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

作者：[德]威廉·恩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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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当我坐在桌前，铺开笔墨，准备为本书中文版撰写序言的时候，既感到自豪，也感到惶惑。中国读者智慧而敏锐，要在这样一篇短序中将一个纷乱嘈杂的世界简洁明了地呈现出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以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当今中国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了解美国，看她是如何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特别是避免犯英国同样的错误，如何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形成自己的“软实力”，如何构建被《时代》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所称的“美国世纪”，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

“美国世纪”隐藏在反对殖民主义、提倡自由贸易和企业自主的旗帜下，隐藏在“支持”民主的空洞而又诱人的口号中。在1945年之后的头几十年，美国强权的确在世界上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但是，要记住，美国强权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支撑基础——独霸世界的军事垄断地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独领风骚的货币龙头地位，美元是世界硬通货，美联储便是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决定单方面放弃所应承担的条约义务，关闭了美联储的“黄金窗口”，以防止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挤兑。美国发行货币的能力，因此被无限放大，你只需“无条件地忠于美国、信任美国”。这样的安排使得美国当局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有无限的融资能力来支持战争，滥杀无辜，解决扶摇直上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长期以来，美国对德国、日本保持巨额的贸易逆差，近年来，这一趋势又扩展到中国这样的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兴国家。在保持美元的世界硬通货币地位的过程中，在世界贸易领域，没有哪种商品可以与石油相提并论。

只要这个世界对美元还有“信心”，这个系统就能运转。对华盛顿和华尔街的人来说，这个系统简直就像是一台神奇的印钞机。但它的确不是。

今天的“美国世纪”正日渐式微。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为读者解答这个问题。

细心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本书不是石油政治的美国版解释。本书追溯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关于强权政策、帝国政策和世界霸权政策的历史。

今天，在西方大学的图书馆里，你几乎找不到一本能够把英美外交政策背后的动力因素解释清楚的历史教科书，特别是能将1941年以后建立在“英美特殊关系”基础上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创立的“泛美主义”联盟下的世界解释清楚的书籍。这个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称被英美当局称为“英语国家联盟”，其目的是要统治整个地球。但是，联盟的今天正处在分崩离析之中，主要原因是联盟的主导者之一美国在三十多年里在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

20世纪70年代，世界市场上石油价格飙升了400％，粮食严重不足，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当时华盛顿和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物——曾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

这句鲜为人知的断言总结了美国的强权哲学，至少是那些躲在幕后决定着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少数精英人物的强权哲学。

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政治界一直信奉扩张主义信条，并把它命名为“天定命运”，即这是神的意志。以此为依据，美国的边界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在这个过程中对土著印第安人进行灭绝和限制。到1898年后，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了菲律宾、古巴和夏威夷。作为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很早以前就从俄罗斯人手上购买了阿拉斯加。

【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和英美石油地缘政治】

无论是亨利·基辛格和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等洛克菲勒家族的御用政客制定的“现实政治”政策，还是由迪克·切尼等一小撮华盛顿鹰派制定的新保守战争与征服计划，要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权力信条，就必须追溯他们思想的源泉——英帝国的精英阶层。

贯穿本书的一条红线是围绕石油控制而展开的战争，即控制所有的石油，控制世界各地的石油，这条红线串起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首先，这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和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讲，先是英国石油公司（简称“BP”，当时的英国国有公司）和伦敦罗斯柴尔德控制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之间的冲突。随后在英国皇家秘密警察的支持下，英国这两家石油巨头与美国洛克菲勒所属的标准石油托拉斯之间发生了冲突。正因为如此，洛克菲勒也得到了美国政府必要的庇护和支持。

无论是在墨西哥的坦皮科，阿塞拜疆的巴库，还是美国中部的德克萨斯或加利弗尼亚，或是在波斯，或是在摩苏尔或罗马尼亚，英美双方围绕着控制石油和由石油带来的巨额财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英美之间的石油争夺战一直持续到1928年，当时，所有英美石油大佬们齐聚苏格兰的阿奇纳卡里城堡，签署了“红线协议”，该协议给予美国公司在中东油田较大的份额。自此以后，尽管经历了多年的起伏跌宕，但世界一直处在英美石油巨头的垄断和控制之下。

在过去一百年里，控制石油和天然气能源，是英美一切行动的核心。今天如果没有了石油，任何国家必然面临经济灾难。对于这一点，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认识和理解得深刻。美国控制了石油，也就控制住了潜在竞争对手发展经济的关键。

【皇家海军的战略调整】

19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海军就把舰队从烧煤改成了烧油。英国海军最先认识到做此改变的战略意义所在。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年轻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推动下，英国海军舰队全部从烧煤换成了烧油。

丘吉尔深知，未来英帝国能够控制海洋，而且在德国海军还处在快速追赶英国海军的年代，英帝国还可以继续控制世界，这是英帝国模式的核心。英帝国是一个岛屿强国，是一个海洋强国。这是声名显赫的不列颠帝国主义者，地缘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定义的。相反，德国则被麦金德称为陆地强国。

只要设计巧妙，让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相互对抗，英帝国就不可战胜。在1904年的一篇著名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麦金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说了一句名言，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后来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句名言言简意赅：

谁统治了东欧（德国和波兰），谁就控制住了腹心地带（俄罗斯和乌克兰）；谁统治了核心地带，谁就控制住了世界岛屿（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欧亚国家）；谁统治了世界岛屿，谁就控制住了世界。

其中，麦金德十分隐晦地道出了英国的外交政策——臭名昭著的权力平衡政策——的前提条件，即必须使东欧国家相互对抗，如波兰反对德国，德国反对俄国，俄国反对土耳其和法国，法国反对德国，永不和解。

不管怎么说，目的只有一个：阻止俄罗斯这个核心地带强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结成利益联盟。

后来，英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了中国，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从印度殖民地大规模向中国出口鸦片，试图消磨中国精英阶层的意志。1840年到1860年，为了控制中国，英国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对英国商品开放港口，放弃对香港的主权，防止形成任何对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殖民地的潜在威胁。

【“用民主维护世界安全”】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的宣传工具鼓足了干劲向美国人民兜售这是“一场为了民主而让世界更加安全的战争”，不仅美国人民不理解，甚至大多数历史学家也不理解，他们都被掩盖在真实事件上的假象所蒙蔽。

实际上，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在进行一场世界版图权力的争夺战，人们在努力思考一个问题，谁将取代日渐衰落的英帝国成为世界的主宰。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已经过了其经济发展的顶峰，并陷入深深的经济萧条，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取英国而代之的过程中，只有两个真正的竞争者——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都迎来了高速的产业扩张，在钢产量的吨位数方面、在科技教育的进步方面、在动员令人敬畏的经济潜能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英国。

在JP摩根银行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集团领导下，美国精英阶层开始出现。早在1914年，他们就已经做好了从伦敦手中接管帝国的准备。

但是，他们还不成熟。

为了使美国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成为地球的主宰，还需要一场残酷的经济大萧条来建立一个机构，以推动建立一个公司化运作的私营－国有垄断组织，这个机构就是摩根－洛克菲勒豢养的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

尽管从来没有公开言明，但摩根和洛克菲勒的模式，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翻版——由女王特许的私营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受到皇家海军的庇护，随心所欲，肆意抢掠，出口鸦片，挑起战争。这样一个由低三下四的国家政权支持下的私人帝国，实际上就是亨利·卢斯在1914年著名的《美国世纪》社论中所提到的。

整个战后世界和美国作为统治世界的超级大国的角色，都是经过了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及其下属的战争与和平研究会组织的一系列秘密会议精心策划的。这个机构由洛克菲勒集团通过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经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两年，1943年7月，对外关系理事会邀请了当时年事已高的麦金德，对他的地缘政治平衡学说进行阐释，这对于制定“美国世纪”的规则十分必要。麦金德的观点在对外关系理事会创办的《外交》杂志上刊载，文章的题目是《圆的世界和赢取和平》。

在这篇十分重要而又鲜为人知的文章中，麦金德告诉他的美国兄弟，“……如果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以德国的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她必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强国，这一结论不容置疑。此外，她还将处于战略上最强大的防御地位。核心地带（苏联）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

为了遏制这种可能，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精英分子不惜一切，说服美国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挑起冷战。之后，在1946年，丘吉尔在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题为《铁幕》的演讲。

的确，只有透过超级大国的政治，运用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点，才能对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很遗憾，除了英美的少数精英战略家，世界上很少有人对地缘政治学说有所关注。本书试图唤醒人们重新认清英美地缘政治的如意算盘。要在地球上生存就需要这种意识。

【伊拉克警钟】

尽管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强烈反对，布什政府还是做出了单方面决定，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除美国政府之外，各国政府都很清楚，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没有联系，也与拉登没有联系。萨达姆认为拉登是具有破坏性的狂热分子。萨达姆也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关。伊拉克对美国绝对不构成威胁，也不会对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构成威胁。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有一个共识，即布什－切尼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占领伊拉克，是与对石油的控制有关，控制的石油越多越好。伊拉克未经开采的石油储备估计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占世界第二位。

众所周知，中国、俄罗斯、法国的石油公司早就与萨达姆政府签署了石油开采协议，一旦1991年美伊战争后应美国要求实施的联合国制裁解除，这些国家就可以开始开采伊拉克尚未开采的油田。

【冷战从未结束】

当今国际事务的大多数国际观察员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美国的实权派（包括五角大楼、美国军事工业以及哈尼伯顿、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德士古等石油巨头），冷战并没有因为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也没有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结束。

事实上，直到今天，冷战从来就没有结束。

为了取得核优势，华盛顿一直在竭尽全力进行军备竞赛。闹得沸沸扬扬的波兰和捷克导弹防御系统，实际上不是为了防御。这只是取得第一轮核打击优势的必要步骤。如果这一企图得逞的话，这个地球上的生活将变得黯然失色。

了解美国当局为什么不结束冷战，对于了解今天这个世界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世界本有机会化剑为犁，把庞大的军事工业转为民用，把俄罗斯当作伙伴，参与俄罗斯迫在眉睫的经济重建。

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七国集团没有这样做。相反，在乔治·布什总统坚持下，西方强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波兰、捷克和所有东欧国家实施自由市场的“休克疗法”。结果是，为西方跨国公司开辟了一个可供抢劫的富矿脉。俄罗斯因此陷入难以启齿的混乱。中国也因此得到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教训。

在1997年9/10月号《外交》杂志上，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先生发表了颇有影响的文章，对“后冷战结束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概述。布热津斯基是今天的总统竞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顾问，是哈尔福德·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的公开支持者，他在1997年写道：

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政治上自信而充满活力的国家。历史上所有问鼎世界的超级大国都源于欧亚大陆。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区大国，如中国和印度，也在欧亚大陆，它们很有可能是美国优势在政治或经济方面的挑战者。美国之后，六个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都在这里，她们都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核力量。欧亚大陆占世界人口的75％，GNP的60％和能源的75％。总的来讲，欧亚大陆的潜在力量甚至超过美国。

欧亚大陆是全球最大的陆地，位于世界的核心轴上。如果有能力主导欧亚大陆，就能对世界上三个经济最发达地区中的两个——西欧和东亚发挥决定性影响。扫一眼地图就会发现，主导欧亚大陆的国家自然就是中东和非洲的主宰。欧亚大陆已经是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一盘棋，根本不需要对欧洲和亚洲单独设局（制定政策）。欧亚大陆上的权力分配对美国的全球优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仔细审视一下欧亚大陆地图，就能看出来，这个地区对中国太重要了，因为它是华盛顿控制未来欧亚大陆的着力点。美国在科索沃、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格鲁吉亚，还可能在乌克兰建立一系列的北约基地，其目标不仅仅是对俄罗斯实施战略包围，还有就是让北约能够控制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能源联系。

华盛顿现在的政策包含了一系列的“民主”制度的变动或政变，就像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发生的“颜色革命”。为削弱中国对战略性能源通道的防御潜力，华盛顿也把缅甸列为重要目标。

改变制度的一个战略目的，也是为了切断中国进入里海地区的通道，以便获得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里海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资源。从前，由于这一地区多山的地理原因，伟大的丝绸之路就是穿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和哈萨克斯坦的阿玛堤。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地缘政治控制，就能够实现对中国和中亚之间的管道线路控制，正如实施对俄罗斯的包围将有助于控制石油管道以及她与西欧、中国、印度和中东的联系。

布什政府拼命指责苏丹南部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了种族灭绝行为，其目的就是要把北约军队开进这一地区，与华盛顿对当地的人权保护问题毫无关系。看一看伊拉克或阿富汗就知道，华盛顿多么关心人权啊！

这确实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有关。正如基辛格所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或整个世界。

对北京的领导人来说，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单方面入侵就是警钟。美国军事力量已经开始布局控制战略性石油要地和资源，这样就可以控制欧亚，特别是控制中国和俄罗斯。

北京的反应审慎而高明，正如中国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所说的那样：避实而击虚。避免与对手硬碰硬。

【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外交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

自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世界债务危机以来，美国就利用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即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掠夺第三世界的原材料，以贬值的本地货币生产，出口换取美元。1990年后，这样的掠夺扩大到了前华沙条约成员国，扩大到了东亚，扩大到了当时闻名遐迩的“亚洲四虎”，就像癌细胞一样吞噬着健康的机体。

2001年，这个掠夺过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唯一剩下的猎场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伊斯兰世界。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地区恰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储备。反恐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而展开的战争，是把整个伊斯兰世界纳入美国管辖的战争。世界各国很快明白了这点。在写作本序的时候，战争已遭惨败，这也是美帝国最终衰落的反映。

在深入考察美帝国过度扩张的情况后，中国领导人针对非洲制定的策略非常成功，该策略有效地绕开了美国在非洲曾经使用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非洲人对这些政策深恶痛绝。中国的策略已经显现出成效，开始赢得了石油和其他原料开采的长期合同。中国没有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些限制性条件，相反使用的是软贷款甚至捐款修建学校、医院、桥梁等基础设施，换取采矿权。中国邀请了40个非洲国家的元首访问北京，并派出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不计其数的高官访问非洲。而近年来，美国总统只访问过一次非洲。

中国领导人还了解到，华盛顿正拼命拉拢经济上迅速发展的邻居印度，让印度成为美国动摇中国的代理人，这也是华盛顿精心谋划的另一个典型的“力量均衡”。在写作本序时，美国的这些招数已经被化解，北京和新德里正在就合作协议进行公开的讨论。

美国企图用俄罗斯抗衡中国的策略也没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有几十年苦涩的历史，但莫斯科和北京都意识到，有必要开展新形式的合作，来对抗华盛顿单边霸权的“震慑与畏惧”。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种想法的很好体现。上海合作组织是2001年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共同倡导成立的多边安全组织。

华盛顿和他们的日本朋友试图控制欧亚大陆的分裂和统治策略，影响越来越小。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很像当年的越南战争，整个世界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华盛顿的政策越来越好战，正在使自己孤立起来。哈尔福德·麦金德和布热津斯基的噩梦正变成现实：欧亚大陆的大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已经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强大力量，甚至不用北约的军事力量，凭自己就能抗击华盛顿的威胁。

2008年年初的几周里，不仅美国利用巨大军事优势作为外交政策工具遭到失败（这体现在华盛顿鹰派对伊拉克的打击并不成功）；更为根本的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力量由于房地产“次贷危机”正在蒸发。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正转而向新秩序的新兴力量——拥有大量美元余额的“主权财富基金”国——阿拉伯国家、中国、俄罗斯乞求资金，来支撑问题成堆的美国银行。这样做的代价是巨大的。纽约正在失去其世界金融超级中心的地位，已病入膏肓。前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亨利·鲍尔森（现美国财长）也无力扭转这一颓势。在华盛顿以及纽约银行的董事会上，恐惧氛围正在蔓延。

美国世纪是怎样兴起和衰落的，它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是本书的真正主题。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够点亮一个世纪黑暗历史中的某些角落，尽管看起来，这段历史过于悲惨历时百年的石油战争。

威廉·恩道尔　德国威斯巴登

2008年2月4日

中文版序

《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是本世纪初畅销全球的国际政治领域的一部力作。原书英文版出版后，已被译成克罗地亚文、法文、德文、斯洛文尼亚文、韩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

作者威廉·恩道尔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研究员，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世界新秩序分析研究逾30年。威廉·恩道尔早年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学位，继而又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研究生，研究比较经济学。其后，作为独立经济学家和新闻调查记者先后在纽约和欧洲工作。他的研究涵盖领域极为广泛，除能源和地缘政治，还包括世界农业问题、谷物交易垄断、关贸总协定、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第三世界债务、对冲基金和亚洲金融危机，等等。威廉·恩道尔先生还经常应邀在一些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能源等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包括扎基·亚马尼王子〔扎基·亚马尼王子1930年生于沙特阿拉伯麦加，于1962致1986年间，担任沙特阿拉伯石油和矿业部长，期间兼任OPEC部长，长达25年。扎基·亚马尼王子普遍被认为是1973年石油危机时，使原油价格上涨四倍的主要设计者。——本文作者〕在伦敦的全球能源研究中心、瑞士的全球投资者论坛、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俄罗斯战略研究院、克罗地亚商业和经济协会等，并定期为世界全球化中心及许多国际出版物撰写文章〔包括亚洲时报、FinancialSense com、AsiaInc、GlobalResearch com、日本经济新闻、Foresight杂志、纽约的Grant sInvestorcom、European Banker and Business Banker International、SmartInvestor，以及德国的ZeitFragen等。——本文作者〕。除了撰写文章之外，威廉·恩道尔先生作为经济学家，还经常为主要欧洲银行和私人基金经理提供咨询。威廉·恩道尔先生和妻子目前居住在德国。

威廉·恩道尔生平有三部重要著作：《毁灭的种子：基因操纵的幕后动机》（暂名）、《世界末日与新冷战》（暂名）〔《毁来的种子：基因操纵的幕后动机》（暂名）（“Seeds of Destruction：The Hidden Agenda of Genetic Manipulation”）和《世界末日与新冷战》（暂名）（“Armageddon and the New ColdWar”）即将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在前一部著作中，作者描述了华盛顿与英美农业巨擘，通过专利手段对世界粮食进行基因改造，通过控制粮食进而控制世界。在后一部著作中，作者描述了一个世纪以来，霸权主义者通过控制石油来控制世界。

尽管三部作品背景不同，但它们演绎着相似的主题，秉承了同一个理念——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地缘政治学说。同时，威廉·恩道尔先生的作品也保持了鲜明的个性特点。《石油战争》具有比较凝重的历史感，作者以全球的视野、战略的眼光，追踪百年国际政治风云，大国的崛起和衰落，强权政治的不断重组，英美霸权主义者的此消彼长。作者探索了许多历史上鲜为人知的领域，以深刻的笔触揭示了强权争霸世界的真正驱动力，依然是英美石油地缘政治。

作者更多着墨于美国。美国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崛起的，而今成为主宰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历史为何造就了一个“美国世纪”？作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只有透过超级大国的政治，运用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点，才能对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他直言：“美国世纪的兴起和衰落，对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本书的真正主题。”虽然一场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毁誉于一旦，大国地位也日渐式微，但作者认为，冷战并未结束，美国当局也不想结束冷战。作者写作的初衷，正是要人们以史为鉴，唤醒世界对地缘政治的关切，因为这是在地球上生存所必需的意识。

在本书中译本即将出版之际，作者恩道尔怀着自豪的心情，铺开纸墨，欣然命笔，为中国读者写了一篇导读性的序言。作者对中国人民充满善意和期待，关注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与美国截然不同的角色，并将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作者愿以本书点燃一个亮点，了解美国，以史为鉴，激发人们超越时空、超越主流媒体对现实貌似公正的描述，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新世纪国际风云的变化，做前瞻性的思考。

刘淳（CDP集团副总裁，博士）　2008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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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足鼎立 英帝国的三大支柱：贸易、金融、原材料

〖19世纪中叶，随着自由贸易政策大幕的拉开，英国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由工业巨头换成了银行家。金融货币、国际贸易、原材料优势，构成了英帝国权力的三大支柱。〗

【英帝国的新战略】

过去100年的历史，是为攫取和控制世界石油储备而战斗的历史，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与此相提并论。首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主要受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影响，围绕着原材料、石油，形成了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权力版图，但人们对此却了解甚少。

19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自1815年开始，英镑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信贷货币。英镑的这一地位和作用，建立在英国黄金储备的基础之上，并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严格监护。全世界对此充满了嫉妒。在滑铁卢，普鲁士的军事优势是战胜拿破仑军队的关键，但是，赢得胜利者美誉的却是惠灵顿和英国人，于是，世界的黄金大量流入伦敦，使得其储备占据了世界最大的份额。“像英国先令一样可靠”，这是当时不言自明的道理。1816年6月22日，英帝国颁布法律宣布，黄金是唯一的价值计量标准。在此后的7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英国的外交政策日益侧重于保护英国的国库——英格兰银行的地下金库，包括全世界新开采的黄金，无论这些黄金是产自澳洲、美国还是南非。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随时对拥有黄金储备的竞争对手实施“战略打压”政策。

1815年后，在世界海域内，英国海军的霸权无可匹敌。英国船队满载着英国的钢铁、煤炭以及出口国外的曼彻斯特纺织品驶向世界各地。英国制造业领导世界几十年。

然而，就在英国对外显示出强权的同时，英国国内却隐藏着危机。在世界贸易中，英国商号的信用延伸得越远，在阿根廷、美国以及俄国的铁路建设中，伦敦金融城里的银行贷出的资金越多，英国国内的经济就越是恶化。很少有人明白，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怎么会有如此密切的联系。

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对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欧洲政治版图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这之后，英帝国在外交大臣卡苏里勋爵的外交斡旋下，通过与奥地利哈伯斯堡皇室和其他欧洲大陆强国进行交易，获得了海洋控制权。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彼此分裂，势力较弱，根本无法挑战英国在全球的扩张。通过控制海洋，英国控制了世界的海运贸易，这构成了滑铁卢之后新的英帝国三大支柱之一。当时的贸易条款由伦敦劳埃德海运保险和银行财团制定，欧洲大陆的制造业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众多制造业者一样，不得不接受这些条款。英国皇家海军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世界各地的主要航道上充当警察，为英国商船提供免费“保险”。而竞争者的船队则不得不向伦敦劳埃德保险财团购买保险，以防海盗、灾难以及战争的威胁。

对于世界上大部分海运贸易来说，伦敦银行的信用证以及现钞兑换是十分必要的。私营的英格兰银行，由伦敦“金融城”（即伦敦金融区的统称）里的巴林家族、汉布罗家族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等著名金融财团共同创办，操纵着世界绝大多数货币黄金的供给，它们精心策划，导致大量的英国出口品肆意倾销到竞争者的市场。对国际银行业的主导，无疑是1815年后英帝国权力的第二大支柱。

第三大支柱便是英国对棉花、金属、咖啡、煤炭以及19世纪末新兴的“黑金”石油等世界主要原材料的地缘政治优势。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这一支柱显得越来越重要。

【自由贸易与英国权力的根基】

182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旨在推动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后果。

在以英格兰银行、巴林兄弟商业银行的亚历山大·巴林为中心的伦敦航运与银行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支持所谓的“绝对自由贸易”。这一概念由几十年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

直到1846年，在议会废除旨在保护国内农业主的著名的《玉米法》之后，这项声明才正式生效。废除《玉米法》主要考虑的是伦敦金融城金融与贸易集团的利益，对世界金融和贸易的垄断赋予了他们决定性的优势，他们把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他们垄断了世界贸易，“自由贸易”将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优势，与此同时，贸易欠发达国家将付出代价。

在自由贸易的霸权下，英国商业银行在印度－土耳其－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外交部公然要求中国开放“自由贸易”口岸，增加英国银行业的利益。

1843年，一本反映伦敦金融城商业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新周刊——《经济学人》创刊了。这本周刊的目的就是鼓动废除《玉米法》。

1846年5月，在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领导下，英国保守党推动废除了《玉米法》。这不仅是英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经济衰退的开端。废除玉米法打开了大规奇∨書∨網模廉价农产品贸易的大门，这给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低买高卖”这一商人的简单格言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消费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

因为废除《玉米法》而失去了保护，英国本土农业与农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爱尔兰农民也深受其害，废除《玉米法》导致了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突然出现食品价格的狂跌。19世纪40年代末期，爱尔兰出现的农民饥荒和大规模移民现象——如1845～1846年间惨不忍睹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和后遗症——都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英国早先对爱尔兰的政策是禁止爱尔兰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保持经济上的附属状态以满足英国的“菜蓝子”需求。然而在追求所谓的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这个“菜蓝子”被打翻了。

1846年以后，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农民收入微薄，他们与英国和爱尔兰农民争夺英国“消费者”市场。英国国内的工资与面包价格同步下降。在为那些工资收入低于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人提供补助时，英国法律允许将补助额与面包价格挂钩。因此，一旦面包价格下跌，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也会随之下降。

废除《玉米法》这一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打开了整个英帝国“廉价劳动力政策”的闸门。廉价食品率先急跌之后，唯一获利的是伦敦的国际贸易大公司以及给它们融资的商业银行。贫富悬殊加大，极少数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对立，英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就是“自由贸易”关于1851年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曾经帮助亚伯拉罕·林肯设计经济战略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评论为：

这一制度既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完美，为了解释不该出现的贫穷与悲惨而产生的理论也是如此。爱尔兰的不幸被认定为是人口过剩所至，尽管在这片世界上最高产的地区只需稍加灌溉就可以成为肥沃良田的土地还有数百万亩，尽管爱尔兰人民被迫浪费劳动，而花几倍的钱去购买服装和钢铁……人口过剩是一个错误制度所致恶果的最好借口，因此，这一错误还将继续，直到错误制度行将结束。为了维持这一制度，英格兰的劳动价格必须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这样才能够在运费和关税各方面具有优势，胜过印度、德国和美国……

很长时间以来，机械行业一直被英格兰垄断，她拥有竞争对手不可能轻易拥有的人才；与此同时，通过对人口的不恰当分类，她还维持了比邻国相对低价的资本和劳动价格……她的企业都是大公司，随时准备挫败企图与其竞争的对手；她还不停地改变金融安排，利用殖民制度，把自己的损失迅速转嫁给与之有联系的所有国家。

凯里列举了美国1837年经济萧条的例子。这次萧条便是始于银行业恐慌。19世纪20年代之后，美国的信用越来越多地被伦敦城的银行所控制，完全背离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概念。

在英国，关于自由贸易对劳动的影响，他写道：“妇女已经替代了男工，甚至大多数未成年的孩子替代了妇女，劳动时间也尽可能地延长，议会干预已是绝对有必要”。他对试图利用垄断机械对世界课税的可怕后果给予了强烈指责。对道德的影响也同样不堪提及。甚至用木屑充当棉花……他们普遍采取降低质量的做法，以把其他国家逐出同类商品生产为目的，铁就是其中一例。

凯里把1846年废除《玉米法》作为政策的分水岭：1846年玉米法废除案后，爱尔兰立即表现出对英国的依赖，让我们先来看看其结果。伴随着巨额的粮食进口，爱尔兰人民的生活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失去了制造业和商业之后，爱尔兰人民只能靠农业生活。靠农业生活只能勉强维持，而且要看她的邻居是否满意。爱尔兰产品价格与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品之间有个价差，英国需对造成价差的劳动进行补贴，英国要愿意支付这一补贴才行……关于废除玉米法，理由是错的，结果是贫穷、悲惨和饥饿，维持人们的生活成了爱尔兰地主的责任，无论他们是否工作；这是在一个不幸的国家里重建奴隶制的条件之一。一个食品出口大国，如今变成了一个进口大国。印度棉花最大的市场是爱尔兰——这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仅供本国消费……整个系统的目标就是增加调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员数量……因此，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如果全力生产铁并用铁交换用英格兰的棉花和羊毛制成的衣服，每年可以节约大约三倍的劳动。

关于英帝国的自由贸易霸权主义对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对者美国经济学家皮塞·史密斯在当时的著述中总结道：自由贸易政策仍然控制着英国的立法机构。实际上，它从总体上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巨商，这个巨商支配着巨大的商品存货，其目的不在于使用，而只为销售。这个巨商努力降低生产费用，这样就可以用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售出商品，同时把付给本国人民的工资视为利润损失。

皮塞·史密斯把亚当·斯密等英国人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商人”的学说与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大陆出现的日益受到关注的国民经济思想相比较，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税同盟思想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其他国民经济政策作了对比：他们的政策将受到生产者本能而非商人本能的支配。作为对国家繁荣的度量，他们只关注生产总量，而不是贸易中的利润率。因此，像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这样的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关税同盟或者称为海关联盟——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主导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否定。一位有学识且受人尊敬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凯描述道：除了还未开化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受奴役的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乱的葡萄牙以及革命中的西班牙，英格兰从重商主义政策中得到的是，“贵族阶层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更富有、更有权利，穷人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更压抑、更贫穷，相对其他阶级数量更多、更无信仰、受教育更少”。

因此，在1851年，一场旨在建立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的运动开始了。在这场思想论战中，人们使用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而不正视对新的生产技术投资不足这一事实。把无情的经济政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将这样一种政治教条称为英国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到19世纪末，英国自由主义的概念才真正确定，这一概念为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的帝国精英阶层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个精英阶层代表无数粗俗无知的群众进行统治，因为这些无知群众自己不能治理好自己。

然而，19世纪英国政府和公众事务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分子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服务于少数私有权力者的利益。在19世纪的后期，这些私有权力集中在伦敦金融城中的少数银行和机构手中。

【英国的“非正式帝国”】

在过去的150年里，英国经济战略的本质就是操纵和控制自由贸易。英国的天才们具有变色龙一般的本领，他们想方设法使这一政策适应于千差万别的国际经济。然而，政策的核心保留了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的观点，其目的是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武器，反对其他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

19世纪末期，英国当局开始围绕如何维持其全球帝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球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政府致力于采用一种更高明、更有效的形式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这便是所谓的“非正式帝国”。在维持对印度及远东关键地区的殖民占领的同时，英国资本开始大量流入其他国家，尤以阿根廷、巴西与美国为主，形成了各种形式的金融依赖，这样的方式从很多方面看比正式的殖民占领更有效。

与“附庸国”特殊经济关系的概念、“势力范围”以及“权力平衡外交”等概念都产生于19世纪末，都与英国炮制的“非正式帝国”有关。

自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英国就利用其特殊的岛屿环境刻意与欧洲大陆保持距离。这样节约了保持大规模常规军队以保卫其利益的成本，使得她可以集中力量统治海域。从俄罗斯到西班牙，无论谁想要统治欧洲大陆，英国立即可以建立或者资助成立一个联盟来对付她，以维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让英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在趁击败拿破仑之势对欧洲进行重组的过程中，英国对其玩世不恭的所谓“权力平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完善。根据这一政策，各方根据势力大小被配置到“平衡点”的两边，而平衡的支点或中心，则严格限定在伦敦。对此，英国外交部始终讳莫如深，这就是英国把对手的经济实力转化成她自己的绝对优势的窍门。

1815年以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天才”们把他们的全部技巧都用在了平衡联盟的关系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把欧洲或者全球的战略力量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突击调整。英国外交追求的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信条，即英国决不与其他国家建立感情或道德的关系，不把它们当作相互尊重主权的伙伴，而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英国的联盟策略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在特定的时期，究竟哪些因素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英国自己的“利益”。为此，英国调整了与法国由非洲利益之争而导致的敌对关系，1898年“法绍达事件”之后，英国将这种敌对关系转变为“协约友好”关系，以及改变几十年来为阻止俄罗斯的扩张而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支持（史称英俄“大搏弈”），这些都表明了联盟关系的戏剧性转变。

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英国资金的主要流向是资本赤字国家，这些国家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比如阿根廷。资本输出的目的是资助、建设，然后经营这些国家的铁路和交通设施，这通常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慨然就允。英国的资本还用于发展这些国家的船线和港口。因此，阿根廷和其他英国附庸国的经济事实上成了英国经济的俘虏，她们的贸易和金融条款是由伦敦的商人和银行来制定的。这些附庸国发现，通过军事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强征暴敛，虽然也能达到支持英帝国的目的，但相对来说，目前的办法使对方更加彻底地放弃了根本的经济主权。

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通过新建的铁路将其产品，特别是牛肉和小麦运至港口出口。出口量因此提高了两倍，但她在伦敦银行的债务却增加了700％。这个国家是英帝国的债务附庸国，一位评论员称之为“建立在廉价之上的帝国主义”。英国政策的目的很明确，不是想从这些附庸国关系中发展出强大的主权工业国家自己的工业和经济，而是想通过尽可能少的投资实施控制，确保其他竞争者无法获得他们觊觎的原材料或其他经济财富。

在这个时期，为了捍卫从英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英国军队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英国决不能让苏伊士落入劲敌法国手中。英国的军事占领彻底摧毁了埃及的统治结构，1882年后英军长期驻扎在这一连结伦敦和印度的战略要地。

同样，英国占领南非的初衷也是为了捍卫通往印度的南方航线，守护英国贸易航运线侧翼，从而防止外国对手的侧面攻击。在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对南非的控制是非正式的。英国分阶段关闭了布尔共和国通往印度洋的大门，在1843年开始了与纳塔尔的合并，使布尔人置身于德拉瓜湾之外。同时干涉和阻碍1869年在比勒陀利亚领导下的布尔共和国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最简便的办法确保英国在整个南非地区的霸权。确保英国对贸易控制的垄断是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主要目标。

在这个时期，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与法国或其他国家不同，在滑铁卢之后，英国形成了伦敦金融城主要的银行家与金融家、政府内阁部长、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工业企业领导人之间的某种精妙结合。促成这种结合的是伦敦金融城商业银行的后裔——查尔斯·乔斯林·汉布罗先生，从1928年一直到1963去世，他都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布罗曾是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特别行动班子（SOE）的总负责人，这个组织属于政府的经济作战部，其主要任务是实施战时对德国的经济作战，培训后来成为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的情报精英分子，他们包括威廉·凯西、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沃尔特·罗斯托、罗伯特·罗莎以及后来的肯尼迪财政部副部长和华尔街精英、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曼。

传统情报的机构是由驻扎在国外首都的间谍机构提供情报，而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则是把广大的英国银行、航运、工业以及政府的力量像网络一样编织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轻信而毫无防备的国外经济组织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在1846年后的自由贸易时期，这种把私人的商业权力与政府暗中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是英国霸权的秘密。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精心培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持与盟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

【1873年的大萧条】

然而，19世纪70年代初期，在金融恐慌之后，英国开始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这被看作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自由贸易信条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英国有能力影响世界主要贸易国家采用同样的经济策略，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在1857年伦敦银行业发生严重恐慌之后，伦敦金融城里的金融机构（包括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拟定了新的策略阻止伦敦银行的黄金外流。1857年的恐慌源于外国开始挤兑英格兰银行拥有的国际黄金储备。大量挤兑导致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信用乃至整个国家的银行信用崩溃。为应对这一危机，英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一项简单而又危险的中央银行政策。

英格兰银行是一家私人控股的银行，当时不受政府控制，而是由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所支配。贸易会使英国的黄金储备随时外流。英格兰银行认识到，相对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它只需增加中央银行贴现或者利息，达到高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水平，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黄金最终会从柏林、纽约、巴黎和莫斯科流回伦敦城的银行。

对中央银行来说，这样的利率政策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赋予了英格兰银行超越对手的强大优势，无论这种惊人的高利率给英国的制造业和农业带来多大的破坏性。1846年《玉米法》废除之后，在英国经济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已经不再是工业和农业，取而代之的是金融与国际贸易。为了保住英国的国际银行业霸主地位，这些银行家都甘于牺牲国内的工业与投资，类似的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遭暗杀后的美国也出现过。但是，英格兰银行的这个利率新策略使英国整个工业饱受煎熬，一场席卷整个英国的经济大萧条从1873年一直持续到1896年。

始于英国银行业的金融危机，伴随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铁路建设债务链的崩溃，使英帝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萧条给英国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和工厂的倒闭。1873～1896年，英国的名义物价一路下降至原来的50％，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

在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制造业的投资不足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他地区。这无疑反映出英国制造业技术的停滞状态，就在20年前，英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的先驱。英国的铁、钢、煤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在这段时间也衰落了。在英国历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为了让金融在英帝国的所有事务中起支配地位，30年前开始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废除《玉米法》共同作用，使英国的工业技术陷入衰退的境地。很显然，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作为世界工业国领导者的时代结束了。

19世纪英帝国的自由贸易信条和她的马尔萨斯理论注定要失败。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要想生存就要蚕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玉米法》废除后，仅过了25年，英帝国就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1873年以后，英国努力传播着“英国病”病毒，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全球经济模型”显然是不成功的，而德国领导欧洲大陆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保护措施，这使她们实现了两百年来最快的工业增长。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维持帝国的统治与权力，英国的精英分子就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在1882年，石油地缘政治被引入这一争论中。现在争论的是如何维持英国的海上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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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道扬镳 德国与“一战”的地缘政治

〖德国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强力崛起，大有问鼎世界，取英国而代之的势头。但脆弱的金融体系，又使得她通往世界霸主的道路坎坷而艰难。〗

【德国的经济奇迹】

1873年后，英帝国的经济萧条与欧洲大陆工业经济的蒸蒸日上形成了强烈反差，其中与德意志帝国的对比更为明显，这便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景。石油已经成为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对此，只有伦敦、纽约银行和金融圈子里的少数精英分子有所的认识，其他人直到数年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在1890年之前，针对德国工业的高速发展，英国银行业和政界的精英人物发出了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德国出现了独立的、现代化的商船队和海军舰队，这无疑对英国形成了致命威胁。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英国海军一直称霸海上，无人能敌。第二个警告针对的是德国野心勃勃的铁路建设计划，当时德国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柏林与巴格达（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的铁路。

关于英德两国的海军对抗和建设从柏林到波斯湾的铁路，对英德双方来说，即使没有公开表露，也可以肯定，都是为了石油。英国当局认为，英德两国在世纪之交开战的真正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将会看到个中缘由。

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工业与农业快速发展，由此引发的技术进步，无论速度还是质量均超越了英国。与此同时，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内的发展。因此，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英国把德国工业的崛起看成是对其全球霸权的最大威胁。几十年来，德国一步一步地采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改革措施，建设全国现代铁路运输系统，给正在发展的国内工业相应的关税保护，再加上1871年后德意志帝国稳定而统一的政治环境，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其经济成就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

在19世纪50年代前，效仿英国的成功模式成了德国经济的主要策略。此外，在德国大学，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也被推崇为神圣的真理。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萧条，同时影响到德国和奥地利。德国逐渐意识到继续遵循英国经济模式的严重弊端。为了本国工业和农业发展，德国开始逐渐放弃英国的自由贸易模式，调整本国的经济策略。这使得德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改善。

放弃英国模式以后，1850～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五倍，人均国民收入也在同一时期增加了250％。真实工薪在1817～1913年间翻了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

但是，德国工业革命的实质是爆炸式的技术进步。为了为自己的工业发展培养科学和工程人才，德国效仿法国的多学科技术学校的模式建立了全国性技术学校和学院体系，德国在国内商会和行业协会的支持下建立起培养商业人材的职业培训系统。此外，德国大学教育把重点放在了自然科学上，于是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开始兴旺发达。同时，德国还建立了全国性的职业培训系统，培养有技能的贸易人才。其结果是，18世纪70年代后，德国的技术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在19世纪70年代，与英国大型工业公司相比，德国的新兴企业显得格外渺小。但是，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里，这一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世界工业与运输业燃料来源来说，煤炭是主宰。1890年，德国产煤8800万吨，英国产煤18200万吨，是德国产煤量的两倍多。然而到1910年，德国的产煤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21900万吨，而英国26400万吨的产煤量仅仅领先德国一点点。

在德国的经济增长中，钢铁工业处于领头羊的地位，紧随其后的是电力和化工。利用洛林的高磷矿石，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创新了炼钢工艺，1880～1900年这20年间，通过使用新的工艺，德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000％，远远超过了英国。到1890年，英国的铁产量仍然领先于德国，英国生产了790万吨生铁，而德国仅仅生产了460万吨；而到1910年，德国的生铁产量达到了1460万吨，比英国的1000万吨产量多出了50％。与此同时，德国的炼钢成本也比19世纪60年代降低了90％。到1913年，德国的生铁产量几乎是英国生铁产量的两倍了。

工业产品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增加了运输需求，铁路基础设施成为德国第一次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德国铁路系统的第一次扩张始于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在李斯特关税同盟及国家铁路计划的影响下，1870～1913年间，国家支持的铁道系统的铁轨长度以公里数计算整整延长了两倍。

在奥斯卡·冯·米勒等人的技术发明推动下，集中发电和远程输变电能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德国电力工业从1895年仅拥有26000名员工的幼小产业发展到1913年占整个国际电力贸易量一半的主导产业。在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等天才研究人员的推动下，德国化工业也从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发展为苯胺燃料、医药品和化肥产品的世界巨头。

冯·李比希等人还引进了农业化工的概念，使得这一时期德国农业的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19世纪早期，德国还处于饥荒和农产品产量不足的状态，不得不从俄罗斯和阿根廷进口廉价的粮食。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开始征收保护性关税，控制廉价粮食进口。

1882年，德国的收割机仅有二万台，1907年，增加到了30万台，农业机械化步伐大幅迈进。尽管德国的土壤质量低劣，含沙量大，但是，化肥的利用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德国于1887年开始大规模使用化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粮食产量较以前增长了80％。作为比较，我们考察战争爆发那一年，俄罗斯比德国多用300万英亩的耕地，却少收获了1900万吨粮食。到1913年，尽管人均猪肉消费比1870年增长了两倍，德国本国生产的猪肉自给率却达到了95％。相比之下，英国猪肉需求的45％依赖进口。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移民输出国，得益于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到世纪末时，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1870～1914年间，德国人口从4000万增长到了6700万，几乎增长了75％。在发展工业方面，德国创造了新的“德国模式”，即大银行与大工业企业相互参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大型工业通过与德国的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的共生共荣关系得到了加速发展。

1870年后的一段时期，德国的“银企共生”大量出现。后来所说的从战争的毁灭性破坏中或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恢复了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期间打下的工业基础。

【柏林银行业大恐慌】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德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政策却不得不承受银行业危机的后果。1890年，伦敦久负盛名的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由于在阿根廷的债券投机和投资亏空巨大，几近破产，国际金融的金字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德国银行业也涉入阿根廷的金融投机，柏林银行恐慌随之发生。

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投资者深陷国际铁路建设的投机狂潮之中。巴林兄弟银行的崩溃，其投资于阿根廷的价值7500万美元的各种债券的蚀本，粉碎了德国投资者对金融投机奇迹的幻想。

阿根廷小麦出口的主要对象是欧洲。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之后，对欧洲出口小麦的柏林大谷物交易商里特－布鲁门塞尔产生了利用阿根廷金融危机，占领整个德国小麦市场的愚蠢想法。然而，他们的计划失败了，这加剧了德国的金融恐慌。赫希菲尔德－沃尔夫私有银行破产了，导致德国内利奇－伟斯费里彻银行的巨额损失，进而触发了对所有德国银行的挤兑和柏林股票市场的崩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91年秋。

为了应对恐慌，德国总理提名了28位杰出人士组成调查委员会，他们在帝国银行行长理查德·科克博士的领导下，负责调查造成金融恐慌的原因，并提出立法建议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科克调查委员会在德国社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了来自工业、农业、大学、政党以及银行金融界等各方面的代表。

调查委员会所做工作的大部分结论，在1896年6月和7月德国议会制定《交易法》和《保证金法》时被写进了法律。《保证金法》几乎是当时工业国家中对金融投机限制最为严格的法律。谷物期货被禁止，股票市场投机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从那以后，作为影响德国经济主要因素的股票市场投机现象大幅减少。

1896年的德国《交易法》确立了一个与英国和美国的金融和银行体系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19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限制性规定也迫使伦敦金融机构减少了他们在德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活动，从而减轻了伦敦金奇∨書∨網融界对德国经济政策的影响。直到今天，英美银行结构与在德国、荷兰、瑞典以及日本等国盛行的“德国模式”之间的根本差异仍然清晰可见。

【船运和铁路基础设施的必要性】

1873年后，英国的国家工业与金融政策阻碍了技术进步，而德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到1900年，两国的发展路径差异日趋明显。1914年前，德国与英国之间日益增加的摩擦主要集中在德国经济迅速全面发展的两个特殊方面，第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德国作为一个现代航运强国的迅速崛起，这对长期以来统治海洋的英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德国如果没有控制好本国的现代商业船队，没有精良的海军护航，她就永远无法主导自己的经济事务。英国依旧统治着世界海域，并且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其统治地位。这就是英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为，国家的经济生活将永远受外国航运强权的操控，由他们制定国际贸易的基本条款。

1870年，德意志帝国的商业船队仅有吨位64万吨，在当时名列世界第五，落后于英国、美国、法国以及挪威。但到了1914年，德国的船队已经迅速跃升至世界第二，仅仅落后于英国。

1870年德国的出口货物受其他国家——首先是英国的运输价格和运力的限制。到1914年，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早在1901年，德国自己拥有各种船只52000艘，总吨位达900万吨，穿梭于世界各国的港口之间。到1909年，船只增加到65000艘，载重总吨位达到1300万吨。在此期间，德国贸易的70％都依靠海运完成。对贸易条件的控制，对于德国的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英国金融业与航运业人士对此并不欢迎。

与此同时，德国的钢铁和工程技术迅速发展，其成果也直接被应用到现代商船的建设中。蒸汽动力替代了过去的帆船，钢质船体替代了过去的铁质与木质船体。这些设备的改善增大了商船的规模并且有效地提高了德国航运的效率。1891年，德国已经拥有三艘7000吨以上载重吨位的蒸汽动力船。到1914年，德国已经拥有载重吨位超过两万吨的蒸汽动力船五艘，15000～20000吨之间的九艘，7000～10000吨之间的66艘。

在这段时间，德国海运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到1914年，汉堡－美洲公司与北德劳埃德公司两大公司拥有全部德国商船的40％。组织有序、规模经济和重点建设最有效率和最现代化的轮船，是这一时期德国海运取得惊人增长的秘诀。

当时，一位法国观察家就德国海运业取得的非凡成功作出评论，他写道：正是这种集中使得加快资本摊销、拆毁已经变得陈旧的货船、不断革新运输机械成为可能。在德国的商船中，你找不到用了30年或40年的旧船。通过标准化生产——准确地说是冶金术、电子技术等德国工业保证了德国商号所需的运输，航海运输变得频繁而有规律。对于德国人来说，航行线路的创立并不是跟随贸易，它领先于贸易，并在领先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

随着1888年汉堡最终并入德意志帝国，汉堡以及后来的不来梅－不来梅哈芬港成为欧洲建设最现代和最高效的港口设施中心，带动了通向世界市场的整个中欧运往北部的铁路货运。通过制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鼓励发展了最有价格竞争力的交通运输通信体系。在1914年之前的15年内，德国将其航运业务发展到全世界，包括英国垄断的传统殖民地市场以及其他“势力范围”，如埃及甚至南北美洲。1897年，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法律限制金融投机差不多一年时间之后，海军上将冯·特皮兹宣布了第一个德国舰艇建造项目，该项目于1898年由德意志帝国国会批准，紧接着在1900年再次立法宣布建造两倍的海军舰船。

1906年，英国推出了一种全新设计的全重型火炮战舰“无畏号”，比当时任何一种战舰都速度更快，火力更强。作为回应，德国于1906年通过法律，规定德国海军舰队每20年需更新一次，知道这一法律的人被限定在很小范围内。令英国震惊的是，到1909年，德国推出了四艘战舰组成的拿骚级战列舰，比“无畏号”战列舰更先进。这些战列舰很快就被英国和德国造船专家以更先进的“超级无畏号”战列舰所取代。英国压根就没想到，德国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展一支如此现代化的海军舰队。1951年在牛津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回顾1914年世界大战的背景时，卢埃林·伍德沃爵士精练地阐述道：“德国，如同其他强国一样，能轻松自如地为自己造出想要的大舰队。问题在于：一出于权宜之计，二出于现实考虑。德国舰队对于英国作为海洋强国的主导地位绝对是一大挑战。”

大约在1910年，英国人越来越清楚，英国需要采取断然措施对付德国令人生畏的经济崛起。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石油第一次作为战争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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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合纵连横 控制石油的全球争夺战

〖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为了围剿德国，英国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地缘政治行动，石油则是部署这些行动的重要考虑因素。〗

【一位海军上将的远见】

在1882年，这种我们称之为石油的又黏又稠的黑色液体，除了用于新的矿灯照明之外，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矿油灯是1853年德国柏林的一家灯具制造商斯托沃塞尔开发的新技术。这种燃料当时被称作“岩石油”，因为它从岩石中渗出，这种岩石油分布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威尔、俄国的巴库和现在部分属于波兰的加利西亚。1870年，约翰·洛克菲勒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开发美国的灯用煤油市场和利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油泥“治疗”疾病。当时，内燃机的发展还没有为世界带来工业革命。

但是，当时至少有一个人认为，对于控制未来的海洋，石油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在1882年9月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当时还是海军上校的英国海军上将费舍尔爵士，逢人便说：英国必须改变海军使用煤炭作动力燃料的现状，应该使用新型油燃料。1870年开始，在里海，俄国轮船使用了这种被俄国人称为“黑油”的黏稠燃料油。费舍尔等具有长远眼光的人都赞成使用这种新燃料，他坚持认为，在未来控制海洋的竞争中，油作为动力燃料将给英国带来决定性的战略优势。

费舍尔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作为燃料石油优于煤炭，并且坚信这些理由是具有说服力的。用石油作动力的战船没有黑烟，不会暴露目标，而烧煤的战船拖着长长的烟尾巴，十公里以外都能看得见。烧煤的动力装置，要达到最大马力，需要4～9小时，而烧油的动力装置达到最大马力只需要5分钟。给战舰提供油料，只要12个人工作12个小时，而提供同样能量的煤，则需要500个人工作5天。要得到相同马力的推力，燃油引擎只需要燃煤引擎1/3的工作量，每天的消耗量也只有煤的1/4，这对于一支船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无论这支船队是商船队还是海军舰队。用油作动力的船队，其活动半径大约是用煤作动力的船队的四倍。但在当时，费舍尔的想法被他的英国同辈认为是异想天开。

差不多同一时期，德国工程师戈利伯·戴姆勒在1885年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燃油引擎，用于公路运输。到世纪之交，尽管汽车还被认为是超级富豪的玩具，但石油时代的经济潜力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岩石燃烧的秘密】

到1905年，英国秘密情报部门和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了这种新燃料的战略意义。问题是，英国本身并没有油，必须依赖美国、俄罗斯或墨西哥来供给。即使在和平年代，这种状况也不能接受，而一旦发生战争，完全依靠国外供油根本就不可能。一年前，即1904年，费舍尔上校升任海军最高指挥官——英国海军大臣。费舍尔立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并就确保英国海军的石油供应提出建议”。

当时，在波斯和阿拉伯湾，英国的活动并不是不受限制。阿拉伯湾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波斯也不是英帝国的领地。很多年来，英国在布什尔港和阿巴斯港都设有领事馆，在海湾地区派驻军舰，以防止其他国家进入这一战略水域，接近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1892年，寇松勋爵，后来的印度总督，关于波斯这样写道：“任何国家向俄罗斯开放波斯湾沿岸的港口，我都视之为对英国的蓄意侮慢，对现状的肆意破坏，是一种战争挑衅行为。”

但是，在1905年，通过臭名昭著的王牌间谍西德尼·赖利的行动，英国政府得到了一个极不寻常、意义重大的开采中东石油的专有权，当时人们相信中东有大量石油矿藏尚未被开采。1905年初，英国情报机构派赖利（生于俄罗斯敖得萨的西格蒙德）到一名性格偏执的澳大利亚业余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威廉·诺克斯·达西那里，伺机得到开采波斯矿藏的权利。

达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沉迷于历史，对古代波斯光明神奥马慈达祭司场所点燃“火柱”的各种传说深信不疑，这些“火柱”都源于拜火教牧师们〔波斯的光明教（Zoroastrianism）相信宇宙间有两大敌对力量，黑暗神阿利曼（Ahriman）和光明神奥马慈达（Ormuzd），整个宇宙都是它们永远冲突的战场。——译者〕烧燃的某种油，这种油就是从当地的某些岩石中渗出来的。为了寻找石油，他花费了数年时间确定古代波斯神殿的位置。他无数次造访伦敦，为他的探险寻求资金支持，然而英国银行家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少。

达西作为一名工程师，十分了解伊朗。19世纪90年代，新波斯国王穆扎法尔·阿尔丁致力于国家（今天的伊朗）的现代化。他召见达西，要求他帮助波斯建设铁路，推动工业发展。

1901年，为了预先换取大量现金，国王授予达西一项王室特许权：在60年的时间里，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波斯的土地上自由探采石油，所有发现的与石油有关的财产，都将归他所有。

达西支付了大约两万美元的现金，并同意只要找到石油，他都从销售中支付给国王16％的矿区使用费。这样，这个偏执的澳大利亚人得到了当时一份最有价值的法律文书，该文书赋予他本人及他的继承人或受让人、朋友，开采石油的特权，这项特权一直持续到1961年。达西第一次真正找到石油是在波斯湾北部的舒什特尔地区。

赖利在1905年想方设法找到达西。当时，达西通过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正打算与法国签署合作开发石油的协议，准备告老还乡，回到祖国澳大利亚。

赖利假装成一位教士，利用达西虔诚的宗教信仰，施展种种伎俩说服达西把他拥有的波斯石油独家开采权转让给“虔诚的基督教”英国公司——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苏格兰金融家士达孔拿爵士由英国政府举荐，当上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重要股东，而英国政府在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中的地位却秘而不宣。赖利因此使英国获得到了第一个重要的石油资源。

【柏林－巴格达铁路】

1889年，在德意志银行的领导下，一群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了一项特许权，建设从首都君士坦丁堡横穿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的铁路。这一协议持续十年后，到1899年，奥斯曼政府又批准了第二阶段的建设任务，即大家所熟知的“柏林－巴格达铁路项目”。第二项协议是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访问君士坦丁堡的成果。在这十年里，德－奥关系变得日益重要。

德国决定，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与土耳其建立牢固的经济联盟，大力开发德国工业品出口东方的新市场。柏林－巴格达铁路项目是这一重大而可行的经济战略的核心。隐藏于这个项目后面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获得潜在的石油供应，对此，英国当然会跳出来反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东以悲剧形式表达了对西方的仇视，其种子就是这个时期埋下的。

20多年来，连接欧洲大陆和巴格达的现代铁路建设问题，一直是德英冲突的焦点。德意志银行董事卡尔·贺尔菲里奇认为，在1914年之前的15年里，除了德国海军舰队日益强大之外，没有任何问题能像巴格达铁路建设那样引起伦敦和柏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的了。卡尔当时负责巴格达铁路项目的谈判。

1888年，德意志银行牵头成立了一家公司，该公司获得了建设和维护在君士坦丁堡外，连接海达－帕莎与安哥拉之间铁路线的特许权。公司被命名为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其主要股东是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也有一小部分英国股份。铁路前期建设进展得非常顺利，并提前完成，项目将延伸到科尼亚的南部。

1896年，柏林到科尼亚的铁路开通。这是一条深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地内陆，全长约1000公里的铁路。在一个经济十分闭塞的地区，建设期不到八年，这真是工程与建设史上的一项伟大成就。古老而富裕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从此被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连接在一起。在此之前，中东的铁路设施都是英国人或法国人建的，所有这些铁路都很短，只在叙利亚境内或别的地区，连接了几个关键的港口城市，从来没有将广大的中东内陆地区与现代工业化地区相连接。

这条铁路第一次把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帝国的亚洲内陆腹地与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地区联系了起来。这样的铁路，一旦扩展到巴格达，再延伸到不远的科威特，将在欧洲和整个印度次大陆之间建立起一条价格低廉而快捷的交通通道，这也是当时最高等级的世界级铁路。

在英国看来，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当时被派往塞尔维亚军队的英国资深军事顾问拉方（Laffan）警告说：“如果柏林－巴格达铁路建成，这块生产数不尽的经济财富、海上军事力量根本攻击不到的巨大内陆疆土将统一在德国的周围。俄国与它的西方朋友——英国和法国，将会被这一屏障阻隔开。”拉方还说：“我们在埃及的利益处于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并且两国军队从波斯湾可以直接威胁到印度。很快，亚历山大港和达达尼尔海峡将极大地加强德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

拉方暗示，英国的战略是要摧毁柏林－巴格达铁路。

“看一眼世界地图就会发现，从柏林到巴格达，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一字排开。只有一小块条状地带横亘在这条链条上，阻止了东西两边的联系，这就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虽小，但处于德国与君士坦丁堡港和萨洛尼卡等大港口之间，如鲠在喉。这些港口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把守着东方的大门……塞尔维亚是我们东方财富的第一道真正防线。如果塞尔维亚被征服，或是被利诱加入柏林－巴格达体系，那我们辽阔而不设防的帝国将很快感受到德国刺向东方的利剑。”

因此，毫不奇怪，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巴尔干地区战火连绵，动荡不安，曾经发生的战争有土耳其战争、保加利亚战争以及连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冲突和战争极大地削弱了柏林－君士坦丁堡联盟，特别是阻碍了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建设。拉方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是，把柏林－巴格达铁路建设项目看成是德国针对英国的单方面对抗行动是不对的。德国曾经反复向英国寻求这一项目上的合作。19世纪90年代，德国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建设通往今天的科威特的最后2500公里铁路。为了完成这一庞大的项目，德意志银行和柏林政府作出了无数的努力，寻求英国参与，希望与英国一起为这一巨大工程提供资金支持。

1899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君士坦丁堡后，在温莎城堡会见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说情，邀请英国参与巴格达项目。德国人十分清楚，为了保卫共印度通道，英国一定会维护他们在海湾和苏伊士的利益。没有英国的积极支持并不积极，很明显，这项工程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困难，也有财政上的困难。这条铁路最后一段的建设规模远远超出了德国银行的资金调配能力，即使有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大银行，仅靠德国也是不能胜任这么巨大的工程融资任务的。

然而，英国方面，在随后的15年里，运用各种手段和伎俩，延误和阻挠铁路的建设进度，同时总是让德国心存达成最终协议的希望，弄得德国捉摸不定。这样的游戏一直持续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国女王在关于巴格达铁路的最后谈判阶段，打出了制胜的一张牌，她与科威特酋长有紧密联系，1901年，停在科威特海域的英国军舰，命令土耳其政府必须考虑把阿拉伯河下游的海湾港口（当时由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的阿纳扎部族控制）划为“英国领地”。

当时，土耳其在经济和军事上势力弱小，对于英国对奥斯曼帝国这一遥远地区的事实占领除了软弱的抗议外别无他法。英国控制了科威特，成功地阻止了柏林－巴格达铁路向波斯湾水域甚至更远的地方延伸的企图。

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生性残忍，据说在1896年，他利用自己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在他宫殿睡觉的机会谋杀了他们，从而得到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1907年，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签署协定，把土地永久出租给“尊贵的英帝国政府”，共同签署这一文件的是英帝国政府驻科威特代表梅杰·诺克斯少校。据说，为了让酋长签署协定时开心，英国政府软硬兼施，给了他大量的黄金和武器。1913年10月，珀西·科克斯中校得到了向来出手大方的酋长的一封信，信中酋长同意：“除非英国政府提名或推荐”，酋长不会把这块土地上的石油开采权授予任何人。

1902年，这个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叫美索不达米亚，即今天的伊拉克和科威特。这一地区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究竟有多少，如何开采，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石油的发现，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巨大角斗场，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1912年，在为巴格达铁路融资的过程中，德意志银行与奥斯曼皇帝谈判，巴格达铁路公司获得了在铁路两旁2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石油和矿产开采权。铁路线一直延伸到摩苏尔今天的伊拉克。

1912年，德国工业界和政府已经认识到，石油是未来经济的燃料，对未来的陆地运输和海洋运输同等重要。在当时，德国已经被美国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牢牢地控制手中。标准石油公司所属的德国石油销售公司控制着德国石油销售总额的91％。德意志银行拥有标准石油公司德国石油销售公司9％的股份，只是个小股东。而德国在1912年时，还没有建立独立、安全的石油供给体系。

然而，地质学家们已经在摩苏尔和巴格达之间——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发现了石油，建设中的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最后一程正好穿过这一地区，也被认为一定存在着大量石油资源。

1899年英国政府和科威特酋长·穆巴拉克－萨巴赫签署的著名协议文本，从此以后，英国就把科威特纳入其阿拉伯湾特殊利益的范畴之内。

伦敦《泰晤士报》（1899年10月3日）和《金融新闻》（1899年10月6日）披露了英国外交政策领域的关键人物对于德国巴格达铁路项目的强烈的地缘政治观点。

1912～1913年间，德国议会一直努力立法，希望建立一家自己的国有公司，以独立于与美国洛克菲勒的合资公司，来开发和经营新发现的石油资源。但这一努力始终进展缓慢，一直拖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终不得不放弃。德意志银行的计划是，通过巴格达铁路从陆地运输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避免英国的海上拦截，这样就可以确保德国的石油需求得到满足，实现独立自主。

【新“无畏号”战舰】

直到1909年，费舍尔将军将英国海军舰船改用石油作燃料的计划才开始实施，而德国刚好在这时完成了对英国“无畏号”战舰系列的第一次改进。德国的“冯·德·坦恩号”战列巡洋舰拥有八万吨马力的引擎，虽然还是用煤作燃料，但航速能达到令人震惊的28节。在英国，只有两艘军舰在速度上可与之媲美。英国的燃煤舰队受到了技术上的限制，而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对英国的海上优势提出了挑战。

1911年，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接替费舍尔爵士担任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立即开始游说，把海军军舰的动力燃料改为石油。根据费舍尔的观点，丘吉尔指出，同样大小的船，用石油可以获得更快的速度，且同样吨位的舰船，因为不必中途补充燃料，所以在活动范围上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1912年，美国生产的石油占世界产量的63％，俄罗斯的巴库大约占19％，而墨西哥占5％。英国的波斯勘探公司还不是石油的主要供应商，但即便如此，英国政府做出战略决策：对国家利益来说，英国在波斯湾的存在是完全必要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德国不停歇地建设柏林－巴格达铁路，对英国政府的这一决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1912年7月，在丘吉尔的敦促下，阿斯奎斯首相领导的政府任命退休了的费舍尔爵士担任皇家石油和石油引擎委员会主席。1913年初，同样是在丘吉尔的要求下，英国政府秘密购买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今天的英国石油公司（BP））的大多数股份。从这点看，石油已经处于英国战略利益的核心位置。

如果英国不仅能确保自己未来石油运输和能源技术的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还能阻止经济竞争对手染指世界上的石油资源储备，那么，她的霸权地位还能再维持几十年。简言之，即使英国的工业停滞不前，无法与德国新兴的戴姆勒汽车公司竞争，那么她将控制戴姆勒汽车公司所必需的原料。英国的石油控制政策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正变得清晰可见。

【决定命运的巴黎之旅】

1914年，英国为什么要冒着世界大战的危险，去阻止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呢？按照德国银行家卡尔·赫尔弗里希的解释，英国1914年8月对德宣战的最大理由是基于“英国政策由来已久的传统。通过这个传统，英国建立起强权地位，并且寻求继续保持这种强权地位”。他还强调，“英国的政策总是以对抗欧洲大陆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强国而定。”

自从德国成为欧洲大陆最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强国后，英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海上优势，都感受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自此，英德分歧无法弥合，她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

1897年，赫尔弗里希伤感地记述了俾斯麦宣言的精髓：“只有一种情况能促进英德之间关系的改善，那就是勒住我们经济发展的缰绳。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1914年4月，在巴黎，英王乔治七世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法国总统庞加莱进行了一次特别拜会。这也是爱德华·格雷爵士离开英国本土的为数不多的出行之一。俄国驻法大使伊斯沃尔斯基也加入了其中，三个国家结成了一个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秘密军事联盟。出于谨慎，格雷没有发出警告，预先让德国人知道这个秘密联盟——一旦英国发动一场战争，为了对抗德国而小心建立起来的联盟中的所有成员国都将参战。

早1914年前，英国当局的许多人都认定，只有战争控制欧洲局势的唯一途径。英国的利益集团根据其权力均衡逻辑，使英国从19世纪传统的“亲奥（斯曼）反俄”联盟策略转变为“亲俄反德”。而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转变已经十分明显。当时法国的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和俄国的萨济·维特之间形成的联盟，连同新兴的工业化德国一起，就已初见端倪。

【法国的失误和俄国的雄心】

的确，到19世纪90年代末，英国上层对新兴德国的经济挑战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为了使欧洲的事态发展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英国对十年未变的大陆联盟策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整。

直接导致联盟策略调整的是发生在埃及的一次重大军事对峙事件。在埃及，英法两国都在历史上通过苏伊士运河公司拥有巨大经济利益。1898年，马尔尚上校率领的一支法军，穿过撒哈拉沙漠抵达东部。在那里，他们遭遇由基钦纳将军率领的驻尼罗河法绍达的英军。两军对峙，互不相让，局势剑拔弩张。最后，马尔尚请示巴黎后，率法军先行撤离。这就是著名的法绍达危机事件，最后因英法两国为联合抗德达成权力均衡联盟而结束。在这次事件中，法国错误地放弃了使非洲工业化的好机会。

当时的法国殖民部长是泰奥菲尔·德尔卡塞，正是他给在非洲法绍达与英军对峙的马尔尚上尉率领的法国远征军下达了撤退命令。尽管自拿破仑时代起法国对这一地区就有领土主张，但英国却步步推进，事实上占领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自1882年英国军队“暂时”占领埃及后，英国公务员为“保护”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利益事实上管理着埃及政府。最后，英国人在法国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窃取了埃及。

德尔卡塞的撤退命令违背了法国的利益，也违背了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明确的政策设想。阿诺托原本对法国非洲殖民地的发展和工业化有一个完整构想，可是在处理法绍达冲突的关键的六个月当中，他偏偏没有参与。阿诺托是一个著名的反英共和主义者，他的构想是以法属非洲乍得湖为中心，再用铁路将位于内陆的法属塞内加尔达喀尔和位于红海的法属吉布提连接起来，使之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这个设想在法国国内指的就是跨撒哈拉铁路项目，它将从西到东改变整个非洲撒哈拉地区的面貌。这一构想也将阻断英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即控制从非洲横跨埃及进入印度的整个地区。

阿诺托小心翼翼维护法德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法德关系是英国“权力均衡”策略的最大威胁。1896年初，德国外交大臣就曾询问法国驻柏林大使，法国是否愿意考虑加入非洲联合行动，“限制英国的贪得无厌……必须让英国知道，她们不能再从法德对抗中渔翁得利，肆意攫取任何资源”。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臭名昭著的德雷弗斯事件就在法国媒体上公开曝光，它的直接目标是破坏阿诺托努力打造的法德稳定关系。当时，一位名叫德雷弗斯的法国陆军上尉被指控向德国人出卖军事秘密。阿诺托在1894年审判开始的时候进行干预，警告说德雷弗斯事件会导致“与德国外交的破裂，甚至战争”。几年之后德雷弗斯被判无罪，因为有证据显示，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支付凭证中，费迪南·威尔辛－埃斯特哈齐伯爵伪造了对德雷弗斯不利的证据。到1898，阿诺托被赶下台，由亲英派人物泰奥菲尔·德尔卡塞取代其职务。

1898年法绍达事件后，在法国新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的任期内，英国使用各种招数，诱骗法国放弃其在埃及的重要殖民地和经济利益，并挑动法国集中精力对抗德国。英国还秘密同意支持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要求，法德在这一地区历史上一直存在主权争议。同时，它还支持法国在其他地区的野心，因为这些地区对英国来说并不重要。数年后（1909年），阿诺托描述了英国所有围绕法绍达的外交阴谋，他评论道：历史证明，法国的任何殖民扩张都伴随着英国的恐惧和关注。长期以来，英国认为，在海上霸权方面，法国凭借大自然赐予的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三条海岸线，是她的最大竞争对手。在1880年之后，法国在当时的环境影响和朱尔·费里的杰出思想启发下，开始重构被割裂的殖民地。每一次，法国都遇到了同样的抵抗，无论是在埃及、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还是在印度支那，甚至在刚果和大洋洲，她总是与英国狭路相逢。

在法绍达事件后，英法之间亲睦协商的机制已经成形，且最后在1904年，由德尔卡塞与英国秘密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德国的经济威胁是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之间的黏合剂。在事后评论这个悲哀的转变时，阿诺托还说，英国成功地将这个外交新政策强加给法国，这是“一个英国外交天才为离间对手而想出来的绝妙的发明”。

在其后的八年中，英国在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上，再次改变了她的地缘政治联盟政策，即利用俄国的发展强化自己的优势。1891年初，俄国开始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业计划，通过了一项严格的关税保护计划和一个铁路基础建设项目。1892年，承接这个铁路项目的萨济·维特伯爵成为俄国财政部长。维特与法国的阿诺托关系密切，在围绕建设俄国铁路系统方面为法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俄国启动了一个铁路建设项目，这条铁路全长5400英里，横跨西伯利亚，把俄国西部和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连接起来，它的建成将改变整个俄国经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项目。维特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的德国经济模式的忠实信徒，是他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翻译成俄文，并将其奉为解决俄国问题的良方。

维特说，这条铁路将对俄国文化落后的内地发展产生影响。在1890年，他写：这条铁路就像一块酵母，将在人群中产生文化发酵的效果。即使穿过的是一个完全荒蛮的地区，铁路的运行也将在短时间内提高当地的人口素质。

维特计划的核心部分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促进陆地全面开放，与中国建立和平与富有成效的关系，以摆脱英国对中国港口和海上通路的控制。

从1892任财政部长到1905年在俄国革命中被罢免，维特使俄国由从前作为英国粮食贸易商“粮仓”，转变为一个潜在的现代工业国家。铁路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产业，并且带动了钢铁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科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维特的朋友与亲密合作者，根据德国科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的理论建立了俄国农业化学，被维特任命为新成立的度量衡标准制定办公室的负责人，由他介绍引进的公制系统大大促进了俄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

对维特的经济政策和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英国千方百计极力阻挠，包括尝试影响那些反动的、与英国粮食贸易休戚相关的俄国贵族地主。在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开始不久，英国评论员科奎姆表达了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主流观点，提到在法国资助下的俄国新铁路计划，最终将巴黎、莫斯科和海参崴连成一线，科奎姆声称：这条铁路将不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贸易路线之一，还将成为俄国人手中的政治武器，其力量和意义难以估量。该铁路还会使俄国以外的一个国家，不再需要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苏伊士运河，实现经济独立，而且她将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大。

几十年来，英国在欧洲的权力均衡策略是围绕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制定的，作为所谓的“大博弈”策略（阻止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俄国崛起）的一部分。土耳其控制着至关重要的、使俄国到达温暖水域的达达尼尔海峡，支持土耳其一直都是英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德国与土耳其帝国的经济联系在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变得更紧密牢固，英国也向俄国示好，以反对土耳其和德国。

虽然英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和危机事件，但她试图阻挠俄国到达海参崴的跨西伯利亚铁路的阴谋还是失败了。俄国人在1903年完成了这条铁路的大部分工程。然而，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英国与日本结盟对抗俄国，使俄国蒙受了战败的耻辱。1905年后，维特被迫辞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政时期的部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的继任者极力主张俄国与英国和解，并着手把在阿富汗的权利和波斯的大部分地区转手给英国，还同意大大抑制俄国在亚洲的野心。因此，英－法－俄三国协约到1907成功建立。英国布下了一张联盟的网络包围德国，为接下来与德意志帝国的决一雌雄打下了基础。其后七年，她为最终铲除德国的威胁，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

随着英国包围德国及其盟国的新三国协约策略的巩固，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巴尔干发生了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危机和地区性战争。在1912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在英国的秘密支持下，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导致土耳其失去了它在欧洲的大部分土地。紧随其后，1913年由于第一次分赃不公发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罗马尼亚加入，帮助并击败了保加利亚。这些都为英国在欧洲发动一场大战埋下了伏笔。

在爱德华·格雷巴黎会谈三个月后，1914年7月2日，奥地利王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青年暗杀，触发了一连串可预见的悲剧事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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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运筹帷幄 开辟近东石油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了石油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影响。就在欧洲各国激战正酣、相持不下的时候，英国人却不动声色地把军队投向石油储量丰富的阿拉伯地区……〗

【破产后的英国选择了战争】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一直坚守着一个秘密，即在1914年8月英国向德意志帝国宣战前夕，英国财政部和英帝国的金融实际上已经破产。对主要参战各国实际财政关系的考察揭示了秘密贷款非同寻常的背景，它往往与战后全球范围内的原材料和物质财富的重新分配的详细计划，特别是奥斯曼帝国据认为储藏有巨量石油的地区的重新分配，密不可分。

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一名塞尔维亚刺客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太子费迪南大公，这是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直接因素。经过一个月互不相让的讨价还价之后，奥地利认为塞尔维亚应当对大公的遇害负责，于7月28日公开对塞尔维亚宣战。7月29日，也就是在奥地利宣战的第二天，俄国下令进行全国军事动员以备战争的需要。

就在同一天，德国皇帝给沙皇尼古拉斯发出一封电报，请求沙皇不要动武，这一电报还真让沙皇临时取消了国防动员的命令。7月30日，俄国最高指挥部说服了犹豫不决的沙皇，再次动员军队。7月31日，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向沙皇递交了对俄宣战的战书，据说，这位大使递交完战书从房间里跑出去时泪如泉涌。

一直在为东西两线作战做准备的德军总参谋部，正式实施施利芬计划。因为法国和俄罗斯之间有协防承诺，德国决定必须迅速击败法国，使得俄罗斯来不及动员。1914年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与此同时，德军取道比利时进攻法国。

8月4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仅八天之后，英国对德宣战。名义上是，英国事先承诺过要保护比利时的中立。而真实原因决不是基于唇亡齿寒的道理。

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的决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英国财政部和英镑先令体系（当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体系），事实已经破产。最近解密的一份英国财政部的内部备忘录，引起了更多的疑问。这份内部备忘录是由英国财政部工作人员，写给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的。1914年1月，在萨拉热窝事件前六个月，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乔治·佩什爵士应财政大臣的要求，对所有重要的英国黄金储备状况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

1914年，英镑金本位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石。事实上，英镑已经被国际商业和金融领域广泛接受，75年来，英镑本身被认为“跟黄金一样好”。在1914年，英镑的作用堪比1971年8月15日之前的美元。

乔治爵士的机密备忘录揭示了当时伦敦金融城高层的想法：在金融界存在着另一种鼓动银行改革的影响因素，这就是德国日益增加的商业和金融的力量。而且有种不安情绪也在持续增强，那就是担心在两国发生大的冲突之前或冲突伊始，德国会对伦敦的黄金储备进行掠夺。

这一秘密备忘录写于奥地利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之前六个多月。

佩什记下了他的担心。1911～1912年巴尔干危机之后，德国一些大的贸易银行越来越老练成熟，它们一直在增加黄金储备。佩什爵士向财政大臣提出警告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向伦敦银行的进一步挤兑，“都会严重阻碍这个国家募集资金来打一场大战”。

1914年5月22日，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巴兹尔·布兰凯特为劳埃德·乔治草拟了另外一份备忘录。

这一备忘录涉及“战争对黄金储备的影响”，布兰凯特写道：十分准确地预测一场欧洲大战的后果当然不可能，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以及英国都会卷入其中，在全世界可以利用的资金市场中，只有纽约（假定美国保持中立）还能够吸引到战争所需要的黄金。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就在英国作出参战决定的关键日期8月4日之前的几天，一封注明时间为1914年8月1日星期六凌晨2点由乔治·佩什爵士写给劳埃德·乔治的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亲爱的大臣先生：国家商业必须以信用系统为基础，但我们的信用系统已经支离破碎，当务之急是毫不犹豫地尽快采取行动，修复已经受损的信用系统；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我们最大的几家银行纷纷倒闭，我们就不可能募集到战争所需要的资金。

英格兰银行立即中止了（用金条和银锭进行的）硬通货支付，并中止了1844年《银行法》。这一决定大幅增加了英格兰银行手中的黄金储量，使英国政府有钱应付刚刚宣布的对德战争。因为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付食品和军用物资。除了黄金，英格兰银行还向英国国民发行纸币，这种纸币作为一种紧急状态下的法定货币。截至8月4日，英国的金融机构已经为战争作好了一切准备。

但是，正如我们很快就要看到的，又出现了后来的秘密武器：英皇家财政部与纽约摩根银行财团之间的特殊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石油】

从1914年战争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对于军事战略的革命，石油起到了举世公认的关键作用。在空战、机动坦克战和快速海战的年代，安全可靠而又充足的新燃料供应日益成为成败的关键条件。

在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外交政策指导下，在1914年8月的前几个月里，英国突然陷入到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血腥、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之中。根据官方统计，直接或间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600万～2000万之间，其中大多数（1000多万）是平民。在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足以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英帝国自己就有5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伤亡人数达250万。

但是，很少有人谈起的是，英国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击跨其工业竞争的最大对手德国，还包括通过赢得战争获得对宝贵资源的绝对控制。到1919年时，这种宝贵资源已经被证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原材料，那说是石油。这是“大博弈”的一部分——造就一个世界性的全新的大英帝国，其霸权在20世纪上半叶将无人挑战，这是英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

一项对1914～1918年“一战”主要战场的研究表明，确保石油供应已经成为军事计划的核心。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石油为现代战争的惊人机动性开启了大门。在冯·麦肯森元帅的率领下，德国出征罗马尼亚，主要考虑就是要把以前分属于英国、荷兰、法国和罗马尼亚的炼油、生产和管道企业重组成一个大型联合企业。在战争中，唯一能够保证德国空军、坦克部队和U型舰队石油供应的就是罗马尼亚。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就是为了确保俄国巴库的石油能够供给英法用于战争，此役在加里波里遭到惨败。奥斯曼皇帝下达了禁运令，俄国石油难以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出。

截至1918年，位于里海巴库的俄罗斯富油区一直就是德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英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一部分。英国先发制人，于1918年8月至为关键的几周时间里，先行占领了这一地区，断绝了德军总参谋部关键的石油供应。巴库断油，对德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几周之后就缴械求和。仅在数月前，德国似乎已经击败了协约国。这无疑证明了石油在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鉴于石油这种新燃料对未来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所发挥的重大战略性作用，所有大国都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战争结束时，40％的英国海军舰队是用石油作燃料。战争开始时的1914年，法国军队只有110辆卡车、60辆牵引车和132架飞机。到四年之后的1918年，已经增加到了70000辆卡车和12000架飞机。同一时期，英国投入到战争中的装备包括105000辆卡车和4000多架飞机，这一数字包括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的投入。英、法、美在最后的西线进攻中每天消耗的石油达到了出乎人们想像的12000桶。

到1917年12月，法国的石油供应严重不足，福熙将军敦促克莱门西奥总理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一项紧急请求，“如果不能及时供给石油，我们的军队立即就会瘫痪，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对协约国不利的条件下媾和，”克莱门西奥在给威尔逊的信中写到：协约国的安全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协约国不希望在战争中失败，那么，在德国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让法国缺油，在明天的战争中，石油就像血液一样重要。

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满足了克莱门西奥的要求，他们为马歇尔·福熙的军队准备了救命油。由于从罗马尼亚得不到足够的石油供应，又远离巴库，德国军队没能在1918年组织最后的进攻（尽管“俄德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协议”已经停止了敌对状态），因为运输足够石油储备所需的卡车得不到油料保障。

英国外交大臣科曾爵士十分准确地评论说：协约国是被石油的洪流带进胜利的……在战争开始时，石油和石油产品开始被列为协约国军队必需的主要物品，靠石油才能打仗，靠石油才能赢得战争。没有石油，怎么能保证舰队的机动能力、军队的运输和各种炸药的生产呢？

1918年11月21日，胜利的时刻终于来了。停战协定签字十天后，在一次庆功晚宴上，时任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的法国参议员亨利·贝任格说道，石油就是“胜利的血液，德国过于夸大她在钢铁和煤炭方面的优势，而对我们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鉴于石油在战争中日益明显的作用，我们应当继续沿着战后凡尔赛重组的线索，对英国的目标给予特别的关注。

通过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英国建立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国联成为其为赤裸裸的领土占领寻找国际合法性的遮羞布。对于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构来说，为了主导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必须控制原材料市场，特别是新的石油资源，成千上万英国人的生命似乎只是为达此目的而支付的小小成本。

【英国秘密开辟东方战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在抗击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托曼－土耳其等中央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央国家是指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比利时。——译者〕的过程中，如果说还有不为人知的绝招，那就是在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1916年，签署了一份秘密外交协议。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的有英国、法国，后来还有意大利和沙皇俄国。这份协议被称作“赛克斯－皮科特协议”，以起草这一文件的两位英国和法国官员的名字命名。这份协议道出了一个秘密，英国的意图是在战后控制未经开发的阿拉伯湾的石油。

当时，法国正沿马其诺防线与德国进行惨烈而无果的激战，而英国却把超过140万人的庞大军队投入到了东方战场。

英国把宝贵的人力与物质投入到地中海的东部地区和波斯湾，对这一非同寻常之举，英国的公开解释是，这样做既能确保俄国军队对抗中央国家的更为有效的战斗力，又能使俄国的粮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进西欧，当时西欧急需粮食。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1918年后，英国继续在整个中东驻扎了上百万的军队。1919年时，波斯湾变成了“英国湖”。愤怒的法国人只能软弱无力地进行抗议，因为他们数以百万的军队正在西部前线流血。英国人巧妙地利用了相持阶段的优势战胜了相对较弱的土耳其帝国。法国牺牲了将近150万士兵，并有260万士兵受重伤。

战争结束后，这些油田就转到了英国手中。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之后，列宁的共产党人在沙皇外交部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秘密文件，并迅速将其曝光。这就是列强们分割奥斯曼帝国，并在战后进行瓜分的计划。它的细节是在1916年2月拟定的，1916年5月，得到了各相关国政府的秘密批准。整个世界几乎对这一战时的秘密外交阴谋一无所知。

在英国方面，负责战争事务的国务大臣喀土穆勋爵基钦纳的东方事务顾问马克·赛克斯爵士起草了这份文件。这份文件用来争取法国对英国的默许，同意其将欧洲战场上的大批英国军队调往中东。为了赢得法国的同意，英国政府授权赛克斯向法国谈判代表、前驻贝鲁特总领事乔治·皮科特让步，战后把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的部分土地让给法国，这一条件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这样一来，法国将有效地控制所谓的“A地区”。这一地区涵盖大叙利亚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包括阿勒颇、哈马、胡姆斯和大马士革等主要内陆城镇，以及东北部石油相当丰富的摩苏尔地区和这一地区石油开采的特许权（当时，德国银行以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名义拥有这一地区的石油开采权）。法国获得这一区域控制权的代价十分简单，只需口头承认阿拉伯从土耳其独立，成为法国的保护领地。

根据赛克斯－皮科特协议，英国将控制法国控地区东南部的“B地区”，从今天的约旦往东，到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巴士拉和巴格达。另外，英国还控制着海法和阿克等港口，拥有从海法穿过法国控地区到达巴格达的铁路建设权，并且可以用来运输军队。

意大利得到承诺，土耳其安那托力亚和都德肯尼斯诸岛沿岸多山的广大地区归她所有，沙皇俄国将得到奥斯曼亚美尼亚和埃里温西南部的库尔德斯坦。

在赛克斯－皮科特协议中除了这些秘密条款之外，英国还开了随意划分领土的先例。这些领土划分大部分保留至今天，包括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划分为法国“保护领地”，把泛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拉克和科威特作为英国的属地（图3）。正如前文所述，自1905年以来，波斯一直在英国的有效控制之下。当时从战略利益来看，英国认为沙特阿拉伯并不重要——这是她犯下的为数不多的大错之一。后来，当她认识到这一点时，深感沮丧。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英国在控制世界石油供应的长期战略中，放弃摩苏尔只是她的战术性权宜之计。由于在1915年征讨加尼波利时惨遭失败，英国除承认此前法国对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黎凡特地区的权利要求外，还不得不把摩苏尔的石油开采权也让给了法国。

【“一女二嫁”】

当赛克斯－皮科特密约的细节公诸于众的时候，英国的处境十分尴尬，进退维谷。一方面英国与列强签订协约瓜分中东，另一方面英国为了确保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反抗土耳其的统治，又对阿拉伯领导人信誓旦旦，将在战后保证阿拉伯的主权和独立。

英国人得到了谢里夫·侯赛因·阿里领导的阿拉伯军队在军事上的宝贵支持，侯赛因当时是麦加的哈希姆王（埃米尔）、麦加和麦地那穆斯林圣地的守护人。英国人向听从劳伦斯指挥的阿拉伯军队担保，作为他们帮助打败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保证他们得到战后整个阿拉伯的主权与独立。这样的保证在当时英国驻埃及最高长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给谢里夫·侯赛因的一封信中有详细的叙述。当时，侯赛因自称是阿拉伯领袖。

劳伦斯当时完全意识到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欺骗行为。正如他在很多年之后的回忆录中承认：我甘冒欺骗之不义，是因为我确信，要想以低廉的代价迅速取得东部的胜利，就必须得到阿拉伯人的帮助，而胜利加欺骗总比失败来得要好……阿拉伯人的士气是我们赢得东部战争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向他们保证，英国将信守诺言。在这样的许诺之下，他们干得十分漂亮；当然，除了为我们共同成就的大业感到自豪外，我还时常感到深深的愧疚。

十万阿拉伯人牺牲生命就是为了这“以低廉的代价迅速取得的胜利”。为了得到大量石油和阿拉伯中东的政治财富，英国人很快背叛了自己的诺言。

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变本加厉。因为，一旦赛克斯－皮科特协议公开，对法国和对中东自相矛盾的许诺就会暴露，于是，在1918年11月7日，也就是结束对德战争的欧洲停战协定签署的四天前，英国又炮制了一项新的英法宣言。新宣言坚称，英国和法国一直在“为长期受土耳其压迫的人民的完全彻底解放，为建立通过当地人民自发和自由选择而获得权威的国家政府和管理机构”而战斗。然而这一高尚的目标并未实现。在凡尔赛签定的庄严誓约墨迹未干之时，英国就在中东地区屯兵百万，确立了其在这一地区包括法属领地的军事优势。

到1918年9月30日，法国同意了英国建立所谓的“临时军事占领区”的条件。根据这一协议，英国将占领土耳其所属的巴勒斯坦，与其他英国占领的领土共同组成所谓的“占领区政府”。

由于法国在欧洲战争中拖得精疲力竭，已经无力在指定的法属地区部署足够的军队，英国便慷慨地提出，承担起全部最高军事和行政监护人的角色。1918年后，英国将军埃德蒙·阿伦比爵士（当时的埃及远征军总司令）在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包括法属地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军事统治者。在1918年12月伦敦的一次私下谈话中，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告诉法国总统克莱门西奥，英国希望法国“把伊拉克的摩苏尔，还有巴勒斯坦从丹地区到贝尔谢巴地区的广大地区交给英国控制”。作为回报，据说英国承诺，法国不仅可以拥有摩苏尔石油一半的开采权，还可以保留在大叙利亚地区的权利，英国还担保在战后的欧洲支持法国，这将是法国对付德国在莱茵河的军事行动必不可少的筹码。我们将看到，这一私下交易为以后一系列惨痛悲剧的上演搭建了舞台。

【罗斯柴尔德收到的一封奇怪信件】

战后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军事与经济地图进行了重新划分，其中包含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新因素，就是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犹太人家园。在这些众多最具影响力的英国“非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吹鼓手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就是首相劳埃德·乔治。

1917年11月2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日子里，由于俄国经济混乱，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俄国站在英法联盟一边继续参战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美国还没有作为参战国站在英国一边将其力量全部投入到欧洲战场。英国外交大臣亚瑟·巴尔弗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代表瓦尔特勋爵罗斯柴尔德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我非常高兴代表英国政府给你写信，以下声明表达了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愿望的同情，此声明已呈至英国内阁并获批准：“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国家，并将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不言而喻，在巴勒斯坦，不应对任何现存非犹太社区的民事和宗教权利予以歧视，同样，在任何其他国家，不应对犹太人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予以歧视。”如果你能把这一声明转告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亚瑟·巴尔弗

这封信构成了1919年后国际联盟授权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基础，在英国一手操纵下，影响世界格局的领土瓜分即将出笼。

巴尔弗和英国内阁漫不经心提到的“巴勒斯坦的现存非犹太社区”是指占这一地区人口85％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在1917年，只有不到1％的巴勒斯坦居民是犹太人。

应当注意的是，这封信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交流。巴尔弗和罗斯柴尔德两人都是英国新兴的帝国主义派成员。这伙人企图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全球帝国，一个建立在巧取豪夺、肆意宰割基础之上的大英帝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勋爵不是任何一个犹太人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他只不过是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成员（他出资建立了该联盟）。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主席是哈伊姆·魏茨曼。自1900年以后，逃离波兰和俄国而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一直通过犹太殖民协会受到罗斯柴尔德的资助（他是该协会的终身主席）。在拿别国土地做人情时，英国人表现得十分慷慨，而与此同时，而对于那些饱受迫害的犹太难民，英国却并未打开国门，张开手臂欢迎。

但是，比在巴尔弗－罗斯柴尔德通信中所表现出的伪善更为赤裸裸的目的是隐藏在巴尔弗话语背后的英国“大博弈”策略。英国人选择的犹太人新家园的地理位置，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英国最重要的战略区域之一，扼守着1914年扩张以后的英帝国的战略要道，是通往印度和刚刚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抢占的阿拉伯石油产区的咽喉。巴尔弗在伦敦与人交流时说，在英国的保护领地，犹太少数民族定居巴勒斯坦，将会为英国带来巨大的战略机遇。对巴尔弗和他圈子里的人来说，这至少是一种讳莫如深的诡计。

【巴尔弗的帝国新概念】

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群主要来自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英国精英，形成了一个政策圈子，这个圈子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非常有影响力。这个圈子并不承认自身的正式存在，但是，他们的影子可以在1910年创力的刊物《圆桌》里找到。

这个圈子认为，对全球帝国来说，需要一个更加睿智和有效的制度去扩展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新世纪的霸权。

在成立之初，这个“圆桌”圈子明显具有反德国而拥护英帝国的倾向。在英国对德宣战三年之前，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圈内人洛锡安勋爵菲利普·克尔在1911年8月号《圆桌》中撰文宣称：当前，存在着两种国际道德准则——英国（或盎格鲁－撒克逊）准则和大陆（或德国）准则。两者不分伯仲。但是，英帝国如果不够强大，不能在公正处理国际事务中具有实际影响力，那么，德国官僚主义的反动准则注定会取得胜利，国际社会在处理类似阿加迪尔事件〔1911年7月，德国向阿加迪尔派遣黑豹号军舰，试图挑战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利。这一事件也被称为第二次摩纳哥危机。——译者〕时的停滞不前，必然会牺牲英帝国，这只是时间问题。除非英国人能够强大起来，让竞争对手在进攻时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否则，就不得不接受虎视眈眈的军事强国的政治标准。

为了取代对英帝国殖民地代价高昂的军事占领，他们主张更为抑制的包容政策，呼吁建立“英联邦”国家。让每一个成员国都抱有独立的错觉，这样，英国就可以减少派驻印度和埃及占领军的高额成本，而且现在地盘还扩大到了非洲和中东。“非正式帝国”的说法有时就用来说明这种转变。

这一日益壮大的帮派聚集在颇具影响力的伦敦《泰晤士报》周围，包括外交大臣阿尔伯塔勋爵格雷，历史学家、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成员阿诺德·托因比以及H.G.韦尔斯，负责南非项目的阿尔弗雷德勋爵米尔纳，还有地缘政治学这一新领域的倡导者、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哈尔福德·麦金德，这一帮派的雏型形成于1919年凡尔赛谈判期间的凡尔赛宫走廊，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atham House）的基础。

在相互割据、争吵不休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由犹太人主导巴勒斯坦，只有求助于英国的庇护才能勉强存在下去，这一想法正是上述帮派的英帝国新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凡尔赛和会期间，麦金德描述了他们的这一设想，即英国保护下的巴勒斯坦领地将在英国迈向1918年后的全球帝国的“大博弈”策略中所起的作用，这个帝国将在英国操纵和主导下的国际联盟影响下形成。

麦金德在1919年这样描述了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长远打算：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岛屿，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如果把阿拉伯半岛看成从欧洲到印度、从北部腹心地带到南部腹心地带的走廊，是世界岛屿的中心，那么，在当今世界，耶路撒冷这个山地城堡的战略地位，与在中世纪或者在古代巴比伦和古埃及时期，同等重要。

他写道：在苏伊士运河上成千上万的船只穿梭于印度和欧洲之间，这些船只处于巴勒斯坦驻军的有效打击距离之内，而且穿越雅法附近海岸的铁路干线一直在修建，通过这条铁路干线可以将南部腹心地带和北部腹心地带连接起来。

巴尔弗是麦金德的朋友，对于巴尔弗1917年给罗斯柴尔德所提建议背后的特殊意义，麦金德写道：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国是战争最重要的胜利果实之一。现在，我们可以讲出真相了……这是一片处于世界的实际中心和历史中心的国土，是使犹太人凝聚成一个民族的国土……有人试图区分犹太宗教和希伯来人，但是，可以肯定，对他们民族身份的普遍看法基本相同。

“圆桌”圈子的宏伟蓝图是把英国的广大殖民占领区连接成片，从南非的塞西尔·罗得斯开办的金矿和钻石矿和罗斯柴尔德的联合金矿往北到埃及，并通过苏伊士运河到达美索不达米亚、科威特和波斯，进入东方的印度。

1916年，英国占领德国在中非的殖民地坦噶尼喀，这一战虽然不是迫使德国求和的关键之役，却使英国完成了控制好望角到开罗这一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

有控制这一广袤地区的巨大能力，就能够控制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战略原材料——黄金和石油。前者是世界贸易交易标准的基础，后者是从1919年开始现代化工业时代最重要的能源。

进入21世纪初期的现实与1919年的现实没有两样，仍然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只要控制了黄金和石油，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会臣服于大英（美）帝国的权杖之下。塞西尔·罗得斯直到1902年去世一直都是这一所谓的“非正式帝国”精英帮派的主要财政资助人。

布尔战争（1899～1902）是这个帮派的又一计划，为了保证英国对德蓝士瓦巨大丰富矿藏资源的牢固控制，罗得斯出钱并亲自挑起了这场战争。当时，这一地区控制在荷兰裔希尔人手中。罗得斯和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等圈内其他成员贸然挑起了这次战争，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这一战争中脱颖而出。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黄金产地牢牢地控制在英国人手中。

自1848年加州“淘金热”以来，德蓝士瓦是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黄金产地。控制这一地区，对于继续巩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体系龙头老大的地位和金本位主宰的角色至关重要。米尔纳勋爵、简·史穆兹和罗得斯都是新帝国帮派的成员，作为“大博弈”策略的一部分，击败了独立不羁的布尔人，建立了南非联盟。

截至1920年，通过军事占领、两面三刀，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英国保护领地作为犹太人家园等种种手段，英国不仅牢牢控制了前奥斯曼帝国新发现的巨大石油财富，而且成功地控制了南部非洲，包括以前的德属西南非洲。但是，1920年并不太平。英帝国刚刚走出战争，又面临破产，其境况或许比参战时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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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明争暗斗 英美争当世界霸主

〖一战之后，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势力明显增强，英帝国的三大权力支柱受到全面威胁。为了确保在经济与政治角逐中的主导地位，英国进一步加紧对石油控制权的争夺。〗

【英国打仗，摩根出钱】

英国从1919年凡尔赛和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在许多方面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然而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一个极不引人关注的细节就是，英国是靠借钱打赢了这场战争。

总额达到几十亿的美国存款，是英国打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存款都是由华尔街的摩根公司募集的。1919年凡尔赛和会期间，英国欠美国的战争借款数目惊人，达到了47亿美元。当时，英国的国内经济已经深深地陷入战后萧条，工业一片混乱。在经历了四年战争之后，国内物价上涨了300％。英国的国家债务增长了九倍多，从1913年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增长了924％，达到了74亿英镑之巨。

如果说英国是以领土征服者的姿态成为凡尔赛和会的胜利者，那么美国，或者至少是美国某些强大的国际银行和工业利益集团，已取代英国成为最强大的世界经济力量，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初表现得更加清晰明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随后几年里，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利益集团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权力争夺。

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支撑英帝国权力大厦的支柱主要有三个：控制世界海上航线，控制世界银行业和金融，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材料。美国新生的“国际主义”派，对每根支柱都形成了威胁。

这个曾经亲英的美国帮派几十年一直受伦敦栽培，现在他们决定不再当温顺的小学生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英国和美国之间为了共同而又冲突的目标，相互争斗，十分惨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也就是在这个冲突中埋下的。

美国要下的赌注十分巨大。美国能否借助其经济地位成为政治上具有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亦或在凡尔赛和会以后，在英国主导的英美共同统治的框架内，美国是否甘当一个有用的，但明显居于小兄弟地位的伙伴？换句话说，凡尔赛后和会的这个世界新帝国的首都是继续留在伦敦，还是移到华盛顿？在1920年，这一问题的答案还不是十分清楚。

1921年，英国驻美大使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急件中对英美经济政治竞争的紧张关系表述得十分清楚：美国政客中务实派的最大野心是，为美国赢得世界主导国的地位，同时成为英语国家的领导者。为此，他们打算建设强大的海军，组建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他们还打算阻止我们通过向美国输送货物冲抵我们的欠款，他们在寻找机会把我们当成附属国对待，因为我们的欠款没有还清。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市场一直是美国，通过与精心选择的纽约银行建立联系，投资铁路和其他领域。于是，1914年10月，英国战争部向中立的美国派驻了一位特别代表，专门安排采购战略物资和其他一些重要物资，当时以为战争并不一定能打多久。

1915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四个月，英国政府委任纽约私人银行摩根公司作为其从美国采购全部战争物质的唯一采购代理。摩根同时还担任了英国政府向美国私人银行募集战争借款的唯一金融代理。不久之后，在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对德奥的战争中，英国又成为战争物资采购和贷款的保证人。这是一个巨大的信贷金字塔，坐在塔尖上的是美国摩根银行。在如此巨额而又充满风险的赌局中，还从来没有哪家银行敢单独下注。

1914年第一次世界战爆发时，整个英帝国和英国本身实际上已经破产。我们已谈到这点。但是，英国的财政官员确信，美国政府和纽约银行界的亲英派会支持英国。

摩根银行和纽约金融界，在协约国的战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一个垄断性安排，对所有美国军需品和战争物资的采购，以及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盟国的粮食和食品等必需品的供给，都由摩根银行一手操办。摩根通过它在伦敦的分支机构摩根格林菲尔公司和巴黎的分支机构摩根哈叶斯公司来完成对整个协约国的供给。摩根格林菲尔公司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也是英国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的亲密朋友。考虑到英国战争需求的规模，对一家投资公司来说，手握如此之大的权力，这样的先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握有整个协约国集团唯一采购代理权的摩根，已经成为美国未来工农业产品出口事实上的主宰。在向欧洲的反德战争提供巨额而利润丰厚的出口订单方面上，摩根可以决定花落谁家。

像杜邦化工这样的企业成长为国际企业巨头，就是得益于它们与摩根的特殊关系。雷明顿和温彻斯特军火公司也是摩根的好“朋友”。中西部粮食贸易公司得以壮大，也是因为专供摩根的欧洲客户。这些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为摩根为英国和法国私下募集的绝大多数资金，都是通过杜邦和一些朋友的资源募来的。这反过来成了欧洲巨大军火市场的保证。

由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当时表示严守中立，所以，摩根作为一家私人银行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随后几年里，当数十亿美元的战备物资和信用贷款流向英国时，中立变成了一层掩人耳目的面纱。仅采购代理一项，摩根就根据所有装船物品的净价抽取2％的佣金。生意做得太大了，于是，摩根邀请后来担任国务卿的斯特蒂纽斯作为摩根的高级合伙人，负责处理业务量庞大的战争采购事务。

作为一个中立国，所有这些活动都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法禁止中立国为交战国建立物质补给基地。在后来的美国参议院质询中，摩根本人受到指控，牟取暴利，并直接从与摩根的合伙人有利益关联的企业采购。到1917年，英国战争办公室已经通过摩根银行下了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采购订单，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通过摩根及其设在纽约的金融财团直接筹集的贷款，还没有包括在这里面。

1915年，美国财政部长麦卡杜说服一筹莫展的威尔逊总统，为了维持美国的出口，美国私人贷款十分必要。资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到1915年时，在1913年的基础上，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增长了68％。到1917年美国参战支持英国前，协约国通过摩根银行、花旗银行和其他纽约的大投资机构募集了大约12.5亿美元，在当时这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私营金融机构来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调动，必须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有良好的关系。恰好，这个刚刚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头是摩根银行的前任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即便如此，这一业务的巨大风险也曾几次险些引来灭顶之灾。

1917年1月，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俄国最终撤出战争，英法面临崩溃的威胁，这使得摩根及其纽约的金融财团产生了发起更大的宣传攻势和动用更多资源的动力。只有美国出兵才能扭转欧洲的败局，改变摩根及其欧洲代理客户们的困境，当这一点变得十分明确时，他们开始行动。英国秘密情报机关最高层和美国新闻界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美国新闻界认为，美国应当站在“正义”的一方加入欧洲战争，支持英国。摩根公司和英国的努力如果失败，那么他们将在1917年上半年就面临彻底的金融崩溃。

对摩根公司和伦敦来说，他们实在是太幸运了，德国将军艾里克·鲁登多夫为盎格鲁－摩根利益集团避免了一场金融崩溃。1917年2月，德国宣布全面开展潜艇战，其意图是切断美国对协约国的石油供给。美国油船连续被击沉没，为摩根控制的美国新闻界大肆鼓吹结束中立立场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1917年4月2日，当美国国会对德宣战时，纽约金融界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斯特朗的支持下，发起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次金融运作。

在1913年12月23日，如果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没有被说服签署联邦储备法的话，美国是否会把如此巨大的资源投入到欧洲战争中就不好说了。1914年8月，如果没有这部新的法律，英国是否会策划如此大胆的计划来对抗欧洲大陆的帝国，也很值得怀疑。就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摩根公司和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巨头们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德国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帝国国会对金融投机进行严格的限制，而参与制定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这个利益集团，完全是由摩根家族的精英们控制的，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把纽约变成国际资本中心。

从此，纽约的银行家开始采用英帝国的财政风格。

1917年8月，美联储启动“自由债券”和其他债券的销售，为美国政府募集战争经费。在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活动中，以个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美国国库券，是通过摩根和其他一些大型纽约投资机构发售的。这些债券的规模巨大，数目惊人，1919年6月30日达到了21478亿美元。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动用过如此巨额的资金。当然摩根公司从这笔生意中拿到的佣金也相当可观。

到1920年，针对这场为期四年的战争和全球性浩劫，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曾带着满意的口吻写道：“全世界的国债规模已经增加到2100亿美元，是过去六年的475％。很自然，各类公债的规模和参与其中的投资者数目翻了无数倍。”拉蒙特还说，“发行如此巨额的债券，其影响在世界所有投资市场上都十分明显，但是尤以美国为甚。”

一旦摩根家族和纽约投资银行家们品尝到了作为世界金融领域领导者的好处，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他们将联合起来，不惜一切。

摩根家族主事的人，包括托马斯·拉蒙特，以及他们在华尔街的密友伯纳德·巴鲁克等人，在凡尔赛和会的秘密会议上，便拟定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账单”。

他们共同建立起一个专门的赔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常设机构，专门为德国向协约国支付战争损害赔款设定准确的数额和方式。

尽管巴尔弗和某些英国政府官员认为，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债务赦免，体现战胜国的宽宏大量。但是，作为精明而又保守的银行家，摩根和他的朋友们，在享受和平带来的歌舞升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协约国欠下的巨额战争贷款。美国一宣布正式参战，摩根公司就悄悄地把他们手中握有的英国政府贷款全部换成了美国国库券的普通债，转手的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其结果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债务已经成为美国纳税人沉重的负担。这样一来，摩根利益集团十分肯定地获得了战后凡尔赛赔款的大头。随着美国政府的战争债务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摩根集团的利益和美国政府利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渐渐地，美国政府已沦为纽约国际银行家们扩张其新势力的有用工具。

【纽约银行家挑战伦敦金融城】

就在凡尔赛和谈的过程中，成立了一家专门协调英－美之间战略事务的新机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莱昂内尔·柯蒂斯是组建这一研究机构的倡议人。莱昂内尔·柯蒂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包括巴尔弗、米尔纳等人在内的秘密“圆桌”会议（也被称为“新帝国”圈子）的积极参与者。这一建议是1919年5月30日提出的，正是凡尔赛和谈期间，地点在马加斯饭店的一个私人聚会场所。菲利浦·克尔即洛锡安勋爵、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和圆桌会议的其他成员参加了此次的重要聚会。这个新机构的第一个名义上的任务就是撰写凡尔赛和会的“官方”历史。这个皇家研究所接到的第一份捐赠就是由摩根集团的托马斯·拉蒙特捐献的2000英镑。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是这个机构第一个领工资的正式成员。

在凡尔赛，这些人还决定，为这家伦敦的研究所建立一个美国分支机构，为了掩盖与伦敦研究所的联系，他们把美国的分支机构命名为“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纽约理事会最初的组成人员几乎全部来自于摩根集团，资金全部由摩根承担。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密切联系，在凡尔赛和会之后，美国的利益能够与英国的利益协调一致。但是，过了很多年，这一目的并未达到。

在20世纪20年代整整十年的时间里，英美在战争赔款条件、橡胶协议、海军协定、新的金本位平价，尤其是在对未开发的世界石油产区的控制等每一方面都锱铢必较，剑拔弩张，经历了这一艰难过程，英美对全球的联合共管才出现现在的局面，摩根集团的对外关系理事会与伦敦的皇家研究所之间的政策协调才产生效果。

1922年，华尔街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凡尔赛和谈的关键人物，和谈协议第231条款（臭名昭著的德国“战争罪”条款）的主要起草人——在对外关系理事会创办的杂志《外交》上撰文阐述了摩根及其纽约银行家同仁们的思想。这一思想十分简单，即“有战争必然有损失。战争造成的损失通过债务来衡量。债务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内部的、赔款、盟国之间的……一般体现为债券或纸币”。

根据杜勒斯的计算，英国和其他同盟国欠美国的债务总额是125亿美元，利率为5％。而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欠英国、法国和其他协约国330亿美元。这一数字在当时是无法想像的。1921年5月最终敲定的数字为1320亿金马克。德国只有六天时间决定是否接受上述条款；如果拒绝，协约国将对鲁尔工业区实施军事占领。在全球石油争夺起关键性作用的背景下，军事占领的问题很快将再次出现。

德国是凡尔赛和会的主要目标，在凡尔赛和会上，德国的所有殖民地都被瓜分了，因此，她也失去了宝贵的原材料资源。德国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25％的股份被剥夺，最终由英国转给了法国。

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包括实施协议的机构——国际联盟，但是，以摩根集团和纽约的美联储为轴心的利益集团并没有停止掌控战后的欧洲金融命脉的步伐。凡尔赛和会之后，1919～1929年10月年华尔街崩盘这段时期，德国的战争赔款，以及同盟国之间的“三角债”，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欠英国的钱，以及英国欠美国的钱，如雪上加霜，左右着世界金融和财政政策。这一时期整个国际金融金字塔，完全是由惩罚性战争债务的大厦支撑着。在债务问题上，摩根和纽约银行的新贵们拒绝妥协。

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国家的债务总规模十分巨大，以至每年国际金融体系处理债务的业务量甚至都超过了每年美国的外贸的业务量。纽约国际银行界将世界资本的流向调整到处理这一数额巨大的债务问题上。处理债务业务是以牺牲投资为代价的，这些投资对于满目战争疮痍的欧洲经济重建和现代化如久旱之甘霖。

由于欧洲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摩根公司取得到了竞争优势，纽约的信贷支配着一切。与其投资于美国的战后经济扩张，不如把钱贷给战后的欧洲利润要丰厚得多。以摩根和摩根集团成员本杰明·斯特朗领导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为核心，纽约金融界不遗余力地维持美国的低利率。其结果是，美国的贷款如洪水般地涌入战后的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在这些地方资本获得了比在美国本土多得多的风险收益，而伦敦和新任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国金融侵占他们的传统市场。

1924年，在银行业这一关键领域，英美之间的争斗达到了战后的白热化程度。当时，美国威胁，要进入英帝国的黄金和原材料中心，英国刚刚在二十年前通过血腥的希尔战争占领了这一地区。

1924年下半年，南非政府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美国金融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温·克姆勒任主席，专门就是否置英国于不顾而重返国际金本位制提供咨询。

直到1924年，英国仍深陷战争的灾难不能重返金本位，如果重返金本位，英国经济会遭受严重挫折，因为那时仍然有近150万英国人失业。

克姆勒告诉南非人，他们应与纽约银行建立直接的金融联系，绕开对伦敦的传统依赖。伦敦城的金融家们心知肚明，这样一来，就会为美国从经济上占领英国用军事力量取得的地区打开大门，获得了南非，就获得了世界黄金供给的主导权，进而获得世界信贷的主导权。伦敦迅速行动起来，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然而战争的伤痕远未痊癒。

在凡尔赛和会期间，美国退守新孤立主义（这一直引起很大争议），英国因此坐收渔利。当时美国国会转变了态度，不支持英国的国际联盟的想法，尽管威尔逊总统支持。经过凡尔赛和会的充分协商之后，世界新秩序的绝大多数特征已经形成。由于美国退到幕后，英国得以在欧洲、非洲和中东横冲直闯，建立起自己长期的关键性霸权。

但是，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强大的美国银行业和石油利益集团绝不会甘当孤立主义者。英国要么击溃这个威胁，要么有效地将其纳入一个新的大西洋联盟。

【英国为石油霸权而战】

凡尔赛条约墨迹未干，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就很快认识到，他们的英国盟友十分巧妙地把他们排除在战争分赃之外。通过英国秘密拥有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英国政府实际控制着新近划分的中东边界和战后的欧洲市场。

1920年4月，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召开了协约国最高理事会部长会议，拟定了对前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进行瓜分的细节。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法国总理亚历山大·米勒兰达成了圣雷莫协议，英国人让出了在美索不达米亚25％的石油开采份额，而法国则同意，在新的国际联盟保护下，美索不达米亚由英国托管。

而英国给法国的份额是从德国人那里抢来的，这些份额曾经是德意志银行在以前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的25％的股份，是凡尔赛和会战利品的一部分。

对剩下的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75％石油的开采权，通过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仍然牢牢控制在英国政府手中。法国政府成立了新的国家支持的公司——法兰西石油公司（CFP）。第二年，在法国工业家欧内斯特·梅西的领导下，法兰西石油公司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了许多新的利益。

亨利·德特丁爵士，是领导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英国人，同时也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信赖的间谍，承诺法国可以拥有毗邻法属叙利亚的一部分石油开采权，作为交换，英国牢牢控制了摩苏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未开发的巨量石油储备。

圣雷莫协议本身就是约翰·卡德曼爵士的杰作，那时，他是帝国石油政策委员会的主任，后来是英国政府所属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的领导人。卡德曼和德特丁两人私下就定下了圣雷莫协议的条款。

毫不奇怪，英国的国家石油霸权地位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根据圣雷莫石油协议，英国给予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开采出的石油总量的25％。作为交换，法国慷慨地授权英国石油公司在法属叙利亚至地中海石油港口之间铺设石油管道。

石油管道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业务都可以免除法国征税。卡德曼计算过，由于法国缺乏实质性的石油生产能力，英国必然会在整个中东的日益增长的石油财富中形成实际上的垄断。圣雷莫协议还包括一项条款，英国可以排除任何外国公司在其领地内进行开采。

此外，圣雷莫达成了一项协议，在对罗马尼亚和苏联的石油关系上，法国将与英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

这一协议的影响很快就变得明朗起来。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经济上遭受的打击大大超过了英国，圣雷莫协议似乎是伦敦获得的一个意外收获，它确保了法国对英国全球石油版图的支持，这一全球版图是以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中东地区的石油财富为中心的。

【丘吉尔及其领导下的阿拉伯局】

1921年3月，在开罗，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召集了大约40名研究近东问题的一流专家，讨论对这一地区新获得的版图进行最终政治分割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几乎囊括了所有一流的英国阿拉伯问题专家，有丘吉尔的亲密朋友劳伦斯、珀西·考克斯爵士、格特鲁德·贝尔等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成立英国殖民部中东局，取代1916年成立的阿拉伯局。根据在开罗拟定的计划，美索不达米亚被重新命名为伊拉克，由麦加的哈斯米·侯赛因·阿里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因统治。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永久驻扎伊拉克，伊拉克政府被置于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官员的有效控制之下。

1921年4月21日，美国国务院代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正式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参与中东的石油开采，英国外交大臣柯曾勋爵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发了一封简短而又粗暴的回信，声称在英国控制下的中东不允许任何美国公司进行石油开采。

圣雷莫协议点燃了英美之间对世界石油控制的激烈争夺战，并在20世纪20年代持续了整整十年。这一争夺战对形成美国和英国与苏联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关键性的最初岁月中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形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苏联先是在列宁领导之下，后来是在斯大林领导之下。

惊慌不安的美国石油集团和银行集团担心，英国正一步一步地取得全球石油的垄断权，不惜牺牲美国的利益。德特丁领导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用铁腕控制住了荷兰东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战后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巨量石油开采权。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拉丁美洲也变成了英美之间激烈争夺的焦点。

【为控制墨西哥而战】

1910年，在墨西哥湾的墨西哥沿海城市坦皮科市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储量。不久，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派军队进驻墨西哥。此举的真正目标不是墨西哥政权，而是墨西哥政权后面的英国利益。191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坦皮科港逗留期间被拘留，威尔逊总统以这件芝麻小事为借口命令美国军舰占领维拉库兹。美国海军陆战队武装登陆，强行占领墨西哥海关，其代价是20名美国人和200名墨西哥人阵亡。

他们的目标是把维克多尼奥罗·韦尔塔将军赶下台，韦尔塔将军是一手由墨西哥鹰石油公司扶上台的，并得到其财政支持。墨西哥鹰石油公司的总裁威特曼·培生是英国石油的吹鼓手，后来被英国女王封为考德雷勋爵，曾经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在为英国瓜分墨西哥石油方面与德特丁和壳牌石油有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当威尔逊派兵的时候，墨西哥鹰已经设法得到了墨西哥石油一半的开采权。

眼看就要与德国开战了，英国决定巧妙地放弃对韦尔塔政权的支持，卡兰萨将军政权的合法性立即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承认。洛克菲洛的标准石油公司为卡兰萨出枪又出钱，包括十万美元现金和大笔大笔的燃料贷款。美国石油巨头从英国石油巨头手中接管了墨西哥。当时，坦皮科的油井令全世界羡慕，塞罗·阿苏尔一口井一天的产油纪录达到20万桶。

随后，当卡兰萨开始着手维护墨西哥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时，他变成了1916年一场激烈运动的焦点，标准石油公司出钱支持游手好闲的歹徒潘科·维拉，反对卡兰萨。

就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之前不久，珀欣将军率部队被派往墨西哥执行短暂任务，但无功而返。后来，美国即将站在英国一边参与欧洲战争，英国和美国决定联手抵制卡兰萨领导下的墨西哥。对墨西哥来说，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十分幸运的是，由于战事频频，无暇他顾，这个国家暂时躲过了英美石油争霸的硝烟，成了世外桃园。卡兰萨总统继续执政。直到1920年，凡尔赛和会之后，他被暗杀。

卡兰萨留下了许多遗产，其中之一就是1917年批准的墨西哥第一部宪法，该法包括了专门一段，即第27条，规定“所有矿产、石油和所有固态、液态或气态碳氢燃料……都由国家直接所有”。非墨西哥国民获得石油开采权的唯一条件就是，承认墨西哥法律在商业事务上具有完全主权，没有来自外国政府的干预。为了墨西哥的石油，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利益集团一直在明争暗斗，十分激烈。这种争斗甚至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直到卡德纳斯政府决定，对所有外国石油股份实施国有化。这一决定引起了英美石油巨头的不满，此后的40年里，墨西哥一直受到这些石油巨头的抵制。

【英国控制石油的秘密】

在1910年墨西哥发现了大油田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英国的墨西哥鹰石油有限公司在董事会主席威特曼·培生（考德雷勋爵）的领导下，在墨西哥的石油开采市场频频亮相，重拳出击，与咄咄逼人的美国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形成抗衡。

像其他所有的英国大石油公司的经理人一样，培生也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工作。1926年，他把墨西哥鹰的权益卖给了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培生成了考德雷勋爵，他把墨西哥的石油财富组建成一家受保护的托拉斯，这就是后来的培生集团。它是伦敦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集团之一。这个集团拥有伦敦《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这样的出版媒体，在影响很大的伦敦－纽约－巴黎商业银行拉扎德福里勒中占有很大的股份。

在控制主要石油储备的全球角逐中，英国外交部、秘密情报机构和英国石油利益集团的政策，以一种十分隐蔽但却非常有效的方式相互配合着。当时，除了苏联，其他国家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英国政府还控制着庞大的私营军工企业。实际上，这些军工企业直接服务于政府的利益，即主导直致最终控制所有具有巨大石油储备的地区。其中有四家公司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全部都是英国秘密情报活动的组成部分。

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尽管它叫这个名字，已经落入英国政府代理人的秘密控制之中。荷兰人德特丁在荷属东印度的苏门答腊时，第一次认识到石油民用的潜力，后来，他升任一家小的荷兰灯油公司的总裁，这家公司名叫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专营印度尼西亚石油。

1897年，德特丁意识到，控制其贸易的海上航运期限至关重要，于是他与一家船运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他把自己的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与一家伦敦的壳牌运输与贸易公司合并。壳牌运输与贸易公司是由精明的英国运输巨头马库斯·塞缪尔（比尔斯德勋爵）建立的，他还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油轮。

德特丁的皇家荷兰公司与塞缪尔的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的合并，成为后来世界上最强大的托拉斯，当然这离不开英国政府的秘密支持。即使在美国，通过加州油田公司和俄克拉何马的罗萨那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很快成为洛克菲勒标准石油集团的竞争对手。上述两家公司完全由海外的壳牌公司拥有，却不必担心受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管制。在美国境内，反托拉斯法对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有许多限制。

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专门开采英国政府在波斯和中东的专属石油资源。

为了寻求对未来全球石油勘探的控制，英国政府还建立了另外一家关系公司，这家鲜为人知的公司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有紧密联系。这家公司名为达西勘探公司。

20世纪20年代早期，石油争夺带有鲜明的政治特征，英国的达西勘探公司就处在这一政治的中心。“达西勘探公司在中美洲或西非、中国和玻利维亚的代理人，似乎首先总是英国政府的代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评论说。

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在全球从事秘密石油战争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实体是一家名义上的加拿大公司，由一个叫奥维斯先生的人领导，名叫英控石油公司，简称BCO。如同壳牌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BCO由英国政府秘密控制。奥维斯的任务是为英国在中南美洲攫取新的重要石油省份，以抗衡美国洛克菲勒所属公司的种种图谋。

1918年，奥维斯设法让英国承认哥斯达黎加梯洛哥政府，作为回报，BCO得到了靠近巴拿马边境和重要的运河地区超过700万英亩地的石油开采权。美国拒绝承认梯洛哥政府，就在1921年，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发生了边境冲突，美国站在哥斯达黎加新政府一边进行干预，这就是外号为中美洲的“玩具战争”。哥斯达黎加新政府立即宣布，所有以前由梯洛哥政府签署的石油开采权，尤其是授予BCO的石油开采权一律无效。

美国的石油公司立即得到了大批的开采权，哥斯达黎加新政府也很快发现，他们很容易从纽约银行得到贷款，而且贷款条件十分优惠。

针对这一情况，BCO开始向南，往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市发展。1922年在入海口附近，大批高产油井被发现。奥维斯为他的英控石油公司拿下了油水最大的油井。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很快跟进，设立了全资的委内瑞拉石油开采有限公司和科朗开发公司。当然，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也很快加入了石油争夺战，成立了委内瑞拉标准石油公司。20世纪20年代早期，委内瑞拉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之一。

有英国政府的背后支持，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配合，英国石油企业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通过其石油公司控制的世界石油产量不足12％。到1925年，英国控制了世界未来的大部分石油供应。

爱德华·麦凯·埃德加爵士在1919年9月英国金融杂志《斯帕林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顾当时的整体情况：我要说，中南美洲三分之二改良过的油田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奥维斯集团其所属公司实际圈掉了加勒比海三分之二的油田，完全属于英国的，其制度安排就是为了保证该集团的所有业务永远掌握在英国手中……或者，再以壳牌集团为例，它是所有石油公司最伟大的一家公司。壳牌石油在世界每一个重要的油田都独家拥有或控制着相关业务，这些产油区包括美国、俄罗斯、墨西哥、荷属东印度、罗马尼亚、埃及、委内瑞拉、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印度、锡兰、马来群岛、中国北部和南部、暹罗、海峡定居区（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地区）和菲律宾。这一局面的优势要充分发挥出来并结出硕果，还需要再等上几年，但是最后的收益将是巨大的，这一点丝毫不容置疑……用不了多久，美国将不得不从英国公司手上买油，而且支付的美元会越来越多，因为离开了石油，她就无法生存，又不能自给自足。

但是，在1922年，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导致了多年后美英战后冲突的“停战”期。来自东方的具有威胁的新联合迫使华盛顿和伦敦形成具有全球霸权的共同治理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形成了一直延续直今的全球霸权的战略中心。我们必须到热那亚去看一看，这一事态如何促成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的事件。

这一次又是德国，无视英国的指挥棒，迫使英国与其华盛顿对手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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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步调一致 英美联手收拾德俄

〖面对苏联巨大的石油储备，英美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德国半路杀出，搅了英美人的美梦。英美联手，一方面配合西欧国家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压制德国，另一方面组建石油卡特尔——“七姊妹公司”。英美还精心密谋，为希特勒上台铺路。〗

【热那亚会议】

1922年4月16日，在热那亚的阿尔贝蒂庄园，参加战后国际经济会议的德国代表团在会上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其冲击波远及大西洋彼岸。这是一枚政治炸弹。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向包括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在内的与会各国部长宣布，德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了双边协议，协议中，苏联同意放弃向德国索要战争赔偿，条件是德国同意向苏联出口工业技术及其他事项。

拉帕洛条约，以热那亚附近的一座小村的名字命名，在那里，德国人和苏联人最终达成了一致，令参加阿尔贝蒂庄园会议的所有代表震惊。该消息立即引起了恐慌式反应，特别是与会的英国人和法国人。

热那亚会议是在英国的敦促下召开的，其目的是为了达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凡尔赛和会后英国确定的一系列战略目的。即首先是为重新建立1914年之前的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奠定基础；其次是通过邀请苏联参会，英国打算利用这次会议与苏联重修旧好。此前，苏联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挤，因为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单方拒绝偿付沙皇俄国的所有债务。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打算以任何官方形式参与热那亚会议，这就给英国更大的空间来主导这次会议。

英国向莫斯科伸出橄榄枝是别有用心的。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意在打开与俄罗斯做赚钱生意的大门，让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其他英国石油公司控制遭受战争蹂躏的巴库油田。壳牌公司的德特丁与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一唱一和，从1918年开始，向白俄反革命集团秘密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法国，买下了俄国革命前签署的开发俄罗斯巴库油田的租约，他预计遭受经济孤立和战争重创的苏联政权会很快跨台。

这系列事件正是发生在臭名昭著的洛克哈特阴谋期间，这一时期，英国驻莫斯科使节罗宾·布鲁斯·洛克哈特爵士与西德尼·雷利一起，因试图在1918年8月刺杀列宁遭到缺席审判并判处死刑。这也是英国与盟军在阿尔汉格尔登陆的时期。丘吉尔领导的殖民事务部一直都在执行一项政策，对俄国倒霉的克伦斯基政权的前战争部长鲍利斯·萨芬科夫领导的流亡政府提供支持，这位领导人声名儿狼籍，是个吗啡瘾君子。在丘吉尔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到1920年，德特丁已经向兰格尔将军和邓尼金将军、高尔察克元帅和其他将军领导的白俄反革命集团输送了巨额现金。德特丁建立了盎格鲁－高加索公司，期望拿到巴库油田的开采权。迫不急待的德特丁甚至募集资金，建立巴库的分裂主义组织，让其承诺给予德特丁石油开采权。

四年来英国政府使尽浑身解数，利用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手段，试图推翻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到1922年，英国不得不改变策略，试图介入英国看来更为务实的、列宁制定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即1921年的“新经济计划”。

【美国觊觎俄国石油】

获得开发和控制俄国大油田的垄断权，是1922年德特丁和英国的美梦，而包括洛克菲勒标准集团在内的强大的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也在做同样的梦。但是，直到1922年，英国想进入苏联的新招数看起来还是不切实际。在获得苏联石油开采权方面，英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哈里·辛克莱领导的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此时正好被牵涉进在美国爆发的“怀俄明茶壶顶海军储备”石油租约的丑闻中。

哈里·辛克莱把自己装扮成俄克拉何马“独立”的石油商人，实际上是标准石油公司和银行利益集团的一位“中间人”，在一些由标准石油公司直接出价可能会引起怀疑的市场上，往往由辛克莱出面进行投标，这样的怀疑主要是来自于英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壳牌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辛克莱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独立特行”。在辛克莱炼油公司的董事会里有小西奥多·罗斯福，他是美国前总统的儿子，其兄弟阿奇博尔德·罗斯福是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副总裁。威廉·波伊斯·汤普森也是辛克莱石油公司的董事，他还是洛克菲勒大通银行的董事，这家银行隶属于标准石油公司。

20世纪20年代初期，哈里·辛克莱与苏联代表列奥尼德·克拉辛在伦敦举行会谈。他们会谈的结果之一是，他与美国参议员阿尔伯特·法尔和阿奇博尔德·罗斯福一起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们就珍贵的巴库油田包括萨哈林岛油层的开采权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他们还将与苏联政府成立一家各占一半股权的合资公司，平等享受全球石油销售的利润。辛克莱等人同意，在项目中的投资不少于11500万美元，并且同意为俄罗斯政府申请更多的美国贷款。莫斯科知道辛克莱与美国总统哈丁和华盛顿的共和党政府关系很密切。要获得美国的贷款必须在外交上得到美国对苏联的承认，这将打破国际上对苏联的孤立。辛克莱同意并说服哈丁总统承认苏联政府。

但是，在怀俄明，一件丑闻突然浮出水面，牵涉到辛克莱、法尔，甚至哈丁总统，丑闻涉及到他们把美国政府在怀俄明茶壶顶地区利润丰厚的石油资产以租赁合同的方式授予了出去。据传闻，这件丑闻是竞争对手德特丁的壳牌集团的代表暗中唆使的。在随后的传媒丑闻和国会质询中，没人提到这一惊人的巧合，即“茶壶顶”事件发生时，正值辛克莱和美国从德特丁和英国的眼皮底下获得珍贵的巴库油田开采权。

1922年4月14日，正好在哈丁总统准备宣布与苏联外交和贸易关系正常化的节骨眼上，《华尔街日报》头版上赫然刊登了“茶壶顶”事件和哈里·辛克莱卷入其中的报道。没过一年，哈丁总统莫名其妙地暴死。柯立芝总统的继位使辛克莱和巴库项目胎死腹中，承认苏联的计划也无果而终。老辣的英国情报人员四处活动，阻挠了美国主宰苏联石油开采的企图，这一点毫无疑问。

【德俄结盟甩开英国】

这就是热那亚会议召开前的大背景，在美国做出的种种努力惨遭挫败之后，英国打算在控制苏联丰富的经济资源方面取得突破。但是，就在历时数周的热那亚会议期间，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和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签署了一个全面的条约，英国、法国或美国政府事先对此却一无所知。

拉特瑙的首选绝对不是与苏联打交道。在凡尔赛和会之后，他以德国经济重建部部长的身份，反复向英国和其他盟国政府提出建议和请求，允许德国重振其经济，这样，德国才能用出口收入来支付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重负。他的请求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雪上添霜的是，1921年英国政府对所有德国进口物资征收26％的禁止性关税，这给德国制定现实的支付战争赔款方案而做的努力进一步制造了障碍。

面对英法挥动的大棒，拉特瑙这位出生于德国著名工程师家族的后代，大型电子公司AEG的前董事局主席，决心通过发展向苏联出口重工业产品，来制定让德国工业重建的战略。

凡尔赛和会之后，在德国战后经济的废墟上，赤字财政政策一直是德国政府的一个必要的应急办法。德国中央银行实际上是用印刷钞票的方式来弥补国家赤字，20世纪20年代初期，德国的货币供给远远大于德国经济的实际产出，导致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但是，可供选择的其他办法似乎很有限，且对国家经济发展不利。

拉特瑙深知，战败本身所导致的巨额成本已经埋下了整个经济通货膨胀的祸根。到1919年，帝国马克黄金平价已掉至战前水平的一半。官方统计表明，战争造成了批发价格上涨了150％，而且黑市价格还远远高于此。为了征集战争所需资金，德国政府采取了权宜之计，向民众大量举债。而英国一直有能力从海外募集战争所需经费，特别是通过纽约的摩根公司，德国则被挡在这些主要的信贷市场之外。

而且，在战后，协约国胜利者有步骤地剥夺了德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像坦噶尼克和西南非洲这样对德国有价值的所有殖民地，也被英国接管了。通过建设巴格达铁路而打开的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市场也被拿走。德国还失去了对其钢铁工业最为宝贵的铁矿石源：阿尔萨斯－洛林及其以东地区，包括西里西亚，有着丰富的矿物和农业资源。在凡尔赛和会之后，德国失去了75％的铁矿石资源、68％的锌矿石资源和26％的煤炭资源。阿尔萨斯的纺织工业和钾盐矿也失去了。凡尔赛和会以后，它的整个海上商船队、河运船队的五分之一、渔船队的四分之一、5000辆机车、150000辆有轨电车和5000辆卡车都由协约国军队接管了。所有这些都是在德国战争赔偿的合法名义下进行的，而战争赔偿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

1921年5月，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开会，草拟了被称作“伦敦最后通牒”的德国“最终”赔款计划。该计划把德国给胜利方的战争赔款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的天文数字，甚至英国的赔款专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认为，这一数字超出德国实际能够承担的最大支付数额的三倍。赔款债务每年还要征收6％的利息。所有德国出口货物按报关价值征收26％的关税，直接支付给柏林的盟军赔款代表处。另外，还有众多苛刻的条件，包括几种作为“保金”的税。任何一笔赔款的支付方式可以由赔款委员会单方决定。

“伦敦最后通牒”并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后通牒。对于盟军方面所提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除非德国议会在六天内完全同意，否则盟军将占领并且控制德国的鲁尔工业腹心地带。毫不奇怪，德国议会以微弱多数批准接受了这一措辞极为严厉的最后通牒。

对伦敦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来说，拉帕洛条约真正引起他们警觉的是，条款中隐藏的某些含义。大量德国的机械和设备、钢铁和其他技术将被卖到苏联，用于重建和扩展巴库油田。

反过来，德国将在德国境内建设由德苏共同拥有的原油和汽油分销中心，为苏联石油打开市场，此项工作具体由德俄石油销售公司（DEROP）承担。这有利于德国摆脱英美石油利益集团的铁腕控制，自凡尔赛和会以来，英美石油利益集团完全垄断了德国的石油销售。拉特瑙从来没有拒绝过伦敦在最后赔偿通牒中的要求。但他坚持用实际的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

【军事占领鲁尔地区】

拉帕洛条约很快就引起了反应。4月18日，该条约在热那亚正式宣布两天内，德国代表团就收到了协约国的抗议，指责德国“背着”赔款委员会与苏联谈判。

1922年6月22日，拉帕洛条约公布两个月之后，德国外长拉特瑙在离开位于柏林的家时被暗杀。两名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后来被指认为拥护君主制的“C`组织”成员）被指控实施了这起谋杀，这起事件被描述为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浪潮的一部分。但是，在德国内部，舆论矛头直指“外国利益集团”，还有一些人认为，英国或者说英国的利益集团是两位凶手的幕后主谋。无论如何，著名政治家、拉帕洛条约的设计师走了，国家的根基动摇了。对拉特瑙的谋杀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前和今后遭受的恐怖袭击的开端。

在公开场合，英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法国庞加莱政府复仇政策的距离，在这一假象的掩盖下，英国已经提出了补偿要求。在1916年英法之间达成的一项秘密协议中，法国将摩苏尔地区的法属领土割让给英国。作为回报，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说过，英国向法国私下保证，只对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提出口头抗议。这非常符合英国的“均势”需要，法国充当了征服德国的急先锋。

庞加莱政权所缺的只是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1922年12月26日，在伦敦的盟国赔款委员会安排的年终会议上，法国总统庞加莱宣布，德国违反了凡尔赛条约，没有为法国的电话杆线路建设提供所需要的木材，提供的煤炭也缺斤短两，而这些是条约里明确规定的。

【德国恶性通胀的真正起因】

拉特瑙被杀之后，由于对德国政治稳定的信心下降至凡尔赛和会以来的最低点，到1922年7月，在国际市场上，金马克与美元的比率降为1美元兑换493马克。帝国银行开始大量增加货币供应，以近乎疯狂的方式满足尚未支付给英国的赔款要求，与此同时，维持就业，加强国内出口工业，以满足赔款要求。到当年12月，马克降到了1美元兑换7592马克的警戒水平。

1923年1月9日，赔款委员会以31的投票结果（在正式的记录中英国反对，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新成立的墨索里尼政府）通过决议，认为，德国没有履行好赔付义务，1月11日，庞加莱命令法国军队开进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埃森和其他城市，强行占领了这一地区。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军队也象征性地参加了这一行动。英国假惺惺地谴责了这一占领行为，尽管1921年她曾威胁要采取同样的行动。

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反应，德国政府号召全体公民进行全面的消极抵抗。德国政府命令所有的官员，包括帝国银行职员，不执行占领当局发布的任何命令，工人不要到鲁尔的工厂和钢铁厂去上班。为了帮助罢工矿工和其他工人家庭，政府只能借助于扩大货币印刷。被占领的区域仅100公里长，约50公里宽，人口也只占德国人口的10％，但这个地区的煤炭、铁和钢的产量占德国总产量的80％，货运量占德国全部货运的70％，法国的占领造成了德国工业活动的停滞不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年底，尽管法国军队和工程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整个鲁尔区的生产也只及1922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段时间超过15万德国人被迫离开被占领的鲁尔工业区，约400人被杀，2000多人受伤。

德国人的抵抗给经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压力。法国占领军切断了鲁尔工业区与德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德国各银行和帝国银行分支机构的资金，工厂和矿山的存货，奇∨書∨網全部都被占领军控制。抵抗期间，德国停止了对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所有赔款偿付，对英国的赔款则不折不扣地交付了。

其结果是，德国的货币体系遭到了彻底破坏。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到1922年底，当法国庞加莱政府打算强行实施军事占领的意图变得十分明显时，马克的价值开始下降。到1月份鲁尔区被占领后，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已经降为180001。5月份之前，帝国银行采取了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才将货币维持在原有水平上。到5月，鲁尔的经济损失如此巨大，柏林不得不放弃拯救货币的努力。

从那以后，局面完全失控。到7月，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呈指数下降，降到了353000：1；到8月，这一指数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4620000：1。这一跌势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对美元的比价指数达到了42000亿：1。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经过几个月的滞后期，德国的批发价格也开始反映出货币的崩溃。以1922年7月拉特瑙被刺杀后不久的价格指数水平为100，到1923年1月底，鲁尔区被占领时，价格指数涨了将近30倍，达到2785。7月，价格指数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74787，而一年前仅为100！9月，更是达到了23949000高点，最后到11月达到750000000000。所有人的存款全部变成了废纸。生活水平急剧下滑。一开始还有几个巨富，但绝大多数人彻底陷入了贫困。政府债券、抵押贷款、银行存款——所有这些都变得一钱不值。国家赖以稳定的中间阶层都成了贫民。

到1923年9月，由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领导的联合政府命令结束消极抵抗。1923年11月，德国政府与法国和其他占领军签署了一份正式协议。此时恶性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最高峰。签署这一协议只是德国为获得略有希望的援助而做出的缓兵之计。

1923年10月，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斯·休斯（曾任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律师），向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提交了一份新的计划书，建议继续维持巨额赔款偿付，这种赔款自1922年4月拉帕洛危机以来一直摇摆不定。休斯说服总统，赢得了对与摩根集团有联系的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将军的一项任命，这个人劣迹斑斑，曾收受过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的贿赂。

道威斯后来成为道威斯委员会的主席，他于1924年4月9日向盟国赔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计划。这个计划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包括精疲力竭的德国政府。5月，法国的庞加莱在选举中失败，赫里欧领导的内阁立即对道威斯的赔偿计划表示同意。9月1日，道威斯赔偿计划正式开始实施。道威斯计划第一次表明，凡尔赛后期，英美人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致的方式加强合作。英国人精明地认为，让美国人做舞台的主角更好，与此同时，英国人仍然保持对美国政策强大的影响。

道威斯计划是英美银行集团对德国财政和金融进行全面控制的再次加强。它比庞加莱的士兵要有效得多，但是只有以军事干预和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为条件才能保证其实施。

1923年11月，德国银行家雅尔玛·沙赫特被任命为货币局局长。这一段时期，沙赫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沟通频繁，沙赫特实施了地产抵押马克，这是一次以虚构的申报不动产为依托，促进马克稳定的尝试。11月20日，地产抵押马克稳定计划公布的那天，帝国银行总裁鲁道夫·哈维斯顿去世了（从1908年开始，他就一直是帝国银行的头），这只是一系列此类重大事件的开端。德国总理斯特莱斯曼和财政大臣鲁道夫·希法亭曾经几次尝试解除哈维斯顿的职务。个中原因很快就水落石出。

1923年12月4日，帝国银行的行长会议以压倒多数投票选举卡尔·赫尔弗里希作为帝国银行行长，接替去世的哈维斯顿。赫尔弗里希曾是德意志银行的前董事、战前巴格达铁路项目的总设计师。斯特莱斯曼及其政府却还有更好的人选。在1923年12月18日，斯特莱斯曼的意中人、英美摩根利益集团的朋友沙赫特被任命为帝国银行行长。实施道威斯计划的障碍已经扫清。几个月后，赫尔弗里希在一起可疑的列车车祸中丧生。

根据道威斯计划，德国要在至1929年的五年内付清赔款。但是至1929年末，德国的欠款反而比赔付开始时还要多。这就是由伦敦和纽约主导的国际银行财团有组织的抢劫阴谋。在德国还设立了特别基金作为对赔款支付的担保。在柏林，英美银行还安排了一个赔款总代理人，专门为他们收受赔款，这个人叫帕克·吉尔伯特，此人是摩根的合伙人，也是欧文·杨的门生。由于没有任何风险，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开始为德国提供巨额贷款，于是资金便以赔款的形式，加上佣金和利息，又源源不断地回流进伦敦和纽约的银行，这真是一笔好买卖。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信贷金字塔，而塔尖上先是坐着伦敦的银行，后来是纽约的银行。

1924～1931年，德国共支付了10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但从海外却借了186亿马克。1923年后，在蒙塔古·诺曼和他在德国帝国银行的同行沙赫特的指挥下，德国的战后恢复全部被英美的借款所控制。此时英美对拉帕洛条约会扰乱英美秩序的担心荡然无存，但是1929年当源源不断从纽约和伦敦的银行流入德国以维持赔款的信贷突然中止时，整个金字塔坍塌了。

【英美的“红线协议”】

至此，英美之间主宰世界金融和经济事务的权力争夺已息事宁人。引发世界十多年动荡的石油战争，也最终“停火”，正是这一背景，导致了一个更具影响力的英美石油卡特尔的建立，这个卡特尔俗称“七姊妹”。1927年，在壳牌石油公司亨利·德特丁爵士的苏格兰城堡阿奇纳卡里，和平协议正式签订。代表英国政府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现为BP石油公司）的约翰·卡德曼和洛克菲勒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即埃克森公司）的总裁瓦特·提哥以打猎为名作掩护，达成了建立现代历史上最强大的经济卡特尔的协议。

他们的秘密协议正式称为1928年“既成事实”协议，或称为阿奇纳卡里协议。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巨头同意接受现有的市场划分和份额，同意制定保密的世界石油卡特尔价格，同意停止破坏性竞争和打了十年的价格战。两国政府在同一年批准了这一私人协议，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红线协议”。从此以后，英美人控制世界石油储备的霸权便形成了，少有中断。任何企图打破这一霸权的尝试都遭到了无情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1927年，英国和被削弱的法国同意让美国人进入中东，并且对战时的秘密协议进行了修改以反映这一变化。从达达尼尔海峡往下穿过巴勒斯坦到也门，往上直到波斯湾，划了一条红线。区域内包括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红线内，三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划定了大部分延续至今的利益版图。在伊拉克，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集团和法国的法兰西石油公司（它“得到”了1914年以来原属德意志银行的土耳其石油公司的份额），洛克菲勒集团获得了伊拉克油田75年的垄断开发权。科威特的油田则分给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美国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

到1932年时，英美的七大公司全部成为阿奇纳卡里卡特尔的组成部分。这七家公司是：埃索（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孚（纽约标准石油）、海湾石油、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雪佛兰），以及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

随后，卡特尔制定了对付非卡特尔公司（他们称为“局外人”）的战略。根据卡特尔的协议条款：（卡特尔）认识到，应该将不受控制的经销渠道转变成受控制的渠道；基于这个考虑，建议“既定事实”协议各方（即阿奇纳卡里卡特尔成员公司）收购“既定事实”协议各方之外的活跃于市场上的分销公司，这样可以提高市场的稳定性。

卡特尔也做好了对付不听话“局外人”公司的准备，这一点很快变得清晰了。

毫无疑问，英美“特别关系”的脊梁是由对石油的控制支撑起来的。要采取哪些新行动，到目前为止，也一目了然。

【英国的“希特勒计划”】

凡尔赛和会以后，国际货币秩序一直不稳定，这一贷货币秩序是由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强加给中欧战败国的，这一秩序在1929年突然中止了。蒙塔古·诺曼，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行长，酿成了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的崩溃。诺曼要求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提高美国的利率水平。哈里逊顺从了，随后几个月内，美国历史上最剧烈的金融和经济崩溃便接踵而来。

到1931年初，蒙塔古·诺曼和英国方面一小撮人，就谋划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中欧的政治状态。当时，奥地利最大的银行机构是维也纳信贷银行。在20年代期间，维也纳信贷银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的分支机构密切合作，通过收购存在麻烦的小银行而壮大起来。1929年10月，在股票市场暴跌的时候，当局要求维也纳工商信贷银行接管维也纳房地产信托银行，一次最大的并购案被强加给了维也纳信贷银行。前些年，维也纳房地产信托银行也吞并过几家遇到麻烦的银行。

1931年初，在人们的印象中，维也纳信贷银行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银行之一。实际上，它已病入膏肓。由英国、法国和美国通过《凡尔赛条约》强加于人的苛刻条件肢解了奥匈帝国，切断了奥地利经济与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有价值的经济联系和原材料供应。奥地利的工业经济再也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奥地利工业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陈旧的设备，还有还不清的巨额战争贷款。奥地利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环境把大部分涉临崩溃的奥地利工业拱手交给了不断扩大的信贷银行手中。

因此，1931年年初以前，整个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信贷银行，是国际资金信贷链条上薄弱的一环，这个链条是在纽约的摩根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伦敦的银行联手打下的不健康的基础之上打造而成的。维也纳信贷银行并不能从处于不景气的奥地利经济中获得足够的资本，来支持其经营活动，只得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来自伦敦和纽约的短期贷款。对维也纳信贷银行来说，英格兰银行就是一个重要的贷款方。

1931年3月，法国政府和法国外交部长布兰德宣布，坚决反对柏林和维也纳为缔结奥德贸易和海关联盟而宣布进行的谈判，但是这一企图抑制几个月前发生在美国、正在全球蔓延的经济萧条的努力为时已晚。

据报道，法国命令它的银行削减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短期贷款，以此给奥地利政府施压。接下来的5月，随着维也纳新闻界曝出维也纳信贷银行遭到挤兑的谣言，震撼整个欧洲的信用危机爆发了。奥地利国家银行，最终是整个奥地利，被迫倾全力解维也纳信贷银行之危，这酿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后来的分析表明，其实危机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严重的程度。某些实力强大的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家这样做的意图是，准备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发动一次重大改变。到20世纪20年代，英美一小撮权贵已决定支持德国走激进的道路。

摩根的银行家们已经证明，用自上而下的政治解决方案来确保银行贷款的偿还十分奏效，当时他们将国外信贷贷给了意大利政治强人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25年11月，意大利财政部长米苏拉塔宣布，墨索里尼政府已就向英美偿还意大利应付的凡尔赛战争赔款达成一致，一周之后，摩根公司（墨索里尼政府在美国的金融代理），宣布向意大利提供关键性的1亿美元贷款，以稳定意大利里拉。

实际上，摩根已决定为巩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而出力。在摩根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敦促下，米苏拉塔于1926年建立了意大利中央银行——意大利银行，用来控制国家的货币政策，进一步确保对外国债务的偿还。墨索里尼向世人表明，他在调教意大利工会、降低工资并实行有效的紧缩政策，以保证外国银行的借贷方面，是一个铁腕人物，或许纽约的摩根家族是这么想的。

当时控制美国货币政策的人是前摩根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他也是英国中央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斯特朗与米苏内塔和意大利银行行长波纳尔多·斯琴赫进行了会面，确定意大利“稳定”计划的最后细节。20世纪20年代，还是这帮有权有势的人十分有效地组织起来，实施对欧洲大陆从波兰到罗马尼亚等多数国家的经济控制，他们包括摩根公司、蒙塔古·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他们的借口是建立“有信用”的国家政策，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早期雏形。纽约银行充当了借贷的巨额短期资金来源，英格兰银行与英国外交部一起，为政策的实施提供政治经验。

20世纪20年代，德国是让这帮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人）最费心思的国家。1923年，他们成功地将雅尔玛·沙赫特推上帝国银行总裁的宝座之后，沙赫特立即加紧了对摩根公司起草的道威斯还款计划的实施，20年代德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伦敦和纽约银行以及他们在巴黎的合作伙伴。对于这些银行来说，给德国的这些短期贷款是当时整个世界金融市场上最赚钱的买卖。对许多德国银行来说，包括第四大银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达纳特银行），已经对纽约和伦敦的短期资本借贷产生了实质性依赖，尽管利率很高，带有惩罚性质。20年代早期，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极大地破坏了德国的几家主要银行的资本和储备。20年代末期德国银行的借贷扩张，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小额资本基础之上的，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欠债不还和其他危机。当1929～1930年纽约股市崩溃的时候，德国的情况在主要欧洲工业国中独一无二。它在这些短期债务中欠外国银行的借款总额估计为160亿帝国马克。

这是一种不健康的银行业务结构，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彻底崩溃。引起风吹草动的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英格兰银行。1929年，它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提高利率，而此前的两年时间里，它们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推动了史无前例的股市投机。由于预计到纽约股市和伦敦市场会崩盘，美国和英国银行开始从德国和奥地利大规模地撤回资金。1931年5月13日，炸弹引信被点燃了。

就在那天，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法国人决定对奥地利与德国谈判组建关税同盟的行为实施货币惩罚。维也纳信贷银行是一家与法国银行业有紧密联系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当法国资金从奥地利抽回时，脆弱的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这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在奥地利约70％的工业中占有很大利益。为了防止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挤兑，奥地利银行抽回所有存在德国银行里的资金。信贷银行成了引发整个中欧银行多米诺崩溃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在奥地利和德国，接踵而至的银行危机、经济萧条和相关的一系列悲剧性事态发展，都是由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以及摩根家族和他们在华尔街的朋友们一手周密策划和导演的。他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即削减所有对德国的贷款，而在早期阶段，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一点点滚动资金，都可能防止危机失控。

相反，资本开始大量流出德国。在蒙塔古·诺曼和乔治·哈里逊的要求下，新的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唯唯诺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德国大银行的崩溃。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的直接后果导致德国达纳特银行运转失灵。对于严重依赖外国贷款的达纳特银行来说，当年5月损失了几乎1亿马克的存款。接下来的一个月，达纳特银行又损失了8.48亿马克，是它全部存款的40％。与此同时，德累斯顿银行损失了10％的存款，就连德意志银行也损失了8％的存款。到6月末，银行家信托公司——一家摩根家族银行——削减了对德意志银行的贷款。

哈里逊要求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实施严格的信贷紧缩政策，收紧德国的资本市场，声称这是阻止外资流出的唯一办法。接踵而至的是德国银行体系的全面崩溃，德国工业陷入了可想而知的最严重的萧条之中。

蒙塔古·诺曼支持哈里逊指责德国是这次危机的祸首，后来法国银行行长也加入了进来。尽管德国布鲁宁政府作了最后的努力去说服路德，要求他向其他中央银行寻求紧急稳定信贷来遏制这场全国性的银行危机，但是遭到了路德的拒绝。当路德最后不得不让步，请求蒙塔古·诺曼帮忙时，却吃了闭门羹。结果，德国找不到一家借贷银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到1931年7月，也就是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大约两个月后，德国资本外流的闸门打开了，巴塞尔的《民族报》报道说，达纳特银行陷入“困境”，在这个一触即发的关头，这一报道足以引发对这家银行的全面挤兑恐慌。达纳特银行的主席戈尔德施密特后来谴责说，帝国银行带有歧视性的信贷比例分配，有针对性地造成了他的银行倒闭。1931年冬天到1932年，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危机和工业崩溃造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德国“一百年来最寒冷的严冬”。这为激进的政治选择提供了温床。

1930年3月，在英美银行家强行断绝对德国的信贷之前几个月的时间里，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提交了辞职报告，这让德国政府倍感意外。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是，瑞典实业家和金融家伊瓦尔·克吕格（瑞典著名的“火柴大王”）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贷款五亿帝国马克作为紧急稳定信贷的建议。在伦敦和纽约银行取消了对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贷款后，克吕格和他的美国伙伴李·希金森银行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贷款人。但是，克吕格1930年初的贷款提议对蒙塔古·诺曼的朋友们的长期战略具有爆炸性的、不可接受的政治影响。德国财政部长鲁道夫·希法亭敦促沙赫特接受克吕格的贷款，在道威斯赔款计划设定的条件下，所有外国贷款必须经沙赫特批准。但沙赫特拒绝了，3月6日他向帝国总统冯·兴登堡递交了辞呈。其时沙赫特另有打算。

大约几个月之后，人们发现克吕格死在巴黎的酒店里。正式验尸登记的死亡原因是自杀。但几十年后，瑞士研究人员经过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克吕格死于谋杀。尽管实际的细节将永远随着克吕格之死而一同埋葬，但从克吕格的死亡中得利最大的仍然是伦敦和纽约的某些人。克吕格的死亡同时终结了德国自救的希望。德国从国际上获得贷款的渠道被彻底堵死了。

从帝国银行辞职后，沙赫特一点儿也没闲着。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为一个人募集资金上，这个人是他和他的朋友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看好的人，一个将把德国再次带进危机的人。

自1926年后，沙赫特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的秘密支持者。在辞去帝国银行的职务后，沙赫特在实力强大而又心存疑虑的德国工业领袖（主要是鲁尔地区的“产业大亨”）与外国金融领袖（特别是英国的诺曼勋爵）之间充当了主要联络人的角色。

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的政策是制定“希特勒计划”，对于这一计划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在一次相关的私人讨论中，英国精锐部队特种航空大队的创始人、空军上校大卫·斯特林这样说道，“我们英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我们以为可以挑动德意志帝国去反对俄罗斯帝国，让他们彼此争斗，两败俱伤。”

英国对希特勒计划的支持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此人因1938年慕尼黑绥靖协定而臭名昭著，该协定导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菲利普·克尔（后来的洛锡安勋爵）（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塞西尔·罗得斯圆桌会议成员）是张伯伦首相过从密切的顾问。像比弗布鲁克勋爵一样，洛锡安勋爵支持将希特勒方案纳入英国上层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克里夫顿计划，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当时英国新闻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控制着发行量极大的《每日快报》和《晚间标准报》。但是，或许当时在英国，对希特勒表示支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威尔士王子，他于1936年年初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同年年底退位，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希特勒。

某些重量级当权派对希特勒的图谋心知肚明。在纳粹运动的早期阶段，华尔街和美国国务院的圈内人物就获得了许多情报。甚至在1923年倒霉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之前，当时作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占领德国的、美国国务院驻慕尼黑官员罗伯特·墨菲通过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曾亲自会见过年轻的希特勒。墨菲后来成为战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伯尔尼墨菲曾经在艾伦·杜勒斯手下工作，负责收集德国的情报。墨菲当时正与美国政府另一位有影响的官员杜鲁门·史密斯一起在慕尼黑，史密斯的任务是为占领德国的美国军队收集情报。

史密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回忆起他1922年下半年到达慕尼黑的情形：就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问题，我与驻慕尼黑领事罗伯特·墨菲先生（后来成为非常卓越的美国大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巴伐利亚王储鲁珀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后来成为纳粹党的政治哲学家）谈了很长时间。在这次访问期间，我还经常见到出自慕尼黑艺术名门、外号叫“普奇”的恩斯特·汉福斯滕格尔。“普奇”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外事新闻主管……我与希特勒的会见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在慕尼黑保留的日记表明，我被希特勒的个性深深打动，并且认为他有可能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922年11月，在写给华盛顿上司们的报告中，史密斯就希特勒小团体的评价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提到希特勒，史密斯认为：他的基本目标是推翻马克思主义……赢得劳工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财产理想的支持……政党利益的冲突已经表明，通过民主把德国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已经没有可能。

他的目标是通过非议会方式建立国家独裁。一旦目标实现，他要求把战争赔款降至一个合理的数额，如果就合理的数额达成协议，就必须分毫不差地进行偿付，这事关国家的荣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独裁者必须引入普适的赔款服务机制并动用国家的力量强制执行。在实施期间，他的权力不能受到任何立法机关或议会的阻挠……

为确保华盛顿军事情报局的同事能掌握要点，史密斯补充了他个人对希特勒的评价：“在私下的交谈中，他展现出富有说服力和逻辑性的演讲魅力，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热情，即便是中立的听众也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931年深秋，有一个人从德国来到了位于伦敦利物浦大街的地铁站。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罗森伯格会见了伦敦《泰晤士报》的总编辑杰弗里·道森。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晤士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正面的国际宣传。但是，1931年罗森伯格第一次英格兰之行期间的最重要的活动是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会面，诺曼是当时国际金融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据他最信任的私人秘书透露，诺曼最恨法国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诺曼和罗森伯格发现，他们谈得十分融洽。把罗森伯格介绍给诺曼的中间人是沙赫特。从1924年第一次见面，沙赫特与诺曼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45年诺曼去世。

在与伦敦施罗德银行的一位领导人会面之后，罗森伯格结束了他具有重大意义的伦敦之行。伦敦施罗德银行是纽约施罗德银行和科隆的一家私人银行的分支机构，这家私人银行便是冯·施罗德男爵的斯泰因银行。罗森伯格所见的伦敦施罗德银行的领导人名叫蒂阿克斯，他也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和蒙塔古·诺曼的密友。

1931年后，当沙赫特与冯·施罗德男爵找到德国工业和金融界领袖人物寻求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时，这些紧张而又心怀疑虑的德国实业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国际金融界，特别是蒙塔古·诺曼，对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政府的前途怎么看？”如果希特勒上台，诺曼乐意向德国提供金融信贷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1930年大选的关键时刻，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义工人党仅有600万多一点的选票，蒙塔古·诺曼、蒂阿克斯和伦敦朋友的国际支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32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男爵的科隆庄园，阿道夫·希特勒、冯·巴本和科隆银行家冯·施罗德等人密谋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提供资金支持，一直到希特勒按计划掌权为止。当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已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希特勒和冯·巴本在1933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的科隆庄园还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他们最终敲定了一项计划，推翻软弱的斯内切政府，建立一个右翼联合政府。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

1933年5月，作为希特勒新政府的核心人物，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最后一次访问了伦敦。他直接来到了亨利·德特丁爵士位于爱斯科特赛马场附近巴克赫斯特公园的乡村别墅，德特丁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人。根据英国新闻界的说法，他们两人进行了热烈而重要的交谈。罗森伯格在1931年访问伦敦时第一次与德特丁见面。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为其提供支持。虽然细节是保密的，但是当天的英国媒体报道十分肯定地说，在早期关键时期，德特丁为希特勒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

在1931年的关键时期，诺曼和英格兰银行坚决拒绝为德国提供哪怕是一分钱的贷款，因此导致了金融和失业危机，使得像希特勒这样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在德国领导层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1933年上半年，希特勒刚刚巩固了权力，就是这个蒙塔古·诺曼又急不可耐地投之以李，向希特勒政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英格兰银行的贷款。1934年5月，诺曼对柏林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访问，为新政府的金融稳定作进一步的秘密安排。作为回报，希特勒安排诺曼的好朋友沙赫特当上了经济部长，同时兼任帝国银行行长。直到1939年，帝国银行行长一职一直由沙赫特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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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排兵布阵 建立英美石油美元秩序

〖二战后，英美利用石油与金融的联姻，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为了对抗日益强大的英美石油卡特尔，各国纷纷采用国有模式经营石油产业，加强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

【战争催生的新帝国】

1945年，经过一场席卷全球、夺去5500多万人生命的六年战争，世界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对世界广大地区，特别是东欧和南半球不发达地区来说，1945年只不过是向一场新式漫长战争的过渡，这场持久战通常体现为经济战。

1919年，凡尔赛和会之后，英帝国达到发展的巅峰，她统治了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一，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仅仅30年之后，到了1949年，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独立的呼声，英帝国正面临分崩离析。她正处在也许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没有经历过的动荡痛苦之中。

1946年2月，皇家印度海军发生叛乱，由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领导的英国战后工党政府任命缅甸伯爵蒙巴顿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其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撤出英国的军队和政府管理机构。在到达印度之后五个月，也就是1947年8月15日，蒙巴顿把印度次大陆分成了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东、西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大部分。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英国正式放弃了对非洲、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大部分殖民地的控制权。这并不是因为她大发慈悲或是对殖民地人民自决原则的突发热情，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一趋势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战后对海外领地管理的全新形式。

战争的结果是，构成英国金融强权基础的贸易体制不复存在。大量的海外投资被出卖，用于支付战争费用。英国的国家债务扶摇直上。在国内，工厂残破，设备陈旧，甚至连电力供应都不能保证；房屋破败，人口减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出口只有战前1938年的31％。

“二战”期间，英国完全依靠美国的战后支援。美国人，或者说东海岸利益集团中主张向外扩张的人士认识到，要想成为战后的世界统治者，美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英国的合作及其统治世界的知识。一战前由洛锡安勋爵、米尔纳勋爵、塞西尔·罗得斯等前文提到的“圆桌骑士”定义，经长期讨论形成的帝国新概念，很快变成了现实。1945年之后，英国只能通过发展和加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对世界发挥间接影响。

在凡尔赛和约之后，英美两国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栽培某种特殊关系的种子，英美两国分别成立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纽约外交关系理事会，作为讨论战略政策的管道。

战争期间，合作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英国和美国都同意军事指挥的一体化，同时，羽翼未丰的美国情报系统在战略情报局（OSS）的领导下，与英国特种行动局（SOE）合作，在伦敦指挥中心的指挥下一起工作。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出现，美国秘密政府机构的整个布署，都是战时与英国合作的直接结果。这对随后的美国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悲剧性的。

战争刚结束，英国就介入美国国内的讨论，这成了影响美国能源和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在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最高级别动议中，温斯顿·丘吉尔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的富尔顿，在1946年3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人们大都没有想到的政策收获是，丘吉尔精心准备的花言巧语保住了英国在战后的地位。本来，斯大林已经做好了放弃战争时期与丘吉尔、罗斯福达成的一系列协议的准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丘吉尔访问富尔顿的目的，是说服天真而缺少经验的美国总统发展美英的特殊关系。

在此次非同寻常的访问之后不久，丘吉尔这位前首相便扭转了局势，英国已经掌握了明显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杜鲁门总统玩扑克牌时，他故意输掉了75美元。中央情报局的原型就是建立在伦敦训练的战略情报局战时网络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国防政策也是以美英共享情报和军事国防机密为基础。杜鲁门开始清除其政府内任何反英的因素，最有名的是农业部长和反英派人员亨利·华莱士。在许多关键领域，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恢复了紧密的合作。

【石油与美元联姻】

英美石油利益集团首先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由参加1944年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英美谈判者打造的战后经济和金融“世界新秩序”安排最终协议中，英美在世界石油业中的霸权地位使她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的主要人物是英国财政部部长凯恩斯爵士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一旦产生支付平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捐赠是可资使用的紧急储备；世界银行向成员国政府发放大数额的公共项目贷款；关贸总协定则用来建立一个可控制的“自由贸易”。

但是，为了确保战后英美在世界货币与贸易事务上的霸权，凯恩斯和他的美国同仁们还设计了一些极富技术性的条款。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的实际投票权控制在美国和英国手中；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所谓的金本位交换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每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美元。反过来，美元与黄金的比值设定为35美元/盎司，这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设定的，当时正处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和世界大战的前夕。

战争期间，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已经集聚了世界各国的官方黄金储备，数量巨大，而且由于战争的破坏，美元以强势货币的面貌出现，受到世界最强势的经济支撑，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质疑战后的美元标准。

对布雷顿森林货币秩序几乎毫无抱怨的是美国的大石油公司，如标准石油集团的洛克菲勒公司和匹兹堡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它们在取得中东特别是沙特的石油开采权中得到了大头。由于罗斯福总统充满智慧的外交和丘吉尔的疏忽，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脱离了英国的控制。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于1943年从罗斯福总统手中得到了一份土地租借协议，这是前所未有的，是美国为确保沙特战后对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保持亲善所作出的一种姿态。

罗斯福的这一举动是哈罗德·伊克斯建议的。当时，伊克斯是美国国防部的石油协调人。1942年12月，美国国务院指出，“我们最坚定的信念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开发应当体现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第一次把国家安全与一个相距万里的海湾沙漠王国的命运正式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最后一次。国务院的战略家们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至少在一些关键领域，应当更像一个帝国，就像英国一样，要对远离本土的战略利益进行控制，这应当成为美国战后权力的支柱。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其他美国人很少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更渴望的是尽快从萧条和战争中恢复过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美国的战后石油霸权】

人们很少注意到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中石油的重要作用，该计划以其设计者、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从1947年开始，西欧的欧洲复兴计划受援国的最大单项支出就是利用援助美元购买石油，而这些石油主要是由美国公司供给的。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记录，美国用于马歇尔援助的美元中，大约10％因为购买石油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

战争结束时，美国石油产业已经变得跟英国石油公司一样，具有国际公司的架势。它们主要的石油资源位于委内瑞拉、中东等遥远的地区。战后，人们将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索可尼－威康姆石油公司（美孚）、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和海湾石油五大石油公司称为“石油巨头”，它们决定采取行动对欧洲的战后石油市场进行绝对控制。

战争使欧洲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德国失去了东部煤田的储备，西部地区的煤产量只有战前的40％。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英国的煤产量下降了20％。在丘吉尔定义的铁幕下，由于不能进入西欧市场，东欧的石油产量也下降了。1947年，一半的西欧石油是由五家美国石油公司供给的。

美国的石油大佬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好机会。尽管有时国会会过问，一些中级官员也会抗议，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还是明显被滥用了，“石油巨头”迫使欧洲支付高昂的价格，非常高昂的价格。这一价格高出1945～1948年欧洲石油价格的一倍，从1.05美元/桶涨到2.22美元/桶。虽然油是来自并不昂贵的中东油田，但运费却是经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复杂公式计算出来的，与加勒比海运往欧洲的运费挂钩，远远高于成本。

即便在欧洲市场内部，石油成本差别也是巨大的。希腊被迫支付每吨燃料油83美元，同样的燃料油英国只支付395美元/吨。另外，在华盛顿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公司拒绝使用马歇尔计划中的美元建设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石油巨头”对战后欧洲的控制。

当两家主要的英国石油公司——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恢复了它们的生产能力，美国的五家公司不得不扩展为七家公司，共同瓜分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石油市场。到20世纪50年代，英美石油公司的地位无人匹敌。它们控制了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中东石油供应，控制了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市场。

在20世纪50年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石油似乎成了常用品。通过把石油销往世界新的市场，石油公司赚进了大把大把的美元。当时的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在艾森豪威尔“国防高速公路法”的指引下，美国把亿万美元的税收投向全国范围内的现代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理由是，一旦苏联发动核战争，可以利用高速公路系统从城市撤离。尽管铁路相对于节能效率不高的汽车具有优势，但铁路基础设施还是被忽略并且任其朽坏。这个时期正是底特律一家主要汽车公司的前董事长威尔逊当国防部长的时候，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只要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好处就是对美国有好处。”他还应该再补上一句话：对埃克森、德士古和石油老板们也有好处。石油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商品。

【石油与纽约银行集团——石油战争】

美国主要石油公司战后对全球市场这种异乎导常的掠夺，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结果是，与石油联系紧密的纽约银行集团的国际垄断力也得到了相应增强。从20世纪20年代的“道威斯赔偿”贷款和有关借款时期开始，纽约银行逐渐将业务从国内金融领域转向了国际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石油公司占据了国际石油供给中最大的份额，纽约银行也从世界石油贸易的资本流动中得到了无穷的好处。为了保住这些优势，强大的纽约银行发挥了影响力，修改了由凯恩斯和德克斯特设计的布雷顿森林计划。

20世纪50年代初，纽约银行界掀起一股不太引人关注的合并波浪，这对增强银行业的国内政治和金融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1955年，洛克菲勒的大通国民银行与曼哈顿银行和布朗克斯县信托公司合并建立大通曼哈顿银行。国民城市银行也和大通银行一样，与标准石油集团的国际业务有密切联系，它收购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改组成了第一国民城市银行，也就是后来的花旗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收购公共银行和信托、名士担保和信托及几家小的地区银行，形成另一个强大集团。与此同时，化学银行和信托与玉米交易银行、纽约银行信托公司合并成立纽约第三大银行集团——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也与标准石油有密切联系。同一时期，J.P.摩根与担保信托公司合并成立了摩根担保信托公司成为第五大银行。

战后，美国银行业出现了卡特尔化，金融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家纽约银行手中，这些银行都以国际石油市场和政策为导向，这种趋势的直接后果是，其后30多年的美国金融史，各方面的政策和国际政策都打上了纽约银行的烙印，唯一的例外就是没有为越南战争的财政赤字提供过资金。

纽约银行具有国际导向的传统，但与以往相比，这次它们拥有了对国际金融领域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它们的影响力类似于伦敦的老牌帝国银行集团如米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到了1961年，集中到五家最大的纽约银行的存款是整个纽约市区所有存款的75％，而纽约市区又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区。

在20世纪50年代，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影响力日渐提高，其会员资格也反映出上述金融和经济实力的集中。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是华尔街律师约翰·迈克洛伊，他同时也是大通银行董事长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利益集团的前任律师。

20世纪50年代早期，多数美国人只是模糊地认识到，经济和金融大权集中到少数纽约银行、公司和有关律师事务所手中并不是好事，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不要落到了伦敦的英国兄弟手上。美国社会正沿着英国“非正式帝国”的路线被重塑，主要是以控制金融、原材料和国际贸易条件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和工业进步为基础，而后者才是美国的传统。

【挑战英美石油利益的伊朗人】

20世纪50年代，尽管英国似乎从很多方面失去了其帝国时期的威风，但她仍牢牢控制着殖民地重新组合的优先权。她不是把一切押在维持远至印度的正式的庞大帝国，而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有能力控制世界石油和战略原材料的帝国，而且更具有盈利能力。因此，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成为英国的战略重点，大量的中东石油通过这里流入欧洲，据此要地，英国可以维护在中东特别是伊朗的利益。在伊朗，英国政府通过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维持对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前途的控制，尽管有世界大战的压力。

早在威廉。诺克斯。达西年代（在前面已谈到），也就是1901～1902年间，英国就在不遗余力地取得对波斯地区石油的垄断权，为了控制伊朗石油，英国像老虎觅食一样在这一地区四处奔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扮演了一个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角色，她说服苏联的斯大林加入入侵伊朗的行列，其说辞是，这个中立国家出现德国工程师，本身就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1941年8月，英苏军队占领伊朗一个月后，伊朗国王被迫让位给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正因为如此，巴列维国王能够接受英苏的军事占领。

后来得到小股美国军队补充的英国占领军，得知战时“盟国”苏联征用由苏联军队占领的伊朗北部地区大部分的食品时，却坐视不管。数以万计的伊朗人死于饥饿，而十万俄罗斯军人和七万英国及印度军人却优先得到补给。在伊朗各地伤寒肆虐，哀鸿遍野。运输英美租赁物资的火车经过伊朗铁路去了俄罗斯。在1944～1945年的严冬，由于取暖用油匮乏，成千上万人的被冻死。在这个时期，英国的政策是使伊朗民族主义者和政府全面蒙羞，并鼓动伊朗国内的迷信和封建主义情绪。

伊朗政府急切寻求第三方的支援，请求美国提供援助。1942年，美国的军事指挥官诺曼·施瓦兹科普夫（1990～1991年美国沙漠风暴行动司令官的父亲）来到伊朗，在这里，他花六年的时间训练了一支国家警察部队，直至1948年。后来证明，在1953年8月推翻伊朗民族主义者、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的过程中，施瓦兹科普夫和他在伊朗军队的联系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尽管战时德黑兰会议作出了恢复战后伊朗主权的庄严宣言，并且由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但苏联还是对与阿塞拜疆交界的伊朗北部地区提出了独家开采石油的要求，而英国则要求给予与政府有联系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更多开采权。这种无耻的外交勒索最终导致占领伊朗领土，1944年12月，伊朗民族主义领袖摩萨台博士向伊朗议会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与外国进行石油谈判。

摩萨台引用1944年11月2日伦敦版《时代》周刊的文章，该文建议，战后应由英、俄、美三方分治伊朗。摩萨台的方案在议会获得通过，但方案在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在伊朗南部的石油开采权问题上存有异议，没有解决，这一开采权是从1901年老达西时代就有的。

到了1948年，经过激烈的斗争，包括把这一问题提交到新成立的联合国讨论，伊朗终于迫使外国军队离开了伊朗。但是，通过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英国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着伊朗国家的经济。全世界都知道，伊朗南部地区的某些省份具有丰富的石油储藏，这些地区的石油开采权在几十年以前就授予了英国，而且是独家垄断开采权。为了确保垄断，自1919年后，英国政府官员已经事实上管理着伊朗的国家机构。至于伊朗主权，则被搁置到了一边。

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首先出现在印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从亚洲到非洲，迅速遍及全世界，伊朗再也不能忍受对其国家主权的践踏。1947年下半年，伊朗政府提出，鉴于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是世界上盈利最丰的采油公司，但伊朗政府在其收入总额中所占份额却低得可怜，因此应当提高。

伊朗援引了委内瑞拉的例子。在委内瑞拉，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同意与当地政府五五分成。伊朗提出了同样的条件，如果方案通过，宝贵的石油每年将为伊朗换得1亿美元而不是区区3600万美元，在当时1亿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额。伊朗政府计算过，即使这样，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国人事实上也只是支付了石油净利润的8％。英国拥有独家垄断开采权的地区有10万平方英里之大，在这些地区，英国拒绝进行有实际意义的开发。伊朗计算过，在1948年，伊朗石油产量为2300万吨，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利润是32亿美元，只付给伊朗特许权使用费3600万美元。根据这些数据，伊朗政府提出，开采权必须在公正与公平的原则下重新谈判。

对于这一建议，伦敦当然不满。BBC广播电台开始大量播出对伊朗政府不利的虚假新闻，声称伊朗外交部长埃斯凡蒂亚里已经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作出了令人耻辱的让步，同意修改伊朗宪法。这还只是最初的反应。

修改英伊协议的谈判拖拖拉拉，到了1949年，英国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他们的战略是拖延，这对伊朗政府很不利。伊朗议会选举将于1949年底开始，摩萨台博士和他小小的民族阵线党积极主张进行石油谈判。民族阵线党在新议会中赢得了六席，至12月，摩萨台被任命为议会石油委员会主任。伊朗已经提出了利润五五分成和参与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管理的要求。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导致伊朗政府不断更迭。直到1951年4月，摩萨台当选为总理，英国连伊朗政府要求的一半条件也没有满足。与随后华盛顿和伦敦各界的宣传不同，摩萨台不是伊朗人民党中的共产主义者或苏联的代理人，也不是狂热的极端主义者。无论他有什么缺点，他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是苏联的坚定敌人。

3月15日，伊朗议会投票通过了摩萨台委员会的建议，在公平补偿的基础上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进行国有化。就在摩萨台组建其政府的前一天，1951年4月28日，最终的国有化计划由议会批准。

在英国人看来，伊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伊朗采取了有效的行动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无视英国的利益。英国立即威胁要报复。几天之内，英国海军便开到了阿巴丹附近。这次，英国的虚伪再次暴露无遗。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拒绝干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与伊朗政府的谈判，声称不会干预“私营公司”的事务，尽管存在着不争的事实，即英国政府拥有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53％的股权。现在，随着伊朗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国有化，英国政府不仅干预了伊朗与这家公司的谈判，而且支持其要求，将英国皇家海军派往伊朗水域，并威胁要用伞兵占领阿巴丹港，而美其名曰保护英国的利益。

阿巴丹港当时是世界最大的炼油基地，是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一部分。

在摩萨台任总理的28个月里，英国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障碍。只要提供了公平的补偿，伊朗完全拥有对其领土内的任何一家公司进行国有化改造的法律权力，摩萨台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此外，伊朗还向英国保证，继续保持国有化前英国人享有的石油供应，并且继续在公司内雇用英国人。

1951年9月，英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包括对伊朗石油实行全面禁运，冻结伊朗在英国银行里的所有海外资产。英国战舰已经停泊在伊朗海岸边的水域里，陆军、空军也开往英国控制的伊拉克巴士拉，那里靠近阿巴丹炼油联合企业。所有英美石油公司都加入到英国人的禁运行列。经济制裁是伦敦和华盛顿对发展中国家主张国家主权的反应，只要发展中国家威胁到它们的核心利益，他们就会采用制裁手段。英国的秘密情报人员利诱伊朗中央银行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告密者，实时了解经济制裁对伊朗的影响。

实行国有化后的伊朗石油的潜在买家时常受到英美石油公司的恫吓：他们将面临法律诉讼，因为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与伊朗之间的补偿协议还没有签署。这种含糊其辞的法律说辞掩盖了它们自己的战略。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都拒绝签署任何补偿协议。与此同时，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禁运对伊朗脆弱的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困扰摩萨台政权的经济麻烦迅速增大。对外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石油收入直线下降，1950年为4亿美元，而自1951年7月至1953年8月摩萨台下台为止还不到200万美元。

同年9月，摩萨台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安理会小心翼翼地投票拖延此事。之后，摩萨台来到华盛顿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却无功而返。摩萨台政治上的主要失策在于，他对英美利益集团在石油控制这一战略问题上的牢固关系缺乏认识。美国“调停人”哈里曼去了伊朗，由一个与“石油巨头”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员组成的代表团陪同，包括国务院的经济学家沃特·利维。哈里曼建议伊朗接受英国的条件。当摩萨台到华盛顿时，他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的唯一建议就是，请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来管理伊朗的公司。

当英国坚持把这个案子提交到国际法庭去仲裁时，摩萨台认为伊朗会赢，因为他本人就是在比利时和瑞士接受的法律教育。1952年7月22日，国际法庭否决了英国的管辖权，建议此案退回伊朗国内审理。

评价1952年12月的形势时，《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内德·拉塞尔准确地写道：小国领导人很少有摩萨台这样的勇气，当他的国家遭受英国然后是美国强加的经济和金融封锁时，摩萨台径直对杜鲁门和丘吉尔说“不”。拉塞尔注意到，丘吉尔的花招是“把美国和英国紧紧地捆在一起对付摩萨台”。

到了1953年，英美情报机关也作好了反应的准备。同年5月，新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接受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建议，拒绝了摩萨台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8月10日，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瑞士会见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洛伊·亨德森和伊朗国王的妹妹。与此同时，即1953年8月，在消失五年之后，诺曼·施瓦兹科普夫将军来到德黑兰看望“老朋友”。他与国王和一些重要的军队将领有很亲密的关系，这些将军早期都接受过他的训练，这些人得到许诺，推翻摩萨台的政变成功后他们将得到相应的权力。

在伊朗军队中的保皇分子的帮助下，英国和美国的情报人员发动政变，强行逮捕摩萨台。通过两年冷酷无情的经济战，加上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已经倒戈，摩萨台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英国秘密情报局（SIS）说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兄弟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后者又说服了艾森豪威尔。推翻摩萨台已不可避免。

中央情报局以“阿贾克斯（AJAX）行动”为代号，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全力配合下，于1953年8月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在英美支持下，年轻的巴列维国王充当了反对摩萨台的先锋。国王回来了，经济制裁解除了，英美公司的石油利益保住了。这一事件表明，战后，任何人只要胆敢挑战英美石油公司的旨意，它们就会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约25年之后，同样的一幕又在国王身上重演。

战后美苏冷战刚开始的头几年，为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施展拳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任何一次对他们政策的实质性反对，都很容易被扣上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倾向”的红帽子。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在对付发展中国家或是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名不见经传的领导人时，这样做要比直接反对他们容易得多。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一招已经被伦敦和华盛顿屡试不爽。结果，摩萨台在西方人嘴里变成了与共产主义者合作、威胁西方战略安全、不负责的野蛮激进分子。

【意大利人的石油战略】

有一家欧洲公司表达了从摩萨台国有化的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强烈兴趣。这是意大利的一家公司。更具体地说，这是一个人——恩里克·马太伊，一家新成立的意大利国有公司的创建人，他后来让英美石油卡特尔十分头痛。

恩里克·马太伊在古普鲁士语中有“决心”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意大利最大的非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当1945年阿尔契德·加斯贝利组建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时，任命马太伊担任意大利北方地区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的领导人，这是一家名叫AGIP、成立已有20年的石油公司。

在经历了墨索里尼长达20多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1943年，意大利转向同盟国。同盟国历时两年的战争和轰炸，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1945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停留在1911年的水平，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下降了40％。意大利尽管在战争中死亡人数巨大，但由于其殖民地丢失，大批殖民地居民遣返，人口增加很快。饥饿时刻威胁着人们，生活水平十分低下。

在这种情况下，马太伊提出，为了意大利战后的经济重建，必须建立本土能源。尽管有命令让他尽快准备AGIP的私有化，但他还是提出要找油气。为此，在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他积极进行勘探，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发现。首先是1946年在卡维亚附近，然后在1949年在科尔特马吉奥雷的克莱莫纳南部获得重大发现，在那里不仅有天然气，而且第一次在意大利发现了石油。在发现这一切之后，马太伊得到全权委托，建立自己的企业，此时他已经是AGIP的最高领导人了。

馋诞欲滴的美国石油巨头联合起来，试图在意大利能源市场上共同对付马太伊，但他们的图谋却无果而终。马太伊是一位坚定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决心建立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使用宝贵的美元储备去买美国和英国的石油，是意大利沉重的负担，是意大利战后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马太伊凭借胆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勇往直前，跨过了一个个令人畏惧的障碍。一条2500英里长的天然气管道建起来了，把天然气从科尔特马吉奥雷输送到米兰和都灵等工业城市。从天然气销售中得到的收入用于建设AGIP遍布意大利北部整个工业区的工业基础设施。

正是这个马太伊，在提到世界石油市场上无情的卡特尔化时，给七家在20世纪50年代统治世界石油市场的英美石油公司起名为“七姊妹”公司。马太伊认为，意大利不应当屈服于这七家公司的权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公司追求的政策是在全世界限制产量，维持高价格，把它们的原油以远远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给贫油的欧洲国家。马太伊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毋庸置疑，他很快就与这七家公司以及它们在政府里的代言人产生了激烈冲突。

1953年2月，马太伊成功地游说通过了一项新法案，根据该法案设立一家由马太伊任总裁的半自治的国家能源控股公司（ENI），下辖石油和天然气提炼子公司（AGIP）和管道子公司（SNAM），该公司很快就在全意大利建立了油船队和加油站网络，在质量和客户服务上超过了埃索和壳牌，第一次融入了现代化的餐馆和现代化设施。运用与AGIP同样的模式，马太伊投资于炼油厂、巨型化工企业、使用ENI的天然气作原料的合成橡胶厂，以及专门建设ENI的炼油厂及相关设施的重型工程建设公司，公司还收购了一支油船队，专门帮ENI从海外运送石油，打破了英美船队的垄断。

到1958年，意大利天然气销售中仅由ENI经手的部分就达到了每年7500万美元。这完全是省下来的钱，不然的话，像以前一样，这些宝贵的意大利美元储备主要将用于购买进口石油和煤炭。或许，在战后15年的时间里，在建设意大利工业方面，没有哪个人的贡献比他大。

早在1954年，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就对马太伊的活动敲了警钟，在给华盛顿的大使备忘录中写道：“在意大利经济史上，一家国有公司拥有如此好的财务偿还能力，这是第一次。这完全归功于这家企业卓越而负责的领导者”。

【意大利石油巨人的意外死亡】

如果说马太伊在意大利的能源独立计划激怒了“七姊妹”公司和它们背后的英美利益集团，那么，他在海外寻求独立原油供应的努力，特别是当“七姊妹”公司得知马太伊与发展中国家签署合同的条件时，更是将这种愤怒转变成对这位意大利实业家疯狂的仇恨。

摩萨台倒台后，伊朗国王在英美情报部门的积极支持下重新掌权，他没有完全否定前总理所做的工作。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仍然保留国有实体，控制所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地下储备。但是，到1954年4月时，即政变后不到一年，英美石油公司，加上她们的“小妹妹”——法国国有CFP公司，开始与伊朗政府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谈判，希望得到参与伊朗境内10万平方英里范围内25年的石油开采合同。

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这一年已更名为BP公司）得到了这一地区40％的石油开采权（即过去达西获得的地盘）。另外皇家壳牌公司获得了14％的开采取，名列第二。两者合起来，英国公司得到了这一地区产量的大头——54％。另外有40％在美国的石油巨头们与少数洛克菲勒集团的“独立”石油公司之间分配，6％给了法国CFP公司。马太伊找到“七姊妹”公司，要求分给ENI一杯羹，但却遭到英美的“羞辱”和拒绝。

但马太伊并不气馁。1955年，即英国在苏伊士问题上受挫的前一年，马太伊成功开启了与埃及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纳赛尔的谈判。ENI获得了埃及西奈半岛石油开发的一部分份额，到1961年，已经差不多每年可以得到250万吨原油，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其中的大部分石油都是由ENI的炼油厂来提炼，基本满足了意大利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而这些都不必支付美元。

马太伊对英美主要的石油公司的真正挑战是1957年进入伊朗。1957年春，马太伊就一项前所未有的安排开始与伊朗国王谈判。交易的条件是，在新成立的合资公司SIRIP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将得到总利润的75％，ENI得25％，该公司拥有在伊朗8800平方英里可能含有石油的未分配地区25年的垄断开采权。一位英国高级官员表示，“意大利人在中东的石油产区又伸进来一条腿”。

华盛顿和伦敦的观点与“七姊妹”公司完全一样。马太伊的行为如果不加限制，有可能扰乱全世界的石油秩序。英美石油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协议是石油产量五五分成，并且操纵下游的巨额利润。如果允许马太伊加入到七姊妹俱乐部，它们担心比利时、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公司会有同样的要求。因此，美国和英国政府正式向伊朗提出抗议，要求中止与马太伊的合作。

但是，抗议并没有立竿见影。1957年8月，马太伊和伊朗达成了开创性的协议。在谈到这一合同的潜力时，马太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东现在应当是工业化欧洲的中西部”，标志着他打算由欧洲帮助建设中东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设施，石油协议只是第一步。

到了1961年3月，第一批ENI油船停靠意大利的巴里港，带来了与伊朗人合作的第一批成果——18000吨波斯湾原油。马太伊还在SIRIP合资企业中第一次成功开采水下石油，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先者。

在意大利内部，马太伊继续对“七姊妹”公司施加压力，他对消费者采取累进制价格优惠政策，并且说服意大利政府降低过高的汽油税。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迫使英美石油公司在意大利降低油价，1959～1961年降低了25％，这对意大利战后第一次真正的经济恢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国外，马太伊继续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寻找那些英美石油公司认为太小而没有引起注意的地区。ENI和马太伊亲自走访了非洲和亚洲新独立的一些国家，与它们讨论发展前景，这些前景与以前这些前殖民地听到的迥然不同。

马太伊还在一些国家建设本地炼油厂，这些厂都由这些国家所有。这打破了“七姊妹”公司对盈利能力最强的炼油业务铁板一块的控制。产油国不再仅仅是原材料供应来源，而且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本地工业，加工自己的矿产资源。反过来，ENI也得到了在该国投资的稳定回报，它还得到了炼油设施建设的垄断合同，还有独一无二的世界石油市场。

但是，就是在1960年10月，马太伊的行为引起了白宫和唐宁街10号以及“七姊妹公司”总部的极大不满。这位意大利最大的非共产主义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坚定的基督教民主人士，去了莫斯科。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再次成为欧洲人谈判的焦点，如同20世纪20年代在拉帕洛的情况一样。而且，英美又一次坚决站在谈判的对立面，想方设法阻挠谈判取得成功。

自1958年后，ENI已经与苏联签署了购买少量原油的合同，每年不到100万吨。但是，西方人得到的传闻是，在莫斯科，马太伊和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里兹切夫之间谈的盘子远大于此。1958年10月11日，马太伊签署了一项协议，在今后五年，每年从苏联购买240万吨石油，作为交换，ENI确保扩大苏联对西方的石油出口能力。石油不再用现金支付，而且改用一种大口径油管输送。这将有助于建设一条从伏尔加河－乌拉尔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输送苏联石油的大型管道网。当这一网络完成后，每年可把1500万吨苏联原油输送到东欧，在那里，再换成苏联所需要的工业品和粮食。当时，苏联迫切需要大口径的输油管，但缺乏必要的生产能力。

ENI得到意大利政府支持，国有芬赛德集团受委托在在意大利东南部城市塔兰托建设一座新钢厂，每年生产200万吨的大口径钢管。塔兰托的工厂很快建成了，而且于1962年9月开始为苏联市场生产管道。

意大利可以从苏联手中以1美元/桶的离岸价格买到石油，装运地点是黑海，同样质量的石油在科威特的价格是每桶1.59美元，加上0.69美元的装运成本；1960年初，在美国的价格是2.75美元/桶。意大利钢铁和化工部门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增加了许多工作机会，因此，在意大利几乎听不到英美新闻界大肆宣称的马太伊是个“地下共产党员”的流言，人们顶多只是议论“他爱去莫斯科旅游”。

就在芬赛德的工厂开始为苏联生产输油管一个月之后，即1962年10月27日，马太伊乘坐的一架从西西里到米兰的私营航空公司的飞机坠毁了，机上三人全部遇难。在今天看来，这一事件必然会引起猜测，并会被认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马太伊那年56岁，正处于权力的顶峰。

此后，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驻罗马负责人托马斯·卡拉梅辛斯在没有作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离开了。他后来在智利反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军事政变中发挥了作用。马太伊遇难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拥有加州标准石油（雪佛龙）公司100多万股的股份，也许这仅仅是巧合。卡拉梅辛斯于1962年10月28日提交的关于马太伊之死的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美国政府以“关系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提供。

去世之前，马太伊已经在设法争取意大利第一座试验性核电站的建设权，并且在ENI下成立了新的分支机构，即ENEL，这是一家雄心勃勃、致力于开发国家电力网，并且十分看好核能的国有电力企业。此外，除了与伊朗、埃及和苏联签署了石油供给协议，他还与摩洛哥、苏丹、坦桑尼亚、加纳、印度和阿根廷签署了类似的开发协议。

在写到马太伊之死时，英国财经周刊、伦敦《经济学人》（19世纪40年代因废除《玉米法》而创立，由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考德雷爵士拥有）作了以下评论：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说他多么好，还是多么坏，马太伊将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他既有些像（皇家荷兰壳牌的）德特丁，又有点像克吕格（瑞士金融专家，1943年莫名其妙地死去）。在世界石油界或是在意大利，在马太伊深深地留下烙印的地方，很难再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的突然离去，给世界石油市场，也给意大利带来深刻的影响。

《纽约时报》称他为“意大利最重要的人”，他对意大利“战后经济奇迹”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个意大利人。

遇难之前，马太伊一直在做会见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旅行准备。肯尼迪总统当时正在给美国的石油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与马太伊达成某种形式的缓和。肯尼迪与马太伊的会谈没有变成现实。人们只能设想一下可能性。仅仅一年之后，肯尼迪总统遭暗杀。透过复杂的有组织犯罪线索网络，血迹都通向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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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内外交困 英镑危机和德法联盟的威胁

〖20世纪中叶，英美两国都遭受了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的困扰。即便如此，它们仍然千方百计阻扰欧洲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复兴之路，戴高乐与阿登纳领导的法德联盟最终被美英联手扼杀。〗

【从废墟中崛起的欧洲大陆】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终于有了些许希望，这是30多年来没有过的。至少对大多数西欧国家和一些雄心勃勃的，当时被称为“发展中地区”的南半球国家来说，是这样的。

1957年，一种新的经济合作形式——以法国、西德以及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随着罗马条约的签署而形成。1959年1月，按照罗马条约的条款，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已经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过来，正在重建欧洲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工业基地。在法国，夏尔·戴高乐将军于1958年再度执政，在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协助下起草了经济重建计划，启动了生机勃勃的经济计划，建设现代基础设施，恢复遭到毁坏的工业和农业，恢复国家财政稳定。到20世纪50年代末，意大利迎来了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采纳了国家能源控股公司（ENI）的恩里克·马太伊的建议的结果。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20年间，西欧经济以及许多发展中地区经历了空前的工农业繁荣和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初，欧洲大陆的制造业一直保持着每年5％的旺盛增长率。在1938年之后的十年中，世界贸易总量一直停滞不前，但是，1948～1963年间，却增长了250％，而且前景乐观。到1957年，制成品的世界贸易总量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初级产品——粮食和原材料的贸易量。

快速增长的动力是欧洲共同市场贸易的增长。1953年，欧共体的成员国占据了世界出口贸易的19％；到1960年，它们在相对量和绝对量上都超过了美国，占世界出口总量的26％，大约300亿美元。

西欧投资建设新的钢厂、公路、电力设施，以及为诸如汉堡、鹿特丹等大型港口城市改造现代化的港口，为西欧的经济繁荣和生产率增长奠定了基础。按照工业劳动生产力每人/时的产出量计算，20世纪50～60年代，西欧大陆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保持在7％的年增长率，比同一时期美国的增长率足足高出1.5倍。

在欧洲大陆工业和贸易急剧增长的过程中，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欧洲与发展中地区大力开展贸易合作，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比20世纪任何时候都快。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地区占世界制造业生产份额的增长，从1953年的6.5％达到1963年的几乎9％，十年中产出的相对额增长了50％，绝对量增长更多。

戴高乐于1958年再度执政，给处于经济增长中的欧洲大陆带来了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声音。戴高乐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英国的欧洲计划不抱任何幻想，而且他日益确信，美国战后的欧洲计划与英国的计划同样危险。自1958年上任以来，戴高乐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了一系列交流，特别提出要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法国应当拥有核武器使用的“否决权”，但无果而终。1959年9月，戴高乐将军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法国的盟国，法国不会忘记美国的帮助。但她也没有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了长达三年的战争后，法国快要灭亡时，美国才来帮助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被打垮之后，美国才来帮助她……我像你一样明白，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它拥有自己的疆土、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政治体制、自己的民意、自己的激情，自己的恐惧和自己的过失。它可以帮助别人，但不能把自己和别人视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忠诚于联盟，但还是不能接受让法国与北约一体化的要求。

由于华盛顿对法国的提议置若罔闻，戴高乐开始建设法国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并宣布法国地中海海军舰队不再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的指挥。1960年，法国在撒哈拉沙漠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为战后崛起的欧洲大陆十分清楚地表达了新的、独立的声音。

1958年再次执政后，戴高乐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向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发出邀请。1958年9月，戴高乐在他的私人休养地科隆贝双教堂与阿登纳进行了会面。这不仅是两个战时敌对国之间政治和解的开始，也是两位老练的政治家私人之间亲密友谊的开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约五年后，他们之间的交往到达顶峰。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和阿登纳签定了《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协定》，协定规定了两国国家元首之间紧密合作的程序，以及协调经济和工业政策的形式。

戴高乐－阿登纳协定对华盛顿和伦敦敲响了警钟。欧洲大陆，在戴高乐、阿登纳以及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的领导下，在追求自主方面越来越独立，令某些人颇不舒服。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德协定签署那天，并不是没有引起伦敦的注意。法国政府宣布，她将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申请，这是戴高乐总统对英国的动机深感不信任的结果。多年来，在建设强大而独立的欧洲大陆的问题上，戴高乐对英国始终不信任。

【英美联手对付欧洲的大构想】

在阿登纳领导下的联邦德国和夏尔·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合作表明，欧洲日益独立。1962年初，对华盛顿约翰·肯尼迪政府有影响力的政策派系明确提出了应付这一状况的办法。这群政策顾问，包括一直非常有影响力的约翰·麦克洛伊（他曾是杜鲁门政府1949～1952年驻德国的高级专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和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鲍伊。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反击方案（被称为“大西洋大构想”）来阻止法德建立强大而独立的欧洲。

对让·莫奈统一欧洲的设想，美国表面上激情洋溢、花言巧语地表示支持，但实质上，华盛顿的政策是希望新的共同市场对美国开放，并且要牢牢受控于由美国和英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华盛顿的计划还要求，同意英国成为六国共同市场的成员国。对于这一提议，戴高乐有充分理由坚决拒绝。

1963年1月戴高乐－阿登纳见面之前，在与英国协商之后，美国竭尽全力进行反对。肯尼迪政府的国务院毫不掩饰他们对法德协定的极端不快。美国驻波恩使馆接到指示对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党和艾瑞克·蒙迪的自由民主党的部分成员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施加最大压力。在西德联邦议会第一次正式审议法德协定的两天前，也就是1963年4月24日，戴高乐的坚决反对者路德维希·艾哈德被选举为阿登纳的继任者，他坦率承认是赞同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大西洋主义者。阿登纳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准法德协定，不料在最后一刻却毁在了英美利益集团手上。

此后，尽管批准了法德协定，但只相当于一纸空文。艾哈德总理领导的政府由于党派不合，鲜有政绩。1964年7月，当记者问戴高乐法德协定的进展情况时，他描绘了一幅法德关系的暗淡图像。在谈到他本人与阿登纳继任者的关系时，戴高乐不无苦涩地说，“你不能说德国和法国还没有就共同制定政策达成一致；你也不能就这一事实提出争议，即到目前为止，波恩还不相信，这一政策应该是欧洲人自己的，而且应当是独立的。”

到这个时候，神通广大的伦敦和华盛顿智囊团已经成功地化解了一个不同于英美大西洋构想的、赞成欧洲大陆政策的强大集团构成的威胁。欧洲政治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战后“被占领的”德国，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像1914年以前一样，英国19世纪针对欧洲大陆最根本的“均势”政策再一次得到了维持。不过，这次英国“均势”政策的重新确立是通过美国国务院插手而实现的。现在是英美直接对付戴高乐的时候了。但后来证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57年：美国的转折点】

为了给美国的工业出口和资本输出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市场，对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市场，华盛顿最初是鼓励的。但英美的某些派系最不想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独立的欧洲大陆。从1957年底开始，当美国经历第一阶段严重的、持续的战后经济不景气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十分险恶了，工业停滞不前，失业增长，这次萧条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不难预见，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1939～1943年战时工业形成时，对工业厂房和固定设备的大量投资曾经把美国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中挽救出来，但投资早了几乎20年。到1957年，工厂、设备以及劳动力技术水平都需要更多的现代资源注入，以保持新的活力。到20世纪50年代末，如果还想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工业经济的话，美国需要向劳动力、教育体系以及科技基础再进行大量投资。但是，对美国以及全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不幸的是，当1957年萧条来临时，政策圈子里的人为华盛顿选择的方案明显是错误的。

关于如何应对这次危机，美国政策圈子曾经展开过内部讨论。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等机构起草了各种政策方案。一个雄心勃勃的哈佛年轻教授亨利·基辛格这时候成了洛克菲勒集团的附庸。

这次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应对美国经济萧条的深层影响。工业和农业对获得低息的贷款、技术进步以及资本投资的需要，被东海岸自由主义权势集团忽视了。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末，纽约银行已经联合成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集团，正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寻找利益源泉。

讨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约翰·麦克洛伊。当麦克洛伊的对外关系理事会中的“谋士”为国家准备好政策选择方案后，麦克洛伊50年代末亲自从哈佛大学请来基辛格进行修改。麦克洛伊是华尔街的律师，当时任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是“石油巨头”的银行。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石油跨国公司以及它们在纽约的银行家把整个世界市场当作自己的领地，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的范围内。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特阿拉伯比得克萨斯州更具“战略意义”。正如我们能够预见的，这一差别将变得至关重要。

1957年后，通过国家电视台和新闻媒体，美国的政策辩论已经倾向于下曼哈顿地区和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他们控制了当时刚刚出现的电视台，以纽约为中心，他们可以与麦克洛伊及其朋友们的大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还控制了《纽约时报》这样一些新闻媒体，对于纽约利益集团成功推进与国家和人民利益完全相反的政策，这些都非常关键。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被大众称作自由主义的“东海岸权势集团”的利益集团。

【美国工业落入陷阱】

在20世纪50年代末，也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爱荷华的农场主或者辛辛那提的技术熟练工对临头大祸毫无察觉。但是那时，纽约面向国际的银行已经开始准备放弃在美国的投资，转而投向国外的新市场。

亨利·福特曾经声明，他很乐意支付行业内最高的工资，出售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在这一过程中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才能实现。不幸的是，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有政策影响力的组织已经忘记了福特的训导。他们过于迷恋商人们“贱买贵卖”的游戏规则，希望能赚快钱。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公司已经不对以下领域投资了：重建美国城市，培养更熟练的劳动力，建设更现代化的生产工厂，改善国民经济。相反，美元流出美国，流向了西欧、南美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去争夺这些地区价格便宜而且已经投产的工业公司。在福特汽车公司，到20世纪50年代末，会计师出身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就已经接管了公司。

1957年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工业和银行开始追随“英国模式”的工业政策。在产品质量方面的系统欺骗成为当时的流行趋势。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的经济学家更喜欢把这一现象称为“货币主义”，但是，它本质上就是英国1846年后的“贱买贵卖”方法进入美国生产领域后的翻版。为手艺而自豪和追求工业进步开始让位于公司的财务“利润底线”——每隔三个月就要为公司股东计算的一个指标。

美国人只需要观察自己的家用汽车就可以看出问题了。1957年之后，底特律不做必要的改进，不使用现代化的工厂设备，也不提高技术生产力，而是开始投机取巧。到1958年，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牌汽车使用的钢材量只有1956年的一半。不用说，结果必然是公路死亡率剧增。国内钢铁业的状况也反映了这一巨大下降。美国钢厂1955年生产的钢材中有1900万吨用于汽车生产，但到了1958年已经降到1000万吨。到20世纪60年代初，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因素”逐步变成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有害的了。

1958年，美国工人购买雪佛兰汽车需要支付更多的金钱。麦迪逊林荫大道上华而不实的广告，采用巨大铬合金进行装饰，以掩盖事实真相。美国工业已经陷入系统自杀，那就是欺骗消费者，以弥补下降的利润。但是，就像一个从20层楼落下的醉汉，刚开始他以为自己是在享受自由飞翔。大多数美国人意识不到，20世纪60年代的“后工业”走向对以后10年甚至20年的真正含义。

【启动美元战争】

以较低价格购买西欧的公司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因此，纽约的银行开始抛弃美国市场。由于战争，工业崩溃，欧洲当时正好需要大量的资金。结果，欧洲不得不支付非常高的利率，吸引当时唯一的“国际”货币——纽约大银行的美元。

大通曼哈顿、花旗等银行趁机在欧洲牟取暴利，对它们来说，投资欧洲的利润通常是投资市政债券用于重建美国的污水系统、桥梁或住宅的利润的两倍。问题是，华盛顿害怕疏远强大的纽约金融界，拒绝以任何严肃的方式讨论这一重要问题。资金逃离美国，到国外牟取高额利润去了。

到1957年初，二战以来美国资本输出第一次在数量上超过了资本输入。1957～1965年，美国每年对西欧的资本输出净值从不到25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470多亿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

但是，如果当时流出的只有美元，那问题还简单一些。问题是，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开始连续下降，有时甚至是急剧下降，尤其是在1958年以后。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迅速崩溃，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纽约银行的声音，1957年经济萧条以后，大的石油公司以及大的美国公司正在转向美国之外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利润率。

20世纪50年代末，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曾经在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占绝对优势的美元，彻底变成了劣币。当西欧再次着手实现工业独立时，其生产率远远高于美国，到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就职以前，美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1944年美国谈判代表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了他们关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条款，他们建立的这个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基础是“金本位制”，在这一制度下，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成员国都必须同意固定他们的货币价值。但是，其货币价值并不是直接相对于黄金固定，而是直接相对于美元固定，而美元相当于固定重量的黄金所具有的固定价值，即每盎司黄金35美元。

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经济大萧条时定的，一直沿用了下来。尽管爆发了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25年多的时间里，美元对黄金的比率一直没有改变。

只要美国能一直维持西方世界唯一经济强国的地位，这些根本性的缺陷就可以忽略。战后的十年间，欧洲的重建以及为了经济复苏购买美国和英国的石油都急需美元，美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黄金储备。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当欧洲经济开始以超过美国的速度增长时，很多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里固定的某些安排必须作出改变了。

但是，在纽约银行界越来越强大的影响下，华盛顿拒绝按照它在1944年强加给同盟国的规则行事。纽约银行开始投资于国外新的资源，牟取更高利润。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政府都没能有效地阻止大量的投资外流，这就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国际货币危机的症结所在。

纽约的国际银行家并不急于做广告，因为他们并不依靠对美国未来进行投资来获得巨额利润。根据1967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总统报告，在1962～1965年间，美国公司在西欧投资的盈利水平都在12％～14％之间。而对美国工业进行同样投资的盈利水平还不到在西欧的一半！

银行业悄悄地游说华盛顿保持现行政策。它们继续在欧洲持有美元，而且不急于把利润运回美国，投资于美国的发展。这就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它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威胁整个世界货币体系的症结所在。

当然，如果美国国会和白宫坚持，运用税收和信贷政策，以公正的收益率引导这些美元资金投资于美国工厂和设备、先进科技、交通运输设施，投资于改造日益陈旧的铁路系统使之现代化，投资于开发对美国工业出口潜力巨大的第三世界的市场，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这些都是利好。对美国来说，这也许是更加明智的选择，但是，对某些神通广大的纽约银行来说，却并非如此。

在一段时期内，例如十年，如果一个国家以同样的技术水平生产同样数量的适销物品，但是发行的货币量却相当于以十年之初的价格计算的物品总价的两倍，“消费者”把这一结果称为巨大的物价膨胀。比如，买一片面包在1960年需要两美元，但在1950年买同样的面包仅仅需要一美元。由于美元的统治地位，当这一影响波及到全世界时，通货膨胀的隐藏时间会更长。但是，结果将更具破坏性。

在高参们问的参谋下，林登·约翰逊总统刚一就职就推翻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决定。约翰逊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偏僻小镇的政治家，对国际政治几乎不懂，更不要说货币政策。有人故意误导约翰逊总统，使他相信，在东南亚发起全面军事战争将会解决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的许多问题，并且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美国依然是有办法的。

【发动越南战争】

自悲剧性的越南战争以来，人们出版了大量关于战争起因的论著。但是，坦率地讲，尽管有各种荒唐的军事理由和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但美国国防工业和纽约金融业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它们怂恿华盛顿发动了这场战争，因为军事集结会给它们的利益提供一个政治上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工业将发生重大转变，多数产业将会因生产军需品而复苏。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中心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军事经济，针对共产主义威胁而采取冷战的借口，被用来证明花费千百亿美元的合理性。军费支出成了纽约金融业和石油业利润的支柱，石油业这个19世纪英帝国的应声虫，披上了20世纪反共的外衣。

越南战争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玛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五角大楼的官员和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主要顾问一起蓄意策划的。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注定毫无取胜的希望，只能解决经济中国防工业部门的长期发展问题。华盛顿推理认为，为了阻击所谓“共产主义”在越南的“邪恶侵犯”，美国选民应当可以接受巨大的战争成本，尽管美国财政将会因此而加大赤字，但国防工厂却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华盛顿可以通过国内巨大的支出赤字使美元膨胀，这样就可以强迫欧洲和其他贸易伙伴以美元贬值的方式“吞下”美国的战争成本。只要美国拒绝降低美元与黄金的比价，欧洲就不得不以20年前的美元价格接受美元，承担战争费用。实际上，1944年以来，美国经济表现恶化，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已经不能反映美元的真实价值。

约翰逊总统因为担心失去选票，拒绝提高税收，但是，为了给“大社会”计划〔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消除歧视和贫困，他自己把这一改革称为“大社会”（GreatSociety）计划。——译者〕和越战筹集巨额资金，只能印刷美元，发行长期国债，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每年平均在30亿美元左右。随着战争支出急剧上涨，1967年财政赤字达到了惊人的90亿美元，1968年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50亿美元。

这一期间，欧洲中央银行开始聚集大量的美元作为官方储备，这就是所谓的存于欧洲非美国银行的美元在国外的聚集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1年华盛顿要求欧洲盟国、日本以及十国集团保留日益增长的美元储备，减少美国黄金储备的流失，而不许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调整美元对黄金的比值。

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投资美国政府的长期国库券获得利息。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因越南战争而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实际上使用了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的资金来弥补。据说美国的未来主义者赫尔曼·卡恩得知这些赤字财政是怎么被弥补时，对他的一个朋友惊叫道：“我们已经赢得了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我们比大英帝国做得巧妙多了。”但是，到底谁做得更巧妙，这个时候还不那么明显。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伦敦城正准备回收境外的这些美元。

很明显，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拟定时的1944年比，1964年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但是，美国的政策圈子拒绝倾听欧洲的主张，特别是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劝告。他们认为，美元贬值会削弱纽约银行在世界资本市场上“无所不能”的力量。华盛顿已经重蹈了1914年之前英国的覆辙，英国当年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

起初，当纽约银行家刚开始在美国筹集资金，到西欧或拉丁美洲进行投机时，肯尼迪总统曾试图鼓励复兴美国的科技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建立国家航空和宇航局，鼓励投资新科技。1962年，美国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找到自己走出危机的出路。

但是，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被暗杀。当时参与调查该案件的新奥尔良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也在调查过程中被暗杀。几年后大家坚持认为，暗杀是中央情报局操纵的，得到了某些犯罪集团成员包括卡洛斯·马塞罗的帮助。在被暗杀的几天前，肯尼迪总统与退役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进行了谈话，据肯尼迪的一位密友兼顾问阿瑟·施莱辛格证实，肯尼迪决定改变政策，当时他正在考虑要撤出越南。

约翰·肯尼迪被暗杀的原因仍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为了建立自己的美国政策模式，这位年轻的总统当时正在调整各种战略重点。其中，在一个个关键问题上，他与控制着东海岸自由派权势组织的强大金融和政治利益集团意见不一。

1961年5月，在那次致命的达拉斯迪莱广场汽车巡游两年多前，肯尼迪总统去巴黎会见了戴高乐将军。在《希望的回忆录》（Memoirs of Hope）一书中，戴高乐对这位美国总统进行了生动的个人评价。肯尼迪向戴高乐表达了美国的观点，美国支持吴庭艳在南越的专制统治，并且以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为掩护，安置美国远征军。肯尼迪跟戴高乐说，有必要建造一个壁垒，阻止苏联向印度支那的扩张。“我并没有给他想要的回答，而是告诉总统说他选错了道路，”戴高乐写道。

“你会发现，”戴高乐告诉肯尼迪，“干涉这个地区会引来无休止的纠缠”，戴高乐继续详细阐述他的理由。“肯尼迪倾听我说，”戴高乐得出了他的印象：“肯尼迪离开了巴黎，我是在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他的年龄和他的雄心壮志都会激起巨大的希望。在我看来，他像雄鹰一样搏击长空。”而回到华盛顿的肯尼迪在6月6日“致美国人民的报告”中讲，他发现戴高乐将军是一个“对于未来的英明顾问，对于他参与创造的那段历史，他无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领路人……我对这个人再信任不过了。”

法国总统和年轻的美国总统之间建立起的这种信任将导致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全面改变，对此英美世界的某些强大利益集团看起来并不抱多大热情。林登·约翰逊于1963年11月22日成为总统，从来没有人指责他激起了类似的希望。作为总统，约翰逊从来不敢违抗强大的华尔街的利益集团。1963年11月22日，对肯尼迪总统的刺杀标志着美国政策的分水岭，明显的证据是林顿·约翰逊总统开始在越南大规模集结军队。根据各种非正式渠道传闻，包括罗杰·希尔曼的渠道，在被杀之前，肯尼迪已经下决心逐步结束中央情报局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某些调查员指出，当时麦克乔治·邦迪就在场。

林登·约翰逊很快把越南从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咨询对象”上升到全面的军事冲突，向这场自取失败的东南亚战争中投入了千百亿美元和50万军队。战争使华尔街债券市场变得异常繁忙，为创纪录的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同时，某些与国防有关的美国公司从亚洲战争中不断赢利。美国持续的经济停滞曾使政客约翰逊担心，但是战争支出带来了繁荣，问题好像解决了。因此，在1964年大选中，他击败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压倒性的重大胜利。但“胜利”的代价是十分惊人的。

【垮掉的一代美国人】

面对日益加剧的城市凋敝问题，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8月20日签署了《机会平等法》。签署法律时，总统以他典型的虚张声势的方式吹嘘道：“今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伟大的民族有能力并且也愿意作出消除贫穷的承诺。”他所谓的“向贫穷开战”和“约翰逊大社会计划”基本没有消除贫穷，而是为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赤字增长和金融掠夺提供了新的借口，实际上这一赤字是靠欧洲美元盈余支持的。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数百万美国青年成群结队地涌向大学，其实是“隐性失业”的表现形式，大学生人数从1960年的不到400万上升到1975年的几乎1000万。这为华尔街另外发行数十亿美元的国家担保公债用于大学建设提供了借口。用于工业经济扩张的投资开始转向“后工业”或者“服务经济”，这与英国在19世纪末走向衰亡的道路类似。社会安全和福利开销增加，而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一部分处于永久性的失业状态。

1966年，国家航天局的航天计划支出费用达到60亿美元的高峰，以后每年，约翰逊都大量削减。美国大学的科技动力开始停滞，随即下降。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利用“社会关系”或者通过信神拜佛寻找工作。大学教育曾经是“美国梦”的中心，但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了低质量的大规模生产，因为标准被刻意降低了。

作为整个经济的一部分，对交通运输、电力电气设备、供水系统以及其他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正在逐步恶化。纽约的银行家的理由是，如果你不再关心工业产品的生产，那么为什么还要投资建设公路和桥梁并把产品推向市场呢？

20世纪60年代，为了兜售事实上不投资于美国经济的政策，英美智囊机构着眼于长远，认为必须改变美国传统的对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投入。

越南战争、麻醉药品解禁以及奥尔德斯·赫胥黎和提摩太·李雷的性“花癲派”（flowerpower）反文化观念，这就是一部分英美自由派权势集团提倡的事情。在一个绝密的、代号为MKUltra的中央情报局研究项目中，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使用迷幻剂和其他改变情绪的药物进行试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个项目引发了大家所知的嬉皮士运动，有时也被称作“新世纪思维”或者“宝瓶座时代”。当时的英雄是摇滚和麻醉药品的倡导者，例如滚石乐队和吉姆·莫里森以及作家和麻醉药瘾君子肯·克西。神秘的非理性正在取代科技进步，迅速成为数千万美国青年的信仰。

当约翰逊政府信奉华尔街的“后工业”政策时，政府减少了对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投入。年轻新锐的精英层，他们满脑子个人享乐和对国家目标冷嘲热讽，开始出现在美国大学校园，从哈佛、普林斯顿和其他一些所谓精英大学开始。哈佛大学教授提摩太·李雷曾用影响巨大的十二字真言描述他们，即“敞开心灵，追随感受，摒弃主流”。

为了改造美国公企业和工业的思想，管理人员也接受一种被称为“T群组会议”或者“灵敏度训练”的新式培训，这种培训由国家培训实验室的外聘心理学家提供。这么做的结果是使智力变得迟钝，并为人们接受即将到来的冲击做好准备。人们沉缅于增加对彼此缺点的了解和感受上，这样他们才不会看到国家正失去其目的性。

1968年，当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即将赢得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胜利、对某些利益集团构成威胁时，在洛杉矶他被一个“独行杀手”暗杀了。就在同一年，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孟斐斯的汽车旅馆外也遭暗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金被杀时的战略背境。他到孟斐斯是为了支持这个城市黑人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了推动还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南方工人成立工会。在紧随1957年经济萧条之后的“工厂外迁”时期，美国南部的“廉价劳动力”是工业生产的又一个天堂。当时，工会控制了底特律、匹兹堡、芝加哥和纽约等工业中心，只要把工会阻止在“新南部”大门之外，南部的廉价劳动力就将持续存在。

当大工厂跑到南部没有工会的廉价劳动力地区或者迁到发展中国家时，贫民窟、吸毒成瘾和失业就在北方工业城市就像瘟疫一样滋生蔓延。华尔街不投资于美国成熟工业区的政策开始显示出了真正的效果。为了抢到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北方城市中熟练的白种蓝领工人不得不与不熟练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进行竞争。在纽瓦克、波士顿、费城以及奥克兰这样的美国工业城市，像汤姆·海顿这种由政府支持的暴乱分子蓄意制造骚乱。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可以削弱北方城市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的力量。这些国内暴乱分子由福特基金会的“次贫地区计划”提供支持，这也是约翰逊总统“向贫穷开战”的典型例子。

约翰逊总统发动的“向贫穷开战”运动由政府提供资金，旨在利用由英美权势集团政策造成的经济衰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冲破阻力，在美国推行新的工资削减政策。美国金融集团正准备把19世纪英国的殖民式掠夺强加于美国，操纵“种族战争”将是他们的武器。

刚刚建立的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削弱了传统美国劳工的政治声音和城市选区机制的影响力。仅在十年前，白种蓝领产业工人还被尊称为美国工业活力的源泉，现在突然被强大的自由派媒体贴上了“反动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的标签。随着势力强大的银行实行不投资政策，这些工人眼睁睁地看到整个社会结构崩溃，充满了恐惧和困惑。

哈佛大学的院长麦克乔治·邦迪，作为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参与筹划了越南战争。到1966年，邦迪来到纽约，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福特基金会的领导人，他把美国带进了新的“越战”。在这个新的“大社会”计划里，黑人与白人竞争，失业人员与从业人员竞争，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银行家却在削减工会规定的工资水平，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把投资转移到亚洲或南美洲等劳动力廉价的地区，大赚其钱。作者亲身经历了美国历史上这一段令人悲哀的时期。

【英镑终于顶不住了】

到20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的独立自主政策并不是纽约和伦敦金融界所面临的唯一关键问题。1959年，美国的外债依然接近她的官方黄金储备的总价值，两者均为200亿美元左右。到1967年，也就是英镑危机威胁到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构时，美国总的海外流动债务已经急剧上升到360亿美元，然而其黄金储备已经垂直下跌到120亿美元，只有债务总量的三分之一。

随着美国短期外债开始超过黄金储备，一些机敏的金融机构估计，某些规则早晚会被打破。1961年1月，肯尼迪总统第一次向参众两院做演讲时指出：自从1958年以来，我们花费或者投资在国外的美元与重新回到我们手中的美元之间的差额大幅增加。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的贸易赤字总额增加了将近110亿美元，国外美元持有者把它们转换成了黄金，数目如此之大，将导致我们近5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流失。

有迹象表明，肯尼迪总统在很认真地想办法解决越来越多的美元外流问题。就在遇难前不久，肯尼迪曾在1963年7月18日给国会的报告中提议，通过一系列旨在增加美国制造业出口的措施，以及通过有争议的“收益均等税”措施，对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问题进行调整。对投资在国外的美国资本征收高达15％的税金，目的是为了鼓励美国资金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投资。

肯尼迪并没有活着看到他的《收益均等税法》获得通过。当该法最终在1964年9月通过时，纽约和伦敦金融界的一些强权人物已经插入了一条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的修订条款，它规定有一个国家可以免征新的财产税，这个国家就是加拿大——英联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就成了巨大漏洞的管道，通过伦敦控制的金融机构在中间调停，可以确保美国美元继续外流。这是英国历史上老辣的金融妙计之一。

另外，美国银行驻国外分支机构发放的贷款也免征新的美国税。美国银行竞相在伦敦以及其他合适的中心城市建立分支机构。英国金融界再一次通过发展新的巨额“欧洲美元”银行和借贷市场，使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和银行业的中心。

当以前的“世界银行家”开始囤积转移出来的美国美元时，江河日下的伦敦再一次看到了光明。英格兰银行和伦敦的西格蒙德·沃尔伯格爵士在华盛顿朋友的帮助下，特别是在副国务卿乔治·鲍尔的帮助下，非常巧妙地引诱美元进入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这里将成为美国之外最大的美元信贷集中地。到20世纪70年代，据估计汇集有13万亿美元的“短期流动资金”，所有这些资金都是“离岸的”，也就是说不受任何国家或者中央银行的约束。纽约银行和华尔街的经纪行在伦敦设立办事处，办理兴旺的新欧洲美元市场业务，躲开了美国税务当局监视的眼睛，从欧洲美元市场和大跨国公司获得廉价资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华盛顿欣然打开大门，允许美元从美国海滨流向欧洲新的美元“短期流动资金”市场。

购买这些新的欧洲美元债券——被称作欧洲债券的买主，都是匿名的，银行家戏称他们为“比利时牙医”，伦敦、瑞士以及纽约操纵着这个新游戏。这些欧洲债券是“不记名”债券，也就是买主的名字没有在任何地方注册过，对寻找机会逃税的所谓瑞士投资者，甚至是想通过洗黑钱牟取不法利益的毒枭来说，这是非常受欢迎的。拥有由通用汽车付利息的欧洲美元债券黑色收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呢？

一位对欧洲美元十分敏感的意大利分析家马塞罗·塞科强调：“欧洲美元市场是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金融现象，它正是引起20世纪70年代初期金融动荡的原因。”

但是，与伦敦国际金融家的利益相反，由于加拿大资金漏洞以及由此带来某些伦敦银行的美元储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英国的工业经济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糟糕。

对英镑这一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继美元之后的第二根支柱的信心也迅速崩溃。一段时间以来，英国的对外贸易收支差额以及总的经济形势一直不稳定，官方一直对外承诺要维持帝国的地位，但是工业基地遭到破坏，储备明显不足。自工党1964年10月掌权以后，危机多多少少开始转向长期化。

战后，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英国通过与其殖民地以及以前的殖民地的英镑集团联系，本来可以使英镑成为硬通货，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作为稳定的储备货币，与美元抗衡。英国要求英联邦成员国（当然表面上很绅士）在伦敦存放各自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以维持伦敦银行的英镑平衡。英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配额仅次于美国。这样，对于维持20世纪6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秩序，英镑的稳定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尽管其经济条件已经明显变坏。

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同美国一样，是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金融资金的资本净出口国，尽管其工业和科技事实上已经停滞不前，造成了渐增的贸易逆差。相反，由于得益于新的共同市场内部日益增长的贸易以及对科技进行大力投资获得的生产优势，欧洲大陆的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

比较起来，英国对于新技术的投资就明显不足了。伦敦的金融利益集团总是热衷于吸纳资金，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维持高于所有主要工业国家的利息率，吸引世界资金流入伦敦银行，而工业却陷入衰退，没有能力贷款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

到1967年，英国的地位变得令人担忧。尽管几次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借款稳定了英镑，但是英国的外债还在持续增长，仅这一年又增长了20亿美元，增幅约20％。1967年1月，戴高乐的首席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来到伦敦，建议提高主要工业国家黄金的官方价格。美国和英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因为这事实上意味着使她们的货币贬值。

整个1967年，英国银行的黄金储备一直在减少，国外债权人一旦得知日益疲软的英镑即将大幅贬值的消息，一定会用纸币换回黄金，他们认为黄金的价格肯定上升。1967年6月，戴高乐政府宣布，法国已经从美国煽动的“黄金储备池”中撤出。1961年，在华盛顿的强大压力之下，十个主要工业国的中央银行成立了后来大家所知的十国集团。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外，这个集团还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和日本。1961年，十国集团同意把储备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基金——黄金储备池，由位于伦敦的英格兰银行管理。按照规则，当出现紧急事件时，最好采取临时办法补救，美国中央银行只承担把世界黄金价格维持在1934年35美元/盎司的人为低价所需成本的一半。如果只是暂时的，那么另外九国，还有瑞士，同意负担“紧急”干预成本的另一半。

到1967年，“紧急情况”已经转向长期化，这里由于华盛顿拒绝控制其战争开销赤字，另外，随着英国经济的崩溃，英镑持续疲软。戴高乐从黄金储备池中撤出，不想再向无底洞中投入更多的法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以伦敦《经济学人》杂志为首的美英财经新闻界，开始对法国政策进行强烈抨击。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戴高乐犯了一个战术错误。1967年1月31日，法国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在法国允许对法郎进行无约束的兑换。当时，法国的工业增长居欧洲各国前列，并且法郎有最强大的黄金储备支持，其可兑换性被看作是自1958年戴高乐任职以来法国经济政策成功的证明。但是，这很快就成了把戴高乐时代的法国葬送给英美金融利益集团的命门。

在1967年2月的公开演讲中，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重申，法国坚持由黄金支持的货币体系作为唯一避免国际操纵的手段，并补充说，“国际货币体系不能有效运作的原因，是因为它给予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如美国）一些有利条件：这些国家能够担负得起通货膨胀的后果而不用付出代价。”实际上，约翰逊政府和联邦储备系统只需要印刷美元以代替黄金，然后把它们发往国外。

1967年法国的中央银行决定把它的美元和英镑储备兑换成黄金、退出1961年自愿加入的黄金储备池协定时，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其他的中央银行纷纷效仿。形势到了近乎恐慌的地步，因为到年底有大约80吨黄金在伦敦市场被卖掉，这是五年里从来没有过的，阻止投机的努力无效。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整个布雷顿大厦行即将倒塌在它最脆弱的链条——英镑面前。

1967年下半年的金融投机者都忙着在所有可能的市场上卖掉英镑，从法兰克福到比勒陀利亚都在购买美元或者其他能购买商业黄金的货币，引起了黄金价格的急剧上涨，再也不是是美国官方35美元/盎司的价格。英镑危机间接地把注意力指向了国际货币体系核心中越来越明显的脆弱点——美元。

到1967年11月18日，尽管有来自华盛顿的强大压力，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工党政府还是听天由命，宣布英镑贬值14％，由每英镑兑换28美元降到24美元，这是1949年以来英镑第一次贬值奇书-整理-提供下载。英镑危机结束了，但是美元危机才刚刚开始。

一旦英镑贬值，投机的压力马上转向了美元。国际上的美元持有者到纽约联邦储备系统的黄金折价窗口要求合法地兑换黄金。结果，黄金的市场价格直线上升，尽管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向市场抛售黄金储备，以阻止价格上涨，但难以挽救局势。华盛顿在以美元为基础的纽约银行的操纵下，坚决拒绝调整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方价格。但是，法国——黄金最大的拥有者之一，从十国集团黄金储备池中的撤出，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到年底，华盛顿官方黄金储量又下降了10亿美元，降到了只有120亿美元。

【戴高乐倒台】

1968年，危机势头不减。当年的3月8～15日之间，伦敦的黄金储备池不得不提供将近1000吨黄金，以维持黄金价格。英格兰银行称重室地板上堆满了黄金，不堪重负，几乎要被压垮了。甚至动用了美国空军飞机从位于诺克斯堡的美国储备系统紧急运进黄金。3月15日，美国要求伦敦黄金市场闭市两周。

到1968年4月，在华盛顿的要求下，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十国集团特别会议。美国官员计划公开另一个方案，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一种新的“纸黄金”替代品，就是所谓的特别提款权（SDRs），进一步推迟清算日的到来。

斯德哥尔摩会议本来是打算为接下来一个月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正式采用华盛顿特别提款权计划创造条件的，但是由于法国的反对，协议没有得到一致同意。法国部长米歇尔·德布雷再三强调法国政府的一贯政策，要求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的规则上去。戴高乐的顾问鲁伊夫曾经反复建议，美元对黄金进行“休克”式贬值，贬值100％。这简单明了，不仅可以使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加倍，并且足以使美国兑得大约100亿美元的国外美元，同时维持与以前一样的黄金储备价值。从人性角度看，这理性得多，又没有痛苦。但不幸的是，建议没有被采纳。

在法国拒绝支持华盛顿的特别提款权救援方案的几天之内，法国自己就成了战后政治最不稳定的国家。以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左翼学生为首，学生在全国发动暴乱和罢工，整个法国很快陷入混乱。与政治上动荡的局面相呼应（有趣的是，法国共产党试图平息这场动乱），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家开始恐慌性地挤兑法郎，因为法郎一直受到英美金融媒体的大肆追捧。

1968年5月的学生暴乱，是法国以一国之力违抗伦敦和纽约金融利益集团的命令，并持续与之对抗的结果。法国的新法律允许货币随意兑换，利用这一点，金融机构开始用法郎兑换黄金，到1968年底，法国黄金储备几乎流失了30％，法郎出现了全面危机。

令人悲哀的是，英美的反击成功了。一年内，戴高乐被迫下台，法国的话语权被严重削弱。1969年2月，戴高乐在任上的最后几次会谈中，他会见了英国驻法国的大使克里斯托弗·索姆斯。戴高乐又一次告诉索姆斯，回顾法国战后的政策，欧洲必须独立。但是，她独立的立场已经受到许多欧洲国家“亲美”情绪深深的危害，特别是英国。

这时敢公开违抗伦敦和纽约强大金融利益集团意愿的另一个国家，是西方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南非共和国。1968年初，南非拒绝按35美元/盎司的官方价格出售新开采出来的黄金来换取英镑或美元。为了建立以黄金为基础的新货币秩序，改革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法国和南非曾经举行过会谈。但这激起了美国领导下的各国中央银行对南非的联合抵制。这一抵制行动，几乎正好在20年后，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被同样的利益团体重新采取过。

尽管法国的“威胁”明显降低了，但是，华盛顿和伦敦的成功同时也证明，这是一场代价极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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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逆流而动 人为制造石油危机

〖为避免金融上的毁灭性打击，美国不惜人为地制造石油禁运，操纵大规模反核运动，制造经济增长极限的恐怖气氛，为的是控制世界石油流通，获得石油溢价的巨额利益。〗

【推倒多米诺骨牌】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职第一年的年末，也就是1969年年末，美国经济又一次开始出现衰退。到1970年，为扭转低迷的经济形势，美国大幅度降低利率。结果，投机“热钱”再一次创下美元历史的新纪录；为寻求更高的短期收益，投机者纷纷把资金转往欧洲和其他地方。

美国坚持美元不贬值的政策，对规模巨大、不受监管的欧洲美元市场也不愿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到1970年时已经持续了近十年，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短期货币投机日益加剧了不稳定性。正如全世界大多数银行家所熟知的，在短时期内，就连克努特王也无力回天〔克努特，1017～1035年英格兰国王，他曾坐在大海旁令潮水后退，但还是被海浪溅湿了衣服。他对那些阿谀奉承的朝臣说，你们虽然奉我为国王，但是我却连潮水也阻挡不了。——译者〕。

1970年尼克松施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后果之一，前些年资本流入的趋势出现逆转，导致净资本外流达到65亿美元。但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由于利率进入1971年后仍连续下降，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资本外流规模空前巨大，总额达到了200亿美元。此外，1971年5月，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月度贸易逆差，并触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元的恐慌性抛售。局势到了濒临绝望的程度。

到1971年，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不及官方负债的四分之一：理论上讲，如果国外所有的美元持有者都把美元兑换成黄金，除非采取激烈手段，华盛顿将没有能力满足这样的要求。

华尔街劝说尼克松总统不要对抗美元兑换黄金的全球性风潮，因为这样做是徒劳的。不幸的是，华尔街也不想看到美元兑黄金的贬值，保持美元坚挺是他们近十年来一直热衷追求的目标。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采纳了内部智囊团的建议，这个智囊团包括总统首席预算顾问乔治·舒尔茨和当时的财政部政策小组成员保罗·沃克尔和杰克·贝内特，后者后来担任埃克森公司的董事。一件影响全世界的事件就发生在那个平静而充满阳光的8月里，美国总统正式宣布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世界完全变成没有黄金储备支持的美元本位，此举单方面撕毁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协定。国外的美元持有者从此不能用其持有的美元兑换美国的黄金储备。

同年12月，美国在华盛顿与主要欧洲国家、日本等国进行对话。对话中，尼克松总统再次强调了其单方面的行动，对话得到了一点少得可怜的妥协，即所谓的史密森协定。尼克松的夸大其词甚至超过了他的前任林登·约翰逊，在史密森协定谈判后，他宣布谈判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意义的货币协定的总结”。美国正式使美元兑换黄金的价格降低了8％，使得长久以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率提高到38美元兑换一盎司——刚刚达到她的盟国所要求贬值的程度。此协议同时也正式允许一系列的美元价格在2.25％的范围内波动，而不像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1％的波动范围。

随着向全世界的美元持有者宣布他们手中的美元将不能够兑换黄金，尼克松“推倒”了世界经济的“多米诺骨牌”，触发了一系列事件，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仅在几星期之内，人们对史密森协议的信心开始崩溃。1968年，由于黄金问题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执着，戴高乐对华盛顿的政策不予配合，进行了坚决的对抗，这虽然没有对重新安排国际货币系统形成足够的压力，但是却对华盛顿为掩盖美元出现的问题而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计划造成了足够的破坏。中止美元兑换黄金和随之带来70年代初的国际“浮动汇率”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争取了一些时间而已。

对美国来说，本来有一个非常好而且可行的方案，即把美元币值确定在一个更加现实的水平上。这一方案源自于法国，由戴高乐的前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提出。他始终认为，美元应该定位于7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价位上，而不是美国政府坚持而又没有守住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价位。鲁伊夫称，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全世界的投机行为，还可以使不稳定的欧洲美元恢复平衡，而且不会使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严重混乱。如果施行恰当，还可以给美国工业增长带来巨大动力，因为这样，以非美元计算，出口成本更低。美国的产业利益就会再一次成为国内金融政策圈的主流。但是，这个理由并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华尔街的理论是：哪怕是牺牲经济发展或美国繁荣，他们在金融领域的权力也不容许他人染指。

黄金本身并没有多少内在的价值，只有一些工业用途。但从历史上看，由于其稀缺性，它扮演着价值标准的角色，根据这一标准，不同国家限制了黄金的交易条件并且以黄金为基础发行货币。当尼克松决定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后，他打开的是蓄洪闸，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拉斯维加斯式投机狂欢开始了。1971年8月以后，长期的经济活动与固定汇率标准挂钩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世界贸易简直成了投机竞技场，博弈各种不同货币汇率浮动方向。

尼克松战略的真正制定者来自极具影响力的伦敦金融界商业银行。1971年夏，从尼克松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制的拆解当中，西格蒙德·沃尔伯格先生、埃蒙·德·罗斯柴尔德、乔斯林·汉布罗等人看到了极其难得的机会。伦敦再一次成为世界金融的主要中心，而且又是靠“借来的钱”，只是这次借的是欧洲银行的美元。

1971年8月以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主持下的美国政策重点是为了控制世界经济，而不是为了发展世界经济。美国的政策官员们开始自豪地称他们自己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而不是促进科技转移和工业增长开始占据优先地位，这是19世纪英国殖民思想的又一次回潮。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由于史密森协议缺乏有效的支撑基础，到1972年时，情况进一步恶化，大量的资本流动再一次使美元涌向日本和欧洲，直到1973年2月12日，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再次宣布将美元兑黄金的价格贬值10％，美元兑换联邦储备黄金的比价变为42.22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此价格一直维持到今天。

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主要货币开始了所谓的“有控制的浮动”过程。1973年2～3月，美元兑德国马克的汇率再次贬值40美分。自此，货币开始陷入永不停歇的变动之中，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这一次，为了从失去金融支柱的毁灭性打击中赢得上风，纽约、华盛顿和伦敦的战略家们准备采取非常手段抢占先机。

【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尼克松1971年8月15日的美元战略背后的构想，直到两年多以后的1973年10月才浮出水面，甚至在那时，也只有少数内部人士才了解其间的联系。1971年8月，伦敦－纽约的金融集团不再把美元作为货币本位，目的是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而内部政策人士则在同时准备大胆的新货币构架——一些人更喜欢把它称为“范式转换”。英美金融机构中某些有影响力的人士已经制定了再次制造强势美元的计划，这也是为了增强自身在世界上的相对政治实力，但恰恰在此时，他们似乎也处于注定的失败之中。

1973年5月，美元的急剧贬值依然持续，84位世界顶尖级金融和政界人士聚集在瑞典的索尔茨约巴登——瑞典银行业名门瓦伦堡家族的一个隐秘的海岛度假胜地。由伯恩哈德王子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组织的这次聚会上，美国与会者沃尔特·利维描绘了欧佩克（OPEC）石油收益即将出现四倍增长的“前景”。索尔茨约巴登秘密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可能产生的石油价格波动，而是为了操纵即将产生的石油美元洪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后来称之为“石油美元潮的再循环”过程。

这位来自美国的发言人对大西洋－日本的能源政策阐释得十分清楚。在描述了未来世界石油需求将由少数几个中东产油国来供给的前景后，发言人预言：“石油进口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石油消费国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巨大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该发言人还补充道：“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石油生产和进口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开始。”他随后预测，欧佩克的原油收益将提高四倍以上，上涨幅度正好和基辛格即将向伊朗国王提出的要求一样。

1973年1月8日

彼尔德伯格会议

1973年5月10～13日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美国与会者名单

（有20位美国与会者下榻索尔茨约巴登宾馆，不包括此记录的作者和我。有10位是会议指导委员会委员，因此有10个空缺名额。）

以下人员有一个或两个推荐人——包括两种推荐并用。考虑到可能参加的与会者，我们必须记住让年轻人和女士参与会议的重要性。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需要邀请一两位媒体或是工会领导人参与。

美国政府——行政人员

亨利·基辛格（备选：副国务卿拉什）

乔治·舒尔茨（备选：唐纳·哈姆斯菲尔德，埃伯尔大使）

詹姆斯·亚金斯（白宫及国务院能源专家）

美国政府——国会人员

参议员约翰·陶尔（备选：参议员布鲁克或帕西和参议员斯科特）

参议员杰克逊（备选：参议员蒙代尔或普罗克斯米尔）

众议员约翰·卡尔福

媒体人士其他

唐纳德·库克格拉汉姆·艾利森

奥斯本·艾略特罗伯特·亨特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罗伯特·鲍伊

安德鲁·海克尔罗伦特·安德森

（凯瑟琳·格雷厄姆）林肯将军州鲍登学院系主任罗宾森

哈克斯·弗兰克尔哈维·布鲁克斯

弗罗拉·刘易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汤姆·威克尔威廉·邦迪

罗伯特·谢策尔卡罗尔·威尔逊

米丽娅姆·坎普斯斯坦利·霍夫曼

帕特莉西亚·哈里斯

改善能源进口国之间关系的任务应当从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磋商开始。这三个地区代表了世界60％的能源消费，而且她们的能源产品贸易总量在世界上占更大的比例，因为世界上80％的能源产品都出口到这三个地区。

合作的另外两个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世界的责任。首先，不管是能源危机还是能源增长都可能不可挽回地危及自身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其次，石油生产国对金融资源的滥用或控制不严完全有可能使世界货币体系无序化并遭到破坏。

合作的总则和限制：在欧共体有一个非官方的共识，那就是欧洲乐意与美国和日本开展能源合作，主要是解决进口国之间的恶意抬价……

石油进口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暗示了石油消费国家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

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生产和进口石油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起步。

两段摘自1973年5月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瑞典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中的机密协议。请注意会议讨论了“石油生产国对金融资源的滥用或控制不力完全有可能使世界货币体系无序化并遭到破坏”的危险。第二段摘录谈及“从中东进口石油的巨大增长。进口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稍后在讨论中公布的数字预示了欧佩克原油价格将近四倍的增长。

1973年5月参加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的有：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的罗伯特·安德森，BP公司董事长格林希尔勋爵，欧洲债券创始人、瓦伦堡集团的埃里克·洛尔先生，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乔治·波尔（大约10年前，作为美国国务卿助理，波尔要求他的银行家朋友西格蒙德·瓦伦堡开发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后来即将成为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意大利人吉安尼·阿涅利和德国人奥托·沃尔夫·冯·阿梅罗根等。亨利·基辛格也是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常客，1973笔者得到了这次会议正式讨论的原始记录。通常这是保密的，但文件是从巴黎的一个旧书商那里买来，很明显来自于某个成员的图书馆。2000年9月，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扎基·亚马尼王子向作者谈到了1974年初他与伊朗国王的会谈。当时，根据沙特国王的指令，亚马尼问伊朗国王：为什么伊朗要求欧佩克作如此大的价格调整，国王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去华盛顿问亨利·基辛格博士。”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的日程是由罗伯特·墨菲准备的。1922年时他是美国驻慕尼黑领事，第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就立即向华盛顿的上司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墨菲后来作为政治顾问推动形成了战后的对德政策。在索尔茨约巴登提交了能源报告的瓦特·利维，与“七姊妹”石油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1948年，作为马歇尔经济合作计划管理办公室的石油经济学家，利维极力阻止政府对石油公司的定价进行调查。

与会者名单

主席：H R H　荷兰王子殿下

欧洲荣誉秘书长：恩斯特·范德伯格

美国荣誉秘书长：约瑟夫·约翰逊

荣誉财务官：弗里茨·卡斯滕

乔瓦尼·阿涅利　意大利

罗伯特·安德森　美国

乔治·波尔　美国

威尔弗德·鲍姆加特纳　法国

弗雷德里克·贝内特　英国

塞拉哈丁·贝亚兹特　土耳其

努里·伯奇　土耳其

埃尔林·比吉奥　丹麦

安德斯·比奥加德　瑞典

马塞尔·波堤克斯　法国

波吉特·布鲁尔　德国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美国

威廉·邦迪　美国

西塔迪尼·塞西侯爵　意大利

埃米利奥·科罗多　美国

迪安·阿瑟　美国

埃里克·德雷克爵士　美国

罗伯特·杜奇　意大利

拉法叶·吉鲁提　意大利

一年一度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最早开始于1954年5月，当时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一个由亲英派人士组成的集团指定了第一次会议场所——埃亨附近的彼尔德伯格酒店，会议因此而得名。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乔治·波尔、大卫·洛克菲勒、约瑟夫·雷廷格博士、荷兰王子伯恩哈德殿下以及乔治·麦基（美国国务院幕僚，后来成为美孚石油公司的高级执行官）。欧洲和美国的顶尖精英常常聚集在彼尔德伯格年度会议上进行秘密协商和讨论政策问题。在接下来的媒体评论和报道上，一致协议“形成”了，但他们私下讨论的机密却并未透露。彼尔德伯格会议是战后英美政策形成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显然，彼尔德伯格聚集的巨头们在那年5月份作出的决定是，要发起一次对世界工业增长的巨大打击行动，使权力的天平重新偏向英美的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元一边。为了这次行动，他们决定使用他们最具威力的武器——对世界石油流通的控制。彼尔德伯格的政策是引发全球性的石油禁运，以此来大幅度提高世界石油价格。自从1945年以来，由于美国的石油公司主导了战后石油市场，美元作为石油标价的标准货币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因此，世界油价的突然急剧上涨，意味着购买这些石油的美元需求量也同样在全球急剧上升。

这是一个以伦敦和纽约为中心的利益集团，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利益集团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控制力达到如此强大。英美金融利益集团对石油的控制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它们清楚地知道，它们的方式之所以如此强蛮，是因为它们有优势。

【1973年的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点燃了世称“赎罪日战争”的硝烟。与一般大众的印象相反，“赎罪日战争”不是简单的误算、失误或阿拉伯国家决定对以色列发起军事打击的结果奇∨書∨網。围绕这场“十月战争”的开打，华盛顿和伦敦秘密策划了一系列事件，并动用了由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建立的强大秘密外交渠道。通过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西姆查·迪尼茨，基辛格有效地控制住了以色列的政策反应。另外，基辛格还开辟了与埃及和叙利亚的沟通渠道。他的做法十分简单，就是在关键问题上向对方误传消息，确保战争和接下来的阿拉伯石油禁运。

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包括截获的阿拉伯官员之间关于确认已经开始战争集结的通信，被当时尼克松总统的情报“沙皇”基辛格全部压了下来。那场战争及其后果，基辛格声名狼藉的“穿梭外交”，都是华盛顿根据5月召开的（也就是开战前大约6个月）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纲领安排的。全世界对此十分愤怒，阿拉伯产油国成了替罪羊，而应该负责的英美利益集团却躲在幕后平安无事。

1973年10月中旬，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告诉美国驻波恩大使，联邦德国在中东冲突中保持中立，而且不允许美国使用联邦德国的军事基地对以色列进行补给。伴随着某种不祥预感，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10月30日给勃兰特总理发了一封措辞强烈的抗议信，该信的大部分内容有可能是基辛格起草的。

我们认识到，欧洲人比我们更加依赖阿拉伯石油。但是，我们认为，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与我们保持一致，并不会减少你们的脆弱性……你们认为，这场危机不是联盟的共同责任，而且给以色列提供军事补给也不是联盟责任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实难苟同你们的观点……

在中东冲突这个问题上，华盛顿绝不允许联邦德国宣布保持中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可以明确表示中立，因此她也避免了受到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影响。伦敦再一次巧妙地躲过了国际大危机，在这方面，英国总是很有办法。让欧佩克油价上涨四倍的一个巨大后果是，英国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和其他英美石油公司冒险投资的北海油田可以因此而产生利润，否则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将石沉大海，血本无归。当时，如果欧佩克油价不涨，这些新建的北海油田是否能赚到钱还是未知数。当然，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巧合。

1973年10月1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关于油价的会议，之后，他们将油价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每桶5.11美元，涨幅高达令人惊愕的70％。在同一天，欧佩克组织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在历数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种种罪状的同时，宣布停止对美国和荷兰出口石油——鹿特丹一直是西欧主要的石油港口。

1973年10月17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联酋、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宣布，她们10月份的石油产量将在9月份的基础上削减5％，而且以后每个月再降低5％，“直到以色列从1967年6月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离，并且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恢复。”世界上第一次“石油危机”，或者像日本定义的“石油轰动事件”，已经迫在眉睫。

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危机在1973年末才真正到来。当时，美国总统正好卷入所谓的“水门事件”，亨利·基辛格因此成为事实总统，全权负责处理危机中的美国政策。

1974年，为了设计一项迫使欧佩克降低油价的战略，尼克松政府派遣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前往财政部，但他被粗鲁地赶出了门。在一份备忘录中，这位官员描述道：“是银行界的领袖们不愿意接受让石油降价的建议，极力主张使用‘再循环’计划来适应高油价。这才是致命的决定……”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的领导之下，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于1975年2月在由财政部部长助理贝内特写给国务卿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被最终定了下来。贝内特曾经帮助尼克松总统制定了至关重要的1971年8月的美元政策。秘密协议条款规定，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石油税收收益将用于弥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年轻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当时的怀特维德公司驻伦敦分公司专门经营欧洲债券的负责人大卫·马尔福德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担任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的首席“投资顾问”。他的任务是指导沙特阿拉伯把石油美元投资到正确的银行，自然都是些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彼尔德伯格计划正在按计划推进。

作为尼克松总统最权威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美国的情报系统，还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十月赎罪日战争之前，他说服尼克松提名他为国务卿。由于扮演着重要角色，基辛格拥有两个头衔：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是空前绝后的。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像基辛格一样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更加有意思的是，基辛格还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就在1974年1月1日德黑兰会议之后，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开始了，这一次油价上涨了一倍，欧佩克原油基准价达到11.65美元。这是伊朗国王强烈要求的结果，是基辛格秘密施加压力让他这样做的。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是令人吃惊，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反对欧佩克把油价涨到3.01美元，因为他害怕这会使西方出口商提高出口到伊朗的工业设备的价格，这些设备是伊朗推进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进程所急需的。华盛顿和西方国家在十月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激起了与会欧佩克国家的愤怒情绪。就连基辛格掌管的国务院都不知道基辛格与伊朗国王之间的秘密诡计。

从1949年到1970年末，中东原油价格平均约为1.90美元/桶。在1973年初涨到了3.01美元/桶，也就是在那时，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上讨论了未来欧佩克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到1974年1月，油价上涨四倍已成事实。

【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

1973年底，对美国的石油禁运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用“恐慌”二字来形容。从整个1972年到1973年初，以埃克森公司为首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一直在奉行造成美国国内原油短缺的政策，这一点十分奇怪。尼克松在幕僚建议下所做的一系列不寻常决策，为这些公司开了绿灯。因此，在1973年11月石油禁运的时候，影响可以说是剧烈的。根据1959年美国贸易协议法的规定，白宫有责任控制美国的石油进口。

1973年1月，尼克松任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为总统经济事务助理，主管白宫的石油进口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曾是华尔街债券商，他被委以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的重任，导致10月石油禁运的关键几个月的石油进口供应政策，就是由该委员会制定的。

1973年2月，尼克松被说服建立一个特殊的“能源三人执政”体系，也就是白宫特别能源委员会，其中包括舒尔茨、白宫幕僚约翰·厄利希曼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尽管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没有人意识到，但一切正在悄悄地按照彼尔德伯格的计划布局。到1973年10月，美国国内原油库存已经处于令人担心的低水平线上。欧佩克的原油禁运引发了公众购买汽油的恐慌，纷纷呼吁实行配给制度，随之产生了排长队加油的现象和经济衰退迹象。

石油危机对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影响最为严重。1974年12月，世界上最大的九家银行，由大卫·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期银行和伦敦－纽约投资银行、拉扎德兄弟银行牵头，通知老派古板的政客——纽约市长亚伯拉罕·毕姆，要他把纽约的巨额养老基金的管理权交给这些银行成立的委员会，即市政协助公司，否则这些银行和他们的媒体伙伴将施加影响，摧毁纽约的财政。毫不奇怪，这位强势市长屈服了，而且纽约市被迫大幅削减了公路、桥梁、医院和学校的投资，用于偿还银行债务，使得数万工人下岗。这座美国最大的城市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拉扎德兄弟银行的菲利克斯·罗哈庭开始成为新银行家们的收款代理人，他也被媒体授予“巨无霸”称号。

在西欧，油价上涨的冲击和禁运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英国到欧洲大陆，一个一个国家相继感受到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影响。整个欧洲，破产和失业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德国政府制定了周末禁止开车上路的紧急规定，为节约石油进口成本进行最后的努力。到1974年6月，石油危机的影响导致德国赫尔斯塔银行的倒闭，德国马克陷入危机。1974年，随着德国的进口石油花费增至骇人听闻的170亿德国马克，估计有将近50万人由于石油危机而失业，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8％。危机带来的影响使德国基础能源价格突然增长400％，对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关键产业如钢铁、造船和化工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受国内石油危机的影响，再加上其顾问根舍·纪尧姆涉嫌东德间谍活动被曝光，维利·勃兰特政府倒台。1974年5月，勃兰特向联邦总统海涅曼递交了辞呈。随后，总统任命赫尔穆特·施密特为总理。那个时期，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因为石油危机影响经济而被迫下台。

对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能源价格一夜之间上涨四倍的影响显得更为严重。她们大多数没有多少国内石油资源，现在突然不得不面对出乎意料的四倍能源进口成本，已经支付不起，化工原料和肥料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些都是从石油里提炼的。这个时候，评论家开始讨论“治疗类选法”，这是一种根据紧迫性和救活的可能性等因素决定在战场上优先治疗哪些伤员的方法，并且出现了“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非欧佩克国家）等新词汇。

1973年，印度贸易收支盈余，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上。1974年，印度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但要支付的年石油进口账单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达到12.41亿美元。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所有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1974年都面临巨额的贸易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1974年，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总额为3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巨大的数字了。而且，毫不奇怪的是，这比1973年的赤字增加了四倍，油价也正好上涨了四倍。20世纪70年代初，工业和贸易在经历了几年迅猛增长之后，发生了1974～1975年席卷世界的工业滑坡，严重程度超过了战后任何一次。

就在基辛格谋划的1973年石油危机给世界工业增长造成毁灭性打击时，却给某些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主要是纽约和伦敦的大银行和号称“七姊妹”的英美跨国石油公司。到1974年，埃克森公司超过通用汽车公司而成为美国总营业收入最多的公司。它的姐妹公司——包括美孚、德士古、雪佛龙和海湾石油公司与埃克森公司的情况也相差不多。

欧佩克美元的大量收入，即基辛格的“再循环石油美元”，被存入了伦敦和纽约的主要银行，这些银行不光处理美元业务，同时也参与国际石油交易。大通曼哈顿、花旗、汉华实业、巴克莱、劳埃德、米德兰——全部在石油危机中发了横财。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如何再循环使用它们的石油美元，以及这一点是怎样为80年代严重的债务危机埋下伏笔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基辛格与英国外交部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一段讲话非常有用，这是基辛格博士1982年5月10日在皇家伦敦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讲话。讲话十分坦率。在对两个世纪英国娴熟的“均势”外交大肆赞扬了几分钟后，基辛格对战后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给予了满意的评价，他说：

“战后的外交史充满了英美之间的‘和解’与‘理解’，有时甚至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些都没有写在正式的文件中……英国给予美国的实际帮助很多，甚至像是参与到美国的内部筹划中。这种紧密程度，在历史上任何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从来没有过。在我任职期间，英国在某些美国与别国的双边谈判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我在白宫时，与英国外交部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甚至比我与美国国务院的交流还多……”

随后，基辛格举了美国在罗德西亚前途问题谈判上的例子，“在我参与罗德西亚谈判时，甚至还没有搞清楚工作文件和内阁批准文件间的区别，就匆匆拿着英国人用英国英语起草的方案上阵了。合作促成了我们的今天……”

【剪掉“核玫瑰之花”】

关于油价上涨四倍，笔者关注的主要一点是，如何确保这一激烈行动不会驱使全世界加速另一个已经很强的势头——建设核电站，这是一种效率更高、花费却更少的替代能源。

基辛格在哈佛时的院长，也是他短暂担任约翰·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时的上司麦克乔治·邦迪。邦迪1966年离开白宫，担任美国当时最大的私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董事长。在任福特基金会董事长期间，他扮演了影响美国国内政策的重要角色。1971年12月，邦迪拿出400万美元和三年时间，在基金会设立了一个新的重点项目——能源政策项目，项目负责人是大卫·弗里曼。在1974年的石油危机中，邦迪主政下的研究报告《时机选择：美国能源的未来》在争议声中发表，目的是为了在石油危机的关键时刻形成公开辩论。

美国权势集团内部第一次出现了欺骗性的论题，而且被公布于众：“能源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可以分开的，它们不是双胞胎。”弗里曼的研究提倡新奇且效率低下的“替代”能源，例如风力、太阳能光伏板和燃烧可循环废料。福特报告对核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声称与核能发电有关的技术理论上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报告宣称：“燃料本身或它的副产品钚，可以直接用作或加工成为制造原子弹或其他爆炸装置的原材料。”

福特报告准确地注意到，未来将挑战石油而成为能源霸主的主要竞争者是核能，并警告：“由于核技术的发展，核能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将快速蔓延，特别是快速核反应堆（快堆）和提炼浓缩铀的离心分离机技术。”邦迪项目确定了美国金融机构的“绿色”反核框架。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核技术已成为未来高效发电方法的首选，比石油或煤炭更加高效（而且更有利于环保）。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欧共体已经开始了大型核能开发项目。1975年，参与此计划的成员国主张，到1985年要在欧洲大陆建立160～200座核能发电站。

对于1974年石油危机的影响，1975年，西德施密特政府作出了理性的反应，决定建设发电量420亿瓦的核电站项目，其发电总量将在1985年占整个德国用电量需求的约45％。在欧洲，只有法国超过了西德，法国要在1985年前建成发电量450亿瓦的核电站。在1975年的石油危机冲击中，意大利工业部长卡洛·多纳特·卡廷指示意大利核能公司ENEL和CNEN草拟一个在80年代早期建成约20座核电站的计划。甚至刚刚从佛朗哥40年的统治下摆脱出来的西班牙，也提出要在1983年前建设20座核电站的计划。一座常规的十亿瓦核设施基本可以满足一座百万人口的现代工业城市的所有电力需求。

1974年石油危机发生时，欧洲的核能工业开始快速增长，尤其是法国和西德。法国和西德第一次在核出口市场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此前一直是美国主导着这一市场。法国方面收到伊朗国王的一封信，要求帮助伊朗建设四座核反应堆，联邦德国电力公司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信。而此时，法国已与巴基斯坦布托政府签订了协议，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现代化的核基础设施。西德政府与巴西的谈判在1976年达成协议，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加强双方的合作。协议包括由西德建立八座核反应堆和再生及浓缩铀反应堆燃料。德法两国的核能公司完全按照艾森豪威尔1953年“和平原子能宣言”的精神，在各自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与经过挑选的一些国家进行谈判。很明显，英美对能源的控制，是以控制世界主要能源资源为基础的，如果这些相当可行的计划继续下去，那么英美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

战后，与石油相比，核能更能代表技术的进步，这如同在19世纪末，当费舍尔勋爵和丘吉尔争论是否应该把英国海军从使用煤作燃料转向使用石油时，石油要比煤炭更加先进一样。不同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及其美国兄弟牢牢地控制了世界的石油供给。特别是，如果商用快速核反应堆和热核反应计划得以实现，核能技术将预示着世界能源供给可能将不受限制。

1974年石油冲击的直接结果是，在世界核工业内部建立了两个组织，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设在伦敦。1975年初，一个非正式半秘密组织——“核供应商集团”或者叫“伦敦俱乐部”成立了。这个组织包括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还有法国、西德、日本和苏联。这是英美早期的一种努力，目的是为了在核出口问题上自我约束。1975年5月，另一个秘密组织——“伦敦铀学会”成立，核供应商集团得到了补充。伦敦铀学会由历史上的英国殖民地国家所主导，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英国。这些“内部”组织是必要的，但却还不足以让英美利益集团遏制住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核“威胁”。就像一位来自阿斯彭研究所的美国杰出反核人士所说：“我们必须把‘核玫瑰之花’剪掉。”他们确实也做到了。

【“绿色行动”遏制核能发展】

无独有偶，在1974～1975年石油冲击衰退之后，西欧人口不断增长，特别是西德，由此引发了战后第一次讨论“增长极限”或者说环境威胁问题，而且开始对他们的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信念产生疑问。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新“观点”受到某个网络的精心操纵，这个网络由英美金融和工业圈子建立，它们与躲藏在索尔茨约巴登石油战略之后的利益圈子完全相同。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英美智囊和杂志发起了一轮可怕的宣传攻势，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极限”议程，以确保猛烈的石油冲击战略取得“成功”。出席1973年5月在索尔茨约巴登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美国代表、石油巨头罗伯特·安德森是执行英美生态议程的关键人物。这是历史上又一次非常成功的欺诈行动。

这一次，他们将目标对准了核能，安德森和他的大西洋利奇菲尔德石油公司通过大西洋利奇菲尔德基金会将数百万美元注入被选定的机构。安德森慷慨赠予的主要受益人是一个名为“地球之友”的组织，它当时是靠安德森拿出的20万美元成立的。安德森的地球之友最早期的行动是，通过其反核行动对西德核工业进行突袭。1976年，地球之友的领导人霍尔格·斯特罗姆发动的早期行动之一就是“反对布洛克多夫核电站”大游行。地球之友在法国的主管布莱斯·拉隆德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库德特兄弟公司的巴黎合伙人，他后来在1989年成为密特朗的的环境部长。正是地球之友组织阻止了日本－澳大利亚供铀协议中的一项主要条款。1974年1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堪培拉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双方达成了一项承诺，澳大利亚向日本提供潜在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的铀矿石来满足日本未来的需求，并与日本合作开发浓缩铀技术。英国铀矿开采巨头力拓锌业公司为了动员各方反对未决的澳日协议，在澳大利亚秘密安插了地球之友组织，结果造成了几个月后惠特拉姆政府的垮台。地球之友在伦敦和华盛顿的高层有许多“朋友”。

不过，在美国和欧洲传播“增长极限”，罗伯特·安德森主要依靠的是阿斯彭研究所的人文研究项目。阿斯彭研究所所长是安德森本人，副所长是大西洋利奇费尔德基金会领导人托尔顿·布拉德肖。20世纪70年代初，阿斯彭研究所曾是研究机构中开展反核活动的主要财务渠道。

当时，在人们所熟知的阿斯彭研究所理事中，世界银行总裁、越南战争的主谋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是其中之一。其他精心挑选的理事还包括牛津大学的布洛克勋爵，亲英派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贾德纳（后来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华尔街银行家、雷曼兄弟公司的拉塞尔·彼得森以及埃克森公司董事会成员杰克·克拉克、海湾石油公司的杰瑞·麦卡费和美孚石油公司董事乔治·麦基，他也是出席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立会议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同样在早期加入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的还有汉堡《时间》杂志出版人马里恩伯爵夫人敦霍夫，以及前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和驻德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

罗伯特·安德森还从麦克乔治·邦迪管理的福特基金会邀请约瑟夫·斯拉特担任阿斯彭研究所的所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确实是一个团结紧密的英美大家庭。在阿斯彭研究所，斯拉特启动的最初项目的目的，是为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反对工业增长——特别是核工业做准备，这一项目用的是联合国的赞助（和资金）。斯拉特保证，即使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思维克·阿斯特罗姆也会提议联合国召开一次关于环境问题的世界大会。

1972年6月，联合国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从一开始，这次会议就是由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操办的。加拿大石油商人、阿斯彭研究所理事毛利斯·斯特朗担任了大会主席。在联合国的支持下，阿斯彭研究所还筹资建立了国际零增长网络——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其理事成员包括罗伯特·安德森、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斯特朗和英国工党的罗伊·詹金斯。这个组织立即编写了一本书——《只有一个地球》，作者为洛克菲勒大学副教授雷纳·杜博斯和英国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巴巴拉·瓦德。这一次，他们还说服国际商会支持毛利斯·斯特朗和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向国际商业人士宣传新的环保主义理念。

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和宣传平台。到1973～1974年发生石油危机时，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与石油的相关业务渠道、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和其他英美公司已经准备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在这些资金的资助下，大规模的反核宣传攻势得以启动。这些资金赞助的机构，包括超级精英人物参与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该基金会先是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伯恩哈德王子掌控，后来是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约翰·劳顿操纵1973年6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提议，在比尔德伯格集团建立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新机构，即三边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第一个执行理事是比尔德伯格活动的参加者布热津斯基。三边委员会也是战后第一次吸收日本财政与商业精英参加英国政策的制订。1976年，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互换了位置，变成了三边委员会的执行理事，布热津斯基接替基辛格担任新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卡特本人与他内阁的许多重要的部长也是半保密的三边委员会成员。

这些机构对美英媒体有着不可抵抗的影响力，主要表现是：在罗伯特·安德森资助的反核攻势中，没有听到任何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公众的声音，而且事实上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就是1974年油价上涨后的主要受益公司之一。安德森的ARCO公司、埃克森公司、BP公司、壳牌公司和其他“七姊妹”公司已经投入数千万美元在阿拉斯加的普拉德霍湾和英国的北海建立高风险的石油基础设施。

如果1974年的石油危机没有使石油市场价格上涨到11.65美元/桶或邻近价位的话，那么安德森在北海和阿拉斯加的投资，以及BP公司、埃克森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资，就会导致财务崩溃。为了保证英国媒体出现友好的声音，安德森当时买下了伦敦的《观察家报》。事实上，也没人会问，安德森和他那些影响力巨大的朋友们怎么知道，基辛格将为他们创造油价上涨四倍的条件这一部分的背景是作者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的广泛调研和对企业进行研究的结果。

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宣传零增长的机会，罗伯特·安德森还给另一个项目捐助了一大笔资金。在洛克菲勒的意大利贝拉乔别墅，洛克菲勒家族和奥雷利奥·佩切伊、亚历山大·金启动了这个项目。1972年，罗马俱乐部及罗马俱乐部美国协会，在公众中大肆宣扬由丹尼斯·梅多斯和杰·弗瑞斯特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名叫“增长的极限”的科学欺诈理论。梅多斯和弗瑞斯特在毫无可信度的马尔萨斯理论中加入了现代计算机图表，并坚称世界由于缺乏足够的能源、食物和其他资源而即将毁灭。马尔萨斯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他们忽略了技术进步为改善人类条件带来的影响。他们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紧张阴暗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

这次新的英美反核攻势的首要目标之一是联邦德国。法国的核能计划即使不比联邦德国更加宏大，至少不差，但由于二战后联邦德国被占领，英美情报机构更有可能取得成功。1975年，施密特政府关于核能发展计划协议的墨迹未干，突袭行动就开始了。

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名叫佩特拉·凯利的年轻女性，她的母亲是德国人，继父是美国人，而且她一直在美国生活到1970年，除了为美国参议员胡伯特·汉弗雷工作以外，没有做过任何其他工作。在美国期间，佩特拉·凯利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建立了亲密联系，该委员会是麦克乔治·邦迪任董事长期间福特基金会创立的英美反核组织新的领导机构之一。当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理事包括巴巴拉·瓦德（杰克逊女士）和劳伦斯·洛克菲勒。70年代中期，凯利在西德开始组织合法的抗议活动，攻击政府的核能建设计划，结果是导致花费巨大的计划停滞，最终，西德的整个核能计划被削减。

【控制别国人口增长以保美国安全】

1798年，默默无闻的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由于提出了“人口原理”，受到极力吹捧，而一夜成名。他当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利贝里东印度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论文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欺诈，他大量剽窃了一位威尼斯人对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积极人口理论批评的内容。

1774年，那位威尼斯人对富兰克林理论的抨击被吉安玛丽亚·奥特斯记录下来。马尔萨斯的奥特斯“理论”的改写版经过炮制，披上了数学合理性的外衣，他称其为“几何级数法则”。“几何级数法则”认为，人类的人口总是呈几何形式扩张，然而从算术上说生存的资料却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呈线性增长的。马尔萨斯论点的缺陷是，自1798年以来，人类文明、技术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尔萨斯故意忽略了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粮食总产量、劳动生产率和其他方面的贡献。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美机构的新宣传攻势取得明显效果，美国政府在记者会上公开自夸他们是忠实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就是证明。仅仅在十年以前或稍早，他们还在茶余饭后取笑马萨斯主义者。但是在美国，没有什么地方比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加疯狂地迎合英国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了。

1974年4月24日，在石油危机中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签发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备忘录200号》（NSSM200），主题是“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含义”。备忘录被转发给所有的内阁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中情局和其他重要机构。1975年10月16日，在基辛格的力主下，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签发了“加强美国在世界人口问题上的领导”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的基础是NSSM200。这份文件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让马尔萨斯主义成为关乎美国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是由一位在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发起的。甚至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政府官员也对是否给予这些内容以官方支持持谨慎态度。

NSSM200声称，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而这些国家往往都拥有对美国经济而言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份研究备忘录警告，在国内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将试图寻求更高的价格和更好的条件。在备忘录的内容中，有13个国家被列入名单，成为美国人口控制努力的“战略目标”。这个1974年拟定的名单是指导性的。毫无疑问，正如基辛格作出的其他重大决定一样，这些目标国家都是在与英国外交部紧密磋商后选定的。

基辛格在备忘录中明确表述道：“与提高生产能力而额外对灌溉、发电站和工厂等项目的直接投资相比，控制人口的开销要少得多。”这与英国19世纪帝国主义的解释没什么两样。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作出秘密政策宣言的美国政府已经奉行这样一项议程，它不仅会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而且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无尽的饥荒、痛苦和不必要的死亡。这13个被基辛格的研究备忘录选定的目标国家是：巴西、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埃及、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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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各个击破 压制一切独立的发展力量

〖英美精心设计的石油美元体系，席卷了世界各地的财富。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欧洲共同体、不结盟运动以及其他国家与英美金融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血腥而不见硝烟的战争。〗

【深受石油危机之害的发展中国家】

虽然1974年石油价格暴涨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冲击，但到1975年下半年，部分地区的工业已经开始恢复发展，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还是回归到了原有的发展道路上。1974年的石油冲击为达成英美彼尔德伯格集团的某些目标提供了保证，但是，全球工业发展的指标并没有完全朝着令他们满意的方向改变。他们想长期支配世界经济的战略构想仍然面临致命的威胁。

世界钢铁产量以及航运贸易量，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健康状况提供了明显的衡量指标。20世纪50年代初，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开始重建，以公吨计算的世界粗钢产量开始稳步上升。钢铁的产量，直到今天都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不像现在比较时髦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它衡量的是价格水平，而不考虑该经济活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举个例子来说，对于一项经济活动，GNP并不管你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中的赌博消费。而以公吨计算的钢铁产量是无法造假的。此外，钢铁还是运输、建筑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

西方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钢铁产量从1950年的不到1.75亿吨稳步上升到了1974年受石油危机影响时的差不多5亿吨峰值。钢铁产业同时也是能源最密集的产业之一。在石油危机之后的两三年里，世界钢铁产量反映了经济所受到的影响，从1974～1975年的钢产量高峰期迅速滑落了几乎15个百分点。但是从1976年起，钢铁产量又开始稳步爬升。

世界海运贸易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作为对1974年石油冲击和世界经济严重滑坡的反应，海运总量急剧下降，但是在1977～1978年又得到缓慢稳固的恢复。1975年见证了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的世界贸易大幅下降，降幅达6个百分点，但是后来还是得到缓慢复苏。

然而，战后没能从金融和通货膨胀的大冲击中恢复过来的地区之一是那些南半球的欠发达国家，尤其是石油不能自给的国家。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发展中地区来说，石油危机意味着发展的结束，金融业和农业也无法改进，使很多地区人们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

似乎祸不单行，此次石油危机在1974～1975年间正好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干旱不期而遇，农作物严重歉收，特别是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达到最大。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面临饥荒，由于急需从美国和西欧进口比以往更多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又无法负担食品进口增长所需的资金，更谈不上为应对石油冲击提供资金了。

英美在1971年8月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后来强迫油价暴涨四倍，给世界上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

意大利银行董事长贵多·卡里指出，在当时，“人们越来越对银行怀有敌意……不信任的感觉是从人们确信商业银行对货币的主导权太大开始的。”卡里于1976年初在一次对银行界同仁们的演讲中描述了石油冲击对世界金融的影响。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和浮动汇率的情况下，新的油价造成了世界性的通货短缺。“国际通货短缺是由银行造成的”，卡里指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银行通过它们的海外机构造成的。”

卡里评论道，有人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对某些人的“邪恶企图的验证”，这些人躲在后台，推动建立所谓新的与黄金兑换无关的美元货币秩序，“黄金与金融体系的脱钩，而且未能用官方认可的工具取代，证实了这是一种为强化美国银行的主导地位而设计的恶意图谋”。

确实有人认为这是恶意的。到1975年，工业化国家从最初的石油冲击中得到一定的缓慢恢复，然而，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总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发展中国家常规项目的总赤字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平均每年约60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每年超过260亿美元（又一次上涨四倍，与油价上涨倍数相等），到1976年又上升到无法承受的七倍——420亿美元。这些赤字绝大多数发生在处于发展中地区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在无法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私人银行借到更多钱的威胁下，这些欠发达国家被迫将本应用于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宝贵资金用来减少贸易赤字。她们必须支付石油进口所需的费用，而且是用美元，但是她们的原材料出口收入却在1974～1975年间的全球不景气中急剧下降。

在彼尔德伯格集团“石油美元再循环”战略下，美国和欧洲的私人银行开始打开向这些国家借钱的突破口，但是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平衡”那些由英美造成的石油冲击废墟中残留下来的账号，而不是为建设必要的生产基础设施或技术发展提供资金。这些私人的石油美元贷款来自以伦敦为基地的美国和英国的欧洲美元银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的石油收入，是用美元支付的，而且这些美元被输送和“引导”向海外的伦敦欧洲美元银行，由这些银行再借给那些在石油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发展中国家。

基辛格博士和他的朋友们没有给这个过程留下任何漏洞。一家美国投资银行的一位处在欧洲美元市场中心的资深合作伙伴——大卫·马尔福德，当时也是怀特·韦尔德公司驻伦敦的欧洲美元业务主管，被委任为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的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局长和首席投资顾问；作为欧佩克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被美国大石油公司所控制。这个极不寻常的任命并没有让多少人知晓，而仅在数月前，沙特阿拉伯也宣布了石油禁运。同怀特·维尔德公司一道，沙特阿拉伯货币局也得到了来自伦敦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的秘密投资建议。

作为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局长，大卫·马尔福德是确保沙特当局“明智地”利用其新的金融横财的关键人物。为了让马尔福德先生的角色轻松一点，与埃克森公司和参与到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里面的美方石油公司联系密切的纽约花旗银行，令人费解地成为当时能够在沙特开展业务的唯一全外资银行。毫不奇怪，1974年，整整70％的欧佩克石油剩余收益被投资到境外的股票、债券、不动产或其他领域。在这总计57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中，有60％以上直接进入到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

早在1974年6月8日，在美国国务卿的权力范围之内，亨利·基辛格签署了一项建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协议，这一协议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除了其他一些项目以外，协议范围还包括“金融领域的合作”（基辛格占据了空前的双重职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后一职位一直担任到福特总统任期时）。

到1974年12月，尽管沙特政府和华盛顿都严格保守了秘密，但这种合作的性质是比较清楚的。美国财政部在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签署了一项协议，此协议的任务是为了“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对此作出了说明；他后来成为埃克森公司的董事。对这些两个月以前达成的协定进行解释的贝内特备忘录，标注的日期为1975年2月，并全文报送国务卿基辛格。

其中，杰克·贝内特的职业生涯是值得注意的。1971年，他被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从埃克森公司借来工作，任务是帮助保罗·沃克尔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石油美元”货币体系中可能产生的金融问题，并停止使用金本位。经过1973～1975年石油危机并成功建立石油美元循环体系之后，贝内特又回到了埃克森公司。与此情况很类似，1971年，维克托·罗斯柴尔德离开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战略研究部门领导岗位，去领导直属于英国首相的中央政策评估组。在这一岗位上，他对英国的能源政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因为他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就很“幸运地”预测到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一时期，他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基辛格保持联系。

对于不了解英美在波斯湾利益发展史的人来说，对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一系列协议真正感到震惊的是，欧佩克石油国家只接受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这是一项排他性政策；只是美元，不是德国马克，也不是日元、法国法郎或是瑞士法郎，尽管它们都有明确的价值。

用美元给石油定价，最初是二战以后美国主要石油公司和纽约的银行家们推出的一个作法。在1974年初石油危机之后，为了满足石油进口的需求，主要欧洲国家都启动了与阿拉伯石油供应国的认真谈判，确保长期石油购买合同，她们打算用本国货币来支付——这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举动，因为这可以大幅降低石油冲击对欧洲的影响，这对欧佩克来说非同寻常。德国或者法国本来可以更加容易地使用她们的货币——德国马克或法郎来确保支付石油进口费用，而不需要购买美元来换取同样的石油。更令人好奇的是，欧佩克的部长们在1975年开会同意接受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支付货币，其余货币概不接受，就连英镑也不行。

这样的安排，不用解释，事实上证明对美国美元和纽约的金融机构以及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具有极大的价值。整个世界被迫不断地购买大量美元，来支付它们至关重要的石油进口。更不寻常的是，即使在接下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元螺旋式的涨跌使欧佩克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这种美元定价协议依旧保持了它的影响力。

这些石油美元在伦敦和纽约受到引导的循环的一个后果，是使得美国的银行成为世界银行业的巨头，同样也使它们的客户——“七姊妹”石油跨国集团成为世界工业的巨头。英、美石油和银行业的联合，压倒性地打破了一般企业的平衡，以至于它们的影响和权力看起来变得不可战胜。

通过美国财政部和大卫·马尔福德的行动，以及欧佩克奇怪的美元定价规定与沙特的美国－沙特联合协定等秘密安排，华盛顿和纽约的银行有效地将它们已经有缺陷的战后布雷顿森林黄金交易体系转换成了一种新的、极度不稳定的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交易体系，这个体系不像黄金交易体系那样可以通过它们的算计来控制。基辛格和纽约及伦敦的金融界有效地将战后世界旧黄金交易标准替换成了他们自己的“石油美元标准”。

说到底，究竟是谁真正控制着欧佩克呢？只有在政治上天真的人才会相信阿拉伯国家会突然获得允许在关乎英国和美国重要利益的问题上独立行事。如果真的认为石油冲击是一件致命的事情的话，华盛顿会有很多的办法让欧佩克把油价恢复到合理的水平。他们要的就是高油价，而且他们需要的就是让欧佩克来背黑锅。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种储备货币——英镑和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新秩序中保持了它们的中心地位。英镑可以通过对北海石油的大量开采轻松获利，也可以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及时从油价膨胀四倍中受益。英镑被公认为“石油货币”。

美元也是通过上述途径获利的。显然，1973年5月彼尔德伯格集团在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上的谋划就已经算计好了谁赢谁输。对他们来说，不管怎样人为制造油价暴涨，都只是一种操纵世界经济的方式，它确实造成了全世界整体财富向极少数国家转移的空前后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亚当·斯密的市场“魔力”还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把这些方式看成是老式黑手党“保护伞”游戏的一种不正当变通，似乎就可以理解了。通过操纵政治事件使油价上涨四倍的英美利益集团，把目标转向了那些石油冲击的受害国，“主动”借给她们石油美元来资助她们购买昂贵的石油和其他至关重要的进口货物——当然，这些都是要用极高的价格才能买得到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工业和农业发展，以及居住在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深受英美石油政策之害。石油美元只是用来填补赤字，而不是用来资助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以发展农业和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整个1975年，英美自由派的政策机构——纽约的外交关系理事会在纽约律师赛勒斯·万斯的指导下，草拟了一系列为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政策蓝图，就像50年代后期经济大萧条转折点时所做的一样。在考虑未来全球货币秩序时，理事会声称，“世界经济中一定程度的‘有控制的解体’对80年代来说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但是，正在解体的是传统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整体结构，这在发展中地区尤为明显。

在接下来的8月份，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85个国家的首脑和所谓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的政府要员在主办国总理斯里马沃·班达拉奈克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领袖中，包括印度的英·甘地和众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首脑，包括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政府首脑和要员。

【不结盟运动】

科伦坡会议在短暂的奏乐声中开始。它与无休止争论、充满花言巧语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会议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班达拉奈克总理是一位经验丰富到的政治家，她在早期与英国和美国殖民者的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60年代早期又刚刚没收了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公司，因此，她决定将8月的峰会开成对不断恶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进行干预的会议。基辛格搞的石油危机已经造成了这种恶化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在尝试寻找一种替代办法，缓解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的债务压力。在1977年初发表的建议中，日本三菱研究所所长中岛政喜提议建立一个他所谓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他建议：

石油危机之后的这些年里，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困扰，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在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这里建议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就是日本考虑的一种承担国际责任的概念……这个建议将使这个国家产生5000多亿美元的需求……假定所有工业化国家和石油生产国互相配合……瞄准开发新的能源和增加粮食产量……实施这里提出的各种“超级项目”，一定会导致对制造业需求的平衡增长……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将替代军火生产……现在是人们坚持一个富有想象力和长远目标的时候了。

所长中岛政喜列出的大项目单子里包括了绿化萨哈拉沙漠，用于农业生产；喜马拉雅山脉水利灌溉工程；在乍得和刚果修建中非湖；在南美建造系列水坝。在日本工业联盟的支持下，1990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所长中岛政喜的建议进行了讨论。

科伦坡会议在1976年8月20日发表的最终宣言，与其他任何一次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在战后制定的文件都不同。这次由85个不结盟国家参加的会议主题为公开宣布的“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宣言认为，“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最艰难的方面……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性危机的受害国”，这场危机正在阻碍这些国家消除饥饿、疾病和文盲的努力。

宣言中，提到了自1973年石油冲击发生以来已经接近翻番的外债负担，以及原材料出口贸易条件灾难性的恶化。宣言提出了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几个具体步骤。

宣言正确地指出，现有秩序已经崩溃，而且它也是导致限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萧条、通胀和失业的原因。因此，宣言主张：“对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根本性的重组，以改善贸易条件……对工业生产进行世界性的重组，让发展中国家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获得工业产品和技术转移。”在提到现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混乱情况时，宣言提到了“汇率浮动的无政府状态”，主张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以确保将足够的投资资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从纽约和伦敦金融机构的观点看，科伦坡宣言最让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呼吁对“公共债务问题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对那些最不发达和受到严重影响的国家）”。外债这个爆炸性的问题第一次摆到了谈判桌上，这不是由一国政府提出，而是85个国家的集体行动。

班达拉奈克领导的斯里兰卡（前英国殖民地）和英·甘地总理领导的印度为在大会上进行85个国家参与的辩论仔细准备好了议程，并与另外一个位于南美洲东北岸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圭亚那达成一致。圭亚那在科伦坡会议上的主要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弗雷德里克·威尔斯。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新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领导人领导了科伦坡倡议，该倡议主张并创建了一个新的联盟，这一联盟很可能把工业化和发展问题提上优先考虑的日程。

对不结盟倡议来说，最重要的是确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一个月后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年度大会将是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她们将向全世界提出她们的建议。1976年9月末，威尔斯被指派作为科伦坡会议的代表。在小心翼翼地宣布与战后两大超级大国集团“不结盟”之后，威尔斯继续向大会代表宣布近期通过的科伦坡宣言。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为了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不断地进行尝试，这也符合工业化国家经济安全的利益，说到这里，威尔斯扔下了一颗政治炸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必须为其他可供选择的组织机构留有发展的空间，比如各类国际开发银行，这类机构的目的不是欧洲的恢复和重建，也不是为了市场经济发展而设置的优惠协议，而是对不平等的全球经济体系统中的收益进行公平分配。

威尔斯总结说：沉重的债务和偿债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正如在科伦坡会议中提到的，如果不采取某些形式的债务调整或延期偿还，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能力满足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反对通过“一事一议”分裂我们的企图。我们决不允许让我们的子孙替我们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和毁灭性的债务偿还。延期偿付债务的时候到了。

科伦坡宣言和联合国宣言相结合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华尔街，交易商们开始讨论起“信心危机”。美国银行的股价开始下滑，特别是那些参与欧洲美元市场、把钱大量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花旗银行、摩根担保银行、银行家托拉斯和大通曼哈顿银行。联邦储备银行被迫进行干预，支持不断下滑的美元。发展中国家对美元债务协调一致的行动暗示，已经把这场冲击渗透到了整个金融体系。

但是，威尔斯代表85个不结盟国家在当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科伦坡解决方案，只是某个可能正在迅速形成的联盟的一部分，即主要产油国与某些欧洲工业国家（可能还有日本）形成的联盟——这是一种从没有过的，能对英、美布雷顿森林体系秩序发起决定性挑战的联合。

回顾1976年发生的事件，威尔斯若干年后告诉本书作者：当人们知道什么是第三世界时，约80％的人类生活在超级大国的对立一方，他们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加工经济提供原材料，而且努力想成为第一世界市场经济中的延伸市场。

然而，当时第三世界的政治家们对他们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治独立仅仅只是增长和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实质性步骤。他们寻求普遍的科技进步，这些技术进步应当与农业的多元化和能够促进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关联起来，从而弥补三个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

威尔斯继续解释了如何实现上述行动：由英国和法国领导的第一世界经济理论家认为，第三世界的出口收入将决定她们发展的快慢和质量，而且，当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不尽如人意时，就应当求助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机制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而且要接受该组织的一系列苛刻甚至粗暴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的依据。

这就是1976年斯里兰卡科伦坡不结盟国家峰会的背景。世界在呼唤一种新的基金机构——国际资源银行来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公平的新殖民主义。同时，还呼吁减少第三世界国家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经济的纵向和结构性依赖，增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并呼吁建立地区性的关税同盟或海关联盟，以保护第三世界工业，并呼吁开展技术转让，以缓解不发达国家的严酷形势。

联合国被选定为期待中即将出现的全球合作新时代的舞台。这些期待从没有实现过。第三世界的杰出倡导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他们各自的国内斗争中被赶下了台，而且他们之间的团结被惯用的“各个击破”原则破坏殆尽。出口收益和进口价格仍被操纵，造成巨大的收支缺口，第三世界国家被告知，在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可之前，任何国家或私人机构不得预付任何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以货币贬值为基础的紧缩计划，这增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苦难；它应对疾病的蔓延负直接责任，还怂恿了毒品的种植，因为这些不幸的国家追求来钱快的经济作物，以此作为医治她们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的万应灵药。

关于第三世界的石油出口国，威尔斯继续补充道：第三世界在经济领域中唯一受欢迎的原材料就是石油了，但大部分的石油储量都集中在中东。对阿拉伯国家之间和阿以冲突的操纵，加上灌输对赢得威望的项目的偏好，不切实际地追求好项目，意味着第三世界石油储量无法成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推动因素。通货膨胀和饥荒在一个又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接连发生。由于相伴而来的是低寿命和高婴儿死亡率。坎宁和卡苏里、皮特和狄斯雷里〔均为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首相或高官。——译者〕的旧秩序依然如故。

这里应该提一提英国19世纪外交大臣卡苏里的方法，这位英国外交艺术大师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运用了均势外交，那位利用美国政府和情报系统的权力和经济影响力，打击1976年科伦坡会议的倡议人——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正是卡苏里的一位虔诚的信徒。

当欧共体的外长们在1976年开会讨论与不结盟运动国家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时，基辛格给与会代表发了一封电报，警告说：美国认为，工业化国家加强与世界经济合作大会（也是南北大会）和欧佩克之间的联系是危险的。许多欧佩克成员国的发言人希望公开澄清，油价的最终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工业化国家向世界经济合作大会的让步。这样将造成我们想要的（与欧佩克国家的）联系向相反方向发展，从而使欧佩克国家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加强。

基辛格遮遮掩掩的威胁，成功地干扰了欧洲国家对欧佩克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任何可能的支持。亲自参与了这些谈判的外交官们称，当时对合作最开放和响应最积极的两个国家就是意大利和联邦德国。1967年12月12日，意大利报纸报道了一场由政府、工业界和贸易协会主要代表参与的会议。德国和意大利政府主办了此次会议，主题是针对不稳定的石油美元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建立一个欧洲的防御体系。据报道，施密特领导的德国政府曾经与华盛顿有过一次私下会谈，华盛顿称，如果波恩胆敢以任何严肃的方式接受不结盟国家的建议，美国将撤走军队。安德雷奥蒂领导的意大利政府被孤立了，它不可能单独行动。基辛格的“各个击破”战术至少在当时是再一次得逞。

科伦坡不结盟宣言的主要战略家们，在数月内就都被迫下台了。按基辛格的话说，这也是“一事一议”。在印度，总理英·甘地被迫参加1977年2月的选举，而在选举过程中，以贾格基万·拉姆为首的几个国大党重要人物公开变节，决定与激进的人民党成立一个新的反对党联盟。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国内紧缩政策。同年3月，也就是不结盟运动在联合国发表宣言后不到六个月，甘地下台。1月初，在斯里兰卡，一个与工会有联系的由“托洛茨基分子”领导的政党发起了一轮罢工，使得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的自由党和整个国家陷入瘫痪，传闻该党与英美情报机构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班达拉奈克作出的恢复秩序的努力毫无作用，她指控有“外国势力干预”。到1977年5月，班达拉奈克被迫下台。1978年2月14日，也就是情人节那一天，在圭亚那，在不断受到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总理福布斯·伯纳姆和外交部长弗雷德里克·威尔斯也被迫辞职，威尔斯是不结盟运动国家经济发展倡议的第三位重要战略家。

根据熟悉情况的外交情报来源，每一次的权力更迭都有基辛格插手。观察家称，“这也是与英国人密切合作的结果”。“要知道，英国人是非常狡猾的。他们很乐意让美国在前面干脏活和背黑锅，而他们自己却小心翼翼地躲在后面行动。这种事情不像是吉姆·卡拉汉这样的人干的。而只有‘查达姆之家’里面诸如迈克尔·霍华德、赛西尔这样的人和军情五处这样的情报圈子里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反对科伦坡。”关于基辛格承认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与英国外交办公室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详见本书第9章的相关注释。

很显然，第三世界针对英美秩序和反抗英美通过石油美元向全球征税的斗争被镇压了。伦敦和纽约的主要欧洲美元银行开启了防洪闸，借更多的钱给选定的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厉条款的第三世界国家，来弥补后者的石油赤字。

【和平利用原子能反而成为干涉内政的借口】

但是，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从主要欧洲国家和日本向特定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存在进一步采取更加有力、更具决定性作用的行动的可能性。当科伦坡前线实质上失守时，南北经济合作的观念正以戏剧性的新方式产生实质结果。

1975年末，巴西政府与德国施密特政府达成了一项关于建设核电站、浓缩燃料设备和相关技术的协议，与德国核反应堆制造商KWU签订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核能合同。德国将以“交钥匙”方式建设八座核电反应堆，以及包括浓缩设备在内的全套核燃料循环设施。此项工程预计在1990年之前完成，总耗资达50亿美元。欧洲的铀浓缩集团尤伦科公司将在初期提供铀燃料。1975年，巴西还与法国签订了25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建设试验性快速核反应堆。华盛顿采取一切办法迫使德国和巴西取消这个项目。如果此计划付诸实施，巴西将成为能源上不受英美控制的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摆脱英美的石油勒索。

墨西哥，在20世纪70年代还不算一个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但出于明显的经济原因，也决定发展核电，作为其快速工业化计划的一部分。这样，它的石油“遗产”就可以用在其他方面，例如赚取出口美元。在初期的核能计划中，墨西哥与日本三菱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了合同。1975年，石油危机初期，墨西哥国家能源委员会决定，燃烧碳氢化合物发电是一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方式。随即他们宣布在20年内建设15座新核电反应堆的计划。

在布托总理领导下的巴基斯坦政府以加快小规模核能计划的方式回应了1974年的石油危机。为了追寻独立的国家发展政策，布托带领巴基斯坦退出了英联邦。

布托政府与法国就在巴基斯坦建设燃料浓缩设施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在1976年3月终结。巴基斯坦正在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客，游说所有中东国家，让她们相信除石油资源以外，发展核能最重要。1976年8月，美国国务院和基辛格本人开始对法国和巴基斯坦施压，目的是让她们的交易流产，并声称这显露了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尽管巴基斯坦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认为其有足够的安全监督人员来保证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但还是于事无补。据巴基斯坦方面称，这一年年初，在拉合尔，基辛格直接威胁道：如果布托不放弃与法国的核再处理项目谈判，那么“他将使巴基斯坦成为恐怖的榜样”。

1977年，齐亚哈克将军领导的政变推翻了布托政府。在被处以绞刑之前，布托控诉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此次政变的幕后黑手，因为他坚持发展巴基斯坦独立的核能计划。行刑前，布托在狱中写下的自辩书称：作为美国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有着聪明的大脑。他说：我不该说为了满足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就有必要建设再处理厂，这样的言论惹恼了美国情报部门。作为回应，我告诉他，我不是以讨论巴基斯坦能源需求的方式来惹恼美国情报部门，但是同样地，他也完全不应该以讨论核设施的方式来侮辱巴基斯坦人的主权和尊严……我被判了死刑。

齐亚哈克将军放弃了布托的独立外交政策，迅速投入了华盛顿的怀抱。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军事援助。

但是，发展中国家在1974年石油危机初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核能举动，绝对是来自伊朗国王。伊朗国王的上台，归功于1953年英美情报机构策划的一次政变，那次政变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政府，恢复了亲美的君主政体。伊朗国王看起来是一位对美国20多年来军事和其他援助充满感激的接受者。在1974年1月的欧佩克大会上，他甚至同意基辛格关于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11.65美元/桶的主张。

但是，随着新的石油收益越来越多地流入美国财政部，伊朗国王看到了实现古老梦想的机会。伊朗可以用石油财富建立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能源基础设施之一，在核能发电的基础上，它将改变整个近东地区对电力和其他能源的需求。

到1978年，伊朗制定了世界上第四大，第三世界国家第一大的核能计划。伊朗国王的计划主张在1995年以前安装20座核能反应堆，提供总量为23兆千瓦的电力。伊朗国王认为，核电是改变伊朗对汽油的依赖、使能源更加多样化的一种合理方式，而且也是抵抗华盛顿和伦敦使伊朗的石油美元流向纽约和伦敦银行的一种方式。

伊朗国王发展核能计划的主要伙伴是法国和德国。早在1974年，伊朗就已经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建设五座核反应堆和一座核能研究中心的临时协定。此项协定在1975年扩充至建设八座总耗资为86亿美元的反应堆。另外，伊朗购买了法国在特立卡斯坦正在兴建的铀浓缩设施10％的股份，还给这项设施的建设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

1976年，伊朗和德国的核能公司KWU签订了一项总额为78亿德国马克的合同，建设两座核反应堆和基础设施。接下来在1977年，又签订了一项提供另外四座总耗资为190亿德国马克的反应堆协议。除此之外，以国王的名义，伊朗对主要的欧洲工业公司进行投资，包括在德国克虏伯公司参股25％，并投资法国的核浓缩设施。伊朗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正在大幅增加。那个时期，在卡特总统严厉的反核政策下，美国并没有参与出口核反应堆技术，而且一直在努力封锁德国和法国的交易。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无论是西欧还是发展中地区，在每一个国家，核能设施正逐步成为除石油外增长最快的能源基础设施。

【“危险”的欧洲新生力量】

1975年4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和彼尔德伯格集团创始人乔治·波尔组织的一次私人内部会议在东京举行，精心挑选的政策发言人在会上讨论了一项特殊计划。华尔伯格银行董事长洛尔勋爵和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出席了会议；大卫·奥姆斯比·戈尔、哈莱赫勋爵也出席了会议，其中哈莱赫勋爵在关键的60年代肯尼迪时期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巴克莱银行董事长安东尼·图克先生也参与了那年4月的东京秘密讨论；克罗墨伯爵、乔治·巴林也同时与会，乔治·巴林与纽约的摩根信托担保银行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基辛格的石油冲击时期，巴林还是驻华盛顿的大使，当时美国国务卿对其与英国外交部政策非同寻常的紧密协调是比较认可的）。在东京重要谈话会议中出席的还有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董事局主席约翰·劳顿，他也是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在4月洛克菲勒新成立的三边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务卿基辛格和共和党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一百多位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表示关心，认为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是欧洲、发展中国家还是欧佩克国家，基辛格将她们一个又一个地孤立起来，为的是“各个击破”，并把欧佩克描绘成破坏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坏蛋，让它为彼尔德伯格集团1973年的石油政策背黑锅。

到了1975年，基辛格赤裸裸的“暴徒式”国际外交手段十分危险，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有必要树立一个新“形象”，来说服全世界相信仍需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因此，4月在东京的三边委员会议上，也就是离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洛克菲勒向他那些有影响的国际友人介绍了一位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的人。这位来自佐治亚州小镇、喜欢人们称他为吉米·卡特的花生种植者，即使是在美国也默默无闻，更不要提外国了。关于建立三边委员会的背景，请参见本书第9章注释。这一机构成立之初受到比德伯格集团的多方影响，比德伯格集团是在西欧推行盎格鲁－撒克逊政策的工具。三边委员会试图适应变化了的地缘政治版图，这就是日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的巨人。北美、欧洲和日本三足鼎立。在欧洲，这是一个由各派组成的混合集团，包括了德国的拉姆斯朵夫伯爵。许多三边委员会的欧洲成员长期以来都是洛克菲勒的好友，全部都是他战争期间的欧洲商业网的老成员。在亨利·基辛格与民主党候选人大卫·洛克菲勒的门徒卡特之间没有根本的政策分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基辛格离开政府后，洛克菲勒提名他担任大通曼哈顿银行咨询委员会委员，在布热津斯基主理卡特的美国外交政策之时，又提名基辛格接替布热津斯基担任三边委员会执行主任。

在1975年东京会议露面之后，《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集团为卡特打造了不同寻常的公共关系形象，他被吹捧为美国“新南方”充满活力的代表。1976年11月，尽管在选举中被怀疑有违规行为，卡特还是成了美国总统。

卡特让许多三边委员会成员成为他的顾问，以至于人们给了他一个“三边总统”的称号。不光是他的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就连他本人也是三边组织的秘密骨干成员。还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国务卿塞鲁斯·万斯、财政部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以及国务院高级官员理查德·库珀和瓦伦·克里斯托弗，都是这个三边俱乐部的成员。

卡特总统对外展示的执政形象是，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提倡协商，放弃对抗”。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华盛顿权势集团的“圈外人”，但是，在卡特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连同他的选举委员会顾问们，推行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国世纪”。在“改革美国外交政策”的外衣下，卡特政府继续推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基本战略，这一战略是由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根据“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制定的。其目的是阻扰第三世界发展，推行“增长极限论”的后工业政策，用以维护美元霸权。为了证明对第三世界目标国家内政进行干涉的正当性，“人权”成了卡特政府的一个有力武器。

石油冲击之后时，产生了一个严重问题，威胁到新的英美“石油美元货币体系”。1974年，欧共体委员会就已经向其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提出建议，用黄金解决欧共体成员国内部的贸易结算余额，市场价标准为约150美元兑换一盎司纯金。欧洲提出的这项建议，将大幅减轻许多欧洲国家购买石油的负担，也将降低美元的影响。出于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的政治原因，美国财政部强硬地坚持中央银行将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人为地维持在42.22美元兑换一盎司纯金的低水平。黄金价位定在较高的水平，可能会打开欧共体与两个主要黄金出产国——南非和苏联建立大规模贸易关系的大门。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保罗·沃尔克在1974年秋访问伦敦，严厉警告那些在石油危机期间想把黄金拉回到货币体系中的欧洲国家，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欧洲的想法并不会自然消亡，而是与此相反。约翰·福尔斯特领导下的南非政府，其石油主要依赖进口，正在油价暴涨开始时艰难地维持着南非的经济稳定。同时，尽管在国内有着严厉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还是试探性地向非洲国家伸出了加强经济合作之手。

安哥拉富藏石油，但南非有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所需要的工业技术和基础设施。这个地区需要经济投资和对外贸易出口。1974年末，南非财政部长尼古拉斯·迪德里希对欧洲的辩论做出了响应，公开要求各国中央银行，把黄金价格重新定到市场水平。

我一直在向货币当局施压，应当允许中央银行之间以市场价格买卖黄金……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应被重新定价；而且将会有更多的钱支付给阿拉伯国家；其次，美元应贬值。

与此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启动了一个双边协议，在此协议下，黄金将作为德国贷款的抵押，价值为当前市场价格（150美元/盎司）的80％。很明显，就如何有效地利用黄金，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美元标准之外的另一个标准，欧洲国家讨论这一问题的动力越来越大。

但是，这些加强欧洲大陆和南非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可能性遭到了破坏性的打击。在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下，安哥拉马克思主义人民解放运动（MPLA）将安哥拉带入了与比勒陀利亚敌对的政权统治下。此外，美国官方的储备黄金不断地进行不公开销售，大量流入市场，极大地压制了世界金价，使南非至关重要的采矿业陷入不断加重的经济困境。随后，1976年5月，在南非的索维托镇发生了骚乱。凑巧的是，这次骚乱正好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南非的时间一致。南非警察在索维托对暴民残忍的镇压引起了国际上的政治反响，也使得南非与欧洲国家建立有效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在随后的几个月，形势变得相对稳定以后，会谈继续进行；在任何稳定世界货币关系的行动中，让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出产国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1977年7月，南非商业月刊《国际观点》发表了对联邦德国重要银行家，德累斯顿银行董事长儒尔根·庞托的采访报道。采访中，庞托阐述了他对解决整个南部非洲经济和种族危机的办法。庞托强调，欧洲必须在解决非洲危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此，欧洲必须首先在与石油有关的经济危机之后，恢复她自身的经济秩序。为了做到这些，庞托谈道：必须把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放在优先位置；只要欧共体这样的虽然面积不大但经济上十分重要的地区首先动手，消除其自身的货币混乱，我们将会很快走上实现上述目标的正确道路。

庞托进一步阐述了欧洲经济发展对整个南部非洲的意义，包括让非洲富裕国家如南非、象牙海岸和阿尔及利亚帮助那些最穷的国家发展，“假如消除某些发展限制，她们可以为整个大陆生产足够的粮食，提供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庞托是南非财政部长尼古拉斯·迪德里希和其指定继任者罗伯特·斯密特的私人密友。更高级别的讨论显然已经在有影响力的欧洲银行业、工业与富含资源的南非政府之间继续展开。一个潜在的联合体正在浮现，这个联合体将改变整个英美世界的地缘政治布局，让纽约和伦敦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然而这一年7月31日，在法兰克福，儒尔根·庞托被自称属于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的恐怖分子暗杀。数星期后，在科隆，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哈恩斯－马丁·施莱耶被同一个组织绑架并杀害。尽管刺客的踪迹指向东边，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某些强大的西方国家情报系统在这两起暗杀事件里扮演了某种角色。在此次事件中，联邦德国陷入了政治混乱，而且恐惧还在蔓延，这在战后时期从未有过。与南非发展关系的可能性也随着庞托和施莱耶的被杀而消失。打破美元统治地位的尝试暂时告一段落。

【围剿伊朗】

采访中，庞托预测的一种可能确实发生了。1978年6月，由于在核能政策、国际货币政策、美元自由贬值和其他所有对欧洲大陆有重要意义的政策上，欧洲与卡特政府的摩擦和公开政策冲突日益增长，在法国和德国的倡议下，欧洲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进入建立欧洲货币区的第一阶段，这是第一次将欧洲大陆从美元体制冲击中摆脱出来的尝试。

德国总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提议，建立一个机构，使其作为欧洲货币体系（EMS）的第一阶段。在此体系中，九个欧共体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同意相互稳定它们的货币。随着欧共体内部商业贸易量持续增长，欧洲货币体系为保护欧洲内部贸易和货币关系提供了基础。

1979年初，欧洲货币体系开始远作，而且它在稳定欧洲货币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欧洲货币体系的前景令伦敦和华盛顿担忧。不祥的预兆显示，欧洲货币体系将成为世界货币的新种子，这样一来，必将威胁到当前“石油美元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确实，当时的一位德国官员私下把新的欧洲货币体系比作“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种子”。而且，当时的法国政府也这样公开评论。欧洲货币体系以每个成员国20％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作为启动资本，建立了一个欧洲货币基金，总价值约为350亿美元。另外，瑞士也在事实上将其货币与欧洲货币新体系联系起来。

早在1977年，德法两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与某些欧佩克产油国签订某种协议的可能性，在此协议之下，西欧国家将向欧佩克出口高科技，作为回报，欧佩克向西欧长期提供价格稳定的石油。在此协议下，欧佩克国家轮流将她们的财政盈余存入欧洲大陆的银行，而且这笔资金最终将进入欧洲货币体系，以此来建立一个基金，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工业发展。

伦敦对德法欧洲货币新体系概念的每一处都持反对意见。由于不能阻止此项计划的实施，伦敦拒绝加入这项新安排。伦敦金融界另有想法。

1978年9月在亚琛召开的德斯坦和施密特的首脑会谈中，德法两国达成了一项关于科技教育和核能合作协定。另外，德斯坦的法国民主联盟为欧洲大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项总计1000亿美元的五年发展计划建议。1978年7月，卡特总统对波恩和西柏林进行了国事访问，只是增强了法国和德国追求独立政策的决心。

卡特政府制定的《核不扩散法案》并没有成功阻止施密特政府放弃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核技术的计划，法案的基础是基于和平利用原子能技术会带来核扩散威胁，这种论调本身就是错误的，完全站在英美石油和金融公司的战略立场上。

因此，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就作了很多努力，在华盛顿和伦敦的政策制定者心里，以低于至高无上的美元价格来独立自主地发展工业和贸易，这一政策措施对美元霸主地位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真实。他们认为需要用更加猛烈的打击来动摇某些国家追求科技和工业进步的决心。

确实，他们下手也够狠的。

1978年11月，卡特总统任命彼尔德伯格集团的乔治·波尔领导白宫的伊朗特别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直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布热津斯基。波尔同时也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他建议白宫取消对伊朗国王的支持，转向支持伊斯兰激进派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反对派。中情局的罗伯特·波威是此次由中情局领导的反国王政变行动的现场指挥官之一，在25年前，也是在他们的隐秘行动中国王才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他们的计划以对伊斯兰激进派的细致研究为基础；研究先由英国伊斯兰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博士提出，后来又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刘易斯的计划在1979年5月于奥地利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披露，为了鼓励整个近东伊斯兰世界部族和宗教的割据，计划认可了霍梅尼身后的宗教激进组织运动。刘易斯辩称，西方应该鼓励诸如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黎巴嫩宗教激进组织、埃塞俄比亚科普特人、阿塞拜疆族土耳其人及其他人自治。他把这种混乱的蔓延称为“危机拱门”，混乱也将延伸到苏联的伊斯兰地区。

针对伊朗国王的政变，就像1953年针对摩萨台的政变一样，由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策划，夸夸其谈的布热津斯基，骗取公众的“信任”，称这是为了帮助伊朗清除“腐败”，英国再次安然地躲在了后台。

整个1978年，国王领导的伊朗政府与英国石油公司关于修订已经有25年历史的石油开采协定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中。直到1978年10月，谈判破裂，破裂原因是英国要求对伊朗未来的石油输出拥有专有权，但又不保证一定会购买。显然，依赖英国控制的石油出口几近结束，伊朗似乎快要独立制定自己的石油销售政策了，这是自1953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有像德国、法国、日本等急切的大买家。当年9月，伊朗刊物《可汗国际》在其社论中评论道：回顾与（大英石油公司）财团之间25年的合作和之前50年的关系，伊朗并不满意……展望未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应该自己计划管理所有的经营事务。

通过拒绝购买伊朗的石油产品，英国当时正在勒索伊朗，并对其施加巨大的压力；英国当时每天只向伊朗购买约300万桶石油，但两国的协议是英国必须每天购买不少于500万桶。这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收益压力，并创造了一种环境，英美情报机构到处安插受过严格训练的煽动者，大肆煽动对国王的不满情绪。另外，在这个节骨眼上，石油工人的罢工使伊朗石油生产几乎瘫痪。

由于伊朗的国内经济麻烦不断，伊朗秘密警察的美国“安全”顾问实施了空前残酷的镇压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激起民众对国王的不满。与此同时，卡特政府不无恶意地开始对国王“践踏人权”提出抗议。

有报道说，依靠其对伊朗金融和银行业的巨大影响力，英国石油公司开始策划从伊朗撤资。BBC广播公司波斯语广播节目，将许多说波斯语的“通讯员”派往甚至是伊朗最偏僻的乡村，报道针对国王的抗议，大肆鼓吹反对政府的言论。当时BBC在伊朗内部给阿亚图拉－霍梅尼提供了足够的宣传平台。这个受英国政府控制的广播机构拒绝给国王平等的回应机会。国王本人对BBC不断的抗议并没有结果。英美情报机构继续着颠覆国王统治的行动。1979年1月，国王逃亡；2月，霍梅尼飞往德黑兰，宣布取代国王的政府。

几个月后，也就是国王去世前，他在流亡中记录道：当时我并不知道——也许我并不想知道，但是，现在我很清楚——是美国想除掉我。显然，这也是那些美国国务院的人权鼓吹者想要的结果……我为什么要让白宫的前副国务卿乔治·波尔当伊朗的顾问呢？……波尔就是那些想遗弃我并最终遗弃我祖国的那些人中的一员1978年，伊朗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霍梅尼是英国的代理人。作为反应，神职人员组织暴力示威，导致后来国王的逃亡。

在驱逐伊朗国王的过程中，BBC波斯语广播所发挥的作用，在2001年9月24日《伊朗人》上发表的Hosse in Shahidi的文章“BBC Persian Service 60 years on”中有详细阐述。BBC与霍梅尼的观点如此相同，以至赢得了阿亚图拉BBC的美称。

随着伊朗国王的倒台和政权转向霍梅尼的拥护者，混乱开始滋生。到1979年5月，霍梅尼政府搁置了伊朗的核电发展计划，并且宣布取消与法国和德国的核反应堆建设计划。

伊朗对世界每天约300万桶的石油出口突然被切断。令人好奇的是，沙特的石油产量在1979年1月也每天消减了大约200万桶。为了给世界石油供应施加更大的压力，英国石油公司宣布，由于不可抗力，取消有关石油供应的合同。鹿特丹石油市场的价格受到英国石油和皇家壳牌公司这些最大的石油公司影响，在1979年急剧攀升。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的石油冲击全面开始。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伦敦的极少数人和美国自由派权势集团的高层人物实际策划了伊朗的这次政变，他们决定对卡特总统隐瞒相关政策及其最终目的。接下来在美国发生的能源危机是卡特一年后竞选连任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全世界从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石油供应短缺。数月后，一项由美国审计总署进行的美国国会调查确认，沙特和科威特的现有产能可以在任何时候弥补每天500万～600万桶石油供给的临时性不足。

“七姊妹”石油跨国公司的石油储备量下降，造成了毁灭性的世界油价冲击，在某些等级的原油市场上，原油价格从1978年的约14美元/桶向天文数字般的40美元/桶的价格攀升。抢购石油的长队遍及美国，造成了普遍恐慌。1979年2月，卡特的能源部长和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告知国会和媒体，伊朗石油不能供应世界市场的后果，比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预计更加严重”，这不仅没有对缓解紧张局势有所帮助，反而使之进一步恶化。

为缓和国际关系，德、法两国曾希望与苏联发展更具合作性的贸易、经济和外交关系，但卡特政府三边委员会的外交政策进一步使德国和法国在欧洲作出的所有努力陷入混乱；而且许多苏联与西欧之间的能源协议也难以幸免。

卡特的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施行了他们的“环形危机带”政策，将伊朗革命的不稳定因素扩散到整个苏联周边地区。横贯巴基斯坦到伊朗的伊斯兰区域，美国的行动造成了不稳定甚至更坏的结果。

接下来，布热津斯基开始打“中国牌”，1978年12月给予中国外交承认，同时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合法席位，允许中国获得美国的技术和军事援助。在1979年1月的一次峰会上，德国总理施密特向卡特总统提出强烈抗议，他认为，卡特的新“中国牌”政策会使莫斯科感到，北约正在以制造混乱和军事敌对的弧形带包围苏联，从而恶化本来就很脆弱的德苏关系。

1979年10月，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英美再次发起了新一轮的毁灭性的金融冲击。当年8月，在大卫·洛克菲勒和其他华尔街银行机构的建议下，卡特总统任命保罗·沃克尔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1971年8月，他也曾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沃克尔，这位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前官员，当然也是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的成员，成为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中央银行的主席。

尽管40美元/桶的油价代表了美元地位戏剧性的提高，但是石油危机的规模，加上国际社会对卡特政府的无能越来越警觉，进一步造成了美元的弱势。从1978年初开始，美元兑德国马克和其他主要货币就已经下降了15个百分点。黄金价格迅速上涨，在1979年9月达到了创纪录的40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投资者更愿意在黄金上投资，而不是美元。1978年9月，当人们得知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已经开始抛售数十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时，美元遭遇了近乎恐慌性的崩盘。甚至对美国坚定的盟友来说，在卡特的总统任内似乎问题太多。

纽约和伦敦的政策战略家接下来准备在石油危机之后实施马尔萨斯主义货币冲击，以使世界发展的天平向他们的利益倾斜。

1979年10月，沃克尔公布了联邦储备银行新的激进货币政策。他坚持认为，货币主义者最本质的办法就是“将通货膨胀挤出体系”，他以此欺骗震惊不已的国会和绝望的白宫。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迫切需要的货币，阻止工业增长走向死亡的轨道，从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重新回到美元的统治下。沃克尔给予国会的令人扫兴的解释是，“抑制货币和信贷的增长，并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治理顽固的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关键措施。”

沃克尔货币休克疗法的缺陷是，它从没有涉及到严重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自从1973年以来的两次石油价格冲击。石油危机使世界基础能源和运输成本在六年里上升了13倍。沃克尔坚持通过削减银行、消费者和整个经济的贷款来限制美国货币供给，也是经过盘算的欺诈行为。沃克尔完全清楚，就像每一个纽约和伦敦的主要银行都知道的一样，控制美国国内的美元供应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沃克尔知道，他的行动对美国境外的5000多亿美元来说是没有多少控制力的，这些钱正在伦敦、开曼群岛和其他一些境外热钱天堂里循环。在1979年10月沃克尔施行他的货币休克疗法时，摩根信托担保银行计算出海外欧洲美元市场的总规模占美国国内货币供应量的57％。美国人将为疯狂的境外货币存量买单，尽管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沃克尔成功地达成了他的两个目标。美元在欧洲美元市场的利率从10％上升到了16％，在几周里，就在利率向20％逼近时，整个世界几乎无法相信。由于世界经济陷入了自30年代以来的低谷，通货膨胀确实正在被“挤出”。美元也开始了所谓不寻常的五年上升。

通过权势集团彻底“剪掉核玫瑰之花”的决定，石油危机和沃克尔休克疗法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核能资源替代对英美石油的依赖，这一令某些人担忧的趋势被阻止了。

自1977年以来，白宫施加强大的外交和法律压力并没有成功消除人们对核能的兴趣。但1979年3月28日，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一个小镇，发生了一件奇怪的核泄漏事件，世界媒体后来把这一事件当作小说来描述，就像好莱坞电影剧本或者奥尔森·威尔斯1938年的广播节目《世界之战》一样。

哈利斯堡的三哩岛核能反应堆设施的2号单元发生了几乎不可能的一系列“事故”。后来调查显示，在事故发生之前，主要的阀门被人非法地关闭了，使得应急冷却水无法进入反应堆的蒸气发电系统。在15秒之内，紧急备份系统中止了核裂变过程。但是，一个设备操作员随后的操作违反了所有的操作程序，而且还关闭了冷却水进入反应堆的内核。接下来发生的细节在其他文献中有大量记录。

1979年8月3日，在关于此事件的官方报告中，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列出了导致此事件的六个可能的原因，包括蓄意破坏或渎职行为。但是，在排除其他的五个原因之后，政府仍然拒绝考虑蓄意破坏的可能性。

在整个哈利斯堡事件中，向世界媒体的消息发布受到了新成立的白宫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控制。除非接受了该局审查，政府官员和核设施官员一律不准公开对媒体发表评论。根据三边委员会白宫顾问萨缪尔·亨廷顿的计划，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由总统执行令创立。令人好奇的是，该局是在3月27日才开始运作，仅仅是在三哩岛事件发生一天之前。在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指导下，该局控制了哈利斯堡所有的消息。尽管没有辐射的迹象，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还是命令周围的群众疏散，而且拒绝对媒体发表简报达数日之久，这就使得一些假想的恐慌故事（例如“巨大辐射氢气泡进入大气”）甚至更坏的消息布满了报纸的头条。同样奇怪的是，就在同一个月，一个由简·方达主演的好莱坞大片《中国综合征》（The China Syndrorne），展示了虚构的几乎是哈利斯事件翻版的故事，进一步为公众对核能危险的歇斯底里火上浇油。

到1979年底，英美金融权势集团对世界经济和工业潜能的支配权，以一种从未想象过的方式被重新确认。对世界石油流通的控制，再一次成为他们特有的马尔萨斯政策招牌最有力的武器。从伊朗发生的混乱和沃克尔的美元冲击中，这些影响力巨大的政策主宰者，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奥林巴斯山上的神。但是，在短短的十年里，他们脚下的“奥林巴斯山”将成为一座怒吼的活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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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不惜血本 建立“世界新秩序”

〖美英政府以邻为壑的金融和外交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且使第三世界陷入全面债务危机。为了应对国际国内日益恶化的经济局面，美国又一次把赌注押向了石油——入侵伊拉克。〗

【“英国病人”越治病越重】

在卡尔·马克思构建阶级斗争的概念之前，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发展了社会的概念，在他们的社会概念中，他们给“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赋予了特殊的含义。19世纪，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贸易政策，导致英国在1846年废除了保护性的《玉米法》，从此打开了粮食进口的闸门。进口粮食像洪水一样涌入，使得粮食价格下降，对国内生产造成毁灭性的冲击，正如此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导致了大多数英国民众的贫困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少数人就是所谓的“上层阶级”。英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是为这个经济上不公平的过程进行辩解。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吹鼓手是贵族沃尔特·李普曼。他为美国人定义了现代框架下的阶级社会。李普曼认为，社会应该被划分成精英和大众，精英领导大众，精英是由“有责任心的人”组成的“特殊阶级”，他们决定“国家利益”的构成，而大众主要是由无知的“公众”组成。精英将成为职业官僚，为私有权力和私有财产的利益服务。但是，精英们与私人财产支配权之间的关系从来不会向广大无知的公众透露，“因为他们不理解”。

李普曼认为，普通民众一定会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幻想。而这一幻想必须由“有责任心”的社会精英来塑造，这个过程被命名为“制造同意”。早在保罗·沃尔克涉足华盛顿之前几十年，这一概念就已经由李普曼描述为“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

随着1957年美国经济衰退这个拐点的到来，具有巨大权力的少数国际银行和跨国石油公司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纽约，它们以19世纪英帝国榜样为基础，开始了界定美国的“自由主义”的过程，这是一个进步的美国版自由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由金融贵族们定义，而不是由世袭贵族们定义。然而，随着美国东海岸自由权势集团（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美国金融和石油大财团聚集于此，形成了权力中心）制定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日益显现，美国已经转变方向。美国，一个曾经是全世界大多数人心目中纯粹的自由国家，正一步一步地滑向自由的对立面。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这一过程正在加速，尽管她仍然保留了一张“自由”的美丽面孔。

20世纪70年代两次惊人的石油冲击和随后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创造了美国新的“土地贵族”。在危机过程中，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突然发现他们一夜暴富，成为百万富翁。而成为百万富翁的原因，根本就不是经营企业和投资制造业或科学发明，而仅仅是由于拥有土地和房产。

但是如果说石油冲击只是社会分化的开始，它使少数人财富增加，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开始逐步下降，那么，1979年10月6日之后由保罗·沃尔克在美国推行的这次金融休克疗法，推动了社会分化的最终完成。

如果把这一政策看作是沃尔克的发明，那就大错特错了。数月前，这一政策就已经制定出来并且在英国得到了实施，沃尔克和他纽约银行界的亲密朋友，只是在美国引入了撒切尔政府的金融休克模式。他的这些朋友包括亲英的华尔街金融公司摩根信托担保公司的刘易斯·普雷斯顿。

1979年5月初，玛格利特·撒切尔击败工党对手詹姆斯·卡拉汉赢得了英国大选。竞选中，她极力鼓吹“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撒切尔和聚集在她周围的现代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理论家们误导了消费者，他们声称，政府赤字开支是造成通货膨胀达18％的“罪魁祸首”，而不是伊朗国王垮台后油价上涨140％。

撒切尔政府主张，膨胀的价格只需简单地通过减少经济的货币供给，就可以得到降低，她认为，资金剩余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政府预算赤字。为了减少“资金的膨胀”，必须坚决削减政府开支。英格兰银行，作为对财政政策的补充，同时采取高利息政策限制信贷。可以预测，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萧条，但却被称为“撒切尔革命”。

减少货币供应和提高利率，这就是撒切尔所做的一切。1979年6月，当选仅一个月，撒切尔政府的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就开始了提高基本利率五个百分点的过程。在12个星期的时间里，银行利率从12％上升到17％。对企业和小业主来说，借款成本上升了42％，这是史无前例的。在现代史上，除了在战时经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从来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如此剧烈的震荡。

为维持利率的高水平，英格兰银行同时开始削减货币供给量。因无法支付贷款，企业破产，家庭无法买新房；撒切尔货币主义革命的结果是，能源、地铁、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最终停了下来。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政府拥有英国雷莱德汽车集团、劳斯莱斯或许多其他企业（这些企业已经被拍卖给了私人投资者），而是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升级、培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科研开发上缺乏政府投资。在应对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动荡时，不是政府有错，而是政府政策有错。

在“治疗”英国经济病时，撒切尔的“经济革命”是个错误的药方。而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利益集团和围绕在壳牌、BP周围的财大气粗的石油公司，以及它们的盟友才是真正的受益者，这与英国设想中的“均衡”战略的结果完全相同。撒切尔只是个杂货店主的女儿，而把她扶上台的支持者们则要她充当他们更大的地缘政治战略的炮灰。

撒切尔的政策为她赢得了“铁娘子”的美称。但与此同时，英国的失业人数却成倍上升，从她入主唐宁街时的150百万增至18个月后的300万。在撒切尔看来，工会是货币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障碍，而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通货膨胀。英国石油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给它们的北海石油定价36美元/桶，这是当时的天价，可是，在英国却听不到批评这些大石油公司和伦敦银行的只言片语。在这种情况下，北海石油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资本财富。撒切尔的政策还在继续推进，她取消了外汇管制，资本没有投在重建英国行将腐朽的工业基础上，而是流向香港房地产从事投机或流向拉丁美洲从事更加赚钱的贷款。

撒切尔和沃尔克货币主义政策像病毒一样在传播，从英国开始，逐步转向美国，并从英美向全世界扩散。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税收，放开对产业的管制，并且削弱劳工组织的力量。世界范围内利率上涨到从前认为根本就不可能的水平。

在美国，沃尔克的金融休克疗法使美国的利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上升到了英国水平，而且在以后几个月内甚至超过了英国，达到了令人惊讶的20％的水平。经济学上利率政策的紧缩含义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明显的。20％的利率，哪怕是17％，意味着任何投资期超过四五年的正常投资根本不可能盈利。对建设项目的利息费就会让这样的投资止步不前。

在美国，三哩岛反核活动使已经投入建设的核工厂推迟了好几年才完工。之后，美国的核管制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在沃克尔利率体制之下，美国禁止电力公司投资核电厂。1979年之后，美国再也没有新建核反应堆，并且在建或计划建设的核项目由于财务成本过高而被迫取消。一个最先进的生产性经济部门就这样被迫走向死亡。

沃克尔休克疗法是被强加给了绝望而无知的卡特总统的。卡特于1980年3月自愿签署一部非同寻常的法律，即1980年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该法授权沃克尔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银行提出储备要求，哪怕该银行不是美联储成员。该法确保了沃克尔的抑制信贷奏效。此外，这部新法律还取消了银行可能施加给客户的最高利率限制，并且撤销所有州法设置的利率限制（所谓的反高利贷法），此前有一部被称为“Q条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规定对贷款利率也是有限制的。

在英、美新货币主义的教义之下，利率无极限；金钱至高无上，全世界则是它忠实的奴仆，至少，对于向伦敦和纽约银行借高利贷的借款人来说是这样的。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诸如铁路、高速公路、桥梁、水利和电力建设这些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和资本投资被撒切尔沃克尔的政策攻势摧残殆尽。从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1985年，根据国际钢铁协会（IISI）的计算，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比，主要工业化国家政府支出总额中用于公共基础建设的费用下降了一半。世界钢产量、航运吨英哩数和真实的物质经济流通量反映出英美货币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世界钢铁工业处于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之中。

保罗·沃克尔的金融休克疗法和接着而来的美国经济不景气是吉米·卡特1980年11月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新的共和党“保守派”总统，前好莱坞电影演员罗纳德·里根，全力支持沃克尔的休克疗法。里根在当加利福尼亚州长时，就一直受到货币主义的宗师，朝圣山学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熏陶。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精心培育着她与里根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她“鼓励”里根支持沃克尔的休克疗法和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以及反对工会的政策倾向。在此期间，为了确保英美两国政策的一致性，里根和撒切尔共享同一个经济顾问团，这些顾问主要来自于教条的朝圣山学社，朝圣山学派是弗里德曼1947年建立的，包括卡尔·布鲁纳、米尔顿·弗里德曼、阿伦·沃尔特。

在1981年入主白宫不久，里根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解散空中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PATCD）。这一举动向其他工会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告诫它们不要因飊升的利率而要求救济。里根与他的英国伙伴撒切尔一样，热衷于“抑制”通货膨胀。某些伦敦金融城的消息灵通人士甚至暗示，撒切尔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首先是，影响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美国的货币政策，使整个工业化世界的经济政策远离长期发展核能和工业的方向。

如果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计划的话，它的确成功了。在撒切尔担任首相职务之后的六个月，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据报道，里根总统总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向其内阁成员重复他的口头禅，“通货膨胀就像电波，一旦开启，它就会传播开来并且不断增长”。里根继续让米尔顿·弗里德曼担任非正式的经济政策顾问。里根政府里到处都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信徒，就如同卡特政府里到处都是大卫·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成员一样。

这种彻头彻尾的货币主义构想，首先在80年代初由撒切尔的英国政府提出，随后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里根政府跟进，是一种最残酷的经济欺骗行为。其目的与供给学派经济学倡导者们所提出的主张完全不同。

为了打入皮诺切特军事独裁下的智利经济，弗里德曼使用上述手段，伦敦和纽约强大的权势集团也决定使用同样的手段，不过，这次的目的是为了给工业和基础设施需要长期投资的世界经济以致命的第二次打击。因此，英美金融巨头的权力变得更具支配性。对于还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中休克和迷失方向的世界来说，20世纪80年代将发生什么还不可想象。

【马岛战争和墨西哥债务危机】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罗·沃克尔激进的货币冲击政策，也就没有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

随着1979年初伊朗的石油冲击，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进口均价上涨了几乎140％。这次，发展中国家发现，由于受到沃克尔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利率不断走高，以当地货币计算的美元，也像阿波罗火箭一样窜升。自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为了弥补石油赤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借款，高利率不仅使绝大多数困难重重的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而且到1980年，她们又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她们借的欧洲美元也实行浮动利率。

正如先前指出的，早在1973年，英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金融权威人士就已经讨论，在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利用纽约和伦敦的私营商业银行，再循环新的欧佩克石油美元盈余。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的石油资金激增，突然充斥伦敦的银行，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疯狂放任的贷款狂潮的起源。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格兰银行已经清楚地表示，它不会试图管制或控制因外币在伦敦银行之间流通而形成的欧洲美元市场，伦敦因此发展成为欧洲美元“离岸”市场的地理中心。这只是它们把伦敦重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步。这意味着，尽管银行家们关于欧洲美元贷款安全性的公开表态含糊不清，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有伦敦银行的数十亿欧洲美元流往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账户，并且这些石油美元没有最后担保——没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承担银行贷款发生重大违约时的损失。

只要欧洲美元轮盘赌的轮子保持运转，就没有人担心这个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外债扩大了五倍，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的“太平”时期为1300亿美元，到1981年大约是5500亿美元，1982年超过612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大量不到一年的短期贷款。当时的纽约银行家、花旗集团的沃尔特·瑞斯顿认为，私营银行向一些国家（诸如墨西哥和巴西）发放贷款是正确的，因为“政府拥有的资产超过它们的债务，简而言之，政府不会破产……”。

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人们忽略了这些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的欧洲美元私人贷款的一个关键特征。纽约汉华实业信托公司，是一家主要的欧洲美元银行，曾经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的先驱，正是它使得大量的石油美元流向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甚至波兰和南斯拉夫。发展中国家只要保证，在经济上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她们就能获得更有利的贷款条件，但英美银行财团榨取了由纽约汉华实业信托公司首创的不引人注意的优惠。向这些国家发放的所有欧洲美元贷款都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票面价值上，这个票面值超过了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一个“浮动”利率，由纽约和伦敦的短期利率决定，可能会上下浮动。1979年夏天之前，为了弥补石油赤字向银行借钱时，这似乎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前提条件。

但是，1979年6月，撒切尔政府开始实施利率冲击政策，10月份保罗·沃克尔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第三世界债务的利率负担一夜之间剧增，因为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利率从1978年初的平均7％增长到1980年初的接近20％。

仅仅这一个因素，第三世界债务国就会陷入无力偿还的境地。因为债权银行强行修改了偿债条件，这使得第三世界债务国在沉重旧债上又添无法偿还的新债，苦不堪言。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伦敦和纽约主要的银行家们随后也实行了类似政策，实际上是20世纪20年代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完全翻版和荒唐再现。随着纽约证券市场的崩盘，1929年这一政策陷入了混乱。

1980年之后，第三世界的外债利率负担增长到极限，不堪重负。曾经在偿还债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第三世界债务国商品出口主要市场的工业国家，却由于撒切尔－沃克尔货币冲击政策的影响，陷入到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低迷期，使第三世界的偿债能力彻底崩溃。

第三世界债务国开始陷入商品出口条件日益恶化的深渊，出口收入下降，偿债比率急剧增长。简言之，这就是华盛顿和伦敦所说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但是，这个危机是由伦敦、纽约和华盛顿制造的，而不是由墨西哥、巴西利亚、布宜诺斯艾利斯、拉各斯或华沙制造的。

1982年夏天，局势发展的趋势渐渐显现。很明显，在新的繁重的债务负担下，拉丁美洲债务国将会很快崩溃，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里根政府里可以左右政策的一些人，特别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副总统乔治·布什、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开始筹划树立一个“典范”，以打消债务国拒付美国和英国银行债务的念头。

1982年4月，撒切尔首相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宣称，“英国不会放弃诉诸武力”夺回有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该岛也称作不列颠福克兰群岛，位于南大西洋阿根廷沿岸荒凉的水域。多年的谈判没有结果，阿根廷加尔铁里政府宣称对那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在4月1日收回，但问题不在于此，也不是因为周边地区有大量的未开采的石油储备；撒切尔对阿根廷采取军事行动的真正用意是——采取19世纪“炮舰外交”的新模式强迫收取第三世界的债务。1982年4月，三分之二的英国海军舰队被派往南大西洋与阿根廷进行激战，战争中，由于阿根廷使用了法国飞鱼导弹，英国险遭战败。

在改变了贷款条件、实行高水平浮动利率的情况下，为了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全部军事力量调动起来充当她们债务偿还政策的保镖，英国的真正意图是引发一场危机。阿根廷是当时第三大债务国，有380亿美元的外债，是最有可能不履行债务偿还义务的国家之一。有人建议撒切尔把阿根廷作为一次尝试。几乎十年之后披露的详细资料显示，上演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仅仅是为了说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支持在所谓的“管辖范围之外”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而已。同年春天的5月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计划会议上又向这个方向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但是，除了美国支持以外，英国主张在西欧防御范围之外扩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的要求基本上无人响应。

1982年春天，英国对阿根廷发动军事行动的结果就是，华盛顿与拉丁美洲邻国的关系严重恶化。经过反复的内部争论，里根政府被说服支持英国炮舰外交，对付阿根廷。实际上，这有违美国自己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了处理美洲事务的原则——反对欧洲国家继续在美洲掠夺殖民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一原则成为美国反对欧洲干预美洲的工具，从而为美国在西半球的扩张扫清了道路。——译者〕。

也许里根总统并不知道，副国务卿托马斯·恩德斯曾经在同年的3月份秘密造访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加尔铁里政府保证，美国不会参与阿根廷和英国之间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来，这一保证是华盛顿继续参与游戏的“绿灯”。这与1990年7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几天前，美国大使给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的承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完全支持伦敦外交部的政策。阿根廷被算计了，变成了英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只有一个国家认为，华盛顿不应当支持撒切尔的政策，因为这是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重演，这个国家就是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自1976年底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统任职以来，墨西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计划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波蒂略政府决定用“石油遗产”使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港口、公路、石化工厂、具有现代灌溉技术的农业联合体，甚至核动力计划都在进行中。国家控制的大量石油资源是墨西哥实现现代化的保障。

沃克尔利率冲击后，到1981年，华盛顿和纽约政策圈内的一些人士认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墨西哥是“不能容忍的”，美国权势集团的人员带着嘲弄的口吻把墨西哥称作“与我们南部接壤的日本”。有伊朗的前车之鉴，一个独立而现代化的墨西哥是一些英美利益集团所不能容忍的。他们作出决定，强制要求以极高的利率偿还外债，干涉并破坏墨西哥的工业化雄心。

1981年秋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墨西哥比索的挤兑上演了，这次挤兑是由《纽约时报》采访前中央情报局头子，当时担任跨国公司“政治风险”咨询顾问的威廉·柯比时发出的信号。柯比声明，他正在劝告他的客户，在墨西哥的投资“将遭遇来年大选之前墨西哥货币贬值”。柯比的观点被美国各家媒体的文章转载，包括《华尔街日报》。

柯比与一家名为“探索国际”的“私营”国际咨询公司一直有联系，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卡雷丹勋爵（休·福特），他是英国外交部的中东和美国事务情报专家，也是倡导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马尔萨斯人口控制政策的先驱之一。这一政策与增加工业和农业生产率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探索国际”的总裁是美国前国务院高级官员本杰明·维纳，在1982年初的几周内，他在美国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文章，宣称墨西哥经济即将崩溃，聪明的生意人正在竞相转移资金，转换成美元，转往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从事房地产业。墨西哥的主要报纸对这些文章一字不变地进行转载，进一步助长了资本外逃。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在当年2月5日对全国的广播演讲中，抨击了他所称的“隐藏的外国利益”，他们正在试图通过散步恐慌谣言和资金外流，迫使比索对美元贬值，动摇墨西哥的经济。三年前，同样是“探索国际”在推动资金外流、削弱伊朗国王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霍梅尼铺平了道路。

1982年2月19日，为了制止从墨西哥向美国的资金转移活动，万般无奈之下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强制实行严格的紧缩计划。为了阻止资本外逃，本应该加强外汇管制，对资本流动重新征税，但强大的金融既得利益者给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阻止他这样做。资本外逃进一步加剧。

1982年2月19日，在内外交困之中，洛佩斯·波蒂略政府屈服了。为了阻止资金外逃，稳定局势，墨西哥比索立即贬值30％。国内的后果是，以曾经强大的蒙特雷阿尔法集团为代表的墨西哥私营工业，因为几年前的投资中大量借用了美元，一夜之间破产了。它的收入是以比索计算的，而它的偿债则要以昂贵的美元计算。仅仅为了维持以前的偿债额，公司将不得不使比索增值30％，或者通过减少劳动力来降低成本。货币贬值也迫使墨西哥削减工业项目，降低生活水平，从而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墨西哥，仅仅几个月前还是第三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到1982年春天时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在这一系列严厉的措施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位负责墨西哥事务的官员宣称，“这正是要做的事情”。赫德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别国经济（如墨西哥）纳入美元体系的控制过程进行了深刻分析。

现在，墨西哥已经是“有问题的借款者”和“高风险国家”，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伦敦、纽约、苏黎世和法兰克福的欧洲美元银行，以及东京的银行迅速缩减它们的贷款计划。

比索贬值，资本外逃，导致资金流失数十亿美元，再加上主要的国际银行决定不对旧债给予延期，在双重压力下，到1982年8月份墨西哥面临着偿还贷款的巨大危机。

同年夏天的8月20日，在纽约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总部，一百多个美国大银行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非公开会议，听取墨西哥财政部长杰西·希尔瓦·赫尔左格关于偿还820亿美元外债的计划说明。希尔瓦·赫尔左格告诉国际金融界的所有绅士，他的国家甚至已经支付不起外债的下一期分期付款额了，外汇储备已经用完了。

在墨西哥，面对越来越混乱的经济，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决定采取行动，首先阻止资金外逃，然后再处理危机。9月1日，总统向墨西哥人民宣布，对国家的私营银行以及当时的私营中央银行——墨西哥银行实行国有化，并给予赔偿，这是恢复金融秩序，阻止资金外逃，防止整个国家经济毁灭的一系列紧急措施的一部分。

在三个小时的全国电视讲话中，他抨击了“投机和寄生的”私营银行，详细叙述了私营银行如何从墨西哥工业化过程中窃取利润换成美元外逃，投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经过。资本外逃总额达760亿美元，这相当于过去十年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外债总量。

洛佩斯·波蒂略已经与罗纳德·里根建立了友好密切的关系，并且亲自向里根表明，他采取过激行动的原因是由于国家面临的情况紧急，而不是针对美国的不负责任的激进主义。

接着，在10月1日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年会上，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号召全世界所有国家行动起来，阻止“倒退到欧洲中世纪”的现象发生。他强烈谴责了金融体系不堪忍受的高利率以及原材料价格暴跌政策带来的危机。

墨西哥总统强调，“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某些国家取得的成果受到削减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切断了其他国家进步的可能。”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警告说，如果一个普遍受益的解决方案也被阻止的话，不排除第三世界单方面停止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停止偿还债务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想这样做。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发生，责任并不完全在债务人。相同的情况催生一致的立场，没有必要搞阴谋诡计。”

对撒切尔和沃克尔强制推行的偿债新条件，洛佩斯·波蒂略进行了抨击。

当前的形势与签订还款期限协议时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能遵守此前同意的还款期限……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想成为附庸。我们不能为了偿还债务，而使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或者使我们的人民陷入更大的灾难，更何况这些债务的利息已是原来的三倍。这都是在我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强加给我们的条件，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为战胜饥饿、疾病、无知和附庸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引起这场国际危机的原因。

随后，洛佩斯·波蒂略向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债权国家谈到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共同合作找到解决办法，以使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能够找到走出危机的办法。他的言论得到了最大债务国元首的响应，巴西总统若昂·巴普蒂斯塔·菲格雷多随后谈到，这“让人们十分清晰地回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症状，当时在高利率的影响下，生产投资出现了全球性的窒息”。

1982年的整个夏天，白宫政策辩论一直在幕后进行，讨论如何应对呈爆炸性扩展的债务危机。在居高不下的联邦储备利率重压之下，美国经济严重下滑，人们游说里根总统要制定一个方案，既能解决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同时还能刺激美国工业投资和出口。

对优柔寡断的里根来说，华尔街以及亨利·基辛格在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朋友们的意见更具影响力。为了赢得强大的华尔街权势集团的支持，作为他竞选“交易”的一部分，里根同意任命美林公司前主席唐纳德·里甘为财政部长，同时还任命了其他一些重要职位，特别是任命前三边委员会成员乔治·布什为副总统，任命布什的亲密朋友詹姆斯·贝克为白宫办公厅主任。他们认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全纽约银行。”到1982年10月，他们解决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危机的方案已经成为里根政府的政策。1980年早期的世界债务表（系列，世界银行：华盛顿）显示这一时期的外债呈指数增长。

就在洛佩斯·波蒂略在联合国会员大会上发言的前一天，新任命的美国国务卿表明了美国的态度。乔治·舒尔茨是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朋友，并且是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一重要事件的幕后关键人物，他向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们宣布了里根政府最后的答复。舒尔茨公布了华尔街解决债务危机的简单“方案”。

在8月初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债务之后，保罗·沃克尔会见了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计划，逐渐放宽对纽约大银行的限制。这就是舒尔茨宣称的“里根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并没有分析美国或者发展中国家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舒尔茨提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债务国偿还债务，并刺激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据称，这将作为“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吸引第三世界更多的商品出口。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昂贵的“复兴”。

【华尔街故伎重演】

舒尔茨在联合国的重要声明是精心设计的，用来反击洛佩斯·波蒂略在联合国的演讲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元首。对于没有涉足债权银行和债务国谈判的人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在联合国发言后，洛佩斯·波蒂略未能把拉丁美洲团结起来。无论如何，他成了一个即将到期的总统，两个月后就要下台了。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和其他人士接二连三地访问了巴西和阿根廷，对她们进行了非同寻常的勒索，施加压力，阻止她们加入墨西哥人要求建立的共同解决债务危机的行动中去。

亨利·基辛格组建了一个更具影响力的咨询公司——基辛格顾问公司，他精挑细选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阿斯本研究所主席、石油巨头罗伯特·安德森、撒切尔政府的前外务大臣卡灵顿勋爵，还有英格兰银行和华宝银行行长罗尔勋爵。基辛格咨询公司与纽约银行家和华盛顿政府圈内的人一起，对债务国“逐个”地强加了自凡尔赛赔款以来负担最重的债务追偿条款。

在国务卿舒尔茨9月30日联合国演讲之后，纽约和伦敦强大的私营银行利益集团驳回了所有合理的意见。它们设法让联邦储备委员会、英格兰银行，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国际“警察”，这样就形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协调的、有组织的掠夺团伙，远远超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所作所为。

与西欧和美国媒体上谨慎宣传的印象相反，为了偿还纽约和伦敦高利贷者的债务，债务国不得不流血甚至是“割肉”，她们的还款额已经高出本金好几倍。1982年8月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大的第三世界债务国拒绝还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债务国被人“用手枪顶着脑袋”与私营银行签订协议，这些协议被银行家们委婉地称作“债务计划”。而他们的领导者多数都是花旗和大通曼哈顿银行。

1982年10月以后，针对债务国的围剿有几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关键阶段就是纽约和伦敦的私营银行把她们的债务危机“社会化”。通过媒体的大量采访，向国际银行系统发出警告，债务延期偿还后果严重，银行界得到了国际社会对债务偿还政策的空前支持，这些政策都是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汉华实业银行、劳埃德银行等精心炮制的。

这些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用危机，把公共机构的权力转向为少数精英——即债权银行的少数权益服务。那年秋天，在英格兰迪奇雷公园，这些私营银行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组建了一个由纽约和伦敦主要银行参加的事实上的债权人卡特尔，这个卡特尔后来被称作“国际金融研究所”，或者非正式地称作“迪奇雷集团”〔迪奇雷集团的第一次聚会是1982年5月在伦敦的迪奇雷公园。这个聚会由哈罗德·利弗召集，当时的目的是控制美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1982年1月，世界上36家最大银行的代表在纽约威斯塔饭店聚会，讨论了基础性的工作；10月，这些人再一次聚会，会上报告了一项实施计划，即推动美国的参议院立法，促使到2000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美国财政政策的控制者。——译者〕。他们继续施加影响，一位观察员把这一现象描述为“银行家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这种情况下，私营银行把它们的贷款风险社会化，把风险转嫁给公共纳税人，但同时把盈利据为私有。尽管有危机，这笔盈利还是相当可观的。

这些银行家与他们在里根政府里的朋友串通一气，如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故意危言耸听，过分渲染形势的严重性，以此来恐吓里根总统，白宫于是要求保罗·沃克尔、美国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拟定一个计划，给每一个债务国强加严格的“限制条件”。美国人还提议，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他们的限制性条件作为债务谈判的内容。实际上，这些条件是1919年之后纽约银行家们用来对付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苛刻的道威斯计划1923～1924年，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1865～1951）所主持的协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为德国制订的赔款计划。它于1924年8月16日经协约国伦敦会议正式通过，并于同年9月1日起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规定战败国德国应偿付巨额战争赔款。1923年，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发生“赔款危机”，政局岌岌可危。协约国列强为防止资产阶级德国的瓦解和社会主义革命向西方扩展，以及避免赔款和债务化为乌有，制定了缓和当时德国赔款困难的道威斯计划。中各种条件的翻版，这些条件也曾在后来的杨格计划。

1929～1930年，由美国企业家和银行家杨格（1874～1962）所主持的协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为德国制定的新的赔款计划。于1930年1月经海牙赔款会议最后通过。

自1923年制定的道威斯计划执行后，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德国经济虽得到恢复，但德国劳动者遭受剥削的加强，战胜国列强对德国的严厉控制和德国对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的严重依赖，决定了德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从1927年起，德国经济中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经济危机的一些征状相继出现，支付赔款再次成为问题。于是，协约国制定了杨格计划，作为道威斯计划的继续。中尝试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性条件以及债务国与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签署的协议，都是欧文·弗里德曼计划的一部分，欧文·弗里德曼先是美国政府官员，后来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他因处理债务问题有功而得到了花旗银行的高层职位。1988年底，弗里德曼曾经跟一位采访者谈到了债务危机刚开始时他的想法：我的想法是，把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作为对这些国家的诱饵。首先让你对国家经济状况产生一种形势严峻的感觉，然后你就会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指出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改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即“限制性”的药方，千篇一律。它们首先告诉债务国，如果还想从外国银行获得贷款，哪怕很少的贷款，必须大幅削减国内进口，大幅削减国家预算奇∨書∨網，特别是要削减对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补贴。其次，为了激发工业国对债务国出口产品的兴趣，要对货币实施贬值，这样可以使其出口商品对工业化国家具有“吸引力”，同时又买不起先进的工业品。据称，这些措施能够为偿还债务赢得硬通货。毫无疑问，就连帕森·马尔萨斯了解了这一过程，也会在坟墓里发出会心笑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结构调整计划还只是第一步；对于一些符合条件的候选国家，它还将实施计划的第二步——与债权银行签订“重组”外债偿还计划协议，或者是调整外债偿还计划的主要内容。在第二步中，银行通过签订合同从债务国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未来权益，它们把超期未还的欠款利息变成了欠债总额。

1982年，经过无数次的债务调整后，最终结果是债务人欠债权银行的债务数额越来越大，而事实上，这期间，拉丁美洲一分钱也没有得到。据瑞士再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外债总额，包括长期债和短期债，从1982年的刚刚超过8390亿美元稳步增长到1987年的几乎13000亿美元。实际上，新增债务都是为了偿还那些无法偿还的旧债而新增的借款。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制中，墨西哥被迫大幅度削减对药品、食品、燃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补贴。人们，通常是婴儿，因为缺乏最基本的进口药品而无辜送命。

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墨西哥比索进行一系列贬值以“鼓励出口”。1982年初，在第一次贬值30％之前，比索与美元的汇率是12：1。而到1986年时，一美元升值到难以置信的862比索，到1989年这个数值竟高达2300比索。但是，在纽约银行和它们的华盛顿盟友的要求下，墨西哥外债的绝大部分都从私营部门转到了政府。到1985年底，外债总额从大约820亿美元增加到近1000亿美元。墨西哥很快步上了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的后尘。

阿根廷、巴西、秘鲁、委内瑞拉，包括赞比亚、扎伊尔和埃及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还有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上演了这一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成为全球“警察”，奇书-整理-提供下载通过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历史上最严峻的紧缩政策，强制她们偿还高利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牢牢控制在美英人手中，这一机构堂而皇之地成为英美金融和经济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当受害国得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前来考察时，她们就会发抖，这一点也不奇怪。实际上，英美银行是向拉丁美洲贷款的最大组织，它们威胁西欧和日本的银行，要求它们与英美“团结一致”，否则将导致国际银行体系崩溃。

1982年以后的几年里，这样的威胁并不是危言耸听。没有人敢提出挑战，所有债权国家的银行都紧密团结在纽约银行周围，支持基辛格在解决债务问题上的“强硬”方法。华盛顿和纽约银行以及它们在伦敦的朋友为此大肆宣传，债务完全是腐败的、不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错误”。

这一次，纽约和伦敦的银行界非常自信，它们甚至拒绝增加贷款损失应急储备金，应对第三世界债务的违约损失。在20世纪80年代初，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还给它们的股东分发了可观的红利，公开声称达到了“最高盈利水平”，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似的。

它们对美国政府有完全的影响力，并且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征收。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安全的呢？

随着一个个债务国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迪奇雷集团的债权银行妥协，大量资金逆向流动。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86年期间，对109个债务国来说，仅支付给债权国的利息就达3260亿美元；本金还有3320亿美元——两者加起来总计6580亿美元，而起初，这一数字为4300亿美元。除此之外，1986年，这109个国家对债权国的欠债总额共有8820亿美元。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债务旋涡。这就是利滚利和浮动利率产生的奇迹。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让人感到更加震惊的另一方面是，实际上大量的资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纽约或者伦敦的银行。秘鲁前能源部长彼德·帕布罗·库克金斯基，曾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一个薪金优厚的职位任职，作为这一计划的直接参与者，他写道：

大多数资金从来就没有流进过拉丁美洲。1976～1981年间，拉丁美洲名义上得到了2700亿美元的资金，但我们发现，她们实际只得到84％的现金——这些钱本来计划用于生产性投资。其他剩余资金仍然存在银行里，从来没有到过拉丁美洲，只是改动了帐簿上的数字而已。

债务国已经深陷债务陷阱之中，纽约和伦敦的债权银行提供的唯一爬出陷阱的办法是交出她们国家的经济主权，特别是重要资源的开采权，如墨西哥的石油。银行家们称之“债转股”政策，其目标是获得对债务国资源的控制权，这对债权银行来说更有吸引力。

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丹麦委员会委托，一位丹麦经济学家的研究阐明了这一过程。

1979年，共有400亿美元的净资金流从富裕的北方流向贫穷的南方。这一流向在1983年发生了逆转。那一年，约有60亿美元的资金反而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据联合国统计，从那时开始，这个数字急剧增长，每年大约递增300亿美元。但是，如果把整个20世纪80年代因原料价格下跌引起的资源转移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那么，每年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的资金至少有600亿美元。如果把黑钱外逃也加进去的话……

这项由汉斯·拉斯姆森进行的研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财富不断从缺乏资本的第三世界流出，而主要流入国是为第三世界的赤字提供资金的美国，其次是英国。拉斯姆森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单单转移到美国的资金总计就达4000亿美元。实际上，这为里根政府在和平时期实行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赤字政策提供了资金，但却被虚伪地赞颂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复苏”。

随着美国利率的提高、美元的不断升值，又有美国政府的安全保障，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达43％的预算赤字，实际上是通过对债务国进行资本掠夺来提供资金的，而这些债务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凡尔赛赔款，英美银行家把债务仅仅当作是对所有主权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手段。这些傲慢的纽约银行家认为，他们根本没必要担心那些弱小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毕竟，生意就是生意。此外，联合国的年度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调查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数据；还可参考Kuczinski1988年代表英国独立电视台发表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其中对债务危机的评论很有见地。

1986年5月，一份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准备的题目为《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注意到里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方面。这份报告记录了，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紧缩措施迫使拉丁美洲为了偿还债务而实际上中断了工业和其他产品进口，这给美国的就业和出口造成了破坏性的损失。作者指出：现在，事情逐渐变得明朗起来。政府制定的政策已经大大超过了保护银行免于破产的需要。里根政府对债务危机的管理，实际上是对在债务危机中起推波助波澜作用的某些机构的奖励，同时，也是对那些没有参与制造债务危机的机构和行业的处罚。

但是，这份研究报告很快就被隐藏了起来。

根据纽约的摩根信托公司的计算，截至1985年的十年，从第三世界流出的资金总计在1230亿美元以上，这些资金主要流向所谓的“安全天堂”——美国等国家。不止一家纽约银行和投资公司在拉丁美洲的城市（如波哥大、麦德林以及其他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帮助美元黑钱离开这些国家，并从中渔利。美国和西欧的工业城市中吸毒人数的上升期（说来也怪，吸毒成瘾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同时爆发）与“洗出”南美洲的非法美元数额的上升期正好吻合，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洗钱的过程则是通过像唐纳德·里甘的老雇主美林公司等的精心操作完成的。委托人被冠以“高净值个人”的雅号。

在研究拉丁美洲的资金外逃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乔·佛瑞克指出，为客户提供资金外逃的便利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银行在债务危机中最盈利的业务之一。他指出，除了被逼无奈的债务国政府每年要偿还大约500亿美元利息外，诸如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摩根担保和美国银行等大银行，还要求债务国采取残酷的国内紧缩措施以“稳定”货币，由此引起的外逃资金大约在1000亿～1200亿美元之间。对这些银行来说，这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有利可图。

对每年从帮助拉美资金外逃的业务中获得的收益率，纽约和伦敦的银行实行严格保密，据可靠报道称，平均达到70％。一位私营银行家这样说道：“一些银行拼命也要得到一单这样的生意。”这还是比较温和的说法。1983年《伦敦金融时报》报道，花旗银行在全世界的银行业务中盈利最大的部分无疑来自巴西。

作为英美债务战略的结果，如果还有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非洲比拉美的遭遇更惨。自从19世纪殖民时期以来，除了顽强的南非，非洲大陆一直由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统治。非洲一直被认为是原始的、未开采的廉价原料的主要产区。20世纪60～70年代，“反对殖民主义”的独立浪潮并没有给非洲的经济状况带来重大的改善。

但是，石油危机、紧接着的20％利率冲击以及20世纪80年代世界工业的崩溃，都给几乎整个非洲大陆以致命的打击。直到20世纪80年代，非洲90％的地区仍然依赖原料出口来筹集发展资金。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棉花、咖啡、铜、铁矿石和糖，国际上几乎所有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一直在下跌。到1987年，原料价格已经跌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与世界经济衰退最严重1932年的水平持平。

如果这些原料的出口价格保持稳定，哪怕仅仅维持在1980年水平，非洲在20世纪80年代还可以多得1500亿美元。在1982年，“债务危机”刚开始时，这些非洲国家欠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债务总额大约为730亿美元。到80年代末，经过债务“重新调整”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各种形式干预她们的经济，这个数字已经比原来的两倍还多，达到了1600亿美元——简言之，这些增加的债务与价格稳定情况下的出口盈利几乎相等。

关于债务的事实，西欧和美国城市的普通市民每天在报纸上读到的是一回事，实际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强大的英国和美国跨国公司开始效仿银行，在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边境建立了童工血汗工厂。这些低技能加工装配厂雇用了年龄在14～15岁之间的墨西哥童工，工资是每小时50美分，为通用汽车或者福特汽车公司或者多个美国电器公司生产产品。他们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允许，因为他们能“挣得”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美元。

【里根自食恶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后遗症，以及随后的20世纪20年代伦敦和纽约的道威斯计划，引发了战后最具破坏力的后果，即全球性的长期投资相对停滞。与战前相比，20世纪20年代，世界贸易量的绝对下降，以及整个欧洲经济和政治不稳定，使越来越多的资金倾向于短期贷款，通常不超过一年。

这导致了一种局面，即以短期投机获利作为判断投资的核心标准。这又助长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股票市场近似疯狂的繁荣，这种繁荣得到了来自伦敦和非洲大陆资金的推动，这些钱都希望在持续上涨的纽约交易所得到前所未有的收益。所有这些都在1929年10月破灭了。

石油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高利率冲击的后果，有时被称作“高通货膨胀”，与20世纪20年代的后果如出一辙。对世界生产性投资造成沉重负担的凡尔赛赔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世界债务“重组”计划所造成的繁重负担所代替。20世纪8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2％～17％，这实际上也就限定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这个世界需要更快更多地赚钱。

在这种形势下，迎来了里根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难题的求解，其倡导者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剥去这一经济思想的面纱，我们看到了它造成的恶果，它导致了有史以来个人短期牟取暴利的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以牺牲国家经济健康的更大利益作为代价的。

1982年10月的政策施行之后，他们从第三世界国家征收了上千万亿美元，给美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金融资金带来了一大笔横财。但是，华尔街的意识形态以及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想把政府从金融市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热情，导致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狂妄。80年代末，当混乱局面有所缓解，一些人开始意识到，里根的“自由市场”已经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而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货币稳定的基础。

里根以为仅仅减轻个人或者公司的税收负担就能释放出“被抑制的创造热情”以及企业家才能。在这一简单而错误的论点支持下，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1年8月签署了战后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法案。法案包括减税优惠条款，同样适用于某些投机型房地产投资，特别是商业房地产。政府对公司兼并的管制也取消了，华盛顿给出了非常明显的信号，“只管去做吧”，只要能刺激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就行。

到1982年夏天，白宫征得保罗·沃克尔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同意，将利率水平慢慢降低，投机发财的好机会来了。那年春天，一个不起眼的石油和房地产银行——俄克拉荷马州宾州广场银行的破产，与墨西哥的危机结合起来，使沃克尔相信，是放弃货币紧缩政策的时候了。从当年夏天到12月这段时间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竟然连降了七次，降到不足原来的40％。随着利率的降低，金融市场开始变得疯狂起来。

里根“经济复兴”政策的真正面目是，除了小部分军事航空公司得到了政府大量的国防合同外，在鼓励投资、提高技术进步和工业生产率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股市以及在德克萨斯州或者科罗拉多州的油田进行投机——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合理避税”。

随着沃克尔的利率进一步走低，这种狂热变得几近疯狂。借款是一种新时尚。人们认为，在低利率水平下，今天借钱明天还钱“很划算”。但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城市经历了为期20年的持续衰退，由于缺乏维护，桥梁倒塌、公路断裂，新建玻璃墙环绕的购物中心虽然雄伟，但里面却空无一人，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已经从大量的税收减免中赚到了足够的利润。

里根供应学派信条的根本特征，又一次得到了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呼应，她把工会看成是“问题的一部分”。于是形成了英国式的阶级对峙，其结果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被解体。

政府放松对交通运输业的管制，是主要的政策手段。卡车运输和航空运输被认为是自由市场。一些专营“便宜”航线的航空公司和载重汽车运输公司激增，在这些公司里常常没有工会组织，它们的安全标准也通常很低，甚至没有。意外事故发生率攀升，属于工会会员的工人工资水平急降。里根的“复苏”政策使得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很快成为千万富翁，好像就在敲打计算机的一瞬间暴富，但是，这一政策降低了技能熟练的蓝领工人的生活水准。在华盛顿，没有人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毕竟，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认为，工会“似乎就是共产主义组织”。19世纪英国式的“廉价劳工”政策在华盛顿占据主导，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到1982年，在经济不景气和对卡车行业放松管制的情况下，曾经十分强大的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不得不接受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这实际上相当于工资冻结。全美汽车工人工会，曾经是美国技术工人最有影响力的组织，1982年与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谈判时，也接受了降低工资的条件。钢铁工会等组织，在不顾一切地保护老年工人的养老金，或者避免裁员的努力中，都作出了让步。虽然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与以前相比有大幅上升，但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在持续下降。社会在不同收入水平中逐渐分化。

从华盛顿到纽约再到加利福尼亚，到处都在讲“后工业社会”的新观念。美国的经济繁荣与投资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能力再也没有关系了。钢铁曾经被认为是“夕阳”产业，因为钢铁厂已经生锈，鼓风炉实际上也被炸毁了。购物中心，闪闪发光的新大西洋赌城、娱乐场，以及豪华度假饭店才是“能挣钱的地方”。

里根任职期内，投机盛行，货币也从国外流向美国为这种狂热行为提供资金。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在短短的五年内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纯债务国，这是1914年以来的第一次。债务是“便宜的”，并且以几何级数增长。为了购买住宅、汽车和录像机，家庭负债已经达到了最高纪录。为了给损失掉的税收以及扩张的国防建设提供资金，里根政府也开始举债。里根“复苏”政策的预算赤字揭示了美国潜在的经济状态，它是病态的。

到1983年，政府每年的赤字开始攀升到前所未闻的2000亿美元。伴随赤字的增加，国债扩张的部分，全都用来支付华尔街债券商和他们的客户的利息，数字达到了最高纪录。美国政府总债务的利息支付在六年内翻了一番——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时为520亿美元，1986年超过了142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政府所有收入的五分之一。尽管有这些警告信号，货币还是从德国、英国、荷兰和日本流入，目的是为了利用高价值的美元以及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行投机盈利。

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感或者有长期记忆的人来说，这一切太熟悉了。这些都在“喧闹的20年代”里发生过——直到1929年市场崩溃才使得轮盘赌的轮子突然停止。

1985年，暴风雨的阴云开始笼罩在美国经济上空时，这对雄心勃勃的副总统乔治·布什竞选总统是一个威胁，石油又一次前来“援救”；只不过，这次与20世纪70年代英美的石油冲击方式完全不同。华盛顿显然认为，“既然我们可以提价，那么，当对我们有利时，为什么不能降价呢？”因此，他们说服沙特阿拉伯进行“反向石油冲击”，向已显萧条的世界石油市场源源不断地注入石油。欧佩克的原油价格像石头一样直线下降，仅仅几个月前还是26美元/桶，到1986年春天降到了10美元以下。不可思议的是，华尔街经济学家宣布，取得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后“胜利”，但是，他们忘了石油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通货膨胀或80年代降低膨胀过程中的作用。

紧接着原油价格进一步下降，不仅威胁到独立的小石油生产者的利益，而且威胁并动摇了英国和美国石油大集团的切身利益。1986年3月，乔治·布什悄悄来到利雅得。据说，他告诉法赫德国王，应该停止价格战。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扎基·亚马尼王子理所当然地成了华盛顿制定的石油政策的替罪羊，然后，原油价格稳定在14～16美元/桶的较低水平。德克萨斯州和其他产油州陷入了萧条，然而，房地产投机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以最快速度上升，同时股票市场开始了新的攀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86年的这次原油价格大跌，释放出的能量可与1927～1929年之间美国的投机泡沫相提并论。由于想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大赚一笔，大量货币流入美国，因此，利率下降更为剧烈。“杠杆收购”这一新的金融行为在华尔街流行起来。货币成本下降，股票价格明显上升，里根政府发挥“自由市场”信仰，在市场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例如，一个经营有方的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工业公司按部就班地开展经营活动，无论它是生产轮胎，还是生产机器或者纺织品，都可能成为这些新的企业“袭击者”的目标。这些“袭击者”被称为华尔街的“食肉鹰”。在杠杆收购第一线的各色人物，如伯恩·皮肯斯、迈克尔·米尔肯，以及伊凡·博斯基等都成了亿万富翁。为了给这一疯狂行为以合理解释，一些严肃的学术机构如哈佛商学院，以市场“效率”的名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公司管理哲学。

在一个典型的公司杠杆收购案例中，如伯恩·皮肯斯这样的收购者会对借来的资金作出承诺，将要购买某个公司的股票控制权，例如加利福尼亚的联合石油或者是海湾石油公司，这些公司的市值是收购者所持货币价值的很多倍。目标公司的股票价格因为收购攀升。如果成功，他将接管一个大公司，这几乎完全靠借来的钱实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通过公司发行一些“低级别的投资”债券来偿还债务，这些债券就是所谓的“垃圾债券”。如果公司破产，那么债权就是一堆“废”纸。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在攀升，所以没有人注意这一风险。里根的税制改革使得公司承担巨额债务要比发行股票更“赚钱”。

为吸引买主，这些“垃圾债券”支付的利率非常高。这些收购者被称作“鲨鱼”，非常迅速地去“剥夺”新公司的财产，为了迅速得到收益就廉价卖清资产，然后又去寻找新的目标公司，非常像南美的比拉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行为毁灭了华尔街，推动道·琼斯指数上升，使得公司负债达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这些债务并没有用于投资现代科技或者新的工厂设施。这是里根和布什政府自由市场时期允许金融投机的恶果。

在里根在位期间，几乎一万亿美元用作投机房地产市场，这是最高纪录，几乎是前些年总和的两倍。期望保护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不受拉丁美洲动乱影响的银行，第一次直接进入了房地产贷款领域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公司贷款。

储蓄贷款银行，是在大萧条时期建立的独立管制的银行，目的是为了给家庭购买住宅提供可靠的长期抵押贷款资源。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的华尔街自由市场推进的一部分，它们被“解除了管制”。允许以很高的成本“吸引”大额存款，称作“经纪人保证金”。里根政府在1982年10月通过了“甘恩·圣哲曼法”，取消了所有管制上的限制。这项法案允许储蓄贷款（S&L）银行按照它们自己的愿望进行投资，为防失败，美国政府为每个账户提供全额10万美元的风险担保。

在签署法案时，里根总统热情地对应邀而来的储蓄贷款银行家们预言道：“我认为，我们已经摸到了头彩。”这个“头彩”便是拥有1.3万亿美元的储蓄贷款银行系统开始崩溃。

新的法律为储蓄贷款银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这些银行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批发金融业务，从事投机冒险，而在此之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该法案还使得储蓄贷款银行成为犯罪组织洗钱的理想工具，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毒品生意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唐纳德·里甘从前的美林雇主在卢加诺的办事处就因为涉嫌在所谓的“匹萨连锁案”中帮助黑手党洗钱（数十亿美元的海洛因黑钱）而受到牵连。

这种粗放而模糊的不受管制的经济环境，形成了一种氛围，那些敢冒风险受理来路不明资金的银行很快超过了守法经营、运行良好的储蓄银行。银行在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运作资金的同时，也为黑社会家族或其他有组织的犯罪家族洗黑钱。副总统的儿子尼尔·布什，是科罗拉多州希尔弗拉多储蓄贷款银行的董事，后来被政府指控违法操作。1988年，尼尔嗅觉灵敏，就在他父亲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那周，他辞职了。

为了与不受管制的新银行和储蓄贷款银行竞争，所有金融部门中最保守的人寿保险公司，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房地产投机作为主要业务。但是，鉴于过去的守法奉公，与储蓄贷款银行和商业银行不同，政府对保险公司从来都没进行过监管。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保险基金为保单持有人提供保障。对银行则不同，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对储户提供保障。到1989年，保险公司的房地产账面价值估计有2600亿美元，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1000亿美元。但是，1989年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萧条的时期，房地产市场崩溃，由于惊慌的保单持有人纷纷索取他们的钱，保险公司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破产。

事实很简单，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以来，纽约的金融财团拥有压倒其他一切财团的力量，以至于在1982年墨西哥危机之后，华盛顿就没有听到过不同的言论。债务以惊人的数量增长。当里根在1980年底赢得大选时，美国的私债和公债总额为38730亿美元。到80年代末，达到了1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债务负担增加了60000多亿美元。

随着生产性经济的债务负担增大，以及美国工厂设备和劳动力状况恶化，20年来对这些忽视累积起来的后果开始显现，国家主要的公共设施大规模损毁。

公路因缺乏日常维护而断毁；桥梁因结构安全问题而有很多倒塌；在匹兹堡的贫困地区，水系污染严重；主要城市的医院无人就医；为中低收入家庭准备的住宅用房破败不堪。到1989年，建筑业行业协会性质的美国承包商协会估计，仅仅按现代标准重建美国破败的公共设施，就急需3.3万亿美元的净投资。华盛顿没有人听取这一建议。到1990年，布什政府提议由自由市场中的私营企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华盛顿处于预算危机之中。里根“复苏”政策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平等最终体现在美国政府对生活在贫困线下美国人口的统计数据中。1979年，当保罗·沃克尔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开始实施货币冲击政策时，政府数据显示有2400万美国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标准定为全年收入少于6000美元）。到1988年，这个数字增长了30％多，达到了3200万人。里根－布什的税收政策把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据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研究显示，自1980年以来，收入最高的20％的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32％。

作为对“自由企业”补贴和政府补贴的综合反映，美国的医疗保健成本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是英国的两倍；即便如此，还有3700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美国大城市的黑人和西班牙失业工人集居的地区，健康水平跟第三世界国家差不多，而不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

撒切尔在英国的11年统治也带来了同样悲惨的结果。撒切尔的经济政策严重歧视工业投资，歧视这个国家日益恶化的公共设施——例如铁路和公路的现代化建设，但是，伦敦的房地产投机和伦敦金融服务“产业”的普遍增长却掩盖了上述事实。1986年伦敦金融城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被历史学家称为“金融大爆炸”，是撒切尔引以自豪的“成就”之一。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所有事情都露出了真面目：利率再一次上升到两位数，工业陷入更严重的衰退，出现了战争以来最严重的萧条，并且通货膨胀上升到撒切尔1979年就职时的水平。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撒切尔经济失败了。作为其孪生姐妹，里根经济也失败了。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妨碍伦敦和纽约石油和金融界的利益。在“后工业时代”石油和金融集团的统治范围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它们要求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减少国家对金融领域的干预——法兰克福、东京、墨西哥城、巴黎、米兰、圣保罗。

【布什涉险过关】

1987年10月19日，泡沫破灭了。那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下跌幅度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下跌了508点，已经跌破了里根的“经济复苏”政策底线。但是，还没有跌破英美权势集团中撒切尔－布什派系的战略预期。他们决定，继续确保提供足够的资金维持经济泡沫，直到新的布什总统就职推行世纪末大战略之前。

大量的文章论述了1987年10月的经济崩溃。这些文章证明，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萧条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一次的经济崩溃却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解除金融投机管制的政策即将终结，正是这一解除管制的政策维持着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英美经济的运转。

面临1988年11月总统选举的乔治·布什，招集了他的前任竞选班子负责人和亲密朋友——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加上美国研究机构的强势集团的支持，确保外资继续流入美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让投票人对里根－布什的经济复兴政策心存幻想，尽管有1987年10月崩溃的影响。

华盛顿直接向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呼吁，认为像格普哈特一样的民主党领导人将会破坏日本的对美贸易，华盛顿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中曾根康弘向日本银行和财政部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配合。1987年10月之后，日本利率下降得越来越快，比较之下，使得美国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看起来“更划算”。于是数十亿美元从东京流入了美国。在1988年，美元保持坚挺，布什可以确保他在选举中击败民主党对手杜卡基斯。为了确保这样的支持，布什私下向日本高级官员保证，在布什任期内将改善美日关系。

东海岸有钱的权势集团内部人士打算把布什的总统任职当成对白宫的直接控制，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第一次。布什的任务是帮助美国渡过1919年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在当选的前几周，在处理国家面临的一些紧急问题时，他给人的印象是果断。他建议对国家几近崩溃的银行储蓄贷款体系进行根本重组，并且在埃克森石油公司瓦尔迪兹号油轮奇怪的泄漏事故后，顺应民众的呼声，把环境保护问题作为任期内的优先目标，批准制定了一系列激进的惩罚性法律，这是自吉米·卡特以来的第一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项措施都是灾难性的，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透露给人们的所有信息都显示，与年老体衰的里根总统相比，这位新总统具有驾驭国际局势的个人魅力和魄力。

布什新政府的计划是，为了对付美国巨额的债务负担，对某些同盟国施加压力，让她们增加“分摊负担的比例”。还有人提出，苏联正在解体，其结果是，只剩下一个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和规模的超级大国——美国。这种情况下，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其他主要经济和军事同盟国应该多承担一些财政义务，维持这个超级大国。这是一次欲盖弥彰的敲诈。

事情很快变得明朗起来，布什提倡的“更亲切和更温和的美国”除了采用夸张的手法迎合老年人的胃口，争取选票之外，什么新鲜玩意儿也没有。入主白宫后，布什很快调整了政策，转向强硬。就在1989年12月，布什成为总统的第一个圣诞节期间，美国对中美洲小国巴拿马进行了军事入侵，并通过媒体大肆制造借口。据目击人估计，美国以逮捕被控为毒品集团的首脑人物——实际上的统治者曼纽尔·诺列加将军为借口，派遣特种部队和美国轰炸机侵略这个小国，超过6000巴拿马人被杀，其中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平民。

政府的司法部长理查德·索恩伯勒，此人在三哩岛核事件发生时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在处理突发核事件过程中曾引起过广泛争议。他制定了难以置信的美国新条令。索恩伯勒条令规定，“在跨国界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有权在外国领土上采取行动。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只要有行政命令，利用跟踪国际毒品或者恐怖犯罪分子的借口，美国政府有权单方面进入德国、法国、巴拿马或者任何她认为有必要的地方，而不用考虑有关主权国家的法律。当美国入侵巴拿马时，文明世界对此表现出无情的沉默，认为这是“美国的私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989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给美国情报机构公开宣布了一条大胆的新情报命令。他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渴望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特别是美国达成裁军协议，这一迹象日益明显。针对这一迹象，当年9月19日，韦伯斯特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的一次精英分子聚会上讲道，为了冷战后期的新任务，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重组。韦伯斯特告诉他的听众：“我提到的经济问题——贸易不平衡和科技发展说明了一点，这一点已变得越来越明确：我们的政治和军事盟国同时也是我们的经济竞争对手。”美国情报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新任务是成为经济间谍，以及针对关键工业“同盟”国的其他行动，而不是搜寻共产主义者的军事行动和颠覆活动。

【英美对德国统一的担忧】

紧接着，1989年11月，东欧的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华盛顿和伦敦的多数人来说，那是出乎意料的逆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秘密会见了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保守派领导人昂纳克，也许是下了命令，要求他们为那年春天开始的席卷民主德国的群众性自由运动让路。几周内，在一场真正的群众革命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原有秩序被打乱，陷入一片混乱。很明显，莫斯科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沿用原来的办法，采用武力维持一个昂贵而效率低的帝国，很可能会把苏联拖垮。

莫斯科一直希望其对官僚体制的改革取得成效，1986年，世界原油价格暴跌，这也许是对莫斯科这一想法最致命的打击。苏联对西方的石油出口收入，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但1986年之后石油价格暴跌，此时苏联民众对改革的呼声迫使戈尔巴乔夫作出许多改革的承诺，而这些承诺远远超出了他能力所及的范围。接踵而来的经济混乱，是莫斯科领导人切断与华沙条约的东欧卫星国联系的主要原因。莫斯科希望，在联邦德国强大经济的支持下，一个统一的德国能够作为合适的伙伴帮助重建正在倒塌的苏联体系。

对苏联在东欧40余年统治戏剧性的终结，美国官方公开表示出欢迎的态度，但私下里，布什总统对此却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布什本人曾任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受到美国情报部门潜移黙化的影响。在英国，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派同样对所谓“德意志第四帝国”的前景感到恐慌。

帕热金·沃索恩是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主编，其观点在英国的权势集团中颇具影响，他曾明确表述过撒切尔保守党对即将出现的新德国的看法。沃索恩是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继子。战争期间，诺曼与希特勒的财政部长雅尔玛·沙赫特一直有联系，并在1919年之后与纽约的摩根银行亲密合作，对战败的德国施加残忍的道威斯赔款计划。

1990年7月22日，他撰写了题为《好德国人问题》的头版社论。社论中，沃索恩以嘲笑的口吻回忆起蒙塔古·诺曼：“我的继父蒙塔古·诺曼曾是英格兰银行行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为拯救德国经济作出过许多贡献，他活到了可以看出德国经济奇迹出现苗头的时候。”沃索恩回忆，诺曼在去世前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一直认为我们一定会打败坏德国人；但是，我希望我们也一定能够很好地对付好德国人。”

沃索恩得出了他的观点。

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统一的德国必然会成为一个好的大国，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让我们设想，统一的德国会给教俄国如何变成一个好的大国，然后又会怎么样呢？……事实上，危险性可能更大，而不是更小。如果一个统一的德国打算遵循规则赢得成功，那么在这个地球上，究竟有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她呢？德国将会变得非常强大，而正如阿克顿勋爵教导我们的，权力导致腐败……但德国的地位最终将充当这样一个绝妙的角色——把斯拉夫民族带回礼仪之邦。

沃索恩的《星期日电讯报》由一家英美控股公司霍林格尔公司拥有，它的董事有亨利·基辛格博士以及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卡林顿勋爵也是基辛格的纽约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合伙人。

撒切尔政府的贸易部长尼古拉斯·雷德利曾经公然把科尔政府和希特勒的帝国作对比，他本人也因此被迫辞职。在提到这一颇具争议的对比时，沃索恩总结了雷德利反对德国统一的精彩评论：雷德利先生纯粹是在胡说八道，但也许他的胡说八道并不完全是痴人说梦……也许英国的角色应该是保持足够自由的独立，并在适当的时刻，充分利用这些抱怨。在成为好德国人的过程中，德国迟早会树敌过多，就像她过去干坏事一样，美国必然会是其中的一个敌人……早晚会重新达到均势政治。对英国来说，这可能是一次机会，因为英国深谙均势之道……

根据伦敦媒体报道，那年夏天，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情报机构中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为的是大力加强在德国的行动。另外，布什政府开始加强其情报收集能力，监控德国的发展。1990年春天，“前情报机构官员联合会”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西奥多·萨克雷告诫在座的美国情报专家，考虑到新德国的情况，他们应该开始从有不满情绪的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以及相关的人士中招募人才，在柏林建立美国的情报资源。萨克雷曾经参与过颠覆伊朗国王以及非法的枪支换毒品活动。

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和苏联可能将依托统一后的德国，实行开放，加速经济现代化。对伦敦和纽约的战略家来说，所有这些潜在的长远战略影响是非常清楚的。一位专门为金融人士及客户撰写投资报告的经济学家大卫·黑尔在1990年1月提出警告说，如果德国实现统一的话，对美国金融市场将构成战略“危险”。据说他与布什的财政部有联系。

最近几周，华尔街经济研究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东欧经济发展可能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均衡产生影响，正是这种全球金融均衡，使得美国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借到超过一万多亿美元的资金。对于这一研究结论，他们显得洋洋得意。

黑尔随后指出：实际上，在记载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史时，分析家可能把柏林墙的倒塌看作金融动荡，足以与让人心有余悸的东京大地震相比。柏林墙的倒塌象征了一个剧变，它最终会把成千上万亿美元的资金转向一个60年来在世界信贷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的地区。

黑尔的结论据说很有影响，并且在华盛顿政策圈内的人士中流传，他说：近年来，德国事实上一直只是美国市场上的一个小投资者，对此，美国人不应该感到宽慰。1987年以来，在美国的最大投资者是英国（兼并与收购的出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但是，如果不使用德国剩余的储蓄，英国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资。

1989年11月29日，柏林墙倒塌几天后，职业杀手炸毁了受到高度保护的德意志银行总裁阿尔夫雷德·赫尔豪森的汽车。赫尔豪森是科尔政府的主要顾问，仅仅在几天前，他还在对《华尔街日报》谈论他的宏大计划，要在十年内把民主德国重新建成欧洲经济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60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瓦尔特·拉特瑙遭暗杀的事件。瓦尔特·拉特瑙是拉帕洛计划的设计者，这一计划设想借助于德国的工业技术实现苏联的工业化。有思想的德国人都把赫尔豪森的遇害与拉特瑙的遇害联系起来。但是，波恩政府继续推进统一德国的计划，并把帮助重建崩溃的苏联经济作为莫斯科支持德国统一的条件。

这位德国总理在上一年11月对全国宣布了建设一条现代化铁路的设想。这条现代化的铁路连接巴黎、汉诺威和柏林，并延伸到华沙，最终抵达莫斯科，这是即将出现的新欧洲的基础设施的基础。自1948年以来，戴高乐将军“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经济合作的概念，第一次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这种思潮下，伦敦金融城的观察家注意到，法国和英国的高层商务人士和外交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急剧增多。英国的策略是：利用法国对强大德国的潜在忧虑。社会党人、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生具有亲英倾向，是英国观念的最好听众。英国悄悄地开始重建1914年之前的双边联盟，并为对付“德国威胁”做好了建设新的英法协约的准备。但是，真正的战略斗争却总是在远离欧洲中心的地点发生。

1989年的某一天，他们以中东以及它丰富的石油储备作为舞台，作出发起进攻的决定。这一次，就像20世纪70年代一样，美国和英国的战略家们决定，必须使用英美的“石油武器”反击欧洲大陆经济扩张构成的严重威胁。但是，这次行动采取的方式很快震惊了全世界。

【萨达姆与沙漠风暴行动】

撒切尔和布什政府的高层人士决定，制造一个人为的借口，让美国和英国能在世界的要塞地区建立直接军事基地，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和石油产地。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和美国国内，经济萧条，金融困难，更使得他们在实施这个计划时敢于铤而走险。撒切尔的经济“革命”很快失败了。1987年10月之后，股票市场崩溃以及英国利率的上升推动形成了战后最严重的房地产、工业和银行业危机。在美国，乔治·布什面临着失控的联邦预算赤字、崩溃的银行、急剧上升的失业人数以及全面的萧条，白宫内部一些人私下把它比作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伊拉克，一个拥有1600万人口的国家，刚刚从与伊朗八年无果的战争中摆脱出来，它只是给西方的武器制造商向中东地区销售武器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而已。华盛顿曾秘密怂恿萨达姆·侯赛因在1980年入侵伊朗，并故意在初期向他提供进展顺利的错误情报，暗示很快就会成功。到1989年，伊拉克的经济已是一片废墟，大部分工农业投资都因为战争停止了，这场战争夺去了估计100多万人的生命。

但是，不像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朗，伊拉克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是负债累累。1988年，她欠不同债权国的债务总额估计有650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债主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还有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她们曾希望伊拉克用石油来偿还这些债务。剩下的债主大部分是法国、英国和美国银行。法国是继苏联之后，伊拉克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商。

为了给美国和英国进行军事干预提供借口，英美的策略表面上是为保护世界石油供应安全，实际上是把萨达姆·侯赛因引诱到他无法自拔的陷阱。1989年6月，众所周知，一个所谓的美国－伊拉克商务论坛组织的高级代表团，应萨达姆·侯赛因的邀请来到巴格达，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基辛格顾问公司的阿兰·斯托加、信孚银行、美孚石油、西方石油以及美国其他大的跨国公司的高级官员。萨达姆希望讨论伊拉克战后的农业和工业发展计划。

伊拉克有一个为期五年投资400亿美元的计划，即完成巴达斯大坝灌溉项目。该计划完成后，伊拉克可以实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当时，伊拉克的粮食进口主要依靠美国政府的商品信用公司，1989年进口量相当于10亿美元。另外，伊拉克向美国代表团提议，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投资将主要用于加强石化工业、化肥厂、钢铁厂以及汽车装配厂建设。美国商人告诉萨达姆，他必须首先调整他的外债，作为回报，伊拉克要同意把国家石油资源私有化，或者大部分私有化。根据英国和美国最好的地质学家计算，除了苏联以外，伊拉克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石油产地。

可以预计，萨达姆拒绝以交出伊拉克石油主权来换取未来含糊不清的贷款担保。到1989年底，布什政府突然中止对伊拉克的大约23亿美元的授权贷款，这些钱本来是特意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和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BNL）的分支机构募集来的。随后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言论，声称那些金钱正在被伊拉克悄悄地用来建造战争机器。

斯托加谈判和披露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真相的结果就是，1990年初，西方所有银行突然中止了对伊拉克的贷款。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科威特国王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是英国外交部的盟友。在八年的两伊战争中，这位国王曾经按照伦敦和华盛顿的指示，动用科威特大量的石油收入向伊拉克提供贷款，目的是使伊拉克不求和。随着后来披露的丑闻，英美当时的意图显得十分荒唐，目的是使两伊战争继续打下去，并且维持足够的“战略紧张局势”，这样就可以把大量的西方武器卖到伊朗和伊拉克。

但是，在1990年早春，科威特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有人要求科威特用她的石油去冲击欧佩克的市场，这违反了欧佩克石油产量的最高限额，这是欧佩克在1986～1987年石油危机之后为稳定世界石油价格而达成的协议。1990年夏天，科威特已经成功地将原油价格从不稳定的每桶大约19美元降到每桶13美元多一点。伊拉克以及其他欧佩克成员国通过多次外交努力，希望说服国王萨巴赫和石油大臣阿里·哈利法·萨巴赫，停止对伊拉克及其他经济已经较为困难的欧佩克成员国故意施加经济压力。所有这些努力就像是对牛弹琴。到7月份，石油贸易商们预言，历史将要重演，1986年每桶不到10美元的情况将再次出现。伊拉克甚至没有能力偿还旧债或者为急需的食物进口筹集资金。

此前的2月份，在约旦首都安曼，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曾告诫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埃及和北也门两国的总统，要关注东欧剧变的战略后果，很明显，美国将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出现，这会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某种特殊的威胁。

萨达姆忧心重重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两伊战争在一年前就已经完全结束了，但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队和战艇还没有任何撤离的迹象。相反，他预言，“美国作出了多次声明表示她将继续留下来。”他指出，苏联正被自己的国内事务搞得十分头疼，“现在苏联自顾不暇，两伊战争已经结束，直接威胁已不复存在。美国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断重复她要留下来，这不能不让人关注”。

同年2月，萨达姆谈话的结论就是，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利用“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能源……我认为，我们能够与欧洲、日本、苏联建立一种能够使我们尽快获益的关系。”

如果说什么事刺激了英美权势集团打算进行一场新的中东军事行动的话，那就是萨达姆的这番言论。1990年7月27日，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原油价格上的紧张对峙达到顶峰时，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皮要求在巴格达会见萨达姆·侯赛因，讨论紧张局势。根据伊拉克的官方记录，格拉斯皮告诉萨达姆，华盛顿将不会干涉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争端。该记录后来由巴格达政府发布，几乎一年后由美国国会进一步证实。不到一个星期，伊拉克军队占领了科威特城。科威特王室成员事先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带着黄金和贵重物品，开着劳斯莱斯逃跑了。据一个流亡在欧洲的科威特前政府官员说：“中央情报局及时通知了王室，告诉他们科威特将要遭到入侵，但是王室却忘记通知自己国家的军队了。”

在占领科威特的几小时内，英格兰银行和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冻结科威特的所有资产，控制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的投资基金——位于伦敦的科威特投资局。它的总资产虽然没有公开，但估计价值超过1000亿～1500亿美元。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最荒唐的行动之一。尽管美国最初的声明是，派遣军队只是为了保护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后来被证明完全是华盛顿捏造的）。但是在撒切尔的英国政府支持下，布什总统很快就提到了他的“世界新秩序”。8月初在作出此决定的那几个小时，布什一直与撒切尔在一起，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

9月11日，布什宣布：在这个多事之秋，将诞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新秩序将以联合国创始人设想的方式运行。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波斯湾地区的危机很严重，但也给我们迈向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时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今天这个世界新秩序正在艰难中产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对于“解决”伊拉克－科威特危机，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除了准备采用军事方式外，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方式。这些证据是几个月后在苏联中东特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个人报告中找到的。在伊拉克遭受摧毁性的轰炸结束没几天，在1991年3月4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刊登了大量的个人采访，作为戈尔巴乔夫总统私人特使的普里马科夫，描述了1990年10月初在巴格达与萨达姆·侯赛因以及他的外交部长阿齐玆会见的情景，这次会见使普里马科夫相信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普里马科夫向《时代》杂志叙述了10月19日前往华盛顿履行调解使命的情况。在华盛顿，他会见了总统乔治·布什、国务卿贝克以及白宫的其他高级官员。这位莫斯科特使认为，在听取苏联的建议时，布什总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兴趣，但是仅在几小时后，他向普里马科夫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华盛顿对于探索新的办法没有兴趣。

离开华盛顿，普里马科夫接到指示访问伦敦，向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传达了同样的建议。普里马科夫的描述具有启迪作用：首相在契克斯她的乡间别墅接待了我们。她很注意倾听我提供的信息，没有打断过。但是，愉快的一小时过后，她不让任何人打断她的独白，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概括性地阐述了一种越来越明确的立场：不仅仅局限于让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而是要给伊拉克以破坏性的打击，“打断萨达姆的脊梁”，摧毁他的所有军队，甚至可能是摧毁那个国家的工业潜力。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小心谨慎地威逼利诱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成员国、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不仅通过了对伊拉克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的决议，而且获得了使用武力解放科威特的授权。布什总统1991年1月29日在向国会发布国情咨文演讲时说：“国际社会可以抓住解决当前波斯湾危机的机会，实现长期以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夙愿……”

但是，1991年1月初，就在美国在沙特阿拉伯进行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军事集结、准备对伊拉克进行密集进攻性轰炸时，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布什明确的军事意图是否明智开始表示严重忧虑。1990年11月12日，在电视采访中，前里根政府的海军部长詹姆斯·韦布声称：“我们驻军波斯湾的目的是推进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但我不喜欢。”

大概十周后的1月31日，韦布利用给《华尔街日报》写评论的机会重申了他的观点。

尽管受到社会舆论从各个方面的攻击……布什政府还是无情地把我们的国家推进了战争。我们反思一下当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美西战争，会发现与今天面临的舆论压力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必须进一步寻找，也许在墨西哥战争中，可以发现，一个总统在这个国家还没有被攻击之前，就这么热心地渴望把这个国家置于危险之中的理由。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前大使詹姆斯·艾金斯是一位备受华盛顿尊敬的中东事务专家，也出来公然反对布什针对伊拉克的作战计划。艾金斯在9月12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为反对伊拉克入侵，“保护”沙特阿拉伯，就在布什总统作出派遣美国军队的决定几天之后，白宫就有了“不可告人的动机”。艾金斯控诉美国国防部长切尼，为了获得在沙特土地上驻扎美国军队的允许，曾故意误导沙特国王说有遭受入侵的可能性，几十年来，沙特阿拉伯人一直强烈抵制美国驻军。艾金斯叙述到：1975年，为美国军队占领重要的中东油田寻找借口的计划是由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怂恿的。他指出，基辛格当时是艾金斯的上级，曾反对艾金斯对这些观点提出的强烈批评。

亨利·基辛格作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肯定另有想法，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并没有想那么远……布什政府中也许会有人指出，现在条件要比1975年时更加有利了……

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前副总裁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雇员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确保在海湾战争中使基辛格的观点占据美国外交政策主导地位的关键人物。当时，劳伦斯是詹姆斯·贝克的副国务卿，而布伦特则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此外，在这一时期，基辛格还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媒体上国内反对的声音被淹没在总统的战争动员中。

【日德被迫“出血”】

在很短的时间内，欧洲和全世界有思想的人马上明白了，除了保护美国和西方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利益外，实际上，乔治·布什的伊拉克战争还另有目的。布什难以置信地、粗俗地公开嘲笑萨达姆·侯赛因，把伊拉克的总统比作“现代的阿道夫·希特勒”，那不是在故弄玄虚。

在战争和为期六个月的集结中，华盛顿和伦敦针对伊拉克在西方的支持者展开空前的宣传攻势并施加了强大压力，尽管苏联或法国曾经是伊拉克武器的主要供应商，但并不是这次宣传攻势的主要目标。这次的主要目标是德国——更准确地说是德国的高科技工业，这对于东欧和苏联重建非常重要。法国和苏联，还有中国、美国和英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但法国和苏联已经同意投票支持华盛顿。在1月17日的最后期限之后，华盛顿和英国就要投入作战，法国和苏联对此表示支持。她们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在华盛顿的宣传攻势中被故意忽略了。

相反，通过直接与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联系的渠道，汉堡的《明镜周刊》以及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例如杰西·霍尔姆斯开始竭尽全力地攻击德国，宣称德国出口的所谓“两用”技术使萨达姆的军队具备了向以色列目标发射苏联飞毛腿导弹的能力。

慌恐万分的波恩政府当时正在处理统一后前民主德国的复杂事务，被迫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转移到乔治·布什和撒切尔的世界新秩序上来。1月底，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继续进行历史上最紧迫的金融筹款任务之一，他从德国、日本、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获得担保，总共筹集545亿美元以支付所谓的沙漠风暴行动。

据1991年2月6日的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称，沙漠风暴行动轰炸伊拉克大约三周后，此次战争中最悲惨的事发生了，“曾经非常繁荣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在海湾战争中遭到破坏。对伊拉克桥梁，交通枢纽和铁路货运编组站的无情轰炸使得中东本来就很少的铁路网变成了废墟，”接着，他们轻描淡写地补充到，“柏林－巴格达的这条旧铁路是英德战略竞争的焦点”。

战争结束后，前里根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劳伦斯·科布在4月初的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披露，美国政府故意隐瞒了海湾战争的实际成本，其目的是使用同盟国捐款，弥补国内预算削减。据消息灵通人士估计，如果把所有同盟国对战争的捐献都计算进去，美国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净盈利可能达到190亿美元。1991年初的几个月内，大量外币流入，单德国的现金支付就达66亿美元，给美元升值造成巨大压力，仅仅几周前美元已经跌至战后的最低记录1.46德国马克。另外，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就已经开始与中东国家签订进攻性武器的合同，这严重激怒了欧洲军火制造商。

布什政府胜利地宣布，美国已经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国内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东欧国家否认可能得到数十亿的西方资金重建基础设施以及实现经济现代化。在这些事实面前，布什明显是在自吹自擂。

沙漠风暴行动，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石油价格每桶上升了30多美元，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对东欧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石油涨价是由于从伊拉克输出石油的运输线受到破坏所致。在1991年1月以前，东欧国家通过与苏联的贸易联系，以易货贸易方式用工农业产品交换莫斯科的石油。1月1日以后，这一体制变了，她们必须使用美元购买俄国的石油。伊拉克曾对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东欧的其他国家承诺，输出十亿多美元的石油，因为海湾战争，这些承诺都无法兑现。

1990年3月，意大利《30天》杂志采访了一位与华盛顿有联系的意大利教授米格利奥。米格利奥对该杂志讲：美国意识到，为了避免陷入苏联那样的衰退，它必须与潜在的竞争对手齐驱并驾，她们包括日本和团结在德国经济力量周围的欧洲大陆国家……美国不能接受今天的欧洲，这个大陆不仅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非常愉快地运行，并且经济和科技还会更加强大。

因为这个理由，米格利奥声称，“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想控制日本和德国都离不开的阿拉伯石油。”

在法国，夏尔·戴高乐的前农业部长埃德加·皮萨尼是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ZMA）主任。他在2月18日接受德国《每日新闻》的记者采访时讲：对伊拉克的轰炸，是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飞机共同完成的。

我并不希望这是真的。我对这一事实感到非常震惊，一个国家强大竟然只是因为她拥有武器。美国经济上极度困难，却想方设法压制日本和欧洲，只是因为后者军事力量薄弱。为了维持自己的世界秩序，各国都不得不支付工资去雇佣一名世界宪兵，日本、德国以及石油输出国还必须为这位宪兵提供经费，这种情况到底还要维持多久……

十分清楚，对英国主导的均势政治学的最大讽刺是，海湾战争后不久，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克对柏林的《每日新闻》讲：“我们很早就有欧洲国家的均势政策，但由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曲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我们的均势政策无疾而终。然后是两个超级大国统治时代的到来。”冯·魏茨克呼吁欧洲要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最终结束这种均势的愚蠢念头，实现“戴高乐将军未尽的理想，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完整欧洲。”

沙漠风暴行动以及布什－撒切尔的海湾战争给伊拉克以及伊拉克人民、科威特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有迹象表明，它还没有实现其主要目标，即把欧洲大陆重新纳入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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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四处树敌 从邪恶帝国到邪恶轴心

〖为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四面出击，压制和瓦解各种可能出现的新生力量，日本、亚洲四虎、俄罗斯、巴尔干各国，一切新崛起的潜在力量都是她的敌人。〗

【寻找新的恶人】

随着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世界上许多地方充满了对和平和繁荣新时代的期望。但是，说得委婉一点，接下来的十年是令人失望的十年。地缘政治和冷战根本没有结束，只是舞台变了。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华盛顿开始寻求建立世界新秩序，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不小心说漏了嘴，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对世界新秩序人们有太多的疑问，这是谁的秩序，这个新秩序的重点是什么？

从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到新千年初新的反恐战争开始，这些年根本谈不上和平与稳定。在华盛顿，地缘政治的焦点从罗纳德·里根的“邪恶帝国”——苏联，转向了小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这是一个巧妙涵盖了从伊拉克、伊朗直到朝鲜的全部欧亚大陆的模糊概念。这次转变中的那条潜在红线就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它引发了世界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石油和美元在这场转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冷战中，美国在西方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建立在表面上苏联的全球性威胁基础上的。华盛顿很清楚，一旦这种威胁在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美国对西方主要军事盟友的牵制将消失。军事盟友即将变成潜在的竞争对手。已经有迹象表明，日本、东亚以及欧盟，在经济上将是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1990年以后，美国把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列为地缘政治的焦点。

用自由市场改革、私有化和美元民主的信条作为武装，并得到华尔街金融公司的强大支持，克林顿政府开始将美元和美国的影响力逐渐渗入那些以前一直对其封闭的领域。为了帮助华盛顿赢得市场经济的特殊地位，在这场类似于宗教运动的战役中，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东欧的前共产主义经济体和苏联——还包括世界上任何继续尝试开发自身资源，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元之外的地区。这个行动还包括将所有的主要产油地区或多或少地置于美国的直接控制之下，从里海到伊拉克，从西非到哥伦比亚。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行动。批评家们把它定义为帝国主义；而克林顿政府则称它为市场经济和人权的延伸。这绝对不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希望看到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在自由市场可以通向富裕和繁荣的许诺之下，克林顿政府和它的华尔街盟友将一个又一个地区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之中。名义上是“全球化”，但实际上，这个全球化过程是通过美国的银行业、金融业以及公司的权力不断巩固美国的权力和地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顺利推进之前，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贸易通常都是由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向相对弱小的国家提出的。当华盛顿的意图逐渐清晰时，美国就已经基本上解除了其潜在对手的武装，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军事包围圈来保护她的利益，确保人们不会对向自由市场的转型失去信心，从而尝试恢复到以前的旧模式。

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影响下，美国宣布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来协助任何请求帮助的中东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入侵。1945年之后的40年里，这一主义被华盛顿反复运用，给无数国家领导人打上红色的标签，从摩萨台到纳赛尔。红色标签是采取军事行动或其他行动的理由。

1990年后，华盛顿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既然共产主义不能再作为正当干预他国内政的合法幌子，那么，未来它还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证明它的这些外交政策是正义的呢？他们用了十多年时间，直到新千年之前才找到答案。

在此期间，从日本开始，美国的权势集团已经准备好向毫无察觉的世界献上一份大餐。华盛顿清楚，它能否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完全取决于它如何处理从欧洲到太平洋的欧亚问题。前总统顾问和地缘政治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坦率地说：

……以帝国时代比较残酷的词汇来表达，帝国在地缘政治上三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是，在盟国间防止共谋并保持她们的安全依赖地位，让附庸者保持顺从并受到保护，以及‘不让野蛮人联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

【枪打出头鸟】

在冷战之后，对美国来说，最强有力的挑战来自于她的盟友日本，日本在世界贸易和银行业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在军事保护者——华盛顿的眼皮底下，日本在战后时期小心谨慎地建立起很大的经济实力。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被认为在世界上具有领先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人们在讨论“日本可以说不”和“日本经济挑战”。美国的银行则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的工业变得负债过多且竞争力下降。这对建立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来说非常不利。当然，布什政府清楚这一点。

日本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如武者小路公秀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模式的特殊内涵——“日本已经工业化了，但并没有西方化”。他指出：“她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版本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并没有建立在某个正式概念的基础之上。她只是选择性地接受了与国家、经济财富积累和专家治国的理性主义有关的概念。”简单地说，作为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与中国和苏联的平衡，日本模式可以被允许存在，但对华盛顿来说，一旦冷战结束，日本模式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日本很快就会认识到。

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任何国家像华盛顿以前的敌人日本那样，更加忠诚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预算赤字和过度开支。就连德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要求表示支持。在日本人看来，东京的忠诚，对美国国债、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慷慨购买，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到了回报，这便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金融崩溃。许多日本商人私下认为，这一结果是华盛顿为削弱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而蓄意制造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后来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莫斯警告说：“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经济集团正在形成……这使得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相对于苏联，日本有可能是更大的威胁。”

1985年9月，七国集团广场协议的官方意图是：使估价过高的美元回到一个可以控制的水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华盛顿对日本央行施压，迫使其采取手段，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贝克－宫泽协议一个月后，在广场协议和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之间，东京同意“采取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对外盈余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已经搭好了舞台。

由于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华盛顿因此可以对日本施加较大的压力，而且它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支持下，华盛顿罗列了日本的“敌对”贸易活动，而且要求她作出大的让步。

到1987年，日本央行将利率降低到了2.5％的低点，此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降低利率是为了鼓励更多地购买美国商品，但是没有成功。作为替代手段，这些成本低廉的资金很快找到了赚快钱的出路，投资正在上升的东京股票市场，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尽管日本国内的经济得到刺激，但是，最重要的是日经指数和东京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作为随后美国“新经济”泡沫的预演，东京股市的股票价格一年上涨了40％，而东京以及其周边地区房地产的价格也跟着上涨，涨幅在某些情况下达到90％，甚至更高，就像一轮新的淘金热席卷日本。

在广场协议出台的几个月内，日元大幅度升值，其对美元的汇率从250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日本的出口企业为了弥补日元对出口价格的影响，纷纷把资金转向金融投机，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外贸销售带来的贷币损失，这就是所谓的“财技”。日本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业中心。在新的国际资本规则下，日本的银行可以把它们持有的关联公司，即综合商事集团系统的长期股份作为银行的核心资产计算在内。随着这些公司股票票面价值的上升，银行资本也随之增加。

到1988年，股票泡沫继续膨胀，世界上最大的10家银行全部都是日本银行。日本资本渗透到了美国的房地产、高尔夫球场和豪华度假村，进入美国政府债券甚至更具风险的美国股市。日本人很快将膨胀的日元投入了美元资产，从而助长了乔治·布什成为总统的野心，他在1988年继里根之后成为总统。纽约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日本凸显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强国的前景是很令人烦扰的……”

但是，日本人对成为世界金融巨人的欢欣鼓舞仅仅只是昙花一现。膨胀的日本金融系统，与受到货币冲击的银行一道，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之一，在广场协议之后，日经指数在三年的时间内上涨三倍。房地产价值也随之上涨，这间接反映了日本银行贷款的情况。在日本经济泡沫的高峰期，东京的房地产总值换算成美元甚至比整个美国的房地产总值还要高。东京日经股市所有股票的名义价值占世界股票价值的份额甚至超过42％，至少在票面价值上来说是这样。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到1989年末，随着在欧洲出现的柏林墙倒塌这一信号，日本银行和日本财政大臣开始采取谨慎的努力来慢慢缩小令人担忧的日经股票泡沫。一旦东京开始对投机热潮降温，受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主导，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开始使用异乎寻常的衍生工具和金融手段。它们的干预使得已经有序降温的东京市场出现恐慌性的抛售，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东京股票市场的这一进程中大肆卖空，赚得盆满钵满。其结果是，日本当局打算采取的缓慢、有秩序的调整想法已经没有了可能。

到1990年3月，日经指数已经从顶点下跃了23％，股票市值缩水超过一万亿日元。日本政府的官员们私下里回忆，199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上，日本提出资助前苏联经济重建的建议引起了激烈辩论，遭到了华盛顿和布什政府财政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那次会议可能是华尔街攻击东京股市的投机行动的一个幕后原因。他们只猜对了一部分。

日本大藏省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需要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新铁路和其他经济基础设施上，大量的日本的外贸盈余不像美国人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日本为改造前共产主义经济提出了著名的MITI模式。华盛顿对此缺乏热情，并不关心。在MITI模式中，政府在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模式在韩国、马来西亚和其他东亚国家获得成功，这足以证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苏联解体时，许多国家开始转向日本和韩国模式，以作为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冷战即将结束时，这是对华盛顿计划的一个主要威胁。

布什政府并不急于接替日本成为重建东欧和苏联经济的主角。对待冷战时的敌人，华盛顿有自己的打算，而且由日方资助成立日苏经济集团并没有列在日程中。为了重夺主动权，1990年初，布什将他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派往东京，“讨论”大幅度削减美国在亚太周边缘地区的驻军问题，这个议题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足以让日本对军事安全的担忧上升。切尼勉强遮掩的勒索访问，紧跟在日本首相海部俊树1月对西欧、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之后，首相的这次访问是讨论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议题。信号是明确的——“照着华盛顿的话做，不然你的安全问题就得不到保障。”

当年3月，与美国总统在棕榈泉会面的时候，日本首相才明白了美国的意图。日本不是要在东欧与美元竞争。在数月内，日本股票的票面价值已经缩水了将近五万亿日元。日本公司遭到严重打击。在东欧再也听不到日本会对美国的金融计划提出挑战的说法了。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宣布了日本模式的终结。私下里，东京的政治家们经常使用一个关于大雁的比喻，日本就像一只飞在前面的领头雁，而其他的东亚小国家就跟在它后面。到1990年，华盛顿已经使得这只领头雁严重受伤。现在，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了跟着这只雁后面的那些大雁——小虎经济体作为它的美元新秩序的第二阶段任务。

日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争论可以在《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年5月号p46）中找到。华尔街派生行动加速了东京股指的下跌，对此进行的说明来自于没有被记录在案的市场参与人士对作者的谈话。1990年1月，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美国冠群金融服务公司的经济学家大卫。赫尔对当时华盛顿的日本政策表现出的奇怪冲突进行了评论。赫尔的观点是：美国财政部要求日本对资本市场实施自由化并废除金融卡特尔……美国必须认识到，在里根执政的最后年月里，贷币政策引发的日本资本膨胀部分地支撑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加上东京市场自由化的速度太快，可能在无意中导致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杰弗里·米勒详细说明了从广场协定到东京泡沫破灭等一系列事件的后果，非常有帮助。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威胁，查尔斯·约翰逊以一个在美国的顶级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给出对美国观点的简单分析。另还可参阅武者小路公秀的关于亚洲危机的起源，东亚经济的影响的官方报告见，劳伦斯关于亚洲危机起源的文章“美国霸权与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起源论坛提交文章。

【射杀亚洲虎】

日本模式是一种成功的模式，是对美国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教条的挑战，摧毁日本模式的第二阶段任务就是破坏东亚经济圈。日本模式，就像华盛顿了解的那样，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国内。在战后，它已经滋养了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亚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这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就是亚洲四小虎。

东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崛起，要感谢日本的国家开发援助，大量的私人投资和通商产业省的支持。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实际上，80年代这一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了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日本处于这个市场的中心位置，日本企业把它的制造过程外包给东亚的其他国家。由于这些东亚国家与日本经济的紧密联系，它们在亚洲商业圈内被称为日元集团国家。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模式来说，四小虎经济是一种难堪。它们很好地融合了私有企业与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说法是一个威胁。只要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干预基础上的四小虎经济模式获得成功，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就会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极端方法。

在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年7％～8％，社会安全感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得到了国家指导纲领和计划的有力支持，尽管这也是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一种仁慈家长式的亚洲市场经济模式。相对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亚洲四小虎经济更有可能成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美元自由市场体制的障碍。

1993年伊始，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在日本银行忙于应付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华盛顿的官员们开始要求东亚经济体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而此前，金融市场受到了严格控制。双方对此争论不休。以前，作为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一部分，除了允许外国资本投资于生产制造业外，无债的东亚经济体避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或外国资本。现在，它们被告知，要对外国资本和短期外国借贷开放市场。在“公平竞争环境”的花言巧语面前，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们私下里在想，华盛顿到底是在讨论板球还是在谈论它们经济的未来。它们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一旦放松对资本的控制和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出，韩国和其他四小虎经济体将遭到突如其来的外汇冲击。从1994年开始到1997年5月泰珠被攻击，这期间的结果是形成了奢侈房地产、股票和其他资产的投机泡沫。

在东亚国家对投机行为具有足够控制力之前，一旦对外国资本开放，对冲基金就会开始攻击。这些秘密资金的攻击目标首先锁定在最弱的一个经济体——泰国。以来自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国际银行集团的秘密基金为武器，美国的投机者乔治·索罗斯开始了秘密行动。他们把赌注压在泰国会被迫让泰铢贬值，而且使其与美元脱钩。量子基金的总裁索罗斯，老虎基金的总裁，据说也是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的总裁朱利安·罗伯逊，该基金的管理团队中包括了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大卫·穆林斯，发起了对泰国货币和股票的一轮大规模的攻击行动。6月，泰国就已经放弃了抵抗，泰铢动摇了，而且被迫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对冲基金和银行乘胜攻击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然后是韩国。它们赚得盆满钵满，却令当地人民在经济混乱和贫困中挣扎。

查尔默斯·约翰逊以直率的语气描述了这波攻击的后果：“这些基金轻松强暴了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然后它们又把目标指向了那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庇护下还在颤抖的幸存者，它们不是为了帮助这些受害者，而是确保在这些遭到打击的国家里西方银行不要被不良贷款缠住。”

欧洲的亚洲研究专家克里斯滕·诺德豪格对克林顿政府1997年的东亚政策进行了总结。通过此前由华尔街银行家罗伯特·鲁宾领导的新国民经济委员会，克林顿研究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东亚新兴市场被锁定为进攻的目标。“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多边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国际金融自由化，”诺德豪格指出。“只要……锁定东亚市场的战略实施得当，美国政府就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这个强大平台，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体制改革。”

亚洲危机对美元的影响是显著的。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德鲁·克罗柯特指出，1996年东亚国家总的流通账户赤字为330亿美元，随着投机热钱的流入，“1998～1999年间，流通账户余额扶摇直上至870亿美元”。到2002年，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最高值。这些盈余资金中的大部分都以亚洲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回了美国，有效地资助了美国的政策。日本大藏省为了控制危机的蔓延，提议建立一个3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华盛顿明确表示不满。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放弃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即将成为美元的另一个管辖领域。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委婉地称其为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纽约：基础书局，1997。布热津斯基是在华盛顿权势集团中久负盛名的战略家，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大卫·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并且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中都任过职，包括给老布什当差。该书对了解美国的战略构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强调：

对美国人来说，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区是欧亚大陆……控制欧亚大陆，就控制了世界上三个最先进、经济最具活力地区中的二个。扫一眼地图就会发现，控制住了欧亚大陆，几乎就可以自动控制住非洲等边缘地区，并把西半球和大洋洲等地缘政治的外围与世界中心大陆挂起钩来。大欧亚大陆占世界人口的75％，全世界物质财富的绝大多数都分布在这里，或是掌握在企业手上，或是埋藏在地下。欧亚大陆占世界GDP的60％和已知能源储备的四分之三。

麦金德的解释可以在哈尔福德·麦金德的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找到。该书于1919年在纽约出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金德在他的文章“完整的世界与和平的胜利”中，提出了战后地缘政治的建议。该文发表在1943年7月号《外交》杂志第21册。这篇文章中，麦金德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于统治战后欧亚大陆的战略，关于这一点，布热津斯基已经清楚地描绘了。

【瓦解苏联】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打击了日本经济模式，而且为了适合自身的利益重塑了东亚，但是，瓦解苏联，仍然是华盛顿政策的重中之重。

20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紧随其后的苏联解体，华盛顿在争夺世界霸权的竞争中没有了明显的对手。在那个欢欣鼓舞的日子里，没有多少人对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实力的国家表示担忧或提出警告。毕竟，她是民主国家，而且她是美国。由于再也没有来自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北约成员国，首先是美国，可以开始将她们每年达一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转移到民用上了。

一个和平发展、市场改革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新时代，是前华约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梦想。但那梦想是短暂的。美国的权势集团正在准备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试图麻痹世界上其他国家，使后者得到一种虚假满足的感觉。在20世纪90年代，欺骗在华盛顿的政策中发挥了战略性的作用。最大的一个骗局是，华盛顿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美国正在探索苏联威胁解除后的政策新去向。这一点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很少有人了解，20世纪90年代早期，布什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就已经对俄罗斯及其卫星国的未来进行了冷酷的算计。通过被迫进行“市场改革”，俄罗斯被带入美国的经济轨道。

实际上，俄罗斯将被美元化。至于怎样使其可行则是经过了复杂且精细的准备。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确立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唯一的世界储备货币发行者的地位，所有的利益都留给了华盛顿。华盛顿的新俄罗斯政策的工具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此同时，俄罗斯将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基地以及北约东扩的包围圈中。当北约东扩完成时，对于任何潜在的、有可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威胁的俄罗斯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略同盟都将被制止。华盛顿的诡计是对俄罗斯的实力进行彻底瓦解，并让用核武器武装的莫斯科精英接受这一现实。

华盛顿的政策是经典的地缘政治，与几乎一个世纪前的哈尔福特·麦金德爵士描述的没有什么两样。麦金德曾经警告英国的精英：一个主要由德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组成的欧亚国家联盟，由于其地缘上的连贯性，对所有必需的经济原材料的占有，以及足够挑战任何竞争对手的人口，将可能会使这个联盟具有成为世界一极势力的潜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麦金德陈述道：“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腹心地带；谁统治了腹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全世界。”换句话说，如果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计划支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腹心地带”，就像麦金德定义的那样，这种联盟将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在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

华盛顿权势集团的战略家如兹比格纽·布热金斯基——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在几任政府中担任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最高职位，与基辛格一道工作，并且在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顾问——公开承认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对美国战略政策的影响。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写道：“确保不出现可以支配欧亚进而挑战美国的欧亚挑战者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他补充说：“在世纪初，麦金德以欧亚为‘核心区域’的概念引发了上述讨论。”

这个政策包含了识别任何潜在的、能够打破均势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说：“美国要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弥补、选择或控制以上情形。”欧亚地区包括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财富，中亚、欧洲和日本的工业潜力，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资源。他警告说：“对欧亚地区的控制几乎自然而然地使非洲居于次要地位，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上成为欧亚这一世界中心的外围地区。”

随着冷战的结束，华盛顿是如何在如此迫切的需要上采取行动的，起初并不被其他国家所知晓。然而，前苏联科学院的俄罗斯战略思想家们却很清楚。他们仔细地研究了麦金德和盎格鲁－萨克逊的地缘政治理论。但是苏联解体时，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市场经济和充满财富的美好前景已经转移了俄罗斯精英们的精力参阅比尔·布雷利在1995/1996年冬季版《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欧亚：被误导的俄罗斯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生活标准的急剧下降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在推动俄罗斯实施非工业化政策中的作用，却很少有人讨论，原因不言自明。格雷姆·哈德在1998年4月伦敦出版的《今日世界》上发表了“抢劫俄罗斯”一文，对寡头政治家的作用进行了详细描述。因为支持“公司主义”和“有罪的”资本主义，1997年9月11日出版的第308期《俄罗斯改革观察》对美国进行了批评，批评中详细列举了克林顿政府在支持丘拜斯和寡头政治所发挥的作用。另请参阅阿拉斯泰·迈克唐纳的文章。1998年8月2日路透社发表了“俄罗斯政府赢得了时间，但问题实在太多”一文。作者对1998年危机期间涉足俄罗斯的世界大银行给予了较大篇幅的讨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破产后，很少有分析涉及华盛顿金融权力机构（包括美联储）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之间明显而密切的联系，这是最有意思的问题。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将冷战对手改造成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这一战略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尽管不是没有风险，因为苏联的核武库仍然保留下来了。20世纪90年代，这只俄国熊也许在经济上已经破了产，但它仍然保留了一些核武器的利齿。重塑的过程不得不谨慎行事。

【俄罗斯沦为“三等公民”】

1990年7月，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于苏联未来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年前，正是这个贝克在担任财政部长不久将日本拉入了广场协议，他告知他的七国集团盟友，美国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的苏联经济改革行动中扮演主角。七国集团峰会的最终公告声明：“为实现经济自由，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民主和多元化的苏联社会，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苏联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宣言还补充：“我们同意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苏联经济进行一次细节性的研究……以此来对其改革提出建议。”

在苏联的“市场改革”上，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简单而粗暴：破坏莫斯科同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及盟友的经济联系，从乌兹别克斯坦到哈萨克斯坦，从格鲁吉亚到阿塞拜疆，从爱沙尼亚到波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尽管这些从没有被披露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的意图就是，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虚弱的、不稳定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只有依靠西方资本和美元的流入才能生存——这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通过将美国支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在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角色上，詹姆斯·贝克和布什政府已经确保，所有投到苏联国内或支持苏联经济的西方投资首先要经过华盛顿的同意。俄罗斯得到的是标准的第三世界待遇，跟非洲前殖民地或香蕉共和国的待遇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和人民陷入贫困。用美元来衡量，一小部分精英被允许极度富有，而且这些人都被华尔街的银行家和投资者所操纵。

像杰弗里·萨克斯这样的哈佛经济学家，以他们的“休克疗法”理论作为武装，飞往莫斯科协助毁灭旧的中央国家机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要求，俄罗斯以国际市场价出售她的石油、天然气、铝、锰和其他原材料，结束国家对粮食、医疗和其他必需品的补贴，以及推进工业“私有化”。

1992年，作为其“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俄罗斯卢布自由浮动。在一年内，卢布的浮动导致了消费价格上涨99倍，而实际工资收入狂跌84％。这是自1917年以来的第一次，至少是在和平时期的第一次，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生存的贫困。这还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刚刚开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华盛顿实际上可以随意决定俄罗斯任何一个工业区的生死。“世界市场”是由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定义的，这些专家受到过密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理论的训练。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国民总福利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对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全球市场”替代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考虑美国的经济自由程度，表面上，这种模式是350多年进化的复杂产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溯及英国内战时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下，即便在没有做好足够准备的情况下，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也必须立即采纳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目标肯定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繁荣的俄罗斯。

大多数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是灾难性的。他们所期望的每间车库停两部车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繁荣并没有到来，普通的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经济灾难之中。随着通货膨胀率越过200％，工业生产降至从前水平的一半。到1994年，男性的平均寿命降至57岁，跟孟加拉国和埃及的水平相当。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很明确是想要一个没有工业实力的俄罗斯，永久性地破坏苏联的经济结构。与美元经济区隔绝70余年的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主要区域，即将被美元所控制。在市场导向的改革的花言巧语背后，这个地区正在像100年前欧洲列强瓜分和殖民非洲那样被分割。

对于克林顿政府来说，它并不关心俄罗斯主要国家工业资产的私有化是不是被俄罗斯精英，即所谓的寡头所控制。它们主要关心的是，俄罗斯的工业自从列宁时代以来第一次即将与美元挂钩。新的寡头就是“美元寡头”，而且他们的绝大多数财富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在叶利钦时代，美国的合作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中的关键人物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他是私有化进程的主要负责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批准给予俄罗斯60亿美元的贷款，但条件是丘拜斯要负责经济政策。199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彼得·雷德威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称：丘拜斯以“管制媒体，破坏民主，卷入可疑的私人交易，接受华盛顿的命令和建立罪恶的资本主义形式”罪名在俄罗斯遭受指责。这显然得到了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莫斯的支持。萨莫斯将纳税人的数百万美金付给哈佛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他是“休克疗法”理论的鼓吹者，也是俄罗斯的顾问，而且在1997年，萨莫斯对叶利钦任命丘拜斯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表示欢迎。萨莫斯称：让丘拜斯负责经济造就了“一个重获活力的总统任期和经济梦之队”。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

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主要工业、军事和粮食生产中心，也遭到了与俄罗斯一样的残酷对待。199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开始，乌克兰也同样遭到了大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命令乌克兰结束国家对外汇交易的控制，乌克兰的货币也随之崩溃。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结束国家补贴制度。面包的价格上涨了三倍，电费上涨六倍，公共交通费用也上涨了九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结果是，当地的人民被迫按美元标价来购买本地商品。随着天价的电费和银行信用的缺失，国有工业被迫破产。外国的投机商们毫无阻拦地用非常低贱的价格捡走了其中的精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下，乌克兰解除了对农业的管制。结果是，乌克兰，这个欧洲的粮仓被迫要向美国乞求粮食援助，美国借此机会大肆倾销自己的粮食，对乌克兰本地的粮食生产和销售造成进一步的毁灭性打击。

俄罗斯以及其他前苏联成员国的待遇跟刚果或尼日利亚差不多，他们被看作是便宜原材料的产地，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产地了。随着华沙条约的崩溃，对西方跨国公司来说，这个富含矿产的国家自从1917年以来第一次变得这么触手可得。一马当先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大型石油跨国公司，它们首先盯住的就是前苏联国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华盛顿的计划者眼里，一个现代化、繁荣的俄罗斯工业经济只是西方掠夺其原材料财富的障碍。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克林顿政府维持了对俄罗斯的称呼——“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许多俄罗斯人天真地认为，这将意味着美国的援助和资金将流入俄罗斯，对其震荡的经济进行重组，美国也将会以某种形式的“全球共管”的伙伴关系来对待俄罗斯，而且历史上形成的，在前苏联地区的霸主地位会得到美国的尊重。但是，当莫斯科明白“伙伴关系”只是一个设计好的用来欺骗的空洞口号之时，已经太迟了。很大程度上，俄罗斯的工业大厦已经被肢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使得俄罗斯人民陷入苦难之中，而且它对周边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力也被严重削弱。这正是华盛顿想要看到的结果。

1991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不仅仅使这个前超级大国蜕变成了第三世界，也使得美国和其盟友的石油公司控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产国成为可能。但是，要完成这个过程还需时日。

丘拜斯时代，在受到控制和操纵的私有化进程之下，俄罗斯人珍视的石油和天然气利润以低贱的价格流入支持叶利钦和丘拜斯的密友的口袋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的一个报告估计，17个总市值至少为170亿美元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被丘拜斯以总共14亿美元的价格售出。此外，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者、国有天然气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60％的股份，以2000万美元的超低价出售给了俄罗斯的私人集团，而其真正的市场价大约应为1190亿美元。其他一些公司如卢克石油、尤科斯、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西单克公司得以创立。一些寡头如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波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支配着俄罗斯的经济。共产主义时代，没有任何官僚能做到这一点。在1996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同时也是石油寡头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别列佐夫斯基自夸地说，七个男人控制了这个国家50％广袤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这些人的硬通货利润几乎都是美元，别列佐夫斯基也许应该加上这一点。

直到1998年夏，俄罗斯的美元化几乎已失去控制。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23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来支持卢布，保护西方银行的投机式投资，这使得数百万人来投资购买俄罗斯的国家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银行的救援行动来得太迟了。

8月15日，俄罗斯宣布将拖欠其美元债务。对纽约和其他主要银行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尽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主要债务人还是决定拖欠债务。整个美元大厦在数个紧张的星期内从基础开始动摇。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已经在俄罗斯市场和大部分的世界债券市场上下了很大的赌注。它的管理层——包括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大卫·穆林斯——都是一流的华尔街投资家和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突如其来的债务拖欠使该基金面临破产威胁，涉及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合同将会产生崩溃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导致一连串破产，使整个全球金融大厦倒塌。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起了一次由15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银行家出席的特别关门会议，并强加了一个救援行动。俄罗斯，在战略上太有价值了，她拖欠债务的行为得到了原谅，美元化的进程很快又重新开始，虽然步伐稍稍放慢了一点。

见保罗·麦卡锡1998年12月10日“关于向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听证词”。当时，麦卡锡是国家民主捐赠基金（NED）的领导人，自1998年后，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向前南斯拉夫的各种反政府组织、记者、媒体和工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麦卡锡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国家民主捐赠基金成立于1983年里根时期，当时华盛顿政策圈子流行“情报工作私有化”，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便是其中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向反政府组织提供资金都是由中央情报局出面，随着事件的不断曝光，美国吸取教训，改由资助国家民主捐赠基金这样的“私营”机构公开去做，国会对此也表示同意。1991年9月21日，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国家民主捐赠基金的规划设计者阿伦·韦恩斯坦解释说，“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在25年前都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进行的。“事情从阴险邪恶的中央情报局转到了人文主义的”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国家民主捐赠基金的活动，不仅避免了干预主权国家稳定的指责，而且反过来指责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甚至任何地方的当权者是“腐败的民族主义者”。2003年下半年，布什政府要求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在伊拉克的战后“民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南斯拉夫政治动荡中的作用，彼得·巴赫迈尔有详细论述。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对引发南斯拉夫动荡的影响，苏姗·伍德沃德（1995年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的《巴尔干的悲剧》）有详细说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南斯拉夫战略的详细描述，可以在肖恩·杰瓦西晚年的论文中找到，见1996年1月，葡萄牙国际尼诺巴蒂基金会论文“论北约在南斯拉夫的战略”。1995年11月华盛顿的防务信息中心发表了“扩大北约：充满灾难的盲动”，对北约扩大的军事问题进行了讨论。2001年，在给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一封公开信中，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前议员、防务专家威利·威玛为了说明北约“局外”战略新概念的合理性，详细说明了他个人与美国高级官员就美国和北约在南斯拉夫的目标的讨论。威玛对1999年4月占领南斯拉夫后的结果作出了描述；占领南斯拉夫可以让北约成员及伙伴获得原材料，控制里海和波斯湾。美国领导的北约完成了对从波罗地海到安纳托里亚的军事占领，“这是罗马帝国以来的辉煌成就”，威玛如此评价道。

【休克南斯拉夫】

在用美国创造的经济“休克疗法”治疗苏联之前，巴尔干半岛就已经成为美国干涉的目标了。摧毁南斯拉夫的经济模式十分重要，这是华盛顿早早地关注南斯拉夫的主要原因。随着形势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华盛顿看来，南斯拉夫对于潜在的中亚石油资源的战略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整个90年代的后半期，石油和美元在华盛顿的巴尔干政策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尽管这不是以西方批评家们所猜想的最简单的形式进行的。

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华盛顿正忙着做南斯拉夫的工作，此前，这些工作已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过一次了。巴尔干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在被外部势力操纵，欧亚版图正在朝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模样转变。当时，英国和其他利益集团一起联合进行干预，想瓦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阻止德国建设巴格达铁路。

现在，目标明确，就是将南斯拉夫肢解为数个独立的小国家，并在西欧和中亚的十字路口为北约和美国建立一个立足点。石油和地缘政治再一次成为华盛顿的先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华沙条约的解体，北约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似乎也就消失了。还存在什么样的威胁可以为保留1949年建立的冷战联盟或美国在西欧的永久性军事存在，甚至进一步向东扩展提供理由？许多人希望一旦苏联威胁消失，北约也就解体。但是，甚至在苏联政权崩溃之前，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就已经开始为北约设计新的任务了。

新提议中的北约使命被定义为“北约区域外部署”，意指要把触角延伸到北约成员国边界之外。这个新使命后来在1994年与华盛顿的“和平伙伴”计划结合了起来，“和平伙伴”是一个逐步将前华约成员国军事力量整合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计划。共和党参议院理查德·卢格用以下词语描述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北约时面对的两难局面：“北约，要么就出界，要么就出局。”十分简单，巴尔干战争给了华盛顿扩张北约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这个过程要持续十多年。

40多年以来，华盛顿一直悄悄地支持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混合社会主义模式，以此来作为反对苏联的缓冲器。随着苏联开始倾覆，这个缓冲器对华盛顿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特别是一个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民族主义的缓冲器，这或许会使东欧邻国相信，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之外，还可能存在着一条折中路线。在华盛顿顶尖战略家们的眼里，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得不解体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处于通往潜在的中亚石油盛产国的咽喉要道这样一个事实，仅仅是增加了上述选择的份量。南斯拉夫必须被带入，如果需要的话，被强行拖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改革。北约将确保这项交易的进行。

1988年，苏联的气数将尽已变得十分明显，华盛顿已向南斯拉夫派遣了一个顾问团，这个顾问团来自于一个古怪的、私人的非营利机构，其冠冕堂皇的名称是国家民主捐赠基金，或是华盛顿圈子内熟知的NED。这个“私营”组织开始在南斯拉夫的各个角落慷慨地派发美元，资助反对派、收买年轻记者，资助工会反对派、反对派经济学家组织，以及人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

10年以后的1998年，也就是在北约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的前一年，NED主席保罗·麦卡锡在华盛顿自夸地说：“NED是与索罗斯基金会和某些欧洲基金会，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提供赞助，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以及遍布全国的独立媒体一同工作的少数西方组织之一。”冷战期间，这种对外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活动，有可能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的颠覆活动，但在华盛顿的新闻宣传中，被美化为“培养民主”。其结果是使塞尔维亚人、科索沃人、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民族人民的生活陷入灾难。

1990年以后南斯拉夫得到的保证究竟是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内幕人士了解。利用NED、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在南斯拉夫制造经济混乱，以此来作为实施地缘政治政策的手段。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安特·马尔科维奇总理施行经济结构改革。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确照做了。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之下，南斯拉夫的GDP在1990年下降了75％，在1991年再次下降15％，工业生产下跌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对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结果到1990年造成了超过1100家公司破产和20％以上的失业率。遍布全国的经济问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被引爆的炸弹。可以预见的是，在不断升级的经济混乱之中，每一个地区都与其邻近地区争斗来保证自己的存活。为了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工资水平维持在1989年的标准不变，但通货膨胀却剧烈上升，导致了1990年头六个月居民实际收入下降41％。到1991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40％。在这种形势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命令，将南斯拉夫第纳尔变成全面可兑换货币，并要求利率自由浮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限制南斯拉夫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额度，这使得中央政府对社会和其他项目进行资助的能力被破坏。这些政策措施事实上造成了经济的分裂，这样的分裂早在1991年6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正式宣布独立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1990年11月，布什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国会通过了《外事行动拨款法》。该法案通过后的六个月内，任何南联盟成员国如果不宣布从南联盟独立，那么，根据此项新的美国法律，她们将失去美国的所有经济支持。该法案要求，每一个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都要分别进行选举，这些选举由美国国务院监督。该法还规定，所有的援助都直接提供给每一个加盟共和国，而不是提供给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简短地说，布什政府要求的是南联盟的自我解体。他们蓄意点燃了引爆新的一系列巴尔干战争的导火索。

通过利用诸如索罗斯基金会和NED这样的组织，华盛顿的经济援助流入了一些可以确保南斯拉夫解体的极端民族主者或前法西斯组织手中。作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休克疗法和华盛顿破坏稳定的直接干预行动的回应，南斯拉夫总统，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1990年11月组织了一个新的共产党，致力于阻止南联盟的分崩离析。一连串可怕的地区性种族战争的舞台已经搭好，这场战争持续10年之久并导致20多万人丧生。

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尔干小国，经济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而使之成为热点的正是布什政府。1992年，华盛顿对南斯拉夫采取了全面经济禁运，使得后者的所有贸易活动冻结，经济陷入混乱，并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以及70％的失业率。西方世界的公众，首先是美国公众，被媒体告知，这是由腐败的贝尔格莱德独裁政权造成的。美国媒体很少提到华盛顿的煽动性行动或是导致巴尔干半岛这些事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见2002年5月第四卷第1期《南欧与巴尔干》杂志p75～89，“血与油的交汇：西方能源安全中的巴尔干因素”。1999年科索沃战争最简单的理由是为了石油。实际上，欧洲是为了与可能的能源（包括石油）新产区建立战略联系，华盛顿是为了控制这些资源，这是稍有区别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为了控制欧洲的能源安全，华盛顿对可能通过巴尔干连接里海油田和欧洲的石油管道线路进行战略控制。见2001年2月27日塞尔维亚首都巴亚卢卡的阿历桑德拉·特蒂卡发表的“穿过无人区的跨巴尔干石油管道”。

1995年，戴顿协议结束了波斯尼亚战争。克林顿政府相信，里海石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欧盟则希望通过巴尔干地区的输油管道确保输往欧洲的石油安全，(奇*书*网-整*理*提*供)战争的结束与上述观点是一致的。对于开辟里海向欧洲的石油输入路线来说，华盛顿显然认为，保证该地区的和平是必须的。但这种“和平”是由华盛顿定义的。

在戴顿协议以后，波斯尼亚这个曾经的多民族国家被改造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穆斯林国家，一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控制之下的事实上的附庸国。克林顿政府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军队的武装进行了大量的资助。国际媒体对战争的描述，极大地夸大了欧盟无能的印象，即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涉，欧盟根本不能解决其领土范围内的主要战争。在此过程中，华盛顿要使北约东扩的理由得到显著的加强。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成为北约的潜在合作伙伴，仅仅就在五年前，这些还都是无法想象的。

很快，克林顿政府便着手开展下一步行动，瓦解任何在巴尔干地区有可能与华盛顿步调不一致的民族主义残余分子。美英石油公司开始争夺被认为石油储藏最丰富的里海的开发权，这里离巴库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边界不远。地质学家们谈论的“新的科威特或沙特阿拉伯”就是指那里。美国政府估计，那里的石油储量将超过2000亿桶——如果真是如此，这将是数十年来发现的最大的石油资源。布热津斯基，这位收入颇丰的华盛顿说客，代表英美石油巨人英国石油公司的利益，在里海的产油区投下了赌注。

【搞乱巴尔干】

柏林墙倒塌不久，在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的支持下，欧盟宣布了一项能源安全战略。巴尔干地区的稳定是该战略的核心。1990年6月，在欧盟的一次峰会上，荷兰首相路德·卢柏斯向欧洲的能源界提出建议，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苏联以及中欧、东欧国家”的联系。卢柏斯计划是冷战结束后一系列欧盟能源安全计划的第一步。

1992年，欧盟就已经制定了《能源宪章》，为欧盟在已解体的苏联进行石油和能源投资提供一个法律框架。新近独立的里海周边国家，首当其冲的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在未来欧盟能源安全议题上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但是，新的克林顿政府的注意力似乎没在这里，对里海石油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但是，这一状况还是在慢慢地发生改变。

1994年12月，当欧盟对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49个国家批准其《能源宪章》寄予期望的时候，华盛顿突然以技术上站不住脚为由给予拒绝。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欧盟继续推动。1998年12月，签订了《能源宪章》的国家建立了一个过渡工作组。该工作组的秘书长强调石油和天然气新产区的重要性，“例如里海地区，确保这些地区的能源供应安全是政府的一个重要战略性任务”。欧盟提出建立一个“东西方能源合作的里程碑”。

从1990年一直到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轰炸，欧盟已施行了一系列不引人注意的举措或行动，据美国能源部的一份报告说，这些举措或行动包括为了“把从东里海的石油运输能力提高到每天50万桶”而帮助阿塞拜疆对首都巴库附近的港口进行升级改造。1995年，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欧盟启动了“向欧洲输送石油天然气的跨国运输”（INOGATE）计划，以此来“促进能源供应的安全”。1999年2月，就在克林顿政府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之前，欧盟委员汉斯·冯·德布鲁克称“向欧洲输送石油天然气的跨国运输”计划的目的是“打通进入本地和欧洲市场的瓶颈，保证里海盆地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毫无障碍地进入欧洲市场”。但最大的瓶颈却是：北约对贝尔格莱德的空袭。

西欧各国政府很清楚，从巴尔干到里海的这一片区域是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上的战略重点，特别是当北海石油储量开始下降的时候，这也是欧洲走向更大范围能源独立的一个潜在步骤。但这绝对不是1999年华盛顿的主要政策观点。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由于布热津斯基和美国石油公司的积极游说，克林顿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里海石油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1996年7月，华盛顿启动了南巴尔干地区发展计划，与保加利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讨论输油管道合作问题。该计划规划了两条里海输油管道线路。一条将从巴库通过格鲁吉亚直到土耳其的杰伊汉港。1997年，老布什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为7月21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写了题为“美国在‘新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利益”的文章。这位即将在后来的小布什政府中成为主要人物的贝克认为：“与格鲁吉亚建立最强有力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格鲁吉亚地处里海石油和西方市场的中间地带。“里海石油最终将可能像今天的中东石油一样对工业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他补充道。当时，贝克还是英国石油·阿莫科在巴库利益的代理人。

第二条输油管道线路，受到美国政府和第一波士顿银行支持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AMBO）已经冷却好几年了。在继续推进之前，华盛顿决定不得不先除掉米洛舍维奇政权这个障碍。

南斯拉夫民选总统米洛舍维奇，一位曾经得到过华盛顿支持的，也被认为是能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游戏规则做事的前银行家，被美国媒体形容为新的“阿道夫·希特勒”。无数的区域内的观察家和外部没有偏见的观察家的报告都一直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纷乱的前南斯拉夫的所有派别都犯下了暴行——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天主教徒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但是，华盛顿和北约控制的媒体报道却只集中在一方：顽固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由于他坚决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谓“改革”和北约的军事存在，因此，只要他领导的这个极具军事防御能力的国家仍旧处于巴尔干的中央，哪怕是被包围着，华盛顿为长期控制里海输油管道和中亚地缘政治议程的设想就会受阻。

到1999年初，克林顿政府决定，是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美国在朗布依埃向米洛舍维奇提出要求，即声名狼藉的附加条款B：“为了预防种族屠杀，实施人道主义”，命令米洛舍维奇必须首先同意北约在科索沃驻军，然后把驻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塞尔维亚。愤怒的米洛舍维奇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这个意料之中的拒绝正好使发动战争具备了“正当的”理由。华盛顿不顾国际法准则、联合国宪章（事实上全部的过程都有联合国的参与）、北约宪章（这是强调防御角色的宪章）、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甚至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力宣战），开始了大规模的轰炸行动。克林顿总统引用了“人道主义”理由和即将发生的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种族屠杀，开始了对塞尔维亚平民残忍的轰炸。

在倾泻了成百上千吨的炸弹，对塞尔维亚造成了估计400亿美元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损失以后，五角大楼开始了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之一的建设。在科索沃东南的吉尼拉内地区附近建立一个名叫邦斯梯尔的军营，这是一个可以驻扎3000名士兵的军事堡垒，拥有机场和最现代化的通信设施，这给美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尔干地区带来一个可以深入里海的永久军事基地。

1999年6月，对塞尔维亚的轰炸一结束，美国政府就宣布它正在资助研究成立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的可行性。在提到北约对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控制时，一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约瑟夫·戈兰梅森称：“美国政府有望保证该地区的安全并提供经济担保，这使得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提议。”

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已由哈利伯顿公司的布朗和鲁特进行，当时迪克·切尼是该公司的总裁。当这个新的研究在2000年5月发表时，后来成为布什政府副国务卿的美国大使里查德·阿米蒂奇称：对于那些在科索沃冲突中给予北约支持的周边国家，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现在因为她们给予的支持而得到了西方的经济补偿，人们可以把这称为“炸弹红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了打通通往阿拉伯湾的贸易通路，摆脱英国海军控制下的海上航线，位于欧洲大陆的德国做出了不懈努力，修建了巴格达铁路。与此相似，通过巴尔干地区修建一系列新的输油管道将有可能使欧盟石油供应来源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使欧洲摆脱美国和俄罗斯对能源的控制，取得能源供应的独立。在科索沃战争刚开始时，美国就已经占据了能源独立的先机，将北约和美国的控制强加到可能的输油管线和资源上。当贝尔格莱德从科索沃战争的瓦砾堆中奋力挣扎着爬出来时，美国似乎已经牢牢掌控了通向欧盟的任何潜在的输油管线。

在科索沃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仅存的超级大国对欧亚的军事控制已经向前跨出了巨大的一步。美元民主已经又向前迈进了。自由市场的旗帜被牢牢地插在了南斯拉夫的残垣断壁之上。一个富有的得克萨斯石油家族的子孙，美国新任驻英国大使威廉·法里什指出，里海地区富含的石油资源是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最大利益。

在2001年9月23日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次采访时，法里什透露，他计划对巴尔干地区作一次访问，这对于驻英国大使来说是一次不寻常的突然袭击，至少可以这么说。法里什是布什家族值得信赖的朋友，同时也是标准石油公司财富的继承人，他也深谙石油地缘政治——他作为美国驻英国大使的真实理由是不用怀疑的。他谈到，要加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存在，巴尔干地区可以作为“对抗东大不稳定政权的缓冲地带”。作为“9.11”恐怖袭击的后果。他也提到了里海能源资源和输油管线的战略重要性。

当新的十年开始时，华盛顿是一个无可匹敌的经济强国，其军事优势发挥的作用不太明显。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这一状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华尔街股票崩溃，经济倒退和在纽约及华盛顿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导致了这个变化。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来说，变化的结果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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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独步天下 新世纪的石油地缘政治

〖布什新政府与石油的深厚渊源，决定了美国经济与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石油。在石油即将迎来产能极限之时，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四处驻军，甚至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其真正意图不是反恐而是石油。〗

【重新布局石油版图】

在弹劾丑闻和股票泡沫破灭中，克林顿结束了总统的任期。几个月里，七万多亿美元烟消云散。新经济神话破灭了，几百万美国人民的养老希望随之破灭，上万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也付诸东流，这些投资都是受到美国股市财富激增前景的诱惑而来。2000年的总统大选，副总统阿尔·戈尔对阵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前石油商人。这位商人的最大特征似乎是对世界政治一无所知。

在经历了美国现代史上最激烈的竞选后，2001年1月，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布什的总统职位来之不易。尽管选票清楚地表明戈尔占先，但最高法院以54干预了佛罗里达的投票，布什当选。美国称霸世界的基础发生了彻底改变，华盛顿现在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克林顿总统所关注的经济政策了。

布什内阁的组成值得注意。它很容易让人们想起12年前的老布什。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威尔，甚至包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高层要职都是由老布什的旧班底担任。所有内阁成员都由切尼和贝克为总统精心挑选。贝克是一个十分隐秘的重要人物，他总是出现在紧要关头。

布什圈子里的人都有很深的石油背景，这一点不容否认。切尼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地质和石油服务公司哈利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赖斯曾是雪佛龙石油公司的董事，布什本人在石油行业里有着丰富的经历，商务部长文斯也是石油商人。一句话，与美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届政府相比，2001年1月入主白宫的布什政府，介入石油和能源产业的程度无与伦比。石油和地缘政治重新回到了华盛顿政治舞台的中心。

克林顿政府充满了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个人色彩。鲁宾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是强势美元政策的倡导者，他强调多边合作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主张积极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克林顿不遗余力地推动公司全球化，把这视作美国优势。他削减军事开支，减少石油地缘政治活动，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他执政的晚期。

新世纪开始时，美国权势集团的核心圈子认为，是改变政策重点的时候了。如果财政部是克林顿政府的权力象征，那么，国防部便是布什政府的权力中心。而且如同冷战时期，石油地缘政治成为国防部最重要的议程。

切尼当选美国副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美国能源政策进行全面的回顾和评价。在布什任职初期，绝大多数重要决策都是切尼作出的，这一点十分清楚，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副总统的权力都要大。

随后，切尼转而帮助老朋友和导师——詹姆斯·贝克三世。贝克1992年离开华盛顿之后，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捐赠了一家智囊机构——贝克研究所。贝克研究所以能源研究小组出名，其成员有安然公司的领导人，布什政府最慷慨的资助人肯尼斯·雷（该公司不久后便臭名昭著），壳牌石油董事，英国石油公司经理，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的领导人，著名的石油咨询专家马修·西蒙斯也是该小组的成员。贝克研究所的理事会还包括了科威特前石油大臣萨巴哈。

萨巴哈的女儿，后来被证明就是1990年10月向美国国会作证的那位科威特妇女，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神秘证人，她作证说亲眼看到伊拉克士兵从婴儿保育箱中把早产婴儿抢走。她的证词令美国民众震惊，是美国民众支持采取沙漠风暴行动的主要因素。这一事件后来被一家公关公司标榜为公关的经典案例，这家公司就是与布什政府关系密切的伟达国防公关顾问公司（HILL Knowlton）。为了感谢这家公司在获得美国支持方面的帮助，科威特流亡政府支付了1080万美元的报酬。当时，这家公司设在华盛顿的分支机构，由前任副总统办公室主任克雷格·福勒领导。

加利福尼亚电力危机，引起了全国石油与天然气价格上涨，美国电网混乱不堪的状况，是总统要求切尼着手研究国家能源战略的表层理由。切尼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为布什新政府指出了清晰的政策导向。由于党派之争，这些明显的信号被人们忽略了。作为布什总统的日常事务安排的一条重要线索，该报告本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终极大奖之所在】

2001年4月，切尼工作组向总统提交了国家能源政策报告，该报告的基础就是贝克研究所的能源战略报告。无论是贝克的报告还是切尼的报告，都预测说，未来20年，美国将严重依赖石油进口。贝克研究所明确指出：世界石油将日益短缺，必须高度重视伊拉克。贝克研究所的研究宣称：“伊拉克是中东石油流向国际市场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并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他们只是简单地呼吁华盛顿要重视对伊拉克的政策，重新定位目标。

贝克研究所的研究还建议，切尼的能源政策工作组应当包括国防部的代表。美国军事和能源战略始终是一致的。贝克报告的结论是，未来是不可预知的，“除非美国在未来的游戏新规则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否则美国企业、消费者和美国政府将处于弱势地位”。切尼和新政府应毫不犹豫地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制定游戏新规则。

切尼的报告强调，美国经济将日益依赖进口石油，使得美国必须着眼于未来。报告并没有对国内石油替代问题给予过多关注，其核心是如何保证美国的境外新油源的安全。在这点上，报告指出了一个问题。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最大的石油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它们的利益并不是帮助美国解决能源问题。切尼的报告说，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把美国利益放在心上。他的意思是说：这些民粹主义政府控制着石油资源，有它们自己的想法，它们无意和埃克森美孚公司、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或者切尼分享这些。

切尼、贝克和华盛顿的其他决策者，都有长远的考虑。他们很少公开讨论石油供应问题，但私下对世界能源供应的现状却是十二分地关注。他们也在考虑如何把手伸到未被控制的石油地区。

追溯到1999年秋，在伦敦石油学会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当时还是哈尼伯顿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切尼，告诉那些国际石油行业的巨头们说，在未来几十年里，中东将是石油资源储备中最重要的战略核心区。在2001年能源报告的预测中，切尼告诉石油巨头说：到2010年，我们每天的石油需求将增加5000万桶。这些石油从何而来呢？很明显各国政府和国家石油公司控制着90％的石油资产。石油仍然是政府最根本的要务。

每天5000万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比沙特阿拉伯石油总产量的六倍还多，几乎是当时世界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石油资源实际控制在政府手中，切尼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和判断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萨达姆·侯赛因及其他石油生产国领导人很快就明白了这点。

全世界从哪里才能再找到六个沙特阿拉伯？切尼回答说：“尽管世界许多地区都提供了机会，但是，中东具有世界三分之二的石油和最低的成本，仍然是最终大奖所在地。”一年前，在得克萨斯的一次石油会议上，切尼暗示，布什政府将把石油地缘政治作为重点。在谈到哈萨克斯坦的危险和不稳定时，当时还是哈尼伯顿首席执行官的切尼反驳道：“你已经知道石油在哪里了，我再也没有更多的担心了。”他已经把问题想得很清楚。

伊拉克未开发的石油储备比沙特还要多，伊拉克在很早就成为切尼和布什政府具有强烈兴趣的观注点。保尔·奥尼尔，布什内阁的成员，因为团队合作问题从2002年末一直处于退休状态，他后来披露，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布什总统就已经把伊拉克的政权更替作为最高目标。

2004年1月11日，在接受美国非常受欢迎的电视节目《60分钟》采访时，布什政府的前财政部长指出，早在2001年，布什开始集中力量考虑如何推翻伊拉克政府。“从最开始，萨达姆·侯赛因就被认为有罪，他是一个坏人，他必须滚蛋”，奥尼尔回忆说。“对我来说，先发制人的概念，就是美国可以独断专行地做她决定要做的事，这是一个真正的巨大变化。”在布什入主白宫之前十天，这个以固执而诚实著名的奥尼尔声称，伊拉克是当务之急。在奥萨马·本·拉登和反恐战争提到议事日程前八个月，布什和切尼以及内阁一直在考虑采用军事手段解决萨达姆·侯赛因。

贝克研究所绝不是第一个提出更替伊拉克政体的。“9.11”袭击发生时，美国的工业、军事、能源和政治精英们也不是第一次讨论如何维持美国霸权。2001年4月，在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上詹姆斯·贝克主持的“能源战略政策：21世纪的挑战”，www rile edu；报告强调，世界已经进入到“新的能源时代……今后20年，对具有不确定性的中东石油资源的依赖会急剧增加……”。报告还进一步强调，就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拉克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不稳定的生产者，使美国政府陷入困难境地”。高层建议切尼和布什政府制定一项“综合性的能源政策……”。

关于科威特石油大臣的女儿和她作证的情况，详见汤姆·里根发表在2002年9月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当思考战争时，婴儿正在长大”。迪克·切尼1999年在伦敦石油学会的“秋季午餐会上的讲话”见www petroleun co uk；奥尼尔的声明在2004年1月10日华盛顿的“中东现实”中有报告，见www Mieldle Eashorg；一天后，布什政府威胁奥尼尔，说他泄露机密文件要逮捕他，“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计划”详细说明了对战后伊拉克石油工业进行控制的细节。布什的白宫很显然对奥尼尔的讲话不满。

【美国新世纪】

2000年9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几周，也就是9.11之前一年，一个鲜为人知的华盛顿智囊团发表了一篇政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重建美国国防》，非常清楚地阐述了下届政府的政策意图。这篇文章由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共和党团体执笔，他们自称为“美国新世纪计划”。

“美国新世纪计划”的成员与新政府的政策班子是同一伙人。该项目组包括哈尼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切尼、唐·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后者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副部长，领导了伊拉克战争的鹰派人物。美国新世纪计划还包括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卡尔·罗夫，卡尔·罗夫后来是乔治·布什集团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战略家。高级经理人，如最大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布鲁斯·杰克逊，里查德·珀尔和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也在其中。

美国新世纪计划的主席是威廉·克里斯托，他建立了强硬派的媒体帝国《旗帜周刊》。就是他从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出版商鲁珀特·默多克那里募来了1000万美元。因为有这些强硬的支持者，美国新世纪计划的报告值得认真阅读。但在911前却很少有人读。

《美国新世纪计划》的报告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美国是否对形成一个有利于美国原则和利益的新世纪有了解决方案？”报告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当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竞争对手，美国的最高战略就是要维持和扩展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越久远越好。但是，仍然有一些潜在的大国对这样的世界格局不满，试图改变它……

这一报告十分清楚，他们对从欧洲到太平洋的欧亚力量分布了然于胸。

《美国新世纪计划》高度赞扬了1992年的战略白皮书，这本白皮书是沃尔福威茨为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撰写的，当时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计划》指出，“国防政策指南起草于1992年初，这些原则为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抑制竞争对手的崛起，按照美国的利益和原则构造国际安全新秩序提供了蓝图”。布什命令把1992年政策报告隐藏起来。1992年报告的副本泄漏给《纽约时报》后，立刻引起了轰动。报告详细描述了用先发制人的战争形式除掉强大的竞争对手。在2002年9月，乔治·布什正式制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就是布什主义。

切尼及同仁们现在重提1992年为后冷战时期的美国设计的帝国之路。他们宣称，美国必须抑制一切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先进工业国家，即便是觊觎区域性或全球的主导地位也不行。

《美国新世纪计划》不仅仅考虑掌控全球，如建议华盛顿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他们还呼吁发展空间力量控制太空，控制网络空间，发展针对特定生物类别的生物武器，甚至可以把恐怖领域的生物战争转变为一个有用的政治工具。即便是乔治·奥韦尔也对此感到震惊。

2000年9月《美国新世纪计划》继续着乔治·布什的“邪恶轴心”，它指出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这三个政权是邪恶三轴心，是对新美国世纪的威胁。

全世界都从CNN的电视画面中目睹了世界贸易大厦和五角大楼被袭击的场面，随之也听闻了奥萨马·本·拉登的大名。可就在数月前，切尼的计划瞄准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并强硬地强调，美国的政策是对海湾进行直接的军事控制。报告宣称：几十年来，在海湾地区安全问题上，美国一直寻求扮演一个永久性的角色。当与伊拉克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在海湾地区部署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的紧迫性更甚于解决萨达姆·侯赛因政权。

在巴格达遭到轰炸前的几个月里，“海湾地区需要部署强大的美军”这样的话一再地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贯输。对于切尼、沃尔福威茨及其同仁们来说，伊拉克是他们为自己辩解“海湾地区需要部署美军”的一个简单的借口，当时没有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讨论，也没有指出伊拉克与恐怖分子有联系。见2000年9月，在华盛顿特区，美国新世纪计划“重建美国国防”。奥利佛·贝克曼和朱利安·博格发表于2001年10月31日《卫报》上的“前总统俱乐部”。这是世上少有的几件关于这家最有影响和神秘集团的信息中的一件。

【反恐战争还是石油战争】

如果布什政府对9.11没有准备，他们也肯定不会为反恐浪费时间。恐怖主义已经取代了共产主义，成为全球的公敌。恐怖分子无处不在。最重要的是，由华盛顿界定的这场战争，恐怖分子主要隐藏在穆斯林地区，而这一地区正好控制着世界最大的石油储备。70岁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比他以往任何时候更位于世界政治权力的中心，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根据《华盛顿邮报》编辑鲍勃·伍德沃德在他的《布什的战争》（为了此书他得以查阅敏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一书中陈述，世贸大厦倒塌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9月12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开始劝说总统，把伊拉克作为第一轮反恐战争的主要目标，虽然此时还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证实伊拉克存在恐怖袭击的可能。

在切尼的支持下，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曾劝说布什要让公众意识到对伊拉克动手是必须的。鲍威尔可不是什么鸽派。1992年，鲍威尔宣称美国需要足够的力量，阻止挑战者在国际舞台上对美国进行任何挑战。最近，在阿富汗推翻塔利班的战争只不过是更大的战役的热身。搞定阿富汗的同时，伍德沃德的书中提到布什已经在秘密地计划入侵伊拉克了。

在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的领导下，阿富汗曾经给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人提供了避难所。本·拉登的组织——基地组织将是布什最新宣布的反恐战争的第一个军事目标。2001年9月18日，BBC采访了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尼亚兹·尼亚克。尼亚克对BBC说，在7月中旬的柏林会议上，他曾从美国高级官员处获悉，针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将会在10月中旬进行。

最初，华盛顿考虑把塔利班政府作为石油管道运输生意合作伙伴的可能人选。1997年底，塔利班代表应联合石油公司的邀请到得克萨斯州谈判，谈判不欢而散，最后没有达成协议。另一家得克萨斯州的公司，该公司与布什和切尼的关系非常亲密，也在悄悄地谈判寻求可能的管道运输途经，通过阿富汗运输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公司就是安然公司。然而安然公司于2001年11月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和欺诈丑闻之一。

应安然公司所邀，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阿富汗管道工程，是由切尼原来所在的哈利伯顿公司承担的。有迹象表明，副总统切尼和安然首席执行官，布什的财政支持者的肯尼斯·雷之间的秘密谈话，涉及了华盛顿对安然公司通过阿富汗的管道工程的支持。奇怪的是，切尼拒绝向国会审计总局提供他与安然秘密谈话的文件，强迫法院摊牌。到那时为止，安然公司不切实际的、无法实现的金融计划正逐步走向破产。

2001年7月，塔利班没有讨得华盛顿的欢心。当美国谈判代表提出他们铺设石油管道的条件时，美国告诉塔利班的领导人：“如果你们不在铺满黄金的地毯上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就将把你们埋葬在布满炸弹的地毯之下。”塔利班当时请求美国的援助，以重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他们希望输油管道不仅仅作为通往印度以及更多国家的运输线，还希望它为阿富汗的能源需求服务。华盛顿拒绝了塔利班的要求。2001年9月11日给华盛顿提供了向喀布尔赠送炸弹地毯的借口。

美国联合石油公司和塔利班在石油管道问题上的谈判宣告破裂。当时布什总统身边的关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问题的国家安全顾问是扎勒米·哈里扎德，一个与流亡的阿富汗国王有亲密关系的阿富汗人。后来哈里扎德先后成为布什派往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特使。他也曾在阿富汗输油管道问题上为美国联合石油公司效力。

五角大楼用富有诗意和爱国情怀的语调，称轰炸阿富汗的行为是“持久自由行动”。失望的阿富汗人后来尖锐地讽刺说，这种自由其实是美国军队的自由，他们可以恣意摧毁阿富汗的任何他们认为有必要摧毁的东西，另外，自由究竟有多持久也遭到公开质疑。

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以小规模的战斗宣告结束。塔利班政权在2002年初解体。绝大部分士兵在得到慷慨的中央情报局分发的美元之后投降。然后哈里扎德把另一位美国联合石油公司的前顾问哈米德·卡尔扎伊推荐给布什，布什任命此人为战后阿富汗废墟的临时总统。

好几年以前，也就是1998年2月的时候，面对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国联合公司的一位副总裁约翰·马里斯卡，为了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曾力劝华盛顿支持阿富汗石油管道路线。他提到了可能的线路并宣称：“通过阿富汗的线路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它可以用中亚地区的石油供应亚洲市场”。它将起源于北方的土库曼斯坦，穿过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境内，进而到达印度洋。由此它将供应印度、中国和日本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他强调，“管道将穿过的领土由塔利班控制”。2002年2月之后，塔利班就不再是障碍了。

对阿富汗的军事进攻，是反恐战争的第一仗，使华盛顿受益非浅。它为五角大楼迅速增长的每年将近40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提供了借口；为建立一个永久的美国军事基地链提供了借口，这个军事基地链从乌兹别克斯坦到阿富汗，到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地区位于苏联版图腹地（普京总统身边的智囊团不会对后面这个地点无动于衷）。美国推翻了塔利班，也带来了海洛因在全球的泛滥，因为受塔利班打压的旧军阀们又可以重新种植罂粟了。

美国派往巴基斯坦的大使温迪·张伯伦，于2002年1月会见了巴基斯坦的石油部长乌斯曼·阿米努丁。会谈是关于如何继续执行由北向南直通巴基斯坦阿拉伯海石油终端的输油管道计划的。2002年5月BBC报道，卡尔扎伊声称，计划与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行会谈，讨论关于从土库曼斯坦到印度的，价值20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问题。2003年1月初密约悄悄地签署了，没有国际新闻的大肆渲染。

华盛顿刚把卡尔扎伊安置在喀布尔，布什和切尼就吹响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号角，萨达姆·侯赛因是华盛顿的新阿道夫·希特勒，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一类的邪恶暴君。尽管安理会没有同意，华盛顿根本不予理会，开始实践布什主义。

【趋“油”若鹜】

2002年，华盛顿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的情况下，准备发动对巴格达的军事进攻，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除了英国的布莱尔、葡萄牙、西班牙、波兰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美国没有得到大多数主要同盟国的支持。俄罗斯、中国、法国甚至德国都公开反对美国准备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发表官方声明，莫斯科反对美国针对伊拉克的任何军事行动。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以及其他两个国有公司曾经签订了一个长达23年的开发伊拉克西部古尔奈油田的合同。中国也反对战争。中石油在伊拉克西部地区签订了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石油合同。法国在萨达姆政权下也有开发伊拉克石油的权力。三国都明白，美国单方面发动战争将永久地结束她们的伊拉克石油之梦。

那时，中国正逐步取代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以现在的增长速度，十年之内，它将轻易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中国国内找不到足够的石油储备。中国明白，可靠的石油供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保障。现在最大的石油资源将被美国的军事力量牢牢控制。对北京来说，这个消息是明白无误和令人深感忧虑的。

尽管世界各地都呼吁反对伊拉克战争，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还是进入了倒计时阶段，这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美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武力来追求“和平与稳定”，难道这就是他所谓的“软实力”？为什么她不顾风险在整个石油产地制造不稳定，甚至可能引起新的石油价格冲击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难道就仅仅是为了打击伊拉克？来自华盛顿的官方回答是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他还与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有联系。难道这就是乔治·布什、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华盛顿的其他人发动新的伊拉克战争的充足理由吗？这不能令人信服。在13万美国军队永久驻扎在伊拉克后，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进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恰如预计的一样，在几周内结束，毫无悬念。官方宣称战争于2003年5月结束。那里只有象征性的抵抗，伊拉克也没有使用恐怖武器。也许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小国遭受过如此毁灭性的打击。人们可以通过CNN以及鲁珀特·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网看到战争的清晰画面。美国也背负着国际舆论的压力。美国的主张确如布什说过的那样，“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

华盛顿曾再三强调它们有正当理由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这理由就是伊拉克拥有威胁美国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核武器，必须予以消除。而当联合国检查员并没有发现这些时，他们转变了借口，辩称真正的原因是萨达姆·侯赛因曾与奥萨马·本·拉登以及神秘的基地恐怖组织结成了联盟。随后，理由又变了，即用一个民主政权取代独裁政权是值得的。战后，布什为美国关于中东地区的政策制定了一个以民主为主题的“推进自由战略”。在2004年1月的国情咨文报告中，为了发展“中东地区的自由选举、自由市场、自由言论以及工会”，布什要求将给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预算拨款增加一倍，以便促进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就如同对南斯拉夫和东欧一样，很明显，为了改变现状，华盛顿计划削弱现存的政权。它的用意极其深远。

一旦美国军队控制了这个国家，所有关于战争的借口，比如武器、恐怖分子，全都烟消云散了。有消息显示托尼·布莱尔将他政治前途的赌注押在欺诈事件之上。(奇*书*网-整*理*提*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布莱尔的华盛顿同盟把他当作了替罪羔羊。在美国占领巴格达和伊拉克油田后不久，华盛顿的各色官员们开始承认理由并不是像他们先前所说的那样。

最厚颜无耻的是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他倡导预防性战争，是1992年白皮书的作者，也是2000年9月美国新世纪计划报告的合著者，鹰派的领导人。2003年3月，在布什正式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沃尔福威茨对前去参加新加坡安全会议的代表说：“简单地说，朝鲜和伊拉克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经济上的考虑，对伊拉克，我们别无选择。伊拉克整个泡在石油的海洋里。”朝鲜承认研制核弹头和导弹的事实并没有让沃尔福威茨以及五角大楼中的人们上心。伊拉克才是他们的目标。

2003年12月底，华盛顿悄悄地撤回了400人的特遣部队，这支特遣部队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想得到任何蛛丝马迹，结果一无所获。到2004年1月，科林·鲍威尔被迫承认美国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有联系，但还是苍白地坚持这些联系可能存在，并认为这就够了。鲍威尔辩称布什发动战争是因为“他认为那个地区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处于危险之中”。一个备受尊重的华盛顿智囊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谴责了关于所谓的伊拉克武器威胁论的“系统误传”。对于鲍威尔的解释，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华盛顿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对付这捕风捉影的威胁？

五角大楼控制着战后重建事务，而不是常规地由国务院控制。五角大楼的沃尔福威茨明确地表示，只有政府的好朋友才可以得到关于伊拉克石油工业的利润巨大的合同。切尼的哈利伯顿公司位于首位，还有柏克德公司，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其他石油公司。华盛顿变本加厉地要求它在欧洲、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同盟国免除伊拉克的债务。华盛顿没有付出什么，它又赢了。在拒绝联合国的维和事务的同时，它又要求外国军队承担这个担子。总之，华盛顿的态度看起来更像是帝王而不是民主。乔治·布什曾经虔诚地说过他的阿拉伯梦想，这梦想就是把民主带到伊拉克以及其他的专制的阿拉伯世界。无疑，拴在美国主战坦克油桶上的民主不是大多数伊拉克人的梦想。

布莱尔的前内阁大臣米切尔·米彻在6月份战争刚结束时辞职，他曾对伦敦《卫报》说，“不管萨达姆·侯赛因是否当权，布什内阁都打算以武力控制海湾地区”。米彻继续指出，“反恐战争是一层虚掩的面纱，它被美国用来遮掩它的真实意图，就是实现更广泛的战略上的政治目标”。切尼的美国新世纪计划以及贝克研究所的能源报告，被米彻看作是华盛顿的政治蓝图。米彻认为，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的联系，不过是一颗烟幕弹。

他还发现了另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美国和英国可靠的碳氢化合物能源正消耗殆尽……英国到2005年将面临严重的天然气短缺”。前内阁大臣指出，英国，特别是英(奇*书*网-整*理*提*供)国主要的石油公司如英国石油和皇家壳牌，决不甘心自己被排斥在抢夺世界上剩余石油资源的行列之外。米彻回忆到，“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官布朗爵士曾经警告华盛顿，不要在战后为自己的那些公司把伊拉克瓜分殆尽”。米彻曾经是英国的环境大臣，他也许知道那份不同寻常的备忘录的内容，就是在9月11日之前几天提交给布莱尔内阁政府的那份备忘录。

【油之将尽？】

2001年9月9日，布莱尔首相的内阁政府收到一份非常令人震惊的备忘录，备忘录用了一个简单的标题：“呈内阁能源政策事务处”。这份备忘录是石油消耗分析中心一群一流的地质学家精心准备的。

英国内阁办公室的备忘录集中于这样一个主题：“世界面临严重的烃供给困境”。备忘录中陈述到，“全球石油供应现状已上升为政治风险问题……如果加大对中东地区生产的投资，能够提高产量，但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提高而已。只有伊拉克是一个巨大的例外……”。内阁办公室备忘录进而预言“全球石油产量将会很快下降。石油产量峰值的时间取决于中东地区的储备量……乐观估计，全球峰值会在5～10年间出现”。报告也预言了全球天然气的峰值会在20年后出现。作者建议政府要进行“相关的工作来验证这些计算”。但是备忘录被悄悄地藏起来了。

布莱尔有一些消息灵通的石油顾问。这些人中包括英国石油的总裁布朗爵士，他也是首相的亲密朋友。1999年，即英国备忘录出台的两年多前，布什当选总统的一年前，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布朗爵士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分公司）的总裁迈克·鲍林声称，“我们已经搭上了石油末世纪的头班车”。

鲍林所言对乔治·布什、詹姆斯·贝克以及迪克·切尼来说，意义十分明确。令人好奇的是，这么一个影响经济稳定和安全的意义深远的观点，在2000年大选期间及以后从来没有被公开地提出来过。

从20世纪20年代起，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好多次预言，说世界上的石油将消耗殆尽，但每次这样的厄运预言者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总是有人杞人忧天。那么为什么这次的警告就应该比20世纪70年代的警告更有现实意义呢？

简短的回答是，因为这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该预言。至少，赌注大得足以引起一场严肃的讨论。奇怪的是，不像以前的石油恐慌，这一预言并没有引起公开讨论。这才是最令人震惊的。

地质学者并没有预言世界将会在5～10年内耗尽石油。他们争论的是其他一些内容，即在世界石油需求，特别是来自中国和其他经济增长地区如印度和印尼的需求呈爆炸性增长的同时，目前使用的易于获取的、便宜的石油将会急剧减少。他们也讨论了各种不同的替代品，包括重油、煤以及核能，但它们都不能代替石油。他们的分析的经济含义令人惊愕，几乎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是由便宜的、充足的石油来支撑的。

一些严肃而中立的地质学者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世界石油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技术上称为峰值。英国石油损耗分析中心曾经精心准备了2001年9月9日的内阁政府报告，其中的一位主要人物就是科林·坎贝尔，一位备受尊敬的地质学家。他的预测得到了一些世界一流地质学者的支持，这些学者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地质学院、法国石油学院、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还有一些私人能源顾问比如道格拉斯·威斯特伍德有限公司以及瑞士的石油咨询公司。

这些杰出的地质学者在客观地讨论这样的问题，未来十年或更长时期内全球人口和经济的适度增长，将导致全球石油需求持续增长，而许多大油田的石油产量却在急剧下降，比如北海油田、阿拉斯加普拉德霍湾油田以及墨西哥、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的油田。

2003年5月的石油峰会上，美国能源专家，也是切尼和乔治·布什的顾问马修·西蒙斯发出过警告。西蒙斯曾经是贝克能源组织协会的主要成员，并且是提交给切尼的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他可不是小人物，而是布什政府能源问题的权威人士。在法国石油学院，西蒙斯对国际地质学者和能源专家组织说：“五年前我几乎没有考虑过‘峰值的含义以及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的问题。”他说：“令人担忧的是，峰值将临，没有几年了……如果我是正确的，未预见到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不幸的是，如果我是正确的话，世界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西蒙斯接着描述了在目前较低的成本下，如果运输、食品和工业突然遭遇最基本的能源短缺，这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没有好的能源解决方案来维持现状。当前的一种选择是紧缩我们的经济发展。”简而言之，他预言世界唯一的前景是进入到深度的经济衰退和萧条当中。

在2002年7月关于现有石油储备的讨论上，科林·坎贝尔指出，“随着五年后石油和天然气峰值的到来，石油短缺将在2010年左右出现”。他指出，世界上40％的能源需求以及90％的运输燃料的需求都来自石油。坎贝尔总结到：“很明显，世界不得不学着如何消耗得少些，更少些”。

地质学者把石油峰值定义为这样的一个点，即给定地区的石油储量已经被开采了至少一半。峰值之后，每开采一桶石油都需要更多的投入，抽取石油需要保证井下有足够大的压力，而向老油田中注入气或者水耗资巨大。这就意味着当世界主要的油田经过峰值之后，石油成本很可能暴涨。那么，此次预言的峰值不仅仅是一个油田的峰值，或者是一个产油国的峰值，而是一个绝对的峰值，即世界范围的石油峰值。

坎贝尔预言：“2005年之后，发掘和开采一桶石油所需的能源将会超过一桶油本身提供的能源。”他补充道，在过去的20年间，尽管已经花费了一万多亿美元，来发现新的未开采的油田以替代老的北海油田、阿拉斯加以及其他油田，石油公司还是不能满足目前的石油消耗需求。坎贝尔估计每发现一桶石油的同时就要消耗掉四桶，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在另一项关于石油峰值问题的研究中，马修·西蒙斯引用了一组令人警醒的统计数字来阐明发现新油田的悲观速度。位于前10位的石油勘探和石油产品公司在2000～2002年之间花费了1950亿美元，使得每天的石油产量从2240万桶增长到2410万桶，当今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93％来源于此。西蒙斯接着预言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持续下降，“10～15年之内将目前已发现的储量全部耗尽”，也就是在2010年或2015年。只要有一个大的油田出现峰值，那么产量的急剧、垂直下降只是个时间问题。坎贝尔引用了一个在北海的老油田的例子，布伦特油田在峰值过后的四五年间产量已经下降了90％。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未能意识到隐藏的危机。许多大油田的资源在过去的30年左右已经到达或者已经接近峰值，然而总储量的统计数字仍然给人以丰富的幻想。在故意忽略石油峰值的问题上，那些大公司及政府都有既得利益。布什政府在石油峰值问题上的利益不是短暂的。美国世纪，美国霸权统治下的和平，就是我们要面临的未来。

实际上，坎贝尔以及其他一些中立的地质学者证实了切尼1999年在伦敦说过的话。坎贝尔曾经断定，世界上唯一蕴藏大量未开采石油，并可以以低成本开发的地区就是中东。

坎贝尔和西蒙斯都注意到了三角地区特殊的地质构成，它拥有世界上现有石油储量的65％，甚至更多。这个三角地区包括下列国家：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卡塔尔。据说伊拉克拥有中东最大的未开采的石油储量。美国政府的某些研究估计伊拉克可能拥有4320亿桶未勘查的石油资源，远远超过沙特阿拉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石油资源都达到峰值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拉克以及整个中东的战略意义将呈指数级的暴增。并且那些石油仍然由阿拉伯政府控制。

在2003年初的埃克森美孚勘探公司的杂志上，公司总裁乔恩·汤普森间接地支持了地质学家们的一个基本分析，即全球石油危机将会在2010～2015年之间到来。汤普森写道：我们预计世界现有油田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正在以平均每年4％～6％的速度下降。为了满足2015年的预计需求，每天必须新增相当于一亿桶的石油产量，这相当于今天产量的80％。换句话说，我们目前每生产10桶石油和天然气，到那时我们还需要额外发掘、开发和生产8桶。另外，生产这些新增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成本预计将远远高于目前的花费。

对世界上那些最大的，以发掘新的石油和天然气为己任的能源公司来说，这些评论无疑是一颗炸弹。他指出，世界在未来的十年内对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将剧增，而新油田的发现还不可预期。满足新能源需求的成本将“相当地高”。汤普森在篇首写到，“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非常贴切。

目前世界能源供应已经现出早期的危机，这一估计令人震惊。如果这一估计是正确的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话，那么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高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几个数量级。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中东问题高级专家肯尼斯·珀拉克支持入侵伊拉克，他毫不客气地讲：“过去50年间全球经济是建立在便宜的、充足的石油基础之上的，如果拆除这个基础的话，全球经济将会崩溃。”

简而言之，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底，大概2010年或2015年的某个时间，或许更快，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就会消耗殆尽，这就是布什当局冒着巨大的风险单方面进军伊拉克的动机。这也说明了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关于国内和对外政策的考虑。

如果美国能一直保持对伊拉克石油的军事控制的话，华盛顿将在所有可能的经济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战争之前，伊拉克政府已经与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签订了长期的石油开采合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并没有忽视这一点，即这三个国家在未来的任何危机中都是石油竞争对手。切尼也不例外。在2001年切尼拒绝公开的能源问题工作小组的档案中，详细地绘出了伊拉克油田的地图并记录了在伊拉克有合作项目的外国公司的名单。文档当时仅公开了部分内容，在确保占领伊拉克之后才完全公开。

2004年初，在扫清障碍后，华盛顿宣布在伊拉克的石油开采以及重建工作只会分给那些曾经在占领伊拉克的过程中帮助过它的公司。最早获利的石油公司是雪佛龙－德士古——赖斯原来所在的公司、英国的英国石油、壳牌，还有切尼的哈利伯顿公司。

正好在准备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随着对沙特阿拉伯班达尔王子空军基地依赖的减少，卡塔尔的多哈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从2004年初起，伊拉克面临着美国长期的军事占领，很可能要长达几十年之久。切尼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作者之一罗伯特·卡根，在伊拉克战争的几个月后关于伊拉克的谈话中对《亚特兰宪法报》说：“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把主要的军事力量集结在中东地区……如果我们在伊拉克拥有武力，那么石油供应就不会遭到破坏。”

当世人见证了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后，人们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军事力量就是为了确保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资源的直接控制。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占领伊拉克，华盛顿就不怎么关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原因。

【四处屯兵】

如果对即将到来的世界石油峰值的悲观估计能够解释为什么华盛顿甘冒入侵伊拉克的风险，那么，美国针对从西非海岸到利比亚和苏丹，从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还有阿塞拜疆和阿富汗，制定的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外交新政策，也就有了解释。

布什要为确保再次当选下注，美国的军事政策和能源政策的模式是明确的。结论只有一个，即美国的现行外交和军事政策就是控制地球上每一个现有和潜在的石油产地和运输线路。这样的控制将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将决定谁以多少价格得到多少能源。石油供应危机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随着供应的危机正逐渐逼近，上述决定权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华盛顿显然是在发动批评家们所说的资源战。

面对不可预期而又近在眼前的供应短缺，这种短缺在像中国和印度这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尤为显著，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将规定世界经济发展的秩序。它有权决定给不给你石油，而石油又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原料。为了能够控制即将到来的能源危机，在世界意识到危机之前，华盛顿就已经行动好了。采取欺骗的手段是必要的，好在布什政府从来就不缺乏这样的手段。

在2003年5月巴黎石油峰会上的另一位发言人，也是资源研究学者的米歇尔·克莱尔引用了美国能源部长斯宾塞·亚伯拉罕在200１年3月国家能源峰会上的发言。布什的能源官员警告说，“美国在未来的20年里面临着重大的能源危机。如果不能适应这一挑战，将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并且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提到切尼2001年的能源报告时，克莱尔说：“一切的重点就是要消除美国采购海外石油的障碍，无论这样的障碍是来自于政治、经济、法律还是运输。”他补充道：“切尼的能源计划对于美国的安全政策和美国军事力量的部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峰值可能在大约5～7年，不到10年的时间内突然降临，这一前景可以真正地解释为什么华盛顿会断然发动战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像《纽约时报》这类备受尊敬的自由主义媒体，会在2003年1月发表由米歇尔·伊格纳蒂夫撰写的专栏文章，在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时为其辩护。在以前，这对于传统的、崇尚自由的《纽约时报》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回顾布什执政期间，美国一直在一步步地扩充其军事力量，扩展其军事存在的范围，进入到世界上一些从前根本不可能进入的地区。苏联经济结构的解体使美国的军事扩张成为可能，也使华盛顿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大到了布热津斯基所称的“心脏地带”，正好是俄罗斯的家门口。

关于布什政府的能源政策与军事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联系，克莱尔评论道：……不可否认的是，布什总统对于加强美国的能源供应给予了最高关注，与此同时，现行的能源战略基于这样的现实，即美国日益依赖于来自于一个充满危机与冲突地区的石油……一方面，这一战略的目标是要保证更多的石油来自于世界其他地区，另一方面是增强美国干预这些地区的能力……

克莱尔总结道：“他们已经为美国在21世纪统治世界做好了整体设计。”

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扩展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前苏联的地盘以及阿富汗。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位置看，美国军队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南亚地区。巴基斯坦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压力。整个海湾地区现在都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

美国军事占领伊拉克，使世界能源的旧格局像推翻多米诺骨牌一样完全改变，这个幕后推手正是华盛顿。格鲁吉亚，这个位于从里海到土耳其杰伊汗港输油管道的关键位置上的国家，实际上从2004年初起就受美国的保护。当时，在美国受过教育的36岁的律师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在“玫瑰革命”中登上总统宝座。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由华盛顿和索罗斯基金会扶持，另外还受到詹姆斯·贝克的个人干预和支持，詹姆斯·贝克的法律公司是代表里海英国石油公司利益的。

2003年初，当所有人把目光转向伊拉克时，五角大楼又和两个太平洋〔应为大西洋。——译者〕的小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签订了长期军事基地协议。这两个岛屿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们的位置可以直接攻击到从摩洛哥到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和安哥拉的西部非洲油田。为达成政治上的密约，乔治·布什对西非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访问。华盛顿的一些分析家估计美国石油需求的25％将很快来自西非。他们把几内亚湾称作对美国具有“重大利益”的地区。切尼的能源政策报告认为，西非预计是对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供应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法国在非洲不同地区扮演的传统角色，正在被美国挤走。

利比亚也正在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2004年1月，卡扎菲上校宣布拒绝恐怖行动，并对国外开放石油投资，以换取美国的认可。在谈及他对美国的迎奉时，卡扎菲强调，“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并且有很多新的因素正在制定世界的秩序”。利比亚仍然拥有相当可观的石油储量，华盛顿想插一手。利比亚当时已开始与日本、意大利、法国以及其他不受美国制约的外国公司签订合同，也与中国签订了建设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合同。现在，这一切都将改变。美国石油公司被请了回来。卡扎菲侥幸逃生。

在苏丹，喀土穆政府于2004年1月与南部叛军签订协议共享该地区的石油资源，从而结束了历时20年的内战。华盛顿在背后觊觎着。苏丹一直与中国和欧洲的石油公司合作，由于华盛顿的制裁政策，美国公司未能得到机会。苏丹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华盛顿认为获得这些资源的时机成熟了。

哥伦比亚以及邻近的委内瑞拉的石油也正面临美国的军事存在。布什政府宣布计划花费9800万美元对哥伦比亚提供军事训练和援助。这并不是为了阻止可卡因流入到美国，而是为了平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这些游击队的活动，他们威胁到西方石油管道的安全。哥伦比亚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七大石油供应国。当委内瑞拉的总统乌戈·查韦斯试图对国有石油公司采取更直接的控制政策时，布什政府在背后尝试了一次政变（美国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以及厄瓜多尔进口的石油数量超过了整个中东地区）。

印尼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境况也是这样：恐怖战争为美国新的、超强的军事存在打开了大门。美国分析家左坦·格罗斯曼这样评论道：“对美国的战争制定者来说，建立新的军事基地是一种长远的考虑，它比战争本身更为关键，也比美国的敌人重要得多。”在乔治·布什的第一届任期结束时，作为外交事务中的新手，他已经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军事扩张。美国的军事基地使得他可以在战略上控制欧亚大陆所有的能源路线，这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可以在未来与日本、中国、东亚、印度、俄罗斯以及欧盟的能源关系中占主动。比利时作家米切尔·科林曾直率地说：“如果你想统治世界，那么你就要控制石油。任何地方的任何石油”。这正是目前华盛顿所做的。

伊拉克战争之后，2003年8月，当依赖能源的日本设法与伊朗签订长期合同以开发一个大油田时，华盛顿以伊朗的核计划为借口阻止日本签约。东京领会了美国的意图。到10月份，他们疯狂地以高于中国的价钱设法从尤科斯公司获得俄罗斯的石油，当时俄罗斯公司正在与乔治·布什谈判以便将尤科斯的一大部分股份卖给雪佛龙·德士古公司。华盛顿的石油雷达可以监测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种警示，它昭示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即美国决意竭尽所能地锁住每一个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地。怪不得世人开始怀疑美国总统的动机，怀疑他所宣扬的传播自由和民主的真正目的。布什建议将给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预算拨款增加一倍，以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他的这个建议让人很不放心。

就在美国进军巴格达前夕，阿纳托利·利芬分析了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心。利芬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工作，他认为：一致的共识是通过绝对优势的单边军事力量统治世界，这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迪克·切尼和理查德·珀尔周围的智囊团一贯倡导和执行的。

利芬认为石油战略问题是切尼圈子的议事日程：“对切尼周围的人来说，唯一重要的考虑是尽可能有保证地、无限制地得到便宜的石油。”

【一切尽在掌握中】

对伊拉克石油和整个阿拉伯海湾地区安全的军事控制费用如此高昂，这决定了整个欧亚大陆和其他国家的未来经济，对美国的新帝国战略是生死攸关的，毫无疑问这种代价是值得的。

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很简单：不惜代价赢得2004年的大选连任。华盛顿每年有50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贸易方面的赤字同样巨大，中国、日本和东亚的出口商把他们数千亿美元的贸易盈余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资产，由于害怕丧失出口市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依赖美国，他们像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追逐着，找不到出口。

不管是美联储还是政府的人，对华盛顿的经济数据的警示都表示担忧。这些人现在控制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东西——石油。他们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用军事力量支持不同产油区的政权，从而控制石油。由于有了对世界石油流向的有力控制，他们就拥有了胁持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毁灭性武器。谁还敢挑战美元？

把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和伊拉克入侵之后的事件进行对比，具有很强的戏剧性。1973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瑞典的萨尔斯巴登提出的政策，把石油价格提得如此之高，足以使在北海、阿拉斯加和其他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地区发现的新的石油来源变得有利可图。第一次石油冲击为美元体系赢得了时间。

在20世纪70年代，像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和三边委员会这样的强力集团，能够延迟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冲击。为了达到目的，他们针对发展中世界的需求，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打击那些发展本国经济的民族主义运动。

他们把这叫做“可持续”增长。这一政策，通过“增长极限”限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维持发达国家的富裕和美元体系超过了30年。发达国家幻想着充足、便宜的石油源源不断，支撑其最富足的生活水平30年不变。但是，这样的幻想是以牺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利为代价的。只有通过无情打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经济稳定增长的愿望，才能保证美国领导的少数发达国家能够享受对长久繁荣的幻想。

在使这种幻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人为打压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华盛顿可以压制对石油的全球性需求，并且允许美国进口便宜的石油来为维持人为的繁荣。美国的石油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美国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国外石油的进口。

到21世纪初，对充足而便宜的石油的幻想不再现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办法第一次用到了发达国家自己身上。随着世界石油生产高峰的日益临近，美国采取了维持其霸权的单边行动，他们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不接受国际法院对美军官兵的司法审判，直至入侵伊拉克。

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30年之后，最大的新油田已经过了它们的产出高峰期。华盛顿和英美国家的石油巨头们不再奢望继续与拥有国有石油公司的政权做生意。对世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直接控制，进入英美国家的议程。她们宁愿把这叫作促进中东的民主。所有迹象都表明，世界石油生产的顶峰，而且是绝对的顶峰正在临近，华盛顿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如果说1973年只是一次警告的话，那么2003年就十分清楚，这不是警告而是现实。

在新千年伊始，美国几乎垄断了军事技术，拥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美国控制着世界的储备货币，因此可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资产。在占领了伊拉克的油田之后，美国又控制了全世界能源的未来。五角大楼的说法是“全方位控制”，即美国应当控制全球每一个地方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发展。他们看来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对美国的单边霸权持批评态度的批评家们认为，美国向帝国方向发展正是来源美国的根本弱点，而不是因为美国的优势。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顾问伊曼纽尔·托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设计了一个以德法为中心的欧洲与俄罗斯的利益联盟，是哈尔福特·麦金德和布热津斯基都反对的欧亚领土优势的结合。但是直到2004年早些时候，欧亚联盟仍然处于混乱和分裂之中。欧洲联盟甚至对欧洲宪法还争论不休，达不成一致。华盛顿几乎看不到真正的对手。

就在伊拉克被占领后不久，当代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金字塔报》上的文章中写到：在正式的演说中，每一位专权的帝王都会说，这一次跟以往有所不同，情况不一样了，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秩序、民主、文明和智慧，使用武力只是最后的手段。

他的话是否会在新的美国世纪中得到验证，他没能活着看到。

译后记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石油则是最常用、最安全、成本最低的能源之一。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石油。可是，我们很少了解，石油从哪儿来。石油因为综合成本低，使用安全，运输方便，而成为能源家族中最受关注的成员。和平时期，汽车、航空运输等交通工具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石油；战争时期，战车、战机的运动，大规模的兵力部署，更是离不开石油。可以说，石油是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占据了国际关系的有利地位；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扼住了对手的生死命脉；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住了财富，有了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保证。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活动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四的规模，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我国仍是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当贫乏的国家，能源、资源、环境约束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制约因素。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供求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更加突出。我们已经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变成了石油的净进口国，在利用国际石油资源的方式上，我们主要采用贸易方式，因此，国际石油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我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很久以来，我们对影响石油供给和波动的各种因素研究不够，跟踪不深，特别是对石油价格波动背后极为隐秘的地缘政治因素了解不多，对国际石油供给波动缺乏预见，更缺少影响国际石油供求的有效手段，总是被动地接受世界石油价格变化。在对国际石油资源依赖性越来越强的情况下，石油价格的涨跌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利益和国民福利。特别是一些国际石油寡头，利用我国石油供求的临时性断档，操纵石油价格，使我们在石油贸易中蒙受巨大损失。因此，加强对石油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国际石油市场、石油地缘政治的研究，掌握石油供求规律，争取石油供给的主动权，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威廉·恩道尔是一位国际著名的石油地缘政治学家，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权威分析人士，他在石油政治和金融领域著述甚多，其观点对学术界、实业界和各国政府具有广泛的影响。《石油战争》这本书，是他多年专注于石油地缘政治研究的成果，是他在石油政治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本书生动地描绘了国际金融集团、石油寡头以及主要西方国家围绕石油展开的地缘政治斗争的生动场景，揭示了石油和美元之间看似简单实为深奥的内在联系，解析了石油危机、不结盟运动、马岛战争、核不扩散条约、德国统一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为我们展现了围绕石油而进行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当然，本书中的有些观点，未免片面和偏激，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本书共分13章，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一直写到21世纪，跨越一百多年，把世界石油史清晰而精彩地呈现给读者，让读者紧紧围绕着石油和金融两条线索，把英美两国金融和石油财团操纵金融货币政策，控制石油贸易，大肆攫取世界财富的隐秘手段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是一本了解世界经济、研究国际政治、拓展战略思维不能不读的好书，为我们观察和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已经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是近年来国际图书市场上的一本畅销书。

参加翻译本书的有：赵刚、旷野、陈思宇、杨艳红，全书由欧阳武通稿审校。在本书定稿的过程中，《财富》杂志社的梁光严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刘蔚女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的苑基容博士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还要特别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五编室主任刘忠先生，他豁达宽容的处事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以及卓越的业务素质，是本书得以高水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重要保证。在此，我们还要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刘爽女士和王俊先生，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石油战争》这本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时间跨度大，史料丰富，故事生动，为力求忠实原文，保留作者的写作风格，我们已经禅精竭虑，但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如果因为翻译上的错误，影响到读者对于作者真正意图的理解，我们深表歉意。如您能从阅读本书中获得快乐，进而对石油地缘政治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或是从此对石油问题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那正是本书的魅力。

欧阳武、赵刚　200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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