般的大众口味的电影市场，现在亦人潮冷落。

华裔导演王颖在他的一部语焉不详的电影《中国盒子》中，称香港是庞贝城。张曼玉脸上那块疤，像巫师的镜子，仿佛预见这个城市将经历一场公元62年的大地震。所不同的是，《庞贝末日记》昭示着意大利电影的新生，而庞贝的香港，却暗指香港的电影工业乃至文化艺术领域的一场沦陷。

且不谈这部拍得粗糙的滥片以及话语中那个拍摄记录片的英国摄影师所经历的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式的失落。但香港电影业工作者总会在2002年的公开函如此呼吁：“目前本地电影业已陷入危急存亡之秋，业内有七成人士失业或半失业，电影产量由全盛时期一年的300部，下降至今年上半年不足30部。”……“2002年暑假黄金档期的票房总收入仅为1.5亿多元，较2001年同期下跌逾四成。”……“电影院不得不推出减价、免费停车或送礼品等救亡运动，挽救惨淡的香港票房。”—用“庞贝”形容这个东方的好莱坞并不过分。

人们选择一种电影或者观影方式，是来源于其价值观念：在一个节奏和速度飞快的城市中，人们会选择“一种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看完的电影”，比如说徐克的《夜来香》、《新蜀山剑侠》、《笑傲江湖》、《东方不败》、《黄飞鸿》、《新龙门客栈》、《刀马旦》、《双重火力》、《迎头痛击》、《顺流逆流》等，王晶的《精装追女仔》、《赌神》、《赌圣》、《至尊双雄》、《逃学战警》、《逃学威龙》、《新城市猎人》、《新少林五祖》等，吴宇森的《纵横四海》、《喋血双雄》、《义胆群英》、《棘手神探》、《终极标靶》、《断箭》、《风语者》等，杜琪峰的《开心鬼撞鬼》、《八星报喜》、《枪火》、《再见阿郎》、《暗花》、《非常突然》、《钟无艳》、《瘦身男女》、《全职杀手》、《孤男寡女》、《百年好合》、《PTU》等，洪金宝和元彪的《败家仔》、《方世玉》等，林岭东的《监狱风云》、《龙虎风云》、《学校风云》、《携手闯天涯》、《挑战者》、《新火烧红莲寺》等，成龙的《A计划I、II》、《警察故事I、II》、《醉拳II》等，高志森的《合家欢》、《鬼马校园》、《偷情先生》，元奎的《夕阳天使》……虽然这里面不乏体现香港电影精粹的经典作品，不乏许多在香港电影史上闪光的影像瞬间，但它也同时催生出这样的电影观念—在今天看来，愈加明显，有更多市场的是“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看完的电影”。这种“不需要太多时间”的消费品及其观念，剥夺着影片创造者和观众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意味着“粗糙”，这种粗糙并非是低成本制作或者特技的缺陷导致，而是拙劣的桥段，简单的模仿、复制和粘贴，并不幽默的搞笑，空洞的感情，缺乏影像美的画面，生硬的剪辑和配乐；意味着浪费，浪费大量的金钱和大多数人的青春。它的存在价值就如同快餐或者超市商品的存在价值，人们固然需要它，但要赶时间去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在经济迅猛发展并时刻伴随着危机感的城市，人们的需要有时候像泡沫一样，需要泡沫的七彩斑斓，却忘了它的转瞬即逝。

这种观影方式，总有腻味的时候。

明明不是天使三 [奇qinkan.net书]

大众“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看完的电影”，这类电影的另一个特质就是迅速达成众人的某种欲望，而这些欲望大多是被商家制造出来的产物。录像、光碟业、网络传播改变传统的观影方式，亦是欲望传播的结果。

一个叫阿喜的女孩，在电影《下一站，天后》中，是鲤鱼门一家鱼档店铺的老板的孩子。她的梦想是成为—天后。当地铁里传出：“下一站，天后”的报话音时，面对着她的是当

红某女星的一张光芒万丈的海报，公司内经理人夏利问她：“你想不想像她那样？”阿喜爽朗地点头。阿喜进入的娱乐圈，虽然也有小人卧底讹诈，但是比起真正的深不见底的娱乐圈来说，还是相当“纯洁”。所以，她凭着自己的可爱和才华，不但改变了几位圈内朋友的古怪脾气，还令他们重新拾回自我，赢得真正的爱情。同时，她还获得了一个与当红女星一起出场演唱的机会。这一幕她披着天使闪亮的羽翼，坐在升降机上，一束耀眼的聚光打在她的脸上，全场惊艳，哗然无声，继而，掌声如雷。

在这部生硬地搬动了好莱坞歌舞片《雨中曲》幕后代唱这一老桥段的电影中，蔡卓妍塑造了一个“美国甜心璧克馥”式的单纯女孩，璧克馥也同样出身于贫穷家庭，12岁登陆百老汇，因派拉蒙电影公司的前身“名演员公司”的一部电影《苔丝》，而成为穿着无腰身的公主装、活泼调皮而且看上去似乎永远也长不大的纯情偶像。商家掌握下的明星崇拜心理，使Fans们永远不会在意偶像们的真实生活，不会在意现实中的璧克馥如何精于算计，如何心力交瘁。他们在制造她头顶上那座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桂冠的同时，制造了一个“天使机制”：成功的明星产业=功利性的身体符号+对这一符号的成功运作。这一公式在1979年璧克馥去世之前和之后，百年不衰。

所以，看《下一站，天后》，可以说看的是一部关于像蔡卓妍那样的女孩被“物化”的偶像史。

……色情和身体的当代美学是如何浸泡在一个处于全面掺假符号之下的、盛产产品、摆设、附件的环境中的。从卫生到保健到化妆，其间还包括晒黑皮肤、运动和多种时尚的“解放”，身体的重新发现首要通过物品。看起来，惟一被解放的欲望就是购物的欲望。

—［法］波德里亚(Baudrillard)《消费社会》

消费偶像或者说偶像消费，是香港电影工业的撒手锏。比如说父母离异，13岁便从香港到澳大利亚留学，在墨尔本读书时就已经做过“童工”、侍应、点心妹、调酒师、DJ……的张柏芝，以香港玉女掌门人的身份出演11部电影，3年内发行了10张CD专辑。不可否认她在《喜剧之王》中有出色的演技，但她最大的“魅力”在于如何与她的产业机构一起，制造一种“迫切地被大众认可的消费欲望”。

比如，制造“野蛮女友”的消费欲望，前提是首先要漂亮，然后才能野蛮。

漂亮：

出门拍片，除了让造型师跑遍世界各地张罗了三十多套裤装造型之外，自己还带了一百多套衣服、三十多条皮带；为刘嘉玲事件声讨《东周刊》的艺人大会上，她手持手提摄录机不停拍现场环境，还大声地说：“打击XXX个X街好不好！”她转过身，让所有人看看她背上的大字“Police Emergency Service Unit(警方紧急支援部队)”。在出席“太阳计划闭幕音乐会”时，她有意不穿规定的T恤，而仅套着一件Tube Top，引来圈中被抢镜人士的一致不满。她还有多款车搭配多款pose：“我开不同的车有不同的感觉，如果我开跑车就觉得很cool，如果我开蛮高贵的车，我就觉得很漂亮；还有我穿高跟鞋的时候，我就开Benz；我开跑车的时候我就穿得很有型，所以有时候蛮好玩的!我有一台Mini Cooper，粉红色的，我就穿得很可爱。”

野蛮：

虽然我很爱他，我舍不得他，不想离开他，但我不能为一个不爱我的男人伤心。我一定要找一个方法放开，所以我很快就会把我曾经爱过的每一个男人忘掉。接下来又交一个是因为我怕寂寞，有时候真的很需要一种温柔，男朋友可以给我这种感觉。每一个男朋友跟我分手之后都会告诉我：我是他们最爱的女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我，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真的有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但是放开我之后一个星期，他们就后悔了。放弃我的男人都很蠢。

—不难看出，这种消费机制，是如何从个人到集体，从外表到内在，形成香港大部分观众的价值取向。偶像是大幅广告牌、时尚的红绿灯、心情的阴晴表。虽然并没有物理上的水银变化，但却使每个人不由自主地上升到一个“集体的温度”。为了达到这个指标，商家让“偶像”发挥着幻想本身以及象征功能相适用的作用。这也是《下一站，天后》四天内收入390万港元，成为某个周末香港电影市场的票房冠军的基本原因。导演兼监制马伟豪被誉为下一个王晶，而《猪扒大联盟》则是王晶的近作。

明明不是天使四

《花样年华》剧照

恍惚间，《一个字头的诞生》似乎变成了“一枚硬币的诞生”。看罗家英在《我爱厨房》中扮演变性阿姨；吴君如在《最佳损友》中挖鼻孔，在《爱君如梦》中擦皮鞋剃腋毛；第18届香港金像奖上致辞的吴镇宇长出真胸、变身中环白领出演《丰胸密CUP》；《贱精先生》中的“诗人”刘以达叹世道低迷，找食艰难、杀人都须买一送一(《买凶拍人》)；任达华在《PTU》中以一种麻木而残忍的表情殴打那张无名小卒的脸……虽然由此可窥香港演员的敬业精神和娱乐底蕴，但也不禁为黄秋生说的那番话感到欷：“我看自己的都是烂片，这让我

觉得很羞愧，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不行，我这样不行，我要停拍了，如果我是个艺术工作者的话我就不要这样做了。” 尽管如此，黄秋生还是会接林超贤《怪兽学园》那样的戏。

“经济不景气”，所以艺人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所以就会出现《嫁个有钱人》那样的电影。搬动罗伯茨和李察·基尔《风月俏佳人》等等现代白马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故事，发扬香港武侠片中的秘籍传统，撰写出一本“如何才能嫁给有钱人”的书。郑秀文按照书中的提示训练自己，直到奇迹发生，她终于遇到了两位有钱人，而且还为不知道该嫁给谁苦恼不已—是导演揣摩所谓草根阶层的心理得出的市场规律？还是继《阿呆拜寿》、《大内密探零零发》、《买凶拍人》之后的黔驴技穷？香港电影的爱情，似乎《甜蜜蜜》的时代已经过去。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嫁个有钱人”，如何争取已经日薄西山的票房，所以像《我爱厨房》、《贱精先生》、《一碌蔗》、《二人三足》、《我的老婆唔够秤》、《老鼠爱上猫》、《我的左眼见到鬼》、《异度空间》、《恋爱行星》等等这些包装奇异的“爱情”充斥市场，便不足为奇。

即使是当地鱼龙混杂的黑社会文化滋生出来的，最具香港特色的镇山之宝—警匪片，似乎也已经到了陈年罐头的终极境界。隔了若干年，好不容易有一部佳作，《无间道》票房创了佳绩，获了金像七项大奖，接下来便又开始重蹈香港电影的续集传统。不知道梁朝伟是否会像《英雄本色》那样，在第一集中壮烈死去，在第二集复生变成第一集的死者的孪生弟弟，第三集成为死者之前的前传？与此同时，为赶警匪片和“英雄”的热潮，陈木胜又开始向《英雄本色》和《喋血双雄》致敬了。

《无间道》之后的下一个热点，比方说数字的时尚，不知道能否通过葛民辉式的(《初缠恋后》)对王家卫的重复和抄袭，像刘德华在《旺角卡门》里Call机号码88，张国荣在《阿飞正传》里的1分钟，金城武在《重庆森林》的编号223或者5月1日到期的30个凤梨罐头，黎明在《堕落天使》中的幸运号码1818，《东邪西毒》的“尤忌七数”，周慕云和苏丽珍在《花样年华》中幽会的旅馆房间号码2046……使香港电影回归“香港有个好莱坞”的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

连陈果都拍出《人民公厕》那样让人感到生理上的不适和乏味的电影，也许香港电影真如郑秀文所唱是一个“没有运气的天使”。

短短20年间，这个“天使”吸收了大量的养料，简直都来不及新陈代谢，堆积在那里。它本来可以发展缓慢一些，再缓慢一些，无奈却遭遇雷明顿打字机上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这使它的命运像一项似乎永远做不完预算的工程，所以何时何地都在做着预算。它是一个畸形儿，长着《香港有个荷里活》里面的那只断手：两个名字相同的人，先后都失去了同样的一只手，后来在神医的帮助下各自接了对方的手，他们继而都变得“完整”起来。这种完整性，常人轻易觉察不到。正如香港拥有50多家电影制片公司、170多家电影院等等。直到一个人伸出的是另一个人的手—它的无厘头式的荒诞—同时也是香港电影真正值得提炼的精华，才逐渐体现出来。

明明不是天使五

《花样年华》剧照假设人们不赶时间—这并非是完全不可能。比如人们恢复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悠闲。像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慢》般的“悠闲”。或者像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那篇《原初丰裕社会》提到的那样，美澳科学考察团在阿纳姆地(Arnhem land)土著部落找到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并不努力工作，每人每天获取与准备食物的时间平均是四五个小时，没有人持续工作。生存的追求是高度闲歇性的；人们一旦获得够用的生活资料，就停止进行工作。

—《发展的幻象》变迁，有时候会呈现这样一条曲线：比如说，法国某个小农场制作的一种羊奶酪，味道十分独特，星期天拿到集市上去卖，生意也出奇地好—但那可能是1886年的事情了。后来商家把它大量生产包装设计隆重推向超市，味道竟然就不那么好了。原来，在那个小农场生产着一种古怪的植物，羊吃了“那种”植物，才分泌出“那种”奶汁。当小农场变成圈地运动般的大农场之后，那种植物当然也就没有了。当人们自发性地变得“悠闲”起来(在此，时间并非来源于生产方式的产物)，当人们开始寻找这种羊奶酪，就会重新审视流行文化对个体差异性、原创性、想像力等等方面造成的巨大影响，就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慢板而严谨”的艺术，以及 “真正具有想像力的、精致的”的电影。

这听上去似乎和水泥森林里的人性背道而驰，像一个乌托邦。然后，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个人的财富势必减少；有人会说，失去速度或者加速度的城市，势必失去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那么构成影像张力的那些东西，势必也会随之失去。没有对城市生活(电影)发生摧毁性的那些观念，又怎么会诞生建设性的观念呢？

—假设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上述矛盾的前提下展开，那么，如果继续这种“快节奏”的肆虐，人们只看“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看完的电影”，而这种电影只能是粗制滥造的产物，对待这种产物的方式，肯定会有一天人们不愿意花钱去电影院看它，甚至连购买它的录像带的欲望也随之降低，越来越低……那么投资商也会越来越少，那么甚至作为工业(在此并非专指作为艺术的电影)的电影怎么可能继续存在呢？

电影，很可能会变成其他名词，比如“电脑电影”，虚拟出各种演员，每个人都可以当导演，让“演员们”或者格斗对打，或者“做爱”。直到“影像”达到一种巅峰状态的麻木，人们坐在家中的椅子上，只有鼠标和键盘的机械重复性运动在默默进行。

看不见的城市

私有爱的城市

醒来以后，我决定听一张唱片。如果我告诉你，我连听一张唱片都需要勇气，你一定会觉得我很脆弱……嗯，就算是吧！

这张1997年的《春光乍泄》，放置到现在已经六年。这六年里面，我不知道他具体都在做些什么，只是偶尔会看到他主演的电影。

那一天是2003年的愚人节。早上我就收到邀请，说是火线巴格达四日游，第一天到科威特参观伊科边境美军部署状况，品尝美国军队专用食品，晚宿边界战壕。第二天坐坦克到巴格达祖拉公园观看大熊猫，步行至复兴社会党博物馆(午餐自行解决，遇到空袭需自己寻找隐蔽物)。第三天到急救医院去慰问伊拉克难民，晚上宿医院，半夜睡不着可以到生化武器工厂探秘，找到生化武器工厂后可获得911000美元。第四天去伊拉克秘密基地探望美军被俘人员，与飞毛腿导弹拍照留念。

午间新闻，本港台说整个陶大花园E座的人都已经全部送到什么度假村隔离了。看着那么多戴口罩的人被拦在海关外禁止入境，想起那只怕打针的笨猪麦兜：“妈妈，我好怕。”

“那你怕不怕死啊？！”

当然怕啦，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西人教英文的春田花花幼儿园，没有鸡包纸包纸包鸡，没有马尔代夫—“马尔代夫，那里椰林树影，水清沙幼，是位于印度洋上的世外桃源……”即使全香港的重型机器都变成大头针管，自己变成渺小的红十字架躺在大厦尽头，比起能够拉住妈妈的手去“马尔代夫”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给小朋友打个电话先：“我今天早上就要去马尔代夫了……什么？飞机餐很难吃？那也没有办法呀，难道自己带东西到飞机上吃吗？”

但是，比起死，活下去又会怎样呢？圣诞夜终究会过去，把火鸡放在雪柜里冷冻半年，用裁纸刀挖火鸡刨冰，也终归会吃完。“All the things are bright and beautiful”只是一首儿歌。刚想到这里—黄昏的时候，他就从文华酒店24楼跳了下去。

我忍不住去看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异度空间》。影片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他是心理医生，给一个女孩看病。这个女孩老是说自己见到鬼。他告诉她，人的脑袋是个比宇宙还大的东西，每天接收不同的信息，不知不觉中就会收集一堆垃圾，不及时清理，就会沉淀下来，然后让人产生幻觉。他通过偷看女孩的日记，得出她崩溃的原因是自幼被离异的父母抛弃，谈恋爱的时候又总是害怕失去对方，所以性格变得古怪，让人接受不了。比如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会永远跟着你！

他把她的爸爸妈妈从澳洲请回来，她似乎就痊愈了。而这个他却未必见得比她健康—他在游泳的时候，看到自己中学时代爱过的女友，女友无法忍受他和别的女孩待在一起，然后跳楼自杀了。现在，女友回来找他，把他逼到大厦顶端(隔着底下一条渺小的街，对面好像是香港的高楼大厦)。

他说，我不快乐，你走了以后，我一直不快乐。

那天他到了酒店，对服务生说，你帮我拿纸和笔，服务生拿来了；他又说，你再去帮我拿一点饮料，好吗？

—据说，这是他，几十亿人眼中的绝代尤物，说的最后一句话。

蓝调共和的城市

梁朝伟和王菲之间有一场“加州”的约会。

梁朝伟：“那天晚上我收到一份登机证，时间是一年以后，至于地点我一直没有看清楚。”

王菲：“其实那天我去了，我知道八点的时候人多，我七点一刻就到了，那天雨特别大

，看着窗户外面，我看见了下雨的加州，我特想知道另外一个加州是否阳光明媚，所以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今天和那天一样那么大雨，望着窗户外边，我只是想着一个人。不知道他到底打开那封信没有？”

也是大雨，我在看《两颗绝望的心》(Leaving Las Vegas)，尼古拉斯·凯奇毁掉了旧作，变卖家产，开着车来到拉斯维加斯，喝酒，寻死。

但是，他在拉斯维加斯遇到了萨拉。

在一个人的癫狂和绝望之前，可以和另一个人热烈相拥，足够了。我对凯奇说。

然后我开始对每一个人说：“我想去拉斯维加斯，真的很想。”

哪怕在赌城的街道，我与他只是擦身而过。

九份是侯孝贤拍摄《悲情城市》地方，山坡地形分布的街道与房舍，使人可以走在别人的屋顶上。竖崎路的样子，肯定不是侯孝贤镜头底下的样子，因为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据说那些窄小的像基山街那样的街道却保留下来，芋圆冰、肉圆、阿婆鱼丸、草仔果的香味也保留了下来。电影里一堆男人坐在屋子里，用各种方言谈论着我毫不知情的世界，我却闻到窗外那些食物的香味……

后来，我竟然睡着了，我没有去拉斯维加斯。在梦里，我哪里也没有去。

因果关系的城市

《重庆森林》里面，林青霞在杀人现场留下了一瓶5月1日过期的凤梨罐头，但是这个线索并没有在杀人和被杀的人之间起到任何衔接作用，却使《堕落天使》里的金城武，吃了这瓶过期罐头之后，变成了哑巴。事物和事物之间是否应该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呢？

以前，我总是以为这个世界是由因果关系构成的，但是现在我已经不那么认为。一定还有什么是脱离了因果关系偶然存在的东西。比如说我梦到重庆，梦里，我在山城的街道上遇

见山东，山东和我一起吃了一碗红油辣面，我明明认识山东，但是山东没有和我说话，他把自己那碗红油辣面的钱交给店员之后，转身就走了。这个梦，和“每一架飞机上面，一定有一位空中小姐是你想泡的，去年的这个时候，我非常成功地在两万五千尺的高空泡上了一位”(《重庆森林》)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吗？

这种脱离了因果关系偶然存在的东西，联系着我和重庆的关系。而我，从来就没有去过那个城市。

如果一个导演过分入戏，我会以为他就是那个男主角，比如在海滨小城里，我总是以为跟踪少女的那个男人是安东尼奥尼(《云上的日子》)。他跟踪她，在迂回小巷里，巷子尽头是海湾和船，必须穿过“安东尼奥尼”的身体才能够看到海湾，这样的镜头，总是给热爱侦探片的人以联想，结果女孩说：“我杀死了我的父亲，刺了12刀。”

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为什么刺了12刀呢？安东尼奥尼没有回答。

好莱坞的城市

据说好莱坞街道两旁是电影院与高级商店，繁华如一袭华美的袍。好莱坞有一座戏院Grauman’s Chinese Theater，几乎所有著名影星都留有手印或足印供游人抚摩。Hollywood Bemetery是著名影星的墓地，游客络绎不绝。

在《解构哈利》里面，伍迪·艾伦饰演一个作家。他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创造出来的虚构人物，不断跑出来颠覆他的现实。在《好莱坞的堕落》里，现实终于被彻底颠覆了，这种

幽默，使“好莱坞”这三个字，具有喜剧的悲剧色彩。

像《香港有个好莱坞》里的猪那样，找不到回家的路还被人全身盖满章，而且时刻被江湖神医追杀，送去做科学实验，与人配种，制造克隆人猪，好惨。

听说《无间道》要拍搞笑版，曾志伟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03年钓鱼、养殖国际展览会”开幕时已经说了，要趁《无间道》5000多万香港票房的气势，筹备搞笑版，取名《大丈夫》。黄秋生、曾志伟、郑中基和杜汶泽继续捧场。

《大丈夫》很可能是这样，曾志伟和黄秋生本来是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尿过裤子，泡过幼儿园同班同学。没有想到成人之后却为一根香蕉反目成仇，发誓“十年报仇小人不晚”。就这样他们分别娶了陈慧琳和郑秀文并且生下了刘德华和梁朝伟，还将两个冤家送往警察学校。他们不知父辈恩怨，很快成为好朋友。黄秋生暗中挑拨，说刘德华是黑社会卧底，刘德华被赶出警校，到处飘零，最后不得不上了父亲曾志伟的贼船，成了黑社会老二。梁朝伟青云直上，越来越发达，最后做上了香港总警督……

哎，你看—《无间道》终于也不成为无间道。

而电影或者生活里面，喜剧的悲剧色彩无处不在，正如无酒不欢一样。

骇客帝国的城市

《黑客帝国》海报

在此之前的数个小时，我在看《黑客帝国2》，为了不使自己瞌睡，我喝了大概四公升的可口可乐。直到基洛·李维斯(Keanu Reeves)终于找到了那扇门，116分钟或者121分钟？我快要支持不住了，睡神莫非斯像Matrix放出的机器水母，已经严重入侵，背水一战、危在341秒或者342秒之间的Zion城……

就这样，我进入了跌宕起伏的“睡眠薄冰期”，踏上了寻找厕所的畏途。厕所到底在什

么地方呢？在日落大道上，我看到了沃卓斯基兄弟，他们说，厕所已经修建好了，还被我们完善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你看，这是Nebuchadnezzar号飞船和一条每四分之一英里30万美金的高速公路，帮助你迅速到达。不过，要去的话，请先在这里—兄弟俩递上一只垃圾筒形状的捐款箱，正面画着杀毒软件，背面画着病毒，底面写着：“美国人拯救全人类。”

在膀胱的无限膨胀的情况之下，我匆匆捐过款并乘坐Nebuchadnezzar号飞船抵达一座带雪的尖峰。通过高倍速望远镜，我看到尖峰上面一道凹陷的“小槽”，小槽的尺寸和我的需要非常匹配。因为飞船太大，尖峰没有支持界面，我把船停在了半山腰的一个类似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广场上面。

没有想到，刚出舱门，我就看到无数的人，举着火把，穿着古罗马时代的衣服嗷嗷大叫。为首的女人(颇像周星弛的老妈，就是含笑半步癫的那位)说了一番“今天你哲学了吗”之类的话，然后就开始热舞，配合着Techno节奏，这群人开始大玩SM。我吓得不行，此时，《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那位莫尼卡·贝鲁奇(Monica Bellucci)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条件是一个吻……”

我赶紧把嘴伸上去，为了顶峰上那道甜蜜的小槽，牺牲一个吻又算得了什么？就这样，她带领我穿过人群，开辟了一条秘密之路，然后，她就消失了。我攀着一根细小的藤，一点一点地往上爬。突然，比吴宇森所用过的子弹还要多的子弹朝我射来。我灵机一动，拔出一根汗毛，变出数亿个虚拟的我，将真正的我藏入山缝隙中。好不容易，子弹平息了。一个崂山道士般打扮的人走下来，对我说：“你看，你只会复制粘贴，为什么不学一学中国武功呢？当你学会轻功，就可以飞上去了。”我赶忙跪下来拜师学艺，先学少林棍法、十八般武器、武士刀，然后学回旋踢、鸳鸯连环腿等等，就这样，我飞了起来，直上云霄。不一会，就看到了我期待已久的小槽，刚刚迈开马步，一个建筑师模样的人浮现在我面前，我依稀觉得在哪里见过他，直到他告诉我他就是Matrix的缔造者，他说：“你现在所在的厕所，不是真的，是虚拟拍摄(Virtual Cinematography)的产物。你看—那才是真的厕所。”

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我看到一座无数高速公路环绕的巨型马桶，在雾色中闪着金光……

瘟疫的城市

因患艾滋病而被迫离职的同性恋律师，走在空旷的费城大街上(《费城故事》)，Bruce Springsteen唱的那首歌《费城的街道》(Streets Of Philadelphia)传到我的耳边：“Saw my reflection in a window/Didn’t know my own face/So brother don’t leave me/On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So receive me brother with your fateless kiss……”

瘟疫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吗？

这些天我老是在想这个问题。

通常我们会去超市，在冰冷而混浊的各种食物的味道中，提炼出迫切的饥饿感。非典流行的时期，我们也去超市，但是其情形有点像火线巴格达一日游。火腿和酸奶所在的位置，有点类似于生化武器所在的位置。酱料在飞毛腿导弹基地的左边，香芹很有可能被乌代偷了去……总而言之，我们戴着口罩，目光凝重，尽量沉默寡言，以躲避很可能就是疑似病人的那个在前面冲锋陷阵、神情肃穆的师太。

“这样不好，”我的朋友温柔地说道，“你太紧张了，有的精神病人，在没有患上非典之前，就被关进了青山，除了每天为整座山消毒之外，逢周四还去山顶击碎战斧式巡航导弹。”

“为什么是星期四？”我问。

“因为星期四是幸运日。”

我决定自己研制夏天的饮料，并且从四月的某个星期四开始。由于放各种各样的长假，我有足够的时间做些简单的科学试验。这些科学试验都和食物有关，但又不完全是关于食物的。当我终于用冰糖加板蓝根加柠檬加薄荷加黑醋和少许食盐，研制出一种真正的抗癌饮料时，这一行为被提升到《日常生活和精神病理学》的高度。

我被告知不能轻举妄动，因为据说有一万多个人都被隔离起来了。而我从小有多动症，现在正在用牙齿咬着窗外的春光。我只好整理资料库，把电影按照国家、导演、年代、厂牌、类型等几个方面分类。在这项工作中我发掘出乐趣，也遇到了难题。因为我不知道《十二猴子》算不算科幻片，原来以为一支小小的针管的病毒，是不可能致世界于冰荒世纪的。但是现在，有的地区甚至挂出招牌，像拒绝狂犬症一样拒绝疫区来者，也有人一气之下捣毁“非典专门医院”的治疗器材。XX和XX不得入内，怎么看都有点像波兰斯基《钢琴师》里面那堵为犹太人设置的围墙。

到底是瘟疫可怕，还是人心可怕？

每次我经过立交桥，就会想起这些关于疾病的电影。立交桥上有各种形状的乞丐，有的像八爪鱼，有的像青蛙，有的像断了一条或者两条腿的像壁虎。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位像早产婴儿那样的女人，其实，像她那种体形的女人在立交桥上并不少见，但是这个女人怀里抱着一只粉嫩健康的孩子，如果那真的是她的孩子，那么她和他在做爱的时候，一定有过和任何女人一样的幸福和高潮，如果不只是一次，那么一定有过一段时间的幸福和高潮。一定也很High。对，这个词也叫“飞”，我是为了“飞”而活的人，我想，她也是。费城的艾滋病患者，也应该是。

怀旧的城市

《城南旧事》对我来说是一部很旧的电影。因为我永远也不晓得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惠安馆的旧址、虎坊桥、新旧帘子胡同……电影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总是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都说，还是有大量的四合院、三合院以及跨院等建筑结构作为文物保存下来的。

是吗？那么残酒呢？余欢呢？当然，这样问有点了无生趣，新欢听了会不高兴。

天桥、东单小市儿和西四一条街，还有坐在自行车后面看斜阳的姑娘，所有的一切都在适应着新的法则，我想我也不例外。我来到那里，接着又离开，而且应该用脚走过的道路，我都坐在Bus或者出租汽车上。

据说，巴黎是经历了世界大战后保持得最完整的欧洲城市之一。你看《一条安达鲁狗》里面那个巴黎，一个男人在磨剃须刀，胸前挂着方盒子的人驶过来，云遮住月亮，昆虫在咬人—那是巴黎的1927年，显然和那位叫Gustave Caillebotte 的法国风景画家画的画很不一样，因为左岸右岸，根本看不到绅士淑女在雨中梦游。布努艾尔和达利，一定都有一颗不太怀旧的心，所以才会那么超现实吧！

幽默的是，现在这些超现实的先驱，大多和Gustave Caillebotte一样，是被人当做旧来怀的……

梁木的城市

环球电影公司上映艾米纳姆(Eminem)主演的电影《八英里》(8 Mile)之前，说句真心话，我是非常期待的，当然不是冲着曾持导《洛城机密》的柯蒂斯·汉森(Curtis Hanson)，而是冲着阿姆。

阿姆，他长着一副无邪的天真容颜，他厌恶迈克尔·杰克逊的假鼻子，他不装模作样，却做出一场又一场惊世骇俗的“Show”。他在My Name Is录像带里恶毒地模仿美国总统；在

《有罪的良心》(Guilty Conscience)中，抢劫银行，骚扰市长，后来变成一个行为出轨的“妻子”；在Kill You中，他与恋人争吵后竟把她抛入湖中……他所演角色如此人神共愤，而他的2002年新单曲Without Me却依然火爆街头，原因是他先扮演蝙蝠侠罗宾，再扮演恐怖分子本·拉登。

“上帝遣我来痛恨世界”—这是阿姆的名言。幽默的是，人们像受虐狂一样热爱着他的“痛恨”。比如他攻击同性恋，美国同性恋反诽谤组织代言人斯科特却仍然赞美他说:“这是我们很久以来听到的最出语不俗的歌词，充满敌意，对仗工整。阿姆是个天才！” 而他在Kill You中，他“杀死”的恋人一年后嫁给了他。

在MTV制作的“最受欢迎现场演出”节目中，阿姆依然是最受欢迎，尽管他不怀好意地把猪血浇在舞会中的国王和皇后身上。

我相信期待《八英里》的心态，并不是变态。片名“八英里”取自底特律城的八英里街道。影片讲述了一个街区男孩的问题成长史。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卑劣的人”，阿姆，本身就是一个在密歇根州长大的穷孩子。在遍布拖车房屋的公园和白色垃圾中，他和单身母亲经常搬家，流离失所，转校，领社会救济金，没有朋友，遭受恶少的欺凌。见惯了众多的恶，最后，他不得不找到这种充满咒语的Rap音乐。

在《路加福音》中，耶稣说道：“为什么你总是看到你兄弟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必须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得清楚，帮助你的兄弟去掉他眼中的刺。”

所以，阿姆的歌里有多少刺，必须那些人先摘掉自己的梁木，才能一一拔掉。

所以，他的支持者们仍称他为“Great White Hope”。

鬼之后的城市

赫尔措格《吸血鬼》剧照

《画皮》、《黑楼孤魂》、《阿姆斯特丹的水鬼》那几部20世纪80年代看的恐怖片，曾经伴我度过少年时代的许多不眠之夜，后来我好像“鬼附身”般的，越来越喜欢看鬼片，《倩女幽魂》、《千年魔咒》、《午夜凶铃》、《荒岛惊魂》、《恐怖电影》、《追魂骸骨》、《鬼水凶灵》、《鬼妻》、《三更》……我的左眼视野也越来越宽阔起来。对惊悚的追求也越来越挑剔、苛刻，甚至有点不切实际的完美主义。

所以，看了《双瞳》，感到失望，也在情理之中。

据说此片是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继《卧虎藏龙》后的另一项大型投资，也是成本最高的台湾片，集合梁家辉、刘若英等帝后级人物，再加《绿色奇迹》的大卫·摩斯(David Morse)，阵容强大，还入围金马奖最佳影片、影帝、最佳男配角、最佳音效与视觉效果等奖项的角逐。但我觉得此片除了的确圆了台湾电影的“好莱坞之梦”外，并没有多大的创意。

电影讲述一个有双瞳的少女，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按照一种古老罕见的道教图式来连环杀人，并将作恶的人送入五级残忍恐怖的地狱受刑，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台湾外事部的警察黄火土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凯文·莱特一起调查这起连环杀人案。相信古老迷信的黄火土和只相信现代科学的凯文各持己见，但统统丧了命。

在被害人身上出现神秘的“魔符”，早就是恐怖片中泛滥的素材。比如《X档案》中各种类似图腾的画符，《驱魔人》中的小说原型，马里兰州的14岁的小男孩约翰身上奇怪的红色记号……所以并不新鲜。“鬼画符”作为一种远离现代生活的视觉符号，已经逐渐脱离人们感同身受并为之感到恐惧的语境。在这一点上，《午夜凶铃》、《鬼水凶铃》、《情杀》、《电路》等日本鬼片，通过使用最普通、最具当代性的日常生活场景和道具，来营造恐怖气氛，用普通人内心深处缠绵叵测的相聚疏离作为匕首来勾魂摄魄，不得不说更为高明和深刻。设想今天对宗教信仰淡泊的大多数都市人，如何理解《双瞳》中的古老道教、长生不老、成仙等这类听上去陌生而诙谐的词语？尽管影片也力图强调都市人的精神恐慌，让男主角黄火土的灵魂，因揭发妻弟贪污，女儿被妻弟的一颗子弹致残而备受煎熬等等。但这颗受伤的灵魂，通过死于古老道教而获得解脱这个结局，就显得太虚弱了。影片中的五种酷刑让人联想到《七宗罪》，但《七宗罪》显然在人性之恶(而不是鬼神之恶)上挖掘得更为彻底和决绝。

关于理性科学和神秘邪教的争执，更是老调重弹。

不过影片也还是有可取之处，比如出色地解决了复杂场景和各种音效的录音，以及梁家辉不逊于《黑金》的“酷派”演技。

想起两部和神秘宗教或者鬼神无关的惊悚片，库布里克的《闪灵》和冢本晋也的《双生面人》(《双生儿》)，这两部电影都以刻画人性的分裂和变异著称。它们的出色不仅是跌宕起伏的悬念和节奏，更是因为它们已经到达了惊悚的最高境界：无鬼无神，冰寒恐惧皆发自人心。

速度的城市

时间：中午12时。

地点：柏林大街。

像我们在默片时代的镜头中看见的那样，广场上快速行走着赶鬼投胎的人们，导演将一只足球掷向高空：“球是圆的，游戏只有90分钟，其他的一切纯属理论，开始吧！”镜头像

一记雷霆从天空俯冲向城市、街道、房屋、走廊，最后落到了本片命系一发的女主角Lola心急火燎的红色电话上，Lola拿起电话，电话中传来她年轻的男友Manni在一超市门前急切求救的声音：Manni替主人黑社会老大收钱，收了10万马克，放在一只黑色垃圾袋里，但却鬼使神差地在地铁上被一个乞丐拾了去，20分钟后，老大便会到一家超市门口与Manni接头并取钱，没钱，Manni就没命！Manni的声音快速跟随着Manni失钱事件的画面始末，最后停在Manni走投无路的绝望面孔上。20岁的Lola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在20分钟内筹到20万马克，否则就得永失她爱！Lola脑里闪现每秒24画格的人物图像，最后定格在她开银行的父亲脸上，电话乒乓落下，Lola发足狂奔，朝父亲的办公大楼跑去……强劲快速的Techno音乐一触即发，火药、能量、数字化的鲜艳的动漫画面，一切使Lola这个坚定而热血激荡、朱红短发根根竖起的女孩具有了非凡的色彩，影片也由此展开了它迷人的、非现实的、貌似戏拟的结构铺设。

汤姆·提克威(Tom Tykwer)在《疾走罗拉》这部影片中，将“时间”这一魔鬼剥皮拆骨，完全为Lola和Manni的意志和爱情服务：Lola三次狂奔，撞上了一个推婴儿车的老女人、贩卖自行车的男孩、两列修女、开着豪华车的Lola父亲的老朋友、变态女秘书、Lola父亲的情人……汤姆·提克威通过快速剪辑的照片变幻来展示他们每次遭遇Lola后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使影片非常戏剧化和喜剧化。但在这种喜剧化的叙述里，汤姆·提克威并未放松他的主题：时间决定一切。

第一次Lola闯入父亲的办公室，父亲正在和满脸雀斑的老情人商量终身大事，他对前来求救的Lola残忍地说道：“我再也不会回你妈妈那里，听什么只会工作不顾家的牢骚，我要重新结婚，再生一个孩子，不会要你，要钱的时候才会叫声老爸！”Lola闻言只好伤心欲绝地跑出父亲的银行，此刻镜头一分为二转向Manni，时钟显示，差一分钟便12点，Manni举起手枪无比失望地打劫超市，Lola两手空空赶来帮忙时被包袭的警察不慎一枪打死。但Lola不能死：

M：Lola，如果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

L：我不准你死。

M：如果我患了绝症呢？

L：我会想办法。

M：医生说我只有一天命呢？

L：我会抛你入海，把你吓醒。

于是Lola第二次狂奔，此次她的父亲正为情人红杏出墙怀了别人的孩子烦恼不已。Lola干脆抢劫了银行保卫的手枪，威胁父亲将10万马克放入袋中，但当Lola将钱拿给Manni时，Manni大喜过望兴奋过度不慎被身后的大货车撞死，坚定的Lola第三次狂奔……

Lola不但成功地获取了10万马克，还意外地得到了另10万马克，与Manni在欢乐中结尾。

不溶解性的城市

滴蜡的快感据说来源于粉红色的伤痕，为什么有人会迷恋伤痕，很让人费解。早年看过一本书，说单次性幻想的对象(人数)越多的人，越缺乏安全感。照这个解释，蓄意在性关系中打造伤痕的人，是否有比缺乏安全感更隐秘的心理危机？但是，从人类本性角度看，热爱伤痕更像是原始本能，比如在《从嬉皮到雅皮》里，20世纪60年代性开放运动的某个活宝，看到他女朋友在阴户上穿孔，就高兴得不得了，好像发现了一件艺术品。

《夜间守门人》(导演：莉莉娅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意大利，1974年)讲述女主角和丈夫来到维也纳歌剧院，见到在集中营性虐待过自己的军医马克斯(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之后抛夫投贼的故事。我看这部电影是若干年前的事了。当时，脑袋里面还没有SM这个概念，但是有两个镜头，竟然一直记得：一个是女主角露齐娅躺在纳粹集中营的妇科床上(床的形状很像一种受刑机器)；二就是露齐娅颓唐地坐在玻璃地面上，身后是门，门里面是一张凌乱的床，床上是一个被垂死情欲回光返照的男人。哦，对了，该片一直伴随着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后来看《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或者《七美女》或者《钢琴教师》，才发现歌剧或古典音乐是这种欧式SM的特色之一。

《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是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75年的片子。导演自己说，这个电影是反地狱篇，即反对神权、法权、政权和封建势力。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把它理解为SM，其实也不奇怪，S是施虐，M是受虐，暴君与乌合之众的关系，除开性关系以外，其余大抵如此。

《O娘的故事》，从电影的角度看，此片没有可取之处。和另一糟片《香港异人娼馆》一样，仅仅是简单的SM画面、服装和造型，看惯了日本色情AV的人，一定对此毫无兴趣。O娘想通过被虐待获得爱—据说根源于古罗马的牧神节，男人用皮条来抽打女人，会使女人生育更多孩子。这种说法显然没有什么意思，想了解SM更多的人可以去看原著，李银河在《虐恋》一书的末尾刊登过《O娘》，小说比电影精彩多了。

《色情酒店》是加拿大导演阿托姆·伊高安(Atom Egoyan)1994年的片子，男主人公弗兰西斯到名为Exotica的夜店看脱衣舞，结果发现一名少女很像自己已经死去的女儿，遂往返于该店不能自拔。虽然阿托姆·伊戈扬一再强调，这个男主角是为了在充满误会和失落的现实世界里面寻求心理慰藉，我却不敢苟同。影片没有SM画面，却在精神上很SM，看长得像自己女儿的女人跳脱衣舞，从神智上对自己来说，怎么可能不是一种虐恋？何况这里面还掺夹着性兴奋的因素。

也许是热衷SM的日本人最多的缘故，日本热衷于“出位的性”的导演很多，三池崇史、石冈正人、村上龙等等。日本色情电影(地下AV片除外)，通常都被一堆红啊黑啊白啊什么的衣服裹起来(比如古装电影《怪谈》、《源氏物语》，现代电影《键》等，大岛诸的《感官世界》的性爱镜头也不例外。)，到底一堆衣服两具肉体奇妙处在哪里呢？

《感官世界》运用了舞台剧的场景结构，演员表演也十分戏剧性。整体看来，女主角和男主角的性行为像是一场疯狂的肉身祭祀，肉身被当成宣泄某种压抑情绪的道具，所以，越看越像一场仪式。(大岛对“仪式”很热衷，他的另一部电影就叫《仪式》。)

女主角割下男主角的阴茎，塞在腰带里，甜蜜又幸福，也许就是一种“占有欲”的仪式，而且今后的漫漫长夜也只剩下仪式而已。

像热爱能乐、花道、茶道以及烦琐的和服一样，日本人热爱仪式。也许因为“仪式”在他们看来有太多内在精神因素的缘故。他们的SM也不例外，比如Japanese Bondage(捆绑)，在日本就有专业的“绳师”，绳师像解开礼物缎带般解开少女身上的铁链或绳子。

《堕落东京》是一部比《感官世界》更让我难忘的电影。因为它不止是仪式。嫖客是黑社会老大，和妓女在某大厦酒店内玩SM。他让妓女背对着他趴在落地玻璃窗上，扭动臀部，这个镜头可能是用直升机拍摄的：从中午到将暮的黄昏，光影在万丈高楼之间像几何图形缓慢移动。妓女一直趴在巨幅落地窗上。嫖客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扭到“湿”了为止。完了，嫖客问妓女：“你觉得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妓女答：“我是一个几乎没有用的人。”

嫖客说：“错了，你很有潜质，你要相信自己。”然后嫖客叹了一口气说：“哎，我活了40多岁，明白了，其实我是一个猥琐的人。”……据评论说影片揭示了日本社会的有钱阶层和中产阶级，内心的变态和失落。但是，我感兴趣的是，妓女竟然从中得到了巨大的鼓励，人生仿佛有了意义。由此看，以伤痕疗伤，也许确是SM的心理依据之一。这种心理到了《禁室培欲》(另一部日本电影)中得到了升华。17岁少女的父亲死后，遇到一个将她绑架起来的男人，男人为少女洗澡，然后又将其绑起。当他最终被警察枪毙后，留给少女的竟然是无尽甜蜜的回忆。心理医生对少女开导道：“你需要的人，就是需要你的人。”

一种游戏可以玩多久？多久才不会生厌？即使是SM中花样百出的性爱，也敌不过时间机器和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打击。此片对“性”的另一个层面提出质疑，到底怎样“性”才不会失色？SM显然并不是性的新大陆。性心理学家艾里斯(H.Eislis)指出，一个人的性冲动走向虐待的道路，是原始时代所有求爱过程的一部分，是一种返祖现象。而人类毕竟不是单纯的交媾动物，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总是阻碍“返祖现象”—这也许是大多数人，为什么无法将SM坚持到底的缘故吧！

一头猪的城市

最近比较乱，白天来不及吃饭，晚上空调大开。夜里睡不好，饥寒交迫，梦见自己狂找棉被，好不容易找到一床，凹凸不平，打开来看，里面搪塞着旧照片、旧报纸、回收塑料、火星碎沫，遂放弃继续寻找棉被的打算。改为打劫7/11店，走进店铺，扯下丝袜，自我感觉良好刚要掏枪，小姐却捂着鼻子笑，原来太饿，内衣外穿，所以……

为什么童年的时候，做的梦总是那么清晰美好？在圣诞夜里梦见火鸡，把火鸡放在雪柜

里冷冻半年，半年后用裁纸刀挖火鸡刨冰吃？看完《麦兜故事》，才知道答案：“一切都没有变，只是你已经不在我梦中。”

这句话，歪歪斜斜地写在灰白的银幕上，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

灰色的城市，楼宇之间电闪雷鸣，单亲妈妈麦太躺在产床上。一只橘红色的塑料脸盆从天而降。虽然是脸盘，但无端端飘来总有原由，妈妈麦太单纯地想到“好运临盘”的话：“保佑我的孩子像周润发、梁朝伟……”小猪麦兜呱呱落地，他当然没有成为发哥和伟仔，他和我们之间大多数碌碌无为的人一样成为一个上班族，一个普通的负资产者，一个吃饱了饭感谢上苍的庸民，Miss Chen、达叔、阿膘、阿Can……麦兜。

即使是这样平凡的小猪麦兜，也有一个充满梦想的童年。

镜头由远推近，由弹丸之地的小小天空往下推移，高楼晃为矮楼、矮楼叠化为写满房屋出租修下水道专治疑难杂症的小街道。小街道再往上旋转，窗户、馨香的客厅、坐在客厅里孤独地看粤语残片的妈妈、半明半寐的好梦和儿童床，这就是麦兜的家。

为了把麦兜送入有西人教英文的春田花花幼儿园，麦太身兼数职，在天台上做体操教练，在电视台主持麦太美食，被Bus撞倒还能起死回生，即使是在超级市场也能打垮众多师奶，冲峰陷阵成为超人。啊，冰雪聪明钢铁坚强的妈妈麦太！(像不像香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草根电影，马师会的《可怜天下父母心》？)

即使妈妈麦太是超人，但她也有温柔的一面，睡觉前她会给麦兜讲故事：

“从前，有一个小朋友，他长大了，他发达佐。”

“从前，有一个小朋友，他不孝，他死佐。”

“妈妈，我想睡了……”

“从前，有一个小朋友，他早睡晚起，他死佐。” [奇qinkan.net书]

麦兜的梦想很多，他虽然有点弱智，但却有一个比春田花花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去日本，去加拿大，去美国更酷的梦想: 他想去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那里椰林树影，水清沙幼，是位于印度洋上的世外桃源……

麦兜为了去马尔代夫发高烧，梦见全香港的重型机器变成大头针管，自己变成渺小的红十字架躺在大厦尽头。麦太不忍心伤儿子的心，决定带他去“马尔代夫”。麦兜给小朋友打电话：“我今天早上就要去马尔代夫了……什么？飞机餐很难吃？那也没有办法呀，难道自己带东西到飞机上吃吗？”“妈妈，要不要带出生纸？”“要的。”“妈妈，不要弄丢哦，弄丢就没有了！”

麦太把出生纸小心翼翼放在行李箱里，母子俩高高兴兴地出门，麦太却带着麦兜登上了香港缆车总站—海洋公园。“妈妈说，要早机去，晚机返，这样才合算。”麦兜回忆道：“那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一天。”

李小龙、黄飞鸿、吴镇宇、周润发……和香港底层市民以及所有的童年一样，相信梦想，相信民粹主义，相信在充满挫折感和刻板呆滞的生活中，只要有梦想，只要努力实现，人人机会平等，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于是，麦太受奥运会金牌得主李丽珊的感召，让麦兜赴长洲向李丽珊的外公拜师学习帆船技术。麦兜长跪不起，终于感动了李丽珊的外公，但不是教他帆船技术，而是要将失传多年的“抢包山”(即抢白包子堆积的“山”)传授给麦兜。麦兜在麻将桌旁的书柜上艰难地爬上爬下，麦太则为了此项运动能够成为奥运项目，儿子能够成为奥运冠军，对着英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写了一封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英文信：

亲爱的主席……你有孩子吗？我有一个孩子，我希望他能够抢劫包山，成为冠军……你忠实的麦太。多谢合作。

长大以后的麦兜说：“其实，我始终对抢包山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爱我的妈妈……”

荒谬吗？世界最荒谬的事情不是抢包山，而是像爱包山那样爱一个人。当这种美好的荒谬遗失之后，包山和所有的一切就已经开始发酵变酸了。

海洋公园永远不是马尔代夫，抢包山也永远不会成为奥运项目。20世纪80年代经济磅礴的香港今日经济低靡，失业率上涨，周星弛的无厘头小市民童话逐渐变成幻影英雄，曾经是好莱坞般的香港影业也在另谋出路。那首改编自世界名曲的歌(麦兜故事经典曲目之一)，唱出失落和惆怅：

昨晚，食了六个餐包，可惜我依然觉得仍未十分饱。

昨晚，食了磅半方包，可叹是我依然觉饿，不够顶肚。

傍晚，食了六个叉包，可惜我依然觉得仍未十分饱。

傍晚，食了十个鸡包，可惜是我依然觉饿，不够顶瘾。

年少，练了六套脚法，可惜我依然未觉够用。

年晚，又培育了珊珊！

可惜我依然未觉……但我依然未觉……

昨晚，食了六个餐包，可惜我依然觉得仍未十分饱。

昨晚，梦见下榻包山！

可叹是我只含住个包，无力挽。

曾经为一只圣诞夜火鸡欣喜若狂半年的麦兜，在影片结束后说道：“其实，一只火鸡最让人心动的时刻，就是从橱窗里面看见到吃第一口为止。剩下的就是吃下去和吃完的区别……”

英雄的城市

14日，不是情人节，是《英雄》在北京的首映式。200张门票，全国数百家媒体，疯狂抢购，分一杯羹，颇为悲壮。

这场中国电影界盛况空前的“英雄会”，在美国却车少人稀。米拉迈克斯公司承诺的全力宣传，因为自己的《纽约黑帮》和《芝加哥》忙不过来，把《英雄》推迟公映。其实，《英雄》失去角逐奥斯卡最佳影片及各单项奖的资格，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看一个导演作品的兴衰演变史，不难得出一些简单的规律。比如10年前的吴宇森。在美国人的眼里，不过是录影带和一张周润发的电影海报。不出名，不奥斯卡，更不好莱坞。但那个时候的吴氏电影，却是真正的巅峰时刻，飞鸽、双枪、子弹、周润发、狄龙、梁朝伟，义无反顾，死而后已。那些《辣手神探》、《纵横四海》、《英雄本色》的岁月把我们和我们上铺的兄弟感动得一塌糊涂。接下来，吴宇森到了西人多多的地方，约翰·特拉沃尔塔、尼古拉斯·凯奇、史莱特、汤姆·克鲁斯……当他将我们熟悉的飞鸽、两个男人的热拥等—简单有效的刺激国人泪腺的方式，转换成先进的美式炮弹并试图攻克好莱坞的时候，他的巅峰时刻就已然结束了。当然，时代的鸟枪换炮、口味变更是一个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他并不适合美国或者好莱坞。他可能还是没有明白这一点，你看，他在继《失忆大道》、《失忆》、《穆赫兰道》之后，又再讲失忆故事了。

再比如，另一个导演吕克·贝松，在他像其他法国导演那样，热中于自编自导自制“作家电影”的盛年时代，他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但后来，这个说一生只拍10部电影的“法国的斯皮尔伯格”(我是多么讨厌这种类型的称谓)，到了《第五元素》时，他本来让人羡慕的“自成体系”终于和好莱坞苟合，花了很多的钱，制作了一堆未来的城市建筑、未来的宇宙生物、未来的格斗场面，企图讨好爱看大场面的美国人民，但却不如《星球大战》或者《未来水世界》给人印象深刻。1999年的《圣女贞德》，更是一部平庸匠气之作，又是好莱坞的大场面和情节设置，又是准确无误的高新技术，又是甜腻的史诗和色光影……那个独孤一帜、浪漫忧伤的杀手吕克，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值得感叹的是，吕克·贝松仍旧深感电影界缺乏合作，并设想在电影界建立一个联合国度: 分享彼此的银幕技术和经验，集合全球的最理想演员阵容，统一调配全球放映计划。他建立了一个组织—“Europa Corp”，开始全球化的制作、发行和宣传工作。

啊，全球化！大制作！美国！这听上去多么类似今天的《英雄》。

电影院的城市

我们这群人，对学院有眷恋情结，不是留恋补考时被美女挺身相救的时光，而是留恋大学里的电影院。所以毕业以后，都心照不宣地住在附近。附近，指的是美术学院和中山大学。奇书-整理-提供下载这两所大学，在广州的河南，牵手走路，从美术学院电影播放厅散场，8:30分。穿过地铁口、7/11超市、百佳、学而优书店，以及一堵百拆不朽的红砖围墙，就是古老的中山大学。

15分钟的路程，两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一路傻笑，总是毫无知觉地就到了。学院保安每

天见惯了各种颜色的皮肤，看到是人，都不足为奇，通通放进去。所以，有时候还可以在中大电影院里看到住在康乐村的民工。康乐村在中大对面，住着留学生、妓女、小贩、大盗、警察……是这个城市著名的村庄之一。

我们通常都要先进村，吃一碗地道的桂林米粉。有时候，边吃边偷听后面那个黑人和马来西亚女友的对话(估计他们想离开中文系私奔)，接着再看完17岁的四川女孩饭后化妆全套，估计电影也快要开始了。

电影快要开始的时刻，也是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冉冉升起的时刻，这一刻足以和罗兰·巴特的“西南方向的光亮”媲美。

道路两旁种着一棵棵千层白，也不尽然—两棵千层白中间夹一棵棕榈。地上是长着毛须青苔的水泥格子路。往前跳一格，是夏天，再往后跳一格，便是秋天了。即使是跑着或者追赶着去电影院，运气好的话，还是可以在路上拣到链子断掉的卡通狗或者Kitty。

售票厅在一片孤单的草地尽头，远离电影院。我喜欢把它看成怪癖，一所大学应该有很多怪癖，不是吗？售票厅的阿姨永远不冷不热，接过五元钱，撕下一张票，从老式饭厅般的拱形窗口递给你。窗台上有油墨印的中大电影院的网站介绍，网站很简单，不是电影论坛BBS，而是放映通知。放映通知，简单得只有故事简介。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比如英国最大电影网站Empire Online放眼未来三年，选出十二部必看影片等等。

放映厅不大，可以容纳四五百人，门口有小卖部，门上有红色金丝绒。窗两旁是高高悬下来的黑色帷幔。走进去，人头攒动，灯火辉煌，小孩子在玩捉迷藏。也许还来得及吸一口烟？突然，一片黑暗，两道隧道般的白光射出来。老式的电影座仍在哐啷作响，半截红润的烟头依然明亮，音乐却已然恢弘地响起了。

2046的城市

《阿飞正传》宣传海报

我去过苏州河，在河边上，抱着三包香烟四瓶啤酒和两听可乐。我的手里面有一张烟纸，上面写着一个秘密地址，我想找某个人。虽然苏州河很稠密，像黄药师的销魂水。

我找的人呢，当然不是牡丹。她叫慕容，大隐于市，可以三日不食肉味，也没有香火。1996年6月14日，我们探讨过生育问题，她猛吸了一口烟问:“你知道一条狗的寿命是多长吗？”

“十年。”

“对了，十年，而一个人的寿命可能是狗的五又三分之二倍，我不想活过35岁，那么我死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剩下的那五又三分之二的光阴，我的孩子会不会很孤独？”

“你为什么不可以活过35岁？”

我在苏州河边上没有找到慕容，所以对那条河的记忆就变得深刻起来。一个人之所以对事物有坚强的记忆，不是因为得到，而是因为失去。

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过期。就像凤梨罐头。1998年纪念涅乐队，1999年纪念Joy Division，2000年纪念The Doors，还有一些没有被太多纪念的人，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的旧旅馆坠楼身亡的Chet Baker，比如那个叫米兰的女人。

我们曾经一起寻找莫斯科餐厅，找到了烫金的牌匾，却没有找到那个台阶，马小军，我是金毛玲，你在哪里？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天，阳光很灿烂。

我是NO.1，你是NO.5，我要跨越NO.2、3、4才能见到你。也许录音机里放着My Way，也许是《南海姑娘》，也许是《甜蜜蜜》。总之，是除了我手中的拖把之外，我以为可以打动你的东西。当时我们之间距离0.01cm，我甚至可以扯下你的空姐徽章，但是我没有。

“那个人是不是有病？”

“他是有病，他每天拿着菜刀守在店门口，逼每一个路过的人吃蜡烛冰激凌。”

其实，当你无法得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记着她，但是他却不小心忘了。

我从苏州河回来以后，就爱上了烟花。

烟花到底是圆的，还是椭圆的？

如果不是碰到水下的瓷砖，我会不会赢？

如果我赢的话，是不是就掌握了烟花的秘密？

我又像平常那样去菜市场，这里的菜市场有雨篷、围墙、保安、铝合金闸门、停车场。

那个卖臭豆腐的阿姨，总是敞开胸脯。最畅销的一种物品，不是菜市场的菜，而是直径30cm的蓝色微型风扇。每个菜场都有它的游戏规则，不论是正杀还是误杀，都不可以杀张太的鸡。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分裂的城市

前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无间道》，说一个人的角色转换问题。角色转换现在有一个词叫“分裂”。而“分裂”几乎是现代生活的最常态—人们像某种化学元素，温度适合、湿度足够，就可以迅速而灵敏地与周围环境发生反应。反应的过程就是分裂的过程。比如一个癫狂的杀手，平时不杀人就去送外卖，每每拎着空饭篮回来，脸上总是带着诗意而忧郁的表情，途经海滩，总是要停下来看孩子们嬉戏；杀人之后，每每还要在逃跑前给室内的鲜花或者鱼缸换一换水等等，这就属于比较完美的分裂，通常取决于70%的天赋和30%的后天努

力。

黄秋生，对，就是《无间道》里的那个黄Sir，在我看来，就是分裂大师。对于他，我有三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许鞍华的《千言万语》里面的神父，为了帮助岸上的船夫上岸(在港督时代，居住在港口的船民，娶了大陆的女人，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不能上岸接送孩子上学，甚至不能到超市买东西，时刻有着被遣返回乡的危险)，他独自一人在街头绝食静坐，固执，坚决，笑容博爱宽厚仁慈。代表着一种香港人特有的反抗特征，和他在接受《音乐殖民地》访问时的态度，如出一辙。1995年独立时代发行了他的专辑《支离疏》，1996年滚石唱片发行了他的《地痞摇滚》，在这两张专辑里，他是如此言论自由，以至于使香港“粗口歌”成为“草根市民”的心声，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后来的LMF(大懒堂乐队)；另一个是他在一部极烂的电影(连名字我都记不住了，总之比他早年在《虐妻》)中的变态者造型还糟)演一个游泳教练，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慵懒猥琐颓废无能，完全廉颇已不能饭。这一形象使很多人叫黄秋生“一条烂塌”。即，烂而无能的意思。不禁为香港的电影世道和艺人的命运感到唏嘘—当年曾经风靡乐坛的刘以达，也经常以在烂片里跑跑龙套维持，所演者无不是出现了几个镜头的猥琐咸湿之人。

第三个印象是他的温情脉脉，他喜欢苏联民歌、日本大鼓、波希米亚音乐、JAZZ。他曾经说他要做Folk Song(民谣)，现在我的耳边正在播放他翻唱的Folky《幸福摩天轮》。这首歌绵绵软软，柔情如温泥一滩，单听就可以使我有如沐浴维多利亚港海风，高高低低，上旋下转，好像一对恋人，大风大雨忽略不计，就当是坐幸福摩天轮。

失控的城市

皇马新闻，拍卖行上，一位父亲正抱着一摞毛巾情绪激动地站在镜头面前，对记者说，我已经打电话告诉女儿了，她一定很高兴！在他的身后，是一幅国产贝克汉姆的肖像画。做一个简单的蒙太奇联想，毛巾一定是小贝的啦！这一父亲的正面，让我联想起罗中立时代的那个《父亲》，虽然小农变作中产阶级，但憨厚诚恳犹存；这一父亲的背面，让我联想起朱自清的《背影》，虽然手中拿的不是橘子，而是一摞酒店洗漱用品。

我为能够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动，同时也深深地理解，为什么今年在渥太华一家由联邦资助的现代美术馆名为“粪便大全”的粪便，虽然有媒体指责这些人花纳税人的钱花到失控，但是还是有粪便被成功卖出，比如一名比利时艺术家最近售罄了他的冷冻干燥、真空包装、完全符合生物学标准的粪便作品，每袋还卖了1500美元。

戈达尔说：如果粪便都值钱的话，那么穷人将失去屁眼。

现在的问题是，有人花纳税人的钱花到失控，但还是有人(不知道包不包括那些失去屁眼的穷人)如醉如痴地爱上失控。哎，连我所热爱的那个在《喜宴》里看起来还没有什么问题的李安，一但可以指使美国人出动国防部海陆空全线武装(直升机、战斗机、坦克齐齐上)，就失控啦！

李安用他的绿巨人加上高科技加上悟空再加上一个希腊悲剧的孽种，上天入海打得天昏地暗。这背后的心血，比如对着亲自做表情将人脑输入电脑，让电脑中的绿巨人倾情模仿啦，比如穿上黑色“潜水衣”为绿巨人做武术指导啦，为了接拍此片放弃了华纳夏令大片《终结者3》的邀请甚至放弃奥斯卡颁奖礼的机会啦等等全世界都知道。而且据李安所说，有的东东还是他原创的，这个我大致也能明白。你看那个“粪便大全”的展览，展的虽然是“三十年来现代艺术中的粪便”，但还是可以从三十年的沧桑变化中看到无数创新的嘛。

如果说这种制作费高达1.5亿美元的“失控”，让李安玩得那么开心的话，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绿巨人和他的爸爸那么愤怒了。

你看，那个买了毛巾的父亲已经高兴得不行了。

青春的城市

谁要是拒绝长大，谁就会变成侏儒。

那个叫怀特的20岁处男因为回答不出康德著作第一章第五段讲述什么而无法获得入大学学习哲学的资格，四处求工但也只求来一份为吉普赛人影印各种文件的义工，想像一个正常的男人那样(据说在意大利，男孩14岁打飞机、16岁打真军、到了18岁已经厌倦了女人。)恋爱，却早泄。世界似乎并不需要他。意大利著名导演大卫·迪法兰里奥(Davide Ferrario)在

他的《人生三明治》里遇到的人生意义的问题，如火如荼地困扰着我们的青春。

女孩被检查出得了艾滋病，此时她的伙伴正在一间屋子里进行狂欢。她充满绝望地走进那间充斥着狼藉的衣物、香烟、大麻和摇滚乐的房屋，她想找到那个使她得病的男孩，却被另一个男孩拦腰抱住，漫长的寻找使女孩非常乏力，最后晕倒在椅子上，黎明的烟雾笼罩着城市，而室内正上演着清晰的一幕: 男孩将女孩的腿架在肩上……我现在依然记得导演拉里·克拉克的《半熟少年》，因为在此之前，被流放到法国的希腊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有一部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电影《问题少年》，讲的都是关于边缘少年的故事。而之后声名斐然的《猜火车》在此主题的渲染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猜火车本是英国的一种无聊游戏，就是猜下一班火车到站的时间和开往的地点，而生活中，这样的“猜”代替了苦苦寻找的过程。猜，并毫无目的地投掷青春筹码。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健康，低卡路里，低糖，选择固定利率房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运动服和皮箱，选择一套他妈的三件套西装。……选择DIY，选择你的未来，你的生活。但我干吗要做？我选择不要生活，我选择其他。理由呢？没有理由。只要有海洛因，还要什么理由？

—这段话几乎成为青春电影的“语录”，而影片炫目的镜头和其中的摇滚乐不啻为一剂迷魂药。

我们沉迷于后儿童时代的娱乐: 《最终幻想》、《极品飞车》、《大航海时代》、《暗黑破坏神》、GTO……

我们在对黑胶的敲打中寻找乐趣：Jangle-Pop、Metal、Coth-Rock、Grunge、Funk-Punk、Rave、Techno……

我们这是去哪？瓦尔特·惠特曼？店门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关了，今晚你的胡须又指向什么地方？

—艾伦·金斯伯格

热爱的城市

我有一个哥们儿像影帝，其实这样说不是很贴切，应该说像角逐米兰影帝的张达明在《买凶拍人》里面扮演的那个导演阿全。虽然我的哥们儿喜欢塔可夫斯基胜于喜欢马丁·斯科塞斯，也没有做辅导员的美智子女友，但是，他有一颗和阿全一样热爱电影事业的心灵。他爱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他的敬业，用阿Bart(《买凶拍人》里的杀人狂，葛民辉饰)的话说就是：“A片、三级片、弱智商片，我都是不接的，我只是接艺术片而已。”

他笑起来像骆驼，飞起来像鸵鸟，喝起酒来像陀螺。关于中国电影的现状，和他讲理性是没有用的，他根本不接受市场、教义和主义。所以他没有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但是这点挫折根本阻碍不了他走向光辉灿烂的银幕—他省下酒钱，看了数百部电影和各种电影书籍，大跨步走进去。

为了实现拍电影的梦想，他放弃和我们在一起的美好群喝生活，到北京当编导。瘦得只剩下80多斤，和三只狗一起住在狼烟滚滚、乌鸦飞舞的民宅。其中一只藏犬像足了他的脾气：“硬颈”。叫过来不过来，给什么不吃什么，惹急了就叼走你的拖鞋。他每天拍完风景片，踏着凌晨的飞雪回来，搂着狗们看一些深奥难懂的片子，比如《镜子》，估计他就看了176遍，看完了还要听Philip Glass的音乐，然后转看安哲罗普罗斯或者费穆。我被他的视听空间虐待得不行，严重失眠，他鸵鸟般地笑着说，塔可夫斯基真NB。

说他现阶段的道路是畏途，并不只是深受大师迫害。而是他性格中的“单纯”，比如人家说，你来拍摄这个片子吧！他会想血浆、衣服、白鸽、双枪……都没有准备好，怎么拍？然后他就二话不说飞奔回去找齐“装备”，而人家已经换了另一个导演；比如他谈到票房就脸红心跳，好像要他吃人肉叉烧包，宁可自己的剧本在窗台上氧化，也只字不改；比如他虽然认识众多圈内人，却从来不会分辨，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帮助他。只要谈他喜欢的电影或者音乐，他就和人家刻骨铭心，但是能够和他刻骨铭心的人，都是像我这样的超级穷鬼，只能在网上下载红地毯Send给他爽一下；比如他至死不渝爱一个女人，可以偷偷写好一本诗集，买好一堆礼物，见面的时候却“忘了带”，还不敢对人家说我这几年其实只爱你，人家要走，难过得躲在狗窝里彻夜难眠；再比如他豪爽过分，谁借他的钱只需说天冷地冻没钱开饭，他就倾囊所有了，一丁点儿原始资本就这样耗尽……

所以，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拍电影？

最后的城市

秋天是1000万人一年中最甜蜜的时刻。风都朝最美的方向吹。走在街上，一街的光斑，女孩子明亮得看不见。

黄耀明的《下一站，天国》，如果改成“下一站，秋天”就好了。下一站，秋天，相聚在金风里。

从我的阳台延伸出去，是一片很宽阔的天空，其实，昨天晚上那里还是一栋20世纪60年代的大楼。而今天早上，这片大楼已经不在。当时我正在迷梦，夜间那声清脆的爆破听不见，醒来，在阳台上晒衣服，还以为到了另一个梦里。

我还喜欢一个词，像瑞士军刀一样非常锋利，这个词是“秋刀鱼”。它本来和电影有关，时间久了，就成了我的生活中的一部分。到市场上去买菜，秋风吹起白色塑料袋，鱼在塑料袋里瑟瑟发抖，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这个词。

让自己变得和秋风融为一体，最大的可能就是变成灰。我设想过，人变成灰除了放在火里烧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想了很久，最后很绝望，灰是美的，火是残酷的。

我很喜欢库布里克的那部遗作，也是在看了他的遗作之后，才开始从新审视斯皮尔伯格。

哦，那部电影叫《人工智能》，说人类到了机器人时代，有一个技术高超的博士，博士的妻子处在儿子病重不愈的悲痛之中，博士于是就制造了一个小机器人送给她。这个小机器人造得和她的儿子一模一样，像到什么程度呢：小机器人可以跪下来把头伏在她的怀里对她说：“莫尼卡，你是我妈妈。”

小机器人在博士的家里，享受了几天无比幸福的生活，并且叫了几天妈妈。这个时候，他们的儿子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博士的妻子欣喜若狂，为了不让自己分心，她决定把小机器人送回“机器人中心”。

“星期天，我们去郊游。”

“妈妈，就我们两个吗？”

“嗯……”

“啊，妈妈，真的吗？……”

机器人露出甜蜜的微笑。

当车驶向库布里克“闪灵”般的，莽莽的大森林的时候，小机器人被永远抛弃了。

但是，小机器人根本不相信自己会被抛弃，因为他只有九岁孩子的智商。在整个纽约城被海水淹没的时候，他朝海中跳了下去。他想找个童话，他无限努力，他对着海中的圣母塑像苦苦哀求：“让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小孩吧！我要找到我的妈妈，我爱她！”

……他失败了，他在水中过了2000年。直到人类已经不复存在。

我本来以为这个电影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在2000年以后的一个冰封世纪，小机器人被另一种像埃及木雕般的机器人发现了。这群机器人伸出完美无缺的、修长细致的手掌，放在他的头脑上空，读取他的记忆，然后从他存留的、博士妻子的一绺头发中提取DNA，迅速地制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和博士的妻子一模一样，但是她只能活一天。

她用她一天的真爱，回报了这个无限渴望爱的小机器人2000年的等待。

我为什么要提这部电影呢？因为啊，它是一个童话，童话总是属于秋天。

但是，我忍受不了，我哭得很伤心—这个童话太残忍了！在这个童话里面，机器人的身份和人的身份彻底转换了，那个小机器人的无限哀怜，根本就是人的无限哀怜。

全世界变得只剩下一个人，这个人拿着2000年前的一绺头发，对上帝说：“Please give me love。”

亲爱的，你如果有耐心就好了，熬过酷暑、熬过猜疑、熬过嫉妒、熬过不伦之恋、熬过流言飞语、熬过杀机四伏、熬过宿醉街头、熬过独孤求拜、熬过贫贱低微……熬过生命里最难捱的绝望，你就可以看到。

就差这么一点，一点而已。亲爱的，你转身的时候，已经是寒冬。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奇书网--Www.qinkan.net

Txt,Epub,Mobi www.qinka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