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探案》
作者：科林·伊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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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分析

发现死尸后必须回答三个问题：死者身份、死亡时间、致死工具。自从十八世纪科学第一次把兴趣投向犯罪现场感觉分析以来，第三个问题常常引起最激烈的争论。发现一个人死了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这是否需要立案侦查及是否需要起诉。例如，如果一个丈夫说自己的妻子从楼上摔下来导致了致命故伤害，那么就必须出示从楼梯上摔下乘造成的侵害的证明材料，而且那个丈夫必须对这一切作出解释，以此来确定这是否需要立案侦查及起诉。

最初的尸检必须要求绝对精确。确定死亡原因主要依赖于病理学家。在成千上万的死亡案例当中，死因一般是很明显的，不过这种死亡现场都令人毛骨悚然。如果从器官上找不到死因，那么就可以从组织体液里采样来作分析。尽管现代分析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随着人工合成的物质不断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关于剧毒物品的检验方法仍然具有极为敏感的特点。在这一章中我们所选的案例都是长时间引起激烈争论的案例。没有一个案例是直截了当、真相大白的，每一个案例都引人入胜。

诺曼·索思

时间：1924年

地点：英国，克劳波舒

意义：这个案例是英国最主要的病理学家伯纳德·斯皮尔布鲁先生的意见第一次被人怀疑为有问题。

自从1922年以来，诺曼·索恩就一直在苏塞口农斯的边界地克劳波舒的一个破落的鸡场为维持生计而挣扎。他不仅养鸡而且在那个污秽的鸡棚里与那些鸡住在一起，那间屋子说起来真不是人住的地方。在他年满24岁的时候，他草草地与来自伦敦的年轻打字员埃尔西·卡梅恩订了婚。她是一个朴素而有些神经质的姑娘，满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也就是找一个丈夫。她这种孤注一掷的想法从她竟心甘情愿地同索恩在那间肮脏简陋的小屋同居就可以得到证实。她的确希望通过同居使某种东西永久一点。但是索恩却另有打算。每天早晨她从床上起来之后就被索恩打发坐第一列火车回伦敦。在信中她告诉他订婚的日子。

1924年11月份，她突然改了主意，谎称自己怀孕。索恩并没有因此感动，声称自己将与另外一个女孩，当地漂亮的伊里莎白·科尔德特结婚。狂怒之下，埃尔西给索恩写信她想在12月5日下午到他那去，希望他那时能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愤怒之下，她把自己所有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勉勉强强塞入一个口袋里，乘上了吉克劳波舒的火车。

五天之后，埃尔西坐立不安的父亲打电话给索恩，问他是否见到他女儿。索恩惊惶失措地解释，埃尔西没有上他这儿来。埃尔西的父亲卡梅恩先生向克劳波舒警察署报警。他们会见了索恩然后就走了，因为他对埃尔西失踪表示出来的关心和急于求助的神情深深打动了他们。埃尔西的失踪引起了舰队街的记者的兴趣。索恩实在是个好演员，他极力地重申自己是打算和埃尔西结婚的，而且为她的安全痛苦不安。他随身还带着一张他自己拍的照片，在鸡场里，散乱透着悲凉之气的草丛里有一群他喂养的来亨鸡。这一切都似乎向人们诉说着他的孤独。

谨慎对待她的死亡

尽管这样，还是有两个认识埃尔西的人报案，他们在11月5日的晚上看见埃尔西朝索恩的鸡场走去。奇怪的是，一个月之后，一个邻居休假回来也说了同样的情形。这使苏格兰场的警探感到困惑。l月14日，索恩在警探亚德的面前重复他先前讲的故事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在他的鸡场里已经开始了挖掘工作。第二天，埃尔西的包被找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索恩作了供述。他说，埃尔西曾经来过他这里，她准备一直呆到他同她结婚。争吵终于爆发了，索恩怒气冲冲离开了小屋子。在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埃尔西在那个小屋子里悬梁自尽了。一阵慌乱之后，索恩将他的旧相好剁成了好几块然后埋在了鸡场。照片拍的就是那个地方。

埃尔西的尸体挖掘出来后被运到当地的太平间由伯纳德·斯皮尔布鲁进行尸检。很自然地，他最注意的部位是颈部。如果是自杀上吊身亡，一般是由于颈部的血管受到压力导致头部的血管阻断或气管被阻断或者是两个原因都有。通常上吊用的绳子或带子在肌肉被扼死的地方都会留下很深的瘀伤。斯皮尔布鲁没有发现以上这些特征，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埃尔西·卡梅思曾经上吊。斯皮尔布鲁确实在她头部、肘部、腿部和脚部发现了瘀伤，他解释为“由于休克致死”，换一句话来说，她是被大头短棍击打致死。1925年1月25日，埃尔西的尸体重新入土，诺曼喷恩被控告为谋杀。

辩方把辩护取胜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自杀上，他们要求进行第二次尸检。这次尸检由罗伯特·布朗蒂博士、哈诺医院的病理学家及政府派出的造诣极深的分析家主持。布朗蒂非常不喜欢斯皮尔布鲁，因此二月底当他们相会在威利斯登墓地主持埃尔西·卡梅恩第二次公开尸检时气氛紧张。斯皮尔布鲁用一种锐利的眼光深究布朗蒂的尸检报告。

在后来的审判中，一切都围绕着最关键的问题而展开：埃尔西·卡梅恩到底是怎么死的。斯皮尔布鲁坚持她是被打击致死。布朗蒂则指出在死者的颈部有些痕迹表明死因是死者上吊自杀。斯皮尔布鲁将这些痕迹称为“颈部本身有的自然皱纹。”布朗蒂还将“身体器官骨之间的凹槽”演示成身体的瘀伤，将身体上这些瘀伤拍成幻灯片给斯皮尔布鲁看，以敦促斯皮尔布鲁也能制作自己的幻灯片。斯皮尔布鲁声明在布朗蒂和自己的幻灯片里都显示不出有瘀伤的存在。

真正使布朗蒂的反对意见稍微减弱的是一个严肃的事实。这就是布朗蒂声称埃尔西上吊用的那个小屋子里的横梁。当时横梁上面积了厚厚的灰尘。那根绳子先是在梁上后来用它去移尸，难道它一点灰尘也不沾？横梁上系过绳子而且有人上吊难道横梁上没有凹痕存在？事实证明没有任何痕迹。

法官在总结斯皮尔布鲁的观点时的用语是“非常准确，不可置疑……是能够接受的”。陪审团也一致同意。索恩被判处死刑，接踵而来的是沸沸扬扬的公众的舆论。但是申诉并没有成功。1925年4月22日，这位失意的鸡场主因为杀人手段拙劣而被判处绞刑。

结论

案子发生后的几年来，这位性情暴躁、狂妄自大的罗伯特怖朗蒂博士，从来没有错过任何对斯皮尔布鲁吹毛求疵的机会，所用言辞极其激烈，明显地违背职业道德。但是在斯皮尔布鲁这方面，则以其高贵的尊严深深打动着法官和陪审团，他们知道他不只一次在法庭上打败了他的好战的对手。

大卫·马歇尔

时间：1926年

地点：宾夕法尼亚，费城

意义：科学不仅扩大了侦查工作的界限，同时也加剧了法庭上争论的激烈程度。

费城，夜幕降临，安娜·梅·迪埃特尔奇逛完商店后和姐姐告别说她要去上舞蹈课，晚饭时候回家。上舞蹈课是同一个35岁的磨坊主约好的，但她并没有践约。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926年四月19日，她的家人向警察署报了案。他们同舞蹈协会联系，被告知她取消了这次的约会，因为要去见一个朋友。安娜的姐夫，亚历山大·舒尔，猜测这个朋友很可能是大卫·马歇尔，安娜已经认识他好几年了。

马歇尔是一位未经登记注册的按摩师，当警察署传唤他时，他显得同样的无助，声称自己也有一周多没有见到安娜了。他说她当时的确很沮丧，好像是为一桩令人苦恼的恋爱关系……警察署感谢马歇尔对他们的帮助然后离开了。

过了几天，在费城郊区一个妇女准备去梅迪亚坐电车。她发现了路边有一堆擦过血迹的报纸。于是她的眼睛顺着报纸看到了一些灌木，在灌木下面又看到一个包裹。她感到很疑惑，为了了解清楚，她跑着去找当地的一个铁匠威廉·罗森帮忙。罗森极为小心地打开了包裹。在里面用两张报纸包着的是一个身穿蓝色毛哗叽的无头无腿青年女子的躯干。附近又找到了另一个包裹，里面包着分割开的腿。过后，舒尔确认那件衣服是他失踪的小姨子穿的衣服。在尸体和衣服上都没有血迹，估计是某个懂外科常识的人将血冲干净后扔在那里的。两天过后，在几十里以外的地方，一个人头被发现，也被报纸包着。令人战栗的尸骨凑在一起很快确认是安娜·梅·迪埃特尔奇。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妇女声称安娜失踪的那个晚上，看见她在马歇尔的办公室哭泣。但真正推动了侦查进展的是汽车司机巴里的证词，他向费城当局分管谋杀案件的威廉·贝尔肖讲述了一个情况。在1月20日的那个晚上，马歇尔雇用他将诊所里的几个包裹拉到外面扔掉。当他开始移动一个包裹时，报纸破了，里面露出了一条人腿。巴里吓呆了。马歇尔魂飞胆丧，塞给他许多钱，央求他把这些包裹甩掉。但是巴里不加考虑地拒绝，最后跑掉了。因此贝尔肖很快和这位和善的按摩师有了第二次谈话，这次他同样很镇定。他被送到陈尸所去看那些恐怖的尸骨。当地的律师威廉·泰勒让每个人都脱下帽子，然后对马歇尔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对这个女孩的尸体，你难道没有做什么吗？”马歇尔用手摸着胡子，点了一支雪茄，微笑着说：“为什么？绝对没有”。

三级谋杀

几个小时之后——正如报纸所称作的“严加盘问”——马歇尔供述安娜死于自杀，用的毒药是她在他诊所里找的。他肢解她的身体也是为了便于扔弃。在另一个晚上的审讯中，他供认了全部的事实。他讲到他和安娜有过长达七年之久的私通。他说1月19日晚上她来到他的诊所，决定将他们的关系告诉给他的妻子并且向他要钱，她尖叫道：“你毁了我，我也要毁掉你！”为了制止她歇斯底里的尖叫，他用一条手帕塞住她的嘴巴，她很快就变得虚弱，随后倒下去，死了。他说，他从未打算杀害她。但他的F一步行动却很不合常理——他割了她的喉咙。

那天晚上他将尸体留在诊所然后回家了。但是他失眠了。早晨8：3o他起床回到诊所时，他对昔日清人的感情已开始减弱，结果是很轻而易举地将尸体肢解成方便运送的几部份。一些恐怖的善后事务一直缠着他，直到中午才被打断，他接到了舒尔先生的电话，焦急地向他打听他的小姨子上哪去了。下午，他驱车前往德拉华乡村一带，过走边扔掉那些包裹。第二天他将包有人头的那个包裹扔在铁路沿线。后来被一只接受训练的狗发现了。为了摆脱所干的残酷的事留在脑子中噩梦般的记忆，马歇尔陪妻子在戏院里呆了一个晚上。

1926年3月8日开始审判。在审判中，他翻供了。他宣称自己是因为逼供而说了自己没干过的事。他反复声称安娜自己吞食了毒药，他在慌乱之中肢解她的尸体是为了隐瞒他和她非法的关系。很明显这桩案子解决的关键就是要赢得这场侦查战斗。控方证人克拉克·斯图尔博士主持了尸检，他没有改变他的看法，安娜·梅·迪埃特尔奇是被扼死的，亨利·沃兹沃思也同意这个看法。辩万亨利·卡特尔博士坚持尸检结果与马歇尔的陈词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卡特尔说，如果迪埃特尔奇女士被扼窒息而死，那么她的颈部必留下痕迹，但是他没有发现。并且他不排斥马歇尔的说法，死者是吞毒药而死的。在控辩中，州当局委托亚特利·迪思博士——化学家和细菌学家，检查死者的器官。他证实，在死者体内没有发现毒药。

在这些过程中，辩方在法庭上经常袖手旁观，而控方却取得很大的进展。3月24日，这桩案子到了陪审团那里，结论不容置疑。5个小时之后，陪审团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合唱曲“带我回家吧”，这生动地表明警探们的工作大功已成。马歇尔被确认为二级谋杀。十年之后马歇尔被假释，迁居到佛罗里达，在那里他很快就死了。

结论

毫无疑问，由于法庭不赞同安娜·梅·迪埃特尔奇的反传统的社会生活，才使得马歇尔克于一死。事实上，如果他没有肢解她的尸体，毫无疑问他可能被确认为非故意杀人。人们对这个油腔滑调的按摩师的通奸几乎未置一词，而安娜·梅·迪埃特尔奇的被肢解的每一部分却仿佛都在受道德谴责。

詹姆士·坎布

时间：1947

地点：西非

意义：死者是正常死亡还是被扼死？通常这种事实不存在争论，但是这个案例远非普通的案例。

l947年10月10日，已是从开普敦出发后的第8天了，S．S德班城堡号在热带气候的晚上不知疲倦向北航行。当距离西非海岸90英里的时候，大厅服务员弗雷德克·斯廷尔突然听到B甲板126舱的电铃召唤。这时正是清晨3点还差几分。赶到126舱，他注意到舱门上男女服务员的指示灯都亮着，这例显得他有些多余，因为乘客随意想叫这个或者那个服务员。当斯廷尔敲门的时候，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个穿着内衣的男子的脸，他嘴里咕曝了一句：“一切都好。”一瞬间门又嘎然关上了。虽然这一刹那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斯廷尔很快便认出这个男人就是船员詹姆士·坎布，三十一岁，甲板服务员，好像还是船上的职业性的男舞伴。

由于有些疑惑不解，斯廷尔与正在值班的高级船员詹姆士·莫里联系，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了126舱。他仍在外面静静听了一会，里面好像很安静，于是他们走开了。莫里想最好将此事报告给船长，但是却没有提及坎布在船舱里的事，因为这种公然违反职责管理的行为可能导致服务员的解雇。部长对这件事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习惯于夜生活的乘客偶尔也会恶作剧。

过了几个小时，到了早晨7：30，服务员照例打扫126舱，他们惊奇地发现126舱门是开着的。住在这里的是一位21岁富有扭力、在南非的舞台上作短暂的演出后准备返回伦敦的女演员盖伊·吉布索。她通常都是锁着门的。犹豫了一会，服务员敲了门然后走进去，他们却发现吉布索小姐根本就不在。她的床看起来跟平常不一样，很不整齐。服务员在床单和抗套上都发现有污点。过了一段时间，服务员仍没有发现吉布索小姐的踪影，服务员于是向船长报告了她的失踪。经过一阵仔细的但徒劳无益的搜索，船长宣布德班城堡号发生了一桩案子，失踪乘客被人从船上扔进了海里。而面对茫茫海洋，被扔进鲨鱼出没的海中的乘客能生还的希望真是渺茫，于是船按既定航线继续向前航行。

船上围绕女演员的失踪的闲谈由兴奋转向了严肃，最后疑点无疑集中到了詹姆士·坎布身上。他被船长传唤去解释昨天晚上的行动。他承认在甲板上他和盖伊·吉布索有过交谈，但是极力否认到过她的舱里。在船上医生的建议下，给他作了一次身体检查，检查发现他的肩膀、手腕都有抓痕。坎布自己解释那些抓痕由于热疹引起的。

吉布索小姐失踪的消息早就电传到了英国，因此当德班城堡号停靠南安普敦时，坎布被传去审问。起先他还坚持自己以前的说法，最后他还是承认他进了那个失踪女人的126舱。他们之间安排了一个约会，他说，吉布索小姐在126舱只穿着那件睡衣迎接他。她的下身是裸体的。坎布还声称她突然喘不过气来，然后软弱无力地倒下了。他说的时候断断续续，“她的嘴巴微张。有些白沫沫倒好在她的唇边。看起来…好像是血点”。尸体从舷窗被扔到海中

据坎布所讲，他试图给她做人工呼吸，但当他没有成功时，他头脑发热失去理智，将这个死了的女人从舷窗扔了出去。对舱里的电铃按钮被按过，坎布不能作出解释。警官们警告坎布他们是知道缘由的。盖伊·吉布索远不是心甘情愿的，她试图赶走这个性狂热的家伙，设法向两个服务员呼救。反抗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坎布扼死或者闷死了吉布索小姐。为了销毁证据，他将她扔进了海里，因为他相信警察找不到尸体就不可能判他为谋杀。

这只是坎布的一厢情愿，实际他完全错了。审判在1948年3月18日进行，他被指控为“谋杀”。控方认为他们有确定无疑的证据。周遭的一切环境对他都不利，正如他先前所讲，盖伊·吉布索裸露下身。但是在船里却找不到她的睡裤，如果她也希望有性活动，那么在她的手提箱里就可以找到避孕套之类的东西。126舱有两条床单，两条床单都有清晰的O型血的血迹，还有口红或唾液之类的污迹。坎布的血是A型血，有理由认为O型血来自那个失踪女人的身上。病理学家唐纳德·蒂尔博士证实血迹是因为人工扼死所留下的。他还希望找到床单上的尿迹，因为在人颈部被扼的时候膀胱失控就会遗尿。不过，蒂尔博士的分析却遭到了非议。床单上还是发现了尿迹，而且是辩方的目击证人发现的。

弗雷德里克·霍金博士和詹姆士·韦伯斯特教授认为坎布的陈词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为了绝对公正，霍金讲述了在床单上发现尿迹以后所作的实验，用这个样本从中化学分解出人体细胞，表明它来自女性的器官。事实与坎布所讲木相符合，那个即将死去的女人被他压在身下拼命挣扎的时候，他已经是浸在尿中了。可他对此只字不提。这一切似乎都在支持控方的观点（被扼死后扔到了水中，因为盖伊·吉布索极力反抗坎布的性行为人

陪审团也确信无疑，经过仅仅四十五分钟的讨论，他们就判定坎布犯有谋杀罪，被判处死刑，暂缓执行。因为死刑本身正在引起激烈的争议。

结论

在英国，在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的情况下，被告被指控为谋杀，这还是第一例。坎布的案件开法律历史之先河。在审判之后不久就有人透露他有侵犯女性乘客的历史，只是没有人指控他，1959年他被假释。由于骚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八年之后又被定罪。两年之后，他由于骚扰女学生被再次定罪。后来他回到监狱，为他的终身监禁继续服刑。他死于1979年7月7日。

肯尼斯·巴洛

时间：1957年

地点：英国，布雷福特

意义：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案子里，由医生、化学家和侦查专家组成的小组极力寻找证据证明被告是故意谋杀。

1957年5月3日的半夜，一名医生被召唤到三十八岁的肯尼斯·巴洛在约克郡的家。当医生赶到时，巴洛给他讲了一个悲剧故事。整个晚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一直病着。晚上少20上床时，她吐了。巴洛为她换了床单，然后和妻子一块睡下。过了一会，她抱怨“太热”便起来上洗手间洗澡。巴洛迷迷糊糊睡着了。当晚上11点钟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伊丽莎白不在他身边，他急忙跑到洗澡间。发现她被淹死在浴缸里。起先他想把她从水里拉出来，但是她太重了拉不动。于是他拔掉浴缸的塞子，马上给她作人工呼吸，试图救活她。

伊丽莎白靠右边躺在空浴缸里。身体没有搏斗的痕迹，瞳孔放大，作为一个医生，他感觉没有再观察的价值了。于是他报告了警察署。巴洛很流利地重复着他的故事。警察们也蛮有兴趣地听着，只是有些疑惑。他声称“拼死拼活地抢救”，将他的妻子从浴缸里拖出来，为什么他的睡裤还是干干的？为什么地板没有被水溅湿？医疗检查专家大卫·普赖斯博士首先发现另外一个极不谐调的情况。伊丽莎白·巴洛的肘部弯关节处的衣服还装着满满的水，这根本不像被做过人工呼吸的。

在厨房里，警察找到了两个皮下注射器。巴洛本身是一个医生，他解释曾经给自己注射过盘尼西林来治疗皮肤炎症（痈）。他否认给妻子作过注射。针管里留下的盘尼西林溶液似乎也证实巴洛所讲。

尸检表明伊丽莎白·巴洛是个很正常很健康的妇女，在皮肤上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注射痕迹。她有两个月的身孕，但是普赖斯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解释她会在洗澡的时候突然虚弱晕倒。身体内部器官的检查分析也同样证实：没有毒物也没有新陈代谢方面的虚弱可以造成昏迷。谋杀的痕迹

直到5月8日，案子的进展仍不令人满意，普赖斯拿着一个放大镜仔细检查那个女人尸体上的一块皮肤，试图发现皮下注射器注射过后留下的针眼。巴洛陪同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时表情极不正常，令人捉摸不定。两个小时过后，针眼终于找到了。普赖斯在左臀部发现了两个小针眼，另外两个针眼是在右臀部。围绕针眼切开皮肤和肌肉组织从内部观察，普赖斯看到了皮肤有轻微的炎症，这表明最近一段时间有过皮下注射。

但到底注射了什么呢？从全国来的医生和科学家，由亚兰·柯里牵头召开会议，他们一致认为，在许多案子中一切导致低血糖或血糖过低的东西都可以最终引起死亡。难道是他给妻子注射了过量的胰岛素，使她的血糖一下子降到一个致命水平？如果这一猜测是对的，那么伊丽莎白·巴洛心脏血糖水平应该高于一般标准，但结果却是完全相反。

尽管如此，专家们仍坚信不疑胰岛素曾一度被当作杀人的工具。

他们了解到巴洛平常在工作中常注射胰岛素，有一次他曾对他的病人开玩笑：如果谁注射过量的胰岛素，就踏上去另外一个世界的路了。另外一个说法更能说明问题。巴洛曾经自信地对他的同事说，胰岛素是“完美杀手”最理想的选择，因为它进入血液后是不留痕迹的。巴洛说得对，检验身体中的胰岛素至今还没有权威性的实验，但是专家们却可以彻底解决伊丽莎白·巴洛高血糖的难题。生化研究表明，在许多激烈的突发死亡的案子中，肝脏处经常涌出含血糖的血流以便在死亡前最后时刻作为求生之用。如果在血液循环停止之前，血液到达了心脏，那么心脏部位的血液将保持超出平常范围的高血糖水平。这就意味着巴洛夫人曾经被注射过过量的胰岛素。

历史性的实验

为了证实假说，专家组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实验。他们给一些老鼠注射胰岛素，开始它们仍在那里爬来爬去，发出虚弱的声音，然后变得软弱无力地死去。过后，从巴洛夫人注射针眼附近抽取身体内部的组织液注射到另外一些老鼠身上，结果发现了一模一样的反应。实验表明注射从左臀抽取出来的组织液的老鼠死得要比注射从右臀部抽取出来组织液的老鼠死得快，这说明左臀注射的时间较晚。实验资料确认巴洛夫人身体残留的胰岛素是湖个单位，显然实际的注射量要比这高得多。

实验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医生们，包括巴洛本人，都普遍认为胰岛素会从血液中消失。进一步的研究最终支持检验结果。众所周知，酸性环境可以保存胰岛素，新的研究表明，巴洛夫人死后，肌肉里产生的乳酸阻碍了胰岛素的流失。

布拉德福特警察署发现巴洛对突然死亡并不陌生：仅仅一年之前，他的第一个妻子33岁时死于一种很神秘的病因。死因至今是个谜，过后他很快就与伊丽莎白结婚。

1957年7月29日，巴洛被指控为谋杀而遭逮捕，他否认在任何时候给他妻子作过注射，直到法庭拿出证据。不过，他也只是承认注射过一种叫麦角诺文的药促使伊丽莎白流产。事实上侦查专家早已预计他会如此狡辩，他们仔细搜寻过现场，当时根本没有发现堕胎药之类的东西。

在审判时，被告强调巴洛夫人身体虚弱，滑倒在浴缸里。大剂量的胰岛素进入血液循环，她的身体已经起了反应从而导致昏迷，在水中溺死。言外之意，巴洛夫人之死与自己去洗澡有关。这个理论很快遭到普赖斯博士反驳，他指出，在巴洛夫人身体内残留着84个单位的胰岛素，除非她的胰腺分泌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1．5万个单位的胰岛素！这绝无可能，巴洛夫人的死因完全可以归咎于注射过量的胰岛素。巴洛被判有罪，终身监禁。

结论

最后，法官对办案专家小组给予特别称赞。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他们采取的分析方法开创了现代法庭科学的一个新方向。

卡尔·科普里诺

时间：1965年

地点：佛罗里达，朗布特基

意义：监狱里充满了试图成为“完美杀手”的人，本案的罪犯正是其中的一个。

1965年8月28日，天刚破晓，茱莉叶·卡罗医生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她听出是她的一个病人卡尔·科普里诺，他本人也是一个医生。他解释说他刚发现妻子卡梅拉死了，表面上看是死于心脏病。卡罗感到有些意外，这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女子几乎没有心衰竭的毛病，而且卡梅拉看起来一向很健康，但是她没有理由不相信科普里诺，特别是他说到卡梅拉从前天晚上起一直在抱怨胸痛。卡罗开车很快就到了豪华的朗布特基住宅区科普里诺的家。朗布特基在佛罗里达萨拉索塔海湾的另一边。前不久，科普里诺从新泽西刚搬过来，卡尔·科普里诺34岁，曾经是一个麻醉医师，因身体原因被迫退休。卡梅拉本人也是医生。卡罗赶到时，卡梅拉·科普里诺已经无可救药。但是她感到非常的疑惑，卡梅拉身体的位置看起来不自然，她靠右侧躺着，右臂垫在身体下面。卡罗希望发现她手是肿的，但没有发现。而且脸色与心脏病发作好像也不符。床上一点不凌乱，相反，看起来出奇地整齐，如舞台一般。尽管卡罗医生持怀疑态度，但她还是开了死亡证明，注明是“冠状动脉堵塞”。然后她把她的发现告知了萨拉索塔法医，由他来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尸检。仅仅过了41天，科普里诺就和上流社会富人玛丽·吉布索结婚了，他们是在当地的桥牌俱乐部认识的。

这引起了朗布特基的居民玛乔奥丽·法贝的木满。法贝夫人是一个50岁的富有魅力的寡妇，她从佛罗里达搬到了科普里诺家附近。经过几个星期的徘徊不定，最后法贝夫人找到了一个她可以信赖的人卡罗医生。她说，她想解脱自己心灵的负担。这个故事接连几个月都上了全国报纸的头版头条。

故事发生在她和她丈夫——新泽西的陆军上校威廉·法贝，结交了科普里诺之后。那段时间，她与卡尔打得火热，并且很快超越了普通好邻居的界限，直到1963年7月30日的晚上，他们有了令人销魂的的肉体交合。正是那天晚上威廉·法贝被发现躺在床上失去了知觉。慌乱之下，玛乔奥丽打电话给卡尔要他马上过来。科普里诺显得无能为力，他假设可能是心脏病发作，因此他不准备出诊，打发卡梅拉独自去了。卡梅拉带回的消息是法贝前天发生痉挛，而痉挛常常引起心脏病发作。

第一具尸体

卡梅拉发现威廉·法贝死在卧室里。“全身青紫，一侧卧躺”，从外观上看身体没有什么痛苦的情状。在科普里诺的催促下，她照例开了死亡证明，注明死因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

这是官方的陈词，现在，在卡罗诊所里，玛乔奥丽·法贝坚持认为上面每一句话都是谎言。她发誓，事实上科普里诺曾给她一个装满药液的注射器，让她趁法贝熟睡的时候给他注射。在最后一刻由于她神经紧张失败了，但是在这之前她已经往法贝的腿里注射了极少量的药液。她叫科普里带来到房间，他扼死了法贝算是完成了最后的工作。卡罗医生很快报告当地的政府部门。通常情况，遭人抛弃的情场失意者所讲的话应该受到质疑。但这一次的情形则有所木同。卡梅拉死前不久，科普里诺将卡梅拉人寿保险金增加到6．5万美元，这是在他小心翼翼地咨询之后才办理的。

新泽西和佛罗里达的权威机构得到对威廉·法贝和卡梅拉·科普里诺开棺检验的命令。尸检由纽约塞里伯拉特·奇特·米顿·赫尔伯博士主持。他检查了威廉·法贝的尸体，没有发现疾病。但是有明显被扼的痕迹，颈部有两处软骨被折断。

赫尔伯仔细检查了卡梅拉·科普里诺的尸体。他排除了冠状动脉阻塞，卡梅拉的心服形状良好。赫尔伯遇上了难题，虽说他在卡梅拉的左臀部发现很明显的皮下注射的针眼，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做了一组侦查实验，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赫尔伯这位有着2千多次尸检经验的老手这次却被难住了。经过冥思苦想，他好像豁然开朗。考虑到科普里诺以前的职业，他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麻醉师会用什么药物杀人而不着痕迹呢？最有可能的药物是一种人造箭毒，名DqM用酸氯化胆碱。

琉璃酸氯化胆碱可以引起全身的肌肉麻痹但不会导致无意识，这意味着卡梅拉的肺拒绝工作，她绝对呼吸困难但没法采取任何措施。所有的书都讲这种药物不能被检测。专家们知道，琥珀酰氯化胆碱在体内转化为其他化学物质，但是具体转化为哪种化学物质不得而知。

毒物学部门的医学检查专家查尔斯·乌姆伯格博士，仔细聆听了赫尔伯的问题并答应攻关。为了尽可能再现尸检时卡梅拉的身体情况，将琥珀酰氯化胆碱注射到兔子和青蛙的身上，然后将动物的尸体埋起来等待情况发生。6个月耐心细致的实验使他很明确地断定，琥珀酰氯化胆碱已转化成其他的化学物质，并且得到了相关的数据。

他发现卡梅拉的头部里有相当量的摇滚酸，这确定无疑地证明在她死之前静脉曾被注射过琥珀酰氯化胆碱。很有意思的是，恰巧卡梅拉死之前，科普里诺曾经从同事那里拿过相当量的琥珀酰氯化胆碱，当时他解释说要在猫身上作实验。警察在科普里诺朗布特基的家中逮捕了他。之后，新泽西指控他还谋杀了威廉·法贝。一个被抛弃的女人

控方决定首先在新泽西州开审，经过一番程序上的较量，1966年四月5日，科普里诺在蒙毛斯县法庭里被控告。当玛乔奥丽·法贝提供证词时，科普里诺的律师弗利·贝力强行插话。他咆哮，根本就没有谋杀，有关谋杀的故事完全是那个恶毒妇人的虚构想象，因为科普里诺抛弃了她，她就用这种恶毒的方式报复他。

贝力对米顿·赫尔伯博士的攻击是不无根据的，但却缺乏坦率。最主要的问题是威廉·法贝是否得过心脏病，在他死之前或之后是否颈部骨折。赫尔伯强调这两点。贝力不愿承认颈部有瘀伤，如果真是由于扼死窒息而死那些瘀伤倒是常会有的。

贝力认为颈部骨折是由于掘尸检验时，被那些笨拙的大铲子，很不小心铲坏的。赫尔伯拒绝考虑这个说法。贝力辩方的专家及目击证人，却有另外的看法。约瑟夫·斯佩尔曼和理查德福特博士，两个都是有造诣的医学检验专家，他们一致认为，不管颈部骨折是不是死后引起的，单就法贝心脏显示的冠状动脉方面的疾病就足以导致他的死亡。

庭审法官埃尔文·锡米尔进行最后的陈词时说：陪审团一下子接受如此大量互相矛盾的医学检查证据，他们必定相当满意对科普里诺犯罪“合理的疑问”。这实际上是在提示陪审团。经过不到5个小时的谨慎讨论，他们裁定科普里诺无罪。

1967年4月，科普里诺接受第10次审判，这次是被控告谋杀妻子。佛罗里达的控方打算在科普里诺的谋杀动机上大做文章。弗兰克·肖伯律师把被告描述成对金钱贪婪成性的花花公子。同玛丽·吉布森结婚是因为对她巨额资产垂涎三尺。当卡梅拉拒绝同他离婚时，他的希望变成了泡影。但他并不因此善罢甘休，科普里诺眼睛盯着卡梅拉的人寿保险金6．5万美元，还有玛丽的银行存款，他孤注一掷，拿他的生命作了赌注。

这次，玛乔奥丽·法贝的证词意义并不大，关键在于医学上的证据。陪审团仔细听了赫尔伯和乌姆伯格描述他们独一无二的实验：发现卡梅拉的身体里有毒物。这是一个绝对有分量、无法申辩的实验。有意思的是，不像第一次审判，科普里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作出陈述。科普里诺被控告为二级谋杀，1979年获得假释之前他总共服刑十二年。

结论

选择琥珀酰氯化胆碱作为谋杀的工具，科普里诺知道被检测出来的机会几乎为零。但是他并没有想到科学永远在探索发现新的方法去弥补疏漏。借助于科学，真正可以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理查德·库克林斯基

时间：1983年

地点：纽约，奥兰治堡

意义：专家确信库克林斯基用毒药杀死了几个生意上的合伙人，那么他们是怎样证明的呢？

1983年9月，在罗克兰县的荒郊野地，发现了一具用绳子捆绑，包在塑料袋里的男尸。罗克兰地处纽约新泽西边界向北三公里的地方。男尸脑部被一颗子弹打伤。给人第一感觉，这个人刚死，但是当州医学检查专家弗雷德里克·佐基比博士进行尸检的时候，他发现了两个罕见的现象：男尸器官很新鲜，尸体是从外面开始腐烂的，这与正常的顺序刚好相反。检查心脏的时候，发现了冰块，他马上怀疑这具尸体被冰冻过，看来这位杀人犯企图搞乱死亡时间。（尸体在被抛弃之前已经融化，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时间是不可能确定的。）

用水和甘油洗手后烘干来取指印。他们认定这具男尸名叫路易斯·马斯盖，是宾夕法尼亚一家商店的店主，50岁，1981年7月1目失踪。当尸体被发现时，他还穿着最后一天被人看见时候穿着的衣服，表明就在那一天被杀害。如此冷酷无情恐怖的谋杀，这绝非普通杀人犯所干。

他们调查发现，马斯盖失踪的那一天本来安排去同新泽西的生意人洽谈进一批空白磁带。马斯盖为人谨慎，他将生意成交要支付的9．5万美元藏在他的福特车隐蔽门的镶板里。那辆车后来发现被扔弃，隐蔽门的镶板被撬开，钱不翼而飞。通过当天的电话记录显示，马斯盖那时的生意伙伴叫理查德·库克林斯基。理查德·库克林斯基蓄着胡子，四十多岁。他喜欢自称是外汇投机商。但是他的生财之道却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在他貌似高尚的外表之下潜藏着一颗刽子手的心。他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他谋杀无辜百姓，永远为他自己，为金钱。杀死一百个人的刽子手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库克林斯基曾经残害了多少无辜。有人统计有一百多个。大量资料表明，他早在高中就开始谋杀。他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乔治·马利伯拉德，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体重三百英磅的商业投机者。1980年2月1日，马利伯拉德不幸地因为库克林斯基负债5万多美元同他吵了一架。四天之后，在新泽西城一个领加仑的滚筒里找到了乔治·马利伯拉德弹痕累累的尸体。

任何同库克林斯基交往的人都等于冒着死亡的危险。1982年，他邂逅了药剂师保尔·霍夫曼，库克林斯基要求他提供了一些偷来的削价治溃疡药。库克林斯基精明过人，他吊保尔·霍夫曼的胃口直到最后他恳求库克林斯基能跟他作交易。1982年4月29日两个人最后一次碰头，霍夫曼带来了2500美元的现金，霍夫曼还带了一支枪。从此霍夫曼和钱都不见踪影。库克林斯基自己曾提及，这位药剂师被他扔进了满是混凝土的油筒里。

虽然库克林斯基生性孤僻，但是他偶尔也会同那些嗜杀成性的恶棍在一起干些偷汽车的勾当。他的同伙一个叫丹尼尔·迪普勒，另一个叫加里·史密斯，对于他俩他难以取舍。他们俩头脑都不怎么灵光而且都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于是他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的这种反应是这一类人很典型的反应。为了关照容易上当的迪普勒，他们商量让史密斯先走。他们躲在伯报县汽车旅馆里，史密斯饥肠辘辘，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库克林斯基让他带上的汉堡包，吃了几大口后史密斯觉得整个屋子都在旋转。当史密斯吃着有氰化物的汉堡哽咽在喉的时候，库克林斯基和迪普勒大声嘲笑他。最后，库克林斯基实在等不急了，他扼死了无助的史密斯。他把史密斯的尸体扔在床下。直到四天之后，即1982年12月27日才被发现。在那段时间，房子每天晚上仍向外出租，饭馆里的客人都好像闻到了一种气味，但是没有人往床底下看。

第二年的5月份，一个沿着新泽西西部米尔福克朗顿大道骑自行车的人注意到树上栖息着一只大兀骛，他走近一看是一个塑料垃圾袋，一个人头支楞在外面。吉塞·纳塔拉杰博士，新泽西的医疗检查专家，进行了尸检。尽管她在尸体的肩部胸部发现了淡红色的瘀伤，这可能由于一氧化碳中毒引起，但颈部有带子的痕迹表明死因很明显。在死者的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个皮夹，里面装着汽车旅馆的收据和家人的照片。通过照片断定，尸体有可能是库克林斯基另一个合伙人丹尼尔·迪普勒。被害人尸体堆积如山，权威机构断定理查德·库克林斯基是一架杀人机器。但是他们却拿不出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据。为了弥补侦查工作方面的不足，从1986年的9月开始，酒精、烟草和武器装备总局派出了代表多尼米克·波利弗朗，化名与库克林斯基接触，卧底行动称为“冰人行动”。经过最初的讨价还价，波利弗朗答应以每公斤31500美元的价格提供10公斤的可卡因。与此同时，库克林斯基渐渐放松警惕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起如何摆脱让他感到棘手的“富有青年”。他全然没有注意到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录了下来，库克林斯基对氰化物的优点大加赞赏。“静悄悄的，没有一点脏乱，没有一点嘈杂…只要向周围喷一些雾状的东西……你把它喷到人的脸上，他们就睡着了……”。他甚至描述了在街上作的一个谋杀实验。走进人群，用一个手帕盖在鼻子上，向某一个人喷一下，那个人马上倒下死去。旁边的所有的人都以为那个人死于心脏病。他继续说，“最好的办法是抵着他们右边的鼻子向他喷射，那么他就可以吸入肺部了。一旦吸入肺部，他必死无疑。”

卧底行动

库克林斯基用完了他手头的氰化物，但他不能马上再弄到了，波利弗朗同意向他提供可致人死命的毒药。1986年12月17日，他们在新泽西图恩派克附近的一个卡车停车场碰头。按照计划，波利弗朗将三个夹炒蛋的三明治和一个装有氰化物的瓶子一起交给他，实际上波利弗朗给他带的是一种调味品金鸡纳。库克林斯基的计划是在汽车旅馆里会见一个所谓的“富有青年”并毒死他。

库克林斯基带着三明治离开，到一边去作准备。正在监视库克林斯基的人没有想到库克林斯基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为波利弗朗的安全担心，决定提前采取逮捕行动。几分钟后，库克林斯基被带到了警察署。新泽西犯罪实验室的毒物研究部门在三明治里发现了“氰化物”（实际上是金鸡纳），库克林斯基被控告为五级谋杀。

1988年正月25日开庭审判。尽管起诉人胜券在握，但他用的都是间接证据。辩护律师声称库克林斯基的自吹自擂必须由事实来支持。但是假定的毒物受害者史密斯和迪普勒尸检时候都没有找到氰化物的痕迹。

为了反驳辩方的观点，控方请出纽约医学检查专家迈克尔·巴登博士作证。他解释氰化物在身体内很快转化为碳和氮，过几天你什么也找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氰化物是很好的谋杀工具的原因。在新鲜的尸体上你可以闻到一种淡淡的苦杏仁的味道，氰化物却连影子都找不到了，但是它可以使皮肤变色。全盘考察案子的来龙去脉和尸检照片，巴登指出史密斯和迪普勒身上都有一块块的青紫，这同氰化物中毒后的情况一样。巴登的证词强调身上的青紫色可能是氰化物引起的。确实，没有一个毒物学家能肯定一定是氰化物引起的。尽管如此，库克林斯基被控告谋杀了史密斯和迪普勒。1988年5月25日，他被判终身监禁。之后他又供认杀死了马利伯拉德、马斯盖和霍夫曼。

结论

这位被称为冰人的暗杀者杀人的手段层出不穷——毒药。枪支、绳子、铁块。棒子——一切到他手上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谋杀的工具。他现在仍被监禁在特伦顿州监狱。在他有资格被假释之前他已经一百多岁了。

法庭人类学

人的身体共包括206块骨头。男子平均骨头重12英磅，女性平均重10英磅。他们的形状各有特色，对于受过训练的眼睛而言，身体不规则的框架正是由它们支撑。骨头可以表明一个人曾经是怎样生活的，一个人曾经有什么疾病或衰弱的地方，比如佝偻病、小儿麻痹症、骨折、一个人习惯用右手还是左撇子，甚至可能提供一个人从事职业的线索（比如，服务员们的右胳膊比较有力，这在骨骼上有所表现，他们右边的骨骼比左边的骨骼发育得好一些）。

关于骨骼遗留物发现一般要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死亡时人的年龄有多大？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往往令人烦恼的问题（参见乔治·沙顿Geoop Shoton一案）。

2．死者的性别是什么？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头盖骨和骨盆。男性的骨盆窄和陡，而相对来说女性的骨盆则较宽较浅（刚出生的婴儿两者的差别更大）。头盖骨变化最明显的是眶脊和背脊，这两者男性都较大。

3．死者属于什么种族？主要根据是眼窝和鼻子。法庭人类学家将种族分为三大类：蒙古人（亚洲），黑人（非洲），高加索人（欧洲）。黑人和蒙古人鼻子相对于高度来说一般要宽一些，而高加索人的鼻子较窄一些。

4．死者的身高是多少？尸体完整时，测量没有困难，但是如果被分尸，即当一个人的尸体或骨骼不完整时，测量就必须通过计算，因为人肢体的长度和身体的高度有绝对标准的联系。这个联系第一次被华盛顿大学教授和解剖学家米尔德·特罗特发现。二战以后，特罗特为美国夏威夷部队服务，帮助处理战争中被杀害的军人的遗体。通过研究成千军人的骨骼，他发明了一个公式，计算的精确度常常在正负3公分之内。比如一个高加索男人的公式是：

股骨的长度x 2．38＋61．41cm一身高

胫骨的长度X 2．52＋78．62cm一身高

腓骨的长度X 2．68＋71．78cm一身高

这些刻画都针对净骨而言（不包括软骨），测量必须用特殊的骨测量板。而不是一般的卷尺。很明显，测量的骨骼越多，精确度越高。另外一些表格试图提供身体的体形（比如苗条，中等，或者偏胖）大多数此类计算的一般实际应用在空难后对乘客身份鉴定的领域。正如下面案例想要证明的是，骨骼及其透露的信息曾创造了法庭科学最伟大的时刻。

迈克尔·艾罗德

时间：1889年

地点：法国，里昂

意义：这个胜利也许是早期法庭科学家最伟大的胜利。

法国中心小镇米勒里沿岸。人们抱怨有一股恶臭，于是着手调查。一个市政厅工人沿着那股味道发现在一些灌木丛中藏着一个帆布口袋。因为气味令人恶心，他犹豫了一会，解开带子，当一个留黑色络腮胡子男人腐烂的尸体进人视线的时候，他不由得惊吓得倒抽一口凉气。尸体被送到了里昂城陈尸所，运载尸体的带有恶臭的驳船在罗纳河中心抛锚。在船上，

1889年8月13日，保罗·贝纳德博士解开了油腻的裹尸的帆布口袋开始了检查。尸体严重腐败，难以作出肯定的结论，但是他肯定死者是被扼死的，受害者年龄是35岁。

四天之后，发现了一个木箱碎片，从味道上判断它装过死尸。这无疑又增加了一些神秘。箱子上铁路方面标签表明，它是7月27日从巴黎运到佩林奇里昂的。

恐怖尸体的发现成了全法国头版头条的新闻。案子也呈送到了法国苏雷特警察局长助理马里佛朗西斯·加仑那里，他马上去查询失踪人的材料7月27日星期六，有一个人报案说他的姐夫托萨特·奥格森·戈菲前天失踪了。戈菲，49岁，是州副司法官——一个臭名远扬的花花公子。加仑参观了戈菲在吕蒙梅特的办公室。看门人报告星期五晚上9点钟他听到一个人上楼梯，他曾认为是戈菲。但是当那个人下楼梯慌慌张张走掉时，他才发现他是一个陌生人。在戈菲的办公室，除了地板上有一堆用过了的火柴，别的什么也没发现。他不再考虑戈菲在此失踪的问题。他考虑很有可能在戈菲多变的性生活中有另一段插曲。于是加仑离开了戈菲的办公室。

但是他仍没有把握。当戈菲的姐夫来到里昂陈尸所时，看了一眼尸体，就摇摇头说，失踪的人是栗色头发，而尸体的头发是黑色的。尸体认定有误了吗？

不管当地检察官告诉他案子差不多已解决，加仑的固执使他来到了里昂。出租车司机告知警察，有三个坐车的人搬着一个重重的箱子通过火车从巴黎运到了米勒里。几个小时之后，加仑断定那个出租车司机说了假话。调查只得重新开始。

加仑会见了贝纳德博士，这个医生很得意地摇着装有从木知名者身上取下来的头发作测试的试管，断定尸体绝对不可能是戈菲，因为头发的颜色彻底地不一样。加仑对贝纳德的夸夸其谈表示怀疑。贝纳德观察加仑把头发浸入蒸馏水里，洗走冷硬的黑色血污，慢慢地呈现出了明晰的栗色。在加仑的要求下，尸体从拉贵蒂尔公墓里挖出来，移交给里昂大学法医教授杰·亚历山大·尤金·拉卡萨基，他是一位科学犯罪侦查的真正的先驱。

拉卡萨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骨骼和头发。他花了几天时间剥开生蛆的肉，只剩下骨骼。他的专家慧眼马上就发现了不正常的地方。死者右膝盖畸形，使得这部分骨头和肌肉紧紧相联，这部分的肌肉萎缩可能是因为瘸腿。家庭成员证实戈菲幼年时曾从马上摔下来，从此腿瘸了。至于死因，拉卡萨基同意是被扼死的——甲状腺软骨的破坏就是明证——但是他认为这些迹象表明，人手扼死的可能性远大于贝纳德所断言的是用绳子扼死的。另一个意见是关于尸体的年龄，贝纳德猜测35岁，但是检查牙齿后，拉卡萨基猜测死者年龄将近50岁（戈菲当时是四十九岁。）。最后，显微镜比较从他平时梳头的梳子上取得的头发和从尸体上取得的头发，拉卡萨基断定这具尸体就是戈菲。凶手仍逍遥法外，加仑返回了巴黎。他仍不遗余力地工作，他自己出资悬赏提供线索的人。真的奏效了！戈菲的朋友描述发生谋杀的两天前，他曾看见他生气地拿着一根棒子，和他在一起的是光头麦克·埃洛德。当时在场的还有埃洛德富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力帕里尔·波姆帕蒂。埃洛德曾因拉皮条而被控告有罪，现在却无影无踪了。

第二个箱子

为了唤起公众的记忆，加仑雇了一个木匠照着破箱子做了一个箱子，放在公共场合展览。估计有3．5万人排队参观过，有关此箱子的照片在世界各地散发。过了些天，加仑收到一I居住在英国的法国人的一封信。他告知在7月初，一个男人和她的女儿——埃洛德和波姆帕蒂，曾经和他住在同一旅馆，在回到法国之前，他们买了一个箱子，非常像照片中的那个箱子。

尽管新闻覆盖面非常之广，埃洛德和波姆帕蒂在1890年1月才听到消息。令人意外，埃洛德从纽约写信给了加仑，在信中他申明自己的无辜，对波姆帕蒂大放厥词，指控她为谋杀凶手。

几天过后，这个奇特的故事情节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波姆帕蒂出现在加仑的办公室里，讲述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有关贪婪、性、谋杀的故事。在她的宿舍里，她同戈菲约会，她偷偷把系在她长袍上的一根腰带套进他的脖子，然后将它系在头顶的滑轮上。这是给埃洛德的信号，他从窗帘后面跳出来开始拼命将戈菲往上拉。但是打在滑轮上的结松了，不得已埃洛德只得用他强有力的手扼死戈菲。他们俩的目的是为了抢劫……在党菲办公室地上的火柴是他在找东西时用掉的，但是他没有发现藏在纸里面的几千法郎。第二天，他们把箱子带到了里昂，然后飞往美国。根据波姆帕蒂所说，埃洛德声明他的意图就是想玩一把谋杀游戏。后来她返回了巴黎。

1890年5月19日，埃洛德哈瓦那被抓获引渡回法国。如期所料，审判引起了轰动。没有被告像埃洛德和波姆帕蒂那样狗咬狗的，他们都试图将对方淹死在证词的海洋。结果无庸置疑，只有等待审判。加利克法庭对于有勉力的年轻女性被告一向宽大，波姆帕蒂没有例外，她被判20年监禁，埃洛德上了断头台。

结论

要是埃洛德和波姆帕蒂将箱子运到里昂之外的任何地方，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能逃过侦查缉捕。他们选择了里昂，没有想到箱子和箱子中的尸体遭到亚历山大·拉卡萨基最严格的检查。他对戈菲尸体的鉴定，可以说是他长时间的职业生涯中法庭科学最杰出的胜利之一（他死于1921年。他第一个意识到弹道痕迹的重要意义；他在犯罪现场血液分析方面也是一个先驱；以后，他又投身于犯罪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中。有关人体研究的工作也没有与之齐驾并驱的人，拉卡萨基完全有资格被称为用科学方法进行犯罪调查方面的先驱。

阿尔道夫·路特格尔特

时间：1897年

地点：伊利诺斯，芝加哥

意义：此案轰动了美国，从此科学在法庭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当十九世纪悄然来临的时候，芝加哥的人口以巨大的速度增长着。工业的回报是丰厚的。1897年，阿尔道夫·路特格尔特，一个又矮又壮的中年德国男子，在北部城市当了香肠工厂的业主，过着一种舒适的生活。不幸的是，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给他的家庭带来幸福。路特格尔特根深蒂固是个放荡的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外面和各式各样的女人鬼混，在家的时间反而少。但好像事有转机，5月1日，他和妻子路易莎夜晚在外闲逛。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见路易莎还活着。

三天过后，她的哥哥到路特格尔特屋子拜访，焦急地想知道上她哪儿去了。路特格尔特耸了耸肩表示了他的关。乙，仿佛掌握秘闻似地告知他哥哥，路易莎和一个情人私奔了。

这样一种态度简直荒谬完全不合清理。愤怒的家人向警署报了警。在当地的阴沟、下水道搜寻没有找到任何东西。5月15日，他们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了香肠厂。一个神经质的守门人把他们领到了地下室，那里有三个大蒸气罐。有一个是带有恶臭的略带红色的液体，通过三个粗黄麻布口袋作的袋子过滤，在剩余物中发现好像是骨头的一部分，他们还发现了两个金项链，其中一个大的刻着“L．L”。

在罐的周围发现了更恐怖的东西，一缕12英寸长的头发，半截假牙，一块布，一些细绳，一块碎皮革和一个发夹。在烤房的一堆灰烬里，烧焦的骨头和女用束腹钢带，这强烈说明路特格尔特试图将他的妻子在香肠罐里煮得一无所有，然后将剩余物烧成灰烬。对蒸汽罐里渗流出的略带粉红色的液体进行分析，发现了通常只有在血液里才能找到的血红素的成份。

这些恐怖的发现使当地的波兰人和德国人感到震惊，他们的主食被这样一位恐怖的业主所糟踏，真使他们大失所望，开庭审判路特格尔特时，公众走廊里人山人海。谋杀计划

人们听着这个不惜为金钱将坏事做绝的邪恶的故事。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没有丝毫后悔。他在她面前不断炫耀自己的风流韵事，而且不只一次地计划摆脱她。这个计划在3月11目具体实施。根据香肠厂的员工弗兰克·奥多斯盖所说，路特格尔特曾经叫人将价值378英磅的粗钾碱运到厂里。接下来的一个月即4月24日，奥多斯盖和另外一位员工将钾碱倒在蒸汽罐的管道里。路特格尔特用舌头舔了舔“像火一样发烧”的钾碱，倒满水，然后让它慢火炖了一周。

路易莎失踪的那天，也就是星期天，路特格尔特打开了门，让蒸汽进入蒸汽罐。混合物一旦沸腾之后，他打发看门人出去，那天白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厂子里是空的，整个周末罐都在冒泡泡。星期一早晨，路特格尔特将那些煮沸了的剩余物倒在地板上，然后在烟囱将剩余物烧了。烧空之后，将烧不化的东西倒在铁路沿线。

接下来是起诉路特格尔特。综合所有辩方怀疑，问题都集中在这种混合物是否真的能达到弃尸目的。他们煮了一大锅钾碱，将死尸放在里面，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侦查小组委托哈佛受到严格训练的病理学家乔治·多尔西博士检查残骸。他和来自医学博物馆的同事发现了股骨、趾骨、肋骨、粉骨（受压较大的肌位内生成的一种小骨，特别出现在物指如脚趾的联结处）、一个头盖骨碎片、一块掌骨和部分的肽骨。对于多尔西来说，局面难以对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富有戏剧性。这些烧焦的残骸和博物馆里的样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他要试图向法庭证明这些总量仅仅几英两的骨骼碎片，确确实实是一个女性的身体的一部分。

鉴于后见之明，现代病理学家对这些陈述表示怀疑，焦点在于已发现的尸骨是否有充足的证据鉴定是人的器官。与多尔西同时代的人也同样表示怀疑。尽管如此，被告还是被丰富的证据定罪。路特格尔特的有些解释与医学相冲突。他无法解释那个刻有名字的结婚纪念的金戒，目击证人证实路易莎的指关节由于关节炎发肿，金戒指从她手上滑下来是不可能的，除非找到其他办法。

路特格尔特被控告为一级谋杀，服终身监禁。19if年他死于心脏病。

结论

可悲的是，多尔西忍受了来自其他人的批评，更审慎的病理学家更是劝他永远不要在审判中作证。即使他的自尊遭到践踏，但是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没有像乔治·多尔西博士这样的开创者，法庭证词永远不可能走到现代的可信度。

乔治·沙顿

时间：1919年

地点：威尔士，斯旺西

意义：一个欺诈、谋杀、策划、迷惑侦查人员几十年的令人不可置信的故事。[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1920年春天，南部威尔士的侦探调查证明，在11月份之前失踪的26岁富有扭力的歌舞团前任女团员梅米·施汤特被人谋杀。更令人痛苦的是他们已经了解到是一个名叫乔治·沙顿的油腔滑调的海员杀了她。淮一使人们心怀希望的是，到目前为止警署还没有找到梅米·施汤特的尸体。

1918年她同沙顿结婚，经过多次搬迁，这对年轻人在能眺望斯旺西海湾的一个遥远的村庄安家落户。1919年圣诞节前夕，他们双双失踪了。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一个男客人离开了斯旺西宾馆，留下了一个皮箱子。到了第二年三月，箱子仍无人认领，宾馆业主已向警方报了案。箱子里有两件衣服，一双鞋子，一些丝绸带子和一些首饰，一本《圣经》，一串祈祷念珠和一套修指甲的工具。有些碎纸片上面写着父母地址。施汤特夫人和先生证实这些东西是他们女儿的，而且声明他们已经有好多个月没有和她取得联系了，他们二老都十分担心她的安全。他们拿出一封梅米写的信，信中她对丈夫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信是这样写的：“如果你们收不到我的信，请写信给赫恩夫人（一个朋友）看看她是否知道我的一些情况，我对那个男人根本不了解，我认为我不会和他生活太长时间。我的生活已是毫无生命的价值。”赫恩夫人证实梅米曾央求：“如果我失踪了，你会尽你最大的努力来寻找我，可以吗？”

不久，一个村庄的清洁工人发现了卧室衣柜里有一个黑色的手提包。这里面有一张签有梅米名字的糖供应卡和二英镑的兑换券（合8美元人正在这时，苏格兰的主要检查官威廉·德雷浪发现了梅米·施汤将永远无法知道的事情——乔治妙顿数年前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和孩子就住在离他安家的村庄几公里远的一个独门院落里。

沙顿承认他认识梅米，并且将那只箱子放在旅馆里，但是他否认他们结过婚。他承认12月初，他最后一次见到她。他们曾为她不信仰宗教争吵过，伤心过。至少这个故事的某一个侧面可以被证实。警官们发现梅米写给她的倾慕者的信：“我的老公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但是为什么眼睛不能看，心儿不能忧伤……难道只有等到死才能看见你，感受你亲爱的臂膀将我围绕。”

有理由相信乔治·沙顿被嫉妒折磨，他杀了梅米然后弃尸，搜查村里花园的每一个角落，但一无所获。警官们作扇形散开，搜查周边的村落，同样一无所获。失踪女人的肖像，电传到全英国，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1920年5月29日，警方只能以“重婚罪”将沙顿逮捕。他为自己辩护，曾经有人借他的名义于1918年7月同梅米结婚，但这并没有影响法庭的判决。乔治·沙顿开始服18个月的苦役。这个失踪了的歌舞团的前任女团员的案子好像已经结案，但是41年之后案件峰回路转。四十年过去了

1961年11月5日的星期天，威尔士南部沿海地区被称为布兰蒂矿区的三个矿工正在开发一个废弃的矿井，突然有了一个毛骨悚然的发现。在一些岩五的后面，几乎被一个厚石板挡住，放着一个装有人骨的麻布口袋。附近有一把黑色的蝴蝶形梳子，上面还有一缕黑棕色的头发，还有两根项链和一个结婚纪念的金戒。

残骸被带到加迪夫的法庭科学实验室，内政部的病理学威廉·詹姆士博士和约翰·格里菲博士把这些骨头拼结成一个完整的骨骼。

死因无法确定，它可能是由于扼死和打击致死，但最终说不准，尸体被锯成三大块。从骨盆来看，是女性。她的身高是五英尺四英寸高，这与梅米·施汤特身高一样，对骨骼进行细致的研究，可以显示这个女人死亡时的年龄在二十岁左右。骨头末端的软骨，特别是长骨头，非常柔软并且不断生长。最终这些软骨钙化成骨头。这个过程常常在25岁完成。当剩余的骨骼固化，头盖骨缝合，使之联成一体，以一种可预计的速率再固化，最后彻底的完成要等到30岁。在此案，所有头盖骨都不是闭合的，估计那个女人在她死之时年龄在24岁和28岁之间。

残骸在性别、高度；年龄等方面与梅米·施汤特的特征相匹配。在煤矿通风并找到的衣服和鞋子的碎片是20年代生产的。一个年老的太太，施汤特的亲密朋友，证实项链是失踪了相当长时间的女孩的。在项链上压印的纯度证明印记表明生产日期在1912年至1918年之间。结论性的鉴定是将梅米在演艺事业阶段拍的生平肖像制作成头盖骨的照片。毋庸置疑，41年之后，梅米·施汤特的尸体已找到。

会同陪审团验尸，法庭听到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故事。一个83岁的前任邮政员工比尔·西蒙回忆，1919年的一个下午，他碰巧碰到了乔治·沙顿在村庄外吃力地背着一个重的麻布口袋，沙顿抬头看见了西蒙的兰色制服，几乎要晕倒了，但他马上神智清楚了，他说：“天啊！刚才我以为你是警察！”西蒙答应帮忙将麻布袋搬到沙顿停在路边的大车里。沙顿慌慌张张地拒绝了，然后独自搬动麻布袋。最后，沙顿开车朝布罗德煤矿的方向走了。

考虑到这个证据，验尸的陪审团认定骨骼确确实实是梅米·施汤特的。她被谋杀了，乔治·沙顿被指证为谋杀凶手，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到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乔治·沙顿到哪里去了？

三周过后，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在内进行了大搜查之后，前海员被找到了——他躺在英国西部的坟墓里。他死的时候是1958年4月30日，在布里斯托医院，78岁，孤独一人，一文不名。法庭科学使他的秘密曝光，但是用证据控告他已迟了三年。

结论

今天，法律允许陪审团在无验尸官的情况下认定谋杀嫌疑人，1977年刑法曾经取消了这种特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后一次这样指定的谋杀嫌疑人叫洛德·卢肯，他在1974年杀了他的小孩的护士之后逃之夭夭，从此他再也没有被找到。

威廉·贝利

时间：1933年

地点：新西兰，鲁阿瓦罗

意义：此案因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判而结案，尽管被害者的尸体永远也找不到了，但被告仍被控告为双重谋杀。

1933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一，克里斯托伯·莱克的尸体从农场的池塘里被拖曳出来，她和她丈夫萨姆所工作的这个农场在新西兰北部的城镇鲁阿瓦罗附近。她满脸青紫印，极其恐怖地昭示她是被人谋杀的。她的丈夫萨姆·莱克也失踪了，同时不见的还有他的几支枪。附近一辆十来年没用过的轻便马车刚刚被动过，轮子上沾满了新鲜的血污。大量的血迹则是在农舍里发现的，这表明某人在屋内枪杀了萨姆·莱克，然后用轻便马车弃尸。但是尸体被扔到了哪里呢？

直到10月30日，这仍是一个谜。那天一名警察在离莱克家栅栏很近的沼泽地里探查，发现了失踪的武器——两支短枪和一支来复枪，后来被证实都是莱克的。相毗连田地的主人威廉·贝利咆哮着，恼羞成怒地命令警察马上离开他的士地。警方对他的好战并不感到奇怪。他们对贝利与莱克之间的感情纠纷早有所闻，他们争吵的缘由是有关土地放牧权。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争吵以克里斯托伯的吼叫而告终：“你杀了你的堂妹爱丽丝二贝利，你的良心正在受谴责。如果我们得到了同样的遭遇，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警方保证他们没有任何非法侵入他土地的意图。贝利因此变得合作多了，竟主动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或许萨姆·莱克发现了妻子的尸体之后，慌忙逃跑了，因为他怕被怀疑为谋杀者。很奇怪的是，对这样的结果作了陈述之后，贝利自己也突然消失了。很快，一位邻居过来谈及在莱克失踪的那天，从贝利的牛舍里有浓烟冒出来。警方马上就去调查。焚尸

牛舍的地板上有一薄层绒毯似的灰烬。角落里有一个被烟熏黑的大油桶，四周都是血。这一切立即使人有了一种恐惧的念头，在油桶这个焚尸代用品里莱克被烧成了灰烬。在农场里展开的大规模的搜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搜查者发现了成千块被烧焦的骨骼碎片，还有一颗假牙，一些大麻袋，一只打火机的一部分以及一个与莱克本人有的极其相似的桃木烟斗杆。从油桶取出来的以及在牛舍各处发现的铅弹碎片总共有28．7克，和从莱克来复枪里射出来的子弹的精确重量恰巧相一致。同种型号的弹壳在贝利的粗布制造的工作服口袋也找到了。清理专门洗羊毛的下水道又发现了很多骨头，混在一起的还有一缕淡色的头发、一些子弹和打火机的白色羊毛油绳，这种油绳与在莱克夫人家工具袋里的油绳一模一样。

虽然调查人员认定贝利就是双重谋杀者，但为了反驳未来被告声称是贝利杀了他妻子然后逃之夭夭，他们想进一步证实这些尸骸就是萨姆·莱克的。

新西兰首席病理学家利恩奇博士被邀请对这些尸骸作全面检查。这真是一个艰巨繁重的任务。他最先着手处理头发，证明它确确实实是人发。对于骨头他也—一作了检查。对照人体骨骼图，他指明这是脊柱上部的骨头，这是脚跟骨头的一部分，那是头盖骨的顶部。为了证实，利恩奇曾经在大油桶里焚烧一只50英镑重的小牛的尸体。火是从一个下午的四点一封点燃的，到了次日上午，尸体化为了一桶灰烬，和在牛舍里发现的灰烬一样。

在里思奇完成他的工作之前，贝利就不再躲藏而主动自首了。他作为双重谋杀者在奥克兰的审理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十二个目击证人作为控告方的举证，都不如利思奇的工作来得有成效及有说服力。他拿出木下250个物证——各种坛坛罐罐。瓶子、盒子、小药水瓶，这些容器全部盛的是莱克的残骸。辩护方所拿出的反对意见就是警方共谋制造证据来对付原告，但这种反对的声音极其虚弱。

1934年6月23日，历史被创造。在没有萨姆·莱克尸体提供证据指证贝利的情况之下，贝利仍被控告为双重谋杀者。一个月之后，他在芒特伊登监狱被处以绞刑。

结论

甚至今天，陪审团在尸体找不到的时候也不愿裁定谋杀罪。新西兰的陪审团愿意在许多年前开历史之先河，充分证明了法庭证据的质量和数量对控辩方是多么有利。

约翰·瓦尼·盖茨

时间：1978年

地点：伊利诺斯，德斯普兰斯

意义：盖茨作案手段极其残忍，使得认定他所涉案的受害者几乎成为不可能。为认定他们的身份，进行了最辛劳的分析工作。

1978年12月13日，当警方访问承包商约翰·瓦尼·盖茨在伊利诺斯德斯普兰斯的家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最残忍的系列谋杀案的杀手将被曝光。他们在那儿例行公事地处理一个失踪者的报告。15岁的罗伯特·皮斯特曾在盖茨那里应聘工作，但从此以后就不见了。盖茨，36岁，对警方的问题极力回避。但是接下来的背景调查发现他曾经因为对未成年人进行性骚扰而被判刑。警官们又赶紧回到盖茨在西部夏天山谷大道的屋子。几乎没有命令他，盖茨就带他们去看一扇活门。这扇门通往屋下可以猫腰进去的空间。

当门启开时，一幅惨不忍睹的录像出现了：

到处都是尸体，所有的尸体生前都被扼死且被强好过。盖茨面无表情地承认有刀具尸体在地下室或汽车库被焚烧。（实际上有28具尸体——他忘了一具）当他沿着屋子周围走了一圈的时候，盖茨又指出了随意倾倒的另外两具尸体，包括罗伯特·皮斯特的那一具，就在河附近。

作为一个作恶多端的同性恋者，盖茨看准了芝加哥巴克豪斯广场那块地盘，专门盯着青年男子，给他们吸大麻，诱骗他们乘上他的黑色老式轿车。那些屈服于他野蛮性要求的人，则被毒打流血后释放。那些不屈服于他野蛮性要求的人，则被注射三氯甲烷之类的麻醉剂，然后使对方失去知觉，强奸并杀害对方。盖茨引诱其他受害者，则是许诺每小时5美元的工作，帮助他联系业务。没有人能活到拿到报酬。

鉴定这些尸骸给调查者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首先，这些受害者都极其相似——都是年龄从十四岁到二十岁的男性。另外许多家长都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儿子堕落，过着那样一种令他们反感的生活方式，而不情愿提供任何援助。只剩下牙齿曲线图、X光检查和指纹记录可以提供他们的姓名，但政府获取这些资料的希望真是渺茫。1979年底，只有十个人的身份得到认定。受挫于这样缓慢的进展，调查人员求助于奥克拉何马的人类学家肯尼迪咬诺，他对于骨骼有着百科全书般的知识。

因为盖茨不经意的理尸技术——尸体与尸体搭在一起。史诺首先得保证从不同骨架上下来的骨头不被掘尸人员弄混。第H步他为每一个头都绘制了一幅有35个要点的参考图以比照各种各样失踪人的报告。

由此产生的名录中有一个叫大卫·塔斯玛，十九岁，来自海外的报告说他于1977年12月9日在芝加哥地区失踪。当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曾经摔断了左胳膊。史诺回忆起其中有一个骨架——也就是第十七个从盖茨的屋里掘出来的骨架——有着相同的症状。骨架五英尺十一英寸，和塔斯玛一样高。同时医院记录证实塔斯玛曾经遭受过头部创伤，这具尸体也显示如此。福尔摩斯原理解释了史诺的最后发现：塔斯玛的左胳膊比右胳膊稍长几毫米。再加上左肩呷骨倾斜，都强烈地表明受害者曾经是左撇子——塔斯玛生前确实如此，相当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尸体的鉴定工作，后面还有许多尸体有待鉴定。1979年全年都在进行辛苦的研究工作，但到年底仍有九具尸体没有得到认定。进一步研究有困难，史诺决定改变研究方法。

法庭颅相学

用头盖骨重建脸部的技术并不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1895年，瑞士籍的解剖学家威赫姆·西斯制作人体模型，他常常为自己的工作千篇一律感到厌烦。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给他一个怀疑是琼恩·斯巴斯廷·巴赫的头盖骨。通过精心地重建脸部，他肯定头盖骨确确实实是那位伟大作曲家的。

很明显，眼睛和头发虽然有想象的余地，但是他发现头盖骨的构造能给他提供一个明确的看法，即那张脸到底长得怎么样。

现代从事脸部重建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就是贝蒂帕特·伽特丽福医生，她常常与史诺合作。后者给了她七个无法辨认的头盖骨作研究，她首先着手在头盖骨的关键位置粘上铅笔橡皮擦头以固定皮肤的厚度。用制作模型的粘土按照精心描绘的尺寸敷涂。这些工作使林特丽福知道，嘴巴和脸颊到底长得是一个什么样子。但并不包括鼻子，这往往是最困难所在。因为人死后软骨迅速腐烂分解，只留下一个有特色的空洞。只有将尸骸中骨骼碎片重组才能使林特丽福有充分把握估计鼻子的形状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最后的工作就是妆饰：安上假眼，除此之外，还要戴上合适颜色的假发，在这些案例当中头发和尸体是一起找到的。当脸部重建照片通过大众传媒公布以后，反应却令人失望。没有一个尸体由此得到认定。虽然芝加哥有两姐妹打来唯一的电话暗示其中一张照片与他们失踪的弟弟极其相像。具有悲剧意义的是，这两个女孩因为他们的家长不愿意被牵涉而无法进一步配合。到了最后，很明显看出是缺乏家长们的关心而使调查工作受阻。九个被盖茨残害的受害者的身份最终没有得到认定。

结论

1980年3月13日，盖茨被控告杀害了33人，在美国居第一，被判处死刑。他为他的命运抗争了十四年，于1994年5月10日结束。他被注射致命药物处死。

约瑟夫·门格尔

时间：1985年

地点：巴西，恩布

意义：通常法庭科学证明一具尸体的身份时，它的证明对象应该是凶杀或事故的受害者。然而在下面这个案例中角色却给颠倒了：受害者是已知的，他们成千上万。但是仅凭巴西山脉发现的一把骨头就能证明这是杀害他们的凶手吗？

1945年1月27日下午，俄国士兵长驱直入奥斯维辛的大门时，这极有可能是世界第一次目睹大规模灭绝种族的屠杀。成千上万的尸体横陈地上，这只是幸存的一部分。估计有125万的人死在波兰一个偏僻的角落，牺牲在纯种雅利安人的祭坛里。虽然毁灭的罪证被保存下来，但是这次疯狂的策划者却消失在战后欧洲的临时宿营地里。其中一位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缉罪犯。

对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搜捕是秘密缓慢地进行的。起先，他很幸运，他的名字不为同盟国所知。在美国人控制的一小段时间里，他们同样不知道他是谁。1949年他去了阿根廷，在那里实际上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1年，在抓捕另外一个纳粹分子阿尔道夫·伊奇曼的时候，却引起了对门格尔的兴趣。这位被人称为“死亡天使”的疯狂医生，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亲手杀死了四十万人的性命，成为了历史上最可怕的“吃人巨妖”。在孩子们身上做的大量的令人惊骇的实验刺激了这位丧心病狂的家伙，他不顾一切地想象要从试管中创造出完美的种族。

这件事情随着兴趣的高涨变得越来越神秘。许多书刊、电影都间接地提到那个可怕的曾经发生过屠杀的地方。在那里，越来越疯狂的门格尔通过使瑞士银行的资金膨胀以及纠集拉丁独裁者，以达到“复兴第三帝国”的目的。他的家人坚持认为他已经死了，但是缉捕者却不那么认为。国际上一致普遍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得1985年华盛顿宣布官方将努力对门格尔绳之以法。

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当门格尔临近被捕的谣言越来越强大时，住在巴西的一对德国夫妇伍尔夫雷姆和丽苏内特·玻扎特意外地终止了所有推测。他们将警察带到一个名为恩布的小村庄，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名为伍尔夫干·杰哈德的坟墓。据他们说，那就是约瑟夫门格尔的最后归宿，他溺死于1979年，当年67岁。

恰好在同盟国部队踏上诺曼底41年后的那一天，本地法庭部门的主管人员乔斯·安托宁·曼诺打开了棺材。来自美国。德国的科学家以及代表追捕门格尔达十年之久的维也纳西蒙。威斯塞尔中心的独立小组，取走了棺材里的东西去检查。为了证实一个罪犯的身份组成一个如此庞大的队伍，真是史无前例。

盆骨的特征——窄而深揭示了这具骷髅为男性，右侧的骨骼明显地比左侧骨骼长，说明这个人生前习惯用右手。它的眼窝和鼻梁呈白种人的特征。许多特征还帮助推测了死亡时的年龄。因为在人的一生中，牙齿以一定的速度发生磨损，再加上对牙根消融程度的分析等等，就能对人的年龄有一个大致的估量了。那具骼髅显示的年龄在m岁到70岁之间，与门格尔的年龄非常接近。用显微镜观察股骨的血管（数量越多，越细碎，那么就越老）也同样显示那具骷髅是一个70多岁老人的。

因为门格尔的SS档案只包含了极少量的体貌特征——白种男性，174公分高（5英尺8．5英寸）头围为对公分（22．4英寸），所以科学家不得不认真对待。从1938年的一幅手绘牙齿曲线图表明有十二处补牙，但可惜的是都没有标明类型及位置。当然，也没有提及门格尔颇有特色的大牙缝笑容。尽管药物记录很少，但是某些必须要得到的结论都已经得到了。对股骨、胫骨、肋骨等大量骨骼的测量推测出人体的高度为173．5公分，比我们已知的门格尔的身高差半公分。同时，通过对牙齿进行X光检查，同时与1938年的曲线图进行精细地比较，均显示了在此人的上丰碑的门牙之间的缝隙很大，想必正是这个因素造成了牙缝的笑容。

剩下来的工作是由西德来的法庭人类学家理查德·赫尔曼提供最终确定的证据。运用录像复制技术，照片被放置在头盖骨的照片之上，以确定这两个人是否为同一人。赫尔曼首先在头盖骨上标出了30处可鉴定标记，接着两个高清晰的摄像机被装置在一定的轨道上，赫尔曼开始拍摄。运用门格尔已有的照片和头盖骨的照片，赫尔曼能够准确地将两者匹配。在有确定科学证据的前提下，他允许法医队发表声明，在恩布发现的骨骼正是约瑟夫们格尔的骨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这一消息感到高兴。一些受害者和活动家，特别是那些记者和作家仍然相信门格尔还活着。他们说，这个“死亡天使”又一次玩弄了全世界的人，他依然隐藏在我们之中，幻想着他的疯狂的统治世界的阴谋。

结论

最后，在1992年，这个神话终于彻底地被揭穿了。通过把从巴西挖掘出来的骨骼与门格尔在德国的亲人的骨骼相比较，经过一般医生不能想像的技术分析，发现他们的DNA是吻合的。抓获本世纪最想抓获的罪犯的战役最后真正地结束了。

约翰·李斯特

时间：1986年

地点：新泽西，韦斯特菲尔德

意义：骨骼不仅反映了罪案中受害者的特征，偶尔还反映行凶者的特征。

在新泽西韦斯菲尔德，一所巨大破旧的房子孤独地耸立在风中。一个月来，屋子里的灯光彻夜闪烁。住在希尔赛德大道的邻居们都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约翰·李斯特是一个吝啬的保险销售人员，不可能支付不必要的高额电费。接二连三的电话打到警署，警方终于在1971年11月7日晚开始采取行动，派两名警察进行调查。当他们敲门而没有人回应时，他们不得不从窗户进去。房间里像冰窖一样冷。他们迅速搜巡了有着泥间房间的住宅，最后停留在住宅后部的一间大房间里。任何一个人都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在地面上，整齐地排列着四个睡袋，好像被人精心整理过一样，在每个睡袋上都躺着一具尸体。约翰·李斯特的妻子和她的三个孩子都被子弹射中头部而死。她的85岁的婆婆阿拉玛·李斯特死在楼上的房间里。只有约翰·李斯特失踪了，在一个文件橱里发现了五封写有地址的信件。从信件内容可以窥见一个精神达到崩溃边沿的人的可怕的内心世界。李斯特是本地路德教会的顶梁柱，由于经济上的失利而导致破产，与其让他的儿子们在朋友面前受到嘲弄，不如决定杀死他们。同样的原因，他的妻子与母亲也受到同样遭遇。他的女儿因为对表演感兴趣，但宗教信仰将限制她的发展，所以她也不得不死。李斯特清楚地知道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始终认为他的家人因此分担家庭的耻辱是他不可忍受的。

病理学家估计凶杀可能发生在一个月以前。刑侦人员根据家庭成员的行动踪迹将发案时间缩短到11月9日那天。海伦·李斯特在早上被打死，接着阿拉玛在数分钟后被杀死。下午，当孩子们陆续回家时，李斯特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杀死。他总计打了23发子弹，一种是0．22口径左轮手枪，另一种是1918德国式9毫米圆筒式手枪。随着调查的顺利进行，刑侦人员们非常有信心将这个案子弄得水落石出而很快结案，毕竟他们已经取得了书证。甚至李斯特的失踪也只被看成一个小小的暂时挫折，他们相信他将会很容易地被发现。

在尸体发现后的仅仅北小时，有关李斯特的第一个线索就被找到了——李斯特的东西在纽约杰佛克机场的昼夜停车场被发现。同时还发现他身上带有一定数额的现金，银行记录显示，在案发当天，李斯特从他妈妈的帐户上取走了2100美元的现金。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抓获李斯特的希望化为泡影。通缉令海报也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基于此案在德国的重大影响，宣传品也被分发到了两德和南非一些讲德语的地区，但仍一天所获。当侦查转向路德教会势力很强大的地域时，更多的困难也接踵而来。到目前为止，时间已经过去几年了，但还是没有一点儿失踪人的迹象。仿佛约翰·李斯特从此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意志坚定的侦探

当贝纳德·特雷茨第一次来到韦斯特菲尔德警署时，李斯特已经失踪两年了。然而，这位新手对这桩积案有着特殊的兴趣，但他也五万没有想到抓一个人会花掉他十六年的时间。当贝纳德。特雷茨晋升到侦探职位时，客观上允许他有机会增加更多的投入去寻找这个逃之夭夭的杀人犯。但条条道路都被堵死，结果仍是一无所获。直至1986年，差不多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特雷茨联系了一份超市小报，想法进行炒作，以重新燃起公众对李斯特一案的兴趣。2月17日，《周末世界新闻报》刊登了有关李斯特家庭谋杀案的报道，并且登出了逃犯的照片。科罗拉多奥罗拉的一位读者旺达·弗兰言看到照片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她的邻居的丈夫，一个名叫鲍伯·克拉克的人和杀人犯李斯特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似之处。她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把看到的报纸带给克拉克太太。迪罗丝·克拉克认为这些消息简直荒谬之极，虽然她对她丈夫的背景一点儿也不了解。她维护丈夫时如此坦率和忠诚，以至于旺达不得不为自己鲁莽提及这个话题向迪罗丝表示道歉而结束了谈话。过了不久，想必旺达·弗兰蕾会知道自己并没有错。李斯特在杀人后两周内逃到了丹怫地区，并且用别名罗伯特·克拉克申请到了社会救济基金。在这个别名的掩护下，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李斯特没有能够听到这个灾难性的小道消息。因为迪罗丝觉得这些消息太愚蠢而根本没有向他提及过。她知道她的丈夫可能在金钱方面很失意，但是她相信她丈夫绝对不是杀人犯！她只说对了一半！李斯特在经济方面的不顺利还没有使他完全失去信心。在这个小事件发生后不久，越来越多的债务向他袭来，他不得不于1988年重新回到弗吉尼亚里士满从事会计师的工作，迪罗丝陪伴他。

电视节目

同年，特雷茨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他跟一家辛迪加电视台的《美国最需要》节目的制片取得了联系。这个节目专门播放真实的案件，并且有很好的追捕人犯的记录。（这个节目在里上满的鲍伯·克拉克会计师家里是每天必看的节目），但是节目的制作人并没有给特雷茨很热烈的回应。他解释说他们很少报道超过8年的积案，时间越长，线索越少，反响越冷淡，产生不了任何实际的效果。

但是特雷茨没有屈服，没有退缩。一年以后，他重新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这一次，节目制作人答应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他决定聘请著名雕塑家弗兰克·本德创作约翰·李斯特犯罪18年后的半身雕塑像。

因为人们的外貌受日常饮食和锻炼的影响较大。密歇根整容部门的理查德·怀特海博士被要求准备一份有关李斯特的心理资料，着重分析李斯特可能的生活方式。怀特海指出，李斯特幼儿时期严格的宗教教育不允许他做外科整形手术，同样的背景也显示他是一个“吃肉和土豆”那种类型的男人。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个爱好运动的人。因此，如此的饮食习惯将导致李斯特脸部肌肉下凹，使得李斯特的相貌应该比他实际的年龄看起来老一些。

理查德·怀特海博士借助于创新新一代计算机程序，此程序模拟年龄对人的外貌的影响，包括脸部凹陷，皱纹和前发际后退。

有了这个软件，当联邦调查局的技术专家，唐纳把约翰·李斯特46岁时的最后一张照片输入到计算机后，李斯特现在可能的外貌图像就产生了。

运用以上工具，雕塑家贝德雕塑出了逃犯的半身像，半身像有着凸出的颧骨、后退的发际和花白的头发。因为李斯特不是户外运动型，贝德使他的皮肤呈现苍白的颜色。最后，给他还加上了一副深度的眼镜，比1971年李斯特曾戴过的眼镜片厚了许多。

1989年5月21日，《美国最需要》节目报道了有关约翰·李斯特一案的片断，报道完后，还播出了他的侧面和正面的半身像。在接到的250多个举报电话中，其中一个是从科罗拉多打来的。匿名电话说李斯特住在弗吉尼亚的里上满，别名为罗伯特·克拉克（根据后来的透露，这位匿名者是旺达·弗兰蕾的亲戚，他在科罗拉多看了电视并重新注意到了跟她以前的邻居十分相似，经过几天的工作，收集了所有第一手材料，调查者们最后在1989年会见了“鲍伯·克拉克”。）

约翰·李斯特认为这是错误的人身鉴定而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但当指纹鉴定结果出来时，这场闹剧就草草结束了。这位逃亡了将近20年的64岁老头被带回了新泽西的监狱。1990年4月12日，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结论

计算机画像技术的运用极为迅速。1994年，《流行》杂志向伦敦警察局提供研究设备帮助认定一位不知名的已死的妇女。该女尸脸部血肉模糊，无法得到一张她的可以公告的照片。运用计算机技术目的是熟练操作反映模型的照片，使得照片上每处与实际不符的缺陷都得以修正。由此专家创作了一张这个妇女生前长像的照片。在几个小时之内，她的身份成功地得到了认定。

　　　

法齿学

人体各个部分中，牙齿是保存时间最长的器官。牙齿的这种稳定性使牙痕鉴定成为法庭科学鉴定的一种重要方法。事实上，在一些严重的火灾案件中，牙齿是鉴定烧焦尸骸的唯一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牙齿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是不存在的。虽然，牙齿在人们的头脑中始终不能像指纹一样具有“终身不变”的特性，但是随着牙齿的使用、磨损而出现的局部缺损特征，使牙齿具有了推一的特定性。法齿学鉴定在验尸前和验尸记录中都可以应用。从各种案件资料来看，通过单个牙齿鉴定人的身份，是完全可行的。

据估计，有200种不同的牙齿图表制作方法。美国的方法现在被称为通用方法。这种方法，把成年人的32颗牙齿中的每一颗标出数字，上牙右边数第三位的臼齿标成（1），依次环绕整个口腔直到下牙的臼齿被标为（32）。每颗牙齿有五个可见面，上面都记录有信息。实验发现每一个人的牙齿在准一的牙齿曲列线或牙齿描记图。实际鉴定中也发现，这些牙齿特征能够帮助鉴定尸骸。如果在刑事犯罪现场留有牙痕时，完全可以起到对犯罪分子鉴定人身的作用。

1986年，美国牙齿科学协会编制了一项程序，使牙齿鉴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程序利用牙医资料编制了带编码的微型磁盘，磁盘仅有大头针大小，把它放在上臼齿上，它可以记录用12位数的编码显示的详细个人特征，然后通过计算机阅读和比对进行识别鉴定。这一程序的目的是使美国公民，在其很年轻时，就对牙齿进行编码，如果以后需要就可以作出鉴定。

牙齿在确定年龄方面也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早殇者更明显。因为牙齿组织每天可以生长将近1微米，这可以通过牙齿上的细纹记录看出来，这一切使得估计出的年轻人年龄上下不差20天。年龄也可以通过X射线对颌中牙齿和突出到嘴里的齿坎进行检验，但因为这项检验易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诸如食物，种族，环境等。因而青少年以后，这些方法都很少用。

25岁以后，牙齿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咬合面逐渐磨损，齿龈退化，牙髓腔减少，牙跟开始消融，牙根的顶端开始变薄。所以牙痕研究人员，只有通过对以上因素全面进行观察，才能得到一个近似的年龄。准确率和实际年龄上下差42个月。

约翰·韦伯斯特

时间：1849年

地点：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意义：这是美国历史上，没有尸体也没有精确鉴定而被指控谋杀的第一人。

1849年，感恩节前夕，著名的波士顿籍人乔治·帕克曼博士，应邀去参观约翰·韦伯斯特博士的实验室，这次参观纯属个人行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了，帕克曼一直追着约翰·韦伯斯特博士，让他偿还438美元的债务。而且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如果他不还清这些债务，那么他将会毁了他的教授职业。参观实验室的当天晚上，帕克曼没有回家。两天后，也就是11月25日星期日，仍然不见他的踪影，于是他的妻子在波士领全市张贴寻人启事，声称如果有人提供他丈夫在哪里的消息，就可以获得一份酬金。几天之内，哈佛大学就把酬金提高到3000美元。但是仍然没有帕克曼博士的任何消息。

韦伯斯特给帕克曼家人提供线索说：帕克曼的钱在星期五那天就还清了，并且暗示，帕克曼身上带了相当多的钱，有可能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洗劫。

但是，有些人并不相信这些推测。据一名大学警卫伊弗雷姆刊特尔菲尔德回忆说，在帕克曼失踪的那一天，通往约翰·韦伯斯特博士实验室的大门一直是紧锁着的。可是相邻居间墙上的定量分析炉却是红热的。当伊弗雷姆·利特尔菲尔德对约翰·韦伯斯特提起这件事时，约翰，韦伯斯特显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并解释说，他一直在坚持做实验。奇怪的是，第二天，约翰·韦伯斯特对这位喜欢刨根问底的警卫表现出了少有的问候，并且还送了他一只感恩节火鸡，这使得警卫伊弗雷姆·利特尔菲尔德对他更加怀疑。警卫的妻子对此也很警觉，于是他们就用敲棍挖通了砖墙，向阴暗的实验室窥探。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我看见了一副男性的筋骨和一条大腿的两部分。”接着他又有些讳言地说：“我知道这些东西没有地方放。”

伊弗雷姆·利特尔菲尔德的述说，马上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他们搜查了约翰·韦伯斯特的实验室，但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证据。在一个木箱上，放置着由胸膛、胸骨、肋骨组成的一具人的残缺不全上身躯干。在约翰·韦伯斯特用来加热各种化学物质的炉中，警察们发现了最可能成为证据的一到人牙。当约翰·韦伯斯特被逮捕时，人们包围了他的住所，一边辱骂，一边把石块像雨点一样扔向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的家中。这起案件的影响不仅波及了哈佛和波士顿，全美上下都在关注着这起恐怖案件的调查。之后，警方仔细地勘查了实验室，发现了至少150块小骨架。约翰·韦伯斯特所在大学的同事们组成了一个小组，接受了对这些骨架进行身源鉴定的任务。这个专门小组运用了美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终于断定这些残骸是人骨，并且属于男性尸骨。死者大约5尺10寸高，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正好和帕克曼相仿，他的年龄是“岁，身高差1寸正好是6英尺。韦伯斯特辩解说，尸体是内科学生的教学工具。但是这些辩解都被专家小组驳倒，因为他无法解释微量防腐剂的问题。但是专家们也有分歧，原因是残肢也表现出解剖方面的技巧，而韦伯斯特是一名化学家，他自从离开学校就不再解剖尸体了。但是大家一致同意，肢解时间和帕克曼失踪的时间相吻合。再者，这些尸骨应该是属于一名体毛多的人，正好和帕克曼也相符。尽管还不能准确判断死亡原因，但是专家们毫不怀疑这就是被谋杀的帕克曼的尸骸。

企图自杀

在监禁过程中，韦伯斯特企图用番木鳖碱自杀，但没有成功。此案的审判极为轰动，公众席上的所有旁观者，只能十分钟一轮班地旁听审判。有超过6万人列队穿过法院大厅，就为了看一眼这位声名狼藉的被告人。

牙科医生内森·基普博士的证据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是死者和被告人最亲密的朋友。他描述了4年前帕克曼来找他做假牙的经过。因为帕克曼下巴突出，内森·基普不得不使用一种特殊的制模方法。当时帕克曼试用假牙时，抱怨说，假牙粗糙，令人疼痛难忍。当时内森·基普又把假牙挫下去了一部分。当内森·基普站在证人席上时，把控下去的那部分牙具模型拿给陪审团看。假牙和模具两者吻合的天衣无缝。

被告人的律师是威廉·莫顿——他是最早使用乙醚进行牙科手术的先驱。他公然嘲笑内森·基普关于这副假牙的故事，不相信只有一副假牙和它的制模完全吻合。为了证明这一点威廉·莫顿制了另一副假牙，恰好和内森·基普的制模完全吻合。

但是公众的观点都认为，韦伯斯特是凶手。法官莱级尔·肖和陪审团最后也倾向于这种意见，他声明，构成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或者犯罪人本身，仅仅需要被证明是“无法超越一个合理的怀疑”，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提法。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小组，仅仅能证明这些尸骨是一名年长者的，却并不能证明是帕克曼本人的。如果没有这些牙齿作为证据，毫无疑问，是不敢作出这种决定的。在11天的审讯结束后，韦伯斯特被判有罪，于1850年8月30日，当众被绞死。就在行刑之前，他彻底坦白了罪行，和侦探们分析的一样，韦伯斯特和帕克曼在大学的地下室中见面之后，两人发生争执。帕克曼咆哮道：“我给了你教授的职业，现在我一定让你失去它。”韦伯斯特就用一块木头连续击打帕克曼，结束了这场争论。然后，在污水槽里肢解了尸体，最后把最大的一块尸块，运到了一个储存尸体的地窖里，其余部分，在他的定量分析炉中化为了灰烬。

结论

尽管在当时，这种鉴定并不是非常精确——起诉人应避免使用这种材料不充分的证据，但是韦伯斯特案件仍然是法庭科学的一个里程碑。它第一次阐明了在科学的刑事案件调查中，多种刑事案件处理方法综合应用的作用。而且，每一位专家都尽其所能，在共同努力的结果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哈里·多布金

时间：1942年

地点：英国，伦敦

意义：这是一起最早使用牙痕鉴定侦破的案例。

1942年的夏末，德国的空袭使伦敦到处是碎砖瓦砾，为了尽快清除障碍物，后勤人员非常辛苦地工作。7月17日，一组清理人员查询被空袭驱赶的空无一人的肯宁顿地区浸礼会教友的礼拜堂。正在地窖中清理残骸的工人们，在一块儿石板下面，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的骨架偏大，上面仅剩一些少量残存的皮肤。开始，人们认为这只不过是纳粹德国空军空袭的死难者之一。然而，当工作人员把尸体从第一现场抬起来时，死者的头颅却掉了下来，很明显它是被从身体上割下来的。第二天，病理学家基思·辛普森博士，在南沃克停尸间进行了尸检，他检验的结果是：死者是女性，死亡时间在12个月到18个月之间。

经过周密的侦查，警方已经肯定了最开始的怀疑。这是一起蓄意谋杀案。不仅是头颅，大腿也是被肢解下来的。而且尸体还被用熟石膏浸过——采用了一种加快尸体腐败的方法。这是一种十分愚笨的选择，因为和人们通常的想法相反，石灰能够保护尸体组织，而不是加速腐败。对基思峰普森博士来说，仅尸体剩下的喉头就足够鉴定死者的死亡原因了，声带左边厢上小的血凝块，足以断定被害人是窒息死亡的。从死者头盖骨的接缝上看，这名妇女的年龄大约在础到50岁之间，通过测量骨骼，显示死者身高大约5英尺，保存下来的头发是棕黑色的，并且正在变白。基思·辛普森博士推断，死者生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治疗纤维肌瘤。这块肿瘤使得她的子宫在扩大。同时，可以观察出她动过大的牙科手术，上颚的牙齿有好几颗都修补过，而且是用金属包着。基思·辛普森博士意识到，这是利用牙齿鉴定的一次最好机会。

失踪人

根据基思·辛普森博士的报告，警方研究了失踪人员的名单，在战争年代，收集这样一张名单真是困难重重！其中有一个名字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雷切尔·多布金，她是消防警卫哈里·多布金的妻子，年龄47岁。哈里·多布金是浸礼会教友教堂旁边的保险公司里专门雇佣的监视火险的工作人员，工作了将近20年的时间。哈里·多布金和他早已经疏远的妻子，一直因为无钱供养孩子而发生激烈的争吵。他妻子5．1英尺高，于1941年4月11日失踪，失踪的第二天她的身份证定量卡在基尔福德的邮局被发现。她的姐姐告诉警方说，雷切尔·多布金为她的丈夫去收欠款的当天，大约下午6：30她还和她的丈夫在多尔斯顿咖啡馆出现过，之后就失踪了。

雷切尔·多布金的姐姐提供了雷切尔·多布金牙科医生的名字，他是伦敦的巴尼特·柯普金医生，他有雷切尔·多布金太太1934年至1941年间详细的牙科病历，他描绘出的她上颚牙的图形——在牙齿的构造数量及填充物的位置和牙齿外包的金属方面和尸体口腔内的照片完全吻合。并且在1941年4月，他从雷切尔·多布金太太的右下颚拉去了两颗牙齿，手术没有触动牙根部分，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基思·辛普森博士在医院同事威廉·柯尔锡的帮助下，对死者下颌进行了X射线检验，结果与巴尼特·柯普金医生所说的牙根是一致的。

雷切尔·多布金的另一位医生是米尔德梅·米申医院的玛莉·沃森医生，他肯定这名失踪妇女深受子宫肌瘤之苦。这对任何法庭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基思·辛普森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直到成功地进行了颅像重合后，他才消除了所有的疑虑。这项技术于对世纪30年代，由约翰·格拉斯特最早使用（参见贝克·拉特托纳案件）。在审判过程中，哈里·多布金的律师们使用了两条辩护理由，首先，他们企图否认辛普森的发现，他们指责这些发现是臆造而不是事实；其次，他们提出如果死者是多布金太太，她只能是因为空袭而死。两条理由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脚。最终哈里·多布金被判处死刑，1943年1月对日，以绞刑处死。

结论

辛普森在审判过程中的证词，使他成为国内的名人。在漫长而又非凡的职业生涯中，他对案件的细节问题极为注意，并且从来没有出过错误。这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病理学家。他的理论也享誉全球。

戈登·海

时间：1967年

地点：苏格兰，比加

意义：在最初侦破此案时，没有人相信单个齿痕能够成为证据。

1967年8月7日，人们搜索了一个晚上。早上6：00，终于在比加的墓地里发现了15岁的女学生琳达·皮科克的尸体。比加是爱丁堡西北角上的一个小城市。从现场状况可以看出，琳达·皮科克曾为生存而拼命的搏斗过。最后她被用棒打晕，被绳子扼颈窒息死亡。尽管她没有被强奸，可是她的胸罩和上衣零乱，在右脚部右边有一个椭圆型的打击伤，而且还有一处咬伤痕迹。苏格兰法齿学专家沃伦·哈维博士被邀请参加分析死者身上的伤痕，他肯定死者身上痕迹是咬痕。并分析作案人的牙齿有着不同常人的锯齿状缺口。

据目击证人回忆，女学生琳达·皮科克失踪的那天晚上，大约是晚上10点种左右，曾看到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教会墓地大门口攀谈，那位女孩很符合琳达·皮科克的外型。一位住在墓地附近的妇女也反映说，大约在二十分钟后，听到一名女孩的尖叫声，尽管她也没有说清楚这个女孩的详细特征，但也反映这名女孩的外型极符合女学生琳达·皮科克。由此推断，凶手可能和死者相识。在那个时候，比加镇总共不超过2000人，警方只有扩大侦查范围，才有可能将凶手绳之以法。一个星期内，他们进行了两次摸底排队，最后焦点集中到了专门为年轻违法者设置的拘留所内。在那里警方通过制模提取了其中帮人的牙痕样本，然后同现场的牙齿痕迹的透明图样进行比对。

通过仔细研究，沃伦·哈维医生把嫌疑人范围缩小到五个，这五个人仍然无法排除嫌疑。警方对这五个人又一次制作了牙痕样本。这一次，沃伦·哈维还请教了警察总局的病理学家基思·辛普森教授。见到现场遗留的咬痕后，基思·辛普森教授说，三十年来，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见到过如此稳定清晰的咬痕。两位专家分析，要想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必须把精力集中到这个有缺口的牙齿上。

于是，他们两人把第二批嫌疑人牙齿样本进行详细的比对，终于把嫌疑人缩小到了一个人身上，此人名叫戈登·海，对岁，几年前因非法闯入一家工厂而被逮捕。但是，对戈登·海的调查，却受到了权威人士一再粗暴的、甚至寻衅地阻挠。可是他本人却愿意提供更好的牙痕样本。沃伦·哈维和基思·辛普森仔细研究了牙痕边缘上锋利的轮廓，清晰的像弹坑一样的小坑，这种小坑是由一种罕见的疾病导致的，通常发生在右上和右下犬齿的尖端上。嫌疑人牙齿上端的小坑比下端的大，和死者胸部的咬痕完全一致。他们认为戈登·海的牙痕和死者胸部的咬痕可以进行同一认定，毫无疑问，凶手是难很明确了。

在侦查过程中，他们对普通人进行了调查，沃伦·哈维检验了不下342名十几岁的年轻战士，仅仅有两人牙齿上有小坑，但另一名只在一颗牙齿上有一个小坑，而没有两个小坑。这些在通常人口中的调查结果，最终使沃伦·哈维得出这样的结论：除戈登·海以外，17个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在被害者胸部留下这样的咬痕。

面对法庭科学这一出其不意的证据，戈登·海的辩护托词之一是，他在琳达·皮科克出事的当天正在拘留所，但是他的狱友却证实：戈登·海进入拘留所的时间比发案那天要迟一些，他回到拘留所时，头发零乱，气喘吁吁，并且他的牛仔裤的两膝处都是泥土。另一个男孩还说，戈登·海在琳达·皮科克被谋杀的前一天，在当地的市场上遇到过琳达·皮科克，在她离开时，戈登·海说想和她发生性关系（死者和从拘留所出来的男孩曾经频频约会，当琳达·皮科克拒绝戈登海的性要求时，这次邂逅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为了防止更多类似案件的发生，拘留所的安全工作抓得更紧了）。

1968年2月26日，在爱丁堡高级法院审理戈登·海的过程中，他的律师企图找出证据阻止牙痕证据在法庭上使用。当他们的努力失败后，他们就让辩方的牙科专家进行回去。由苏格兰人组成的陪审团考虑了作案过程中形成的牙痕证据，最后他们认可控方证人的陈述，判决戈登·海犯有谋杀罪。因为他的年龄不满18岁，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结论

被告人的上诉使得牙痕鉴定是否可以成为法庭证据的争论异常激烈。但是最终没能影响判决。二审判决有利地支持了一审判决，法庭最后作出决定，牙齿痕迹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

西奥多·班迪

时间：1978年

地点：佛罗里达州，塔拉西哈

意义：班迪迷人的微笑不仅吸引了许多受害者，也把自己送上电椅。

1978年1月15日，天蒙蒙亮，有几个暴徒贸然闯入塔拉西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女生联谊会的办事机构。两位名叫莉萨·莱维和玛格莉特·褒曼的女生当场被他们打死，另外两名女生身受重伤。有人看到一名男子头带短丝袜头套，手持一根木棒逃离现场。几分钟后，警方又得到报告，途中一名学生因为挡了暴徒逃亡的路也受到伤害，幸运的是，他没有死。在这次联谊会发生的凶杀案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那就是莉萨·莱维左肩部留下的咬痕。在进行现场照相时，有一名思维敏捷的警官创造性地在痕迹旁边加了一条黄色的比例尺，这一做法在以后被证实是至关重要。

一个月后，一名化名为克里斯·哈根的男子因为驾驶一辆被盗的汽车在彭萨科拉被捕。经过检查发现，克里斯·哈根真名叫泰德·班迪（泰德，即西奥多），他被怀疑是一名进行过多起谋杀案的重案犯，特别是怀疑，他可能是联谊会惨案的策划者。

1969年至1975年，性犯罪杀人的恶风从佛罗里达通过太平洋西南来到尤他州和科罗拉多州，案件数量达到几十起。所有的被害人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女性、年轻、迷人、披肩长发。其中一部分死者被抛尸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另一些则失踪，再也没有被发现。这些跨州的谋杀案的侦查推理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各种法律的执行机构，仔细地比较备忘犯罪嫌疑人档案和嫌疑人时，有一个名字意外地冒了出来，那就是泰德·班迪。他是一名英俊的西雅图的法律学生。此人的特点是，不论在哪里都擅长交际，他到过之处总会有一些女性死亡。但是，必须能找出证据来说服陪审团，才能定他的罪，因为陪审团需要的不仅仅是推理。

1974年11月8日，18岁的卡罗尔·多龙恰被一名自称是警官的人骗上了车，此人邀请她去盐湖城外的商店购物。途中，当这位男子拿出手铐企图欺负她时，卡罗尔·多龙恰逃出了汽车。尽管这次作案人侥幸逃走，但是他没有停止作案，还在寻找着别的猎物。直到1975年8月16日，一名盐湖城的警官拘捕了一名大众轿车的司机——此人的行为可疑。在他的车里，警察发现了一把撬棍和一副手铐，这名司机就是泰德·班迪。传闻说他杀了许多妇女。通过卡罗尔·多龙恰的辨认，证实泰德·班迪就是那名企图绑架她的人。经审讯，泰德·班迪被判15年监禁。

l年后，1977年7月，泰德·班迪因被指控谋杀而被引渡到科罗拉多州。在途中，他逃走了。八天后，他又重新被捕。1977年11月3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泰德·班迪再次逃走。两周后，在两千英里外的佛罗里达联谊会惨案就发生。有组织的杀人者

尽管现场的惨状令人胆战心寒，可以看出联谊会的犯罪现场不仅表现出了残忍而且表现出干净利索的特点，整个现场没有留下一枚指纹。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调查组的分析，系列案件的杀人者分为两种：有计划的和无计划的。后者杀人不记后果，现场零乱、翻动多，会留有大量的线索；而有预谋的犯罪，由于有同伴的暗示及精心的策划，为了不被发觉、逃避打击，他们在相当特定的时间内作案，这种刑事犯罪案件，常常会给侦查工作留下了很多的难题。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精心策划的案件，实际上最终对起诉是有利的。

莱昂郡行政司法部门的刑事犯罪专家威廉·古特在泰德·班迪被捕后，勘查了泰德·班迪在塔拉西哈的住所。他对可能有指纹的部位进行了常规显现，他自己也感到疑惑不解，他所勘查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指纹。后来他陈述道，这就是典型的有预谋犯罪。但这些只能加大对泰德·班迪的怀疑。毕竟，没有多少人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指纹的环境里。

但这只能是一个推测。起诉必须有可靠的证据来证实是泰德·班迪实施了联谊会惨案。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莉萨左肩部的咬痕上。虽然搜查令已经签发下来，但泰德·班迪拒绝提供牙痕样本。警方被授权在必要的时候强制获取样本，泰德·班迪认识到他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于是勉强同意了。科拉尔盖布尔斯的牙科医生理查德喷维罗恩，通过使用镜子拍摄到了泰德·班迪上下牙齿凸凹不平面的彩色照片及牙齿内表面的反向照片。之后，泰德·班迪还按要求咬了几分钟可塑性的化合物，化合物搁置一会儿后，就形成了永久性的牙痕样本模型。理查德·索维罗恩最后通过一种特殊的蜡，制出一颗牙齿的样本——通过注入塑性物质到牙痕模型内，他就得到了泰德·班迪的牙齿样本。法律激烈的辩论之后，审判于1979年7月25日在迈阿密正式开始。

致命的证词

这位曾经一度是法律院校学生的泰德·班迪，态度极其傲慢，他坚持自己进行辩护。他在处理州法院的证词时，使用了一项盘问技巧，这使得一些外行人犹豫不决。直到理查德·索维罗恩出现在法庭的证人席中，泰德·班迪才把他的律师推到了前边。因为他很清楚，理查德·索维罗恩的证词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

对于在莉萨左肩部咬痕旁的黄色比例尺，理查德·索维罗思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辩护人想利用原始比例尺丢失的事实进行辩护，而理查德·索维罗恩当场指出比例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怀疑它的精确度是毫无理由的。

理查德·索维罗恩使用了莉萨左肩部咬痕特征的扩大照片，以及泰德·班迪打开嘴唇露出牙齿的相同尺寸的照片。理查德·索维罗恩展现了班迪前牙的醋酸纤维脂的轮廓线，与咬痕照片上的轮廓线完全吻合。控方问理查德·索维罗恩，班迪是否在特定合理的范围内形成了咬痕。理查德·索维罗恩回答说：“是这样的，先生。”这时控方终于第一次通过身体证据，把班迪和死难者联系起来了。

辩护律师埃德沃伦·哈维迅速分析对班迪不利的因素。他问牙医：“咬痕分析，一目前还是不完善的科学，是吗？”

“我认为这是科学的证据。”

“你的结论实际上只是个个人观点而已吧？”

索维罗恩同意是这样的，但是虽然如此，纽约市检查官的首席顾问法齿科学家落厄尔·勒文医生告诉大家，法庭的牙齿鉴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作为证据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

1978年7月23日，班迪所有被指控的罪行都成立。十多年后，1989年1月24日，他终于被送上电椅。可是被他所杀害的妇女人数一直没人知晓。直到他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刻，他才暗示他杀死了大约四五十人。

结论

在审理班迪的案件中，要不是法庭大胆地使用齿痕证据，真正的罪犯就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卡迈恩味拉布罗

时间：1979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在这起案件中，牙科学分析弥补了刑事犯罪现场勘查不足的缺点。

1979年12月12日的晚间，布朗克斯地区，在环境幽雅的佩勒姆马勒街的风景区干道旁，一所公寓的房顶上，发现了一具年轻妇女的裸尸。死者名叫弗朗辛·埃尔弗森，是一名年仅26岁、身高不足5英尺、体重只有80磅的体弱女孩。她和父母住在这栋建筑的一套公寓里。案发前的一个早上，她去附近的一家托儿所上班，从此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

她身体上有令人恐怖的伤口：她遭到过毒打，在搏斗过程中，她曾用自己的手提袋进行自卫，但还是遭到残酷的伤害。她的胸部，被人用圆珠笔写了潦草的字迹，是杀人者给警方留下的猥亵下流的信息。这明明是向警方挑战，凶手还在死者大腿内侧疯狂地撕咬。

咬痕的检验，必须有详细的拍照记录，才能为日后检验提供参考资料。如果咬痕的突起比较明显，还必须对咬痕进行制模提取。这些照片及模型将同可能的嫌疑人的牙齿样本进行比较，进行同一认定。在这两个过程中，将使用到多种装置，其中包括红紫外照相、电子显微镜，甚至要进行计算机分析。弗朗辛·埃尔弗森的死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强的恐怖效应。当侦探们要求当地的居民提供他们的牙齿样本时，他们都非常积极地配合。但是没有一份和死者身体上的咬痕相一致。

几个月过去了，案件始终没有头绪。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组受委托，给杀人者进行画像，根据对现场情况的分析，他们终于描绘出了犯罪嫌疑人轮廓：男性，年龄在25岁到另岁之间，受教育水平较低，可能住在发案地，单身或者和父母一起居住，受到严重的精神病折磨，以至需要在心理研究所治疗，可能已经在警方的侦查范围之内，杀人者或他的家庭成员甚至可能已经受到过警方的调查，最后一点是虽然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根黑色的阴毛，但凶手绝对是白人而不是黑人（参见理查德·蔡斯案件）。

案件的回顾

最后一点使得调查工作的方向彻底发生了改变，警方又开始对以前排查过的嫌疑人进行重新筛滤，逐渐的，重点嫌疑人出现了。刚发现谋杀案时，警方曾调查过这栋建筑物四楼的一名年过半百的男子。这个男子的儿子，名叫卡迈恩·卡拉布罗，32岁，有长期的精神病史。一开始警方被这一表面现象所迷惑，因而忽视对他们的调查。

医院的记录确证了——卡迈恩·卡拉布罗住过一年的医院——所以他对医院的安全系统十分了解，知道它的漏洞。以至他能很容易的溜出医院作案，之后还能安全地返回。在作案时，卡迈恩味拉布罗正好在他的胳膊上打了石膏。这就更加大了对他的嫌疑。因为从现场看，被害人是被石膏模型打晕的。

自从离开医院，卡迈恩·卡拉布罗即辍学，他一直受雇于一家公司管理舞台布景设计。当对他进行调查时，他并没有拒绝提供牙齿样本。法齿学家落厄尔·勒文博士、霍默·坎贝尔博士、理查德·索维罗恩博士检验他的牙痕样本时，都毫不犹豫地认定卡迈恩·卡拉布罗就是在死者大腿上留下咬痕的人。

1980年12月20日，大约是谋杀案发生的一年后，卡迈恩·卡拉布罗被捕，他将在监狱中度过他的一生。

结论

在验尸房中，死者弗朗辛·埃尔弗森身体上发现的黑色阴毛又如何解释呢？这个迷的揭开表明：假如法庭科学的程序不落实成文字，那么侦查工作很容易走弯路。原来，装弗朗辛·埃尔弗森尸体的盛尸袋曾经装过一名男性黑人被害者，所以死者弗朗辛·埃尔弗森身上出现的这一根黑色阴毛是盛尸袋上的——以前的工作忽略了这些非常重要的细枝末节。

　　　

心理痕迹

犯罪行为受犯罪意识的支配。听起来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为了寻求犯罪行为的动机，即“解除疑虑”，侦探们用心良苦，目前把寻求犯罪动机逐步转向心理学。在法庭界，没有别的技能能唤起这样的争论，特别是在英国。心理学概念的实质要求重视犯罪分子在现场遗留下的心理痕迹。通过这些线索，可以构建出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结构。通常感觉、观察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贯穿于心理学研究的整个过程。所以仅通过研究犯罪情况，只能从侧面描述上获得成功，而完全依赖心理痕迹是不能破案的。

心理痕迹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心理痕迹不完善的构想，形成于1932年的查尔斯·林德伯格的绑架案中），但它在最近才被法律执行机构接受。时间较长的代价迫使心理学只能使用在最严重的刑事案件中。但作为传统研究技术的附属品，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毋庸质疑，早期的心理痕迹应用的显著成功助长了心理学在案件侦破中的有效性、危险性及过分的自信。

从关于心理痕迹的争论来看，对作案人心理刻画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犯罪类型的研究为犯罪心理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优势，但这个优势又有一定的危险性，保证每起案件的客观性是不容易的。心理痕迹是通过种种迹象，追溯既往，即通过过去的犯罪行为，解决当前的犯罪，并提出建议。精明干练的心理专家注意到，人类对于犯罪的打击力量是永远的、无限的。

乔治·梅特斯凯

时间：1940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这是通过心理痕迹成功侦破的第一起案件，它使一个多年在纽约作案实行恐怖活动的投弹手被俘。

案件开始于1940年11月16日，令人头疼的个人系列犯罪案件拉开了序幕。那天，在坚固挺立的爱迪生大楼的一个窗户边发现了一枚没有爆炸的炸弹。炸弹包旁边有一张手写的字条，上写着“打倒爱迪生，恶棍爱迪生——这是为你准备的”。警方认为这是有人针对向纽约提供电能的公司而作出的恶意恐吓活动。

1941年9月，又一个因时钟的导火线机械结构没有被拉开而未能爆炸的炸弹在第十九大街被发现。三个月后，在珍珠港，曼哈顿的警方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上写“我不再为这个持久的战斗准备更多的炸弹——我爱国的感情已经让我下了决心——我要揭发虚伪的爱迪生——他们将为他们的懦弱行为付出代价……F．P。”这封信件是用墨水写在一张平坦的白色纸张上的。

在1941年和1946年，十六封相同的信，在一些报纸以及旅店和店铺等部门出现，爱迪生公司也收到同样的信。接着，在1950年3月29月，第三颗炸弹出现在大中心车站的地下室。虽然没有爆炸，但这预示着暴徒已经把魔爪伸向建筑物。1950年4月24日，又一个炸弹炸毁了纽约的大众图书馆边的电话亭。随后，暴徒又设置多颗炸弹，其中几颗得逞，几颗未遂。在其中的一次小型爆炸中，令人惊奇的是，剧院中除一张椅子外，没有其他的损伤。政府积极为民众消除惊恐，却没有领略投弹手的意图，这种沉默激怒了恐吓信的作者，于是他加剧了对重要场所的攻击。

在1951年和1952年之间，4颗以上的炸弹爆炸了，这个疯狂的投弹手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1953年，又有4颗炸弹爆炸了。第二年，爆炸事件一直不断。其中包括电影院的椅子里埋放的爆炸材料爆炸，炸伤4人——有2人已经生命垂危。1955年，又发现4枚炸弹，其中2故没有爆炸，这两枚炸弹被发现安装在电影院的座位上。投弹手的恐吓信变得长了，而且更加的刻薄。上写“要使用54枚炸弹——打4次恐吓电话——这些炸弹一直炸下去，直到爱迪生受到审判”，落款还是“E．P。公开的暴行

1956年12月12日，又一颗炸弹爆炸了，这也是最有杀伤力的一颗炸弹。它炸飞了布鲁克林地区至上剧院的整个座位，炸伤了6个人。于是大规模地抓捕这位投弹手的行动展开了。首先聘请了纽约精神保健理事、心理学家霍华德·芬尼博士和詹姆斯怖鲁塞尔博士给暴徒画像。霍华德·芬尼博士本人在法庭精神病学方面有很深的研究，他利用暴徒恐吓信所提示的信息，向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提供了爆炸手本人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利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犯罪嫌疑人是一个患有偏执狂病的中年男子；性格内向；年龄大约在40岁到50岁，且体格好；他可能是个孤单的单身汉，也有可能和一位老妇人生活在一起；此人爱整洁；脸上的胡须刮的非常干净；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外国血统；是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工作器具通常摆放非常整齐；但对妇女不感兴趣；他是南斯拉夫人；信教；一旦在工作中受到批评，脾气会变得像火焰一样激烈。此人作案的动机是：被解除职务或者受到谴责，却自命不凡，于是久积成怨。他的恐吓信由西切斯特寄来，这不是他的真实居住地，他不会愚蠢到要从自己的居住地寄来这些信，或许是由他的家和纽约之间的一个地方邮寄这些信件的，其居住地点最可能的是布里奇波特和西切斯特。从他的居住地到纽约不得不经过西切斯特。犯罪嫌疑人已经得了一种很糟的疾病——或许是心脏病”。他又补充说，“当你们抓住地时，他会穿一件双层带纽扣的套装”。

布鲁塞尔建议，如果宣布他的理论，可能会激起渴望被注意的投弹手的出现。一张纽约的报纸踊跃的从事了这个赋予挑战性的工作，报纸上刊登了一封公开信，鼓励投弹手放弃破坏活动，答应为他的苦恼开一个讨论会。很快，报纸编辑部收到了三封信，内容全部是痛骂爱迪生公司的。其中一封这样写到，‘戏没有因为困难和不幸得到一分钱——这是一种虐待。”另一封信中，写信人还提到了一个他非常恼怒的日子——1931年9月5日。对爱迪生公司档案处的调查毫无结果。在一份1937年就封口的的档案中，办公室助理爱丽斯发现了一份来自以前一位雇员表示不满的信件，信中有投弹手用语言表达过的几个相同事件。这封信来自一位名叫乔治·梅特斯凯的人，此人在1931年9月5日在工作时被爆裂的锅炉撞倒。当时，他说自己非常痛，可是医生部检查不出任何的损伤。于是，梅特斯凯被给了12个月的医疗费和保险救济金后，公司解雇了他。当他试图上诉公司时，起诉期已经过了——所有的赔偿要求应该在被伤害起两年内提出申请。

真相大白

1957年1月21日，侦探在沃特伯里的梅特斯凯的家中逮捕了他，在他家的汽车车库中发现了制造炸弹的车间。正如心理学家所说的，此人身材均匀，45岁，波兰血统，未婚，同两个姐姐生活在一起，被拘捕时正穿着一件棉布双层马甲！心理痕迹分析在这起刑事案件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梅特斯凯坦白自己就是那位疯狂的投弹手，恐吓信落款的字母缩写“F．P。”代表的意思是“公平的游戏”。1957年4月18日，犯罪嫌疑人被认定为精神病送入了马特旺医院进行治疗，而不适合被审判。1973年，他病愈并被释放。当时的舆论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反对他被解雇。

对于心理痕迹惊人的成功，布鲁塞尔却很谦虚，他把成功归功于合理的逻辑推理以及多年的工作经验。最后他还解释了这个案件的推理过程：因为妄想症要花费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经常是十多年——而第一次七颗炸弹是194D年出现的，那么他判断投弹手可能是1930年期间犯的病，所以1956年时，他应该正值中年。那么此人为什么是妄想狂呢？因为这种人往往自命不凡却怀才不遇，自己总觉得比别人强，所以他们都很整洁，但精神不集中，对错误报刻薄——因此很谨小慎微，喜欢穿着双层马甲。

行文表明此人受过教育，但俚语运用不当——本地人用Con Ed来代替爱迪生公司——此外，他的信读起来像翻译文学。那么怎样判断投弹手是一个斯拉夫人呢？因为，根据历史记载，制造炸弹在中欧很有优势。为什么此人的身材很匀称？德国的精神病医师埃斯特·克雷斯契默作了大量基础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体格、个性和任何精神疾病的发展都有关系。埃斯特晓雷斯契默发现85％的偏执狂患者都有运动员的体格。这个案件中，嫌疑人受过伤，布鲁塞尔判断他最差也是个体格中常的人，所以身体看起来应该很匀称。那么他的单身生活是怎样判断出的？因为此人写字用纯的大写字母，仅仅“W”的写法有些特别，像两个“U”连接在一起一一一一酷似女人的乳房，说明此人在性欲方面有问题，所以推断他可能没有结婚。

事实上，布鲁塞尔只判断错一个地方，那就是投弹手患有心脏病，但是误差不是很大，因为这个疯狂的投弹手是个肺结核病患者。

结论

布鲁塞尔的心理痕迹构建，精确到让人不可思议，大大地提高了心理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提高了破案率。以后的侦探在侦查案件过程中，不但要依靠物质基础，还需要了解犯罪心理学，因为犯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理查德·蔡斯

时间：1978年

地点：加里福尼亚，萨克拉门托

意义：联邦调查局的心理分析专家从侧面精确描述了一位令人不知所措的、恶意伤人的犯罪人的心理。

1978年1月20日，星期一，萨克拉门托城中，那个令人震惊的、残酷的凶手所做的案件，在人们脑海中记忆犹新——那天傍晚，当大卫·沃灵回到家时，发现自己22岁的妻子特丽萨被杀害在卧室。大卫·沃灵哭喊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惊恐得语无伦次，说不清楚自己刚才看到的一切。当警察到达，他们仔细地勘查了现场，没有人能提供这起杀人案件的可疑细节。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凶杀案件不但深深地刺痛了大卫·沃灵，也让别人惊骇不已：尸体旁边一个被压碎的酸奶瓶子显示，杀人者曾用它当容器喝过被害人的鲜血。很明显，这起案件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恶性杀人案件，于是侦探们聘请了行为科学技术研究院（BSV）的科学家协助破案。

罗伯特·雷什勒长期在FBI任教，讲解现场重现。他和他的加里福尼亚同事鲁塞·沃帕吉尔共同收集了此案的犯罪资料，终于构建了杀人犯的形象：

白种人，年龄约25岁到27岁之间，体格偏瘦，外表形象营养不良，是个不修边幅马虎的人，所以很可能在他的住所发现犯罪证据。此人有精神病史，且有药物依赖性。他多数时间呆在家里，没有朋友，独居，无业，或许靠救济金生活，可能和他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没有当过兵，是个高中生或者是个半途而废的大学生，或许得过一次或多次偏执狂精神病。

当案件侦破后，根据犯罪分子作案时的犯罪心理痕迹，臆测出的犯罪人的肖像，其精确程度得到了证实。案件的真相令人毛骨悚然，但每一个臆测依靠的都是细心的观察。虽然此案没有明显的性犯罪迹象，但经验告诉我们，这起命案的动机是性暴力犯罪。这是推断罪犯的起点。每起案件的结构都需要犯罪统计学的知识。在这个案件中，他们从几年来的统计数据得知，主要的性犯罪发生在人种内，也就是说，白种人杀害的对象是白人，而黑种人杀害的对象是黑人，大多数的性犯罪是二十来岁或三十来岁的白人。所以关于罪犯的种族和年龄是很容易推断出的。另外，沃灵居住在白人区，那儿的人很少有兴趣攻击邻居。

关于杀人者的可能外形及居住地来自犯罪现场照片和警察的报告。许多杀人者属于其中的一类：有组织犯罪和无组织犯罪。前者非常狡猾，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前，要做周密的计划；而无组织犯罪人多为激情无意义行为，很少考虑后果。而这起凶杀案的各个方面显示，这是一起无组织的暴力案件。

从特丽萨被杀的程度和原始状态分析，科学家们更加确信，杀人犯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这种疾病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此人对人类的血液有一种渴望。所有的可能性和征兆表明他自己以前可能接受过治疗。通过合理的推理，他们得出，此人不太关心自己，经常忘却吃东西，更不注意保健，所以外表看起来是不修饰边幅且面黄肌瘦的样子。合理的假说推测出杀人犯居住在一个穷苦邋遢的地方，找工作对他来说有困难，可能靠福利生活。心理痕迹描述完全是一个难题，因为推理者没有任何向导，只能依据一些细微的线索来推断。BSU的研究人员坚持一点，就是如果杀人犯不露任何马脚，那他还会再次作案。由四部分组成的谋杀

就在此案发生的三天后，研究人员们预言兑现了。果然在沃灵家不远处36岁的伊弗林·米罗特和她6岁的儿子加森及她家的朋友52岁的丹尼尔·梅雷迪斯被枪杀。伊弗林·米罗特的小外甥迈克尔·弗列雷也失踪了，或许是被绑架。侦探们从被血浸透的婴儿包袱推断，婴儿活着的可能性很小。现场的三具尸体中，仅仅伊弗林·米罗特的尸体被切的支离破碎，由此看出，凶手有很明显的性攻击行为，还有同样的现象是攻击者曾喝过被害人的血，吃饱后，开着受害人红色的四轮车匆匆地离开了。

犯罪现场给雷什勒和沃帕吉尔提供了很好的构建犯罪人心理结构条件。杀人犯身上有大量的血迹，而且他把汽车丢弃在很明显的地方就走开了，这种卤莽的行为表明，此人比上次作案更加的疯狂，这是很明显的精神病人行为。统计学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杀人犯或许迷恋于夜盗。官员们更多地关心凶手的情况。BSU认为凶手就居住在被弃汽车的附近。

侦探们以汽车停留地为中心线索，在方圆几里进行搜查。盘问，仔细地梳理每一条线索，查寻每一点可疑迹象。148个小时后，有个年轻妇女报告说，她从高校回来时，碰到了一个人和她打招呼，此人的形象把她下了一跳：他外表瘦弱、眼睛深陷，身穿血迹斑斑的衣服，一嘴大黄牙。最初，她没有认出他是谁，后来才想起他名叫特伦顿·蔡斯。

调查发现特伦顿·蔡斯所住的地方离弃车处只有一个街区。警察包围了他的住所，他企图逃跑，手中还拿着一个硬纸盒。当警方抓住时，他用硬纸盒猛力乱挥，盒子里一些血迹斑斑的纸片、破布和一个用小孩包袱包裹的保龄球以及一个小小头盖骨飞了出来。最后，特伦顿·蔡斯终于屈服。随后，警方在搜查他家时发现：一支荷弹手枪及丹尼尔·梅雷迪斯的钱夹。

特伦顿·蔡斯的房间和预测的一样。环境恶劣。凌乱肮脏。满地是沾有污物和血迹的衣物，冰箱里装满人体组织块和脑组织——从凶犯冰箱中的“食物”可以判断，杀人嗜血者刚得到满足。可怜的小迈克尔·弗列雷的尸体在附近找到。特伦顿·蔡斯被拘禁后，主动交待特丽萨不是他的第一个侵害对象。早在1977年间月28日，从本地超市回来的安布罗斯·格里芬，正在往家中运杂货时，特伦顿·蔡斯从他驾驶的卡车上向他身上射了两枪。致命伤在胸部。经调查发现，安布罗斯·格里芬身上的弹壳果然和特伦顿然斯使用的枪一致。

特殊的生活背景

对特伦顿·蔡斯生活背景深究越深，研究员们发现BSU的心理痕迹描绘越难确。凶手特伦顿·蔡斯，现年27岁，白种人，长期患有性欲方面的困惑疾病，嗜好夜盗，乱用麻醉药。他因古怪的生活方式而失去了工作，单身，依靠一些救济金苟且偷生。

特伦顿·蔡斯妄想他周围的人能对他身体各个部分都感兴趣，他认为血能强身健体，解决这个妄想的推一办法是饱食别人的鲜血。这种异常行为使他住进了精神病院。住院后，他恐惧石p里的看护员，感觉自己象笼子里的小鸟。他强烈抗议治疗。1977年，精神心理学家终于同意他出院。一个月后，特伦顿·蔡斯就开始了他疯狂的杀人游戏。在审判过程中，特伦顿·蔡斯一直表现出一种冷漠和不在乎的态度。他因六项一级谋杀罪，被判死刑并被移送到圣·昆廷。可是他的家里人强烈抗议，理由是特伦顿·蔡斯很少神智正常，并提供了证明他有精神病的证明书，上写到“特伦顿·蔡斯患有严重精神病。无责任能力……”。因此，特伦顿·蔡斯被免宋健诉人被雕翻加里福尼亚的瓦卡维尔治病，可是一直没有好转，直到1980年圣诞节的平安夜，特伦顿·蔡斯才因多年滥用镇静剂造成药物积累过量而死亡。

结论

BSU实验阻断了杀人的残局。蔡斯在他家日历上涂画了这样的标记——他前两次行凶的日子都标有“今天”的字样。1978年，日历上有44个同样的标记。是否他真的想杀死另外的M个人，这一点无法验证，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罪犯机会，以验证心理痕迹分析的重大作用。

约翰·达菲

时间：1982年

地点：英国，伦敦

意义：这是英国第一起有代表性的精神病方面的凶杀案件。

1982年，长达四年之久的由两个人作案的系列强奸案从伦敦向其它地区弥漫。这两个人曾18次结伙作案，搞得人心惶惶。侦查发现，

1984年11月发生的案件，很明显是一人作案。被害者反映，他们中有一个身材较矮、长着一双似乎能看透对方的“激光眼”的人经常单独作案，他作案的方式很有特点：先和蔼地和被害人说话，使受害者放松警惕，然后突然拿出刀子威胁对方，并用绳子绑住被害人的双手，然后很残酷地将对方强奸。因为他攻击的地点大多数选择在铁道边，所以人们称他为“铁路强奸犯”。在1985年7月，一个令人恐怖的晚上，可怜的受害人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攻击了3次。警方被激怒了，于是，一个被称为“雄鹿行动”的大规模追捕展开了。这个行动首先在英格兰展开，直到1981年，才告一段落，可是却没有任何的结果。可能是调查中出了疏漏——凶犯用不同的名字不少于9次。但是手工交叉查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开始计算机查寻，同时苏格兰地区的官员们参加了这次查寻行动，和英格兰的警察们开始通力合作。

随后的几个月，一个从事铁路木匠工作的名叫约翰·达菲的英国籍外国人被逮捕，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各样的暴力犯罪。虽然此人最后因保释而被释放，但他的名字被例行手续输入了“雄鹿行动”的犯罪嫌疑人档案。在此期间，袭击案件继续发生着。1985年12月29日，这个铁路强奸犯变成了一个非常自负的杀人犯。19岁的女秘书爱丽森·戴被从东去的列车上拖了下来，绑架到哈克尼的一个孤立的车库中，用围巾勒死。事后，她的尸体被投入到“丽河”。1986年1月14日，尸体从河中飘了上来，可是水已经把尸体上的犯罪痕迹都抹去了。惟一的线索是她皮甲克上的少量纤维。

第二次杀人案件

直到1986年4月17日，侦探们才认识到杀人犯和强奸犯是同一个人。不幸的是，这一点是通过又一起命案线索证实：一名15岁的名叫马阿特杰·塔姆博泽的女学生被强奸，并被勒死在哈克尼西边的轨道旁。侦探们从尸体边的部分足迹判断杀人凶手身材矮小。尸体的阴部有凶手为了毁灭证据而塞入的燃烧的纺织品。现场遗留的足够的精液显示杀人者是A型血。虽然凶犯的血型占人口的42％，但通过PGM实验，科学家能分辨出和样本一样血型的人，于是很快排除了四、五个嫌疑人。另外一个线索来自被害人的双手，她的双手被普通的褐色的宽布条系着。作案手段表明，“雄鹿行动”所要找的凶犯是一个系列杀人者。

事件发展更令人感到恐怖，1986年5月18日晚，刚和伦敦周末电视台雇员结婚的29岁的安妮·洛克在从单位到家的路上失踪了。她的尸体直到7月份才被发现，从精斑检验的结果看，这是铁路杀手的又一次行动。

侦查员已经知道凶手的血型，法庭科学家对“雄鹿行动”的4900名犯罪嫌疑人进行排疑，排查到最后剩下1999名，约翰。达菲是第1505名。1986年7月17日，准备询问他时，他拒绝提供血样，其理由是他正在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于是，警方请出了萨里大学的权威行为学家大卫·坎特教授，来构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大卫·坎特教授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结合目击者和受害人的口述，进行统计分析，构建出了犯罪嫌疑人的未知情况，经总结得出这样的结论：犯罪嫌疑人生活在伦敦西北的基博恩，已婚，但没有孩子，有暴力犯罪史，深受家庭不和谐之苦，所以可能有两个亲密的男友。

当用大卫·坎特教授构建的凶犯形象和“雄鹿行动”的犯罪嫌疑人做比对时，约翰·达菲的名字跳了出来。这激怒了侦查人员，他们下令把在精神病院监察的约翰·达菲抓了回来。约翰·达菲用手势表示说自己早就不干了。可是，之后不久，他在警方的监视下继续作案了，被害者是一个14岁的女孩，当他绑着她经过一段艰苦的跋涉后，女孩的眼罩脱落下来，女孩瞥了他一眼，因为这个原因，约翰·达菲没有杀死她，或许凶犯自认为这次行动很高尚。不管怎样，不能不采取行动了。约翰·达菲在基博恩的家成了警方重点监视对象，最后终于在他母亲家抓获了他。在首都警察实验室里，约翰·达菲七十多件衣服被专家化验。经过2000次实验后，他们终于在爱丽斯·戴的羊皮大衣上发现了13种纤维和约翰·达菲衣物上的纤维一致。

大卫·坎特教授的犯罪心理痕迹构建中17项里有13项正确。特别是他推断的杀人犯没有孩子这一点，是约翰·达菲最大的痛苦和犯罪根源，因为他患有少精子症。在审判中，约翰·达菲假装有轻微的健忘症，1988年2月26日，他被证明有罪，因七项罪名而被判终身监禁。

结论

这次侦查破案的不足之处在于——约翰·达菲在最初的强奸案件中是否有同案犯的问题没有弄清楚；虽然确信凶犯就是约翰·达菲，可侦查员没有足够有利的证据，使真相大白。

　　　

尸源鉴定

每逢发现尸体，侦查员首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是谁？”因为大多数凶杀案件中的的受害者死于他们认识的人手中，所以回答了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找到了凶手。于是所有狡猾的凶手都懂得藏尸匿迹。（在一系列杀人案件中，陌生人被杀是很偶然的现象，作这类案件时凶手常常不会慎重策划。）幸运的是尸体往往因巨大笨重而很难藏匿好，所以凶手总是采取以下手段，如沉入水底、焚烧尸体等来藏尸，但最后还是会真相大白。特别是腐尸的难闻气味，成为鉴定的重要线索。本文大多数案件介绍的是利用骨和齿来鉴定尸源。读者一定会从这些富有特点的案件中受到启示——现场中即使是很少的残留物也会成为法庭科学的重要线索。

肖恩和耐克

时间：1897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吉格索凶杀案是纽约历史上很有影响的案件之一。

1897年6月26日，两个在东河浅水处游泳的男孩发现了一个红色防水布包着的包裹。令人恐怖的是包裹内是一具被肢解的无头尸体。当地法医发现肢解尸体的凶手有一定的医学外科基础。另外，很奇怪地是尸体胸部皮肤被割下来一条，割下来的部分上可能有特殊的特征，例如纹身等。不久，河水进一步“揭露”了这个恐怖的秘密：几里外的上游即华盛顿海茨地区发现了尸体的下肢，好像是被钢锯支解下来的。只是尸体的头没有找到。

《纽约日报》的一名名叫乔治·阿诺德的记者报道了此案，并且他准备做追踪报道。在纽约的一个停尸间里他见到了那具被肢解的强壮尸体。尸块手都的疤痕引起了他的注意。很快侦探从市民的关注和议论中了解到，马力·黑耳浴室雇佣的一名名叫威廉搞登休拍的男按摩师已失踪了好几天，据了解威廉胸部有纹身。来到了第九林荫道威廉的住所，他的房东是一个业余产婆名叫澳咖思塔·耐克。耐克说她的房客同高尔夫球棒一起不见了。与此同时，J．S博士已确定被害者就是威廉，因为一个名叫克斯贝的人认出尸体手指上因手术而留下的永久性疤痕。

包裹尸体手臂的防水布是照相纸包皮，搜查被害者家附近的药店和一家新闻机构发现，其中一家店主，曾出售过一块防水布给一位漂亮的胖妇女，店主描绘的这位妇女非常像耐克夫人。于是警察把这位漂亮的夫人带到了警局。他们企图通过恐吓使她交代一切，所以把尸块拿出来让她辨认是否是威廉？

没想到，耐克夫人非常的冷静，用嗤之以鼻的口吻说：“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从没见过这位男士的裸体。”

耐克的回答和死者的另一位邻居阿诺德的回答一致。还一个线索，侦探听说耐克和死者曾有段恋情，可是最近他们因为一位名叫马丁·肖恩的年轻寄宿者感情恶化。

忏悔

肖恩和威廉曾在一家理发店工作，肖思是一名医科肄业生。经审问肖恩坦白说是他杀死了威廉。他交待，耐克夫人勾引过他，他们彼此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一次幽会时不巧被身材魁梧的男按摩师威廉撞见，且把他们堵在了床上。威廉气愤之急怒打了肖恩，肖恩受伤，不但进了医院而且丢了工作。本来他想搬出来摆脱这场纠纷，可耐克夫人不甘心，于是作为情人的肖恩买了一把刀和一支枪决心报复威廉。

纽约报纸以头条新闻报道了肖恩被捕的消息。与此同时，警察局接到了一个来自长岛的农民的电话，电话里讲，他住在卖防雨布不远的地方，他有一个重要的线索要提供：两个星期前，他把自己在农场的一间小屋租给了一对叫布朗的夫妇，租金只收了15美元。奇怪的是他们只到过小屋两次，而且第二次就是威廉消失的那天去的。当天下午，这位农民看到小屋内的帆布被染成红色，而且下水道流出的水中带有血样的物质，仔细观察很多地方有血污。接到消息警局立刻派人赶赴现场检验水中未消失的血迹。于是这件案子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同时，也给此案蒙上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果然，警察在农场的小屋内找到了凶器：一只枪、一些绳索、生石膏、手术刀和一把钢锯。铁的事实使耐克夫人无法抵赖，于是被捕。与此同时，肖恩逃向加拿大，可是很快被捕。至此，这个耸人听闻的杀人碎尸案告破，等待他们的是严厉的审判。

纽约众人皆知的豪和哈莫律师事务所的豪律师担任被告的律师。他是被告用高薪请来的，所以他会尽一切努力对他的委托人负责，搜集一切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他的辩护强调两个被告不是共犯，他们从来不认识，同时也没见过被害人。律师的辩术很强，他认为尸块可能是威廉的也可能是任何一位不幸的人的，但是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威廉还活着。豪的成功辩护在于他向法庭提出了质疑，但法庭没通过。耐克也没有提供更有利的证据。最后终因付不起高额诉讼费而败下阵来。于是那间小屋发生过的血淋淋的事实终于从她口中道出。

两性之间的承诺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耐克这个女人伙同肖恩在那处偏僻的小屋中凶残地谋杀了她的前情人。那天，耐克以和威廉和好为借口把男按摩师骗进了那间小屋。一进小屋的威廉就被肖恩一枪打死，子弹正中头部。然后，他们把尸体拖进浴缸，接着耐克去买防雨布，肖恩就用学过的知识肢解尸体，他打开浴缸的水龙头冲洗血，却万万没想到浴缸和室外的下水道相连，他还用一块帆布擦洗了现场，于是帆布被血染成红色。尸体的头用生石膏包裹后投入河中。耐克的交待把肖恩推进了困境。于是肖思开始狡辩，说他们租房子是想建立一个爱巢，并不是用来杀人。交待过程中他把责任都推到了他情妇的肩上，他说，那天当他到达小屋时看到一幅令人恐怖的场面，耐克用枪射死了她的前情人，他只是帮这位夫人肢解过尸体。这些交待和豪的辩护产生了矛盾，于是犯罪嫌疑人被判有罪。1898年8月1日肖恩被送上了绞架，他成了适用这套刑具的第7个人，耐克被判20年的监禁。

结论

记者乔治·阿诺德的老板——报社的大财主，为了使这一报道更能迎合读者的心理，报道中做了一些手脚，为报刊打开了销路。但是，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帕特里克·海根斯

时间：1913年

地点：苏格兰，温切博

意义：法庭科学的一个传奇故事——给以后的病理学家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1913年7月8日，苏格兰的两位名叫约翰·汤姆逊和汤姆生·道克的农民正在绕霍普顿采石场散步，突然看见水中漂着一具笨重的人形状的物体。起初他们认为是附近田野中被扔掉的吓唬飞鸟的稻草人，走进一看把他俩吓了一跳，哪里是稻草人，是两具被绳绑在一起的小孩尸体。

尸体呈巨人状，外形已失去原态。尸体的残留物由爱丁堡大学的法庭医学专家哈伟·小约翰的助手沙侵·史密斯负责检验。这是史密斯一生中接的第一起案子。接案前他没想到此案的侦破会历时五年。这是一起少有的具有艰巨法庭挑战性的案件。

当史密斯提取尸体上的残留物时发现，尸蜡已形成。此物质的生成是一些埋于湿润泥土或浸在水中的尸体，由于皮下及体内的脂肪组织皂化及氢化作用而形成的灰白色蜡样物质。尸蜡可以使尸体得以保存。尸体的脚还穿着鞋，所以保存完整，其余部分有尸蜡，如果尸体埋于湿润的土壤中，一般在4到5个月即可出现尸蜡，尸蜡常开始于四肢、臀部、面部。如果尸体在水中，尸蜡的形成受温度的影响，温度高，尸错形成快。在此案中，史密斯注意到，两具水中尸体尸蜡的形成程度一致，至少需要8个月或2年。这是两具小男孩儿的尸体。通过骨及外部特征得出：一个男孩身高是3英尺75英寸，年龄约6到7岁，且头部有损伤，但是这处损伤无法鉴定是生前伤还是死后伤；另外一具尸体比前一具矮5英寸，年龄约在3到4岁间。两人有很相似的棕色头发，很明显可以看出发型是生前刚理过的。

最后一餐

史密斯进一步解剖发现了另一条和尸蜡一样有价值的重要线索，那就是尸体的胃内容物。这就是孩子们的最后一餐：绿色豌豆、大麦、土豆、韭菜和一些肉汤成分。按常规时令蔬菜应该是夏末或初秋时上市的，结合尸蜡的形成，史密斯估计死亡时间应该是1911年的后半年。同时他进一步确定最后一餐约死亡前一小时吃的，这说明孩子们就住在本地，所以凶犯通过步行就可以把两具小尸体抛掉。检验死者的衣物时，史密斯发现其中一个孩子的上衣口袋里有一枚褪色邮票，而且孩子们的衣物都是廉价品，从孩子们玩的和穿的推断，这是穷人区的孩子们。以上权威性的分析可以判断尸体的身份。

威廉·海根斯生于19be年12月，他的弟弟生于1907年。不幸的是，1910年他们的母亲离他们而去，父亲帕特里克·海根斯又是一位经常酗酒的临时工，因生活困难，父亲只好把孩子们送到救济院。

1911年7月，帕特里克因付不起孩子们的基本赡养费，被投入监狱两个月。后因救济，海根斯把孩子们从救济院中接出转送给一个名叫潘丝·首斯的妇女照顾。可海根斯还是没有尽到作父亲的责任，苔斯放弃了对孩子们的照看。没办法海根斯把孩子们又接了回来，时间是1911年的问月初，随后两个孩子就失踪了。朋友们问到孩子们的事，海根斯用多种借口搪塞过去，可言语总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初审海根斯时，他因癫痫突然精神错乱，这给审判带来一定的困难，检验证据就成了重要证据。最后的宣判是海根斯有罪，1913年10月2日，他被绞死。

结论

一个案件中尸蜡的形成很难观察到，为此史密斯专门在爱丁堡大学的法庭科学实验室作了样本，为学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他的做法给青年一代病理学者做了表率。

开斯·史密特

时间：1913年

地点：纽约

意义：这是一位优秀的侦探对一名古怪的凶手进行调查而作出的调查报告。

1913年5月9日的早晨，一对家住哈得孙河边的小兄妹在河边玩时，发现一个被早潮冲上来的包裹，包裹的外部是特制纸皮。好奇之心使兄妹俩打开了包裹，首先呈入眼帘的是一个红蓝相间的枕套作的枕头。打开枕套，恐怖的场面把兄妹俩吓坏了，原来枕心是一具无头女尸的上部躯干。接到报案后，尸体很快被运到侯泊肯停尸房，法医乔志博士先对尸块做了概括性的分析：碎尸者有熟练的解剖技巧，说明他有一定的医学知识；从尸块的软骨组织硬度，可推断女尸的年龄不超过30岁；身高5英尺4英寸，体重约120磅到130磅之间。此尸块在水中已有几天了。（随后的验尸中发现，被害者死前不久发生过早产。）

第二天，两个猎人在三里外的新泽西维霍肯河下游，发现了尸体的下部躯干。尸块被8月31日的报纸包着塞进了和上面提到的同样的枕套，并被一块大石头牵着。令人非常欣慰的是这块石头的成分对案子的调查起了重要作用。地质学家鉴定这块石头属于片麻岩，色泽发绿，新泽西很少见，但在曼哈顿却很普通。此石头外型不规则，像是被炸过。它到底来源于什么地方，有可能是纽约那边运来的建筑材料。对案子的侦破涉及一个管辖问题，管辖权通常是由案件发生地来确定，虽然尸块漂浮在哈得孙河上，但案子具体发生在新泽西还是纽约确定不下来。但是凶残的谋杀有很明显发生在河那边的迹象，于是案件的调查归纽约警察局处理。传奇侦探

美国刑事犯罪学的创始人罗斯福·福朗特检查官接受了对此案的侦察。福朗特是一个有名侦探，1906年他就访问过伦敦，回到美国后，他把从伦敦学到的指纹学知识进一步的总结归纳，同年他就把这种知识用到鉴定一位旅店小偷嫌疑人身上，虽然小偷一再否认，但铁的事实——现场遗留指纹，最终揭露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旅店小偷。这是美国利用指纹的第一个案件，这个案件使福朗特认识到了指纹的重要性。

福朗特也深深的懂得传统侦破方法的重要性——案件中两个枕套是重要的线索。而且枕套里还绣着A字，像是一位刺绣新手的手工作品。福朗特感觉此物品可能来源于妇女的闺房，这表明分尸的地点是一个私人住宅。

枕套上标有生产厂家的地址——新泽西南克地区的罗宾逊·罗德斯公司。调查时，公司透露说，枕套的销售令人失望。曾有一位二道商人乔志·珊磋订做了十二个。当询问乔志时，他说枕套很难卖出去，现在仍有10个在库里。卖出去的两个，一个被一名无犯罪迹象的妇女买去；另一个同各种各样的别的饰品一起买给了怕日得赫斯特林荫道68号。

屋子的房东告诉福朗特，此房已于两个星期前租给了一位名叫汗斯·史密特的人，他租房的目的是为了一个和他有一定关系的女人。案件的侦破有了重大的转机，这位房客成了重要嫌疑人。侦探对此房做了五天的监视，结果没有任何人进出此屋。9月9日，福朗特用万能钥匙打开了此房的门并进入，职业的经验告诉他这就是犯罪现场：绿色的壁纸被漂洗过，地板上有很明显的血迹，但整个现场已被清洗打扫，洗物槽内留有清洗用的刷子和小块肥皂。凶残的谋杀

福朗特在屋子的通风管处发现了一个长型的屠刀和一把宽手锯，很明显这两个器具都被清洗过。另外通风管处还发现了绣有A字样的小手帕。还有一叠写给安娜，阿木勒的信，信件多数来自德国，只有三封是返回纽约的。福朗特调查了所有的来信人，目标集中到了42岁的包内非司教堂。教堂的牧师说，有个名叫安娜·阿木勒的从德国移民来的21岁的女孩，因通奸被教堂开除。之前，她一直在教区长的住宅当服务员。当问及安娜是否认识汗斯时，牧师点头承认，并且说他还知道汗斯目前的地址——罗斯福教堂街405西街105号。

福朗特对此人的怀疑增大，午夜时分他来到罗斯福教堂街，并找到了汗斯·史密特，当说明来意，这位32岁的出身于德国的牧师几乎昏厥。几分钟后，他终于卸掉了精神负担，用自责的语气叙述他的经历：他幻想着能有一天和安娜结婚，婚礼的仪式很简单，那就是杀了她。他解释说杀了她是因为爱她——这种信念必须用血的代价未完成。

8月20日，汗斯购买了刀和手锯，但内心的犹豫使他一直到9月2日晚才动手。那晚，他趁安娜熟睡爬进了她家，猛扑过去掐住了安娜的脖子，可怜的安娜就这样一命呜呼。当问及细节时，汗斯交待说，他在被授予神职之前，学外科医学，了解人体结构及精通解剖，于是杀人后他解剖尸体并抛尸哈德森河。因为行动隐秘，案发前，没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福朗特在汗斯的衣柜里还发现了一些以爱米耳·莫列命名的商业名片，汗斯不得不承认，他有时以别的名字行医，专门给一些妇女做堕胎。

1913年12月，初审汗斯时，法官一直怀疑他的神经是否正常。1914年2月5日，二审时，这种疑虑消除了，这位神父被判有罪。1916年2月18日，他被送上电椅处死。

结论

这个典型的案件为福朗特进一步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办此案的同时，他领导建立了指纹库。

爱德华·凯勒

时间：1914年

地点：宾夕法尼亚，费城

意义：法医在案件侦破中有重要的意义。

1915年，离圣诞节还有10天。工人们挖酒窖时发现了地底下埋着一个木箱，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具高个子且很强壮的男性骨骼，生前的衣服还在，头发呈灰白色。死因是由头后部受重击导致头骨碎裂而引起的。箱子内有一个带四颗牙齿的假牙床。

从现象上看，尸体的衣服有重要的鉴定价值：上衣的标签显示这是费城一家不出名服装店的产品。上衣口袋有一把钥匙、一个祈祷用的笔记本及一个十字架。法医估计此尸体已在地下埋了3年左右。

此案的侦破由贸城的高级侦探威廉·贝尔肖负责。案子在最初就陷入了僵局，首先包尸物上留下的名字和地址“约翰·迈克纳默，文斯莱街”有误，其次，尸体的上衣标签是一裁缝早就作废不使用的。

难道凶手作了手脚，假牙床又怎么解释，贝尔肖确定木了。尸体头骨的牙床上有35颗牙齿，其中3颗是成人后长出来的。显微镜检验发现，头发的本色是棕色的且光滑柔软，这和粗糙的灰色头发相矛盾。贝尔肖认为尸体年轻时长棕色的头发，现可能已步入中年。

案子的侦破只好从本地的制包业中入手，贝尔肖果然找到了线索：1914年3月4日，一个名叫迈克纳默的人曾经定做了一个包送往文斯莱街第600街区。但这事发生在对个月前。这和法医估计的死亡时间相矛盾，贝尔肖认为可能是尸体上撒的大量生石灰使法医对死亡时间发生了误估。

先按包尸物上写的地址找到了文斯莱街的住所，房东太太说她房屋的一个承租人可能出了事，最近不见了。然后描述说此人金发白肤，牙齿突出，名字可能叫迈克纳默。随后贝尔肖用尸体上衣中的钥匙试开每一扇门，果然有一扇门打开了。据调查还发现，尸体所在地的上方，1914年时是一家名114红星的洗衣店，此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年的店主艾德温·科莱米伯恩回忆说迈克纳默曾在夜晚做警卫，1913年他突然失踪了。从各种迹象上看，此谋杀的动机好像和钱有关系。于是把当铺当做了侦察的重点。其中一家反映说，1914年3月他们用10元钱当了一块表，这只表一直没有人拿回去，他们清楚地记得当表的人叫丹尼尔·迈克尼科尔。胆怯的妻子

迈克尼科尔家住对街区866号，当贝尔肖访问此处时，一个看起来很害羞的女人承认她叫迈克尼科尔。是迈克尼科尔的妻子，并反映说她丈夫1914年3月30日失踪至今未归，但她拒绝说他为什么失踪。只提供了她丈夫的外貌：高个子、身材魁梧、长棕色头发，且有一口漂亮的牙齿。这正好和尸体情况吻合，她还说她丈夫是一个虔诚的旧教徒，不带祈祷书籍和十字架他就不出门。于是贝尔肖肯定地告诉她，她的丈夫已经找到了。

听到这个消息迈克尼科尔太太泪如泉涌，解释说不愿说出丈夫失踪的原因是，他丈夫的一个名叫爱德华二凯勒的同事告诉说她丈夫携公司的15ho美元逃跑，如果她能补上这笔钱，他就不把此事报告警察。于是忠实而可怜的女人分期把这笔钱寄给爱德华·凯勒，但她不清楚爱德华·凯勒在哪里。只强调说此人大约只有45岁，有一双深邃的眼睛。

进一步调查发现，洗衣店的老板科莱米玻恩和爱德华·凯勒是同一人。而且科莱米玻恩有过犯罪记录HS年前他因挪用公款而被判14年监禁。据了解共犯是他的外甥26岁的艾博特·扬，从调查的结果看，艾博特·扬可能就是约翰·迈克纳默。于是贝尔肖推断，可能是这两个男人引诱迈克尼科尔进入洗衣店并杀了他。但多余的牙齿及所在的假牙床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很快就从家住纽约的扬的妈妈那里找到了答案，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儿子就配过这样的牙齿，并报告说她的儿子失踪了。

当传唤科莱米玻恩时，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红星洗衣店的老板。并交代为了钱，伙同扬一起杀了迈克尼科尔。但是他不承认杀害了扬，并推断说扬可能已逃跑。当宣判时，他拒绝承认犯有杀人罪，狡辩说此案完全是他的外甥扬策划的，自己只是胁从。判决的结论是，他被判12年监禁。然而扬却从此失踪。

结论

这个案子有一个戏剧性的结果。出监狱的凯勒改过自新，还和一位社会工人结了婚，并在一家国家银行找了一个夜间看守的工作。1925年12月早晨，一位喘得很厉害的老人背着一个小包急招出租车，上车后要求把车开到火车站，并要求司机要快。当车到达目的地时，司机才发现此人瘫在一边，因心脏病死亡。包扔在一边，内有盗窃的6000美元。此人就是凯勒，这就是他可卑的下场。

贝克和柔克

时间：1922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胃内容物不但可以确定死亡时间，而且可以提供无可反驳的鉴定证据。

几年来，亚伯拉罕·贝克和他的妻子珍妮一直忍耐着没有爱情的婚姻，无休止的争吵一直没断。1920年，贝克终于抛弃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孩子随二十四岁的情妇安妮·伊莱亚斯而去。但是在克里夫兰呆了三个月后，他们又返回弗兰克斯，奇怪的是贝克又回到了妻子的身边，而且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善，1922年4月6日晚，两人还亲密地出现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勤劳的珍妮还带来自家的干酪、葡萄、无花果和杏仁。

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汽车发动机出了毛病，喳喳作响地向电车站驶去，贝克下车找原因，并请珍妮下车帮助，珍妮做梦也没想到，不幸降临在她的头上。当她一下车，贝克残忍地一次次击打她的头部，珍妮当场死亡，贝克把她的尸体拖到了附近事先挖好的洞穴内，为了掩饰罪恶，他把尸体用石灰石处理后才埋掉，然后驾车离开。

当好心的邻里询问到珍妮的情况，贝克就用自编的故事搪塞说珍妮去费城了，但很少有人相信，因为珍妮是一个忠实的母亲，她很少留下孩子自己去玩。另一方面，贝克千方百计想把四个孩子送往孤儿院，身边只留了他和情妇两岁的女儿。他的语言和行动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因为他偶尔向朋友夸耀说：“我庆幸自己除掉了妻子。”

舆论很快使他的罪恶露出了马脚。11月，这个多嘴的私人司机被作为珍妮失踪那天的推一目击者被捕。即使在监狱，他还自诩说，“他妻子埋尸的地方警察一百年也找不到。”

在审讯中，贝克多次提到了鲁宾·柔克，此人开了一家汽车商店，是贝克商业上的朋友。鲁宾·柔克承认帮贝克理过尸，但否认自己是共犯，并把侦探带到了埋尸地点——他的商店的院子里。在挖了四英尺后，终于找到了一具腐烂的女尸。

面对停尸间的遗物，贝克否认说：“这不是我妻子，她比这具尸体高。”

“她的穿着呢？”警察问到。

“这不是我妻子的衣服”，贝克坚持说他的妻子穿的是低腰的靴子，而不是尸体穿的时髦的高筒靴，衣物也对不上号。

尸体被送到了卡尔·肯纳德博士那里验尸，从尸体被压扁的头颅可看出此人头部生前受到重击；从支气管的条件来看，此人被埋葬时，尚有一线生机，所以她死于窒息；从胃内容物中发现葡萄、无花果、杏仁、烧肉三明治等痕迹——这正好和贝克与妻子在晚会上吃的食物吻合。贝克慌了神儿，无理的大吵说，没有一个妇女能一下吃那么多的食物。于是专家用传统的烹饪方法烧肉然后测量胃排空时间。

贝克非常的狡猾，现在他承认尸体就是他的妻子，可他控告说是柔克杀害了他的妻子，“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柔克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当问他为什么当时不报案呢，他说，“柔克还杀了很多其他的人，我怕他杀我”。

柔克的供词和贝克的惊人的相似，他说也怕贝克杀了他。不管两人如何狡辩，铁的事实证明两人有罪。1924年，两人以一级谋杀罪被处死刑，送上了电椅。

结论

亚历山大·盖特勒多年来一直在药物检验室从事化学和化验工作，他出色的技术和细致的工作为打击犯罪、澄清死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帕特里克·马霍恩

时间：1924年

地点：英国，东波恩

意义：这是斯皮尔伯里先生曾经遇见的最具有挑战性的案件。

杰西·马霍恩的丈夫有段时间常不回家引起了她的怀疑。她知道丈夫身边的那些能说会道穿着人时的女人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她害怕他会再用以前的方法追求别的女人。担心和好奇驱使杰西·马霍恩翻遍了丈夫的所有口袋。她注意到了一张来自伦敦滑铁卢的行李票。于是她向一个做铁路警察的朋友询问这张1924年5月至目的行李票，调查后发现，此货物已被送往苏格兰。出于责任，警察帮助寻找这个货物。

第二天，当杰西·马霍恩来到行李检查室时，一位警察正在等她。杰西·马霍恩被包裹内血淋淋器具惊呆了：一把菜刀和交织字母的箱子，两者均沾有消毒剂——看起来不是一个好兆头，可能是杀狗的工具。可是经鉴定血迹是人的，这一事实使杰西·马霍恩惊呆了。因为她听过谣传，她的丈夫有一情妇埃米莉·凯恩。

埃米莉·凯恩年方27，处于和杰西·马霍恩丈夫的恋爱中，打算结婚、移民共生子。令她担忧的是孩子的爸爸帕特里克·马霍恩已有一个妻子，即杰西·马霍恩。对于这段畸形的婚姻，埃米莉·凯恩不但没有退出，相反，计划向南非移民。不幸的是，她接受了马霍恩蓄谋已久的“邀请”——参加4月12日的周末聚会，地点在他们租的一个偏僻的平房内。马霍恩为这次行动准备了一把大的菜刀和一把钢锯，这一切都表现了相当的“先见之明”——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犯罪行为。在这个周末聚会，他们在这里为这场畸形的恋爱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气急的帕特里克·马霍恩用煤斗掷向埃米莉，这可是致命的一台。他的这个行为正好能被屋子的天窗挡着，所以没有人发现。这就是埃米莉曾对别人说过的有游廊的平房。

恐怖的房屋

苏格兰场的侦探们在伯纳德·斯皮尔伯里的陪伴下进入了这栋早已无人居住的房屋。房间里没有什么东西可被辨认出是埃米莉·凯恩的。他们的发现后来被斯皮尔伯里详细地记录在报告中：两个大的带盖的长柄锅，里面是被煮沸的人肉；一个箱子里还有37块人肉；在一个木箱里盛着人的躯干，包括带着淤血的肩膀和一个装满各种人体器官的饼干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被用一张浸过血的地毯盖着。

斯皮尔伯里在这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逗留了8个小时，他通过簸箕对壁炉里的物质进行筛选，最后发现了不少于1000块被烧过的骨头块，大部分已经变成灰状。每一样物证被归类之后，立即送往伦敦的实验室进行人体重组。这项工作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斯皮尔伯里找到了除头骨和一条大腿一部分以外的所有人体组织器官，经过鉴定发现这是一位怀有身孕的女性尸体。

尽管还不能够绝对的确定埃米莉·凯恩的死因。但是斯皮尔伯里已经可以完全推翻马霍恩所说的“是一场事故”的谎言。易碎煤斗的打击造成了死者肩部的淤血，它的坠落对头骨也造成重大的伤害，煤斗既没有被钩住，也没有塌陷，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她没有被马霍恩所说使用钝刀割开，他疯狂徒劳的想法就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这个致命的起重装置上转移开，他说这个起重装置是在案发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买的。斯皮尔伯里一直怀疑马霍恩用一把丢失的斧辆打击埃米莉·凯恩，直到她死亡。案件重审时提到马霍恩把在壁炉中烧人头的事告诉了另一名家人。当时剧烈的火焰使死者的眼睛睁开，把马霍恩吓坏了，以至他逃出了房子。在对这一个问题交叉盘问时，突然一个炸雷在头顶滚过，心虚的马霍恩恐惧得浑身发抖，双手抱头，脸色蜡黄，惊恐地瞪着天空。不言而喻，一切都真相大白，他于1924年9月9日被执行死刑。

结论

此案件的侦破条件非常恶劣，当时的警方又没有得心应手的勘验工具。斯皮尔伯里从警方们艰苦的工作中——赤手空拳地搬腐肉碎块，实践中也没有专门的装置，如橡胶手套、胶带、指纹显示粉末等勘查刑事犯罪现场必须具备的工具中的窘况受到启发。于是，斯皮尔伯里和苏格兰场及其他法庭科学家们研制出了后来侦查案件必备器材——著名的现场勘查包。

亨利。科林·坎贝尔

时间：1929年

地点：新泽西，科兰福德

意义：富有灵感的科兰福德发现，终于使死者的身份得到证实，为抓获元凶奠定了基础。

从外表上看，理查德·坎贝尔是一位办事细心，谈吐儒雅的绅士，这正是中年寡妇米尔德里德·毛里心目中期待的男士形象。通过婚姻介绍机构，他们认识了c61岁的理查德·坎贝尔是纽约人，他所登记的职业是医生。米尔德里德·毛里非常信任他，经过一段急风骤雨的恋爱，两人于1928年8月28日结婚。第二天，坎贝尔建议米尔德里德·毛里把她的1000美元存款转到他的银行户头上，这样她也可以从他的投资中获利，米尔德里德·毛里高兴地答应了。

不久，理查德坎贝尔说，因为他的医生工作，需要马上回到加里福尼亚，这使本来十分幸福的蜜月变成了空守洞房。事实上，理查德·坎贝尔欺骗了米尔德里德·毛里，把她一个人丢在了宾夕法尼亚的这个小镇上，自己并没有回西海岸，而是去了新泽西的伊丽莎白，那里有他真正的妻子和家庭。很自然他只是想骗她的钱，之后准备尽快地摆脱她。但这期间，他仍然一直用甜言蜜语给米尔德里德·毛里写信，说非常地想念她，但是自己非常忙，钱也不够花。

米尔德里德·毛里被理查德·坎贝尔的神神秘秘的行为搅得心神不安。最后，她根据信封上的地址找到纽约西42号街，而那里的房东却说他有一段日子不在这里住了，建议她去另一个地址找，结果她没有找到，她只好失望地回到家。1929年2月22日，理查德·坎贝尔出人意料地再次出现在米尔德里德·毛里的面前，并且告诉她，这次要带她一起到新泽西。他们一起坐着理查德·坎贝尔黑色的敞篷车起程了。大约中午之后，理查德·坎贝尔把车停到了科兰福德镇外，此时米尔德里德·毛里正在后坐上昏昏欲睡，理查德·坎贝尔拔出了0·38口径的手枪瞄准了米尔德里德·毛里的头部。一颗子弹穿透了米尔德里德·毛里的帽子打中了她的头部。之后，他把尸体拖出了汽车，浇上汽油，点着了火，企图销毁所有的证据。第H天早晨5：30，一位卡车司机发现了仍然着火的尸体，于是马上报了警。到达现场的侦探们把烧焦的尸体在雪地上打了几个滚，尸体上的火焰才熄灭。可是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了。为了帮助鉴别，检查官艾贝·大卫预约了私家侦探代理处的威廉·瓦格纳来协助调查。或许，他面对的是一起可能完全没有结果的案子。凶手用死者的衣服包住了死者的头，然后点着。因此现场留下来的证据极少，这说明此案的动机可以排除抢劫。死者的鞋是由圣·路易斯公司生产的。据公司介绍，死者穿的这双廉价的棕色棉布鞋，破船大量地运到宾夕法尼亚地区。

死亡面具

瓦格纳下决心一定要侦破此案。他让一名尸体化妆师整理了被害人的面容。因为死者面颊骨较高，这使得瓦格纳不禁联想到死者可能是一名波兰血统的人。因为有大量的波兰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居住，所以他在这一地区发出了大量的认尸通报，通报上给出了被害人的大概年龄和服饰，不久格林维尔警察局长途打给瓦格纳，给出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最近，斯托伯太太和多兹太太见到局长时，告诉他说，她们非常担心自己的朋友米尔德里德·毛里。6个月前，她曾说和一个外科医生结婚了，此人名叫理查德·坎贝尔，她们担心的是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到过她了。她们描述说米尔德里德·毛里穿着一双特殊的弓形的，尺寸为6C的鞋子。瓦格纳可以肯定，死者脚上烧了一半的棕色鞋子也正好符合这些特征。

4月初，米尔德里德·毛里的病历复印件被送到了新泽西的警察局。米尔德里德·毛里太太的一个手指在关节处变硬，而死者也正是如此，同时送来的还有米尔德里德·毛里太太的牙齿排列图，此时，瓦格纳已经可以肯定死者就是米尔德里德·毛里太太。警方在格林维尔对米尔德里德·毛里太太的家进行了查验，结果找到了她的临时丈夫写来的信件，其中一封给出了米拉尔的一处临时住址，尽管房东回忆起了这位沉默寡言的理查德·坎贝尔医生，但是却并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

瓦格钢去了马里兰州的艾尔克顿，在这里，理查德·坎贝尔第二次重婚婚姻开始，郡里有他地址的记载：巴尔的摩地区的3707约塞米迪街，——但是这里却空无一人。然而3707的房主却提供3707的房东名字叫亨利·科林·坎贝尔是新泽西州的韦斯特菲尔德地区人。而这里距杀人现场仅仅几英里。警方的档案显示此人因婚姻被定过罪，他在韦斯特菲尔德地区的房子已经被废弃了。但是瓦格纳了解到坎贝尔的信件最后有被转送到新泽西的伊丽莎白地区的471麦迪逊街。

瘾君子

4月间日，侦探们去了亨利·科林在伊丽莎白的家，正好见到了他的法定妻子。她告诉说她的丈夫在晚上9点前是不会回家的。9点的钟声响过不久，一位头发灰白的男子在路灯的掩映下缓缓地走来，他刚迈入家门，侦探们就逮捕了他。在他的衣袋中搜出一把手枪，后来鉴定正是杀人用的枪支。亨利·科林撒谎说自己是一名广告商。侦探们带走了他，l个小时后，他承认尽管记不清杀人过程了，但是米尔德里德·毛里太太是他杀的。之后亨利·科林的毒病发作了。坎贝尔杀人时是否是在毒病发作时还无法得出结论。但是医生检查后说，他的健康状况下降，需要提供用药量。

坎贝尔被怀疑不只杀了米尔德里德·毛里太太一个人。一年前，一名中年的女家庭教师玛格丽特·布朗突然放弃了工作嫁给了一位医生，而这位医生也是她从婚姻介绍机关认识的，她有7000美元的存款。后来玛格丽特·布朗被枪杀了，而且也是被浇汽油焚烧了尸体。现场距离米尔德里德·毛里遇害地点不到15英里处。尽管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相似，但是还不能肯定前一起案件也是他所为。1929年7月13日，理查德·坎贝尔被控一级谋杀，于4月被执行死刑。

结论

在通信手段极为有限的年代，地域辽阔的美国给刑事犯罪者逃避打击提供了条件。一个村；发生的刑事案件，很少在其他地方报道，除非涉及到国家利益。如果此案没有威廉·瓦格纳精确的推理，凶手就有可能逃过制裁，后果只能是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帕特里克惊雷达

时间：1935年

地点：澳大利亚，悉尼

意义：澳大利亚众所周知的鲨鱼人手臂谋杀案，以其案件的离奇性而载入法庭科学史。

1935年4月中旬，两名渔民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海滩捕到了一只14英尺长的鲨鱼。他们不愿意把这样一只可爱的动物杀死，于是把它送给了库吉海滨水族馆，但是鲨鱼却并不愿意在这里生活，它拒绝进食，表现出一副濒死的样子。4月25日，鲨鱼突然发狂，它疯狂的翻滚，口中吐出大量的污物，其中还有一只完好的手臂。这只手臂呈棕色，肌肉发达，上面有很少见的纹身，纹身的图案是两个摆好格斗架势的拳头，手腕部还紧紧地缠绕着一条绳子。

水族馆的专家们非常地惊讶，鲨鱼的消化液居然溶不掉这只手臂。正常情况下，食物应该在36个小时内就可完全被消化。显然是因为鲨鱼在被捕时受过重创，以致消化系统失去了平衡。可以推断，一周前，鲨鱼在被捕到时刚吞下这只手臂。解剖鲨鱼时，只发现了一些其他动物的残骸，没有任何别的人体组织。

手臂上的皮肤还完好，但是已变软。悉尼警察局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设法使这些变软的皮肤复原。最后获得了可以辨认的图案。警方查阅了最近的档案，发现确有一名纹身者失踪。调查的结果不久就集中到了詹姆斯·史密斯身上，他是一名40岁的业余拳击家，并且曾有过犯罪前科。经过他的妻子辨认说，手臂是她的丈夫的，经指纹检验确定，手臂果然是詹姆斯·史密斯的。

詹姆斯·史密斯两个星期前失踪，也就是4月8日，鲨鱼被捕到的前9天，他曾告诉他的妻子在海边租了一套别墅和帕特里克·布雷迪一起钓鱼度假。帕特里克·布雷迪是悉尼的一位下层的小市民，他和毒品交易圈有联系。侦探们对他进行了调查，他坚决否认和史密斯的失踪有关系。但是最后他暗示一名名叫雷金纳德·霍尔姆斯的富有的船舶制造商可能会提供一些线索。侦探们确信这是一起团伙作的案件。于是他们把重点放在寻找死者的剩下残骸上，因为单凭一只手臂不能准确断定手臂的主人已经死亡。于是警方调用了空军、海军的力量帮助搜索，可是一无所获。很偶然，恰巧世界著名的病理学家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锡德·史密斯教授在澳大利亚访学，警方聘请他协助当地的法医小组检验这条胳膊。大家一致认为，这条胳膊是被人用锋利的尖刀从肩膀的关节处切割下来的，并不是被鲨鱼咬下来的，而且切割胳膊是在被害人死后相当一段时间后进行的，这就说明胳膊的主人已经死于非命。凶手的住宅

下一步，警方检查了海边的这所别墅。根据别墅主人的物品清单来看，屋中的一个小铁箱、一个空气垫、三个席垫和一段绳子丢了。这样就可以对史密斯被杀过程进行实验性重视：死者是被人在席垫上砍成若干块，然后压紧放人小铁箱内。因为碎尸块太多，小铁箱放不下，其中包括这条带纹身的胳膊，被用绳子绑在小铁箱外面，远远地扔在海里。后来因为手臂没有被绑紧，就落到了这只可怜的鲨鱼口中。恰巧水族馆中的鲨鱼胃口不舒服，手臂就被送到警方这里。

下面的故事就更加的离奇了。布雷迪被捕的三天后，警方根据他的暗示，在悉尼港，驾驶高速飞行的汽艇追逐雷金纳德·霍尔姆斯，被捕的雷金纳德·霍尔姆斯却否认认识布雷迪。当时他的脸被子弹擦伤，警方认为这可能是他想畏罪自杀而留下的。而雷金纳德·霍尔姆斯却坚决否认这一点，他坚持说有人企图杀他，他还供认说是布雷迪杀了詹姆斯·史密斯，之后把尸体肢解处理掉了。

雷金纳德·霍尔姆斯所说的有人杀他是正确的。可能因为他是詹姆斯·史密斯被杀的关键证人。正当警方准备向他调查詹姆斯·史密斯被杀的情况时，他被人暗杀在悉尼港大桥下自己的车里，头部连中两枪，死亡时间是当天的后半夜，当时桥上的喧闹声正好掩盖了桥下的枪声。

案发时，布雷迪正在拘留所，所以他没有可能作案。警方对他的询问一直持续了12天，直到他的律师获得了高等法院的禁止令才结束了审讯，禁止令的理由是一条胳膊不能证明詹姆斯咬密斯已经死亡。警方强烈指控布雷迪就是杀害詹姆斯·史密斯的凶手，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草率的行动。在法庭上，布雷迪非常平静，他还指控另一个名叫艾伯特·斯坦纳德的人，说他也和詹姆斯·史密斯的死有关。陪审团受高等法院决定的影响，认为指控谋杀证据不足。布雷迪被释放了。后来斯坦纳德和约翰·斯特朗被怀疑充当黑社会的打手，两人被以枪杀雷金纳德·霍尔姆斯为由起诉，但二审后，他们也被宣告无罪。从已知的线索来看，这一系列谋杀和澳大利亚黑社会毒品交易有关。

结论

锡德·史密斯在后来的工作中谈到这起案件，他说这个真实的案件比小说更离奇。

别克·拉特托纳

时间：1935年

地点：英国，兰开斯特

意义：这起案件是法庭科学的一个分水岭。新技术的利用，确定了两具尸体的尸源和死亡时间。

1935年9月10日，一名女子出去散步，当她通过苏格兰的莫非特区附近的大桥时，发现安纳河的河坝上散落着几个包裹，有些是用报纸包裹的。当打开其中的一个包裹时，她惊呆7，里面是一条人的手臂。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来到现场，对河坝进行搜索，在这里找到了不少于70块的尸体碎块，经过拼接发现这是两具面部特征完全被破坏的尸体，于是尸骸被送往爱丁堡进行检验。

病理学家负责把这些令人恐惧的尸块进行重新拼接，来恢复尸体的原貌。从事这项工作的有：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医约翰·格拉斯特教授、爱丁堡大学的法医锡德·史密斯教授和解剖学教授JC·布拉希先生。究竟是谁用这样残忍的手段、这样高超的手法肢解了这两具尸体呢？从尸块的特征看，专家们估计全部的肢解过程最起码需要8个小时，由此可见凶手有充足的作案时间，而且有一定的人体结构基础知识。尸骸所有具有人身认定价值的器官——性器官、指头、面部特征——或者被毁掉或者失踪。小组分析认为，这些尸块虽然量大，但最多是两个人的，但因为尸块太多，而且复杂混乱，所以只能根据死者头骨得出以下结论：死者中一名是女性，年龄约21岁，身高为5英尺1英寸高；另一名为男性，大约60岁，身高约5英尺6英寸高。

因为法医不能给警方提供更多的线索，所以侦查只能围绕现场进行，通过包尸块的报纸日期来看，发案时间不超过9月15日。警方又重新仔细勘查现场，意外的收获出现了。小河下游的几百码处，发现了更多的尸块，通过检验，进一步证实被害人死亡时间不超过9月19日。因为这两天的大雨使河水上涨，尸块才漂浮上岸，于是警方把注意力缩小到9月19日前失踪人员身上。一个偶然的机会，邓弗里斯郡的高级警官在格拉斯哥的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消息，内容是关于一百英里外的兰开斯特地区有一名叫玛莉·筒。罗杰森的人失踪了，她是贝克·拉特扎纳博士家的佣人。于是这位高级警官打电话到兰开斯特的相关部门调查此事，才知道拉特托纳的妻子在相近的时间里也失踪了。这名苏格兰曾官把这起失踪案和碎尸案联系了起来，于是他打电话要求病理学家重新检验尸体，复查那具被认定为男性的尸骸是否是一名身体强壮的女性尸骨。同时他要求兰开斯特地区的警方提供拉特托纳的详细资料。

突破性的联系

拉特托纳是一名印度出生的医生，尽管他和伊莎贝拉·范·埃斯没有办理正式结婚手续，但是两人一直以夫妻的名义在兰开斯特地区生活，并且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这种不受法律保护的同居一直芨芨可危，原因是拉特托纳脾气太坏，经常神经质。所以他们间矛盾重重，冲突激烈，经常招致警察的介入。现在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婚姻彻底崩溃了。自从发现伊莎贝拉和玛莉失踪，碎尸案就有了进展。调查发现她们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9月14日之后，拉特托纳像疯了一样围绕着兰开斯将奔走相告，用类似小说中的各种情节编造两名妇女的失踪经过，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接着，拉特扎纳强烈要求警方到他家里搜查，来消除社会上说他杀了妻子和佣人的流言。开始警方一直没有把这当一回事，总是委婉的把他打发走。但是，当苏格兰警方发来协查通报时，他们才感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边界以北，更有价值的线索出现了。最初发现的用来包尸块的报纸中，有一张是从“星期日画报”上撒下来的。发行日期是9月15日。一位警官认真地检查了报纸碎片，发现有一条被撕碎的新问标题是“——这是狂欢节女王”，旁边常的一张带帽子的年轻女孩照片，他感觉到这是一张特殊地区的小报，果然此报纸只在莫尔卡姆和兰开斯特附近发行。

一家地方报纸的卖主肯定在9月15日，给拉特托纳家投寄过“星期日画报’报纸。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了，一位妇女认定其中一件包尸决的衣服是她送给玛莉母亲的，之后玛莉母亲又把此衣服转送给了拉特托纳的孩子。

最后，警方将计就计，搜查了拉特托纳在帕托恩广场的家，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大量的证据——家中有大量被清洗过的血痕，排水管里还有明显的人油痕迹。拉特托纳的虚张声势终于露馅了。10月12日，他被传唤到警察局，经过一夜突审，第H天早晨710，他被警方正式以一级谋杀罪起诉。

两具尸体

在苏格兰，病理学家继续他们的工作，他们把头骨、躯干、对段手臂、心部分人体软组织进行了重新组合。骨头和牙齿表明年龄大约在20岁左右的女尸和玛莉相符。经进一步鉴定，第二具尸体也是女性，她的年龄在35岁到45岁之间，和45岁的伊莎贝拉也符合。

但病理学家却没有发现令他们信服的其他证据，在两具尸体上能够认定人身的特征器官都没有——据说玛莉患有斜视，但第一具尸体的眼睛被从眼窝中挖了出来；上臂皮肤也被刮去了，调查发现玛莉正好在这一位置有一块胎记；玛莉的拇指受过伤而留下了伤疤，但此处的皮肤组织也被刮去了。但有一点让人兴奋，就是第一具尸体的指纹和拉特托纳家的一份文稿上发现的指纹一致。而这些文稿通常是由玛莉来整理的。现在证据足够提交法庭了，病理学家惟一不能确定的是死亡原因，因为凶手的肢解技术太彻底了。

第二具尸体在肢解时也被做过针对性的处理——其中死者的几颗牙齿被用钳子扭下来；鼻子完全没有了；伊莎贝拉两条腿的膝部以下脚踝以上粗细不一致，但第二具尸体的两腿上的肌肉都被剔了下来。死者的肺部和舌头上的迹象表明窒息死亡的可能性非常大，舌骨断裂进一步证明死者是因被扼颈窒息而死亡的。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其他部位，如眼睛、鼻、耳、唇和指尖——所有能证明窒息死亡的器官组织都被凶手取掉了。这更表现出凶手的职业特点和扎实的医学专业基础知识。

然而，确切证明死者身份的是一项新兴的法庭科学技术——颅像重合。这是颅像重合技术首次被用来证明死者身源。把死者照片和现场的颅骨进行比对，发现两者完全重合。这项令人惊叹的法庭科学技术是由格拉斯特·史密斯教授和布拉希教授领导开创的。

为了确定两名妇女的死亡时间，还首次运用了另一项法庭科学技术。格拉斯哥大学在尸体勘验损伤方面曾取得过突出成绩的亚里山大·莫恩斯博士，仔细研究了发现碎尸的河岸上的蛆的生长周期，初步推断出被害人的大致死亡时间，这个时间和人们最后一次看到玛莉·简·罗杰森和伊莎贝拉·范·埃斯的时间一致。

1935年11月5日，警方经过对案件的再次细致的分析，最后把焦点集中到拉特托纳的身上，认定他就是凶手。最后，他被以两项谋杀罪起诉，并被处死刑。1936年5月12日执行。报纸上刊登了拉特托纳有罪供述，他承认自己因猜疑情急之下杀了妻子，不幸的玛莉作为淮一的目击者，被杀人灭口。

结论

布拉希和格拉斯特把这起连杀两人的轰动碎尸案件写成了书，书名叫《拉特托纷案件的法医现象》，全书详细地记录，生动的描述，精湛的分析，奠定了它在法庭科学上的地位，成为法医学方面的经典书籍。

阿瑟·埃格斯

时间：1946年

地点：加里福尼亚，圣贝纳迪诺

意义：这是战后的加里福尼亚利用刑事科学技术追捕罪犯的一个典型案例。

1946年1月，圣贝纳迪诺地区的一位旅游者独自去一个荒凉的大峡谷探险。在一棵被砍倒的树干边，他看到了一具半裸的无头大尸，尸体的手也被砍掉了。她是被人用0．32口径的手枪射死的。案件最初交给了地方治安部门调查，但因为尸体没有头和指纹，身源无法确定，使案件的侦破陷入重重困难当中。尸体的衣服和包尸用的方格地毯上都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但根据尸体现象及这个地方的特殊地理环境——因为偏僻尸体有可能几个月也不能被发现，加上恶劣的天气和野兽经常出没，尸体会很快变成一堆白骨。所以推断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木超过10小时。

尽管报纸对这起谋杀案进行了报道，但警方没有接到有关死者身源的线索。能够使用的只有失踪者的档案。经过三个星期的侦查，一个名叫多梦希·埃格斯的人出现了，在尸体发现期间，她的丈夫阿瑟说她失踪了，她的年龄大约41岁。而且此人的特征听起来和发现的尸体十分吻合。只有一点，那就是档案记录显示此人比受害者稍高，偏瘦。阿瑟·埃格斯是一名52岁的职员，他强调说自己妻子的生活放荡不羁，他还详细谈了她想离开他和他们收养的两个女孩，去附近的镇上找别的男人的事，说只有她的钱花完了或者别的男人不要她了，她才回家。当他说到她可能和别的男人走了永远不回来对，眼中还流露出悲切的神情。

埃格斯的故事听起来很凄凉，但是他对妻子失踪的态度让人怀疑。因为侦探进一步勘验，发现死者和已经失踪的多萝希·埃格斯在身高上和体态上都符合。埃格斯被带到停尸间辨认。所有关于身源方面的秘密都揭开了，这具无头女尸就是埃格斯的妻子。另外还有家庭医生的证明，这位家庭医生曾经为多萝希治疗过脚部的一个肿瘤，尸体大拇脚趾内侧的炎肿也就成了证据。

染血的汽车

尽管埃格斯有相当大的疑点，但是没有直接证据能把他和这起案件联系起来。似乎上帝也帮忙，近来，埃格斯卖了他的车，买主是一个郡的副治安官，他注意到卡车上有些棕色的斑点，看起来极像干血，他意识到这对案件的侦破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向上司报告了他的发现。埃格斯被捕了。几天的审讯之后，他承认因为妻子的生活太不检点，他俩发生了争吵，气急之下，他拔枪杀了她。趁孩子们出去看电影时，他处理了尸体。关于尸体的头和手，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含糊地解释说烧了。

就像警方意料的一样，不久埃格斯又翻供了，说自己以前的交待是在胁迫下进行的。他改口说，多尊希可能是被她的一位临时情人杀死的。这使得圣贝纳迪诺地区的检控官十分窘迫，所以他们必须找到更加有力的证据让埃格斯认罪伏法。于是他们向西海岸侦查技术最先进的洛杉矶警察局求助。

犯罪研究专家雷·平克受聘于此案。尽管他的工作遇到巨大的障碍，但是他还是找到了大量的微量物证：在埃格斯的焚烧炉中，雷·千克发现了大量的骨头碎片，经检验不是动物骨头。更大的收获是尸体上发现了几缕头发，这些毛发正好和多萝希梳子上提取的样本一致。接着，他检验了和尸体在一起的物品，其中的方格毯，埃格斯的孩子已经认定就是他家的。之后，雷·平克检验了地毯上的斑点和埃格斯车上的斑点，发现它们是人血，血型和多萝希的完全一致。用紫外灯检验地毯，没有发现精斑，这就排除了多萝希和他的临时情人发生关系，然后被杀的这种可能。

接着平克检验了埃格斯的家，发现一只0。32口径的手枪。在检验枪支对，他用这只论对准塞满棉花的木箱射击，然后提取了射击后的弹丸，利用比对显微镜，把这些弹丸和现场发现的弹丸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完全一致。最后平克得出结论，这只论就是杀死多梦希的凶器。平克还在埃格斯家附近发现了一把手锯，经检验发现锯齿间有少量的人血、毛发和骨头的细小颗粒。

1948年夏天，埃格斯在强有力证据的控诉下受到了审判，1948年10月15日，他以谋杀罪在圣贝纳迪诺被处死。

结论

平克对此案件的杰出贡献传遍了整个加里福尼亚，乃至全世界，同时他也成了小说家笔下的神人。

理查德·克拉夫兹

时间：1986年

地点：康州，新镇市

意义：在既没有直接证据又没有被害人尸体的杀人案件审判中，公诉方要想做到法律所要求的“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绝非易事。但是控方强有力的法庭科学证据，还是让案情真相大白。

夜幕降临了，刚刚从德国飞行回来的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嫂海莉·克拉夫兹搭乘同事丽塔·奔纳话思的车，从纽约离开，回到北边新镇市的家中。晚饭后，大约下午7：00，丽塔·奔纳诺思离开海莉·克拉夫兹的家。挥手告别丽塔后海莉匆匆进了家门，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她。

1986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的早，才到11月中旬，接连两场大雪就让人感受到了天寒地冻的滋味。第二天，丽塔一直给海莉打电话，直到晚上才有人听电话，他是海莉的丈夫理查德·克拉夫兹——33岁，东方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的语调十分冷淡，说自己的妻子经常“神出鬼没”，所以他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丽塔非常吃惊，因为海莉和她谈过自己的丈夫——说他是个极为危险的人——并且还告诉丽塔她准备离婚，因为她丈夫有了外遇。丽塔还想起海莉曾告诉她“如果我发生了什么，千万不要认为是个简单的事”。

丽塔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海莉没有按时去上班，也没有打电话。对于这个工作态度极佳的空嫂来说，这让人甚感意外，因为她的上班时间从来就像飞机航班一样准确。同事打电话向海莉的丈夫询问情况，他不耐烦地说记得妻子曾提到要去丹麦看望其生病的母亲。但是当给海莉的母亲打电话时，其母说她的身体一直很好，而且有一段日子没有看见自己的女儿了。

11月25日，海热三个孩子的小保姆茉莉·汤姆斯说三天前在主人的卧室地毯上看到一块袖子大小的斑迹，克拉夫兹说那是煤油印记。但现在这块小地毯却失踪了，还有其他两块地毯也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克拉夫兹在当地一家商店另外订购了价值1500美元的毛毯）。

海热·克拉夫兹失踪的消息也传到当地警方那里，但警方认为因家庭纠纷离家出走的人一般会很快回来，所以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人们怀疑警方的迟钝反映，可能和理查德·克拉夫兹的兼职警察身份有关系，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海莉。

12月2日，侦探马雷·奥拉丹负责调查理查德·克拉夫兹。理查德解释说，11月19日早晨，海莉离开家一奇$%^书*（网！&*$收集整理个小时后，他就去了韦斯特伯特他姐姐那儿，午饭时间他回来时，海莉还没有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他推测她和她的“新男朋友”一起从纽约韦斯特切斯特郡出走了。凭马雷的职业直觉，他认为理查德有重大的嫌疑，但连证明海莉已经死亡的证据都没有，凭什么让检查官和法官相信理查德是杀死海莉的凶手呢？马雷此时很有些骑虎难下的感觉。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他想到了测谎。测谎技术于本世纪初期在美国兴起。1921年，加里福尼亚的伯克力市警察局率先在案件调查中使用了测谎技术。严格的说，测谎器只是一种记录心理刺激造成的心理变化的仪器，它本身并不能识别谎言。理查德同意被测谎，并且通过了这项检验。

在马雷询问小保姆茉莉时，发现理查德从韦斯特伯特回来后，曾离开过家。在理查德离开家的这段时间里他曾用自己的信用卡，在一家专门出租各种机械的公司租用过一台冰箱和一台碎木机。

恐怖的凶杀

美国的新闻记者是雷厉风行和无孔不久的。第二天，当地报纸便出现“克拉夫兹案已有重大突破”、“海莉可能已遇害身亡”等字样。不过正当警方对此案也手足无措时，碎木机的出现的确也令他们兴奋不已。碎木机的样子像一辆小型垃圾车，人们将树枝木棍等物从人口放进去，然后机器就将它们碾压切割得粉碎，再从另一侧的出口喷出去。如果把这样一个机器用来对付人，那真让人不寒而栗。但这个噩梦般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一名开道路清雪车的司机反映说，本月19日的夜里，他开着车在河边公路上清除积雪，当时雪下得很大，通过车灯，他看到河边有一名中年男子，在他的身后还停着一台碎木机。当时他非常地奇怪，这样的风雪夜还有人跑到寒冷的河边，真是不可思议。后来他在报纸上看到克拉夫兹一家人的照片，他越想越觉得那人像克拉夫兹先生，于是打电话给警方。现在警方更加怀疑理查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又把她的尸体绞碎投到河里。

12月26日，侦探们持搜查令进入理查德的家里。因为理查德不在家，为了防止他将来反驳搜查的合理性，他们把整个过程都录了相。引起侦探们注意的是理查德搜集的枪的类型，一共50只枪，像一个小军械库。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枪支是凶器。后来，他们聘请了康州法庭科学实验室的李昌任傅士，案件的侦破开始步入正轨。

李博士在听了简单的案情介绍之后，观看了克拉夫兹家的住房，认为现场勘查的重点是克拉夫兹夫妇的卧室。在一张双人床的弹簧床垫外端面上，有一小块长条状的痕迹，对该痕迹的物质进行联苯胺实验，结果呈阳性反应。这证明可能是血迹，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几位警察都很兴奋，几乎欢呼起来。但是李博士并不以为然，因为他知道这几乎证明不了任何问题。于是他带人提取了一些被怀疑为血痕的微量物质，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检验。首先，他们通过血痕种属检验肯定那些物质是人血；然后，他们用通过血型检验确定O型血，而这正好和失踪人海莉的血型相同；然后，他们ICM酶型检验证明这血痕是比较新鲜的；最后，他们又通过对血痕物质成分检验表明确定那是循环血，不是经血。这时工作才出现巨大的进展。

之后，李博士组织警察们勘查了碎木机出现的河边。在积雪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残破的信封，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是海莉·克拉夫兹。虽然该信的内容和本案无关，但是这封信本身就说明此场所与海莉有关联。

搜查

与此同时，警察局的潜水员在河床上发现了一台被拆卸的油锯。油锯被拆成许多部分，锯身上的号码也被人刮掉了。李博士断定，这台油锯木是因为没有用了而被人丢弃，而是因为有人想隐瞒什么行为而被扔掉的。

经勘验发现油锯上有些微量物质，包括：毛发、纤维、人体组织和血痕物质。毫无疑问，这个油锯是一个重要线索。

随后，他们在融化的雪水中相继找到了一些碎木片、毛发、纤维、骨头碎片、人体组织碎片，还有一小片带着指甲油的指甲、小块像牙医们镶牙用的金属片和一小块牙齿。把所有物证集中起来共有56片人骨碎片，两个牙套，26ho根头发，一块断指，五滴血，三盎司人体组织和两片指甲。——这足以进行5000次法庭科学实验了。每根头发经过显微镜分析，发现都是人的头发，而且是被从头皮上直接剁下去的，颜色呈黄色，这正好和海莉的一样。

艾伯特·哈怕是康州的人类学家。他从骨头的脂肪含量推出这些骨头已有几个月时间，正好和海莉失踪的时间吻合；他用骨头作抗原、抗体实验，表明骨头是O型血型，和海莉的血型一致。

决定性的证据在一个牙套上，把它和海莉牙科医生那里的牙套模型比较，两者完全吻合。在法庭科学面前，理查德被指控谋杀妻子而被捕了。控方认为，理查德杀死妻子的原因是为了阻止一桩给他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离婚。在卧室他把妻子棒打致死，然后把尸体放入冰箱。以便容易用油锯切割使用碎木机切碎尸体。这就是恐怖的作案过程。1989年11月21日，理查德被以谋杀罪判处50年监禁。

结论

科学家们根据少量的人体物质，不单单能够证明合理的怀疑——这是海莉的尸骸。当她的丈夫把粉碎的尸体喷入河中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尸屑就可把他送上审判台。

　　　

血液学

人体容易破损：一旦被刺穿，就会渗出或喷出血液。这并木奇怪，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有10品脱的血液在日夜不停地流动。尽管早在1875年，人们就已经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血型。但是直到1901年，澳大利亚的生物学家卡尔·兰德斯泰钢博士才规范了这些血型系统，同时给出了现代意义的血的类型。在离心器内经过分离以后从血红细胞来划分血浆系统，然后把不同人的血红细胞加入到血浆里，他发现实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血浆和红细胞看起来有时吸引有时排斥。其中有一组细胞凝聚，另一组却没有发生凝聚。

卡尔·兰德斯泰纳把这两种血型划分成A型和B型。但不久他又发现了第三种血型，它既不同A型反应也不同B型反应，而是显示出两种的共同特性。他把这种血型称为C型，不久它就被人们称为O型。一年后，他的一名助手，发现了另一类型的血浆，它既不和A型也不和B型血发生凝集，这种血型被称为O型。从此四种主要的血型被人们认识了。

20年代中期，卡尔·兰德斯泰纳通过给兔子注射人血，发现了另一组血型，他称它们为M型、N型、MN型。1930年，他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在1940年，卡尔·兰德斯泰纳通过罗猴实验继续发现了罗猴因素，即RH血型。

1949年对血型的理解又有了更新的证据，两名英国科学家发现，在雌性组织细胞核内，通常包括特殊的结构，这种结构在雄性个体的细胞核内很少见。他称它为巴尔体。这一发现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血液白细胞方面的突破——雌性仅有结构的出现，研究发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雄性和雌性有着不同的染色体。

这些重要的发现，在对付刑事犯罪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当血液在刑事犯罪现场被发现后，侦探们能够通过Masile．＂ever实验判断是否是血液。这种实验使用了一种酚酩的溶液，它只要接触微量的血痕就能够变成品红色。通过使用沉淀素实验（参看路德维格·特斯诺案件），侦探们就可以证实是动物血还是人血，最后他们来决定人的血型和流血人的性别。因此血液是最可靠最有价值的证据之一，同时我们会看到它在刑事案件侦破方面的重要意义。

皮埃尔·瓦博

时间：1868年

地点：法国，巴黎

意义：这起案件使法国一名侦探一举成名，成为享誉盛名的侦探之一。

姜香公主路上有一家巴黎餐馆，名叫南朴旁斯。有段时间里，它的顾客对餐馆提供的饮用水发出了抱怨。在这种情况下，此店的经理去检查这里的地下水井。从井口往下看，见井水表面漂浮着一个用布包着的发着臭味的包裹，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钩了出来。打开后发现，里边是一节很短的人服，经理环坏了。当时是1869年1月26日，他立即向警察局报告了此事。一名参加工作不久名叫古斯塔夫·米茨的侦探负责调查此案。水下还有一个漂浮的包裹，里边包着另一节人腿，不同的只是这节人腿穿着丝袜。

这两节人脸都是被缝在黑色印花布袋里的，此袋大约有一平方英尺的面积，两端都系着口。通过观察针脚，古斯塔夫·米茨认为缝制口袋的裁缝有精湛的技艺。另外有人把长筒丝袜上红色棉线经过组合，发现是一个字母B。法医提供的所有信息只是这是一个女性的腿，并且已在水中泡了很长时间。古斯塔夫·米茨开始检查失踪妇女档案，一共有122例，当查阅到84例时，他却收到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一名经验丰富的法医，对两节人腿进行再次检验后，宣布这是两条男性的腿。这意味着以前所有的工作都白费了。古斯塔夫·米茨只能重新调整侦查方向，寻找失踪的男性。

他忽然想起来去年12月中旬，警方在塞纳河里发现一条用一件蓝色运动衣包着的男性大腿，大约在同一时间里，另外一条大腿骨在去香雅哥被发现。两天后一家洗衣店的老板报案，他看到了一名长着胡须且非常强壮的小伙子把许多肉倒入塞纳河。圣诞节清晨，两名宪兵在南朴旁斯附近拦住一名相似长格的男子，他正在搬运一个大盒子，盒子里有几个包裹，宪兵打开其中一个包裹，发现里面是一根根火腿肠，于是两人就放心地让他走了。米茨怀疑此人可能是凶手，这次和宪兵的遭遇有可能使他十分恐慌，就把这些大腿扔到了南朴旁斯的地下井里。这同时暗示他就住在附近。

饭店的看门人说附近没有裁缝居住，但是他建议米茨去找一个从前的女裁缝师。马西尔德·达德是一家夜总会的歌手，她也是裁缝兼政治活动者皮埃尔·瓦博的情妇。此人恰好符合前两次扔肉人的体貌特征。马西尔德·达德最近和他也没有联系。但是她却暗示米茨去试着找一下瓦博朋友的阿姨傅达斯夫人。此时米茨警觉地意识到死者丝袜上的B有可能就是指傅达斯。米茨把现场提取的印有字母的长筒丝袜给这位老妇女看，她立刻认出这是她的手工制品，同时她也认出这个蓝色汗衫是她外甥迪塞尔·博达斯的。他住在安香玛则瑞恩街。杀人现场？

米茨发现迪塞尔·傅达斯已经抛弃了自己的住宅，但他屋中的蜡烛仍然在摇曳，钟表也上满了弦。这暗示有人还在这里活动，博达斯太太证实，她秘密抽屉里的一批可转让的证券丢失了。米茨命令一个门卫监视这所公寓。可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然而，结果并不是很糟。瓦博跑到警察局来见米茨，他很沉着，这和他以前担任过警方的线人有关。当他发现米茨和他谈话十分冷淡时，他有些慌了手脚。米茨拿出从瓦博以前的公寓中搜出的一张借据——他用博达斯太太丢失的债券偿还的借据。

米茨拘捕了瓦博，并且搜查了他现在的住所，住所里有一团报纸，正是那张报道饭店井里发现案件的报纸。在他的地下室里有两个酒桶，其中一个桶里藏着那卷丢失的证券。

法国的刑事侦查的特点是比较注重刑事犯罪现场的重现。米茨对刑事犯罪发生在哪里以及怎样发生的，有自己的思路，现在他想证实自己的想法，他把瓦博及几名从局里来的警官领到了瓦博在答香玛则瑞恩街的家里，在那里米茨早已经注意到，一间屋的砖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坡度，他把水倒到7砖地，水都聚到了床底下的一个洼地上，米茨命令瓦博把洼地上的砖一块一块地移开，他惊呆了，随着每一块转被揭开，砖的侧面和底部的干血迹清晰可见。瓦博认识到真相即将大白，于是下跪坦白：他用了一把熨斗猛击迪塞尔·博达斯，然后割开了他的喉咙，只穿着一件内衣解剖了尸体。他想他已彻底清理完了这个杂乱的现场，没想到床底下的这块洼地。他的作案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这些债券，因为他要结婚，需要钱。瓦博想通过小聪明逃避打击，却弄巧成拙。他在监狱里等待审判的时候，他的朋友们送来了礼物，其中一份礼物是一片面包和一把剃须刀，他用剃须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结论

在强调米茨对这起案件的侦破贡献时，还应该记住第二名法医安博爱斯·塔尔丁的作用，要不是他的正确鉴定，这名杀人犯将永远不会被抓获。

路德维格·特斯诺

时间：1901年

地点：德国，吕根岛

意义：如果杀人者以前还可以逃避审判，那么今天法庭科学划时代的进步，阻止了类似事件的重演。

在波罗的海远离德国的南海岸，有一座小山叫吕根岛。1901年7月1日，在这里的戈赫伦村庄，8岁的哥哥赫尔马和6岁的弟弟彼德·斯塔博两人出去玩耍，就一直没有回来。家里有不祥的预感，第二天早晨，派出了一组大的搜索人员，不幸的是，他们找到的是被肢解的孩子们的残肢，沿着血迹他们发现了被取出肠子的斯塔博兄弟的尸骸。

嫌疑人很快出现了，他叫路德维格·特斯诺，他是邻村一名木匠。有人看到他在两名孩子失踪的那天和孩子们交谈过。但是他本人否认这一事实。对他的家进行搜查，发现了一双带有黑色斑点的靴子和一件带有同样斑点的衣服。并且有清洗的痕迹。路德维格书斯诺的解释很合理，他说、这是他的工作服，斑点是木汁染料留下的，在生产线上每天都有无数技工使用这种木汁染料。

路德维格·特斯诺被带到了格赖斯夫瓦尔德法院的约翰姆·施密特法官那里。不知什么原因，约翰姆·施密特法官怀疑嫌疑人路德维格·特斯诺所说的故事。不久，迷雾澄清了，三年前，德国的报纸曾经报道过在奥斯纳布吕克镇，发生过类似的案件，而这个镇子在此地西面几百里外。两名年幼的女孩，一名7岁叫海德曼和她8岁的朋友埃尔斯·朗格梅，在1898年9月9日，被杀死在离家不远的林区里。有人看见在凶杀案发生的那天，一名男子在林区闲逛。因为他身上有大量的污点，此人当时被拘留了，他的名字就叫路德维格·特斯诺，当时他告诉警方他身上的污点是一些普通的木染料，是最近工作时染上的，于是他被排除了作案的嫌疑。

约翰姆·施密特法官和当地的检察官埃纳斯特·忽布斯曼继续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在斯塔博兄弟被杀的前几天，也就是6月11日，一个农民看到一名男子从庄稼地里逃走，当时他很迷惑不解，当他回去看时，发现他的羊群中有七八只羊被砍死了，肢体散落在田地中。当纳斯特·忽布斯曼安排农民辨认一组嫌疑人时，他毫不犹豫的指出路德维格·特斯诺就是嫌疑犯。

富有创新性的实验

路德维格·特斯诺坚持说自己无罪。他始终说衣服上的污点是木材染料。因为没有其他的证据，案件变得有些棘手，除了这些斑迹，没有任何线索把路德维格·特斯诺和这起案件联系起来。正当他对路德维格·特斯诺是捕还是放举棋不定时，他听说一名年轻德国生物学家保罗·乌赫伦胡奇教授最近发明了一项新技术，这种技术不但可以区分血和其他斑迹，而且可以鉴别人血和动物血。

保罗·乌赫伦胡奇教授发现，把蛋白质从鸡蛋里注射到兔子身上，然后再用蛋白混合兔子的血浆，鸡蛋的蛋白从透明液中，形成了云状物质和沉淀，这一过程的扩展，导致了以兔子为根据的血浆产物，这种产物是一种云状沉淀。这一过程可以鉴别任何动物血液的蛋白质也包括人类。

从那以后，这种方法被更加简化，把怀疑是人血的液体样本置于载玻片上，这种载玻片用类似于相同生物反应物凝胶进行处理过，当电流通过电极流过玻璃，蛋白质分子在两层样品中滤过，向外通过凝胶流向对方。如果一条沉淀线形成，这条沉淀是因为抗原和抗体相遇，这就意味着是人血。保罗·乌赫伦胡奇教授在从路德维格·特斯诺家中搜出的一件工作服及其他衣服上花费了将近一个星期时间，于1901年8月8日，写出了检验报告。这在法庭科学史上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这条工装裤确实被木材染料染过，但是他也发现了17处人血。路德维格·特斯诺的衣服和衬衫也出现了相同的检验效果。另外，在路德维格·特斯诺的头发上也发现了干血。经过长时间的审判和监禁后，1904年路德维格·特斯诺开始在格赖斯夫瓦尔德监狱服刑。

结论

这项沉淀实验非常灵敏，并且只需要微量的血迹。如果结果呈阳性，即为人血。即使长达15年的干血也可以鉴定，甚至对几千年的木乃伊组织也适用。

杰西·沃特金斯

时间：1927年

地点：旧金山

意义：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案件中，首次使用了紫外线检验血痕。

浓雾笼罩着旧金山。1927年8月对日的晚．上，一名年轻人向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中的军用邮局普勒西迪奥走去。此人名叫杰西·沃特金斯，24岁，因邮局普勒西迪奥的老板亨利·查姆伯斯说他懒惰，还大骂了他一顿，而非常恼怒，现在他准备要回自己340元津贴，而离开这个工作单位。到达邮局后，他粗鲁地破门而入，突来的响声惊醒了邮局老板亨利·查姆伯斯，他顺手握起左轮枪向他射击，三发子弹有一发击中了杰西·沃特金斯的面颊。血从伤口中流了出来。情急下他夺过手枪，反复击打亨利·查姆伯斯，他不动了。杰西·沃特金斯又用自己的内衣包住了老板的头部，使他不发出声音，直到他确认老板已死。之后他搜刮了屋内所有美元，穿过浓雾逃走了。这浓浓的雾气帮助了他，掩饰了沾满血迹的池。

他一回到伦巴的公寓，就告诉他的室友哈里·爱德华兹警士，说他遭到一名持枪歹徒的暗算。爱德华兹警士感到疑惑，但还是用镊子帮他取出弹头。杰西·沃特金斯意识到这件血案不久就会成为震惊旧金山的新闻，他搓洗了衣服，企图除去衣物上的证据。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把自己的衣服送到了洗衣店。

他想对了。血案成了头版头条的新闻。整个旧金山的警方把侦查焦点留在了亨利·查姆伯斯家地板上的灰尘鞋印后跟。在这个后跟印痕中，有四个字母WIHE。警方例行公事，调查了勒西迪奥的另一名雇员。他提到了杰西·沃特金斯和死者有积怨。当侦探们找到了杰西·沃特金斯时，他们遇到了哈里·爱德华兹，他讲述了给室友取子弹的事情。这已足够逮捕杰西·沃特金斯了。在嫌疑人搜查时，找了一双旧鞋。警方立即把这双鞋送到了加里福尼亚大学爱德华·欧·亨瑞奇先生那里进行检验。

关键线索

首先，爱德华·欧·亨瑞奇先生分析了鞋主人的走路方式，两只鞋的胶地后跟内侧比外侧磨损的重，甚至字母VERE也和死者家中地板上发现的后跟印痕相同。现场鞋跟印痕非常清楚，在显微镜下检查磨损中的部分，另外两个字母RE的轮廓先于其他字母被嫌疑人的步态擦去。于是爱德华·欧·亨瑞奇就查出了鞋底上的全部字母REVERE，这就是鞋的商标名。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推断出现场上的足迹是杰西·沃特金斯留下的，但是不能确定是什么时间留下的。任何辩方都将会迅速指出这一破绽。

爱德华·欧·亨瑞奇仍然无法彻底完成这一检验。无意中，哈里·爱德华兹保留了他从室友脸上取出的子弹头，亨瑞奇使用了最近发明的对比显微镜，作出了决定性的结果，这颗弹头是被害人亨利·查姆伯斯的枪中发射的。最后，亨瑞奇把他天才的想象力集中到了杰西·沃特金斯那件熨好的衬衫上。在一间全黑的房间里，他把衬衫仔细地平放在了一张桌上。然后利用一架紫外线装置，照射衣服，在袖口处未发现任何东西，这并不奇怪。因为许多人有卷起袖子的习惯，但在衣服的前片，出现了蓝绿色的荧光斑点，毫无疑问这是血迹。

1927年10月，对该案进行审判，亨瑞奇的证据彻底粉碎了辩方关于被告人不在现场的辩护。杰西·沃特金斯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在他最后的陈述中，提到了是这件衬衫毁了他：“如果我知道紫外线能检验出已被洗掉的血迹，我会事先把这件衬衫烧掉。”

结论

如果谋杀案早几年发生，那么杰西·沃特金斯可能逍遥法外。旧的犯罪方式已经无法和现代法庭科学相抗衡。

珍妮·唐纳德

时间：1934年

地点：苏格兰，阿波丁

意义：在这起案件中，微生物帮助了血清学，终于抓到了一名漏网的杀人犯。

8岁的海伦港里斯特莱和她的父母住在阿伯丁一所阴森森的公寓里。1934年4月20日下午1：3O，海伦·普里斯特莱的母亲送她到附近的一家商店去买面包，她就再也没有回来。普里斯特菜太太出去找她，面包店的全部职员都肯定的说，海伦在1：30后，买了一块面包，大约在1：45左右就向她家的方向走去了。

普里斯特莱太太的所有的邻居中，除了亚历山大和珍妮·唐纳德外，都自愿地帮助寻找孩子，这对古怪的夫妇很少和人来往。一直寻找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5：00左右，海伦的尸体终于在附近的一家公厕内找到。半个小时前，另一名邻居在使用厕所时，尸体还不在这里。

法医罗伯特·理查德先生发现海伦躺在一个粗布袋中。除了内衣外，其他的衣服完好，尸体已经完全冰冷。她的衣服上有呕吐物，可能是袋内有煤渣的结果，死者嘴里有煤渣。尽管尸体是右侧位，但尸检时尸斑显示死者在死后一直是左侧位躺着的。

在她的臀部、衣服上以及严重受损伤外阴部的血迹表明，她在死前受到粗暴的强奸。因为现场情况表明，死者显然是被容易进入厕所的人移尸到此，所以警方开始询问住宅附近的每一位男性。同时，理查德医生和阿伯丁大学的西奥多·谢南教授开始尸检。

死亡原因是窒息。在气管和支气管内发现呕吐物，是典型的用手卡住喉咙，导致声带和气管出现出血点。海伦最后一顿饭是12：30吃的，从她所吃的肉和土豆等胃内容物的变化推断死亡的时间不超过两点——这个时间又得到了一名建筑工人的证实，他在两点时曾听到过一名女孩的尖叫声。接着，病理学家又有了新的发现，使整个案件的侦查方向发生了改变。尽管死者的性器官被严重的挫伤撕裂，但却没有发现精液，他们断定死者身上的所有损伤都是一件利器所致。显然是有人伪造强奸现场。女凶手？

预定的侦查方案是，假设凶手住在这栋住宅里，调查人员发现这栋住宅的每一名男性发案时都不在现场。这使侦探们感到寸步难行，除非凶手是一名女性，为了转移侦查视线，而伪装强奸。这样重点嫌疑人很快出现了，她就是38岁的珍妮·唐纳德，她正巧住在海伦家楼下。她承认和死去的小女孩家长期不睡。但她强调下午两点钟时出去买东西了。然而当警方调查时，却发现她所说的那家商店当天正好关门。同时在她家发现了类似血迹的斑点，于是珍妮·唐纳德和她的丈夫亚里山大被捕了。后来检验发现，这些斑点不是血迹，但警方仍然感到逮捕珍妮·唐纳德的理由很充分。经查她的丈夫案发时不在现场，于是放了亚历山大。这时爱丁堡大学的锡德·史密斯教授应邀帮助侦查此案。

他从粗布袋进行检验，袋子是加拿大生产的，是用来装谷物运往阿伯丁的。在袋子的一个角上有个洞，在珍妮·唐纳德的家中发现了五个相同的袋子，袋子的角上都有个洞。这个洞是用来往钩子上挂的。在现场的袋子里，锡德·史密斯发现了煤渣和家用的绒线团，这些绒线里沾有人和动物的毛发，人的毛发不是海伦·普里斯特莱的，首先颜色就不同，且比海伦·普里斯特莱的头发粗糙，且是烫发。把这些头发和珍妮·唐纳德的相比较，结果两者是一致的。

但是这些情况距离结论性的证据尚远。于是锡德·史密斯把注意力转移到剩下的毛发碎屑上，其中包括鼠毛、兔毛及羊毛，另外还有棉、丝、亚麻、染了不同颜色的黄麻，总共200多种纤维。把这些检材与取自珍妮·唐纳德家的样品通过微量化学和分光镜进行比对分析，发现两者有不少于25种纤维相同，其中包括人和动物的毛发。而在这栋住宅的其他住户家中提取的样本，却没有一种纤维能吻合。

最为有利的证据终于出现了。对珍妮·唐纳德家再次细致的勘查发现，在洗过的衣服上有没有洗净的血迹斑点，另外还有擦洗用的刷子，一袋肥皂片和一块地板布。两张发案前的报纸上都有血迹斑点。所有这些物证上血型都是O型，和死者完全相同，和嫌疑人珍妮·唐纳德的血型完全不同。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死者的血型在人口中占将近一半，这就限制了它在法庭科学上的应用。

细菌污染

依据血清学的原理，锡德·史密斯重新检验了死者的伤口，突然间，他脑海里产生了奇特的想法：死者肠道的破裂会不会导致她的血液被污染。于是收集了死者的衣服以及嫌疑人珍妮·唐纳德家有血迹斑点的物品。锡德·史密斯的同学，爱丁堡大学的细菌学专家托马斯·麦基，发现血液被污染的大量证据，其中包括他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种特殊菌株。在珍妮·唐纳德公寓的面巾上发现了这种菌株。

1934年7月16日，对珍妮·唐纳德进行了公开审判。大部分证据都是医科学证据，没有一种证据可以单独使用，但是合起来却是铁证如山。锡德·史密斯为控方提供了253种不同的证据，这一巨大的证据链，甚至使辩方惊叹不已。陪审团仅用了18分钟就作出了有罪的判决。

珍妮·唐纳德的死刑后来被改为终身监禁。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锡德·史密斯的证据使大家相信她并非故意杀死这名孩子。大家都知道海伦港里斯特莱经常骂珍妮店纳德是椰子果脑袋，因为她的头发呈鬃色。史密斯推断海伦·普里斯特莱在经过珍妮·唐纳德太太家时侮辱了她，于是珍妮·唐纳德抓住了她并使劲的摇晃她，没想到孩子却失去了知觉。尸检时发现，海伦·普里斯特莱的胸腺过大——这是导致她过于衰弱的原因）。珍妮·唐纳德以为孩子已经死了，于是惊慌失措地把她抱到了屋里。她用一件利器伪装强奸，剧痛时孩子醒了过来，孩子一边尖叫一边呕吐，其中一些呕吐物被咽了下去。这可能是致死原因。死者身上的伤痕显示珍妮·唐纳德毒打过孩子，之后她把孩子装入粗布袋，找机会在当晚处理掉了尸体。

结论

锡德·史密斯教授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名的病理学家，他避开传统的教条做法的束缚，不屈不挠地使用多种科学方法分析犯罪现场，用最新的技术寻找事实证据说话。1969年，锡德·史密斯教授去世，这是法庭科学界的损失，他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公正的执法者。

约瑟夫·威廉姆斯

时间：1939年

地点：英国，伯恩默斯

意义：辩方巧妙的辩护，使陪审团拒绝接受科学证据，释放了一名男子，这是公正的裁决吗？

1939年5月10日将近正午时分，64岁的奄奄一息的鳏夫沃乐特·丁尼弗恩在英格兰的伯恩默斯地区地公寓的起居室里被发现，他的头部已经被挤扁了，当天晚上，他被送到当地的一家医院里，就再也没有恢复意识。伯纳德·斯皮尔伯里对死者进行了检验，从尸体现象表明凶手开始想卡死沃乐特·丁尼弗恩，却没有得逞，于是就用锤子连续击打老人的头部，致他死亡。

苏格兰场首席检查官伦纳德对犯罪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作案人抢劫的每一件物品都表明了他明确的作案目的：小起居室内的保险柜是空的。沃乐特二了尼弗恩的衣袋也是空的，他的戒指、手表、金链子都不见了。在地板上扬着一个棕色的纸包，纸已经变皱扭曲。伦纳德·柏特怀疑纸包曾包着杀人凶器。房间留了大量的指纹，现场指纹与死者指纹及能进人房间的亲属的指纹进行比对，最后剩下一枚拇指指纹，是从倒下的啤酒瓶上提取下来的。

一个最奇怪的发现是，现场地面上有一个卷发用的发夹。沃乐特·丁尼弗恩的外孙们立刻都紧迫得脸色通红，他们说老人喜欢和妓女来往，这个发夹可能和这件事有关。但是他们都无法解释散落在沙发和地毯上的烟蒂，伦纳德书特意识到最近在唾液检验方面的新进展将对此案有用。他马上命令把所有的烟蒂搜集起来供以后分析，同时他对当地的妓女们进行了调查。其中有几位是沃乐特·丁尼弗恩的老主顾，但是所有的人现在已经不再使用这种不流行的卷发夹了。在这几次谈话中，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名叫约瑟夫·威廉姆斯的老翁第一次出现了，他是死者的密友，平时身无分文。大约在5月20日左右，他突然变得有钱了。

对此人的背景进行调查可以肯定：自从谋杀案以后，约瑟夫·威廉姆斯还清了数目很大的抵押贷款。当伦纳德·柏特见到这个人时，发现他是一名没有牙齿、十分粗野、带有一副厚镜片眼镜、秉性残忍的人。约瑟夫·威廉姆斯说，因为他最近赢了一场跑马比赛，所以有了钱。他又极力诽谤沃乐特·丁尼弗恩，并且还说，最近沃乐特·丁尼弗恩拒绝借给他一笔很小的借款。当伦纳德·柏特问他能否提供一份指纹样本时，约瑟夫·威廉姆斯愤怒地命令伦纳德·柏特离开他的家。血液分泌者

检查官返回他的办公室，有好消息传来，烟蒂的使用者是分泌型血型者。1925年，人们已经发现人口中有5％的人体内的体液都分泌它特殊的血型，如唾液。利用这一科学结论警察总局的分析家罗茨·莱恩斯鉴定出抽烟者的血型AB型。这种血型只占人口的3％。现在所需要的是约瑟夫·威廉姆斯的血液样本。根据他的态度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

伦纳德·柏特的方法即简单又机智。警方在房顶上对约瑟夫城廉姆斯进行监视，一发现嫌疑人进人酒吧，就立刻给伦纳德·柏特打电话。几天后，电话铃响了，伦纳德·柏特立刻跟随进入酒吧，装着进行社交活动。约瑟夫·威廉姆斯非常贪心地接受了伦纳德·柏特的请客——抽烟、喝酒。几小时后，他的注意力就已经被酒精分散了，于是就谈起了赛马，就这样烟灰缸里盛满了烟蒂，之后约瑟夫·威廉姆斯满足地摇晃出了酒吧。伦纳德·柏特看着他离开后，把烟灰缸里的烟蒂搜集起来，第二天把它们送到了罗茨·莱恩斯那里。

他的报告肯定了约瑟夫·威廉姆斯的确是分泌型的AB型血型。伦纳德邮特认为现在是拨开迷雾正面接触这位老人的机会了。约瑟夫·威廉姆斯不情愿的同意伦纳德·柏特搜查他的房间，声明他什么也没有藏。可他却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在一间炭房里，有一叠棕色的纸袋和在沃乐特·丁尼弗思起居室里发现的一模一样。约瑟夫·威廉姆斯不以为然地说：“我过去是一名水果商，所有的水果商都使用这种袋子。”

这时的约瑟夫·威廉姆斯还是信。已十足。他毫不在乎，他还大胆的伸出双手，让伦纳德·柏特提取他指纹。伦纳德·柏特抓紧时机，迅速地提取了他的指纹，经过比对约瑟夫·威廉姆斯的右手拇指纹与现场玻璃杯上发现的指纹一致。这已经足够逮捕这位刻薄的老头。尽管材料可以迫使约瑟夫·威廉姆斯就范——他的暴富以及对沃乐特·丁尼弗恩的憎恨、指纹和唾液实验，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把约瑟夫·威廉姆斯和当天的谋杀案联系起来。甚至人们坚持认为不是约瑟夫·威廉姆斯作案，他的律师诺曼·金认为，他的当事人惟一可以从这件案子解脱出来的方法就是尽全力攻击唾液实验的可靠性（仅仅一个月前，另一个陪审团拒绝接受唾液证据，宣告被告无罪）。诺曼·金认为其他的所有证据都和案件没有直接的联系。诺曼·金又拿起一个烟蒂，问陪审团：通过看不见的唾液怎么可以决定血型呢？从道义上讲，怎么用这样一个不充分的证据把这位老人送上绞刑架。因为有了这样打动人心的辩护，使得一个完整的起诉案件因为证据有争议而败诉。陪审团又一次拒绝使用唾液证据，作出了无罪的判决。

结论

当天晚上在旅馆里，约瑟夫·威廉姆斯和他的律师举杯庆祝胜利，还有支持他无罪的报纸记者。午夜时分，诺曼·金被约瑟夫·威廉姆斯击打房门的声音惊醒了，约瑟夫·威廉姆斯因为酒醉而极为懊悔和自责，这个老人啜泣着说：“我要告诉人们是陪审团错了，……是我。”

诺曼·金感到极为惊骇，但是他现在也不能做任何补救。因为大不列颠有严格的控诉法律——“一事不再理（对同一起案件不能以同一罪名审理两次）”。约瑟夫·威廉姆斯的忏海只会产生许多的负面作用，而没有任何的效果，他一旦被重新发现有罪，不能以相同的罪名起诉。十多年里，诺曼·金一直把这份忏悔保持着，直到1951年，约瑟夫·威廉姆斯死后，他才宣告自己和陪审团是被怎样欺骗的。

托马斯·齐格勒

时间：1975年

地点：佛罗里达州，白雪花园

意义：血痕分析造就了法国最伟大的刑事犯罪学者亚历山大·拉卡沙涅，他本人也为这起案件的专家论证感到叹服。

1975年圣诞节前夕晚上的915，在佛罗里达一个沉睡的小镇白雪花园，警方接到当地著名的实业家汤米·齐格勒的紧急报案电话，称他的家具店遭到了一群未遂抢劫犯的枪击，现在急需救助。巡逻车立刻聚集到了商店中心的门前。只有汤米·齐格勒一个人幸存。血正从他肢体上的伤口流出。死者包括汤米济格勒的妻子尤尼斯、她的父母佩里和弗吉尼亚接德华兹、还有一名死者是一个柑橘工人，黑人——名叫查里·梅，据场米·齐格勒介绍，这个黑人是袭击商店的成员之一。

汤米·齐格勒积极配合治疗，他的伤口比开始想象的要轻。同时他还讲述了那天噩梦般的经历。那天他和一名黑人兼职雇员埃德·威廉姆斯在晚上七点钟返回商店，是为了去见查里·梅，此人为了看圣诞节目，要在商店买一台分期付款的电视机。汤米·齐格勒说，他一进入商店里，就被几名歹徒殴打，在搏斗中，他的眼镜掉了，所以他看不清楚袭击者的具体情况，除了看到其中一名高大的黑人一直打到他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他抓起一支0．357口径手枪向他射击，直到他倒地。

首席警官丁·菲切听了这个完整的故事，想到最近的几个星期里，此地有两名黑人暴徒被人们称为蒙面大盗，专门袭击当地的商业机构。除了抢劫受害人以外，他们还强奸妇女。警官丁·菲切发现查里·梅的内裤结开着，他想知道他是否是臭名昭著的二人暴徒之一。埃德·威廉姆斯是他另外一名雇员。但是还有别的事让警方感到很麻烦：偶然的流弹击中了墙上的钟，钟正好停在下午724。丁·菲切沉思不解的是，为什么枪击发生在730前，而汤米·齐格勒在两个小时后才报警？

矛盾重重的故事

第二天，埃德·威廉姆斯去警方那里录口供。他听到了传闻，就直接向警方介绍情况，在对时间的叙述中他说，齐格勒约他于7：30左右在商店外和他见面，齐格勒先单独进了商店，然后出来叫他。当他跟着进入时，却发现齐格勒企图用枪向他射击，但手枪卡壳了。这才使惊慌失措的威廉姆斯保住了性命。

现在出现了这么多混乱的矛盾，显然有人在撒谎。当联邦调查局的弹道专家作出检验报告称，杀死尤尼斯·齐格勒的父母佩里和弗吉尼亚·爱德华的子弹都是0．38口径，是汤米·齐格勒使用的枪支。案情大部分已经清楚。在现场有38个弹头，其中有9颗来自8种不同的枪。所有这些枪都是汤米·齐格勒的。这时有消息证明，汤米·齐格勒有严重的婚姻危机，尤尼斯曾经提出圣诞节后和他离婚。汤米·齐格勒答应给她5200美元，保证她的基本生活。汤米·齐格勒作案动机十分清楚，现在以谋杀罪逮捕他已经有十分充足的证据。

州检查官意识到汤米·齐格勒是十分富裕的人。因此他可以请到十分优秀的法律代理人。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性必须拿到铁的证据，于是他们聘请了科学家赫柏特·麦克后内尔。为了检验染满血迹的商店，1976年赫柏特·麦克唐内尔详细勘查了商店，那些日子他几乎没有离开那里。他长时间爬在地上进行测量、用放大镜进行观察。并把看到的血痕和现场照片进行比对。这种冷静有逻辑的观察，使柏特·麦克唐内尔终于得出令人悚然的案件真相：

当天汤米·齐格勒和他妻子通过后门进入商店。当尤尼斯进入厨房时，后脑中枪。她那休闲的姿势——没有痛苦的表情，左手还在口袋里——表明她没有看到其他尸体，因此她是第一个被杀的。射向尤尼斯的第二颗子弹穿透了厨房的墙壁，使墙另一面所挂的挂钟停止。她确切的死亡时间是下午724。柏特·麦克唐内尔充满信心的讲述他的推理，因为子弹是同一支枪发射的，而且弹道是平行的。佩里和弗吉尼亚·爱德华是意外的受害人。他们在去教堂的路上，注意到了商店里的灯光，才前来这里查看。结果他们陷入了这起残忍的凶杀阴谋里。在距后门10英尺内，佩里·爱德华中弹了，血流如柱，他蹒跚地走向厨房，汤米·齐格勒用挂油毡的钩子从后面追来，爱德华到了尤尼斯身旁——这从滴落在尤尼斯身旁的血迹可以判断出，这时汤米·齐格勒又向他射击。弗吉尼亚·爱德华蜷缩着躲在沙发后，想逃脱被杀。当汤米·齐格勒凶狠地逼近她时，她伸出手保护自己，一颗子弹擦过她的手指打入她的头颅。

无心的共犯

作案后，汤米·齐格勒等候查里·梅和埃德·威廉姆斯到来，企图伪装他们是盗匪的事实。但是命运没有偏向汤米·齐格勒——先是威廉姆斯，现在又轮到查里·梅。这是两个被利用的同谋。费尔顿·托马斯告诉侦探，汤米·齐格勒约他和查里·梅下午7：30一起到商店和他见面，到那里后，汤米·齐格勒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的车座上有一袋子枪，要求他们与他一同到附近的橘子林验枪。尽管感到迷惑不解，迟疑不久后，他们还是同意了。于是他们一同爬上了汤米·齐格勒的汽车。当费尔顿·托马斯领着警官们来到橘子林时，发现了0．38口径的弹壳，证明这个听起来不大可能的故事是真实的。验枪结束后，汤米·齐格勒驾驶着他的车回到商店。在那里他说他忘记带钥匙，如果想要拿他的电视过圣诞，他们必须破门而人。费尔顿·托马斯不愿意做闯入别人商店的事，一口拒绝了，就让查里·梅进去了。表面上，汤米·齐格勒回家拿钥匙，但其实他跟在查里·梅的后面进入商店。托马斯仍然犹豫，他在外面等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在商店里，查里·梅遭到两次枪击，然后被挂油毡的钩子打死。尽管他的血迹滴到了爱德华夫妇的上面，但是两者并没有混合。这就表明爱德华夫妇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在查里·梅尸体上发现了一个装枪的肩套，暗示凶手要把此案归罪于他。这是一个明显的圈套。致死查里·梅死亡的枪击应该在枪套的表面呈现中速度的喷溅血痕，而上面没有，连枪套的背面也是干净的。尽管枪套下面的地板上浸满了血迹，但血是干的——柏特·麦克唐内尔估计血迹干涸的过程最少有15分钟一然后枪套才被带上。

但这正好是汤米·齐格勒自己的血迹，说明他在撒谎。他说自己遭到了枪击，地点是在商店的后面，并且他在那里抓住电话奋力求救。之后他在商店前面等待警方的到来。赫柏特·麦克唐内尔从电话旁到商店前寻找滴落的血迹，但是没有发现。这就意味着汤米·齐格勒被击中时，一直站在电话机旁没有动。并且推一可以向他射击的只有他自己。1976年7月2日，赫柏特·麦克唐内尔对现场作案过程的生动复述，把整个法庭都迷住了。经审判，汤米·齐格勒以四项谋杀罪被判处死刑。

结论

1988年，受理控诉的法庭决定推翻汤米·齐格勒的死刑判决。这个案件在电视上转播后，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在案件播放结束后，许多观众被邀请去对场米·齐格勒有罪的观点进行投票，64％的人认为他是清白的。

阿瑟·哈钦森

时间：1983年

地点：英国，设菲尔德

意义：几位法庭科学家通力合作，终于抓获了这位性虐待杀人狂。

在最不可能的环境里，发生了一起大不列颠历史上最令人作呕的谋杀案。巴兹尔和阿夫里尔·莱特纳是一对富有的职业夫妇，他们在最时髦的设菲尔德的多尔地区有一所大的住宅。1983年10月23日，他们的大女儿结婚，莱特纳夫妇在花园的草坪上支起一个大帐篷。他们在帐篷里招待客人。此时此刻，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一个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恶魔正藏在附近的灌木丛后，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窥视犯被新娘小8岁的妹妹尼科尔·莱特纳迷住了。

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这个陌生人从一个已经坏了的天井进入了房间。手里拿着一把8英寸长的猎刀，爬上了楼梯。尼科尔·莱特纳被剧烈的震动惊醒了。过了一会，她卧室的门被打开，一束手电光照到了床上，使她睁不开眼。一个男人的声音警告她不要出声，否则会杀了她。他说他已经杀了她的父母。他用刀尖逼着尼科尔·莱特纳到了楼梯的平台上。

尼科尔·莱特纳惊吓地说不出一句话，途中还经过血流成河的父母尸体。她父亲已经被砍成碎片，她母亲被砍了26刀。在另一个房间里，家庭的第三位成员尼科尔·莱特纳的哥哥理查德也已被杀死。杀人者浑身发臭，穿着一件满是血污的T恤衫，逼着尼科尔·莱特纳来到帐篷，在那里他逼她脱光了衣服，把刀扎在她头边的土地上，大喊：“你必须乖乖的，否则我会杀了你！你的母亲就在这里被我杀掉，因为她大呼小叫，不听话！”

后来，他领着这位啜泣的女孩回到卧室，强奸了她两次。然后把她绑起来逃跑了。第二天早上，当地的一些工人拆帐篷时，尼科尔·莱特纳没法解开绳子逃了出来。

法庭科学家在现场很少遇到如此多的血迹：楼梯平台上。还有两个卧室里都流满血迹。但是有两个地方他们没有想到会发现血迹，那就是尼科尔·莱特纳的床上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膝盖所在的位置，还有就是她的睡衣上面的血迹。她在遭到袭击的过程中没有被割伤。可以合理的推断，这些血痕可能来自凶手。韦瑟拜地区警察总局法庭科学服务机构的阿尔弗雷德·法拉杰尔博士仔细地研究了血样，鉴定出它是一种多种元素组成的少见的化合物，血液中含有这种化合物的人只占总人口的l／50000，同时还有另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逃亡的强奸犯

法拉杰尔在一个月前，曾见到过这种相同的血型。一名妇女在约克郡的另外一个小镇塞尔比被强奸。嫌疑人是一名42岁的窃贼，他还是一名宗教狂热者，名字叫阿瑟·哈钦森，9月28日他用身体撞开了二楼的窗户，攀登12英尺高的顶端装有倒钩的铁丝网逃出了拘留所。阿瑟·哈钦森有很长的犯罪记录，其中有两次因为性犯罪而被判刑。他的暴力体验很早就有七。7岁时，他就刺伤他的妹妹。他的判刑都是因为一些小的罪行，曾经因为携带武器，并威胁要枪击他的哥哥，而被判刑5年，最近刚被释放。后来发现，在监狱里，阿瑟·哈钦森在两个练习本上写着准备强奸和抢劫的妇女名单，这些对象都是从报纸上摘录下来的有钱人。

随着英格兰北部警方的侦查，阿瑟·哈钦森登记进入一家旅馆，冒用“A．FOx”的名字。但是他大自以为是了，认为这里可避一避风头。他在攀登铁丝网逃跑时，大腿被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警方发现铁丝网上有血迹污染。这个损伤不进行治疗，就可导致感染，他一定会马上到医院急诊。当阿瑟·哈钦森在唐卡斯特皇家医院治疗膝部的划伤时，被埋伏在这里的警察抓获了。正好这只狐狸自授罗网了。

1984年9月4日，在设菲尔德的皇家法院对他进行了审判，他被控三项谋杀，证据确凿充分。经尼科尔·莱特纳辨认，他就是凶手。而且他在楼梯的血泊中流下了鞋印，在帐篷里的香槟酒瓶上还有他的掌纹。杰弗里·克雷格医生证实，留在厨房冰箱里的奶酪上的两处牙印和阿瑟·哈钦森的牙齿特征相吻合。在大不列颠的谋杀案的审判中，警方第一次向陪审团展示杀人现场录像，包括尸体录像，时间长达七分钟，并且清楚地讲解了在莱特纳家令人恐怖的一幕，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然而，被告一方也有许多反面的证据，哈钦森并不否认曾去过这栋住宅，和其他狡猾的犯罪嫌疑人一样，他说他去那只是想和尼科尔·莱特纳成为一个亲密的朋友，他说所有的谋杀都是在他离开以后发生的。当哈钦森突然向一家杂志的刑事犯罪版的记者迈克尔·巴伦挥着拳头喊道“你们才是凶手！”这时他最后的垂死挣扎终于破碎了——这是心理变态的犯罪人常有的变态行为。最后他终于承认他杀死三个人的罪名。

结论

随着血清学方面的发展，它已可以鉴定出300组血型系统，但是迅速发展的所谓血型指纹图很大程度上被DNA所取代，这个特殊的科学目标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死亡时间

传统上用三种方法来推断死亡时间：尸僵、尸斑及尸温。侦探小说家经常利用这种推断把故事情节描述得栩栩如生，你可不要完全相信。因为尸体现象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环境的温度、尸体的体格、运动程度、是否饮酒、是否用麻醉剂等方面的影响。

尸僵一般于死后l一3小时开始出现，最初出现在颜面部和眼肌，随后扩散到躯干的上下肢。12小时后，尸僵达到全身。尸僵持续6小时左右开始缓解，尸体恢复变软。

尸斑的出现也有一定的时间规律，死后血液循环停止，最快半小时后，血液因自身重力坠积于尸体的底部血管，该处皮肤现出紫红色的斑痕，像瓶底的红酒，这就是尸斑。尸斑最晚在死后410小时内出现。它的颜色持续时间很长。如果一个人死后仰面躺在床上时，尸斑应在他的背部，如发现尸斑在身体的前部，说明尸体被移动过。

第三方面是通过尸体的温度来判断死亡时间。死后体内停止产热，尸体的温度大约每小时会下降1度。肌肉组织和环境的温度对尸体温度影响很大。胖人的尸温比疫人的尸温降低的慢；温暖室内的尸温比寒冷室外的尸温冷得慢。下面的公式常用来推断死亡时间：

〔常温（98．6oF）一尸体直肠温度〕／l.5=近似死后经过时间

不过要注意：上面提到的方法不是百分之百的精确，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只能推断大致的死亡时间。

最近又增加了一个判断死亡时间的新方法，叫做眼球化学法，是由美国的内科医师约翰·科发现的，他视察到人死后红细胞会破裂，其中钾元素会慢慢进入眼房水里，从而可预测死亡时间。因为这种方法不受外界温度的影响，所以测得的死亡时间要比前三种方法精确。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死亡时间的测定会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准确，可为破案提供更精确的证据。

詹姆斯和舒克

时间：1920年

地点：新泽西州，坎登

意义：这是著名私家侦探应用逻辑推理的典型案例。

每个星期，六十多岁的大卫·保罗都要去坎登的百老汇的信托银行去运送押金到费城吉塞得信托公司，途径达拉华运河。1920年10月5日，保罗照常背着一个装有4万元现金、3万元债券的小包离开了坎登，但是再也没有回来。据调查发现，25年前，保罗因盗窃邮件被捕入狱。估计这次是携款潜逃。可是他的雇主坚决否定这个事实，他们坚信保罗早已痛改前非。

11天后，保罗的同事所说的话得到了证实——这是非常残酷的一幕：有一对恋人在布莱顿区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边的墓地里发现了保罗的尸体。他的头上连中两枪，身上的钱已不见踪影，但全部的债券还留在钱袋中。杀人犯不关心无价值的东西：保罗的金戒指、金链的手表在尸体的一边，手边还有一副眼镜。奇怪的是，尸体周围的地面是干燥的，可保罗的外套大衣和衣物是浸湿的。路边有清晰的汽车轮胎痕迹，还发现了一片汽车后座上的木料。目击者说几天前看见过一辆带水质后座的黄色的微型汽车。

法医检验尸体后认定保罗死于被发现前的二十四小时内，很明显保罗死前已将钱丢了，或是他被杀死的一个星期前就遭绑架并被监禁。

埃利斯伦克对此结论不是很满意，帕克是何许人，他是布莱顿区杰出的侦探，也是国家高级研究员之一。当别的地区遇到疑难案件时，他总被聘请为法律顾问。对于此案，通过尸检，他认为死者比法医鉴定的死亡时间要早。但他想不通死者的衣服为什么是湿的，难道是凶手惟恐保罗不死，枪杀后又投尸入水。因为案子有分歧，帕克认为需延期寻求更好的答案。

两个嫌疑人

通过两个月的调查，终于找到了可疑的人，此人就是保罗的邻居，名叫弗兰克·詹姆斯，他是一名机动车推销员。从保罗失踪后，詹姆斯和另外的一名叫雷蒙德·舒克的人整天吃喝玩乐，挥金如土。但当警方对他们进行询问时，他们均能毫无破绽地讲出在法医推定的案发时间里，不在现场的事实：詹姆斯当时在底特律参加一个集会，而舒克那段时间和乡下的朋友呆在一起。帕克博士对死亡时间的推定非常谨慎，特别是从人们提供的线索来看，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一死亡时间有误。

尸体所在位置的上游有几家制革工厂，对上游流下来的水进行分析发现，水中含有高浓度的酸酸，这些酸性物质充当了尸体的防腐剂，所以一个星期后，在水中的尸体部分还没出现腐烂迹象。结果淹没在水中的尸体干扰了法医对死亡时间的判断。

这个最后的发现使帕克博士欣喜若狂。詹姆斯在事实面前也作了交待，而舒克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向詹姆斯，并承认是他们把保罗推到桥下，随后喝酒压惊，紧接着把尸体掩埋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是“水”让他们漏了馅儿。

两名罪犯得到了公正的审判，于1921年8月30日，被送上电椅处死。

结论

帕克博士在40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的解决了236起凶杀案件中的226起。他为打击犯罪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阿内巴尔·奥莫多瓦

时间：1942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这起令人震惊的案件是通过核物学知识揭示了凶手不在现场的伪装而破获的。

一位名叫菲道夫。特里曼的纽约人带着他的狗在中心公园锻炼身体，他们跑进了一丛茂盛的草中，在低矮的山茶英树枝下，有东西拌了一下，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具年轻的女尸。死者是被勒死的，投有被强奸的迹象。尸体没有手包且身无分文，说明被抢劫过。但是尸体肿胀的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仍在，这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很少有抢劫者会留下值钱的东西而离开。

案发后，警察局的侦探约瑟夫·哈克基特和约翰·克罗斯伯就此案展开了调查，经侦察发现死者名叫路易斯·奥莫多瓦，24岁，和她的母亲居住在布鲁克斯，是位女服务员。她的家人说从1942年11月1日那天起，她就失踪了。他们还介绍了路易斯·奥莫多瓦的情况，她嫁给了一个名叫阿内巴尔·奥莫多瓦的人，此人5个月前还在一艘小船上做水手，几个星期前，因为他同女人鬼混，路易斯·奥莫多瓦离开了他。

得知路易斯·奥莫多瓦遭遇的阿内巴尔·奥莫多瓦耸了耸肩说，“她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她打了我的一个女朋友，咒骂过另一个女友，她死了也活该，但她的死和我没关系”。事实似乎支持阿内巴尔·奥莫多瓦，法医托马斯·冈萨雷斯推断路易斯的死亡时间是11月1日晚9点到10点之间，可此时奥莫多瓦正和路易斯打过的那个名叫鲁巴·佩利斯的姑娘在舞厅跳舞。另外，还有许多别的目击者能证明他当时的确在舞厅。这么多的证人证明他不在现场，侦探只好从别的方面人手。路易斯的父母交出了奥莫多瓦寄给他们女儿的恐吓信，从恐吓信的内容看，奥莫多瓦这个色情狂完全知晓路易斯的死因。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情况。舞厅到犯罪现场的距离只有100多码，是不是奥莫多瓦趁人不注意溜出了舞厅，杀害了事先在中心公园等他的妻子，然后在没人知晓的情况下返回了舞厅。

怀疑的理由

法庭实验证明了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国家化学、毒物学实验室的负责人亚历山大·盖特勒在检验现场照片时发现尸体身边的草很特别。他专门把草的照片放大观察。巧合的是，同样类型的草籽在奥莫多瓦的衣服口袋及裤脚处发现，可是他坚持说已有两年没去过中心公园了。他说，口袋中的草籽可能是最近到布朗克斯的特里蒙特公园留下的。可他错了，生物学院的约瑟夫·克琅兰德教授说此案的关键问题就出在草上。此革极其稀少，在长岛仅两个地方生长这种草，而在西切斯特镇，也只有三个地方有这种草。在纽约市只有中心公园有此尊。然而，在路易斯尸体附近的一个孤立的小山边还发现有这种草。

奥莫多瓦慌了神儿，马上改口说，前两个月，即9月去过中心公园。这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这种草开花晚，最早也得到10月中旬，所以奥莫多瓦不可能在9月抬到这种草的种子，难道是门月份？

事实面前，奥莫多瓦终于作出了交待。他作案前，安排他的妻子在公园见面，他们在公园吵了一架，然后他粗暴的杀了她。后来，他又翻供说“交待”是在逼迫下做的，他是无罪的。这无济于事，他的死刑判决得到陪审团的一致通过。奥莫多瓦变的非常疯狂，后悔没从头到脚清理犯罪痕迹，9个警卫才把他制服住。1943年9月16日，他被电椅处死。

结论

科学的分析使预谋周密的杀人犯，也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史蒂文·特拉斯科特

时间：1959年

地点：加拿大戈达里奇

意义：一名年轻的女孩死了。7年后，来自全球的病理学家汇集加拿大一起讨论这名小女孩被谋杀的确切时间。

1959年6月9日星期二，一个天气极好的傍晚，12岁的小女孩林恩·哈浪离开了皇家加拿大空军基地。她家就住在克林顿和安大略省旁边的戈达里奇。那天5点半她吃完晚饭后出去看晚霞。后来，有人看到她和她的14岁的同学史蒂文·特拉斯科特在一起。她坐在史蒂文·特拉斯科特绿色赛车的前梁上，一起沿国道驶去。一名骑车兜风的小男孩曾在名叫洛桑灌木的小木牌处和他俩相向而遇，时间大约七点钟左右。然而当另一名男孩返回来时，路上已人去空空。

那晚林思·哈琅没回家。一直到第二天也没找到踪影。星期四，警察和当地居民分两队人马找遍了田野和树林，下午终于在洛桑灌木处发现了被树枝掩盖住的林恩·哈伯的尸体，因为天气炎热，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她被人用上衣勒死，尸体仰躺，半裸，两脚中间留有两个小土堆，上面有一些横纹的鞋印，现场迹象表明她被强奸了。但由于尸体的自身情况，准确的结论还不能得出。

验尸是在本地的法庭病理学家约翰·佩尼斯坦博士主持下进行的，验尸的条件差：场地窄，光线暗。结论是死者因暴力窒息而死。胃内容物有：鸡肉、曼越橘和一些蔬菜，还有星期二晚上吃的一些肉，由此推断林恩·哈伯的死亡时间不迟于当天下午7：30。而这段时间史蒂文·特拉斯科特仍在外面，而且不能讲出在外的理由。

幻影汽车

史蒂文·特拉斯科特接受询问时讲，那天下午他8：30回到家，之前和林恩·哈用在一起，但他们在8号高速公路分的手，然后看见她上了一辆电镀黄色的U·S·字样的灰色的雪佛龙汽车。对史蒂文·特拉斯科特进行医学检查发现他的阴茎因剧烈的性行为而留有伤痕，但他否认说那是因为几个星期前的疡肿留下的痕迹。他的腿也被刮破，裤子被洗过，但没完全清除膝盖处的草汁斑迹。据调查所知，史蒂文·特拉斯科特曾穿过一双横纹底的鞋，但始终没有发现这双鞋。尽管确认史蒂文·特拉斯科特是个凶手的证据还不充足，但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他犯有谋杀罪，所以被判绞刑。这激起了公众的舆论，他们不相信加拿大的法律要对一个14岁的孩子判这种酷刑。最后史蒂文·特拉斯科特被改判终身监禁。因为他的年龄小，又被改送男子工读学校。

1966年，新闻记者伊沙贝尔·李·布拉达斯发表了一篇名为《审判史蒂文·特拉斯科特》的文章，在文中他说，这个案子的判决是错误的。文章以充分的证据证明法医在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应给案子平反。这个特殊的上诉被送往加拿大最高法院。

两个英国很有权威的病理学家基思·辛普森博士和弗朗西斯·钦佩斯博士看了此文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钦佩斯认为此案确有问题，且问题出在死亡时间上，而辛普森认为不是这样。两人的争论一直未间断，几年后他们终于撕破了脸！钦佩斯是个脾气暴躁对人严格要求的人，他没放松任何的机会来攻击他的对手。而辛普森是个经验丰富的验尸官，经他解剖的尸体不下10万具，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专家证人。

1966年12月，两个病理学家一同飞往加拿大研讨此案。辛普森方面的阵容除佩尼斯坦博士外，还有纽约的首席医学检查官米尔顿·赫尔佩恩以及来自俄亥俄州的塞缨尔·杰尔巴博士。在钦佩斯博士一方有来自巴尔德岸的查尔斯博士。双方就史蒂文·特拉斯科特的案子重新展开讨论。

她死于什么时间

令人困扰的是林思·哈用到底死于什么时间。佩尼斯坦认为死亡时间的基础是胃内容物。那么对于一餐中食物的消化速度和胃的排空时间有很大的差异。对于脂肪类的食物胃的排空慢，同时新陈代谢的变化也影响胃的排空，同一人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消化速度，这取决于健康和情绪状态。恐惧、害怕、伤痛等影响消化。例如神经性严重头痛后，食物在胃内可以呆几天，而且看起来和刚吞进去一样。而且总体上说，一餐在胃内停留时间约两小时左右。

考虑到林思·哈琅胃内容的量和仅仅消化了一部分的食物，而且她没生过什么病，佩尼斯坦得出结论说，死亡时间不超过晚餐后两小时。

钦佩斯说通过解剖结果得出的这个结论毫无意义。他坚决认为林思·哈用的死发生在晚饭后1小时到10小时之间都可能。这个女孩有足够长的时间处在被带走，然后遭强奸，被杀死。辛普森对此冷嘲热讽，他首先指出洛桑灌木犯罪现场留有很少的犯罪痕迹，然后论述自己的观点来支持佩尼斯坦的结论。

考虑到两方面的意见，最高法院没有正当的理由下一个新的判决，只好让判决得到更有力的证实。1969年，史蒂文·特拉斯科特被释放，之后他搬迁到了加拿大的一个新的地区以新的名字重新生活。

结论

没有别的案子像此案一样，可以吸引如此多的有才能的法庭科学家来发表见解。来自六个国家的有名病理学家对此案进行的辩论和反辩论的有关证据被载入法医学编年史。

威廉·杰宁斯

时间：1962年

地点：英国，戈梅萨勒

意义：法庭考古学在美国已使用了10年了，可在英国直到研究此惨案时才开始初步了解和使用这门科学。

在1963年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的早晨，一个3岁的名叫斯蒂温·杰宁斯的小孩从西约克郡的戈迈索尔处的家里出去后失踪。12月12日下午，小孩的父亲威廉·杰宁斯向当地的警察局报了案。警员和当地的村民在村庄里彻底地搜寻这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但是鹅毛大雪给寻找孩子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直到1963年3月冰雪融化，寻找孩子的工作才重新开始，但仍然一无所获。几个星期后寻找工作结束。

案件一开始，警察就怀疑孩子的父亲杰宁斯，他25岁，是一名有过前科的人。他认为孩子的失踪和他没有关系而否认自己的过失（两个妇女曾在孩子失踪的当天看见他扛了一个沉重的麻袋消失在夜幕里）。另外还有疑点，1962年7月，村民都知道小斯蒂温·杰宁斯因烫伤脚被送进了当地的医院，而烫伤发生时只有孩子和他的父亲两人在家里。人们控诉他虐待孩子，但没有成功。紧接着，在9月人们看见孩子半裸身体、没穿鞋子、遍体鳞伤的在街上流浪。但杰宁斯坚持说是吉普赛人绑架了孩子。因为缺少杰宁斯犯罪的证据，警察拿他也没有办法。

之后，杰宁斯受到村民的排斥，但他继续虐待他的另一个孩子。斯蒂温失踪1个月之后，杰宁斯的另一名孩子因颜面受伤、大腿被打裂而住进了医院。直到1956年杰宁斯和他的妻子才因遗弃孩子受到指控而入狱18个月。出狱后，他们分居，随后离婚。杰宁斯搬了家且又重新结婚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25年后

时光飞逝，孩子斯蒂温·杰宁斯已被人们遗忘了。直到1988年7月，一个戈梅萨勒人带着他的狗在室外活动。他的狗对一片地面嗅来嗅去，好奇之心驱使这个人想去看个究竟。这是一堵倒塌的石墙，石头堆中有一个很小的头盖骨。此地距当年杰宁斯的家只有一里路。他突然想起25年前杰宁斯家发生的事，于是立即向警察局报案。

为此，一个来自布拉德福大学的考古团专门挖掘这个“墓穴”，来鉴定这具骨骼的年限。他们发现尸体原来躺在草地上，用石头掩埋着。后来，附近的石墙倒塌了，正好盖在这个墓穴上。因为所剩的尸骨完好无损，所以考古团专家认为这具尸体以前一定是用一块像麻袋一样的布包裹着。包裹布因风吹雨淋被腐蚀后，尸体就暴露了出来。有一些尸块可能被野生动物叼走，另一些因风吹日晒而风化。因腐蚀没留下包尸物及有关布料。但考古团发现了一双皮革凉鞋的残骸。他们提取了这双凉鞋，并努力调查万年前斯蒂温·杰宁斯失踪的那天脚上穿着情况。

警察局的病理学家索马·桑德雷姆教授对提取的尸骨及遗留物做了检验。在齿学家的帮助下，他估计这是一具年龄在3到4岁的小男孩的尸体。尸体的手腕关节骨折，这和孩子身前受父亲的虐待相符合。令人发指的是，孩子的第八根肋骨折断，锡瓦教授说这可能是因为有人从背部拳打脚踢造成的。威廉·杰宁斯这个罪恶的秘密一直保持了历年，当侦探们到达他在伍尔弗汉普顿的家抓他回约克郡受审时，他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想到25年后此案还会有这样的结果。他的精神防线完全的崩溃了，承认自己杀死了儿子，但宣称那是个意外。经审问，专家一致认为此案要严惩。威廉·杰宁斯解释儿子的死是因意外从楼上掉了下来的说法和尸检结论不符。1989年5月23日，他以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

结论

法庭考古学的基础，主要是依靠尸体掩埋后的周围土壤层的特殊结构来鉴定的。此案中，考古学家通过土壤的细微变化，精确的推测出了尸体掩埋的时间段，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大卫·亨德里克斯

时间：1983年

地点：伊利诺伊州，布鲁明顿市

意义：这是一起因移情别恋而引起的惨案。死者生前所吃的食物可作为证据，揭露这起凶残的谋杀。

1983年，伊利诺伊州商人大卫·亨德里克斯领导的整形外科公司经过了一番奋斗，通过转换经营机制，以廉价的价格赢得了顾客的信任，财源滚滚而来。这使得大卫·亨德里克斯成了社会注意的焦点，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苏珊和他都信教（这种教对禁欲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他们结婚已十年，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是虔诚的教徒。

大卫序德里克斯的成功来源于自身的努力。他勤勤恳恳，从不迟到早退。奇怪的是，1983年11月3日，他放下繁忙的工作，告诉秘书说将要做一个旅行。并计划离开这里去威斯康星州，需要驾驶一天的夜车。秘书非常惊异他老板的这种举动，因为他全身心的工作已使他丧失了对生活中细节的考虑，他不乘飞机而驾车，这一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旅行。去旅行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4日星期五，大卫·亨德里克斯准备带着他的孩子们去比萨饼店吃东西，大约6：30到达那里，他们点了一份中等的蘑菇蔬菜比萨饼及绿色的胡椒、橄榄、土豆和洋葱。7：30吃完了晚饭后，孩子们在餐厅的娱乐室玩了一会儿。晚930他们回家睡觉。妻子苏珊参加了一个孩子的洗礼，晚上10：30才到家，聊了一会儿后夫妻俩吻别互道晚安。之后，他就驾车离开伊利诺伊州去威斯康星州旅行。到威斯康星州的第二天，他打电话回家，可家里没有人接电话，他把电话打到邻居的家询问妻子的下落。邻居劝他不要担心，并告诉说屋子里非常的安静或许她带孩子出去了。但亨德里克斯不相信并给警察局打电话，并说出他的担心：是不是出了车祸？或许全家人住进了医院？警察向他保证说，经调查没有姓亨德里克斯的人受到伤害，但向他许诺要检查他的房子。亨德里克斯说他下星期二回家。当他11月8日上午10：30到家时，警察和邻居已提前他半个小时进入他的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场景。

家庭残杀

苏珊和她的孩子们分别躺在不同的房间内。他们被砍成片状，天花板和墙壁上沾满了他们血迹。杀人的凶器是斧头和屠宰刀，它们已被擦拭干净扔到了一张床脚边。现场除了一个带锁的抽屉被打开外，没有其他任何翻动的迹象。这个事实令侦探们疑惑不解。现场有伪装的现象，这种残暴的手法往往是犯罪团伙的野蛮行为，而此案的结果不得而知。

亨德里克斯颤抖着走进了自己的家门，被邻居搀扶着休息了一会儿，随后被带入警察局。警察首先询问了他关于威斯康星州之旅。然后例行公事检查了他的衣服和汽车，但什么也没有发现。有一些人会误认为砍杀的凶手必定全身被血浸透，其实不然，因为血迹的分布情况和受伤部位有很大的关系。例如颈部血管受重挫，血流呈喷射状。而此现场受害者伤处均在头部，因没伤及到主动脉，所以血的喷溅少，而且多数已经被吸收。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血柱是随连续打击的凶器飞溅出来的。有些血迹已经被凶手处理掉。凶手有充足的作案时间，所以有血的衣物也有时间处理掉。

如果亨德里克斯不多说，例行公事的询问也许很快结束，也许是做贼心虚，第二天他报告说——他家进了夜盗贼，并偷过一些东西——亨德里克斯的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为了观察他的情况，警察故意在他的面前描述现场情况，可是亨德里克斯尽量掩饰自己不在现场，特别强调自己午夜离家时，全家人还安好。但是孩子们的胃内容物的消化情况证明他说的是谎话。

他们下午7：30吃完饭。通常两小时多数的食物就可从胃中排空进入肠。但孩子尸体的胃内的比萨饼还没开始消化。而且所有的孩子胃内消化情况一样，这说明他们的死亡时间是相同的，而且死亡时间在930前。发现自己交待的时间出了漏洞后，亨德里克斯赶快弥补说，当天他出发的时间大约是晚上11：20。但这种解释毫无意义。如果他的孩子们那时还活着，比萨饼早就消化掉了。当苏珊晚10：3O到家时，她的孩子已经死了。苏珊的胃内容物显示她的死亡时间是晚上的11：30前。

情变

亨德里克斯无可争辩地成为重大嫌疑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信仰上帝的男人会残忍地杀害自己的亲人呢？律师做了详细的调查后发现：成功，是成功使他堕落。在过去的两年里，亨德里克斯得到了人们很高的赞赏。再加上他英俊的外表，豪华的服饰，吸引了不少崇拜者。所谓温饱思淫欲，在他的眼里苏珊毫无生气且不合时尚，已远远配不上他。而别的女人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这位企业家用大量的金钱去迎合她们，但同时也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特里芒斯教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通奸是违法行为且会被教会开除，而离婚是绝对木可能的事。为了享乐，他只好想出这种方法来摆脱所谓的“困境”——惨案由此发生。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审判的关键在于孩子的死亡时间。辩护人争论的焦点是：利用消化来确定死亡时间是否精确，特别是孩子们吃饭后进行的娱乐活动，完全有可能影响消化的进程。专家通过实验证明激烈的运动往往会阻碍消化，使消化推迟二小时左右，但此案即使死亡时间推迟一个小时，时间也不超过10：30。而且孩子的胃内容物一致，说明受害时间相同，这种巧合决不是偶然的。

经过10个星期的审判，案件开庭的第四天，即1988年12月21日，伊利诺伊州法院最终判决亨德里克斯有罪。

结论

许多因素会影响消化的速度。例如，突然的精神创伤会使消化完全停止。一个事故的受害者几天没吃饭，仍然在他的胃内找到事故前他最后吃的一餐，这并不是很稀奇的。

　　　

毒物学

历史记载中显示，投毒者只要小心谨慎，就很可能成功，而不容易被发现。17世纪之后，一些职业的投毒者通常被一些有钱人雇佣，偶尔也受雇于欧洲皇室。这种重大案件，一般都难以侦破。

最简单最常用的毒物是砷。这种毒物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了。就连工薪阶层也知道它的作用。在这种恐怖药物的作用下，无数的烦恼在眨眼之间就会结束。而没有人能够确定死因，但现在不同了。

1790年，一位名叫约翰·梅斯格的化学家发现，如果物质中含有砷，那么在这种物质加热后，把凉的金属板置于蒸汽的上方，在金属板上就会出现白色的砷氧化合物层。尽管这层砷镜能够证明这种物质被砷浸过，但却不能分辨身体内是否吸收了砷。

1806年以后，这一问题被瓦伦廷·罗兹博士解决了。当时他在森林化工厂工作，他提取了一具尸体的胃内容物，然后放在一个池内煮沸，通过过滤去除剩余的肌肉组织。然后他用硝酸处理这一滤液，这样更易于形成砷镜。

迄今为止，毒物学最大的发展在1836年。化学家詹姆斯·马昔发展了一种解决最小剂量砷的方法。这种方法类似于梅斯格的方法。但并不像以往一样让蒸汽挥发到金属板上，而是让大部分的蒸汽进人到空气里。整个过程都是在U形试管中进行的。在管里蒸汽的进出只能通过一个小的管口。可疑物质被滴在一个锌盘上，然后在锌盘上覆盖一层薄的硫酸，目的是为产生氢气。任何含砷气体通过试管加热，到达试管冷却部分时，就会凝结形成砷镜。砷镜反应一直到现在也使用。

当然，砷不仅仅是投毒者使用的淮一武器，除此之外还有传统的毒物，如番木鳖碱和氰化物。要想侦破每一类投毒案件，现代的分析家们必须不断地和新毒物做斗争。毒物的种类是巨大的。但人们惊奇地发现，投毒案件相对其他案件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例如1989年，美国登记的18954例杀人者中仅仅有28例是由毒物致死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总有一些人作案来以身试法。

玛莉·布兰迪

时间：1751年

地点：英国，泰晤士上的亨莱

意义：以下是用毒物作为证据的首起案例。

玛莉·布兰迪已经26岁了，但是还没有出嫁。尽管她具有乔治王朝时代男人认为是理想妻子的一切优点。她无生丽质，甜美迷人，并且传闻说她结婚时会带1000英镑（约合4000美元）的嫁妆。但是一个个追求者面对她的父亲都打了退堂鼓。她的父亲是一名声名显赫的律师，并且为他以后的女婿定下了标准：他必须富有、有社会地位。

威廉·克兰斯顿上尉完全符合上述的标准。他是一名苏格兰贵族的儿子。但是他的钱包里却缺乏老律师弗朗西斯·布兰迪所期望的一切。另外，他在苏格兰已经有了妻子。但是没有人会因为这些琐事放弃在经济上发达的机会。1746年，在泰晤士河边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亨莱，威廉·克兰斯顿居住在布兰迪家时，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些障碍。家里的这一安排让痴心的玛莉和她热心的父亲都十分满意。

6个月平静的生活过去了。这时威廉·克兰斯顿决定和他的妻子分手，他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了他的婚姻状况使他在军队的前途大受影响，问她是否介意把她当作情人而不是妻子来消除这一不良影响。克兰斯顿太太十分气愤，并且把这位不忠实的丈夫送上了法庭。这种公开的曝光，激怒了弗朗西斯·布兰迪，他第一次认识到他未来的女婿身无分文。这位气愤的父亲想，克兰斯顿不仅要被放逐离开这个家，而且要失去玛莉的爱情。

但是克兰斯顿和玛莉仍然在暗中幽会，他们两人和玛莉的母亲保持联系，尤其是在克兰斯顿借给玛莉的母亲朋英镑后，偿还了她在伦敦的债务。1749年，布兰迪太太患病去世了。克兰斯顿在债主的催逼下，就逼迫玛莉还借款。因为玛莉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于是不得不惜钱偿还他。

克兰斯顿认为这样生活一定十分辛苦，所以他准备获取弗朗西斯·布兰迪先生的好感。他对玛莉说，有一副“神气药剂”可以提高老人的心性。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一名苏格兰草药商恰好有这样一副神奇药方。1750年，克兰斯顿想方设法得到了布兰迪先生的欢欣，并且回到了他的家。他在布兰迪先生的茶水中加入了一些粉末，怪事发生了：先生变得善解人意风度翩翩，甚至充满爱心，然而不论克兰斯顿使用了什么药剂，他的功效也是暂时的。第二天布兰迪又会变得同往常一样粗暴。于是，克兰斯顿吩咐玛莉进行同样的“治疗”。第二年的四月份，他送给马莉一些粉末。并且教给她如何给她的父亲使用小剂量的粉末。

急病

布兰迪开始激烈的呕吐，而且胃疼。当一名佣人苏珊·古内尔对老人突然间的衰弱感到怀疑和迷惑时，就尝了一些玛莉给她父亲送来的粥。她立刻开始生病。在盘子底上，她发现了一些沙砾状的白色粉末。于是她就把这些残留的粉末刮了下来，让一位邻居看。后来，这两人把这些粉末送到了药剂师那里。因为当时还没有有效的方法检测砷，科学分析也更是不可能了。可是，苏珊·古内尔却把她的怀疑告诉了布兰迪先生。并且告诫他他的女儿正在向他下毒。于是布兰迪把自己的女儿叫到了身边，问她是否在食物中做了手脚。玛莉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逃离了他的房间。

难以理解的是，布兰迪仍然让玛莉给他准备食物。他决定不阻止自己在身体方面的恶化。他的身体状况更糟了。当厨师看到玛莉把一些信件和一些白色粉末抛到了厨房上的火炉上时，厨师从火堆里捞出了一些粉末。但是一切已经为时太晚。1751年8月14日，身体极度衰弱的布兰迪开始昏迷，直至死亡。

那天夜里，玛莉给了马车夫sop英镑，让他帮助逃往法国，但是车夫拒绝了。因为这件事，第二天早晨玛莉就逃走了。愤怒的人们进行了追赶——到目前为止，弗朗西斯·布兰迪的死亡不同寻常——一定要抓住玛莉问个究竟。克兰斯顿知道弗朗西斯布兰迪死亡后，也逃亡了欧洲。

玛莉·布兰迪于1952年3月3日，在牛津巡回法庭受审，审判只经历了一天就结束了。控方的主要证人四个医生一致认为弗朗西斯·布兰迪先生内脏器官良好，无其他病变。这说明死者的死因可能和砷中毒有关。他们对白色粉末进行了检验，证明是砷。但是他们使用的实验方法是危险的、不健全的：其中一名医生说，使用热熨斗加热粉末，闻到了砷的气味。最致命的证据是，苏珊·古内尔和厨师的证明。他们两人都证实。看到玛莉把一种奇怪的粉末加入到了她父亲的食物中。

玛莉没有做任何的否定陈诉，而是坚持说，这些药剂是为了调解她父亲的性情。然而当起诉人问她，为什么当她意识到自已被怀疑时，就把粉末毁灭时，玛莉哑口无言了。陪审团也明白了真相了。经过5分钟的考虑，他们认为玛莉的谋杀罪名成立。

1952年4月6日，清晨9点多，玛莉身着黑衣，双手被用黑色的丝带捆绑着，登上了绞刑架。这时，她仍然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她对行刑官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庄重不要把我吊得太高”。然而，克兰斯顿被认为是侥幸逃过了玛莉的命运。但这只是暂时的缓刑。几个月后，他在法国受尽苦难，潦倒而终。

结论

按照现在的标准，这次审判中，医生关于气味的检验证据是不科学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科学战胜无知的斗争总要有个开端。

查尔斯·霍尔

时间：1871年

地点：格陵兰

意义：近一个世纪里，北极的探险家查尔斯·霍尔神秘的死亡，使刑事犯罪专家和水手们都感到迷惑不解。

1968年，法庭科学家最后回答了这个旷日持久的难题——难道霍尔船长死于中毒？

1871年，尤利西兹·格兰特为了考察北极圈，专门成立了一个探险队。7月3日，国会提供了5万美元和387吨的蒸汽拖船北极星号，在查尔斯·弗朗西斯·霍尔指挥下，从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出发了。虽然霍尔具有多年北极航行的经历，但是探险队从一开始起航，航线就偏右。途中霍尔和最主要的科学家埃米尔·贝塞尔斯医生发生了多次冲突。这位医生是名24岁的高傲的年轻人，这次他作为团队的内科医生参加探险。

二月份，北极易号到达格陵兰岛的西海岸。霍尔决定抛锚，去他自己命名的上帝港的人海口找淡水。这个港口位于北极点以南sic英里处。贝塞尔斯和助手西德尼·布丁格顿却不同意，因为他们两人打算继续向南，去寻找更安全的水。

10月24日下午，霍尔结束找水回到了船上。要了一杯热咖啡，刚喝了半杯，他就痛苦地弯下了腰，并且呕吐不止。他抱怨说这杯咖啡有些甜，就把咖啡推到了一边。医生说他中了风。当天晚上，助理领航员乔治·泰桑在他的航海日志里写到：船长霍尔病了，症状奇异，他的身体看起来很好，这场病是在他喝下一杯咖啡后立即发作的。随后几天，霍尔看起来稍有恢复。后来，疾病再次发作，他遭受了更大的痛苦。乔治·泰桑记述道：“尽管埃米尔·贝塞尔斯医生不断地给他吃药，他病情不见一丝的好转。埃米尔·贝塞尔斯医生不在时，重病中的船长就会稍微恢复。11月3日，霍尔病情严重恶化。他的嘴周围生了许多的疮。他发疯地喊着自己中毒了，并痛骂埃米尔·贝塞尔斯医生。后来的调查显示，贝塞尔斯曾给霍尔注射过一种液体，说是治病的奎丁。

惹祸上身

在霍尔稍微清醒的时候，有人看到过他有一本私人日记（这个日记本是钦在一个木箱里的，这些箱子因为后来部遇险下沉，为了减轻船的重量，而被人扔出船外）。一个偶然的机会，霍尔遇到了布丁格顿，他问：“他是怎样害我的。”最后，霍尔拒绝吃埃米尔·贝塞尔斯给他开的任何药。他相信这些药里有毒。布丁格顿找到贝塞尔斯，要求先尝一下药，以此来消除船长的恐惧。但贝塞尔斯气愤地拒绝了。

1871年11月7日晚上，霍尔陷入了最后的昏迷。第二天早晨，他就死亡了。全体船员们对贝塞尔斯和他助手布丁格顿表示怀疑，他们陷入了困境。三天后，用美国国旗包裹的霍尔的尸体被放入了棺材，遗体就葬在了上帝港。这时，港上已经上冻。

他死后，船遇上风险。北极星号被冰围困。慢慢地船体被挤压成碎片。30名船员只好陆路前行。在这之后的18个月，他们忍受了极度的饥饿和困境。

这是探险史上最英雄的一次探险，1873年4月30日，他们获救了。那个夏天，他们把这个故事讲述给了华盛顿的调查人员，调查人员的报告说霍尔属于正常死亡，死因是中风。

近一个世纪，人们对霍尔死因一直很感兴趣。1968年8月，达特默斯大学的教授昌·鲁米斯和伦诺克斯地区的病理学家福兰克林伦多克一起飞往上帝港，决定解决这个秘密。埋葬霍尔的地方有一块橡木和黄铜制成的碑。几分钟的挖掘后，终于发现了棺材。揭开棺木盖，发现尸体和棺木已经冻在了一块起，福兰克林·帕多克开始验尸，尸体保存得非常好，从腰际以下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冰，脸部除了塌陷的眼窝和皱缩的鼻尖外，其他部分保存完整，红褐色的胡子和头发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颜色，尽管潮湿改变了他的躯干，手足已经变成尸蜡状，但内部器官完好。

这是帕多克检验过的最棘手的尸体之一。他仔细地去除了头颅的各个部分，保留了大脑、心脏、以及头发、指甲。另外，他还收集了坟墓旁边的泥土样本。这些物质首先被送到了公共安全实验室，然后又被送往了多伦多的法庭科学技术中心。在那里进行了中子活化分析（参见约翰·沃莱曼案件八毒物的发现）

多伦多实验室的主任帕金斯博士，在死者的指甲里发现了大量的正在变化的砷，指甲的尖端含有24．6ppm的砷，指甲的根部是76．7ppm的砷。帕金斯博士假设指甲正常的生长率是0．7mm/天，他推断在霍尔生命的最后两个星期里摄入了大量的冲。因为坟墓附近的泥土中含有22.0ppm高浓度的砷。因而必须排除砷从泥土侵入人体的机会，才能断定霍尔身体内的砷是投毒者所为造成的。然而帕金斯说：“如果砷是从泥土中侵入尸体，这种转移无法解释头发、指甲根部砷的含量不同程度的提高”。每一个检材在用中子照射之前都清洗过，所以砷从泥土中转移的可能性可以排除。然而，这个案件即使不在头发和指甲里发现砷，就单单考虑霍尔当时的病情，帕金斯认为砷中毒是容易诊断的。他说，结果是肯定，霍尔生命的最后两个星期里，摄入了大剂量的砷。

结论

这是一起谋杀还是一起自杀，可以参考的只有霍尔死亡时的情景。可以说，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一结论——砷中毒。接着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凶手是谁。很显然埃米尔·贝塞尔斯的嫌疑最大，因为他厌恶霍尔，难道这就是谋杀的根源？因为时间久远，这个问题也就成了一个谜。

一个有趣的反常的地方是，霍尔抱怨咖啡是甜的。若干个世纪以来，投毒者都比较偏爱砷，是因为它无味，然而根据格利森、戈斯陵、霍奇等人撰写的《商业产品临床毒物学》书上的观点，砷并非一定是无色无味的。他们引用了一些案例，证明人们在吸收砷时，感觉到砷有一种甜的金属味。在一个特殊案例中，他们引用了砷中毒过程中的症状：呕吐、妄想、昏迷、皮肤出疹——和霍尔表现出的症状完全一样。

罗伯特·布坎南

时间：1892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美国报纸记者所扮演的角色，在犯罪学史上，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纽约市，常常被忽略，这个案例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罗伯特·布坎南是一个行色匆匆的人，他出生在新斯科舍省，后来移居苏格兰，在爱丁堡取得了医生资格，在新斯科舍省成家。1886年，他移居纽约开始行医。白天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晚上他却在低等酒吧里豪饮，而且经常出入妓院。酒和女人在他的生活里同等重要，甚至缺一不可。他的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迫使他的妻子海伦同他离了婚，返回了新斯科舍省。有一段日子里，他始终注意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子安娜·萨瑟兰，她是一名有着20多年妓院生涯的女子。1896年10月20日，她按照市坎南的意愿，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嫁给了这个和她最要好的顾客。

对布坎南来说，这是个不幸。安娜·萨瑟兰需要被当作一个合法的妻子，她要求布坎南每天晚上必须在家里陪着她。但这是这位花心医生难以接受的。他的目的是彻底占有安娜·萨瑟兰的钱。结婚后，他发现安娜修瑟兰非常粗俗，令他为难。尤其是最近他又收集有钱病人的名单。1892年，随着市坎南提出他要单独乘船到爱丁堡进行他的医学研究后，问题也就接踵而至。安娜·萨瑟兰直言不讳地说，要么她和他一起去，要么就分道扬镳。布坎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两人沟通的道路被堵死了。从4月22日以后的几天里，安娜·萨瑟兰突然病倒了，不到24小时她就一命归西了。她的治疗医生，在她最后的详细病情记录中，所填的死亡原因一项写道：死于脑溢血。布坎南忙于计算他的继承遗产——5万美元，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去参加。

接下来的事情如果不发生，大概也就不会有“可怕的艾克·怀特”了，他是纽约世界报的一名记者。碰巧去参观验尸官的办公室，他想在那里迅速收集一些好的素材，结果他偶尔听到了一位老人要求对安娜·萨瑟兰的死因进行调查。这位记者想，布坎南一定是一个有计划谋财害命的恶魔。布坎南向怀特介绍自己说他是安娜·萨瑟兰的配偶。他承认自己并不是没有个人私心——布坎南愿意同他分享安娜·萨瑟兰的财产。但是怀特很坚决的认为，这一次行动是为了正义，而不是能用金钱可以收买的，于是他把这个怀疑报告了警方。但警方拒绝调查这件事。怀特和信自己的直觉，他提出许多实验性的建议，而且知道布坎南现在已经不在此地了。一个来自新斯科舍省的人就揭发说，他现在已经回到了哈里发克斯。怀特听到令他目瞪口呆的消息是，仅仅在安娜·萨瑟兰死后三个月，布坎市就和他的妻子复婚了。

寻找同案犯

怀特敏锐地感觉到，这起案件将产生轰动效应。于是他找到了原来一位妓院妓女的佣人，她们都肯定布坎南是个江湖骗子，其中一个人回忆到：在卡莱尔。哈里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布坎南非常关注整个案件审理约详细记录，不断的指出被告的失误。布坎南曾经自吹知道怎样避免瞳孔证据的出现，但他没有详细的说明。

怀特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给安娜出具死亡证明的医生，医生完全否定安娜死于脑溢血以外的原因。谈到关于投放吗啡毒物时，他把哈里斯案件作为证据，指出中毒死者的瞳孔症状安娜是不具备的。

怀特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职业特点，他拒绝接受医生的结论。他突然想起了一个朋友，他的这位朋友多年来深受眼病之苦。这种眼病使医生也发生误诊。怀特回忆他的这位朋友每次治疗回来，瞳孔都不自然的扩张着，这是用阿托品药水治疗的结果。记者想，难道有这种可能吗？布坎南在他妻子临死之前，或许在她的眼里满过一些阿托品药水。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瞳孔的收缩吗人怀特迫不及待地冲到了最后几天照顾她的护士家里，这位护士清楚地回忆到：有好几次布坎南医生向他的妻子眼内滴一些药水。

这些已经足够了。怀特发起一场新闻运动，迫使纽约的验尸官发布了对安娜的开棺验尸令。5月22日，安娜的尸体被从墓地里掘出，迅速送往卡内基研究所进行尸检。结果非常明显，安娜死于吗啡过量注射。鲁道夫·威特华斯教授是一名著名的毒物学家，他发现尸体内有1／10格林的吗啡，他估计吗啡致死置是5－6格林。他同时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下来，那就是阿托品可以伪装收缩瞳孔。这个结果使布坎南返回纽约。根据鲁道夫·威特华斯教授的报告，布坎南被指控谋杀而被捕。

奇异的实验

实验于1895年3月20日开始，诞生于一个可笑的小插曲中，起诉方为了加强说服力，在法庭上用吗啡杀死了一只猫，然后在这只可怜的猫眼中滴了少量的阿托品，猫眼瞳孔反应变慢了，但并不是很明显。于是辩方全力反对鲁道夫·威特华斯使用鉴别吗啡存在的颜色反应。鲁道夫·威特华斯极不信任的看着威克多·沃恩教授的实验结果，这一结果似乎削弱了佩拉格瑞实验的真实性——这是一个鉴别吗啡及死尸产生的生物碱最有效的方法。在双重实验里，沃思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红色反应。不仅吗啡存在，其他毒品存在时，这一反应都有效，这正是法庭所需要的。

假如辩护人决定放弃对这个案件辩护，那么布坎南有可能被无罪释放。但是纽约法律委员会的人都感到在卡莱尔·哈里斯一案的审理中，辩护人不去证实，结果对被告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为了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布坎南的律师把他们的当事人推上了证人席，这对布坎南真是一场灾难。布坎南有一个爱挑剔的毛病，在控方的交叉盘问下，他的这个弱点更加明显了。控方使用技巧，使他连连撒谎，矛盾重重，科学争论产生的所有怀疑都彻底消除了。布坎南衣冠不整，四肢无力地离开了证人席，陪审团经过刘小时的评议，认定布坎南的谋杀罪名成立。

布坎南已经奄奄一息，他的律师事务所认为，这些科学证据被玷污了，他提出上诉。但鲁道夫·威特华斯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在法庭出了丑，他准备通过证明威克多·沃思方法已经完善起来了，以此来恢复自己的声誉。他最后终于找到了失败的根源，是使用了不纯的化学药品。

布坎南的上诉被驳回了。1895年7月2日，他坐上了电椅。在两年前，卡莱尔·哈里森刚刚坐过的电椅。

结论

现在的毒物分析方法比布坎南时期的方法灵敏的多。一些方法，奴使用阿托品点滴，在现代实验室不用花很长时间就会被发现，新的颜色反应方法已经比沃恩先生的更现代化了。薄层色谱法和气象色谱法已经能把大部分5／1000格林这么少量的毒物检验出来。

伊娃·拉柏林

时间：1929年

地点：加里福尼亚州，塔特尔镇

意义：精彩的推理和严密的法庭科学分析所产生的新闻效应，风靡整个美国。

不论从哪一方面去想象，卡罗尔·拉柏林都是一位体贴的丈夫，他因为战争双耳失聪，所以无法欣赏音乐，为了使他的妻子高兴，他愿意送他快乐活泼的妻子伊娃去参加当地广场舞会。对于一名残疾的老兵来说这就意味着，他只能默默地看着自己引人注目的妻子在其他舞伴陪伴下欢腾。

1929年4月29日，也是在这样一个场合，卡罗尔·拉柏林在他的汽车外等着伊娃。而伊娃正在小镇的学校校舍跳舞。后来，就像他们早些约好的那样，伊娃用托盘端着咖啡和三明治，从喧闹的地板上，小心翼翼地迂回而过。在大门附近，她偶然撞到了另一个妇女，这位妇女耸了耸肩，表示道歉。伊娃说没有关系。这一幕很快就过去了。在汽车旁，卡罗尔·拉柏林吃起了妻子送来的点心，他边吃边和妻子交谈了几句。然后伊娃就返回了舞会，几分钟后，兰草音乐小提琴曲被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声盖过。疑惑的舞迷们跑出去发现，卡罗尔·拉柏林在小车里痛苦的翻滚扭动，痉挛的过程中，他喘息地说到，咖啡奇苦无比，还没有来得及送往医院，卡罗尔六柏林就一命归西了。

满脸泪水的伊娃没有给调查此案的侦探们提供什么线索。相反，也排除不了她的这位心情不稳定的丈夫可能是自杀。塔特尔镇的大部分居民，甚至检验医生都认为卡罗尔·拉柏林是自然死亡。但是有一个人却并不接受这个结果。

斯蒂夫·拉柏林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的儿媳所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尽管有人认为，是这位老人愤恨伊娃毁了他的儿子，但这位老人凭直觉感到，是他的儿媳逼死了他的儿子。虽然没有什么证据，老人认为伊娃毒死卡罗尔·拉柏林是为了3000美元的保险金。于是，他不断的找警方，为了应付这位坏脾气的老头，谢里夫·戴姆帕克勉强同意再次对这个校舍进行勘验。

发现毒物

一个小时的毫无结果的搜查后，谢里夫·戴姆帕克发现阶梯下，有一片很黑的地面，用一厚木板挡着，但是木板已经破了，于是他就冒险把手伸了进去，几秒钟后，就摸到了一个小瓶，标签上用黑体字写着“香木鳖碱”，谢里夫·戴姆帕克发现，这个药瓶是6英里以外的图奥勒米镇上的比奇洛药店的。

谢里夫·戴姆帕克找到了比奇洛药店的职员沃伦·萨海，他是专门负责毒物买卖记录的。他说最近有人买过番木鳖碱，这瓶毒药是在卡罗尔·拉柏林死前三天，卖给了一名自称叫乔·威廉姆斯太太的人，她说她买毒药是为了毒杀地鼠。沃伦·萨海后来认定，伊娃就是乔·威廉姆斯太太。对于谢里夫·戴姆帕克来说，已经有充足的理由逮捕这位寡妇，控告她谋杀。伊娃大叫道，她是被她的公公陷害的，并且坚持说她是无辜的。

逮捕伊娃只是谢里夫·戴姆帕克走出的第一步，因为毕竟药物检查后发现，死者体内并没有毒物。权威人士认为，现在还不能单单地把买药作为案件的转移点。于是下令对尸体进行重新检验。上一次尸检的法医是一个毫无经验的新手。这一次，警方委托加里福尼亚州的首席法庭科学家爱德华·欧序瑞奇进行检验。

控方不愿意自己的结论轻易被推翻，于是让爱德华·欧序瑞奇进行秘密检验，不受外界的干扰。在他的从业生涯中，这次他被称为“伯克利的魔术师”，他的证言甚至获得了辩方律师的赞赏。同时，伊娃一方也在积极的工作着，他们寻找那些能够证明卡罗尔。拉柏林狂躁低沉，并且听到他经常说想自杀的人。另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位妇女证明，在比奇络药店买毒药时，伊娃不在现场。

除了青内容物，亨瑞奇还仔细的分析了药瓶、技柏林的衣服、其他物品以及死者的轿车。经过几天实验后，他从死者的胃内分离出了番木鳖碱，在死者的汽车搞会上也有毒物的残留物。在死者喝过的咖啡杯里同样也有毒物番木鳖碱。另外，他还利用自己的天赋——他的文检技能，对药店毒物买卖登记簿上的乔·威廉姆斯太太的签名和已经取得的伊娃笔迹进行比较，经过一周的辛勤工作，最后认定登记簿上的字迹是伊娃的假签名。在这之后亨瑞奇又进行了一系列巧妙的工作。

灵感

亨瑞奇听说，在舞会现场众人拥挤的地板上，伊娃曾经绕行而过，他立刻意识到，她可能和某些人相撞，这样就有可能把咖啡溅到其他人身上。谢里夫。戴姆帕克非常佩服亨瑞奇。他也立刻意识到，这是调查取证的有效途径。于是，每位舞会的参加者都被警方询问，让他们仔细回忆当时的情景。其中一位年轻的妇女艾丽斯·谢清楚的回忆到，伊娃曾经授到过她，还把咖啡溅到了她的身上。而且这套衣服她一直没有清洗，并问他们是否愿意看这件衣服，之后衣服立即被送到亨瑞奇那里进行检验。咖啡污点清晰地显示出了微量的番木鳖碱。一切都无可争辩，伊娃就是投毒者。

审判前消息传出，当地的人们对此案都极为关注，以致于法官决定在一栋露天舞场的临时建筑里进行审理。几百名观众都伸长了脖子听伊娃的无罪辩护。审判在1929年6月川日开始，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伊娃的律师表现出了极有说服力的辩护，他们找到了死者的第一位妻子，据她说，她曾经准备说服她的前夫打消自杀的念头，他还宣称要把自己扔到正在工作的粉碎机里。

审判之前，亨瑞奇要介入的消息也传了出来。而且传闻说，专家已经解决了这个案件。这些流言到处弥漫的结果，使伊娃的辩护团要求特殊法庭开庭。在法庭上他们宣布，他们的当事人希望做有罪陈述。通过这种方法，伊娃保住了性命，被判无期徒刑。

结论

爱德华·欧哼瑞奇辛勤工作切多年，毫不夸张地说，他解决了几百起案件。今天，尽管他的许多发言仍然很精彩，但是法庭上已经不再使用了。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成功。在才能方面，他和伯纳德·斯皮尔伯里相类似。伯纳德·斯皮尔伯里是英国和他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人都深受公众的尊敬，他们多次利用自己的才能改变了陪审团的意见。1958年爱德华·欧·亨瑞奇突然在工作中去世，享年72岁。

约翰·阿姆斯特朗

时间：1955年

地点：英国，戈斯伯特

意义：尽管药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社会效益，但也有不利的方面。

1955年7月22日凌晨，天蒙蒙亮，在朴次矛斯附近的戈斯伯特，有一位26岁的护士约翰·阿姆斯特朗打电话叫著名医生伯纳德·约翰逊，说她5个月的儿子泰伦斯病了，伯纳德·约翰逊大夫知道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妻子珍妮特很恩爱。但是，这两口子似乎命运不佳。他们的大孩子斯蒂温死于1954年3月，仅仅两个月后，他们两岁的女儿帕梅拉又突然得病。幸运的是，保住了性命。

当伯纳德·约翰逊医生来到她家时，孩子已经死了。尽管他没有怀疑这是一场拙劣的游戏，但伯纳德·约翰逊却难以查清死因。所以他通知了法医，在尸体上、婴儿的奶瓶及枕头上，都有前一天晚上的呕吐物，这些都送到了当地的病理学家哈罗德·米勒博士那里。

在死者的喉头，哈罗德·米勒发现了一块皱缩的红壳，就好像是月桂树浆果的皮，这种浆果是一种剧毒的果实，另外在胃内也发现了一些浆果壳。米勒用甲醛把浆果泡在烧瓶里。剩下的红色胃内容物放入另一个瓶内，他请求法医检验孩子是否吃过月桂树浆果。一位拜访过约翰·阿姆斯特朗家的警官，被这一幕悲剧深深地震撼了。然而，在约翰·阿姆斯特朗家的花园里有一棵月桂树，而且正在结果。阿姆斯特朗肯定婴儿车曾在树下停留过。

所有这一切符合米勒的看法。但是当他打开自己的冰箱时，他发现溶液中的浆果壳不见了，它被溶在了红色甲醛溶液里。在另一个瓶中的壳也溶解了，并且加深了已经是红色的胃内容物。假如这些是月桂树皮的话，就像他最初思考的那样壳是不会溶解的。米勒被这种变化迷惑了，他把两个烧瓶、枕头以及奶瓶都送到了当地的法医毒物实验室。他们的检验报告，并没有所提到的毒物——微量的月桂树浆果皮。惟一特殊的是发现了少量的玉蜀乘淀粉和一种叫曙红的红染料。

毒物？

米勒一边读报告一边思考，这样的混合物最可能存在于红色的凝胶素中，这种凝胶素包括药效很强的巴比妥盐酸和速可眠，这就意味这着是有预谋的下毒。大家都传说约翰·阿姆斯特朗家的生活非常拮据，这是众所周知的。设想一下，难道是夫妻俩为了减轻生活负担故意杀死自己的孩子。用盐酸巴比妥杀人，以前还没有这样的先例。米勒知道很少量的速可眠就可以致死婴儿。为了使他的这一发现更令人信服，米勒把三粒速可眠溶入死者胃液中，像他推测的那样，这些药物都还原成玉蜀黍和曙红了。

在这富有戏剧性的时刻，米勒把枕头以及其他检材都送到了警察局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苏格兰法庭科学实验室的主任尼柯斯督察，负责此案件的侦破，尼柯斯经常研究毒物的最小致死量，尤其是催眠药，因为这些药物几乎每家都有。在他工作经历里发现，只有最灵敏的仪器才能检验出这些药物。尼柯斯在实验室就可以进行这项技巧性的实验。甚至为了检验出残留在枕头上的1／15格比的速可眠，就要花费5天时间。他还从胃内容物里分离出1／3格比的速可眠。当侦探们去阿姆斯特朗工作的海军医院调查是否丢失过速可眠时，一位护士回忆到，有一次当阿姆斯特朗进入药房木久，柜子里的五粒速可眠胶囊就神秘的失踪了。

同时，警方对前几年斯蒂温死亡的情况进行调查。尤其是发现当时的死亡证明，是一位82岁的医生签署的，而这位老医生以前从来没有给小孩看过病。尤其是泰伦斯死时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如假题、脸色淡灰、呼吸困难，最后死亡。而两岁的帕梅拉突然病倒时，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如果不是因为用药治疗，也会出现同样的后果。

尼柯斯的报告结论：从婴儿器官内提取的速可眠数量可以推断，最初的药量是3到5粒胶囊，这样的剂量对于这么小的孩子足以致死。因为可能涉及到一系列的杀人者，因此警方挖出了斯蒂温的尸体，阿姆斯特朗在现场观看了整个过程，他没有说一句过分痛苦的话，他推一的一句评论是：“已经到现在了，可能剩下不多了”。的确是这样，尸体的分解已经把残骸里所有的化学物质都破坏了。单独作案还是共犯？

所有见过阿姆斯特朗夫妇的人都认为是两人共同计划进行了谋杀。为了澄清两人中是否有人不在现场的可能性，尼柯斯需要知道一粒速可眠进入孩子体内多长时间生效，他发现，水精纤维素胶囊被吸收到胃液后，将导致玉蜀委淀粉膨胀，这样依次导致胶囊迸裂，里边的药剂进入胃内，有时胶囊迸开极快，药物会在9分钟之内被吸收。

但是，这对调查阿姆斯特朗夫妇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没有任何肯定的证据可以证明在谋杀发生的那一天，他们两人持有速可眠，因而无法指控他们。警方现在能做的只是等待。

一年过去了，1956年5月24日，珍妮特·阿姆斯特朗提出和丈夫分居，当申请赡养令时，他们产生了矛盾，珍妮特列举了许多她丈夫滥用药物的事实。当赡养令被拒签时，官员们对失望的原告表示同情。这次经历使她很难过，于是她转过来指控她的丈夫，是她丈夫从单位把速可眠带回家，在谋杀发生的那一天，他们两人都在家。两天后，孩子死了，他就命令她把所有的胶囊扔掉。她责问他：“你是不是给孩子吃了胶囊？”，他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没有给孩子吃呢？她害怕丈夫报复，所以一直保持沉默。

珍妮特愤怒的揭发，并没有消除警方对她共同犯罪的嫌疑，4个月后，她和丈夫一同站到了法庭上，被指控为共同谋杀。结果在法庭上，他们互相指责对方。这时判决结果发生了改变，阿姆斯特朗被判死刑。当他的妻子走出了法庭时，已成为了自由人。一个月后，在法庭允许的范围内，她承认曾经给过孩子一粒速可眠，这使得她的丈夫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结论

速可眠在当地的毒物调查过程中没有被发现，而且在其他的实验室中，也逃过了实验人员的眼睛。值得强调的是，做为一名毒物学家必须研究各个方面的情况。因为人们木知道，下一种毒物将会是什么。

乔治·马克伍

时间：1978年

地点：英国，伦敦

意义：所有细节都表明这是一起谋杀案，这些细节所反映出的丑闻，却让科学家探究到了国际间谍活动的阴暗内幕。

作家乔治·马克伍于1971年从保加利亚叛逃，当时49岁，他带着反政府的观点来到了伦敦，通过BBC向他的祖国宣传他自己的观点，他的讽刺和批判性的言语，激怒了保加利亚当局。特殊的政府部门对他不会永远保持沉默，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1979年9月7日星期二，他们的希望应验了。乔治·马克伍正在滑铁卢桥上走着，突然他感到自己的右臀部被刺扎了一下，他迅速转身，看到在他身后一名男子正挥舞着一把收拢着的雨伞。这名陌生人用很浓的口音低声地说了声抱歉，就迅速上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乔治·马克伍当时也没有多想。晚上，他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妻子，然后卷起裤子，他的妻子在他的右臀部看到了一块发红的刺伤痕迹。

第二天早晨，乔治·马克伍就发烧呕吐，住进了医院。用X射线照射他的臀部，虽然刺伤处已经发炎，但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他体温血压急速下降，脉搏突然升到160次／分。最奇怪的是，医院发现乔治·马克伍的白血球数量急剧上升，超过正常人的三倍。经检验，已经出现了败血症。过了周末，病人变得暴怒，且思维混乱。医生大量使用抗生素也没有改变他身体状况的急剧恶化。星期一早晨，他就死了。

尸检工作随即展开，警方把包括刺伤皮肤的切面，送到了伦敦秘密化学防御常备组织。在那里，国家毒物和神经药剂方面的专家大卫·高尔博士负责这起案件的侦破。在检查死者的人体组织时，最初，他发现的是一枚针头，但后来针头却变成了一个小的金属球，直径五．5毫米。他通过技巧性的处理，在尸体组织上以正确的角度钻了两个孔，其中一个小孔干净，另一个却被凝血组织凝住。这下，大卫·高尔彻底迷惑不解了。于是，他把检材送到了伦敦市警察局雷·威廉姆斯医生那里做进一步的检验，而他继续做乔治·马克伍死因的鉴定工作。

毒药丸

在电子扫描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这个药丸是由90％的铭和10％铱组成，它比钢的强度更大，而不容易被腐蚀。中波以上的电磁波无法透过，所以X射线看不到。专家认为，这颗圆球是被用来传输少量毒物的，剂量不超过两毫克，这颗致命的药丸，是被用气枪发火进人乔治·马克伍右臀部的。

然而，大卫·高尔小组却不能在尸体内部发现微量的毒物，留给他们的只有乔治·马克伍的症状。他们想，是什么物质能把一名身体健康、体格健壮的男性毒死？不久，他们否认了细菌或是病毒感染，也排除了其他毒物致死的可能，因为其他毒物要比所用的药丸剂量大得多。一个接一个的毒物都被排除了，最后只剩下一种物质，这种物质不仅可引起以上所有症状，而且很少剂量就可以致死。

蓖麻毒素是海星豆的衍生物，是一种比砷和氰化物还毒500倍的毒物。为了检验这一个理论，科学家们在波特顿镇给一头猪注射了蓖麻毒素，剂量相当于金属球携带的量，这头不幸的猪在24小时内就死亡了。它的器官和乔治·马克伍体内的器官一样，彻底遭到了破坏。

尽管有些牵强，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因为在乔治·马克伍体内没有发现任何蓖麻毒素，然而这却反而加强了怀疑。由于尸体体内自然生成蛋白的细胞破坏了蓖麻毒素，所以这种损害身体的毒物不在体内留任何的痕迹。侦探们成功的发现了杀死乔治·马克伍的毒物。现在要做的工作是调查谁在雨伞后伸出了毒手。伦敦的保加利亚的大使馆的外交官们推委说，他们的秘密警察太荒唐了。但是，其他证据表明了这一切——一年前，在巴黎地铁站的一次偶然的事故中，另外一名保加利亚人弗拉基米尔·科兹塔伍也被神秘的刺了一下，接着他就生了病，但是后来，他的身体奇迹般地恢复了。经过反复做工作，弗拉基米尔·科兹塔伍同意和一位警官合作。这名警官从他的肌肉里，找到了一块很小的合金物体，这块合金被送到了伦敦的法庭科学实验室，得到的结果正是雷·威廉姆斯所期望的，这个合金小球被鉴定和杀死乔治·马克伍的完全一致。因凶手失误，合金小球被注射到科兹塔位身上远离大血管的背部，所以他幸免于难。

结论

直到1991年，保加利亚才勉强承认，是他们的前任下令暗杀了几个保加利亚的反对者，其中包括乔治·马克伍。尽管他们答应做详细调查，但是他们还是拒绝透露具体作案人。

　　　

微量物证

1910年，法国最伟大的刑事犯罪学家艾德蒙·洛卡德曾这样说过：“任何接触都可以留下痕迹”。朴实无华的几个字就为现代法庭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另一方面考虑，任何刑事犯罪的发生都涉及到物质接触和交换，一般犯罪人或者在现场留下痕迹，或者把现场的痕迹带走。留下或带走的物质中常有头发、纤维、沙粒、火药、皮肤的剥脱物、扣子、泥土等大量的物证。但是微量物证本身的特点是量非常的少，所以容易被忽略。但这些物证对技术人员进行现场的勘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作为刑事技术人员一定要在每一处可能的角落认真的寻找物证，一旦发现要认真地标记，提取和记录，然后送实验室进行分析。

当然，收集的这些物证可能没有直接的效果。因为有一些物证用肉眼无法看到。这就要用到一些特殊的检验工具，例如手持放大镜，一提到放大镜就想到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形象。无论在犯罪现场还是在对物证的初检中，这个工具对侦查人员来说都非常的重要。还有显微镜的使用，使侦查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l609年，荷兰的镜头制作人发明了显微镜，尽管当时的显微镜简单，但还是可将微量物质放大100倍。后来人们发现需要更高倍数的显微镜才能解决问题。1924年，法国的物理学家路易斯·伯格勒斯首先提出了扫描电子显微镜的研制，此仪器的研制需要20年的时间。它的工作原理不是利用光，而是利用一束很细的电子束或微探针进行扫描，产生电子放射，来反馈样品的轮廓信息，然后通过光放大及增强设备放大。可使物证放大150000倍，而目前法庭所需的放大倍数只不过10000就可鉴定。

这项技术在物证比对检验中极为重要，例如：油漆片、纤维、木质等的检验，同时也可以检验1／l00000英寸的样品。另外，扫描电子显微镜能提供法庭证据的显微照片。

技术人员面临的另一问题是物质成分的鉴定。1859年，有一项重大的突破。两名德国科学家罗勃特·威尔海姆·波恩森和加斯太沃·克切夫发现了自然电位摄谱仪原理，他们发现元素都有自己的特征谱线。物质被光线照射后，可能产生某种光谱，通过分光镜揭示出的一系列暗线，叫做吸收光谱。配合这项工作的仪器是分光光度计，是一种测量不同波长的光的强度的仪器，能鉴别出不同物质的各种存在方式。

当然，现代法庭科学的分析专家们使用的仪器和技术多得不胜枚举，这里不能面面俱到地介绍了。总之，每隔十年，就有新技术的诞生和仪器精度的提高，这样就大大缩小了追捕者和犯罪者之间的距离。

威廉·度

时间：1912年

地点：马萨诸塞州，林思

意义：人们是从这一轰动性的案件才开始认识显微镜检验的重要性的。

已经退休的70岁的肥皂制造商——百万富翁乔治·马昔，身中四枪，被抛尸公寓边的路基下，据调查乔治·马昔没和世人结仇。案件的杀人动机不明确，死者的钱包及金表没被动过，而且死者生前乐善好施——把自己全部的财产都捐给了慈善机关，捐献之前，他的家属都同意他的做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财产，所以他的死亡并不会给家庭带来好处。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12年4月11日的下午。法医检验结果：他死于当天晚上，现场除了有一颗连着编制布料碎片的珍珠灰色的外套纽扣外，没有其他的线索，此纽扣距尸体尺码。这个扣子可能是凶手的，也可能不是，总之，不找到相应的大衣，还不能断定它的作用。

有人提供线索，命案的当天，曾看到一辆小型的蓝色汽车停在乔治·马首家附近，一名寄宿的管理员回忆说曾租过一间房子给一个开过这类车的人，此人名叫威廉·度，他曾在窗户边架过一架双筒望远镜，并花大部分时间窥视乔治·马昔家后院。

另一名女房东提供的线索更有价值，她说她也租过房子给一名叫威廉·度的人，命案当天，此人离开房子时，扔下了一件所有纽扣都被换掉的外套。因为当地的法庭科学鉴定能力有限，于是把外套和纽扣送到马萨诸塞州北部的纺织大学进行检验。爱德华·巴克教授和路易斯教授利用比对显微镜进行了观察，发现纽扣连着的外套布料与外套的编织工艺、纹理一致，连从外套撕下来的面积。形状以及接口的断线都清晰可见。他们分析，乔治·马昔在搏斗中猛地把纽扣从凶手的外套上揪了下来。之后，凶手为了逃避打击，把所有的纽扣都揪掉了。

杀人的凶器

虽然现场提取的纽扣和大衣联系了起来，但这并不能确定凶手。在距乔治·马昔被害不到5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鱼塘，一位鱼夫在撒网捕鱼的时候，捞上来一支32口径的柯尔特手枪，这真令人谢天谢地！销售．32口径的柯尔特手枪的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商店，对销售有详细的记载，于是引出了摩托车销售商威廉·度。

这引出了一段乱伦的家世。度的姨姨奥非·马昔也生活在斯托克顿，她是乔治·马昔已故哥哥吉姆的养女，因此，她是吉姆大量财产的继承人。度是一位贪婪的精神病患者，他因为血统关系无继承权，于是开始引诱庄重的姨姨，没想到成功了，30多岁的奥非·马昔没有结婚，也没有爱过，很快被花言巧语的外甥迷惑了。于是她写了遗嘱，度是她财产的淮一继承人。可吉姆的财产委托乔治·马昔照管，而且只许奥非·马昔每月花87．55美元作为衣物费用。这惹恼了度，他心想，只要这个百万富翁活着，他就拿不到财产。几个月来，度一直抱怨奥非·马昔不应该把财产交给乔治·马昔照管，并教她要敢于面对她吝啬的叔叔。

奥非·马昔是否是谋杀案件的当事人还没有充足的证据，但可以肯定她收到过度发来的信件。信的内容是告诉她事情已经解决，千万保守秘密。

但是，警方还是调查出了他和奥非·马昔私通的事情。并且窃听到了度正从附近饭店打给她的电话，当度被捕时，手中还握着电话筒。他承认杀害了乔治·马昔，但说这是自卫行为，原因是这位年近八十的富翁攻击他，他于是杀了他，并把尸体放到自己汽车的后座上，行驶了三十分钟左右，才投尸到最初发现尸体的位置。

奥非·马昔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处境不妙，为了减轻罪责，她用日记的形式来揭露度的罪行。在日记中她写到：他每天窥视乔治·马昔，并花1000美元雇佣了一名黑人为他做这件事。不真实的描述可以看出，为了逃避打击，日记早已经编好，企图制造度不是直接凶手的假象。

在审判中，度提出了减轻处罚的上诉，陪审团认为理由不充分，经过两个小时的慎重讨论后，一致认定他有罪。1914年3月24日，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顿被处决了。

结论

许多读到过这起案件的美国人都感到惊奇，仅仅一枚外套纽扣就把废送上了电椅，曾经是虚构的侦查小说如今却成事实。

科林·罗斯

时间：1921年

地点：澳大利亚，墨尔本

意义：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起通过法庭科学做出判决的谋杀案。

冈恩小巷是墨尔本东部阿萨德地区的一个阴森的死胡同，但它是妓女和嫖客常喜欢会的地方。因为这个原因，当地的巡警队经常前去巡逻。1912年的最后一天，一名巡逻的警察，用手电向这个阴暗的小巷照去，本是想发现通常在这里的一对对男女，但今天却没有人，只有一个大包躺在地上。他侧身慢慢接近。

原来这是一名年轻的被抢劫并被暴打致死的女尸。她赤裸的身体上满是棒伤。但身上没有血污。她被一条毯子裹着，像垃圾一样被丢弃。尸体被野蛮地强奸过，这种狂妄的行为显示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死者很快被辨认出是阿尔玛·蒂尔斯凯，她是一名13岁的学生，前几天失踪。死者生前受到残酷的虐待。当地的妓女中，有人在谋杀案的当天晚上曾去过小巷，她们提供的线索帮助警方制作出了一份时间表。尸体是在凌晨一点后被扔在现场的。

现场没有一滴血迹，按常识看，女孩一定是在其他地方被杀死，然后移尸到小巷。凶手可能居住在附近，除非他有汽车，但当时汽车在澳大利亚很少见。令人遗憾的是尸体被清洗过。

调查很快有了结果，有一名叫科林·罗斯的人成为重点嫌疑人。许多目击者证明，被警察划定的弃尸时段里，看见过附近酒吧老板科林·罗斯出现过，有人亲眼看见他抱着毯子捆的一卷东西。当传询科林·罗斯时，他惊慌失措，乃至最后精神防线完全崩溃，是他的语言慢慢把自己送上了绞刑架：首先地承认案发的当天死者在他的酒吧出现过，但没有注意到她穿什么衣服。随后，又说出了一些只有凶手才能描述出的死者的情况，他对此女孩的好色神情渐渐地显露了出来。最后得意地说出自己可以做到不留痕迹。

毁灭的证据

经过调查，警察得出了初步的结论：是罗斯把阿尔玛·蒂尔斯凯引到了自己的酒吧，在那里他实施了暴行，并勒死了她。为了逃避打击，他清洗了尸体，并用毯子包裹尸体，运送到小巷准备把尸体扔到下水道里，但正好遇到警察巡逻，惊慌失措的罗斯，只好将尸体就地扔掉，仓皇消失在夜幕里。

在罗斯的家中搜查到了两条毯子，这两条毯子被送到政府化工学家查尔斯·泰勒博士那里检验。在其中的一条毯子上发现了一根棕红色的头发，头发的颜色和死者的一致。对头发的鉴定，首先确定是人发还是动物发，相对来说这容易办到，因为只有一些猿猴的毛发和人发相近。从头发的成分及所含色素物质表明它主人的年龄范围是13岁到14岁。头发的长度超过12英寸，表明这些头发很可能来自女性。其中一些头发是连跟拔起的，一些是被揪断的，这些都是暴力的特征。

罗斯的律师在辩护中，提取了罗斯酒吧中一位女性的棕黄色头发，向查尔斯·泰勒博士提出了挑战，让地区别吧女的头发和死者的头发。查尔斯·泰勒博士成功地区别了两位女性的头发，并做出了科学的论证，消除了律师对鉴定的怀疑，进一步确定了罗斯家毯子上的头发的确是死者的。尽管罗斯抗议说鉴定是警方的阴谋，但最终他被判有罪，1922年4月四日被处死。

结论

尽管法庭科学在澳大利亚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此案罪犯罗斯作案后所采取的措施，说明凶犯已经开始意识到销毁犯罪的证据。但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再精明的犯罪分子，也会留下可以鉴定的蛛丝马迹。

奥特端门特兄弟

时间：1923年

地点；俄勒冈州，阿撒兰得

意义：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爱德华·欧·亨瑞齐解决了2000多起刑事案件中的疑难问题，而获得多种殊荣。这起案件是他办过的最精彩的一个。

1923年10月11日，美国历史上最后一起西部方式的野蛮的抢劫案发生了。当南太平洋号快车正准备通过南俄勒冈州的西斯基尤山脉的隧道时，两名持枪的亡命之徒爬进了列车的车头。他们命令火车司机悉尼·贝茨和司炉工马文·桑立即停车。火车被迫停了下来：此时火车头和邮政车分别停在了隧道的前后，而中部满载旅客的客车停留在了黑漆漆的隧道里。第三名亡命徒在隧道的外面，拿着炸药绑在邮政车上，然后引燃导火索。几秒钟后，巨大的爆炸吞没了整个邮政车厢，车中的一切，包括一名押车人员艾德温·道尔蒂也被炸飞。之后，暴徒又命令司机悉尼·贝茨把车开出隧道，他照做了，但火车原地不动，气急败坏的暴徒枪杀了他。火车已坏，不能开走，暴徒又把前来检查爆炸原因的司炉工马文·桑和刹车手查尔斯·约翰逊杀死，空手仓皇而逃。

这是一起未遂的火车抢劫案，据詹姆斯·冈恩回忆，当时很多侦查机关对此案进行调查，其中有：铁路警察、邮政侦探、治安官员的代表及阿什兰附近的官员。一个大的武装警卫队展开搜索这伙歹徒的行动。现场提取物有电起雷管的样片。一条粘着油污的斜纹棉布的工装裤和一些被水馏油浸过的鞋帮，其中的木馏油大大干扰了警犬的追踪。

时间一天天、一月月的过去了，案子却没有一点头绪，有人建议和爱德华·欧亨瑞齐联系，但这不是所有人的想法，多数人对于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想把刑事科学技术应用到侦破刑事案件中的温文尔雅的科学家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最后还是把提取到的工装裤送到了爱德华·欧·亨瑞齐那里。同时有人提供线索：一名汽车修理厂的技工的工作服上有和工装裤上类似的油污点。

亨瑞齐在显微镜下对工装裤做了仔细的检查，包括油污样品和衣袋里的物质。他做出的第一个结论是释放可怜的汽车修理技工，因为工装裤上的油污不是汽油，而是批树上的分泌物。这位科学家做出的第二个结论，更让人大吃一惊，他把工装裤主人的基本情况描述了出来：此人应该是来自于太平洋西南部的伐木地区，长有棕色头发，身高约5英尺，体重约165磅，年龄约20出头，喜欢纸烟，对自己外表较注重，且惯用左手的伐木雇工。

难以置信的推理

听者感到惊叹，亨瑞齐是怎样通过一条工装裤推出了如此多的信息。他的根据是：因为工装裤左边的兜比右边的撕得更多，而且服装是从左边系扣子的，这可以推理裤子是一位左撇子的。道格拉斯的权树碎片和太平洋西北部的森林木材的一样，而这些碎片正好从右口袋发现。在两个口袋中都有烟叶，说明此人爱抽烟。

对这套工装裤简单地测量，亨瑞齐就得出了穿衣人的体态。口袋的接缝处有几片干净的指甲，这在某种意义上讲，和伐木工人不相符，只能说明此人很注重外表。纽扣处发现了几缕淡棕色的头发，从头发色素形成情况可确定此人年龄是20出头。

另外，亨瑞齐还发现了一条以前侦查员们完全忽略的线索：工装裤上的一个狭长的装铅笔的口袋里，有一个随裤子被洗涤过多次的纸片小卷。虽然上面的字迹被污染，难以辨认，但是经过亨瑞齐用碘酒处理，还是鉴别出了它是一个被登记过的邮件收据，号码是236－L。

邮局追查发现这张50美元的邮件收据，是寄给一个名叫罗伊，奥特端门特的俄勒冈州人的。据调查，此人和他的季生兄弟雷及另一兄弟作从列车劫案的10月11日起，就不见了踪影。调查发现，此人果真是一个左撇子，常做伐木工作，喜欢吸烟，非常注重外表。

亨瑞齐同时检验了爆炸雷管附近的柯尔特手枪。尽管论外表上的号码已被锉掉了，但亨瑞齐知道近年来生产的柯尔特手枪内部还有第二个枪号，卸开枪后，就会看见。警方调查发现这支手枪是由塞特尔商店卖给了一名名叫威廉·艾洛特的人。事瑞齐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艾洛特的笔迹和奥特瑞门特完全一致。

罗伊·奥特端门特三兄弟马上成了通缉犯。尽管赏金是15000美元，同时世界各地的警察局都进行协查，然而三人仍遥无踪影。1927年的3月，一位军官看到通缉令后，发现罗伊·奥特瑞门特和他认识的一名在菲律宾群岛上服役的士兵长得非常像。他把怀疑报告了当地的政府，当月，此人被捕，并被引渡回美国。四月，又在斯图伯威尔地区的一个钢铁工厂的工人中间，发现了改了名字的其他两名暴徒。三人对罪行供认不讳，受到了终身监禁的处罚。

结论

亨瑞齐在这个案件中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不但得到“魔术大师”的美誉，更重要的是，他使美国清醒地认识到刑事技术的重要性。

布鲁诺·哈普特曼

时间：1932年

地点：新泽西州，霍普威尔

意义：创新的科学分析是侦破这起世纪大案的关键。

1932年3月1日晚上7：10至IO：40之间，在新泽西，有人利用梯子爬进了著名人物——横越大西洋的飞行员查理斯·兰德伯格上校的家，绑架了他只有1岁7个月的儿子。这是一起残忍的刑事案件，不仅震惊了美国，而且震惊了世界。案件的线索有：一封勒索信，信中索要50000美元赎孩子，并已。还在信中盖了一枚十分少见的编印；窗户下有模糊的足迹；凶手自己制作的梯子；离现场不远处有一把凿子。

最初，案件调查陷入了误区。因为兰德伯格上校相信私人侦探，而不愿意让警方插手。一名中间人约翰·卡顿博士，通过一张布郎克斯报纸和绑架者联系说愿意支付50000元的赎金。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卡顿把赎身金支票及黄金证明书一起交给了一位德国口音的陌生人，此人递给卡顿一张字条，上写孩子在英格兰海岸边的一条小船上，但这消息是假的，孩子没有找到。几个星期以来，侦查人员一直不懈的努力，终于在5月12日，距上校家两英里的海岸线上发现了孩子的已经高度腐败的尸体。查尔斯·米切尔博士对尸体进行了检验，最后证明孩子死于颅脑暴力伤，死亡时间是绑架案发生的当天晚上。

案件发生后，美国森林产品实验室的科学家阿瑟·科勒先生积极参与了此案的物证检验工作，并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阿瑟·科勒先生1932年时已经是一位著名的木材专家，他关于木材疏松纤维结构方面研究的专着，被译为52种文字。其中有一本是《木材的使用和属性》，对此案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案件中的梯子的木材疏松纤维被送到科勒先生这里，需要鉴定使用木材的种类，他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鉴定报告中，他写到：检材上有金棕色、白色、黑色三种纤维，他推测这些纤维可能来自作案者的衣服。之后，警方各部门间的摩擦升级，大大影响了调查工作。将近一年的时间，没人理会科勒先生的鉴定书。随后，科勒先生亲自来查看案件中涉及到的梯子。他的第一印象是，梯子做工粗糙。梯子上的楔子，是用凿子很随意地撮合上的，显得笨重、粗糙。其他的制造工具还有：刨子、锯子，从痕迹上看梯子的制造者对这些工具使用得很不专业。科勒先生对现场上的凿于进行了检验，但没有确认它是否是制作这架梯子的工具。

艰苦的检验

科勒先生回到实验室后把提取回来的梯子拆了开来。并把每一部分都做了检验分析记录。梯子使用的木材有四种：北卡罗来纳松树、烨木、道格拉斯微本、美国黄松。12和13梯级是同林木材，且被同一台带速为230英尺刨床处理过。如梯级上有四个图针洞，这和梯子的制作无关，说明这种木材以前有其他的用途，四个小眼干净无尘土，说明此块木材没有暴露放置，可能被用在仓库、车间及阁楼上。

另外，北卡罗来纳松树生长在很广阔的地区，科勒先生认为既然这种木材出现在新泽西，那么它很可能是从美国东部被砍伐来的。他向1598家木材加工厂发了调查信，询问刨床的使用情况，石家回了信，说使用过信中提到的刨床。其中北卡罗来纳地区McComeck公司寄来的刨床处理过的木材样本，正好是科勒要找的那种。

因为从1929年开始，这家公司才开始使用每秒230英尺的刨床。显然，这种木材是从那时以后才开始处理的，公司记录显示那段时间里，有损车1——H号松木被用船运往波多马克河以北。

1933年间月19日，也就是科勒接手这一案件的第十八个月，侦探们从这种木料入手，查到了国家木材和木工制品在布朗克斯的工厂，但当公司说他们没有保存买方的记录时，侦探们大失所望。

警方除了在布朗克斯调查木材外，更早期间，还从赎身用过的钱上下过功夫。有记录说赎身时使用的货币在纽约出现过，于是警方通知银行关注这一系列美元的号码，直到1934年9月18日——绑架案过后已经两年了，此系列美元也没有出现过。

一位汽车修理厂的管理员从一优顾客那里收到了一张十美元的货币，他草草记下了此人的汽车牌照号4U－13－41－NY，当这张美元存入银行时，银行立即通知了警方。第二天，布鲁诺·哈普特曼，这位32岁的德国非法外侨立即被拘捕。他的职业是木匠。在布朗克斯地区的地的家中，警方发现了剩下的被登记过的用来赎身的14000美元，但布鲁诺·哈普特曼坚持说，这是他的一个叫爱塞得·费西的朋友的钱。此人已回到德国，并死于肺结核病。

搜查公寓

警方搜查了布鲁诺·哈普特曼的家，在他的车库里发现了一个刨子，刨子上的工具痕迹和梯子上的一致。另外，一名警官把他的小阁楼拆开带回了调查总局，检验发现阁楼地板上的小梁被锯掉了一条，科勒把第16条梯级放到这一部分，小梁上的针眼和梯级上的钉眼完全和为一体。科勒说，通过分析木质及其纹理，证明第16条梯级和阁楼的这一部分在以前是一个整体。

布鲁诺·哈普特曼的笔迹样本被送往亚瑟·效曼·奥斯邦先生那儿，此人在1910年写了一本厚书名叫《疑难文件》，这本书在文件检验里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奥斯邦和他的儿子艾伯特都精通笔迹检验，他们两人做出了一致结论，认定哈普特曼就是写赎身信的人。另外，因为兰德伯格上校的仆人中有一名英国人，所以苏格兰法庭受理了这起案件，在调查开始的时候，法庭研究了这枚编印，推断出它是有三个字母组成的汞合金印章，尽管他对此案的侦破没有多大的影响。

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对哈普特曼的审判，科勒先生的证据是最明晰最有力的一部分，因为它展示了这个刨子怎样在哈普特曼的车库中发现，并且怎样用它来制作梯子的梯级。在刑事证据方面，辩方彻底崩溃了，1935年2月23日，法庭做出了有罪判决。

结论

1936年4月3日，哈普特曼坐上电椅时，还抗议说自己是清白的。也有人相信他是阴谋的不幸牺牲者，尽管此案有几个十分麻烦的现象——案件开始时有一些特殊的冒牌警察工作——不客观地解释证据，这很可能使陪审团做出错误的决定。

约翰·弗尔瑞泽

时间：1936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在这起美国法庭科学的经典案件中，一根不长于一英寸的头发，帮助侦探们发现了杀人犯。

南希·迪特托年龄34岁，和她丈夫刘易斯住在贝克曼街22号。这是曼哈顿上流社会文学之风最流行的地方。每天，刘易斯都去上班，他是NBC的执行董事，而南希在家里工作，是一名文学评论家，并且还是一名前途无量的小说家。1936年耶稣遇难日，两名家具工人去南希·迪特托家送已经修好的长沙发椅，他们两人抬着沙发椅爬上了南希·迪特托家四楼公寓的楼梯。当看到前门虚掩着时，两人非常奇怪，西奥多·克鲁格大声喊了几声，没人回答，他和他的助手约翰·菲尔瑞泽很奇怪地进到房间里，他们朝卧室看了一眼。其中有张床非常乱，床上堆放着一条条的床单，衣服散乱地扔在地上，克鲁格被浴室的灯光所吸引，他慢慢地打开了浴室的门，南希正脸朝下卧在一个空浴缸内，她除穿一双丝袜外，全身赤裸。她被人用自己的睡衣勒死。克鲁格让他的助手到楼下门卫那里报信，在那里打电话报警。因为死者的身份特殊，所以必须进行细致周密的调查。65个精干的探员在首席检查官助手约翰·莱昂斯的领导下，展开了侦查工作，当尸体被从浴缸里抬出时，一段被切得很整齐的绳子露了出来，从南希腰部的瘀血来看，她被捆绑后强奸，然后凶手割断了绳子。很显然凶手带走了另一段绳子。因为匆忙，他没有注意到尸体身下压的这段绳子。莱昂斯命令手下去调查纽约地区的每种绳子和绳子制造商，但他们却没有认识到这种调查将涉及到三个州和许多公司。在窗罩上，还发现了一种新鲜的绿色油漆，推测是凶手留下的。于是对被雇佣的贝克曼街22号的一些油漆工人进行调查访问，尽管只有一个人在耶稣遇难日那天工作，但是他在谋杀发生时，却不在案发地，其他的雇工可以证明这一点。莱昂斯迷惑了，一切迹象表明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精心计划的谋杀案。杀人者带着绳索而来，作案后又把它带走。可是，楼内却没有人听到任何可疑的动静。南希·迪特托是一个胆小的女人，决不会容许陌生人进来。因此，要么是凶手破门而入，要么是南希·迪特托认识凶手，莱昂斯倾向于后者。

极不寻常的发现

纽约市毒物实验室亚历山大·欧·盖特勒博士检验了床罩。盖特勒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化学家，诸熟刑事侦查学，他用放大镜研究床罩的每一针，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上面的一缕很硬的毛发，只有半英寸长。在显微镜下观察，他发现这是马鬃毛，是一种用来填充家具的鬃毛。莱昂斯更奇怪的是，在刚修好的沙发上又找到了马鬃毛的样本。盖特勒鉴定两者一致，既然在这所公寓中没有找到同样的毛发，莱昂斯推断鬃毛一定来自这个沙发，但是因为这种毛太重，它是不能被风吹到卧室里，那么它只能通过人的衣服带进来。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是侦探带入的。但莱昂斯认为它更可能是被两名家具工人中的一名带进来的，然而两人都声明说没有进过卧室，难道两人中有人更早时来过这里？

莱昂斯参观了西奥多·克鲁格的室内装饰商店，这是此地唯—一家室内装饰商店。当问起他在耶稣遇难日那天的活动情况时，他回答说，他一直在店里工作，那么约翰部尔瑞泽呢？克鲁格慢慢地摇了摇头，他的助手一直到上午11点50分才来上班，他因为一些事耽误了时间。

莱昂斯更进一步盘问，克鲁格才介绍24岁的约翰·菲尔瑞泽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但他正努力改过自新。克鲁格的回答使莱昂斯陷入了沉思。案发的前一天，约翰·菲尔瑞泽陪着克鲁格一同去南希·迪特托家搬沙发，已认识了南希。因此，如果约翰·菲尔瑞泽在那天去了南希家，南希会把他当做熟人。

回到局里，他调出了约翰·菲尔瑞泽的档案，里边记录他因盗窃四次被捕，并坐过两年牢。更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他被记载有精神病，主要症状是产生幻觉和狂想。这种人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

一场无情的精神战展开了。每天侦察员都在家具店和约翰·菲尔瑞泽聊天，讨论棒球和其他问题，只字不提凶杀案。这样做的目的是，消除他的障碍，慢慢鼓励他说出凶杀案的真相。约翰·菲尔瑞泽在恭维和奉承之下，终于放开了妄想和幻觉的野马。在侦察员的暗示及提示之下，他说出了案件的真相。莱昂斯意识到约翰·菲尔瑞泽就是凶手，于是他开始四处搜寻犯罪证据。

突破

在4月17日，终于找到了证据：南希身下发现的那段绳子是纽约市宾夕法尼亚州地区汉诺威·考德公司的产品，公司的销售卡显示这种用墨西哥热带植物纤维做原料的特殊绳子被广泛地销售到纽约市的各个地区。其中一位批发商引起了侦探的注意，此绳子曾经被售给西奥多·克鲁格室内装饰商店。

4月对日，莱昂斯命令传讯约翰·菲尔瑞泽。前几个小时内，他完全否认凶杀和自己有关。但当莱昂斯提到了绳索及其长度时，极度紧张的约翰·菲尔瑞泽彻底的崩溃了。他坦白地交待了一切：自从见到南希·迪特托，他就被她的美貌深深地迷住了，他相信南希·迪特托对他也有兴趣。案发当天，他以送沙发为由进了南希·迪特托的家。

进了房间后，他诱骗南希·迪特托说应该把沙发换个地方，于是把她骗进卧室，之后他企图诱奸。但是南希·迪特托拒绝他下流的要求，恼羞成怒的约翰·菲尔瑞泽压倒了南希·迪特托，并把一块手帕塞入了她的嘴里，还用绳子绑住了她的双手，勒她的脖子。最后他把她拖到浴室，割断绳索逃走，走时南希·迪特托还有一丝气息。

辩方的关于杀人只是约翰·菲尔瑞泽精神一时错乱的说法对有罪判决毫无意义。如果只是一时的错误，那么约翰·菲尔瑞泽自带绳索及刀子如何解释。所以他入室的目的就是强奸，被拒绝后就变成了一位杀人狂。法庭判决约翰·菲尔瑞泽有罪，1937年1月22日执行。

结论

盖特勒的鉴定对案件有很大的贡献，他的助手哈里·施瓦特兹博士接受了多家新闻机构的采访，他详细地阐述了在20世纪，科学技术是怎样奇迹般地被运用到了缉拿凶犯的工作中来的。

塞缪尔·摩根

时间：1940年

地点：英格兰，弗思

意义：这是一个利用纤维侦破的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案件中成功地利用了一块织物碎片包含的信息。

1940年11月2日晚6：30，一个13岁的名叫玛莉·黑根的小女孩从利物浦的北部沿铁卢地区的家里出来买报纸，她再也没回来。五个小时后，搜索人员在铁道边的一个水泥洞壁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被强奸后勒死。

在她身边放着晚间版的“利物浦之声”。詹姆斯·福斯博士是普雷斯顿西北地区法庭科学实验室的领导。他在当天晚上被请去勘查现场。他注意到尸体的身边有一块绷带的碎片，看起来像一块带血迹的包裹指头的绷带。

福斯博士检查了尸体，尸体颈部有一枚无鉴定条件的血指纹。既然尸体身上没有出血，他推断血指纹和绷带都应该是凶手所留的，而且很可能是一位手部受伤的人干的。

实验室分析表明，绷带有两种成分：外部的防水层和内部防感染的绷带层，内层的抗生素是叮咬黄，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战争时期，这种药品的使用范围有限，只限于军事地区。福斯博士怀疑凶手可能是一个现役军人，并且拇指受重伤。调查方向迅速转向附近的皇家弗思军营。发现一名名叫级塞尔·摩根的士兵，在9月下旬开了小差不知去向。他还被怀疑袭击过当地的另一个名叫安妮·麦克维蒂的妇女。

至二月3日，缀塞尔·摩根在伦敦被拘审。他的右手拇指有严重的割伤。[奇`书`网`整.理提.供]他被送回滑铁卢时，首先被指控袭击安妮·麦克维蒂。一名监狱医生检验了他的拇指认为是可能被金属钩划伤的，已经受伤有五到2个月。

警方调查时，摩根的嫂子承认自从他开小差后，一直帮他隐瞒事实。她回忆，在10月对日，她替摩根包扎受伤的右手拇指，他说是被金属钩划破的，第二天她又给他换了一块新绷带，这次还加了些药膏，每次使用的绷带都是摩根部队发的卫生包内的。幸运的是，她还有一些绷带和药膏。她把两者都交给了警方。她说自从11月2日下午4点后，就再没有看见摩根。离开时他说想从他的一个名叫詹姆斯·肖的姐夫那里借些钱。

致命的邂逅

肖承认在11月2日晚7点至8点期间，在皇家旅馆见到过摩根。他的另一个兄弟弗朗西斯·摩根当时也在场。大约晚7：35，摩根气喘嘘嘘地跑了进来，他的拇指流着血。弗朗西斯·摩根用战场上使用的纱布替他进行了包扎。之后，他向他们借钱说要离开这里，两人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

警方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按推理，摩根在7：00左右杀死了玛莉·黑根，一个小时是否够到达皇家旅馆？一个简单的计算给了他们确切的答案。

有转机的是，摩根沮丧地承认，他本不打算杀死玛莉·黑根，只是想抢劫。但在阻止她尖叫时，意外地杀死了她。非常奇怪的是，摩根的供词中没有提到性侵犯。鉴于供述的特点——易供也易翻供。詹姆斯·福斯博士决定强化他的刑事技术推理。

他把现场发现的绷带和摩根嫂子提供的绷带进行了比对检验。两者完全一致，并且和从摩根身上发现的未开包的战场上使用的绷带也一致。以上三者和弗思兵营提供的简易绷带完全一致。但这也有缺陷：战时，这种绷带在利物浦有成千上百，很难证明案件。但有一个重要的新发现，摩根衣服上附着的泥土微粒中的微量元素含有锰、铜及铅，与现场洞堡地上的泥土成分元素一致。

詹姆斯·福斯博士突然发现了新的线索。他注意到，洞堡处的绷带和摩根那里得到的完全一样，两者都是双针编织的，而兵营里提供的绷带都是单针编织的。詹姆斯·福斯特地请教了纺织品工程师罗纳德·克布拉木特里先生，克布拉不特里指出摩根手上的绷带是手工缝制的，且缝制不算精致，而从兵营里找出的其他绷带是机制的，且做工精良。摩根使用了这种特殊的绷带，也就暴露了自己。1941年2月以日，开始了对摩根的审判。他果然翻供，说是警察迫使他认罪的，但对于法庭的物证他无法解释。经过一个星期的审判，摩根被判死刑，并于4月4日被处以绞刑。

结论

无疑，确定摩根有罪有一些侥幸的因素，但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先进的实验室分析，封住了犯罪分子摩根逃跑的道路。

约翰·沃莱曼

时间：1958年

地点：加拿大，埃德蒙斯顿地区

意义：这是第一起使用中子活化分析侦破的案例。所谓的原子证据起了决定性作用。

1958年5月1日傍晚时分，16岁的小女孩加埃塔恩·布查德离家去埃德蒙斯顿地区的新布朗斯威克镇上买东西。直到8点钟还没有回家，他的父亲非常着急，就给朋友们打电话询问孩子可能去的地方。有几个朋友提到了约翰·沃莱曼的名字。这个男孩今年20岁，是一名兼职的萨克斯手，家住马达瓦斯卡边界。几个月前的一个舞会上，他和埃塔恩·布查德相识，两人开始交往。

那天晚上，布查德先生为寻找埃塔恩，曾找过约翰，沃莱曼，他当时在一家报纸印刷厂值夜班。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很坦诚，他承认曾和埃塔恩约会过，但最近他没有见过她，因为他和另一个女孩定了婚。

当布查德回到家时，仍然没有女儿的消息。晚上11点时，他给警方打了电话，然后又去寻找。他听了几个朋友的建议，去城外的一处早已经废弃的卵石砌成的采煤厂去寻找。这里通常是情侣们停车亲热的场所，但今天却没有一辆车。布查德停下了车，手拿电筒，在漆黑的地面上寻找，几个钟头后，手电筒落到了一双毛面皮鞋上。他马上认出这就是女儿埃塔恩的皮鞋，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找到了已经停止呼吸的女儿。尸体的前胸、后背被连刺几处，抛在了这个漆黑的采煤厂。距尸体不远处有一团血迹和一趟车轮印记。说明这是凶杀的第一现场，在轮胎印灌制石膏模型时，一名勘查现场的警官发现了两块绿色的油漆碎片，其中一块仅比大头针针头大一点，另一块稍大，像心形。这些显然是从车上掉下来的，可能是被加速的轮胎弹起的卵石击落的。

第二天，警方对布查德的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在下午4点，她从商店买了一些巧克力，没多长时间，有人看见她和一名开淡绿色鹿蒂亚克车的司机在谈话，可能是1952型，一个小时后，死者的两个朋友看见她坐在一辆淡绿色鹿蒂亚克车上，在5点到6点之间。另一个目击者看到可能是同一辆淡绿色的车停在卵石采掘厂附近。法医检验死者是多处锐器伤致死的，无强奸迹象。从胃内巧克力的消化程度看，死亡时间不超过7点。

性骚扰

可能是布查德先生知道自己女儿生活方面不检点，他感到十分难为情。在警方调查埃塔患失踪情况时，他没有把约翰·沃莱曼提供给警方。可死者的朋友们谈到了这位小镇上的知名的舞男约翰·沃莱曼先生，他有一个怪癖——性要求遭到拒绝时有一种变态的处理方法。这些信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更令人兴奋的是约翰·沃莱曼最近买了一辆1952型的淡绿色的庞蒂亚克车。

就像布查德先生一样，警方立刻抓紧了对约翰·沃莱曼的调查。在进行正面接触之前，警方先搜查了停车场，发现约翰·沃莱曼的庞蒂亚克车很新，但是在客人乘坐的一边的车门下，有一块油漆掉了，正好是心形。经过检验，现场的微量漆片和车上的漆片两者在成分上一致。

约翰·沃莱曼对待他的审讯者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始终坚持说他有几个月没有见过埃塔恩。他对于目击者曾看到过死者坐在他车里的证言表现出冷嘲热讽，说，“因为我有淡绿色的庞蒂亚克车就被怀疑，那么埃德蒙斯顿地区的警察局长也应该被审问，因为他也驾驶相同牌子的车”。甚至当警探们提到了心型的油漆碎片时，也无法打碎他的心理平衡。

成蒂亚克车却揭开了案件的秘密，车内的一只手套里有一块嚼了一半的已被唇膏污染的巧克力，而且这种巧克力和死者生前买的巧克力相同。如果这还不足以让约翰·沃莱曼供述，埃德蒙斯顿地区的停尸间里的一切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第二次尸检时，警探们发现了重要的线索，在女孩的指甲上缠绕着一根头发，有25英寸长。很可能是在和凶犯搏斗过程中从凶犯头上揪下来的。为了验证是否是重点嫌疑人的头发，警探们把注意力转到了当时尚有争议的原子时代的副产品——中子活化分析上。

中子活化分析是一项复杂的技术，检验时先把样品制成胶囊，然后注入原子核反应堆里，用中子进行轰击，使它发生辐射，随后测量辐射原子的分裂几率。这样就可鉴别样品的微量成分。把约翰·沃莱曼头上取下的头发样本和死者的头发，以及现场发现的头发通过这一过程来测定硫、磷的比例，发现死者的头发是2．02，约翰·沃莱曼的头发和死者手上的这根头发则分别是1．07和1．02，显然死者手上的这根头发不是死者本人的，而非常接近约翰·沃莱曼的头发。

自信的辩护人

面对辩方的激烈反对，1958年11月4日，当约翰·沃莱曼站在埃德蒙斯顿地区的法庭上受审时，法庭仍然决定承认这一革命性的证据。约翰·沃莱曼辩解说自己无罪，他好像很自信，陪审团不会不关心新闻界对原子证据的看法。但是，当一些科学家作为专家证人解释这种新的技术以及整个检验过程时，法庭的态度明显倾向于约翰·沃莱曼有罪。最后，当约翰·沃莱曼发现法庭态度变化如此大时，他忽然收回自己的无罪辩解，承认自己杀了埃塔恩。但解释不是故意杀她的，他说是埃塔恩首先挑逗他，但后来她又改变了主意。他自己最后的记忆是一阵挣扎，之后一切朦胧不清了。约翰·沃莱曼最后的孤注一掷终告失败，他被判死刑，后改为缓期执行。

结论

中子活化分析非常灵敏，它可以检验出1英寸长的头发中的14种元素。科学家认为100万人中，只有两人9种元素可能相同。但是中子活化分析价格昂贵，而且需要进入原子反应堆。随着其他新技术的出现，这种技术越来越少用了。

切斯特·韦格

时间：1960年

地点：伊利诺伊州，斯塔维德罗克

意义：木科学地使用刑事技术及其仪器，几乎使一起大案中的凶手漏网，幸运的是更有能力的科学家避免了这起几乎失败的公正。

在斯塔维德罗克国家公园，发生了一起举国震动的凶杀案。三名富有的社会活动家被抢劫杀害，她们分别是莉莲·奥订太太、尼尔德瑞·琳达科维斯太太和弗朗西斯·摩菲太太，三人均是著名实业家的妻子。1960年3月伤口，在公园的一个门房中，发现她们三人被藏的尸体，尸体用绳子绑着，腰部以下赤裸。不远处坚实的雪地上，扔有一根长三英尺长的带血的树枝，分析应该是杀人的凶器。尸检证明死因是头骨粉碎，脑组织受损。但是，奇怪的是无强奸迹象。这说明死者杂乱的衣物是凶手为了转移侦查视线而伪装的。

因为死者的尸体在公园的门房中，所以侦探们把视线集中到了公园的工作人员和一些客人的身上。其中嫌疑最大的是对岁的韦格，他是门房的洗碗工，其他雇员回忆，案发的当天曾看见他的脸上有抓伤，韦格自己解释说是刮脸时不小心擦破的。

在韦格的物品中，警方发现了一件带血的皮甲克，并把它带回实验室检验。与此同时，韦格被调查，他同意接受心理压力测试仪的检验，检验者是来自斯普林菲尔德地区国家警察局的。测试时围绕的问题是他和这起凶杀案是否有关系，韦格否认，测试结果显现韦格的回答是正确的。不久，实验室的分析报告也出了结果，皮夹克上的污迹是动物血。警方极不情愿释放这名重要嫌疑人，之后，他们对他进行再次的心理测试，他又一次通过了检验。这次，彻底排除了对韦格的怀疑，而且公园所有的职工也被排除了嫌疑。警方认为三名死者可能死于临时起歹意的盗贼。特别是热莲澳汀太太的两枚戒指没有了，推测可能是被凶手偷走了。于是警方通知当地的当铺注意这一线索。但没有一家当铺收到这样的戒指。这并不惊奇，因为这个难以琢磨的戒指根本没有被偷走。最后被发现在死者的手套里，可能是死者在被害前把装有戒指的手套塞到了外套的口袋里，才没有被抢走。显然在陌生人接近之前，她已经感到了恐惧。

粗糙的调查

到目前为止，很显然侦查不彻底。被谴责的警官们对争论激烈的戒指事件束手无策，实验室的警察长被迫辞了职，他们认识到对物证的收集及鉴定出了错误。于是重新鉴定用来捆绑死者的麻绳，开始认为这是一种普通的绳子。可一名政府的官员发现这根麻绳有二十缕线编织，和门房的其他绳子有相同的线缕。制作厂方是肯塔基公司。厂方肯定在伊利诺伊州只有斯塔维德罗克国家公园一个地方有这种绳子。

警方又把侦察方向集中到了公园的门房。在工具房里，他们发现的绳子不仅长度和现场的吻合，连结绳的方式也和现场的一样。使用这种绳子的人很快被列了出来，其中使用最多的是韦格。他的甲克又一次被送去分析。这次进行鉴定的是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所属的刑事犯罪实验室，那里的科学家作出的结论是：血痕是人血痕，而且很可能是三名死者中一个人的血。

韦格成为重点嫌疑人。然而他已经两次通过心理测试。但还是决定对他进行再次测试，这次是让更高一级的专家约翰·里德先生进行鉴定，仪器清晰地显示韦格否认自己就是凶手的回答是一种欺骗。

另外的一个证据出现了，1959年秋，三人被杀之前，一名女孩被强奸，而且也被相同的绳子捆绑过。通过照片辨认，她认出韦格就是作案人，女孩告诉警方，在她被强暴的过程，韦格日含一颗子弹，并警告说不许她把发生的一切告知任何人。这一有利的证据，再加上已得到的血痕以及心理测试的结果使韦格认罪了。1961年3月3日，韦格承认谋杀了莉莲·奥订，被判终生监禁，对另两个被害人案件的起诉，警方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已经认罪伏法。

但是，他是怎样骗过心理测试仪的呢？有人问约翰·里德先生为什么他成功了，而另两次却失败了？他是这样回答的：这很简单，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关键在于知道怎样有效的使用这种仪器。

韦格也被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在前两次实验之前，我正好吞下了大量的阿司匹林，并且服用了一瓶古柯碱，它可以使人平静。最后一次实验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我事先不知道要检测。

结论

据调查，一些类似于斯塔维德罗克国家公园凶杀案件侦破中出现的失误，均是因为犯罪实验室工作的失误。于是当地立法机关解散了当时不合格的实验室。目前，伊利诺伊州的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是美国一流的。

斯蒂温·布拉德利

时间：1960年

地点：澳大利亚，悉尼

意义：为了侦破这起令全国震惊的大案，澳大利亚的警方聘请了地质学家、医生、科学家和重要的公众代表，组成刑事技术小组，共同努力，并肩作战。

悉尼郊区有一对普通的夫妇名叫巴扎尔和弗里达·索恩。1960年6月1日，他们获得了10万澳大利亚镑的乐透奖金（ZI0000美元），这一新闻使得这对普通的夫妇成为了新闻人物。六个星期里，兴奋一直伴随着他们。然而不幸却悄悄地降临，7月7日，他们7岁的儿子格瑞姆在上学的路上被绑架了。

那天早晨，有一名操浓重外国口音男子给索恩夫妇打电话。声称如果想孩子安全回家，必须支付2．5万镑。下午少硼，他又打电话重复他的要求，然后迅速挂断了电话。目的是防止警方的电话追踪，这是凶犯和被害人家属的最后一次联系。

第二天，在离市区较远的一个垃圾场内发现了格瑞姆的空书包。但却不见孩子的踪影。一名目击者报告说，一辆1955年产的兰色的福特CustOInline汽车，在绑架案的当天早晨曾在索恩家门前停过，这为侦察提供了线索。但事实又令警方改变了乐观。在新南威尔斯州登记注册的这种车牌，不下5000辆。

每过一天，索恩生还的希望就减少一分，这一切都得到证实。五个星期后，8月16日，在离他家十英里的地方找到了孩子的尸体，尸体被一条毯子裹着。他被窒息并摔打致死。科学调查局负责寻找痕迹物证。索恩的衣服上附着一种品红色的像泥土一样的物质，这种物质的重要意义可能会在以后体现出来。包尸的毯子缺一条穗状花絮。上面有动物和人的毛发，死者的夹克和裤子也是这样的。在鞋和袜子周围，霉菌已经生成。在衣服上还发现了植物性的物质。

所有这些物证将被进行连续的检验。政府医学博士凯莫若恩·科瑞姆先生负责这项工作。通过检验发现：四种毛发中三种是人发，一种几乎可以肯定是狮子狗的毛。耐威尔·怀特博士说鞋子上的霉点有四种，可能是因为尸体周围环境的原因，它已经生成六个星期之久，说明索恩被绑架之后就遇害。

悉尼地质学和矿物博物馆的馆长对这种粉红色的物质进行了鉴定，这是一种在澳大利亚房屋建筑中使用频繁的一种胶泥。所有物质中只有植物性物质没有鉴别出。因为种类和数量的关系，国家干燥标本集的全部标本都被借助来检验。到9月中旬，所有的尸体上发现的树叶种子及少量树枝都已作出鉴定。其中一种是十分稀有的丝搞种子。因为这种植物在尸体周围是不生长的，所以对提供侦查方向大有帮助。

公众的控诉

侦探们重新分析了这种粉红色的胶泥。如果这种胶泥是正在施工的建筑中使用，同时它还和这种丝相在一起，那么就可以建立有价值的联系。于是警方通过广播传媒向公众摆放，鼓励人们如果知道这种情况就向警方报告。结果立刻见效，一名邮差说他在送邮件的路线上，曾见到过这种特殊的建筑。这栋粉红色的房子在摩尔街28号克朗塔夫，特别符合这些特征。在这栋建筑的车库门的另一边生长着丝柏和其他植物。这些植物的微量物证在孩子的尸体上都找到了。这里的居民都是最近搬过来的，不久他们都被排除了嫌疑，最后只剩下一名最近搬来的雇员。

斯蒂温·布拉德利（他的真名叫伊斯塔文·巴拉诺）是一位匈牙利移民。在绑架案发生的那几天他出去了，邻居们肯定他说话的口音很重，有一辆兰色的福特Customline轿车。此人对他的狮子狗十分用心。在他的家里，侦探们发现了一张旧的照片，显示他和家里人喜欢野餐，他们坐在一张毯子上，而这条毯子正好是包裹着索思的那条毯子。侦探们甚至发现了照片上的那条毯子也缺少一条穗状花絮，这条花絮被撕下来放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板上。

有消息说，在9月20日斯蒂温·布拉德利便把他的福特车买给了一位旧车窗。侦探们听到了这一消息后，立刻去找了旧车商。在那里，有很多车，侦探们找了两个月前放在那里的福持轿车。科学家们对车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发现在汽车的行李箱里有粉红色微量物质，经鉴定和索恩尸体上的物质成分相同。

通过旅游代理商，侦探们知道斯蒂温·布拉德利和他的家人已订了去英格兰的定期轮船海姆罗亚号，船于9月26号已起航，现在船已到科伦坡杰伊汉。在离开前，他把他的狗留在了兽医院。科瑞姆博士检查了这条狗身上的毛，他断定和死者衣服上的其中一种毛是一致的。侦探们飞往科伦坡，当布拉德利的船到达那里时，侦探们已经在码头等着他了。稍稍耽搁后，他被引渡回澳大利亚。在返回途中，他声称索总是在行李箱里意外窒息而死的，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却无法解释孩子的头骨是怎样粉碎的。后来，布拉德利翻供了，但是已经无济于事。1961年7月对日，他被判终身监禁。

结论

因为澳大利亚过去从未发生过绑架——这是30年前发生的催—一例。格瑞姆·索恩的案子一开始令许多媒体十分热衷，在他被绑架的一个小时里，国家的每个新闻台都播发了这一消息，是否这样刺激布拉德利杀死了孩子，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媒介的大肆渲染无助于找回孩子。

罗杰·佩思

时间：1968年

地点：英格兰，伯朗姆莱

意义：这起恐怖的谋杀案，揭示了现场纤维的收集活动在刑事科学技术中的意义是空前重要的。

1968年2月7日晚8点过几分，刚结婚不久的伯纳德·约瑟夫回到伯朗姆莱州的家中。进屋后，他在黑暗中打开了灯。顺手把雨衣和公事包放在长椅上，然后呼唤自己妻子克莱尔的名字，但没有任何回应。他感到很纳闷，于是他进人卧室，也没有马上看到妻子，突然，他发现床下伸出一条腿，这才看到克莱尔脸朝下趴在地板上，喉咙被割了一条很宽的口子，身上还穿着丈夫送给她的桃红色的羊毛衫——这件衣服可能在追捕凶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尸检是由詹姆斯·金马伦教授进行的。死者的喉咙被尖刀刺至脊骨，右手上的伤说明克莱尔为了生存进行过殊死的搏斗。尸检还发现，被害者是先被勒至昏迷，然后被有锯齿的尖刀刺死。詹姆斯·金马伦教授分析死亡时间是下午7：15左右。迹象表明死者没有受到性侵犯。房间里没有找到凶器，但第二天发现，死者家中有一把带锯齿的8英寸长的切面包刀不见了。

案件的调查由约翰·埃明斯警探负责。在死者生命的最后时刻，时间是下午的5：45分，她的婆婆还给她打过电话，两人谈了大约15分钟。通过厨房里有一大碗已经准备好的晚餐原料，警探推断，下午6．7点时分，克莱尔正在准备晚餐，被进来的凶手惊动，因为没有发现暴力侵入的迹象，推断凶手可能是一个熟人。他的这一个推理被厨房的丰杯咖啡证明了，另外还有一碟小甜饼。约翰·埃明斯警探注意到小甜饼是从桌边一个新打开的袋子中取出的。这么正式的待客方式意味着来访者不大可能是亲密的朋友。

暴力倾向的背景

埃明斯警探通过对死者的朋友和亲属的调查，很快查到一个叫罗杰·佩恩的26岁的银行职员，他曾因袭击妇女被判过刑，佩恩夫妇与死者很熟，1968年1月曾拜访过死者。佩恩夫妇来克莱尔家时，身穿一件绿色的汗衫，外面披着外套——后来这身衣服成为侦破证据。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月15日，克莱尔开始了电话接线员的工作，从那时起，她开始穿死时穿的那件桃红色羊毛衫，在这之前，从1967年6月份左右开始这件羊毛衫一直放在手提箱内。

警方接触罗杰·佩恩时，发现他手上有多处抓伤。他解释说是前几天和他妻子争吵时造成的。警方让他提供2月7日的活动情况，他说：那天早上他身穿在洗衣工人那儿刚熨好的衣服，去伦敦参加一个工作的招聘。罗杰·佩恩问他头上的操伤，他解释说，当天回家的路上，他决定去探望母亲，他的车在路上抛了锚，修车的发动机时，发动机的盖子滑了下来划伤的。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修好车子继续上路，向他母亲家驶去。根据他第一次的陈述，推断佩恩是在6点以后的某一个时间到达他母亲家的，在那里仅仅停留了几分钟，而他说是下午六点三十分才到达的，一小时后离开的。返回时，车子又坏了，这次车子更难修理，所以下午915才回到家。第二天，他把衣服送到洗衣房那里。

埃明斯对他所说的话一句也不信，他咨询了首都警察局资格最老、最有威望的官员玛格丽特·佩雷拉先生，他分析，佩恩的衣服和帽子上都有血迹，血型是A型，和佩恩的血型相同（克莱尔的血型是较少见的AB型），现场发现的咖啡杯又一次引起注意，从林边取下的唾液样本，经检验含A到物质。这就意味佩恩可能用这只杯饮过咖啡。但这种几率在普通人群中是百分之四十二。

血清学检验得出的非逻辑性的结果，比已经收集的纯粹的纤维证据更具有说服力。克莱尔特殊的桃红色的衣服是由毛茸茸的羊毛织成，这种羊毛很容易脱落。这些纤维易产生荧光。在紫外光下很容易观察——这使佩恩作案后去洗衣房成为一个笑话，衣服的表面清洗了，但是衣服的线缝和缝边没有完全清洗到。所以从他的衣服上找到了不少于61根桃红色的纤维，没有一种纤维佩恩可以解释是1月份到死者家时留下的。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尔在佩恩拜访她一周前一直没有穿过这件羊毛衫。更有力的证据

这次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刺激了佩雷拉先生去仔细的寻找死者身上是否有佩思衣服上的纤维。这件桃红色的衣服却很令人失望，因它的羊毛质地，使粘土的纤维很难检验，但是克莱尔挂在前门内的雨衣上，却有许多纤维，可能是来自佩恩外套的。雨衣上的其他纤维和他衣服上的纤维吻合，因为这些纤维都很普遍，所以没有特殊的价值。在佩恩的家里，侦探们发现了一条已磨断的红围巾，克莱尔的雨衣上有20种纤维和围巾上的相吻合，还有一根纤维在死者的拇指指甲里发现。

因为有如此多的纤维证据，现在是扩大搜查范围的时候了。埃明斯认为佩恩驾驶他的莫里斯l100车离开了公寓，他随身带着刀子。如果作案过程是这样，最可能藏刀的地方是驾驶员车门的袋中。推理很快得到了证明，检验车门的袋底果然发现了AB型血痕迹。警方对血痕又进一步作了PGM酶型检验，而与AB血型相联系的PGMZ－l——和克莱尔的一致，这种几率是1／80。显然，佩恩想在车门上擦去血迹。在车的其他部位，甚至是已洗过的地方，非常微弱的血迹也检验了出来。在车厢地板上的碎物中也发现了几种纤维，和死者家中的尼龙地毯上的纤维一致。另外，还有许多她衣服上的纤维。当佩恩被控犯有谋杀克莱尔的罪行时，还没有其他被告人像他一样面对如此多的法庭科学证据。这是一起完全没有回旋余地的案件，他的律师也发现完全不可能胜诉。1968年5月24日，佩恩被判终身监禁。

结论

这起谋杀案件的侦查已成为法庭科学的经典案例。这是督察埃明斯最主要的一个案子，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一起最成功的案例。

杰弗里·麦克唐纳

时间：1970年

地点：北卡罗莱纳州，费耶特维尔

意义：在这起耸人听闻的致命的幻觉谋杀中，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家克服了现场物证缺少的困难，为起诉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1970年2月17日上午4：30，军队的警察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命令他们速赶到军医杰弗里·麦克唐纳上尉家。此时上尉的家已成为一个惨烈的现场：麦克唐纳上尉和他的妻子柯莱特倒在大卧室的地板上；柯莱特已经死了，窗帘搭在她的胸前，她身披一件已经被撕得千疮百孔的蓝色睡衣；麦克唐纳奄奄一息，已不能活动；床头有三个血字迹PIG；走廊上，他们的女儿同样被砍得支离破碎。

军队警察草率而匆忙地冲进了现场，粗心地践踏了脚下的证据。但当事人麦克唐纳上尉可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经过，据说他正在起居室的长椅上睡觉，突然被妻子发疯一样的叫声吵醒，黑暗中他看见四个嬉皮士站在他的面前，三男一女，嘴里嚷着，“……杀死这个猪”。当时麦克唐纳大骂这些入侵者，他们就用冰锄殴打他，为了保护自己，麦克唐纳把蓝色的睡衣包在手上，但还是被多处打伤，昏了过去。

过了一段时间，当他苏醒时，忍着伤痛跌跌撞撞地走到另一个房间查寻自己的亲人，看到女儿后，他想用人工呼吸救活两个女儿，但已经无济于事。他找到妻子，一把小刀插在她的胸前，他拔下刀扔在地上，用自己蓝色睡衣盖在她的身上。然后打电话求救。

这是一起疯狂残忍的凶杀案。柯莱特胸部被刺了二十多刀，头部因六下重击而粉碎，两只胳膊也因阻挡致命的攻击而骨折；两个孩子中，两岁的克里斯顿身上有三十三处刀伤；五岁的金伯利身上也有多处刀伤和重创；比较之下麦克唐纳受的伤最轻。在进行医疗之前，他还详细的提供了袭击者的具体情况。之后，侦探威廉·艾沃瑞和弗朗兹·格雷伯纳仔细研究了生死搏斗的现场，却发现了许多可疑之处，这是一个离奇的案件。长椅旁边，也就是麦克唐纳所说的回击的地方，一盏灯居然直立在那里。咖啡桌上和旁边的地板上有一些打开的杂志。地板中间还有一个空的花瓶，无任何破损。经验丰富的侦探一看现场就有伪装的成分。为什么这帮袭击者允许麦克唐纳——推一的目击者——活着？

曼桑的模仿者

艾沃瑞陷入了沉思，难道真有这样一群暴徒，还是麦克唐纳自己捏造了事实？——有很多充足的理由可以得出这样的疑问。地板上的杂志中有最近出版的《绅士》，书中大量报道了加里福尼亚州的曼桑大屠杀，那起案件和这起案件有着相似之处——有杀人痛好的厌世者常依赖迷幻药刺激自己——这很显然是导致惨剧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麦克唐纳一直有凶杀活动的意图，那么这篇杂志上的文章对他将有启示作用。

另一个疑点是，麦克唐纳高度近视，他需要眼镜才能驾车和读书。如果他在很黑的起居室内睡觉，他怎能在如此嘈杂的几秒中内看到凶犯的详细情况？再者，当军队警察到达现场时，屋子里的灯是黑的，难道他打求救电话不需要灯吗？

还有更可疑的地方，床头上的字是用一种树脂手套蘸血写成的。这种手套是外科医生常使用的。手会被在床头写“PIG”三个字母的那个人匆忙脱下时撕破。麦克唐纳从他妻子胸前拔下的小刀被扔在地毯上，上面没有指纹。当柯莱特被从地毯上拾起时，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了。

她的身体下面有几根蓝色的线，而据麦克唐纳所说，他找到妻子时是把蓝色的睡衣盖在她的身上的。同样在大卧室里也发现了八十一根蓝色纤维。更重要的是一根沾满血污的剥了皮的大木棍在后门被发现。在附近的灌木丛中，侦探还发现了一把小刀和一个冰锄，但两者都被清洗过。

这些蓝色的纤维在屋子里随处可见。在金伯利的卧室里有十几根以上，其中一根在死者的指甲里被发现，两根在克里斯顿的卧室被发现。经显微镜分析，所有的蓝线都和麦克唐纳睡衣纤维一致。最令人不解的是唯—一间没有发现这种蓝纤维的起居室，居然是那间麦克唐纳所说的和歹徒搏斗的屋子。

现场的三个卧室里均发现品红色的喷溅血迹。每个家庭成员的血型不同，所以可以分析出死者在家中的活动情况，尤其是麦克唐纳的活动，他的血仅在两个地方被发现，一个是厨房——在橱柜旁边还发现了一双军用的外科橡皮手套；另一个地方是浴池边污水槽。侦探们推测麦克唐纳杀了全家，又用刀挫伤自己。

侦探们没有发现有启发意义的血迹。根据麦克唐纳的陈述，他用了两部电话求救，但是，没有一部电话上有血迹和指纹。他所说的被刺倒的地方也没有血迹。在起居室里惟一沾有血迹的地方，是一副眼镜和《绅士》杂志，这对于一名受到冰锄袭击的人来说，失血量未免太小了。

5月1日，军方感到指控麦克唐纳谋杀的证据已经充足，但随后的调查显示这只是一些证据目录——许多重要的微量物证被忽视或被破坏——1970年10月，所有指控不得不中断。麦克唐纳离开了军队，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露面，他十分得意的开着玩笑，大骂军方对他的态度，同时他对家中遇到的不幸只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些，这种铁石心肠的表现触动了警方，此案再次引起警方的重视。

联邦调查局的介入

他的睡衣被送到了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在那里，分析家保罗领坦伯先生有了新发现：冰锄戳的北个洞都是圆形的，较整齐。如果要形成这种洞，睡衣必须是静止的。然而，他推理：如果麦克唐纳用它包着手来保护自己，避开攻击，这种润可能形成吗？同样无法解释的还有，在两块撕开的睡衣上有大量的血迹，当把这两块拼在一起时，两块血迹的形状正好吻合，这说明睡衣是血迹形成后被撕开的。这一事实和麦克唐纳所说的他在发现妻子死后把睡衣盖在她身上又不符合。

另外，把睡衣以一种特殊方式折叠，斯坦伯被证明了锄扎了二十一下怎么能形成四十八个破洞。而柯莱特身上恰好有二十一个伤口，这为大陪审团于1974年以谋杀三个人起诉麦克唐纳奠定了基础。

之后各种争论、建议不断，直到1974年，即案发后9年半，麦克唐纳才被送上北卡罗莱纳的法庭。

无疑，最精彩的场面出现了。控方布赖恩·默代尔先生和詹姆斯·布莱克本先生现场重演麦克唐纳的所谓遇害过程：默代尔用睡衣上半部分包住手，努力去挡布莱克本的冰锄攻击，结果很麻烦，在默代尔的手臂上形成了很小的伤口，但是睡衣上有两点特征很明显；第一，睡衣上形成的所有洞不规则而且有锯齿，并不像麦克唐纳的睡衣上的洞那样整齐。第二，默代尔的刺伤并不严重，而当麦克唐纳到医院时，他的手臂上没有一处伤。麦克唐纳在给自己辩护时，除了急躁自大外，没有说出什么有力的证据。现在他正在服刑。

结论

对于麦克唐纳的无罪，并不乏支持者。另外一些观察家强调法庭证据的问题——证据收集可能不够熟练，而且可能有所失误，但是所有证据的总和还是令人信服的，能够证明判决是公正的。

莱昂内尔·威廉姆斯

时间：1976年

地点：加里福尼亚州，好莱坞

意义：这起引起广泛关注的凶杀案，是通过完好地保护证据，战胜了许多失误的目击证人。

塞尔·米尼奥十几岁时就是好莱坞出色的明星，但是同他之前的许多新星一样，很难适合表演成人角色。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一度繁荣的演艺生涯开始走下坡路。于是他转向戏剧。1976年2月12日，米尼奥走下舞台下班回家，刚把蓝色的雪弗龙轿车停在好莱坞公寓区后面的住所，他的邻居们就听到他的呼救声“天啊！不！救命！快来人啊！”紧接着是搏斗和尖叫的声音，随后是一片寂静。

事后旁观者告诉警方：案件发生几分钟后，曾看见一名长着棕色长发的白人驾车飞速逃上公路。当他们到达现场时，米尼奥已经奄奄一息，他胸部的伤口流出了大量的血，所有的抢救都无济于事，没多久他就断了气。

起初，人们认为，惨案的发生是因为最近米尼奥致力于监狱改革的慈善工作，而被狱外的共犯谋杀。但当警方进入米尼奥的公寓时，这种假设就立刻被否定了。房间的墙上贴满了裸体男人的照片。卧室里放着大量的同性恋的文学书籍。侦查的方向完全发生了转变，现在看来此案由同性恋之间发生争执而导致的可能性很大。警方详细查看了这些照片，并搜查了那名在米尼奥呼救被邻居听到后，迅速逃离公寓区的棕发白人。结果一无所获。

尸检由洛杉矶安杰利斯郡法医检验员曼纽尔·布列塔尼博士主持。在确定死因后，他利用X射线检查了死者的胸底和腹部，想找到凶器的金属碎片，结果未发现。作为预防措施，他命令把刀刺中的胸部保存起来，以备日后在洛杉矶安杰利斯的法庭科学鉴定中使用。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正是布列塔尼博士的这一谨慎的工作程序，帮助抓到了凶手。

两年里，侦探查遍了各种线索，可一切工作都付之东流。有消息关于一名在密执安监狱里的一个男子，因制造伪币而服刑。他年龄四岁，名叫莱昂内尔·威廉姆斯，他向狱警吹牛说米尼奥是他杀死的。早些时候，在洛杉矶安杰利斯，威廉姆斯的妻子告诉警方，凶杀案的当天晚上，她的丈夫回家时，身上沾满血迹，他说自己用一把猎刀戳了米尼奥。

暗算

令人奇怪的是，不久威廉姆斯又翻供了。但此时洛杉矶安杰利斯警方已经发现了足以证明威廉姆斯和这起残暴的凶杀案有联系的证据。现在警方想知道米尼奥的死是否是一起天预谋的流氓行为。尽管目击者说逃跑的是一辆黄色的微型汽车（警方发现了一张借据，显示凶杀案当晚威廉姆斯曾驾驶着一辆黄色的DdeColt车）。但是还有一个大的障碍影响侦查，每一名目击者都说从现场逃跑的是一名棕发白人——而莱昂内尔·威廉姆斯是一个黑人，梳着非洲发型。

随即，警方想起了储藏起来的胸部组织。在莱昂内尔·威廉姆斯地区的法庭科学中心里，凡是创伤导致的死亡，检验时通常详细记录创伤的特征，例如其长、宽、深度以及所使用的凶器是单刃刀还是双刃刀、是锐器还是钝器等都记录在案，伤口还要被一层层地切开，尽管这一过程能形成新伤口，但是可以精确地鉴定凶器和伤口的吻合程度。在米尼奥一案中，关键是通过凶器来帮助检验。因为是自己丈夫的猎刀，威廉姆斯太太可对猎刀作出详细的描述——她还记得价格是5．28美元——这种刀应该可以找到相同的类型。

正常情况下，在尸体上，所谓的嫌疑刀是不应该直接插入伤口检验，因为这样很可能扭曲切割，破坏证据。但是这个受伤胸部已经用福尔马林保护过，所以不会伤害检材。当把和威廉姆斯太太描述的同样的刀插入伤口时，刀刃和伤口完全吻合。

尽管这起通过科学侦破的案子，看起来可以结案了，但是目击者的证言仍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然而威廉姆斯的前科使他露出了马脚。在警方的档案里记载着几年前发生的一起流氓枪击案中，威廉姆斯涉嫌这起刑事案，当时的刑事照片显示，他不是非洲发型，而是被锯成谈棕色的长发，并且留着一种高加索发型。立刻，目击者混淆的原因被澄清了，在随后的审讯中，威廉姆斯被认定有罪而判终身监禁。

结论

目击者的证言也可能不正确，这对法庭来说是个恒久的问题。如果不是这一精确的科学工作，那么案件出现的问题对控方来说是不可能解决的障碍。

韦思·威廉姆斯

时间：1979年

地点：佐治亚洲，亚特兰大

意义：纤维和概率分析成为起诉专门杀害儿童的凶手韦思·威廉姆斯的有力证据。

亚特兰大发生了一系列专门杀害2岁幼儿的案件，到1981年为止，共有20名黑人婴儿被扼死或窒息死亡。惟一线索是从被害者身体和衣服上提取下来的纤维，纤维有两种不同的类型：黄绿色的尼龙和紫色的醋酸盐。黄色纤维较常见，粗糙并且有三个断面，判断应该是一种地毯或毛毯的纤维。尽管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可纤维的生产厂家仍无法确定。

1981年2月，因为报界大量宣传了对纤维的分析，为了逃避打击凶手开始把尸体扔入河中，之后发现的尸体要么全身裸露要么半裸。这个系列杀人凶手好像一直关注着舆论对他的报道，不停地改变作案的方法。

1981年5月22日早晨时分，警方在案犯经常抛尸的查特胡奇河边蹲坑守候时，听到了很大的喷溅声。他们寻声立即赶到，发现在詹姆斯·杰弗逊林荫道上有一辆旅行车，司机对岁，名叫韦恩·威廉姆斯，是一名胖胖的黑人音乐爱好者。盘问之后，他被放走了。两天后，一名27岁的名叫纳撒尼尔·卡特的年轻人的尸体出现在河下游100米处。从他的头发中，警方发现有一根黄棕色的地毯纤维。这位胖胖的音乐爱好者再次引起警方的关注。5月3日，警方拿着搜查令对威廉姆斯家及汽车进行检查，他房间的全部地板都用黄绿色地毯铺着。

除了调查出韦恩·威廉姆斯有同性恋倾向外，没有确凿的证据把他和亚特兰大的系列凶杀案直接联系起来，看来案件只能在实验室中解决。美国最大的纤维制造商、化学家杜邦先生及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家们一起工作，利用仪器检验从死者身上提取到的黄绿色纤维，通过检材独特的三裂断面，学者们断定这种纤维是波士顿纺织公司生产的。公司记录显示，这种特殊的纺织物纤维叫威尔曼18lB，在1976年至1974年之间生产并销售给地毯商。每个地毯商有自己的染色方法和编织方法，所以调查面非常广。顺着纤维这条线索找到了西点佩佩雷利公司，在佐治亚州的道尔顿市，他们生产了一种地毯专用线，叫卢克萨瑞。他们提供的颜色中有一种是英国橄榄色，从外表和化学性质看和威廉姆斯家的地毯纤维一致。

统计概率

尽管这不容置疑地加大了对威廉姆斯的怀疑，但这不能作为有罪证据。因为纤维种类繁多，来自他家地毯的纤维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特性才行。地毯上发现的英国橄榄色就有这样的证明能力。假如，在亚特兰大城市居民区的每一户都铺有这种卢克萨瑞英国橄榄色的地毯，那么它的证据价值就为零。反之，如果这种地毯只能在威廉姆斯家里发现而别的地方没有，那么任何陪审团都应该认识到它的价值。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两个极端的概率统计问题。

尽管卢克萨瑞在1970年至1975年间生产，但使用18lB纤维的时间段只有12个月，即1970年至1971年。在这段时间里，16397平方码的卢克萨瑞英国橄榄色的地毯，被西点佩佩雷利公司零售给东西部的十个州，其中包括佐治亚州。杜邦比较了1979年地板上所销的地毯的总和，估计在6－7亿平方码里，这还只是少量的地毯。

这一切都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为了统计每户居民使用卢克萨瑞的概率，必须作出这样的假设：首先，这种卢克萨瑞平均分布在十个州。因为平均尺寸只有20平方码，因此它只能镜满一个房间。下一步他们假设10年来售出的所有地毯都在使用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商用住宅地毯的使用寿命大约是5年，但这是为了谨慎。这样就帮助他们推断出在佐治亚洲应该有82家用户使用这种地毯。威廉姆斯被捕时，在亚特兰大居民区有638995户，那么市里使用“卢克萨瑞”地毯的随机概率是1／7792，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概率，也就是说，威廉姆斯头发中发现的纤维，在随机选出W户人家中，只有他家地毯上有这种纤维。

杀人时的汽车

尽管威廉姆斯和28起谋杀案有关，但起诉人员认为他作案可能性最大的只有两起：纳撒尼尔卡特和吉米·雷案件，他们的尸体都是在1981年4月25日，在查特朗奇河边被发现，尸体完全赤裸。警方把希望寄托在纤维分析上，在佩恩的短裤上发现了一根人造丝的断片，正好和威廉姆斯使用的1970雪佛龙旅行车内的地毯的纤维一致。雪佛龙公司提供了1973年前生产的装备有这种地毯的所有汽车的详细资料。佐治亚洲的汽车登记机构显示出在1981年亚特兰大市区有＆U辆这种汽车。在超过2百万辆注册登记的车辆中，这种雪佛龙车所占的比例是1／3828。这就是佩恩能占上这种纤维的可能几率。现在卡特沾上这种纤维的几率是1／7792，乘上人造丝碎片（佩恩身上发现）的概率1／3828，因为这两种纤维都来自威廉姆斯的生活范围，所以威廉姆斯作案的概率更大。根据概率的规则，威廉姆斯没有作案的几率为1／29827776！

但是控方仍然不满意，在审讯中，他们提供的证据链中，显示了12个亚特兰大儿童凶杀案中的被害者，在每具尸体上都发现了3到6根纤维，这些都可追踪到威廉姆斯的家中或车上。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很小的。为了帮助陪审团认识这种数据，控方准备了功多张表和300多张照片，这是一件出色的工作，原来以为花很长时间的陪审团却只用了12小时就结束了审讯。1982年2月20日，威廉姆斯被判刑入狱。

结论

尽管有许多目击证据可以把威廉姆斯和被害人联系起来，但是都不及案件中的概率理论——这在法庭纤维证据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在保证审判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人曾经抱怨威廉姆斯案件的审判不是通过国家法律，而是通过一些概率规则，这也难免！因为传统法律在这些人头脑中的地位是根深蒂固，但陪审团是由理智的公民组成的——生活中不会有如此多的巧合，科学最终战胜传统使罪犯绳之以法。

约翰·儒贝尔

时间：1983年

地点：内布拉斯加州，贝尔维尤地区

意义：一段绳子最终把被害人和一名系列杀人犯联系起来，成为认定罪犯的铁证。

一个还在内布拉斯加州上学的名叫丹尼·乔·埃伯尔的13岁的小男孩，从星期天早晨上街买报纸走后，就一直没有回家。警方在奥马哈南部，小男孩的家，贝尔维尤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搜查。直到第二个星期三也就是1983年9月10日，孩子支离破碎的尸体才在一个坟地路边的篙草中被发现，尸体被绳子绑着，浑身刀伤，这证明孩子死前受到过残酷的折磨。据调查得知，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离这里三英里以外的地方。

凶杀案件的详细情况被送到了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室。他们对凶手做了可能的推测：单身白人男子、20岁左右、一个潜在的同性恋者、身材矮小、外表整洁、体格纤弱。因为尸体在路边，这暗示了凶手的最后一个特征，凶手的力气小，没有劲把尸体拖到更远的地方，于是把尸体就地扔到路边。

捆绑丹尼·乔·埃伯尔的绳子是一个重要的线索，通常越是不常用的绳子就越有价值。因为产品的使用范围广泛，所以很难确定绳子的来源。但案件中使用的绳子却很少见，所以很少人认识它，甚至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也承认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绳子。

12月2日，另一名叫克里斯托佛·沃尔登的13岁的男孩也被绑架，他是附近奥发空军基地一名官员的儿子。三天后，两名搜查人员在茂密的林区发现了他的尸体。身上伤痕惨不忍睹，表明他死前同样受到伤害。在刚下过雪的地上有两行脚印通到尸体边，其中一行是离开的。如此熟悉地形，断定凶手可能是本地人，或是一个基地飞行员。两名死者很轻易被绑架，侦探推断凶手可能善于用某种方式和孩子们接触——又可断定凶手是孩子们的小同盟军或者是一位教师。

这次，侦查员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一名目击者看到了死者克里斯托佛·沃尔登和一名年轻男子坐一辆黄褐色或奶油色的轿车离去，时间是在绑架案发生之前。在催眠状态下，这名妇女描述出：这名奇怪男子和被害人有着相同的体格，带一项羊毛织帽子，她甚至回忆起轿车牌的头七位数字。但不幸的是，车牌号中以这七个数打头的轿车有不少于11辆。—一查找工作量非常巨大。

全球性的搜索

与此同时，对绳索的分析也在继续。美国的每家生产商都已查到，包括军队生产的。在国外，联邦调查局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却不乐观。

1984年1月11日，巴巴拉·威弗在贝尔维尤度假中心休闲，注意到一个缓缓开车的年轻人，鬼鬼祟祟地向车外打量，此人在街区来回了三次。因为巴巴拉·威弗比较关注最近的新闻，所以她警惕地记下了此车的车牌号码。司机见到她这种行为后，就把车停下来，要求她把记录的纸片交回给他。

当巴巴拉·威弗太太拒绝时，他威胁说要杀死她，然后怒吼着离开。惊恐的巴巴拉·威弗太太马上把此事报告了警方。

通过这个车牌号码，侦探们追查到本地的雪弗龙代理处。在那里侦探们了解到此车是在修理期间租给了一名被征募的飞行员。他自己的车是奶白色的，和目击者描述的车颜色相符，甚至他车牌号码的前七位与那名妇女回忆起的车牌号也相符。

侦探们来到了空军基地及约翰·德代尔工作的环境。约翰·儒代尔，23岁，长得像一个小男孩，是一名体态单薄的雷达技工。外表和推测的外型十分相似，他还是一名雷达侦查队的队长。在一个属于他的露餐用具中，侦探们发现了一把猪刀和一段绳子。开始约翰·儒代尔否认知道最近发生的案件，但是当他面对这根绳子时——这是他的上司从韩国带回来的绳子，他承认了。他说他甘愿被捕，否则他会继续杀人。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把从约翰·儒代尔处找到的绳子和现场捆绑丹尼·乔的绳子进行比对，最后得出结论，两者在微观上统一，再者，从约翰·德代尔车上找到一根丹尼侨的头发。

对儒代尔的身世进行调查，发现他出生于波特兰的缅因市，1982年8月，11岁的里基·斯泰森在那里被绑架并且被杀死，从被害人的尸体照片上可清晰地看到一些咬痕，警方提取了儒代尔的牙齿模型，由纽约州法庭科学实验室主任牙科专家洛费尔·莱弗灵博士进行检验，他得出结论：被害人身上的咬痕与儒代尔的牙痕一致，尽管他不知道警方的记录，儒代尔有着袭击儿童的历史，而且每一次袭击都比上一次更凶残。1984年7月，儒代尔被送上法庭，他被指控犯有两起谋杀罪，终于被送上了电椅。后来纽约州的谋杀案也被认定是他干的。

结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儒代尔被捕的那天，贝尔维尤政府接到了来自亚拉巴马州联邦调查局的通知，说绳子上的黄色纤维表明可能是远东军方使用的。

马尔科姆·弗尔利

时间：1984年

地点：英国，白金汉郡

意义：一块黄色的漆片使得被称为狐狸的强奸犯落了网。

1984年，炎热的夏季，一名出入自如的蒙面夜盗，使得伦敦以北三郡交界的居民惶惶而不可终日。那些听到他口音的被害人说他是北方口音，另外还有人注意到他是左撇子。伦敦刑事犯罪档案室向当地警方提供了所有从北方迁移过来的夜盗贼的情报资料，这些工作听起来很有价值，结果计算机提供了不少于3011人的名字，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庞大数字。

5月12日，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一名男子晚上回家，他家住在白金汉郡谢德丁顿地区，进门后，他被一名蒙面夜盗用枪指着，盗贼把他绑着，对他进行了性虐待，然后携枪逃走。

随着盗窃和暴行愈演愈烈——这名夜盗开始使用枪支威胁被害人，警方在他作案的地点加强了戒备，然而犯罪还在继续。7月10日，这名既抢劫又强奸的男子，被人们成为“狐狸”。在白金汉郡的另一人家，他先捆绑了丈夫，然后当着丈夫的面强奸了他的妻子。

72小时后，在白金汉郡的埃德斯布罗地区，三名十几岁的少年——弟弟、姐姐及其男友——在下午两点钟，正一起观看电视，一名头带面具，带长手套的男子，挥舞着手枪闯入房间，他命令女孩用绳子捆绑了那两个男孩，之后把女孩拖到卧室，并绑到床上，且用枕套套在她的头上，还去厨房喝了一些饮料，然后强奸了她。随后他把这家的狗牵到卧室里，想引诱这条狗和女孩发生性行为，结果这条狗没有反应。他又命令这两位男孩在枪口下和女孩发生性行为，他们都照做了。之后，夜盗再次强奸了这位女孩，然后他还对两名男孩实行了性攻击。最后，嚣张的凶犯还在楼下看了一会儿录像，才扬长而去。

一个月后，这名夜盗终于露出了马脚。8月17日，他开车去约克郡地区看望他的母亲，途中他欲火中烧，于是在布兰伯顿村庄停了下来，把车藏到了一个较隐蔽的地方。当天因为没带面具，他只能用一件绿色的工作服蒙住脸。之后他闯入一名当地的会计家中——通过孩子熟睡的卧室进入男女主人室内。绑架了男主人和其妻，在室内搜索了一遍之后，返回卧室把37岁的女主人两腿分开绑住——一只脚绑在床柱上，另一只脚绑在她丈夫腿上。当她反抗时，他就会用枪顶着她的脸，之后强奸了她，暴行之后他还警惕地用水冲去了妇女身上的体液和毛发。并用刀割下了沾有精液的一块被单，然后带着这块被单逃离了现场。

失误

第二天，一名警官在附近田野里搜查时，发现地上有脚印和轮胎印，说明那里曾经有车停留过。更进一步的勘查发现附近树干上有一块黄色的漆片，这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也许是“狐狸”倒车时不小心从车体上刮下来的。另外还发现了一块床单及人造面具和一双皮手套，这些显然是凶手临时留下的。更有价值的是发现了作案人的枪支，枪支被细心地埋在一堆树叶下。侦探们推测，狐狸一定会回来取枪。所以，他们命令媒体不要报道昨晚的案件。为了解释警方在这一地区较反常的出现，警方假装勘查事故现场。同时，他们安装了特殊的红外线照相机，并把灵敏的微型麦克风装到了灌木丛中，天黑之后，备战状态的警官们用特殊的夜视双筒望远镜密切地注视着树丛。遗憾的是，狐狸没有出现。

然而，他还留下了别的有价值的线索，例如车漆碎片，经鉴定是哈维斯特金漆，只有一家生产制造商——奥斯河车使用这种颜色，这更进一步地缩小了检索参数，把范围缩小到1975年5月和1975年8月的设计。因为碰撞是和树干发生的，树干上有45英寸长的创痕，可以认为这名强奸犯的车也有45英寸的撞击痕。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追查一名驾驶一辆黄色奥斯汀车的夜盗。于是，警方大部分力量放在了排查3011名从英格兰迁移到南方的夜盗身上。9月11日，两名警察被派去调查其中一名计算机筛选出的嫌疑人，他们来到北伦敦街，本以为这次调查会毫无结果，却发现他们寻找的住处门外站着一名面庞消瘦的男子，他正在洗一辆淡黄色的奥斯汀车，这名男子名叫马尔科姆·弗尔利，他邀请两名警官去了他家，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当询问他最近的活动时，弗尔利闪烁其词，于是警官要求看一下他的车，在车体的后边，果然有一条长约巧英寸的撞痕，上面没有油漆。

在车内座位上，有一块男式手表。其中一名警官要求弗尔利带上它，他把手表带在了右手腕上——他是左撇子。对他的居室进行搜查，发现两套绿色的工作服，衣服的材质和在布兰琅顿村发现的假面具的材质一样。于是弗尔利被捕，在大量事实面前他供认不讳。1985年2月26日，在老贝利，他以六项罪名被判处终生监禁。

结论

如果警方如联邦调查局所坚持的那样，以车漆样品为突破口，那么对淡黄色漆片的鉴定可能会加快。可是，单是这一项，也不会把警方弓；到罪犯的门前，因此计算机的神奇力量也是不可低估的。

　　　

声纹

通过声音可能进行个体识别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1941年，科学家们终于在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声纹图谱。这种思想最早起源于二战时期，是德国军事通讯部门的情报服务机关用来鉴别广播声音的。在这之后，直到60年代，这项技术一直被束之高阁。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在贝尔实验室的帮助下，把声音进行分类，贝尔的工程师劳伦斯·科斯塔逐渐相信声音图谱或声纹（他命名的）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个人识别方法。通过四年的研究，他提出自己的设想，并且开始转让他进行实验的原理和必要设备的专利。

科斯塔的方案是在记录5万种不同人声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人的声音听起来大部分是相同的，但却都有各自的特征图谱。甚至他还找了一些职业声音模仿者做实验，模仿不同人的声音然后和被模仿者的声音进行比对，结果在荧屏上显示，他们的声音图谱还是明显不同。

这些图谱记录了高质量录音带上的讲话，每2．5秒一个波带，然后对它们进行电子扫描，这一处理过程需要90秒钟，在一个转动的滚筒上输出记录，当滚筒转动时，滤波器会调整各种频率，然后通过描笔记录他们的强度，出来的图谱包括了所有的音频的谱线，谱线相互靠近，水平轴记录声音的高低，音量由话线密度表示，图谱越密音调越强。两种声纹能这样获得：屏障纹和轮廓纹。屏障纹用来鉴定，而轮廓纹适合于计算机整理汇集。

科斯塔认为，因为身体在讲话时使用的器官——舌、牙齿、喉头、肺、鼻腔在尺寸和形态方面每个人的差异很大，所以任何两个人的声纹图谱都有差异。最易引起争论的是，他声称每个人的声音终身不变。其他专家指出每个人的身体和其声音随年龄变化。如果一个人迁移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个人的说话方式也会改变，同时还能学会其他人的口音。

尽管声纹在美国法庭的使用率很低。但是警方已把它作为初始证据，并利用这种技术抓获了几名刑事罪犯。可在欧洲，人们对这种方法特有怀疑态度。但是声纹的特定性在任何地方都是有目共睹的。美国空军的工程师们，希望加强警各地区的安全性能，于是使用了一种声纹系统——进入该地区前必须输入自己的声音，计算机通过和早先储存的声音对比，从而确定工作人员。迄今为止，这一系统被证明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功率。只有职业模仿者能有百分之一次战胜这个系统的几率。而就是因为这百分之一，使得声纹使用有所争议。

克里福德·艾沃思

时间：1971年

地点：巴哈马，极乐岛

意义：在这起有史以来最奇异的案件中，得失成败会涉及几百万美元。

1971年，一名名叫克里福德·艾沃思的著名作家和MC－G17lwrlill出版公司签署了一项艰巨的出版合同。他被授权创作世界上很有名的行为怪癖者、著名实业家霍华德·休斯的传记。这是一项令人羡慕的工作！几十年来，这位亿万富翁实业家引起过公众的许多猜测，起初他是一名飞行员，之后又成为制片人，而后又成为一家俱乐部的达官贵人。他极为富有，却向往一种隐居生活。这使他看起来十分古怪。

MCGlachill出版公司最初只给了克里福德·艾沃思一个创作方向，但是当公司看到他仿造的休斯私人信件，就连专家也无法鉴定真伪时，他们看到了此书的光辉前景。因为期望能获得一份意外的收获，公司预付了艾沃恩75万美元，这是最近很少有的巨额报酬。艾沃恩果然完成了120灭的手稿，几名熟悉休斯的人读了以后，感到很真实。出版权的连载权归《时代》杂志，每个人都对此书的前景看好，事实上好像也是这样。

于是克里福德·艾沃恩成为社会的焦点人物。可是沉默了15年的书中主人公休斯突然宣称，这部传记完全是一场骗局，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克里福德·艾沃思本人，他不明白作者是从哪里获取的原始材料，他称这本书完全是一部虚构了的小说。休斯把在伊甸园岛上的隐居处所收集的揭发材料，通过电话会议的形式由NBC安排在洛杉矶公馆进行，并选择了部分记者参加，整个过程花了两个多小时，这是一种典型的‘林斯方式”，整个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后来为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又制作了揭发材料的副本。所有记者都是经验丰富的，他们了解休斯的生活方式，其任务就是对电话另一端飘出的声音进行鉴别看是否是休斯的声音，他们花了20分钟的时间，用有关休斯的背景问题，来询问验证是否是冒名休斯，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休斯早年的一架与众不同的飞机设计方案，回答是令人信服的，而且他还说出了一位对飞机制造所有情况都熟悉的人的名字。

个人回忆录

另一个问题更庸俗，一名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马文·迈尔斯问休斯：“你环游世界的旅行是在1938年，当时你的一位信奉邪教的好友，在你的飞机上留下了祝你好运的护符，护符的内容是什么，它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使休斯完全乱了方寸，他停了一会儿，说：“我对你完全坦白吧，我已记不起来了。”在开始下个问题前，休斯又插话了，是的，现在他想起来了，1938年祝你好运的护符是一叠口香糖，留在了他的飞机尾翼上。并且此问题之后，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令记者满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在场的每一个人信服：他们正在和名副其实的休斯交谈，他揭开了许多自己的生活内幕，然后他对所谓的传记作了长时间的指控。

“我希望还在电影业工作，因为我想不起来任何像这篇奇谈中所展现出的有关野性和妄想的描写，我不认识克里福德·艾沃思，也从来没对他说过什么，直到几天前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更重要的一点，他同样强调——没有收到MCII3：wrlil公司给他的一便士的预付款。

记者们为了调节他们沉默寡言的采访对象，努力加紧质询社会上流传的他古怪的外表，休斯否认媒介关于对他的宣传，说他留有齐腰的长发和8英寸的指甲，他还说将来打算以更加大众化的方式生活。可能不久新闻媒介会失去对他的兴趣。当神秘电话会议的消息被传出后，引起了社会上的骚动，克里福德·艾沃思自然宣称这则消息的发布者是一名冒名者，并且描述这个声音‘太有活力，并且很深沉……，乃年里没有任何人看到过他，这则消息只能是精彩的杜撰。”他更进一步虔诚的说，“当然我的义务只是针对休斯先生本人，而不是电话里的声音。”

这些指控都是在意料之中的，NBC已经聘请了声纹鉴定先驱劳伦斯·科斯塔先生对录音磁带进行检验，由他断定这是否是真正的休斯先生的声音，在把两个声音进行比对时，关键的基本原则：显然必须找到休斯先生本人声音样本。最后终于找到了休斯先生的一盘演讲录音带，这是三十年前这位亿万富翁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的发言。科斯塔先生知道这次鉴定将是对他理论的一个检验，尽管声音在几十年里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一些固有的个别特征仍然会永久保留下来。

慎重的分析

几天后，磁带被转换成声纹图谱，测出音调、音质、高低以及声音的其他几个元素后，一条一条线地进行比对。科斯塔先生宣布自己很满意的结果：通过电话说话的人就是休斯先生本人。“在科学容许的范围内，这个结论是很精确的。”

从这一刻开始，克里福德、艾沃恩的计划，随着他草率的行事和态度的转变而露出了马脚。一家瑞士银行并不想成为这起显而易见骗局的当事人，于是打破了传统的银行规矩，揭发了一切M。GI．－w－Mwill出版公司的隐情。此公司的65万美元以“H·R·作阶’的名义存入这家银行，然后又转存到了“Halgs R·休斯”的名下——实际上是艾沃恩的妻子。1972年7月10日，艾沃思被发现有伪造罪行，被迫偿还了发行人给他的钱，并被判入狱30个月。在狱中服刑一半时，又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结论

直到1976年休斯先生去世，他仍然给大众一个特殊的印象，直到最后他都像他的声音一样令人困惑，富有瞟陵感。

布赖恩·赫斯森

时间：1971年

地点：威斯康星州，锡姆斯

意义：新发明的声纹技术破获了一起恐怖的杀人碎尸案。

尼尔·莱夫从事狩猎法的执行工作，对于这份监护工作，他非常热爱。他长期在威斯康星州格林贝附近的森锡坝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巡逻。偶尔和擅自闯入者发生一些小的冲突，生活充满了活力，他忠于职守，从来不给任何人情面。1971年9月24日的下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这天是他32岁的生日，妻子佩吉计划给他准备一个生日晚会。尼尔·莱夫本来以为花木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6点之前肯定能回到家。

可到了下午6：30，尼尔·莱夫还没有回来，他的妻子佩吉焦急地等待着他，却没有一点音讯，她只好耐着性子热情地招待已经到来的客人。但这丝毫掩饰不了她的焦急。尊敬的客人们没有一丝不高兴的表现，他们在离开前告诉佩吉应该和尼尔·莱夫的老板哈罗德·施里纳先生联系一下，经过联系他的老板也感到疑惑，因为尼尔·莱夫在几个小时前就下班了，是开车离开水鸟保护区的。

所有的可能情况都查过了，但是仍然没有这位年轻人的任何消息，哈罗德·施里纳也一直跟着寻找到天黑。然后，他给佩吉打电话，告诉她现在应该报警。搜索人员用大探照灯查了一整夜，却毫无结果。天亮了，搜索人员发现了第一条线索——尼尔·莱夫的绿色卡车门半开着，里边空无一人。

附近的水坑里有血，还有散落的太阳镜碎片，这是个不祥之兆。另外，还找到了两个0．22口径的弹壳。搜索人员沿着血迹和看起来像人体组织的碎片进行追踪，终于发现了骨头碎片和牙齿。最后他们发现了一块刚刚挖掘过的新鲜土地。经挖掘，终于在几英尺下的土里找到了被割去头颅的尼尔·莱夫的尸体，他的头颅在附近不远的一个小坟堆里找到了，是被人用锹或类似的工具砍下来的。在头盖骨上还有两个弹孔，身体上还有更多的弹孔。这说明尼尔·莱夫在被肢解之前已经死亡。

警方认为如此野蛮的手法，综合起来本身就是一个线索，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凶杀。马文·杰里奥斯凯警官是这起案件的负责人，他认为尼尔·莱夫是出了名的固执，因为他曾拘捕过许多的偷猎者，马文·杰里奥斯凯警官怀疑这起凶杀案的动机是报复杀人。他命令把每一位被尼尔·莱夫拘捕过的人都找来面谈。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地区，其他人也只是勉强的配合。但嫌疑人范围还是在逐步缩小，嫌疑重大的人还要进行测谎器检测。除一人外，其他人都同意接受测谎仪检测。

艰苦的交锋

布赖恩·赫斯森十分痛恨这位已故的看护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和尼尔·莱夫多年来一直交锋，积怨甚深。不论这个月岁的偷猎者被捕多少次，他都屡教不改。最近尼尔·莱夫因他射杀野鸡抓捕过他。布赖恩·赫斯森当时很不高兴，但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当问及谋杀案发生的那天他在什么地方时，他始终避而不谈，他明白自己有权利这样做；当问及他是否能配合进行测谎器检测时，他直言不讳地拒绝了。

侦察过程遇到了障碍，马文·杰里奥斯凯警官凭直觉感到这个人有重大嫌疑，他向法院申请命令，在布赖恩·赫斯森和其女友贾尼斯·奥贝的住所安装窃听器。安装妥当后不久，警方窃听到布赖恩·赫斯森和贾尼斯·奥贝及其他的母亲玛莉谈论到枪及其不在现场的事实。甚至还有他83岁的外祖母阿格尼斯·赫斯森谈话时的咒骂声，还有布赖恩·赫斯森保证说把枪已藏到了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当侦探敲他家的门时，这位年长的女主人感到万分的惊异。以至她直接领着侦探去了武器储藏室。这些武器被送到麦迪逊实验室进行检验，弹道专家威廉·罗斯曼对枪支进行了检验。肯定其中一只枪发射过尼尔·莱夫尸体旁边找到的0．22口径的弹壳。1971年12月16日，案发后的3个月，布赖恩·赫斯森被拘禁。

因为预先采取了措施，马文·杰里奥斯凯警官对布赖恩·赫斯森家里的谈话进行了录音，并且把这些录音带送到了密执安声纹鉴定中心的专家欧内斯特·那希先生那里检验，当时此机关代表国家声纹鉴定的最高水平。

在讯问过程中，阿格尼斯·赫斯森完全否定她曾经说过关于藏枪的事。她甚至否认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这些证言完全在检察官唐纳德·泽埃姆德的预料之中，他早已胸有成竹。他立即请求斯特·那希先生来到证人席上。斯特·那希先生首先解释了声纹鉴定的原理，然后他肯定磁带中录制的关于藏匿武器的女人的声音就是阿格尼斯·赫斯森的声音，磁带上的所有其他声音也同样被鉴定全部是赫斯森亲属的声音。陪审团经过3个小时的深思熟虑后，做出了有罪判决。赫斯森被判终身监禁。

结论

这起案件是威斯康星州首次公开认可对窃听装置的使用，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有效的实践没有被广泛的应用。

吉米·韦恩·格伦

时间：1973年

地点：加里福尼亚，莫德斯多

意义：作为一种法庭科学的有利武器，心理压力测试仪是有争议的。但有一点无庸质疑，那就是对一些残忍的杀人者，它可以进行有效的鉴别。

邦妮·约翰逊给她的母亲挂了一早晨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她每多打一次电话心里就焦虑一次，她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没有一件事能让她高兴。1973年5月1日的下午，当她敲响她母亲公寓的门时，本想母亲来开门，可是里边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她更加不安了。于是她告诉公寓经理，家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她从经理那里要来了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一幅恐惧的场面呈现在她眼前，她的母亲格罗丽亚卡本特已经断了气，尸体浮在浴缸里。一切迹象表明这位59岁的美容师洗澡时心脏病突发而死。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起普通的意外事件——直到发现有一扇门上的两把锁都被打开，格罗丽亚卡本特的家人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扇门的安全性，因为以前洗澡时从来不检查浴室的门是否锁好。

直到验尸官代理人威廉·范泽到来时，才知道死者真正的死因。格罗丽亚·卡本特的颈部缠绕着一根几乎看不到的细线，一切都很清楚了，她是被勒死的。而且很可能就是被浴室地板上扔的长筒丝袜勒死。她死前被强奸。病理学家威廉·厄诺海兹把死亡时间定于当天早上的12：30左右。死者肺内没有水，说明她在被浸入浴缸前已经死亡。凶手企图利用这种方法掩盖他的杀人行为。因为没有暴力侵入现场的迹象，且没有丢失任何东西，侦探们推理，死者可能认识凶手。

侦探们把死者当天晚上的活动情况集中到一起，最后目光聚集到了当地的一家酒吧内。在那里，有顾客记得她和一名名叫吉米·韦恩·格伦的单身男子一起喝酒。当侦探们见到吉米·韦恩·格伦时，他爽快地承认曾经和格罗丽亚·卡本特痛饮过，然后送她回家，但他否认曾经进过她家。他说，那天晚上他们在她家门前分手，然后他就回家了。在吉米·韦恩·格伦的公寓中，侦探们发现了许多探案杂志——一个长椅上，有一本正打开的杂志，而且这一灭正翻到了一起谋杀案上，故事中的细节描述类似于杀害格罗丽亚·卡本特的过程。吉米·韦恩·格伦部坚持说这是一个巧合。这听起来并不让人信服，尽管疑点很多，却没有证据把吉米·韦恩·格伦和格罗丽亚·卡本特案件直接联系起来。这时人们建议使用最近一项新发明——还没有得到证明的心理压力测试仪（PSE）。

新技术

就像测谎器一样，用来鉴别测试者是否说谎，但又不像所说的测谎仪。它不是通过追踪心率或出汗的变化来鉴别，而是通过声音的变化。它们还在许多方面不同。因为使用测谎仪时，被测试者往往被绷带或金属线绑起来，这样对被测试者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可能出现错误的结论。而PSE不进行直接的身体接触，仅仅让被测试者用麦克风说一段话，或者把他的声音录制成磁带，供以后分析。测试时把这些信号源加到一台像打印机一样的机器中，分析结果就会以图谱形式打印出来。尽管吉米·韦恩·格伦在法律上有权利拒绝进行这样的测试，但他还是痛快的答应了。在测试过程中，提问吉米·韦恩·格伦的问题还是他是否在凶杀案发生的晚上，进入过格罗丽亚·卡本特家。他依旧回答没有。但是，当磁带上记录的声音被送到PSE中时，指针剧烈摆动。这个极为明显的记录，充分告诉专家吉米伟恩·格伦在撒谎。但是这在法律上面是没有效力的。不过专家们帮侦探把侦查方向集中到了一点——吉米·韦恩·格伦身上。

这些努力非常有效，当第二次对浴池进行更加彻底勘查时，发现了新的证据，在浴缸的边缘上，有一块儿模糊的掌纹，正好和吉米·韦恩·格伦的手掌纹一致。这一证据的出现，使案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吉米·韦恩·格伦在凶杀案发生的晚上或者其他时间，毫无疑问去过现场。吉米·韦恩·格伦回答说曾有一次去过她家，滑倒在潮湿的浴室地板上，然后扶着浴缸站了起来。

陪审团并不相信他的反反复复的口供，最后认定吉米·韦恩·格伦有罪。并判处终身监禁。

结论

尽管法庭不承认PSE对证人语言的分析，但这种技术的价值在各方面得到了应用。它的作用就是摧毁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最终令其坦白交代。

　　　

司法弹道学

严格说来，弹道学作为一门科学主要研究抛射物的运动以及影响抛射物运动的条件，但是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特别要研究枪和子弹。枪跟随我们已有好几个世纪了。第一支手枪是在公元12to年由阿拉伯人发明的。直到十六世纪，工程师们发现在枪膛中刻些螺旋形凹线使子弹旋转，这样子弹的发射就更平稳，更易击中目标。这种加了膛线的枪，即来复枪，在弹头。弹壳上留下的清晰痕迹被称之为弹痕，这是现代弹道学所依据的基本事实。

对于专家来讲，从不同类型的枪中发射子弹，变化是很明显的。有可能测定子弹是从某种特别的武器中发射出来，这主要是因为枪管是人造的。刚开始制造出来的枪是滑膛的，然后在加膛线之前，按照枪管直径的技术指标来铰孔。当一支枪制造完工时，用来制造枪管的工具光一例外都遭到损坏，因此不可能制造两支完全相同的枪。从不同枪中发射的子弹总是留下不同的弹痕。基于同样的理由，每支枪的枪管都有独一无二的特征，这种特征影响了它所发射的每一发子弹。

枪管发射子弹不只在弹头、弹壳上留下明显痕迹，而且在枪的其他部件上也会留下痕迹。射击时弹头从枪管里射出，同时弹壳从抛壳口飞出。弹底窝表面的任何工艺上特征都会在弹壳上留下痕迹。枪的撞针、拉壳钩、后部的抛壳挺也会在弹壳上留下痕迹。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撞击力。当弹头打到人的骨头上或其他任何坚硬的物体上，其形状会完全改变。基于这个理由，如果从犯罪现场带回来的弹壳还可以用的话，那么用它作检验鉴定比用弹头作鉴定常常要可靠得多。

1835年，法国发明了底火帽。这种底火帽是一个可塑性金属制成的帽，底火室内装有含起爆剂的女发药。当控针撞击到枪弹的底火时，起爆剂点燃发射药，使得弹头从枪管里发射出去而弹壳留在后面。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发明了无烟火药，而需要更强有力的子弹。新火药有更大的推进速率，意味着早先的铅弹太软，枪管的来复线没法控制他们，而且特别容易损坏弄脏枪管。这就导致了带金属壳的子弹的问世，这种新子弹常常是铜镍合金的。

老式的黑色火药在开枪者的手上和弹孔处（如果在足够近的射程内枪击）都会留下痕迹，而现代无烟火药留下的痕迹只能通过化学方法检测。有一段时间，时兴检查犯罪嫌疑人近一段时间是否使用过枪支，这种检查主要是测定硝酸盐是否存在，但因为这种普通的硝酸盐有许多是无害的家居使用的产品，因此这种检查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只得放弃。

查尔斯·史蒂罗

时间：1915年

地点：纽约，西塞布

意义：一个专家证人在辩护中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给予的证据是公正的。可我们在此列举的却不一样，由于证人的狂妄自大和贪婪使得客观的证词变得模糊不清。

1915年3月22日早晨6点左右，一个名叫查尔斯·史蒂罗的德国人，身材高大强壮，智力低下，在纽约西塞布的一个农场里醒来。他走到粮仓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而就在这时他发现了农场里看护玛格丽特·沃尔科特的尸体。她是被枪击而死的。血迹指引史蒂罗来到农场，在那里他发现了他的雇主查尔斯夺利普斯，也失去知觉地躺在地上。虽然他还活着，但估计活不过早晨。尸检表明这两个受害者是被口径为0．22的手枪击伤。农场显然被洗劫过了，两百美元失窃，据警察描述凶手是一个手段拙劣的抢劫犯。

在3月26日的审讯中，史蒂罗像孩子般天真地讲述了一些情节，并极力否认自己有口径0．22的手枪。史蒂罗的姐夫查斯特·格里恩，好像比史蒂罗的头脑更迟钝，他居然向警察承认自己藏了不下三支枪——所有的枪都是0．22的，而且这些枪都是史蒂罗的。他声称他这样做是受史蒂罗的指使。经过严刑拷问，格里恩招供他和史蒂罗是凶手。

史蒂罗被逮捕，关在当地的监狱里两天不吃不睡。经过连续二十四小时的讯问，他承认自己有三支枪，他之所以让格里恩将它们藏起来，是因为他得知有一个口径为0．22的枪支大搜查，他想逃避风头。在答应他如果承认自己是凶手就放他回家看妻子之后，史蒂罗承认了自己是凶手。尽管招供了，但是他坚决拒绝提供任何陈词。

“专家”证人

这时，美国司法史上最可疑的一位人物进入了这个诉讼程序。阿尔伯特·哈米顿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善于欺瞒的陪审员，作证时他利用自己的博士头衔，而这个头衔仅仅是他自己凭空想像而来的。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充当无耻的起诉人，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作为一个没有廉耻心的向上爬的小人，哈米顿在各个领域都渐渐摆出一幅权威的驾势，使用一种权威的口吻。不幸的史蒂罗和格里恩遇上了他，因为哈米顿假冒专家的头衔之一就是枪支方面的专家，哈米顿浏览了一些欧洲的杂志上有关弹痕研究成果的文章，他声称自己只要用显微镜和照相机就足以解决弹痕方面的一切问题。因此他给自己冠以“弹道学专家”的称号。

只有外行人才认为哈米顿在所有方面都是专家。如果说哈米顿可以称得上是某一方面的专家，那么他至多只是一个业余心理专家。哈米顿深知那是一个陪审员极易受外界影响的年代，举证时眼花缭乱的专业术语以及作为证据的精湛放大的照片都会使陪审员放弃主张。在检查了史蒂罗的手枪后，他断定自己看见了在史蒂罗的手枪里有一道不同寻常的划痕，并且在菲利普斯身上取出的子弹上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划痕。为了支持他的断言，哈米顿立即制作了好几幅弹痕的照片送到法庭作为证据。

因此，史蒂罗站上被告席。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明显地被史蒂罗的供词所困惑，法官因此将他的疑惑告知陪审团。他指出史蒂罗犯罪缺乏动机，并且在史蒂罗那里没有发现失踪的钱的线索。当然，与之势均力敌对抗的是，起诉人有哈米顿“博士”的证词。哈米顿并没有受挫，他炫耀地挥舞着他那一堆精致的照片，傲慢地宣称凶手的子弹来自史蒂罗的枪而不是别的枪支。

所有这一切都使史蒂罗的辩护律师大卫·怀特感到困惑不解。他仔细地查看了那些照片后，声明检查不到子弹上关键的划痕。哈米顿表现出令人吃惊的鲁莽，他伶俐但极不真诚地作答那只是出于一个错误，照片照的是带划痕的子弹的另一面。慑于哈米顿的权威，这样令人震惊的回答竟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就算过关了。

但是对于哈米顿来说，更使他尴尬的事接踵而来。当怀特要求哈米顿指出那些他宣称在史蒂罗手枪枪管里发现的擦痕时，哈米顿回答那是不可能的。据他分析，底火紧贴枪管，易爆气体无处逃逸只能向前喷射，结果子弹获得了非常大的推动力；弹头从枪口射出从而留下划痕，由此辩护枪管里的划痕是看不到的。

今天，我们很容易地摒弃这种荒谬的理论，但是在1915年，弹道学刚处于萌芽状态，哈米顿的证词以绝对的高压态势压人。陪审员们同哈米顿沆瀣一气，史蒂罗被判死刑。（更早一点，在另一个审判中，查斯特·格里恩被判有罪，终身监禁）史蒂罗被判死刑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特别是引起了辛格监狱看守长斯皮恩森·米勒的注意。在与这位头脑简单的劳工的长谈中，他特别注意到了史蒂罗的天真率直。他决定将史蒂罗这个案子送到城里的一群女士们的手中，这些女士以推崇人道主义而著名，她们都致力于废除死刑。她们不知疲倦地为史蒂罗的利益而工作，在那段时期，史蒂罗至少没有受到严刑拷问。同行刑者的三次会谈直到行刑前的最后一小时才停止。正当史蒂罗在行刑前四十多分钟被绑到电椅上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正是1916年千钧一发的时刻，差一点就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大祸。

另外的疑问

以推崇人道主义著名的女士们雇用了一些调查者，她们找到两个名叫艾文·肯和克莱里斯·奥肯内尔的流浪汉，他们因为抢劫罪正在服刑。调查者了解到在发生凶杀案的那天晚上他们正在西塞布，有人听见他们在案子公布于众之前早就在那里讨论第二天早晨发生的案子了。在女士们的谆谆教导下，他们的良心有所发现。最后，肯招供他和奥肯内尔就是此案的凶手。

凶案初步被揭开，惹怒了史蒂罗的起诉人，他们把盲从监狱里提走连续几天对他严加盘问直到他按照他们的意思翻供。但是这一切为时已晚，新闻已传到奥尔巴里的政府官员查尔斯·怀特曼那里，他专门派一个调查团调查史蒂罗的案子。

调查团由锡尔图斯的律师乔治·庞德带领，首席检查官代理查尔斯·怀特作为助手。经过审问，他们两个都一致认定肯和奥肯内尔有罪。

尽管这样，他们还必须推翻哈米顿的证词。一位官员仔细查看了史蒂罗的手枪，马上声明那只枪好几年没使用过了，由于积聚了许多污秽物枪管已经塞住了，而且这支枪在凶杀那晚之前性能肯定不怎么样了。另外，哈米顿有关密封的枪管不可能使易爆气体向后逸出的理论证明是荒唐的。实验是这样的：那位官员将一张纸放在枪后扣动扳机，突然冒出一股火焰，将那张纸迅速点燃了。

两套子弹都被送到在罗彻斯顿的鲍森和兰博的公司，由光学专家马克斯·由哲作显微镜分析。在最高倍的放大镜下，由哲无论是在实验用的子弹上或是凶手使用的子弹上都无法确定划痕的位置。

所有这些实验，充其量都只能看作一个科学家的不同意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哲仔细检查了史蒂罗的手枪后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一发现足以证明哈米顿的证词毫无价值。实验与枪管里的螺旋形凹槽或来复线有关。枪的凹槽之间的凸出部分，会在子弹上留下痕迹。由哲发现史蒂罗的手枪是带有凹槽和凸出部分的普通式来复枪，而凶手使用过的子弹是从非正常来复枪里发射出来的。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可以发现，凶手使用过的手枪有人工的裂纹，而史蒂罗的手枪却没有。提供了这样不容置疑的证据，庞德和怀特毫不犹豫地请示赦免史蒂罗。也就是在1918年的5月9日，查尔斯·史蒂罗和查斯特·格里恩从辛格监狱里放出来成为了自由人。

肯和奥肯内尔从来都不主动承认他们是西塞布的凶手。自从肯又一次翻供之后，奥尔良州的高级陪审团小心翼翼地收回他们的热情与金钱去进行另一个法庭审判，一致倾向于驳回他们的上诉，于是这个案子就渐渐被淡忘了。

结论

不管发生在史蒂罗和格里恩身上的事是多么的可笑，但是最终并不是毫无益处的。特别是那些拙劣的证词曾一度冒充真理而嚣张，查尔斯·怀特们的品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正是如此，查尔斯·怀特受到震动，他发誓要将他的后半生致力于发展枪弹痕迹科学。他在纽约建立了侦查弹道学机构。他发现了他的同行，菲利普·格里维尔的一个设计，即比较显微镜，也许这将使弹道分析学前进一大步。在比较显微镜里，一颗子弹的两截可以在同样的镜头下连成一体，使得观察者可以借两者的异常靠近来比较分析每颗子弹上的痕迹。怀特还梦想将实际存在的每支枪给予编目，这个梦想在他之后很久终于实现了，不幸的是他死于1926年，但是可以说他在法庭科学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莎科和瓦佐提

时间：1920年

地点：麻省，南柏雷渠

意义：莎科和瓦佐提被处死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不乏一些人为了从这个悲剧中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置不容怀疑的弹道学事实而不顾。

1920年4月15日的下午，在麻省南柏雷渠一个鞋厂外面，保安弗雷德里克·巴门优特和亚里山多书里德利正在押运公司总计15777美元的工资款。这时突然来了二个歹徒，没有任何威胁或暗示，其中一个歹徒开枪，杀死了两个保安。他的同伴，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家伙，还拼命地向那两个无辜者身上扔石块，凶手把装工资款的箱子放进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里，随后溜之大吉。目击者描述这两个家伙的模样，说“长得挺像意大利人’，现场勘查取得了对侦查人员颇有价值的东西，即两个歹徒开枪射击后留在路边的空弹壳。这些空弹壳上都印有彼得，文查斯特和雷明顿制造的字样。

两天之后，那部用来逃走的别克汽车在一堆木头旁找到了。曾经在圣诞前夜市里奇·瓦特附近的另一个鞋厂也发生了一桩未遂的工资款抢劫案，警方将两案并案侦查，断定这都是由一名名叫迈克·波达的意大利人所为，但当警方搜查波达的隐匿之处时，他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另外两个人被逮捕了。一个是二十九岁，名叫尼古拉·莎科；另一个是他的留八字胡的同伙，32岁，名叫巴特拉姆·瓦位提。两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带有任何枪支。但事实上很快就查到他们每人都有一支装有子弹的手枪，其中莎科的枪口径为0．32，与凶手使用的手枪口径是一样的。另外，莎科还有23颗子弹，那些子弹都是由彼得，文查斯特和雷明顿制造。

瓦佐提是一个鱼贩子，有意思的是，莎科本身就在一个鞋厂工作。他们两个都是无政府主义政治小组的成员，公开拥护暴力。这一事实激起了民众的公愤。经查证核实，瓦佐提直接参与布里奇瓦特的抢劫案，被判刑15年。莎科虽没有直接枪杀两个保安，但他后来间接参与，被定为抢劫的同案犯。

搜寻迫害

11个月后的1921年5月15日，在麻省戴德姆进行公开审判。那时正处在美国早先狂热的“红色恐怖”时期。在这一时期，任何激进主义政治态度都有颠覆政府之嫌。曾主持瓦佐提早先审判的法官沃伯斯特·塞叶又一次作主审。许多文章都表明，他对这一诉讼案子有极深的偏见。法庭记录更表明，作为一个法官他没有任何公正可言。辩护团也把他们的良心丢到风里。他们趁这一大好时机，伪称自己是共产党和各种劳动组织的政党联盟，打着莎科一瓦佐提辩护律师委员会的幌子，随时准备利用他们的被告为自己的目的作厚颜无耻打算。这种审判明显地有失公允，观念陈旧，特别是随之而来的谣言四起，仿佛莎科和瓦佐提在政治上的企图比他们的犯罪企图多得多。

法庭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证人、59个起诉人及99个辩护人的意见。各色各样的证词只能引起更大的混乱。最关键的问题杀死伯里德利的子弹是否是从莎科的口径为0．32枪里发射出来仍是模糊不清。当控方的一位专家认定莎科的口径0，32的枪就是凶手使用的枪支，那么另一位控方专家马上就会赞同这种说法。而两个辩护方面的专家詹姆士·伯尼斯和奥格斯特·格尔，则声称子弹并不是从莎科的枪里发射出来的。

子弹到底是不是从莎科枪里发射出来的，这个问题一旦面对弹道学的事实就会显得无力。杀死伯里德利的子弹非常老式，控方的专家再也找不到一颗类似的子弹来做测试，除非从莎科的口袋里可以找到绝对相同的子弹。前面讲过，警方从他那里搜到23颗子弹。1921年，7月14日，由陪审团裁决，法官塞叶判处被告死刑。

接踵而来的是抗议的浪潮。在世界各地，左翼分子极力推崇莎科和瓦佐提并把他们视为这场死刑审判中的无事者。在辩论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阿尔伯特·哈米顿还沉浸在史蒂罗一案的惨败的痛苦中，他孤注一掷地拿他日渐衰落的名誉作赌注站了出来。他狂妄自大，故态复萌地宣称：毫无疑问，子弹不是从莎科的枪里发射出来的。

抗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控方枪支方面的专家查尔斯·阿伯重新检查枪支。直到1923年的秋天，一系列拍摄致人于死命的子弹以及从莎科枪支里发射出来的子弹的照片，借助于最新技术得以放大，经过研究，阿伯作出结论：从莎科枪支里再次动议重审过程中，事件来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转变。哈米顿带来了两支新的卡尔特式手枪并将它们拆解，莎科的枪也被拆开，似乎只是为了夸夸其谈地演示他的某一观点。当法庭里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之后，他偷偷地将一支新枪管装到莎科的枪上，企图带着那两支卡尔特式手枪溜走。要不是法官塞叶用眼睛死盯着哈米顿的演示，一场极不公正的审判就会发生。塞叶当场抓住了哈米顿，命令他将那支真枪放回原位。法庭上出现了这样的阴谋，人们也毫不奇怪塞叶否决了重审的建议。

不断的批评

对于审判结果的公开反对一直延续到1927年的六月份。一个调查团被指定重新调查这桩案子，在此期间他们接触到了后来成为美国弹道学先驱的专家卡尔文·戈登德，他当时在纽约的弹道侦查处工作。带着两项发明，比较显微镜和窥膛镜，戈登德来到了戴德姆。窥膛镜是由物理学家约翰·费歇尔发明的，用的是带电灯和放大镜的探针来检查枪管内部。辩护方专家奥格斯特·格尔在旁作证，戈登德从莎科的枪支里发射一颗子弹射向棉花丛，然后将它放在比较显微镜上凶手子弹的旁边。结果很清楚凶手的子弹就是从莎科的枪支里发射出来的。格尔仔细地观察显微镜表示同意。当他的同事，辩护方的专家詹姆士估尼斯在看显微镜时，他说：“唉，你懂什么！”詹姆士·伯尼斯也改变了他的意见，莎科和瓦伍提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1927年8月23日，尽管抗议之声轰动全球，他们仍死于行刑的电椅中。

结论

尽管毫无休止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61年10月，一个由新泽西枪支实验室的前任领导科罗内尔·弗兰克、朱里率领的侦查小组重新检查了莎科的枪支，结论是不容置疑的，莎科的枪支就是凶手使用的枪支。1983年3月又有一个调查团，由波斯顿电视台全权负责，他们也再一次证实了戈登德的发现。康涅狄格州警察弹痕研究机构的马歇尔·罗宾逊对这种争论已经厌倦，他说：“为什么人们不断地要求将有关案子的实验一做再做？实验的结果永远都是一样的”。人们几十年不断地质问。要求重审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布朗和肯尼迪

时间：1927年

地点：英国，斯泰普福特阿伯茨

意义：这个案子使全欧洲注意到了弹道学的事实，由此，罗伯特·查奇尔作为英国弹痕方面的专家声誉鹊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使得弹痕分析学成为成熟的科学并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在欧洲方面的进步则是时快时缓。究其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欧洲地区携带枪支的人相对缺乏，另一部分还因为人们的一般看法，携带枪支绝对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一个美国人不大可能跨越大西洋去欧洲。这种狂妄自满的断言，很快就被1927年9月26日的案子击得粉碎。

那天晚上，两个不起眼的盗窃犯，46岁的弗雷德里克·布朗和36岁的威廉·肯尼迪从伦敦坐火车去往埃塞克斯的比尔里卡。他们本打算去盗窃布朗早就打探好的一辆货车。但是如意算盘并没有打成——正在盗窃时，一条狗狂叫了几声，将他们吓走了。他们闯入了爱德华·拉维尔博士的加油站，偷走了他的蓝色的车，颠颠簸簸地开回伦敦。

远郊的小路蜿蜒绵长，他们的车随意地走走停停；起康斯坦布警察署乔治·盖特里奇的注意，他挥手示意让车停下。他走到小车前面，用手电筒照着他们俩人，询问他们准备上哪儿。布朗俩人漫不经心的态度激怒了乔治·盖特里哀，他转身去拿他的记事本。正在此时，布朗拨出枪对着盖特里奇开了两枪。盖特里奇中弹倒地。布朗马上跳出来，站在盖特里奇尸体边。也许是出于迷信，被谋杀的人眼睛里面会保留他们最后一眼看到的东西，他将盖特里奇俯卧的身体翻过来，开枪打掉了盖特里奇的眼睛。后半夜，两个杀人犯将车丢到了伦敦南部的一个沟里，尔后搭乘电车回到了布朗在巴特斯的住处。

这一系列变幻莫测的事件很快被发现了：一个司机发现了康斯坦布的警官盖特里奇被子弹打得满身窟窿躺在路边的尸体；拉维尔博士向警察局报案他的车子被盗；在伦敦发现了丢失的车。侦查人员很快就把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

被盗的车子提供了几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车后座和驾驶室里都有飞溅的血迹，在乘客的座位底下有一个空的弹壳。这些东西都被送到罗伯特·查奇尔那里作分析。查奇尔来自伦敦一个造枪工人之家，他们主要制造和销售运动枪支和来复枪，但是他本人真正的兴趣却在武器及其目标方面的研究。恰逢苏格兰方面要咨询一位武器方面的专家，而查奇尔的意见得到重视。查奇尔将子弹编号为4，这颗真子弹装满了黑色的火药，1914年在伍尔威奇军方制造。他发现在子弹底部有一丝瑕疵，原因是由于发射该子弹枪的后膛有阻塞物造成的。查奇尔断言凶手用的手枪肯定是口径为0．455韦伯式手枪。

最后终于找到了凶手使用的枪支，虽然整个过程曲折不已，讯问一个接着一个，谈话一次接着一次，但毫无线索，整个侦查工作处于困境。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但最终出现了转机。在审讯另外一个犯人时，当被讯问是否涉嫌盗窃那辆车时，那个犯人被激怒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他声称真正的罪犯是另外两个名叫布朗和肯尼迪的人。他还声称他听见过他们俩夸夸其谈有关杀害康斯坦布盖特里奇的事。

双双被捕

许多记录都表明布朗是凶手，他有很长的暴力行为的历史。在坐车时，他曾手段凶残地袭击过警卫。当警探在布朗的住所蹲坑守候时，他们是如此的小心谨慎。1928年1月20日侦探们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回报。夜色笼罩之下，他们的目标出现了！布朗刚从车子里探出身来，警探们就迅速上去抓获了他。在汽车仪器板上放零星物件的隔间发现了那只手枪。在布朗的屋子发现了更多的枪支，还发现了藏在盥洗室水箱里的两千英磅（约合八千美元）及一些医学器材，这些医学器材很像从盗走的车里拿出来的。

五天之后在利物浦，肯尼迪企图打死逮捕他的警官（幸好抢卡住不动，救了那个警官一命），但终于被抓获归案。这实在有点令人费解，因为他坚称自己在整个凶案中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已。布朗对他的同案主动招供以推托责任、免受绞刑表示了极大的轻蔑，他称肯尼迪的供词纯属子虚乌有。

在布朗的车库里发现了那支口径为0．455的韦伯式手枪，里面装着一颗旧式子弹，与杀死盖特里奇警官的子弹一模一样。当查奇尔做实验时，每颗子弹上都有瑕疵，同样是因为子弹在枪后膛有阻塞物所致。用了不下1300支韦伯式手枪作实验试图复制出这样瑕疵，但没有一支手枪能使其发射的子弹留下相同的痕迹。查奇尔还记录下留在编号为4的子弹上的黑火药痕迹与盖特里奇身上伤口附近的皮肤里黑火药的痕迹是一样的。

在审判中，布朗和肯尼迪被处以同样的刑罚。1928年5月31日，布朗被绞死在彭顿维尔监狱，同时，在距伦敦几公里的旺德索斯，肯尼迪也同样被处以死刑。

结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案例为日益暴力化的将来提供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经验尝试。但我们仍应对查奇尔义正辞严提供的证据确凿的证词表示无限敬畏之情。正是这次布朗和肯尼迪罪行的审判使得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使得他在往后的二十年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

约翰·布朗宁

时间：1967年

地点：伊利诺斯，芝加哥

意义：此案中，杰出的弹道学分析以及精细的侦查工作相结合，成功地驳回了罪犯试图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万无一失的申辩。

1967年11月22日午饭前，41岁的约翰·布朗宁医生，驱车从芝加哥南部的文达美伊斯科特医院回来，走出汽车，经过他的家门到托儿所去接小儿子，然后去拜访马科森·布朗，他们约好当天一起去吃午饭。布朗夫人抱歉不能践约，布朗宁只好驱车回到自己的住处南伍德朗林荫道5054号。上午1且：57他到家时，发现妻子丹娜正躺在客厅地板上，身上被连击数枪。他连忙喊人帮忙，邻居海伦·佩恩医生匆匆过来帮助检查这位受害者，很显然，丹娜·布朗宁已经死了。

在现场，警方发现了三颗用过的子弹和四个弹壳。其中二颗形状不规则的子弹压在尸体下面，另外一颗子弹就在尸体附近。有一颗子弹，也就是第四颗子弹是在尸体解剖时找到的。弹壳上面的红色星点表明是德国制造的吉科枪弹。

邻居特里莎·凯特雷报告大约在上午11：30听到一种沉闷的“砰”的声音。另外一个邻居报告则更精确，碰巧那天，他正在打一个长途电话，担心话费过多，便死盯着钟表，他也听到类似枪的声音，那时准确的时间是上午11：36。

不平常的来复枪

打死丹娜·布朗宁用的是口径为0．38的子弹，这种子弹看起来非常普通，但是用显微镜检查却可以发现它与一般来复枪的区别特征——它有六条阳膛线而且是右旋。弹壳的底部还有一些标记，这些标记表明发射此类子弹的枪支有一个装弹指示器。枪支方面的专家伯特·尼尔森发现只有一类手枪具备上述特征，这就是沃尔特式枪支。当问及他是否有能发射口径为0．38子弹的枪支时，布朗宁这个狂热的枪支收藏者一口咬定：只有一支枪支。他闭口不提由沃尔特制造的枪支。用该枪支做的实验表明，它不是凶手所使用的枪支。

警探们为此次谋杀缺乏明显的动机而困惑不解。没有任何被抢劫的迹象，而且丹娜没有什么为人所知的敌人，除非可能是她的丈夫。从传闻中得知他们的婚姻平淡无味，缺少田园诗般的浪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传闻的是，在此场悲剧仅仅发生北小时之后，布朗宁就飞往科罗拉多去参加一个圣诞滑雪度假。在他出走的这一段时间，警探们进一步了解到布朗宁是一个有名的玩弄女性的家伙，为了那些拈花惹草的事，丹娜不知道和布朗宁吵过多少次。综合考察更使警探将疑点集中到布朗宁身上了。

他当时在发案现场的行为表现也值得怀疑：在警探们检查了他妻子遍体时，他没有任何焦虑不安关切的情绪。后来他声称早就看见了妻子身上的尸斑，断定她已经死了。（尸斑是由于人死后血液循环停止，血液渐渐沉积到身体的最下部所形成的。）但是据医生佩思所说，当她在中午12：血检查尸体时，尸斑并没有出现。当布朗宁从科罗拉多回来的时候，他吞吞吐吐地解释他当时所谓的尸斑是指一种由于血液缺氧导致皮肤里的蓝色消褪的青紫症。

1968年1月22日，警探迈克尔·玻意尔向布朗宁出示搜查证搜查了他的住所。在发生谋杀的当天紧锁的壁橱里，迈克尔·玻塞尔发现了一本有关沃尔特的手册，一个别致的带有圈套的弹夹，一个厂家制造的枪靶，这些东西的编号都为188274o同时迈克尔·玻塞尔还发现了两箱牌子为吉科口径为0.28的子弹。一箱是满满的，另一箱少了四颗子弹，而打死丹挪·布朗宁刚好用的是四颗子弹。

纽约沃尔特枪的进口商透露，编号为188274的枪支被水运到芝加哥商店。芝加哥商品售货记录表明，编号为188274的枪支由詹姆斯·胡克买走，詹姆斯·胡克是布朗宁的朋友。胡克承认在谋杀发生的一年前他将他那支编号为188274的枪支作为迟到的生日礼物送给了布朗宁。

发现自己渐渐露了马脚，布朗宁开始恼羞成怒，反咬一口。他原先特意申明家里没有丢失任何东西，“但现在他声称有强盗入室偷走了沃尔特枪并打死了他的妻子。如此出尔反尔，反倒欲盖弥彰，警探们起诉布朗宁为凶手。

时间上的不吻合

在庭审过程中，起诉人将布朗宁的每一个细节都讲得非常精确细致，但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布朗宁的作案时间。是的，布朗宁去接他的孩子然后驱车去马克森·布朗家，但是正是在此之前他鬼鬼祟祟潜入家中杀死了妻子。据托儿所的教师乔伊斯·凯丽证实，布朗宁平时接孩子都是不慌不忙，漫不经心的，那天他接孩子时是冲着进来的，一副慌慌张张、气喘嘘嘘的样子，时间大约是上午11：45到11：50之间。这比布朗宁自己所声称的接孩子时间晚了十来分钟。

但是布朗宁有足够的时间去作案仍是一个假设。警探玻意尔在法庭向大家描述了他和另外一个警官所作的一系列侦察实验的结果。他们按照布朗宁提供的线索驱车做实验，2．8英里的路程最少要花六分钟，最多要花十二分钟。起诉人因此分析：据邻居的证词，案发大约在上午10：36分左右，据托儿所的老师证词，他是在上午11：45到11：50之间接的儿子，这说明在接孩子与案发之间有一段空档时间足以让布朗宁作完案后去接他。布朗宁则借那段正在接自己儿子的时间造成不在现场的假象。为了戳穿布朗宁不在现场的假象，起诉人拿出了枪支方面的证据，而终于使布朗宁被绳之以法。1968年5月28日，布朗宁被控告为杀人犯而被判处20年到30年的监禁。

仅凭五百美元的现金支票布朗宁就被释放了。他不服判决而申诉直到1971年。很快，法律上的申诉期满而入狱的日子日益临近，他开始逃离美国。经过跨越两大洲小凉不定的短程旅行之后，他选择了乌干达作为庇护的地方，偶尔还担任乌干达总统艾迪·阿明的私人医生。后来阿明决定将他驱逐出境，1983年10月他被逮捕引渡回美国。

结论

1990年8月，布朗宁因健康原因假释。一个月后，年满64岁的他死于脑瘤和心脏病。直到最后，他还在力陈自己无罪。抛开那些否认事实的荒诞声明不谈，单就起诉方提出的枪支方面的证据他也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约瑟夫·克里斯

时间：1980年

地点：纽约州，布法罗和纽约城

意义：许多杀人犯通常都有类似动物的习性，他们找到一种破坏方法之后，只会重复使用。这里的案例所示的杀人犯，不同寻常地用了至少四种武器达到他不甘罢休的目的。

1980年秋天，两个相互独立但同样残忍的杀人案震惊了纽约。第一个案子发生在9月22日，一个名叫格伦那林、14岁的非商美国人被枪击杀害于布法罗的超市外面。第二天，又有两个黑人被枪击倒。9月24日，第四个受害者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被枪击致死。所有凶杀案都有可能是一个“不名身份的白人青年”所为，作案时，他用一个纸袋装着枪支。这个纸袋至少有两个作用：除了隐藏枪支外，还携带用过的废子弹头和弹壳。这表明，这些凶杀不是随意的暴力行为而绝对是有预谋的。尽管凶手用尽心计，但最后一次作案时却犯了大错。由于不熟悉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地理环境，在他试图逃脱追捕时，他丢了一枚弹壳。正是由于这一小小失误，他被市法罗的媒体重头报道，称为“口径0．22的手枪杀手”，至此他的凶杀手段被彻底曝光。

两周之后，连续几个晚上，两个黑人计程车司机被杀害后扔在一片森林里。其中一个是被螺丝刀猛击后脑壳致死的，所用的力量相当之大；另一个是用方头锤砸死的。两个人的胸骨都多次被锐器刺伤，令人发指的是，凶手丧心病狂不甘罢休，他们俩的心脏都被凶手用刀子剜了出来。

剜出被害人的心脏，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凶手似乎干得很顺利，再加上罕见的大胆，因为只有极少数的连环杀手会冒险如此接近受害者作生死搏斗。正是因为这些，导致检察官认为他们要找到的那个人，肯定有狩猎的经验。奇怪的是，这个凶手好像突然失去了杀人的兴趣，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案子。但接踵而来的是凶手的又一次令人震惊的凶杀。

血浴

12月22日，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曼哈顿市中心，几个时辰之内就有五个黑人和一个西班牙人在街上被一个人跑上来用凶器制倒。其中四人死亡，二个受重伤。在一阵阵凄惨的呼救声后，这个被人称做“中心城市剁碎机”的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刚开始，没有谁将这个凶手与早先专门伤人肢体的凶手联系在一起。直到纽约的法医迈克尔·波顿将曼哈顿案子受害者的照片同布法罗受害者的照片相比较，发现这些受害者的身体特征极其相似，都是身体瘦小带胡须的。好象是为了加强他的信念，这个“剁碎机”又重新港人布法罗城，用另外一把令人胆寒的刀子狂暴地杀死两个黑人，杀伤一些人后逍遥逃走了。但是案子的线索仍不明朗，纸袋作为装子弹及弹壳的容器证据仍不足。从第一次杀人案中发现的不下五个弹壳，再加上那些致人死命的子弹都被送到华盛顿特区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作分析。他们以此认定有5种枪支可以发射这些子弹——其中包括四种手枪和一种来复论。

为了识别凶手使用的枪支，他们必须研究枪的控针留下的痕迹。当枪发射子弹时，撞针就会撞击子弹的局部，并在弹壳上留下明显的独一无二的痕迹。从5种枪制造者那里得到了控针痕迹的数据说明之后，ffo的专家很快排除了其中多支枪作为凶手使用的枪支的可能，那么剩下的一种手枪，一种来复枪，就是凶手使用的枪支。它们都是由康涅狄格索斯波特的斯特姆·各报枪弹公司制造的。从公司的规格清单上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凶手使用的武器是口径为0．22的来复枪。因为没有目击者发现抢手带着一支来复论——因此专家推测那支枪是被藏在棕色纸袋里，而且只有一种可能：来复枪的枪管被锯掉了。

美国大兵被捕

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在第二年的一月份，侦查工作突然有了奇迹般的进展。在佐治亚的本宁堡有一个被征入伍的士兵由于乱砍一个黑人美国兵被逮捕。这位士兵，名叫约瑟夫·克里斯，25岁，试图用刮胡刀割掉自己的生殖器而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他向护土吹嘘自己杀了布法罗和纽约城的黑人。搜查克里斯的物品时，发现了大量口径为0．22的子弹，但是与案情紧密相关的是发现了他是在亚正月万日应征入伍——这与一系列凶杀案停止的时间是吻合的。自从12月19日他开始作假，在12／22日曼哈顿的凶杀案发生之前的某一天，一张汽车票将他带到了曼哈顿。，克里斯和他的母亲和姐姐一起住在布法罗。警官从地下室里发现了一颗没打出火的子弹，弹头和弹壳还没有分离。在弹壳上留有撞针的痕迹。这个弹壳和在发案现场找到的弹药筒完全匹配。正如当时检察官们所推测的，克里斯是一个狂热的狩猎者。在布法罗西南部四十英里的地方有他们家狩猎时住的房子。警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优质的枪支库：成箱的口径为0．22的子弹，克里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各式各样的收藏枪支，还有一支锯掉枪管的0．22的来复枪。但遗憾的是，在另一柱同样发人深省的遭受责难的案子里凶手使用的枪支没有在那里找到，而且一直没有找到。在审讯克里斯的磁带录像上，当时还不知道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暴露了一些只有凶手才有可能知道的杀人细节。他对于自己残酷暴行的动机惟一的解释就是：“有某种东西占据了我的头脑……有某件事我必须去做。”

克里斯被判终身监禁。他最终也没有被指控为杀害那两个司机的凶手，因为起诉人害怕牵涉此案，可能会增加陪审团作出被告精神失常裁决的机会，同时可能在日后无罪释放。

结论

不论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约瑟夫·克里斯肯定是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杀人凶手之一。他的案例奠定了现代庭审中可靠的物证的重要地位。两个杀人现场的目击者特别强调克里斯不是一个持枪杀人的歹徒，这大多被人淡忘了。他们的证词被起诉人收集的绝对有份量的证据淹没了。

詹姆斯·米歇尔

时间：1991年

地点：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意义：法庭声学及计算机合成的有关犯罪现场及犯罪过程的生动图像等也可以作为弹道专家寻找证据的另一个向度或途径。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阿蒂·米歇尔和吉姆·米歇尔兄弟俩在日益爆炸的加利福尼亚色情文学市场业务量巨大，占有霸主地位。到了1991年，他们大量生产低预算、高利润的三级片，达到了事业的颠峰。其后他们利用高额利润作为资本投资在旧金山开了一个脱衣舞酒吧，生意相当兴隆，十分成功。在兄弟俩四十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挥霍了上百万的金钱，沉醉于酒和毒品，过着奢华的日子。特别是阿蒂，更是到了荒淫无度的地步。

从来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生意头脑，但是据他们自己所描述，他们的合作方式相当奇怪，至少可以这样说。他们极其卖力地销售货物，但是每隔一段时间他们要大吵一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调解的余地，只有生意上的发号施令和企图用强制手段为自己争得一份利益的勾心斗角。两年之后，兄弟俩中更年长聚财更多的那个吉姆，几乎采取一种近于合伙人的态度，完全没有了手足之情。在1991年2月旧金山一个寒冷潮湿的晚上，两个人进行了最后一次争吵。

27日晚上10：15，阿蒂的女友茉莉·巴乔向911台报警，要求警察马上赶到阿蒂·米歇尔的屋子，那里正出现枪击。电话被录音，在背景里仍可听见枪声。警察们赶到了阿蒂·米歇尔的屋子，发现吉姆正在屋外走来走去，明显地一幅恍恍惚惚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带着一支口径为0．22的手枪，肩膀上挎着的手枪皮套里还装着一支口径为0．38由史密斯和威森制造的那种枪。在卧室里，发现阿蒂腹部、右胳膊、右眼睛都中弹，已经死了。在那里，警探总共发现了八个口径为0．22的弹壳。吉姆供认不讳，他在争论中情急之下向阿蒂开了枪。——但是专家们在这点上很明确，这桩案子谋杀的成份大于非故意杀人。吉姆被判一级谋杀。上诉人将案子的证据建立在911台的录有枪声的电话录音上。依据此，很清楚地证明吉姆·米歇尔有很明显的意图想谋害阿蒂的性命。为了支持这一证据，他们请来了佛罗里达法庭声学专家哈里·霍林作证。他声明自己对那盘电话录音带作了研究，试图隔离分辨每一次枪击。这里面的工作还包括尽可能地复制房间里发生枪击的过程。奇怪的是，霍林在自己的屋子里找了一个房间作实验，这令抱着怀疑态度的辩护方很难接受。

致命的间隔

霍林很顺利地自制了各种枪击实验的谱图并且将这些谱图与录音带的声音相比照。他总结说第一声枪响被录到磁带上的时候是在55秒；第二枪被录在10秒钟的时候，第三枪被录是在25．5秒的时候；第四枪被录是在54秒的时候；第五枪被录是在55．9秒的时候。可以看出，在第三枪与第四枪有半分钟的间隔，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它充分说明了米歇尔等了一段时间，然后从容不迫地击倒已受伤的兄弟。如果真是这样，这的确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谋杀与非故意杀人的差别之一就是动机问题：如果霍林有关录音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被告所声称的枪击是发生在头脑所想的瞬间的说法的可靠性就会削弱。

1992年1月24日，控方提供了一盘计算机合成的模拟现场枪击的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显示阿蒂走进了他的卧室，然后走到大厅，在那里他被打了两枪。之后，他走到大厅过道，脑袋被打了最后一枪。在蓝色背景下用红色的类似激光的线表示枪击。这盘录像带不仅重建了犯罪现场，而且显示了所发射的枪的先后顺序。很显然，这种做法进入了侦查假说的领域。在苛刻的辩方反对下，这盘录像带作了些修改，使其纯现实的成份减少只是作为一种现实的模拟而充当证据。

亚里桑那的犯罪学专家路斯恩·哈格主要从事犯罪现场的重建。他也曾经鼓励制作犯罪现场重建的录像带，并且解释结论所蕴涵的方法论的东西。他标示出子弹穿过各个房间里的路径及角度。具体做法是当子弹穿过房门时，他就走到与录像带上标识的相同的门外测量子弹可能发生转向的程度。经过仔细的检查，哈格声明那盘录像带有关现场的模拟只是一种主观的解释，对犯罪现场那么多颗子弹作考查必定要考虑成千上万的结果。此观点给辩方犯罪现场专家查尔斯·莫顿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天性谨慎，莫顿感到犯罪现场的重建是一片侦查的沼泽地。他争辩说犯罪学专家的任务是以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分析有用的物证，得出结论送到法庭，而不是漫无边际地分析。此后的一切则要取决于陪审团的态度了。1992年2月18日，吉姆·米歇尔以非故意谋杀罪，被判处六年的监禁。

结论

围绕计算机合成重建犯罪现场的争论是木可能消除的。如果这种现场的模拟被接受，它的客观性也仍然是有争议的。

　　　

文件检验

对有争议的文件进行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解决两类问题。第一类主要解决笔迹的来源问题——是谁留下这种笔迹，留下这种笔迹的人独特的书写习惯是什么（对有争议的证明文件的分析与笔迹研究学无关，笔迹研究学主要是研究书写习惯与人的个性之间的关系。）；第二类主要是处理一些实际存在的文件，但是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进一步确定它的真实性。

一般说来，大家都注意到了我们的书写是极不规则的，常常是一天一个样。这里面包括许多的因素——情绪、书写体位以及健康状况等等，这些都能影响我们在纸上用笔书写的方式。但是一个老练的观察者，却可以透过麦面上的木规律看出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书写方式，想要伪造笔迹是很难做到的。从书写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纸上的书写从头到尾基本是一致的，或者从写字母的角度来看，我们也都有自己固定的方式，比如写字母g和h的时候，我们是习惯带环形花样还是不带，都因人而异。要制作大量的样本，花大量的时间，笔迹检验才能给出令人信服可靠的意见。

随着打字机的发明，特别是最近计算机印刷的问世，现代笔迹检查专家必须精通印刷技术的历史。比如说，有人拿出一份自称写于1912年的文件却是用某型号打字机打出来的，而我们知道直到1938年这款打字机才问世，这说明那份文件值得怀疑。因为打印的装置随着年月必定产生一些极易辨认的特征，如机器本身的磨损、字母的损坏等等。所以，另一台机器有着同样特征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这也使得印刷文件的真伪检验有了可能。

另外一些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墨水和纸张。墨水样品可用薄层色谱法来分析，为了鉴别墨水，酒精、烟草、武器装备总局收集了三千多种墨水的色谱图供参考。为了避免在检验过程中出现不精确，总局建议生产厂家每年改变墨水中的微量染料。美国另外的一个机构特工处，与国际墨水图书馆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图书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瑞士苏黎士州的警察署开办的。里面包括六千多种墨水的化学成份及其他信息，如准确标示的日期等等。

检验一份文件是否被更改通常可能用的方法是使用静电检测仪（ESDA）检验。文件被放置在加电金属网的上面，一层塑料薄膜紧贴文件。当文件和薄膜被紧紧吸附到网上的时候，使用影印机的色粉和细微的玻璃粉粒的混合物，然后色粉混合物就粘附到任何有静电的部分。当原件被撤去的时候，所有薄膜＊相应的地方就会显示出影像。由此，把嫌疑原件的每一页和每幅影像进行比对，就可以断定原件是否被改动过的。

虽然对有争议的证明文件分析起初只运用于侦查诈骗案件．但是现在它却在刑事侦查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谋杀案侦查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约翰·马格鲁森

时间：1922年

地点：威斯康星，马什菲尔德

意义：仅仅从一些被炸弹炸毁的纸张碎片，侦查人员就可以一点点搜集证据抓到真正的爆炸凶手。

一个邮包被寄到詹姆士·查普曼在马什菲尔德的家里。詹姆上·查普曼是威斯康星中部伍德县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邮包寄到的时间是1922年12月27日，并不是他们希望收到的迟来的圣诞节礼物。他的妻子克莱门婷·查普曼，着急地撕开邮包，这时邮包突然爆炸炸到她的脸上，她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她的丈夫也受了重伤。

炸弹很令人奇怪，许多致命的火光向外辐射，因此发生爆震，而留下的机械部分却完好无缺。这个致人于死命的诡计按照设计者的意图顺利地进行，但是它却在无意中暴露了目标一一邮包上纸的碎片依然存在，在这些碎片上依然可以隐隐约约看出书写的地址。这些东西被送到了威斯康星密尔沃基文捡的顶尖专家约翰·蒂尔那里。

邮政编码告诉侦查人员这个致人于死命的邮包是从托瓦尔·莫恩的邮箱里寄出的。住在马什菲尔德5道街的托瓦尔·莫恩却一口否认，他完全不知道这个邮包，肯定有人把邮包扔在他邮箱里，因为他家地处公共高速公路。经过仔细搜查取证，排除了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

与此同时，蒂尔不辞辛苦地重拼那些邮包上纸的碎片。上面有“J．A．ChaPman，R．1，Marsfilld，[sic]WiS”的字样。仅仅通过这些字，他难以解开其中之谜，弄清杀人凶手的特征。字写得极不熟练，开始猜测这可能是某个人故意伪装笔迹。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所写字的间隔、倾斜度、排列及用力程度，他确定此人极力认真地书写，以达到本人的最好水平。因为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平都较高，拼错一个镇的名字无疑表明这个人较信赖自己的发育而轻视正规的教育。靠发音来拼写，蒂尔感到写地址的人是一个外国人，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瑞典人。

经过排查，发现这个社区只有一个瑞典人约翰·马格鲁森，他的住处离莫恩的邮箱不到2公里的路程。这个M岁的农场主痛恨查普曼已不是什么秘密。因为社区打算修一个排水场，这样就将马格鲁森的土地人为分为两半，由此两个人进行一场冷战。挖泥机被炸毁了，查普曼的粮仓也烧掉了。这桩桩件件的事情都使彼此的积怨不断加深。

笔迹取样

12月30日，警察参观了马格鲁森的农场。在粮仓里，他们发现了一些木屑，与制造炸药用过的极为相似。同一天，马格鲁森被逮捕，被指控一级谋杀。马格鲁森没有意识到爆炸并没有彻底破坏包邮件的纸张，他心安理得地提供了自己的笔迹。稍微看一下，就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尽管他把Marshfield拼作MaISfild，而致命邮包上拼写为Maxsfilld。

蒂尔认定凶手使用的是普通的滑尖自来水笔，用的是一种非正规的墨水，大部分是卡特化学黑墨水，稍微掺一些圣福特法定蓝黑墨水。D调的工作人员检查马格鲁森的农场屋子时，发现他的女儿手里正有一支自来水笔，笔尖与蒂尔描述的特征一样。她说她自己常用圣福特牌墨水，但是她把她的墨水瓶供给了同学，瓶里的墨水用完的时候，同学帮她灌满了卡特牌墨水的混合物，其成分及比例与蒂尔在致命邮包上发现的墨水特征是一致的。

为了支持蒂尔的发现，起诉人找了一大群令人敬畏的笔迹鉴定方面的资深专家，由资历最深的纽约的阿尔伯特·奥斯博领队。阿尔伯特·奥斯博与芝加哥的杰福代斯·伍兹合作。他们都一致确认致命邮包上的地址是马格鲁森写的。奥斯博发现二者至少有十四处在细微处是极相同的。他总结的时候说：“这绝对不是巧合，两个人在文件上的笔迹不可能有如此相同的特征及在特别之处的雷同”。

斯特隆伯格给大家上了一堂语言学方面生动有趣的课程。斯特隆伯格是明尼苏达大学瑞典语言的教授。在解释瑞典语中的双元音时他指出瑞典母语中不出现上这样的双元音，因此。h常常被读作Mars而且也拼写为Mars。“特别是受过很少教育的瑞典人会这样拼写”。同样，ie或i在瑞典母语中也不出现，这使得一些无知的移民常常将fieki拼写为filld或fild。这种人也容易将Medeki读作Marefilld，拼写也同样如此。

还有另外一个事实也证实对马格鲁森的控告。阿瑟·克哈勒，木料方面的专家，他后来在林德伯绑架案中工作出色，名声大噪。（见布鲁诺·霍特曼一案）在炸弹里使用过的白榆木屑在马格鲁森工房的木屑里找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冶金学家大卫·法尔伯格描述了他将炸弹触发器里的金属与马格鲁森工厂的钢材样品相比照所作的实验。他说，两块待检的金属被仔细比较并进行腐蚀的化学过程试验。四个独立的实验都是用金刚砂打磨金属后使用化学物品的，在显微镜下观察被放大一百倍的两块金属…。它们具有相同的特征。1923年3月对日，马格鲁森被判有罪。两年后，威斯康星最高法院宣布拒绝赦免被告。

结论

在最后的申诉中，马格鲁森的律师查尔斯·布里艾尔，对那些检查被炸弹炸毁碎纸片的“所谓专家”进行了猛烈攻击。他嘲笑道：“这帮人中有一半是为了享受威斯康星州的津贴……

这些人惟一的追求就是万能的美元。”到了今天，在法庭上对资深专家证人的相同的抱怨之声仍不绝于耳。

阿瑟佩里

时间：1937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此案包括如此多的因素，以致于它后来成为美国侦查学的经典案例。

1937年7月2日的清晨，在南昆斯的牙买加地区的一块空地上发现了一具被打得不成形的青年女尸。在尸体旁边，一个小女婴躺着在哭，但没有受到伤害。凶器是一块沾着血迹的混凝土，是在5英尺以外的地方找到的。一个电熨斗和一只男人左脚的鞋浸在血泊里。那只鞋的鞋底还有一个洞。

最初的现场勘查认为，这个女人是一位想走捷径，穿过废弃火车隧道时遭到意外袭击，并被抛尸的受害者。果真如此的话，当她企图跑开时，带在身边的婴儿是如何避免这一劫难的呢？侦查人员马上断定，杀死这个女人的凶手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某一个她认识并且让她信赖的人。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妇女站了出来，她说认识那个婴儿，也能确认受害者是最近刚搬走的一个邻居，20岁，名叫菲琳·佩里。

医学检查确定死亡时间不会迟于清晨2：30。在那之前的将近七个小时的时间她在哪里呢？进一步的线索是由当地垃圾场的守夜人提供的。前一天晚上1010时，他听到凄厉的求救声，他打电话到警察署。但是两个夜晚巡逻的警察对他所说的情况并不在意，因为他当时正处于醉酒状态。他们离开了，没有作任何的检查。

当搬动尸体时，发现了一大扎带有血迹的纸。奇怪的是，很少有凶手主动留下这么多线索。这一大扎纸上暴露的线索，警察们都记录在案，它们包括：

l．信封上的邮戳是1937．2．1，特伦顿，寄信的地址是牙买加108－110153号大街尤利西斯·帕姆先生。里面有一封信称呼是“亲爱的儿子，”署名是‘称的妈妈，玛里·帕拉姆。”

2．另一封信的称呼是尤利西斯·帕姆先生

3、一便上邮资的明信片寄给尤利西斯·帕姆，署名是“您的侄女艾拉·梅·帕拉姆”。

4、一页纸上写的称呼是“亲爱的会员”，署名是“阿西塔姆”。

5一份电费帐单上有帕姆的名字和地址。

6三张照片：的一个男人站在车前面；b）同一个男人以船为背景的画像，签名为斯内瓦索·沃克；C）一个女人的照片。

7，教堂的收据簿，包括姓名和捐赠的数量，收据签名为“威尔德”。

8．带血的竟有条，大约长3英寸，定半英寸。两个嫌疑犯

当侦查人员来到帕姆的住所时，他们了解到，菲琳·佩里和她的丈夫阿瑟，一个22岁的建筑工人，住在楼上。他们在帕姆的房间里发现的东西使他们疑惑不解——那只在犯罪现场没有发现的另外一只左脚的黑色鞋子和一件蓝色衬衣，那件衬衣被撕掉了一个大口子，撕下的布条正是在尸体底下发现的。

帕姆和佩里都被带去审问。帕姆是巴普蒂斯特教堂的机事，他明显就是在犯罪现场被发现的照片上的那个男子。当侦查人员向他滔滔不绝地讲起在尸体下面找到的所有有关凶杀线索的条目时，他好像真正地被弄糊涂了。他毫不迟疑地承认列举的这些条目中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他的，包括那件带血的衬衣，但是他说他真是十二万分惊奇，这些东西是怎么跑到犯罪现场的。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他却一点也不让步，那只鞋子是佩里的，那是他在以前某个时候给佩里的。

走过正门厅席，佩里在讲述那天晚上的事情。他告诉侦查人员，在普拉扎剧院玩过宾果游戏之后，他碰到了菲琳。她哭着向他说，那天早上帕姆试图闯进她的房间，她还收到帕姆写给她的一封下流恐吓信，他还威胁如果她把这封信给丈夫看，就是在找死。佩里对着这个好色的教会执事咆哮不止。他和帕姆大吵了一场。帕姆绝对否认这些控告和那封信，他要求佩里带他的妻子来亲自把这件事说清楚。佩里说他离开的时间是晚上9：50，然后他去菲琳姐姐的房间里打电话，发现妻子根本不在那里。

聚精会神地听着的侦探将椅子转来转去，他们在苦思冥想。是佩里犯了一个错误，还是他在撒谎。他们知道帕姆除了担任教会执事还是一个商店的出纳。那天晚上，也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他的雇主要他工作晚一点以便对存货盘点。帕姆和其他几个雇员一起工作直到晚上ic：10才离开在弗拉兴的商店。他坐电车回家，路上大概要花1个小时。而谋杀的时间，几乎可以确定就在晚上10：10。尤利西斯一B姆的确不在作案现场，他没有作案时间。关于这一点佩里没有什么可说的。普拉扎剧院的一个引座员声称她看见佩里晚上1小10离开剧院，身边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陷害

帕姆承认他同佩里吵过，但他说那是在晚上11：10。当然，那个时候也可能是真的吵了一场，但侦查人员始终抱怀疑态度。本能告诉他们佩里杀死了他的妻子，而企图嫁祸于邻居。如果想给佩里定罪的话，仅仅怀疑是不够的，必须找到证据。于是侦查人员回到了纽约的侦查技术实验室。

侦查人员之一，爱德华·法加，从佩里的衣服上打开了缺口。审讯时，房间里很热，法加注意到佩里将他的衬衣的袖子卷到了胳膊上，他命令佩里把袖子放下来。在右边的袖子上有一个小小的血点。佩里的袜子上的洞补了一个补丁，看得出这个补了上有血浸过的小斑块。这个补丁的位置和从尸体旁边发现的鞋子上的洞很相符。同样这只袜子也带有一些泥土的微小的印迹，哈里·施瓦兹在犯罪现场找到了同样的泥土。

事情有了进展。被撕坏的蓝色衬衣的放大照片，清楚地显示衣服上的斯口是用刀或剪刀弄破然后用手撕开的，很明显是想伪装成是在现场搏斗时被撕坏的。

确凿的证据是来自那封恐吓信。侦查专家约翰·史蒂文生将帕姆和佩里的笔迹取样来做比较。通过专门的技术鉴定完全排除了是帕姆写的。他不能同意佩里的说法。两个顶尖的笔迹方面的专家，埃尔布里基·斯泰和阿尔伯特·奥斯博，被请求发表意见。他们的结论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一致的：帕姆绝对无罪，信是佩里写的。在他们的报告中每个人都强调最显著的特征是字母11和b的写法，这在两封恐吓信和佩里的取样中都有显示。虽然在恐吓信的书写中企图伪装字迹，但是在搜查佩里房间时发现了与写给菲琳的恐吓信相同的纸张——一它们在尺寸、厚度、重量、质量、构造方面都一模一样。佩里被指控为一级谋杀。

佩里计划得非常周全。早在六月份，他就从帕姆的房间里偷来照片，在6月20日，他邮出恐吓信，这是为了计划下一步同那个无辜的执事大吵一顿。当佩里同帕姆争吵大放厥词时，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四个小时了。正是用他们俩争吵作掩护，佩里偷走了帕姆的教堂募捐的收据簿。尔后，他回到犯罪现场，将这个可以进一步证明帕姆有罪的证据放在尸体旁边。1937年12月，通过五天的庭审，佩里被判处死刑。在庭审时，佩里在很多细节上翻供。一年之后重审，他再次被定罪。1939年8月3日，佩里还在为自己的无事辩解，但是最终还是执行了死刑。

结论

这个案子的可能结果，永远值得我们考虑。假如帕姆那天晚上不是碰巧工作到那么晚，证明他绝对没有作案时间，假如凶杀案不牵涉到亲密关系，即不是丈夫佩里所杀，要找其他罪犯简直是大海捞针，自然要找与现场牵涉最多的帕姆；假如没有侦查科学的技术，永远只是怀疑而找不到佩里的确凿证据，最后我们可以想象——帕姆最适合代佩里坐到电椅上作替死鬼了。

希特勒日记

时间：1981年

地点：西德，汉堡

意义：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出版方面的诈骗案，它一度合理合法，直到科学分析使之真相大白。

1981年2月18日早晨，五个人—一他们发誓要保守秘密——聚集在马恩弗雷德·费希尔的办公室，为首的是德国出版界的巨头格鲁勒和杰尔，他们办了许多杂志，其中包括销路最好的杂志斯特思。费希尔旁边，还有另外二个公司的高级职员和一个报刊新闻记者杰丹·黑德曼。促成他们到桌面上谈判的原因是三本日记，用黑线系着，每本厚约半公分。里面的文字几乎是用一种难以辨认的日耳曼谱写成的。他们正在围绕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记进行着本世纪出版界最大的一次神秘交易。

是黑德曼找到这些日记的，但是他对于日记的来源却守口如瓶。他只是说它们来自于一个专门收集纳粹党值得纪念或记录的一些了不起的东西，他的兄弟是东德的一个陆军上将。谈到结束的时候，没有咨询一个文件证明方面的专家、科学家或历史学家，费希尔答应他的公司将以每卷8．5万马克的价格买下希特勒日记中的对卷，再加二十万马克，买下到今天为止真实性都不容质疑的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第三卷。以1981的外汇兑换利率来计算，这次交易投资大约合计3万美元。

只是到了后来，格鲁勒和杰尔才提议鉴定。他们所选择的专家没有一个是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在鉴定方面混乱和失败中，他们好像也不应该受到责难。马克思·弗里萨尔泽，原来是苏黎士警察署侦探部门的领导，而且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细菌方面的专家。他被指定鉴定比较日记的手稿与希特勒真迹。（不幸的是，那几个希特勒真迹取样原来就出自于日记本身，因此所谓“真迹”本身也是待鉴定的！）所以他答应他们将文件送到奥德韦·希顿那里去检验，奥德韦·希顿的专家身份是不会引起争议的，他是来自加迪纳南部的兰德鲁姆的文件证明专家，是第一流的专家。格鲁勒和杰尔深知，如果希特勒日记要在他们手中被鉴定为真，那么希特勒日记在美国将大大提高拍卖价格。

尽管如此，格鲁勒和杰尔在选择上仍有失误。希顿根本不懂日耳曼语，因此他只能作一些考察工作。弗里萨尔泽，他没有注意所谓的希特勒“真人手迹”实际上也来源于日记本身。由于有这些不利因素，他鉴定那几本希特勒日记为真也是可以原谅的。

通过两个月精心的研究，弗里萨尔泽博士同意：“这些日记和那些取样的‘手迹’勿庸置疑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所写”。接着来自莱茵兰德嘈拉兹警察署的一个笔迹研究专家作了进一步的肯定：“至少那三本日记几乎百分之百地可以确定为真的。”百万富翁的生活方式

专家们的结论正是格鲁勒和杰尔想听到的。塞满现金的手提箱一箱箱地被送到黑德曼那里。非常奇怪的是，斯特恩杂志社里没有一个人将黑德曼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与这种交易联系在一起。他开始购买囤积小汽车，他的实际资产可以称得上是大款水平。

出版日记的日期日益临近，格鲁勒和杰尔开始在美国和英国放风造声势。在美国就有《新闻周刊》和矮脚鸡公司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跨越大西洋，大众传播方面的大亨鲁帕特·默多克决定买下日记的世界版权。1983年4月9日，他出价300万美元，当他与《新闻周刊》竞相报价最后以375万美元的价格竞买成功的时候引来了一阵阵喝彩。

在那个月初，默多克让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修·特里沃托帕乘飞机到苏黎士去检验这些日记文本。这真是一个绝招。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况，特里沃·托帕在这方面的声誉是世界性的和无以伦比的。他后来承认他被摆在那里的那么多待鉴定的文件吓倒了。格鲁勒和杰尔都一再坚持有三个笔迹研究方面的专家都声明那三本日记是真的。三人一组的专门人员负责回答特里沃·托帕提出的不计其数的有关与历史不符的种种问题。最后，由于国际财团投资太大，不容易失败，特里沃·托帕声明自己非常满意这些日记是真的，他准备写一篇文章登到默多克所拥有的伦敦《星期天时光》上面以促成书的出版。

早在特里沃·托帕的文章发表之前，西德警察署的侦查科学家就知道了这些日记是一个恶作剧。经过格鲁勒和杰尔的同意，他们在1983年3月28日开始了研究工作。路易斯·韦勒博士提出了他的科研小组作出的一个初步报告。他们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笔迹上，他们承认它们已经是真的，他们把研究放在这些日记所用的纸张上面，看它们是否也能证明是真的。韦勒斯定：他检查了这些日记的九个文本，至少发现有六个文本是伪造的。在紫外线照射之下，这六个文本所用的纸张里面都有一种物质叫漂白剂，他最近才知道这种漂白纸张的物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使用。他在等待第二个研究成果，第二个研究成果出来是几周以后了。

恶作剧

1983年5月6日，德国政府科学家们宣称这些日记是伪造的，伪造诈骗中最粗制滥造的那一种。这些纸张——质量十分低劣，由松柏类植物木材、草和各种树和植物的叶子制造，它们都用一种漂白剂漂白过，这种东西直到1954年才开始使用。书的封皮也被漂白过，系在看起来很正式的封绒上的线是由粘胶和聚脂制造的，这两种物质都是现代的化工产品。手稿用四种墨水写成，没有一种是在战争期间被广泛使用过的。通过测量墨水中氯化物的蒸发，科学家鉴定这本写于1943年的日记实际刚问世不到十二个月。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紧跟在特里沃·托相自认为充满智慧的文章之后。他慌慌忙忙想阻止这篇文章1983年4月正式的公开发表，但是他没来得及。有关这场恶作剧，新闻方面作了披露，格鲁勒和杰尔寻找替罪羊，他们把这一切算到了黑德曼的头上。黑德曼面临着双重灾难——不仅仅是他被骗了，而且失去了百万马克。原来他几乎是这些日记来源的化身，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银行帐户膨胀的兴奋当中。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他最后吐露了日记的来源。

日记来源于一个富有的收藏家，45岁的肯拉德·库贾，是一个海军上士。1963年，他将自己值得怀疑的天份转向世界上的伪造业，从伪造午宴的付帐凭单开始，他又去伪造油画和纳粹党值得纪念的东西，最后他伪造了希特勒日记。1985年7月8日，黑德曼被指控滥用雇主的金钱，被判四年零八个月的监禁。他那时候的合作者库贾，也被判四年八个月。法官把斯特恩杂志不考虑后果的鲁莽比做使这场恶作剧得逞的帮凶。

结论

纵观整个案子，诈骗、版税、多种费用、失去广告客户和多方面的委托事宜，希特勒日记估计至少花去了斯特恩杂志200多万马克（合计40万美元），至于在事业、荣誉和人格上的屈辱方面的损失则无法估量。

格雷厄姆巴克豪斯

时间：1984年

地点：英国，霍顿

意义：这个案例提供一个范例，它表明侦查原则的互相依赖可以帮助解决许多案子。

英国西部乡村盘山公路一带。格雷厄姆·巴克豪斯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在霍顿一个小山村里开始经营农场。他从前是一个成功的理发师，巴克豪斯的气质和天资好像很不适合预期的农村生活。这很快得到证明，两年来农作物收获无几。他的银行透支螺旋式上升令人惊奇，竟高达7万英镑（合计十万美元），这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可是却遭到他邻居的轻视。他们把这个威登霍尔农场主看作是傲慢自大的外来户，这个已有44岁的已婚男子厚颜粗俗走马灯似地和数不清的妇女有暧昧关系也丝毫不能让他们有好感。但终于有了第一个信号，好像表明这个村庄的人实际上是嫉妒他的艳福。这事发生在1984年3月30日巴克豪斯的一个农场工人工作回来，发现有一只羊的头被刺穿挑在栅栏上。贴在上面的纸条上威胁地写着，“你就是下一个”。

巴克豪斯咆哮着跑到当地的警署，他详细地讲述整个村子长期以来用恶劣手段，如恐吓电话、言辞恶毒的信与他对抗。在这些电话中，有一个电话控诉他引诱这个打电话人的妹妹，警告如果不立刻中断这种关系，要小心可怕的后果。这些无头无脑的线索再加上他表达含糊不清，性情暴躁，警察只能将那些埋怨记录在案。他们希望挑在栅栏上的羊头插曲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幸的是，这种乐观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爆炸

4月9日的早晨，巴克豪斯要玛格丽特开车去城里给牲口买些药回来。无法解释的是，她的车怎么也发动不了，努力了一阵后还是于事无补，她决定开丈夫的沃尔沃车去。当她去发动汽车的时候，藏在驾驶员坐位底下的一颗炸弹爆炸了，特玛格丽特的一只腿炸掉了一半，她的身体被炸了无数个伤口。她努力地跑着，在烟幕中拼命地呼喊求救。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巴克豪斯在离得有些路程的牛舍里，收音机的音量开到了最大，他一点也没有注意他妻子撕心裂肺的呼喊。幸运的是，这个受伤的女人被校车的乘客看到后急忙送到了医院。检查爆炸现场留下的残余物，爆炸专家发现，炸弹并不复杂，但却是致命的——塞满硝化甘油炸药和猎枪子弹的一根长钢管连到了触发器上。幸运的是，大多数爆炸物如果放在驾驶员的座位下面一般都会发生向下的偏斜，造成的伤害会相对小一些。尽管这样，医生还是从玛格丽特的身上取下了上千块榴核弹的弹片。当她仍在医院与死神搏斗的时候，巴克豪斯又收到了另外一封恐吓信。

这封恐吓信送到了文本检验专家在伯明翰的侦查实验室那里。他很快意识到，试图鉴定这封信的笔迹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每封信将同样的内容来来回回重复地写多遍，目的是让人判断不出是用哪只手写的。但是当他检查到“Younext”这两个字时，他立即对其中某种东西很感兴趣。很明显地看到，纸的背面都有些微弱的印记，是因为势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的。笔记本封面上图案被印到了纸的背面。仅仅发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但是霍尔还是将这封恐吓信仔细收好，以便日后作参考之用。

与此同时，巴克豪斯被叫到警察局谈话，他明显地对那个事件耿耿于怀——断定那颗炸弹是冲着他来的。他一再重申自己没有敌人，这反而让人觉得他先前在警署的抱怨是多余的。为了使这两次谈话一致起来，巴克豪斯勉强地说出了一个邻居的名字科林·贝代尔·泰勒，他可能是出于嫉妒而干的。他们在公众是否有通过私有土地的道路权利的问题上有一个长期激烈的争论，争论触到了贝代尔·泰勒切肤之痛。因为二年前他的儿子迪格拜被车撞而丧生。为了缓和上述说法，巴克豪斯又提出一个嫌疑犯。这个人在采石场里工作，因此可以接近炸药。问到巴克豪斯为什么特别觉得他可能伤害他，他承认自己与他的妻子有过非法性行为。

为了巴克豪斯的人身安全，警察在威登霍尔农场执勤。九天之后，这种执勤任务就停止了，因为巴克豪斯非常生气地打电话给侦查部门警官彼得·伯罗克要求他将警察从农场撤走。巴克豪斯坚持他完全能保护自己。伯罗克注意到巴克豪斯手里有枪，警告他不要拿法律开玩笑。在他的请求之下，警察们撤出了。作为妥协，巴克豪斯同意在身上放一个细扣似的报警器，以便农场与当地警署直接联系。两周过后，威登霍尔农场一切平静。但是4月3日的晚上，警报响了。警察们冲到了农场，在前门口，他们发现了恐怖的杀人场面。巴克豪斯几乎站不起来了，他倒在血泊里，脸被破了多处，一例躺着。另外，有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从他的左肩膀一直斜穿他整个身体。躺在他脚旁边的是63岁的科林·贝代尔·泰勒，胸部中了二弹，他的手里摸着一把斯领刮刀。巴克豪斯报告警察，死者打电话问候玛格丽特的健康状况，突然间他变得不能自控，他哭着大声说，他是上帝派来的。贝代尔奇动承认他准备了炸药，因为巴克豪斯造成了他儿子的死。他带着斯场制刀冲进了巴克豪斯的房子，对着他的脸乱砍。巴克豪斯同这个发了疾的邻居死拼乱打一番然后逃到了大厅。“我跑到大厅过道，抓到一把枪。贝代尔·泰勒仍然跟着我，我对他大喊我手里有枪，但是他仍然朝我跑来，我开枪打了他，他向后倒时我又开了一枪。事情就是这样。”

奇怪的雕刻

联系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这好像一个相当合理的故事：斯汤刮刀上雕刻了贝代尔·泰勒boale－M名字起首字母阿，贝代尔·泰勒的神经错乱也是明显的，进一步的证明贝代尔·泰勒有罪的证据也找到了。他们在搜查贝代尔·泰勒的房间时，发现一个钢管被截了一段作汽车炸弹之用。但是他们也似乎注意到了某种东西。贝代尔·泰勒曾经是一个木匠，他工作间的工具都被很精细地刻上了字母BT，而不像斯汤刮刀上刻的字母组合图案那样粗糙。他们发现这很奇怪，至少说法上是如此。

专家仔细研究，犯罪现场最后也显得十分地可疑。乔弗里伊·鲁宾森博士是一位生物学家，他指出厨房地板上的血液形状不对。一般在残酷的生死搏斗中，血都是溅到地面还带一个有特色的尾巴。但是勘查现场时发现血滴都很规则，是圆形的。好像这些血滴都是站着一动不动的人身上滴下来的。现场其他因素好像也不对劲，从厨房到客厅没有血迹，正如巴克豪斯所说，他拼命跑是为了逃命，但是他的手上没有任何常见的自卫的伤口，那是通常当某个人试图想避开刀砍时都会留下的。

另一个疑点是由病理学家威廉·肯纳德博士提出来的。他对斯汤利刀仍在死者手里面不是掉在地板上表示了怀疑。当时只能是这样一种情形，严酷的现实使贝代尔·泰勒马上就预计到了自己的死亡，这时身体上的伤已使他不可能捏住刀了。肯纳德假设史克豪斯先开枪打了贝代尔·泰勒，然后将刀放在他的手上。

显示巴克豪斯有罪的进一步证据是鲁宾森检查寄给巴克豪斯第一封恐吓信的信封时提出来的。在信封封口抹胶水的地方，鲁宾森发现一个小的羊毛纤维。通过显微镜分析，它与巴克豪斯羊毛衫上的纤维是一致的，这很明显地说明信是他自己寄给自己的。怀疑进一步被确证，因为侦查人员在搜索威登霍尔农场时发现了抽屉里有一个笔记本，在里面有一张纸，背面的印记和在恐吓短信背面发现的印记一样。将这些印记印下来做成放大照片，发现它们完全相像。

巴克豪斯甚至在监狱里等待谋杀审判时还继续玩花招。他说服他的牢友将一封未署名的信带出监狱送到当地的报纸，信的目的就是将贝代尔·泰勒牵连到汽车爆炸案中。通过分析发现这封信就是这个等待审判的犯人所写的。他的计划产生了不良后果，而且希望也彻底地破灭了。

结论

追根溯源，巴克豪斯无朋无友的程度可见一斑。早在3月份，他把玛格丽特的人寿保险金由五万英镑加到十万英镑，又等了好几周让根本不存在的仇恨行动的谣言传播开来，然后开始策划汽车爆炸，这几乎使他的妻子丧命。当这个图谋失败的时候，他想嫁祸于人，将怀疑点从自己身上移开。于是他引诱贝代尔·泰勒到自己的房子里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杀死他。他的严重的自残伤害也只不过是为了愚弄侦查人员。但是他确实低估了令人惊奇的现代侦查科学。1985年2月18日，巴克豪斯得知他将为自己的狂傲自大付出代价——两次终身监禁。

　　　

DNA鉴定

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科学家们都致力于探索鉴定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最早在1911年，生物化学家菲奥布什·荣文发现人体细胞里有一个包含核酸的细胞核。他发现有两种类型的核酸，一种是核糖核酸（RNA），一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每个细胞核有力对由DNA组成的染色体，每一对染色体中有一条来自父亲的精子，另一条来自于母亲的卵子。在四十年代，科学家们发现DNA是构造生命的基本结构，这种物质不仅决定我们的头发和眼睛颜色中可以找到，而且在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找到。

DNA是怎样组织它的结构的呢？科学家发现存在着不同密码，而且每一个密码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惟一的。在五十年代，科学家将组成DNA的四种化学物质分离出来了，它们分别是腺嘌吟（A），鸟嘌吟（G），胞嘧啶（C），胸腺嘧啶（T）。含有这四种碱基的脱氧核劳酸分别连接成两条长链，这两条长键盘旋成规则的双螺旋结构。含有不同碱基的四种脱氧核音酸中，A永远与T相对，C与G相对，因此，DNA的密码的一部分可能会像下面的排列：

CAGTTCA

GTCAAGT

虽然DNA大的片断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身体构造和器官），但DNA小的片段会随着个体的不同而不同。通过对这些多形态的DNA的部分进行研究，科学家就可以确定一个特别的DNA片段是否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个体。

DNA已经可以从生物检材中提取出来，方法是用一种限制酶从特别的DNA的长链上切下一段。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段长链被放置在一种凝胶中，里面有高压电流通过。较短的链比较长的链移动得快，很快这些长链就按照大小排列成一排。用一种尼龙薄膜将它们从凝胶中取出来。放置之后，用一个放射性探针去处理薄膜，用探针紧贴那些多形态的DNA片段。因为探针具有放射性，这个薄膜X一射线的照片就可以展现出DNA的片段。进一步讲，探针探测到的DNA的片断在X一射线照片上表现为黑色的条码，与我们超市中物品上的条形码非常的相像。

通过比较从不同样品中提取的各种不同的多形态的DNA片段——在照片上的黑色条码，科学家们可以告诉我们这些检材中DNA哪些是相匹配的。在检验鉴定中，检材往往是受害者的血液、被控告人的血液和其他犯罪现场的生物检材，比如说头发、沾有血迹的衣服、在强奸案中留下的精液。如果这些与被告人的血液的DNA图谱上的黑色条码相匹配一致，就掌握了有强大说服力的证据，因为科学家断定两个个体有同样DNA的机会是十亿分之一。自从指纹被发现以来，没有什么比DNA检验更称得上是法庭科学有意义的突破。

罗曼诺夫家族

时间：l918

地点；俄国，叶卡捷琳堡

意义：二十世纪最大的秘密之一，最后是由DNA鉴定来揭开的。

历史记载，1918年7月17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和他们的五个孩子以及四个随从人员根据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袖的命令，在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的地下室里被处以死刑。他们的死结束了三百年来罗曼诺夫的统治，几十年来，虽然苏联政府禁止提及任何被废除王位的皇室的家庭，但是有些人却仍然一意孤行，蔑视法律。皇室成员被处死的那个地下室一度成为朝拜沙皇的圣地，直到1977年将那个地方铲为平地。

有一个名叫格连·雷布夫的人，苦于找不到罗曼诺夫被埋葬的地方，由于他是内务部的电影制片人，他利用这个职务之便，扎进那些秘密档案里埋头研究。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才设法找到了监督死刑执行的布尔什维克卫兵雅克夫·尤鲁夫斯基的孩子。尤鲁夫斯基的儿子给他提供了一本由先父留下来的未为人知的笔记。在笔记里他描述了尸首被抛弃在叶卡捷琳堡附近的一片沼泽草地里。按照这个线索，雷布夫在泥地上发现了几层上面浅浅落了些灰尘的圆木架，那正是埋葬尸骨的地方。当地的历史学家帮助他找到一条老路，正是通过那条老路，卡车将尸体运到了这里。

雷布夫十分清楚自己当时研究罗曼诺夫会带来的后果，最轻的处罚是受到责备，很有可能更坏。他一般都利用晚上来于工作，最后他发现了一些很贵重的衣服的碎片，如果按性别。年龄、大小粗略地估摸一下，很有可能是沙皇一家和他的随从的。

1991年以后，鉴定这些尸骨的工作才敢正式开始。利用计算机的叠加软件，亚历山大德·布隆希恩和其他研究者第一次将这些打得不成形的尸骨与沙皇和皇后的照片相比较。最初的结果表明这些尸骨的的确确是罗曼诺夫的，但是确定无疑的鉴定必须确定DNA的类型。进一步的DNA鉴定

对于科学家们来说，要进行DNA的鉴定，最大的困难就是只有这些骨头。骨头不像生物组织和有生命力的液体，骨头里含有极少的DNA，况且这些骨头的情况特别地糟糕，只需轻轻一碰，他们就会碎成灰。俄国最著名的DNA专家帕瓦尔·伊万诺夫，将骨头带到英国内政部法庭科学中心作进一步的研究。普通的DNA分析确定了这骨骼中有五个是一个家庭的人员，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但是由于这些骨头年龄以及变质的状况，它们不能向科学家提供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

于是他们转向寻找线粒体的DNA，它一般是在人体细胞里的特殊结构中，它可以通过母亲血统完整地遗传下去。侦查人员得到了伊莉沙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王子的血液样品。他是亚历山德拉皇后妹妹的直接后代。DNA专家们说，如果这些尸骨是真的，那么菲利普王子的DNA与具有同一个家庭关系的女人和三个孩子的DNA非常匹配。经过分析，主要的研究者彼得·吉尔宣称“非常匹配”由于骨头的出处“事实上不存在疑问”，吉尔表明他和他的研究者可以声明“98．5％以上可以肯定这些骨头是罗曼诺夫的”。

虽然如此，秘密还没有完全揭开。历史上记载有11个人被处死在地下室，但是只有9个人的尸骨被发现了。尤鲁夫斯基的笔记透露另外两个人的尸骨被烧了，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非常奇怪的是，这两具没有找到的尸骨是亚历克塞王子和他的妹妹安斯塔萨娜。谣传他们俩人在那次大暗杀中还活着。1920年，一个名叫安娜·安德森的妇女在柏林露面，自称是安斯塔萨妞。多少年来她使很多人相信，包括皇室的远房亲戚。但是她始终没有被官方承认是失踪的公主。其他的人则认为是诈骗。lop年，她死于弗吉尼亚的夏科特斯文尔时，仍在坚持自己的说法。在埋葬的地方有关安斯塔萨妞的东西什么都没找到，好像无法证明她的说法是错误的。

1994年，真相终于大白。安德森在死之前动过一次手术。因为可能涉及到赔偿事宜，必须提供法律方面的公文，医院保留了她的组织液取样。安德森的支持者要求吉尔检验这些样品，然后把它与罗曼诺夫的DNA相比较。1994年6月，吉尔秘密飞到美国收集这个取样。他的发现在同年十月披露，揭开了秘密。DNA鉴定证明安娜·安德森是骗子，她不是安斯塔萨娜公主，而是一个名叫弗兰兹斯·谢兹科瓦斯卡妮的波兰农民，一个神经官能症者。1920年她突然消失，后来同一年，她出现在柏林的运河一带，开始了她的诈骗持久战。谢兹科瓦斯卡姚家庭的成员，长久以来就怀疑安娜·安德森是他们失踪了的亲人，正是他们提供了能够确定她身份的有关取样。

结论

侦查定案的结果仍然不能使每个人都满意。安娜·安德森的绝对支持者并不在意她的遗传基因方面的证据，继续坚持她就是失踪的公主。

科林·皮切得克

时间：1983年

地点：英国，纳波伯勒

意义：这个案子宣布了DNA鉴定方面的双重胜利——一第一个嫌疑犯被排除，和第一个凶手被抓到，都是通过遗传学的指纹。

英国历史上时间最长和最耗费人力物力的大搜捕是在最近的1983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天。12月22日早晨七点过二十分，一个医院的服务人员在莱斯特附近的纳波伯勒村庄走在上班的路上，他像往常一样抄近路，走人迹罕至被称作“黑色通道”的小路。沿着小路走了几码，他发现一具死尸，手足摊开地躺在地上，全身结满了白霜，从死尸认出是十五岁的琳达·曼于。从腰部以下身体是裸露的，看来是前天晚上她在去看朋友的路上被扼死后强暴的。精液表明凶手分泌遗传基因是A型（参看约瑟夫·威廉案子）带有高浓度磷酸葡萄糖变位酶（ICM）的H酶，属可鉴定的带遗传基因的人，上述两种因素加在一起，这样的人在成人男子中只占10％。这类人如此之少，使得警探们心情为之振奋。虽然在这种情况不能确定无疑地查明凶手，但是肯定能排除一大批可能的嫌疑犯。

最初的询问在附近一家精神病机构卡顿·海斯医院展开。排查失败了，毫无结果，警探们又转移到恩德比和小托伦坡附近紧邻的几个村庄进行撒网式的排查。虽然他们相信凶手是当地人，警探们在三个村庄轮番作民意调查，奔走访问，但还是深陷困境。只是后来他们才惊奇地发现在排查中他们实际上询问过那个凶手。

计算机漏过罪犯有两个原因：1．他从前被控告有不体面地暴露身体的行为；2．他只是在卡顿·海斯医院作不住院的治疗。虽然不能够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但他声称一直在照料刚会说话的儿子。事实上，在凶手作案的时间里，他正好住在警察重点调查地区几公里之外，于是他被排除在审讯之外。（在琳达·曼宁被杀的一个月之后他才去了小托伦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嫌疑犯是一个年幼孩子的父亲，小孩嘶哑学语正需要他的照料，在这个时候他去干恐怖的勾当，那真是太离谱了。

对杀死琳达·曼宁的凶手的调查的兴奋渐渐消退了，因为缺少线索和公众兴趣的减少，此案成了积案。在琳达死亡的头一年，有个人在她当年陈尸的地方放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一年之后，这种类似于宗教的仪式仍如头年。但没等到第三年举行这种仪式，凶手的侵害又开始了。

第二个凶手

道恩·阿什沃思也是十五岁，恩德比学校的学生，1986年7月五日下午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两天之后，在琳达·曼宁陈尸的地方发现了极其恐怖的尸体，她被撕成了碎片。精液检查断定这两个案子要抓的是一个双重杀手。这次凶杀案使得警探们感到了真正的沉重。在卡顿·海斯医院有一个厨房的服务员，17岁，样子呆呆傻傻的，他好像知道很多有关道恩·阿什沃思被杀害的恐怖细节。但是血液实验表明，他不是属于携带磷酸葡萄糖变位酶H酶分泌基因为A型的人。尽管实验结果是这样，尽管这个年轻小伙对杀害琳达·曼宁的第一个凶手一无所知，但他对道恩·阿什沃思一案供认不讳，警探们真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寻找杀害琳达·曼宁的凶手就已经花了他们三年的时间，他们真的不想在道恩·阿什沃思一案上一拖再拖了。

只有一个人相信这个年轻小伙对于凶杀一无所知，这个人就是嫌疑犯的父亲。他最近所读的报刊文章里说，在莱斯特大学附近有一个36岁的科学家正在完善一个遗传学指纹和DNA测试鉴定系统。他是否可以帮助澄清事实。

1984年的秋天，阿里·杰弗雷博士，莱斯特机构的研究人员，在这个万千头绪的案子里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虽然存在DNA成为共识已经好几十年了，但是直到此时才设法将可测试的遗传密码显现为X一射线的照片上的黑色条形码，然后与其他样品相比照。杰弗雷挖掘出了它在凶案侦查方面的价值。他从凶手的精液里提取DNA，然后将它与那个厨房服务员的血液样品相比照。他的结果使那些疲惫不堪的警探们十分震惊。那个厨房服务员不仅没有杀害琳达·曼宁，而且也没有杀害道恩·阿什沃思。他的整个招供只是在虚构故事！杰弗雷给这些苦不堪言的警探们带来的惟一好消息就是肯定是同样一个人杀害了那两个女孩。1986年11月21日，杰弗雷创造了法律和侦查历史上的新篇章，通过DNA指纹测试，一个厨房的青年服务员被证明是清白的。找到那些被指控为双重杀手的人，真如大海里撒网—一既然DNA测试那么精确，为什么不对当地的男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测试呢？毕竟，有过这样的先例（参看彼得·格里菲斯一案）。早在1987年初，就决定对年龄在16岁到34岁的当地每一个男子进行抽血进行DNA测试。到了一月末，已经有一千多人作了测试，但是只有1／4的人的结果出来了。这主要是因为实验室要处理这么多血液样品实在太困难。（在早期，DNA测试相当劳神费力。测试的程序往往要花费几周。而今这个过程仅要几天）接下来的情形也同样，要做几百个测试，但依然没找到线索。当然，警方并不希望从自愿被抽取血样的人中找到杀手，但是他们希望因此而排除嫌疑犯。那些拒绝同警方合作的人发现他们被置于监探之下。这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进行一场精神战斗。

阴谋

1987年8月1日那天，四个喝酒的人聚集在莱斯特酒吧，他们都是面包店的工人。他们正在讨论一个名叫科林·皮奇福克的雇员小伙那些私通方面的丑闻。他们中的一个名叫艾·凯利，突然抛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可怕消息——他说，科林曾经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威胁他去做血液测试。桌上死一般的安静最后终于被现场的另一个男子所打断。他声称皮奇福克曾经接近他，如果他愿意做替身的话，他答应给他200英镑（合300美元），但是他拒绝了。皮奇福克告诉这两个人他害怕去做测试，因为他曾经被指控有不体面的暴露，这意味着警方很可能和他过不去。凯利这个生性害羞、性格软弱的人，最后在科林·皮奇福克残酷无情的施压下掉入了科林·皮奇福克的陷阱。他用了伪造的通行证，进到里面用科林·皮奇福克的姓名抽取了血液样品。

有一个女人坐在一张桌子旁，用一种焦急怀疑的情绪在听着这些秘密的泄露。像其他所有在面包店工作的人一样，她知道科林·皮奇福克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好色之徒，总是喜欢骚扰女性雇员。他做了那些就说明他是凶手？到时还要牵涉到凯利，也可能还要牵涉到其他人。如果她到警方报案，那么那些人会怎么样呢？六个星期以来，她与她的良心反复地斗争，她终于决定与警方取得联系。刚开始，警方逮捕了凯利，那天以后，1987年9月19日，他们访问了27岁的科林·皮奇福克在小托伦坡的家。他对他的被逮捕显得非常地通达，也没有任何否罪的企图。

皮奇福克的血样很快被送到了杰弗雷的实验室。经过精心观察，测得的遗传条形码与杀人强奸犯的DNA样品是一样的。科林·皮奇福克是第4583个被测试的男性，但也是最后一个。至此为止，原则上已经弄清楚了谁是罪犯。1988年1月22日，科林·皮奇福克被指控是杀害。个女孩的凶手而被判终身监禁。法官认定艾·凯利在整个事件中充当了易受骗被人利用的角色，这个不幸的人被判18个月监禁，缓期执行。

结论

这次陪审团的裁决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影响。1988年末，美国实验室解决了一千多个案子。DNA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警探们现在甚至能在棉花棉上提取DNA样品。有一种DNA测试，只需在口腔里擦试一下取样，这种基于对唾液的测试较少侵略性，而且所需费用是传统血液测试费用的五分之一。

科克确卢兹沃思

时间：1984

地点：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意义：在有关是否应判死刑的争议持续了一年之后，这个被控告杀人的凶手几乎有十年时间被关在监狱里，最后是DNA测试结束了他这种悲惨命运。

1984年7月24日，年仅九岁的道思·哈米乐顿，被强暴后用石头砸死，被抛尸在巴尔的摩的郊区罗森代尔——她家附近的林地。两周后警方接到一个提供线索的电话报告说东部海滨的潜水员与当地报纸上登的通缉犯的画像十分相似，于是警方逮捕了当地的居民科克·布卢兹沃思。根据起诉人的控词，布卢兹沃思曾经回过巴尔的摩南部几百公里的家乡坎比里德，在谋杀后不久他告诉熟人说他“曾做了些可怕的事”伤害了他的婚姻。布卢兹沃思没有犯罪前科，他坚持说自己给妻子提到他吸大麻烟，这桩事使她妻子感到痛心。

1985年初审，尽管目击证人证明布卢兹沃思不在现场，而是在家里，并且在发生凶杀案的那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和其他人在一起，但是他还是定为谋杀凶手而被判监禁。一年之后，马里兰州法庭请求撤回审判，决定重新开审，原因是警方没有通知布卢兹沃思的律师，案子里有另外一个嫌疑犯。那个嫌疑犯是一个送报人，在道恩的尸体被发现之前他刚好在那片林地，而且他的衬衫有一些污渍，好像是血点。但布卢兹沃思在第二次审判中处境似乎更糟。他再次被指控为凶手，被判三次终身监禁。

从此布卢兹沃思在监狱里度过，但他仍然申诉自己的无辜。1992年，他的律师罗伯特·库里恩要求重检案子里的物证。利用侦查技术，从受害者的内裤里提取了不到1／如英寸的一小点精液。把这些证据送到摩里恩，起诉人写了一封信陈述他们的观点“同意是布卢兹沃思留下来的”，如果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鉴定”发现那些不属于布卢兹沃思，起诉方将承认这些客观的结论。最后的条款也极为苛刻。围绕DNA测试有很多争议都是因关心DNA测试的质量而引起。（一些实验室利欲熏心，仅仅是想快快从DNA市场中获利，所做测试极不规范）马里兰州的起诉人，说起来也很通情达理，他们希望在两个独立的地方来做测试，其中一个地方由他们自己来选择。

无辜的人

辩护律师请的是加利福尼亚的实验室，作为一个侦查实验机构，他们测定了精液里的DNA与布卢兹沃思的血样DNA不匹配。他们的报告的结论是“已经排除他是内裤精液的可能来源”。第二个测试是由美国最复杂的机构—一华盛顿美国联邦调查局犯罪实验室承担的。这里的科学家断定血样免除了布卢兹沃思的罪责。面对这样的结果，也得于巴尔的摩州的法律，桑德雷·奥康纳按常规撤去了对布卢兹沃思的控告。不过她还是“以证据不足”攻击了新一轮的审判。奥康纳是个强硬的起诉人，她提倡死刑，她很不情愿承认布卢兹沃思无罪，她为此没有给予任何道歉。“我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她承认如果DNA测试在1984或1987年对他们就会有用些，“那样我们就还会起诉他，我们就会继续我们的调查工作”。她总结她的陈词时特意说“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这次调查没有嫌疑犯”。

1993年6月28日布卢兹沃思在被监禁9年之后被无罪释放。布卢兹沃思宣布他想重新结婚。1993年12月，他接受了官方的公开的道歉。

结论

在布卢兹沃思无罪释放的时候，全国犯罪辩护律师主席彼得·尼菲尔德说，全国有十多个人获益DNA测试而无罪释放，这个数字还在上升。

托米·李·安德鲁

时间：1986年

地点：佛罗里达，奥兰多

意义：这个案子的结案，标明美国审判第一次承认DNA测试作为证据。

1986年5月9日，南希·霍奇，27岁，一个迪士尼乐园的计算机操作员，正在她同伴的浴室里，突然听到背后有声音。她转过头去看见门口有一个陌生人时隐时现，很恐怖的是手里拿着一把刀。在短暂激烈的搏斗中，霍奇被摔倒地板上，一瞬间她瞥了那个人一眼。在刀子的挟迫下，她被强暴了三次。在整个惨剧中，袭击者罩住了她的脸，因此她看不见他。事后，凶手拿走了她的钱包跑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强奸犯磨刀霍霍，卷土重来。他自信受害者无法认出他，他常常用床单或毯子盖住她的头。然后才开灯开始他的攻击。他的另外一个癖好是换着法子拿走被害人的某种东西，通常是驾驶执照。1986年12月，奥兰多的警探搜捕的这个连续强奸犯在这个城市的南部已经连续作案不下23次。

1987年2月22日，这个强奸犯终于又一次露头了。他像平常一样，翻过窗户跑到了一个27岁女人的家里，殴打并用刀子砍逼她就范，她的上半身被系在睡袋里，这个可怜的女人呼吸困难的哭声吵醒了睡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的两个孩子。作案人逃跑时，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专家们在窗户上发现了两个指纹。

警方在居民受袭击最严重的地方严加监视。他们的辛苦在1987年3月1日早晨终于有了回报。那时，一个妇女打电话报告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几分钟内，巡逻车赶到了现场，就在这时发现一辆蓝色的1979年的福特车逃之夭夭。他们在后面紧追了两公里，直到那辆福特车在拐弯处由于车速过快而撞倒。福特车的司机，24岁，名叫托米·李·安德鲁，在当地制药厂的仓库里工作。他的指纹与窗户上取下的指纹相匹配。他被指控一周前强奸那个青年妇女。

警方报着更高的期望，如果能证明安德鲁就是那个连续作案者，他将被判终身监禁。一年以来，这个被告很有可能常在这条街上行走，于是警方开始让那些受害者排队去识别安德鲁，南希·霍奇毫不犹豫地认定安德鲁就是那个曾经强暴过她的人。尽管南希的认定明白无误，但是整个案子并不是无懈可击。在所有被强暴的受害者中，只有南希·霍奇者见了袭击者的脸，而且仅仅几秒钟。目击者的证词易发生错误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连安德鲁的血液类型与从受害者那里提取的精液样品相匹配也无法作为重要的证据——一因为有30％的人的情形是那样。

先进的技术

1987年8月，案子还在等待庭审，州检察长助理蒂姆·贝里听说英国在DNA鉴定方面获得了成功，也许DNA指纹可以帮助找到结论性的证据。他与地处纽约的生命密码公司的迈克尔·贝里德联系，开始在美国进行DNA测试。贝里德取到了强奸者的精液样品和被告的血样。这些实验最后由阿伦·朱斯蒂博士完成。在十月初期，结果就反馈回来了：两个样品DNA测试反映在自动放射照片上的黑色条形码是一样的。不容置疑，血液和精液来自同一个人。

最困难的时刻来到了——要说服法庭DNA测试是科学的。必须受到承认的呈堂证据。经过长久的预审听证，法官于1987年10月刀口同意起诉安德鲁强奸南希·霍奇，在目击证人席上，她仍然认定安德鲁攻击了她。但是被告声称他整个晚上都在家里呆着，目击证人是他的女朋友和他的姐姐。在呈送DNA证据的时候，起诉人声称安德鲁被错判的机会只有化分之一。可能错判这种说明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仿佛只等被告提出事实证明错判的真实存在。

由于没有必要的资料，起诉人被迫撤回控告。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团作出裁决不得而知。但是作为妥协，11人中只有一人赞成宣告有罪，这就是结果——不能取消的误审。

两周以后，安德鲁第二次被指控强奸，这一次起诉人对任何结果都做了准备。还有，他们将指纹作为证据，然后用DNA来作说明。没有任何一个人感到惊奇，安德鲁宣告有罪并被判22年监禁。

1988年2月重审霍奇一案。DNA证据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安德鲁木在现场的证明依然完整无缺，有他姐姐与女朋友的证词。南希·霍奇强调安德鲁就是强暴她的人。一切的关键在于DNA。利用图片和图表，贝里德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豪斯曼，证明血样的DNA与精液的DNA相匹配。贝里德反驳辩护律师霍尔·乌里格的指控，测试并不需要分析所有的DNA分子，因为有必要分析的只是那些人与人不同的那部分，而不是那种大家都有的特征。陪审团听取了这些意见，1988年2月5日，法庭宣告安德鲁有罪，被控为连续强奸犯，他被判监禁达115年。

结论

匆匆忙忙有了一个开始，DNA证据在全国法庭被接受。对于DNA科学仍有人提出异议，主要原因是一些草率马虎的实验室工作引起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成功地推翻它的基础理论。只要它的基础理论一天不被推翻，DNA就会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

艾纳·锡姆斯

时间：1988

地点：英国，比林

意义：此案建立了“DNA可代理”的原则

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海伦·麦科特在利物浦东北部的村庄比林下了公共汽车。难为她的是还得步行十分钟才能回家。这段路程她永远也走不完了。原因只有她自己清楚。这个二十二岁的保险业务员走到乔治和德拉根酒吧停了下来。像有些当地的女孩一样，海伦早被酒吧业主风度翩翩似乎很有男子汉的派头所吸引。但最近一段儿他们的私通却不是滋味。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无意听到酒吧业主艾纳·锡姆斯说他是多么恨他以前的情人。今天晚上，也就是1988年2月9日，海伦·麦科想极力恢复他们以前的关系。她爬到山上时，酒吧已经沉浸在黑夜之中了。她知道锡姆会在楼上房间里，通常那个时间他总在那里。没有人看见她走进乔治和德拉根酒吧，也没有人看见她离开那里。事实上，从那天到现在，也没有人再见到过她。

晚上八点钟，她的母亲，慌乱焦急，向警察署报警。在当今媒体如此发达的社会，海伦失踪的消息像火一样到处燃烧。一个爱唠叨的女人声称自己听到过凄厉的叫声。前不久警方找到了艾纳·锡姆斯。当警方和这位身材高大的男人面对面接触的时候，他们吃惊于他极端的神经质。他太紧张以至于几乎不能说话。他说起话来显得慌慌张张，编的故事也不能自圆其说。警探们发现他的手链和戒指上都有土，对此锡姆斯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他也不能解释他喉咙边两处明显的抓痕，只是急急忙忙把它归咎于和妻子吵架时留下的。“据报告，在海伦失踪的那个晚上，大约晚上5：30左右从你的酒吧方向传来凄惨的尖叫声，这是为什么？”当警方问及他时，他喃喃自语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警察局长托马斯·戴维斯负责整个侦办行动。他扣押了锡姆斯的大众车，在一个大衣箱里发现一个带血点的猫眼石和一对蓝宝石耳环，过后被认定是海伦·麦科特所有。还发现了一缕长约18英寸的头发。抽查到楼上的房间时，他们发现了耳环上的一个耳针。地上都是血迹，这足以让侦查科学家艾纳·莫维尔博士勾画出海伦·麦科特的最后一刻。搏斗是从锡姆斯房间的门口开始的。血迹到了楼上，一直延续到后面的卧房。卧室的墙上有飞溅的血迹，表明锡姆斯曾经将她打击在地，然后接着在地上折磨她。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杀害了海伦，或者是扼死或是强拳连击而死，也有可能是尖器刺伤而死，过后，他把她的尸体扔到了后车箱。

情侣幽会

夜深了，等酒吧关门后，他开着那辆后车箱装有海伦·麦科特的尸体的小车，驱车sic码回到家里看了看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返回酒吧之前他和另外一个爱慕他的年轻女子的会。当那个女孩离开时已经是凌晨1点钟。那时相信锡姆斯已经完成了弃尸，但是尸体在哪里呢？海伦·麦科特的尸体放在哪里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尽管找不到尸体，但戴维斯感到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是凶手。2月14日锡姆斯被关进了牢里，证据开始连续不断的收集。仅两周过后，一个猎手出外打野鼠在距比林十公里的艾尔拉姆的一块田地里发现了一个女人的钱夹。钱夹被认定是海伦·麦科特所有。警探们将他们的发现移交给霍林斯·格里恩。在艾尔威尔河的岸边他们发现了海伦的衣服和一些锡姆斯的衣服。上面满是血迹，还有一根打着结的长电线。绕在电线上的一缕头发和在锡姆斯的车箱里发现的头发相匹配。这使警探们得出结论，正是这根电线扼死了海伦·麦科特。这些衣服中有一件长袖棉线衫，上面印有拉贝特酿酒公司的字样，这刚好与乔治和德拉根酒吧一直在搞的一个促销活动相吻合。

警探们坚持不懈地收集起诉锡姆斯的大量呈堂证据，总共加起来有900多个样品。莫尔博士检测从车后箱里发现的头发、电线后报告说：“这些头发从发根到发稍有一个不同一般的颜色变化，这与在海伦卧室发现的头发相匹配。用来装有血迹的衣服的塑料垃圾袋与乔治和德拉根酒吧的塑料袋相匹配，它们都用热封法印有同样的商标。在海伦衣服上发现的狗毛与锡姆斯养的狗罗特威勒和黑人拉巴雷多身上的毛发也是相同的。锡姆斯房间地板上的地毯纤维在海伦的衣服上也找到了。

这些证据足以使最喜欢持怀疑态度的陪审团相信，但是仍找不到尸体。警探们力求做得令人满意。作为第一例，他们从海伦父母的身上抽取血样，希望这些血样DNA的测试图像与在酒吧里找到的血迹测试图像相匹配。海伦·麦科特、她的父亲、母亲三个样品的DNA密码都是相匹配的，经过复杂的计算，艾丽丝·杰弗里宣称在DNA测试密码方面血样与麦科特血样相似程度比与随便一个人的血样相似程度高14500倍。1989年3月14日，锡姆斯被判终身监禁。

结论

诡异的是，海伦的尸体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这只有锡姆斯知道。莫尔博士说：“尸体现在被找到的推一方法就是他告诉我们……。否则的话只能靠意外来发现。”

　　　

爆炸和纵火

爆炸和纵火案一向是犯罪的重头。罪犯们以为犯罪活动的一切秘密将在这种大灾害中毁灭，一切都面目全非。杀人凶手急于摆脱受害人，我们会看到人的尸体在熊熊大火中不同寻常的燃烧，极度的高温破坏了牙齿和骨头。炸弹也设置同样的破案障碍。对于爆炸和纵火犯罪现场必须正确地采取一系列审慎的步骤加以处理。现代实验室技术可以检验出用以爆炸和纵火的最神秘的物质。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准确知道此种犯罪现场的什么问题、什么物质需要进行分析。难度最大的是处理那些爆炸残留物，这些物质在炸点附近的地方可发现。基于这个原因，所有这个区域柔软、多孔的物质，比如木头、泥土、衣物、家具，都要收集起来看其中是否渗透有爆炸残留物。

一旦到了实验室，就会首先检查这些爆炸残留物，以便分门别类，作为多种木同类型的证据和继续搜查尚未爆炸的爆炸装置的踪迹。现场有用的物质被拿到实验室，然后用丙酮清洗这些残余物。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爆炸物以便作检验。分析鉴定爆炸物最普通的技术是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常被用来分析纵火残留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残留物样品被气化，由于惰性气体的作用，残留物样品在色谱柱里分离，从而把残留物样品中的各种成分分离开来。助燃剂、化学爆炸物与其他残留物如灰烬、木炭、塑料袋等等相比在色谱柱中通过的速率不同。每种组份在试管中以木同的速率通过，这被称做保留时间。通过对照保留时间参考表，哪些是纵火的成分就可以确实地知道了。

有些爆炸物如果易挥发的话，就会彻底被破坏。在液相色谱法中，残留物的样品在所用液态流动相的作用下在色谱柱里分离。色谱法中的薄层层析法就是用展开剂来分离样品中的各组分。在这种技术中，涂敷在玻璃板上的吸附剂是薄层硅胶，残留物样品被点在玻璃板的底部。玻璃板被部分地浸入液体中，由于毛细管作用，液体带着残留物样品在薄层板上向前迁移，从而分离出各组份。分离的组份往往是无色的，必须在紫外灯下才能看出或者用一种合适的显色剂使无色的结果变成有色。然后，把这些色谱板与其他样品或控制物作相似性的对比。

这样复杂的分析不仅使各种成分的鉴定很快成为可能，而且使得爆炸装置的来源的鉴定也很快成为可能。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发生的爆炸案表明，爆炸给人们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破坏。炸弹造价廉，易隐蔽，几乎无法防范，因而爆炸成为恐怖分子肇事的首选。

弗雷德里克·斯莫尔

时间：196年

地点：新汉普夏，芒廷维尤

意义：一个几乎不可能失败的计划却使得这个“完美”的杀手失败了，原因是他当初为了节省几个钱。

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弗雷德轮克·斯莫尔喜欢吹嘘自己是一个多么成功的退休经纪人，他将可观的财产带到新汉普夏芒廷维尤的奥内皮湖海滨，在那里他同他忠诚的妻子弗洛伦斯婚姻极其美满幸福。可悲的是，这场冒似的喜剧渐渐地露出的马脚：斯莫尔的冒险事业早已不名誉地失败了，他破产时身无分文，弗洛伦斯已经是第．三个痛苦女人，后悔同这个件虐待狂、贪婪的精神变态者走上人生的狭路。

斯莫尔花费广大部分的时间在他农舍后面的工厂里很不内行地做着活儿，新的机械使他非常感兴趣。他常常想着发明一些产品使自己发财。有鉴于这个领域里缺乏成功的机会，他只有死盯着那些少得可怜的投资。每隔几周他得坐一百公里的火车去照看他那些日益减少快要消失的投资。

1916年9月28日早晨，斯莫尔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个教练乔治·肯纳德，告诉他下午自己想搭乘他的车去火车站。下午3：30，按照斯莫尔的吩咐，肯纳德从乡村邮递箱里找到了斯莫尔的邮件后急急忙忙地回到农舍。这是一个他非常想停留的地方，通常在出发之前，斯莫尔总是邀请他过去喝一小杯棵麦酒。今天，斯莫尔却在门外等着，扫了一眼信，他把它们扔在门里，口里向佛洛伦斯喊着：“再见！”然后呼地把门关上。于是两人出发了。

在车站，斯莫尔遇到了爱德文·肯勒，他是当地一名学校教师兼保险代理，他早答应斯莫尔陪他去波士顿看公司的最近的公告。他们一起乘坐四点钟的火车。定了波士顿的旅馆后，斯莫尔在晚上8：40给妻子发了一封明信片。他在明信片上写了时间，然后两个人一块去看电影。他们半夜才回到旅馆，正在这时，一个招待员通知斯莫尔，他得马上给芒廷维尤打电话，据报道在他湖边农舍里发生了火灾。在电话里，斯莫尔得知房屋仍在爆炸，佛洛伦斯肯定在里面。他软弱无力地将电话递给肯勒，他同样听到了那个悲惨的消息。两个人租了一辆车，彻夜驾驶急急忙忙赶回芒廷维尤。黎明时，斯莫尔看到农舍已变成灰烬，正冒着浓烟闷烧。他悲伤到了极点，简直无法慰藉。斯莫尔南哺自语道，这肯定是那些巡回演出的乐师们干的。等到足够安全的时候，搜查人员进入到烧得只剩下房架的屋里。在地下室，他们发现弗洛伦斯·斯莫尔的尸体。胳膊和腿被火部分地烧坏了，但是头和躯干还是完整的。当告诉斯莫尔这一发现时，斯莫尔说了一句：“你是说还没烧光？”

野蛮的杀人犯

确确实实还没烧光，而且有足够证据表明，弗洛伦斯在被大火吞没之前已被谋杀。紧紧系在脖子上的线可能是扼死她的，在她的头盖骨里发现了一颗口径0．32的子弹。杀人犯用大头铁棒把弗洛伦斯的脸打成肉酱。放火烧农舍的人很明显地企图毁掉犯罪现场的一切痕迹，他以为会成功，但是事与愿违。浓烈的大火烧毁了地下室的天花板，使得弗洛伦斯的尸体从卧室里掉到了地下室。地下室里有几英寸的水，使得尸体免遭灼烧。

对这次纵火虽然烧如此猛烈一个解释（连地下室的火炉都烧化了）是由法医专家乔治·马尔格雷斯作出的。他检查发现尸体上有一种奇怪的塑胶味道，结果证明是一种铝热剂留下的矿渣，一种铝屑、金属氧化铁、镁的混合物。当它燃烧时，温度超过华氏55”C。找到被毁坏的尸体可以看出，杀人凶手早在纵火之前就在火炉里用那种混合物焚烧过他或她的手。很明显杀人凶手太高估了自己，以为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的。

当警官们在废墟里找到口径为0．32的科尔特式手枪，发现它归这个丧妻之夫所有时，怀疑突然集中到了斯莫尔这个方向。但是他极力申辩，当十点钟发生火灾的时候他正在一百公里以外。

在废墟中还发现了一些东西：一只扭曲变形的闹钟加上金属线和火花塞，而且还得知就在斯莫尔去波士顿的几个小时之前，有五加仑汽油曾送到斯莫尔那里。由于这些因素再加上他的技术知识，做一个爆炸装置，把时间定在他在波士顿的时候是不会很难的。对这个假设最有力的支持来自霍奇森博士，他发现斯莫尔夫人吃的中饭仍在胃里没有消化，这表明她在大火焚烧之前就已经死了。

暴力婚姻

按通常的惯例，警官们考虑是否要起诉斯莫尔。重要的是要找到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他对弗洛伦斯的残酷无情是最好的证明，邻居们时常劝阻斯莫尔不要用船桨打她，他们在晚上总听到弗洛伦斯凄惨的哭声在湖边回荡，后来邻居们都习以为常了。最后，是斯莫尔的旧敌——钱诱惑了他。不到一年之前，他从银行里取出了他们两人2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他原本不想让佛洛伦斯知道，自己一个人这样干，但是保险代理人爱德文啃勒认为这种做法木太合适。经过商谈，弗洛伦斯这个不幸的女人心甘情愿地在保单上签了字，与此同时，斯莫尔给他的农舍的保险增加到了三万。

斯莫尔继续为他的无辜申辩，他演戏一般地拿着那张在波士顿旅馆里给弗洛伦斯写的明信片，打出这张王牌是想证明案发时间自己不在现场。他又推出那位教练肯勒，在他们俩从农舍出发去波士顿的时候他们看见弗洛伦斯还在阳台上。可是肯勒坚持，他没有看到佛洛伦斯，他只听到斯莫尔走的时候对弗洛伦斯大喊：“再见！”到此为止，没有弗洛伦斯的回音。这真是一个精明的心理策划，他制造假象给外人造成弗洛伦斯在家的印象，他真的有可能成功。

审判在卡罗尔康纳里法院进行。起诉方出示了一个技工发明的一种纵火装置，与在火中找出来的装置相同。1917年1月8日，斯莫尔被判死刑，一年之后，他在康科德监狱为此付出了最高的代价——绞刑。

结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莫尔的小气给他带来了毁灭。早些时候，他同修缮房屋的包工大吵一顿之后，决定自己来重修地下室的天花板。由于用的是廉价的木板，大火烧起来的时候这部分坍塌了，导致他妻子的床从上面的卧室掉到了地下室，要不是这些板子挡着，那么那具尸体早就被大火彻底地烧毁了，弗雷德里克·斯莫尔就会自由自在地享用他的保险金了。他也会因为他的技术知识而成为一名“完美杀手”。

查尔斯·施瓦特兹

时间：1925年

地点：加利福尼亚，沃尔纳特克里克

意义：此案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示范，表明爱德华·海恩里奇解决罪案侦查各个方面的问题的能力。

在加利福尼亚的沃尔纳特克里克，查尔斯·施瓦特兹建立了一个小公司，他一门心思想发明一种与真丝难以区分的人造丝。为这个梦想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到了1925年夏天，施瓦特兹冒险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大部分是他妻子的，她相信他绝不会退缩的。果然，好的征兆露头了，有一天他又沉浸在他的实验室里，他成功了。他站在高处使劲挥舞着那个与真丝难以区分的人造丝样品，所有在场的人拿着人造丝样品都称赞它像中国的真丝。在庆祝会上，施瓦特兹突然用一种小心谨慎的口吻暗示，有一个不知名的商人将不惜一切代价将他的发明拿到手，他打算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场的所有人都淡忘这件事，他们把这些都看做是企业家拨有的一种痴心妄想。1925年1月30日，最骇人听闻的事发生了，实验室被一个巨大的炸弹震撼，瞬间化为了灰烬。当救火人员从废墟中拖出一个变了形的男人的尸体时，人们再也无法忘记施瓦特兹曾经在庆祝会．上讲的可怕的预言。他的妻子只能凭一些衣饰和一只表认出尸体，几处找到的烧焦了的装置清楚地表明这不是普通的事故爆炸。邻居报告，在爆炸后有一辆和施瓦特兹的车非常相似的车开跑了。使得事情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就在爆炸发生的几天前，施瓦特兹将自己的人寿保险费加到了185（X美元，这在2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可以理解的是，保险公司想要确定这个死了的人是不是真的是施瓦特兹。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爱德华·海恩里奇博士被叫来协助这个案子。他吩咐将变了彩的尸体送到他的实验室。

在海恩里奇介入案子之前，另一件非常蹊跷的事发生了。施瓦特兹夫人向警察署报案，在爆炸案一天后，某个人闯到她的房子盗走了她丈夫的所有的照片，这个强盗别的东西都没有偷。海恩里奇正好需要一张照片帮助辨认尸体，于是要查尔斯·施瓦特兹其他现存的照片。经过短时间的思考，施瓦特兹夫人回忆起她丈夫最近在奥克兰照了一张照片。那里的摄影师找到了底片，然后赶紧放大送给了海恩里奇。海恩里奇早已料到自己在处理这样一宗案子——头盖骨已经变了形，难以辨认。一看照片就让海恩里奇确信这具尸体不是查尔斯·施瓦特兹的。施瓦特兹耳垂上有一个让人很快就能辨认出来的黑德。但是尸体没有。而且还有其他方面是不符合的。根据他的遗孀所说：施瓦特兹在爆炸前吃了黄瓜和豆子。当海恩里奇检查胃时，他发现的竟是未消化的肉。用显微镜检查从施瓦特兹平时用的梳子上拿来的头发与那个死者的头发有明显的差异。曾经电击过的尸体

这个杀人凶手花费了很多精力来制造假象，使得这具尸体像是查尔斯·施瓦特兹。从靠上方牙床掉下来的一颗日齿与施瓦特兹的老牙外表特别相似，不过海恩里奇发现这颗臼齿的齿根非常的新，这表明这颗牙齿死者死前或死后刚拨下来的。最有意思的是，另一些可供辨认的特征都被毁坏了：那个人将死者的眼睛挖了出来，指印被酸性的物质彻底破坏。

在烧毁的实验室的壁橱里发现了纸屑，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仅仅只能看见名字：‘布尔伯特·沃伦·巴伯”和一个地址的一部分“Antullli［D，TEXAS”。吉尔伯特·沃伦·巴伯是一个巡回传教者，他在传教的过程中来到了这个城市，与施瓦特兹成了好朋友。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在外表上非常的相似，而现在巴伯失踪了。当海恩里奇从查尔斯·施瓦特兹夫人那里得知她丈夫的眼睛是棕色，而巴伯的眼睛是蓝色的时候，他马上确定在火中找到的尸体是巴伯的，而施瓦特兹正是那个被看见开车逃跑的人。

海恩里奇怀疑施瓦特兹为他的犯罪计划了好几个月，只等着合适的受害人出现。他怀疑那个实验室是不是真的在研究，那里缺乏水和煤气，电费单上的电费显示只够一盏灯亮着。看来一切都是伪装。

施瓦特兹夫人对这些全然不知。她非常生气，炫耀地挥舞着研究出来的人造丝证明她丈夫真正的意图是好的，就是为了研究。警方告知这位心清狂乱的女人，她丈夫所谓的人造丝实际上是在圣弗朗西斯商店里买来的真丝。他们给她出示了施瓦特兹曾经招聘化学助手的广告。在要求应征者的条件中竟然要求对方的手脚要小！很显然，施瓦特兹在招聘被谋害者。正在那时他遇到了那个到处流浪的传教士沃伦·巴伯。一个极其像他而又不容易让人想起挂念的人。施瓦特兹冒险打赌他们俩身高相差三英寸是不会被人注意到的。因为经过火焚后身体往往要缩短一些。但是他错了，当海恩里奇量尸体时，发现尸体比施瓦特兹本人活着的时候仍要长三英寸。

警方断定施瓦特兹夫人对他丈夫的恶劣行径不会不知道．但是他们也了解到施瓦特兹惟一的希望就是得到185qX）美JD，等事情过了浪尖以后还会与她联系的。于是他们最后决定让当地的报纸放风，那笔人身保险金已偿付。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引起了奥克兰一个房主的注意，他在想那个死者和他的房客中的一位名叫哈罗德、沃伦惊人的相似，他是在爆炸案发生的一天后租的房子。

电话打到警署很快得到了反应。当警探正敲着这个陌生人的房门时，惟一的回答就是一声枪响。他们冲进房间发现查尔斯·施瓦特兹倒在地板上死了，他手里的枪正冒着烟。桌子上有一张纸条给他妻子。在纸条中他对自己的犯罪供认不讳，他请求她的原谅。

结论

爱德华·海恩里奇接受了各种各样的训练，这使得他成为侦查科学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他是一个地理学家、物理学家、笔迹鉴定学家，在墨水纸张方面的鉴定富有权威，他还是一个化学家。也许他伟大的力量在于他的演绎推理。他所得的荣誉是巨大的，事实上，他被称为美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悉尼·福克斯

时间：1929年

地点：英国，马加特

意义：由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引起的争论使得法庭陷入了一场舌战，这场舌战直到今天仍在被人讨论。

63岁的罗莎琳·福克斯和她的非婚生30岁的儿子悉尼身无分文，连一个行李都没有，1929年10月16日他们住进了马加特米特罗波勒宾馆。对这对具有最不平常关系的两个人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日子里，他们一直与空头支票、没有支付的各种费用、发怒的宾馆负责人为伍，后者常常将他们之间的冲突诉诸于法律。在判监禁的过程中，悉尼·福克斯总喜欢把自己比做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他总是处于一种妄想状态，花言巧语而且以自己是同性恋而骄傲。相当实用主义的地接受了比传统生活方式更多的诱惑，使得这个衰落的家庭常常是寅吃卯粮，供给不暇。在生活的挣扎中，他享受着母亲永不限制的供给。

10月22日，他又骗取去伦敦的火车票，然后到保险公司去做了两份他母亲的意外事故保险的保险单，总计三万英镑（合1．2万美元人直到第二天中午这些事情才办妥。于是他返回到马加特米特罗波勒宾馆。

第二天晚上，大约11：35，福克斯和他母亲紧邻的两个房间着了火。福克斯穿着衬衣，在走廊里边跑边寻求帮助。他给另外一个旅客指引他母亲的房间。用手帕捂着脸，萨姆雷尔·霍普林勇敢地冲进满是烟雾的房间，绕过一个燃烧得很猛烈带扶手的椅子，床上的福克斯夫人在那里躺着，已失去知觉。他把她拖到了外面，福克斯没有想帮一把的意思，站在安全地带观望着。两个医生检查了罗萨琳·福克斯，声称她已因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合乎逻辑地推断，悉尼当时肯定用眼睛扫了一下钟表，他的母亲之死仅仅在保险期将要届满的前二十分钟。

几天后，福克斯夫人被埋葬在她的故乡东安利亚。福克斯从墓地直奔保险公司，他拿出他的保险凭单要求履行保约，他当时极其缺乏参加葬礼后的庄重严肃，这引起了保险代理人的怀疑，他打了个电话给他的上司建议对此案做进一步的调查。

结果，这件事交到了苏格兰场，并且得到了掘棺验尸的指令。检验尸体的是贝纳德·斯皮尔斯布里，当时他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正处于他声望的巅峰。尸体血液中缺少一氧化碳和呼吸道中也没有煤灰烟灰的淤积。这使得斯皮尔斯布里确定福克斯夫人在大火开始形成之前已经死了。同时斯皮尔斯布里相信，她死于人为的扼杀。他的理由仅仅是基于一点——他宣称在脖子后面有瘀伤出现。但是其他与扼死有关的迹象都没有，比如脖子上面没有指纹，没有瘀点（脸上有针扎似的小孔），众所周知，喉部的舌骨十分脆弱，此案中也没有被折断。但是斯皮尔斯布里一点也不让步，他认定福克斯夫人就是被扼死的。

第二种观点

福克斯被捕，被控告为谋杀。在辩护律师的要求下，另一位杰出的病理学家悉尼·史密斯教授检查了死者的喉部，斯皮尔斯布里将它们保存在甲醛里。除了一些腐败物，史密斯根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更不用说瘀痕了，他如实地告诉了斯皮尔斯布里。从来不习惯听不同的意见的这位长者几乎咆哮道：“它们肯定渐渐消失了……。当我检查时它们确定存在。”

在经过仔细检查后，斯皮尔斯布里变得更加厉声厉色，他拒绝同意错误发生的可能性。“这里确实有瘀痕，没有别的……。关于这没有第二种意见！”

史密斯教授确信死亡不是因为扼杀窒息而死，而是因为烟火造成心力不济衰竭而死。他是辩方的证人。检察官威廉·琼威特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贝纳德说过对此没有第二种观点！”

史密斯温和地回答：“显而易见有第二种观点。”

“你一定能接受那个证据——那个人曾经看到的痕迹？”

“我不能！”

“你怎么说那里没有痕迹？”

“因为如果那里有，现在应该还有。它永远在那里。”

这是无法回避的逻辑问题，但是斯皮尔斯布里那时的声誉如日中天到了神秘莫测的地步。对于英国大多数人来说，所有的陪审员都被他吸引，他的话几乎具有《圣经》的权威。辩护律师卡塞尔斯令人钦佩地指出了在这种状况下存在的危险所在：“这真是一个可怜的时代，在这块土地上，执法公正仅仅依赖于声望地位的高低，贝纳德·斯皮尔斯布只不过表达了一个观点，可他的地位如此举足轻重以至于对他的任何怀疑都不可能。”爆炸的来源

更致命的是辩护律师提出的观点，爆炸是如何开始的，这仍是一个秘密。罗伯·李察尔博士曾经照料过福克斯夫人，他宣称：“明显的火源和火燃烧的位置之间好像没有联系。”他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火好像是一种气体燃烧之后直接窜到有扶手的椅子上的，在这中间没有烧着任何毛毯之类的东西。马格特主管火灾的官员认为：“火无疑直接来源于有扶手的椅子下。”他试图复制燃烧现场，发现汽油的使用是必要的，不然的话，地毯是会燃烧的。很巧合的是，福克斯的房间里有一瓶汽油，已经用过了，他说自己曾经用汽油洗过外套。

如果被告有沉默的权利，悉尼·福克斯应该首当其冲地利用这一权利。但是这不是他的作风。他的证词，闪烁其辞，有很多明显的谎言，这对被告是最致命的。当要求他解释为什么他母亲的房间燃烧起来的时候他还哗地将母亲的房门关上，他无力地回答：“以避免烟跑到宾馆的其他地方。”当人们盯着这个用如此方式将自己的母亲置于危难境地的人，一股厌恶的情绪冲击着整个法庭。

在陪审团对他做出最后的裁决的时候，法官尽管对福克斯表现出明显的厌恶，但是他们仍然很关注斯皮尔斯布里的证词，他说：“喉部没有痕迹。贝纳德·斯皮尔斯布里说这些曾经有的痕迹过些时候消失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都会发现这是很难相信的。考虑到喉部的舌骨，在这个案子中它没有折断这真是令人奇怪的巧合。这些强有力的观点一定会受到被告的欢迎”。

听法官这一席话，福克斯好像仍有希望。如果他真的这样以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仅经过一个小时的考虑，陪审团就作出了有罪的裁决。1930年4月8日，福克斯在海登斯通被吊死。

结论

福克斯是否犯有谋杀罪？所有有效证据似乎都在说明他企图为他母亲安排一个意外事故，那就是烧死她。据此，斯皮尔斯布里有关福克斯扼死母亲的意见对他来说就像一座避弹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斯皮尔斯布里的坚持不妥协给辩护律师们带来获得确确实实的无罪裁决的希望。要是福克斯装出一副毫无感觉的样子，既不出来作证也不暴露自己，一场痛苦的法庭争论将有可能真正的作出福克斯无罪的裁决。

约翰·格雷哈姆

时间：1955年

地点：科罗拉多，丹佛

意义：精心的犯罪重建使得科学家解决了美国本土最恶劣的航空大谋杀。

1955年11月1日，飞往俄勒冈波特兰的美国航空公司的629航班飞离丹佛才刚刚11分钟就爆炸了！44名乘客无一幸免。残骸如瀑布般落在方圆几公里的乡村。美国航空公司派来了侦办小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和国内民航局负责调查这次空难到底是机器故障还是人为失误或者是阴谋破坏。

他们开始将爆炸现场加许多正方形的方格。侦查人员彻底搜查这个范围的金属残片、行李——一切来自爆炸飞机的东西。每种东西的具体位置都事先在方格上做了标记，然后将它运到丹佛仓库。在那里这些东西将用金属线绑到一个木制的名叫PC－6B的模型上。复原的结果是机身变形，并且找不到残片去补飞机右侧4号舱附近的一个不规则的大洞。

正是在这个洞口，金属弯曲地向外伸张着，这说明必有强大的力量如爆炸使然。很明显，发生了一场剧烈的爆炸。由于在飞机这一部分既没有燃料管也没有油箱之类的东西，因此爆炸不是意外的货物爆炸引起，就是精心的阴谋破坏。

11月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被邀请来这里开始罪案的侦查工作。24小时内，动用了一百来个人员，去调查飞机上乘务员和乘客的背景，或检查飞机上的运货单确定是否有非法的运输物品和可能爆炸的物品。这些工作完成时所做的结论几乎是一个空白，但是有一线希望开始照亮了前方的道路。

航空公司的记录显示，一位乘客戴丝伊·金夫人准备去阿拉斯加看她的女儿。检查行李箱时，除了一些可辨认的皮革残片外，这个箱子中的一切东西好像都在爆炸中被气化了，一点也不像金夫人上飞机时拿在手里的行李箱。搜查行李箱的口袋时发现了一张有四年之久的旧剪报，里面说的是一位名叫杰克巴格雷哈姆的人，有关部门因宣称他有伪造行为面搜捕他。侦查小组马上得知格雷哈姆是金夫人的23岁的儿子。曾被控告有伪造罪，他为此坐过牢，但是控告最后取消了，因为他富有的母亲答应给他补上盗窃的钱。自从结婚之后，这个不听管束的青年好像渐渐地走上了正道。即使这样，侦查小组也没有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飞机失事的噩梦般的那天是他开车送他母亲到机场的。

所有受害者的家人都安排了约见，格雷哈姆也不例外。11月10日他与侦查人员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当被问及他母亲的行李的内容时，他说他母亲坚持自己整理行李，从来不让任何人帮助她。经过了一个下午的思考，他又提到她曾经将一些猎枪手弹及手枪子弹装进行李里准备去阿拉斯加打猎。当特别问及他是否将某些东西放进他母亲的行李箱里，他回答说没有。

值得怀疑的礼物

格雷哈姆的妻子格罗里亚证实金夫人是自己整理行李的，但是加了一些别的东西。在去飞机场的前几分钟，她的丈夫从地下室里搬出一个笨重的装礼物的大包。当时她想那是一些首饰加工成套的工具。因为他母亲喜欢将贝壳雕刻成时髦廉价的装饰物，他打算送给她……。

这对侦查人员来说是一个新的线索。格雷哈姆没有提及任何有关礼物的事。但是邻居们也听格雷哈姆提及过首饰加工工具。他从各种各样的工具中找出用得着的几件，包起来作为礼物放在他母亲的旅行箱里，当她到阿拉斯加时会感到惊奇欣喜的。在丹怫地区调查发现，仅有两处商店库存有雕刻贝壳的工具，但是在10月份没有一家卖这种东西的。

第二次约见是在11月13日，格雷哈姆否认给他母亲任何礼物。在同一个下午，联邦调查局的科学家报告，从爆炸现场找回的燃烧过的金属有碳酸钠、硝酸钠和硫基化合物——这些都是炸药留下的残余物。

侦查人员马上获得搜查证搜查了格雷哈姆的屋子。他们不仅发现了所谓金夫人已装进行李箱的猎枪子弹，而且发现格罗里亚·格雷哈姆显得非常害怕和思绪混乱。她哭泣着说，杰克曾命令她说她当时看错了。

有了这些线索，格雷哈姆突然声称他曾为他母亲买过一套工具。他给一个陌生的卖主十美元后买下的，和他一起在加油站的两个雇员亲眼看见过。他悄悄将包着礼物的包裹放进他母亲行李箱。包裹上系着的是透明的胶带。他曾把剩余的胶带放在他的车子里。

当格雷哈姆咆哮时，联邦调查局侦查人员搜查了他的房子。在一件衬衣的口袋里，他们发现了一小卷用来捆爆炸物的铜线。更令人怀疑的是藏在雪松枝干后面的一份价值37500美元的人寿保险单。这是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在机场由戴丝伊·金买的，写明将贴常金付给杰克。以前没有人怀疑过。早先时候，警方要求保险公d列出629航班的乘客所买保险金额的拟日表，是金夫人的保险救漏掉了。

更不可理喻的事发现了：该古人员发现金大人一些袜子。化妆品和她准备带给她阿拉斯加的女儿的礼物。司“以肯定她曾将这些东西放在箱子纪准备带过去的。当问及他的母亲为何么没有将这些东西带走，格雷哈姆心虚地喃喃自语：“我告诉她别带这些东西厂，因为她的行李超重了！”

残酷无情的供认

半夜消息传来，格雷哈姆的两位同事说，没有看见格雷哈姆买过任何工具。不久，相告哈姆莱一次被R知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认定那次空难请由于炸药爆炸引起的。他听到消息后啜饮着一杯水，琢磨了一会，最后会黄启用一种冷淡的口气说：“好了，你们想要我从哪里开始？”

他告诉侦查人员，炸弹用了25根棒状炸弹，两个带电的火帽，一个定时器，六伏电池。为广得到制造炸药的经验，他在一家电器商店出以每小时1.50美元的工资工作了十天。正如侦查人员怀疑的一样，他从那个小车母亲的行李箱举拿出厂几样东的然〔放上这些致命的装置取而代之。

在逮捕的时候，俺家哈姆极力想给大家一一个印象，他的母亲是怎样在他幼年的时该抛弃一厂化，河等到他母亲后来再婚时A从养他，如此这般。价他无法告认自己有经济上的目的：除了保险之外，格雷哈姆还紧盯着母亲的150美元的财产。

在审判中，电视做．报道，格党哈姆翻供并请求无罪裁决。由于他冷酷无情没在任何悔恨之急，陪审团很快作出判决。1957年1月11日，没有任何异议，格雷哈姆被处以死刑。

结论

如果格雷哈姆学过犯罪学，他就不会将在飞机上放置炸弹作为杀害母亲的方法。早在六年前，一位名叫阿尔伯特·瓜亚的加拿大人用了同样的方法摆脱他早已不想要的给她买了很多保单的妻子。同样，飞机上的乘客都无一生还，四条人命没了，而瓜亚和他的两个同伙仅仅是为了将几千美元弄到自己的口袋中。但他们一分钱都没有花着，三个人都是同样的命运——全部被处以绞刑。

史蒂文·本森

时间：1985年

地点：佛罗里达，那不勒斯

意义：一个电学方面的天才最终还是发现自己无法与现代侦查技术对抗。现代侦查技术成功地揭开了这个家族长期不和的内幕。

1985年7月9日早晨8点差一刻，史蒂文·本森，一个33岁电学方面的怪才，继承了他家族的烟草财产，此时刚抵达佛罗里达那不勒斯地区的奎尔·克里克他祖母富丽堂皇的家。和亲戚们一道，他打算打桩分出地界盖新房子。将木桩和房屋设计草图放到家里的苏伯本1978款车里后，他驱车到当地的一家方便商店，为家族的其他成员买了些咖啡和甜食。就在九点钟之前，史蒂女和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本森、他的姐姐卡尔琳·肯德尔还有他的义弟斯科特坐进了苏伯本车里。当他们准备开车离开时，史蒂文突然说起有一个卷尺忘在屋子里了。把钥匙扔给斯科特后，他就一头扎进屋子去了。几秒钟后，斯科特转动点火装置肝的钥匙，一股黄色的闪光腾地笼罩了整个车子。

苏伯本车被炸开了，爆炸后只有卡尔琳幸存。当她从变形了的车壳里爬出来的时候，幸好有从高尔夫球场归来的球员接手。接着第二颗炸弹爆炸f，苏伯本车顷刻化为灰烬。

受害的是社会地位如此高的一家人——本森家族非常富有。顿时在整个那不勒斯掀起了轩然大波。上午11：30，酒精烟草枪支总局派来的侦查人员到达现场。在那些被炸得变了形的东西中，找到了烧焦了的金属线、木桩的残片，他们还发现了粗糙炸弹明显的痕迹：电镀的管子和两个火帽。对所有这些活动很感兴趣的观察者史蒂文·本森似乎对自己刚才紧靠爆炸源差点死掉丝毫不在意。

酒精烟草枪支总局的炸弹专家阿尔伯特·格里森开始检查那些变了形的车子，他马上记下了两个爆炸源：一个在车的方向盘部分，一个在车的后座。这个结论得到了科里尔县法医海恩里奇·斯米德的支持，他发现玛格丽特·本森的伤大部分在她身体的左侧，而斯科特的伤在右边，这说明至少有一颗炸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人们往往不知道，爆炸之后炸弹本身会留下许多东西。格里森认为两颗炸弹每个有一英尺长，4英寸的火帽拧进管中。两个火帽都有厂家标志，V字母代表联合商标，另一个G代表格里内尔，很有可能找到买卖双方。

侦查挖掘

格里森返回爆炸点，吩咐在直径25英尺的地方进行挖掘工作。就像考古学家的挖掘，警方先通过一个金属过滤网筛了一些垃圾，然后用磁性手套去扒摸有用的东西。管状炸弹是很简单的装置，它们的组成包括一个霸弹筒（在此案中电镀的管子有两个接线头）、一个爆炸装置和一些爆炸物。格里森早已鉴定了炸弹的类型，现在他想知道炸弹是怎么样点火的。

进一步考察爆炸地点，找到了4节1．SV一节的电池。格里森确定是用六伏特电池作为动力开关装置引爆炸弹。最后在残留物中，他发现了一个小的电流板的残片，从外表看不属于车子。

同时，其他侦查人员访问了当地的五金商店、建筑工地；调查可能有关的商店、旧货摊等等，询问有没有类似的火帽和电镀管。那不勒斯商店去它的售货记录，发现在1月5日他们曾卖过两个联合牌的火帽，在1月8日买过两个一英尺的带接线的电镀管。卖主描述顾客身高大约六英尺高，花了200英镑买走了那些东西。顾客的特征和史蒂文·本森一十分相似。电镀管炸药各组成部分上的指纹分析结果是；太。用紫外线灯照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时候有人提议会愈后看一看那张销售发票，那是可以用化学方法检测的。在两张发票的表面都有手掌印，虽然这种手掌印不明显，但是经过最彻底的检测，确实存在。专家鉴定是；“书写者的手掌印。”那个人是左撇子，极像史蒂文·本森。侦查人员设法得到了史蒂文的指纹的级水印记，发现与发票上的指纹相匹配。

职业骗子

背景调查表明本森欺骗他母亲已经有好几年厂。最近他的不诚实开始暴露，企图剥夺家里其他成员的继承权的阴谋正悄悄酝酿。侦查人员猜测，史书又决定消灭他的大家族，以便能继承全部的遗产，估计1000万美元。凭他的电学经验，制造一个管状炸弹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由于引爆管的结构，归他站在远离车子的安全的范围内，他可以操纵引发爆炸。8月21日本森被逮捕。

十一个月后，他被审判裁决为凶手、卡尔琳回忆爆炸见了紧跟着斯科特转动钥匙之后、价格个森怀疑那个时候引发器已经引发了爆炸物。他承认他永远无法确定引爆管的优置、仍是那些烧焦的电流板残片和电池几乎可以断定爆炸的引发来自于车外。格用森对这些炸弹的威力为何如此之大作出了一些解释。并且提供了一个他认为相似的装置。空的电镀管重二十英磅，放三到六英磅的高效炸药不成问题。由于指纹的证据相当有力，对史蒂文·本森极为不利。1986年8月7日，史蒂文·本森被裁决为犯有一级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

结论

炸弹在试图毁灭目标方面极富有隐蔽性，但永远都会留下蛛丝马迹，正如史蒂文·本森一案。哪里有线索，哪里就会有通向炸弹制造者的路。

泛美103航班

时间：1988年

地点：苏格兰，洛克比

意义：此次由于恐怖分子的大屠杀引起的侦查跨越三大洲，侦查所耗费人力、物力、时间都超历史最高水平。

1988年12月21日，泛美103航班正飞离伦敦的希索机场，预定航程飞往纽约。乘客都是美国的学生和军人，准备回家过圣诞节，气氛相当热烈，当飞机向北部飞行时它爬升非常平稳。但是当飞到3．l万英尺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空难：这架波音747发生爆炸，成了几半。底下六公里处是洛克比，一个小小的苏格兰小村庄，无法提供援助。当103航班坠毁在地时，－6机上的乘客和小镇上的很多居民总共270条人命不幸丧身。

无线电无法同飞机联系，一秒钟前还在雷达区，一瞬间就被毁灭。几小时后，联邦调查局的侦查人员、英国空难调查局和当地的警方快速搜寻，寻找线索和生还秆。只有到了白天，这场悲剧到底有多大才清楚，电视的残留物在苏格兰的边境和英格兰的北部方圆845公里的地方四处飞散。很快便知道一般的机器故障是不会引起这么大范扬的毁坏的，除非是炸弹。

第二天清晨，两个小核检到产一一个带金属柯的小匣子，大约2、6英尺长，一侧写着“资料复制1972”，这是飞机上用以信息记录的黑匣子。专家希望从这丁如能揭开飞机遇难的秘密。

为了完成指认受害者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侦查人员求助于内政部系统装备一心，他们为英国警方设计了最复杂的计算机程序，负责掌握大臣的资料；。每一个小小的信息都被输进f程序：尸体的位置、伤害的状况。衣服的颜色和式样。所有这些数据和资料被分类储存以便查考，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这是一次检测他们最新侦查武器威力的机会。图像传送机机器可以传送接收十分清楚的指纹图像，通过商务电话线鉴定尸体的特征，这看起来非常像传真机，仅看起来清晰多了。

顶尖实验室

圣诞节那天发现的一个奇形怪状的金属碎片被送到肯特福哈尔斯蒂德全家武器研究所及发展中心。它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学实验室。它的设备可以与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相媲美，这里的实验室没有静电，可以提供最完美的实验环境。科学家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定只有炸弹才会引起这么大的变形。出于个人的钱财方面的动机单个凶手这么干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也永远不能排除。很大可能103航班是恐怖分子的一个目标。

来自太平洋西岸的专家从开始就抱着这种怀疑的态度，他们试图将这些恐怖分子定格，但是在那些因绝望而不惜冒险的人和反叛分子中寻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更多的资料，科学家和空难侦查小组人员才能建立炸弹的类型和找出爆炸点。在一个大飞机库，技师们开始重组747的一块块碎片，这和法庭辩论时出示的拼图之类的东西的复杂程度是极不相同的。

最后，飞机的85％被修复了。所有重建只是一个消极的证据，那些找不到的残片提出了最难以克服的困难。机身上有五十英尺长的部分，也就是前面装行李的舱找不到了。机身的这一部分发生爆炸使得飞机的发动机遭到毁灭。而且摧毁了无线电向外联系的所有希望。经过不知多少小时的精心工作，调查人员终于精确地找到是货物舱14L发生了爆炸。

在成千上万的碎片中，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灰色的卡式录音机的三个极小的碎片。这种炸弹与西德的恐怖分子使用的隐蔽炸弹极其相似。在一个牌子为萨姆森特的铜色箱子的左侧发现了塑料炸弹塞姆特克斯爆炸的痕迹。所有迹象表明，那个致命的卡式录音机被放在箱子里，由于空气压力的下降使得电流接通从而导致了爆炸。

马耳他人的联系

慢慢地，箱子的来源就成了调查的重点。一个小孩围兜上下来的蓝色碎片花爆炸中幸存，商标还“巴比格罗”；他们找到了马耳他一家经销流行服饰的小商店，店主告知几个月前，一个阿拉伯顾客不管大小或式样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件事很特别，店主记得很清楚。他将这一系列东西提供给福特·赫尔斯蒂。其中一件花呢夹克衫，它的碎片在萨姆省特箱子的代抬物归中还可以辨认出来；其中的一把雨伞，在巴比俄罗小孩围兜炸成的碎片中找到了它的残骸。很清楚，这些东西离炸弹非常之近。

但是炸弹是怎么样对103航班上的仍是一个谜。操纵复位的国际行李运输系统的德国公司计算机记录表明，行李上飞机先从马尔他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在那里再被放到103航班上的。是谁制造了使舆论震惊的空难？到今天这仍是国际上竟相猜测的问题。经常提及的名本尼阿梅德·吉布里尔恐怖组织的头目。一个理论声称这颗炸弹是为了报复一年前击落伊朗客机。另外的理论则认为炸弹的目标是指向四个美国情报局组织的成员，这些人都富有与中东人质谈判的经验。更加不能确定的不可思议的事是，这个致命的箱子是怎么样想方设法逃过在法兰克福林伦敦的安全检查的。

1991年11月，发出了逮捕令，要求逮捕两名利比亚的情报官员科哈利萨和亚伯杜尔·巴塞特·亚尔梅格海。后者正是由马耳它商店所指认的在治技比空难发生之前几周买了一些希奇古怪的东西的人。到今天为止，利比亚总统莫哈马·卡扎菲拒绝引渡他们的请求，随疑犯仍逍遥法外。；1995年1月，这个非常复杂的案子又扩大了范围，据美国情报资料披露，泛美103航班的空难与伊朗有明显的联系、截止于这篇文章，此案仍在调查之中。

结论

由于空气压力作用导致炸弹的爆炸是恐怖分子最喜欢的装置。世界各地的航空安全系统都要用低压屏对行李进行常规检查，希望能检查出这种隐蔽的爆炸装置，但是由于航空时间表安排很紧，通常这种测试需要几分钟，恐怖分子早就设法躲避这种检查。据信，他们利用电路来延迟自己制造的敌人于死命的手工炸弹的爆炸时间，当低压出现后至少三十分钟才会发生爆炸。

　　　

指纹学

没有什么比发现两个人不可能有同样的指纹更能大大促进犯罪侦查，这种个体识别的方法早在文明古国中国和巴比伦就使用过。1880年，一个在日本的苏格兰医生亨利·福乌尔德斯博L，在英国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开了现代指纹分析学的先河。由于对古代陶瓷碎片上的指印感兴趣，福尔德斯传播广这样一个观念，它们或许就是鉴定个体的方法。这个观念被孟加拉湾主要行政官员威廉·赫舍尔先生完全接受；他报告说他多年来在印度利用拇指鉴定目不识丁的囚犯和工人。指纹学最初激起令人兴奋的涟漪，是源于《自然》杂志if的争论，们真正第一个开始研究指纹学的是英国的科学家弗朗西斯·加尔顿先生。

首先建立了指纹不能遗传，即使是双胞胎的指纹也不会相同的学说。加尔顿做了奠基工作，建立了基本的分类系统，将最常见的指纹分为三类：弓形指纹，箕形指纹，斗形指纹。加尔顿《指纹》一书1892年出版，他此后另一个印度警署官员爱德华·亨利先生完成了指纹分类工作。

亨利将指纹分为五类。他在加尔顿三类的基础上加了一类帐型纹，将其形纹又分为两类。1896年，他在军队按照他的方法从事指纹鉴定的研究，（指纹应用项目）这个新系统很快获得了成功。在印度，对犯罪分子的鉴定获得了戏剧般的进展。

指纹的印记分为基本的三类：汗潜指纹。可见指纹和立体指纹。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是汗潜指纹，眼睛一般看不出来。它们是由汗液形成，或者来自于手指，或者是因为手指与脸、手指和身体有皮脂腺的地方无意识地接触而形成。即使犯罪分子将手彻底地擦干净和弄干，如果他将手放到脸上或头发上，他还是很可能在他所接触的地方留下汗潜指纹，特别是容易在玻璃表团或光滑的木头上留下指纹。

处理或提取汗潜指纹进行检验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最普通的方法是用灰粉或黑粉。（过去是一种水银和白玉的混合物，但是现在，更有意识地减少使用者所冒的身体方面的危险。）在渗透性的检材上，如纸张、厚硬纸板，较难提取，最好用碘熏法，碘可以和汗液中的油脂反应，或使用韩三明反应，本三酮可以和汗液中的氨基酸反应。

第二种类型的指纹是最易辨认的那一种。因为手指沾有血迹、墨迹或其他相似方法留下的指纹。但是它们在犯罪现场很难找到。第三种指纹是立体指纹，它们是在柔软的表面比如乳酪、肥皂或油灰面形成的指纹。

汗潜指纹的保留时间是变化的，主要由多种因素控制。如果是留在一个硬的受到保护的表面上，留下后没有再去碰它，它就几乎永远留在那里。汗潜指纹在古代坟墓的物品上曾被发现并提取。

弗朗西斯卡·罗杰斯

时间：1892年

地点：阿根廷，尼科奇亚

意义：每个因为指纹证据被判有罪的人，从这个命运多钟的悲惨女孩为爱而谋杀的案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她同样的结局。

阿根廷大西洋沿岸的尼科奇亚小镇，坐落在布宜诺斯250公里以南，随眼一瞥，它并不像会在犯罪学历史占有重要位置的地方。1892年，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城市的市郊的一间小屋子里，发生了一起两个人同时被害的谋杀案，直到今天这个案子仍有回响。受害者是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卡·罗杰斯的26岁女人的两个私生子。

6月19日的晚上，弗朗西斯卡哭着跑进了邻居家的小屋，痛苦欲绝地说韦纳斯奎兹杀害了她的孩子。邻居们都知道韦纳斯奎兹在附近的农场里工作，曾经是弗朗西斯卡的热情的求婚者，但没有成功。邻居打发她的儿子去警察署，自己跑进弗朗西斯卡的小屋找到了那两个孩子。一个六岁的男孩和一个四岁的女孩。头部多处受伤致死，现场没有发现武器。

警长只花了极少的时间检查犯罪现场，他想更多地了解韦纳斯奎兹。弗朗西斯卡啜泣着说，韦纳斯奎兹是个中年人，一个十足的笨蛋，他疯狂地爱着她，但是她曾经态度轻蔑地拒绝了和他进一步的交往。那天下午，这个弱智的农场工人提出比以前更甚的要求。最后她搪塞他说自己答应和另外一个年青人发展关系。声纳斯奎兹发怒了。侮辱谩骂，并恐吓要报复。后来他冲出去了。那晚下班回来，弗朗西斯卡发现前门大开。她走近一看，韦纳斯奎兹上从外屋逃走，他慌慌张张几乎将她撞倒在地。在卧室里，她发现两个孩子死．。

卡纳斯奎兹当晚被拘留了，韦纳斯查兹承认自己曾威胁过弗朗西斯卡，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甚至一顿若打也没有改变韦纳斯奎兹坚持自己的无辜。屡屡受挫，警民采取了更极端的措施。他将韦纳斯全兹绑起来，整晚放在照得通亮的两个孩子尸体旁，希望悔恨和对报应的恐惧使他松口。

第二天早晨纳斯士兹仍没有任何动摇，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对他的良心折磨，也没有使地吐露真情。警长犹豫不定，是不是抓错了人？这种感觉时涨时消，不管怎样，警长开始寻找另外的嫌疑犯。这时已有丁关于弗朗西斯卡和她的年轻情人的传闻，人们曾无意中听到这位情人原本打算问她结婚。与此同时，警长的怀疑点开始转移，他的侦查技术堪称一流，几乎没有失了的时仅。他决定动摇弗朗西斯卡，使她神经崩溃，他整晚都呆在她的小屋外，摇动窗户和门，发出一些尖锐的怪一，然后模仿复仇者的卢奇在外面哭魂喊冤。但是弗朗西斯卡比他技高一等，对此置之不理。清晨去工作时，她的意识丝毫未损，更恶劣的足，她根本就不把警长夜间的闹鬼行动放在眼里，仍坚持卡纳斯奎兹就是凶手。

寻求援手

在这个节骨眼上，警长开始寻求拉普拉塔警察总局的援助。这个机会得之不易，鉴定总局的头儿是一位名叫朱恩·瓦西蒂奇的大尔马琴移民，他比大多数人更早地了解指纹鉴定的好处。1891年9月，他利用加顿的基本材料，明确地提出了十指分类系统。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只局限于当地监狱的一些囚犯。但是瓦西蒂奇一直期望能扩大它的应用范围。当他派遣高级警官亚尔瓦雷兹调查尼科奇亚凶手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将创造新的历史。

亚尔瓦雷兹对当地警署水平极其有限感到震惊。他马上了解到韦纳斯奎兹不具备谋杀时间，他不在现场的证据是绝对可靠的。但是这个可怜的人，受他的智力的局限，忽略了这一关键问题。弗朗西斯卡的年轻情人，也免除了共同作案的罪责，那么亚尔瓦雷兹猜测，嫌疑人只剩下弗朗西斯卡……。

没有任何大的把握，他来到案发的小屋寻找线索。经过几小时徒劳的搜查后，他发现卧室门上有一个褐色的印迹，被月亮突然照得很明显。仔细侦查发现这是一个沾了血的人的拇指留下的痕迹。亚尔瓦雷兹拿到了一把锯子，锯下门，然后返回警署，命令将弗朗西斯卡带进警署，他将她的右拇指按在印色盒里，将指纹印在一张纸上。相对来说亚尔瓦雷兹这双眼睛还不够老到，但当这个指纹印放在放大镜下研究时，他发现门上带血的指纹印与弗朗西斯卡的指纹印相匹配。

掌握了指纹方面的证据，弗朗西斯卡原先铁一般的意志崩溃了。她承认自己杀了两个孩子，因为她们使她失去了同那个年轻人结婚的机会。她用石头砸死他们，将石头扔进了井里。然后将手仔细地洗干净，但是她一时疏忽万万没有想到她碰到了卧室的门。

弗朗西斯卡·罗杰斯被判有罪，终身监禁，由此，也确认她在犯罪历史上的地位。

结论

对于朱恩·瓦西蒂奇来说，在尼科奇亚的破案成功是一个闪光的胜利。他写信给朋友时说到：“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理论被证明为是有价值的。现在我手里有了一张王牌，但是我希望我马上会拥有更多。”他太过自信了，令人失望的是官方对指纹充满敌意不信任的态度。瓦西蒂奇并不灰心，继续为之奋斗，到了1916年他真正成功地建立了全国指纹登记处，预计登录所有人的指纹。可是这一计划证明是毫无希望并且不受欢迎的。暴动和国内反对的呼声最后导致政府放弃了这个计划，并且毁坏了已有的登录。1925年，朱恩·瓦西蒂奇死f，有人说他因为幻想破火抑郁而死。

斯特罗申兄弟

时间：1905年

地点：英国，伦敦

意义：虽然1902年英国在审判中就承认指纹证据，但是直到这个骇人听闻的谋杀案才使这一新技术上了报纸头版头条。

二十多年以来，托马斯·法罗和他的妻子安在伦敦南部戴曾福特打点一个油漆商店。这对老年夫妇在邻居中人缘很好，作息非常有规律。令人不解的是，1905年3月27日早晨，商店没有像往常一样开门，其他的雇员也没法进去。出现这种反常的原因很快就清楚了。在起居室，法罗先生被大头短棒打击致死。楼上的妻子四脚朝天地躺在床上血泊里，赤身裸体，但还活着。她也被残酷地毒打过。四天之后，安失去知觉死了。

众所周知，每个星期一早晨法罗都要将一星期的盈利交给店主乔治·查普曼，因此毫无疑议抢劫就是动机。一个空的保险箱，里面的收文盘散落在地上。卧室地板上还有一个用黑丝袜改装的面具。在楼下也有两个类似的面具，这说明入侵者不止一个。保险箱和里面的收文盘由苏格兰指纹研究所检查过。他们发现收文盘上的指纹既不是受害者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在场的警员留下的（他们中有一个承认曾接触过收文盘）。这些指纹与苏格兰地区已登录的八千多个指纹也不相同。

送奶工亨利信林和他的年轻助手在发生谋杀案那天早晨715发现了两个人离开油漆店。他们描述其中一个高个穿蓝色毛哗叽上衣带圆顶礼帽，步履慌张。他的同伙穿褐色上衣。帽子和棕色靴子。根据这些描述邻居们闲聊举出了两个人的名字——阿尔伯特·斯特罗申和阿尔弗雷德·斯特罗申。两兄弟都有盗窃前科，而且在犯案现场见过他们俩人。阿尔伯特的房东，在警员召见时回忆起阿尔伯特曾问过她，她是否有老式的丝袜给他，她回答说没有。过后，在她租给房客的床上，她发现在床垫之间藏着一个丝袜做成的面具。

阿尔弗雷德的情妇汉娜·克伦梅蒂提出了更详尽的证据。她丝毫没有意思要帮她这位性情暴躁的情人，她眨着那双忧郁的眼睛透露在发生谋杀案的那天晚上他出去过，第二天他把他的外套扔掉了并且将他曾穿过的棕色鞋子襟上了黑色鞋油。

两兄弟被抓获

一周之后的一个星期天，警员们彻底搜查了两兄弟常去的地方，在公共场所将阿尔弗雷德抓获。他声称他的哥哥去了海边，第二天他的哥哥阿尔伯特在附近留宿。他们俩被带到陶尔伯里奇警署。警长查尔斯桐林斯是1901年成立的苏格兰指纹研究所的奠基人之一。他用印色盒提取了兄弟俩的指纹。他将提取的每个手指的指纹与收文盘上的指纹相比较。发现收文盘上的指纹与阿尔弗雷德右拇指有惊人的相似。因此，两兄弟被指控为谋杀。

在审判中，由理奇尔德·穆伊尔领头的起诉方，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两个送奶工都不指认被告是他们看见的离开油漆店的人。这个案子的全部重担都完全落到了指纹证据上。借助于放大照片，柯林斯证明阿尔弗雷德拇指与留在收文盘上的印记有十二处惊人的相似。最有意义的是，根本不存在那些绝对抵触的特征。陪审团印象非常深刻，对柯林斯的理论表示极大的兴趣。他们都想弄清提取指纹的技术，他们其中的一个自愿印下自己的指纹。

很e然，被告方并不认为指纹鉴定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技术方法。在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推举约翰·加尔森博士出面。在对柯林斯进行了激烈的个人攻击之后，这位博士医生继续陈述指纹分类，认为保险箱上的拇指纹不属于阿尔弗雷德·斯特罗申。就在此时，穆伊尔找出了两封信，由加尔森在同一天写成，曾同时递交给控方和辩方，表示愿意作证。这个机会主义者从陪审团那里得到的反应自然是嘲讽。他们认为加尔森这样作欺骗的意图相当明显。法官也强调拇指指纹证据，应当谨慎，但承认它们确实有惊人的相似。加尔森的劝告在陪审团的。动中有多大份量不得而知，确切可知的是陪审团仍判斯特罗申犯有谋杀罪。

结论

加尔森的事业幻灭了。从此之后，医学教授很少再关心指纹。指纹学逐渐成为只有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领域。对于破。罗申两兄弟来说，他们对现代法庭科学的藐视是不明智的。现代侦查科学远比他们俩的寿命长久。兄弟俩于1905年5月23日处以绞刑。

托马斯·吉宁士

时间：1910年

地点：伊利诺斯，芝加哥

意义：这个案子导致美国凶杀案的审判第一次承认指纹证据，从此外创了法庭科学新的历史。

克拉伦斯·希尔勒和他的妻子及四个小孩住在芝加哥西部第104号大街的二层楼房里。1910年9月19日清晨，希尔勒夫人发现他们的女儿弗罗伦斯卧室附近的气灯熄掉了，这个时候气灯本应该亮着的。她喊醒丈夫，急急忙忙想看个究竟。

在查看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陌生人。随着发生了一场搏斗，两个人都跌倒在楼梯上。过了一会，希尔勒夫人听到了两声枪响，接着听到她丈夫微弱的求助声。随即前门被“呷”地关上。在楼梯口希尔勒夫人发现了丈夫的尸体。

邻居杰恩·皮克恩斯听到枪声和女人的哭声，马上赶过来。凑巧不远处他的儿子奥利佛一直在同警察弗罗伊德·比尔德斯利谈话。他们俩听到枪声也马上赶了过来。比尔德斯利被告知这个歹徒点着火柴，跑进希尔勒的女儿卧室，大女儿克莱里西十四岁，小女儿弗罗伦斯小她一岁。两个女孩都没受到攻击，但她们太害怕了，无法求助。过了一会儿，致命的搏斗开始了。

在弗罗伦斯的床下有些细沙和碎石。在弗罗伦斯身体旁边总共有三个未用过的弹头。这好像是惟一的线索。比尔德斯利不知道，凶手已经被拘留只不过是由于别的原因。

在希尔勒所居住的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四个下班的警官发现有一个人在黑夜里猛跑狂奔，而且鬼鬼祟祟地总往身后看，好像害怕被人追踪。倒空他的口袋，发现了一只口径0．38的手枪，他自称自己的名字叫托马斯·吉宁士。他的衣服上有血迹，左胳膊受伤。盘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那晚早些时候从公共汽车上摔了下来。

警察并没有为他的故事打动，而是将他送到警署。在那里刚得到希尔勒被谋杀的消息。很快这个受伤的人成了头号嫌疑犯。特别是得知一个月前这个人因盗窃刚服完刑被释放。疑点慢慢集中到他的身上，在释放后仅两周他违反假释誓言用化名买了口径0．38的手枪。搜查时发现的子弹与克拉伦·希尔勒身边的子弹相同。

油漆印

最有意义的发现是在谋杀现场。在厨房窗户的后边的一块地方，有一些同样围栏，凶手曾从这里窜进去。碰巧，希尔勒克生在死之前的几个小时曾将这军的每一个围栏都L一厂。遍漆，在围栏上留下了某个人左手的四个新的7指印。

自从1905年苏格兰场的警官约翰·弗毕尔到路易斯国际警察展览去访问，赞扬了爱德华·亨利分类系统的优越，美国法律执行机构已经以不同程度的热情接受了指纹的原理。到1910年，大多数警署仍处在贝蒂伦时代，但足芝加哥对这种指纹新技术敞开臂膀拥抱表示欢迎。警署鉴定总局（PDBI）的技术人员仔细研究了围栏肝的指印共做成放大照片。与吉才上的指纹相比照，细节方向非常匹配。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山（PDBI）威廉·埃义斯牵头的四个指纹方面的专家都认定吉宁＿L的了，k只有他的手在田栏上留下指纹印。他们的证词导致占全被判有罪服死刑。很快被告的律师提出申诉，他订J认为指纹学的基础仍是一个年轻不成熟的理论，够不上有“科学的”价值，伊利诺斯的法律还不承认这样的证据。

全国上下眼睛都盯着伊利诺斯最高法院，等待它的裁决。1911年12月21日，在历史上第一次规定法庭可以使用指纹证据，赞成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可以像专家一样有提供指纹证据的权利。

法庭审判时如是说：当照片第一次问世的时候，它是否合适作为证据曾受到严格的怀疑。但是这种作为证据的方法如同X射线、显微镜一样，如今毫无疑问被承认。如果能基于一个人的声音、外表、年龄作法庭推断，为什么在一般法律证据准则里唯独不能承认指纹证据所作的推断？

最后的结果，是上诉法院肯定了陪审团的裁决，判吉宁全死刑，不久他被判以绞刑。

结论

由于伊利诺斯法庭裁决大力推行使用指纹证据，指纹鉴定马上深入到美国的各个地方。1915年，为数不多的一批指纹专家在加利福尼亚相聚，成立了后来人称国际指纹鉴定协会（IAI）的组织，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指纹鉴定的权威组织。它是一个信息的聚集地，如今已有了新的发展，今天的国际指纹鉴定协会（W在世界范围内已有上千上万的会员。

威廉·贝格

时间：1920年

地点：加利福尼亚，贝克莱

意义：美国的流窜犯罪日益猖獗，建立一个国际指纹登录处已势在必行。

1920年9月，贝克莱最奇特的犯罪浪潮之一冲击着加利福尼亚。一个小偷看准一家商店，偷走一些鸡蛋，喝干一瓶牛奶，然后溜之大吉。这个不明身份的小偷留下极少的线索。在犯罪现场的指纹中，警员们在一个可疑指纹处画了一个圆作记号。贝克莱警署由奥克斯特·沃尔马牵头，他是一个打击犯罪方面的改革家，后来他最杰出的贡献是使测谎器得到发展。他亲自负责成功地建立了指纹鉴定部门，但当时的这个机构还不能提供普通指纹与犯罪分子指纹的比对。

两周之后，盗窃又开始了，这次却是农具商店的仓库。他用同样的方法潜入，留下同样清晰的指纹，并且留下奶瓶再次显示他对牛奶的偏好。整个冬天，小偷小摸像瘟疫一样在贝克莱传播祸害人们。没有发生大的盗窃活动，永远只是重复的小偷小摸。警署已经习惯了这个小偷在当铺等地方作案，但令人疑惑的是，1921年4月，这种偷窃行为更然而止。一个月过后，仍平安无事，这个被称作“问号盗者”的家伙在人们记忆中渐渐消失了。

到9月份，那个习惯夜间作案，爱留下小奶瓶带有强烈个人癖性的盗者又回来了，这使人们马上又回到了从前的景状望。作案的模式丝毫不差：永远只是在晚上9点和凌晨4点之间，永远是在同一地区，永远是使用惯用伎俩并且永远扔弃一个新奶瓶。在此之前，盗者在4月份停止。直到9月份再重新回来。这次在1922年4月份又停止了，像候鸟的迁徙一样有规律，同年的9月份，一系列的盗窃活动又卷土重来。

十几年一贯一直保持着六个月一循环：盗者9月来，4月份离开。有一次，这个在逃的盗者差点被捕了。警官发现在夜幕之下一个人从一家杂货店逃走，喊话叫他停下，他反而想溜。随即发生追捕，两边的子弹突击，那个盗者被击倒，但他仍设法逃掉了。警方下达命令让医院的医生注意带枪伤的男人，但是没有发现。

赃物极多的盗贼

直到1928年为止，这个并不显眼的小偷每个冬天都要盗窃价值几千美元的物品。警方除了指纹还有一个线索，他是怎样、从哪里闯进每个屋子的呢’！他常常找墙上最易下脚的地方而且做得干净利索。这对以假定他可能是一个木匠或装修水管工人。沃尔马反复在想同一个问题，这个训练有素的工匠夏天上哪儿去了呢？最后灵感突发，每年春天，有一批鱼船离开圣弗朗西斯科的海岸向北挺进直达阿拉斯加鲑鱼基地。除了捕鱼工人，随船还带些技术工人，随时作些船的修理工作。贝克莱派人到阿拉斯加收集了38个人的姓名和地址，一并呈交给联邦调查局。

192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从莱文沃斯犯罪侦查总局收到了810000套指纹。这些后来成为了由埃德加·胡佛策划创立的全国指纹鉴定系统的核心部份。高速公路、铁路、飞机沿线美国的犯罪人口不断增长。犯罪活动往往在相隔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很少联系的地方发生，而犯罪分子却逍遥法外。他们在犯罪现场留下指纹，但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被抓获的机会极少。胡佛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他建立了全国指纹系统，使得有关犯罪分子的记录对全国的各个警署有益。虽然在八年里沃尔马没有发现罪犯，但他在前面作了不少铺垫工作，使得联邦调查局在几天里找到了所谓的“问号盗者”——威廉·贝格。

威廉·贝格的的确确是船上的木匠。他也曾是一个小偷，1914年在圣弗朗西斯科服刑的时候被提取过指纹。提取的指纹来自他左手的中指。

嫌疑犯又回来了

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有等待。警方确信在九月份他一定会来。威廉·贝格回到了在斯坦尼吉林荫大道他的住处，这是在盗窃经常发生的中心地带。警方彻夜守候紧密注视他的每一个新动向。晚上，当警官盯梢时，贝格在清晨偷偷地从一个屋子里出来。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决定等候他回来。凌晨4时，他们的目标露头了。N格在黑暗里隐隐约约地出现了，身上背着赃物。当他准备进库时，警官们向他发出询问，但是他很快地溜走了。设置几个关卡之后，U格对于几次警告枪声置之不理，终于被子弹击中倒在地＊死了。在太平间提取指纹时，他左手的中指指纹泄露天机，表明他正是躲避贝克莱警署在逃多年的罪犯。威廉·贝格仍有更多秘密有待曝光。他所偷的每一样东西都堆在他的屋里。估计作案四百多次，经济因素不是他的主要考虑，他是一个真正的偷窃狂，他偷是因为他无法停止。他的妻子对他疯狂的偷窃碑感到恐怖，但她害怕报案。她证实，几年前贝格确实被一颗子弹击中过，但她还是没能鼓起勇气报警。出于人道的考虑，这个女人也深受其苦，于是撤销了对她的所有指控。

结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怫梦想建立的全国指纹咨询图书馆成为了现实。1990年，联邦调查局拥有了2200万人的833万的指纹登录卡。每天这个系统都会增加2．7万张指纹登录卡。

凯利帮

时间：1933年

地点：俄克拉何马，俄克拉何马城

意义：在这个超乎寻常的案子里，受害者本人的指纹，而不是抓获归案者的指纹，使得起诉绑架证据充分。

1933年7月22日晚，俄克拉河马城石油百万富翁查尔斯·厄尔奇尔、他的妻子和他们的朋友贾勒特夫妇正在厄尔奇尔家中庭院打桥牌，这时两个带枪的人突然闯了进来，其中的一个绑匪嚎叫：“谁是厄尔奇尔？”桌上没有一个人回应，厄尔奇尔和贾勒特两个人被迫上了等在外面的小车，车立即开跑了。虽然绑匪命令不许报案，但是厄尔奇尔夫人还是很快向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报案。，一个半小时之后，沃尔特·贾勒特回到厄尔奇尔的屋里，心惊胆战但没有受到伤害，绑匪一认出了他的真实身份，就抢走了他的钱夹，把他从车子里推了出去。带着厄尔奇尔驱车逃走了。

四天过后，邮来了一份赎人的声明。除了要赎金20多万元之外，绑匪还在里面封入了查尔斯·厄尔奇尔亲笔写的便条。为了表示他们对以赎金换人的诚意，家见人在俄克拉河马R报分类广告处登了一则广义：欲出售16O英山田地，五间上好的房屋，一口好井。还有牛、工具、拖拉机、粮食、干草等等，合计3750美元。欲购从速，回信地址H－807信箱。不久，家里另一位朋友克尔帕特甲克得到最新指示，去堪萨斯城宾馆。一会儿，他就拿着一个里面装有20万美元的现金的包出了宾馆，按照事先的安排，他去与一个“穿漂亮夏季衬衣，头戴巴拿马草帽”的高个子陌生人去接头。这个男人接过手提包，向克尔帕特贝克保证厄尔奇尔将会安全回家，然后消失了。24小时之后，身心疲惫的厄尔奇尔回了家。

超乎寻常的细节

查尔斯·厄尔奇尔确确实实是个不平常的人。关于这次历险，他向联邦调查局作了详尽的解释，一点也不像多年来的其他绑架案一样，他提供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意外事故，不管多么的琐屑，他都注意收集，以便将来可能作为证据。放走贾勒特以后，绑匪蒙住了厄尔奇尔的眼睛，整个晚上都在驱车赶路。到了凌晨，他们在一个加油站或停车场停下车，他们要求厄尔奇尔躺在大车的后车厢。他猜那辆车可能是别克或卡迪拉克。三个小时之后，他们进了一个加油站。当一个妇女给车加满油后，其中的一个绑匪闲聊打听当地的收成情况。这个妇女回答这里的庄稼都“烧死”。

第二次停车是在一个加油站或停车场。厄尔奇尔无意中听到一个绑匪提醒说是下午2：30了。到了晚上，他走到一个屋子里睡觉，第二天日晨，他的绑架旅程结束了，他们来到了一个到处是牛、鸡的农场。

虽然眼睛被蒙，带着手铐坐在椅子上，厄尔奇尔还是有心洞察一切。当从农场井里打上水来的时候，他听到施转咯吱声。递水给他喝，用的是一个无桶的铁杯，水有一股刺鼻的矿物味道。将蒙眼睛的布稍稍撩起一点，他可以瞥见自己的手表。他注意到每天早晨9：45和每天下午5：45，有一辆飞机从屋顶飞过。但是7月30日星期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他没有听到早晨飞机飞过的声音。

不要以为厄尔奇尔的侦查天才仅限于观察。当他给家人写信的时候，趁绑匪不注意，他在他能够找得到的每一个表面都谨慎地留下指纹。7月31日，对他的严峻考验结束了，绑匪开车回到了俄克拉何马城的郊区诺曼将他释放。

大搜查

联邦调查局将绑匪窝定在下过大暴雨、根据正常航班，飞机在星期天因故停飞的地方。凡是飞机必须在方圆gu公里的俄克拉何马城飞过的航空公司都与FBI就航班时间表细节交换了意见。同时打电话到气象局，问在干旱地区最近是否有大暴雨。

美国航空公司报告，在7月30日星期天有一架在Fortworth-Amarillo上空飞行的飞机被迫偏离正常路线向北飞行，目的是为了躲过曾经久旱之地区罕见的一场大暴雨。计算表明，有一架早班飞机，下午返航都要经过德克萨斯帕拉代斯，与厄尔奇尔记得的时间非常接近。

乔装打扮成给农场主贷款的职员，联邦调查局警员开始在德克萨斯帕拉代斯地区参观每一个农场。最后他们来到了香农夫妇家500亩的农场。在这里，他们拘禁了臭名昭著的强盗哈为…N利，身上还带着7万美元有记号的赎金。调查人员记起香农的女儿凯瑟琳嫁给了号称“机关枪”的乔治·凯利。这个人一向声名狼藉，他却说自己的不耻行为是因为受他妻子的挟边。警方仍然发出拘捕令逮捕了所有与凯利有关的人。

当检查香农屋子的时候，厄尔奇尔认定那就是他被绑架的地方。有井，有铁杯，有他被带上手铐坐的椅子。而且他绝对不会忘记水的那种味道。最关键的是，厄尔奇尔的指纹。根据专家的检查，他们发现在可接触的表面的每个地方都有厄尔奇尔的指纹。最后凯利一伙被逮捕，判处长期监禁。

结论

几乎是老大注定的，“机关枪”凯利，一个从不因生气开枪的无能笨拙的家伙，是怎么会选中查尔斯·厄尔奇尔绑架的。查尔斯·厄尔奇尔可能是最精明的人质，他曾有过一次被绑架的短暂经历。在这场智力悬殊的比赛中，凯利永远没有希望打成平手。他在牢房里度过余生，1954年死于莱文沃斯。

爱德华·莫雷

时间：1933年

地点：澳大利亚，瓦加瓦加

意义：指纹的持久性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一埃及木乃伊身上被发现的指纹是完整的。但此案中的尸体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向人们昭示着其中的秘密。

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谋杀案之一发生在1933年的圣诞节。穆尔弗姆比基河的渔夫驾船靠近瓦加瓦加的时候，发现河岸的树上挂着一具尸体。尸检确定死者是男性，身体强壮，年龄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他的头后部受到打击呈粉碎性，在水中已经浸泡了五个星期。验明身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特征已模糊无法辨认，不可能有指纹，右手整个地不见了，左手被严重地辗压。

在沃尔特·奇特德斯警长的指导下，警探们开始沿着河岸寻找线索。不久，他们中的一位在灌木丛中发现了一些棕色的看起来萎缩成一团的东西，浸到水中，再拿出来作仔细的观察，在一刹那间，警探们明白了那是什么东西。

在实验室作实验的基础上，专家们断定，那是一块带有拇指指纹的人的皮肤。的的确确，这是人的右手和手腕的外表皮肤，所有骨肉都被蝇虫之类的东西吞噬了。它看起来像一只脏手套，这给技术人员带来了灵感。

如果处理得恰当，可从皮肤上提取有用的指纹，但问题是他们怎样才能提取指纹。答案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简单。首先，他们要找一个人的手与皮肤的尺寸绝对符合。能充当此任的警官戴上医用手套将他的右手轻轻滑进死者的皮肤。这是一个相当精细的操作，稍一粗心就会将皮肤撕成两半，成功的希望就会泡汤。一旦警官将那块柔软的皮肤弄平整以后，他把手指在印盒上按下，然后将它盖在指纹卡上。结果令人惊奇，提取的这一套指纹都是通常可辨别的弓形指纹、箕形指纹、斗形指纹。在这种成功的鼓励下，专家们设法剥开被碾压得不成样子的左手上的皮肤，同样得到了一套指纹。现在任务就是比照成千上万的指纹记录，看犯罪目标是否隐在其中。

流浪汉杀手

警察们的运气不错。他们发现死者叫佩雷·史密斯，他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敞篷车里在瓦加瓦加一带流浪，干一些他所找到的临时＊。当地的人发现史密斯已经失踪好几个星期了。他们还提到在找到尸体的地方曾发现他和他的一个流浪汉同伴爱德华模需在一起。后来听说莫雷卖掉了死者的一些工具。

当警官们发现莫雷已被关在监狱里，被指控为流浪罪。他极其恼怒地否认他阴谋杀害史密斯，当他面对如山的铁证时，他的一切辩解变得极其单洞。他除了卖掉史密斯的工具之外，还卖掉了史密斯带图案的金表。当警探们搜查他的屋子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他试图隐藏起来的带血的斧头。

在莫雷审判的时候，有关从死者皮肤上得到指纹的方法引起了轰动，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此则新闻。就在此时，主要起诉方的目上证人安德森在家中突然中弹死亡，他的妻子丽莲指控是入侵者杀害。与此同时，警探们发现安德森夫人的笔迹与写着“lhellnaSmith”的纸条上笔迹惊人的相似，并且在莫雷的东西里发现了安德森大人写的两封情书。目击证人被枪击并不能改变莫雷的命运。他被裁决有罪，判处绞刑。虽然后来被暂缓执行。他服刑二十年以后释放的时候身体状况良好，但不久以后便死于肺结核。

结论

在丽莲·安德森的审判中，她被当成一个精神年龄只有十四岁、神智混乱的悲剧性角色。她声称她死去丈夫的杀手不是莫雷。起诉方马上认定她杀死了她的丈夫，然后假称是害死史密斯的杀手干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她的所爱莫雷。莫雷没有表示任何的感激之情。在他的证词中，他背弃这位想救他的女人，极力否认他认识她。丽莲·安德森被指控谋杀，判处二十年监禁。

彼得·格里菲斯

时间：1948年

地点：英国，布莱克本

意义：第一次，将大量人的指纹登记入册，目的是为了将残酷的杀手绳之以法。

1948年5月15日凌晨1：20，兰开雪尔布莱克本附近的皇后公园医院里，一个护士在儿童病房查房的时候，突然发现三岁的朱丽·戴维尼在她的病床上失踪了。几个小时以前，这个小家伙还睡得安安稳稳的，她患肺炎刚康复，预计第二天就可回家。在附近的地区进行无望的搜索后，医院工作人员报了警。凌晨3：17，一个女警在医院墙边发现了朱丽的尸体。法医这样描绘她的惨死状况：

头盖骨多处骨折……血从鼻中流出……左脚有几处裂口伤，它们极有可能是罪犯在左脚处用手指掐伤…头部的伤是由于用头撞击墙造成的。在我看来这个小孩的死是被人倒提着脚用头撞击墙造成的。另外，这个小孩被强奸，在她的左臀部有牙齿印。

病房光滑的地板上的脚印是杀人犯穿着袜子在小孩病床之问悄悄潜行形成的，他好像还移动了周围的东西。一个消毒水瓶常常是放在病房尽头的小车上的，而现在却在朱丽的小床下面。护士肯定在案发之前消毒水瓶是放在通常的位置。

15个小时之后，探长柯林·坎贝尔，也是兰开雪尔鉴定总局的负责人，仔细察看了病房。他首先发现脚印，有十英寸半长，几乎肯定是男性，不可能是医院医护工作人员留下的。其次，他研究被放错地方的消毒水瓶。从神秘的指纹来判定，它肯定被不同的人接触过。那天晚上，医院的每个医护人员都被提取指纹与消毒水瓶1＿的指纹和比较。这些指纹除了一个指纹以外，都能被很好地解释。坎贝尔毫无疑议他断定那个指纹是亲手的。

与任何已知的犯罪问了的指纹相比照，发现他们的指纹与消毒水瓶上的指纹并不匹配。调查人员开始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到与探望病人有关的一切人中．他们发现探望病人的人总共有2017人，其中去儿童病房的有642人。这些人都被按了指印，但是没有一人的指纹与消毒水瓶肝的指纹相匹配。

柯林·坎贝尔的计划失败了，指挥官兼探长约翰·卡普斯蒂克采取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策略。夜幕降临以后，医院的门是很难随便进出的，他确认凶手很有可能是本地人。因此，他决定将布莱克本城每个年龄超过十六岁的男性提取指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而且是令人容易气馁的行动。计算机记录表明，不下于3．5万户人家需要提取指纹。

历史性的大搜捕

5月23日计始了特大搜捕行动。警官们挨家挨户提取每一个在谋杀当晚在布莱克本的男性的指纹，并将每一套指纹登记在一个小卡片上。登记的男性超过了4．5万人，到了七月中旬，警官们仍没有发现与消毒水瓶上指纹相同的指纹。这种登记劳命伤财，遥遥无期，而且昭示真正的杀人凶手可能漏网。这时候突发灵感，因为战争中食物缺乏，每个英国成年人都带一个口粮簿，可能杀人犯的名字就在其中而不在别处。连续三月通过计算机处理检查口粮簿的记录，发现有二百多位男性有嫌疑。

其中的一位名叫彼得·格里菲斯，22岁，是一个面粉厂的包装工，住在布莱克本贝力大街31号。在8月11日，警官召见了他，并问他是否能提取他的指纹，他表示同意。在未卜戴维尼被害的同一大，格里菲斯的侄女也在皇后公园医院。那大过后，有关他的编号为46233的卡片，被送到了总局。第二：天下午，其中的一个研究人员突然惊叫：“我找到了他！就在这！”

刚开始，格里菲斯否认自己的罪行。过后，他供认不讳，“我罪有应得”。在出问题的那个晚上，他喝了不少酒，他来到了医院，这个地方他从小就非常熟悉。他把鞋子放在外面，悄悄地潜进儿童病房。他声称当他绊倒在她的小床的时候，那个小孩醒了，他把她带到外面想让她安静下来。但是她还是不停地哭。“我耐不住性子……你们知道过后发生了什么。”格里菲斯犯案无疑，更有力的证据是在他的衣服里发现了受害者晚上穿的衣服上的纤维，而且他的脚与医院地板上的脚印惊人的合适。拒绝了被告提出的免除刑事责任的请求，陪审团裁决格里菲斯犯谋杀罪。1948年11月19日，他被处决。

结论

一开始警官们就是对的，他们并没有把视线仅仅局限于医院内部或正常探望病人的人当中，而是在布莱克本范围内撤大网，对一切看来并无关系的人进行搜查。他们的行动必须谨慎，因为他们必须自信没有人觉得他们是被强迫提取指纹的。当最后结果出来，朱丽·戴维尼可怕的死真相大白以后，公众的情绪突然改变，他们对提取指纹这项调查工作反对者寥寥无几，而且拒绝合作者几乎没有。

乔治·罗斯

时间：1951年

地点：俄亥俄，克利夫兰

意义：大多数指纹都是汗潜指纹，用粉末显现之后都可看见。此案的凶手很不明智地为后来的调查者留下了指纹。

1951年12月8日，当巡警福尼·哈斯在克利夫兰东部巡查时，发现一辆加利福尼亚牌子的林肯车在单行道上反方向行驶。经过一阵追查，林肯停车。司机对不熟悉当地的交通规则表示道歉，当要他拿驾驶执照时他拿不出来。他说，他忘在他海边的屋子里了。哈斯坚持让他拿出驾照，于是在哈斯的护送下两辆车一起去拿驾照。当他们到达欧几里德大道8210房间的时候，他们俩人一起进了门。

过了一会儿，正在清洁门厅的房东洛蒂库帕，听到两个人在吵架。其中一个喊道：“我告诉过你当我离开时，执照还在我的钱包里。它肯定在这里被人偷了！”咬咬一串子弹过后，咆哮停止了。门打开了，一个手里炫耀地挥舞着手枪的人从库帕夫人身边跑过，到了外面的大街上。哈斯不幸受伤。他急忙跑到医院，半小时后他死了。

哭泣的库帕夫人告诉警官，这个持枪逃犯在租房子的时候说他叫蒙哥马利。警探们找到林肯车，发现该车在加利福尼亚被骗，并且被两名在全国进行一系列枪劫案的罪犯所用。其中的一个匪徒想必就是乔治·罗斯。这个年仅27岁的家伙曾因偷窃汽车被判最高级别的盗窃罪。将罗斯的照片给库帕夫人看，本来不抱什么希望，但她马上就认定这个人就是蒙哥马利。很快，通缉乔治·罗斯的大头像散布到全国各地的警察署。

与此同时，罗斯开枪杀人之后他慌忙逃窜。最终他朝贝德福德的克利夫兰郊区方向逃。在那里，他停下吃晚饭，想找个歇息的地方。他想方设法要丢掉哈斯的手枪，那是他杀人的武器。因为哈斯的枪的编号肯定做过记录，更糟糕的是，他的指纹就在上面。在他早期盗窃生涯中，罗斯因为一时疏忽忘了擦掉枪上的指印。这个致命的错误导致他坐了很长时间的监牢。这次如果再犯大错，等待他的就是电椅死刑。当他考虑这些的时候，真是倒胃口。一个想法突然袭上心头，那就是他必须永远摆脱这支枪。

被挖出来的手枪

他来到旅馆的盥洗室，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里，当洗漱人走空了的时候，他将手枪丢进厕所的便池里直到冲得看不见为止。随后罗斯份f一辆停车场的车，驱车向南逃窜，但他已经是一个被通缉的人，一个旁观者看见他开走了车，于是向警署报案。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罗斯从一个州窜到另一个州，永远抢在追捕者前面一步。在弗吉尼亚的西部，他企图抢劫一个汽油站，一个不期而遇的买主吓得他慌忙逃跑，在逃跑时，他扔下了一支手枪。当实验证明这不是杀害哈斯的手枪时，警官们发现手枪时的兴奋劲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两天过后，当他睡在马里兰埃利科特城的汽车里的时候，两名警官赶到，经过短暂的枪战，罗斯被枪击中，但仍逃窜。

12月间日他的好运终于完结。当时电台广播天天通缉他，加上他的大头像经常地登在每日电视新闻里，因此在马里兰，农场主爱德华·杜尔认出罗斯就不足为奇了。当时罗斯穿得邋里邋遢，想搭他的便车。这位农场主很聪明，他没说什么就让他上了车，寻找合适的机会让他下车。过后他被两个警官发现，当被盘问时，罗斯坚持他的名字叫帕金斯。但是连续多月的逃窜使他精疲力尽，他很快招供了真实身份，乖乖地进了拘留所。

1952年2月4日罗斯受审，他声称杀死哈斯是出于自卫。这个证据显然站不住脚，它遭到了陪审团的反对。但是辩护方却亡羊补牢为被告提出了请求，认为他只是“道德低下”和“心理变态”。但是掌握在起诉方手里的一个证据对于被告具有毁灭性的意义。

在克里夫兰发生枪击谋杀不久，在贝德福德吃晚餐的顾客报告有一个便池堵了。业主的一个朋友自告奋勇帮着清理堵塞物。经过仔细的查找，他发现了堵塞的原因。在废水管的拐弯联结处发现了一只手枪。对照警署的记录，根据这只枪的编号确定这只枪就是福尼·哈斯警官的。

在水中泡了一些天，没有理由期望这只枪带有任何可鉴定的指纹。绝对有把握说，枪柄和扳机处已被擦拭干净，但当技术人员更仔细地检查枪支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了很清晰的指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指纹好像被蚀刻到了枪的金属材料里。专家们仔细地研究了指印，惊叹不已，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指印。

各种各样的理论被提出来解释这个超乎寻常的现象。一些人把它归功于水中的石灰含量很重，有些人则认为是与水箱里的钢球发生了化学反应，另一些则认为是因为罗斯的汗液里含有比平常人高的盐份，当他的手接触到枪时，盐份就会浸到金属里。不管什么原因，手枪上的指纹证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此案快要结案的时候，拿出这个指纹证据引起了轰动，也使被告十分震惊。对罗斯没有任何可以宽恕的，他被裁决为有罪。于1953年1月16日在电椅上处以死刑。

结论

指纹有很大的持久性。在一个最佳环境中指纹在物体表面可以完整保存几十年。（见下面的案例，瓦利里亚·特里法）虽然乔治·罗斯的指纹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而且指纹被腐蚀，这可以说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但是它们也的的确确提醒我们：每次我们接触一些东西，不管物体表面是被擦拭干净或者褪色，我们曾在那个地方出现就不可能被擦掉。

瓦利里亚·特里法

时间：1984年

地点：密歇根，绿湖

意义：第一个美国人因为战争罪而被驱逐出境，瓦利里亚·特里法牧师的背景材料以一种意想不到和非温和的方式被毫不保留地曝光。

二次大战以后的许多年，美国人敞开自己的臂膀欢迎欧洲移民。许多人忍受着无法想象的艰辛和剥削，而另外一些人则不。这一小部分人，移民到美国只是意味着多一个机会开辟新的生活，因为这是他们埋葬罪恶过去的机会。

其中一个人就是罗马尼亚出生的瓦利里亚·特里法，他离开意大利，于1950年7月17日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官员以一种同情的态度听这位36岁的罗马尼亚东正教堂的牧师回忆他在纳粹集中营里所遭遇的一切。他们很快就给了他居民身份。特里法搬到了底特律地区，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家乡人在那里安家。野心和耐心，使他很快通过教堂组织的考察，于1952年被奉为一名牧师。与此同时，他第一次采用了特里法这个名字。这个圣徒在每年的1月21日都要庆贺一番。他庆贺在他的罗马尼亚人的一生生活中的这一天，他做了一件极不平凡的事情。

1957年，特里法自然成了美国的公民。在教堂以外的地方，他几乎是不为人知，隐名埋姓。如果不是少数人坚持不懈，坚信他一定会绳之以法，他也许会永远不会被人记起。有关瓦利里亚·特里法牧师不好的兆头于1952年开始出现。移民局（INS）收到了一封信控告特里法不仅仅是战争期间纳粹的支持者，而且曾经煽动了1941年的布加勒斯特大屠杀。IMS年颁布的公民法案禁止任何提倡支持因种族、宗教信仰、国际地域的理由进行迫害的人进入美国。而这个杀人凶手为什么进入美国？肯定是因为他在入境申请方面作了伪证。他现在应该被驱逐出境，但是作者的看法并没有得到移民入籍局的支持。他们将他的声明丢在一边，说“本局不牵涉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

残酷的大屠杀

1941年布加勒斯特事件被描述成“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疑点越来越多，终了争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l月21日是瓦利举亚·特以法的日子。一大批穿绿衫的铁卫队，罗‘－5尼亚的残暴的系纳粹政党，杀进了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人地区，烧杀掠抢无所不为。疯狂的行动持续了三天，几乎有6000人死亡。一个目击者写道：“最恐怖的一幕就是‘犹太人大屠杀’，200多个犹太人被关在市区的屠宰场军被杀害。铁巴队逼迫他们脱光衣服，将他们剁成块，模仿传统的犹太人杀鸡宰羊的方式上割他们的喉咙，极其恐怖。”

这场大屠杀的煽动者是一个矮胖敦实名叫瓦利里亚·特军法的人。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为了逃避报复而避难，得到了德国的庇护。在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审判，他因在这场暴行中所充当的角色被判处终身监禁服苦役。他在战后的岁月里非常隐秘，直到1950年他来到美国。二十多年来，反纳粹的团体进行厂一场连续不断的斗争，呼吁取消他的美国公民资格。1975年，美国司法部门通过对特qt法驱逐出境的法律程序，声称他在获得公民资格的时候隐瞒／事实材料。

一度，特里法曾拿出他的牧师资格当挡箭牌，但还是无可奈何地迫于政府压力就范。

1980年，在最后取消他公民资格的时候，他也只承认他是铁卫队中的一员，而坚持声称他与纳粹高层领导有联系是无稽之谈。1982年5月，证据毁灭了他。搜查他的档案之时，西德政府帮助FBI鉴定分部从无数档案中找到有关特里法的一切资料。其中的一份证明文件是一张明信片，发出日期是1942年6月14日，写明信片的人是特里法，寄给纳粹海恩里奇·希姆莱。特里法一口咬定他没有写过那张明信片。

基于波恩的请求，明信片不能被破坏或污损，联邦调查局指纹鉴定部门使出了最后的绝招。用激光技术检测指纹无需刷粉或其他任何方式处理。打开氮激光灯，样本在其可看见的区域移过。通过被保护的滤光镜头，检测者可以检测到汗潜指纹。在此案中，显示明信片上有左拇指清晰的指印。与特里法的指纹相比，是相同的。这位木体面的牧师40年的谎言终于被戳穿而告完结。

1984年8月13日，瓦利里亚·特里法永远地离开美国。他定居于葡萄牙，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涉。

结论

在二战中，数百万的犹太人被屠杀，其中有42500人是罗马尼亚人。1941年布加勒斯特大屠杀中生还的人只怀抱一个希望，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没有什么可以憧憬的，唯有在高科技光束——氟激光中找到希望。

理查德·拉米雷兹

时间：1984年

地点：洛杉矶

意义：洛杉矶警署的计算机指纹分析结加利福尼亚最凶残的罪犯以致命的一击。

1984年6月，被称作“夜行者”的人第一次犯案，一个年轻女子在洛杉风的家中被尖器刺伤。一直到第二年，有十二个人死于这位变态者的手中。凶手作案有一套固定模式，永远是在清晨，大多数时候是在门窗大开者的家中。进入屋中，凶手切断电源线才开始自己的罪恶勾当。受害成年男子的脑中都留有一颗子弹，女性受害者都被强奸，往往是在已被杀死的异性身边。在七次杀人现场，凶手在卧室的墙上和男性受害者的大腿上涂抹一个工角形图案。这个标志表示对他罪恶行径的景仰。另一个女人在目睹大夫被枪杀死之后，被凶手命令‘狗撒巳发誓”。死里逃生者将凶手描述成又高又瘦，邋邋遢遢的西班牙人，不洗澡，身上发臭，牙齿很糟糕。

1985年8月，在米申·别杰杀人犯又开始犯案。一对青年夫妇在家中遭到袭击。夜行者开枪打死了熟睡的男人，强奸了在他身旁的女人。在这恶梦般的袭击中，女人机警异常，记住了凶手开车逃跑的桔黄色的车牌号。警署记录表明，那辆车在中国城的饭馆吃饭时被盗。寻车公告贴出后的两天，车停在一f停车场。警官在停车场rl夜守候等待杀人凶手再次归来，但是没有如愿。最后警官们对那辆车作了刑侦检查。检查结果至关重要，专家们设法提取了部分指纹。

洛杉矶城规模不小，人工查对指纹工作单调烦闷，往往要花好长时间，而且容易出现错误的判断，导致真正元凶漏网。1985年，LAPD建立了计算机指纹分析系统，和联邦调查局使用的系统相似，每秒钟可以进行六万多次的指纹比对。这个系统贮存了不同指纹特征的相对距离的信息，然后与提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十指指纹相比照，几分钟之内，计算机提供了与桔黄色车上提取的指纹相匹配指纹。所谓的夜行者就是理查德啦米雷兹，埃尔帕索地区的25岁的流浪者，先前因轻微的交通肇事被关押了几年。

侦查奇迹

在指纹鉴定部门工作的人将指纹鉴定看作“一个近乎奇迹的东西”，计算机刚被安装好，这是他处理的第一个案子。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系统仅仅包括1940年1月1日后出生的罪犯的指纹，而拉米雷兹刚好出生在1940年2月！很快他的名字和照片上了报纸电视。拉米雷兹，从菲尼克斯买了可卡因回来，准备去洛杉矶。他没有注意自己已成了头版头条的新闻。

在东部L．A酒店的顾客发现了一个身上有臭味的男人在买百事饮料和油炸圈，人们注意到他同报纸上登的杀人凶手的照片极其相似。东部L．A是西班牙人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当地的人因为夜行者是西班牙人而遭偏见都窝着一团火，碰到他自然不会客气。随即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大追捕。几次盗车没有成功，拉米雷兹气喘嘘嘘地投进了等待的巡警怀抱。（奇怪，巡警的名字也叫拉米雷兹）在愤怒的人群想要撕碎他之前，他请求被带到拘留所。几天之后，他被指控为十三起谋杀案的凶手。

拉米雷兹，是一个善于操纵舆论的人，他设法将他的审判延迟了三年之久。在这段时间，他戏剧般地彻底改头换面，正常洗漱，衣服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做了精致的牙齿整形手术，使这个在法庭上的人与夜行者的形象大相径庭。尽管如此，他牵涉犯案铁证如山。杀人时使用的武器0．22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在他朋友的家中找到了。从受害者身上偷走的珠宝首饰在他妹妹家中。

在他被指控有罪之前，又一年过去了。在那段时间，坚不可摧的警署和法庭的官员都声称没有一个被告使他们如此大伤脑筋。拉米雷兹在牢房里威胁、愤怒、痛苦、恐吓的情绪时时爆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常常喊着“撒旦”的名字诅咒他身边的一切人。1989年12月7日，在他被判死刑带走的时候，他阴险地露齿而笑，晃了一下带有恶毒五角形的标志的照片。早先，拉米雷兹向法庭递交了一份令人不寒而栗的独幕剧本，在其中他警告：“我将要复仇”。

结论

如果没有建立计算机指纹分析系统，拉米雷兹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逍遥法外，夺去不计其数的更多人的生命。计算机的发明者几乎不可能想到有一天它会在打击犯罪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丝蒂娜·尼克尔

时间：1986年

地点：华盛顿，西雅图

意义：药物污染是最令人头疼的犯罪之一，此案的凶手利用此种手段残酷无情地为自己获得非法利益。

1986年6月11日，西雅图奥本40岁的银行经理苏伊·斯诺正准备去上班，突然她倒在卧室里。医生被召唤到现场，发现斯诺夫人处于半昏迷状态，非常迟钝，呼吸紧迫。那天早上过后，她死于医院。医生们都非常疑惑，她的症状既不像脑力衰弱也不像药物过量，也不可能因为有内出血的迹象。斯诺夫人平常解除疼痛时都特别注意限制自己的用药量。碰巧那天早上，她为了止住长期的头痛服了两片强力EXcedrin胶囊。

在尸检时，助手发现尸体散发出一种轻微的苦杏仁味道，这似乎在昭示她最近吞含过氰化物。实验室检验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猜测。家庭成员一致坚持认为苏伊·斯诺不可能吃毒药。她是怎样吞食氰化物的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Excedrin胶囊里含有氰化物。接着的实验证实胶囊里确实含有氰化物。

6月16日，食物和药物委员会（rpA）调查了这一批被污染的胶囊，制造商布里斯特·米尔斯打电报给了全国各地的销售商回收在货架上的所有强力Excedrin药瓶。同时，西雅图警署发现另外两瓶含氰化物的Excedrin，一个在奥本，一个在肯特，这是两个紧邻的郊区。

此案调查权交给了联邦调查局。最初怀疑杀人凶手可能是政治恐怖分子或者是不满意布里斯特·米尔斯的雇佣工人干的，但后面一种怀疑很快就被排除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要嘉奖或者是有所要求。后来，6月17日，42岁名叫丝蒂娜·尼科尔的寡妇打电话给警署讲了一个奇特的故事。她讲，十二天之前，她的丈夫布鲁斯，52岁，在服用了强力Excedrin胶囊之后突然死亡。她怀疑他丈夫的死与苏伊·斯诺之死是否有某种关联。第二个受害者

调查人员感到了更深的恐怖，虽然布鲁斯·尼科尔的尸检表示死因是因为气肿，他已经被埋葬。掘尸检验已经没有必要，因为死者是一个自愿器官捐赠者。不过、血样被保留。当检测血样时，也发现有氰化物的迹象。警署官员从尼科尔的家里发现了两瓶含氰化物的胶囊。

警员在寻找重机械操作工人布鲁斯·尼科尔和银行经理苏伊·斯诺两者的关联时徒劳无功。联邦调查局犯罪实验室的化学家发现有些事有些奇怪：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所有受污染的胶囊里都包含有一种微小成份，家里养鱼箱中用到的杀藻剂。他很快查到了杀藻剂品牌。很明显，有人在以前常用来碾碎杀藻剂药丸的容器里将氰化物混入胶囊。

另外，更多的犯罪嫌疑不可思议地暴露出来。FDA检测了在太平洋西北部和阿拉斯加售出的7400多个胶囊中，仅有5瓶是被污染的。而其中的2瓶都是在丝蒂娜·尼科尔家里找到的。难道她在同一时间买了这两瓶，这只能说明她运气不好。但是她声称是在不同日子在不同商店买到它们的，这实在无法用通常的概率作出解释。随机抽样有这么大的概率是不可能的事。

很快，丝蒂娜·尼科尔受到了监视。作为一个母亲，她有两个女儿，她看起来不像杀人凶手。邻居们都说她和布鲁斯看起来很幸福。丝蒂娜在西雅图机场担任保安。同事们都说她为人快乐且工作努力。布鲁斯的死给她毁灭性的打击。他们说她的伤心简直无法慰藉。联邦调查局还发现了另外的情况——丝蒂娜·尼科尔家里有一个鱼箱。

这些似乎是巧合，当然，药瓶的来源使所有疑点聚焦。最后的败露把丝蒂娜·尼科尔推到了投毒犯罪嫌疑人的位置。警员访问了当地的宠物商店，急于打听是否能回忆起一个中年人买过杀藻剂。这是很长一个时间的追踪调查，但是8月25日好运当头，当出示了尼科尔的照片后，一个商店的服务员肯特毫不迟疑地认定尼科尔曾经从他手里买过杀藻剂。他记得很清楚，是因为她在商店里走动时她手提包上有一个铃当叮当作响。

警员更深一步地探究她的生活背景，一个真实的丝蒂娜·尼科尔慢慢地再现，1968年至1971年间，她住在加利福尼亚，曾被指控为欺诈、伪造、虐待儿童。从那时候起，她深谙法律，但是她却操纵不了债务，尼科尔永远破产了。在布鲁斯死的时候，银行以他们的房子作抵押。他们曾一度冒险投资濒临破产。尽管债务如山，丝蒂娜还是设法为布鲁斯作了巨额人寿保险。作为一个州的雇员，他已经投了31000美元的保险，后来又加上了105000美元的意外伤亡保险。在这些保险基础上，丝蒂娜又为布鲁斯加了一个个美元的意外伤亡保险。如果布鲁斯的死被判作意外伤亡的话，她将得到总计176000美元的保险金。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得大衣无缝，只有一点不如人意。尽管丝蒂娜打电话一而再再而三焦急询问，非常想知道医生是否弄错了死因。医生开具了尼科尔的死亡证明，还是将气肿作为死因。她自有关心的理由。按照保险单规定，如果布鲁斯·尼科尔死于氰化物，那么他的死就属意外事故，丝蒂娜就可将176000美元装入口袋。

敌意的会面

3月18日，在苏伊·斯诺死后五个多月，尼科尔被带进来审问。她开始极力否认买过杀藻剂，在提及她给她丈夫买额外的人寿保险时，她表示出一种嘲笑的态度。第二个否认简直太愚蠢，太没有必要了，很快表示她在说谎。当审问越来越透彻的时候，她变得哭哭啼啼，拒绝接受测谎器测试。

无法解释的是，四天之后她改变了主意。当问及她是否在胶囊里掺过氰化物，她回答：“没有”。测谎器指针猛烈地跳了一下。可以肯定是尼科尔干的。结局是更激烈地抗争，她拒绝对辩护律师说任何话。

几周过去了，案子仍毫无进展。其后丝蒂娜自己的女儿，27岁的辛蒂·哈米顿与警方取得了联系。虽然她与母亲疏远，但是最初会见时她表现出一种不可理解的对母亲的忠心耿耿，但是此刻她想使自己清醒。她说，她母亲经常谈及要杀布鲁斯，甚至有可能雇一个人。在另外一些时候，她提及了氰化物。虽然肯定辛蒂说的是事实，但是控方知道称职的辩护律师将会把这些证词说成是没有得到爱的女儿企图报复的产物。这时候他们最好是要消除这些证词是辛蒂臆想的印象。

她提到她母亲曾经到多个图书馆查询氰化物的效果，很快警员访问了当地的图书馆。在她的家乡奥本，有一个借书超期告示表明丝蒂娜·尼科尔曾借了一本书，但永远没有还回来，书名为《人类毒物》。拿着她的借书卡，代理人查遍了她曾借过的每一本书。在一本有关有毒植物名为《死亡收获》的书中，警员发现在借出条上出现过两次，两次时间都在布鲁斯死之前。凭直觉，他将书拿到了联邦调查局犯罪学实验室。

指纹鉴定专家将案子重新带到了尼科尔家中。在书中各页提取到她的84个指纹，大多数地方都是有关氰化物的。

1987年12月9日，丝蒂娜·尼科尔被指控为五项谋杀和药物污染罪。她的审判在第二年的四月进行。控方将她描绘成一个故意谋杀罪该万死的精神变态者，不可思议地仅仅想从她自己丈夫的死上获利。1988年5月9日她被判决有罪，判九十年监禁。

结论

尼科尔没有什么人好责备的，只有责怪她自己。要是她心甘情愿地接受力31000美元的赔偿，那么她丈夫的死永远木会被立案侦查。贪婪使她败露，不然的话，她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杀手”。

　　　

附录

法庭科学的先驱和他们的典型案例

迈克尔·巴登（1939．），这位颇有争议的人物经常和一些权威人士发生冲突，但是这丝毫也掩饰不住他在法庭科学方面的才华。最近，他在O·JSimpson一案的审理中作为辩方证人而为公众所熟知。

典型案例：

约瑟夫·克里斯托弗

理查德·库克林斯基

弗朗西斯·钦佩斯（1905－1972），钦佩斯个性固执。倔强，有时就像一名十字军战士一样，对一些含混不清的事实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学生们对他在停尸间与众不同的工作方法都很佩服，如果学生们跟不上他的思路，那么就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但是，不幸的是他在工作中的失误多于他的成功。

典型案例：

史蒂文·特拉斯科特

约翰·格拉斯特（1892－1971），著名的教师，他继承了父亲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皇家法医学教授职位。1931年，他和锡德·史密斯爵士、哈维·约翰教授一起共事。格拉斯特使苏格兰病理学的研究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

典型案例：

詹姆斯·罗伯特桑

别克·拉特托纳

爱德华·欧·亨瑞齐（1881－1953），他是美国法学界历史上的一位奇才，这位威斯康星州出生的科学家总是单枪匹马地担当专家证人。他的名字总是令对方的辩护人发抖，他是当之无愧的“美国的福尔摩斯”

典型案例：

奥特端门特兄弟

伊娃·拉柏林

查尔斯·施瓦特

杰西·沃特金斯

米托恩·海珀恩（19021977），美国病理学家的领袖，他几十年来一直是纽约市的首席法医验尸官，这段经历使他在暴力死检验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通过他的不懈努力，纽约市认识到必须充分装备法医设施。

典型案例：

卡尔·科用莱诺

史蒂文·特拉斯科特

亚历山大·拉卡萨基（1844－1921），早期在法国的军旅生涯使他对枪伤很感兴趣，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医生。他是里昂大学的法医学奠基人，他在运用法庭科学探案时遇到过各种现象。他的意见，“每个人必须知道怎样去怀疑”已成为法庭科学界的名言。

典型案例：

米切尔·艾拉瓦德

基斯·辛普森（1907－1985），经验丰富，可能是检验尸体最多的人（超过十万具），他是一流的专家证人，从不忘记陪审团中的成员大部分是那些对法庭科学一知半解的人，他的证言，术语清楚，行文流畅，已成为法庭科学界明朗博学的典范。

典型案例：

哈里·多布金

史蒂文·特拉斯科特

锡德·史密斯爵士（1883－1969），尽管他不如同时代的伯纳德·斯皮尔伯里那样声名显赫，但是凭借他的工作方式和工作领域，没人能够取代他的位置。他一直都希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他被认为是法医学界的巨人。

典型案例：

帕特里克·布雷迪

别克·拉特托纳

詹妮·唐纳德

西德尼·福克斯

帕特里克·海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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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斯皮尔伯里爵士（1877－1947），35年来，“有请伯纳德·斯皮尔伯里”的呼声传遍整个英格兰的法庭。他是一个从来都不缺乏自信的人，他在法官和陪审团之间游刃有余，获得了至高的声誉。他在众多的著名病理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他从来不出版书籍，也不教学生。最后，他自食其果，渐渐赶不上科学发展的步伐。

典型案例：

西德尼·福克斯

帕特里克·马霍恩

诺曼·索恩

耶塞菲·威廉姆斯

译者说明

本书由三位译者合译，其中吴燕翻译了序言，第一、二。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其余部分由高树辉、王新淮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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