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在清华》

作者：和弦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Www.qinkan.net)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前言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中国公认的一流学府，是中国近代新思想、新科学的重要发源地，有史以来，无数著名学者、商界巨子、以及国际政要都先后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做过演讲，能够在北大和清华做演讲已经成了一种荣幸。在这些演讲中，有针砭时弊的政论，气宇轩昂；有严谨求实的学术论述，循循善诱；又有推陈出新的另类思维，语惊四座，也不乏促膝谈心般的思想感受，娓娓道来。这些精彩的演讲体现出演讲者的学识和水平。

同样，能够在北大和清华听演讲也是一种荣幸。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快，两所高校的演讲更是盛况空前，许多场馆几乎每周都有演讲活动，有些时候甚至在不同场馆同时有多场演讲在进行。使学生们常有顾此失彼的感觉，各个场馆的演讲经常是座无虚席，更有一些慕名而至的校外“来宾”，席地而坐或是攀窗而立早已是司空见惯。

为了让更广泛的社会读者能够领略到在北大和清华的演讲，同时也为了使这些演讲的精华得以保存和收藏，我们在校内外各界同仁的帮助下，从收集到第一盘录音带直至正式结稿，前后历经两年时间，将所有演讲加以选择，编辑成册，现在与广大读者见面。

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一、时代性强。演讲稿中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在新的时代发生的，与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国际环境息息相关；二、科学性强。无论是何种思想模式、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但其论述必须是严谨而科学的；三、实用性强。大部分的演讲内容涉及现代经济、社会、IT产业以及当代文化艺术与传播等，使广大读者能够直接从中受益。

在语言风格方面，我们尽量保持了每场演讲的现场感，以便于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同时我们将所收集到的录音及部分录像和照片资料等编辑制作了多媒体光盘，供广大读者收藏和使用，使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能够聆听真实的声音。书中所附的光盘可以在电脑中自动运行，也可以在VCD、DVD影碟机中播放录音。

由于水平有限，有些演讲稿在编辑整理中难免有不足之处，另外限于时间，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的演讲未能编入，在此表示歉意，同时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3年6月北京

美国总统布什赴清华大学演讲全程实录

布什

我同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也担心中国人不一定总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国家的真实面貌，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乔治?沃克?布什(georgewalkerbush)习称小布什，1946年7月6日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和休斯敦长大，其父为美国第51届总统乔治?布什。小布什毕业于耶鲁大学并获学士学位，1978年获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空军任飞行员。

1975年，小布什在米德兰创建了一家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公司，并在该公司工作至1996年。1989年他与人合伙购买了得克萨斯流浪者棒球队，他任球队总经理至1994年11月８日。

1994年11月８日小布什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州长，1998年11月再次当选得州州长。小布什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2000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奇qinkan.net书]当选美国第54届（43任）总统，并于200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正式入主白宫。

北京时间2002年2月22日9时20分，离布什的演讲时间还有40分钟，在清华大学的主楼一层前厅外已聚集了数百名学生，他们正在等待通过安检，进入前厅的演讲会场。

演讲将于10时15分开始。

演讲将由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来主持。

美国总统布什已经抵达清华大学。

布什的演讲将在清华大学的主楼进行，350名学生参加。演讲后半部分将由清华大学的学生向布什总统提问。

布什总统在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的陪同下进入会场，王大中校长将主持整个的演讲。

布什总统在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致词以后，发表简短的演讲，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陪同参加。

王大中：尊敬的布什总统、夫人，尊敬的胡锦涛副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布什总统和夫人一行访问清华园。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向布什总统和夫人一行光临清华大学进行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在主席台上就坐的还有我们的校友胡锦涛副主席，让我们对胡锦涛副主席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在布什总统讲演以前，我们首先请胡锦涛副主席致辞！

胡锦涛：尊敬的布什总统和夫人，王大中校长，各位校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很高兴回到母校，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一起欢迎来自大洋彼岸的贵宾――布什总统和夫人。清华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中外的高等学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乃清华校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类的进步奋斗不止。总统先生，您的这次来访，恰逢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三十周年。三十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巨大变化将永远载入史册。

两国元首的成功会晤，相信对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国际形势的发展一再表明，中美两国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繁荣，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以及解决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上，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也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心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相信，只要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中美关系就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再次欢迎总统先生和夫人的到来，谢谢各位。

王大中：谢谢胡锦涛副主席的致辞。现在我们欢迎布什总统发表演讲。

布什：胡副主席，非常感谢您的欢迎致辞，非常感谢您在这里接待我和我的夫人劳拉。我也看到我的助理赖斯女士，她曾经是斯德莫大学的校长，因此她回到校园是最适合不过的了。非常感谢各位对我的热情的接待，很荣幸能够来到中国，甚至是世界最伟大的一座学府之一，这所大学恰好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的，成立的目标是为了推动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我也知道清华这所大学对于副主席先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不仅在这里获得了学位，而且是在这里与他优雅的夫人相识的。我想同时，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学生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谈一谈我自己的国家，并且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清华大学的治学标准和名声闻名于世，我也知道能考入这所大学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成就，祝贺你们。

我和我的太太有两个女儿，像你们一样正在上大学，有一个女儿上的是德州大学，一个女儿上的是耶鲁大学，他们是双胞胎。我们对我们的两个女儿备感骄傲，我想你们的父母对你们的成就也是同样的引以为荣的。我这次访华恰逢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副主席刚才也谈到了，三十年前这一周，一个美国的总统来到了中国，他的访华之旅目的是为了结束长达数十年的隔阂，和长达数百年的相互猜疑，本着相互利益，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站在一起。那天他们离开机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对尼克松总统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你与我的握手越过了世界上最为辽阔的海洋，这个海洋就是互不交往的25年。自从那时以来，美国和中国已经握过多次的友谊之手和商业之手。

随着我们两国间接触的日益频繁，我们两国的国民也逐渐地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曾经一度，美国人只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伟大的国家，有伟大的文明。今天，我们仍然看到中国奉行着重视家庭、学业和荣誉的优良的传统，同时，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富活力和最富创造力的社会之一，这一点最佳的验证便是在座诸位所具备的知识和潜力。中国正走在一个发展的道路上，而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我同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也担心中国人不一定总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国家的真实面貌，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电影，还有电视节目，往往并没有全面反映出美国。我们成功的企业显示了美国商业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社区精神，还有我们相互对彼此的贡献往往并不像我们金钱方面的成功那样的显而易见。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许多的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国的同情心，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居于世界首位，援助世界各地的人们。至于联邦调查局和执法界的工作人员，他们自己就是劳动人民的一员，他们献身于打击犯罪、打击腐败。

我们有一部宪法，已经有二百年的历史，它限制并且平衡三个部门之间的权利，这三个部门就是司法、立法和行政机构。我是行政机构的一员，指导我们的很多的价值观是在家庭中陶冶形成的，就像在中国一样，美国的妈妈们、爸爸们疼爱他们的孩子，为他们辛勤地劳动，作出牺牲，因为我们相信，下一代的生活总会更好，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可以找到关爱，可以学习如何负起责任，如何陶冶人格。很多美国人都抽出时间为其他人服务，成年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时间，使得他们的社区办得更好，他们辅导儿童，探访病人，照顾老人，并且帮助做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国家的一大优点。我们主动承担起责任，帮助他们，他们的原动力就是善良的心，还有他们的信仰。

如果你去美国旅行的话，你会见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有着不同信仰的人。我们是一个多元化、多姿多彩的国家，在那里有230万华人，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在我们大公司的办公室里有华人工作，在美国政府中有华人工作，在奥林匹克比赛中代表美国参加滑冰比赛的也有华人。

诸位，重视个人和家庭责任的古老道德传统将使诸位受益匪浅。在中国如今经济成功的背后，有着有活力的人才。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无论是男是女，将在这个政府中发挥积极和全面的作用。清华大学它不仅在培养专家，它也是在培育公民。公民在他们国家的事务中不是袖手旁观者，他们是建设未来的参与者。

所有的这些变化，将导致中国更加强大，更加有自信，这个中国将使世界瞩目，也使世界更加丰富。这个中国就是诸位这一代人所帮助创立的中国，现在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刻。此时此刻，就连最宏伟的梦想也似乎唾手可得。

我的国度，对中国提出尊敬和友谊，再过六年，来自美国和世界的运动员将到贵国来参加奥林匹克比赛，我坚信，他们能够见到的中国将是正在变成一个大国的中国，一个走在世界前沿的国家，一个与世无争，与世界和平相处的中国。谢谢诸位让我到此来演讲。

(清华学生用英文提问)：昨天您和江主席进行了谈话，并且开了联合发布会，您在这个会上没有清楚地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否会包含台湾在内？另外，我还想问，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您说和平解决，您对和平统一是怎样的看法？

布什：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很赞赏你的英文，非常好！讲到台湾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政府在讲到如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总是说到和平、对话，我们强调和平这个字，我们指的是双方都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任何一方都不可以进行任何挑衅的行为。

我跟中国的领导人有过多次的谈话，每一次我们都强调我是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这是长期一贯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

至于有关导弹防御系统，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系统，是要帮助我们的盟友和其他一些国家来保护他们免受无赖国家的攻击，这些国家是希望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我想制定这一点，对和平是非常重要的，我昨天也非常清楚地说明这是事实。我们目前正在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中，目前还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但是我觉得对全世界的和平会带来贡献。

还有一点，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对美国人来说这一点必须要知道，美国政府希望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发生在全世界的许多问题，那因为美国现在处理的问题非常多，好像中东的问题，你们从新闻上看到以后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我们正在努力地致力于和平，我们希望克什米尔的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这对中国也非常重要的。我来中国以前，我到了韩国，我也明确表示，我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

清华大学传播系学生：很遗憾，您刚才还是没有明确的回答，您总是说和平解决，而没有说和平统一。三天前您在日本访问时，在议会发表演讲说，美国将牢记对台湾的承诺，我想问总统先生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否还牢记他对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承诺呢？那就是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三不”政策。

布什：感谢您，我想台湾问题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我想，就台湾的问题，我已经再明确不过了，就是我急切地看到，希望台湾的问题能够得到和解，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到需要和平对话的原因，我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在我有生之年，或者你有生之年能够成就，这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生：总统先生，欢迎您这次来访，感谢您刚才精彩的演讲。我们可以预见到，中美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前景是非常广阔的，那么，刚才在您精彩的演讲当中，我也看得出来，您对我们清华大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如果将来您的两个宝贝女儿有机会继续深造的话，您愿意让您的女儿来我们清华大学吗？

布什：但是她们已经不再听话了。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吧，首先我希望她们能够来清华，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国家。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是1975年，跟现在相比，我实在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当了总统以后第一次来中国是到的上海。她们跟美国的很多学生一样，都希望到中国来看一看。所以我觉得我们两国之间，进行学术，或是学生交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我也觉得美国应该欢迎中国的学生到美国去学习。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中国的留学生来说是有好处的，对美国的学生本身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两国的人民必须了解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都是有我们的烦恼的，都是有我们的快乐的。连年纪比较大的公民，像我们的副总统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如果一起交流，我们一起有时间在一起的话，我们能够双方更加了解，这是对我们有利的。因为，在我们双边的关系中，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些问题是不能够百分之百地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当你能够跟一个人相互更多的理解，更多的了解的话，您可能就这些分歧进行更好地讨论，毕竟我们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有一点，我们认识我们毕竟是血肉之躯，我们毕竟是人，所以有一些事情，比如我提到了家人，我认为家庭在社会中是不可分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上，有敬老爱幼、尊重家人的传统，我希望美国也有这样的传统，这个概念不只是给某一个国家的，这是全球性的概念。当两国的学生聚在一起，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理解对方的价值观，我想这样就能更加贡献于世界的和平。

清华大学传播系学生：去年圣诞节前，您的弟弟曾经访问过我们清华大学，他来的时候讲，在美国有很多人，特别是政界对中国有很多的误解，刚才副主席和您提到，两国都想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健康发展和人员之间的交流，我的问题是作为美国总统，您打算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促进我们人员之间在各个层面的交流？

布什：首先，我想来到中国访问，来到清华大学就是回答你的问题。因为美国人现在非常注意我访华的整个行程。那我想大家应该有兴趣知道，我上回先到上海，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冬天来到了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两次访华，这一点可以向您说明，我如何看重我们双边的关系。很重要的就是让美国政界的领导人能够访问中国，很多已经来过了，还有许多人还要来。能够来看一看，我们回去向他们形容中国的时候，会比较准确，我回到美国以后，我会告诉他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非常悠久、优秀的历史，但是不止如此，还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很多美国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不只是来看非常漂亮的中国，而且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想我们两个国家都必须继续鼓励双边的人民相互访问。

我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世界对中国印象的一个机会就是当你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所以，到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来到中国，不只是看运动会，还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不只来的人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通过电视转播都可以看到，所以，奥委会让北京得到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是有道理的。

提问：您1975年来过中国，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您刚才也提到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您有没有发现除了经济以外的中国社会的一些进步？

布什：我想，我来中国发现最凸现的一个现象，当然是稍微跟经济有关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整个人民的态度的改变。因为在1975年的时候，我来的时候，每个人的服装都是一样的。现在你们高兴穿什么就穿什么。你看你们第一排的，全都是不一样的服装，因为你觉得这是我喜欢的，我要这么穿。当你要套上漂亮的羊毛上衣的时候，你说这是我做的决定。当你主动地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别的人看了，他们也要作出自己的决定。因此，一个产品的需求就影响了整个的生产，而不是由生产来影响产品的需求。如果你能够认识到在市场上的每一个人的这种需要，这就是自由社会的一个现象之一。这就是我们解释自由的其中一个意义。

所以，我来到这里，我看见的不只是高楼大厦，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每个人现在可以自由地作出他自己的选择了。有了做个人选择的自由，你就可以有其他的自由，你可以自由地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您就知道为什么1975年跟现在相比，我这么惊叹中国这么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还要加上一句，就是这个变化是朝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我只能再回答一个问题，然后我跟你们的主席吃饭去了。

提问：谢谢您给我提最后这个问题的机会。我以前有幸读过您的一本自传，您提到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校园犯罪，青年暴力，贫困儿童问题。据我所知，我们清华一位校友去年在美国就学期间被枪杀了，这种问题现在还在越演越烈。作为美国的总统，您对解决目前美国的人权状况有何打算呢？

布什：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现在暴力犯罪率在美国已经开始下降了，但是只要有一起犯罪案就算太多了。只要一个人对他的邻居会施行暴力，那就是不能接受的。在美国的确有很多人还处在贫困当中，美国政府花了很大笔金钱来帮助处于贫困中的人，希望他们以后能够自力更生。当我们竞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讨论，或是一个辩论的题目就是如何帮助别人自力更生。当然，对美国总统来说，在选举的时候，外交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美国的选民他们更注意的是国内政治局势，他们比较关注国内的问题。所以，当经济出现疲软的时候，就像美国目前的情形，他们就想要知道现在应该怎么样拯救经济。如果经济情况好的话，他们根本不谈经济。我们常常在竞选的时候谈到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问题，就是如何来帮助美国的这些需要社会福利的人，帮助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让他们过度的，或是长期地依赖政府。另外一个常常讨论的问题就是教育。这个问题在竞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当选了以后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还是当德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我常常说一句话，如果你能够给一个儿童非常好的教育，你就能够避免他以后出去犯罪。

当了总统以后，我跟两党的议员们都希望制定一个计划，就是帮助学龄前的儿童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还没有到学校，就可以开始学习了。现在美国一个比较令人悲伤的一个事实，就是现在在美国有一些四年级的小学生，没有办法达到他们那个年级的阅读能力。

如果你想想四年级还不能阅读的话，那他到了初二的时候就更不能阅读了，他毕业了以后，根本无法继续上大学。所以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的话，对美国来说是一条死路。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向国会呈上了一个议案，我们在国会中经过了很多的讨论，今年，我也希望州一级和地方一级的立法机关，就这个问题，继续推动这些倡议。我想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教导他们阅读方面。今年我的夫人和我也要继续推动一个计划，就是学龄前的儿童能够得到教育。我慢慢地会回答你的问题。教育就是反犯罪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执法是很重要的。让人们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或者负担起责任，这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政策的一致，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犯罪了，就必须受刑罚。

所以，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最能够长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我想这对我们的未来是非常好的。谢谢大家。

王大中：布什总统和夫人，胡锦涛副主席，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我们非常感谢总统先生刚才所做的精彩的演讲和对于清华大学的赞扬之词。总统先生三十年前的这个星期，尼克松总统跨越世界上最广阔的海洋，实现了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历史性的握手。26年前同样的这个礼拜，尼克松的前总统夫妇曾经访问过清华大学。当时文革尚没有结束。清华园里面百废待兴，曾几何时，清华大学和整个中国一样都是旧貌换新颜，我们清华人为此感到非常的自豪。长期以来，在美国的许多书店里面，销售着一本中国的古典的著作，就是《易经》，易经里面有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它就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现在，这八个字正好镶嵌在刚才总统先生讲台的墙壁上。根据这样的校训，清华大学的学生正在和即将为母校的发展奋斗不止。总统先生，对于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说，您不仅是作为美国的总统，也是作为我们的朋友来到清华园，相信对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总统先生，正如您所讲的那样，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中美两国应该互相尊重，存同求异，加深合作，促使中美之间建设性的合作不断前进。当前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中心，在国家的支持里面，正在把学校建设成为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型的世界一流大学。

我相信通过您对于清华大学的访问，必将进一步推动清华大学与美国大学之间，和美国各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最后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胡锦涛副主席，感谢布什总统的光临。(现场一片掌声，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在北京时间11时30分结束)

微软CEO鲍尔默访华演讲

史蒂夫?鲍尔默

中国是微软除美国以外惟一同时设有销售、支持、开发和研究机构的国家。因为在中国，有无数优秀的、富有创造力的技术天才。

史蒂夫?鲍尔默，1956年3月24日生于美国底特律市，现任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他在哈佛就读大学时，与盖茨相邻而居，并由此结下不解之缘。四年前盖茨举行婚礼时，就是由鲍尔默出任的男傧相，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可商海无情，盖茨雇用鲍尔默之后，他们的友谊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和磨合。鲍尔默能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主要是因他在微软帝国扩展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据说，1985年春，微软没能在最后期限前研制出视窗软件时，盖茨曾扬言说，如果视窗软件不能在当年底前上柜台销售，他就要鲍尔默走人。尽管大家普遍认为盖茨只是一时气话，并不是真的要解雇鲍尔默。结果鲍尔默也不负盖茨所望，当年11月，视窗软件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登台亮相。

鲍尔默在微软著名的格言是：“我认为我们将迎来一个软件时代，互联网的基础服务与价值都将建立在研发大型软件之上。25年前我们就证明了这点，今天我们仍在证明这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动摇我们的信心。”

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是我无比的荣幸。对我来说，学生几乎是我最乐于为之作演讲的听众。（掌声）张亚勤介绍了我的学生时代，当时我和比尔?盖茨一道在哈佛读书。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曾经当过学生，我也曾经有过头发。（大笑，掌声）

与清华大学的关系对微软公司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微软中国研究院也和清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最近接受了邀请，出任清华管理学院的顾问，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目前，有100多名清华毕业的研究生在微软位于西雅图附近的雷德蒙总部工作，我本人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初次拜访清华。

微软在中国发展业务，至今已有八个年头。从信息技术的角度讲，在这里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包括研究、开发以及硬件等方面，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令人欣喜的。实际上，中国是微软除美国以外惟一同时设有销售、支持、开发和研究机构的国家。因为在中国，有无数优秀的、富有创造力的技术天才。在座诸位有的来自其他赋有声望的高等学府，但是有人告诉我，清华是强中之强，所以能够来到这里演讲是我的荣幸。（掌声）

在我开始进入正题之前，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只是希望对我的听众有个大概的了解。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希望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微软的Windows产品？有多少人在工作中使用linux？有多少人在过去24小时之内上过因特网？（鲍尔默笑了）我发现只有微软的人举手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发现今天的演讲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由我来主讲。这是系列讲座的一部分，讲座是关于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人员，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讲座的第一课是由一个非研究人员主讲。我从来就没有研究过计算机科学。我相信，在第一次演讲过后，这门课程将回到严谨的学术氛围当中。但我还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一种不可思议的转变，是我们预见今后几年内将要发生在网络领域里的。这就是我今天希望跟大家谈的主要内容。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组织一场关于个人电脑方面的知识竞赛。个人电脑的发明大约是19到20年以前的事情。你大概会说计算机的历史可能更长，但是个人电脑的历史大概就是20年左右。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个人电脑总是在根据市场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机会而不断地变化和改造着自己。个人电脑刚刚出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编写程序的工具。当人们需要个人电脑时，它是处理工具、分析工具、教育工具，后来成为播放音乐、看录像、发送电子邮件和连接网络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通用性的设备，人们在其中安装了不同的应用程序，但是它的定义和灵魂并没有改变。

我提到这些，因为它对于帮助我们认识未来的因特网是很重要的。因特网将如何变化，保持它的灵活性？它需要什么样的新技术？因为从信息技术方面看，未来20年的革命，将围绕“个人电脑+网络+无数新颖而令人惊奇的设备”这个主题。个人电脑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个称为“摩尔定律”的法则驱动着。这个定律是以英特尔公司的奠基人高登?摩尔的名字命名的。高登?摩尔认为，处理器的能力每一年半的时间就会翻一倍。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像一下10年以后这个曲线的走向。通过我们的分析、实验室工作和英特尔的研究，我们发现摩尔定律在过去的10年里并没有放慢速度――摩尔定律的10年。有了摩尔定律，我们可以将处理能力转换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电波，在过去的20年里，个人电脑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廉价、快捷和优秀。如果我们仍然沿用20年前的低速设备，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图形用户界面和其他令人惊异的东西，个人电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成功。然而，今天，摩尔定律将要运用到一个新的方向，它正在被运用到传播领域中。因特网为什么会存在？宽带为什么会被拓展来联系世界各地的人们？因为人们以新的方式将微处理器的能力应用到了电子通信领域，我们看到使用费用的降低和世界各地的联通。这种处理器的能力将被应用到新的设备中：小型的手持设备。

就像我手上刚巧拿到的东西一样。这玩意儿比四年前我拥有的任何计算机的功能都要强大。我可以留下语音笔记（对机器说）“你好，我是史蒂夫，我正在清华大学，请留言给我。”我可以将录音回放，可以将百科全书、我家人的照片、我的日程表、电子邮件放在里面，甚至装上完全版的因特网浏览器，而且屏幕尺寸刚好够用。这就是摩尔定律的奇迹。摩尔定律给了我们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机会，以全新的方式运用处理器的能力。我们在谈论下一代因特网，同时我们也在谈论摩尔定律运用的新领域。以在座的各位为代表、遍及全球的一代人，将是第一代这样的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认为因特网是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猜，在这张幻灯片上的我就是人们所说的“BabyBallmer”。我生于1956年，我长大之后个人电脑才出现。在我的印象中，电脑就是长长的纸条和捧着一沓卡片来回地跑。甚至在我的阅历中，也看到了随着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发展成长起来的几代人。

我的孩子，他们年龄还小，属于基本上认为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的存在是理所应当的一代人。我四岁的小儿子对我说：“爸爸，我想上www．Tolls.com。”

“好吧，我们去！”我承认，我还是先审阅了一下这个网站。我是他的“私人内容顾问”，无论如何，也许不是你们这一代，而是我孩子这一代人，也许会认为下一代因特网是理所应当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谈论下一代因特网，其实使用者适应所使用工具的方式，恰恰改变了工具本身。当个人电脑还是少量生产、用途单一、并且只有技术专家才可以使用的机器时，它的定义并没有得到扩展。成千上万每天使用因特网的用户的介入，为技术的改进创造了某种条件。因特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座的大多都是技术人才，如果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是否认为10年之后的因特网还会像现在这样吗？或者你们认为10年之后的因特网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猜，在座的人中有大多数会回答“不同”。不错，这很有帮助。

第二个问题是：与现在相比，10年后的因特网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了解这样的不同，并为此投入你们的精力、了不起的创造力、最好的主意，帮助塑造未来的因特网，这就是下一代因特网为所有学生提供的机会，也是为微软和全球众多的企业提供的机会。我们思考未来10年将发生的转变，我不知道它是否会在1年、3年或5年内发生，但我确信它会在10年内发生。我相信将要发生的一些基本的变化。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变化，我回顾了个人电脑在最初10年内的发展变化。目前的因特网，大家通常一次只能访问一个站点，而且并没有什么范例说明若干网站之间的协同工作。如果我们回到个人电脑最初的年代，并没有什么范例能告诉我们不同的应用程序如何在机器里面协同工作。我们一次只能执行一种程序，而且这些程序之间本能对话。我们现在也只能逐个地浏览网站。只要设想一下，你现在需要从四个不同网站上收集信息，并将它们放在一起阅读；设想一下你可以创造能够与其他网站实现交流的网站；设想一下你是用户，又不想记住20个不同的上网密码。如果因特网变成用户的一个整合使用体验，结果又会怎样？这就是我们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

设想一下，你要编写一个应用程序，用于航班订座。这是个很不错的例子。你要设计这样一个网站，当你订了机票之后，它能在你远方父母的日历上标明你回家的日子。比如，你将于9月份一个星期天的中午12点回到家中，假如你的航班延误了，能不能设法告知你的父母你将稍后回家呢？是否有办法让你的父母告诉你：“如果在周日，请传呼我或给我打手机，如果在周一，请到办公室找我”？也许你可能会说，每个网站都可以做到这些，但是把这些网站整合起来的模式并不存在。所以，我们正构想一种称做XML的标准，作为基础，来整合所有的网站，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下面谈我们认为的第二个不同点。今天的因特网，可以说是愚笨而瘦小的客户对机灵而有学问的服务器说话，明天的因特网应该是机灵的客户对机灵的服务器说话。我喜欢把聪明的客户端，而不是愚笨的客户端放在口袋里，因为这样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目前的客户端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需要有人照顾，要有人及时告知他们，为他们安装最新的软件――在座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关键是如何对下一代因特网上软件的定义作出新的诠释。软件将演变成服务，软件会自我维护，自我更新，在未来10年内将成为现实的宽带因特网上，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动的。今天，因特网应用的99%都是通过个人电脑实现的。个人电脑将继续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设备，但是10年之内，你的电视机也将成为接入因特网的工具，还有你的移动电话。我在设想这样一种图景：周末，我在家中观看篮球比赛，当时正在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有我喜欢的奥尼尔参加。我的块头和他差不多。我对电视机大声叫喊道：“比尔，你在看比赛吗？”我的电视机配有语音识别装置，网络回应：“比尔？他指的是谁？――比尔?盖茨！”网络说：“查看好友名单，把他选为短信息的收件人。”“比尔?盖茨”，于是比尔在家里听到了声音。他容许我在周末打扰他。“比尔，你在看奥尼尔的比赛吗？”10年内，所有这些都会在因特网上实现。一句话，这些都是在谈对新型用户界面的需求。今天的因特网界面就是浏览器，它的功能还不像别的个人电脑应用程序那样丰富，也没有自然语言界面和语音识别。这种技术将使用户界面变得更加灵活，从移动电话到电视机和个人电脑。我们将有全新的用户体验，全新的用户界面。我们刚刚把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院院长李开复请到了西雅图总部，他实际上将作为新型用户体验部门的开发负责人，将各种元素集合起来。

最后一点，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们建立网站的方式必须改变。建立网站的确是十分困难的事。要让网站吸引更多的访问者更加困难。我们需要提供工具，使新时代的网站和应用程序的创建、剥离和运行变得更加容易。让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刚刚谈到了旅行，现在说说医疗保健方面的例子。我并不知道中国的医疗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但是知道美国的医疗系统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如果我家住西雅图，但是不幸在旧金山患病．当地的医护人员是根本无法阅读我的医疗记录的。也许你们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在美国，且是一团糟。如何去解决呢？答案当然是下一代因特网。我必须把我的医疗档案放在网上，并且告诉医生如何进入、查看。“但是，我今天只是摔断了腿，所以你只能看有关我的腿的内容，而不是我的心脏或者我的脑袋，今天只看腿。”你对这些信息保留隐私权。在下一代因特网的新世界中，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在保证适当的安全等的前提下分享共有信息。

在这个世界中，我注意到了许多方面正在发生变革的事例。如果你想一想我刚才描述的下一代因特网在工作中的能力，它可以做的事就更多了。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使用纸张，台下在座的各位几乎每个人都拿着纸，用来作记录。我们不仅需要无纸办公室，还需要无纸学校。10年之后，我们不是带着这样的笔记本，而是手里一个类似写字板、带着计算机屏幕的东西，它看起来像个普通的笔记本，通过无线方式与高速因特网相连。你不仅能够记笔记，而且能够用我们称之为写字板电脑（TabletPC）的下一代设备浏览因特网，屏幕又大又清晰，谁还愿意带着纸到处走？我为所有的纸张制造商感到遗憾。我本人非常喜爱读书，但是我的孙子们可能会认为屏幕就是书，因为他们无论在工作场所、学校还是在家，都是从那里阅读东西。

今天的因特网是了解消费者反馈的方法之一。全世界每天有大约2500万人访问Microsoft.com网站，我可以非常精确地告诉大家，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关心什么、对订购什么产品感兴趣。如果我们把这些信息按照适当的形式排列，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类似的数字反馈循环将继续得到改善。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企业内，甚至存在于高校里。如果大家真正地花精力收集研究项目所需的资料，可以到因特网上搜索。但是如果为建立新一代因特网而搜寻所有的资料、信息和建议，你们想从包括微软在内的大多数机构的行政部门的办公桌上寻找资料的话就相当麻烦了。

再来看看我们的家里将发生什么变化呢？大家可能知道一些关于电视方面将出现的变化，但是还有更多。我们甚至今年就能推出一种新技术：你在家里看电视，觉得口渴，于是按下暂停键，休息五分钟，取一些冷饮，然后再回来，接着看，而所有的节目都会从你离开的那一点重新开始。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就是因为你的电视机连接了一个硬盘，在你离开期间所有的节目都被存储到了硬盘上面，然后回放给你观看。它能够让电视暂停五分钟，让你录像和回顾。这只是我们电视体验方面变革的开始。我们在谈论一种成为数码存储器的东西，实际上，10年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你一生所有的日子生活录像资料通过连网，存储在价格不超过150美元的装置里，你一生的情况都可以用一种可以查询的格式存储，你会发现很多一生只出现一次的画面。你一生的图像、喜爱的音乐，还有你的照片，都能以电子手段存储和再现。

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如何改变。昨天晚上，我和来自教育部的副部长韦钰女士共进晚餐。我们在谈话中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改善远程教育。你怎样才能让一个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学生听到清华校园里最棒的讲座，如何能让一个因为工作繁忙而拉下课程的学生赶上进度，继续从学习中得到益处，这还要花费大量的努力。如何才能让学生之间相互合作？大家是否想到10年之后的情形？所有的这些幻灯片将以电子形式，通过大会堂无线设备传送到大家的写字板电脑上，大家可以坐在那里，在幻灯片上作注解记笔记，这就是大家通常的工作方式。大家收集资料、写文章、与其他同学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将从根本上转变到电子的方式上。微软为这种转变所开发的软件平台，就是.Net平台。.Net平台跨越许多新型设备，具有新的用户体验，它还有新型的编程指导功能，帮助大家创造可以相互协同工作的XML程序。将出现一系列新型服务，它们可以在客户端或服务器上运行，也可以在因特网上运行。大家可以在网上存储信息，并不一定要在你们的校园网上或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而是遍布世界各地。

我还想重点说明用户体验的几点问题。首先是（应用程序）自如地跨越不同设备工作的重要性。有一个理念，我们称之为信息助理，这个工具帮助大家管理来自下一代因特网的大量信息。你们每天要接收多少封电子邮件？我要收到大约100封，而且希望不要那么多。现在连阅读邮件都变得很困难，何况我还要接电话和即时讯息。我们需要这样的工具来帮助我们管理通知和讯息，查找我们需要的信息。通过神奇的XML技术，我们就有这样的机会，来重新设计用户界面，一个可以灵活处理呈现的信息的界面，帮助用户获得更多的信息。当你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书写今天的备忘录时，为什么不能让界面有这样的功能：当它发现有“清华大学”的字样时，会询问你是否希望到清华大学的网站上浏览一下？你希望到清华读书吗？你想看一看清华学生的照片吗？这是因为界面要有智能，不仅对内容本身，而且要了解内容的背景含义。这就是我们正在研究的称为“SmartTags”（智能标记）的技术，是下一代因特网体验的组成部分。关于这种设备，我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而且相信这对微软，对现在与未来的整个产业，都是自然的演进趋势。如果大家从技术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个人电脑是由硬件和可编程的界面构成，是存储信息的地方，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将信息剪贴在一处，呈现在用户界面上。如果大家思考一下下一代的因特网，它同样建立在平台的基础上，包括多种设备，装有一系列可以在网络上运行的服务程序，可以用我先前提到过的XML灵巧格式存储信息。在界面风格向导的积极参与下，你可以从多个网站上组合所需的信息。

我们无法预见到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将面临的所有问题，只是看到了一小部分。需要在基础设施层面上解决的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但我们将要处理的问题在复杂程度上是空前的。无论是对微软，还是对于其他的企业，要解决未来因特网发展的问题，就必须与高校进行紧密而深入的合作。目前，我们在全球各地拥有大约6000位研究人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但是我们明白，自己还是只能做很小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我们需要与各地的大学建立联系与合作。我们在中国与包括清华在内的四所高校合作建立了研究实验室，并且从中国20所高校取得支持。我们的研究人员同时给学生们上课，就像在我的帮助下，在清华开始的这个系列讲座一样。我们为中国学生设立奖学金，并接收中国学生在微软实习――目前在北京的机构里大约有200名实习生。高校里有微软的员工担任客座教授，微软位于北京的研究机构里有来自高校的访问教授与我们并肩工作，我们在一些高校的学生中间组织了学生俱乐部。我们在中国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要比在世界其他地区多得多。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未来大量富有创造力的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会在微软完成，大量的要在高校完成，更多的要通过合作完成。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讲话。

我们于1998年成立了在华研究机构――微软中国研究院，仅在北京的研究人员就发表了150多篇论文，提供了70多个研究范例。我们正在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一些基础研究项目，我们正在致力研究对于下一代因特网至关重要的问题：多媒体、用户界面、自然语言等。有一些是全球各地通用的，但也有一些是特别针对中文语言的，而且必须由我们在中国的科研人员完成。下面，我打算请我的一些同事上台来演示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掌声）谢谢大家。

我希望上面的演示能够让大家对微软中国研究院正从事的研究项目有个大致的了解。但是，关于下一代因特网将会带来什么影响的研究，在世界各地都进行着。下一代因特网的真正的领袖，就是在座的诸位。今天的学生将成为明天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去发掘下一代因特网的体验。你们将改变世界的未来，改变商务模式，政府管理模式，做学问、研究的模式，还有其他的模式。你们将采助推广那些天甚至无法想像的技术。如果让我为大家提出一个如我们今何当个优秀研究人员的建议，那就是先想想明天的技术可能是什么样的。受到明天可能出现的事物的鼓舞，做一些将来有所成就的事，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家从今天能够做到的事情入手，也许你们可以在明年、后年或大后年让梦想成为现实。我把自己关于下一代因特网的见解告诉大家，但你们必须作出决定。做一个研究人员，头脑中有这种预见，把它表述出来，然后再非常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和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交流。我本人也希望能够更多地与大家交流，共同工作。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在微软西雅图总部，有100多名清华毕业的研究生。可能我不该说这些。但是如果你们希望在北京工作，可以联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steveb＠microsoft.con，如果大家希望在微软西雅图研究院得到一份工作，可以与我联系。我期待大家的来信，哪怕就是对我今天讲话的评论或微软正在做的事情的看法。我感谢大家的时间和耐心，谢谢大家。

好莱坞电影时代的终结

罗波特?爱伦

《卧虎藏龙》正是以西方的方式诠释的东方故事，以异国情调来吸引美国观众。美国人对中国电影很陌生，他们对电影的期望仅仅是异国情调，因此《卧虎藏龙》在美国受欢迎。

罗波特?爱伦，国际著名电影电视学者、北卡莱罗纳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罗波特?爱伦（RobertAllen）是国际电影电视和美国文化研究方面的权威人士。他在电影和电视艺术领域发表十多部有影响的著作，其中的“ChannesofDiscourse:Reassembled”和“ChannesofDiscourse:TelevisionandContemporaryCriticism”有中文译本。他先后担任过艺术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美国学协会论文评奖委员会主席、美国《电影学报》编委等职位。他的其他论著有《办大学与做生意是一回事》、《为什么大学教授要学会四处找钱？》、《为什么大学系主任要学会四处找钱？》等。

15年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我一直在写一本关于好莱坞电影业的书。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90年代是好莱坞电影时代的最后10年。为什么这么说呢？15年来好莱坞电影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电影研究方式已经跟不上现实的变化。好莱坞电影业不再仅仅是为电影院里的观众制造电影这么简单，大多数美国人也不那么沉迷于电影，他们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了。

今天，我主要想谈谈，好莱坞电影业发生了什么革命性的变化，以及两三个促使好莱坞进行变革的社会原因。首先，是人口组成的变化。其次，是技术的变革。最后，在前二者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美国家庭的变迁。因此，在讨论好莱坞电影时代的终结过程中，我们将涉及到人口统计学――特定时期里社会人口的年龄组成、技术革新以及社会变迁。

现在，只有28％的美国人每个月看一次电影。这是很不寻常的变化。1929年的时候，有声电影刚刚问世，80%的美国人每个月看一次电影，从80％下降到28％。到1999年，美国的电影观众减少了1900万，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这主要指买票进电影院看电影的美国电影观众。美国的四大电影连锁发行商中的三家已经很不景气。每四部好莱坞电影只有一部能靠票房收入收回成本。此外，电影业在不断扩展的媒体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1998年，好莱坞当年最热门电影的利润首次不敌一个电子游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首先，我们要知道自从二战结束，美国的人口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好莱坞电影业在战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1948年通过立法促使电影制造和电影发行分离，制造商不能同时也是发行商，从而不是什么电影都能发行赚钱；二，电视的出现。1948年电视进人美国人生活的主流，到1959年几乎所有美国家庭都拥有 一台电视，而在这11年里，电影观众的数量缩减了一半。那么，好莱坞电影业是如何在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维持下去的呢？原因是我出生了。

1946年到1964年之间，美国人口出现了有史以来的一次增长高峰，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婴儿潮”（BabyBoom）。我就是“婴儿潮”的一代，1946年到1964年之间，一共有7600万婴儿出生。因此，1959年，好莱坞决定为“婴儿潮”一代制作电影，特别是针对男性白种人。因为，13岁到25岁的白种男孩去看电影的频率比任何其他人口组成要高上4至6倍。从60年代到80年代，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口进入13岁到25岁年龄段，比例占人口比重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自然，他们当中的白种男孩成了好莱坞电影观众的主力军，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也就迎合这些观众的口味。当时最典型的一部电影是“EasyRider”（《轻松骑士》），这部电影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很陌生，但是在1968年这部讲述嬉皮上和摩托车党的电影取得了榜煌的票房成绩，那时我18岁。这部由独立制片人制作的低成本电影的成功使好莱坞认识到，为18岁左右的年轻人制作电影是有利可图的。这也是电影与电视争夺市场的新机遇，《轻松骑士》这类电影里面的语言和所涉及的关于性的内容是不可能在电视上看到的，而这恰恰迎合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需要。同时，电视制片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他们的节目是做给家庭看的，适合父母和孩子一起收看，而这时期的电影是做给13岁到25岁的年轻人看的。电影业循着这条轨道走到80年代中期就再也行不通了，因为“婴儿潮”在1964年逐渐消失。

60年代早期，大多数人口统计学者预计美国人的生育率会持续上升，因为在“婴儿潮”期间出生的妇女会像她们的母亲一样生育下一代。但是好莱坞没想到，“婴儿潮”一代的女性和她们的母亲完全不一样。1964年到1977年间，婴儿出生率达到了美国20世纪的最低点，美国从“婴儿潮”时代进入了“逆婴儿潮”（BabyBust）时代。因此，到了80年代中期，好莱坞电影传统的目标观众群――13岁到25岁的白种男孩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危机出现了，因为制作电影的成本、电影明星的片酬、发行电影的费用持续攀高，而买票看电影的观众却越来越少。不仅如此，好莱坞还必须适应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技术。在我那一时代，电视是最流行的科技产品。我清楚地记得1954年我购买了第一台电视机，我看的第一个电视节目是TheLoneRanger。80年代末，新的音像技术出现了，这种流行科技产品既不属于“婴儿潮”一代也不属于“逆婴儿潮”一代，它属于“新婴儿潮”（EchoBoom）一代。

1977年，美国的生育率又开始上升，在1989年达到顶峰，当年出生人口自1964年首次突破400万。1977年到1994年，7200万个婴儿在美国诞生。这就是“新婴儿潮”，也可以说是“回音潮”。为什么呢？因为，“婴儿潮”一代的美国女性普遍推迟了自己的生育年龄。她们是美国第一批能够进入大学、进入职业行列的女性，她们花了更多时间在教育和职业上而不是结婚和生育。另一个促使“新婴儿潮”推迟出现的重要原因是1963年口服避孕药的出现，正好在“婴儿潮”的末期。人类历史上，女性第一次可以自主控制生育，而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许多美国妇女都是这么做的。因此，“新婴儿潮”是“婴儿潮”和“逆婴儿潮”女性只要一个孩子的结果，这一代婴儿大多数是第一胎。在80年代中期，女性又开始生育，但是都只要第一胎。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我前面提到过的技术革新，而这项技术革新却几乎完全被美国电影学者忽略了。那时，人人都期待着要看乔治?卢卡斯拍摄的科幻电影，他的科幻电影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电脑和数码技术，人们都期待着出现更先进的技术。但是实际上，好莱坞电影的变革来自一种在便利店花四美元就能购买到的技术――录像机“VCR”。1975年录像机进入美国，但是1975年到1983年间，录像机有两种互不兼容的制式――索尼的BETA制式和松下的VHS制式。用BETA制式的录像机无法放映VHS录像带，用VHS制式的录像机也无法放映BETA录像带。因此，1983年以前，只有大约10％的美国家庭拥有录像机。然而，1983年到1987年间，美国家庭的录像机拥有率从10％陡升到50％，其中80％增长量是在34个月里实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然，发生了很多事。首先，BETA制式的录像机不敌VHS制式录像机而被淘汰。其次，用家庭录像机录下电视节目被合法化，这是美国立法历史上重要的一页。第三，录像带的播放时间从1小时延长到了4小时，这意味着可以用一盘录像带录下一部完整的电影。最后，录像机的价格从1200美元降到了300美元以下。我和我妻子1979年结婚，当时我们花了1200美元买一台录像机，这可是相当大的一笔投资。1983年，我买了第三台录像机，才花了不到350美元。1983年到1987年之间，录像机一下子在美国家庭中普及了。这可以说是在美国历史上普及得最快的一项技术。我们知道，电话经历70年才进入50％的美国家庭，而录像机只用了13年，特别是1983年到1987年之间。

录像机的普及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为什么？因为录像带终于成为影视传播的新载体。最初，人们主要使用录像机录下自己想看的电视节目，在自己方便的时间观看。后来，这个技术使好莱坞改变了电影的发行渠道，录像带成为好莱坞电影发行的主要方式，电影录像带租赁业兴旺发达起来。1987年和1990年之间，多数的美国人宁愿到录像带租赁店租好莱坞电影回家看，而不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在很短的时间内，好莱坞就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发行电影录像带获得利润，问题是租赁录像带为制片商带来的利润是有限的。好莱坞以75美元的单价把录像带卖给租赁商，然后租赁商以3.35美元的价格出租录像带，他们只要把录像带出租20次以上就能挣钱。但是，销售录像带的市场容量只50万，这已经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录像带租赁店。在1988年，好莱坞的制片商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决定把录像带以家庭观众可以接受的价格直接销售给消费者。

1988年，电影“E?T”（《外星人》）的录像带以29.95美元的价格发售。环球公司卖出了1250万盘“E?T”录像带，获利2.4亿。事实说明以较低的价格把电影录像带直接销售给顾客所获得的利润是没有上限的。1983年到1992年，进行录像带直销发行的电影数量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到1992年，已经有2.07亿盘好莱坞电影录像带销售给美国观众。这是革命性的变化。在此之前，拥有一部好莱坞电影的拷贝是极其奢侈的。你还得拥有35毫米放映机和银幕，只有美国最富有的人才有能力在自己家里放电影。但是到1992年，好莱坞靠销售录像带得到的收入比电影院的票房收人还多。出租和销售录像带的利润是电影院票房收入的两倍。并且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美国人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越来越少，即使去电影院也不是去看电影，多数仅仅是为了感受一下电影院的氛围而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通过录像带发行，什么电影的录像带卖得最好呢？这些录像带的目标观众是像我这样的“婴儿潮”一代和他们的孩子“新婴儿潮”一代。假如把两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7600万和7200万人口相加，占了美国总人口的大多数。那么什么类型的电影在好莱坞的制作和销售中独占鳖头呢？迪斯尼，就是迪斯尼！从1988年开始，迪斯尼计划每年制作一部卡通故事片――Alladin《阿拉丁》、Pocahontas《风中奇缘》、LionKing《狮子王》、Muan《花木兰》、Tarzan《人猿泰山》、Dinosaur《恐龙》……其中“阿拉丁”创造了电影录像带销售的最高记录。1994年，美国十大最卖座电影录像带的前五名全部都是迪斯尼电影，而且进入十大的电影没有一部是R级，即只允许13岁以上人士观看的电影。相信大家对好莱坞的电影分级制都有一定了解。好莱坞发现他们可以从家庭观众那里赚取大笔的利润，因此在90年代像HomenLone《小鬼当家》这类电影脱颖而出。《小鬼当家》的制作成本是1800万美元，票房收入是2.85亿美元，在次年卖出了上千万盘的录像带。《小鬼当家》的成功为好莱坞电影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好莱坞电影进入了家庭电影时代。这些电影的目标观众是“婴儿潮”一代的父母和“新婴儿潮”一代的孩子们。于是，类似的电影大行其道，不仅仅是迪斯尼，其他的制片商也加入这个行列。像Ants,ABug’sLife,HoneyIShrinkTheKids,Babe,DoctorDolittle,JurassicPark,SmallSoldiers等等，所有这些电影的共同点就是都不被列为R级，可以全家老小一起看，而且录像带销售收入毫不逊色于票房收入。这一切促使好莱坞在制作什么电影、由谁来主演、讲述什么故事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90年代，美国的核心家庭（NuclearFamily）结构开始瓦解。核心家庭是指一对已婚夫妇和他们的亲生孩子，这曾经是典型的美国家庭结构。但是自60年代到90年代，这种家庭结构因为离婚率的上升而逐渐瓦解。离婚率居高不下的结果造成了再婚家庭（StepFamily）的增加。同时，未婚母亲的数量也持续上升，到1999年，未婚女性在生育第一胎的孕妇里占了大多数。这意味着美国家庭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家庭结构不再是基于血缘或法律联系，而是功能性的。家庭关系不是依靠血缘维系而是依靠形式。这种变化是怎样在好莱坞电影中体现出来的呢？家庭在好莱坞电影中被体现为社会中最重要的独立单元，这个单元不是由血缘或法律关系所建构的，而是由功能决定的。一个人成为父亲是因为他选择扮演父亲的角色，发挥父亲的作用。家庭关系由个人的选择决定而不是血缘。家庭仍然在9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家庭的结构不是核心家庭而是由任意的几个人组合而成的。至于家庭是如何组成的并不重要。90年代的美国，看电影成为体现家庭功能的一种形式。消费文化主导者扮演家庭角色的方式，最典型的方式就是购买一盘关于家庭的电影录像带然后和家人一起看。在大家一起看电影的这个过程中家庭就成其为家庭了。

好莱坞还发现，不仅看电影录像带能帮助实现家庭功能，购买与电影有关的专利产品也是一个有效方式。例如迪斯尼就生产大量的电影附带专利产品，而且大多数都在中国制造的。生产电影专利产品平均每年创造700亿美元的利润。65％的专利产品是为儿童制造的。而好莱坞电影的票房总收入每年只有70亿美元，仅仅是专利产品利润的十分之一。可以说像《星球大战》导演乔治?卢卡斯已不单纯是电影制造商，他还是专利产品制造商。《星球大战》每一集电影的发行都是与其相关的电子游戏、塑胶模型、T恤、玩具等等专利产品的生产密切配合的。乔治?卢卡斯的拍摄动力不是电影本身，而是为了保证注册商标的商业价值。

电影业的变革要求我们的电影研究方式也随之变革。在电影制造史上，电影制造目的不再是吸引人们到电影院去看电影，而是吸引像我这样的父亲去给自己的孩子购买电影专利产品。因为孩子并不在意电影本身，而是自己的玩具。想像一下好莱坞下一个发专利产品之财的机会在哪里？当然是HarryPotter《哈里?波特》）。哥伦比亚公司已经准备拍摄电影《哈里?波特》，制片人正是《小鬼当家》的同一人。因此，我们研究电影的方式必须革新，好莱坞电影业已经进入尾声，电影业死亡了。人们不再到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能存在下去只是因为美国人热衷于在黑屋子里吃爆米花。我们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如何命名这门研究电影的学科。它既包括传统电影研究的所有内容，也包括从电影本身到我女儿的睡衣、麦当劳的儿童套餐、中国制造的儿童玩具等等……这一切电影的副业都应该包括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这不仅仅是对电影的研究也不仅仅是对媒体的研究，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呢？

回答听众问题

提问：国际市场对好莱坞有多大的影响？您不认为广大的国际市场仍然足以使好莱坞继续生存下去吗？好莱坞电影并没有死亡。

回答：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的演讲中的确没有涉及到这一点，谢谢你帮我指出来。国际市场对好莱坞的确是很重要的。另一点我刚才没有提及的是，好莱坞之所以继续为电影院制作电影是因为“新婴儿潮”一代正渐渐长大，青少年的数量将在人口中重新占据主流，正如我这一代人年轻时的情形。未来10年的趋势都是如此，所以现今像AmericanPie（《美国派》）、IKnowWhatYouDidLastSummer（《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在做什么》）、There’sSomethingAboutMarry（《我为玛丽狂》）等等电影和我刚才说到的电影并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好莱坞拍这些电影呢？因为，13岁到25岁的白种男孩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正在上升。为了使今天的话题更全面，应该补充谈谈国际市场和正逐渐长大的“新婴儿潮”一代。“新婴儿潮”的孩子总会长大，他们将为电影业带来阶段性的繁荣，但是，无论如何，好莱坞电影再也回不到过去的以电影为本的辉煌时代了。原谅我不能直接回答国际市场对好莱坞的影响，不过我所了解的是有些好莱坞电影是专门为了投放国际市场而制作的，如果没有国际市场，有的电影明星像阿诺德?施瓦辛格也许会失业了。因为这些电影在国际市场上赚的钱比国内更多。我不敢肯定刚才所运用的人口统计理论是否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好莱坞电影市场，这仅仅是美国的现象不是国际现象。

提问：好莱坞电影是占据主流地位的，那么国际电影的趋势会不会走美国一样的道路呢？

回答：我不敢肯定，但是肯定是不会完全一致的。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口变化和妇女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意大利的人口出生率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意大利是个天主教国家，它的人口变化完全是因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是区分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来进行。

提问：电影《卧虎藏龙》在奥斯卡获奖，这是否意味着外国电影进入美国市场？

回答：这是有可能的。而且据我所知《卧虎藏龙》在中国并不受欢迎。这部电影的导演李安还曾经导演过《理智与情感》这类与他个人文化背景大相径庭的电影，美国味十足。《卧虎藏龙》正是以西方的方式诠释的东方故事，以异国情调来吸引美国观众。美国人对中国电影很陌生，他们对电影的期望仅仅是异国情调，因此《卧虎藏龙》在美国受欢迎。而中国观众对这部电影有其他的期望，当他们发现实际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时，这部电影也就不会受欢迎了。尽管我是在研究现代电影，但是我本人还没看过这部电影。我的学生建议我去电影院看，因为《卧虎藏龙》的视觉效果很强。但是每次去电影院我都得带着6岁的女儿，当然只能看她爱看的电影。现在只能等《卧虎藏龙》发行录像带了。不过，我认为这部电影极大地开阔了美国观众欣赏外国风格电影的眼界。美国观众所熟悉的成龙、吴守森的动作片并不能代表中国电影的风格，他们体现的更多是香港风格。

提问：您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解释了好莱坞电影业的衰落，但是我还听说过两种说法是：好莱坞失去了想像力和社会责任感。

回答：你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好莱坞制片商的想像力缺失，二是好莱坞制片商的社会责任感缺失。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好莱坞电影只有四分之一能实现收支平衡。如果你想烧钱，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电影，因为你只有四分之一的机会能收回成本，能不能赚钱还是另一回事。因此，所有的好莱坞制片厂所竭力追求的就是降低风险。如何降低风险呢？就是制造具有最大进入市场机率的电影，或者制造人人都愿意自己的兄弟一起去电影院看的电影。例如，耗资1亿美元拍摄的Titanic《铁达尼号》，它是历史上第一部票房收入以10亿计的电影。不仅投资可观，他们对演员的挑选也是周密策划的。为什么选择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主演《铁达尼号》呢？因为他们最吸引十几岁的女孩子。为什么《铁达尼号》获得如此成功呢？因为这部被定为PG13级的电影，吸引13岁到25岁的人观看。只要年满13岁就可以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这对《铁达尼号》而言十分重要，因为正是这些13岁以上的女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到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

制造艺术电影也是可以赚钱的，例如独立制作的电影，但是前提条件是尽量降低成本、降低风险。例如《我为玛丽狂》，它的制作成本是200万美元却赚了上亿美元的利润。我们还必须了解一点，其实所有制片厂都属于像默多克这样的大型的跨国公司。所以电影制造只是各个大型媒体帝国里的一小部分而已。制片商的运作总是与母公司的其他产业密切配合、是为其他产业服务。同时电影制造通过与电视、网络、软件、电子游戏等产业的合作来降低自身的风险。

至于好莱坞电影的社会责任感，比较婉转地说就是“胡说八道”！我不认为好莱坞电影是出于社会责任感，他们只考虑商业利益。我们不能指望靠好莱坞电影来管束什么先进的家庭观念。

提问：中国每年从好莱坞进口10部大片，票房收入比国产电影要高，怎么说好莱坞电影死亡了呢？电影是人类梦想所在，好莱坞电影所创造的美和力量是其他电影无法取代的。如果说好莱坞电影终结了，那么谁能取代它呢？

回答：我这个演讲题目或许有点煽情，我并不是说好莱坞电影终结了。过去我们认为好莱坞电影业是为美国电影院的观众提供电影的，制片商心目中的观众是13岁到25岁的白种男孩。我要说的是，这个逻辑已经站不住脚了。好莱坞电影仍然存在，人们仍然会去电影院，但是在电影院放映电影的作用改变了，超出了电影业本身并成了其他产品的广告。

提问：我想知道您将如何回答您在演讲结尾提出的问题，研究电影究竟是哪一门学科？

回答：我在美国研究所工作，因此有机会对美国家庭结构的变迁有所研究，有机会研究美国家庭和文化在过去25年里的关系。电影研究包括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等，如果一定要说是哪一门学科，概括地应该说这是文化研究。问题是，文化研究在美国必须有明确的含义、明确的文字解释。我要求我的学生要注意日常生活、思考电影、电视与个人的关系。

提问：您所期望的电影是什么样的？您最喜欢哪一部电影？

回答：短时期内，美国的电影仍然是以家庭观众为目标，“美国派”会不断地有续集，青少年观众将成为主流。长远来看，我不能确定，20年后电影院都不知道是否还存在了。

至于我最喜欢的电影，应该说是对我人生有触动的电影。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与电影密切相关的人生经验，关键不在于电影本身而在于和你一起看这部电影的人。在我的人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电影是“SoundofMusic”（《音乐之声》）。为什么呢？这大约是1965年的电影，当时我16岁。我是乡下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音乐之声》在离我家20英里的一个大城市里上映。那时候我梦寐以求的事就是和一个家里比我富有的女孩子约会。我惟一能想到可以打动她接受约会的办法就是带她到市中心去看《音乐之声》。因此，我们的电影研究是应该和每个人的生活联系起来，把研究建构在这些电影、电视、音乐、电子游戏和个人经历的关系上。我要求我的学生每看一部电影都要写感想，我为他们布置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你最喜欢的电影”。他们所谈到的并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个人经历，比如“我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提问：《花木兰》是一部以美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电影，您认为这是好莱坞变革的一种模式吗？

回答：我对中国了解不多，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迪斯尼仅仅是利用了这个故事的内容而已，与中国文化无关。因为这是讲述一个女孩扮成男孩的故事。一般认为吸引男孩进电影院比吸引女孩要容易，因为女孩会去看男孩的电影而男孩不会去看女孩的电影。因此，迪斯尼考虑的是什么故事能同时吸引女孩和男孩，而《花木兰》正是他们想要的故事。

提问：什么中国电影能进入美国主流市场？

回答：中国电影能进入美国市场。世界其他电影业所面对的问题是美国电影市场难以进入。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投资拍摄《铁达尼号》这样的电影，也没有其他电影市场能为这部电影带来数以10亿的票房收入。好莱坞电影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其他国家的电影业。其次美国的媒体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绝缘体，我们看的外国电影比你们看的美国电影要少得多，美国电视台的黄金时间从来没有播放过一个外国节目。中国电影并非在美国电影市场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它可以拥有一部分特定的观众。中国电影业必须首先在国内发展起来，在国内市场能赚到钱才能保证在美国市场上不赔钱。

提问：您说20年后电影院可能会消失，有没有可能是被新型的电影院代替了呢？

回答：这是有可能的。电影院不一定非得用来看电影。首先，技术的发展使电影可以通过数码技术来拍摄存储；其次，数码技术使通过卫星传送电影成为可能。只要解决了传输过程的信息保密这就是可行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卫星传输电影以外的东西到电影院，比如棒球比赛、拳击比赛。这样电影院就能继续生存下去，人们仍然会到电影院去吃爆米花，只不过不一定是为了看电影。

韩国副总理访问清华大学演讲

田允

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近1/3，我们注意到2001年全球十大港口吞吐量亚洲占六位。其中包括韩国的釜山和中国的上海。

田允　，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

5月14日上午九点，清华大学200余名同学在中央主楼接待厅听取了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田允　先生题为“中韩两国建交十年来的经济合作回顾、探求建立新的合作模式及长期经济合作方案”的精彩演讲。清华大学院长赵纯均教授主持了这次演讲。

田允　先生在演讲中回顾了中韩两国建交十年来的经济合作，并对未来两国合作提出设想。他认为，未来中韩合作不应仅仅是经济合作，还应包括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奇qinkan.net书]，并指出大学的合作与交流是未来两国合作的基础。

田允　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对中国加入WTO和主办2008年奥运会表示祝贺。他高度赞扬了清华人在中国的腾飞与发展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针对中国出现的“韩流”和韩国出现的“华流”，他认为这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时代的潮流。他希望未来出现“韩华流”，作为合二为一的文化。

在演讲中，田允　先生殷切期望清华学子小到个人未来的设计，大到国家计划，在各方面承担起加强友邦关系的重任，将祖辈留下的交流遗产发扬光大，衔接十年来两国交流的经验。他特别两次提到愿意为中韩大学生的交流与合作起到桥梁的作用，并表示对中韩两国未来合作发展的良好势头充满信心。

清华大学37期、38期工商管理班三名学员分别就韩国主办世界杯比赛对韩国经济的作用、韩国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和对中国的建议以及中韩两国在世界物流中心体系当中的地位等问题向田允　先生提问。

演讲开始之前，清华大学副校长岑章志、经管学院院长赵纯均热情接待了韩国副总理田允　，双方进行了短暂而友好的会谈。演讲结束后，清华大学副校长岑章志与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田允　交换了礼物。田允　副总理向清华大学赠送了即将开幕的世界杯足球赛的足球模型和一台三星最新款背投电视机。

现场提问：

问：副总理先生你好。韩日两国共同举办世界杯比赛对韩国经济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请问韩国准备采取哪些重要措施来加强这种作用？

答：肯定对韩国经济会有积极的作用。的确能带来经济效益。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比赛的安全和顺利。我们更重视的是希望通过世界杯比赛这个全球几十亿人的盛典展现韩国人民的友好热情和亲切好客，展现韩国欣欣向荣的发展。

问：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韩国是深受其害的国家之一。但在此后的四年，韩国进行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使韩国经济得到很快复苏。请问副总理先生，你们对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有什么好的做法，另外，对中国有什么好的建议？

答：原因之一是过盛的投资引发危机，二是金融业未能对制造业提供应有的帮助。政府的宏观经济不健全，有不妥之处。危机后在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500亿美元，已经归还部分贷款并准备提前归还38亿贷款。值得庆幸的是韩国经济从低谷走向逐步回升。经验是忍痛进行了全国人民有切肤之痛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效果。2000家银行有600家关闭，30个大型企业有16个关闭，其中包括大宇公司。

问：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近1/3，我们注意到2001年全球十大港口吞吐量亚洲占六位。其中包括韩国的釜山和中国的上海。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物流业异军突起，在建立和形成亚洲物流中心的进程中，请问副总理阁下，韩国政府有何重大措施促进中韩物流行业的进一步共同发展，同时在将来的世界物流大舞台上，中韩两国将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刚参加了亚洲开发行的35次年会，中韩都存在产业结构和投资的不合理，中韩国两国制造业占全球较大比重。希望得到改善，避免重复投资。刚刚成立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会可以促进进一步交流。

戴尔总裁在清华大学演讲及回答学生提问

迈克尔?戴尔

如果我20岁的时候，我更想在中国呆着。因为最有价值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

迈克尔?戴尔，1965年生，从小生长于美国休斯顿中上阶层。上中学时迷上电脑，后遭父母之命进入德克萨斯大学学医，大学二年级因过度迷恋电脑和立志在PC机领域有所建树而退学。一开始，戴尔把印有自己名字的成品机卖给用户，1988年开始，戴尔的名字受到华尔街的关注。1988年，戴尔已经成为德克萨斯州的首富，当时他拥有净资产43亿美元。而现在，他是40岁以下的亿万富翁里的首富！截止到2001年6月，过去的4个财季中，戴尔公司的年销售额达217亿美元，市场份额在全球名列第二，是增长最快的计算机公司。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中名列第210位。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在上海有这样的机会，也和学生见了面，进行了演讲。我非常高兴，受到了学生们非常热情的接待。互联网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如果大家想想，任何经济的运转方式都与互联网有关的话，这是什么一种景象。

戴尔公司目前的市场增长率是44％，而IBM、SUN、康柏的增长率只有11％，戴尔公司是业务上的明星。亚太地区的业务增长最快的是中国的业务，去年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50％，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非常惊人的。如果从互联网活动本身来看，大家就知道，大概三四年以前，我们确定了这个目标，我们希望把40％的业务放到网上，当时被认为是非常雄心勃勃的预测，因为当时在网上只有3％到4％的业务量，在去年第四季度我们就实现了那个目标。每天大概有400万美元的交易是通过Dell.com网站上进行的，一周工作日不是5天，而是7天，今年的收入可以达到30亿美元。我们认为．通过这个网站可以实现更多的营业额，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用本地的语言来建立这个网站，互联网公司是非常出色的，戴尔的GDP50％都是在网上进行的，美国只有2％。

各个机构都非常希望上网，互联网的基本设施，比如说服务器之类的投资，这也是戴尔公司开发的重点。导致这个事态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宽带通信，包括无线的高速连接，比如说卫星，或者说TSL，或者是有线，或者下一代的移动电信市场，这些系统都使得这些用户能使用宽带网来连接。

我非常愿意大家提问题，以便我们的讨论变成交互式讨论，并且使大家都对这些讨论感兴趣，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回答清华学生问题

提问：戴尔公司在中国的策略是什么？

回答：戴尔在两年以前，在戴尔客户服务中心也有销售和服务活动，负责中国的活动，至少覆盖了中国98％的商业活动。我们在中国制造产品，这个产品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戴尔公司已经在中国业务活动获得了成功，并且获得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我们正准备盖一个新的工厂，生产能力每年是100万台。我们准备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获得更多的份额，获得更高的收入。我们在客户满意度方面已经获得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发展，在戴尔公司提供的服务方面，赢得了客户的好评，我们也从PC杂志，以及业界的非常好的媒体方面赢得了很多奖项，这是我们重点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我们会继续作出投资。

提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戴尔公司是否计划购买中国的计算机公司？

回答：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计划，我们戴尔风险投资集团已经在中国公司做了一些投资。比如说新浪网，我们非常有兴趣在这个公司上进一步做投资，还有其他一些投资，大家也知道，包括开发Unix操作系统的，我们已拨7.5亿美元投资到这几家公司，我们也希望投资到那些有希望的公司。我们在合作上，尤其是在和软件公司和服务领域的合作方面还不多，但是，我们一定会和他们结成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做一些战略性的投资。其实用不着拥有这家公司，有时候只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就可以了。投资了7.5亿美元，作为一种孵化器，比如说新浪网的投资。

提问：对您而言，为什么选新浪网，原因是什么？

回答：第一要消费戴尔的产品，比如服务器，存储器，因为在新浪网，他们要用服务器，存储器，消耗量很大。另外一些公司，他们的产品能够为我们戴尔带来新的客户。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才能够全面合作，并取得成功。当然，对中国刚刚开始发展的IP行业，对我们来讲还有很多机会，还要寻找在中国和亚洲的更多的机会。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如果想开创更多的业务，我们也会检查这些业务计划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愿意来开创新的互联网公司？是愿意做传统公司，还是愿意做互联网产业？有多少人愿意做互联网产业？

现在电子商务发展非常快，你们现在互联网的在线订购，已经变成一种模式，我们现在想知道这些中间商会提供什么服务，他们并不一定要完全消失，他们有他们的强项。换句话说，假设，我是以传统的方式来做销售，然后，用互联网订购的方式，我个人面对挑战，我是愿意使用传统的方式迎接挑战？还是愿意使用在线的销售？举例来说，如果我想买书，通过在线买书，我就有可能不用到书店里去，因为到书店要花很长的时间。如果想开一家书店，让别人到这儿来买书，你要把环境创造得舒服一些，咖啡屋，或者有作者签名售书，或者是创造一个环境，让读者来买书。我们不是让中间商消失，而是重新制定战略，以便应对在线的社会。在线也会有中间商，会提供一些服务，特别是客户需要的特殊的服务。我并不是对所有的公司都具在线订购，你可以选择一批，比如说你制造发动机，不可能实现订购，因为不只是买汽车发动机，要买汽车。所以你可以使用互联网使汽车制造商和用户之间交流起来更为方便。所以，有些情况下，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产品应该是一个整合的产品，一个完整的产品。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戴尔先生，以您的观点来看，我们中国的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相比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假如你当选为清华大学校长，你希望我们这些学生有什么样的基本素质？

回答：如果我20岁的时候，我更想在中国呆着。因为最有价值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在这方面你们有很大的优势。美国的机会，在互联网的机会，是都在发生的。但是美国的经济已经完全发展了，对那些所谓的创始人机会不多了，当然还有。要创造新的企业，和在中国寻求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企业来说是有优势的。过去几年，我在中国看到，剧变的文化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这种文化发展得很好。要在美国、日本、德国，这种文化发展得不那么好，在美国，你可以犯错误，但是大家说没问题，你可以一边犯错误，一边学。你犯错误了，你不一定是失败者。在中国这种文化发展得很好，有时候可以利用风险投资做一些事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以便让中国的社会适应新的世界，有新的发展。

作为大学而言，我刚才已经讲过，我当清华大学校长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是你们也知道，我个人对网络和对信息技术是充满着热情的，因为这是我们要取得成功，以及在商业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基础。所以，我要强调的是，不仅要掌握这些基本的技能，同时，还要获得一些学校的思想，如何来改进网络，如何来促进网络和信息时代的发展，如何使得电子经济得到发展，并且能够从这种经济网络上获益。我觉得，大学如果和一些领先的机构合作，让学生掌握这些机构最好的行为和方式，同时让这些机构也可以从大学中获得最好的学生，这是一个很好的相互作用。我听说你们大学中有很多好的事情，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强调信息技术，并且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对一个企业而言，能够让你在机构当中，通过应有的使用，大家能够进行畅通地交流，从过去那种逐级的传统管理方式进入到一种新的方式，让人们能够迅速发挥出各自的能力，这是最佳的。

提问：我也是年轻人，现在是学生开创公司的活动的代表，您能给我提一点什么样的建议呢？

回答：首先，你一定要愿意做事业，要有想法。但最重要的是倾听客户，了解客户需要什么，这样你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工作，而不仅仅是我们觉得客户会想要什么，自己来推出一种产品，来实验客户是否需要。很多公司都犯同样的错误，总是在实验室当中闭门造车然后造出东西以后，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这个最漂亮的孩子却没有人愿意买。道理很简单，你应该首先从客户着手，能够准确地了解客户需要什么，找到那些充满激情的客户，特别是如果客户认为你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激情，这时候事情才能成功。

提问：如果您跟我们一样是大学生，有谁愿意来帮助您渡过难关呢？

回答：当时没有人愿意帮助我。实际上在前两年半当中，我们公司都没有多少投资。从一开始的时候，我门的业务赚钱，赚来的钱又投回企业中去，不像现在你问突然能够得到25万的风险投资。我们当时没有，所以，我们确实经历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时期，就是为了开创新的企业。

我的朋友，我的家庭，他们给予了我很多激励和支持。另外，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做法受到了客户的支持和接受，这也是一种鼓舞。

提问：你是认为应是大学来付费和投资，还是公司进行付费和投资，以便让学生高速接入互联网？我想还是让学生免费使用这种服务，就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首先公司为了广告宣传目的，让学生免费试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学生能否得到第一手的服务，而且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可以替你们做广告。

回答：我认为不能完全免费地提供这些产品，但是我们要使我们的产品有竞争力，让学生试用。我认为大学也应该作出一些承诺，应该认识到新技术的重要性，并且提供这些工具，我认为，这是我们这所大学的一个重点，但是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并不是说做这些事情很容易，我们愿意做我们的工作，以便实现这一梦想。但是我认为这些梦想会实现，越来越多的大学会提供这些设施。

提问：在中国的情况是非常让人不好意思的，我们的学生上网站，速度非常慢，而且难以忍受下去的。在美国这一切却非常顺利，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以便让我们改进我们的网络速度。您也知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花很多钱来提高网站的速度，您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来提高我们的网上运行速度。

回答：你的建议非常好。现在已经有几家电信公司要在一些主要的商业中心周围来敷设一些光纤环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互联网中心联系起来，不是用36K的调制解调器，可以用光子来传输信号，每秒的速度是以亿来计算的。清华大学应该提出要求，要求能直接进入光纤的环路，这样所有学生都可以获得非常高的速度。如果你们用戴尔的服务器，也可以极大提高它的性能。

提问：只投资于一种领域并不是成功商人的投资方式，很多成功商人都把资金投在IT的很多领域，您有什么看法。您是否认为成功商人应该有多个投资点，或者把资金放到不止一个领域中。

回答：我不认为应该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还有很多领域，比如说生物技术，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领域。应该把计算机和生物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在今后10到15年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并且人的各种基因可以治疗一些可怕的疾病和传染病，所以这个领域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让人兴奋的领域，我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做那些父母要你做的事情，不是父母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而是应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提问：您是否认为，BtoB的模式会成为电子商务或互联网的主要方式？

回答：这是毫无疑问的，企业对企业的交易，比企业对消费者的交易量大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就像整个经济一样。网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对企业的交易。大约有82％计算方面的开支是企业对企业，只有18%是企业对消费者的开支。

提问：财富取决于公司的股票，如果出现了什么情况，价格降下来了，也许你会失去你大部分的财产，您是否想过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您会怎么做？

回答：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们的公司业务情况非常好，某一天股价会下降，某一天股价会上升，但是总的来说股价总的趋势是向上扬的，所以我不担心。

提问：我是《中国网络周刊》记者，有两个问题。第一，我希望了解威尔公司会在中国投多少资金。第二，您认为，戴尔在线订购的方式在中国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回答：我刚才也说过戴尔在中国的发展速度是250％，对手戴尔公司的障碍，就是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我们的基本设施，满足这一迅速的增长，并不断招聘新的人才。戴尔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会有几个不同的方面，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销售和支持的网络，覆盖整个中国，我们在中国的工厂也在不断投资于一些公司，如说新浪网。我估计在明年会做更多这方面的活动，更重要的方面，戴尔公司是由一些中国关键的供货商，作为一个供货基地，向整个世界出口，我们在这方面是以几十亿美元来计算的。我认为我们总体的投资会有增加的。

提问：我是中国大学的学生，您认为您的工作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第二，你们公司提升的制度是怎么样的？

回答：我们内部员工的素质是这样的，要有创造性，有创新性，要有新的想法。有主动性，自己能够不断有新的想法，开发新的产品，不一定要等上级下命令。他们能够和他们的同事进行合作，我们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自治的，有自主性，我们给某一个人升职，并不是说这个人担任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他们升职是根据人的能力，不是根据时间，是基于能力的升职制度。

提问：BtoB的模式有了很大的发展，您是否认为你新的模式会受到影响？

回答：我不认为BtoB的模式会消失。在互联网中，如果你们公司的业务与上不上网没有关系，如果是不好的公司，即使上网也是一个不好的企业。在美国有一家公司，这个公司的战略就是在网上卖东西。他们的利润率是1.8％，如果你们懂经济学的话，你们应该知道这是非常不好的。总利润率1.8％，根本不挣钱。在网上卖东西，至少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新鲜，什么都卖，从烧烤的设备到笔记本电脑，他们是卖其他人的笔记本电脑。他们的股价一开始是20美元，后来上升到60美元，现在跌到了3美元。因为市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公司不好了，并不是因为在网上，还是在传真机上开办什么业务，不好的公司就是不好的公司，因此，互联网并不能够替代一些人们传统印象上对于利润率和效率的重视，并不是所有上网的公司都会获得成功。大部分上网公司都会失败的，重要的是能够制定出使之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BtoB，还是BtoC，必须有很好的公司，不管你是怎样运转你公司的业务。

提问：我是计算机信息报的记者，中国在IT信息技术方面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在哪儿？

回答：我认为，优势就是中国有大量的资源和大量的技术人才，中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如果一个国家非常小，很难发展全球性领先的公司，因为基础非常小，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总的来说，在一些小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优势是国内市场非常大，各公司如果有大量的国内资源，这就有机会取得全球的竞争优势。劣势，我认为，就是有关时间的问题。美国一些公司在早期阶段，有领先地位，但是这些公司不一定理解文化。如果看看内容，德国公司并不是全球性的公司，他们领先性的公司，都是本地的公司，这也表明对本地的情况，对本地文化的理解非常重要。

提问：人们应该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我是一个学生，如果我也有一个好的想法，我是不是应该休学，组建自己的公司呢？

回答：你的系主任也许会对我的回答非常生气。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我休学了。如果有一个让你兴奋的项目，你应该按照你自己的路子走下去。

提问：公司在得到客户订单的时候，用多长的时间怎么根据客户的需要准备产品？第二个问题，对于联想这样的公司，您有什么建议？

回答：我们定单的周期要取决于定单的类型和复杂性，如果定单是在白天下的，下午或晚上下到工厂，工厂的周期平均是7个小时。90％的定单都是低于10个小时的。很多订单都是在2到3个小时之内，主要是运输的时间，要取决于路程的远近，一般是五六天。联想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力非常强的竞争对手，但是幸运的是，中国市场非常大，并不是只有一家公司会取得成功。戴尔公司做互联网的产品，做服务器、存储器非常有经验。联想公司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对手，我们对他们非常尊敬。

提问：您喜欢看电影吗？您认为《黑客帝国》怎么样？它的情况某一天会实现吗？

回答：《黑客帝国》最近获得了三个大奖，很多奖与计算机动画有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它所有计算机的动画都是用戴尔计算机来完成的。现在我非常喜欢看这部片子，我认为那部片子非常酷。这是一个科学幻想，我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希望其他制片人也采用我们的工作站。

提问：我是微电子研究所的学生，您知道在上一个世纪，计算机大大改变了世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经济形势，您怎么看？互联网会改变PC，还是PC仍然会在互联网上占主导地位？因为计算机在所有的地方都支持互联网。第二个问题，您的公司会投资于哪一方面？

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谁都不那么重要，因为最最重要的是信息。三年以前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PC还是互联网更重要？我可能会说PC，可能有人还会说互联网更重要。其实他们都是工具，目的都是为了获取信息，信息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某一种工具重要。

我们看到互联网的成功与PC机的成功，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个人觉得，有人说PC机和手机结合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手机上的屏幕大小了，信息展示量有限，只能是通过电话来展示一部分信息。要充分使用互联网，需要一个更大一点的屏幕。这么小的屏幕，要打字，太难了。

提问：生物科学非常重要，我想提一个小小的问题。信息技术发展很快，您认为生物技术发展会怎么样？这两种学科会有合作吗？在哪个领域会进行合作？

回答：这两种技术都非常重要，一个像我们的大脑，一个像我们的心脏。如果两者结合在一起，再好不过了。我刚才已经讲过，人类基因的研究，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医学上存在的问题，比如癌症，或者说一些可怕的疾病。如果能够结合起来，确实是能够让人兴奋不已的。如果没有计算机的技术就实现不了生物技术的更大进步，这两个科学领域都很有意思，在生物技术方面，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多的创造。在计算机领域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大的进展，无论是光束、光波，半导体。生物技术是完全开放的领域，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有很多非常微妙的领域。可以改善生活条件，解决一些病症。

提问：1999年的时候你曾经在上海讲过，有一天你要在中国开办一个互联网企业，你现在有这么多钱了，为什么不来？在你看来，今后你们公司的发展哪一方面更为重要？

回答：我个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有很多原因，第一条是我不会讲汉语，这是一个劣势。另外有四个孩子需要照料，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很好，我不愿意让他们重新搬家。另外，我们公司投资，是在我们业务方面进行投资，在新浪进行投资，在新的领域中有一些新的创造和发展，在我们的业务模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并不仅仅依靠某一种框架，我们需要听取客户的意见。技术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的应用，要了解客户的需求。重要的是我们戴尔公司能够做一些为客户服务的软件平台，还有更重要的是跟客户紧密的联系。

提问：戴尔先生，您是否愿意在中国建立投资公司？研究人员同专业活动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兴趣。

回答：如果我们有必要来创造这样的东西，我们当然会做。不仅仅为中国，也是为我们公司开展各式各样长期活动。公司和大学联系很重要，不仅仅是能够有新的思想，而且可以把人才纳入到商业活动当中。而且大学的研究可以放到实际生活和实际社会之中来进行。

提问：做生意是为了挣钱，但是有一些服务部门不挣钱，但是对社会有好处，戴尔对这样的服务是什么态度？比如我个人是学习数学的，数学在社会中不容易赚钱，但是对社会却有贡献。

回答：当然，做生意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把生意做下去，当然要挣钱。但是我们也希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拿出一部分投入到社会中去。我们公司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影响整个世界。我们戴尔公司创造了戴尔基金，解决一些美国当地的问题。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国际IT&管理人才

卡尔?西蒙

信息技术、智能建筑将是未来中国市场最热门专业。WTO，2008北京奥运为中国市场带来了无限商机。中国急需具有国际思维、国际知识、国际素质的IT人才。

卡尔?西蒙（ARLSIEMON）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82年开始担任西蒙家族的第四代掌门人（西蒙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ARL被IT界认为是一个具有非凡领导才能、极具个人魅力的成功企业家。自他担任西蒙掌门人以来，西蒙公司在全球的业务迅猛增长。今天，西蒙的销售及服务网络已遍及全球，在美国、英国、南美、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新加坡、日本、俄罗斯等地设有服务机构。即使在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的今年，西蒙全球的销售额仍然稳定增长。CARLNSIEMON先生积极倡导“服务、质量、发明、价值”为先的最高理念，信奉人性化的企业管理模式。他成功的企业运做模式，使西蒙公司迅速发展壮大。作为全球IT领域最著名的通讯布线领导厂商，西蒙公司被喻为“茁壮成长的长青树”。在最新排行的财富前500强的世界权威机构许多都指定西蒙经典品牌。在中国，西蒙的重要项目达数千个。在全国大型布线工程市场中，西蒙位居第一。

美国西蒙公司总裁CARLNSIEMON(卡尔?西蒙)先生清华演讲引起轰动。

2001年11月5日，由清华大学及CCTV-2“商界名家”节目组联合邀请，美国西蒙公司总裁CARLNSIEMON先生兴致勃勃来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国际报告厅，与聚集在场内的400余名热心的观众进行“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国际IT&管理人才”的对话。真诚表达西蒙公司对中国WTO及IT人才的关注。本次活动受到美国商务部的关注，美国使馆商务处的副参赞DENNYBARNES先生到会致辞。

2001年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在目前狂热的经济大气候下，惟一不变的也许就是变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西蒙公司经历了无数的变化。有失败有成功，但最终以“服务、创新、质量、价值”这一崇高的理念而获得巨大的成功，成为通讯布线领域的佼佼者……21世纪的今天，西蒙将以一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良好信誉作保证，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的中国提供西蒙最好的支持与服务。”

“服务、创新、质量、价值”是西蒙品牌成功的秘诀。

1903年美国西蒙公司提出了“Service(服务),Innovation（创新）,Quality（质量）,Value（价值）”这一公司经营理念。在21世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理念仍然是最时尚、最经典的。因为它涵盖了一个成功品牌――西蒙（SIEMON）从“产品开发、销售到用户服务”的良性循环全过程。

今天，西蒙的销售及服务网络已遍及全球，在美国、英国、南美、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新加坡、日本、俄罗斯等地设有服务机构。即使在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的今年，西蒙全球的销售额仍然稳定增长。我们积极倡导“服务、质量、发明、价值”为先的最高理念，信奉人性化的企业管理模式。成功的企业运做模式，使西蒙公司迅速发展壮大。作为全球IT领域最著名的通信布线领导厂商，西蒙公司被喻为“茁壮成长的长青树”。在最新排行的财富前500强的世界权威机构许多都指定西蒙经典品牌。在中国，西蒙的重要项目达数千个。在全国大型布线工程市场中，西蒙位居第一。

对人才的关注及培养，是西蒙成功的另一秘诀

西蒙公司一直关注对人才的培养。每年定期对美国康州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为康州培养了大量的IT人才。西蒙公司也非常关注在职人员的培训。拥有不断进步的高科技员工队伍对于西蒙公司以及公司的未来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继续对所有员工进行培训保证了西蒙公司在业界的领导地位。

西蒙公司还将成功的理念带给了全康州的企业。西蒙为康州人们捐献了一个在职培训的场所，并联合康州其它几个地区的商业和教育机构，共同建立了一个OWL在职教育的中心。这个中心为在职员工进行培训，这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单独对员工进行教育的本地公司节省了资源。这项联合教育的投资方包括美国西蒙公司、美国康州劳动部、美国政府及企业高层商会以及地方大学等。西蒙公司承担了大部分投资，并捐献了部分坐落于康州西蒙商业区的普林斯顿中心，以及用于教育培训中心的新设备。

西蒙公司在中国也非常关注对未来IT人才的培养。曾在1999年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智能化建设实验基地――上海同济大学赠送了一套综合布线示教系统，培训学生综合布线系统的安装设计。CARLSIEMON此次访华，将赠送另一套布线实验室给北京林业大学，以配合该校正在筹建的中国北方地区先进的“智能建筑技术试验中心”，以培养未来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系统集成公司、监理公司的技术人员。

信息技术、智能建筑将是未来中国市场最热门专业。WTO，2008北京奥运为中国市场带来了无限商机。中国急需具有国际思维、国际知识、国际素质的IT人才。而信息技术、智能建筑将是未来中国市场需求最大、最热门的专业。综合布线作为通信基础设施，将作为智能建筑的重要一门课程在学校讲授。目前，清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林业大学等都已开设了综合布线这门课程。

西蒙在中国的发展计划

?关注WTO、2008北京奥运

?积极倡导“宽带互联集成”布线理念

?积极推动未来布线大趋势：六类+光纤布线解决方案

?加强对代理商的服务培训计划

?加强六类布线市场国际化的安装设计理念。西蒙在教育行业的主要用户：清华大学、北京市教科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洋国际学院、山东五所高校校园联网、首都图书馆新馆、江苏省委党校校园网、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宁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河南农业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广州师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学院、东南大学逸夫馆、安徽大学图书馆（六类）、温州东方学院、云南大学、广州培英中学、云南玉溪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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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软件运动和GNU

理察法?斯德尔曼

一个正常的社会只有在良好的心态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也是许多宗教信仰鼓励乐于助人的原因，因为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非常重要。

理察法?斯德尔曼是著名的自由软件运动领袖、GNU（自由软件协会）组织的创始人，是自由软件的精神领袖，是无数程序员和用户心中的“最后一个真正的黑客”、自由软件的奠基人。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中国。看到在座的有这么多自由软件的爱好者和追随者，我感到自由软件在中国有很大的潜力，你们将是中国自由软件未来的希望。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自由软件和GNU的发展。

使用软件的规则

当人们要问：这个社会使用软件的规则是什么？考虑这个问题的通常是软件公司的人，他们完全是出于自私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他们为了管制住别人不从他们身上拿走钱而制订这个规则。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关注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这些程序员们是在一起合作共同分享这些软件成果。正因为如此，我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的社团是这样工作的：我们会从斯坦福获取得新的程序软件，或者一些源代码去写一些更好的程序，来解决一些原有的问题。或者你可以用那些源代码去实现你的想法，写一段更好的程序，甚至你可以切下一段程序用于你工作的另一段程序上。人们把这个称为软件的再利用。这样你可以把一段程序用于很多方面，这是我们这个社团致力的方向，也可以称之为对人类知识宝库的贡献。

我们并不针对任何人，相反我们是为所有人工作的。我们这个社团包括MIT的实验室人员，还有像斯坦福和康尼伯格大学的人员，甚至一些计算机公司的人员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但我们这个社团与计算机使用者不同，我发现了一些计算机使用者最关心的问题。

打印机的启示

举一个例子，施乐公司当时送给MIT一台激光打印机，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因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MIT成为除施乐公司以外的惟一一家拥有激光打印机的单位。这台机器性能非常好，打印清晰度高，不像以往的打印机那样竖线会发生扭曲，线条打印得笔直、漂亮，它是由计算机控制的。

但它也有很多问题：如经常卡纸。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怎么办，以往的打印机也会出现经常卡纸、清晰度低的问题，我们无法改变打印速度慢、卡纸的问题，但我们是软件工程师，我们可以用软件来弥补硬件的不足。比如打印作业完成后，我们可以用程序提示：“您的打印作业已完成”，这样打印者不用再等多余的时间。另外我本人也专门写了一段关于卡纸的提示。一旦卡纸便会通过屏幕告知打印者卡纸了。或者打印机出问题了，系统会显示：“机器故障，需要修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必须马上去修理，也许不会马上有修理工来帮助你，但是有时会有两三个同事同时来到你的办公室，你们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共同修理。

事实上，我们把打印机当成整个系统的一部分，保证系统整体稳定运行。所以当新的打印机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想做类似的软件修改。可是问题出现了：新的施乐打印机是用施乐专有软件控制的，我们没有源代码，连最基本的修改都做不成。我们都是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可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人们对这台打印机感到很头疼。也许你打印后半个小时去看，却一张纸也没打印出来。又过了半个小时你去看，却发现一直在卡纸。于是你修理好了卡纸，回去又等了半个小时，心想这回成了，却发现打印了200页别人的东西，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然而最令我们感到头疼的是有人故意不让我们把这台机器做得更好。

他在背叛全世界。当时我听说康尼伯格大学的一位同事有这台机器源代码的拷贝件，所以我去了他在匹兹堡的办公室，想向他索要一份源代码拷贝件，他拒绝了，他说：“我已经承诺不会向任何人提供拷贝件”。我非常气愤，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扭头走了。这对于MIT的员工来说是一种悲哀，于是我们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机器也一直这样坏下去。相反这件事对我是个不小的触动。康尼伯格的那位工程师拒绝与我合作，也拒绝与你们合作，他是在背叛我们全体。

这是发生在1981年的事。只是因为他签署了一项不对外泄露协议，他在背叛全世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对外泄露协议，我是受害者，我的实验室也是受害者。很多软件工程师都会遇到被要求签署不对外泄露的协议，而且会有很多诱惑和好处会诱使他们这样做。人们会对自己做过的错事找各种借口，很多人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呢？但是我不会签署这样的协议，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我的实验室是受害者。尤其是你并不知道你会伤害谁，也许会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有人送给我一个很好的软件，但要求我不对外泄露，我会感谢他，但告诉他良知不让我这样做，我宁愿不要这个软件。到现在为止，我从未在已知的情况下签署过任何不泄露协议。

70年代AI实验室的成立可以说是计算机领域的悲剧，AI实验室开始编写专有的程序，使得我们原有的共享的源代码变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除非你签署了不对外泄露协议，否则根本无法在一台先进的计算机上工作，因为他们编写了ISS（不兼容软件系统）。我原有的社团环境已经不存在了。我将如何做？或许可以随历史潮流，也签署不对外泄露协议，并编写专有软件，我也可以此为生。但是将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我是在用一生建筑分割人们交流的高墙。我不能这样做。另一个选择是离开计算机行业，但很多程序员认为离开计算机会挨饿。但今天的美国仍有几百万人与软件无关。我的专长就是编程，我相信我会做一名很好的服务生。这也是谋生的一种方式，但我在浪费我的技能。

寻找另一种可能

我在寻找另一种可能，做一名程序员并能为这个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认为当时最需要的是开发出一套操作系统来改变这种窘境。由于当时的操作系统是专有的，而这是问题的起因，所以我决定从零开始，开发出一套操作系统，向所有人开放。

这个任务很艰巨，我不敢肯定我能完成它，但创立一个自由操作系统却是我的目标。问题是如何来设计这样一个操作系统。我知道有些程序写出来后是无用的，因为它只适用于某种类型的计算机，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到了便携式软件，这在1983年是非常领先的。我想做一个与Unix兼容的系统，让大家觉得用起来非常容易和方便。

下一步，就是起个名字。六七十年代曾经流行工程师愿意给自己的软件起一个别出心裁的名字。经过多种选择，我选择了GNU这个名字。这是我认为我在所有英语语言中最好的词汇了。再下一步就是找那些热衷于程序设计的人来开发它。我找到很多计算机厂商，问他们：你们每年使用Unix需要向Unix交几百万美金的许可费，为什么不拿出5万让我们开发新的自由操作系统呢？如果很多计算机厂家都能这样做，我们就有足够的经费完成开发工作，一旦成功了，将收效巨大，达到100：1的回报，那岂不更好吗？

尽管有人对此表示出兴趣，但没有人愿意提供赞助。于是，我决定自己开始写作。我的目标是编写自由操作系统。

1984年1月份，我辞去了我的工作，我必须这样做，因为在MIT和美国其他大学你的成果是归学校所有的，而我的目标是编写自由操作系统，让大家共享。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过正式的工作。幸运的是通过编写自由操作系统，我到现在还没有挨过饿。

假若每一个程序都有其所有者，所有者都有这么一个规则：使用程序的人要么付钱，要么就不准使用这个程序。那么有些人会说：“好吧，我付钱使用这个软件。”有些人说：“我不买它，这太贵了，我不用这个程序了。”每次都会有人不使用它，这样一来，这个程序就得不到很好的利用，部分就被浪费了。因为设计、测试、发展程序到一定程度所需花费的精力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用户量得到了限制，那么我们做的工作就有部分会白白浪费。

但是社会上还有一部分是乐于去帮助别人的人。一个正常的社会只有在良好的心态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也是许多宗教信仰鼓励乐于助人的原因，因为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当我还是小孩子时，在学校里，教师会教育我们要“分享”，他们说你不能把带来的糖果一个人全吃了，要分给别的孩子，在中国也是这样吧？对此我并不奇怪。因为显而易见，乐于同你周围的人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们都必须被教育。现在在美国，政府所做的正好相反，要求学校里教师教育孩子们把东西“存着”，以前我们被告诉要同别人分享，现在孩子们却被告知“不要与别人分享”。分给别人是错误的，分给别人意味着你是一个傻瓜。如果我们都不愿意帮助周围的人的话，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我们难道愿意生活在那样一个人人自我，不愿帮助他人的社会里吗？

过去有人问我是不是没有人愿意为自由软件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免费软件，人们要无偿为它工作，因此造成了没有人愿意做和来做这件事情。15年之后的今天，我想已经有了答案，有些人是编软件拿报酬，但还有许多人却是即便没有报酬也在编写软件。我们编写出有用的软件，并让更多的人可以使用它，这就是自由软件的价值。自由软件的一大优势就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些程序总是不间断地更新。

当我写Emacs时，大家都在想如何改进它，例如有人会说我在这里有一个设想，另外就有人会说这个新的设想我能实现它，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接一个的程序出现，它们的出现是如此之快，我都赶不上了……我想在微软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人们改进软件是为了使它更有用，软件有用了，人们就开始使用它，开始改进它，这样的结果使自由软件更加具有可用性和可靠性。以往人们觉得自由软件不会起什么作用，但从今日事实看来，自由软件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在日常工作、教育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医院医治病人、美国警局记录时都采用了自由软件配置的系统，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系统永远不会瘫痪。这也是人们选择使用自由软件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从实用角度而言，开放源代码的程序也为商业提供支持。

当我们与商人谈的时候，自由软件支持商务也许是一个好的卖点，但是当我们与公众，与我们的系统用户谈的时候，或与我们的社团谈的时候，我们却没必要告诉他们这些，因为社会里自由的天性是最重要的，我们也要给他们选择的自由。

历史告诉我们，人们若想自由，惟一的方法是为自由奋斗，总有一些让你放弃自由的机会，人们总能听到“如果你放弃了这个自由，你就能得到某些好处”，总有一些人为了这些利益而放弃自由，所以假若我们要维护自由，就必须有珍视自由的人们。

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想要自由，就必须不懈地奋斗。在自由软件协会中工作的人说：“我坚持为自由软件工作，因为我想要‘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我赞成他们所说的，但我认为有些他们并未提到。在这里我必须阐明，自由软件工作与开放性源代码工作并不完全一样，两种运动有着很相似的目标，但其原因和其对公众所宣扬的主旨并不尽相同。后者无法达到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而没有其他人的帮助，软件将无法实现强大的功能和可靠性；另外，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将影响科学家们的相互合作精神，而正是这种合作精神使他们一起工作来提高人类的知识水平。这种精神曾经盛极一时，甚至当科学家们的国家处于战争时期的时候这种合作精神也普遍存在。

我曾读到一个故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军士兵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登陆，发现了一所房子，上面钉着一块写给美军士兵的牌子，上面说：“美军士兵，这里是一个海洋生物实验室，我们想把这里的标本学交给一位美国科学家，让他继续我们的研究，而不想由于这场战争使这里的东西被破坏。”每当我想到这些，我都会非常感动。而与这种合作精神相反，现在每一个公司的研究人员都以其他公司的研究人员为敌，这是一种科学的对立局限，使得每个地方都持续着内战，而这种状况在严重阻碍着技术的沟通和发展。我想这样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以上是自由软件有别于其他的原因，也是自由软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目前对自由软件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某些使用者可以自由地获得一个程序，则这个程序对你而言就是自由软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通常一些软件对一些使用者是自由的，但并不是对其他使用者而言。这看上去有些奇怪，我举个例子来说明：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X-Windows，它是MIT的实验人员开发的基于Unix的Windows操作系统，如果你从开发者手中购到X-Windows，则它对你来说是自由软件。但对于其他拿到X-Windows拷贝件的计算机厂商来说，他们使用的是Unix系统，他们将X系统加以改编并融合到自己的Unix上，再分售给购买者，它就受限于这个Unix系统。

那么出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况，如果要问X-Windows是否是一种自由软件，答案则取决于你从哪方面考虑。如果你从研发者处购得，你刚享有自由，答案便是肯定的；但如果你从大多数普通的软件使用者角度考虑，答案则是否定的，他们没有享有这种自由，因而X-Windows就不是个自由软件。研发X-Windows的人员的目标是成功的，他们希望X系统被广泛使用，而结果正如所料，X-Windows成为Unix系统下最标准的Wndows操作系统。

他们认为这很好，但我不那样认为，我们希望的是给予使用者自由。同时我意识到我的软件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找出一种办法，避免此种情形发生。

我的办法是自由拷贝

我把这种办法称为CopyLeft办，它是与版权（CopyRight）相对应的说法。我予以你拷贝的自由，并可以制作复本，但你如果发售复本，就要遵守没有再次限制的规则，使任何人可以从你处得到复件，也同时得到许可去做同样的事。软件到何处，自由就随之到何处，并且每个复本的使用者也得到自由。如同在美国的一项法律――不可让予的权力，意思是你无法彻底失去的权力，你不能放弃。自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失去它，就会变成奴隶，你是不能放弃这种权力的，除非你犯了罪……这就是说X-Windows应是所有人能使用的自由软件，每个人都应享有这种不能让与的自由。

我虽不能让所有的软件都成为自由的，但我可以运用CopyLeft来编我的软件，以给予你们这种自由。CopyLeft与编译程序差不多，要使用CopyLeft必须有一些给定的供给工具。在GNU系统中则是GNU一般公认许可，这是一种特定的法定语言编成的许可，目的是推广自由拷贝（C0pM）。我们还有一些在特定情形下适用特定软件的“自由拷贝”版本，并编写了“自由拷贝”软件操作手册。自由软件分为自由拷贝和不自由拷贝，支持不自由拷贝的人只是不积极，但他们仍很尊重他人的自由。我鼓励你们使用那些不自由拷贝的自由软件或与之合作，而以自由拷贝的策略来编写程序。

前途是光明的

我来到中国以后，知道有一些中国公司，他们在分售GNU软件，但没有执行其在GNU公认许可下的责任，对此我表示反对。我鼓励公司出售GNU软件的复本，但他们必须尊重你们的自由。在国际上，许多团体和个人都在分发自由软件，但他们都严格执行GNU公认许可，不遵守这个许可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将被驱出我们的队伍。中国的自由软件公司中，有一些在遵守GNU则公认许可，他们遵守公认的准则，我就支持他们。而对这些不遵守GNU公认许可，不执行GNU许可下应尽责任的公司，我会认为他们是不受欢迎的。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不要以任何形式与这些公司合作，帮助我完善中国的版权法，并关闭那些公司。

我们销售X-Windows时，有些人说我赚不到钱，因为别人买了你的软件拷贝，他会再制造拷贝，他将以更低的价格卖给别人，所以你是赚不到钱的。但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尽管我们“违反”了公认的经济规律，但我们却赚到了钱。现在仍然有人购买我的软件，我也从未曾因缺钱而饥饿。现在，自由软件正在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许多自由软件公司专门从事GNU系统上软件的研发工作。还有许多全职或兼职的志愿人员为我们服务。也许自由软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促使人们支持自由软件，为自由软件服务。自由软件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如何提高在国际上的声音

罗伯特

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

罗伯特曾于1965―1968年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他报道了整个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更重要的是他是新中国建国后周总理于1971年接见的第一批美国三个记者之一。他当时写的周总理接见的报道刊登在当时的《参考消息》上。罗伯特1998年加入《南华早报》以前，他曾长期任职于《华尔街日报》。其间，5年在香港任亚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7年在布鲁塞尔任欧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1971年，罗伯特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他是《华尔街日报》华盛顿特区的外交通讯记者。派驻香港之前，他还在纽约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国际版主编。罗伯特先后就读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曾在旧金山、纽约、伦敦、香港、华盛顿等地从事新闻工作，阅历十分丰富。

我是1971年4月到7月在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访问北京之前到中国的，在中国逗留了约一个半月。当时看到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和红卫兵战报。30年后我仍不明白当时的中国，只知道一切都复杂得很。现在我再次来到北京，觉得变化太大了。

我当了总编辑之后对《南华早报》进行了调查，发现读者普遍反映该报缺乏一种生气和性感（众笑）。我们就准备针对此改进，重新设计了报纸。如果报纸想要有未来和发展，就不能仅仅重视外国读者，而必须能融入香港当地人的生活，必须使报纸能够吸引双语读者――我们试图使报纸能吸引那些不是必须读英语但能够读英语的读者。基本上我们的报纸是一张严肃的新闻类报纸，我们比较重视分析性的言论、社论，同时我们也要扩展对中国的报道，我们将特写版加人更多的是生活性和娱乐性的报道，并且使版面变为彩色，使报纸更好看，增加了体育报道，使报纸既严肃又活泼。

在香港最主要的和畅销的报纸刊登的都是明星的照片、血腥的谋杀、色情等，但《南华早报》不这样。我们的重点是报道中国，报道经济和商业新闻，以及中国的财经新闻报道。我们努力使我们的英文符合国际标准。我们在中国有3个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现有5个记者，如果获得中国外交部批准，我们还将增加一个记者。我们还打算搞一个在线的财经信息服务，但是是付费的。我们的读者中有75％～80％来自亚洲地区。我们的付费定户为12万，而根据权威的尼尔森调查报告显示，我们的读者约为30万，这样我们的报纸在香港约排在第四位。我们的读者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职业，并较为富有，较常旅行。我们的新闻部有300人。其中100人是记者，60％是香港人。我们有两个主编来自中国大陆，一个是中国新闻部的主编王江伟（音），他12年前是中国日报的编辑，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来到《南华早报》，另一位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原来是明尼苏达州的新闻学硕士，后来又拿了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土。她在美国呆了5年。

由于中国政府规定境外媒体不能从中国大陆直接聘请记者，因此我们现在设在中国的机构里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是很愿意聘请来自大陆的记者的。我们在中国的这些记者都来自美国或英国，新近到广州的一个记者原来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他当上记者后前几个星期一开始是在江西采访鞭炮爆炸事件，他采访的是当地村民、老百姓，并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写新闻，因此惹恼了当地的官员。但我认为作记者就该这样才行。我们在华盛顿、新加坡和雅加达都有专职工作人员，我们很快还会增加在东京和台北设通讯员，我们还将在广州增加一个记者，在上海增加一个财经记者，在北京也还要增加一个记者。

我们报道中国是报道她的复杂性和她的变化。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在读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后，比如讲6个月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的比较完整的信息，会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我们也非常关心中国政府的关于腐败的报道。我们不仅仅关心什么地方发生了腐败，关键是要讲为什么发生腐败，这个腐败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还大量报道财经新闻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加入WTO的种种努力，我们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不可避免的。下个月，也就是5月份我们将作一个有关中国开发西部的报道。香港将于5月份向中国西部派出一个由150名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考察西部。我们《南华早报》将先期派出采访组到这些地方采访并发回一系列报道，作为投资的参考。

我们认为从全世界来看，财经报道是新闻的生长点。它反映了全球化的整个进程，它反映了资金流、人流、物流的走向。这也是我从前服务的《华尔街日报》能成为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原因。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离开华盛顿就买不到了，《纽约时报》只在纽约和华盛顿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学里能买到，只有《华尔街日报》美国每一个村镇都能买到。原因是每一个村镇都有人买股票。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你们如何报道中国的腐败问题，你们觉得美国和中国的腐败问题有什么区别？中国的腐败问题怎么能解决？

罗伯特：如果我知道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就是朱　基了。中国的情形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相似。我不是说美国就没有腐败，美国也有很多记者在揭发各种各样的腐败，有的还因此获得新闻奖。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每一次申请政府批准的程序都是产生腐败的机会，例如，我曾经和上海的房地产发展商聊过，他正在经营一个很大的项目，他说如果他对原先的计划作任何改动，都必须要得到46个不同部门的批准，如果项目的资金超过一定的数额，还要到北京来申请政府许可，那就不止46个部门了。从上海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腐败的潜在机会有多少？经济学上把这种人叫做“寻租者”，他们出租自己的许可权。在美国这种潜在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官僚体制的规模没有这么大，人们不必为了这些事如此频繁地申请政府许可。像福建远华案这样的走私案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另外，美国的新闻体制也起了防止腐败的作用。美国政府的透明度比较高，并且新闻界随时在监督着政府活动。立法机构也很重视舆论的反映。在美国犯下这种罪行是很难逃脱的。我并不了解你们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效率，朱总理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处理了很多大案要案，但是这个问题短期内能不能解决，这个体制能不能改变还很难说。随着中国加入WTO进一步走向全球化、法制的健全、采用国际标准将有助于腐败问题的解决。

我们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报道有几种不同方式，一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二是派记者到福建等地实地采访，采访当地市民官员等，但是往往被官员拒绝。当然，记者要在各种传言中做出选择，把大量的谣言淘汰掉。我们的记者会到一些偏远的城镇，做一些长篇的现实性报道。通过这些报道，我们力求反映中国的真相，和中国发展的总趋势是符合的。因此，我们的报道不仅仅停留在腐败问题上。

政府如果大规模地参与经济活动，尤其是短缺经济国家，像印尼、韩国、马来西亚、日本……腐败问题是难以铲除的。国际机构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的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经济活动都受到政府的制约。例如印尼、尼日利亚、韩国等都在最腐败国家之列。而且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很低，缺乏发展前景也容易滋生腐败。

新华社记者：香港回归前后，《南华早报》和北京的关系很令人感兴趣，比如同一天的报纸用一整版报道祝贺北京申奥，另一个版又报道海外持不同政见人士抗议北京申办奥运会。还有消息说前任中国版的主编威利离任是因为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由于香港地位的变化，《南华早报》有什么改变？

罗伯特：我想你把新闻和广告给混淆了，祝贺北京申办奥运会的一版是经营报纸的财团的广告，而另一版的则是新闻。如果由我个人来处理，我不会刊登这类广告。我们报道很多方面的新闻，并不是刻意报道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我们有责任报道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中国新闻版主编威利的离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处理得不是很好，我认为他最好要完全离任。他原来是我们的专栏作家，撰写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且负责中国版的编辑，指导在中国报道的记者。但是，他在指导记者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我们准备另外派人负责中国地区的新闻采访。在他任职的3年里，他都没有和负责采访中国的记者联络过。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劝说他留下来继续做专栏，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威利不同意这个安排，最后还是决定到CNN拓展自己的事业。当然中国高层有人不喜欢他的文章，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南华早报》继续工作。一切都由他自己决定，他不是被解雇。

听众：威利是香港人，名叫林和立。我对他的写作非常感兴趣，我看了10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的文章是靠翻译《争鸣》，外国人不会看中文，《争鸣》一些有争议的东西他第一个拿来译成英文。我个人认为这些文章都是造谣。一位中美关系专家说，看威利的文章就像是在看《争鸣》杂志，消息是否可靠得靠读者自己的判断。我比较直率，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他是能阅读中文的香港记者，西方国家的记者在中文阅读上不能和他相提并论，他们都得依靠威利翻译的《争鸣》文本，因此威利很受欢迎。当然这是我个人对威利的看法，我对他是嗤之以鼻。

《北京青年报》记者：你们如何保证新闻来源的可靠，如何处罚报道虚假消息的记者？

罗伯特：完全杜绝虚假新闻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清楚你们是如何处罚犯错误的记者。我们有高级编辑负责监督报道，过去我也负责这项工作。但是错误总是难以避免，我们依赖经验的判断和责任心，如果的确发生错误，我们会尽力补救。如果记者无意中报道了虚假新闻，我们会调查事情的原由，记者是否被谣言误导，然后吸取教训，力求以后能做得更好。报纸如果经常犯事实性错误会吃官司，而报纸是不能天天上法院的。我们面对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报道不能深入，太肤浅。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孙有忠：世界信息传播主要是西方向东方、北方向南方。《南华早报》作为东方的西文报纸将发挥什么作用。你们的报纸在选取各个通讯社的稿件时，采取了什么标准，有没有偏见？你们对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看来是中性的。

罗伯特：我们采用各个通讯社的稿件，并没有特别的倾向，包括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我们主要考察报道的质量。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关于中美撞机事件，首先我们不赞成使用“冲突”一词，这样说是不恰当的。我们力求使我们的新闻立场客观公正，使我们的读者能看到来自中美两方的意见。新闻应该是中性的，言论可以有一定倾向。我们的目标是让读者对事件有全面的了解。我和报纸本身都不代表美国政府。我们尝试使用不同的新闻源，而不是简单地以西方或者东方为主。

我觉得中国政府使我们比较难以进行新闻工作，在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有信息公开的法律，我们与政府官员有较多的联系。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发言人，作为部门负责人的助手他们了解主要事件，了解部门负责人的想法。他们有权向新闻界公布事件的原由和发展状况，以及政府的决定。这在中国很少见，即使有发言人，他们中能说的也不多。外国记者很难与政府官员接触，尤其是敏感部门的官员。我们一般只能得到一些背景介绍，发生了什么事，某个人将采取什么行动等等。我们感觉中国政府不善于利用和操纵媒体。在西方国家，得到有新闻价值的消息相对容易一些。因此中国的声音只能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和《人民日报》发出，中国官员不了解利用媒体可以提高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传播。因此政府要有高水平的官员来接受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的采访。

学生：成功的记者需要什么本质，您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是哪一次？

罗伯特：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想是好奇心、好学、具备历史、社会趋势和人文知识，用简洁语言写作的能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记者，这和天赋没有关系。我的家人没有从事新闻行业的，我出生在小城镇的小农场里。但是我看了很多报纸，最初我想做报道棒球的体育记者。我采访过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作为《华尔街日报》的国际通讯员随基辛格访问中国和莫斯科。基辛格是个可怕的上司，他动不动就对他的下属大叫大嚷，但是对记者他倒很客气。他和记者经常在飞机上集会，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我们要做什么等等。他虽然不透露任何秘密，但是他和记者保持密切接触的做法让人很难忘。我采访过玛格丽特?撒切尔几次，她个性很强，直率得令人生畏。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你采访过周恩来？您是周恩来见过的第一批美国记者。

罗伯特：那不能说是采访，只是一起吃晚餐。那不是一次成功的采访，当然不是他的错，是我们记者的错。我们没有向他提出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得到邀请，那天包括我们的妻子在内只请了6个人，那时候中国领导人与美国人吃晚餐是很不寻常的。为什么周总理会请了我们？我们猜测中美关系会有一些变化，这是个小小的政治信号。后来基辛格秘密访华，证实了这个猜测。但是在整个晚餐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在想周总理为什么会邀请我们。

企业家诞生的环境

爱德华?罗伯特

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

爱德华?罗伯特先生是美国知名的风险投资专家。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他负责技术管理学的教学工作。自1967年始，爱德华?罗伯特教授一直主持斯隆学院技术管理研究项目，他是MIT创业者论坛创始人和主席，以及技术管理研究国际中心主席之一。基于他对创业学会的贡献，MIT创业论坛设立“爱德华?罗伯特青年创业家杰出领袖奖”，以奖励年轻有为的创业精英。

非常高兴能到清华大学来演讲。我和我的夫人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

两年前，当朱　基总理到麻省来访问时，他谈到他在清华度过的求学岁月，他总是把清华大学说成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说，他希望某一天，他能到真正的麻省理工学院来学习并获得学位，但不是要一个名誉上的学位，而通过真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他谈到清华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而麻省理工学院是麻省的剑桥大学。

我一直在想有一天能够到清华来演讲，谈谈我对麻省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的独特性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北京的清华大学应该考虑的一些挑战。

所以，今天我想谈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独特性，演讲的题目是企业家诞生的环境，他们是新兴的公司的建立者，特别是一些高科技的公司的创建者。

今天我在演讲中会以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为什么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一个科技和学术性的机构会源源不断地有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教员离开大学创建令人兴奋的新公司，在各个领域作出贡献。我演讲的目的是给你们提出一种挑战：清华是否，能否将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在演讲完后，会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接受具有挑战性的提问是一件通常的事情。

首先，学校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和赞许的政策，对创业机制给予完全的支持，要让人们知道学校与创业挂钩不仅是一个合法的事情，而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称羡的事情。学校应该与企业建立密切的关系，学校的教授应该被允许与公司和企业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经常进行咨询。

一年前，当我在研究高科技企业家的时候，我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巡回讲座。在英国一所著名理工大学（相当于英国的清华大学,或英国MIT），我拜见了该校的校长，在谈到学生创业时，他说他的学校也有着相类似的事情。我就问他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频率高吗？他说很难讲，但确存在。我就问他，学校的教职员工与各行业联系紧密吗？他说有联系。我又问他们花在与企业的咨询上的时间是怎样的？他说很难知道学校的教授与公司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我说在MIT，教授每周有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公司在一起，给公司担任顾问。校长感到很惊讶，他说怎么可以让教员这样做？要在学术上负责的话，我们决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皇家院校里。这样真会损害我们一流的教学和研究的能力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MIT的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在MIT，教员每周有一天或更多的时间是与企业在一起工作，这不仅不会威胁到我们的教学和研究，相反会很有裨益。它会确保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处于现实世界令人振奋的项目的最前沿阵地；它会确保我们的师生不仅仅在课堂和实验室的学习，而且在工业的前沿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它会确保一旦在实验室学到东西会很快的转移运用到企业中去。MIT是一个年轻的学院，自1860创立以来，她就倡导一种不同的理念，那就是MIT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地方。教师的职责是从事教学和研究并将知识应用到企业中去，解决科技中的难题。从130年以来沿袭的优良传统所遵循的科学态度是和企业的紧密融合，师生不仅是作咨询而已，他们可以自己行动自己创业。这已经是学校政策的一部分，学校行政处赞同师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开新公司，而不仅仅是给老的公司做顾问。开始是赞同进行与公司紧密相连的项目，到现在是更加灵活鼓励的政策，让教员和行政官员自己成为他人效仿的典范。在MIT的历史上，你会发现层出不穷的成功创业的范例。他们从MIT出去后不仅是进行咨询工作，而是把MIT的科技带到外部世界。

在MIT有许多学术与企业紧密融合的创业传奇，在当代有一个公司的成功事例可堪称典范。三个学院的成员成立一个专攻音效设备领域的公司（BBMN），而这个领域是竞争激烈的行业，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比如音效设计、设备优化等，他们需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今天，BBMN业务转向网络领域，他们创造三个教授走出校园闯荡商业社会的成功范例。

所有的MIT的事例说明那些高级教授和行政官员走出校园，利用他们的头脑和精力进行创业。他们在学术界受到尊敬，声名大震。这些地位和名声受到尊敬的人们树立一个评判标准――教授不仅要在学术研究和咨询上卓有建树，而且要有领导团队进行创业的能力。这就是高度合法性和高度荣誉感的事例在创建公司需要做什么的重要参数。

我想谈的是MIT学术机构本身。在最近的几年，MIT学术机构支持和鼓励新公司的建立。有许多我个人参与的工作，首先是有22年历史的MIT企业家论坛。该论坛是为了鼓励和指导企业之间的合作。它担当了一个实地教练角色，每个月有两个小公司登上讲堂的讲台进行演讲，一些年轻人可以陈述他们的想法，并接受评选团的评判和审定，指出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急于赚钱的问题。

十年前当我们创立企业家中心时，我们只有一门课程：新企业，讲述撰写商业计划要考虑的一些要素。这一学期，我们新开始了5个学科。现在共有14个科目。我们新增加了3个教研组奇--書∧網，金融、科技管理、人力资源，所有都是为企业家开设的。下学期我们开始“设计和领导企业组织”，有人力资源的教授主讲，从人的角度如何创建企业的风格。此外还有金融管理课程。让学生融入到企业的运作当中去。这要提到相关的一个有奖创业项目（50KCompetition）。这一项目开始于10多年前的10Kcompetition，就是在学生当中开展商业计划的比赛，第一名奖励1万美金（10K），现在第一名是5万美金（50K）。学生的创业公司商业计划是由风险投资专家、创业者和校园外的有关人士评定，而不仅是学院人士打分。第一名获胜者将获得5万美金的奖励，第二名则获得2万5，第三名获得1万，每一个取得资格的选手则每人有几百美元。在50K创业比赛中，我们至少有500名学生拟定自己建公司的计划，而他们都知道哪些计划仅仅因为趣味，哪些真正带来财富，这样为他们在以后开办自己的企业打好基础。在过去的一年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是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企业，都是50K计划中的赢家和学校的其他成员。

这儿还有一个学术机构鼓励创业的事例。在过去的10年中有一个长足发展的事情是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发展。学校一直对许可技术持有疑虑，而10年里在许可技术方面的发展有许多摇摆，在后来因为发展大公司的需要，有所变化，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为MIT带来技术。MIT持有一些开发许可技术的企业小部分股权，因此其许可技术方面得到优化，其所占的百分之一的股份带来2亿美元资金的运作。

MIT不仅是投资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而且还积极给外面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广泛地进行投资，而且还吸引许多风险投资专家进入大学。

现在我们将从学院机构鼓励创业的讨论转向一个严肃的话题，那就是政府的角色。MIT地处Cambridge市，马萨诸塞洲，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的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里我要用历史的视角简要说明政府角色的问题。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阻碍和打击企业发展的政府，而是积极的鼓励支持创业。有许多不同的机制，它们全都属于鼓励机制，被美国和许多国家采用，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对高科技创业进行鼓励将使全社会受益，没有人遭受失败。通过支持创建先进技术企业，随着最先进的技术发展，全社会居民将得到利益，新的工种产生，尖端行业萌芽。

我以美国产生的此种政府行为作为事例说明。首先，政府对待创业前瞻性的鼓励态度。在美国，规章制度给予那些刚创建的公司带来的阻碍甚少，当创业者建立公司时，政府不予阻拦，而相对在中国，在互联网、电信和其他一些行业方面有待完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很难表达我是多么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政府在建立鼓励创业机制的过程中的有效联结。美国有非常严密的机制，虽然并不是每一个都有成效，但都是有益的尝试。其中有一种机制叫“小企业创新研究工程”（SBIRS），每一个政府机构一年花费2亿美元，其中百分之二的基金投给那些小公司，因此这些小公司获得政府研究基金资助的优惠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想建立和发展高科技的企业来说。从这层意义上讲，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我之所以要将Charles作为范例说明，是我想谈一谈搜狐是怎么产生的，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如果Charles在清华大学继续攻读博士，而不是去MIT读PH.D.，搜狐是否能够产生？Charles是清华本科毕业生，他在这里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智慧，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成绩，而这里我要建议的他是在MIT获得的思想转型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转向，即对能力、批准、机会等问题准确的理解。我反复重申的是MIT自100多年来一直鼓励创业者出去开办公司，尝试做事，给予配合，使其合法化，获得成功，从而成为与这个社会紧密融合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Charles获得MIT的博士学位，很清楚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受过正规的教育。而他在MIT获得的还有他对生活方式的方向和定位，他积极参与各种创立新公司的激烈竞争中。有一天，Charles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谈他的理想和向往，他没有跟我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而是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对他讲：“你能跟我讲你想做什么吗？”他还是说：“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们的讨论从此开始，这次讨论持续了好几周，见了好几次面，我开始更多的了解他，他的动力，他的眼光，他的热情，他真正想干的事情：他想在自己的国家，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运用他在MIT学到的知识和精神在中国建立高科技互联网企业。我与Charles接触开始于1996年，经过几番谈论，我最终决定成为他创建公司的投资第一人，并将与Charles一起成为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顺便说一句，在最初的两年里，事实上整个董事会就只有Charles一人。另外一个的投资人是MIT的一个研究生，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企业家庭，父亲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的CEO。主持着MIT的媒体实验室的尼格罗庞帝，早已在你们之间耳熟能详的著名教授，成为投资搜狐的第三人，我问他为什么投资搜狐，他把我当做是他投资的一个理由，说因为我投资了，我知道我为什么选择搜狐，所以他就投资搜狐了。到现在他一直“盲目”。Charles带着180000美元回到中国，白手起家创建公司；他没有带回280000美元，因为我们在1996年用尽办法也难以筹集到另外的100000美元。我们无法说服别人在当时中国有机会去创建互联网公司。他们疑虑重重，不能说服他们给我们划支票。Charles回到中国建立搜狐，你们都知道后面的历史了。随着搜狐收购中国人（ChinaRen.com），搜狐在页读数和用户数量上都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领头羊，而且我们将会一直保持这种势头。

我的观点不在中国的互联网，而是建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科技的公司，MIT给中国带来了一件重要的礼物，那就是树立了一种教育的榜样和模式来鼓励Charles能够回国创业，开始为你们的国家作出重要的贡献。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被称为与中国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人。MIT有很多美国籍的中国人和中国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很多人给我发E-mail和给我商业计划，说他们要去中国，建立互联网公司。今天当然想法更多，有的还想创建无线通讯公司或可视网络公司，我把很多的想法都转给了Charles，我想他能帮我遴选。

今天我试图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来谈在很多方面与清华类似的一个学院，我们是美国的清华，你们是中国的MIT。在科技和商业学院方面，我们两个院校都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的斯隆（Sloan）商业学院正和清华和复旦大学合作MBA的项目。我想让你们理解的是在MIT一种重要的独特性培育了MIT的一种文化，就是让许许多多的有才华的学生、教师、甚至行政人员会考虑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下一步会去根据自己的愿望创办公司。我想要提出的关于体制的、超出两国政府的差异的问题是：中国可否让清华大学仿效我们在美国成功营造的环境，如果可能，我们都会享有变革给双方社会带来益处。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现在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谢谢！

附录记者有关采访:

问：软银公司董事长孙正义目前说中国将出现第二次风险投资浪潮，他们计划收购200家互联网公司，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绝对正确，而且还会出现第三第四次浪潮。中国发展的机会非常大，有许多创业者在中国的互联网市场上成功发展，像我在演讲结束举到的搜狐创始人张朝阳的事例。他们真正了解市场发展战略，因此，许多重大进展只是时间问题，可能在一年中两三个月之内，从而会掀起新一轮的互联网投资风潮，中国的机会非常大，浪潮不只一次，有许多次。

问：在目前NASDAQ股市普遍下跌的情况下，你对搜狐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答：股市不能更多反映公司的发展状况，我们需要寻求股市和公司实际发展情况之间的吻合，搜狐公司比其在7月份上市时又有了许多新的业绩，新的成功，比如从公司内部发展上看，我们有了在访问量、注册用户、EMAIL用户以及网络广告销售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现在，我们成功的收购CHINAREN，增加新的功能，新的员工，新的技术和新的内容频道。因此，我对搜狐的信心不是基于股票市场，而是实际考察公司本身的发展状况。股票市场其实也就是一种市场，在市场上，人们自然会进行买卖活动，有人今天想买东西，有人今天想卖东西，这很正常，而我们要做的是先把事情做好，吸引更多的人来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购买我们的股票。

青年事业成功

池宇峰

只要你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地奋斗，最后总是能够实现。我发现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毕业时不知道这辈子到底想干什么，或者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池宇峰，1971年8月出生于北京。1989年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1993年毕业，到广州浪奇宝洁公司工作。1994年，到深圳创办洪恩实业公司。1996年，创办北京金洪恩科技发展公司，任董事长。1996年11月，《开天辟地》第一次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亮相，立即引起轰动。2001年4月，池宇峰获得首届“中国软件行业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是最年轻的一位获奖者。

池宇峰和他创立的金洪恩电脑公司深刻地影响了中国IT业的发展进程，金洪恩的软件鼓舞了数百万中国人学会了电脑，其电脑教育软件和英语教育软件分别占了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50％和70％。

洪恩总裁池宇峰应清华大学团委的邀请，以校友身份在清华三联报告厅演讲．下文摘自池宇峰的现场讲话。

今天，我来和大家聊聊，聊什么呢？就聊当代青年的事业观吧。我是清华化学系94届毕业生，说起来是在座各位的师兄，所以大家在我说的过程中，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提出来。

毕业后，先被分到广东的浪奇宝洁；半年后辞职创办深圳洪恩实业有限公司，主要是装兼容机，规模当时在深圳可以说是首屈一指；1996年11月，注册北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第一个产品就是《开天辟地》，一炮打响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产品了，每个产品无论从质量还是销量在国内都是第一的。如果大家关注连邦软件排行榜、电脑报排行榜的话，教育软件类前十名总有四、五个是洪恩公司的。我们的目标是前十名能占八个。有时在公司里开玩笑说，洪恩这两年的发展比微软还快，现有员工130人左右，在国内的软件行业中算是很大的；营业额有几千万，而微软发展到第五年时才和洪恩这方面的数字相媲美。

一晃就是五年了，最想说的就是一个人怎样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事业观。只要你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地奋斗，最后总是能够实现。我发现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毕业时不知道这辈子到底想干什么，或者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公司，我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否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着？真正能想清楚的人很少。有时候我问，“你为什么要读研？为什么要出国？”他们说大家都在读研，都在出国。其实，在洪恩有很多能出国不出国，能读研不读研，甚至能拿到毕业证而不拿的人（当然我们并不提倡），但这符合了社会上的规律：非正常才能成功。跟大家走同样的路未必会成功。每个人一定要清楚自己最擅长什么，比别人强在哪里。只有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在招聘时我经常问“你比你的同班同学强在哪？”有人说我不知道强在哪，我学习成绩中等，工作能力、社会能力也是中等。这就比较差一点，有些在学校里表现出的特质并不被看重，但是走向社会后就非常重要，比如艺术性、人际关系、哲学头脑等，所以你只要和你所在集体有一点不同，就说明你在这一点上比别人强，这一点很重要。在招聘时我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见过你本人，而由你的朋友来描述你，他会怎样描述？”比如你特别爱玩，特别爱打游戏，OK，这就是你的优点，这在洪恩特别重要。因为你的所有性格最终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

总之，要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然后为之努力，不能动摇。人活着是一种自然现象，当哪天自然现象的环境发生改变，人类也就消失了，所以说没必要为现在身边的琐事而烦恼、消沉。应该找让你快乐的事情去做。我有时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因为你清楚了人的本质，再自寻烦恼你会发现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在洪恩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人员流动性很小，真正的能人很少有走的。洪恩的待遇只是中等，但是可以得到成就感，因为你做的软件是中国最好的，会被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接受。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是“洪恩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了一点点”，尽管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们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了。我对《开天辟地》软件的开发者说“这个软件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教育，这有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奋斗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开天辟地》是我们开发的，当看到这个产品能如此广泛的被接受，你会感到死而无憾，自己的价值实现了。

在洪恩你不要告诉我你能做什么，你应该告诉我你比别人强在哪里，你会发觉在某一方面有一点儿是别人赶不上的，那么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当新员工来时，先让他们适应一段时间，随意找些杂活来做。这样过了一个阶段，我们就问他对哪一方面感兴趣，适合做什么工作，例如想搞网络，或者是多媒体编程，每个人有自己的特长，然后我们就让他按自己所选择的方向去做。所以说洪恩的每个人都处在他最擅长的位置上。

洪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益求精。我们做一个产品不仅仅是比别人强，更是让自己满意。我们因为自己不满意而砍掉了很多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畅通无阻》、《天问》就是因质量问题生生被砍掉后重做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我们能够一步步发展的关键。根据一些统计数据，目前国内独立软件销售方面，洪恩仅次于微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洪恩做成一个国际化的企业。

美与物理学

杨振宁

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人，1922年8月22日出生。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1944年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1945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学后赴美，1948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65年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托尔邀请筹备创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门，1966年离普林斯顿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至今。

1957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学金。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是“美籍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傲。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为自傲的，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19世纪物理学的三项最高成就是热力学、电磁学与统计力学。其中统计力学奠基于麦克斯韦（J.Maxwell,1831-1879）、波耳兹曼（L.Boltzmann,1844-1905）与吉布斯（W.Gibbs,1839-1903）的工作。波耳兹曼曾经说过：一位音乐家在听到几个音节后，即能辨认出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或舒伯特（Schubert）的音乐。同样，一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也能在读了数页文字后辨认出柯西（Cauchy）、高斯（Gauss）、雅可比（Jacobi）、亥姆霍兹（Helmholtz）或克尔期豪夫（Kirchhoff）的工作。对于他的这一段话也许有人会发生疑问：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哪里会有什么风格？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有过如下的讨论：

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今天我的演讲就是要尝试阐述上面这一段话。我们先从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风格讲起。

一、狄拉克

狄拉克（P.Dirac,1902-1984）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关于他的故事很多。譬如：有一次狄拉克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演讲完毕，一位听众站起来说：“我有一个问题请回答：我不懂怎么可以从公式（2）推导出来公式（5）。”狄拉克不答。主持者说：“狄拉克教授，请回答他的问题。”狄拉克说：“他并没有问问题，只说了一句话。”

这个故事所以流传极广是因为它确实描述了狄拉克的一个特点：话不多，而其内含有简单、直接、原始的逻辑性。一旦抓住了他独特的、别人想不到的逻辑，他的文章读起来便很通顺，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狄拉克最了不得的工作是1928年发表的两篇短文，写下了狄拉克方程：

(D)(略)

这个简单的方程式是惊天动地的成就，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对原子结构及分子结构都给予了新的层面和新的极准确的了解。没有这个方程，就没有今天的原子、分子物理学与化学。没有狄拉克引进的观念就不会有今天医院里通用的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不过此项技术实在只是狄拉克方程的一项极小的应用。

狄拉克方程“无中生有、石破天惊”地指出为什么电子有“自旋”（spin），而且为什么“自旋角动量”是1/2而不是整数。初次了解此中奥妙的人都无法不惊叹其为“神来之笔”，是别人无法想到的妙算。当时最负盛名的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看了狄拉克的文章，无法了解狄拉克怎么会想出此神来之笔，于1928年5月3日给泡利（W.Pauli,1900-1958）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的烦恼：

为了不持续地被狄拉克所烦扰，我换了一个题目做，得到了一些成果。（按：这成果是另一项重要贡献：磁铁为什么是磁铁。）狄拉克方程之妙处虽然当时立刻被同行所认识，可是它有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性，叫做“负能”现象，这是大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狄拉克的文章发表以后三年间关于负能现象有了许多复杂的讨论，最后于1931年狄拉克又大胆提出“反粒子”理论(TheoryofAntiparticles)来解释负能现象。这个理论当时更不为同行所接受，因而流传了许多半羡慕半嘲弄的故事。直到1932年秋安德森（C.D.Anderson,1905-1991）发现了电子的反粒子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反粒子理论又是物理学的另一个里程碑。

20世纪的物理学家中，风格最独特的就数狄拉克了。我曾想把他的文章的风格写下来给我的文、史、艺术方面的朋友们看，始终不知如何下笔。去年偶然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一栏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高适（700―765）在《答侯少府》中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我非常高兴，觉得用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是再好没有了：一方面狄拉克方程确实包罗万象，而用“出”字描述狄拉克的灵感尤为传神。另一方面，他于1928年以后四年间不顾玻尔（N.Bohr,1885―1962）、海森伯、泡利等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冷嘲热讽，始终坚持他的理论，而最后得到全胜，正合“风骨超常伦”。可是什么是“性灵”呢？这两个字联起来字典上的解释不中肯。若直觉地把“性情”、“本性”、“心灵”、“灵魂”、“灵感”、“灵犀”、“圣灵”（Ghost）等加起来似乎是指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思路，而这恰巧是狄拉克方程之精神。刚好此时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童元方博士谈到《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号钱锁桥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袁宏道（1568―1610）（和后来的周作人（1885-1967），林语堂（1895―1976）等）的性灵论。袁宏道说他的弟弟袁中道（1570―1623）的诗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也正是狄拉克作风的特征。“非从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又正好描述了狄拉克的独创性！

二、海森伯

比狄拉克年长一岁的海森伯是20世纪另一位大物理学家，有人认为他比狄拉克还要略高一筹。他于1925年夏天写了一篇文章，引导出了量子力学的发展。38年以后科学史家库恩（T.Kuhn,1922-1996）访问他，谈到构思那个工作时的情景。海森伯说：爬山的时候，你想爬某个山峰，但往往到处是雾……你有地图，或别的索引之类的东西，知道你的目的地，但是仍堕入雾中。然后……忽然你模糊地，只在数秒钟的功夫，自雾中看到一些形象，你说：“哦，这就是我要找的大石。”整个情形自此而发生了突变，因为虽然你仍不知道你能不能爬到那块大石，但是那一瞬间你说：“我现在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我必须爬近那块大石，然后就知道该如何前进了。”

这段谈话生动地描述了海森伯1925年夏摸索前进的情形。要了解当时的气氛，必须知道自从1913年玻尔提出了他的原子模型以后，物理学即进入了一个非常时代：牛顿（I.Newton,1642―1727）力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可是用了牛顿力学的一些观念再加上一些新的往往不能自圆其说的假设，却又可以准确地描述许多原子结构方面奇特的实验结果。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1904―1967）这样描述这个不寻常的时代：

那是一个在实验室里耐心工作的时代，有许多关键性的实验和大胆的决策，有许多错误的尝试和不成熟的假设。那是一个真挚通讯与匆忙会议的时代，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和无情的批评，里面充满了巧妙的数学性的挡架方法。

对于那些参加者，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自宇宙结构的新认识中他们得到了激奋，也尝到了恐惧。这段历史恐怕永远不会被完全纪录下来。要写这段历史须要有像写奥迪帕斯（Oedipus）或写克伦威尔（Cromwell）那样的笔力，可是由于涉及的知识距离日常生活是如此遥远，实在很难想像有任何诗人或史家能胜任。1925年夏天，23岁的海森伯在雾中摸索，终于摸到了方向，写了上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有人说这是三百年来物理学史上继牛顿的《数学原理》以后影响最深远的一篇文章。

可是这篇文章只开创了一个摸索前进的方向，此后两年间还要通过玻恩（M.Born,1882―1970）、狄拉克、薛定谔（E.Schrdinger,1887―1961）、玻尔等人和海森伯自己的努力，量子力学的整体架构才逐渐完成。量子力学使物理学跨入崭新的时代，更直接影响了20世纪的工业发展，举凡核能发电、核武器、激光、半导体元件等都是量子力学的产物。

1927年夏，25岁尚未结婚的海森伯当了莱比锡(Leipzig)大学理论物理系主任。后来成名的布洛赫（F.Bloch,1905―1983，核磁共振机制创建者）和特勒（E.Teller,1908―，“氢弹之父”，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学位导师）都是他的学生。他喜欢打乒乓球，而且极好胜。第一年他在系中称霸。1928年秋自美国来了一位博士后，自此海森伯只能屈居亚军。这位博士后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周培源。

海森伯所有的文章都有一共同特点：朦胧、不清楚、有渣滓，与狄拉克的文章的风格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读了海森伯的文章，你会惊叹他的独创力（originality），然而会觉得问题还没有做完，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而读了狄拉克的文章，你也会惊叹他的独创力，同时却觉得他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再可以做下去了。

前面提到狄拉克的文章给人“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海森伯的文章则完全不同。二者对比清浊分明。我想不到有什么诗句或成语可以描述海森伯的文章，既能道出他的天才的独创性，又能描述他的思路中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乱摸索的特点。

三、物理学与数学

海森伯和狄拉克的风格为什么如此不同？主要原因是他们所专注的物理学内涵不同。为了解释此点，请看图1所表示的物理学的三个部门和其中的关系：唯象理论（phenomenologicaltheory）（2）是介乎实验（1）和理论架构（3）之间的研究。（1）和（2）合起来是实验物理，（2）和（3）合起来是理论物理，而理论物理的语言是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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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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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象理论┃（2）

│玻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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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伯┤↑↓

│└┏━┷━┷━┓

爱因斯坦┤薛定谔┃理论构架┃（3）

│┌┗━┯━┯━┛

││↑↓

│狄拉克 ┏━┷━┷━┓

└└┃数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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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几位二十世纪物理学家的研究领域

海森伯从实验（1）与唯象理论（2）出发：实验与唯象理论是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所以他要摸索，要犹豫，要尝试了再尝试，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不清楚、有渣滓的感觉。狄拉克则从他对数学的灵感出发：数学的最高境界是结构美，是简洁的逻辑美，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

让我补充一点关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我曾经把二者的关系表示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譬如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希尔伯特空间、黎曼几何和纤维丛等，今天都是二者共用的基本观念。这是惊人的事实，因为首先达到这些观念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曾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径，完全不同的传统。为什么会殊途同归呢？大家今天没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因为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

必须注意的是在重叠的地方，共用的基本观念虽然如此惊人地相同，但是重叠的地方并不多，只占二者各自的极少部分。譬如实验（1）与唯象理论（2）都不在重叠区，而绝大部分的数学工作也在重叠区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重叠区，虽然基本观念物理与数学共用，但是二者的价值观与传统截然不同，而二者发展的生命力也各自遵循不同的茎脉流通。

常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他应该研究物理，还是研究数学？我的回答是这要看你对哪一个领域里的美和妙有更高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喜爱。爱因斯坦在晚年时（1949年）曾经讨论过为什么他选择了物理，他说：

在数学领域里，我的直觉不够，不能辨认哪些是真正重要的研究，哪些只是不重要的题目。而在物理领域里，我很快学到怎样找到基本问题来下功夫。

年轻人面对选择前途方向时，要对自己的喜好与判断能力有正确的自我估价。

四、美与物理学

物理学自（1）到（2）到（3）是自表面向深层的发展。表面有表面的结构，有表面的美。譬如虹和霓是极美的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实验工作者作了测量以后发现虹是42高漫楚A红在外，紫在内；霓是50高漫楚A红在内，紫在外。这种准确规律增加了实验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这是第一步（1）。进一步的唯象理论研究（2）使物理学家了解到这42侦P50升i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折射与反射推算出来，此种了解显示出了深一层的美。再进一步的研究更深入了解折射与反射现象本身可从一个包容万象的麦克斯韦方程推算出来，这就显示出了极深层的理论架构（3）的美。

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程和其他五、六个方程是物理学理论架构的骨干。它们提炼了几个世纪的实验工作（1）与唯象理论（2）的精髓，达到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

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举两个例子：上面提到过的19世纪中叶写下来的麦克斯韦方程是在本世纪初通过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示出高度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以后逐渐发展为20世纪物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另一个例子是狄拉克方程。今天狄拉克流型（DiracManifold）已变成数学家热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它们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雷克（W.Blake,1757―1827）的不朽名句来描述：

ToseeaWorldinaGrainofSand

AndaHeaveninaWildFlower

HoldInfinityinthepalmofyourhand

AndEternityinanhour

它们的巨大影响也许可以用蒲柏（A.Pope,1688―1744）的名句来描述:

Natureandnature'slawlayhidinnight:

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

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够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Gothic）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

卓南生

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华中及南洋大学，1966年负笈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院新闻系，并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留日期间，即经常为新加坡报章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后，就一直参与主持该报笔政。1983年华文报业合并，续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1987年奉派赴日创设东京特派员办事处。1989年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现任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从东南亚看日本》、《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大国梦与盟主论》、《现代的锁国》、《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中国近代新闻历史》等。

主持人：卓南生教授是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今天我们请卓南生教授来上课，讲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觉得中日关系现在处于建交以来最坏的阶段，连西方也都这么认为。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期有一篇社论，题目叫《日本人生气了》。文章说，因为中国现在对日本采取了好战的态度，对日本要求过分了，所以日本人生气了。另外说日本现在经济不景气，所以日本人也一肚子气，到底中日之间关系怎样，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甚至妖魔化中国的作用，还是像某些日本人说的，中国媒体本身也存在某些问题，在煽动反日情绪。今天请卓老师就这个问题给大家作一场报告。让我们热烈欢迎。

卓南生：谢谢。各位朋友，我今天的题目是“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都是大题目，我就简单地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的特征作一介绍，然后再谈谈日本媒体在中日关系上起什么角色，怎样了解和应对日本媒体。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处在战后以来的恶劣阶段，我在1966年到日本留学，那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以后才恢复邦交。在1966年，刚好是二战结束20多年，也是东京奥运会后两年，当时中日关系尽管官方是不承认中国，基本跟着美国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能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民间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声音很洪亮。在新闻传媒方面，也跟官方走，但也有不同声音。

一股力量是主张和平的力量，这其中有的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有的是厌倦恐惧战争的，用官方的话就是“厌战病”“恐战病”。第二股力量就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也知道对中国做了亏心事，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第三股力量，也是相当多的，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向往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也要求促进友好。还有一股势力，包括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非主流的势力，他们也想促进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场的考虑，他们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还是中国。他们认为中日友好是日本惟一的出路。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这股势力是完全不能忽视的。这四股势力发出不同的声音。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从当时的政治形式来看，一边是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一边支持，两股势力经常争论，发出不同声音。国论二分。可以想像，当时的日本媒体绝不是一种声音。那个时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媒体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声音，当然强弱另当别论。

这是我留学时代感受到的当时的气氛。这种气氛很自然地反映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20世纪60年代到日本，当时还没有中国留学生。我们华裔冬天穿着棉袄，他们就会说，支那人或者支那棉袄，这是不愉快的回忆。支那这个词充满了轻视，用郁达夫那个时代的说法，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就相当于今天骂人家是猪。

在媒体称呼中国为中共。日本媒体解释，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当然这是强词夺理啦。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基本上日本媒体跟国策走。还有一股经常制衡的力量出现。这是恢复邦交之前的情况。

接下来我谈谈日本媒体的特征。

日本是一个新闻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也自称报业大国。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日本总共有121家日报，并发行5367万份报纸，每2.34个人拥有一份报纸，每1.16个家庭拥有一份报纸。几乎是家家户户订报纸，可见普及率很高。其实这个数字要再分析一下的话还会更高，因为日本报纸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在中国和新加坡，早报和晚报都是两批人马在办报，算两份报纸，但在日本，像《朝日新闻》早上发行傍晚也发行，由同一批记者，同一批编辑部人员、同一批经理、行政人员和同一批广告人员运作。这些早报和晚报合起来算一份报纸。刚才的数字是把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如果分开算的话，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也是很高的。比如说〈《朝日新闻》超过800万份，《读卖》900万份，《每日新闻》是400万份以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全国性报纸不止在大城市发行，在乡村和镇也很有影响力。这样大发行量就决定了他们不能像美国那些高级报纸即QualityPaper保持很明确办报方针，保持很高水平。比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时》报等基本上保持以政治经济为主的硬性新闻为主的报纸，但在日本，因为是800万份、900万份，需要迎合很多读者的口味，这就决定了在新闻处理方面需要照顾方方面面。因此，在日本有人提出，日本是不是有高级报纸的存在。在日本，一种说法是日本报纸融合了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二者特征，另一说法就认为没有高级报纸存在。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即日本报纸影响力很大。这三家报纸就占有了日本40％的报份，如果再加上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这两家全国性报纸，这五家的发行量则超过发行量50％以上，意味着影响力很大。影响力大意味着日本报纸有时非常煽情，像《朝日新闻》有时会采用如日本人所说的“豪雨集中式”报道，也就是狂风暴雨式的报道。当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甚至倒数过来35、34版都是相同的事件。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煽情报道也经常出现。

报纸普及率高，又采取激情性报道，而且是狂风暴雨式报道，这意味着日本在短暂的时间内很容易制造某种气氛和理论，这是日本的一个特色。其他国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但竞争越激烈，不同看法也可能越多。但在日本不同，竞争越激烈，看法越接近。为什么？除了上述这些特征，日本媒体还有一个特征，即在新闻的形式和编排方式上的“划一性”，基本上可以说是统一口径，日本人竟然称为类似性。这是《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京都新闻》，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把它们的报头移位的话，即使是很老练的新闻工作者也很难分辨这是哪一家报纸。这种做法可说是日本传媒特色。

日本媒体在内容和形式上很接近，再加上前述的特征，那么日本媒体如果对一个问题集中地报道、集中地评述的话，很快可以在日本国内形成共识，大家都心照不宣，不需要进行什么争论。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日本朋友：为什么你们竞争越激烈观点越接近？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读者是相似的。竞争的结果是，这个标题在这个位置最好，这个内容这么写最好，受众的口味差不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喜欢同样一种商品的，媒体实际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日本媒体说今年汽车流行的颜色是白色，那么几天以后街上都是白色的汽车。到底是观众喜欢白色还是媒体宣扬白色，这是说不清的，是鸡与鸡蛋的问题。用前首相宫泽喜一的说法，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他认为大众传媒已经取代了教科书扮演这样的角色。他认为这是日本的优点，也是日本的缺点，他说不管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日本人在战前战后都变成了“金太郎精”（这是一种古老的制糖法，做精之前，先划个模型，如果画一只狗，那作出来的都是狗，如果是花，作出来的都是花）。这说明日本媒体取代了教科书在大量地制造“金太郎精”，也说明日本媒体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经常称“舆论导向”，日文中的叫法可能更形象，称作“诱导”，而日本也的确做得比其他国家更出色。日本究竟怎样做到的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记者俱乐部的存在。记者俱乐部在很多国家都有，美国、新加坡都有，其扮演的角色是促进记者之间的亲善友睦，促进友谊，大家到那里喝酒聊天，有时举行舞会，而日本不是，它在新闻采撷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采访的一个基地。日本几乎每个机构从政府大厦、政党或者工商团体、警察署，每个地方都有记者俱乐部，设立在建筑的一个角落，各家报馆（加入日本新闻协会的报纸）都能派记者去，这些记者就直接到采访地去办公。他们可以不去报馆上班，但必须去记者俱乐部办公。换句话说，他们与受访者非常熟悉。每天记者俱乐部都有新闻发布会，定期，一天两次三次，有重要新闻的话随时都有发布。这个发布会是官方和受采访者告诉他们今天有什么事发生，有俱乐部干事主持。这样的俱乐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需要作小小的补充。在俱乐部中，他们有规定，某条新闻可以发，某条不可发。发布新闻者也会告诉记者，哪些只是作参考不可发。这些规定本来是违背新闻原则的，然而在日本却已经成了常识。如果一位记者写了俱乐部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那便被俱乐部开除，那他在报馆的生涯就此结束。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皇太子娶妃小和田雅子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没有发。后来由华盛顿邮报先刊登。很多人就骂日本报界为什么让外国人抢了先，报界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了。但问题是知道了为什么不发？这其中就是记者俱乐部起了作用。

俱乐部的存在其实是统一口径很重要的因素。曾经有一个日本记者回忆一个情形，当然有些极端。他在一个市政厅当记者，比如说每天10点发布新闻，按照惯例，发布者就拉几个老练的记者去打麻将，到了中午，市政厅的职员就已经帮他们写好了新闻稿。然后分给每个记者参考，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很多记者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市政厅为了记者回去好交代，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分给记者。

这种内规为什么会对记者起这样的约束作用。这固然是俱乐部的一个特色，也跟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一种风气和文化习惯有关系。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日本很多战友会到今天还存在，他们经常聚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内规，这些内规有时比外部一些规定更有约束力，一旦你在内部违反规定，在日本社会你比什么都难受。记者一旦违反俱乐部内规，那就被开除出去，就会被认为很难与人协调，从此被打入冷宫。就这个内现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日本新宿，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看来，他们无牵无挂，应该享有自由，但不是。有一天我看了报纸上一个小小的新闻给我很大的启发。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一天打起架来，有两个被活活打死。什么原因呢？原来由于人们认为他们妨碍交通等等有不利之处，于是他们聚到一块开会来订个内规，比如早晨7点整理纸箱去公园散步，直到晚上几点以后才可以回到睡觉的地方来。可是有两个新来的无家可归者不肯接受“前辈”们定下的内现，于是被活活打死。从中我们看出日本社会的一个现象，如果你不能被周围人接受，你就很难在社会中生存。这也是今天很多人不敢把战争真相公布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媒体的上述这些特征在用到国际新闻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日本报道基本以欧美特别是美国新闻为中心，最近10多年亚洲新闻也有所增加。从战后以来，都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先的。任何新闻都很重视日本人的企业利益和日本人利益，也就是说日本的新闻报道是以日本的利益为中心的。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

温铁军

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

温铁军，男，汉族，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79－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19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为了引导广大同学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我校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TMS）邀请了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于12月14日（周六）下午两点，在建筑馆为广大同学做了题为“我国‘三农’问题现状及对策”的精彩报告。

报告开始，温铁军博士开宗明义的指出：在新中国历史上，我国“三农”问题就从来没有被解决过，而只是相对的缓解，所以我国“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解决；同时还必须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历史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为整个报告定下了基调。

温铁军博士指出，“人口过剩，土地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我国目前正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随着全国总人口数目的增加，农村人口的绝对数目在20年后仍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约为8亿左右。而由于城市化建设、土地沙化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我国每年减少的土地面积约为2000万亩，照这样的速度，20年后我国将会减少4亿亩土地。因此，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今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正是为了在法律上维护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同时也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根据这样的国情，温铁军博士接着指出，在我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将会伴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并存，我国基层民主问题的解决也将取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世纪大讲堂欢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农民杂志的主编跟我说，咱们中国人大多数上溯两代人都是农民，所以关心农民的命运就是关心我们自己。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中宏网的首席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请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这个报告名字就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好，有请温教授上场。请坐。我听说您是1951年生的人，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北京。

主持人：就出生在北京。好，算了一下您的年龄，我觉得您应该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

温铁军：对，1968年插队。

主持人：也在北京插队吗？

温铁军：不，在山西的汾阳县。

主持人：离北京不算太远。

温铁军：现在属于吕梁地区。

主持人：现在您是一直研究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那当时这段插队的经历，跟现在的这个研究有没有关联呢？

温铁军：当然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研究的问题和当年从插队开始那十几年的工农兵经历很有关系，如果没有在基层滚一身泥巴，跟基层这些群众在一起，我们大概不会有，至少没有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这样一种角度，也可能不会有这种关注农民的这种感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搞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当年那段在底层生活的经历，只从书本出发，恐怕是搞不好政策研究的。

主持人：好，我想听听到底怎么个底层法？您是哪年从北京出发？

温铁军：1968年。

主持人：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时候。

温铁军：接近于不火了吧。

主持人：那您从心里上愿意不愿意去啊？

温铁军：当时我们是一颗红心，真是党让上哪儿就上哪儿，没有任何思想抵触，真的是满腔热情地去到农村，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尽我所能去做农村的事情。我印象里当时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吧，十七岁，但是我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抵触情绪。

主持人：给我们简短描述一下当时您看到的那个底层是什么样子？

温铁军：怎么说呢，当时如果说从农村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这样做。所以老百姓说我们是老“背兴”。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交粮食，交粮食嘛，当时公社就把好粮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粮食，质量稍微次一点的退回来。然后呢，书记，我们书记跟我们一块去交粮食，书记说，这个瘪麦子、不好的粮食是咱们老“背兴”吃的，好粮食那是给城里人吃的。然后我们无论是想，比如说，尽管我今年麦子丰收了，可以多分一点，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级计划的，从县到公社然后到大队，你不能因为你丰产了就多分一点，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切都是按照从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严。所以我们这批知青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是拼命干，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积极，干活干的特别卖力，老百姓就觉得你们傻，因为你干了活、卖了力，最后分不到那样多粮食，你还等于要亏。后来我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去大量访问这些户，当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这些户，和我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老百姓给我们发牢骚说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

主持人：几乎没什么变化。

温铁军：没什么变化。

主持人：那好，你说的那个老“背兴”的那个“背”，是您自己的意会还是跟咱们说的老百姓不一样？

温铁军：山西人是谐音，我们插队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兴”是谐音。

主持人：就是你自己想的这个“背”可能是很背运。

温铁军：他说的就是背兴，因为咱们背兴，所以咱们就吃瘪麦子。

主持人：噢，是这个意思。

温铁军：大队书记他就是这么说。

主持人：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是学新闻，按说您更应该成为一个记者，怎么成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专家了呢？

温铁军：当时新闻系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是专业调查研究人员，未必一定要学报纸，我的兴趣更多还是在政策研究，因为我工农兵都干过了，那么觉得很多问题确实需要，不是一般的去报道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这是其一。其二，我本科是新闻，但我博士学位是经济管理。后来还是沾了点经济的边，所以搞了很多经济问题的研究。

主持人：好，最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说到三农问题，要是说研究的话，不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提出三农问题，因为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一个孙中山、一个毛泽东，都明确的讲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所以说，讲三农问题研究应该是从他们开始。

主持人：不是，您自己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去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搞农村政策研究的。我的职责就是下去跑调研，所以调研的过程中间就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又以农民问题为主，所以我们当时就认识中国恐怕不是简单地讲农业问题就能解决的，我们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我们当时就认为这是派生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在制定农村政策（的调查中），在80年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搞的（政策调研），比较强调如何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关注农业问题，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为什么是三农问题，就是说它大概不等同于一般地讲农业经济问题。

主持人：好，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从80年代中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

温铁军：16年。

主持人：好，16年，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洗耳恭听温铁军博士给我们带来他的报告，他的报告名字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有请。

（掌声）

温铁军：我想十多年的农村调研，是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它完全讲清楚，难免挂一漏万，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好在我已经有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当然，我自己不可能再给人送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卖光了，去年五月份出版，八月份上架，到现在出版社已经都没有了。我想不到就一本像这样一个名字叫《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这样一个学术性的一本书，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会卖光，这个我没想到。我想大家的关注主要其实不是关注我的研究，而是关注中国农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国家已经被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列入前十名，世界前十名。甚至有的国际组织从增长潜力上来看，说将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会进入世界前三强。但是，因为中国是个二元结构的社会，我们有机会到农村去看的人都会看到，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当然沿海发达地区情况不同了。但是大多数传统农区应该说还不能跟得上整个国家高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人们越来越多的把眼光集中到农村问题上，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人们已经慢慢地开始接受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中国出问题是出的“三农”上，那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上。

因此呢，我说我的观点，包括我今天讲的观点，应该说主要是从我十年的试验研究中，是从基层的实证过程中间所产生的一些看法。这当然会和咱们这个一般地从理论出发或者从书本出发，做规范研究的那些东西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请学界的朋友原谅我，我说的东西如果和你的规范研究给你的那套知识谱系不同的话，请你能够考虑一下我是从实际来的。那么试验方法本身它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是要求不断证明的，自然科学的试验在方法论上也是要求不断证明的。那么政策科学研究使用试验方法，我们怎么证明。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经过十年的试验研究，被我们证明的是什么？既然你是试验，既然你是证明，那么证明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经过试验证明的这么一个提法。我们不太认同一般的学界，特别是院校派的这些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比如说，一说到中国的农业，就说是要用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解释农业问题。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大家看，无论是报刊宣传还是咱们理论文章都是在讲中国农业问题如何如何，经过十年的试验，我们说，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做点解释。

一般我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条件下，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他对于农业的生产基本要素，也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在每一个要素当出现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来调整要素，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加入劳动力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所以这个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际上就叫做“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我们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几乎是我们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农业科学也是这样认识的。但就中国的农村经济来说，这些东西能起作用吗？我们是一个二元结构社会，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到现在为止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是五个亿，劳动年龄人口是五个亿。我们这些插过队，当过队长的人知道，在这个正式统计公布的劳动力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百分之三十，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半劳力呢，你怎么能说六十岁以上的人不干活，怎么能说十六、十七、十八岁以下的这些半大小子他不干活。他都干活，农村十几岁的孩子干活是正常的事，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退休他照样得干活，这是正常事，这么算下来，你加百分之三十。中国的劳动力就农村而言有多少，六个多亿吧！那么我们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嘛。粗算有一亿五吧。那还有多少是属于相对就业不足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绝对地过剩、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拿什么来替代他。那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所以才出现尽管劳动生产率长期维持比较低水平，劳动力投入在现在家庭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农户调查测算，已经连续三年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尽管他的边际效益递减到零以下的时候，他能被替代吗？你把他替代到哪去？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到那去吗？是不可能的。就这一条我请问，怎么用看不见的手来调控资源，来优化配置，不可能，这是第一大要素，劳动力要素不能被替代。

第二大要素土地。我们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只在减少。每年非农占地几百万亩，咱们不说那个数，但是每年非农占地至少是几百万亩，再加上沙化、盐碱化的自然减损，我们每年的农业耕地的减少数，大约，咱们也不好说绝对数，反正是比那个几百万亩还要多，多多少大家可以查统计，我不好在这里讲。但是总之土地是不能增加只在减少的，那么劳动力不能减少是在增加的，随人口增加，二元结构又不能打破，对不对？一个要素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一个要素是只能减少不能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产生不了，因为劳动力生产率是下降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那就产生不出利润来。那么请问，假如我们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它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假如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进得来吗？进不来。请问这三要素怎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农业经济科学理论框架之内来考虑它的市场配置？所以我说，我们证明了半天证明不了的东西，只能证明。那当我们告诉学界这东西被证明的时候，学界什么态度呢？他们说你这东西不符合我的理论。我只好说，那请你修改你的理论。你只能从实际出发嘛，所以这个对话是困难的。

我说第一被我们证明的，就是说你一般地跟我讲市场条件下要用看不见的手去优化资源配置，我告诉你三个要素不能被你优化配置。因此我们出现什么情况呢，农村资金净流出。很多人说要加强农业投入，请问加强农业投入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资金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进来，它能得到大致平等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它才有回报，对不对？更何况我们相当多的资金并不仅仅只是要求一个社会平均利润，它大量进入资本市场是要拿超额利润的。在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投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让农业增加投资，这是怎么可能呢？再加上如果投资增加了，而其它要素不能相应的去优化配置，那么导致什么呢？成本上升了。而当我们看到这几年长期农产品价格低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天花板价格的封顶。什么叫“天花板价格”？国际市场价格。我们大家都说现在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说农民弃耕撂荒，要想办法解决农民弃耕撂荒的问题，怎么想办法，怎么解决？你这个粮食价格让农民种粮食，农民不种了，为什么呢？价格上不去，成本在往上涨。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硬成本上涨百分之十，涨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涨到我们农业按基本产品算，就是按主粮产品算，我们的基本农产品的成本价格甚至某些时段上高于“天花板”，就是地板价格高于天花板。这是非常荒谬一个的现象，怎么能让地板高于天花板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进行农产品贸易呢？因此我们挑战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人一说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是农业大国。我们说非也，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而非农业大国。

我们有几点来证明，中国不是农业大国。为什么呢？第一，我的人均农产品的产量，无论是粮、棉、油、肉、菜、蛋，全都接近于世界平均线，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很少。像美国，尽管它是工业大国、科技大国、资本大国，但他同样也是农业大国，因为他的人均农产品的产量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中国）这个国家农业的总产量来算，它可能是非常高的，所以人们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其实我们说不是，（因为）按人均算它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很多品种上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的农业商品率非常低，比如说以农业主产品为例，以粮食为例，常年看，平均的农业商品率，就是粮食（商品）率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几，不到百分之四十，哪个农业大国它的商品率这么低呢？美国农民种粮食，他吃自己的粮食吗？他买面包吃。因为他的粮食全部进仓，然后就有加工的厂商把他买走了，他再买面粉回来才能烤面包，对不对啊。他不会自己去磨麦子吧。所以他的商品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美国农民他也不吃自己养的猪，不吃自己养的牛，他不宰杀嘛。对不对啊。我们呢，百分之七十左右，是自给自足部分。当然这个统计上问题很多了，咱们不多说，但是就现在公布的统计数据看，我们的商品率按主产品算，也才是百分之三十几，当它不能商品化的时候，它怎么能够叫做一个农业大国呢。所以就从这两个方面看，我们不能说中国是农业大国。

所以，我们第一个证明的就是中国不能简单的照搬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我们的农村经济现象。第二我们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因此我们反过来再说，为什么叫“三农问题”，英文我们把它翻译成threedimensionalruralissues，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三维的农村问题，是三维的，也就是你立体地去看，看中国的农村问题，如果我们只简单的，二维的去看，那你就是投入产出，供给需求，那就是一个纵轴一个横轴就解决了，那如果三维的去看，那你就看到了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的农民人口众多，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跟我们讨论了，你说农民人口众多，那为什么我们不加快城市化，为什么不在工业化加快的同时去加快城市化呢？你如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是站不住的，我们提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的。

那我们告诉他，中国因为处于别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才工业化起步的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它一上来就上的是重工业，又是在战争环境之中，我们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周边地缘环境非常险恶，战争环境之中，一上来就是重工业，重工业一上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这是重工业特点。因此，中国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工业化，就是工业产值占的比重的提高，来带动农业就业人口的非农转移，所以客观上我们没有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村的城市化，没有（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因此，直到我们几乎完成工业化，到现在工业占绝对比重，我们农业大概只占百分之十五以下，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农业人口仍然占将近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六十八点几。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不是一个做了几百年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从1950年、1951年，咱们从“一五”（计划）算起吧，“一五”之前中国有什么工业呢？比如北京有什么呀？“石景山制铁所”，是日本留下来的。除此之外，王麻子剪刀、大串糖葫芦，那叫工业吗？（就是）作坊嘛。现在你看这个国家整个工业化水平多高，但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种一上来就是以重工业拉动的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它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样，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民的分工就业，然后带动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少、非常少的比例，比如美国只占百分之三、日本大概不到百分之十，所以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一说有五亿农业劳动力。这不可比嘛，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个情况。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能通过现在加快城市化，来更多的转移农村人口呢？我们说，尽管我们已经搞了五十年的工业化，平均转移农业人口，五十年我们转移了百分之十五。那我们再往今后再数五十年，我们就算加快一倍，我们说不往五十年算，我们按2020－2030年算，因为讲人口学的人都会说，2020－2030年是中国人口最高峰。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口是十六点几亿。我们到那时候就算加快城市化，农业人口转移（以后占总数的）一半，我们十六点几亿人口的时候农业人口转移剩下一半，还剩多少呢？八亿多农业人口现在多少？八亿七千万，到那时候八亿四千万，差多少，差几千万人口，绝对数还是没有减（下去），还是八亿多农民人口嘛，还是人均不过一亩来地，户均不过是四、五亩、五、六亩地，这怎么能够形成现在人们所说的规模农业，那么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基础上，我们能够把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问题解决得了吗？因此，经济学讲（预测）三年、五年的就算是远景了，讲三十年的那几乎都是不可信了，所以我们只讲大的概念，三十年之后，尽管可以转移（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农业人口，仍然会有八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农村的人地关系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农村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小农经济。

所以刚才主持人阿忆问我说，你当年插队的，你现在又搞农村政策这么多年，你觉得到底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吗？我说这个变化是肯定有的，大家生活好了嘛，对吧。土地产出率提高了，投入增加了，这些都是重大变化。但是你说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制约条件，我觉得很难，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制约条件很难改变，我们把这个叫做“基本国情矛盾”，所以任何政策研究，假如忘记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单纯地依据某个科学理论，某种理论来制定政策，那就会很麻烦。那我们说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很清楚，因为是重工业导向的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没有同时带动城市化，又因为我们再往前看三十年，往远看三十年，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农业人口仍然（占）绝对比例，仍然（还）是八亿多农村人口，所以我们说长期看，小农经济这样一种状况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得客观承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体制矛盾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体制矛盾。因此我说，我们最终证明的无外乎是最简单的一个常识，就是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它所面临的两个基本矛盾：第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我们把它叫做“基本国情矛盾”，第二是基本体制矛盾就是城乡二元结构。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想，我尽可能简单地说点结论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研究，对三农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说所有的办法大概只能瞄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缓解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样的矛盾，这叫“基本国情矛盾”。假如我们的政策导向能够确实有效的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给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一线希望。如果不能缓解这样的矛盾，我们恐怕就很难有这样的发展条件。举个例子吧，中国最基本的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应该再加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作为一个标准。无论你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的项目。这是第一。

第二个，我们说应该有那些政策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大家知道，因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那么我们实际上土地是承担了双重功能，它既是生产资料，又同时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依据，社会保障基础。所以很多的政策是强调要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要发育大户，要搞农场等等。但是假如你们不能把土地上所承载的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剥离掉，那么这个土地就永远得按人分配，因为每增加一个农民，他没有其它的生活来源，城市不可能短期内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所以他得依存土地生存。因此土地就变成了什么呢？越是人口增长，越是土地资源短缺，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越大于生产资料功能。所以有没有什么政策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我们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来解决中国农民把他的生存保障依存于土地这样一个问题呢？也不能。即使你把美国请来，它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百占之七十的九亿人口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说今天农村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你们看它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但它的人口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请问哪个国家能够用百分之十五的产值所产生的利润去提取税收，支付百分之七十人口的公共品需求。这是一个倒置的结构，这是不可能的。那又怎么可能要求政府从城市拿取的税收，来支付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公共品开支呢？也不可能。所以这种矛盾同样是尖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来搞政策，恐怕都要面对着如此尖锐的矛盾。你们看南亚次大陆，你们去看中南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它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都是不为农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的，因此出现大量的农民弃耕撂荒，因为农业是负效益嘛，然后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周围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然后就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泛滥，大量犯罪，于是乎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然后就开始出现社会动荡不安定。而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出现社会的动荡不安定，对于每个人都是严重的威胁，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我们在强调的农民社会保障，我们实际上在强调的是中国的长治久安，强调的是我们这十几亿人的福祉，长远的福祉。

那么，我说我们证明的两个问题，我们今后政策上应该注重的两个方向，作为一种希望也提出了。我想今天长话短说吧，简单概括一下我们这些年试验的东西，大概就行了，跟大家说这些。

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首先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的提问，这位网友叫“亲爱的锄头”。他说我知道您一直在四处呼吁重视三农问题，而且强调您说的三农不是传统的顺序，农业、农村、农民，而是把过去放在三农最后的农民提到最前，把原先放在最前的农业放在最后，即农民、农村、农业。不过，我听说社科院农村所所长张小山认为，三农中的三个问题不可分，根本上是搅在一块的，很难说清谁重谁轻。言外之意是如果把农民、农村、农业三个因素都放在第一，那才是最好的，而单纯把农民提到最前，当做三农之首，不见得科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温铁军：首先我是对所有的社科院，或者院校的老师，因为我是学生出身嘛，都一概表示尊重。但是我觉得刚才一开始我已经讲了，把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不是我说的，而实际上是两位最伟大的中国人，是他们说的，所以让张小山去跟他们争论，我退出。

主持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毛泽东。好，那张小山可以先到南京中山陵去看一看，然后再到纪念堂看一看。

温铁军：这是他们说的，我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不仅二十世纪的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只不过，二十世纪农民的问题表现为土地问题，因此我们有三次土地革命战争，那是上五十年。然后我们有后五十年三次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改良。就是土改、大包干和江总书记倡导的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那么这三次都是以农村按人平均分配土地，以农民人口为分配的基数，这样一个分配方式，因此农民还是第一位的。二十一世纪我说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是因为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就业，我刚才已经讲了，至少有五亿。按统计算，到2001年我们有五亿的农村应就业人口，那是劳动年龄人口。我们说农业只需要一亿五，当然有人说乡镇企业解决了一亿多，但那有相当一部分是两栖就业的。村以下的乡镇企业至今仍然占乡镇企业个数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那么在村以下就业的这些农民他是完全转移了吗？不能这么看，所以你说一亿多乡镇企业的就业，有多少是真正实现了非农转移的呢？恐怕很难作出这么一个判断。然后还有很多人说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也有一亿多了，不错，进城农民是有一亿多了，他放弃土地了吗？因为土地是他的生存保障呀。所以我们说，假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但这问题将主要的表现为就业问题。

观众：我就想问一下，在中国现在的这种情况需要多长的时间，最快要多长时间才能让咱们农村脱离现在的这样的情况？谢谢。

主持人：一百年还是二百年？

温铁军：我们觉得其实中国这五十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已经很大程度地、部分地改变了农村生活的状况，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我们很多人知道在沿海发达地区有些农村的生活状况要比城里人生活好得多。更何况他可以享受比较干净的空气，比较好的水源，比我们城里人的担心还要轻一点。所以我说，五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间，至少部分农民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现在问题其实集中在那些贫困地区，或者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针对这种地方的问题我们恐怕得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我个人的看法是对那些资源已经短缺到不足以维持农民生存的地方，恐怕很难寄希望于在当地推动经济发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恐怕就需要异地扶贫，或者是国家有目的地上一些大型的工程项目，来带动这些资源短缺地区的农民就业，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在那些中部，传统农业地区，就是以粮食生产、以粮棉油生产为主的这些传统农业地区，恐怕要通过一定程度上改变现在的农村经济的结构（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国家的农村经济战略结构调整已经逐渐提高到了一个很深的认识层次上了，就是说不再把一般的结构调整认定是农业的结构调整，现在已经提出了叫做“战略结构调整”，也就是说，要通过加快城镇化、加快农村工业化，加强农村基层的农民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等等。用一系列的安排来解决中部传统农区农民收入的问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所以我说，笼统的谈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恐怕那是过去的说法。二十一世纪我们看，尽管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但是至少说，在部分地区农民的问题已经相对比较轻了。那么在贫困地区，这次不是刚刚开过全国的扶贫工作会嘛，已经定向地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来解决那些贫困地区的问题，而比较难解决的实际上是大量中部的传统农业地区，这个恐怕工作量很大，那真地需要像当年毛泽东所说的要做“第一等的工作”，真地是要扎扎实实的、一点一滴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而不是大轰大嗡地去做。

我要说一句话，就是八十年代靠大包干，“一镢头刨个大金娃娃”，这是胡耀邦的话。胡耀邦说“没想到大包干一镢头刨个大金娃娃”，那是一个政策能调动整个全国农民的积极性，然后带动一个高速的增长。那种情况在今天，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纠合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产生了。就是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政策，就能把中国整个农村问题解决，那是不可能的。这恐怕需要分区，根据不同情况来采取对策。

主持人：没法告诉您准确时间，只能说任重而道远。

观众：我想向温教授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入世在即，加入世贸。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土地非常少的国家，那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墨西哥，那么入世以后，中国将会向这些国家开放粮食市场，将会给中国造成粮食方面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我在问，刚才教授讲了两个要点，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越来越少，一个是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国外的粮食进入中国以后，我们生产粮食的这批农民将会到哪里去？做什么事？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三农问题其中农民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稳定的大问题，现在正在考虑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怎么实施，所以我想请教温教授，谢谢。

温铁军：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恰恰在上周以前吧，就是上周我们刚刚开了一个关于WTO与中国三农问题的研讨会，我很高兴有人能关注这个问题。农业问题将面临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甚至可能很严峻的，这点我想大家是有共识的。

但是具体到粮食产业，我想这个恐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什么呢？你看，东亚小农社会，当然没有谁像咱们小农这么多，农民人口这么多。但是在东亚小农社会，不论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其他的也是按照日韩模式来重新建构对农业生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结构，什么结构呢？就是说，政府其实并不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投入，但是政府在加强什么呢？加强农民的互助合作，加强农业的社会性投入，然后向农民的生产合作、农民的联合起来的合作组织开放所有这些农外的涉农经济领域，比如说投资、比如说保险、比如说购销、比如说超市、比如说加工等等，这些只要是农民联合起来组织所形成这样的合作，都可以低税甚至免税地进入。然后政府还要一定的投资来帮助这些事业，就是涉农的农民合作事业发展起来，以此，这方面所产生的收益来反补到农业生产上，比如说，农民联合起来搞的农民金融，它就规定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收益要定向的、用于农村各项事业的开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做法可能有点不太合适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让生产最低价值的这些农民还要承担很多税费，因此他就亏本，所以他就弃耕撂荒，所以他就没有竞争力，而我们要让这些人不承担税费，而同时又要让这些人联合起来形成合作，然后他能够进入各种各样产生比较高利润的领域，比如涉农领域就让给他了，然后政府再扶助，再以低税的或者甚至免税的待遇鼓励他进入，政府大量的农业投入，投入进去以后只作股不分红，为了扶持你发展，为了让你产生的利润来抵补你亏损的生产，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所以我说不是无路可走，这是第一。

另一项政策对我们来说，我们普遍还没有采取。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农业收益净流出的现象，很多人测算，平均每年从农村流出的，大体上能算出几千个亿来，所以怎么办呢？不是没有办法，我们提出的只是建议，还在讨论，绝对不是定见，只是讨论，既然我们国家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维持的是政府垄断，那么政府垄断征占土地，现在又说每年有数以百亿计的收益在流失，那好不好就不流失，政府垄断征占土地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建立土地基金，每年大概也是几百亿嘛，那几百亿的土地基金上市所产生的增值收益，你可以定向的用于（农民保障），先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再逐步地和（贫困）农民社会保障挂钩，特别是和中西部、和不发达地区农民社会保障挂钩。当这些地方农民还不能从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中间去分享收益的时候，先由政府以垄断征占土地所产生的增值收益去建立、特别是（对）无地农民的保障基金，这将可能是一个权宜之计，但他却能够用中国人自己的办法，不是照搬西方（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主持人：好，谢谢。看下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叫“平地摔跟头”，他说，“请问温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是不是苏联模式？从今天客观回首，他那套做法有没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在我看来，他除了用户口制度给农民世世代代上上镣铐，只干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分给贫下中农土地，但是他老人家又批判了马寅初，让农民生了太多太多的孩子，那点土地又不够用了，为什么农民问题的苏联模式没使苏联变成咱们今天这个样子？”

温铁军：应该说，他所提的很多问题都是在我这本书里做了回答的。我专门对一百多年的农村制度变迁过程做了分析，我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实际上是在详细解释中国农村这个制度变迁过程是怎么回事儿。很多人习惯于（甩包袱？……），就是说，这个责任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上一代人造成的，老是说毛主席他们那代人造成的，这个大家就轻松了，我觉得他这样简单的去做判定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第一，其实早在1947年，你去看看当时的文件、当时的讲话，这个我想当时的讲话肯定是内部的，就是认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任何发达国家的模式，而且到1949年的时候，毛泽东还在讲，就是如果想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遍地的条件下，去搞社会主义，那就充其量是民粹主义，是农民的社会主义，那是搞不成的。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讲话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说那还是遥远的将来。什么情况下导致农业开始出现合作化、集体化？人们一般都以为是意识形态造成的，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那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使然，造成中国从土改，然后互助、合作、集体化，这几个步骤和中国追求工业化这个宏观环境的巨大改变有直接原因，什么原因？为什么陈云同志当年主张搞统购统销？是因为咱们土改之后，尽管农业生产有了很好的增长，你看那个曲线是这样的，陡着往上走的，农业产量在增加，但是供给在下降。这里边有个什么道理呢？你知道过去，解放前，没有搞土改之前，咱们说地主这个阶级是万恶的，他是剥削阶级，但他客观上起了什么作用呢？他收租，收了租他自己并吃不了那么多租，地主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七、百分之八，他收的租，大体上能占到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二十，地主消费只消费百分之七、百分之八，那他至少要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租子变成对市场直接供给的商品，所以他主客观上自发地起了一个规模供给者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和平年代，你靠谁来解决跟四亿高度分散小农的交易问题呢？所以当你的交易对象大到一个这么大的，数以亿万计的量的时候，交易成本空前推高，因此（粮食）供给上不去，尽管产量上去了，所以到1953年秋天的时候，陈云同志当时主管财经，他向毛主席、周恩来报告说是咱们粮食连过冬都难以保证，更别提春荒了，怎么办？当时考虑了八种到十几种的方法，最后选定了统购统销。你（搞）统购统销对的还是四亿农民，怎么解决呢？所以毛主席就发出号召组织起来，组织成四百多万个合作社，这个统购统销就跟合作社交易，交易成本就降低了，所以最初搞合作化根本不是为了解决中国农业自身的问题，而是解决当时工业化加速，你知道，1952年一上“一五计划”，咱们多少人进城吗？当时是二千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这一进城，因为大量需要挖土方、需要修马路、需要盖房子，工业化初期的那个简单劳动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增加了二千万劳动力进城，而当时城市总人口才五千多万，所以突然增加了一大块对粮食的需求，当然就导致得解决（与分散农民）没法交易的问题，对不对呀？所以这么来的，绝对不是因为意识形态造成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经济问题，我们就经济谈经济，把意识形态的那些解释，咱们先放一边儿，我们会看到很多当时的领导人，他们绝不比现在我们提问题的这些人智力水平低，所以我说，我们要看当时的问题是什么，我是把那个时候的文件全部清理过来，发现我们所有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逐步逐步提高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都）和工业化高度相关，尤其当你开始生产拖拉机的时候，你的拖拉机给谁？连这四百多万个合作社都不可能成为接受拖拉机的那种主体，对不对？我当队长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一旦公社派拖拉机来耕地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咱们又倒霉了。为什么呢？它得要多少麦子。我们其实使我们自己的牲口完全能耕得了那个地，为什么要拖拉机呢？我们农民当时是不需要的，是国家强迫给我拖拉机，那你没拖拉机行吗，没拖拉机没坦克，拖拉机摘掉上头放上炮塔就是坦克，你能不生产拖拉机吗？懂这个道理，其实不是毛泽东他不明白，他那么聪明的人，他能不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实事求是的去看当时的情况，更何况1956年开始中苏交恶，不会再有后续投资，你从哪儿来投资？重工业追加投资的比重是相当相当高的，每年没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的积累，中国能上得去吗？“两弹一星”怎么上天？靠重工业基础，中华民族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这些玩意儿，全世界都靠这些玩意儿在那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能免得了吗？你说靠我们农民就使锄头、镰刀，我们不使拖拉机，没你农民买拖拉机，就没有坦克，他得用卖拖拉机的钱去顶坦克，所以那个时候这套体制，自上而下的这么贯下来，让农民做出牺牲，要我们说那一代人，包括我们这半代人，因为我们至少干了几年活儿，我们的牺牲是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亏，我们应该是为民族做了牺牲，我们是骄傲的。

主持人：好，最后主持人阿忆要问您一个问题，您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在世纪之交谈三农问题，到底有怎样的重要性？

温铁军：我说中国是中国，它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变成一个特别高度发达的国家，所以我们还得眼光向内，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

主持人：一共用了五句话。

温铁军：对不起，太复杂，所以我没法儿一句话说完。

主持人：好，咱们就五句话结束。好，谢谢温铁军博士、谢谢现场观众。

致北京的年轻人

大江健三郎

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日本爱媛县，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1993年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得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亚洲三位获奖者之一。也是继泰戈尔1924年4月访华之后惟一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来中国访问的世界级文学大师。

“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今天在清华向清华、北大师生发表正式演讲前，模仿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神态，用夹生的汉语说。

1960年，大江健三郎随同日本作家访华团第一次访问中国，专程拜访曹禺。大江对曹禺说：“你写《雷雨》时在读大学，我也是在大学开始小说创作的。”

大江年轻时非常喜爱的《雷雨》，是曹禺在清华读书时创作的。创作地点正是大江今天演讲的地方――清华图书馆。

大江说，在曹禺当年创作《雷雨》的地方，与“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

大江以其“存在主义本土化”小说创作而获得世界声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性的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他概括自己的“文学上的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

此次访华前，国内刚刚翻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和随笔集。

大江在演讲中介绍了他“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以及“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方法”。

大江是一名“知识分子作家”，他正关心着三个问题：一是核武器问题，二是环境问题，三是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共存共生”的问题。他对日本“国家主义”倾向，二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侵略屠杀罪行的不忏悔，抱有警惕和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说：“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是东京都市民的耻辱。”

他在清华图书馆的演讲题目是“致北京年轻人”：

致北京的年轻人

能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在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的阶段，我听说大家对我从一个“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颇为关心，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发言之后，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具体地、轻松愉快地展开。在这里，我首先想谈的是，在我这样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

回顾成为作家之前孩提时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谈到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

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里，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地方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在我的孩提时代，把这些讲给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我通过她们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特别是后一次暴动，还获得了胜利。那次暴动，是从1867年到明治维新前后之间举行的，并且，是在明治近代国家体制起步之后――在那开始的混乱时期――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方农民势力战胜了国家势力。

关于这两次暴动的记忆，都从官方的记录里删除掉了，在学校的教育里，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是，这些在山村妇女们的故事里，通过土地、风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脉相联的家族，生动地传承了下来。

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们讲述的土地的历史、传说；另一方面，则是在学校里学习的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和传说。我徘徊于两者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我，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我终于发觉，那时，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之中。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女性们的讲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缘故。

我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作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

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并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从那以后，在战后十年左右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战后十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认为作为宪法原则的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这样一种社会风潮。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

在小说创作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的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的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

另外一个话题，我想谈一谈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儿子对作为小说家的我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出生的时候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

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

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通过自己有过的动摇和痛苦，以及自己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其一，像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轴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但是，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已经在自己内心里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

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了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东西。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一位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的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上恢复的作业。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因为我热衷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

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关于广岛，我写了一本书，并把在那里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反馈到了自己的小说中。

和身患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六年以后，也似乎是偶然的，发现孩子对野鸟的叫声很感兴趣，我和妻子创造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语言。不久，孩子的关注点从野鸟的歌声转向人工的音乐，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而作为作家，我也把我和发生如此变化的残疾儿子的生活写进了小说。尽管如此，在《万延元年的足球》这部作品里，残疾儿的存在还是退到了小说的背后。这部小说，是把日本近代化开端时期最初向美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年份，和从那时起百年以后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而掀起的市民运动对照起来描写的，表现了这样一个大主题。这并不能以此说明残疾儿的存在退到了小说背后的原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的关心也常常在怎样推进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上。

在这部小说里，我主要刻画了没有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气的年轻夫妇是怎样颓废的。从消极的侧面，观照自己的家庭问题，所以，对我来说，这部小说也仍然是从和儿子共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但是，把和自己家里的残疾儿子共同生活这样的事情作为所有小说的主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行为么？我想，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正是通过克服这个疑问的具体行动，从而积极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当我还是法国文学系的学生的时候，我最初写作日语小说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的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仍然在继续最初的想法。当然，从事小说家的工作已经40年，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文章、文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设定明确的意图，破坏作家已经创作出来的文体，这是有意识引导的变化；还有一种，则是可以称为自然成熟的变化。

但是，我并没有偏离在22岁的时候确立的创造日本小说迄今未有的文体这一根本的方针，也没有产生把这一方针改换得更为稳健的消极想法。

我的小说创作的动机之二，是想描述自己战争时代的童年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缺点，是缺少提出方法论的意识。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到米歇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日本文化的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的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的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但却帮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学的特质。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要创造出和日本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但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对此，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因为在日本文学里，特别是近现代日本文学里，有所谓“私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这是一种用第一人称“我”来描写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在作为一个作家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和“私小说”这种文类对立的。我也曾经批判说，在日本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类和这种文学传统，阻碍了日本文学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么，我以残疾儿童的家庭为舞台写作“私小说”，这不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向么？这是贯穿许多对我所进行的批判的一个共同论点。

可是，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题材和“私小说”的叙述方法，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从刚才我所谈到的巴赫金的理论向前追溯，我把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这些小说的方法论。我还认为，通过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通过对他们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神秘性的或者说是灵的体验普遍化了。

同时，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持续不断地把这样的理解写成随笔。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残疾孩子的诞生和与其共生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和对此的有意识的接受，在那以后，经过了37年，到现在，塑造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现实。

最后，我想谈谈现在正在写作的小说。首先，这部作品使用了极其私人性的题材，这和刚才我所谈到的内容重合，可能会成为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条件吧。

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所出生的岛屿――四国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高中读书。在这个地方城市里，有CIE、美国情报文化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原版书，在这以前，我曾读过译本，非常喜爱，并终生受到它的影响。

在读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朋友，也给年轻的我以影响。我曾经和他一起接触过美国兵。这位朋友，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创作了获得世界性好评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结了婚，刚才说过的残疾孩子，就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现在还遗留着智力障碍病症，但已经用对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现自己的语言――音乐，创作了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据我的小说，原样使用大江光的音乐，导演、摄制了电影《安静的生活》。在这以前，伊丹摄制过正面批判日本暴力团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受到暴力团的行刺报复。这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创伤，也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在那以后，伊丹突然自杀。

我想重新认识、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还有我们的儿子大江光四者之间的长久的关系。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占领军美国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把这个事件写成小说的线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校区停留期间，好像是偶然的，我读到了森达克的日常谈话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卡通《在那地方的外边》，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时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发生变化所受到的冲击，并成为永远的心灵创伤，还有，生了一个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为了把存在于遥远的地方的那个正常孩子抢救回来，发现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间的共同语言――音乐，森达克的书，启示我深入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森达克的卡通，以欧洲的传说故事中的变形为主题，故事内容是：一个婴儿被可朴林盗走了，作为他的替身，留下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了救回被盗走的婴儿，姐姐不断努力，最后终于救出了妹妹。我把这个故事里的姐姐阿答，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时代重叠，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说的根本的叙述方式。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论是我还是伊丹，还有头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可朴林偷盗走的真正美丽的孩子的替身的变形么？

同样，正是由于一位既是妹妹、又是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勇敢的劳动，创造了我们的家庭。而就在这个美满故事进行的中途，她的哥哥突然自杀了。

我一边写作自己的变形小说，一边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不只是伊丹十三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度过青春，生活在经济繁荣和繁荣以后长久持续的不景气时期、现在面临老年的我们这一代日本人的现实性课题。

现在，回答大家的提问，进行自由对话吧。我在准备这次讲演的时候，中国方面曾提议让我谈谈中国、日本的年轻人如何开拓出共生的道路，在这次讲演的结尾，www奇Qisuu书com网如果能让我就这样一个主题，谈谈看法，我感到非常荣幸。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我这样步入老年的人来说，谈论这样的主题，只能谈谈“应该这样做”一类的希望了，而像大家这样的年轻人，则要提出具体的构想，并努力使之实现。所以，我想听听大家对此的决心，我自己也要发言，我想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对话，都传达给日本的年轻人。

如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对于一个对日本和中国的人们共生的亚洲和世界的21世纪寄托着希望而写作至今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说，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谢谢！

从中美文化差异看中美撞击事件

赵启光

日本人不懂得发泄，只会压抑，压抑到一定的限度就要爆发，就要拿起刀枪来和你打仗，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灵上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忘记仇恨，这对于发展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赵启光，1948年生于北京，1987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卡尔敦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终身教授，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和中美间文化交流。业余时间对经济学颇有研究，尤其关注网络经济与股市动态。

中美文化差异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通过解剖事例才能深入浅出的说明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很多人从政治、经济或者是军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这都很有必要，但是很少有人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双方行为的文化渊源，因此，要从美国文化的基本观察点上来分析美国人在撞机事件中的行为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

一、美国文化的基本观察点

总体来说，美国文化有四个或者五个基本的观察点。第一个是宗教，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这里就引出对上帝的尊崇，美国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罪的文化，它和中国的文化完全不同，我在下面会详细解释。第二个是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受这些文明中的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的影响。第三个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第四点只有美国有，那就是美国对西部的开发，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边疆意识和冒险精神。第五点已经出现了，但是有待于时间的检验，这就是美国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成为了信息革命的领头人。

下面就具体的向大家解释一下美国文化的几个基本点对于他们在撞机事件中行为的影响，其实一对一的解释行为是取巧的，但是每个行为的表现都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所以我们多少也可以摸索到美国行为的一些文化脉搏。

第一点就是宗教。美国宗教文化是罪的文化，他们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的行为对上帝负责，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美国人认为自己总是对的，他们要得只是对上帝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人在放回机组人员之后就翻脸，始终不放弃对中国沿海的侦察，这都是可以通过这种宗教文化来理解的。而我们中国是一种耻的文化，中国人讲面子，讲相互关系，这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点是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给美国人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民主政治，另一个是强调个人，也就是人文主义传统。人文主义强调个人是主体，这在美国体现的非常明显，美国人很尊重个人，遇到撞机事件首先想到的是人。美国在这次撞机事件中最强调的是他们的飞行员个人，但是他不关心中国飞行员的安全。因为中国飞行员不是基督教徒，是异教徒，异教徒在美国人来看是不能算一个完全的人的，因此生命微不足道。宗教和政治是美国价值观的两个方面，如果另外的国家在宗教和政治上和美国保持一致，比如英国和德国，那么美国人是把他们看做盟国的。如果一个国家在一个方面和它保持一致，比如说日本接受了民主政治，但是没有接受基督教，这在美国是可以容忍的，再比如说俄罗斯也是这样。但是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和美国都完全不同，美国人就不能容忍了。

第三点是工业革命对美国的影响。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使人的力量无限增大，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人进一步掌握了自然，工业革命的成果起初被英国得到，后来又有德国和日本企图继承工业革命的成果，但是实际上最后工业革命的成果是被美国继承了，才能把侦察机开到中国，中国就没有能力把侦察机开到美国的海岸，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一下子就落后了一百年。

第四点是刚才说的美国对西部的开发，可以说美国对西部的开发是美国的立国基础，西部精神是美国精神。美国在历史上建国是十三州，后来不断的向西部发展，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美国崇尚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只要有能力我就要移动，西部牛仔也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传统，我到的地方就是我的土地，只要我不进你的家门，所以他们跑到中国边疆来侦察是有文化原因的。美国人把侦察机上的飞行员看做是西部牛仔的代表，他们在撞了别人的飞机之后还能从容的降落到中国的海南省的领土上。美国人讲projection，投射的意思，他们也把自己的思想投射到中国飞行员的身上，他们实际上对王伟还是很尊敬的，他们认为王伟也是一个牛仔，比如他把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贴在飞机舷窗上，还用自己的飞机去撞击美国的大飞机，他们认为是中国人撞的他们。因此他们在内心深处对王伟还是很佩服的，美国人总体上来说比较乐观，玩的心态比较重。

第五点是信息革命。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人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信息革命，他们在硬件和软件技术上都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硬件上通过英特尔公司做到了奇--書∧網，在软件上全世界都在用他的视窗。信息革命形成了美国新的传统，这就是收集、获取、研究、分析信息的传统。所以美国把侦察机开到中国的边境来搜集情报。可以说，牛仔精神+信息技术=新美国精神。在美国总统中间，克林顿是一位全球化比较重的总统，他受美国本土的文化影响比较小，对全球化也比较能接受，他的历史地理知识超出美国人的平均水平很多很多，而布什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听他说话，就像听一个典型的美国人说话一样。他说话很像一个牧场的小牧场主。要是他是我的学生，我就给他一个C。

二、中美文化的异与同

应该说，中国在传统上考虑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比较多，美国比较重视个人利益。我们常说美国文化是汽车文化，美国人每个成年人都有一个驾照，到了18岁，美国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考一个驾照，这说明美国人比较讲自由，爱去哪里就去哪里。而中国文化是一种手机文化，中国的手机拥有量是世界第一位的，中国人拿起手机来，就爱问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咱们见个面，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美国的文化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美国人并不是一定要以中国为敌，但是这种对峙有很强的文化基础。我举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日还没有开战，有一位日本外交官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他说日本绝对不能与美国打仗，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过美式足球，就是橄榄球，他说美国人虽然都是些少爷兵，老爷兵，但是在遇到国家困难的时候特别能吃苦。当然我们觉得日本打美国是帮了我们的忙了，但是日本的政府没有重视这个研究，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在美国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美国曾经选择京都作为轰炸的对象，但是京都有大量的文化遗迹，我们后来想像的日本的木屋、樱花、穿着木屐打着伞，下着雨，都是京都的样子，而现在的东京和北京、上海都差不多，所以后来美国把原子弹扔在了广岛和长崎。在美日关系上日本并不完全是一个政治国家、军事国家，它首先是一个文化国家。在早些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比对日本人的印象要好很多，但是日本在文化上做了很多工作，日本拍了一个片子，叫《日本的人》，描写日本人勤劳肯干的形象，在美国人中间的反响很好。但是在战争的时候日本人对美国人是挺残忍的，有一张很感动人的照片，上面是一个日本兵拿着战刀，一个西方战俘跪在地上，这和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的文化工作使得美国人消除了很多对日本人的仇恨。

中美双方在文化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也存在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有助于我们在处理内政外交的时候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共同发展。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他们在处理问题上有很多相似的文化传统，中美两国人民都是慷慨的、包容的、心胸比较宽阔，也比较肯干，比较幽默，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称为大陆文化，但是岛国和小国就没有这种文化了。比如日本，他们要完全侵占你的资源，侵占你的土地，掠夺你的财富，而美国只要你听我的话，认我做老大，就可以了，这种大陆文化是中美双方共同的特点。还有在对于企业的忠诚度的问题上也可以看的比较明显。中美双方对于自己的企业的忠诚度是比较低的，我们讲自己的事业，而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度就比较高了。中国人经常干两年就跳槽，美国人也是这样。说的有趣一些，从骂街上也能看出大陆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差别来，日本人骂街一句“八格呀路”，到此为止了，但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不会这样，他们下面还有，源源不断，日本人不懂得发泄，只会压抑，压抑到一定的限度就要爆发，就要拿起刀枪来和你打仗，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灵上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忘记仇恨，这对于发展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三、中美文化差异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启示

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只笔等于1000只毛瑟枪，所以在实践工作中必须重视文化工作的研究。我认为文化上应该坚持“兼容并蓄”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当年北大的校长蔡元培提出来的。我们所说的先进文化是在竞争中产生的一种文化，谁是先进的谁是落后的让大家去竞争，谁掌握了先进文化谁就是先进文化的主人。比如马克思主义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但是现在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的，再比如说个人主义最早发源于希腊，后来英国的洛克总结出了个人主义的思想，你很难说究竟谁是先进文化的主人，我认为谁掌握了先进文化谁就是先进文化的主人。我们有必要鼓励美国文化的吸收和引进，但是中国的文化比较高深，有必要加强自身文化的教育。当然政府还需要支持地方文化，最终达到兼容并蓄。美国文化中有很多中国可以吸收和借鉴的东西，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大规模的沙漠化，这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离现在也不远。在美国的历史书上都记载了这个事情，但是他们把这个事情叫做“AmericanDesert”，美国大沙漠。在美国的中西部遍地风沙，在很多美国小孩子的日记中都记载了这个事情，好多人都认为这件事情都无可救药了。后来美国政府找了很多社会学家、气候学家和地理学家来研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30年代发布了一个政府通告，停止放牧，蓄水护草，保护生态。这样了很多年的时间，美国的中西部环境得到了恢复。中国的农业不行，但是中国有很强的制造业和旅游业，这可以和美国竞争。全球化需要分工，中国做中国的强项，美国做美国的强项，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一个顾客，尽管这个顾客很不讲理，但是他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原则，我们是可以交流的。

中国的新一代的青年人受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冲击比较大，有人就担心传统的优秀文化在这一代能否得到巩固与发展，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青年文化是美国的主导文化，像迪斯科，卡拉ok这些东西，美国的老年人也很少参与，他们也喜欢像中国的老年人一样打打太极拳，中国的古典文化是老年人的文化，比较博大精深。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古典文化在中小学课本中的比重太少，而翻译的作品占的比例太大。中国人自己的文化都还没有学好，俄罗斯的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学的太多了，这样的课本，文化底蕴明显不足。我儿子要学习最先进的文化，这种先进文化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我在家里讲中文，要我儿子学习中文，这次我来之前给他布置了学习中文的作业，要他写一篇作文。他用中文给我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文，我父亲很满意，我也觉得很欣慰。我还要求他要娶一个中国姑娘。我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越喜欢中国的文化，越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有些中国人刚去美国的时候，喜欢留个长发，带个鼻环什么的，后来他们就越来越对中国的文化有感情了。我希望自己对与中国文化的热爱越来越深远，也多向中国人介绍美国文化，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

中国传媒如何面对西方的竞争

张镇中

为什么在研究中国商业模式的时候，咱们要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学？为什么不在清华学？

张镇中，著名传媒专家，新闻集团STARTV前总裁，美籍华人，被聘为清华大学传播系的客座教授。

在当今国际传媒界，张镇中先生既是一位重量级的管理大师，又是一位权威的媒介技术专家。他曾是世界著名媒体新闻集团董事会的执行董事和STARTV的前任董事会主席和总裁。在1998年入主STARTV以前，张镇中先生长期从事航空航天事业的技术和管理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从事中美之间航空航天事业合作的高级项目主管，曾担任美国休斯电子公司的副总裁和美国休斯国际公司的总裁。

新闻集团前副总裁张镇中在清华大学向他颁发客座教授的受聘仪式上，就传媒业的未来发表了演讲，并就中国传媒如何面对西方的竞争回答了听众的问题。

提问：如果把东方人比作猫，东方人怎么学到这个狗的语言，我们东方的媒体怎么学到西方媒体的技巧，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回答：我觉得倒是不一定要学到西方人的技巧，而是要了解它的优势，但是如果你全靠外国的优势，你永远也赶不上外国人的这套技术。但是中国主要得解决中国本身市场的稳定，市场的优势，同时要有怎么样打出国外的市场的这个愿望。那么在这之中呢，你就要怎么样发挥中国人的优点。我举个例子，最近你们可能在网上都看到最新的电影，《卧虎藏龙》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在美国得了四项奥斯卡奖，对不对？这个李安导演奖没有得到。那天，你们可能没有看到那天的电视节目，那天以为讲到他的名字，要准备站起来了，可是没提他的名字，他难过。那么就这个电影来讲呢，西方人和我们中国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你们看到这个电影，会觉得，嗯，还不错，但是也没那么好，因为我们从武侠小说，从武打片当中……所以说，这个里面四个主角，除了我们杨小姐之外，别的都没有学过武打，都是替身去做的。如果周润发是李连杰，咱们可能还会……，但是他不是李连杰，所以我们对这个电影的评论是相当低，香港、台湾对这个电影的评价也不高，但在美国就可以得到四个奖。那么为什么呢？说起来，它的语言就多了。台湾的编剧，尤其他用鼓跟中国古代的音乐配起来，造成新的一个概念，我们听起来好像跟鼓乐一样，可能你们年轻人还不愿意听它的音乐，再配上在美国很受欢迎的马约尤的提琴，大提琴；所以这样两个东西呢，是个新语言的工具，再加上中国很漂亮的四川的竹林，青海、甘肃的沙漠的大镜头，拍下来了，对你们来讲，不怎么惊奇，你们很知道中国的风景。但对西方人来说，他不了解。所以这个语言用对了。所以对两方的观点呢，是很大的不同。

提问：张先生，我的问题是：谈了很多新媒体的观念、形势和它的内容，我觉得驱动一个新媒体的真正力量在于信息供给的方式和叙述的方式不同。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是个有机体，所以才需要供股，才需要像您在美国搞的那种投资银行的形式来做这事。以我的经验，您在凤凰卫视，包括国内网站，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是，不是在媒体本身上，而是大家忽视了驱动媒体的市场，尤其是在中国。所以请问张教授，在未来，驱动中国的媒体整合的，除了政府的因素以外，您这个投资公司，以及像我们这样有志于投身这个行业的人，在这个行业里，能做什么样的工作？

回答：WTO在某个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媒体的开放。那么，在开放的时候，其实从我个人来看，这个3年10年当中，就是凤凰电视台开业10年，跟国内的中央电视台也好，湖南卫视也好，跟孙政通（音）这几个卫星转播的电视也好，从它的品质讲对大众化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改进，那么从一个企业，风险企业投资的角度来讲，最吸引人的倒是它的价值。可能你们很多人不知道，在海外的这个有线电视公司大部分是亏本的，它是靠信息流动来支持它的开支。赚钱的都是内容公司，提供企业内容啊，提供电影，赚钱都赚在这个内容上。那么从中国将来的开放局面来讲呢，主要还是一般人的、消费者的控制下。如果在消费当中，你还是一块钱一个月，就是有连解码器的本钱也拿不回来的时候，这个开放开到多大也没有用，这个大家很清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看看，在这个英国、德国、美国的模式当中，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收费电视和广告费电视的两个发展是跟它的经济增长跟个人收入的比例是很有关系的。就国内来讲，到了大城市呢，某种程度当中，我看这个媒体的发展会上来。换句话说就是，按人民币算，最起码一个月每家可以付到10块钱人民币的时候，那就是中国收费电视发展的一个良性系统，10块钱一个月。（有人插话：清华大学12块钱一个月）哈哈，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事情，清华大学是很好的。

提问：张老师，我有个问题。您刚才说，我们的媒体是有能力跟西方媒体竞争的，在同等地位上对话，但我觉得从目前世界媒体的格局来看，好像看不到有这方面的希望。

回答：（笑）我抱有信心，我跟你解释一下最近你们可能没有看到CNN的报道，好几个发言人声音都蛮大的，包括我们李教授，过去呢，很多这方面的意见，国内的体制方面还是不准许，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方面的空间还是蛮大的，相当大的。那么我想，在这点当中，不是讲全面性――比如说，跟西方的电影制造数量，那差得很远――但是从新闻来讲，我觉得现在完全可以办得到。谁可以比中国人自己更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难道你要等CNN报道你再了解吗？不可能，这一点，可以做得到，一定做得到。所以我讲声音大，就是这一点的声音。比如说，两岸的问题。难道美国人对两岸的问题比我们中国人真了解得多吗？我们声音比它大得多了。在中国的南海，对菲律宾，对新加坡，缅甸，所有这方面的海面的治安问题，难道美国人比我们更清楚吗？这个就有很多发言的机会，所以我们平等的地位，不是讲他讲什么我们讲什么的，咱们讲我们应该比他们知道清楚的。比如说，为什么在研究中国商业模式的时候，咱们要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学？为什么不在清华学？所以这是个要点。为什么在香港的大学，商科要抄美国的，据我了解，为什么？所以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应该创造自己中国特色的管理系统，我希望在清华大学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成立这个系，逐步发展，这种新的发展就是利用自己的优秀的立场来发展对自己有利的看法、为什么研究中国问题咱们要讨论到英国跟美国去呢？这是很不一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美国在亚太的情况．我们应该比它更了解。这种方面呢，你可以研究，问自己这个为什么之后，你可以自己摸索出来。

提问：张先生，目前国际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舆论，那么，我想问您，西方舆论在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决策上面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我们怎么来理解在以CNN为代表的美国媒体上对中国形象的归应和构建？

回答：这个问题，你要这样子看。美国的老百姓对中国的认识是很浅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可以说有一百年两百年的距离，那么，包括我讲，在海外的华人对中国的近期历史也不清楚，这种例子相当多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对中国的情况很清楚的，所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度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那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一个人两个人的讲话、解释可以满足的。我的愿望就是说，咱们中国可以每年出10部电影，把中国平凡老百姓的生活讲到电影上，这个对全球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个很大的转变的因素。所以我讲转变美国西方的注意力是个很长远的工作。比如说，把所有美国三大电网，ABC，CNN，NBC加起来，报道对中国的新闻，每一周不到60分钟，怎么样可能在60分钟内实现对中国发展的了解呢？不可能的事情，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的事情。在西方的报道当中，它只有对中国付60分钟一周的代价，也就是说，他西方人的心态呢，有很多别的兴趣。

提问：张先生，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向来广播电视报纸都是分开的，其他国家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都是产业集团；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要世界上有我们的声音的话，我们必然要走产业化集团化的道路，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开始这样的整合了。那么我想请问张先生，在这样一个整合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新媒体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回答：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国外的媒体，不是全包括有报业、电视台和无线电讯，不一定。新闻集团比较特殊一点。其实传统媒体还是非常传统的，搞报业的还是搞报业的，搞电视的还是搞电视的。那么现在因为进了互联网这样一个新的电子技术的领域当中呢，就在考虑怎么样来应付，其实他们是非常被动的来应付这个宽带技术的将来。在这个当中呢，他还是保持一些传统的心态，比如说你今天到这个纽约时代报纸去，你讲，你这个报纸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搞电子化。我可以保证它所有的主编都会对你笑，他们认为自己报纸还是全美国最领先的报纸，不会电子化，因为他认为自己写的文章比别人要好。在短时间，他的这个地位会不会被人替代呢，我看目前还不会。因为很多人还是愿意看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时事报道。电视的报道，跟它表达出来还是限制，很多复杂的事情都需要时间，但是电视每秒钟是很费钱的东西，这对美国的电视台来讲，非常值钱，每一秒钟是以黄金来量的。所以你脑子里头想一想呢，不一定大公司就能够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最成功的企业，是把它的流动资金周转成功，把它的公司的价值提高。那么刚才我说，报纸企业利润是很低的，那么现在我讲，新媒体最主要的它是一个智慧为主的媒体的企业。为什么在一年多前，互联网的投资进展这么快呢？也有的网站就会制造内容，也有的网站内容没有。将来的挑战呢，就是你要制造多少内容，你要讲什么故事，讲很有意思的，你讲什么故事人家愿意听的？这故事全是用文章、文化、加音乐，还有视觉器包含起来的包装起来的，要表达出来，这个就值钱了，这个就是10倍，20倍，50倍，100倍的智慧产业。这个就跟文化产业有直接关系。所以刚才我讲过，在媒体当中，最赚钱的是节目制造者，而不是电视台和这个网站。

提问：张老师，我手里有两组数据，一个是新闻集团在1995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配，还有一个是新闻集团1999年的年度报告里的比例分配，我发现收入有一些变化，像电视业从原先的21％增长到25％，电影娱乐业从26％增长到32％，而报业却由34％降到了19％，这是不是证明有些部分在往上涨，有些却是在慢慢萎缩？

回答：电视的收入因为买的福克斯电视台，所增加的电视方面的收入，1995年到1999年，电视台的数量增加了。报业没改变，报业是平的，1995年之后就没有购买任何报业，所以报业是平衡的。电影呢，1999年的是报的1998年的电影，1998年电影取得最成功的收入，超过20亿美元的收入，但是你看看到2000年就下去了。但刚才那个杂志也增长到22％了，这跟报纸是相反的。新闻集团的杂志英文叫TVGuide，是电视导报，他是购买了42％的电视导报的股权。是这个分别。

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将来电视媒介的发展趋势会有电视电脑和电讯的融合，我也知道您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像卫星传输数字电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种新技术最近几年来的发展？

回答：这个可以讲4个小时。你要看看人的心态，如果在新媒体当中，你要注意一下，不是以科技领先解决现实的问题，而是人的心态。你看电视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是躺着的。你在电脑前呢，你是坐得直直，眼睛盯着屏幕看的。这两个位置是很难结合起来的，对不对？所以你讲，电视机为什么不可以解决我做互联网终端的要求？这不可能，你不可能躺在家里去看，你一定是这么很慎重的去看。那么相反来讲，在你的电脑屏幕上面很小小的一个电影，你会不会看？你不会看，听新闻还可以，你不可能在你写文章的同时看电视，我自己也不行。但是你开收音机听音乐还可以，开收音机听新闻可以，但你把要看的电影摆到你的PC屏幕上，不可能。同时你把屏幕PC的桌面摆到电视上，也不可能。大不了你在你的电视上做个电讯就完了。还要简单的电讯，再复杂一点的也不一定能做。所以互联网上电脑的显示器跟电视的结合，可能需要一个长远的时间，还需要一个合作，怎么合作呢？强大的旧电视机显示器，已经不是电视了，是数码显示器，你呢，可能用口，不用打字了，就说：今天，我要看电视节目了，它马上给你安排。同时我讲我要算一算我今天的作业。到这个方便的地步之后，两个才可以结合，这可能是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那么这两个结合，我跟Microsoft干了7年的时间，也没办法把两个统一起来，因为他的愿望是增加电脑这部分的应用，我们搞电视的是要增加电视方面的应用，这两个是合并不起来的。但是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小小的PC，就是PAD。这个小小的东西，对电话用处大了，现在产品已经出来了。这个亚PC部分再来解决电视终端，就不可能，谁要在这个上面看电影看体育？不可能，看球，看乒乓球，更加不可能。电话简单的电视今年就接口了，同时变成彩色了，这个可能会代替解决PC跟互联网终端的一部分要求。主要是将来无线的应用，速度加快之后呢，可以放简单的新闻，可能短时间对互联网终端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

提问：我们都知道，西方媒体和东方媒体相差非常远。西方媒体不管走市场规模、技术、实力都比中国的强很多倍。那么您刚才讲到，媒体的竞争是靠内容，我想是在西方市场上，西方不同媒体之间，是靠内容取胜，内容取胜的规则，对于西方媒体和东方媒体之间的竞争适用不适用？如果适用的话，是现在适用还是将来适用？如果现在不适用的话，那中国如果想在国际社会上传播出自己的内容做得更好，更有水平之外，还应该采取什么的措施？

回答：其实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很多方面都相当好奇。比如说清华女学生每天在干什么？他们对这些很有兴趣。你是哪里来的，你怎么进清华的，你在清华念哪一个系，你念完书后将来到哪里去，你将来对对象有什么要求？这些对外国人来讲是很有趣的东西。你将来以后的发展，外面的人很难了解。咱们在国内来讲，有没有这种记录呢，很少，所以你可以想一想，怎么把一般中国人的生活，稍微变一变我们的语言，使它们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去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这个方面是大家都相当感兴趣。因为西方的电视节目，一个叫做Friends,一个叫做ER，可以说，每三周，他们编剧的都要开除，讲来讲去都是那回事情。没有什么新的故事，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所以为什么《卧虎藏龙》在美国这么受欢迎呢，就是内容，就是新的内容越来越少了。但中国新的故事相当多呀，可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把它编起来，所以你讲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发展，我想是可以的。

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卧虎藏龙》在中国不被看好，那么把中国人不看好的东西，中国人不太喜欢的东西拿到西方去，受到西方人喜欢，这是不是有点迎合西方人口味的意思？

回答：你要打进人家市场的话，就得了解人家的需求。换句话说呢，观众是为主。国内很多内容并不受欢迎的，你还在看吧？对不对？这个呢，稍微改变一点的话，那你就会受欢迎。所以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就跟我们经常讲的一个笑话，每个队员吃的药是不同的。这个药给你吃你会病，给人家吃就医好了。

提问：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清华女孩的生活，美国人会很关心。那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写了一个清华女孩的生活，我怎么让国外的人知道？我难道要把它放在我的个人主页上，给外国人看这个故事吗？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在我们中国的传播技术不是很发达，没有进入市场能力的情况下，光有内容的话，我想目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回答：现在可以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现在的发展尤其是年轻人的发展很感兴趣。比如说，今年吧，我看可能有几十个制片人会来国内谈新的电影，新的书，我估计他们都会来。那么，主要就怎么样了解你的书的内容，让他们改成银幕上的故事，然后把它推出来，我看今年你们会发现很多这种内容取向，就因为西方国家处在内容上的重复的情况当中。但是中国方面的很多内容你不能就随随便便把它放上去，因为中国人的讲话有他自己一套文化传统．那么一两句讲不清楚的，可以当做背景放进去，那会很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是作家的话，以后很受欢迎。

提问：我想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美国媒体在炒作中国的选题的时候，中国反击的时候，经常选择的是美国的印刷媒体做靶，很少选择它的视觉媒体。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印刷媒体是不是就是比视觉媒体的影响大？第二个问题，每次当中国的选题炒作完之后，中国肯定会据理力争，说出问题的真相，也许，这个真相被他们所认可，那好，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美国媒体对于自己的报道失真，除了要受到市场经济的自然惩罚之外，它自己有没有一套完整的自我纠错手段？如果有的话，可否请您介绍一下。

回答：我先回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从这个法律的规矩来说，报业的股东是无权来管报业的新闻发表，干扰任何报纸的文章，这个是原则。那么在这个原则上呢，通常可以说是保持这个原则，为什么呢？如果这个老板干过一次的话，这个报纸的威信就下降了。这个对职业的编辑来讲是关键，尤其如果你是个主编。你说这个文章可以出，你老板说这文章不可以出，那他这个主编的位置就没有威望。所以这个当中的关系就非常明确。那么，万一他写的文章是错的，那么经常有人写信，比如说我经常写文章，我对他提议，他也要接受。但是问题在哪里，比如他讲错了后，我写的抗议，登小小一条，讲他讲错哪里了，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没有办法了，纽约时报跟你讲话，你要想好再登出来，你就找华盛顿邮报，或者找别的报纸去登。电视节目影响力非常大众化，而不是煽情。所以如果研究大众传播的煽情的话，你知道，人的记忆是很短的，大众记忆是很短的，一天就过去了。报纸是永远留住的，看这个文章的人是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而大众化的报道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这两个方面呢，为什么从中国来讲对报纸类的文章非常注重，美国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比较注重，别的可以不计，因为这两个报纸影响在西部东部的政客，纽约是大财团，华盛顿是美国国会和领导人所在地。所以这两个地方影响着那些人，而那些人对电视的报道是不注重的，今天讲他好，明天讲他坏，他不当一回事的。像报纸呢，他是认真去斟酌的。所以这两者是不同的。

提问：刚才您讲的信息流的问题，讲到清华要出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但现在比较流行的管理模式，大部分都是从制造业，可口可乐，或者其他，从来没有过多报道关于媒介行业的管理。媒介行业面临两大潮流，一个是购并，这种整合，一个是分离，更专业化。那么这个里面更大的问题是管理和经营。那么也许投资的不是机会，整合媒介首先在于整合其管理者。那么对您来讲啊，还是在中国，因为中国这方面可能更欠缺一点，怎么能够做一些事情？这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很明显我们有些学生，中国意识过强，如果美国人想挣钱的时候，他不管这钱是怎么样来的，他只要能挣钱，可中国人更多的在挣钱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个中国的帽子。那么我们进军美国市场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我们对克林顿的问题，所以才特别在乎人家对江泽民提出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很多是我们记者新面临的选择，所以搞新闻的人能不能以一个更开放的态度站在外部视角看中国，更有帮助？这样对我们整个的受众没有影响。

回答：我看是这样子，因为从媒体来讲呢，你看看西方媒体的发展，那么我们把媒体分几个类，电视台，发展的基础是很传统的；还有电影，它的这个很简单，它是个人创造性的发展。那么新闻呢，西方新闻的开始呢，倒不是一个从公正客观的角度去，而是高度利用地方政治的一个手段工具来开始的。很多人没想到西方报纸是怎么来的，西方报纸开始是很好笑的。你看看纽约时报的历史，你看看华盛顿邮报的历史，都不是从一个公正客观的开始发展，而是某某政客想利用这个大众化的媒体来捧自己上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报业的大亨都没有什么操作企业的管理家，都没有的。什么叫大亨呢，他讲话算数的，大亨。而逐步转到企业化，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例子。那么提到媒体管理，我觉得中国可以在这里面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从媒体看，怎么样来以中国化的管理系统来解决目前的发展？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将来的压力会增加，而不会缩小。而在增加压力之后，咱们怎么样逐步逐步开放。咱们是顶住顶住，不开放不开放，咱们一点也不可以卖。这个迟早要开放，在开放的时候你以什么形式来管理？这就是说，这个是无形资产的管理方式，制造业很容易，但是要管这个智慧财产就是新的题目。在国外可以说没有模式。但是它的历史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趣。

提问：张教授，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同样在《纽约时报》和《雅虎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您认为在哪一个媒体上发文章更令您有成就感？

回答：《纽约时报》。雅虎可以说没有什么新闻，雅虎是个网站。

提问：那么我现在有个问题，一般来说，现在的网络媒体新媒体更多的是一种服务性的工具，一种文献检索的工具，在电子商务方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便利，那么我想知道，张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以后第四媒体必然走向主流媒体，怎样去增加它的权威性呢？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说到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历史，它最早都没有客观公正的概念，但实际上像它最早那个电视报纸，那个《纽约时报》，实际上它们当时都是非常公正的，为下层百姓做了很多事，由此赢得了观众。我觉得从整个美国的新闻界来说，它们是有一种客观公正的原则，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想知道，就您在美国呆这么多年，美国新闻界的那种职业道德，至少按它的价值观来说，他认为自己是绝对客观公正的，这对中国新闻有什么重要启示？

回答：你刚才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呢，你可以在70年代前，从60年代50年代去看一下。纽约时报经常出问题，它还是代表了主编的委员会的看法，它主编有五六个人。那么他们也带他们自己个人的偏见那么经常，比如说最近李文和，华人科学家李文和，第一个报纸讲他是间谍是哪个报？纽约时报。他是不是完全根据他这个客观原则去做的呢？可以说没有。他每个报纸的主编委员会，权力相当大。那么主编的这个权力呢，他每个人都有自己偏见，而同时呢，他要找到对大家有新闻价值，新闻价值不是对我们讲内容丰厚，而是对大家讲这个事很新鲜。包括本人在内。中国的卫星技术是张镇中先生偷到中国去的，报道过，但有没有这回事？没有。中国的卫星技术是老早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个很简单，但是他也对这个报了。他有没有打电话访问我？没有。（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吗？）对。所以要分析纽约时报的时候呢，这些西方报纸对自己报道掌握得非常客观，我们的记者是名记者，但是要分析它存在很多问题，尤其在美国主流媒体当中，他不敢碰任何人，而碰到中国人或者美国的外国人，他就随随便便写这个文章。所以我觉得纽约时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华盛顿邮报也是这个问题。

提问：张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如果世界上媒体，东方跟西方，站在同等地位上对话，那么，我就是说，这个同等地位，它是有些条件的。比如说金融控制方面，另一个是技术的可能性，还有东西方媒体记者的不同观念，那么现在中国这个条件下，我们如何跟西方媒体，多大可能性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途径去跟他们同等的交流沟通呢？

回答：你们可以马上进行，每一周挑一个两个甚至三个美国对中国的评论的题目，你们清华传播系的学生们，根据你们自己的了解，来写中国人的看法。这个就是平等对待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法律当中没有任何阻力讲你不可以写这个文章。那么你们在学校已经讲过多遍你们对很多不同问题的看法，你们在电视里面经常在谈这个事情，没有秘密，是吧，这个你们可以公开的，这个你们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第一步，从你们现在搞这个专业的学生们。那么到了这个报业来讲，他有机关的一套程序，就比较困难了。但你们现在就没有这个包袱。你们在互联网当中写的东西相当，你可以写这个。那么对话的意思就是说呢要创造这个机会，而使人家对你们的意见有尊敬，你们要做到这个地步。现在已经不同了，现在很多问题啊，单方面还不够。包括西方在内，他有时候讲的话是坏话，他还要找，国内找个对象来再问一问，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CNN不行啊，难道你每天都要看CNN来讨论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已经过去了。虽然CNN找了很多中国人的脸孔，但是讲话的内容不是代表中国的，你这个要很清楚。不要以为亚洲人面孔就是代表亚洲人讲话的，这个是CNN从它的心理状态看是很成功的一步。

提问：张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互联网在中国被称为第四媒体，您认为互联网到底算不算一个新媒体？再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您认为在网上发表文章，没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成就感大，但是现在有三种现象，一个现象是中国现在有10家做新闻的网站，还有雅虎，您刚才提到雅虎，雅虎有新闻台，还有国外的中国人华人看中国新闻最主要的渠道是看新浪网，我想知道，作为中国的文化，要交流到西方去，这个互联网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工具？

回答：我想可以说是当一个工具，但是问题在这个互联网的新闻也好，文章也好，它没有权威性。为什么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全世界很注意，因为它有权威性，即使讲错了它还是有权威性，讲错了还有很多人相信它的错话，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互联网上的观众人数比较多，但是没有权威性。比如说我现在写文章，我会不会说我根据雅虎某月某日新闻为主来当事实呢，不可能。新浪也不可能。都不可能，这是目前的状态。那么将来会不会改变呢，可以改变，但是要你的招牌打得响，像有权威的报纸的话，那是不很容易的事情，非常不容易。雅虎不过是个网站，其他的任何内容的东西都没有，它是个转运站。

提问：我想问一下，您能否预测一下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大陆媒介产业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如果您要投资中国大陆的话，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这四大媒体之中您首先会选择哪种媒体？如果选择其中一个媒体的话，您要重点投资其中哪个方向？

回答：我可以给你讲很清楚，我第一投资拍电影，第二投资电视连续片，第三可能就是旅游节目。

提问：我想问个问题，刚才您说雅虎网站内容都是从传统媒体转载的；刚才您又提出个观点，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内容最重要，它体现了人的智慧。如果它的内容都是从传统媒体上转载过来的话，请问这样的内容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智慧？技术的智慧还是那种人的哲学模式、新闻的思维模式的智慧？

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好，传统媒体呢它是文字，无声无色无图，没有立体感。那么上了网站呢，你希望有声有色有立体感。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对不对？但是到了宽带时代，我保证你新闻不只是字，可能英文、中文都会在这个网站发生，所以这个是个特色，新媒体将来的特色。那么在一个长篇的文章当中，可不可以发生各种情况呢，我看就是讲故事。很多人都把内容中讲故事的比例，就是说你怎么介绍这个故事，有些故事需要加这个体系，有些故事是不需要的。这个是新媒体的挑战。而这个内容的制造，目前全部掌握在你们记者的手上，不需要增加任何的先进设备。所以我看你在这个新媒体跟旧媒体当中呢，要分析一下。难道旧媒体就淘汰了吗？不是，而是改进。将来书会不会淘汰呢，我经常出去旅行，我口袋里总带着几本书，虽然我带着电脑，我还不愿意在显示器上看书。我看这个状态呢，还是会维持好多年。

提问：我想请您介绍一下媒体公司管理的内容。您做过广告，能不能把您媒体投资管理公司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座的有两类人，一拨是这儿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在职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兴趣。

回答：我现在从课题方面正在研究几个问题，跟投资的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在网上怎么来解决软件的利用，最便宜的来利用，换句话说，我怎样把Microsoft的售价降低。你看Microsoft的每一个PC都要付费的对不对？我想我可以付一次费用，你要借用我借你几秒钟就完了，你每天要用某些专业的软件，这个是一个技术。第二个技术呢就是讲，现在你在搜索资料的时候你是用单词，那么我现在呢，正在用人工的智慧的手段，来把整页，整篇，甚至于整本书的内容放进来组成同一类的网站的内容。将来的网站内容是相当大的，你要用目前手段来查是相当难的，你是用单字来查，而且单字查出来的内容是非常的简单。那么你要是可以做到，比如说你把你自己的小说一样写一篇文章，然后说就要找这种内容的，同类的,你怎么去找？你现在没有办法可以找这个。所以现在这是第二个方面我正在投资的。那么这个新的智慧技术非常有意思，有一个英国公司叫做Economy(音)，去年上市，最高峰是10个Billion，是100亿，现在还剩5个Billion，还剩50亿，101个受众，所以这件事代表就是用智慧技术来增加它的价值，而它总的来讲是很简单的数学的原理，搞了个小小的一个处理器，来帮助处理这些新的内容。这个呢，是很有趣的一个方向。那我最近最大的愿望啊就想到北美，包括加拿大，把地方的亚洲的声音，就是电视、无线电、互联网，结合起来，包括旧产业的报业，结合起来，把北美的媒体，中文亚洲语言为主的媒体，在北美垄断。因为在北美呢，基本上是1000多万的亚洲人，中国人是几百万。那么每一个电台呢，每一个报纸呢，数量都很低，所以没有一个以美国为主的，中文的也好啊，日文的也好啊，韩文的也好，没有一个行业是赚钱的。如果我把这几个媒体统一起来，结合起来，那我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解决亚裔在北美的市场，这一个主要的提供的因素。就是说，你是广告公司，你要来卖汽车，你可以通过我的媒体，在北美当中，可以得到50％甚至100％的媒体的传播。这个可能是最近搞合作的一个最新的东西。

提问：您刚才讲到中国媒体要取得和西方媒体同等的地位的话，最主要是要使用新媒体的语言，那您认为这个新媒体的语言是个很有魔力的东西吗？新媒体的语言是网上的语言吗？您能不能对新媒体的语言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第二，新媒体语言是相对于旧媒体而言的，那您是否认为旧媒体语言就是报纸的语言，您能不能就新媒体语言和旧媒体语言的区别做个说明？

回答：旧媒体就是以旧媒体报纸的方式来改成新语言，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是单向的。新媒体呢，你就可以从多方面来表达，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味道，有它的感情。报纸上很多文章是没有感情的。你如果要把中国的文化短时间给人家了解的话，你一定要把中国的文化的感情、心情，想办法表达出来。这个报纸就做不出来，新媒体是可以的。所以新媒体呢，换句话是用多媒体的方式来提供信息。

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

哈贝马斯

由原子反应堆所产生的危险，它被建造在本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却达不到本国政府制订的安全标准。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曾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以论文《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获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已有中译本）一书获得教授资格。

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

1964―1967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

1971―1983年任德国马格斯一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Max-PlanckInstutzurErforschungderLebensbedingungenderWissenschaftlich-techneschenWelt）所长。

1983―1994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

1994年退休。

一本名为《全球化动力――地域性生活世界》的书在其导言中说道：“今天，包罗一切的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彼岸、在超国家和全球化层面上，是否能重新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在环境方面以及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爆炸性力量。”市场的发现功能和调节功能是无人否认的。但是市场仅仅对这样一些信息作出反应，即由价格的语言进行编码的信息，而对那些它在其他领域所生产的外在效果，它充耳不闻。

社会福利性的国家，不论在欧洲还是在其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社会里，在上个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里确实弥补了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系统在社会方面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后果。资本主义第一次没有阻碍让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国所作出的保证得到履行，并使之现实化。民主的法制国家还确保了在下述意义上的一律平等，即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利用、使用自己的权利。

罗尔斯作为当今最有影响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提到了平等分配权利这种“公平价值”。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理念迄今为止只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得到了实现。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在一个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的具体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创造能力的界限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在两方面变得很不牢靠：一是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的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进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半的表面民主的这个单一范例。我要提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民主影响和作用的形式能自发超越本国家的边界而继续扩展吗？

我想在三方面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民族国家和民主有什么样的紧密联系，这种独特方式的相互共生今天又是通过什么而处于压力之下。其次，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我将简短地阐述对各国家诸种状况所提出的挑战所做出的政治方面的四种回答。它们同样也规定了一种座标系统，今天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就在这种座标系统中进行。最后，这场大辩论为欧盟的未来采取一种进攻性的战略而提供了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国家内享有特权的公民们同时也愿意考虑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洲的观点与立场的话，他们就必须在世界公民的目的中来推动欧盟的联盟性深化，为一种全世界的内部政治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对民族国家和民主的挑战

今天在“全球化”这一主题下引起人们注意的发展趋向已经改变了一种历史的状况，这种历史状况的特征就是国家、社会与经济在同一个国家的疆域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发展和扩张。国家间的经济体系在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演化成为一种超越国家的经济，在过去的这种国家间的经济体系中是由各个国家来确定内部经济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界限。这里最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运动加快，还有就是对一个国家的地位的绝对评价是由全球相联的金融市场所进行的。这一事实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的主管者们今天不再能构织那些中心节点，这些节点已经赋予由交换关系所组成的全球网络；一种国家间或国际间关系的结构。今天与其说是国民经济陷于国家的界限内，不如说是国家陷于市场之内。

在“全球化”主题下所描述的发展趋向不仅在国家内部对人民间的相比较而言较为和谐的共同存在产生威胁，也就是由移民和文化分割所造成的国家公民的一体化的前政治基础，更重要的是下述状况，即一个不断深深陷入由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组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国家会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方面遭到损害。

在此我只谈谈国家丧失其主权的三个方面：（l）丧失国家进行控制的社会能力，（2）决策的过程所出现的不断增长的合法性论证的欠缺，（3）在提供合法性和有效的控制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出的愈加增长的无能为力。

主权的丧失表明，一个单一的国家不可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充分保护它的公民，以抵抗由其他的主管者们所做出的决策所产生的外在效果，或者抵抗这样一些过程所产生的连环效应，这些过程的起点位于它的边界外。这一方面是指“自发性地超越边界”的事件，如环境污染、有组织的犯罪、现代技术造成的安全危险、武器交易、流行性传染病等等，另一方面是指由其他国家的政治所造成的已计划好的、但却又意外增加的一些后果，被涉及的人没有参与这些后果的产生。例如您可以想想由原子反应堆所产生的危险，它被建造在本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却达不到本国政府制订的安全标准。

如果参与民主决策圈子的人与受这一决策所影响的人不完全一致的话，那么在涉及到对合法性的民主需求方面就会出现亏空。一个民族国家从机构上被一个由超国家的协议和政体组成的网络系统所包围，这虽然能在某几个政治领域为在本国范围内遭到损害的一些权限创造一些补偿或等效的东西，但是，在国家间通过谈论所确定的东西越多和越重要，一种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愿形成就会失去越多的政治决策，这种民主的意见和意愿形成只能由本国的状况所确定。在欧盟内由布鲁塞尔的专家们所进行的官僚主义决策过程就为这种民主的亏空提供了一个例证，这种民主亏空是由于国内的决策政体转移到一些由国家间、并由政府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所造成的。

讨论的重点是对干预政策的程度进行限制，民族国家为了一种合法和有效的社会政治而曾利用这种干预政策。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主管者们在地域上受到限制的行动空间相互分离开来，另一方面是在全球不受任何限制的市场和加快的资本运动，与之相关的是“民族国家经济的功能方面的完整性”在消失。资本在寻找投资可能性和投机性利润时送进了必须留在本国的义务，它到处漫游。只要一个政府由于过分关注到需求空间、社会标准或就业保障而严重加重本国经济地位的负担时，资本可以通过它的退场选择权进行威胁。

这样，一个国内政府就会失去如下能力，即不能充分利用本国经济的税收资源，不能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不能确保它自身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一个国家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对流动私有财产所增收的税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各种措施在本国范围内尽可能地越少，它们对已耗尽的社会财政预算就越加必要。

讨论的坐标系

面对这一挑战，有两种大概的和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赞成，另一种是反对全球化和解除地域化。在这两种地位间的极端化导致对“第三条道路”的追求，这种追求也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个是防守性的，另一个是进攻性的。

赞成全球化的立场以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保守观点为依据，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最近几十年里导致了向以供给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的转变。它们赞成国家无条件地听命于一个借助市场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一体化，它们建议一个中间商式的国家，这个国家告别了对劳动力的Entkommdifizieng的计划，告别了由国家对生活世界的资源进行保护。在一个超越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得到协调的国家根本上只限于对基础设施作出符合生意需要的准备，这些基础设施从赢利角度把自己这块地方变得有吸引力，并赞助各种企业商业性的活动。在此我不能详细论述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模式和就社会公正性与市场效益之间展开的值得一提的争论。但是对这种理论的前提产生两点怀疑。

我们假设，一种完全自由化的世界经济连同其不受限制的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动性（包括劳动力），将在某一时间与可以预见到的当地经济实力和全球发展相平衡，与一种对称的劳动分工的目标状态达到协调一致。即使在这一前提下，在一段过度时间内，不论是在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为达到此目的都不仅要承受社会不公正性的急剧增加以及社会的破裂，还要承受道德标准的败落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就提出了下列问题：缓慢走过“泪水之谷”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它需要多少牺牲品？为达此目的会有多少边缘化的命运停留在这条道路的路边并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创造的文明成就会因此而陷于“创造性的摧毁”？

在考虑到民主的未来的视线里又提出了一个同样令人不安的问题。因为民主的程序和活动会在这种程度上丧失殆尽，就像民族国家丧失了自己的功能和行动空间，但在超国家的层面上却没有产生任何与之相应的东西。W?史垂克称之为“选票的降低了的购买力”。正是这种民主的程序和活动使美国公民们可能对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施加政治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对民族国家和民主崩溃的反应，又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了一种联盟，这些人反对因结构变化而出现的失败者在社会地位方面的下降，反对一个民主国家及其公民丧失其权力。但是想关上这个闸门的强烈愿望会导致这种“本领域政党”最终与民主的平均和普遍性基础为敌。这种保护性情感会推动以伦理为中心的防御以拒绝多样化，对外国人显示敌意的防御以拒绝他者和他物，还有反对现代化的复杂的生活关系。这种情感把目标对准一切超越边界的东西，反对武器交易和毒品交易或者黑手党成员，因为他们危害内部的安全；反对信息过剩和美国电影，因为它们危害本土文化；或者反对外来资金、劳工移民和流亡者，他们会危害自己的生活标准。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种防御行动的理性内核，就很容易看到，为什么一个民族国家不能通过一种中缩政策而重新赢得他自己过去的强势。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派别”之间出现的这种赞成和反对的僵持局面，导致人们去寻找“第三条道路”。这种寻找的进行分化为一种防守和一种进攻的不同形成。前者的出发点是：虽然对世界范围内不受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不能加以控制，但却可以在国内给它加上弹簧。后者则坚持政治具有一种可以塑造的力量，它在超国家层面上跟随离它而去的市场的成长而成长。

根据防守派的观点，政治适应于市场一体化社会的这种状况已不可能再改回来，但是民族国家在对投资资本的利用条件方面不应该只起到单纯反应的作用，而应该同时在各种尝试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让社会公民掌握各种技术和技能，使之有能力参与竞争。新的社会政治并不比旧的缺少普遍性。但是它不应该首先去保护劳工生活的标准危机，而是用“有效率的承受者的创业性质量去装备人们，使他们自己为自己分忧解难。”“帮助人使之能自我帮助”这条公理就包含着体能训练的经济学意义，这种体能训练应该使所有成人都能够接过个人应付的责任，并发展自己的主动性，以便在市场上内行地站住脚，而不是作为“无能者”必须接受国家的社会救济。

使“老的”社会主义者们对“新中间派”或者“新劳工党”的这种视野生气激怒的东西，有如下两点：一方面是在关于社会公正性问题中表现出的重新定向，另一方面是这条有疑问的经验主义前提，即职业劳动，也就是说即使不具有标准劳动关系的形式，也一如既往地被视为“社会一体化的关键力量”。导致生产率上升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世俗性潮流，还有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断上升的需求――尤其是妇女需求工作，这些使得与之相反的关于“大众就业社会已经终结”的假设并非完全不恰当。

从规范来看，这条第三条道路的主角们转向了一种自由主义的路线，它完全从输入这一面来考察社会平等，并把之归结到机会平等上。它立足于一种“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生活形式”的伦理，这种伦理期待所有的公民都能教育训练自己从而能够“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

不愿意超越这条根本原则的人，就会转而去考察第三条道路的另一种形式，即进攻的方式。这一观点受政治优先于市场逻辑的引导：“市场的系统逻辑应在何种程度上行到‘松绑’，在何处和何种框架内应由市场来‘统治’，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对此作出规定，应该完全是非自由主义政治的事务”。这听起来有点惟意志论。首先，也无非是一条规范性的假设，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思考，它在一个国家内部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在寻找一条出路以离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的减少和民族国家的增强造成的困境时，这种要求就会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更大的政治统一体和超国家的政体，它们能平衡和补偿民族国家的功能丧失，同时也不必斩断民主合法性的链条。欧盟就提供了在民族国家的彼岸的第一个民主例证。当然创建一个更大的政治统一体对地域竞争的模式不会作出什么改变，也就是对市场一体化的优先地位不会作出改变。面对全球化市场，政治只能作出“弥补”，如果它能在更广阔层面上成功地为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创造一套有承受能力的基础设施，这套基础设施又没有脱离民主的合法性过程的话，政治必须跟随全球化市场成长。

欧洲与世界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欧盟迄今为止的发展，人们会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新的政治机构的创立，如布鲁塞尔官方机构、欧洲法庭和欧洲中央银行，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强化。货币统一是在这样一条路上迈出的最后一步，尽管舒曼、戴高乐和阿登纳最初为之制订了发展纲领，通过回顾过去还是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这条路描述为“政府共同制造市场”。欧盟在今天表现为一个洲际性的更大空间，从横向看它通过市场而形成紧密联系，但从垂直面看，由于间接的合法性管理机构，它相比较而言在政治上只是弱势地得到调控。由于其成员国通过货币主权向中央银行的转移而失去了操纵货币交换率使之相互适应的可能性。在可以期待的更加激烈的竞争之中，在一个统一的货币共同体领域内，将会出现一些新的更大范围秩序内的问题。

它首先涉及那些弱势经济，它们必须通过缩减工资来平衡它们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那些经济强国则担心工资倾销。已经为今天充满争斗的社会保障体系制订了一项不利的纲领，这些社会保障体系停留在国内管理的范围内，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一方面有人担心他们的价格优势会被剥夺殆尽，另一方面有人担心他们会因拉平距离而实际下降。欧洲正面临选择：或者通过市场来缓解这种问题造成的压力，也就是在社会政治的政体和所处经济区位之间的竞争，或者对这些问题从政治上进行处理，这就是设法在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政策、劳工市场政策和税收政策的问题逐步达到一种“和谐”和有步骤的相适应。其核心在于：是否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一个平衡国家间利益的目前这样一个机构，还是欧盟应该继续发展，超越目前国家联盟的现状，成为一个真正的促进者。只有这样欧盟才能获得政治力量，作出纠正市场的决策，通过再分配的影响来使各种规则得到贯彻落实。

在当前全球化讨论的坐标系中，对于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来说，都不难在这种选择面前作出决定。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人在考虑到已经生效的货币一体化时总是依赖于保护与排外，而赞成欧洲市场的人认为货币一体化是国内市场的终结从而对此感到满意。与这两种态度相反，欧盟促进者们追求把国际间的合作转化为一个政治上的宪法，从而为诸委员会、部长联会和欧洲法院所作出的各种决策创造一个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一问题上一种宏观政治立场的代表们也各持己见。他们把欧洲这个联盟国家当做发展一个由诸政体组成的超越国家的网络的起点，这些政体可以不要一个世界政府而在一定程度上从事世界内部政治。

在欧盟怀疑主义者和欧盟促进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进行：鉴于其成员国的多样性，如民族、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多样性，欧盟能实现一个真正国家的质量吗？或者它在未来仍局限在新的合作性谈判体系的界限内？欧盟促进者们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即增强欧盟的政府能力，从而能在全欧范围内贯彻实施这样一些政策和规则，它使其成员国有义务达成一种协调一致，如果它们以重新分配为结果的话。从这一观点来看，政治行为能力的发展必须与合法性基础的发展携手并进。

如果考虑到关于国家的意识和国家公民的团结一致是在19世纪的欧洲诸国中，借助书写国家民族的历史，借助大众交往和义务服兵役才逐渐产生的，那么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就没有任何基础。如果这种由“外国人组成的团结一致”的人工形式应该归功于历史上一种富有成效的抽象性推动，即从地区性和流动性意识到国家民族性和民主意识的发展，那么这种通过学习他国而提高自己的过程为什么不能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而继续向前发展呢？

在报告结束前再就这种发展的世界公民的视野说几句话。一个欧洲的联邦国家会因为它那扩大了的经济基础从而在有利的情况下取得明显效果，并在全球竞争中得到好处。如果这种促进性的计划只追随下述目标，即把美国这个较大秩序的全球活动者引进场来，那么它就还是分封割据的，只会给避难政治的“欧洲堡垒”再加上一个更广阔的、经济的要素。当然，如果超国家的共同联合一步接一步进行的话，那么它将是一种规范性的、令人可信的计划，超国家的联合体建构一种全球性的、有行为能力的政治统一体，不过要直接证明这些则很困难。

这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由在世界政治中有行为能力的主管者们组成的小团体是否能在一个改革了的世界纷纷的框架内进一步扩大由超国家的政体所形成的暂时还比较松散的网络，它是否想以此方式来利用这种网络，即从方向路线上转向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同时又不要一个世界政府，这样做是否可能。一种这样的政治必须在这个视点下得到推进，即要和谐，不要强迫的一体化。遥远的目标必须是这样的，一步步地去克服世界这个大社会的社会分化和分层，同时又不对文化的独特性造成损害和带来不利影响。

“9?11”后世界新闻传媒的走向

DanGillmor

对于那些想在网上淘金的人来说，日子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过。我所居住的硅谷堆满了DotCom公司的“尸体”。我个人认为，随着风险投资的加剧，网络经济的泡沫早晚会破灭。

DanGillmor，是美国网络新闻学的创始人，首屈一指的科技专栏作家，著名科技新闻记者。是享有盛誉的美国硅谷《SanJose信使报》记者，香港大学传媒中心客座教授。他首创了“网络日记”的报道形式，这一形式“揭开了记者职业的面纱”。一家媒体在评论他时说：“DanGillmor是第一个写作网络日记，并发表在报纸网站上的主流媒体记者。”他自己说：“虽然我的网上读者远远少于我的报纸读者，但是，我能够从网上听到他们的声音。”在他的指导下,香港大学新闻学系的学生们都开始制作个人网络日记。

李希光教授：今晚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享有盛誉的美国硅谷《SanJose信使报》专栏作家DanGillmor先生为大家做演讲。在他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作为一个记者，他所能达到的最成功的境界是什么？（学生：当作家。）什么样的作家呢？对，一个是专栏作家，一个是记实文学作家。DanGillmor就是一位专栏作家，另一位记实文学作家的代表是GuyTalease。我们把当代两位达到最高境界的新闻记者请到我们清华大学来。第二个问题：作为新闻记者，最难采写的新闻是什么？对，是科技新闻。如果你把科技新闻写得大家都爱看了，那么你的新闻业务水平就达到顶峰了，新闻学就学到家了。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样一位高手――DanGillmor先生。Gillmor先生同时还是香港大学传媒中心的客座教授,是美国网络新闻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作为一个专栏作家，他非常具有批判精神。他对于微软的批评在美国是出了名的。《SanJose信使报》是一家很好的报纸。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全国性的大报不同，经常和主流唱对台戏。今天，DanGillmor教授为我们做的演讲主题是“‘9.11’后世界新闻传媒的走向”。下面我们就请DanGillmor教授为我们发表演讲。

DanGillmor：谢谢李教授。我十分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所中国第一流的大学做演讲。很抱歉，我无法用你们的语言和你们交流。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9.11”事件后，科学技术与世界新闻传媒界发生的变化。我讲话的重点将主要放在数字时代媒体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势上。其中有我个人的体会，也有他人的见解。我的讲座将分为两部分：第一，受众阅听新闻习惯的改变；第二，记者采集新闻方式的变化。在我正式演讲之前，我先要提醒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来自硅谷，一个科学技术一统天下的地方，科技的力量就像这幅曲线图。每天，科技以几何数幂的速度在成倍地发展着。它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计算机微型处理器的进步，人们将智力因素融入每一件我们日常所接触的东西。其次是储存技术的突飞猛进。IMB研制的硬币大小的存储器可容纳一个G的信息。到了明年，它的储存量将翻番。这意味着我们所触及的任何东西不仅被赋予了人工智能，同时也被记忆下来。这一切又为迅速提升全球网络的链接速度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这种巨大的影响同样会波及到媒体，它改变着我们制作新闻的方式，以及受众接收新闻的习惯。

一年前，我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我当时工作的地方无法收看英文频道，所以我登陆了CNN的网站，并通过它的音频服务，下载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我十分确信自己所获得的新闻信息与在美国当地收看电视转播的人们所获得的一样全面和可信。我感到，自己和像自己一样借助网络“消费”新闻的人们正在被这一强大的新技术所改变着。CNN和国家公共广播公司没有想到我会把他们二者结合起来为我所用。

总统大选过去十个月后，就到了2001年的9月11日。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传统主流媒体是如何报道这起突发事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南非旅行。没法看电视，我就访问了《纽约时报》的网站。大多数美国人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收看了电视转播。电视以它自身的优势在第一时间向世人展示了新闻事件发生的全貌。第二天，众多报纸，包括我自己的报纸，发表了整版的专刊，提供了许多详尽的背景资料。人们继而转向报纸，希望从中获取更多详细的信息。

不同媒体的趋同和聚合时代正在来临。正像我本人所经历的那样，网络与传统媒体珠联璧合，为受众提供广阔的信息接收空间。在传统媒体里有“把关人”，而在网络媒体中，“把关人”的角色被淡化了。“9.11”事件后，人们上网阅读新闻，但是大量新闻并不是专业记者所采写的。现在向大家展示的“网络日记”是由硅谷的一位软件工程师制作的。这个网页的主要内容是与“9.11”事件的相关信息的链接。与此同时，我身边的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电子邮件组上。有一位宾州大学电子传播系的教授给全世界两万多人发邮件，其中包括了几乎所有在科技传播领域里有影响力的人物。“9.11”事件发生后的十多天中，这位教授为我发来的邮件里所提供的新闻背景和价值观是传统媒体所没有的。我把这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编入我自己的文章中去。在我的邮件组中有来自曼哈顿的朋友，他为我发来飞机撞击世贸双塔那一瞬间拍摄下的照片。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网友，告诉我她的国家的人们在得知恐怖事件发生后的反应及感受。她说，她的同胞们十分同情美国人民，同时他们也非常担心美国政府会采取一些举动让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我相信，这些来自别国的声音对美国非常重要。

不久以后，一个居住在旧金山的阿富汗人给一个记者发去一封邮件，这个记者随后把他的信发布在互联网上。这封邮件的力量不可小视，它给了许多美国人当头一棒，迫使他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反恐怖主义战争”。信上是这么说的：“美国人不可能把阿富汗炸回石器时代，但他们有本事发动一场新千年世界大战，而这正是本?拉登想要的。”邮件被贴到网上两三天后，这个阿富汗人成了美国电视节目争相报道的红人。

一家专门从事网络新闻调查的机构近日就“9.11”事件的网上报道发布了一项统计结果：2/3以上的人从网上获知有关事件的消息；1/3的人在聊天室或其它在线论坛上发表意见；3/4以上的人用电子邮件收发有关袭击事件的消息。一位美国作家一语中的，他说：“第一次，全世界的人们在谈论同一件事，为在灾难中遭受痛苦的无辜人们同悲伤，同落泪。”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制作新闻的人，其中就包括你们。终有一天，数字互联网会网罗所有人所有事。数字技术赋予了我们记者无穷的力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工作。然而对于那些想在网上淘金的人来说，日子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过。我所居住的硅谷堆满了DotCom公司的“尸体”。我个人认为，随着风险投资的加剧，网络经济的泡沫早晚会破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报道新闻就像在做讲座，新闻工作者告诉读者和观众今天的新闻是什么。但我认为，新闻报道应该更像一个研讨会，记者与读者自由地对话和交流彼此的见解，获得最终的事实。有一点我很肯定，我的读者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我捕捉他们的才思，利用数字网络技术让更多人受益。这种工具不仅有助于制作新闻，也为传播新闻带来了便利。

当我在南非旅行的时候，我发现那里很少有人使用电脑，但是手机却相当普及。许多精明的新闻记者用手机作为发布新闻的主要途径，可能只是些内容提要，但都是真实的新闻。不仅专业新闻工作者在使用着诸如SMS（手机短信息服务）等数字传输技术，许多非专业人士也在使用着它们。几年前，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被抗议者搞得一团糟。大批抗议者的活动正是通过手机来组织的。由于流动性自由性太大，政府当局根本无法制止他们的行动。然而，这却给我们新闻记者提供了一些启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习这样的方式采集新闻呢？

另外一种网上传播新闻的方式是制作网页。新闻记者要尽可能地利用广泛的新闻源。我认为，在互联网世界，最有用的新闻源就是电子邮件。如果管理得好，邮件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我的自主网页上，我开辟了一块空间，专门为网友发表对我的新闻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它，我吸取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并不断完善着我自己的新闻实践工作。在公众面前被称作白痴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它确实促进了我去提高我的业务水平。还有一些网站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了，那就是政府网站，非政府网站和大公司的网站。因为有时候，政府和大公司会不经意地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颁布在网上。我不知道在中国记者使用的最好的搜索引擎是什么，在美国，毫无疑问的是“Google”。做网络新闻，你们不一定只局限在用它来采集和发布新闻，我还希望你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投身于建立网络新闻数据库。这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它不仅有价值，而且很有意义。我为大家推荐两个对新闻记者十分有用的网站：http://www.nicar.com,www.ire.com/。

下面我讲一讲“网络日记”。“网络日记”指的是一种个人化新闻网站，它时常更新，有时每天都会被更新一次，就像我们写日记。一般是由那些对某个新闻话题有激情的人来制作的。对科技新闻情有独钟的人比较喜欢访问http://www.slashdot.com/网站。虽然只有几个人在制作和维护这个网络日记，但登陆它的人经常会遇到堵塞的情况，因为它的访问量比美国95%甚至99%的网站都高。《洛杉矶时报》曾刊登过一条有关美国信息保密的新闻。人们阅读完这条新闻后，纷纷在人们对网上新闻产生置疑最多的恐怕在它们的真实性上。但是你读报纸的时候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认为，人们更容易核实网上新闻的真实性。去年有一条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网上新闻，说有一个年轻女子患了白血病。随着对她报道的日益增多，这个名叫凯希的女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最后报道说她去世了，很多人感到异常悲伤。然而“凯希”并不存在，这完全是一场骗局。一些网民对发布消息的那家网站进行了调查，就像真正的调查性新闻记者一样，顺藤摸瓜，最终揭开了骗局，并在网上向全世界公布了真相。所以我说，网上披露真相有时更迅速。

我个人更相信传统新闻媒体，像《纽约时报》，在网上发表的新闻，而对那些不太熟悉的无名网站就不太信任。这并不是说《纽约时报》就毫无纰漏，只是我相信他们在尽力做到最好。他们的记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记者。无论是参与传统新闻媒体，亦或是网络新闻媒体，我们记者都应该遵循新闻学中最基本的一些原则，比如我从前的一位新闻学教授告诉我们，“如果你妈妈说她爱你，你要核实一下。”

最后，我要讲一下如何通过网络媒体赚钱。许多人千方百计想从网上捞一桶金。《华尔街邮报》目前向它的60万注册订户收费。有一点我相信，《华尔街邮报》不会将它在印刷媒体上赚取的资金投资在网络版上。我订购《华尔街邮报》的电子版，只是为了阅读它在印刷版上刊登的内容。我想，网络新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只是传统新闻媒体的一个补充。

学生提问：您刚才说了这么多网络的好处，而且据我观察，清华的网络条件也很好。但是网络也给我们带来了时间的浪费，上网成瘾，同学关系的淡漠等弊病。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DanGillmor：你的意思是说在网上花太多时间会不会影响人际关系。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做别的事一样会影响这种关系。人们总在寻求一种平衡，让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与人交往同上网互不干扰。网络把世界各地志趣相投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你的邻居或和你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人却未必和你分享同样的乐趣。网络社区是网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把你的整整一生都消耗在网上就行了。

学生提问：您认为微软和其他世界顶级大公司的区别在哪里？

DanGillmor：不计其数。首先，我认为微软在很多方面是顶呱呱的。他们工作勤奋，才俊荟萃，勇于进取。但是他们许多商业策略的非法性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微软能稍微谦虚一点，不那么张狂和傲慢，我想它就不会惹那么多麻烦。美国的反垄断法是鼓励竞争的，我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借鉴一下。

学生提问：您为什么热忠于科技新闻报道，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点？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您刚才提到许许多多普通人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加入了新闻记者的行列，这无疑为职业记者提出了挑战，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它？

DanGillmor：我先回答你第三个问题。新闻界的挑战来自于新闻的非专业化。我不知道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未来的新闻界会以何种面貌出现，但是我对它的前景是相当乐观的。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障碍恐怕就是现在的我变得有些懒惰了。其次是我与我老板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第三个就是作为记者，我想要知道的情况而被访者却拒绝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对变化多端的事物有一种好奇心，渴望了解它们。硅谷的科技日新月异，促使我去观察和学习。

学生提问：在中国，一些科技新闻记者并不具备很好的素质，他们本身对科技不是很了解，而且一种实用主义变得普遍起来，许多高科技企业通过科技记者的报道宣传自己的产品，因此出现了一些科技报道有失偏颇。比如那个“蓝牙技术”，我认为，它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但却被媒体大肆宣传和炒作。我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DanGillmor：“蓝牙技术”受到媒体过分的赞誉，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许多科技记者对所报道的东西也不是十分了解，只是被访者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就写什么。一种新技术问世之后，记者们蜂拥而上，惟恐落后。不一定说记者因为拿了哪家公司的钱才这么做，而是他们有一种新闻敏感性而已。在美国，许多高科技公司的大老板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总爱夹杂一些政治色彩在里面，所以他们未必句句是真言，以为自己的技术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学生提问：我曾经是一个技术人员，您能否为我提一些建议，如何从一名技术工作者转变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DanGillmor：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我很高兴见到从前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加入到记者的行列中来。你深谙科学技术知识，这是你的优势所在，你的报道也会比较可信。你要做的是锻炼自己提问的能力，与你的被访者产生共同语言，让他视你为知己，更好地配合你的报道。

学生提问：您刚才说您报道新闻时，有很多背景资料是从网上获取的，您又是如何甄别它们的真伪的呢？

DanGillmor：这有赖于我所查看的网站是否可信。如果我的资料来自政府网站或其他专业网站的统计数据库，那我一般就会放心使用。如果是些不知名的小网站，我会核实一下。即便是在数字时代，新闻资料的核实也始终是一条不变的原则。

学生提问：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新闻记者要报道受众想看的新闻，那么他们想看暴力的、色情的和其它煽情的东西，这些我们也要报道吗？

DanGillmor：是的，现在的新闻报道确实有一种变的越来越煽情的趋势，这事实上与新闻报道满足受众“知情权”的社会职能是不相符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都在试图生产商品，目的是为了卖给他人以获得生存的资料。但我不希望这是促进新闻从业人员工作的重要因素。令我高兴的是，“9.11”后，我发现新闻媒体的质量有所提高。

学生提问：硅谷每天都会涌现新点子，新技术，那么在这个地区做科技记者，您是如何抓住这些新事物，并将它们迅速报道出去的？

DanGillmor：尽力而为吧！确实每天有太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捕捉，我们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和我的同事勤奋地工作，把能采集的新闻报道给尽可能多的受众。告诉你我的一个绝招。我自己有一个表，列举了15个科技界精英，他们自己又有众多的科技界朋友。这些人与世界科技同步。我经常给他们挂电话，问他们我有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新闻，而他们的回答也总是很干脆，“你可漏掉不少啊！”

学生提问：科技记者能预测新技术的产生吗？

DanGillmor：不，记者不善于预测未来。他们的任务是解释现状，并且很好地了解过去更有助与我们做好今天的报道。

学生提问：美国有没有“有偿新闻”？如果没有利益趋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记者在为大公司做宣传？

DanGillmor：我个人不知道有谁在做“有偿新闻”。我们惟一在出售的东西是我们对公众的一种可信度，一种“公信力”。如果你们发现谁在做“有偿新闻”，告诉我，我会去调查，并将其揭露。请大家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新闻类型。一种是直截了当的新闻，另一种是所谓被包装的新闻。后者是为政府或某集团的利益做宣传的新闻。也许我对很多事情并不熟悉，但我自认为我所从事的职业是高尚的。

谢谢大家！

恐怖、爱国考验美国新闻自由

PhilipCunningham

很多年以来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是不平等的，因为美国是老大、有钱、发达，媒体、公司有影响。美国总说中国不好，没新闻自由，没人权，没有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美国老爱批评中国。我希望从9.11开始，中国朋友也批评美国一点，美国不是完全美好而自由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PhilipCunningham是美国著名记者、泰国朱拉蓬大学新闻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奈特新闻学者。他曾经在西方著名的电视台如NBC、ABC、BBC、NHK等的新闻和调查性新闻节目担任记者和编导。他编导或参与编导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有《变化中的中国》（1987年）、《末代皇帝》和《太阳帝国》等。他还经常为《朝日新闻》、《洛杉矶时报》、《亚洲周刊》、《南华早报》和《日本时报》等撰稿。

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演讲，我的名字是PhilipCunningham。我今天讲的和9.11有关系，对这件事我非常难过，不光纽约，全世界都受影响。有件事我希望你们帮忙，很多年以来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是不平等的，因为美国是老大、有钱、发达，媒体、公司有影响。美国总说中国不好，没新闻自由，没人权，没有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美国老爱批评中国。我希望从9.11开始，中国朋友也批评美国一点，美国不是完全美好而自由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如果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比如美国总统不说真话之类的，你们要写报道教育美国，我们互相帮忙。

从9.11开始，作为一个美国人、记者，我听到一些消息，很不放心。美国有一个美好的传统――记者要说真话，不要看自己的国家行动，做一个客观的记者，很重要。现在美国有一些媒体新闻非常不客观，比如CNN、电视台，报道不客观。这个问题可以理解，美国近况紧张，美国人害怕恐怖还没结束。现在又开始打仗，这个给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冲击，有文明冲突的倾向。我在上海看的报道说，在美国，很多阿拉伯人被抓，这是人权的问题。美国要抓本?拉登。

美国以前老爱批评中国，说中国要有信仰自由，法轮功是一种宗教。就我个人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法轮功是宗教，它是邪教。传统宗教是美好的，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好。中国和美国应该一致反对恐怖分子。

原来VOA参与批评中国，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现在美国之音被白宫、布什批评，（从网上可以找到相关报道），记者应该做两面的报道，美国怎么想，官方怎么想，老百姓怎么想。可是做了之后，却受批评。现在美国白宫对新闻记者、报社进行威胁：不要说这个那个。他们不应该抛弃美国的最基本原则――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几个事件：VOA事件，一个电视台记者说美国军队不勇敢，说他们用飞机轰炸阿富汗，还有两个地方报纸记者说布什不勇敢，9.11那天不见了，总统躲到防空洞里去了。美国人是有资格说这些的，总统有时候是应该批评的，但是这两个记者最后被解雇了。美国媒体不是完全民主自由的。有个MIT教授，也被人骂不爱国，让他滚走。在美国看法是没有一定的，不是非要有同样的看法，爱国是每个人的，是个人的，不是一个国家、或领导人告诉你是怎么样的。

做记者，如果发现美国总统不公正、腐败的事，不说就是爱国，说了就不爱国？我希望美国记者继续批评应该批评的事情。

美国语言上有问题，说美国反对恐怖分子，我觉得恐怖主义不是主义，而是一个手段。每一个国家有暴力运动，美国轰炸某个地方，都可以说是恐怖主义。不过在美国，说美国反对伊斯兰教，就太敏感，所以说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只是手段，不像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真正的主义。

我希望从9.11开始，中美关系好转。因为美国有时候老爱批评这个那个，作为记者应该批评，这不完全是坏事。我觉得做新闻报道是一回事，要是故意把一个国家推向分裂等等，就不对。美国支持新疆独立是不对的，我估计今后不会再听到这个，因为美国现在局势也不乐观。希望同舟共济。

美国总爱说反对美国的是恐怖分子，可是美国支持的就是自由战士。我觉得有些时候，恐怖分子和自由战士是一回事。我希望以后用暴力的人不要叫做自由战士，用暴力是不对的。我看到一个美国CNN报道，印尼暴乱，游行，提到MIC就不说了。其实麦当劳被烧掉了，美国媒体有时候不是很客观的。CNN的目的是做国际电视台。麦当劳不是美国文化，美国文化也不是麦当劳，他只是个赚钱的公司。

白宫有时候撒谎，这是不好的事情。美国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对人民应该说实话。9.11那天布什在哪里？第二天白宫说，因为生命有危险，布什才不在纽约，其实根本没危险。《纽约时报》写了一个报道，是美国记者批评白宫的。爱国也应该说实话，布什这样做不对，纽约市市长当时也去了现场，比总统还勇敢。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一个总统，可是找不到他，白宫就开始编故事。布什撒谎，这太恐怖了。

提问开始：

1、美国之音由于播出了塔利班领袖奥马尔的讲话，200万美金的政府支持被取消了，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任何人都不得限制新闻自由，阻止新闻传播。请问Philip，如何从第一修正案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限制美国之音的这件事情，这样做对不对？

P：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美国言论自由是到位的，美国很多年都是这样做的。言论自由、人权自由和总统同样宝贵，如果让我选FreeSpeech还是GeorgeBush我选择FreeSpeech。

2、VOA是美国政府办的，所以政府可以对它限制和制裁，如果是一个商业媒体，那么政府有权对这种商业媒体做出限制和制裁吗？

P：美国之音开始是宣传的机构，我认识一些VOA的人，他们也花了很多力气和时间来提高自己的水平，他们觉得我们是所谓的民主、新闻自由的国家，可是却用不自由的方式、手段来宣传、教育人。VOA到现在经历了很长的历程，我觉得VOA的立场基本是对的，不管是政府的还是商业性的，都应该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FreeSpeech是一个传统，不管法律上是合法还是违法，一个传统如果被打断的话会受到很大的损害，FreeSpeech不管是国内国外都是很重要。

3、美国攻打阿富汗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证据，人们有两种猜测。

P：如果美国永远不公布本?拉登的罪证，是非常非常坏的。如果是时间的问题，先抓他，然后给全世界人看，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不过，巴基斯坦看过证据以后，同意了，这是很有份量的。巴基斯坦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看了秘密文件，所以我相信美国是有证据的。

4、白色恐怖，攻击目标是美国新闻媒体，为什么，美国新闻界这么可恨吗？

P：利用美国媒体。如果送给乡村的老太太，不会有人知道，如果送给CNN、纽约时报，全世界都会知道了。目的是心理战争。

5、P：我天天看西方媒体，我觉得大多数报道是不错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是比较客观的，有一些记者拍的照，采访塔利班、游行被抓等等。做记者的工作是很危险的，也很难，如果你的结论和老百姓看法不同、和布什不同，会受到压力，受批评。不过记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世界危机、不稳定的状况下，记者是一种战士。我从86年开始做中国报道，拍了许多记录片，大多数是说中国不好的。我觉得现在中国挺好的，很和平稳定，有些事情令人高兴，WTO、奥运会，我觉得新世纪中国很幸福。以前，中国也有过很多灾难，痛苦的经验。现在中国变化多了，我替中国高兴。89年美国稳定，中国不稳定；美国不焦急，中国焦急；现在中国不焦急，美国焦急。

6、中国媒体优势？美国媒体优势？

P：中国媒体近年进步很大，如果在80年代，这是没法比的，那时候中国媒体主要是做宣传。现在除了政治，中国媒体是很不错的。政治方面，中国还是有问题的。而美国的报道，还是比较商业化的。“Ifyouwanttohavepressfreedom,youhavetoownone。”在美国，有钱就有言论自由。

美国有个倾向不好，CNN、TIME、AOL等等都是一个公司，我觉得应该百花齐放。

7、9.11暴露美国媒体客观上的不自由，这是否由来已久，还是由于这次事件而显现出来的？

P：今天的问题和历史也是有关系的，现在变化很大，特别是9.11以后，很明显。9.11以后，白宫威胁USATODAY等媒体的记者们watchwhatyouaresaying，不能随便说话。如果白宫记者像纽约时报那篇文章那样敢写，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如果美国记者要是因为自己的爱国主义、愤怒就不写了，就很可怕了。CBS的记者在talk-show说现在就要听美国总统的话。我觉得一个记者也有自己的professionalism，他的任务不是听美国总统的话，而是说实话。

8、P：自由和责任有时候是一回事，有时候会有冲突。比如你做的报道，可能就会伤害人。有时候自由会伤害别人，所以就有一定限制。这里的自由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自由要讲责任感。我觉得责任感或者说爱国主义，不是别人告诉你怎么回事，而是个人确定的责任感。美国有些人的爱国主义变窄了。记者除了要讲责任感，记者不仅要爱国，还要爱这个世界，爱这个地球，爱人。

9、以前有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美国？

P：近期我在《南华早报》写了30篇文章，有一些受到严重的批评。关于王伟，我问：为什么不承认他是英雄，如果他有美国护照，美国人就会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之后，20多个人写信给我说我是叛徒，欧洲人，同性恋。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我从第一天就开始说，这是伤害中国的事，中国没做任何事。我采访了哈佛大学教授，他说不是意外的，可能因为中国大使馆不帮他们忙。美国政府内部也是有冲突的，有人支持，有人不支持。他就不支持，这是破坏中美关系的做法。到现在，到底为什么被轰炸。按照我所知道的我采访了中国专家，根据他说的，我觉得我了解了美国。就因为这个，有人威胁我，说我叛国，不爱国，说我是共产党员，这在美国是最不好听的话。

10、P：国家恐怖主义是存在的，恐怖只是手段，是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不管是国家还是一个运动组织，用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美轰炸越南、科索沃是一种恐怖主义，我是一直反对的。目前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是警察抓坏人。

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有问题，比如轰炸伊拉克，有不少人在说政策有问题，美国教授也有这样说的。美国和科索沃的关系，也有人反对。阿富汗很可怜，我不知道他们做错了什么事，他们国家里面有恐怖分子，可是他们老百姓从来没有伤害过美国。我常常和北京出租车司机讲话，有人问我你开始去了解中国人，6.4以后是什么样子，一开始我觉得和9.11性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国内学生运动，一个是恐怖分子。非常难过。美国也是同样的，美国人，记者开始讲话时就哭了，说不出来话了。200多年来，美国是非常幸运的国家，没有很多灾难，没有什么恐怖事件。现在开始美国也是一个一般的国家，和中国一样了，现在美国人不会那么天真的看问题了。

11、P：新闻和公共关系是两回事，每一个政府需要一个代表他说话的机构，一个公共关系，所有的国家都有，VOA不是给美国人的，是给外国人做的，给全世界的人做的。如果目的是教育人的话，说实话比讲人权有用的多。如果说美国是很棒的国家，有新闻自由，而你们没有，这就太可笑了。VOA是美国政府的，代表美国政府说话的。BBC是英国政府的，比VOA客观，但是谈爱尔兰问题，就不完全客观了，还是代表英国政府。在政府支持的电台里，BBC是最好的，VOA还可以。

12、本?拉登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培养出来的，美国什么反应？在美国能知道多少关于中国的消息？

P：《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报道过，我不知道老百姓知不知道。美国创造了很多敌人，培养人，给钱，给武器，让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反苏，其实他们这些人很坏的，这是美国不好的外交政策造成的后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就没有本?拉登。

中国的声音在美国里太小了。美国媒体由于市场压力，忙着卖广告赚钱，搞市场调查，不喜欢国际报道。美国媒体这10年来越来越不关注国际新闻，这是非常严重的。

13、P：稳定是很好的，政治家讨厌新闻自由，这是肯定的，但是长期来讲，新闻自由是对国家有好处的。

14、王伟被撞，我们还是得听美国人的声音，你是否认为有必要让凶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辩护？

P：比较比较难，孤立的。应该有机会去听另外的声音，了解另外一方的情况。如果不广播，如果有什么暗号，用另外一句话是可以的。每个问题上应该介绍多面的看法，让美国观众自己决定。

15、P：轰炸大使馆，到现在我不能确定说是故意的，没有证据。美国媒体都说是accidentofbombing，我写文章问，canyouproof“accidentofbombing”，他们没有证据，自己下的结论。中国还应该坚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百姓了解的还是不够。

16、P：每个人都受环境的影响，要做个好记者、好学者，看问题尽量要skeptical，不要相信所有的话，所有的报道。每个问题上，都会有好几个立场。

17、P：中国的影响比台湾大得多，不过，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之中还包括广告公司、公共关系、用钱投资等问题，Clinton当总统的时候，两次免费去台湾旅游。

18、在布什参加APEC之前，中国仍在拘留一个美籍华人，美国媒体强调的是美国人（American）,可是李文和一案，美国媒体强调的是华人背景，你怎么看待这种相似事件的不同处理？

P：美国大使馆，只要是有美国护照的人被抓了，不管是什么血统，都会说是美国人；在美国国内，有事情发生，我就会说自己是爱尔兰人，美国国内都是美国人，所以强调的是血统。国内外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19、P：王伟事件不是一般的交通事故。和在美国酒后开车是一样的，很危险，是非常不对的，不负责任的。一个大国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国这样在美国开飞机，美国人肯定不接受。

20、作为记者，政治上你要报道事实，可是同时会损害国家利益的时候，您认为如何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媒体是否客观公正的呢？

P：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不会以美国媒体为标准，美国媒体也有不全面的报道。中国政治的问题，多谈谈有好处，不要想那么多，言论自由不是那么可怕，长期来说对国家是有帮助的。

目击阿富汗危机

岛津洋一

他们在认真地讨论美国关于交出本?拉登的建议。他们这场会议是想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但是美国并不真的想跟他们谈判。当时美国的立场就是你把本?拉登交给我们，然后我们继续向你扔炸弹。这不是一场外交，这也没有法制。

岛津洋一,毕业于普度大学，获得加州伯克利新闻学硕士。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学院访问教授、国际著名记者。曾经担任日本最大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主编、香港大学新闻传媒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旧金山太平洋通讯社副主编、亚洲、欧洲、北美和非洲多家报纸杂志的撰稿人。他报道的重大新闻包括北约轰炸中国大使、东京地铁毒气案、克什米尔冲突和阿富汗危机。

主持人：今天的报告我们特别邀请了岛津洋一教授给我们做演讲。他是专程应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邀请，从阿富汗的前线赶过来的。阿富汗这场冲突，岛津洋一更倾向于描写成一场冲突，而不是战争。为了寻找他，我通过一个星期的电子邮件的接触，好在他使用雅虎，在世界各地接收到电子邮件，他是带着一支前线的新闻报道队，整个的报道小组的成员，都是带着微型的数码摄像机、相机，以及卫星电话等之类的东西进入了阿富汗，主要是在阿富汗的边境上做前方的报道工作。每天在距离阿富汗边境三公里的一个网吧里，他跟我发电子邮件，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最后他决定到清华来。他收到我第一封电子邮件之后，就说，如果我能够买到飞机票来北京，一定来清华大学和同学来讲课，最迟在明天晚上发电子邮件告诉我，果真，第二天晚上我收到他的电子邮件，他说已经买到从巴基斯坦飞往北京的票。然后，他又告诉我，飞机是在凌晨时分三四点钟到，但是由于在阿富汗几个星期，没有洗澡、刮胡子等，下飞机之后，第一件事是洗澡、刮胡子，换换衣服，比较整洁的来见同学。他来的时候，我正在开会，他没有时间去换衣服，也没有剃头，后来几个朋友陪着他到当代商城去买衣服，所以他今天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来的。

岛津洋一是什么人呢？在这之前，他曾经担任过日本最大英文报纸的主编，香港大学新闻传媒中心，他是创始人之一。在此之前，他对克什米尔地区非常感兴趣，这是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之间有争议的地方，他到那个地方，采访了那个地方的冲突，他通过采访，巴基斯坦的冲突，当时在9.11冲突之前，除了常驻巴基斯坦少数记者之外，可以说他是惟一的一个外国记者在那里采访。因此，他结交了很多当地的上层各方的朋友。所以，当时美国开始袭击阿富汗，开始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他正好在东京，他急匆匆从东京飞往巴基斯坦了，带着采访小分队，队员进入阿富汗。由于队员走的比较匆忙，数码相机都没有带，进去之后，他利用在巴基斯坦的各方关系，获得了这些采访设备。所以，大家要记住，在9.11事件之前，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前，可以说除了新华社、美联社这样巴基斯坦常驻记者站之外，他可以算是惟一的外国记者，在今天，外国记者在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已经有四千人左右了。所以我想大家对他的演讲，一定是很感兴趣的，有时间大家可以提问。

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岛津洋一先生给我们做演讲。

岛津洋一：感谢李希光教授，作为新闻工作者是大家痛恨的一个职业，但是我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给大家做演讲。刚才，李教授说了有几百个记者蜂拥到阿富汗地区，但是从9.11事件之后，已经有4400多位记者来到这个地区了。有一点，要说清楚的，我不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专家，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个通常通用的记者职业，我收集到很广泛的新闻信息。

我是怎样对这一带南亚地区感兴趣的呢？最早是发生在一次冲突，是达赖喇嘛所属的佛教军队和克什米尔军队之间。我的兴趣，不仅仅是刚才说到的佛教，更多是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国际事物上的最新动态。刚才谈到人名是奥姆真理教的首领，在这里做了很长时间的佛教以及邪教的研究，研究的结果是促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讲座。当然，我也做了很多研究，是关于西藏地区的一些军事方面的行动。我当然也对法轮功首领李洪志在香港期间进行了采访。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相像之处，不管是达赖喇嘛的军事行动，还是法轮功的很多行为，还是奥姆真理教的恐怖行动，都发现与本?拉登今天的恐怖行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发现背后的这些东西非常有趣。在这里，我不想说暴力和武装的冲突是佛教的本意或者阵地，没有任何针对佛教的这方面的言论。

在这里，新的佛教军事主义的兴起，以及我们马上要讨论的关于军事伊斯兰教的兴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关于中亚地区这些国际事件的发生。在不同价值观之间，不同的文化取向之间，他们都存在着一种鸿沟，同时也存在着相互冲撞的行为，就造成今天国际事物背后发生的大背景。我们不能说像本?拉登这样的恐怖行为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就发生在中亚地区，他们就在中国和日本的旁边。如上发生的这些事件，就不禁让我们想到传统的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到国际间的和谐，国际间原邪教主义产生的大背景，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的报告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没有人能够帮助。

在刚才这个简单介绍之后，我们就将进入今天讲座比较重要的部分，后排的同学，如果不太舒服的话，可以尽可能的到前面来。

新闻是历史的第一个草稿，这是一个很著名的谚语。每天我们采访的手迹和最早的手稿，都是历史最初的材料。不管是这个世界，还是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最早都是由新闻工作者来撰写的。这就要求我们所有的记者们，必须确保所有的事实是正确客观，而且是站在真实的第一线。在这里，新闻就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必须对历史有一个相当的了解，而且对历史有一种尊重。要求记者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分析出短期、长期的不同影响，基于目前亚洲这个社会，如何区分战略性和策略性的一些国际问题。这都是一个记者基本的技能，最初你是一个记者，最后成为一个编辑，最终都要服务于你的新闻职业。

我们借用查尔斯?狄更斯的说法，中国现在是处于最佳的时间，中国正逢最佳的机遇。中国现在以极高的技术来处理外交关系，我们看到三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特点，如APEC2001在上海、中国重新加入WTO、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成功，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胜利很多时候，就让我们发现了很多机遇，其实我们也要发现我们的后院还有很多的问题。前院我们发现有和平、合作，原来在我们的后院却发生着大火。我们要注意到，二年半之前去南斯拉夫报道，美国曾经领导北约联军发动战争，当时若干的小国家都在一一的应对，小的国家小的呼声，都不会影响美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力量。在当时，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是对东方潜在的威胁。当时，西方就认为，这种评论似乎是不太能理解的，因为北约这种解释，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兴趣可以和它结合起来。今天美国领导的新的联盟，在中国的边境上再一次轰炸其他国家。今天我们发现英国、美国、德国的军队，上千人的军队，都集中在一起，参与了北约对中国邻国的攻击，不久以后，法国也即将加入这个军队之中。同时，还说，核武器的部署也已经在巴基斯坦悄然地进行，这个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军事的干涉，就在中国的边境上，而且我们认为这种干涉很大意义上，是具有把战争扩大化的趋势的。尤其是三个巨大的核力量国家，巴基斯坦、印度、中国。我们还看到两个其他的伊斯兰世界的核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我们还看到了三个来自西方的核力量的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战争的世纪到来了。八个核国家现在在中国的边境上。我认为，中国正逢最佳的时机，其实也是最糟的时机。我们看到了几千吨的炸药、炸弹，就被扔到了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这个国家正是中国的邻国。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可能性的战争，更多的，实际上是信息战。大众传媒成为主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工具。电视在这场战争当中成为了最重要的战争武器。

我在巴基斯坦吃得不错，食品有羊肉、牛肉，他们的大米非常好，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中国人的华裔社区。

(岛津洋一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山东的举人，十八世纪的时候从天津乘船到了日本，鸦片战争时期，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在日本购买军火，然后卖给中国人，中国人用日本的军火打英国人。)

当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发现很多理发馆，美发沙龙都是由中国人经营的，他们都不得不关门，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他们的祖国――中国。因为没有理发馆在巴基斯坦继续开张，非常抱歉，今天我的头型是这样的。

李教授说问我要不要幻灯片，我的经验就是每次用幻灯都会出问题，这次又出问题。我无论走到哪里用幻灯都会失败。我把这个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无的放矢的。非常像美国目前的军事行动，有高超的技术，但是不能百分之百。

在9.11这一天，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刻，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样一个图像锁定了，飞机飞过来了，两个大楼被两个飞机弄倒塌了。所有的大众传媒都将这一图像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在电视上重复。他们所做的这些，都让我们感到非常害怕。每个人都在想，天呢，我其实也可以在那架飞机当中，我的天呢，我当时也想去纽约参观世界贸易中心的大楼。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这像好莱坞的大片电影一样。突然，就没有人再愿意做好莱坞电影大片中的主角了。我在这里想提出，世界的媒体，主要是美国的媒体，他们所做的是国际空间中的一种游戏，一种玩耍。就是把这样一种恐怖的感觉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散播，以至于散播到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去。我们需要去复仇！我们需要去打击，我们把这些人放到监狱里面去，我们需要复仇，把这些曾经为9.11事件做事情的人，这个世界都要向他复仇。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到底有谁能够清楚的记得，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中，有一张脸露在我们面前，是在痛苦之中挣扎着。在灾难发生的背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悲惨的脸面，我们只看到的是堆积在一起的事实发生的大的场景。在这里，我们自然想到的都是好莱坞大片中的情景，去确认是否真正发生了这种战争。

在这里，如果讲到这样的战争，所有的媒体不得不在最快的时间内，创造出很多充满神秘色彩的画面。这是一个全球的战争，是文明和非文明的两个世界的战争。为什么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其实都是一些地方性的问题，并不是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发生的。我谈谈在秘鲁的一个例子，秘鲁大使被劫持人质的问题，涉及到秘鲁有一个日本籍的总统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地方事件，并不是全球的事件。当然也包括在以色列的自杀性的炸弹事件的背后，本身也是地方性的事件并不是全球性的。

现在我们谈到关于本?拉登的事件，都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埃及，一个是沙特阿拉伯。刚才我们谈到本?拉登，它只是涉及到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几个事件连带的关系，但是连带是有一定限度的，不是全程的连带。在这里，我不想用恐怖主义这个词，因为很不恰当，往往连带到很多的杀戮和悲惨的行径。我们应该想起来，纳尔逊?曼德拉，在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被称为恐怖主义。就因为这一点，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谁能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是一个恐怖主义者呢？另外一个自称恐怖主义分子的是，是以色列前总理贝京。在50年代，贝京在耶路撒冷的酒店中策划了一些爆炸事件，使很多英国人丧生。在世界上，很多新的发展中的国家，昨天可能是恐怖主义者，今天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的总统或元首。在这里，我们其实打交道的并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战争当中的某一方。

从朝鲜战争以后，就很少再发生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战争。传统的这种新闻报道战争，就是走到前线去，看军队怎样打仗，看伤亡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非传统的战争就很难说，我们这边怎么样，对方怎么样，但是非传统战争当中，我们发现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了。现在美国想号召全世界联合起来，组成联盟，反对恐怖主义，是基于二战当中的落后的战略思想。现在其实还不能很清楚的说到底是谁策划了9.11事件。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说，这里涉及到美国对于中东问题的政策。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而是仅仅针对美国。我刚才举了秘鲁的例子，秘鲁的总统说这是秘鲁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国际层面的参与，只要是秘鲁问题，我们都要自己来解决。当新疆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北京炸了一辆公共汽车，在乌鲁木齐炸了一辆公共汽车，中国政府并没有说要进行国际的反恐怖。战争发生在中国之外的时候，中国也没有参与其中。在这里，美国号召国际社会给他一个无条件的，不需要争议的，绝对的支持，这种支持是美国不管做什么，大家都要进行支持和帮助。当前南非的总统德克勒克告诉这个世界，对这样的恐怖主义我们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军事解决的方式。我们只有政治方式去解决这样的危机。

恐怖主义最早在北爱尔兰，英国反对北爱尔兰的恐怖主义已经90年了，打了90年的仗，最终还是靠政治解决，曼德拉在南非，当时也是恐怖主义，打了很多年，最后通过政治的手段解决了。印度有30万大兵现在在克什米尔进行军事镇压，一点用都没有，最终也要靠政治解决。如果说这场战争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战争，这是不对的，因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两个野蛮的国家，但是他们是伟大的印度和流域古老文明的一部分，因为你们应该知道，第一个佛教王国的国王阿育王就是诞生在阿富汗。

新闻工作者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增加恐怖的感觉，而应该只是简单的报道。刚才这个图片上反映出来的是非理性的恐怖。新闻在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和其他的职业一样，不能称之为一种复仇。所谓的世界第一媒体的CNN，实际上他也在制造更多的恐怖气氛，为它的复仇做准备。美国是9.11事件的最大的受害者，稍后到美国的反击，是星球大战里面恶魔的反抗。

新闻工作者应该体现的是人类在这样的场景中的牺牲的情况，我们必须以政治的层面理解国际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要去探究引起这些政治危机之后的社会大背景和社会条件。我们新闻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能再进一步扩大已有的恐怖。我们新闻工作者需要做的就是告诉大家真正发生了什么，以及事件发生的全部的景象。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过去的这些报道的详细情况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是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怎样认识。不仅仅是从历史层面描述事情发生过程的人，更多的是以记者的身份，带给大家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

现在我们来谈谈报道战争的一些媒体。当时，在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在巴基斯坦首都把外国的记者驱逐出境了。在战争的早期，包括五角大楼，也是只有非常有限的新闻会向新闻界公布，而且记者得到的信息都是非常有限的。在五角大楼露出来的任何的信息渠道，都必须被紧密地封锁起来。当时，也在美国的媒体当中出现了很多自愿的行动，去限制一些自由意见的发生和出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景象就是大楼倒塌，然后美国受到了攻击，接下来是美国向一个没有很大反抗能力的国家进行反击。

我讲一个美国迪斯尼公司下面一个公司NBC的故事，布什总统说，“这些劫机撞大楼的都是胆小鬼”，主播在播完节目以后，随便评论了一下，是非常随意的，他说“难道这些不惜伤害自己的生命去撞楼的人是胆小鬼吗？那些开着飞机往小国扔导弹的人应该算胆小鬼吧？”这一句话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对电视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个记者被开除了。CNN一个著名的主持人，他制作了一个片子，在阿富汗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支持战争。我前面提到媒体中的自愿者支持政府目前的战争，新闻周刊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有80%的人是支持这场战争的。

大家看到的是电视机中的图像，是两个飞机飞向美国。现在给记者提出的最大问题是怎样最大范围地覆盖世界发生的全部事件面目。为了报道这场战争，塔利班对外国记者限制很严，他说你们看看这些蒙面人是塔利班妇女吗？他说不是，其中有一个英国的女记者，用阿富汗妇女的棉纱掩盖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在阿富汗进行采访。更有甚者，法国一个记者，也穿上这个面纱，装扮成阿富汗妇女在采访。这简直是对我们记者行业的一个羞辱。后来阿富汗允许外国记者进来采访了，有些记者进来了。我当时就申请了一个签证，想进入阿富汗，另外，还有其他600个记者也申请签证要进入阿富汗。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只能有26个人的空间。我也不跟他们争，因为阿富汗塔利班要的费用很高，一天要我们交的采访费是一千美元，包括翻译、向导、保镖和汽车。我告诉你们，阿富汗人，包括塔利班他们更像是商人。除了要付签证费以外，还要有一种行贿的钱，这种行贿钱是帮助你获得签证的。CNN在阿富汗塔利班采访了一个星期，他付的采访费是一百万美元。虽然有美国国旗画面，更多的是为阿富汗提供更多的弹药，最后牺牲的还是美国人。

CNN和BBC都急于想进入阿富汗，但是那里有一家电视台垄断了塔利班的报道，这家电视台的名字是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比如这次半岛电视台播放的画面，半岛电视台不仅播放塔利班的画面，同时还播放塔利班打下的美国飞机的证据，这张图是他们播放的打下的美国直升飞机上的一个部件的证据。在巴基斯坦我们就可以看到，半岛电视台上的画面，比如一个小孩的尸体从废墟里被拉了出来。但是，在这些地区之外的世界，是看不到这些画面的，为什么半岛电视台的画面得不到国际上的传播呢？因为CNN已经把半岛电视台的转播权全部买下来了。因为CNN的老板写了一个手谕，指示CNN的编辑人员和记者，为了保证新闻的平衡，不能报道任何平民伤亡的镜头。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BBC、CNN，都把所有能从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的文字、图像全部买下，其结果是全世界根本看不到这些图像和资料。我有时候对那边来的一些材料表示怀疑，我碰到了一个日本的电视摄影队，他们说拍摄了非常好的片子，不是从半岛电视台弄来的，是我们自己拍的，是独家的，你为什么不购买我的片子呢？这个记者就打电话给日本的一家媒体，问他们要不要。他们说如果这上面有军事设施被袭击的镜头，我们就会买你的画面。这个片子是他拍的吗？他对日本媒体说，这样我就不跟你做交易了，因为我不是为美国的军队当鼓吹手的。我对日本媒体的老板说，我要报道的是那些美国空军炸弹误炸的地方，比如阿富汗的平民家庭被炸的情况。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塔利班认为外国记者都是间谍。结果，那些真正的记者，无法在阿富汗从事采访报道工作。

前面我提过，我在今年夏天曾经到克什米尔去采访，由于我坚持新闻不偏向于任何一方，要公正和客观，所以我得到了各方的信任。结果，我在采访克什米尔的时候，由于我报道比较公正和客观，我接触了一位巴基斯坦的老将军，他曾经在阿富汗反对前苏联的战争中打过仗，这个人在阿富汗境内有很多关系。我这次回到阿富汗边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在阿富汗呆了11天，在带着一部相机从阿富汗那儿出来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镜头，就是在喀布尔市郊拍摄的，这些阵地都是塔利班的阵地，这种炮是专门打飞机的。

这张照片是10月7号在美国的空中轰炸开始的几个小时以后拍摄的。我刚才给你们放的这些照片，在香港的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但是在日本、欧洲、美国的媒体上是不敢登这些照片的。这些照片没什么意思，因为看不到美国飞机炸死他们的镜头。这就是媒体的好莱坞化。

这是一幅非常重要的照片，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群人在开会，这是阿富汗很重要的一种会议，就相当于议会。这些人在讨论决定如何处置本?拉登和如何对付美国的袭击。你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表情，有的人很焦虑不安，有的人很着急，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这幅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人不是非常疯狂的宗教狂，他们看上去很理性，好像在做民主的决策似的。这幅照片显示，他们在认真地讨论美国关于交出本?拉登的建议。他们这场会议是想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但是美国并不真的想跟他们谈判。当时美国的立场就是你把本?拉登交给我们，然后我们继续向你扔炸弹。这不是一场外交，这也没有法制。这是什么呢？这是一场最后的通牒。塔利班没有别的选择，最后只得和美国人打。当时这个会议开的时候，拍下这幅照片。这个照片拍完以后，他们开了整整一天会，一直到深夜。这幅照片被美国的间谍卫星截获了。当天夜里，美国的巡航导弹就击中了这个开会地址，照片上有几个塔利班人被当场打死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塔利班会有什么出路呢？如果按照传统的媒体，新闻学的角度来讲，一幅照片价值千言，在这里我要反其道而行之，有时候要花千言才能解释清楚照片的意义，非常遗憾的是，今天世界的媒体在这方面是非常不成熟的。

由于我们今天晚上讲座时间非常紧，我下面就战略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在黑板上写的，是在这次采访中采访的所有人，在战略问题上，采访了一位学者，还有很多将军，还采访了两个核专家，都是研究巴基斯坦核武器的专家，还采访了石油专家，一会儿我会讲到为什么采访石油专家，还采访了当地各大媒体的一些记者、主编、编辑。除了我在巴基斯坦采访的上述这些学者、将军、专家以外，我还派了一个报道小组深入阿富汗采访，他们带了两部微型数码摄像机，还有两部微型数码照相机，在里面采访，向我们发稿。

现在我要从地缘政治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要占据阿富汗这个地区。如果从这幅地图来看，跟反对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更多的是世界能源问题。美国有一家大的石油公司，叫UNOCAL，正在想从中亚往外修一条输油管道。中亚的石油储量还不包括大家都知道的阿塞拜疆，只算一下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这三个中亚国家的石油储量远远超过沙特阿拉伯的储量。如果这些石油通过伊朗输出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圈内，那么伊朗就会要求这三个石油中亚国家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这样一个卡塔尔经济体系。从原来的美国总统到布什总统，都是坚决反对把中亚石油弄到OPEC范围内的。因此，对于美国来讲，可以利用中亚的石油资源，来打破石油输出国对世界石油资源的垄断。因此，如果说把这些中亚的石油弄到世界石油市场上，造成中亚石油与OPEC国家石油价格的竞争，最终就可以摧毁OPEC。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前这种世界经济的循环，就是石油―美元―石油，通过美国、阿拉伯的石油经济体系就会崩溃。因此可以说，从科索沃战争到马其顿的战争，到车臣战争，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争夺石油管道。上述这几个地区，正是石油输出管道所途经的国家。这种石油―美元的竞争，对美国的经济很不利，会带来危机，所以布什决定二十一世纪应该把OPEC的体系摧毁。所以，美国要在二十一世纪控制整个的石油输出市场。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地图上石油管道的线路，往北边是到科索沃、马其顿，大家注意还有一个石油管道是往东方来的，是进入中国的。1999年，美国政府做了大量的游说，说服哈萨克斯坦停止往中国建设石油管道的项目。如果说中国获得了从伊斯兰世界的石油资源，那么美国就无法扼制中国了。美国认为有了石油资源，中国就会强大，中国的强大对美国的经济是一个威胁。现在在西欧的石油增长几乎是零，能源的增长应该是在中国、东亚、东南亚。如果把中国能源的管道掐断，把伊朗的掐断，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这个管道应该从哪里走呢？从阿富汗走。大家可以想像，阿富汗怎么可以建石油管道呢？因为到处是山地。大家可以想像，新都酷斯山，正好在阿富汗。但是你们要记住，阿富汗南部有非常平坦的沙漠地区。你们可以看到，在阿拉伯海旁边有一个港口瓜德尔港，可以同阿富汗南部的沙漠管道连接起来。但是大家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南部的巴基斯坦海港的发展项目是被中国所承包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量的军舰集中在阿拉伯海，靠近瓜德尔港。这个石油管道从哈萨克斯坦，到CARZHOO这个地区，所有的石油资源是从土库曼斯坦的油气田开始的，那个地方叫曼尔夫，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石油输出的港口是建在这儿瓜德尔，完全摆脱了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失去了对石油的控制。

从这样的图形来看，美国不仅要控制阿富汗，还要控制巴基斯坦。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这场战争美国要取得胜利，就会形成一个美国走廊，除了俄罗斯以外，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过来，阿富汗一直到巴基斯坦，沿着石油输出管道，全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是，美国要想搞成这个石油输出管道，搞一个石油军事走廊比较困难，因为巴基斯坦人民，包括巴基斯坦的军政府都认为巴基斯坦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就是中国。我在巴基斯坦遇到了巴基斯坦人民，还有阿富汗人民，他们经常问到的问题，就是过去多少年来常常帮助我们的中国人哪儿去了。中国未来的繁荣，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的未来，取决于阿富汗战争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该是把巴基斯坦的非核武器化。纽约克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杂志，有一个著名的专栏记者透露了一个消息，美国有一个计划，就是解除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巴基斯坦核电站是中国帮助建造的。我认为，如果巴基斯坦没有核武器，印度就很容易欺负他们。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对印度的侵略是一种威慑，也是一种安定的因素。如果美国要解除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巴基斯坦就必须生存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结果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就成为了美国的军事殖民地。随着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包括核武器的支持，就可以看到中国南边有四千公里的边境，就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了，面临着很严重的核威胁。这会发生什么样大的转移呢？从过去对中国的扼制，变成了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一种局面。我们看看这些石油管道，我们看到的是古代的历史，是石油大道。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我们会想到丝绸之路带来的是经济繁荣，是和平安宁的生活，带来的是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人的和睦相处。

我们看到这张地图上，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新的丝绸之路的蓝图。如果建设一个新的石油管道，如果建设中国与石油输出国的关系，建立一个跟独立的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流呢？东亚和中国相应的技术，与伊斯兰世界国家的石油交流。这样的一个格局，就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对这样一个新的丝绸之路，就把二十亿的亚洲人和十亿的伊斯兰人联系起来。这样的一个新的丝绸之路，就成为未来人类一个脊梁，使贫穷的国家发展起来。但是，这样的一个前景，并不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想要看到的。因此，他们采取了这样一个果断的措施，决定中断新的丝绸之路。

有一位非常有影响的日本商人，在九十年代告诉我，二十一世纪将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竞争年代，要使这种竞争有序的开展，必须有一种框架。什么样的框架呢？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种竞争、合作的框架。但是，这样一种框架，并不能消除国家的利益，UNOCAL是一个国际跨国公司，但它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美国公司，CNN是一个全球国际媒体，但是它的所有权和编辑权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因此，在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竞争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冲突的世纪。我们一方面要管理好、处理好这些冲突，同时我们要有远见，要预见到这些冲突，并且有勇气迎接这些冲突。我们要问的是，所有这些资源，到底是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呢，还是为谁服务呢？或者是回到十九世纪，由欧美的殖民主义，来压榨世界各国人民。

你们都是未来的中国记者，作为中国记者，你们必须为维护你们的国家利益服务，但是，你们同时还有责任为亚洲的利益服务、为世界人民的利益服务。中国是阿富汗的前线国家，应该算是阿富汗这场战争的另一个玩家，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未来，也掌握在阿富汗这场战争的手中，所以你们不能站在这里，被动的看着发生的一切。记者永远是站在任何事件的第一线，所以你们应该参与二十一世纪历史的塑造。

由于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我暂时讲到这里。我祝你们事业有成，同时你们应该成为一位勇敢的记者，去完成你们的光荣使命！

提问：你好，岛津洋一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根据您在阿富汗前线的采访，您能不能感觉到阿富汗战争有扩延到中国边疆的问题。阿富汗半岛电视台为什么会在这场战争中会突然崛起，能不能讲讲他们的工作情况。

岛津洋一：首先，我觉得这场战争肯定会有扩大的形势，尤其是在中亚这个地区。有六个国家在其中发挥主角作用，在这里，我对数字简单做一个解释。首先[奇qinkan.net书]，我要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联盟，因为这些国家中，本身也是互相怀有敌意。谈到这里，我们发现了很奇怪的关系，首先对阵的双方，北方联盟和其他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奇怪的关系。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乌兹别克斯坦，一个是塔吉克斯坦，塔吉克这个民族跟塔利班这个民族战斗，并没有什么积极性。实际上，他们通过这场战争，从美国、俄国得到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在这里，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想把战争继续深化在两个国家之间。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讨论很久，不妨把这个问题集中起来。土耳其来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同时它还是伊朗非常大的敌人。侯赛因讲，要在阿富汗的周围营造这样一种霸权。是六加二的模式，阿富汗周围的六个国家，将有两个霸权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国。这样六加二的模式，如何威胁中国的安全呢？

六加二，有美国参与，就是把什么样的条约自动废除呢？就是上海六国条约，中国和中亚四国和俄罗斯六国条约自动废除了。所谓的上海六国条约，我已经给你们解释了，就是中国、俄罗斯领导的，再加上中亚四国。由于美国大兵已经驻扎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所谓的上海六国条约已经破裂了。在中国西部有很多穆斯林，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穆斯林，穆斯林需要人们的尊敬，不是说把这些穆斯林叫到北京来征询他们有什么困难，还是领导人应该到穆斯林住的村庄里问寒问暖。另外，中国这样一种法制、法律，和伊斯兰的一些法律有一些和谐的气氛。为什么全世界都反对塔利班呢？因为塔利班所做的不符合国际法。但是，大家要记住，所谓的国际法，也只有三百年的历史，是根据欧洲人的传统制定的国际法。伊斯兰的法律，是在可兰经里，已经有了一千四百年的历史。我相信，在可兰经里90%的法典，是可以与国际法，包括和中国法律建立和谐的关系的，虽然他们不尽相同。那么剩下占10%的，由于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宗教的情况，可以做一些特例，给他们专门规定出来，在中国建立和谐的宗教民族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伊斯兰国家一个亲密的朋友。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应该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应当派出医疗队，对战争的各方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消除战争对人类带来的痛苦。我们不应该把过去阿富汗的战争，仅仅理解为抵抗苏联的战争，因为从本质来看，他们更多是一种国内的内战，是这个部落和那个部落的血腥残杀，你杀了我的兄弟，我就要杀了你的兄弟。像这样一种部落之间的血腥仇视，需要至少三代人才能得到和解，需要亚洲，包括中国、日本来促进他们民族的和解。但是，如果中国要参与阿富汗的战争，很可能就会给中国自己带来不稳定，包括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

半岛电视台的总部设在卡塔尔，是由卡塔尔领导的一个电视台。这个电视台是海湾战争之后成立的，是一个和CNN作对的电视台。非常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小小的电视台，在阿富汗，在阿拉伯国家影响非常大，我希望在中国的电视台中，在将来也可以看到半岛电视台的画面。新闻学要讲求平衡，弄半岛电视台到这里报道，那么你们的新闻就平衡了。

提问：据您看来，阿富汗最终能够打赢塔利班战争吗？为什么？

岛津洋一：这场战争，不像西方媒体所报道的，说战争打了之后，美军空袭之后，塔利班的阵营会解体，塔利班士兵叛逃，其实事实是相反的，美国袭击之后，塔利班士兵的凝聚力更强了，包括流亡在外的，和塔利班作对的，也回到塔利班的阵营里，比如说流亡到伊朗的一个阿富汗将军，就要回到阿富汗加入塔利班。1870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势的军队是英国军队，向阿富汗展开了进攻。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人有14000人被杀死，另外有4000人被活活的冻死。

美国媒体有一个丑闻，他们一直在遮掩，美国已经死了一百个军人，但是美国的媒体还在说，他们没有死一个人。在过去这些天，美国有几架直升飞机被击落了，还有好几架轰炸机被击落了，还有扔食品的飞机被击落了，但是没有报道这个新闻，因为认为对塔利班的形象不好。10月19日，美国的突袭队突袭了肯达哈。直到今天，美国的军方才透露，整个突袭队是全军覆没。塔利班当时抗击苏联的时候，得到了中国的支持。那个时候，塔利班赢得了抵抗苏联侵略者的斗争，是因为他们读的是毛主席语录，当时毛主席的教材完全是作为一个军事教材，而不是政治教材。他们用的毛主席军事战略是深挖洞、广积粮。当时，日本轰炸延安的时候，全世界并没有人称毛主席是恐怖分子。塔利班采用了那种战术，就是毛主席当年采用的。如果说他采用这种战术，塔利班就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提问：塔利班、本?拉登与这次世贸中心被袭击事件到底有没有关系？

岛津洋一：本?拉登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主要是从事建筑业，当然他还有一项业务――钻石。另外，他是那些好战的穆斯林的代言人，他不断的鼓励那些好战的穆斯林，去与他所认为的美国的威胁战斗。这些组织在整个阿拉伯的世界有很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这一年都在巴基斯坦，所以简直无法想像，这样一场恐怖的袭击，是在阿富汗境内策划的。对于我来讲，非常清楚的是，我不知道谁策划了这场袭击，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将会获得二十一世纪惟一的独家新闻。

我自己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让我想起来非常恶心，肚子绞痛，我觉得这种袭击跟美元――石油的体系有关。我认为这场袭击与世界经济五百强内部有关。可以讲，世界五百强中有石油大亨、大的金融家、银行家等，跟他们有关。这好像多少年前纽约的黑社会、黑手党一样，如果交易没有达成，或者该付的钱没有付，那么就发动一场恐怖袭击。老布什是卡塔尔的顾问，但是这个石油公司的老板是谁呢？是本?拉登的父亲。同时老布什和德克萨斯的石油公司关系很密切，而且这个石油公司的其中一个董事，是布什的国家安全助理。另外一点，美国现任的副总统，也是美国前国防部长，也是美国石油大公司的一个老板。他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在伊拉克，如果仅仅是把眼睛盯住疯狂的恐怖分子，是无法解释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塔利班在非常隐秘的层次下，现在还在发生关系，同时还在与本?拉登的父亲的石油公司保持着关系。所以，巴基斯坦人就批评本?拉登，他既是伊斯兰的英雄，又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他是CIA培训出来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为什么说他是英雄呢？因为他后来又反抗中央情报局了。这就像我在日本调查发现的，日本的邪教，奥姆真理教和日本政府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样，本?拉登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中央情报局支持了本?拉登的恐怖活动，还支持了车臣的恐怖活动。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密切的监视本?拉登，防止他下一步的恐怖活动，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本?拉登能够控制恐怖分子，让他们驾驶飞机冲破美国的防线，如果内部没有内奸的话，不可能完成。这就是一个杀手要进屋杀人，里面的人把门闩打开了，放他进来了。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讲，如何在法庭上宣判呢？是无法判决他有罪的，但是如果发动一场战争，就不用证据了。你们知道，法国花了二十年，才抓住了卡洛斯。法国对这个人还没有出庭，就判决有罪了，最后是二十年后，两个警察抓住了他。任何犯有杀人暴力罪的，都应该绳之以法，但是抓罪犯是警察的事，而不是军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看到，美国中央情报部门和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

提问：(日语)

岛津洋一：这个学生讲的日语不仅地道，而且思维和一个日本记者完全一样。你刚才获得了一个独家新闻。采访到独家新闻，完全是偶然的。那就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完全是巧合，就像一个美国炸弹正好炸到坦克，你正好在旁边照下来。所以当记者的，我们每天都在祈祷上天给我们送来一条独家新闻。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要通过非常耐心的采访发掘。比如讲我们要派摄影记者进入阿富汗，但是我们派他们去的时候，并不知道会采访到什么样的新闻。有时候，要获得这样一条独家新闻是非常难的，比如说美军抓住了本?拉登。我是祝福你们，天上掉下一条独家新闻，你们一夜成名。

所有的国家，都在利用这场所谓的战争，在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我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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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媒体化

YahyaKamalipour

在你们眼中，美国的形象是什么？自由，繁荣，强有力，快餐，不同的文化？负面形象有什么？暴力，色情，种族……你们其中有多少人到过美国？你们脑中的形象是怎么来的？媒体，这就是国际媒体的力量。

YahyaKamalipour,美国普度大学传播系主任、教授。

主持人（李希光）：YahyaKamalipour教授1999年主编了一本书题为《美国在世界各地形象》的学术专著。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传播,我们也希望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谈一下美国的形象。他自己发展了一套全球传播GlobalCommunication理论来解释这一切，而不用国际传播理论。对此我非常同意。国际传播更多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传播和文化传播，全球传播侧重于全球媒体传播。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Kamaliper教授给我们讲课。

Kamalipour教授：谢谢李教授。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系，人际交流，全球传播，国际传播都是为了建立一种较好的关系。很高兴的是，我和李教授以及他的最优秀的学生之间通过交流已经建立起来这种和谐愉快的关系。谢谢，在这里和你们就全球传播的问题进行讨论是我的荣幸。我们谈到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这两个名词，它们有什么区别吗？有的。我们曾经一度有跨国传播的名词，但是现在主要讲的还是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国际传播是在承认国家界限的基础上，就像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一样，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的。但是全球传播已经跨越了国间界限。这种传播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互联网，但它并不是促成全球传播的惟一技术，卫星技术也是关键之一。世界各地的人们能用电话互相联系和沟通，但是他们主要获取信息的渠道是电视，广播却依赖卫星，所以这是全球传播的关键。上世纪60年代，地球村的概念被提出以后，人们预见到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像住在同一个小村庄里，知道相互的一切事情，通过电子技术互相联系。但是现在人们发现，我们对彼此的了解都是通过一些特定的团体。我们所有的传播都被“媒体化”了。我们在电视上，广播里听到看到的一切都是“媒体化”的结果，在进入我们的视线以前，有人决定了报道的内容、形式，这才是我们眼中地球村的真正来源。

让我们再谈谈形象。现在的人们是在形象的海洋里漫游。在谈形象之前先看看文化。中国有中国的文化，文字、时尚、价值观念等各种东西会聚一处组成了文化。现在我们所称的国际化和国际媒体实际上是国际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越来越趋同，特别体现在年轻人身上，你们都知道麦当劳，迈克杰克逊，耐克体育用品，这些就是文化，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正在享用相同的消费品，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理想。国际媒体制造出这个国际化的文化，但是谁是这个国际文化的拥有者？是全人类吗？是那些拥有国际媒体的人，那些国际公司：维亚康，时代华纳，新闻集团，他们有广播，电视，出版报纸，杂志，各种书籍，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电影，电视等等，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商业产品。我们以迪斯尼为例，你们都看过它的影片，狮子王、花木兰、风中奇缘……这正是它为这些影片所做的商业策划的结果，通过最好的市场运作来产生最大的受益：拍电影，同时推出各种商业产品。同样，麦当劳吸引孩子的最大法宝不是汉堡包而是附送的玩具。商家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达到促销的目的。我的观点是，国际传媒实际上就是市场工具。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是广告，其它的节目都仅仅是诱饵而已，钓鱼一样将观众吸引过来,锁定在电视机前，让他们不得不去看那些商业广告。虽然在播出广告的时段里，人们总会做一些别的事情，上厕所什么的，但是广告里的声音，文字和形象却比普通节目要夸张的多，让你即使在隔壁也能感受得到它希望传递的信息。在媒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再推向市场的。在美国，广电企业的收入完全来源于广告，没有任何特例。报纸和杂志70％的收入来自广告。不同国家的情况有所区别，有的国家是完全政府控制，有的则是政府和广告收入对半。

通常，广播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下。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政府对广播都更为敏感，相比之下对印刷媒体的政策要宽松很多。为什么呢？对受众教育程度的要求是原因之一，无论你是否读书识字都能听广播看电视，这就比报纸杂志拥有更多的受众群。看报纸或者杂志要求读者受过教育，并且要求他们主动思考，分析文章内容。另一个原因是，广播电视要比报纸杂志强大的多。这又是为什么？是因为人们相信亲眼所见的事情？因为广播电视能带给观众更直观的形象，而形象是如此强大。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买那些名牌？耐克，阿迪达斯……买同样的商品，普通商品会便宜很多，但是为什么人们偏偏多花钱买名牌呢？有时候名牌产品质量更高，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不是这样。此举是消费者在为自己树立某种形象。其实厂家所产的东西都差不多，他们制造同样的产品，再贴上不同标签。人们购买不同品牌因为媒体在不停的劝说他们，买这些东西会让他们有更好的形象，而谁不想有更好的形象？我提到好形象时，你们脑中出现的是什么？怎么区分好形象和差形象？时尚，迷人，智慧……你看起来怎么样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你的社会地位。那么我想再问你们，在你们眼中，美国的形象是什么？自由，繁荣，强有力，快餐，不同的文化？负面形象有什么？暴力，色情，种族……你们其中有多少人到过美国？你们脑中的形象是怎么来的？媒体，这就是国际媒体的力量。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依赖国际媒体来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你们即使身在中国，对于56个民族的不同特点，文化又了解多少？你们会走遍国家里每个角落去观察和了解他们的生活吗？但是你们有各自的感觉。你们感觉的来源就是媒体。你们去过蒙古吗？但是你不觉得你对蒙古是有印象和感知的吗？你所接触到的媒体在不断给你提供关于蒙古的信息，经过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使你觉得你了解蒙古。这就是感觉。我们今天提到的感觉实际是混合产物，媒体提供的形象和信息不断累计，成为我们所称的事实。那些被包装的筛选的信息和形象组成了我们脑中的事实。通过各种媒体报道，典型的形象就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比如爱尔兰人爱喝酒，墨西哥人爱吃辣椒。我想说的是，科技在进步，传播日渐全球化，但是人们理解和认识并没有什么变化，人们生活的周边环境被各种媒体，各个媒体公司制造的产品所左右。以电视新闻为例，BBC和你们自己国家电视台报道的新闻没有多大差别，图片一样，说明文字一样，内容也差不多。有一天晚上我在酒店看了BBC以后，看中央9台的英语新闻，发现它们除了台标没有什么不同。这些跨国媒体公司正试图在全球制造和推广一种文化，我称之为消费文化。

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过去，中国还处在帝国时代，同时还有别的帝国如波斯和罗马。那时它们都没有我们现在的大众传媒工具，但是有各自的传播手段，如诗歌和绘画来告诉人们统治者在做什么，有什么丰功伟绩，人民又有什么样的义务等等。那时的传播其实是权利的体现，最有权势的人统治着别人。今天，各大媒体如CNN、BBC同样也统治了别的声音。很多中小媒体依赖这些大媒体提供图片和新闻。例如MTV，想想这个世界最大的娱乐媒体之一竖立的种种形象和在世界各地青年人头脑中根植下关于时尚、音乐、生活和价值的观念。你们逐渐建立起来香烟、时尚衣着等等各种各样的偶像，而这些都是有一定模式的。最强大的数家媒体给你们设定了议程，而他们也是为各自背后的企业或者财团摇旗呐喊而已。有的国家对此做出了种种限制，比如泰国规定商业广告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每段广告播出时间也极其有限。但实际上这种限制只是针对传播的方式，而不是节目或者内容，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各种替代品。跨国媒体正越来越强大，他们不断融合，加上互联网的出现，广告也越来越普遍。

同学：今天您谈到了媒体和形象。我想知道在您的头脑里中国是一个什么形象？

Kamalipour教授：首先我想说明我的看法仅仅代表一个个人的观点。我做过的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调查让我相信，中国即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中国正在逐步具备各种因素，人力资源、国力等等。我想起来我在伊朗念中学的时候，日本产品淹没了整个伊朗市场，产品质量很好，逐渐建立起来一个日本产品就是质量的象征这样的形象。不用多说，产品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现在中国正在经历日本最初的阶段。美国有很多一元商店，东西都是一美元。其中商品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其实中国也可以像日本一样注重质量，逐步树立起来产品形象以至国家形象。总的说来，我对于中国的印象是正面的发展的。

同学：您怎么评价美国的9.11事件和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

Kamalipour教授：9.11是人类历史上的惨剧，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看到。至于有没有罪，应该有一个法定的程序来决定，而不是在没有申辩的机会之前就给某个人定罪。我们不能说阿富汗人就是一定负有责任的，他们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之一。而且不能因为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就对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报复。那些贫穷的人们连电视机都买不起，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发生什么。媒体传播着一些故事，关于本?拉登和他的恐怖组织犯下哪些恶行。但是多少人问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一个人患了癌症，总要先明白病因在哪里，然后再对症下药。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不去寻找原因就匆忙去医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美国必须做点什么对民众才有交代，要不人们要问我们那政府和军队来干什么。很多变化会发生，最明显的是布什政府提出2000亿美元来投资军事国防。我们可以想象这会带来哪些权利和统治上的变化。

同学：我们说全球化和媒体的垄断其实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吗？

Kamalipour教授：融合的情形仅仅发生在商业市场。就文化来看其实我们正在越来越多极化：南北、东西差距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多大改善，所以我提出我们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怎样加进人们的交流。

同学：中国即将进入WTO，您看中国媒体将会面临哪些挑战和机会呢？特别是在全球化传播的时代。

Kamalipour教授：加入WTO代表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全球媒体将更关注中国，各种企业会更乐于来中国拓展机会。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贫富差距会扩大，数字化鸿沟将会带来新的贫富差距。特别是英语是互联网的主要语言，如果不懂英语就无法和外界沟通。美国和英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变化不可避免，尽管中国变化很大，比如你们可以谈论政治。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手上，所以你们必须为这个将来做出很多改变。你们有足够的时间，一步一步慢慢来，改变只能是逐步的。

同学：9?11以后人民的自由是否受到政府的更多限制。9?11以后的媒体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Kamalipour教授：会有很多，比如移民、申请学校都会有很多限制。但是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来限制自由和控制局面。新闻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国家危机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对媒体和言论自由进行限制，这在海湾战争中也出现过。媒体对于百姓的知情程度负有更多的责任。这是目前的形势决定的。媒体更倾向于和政府保持一个口径。在这种发生了悲剧后很感性的时候，媒体要为民众宣泄情绪，这也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之一。海湾战争之后，媒体和政府都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政府对于媒体的限制更多了，但是媒体也逐渐接受。

同学：我很难过，您告诉我们所有的形象都是全球媒体制造的。那么在这个全球传播的时代我们怎样获得真正的真相呢？

Kamalipour教授：真正的真相？没有什么真相是可以获得所有人的认同的。关于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桌子、黑板这些可以感触到的东西或许我们能达成一致。其实这些东西也是人为制造的，而且在不同的文化里对它们的称呼也不一样。语言符号的不同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人们不同角度和观点的不同导致了对真相的不同理解。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真的知道吗？你为什么是自己？或许这太哲学，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提问和质疑的。每个人有自己眼里的真相，没有任何一种是绝对存在的。谈到我们脑中的真相绝大多数是媒体制造的，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就造成一个自己的理解，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相。

政治游说、国际公关与中国形象

赵浩生

在美国的各种传媒中，对中美问题都是一面之词，异口同声的批评，很少客观的报道。美国人民，即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国人，也只是经过片面报道间接了解中国，很少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往往只为某一独立事件所主宰，而看不到整个中国的大势。

赵浩生，1921年出生于河南息县，曾任《中央日报》、《东南日报》记者，后赴美国留学，获伊利诺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耶鲁大学教授、自由撰稿人、《纽约日报》专栏作家等。20世纪70年代，国内多家报刊经常连载这位美国自由专栏记者写的文章，他对新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和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对祖国浓浓的爱，在当时给国内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授李希光：老师同学们，今天晚上我们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别邀请了海外著名的专栏作家、记者、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赵浩生先生到清华大学给我们做一场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游说、公关与国际传播》。赵老今年81岁，但是身体很好，也很健谈，他的经历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他在做记者期间，曾经采访过很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他早在40年代就每天采访到一个人物，在南京和重庆，同学们可以猜猜是谁。对，是周恩来总理。他当时是《中央日报》的记者，而不是《新华日报》。但是周总理见他面管他叫赵小胖，他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到了1973年赵老第一次从海外回来，一下飞机的当天，周总理就请他到大会堂参加宴会，当时周总理一见到他，还记得他叫赵小胖。他在1949年以后离开中央日报，到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伊大学深造，1960年到198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东亚系教书。同时他撰写海外观察专栏，所以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经常可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赵老的文章。1973年，赵老第一次回国，撰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的文章。退休后赵老更是经常回国，还组建了赵氏公司，促进中美经济文化交流。他的作品很多，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听说改革开放的中国成立了一所新闻传播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他自告奋勇的到那里去讲课，他用耶鲁大学的假期到新闻所来讲课，他最早把美国的新闻体制、美国的新闻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在1980年的暑期。当时他讲课的同学大概也就我们这么多，但是听课的人有五六千人，当时根据他讲课有这样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漫话美国新闻自由》。这就是当时的演讲场面。当时不但是同学，很多报纸的老总、编辑记者也来听，因为我们和美国隔绝了这么多年，大家拿到这个入场券，轮流去听，现在这样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说明中国是在进步。同时赵老也是最早把美国的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这是80年初的一本书――《漫画美国总统选举》。这里还有一本《漫画美国青年》和一本《格林征空记》，赵老还是一个科普作家。这四本书都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赵老往返中美之间已达76次，每年在国内有半年的逗留，并担任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荣誉或客座教授。他还住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康州，他在耶鲁大学已经工作了40多年，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赵老给我们演讲。

赵浩生：各位朋友，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在清华大学这么一个泱泱学府建校90周年的大庆期间和大家见面。我过去20年中间两度访问清华大学。第一次是在1973年，那时候文革还没有完，我到清华来的时候两位清华的同学给我做向导，跟我大谈他们如何智取王光美，他们说的眉飞色舞，我听的哭笑不得。第二次到清华来正好碰上斗走资派，清华园里铺天盖地都是警告“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让我这个国外回来的人实在感觉莫名其妙。那么这些个意外的小事情今天的清华人根本都不知道。今天的清华人怀着满腔的欢喜来庆祝母校建校90年，今天的清华是一片清新，一片光华。听说清华决心要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我刚才看了一下，清华已经是世界第一流大学了。那么我相信当清华庆祝建校10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泱泱学府，她的名字一定会高挂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榜上。我这一次回北京主要是还一个愿。我大概是在几个月前在纽约的一个聚会上碰到李希光主任，我一看他的名片，真是喜出望外――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国际传播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清华大学居然现在成立了一个传播系。清华大学在各个领域上都有她特殊的建树。我相信清华的传播系将来一定会人才辈出。这一次回到北京来，主要是来出版我的一个回忆录，题目叫《八十年来家国》，我这是套用李后主的一句话叫做“四十年来家国”。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蠢活了八十年，感觉到亦喜亦惧，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那么我就想写回忆录和自传要从呱呱坠地写。

这一次回来我非常高兴李主任要我到清华来，传播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今天只想和大家研究研究非常现实的两件事，一个是游说，一个是公关。我所要谈的，只是我在美国的一些观感。同时我也很想听听各位在中国怎么看美国，我们交换心得，一定很有益处。游说这个名词在中国不知是出自何典。大约孔老夫子当年汲汲惶惶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是一种游说。游说的英文叫lobby，指的就是一个大建筑入口的地方，大家在那里碰头的地方，咱们lobby见。据说美国历史上有一位总统，不安于白宫的单调生活，下班后常常溜到白宫附近的一个旅馆的lobby去抽烟闲坐，以欣赏来往的人群作为消遣。此事被人发现以后，大家就利用他闲坐在大堂的机会凑上去跟他聊天、进言，进行政治活动。如此流传下来，大家就称这种大堂游说为lobby。

在几年以前，中国和美国因为最惠国待遇问题闹的很紧张，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说游说》，我可以把要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是一个充满游说的国家，游说活动是整个美国政治活动的润滑剂，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游说是一种必要、正当、合理合法的活动。美国的公司机构、各行各业、都把游说看作是头等大事。游说的主要对象是掌有立法大权的机构和人物。从地方议会到国会都是游说的目标。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创制、修改或者取消某项立法，游说者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喻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在合法范围内影响议员的决策。从建议到辩论到决议，游说者对其游说对象包围、纠缠、穷追不舍。

以国会来说，参众两院会场内都有旁听席，会场外有舒适的休息大厅（lobby）。游说人员在辩论表决提案期间，就在那里静听和观察，并不时给议员写条子、传话，或者请他们到大厅中间交头接耳、密商对策。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多数时间都被lobby的人包围着，美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都以重金雇佣自己的游说人，而这些游说人多半是落选议员或者退休官员。他们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出入官场、走动衙门，对政府的运作一清二楚，活动无孔不入。哪一行哪一业最有钱，就可以高价请到法力最大的游说人。

不但美国国内如此，外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为了本身的利益争取对美关系，也不惜工本在美国进行游说，和美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在美国的游说工作也做得最普遍深入。以日本为例，不但日本政府、在野党派、各大企业甚至是不同牌子的产品，都各自有其专用的游说代表。近年来美日交往贸易规模更大、问题更多、仅靠游说已经不能应付，他们就更上一层楼，登堂入室，干脆用重金聘用他们所要游说的政府机构中直接管理贸易的或者是退休的官员作为他们拿薪水的职员或者是顾问，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最大，其所以未造成危机、未导致破裂，原因无他，游说之功也。承办游说的都是大律师、公关公司，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这些公司订合同，报酬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的。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有一个顾问公司，代表美国很多大公司对华贸易。他只接受25家大公司作顾问，这25家大公司只有给他打电话的权力，如果要解决问题，还要另外算钱。他最大的顾客就是A&G，所以他每次来中国坐的就是A&G老板的私人飞机。所有的美国参众议员都是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在野就是做游说工作，不但游说，而且参与各种各样的公关广告工作。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是共和党的参院领袖，也就是上一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BobDove，很郑重的为伟哥做广告。

对美国做游说的最成功的国家是以色列，为以色列做游说的不止是个人、公司，而是一个组织严密、步调一致、声音和谐的交响乐团，其中包括政府、议会、大企业家、大新闻机构、学术宗教团体、更重要的是，所有具有犹太血统的美国选民，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巨大政治力量，其游说活动几乎是所向无敌。他们许多年来只遭遇过一次小小的挫折，就是未能阻止美国售于沙特阿拉伯新型侦察机，原因是沙特用大把的石油美元聘用了曾经担任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多年的富布赖特作为他们的游说人。

从历史上来说，国民党对美游说也不亚于以色列，国民党对美的游说有两个目的，一是援蒋，一是反共。援蒋的游说主将是蒋介石的枕边人宋美龄，反共的主将是美国的“百万人委员会”，这个“百万人委员会”不是现在的“百万人委员会”，它搜集了美国反共的军人、政客、宗教领袖，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此外，在中国解放后，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反共组织叫“约翰伯奇协会”。它整个反共的活动就像传基督教一样普遍。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在美的发言人是当时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参议院诺兰，中美建交以后替台湾说话的主要人物是共和党保守派的祖师爷、参议院戈德华特，就是戈德华特创立了台湾关系法，危害无穷。除了游说以外，台湾还有计划的调查每一个参议员所代表的州的经济情况，台湾用大笔的美金到这个州去做政治采购。1990年，我到台湾去，见到当时的国民党外交部长钱复，他是耶鲁大学的PH.D，我就问他，当中美建交以后，你留在美国处境一定很难堪，等于在美国做小媳妇，你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他说我当时只注意两件事，一件事是专门和那些台湾关系法有关系的参众两院议员联络，不断提醒他们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另一件事情就是他和蒋经国商量好，所有派到美国的台湾商务文化代表都可以直接和蒋经国汇报工作，蒋经国可以直接给他们打气。这样维持了士气，也维持了台湾关系法。今天在美国的国会议员，记得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议员没有几个，但是就是因为台湾不断的宣传台湾关系法，他们对台湾关系法了解的非常清楚。我们的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国会是一个差不多被人遗忘的东西。

在美国国内游说最成功的是美国的枪支协会。美国国内枪支自由买卖，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国会无法取消枪支的自由买卖立法，是有历史原因的。当年英国在美国的占领军不是住在兵营，而是住在美国老百姓的家里，美国要独立，必须要武装一般民众。所以买枪是一个革命行为，一直到现在自由买卖枪支的立法无法取消，反对力量非常强大。一个议员如果要取消自由买卖枪支的立法，他一定要落选的。

游说在美国是一个正当的、合法的、财源茂盛、令人艳羡的职业。接受外国委托的公司要向政府登记，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戏法人会变，其非法活动常常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谈到游说的功夫，中国远在美国之上，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有很多的具有“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家和“舌战群儒”的雄辩家，以孔子为首的游说者最具有战略眼光和灵活性。他们能“入境问俗”，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不得不佩服：“大哉孔子”。

从性质上说，游说和公关没有什么不同，游说的对象是有决策权的人，公关是制造舆论，制造民意，制造空气。公关的成败可以从民意测验中看出来，拿中美关系做例子，美国历次的民意测验，人民对中国的看法结果都是多数不信任中国，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友好。这对中美关系是非常不利的。这完全是因为美国人民对中国不了解，而不了解则是源于中国缺乏对美国的自我宣传。中美近年来争论的问题有人权、台湾、武器扩散、贸易顺差、知识产权、劳改产品、西藏问题等等，每一个问题中国人都有理直气壮的反驳，但是可惜这种反驳美国人听不见。我们的每一个白皮书都是掷地有声的好文章，但是美国人看不见。

在美国的各种传媒中，对中美问题都是一面之词，异口同声的批评，很少客观的报道，美国人民，即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国人，也只是经过片面报道间接了解中国，很少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往往只为某一独立事件所主宰，而看不到整个中国的大势。中国对这些歪曲报道看上去几乎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中国最有力的还击方法就是外交部发言人的官方谈话和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人们认为是外交词令。而新华社的文章多数被外国媒体冠以“官方通讯社”的帽子，一旦被认为是官方，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美国是一个舆论决定一切的国家，舆论力量完全操纵在几家大的传媒机构手里，主要包括四大电视台（NBC、ABC、CBS、CNN）和四大报纸（《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几家大的智囊公司和大学研究所，美国一般的人民，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对中国所知有限，对中国见解多来自这些传媒工具和研究机构。举例来说，如果《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攻击中国计划生育的文章，这就是美国的参众议员的知识来源，他就根据这篇报道发表谈话，这个谈话又被他所在的地方报纸登出来，这就成了美国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就是这样造成的。美国的民意是选举主要争取的东西。美国每一位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时候一定是大骂中国，等到进了白宫，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一定要和中国打交道。所以对美国的宣传一定要从最基层下手。美国人民不能直接听到中国大陆的声音。但是台湾不惜工本的对美国公关。他们把美国当作是他们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的主战场，自从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中美建交之后，台湾把所有对美国的外交活动变为对美国的游说和公关。李登辉到康奈尔访问母校，完全是用美金铺路的，之前他捐给康奈尔400多万美金。国民党经费资助的台湾综合研究所和华盛顿的凯西狄公司签约，付出了三百七十万美元的顾问费。一般估计，为李登辉访美之行造势所花费的公关费用可能高达1亿美元。

中国在美国的正面宣传太少，但是对中国不利的反面宣传非常嚣张。中国的形象处处被歪曲，计划生育被污蔑为违犯人权、国防现代化成了威胁亚洲和平、发展外贸成为了非法倾销等等，据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从而倡导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对中美关系危害无穷。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必须积极展开对美国的公关和游说活动，加强对美国有关中国的正面宣传。美国民意测验指出，中国将成为美国第二大经济伙伴，在对美宣传中应当着重于双方的贸易优势。为了消除美国人民因为间接认识中国所造成的误解，中国必须建立对美国从最基层到最高层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在新闻报道上，公关不能改变坏新闻，但是可以减少坏的影响，可以用好新闻冲淡坏新闻。如果平时多宣传好新闻，出了事情也可以减少坏的影响。在目前中国没有向美国经常发布正面好新闻的情况下，美国人所知道的，都是间接、反面、对中国不利的坏新闻。在美国的中国人每天拿起《纽约时报》，简直是不忍卒读。

公关在当今国际交流频繁，信息流通迅速的世界，特别是在以民意为依赖的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内政外交各行各业赖以运转的重要专业。公关活动包罗万象，无孔不入，中国要推动对美国的公关活动，必须要培养大批的专业人才，更要借重美国的专业公关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专门在美国国内外为各行各业宣传造势，树立形象，培养民意，争取选票，开拓市场的。公司成员都是经常在华府或者地方走动的专业新闻记者、国会议员、政治顾问。他们经常是从原职转到公关，又从公关回到原职。如此进进出出，和他们活动的对象都是难分彼此的圈内人，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其他人所无法达到的。

公关和游说在美国是宪法所承认的政治运作，是合法的商业活动。从事国内公关游说的公司必须向国会登记，代表国外的公关游说公司必须向司法部登记，他们的业务就是赚钱，没有固定的政治取向。但是他们不能同时接受敌对顾客的委托，造成顾客利益的矛盾。公关的活动无所不在：民意测验、政治预测、舆论导向、新闻发布、广告发布、社论报道，为所代表的国家领导人安排访问活动，撰写讲稿谈话等一切足以增加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树立形象，为双方友好发展铺路造势的工作，都属于公关活动。

我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动向为全球所重视。中国需要向世界宣传，两亿五千万美国人民也希望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让我们以最有效的方式把中国的声音传达给美国和全世界。

李希光：今天赵老给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说要学会美国公关工作的经验，我曾经和同学们说要学习美国新闻学，现在赵老说要学习美国的公共关系，讲了很多具体的案例。赵老我有一个问题，从您的结论看，美国人民听不到中国人民的声音，这和美国媒体公关是分不开的。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回到在延安窑洞时期，那时候您是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作记者，你对中共的公关活动很了解，那时候中共的形象现在和当时有什么不一样。

赵浩生：这也是我时常琢磨的一个问题，那时候中共的形象那么好，而物质条件那么差，国际上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将来。而今天中国国力人力都发展的惊人，但是在国际形象上常常被误解，这也是我希望能够解释的一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希望我们一起来探讨。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是采访国共和谈的，我每天要找周总理和邓大姐要新闻，新闻记者要的就是新闻，每次遇到他们总会给我一两条新闻，但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每次总是一问三不知，无可奉告，这样就非常失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非常诚恳地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同学：我觉得作为游说和公关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顾客必须要有这样的需求，需要改变这种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需求，那么这个工作就没有目的性和效果了。这是我听了您的讲话的一点看法。

同学：我觉得这和共产党本身的形象有关系，很多人说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解，我想也不一定是误解，有很多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愿意听。三四十年代的中共，不管她的国际形象，她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也是很伟大的。那么她的真实情况表达出来，比如通过伟大的记者斯诺，我想美国的老百姓都是很愿意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的，代表着老百姓的利益，而且比较简朴，很重要的一点她是一个弱者，所以美国人比较喜欢她。现在中共不是一个弱者，而是一个强者。不一定是他们有什么了解不了解的问题，现在了解的应该更多。

赵浩生：也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心理状态是出于传统的中国思想――“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现在是冷战时代结束了，苏联解体了，美国没有敌人了，他就感觉空虚了。无敌国外患，他就担心他这个国家要垮了，担心国防工业要萧条了，在这种心情下，他一定要树立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形象越丑化对他越好。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理由。

同学：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对抗，需要中国，所以她和中国站在一起，现在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倒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就需要拿中国出来做目标了。

赵浩生：面对着这种情况，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抗这种局面。

刘殿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中美撞机以后，人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设敌，为什么要立中国为敌，当然这个问题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和各自不同的看法了，但是总体来说有好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裁军，美国主要是裁陆军，海军和空军不会裁减多少；二是修改两个战场理论，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观念转变为打赢一场战争，国内的人民生活一点不受任何影响，但是它把中心移到了亚太。这些是现象，是事实，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我觉得最近有几个因素比较明朗。比如说美国的经济问题，现在美国的经济中，军事经济的比例有两本账，公开的讲占到总的7％－8％，但是实际上据说20％，这就是说在美国的经济中军事工业占的比例很大。美国三届总统都担忧工业和军事的关系，最近的一个就是艾森豪维尔，军事家和工业界的联合会把美国带到什么路子上去。美国最近的经济衰退，就是在寻找新的发展军事工业的机会。小布什上台以后，军方的右翼势力和工业界的结合更多了。波音公司的生产中，主要部分是军用飞机的生产。比如说售台武器，从美国的本意来说当然也有支持台湾的意思，但是相当大的原因是支持本国的军事工业。要不要买这40亿，台湾还在考虑。这是在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这还要回到老祖宗的话，这是基础性的。另一个因素是文化的，原来美国的第一敌人是苏联，因为苏联强大，但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上说，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更大。在文化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是宗教，欧盟和美国有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央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苏联一旦把军事大国的帽子摘掉，他们和美国的文化差距并不明显。我同意赵老的观点，加强公关，但是公关的重点必须找出来。我在美国，一个6岁的小孩听说我从北京来，ok,Ihateyou，但是hateforwhat?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公关的重点和方向。我们现在中美关系的研究，经常就是出现了一个case研究一个case，现在是中美撞机，研究原因，过一段是什么其他的，就又要找原因。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宣传的方向。我们过去对美国的议会工作是不重视的，对他们的官员部长花的时间比较多。请部长吃饭比较愿意花钱，议员的工作做的不够。我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呆了好几年，每到十一是庆祝我们国庆的时候，到了10月10日是国民党庆祝双十节的时候。他们的庆祝队伍人数十倍于我们。按规定，我们国庆升国旗是合法的，但是没有几个人去升，而国民党庆祝他们的国庆是非法的，但是他们的庆祝队伍浩浩荡荡。确实他们也有钱，但是他们的公关也做的好。

同学：赵老，您说游说的祖宗是孔子，我觉得您倒不如举苏秦、张仪，第二是听了您的谈话，我觉得您的古文底子比较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古典教育是怎么样的？

赵浩生：我这个年龄，都进过私塾，老师在上面念，我们都像小和尚一样，在底下跟着读。

同学：赵老，听了您的问题，对我的启发比较大，我有一个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注意到游说的重要性，所以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美国公众、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参众两院都比较差，所有很关心中美双方关系的人都很着急这个事情，我的问题是您觉得从内容上来说，中国政府要在短时间内提高中国的国家形象，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赵浩生：公关和游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事实拿给人看，去年有一个新闻，就是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孤儿院的事情，说孤儿院情况很坏，国务院新闻办就安排记者去看，去孤儿院看，用事实来说明一切。中美之间的问题很多，中国都有她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没有反映到外国去。比如西藏问题，我从小在知道西藏的名字以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中国在多少年就不清楚的提这个问题。比如中印边界的问题，中印边界到底在哪里，突然冒出一个麦克马洪，麦克马洪是老几啊。他说他划了一条线就是这条线了？这种问题中国一定要站起来，用现实来说明问题。比如中国一定要计划生育，不计划生育还得了。那么我记得一次在耶鲁大学，我请韩素音去演讲，突然有一个印度的学生站起来问，韩女士，我听说现在在中国男孩子女孩子不准自由交往，我从来没看见男孩子和女孩子在街上拉着手走的，韩素音就回答，那就奇怪了，如果真是这样，中国怎么会有人口问题。所以你要大胆的幽默的，理直气壮的面对这个世界。

同学：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弱势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攻击会减弱很多。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刚才都在说中国怎么在国际传播上开展工作，我觉得这和信息垄断有关系。我自己也学过新闻，我知道在发稿量方面，美国为主的西方传媒垄断了80%，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俄通社、塔斯社，只能占到20%。而且咱们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尤其是在软件和硬件的投资上还很少，硬件上主要是传输渠道这方面，我自己感觉也是没有像美国那样发展通讯卫星，不够尖端。软件这方面从一些事情的发稿量和内容来看也不够。这些事情能够引发中国国内的思考，中国在这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目前中国有了16个报业集团，说白了在新闻资源上美国有着一些共享，在设置上也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环节。但是中国一直都没有像美国的美国在线这样的非常综合的公司，可以进行传播的各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认为中国要想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声音，需要4到5个大的传媒和他们竞争。大家都知道中央电视台在全世界的传媒当中，98年和99年的广告收入还只是57名，小小的一个巴西就是第十名。咱们全国养活一个中央电视台都没有突破，而且他每前进一名都是非常难非常难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改革我们目前的国内新闻体制。要出现能够和美国竞争的大的传媒。关于对美国的游说我认为是一个方面，但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在国内，比如你允许外资来投入，占到50％，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如果你连国内都解决不了，就想让美国来了解你，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李希光：这个同学提的我都同意，第一点我想做一点补充。很多人强调通过我们国内的改革成为西方那种自由的新闻体制，或者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西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会不会好。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世界上第一大自由民主国家，印度新闻传播系的教授或者是印度的新闻工作者对美国的意见比中国的更多，为什么？为什么印度在美国的形象还赶不上中国。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比较生气，因为印度和美国之间没有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但是印度老百姓的形象、社会安全保障在美国社会中形象不好。再说俄罗斯，已经彻底变了。俄罗斯在美国的形象不仅不好，而且是消失了，美国媒体基本上不注意他们。要是注意他们，形象一定不好，印度的学者曾经这样比较，为什么每200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才有1篇关于印度的报道。中国人说了，我们看到200篇全是骂我们的，印度人说我们宁愿200篇骂我们的，说明美国人注意我们，这样将来我们做公关也好，做贸易也好，要是不理我们，等于我们不存在一样。

张庆年（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有人说共产党的形象现在不如过去，这是事实。我们当前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就美国来讲，中国的形象都是从媒体造出来的，议员听了就告诉老百姓，老百姓就代表了民意。这时候议员更可以说我代表民意了。所以中国在美国的形象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有腐败，但是这是中国老百姓痛恨的问题，美国人痛恨吗？不见得，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大家仔细思考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好，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的态度和国民党有鲜明的对比。另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各方面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那时候的官不像现在的官，现在官越做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但是从美国来讲，比如说西藏问题，不是说我们的地方政策有什么错误。过去西藏的老百姓苦成那个样子，做农奴，他们美国什么时候表现过人道主义？从来没有。但是现在突然间表现的不得了了。西藏有他特殊的问题所在。他要从那个方向控制你中国。其实像台湾问题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他们要以此下手把中国控制住。我们国内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强大起来，能不能更好的发展，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问题。但讲到美国那个方面，要比这个复杂的多，是一个关系中国发展空间的问题。所以谈到传媒，我觉得必须要从好几个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游说，不是说我去游说你去游说都可以的问题，要看到这个需要，该花的钱要花，公司要找。今天赵先生说的很多东西中国都还不了解。要做美国的工作就要了解美国，他们的事情是怎么个做法，这样你才能打的进去。就像赵老刚才说的三个公报，和三个代表一样天天说天天说，但是什么内容都已经说不太出来了。

林戊荪（原国家外文局局长）：赵老讲的我觉得很有新意，我们过去关心的是对外的宣传，对美国的工作多年来一直忽略了游说和公关。这几年提出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美国做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外交工作去驻扎，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游说和公关目前来看主要是我们的主席和总理在做。可是这些并不是赵老所说的公关，赵老所说的公关，是专门的工作。而且特别提出一个观点，这个工作不能够靠我们中国人来做。要找美国的代理来做这个工作，因为美国人只接受他们本国人的工作，外国人做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很重要。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它的重要性确确实实应该被认识到。中国的历史，诸子百家很多都是做游说工作的。比如孟子见梁惠王，但是那个游说不像现在的游说这么专业化。这种游说是针对美国的议会，不是任何的游说。公关也是做这个方面的工作，这是符合美国的国情的。在美国是合法的。我们是要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情况来做游说和公关工作。但是不光要找，还得会找。分析美国的国情，找到合适的公司，合适的单位来做。要觉得花这个钱是值得的，不是大把地撒，不是浪费，是和国防等开支同样重要的。要有这样的认识。首先要对国内做这样的宣传，让国内的同志都有这个意识。这个钱是不可少的，是值得花的，就像我们的清华给了三六九，十几个亿一样。还有就是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您在美国很多年，我们对美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是象牙塔式的。我们派了很多留学生去美国，但是总还没有进入他们的主流社会，我想如果中国有一些人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生活工作，这些人要当了领导，一定知道怎么对美进行游说和公关。

美国媒体守门人眼中的中国

JohnPomfret（潘文）

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JohnPomfret，毕业于美国斯坦佛大学，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很高兴能邀请到《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JohnPomfret先生今天晚上来给同学上课。John跟我可以算是“三同”――同行、同事、同学。我们都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我们都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过、我们都在南京大学学习过。我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读大二的时候，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John是美国斯坦佛大学毕业的，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去南京大学留学前，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学期的中文。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先在加州的一家地方报纸工作，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中国这段期间，他除了重点报道中美关系之外，还去过中国许多地方。去年他去了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那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他在中国当记者这几年，写过一批调查性报道和专稿，如调查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化――娘娘庙、报道孔夫子的后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故事、专访《上海宝贝》的作者、调查导致多佛港中国偷渡者死亡事件的蛇头、调查哈佛大学不道德地在安徽大别山农村采集基因血样等等。今天他给我们的讲座主要是从新闻采访写作和选题方面，讲一讲他在中国当记者的经验。John希望和同学们交流，望同学多多提问，使气氛更加活跃。John作为记者，工作非常忙，每天都有发稿的任务。今天给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利用这个小时，多多提问。

潘文：我可用中文也会用英文回答你们的提问，但不要用俄语，我的俄语很有限。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讲座有多大的兴趣，反正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外在中国当记者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现在是在中国当记者的最好的时候。因为现在中国的媒体比以前好得多，比如《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写的东西都很深刻，比1988年的时候要深刻的多。那时候思想比较活跃，但具体的东西很多不让写。现在新闻报道来源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多，多半时候我们都可以跟着中国媒体的选题走，所以我也会因此变得懒惰起来。当然，我们还会写一些别的选题。但总的来说，我们是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往前走，他们越好，我们也可以跟着写得好一些。我在中国的经验比较多，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大家互相交流。

问：你的稿子采用量有多大？

潘文：去年我写了133篇，有43篇上了《华盛顿邮报》头版。

问：刊登了133篇，那么，你总共投给报社多少篇？

潘文：我采写的每篇稿件《华盛顿邮报》都会刊登。

问：您的选题是根据总社的布置还是你自己的决定？

潘文：如果是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的话，我会打电话给总社编辑，问他们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不写了。但像采访报道中国农民问题的特稿，我自己想写的。总社编辑也会给我提意见进行修改。

问：就你的经验，《华盛顿邮报》对中国什么方面的稿子更感兴趣？

潘文：我知道要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来这里讲课前，我先做了一个统计。过去6个月里，《华盛顿邮报》当中关于中国的头版消息是38篇，其中撞机的事情占了50％。其他类专稿，共有20篇，其中有2篇关于人权；5篇关于中国社会，比如中国人开始不再使用一次性筷子、自行车的数量减少这样的；2篇是卫生的，别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其他的选题有涉及国际安全的，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起来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写的。我奇怪的是《华盛顿邮报》关于法轮功的东西不多，头版里面只有一篇是关于法轮功的，而且是批评法轮功的。我们采访江泽民时，江泽民对我们说，“不错，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还有两篇关于体育方面的稿子，其中一篇是报道那位要到ＮＢＡ打球的中国篮球运动员。总体来说，《华盛顿邮报》最关心的首先是中美关系，其次是国际安全方面的事情，这也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的。其余很多报道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像老百姓的法律觉悟提高了、中国的同性恋之类的。这方面的新闻一般刊登在报纸的内页，而且一般比较短，很难被登载到头版上去。我们20篇之内只有2篇关于中国人权的，一个是关于被抓起来的一个女学者，另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法轮功的那篇报道。

问：就你个人来看，你最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为什么？

潘文：中国社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他也天天变，这种矛盾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这样的，奇--書∧網中国以后的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现在还都闹不清，我觉得这个转变的过程很有意思。

问：你是怎么研究这个变化过程的？

潘文：我住在中国就是很好的研究。

问：你预测中国的变化结果是什么呢？

潘文：我不知道结果，因为电影没有演完才有意思，不然电影放完了，也就没有意思了。我一直在看，就觉得很有趣。

问：打算看多长时间呢？

潘文：大概再过三年吧。

问：你在中国的这么多次采访中，哪次是最困难的？你平时在采访中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潘文：有一些人特别想采访，但采访不到，像公安部的副部长，他是专门负责国际交流的，跟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合作的很好。我一直想采访他，但采访不到。采访国防和公安方面的人很难。当然，他们有一些研究打击黑社会的人，可以接近，但真正公安部的人无法接近。我们上次采访反贪局的一个领导，他说的话跟15大上江泽民的讲演一模一样。这样的采访可以进行，但是没有意思。其他关于国防的问题完全不能接近，但是这个可以理解。另外，换个角度来看，美国很多人害怕解放军会成为对美国的威胁，那你稍微透明度高一些，允许美国记者到你们那里去采访几个当兵的，写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章，让美国人意识到解放军也是人，对吧？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怕犯错误。想进这个领域很难，其他领域比较容易。

问：你在中国遇到的困难在美国会不会碰到？你是否可以猜想一下，在美国，比如当白宫记者和在中国当记者，你在哪一项上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大？

潘文：白宫记者在《华盛顿邮报》就是个奴隶，是白宫的奴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和白宫写的一模一样，而是他们天天有东西写，而且必须要写。特别没有意思。我特别不喜欢写那些专稿。至于出成就，你觉得你所从事的工作有乐趣，就会取得成就。我做了7年的战地记者，我再也不想做了。做战地记者最后会变成一种病，老是要追求刺激，听不到放炮的声音就觉得不好玩。这是一种病态。当然，做这种工作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但做太久的话就会麻木。所以我要换到别的地方去写写别的。有的人想爬上去，变成编辑（版面主编），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欲望。

问：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现在的兴趣就在于中国社会方面的发展？发现那些有趣的东西？

潘文：我不是去发现，只是想写。它是已经被别人发现了的。因为老外在这里做记者，很难直接发现什么东西。

问：你在中国最想采访的是什么人？

潘文：我现在最想采访的是王伟的同事。

问：为什么？

潘文：这个故事有意思，这个稿子在美国肯定会轰动的不能再轰动了。王伟的同事能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还有采访中国的潜水艇。我做了7年战地记者，肯定对这方面感兴趣。如果解放军说，我们给你两个星期到南京军区去玩，你去吗？我当然会去，这个题材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问：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到北京来考察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写了相关的稿子。《华盛顿邮报》还报道了国际奥委会到伊斯坦布尔考察的新闻。但是，你们的报纸没有报道奥委会到其他城市考察的新闻。为什么？

潘文：《华盛顿邮报》驻巴黎的记者是我的哥们儿，我想他可能对这个题目不感兴趣。能否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个东西，对巴黎来说没有区别，对美国人也无所谓。但是对土耳其或中国来说，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是个很大的信号：世界社会欢迎你们。我想，法国的那个记者对巴黎申办奥运不感兴趣。但是，可能写的是什么呢？最近法国不是在骂中国人吗？而且还骂的很厉害。他可能会把这个变成一个话题来写。对土耳其和中国来说，奥运对你们的社会是个很大的事情。

问：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制订中国报道选题？选题的标准是什么呢？另外，您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新闻调查方面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呢？

潘文：《南方周末》的头版常常会引起我的注意。另外，我也会跟朋友讲，他们觉得什么事情有趣告诉我一下。我不是生活在中国这个社会之外，而是住在北京。跟中国老百姓交流一下，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从美国看中国，中国很遥远，但我住在这里，就需要跟中国人家聊天，他们会告诉我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调查新闻在中国比较难，故事也很多。但怎么说呢？外交部对我们的活动有很多规定，我们应该尊重这些规定，因此，我如果说了我的故事，就说明我没有尊重这些规定，所以我最好不要讲。其实，国务院有明确的条令，规定我们要怎么样，但要做调查新闻就必须在这个条令之外稍微活动一下，因为一切通过官方去安排采访的话，人家肯定不想让你知道。中国媒体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问：那你讲一个不违反采访规定的故事，让我们学习您的经验。

潘文：我讲那个抽血的故事吧，它本身讲的也是一个违反外交部外国记者规定的事情。这个故事不是我发现的，是美国方面拿到了一些材料，有人向当局报告，说哈佛大学在中国有乱搞的新闻。他们告诉我在安徽省有人在那里抽血，但抽血的时候并没有告诉老百姓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血抽出来。我们就去了，很偏远的地方。先飞到合肥，然后打车5个小时到了那个偏僻的地方。去了以后，和很多老百姓讲，但其实并不有趣。我们做那个稿子，从4月份开始，到12月份才写出来。回来以后，我见了哈佛那个美国医生。本来我对这个稿子并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的，但是我见他的时候，在一个饭店里吃饭，他就威胁我，“如果你把这篇稿子登出来的话，我肯定要把你驱逐出境”。他这样威胁我，反而引起了我的注目。因为他这样的威胁只能说明他有问题。而且我这个人也是很好斗的，如果一个人说他要跟我打架，我当然要跟他打。当然不是真的动手，但他一旦威胁我，我自然有所反应。在这种条件下，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躲起来，另一个就是跟他斗。我当然是跟他斗。在这前后8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是跟他斗。现在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他们犯错误了，做了错事，但那个错误不是那么大，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华盛顿邮报》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把这个稿子写出来了，我其实觉得是一种浪费，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觉得中国这么大，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我都可以花我的时间去写，这是我和邮报的一个分歧，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浪费。

问：您在中国采访消息来源是什么？有什么线人吗？你刚才提到在中国采访有很多困难，你在美国也会遇到这些困难吗？如果不会，那你在美国采访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潘文：在美国采访遇到的困难是他们很愿意请你去他们那里采访报道，但你去了以后，他们就面对着你撒谎，不说实话。至于我有没有消息来源？我会告诉你吗？在中国政府里面我没有消息来源，完全没有。

问：在中国，人们不欢迎你去采访吗？

潘文：那当然了，一些中国人觉得我差不多跟蟑螂一样了。

在美国，我们有很多消息来源，但是，这些消息来源像打乒乓球那样把你旋来转去。美国信源不会拒绝你的采访，而是要利用采访来影响你。在中国，人们总是拒绝我们的采访。再过几年，中国人肯定会学会利用接受记者采访，spin（发旋转球）记者。

问：你在中国采访的时候常常要通过很多种关系，你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的？

潘文：我有一个秘书，她比较会说服人家。很多人在国外媒体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常常不愿意接受采访，但她会说服人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但是我不问，我也不想知道，只要她成功了，就好了。我很少利用个人的关系来拿到采访，因为如果是一个中国记者采写中国新闻，利用个人的关系，不会对这个人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你是个老外，利用中国人的关系来拿到什么好处的话，对这个人就可能不利。所以，尽量要避免。我的朋友会跟我说，这个有意思，你应该写这个，但我不会说，你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外国记者，你应该三思而行。如果因为你写的一篇稿子，另外一个人被抓起来了，我会一辈子有内疚感。

问：你上次采访江西小学爆炸案的时候采访了很多人，你是怎么找到的？

潘文：打电话。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我们也有区号，而且也知道前面的三个号码，后面的号码也就随便打。“你是不是那个……地方？”“不是”“你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地方？”“是”，那好，你愿意跟我们谈谈吗？另外,我们法新社有个记者朋友去了当地，他给我们一个号码。我们拿到号码，就问有没有什么邻居有电话？“有！”“能不能给我们号码？”“给！”那我们就可以采访别的人了。我们打电话过去，都是11点钟以后了，他们都没有睡觉，很愿意跟我们谈话。采访了3个小时。

问：你有没有不成功的采访？

潘文：有。有些很大的失败。

问：你有没有犯过什么错误？

潘文：有，你知道阿斗？刘备的儿子。他是《三国演义》里的人，我把他写成了《水浒》里的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很多人写信骂我，《www奇Qisuu书com网华盛顿邮报》还专门登了更正。

问：你作为成功的记者，有没有什么非常劳累的时候，很烦了？

潘文：有，有。

问：那你怎么克服的呢？

潘文：记者工作很烦，压力非常大，我想45岁以下可以做，过了45岁就不做了。

问：那你45岁以后要做什么呢？

潘文：还不知道。

问：您在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里面的教育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潘文：那个时候在中国学历史很难，所以我那个时候逃了很多课，去打球、旅游。我觉得老师上课的时候讲的东西没有意思，所以旅行的时间比较多，但对我来说，旅行也是一种学习。我是在国外，可以学语言。跟这个国家接触也是学习。我还看书，也背汉字。但我对中国的教育方式没有什么深刻的印像。至于美国的教育，我还是很认真的。虽然课也没有意思，但我没有逃课。我在美国大学里学的关于中国的东西还是有点脱离实际，直到来了这个国家之后才知道这里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我看到的中国常常和历史书写的不一样，区别非常大。

问：我记得你刚才提到你很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但这是很宽的题目，你觉得哪个方面的社会发展最值得关注？如果给你两年的时间做一个专题，你会选择什么题目呢？

潘文：中国的边疆省份、中国的西部、新疆，西藏，云南，川西，内蒙古。我会写这方面的事情。我想写个比较全面的，但少数民族的故事会写得比较多。我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很有意思，但我不会花两年写它。民营企业很重要，我预测，民营企业会对中国将来的发展起很大很大的作用。资金的来源多样化，这个不得了，比WTO还厉害。

问：你很小就想当记者吗？

潘文：没有，我小时侯喜欢研究脑袋方面的的东西，想当科学家。

问：你觉得记者这个职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

潘文：新鲜、可以跑来跑去，有人给你钱让你去旅行，这是个不错的交易。

问：您觉得当记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潘文：最优秀的记者是可以写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可以增加大家的知识，增加人类的知识。把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东西写出来。

问：您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您觉得在国际上增加中国的暴光率对中国会有什么作用？

潘文：我在中国已经3年，可能会工作六七年。如果读者看了我的稿子觉得能帮助这个人了解了中国，我觉得这就够了。很多美国人把中国看的特别黑，或者特别白，但实际上它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整体是灰色的。我觉得把它写出来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写别人的故事很有趣。这些故事就让我的读者了解到这个地方也有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很复杂。

问：您看电视吗？您觉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这些节目怎么样？

潘文：我看电视，我觉得《焦点访谈》没有以前做的好，我觉得《实话实说》有意思，它很有趣，探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问：你听说过还珠格格吗？

潘文：那当然，小燕子嘛！我还采访过她，她问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觉得老外会喜欢我吗？”我说：“你长的太瘦了，应该锻炼身体。”她说：“我不喜欢锻炼身体。”我说：“那有中国人喜欢你就够了嘛”。我觉得电视剧小孩比较喜欢，老人家也比较喜欢，但我42岁，对这个东西……但是电影《洗澡》我还是很喜欢的，有细节的东西。我能理解小孩子为什么喜欢还珠格格，但我不明白老人家为什么也喜欢她。

问：我有两个问题，做了7年战地记者，对这个方面报道很多。关于军事和战争是不是你采访的基本选题？在美国，有舆论说中美在2004到2006要发生战争，还有人写书描绘了2005年在中国南海发生的大规模战争。美国和中国有可能发生战争，你在选题中，是要引起战争还是要避免战争？如果要引起战争，你要怎么做？如果要避免战争，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师生一起避免中美之间的战争呢？

潘文：作为一个年轻记者，有几个办法，一个是一下子就进到一个比较好的机构里去，毕业就去《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就可以爬上去。第二个办法是从小报到美联社，再去好的报社。但这个路比较慢，你需要一些东西让人家觉得你比较出色。如果你愿意冒生命危险的话，人家会注意你，说这个人胆子很大，稿件写得也还不错，其实无所谓他写的好不好。我一开始申请去一家大报当记者，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已经26岁，他们说我玩的时间太长了，在中国和日本都留学，还到巴黎去酒吧干活。说我不用功。我就在一个小报纸先工作，13个月以后，美联社要我，在美国人眼里，美联社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媒体，但他们给我一个机会，去做战地记者。《华盛顿邮报》雇佣我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已经知道怎么去冒那个生命危险，那你继续冒吧。这是雇佣我的条件，我必须要做战地记者。这不是说因为我特别喜欢引起战争，这只是我职业的一个路程，一段个人的经历。我不是说我是被压迫人民，但有一个东西，你很想要，有棵树要爬上去，就爬了。很多人惧怕风险，不愿意。但我不怕风险，我就做了。做了以后，我再也不想做了。所以说要现在引起中美战争，对不起，我不参与。

但是，我的角色也不是让中国人和美国人好起来，我的角色是写新闻，分析情况。不是作为美国政府的部门或者中国政府的一个什么部门，而只是写东西。如果写中美关系应该好起来，没有人会看，看的人很少。如果你写一个有趣的、动人的故事，给美国佬看，让他们知道中国是个有黑的、有白的、有灰的国家，那么复杂，那么有趣，中美关系也许会改善一点。但这不是目标，我不是在为中美友谊而写。我夫人是中国人，有人说你娶中国妻子是为了中美友好。难道我不爱她吗？对不起，我不谈政治。这个也是一样。我没有政治方面的目标，因为我是记者，我不应该有，如果我有，我应该进政府，但我不想。

问：你觉得中国什么地方比较好？

潘文：青岛，昆明。因为我太太老家是云南的，所以我们老去，觉得特别好。节奏很慢，很轻松。但是作为建设，青岛、大连和成都都不错。

问：你觉得中国的记者和美国的记者在职业素养方面有差距吗？

潘文：我对中国记者拿车马费有意见，但这跟中国记者的低工资有关系。有一些节目或者版可以整个买下来，然后去做广告，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问题在于很多记者拿到很好的新闻，但没有办法发，慢慢的也就麻木了。这种情况慢慢会好一些的，而且也已经改了很多。我认识一些中国记者，他们水平非常高。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这些问题会慢慢减少。

问：回到前面您谈论的战地记者生涯。我觉得这种心态还是有适应的过程。刚开始在电视上看见炸弹爆炸的时候还觉得很有冲击，但后来看多了，也就跟电子游戏差不多了。

潘文：我不喜欢战争，我有好几个朋友，多半都是摄影记者，他们都是疯子。他们也不是特别喜欢追求残酷的东西，只不过觉得没有rock&roll,就不好玩，这样想的有一帮人，但他们不是想引起战争。只不过需要那种东西，有点上瘾，像吸毒一样。我有个朋友去年在非洲被人杀了，那个人到最后都一直想要那个东西，我们都不懂为什么。

问：你说最开始写感兴趣的东西，后来又说为受众写，这是不是个转变的过程呢？

潘文：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话，肯定要把他变成故事讲给大家听，给大家看。我觉得不是转变。我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我都想会告诉别人，我不是一位会保守秘密的人。所以，这是一条线。有意思，想告诉他，就是这个过程。

问：但你刚才好像提到要考虑受众的接受，是不是这样？

潘文：我的自我很大，我觉得我感兴趣，你肯定也会感兴趣。

问：你觉得你观察生活的角度是和大多数人相同的吗？

潘文：对，可以给他们打个招呼嘛。我们都是人，都很好奇。

问：就你在中国接触国家官员的经历，谈一谈对中国国家官员的看法。

潘文：我觉得40岁左右的那些人很有意思，反正高层领导我见了江泽民，见了钱其琛，我觉得他们两位很有意思。

问：不说最高领导人，就说一般的官员。

潘文：我觉得要看什么地方，你到了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出来一个县长，跟你讲话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体制的问题，有的人思想很活跃。

问：就谈谈你对他们个人的感受。

潘文：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他们都很好，喝一点酒，大家都比较融洽了。

问：只是喝酒吗？

潘文：我当然是在实话实说，因为我有一次在湖南，有18个人陪同。我觉得有点过火了。后来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性格，很有意思。湖南人爱吃辣的，都很有性格。

问：那是你喝的多还是他们喝的多？

潘文：我们都喝的比较多，我们是在吃水煮鱼。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官方安排采访的话比较别扭，我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是国外的媒体，又是《华盛顿邮报》，我又是个美国人，他们觉得很新鲜，应该这样子。

问：你刚才说你很关注中国的西部，这些省份你都去过了吗？

潘文：对，都去过了。

问：那你去了以后就更加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了。你最关心哪个民族？

潘文：我对维族比较感兴趣？

问：他们什么东西吸引你？

潘文：他们自己。他们30年代以前都没有把自己当成维族人，而是把自己当成喀什族，吐鲁番的，伊犁的等等。后来3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家到那里去，把他们都叫做了维族。他们也就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民族。我读了很多书。当时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根据地域的，吐鲁番人可以跟伊犁人结婚，但他们是不同的人，后来才成了大的维族。我想中国人类学家在这个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还有南疆和北疆之间的区别，南疆也有很多区别。

问：你觉得维族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不满的地方？

潘文：他们中的受害者肯定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受益者当然没有不满情绪。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问：您刚才也提到，江主席也是和你我一样的人，那作为记者，采访江主席的时候，你最想了解他的什么方面呢？

潘文：我见到他的时候特别想花两个小时，问他个人生活怎么样，晚上睡觉之前看不看书，如果看书，看什么书？这种话题应该比较有意思嘛。文革的时候他干了什么，有没有受害？因为采访他时，《华盛顿邮报》有几个副总编辑在场，我们有专门的采访话题――中美关系。

问：你采访江西爆炸案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说你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潘文：有，我跟他们说完了以后，又跟他们说我是国外的记者。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华盛顿邮报》，那是在江西比较远的地方。不过，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是外国人，因为我有口音嘛，他们都能听出来。

问：有的中国媒介记者搞隐性采访，你觉得可以吗？

潘文：那不行，我不会这样做。电话采访可以，但我必须告诉对方我是记者。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愿意接受采访，但你不要用我的名字，那么是可以掩藏他的名字的。但是我不会说我不是记者，我们偷偷去什么地方。

问：你很多事实是需要核实的，电话采访怎么核实呢？

潘文：但是我们不应该凭一个来源写稿，应该根据好几个来源来写。比如说我电话采访你，又电话采访他，又电话采访她，如果你们说的都一样，或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么我想我可以写了。江西那些农民，我们采访了好几家，他们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农民现在特别愿意跟老外讲话，比工人还要愿意。因为他们没有单位，所以不怕。单位这个思想现在在中国还是很重的。工人不太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问：中国去年曾经有高考作弊的事件，那些记者知道哪个考场会作弊，就事先布置好镜头，到时候把人家暴光。这种事情在美国会发生吗？

潘文：也许会发生，但一旦被披露的话，他自己也成了新闻了。在美国，揭露媒体本身问题的新闻也很多。

问：有的记者为了采访盗版光盘，不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装成顾客去买，这个也是违反吗？

潘文：电视台很需要那些镜头，他们的道德观点和我们文字记者还是有区别。他们偷偷的到什么地方去，拍下来，给观众还是很多刺激的。我不会这样做，《华盛顿邮报》不允许。在美国他们也常常这样做，但我们不会。

问：我知道美国很多报纸都有自己的网站，您是否知道什么网站没有报纸或者杂志的背景，还能做的出色吗？

潘文：像Salon,Slate都是网上的杂志，他们都没有报纸或者杂志在背景。但他们都没法赚钱，虽然还没有关闭，但也快了。因为他们没有收入。《华盛顿邮报》网站每年烧钱4000万美元。

问：您觉得互联网还有前途吗？

潘文：我觉得肯定是有前途，但是前途在哪里我看不到。原来都说信息公路，不用上班就可以赚钱，但我觉得那是废话。现在互联网很难。

问：我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电视台在中国都有办事处，我去参观过，这些办事处很多都是本国来的一个记者，他的语言也不通，雇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只是做助手，没有发言权。如果从欧洲来的记者并不了解中国，他怎么采集新闻呢？

潘文：我觉得这要看那个记者。《洛杉矶时报》原来在这里有一个记者，他就不会讲汉语，但他做记者做的特别特别好，我们有个记者，中文说的很好，做记者却做的很差劲，所以要看那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尤其是职业方面的本事。很多人说在美国如果你要写黑人的事情就首先必须是个黑人，不然不能了解他们，但我反对。我觉得在中国做好记者应该会中文，但肯定有很多例外，要从个人来看，有很多记者很有本事，但语言不通。

李希光：John今天给我们的讲座一定会激起同学们当记者的热情，我想很多同学都下定了决心要当记者了。另外，我觉得同学今晚提的问题也非常好，看来，同学们已经受到了清华新闻学的良好熏陶。我很为同学们骄傲。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感谢John的讲座。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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