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秘密档案》

作者：索科洛夫

译者：张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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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苏德战争真相总论

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苏联所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西方盟国援助的一味依赖。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过去所经受过的最大灾难。在苏联和俄罗斯被称为卫国战争的苏德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卫国战争在苏联历史文献中是一个最大的神话，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历史文献中它继续起着持续至今的特殊作用。同时，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苏联所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西方盟国援助的一味依赖。

战后，卫国战争取得的胜利成为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主要理由，也为苏联的极权政治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于是它的存在得以延长40多年，同时也使得效率低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现如今它们发展得都不错。斯大林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他善于领导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同时在这些人中确立了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而苏联领土的辽阔以及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亦使得苏联免于失败。

苏联是所有参战国中人员伤亡最大的，相应地，红军使德国法西斯的武装力量遭受的人员损失也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苏联在战胜德国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反法西斯联盟盟国的援助，一对一地--苏联对德国，斯大林对希特勒，那也许将是另一种结局。英国和美国不仅给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燃料、材料和技术，而且两国还分散了几乎全部的德国舰队和绝大部分空军力量。没有这些，苏联未必能够在自己的战线取得胜利并保住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

对阵亡和失踪的将士，在英美两国中，几乎所有军人的亲属都努力弄清楚他们的下落，同时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有责任下发阵亡或失踪通知书，并且其中包括司法程序问题，如继承权问题等。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极权主义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一传统消灭。而在苏联，把人当做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实事求是地说，牺牲或失踪战士的亲人通常也不会要求通过司法程序办理有关自己亲属下落的手续。并且许多官兵的亲人或者死于战乱，或者被疏散到了东欧或者前往西方、德国工作。因此，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想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计算出红军及和平居民的伤亡情况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没有来自舆论界的压力，那么苏联在二次大战中伤亡的相对详细而准确的统计数字也就很难被计算出来。

1993年，前联邦德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历史研究所邀请作者参加在因戈尔施塔特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卫国战争最大的一次战役，而且也是整个二次大战的最大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从德国进攻苏联的那一刻到爆发这次战役，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时间，同时德军从发动突然袭击中获得的优势早已丧失殆尽。此时苏联有着自己的军事潜能，有可以利用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充分供给，还拥有有着较为丰富作战经验、配备精良武器的军队，这支军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装备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对手2。但是，正如我们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学的观点来看，红军并未赢得库尔斯克战役，在它有着那么多优势的情况下，所取得的丁点儿成绩无法为它遭受的骇人听闻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做出辩护。顺便说一句，由于与事件的实际进程不符，苏联关于这次战役的神话学让位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苏联军事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就像卫国战争的胜利事实一样--成了几十年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生命力、更具先进性的有利根据之一。我们本书中的一系列文章论述了这样一些观点：战争时期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生产能力被很多企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谎报成绩3的方法有意识地抬高；如果没有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苏联经济也未必能完全保障红军取得胜利。

红军和苏维埃军事工业体系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这次革命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旧军队、先前的工业和农业体系，完全消灭了私有企业主成分--而这在纳粹德国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政治制度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动员战争所需的一切国家资源、能够建立人数众多并配备军事装备的军队、能够在前线失利的最艰难的条件下调动民众。但是，要想有效地运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或者像德国那样建立起不依赖外来力量的独立军事经济--这是斯大林很难做到的。1917年的俄国与德国相比，工业落后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1年。

所有这些问题在苏联历史文献中都被精心地粉饰掩盖。关于这点，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就是重复传统论调，认为英美的援助对于苏联生产整体而言，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至于谈到伤亡人数，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只需记得总数是2000万人，并不清楚其中红军的伤亡人数占多少，这一数字与德军的伤亡人数又成何比例。

本书中将要谈论苏联的通敌叛国者。关于俄罗斯通敌叛国者的争论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俄罗斯侨民中至今也争论不休。对此，我们从未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把曾与德国人合作过的波罗的海沿岸居民或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众（他们的领土曾于1939～1940年被苏军占领）当成叛徒？他们背叛了谁？是背叛了那些不顾民意吞并他们的人吗？顺便说一句，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当地居民来说，他们在德军占领时的生活比起红军给他们二次“解放”时的生活甚至要好得多4。白俄罗斯人在德国统治时期还有机会发展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而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甚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再也没有这种机会。

问题的症结之处就在于，二次大战中的苏联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是单纯的受害者吗？只不过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历史文献中都未把这一点明确地表述出来。虽然大家对苏联占领芬兰的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异议，但仍然为它辩解，说苏联是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才与德国发生冲突，并且芬兰方面也太固执，它也必须为发生的军事冲突负一部分责任。实际上，苏联对芬兰的占领与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而和平吞并波罗的海沿岸、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与德国和平吞并奥地利及捷克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渴望在欧洲占据霸权地位。在通向占据霸权地位的道路上，苏德间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只不过取决于谁先开战而已。实际上，苏联的准备工作在德军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同时已经着手。

西方盟国既不喜欢希特勒，也不喜欢斯大林，但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不得不支持后者。无论是苏联，还是希特勒都一样追求的是世界霸权。但是德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比苏联要强很多。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坦克或飞机的数量很多、铁和钢的产量方面要大、煤和石油的开采要多得多，还体现在德国的军人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工作、德国居民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从整体上说要高很多。

较为强大的希特勒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仅会给美英两国，而且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大得多的威胁。而即使在反法西斯联盟存在的条件下，德国取得胜利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假设德国的原子计划能够先于美国，在盟军进入德国本土之前实施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假如是德国取得了胜利，苏联将不复存在，俄罗斯领土的绝大部分将被占领，而俄罗斯也不可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再次恢复。对于全人类而言，一旦希特勒获胜，必将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其结果如何很难预料，而且极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的力量对比关系就是这样，获胜者如果不是德国元首，就会是苏联总书记，反之亦然。

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人民为自己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同意，绝大多数的德国和苏联民众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了占领者的角色（苏联占领了芬兰，并在德国入侵波兰时充当了惟一的并且非常积极的帮凶，更不用说它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及其他地区了）。

他们不懂得种族灭绝政策和政治恐怖手段，至少，不懂得它们的真正运用范围。当然，几百万的德国和苏联民众直接参加和共同参与了犯罪活动，虽然被追究责任的只是极小一部分。但是，把集体的罪过归咎于几千万无辜的民众，这怎么说也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毋庸置疑，每个民族都有一个要为之效劳的政府。但谈起下面的事情时，我们就不得不严肃了：德国人在1933年--而俄罗斯帝国的人民在1917年时，大多数人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实际上究竟为何物，事实上他们是有可能阻止后者上台的。而且从总体上说，希特勒成为总理也是完全民主化的，而列宁在关键时刻也没有拒绝召开即将来到的下一届民主选举立宪会议。

是的，卫国战争的胜利确实很伟大，但它只不过带来了牺牲。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苏联占据了一些领土45年，再加上数十个跟着苏联跑的附庸国--这点成就也太微不足道了。对于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来说，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很痛苦的。

今天，半个世纪以后，各个民族应该以德国和捷克为榜样，忘记过去的恩恩怨怨，正式接受关于为侵略时期犯下的罪过互相道歉的宣言。我们的国家当然也有要向我们道歉的人和我们要道歉的人。德国应该向我们道歉--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为他们的侵略行径，为几千万牺牲的人和不计其数的损失。但我们也应该向德国道歉--为苏联士兵在德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为几百万被从东边土地上驱逐出境的德国人，为运走的文化珍品（不管还给我们的珍品是多是少，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归还所有珍品）。还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向芬兰、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以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道歉。但当今的俄罗斯领导人明显地并不急于表示歉意。相反，却极力阻挠东边的邻居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似乎俄罗斯军队有限的兵力在一定条件下准备再次进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外高加索，以至波兰和斯洛伐克。与此同时，对以往所受的屈辱不是忘却，而是采取宽恕和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才有助于给战争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找出理由。

收入本书的文章写作的时间是不同的，写作的理由也各不相同。我想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戴维·М·格林茨，他是《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的编辑。没有他的合作，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将不能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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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虽胜犹败：卫国战争胜利的惨重代价

到战争开始时，德军部署在苏联边境的陆军部队人数为250万人，即苏军人数是德军的1.6倍。仅坦克一项，苏联所占的优势就是敌人的4倍多。斯大林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因此才坚信：希特勒应该怕他。

战前：红军兵力和装备情况

在俄罗斯民族看来，伟大的胜利是共产主义思想得以存在的历史原因。正像我下面要指出的那样，苏联真正的死亡数字大约是现在数据的一倍半。但是，官方好像认为死亡人数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平民。红军官兵似乎只牺牲了不到900万人，而且主要发生在1941-1942年间，当时苏联还没从敌人的突然袭击中缓过劲来。

只是为什么希特勒的入侵对于斯大林和苏联武装力量领导人来说是突然的呢？我们的资料说得很含糊其辞。似乎是斯大林十分惧怕德国元首，但愿别惹恼了他来进攻苏联，因此下令禁止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和进驻西部边境。

难道是真的害怕？如果我们不了解红军1941年6月前的兵力和装备情况，我们可能会得出这种结论。仅坦克一项，总数为25，000多辆，其中就有差不多14，000辆部署在西部边境军区。苏联空军大约有作战飞机19，000架，其中部署在西部的几乎有

11，000架。有3719架新式飞机（其中主要是战斗机）性能至少与德国空军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М－109不相上下。而6月22日前德国部署在东线的М－109最多不超过500架。德国空军能够用于进攻苏联的总共也只有1830架作战飞机。300架芬兰飞机、400架罗马尼亚飞机--大部分是老式飞机--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空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炮兵方面的优势也明显在苏联一方--60，000门大炮对付德军的43，000门大炮。

苏联红军在数量上所占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1941年6月22日前夕，苏联部署在西部边境的陆军和空军部队人数达到了2，719，000人，海军人数达到216，000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人数达到154，000人。此外，在4月至6月间又召集了大约1，200，000名预备役军人和延期服役者。到战争开始时，德军部署在苏联边境的陆军部队人数为250万人，即苏军人数是德军的1.6倍。要知道，当时苏军还向西部边境投入了第二梯队的77个师。到6月22日时，其中16个师已经到达西部边境军区，使得红军人数扩大了

202，000人，大炮增加了2746门，坦克增加了1763辆--相应地，苏军总人数达到430万人，大炮迫击炮达59，787门，坦克达15，687辆，其中包括约1500辆举世无双的T－34坦克和克伏重型坦克（以克利姆·伏罗希洛夫命名的苏联重型坦克型号--译者注）。仅坦克一项，苏联所占的优势就是敌人的4倍多。要知道德国人在东线只有不超过3650辆的坦克和突击火炮--其中还包括230辆不带炮弹装置的指挥车。350辆坦克由在北非的隆美尔指挥，还有不到300辆坦克组成了法西斯武装力量最高指挥部的两个后备师，它们是1941年的秋天才被投入到东线的。即使把芬兰86辆坦克、罗马尼亚的60辆坦克和匈牙利的160辆坦克（它们在6月才加入战斗）计算在内，苏军仍占绝对优势。

斯大林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因此才坚信：希特勒应该怕他。当1941年1月总参谋长朱可夫向他汇报，德军加强了在边境地区的侦察力量，斯大林对此回答说：“他们害怕我们。”对于德军在东线的集结，斯大林认为是德国以防苏联军事行动的防守措施。出于同样的考虑，希特勒也把苏军在德国边境的集结看做是以抵抗德军入侵为目的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和未来进攻德国所做的准备工作，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在1941年，而应该是若干年以后。

我觉得，事实上斯大林一直认为希特勒在没有跟英国作一了断之前，是不会向东线进攻的，而他自己则企图在1941年夏天入侵位于苏联西侧的欧洲。他盘算着，正好这时候德国人打算在不列颠群岛登陆，因此德国空军的主要兵力和最有战斗能力的坦克，以及摩托化师都会集结在西线。苏联的这位独裁者原指望用自己的行动警告德军陆军，不然的话，要是在苏军进入德国腹地之前，德军来得及结束在英国的战事，然后集中全力打击丧失了最重要盟国的红军，那就太冒险了。摆在斯大林面前的是1940年的教训，当时在对德国的进攻问题上他动手迟了一步，于是希特勒便迅速地击败了法国。在1941年3月通过的关于在西线实行战略扩张政策的计划中，副总参谋长В.Ф.瓦杜金批示道：“6月12日开始进攻。”显然，进攻德国的时间甚至像瓦杜金这样的领导人或者朱可夫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也不能够决定。另一方面，战略扩张计划也不是笔记本--瓦杜金可以在上面像马尼洛夫式人物一样写下自己的梦想：“要是进攻希特勒的时间真的是1941年6月12日该有多好啊！”毫无疑问，确定进攻时间的只能是斯大林本人。

但是6月12日前，并未能成功地集结所有的师和预备队，也未能征召所有用于加强西线兵力的预备役军人。所以在1941年5月时，进攻时间已经改到7月。在准备过程中，6月4日通过决定在7月1日前组成红军的波兰师，以备华沙解放后元帅阅兵之需。

而5月15日通过了先发制人进攻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红军主力本应该在克拉科夫卡托维兹方向发动进攻，以切断德国与巴尔干的联系。然后，这支部队本应该向波罗的海沿岸进攻，以包围在波兰的法西斯武装力量。按照我们总参谋部的计划，在主要打击方向上是152个苏联师对抗德国的100个师。凭着发动突然袭击和在坦克及飞机上的绝对优势，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指望迅速粉碎敌人的主力部队。但是，即使苏军真的抢在敌人前面动手，比如像先前计划的那样在6月12日发动进攻，那么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比“巴巴罗萨”计划实行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更小。要知道，实际上，敌人在西南方向部署的兵力并不像苏联情报机关报告的那样是100个师，而是不到30个师。法西斯德国的主要力量组成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肯定会给进攻克拉科夫的苏军侧翼沉重打击。

红军被迫在进攻过程中迅速重新调整战线，而它并不擅长此事。而且我们的飞行员们也没有学会熟练驾驶飞机，坦克驾驶员也不会熟练地驾驶坦克。战争开始时，我们西部军区的飞行员们在1941年的头三个月里平均飞行时间是4～15.5小时，而他们总的飞行时间--加上在学校的飞行时间，一般不超过30小时。德国空军的飞行员投入战斗时，飞行时间不得少于450小时。同时我们的坦克驾驶员一直到1943年驾驶实习时间是5～10小时，而熟练驾驶坦克所需时间不能少于25小时。

不幸就在于斯大林及红军领导人追求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他们匆匆忙忙组建几十个新的机械化兵团来代替先前的坦克兵团。新兵团拥有的坦克数量并不比先前多，而无线电台要比原来少，是一个不可控制的丑八怪。要知道，坦克兵团在1939年9月进入波兰时管理混乱、纪律散漫，以至于甚至落在了骑兵兵团的后面。同时，从纳入我们航空兵团的成千上万架飞机身上也获益很少，因为连勉强说得过去的驾驶员数量也没有增加。原因是空军汽油供应不足，学校的飞行教员和飞机也不够。

这下子你可得考虑一下，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军事行动？德国元首打算进攻苏联，是出于自己的入侵计划，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赶在了蓄谋已久的苏联前面。苏联的总书记原计划让红军用武力为欧洲带来苏联的制度，同时对“巴巴罗萨”计划一无所知。但是，两份进攻计划，无论是苏联的，还是德国的，实际上都是先发制人进攻计划。这样，双方的准备工作就站得住脚了吗？一般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会有统一答案。不得不比较一下双方的罪行，但两者没有根本区别。当然，大屠杀是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但是，杀害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沿岸人民、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是1939年至1941年间政治局做出的决定）也同样是种族灭绝。区别只是规模大小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希特勒侵略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斯大林占领了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罗马尼亚。他们彼此有什么区别呢？

不知为什么人们习惯上认为，红军只在战争的第一年里战斗素养较低。实际上，甚至在德军突然袭击的影响消失后，情况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难怪在战争最后的一年半里，德国空军把东线战场看成是特殊的练兵场。那里的年轻飞行员们可以在相对较为安静的条件下练习射击并飞够最低限度的飞行时数（战争后期，学校的训练时数已经由450小时削减为150小时），然后才能参加在德国上空与英美“飞行堡垒”更为激烈的格斗。

或者拿著名的普罗霍罗夫克坦克战来说，在战役中罗特米斯特罗夫似乎战胜了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并取得了光荣的胜利。至于占优势的程度，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有850辆坦克和自动火炮，而德国豪谢尔将军率领的德国党卫军第2坦克军团的火力是273辆坦克和突击火炮--其中包括8辆作为战利品的Т－34型坦克。而至于胜利到底属于哪一方，我认为，在比较了普罗霍罗夫克城下双方的损失后，可以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德国军团损毁了5辆坦克，另有54辆坦克和突击火炮损坏。而罗特米斯特罗夫的集团军损失了334辆坦克和自动火炮，另有约400辆受损。难怪战役刚一结束，斯大林就为罗特米斯特罗夫的无能葬送了集团军而大为光火，但随后最高人民委员会出于宣传目的决定，最好把普罗霍罗夫克城下的失败看做是胜利，于是不再追究倒霉的指挥官的刑事责任。

甚至在柏林战役接近尾声时，尽管苏军在人员数量和战斗装备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是战术优势，即善于作战的优势，仍属于德国。我们回忆起朱可夫元帅率领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对塞罗夫斯克发起的强击。虽然进行了充分的进攻前的炮火准备，仍然未能使敌人遭受任何伤亡。德国人提前撤到了高地的反向斜坡上并用猛烈的火力来迎接冲锋的部队。记录下这点的并不是德国的回忆录作者，而是苏联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他曾与朱可夫一起攻下了柏林。还有一位叶廖缅科元帅--他在战争结束不久前被任命为乌克兰第4方面军领导人，他在1945年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可是部队对于即将采取的进攻军事行动准备工作做得非常薄弱。乌克兰第4方面军没有及时解决这些决定成败的问题。”我们直到战争最后几个星期也没能够学会作战。同时还总是忙忙碌碌的，巴望着胜利快些到来，不惜用红军战士成千上万的尸体铺就胜利之路。我有幸听到过一位曾参加塞罗夫斯克高地强击的营长的叙述。他们只袭击了敌人的一个碉堡。结果营长失去了所有连级指挥员，几乎失去所有的排级指挥员。当他鼓励战士们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700多人的队伍剩下不到100人。但敌人的机枪突然哑了声。闯进碉堡的红军战士们杀死了第二个机枪手，而第一个机枪手已经疯了，他受不了面前堆积如山的尸体。

人员伤亡：统计只能精确到百万位

现在该是谈谈为粉碎纳粹德国，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苏联，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的人员伤亡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对科学研究来说还是个禁区。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确定人员伤亡的数据，就需要全方位地研究关于军队和地方伤亡人数和人口数量的第一手文件资料，为了把错误降到最小值，就必须考虑到，我们是在跟历史现象而不是在跟物理现象打交道，同时要力求排除各种歪曲事实并存在于统计研究材料中的主观因素的影响。我提供一种统计苏联武装力量在卫国战争中伤亡人数的方法供大家选择。它是基于分析战争中伤员每月的变化情况而确定1942年每月的受伤和阵亡人数间的对比关系，这样的数据比较可靠。我的计算结果是，红军在1941年至1945年间在红军战场上阵亡、伤病及意外死亡和不幸被俘的人数为2240万人。另有约400万官兵死于被俘。苏联武装力量的死亡总数达到了2640万人。与此同时，被动员加入红军队伍的人员总数与苏联总人口的百分比同德军被动员加入法西斯武装力量的人员总数与德国总人口的百分比是一样的。德国人在东线战场上阵亡、由于伤病和被俘及其他种种原因死亡的人数大约为260万人。10∶1的比例关系并不对我们有利。顺便说一句，俄罗斯侦察兵们所发现的苏军和德军尸体的数量也是这种比例。但是，战争期间苏联除了军人以外，还有约1700万的平民战死、饿死或病死。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死亡总数达到了4330万人，几乎是德国死亡总人数--650万人的7倍。预先说明一下，我所统计数字的准确度误差不会超过500万人。但要想更准确地计算出我们的死亡人数，看来始终是不太可能了。要知道，这场战争结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

在入侵波兰的过程中，红军在1939年9月17日到10月2日期间阵亡和因伤死亡852人，失踪144人，因战负伤2002人，生病381人。在苏联挑起的苏芬战争中，从1939年11月31日到1940年3月13日期间，苏联陆军和空军阵亡和因伤死亡（不包括死在后方野战医院中的人数）的人数超过131，500人。大约6000红军战士成为芬兰俘虏。在战争中受伤人数达330，000人。据我们估计，加上在后方野战医院死亡的人员和舰队以及边防军伤亡的人员，红军总的牺牲人数为153，000人，也存在着一种更高的估计数字，即阵亡200，000人。与此相对比的是，芬兰军队在这场战争中阵亡和因伤死亡23，500人，被俘1000多人，受伤43，500人。德国陆军到1941年6月阵亡和失踪的人数为907，200人，苏军伤亡是德军的1.5倍，即德军伤亡人数比苏军少142，000人（其中136，000人阵亡）。

芬兰战争后红军的所有列兵和军士都没有身份证件-红军证，这不仅让敌情报机关和破坏分子（他们想要了解红军的布局，并且知道部署在这一地区的部队番号）没有了可趁之机，而且也给确定全体官兵的数量和损失的大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奇*书*网-整*理*提*供]，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情况也是如此。1940年12月，基辅特别军区的军事委员会成员Н.Н.瓦舒金在红军高级指挥人员会议上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红军战士在附近的村子里躲了有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会了说波兰话，还经常去教堂。后来他被拘捕了，直到那时才发现他不在部队。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在这个团里，红军战士斯捷潘诺夫被宣布是逃兵，尽管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部队。”只有到了1941年3月15日，国防人民委员才发布命令，调查战时红军的个人和全体人员的伤亡情况。这个命令下达后，军人们才开始佩戴写有主人主要资料的小盒子。但是，这个命令传达到南方方面军时，已经是1941年12月了。在1942年年初，许多前线的战士还没有小盒子，而人民委员下达关于佩戴小盒子的命令时，已经是1942年11月17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杜绝了更多的使伤亡数字变得混乱的事情发生，虽然，还是不愿意用受到死亡威胁的想法让战士们苦恼（总的说来，许多战士因此拒绝佩戴小盒子）。红军证于1941年10月7日开始下发，但到了1942年年初红军战士们还不能人手一份。

在副国防委员1942年4月12日发布的命令中指出：“统计全体官兵人数，尤其是统计伤亡人数，这项工作在作战部队中进行得令人很不满意……兵团司令部没有及时向中心上报阵亡人员名单。结果，由于各部队上报伤亡人员名单（上报文书--作者按）不及时而且也不完整，造成实际的伤亡人数与专门统计的伤亡数字严重不符。专门统计的阵亡数字现在还不到实际阵亡人数的1/3。专门统计的失踪和被俘人数距离实际情况就相差更远了。”后来，统计全体官兵人数和伤亡人数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好转。1945年3月7日，即结束对德战争的前两个月，国防人民委员发布命令指出，“各方面军、集团军以及各军区的军事委员会没有足够重视”这个问题。2000年5月6日，电视节目《今天》所作的关于600个苏联登陆队员的报道就以实例很好地说明了这点。这些登陆队员是在1945年4月突击皮拉乌时牺牲的。发现埋葬200名牺牲的海军陆战队员的公墓的一些加里宁格勒的搜救人员，他们在镜头前抱怨说，当他们在前东普鲁士的领土上发现德国人的尸体时，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佩戴着写有姓名的小盒子，哪像我们苏联人，在战争最后几个星期牺牲的战士，他们绝大多数身上既没有佩戴小盒子，也没有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证件。

根据德国人的结论，在东线战场上苏军被俘5，754，000人。逐年分布情况如下：1941年为3，355，000人，1942年为1，653，000人，1943年为565，000人，1944年为147，000人，1945年为34，000人。美国历史学家А.达林发现了法西斯德国指挥部的这份文件，他认为，这些关于战俘的资料并不完整。事实上，根据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早期资料，在1941年6月22日到12月1日期间，东线战场有3，806，861人被俘，而政府官员曼斯菲尔德于1942年2月19日在德国经济部曾宣布，苏联战俘达到3，900，000人（实际上，所有这些人都是1941年被俘的）。我们倾向于认为，1941年苏联被俘人数是比较大的那个，即3，900，000人。同时，许多战俘从靠近前线的地带和后方的战俘营中逃出，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即使不是大部分人，在回到自己部队后，选择了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曾经被俘的经历，因为以前战俘在苏联是要受到惩罚的。

关于苏军和德军死亡人数的比例关系可以举几个例子清楚地说明。在莫斯科城下的反攻战中，在1941年12月的17日至19日期间，西部方面军仅一个323师阵亡和失踪人数就达1696人，平均每天死亡人数为565人。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整个德军东部集团军有150多个师，在12月11日至31日间平均每天的阵亡和失踪人数也只是686人。这简直令人震惊，我们一个师的伤亡竟然相当于德国150个师的伤亡，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德军师在1941年12月都这么英勇善战。可见，我们的死亡人数有时是德军的100多倍。2000年5月8日电视节目《今天》的报道说，据搜索人员提供的资料，1942年在向勒热夫登陆场里亚宾克村旁的一座高地发起进攻时，仅在我方一次进攻中红军战士就牺牲了800人，而德军只损失了17人。

正如托洛茨基曾指出的那样，相对红军而言，最好的方法是采取围困战略，而不是运用击破战略。这就是说，军事行动应该主要遵照防御方法，而坦克的运用也不在于求大，而是为了直接支援步兵。到时候我们也会取得胜利，但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但是，苏联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深信，他们的武装力量与德国相比，不相上下，于是便采取了进攻战略。顺便指出，在法西斯德国大约有1，630，000人复员，他们是上年纪的应征入伍者（其中超过100万人是在结束了1940年的法国战役后退役的）。在红军里，老兵退伍的现象在战争进程中是看不到的，除了有一部分民兵因为身体衰弱或年龄过大离开部队。

难怪我们的宣传提倡个人迷信，号召红军战士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消灭敌人。这里我们来看一看政治指导员瓦西里·克洛奇科夫领导下的28个潘菲洛夫战士、政治指导员尼古拉·菲利琴科夫率领下的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和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所立下的传奇般的功勋。实际上，这三个事迹与事实根本不相符合。杜博谢克骑兵侦察队的潘菲洛夫战士不是28个，而是140个。战后幸存者是28个，牺牲和被俘的大约有110人。他们击毁的坦克有5到7辆，也不是报纸上所说的50辆，而且他们根本没有拦截住敌人。事情的真相是1948年在法庭上披露的，28位英雄中有一位因为后来在德国警察局任职而受到审判。开始想把团长和政委送交法庭审判，然而因为克洛奇科夫连所管辖区出现了漏洞，后来又因为报纸上大肆宣扬杜博谢克的战斗，才改变了主意。

政治指导员尼古拉·菲利琴科夫率领下的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所立下的功勋也是不可能的，好像是1941年11月7日，这几个人带着几捆手榴弹扑到了敌人的坦克下面，在战斗中消灭了不知是10辆还是15辆装甲怪物。只用一个事实就可以推翻这一传说。1941年11月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罗马尼亚第11集团军连一辆坦克也没有。又怎么会有海军战士扑到坦克履带下的狂妄传说呢？（扑到坦克下是为了用自己的身体减小爆炸的威力吗？如果距离坦克这么近，干脆把手榴弹扔进去好了！）这传说简直没有一点可能性，因为敌人的坦克根本就不存在。

而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胸膛堵住敌人碉堡的枪眼。机枪立刻就会把他掀到一边。事实上列兵马特洛索夫用自己的身体堵住的不是枪眼，而是碉堡的出气口。当敌人把他往里拉时，不得不停止了扫射。我们的战士抓住这一时机，立刻向碉堡靠拢，敌机枪手不得不望风而逃。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确实立下了战功，但并不是像教科书中描述的那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赞美的是那种英雄--他们能够消灭许多敌人，而且自己也没有牺牲。让我们回忆一下著名的哥萨克人库兹马·克留奇科夫，宣传画上他在巅峰时期能打败十多个敌人。还把从战俘营中逃出来的人当成是英雄。而卫国战争时期，人们把被俘的人看做是叛徒。斯大林统治期间，人生命的价值变得前所未有的无足轻重。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国家里，被神化的是那些英雄--他们消灭了许多敌人、坦克、飞机和舰船，但绝不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只有日本的“神风”特别攻击队员是个意外。在这方面，斯大林和红军的领导人们完全赞同这种武士道精神，按照这种精神，对一个战士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战场上英勇地牺牲，而不是保全生命以便继续消灭敌人。

德国外交官对此是这样解释的：“斯大林的话很好地说明，他对军队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虽然不理解，但是我们懂得，是什么迫使红军作战的……我们的军人在战后同德国人交谈以后对我说，在俄罗斯人进攻时，导致他们毁灭的最大障碍就是进攻时的密集冲锋。苏联人进攻时，一波接着一波，德国人简直就是砍瓜切菜一般，这样强攻的结果就是一波波的苏联人被击毙。”白俄罗斯曾任营长的В.佳特洛夫回忆起1943年12月的战斗时写道：

从交通壕旁冲过一群身着便服的人，背上背着鼓鼓囊囊的战时背包，“喂，你们是谁，从哪里来的？”我问。“从奥廖尔来的，是补充队伍。”“什么补充队伍啊？穿着便服，也没有枪。”“他们说了，打仗的时候就发枪。”

炮兵对敌人的轰炸持续了5分钟，炮兵团的36门炮不停地轰炸着德国人的前沿阵地，由于炸弹爆炸，能见度更低了……

开始冲锋了。摆起了一条散兵线，弯弯曲曲像条黑色的长蛇。紧跟在它的后面又是一条散兵线。而且这些黑色的弯弯曲曲、又蠕动着的长蛇在白皑皑的雪地上是那么的荒谬，那么的不正常！黑白相映，简直就是一个活靶子。于是德国人的子弹像雨点一般飞了过来。许多火力点也开始了射击。大口径的机枪开始从第二条防线的堑壕里向外扫射。散兵线纷纷倒下。营长拼命地喊着：“冲啊……去你妈的！冲啊！……向前冲！冲啊！我枪毙了你！”但是，已经不可能再次发起进攻了。想像一下吧，在枪林弹雨中怎么可能从地上爬得起来……

不管怎么说，指挥员们到底还是把“黑色的农村步兵”组织起来进行了几次进攻。但是，这是徒劳无益的。敌人的火力实在太密集了，还没走上两步，就都像柱子一样纷纷倒下。我们这些炮兵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能见度太低了，而德国人的火力点又伪装得十分巧妙，并且极有可能的是，他们的主要火力都是从据点里向外扫射，所以，我们的大炮根本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这位回忆录作者描写得很生动的场面，许多元帅和将军们在回忆录中也做了叙述，一位惩戒营的营长写道：“我们团的两个营参加了一次10分钟的袭击战……掩护的火力停止后，安静了那么几秒钟。然后营长突然在堑壕中向着胸墙一跃而起：‘同志们！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为了我！冲啊！’受惩戒的战士们慢腾腾地从堑壕里向外爬着，好像想等到最后一个再出来，他们向前斜端着枪，开始跑了起来。不知是呻吟，还是喊叫的拖腔拖调的‘啊啊’声此起彼伏，不知是泄气还是鼓劲。我们也从堑壕中跳了出来，开始向前跑去。德国人发起了红色的冲锋信号弹，于是，刹那间便有强大的迫击炮炮火向我们铺天盖地地袭来。散兵线纷纷倒下，我们也倒下了。根本不敢抬起头。在这殊死的关头，又怎么能够知道敌人的方位？又由谁去记录下敌人的位置？他们的炮兵是从隐蔽的阵地上和很远的侧翼进行扫射的。连重型火炮也上阵了。一些坦克直接瞄准目标在进行射击，子弹从头上‘飕飕’地呼啸而过……

“就在德国人的堑壕前，受惩戒的战士们的尸体躺在一片开阔地上的小灌木丛里，而德国人正在这块田地上‘打谷’，先是开阔地，然后是灌木丛，最后是一具具尸体……我们从惩戒营离开时，他们只剩下7个人，而他们的总人数是306人。”

在德国士兵和下级军官们的回忆录和书信中，我们也看到了描写毫无意义而又屠害生灵的类似场景。一位不知名的目击者描述了1941年8月，А.А.弗拉索夫所率领的苏联第37方面军在基辅向被德国人占领的高地发起进攻的情景，他所描述的某些细节与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位苏联军官的叙述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徒劳无益的炮兵轰炸，结果对德军阵地毫无损伤，也是一波波的人发动进攻，最后倒在敌人的机枪前面。同时，一位不知名的指挥官徒劳地试图使自己部队的人再次发起进攻，最后也被德军的子弹打死。向这种并不十分重要的高地发起的进攻竟然持续了3天3夜，让德国士兵最惊讶的是，当一波人倒下后，另一波士兵仍然继续向前冲（德国人就不善于这种徒劳无益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些并不成功的进攻也使得德国人筋疲力尽。就像一位德国军人回忆的那样，他和他的同伴们感到最震惊，并且最难以忍受的是这种进攻方法如此生硬，场面又很宏大：“如果苏联人对于我们推进取得的这么一点进展就投入这么多兵力，那么如果目标真的十分重要的话，苏联人进攻得将会多么频繁，又会投入多大的兵力啊？”（这位德国作者肯定想像不出，红军根本就不会用，而且也不可能用别的方式进攻。）

红军在作战时除了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去取得胜利外，根本就不会打仗，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们也证实了这点。例如，叶廖缅科元帅就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著名的“常胜元帅”朱可夫的“军事艺术”的特点：“应当说，朱可夫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要有比敌人多5到6倍的兵力，否则，他就不会着手进行战斗，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显赫的地位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

有意思的是，统帅们大都像朱可夫那样指挥战斗。这大概是因为，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中，最经常见到的一句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1941年11月，К.К.罗科索夫斯基派遣第58坦克师进驻莫斯科城下，这个师刚刚从远东调来，也没有时间做好战斗准备。结果，这个师损失了3/4的坦克和几乎1/3的人员，而敌军几乎没遭受什么损失。当时，罗科索夫斯基还组织第17和第44这两个骑兵师发动近乎疯狂的进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苏联武装力量在卫国战争中的过大的损失还在当时就有一些苏联军官承认，虽然这并不是很安全的，比如，中将С.A.加里宁--他曾是方面军司令，后来从事预备役部队的训练工作，由于不谨慎，就在日记中写道，最高统帅“不关心保护人力资源，所以才在个别战役中造成了很大伤亡”。这份材料以及其他材料等“反苏联”的言论使得这位将军被判25年刑。而另一位指挥官--空军少将А.А.图尔然斯基在1942年被判12年刑，就是因为关于苏联情报局通报的很合理的观点，他说这些通报“只是为了安抚民心，并且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它们把我们的损失缩小，把敌人的损失扩大。”

我们的空军和海军不能因为自己的特别成绩而自诩。虽然在巴尔干和黑海苏联海军与敌人相比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它并不能把这种优势变为现实。在刻赤半岛只进行过两次相对成功的海军登陆战役。但是，结果第一次以1942年5月的严重事故而告终，同时成功撤退的人只有极少数，就像从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撤退时的情况一样。1943年秋天在刻赤半岛进行的第二次登陆战役，在解放克里木的战斗中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是通过彼列科普地峡的缺口攻下了克里木。敌人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商务航行日渐嚣张，苏联空军和海军并不能给他们以沉重打击。他们不能够阻止1944年5月克里木的撤退，就像不能阻止1944年至1945年间德国警备部队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供给和撤退一样。总的说来，苏联海军行动非常被动，而在所进行的为数不多的海军战役中却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其中包括，战争初期进攻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时“莫斯科”号舰长阵亡，而1943年10月进攻克里木的港口时，德国空军击毙了两艘驱逐舰上的全体人员和“哈尔科夫”号的舰长。

红军惟一一次大型的空降战役遭遇了巨大的尴尬。为了争夺第聂伯河畔的战略基地，1943年9月红军空降了两队伞兵。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或者降落到了河里，或者干脆降落到了德国阵地上并因此阵亡或被俘。飞行员的经验不足影响了空军运输，而且运输机--主要是指美国的“道格拉斯”，我们严重缺乏。

我们也不喜欢承认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在作战装备上的优势超过了苏联。德国“虎”式坦克不仅在与T－34坦克、而且在与最新式的约斯－2重型坦克（以约·斯大林命名的坦克。--译者注）的决斗中大获全胜。在“虎”式坦克的88毫米火炮击穿约斯坦克装甲距离内，约斯的122毫米坦克炮却无法击毁德军的坦克。德国最新型号的战斗机容沃－190当时常用做强击机，在战斗性能和飞行性能上都超过了苏联当时所有的战斗机。德国人终于在战争末期组织起大规模生产喷气式战斗机梅－262以及导弹V－1和V－2的能力。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是战后才有的，也是在很多方面依靠被缴获的德军资料、被运到苏联的德国设计师和后来英美科学技术秘密研究所中苏联情报机关的窃取才生产出来的。同样，苏联的原子弹、火箭和最新型的潜艇也都是靠复制德国人战时最后留下的图纸生产出来的。

我们那时也没有战略航空兵。难怪战后特别小分队在整个欧洲收集受伤的“飞行堡垒”。经过修理后，把它们纳入苏联远程轰炸航空兵，为的是哪怕对付一下昔日的盟国。这种飞机我们有60架，而美国人却有几千架！

不得不承认，二次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相比，要落后很多。只是战后的几十年里，我们以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在情报机关卓有成效的帮助下借鉴到西方很多工艺规程为代价，苏联终于在现代化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能够与美国并驾齐驱。但是，作为经济潜力只是美国1/6的苏联，为这种竞赛要付出的经费只够维持40年的消耗。

对于苏联而言，1945年的胜利--就像冷战中的持久对峙一样，之所以成为可能，

就是因为国家能够动员所有兵力和资源用于战争所需。就像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样，为帝国的妄自尊大受到惩罚的只有人民。还在中世纪，当农民能够选择为哪位世袭领地主做工时，他们的生活算是比较好的。但是伊凡雷帝及随后的鲍里斯·戈杜诺夫企图征服其他国家，开始依靠贵族阶层--他们是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于是便出现了贵族喜爱的农奴制度。就像为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我们的人民不仅要付出几千万人的性命，而且还变得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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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雷雨”计划：斯大林动手晚了一步

6月12日的计划没能如期完成。苏联西部的铁路运输能力比德国和波兰等靠近苏联边境的国家的能力要低两倍到两倍半。所以，红军进攻德国的计划虽然制订的时间比法西斯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早-还在1940年春天，但计划实现的时间要相对长一些。况且苏联的许多兵团不得不从乌拉尔调遣过来。重用朱可夫的意图

1940年5月，朱可夫从乌兰巴托被火速召回莫斯科，关于这件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0年5月初，我收到莫斯科的指示，速到人民委员部报到，接受新的任职。这之前刚刚公布了关于给红军全体高级指挥人员授予将军军衔的政府命令。和其他人一样，我也被授予大将军衔。几天后，我受到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

除斯大林外，会见朱可夫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会面结束时，据朱可夫的观点认为，在他和斯大林之间有下列一段值得注意的对话：

“现在你有战斗经验了”，斯大林说，“基辅军区就交给你，把你的经验好好地用到部队训练上吧！”

当我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我没有机会详细研究德国和英法联盟间的战斗军事行动进程。趁这个机会，我问道：“应该怎么理解西线战争的极度消极性和如何预测战事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斯大林笑了一下说：“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根本不想真正地陷入到对德战争中去。他们始终企图挑唆德国进攻苏联。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一起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们想以此证明，他们并不想束缚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是这无济于事。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没有远见的政策受到惩罚。”

朱可夫承认，同斯大林的谈话使他很震惊：

回到莫斯科宾馆后，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始终萦绕着这次谈话。

此时的朱可夫拥有一枚红星勋章，两枚列宁勋章和两枚因为哈拉哈河战役而获得的“大蒙古星”--一枚蒙古红星勋章，一枚图瓦红星勋章。这后两枚在形状上来说真得很大，比苏联的勋章大很多，而且有着星的形状。我们得提一下“庆祝工农红军20周年”纪念章，这是朱可夫与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一起在1938年2月被授予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在克里姆林宫领袖办公室的来访者登记本上，朱可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是1940年6月2日。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是第二天，即3日，然后是13日。

在回忆录里，朱可夫给读者留下了这一印象，就是朱可夫在动身去基辅之前只见过一次斯大林。但是，很容易就能确信，事实上并非如此。甚至即使接受6月2日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种说法，在朱可夫动身去基辅之前的那些日子，朱可夫到斯大林那儿去过至少不下三次。

斯大林还通知朱可夫说，伏罗希洛夫被解除国防人民委员一职，取而代之的是铁木辛哥（5月7日）。给人的印象是，对于军队机关进行的这些重要干部调配，朱可夫还不知道。那么这次会面时间总体上说应该不晚于5月8日早晨。要知道，到这天的傍晚朱可夫已经不可能不知道国防人民委员领导一职发生了变更。

至于谈到任命朱可夫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看来斯大林通知他并不是在5月的那次会面中，而要稍晚些，在6月2日或3日。这几次会面后才随即出台了授予朱可夫大将军衔的命令。身为兵力最多、战斗装备最充实的最大军区的司令，必须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军衔。

布琼尼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任命铁木辛哥的过程，那是五一阅兵式结束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军官们都聚集在斯大林的别墅等候节日的盛宴：

“有一个人，人们都叫他钢铁人民委员。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吗？”斯大林微笑着问道。“是伏罗希洛夫！”--人们开始议论起来。“这样吧，让我们请他来领导整个国防工业，也就是，满足部队的全部需要。而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斯大林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请铁木辛哥来担任。”

斯大林任命伏罗希洛夫来领导新建的、专门负责军工生产的国防委员会，虽然他想把伏罗希洛夫退役这颗苦果变甜一点，但仍未能掩饰住他的嘲讽：“钢铁人民委员”只能去监督钢铁生产，而不能领导红军队伍。

斯大林提议候选人后，一阵不自然的沉默笼罩着坐在桌旁的铁木辛哥。要知道这位新上任的人民委员，曾经在布琼尼的手下当过骑兵师长，现在却成了老领导的上级-原来的集团军司令员现在才是莫斯科军区的司令和副国防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说：“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这下可以自豪了。被提拔的人是第1骑兵集团军培养出来的。”

“我们考虑到了这点，”斯大林说，“铁木辛哥同志以前是布琼尼元帅的下属（过了几天，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也被授予元帅军衔。--作者按）。当然，不高明的战略家肯定会有各种假设，但是党不会向落后分子看齐。布琼尼同志不会对我们有意见的。他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肯定还会更重。对了，找个时间我们还要请铁木辛哥同志和总参谋长专门参加部队的作战训练，借鉴一下芬兰战争的经验。”

“两个谢苗，两个骑兵可要同心同德呀！”加里宁对讨论作了最后总结。7

斯大林是建立“息事宁人平衡系统”的专家，他可以排除任何威胁自己极大权力的潜在因素。出于迫不得已，他抛弃了对自己十分忠心却智商不高的伏罗希洛夫，事实已经证明后者跟自己在军事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完全不相称，斯大林选了一位年轻许多的军事长官来取代他--虽然对于铁木辛哥对自己的忠心程度并不完全有把握。到底为什么斯大林认为与自己真正喜欢的布琼尼相比，铁木辛哥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呢？布琼尼对现代战争的条件缺乏足够的了解未必起了主要作用。布琼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国防人民委员部讨论新式坦克Т－34的炮塔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他老实地承认说：“我在坦克方面懂得很少。专家才有发言权。”但是铁木辛哥在坦克方面懂得并不比布琼尼多。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布琼尼作为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员，从国内战争起就不仅在军队，而且在人民中都有很高的声望。还在1923年时，伏罗希洛夫就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布琼尼“小农意识很浓，名气太大，也很狡猾……甚至我们的敌人也认为，将来布琼尼会领导‘人民’运动，应该能起到某种救世主（农民领袖）的作用……必须让他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为革命所用”。当时伏罗希洛夫曾惊慌地报告：“当问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是为谁而战时，后者回答说‘为布琼尼而战。’”还在20世纪20年代时，伏罗希洛夫就为把布琼尼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而担心不已，因为“把布琼尼派往农民土地的深渊，简直就是疯了。”8而如果当时，在1940年，再把布琼尼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那么红军战士去打仗的时候将会是“为布琼尼而战”，而不是“为斯大林而战”了。把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之一的军队领导权交给这样一个人，斯大林也是顾虑重重。最好还是让布琼尼当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二号人物，反正铁木辛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老领导面前摆谱。布琼尼实际上是独立于他的，并且万不得已还可以汇报一下这位新人民委员令人生疑的动向。

铁木辛哥部署了部队1940年夏季训练任务，他在自己签署的第120号命令中要求：“战场上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战场上部队需要怎么做，我们就教怎么做。”为了完成这一要求，他命令在演习中和训练场上只允许使用实弹。这导致红军各部队在和平时期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点也没使铁木辛哥感到难为情。他深信，这些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会减少未来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伤亡。同时布琼尼与铁木辛哥团结一致，他在回忆录中以赞赏的口气叙述即将实行军事训练条件要求更严的新举措。事实上，就像布琼尼证实的一样，部队在训练场上用实弹射击的主意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他好像向铁木辛哥和其他的人表示过自己的态度：“我不认为这些个演习可取，士兵们一切都是按预先规定的动作做--射击、进攻，甚至按规定的动作挖战壕。人们应该那样学习，就好像他们在进行真正的战斗。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不惜弹药。只有在复杂的战况下，一个战士才能学会自信而英勇地作战。”也有人冒险反对说：“要知道，这样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是的，有可能。”斯大林欣然同意。“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不教会战士们如何使用武器，不学会进攻，不学会防御，在战场上我们将遭受更大的伤亡。”

好像新举措并未取得什么效果。卫国战争期间红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天文数字，而大家也更倾向于把未经任何训练的补充队伍投入战斗，无论他使用过实弹还是没有使用过。毫无疑问，朱可夫肯定会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满意的。大概，就是根据铁木辛哥和布琼尼的推荐，斯大林才任命朱可夫领导基辅军区的，哈拉哈河胜利的荣耀也起了自己的作用，而哈拉哈河之战的另一名胜利者施泰尔恩在芬兰战争中大丢脸面。现在剩下的就是要检验一下朱可夫的分量如何了。是在战役中检验，而且很快。要知道，斯大林一直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就像他在1940年5月推测的那样，距离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几个星期，那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月。

关于朱可夫乘火车去基辅走马上任一事，保存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证。朱可夫在蒙古时的副官М.Ф.沃罗特尼科夫引用了自己的老营长、曾经在哈拉哈河被授予苏联英雄的上校Г.М.米哈伊洛夫的一段叙述：“朱可夫对所有来为他上任而送行的人表示了感谢。谈话间他表现得很克制。偶尔他也开玩笑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们送行的人都觉得，’

米哈伊洛夫说，‘朱可夫好像不太高兴，也有一些人说，他甚至落了泪。’

‘不可能！’我反对说。

‘我们也不信，可……我们不可能搞错。’”

很多年以后，副官找到了证明米哈伊洛夫的话正确的证据：“在一次谈话时，朱可夫称之为‘叔伯兄弟’的М.М.皮利希恩的妻子克拉夫季娅·伊利尼奇娜插嘴说：

‘谁也没见过朱可夫流泪，可我见过。’

‘为什么事儿流泪？’我问她。

‘我不说。’

‘为什么呀？也许，这很重要。要知道他这么有魄力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轻易流泪。’

‘我不说。’

她执拗地坚持着，不再理睬我们。谈话时她丈夫皮利希恩也在场。他推测说，朱可夫可能是回忆起蒙古时流泪了。但我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朱可夫为自己在这个国度的使命而自豪。

沃罗特尼科夫副官决定破解这个世人并未见过的朱可夫流泪之谜。他很想搞清楚，为什么皮利希恩的妻子隐瞒了一些事情。于是，他冒险向朱可夫本人询问这个问题：“一天在元帅的别墅，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问1940年4月（实际上是6月。--作者按）他动身去基辅时激动的原因。流泪说明了什么--如果真的流泪了的话，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伤心？

元帅没有马上回答……

‘我被委以重任--指挥着一个最重要的边境军区。在同斯大林、加里宁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交谈中，我最终认定了这一想法，就是战争离我们很近，而且不可逆转。让我当这么重要的边境军区的司令也证明了这点。但是，它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场战争？我们有准备吗？我们来得及充分准备吗？我似乎嗅到了某种灾难逼近的味道，我看着对此一无所知、为我送行的亲人和同志们，看着莫斯科，看着莫斯科人愉快的脸庞，想到：我们到底会怎样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不知怎么地，我有点儿不自然，接着我就忍不住了。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战争已经开始了。可一走进车厢，我立刻就控制住了自己的伤感情绪。从那一刻起，我个人的生命就属于即将爆发的战争，虽然在我们的土地上当时还是和平……’”

至于自己关于红军对这场战争是否有准备的疑问，朱可夫在同沃罗特尼科夫的谈话中好像已经做了补充。可在《回忆与思考》中他对自己40年前的思想描述完全不同：“我们预见到，与德国的战争将是艰苦而又漫长的，但同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打算把这场战争和斗争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的武装力量不得不仓促应战，以致在最初的战役中，我方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并被迫向苏联纵深处撤退。”但是谈到眼泪，元帅没有否认。他两眼确实流出了泪水。因为同斯大林的几次谈话让这位新上任的大将深信：战争即将开始。实际上，朱可夫为了取得胜利，一点儿也不怜惜战士们的生命，不怜惜那些他根本分不清面孔、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们。但是，朱可夫对那些他很熟悉并喜欢的人并不冷漠无情。他清楚地记得，在那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据他估算，离战争爆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星期--许多在基辅火车站为他送行的亲人和朋友们死于非命。一年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许多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战友--他们曾一起在蒙古大草原上变得亲密无间--为卫国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М.М.皮利希恩身负重伤，朱可夫终生与他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在那次去莫斯科时，皮利希恩一家人对“叔伯兄弟”的妻子和孩子们关怀备至，而那位“叔伯兄弟”更多时候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忙于公务。朱可夫的女儿埃拉证实：“皮利希恩一家人按莫斯科古老的传统用盐和面包来款待我们，并且总是热情地迎接我们。他们很熟悉莫斯科，所以就帮我们在熙熙攘攘、陌生的城市中辨认方向。那次去莫斯科，他们使我们长了见识，还去了剧院，所以我也没觉得父亲老不在，当时他经常都在忙公事。”

1940年6月13日，即朱可夫动身去基辅前夕，斯大林到底对朱可夫说了什么话，使得这位边境军区司令员流下了眼泪？显而易见，他们的谈话是什么时候也不可能记下来的。但这时《回忆与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我认为，朱可夫把斯大林最后一次、6月份谈话中说的一些话，挪到了书中所描写的第一次、5月份的谈话中。比如，关于没有远见的英法政治家即将受到惩罚的话。6月13日，盟国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已经遭受失败并且不列颠远征军团也已经从敦刻尔克撤退，很明显，惩罚的时间已经到来。但斯大林还指望着，法国人哪怕再顶住一两个月也好。并且在朱可夫上路时临别赠言：“现在你已经有战斗经验了。请接受基辅军区并把自己的经验用到训练中。”

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经验就是进攻。于是，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斯大林更直接地对他说：“在你们向西线的进攻中，很快就要遭受巨大冲击。为6月15日（或8月1日）准备吧！”只是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回避这个问题。再说，这也太不符合固定的宣传模式--苏联人民热爱和平的外交政治，斯大林在希特勒面前充满恐惧，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山民盼望着，即使不能避免苏德战争，也要最大限度地延迟它的发生。

1969年，已经开始着手写回忆录的朱可夫拒绝了国防部某个不为人知的军事科学管理局的建议，预先声明说：“……我们无意中把我们的战争战略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并且给读者造成一种误解，好像我们想先声夺人地进攻德国。”朱可夫还是有所隐瞒。

为什么笔者这么有把握地谈起斯大林曾指示过朱可夫？因为基本上这些指示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当朱可夫还待在遥远的蒙古时，斯大林已经酝酿成熟了一个十分具体的进攻“朋友和盟友”希特勒的计划，这位朋友就在1939年12月还诚挚地祝贺苏联领导人的60寿辰，并祝斯大林个人“身体健康”和“友好的苏联人民未来一切顺利”。斯大林不想欠下这份人情，感谢了德国元首的“美好祝愿”。而对也捎来热情祝愿的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回答用了一句被载入史册，并于二战后在西方被人多次戏谑引用的经典名言：“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指1939年9月德军和苏军共同抗击波兰军队的战役。--作者按）有着深厚的基础，必将源远流长、牢不可破。”9

所有这些话，都是从当时苏联和德国报纸上公布的电报中摘出来的，是为了给舆论界做姿态。而不做姿态的那些文件又如何呢？如果读读它们，其中“源远流长、牢不可破”的苏德友谊连影子也看不见。

例如，当时任苏军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的В.Ф.特里布茨在回忆录中写道：“1940年2月，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颁布了一个指示，其中指出存在以德国为首、包括意大利、匈牙利在内的联盟同时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在Н.Г.库兹涅佐夫死后才出版的一本名叫《严峻的转折点》的书中，在关于海军上将的简短生平和主要军事活动中，这份指示的准确日期被注明是1940年2月26日。正如编纂者所写的那样，生平是在由国家档案馆所提供的资料和Н.Г.库兹涅佐夫的个人档案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份把德国和它的盟国称做苏联可能的敌人的指示，确实是在1940年2月底由海军人民委员颁布的。

我希望读者能够懂得，这类指示原则上不是根据陆军或海军机关领导的提议颁布的。这种指示一般只是根据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提议，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指的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颁布的。肯定，类似的指示当时确实是由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交给红军的，只是历史学家至今也没有找到原件。也可能，无论是库兹涅佐夫的指示，还是伏罗希洛夫的指示，早就已经被销毁了。

进攻前的一些背景事件：卡庭秘密屠杀波兰军官……

1940年2月，红军虽遭受巨大伤亡，但控制了曼纳林防线，于是，英国和法国真的准备派出自己的远征军援助芬兰。似乎为了反击“海洋霸权主义”、为了反击眼看就要到达波罗的海的强大的海军舰队，特里布茨和库兹涅佐夫的海军本来早就应该严阵以待。实际情况却是，斯大林对于英法登陆部队一点儿也不担心，相反，却准备与整整5个月前还兄弟般地一起瓜分波兰并签订友好边境条约的德国开战。并且之所以与芬兰握手言和，并不是因为惧怕英法联军对苏芬冲突的干涉，而是为了尽快调集在芬兰的红军主力部队，以便从背后袭击准备在西线发起总攻的“德国朋友”。如果说1940年3月在赫尔辛基主战派占据了上风的话，与根据和平结束战争的条件所签署的《莫斯科和平条约》相比，无论如何令人难以置信--芬兰摆脱苏联战争所遭受的领土损失将会减少很多。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芬兰人继续不屈服，斯大林也可能同意在“冬季战争”开始前夕由苏联提出的土地交换计划。那样，苏联将会得到开垦得很好、有经济潜力的卡累利阿地峡，用于巩固曼纳林防线，从而让给芬兰一半的领土--靠近拉多加湖以北那片人烟稀少的沼泽地。从曼纳林防线撤离后，芬兰政府本来准备同意这一计划。但斯大林当时的要求又加码了，在赫尔辛基，由于不知道苏联的底牌，又担心英法联军最终不来援助，于是决定接受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只求保全一个独立国家。虽然，即使芬兰人拒绝苏联的条件，斯大林也会做出很大让步。春季泥泞季节即将到来，红军的燃料总共只够用半个多月的，而主要兵力必须用于攻打德国。

结束在芬兰的军事行动后，苏军迅速开始向西部边境加紧调集兵力。战争结束前夕，红军在芬兰前线部署有55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和摩托化骑兵师，以及配备有4000辆坦克和3000架飞机的8个坦克旅和3个空降兵旅，1940年4月到8月这段时期，又向西线调集了37个师和1个坦克旅。其中，30个师于6月到达指定的新地点，其余几个师于7月或8月到达指定地点。其余的大部分坦克旅和空降兵旅解散后被改编为机械化兵团和空降兵兵团，以用于西线的军事行动。到1940年6月底，斯大林能派出西部边境军区（基辅军区、敖德萨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的总共有这么多兵力，另有部署在波罗的海沿岸的3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旅。与此相比，希特勒只有84个步兵师及配备有17个坦克旅的13个骑兵师和摩托化骑兵师。10从坦克数量上说，苏军平均每个坦克旅要比德军多200余人。

在红军前高级将领出席的一次会议上，1940年12月时任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后来的空军主帅А.А.诺维科夫承认说：“1940年，列宁格勒军区空军部队的战斗军事行动是在以下几个特殊条件下进行的：8月份，军区空军所有部队严阵以待，准备完成特别任务，而部队8月份之前才刚刚从乌克兰返回……”11几乎所有聚集在芬兰战场上的飞机，也是临飞行前才刚刚到达西部边界。为了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和比萨拉比亚，未必会需要规模如此大的机群。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实际上并不拥有军用飞机，而罗马尼亚的空军只有不过几百架老式飞机。斯大林把自己空军的中坚力量聚集到西部边界并不是为了同他们作战。对手是更具威慑力的德国空军赫尔曼·戈林。1940年4月17日在高级军官出席的关于芬兰战争总结会上，斯大林特别关注德国空军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军队在新的、真正的、现代化的苏联战争中要用两条腿走路，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还要从芬兰战场上吸取经验，这场战争使我们的战士枪法更准。幸好，我们军队是从芬兰人那里，而不是从德国空军那里学到了这些经验。感谢上帝的恩赐！”

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德国空军将来进攻西线。但是，德国在苏联边境的步兵力量很弱。6月之前德军在这里共部署了12个步兵师，其中9个师是由后备国防军组成，士兵年纪较大。12这几个师几乎没有运输工具，他们的战斗力非常有限。甚至是在芬兰战场上没有取胜的红军，跟这样的对手打仗也足以应付。要知道当时红军在人数上几乎占到10倍的优势，尤其在坦克上。斯大林担心，如果“斯大林的雄鹰”不能取得制空权，德军的飞机将不停轰炸，会延缓红军前进的速度。希特勒就有时间从芬兰前线调集兵力遏止苏联红军的进攻。德国在西线开始进攻前，苏联领袖的心情很好。他梦想着：法西斯武装力量将受困于不可逾越的马奇诺防线，红军将会大举向西部进攻，抓住德军的薄弱环节，占领波兰、斯洛伐克、捷克，乘胜直捣敌人的心脏。与心怀感激的英法盟军在易北河的某个地方--如果幸运的话，就在莱茵河畔相见。半个欧洲将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样离苏联红军用刺刀创造出来的和平革命就为时不远了。

1940年5月6日凌晨，在莫斯科郊外别墅，斯大林正同自己圈子里的老乡--80岁的达特·加西塔什维利--见面。他过去为斯大林的鞋匠父亲当帮手。达特很喜欢跟主人的儿子小斯大林玩耍，而斯大林终生都对他抱有好感。参见家庭晚会的有斯大林、加西塔什维利和贝利亚。在座的还有埃格纳塔什维利（斯大林的母亲曾在他家做过洗衣女工）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个德国女人。应该说，斯大林和埃格纳塔什维利是把兄弟，按照格鲁吉亚风俗他们成了最亲近的人。埃格纳塔什维利的儿子20世纪90年代时还曾写到5月份的那次相聚：“我的继母是德国人，在1925～1926年时，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德国的姐姐那儿上学。后来她的女儿在柏林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这个人的姓我记不清了，但大家都叫他济格亨。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开始排挤犹太人，济格亨就带着自己的妻子转道丹麦去了美国。就这样，我继母的女儿在美国已经住了40年了。斯大林有好几次看着她，突然用格鲁吉亚语对父亲说：‘你妻子看起来很不高兴，也许她不喜欢我到你这儿来做客？’而父亲回答道：‘瞧你说的，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是她有个女儿待在美国，她害怕我们要跟美国打仗……’

“斯大林和善地看着他，摸了摸胡子，右手拿着一只杯子说：‘尊敬的吉利季娅·格尔马诺夫卡，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想了想，又说道：‘我们不会跟美国打仗的。’然后把杯子换到另一只手上，沉思起来，如同一座狮身人面像。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而他还在那儿抚摸着胡须。我们一直看着他，吓得一动不敢动。突然，他抬起右手，一字一顿地说：‘我们要跟德国打！英国和美国会是我们的盟国！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来，为健康干杯！’然后，一饮而尽……”

斯大林举行的这次较为坦诚的酒会正好发生在与朱可夫第一次见面的前几天。当然，他和朱可夫的谈话未必像跟自己亲密的朋友谈话这么直接。但是，这位刚上任的大将本来也应该明白，在不久的将来，斯大林打算跟德国人开战。而他，朱可夫，将遭受主要的打击。

应征到芬兰战场的大约700，000编外入伍者从1940年的5月1日到7月1日被遣散。肯定，6月底7月初才开始有进攻德国的打算。在此之前，像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德国法西斯将主要与英法作战，不会有余力对付红军。

准备进攻德国的同时，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战友们犯下一桩罪行。按照现在法律术语说，就叫反人类罪。1940年3月5日，还没有与芬兰签署和平条约，政治局决定处决在苏联监狱和战俘营中受尽苦难的大约15，000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及11，000名波兰平民。有意思的是，一直到1940年2月之前，原来一直打算通过特殊的会议放过这批波兰人，把他们判个3到8年刑，然后把他们送到勘察加半岛和苏联的其他东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应该在铁丝网里做苦工，直到战争结束。但是，在1940年的那个月的月末，斯大林决定同德国开战。所以在4月和5月的上旬，这些波兰军官，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的平民（共约22，000人）在斯摩棱斯克的卡庭（靠近特韦尔州一个叫梅德诺耶的村庄）和哈尔克夫森林公园地区的第6区被处决13。斯大林本来需要对苏联俯首帖耳的波兰军队。战后，这种俯首帖耳由朱可夫的朋友罗科索夫斯基来实现，他受命很快加入波兰国籍，然后还当上了波兰的国防部长。被苏联俘虏的波兰军官们绝大多数对苏联都没有好感。万一开始对德战争，英法和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自动就会成为苏联的盟国。到那时，就不得不释放这些波兰军官和平民，并移交给他们的流亡政府以组建新的波兰军队。这支军队显然不会受到苏联控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斯大林认为惟一的办法就是消灭这些波兰人。而因为他打算进攻德国时已经是1940年夏季，所以必须得速战速决。

乌克兰枪杀波兰人事件，是在当地的内务部头子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的领导下进行的。稍后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天，他在与H.C.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和赫鲁晓夫的女婿А.И.阿朱别伊谈到斯摩棱斯克的契卡（苏联肃反委员会）人员时，在气头上没能掩盖在卡庭所犯的罪行，他回答说：“连这种事情都应付不了，我在乌克兰的时候，那他们才叫多呢。可是，我做得人不知鬼不觉，连个影子也发现不了……”成功进行的死刑竟成了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职业骄傲。他还会跟朱可夫分享自己的发明--他们是1940年在基辅相识的，于1944年到1945年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被包围的德国变成了好朋友。也完全可能，朱可夫已经知道波兰军官悲惨命运的真相。如果这属实的话，元帅是如何看待这次犯罪的？我想，刚开始肯定是安慰自己说这是应该的，波兰军官本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战争逼近的情况下也没法让他们活着。稍后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斯大林的罪行受到声讨，可能朱可夫把在卡庭那儿的罪行也归入其中，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和贝利亚头上。并且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来证明，赫鲁晓夫不愿意说出波兰被俘者下落的真相是情有可原的。也可能，朱可夫直到最后还相信苏联的官方谎言，好像说在卡庭的事件是德国人干的？

法国的迅速溃败使得斯大林不得不放弃1940年夏天进攻德国的计划。上将Л.М.桑达洛夫回忆了苏联军人当时痛心的场面：“谁能想到德国人只需不到两周的时间，就粉碎了法军主力？”连斯大林本人也没料到法国投降。赫鲁晓夫证实说：斯大林得知法国放下武器投降后，气得破口大骂，好像说现在希特勒可以放开手脚向西线进攻了。显然，斯大林确确实实到最后一刻还指望着法国哪怕再坚持一个月，也可以让苏联完成进攻德国的军事准备，并迫使德国两线作战，但这种想法只是一相情愿。现在德国法西斯的精锐部队将很快来对付芬兰战场上尝到了失败苦果的红军，而德军有着在波兰和法国大获全胜的辉煌经验，并且士气高昂。

但是，祸兮福所倚。在法国遭到失败和英军被从大陆赶出去之后，红军由于胜利，在他们面前一下子展现出极为诱人的前景。可以指望到达拉芒什海峡，也可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穿过比利牛斯山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巴尔干半岛就像一颗熟透的果子，和伊斯坦布尔一起真的就会落到斯大林的手里。也许，那一刻斯大林确实是这么梦想的。但是，要想这么迫不及待地取得世界霸权，必须要有充分的军事准备。苏联从1940年6月开始大规模组建机械化部队，而从1941年年初开始组建空降兵旅，以用于敌精锐部队被消灭后进一步扩大胜利果实。与德国空军相比，本来应该占有绝对优势的苏联空军的战斗实力进一步增强。向西进攻欧洲的计划拖延到了1941年。

朱可夫到达基辅后，起程去了部队。在捷尔诺波尔、利沃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杜布诺这些地区他实行了指挥官和司令部人员训练制。朱可夫还不知道，卫国战争的前一阶段，正是在这儿--在苏联的领土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坦克战役，并给红军带来不良的后果。在1940年6月那些时候，朱可夫一点儿也不怀疑，他的坦克部队将会马上在被德国人占领的波兰领土上作战并向克拉科夫和卢布林进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攻突然在另一个方向展开。对于这件事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写道：“回到基辅后，很快接到了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打来的电话，他向我传达了政府作出的关于建立包括3个方面军在内的南方军区、以用于解放被罗马尼亚占领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的决定。同时我兼任军区司令。”

“经过漫长的谈判，罗马尼亚政府终于同意从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撤军，这样，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

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漫长的谈判。要不是朱可夫本人，就是回忆录的编辑弄错了。事件发展相当快。6月26日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按照公使转交的地图清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领土。在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北布科维纳甚至没有划入苏联版图，好像它从未隶属过俄罗斯帝国。但是这些情况一点儿也没让斯大林感到不好意思。1940年6月26日深夜，罗马尼亚驻莫斯科公使达维杰斯克应邀去见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交给他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同意在24小时内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转交给苏联。柏林劝说布加勒斯特做出让步，第二天晚上，罗马尼亚政府接受了苏联的条件。6月28日，红军师在朱可夫的率领下到达德涅斯特。朱可夫不无骄傲地描述了这场实质上说是警察战的战役：

我们查明，罗马尼亚政府和司令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把被解放地区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全部仓皇地运往罗马尼亚。

为了制止这些破坏条约的行为，我们决定在普鲁特河上空派出两个空降旅，占领所有桥梁。两个坦克旅的任务是超过撤退的罗马尼亚纵队，并到达普鲁特河畔。

完成急行军（大约200公里）后，我们的坦克部队出现在空降兵部队的着陆地点。在罗马尼亚部队、当地政府和所有急于逃回罗马尼亚的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军官们也丢下自己的部队和司令部的器材逃过河去。简短地说，在苏联军队面前，王牌部队陷入了可悲的境况并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

这一事件后的第二天（6月29日。--作者按），斯大林通过高频电话找到我。斯大林问我：

“你们那儿发生了什么事？罗马尼亚大使抱怨说，苏军司令部违反签署的条约，在普鲁特河上空投空降兵，切断了所有撤退的路。好像说你们从飞机上还空投了坦克部队并驱散罗马尼亚军队。”

“情报机关已经查明，是罗马尼亚一方粗暴地践踏了条约，”我回答说，“他们违反条约，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运走铁路交通设备和工厂生产设备。所以我命令投入两个空降旅，目的是为了截住普鲁特河上的通道，为协助他们还派了两个坦克旅，他们与空降旅同时到达指定地点。”

“那你们到底从飞机上向普鲁特河上空投了什么样的坦克？”斯大林问。

“我们什么样的坦克也没空投过，”我回答说。“而且也不可能空投，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飞机。显然是撤退的部队惊慌之中觉得坦克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斯大林笑了笑说：“把丢弃的武器收集清理一下。至于铁路交通设备和工厂生产设备嘛，要好好保管。我现在就给外交人民委员部下命令，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抗议。”

这个插曲就这样和平结束了。

朱可夫从来没有想到过，1940年他在比萨拉比亚所干的事，跟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是同一个性质。大将深信，他是在把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人和北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从“罗马尼亚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虽然这个“压迫”与未来苏联的“压迫”很难相提并论。而且，在罗马尼亚实行农业改革以后，“贵族”--大庄园主早已经不存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实质上变成了农民并且勉强度日。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幸成为了农场主，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收益。按欧洲人的观点看，罗马尼亚不是很富裕，但苏联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他们还要低，而要是与苏联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相比，罗马尼亚的监狱简直成了疗养地。很快，许多被朱可夫的军队“解放”出来的新苏联公民就尝到了这些可怕的“群岛”的滋味。

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提到了“那些想尽快逃回罗马尼亚的人”及被突然出现在普鲁特河畔的苏军空降兵和坦克兵吓破了胆的人。但是，无论是军官们，还是官员和地主们，他们只是在逃离苏维埃政权的控制。逃离的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富裕农民、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而苏联士兵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们在普鲁特河方向不仅拦截了蒸汽机车和车辆，而且还搜走了撤退者随身携带的财产，连手表和打火机也不放过。

基辅军区司令用藐视的态度评价罗马尼亚军队是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况，遭受极度恐慌并显示出“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年，所有这些话就不得不用来描述红军--而且一字不差，(奇书网|Www.qinkan.net)在德国法西斯的进攻之下，红军战士死于重重围困，剩下的争先恐后地向东逃去。

苏联军队在那时，即1940年6月时，看起来一点也不比罗马尼亚军人好多少。比萨拉比亚的女地主叶夫罗西尼娅·安东诺夫娜·克尔斯诺夫斯卡娅是俄罗斯族，在比萨拉比亚和苏联重新合并后不久曾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待过，她还记得与从德涅斯特来的同胞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穿过村子的路上驶过一辆辆脏兮兮、涂着保护色的装甲车、小坦克……时不时地有车停在路边，接着脸上涂着油污的战士们就下来修理着什么。路旁的地上可以看见一滩润滑油。一辆车出了队伍，向我们家开过来。车里流着黑糊糊的东西，可是小伙子们互相推搡着，边笑边说着俏皮话：‘……就像母羊一样：待在哪儿，哪儿就是一滩……’他们一边交头接耳，一边推着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庄稼汉，直到那人向前走去，同时问道：‘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小伙子们？刚刚过了边境，马上就要修理？’

“机械师不满地嘟囔道：‘我们在路上已经走了3个月了（可能这正好是从芬兰战场调回来的部队。--作者按）……’

在索罗克斯桥那边，距离上桥50米的上坡的地方，一辆汽车翻在了坡下。旁边躺着用篷布盖着的一具尸体，脸上扣着头盔。路边坐着一位手握冲锋枪、神情沮丧的战士。

‘怎么弄成这样？’我问。

‘还不怨这山！难道刹车能受得了？’

我觉得很奇怪：这也叫做‘山’！一个小山坡嘛！”

自然，朱可夫对自己的战士们仓促应战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因为在此之前他做军区领导还不到两个星期。但问题是，一年以后，即1941年6月，那时朱可夫任军区司令已有半年，并且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也坐了差不多有这么长时间，可是红军进行的军事准备工作--包括基辅军区在内，依然没有很大的起色。

红军高层的变动

朱可夫在基辅的最后那段时间，撤换了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部长П.Н.鲁布佐夫少将，他自己20世纪30年代初在莫斯科服役时就和这个人认识了，甚至两家关系还不错。代替鲁布佐夫的是曾在总参谋部的军校当教员的И.Х.巴格拉米扬上校。巴格拉米扬关于自己任职的事是这样说的：“……我早就认识朱可夫。有一段时间两人都是骑兵团团长，而1924年到1925年两人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过……突然有一天我以前的同事鲁布佐夫少将来莫斯科接妻子。我们曾经一起在军校学习过，然后一起当了教员……

‘你现在哪儿高就呀？’我很感兴趣地问。

‘在朱可夫手下，’他骄傲地回答。‘当作战部部长。’

‘哎呀，你真走运！而我就没这么运气了。’

‘我跟你说，’

鲁布佐夫突然兴奋起来，‘你去找朱可夫说说吧。他肯定会帮你的。再说，他也很了解你。一句话，快点儿写信吧，我把信交给他本人。’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信写得很简短，有些像报告：‘在野战部队服役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我现在怀着满腔热情想重返队伍……我不计较职务大小……’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甚至在休息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朱可夫会怎么答复我呢？当我已经开始失望时，来了一份电报。朱可夫大将通知我说，由于他说情，人民委员决定派我去基辅特别军区。并命令我速到基辅报到。

在莫斯科的干部部里，我见到了人民委员签署的关于任命我为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的命令……”

第二天巴格拉米扬已经在基辅了，朱可夫给他的印象是：“朱可夫的样子变化不大。矮壮的身材也许有些胖了点儿，柔软卷曲的头发比以前少些，而脸部更加棱角分明，也更加严峻了。”

“与过去的老同学相见刚开始比较正式。我的举止严格按照条令要求执行。对于司令员这么快就给我答复，我表示了感谢。他皱了皱眉头，挥着手说：‘不要再说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工作需要。现在部队不仅缺乏通晓诸兵种训练知识的人，而且急需熟谙作战训练方面知识的人才。我认为，我没有看错人。’”

当会见不再那么正式时，朋友们开始回忆起在列宁格勒的年轻岁月。巴格拉米扬稍稍提到，想尽快到部署在斯坦尼斯拉夫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的新岗位走马上任。很明显，朱可夫不仅是出于工作考虑，而且还考虑到巴格拉米扬的仕途。

“‘先用不着去，’

朱可夫态度很坚决。‘等等再去。12月份将要举行一个大会，与会者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军区的领导。这个大会从参加人数来说，规模很大，而且部署的任务也很重要。据我们所知，连斯大林本人也要出席这个会议。总参谋长将要就去年一年的军事训练和作战训练工作作重要的总结报告。同时作报告的还有步兵总监察员、军训部部长、装甲兵部部长和炮兵总监察员。几个军区司令要就作战方法和战术问题做出发言。我的任务是就主要问题作一个报告，名字就叫《关于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据我所知，你在总参谋部的军校里呆过4年，先是学习，然后又任教。’然后关心地问：‘你军校的研究资料随身带来了吗？’

‘带来了，司令同志！’

巴格拉米扬高兴地报告说。

‘这样吧，’朱可夫也高兴起来，‘你就帮我准备报告吧！’”

接下来，按照巴格拉米扬的说法，军区司令员好像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战争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爆发。我们不能根据半年或两年后的情况来制订自己的作战计划，而应该考虑到我们边境军区目前的兵力情况。”由此可见，如果巴格拉米扬在这儿没有说假话，那么，朱可夫在当时，即1940年8月份时，就根本没有考虑过在1942年或更晚些时候开始战争，而是认为对德国的战争必须在1941年的上半年开始。显然，斯大林本人也是这种意见。什么时候开战，并不是基辅军区的司令员说了算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苏联历史学家和回忆录作家们曾认为似乎斯大林、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希望把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哪怕推迟到1942年也好的观点又算什么呢？有意思的是，如果敌人已经决定了发动战争的时间，又怎么能够使他推迟实行侵略计划呢？另外要知道，就在朱可夫和巴格拉米扬谈话的那一刻，还根本没有什么“巴巴罗萨”计划。只是朱可夫所设想的苏联的进攻计划已经由1940年夏天推迟到了1941年的夏天。这就是为什么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关于现代进攻战役的报告应该成为最切合现实的报告的原因所在，而那份报告，像朱可夫所期待的那样，巴格拉米扬肯定会为他写好的。

“‘让我们一起想想吧，’朱可夫最后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要不好意思，尽管来找我吧。也可以请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任何一个军官协助。明天再着手工作吧。’

‘明天是星期天……’巴格拉米扬怯怯地提醒道。

‘瞧你说的，是不是星期天要由我们说了算，’朱可夫开起了玩笑，流露出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写作工作很熟悉的样子。”

于是巴格拉米扬坐下来着手写报告：“我立刻投入了工作。军区见习参谋部军校毕业生、很有经验的骑兵中校Г.В.伊万诺夫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没有拖家带口，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从起床号响起工作到熄灯号响起。我和伊万诺夫以相当快的速度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司令要求下，经过多次修改，他总算对我们的努力表示出满意。9月底，朱可夫拿来了最后的修订稿和附录，他把材料交给我，吩咐道：‘再次印刷后仔细检查检查。准备一下动身吧：3天以后要在第12集团军给指挥人员和司令部人员进行训练。我准备去一下。你也跟我一起去。我介绍你认识一下集团军司令员，训练过程中再熟悉一下即将在那里工作的司令部。’”

但是巴格拉米扬在第12集团军司令部服役的时间并不长。当时已经是1940年12月了，离莫斯科召开的大会没剩多少时间。朱可夫因为那份报告写得不错，作为奖励，他任命巴格拉米扬上校为基辅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并授予少将军衔。而他的前任鲁布佐夫也如愿接到赴莫斯科任职的命令。

我听到的关于巴格拉米扬的故事是下面这种说法。当朱可夫得知他要作报告时，就想把报告的准备工作交给鲁布佐夫。但是，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的工作也是相当繁忙的，腾不出时间来进行军事科学创作（顺便说一句，连司令员本人也没有这个时间）。所以，鲁布佐夫就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说服自己的同学--也是朱可夫的同学巴格拉米扬（他当时是总参谋部军校的教员）像他一样请求到朱可夫的手下基辅军区工作。当然喽，军校教员这一工作虽不轻松，但也有不容置疑的很多好处。比起在外省的驻防军--尤其是那些驻防在原始森林或沙漠中的部队，在首都的生活要惬意得多。另外，总参谋部军校教员的工资也很高，与作战部队同一军衔的指挥官相比，要高得多，相对说来，自由时间也比较多，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但是只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仕途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大可以自由自在地升到上校，然后退休。而在军区服役，尤其是在像基辅军区这样的国内最大的军区（兵力上最大），加上与军区司令的私交又相当不错，在仕途上可谓前途无量。至于为既是朋友，又是司令的上司写一份报告，这简直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况且，为了完成这件事，已经创造好了所有的条件：新上任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在伊万诺夫的协助下暂时在基辅写报告，而他在斯坦尼斯拉夫的职务仍由未交接工作的前任来履行。真的，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德国下属要为隆美尔、曼施泰因或古德里安写文章和写书。但是要知道，这在红军里早已成为一种传统。

在朱可夫与巴格拉米扬的谈话中有一个疑点很引人注目。就在不久前，《红星报》还把朱可夫称做在哈拉哈河上对日本第6集团军进行包围战的独一无二的战役策划创造者，让人感觉他在这方面驾轻就熟。那就让朱可夫给巴格拉米扬讲讲吧，他本人是如何准备这场著名战役的。但突然又查明，司令员需要军校教员的资料，他在哈拉哈河上成功进攻的个人经验--按指示，这是那些军校教员应该仔细研读的--对于要准备的那份报告来说，明显不够充分。

策划哈拉哈河进攻的到底是谁呢？也许，是旅长波格丹诺夫？或者是施泰尔恩和司令部的其他人？任何时候都不见得有统一的回答。

在朱可夫领导基辅特别军区时，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层发生过一些重大变化。1940年8月，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总参谋长一职被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接替。推荐他的是铁木辛哥。还在1920年时，在波兰前线，梅列茨科夫当时在第6骑兵师司令部任职，当时师长就是铁木辛哥。在曼纳林防线被突破时，梅列茨科夫当时正领导着战斗力极强的第6方面军，而后来的人民委员正领导着西北方面军。梅列茨科夫此前曾任副总参谋长，对司令部工作很熟悉。按照布琼尼的说法，梅列茨科夫的任命是用下面的方式进行的。一天，在总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突然说：“同志们，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更年轻的总参谋长。”同时说明，他对Б.М.沙波什尼科夫没有任何成见，但是此人经常生病，并且影响到对许多作战问题做出决策。布琼尼证实说，他正式推荐了候选人梅列茨科夫，梅列茨科夫当时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并且主管军训部和军事院校。与会者一致同意由这位候选人任职。梅列茨科夫开始推脱说经验不足，并请求不要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斯大林好像做了如下的回答：“我佩服您的开诚布公，但是沙波什尼科夫的事必须解决。等我们找到其他合适的人选，马上就让您解放。”

关于这件事，梅列茨科夫本人在回忆录中差不多也是这样描述的：“会后，像往常一样，大家都在斯大林的住处共进晚餐。在那里，大家又开始讨论有关部队的问题。突然，斯大林说：‘我们现在需要更年轻的、身体健康的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同志经常身体不适，此外也有必要把他调到别的工作岗位上，现在各地区都在大规模构筑防御工事。我们想任命他为主管构筑防御工事的副人民委员。同志们，你们怎么想的？谁可以担任总参谋长？我等着你们的推荐。’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场的人开始叫我的名字，而且还有根有据地说，我有专业知识，参加过战斗，当过军区司令，并且已经在总参谋部工作。斯大林询问我的意见。开始我一口回绝，借口说这副担子太重，我经验不足，承担不了这项工作。

‘这样吧，’斯大林说，‘我们和您立个军令状：您现在马上就着手工作，等我们一找到其他合适的人选，立刻就接替您。今天就这么决定了。’”

毫无疑问，在斯大林那儿晚餐时间进行的谈话，不论是布琼尼，还是梅列茨科夫，很快就会付诸实施。但是我怀疑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而且事实上斯大林确实提前与布琼尼商量过，并让他提出梅列茨科夫为候选人。这样就可以显示出军队领导的同心同德。梅列茨科夫呢，就成了铁木辛哥安插的人。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曾经向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讲述说：“对我们来说，芬兰战争是一个最大的耻辱，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给我军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所有这一切是必须要说清楚的。当时在斯大林召集的会议上，罢免了伏罗希洛夫的人民委员一职，同时任命铁木辛哥为人民委员。至于沙波什尼科夫，斯大林认为他对此也应该负间接责任，于是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解除了他总参谋长一职，并任命他为副人民委员，监督新边界的防御工事构筑。对他来说，这项新工作是相当必要的，从国家大局着眼也很重要，并且需要像他这样的专家才能完成。

此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谁可以担任总参谋长？斯大林事先跟谁也没有谈过，转身直接就在委员会会议上向新当选的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问道：［奇书网—wＷw.QiＳuu.cＯm］

‘您推荐谁担任总参谋长？’

铁木辛哥说不出来。

‘那么，在以前的司令部您跟谁是搭档？’

事情是这样的，芬兰战场上铁木辛哥在以前的司令部正好是和梅列茨科夫一起共事。他把这一情况说了。

‘那么，您认为梅列茨科夫担任总参谋长合适吗？他在您那儿干得怎么样？’

铁木辛哥回答，他干得不错，也适合担任这一职务。新的总参谋长的任命就这样决定下来。”

华西列夫斯基有些地方明显是把不同的事件混淆在了一起。伏罗希洛夫被免职比沙波什尼科夫要早的多，当时还是1940年5月。华西列夫斯基所引用的斯大林和铁木辛哥间的谈话，很可能不是发生在总的军事委员会上--那次会上决定了梅列茨科夫的任命，而是更早些时候，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出席那次会议的军方代表大概只有铁木辛哥和沙波什尼科夫。可以设想，关于这次谈话就是铁木辛哥本人告诉华西列夫斯基的。只是回避了一个问题：实际上他本人也想任命自己以前的搭档梅列茨科夫，但是，他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好像斯大林本人就差逼着他说出梅列茨科夫的名字了。但是斯大林识破了他的手段，只是不露声色而已。甚至让自己信任的布琼尼在总的军事委员会上提出梅列茨科夫为候选人。事实上，领袖一点儿也不想让新上任的国防人民委员把他的亲信安插到像总参谋长这样的关键位置上。很可能，梅列茨科夫知道斯大林反对这个任命，所以故意摆出一副姿态，以经验不足为由拒绝担任这一要职。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是副总参谋长，而且指挥着国内实力还算可以的列宁格勒军区部队。我认为，梅列茨科夫只是想为自己将来留一条后路，他预感到，斯大林不会让他长期当着总参谋部的头头。确实是未卜先知。

为了不给铁木辛哥太大的权力，斯大林在任命梅列茨科的同时，还任命布琼尼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长的权力退居第三位，而布琼尼有更大的可能监督铁木辛哥的行动。至于说到梅列茨科夫，他的命运可真有些悲惨。卫国战争第二天，他就因为施泰尔恩、雷恰戈夫、洛克季奥诺夫和其他军官的事被逮捕。他被拷打，被迫承认自己参加了这次阴谋。但是，斯大林有点可怜梅列茨科夫，没有枪毙他，派他去西北方面军的大本营当代表，然后又任命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对作家叶夫根尼·沃罗比约夫讲述说，1941年秋天斯大林想起了梅列茨科夫，在决定让他重返部队之前说了下面的话：“他也真够磨蹭的！”

斯大林对有一件事避而不谈，那就是可怜的大将是在监狱牢房里变成残废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那里他整天都忍受着浑身酸痛的折磨。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牢房里终年阴暗潮湿，梅列茨科夫出狱后连行走都困难。“可能有人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

朱可夫讲述道，“也可能他本人也发现了。但是从此以后，在斯大林出现的场合，我们所有的人必须起立，只有梅列茨科夫一个人被允许坐着。”真是令人落泪的讽刺：任命梅列茨科夫接替沙波什尼科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身体特别好。而现在，在监狱里待了两个半月以后，梅列茨科夫连双脚站立都很困难，昔日的健康体魄已荡然无存。

1940年8月红军高层领导中发生的变动从整体上说巩固了布琼尼和铁木辛哥的地位--也就是那些赏识朱可夫的人。很有可能，现在朱可夫也指望着那份成功的报告会帮助他再升一级，从而当上副国防人民委员。由于战争的原因，被看做红军精锐部队的西南方面军的领导权也交给了副国防人民委员。

有报告说进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朱可夫在会上向战友们讲解了苏军在哈拉哈河上实行进攻的理由：“对于这次战役，指挥部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从战役的观点，还是从物质供应和战役－战术的出其不意方面来讲，考虑的都是相当全面。这次战役之前，曾有过连续不断的制空权争夺……我们在轰炸机方面的优势是敌人的3倍，战斗机方面的优势约是敌人的2倍。对战役进行策划的目的是，用强有力的侧翼集结进行冲击，从而消灭敌人侧翼较弱的兵力，从战役上把敌人包围在指定地点和距离国境不远处，因为进一步进行冲击是政府所不允许的，必须把敌人包围在这一地区，然后将他消灭……这次战役中，什么是具有代表性、同时又有教益意义呢？首先，就是要出其不意。出其不意，是一个伪装的问题，也是不论在战役中，还是战斗中取得胜利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指挥员要采取一切措施给敌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不是在准备进攻，而是在准备防御。为此，必须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造假消息、利用电台播报假新闻、夜间做出挖战壕和各种工事的样子。还要假装散发各种各样专门的传单，目的是保障所进行的防御措施。各种手段是很多的。广播中要广播各种通告，鼓舞指战员的士气去准备防御战。正像我们后来了解到的那样，直到进攻前一刻，日本人真的没有想到、也从来不知道我们要进行的是进攻战。在向莫斯科总参谋部报告战役计划时，我们行动极为谨慎，而进行进攻的日期，实质上是在战役打响的前一刻才报告的……战役上的包围战转变为战术上的包围战，并且敌人确实是被消灭在指定地点。敌方向侧翼进行反击的企图……也遭遇了有组织的抵抗、有组织的防御体系和坦克旅的反击。在准备这次战役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要组织好坦克、炮兵、步兵和空军间的协同作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部队后方25到30公里处加紧训练。”

毫无疑问，报告的这一部分是巴格拉米扬和伊万诺夫在朱可夫本人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而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及它在红军中的运用的“纯理论”部分，很有可能就是两位过去的教员兼现在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孜孜不倦的劳动成果。这一部分显得学识很渊博：“从西线的军事行动中可以获得哪些教益？

1.在空军的紧密配合下，勇敢而果断地运用坦克师和机械化旅向敌人的战役防御深处推进。

2.在遭遇战中，机械化旅果断出击，力求勇敢独立地在敌人战役集结的后方形成突破口。

3.大规模地运用空降兵部队和空军师，目的是夺取位于敌人最近和纵深处后方的最重要的目标，同时要经常运用这些部队。

4.在突破设防御工事区时，德国人特别重视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和空军的紧密协同作战。在袭击某个设防御工事区之前，德国人在后方的训练场上和模型里会加紧进行袭击准备工作。总而言之，德军在这方面完全利用了俄国元帅苏沃洛夫强击伊兹梅尔时的经验。”

朱可夫－巴格拉米扬－伊万诺夫做出结论说，现代化的技术战斗手段使得进攻的一方“不仅可以消灭敌人的战地防御体系，而且像战斗中所证实的那样，可以突破现代化的设防御工事区”。同时引入强有力的流动部队可以“使得敌方的战役预备队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并使战役成功发展为战略胜利”。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突然袭击使敌方的空军失去战斗力，从而使计划中的进攻向纵深发展，最终保障自己的制空权。

就未来在方面军范围内实施进攻战役，报告者提出了如下的大致计划：“在我们西部作战地区的条件下，我认为，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应该在更广的方面军范围中进行，无论如何也应该在400到450公里的范围中进行。第一次攻击的强度应该能够保证消灭敌军总人数的至少1/3～1/2，并且能够使我军向战役纵深处进一步推进，同时在对敌军的余部进行包围时起到实质上的威慑作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如果要在方面军范围内组织进攻战役，这次战役进行主要攻击的区域的总宽度不应该小于100到150公里。”

“当然，为了进行这样的战役必须集中主要兵力和设施，并且我认为，要在方面军范围内组织这种战役，大致需要85到100个步兵师、4到5个机械化兵团、2到3个骑兵兵团和30到35个航空师。不用说，这么大数量的武装力量应该全面配备相应的设备以增强炮兵的火力，而且，坦克兵要在步兵的协同下进行作战，此外，还应该全面配备工程技术部队及相应的加强设备。”

“对于包围和击溃敌军主力来说，战役的纵深大小和实行这一战役的速度快慢有着重要意义。连续不断地攻击所取得的纵深大小及进攻推进的速度、尤其是流动部队的战役推进速度应该可以为联合兵种演习提供必要的空间和自由度，以便在敌军主力从所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前，隔绝它与外界的联系，并把它包围起来。”

“空军进攻所展开的空间，必须要保证以下目的：在机场所处区域压制敌空军的主力并使它遭受失败；破坏敌军铁路和公路沿线的供给；使它向战役纵深快速推进的整个系统陷入瘫痪状态，空军所进行的进攻还应该束缚敌人后方兵力的战役军事行动，并排除他们机动作战的可能性……显然，方面军进行战役的纵深，平均要达到200到300公里，个别情况下还要更深些。”

以及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方面军和集团军进行进攻战役必须考虑速度、时间、部队人数、燃料和弹药的消耗，正如几乎所有与会者所期望的那样，这一切不是在联合兵种演习中完成，而是在即将爆发的、胜利的对德战争中完成。勤奋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处心积虑地选了很多战例：第一次世界大战、芬兰战争、西线战役等。最后做出了一个乐观的结论：“红军--不管它的部队现在部署在什么地方，必须做好与狡猾的、用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敌人进行战斗的准备。现代化的战斗装备发展到了现在这一步--出现了空军、坦克、摩托化部队、空降兵等等，这为进行进攻战役奠定了深厚基础，也为用更高的速度、更大的纵深进行这场战役提供了可能……”

“在敌我双方兵力和装备相当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将是指挥技能比较高超、能够利用这些兵力和装备为出其不意、克敌制胜创造条件的那一方。出其不意是现代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在给出其不意赋予特殊意义的同时，所有伪装和欺骗敌人的方法也应该广泛地灌输到红军中去。伪装和欺骗应该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部队士兵、指挥员及司令部人员的整个训练和教育。”

“未来的战役中，红军应该从战役和战术两方面显示出高水平的出其不意。”

“为了成功地进行现代进攻战役，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快速发展的现代战役尤其要求协调性、机动性和灵活性。不具备这些能力的军队就不可能指望取得胜利。应该对兵团级别的指挥员和司令部人员提出这些特别高的要求。高级指挥员和兵团级别的司令部人员在近期应该致力于提高并完善组织和进行现代进攻战役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报告给与会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且作报告的人也给大家印象很好。这样，甚至后来与朱可夫水火不能容的铁木辛哥在会上发言时，也称朱可夫的报告“非常杰出”。与会者几乎没有人怀疑，红军确实有能力不仅在领导部队的方法上，而且在运用出其不意的进攻战术上都能保证对敌优势。而最重要的是，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与会的政治局成员，如Г.М.马林科夫、А.А.日丹诺夫等都很喜欢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的发言。他们立刻把《关于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这份发言报告给了斯大林。

会议结束后，军队的高层领导被叫去见斯大林。朱可夫这样描述了这次会面：

斯大林接见我们时相当冷淡，只略微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就让我们在桌旁坐下。这可不是我从哈拉哈河凯旋归来时见到的斯大林了。除了斯大林外，在场的还有政治局委员们。

斯大林一开口便说他一夜没合眼，一直在看铁木辛哥在高级指挥干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稿，准备给他提出修改意见。可是铁木辛哥却匆匆忙忙地把会议结束了。

“斯大林同志，”铁木辛哥试图反驳说，“我给您寄出了会议计划和我的发言草稿，以为您知道我要在总结时讲什么。”

“我没有义务阅读下面送来的一切。”斯大林发火了。

铁木辛哥不再做声。

“那么，我们该怎样纠正铁木辛哥的过失呢？”斯大林问政治局委员们。

“要让铁木辛哥更认真地弄清您对提纲的意见，并且考虑这些意见，过几天向政治局递交一份给部队的指示的草稿，”莫洛托夫说。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都赞成这个意见。斯大林批评铁木辛哥，是因为后者没有征求他对国防人民委员的闭幕词有什么意见，就让会议闭幕了。

从斯大林和铁木辛哥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铁木辛哥开始用“滥用职权”来激怒领袖--虽然在他自己看来，这不过是独立自主而已。似乎，曼纳林的征服者的著名人物将要开始兴风作浪。这也是朱可夫辉煌时刻即将到来的先决条件，况且朱可夫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为了进攻的演习

会议结束后不久，1941年1月2日到11日期间举行了两场战役和战略演习。朱可夫只描写了其中的一场，并且严重歪曲了这一过程：第二天一场大规模的战略战役演习就开始了。作为战略情况基础而假设的事件是苏联在遭到德国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

演习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领导。他们又“代表”西南战略方向。“蓝方”（德军）假设是进攻一方；“红方”（红军）假设是防御一方（第一场朱可夫是“蓝方”，而“红方”是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Д.Г.帕夫洛夫。--作者按）。

这一演习基本上达到了预定的目的--检查战争初期军队的掩护和行动计划中的主要措施是否可行和合适。

感谢总参谋部的是，他们为演习准备的全部文件资料都反映了法西斯德国最近在欧洲的行动。

在西部战略方向的演习包括了从东普鲁士到波列西耶一线。双方兵力：西方（“蓝方”）60多个师，东方（“红方”）50多个师。地面部队的行动有强大的空军支援。

演习中充满了对东方来说极其悲惨的情节。而这些情节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很相像……

演习结束后，国防人民委员命令Д.Г.帕夫洛夫和我进行局部讲评，指出演习参加者行动中的优点和缺点。斯大林建议总讲评在克里姆林宫进行。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各军区司令员及参谋长都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除斯大林外，出席讲评的还有政治局其他成员。

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大将报告演习经过。他在斯大林两三次生硬的插话之后，变得说话重复、前言不搭后语了。梅列茨科夫显然乱了阵脚。在评价各方事态和他们采取的对策时，他已经没有了逻辑。当他谈到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和“蓝方”在演习开始阶段的优势，特别是坦克和空军的优势时，斯大林为“红方”的失利恼怒起来，他打断梅列茨科夫的话说：“您这是从何谈起？不要忘记，战争中重要的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还有指挥员和军队的作战艺术。”

梅列茨科夫说，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但是力量和装备的数量及质量对比在战争中同样也很重要，特别是现代战争中--而且德国已经进行充分准备并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斯大林又气呼呼地提了几点意见--对那些话真不想再回忆了。然后他问：“谁还想谈谈？”

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发言。他报告了军区司令员和参谋长在战役战术素养方面的提高，说这次高级指挥干部会议和军事战略演习的益处是毫无疑问的。

铁木辛哥说：“1941年训练年度，军队将有可能进行更有针对性、更有组织性的训练。因为到那时，军队应当已经在新的驻地配置就绪了。”

然后，白俄罗斯特别军区的司令Д.Г.帕夫洛夫上将发言，他从评价此次会议谈起，可是斯大林没让他说完就问：“‘红方’部队行动失利的原因在哪儿呢？”

帕夫洛夫想用一句玩笑话遮掩过去，他说：战争游戏嘛，这是常有的事。斯大林显然很不爱听这句玩笑话。他说：“军区司令员应该掌握军事艺术，应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您在这次演习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然后，看来斯大林已经不再对帕夫洛夫的发言感兴趣，他问道：“谁还想发言？”

我请求发言。我谈到，这类演习对于提高高级指挥人员的战役战略水平是很有价值的。我建议，尽管演习组织起来很复杂，还是应当常常举行这类演习。为了提高军区和集团军司令员及参谋人员的军事素养，必须在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带通信器材的首长－司令部人员野战演习。

然后，我还谈到在白俄罗斯构筑防御工事的问题。“我认为，白俄罗斯的防御工事距离边界太近，而且它们的布局，特别是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布局，打起仗来非常不利。敌人可能从布列斯特和苏伐乌基地区突入我们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军队的后方。同时，构筑防御工事的地区纵深很小，不可能坚持很久，因为敌人的炮火可以达到它们的全部纵深。”

В.М.莫洛托夫问：“那么，您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不知道，根据某些条件出发，确实应该选择这些区域，但是，我认为，必须在距离国界较为深远的地方构筑防御工事。”

帕夫洛夫问我：“在乌克兰构筑防御工事合适吗？”很显然，我批评了他的军区，他不满意。

“在乌克兰选择构筑防御工事的区域的不是我。但是我认为，乌克兰也应在距离边界较远的地方构筑工事。”

接下来，朱可夫列举了伏罗希洛夫反驳的话，他说，构筑防御工事区是在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领导下进行的，并且也是按照被批准的计划执行的。这之后又援引了П.В.雷恰戈夫和Г.И.库利克的发言。库利克好像是提议把步兵师的编制人数增加到16，000和18，000人，并建议大炮用马匹牵引。同时，他认为坦克部队主要是用来直接支援步兵的。因为这件事，库利克好像受到了坚持组建坦克兵团的铁木辛哥和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最后说：“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必须撤下来。”又补充道：“军人们可以走了。”第二天，斯大林召见朱可夫并且宣布，他被任命为新的总参谋长。

朱可夫对西蒙诺夫讲述的演习过程要详细一些：

在这场演习中，我指挥“蓝方”，假设是德国人。而帕夫洛夫--他是西部军区的司令，假设是自己人，指挥“红方”，也就是我们的西方面军。在西南方面军里施泰尔恩很迎合他。

在拿到敌人（德国人）真实的原始资料和兵力情报后，指挥“蓝方”的我就开始展开战役，方向正是德国人后来展开战役的方向。主要进行攻击的地方，也正是他们后来进行攻击的地方。部队集结的方式，也大致是他们后来集结的方式。我们边境、地形和环境的配置方式--所有这一切提醒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也提醒德国人做出了相同的决定。演习持续了大约8个昼夜。演习的总指挥人为地延缓了“蓝方”的推进速度，使它停滞不前。但是“蓝方”在第8个昼夜还是推进到了巴拉诺维奇地区，而且，我再重复一遍，是在人为地延缓了推进速度的情况下。

1941年1月，在总军事委员会讲评这次战略演习。在做完要求我做的主要报告后，我决定提出某些肯定会让我们感到不安的问题，首先是新国界沿线的新构筑防御工事区系统的不合理配置问题。国界的配置形式让这种布置显得对我们不利。对我们较为有利的配置形式应该是把它们再向纵深大致推进100公里。我明白，这种观点肯定会引起不满，因为我所批评的构筑防御工事区的配置系统是由劳动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批准、最后由斯大林定夺的。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了，就别无选择。必须得谈谈这个问题。

斯大林仔细地听了报告并向我和其他发言的人提了几个问题。其中他问道，为什么“蓝方”这么厉害，为什么在演习的初始阶段投入这么多的兵力。我给他的回答是，这与德国人会派这么多兵力的可能性是相符合的，我们对敌人为在自己的主要打击方向上取得较大的优势，从而可能向我们调集的全部兵力做了实际统计，它是我们做出决定的基础所在。这也解释了演习中“蓝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梅列茨科夫是如何回忆这次著名演习的呢？他在回忆录中描述得简洁得多：

战役演习很有意思，并且也很有教益性。演习结束后，计划对它进行讲评，为此又花了一个昼夜。参加演习的人数不多，突然，大家都被叫到了克里姆林宫。会议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举行。我对12月份的那个高级指挥人员集训班和1月份的战役演习进行了讲评。整个过程只花了15到20分钟。当我谈到演习时，只来得及谈到敌人的军事行动，此后讲评活动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因为斯大林打断我的话，并开始提出问题。

这些问题的实质都归结为一点：就是对侦察到的有关德军的情报进行评价，这些情报是最近几个月里通过对德军在西欧和北欧的战役进行分析后得到的。但是，通过对我军的资料和情报机关提供的情报进行分析后得到的我的意见，没引起什么反响。当时我发言的时间已经过了，并且讲评也中断了。Н.Ф.瓦杜金也想发言。但没让他发言。斯大林转向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也没有支持我。

与会的军官再也没有谁要求发言。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停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道：“铁木辛哥同志请求任命朱可夫同志为总参谋长。大家都没意见吧！”（布琼尼也证实，斯大林建议朱可夫为候选人时，没有引用国防人民委员的话。--作者按）

我发现，与朱可夫和其他许多苏联军人的回忆录相比，梅列茨科夫的回忆录总是让我觉得要真实得多。甚至在描写准备芬兰战争这一引起争议的时刻，他的阐述仍相当客观，只要看看这一点就足够了。其中包括梅列茨科夫承认，苏联从1939年6月起就为了防止芬兰人的“军事挑衅”（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这一挑衅被安排在1939年11月26日的迈尼尔村）而准备对这个国家进行“反击”。梅列茨科夫如果不能写真实的情况，他宁肯什么也不写。比如，由于书刊检查机关的限制，他不可能谈到战争初期随之而来的自己的被俘。因此在他写的《当我为人民服务时》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6月23日我被任命为总指挥部大本营的常务顾问（梅列茨科夫没有提到，一个地窖是新上任顾问的豪宅）。”而接下来很快就谈到了9月份斯大林的召见。只是梅列茨科夫和斯大林间的对话可以让细心的读者警觉起来：

“您好，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身体怎么样啊？”“您好，斯大林同志！我身体不错。请让我讲解一下战斗任务吧！”

为什么斯大林突然无缘无故地担心起将军的身体健康呢？梅列茨科夫是不是生了什么病？但为什么当时梅列茨科夫对生病的事只字不提？只有熟悉情况或非常敏锐的读者直到前不久才悟出其中的缘由：回忆录的作者于1941年6月到9月间--如果借用朱可夫最爱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正在贝利亚那儿喝咖啡呢！”

当梅列茨科夫和朱可夫写回忆录时，1941年1月的那场战役和战略演习的所有资料还属于绝密。所以梅列茨科夫根本没有提到与演习双方的任务、条件和进程有关的任何资料。朱可夫比较喜欢不仅在回忆录里，而且尤其是在与西蒙诺夫的交谈中列举一些完全虚幻的资料。按照朱可夫的说法，1941年1月他和同僚们简直就是在扮演着德国人身后的“巴巴罗萨”计划。

只有到了1993年，当时相应的文件已经最后解禁，在《军事历史杂志》上刊登了一篇П.Н.博贝列夫写的名为《灾难的预演》的相关文章。这时候才弄清楚，在1月2日到6日举行的第一场演习中，朱可夫指挥的确实是“西方”的东北方面军（“蓝方”），而“东方”的西北方面军（“红方”）是由帕夫洛夫指挥。但是，兵力的比例关系和演习的进程与后来朱可夫所描述的几乎是相反的。

根据第一场演习的规则，“东方”由西北方面军组成，拥有51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4个机械化师和9个坦克师及5个机械化旅和15个坦克旅，部署在从波列西耶到波罗的海以北一带。作为他们“敌人”的“西方”是东北方面军，只拥有41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两个机械化师和3个坦克师，另外再加上6个坦克旅。“东方”拥有8811辆坦克、5652架飞机、6974门炮、3069门反坦克炮和3846门迫击炮。与他们相对比的是，“西方”只有3512辆坦克、3336架飞机、4850门炮、4048门反坦克炮和2214门迫击炮。根据各种指数--除了“西方”的反坦克炮数量稍占优势外，很容易就可以确定，苏联方面（“东方”）所占的优势是对方的一倍半，而坦克数量方面甚至是两倍半。

实际上，1941年6月22日德国“北方”集团军群总共只有20个步兵师、3个机械化师和3个坦克师。这样，根据兵团的数量（如果假设两个旅相当于1个师）来说，在后来红军的敌人进攻苏联的那一刻，它的真实兵力几乎只相当于1月份第一场演习中假扮敌人的“西方”的兵力的1/2。至于军事装备方面，情况也是如此。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线的入侵德军拥有不到3582辆坦克和大炮，其中还包括两个后备部队的坦克，而这两个后备部队为了防止英军登陆，直到1941年秋天之前还驻扎在法国和德国领土上。这样，6月22日前德国在整个东线只有不到3300辆坦克。德国空军能够派来援助的也只有大约1830架作战飞机。所以，“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1月份演习中安排的那样，有3512辆坦克和3336架飞机。

根据演习规则，参加演习者获得了下列附加情报。1941年7月15日，“西方”从东普鲁士向里加和德文斯克方向，从布列斯特地区和苏伐乌基向巴拉诺维奇方向实施进攻。8月15日前，他们本应该到达指定地界并击溃“东方”的集结。7月25日，“西方”的东北方面军在奥索韦茨－利达－考纳斯－希奥利艾一线遭遇“东方”为数达50个师的反击，于是便撤退到靠近国境线的防御区。“西方”的东方面军也撤退到苏波边境附近。8月1日前，“东方”的西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出兵国境线一带。就从这一刻起，演习才算真正开始。

西北方面军的任务是粉碎“西方”在东普鲁士的集结，并于9月3日前沿弗沃茨瓦韦克城到维斯瓦河口一线出击。同时西方面军也应该在8月20日之前出击维斯瓦地区。“西方”的任务是，击退敌人的进攻，再和8月10日之后赶到的预备队一起转入反攻并于9月5日之前到达明斯克－德文斯克－里加一线。战役一开始，朱可夫在各个项目上都胜过了帕夫洛夫。布置了少量的兵力和装备，朱可夫想依靠东普鲁士的防御工事和苏伐乌基的突出部击退“东方”的进攻，而西北方面军实施的主要攻击目的是为了击退东普鲁士。当帕夫洛夫的主力在克服长时间构筑的防御工事时，朱可夫以自己集中了主要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兵团的右翼实施了反攻。Д.Г.帕夫洛夫部队的防线被攻破，于是“西方”扩大了在沃姆扎的战果，试图包围并消灭“东方”规模庞大的集群--包括20个步兵师和4个坦克旅。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由于对危险的反应滞后，只用极少的兵力去击退“东方”冲破防线的兵团。演习中断的那一刻，朱可夫正准备继续进攻以迎接“西方”东方面军的进攻集群，而帕夫洛夫投入了两个步兵兵团和若干个坦克旅试图在自己的左翼预防灾难的发生。根据П.Н.博贝列夫的评价，演习如果继续进行下去，胜利的所有机会都应该属于“西方”。“东方”被削弱的兵力不可能占领东普鲁士，而他们的马拉机械化部队陷入孤立境况，再也不能在战役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被帕夫洛夫派去增援失守防线的部队也迟到了，因为“西方”首先切断了增援之路。

第二场演习是1941年1月8日到11日进行的。这次制订好了西南方向上的军事行动可能进行的进程，在这一方向上，“西方”在“西南方”（匈牙利）和“南方”（罗马尼亚）的支持下实施主要进攻。“东方”的西南方面军由朱可夫指挥，“西方”和“西南方”的东南方面军由帕夫洛夫指挥，而“南方”的南方面军由中将Ф.И.库兹涅佐夫指挥--当时他任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这次，兵力和装备的对比关系有利于“东方”。他们拥有81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4个机化师和10个坦克师及4个机械化旅和12个坦克旅。“西方”、“西南方”和“南方”全部共拥有100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3个机械化师和5个坦克师及6个机械化旅。按照兵团数量的对比是1.06∶1，有利于与“东方”对峙的同盟。但是，按照坦克和飞机的数量来说，“东方”具有明显优势--分别为对方的2.7倍和1.3倍。他们拥有8841辆坦克和5790架飞机，而对手相应地只有3311辆坦克和4456架飞机。在大炮方面，双方的力量实际上旗鼓相当，而“东方”的迫击炮数量是对方的1.7倍多。并且苏军的情报机关又一次大大地夸大了敌人的兵力。实际上，1941年6月22日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总共拥有26个步兵师、5个坦克师、4个轻型步兵师、两个摩托化师和1个山地师。此外，直接隶属于它的罗马尼亚军队有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3个山地旅。其他由两个集团军组成的罗马尼亚军队共计有9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3个骑兵师及两个战斗能力很弱的要塞旅。匈牙利进攻苏联投入的兵力有两个机械化旅和1个骑兵旅，但他们只是7月份才到达前线。甚至再考虑进去德国人于7月份和8月份才赶到的斯洛伐克部队（有两个步兵师和1个摩托化旅）和意大利的军队（有3个步兵师），以及他们部署在西南方向的盟国军队，他们的总数也只有64个师，而不是像苏军总参谋部所估计的那样有115个师。笔者发现，1941年6月，德国三路集团军群在大炮数量和迫击炮数量方面也是比不上苏军的。

像第一场演习中一样，“西方”又是侵略者。根据有关资料显示，1941年8月1日，东南方面军开始向“东方”的利沃夫－捷尔诺波尔集结展开进攻，但是，在利沃夫和科韦利地区遭遇规模很大的反击，于是在损失了将近20个步兵师后，于8月8日晚撤退到事先准备好的边境防御区。与此同时，“东方”的部队已经占领了波兰领土上的卢布林，并派出距离国境线90到180公里的右翼集团军推进到维斯瓦河和杜纳耶夫齐。8月2日，南方面军开始军事行动，冲破了“东方”的防线并于8月8日前到达德涅斯特。其实，在日历上假想中的军事行动被定为1941年8月8日，演习也正是那一天开始的。“东方”西南方面军的任务是，以维斯瓦的军队作掩护，派出主力粉碎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领土上的敌人，并于9月16日前占领克拉科夫、布达佩斯、蒂米什瓦拉和克拉约瓦等城。南方面军司令Ф.И.库兹涅佐夫决定在文尼察、普罗斯库罗夫、霍京和切尔诺维策继续进攻基什尼奥夫，以便于东南方面军一起包围“东方”在普罗斯库罗夫、和利沃夫的集群。所作决定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动用整个集团军的兵力来进攻基什尼奥夫。对完成在利沃夫－普罗斯库罗夫方向上的主要任务，在这取得的战果无论如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首先，Д.Г.帕夫洛夫想调动东南方面军从8月13日早晨起向斯特雷、佐洛切夫和卢布林发起进攻，试图击溃敌人在利沃夫和卢布林的集结并于8月19日向德涅斯特河和维普日河进发。同时，他没能够成功地建立方面军的预备队，也没能成功地集中足够多的力量来攻击侧翼的集结。

朱可夫作为西南方面军的司令，他给自己部队提出的任务是粉碎向普罗斯库罗夫进攻的“南方”集结。同时，方面军应该能够控制克拉科夫地区并着手集中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总攻。朱可夫的预备队还剩下1个马拉机械化集团军、1个机械化兵团、两个步兵兵团和1个坦克师。在对“南方”发动总攻的前3天开始向克拉科夫实施进攻，这转移了敌人在南方的注意力--在那里，由于受到两次力量集中的攻击，南方面军的主力已经被包围。他们曾企图冲出包围，结果没有成功。库兹涅佐夫用于击退朱可夫部队进攻的兵力数量实在太少。而帕夫洛夫呢，被“东方”对克拉科夫的进攻搞得心神不定，减少了进攻的规模，现在把包围敌人总共两个兵团当成自己的任务。东南方面军司令拒绝在南方面军的配合下包围“东方”

的大部分兵力也给朱可夫提供了零星歼敌的可能性。朱可夫还没等把普罗斯库罗夫的集结消灭干净，就开始对布达佩斯实施总攻。8月17日，马拉机械化集团军进行突破。它成功地突围到“西方”的后方穆卡切沃、尼赖吉哈佐和乔普地区，并在那儿与超轻型坦克和轻型炮兵支援下的7000多名事先着陆的伞兵一起会合。由东南方面军组成的两个集结陷入了包围之中。演习结束时，通向布达佩斯的道路已经在朱可夫的部队面前被开辟。

促使西南方面军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西方”“西南方”和“南方”之间缺少实际上的协调。顺便说一句，这是相当奇怪的现象。要知道，根据游戏的规则，“西方”和它的盟军是侵略者，那么，从逻辑上来说，他们应该事先早已商定好统一的总指挥是谁。最重要的是，演习证明了朱可夫统帅明显比自己的同僚技高一筹。笔者发现，同他一起参加演习的两个对手，在卫国战争的开始阶段对自己的部队指挥得很不成功。

朱可夫关于对战役和战略演习总结的讨论并没有引起斯大林的信赖。如果总书记这么严厉地批评帕夫洛夫演习时的表现，那么，想问一句，为什么他不仅没有撤掉帕夫洛夫的西部特别军区的司令一职，而且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还授予他大将军衔？斯大林如果连这个人的军事能力也怀疑的话，未必会让他去领导一个这么重要的军区的。

同时，朱可夫大段的高谈阔论里充满了号召大家在远离边境线100公里以外的地方修建防御工事的企图，这多半也是他个人幻想的结果。要知道，无论是同斯大林先前的谈话，还是在此之前就存在的在西线展开战略扩张的计划，或是刚刚举行完毕的演习过程本身，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红军准备进行的是进攻，而不是防御。而在自己领土的纵深构筑防御工事区只有那样的军队才需要--那就是不准备首先进攻，而是在敌人已经发动进攻的情况下，计划把自己的主要兵力保存在离国境线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构筑防御工事区一线。在那儿，可以随着预备队的到来，一起阻击敌人，然后再转身进行反攻。但是，斯大林、铁木辛哥甚至朱可夫本人根本就不打算这么做。正如П.Н.博贝列夫所认为的那样，1月的演习绝不是1941年6月灾难的预演。它们是苏联未来向欧洲入侵的预演。但是，宣传的刻板模式要求，红军总是为了反击“帝国主义的入侵”才发动进攻的。所以呢，就才有了关于“西方”、“西南方”和“南方”进攻苏联的附加情报。只是为了让参加演习的红军指挥员不产生任何怀疑，所谓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全都只不过是扩张计划的幌子。虽然，像朱可夫这样的军队高级将领，不可能不知道真相。事实上，两次演习的过程中，都是只制订了苏军向邻国领土入侵的计划。关于构筑防御工事区的发言也是元帅编造出来的，为的是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在进行的演习中“东方”（红军）是防御的一方，而“西方”（法西斯德国）是进攻的一方。

苏联各个师（“东方”）的战斗能力与德军各个师（“西方”）的力量假设是势均力敌的，但是，卫国战争的经验已经证明，这过于牵强。实际上，法西斯德国各个级别的士兵和指挥人员所做的准备工作都要比红军好得多。演习时，司令员的各项任务都按时完成，并且后方供给方面也没有出现问题，而空降兵也在指定地点准确着陆（战时，这种情况对空降兵来说非常罕见。）。从总体上说，这样的理想化只对进行军事行动较为迅速和积极的司令员有利，也就是说对朱可夫有利。

大体说来，纸上谈兵要比实际作战容易得多。于是，朱可夫和他的同僚们在关于现代进攻战役的报告中就对实际存在的缺点只字不提，这些缺点是红军所特有的，并表现在控制范围、部队战斗素养以及后方供给等方面。但是，会议上的其他几个发言人员反而谈到了这几个方面。比如，施泰尔恩就提出了“关于我们指挥人员独立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在我们从芬兰战争和哈拉哈河的战役中获得了大量而有益的经验后，这个问题显得尤其重要。这一经验表明，我们的人非常喜欢‘扎堆儿’（换句话说，就是聚集在一起，只是模仿别人，而不是自己独立思考一下，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去做。--作者按）。朱可夫同志也许还记得，他被迫不止一次地证实，前线占据得不够充分（从上下文中可以理解为，这种情况下是施泰尔恩在向朱可夫证实，第1集团军群的战士们沿前线配置的过分密集。--作者按）。我们的人不是特别喜欢做战斗警戒工作（还是因为它需要独立性的军事作战。--作者按）……我们应该教育和培养出一支不必为后方供应担忧的分队”。

布琼尼负责管理所有的后勤部门，在会上，他发言指出：“……当德国军队在东边（显然，这里应该是西线。--作者按）作战时，有人说它的后勤运作就像一个走得很准的时钟一样，对此，我表示怀疑。我认为，关于后勤保障我们谈得太多，而现在必须做些什么了。首先，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他既对战役十分懂行，又对战役后勤保障也很通晓，可以让这种人在总参谋部的军校里教授一门有关组织相应后勤保障的课程。而现在人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组织后勤保障。”

“在白俄罗斯（在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时。--作者按）……我不得不为空军的5个机械化兵团（当时他叫坦克兵团。--作者按）运送燃料。还好，那儿也没有仗可打。从新格鲁多克到沃尔科维斯克一路上75%的坦克因为缺少燃料停在路边。司令员说，他只能用飞机运送燃料，可是，谁来组织呢？组织后勤保障要求的可是有见识的人。”

对于这点还可以做一个补充，由于燃料供应不足、不会修理设备和指挥通信手段匮乏等原因，苏联参加波兰行军的两个坦克兵团在行军途中竟然落在了骑兵师的后面。所有这一切都正是那个鸿沟--在纸上谈兵的演习中从来不会涉及的，并且在巴格拉米扬和伊万诺夫所写的报告中也是闭口不谈的。朱可夫似乎不是一点也没想到红军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兵团所特有的缺陷，而是对战时条件下部队后勤保障中将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当卫国战争中不得不真枪实弹地进行战斗时，为所有和平时期的考虑不完善将得付出最昂贵的代价--人的生命。而布琼尼对法西斯德国的后勤保障像钟表一样工作表示怀疑，也是枉费心机。很快，红军将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去证实这一公正的评价。

可以设想，第一场演习中“东方”之所以失利，是因为照搬东普鲁士构筑威力无比的防御工事以及梅列茨科夫制订演习计划时犯了错误。第二场演习中，苏联方面的胜利看起来完全合情合理。它的胜利原因不是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帕夫洛夫和库兹涅佐夫指挥的“西方”、“西南方”和“南方”的作战兵力，而是因为正确地选择了主攻方向。因此，梅列茨科夫所描述的关于演习讲评的说法看起来更接近实际情况--没有帕夫洛夫、朱可夫、库利克和其他人的发言，只有一个胆子不算大的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瓦杜金试图为自己的上司开脱。至于谈到斯大林马上就宣布了对朱可夫的任命，很显然，他还在与梅列茨科夫和其他军官见面之前就已经做出了这一决定。这儿，朱可夫在战役和战略演习中的表现以及他在会上的发言起了主要作用。巴格拉米扬和伊万诺夫写的报告太好了。斯大林认定，作报告的人完全适合担任总参谋长。谁也没有记起很久以前罗科索夫斯基亲笔写的证明，说是绝对不要推荐朱可夫到司令部工作。实际上，朱可夫最适合当的是梅列茨科夫失而复得的那个职务--负责战斗素养和军事训练的副人民委员。那样，朱可夫就更可以大显身手了。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很肯定地说，当时对于新的任命并不感到高兴：“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从来没在司令部工作过，一直在野战部队。总参谋长我干不了。’‘政治局决定任命你。’斯大林说，他把‘决定’二字说得很重。

我明白了，任何反对都将无济于事，只好表示感谢对我的信任，然后说：‘好吧，如果我当不好总参谋长，请还是让我回部队吧。’‘那好，我们一言为定！明天中央颁布命令。’斯大林说。

一刻钟以后，我到国防人民委员那里。他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表示不愿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刚才斯大林同志给我打来了电话。现在你回军区去，尽快到莫斯科来。基尔波诺斯上将受命接替你当军区司令员，但你不必等他，暂时让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代理司令员职务好了。’”

简直是梅列茨科夫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再次重演。也是被委以重任的候选人请求不要任命自己，而斯大林又一次要求立刻就职，为了以防万一，如果工作干不好的话，还答应替他换一个职务。

但是，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在这儿，在朱可夫同意斯大林的任命后--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很可能，就是救了自己的一条命。退一步说，如果朱可夫1941年1月没有当上红军的总参谋长，那么他的仕途完全有可能很快走下坡路。要知道，如果当年哈拉哈河上的英雄继续担任基辅军区司令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会重蹈基尔波诺斯的覆辙--将军于1941年9月在冲出基辅重围时壮烈牺牲。或者，乐观一点想，也会成为德国人的俘虏。说实话，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大将也有可能被任命为更高一级的职务，如西南方面军的总司令。但这种任命未必就能预防西南方面军主力在第聂伯河悲剧的发生。斯大林直到最后还试图保住基辅并从未考虑过撤退。当然，也可能把失败的责任归咎到朱可夫身上，也不排除接下来斯大林勉强任命他为方面军的总司令。可是，坐在总参谋长的职位上朱可夫就显得安全多了。斯大林懂得，把战争最初几个月的失败归咎于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领导是要冒风险的--在人们的意识里，想到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也就会想到斯大林本人。

一再拖延的“大雷雨”计划

1941年1月31日，朱可夫完成了在基辅的交接工作来到莫斯科，并于第二天开始走马上任。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训练红军做好准备，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遗憾的是，朱可夫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一帆风顺。

正好在1941年2月开始组建20个新的机械化兵团，虽然此前第一批组建9个机械化兵团的工作并没有完成--还在1940年夏天就开始了它的组建工作。朱可夫作为总参谋长，无论如何也没有反对这一措施。同时，很显而易见的是，宁肯拥有数量少一点、但配备完整齐全的兵团，也不要那些数量很多、但武器和装备的配备完全跟不上的兵团。但是，脱离实际的追求巨大规模是苏联军事组织和军事计划所特有的。

新的机械化兵团所拥有的坦克数量是原先的2倍（1031∶560）。通信联系手段的数量没有增加，而个人的素养水平更低了。要管理这样的兵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卫国战争一开始，它们就变成了包袱。几百辆坏坦克堵在路上，只能影响部队其他坦克的运行，随后就变成了敌人轻而易举获得的战利品。其中一个坦克师的师长С.И.波格丹诺夫--后来当上了装甲坦克部队元帅，在战前就曾十分公正地断言，他的坦克师会变得比坦克旅还要弱，这是因为：“穿甲弹太少了。每组平均有1～2个新战士。在组建师建制时，经验丰富的坦克手都担任了中级指挥人员职务：坦克指挥员成了排长，机械师和驾驶员成了分管技术的副连长。还在两个月以前，团司令部就变成了营司令部……如果一瓶酒里面搀进了三瓶水，那这已经不是酒了……”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形：红军越是紧张的为战争做准备，它就变得越是没有战斗力；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不断在增加，可是熟练驾驶员的数量在持续下降。燃料继续匮乏，这也不允许用像样的模式培养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铁木辛哥和朱可夫不能够并且也不想使苏联武装力量发展中的危险趋势发生急剧的改变。

1941年2月，动员计划被通过，它有一个可怕的名字“大雷雨”（它的最后修正拖延到了战争开始）。对于进入战时准备状态以及按照战时红军大部分兵团的编制进一步展开，它设想了一个完全充满幻想的时间表。比如，在西线的第一梯队，它包括114个师和一线构筑军事防御区，以及防空部队的85%的兵力，所有的空降兵部队，空军超过3/4的部队，及预备役总指挥部的34个炮兵团自动员令发布之日起，应在2～6小时内完成动员。这一命令的完成，要依靠附属部门的号召及利用最近地区的汽车运输工具。第二梯队的58个师应于2～3昼夜完成动员。其他60个师应在4～5昼夜内完全进入战时准备状态，其余71个师在6～10昼夜内完成。空军应在3～4昼夜内完全动员完毕，其他所有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后勤部门及防空部队的第一梯队自动员令发布之日起，应在2～4小时内进入战时准备状态。所有这些日期在战争刚一开始显得很荒谬，要知道，当时，服兵役的人才从不久前合并的领土上各自回家，有的人甚至迁移到了德国，当地的汽车很不适合使用，而许多飞机还没来得及起飞，就已经坏在飞机场上。

并不能说，关于动员的后勤保障供应不足的问题一点儿也没有向总参谋部反映。比如，1941年1月2日，基辅特别军区司令部--当时还是朱可夫任司令员，就曾向总参谋部报告：“基辅军区的弹药活动备件仓库十分匮乏。它的储备量甚至不能保证军区部队第一阶段战役的需求量……军区根本没有炮兵武器和步兵武器材料的活动备件仓库。没有任何指示要求储存这类物资以保障战争的前几个月所需。”14在其他边境军区情况也并不乐观。比如，在1941年4月1日之前，国防人民委员部仓库里的燃料的润滑油的储量才刚刚是动员要求定额的20%多一点。通信手段的保障方面情况更糟。汽车备件严重不足。隶属全体人员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1941年6月初，西部军区的几个师甚至没有新兵的花名册，战时动员时，虽然给了他们花名册，但是却不包括动员时应征入伍的战士。但是，军队机关领导-也包括朱可夫在内，根本不重视这样的小事，仍然继续准备进攻德国。

在《回忆与思考》中有一段朱可夫和斯大林的著名谈话，据考证应该发生在1941年2月，也就是还在德军开始大举进攻苏联之前：“我记得，有一次回答我关于德国人加强了空中和地面侦察的报告时，斯大林说，他们怕我们。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国大使跟希特勒本人进行过一次严肃的谈话，对方悄悄告诉他：‘你们得到我军在波兰集中的消息时，请不要慌张。我军将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训练，以便在西方完成几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关于德军“重新训练”或者修建掩体以防范英国空军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引自于朱可夫与西蒙诺夫谈到希特勒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的内容。）是很难骗得了斯大林的。他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但是，他也并不怀疑，红军确实比法西斯德国更强大，它拥有更多的坦克、飞机和大炮。所以，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应该怕他并且在自己东边的边境之所以采取防御措施，是因为怕苏联可能进行进攻。斯大林本人，并不像人们中间流传的误解那样，他是不怕希特勒的。

德国元首后来又继续跟“总书记”玩那套老把戏。1941年5月5日，德国驻苏联大使冯·舒伦堡与苏联驻德国大使В.Г.杰卡诺佐夫在莫斯科会面。舒伦堡一个星期前刚刚与希特勒见过面，现在正与自己的苏联同行交流元首对于莫斯科和柏林间的关系的看法。其中包括了希特勒感到不满意的是，苏联企图扩大自己对巴尔干的影响，以及甚至在德国准备入侵南斯拉夫的前一天与这个国家签订了条约。正如杰卡诺佐夫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舒伦堡在与希特勒的谈话中宣称……关于苏联与德国即将发生军事冲突的传言是从今年1月份开始的，也在柏林流传甚广，在德国，甚至每一个从莫斯科来的德国人都在谈论它，当然，这让他，舒伦堡，在莫斯科的工作非常难做……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鉴于上述所提到的苏联政府的行为，他不得不考虑在德国东部边境采取预防措施。生活经验已经教会他，希特勒，为人要非常谨慎，而近几年来的事件让他变得更加不敢掉以轻心。”此后，法西斯德国在东线的调兵遣将引起了德苏将很快开战的传言，希特勒假装做出一副样子，最后，决定把自己的军事行动的真实原因和盘托出。重新训练部队并不是为了最近对英国的战役，而是因为害怕苏联凭借雄厚的实力和兵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似乎是，不仅斯大林，而且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几乎到6月22日那天还相信德国在苏联边境所采取的措施是防御性的，并且苏联继续在准备进攻战役。

比如，1941年6月5日，在西部特别军区司令部的情报部门的汇总报告上就曾标明，德军在边境兵力的人数增加。但是，做出的结论却强调指出，集结增加的“主要是炮兵和空军的部队”，同时德国人“加紧修建防御设施以准备防御战场，同时直接在边境线一带设置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并在边境线加强野战部队的警戒工作，加强道路和桥梁的维修和扩展，运送弹药和燃料，组织对空防御措施”。还说什么似乎“反战情绪在德国军队中已深入人心”。送到总参谋部的类似这种报告肯定已经让朱可夫深信，法西斯德国是为了防止苏联可能进行的进攻而在进行防御，而苏联本身并不打算在近期发动进攻。而且谁又敢冒险进攻呢，要知道战士们的反战情绪那么高涨。德国人当时的宣传攻势--与德军士兵们的真实心情毫无共同之处，只不过是为它的统治者服务。

1941年3月，通过了关于红军在西线战略展开的新计划。其中借鉴了1月份的演习结果。1940年9月制订的前一份计划，除了指明苏军的主攻方向在西南方向外，还提出--作为备用方案，把主力用于进攻东普鲁士的集结。而现在最终选择西南方向为主攻方向。在3月制订的战略展开计划中着重指出：“在西线的红军主力与进攻东普鲁士的主力集结以及在华沙方向的主力的展开会引起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一战线的斗争将转为持久战。”斯大林需要的是闪电战。但是，新的战略展开计划，像先前的那个计划一样，对德军在西面的集结力量估计不足。根据1941年1月的战役和战略演习的规则，“西方”的东方面军（后来的“中央”集团军群）总共有20个由几个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兵团支援的步兵师。并且在3月份的计划中，认为法西斯德国这样的部署方案是最有可能的：西布格河的下游到波罗的海以北的地区（后来的“中央”和“北方”集团军群的战区）部署30到40个步兵师、3到5个坦克师或2到4个摩托化师。

实际上，6月22日只有一个“中央”集团军群拥有最多几个兵团的兵力：29个步兵师、9个坦克师、6个机械化师和1个骑兵师，另外再加上1个机械化旅。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都深信不疑，法西斯德国的主力肯定集中在布列斯特以南的地区。这一地区德军应该至少部署有110个德国步兵师、14个德国坦克师和10个德国摩托化师，另有增援的30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和20个匈牙利的步兵师以及两个匈牙利的摩托化旅。正如我们先前所指出的那样，在步兵人数方面，苏联给德国和它的盟国多算了一倍半，而至于坦克和飞机的数量，比多算的还要多。这样，根据3月份的计划预测，如果德国要进攻苏联，可能会集中大约10，000辆坦克和10，000架飞机，这差不多是法西斯德国全部坦克和飞机数量的2.5倍和3倍。实际上，德国进攻苏联时所用战斗武器的数量比红军总参谋部计算的要少得多，红军计算的坦克数量是德军实际数量的3倍，飞机则是实际数量的5.5倍。

3月份的红军西线防御计划认为：“德国很有可能把自己的主力部署在谢德尔采到匈牙利靠近东南的地区，其目的是进攻别尔季切夫和基辅，控制乌克兰。”但事实上，无论是朱可夫和铁木辛哥，还是斯大林都不相信德国会很快进攻苏联，虽然在同一份计划中也承认：“关于潜在的敌人战役计划的文件资料--不仅是关于西线的，还有关于东线的，总参谋部手里都没有。”之所以需要提及德国的侵略计划中要控制乌克兰的话，是为了掩盖自己进攻德国的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在西南方向建立苏军实力很强的突击军群的计划。但是，这一策划连对军区和集团军的司令一级的人员也保密。斯大林、铁木辛哥、朱可夫，也有可能再加上布琼尼，也许还有（这也只是也许！）个别总参谋部的将军们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到底是谁入侵谁，以及何时入侵的。因为在标注日期为1941年3月11日的战略展开计划中，在给后来的西南方面军提出任务的那一部分上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标记：“进攻在6月12日开始。”15这只能有一种理解：当时向德国的进攻原计划是1941年6月12日开始，并且主攻方向为西南方向，这与1月份的第二次战役演习中的进程和结果完全相符。

6月12日的计划没能如期完成。苏联西部的铁路运输能力比德国和波兰等靠近苏联边境的国家的能力要少两倍到两倍半。所以，红军进攻德国的计划虽然制订的时间比法西斯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早--还在1940年春天，但计划实现的时间要相对长一些。况且苏联的许多兵团不得不从乌拉尔调遣过来。

5月份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在6月12日前不可能集中所有事先确定的参加进攻的部队，并且也无法保障他们的燃料、弹药和其他补给品的供应。在5月中旬之前，在总参谋部里，制订完战前最后一份苏联武装力量在西线的战略计划。按照发出指令所指出的日期判断，当时苏联红军发动进攻的日期已经不是1941年6月，而是7月。文件的名字是《关于防备德国及其盟国发动战争的苏联兵力战略部署计划的方案》。它是瓦杜金的副手华西列夫斯基起草的，其中有些部分是瓦杜金本人补充的。在正文的最后有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的签名。

像前几份战略部署计划一样，对德国和它的盟国的兵力也大大地高估了。这次与上几次不同的是：朱可夫的部下“奖”给了法西斯德国4个骑兵师以代替德国人实际上手里有的1个，(奇书网|Www.qinkan.net)还“奖”给了希特勒整整5个空降兵师，以便让他们来对付苏联。实际上，德军只有1个空降兵师。但是它留在了巴尔干，于是，在进攻苏联方面没起什么作用。只有进攻苏联的坦克师的总数或多或少比较准确。在1941年法西斯德国在东线真的使用了19个坦克师。但是，说实话，其中两个--第2坦克师和第5坦克师，直到秋天还留在德国领土上的预备队里。至于说到德国步兵师的数量--红军领导认为它会部署在布列斯特－杰姆布林以南，实际上与“巴巴罗萨”计划所动用的步兵师总数差不多。此外，在东线除了步兵师外，还有4个轻型步兵师和1个山地步兵师。同样地，法西斯德国在东线可以用的摩托化师的总数，5月的先发制人的计划中估计的也差不多。实际上它们确实是15个。但是，苏联总参谋部错误地以为，德军的摩托化师里有坦克，于是便大大地夸大了敌人坦克的数量。对于德国盟国的兵力也估计过高。至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部队就不谈了。但是就连对芬兰的估计也不准确。实际上，1941年芬兰派出的进攻苏联的部队总共只有12个师，根本不是估计的20个师。

很难说对侦察机关夸大敌人兵力的情况朱可夫到底知晓与否。也完全有可能，他对此早已心知肚明。要知道，那些将军们，其中包括各军区的司令们，都曾靠夸大敌人集结的兵力和战斗力获益匪浅。敌人越强大，自己手里所能指挥的部队就越多，[奇*书*网-整*理*提*供]得到的武器装备就越多，于是将来获得的胜利也就越辉煌。也不排除的是，即使是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本人，先前在基辅军区当司令时，也曾有意无意地夸大过敌军在西南方向的兵力。当西南方面军发动总攻时，基辅特别军区最大限度的夸大敌军兵力将会为他们的司令擢升助上一臂之力。应该指出的是，德国人也得知苏联方面夸大德军在罗马尼亚兵力的假情报。于是，在1941年2月底，德国大使冯·舒伦堡受外长里宾特洛甫之托，在莫斯科散布流言说，好像德军在罗马尼亚的兵力超过了600，000人。实际上，甚至在6月份那里的兵力也还不到这个数字的1/3。但是，这些数字对红军的部署工作没有任何影响。苏军总参谋部像先前一样认为德军的主要集结应部署在波兰南部，而不是在罗马尼亚。我认为，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都对侦察员们和指挥官们喜爱夸大的癖好做了某些修正。但是，有一点他们是深信不疑的，那就是，德军的主力肯定部署在西南方向。希特勒只有在这儿才可能达到他的主要经济目的--占领乌克兰，获得煤炭、金属和粮食，然后得到高加索的石油。

无论是制订3月计划，还是制订5月计划，朱可夫都起了主要作用。他试图打击法西斯德国最强大的集结，想尽快粉碎它，然后用侧翼进行打击，使敌人的整个战线缩小到波罗的海，并消灭法西斯德国的主要兵力。如果这一计划成功的话，一条通向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和进一步通向巴黎和马德里的道路就被打通了。

不难发现，5月计划的中心思想与1月的第二次演习中制订的计划相差无几。只是现在的主攻方向更向北移了。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不是向布达佩斯进军，而是向卡托维兹和克拉科夫进军。显然，斯大林原本指望，如果战争的最初阶段红军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的话，匈牙利可能会保持中立，于是不必急于对付布达佩斯方面。如果红军消灭了法西斯德国的主力，那么，也完全有可能甚至罗马尼亚--那里部署着德军的相当大一部分集结--不再站在德国一方，而是反戈一击对付德国人，就像1944年8月发生过的那样。但是，对于法西斯德国主要集结的配置的错误判断，使朱可夫的计划陷入了不可挽回的失利境地，也使红军遭受到最惨重的失败。要知道，在这个计划中甚至根本没有把发生意外情况考虑在内，如果法西斯德国的主力没有部署在苏军总参谋部所预测的那个地方，而是部署在它们实际在的地方，即在西边，那又怎么办呢？

让我们来想像一下，如果苏军能够在最初确定的日期前一切准备就绪并且于1941年6月12日开始进攻的话，那将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当时，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比准备入侵的德国抢先了10天。但是，苏联的进攻绝不可能是先发制人的，就像“巴巴罗萨”计划的制订并不是先发制人的一样。希特勒没有想到，斯大林在1941年的时候已经准备进攻他。这正像斯大林没有想到，德国还没有结束与英国的战争，竟然就进攻苏联一样。而德英之间的这场战争，据斯大林估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1941年年底以前结束。双方都计划着侵略对方，首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侵略目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计划只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才可以被称做是先发制人的计划。两个独裁者都忧心忡忡，生怕将来不定什么时候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伙伴盘算着撕毁这个条约并成为欧洲惟一的主人，所以都企图利用有利时机，第一个发动攻势。最令人称奇的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他们谁也没跟谁商量，选择的竟然差不多是同一个日期。希特勒先是准备在1941年5月15日进攻苏联，但因为巴尔干战役才把日期改到了6月22日。斯大林开始打算在1941年6月12日进攻德国，但是，最后由于部队和物资供应的不到位，才把进攻日期改到了7月，于是便迟了一步。如果红军先行一步进攻，那事情的发展可能会呈现出如下局面。

1941年6月22日，西南方面军在朱可夫的亲自领导下开始进攻。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遭遇的德军兵力相对来说并不算多，而且他们的坦克也很少。问题在于，只是在10天以后，希特勒才开始向东线调集坦克师的主力部队。朱可夫当然不了解这一情况。要知道，1941年5月5日总参谋部侦察机关还报告说，在苏联边境上德军部署有12个坦克师和7个摩托化师，在那里的德国师的总数应该超过103个，并且它们主要部署在东南方向。朱可夫原来以为，在他开始进攻前德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应该还要再增加些，那么红军能够消灭的哪怕没有100个师，至少也应该有50到60个师。（实际上，甚至在6月22日这天“南方”集团军群总共有38个师，其中包括6月10日以后才调集来的5个坦克师。）苏联军队前进的速度比预计的要慢得多，每天只能行军3到5公里，而不是预计的10到15公里。由于坦克和汽车发生故障，常常被迫停下，使行军几乎陷入瘫痪。也没能成功地消灭德军在飞机场上的飞机。苏军飞行员们对付不了敌人的对空防御，把炸弹纷纷投向光秃秃的田野。在战斗的第一天德国空军就已经掌握了控制权，并且用连续不断的轰炸遏止红军前进。西方面军向谢德尔采和杰姆布林的进攻遭受了失败，但是德国人在这里并没有越过边境线，只是限于防御而已。“北方”集团军群开始从波罗的海迫使在立陶宛的西北方面军后退。为了稳定局势，曾经用于西线防御的第二纵队的几个师被调到了波罗的海。6月22日--当西南方面军深入波兰领土将近50公里并且也加入了第二纵队的战斗时，“中央”集团军群向朱可夫军队的侧翼和后方发起猛烈的反击。

Г.古德里安和Г.戈特指挥的德军第2和第3坦克军群切断了西南方面军所属的总共122个师中的80个师的退路，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兵团。“南方”集团军群里冯·克莱斯特指挥的第1坦克军群迎面向他们发起进攻。苏军的坦克由于没有燃料陷入了包围之中，成为了德国人轻而易举获得的战利品。大约100万红军士兵被俘。西南方面军的主力被消灭后，下一个就轮到了西方面军。Д.Г.帕夫洛夫的主力部队在比亚威斯托克和明斯克之间陷入了包围之中。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状况大致跟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后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差不多。只是苏联军队在乌克兰的抵抗要弱一些。“南方”集团军群不费吹灰之力就强行渡过了第聂伯河，而在秋天占领了顿巴斯和顿河畔罗斯托夫。从这一刻起，事件的进展就成了卫国战争里所描述的那样--红军在莫斯科城下的胜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最终的结局是--有着镰刀和斧头的红旗在1945年胜利地飘扬在法西斯德国的领土上。只是攻下柏林的军队，已经不是由朱可夫指挥了。他的官运已经走到了尽头，要不然，就是在卢布林或克拉科夫的什么地方已经被俘了。而如果能够成功从德国人那儿逃脱，那么，多半会把失败的主要罪名归到他的头上，然后把他枪毙，就像实际生活中发生在Д.Г.帕夫洛夫身上的事情一样。所以，我的英雄直到临死那一刻也应该感谢希特勒，因为德国元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把自己的入侵赶在了早有准备的苏联人前面，才没让可怕的“大雷雨”发威。所以朱可夫在卫国战争中的经历才得以引领他获得元帅的称号，还获得两枚金质红星勋章和两枚胜利勋章，也才没有在战争一开始就死在一个偏僻的地下室的砖墙边。

也许，读者会觉得我描述得太过分了？也可能，红军首先开始发动进攻，我们的国家很快就赢得了卫国战争，并且人员伤亡也很少呢？但是，难道战争开始时的各种情况还没有让你们相信一个最简单的真理：一个军队，如果它不善于好好地组织防御，那么，在进攻中它同样也不会有胜利的机会。说到底，进攻是一种在很多方面都比防御复杂得多的军事行动。进攻要求战士和指挥员对复杂多变的情况能够反应迅速，要求他们表现出独立自主性，灵活机动地做出决定。而防御总还是被动的军事行动，因为主动权掌握在敌人手里，而且防御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防御地界的位置预先确定的。难道在1941年的前3个月里只飞了4～15.5小时的苏联飞行员能够更成功地进攻敌人的飞机场，甚至比在6月22日那天保护自己还要容易？只有这么少时间的飞行实践，尤其驾驶的又是新型飞机，飞行员们关心的不是如何给敌人带来损失，他们更担心的是千万不要让飞机坠毁。并且在几个月里这些不足是无法消除的，这点儿时间连让红军全副武装地去迎接法西斯德国也不够。要知道，就是因为不仅燃料缺乏，而且经验也不足，一直到1943年夏天苏联飞行员在战区空中巡逻时还是不用最高速度，而是更愿意采取经济速度。而在战争最后的一年半里，德国空军把东线战场当做了特殊的练兵场。他们把那些没有试射经验的年轻飞行员们派到这儿来，让他们可以在相对较为安静的条件下积累战斗经验，然后才能参加激烈得多的反对英美“飞行堡垒”的战斗。那才被认为是严峻得多的考验。

或许，也有可能苏军坦克的机械师和驾驶员们参加进攻要比参加防御好一些？他们有着5～10摩托小时的实际驾驶时间，而当时比较熟练驾驶装甲车辆所要求的实际驾驶时间是25摩托小时。而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3年。虽然，据布琼尼证实，还在1940年年初时，在总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很有兴趣地问伏罗希洛夫，机械师和驾驶员的训练工作情况怎么样，并且抱怨说，空军和坦克部队的事故率居高不下。有人建议多招一些农村的农机手入伍，他们很容易训练成坦克手。但斯大林禁止出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农机手的局面。还曾经做出决定在军区设置培训机械师和驾驶员的培训班，但是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好转。于是当苏联坦克集团军进攻时，比如，在库尔斯克战役中，他们在技术装备上的损失大大地超过了德军。问题不在于德国发动突然袭击，也不在于德军的武器装备占有优势。苏联的T－34坦克比德国的主战坦克虎－Ⅲ和虎－Ⅳ还要先进，只是到了1943年夏天，新式的“虎”式和“豹”式坦克才大量在战场上使用。至于谈到大炮，那么苏联的野战炮和反坦克炮的各项战术和技术指标--其中包括射程，都超过了德军的型号装置。

谈到飞机的情况也是如此。苏联的老式战斗机在战术和技术性能上只比德军的战斗机M－109稍差一点。但是梅塞施米特的M－109

在战争初期的东线上只有不超过500架。苏联的新式飞机几乎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差，而这种飞机仅在西部边境军区就有约1540架。假如苏联的空军里有足够多的熟练飞行员，假使战斗中使用空军的原则在战术上再内行一些，假使空军的汽油供应再充分一点儿，那么，德国空军永远不可能掌握制空权，格林格的尖子飞行员们永远不可能战胜“斯大林的雄鹰”。但是，在战争初期，上述条件没有一条能满足。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有我们奢望的结果。甚至在战争快结束时，当时汽油已经够用，苏联的飞行员们仍然像先前一样不如德军，而德国空军的指挥员们倒是很内行地利用着剩下的非常有限的兵力。

甚至在战争的最初期，红军也不是能够经常地进行有效的进攻。1945年4月4日，新上任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在日记中写道：

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可是部队对于即将采取的进攻军事行动准备工作做得非常薄弱。乌克兰第4方面军没有及时解决这些决定成败的问题。

5月的计划中指出，为了保证自己免遭敌人突然袭击，为了让我们部队的集中和部署以及他们转向进攻的准备工作不被敌人发现，必须做到：

“1.组织严密的防御和边境线附近的掩护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利用边境军区的所有部队和被指定部署在西线的几乎全部空军；

2.制订国家对空防御的详尽计划，并充分准备对空防御的设施。”

关于这些问题我已经多次下过命令，所以国境线防御和对空防御的计划制订完全完成应该在1941年6月1日之前……

同时，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加速防御区的建设和设施，开始在后方奥斯塔什科夫和波切普地区建设构筑军事防御区，并且规定于1942年在接近匈牙利的边境建设新的构筑军事防御区，同时继续沿原来的国境线建设构筑军事防御区。

为什么要这样呢？一方面，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打算首先进行进攻，以便在战争进行30天后红军战士已经到达纳雷夫河和维斯瓦河，并且牢牢地站在西里西亚和摩尔维亚的中心。另一方面，给各个军区提出的任务是“组织严密的防御和边境线附近的掩护工作”，同时要求继续建设构筑军事防御区，其中包括沿着老的国境线，以及应该在1942年起用的那些军事防御区。这里有没有矛盾的地方？事实上，没有。建设构筑军事防御区和其他的防御措施是为了达到那些同样的目的，建设防御设施，集结炮兵及其他一些德国人在波兰北部施行的加强防御的措施，恰巧是在白俄罗斯边境，在那儿计划

“中央”集团军群的主要进攻。西部军区的侦察机关把这一切都记下来了，而德军指挥部要的就是这个。从苏军方面看，建设构筑军事防御区是为了给潜在的敌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红军准备防御，根本不打算进攻。要知道，建设构筑军事防御区实际上既遮挡不了空军的侦察，也蒙蔽不了谍报机关的侦察，甚至蒙蔽不了边境那边的观看者。当时在哈拉哈河上准备进攻时朱可夫就曾这样做过，他让日本人相信，好像苏联军队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进行防御。

5月上旬，总参谋部向所有的军区传达了指令，它要求在当月月末制订好详尽的边境掩护部队计划。1941年6月2日，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提交了一份这样的计划，比别的军区要晚。所有的军区里都把防御当成大事来抓。只是对基辅军区预先提过：“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军区各个集团军的所有防御部队和预备队必须做好准备，准备实施急促打击以粉碎敌人的集结，然后把军事行动转移到对方领土并占领有利的地区。”问题是，军区的部署计划和总参谋部关于做好准备的指令，与先发制人进行进攻的《关于战略部署计划的方案》不同，它有好几份，不仅总参谋部有，而且各军区司令部里也有。可以有更多的人看到它。准备好的《方案》只有一份，直到1948年还保存在斯大林手里，只是在当年才交给了当时的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进攻入侵德国和波兰的打算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知道。总参谋部里有瓦杜金、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里有铁木辛哥和第一副人民委员布琼尼。顺便说一句，1941年3月15日，布琼尼和朱可夫有权直接参与政府“以便解决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一些问题”。这使军队机关的管理陷入了混乱状态，也表现出斯大林对铁木辛哥的不信任。

但是，更糟的是，军事计划的高度机密性不允许在实际中把它们变成现实。说实话，德国的情报机关到底也没能确定，红军是否真的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1941年6月22日前夕，柏林得到一份情报说，克里姆林宫在讨论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但是被否决了。也许，关于5月计划的传言被德国情报机关的某个间谍搞到了，但是因为有关这个提前动手的计划没有任何资料，于是他认为，实施这种打击的计划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但是，能够成功地让敌军的情报机关陷入迷惑并不能弥补由于它的高度机密性而带来的损失。千方百计地想让一切都保密，使得指挥员和司令部不能充分地进行准备，来完成未来战争中的具体任务。

斯大林打算进攻“朋友希特勒”，但是对此守口如瓶，以致将来的计划执行者包括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都只能去猜测可能存在着向西入侵欧洲的计划。当时任海军人民委员的Н.Г.库兹涅佐夫在《严峻的转折点》一书中指出：“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断言，很认真地制订的计划在当时（战争前夕。--作者按）是没有的。有几个军队部署计划，但是保密程度非常高，以至于从来没有实现过。”毫无疑问，方案的高度机密性还表现在一个方面，那就是在1月的战役战略演习中，绝大多数的集团军和军区的司令和司令部参谋长所指挥的方面军和集团军并不是那些他们在后来同德国人进行战斗时所必需指挥的部队。

来不及爆发的“大雷雨”

法西斯德国在1940年11月底和12月初也举行过类似的演习。但是，在演习中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司令指挥的部队正是按照“巴巴罗萨”计划他们应该指挥的部队。德国参加演习的将军们几乎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进攻苏联。苏德间将很快进行武装冲突的传言由此更加厉害，也因此困扰了大使舒伦堡的工作。苏联的将军们呢，只是把自己的演习看做是一场抽象的军事行动，比起实践意义来说，它更多具有的是理论意义。要知道，他们指挥的都是现实中不可能去指挥的那些假想的集团军和方面军。所以关于苏军很快将进攻德国的传言在1月的那次演习后并没有在苏联军人中出现。

进攻德国的计划被以德国侵略者将进行的“反击”为借口伪装了起来。在1939年要对芬兰进行入侵时，用的也是“反击”这一借口，虽然任何人甚至做梦也不会去想，芬兰人会首先进攻苏联。这就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临死之前所做的回忆：“……在1941年1月……我由外贝加尔军区调到了北高加索军区任司令……由于这次新的任命，铁木辛哥接见了我，他说，我被派到了位于重要的西部方向的北高加索军区，目前的局势有可能使这一地区成为最重要的打击方向，并且最后说：‘我们对您充满了希望。万不得已必须要进行打击的话，您就代表我们指挥部队的打击集结吧！’……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个事实公之于众……1941年4月底到5月初的时候，军区根据总参谋部的指令，开始号召所属全体人员对各个师进行补足定额，直到达到战时编制。5月份时，我被召到莫斯科，在那里副总参谋长В.Д.索科洛夫斯基交给我一份关于第19集团军部署的指令。在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的同时，我兼任第19集团军司令员，并得到了铁木辛哥的个人指示：在5月底之前，以部队训练的名义，把集团军的战士和指挥部调集到乌克兰的白采尔科维－斯梅拉－切尔卡瑟地区。把由切斯托赫瓦洛夫少将指挥的第25步兵兵团纳入已经在乌克兰的第19集团军的管辖之下。第19集团军的这次调遣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除了我，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支部队被调集到了什么地方，以及调集的原因。他们到达指定地点后，要集中到帐篷营里。”

“我再强调一遍：战争开始前的三个星期里，被提前动员并重新组建的第19集团军是根据总参谋部的指令被调集到乌克兰的。他们都很出色，都是哥萨克人，一个优秀的民族，都是些骁勇善战的战士。

“我还在莫斯科时就接到了铁木辛哥的任务。在指出了第19集团军集中的地区后，他强调指出：‘集团军应该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如果西南战区的德国人向基辅发动进攻，集团军应该进行侧翼打击，把德国人赶进普里皮亚季河的沼泽里去。’”

“第19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切尔卡瑟。我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是6月初，而6月18日我就去了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部，为的是了解当前的局势，并解决集团军材料和技术保障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集团军既不属于基辅特别军区管辖，也不归西南方面军指挥。”

科涅夫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他可能也注意到了最近一些反常的现象。起初人民委员说，科涅夫指挥的部队对德国人所实施的应该是“打击”，而不是什么反击。过了一会儿，铁木辛哥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更明确地说，第19集团军应该对入侵乌克兰的敌人进行侧翼打击，并把他们赶进普里皮亚季河的沼泽里去。但是，为什么当时把用于防御德国人入侵的集团军如此谨慎、又如此秘密地调遣到边境线上呢？似乎，关于新的增援部队到达的消息只能阻断敌人入侵的企图。甚至在报纸上也谈到了有关新的集团军在乌克兰重新部署的消息。但如果斯大林考虑的是对德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话，这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当时部队的调遣必须用某种借口掩盖，而且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刻。法西斯德国根据“巴巴罗萨”计划所进行的兵力集中就是这样。并且红军各个师向西部边境线的调遣也遵循了这一原则。我认为，科涅夫可能已经猜到，自己的集团军将要实施的打击并不在乌克兰的波谢利耶，而是在波兰或斯洛伐克的某个地方。所以才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并且，既不打算把第19集团军划归基辅特别军区管辖，也不准备把它让西南方面军指挥，这也是完全可以解释的。科涅夫的集团军应该划归第二战略梯队，而这个梯队有可能被计划合并成一个单独的预备队方面军。应该是在战役开始30天以后才动用这个方面军，并由南向北实施打击以清除在波兰和东普鲁士的德军，同时把他们向波罗的海压迫，然后消灭他们。至于实施打击的方向，铁木辛哥并没有骗科涅夫，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第19集团军发起进攻的战略基地并不是在乌克兰，而是要向西得多。

在《方案》的结束部分，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请求斯大林：“批准所提交的关于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的计划及以防与德国发生战争而拟定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计划；及时解决接下来的、首先是对总指挥部的所有预备役集团军和空军实行的隐蔽动员和隐蔽集中的问题。”所有这些措施于1941年4月起开始实行。正是在那个时候，额外征召了上一年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征召到的大约400，000人，在5月到6月间又从西部边境军区的后备军里征召了800，000人。由于这个原因，配置在这一地区的170个师的总人数从290万人达到410万人。说实话，从新兵那里获得的好处微乎其微。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分配到各个部队。从预备役应征入伍的大多数人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部队服过役，当时红军还不是正规军，而是地方民兵组织，并且当时的应征入伍者都是按规定动作进行训练。他们几乎根本没有现代战争的概念。德国人入侵之后，许多刚刚应征入伍的士兵只会散布惊慌，并且由于他们聚集在道路上从而影响了部队的进度。但是，正式隐蔽征召数量如此众多的新兵使得红军在人数上占有了优势，大大地超过了德军在东线的集结人数：比例为410万人∶330万人。要是我们算一下1941年6月22日之前部署在德国东部的几个师的兵力，他们在战争开始的前些天只有250万人。就这个数字还没有减去实行“巴巴罗萨”计划的前9天里法西斯德国的伤亡人数，这是陆军总参谋长加利捷尔将军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的。此外，在苏联几个边境军区的后方还有第二战略梯队的7个集团军，其总人数大约为100万人。

德国空军为了完成“巴巴罗萨”计划动用了1830架飞机，其中2/3处于战备状态。德国空军当时一共有大约3850架飞机。但是，苏联方面的坦克和空军的指挥员和其他全体人员的战斗素养水平较低，这使他们很有威慑力的优势失去意义。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朱可夫和铁木辛哥都没有认清这种形势。1941年1月21日，铁木辛哥还在关于1941年训练年度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的命令中明确指出：“在军队教育和训练的问题上，1940年夏季这一阶段是一个转折时期，其新的基础是经过战斗检验的经验。”结论是，芬兰战争中暴露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

6月初，配置在西线的红军主力开始向边境线转移。而从那个月的中旬起，又有边境军区的32个预备役师到达那里。到7月1日时，他们本来应该占据离国境线相距20到80公里处的阵地。如果是等待德国人的进攻，那么把预备役部队开到离国境线如此近的地方，就成了很难做出解释的愚蠢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驻扎在距离未来的战线相对远的地方，比如，靠近铁路枢纽处。那样做，不仅可以减少由于敌人的大炮和空军所造成的可能的损失，而且，在确定敌人的主攻方向后，也有可能把预备役师调遣到更能发挥威力的地方。

但是，如果红军是准备进攻，那么，把预备役部队调遣到边境线就让人完全可以理解了。他们可以被用来快速形成突破并进一步发展战果。7月1日是他们在边境集中的日期，也使得7月6日这个星期天成为可能开始进攻德国的最早的日子。在此之前，所有的师连夜步行，还来得及从集结地直接前进到国境线并开始军事行动。

但是，不能排除，斯大林想等到第二纵队的7个集团军到达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而这应该在7月3日到10日间完成。也可能让这些集团军晚一些时候再参加战斗，以便进一步发展可以预料的战果。比如，德国为了完成“巴巴罗萨”计划所需的第二纵队的27个师，只是在1941年的7月和8月间才到达前线，而预备役的两个坦克师10月份才到。也完全有可能，斯大林这次记住了6月12日的教训，不再把开始进攻的准确日期记录下来，而是把它与部队的实际集中计划分开来。顺便说一句，在现在所知道的苏联战前文件中，没有一份不包括预定的日期--无论是在迈尼尔的挑拨离间的日期，还是进攻芬兰的时间，都包含在文件中。1939年11月22日，在列宁格勒军区司令部的战前最后一份关于跨越边境线的命令中，给部队提出的任务是占领芬兰领土上的某些具体的地点，但是包含了一个保留条件：关于跨越边境线的日期和时间将另外通知。不能排除，这种命令只是用口头的形式下达，并且永远也不会在纸上记录下来。进攻德国--这是更加微妙的军事行动，并且斯大林也完全可能是因为不想给敌人的情报机关留下线索，或者是不想给子孙后代留下罪证，于是便计划亲自对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宣布开始进攻的准确时间。但是他仍然打算先发动进攻。而一个起决定作用的证据就是波兰师事件。

1941年6月4日，政治局做出决定在7月1日前组建红军第238步兵师，“其全体人员是波兰民族或懂得波兰语的人，隶属于红军”。还在1940年10月中旬时，斯大林就交给贝利亚一个任务：在幸存的波兰战俘中寻找那些甚至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也准备站在苏联人一边与德国人进行战斗的人。当时他委托贝利亚采取措施在苏联组建一支路德维希·斯沃博达上校指挥的由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师。1940年11月2日，贝利亚已经报告说，成功地筛选出了一组“政治思想正确的”军官，他们认为未来的波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筛选出来的波兰人“获得机会以秘密的方式与波兰战俘营中的持同一政见者商谈并筛选将来那个师的正规成员”。开始组建这个师是在“苏联东南部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在哈萨克斯坦。斯大林需要波兰师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进行对德战争。事先组建这种师没有任何意义。它惹的麻烦比红军的普通师要多得多：需要用波兰语写的各种军事条令，还需要波兰军服。至于谈到它的战斗能力，它很可能不如大部分苏联师。在“冷战”前曾经组建过一支红军芬兰兵团，它的战士打起仗来表现很不好，经常逃跑，于是也不敢把它调到先遣部队。

最主要的是，把组建波兰师的事长期保密也是很困难的。这不仅直接破坏了苏德秘密条约的各项条款--条款反对波兰的复兴。而且，要是希特勒知道在苏联组建了一支波兰师的话，那他立刻就会明白，斯大林准备占领波兰。在1941年5月，德国人自己也曾组建了两支乌克兰侦察和破坏营“罗兰”和“纳赫季加尔”。说实话，希特勒没有赋予这两支部队任何政治色彩，因为乌克兰吸引他的只是对于德国人种来说的“生活空间”，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哪怕是在德国影响下的一个独立国家。每个营有350人。德国人把他们只看做是对付战线那边敌人的侦察和破坏的手段，而不是看做未来乌克兰军队的萌芽。根据计划，红军的波兰师共有10，000人。他们被看做是未来波兰军队的中坚，服从于华沙的亲苏政府，而这个政府是苏联红军用刀枪恢复起来的。如果在进攻苏联前夕，希特勒也突然想组建一个隶属于法西斯德国的俄罗斯解放部队，要是斯大林得知了这一情况，难道斯大林对德国必将很快入侵苏联领土还会表示怀疑吗？

为了从路德维希·斯沃博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士兵和军官中组织破坏分子，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1941年4月末，一个以上校Г.皮卡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侨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正像斯沃博达在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达成了训练空降兵、进行暗中破坏活动和收集侦察信息的约定，并且，“通过祖国的秘密渠道能够保证‘运动’进行的那些人，将在希特勒开始入侵苏联之前的5到6天……到达指定的地点”。德国人在开始进行侵略的前几天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他们偷偷向苏联派来了充当破坏分子和侦察分子的当地人。

只可能在苏联对德国发起进攻的最后一刻才有波兰师的建立。于是，在1941年6月初，斯大林认为它组建的时机终于最后成熟：离苏联开始进攻的日期只剩下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1939年10月26日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距在迈尼尔村挑起事端正好还有1个月的时间，做出了组建由苏联的芬兰居民和卡累利阿居民组成的第106特别步兵兵团的决定。说实在的，其中芬兰居民和卡累利阿居民只占少数。占多数的是俄罗斯人，但那里也有一些与芬兰没有任何关系的苏联其他的少数民族的代表，比如，乌兹别克人。1939年11月23日，在给列宁格勒军区的部队布置完战斗任务后的第二天，就组建了这个兵团-第1山地步兵兵团。苏芬战争一打响，它就改名为芬兰人民军第1步兵兵团，名义上隶属于以共产国际书记О.库西年为首的芬兰民主共和国的傀儡政权。我已故的继父奥列格·格奥尔吉维奇有一天夜里看见，几支穿着与红军战士不同军服的芬兰兵团的部队，穿过列宁格勒。但是这些芬兰新兵在骂人的时候没有任何乡音，这暴露出他们是在俄罗斯出生的。

组建的波兰师主要也是由懂波兰语、甚至是只起了一个波兰人的名字的苏联公民组成。显然，有“正确的政治思想”的波兰人筛选起来并不是很多。就像波兰部队的两个集团军--它们在苏联组建时已经是卫国战争时期，其中的第238波兰师里占多数的也是苏联人，而不是波兰军官。战后，朱可夫的朋友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被任命为波兰国防部长，以便确保对波兰军队（而且还有博列斯拉夫·别鲁特共产党政府）的可靠控制。20世纪60年代初，在与伏龙芝军校的学员和教员座谈时，罗科索夫斯基回忆起曾经在附属国的一些遭遇：“在波兰时，军队里常常有人在喊‘滚回俄罗斯去！’‘红军元帅滚回去！’……1950年1月，在出席卢布林召开的炮兵会议时，有人向我开枪，由于射击距离太远，子弹打偏了。杀手也没有找到。过了3个月，在波兹南（那里的很多波兰人是从乌克兰西部和立陶宛被驱逐出来的，非常不喜欢苏联人。--作者按）又有人用自动步枪冲我的车扫射。陪同的军官受了伤，车后窗玻璃被打得粉碎，可是我一点儿事儿没有。这次也没有找到杀手。”

关于组建起来的波兰师的战斗能力和可靠程度，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红军的领导们都心中有数。组建它并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在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华沙举行阅兵式。甚至即使波兰师的组建工作耽搁了下来，这对开始进攻的日期也没有丝毫的影响。很可能，此事在7月初准备进攻德国的计划中所占的分量，就相当于1939年11月下旬准备进攻芬兰的计划中的分量。在这一刻，部队本应该接到战斗命令并开始向将要发起进攻的战区隐蔽靠拢。

在6月22日前的那最后几天，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在宣传方针上有了根本的转变。这还是从斯大林于1941年5月5日在为军校毕业生举行的克里姆林宫传统招待会上的发言开始的。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这样阐述了它的内容：

斯大林首先祝贺毕业生结束学业，接着谈到军队近年来发生的变化。他说，同志们，你们在三四年前离开部队，现在回去将会认不出来了。红军远不是几年前的那个样子了。我们建成了一支新的军队，为它装备了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我们的坦克、飞机和大炮已经完全发生改观了。你们回到部队时，将会看到许多新的东西……

你们从首都回到部队，红军指战员会问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法国为什么失败？为什么英国打败仗，德国却打胜仗？德国军队真的不可战胜吗？

德国的军事思想在进步。军队装备了最新的技术兵器，掌握了新的作战方法，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德国有一支技术上、编制上都更具优势的军队，这是事实。但是，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军队是一支理想化的、不可战胜的军队，这却是毫无根据的。不可战胜的军队是不存在的。德国在进行侵略和掠夺战争的口号下，妄想征服其他国家，妄想奴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野心，是不会得逞的。

在谈到德国在欧洲取得军事胜利的原因时，斯大林讲了某些国家在对待军队问题上的态度，那里对军队缺乏应有的关心，对军队缺乏道义上的支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腐蚀军队的新的坏风气--军人被人瞧不起。而军队是应当受到人民和政府的极大关心和热爱的，这是军队的最大精神力量的源泉。对军队应当爱护备至。

军事学校只能而且必须广泛运用现代战争的经验，以新式技术来训练指挥干部。斯大林简要地叙述了炮兵、坦克兵、航空兵、骑兵、通信兵和步兵在战争中的任务以后，强调指出，必须对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出版工作进行改革。为了搞好战备，不仅要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还要做好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

根据档案里所保存的有关斯大林发言的上下文来判断，朱可夫对它的描述大体上是可信的。16但是，由于书刊检查机关的缘由，元帅不得不删去了某些重要的情节，即涉及红军所发动的进攻战的情况和把德国看成苏联潜在的敌人的情况。还在1944年时，就出现了原来的罗马尼亚驻莫斯科公使格里戈尔·哈芬克所写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很肯定地说，斯大林对军校毕业生的发言中，称赞了红军的英雄主义的战斗精神，并强调指出，苏联士兵不应该只局限于防御问题的解决，而应该准备在与那些妄图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这里的意思指的是德国）的冲突中显示自己的进攻才能。据当时在场的К.谢苗诺夫提供的资料看，这样的提纲是存在的。

而根据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的记录，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在反对德国的阵线中，我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1914年到1918年期间，我们的加入注定了德国的失败……苏联正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欧洲没有资源，可是美国和苏联有。这些和平的力量就决定了斗争的结果。”与此同时，领袖还直接指出，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接下来的欢迎宴会上，当坦克部队的一位少将提出为斯大林的和平外交政策干杯时，斯大林很有说服力地反驳道：“请允许我做一下修正。和平外交政策确实保障了我们国家的和平。采取和平政策是一件好事。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防御路线，直到我们用新武器装备了军队，并用现代化的战斗手段武装了军队。而现在，我们已经对军队进行了改造，并提供了现代化的战斗技术装备，我们已经变得强大起来了，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军事政治思想转到进攻的军事行动上来。我们必须用进攻的精神来调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以及我们的出版业。红军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是进攻的军队。”

军队宣传工作的改革表现在《关于近期政治宣传工作的任务》这一指令的草案中。1941年6月4日，总军事委员会对它进行了讨论，而6月20日，确定以它为蓝本，对它进行修正后发往各部队。在这份指令中，明确指出：“战争直逼我国边境。每时每刻帝国主义都有可能向苏联发起进攻，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用自己的进攻军事行动（暗指先发制人进攻的5月计划。--作者按）去制止敌人的进攻……军事行动的经验告诉我们，防御战略在摩托化部队占优势的情况下收效甚微，并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对付德国必须采取这种有强大的技术装备支援的进攻战略。红军全体指挥人员的任务就是，研究现代战争的经验，并把它运用到我们战士的训练中去。红军各兵种的整个训练过程要牢牢贯穿进攻精神这条主线。”

“德国军队还没有遇到与它实力相当的对手，实力相当不仅指部队的人数，还包括他们的技术装备和战斗能力。但是，这种会面已经为时不远了。”

在德军中类似的宣传方针也传达到了每一个战士，时间是6月21日晚上，正是入侵苏联的前夜。比如，德军第102步兵师的列兵К.弗兰克在1941年7月10日写给家里的信中叙述道：“……6月4日我们团开始行军。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去哪儿。开始，告诉我们说是去波兰，然后又说是去东普鲁士。但是，6月19日我们到了苏联边境。我们每个人都开始问，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开始回答我们说，我们在苏联上车，然后去伊拉克，为的是和苏联人一起打败英国人……6月21日晚上大约8点钟，组织全连政治学习。我们的连长谈到了对英战争的进程和国际局势，然后开始说起我们在苏联边境的任务。学习快结束时，我们的大尉才开始讲起了正题。他说：‘同志们！苏联计划在7月18日进攻我们的祖国。因为我们的元首以及元首所采取的英明而又有远见卓识的政策，所以，我们不准备等到敌人发起进攻，我们要先向他们发起进攻……’”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日记中写道：“6月21日（1941年。--作者按），我被叫到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并且让我写两首反法西斯的歌曲。于是我感到，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在等待着的那场战争，离我们已经很近了。”战后，他这样解释这段话：“在那天晚上，诗人们都被召集到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写反法西斯的歌曲，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有一个投诚者阿尔弗雷德·利斯科夫越过西南边境向我们报告了德国人进攻的时间。接着，又发生了一些最平常不过的事--收到了几个边境军区司令部的例行侦察报告。”根据西蒙诺夫的说法我们可以知道，斯大林和铁木辛哥直到6月21日晚上--尽管从边境传来令人不安的报告，他们还是没有决定向部队下达做好战斗准备的命令，而且关心的是如何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反法西斯作品的创作。难道，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和他的同志们被召集到无线电广播委员会，这也属于这一天之前很早就制订好的进攻德国计划中的一部分吗？这一计划需要相应的宣传保障，是不是也包括这些歌曲？这个假设是不是也太没有逻辑了？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红军在部队总人数上较法西斯德国有优势，苏联的坦克和飞机也要比敌人多得多，所以，他们便在数量上占了优势。从未在部队服过役（如果不算革命前在预备役团里短暂地待过一阵儿）的“克里姆林宫的山民”便深信不疑，红军指战员们在战斗能力上也一定不比德军官兵差。而这正是一个致命的误解。海军上将Н.Г.库兹涅佐夫在1966年出版的第１版回忆录《前夜》中写道：“斯大林把我们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工作估计得过高。在完全准确地了解了最新式飞机的数量后--根据他的指示全部部署在边境军区的飞机场上，他以为，只要战斗一打响，这些飞机随时可以起飞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当他得知，我们的飞机还没有来得及起飞，就直接被消灭在飞机场上时，简直目瞪口呆。”在这本书后来的版本中，这段话不见了。也许，新闻检查员突然醒悟，机敏的读者可能会从这得出一个反动的结论：既然斯大林可以夸大红军的备战能力，那么，他完全可能在考虑进攻德国的问题上也这样做。

而朱可夫怎么想的呢？也许，他当时对于红军的战斗能力和备战能力是持另一种意见？要不他怎么是后来的最高总司令呢！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只要看一下朱可夫于1941年12月在高级指挥人员的会议上的发言就足够证明这一点。他在会议上说：“……芬兰战争的重大意义是什么呢？它的重大意义就是：位于卡累利阿地峡上的方面军的司令部在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展示出对坚固的防御工事区进行突破的艺术，为了突破这种一流的防御工事区，他们使用了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工业给予我们的最有威力的现代技术装备。红军部队的军事进攻行动在第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完全不规范的进攻战役的训练，其后果是第一阶段的战役被迫中断。同芬兰人进行战争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尤其是不熟悉地形，路况不好，再加上积雪和严寒。所以，这些条件再加上已经知道的失误和在其他方向上的不规范的军事行动，就导致了不如人意的后果。”

朱可夫把“冷战”中的失败只归结为第一阶段的战斗军事行动，并牵强地解释为与其说是苏联战士的准备工作不充分导致失败，还不如说失败的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天气条件和地形特点所致。朱可夫把最后向曼纳林的进攻差点儿要称为军事艺术的杰作，这也证明，红军对现代战争是有准备的。

如果朱可夫不能肯定，红军在任何方面也不比法西斯德国差，难道他还会制订进攻德国的计划？要知道，万一失败可是要掉脑袋的。难道他还会在6月22日--战争爆发第一天，签署指令让3个苏联方面军进行反击，并部署在24日前控制卢布林的任务？如果朱可夫对红军没有进行战备深信不疑，那么，他应该把这一情况不仅向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报告，而且应该向斯大林本人直接汇报。他应该警告他们，在1941年夏天准备进攻德国是很危险的，应该继续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把部队调离边境，在离它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安营扎寨，以便部队免受来自敌人领土上的炮火之苦。并且，如果他的建议不被采纳的话，就要求退役。但是，在1941年的5月到6月间，类似的事情朱可夫一件也没有做。相反，当被德国占领的那些国家的外交官们离开莫斯科时，苏联政府断绝了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据Г.哈芬克证实，朱可夫在与南斯拉夫的武官波波维奇上校告别时，曾神秘地说，南斯拉夫很快就会理解苏联对它的真正感情。这里暗示的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南斯拉夫在伦敦的侨民政府又会成为莫斯科的盟国。

实际上，对于与法西斯德国相比较而言力量处于弱势的红军来说，最适宜的军事行动方式是防御，而不是进攻。Л.Д.托洛茨基还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很有远见地警告，在战争开始的最初阶段，红军应该做的事不是进攻，而是防御，甚至要退到领土的纵深，以便赢得时间动员一切兵力和资源。只有在这之后，“我们身后拥有了空间和兵力，我们可以镇静而自信地拟定出一个地区，在那里被我们的弹性防御所保障的动员才可以训练出足够数量的兵力集结，以便我们转入进攻”。

但是，自从托洛茨基被撤掉所有的职务，并被驱逐出苏联以后，防御原则就被看成了军事行动的次要形式。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朱可夫考虑的都是闪电战，

考虑的都是如何快速取得胜利。其实，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最好的方式是把目标定在进行持久战上，与英国和美国一起打消耗战，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苏联是不可能坚持得住这场战争的。

红军更适宜进行形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军事行动，像在事先准备好的阵地上进行阵地防御。并且苏联方面的坦克最好是用于直接支持集结人数不算太多的步兵，而不适合用在大规模的机械化兵团中。并且更多的情况应该是用马拉，因为就我们的路况来说，汽车和牵引机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很快就不能再使用了。就连德国人在入侵苏联后，也很快不得不使用马匹来运送技术装备和货物，这比他们预料中的使用频率要高很多。曾经写过德国陆军史的德国将军米勒·吉列勃兰特曾经说过：“1941年11月中旬，出现了必须节约汽车使用的情况，比如，采取用马匹代替汽车的方法来节约，因为位于东线的陆军总共有数量为500，000辆的汽车，但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已经坏了有106，000辆。”看来，布琼尼和库利克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尽力保障牵引火炮用的大部分马匹，直到有了足够数量的、非常适用的汽车和牵引车，并且建好适于它们行驶的道路这种局面才能结束。只是当苏联有了美国的“斯蒂倍克”牌卡车后，这一难题才最终得到解决。自然，在战争爆发之前谁也不打算把它们提供给苏联政府。

与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或者美军和英军相比，红军是上一个世纪的军队，他们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要求的技术装备水平，不仅与红军大部分指战员的实际教育水平，而且与苏联广大民众的心理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苏联的制度与纳粹的制度不仅抹杀了人的个性，剥夺了被征服者渴望独立自主和表现创造性的愿望，而取而代之的是让人们养成了统一的刻板模式。

苏德战争开始前，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当政已经24年，而纳粹在德国统治只有8年，只是前者的1/3。并且德国把个性和国家政权并不混为一谈的传统比苏联要古老而持久得多。

法西斯德军大尉维利弗里德·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德曾经是一名联络官，并且曾经当过亲德俄罗斯解放部队的前苏联将军弗拉索夫的翻译，他证实说：“纳粹制度追求的是极权主义的、贯通一切的政权，但是，它还没有达到斯大林主义那种惊人的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第三帝国里，总算还保留着那么一点儿老的国家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并且也还没有把个人的独创性和私人所有制完全扼杀，也还有可能不依赖于国家进行工作和生活。德国人还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它与官方的教条不相一致，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自己的想法去做。虽然，也感觉得到党的压力在不断地加大……但是，德国的这种不自由的形式，却被大多数的苏联公民以斯大林的强权制度为尺度进行衡量后所称道，最后竟然把它理解为也算是一种自由。这也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别之所在。”

他还在专门为陆军最高指挥部所写的名为《俄罗斯人》的报告中指出：“对俄罗斯战俘中的知识分子进行的测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像对大多数人进行的测试一样，他们的结果也差不多，即50%属于中等水平，25%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还有25%属于高水平。虽然，中等和中等偏下水平的人与德国的水平相比要差很多，但是，25%属于高水平的人显露出超过西欧水平的卓越知识和杰出天赋。”

朱可夫，像许多苏联将军一样，当然其中也包括背叛者弗拉索夫，按照自己的智力能力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高水平的25%”里面的。但是，他不得不指挥的却主要是无论从智力来说，还是从教育来说都比德国人差得很远的那“水平较低的75%”。此外，在斯大林的行政命令制度下，还必须对甚至身为高级指挥人员的独创性进行严格限制。在1941年进行的战役和战略演习中，朱可夫在作出决定时比在卫国战争的实战中要指挥自如得多，而在卫国战争中部队每进行一次原则上的转移，必须得到最高总司令的批准。我们要考虑到朱可夫身上的明显不足，不仅是整个教育的缺陷，而且也是军事教育的不足。与对手德军军官相比而言，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朱可夫作为一位苏军统帅的潜力发挥。

如果红军在实施现代战略原则时考虑到人这个个体的因素，那也许会减少苏军骇人听闻的人员伤亡数字，并且，也可能使战争更快地结束。

比如，坦克集团军和兵团通常损失很多技术装备，但是，如果他们能以小一点的队伍或分队的形式进行作战，那么，这样的损失他们也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没有各兵种部队应有的协同作战、没有有效的侦察准备，以及没有炮兵的支援，步兵部队就集中进攻，这势必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而这伤亡数字经常是德军的几十倍。

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朱可夫，都与托洛茨基不同，他们信奉的是摧毁战略，并且巴望着再重复一次希特勒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创下的辉煌胜利。

德军于6月10日以后开始向苏联边境调集最后一支纵队，为了掩护这一行动，德军将领施放了一次很狡猾的烟幕弹。1941年6月13日，在一份半官方的报纸上出现了一篇德国宣传部长约泽夫·黑贝尔斯写的文章，名为《以克里特为例》，直接暗示空降兵在克里特的登陆经验很快将适用于在大不列颠岛登陆的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

12日凌晨，这期报纸被军队书刊检查机关查封，但处罚却是必须把柏林地区已经印刷的部分报纸成功地分发完，并且一定要送到外国大使馆。6月14日，黑贝尔斯在自己的日记中心满意足地断言，英国和其他各国的报纸和广播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德国部署进攻苏联“纯粹只是一个烟雾弹，我们是想借助它的帮助掩盖我们入侵大不列颠的军事活动”。德国的宣传部长把塔斯社于6月13日深夜播发的著名声明也看成是这一事件的连锁反应。黑贝尔斯得意地宣称：“看来，苏联人一点儿也没有怀疑。”17

布琼尼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塔斯社准备声明的过程。6月13日晚，他被叫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那儿。当时，铁木辛哥、莫洛托夫和加里宁都已经在那儿了。可是，朱可夫却不在。显然，斯大林认为解决政治问题时他没有参加的必要。

斯大林好像对来的人说了下面这段话：“看来，为了防止与德国发生军事冲突，我们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悲惨的结局就要到来。希特勒不会放弃自己夺取世界霸权的计划。相反，这个狂人准备不顾一切地完成这些计划。怎么完成呢？”斯大林沉默了几秒钟，看着地图。“集中在拉芒什海峡的渡河用的设施，以及在岸边集中的部队和技术设备，不会超过佯攻的数量。向岛上发起进攻，这是最愚蠢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伤亡很大，让我们做个假设，如果希特勒甚至想占领英国，那他将得到什么呢？他在那里开战，而背后是强大的红军。

在另一面的大陆上，是英国的盟国--美国，它有强大的海军舰队、空军以及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有着几百万人的陆军。比较有利的做法应该是从殖民地开始，因为那里防守比较弱或者根本没有防守，然后占领非洲，”斯大林用烟斗指了指一块大陆，“这是地中海的具有战略性的岛屿。把部队向伊朗推进，经过印度，随后空降兵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登陆。没有殖民地，英国会因为没有粮食和燃料而垮掉。如果没有海外的基地，美国强大的舰队会变得毫无用处。但是，英国和美国在困境中可以向苏联求助。反法西斯联盟将会成为法西斯德国夺取世界霸权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不消灭红军，就不可能向殖民地进军，也不可能进行远征。”

斯大林停顿了一下，离开地图，又开始不慌不忙地把烟斗填满：“莫洛托夫同志建议同时再采取外交手段。我想，我们同意这种做法。我们公开发表一个不长的声明。这样做的目的呢，一是为了让希特勒明白，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计划。二是为了向全世界宣布，希特勒准备挑起战争，而这场战争将会波及世界各大洲，将会有几百万人死在这场战火之中。三是为了迫使希特勒公开表态。”

“他也可能避而不答。”铁木辛哥说道。

“但是沉默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回答。”加里宁说。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示意：“请开始读吧！”

6月14日，塔斯社的声明在媒体上公布。随之而来的是，希特勒并没有回答。斯大林忧心忡忡地说：“看来，我们与希特勒的战争无法避免了。”

布琼尼过于详细地描述了斯大林的讨论过程，但是，这是不真实的。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斯大林不相信德国即将入侵大不列颠岛只是后来的事。况且，斯大林也可能从总参谋部侦察处的瓦西里·诺沃布拉涅茨上校所写的报告中了解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德国的运输船只吨位不够，并且也没有必要的空军兵力，这些都使得他根本不具备在英国进行登陆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位“总书记”仍像往常一样深信，不结束同大英帝国的战争，希特勒将不会进攻苏联，不会冒险进行双线作战。

布琼尼还引用了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前夕斯大林所说的一段话：“德国在发动与我们的战争之前，将会首先占领整个西欧。”总的说来，在布琼尼的叙述中，斯大林从来没有直接说过，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苏联领袖认为黑贝尔斯的文章是企图吸引苏联的注意力，德军真正目的是想把军事力量的中心转移到地中海地区，迫使英国指挥部集中兵力保护宗主国。

希特勒之所以对塔斯社的声明避不作答，是为了给斯大林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想让英国人相信，自己是打算占领苏联，相反，在最近的时间他就会真正地入侵大不列颠岛。斯大林本身也把德国元帅的沉默看做是另一种游戏的继续：德国元帅为了让英国人相信，才说他在最近的时间将入侵苏联，相反，实际上德军是准备进攻位于地中海的大不列颠领地，然后向伊朗、伊拉克和印度进军。也不排除，斯大林是很认真地对待那些传言的--那些传言在被调集到苏联边境的德军士兵中盛传，好像说他们将会与苏联士兵一起共同向印度进军。他也可能在等待着，塔斯社的声明发表后，希特勒可能会重新考虑莫洛托夫于1940年11月在柏林提出的建议，其中包括共同瓜分大不列颠帝国，以及把伊朗划归苏联。

苏联在声明中断言，关于苏德间将很快爆发战争的传言纯属没有根据的谣言。在德国人对这个声明不作任何反应后，实际上斯大林对很快将爆发这样的战争已经不再表示怀疑。但是他想，红军也可以先发起突然而又猛烈的进攻。于是继续准备“大雷雨”计划：把部队调集到边境、对边境的飞机场和战斗技术装备进行伪装、把几个边境军区司令部变成了方面军司令部、连续向西部边境调集燃料、装备和弹药储备。

如果斯大林、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真的把希特勒对6月13日声明的置之不理当成了德国将很快进攻苏联的信号，那么，他们应该采取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他们应该尽快把红军的各个师和空军撤离边境，以便使他们在德国的炮兵和空军开始发起进攻时，免受更多损失。但是，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的入侵使红军陷入了措手不及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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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斯大林的傲慢：“哈哈”对待西方舆论

塔斯社援引各个通讯社的最重要的报道消息要拿来让斯大林签署。权力至高无上的领袖将决定，哪些报道消息可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同时，斯大林会在页边写下很有说服力的批示。他特别喜欢很能感染人的笑“哈哈”。塔斯社援引各个通讯社的最重要的报道消息要拿来让斯大林签署。18权力至高无上的领袖将决定，哪些报道消息可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同时，斯大林会在页边写下很有说服力的批示。他特别喜欢很能感染人的笑“哈哈”。比如，1939年7月4日，塔斯社援引了波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写道：“波兰是使波罗的海各国免受西方和东方威胁的真正的朋友和保护者。”苏联领袖把这个句子下面画上了线，并在页边批上了“哈哈”两字。只有他才最清楚，谁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甚至波兰本身的“真正的朋友和保护者”。并于一个半月后与希特勒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之后便表示出了自己的关怀。根据这个秘密条约的备忘录，红军很快占领了波兰的一半领土和波罗的海各国。

就在斯大林批“哈哈”的那篇文章里还有下列这段话：“波兰的政治使命就是要使弱国免受侵略者的欺凌。这并不是什么好听的个人愿望，而是由波兰这个国家在中欧与东欧之间的关系中作为平衡因素所起的作用决定的。”

斯大林正好打算把这个因素完全消除，并且还打算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波兰从欧洲政治地图上抹去，所以他在心里暗自嘲笑这位波兰记者的天真。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1939年10月6日，“哈哈”被批在了土耳其报纸《晨曦报》上的一篇报道里，文中谈到希特勒邀请斯大林访问柏林，但是被拒绝了。可是，记者让读者相信，希特勒很快可能会访问莫斯科。不是很清楚，不知是这件事说得太离谱让斯大林觉得很可笑呢，还是斯大林压根儿就不太重视自己有没有可能与德国元首会面，因为他认为，与德国人的友谊必须保持一定距离。要知道，他很快就打算教训“朋友希特勒”，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在合适的时候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有兴趣跟他把这场战役进行到底。

芬兰政府于1940年3月2日发给国际联盟的照会也引出了“哈哈”。其中讨论了“苏联对付和平居民所采取的战争方法”。芬兰报道说，由于苏联空军的袭击，和平居民中有392人死亡，446人重伤，623人轻伤。斯大林对赫尔辛基及其他芬兰城市居民的不幸只不过一笑了之。人员上的伤亡，无论是自己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永远不会让他为之动容。而16个月之后，几百万的苏联和平居民死在德国的侵略战争里，是斯大林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芬兰前线的失利让领袖很痛心，虽然他认为这是暂时的和偶然的。1940年3月1日，法国《加瓦》通讯社从罗马发出报道，就意大利报刊对苏联军队失败的原因分析评论说：“红军的软弱无能以及苏维埃内部的涣散今天成了意大利报刊报导的重点。包括《罗马人民报》都认为，不论苏芬冲突的结局如何，苏俄都会被视为道义上的失败者。该报纸补充说，芬兰的抵抗不仅导致了苏联在北部的失利，而且也严重动摇了苏维埃国家的体制本身。芬兰的抵抗暴露了苏联在工业、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衰败。至于谈到苏联第一阶段的军事教训，报纸上写道，它说明了欧洲从布尔什维克的这一榜样中不会获得任何益处。”对这篇报道，斯大林做了一个简短却意味深长的批示：“骂这些个混蛋！”

塔斯社3月18日的消息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文中援引了南斯拉夫一份其名字对苏联人来说很神圣的《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3月15日，《真理报》在名为《促使莫斯科与芬兰缔结和约的秘密》的文章中很肯定地说，苏联之所以缔结和约，是因为知道了盟国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要开辟北方战线。报纸并没有满足于对红军的‘软弱无力’及伤亡的‘巨大’进行造谣中伤和诽谤捏造，好像这一切都是由于缔结和约造成的。此外，报纸还强烈抨击了苏联的领导。”顺便说说，《真理报》的推测是，苏联可能提前了解到英国和法国已经决定要向芬兰派出远征军，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消息斯大林完全可以从大不列颠情报机关身居高位的同僚基姆·菲尔巴领导的著名的“剑桥5人小组”那儿搞到。也不排除，正是因为《真理报》的报道是真理（请原谅这里的双关语），苏联领导人才大为震怒，并“奖”给这个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的同名者一个“有名的绰号”--“混蛋”。

一般说来，斯大林绝不会把国外所有关于芬兰战争的报道都马上看成是“反苏联的污蔑”。比如，1940年5月11日，塔斯社援引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谈到苏联空军和芬兰空军的损失分别是794架和361架飞机，斯大林做出批示：“调查一下。”也许，他也怀疑，红军将领们在自己的报告中有可能夸大敌人的损失，同时少报自己的真实损失。实际上，芬兰空军在“冬季战争”中的损失比美国报纸上提到的数字几乎要少5.5倍，总共只有67架飞机。无论如何芬兰也不可能损失361架飞机，因为战争过程中他们只用了不超过332架飞机。苏联空军的损失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统计，但是，不管怎么说军用飞机的损失也要超过521架，并且只会比《纽约时报》上的报道略微少一点。19并且，显然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媒体开始把美国的数据“361架（或362架）飞机”作为芬兰空军在1939年到1940年间损失飞机的准确数据。

而要知道，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芬兰战争开始之前，当时还是1939年4月14日，在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份《纽约世界电讯报》驻巴黎记者罗伊·戈瓦尔特写的文章的翻译稿，这篇文章发表于3月29日，讨论的是苏联的局势。其中，戈瓦尔特写道：“如果要评论苏联，我们只要看一下作为它窗口的莫斯科就可以知道，苏联现在正在走下坡路。众所周知，近两年来，成千上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导人被枪杀、流放或被千方百计地清除。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军事和工业领域局面混乱，同时使最近肃反所触及到的领域中的外国人感到恐惧并采取逃避的方法……

在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了二十多年后，从苏联的经验中只得出某种叫做斯大林主义的东西。现在，如果你们要问，苏联是什么？它正在做什么？它正在想什么？那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苏联就是斯大林，他做的事就是苏联做的事，他想的事就是苏联想的事。甚至在德国，希特勒也没有像斯大林这么大的威力。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的政权也将与斯大林的政权一样不相上下。但这还值得商榷。希特勒所打交道的民族，它的文化、教育和智力发展都是至高无上的，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是被什么人统治着。德国永远不会向压迫或者专制妥协。”

斯大林把文章中的下面这几个句子画上了线：“斯大林压制下的国家，它的民众在几百年里从来没有享受过权利，也没有受过教育。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就像一群呆头呆脑的役畜，在赶牲口人的鞭打下，全都表现出十足的奴性。”

斯大林不仅为苏联人民抱怨，而且也为自己叫屈：被人封为赶役畜的人，这个荣耀实在是太大了。

戈瓦尔特继续写道：“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把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带到了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神坛上。苏联人再也不会这么愚蠢了，因为他们在被推翻的政权统治下，从来没有享受过个人自由，也从来没有享受过政治自由。”

接下来的内容又被斯大林用铅笔画了出来：“在沙皇专制被推翻20多年后，苏联的生活水平与意大利和德国相比，还是无比地低。”也许，斯大林也打算同意这种观点，但并不认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是什么大的缺点。也许，他甚至认为人民的贫穷是一种优点，它可以让布尔什维克在台上坐得更稳。从来不懂得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更容易相信，当权的这个专政正以最好的方式在维护着他们的利益。

这位美国记者断言：“但是，如果在此之前物质改善程度（苏联人民的生活。--作者按）还不大的话，那么，精神上必将发生很大的质变，导致几百万人民振作起来，萌生新的希望。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头昂得那么高，以至于他们成了被迫害的靶子。清算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富农已纷纷被清算。近两年来，发生了令人厌恶的清算清算者的事件。被清算者是那些‘老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最早开始革命的人，也正是他们把斯大林推到了如今显赫的位置。”

这个观点吸引了斯大林的注意力，于是下一段论述他也画了出来：“共产主义，就像它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在苏联不复存在。从苏联政权中发展出来的只是东方的军事专制、铁腕和残忍无情。这就是被现代官僚主义所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文明典范。从这个官僚主义中滋生出一种新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疯狂地攫取权力，并且在自己临死之前还镇定自若，就像所有从东方思维方式中所滋生出来的东西一样。无论是红旗，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都不足以改变苏联残忍的本性。”

“实际上，苏联到底是什么呢？尽管它有着大规模的军队和人数众多的空军力量，但是，据外国的军事观察家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国务活动家的观点认为，现在的苏联只是一个逝去的希望。在最近组织的任何一次反法西斯联盟中，它都成了被抛弃的对象。”

我不知道，斯大林有没有在他所建立的制度和东方的专制国家之间发现什么共同点，但是，斯大林肯定也不想把世界上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这种并不讨人喜欢的国家相提并论。所以在援引戈瓦尔特文章的这篇报道的第一页上批示道：“把这个报纸的代表从莫斯科驱逐出去。”以便将来再也不能为“污蔑”提供资料。

关于苏联由于军事力量太弱而被抛弃的观点，斯大林也不敢苟同这位美国记者的观点。他看到，欧洲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在塔斯社1939年6月23日关于波兰报刊对英苏会谈反应的报道中，斯大林做了一个很具代表性的批示：“给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去两个团的战斗机。”当时，苏日武装冲突正在蒙古的哈拉哈河畔进行，斯大林想尽快结束那里的战事，以便集中部队为在欧洲的未来军事行动做准备。他知道，他已无法防止战争的发生了，并且他也不准备再做出任何努力。斯大林根本不想保护波兰，使它免受德国入侵的威胁，而是打算与希特勒一起像兄弟般地把它瓜分掉。

但是，总共只过了那么半年，关于红军软弱无力的预言就在芬兰的丛林中和沼泽里应验了。我再重复一遍，斯大林并不相信，他的军队如此孱弱，于是便把在芬兰失利的原因归结为复杂的气候条件，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另外，再加上在芬兰行军的慌乱不堪（以为赫尔辛基会不战而降）。现在毕竟还可以嘲笑那些芬兰人，虽然是试图用笑声驱走恐慌。只是1941年6月22日之后，斯大林真害怕了，并且从此再也没有笑过，甚至在胜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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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击毁芬兰客机“卡列娃”号内幕

法国首都被攻陷与下达击落飞机的命令之间肯定存在着某些联系。可能，在“卡列娃”号飞机上有那么一份文件，它不仅随着法国抵抗的失败而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且如果落入他人之手，将会使斯大林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在不久前出版的《历史文献》中有一本登记本，上面记录着拜访过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人的名字，这对于专业人员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在这些有幸（或不幸）与斯大林交谈过的人的名字当中，有时会有惊人的发现，以及一些世界历史上的难解之谜。例如，1940年1月2日，斯大林会见了一位名叫格林瓦尔德的人，读者也许会推测为是芬兰的将军格连瓦尔--即总统克科年的副官拉格纳尔·格连瓦尔少将。20并且他们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芬兰与苏联之间的“冬季战争”正值最激烈的时候，但是，这并不会影响芬兰的军方高级领导人与斯大林进行和平会谈！而要知道的是，在1939年到1940年间，格连瓦尔还没有被授予将军军衔，当时是芬兰军队总司令卡尔·古斯托夫·曼纳林男爵元帅的副官。

芬兰在1971年出了一本书，是曾任曼纳林私人话务员和密码员的维尔诺·塔赫瓦奈年写的，书名叫《特别的使命》。他证实，从1932年到1945年间，曼纳林与斯大林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并且，在“冬季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曼纳林的副官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这件事本身也证明，塔赫瓦奈年写的是实情。要知道，为了让格连瓦尔跟斯大林见面，必须要将这次会面的有关事宜谈妥。而在战时条件下，要完成这件事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无线电报联系。

那么，格连瓦尔与斯大林讨论的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当时他们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在谈话快结束时，政府首脑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也参加了。可以想见，讨论的肯定是关于停战的事。正是因为受格连瓦尔与斯大林会面的影响，在曼纳林的回忆录中才出现了下面这段话：“克里姆林宫觉得在此时此刻手脚还被束缚，这对自己很不利，此时，苏德条约所规定的新的任务已经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占领比萨拉比亚并使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布尔什维克化。从1940年1月初起，苏联领导人就预料到德国将会入侵西欧，这才使得它有可能继续自己的扩张政策。如果芬兰战争仍然继续下去，就会产生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像进攻德国和西方国家这样的计划，尤其需要精心的策划，同时还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否则，这将变成一种冒险行为，或者被延误，从而引出新的、让人意想不到的麻烦。”也许，莫斯科的会见给格连瓦尔留下一种这样的印象：苏联迫切想尽快结束芬兰战争，以便在德国向西发起进攻时腾出手来。但是，1940年1月并没有达成停火协议。

但是，如果相信塔赫瓦奈年的话，斯大林与曼纳林之间的接触并没有停止。可能，还有一个秘密把他们连在了一起。曼纳林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容克－52型芬兰客机“卡列娃”号的坠毁事件，它是在1940年6月14日由塔林飞往赫尔辛基的正常航线上被击落的：“据证实，‘卡列娃’是被苏联的两架战斗机击落的，并且苏联驻防在这个地区的一艘潜艇劫走了机上的所有物品。除了芬兰的飞行员和机组工作人员外，所有乘客也全部遇难。这些乘客全部是外国公民，其中一位是法国的外交信史，他随身携带的装有信件的包也被劫走。芬兰政府在对自己很微妙的形势下……出于大局考虑，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要求赔偿。对外公开的说法是，飞机坠毁的原因至今尚未查明，但事件的真实过程已经基本明了。但是，这一说法由一名两年之后被俘的潜艇上的军官推翻，按照他的说法，坠落到公海中的文件袋被送到了一条随即从喀琅施塔德驶出的船上。”

曼纳林搞错了，飞机并不是被战斗机击落的，而是被轰炸机击毁的。苏联英雄彼得·伊里奇·霍赫洛夫，曾任波罗的海舰队第1鱼雷航空兵团的领航长，他在1988年写的回忆录《在三大洋上空》中，讲述了2架伊尔－4轰炸机的英雄业绩，就是它们在塔林附近击毁了芬兰的民用飞机。在其中一架伊尔－4轰炸机上的是团长希奥·别济诺维奇·别济纳什维利、霍赫洛夫和射击手卡祖诺夫中士，而在第二架飞机上的是

М.А.巴布什金大尉、领航员康斯坦丁·维诺格拉多夫中尉和射击手В.А.卢奇尼科夫中士。国家理应知道自己的英雄！

彼得·伊里奇很肯定地说，“我们接到命令：未经检查，任何外国船只和外国飞机不得离开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港口以及飞机场……1940年6月23日，我们两个机组在团长Ш.Б.别济纳什维利上校的带领下，在波罗的海西北方向进行侦察……在距离塔林3至4公里处我发现，有一架飞机从拉各斯贝格机场起飞了。它正飞往赫尔辛基方向……我们靠近这架没有任何标志符号的容克－52

(难道威武的轰炸机飞行员们没有发现芬兰飞机上那蓝色的标志吗？--作者按)。我打开驾驶舱的领航窗，抬起手向飞行员示意，以便飞机转飞回机场。但是，这架容克式飞机仍按照刚才的航线飞行，甚至还加快了速度……几颗曳光弹从容克式飞机前闪过，但是这无济于事。我们离这架被跟踪的飞机太近了，以至于我们透过它的舷窗都看到了里面的乘客……和他们自负的表情。富农们朝我们指指点点，并用手枪威胁我们（标志没有发现，倒是把自负的表情和富农们看得清清楚楚！--作者按）。这之后，这架破坏分子的飞机（不明白的是，破坏了什么。--作者按）就被击落了。”

“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严格按照指令完成的。但毕竟还是怀着一种对刚发生的事感到惋惜的心情返回了机场。我们详细地汇报了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批评：好像说，我们没能迫使这架容克飞机降落。从海湾里打捞出的机身中不仅发现了许多贵重物品，而且还发现了大量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这时，一切才恢复正常。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这架容克－52拒绝服从命令返回机场：它必须为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受到惩罚。”

给人的感觉是，霍赫洛夫和他的同志们为9条无辜死难的生命没有感到丝毫良心上的谴责：命令就是命令。我们暂时只知道其中两个人的名字：“卡列娃”号的机长博·冯·维勒布兰德和无线电报务员坦诺·兰尼斯。剩下7位乘客--其中也包括法国外交信使，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彼得·伊里奇不知不觉地把这次惨剧发生的时间说晚了9天--即说成了6月23日。大家知道，飞机从塔林飞出已经是在爱沙尼亚被苏军占领之后。按霍赫洛夫的话说，当时“剥削阶级”“妄图把抢劫的巨款运过大洋（说实话，波罗的海并不是大洋）。”但是，实际上飞机是在6月14日被击毁的--正好是德国人攻入巴黎的日子。也许，彼得·伊里奇由于时间隔得太久，便把巴黎沦陷与法国投降的日子弄混淆了--要知道，法国是在随后的6月22日投降的，所以，他把“卡列娃”号遇难的日子搞错了。我想，法国首都被攻陷与下达击落飞机的命令之间肯定存在着某些联系。可能，在“卡列娃”号飞机上有那么一份文件，它不仅随着法国抵抗的失败而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且如果落入他人之手，将会使斯大林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正如我们记得的那样，斯大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准备利用德国在西线的进攻。所以急于结束芬兰战争，以便把在芬兰的全部兵力调集到靠近德国边境处，同时，把召集参加“冬季战争”的战士的复员工作推迟到7月1日。也许，1940年春天之所以要枪杀那些波兰军官，只是因为一旦与德国爆发战争，就势必把这些军官送回盟国，而苏联却根本不想这样做。斯大林本来指望趁法西斯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进攻法国的同时，在背后袭击希特勒。却没想到法国人那么快就经受不住打击而战败投降。

也许，斯大林想通过曼纳林和这趟飞机上的一位乘客，把那么一封信函送到伦敦和巴黎。至于这封信函的内容，可能并不复杂：“坚持住，朋友们，很快，红军很快就会来帮你们了！只是你们一定要像亲兄弟一样，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比萨拉比亚让给我们。”斯大林正好在6月13日召开大型军事会议。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因为法国人再也坚持不住了，所以红军必须提前动手。14日那天，在斯大林那儿第一个发言的就是贝利亚，多半就是他向大家宣布，已经成功击毁飞机并找到所需文件。

也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法国信使送走了惹祸的信函。6月13日，莫洛托夫会见了刚刚到达莫斯科的法国大使埃里克·拉博恩。大使转达了法国希望“就如何维持武装力量的平衡手段问题双方交换意见”，而这种平衡已被德国人的进攻所破坏。换句话说，法国请求苏联的援助。于是，莫洛托夫的回答便是，询问巴黎是否准备考虑比萨拉比亚这一难题，可是拉博恩并未接到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21也不排除，当时苏联把占领比萨拉比亚和立陶宛看成是建立反对德国的战略基地。难怪在5月25日才对立陶宛首次提出进驻要求，而6月14日便发出关于进驻军队的最后通牒，比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要早两天。也可能，莫洛托夫已经请拉博恩把秘密信函转交给法国政府。巴黎被攻陷迫使斯大林急于销毁文件，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落到德国人的手里。于是便派出两架轰炸机跟踪追击--因为只有它们才来得及从蒙海峡群岛的基地起飞拦截“卡列娃”号。

恐怕只有联邦安全委员会或总统的档案室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也许在那里还可以找到那份使芬兰飞机被击毁的文件。但是，不管怎么说，为了这桩60年前所犯下的罪行，不仅应该表示道歉，而且还应该为死难者的亲属进行赔偿，就像早就应该对卡滕的受害者进行赔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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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苏军封锁罗马尼亚占领区真相

让斯大林感到满意的是，没有一个人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他仍然语重心长地批评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的说来，从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您在边境地区的工作进行得很不怎么样。向人群开枪当然是可以的，但开枪并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方法。”1940年6月26日，苏联政府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罗马尼亚向苏联交还比萨拉比亚以及大部分居民是乌克兰人的北布科维纳。布加勒斯特听从柏林的建议接受了最后通牒，于是6月28日，红军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便进驻了罗马尼亚几个省份，同时，于6月30日到达普鲁特河的新边境。一开始，居民们没有对苏联军队表示丝毫的敌意。但是，由于几个月以来强制性地实行集体化、关闭教堂、商品匮乏、对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代表进行镇压，所有这些“共产主义天堂”的措施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想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半路上被苏联边防军用枪赶了回来。1941年4月1日，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切尔诺夫策州格雷博克区最近的4个村庄的一部分农民来到区中心的格雷博克村要求把他们送回罗马尼亚。这群人大概有1000多人，大部分是男人。4月1日中午，这群人来到格雷博克村，跑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大楼前，有些人举着十字架，还有一面白旗（据参加这次游行的人说，这是和平愿望的象征）。其中一个十字架上还贴着一行标语：‘看呐，兄弟们，这就是那些被红军们弄坏了的十字架！’在参加游行的人群中没有发现武器。在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大楼前有人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这样的集会在边境地区是违法的，必须解散。后来人群就散开了……国家安全局局长下令逮捕那些纵火者，今天夜里命令已经得到执行。”

“在此两天以前，一群农民也来到斯托罗日涅茨边境区的区执行委员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已经调查清楚，是富农和加尔季斯特（法西斯组织”钢铁近卫军“的成员。-作者按）挑唆他们这样做的。斯托罗日涅茨区查明的挑唆分子已经被逮捕……”

“4月1日大约19点钟，格雷博克区有500到600人企图强行冲入罗马尼亚。边防军人开了枪。结果据初步计算，大约有50人被打死或打伤，其余的人被驱散。没有一人冲过边境。”［奇书网—wＷw.QiＳuu.cＯm］

让斯大林感到满意的是，没有一个人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他仍然语重心长地批评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的说来，从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您在边境地区的工作进行得很不怎么样。向人群开枪当然是可以的，但开枪并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方法。”23这个意思就是说，既然有充分的时间完全可以逮捕那些“挑唆分子”，也许再开枪就没有多大必要了。但是，从总体上说，摆在赫鲁晓夫及其下属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必须说服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农民们，让他们相信，大地主制的罗马尼亚在1918年以后通常意义上的地主已经不存在了，而政府只征收他们收成的一小部分，当几乎所有收成都被政府征收精光时，在罗马尼亚生活仍然要比苏维埃统治下的生活悲惨的多。所以，1941年6月，即卫国战争开始的前一个星期，因为斯大林准备对德国先发动进攻，于是便把几万名“不可靠”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居民驱逐出了国境。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被解放的”居民确实觉得“大地主制的”罗马尼亚比苏联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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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骄横拔扈的斯大林爱将们

斯大林十分喜欢自己的将军和元帅们，虽然有时也无情地把他们打入大牢，甚至把他们枪毙。但是其实他是很袒护他们的，尤其袒护那些工农出身的，而不是袒护那些过去当过沙皇军官的人。

阿帕纳先科

一天，斯大林收到了一封非常绝的对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帕纳先科的告发信。

告发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哈巴罗夫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Е.А.博尔科夫。

1941年8月13日，他“只向斯大林一个人”汇报说：

远东方面军中的领导局势亟待缓和。在阿帕纳先科和热尔托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战后担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作者按）的冲突中责任完全在阿帕纳先科一方。阿帕纳先科在与我个人的交谈中，拿不出一条证据能够证明热尔托夫胆小怕事、藐视苏联将军和与当地党政机关不配合，而所有这些都是他在一封以梅利斯（列夫·扎哈罗维奇·梅利斯，斯大林助手。--译者注）的名义写的告发信中提到的。总结起来就是，好像“热尔托夫想干预指挥工作，而我也想指挥，并且惟有我才能下命令。”接着，阿帕纳先科又说：“热尔托夫从来没有打过仗，在这儿只会妨碍我下达命令。我不想再和他共事了，还是派他到西线吧！”

由于经常与阿帕纳先科见面，在观察了他的行为和工作之后，我个人认为：

1.阿帕纳先科身上近乎刚愎自用的自我意识超越了一切党性。

2.阿帕纳先科对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的人一点儿也不吹毛求疵，喜欢并赏识那些在他面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

3.阿帕纳先科领导无方。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从不深思熟虑。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由着性子来，按照“我指示--我命令--我要求”的模式草率行事。

4.阿帕纳先科对待下级粗鲁而又没有克制力。最近，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成了“我逮捕你”，“我审判你”。有一件事情几乎弄到了荒唐的地步：最近几天，阿帕纳先科不管不顾我们的要求和反对，非要下令把一位既不是我们的下级，也不属于我们管辖的工作人员共青团员库兹缅科送交法庭审判。他是以高尔基命名的航空工厂的一位警卫，被送去审判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在大门口的值班室要求阿帕纳先科出示通行证。库兹缅科第二天就拿着一份检讨书到阿帕纳先科那儿，请求他原谅，不要把他送去审判。阿帕纳先科在这份检讨书上批示道：“管理处：必须送交法庭。请呈报。苏联人民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将军。”

今天，不顾我的反对，又签署了第0066号命令，罢免了军事建设管理局局长、勋章获得者卡尔捷涅夫上校的职务，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因为他没有完成军事委员会做出的关于把汽车修理厂转交方面军的命令。军事建设管理局并不隶属于方面军司令部，所以卡尔捷涅夫上校在等待政府解决这一问题时，便把转交汽车修理厂的事耽搁了几天。不用说，无论是审判他，还是撤他的职，都是不允许的，但是，阿帕纳先科不懂这点，而且也不想搞懂。

斯大林同志！全苏党代会召开之后，也就是从阿帕纳先科担任方面军的领导职务以来，边区委员会和我个人都竭尽全力来提高他的威信，千方百计地在工作上帮助他，在他最初的工作中维护他，同时尽量让他避免犯错误。战前，阿帕纳先科还算接受我们的建议，也顾及党组织的意见。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阿帕纳先科自认为是远东惟一的“主人”，在公开场合自高自大、肆无忌惮、目无法纪，而一涉及具体事务，就显出一副愚昧无知、目光短浅的样子。照我的看法，把这么一块极为重要的地区以及保卫苏联远东边界的任务交给这样一个人，是万万不可的。

请求您，斯大林同志，在决定远东方面军的领导权问题时，务必把我的肺腑之言考虑进去。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采纳博尔科夫的“肺腑之言”，而是于8月15日，给这位哈巴罗夫斯克共产党的领导人回了下面这样一封信：“阿帕纳先科的缺点，就像他的优点一样，中央委员会是很清楚的。在日常工作中，不能用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标准来要求阿帕纳先科。阿帕纳先科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好战士，并且在军事方面也是一位不错的领导，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位比施泰尔恩或科涅夫（阿帕纳先科在远东的两位前任；此时，施泰尔恩正在卢比扬斯克的监狱中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便被处决了。--作者按）要好得多的领导。您在处理跟阿帕纳先科的关系时，应该考虑到这个情况。显然，热尔托夫同志不善于寻找合适的途径，以便与阿帕纳先科共同工作。像热尔托夫这样的好同志，西线是非常需要的。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办法是任命雅科夫列夫同志为远东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而由国防人民委员部下令解除热尔托夫的现任职务，以便任命他为另一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成员。”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我们面前活脱脱是一个刚愎自用者的形象。可见，阿帕纳先科在远东自诩为沙皇、上帝和军队的最高统帅。在见识了博尔科夫的这封信后，持不同政见的将军彼得·格里戈连科和投诚的作家维克多·苏沃洛夫对阿帕纳先科那大加赞赏的评价又算什么呢！在格里戈连科写的那本名叫《在地下室里只能遇见老鼠……》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甚至阿帕纳先科的长相也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更不用说到处都有传言，说他刚愎自用，是一个庸俗、愚昧的人……但是，那些接近阿帕纳先科的人很快就会相信，他背后的那些传闻有很多并不完全可信。首先，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人头脑极为聪明。是的，他确实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博览群书，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善于权衡下属的建议，并挑选出在目前条件下最适用的意见。第二，他敢想敢做。如果认为什么事是合理的，就作出决定，就去完成，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从来不把过错往执行者的身上推，从来不让下属处于危险的境地。如果认为他们中的某个人犯了错误，那么就自己惩罚他。从来不会把他们送到部长那里或法庭上去受惩罚。”

我想起了一个儿童故事，是关于列宁的。一个年轻的军校学员在克里姆林宫站岗，他是不久前才到莫斯科的。列宁迎面走来，哨兵不认识他，于是便要这个戴着便帽的人出示通行证。这时，正好这位学员的领导经过这里，于是开始斥责起他来，几乎都要动手了：“你怎么竟敢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要通行证！看我们不拘捕你！”但是列宁制止他们说：“这位学员做得对。他有责任要求所有的人出示通行证，其中也包括让我出示证件。对他不仅不应该责备，还应该嘉奖他这种负责的精神。”给人的感觉是，博览群书的阿帕纳先科似乎并没有读过这个故事，所以他的行为与儿童故事中的列宁的做法完全不同。而且阿帕纳先科一点儿也没打算把可怜的警卫从法庭解救出来，相反，他要求尽快把他送到法庭去。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库兹缅科和卡尔捷涅夫的事情结局如何，也不知道阿帕纳先科有没有收回自己野蛮的命令。在斯大林给博尔科夫的电报中，只字未提关于这位深受专横行为之害的倒霉人的命令。在阿帕纳先科与远东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冲突中，斯大林是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同名人的一边，是不会在意个别人的命运的。

为什么斯大林在远东需要像阿帕纳先科这样的人呢？在1943年斯大林派阿帕纳先科去西线时，他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格里戈连科援引了阿帕纳先科对这次见面的叙述。当时，阿帕纳先科突然从哈巴罗夫斯克被召回，斯大林对这位正感到奇怪的将军说：“你说说，像信任你这样，我还信任过谁？快说吧！你说不出来了吧！因为，你就找不出这样的人。你在远东的权力，比沙俄时的总督还要大。我把所有的部队都划归你管……让所有的人都服从你的命令。而你以为，他们喜欢这样？你以为，他们不想脱离你的领导？他们当然想脱离！他们也努力了。检举信也写了。并且告发的就是你。那上面什么都写了！甚至还写了你想把远东从苏联分裂出去，你想当远东的沙皇。而我信了吗？不，我不相信。我知道，你是忠诚于党和……斯大林的人……日本人进攻远东的可能性现在实际上可以排除了。今天这个成果，我们首先应归功于我们在苏德前线的胜利，然后还应感谢你在远东方面军的贡献。而在苏联和伪满洲国边境相对安全的条件下，像你领导的那么大规模的军队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并且战争眼看就要结束了，它最激烈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你成什么人了？一个从未打过仗的方面军的司令员，而且是一个身边的诽谤性传闻比大仲马写的小说还要多的司令！

“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指挥一个作战的方面军，一个正在进行战斗的方面军。这样，战争结束以后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元帅，因为你曾经在战争最后阶段率领过一个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军！但是，我们一开始先不要指挥方面军。首先应该熟悉熟悉战斗环境，还要学习学习才行。”

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斯大林在远东正需要一位这样的独裁者，他能够控制住当地的党委书记们，这些书记在远离中央的这些地区，喜欢把自己的州看成是封建的世袭领地。而当战争取得胜利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时，斯大林就想把这位剽悍的骑兵派到西线去，以便能够挣得勋章，而且捞取元帅的称号。库尔斯克战役打响前，阿帕纳先科被派到瓦杜金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任副司令员。也许，斯大林有意想用阿帕纳先科逐渐取代瓦杜金，或者逐渐取代相邻的草原方面军的司令科涅夫，从上文所引述电报的内容可以看出，科涅夫并不讨斯大林的喜欢。关于这点，朱可夫元帅可以证实。他有一次对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科涅夫态度很不好，只是在库尔斯克战役之后，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终于有机会成为元帅并攻下了柏林。而阿帕纳先科却有着悲惨的结局。他刚一参加战斗，就被德军航空炸弹的一块弹片击中而受了致命伤，并于1943年8月5日不治身亡。24而就是这样，他也算到达了施普雷河并获得了元帅的称号。斯大林需要的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下属既粗鲁又残忍的将军们。我认为，他取得的胜利是用无数的鲜血换来的，而其他方面军的司令们也跟他是一丘之貉：朱可夫和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叶廖缅科、戈沃罗夫和瓦杜金……

叶廖缅科

在自己的几千个将军们中间，斯大林特别关注其中的几个，打算将来把他们提拔到更高的职位。于是，便对告发他们的检举信姑息纵容，把事情压了下来。这不，1941年8月14日，中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潘捷列伊蒙·孔德拉季耶维奇·

波诺马连科发来了一封申诉方面军司令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叶夫列莫夫的电报：

我觉得绝对有必要向您汇报下面的情况：

库兹涅佐夫（曾任方面军司令，是叶夫列莫夫的前任。--作者按）担任方面军司令的时候，经常与集团军和兵团的司令以及各个师的师长有联系。所以每时每刻都对局势有准确的把握。敌军最小的动静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同时，我们会采取相应的对策。方面军不断打来电话向司令部报告情况。库兹涅佐夫了解每一门炮和每个战士的情况。人们工作起来都很紧张，他对大家提出的要求也比较高，虽然常常是以非常不文明的形式提出。斯大林同志，我写这些不是为了替库兹涅佐夫说好话，而是为了让您了解现在的情况成了什么样子。尽管局势日趋复杂，可司令部里反而变得安静了。人们开始正常地--其实是更多地休息--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电话联系几乎也中断了。指挥工作主要改为纸上谈兵，并且事事都落在后面。对方面军的情况没有一点了解，而毫无根据、夸大其词的声明却增加了。如果说，以前甚至连敌军侦察部队的军事行动都被附近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部所掌握的话，那么，现在--我举个例子说吧，8月13日夜，第117师几乎无缘无故地就连夜离开方面军，跑到了30公里远的地方，结果敌人占领了多夫斯克和科尔玛，而方面军得知这一消息时，已经是早晨11点了。要不是第21集团军特别强调的话，集团军司令部根本不会发现整个师已经跑了。

斯大林同志，我说一句非常负责任的话，跟叶夫列莫夫在一起什么事也干不成。他是一个爱吹牛又爱撒谎的人，我可以证明这点。现在，指挥领导工作方面变得一团糟，而且所有人都感觉到了。甚至那些以前受不了库兹涅佐夫异常粗鲁的态度的人，也在议论说，虽然与库兹涅佐夫很难一起共事，但跟他一起作战却让人很放心。

我请求梅利斯转告您说，对叶夫列莫夫的任命是不正确的，并且应该让叶廖缅科当候选人。当然，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助叶夫列莫夫改进领导工作。

斯大林对波诺马连科并不信任，因此8月15日对他的答复非常严厉：“您告发叶夫列莫夫的信我收到了。您的行为让人很费解。不知为什么撤库兹涅佐夫职的时候您保持沉默。现在呢，叶夫列莫夫才刚刚被任命了几天，您马上就断定，他是一个爱吹牛又爱撒谎的人，并且跟他在一起将一事无成。您是一位军事委员会成员，不是一位观察家，并且站在叶夫列莫夫的角度看，您也有责任要对集团军和各个师的领导进一步严格要求，有责任与各个集团军和师加强联系、了解战役局势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您有责任同时也有机会使叶夫列莫夫成为一位真正的领导。”

“建议您能就这封检举信的主要内容跟叶夫列莫夫坦率地说明一下自己的态度，这封信将来有机会我会让他了解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方面军的工作真正地做到布尔什维克化。我要告诉您的是，在中央委员会里，像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这样的同志对叶夫列莫夫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更不用说来参观检查工作的梅利斯了，他对叶夫列莫夫的反映也很好。”

就在同一天，斯大林也给叶夫列莫夫发去了一封电报：“我收到波诺马连科写的检举信，他在信里对您的工作反映很差，并且认为您不会领导方面军，因为您对自己的下属不严格要求，同时也不会根据局势的变化让他们变得规矩起来。我请您亲自跟波诺马连科交换一下自己的想法，同时采取果断措施改正您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米高扬是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外高加索认识叶夫列莫夫的。1920年，叶夫列莫夫开着装甲车第一个冲进了巴库。1938年，当讨论有关可能拘捕他的问题时，是伏罗希洛夫为他担保的。从此，斯大林就完全信任了叶夫列莫夫。

如果要是想一下波诺马连科检举信的实质，那么，用肉眼就能发现它的荒谬。新上任的方面军司令允许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们有正常的睡眠时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反正，就算不睡觉，他们也干不了多少事，也不会制订出什么杰出的计划。即使集团军司令部、甚至各个师的司令部不再因为琐事往集团军司令部打电话汇报情况，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因为在决定许多问题时，他们反而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说到底，有必要把每一个敌军侦察部队的军事行动都报告给方面军的司令吗？况且，叶夫列莫夫领导方面军总共只有几天，无论如何也不应为前任的错误负责。至于谈到费奥多尔·伊西多拉维奇·库兹涅佐夫，按照波诺马连科的观点，“作战是可以让人放心的”。就是这个库兹涅佐夫在中央方面军之后被派去指挥克里木的第51独立集团军，可是也未能挽救它的灭顶之灾。11月初部队从彼列科普撤退时，由于指挥失误而秩序混乱，库兹涅佐夫因此被撤了职。他留给叶夫列莫夫的烂摊子，未必比克里木好多少。

但是，结果叶夫列莫夫领导中央方面军也只有几天。很快，这个方面军就被撤销了，于是，它的人员归属布良斯克方面军，领导这个方面军的正是曾被波诺马连科推荐的叶廖缅科。叶廖缅科也赢得了斯大林的青睐，但是，因为自己热衷于对下属进行“拳脚教育”，还是跟叶夫列莫夫不能合拍。关于这点，1941年9月19日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加年科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是很有说服力的：“昨晚，我在方面军的前沿阵地上，我和叶夫列莫夫将军一起返回作战小组，以便制订下一步的进攻计划。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和军事委员会成员马泽波夫一起也来到了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演出了下面这场闹剧：叶廖缅科不问青红皂白，就开始指责军事委员会胆小如鼠、背叛祖国。我说，不应该说这么过头的话，叶廖缅科挥舞着拳头向我冲了过来，有好几次打在我脸上，还扬言说要枪毙我。我表示，他可以枪毙我，但是他没有权力侮辱一位共产党员和最高委员会代表的人格。当时，叶廖缅科拔出了毛瑟枪（迎合下属的愿望--为了不受侮辱。--作者按），但是叶夫列莫夫拦住他，没让他开枪。接着，他就开始威胁说，要枪毙叶夫列莫夫。在这场不成体统的闹剧中，叶廖缅科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稍稍冷静一点儿之后，叶廖缅科开始夸口说，好像是斯大林同志赞成他痛打几个兵团的司令，哪怕把其中的一个脑袋打破也不要紧。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叶廖缅科强迫叶夫列莫夫跟他喝伏特加酒，而当后者不愿意喝时，就开始破口大骂，说叶夫列莫夫存心跟他作对，以后再也不能当他的副手，尤其是因为他连兵团司令们的脸也不敢打。我请求您做出裁决。”斯大林的处理办法仅限如此：把加年科的申诉内容给叶廖缅科讲了一下，要求他做出解释，然后叶廖缅科的方面军司令照当不误。叶夫列莫夫呢，被派去组建新的第33集团军。在加年科的申诉之后，又过了那么两个星期，布良斯克方面军在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进攻莫斯科时被全线击溃。看来，“让下属规规矩矩”，再加上饱以老拳和以枪毙相威胁并没有挽救得了叶廖缅科。而至于说他是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以后才打将军们的脸，似乎叶廖缅科并没有撒谎。在身为最高统帅的赫鲁晓夫看来，他就很鼓励将军们打嘴巴子（虽然自己从来不打）：“斯大林本人，当有哪位指挥员向他汇报什么事时，就常常说：‘你打他嘴巴了吗？要打他嘴巴，要打！’一句话，打下属的嘴巴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英雄行为。（虽然，也许颠倒过来的事情才应该被认为是真正的英雄行为：作为受侮辱的回报，下属去打上级的嘴巴，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样的事在红军的历史上从未有人听说过。--作者按）就是要打！”接下来，赫鲁晓夫可能正好讲述了发生在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身上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有一天叶廖缅科甚至打了军事委员会成员。后来我问他：‘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您怎么可以允许自己打人呢？要知道，您可是一位将军、一位司令啊！您连军事委员会成员也打了？！’‘您知道吧，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他回答说。‘不管局势如何，难道除了拳脚相加，就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和军事委员会成员交换意见了吗？’他又解释说，局势很严峻。应该尽快送来炮弹，他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可军事委员会成员却坐在那儿下象棋。我对叶廖缅科说：‘呵，这个情况我还不知道呢。如果他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在下棋，这当然不好了，可是，动手打他，这对一个司令员来说--就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也一样，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25

有意思的是，叶廖缅科本人后来在1943年的时候，还在日记中抱怨朱可夫的粗鲁：“朱可夫，这个篡权者和流氓！对我简直太不像样子了，简直就是非人的待遇。他踩着所有的人往上爬，可是我是最倒霉的一个。他要是不放过我，把我惹急了，我马上就跑到中央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那儿告他一状。作为一个司令员，我要为交给我的这份工作负责，所以我有责任这样做，并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应该这样做。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想当年，他算个什么！他是一个阴险而又愚蠢的家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野心家……”显然，叶廖缅科并没有把自己的粗鲁当成是真正的粗鲁，他自己对于下属来说是那么地可怕，恐怕他甚至连想都没想到。

叶夫列莫夫呢，以前是沙皇军队的一个准尉，他从不允许自己动手打下属，同时，他作战时，靠的不是人数多取胜，而是尽量多动脑筋，靠智力取胜，而且他还很看重战士们的生命，这在红军的将军们中间是非常罕见的。1942年2月初，由于朱可夫的过错，他和第33集团军的突击小组一起在维亚济马城下被包围，由于他不愿意当俘虏，在1942年4月饮弹自杀。他在包围圈里坚持的时间比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坚持的时间还要长一天。斯大林的庇护也没能使叶夫列莫夫免于灭顶之灾。并且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才被追认为苏联英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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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争伊始：掩饰悲观的斯大林

“私底下跟你说--我应该对您开诚布公，如果英国人不能在最近的3到4个星期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就可能输掉这场战争。这是很让人悲哀的，但这很可能成为事实。斯大林。”

1941年8月，苏德战场的局势对红军很不利。19日，斯大林给预备役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回电说：“你关于德军可能向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普里卢基方向进发的看法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德军在这一方向上的行动将意味着，它从第聂伯河东岸绕过我基辅集团，包围我第3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敌军的一个纵队已经横越乌涅恰并进发至斯塔罗杜布。鉴于已经预见到的这种情况并为了防止我们所不希望的这种意外情况发生，现组建以叶廖缅科为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我们正采取其他措施（另行通知）。希望能遏止德军前进。”27

但是，所采取的措施并未取得什么效果，明显可以看出，德国人正在基辅周围形成合围之势。斯大林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于是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英国身上，盼望它能很快地、恨不得马上就在西线开辟出第二战场。

1941年8月28日，苏联驻伦敦大使И.М.迈斯基发来了一份上面盖有“绝密”和“急电”字样、内容为自己与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的谈话记录的电报。第二天，一份译好的电文就放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迈斯基报告说：“昨天（8月26日。--作者按），解决完跟伊朗有关的问题后，我就大不列颠援助苏联的问题同艾登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艾登大致地问了一下我，我国人民现在精神状态如何。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我只能谈谈个人的观点，于是便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

‘根据我得到很多的消息和各种迹象表明，苏联相当多的人因为英国的立场越来越感到困惑和失望。事实上，现在的这种局面你又能让苏联人民作何感想呢？在10个星期里，苏联同向它发起猛攻、并且目标只对准它一个发起猛攻的德国进行着最惨烈的战斗，德军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装备。我们的军队和人民英勇地战斗着，并且将会把反对强大而又残忍敌人的战斗继续下去。但是，我们的损失太大了：700，000人，5500辆坦克、4500架飞机和7500门大炮，此外，还有大面积的领土损失，其中有一部分从经济和军事的观点来看是弥足珍贵和相当重要的。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在苏联集中兵力--并且仍将集中兵力进行历史上最艰难的战斗的时候，英国正在干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大使有关苏联损失的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也不排除，纯粹只是他杜撰的而已。可能，斯大林关于人员伤亡的数据就是从迈斯基那儿得到的。在1941年11月6日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最高统帅在发言中很肯定地说，红军在4个月里阵亡和失踪的人数达到728，000人。说实话，斯大林可能认为关于装备的损失情况还是不提为好。迈斯基不得不从英国人那儿去弄到有关坦克和飞机的损失数据，并且他有意把损失情况说得更为严重一些，他不知道的是，实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截至1941年9月初，苏军仅被俘的人数就有不下150万人28。据官方统计，红军到1941年年初不可挽回地损失了20，500辆坦克和17，900架作战飞机，并且到9月份时损失已经不少于这个数字的一半。关于苏军在战争的前两个月的飞机损失数据，德国人的估计更高--达20，000架作战飞机。

迈斯基继续说：

“7月中旬，苏联政府向英国政府建议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我不想谈论这些原因，英国政府拖延执行这一建议。但是，如果英国政府认为没有可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那么，似乎它可以用另一种更为轻松的方式给予我们援助，那就是广泛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飞机、大炮等诸如此类的装备。我说‘更为轻松’，是因为英国政府至少决定在最近一段时间会主要保持防御观望的立场。所以，它显然能够把自己的后备部队（现在已经有的或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的）及时派往反法西斯战场中最急需它的地区。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英国没有开辟第二战场，同时就连一定数量的飞机和大炮它也不会给我们提供。自然，我们感谢英国政府的200架‘鹞’式战斗机援助，这些飞机大约1个月以前就答应给我们的，可是至今还没有运到苏联。但是，跟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在空中受到的损失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向英国政府要一些重型炸弹（大使在回忆录中确切指出了想要60枚这样的炸弹。--作者按），经过漫长的谈判，空军部长最终同意满足我们的要求，可是，他答应给我们多少呢？6枚！不多不少正好6枚！军事装备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过去的这10个星期里，英国还帮助苏联什么了吗？伦敦最爱强调的就是：在空中进攻德国。实际上，英国在这一方面还是多少做了一些工作，所以我们正准备对英国政府所做的这些工作再次表示感谢。但是，艾登也应该清楚，德国的轰炸虽然可以取得一点成效，但不可能对东线战场的局势造成太大的影响。打蛇要打七寸。据我所知，英国的轰炸不会迫使德国从我们的战场上撤走一个航空兵大队。”

“那我们还从英国那儿得到了什么呢？一大堆的赞美之词，称赞苏联人民英勇善战、有爱国主义精神，称赞苏联军队的战斗素养很杰出。当然，这是让人非常高兴的（尤其是在大家普遍对我们的战斗能力表示怀疑之后，要知道，仅仅几个星期之前，这种看法还很有市场），但是，有点儿太过精神化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我听到太多赞美声时，我就想：‘少给点儿掌声，还是多来点儿战斗机吧！’考虑到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难道还应该对苏联人民的困惑和失望感到奇怪吗？现在，这种情绪对苏联人民的心理影响越来越大。要知道，事实让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现在与其说英国是我们同法西斯德国进行殊死斗争中的一个盟国，一个战友，还不如说是一个对我们满怀同情的旁观者。我再重复一遍，我并不是受苏联政府的委托才对艾登说上述这些话的，但是，作为一个苏联驻英国的大使-他应该致力于巩固我们两国间的联合，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及时提醒艾登关注苏联现在的精神状态。”

“我的话给艾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不论从他的表情，还是从他的行动，都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的。艾登试图为英国政府辩解，虽然可以感觉到，他并不是心甘情愿这样做，而只是出于责任而已。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就像我以前给您汇报过的那样，艾登本人是开辟第二战场的拥护者，并且非常积极地倡导应该援助苏联。艾登谈到，英国还不准备向法国进攻；美国在生产武器和飞机方面动作也非常迟缓；英国政府最多向德国展开空中攻势；在伊朗和英国、苏联之间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军事协作，并且从整体上说，在近东的这种协作还有很大可能性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时，艾登提到，英国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利比亚开始发动进攻。”

“我反驳说，在伊朗的战役当然意义也很重大，但是，说到底当前战争中有很多这种战役，它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在利比亚开始的战役也属于这种情况。最主要的难题在于，如何击败德国？这个问题英国政府是怎么考虑的？它现在的总战略是什么？我记得，去年7月初在法国刚刚投降以后，我提出关于英国的总战略问题时，丘吉尔对我的回答是很简短、很真诚的：‘我的总战略，’他说，‘现在就是，在最近3个月里保存实力。’”

“当时正是陆军部长的艾登本人，发展了我的思想，即英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大不列颠变成一个德国侵略者无法攻克的堡垒。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英国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可以动员自己帝国的预备役部队，同时为自己寻找合适的盟国，那时就可以‘坐等观望’了。应该坦率地说，当时这种总战略是可以理解的。”

“据我所知，在稍后一些时候，也就是在1940年到1941年间，英国政府的领导层开始推行一种与以前不太相同的总战略方案，即集中力量、组建军队、建立强大的空军力量，同时也不排除个别情况下从岛上向世界局部地区发动规模不大的进攻，但主要的还是准备迟早对德国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不是1942年，就是1943年。与此同时，英国在空中的巨大优势将在这次进攻中起主要的打击作用，而英国打算在美国的帮助下取得这种优势。我个人从未搞明白过，上述的这种战略方案将以什么方式使英国取得胜利（不是避免失败，而是要胜利）--在去年冬天我不止一次地跟艾登和巴特勒（英国外交副部长。--作者按）谈过这一想法。但是，当英国在反对德国的斗争中孤身奋战时，这样的方案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从6月22日起，战争形式急剧变化，甚至可以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现在英国政府的总战略是什么呢？它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变？它的改变总的来说是否与这样一个事实非凡的重要性有关？这个事实便是：说到底，英国在东线还是有一个很强大的陆上盟国的。英国政府准备通过什么途径击败德国？它已经基本上排除了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还是只是认为现在这个时机没有可能开辟第二战场？自然，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困扰着苏联人民，如果艾登能够就其中几个问题给我满意的答复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但是，艾登由于某种原因不可能或者也不想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他又提到了利比亚，说如果必要的话，英国政府准备全力帮助土耳其。同时，他很含糊地表示，在战争的一定阶段英国军队（其中包括空军）也可能在黑海、普洛利夫海峡和乌克兰等地区给予我们积极的协助，接下来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虚无缥缈，不由地给我留下一种这样的印象，此刻艾登在战争的总战略方面根本没有什么深思熟虑的方案。最后，艾登说，他与首相将就我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整个战略问题进行一次商谈。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情况下（要知道，他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是个经验主义者），我不敢肯定，丘吉尔是否会有根据这种新形势而制订的深思熟虑的方案，但是，毫无疑问艾登显然是没有这种方案的。”

“在我已经有意要离开时，艾登开始为我的开诚布公表示感谢。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是真切地期盼着英苏联盟能够更加巩固，同时也非常理解苏联广大人民此时此刻的心情，理解他们盼望着能尽快采取各种措施，以防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你要知道，’艾登强调说，‘无论是我，还是首相，实际上我们都想给予苏联最大的帮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并非轻易就可以做到，但是我们确实是想帮助你们的。对于以前政府的政策我们是无法负责的。’我回答说：‘如果英国政府真的想巩固苏英联盟的话，那么，请允许我送给你们一个忠告：不要接受大西洋宪章，问题也不在于宪章的内容。昨天我已经跟你谈过，我们并不反对宪章中的各项准则。但是，它产生的方法在我们看来不符合现在的情况。所发生的一切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好像英国和美国把自己想像成了万能的救世主，他的到来就是为了审判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其中也包括审判我国。在这个基础之上，联盟是不可能巩固的。’艾登很难为情，于是开始向我道歉。按照他的话讲，丘吉尔临起程时，也没有想到会谈中会提出宪章问题。这完全是罗斯福一个人的主意。在他跟首相见面的时候，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宪章的草案。丘吉尔当然不可能反对罗斯福的提议，结果就出台了包含八项条款的宪章。其实，英国只不过在最后的宪章里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归根到底，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对宪章的反应，加上对在伦敦召开的同盟国会议一事的反应，这对英国政府下一步怎么走是一个很好的教训。1941年8月27日，迈斯基。”29

迈斯基回忆道：“……在我发出跟艾登谈话的汇报后，我竟然非常意外地收到了有斯大林亲笔签名的电报！这样的事情极少发生。一般给我回电的要么是人民委员В.М.莫洛托夫，要么就是他的一个副手，连А.Я.维辛斯基都很少回电。这封电报真是非同寻常。”

“斯大林在电报中说，他很赞赏我在艾登面前的外交行为。让他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在与英国外交部长的谈话中，我非常贴切地表达出当前苏联人民由于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引起的那种感受。苏联正在经历着最艰难的阶段，盟国迅速而又积极的援助显得极其重要和必需。”

“我还记得，我久久地握着斯大林的电报，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我还能为祖国再做些什么。”

今天，我们可以把苏联驻英国大使在回忆录中对斯大林电报内容的转述与它的全文比较一下：“伦敦，苏联大使迈斯基收。您同艾登关于英国战略的谈话完全反映出了苏联人民的感受。对您如此准确地把握了这些感受，我很高兴。实际上，英国政府是在用自己消极等待的政策帮助法西斯。法西斯分子企图把自己的敌人一个一个地消灭--今天是苏联，明天就是英国。英国是在用自己的消极帮助法西斯。英国人对着我们拍手叫好，对着德国人破口大骂，这些都于事无补。英国人明白这点儿吗？我想，他们是明白的。那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呢？看得出，他们似乎希望我们被削弱。如果这个假设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小心提防英国人。

最近，我们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战场上的形势很不乐观。问题在于，德国人把最后30个师从西部战线调到与我们作战的战场。这使我方情况日趋严峻，更不用说还有20个芬兰师和22个罗马尼亚师也参加了进攻我们的战斗。现在，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一共有300多个师。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忽视了英国在西线的危险性，并且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摆设。所以，他们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从西线撤走了几乎所有的作战师。德国人凭什么就那么相信英国人会一直消极等待？

如果局面继续这样维持下去，同时英国人还不行动起来的话，我们的处境就会十分危险。英国人从中能牟得什么好处吗？我想，它只会遭受损失。

私底下跟你说--我应该对您开诚布公，如果英国人不能在最近的3到4个星期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就可能输掉这场战争30。这是很让人悲哀的，但这很可能成为事实。斯大林。”31

关于德军从西线调集到东线战场的最后15个德国师，是斯大林弄错了。事实上，在1941年8月和9月间，法西斯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只有36个步兵师。9月，这里组建了一个坦克师，即第22师，以替补被派到东线战场参加对莫斯科进行总攻的第2坦克师。8月底时，德国和它的盟国在苏德战场并没有300多个师。他们在这里有156个师，增援部队分别是：18个芬兰师、3个意大利师、17个罗马尼亚师和两个斯洛伐克师以及5个罗马尼亚旅、3个匈牙利旅和1个斯洛伐克旅。如果把两个旅算作1个师的话，总共也不超过200.5个师。9月，又从法国向东线调集了1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另外再加上从德国调来的1个坦克师。大家可以看到，离斯大林所说的15个师，还差得很远。

迈斯基在回忆录中只字未提斯大林怀疑英国人企图整垮苏联这件事，最主要的是，也只字未提最高统帅担心如果不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将必败无疑的恐惧。斯大林实际上是非常惧怕这样的结果的，要知道，他对迈斯基谈到失败的可能性时，并不是要让他把这一消息转告给英国政府，而只是“私底下说”。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正是这位大使向斯大林建议，让他向英国一方争取最大的援助。

迈斯基在回忆录中很肯定地说：“最后，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计划。我请求斯大林向丘吉尔发一封信函，并在信函中提出两个问题：关于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以及关于向红军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的问题。我提醒斯大林说，关于第一个问题不会有什么实际的结果，但是，重要的是要时刻提醒英国人记住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性。而第二个问题呢，根据伦敦的情况来判断，有可能获得实质性的解决。”

1941年9月3日，斯大林在给丘吉尔的信函中写道：“3个多星期以前，战场上的局势终于相对稳定了下来，可是近几个星期，这个局面被破坏了，原因是德军又向东线战场调集了30到34个德国步兵师以及大量的坦克和飞机，另外20个芬兰师和26个罗马尼亚师也活动频繁。德国人认为西线毫无威胁可言，于是便有恃无恐地把西线的全部兵力都调集到了东线……结果，我们丢掉了大半个乌克兰，此外，敌人还逼近了列宁格勒……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我们的防御能力，并使苏联处于灭亡的边缘。”

斯大林认为，要摆脱这种危险局面的惟一办法就是：“今年必须在巴尔干的某个地方，或者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迫使德国人从东线战场调走30到40个德国师，同时，在今年10月初之前，保证向苏联提供30，000吨铝，并每月至少供应400架飞机和500辆坦克（小型和中型的）。如果没有这两种形式的援助，苏联要么彻底失败，要么削弱到极点，在同法西斯斗争的战场上，永远没有能力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去帮助自己的盟国。”

斯大林只对大使所说的消息，迈斯基建议以官方的形式告知英国首相，以便刺激他尽快向苏联提供武器和战斗装备。迈斯基清楚地知道，近期英国人不可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证实说：“9月5日早晨11点种，我已经在艾登的办公室里……长桌旁坐着三军参谋长，并有专家作陪……艾登请参谋长们发言，他们就自己军队的情况作了非常详尽的汇报，把他们的意见总结起来就是：英国现在不可能在法国或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我认真地听完这些汇报，然后说道，我将把这些意见转达给自己的政府……我没有能力去检验参谋长们所说的话，可是，如果对他们做出结论的正确性表示异议，又没有具体的数据和事实去证实。”

“但是，在谈到解决援助装备的问题时，对方--无论是艾登也好，还是参谋长们，他们都要乐观得多。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满足苏联政府的所有要求，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所提数目的一半由英国出，而另一半由美国出……英国人答应立刻兑现自己要提供的那一半……”

说实话，迈斯基在转达信函时也有点儿过分。9月4日，在丘吉尔跟他谈话时，丘吉尔甚至觉得斯大林可以单独媾和：“如果苏联被征服了，我们如何才能赢得战争？迈斯基不安地强调，苏联战场上的危机是极其严重，他的话赢得了我的同情。但是，当我突然感觉到他要求援助的话里隐藏着威胁时，我很愤怒。我对相识多年的大使说：‘您还记得吧，就在4个月以前，我们在我们岛上，还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站在德国人一边进攻我们。说实在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甚至在那时我们也对我们最终的胜利坚信不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我们从来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管你们怎么行动，你们没有任何权力指责我们。’第二天，英国首相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说：‘苏联大使……谈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并且还谈到了我们的答复将具有决定性意义。虽然他所说的话里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假设，但是，我们总是有一种这样的印象，就是他们很可能在考虑要单独媾和。’”不过，就像迈斯基断定的那样：“当时我的话给丘吉尔留下的印象……甚至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将迫使英国的政治和军事两辆战车更快速地运转起来，当然其中包括我们签订租借法案。”

在这场关于第二战场的对话中，交谈双方各持己见，斯大林和迈斯基想不惜任何代价迫使德军从东线战场调走德国师，以便减轻红军的压力，并适当减少一点儿苏联的巨大损失。丘吉尔和艾登呢，他们也懂得，苏联的失败将使英国在可预见的将来的战争中不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同时也意识到，一旦在法国登陆失败、并且最有战斗力的师在那里覆灭的话，将使英国处在危险的边缘。

9月5日，丘吉尔在给英国驻苏联大使斯塔福尔德·克里普斯的电报中解释了不能在近期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我们所有的将军都深信，这件事（指登陆。--作者按）只会以血战而告终，其结果就是我们将被击退。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些不大的登陆场坚守下来，那么几天之后也不得不放弃。法国沿岸固若金汤，至今德国人在西线的师还是要比我们英国人的多，此外，他们还拥有强大的空中支援。我们没有足够多的船只来运送登陆部队到欧洲大陆，除非我们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次行动（当时英国人驻扎在海外的军队有39个师，其中包括5个装甲师，能够在法国登陆的总共有6个师，这些兵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战胜德国在西线的集结。--作者按）。抽出我们的舰队用于进行类似的战役，这对处于中东的军队来说，援助作用不大，同时我们在大西洋的航行也完全中断了。这可能导致争夺大西洋战役的失败，同时使英伦三岛带来饥饿和死亡。”

众所周知，在1941年时，苏联没有第二战场的支援也能勉强坚持，虽然在9月和10月间接连发生了基辅和维亚济马的惨剧，并且被德国人俘虏的也超过了150万人。租借法案还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第一批援助物资到达苏联时已经是年底了。但是，斯大林还有预备队。10月18日，在西线部队被击溃后，他给乌拉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和普里沃尔日斯克军区发去了电报，要求在11月底之前那里的40个师做好战斗准备。德国人当时再也没有后备部队了。从东线新调集来的苏联师保证了红军在莫斯科战役中的胜利。租借法案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是后来的事情，这保障了苏联在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的生产能力不断增长，同时也使红军的机动能力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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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库尔斯克战役：优势兵力防守的失策

德军最高统帅部所选择的军事行动的方式，在现有条件下是最为适宜的。法西斯德国在战术上、同时也在某种程度的战役上都赢得了库尔斯克战役。但是，红军在人员和物质资源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以至于德国不可能在战役上，尤其在战略上完全赢得库尔斯克战役。在苏联历史文献中，库尔斯克战役被认为是卫国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三大主要战役之一（另外两次是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关库尔斯克战役的战役和战术方面的研究已经颇为详尽，可是，有关它战略意义的研究只是在一些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的历史著作中轻描淡写地提到而已。1943年，德军依靠1941年发动突然袭击获得的优势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而苏联的工业生产在经过战争第一年的大幅下滑后，已经开始飞速发展。这些事实都十分有利于创造新的神话--歌颂库尔斯克战役中政治体制和苏联人民的丰功伟绩，这是继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进行的第三个伟大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人员、坦克和飞机的数量都比东线战场上任何一次其他战役要多。

1943年2月23日，斯大林签署的命令中向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但同时也警告说，认为红军的惟一任务就是把德国人赶出西线边境是愚蠢的，同时，“哪怕把德国人赶出我们的国境一公里也好”的想法也是愚蠢的。斯大林在1943年5月1日签署的命令中也再次重申，“德国、意大利法西斯阵营正在经历着最严重的危机，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德国的灾难已经来临……法西斯德国和它的军队的基础已经动摇并经历着危机，但是他们还没有被彻底打跨。但是认为这种灭亡会自己来临，那就是很天真的想法。还需要在西线和东线进行一到两次这样有力的打击--就像最近5到6个月以来希特勒军队所遭受的打击那样，只有这样，法西斯德国的灭亡才会成为事实”。斯大林在自己的预测中态度是相当的谨慎。1942年5月，当时他还要乐观得多，并号召“让1942年成为德国法西斯军队彻底灭亡、苏联从法西斯列强手中彻底解放的一年”。但是，红军在克里木和哈尔科夫所遭受的失败以及被迫撤退到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事实，迫使斯大林变得谨慎起来。实际上这些事件证明，为了使法西斯德国彻底投降，不只需要两到三次这样的打击，而是需要许多次、甚至数十次斯大林所说的这样的打击。

Н.塔连斯基的《奥廖尔战役》是苏联历史文献中第一部论述库尔斯克战役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德军1943年夏季的进攻开始得很晚，是7月5日才开始的。这种做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与众不同的。他援引了德国将军К.季德马尔的话，他说，相对军事战略的原则而言，较为有利的方法是避开敌人的进攻并等待有利的时机进行反攻。顺便说一句，苏联在库尔斯克战役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但是，塔连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很肯定地说，德军指挥官并没有按照季德马尔的意见去做，在盟国还没有开始西线的进攻之前，他们就想尽早开始自己的进攻。他把德军向库尔斯克进攻的延误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受的惨败联系起来，塔连斯基还认为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证明，“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在东线和西线只要再有两到三次这样的打击，就足以使它灭亡”。这里，他实际上是在重复斯大林的话。在同一篇文章中，斯大林本人还被称为苏军库尔斯克战役取得胜利的总设计师。

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在评价库尔斯克战役的结果时，认为它证明了红军不仅在冬季，而且在夏季都有能力进攻。他把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看作是战争的转折点。他认为，德军的这些失败使希特勒德国濒临灭亡。不难发现，早期关于库尔斯克战役的文章都是重复斯大林的论调而已。

苏联早期关于卫国战争的官方历史文献一共6卷，其中单独有一章用来论述库尔斯克战役。在这一章中没有列举库尔斯克战役中红军兵力和装备的有关数据。作者夸大了Н.С.赫鲁晓夫在这次战役中所起的作用。在论述库尔斯克战役的这一章中，有10次提到了他的名字，而提到斯大林只有1次，提到朱可夫有3次。该书作者将这次战役中红军的军事行动描写得非常富有理想化，一次也没有对高层领导的重大决定提出批评。

С.М.什捷缅科将军在回忆录中就苏联大本营的战略意图描述说，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建议把主要精力先集中在库尔斯克以南的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然后才是克列缅丘格和赫尔松。在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部队应该到达切尔卡瑟--尼古拉耶夫子午线，对德国在巴尔干的附庸国边境形成威胁并粉碎“南方”集团军。但是，为了便于将来发动进攻，大本营认为应该把中心方向定在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进攻才可能破坏敌“中央”和“南方”集团军间的协同作战，并解放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基辅。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大本营所制订的这个计划实际上并不能合围而且消灭德军最精锐的“南方”集团军。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进攻方向离罗马尼亚的油田太远，而它对于德军进行战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斯大林赞成的进攻计划，是要把苏军调集到靠近德国边境处，但同时距离德国的领土就比到普洛耶什蒂还要远。似乎，斯大林之所以认为中心进攻方案比南方进攻方案要好，原因就在于基辅的政治意义，由于基辅的影响力，斯大林在1941年试图坚守它到最后一刻，甚至不惜付出牺牲整个方面军的代价。

在12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中，苏联历史学家重复了什捷缅科关于两个战略计划的描述，其中谈到苏联最高统帅本应该在1943年春天做出决定，同时对所采取的向基辅发起进攻的方案并未提出任何批评意见。他们还称赞了苏联大本营所制订的深思熟虑的转向防御的政策。这一政策被称作是见证了“苏联最高统帅解决战争的战略任务时的创造性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作者们宣称，“在敌人进行徒劳无功的进攻这一过程中，先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发起反攻，这样才可以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程度的胜利。战争的发展过程证明苏联指挥部制订的计划是绝对正确的。”

传统上对库尔斯克战役结果的评价对苏联一方是非常有利的。《卫国战争简史》中论述说，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联军队消灭了敌军30个师，法西斯德国损失了大约500，000名官兵、1500辆坦克、超过3700架飞机……德国法西斯元气大伤。整个世界都为红军相对于德军在战斗艺术、武器和战略指挥上的优势而折服。战略独创性已经牢牢地扎根于苏联武装力量之中”。

苏联主要的军事长官之一、曾任最高副统帅的朱可夫元帅认为，大本营决定拒绝采取那种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批评了从正面进攻奥廖尔凸出部、并不试图合围敌人的做法。朱可夫后来认为，苏军向奥廖尔发起的进攻开始得太早，缺乏必要的准备工作。曾任苏联总参谋长的А.М.华西列夫斯基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战役和战略任务的制订和完成是很成功的。”并且还认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的军事艺术超过了德国。Н.Ф.瓦杜金在1943年曾任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司令，也是苏联先发制人进攻策略的拥护者。他担心，红军将错过对进攻行动非常有利的夏季。曾任草原(预备役)方面军司令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对在防御战役中使用自己方面军中的两个集团军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最好运用整个草原方面军来进行大规模的进攻。

苏联的一些文献资料也承认了苏联最高统帅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所犯的某些错误。例如，К.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他曾任中央方面军司令，他在回忆录中对奥廖尔凸出部战役的计划制订和实施提出了批评，当时的苏军实际上是七拼八凑组成的。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方法应该是：西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进行相应地重新集结，同时从北方和南方向布良斯克只进行两次打击。但是，战役开始得太过于匆忙，并且德军只是被赶出了奥廖尔凸出部，并未被彻底消灭。

但是，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本身，即库尔斯克战役的结果对苏联一方是极为有利的，并且把进攻的主动权让给法西斯德国的决定也是正确的，从来没有一个苏联将军和历史学家提出过批评。客观的分析表明，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用防御的决定代替进攻的策略是苏联大本营和各方面军司令犯下的一个错误。首先，1943年4月10日，在库尔斯克凸出部上的兵力和装备对比已经变成了对苏联一方有利。根据苏联的统计，当时红军在这里总共有958，000人、11，965门大炮和迫击炮、12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130架作战飞机；与此相对应的是，德军总共有大约700，000人、6000门大炮和迫击炮、10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以及1500架作战飞机。此外，距离库尔斯克弧形地区不远的苏军预备队方面军（草原军区）还有269，000名官兵、7406门大炮和迫击炮、1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77架作战飞机。同时，苏军在苏德战场上所有的预备队加起来总共有469，000名官兵、8360门大炮和迫击炮、9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587架作战飞机。与之相比，德军预备队总共有60，000名官兵、600门大炮和迫击炮、2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作战飞机根本没有）。一直到库尔斯克战役开始，德军预备队的数量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

在1943年4月10日前，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区的苏德部队总人数的比例为1.8∶1、大炮比例为3.2∶1、坦克和自行火炮之比为1.3∶1（从各方面来说对苏方都有利）。在空军方面，德军表面上占有优势，比例关系为1.1∶1，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除了一个预备队方面军以外，苏军的其他预备部队、远程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兵中还有400多架作战飞机，这些飞机后来被用于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区空军的数量实际上大大超过了德国空军。只有到了7月份，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得到了新的“虎”式和“豹”式坦克，这两种坦克超过了苏联的坦克。而德国的新式飞机“容沃－190А”和“亨塞尔－129”也保证了他们在空中的绝对优势。

众所周知，德国之所以要推迟进攻，就是因为想在开始进攻前拥有足够多的新式坦克和飞机。德国对取得胜利并没有充分的把握。Г.古德里安证实说，在5月10日召开的会议上，他试图说服希特勒放弃向库尔斯克进攻的计划，因为实现这一计划存在着许多障碍。古德里安否决了В.凯捷利的意见--他认为德军应该从意识形态方面发起进攻，同时古德里安指出，“库尔斯克是否在我们手中，这跟世界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希特勒回答说，当他考虑这一进攻计划时，感到腹部一阵巨痛。也许，希特勒对战役的成功没有十分把握，于是便把它的实施尽可能往后推迟，因为他想以这种方式拖延苏军注定要发起的进攻，而事实上这次进攻是不可能击退的。顺便说一句，德国情报机关还在4月底时就曾对事件可能的发展进程做过一次正确的预测：

“红军的指挥部门能够如此清晰地表示出他们对于第聂伯河方向上的‘南方’方面军的北翼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所以，他们在战役开始前可以把握决定的主动权，并通过保存足够战役后备力量的途径、不作出进行这次战役的最终决定，一直等到德军确定了准确进攻日期的那最后一刻……此后，又传来新的……消息，也不排除，敌人猜到了我们即将发动进攻的意图……先是等待，同时时刻加紧自己的防御准备工作，企图用反击的方式达到自己的进攻目的……应该考虑到，对于德国人可能发起的进攻，敌人在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的同时，它的力量也在不断加强。”

但是，苏军向奥廖尔和哈尔科夫发动的进攻并不成功。德国军队并没有被彻底击溃，而苏军在进攻战役和防御战役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也大大地超过了德国。比较一下双方所受损失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评价战役的结果。

只是到了1993年，苏联关于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的人员、坦克和飞机损失的官方统计数据才被公布出来。以前，德国的损失被苏联历史学家夸大了很多倍。据他们的估算，(奇书网|qinkan.net)德军损失了大约500，000名官兵、15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以及3700多架作战飞机。这些数据与真实情况相差很远。据法西斯德国最高统帅部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943年7月和8月间，德军在整个东线战场损失的人员中阵亡68，800人、失踪34，800人以及伤病434，000人。德军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区的损失据估算占到整个东线战场损失的2/3。因为在这期间，顿涅茨克流域、斯摩棱斯克地区和北方战区（姆加地区）都在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这样，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人员损失里阵亡、失踪以及伤病人数大致可以确定为360，000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是500，000人。德国空军的损失还要小得多。根据德国弗赖堡的军事资料室的有关文献资料显示，在1943年7月和8月间，德国空军在东线战场的损失只有1030架作战飞机，同时，甚至在所有战区的损失总数也不超过3213架作战飞机。这样，苏方所说的数据，即敌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被击毁了3700架飞机，就纯属是天方夜谭。这一数据是根据苏联空军战时指挥部的报告提出来的，33在那里经常会把敌人的损失夸大好多倍。

以公开发表的资料为基础、有关苏联人员和战斗装备等战时损失的官方数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过了48年才出现的。在库尔斯克防御战中，从7月5日到11日，中央方面军总计损失人数大约是90，000人。

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损失也少报了60%到66%。

曾任红军总卫生部部长的Е.И.斯米尔诺夫肯定地说，在库尔斯克防御战中，从7月5日到18日，沃罗涅日方面军中的两个集团军--第6近卫集团军和第7近卫集团军，仅受伤人员就达到了23，332人，而且这两个集团军中的受伤人员占整个方面军受伤人员总数的1/3还要多。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在7月5日到23日期间的伤亡人员数量好像也被降低了。根据情报机关的数据以及德军的战斗报告，曼施泰因估计，在德军进攻期间，库尔斯克凸出部的南部正面苏联被俘人员达34，000人，而且阵亡人员至少有17，000人，受伤人员34，000人。7月5日到23日期间，在向库尔斯克凸出部进攻的过程中，曼施泰因指挥的德军“南方”集群阵亡和失踪人员为大约3300人，同时受伤人员为17，420人。

苏联伤亡人数超过了德国，其比例为7∶1。

苏联官方关于8月3日到23日期间进行的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进攻战的伤亡数字也是绝对不可靠的。两个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在战役开始时估计有官兵1，144，000人，即50个步兵师、11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及5个坦克旅。在这次战役期间，好像阵亡、失踪和伤病人员人数共计255，566人。

在7月12日到8月18日期间，在奥廖尔进攻战中，苏军的伤亡人数可以估计为大约860，000人。在整个会战期间，苏军损失为大约1，677，000名阵亡、被俘和伤病人员，与此同时法西斯德国损失360，000人。顺便说一句，在

1943年7月和8月苏军的伤员人数已经达到整个卫国战争期间的最高峰，主要就是因为库尔斯克会战的损失。

苏联官方把库尔斯克会战期间苏联作战飞机的损失数字也压低了很多。根据官方报道，作战飞机的真正损失数量被压低了50%。

应该指出的是，德军对于苏联空军损失的估计--这在库尔斯克战役时已经进行，是完全正确的。根据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军事日志，在7月5日到10日期间，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击毁苏联飞机1269架，而自己仅损失飞机62架。造成飞机损失的比例对苏联非常不利的主要原因在于，飞行员缺乏军事训练，缺乏燃料，以及德军的作战飞机性能占优势。一直到1943年夏天，苏联的战斗机飞行员在战地上空巡逻时，不是用最高速度，而是用最经济的速度。德国利用空军战术上的优势和战役指挥优势，经常把几乎所有的飞机都集中在一些重要战区。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军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损失数量为6064辆。有关这次会战的一些单独战役中的苏联坦克部队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损失数量的资料证实了这一数字。甚至我们用传统的苏联统计数字（多半是被抬高的）来看，即使德军损失了15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苏军的损失数量也是敌人的4倍。之所以造成对苏联这么不利的局面，原因只能解释为德军拥有质量上乘的新式坦克以及德军在利用和指挥坦克部队方面指挥能力比较高超。正如苏联文献所承认的那样，德军指挥官们把坦克运用到紧密的集群中，同时在事先选择好的方向上实施打击。那份文献还断言，德国新型“虎”式和“豹”式坦克在“各项最重要的战斗技术指标上”都超过了苏联的Т－34型坦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的相关人员，尤其是机械师和驾驶员的训练水平相对较低，直到1942年年底，他们的实习时间只有5到10小时，而当时熟练驾驶坦克要求的时间至少要25小时。

对于库尔斯克会战中最负盛名的普罗霍罗夫克坦克战，苏联的观点认为德国人于1943年7月12日似乎在普罗霍罗夫克损毁了300～400辆坦克--这不过是苏联坦克指挥官在通报中所做出的诗人般的夸张。在普罗霍罗夫克城下与苏军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交战的德军第2坦克兵团事实上只损毁了5辆坦克，另有38

辆坦克和12门突击火炮损坏，而据苏军的通报资料显示--这与德军的得到的数据相一致--仅苏军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第3军一个军就损失了不下33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与此同时，苏军占据着是对手几乎4倍兵力的优势--同时拥有两个罗特米斯特罗夫机械化坦克兵团--用1000∶273的比例来对付德军。

据参加过这次战役的人传说，普罗霍罗夫克战役后斯大林在莫斯科对罗特米斯特罗夫似乎说了下面的话：“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天就全军覆没，你干什么吃的？”这一场景是Ф.Д.斯维尔德洛夫从罗特米斯特罗夫本人那儿听来的。1964年夏天罗特米斯特罗夫在上校Ф.Д.斯维尔德洛夫的陪同下乘坐“红箭”号特别快车前往列宁格勒视察炮兵学院，在谈到普罗霍罗夫克战役时说：“这是整个二战期间最大的一次坦克遭遇战。当时我指挥的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与配属的两个坦克兵团一同击溃了入侵库尔斯克的法西斯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希特勒分子损失了约35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其中包括约100辆专为这次战役制造的重型‘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这次战役过后，德军被迫放弃进一步的进攻计划而转向防御。他们的整个战略方针到1943年夏天彻底破产。坦克作战联盟就这样完成了战略任务。说实话，我们的伤亡并不比敌人小。您，当然喽，并不知道这点，再说，几乎没人知道这事……”

罗特米斯特罗夫停顿了一下，稍稍向交谈者凑近一点，自负地说：“斯大林知道我们的伤亡情况后，大发雷霆：要知道根据最高统帅部的部署，坦克集团军是用于参加反攻并且本来要被派往哈尔科夫的。这下又得给它大大地补充兵力。最高苏维埃本来已经决定要撤我的职，还差点儿要把我送上法庭。这是瓦西里耶夫斯基跟我说的。就是他随后向斯大林作了详细汇报，并说德军已经停止在这个夏季的进攻计划。斯大林稍稍平静了一点，以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事。”

“顺便说说，”罗特米斯特罗夫狡黠地笑着说，“前线总指挥瓦杜金大将还提出授予我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呢！可这次没有拿到手。”

显而易见，罗特米斯特罗夫为什么那么需要“德军有300～400辆坦克被歼灭”这一谎言--他想把自己从受审判的地位解救出来。但是最高苏维埃放弃了把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长官交由法庭审理的打算：要知道苏联军队到底还算是赢了库尔斯克战役。结果便诞生了苏联军队在普罗霍罗夫克城下大获全胜的传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军的坦克数量被抬高到实际数量的两倍半--即700辆，而他们的伤亡则是实际伤亡数量的5～7倍--即300～400辆，这样才能使他们与苏联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整体上说，苏联领导人对在斯大林格勒受到严重打击的德国法西斯东山再起、甚至招兵买马的能力明显估计不足，同时对军队和指挥部门需要做的战斗准备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那时红军中也有一些高级将领实事求是地评价时局，但他们全都为自己的现实主义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比如斯摩棱斯克炮兵学校的校长炮兵少将Е.С.彼得罗夫就由于不谨慎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意见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德国人“养好了自己的伤口，并且变得更加强大，应该给予他们足够重视”。他立刻遭到逮捕，被判处25年徒刑。

我们还要补充的是，在1943年时，苏联的坦克生产量并没有苏联文献中所说的那么高。在战争前夕，黑色金属轧材的储量十分缺乏，甚至不能保证工业生产前6个月的需求--而这是动员储量所必需的。但是，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43年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生产了大约53，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其中包括30，000多辆T－34坦克。值得注意的是，超过了工业生产能力的范围。在1943年下半年，苏联平均每月生产坦克和自行火炮1500多辆-这是德国情报机关提供的数据，也是曼施泰因在回忆录中所列举的。我们认为，这是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的。此外，在苏联本身的生产量中还应该再加上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数额。

库尔斯克会战使得战争双方伤亡人数的对比对德军一方有利，这一结果使苏联人民非常失望。德军在军事艺术方面的优势让人毋庸置疑。如果苏联把向奥廖尔和哈尔科夫开始进攻的日期提前到5月进行的话，要比实际上在7月和8月开始进攻的成功几率要大一些。第一，5月时，德国人还没有新式坦克和飞机，所以他们那时就不具有武器装备上的质量优势。第二，红军在7月和8月实施的打击主要是针对方面军所在的地区，而这一地区与德军打击集群事先向库尔斯克发动进攻的地区相邻，所以，当德国人的进攻已经停止后，法西斯德国可以沿内部战役路线很快把大量兵力调集到方面军比较薄弱的扇形区。苏军尽管在人员和武器上占有优势，他们的数量是德军的2到3倍，但实际上他们屈从于德军的意志，同时被迫在那些从德国人的作战部署来说很容易防守的方面军扇形区域发动进攻。

如果苏军在5月份提前发动进攻的话，当然，双方的损失对比关系还是不会对红军有利。苏军损失惨重的原因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内部缺陷造成的。但是，如果在5月发动进攻，苏联方面的损失情况会比他们实际上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所遭受的损失要小一些。苏联军队就可以在1943年的夏秋战役结束前向西大举进攻，那样，就可以早些结束战争。

德军最高统帅部所选择的军事行动的方式，在现有条件下是最为适宜的。法西斯德国在战术上、同时也在某种程度的战役上都赢得了库尔斯克战役。但是，红军在人员和物质资源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以至于德国不可能在战役上，尤其在战略上完全赢得库尔斯克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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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被苏联宣传机器抹杀的租借法案

没有西方的援助，苏联不仅不可能赢得卫国战争，而且甚至无法抵挡德国的入侵，也不能生产足够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也不能保障战争所用的燃料和弹药。

还在冷战开始前，苏联的历史文献传统上就喜欢贬低卫国战争期间西方援助的作用。例如，在Н.А.沃兹涅先斯基写的《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中，就对西方盟国的租借法案只字未提（只是谈到西方的全部援助占到苏联生产的4%），而把不久前的反法西斯联盟的盟国称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靠吸人民的血汗发展起来的美国的资本主义”，而且美国“现在站在帝国主义和反民主阵营的前列，同时成为了在世界各地实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倡导者”。

20世纪80年代，租借法案的作用虽然被承认了，但苏联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千方百计地贬低它的作用。在关于卫国战争的《短史》一书中指出，“苏联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得到了根据租借法案运来的某些武器，还获得了一些对人民生产来说比较重要的汽车、装备和材料，其中包括蒸汽机车、燃料、无线电通信设备、各种有色金属和各种化学制品。其中最重要的援助是，美国和英国提供的401，400辆汽车。但是，从整体上说，这些援助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卫国战争的进程起决定性影响。”接着，作者们证实说，国外援助在苏联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为：大炮产量占总产量的1.9%，坦克占7%，作战飞机不到13%，而1943年红军的汽车总量中进口汽车占5.4%，而在1944年占不到19%。盟国援助的总量约占到苏联军事生产的4%。

在下面我们将可以看到，为了抬高苏联某些种类的武器和技术装备的生产总量，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在苏联军事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很可能被压低了。

之所以贬低西方援助在苏联战时条件下的作用，首先是为了证实卫国战争中“社会主义经济的胜利”这一神话，同时还要证明苏联的军事经济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经济--不仅包括德国，也包括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只有到了1985年以后，在苏联的公开刊物上才开始对盟国援助有另外的评价。例如，朱可夫元帅在后来同作家К.М.西蒙诺夫的谈话中指出：“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谈论我们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能隐瞒从盟国一方获得援助这一因素。当然，首先要提到的是从美国人那里获得的援助，因为在这方面英国人对我们的帮助很有限。在分析战争的各个方面时，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如果没有美国人的火药，我们就会处于很艰难的境地，我们就不可能生产出战争所需的那么多的弹药。没有美国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车，我们就没办法去运输我们的大炮。它们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们的前线运输。战争各个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种钢也是由美国人提供的。”同时，朱可夫强调指出，“当我们开始参战的时候，与德国人相比，我们在工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К.М.西蒙诺夫于1965年到1966年与朱可夫的这几次谈话的可靠性，被朱可夫后来的论述所证实--这是1963年安全部门监听并录下的朱可夫谈话的内容：“现在大家都说盟国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认的是美国人为我们迅速大量生产并供应了许多物资，没有这些物资我们就不可能组建我们的后备部队，也不可能把战争继续下去。我们没有炸药和火药。没有这些东西，步枪就没有子弹。美国人真诚地给我们提供了火药和炸药，他们还给我们迅速生产并提供了多少钢材啊。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的钢材，难道我们能很快地生产出坦克吗？而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自己这些物资已经很充足了。”35

与苏联人不同，美国编年史家把租借法案的作用一直都看成是苏联能够继续战争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学者罗伯特·约翰逊在1969年出版的专著中论述了美国援助对于苏联至关重要的军事经济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有关苏联生产的相关资料，他无法表明美国和英国提供的援助在苏联的个别至关重要的生产中所占的分量，虽然他能够列举出根据租借法案所供应物资的详细清单。1985年英国学者马克·哈里森也在专著中首次从平衡性的观点论述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物资对于苏联军事经济的意义。但是，他在研究中所列举的产品清单要比罗伯特·约翰逊要少得多，同时受国民经济平衡理论的影响很大，这一理论是由В.列昂季耶夫提出的，该理论受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很大。M.哈里森主要计算了武器和战斗装备的数量，同时像一般人所做的那样，没有逐项分析的、具体的产品清单（有关于石油产品的总量，而没有具体燃料的类型；轧材也是只有总量，没有分类。其他也是如此），这就使得局面对苏联经济比较有利，比它实际上的情况要显得好得多。本书中我们试图计算一下西方的援助在苏联某些战略物资的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同时，我们不仅利用一些不久前公开的资料，而且要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料。

战前，苏联经济的最薄弱处是航空汽油的生产，其次是汽车用汽油的生产。尤其缺乏的是高品质的坦克用汽油。比如，在1941年战争前夕，Б－78航空汽油的需求只能满足4%。36

1940年，苏联生产的航空汽油为889，000美吨（亦称短吨，1美吨等于2000磅，合907.1849千克。--译者注），1941年为1，269，000美吨，1942年为912，000美吨，1943年为1，007，000美吨，1944年为1，334，000美吨，而1945年为1，017，000美吨。37在战争进行的那几年中，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共运输航空汽油666，000美吨，其中转道运向其他地区的有37，650美吨，所以它向苏联提供的只有628，400美吨。此外，美国向苏联提供的浅色分馏汽油达到了732，300美吨。英国的阿巴顿斯石油加工厂也向苏联提供了航空汽油14，700美吨和浅色分馏汽油902，100美吨（这些援助物资由英美两国分摊）。这些数字上还应该加上从英国别的加工厂和加拿大石油加工厂向苏联提供的航空汽油573，000美吨。这样，苏联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一共获得了航空汽油和浅色分馏汽油285，0500美吨，这相当于2，586，000吨。苏联进口航空汽油和浅色分馏汽油几乎都要专门同自产的航空汽油混合，目的是降低它的辛烷含量，因为苏联的飞机所要求的汽油辛烷含量比西方要低。还需要指出的是，超过97%的进口汽油的辛烷含量指数是99，或者更高。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苏联Б－78汽油也存在巨大的缺口。实际上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航空汽油也被包括进了苏联的航空汽油的生产量中。所以在1941年到1945年间，它们占到了苏联产量的51.5%。如果从中除去苏联的1941年上半年航空汽油的生产量，那么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物资占的比例将会上升到57.8%。结果，在1941年8月到1945年9月间由租借法案提供的航空汽油就是苏联自己产量的1.4倍。苏联在1944年到1945年间从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缴获了航空汽油82，800吨，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显然，没有西方在燃料方面的援助，苏联空军简直不可能把自己的部队维持在起码的规模上。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西方的航空汽油的辛烷含量较高，所以它保障苏联空军的作用实际要大得多--如果单纯只按重量来计算的话，它的作用就被低估了。

苏联在1941～1945年生产的汽车用汽油有10，923，000吨（其中包括1941年生产的2，983，000吨），而根据租借法案从美国获得了267，100美吨，即242，300吨，这只占苏联战时总生产量的2.8%（除去1941年上半年的产量）。说实话，美国汽车汽油因为它的辛烷含量比较高，实际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在这种燃料方面，苏联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红军汽车汽油匮乏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时。比如，1944年年底时，在红军总参谋部委员会、后方司令部和汽车运输管理总局所提交的报告中，在谈到对方面军中正确使用交通工具进行检查的情况时，指出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中“方面军汽车运输工具的进一步增加与燃料调拨的数量没有同步”。这种局面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中也存在。显然，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部分是由于苏联方面申请根据租借法案运输的物资结构不合理，而较为合理的物资结构应该是少要一些汽车，多要一些汽油。

红军的汽车总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西方援助保障的。苏联在1940年生产的汽车为145，390辆，1942年为34，976辆，1943年为49，266辆，1944年为60，549辆，1945年为74，757辆。同时，在1941年上半年生产了73，200辆汽车，而下半年只有46，100辆，所以从战争开始到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汽车生产总量可以确定为265，600辆。在战争进行的几年中从美国运到苏联409，500辆汽车，这是苏联战时生产总量的1.5倍。在战争结束前（1945年5月1日），根据租借法案运来的汽车占到了红军汽车总量的32.8%（其余58.1%是自己生产的汽车，而9.1%是缴获的汽车）。考虑到美国汽车的吨位比较大及性能比较优良，所以它们起的作用还要更大些（其中“斯蒂倍克”牌卡车被用做大炮的牵引车）。战前红军汽车的总量（包括红军现有的以及战争开始后从国民经济中征用的）都损坏严重。战前，红军对汽车运输的需求量为744，000辆汽车和92，000辆拖拉机，而现成的只有272，600辆汽车和42，000辆拖拉机。计划从国民经济中征收240，000辆汽车，其中包括210，000辆货车，但是因为损耗太严重（轻型汽车中属于1类和2类的，即不需要马上修理的，占45%，而货车和特种车占68%），实际上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从国民经济中只征用到206，000辆汽车，当时在1941年8月22日前，汽车的损失已经达到271，400辆。显然，如果没有西方的援助，红军至少在1943年年中以后的战斗力就会大受影响，虽然直到战争结束前汽车的利用一直受到汽油匮乏的影响。

如果没有租借法案的援助，苏联铁路的运输也不可能发挥作用。苏联铁轨（包括窄轨）的生产情况变化如下：1940年为1360千吨，1941年为874千吨，1942年为112千吨，1943年为115千吨，1944年为129千吨，1945年为308千吨。但是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了685，700美吨铁轨，这相当于622，100吨。这占到了苏联从1941年年中到1945年年底的铁轨生产总量的大约56.5%。如果从这一统计结果中减去窄轨的生产量--根据租借法案不提供窄轨--那么美国提供的数量就占到苏联生产总量的83.3%。如果从这一结果减去1945年下半年的生产量，我们把它至少看成是年生产量的一半（实际上1945年下半年的生产量大大超过了铁轨年产量的一半，这是因为军工生产的规模减小），那么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的数量就占到苏联铁轨生产总量的92.7%，这样，用于苏联战时铁路上的铁轨，几乎有一半是由美国提供的。苏联大幅度削减工业铁轨的生产，得以把额外的生产设备和钢的储备用于武器生产（在1945年铁轨产量占1940年产量的13%，而1944年只占到5.4%）。

租借法案提供援助物资所起的一个更加明显的作用就是，保证了苏联火车头和车厢生产的总量维持在一个起码的水平。苏联干线蒸汽机车的生产量变动如下：1940年为914台，1941年为708台，1942年为9台，1943年为43台，1944年为32台，1945年为8台。1941年干线内燃机车的生产量为5台，而在1940年为1台，之后它们的生产直到1945年（包括在内）一直是停止的。干线电气机车在1940年为9台，而在1941年为6台，之后它们也停产了。在战争期间根据租借法案英美共向苏联提供了1900台蒸汽机车和66台柴油机车。这样1941～1945年间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的蒸汽机车是苏联生产总量的2.4倍，而电气机车是11倍。苏联在1942～1945年间生产的货车车厢是1087节。根据租借法案总共提供了11075节车厢，即为苏联1942年到1945年间生产量的10.2

倍。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于1916～1917年间在边界发生交通运输危机--这在很多方面引发了1917年的2月革命，1917年的危机是由于铁轨、蒸汽机车和车厢的生产不足引起的，因为工业生产设备和轧材的储备都被用于生产武器。在卫国战争期间，仅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就预防了苏联铁路交通陷入瘫痪状态。

盟国所提供的火药和其他爆炸物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1年年中到1945年年中，我们把苏联爆炸性物资的生产量估计为将近600，000吨。美国提供了325，800美吨爆炸物资，相当于295，600吨。此外，英国和加拿大还运送了22，300吨火药。这样，西方提供的爆炸物资就占到了苏联生产总量的53%。

西方提供的有色金属也对保障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在1941年到1945年间主要的有色金属的生产数字至今仍是保密的。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再依靠官方的数字，而是靠估算。我们得到的数据是：美国向苏联提供的铜实际上相当于387，600吨铜材，这占到了苏联战时铜生产总量的82.5%。此外，苏联铜的匮乏情况在很多方面得到缓解也是由于美国提供了无线电通信设备。比如，苏联得到战地电话线956，700英里，海底电缆2100

英里和水下电缆1100英里。此外，根据租借法案还提供了35，800台无线电设备，5899台无线电接收设备和348部雷达，满足了红军的主要需求。美国还提供了32，200辆摩托车38，这是苏联在1941年到1945年间摩托车生产总量--27，816辆的1.2倍。

与铜的情况相类似的局面，我们也可以在苏联战时铝的生产中看到。根据租借法案，美国向苏联提供了约256，400吨铝材。此外，英国还向苏联提供了35，400吨铝。同时，加拿大还提供了36，300吨铝，所以西方在1941年到1945年间向苏联一共提供了328，100吨铝，这是苏联从1941年年中到1945年年中苏联整个铝产量的1.25倍。苏联航空工业是铝的重要使用者，它主要依靠西方的援助进行生产。我们应该注意到，铝在苏联主要用于生产著名的苏联坦克T－34的发动机。

从1941年年中到1945年年中期间，苏联经济所需要的铝的总量大约为591，000吨，这就使得苏联战争期间关于飞机生产的官方数据显得完全不符合实际。因为德国在1941～1945年间生产的作战飞机是84，420架。而德国在1941年到1944年间获得的铝大约为1，704，000吨。这表明苏联工业所拥有的铝的储备几乎只是德国的1/3，而它生产的作战飞机的数量却是德国的1.3倍--我们的前提是两国的飞机结构很相似的情况下。苏联和德国几乎都没有生产重型轰炸机，而这两个国家生产的相似类型的飞机（战斗机、强击机和轻型轰炸机）的重量差别不是很明显。39说实话，苏联在1941～1942年间最困难的时候，是用木材和特制帆布（顺便说说，这也是根据租借法案运输来的）来代替铝制零件的，但是这一因素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铝的需求量。而铝在飞机制造需求中还是最主要的材料。很可能，问题就在于苏联还在战时就通过有意夸大财务报表的方式使得战争期间苏联飞机的生产量至少增加2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苏联的坦克生产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苏联在1941～1943年间在某些主要类型的飞机和坦克的生产上劳动消耗锐减的相关数据就间接地证实了这一想法。

德军的情报机关在1942年时就记录下了苏联对统计数字有意识地进行歪曲这一事实。在战争年代，极为特殊的条件使得计划任务常常明显不能完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通过抬高报废产品的数量2倍的方法人为地抬高生产量。空军元帅А.诺维科夫曾任空军司令，在1946年时他之所以被捕，就是因为他在战争年代把工厂报废的航空技术设备当成武器。据他自己的供述，实际上国家国防委员会特派员Г.А.马林科夫已经被清楚地告知这个事实，但他默许了。也有可能高层领导已经猜到了所报的数量跟武器和装备的实际生产情况并不相符，但是要惩罚这些违规者最好还是在战后，而且歪曲报表数字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借口，是为了掩盖真正的失宠原因和政治原因（А.诺维科夫被捕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接近朱可夫元帅，而后来Г.А.马林科夫失宠是由于政治局内部斗争的结果）。在战争年代，反正惩罚也不能理清财务报表，也不能扩大武器和装备的生产量，而且很可能只会使管理更加混乱，而这只会减少生产量，而不会增加生产量。

根据1941到1943年各种武器和装备单位劳动消耗减少这一情况，我们估计战争年代坦克和作战飞机的生产至少被抬高2倍。考虑到这个情况，西方所提供武器和装备的分量就要比一般大家所认为的大致高2倍。美国向苏联提供的坦克和自动火炮有7057辆，而英国和加拿大援助了5480辆。美国援助的飞机有15，481架，英国提供了3384架。总共援助了18，865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大约有17，000架。考虑到苏联的生产数据中存在着浮夸的因素，西方援助的作战飞机数量在苏联战时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就不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15%，而是升至30%左右；西方提供的坦克和自动火炮所占的比重也由传统的12%升到了24%。至于谈到大炮，则美国援助的主要是高射炮，数量为7944门。苏联历史学家们常会把这一数字与苏联的大炮和迫击炮生产数量笼统地联系在一起--即苏联一共生产了482，200门大炮和351，800门迫击炮，这就使得美国提供的高射炮数量在苏联大炮生产总量中只占到不到2%，而在苏联大炮和迫击炮的生产总量中还占不到1%。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把它只跟苏联高射炮的生产量相比--要知道，红军最匮乏的是高射炮，于是，美国援助的数量所占的份额就会大大提高（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苏联高射炮生产的相关数据，我们暂时无法列出准确的计算结果）。

还应该指出的是，美国对苏联在汽车外胎和个别粮食品种方面的供应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租借法案给苏联提供了汽车轮胎3，606，000件，美国提供的数量占到苏联生产量的43.1%，但同时我们应考虑到这一因素：美国援助的主要是大型的汽车轮胎，这就使得这些提供物资所起的作用更大了。此外，英国还提供了103，500吨天然橡胶。苏联还得到了美国援助的672，400美吨(相当于610，000吨)糖，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糖占到了苏联糖的总量的41.8%。美国提供的肉罐头为732，595美吨（相当于664，600吨），这在红军和居民的生活供应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肉罐头就是苏联罐头生产总量的大约108%（这些罐头中并不都是肉罐头），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肉罐头就占到了苏联肉类生产总量的17.9%。

但也很有可能的是，对苏联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先进机床和工业设备的供应。还在1939年到1940年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就针对进口设备分配订货，这些设备是用于生产炮兵武器的。后来，这些设备主要是根据租借法案分配的订货向苏联提供。在战争年代，苏联最急需的正是这种生产炮兵武器的特种机床。但是，这些订货中存在着很大的失误。所订购的相当一大部分设备是用于生产纯进攻性武器的，如大口径舰船火炮和超重型陆军火炮，这些火炮主要用于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舰船火炮并不需要，因为战争一开始，船舶工业就被迫停工。而超重型陆军火炮也用不上，因为直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红军在对付相应的防御工事的时候才用得着，而且规模也没有达到战前我们所想的那样大。

美国战时向苏联总共提供了金属切削机床38，100台，英国供应了6500台机床和104台冲床。苏联在1941年到1945年间共生产金属切削机床115，400台，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总量的2.6倍。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价值上来衡量，那么西方的援助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提供的机床比苏联的机床要先进得多，并且造价昂贵得多。在1941～1945年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机器和工业设备价值6.07亿美元。

整个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没有西方的援助，苏联不仅可能难以赢得卫国战争，而且甚至无法抵挡德国的入侵，也不能生产足够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也不能保障战争所用的燃料和弹药。在战争开始时，苏联领导人就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依赖性，比如罗斯福总统的特使霍普金斯曾在1941年7月31日信函中宣称，斯大林认为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帮助，英国和苏联就不可能和德国强大的物资实力相抗衡，因为德国拥有其所占领的欧洲领土的全部资源。罗斯福也在1940年10月宣布了一个决定，允许军事部门向那些能够保护美国民族利益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提供美国武装力量富余的武器和装备，以及战略物资和工业设备。战前，苏联向美国所订购的设备对于生产武器和战斗装备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美国总统的这种态度的支持，未必能够实现。

西方盟国给予苏联备战的援助不单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物资，反对英美的战争也迫使德国建造潜艇，在潜艇上花费了大量的金属、设备和人力，在1941～1944年间德国的造船业生产的潜艇总排水量为810，000吨。德国舰队投入主要兵力用于对付西方各国的舰队和商船（这里也包括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物资的护航舰），西方盟国把法西斯德国主要的陆军吸引过来，战争的最后一年达40%。英美空军对德军实施的战略轰炸延缓了德国军事工业的增长速度，而在战争最后一年，德国的汽油生产实际上已经停止，最终使得德国空军陷入瘫痪。从1944年3月到9月，德国的汽油几乎都是专门在合成燃料工厂生产的，而在那一时期盟国又将其作为主要的轰炸目标。德国的汽油生产从181，000吨下降到10，000吨，然后在11月产量略微上升，为49，000吨，但是到1945年3月就完全停产了。

既然没有英国和美国的协助，苏联就难以进行对德战争，那么苏联所宣传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及苏联能够独立战胜德国，这些都只不过是神话而已。只不过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没有充分估计苏联经济能够相当有效地并且迅速地利用西方援助，也没有料到英国和美国提供了必要数量的援助，而且很及时。现在历史学家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就是评价西方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工业设备，连同德国的赔偿所提供的物资，是怎样促成了苏联的军事工业体系，使得苏联可以与西方平等地进行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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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弗拉索夫将军“叛国”真相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

“叛变”的爱国者40

二战期间的俄罗斯投敌者现象成为人们思考的话题是战后不久的事情，先是在前西德，然后是在美国出版的俄语刊物《多重人格》中开始被人们谈到。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又出版了弗拉索夫的德国追随者们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为俄罗斯解放军的领导人进行辩护。又过了10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了西方学者们的一些研究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首次把俄罗斯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们看成是一些向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斗士。在论述1945～1946年强制移交西方占领区内被俘苏联公民的问题的文章中，这种观点也占主导地位。同时，应该完全公正指出的是，向斯大林强制移交在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中服役的苏联公民，甚至包括那些根本没有苏联国籍的侨民，是不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并且只是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行动。

战争一开始，就有几百万名红军战士被俘，1942年12月1日以前已达3，806，000人。1942年又增加了1，653，000人，1943年增加了565，000人，1944年增加了147，000人。即使在取得胜利前的1945年的前4个月里，被俘人数也有34，000人。在被俘的620万苏联战俘中，约有100，000（也可能是200，000）人逃走，约420万人在战俘营中死亡，约180万人被苏军解救（他们中间只有一半人在胜利前夕还仍然处于被俘的地位，其余的早就被德国人策反，并成为投敌者，在德军中服役）。这些数字骇人听闻。

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在于希特勒实行的反人类政策。对他来说，东方的领土对德国殖民者来说首先是“生存空间”。德国领导人本来希望采用闪电战取得胜利，所以残酷地虐待俘虏。俘虏中250多万人没有活过1941～1942年的冬天。当然，苏联政府对此也负有责任。战争一开始，苏联就宣称准备遵守《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战俘的条款，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条款：向国际红十字会提供对方战俘的名单；允许战俘去往第三国。为了报复，德国统帅部使苏联战俘处于饥饿之中，根本不考虑他们的死活。

尽管投敌者数量巨大，尤其是在战争的第一年里，更是人数众多，但是我们缺乏有关他们的详细资料。众所周知，1942年下半年，有61，000名红军战士投向德国人；1943年，投敌者的人数减少到24，000人，而在1944年的前3个月里，则只有2200人投敌；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这些人就更少了（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1945年3月在奥得（当时，希特勒的失败已经不容质疑）仍然有18名苏军战士投向德国人。

许多被俘的苏军高级将领一开始就没有拒绝与德国人合作。比如，根据德国人的资料，1941年12月，有些苏军高级将领就曾准备有条件地与德军合作，与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作战，如，М.И.波塔波夫和П

Г.波涅杰林……维亚济马的英雄М.Ф.卢金中将曾指挥被围困的苏军坚守几乎两个星期，拖住了德军中央集群的步兵部队，也许由此拯救了莫斯科。12月12日，卢金将军和与他一起被囚禁的将军们向德国方面提出建议，要求建立俄罗斯反政府武装，以此向苏联人民和军队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向“可恶的布尔什维克制度”发起进攻，同时，他们也还是维护自己祖国利益的。当时，卢金对审讯他的德国军官说：“苏联人民面临着一个很特殊的形势：虽然俄罗斯人拥护所谓的‘敌人’，好像是投奔了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背叛了祖国，而是远离了那种制度……甚至许多著名的苏联政治家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是衷心维护共产主义制度的。”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卢金1970年去世时，被公认为是战斗英雄。但是仅仅过了14年，约阿希姆·霍夫曼在《弗拉索夫军队史》一书中，公布了卢金被审讯的记录中的一个片段。如果这些记录落到斯大林的特工手中的话，这位将军肯定会被枪毙。要知道，战后波涅杰林将军之所以被枪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仅仅因为有人告密说，他似乎暴露出准备与敌人合作的企图。在随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如果宣读德军对卢金将军的审讯记录，那么卢金肯定会被撤销将军称号，而他的名字也会从卫国战争的历史中一笔勾销……

战争的最初几周，在苏联就已经开始有投敌者出现。成千上万的士兵为了避免牢狱之苦，平民们为了避免死于饥荒，便加入德军充当“志愿者”。他们被看做是德军士兵，但一般被用在后方部队，并且按规定无权携带武器。很快，许多“志愿者”逐渐被用作哨兵和警卫，开始使用轻型武器。到1941年底，“志愿者”已经有大约200，000人，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鞑靼人……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各个时期的“志愿者”的人数。据有些资料估计，1943年春天，他们的人数超过100万人。连一些德国将军和军官们也承认说，在苏联，德军如果没有这些“志愿者”协助，根本无法解决复杂的交通和后勤难题。

从东线的战争有持久战倾向的那一刻起，德国统帅部开始寻找合适的机会，想在投敌者中建立一支作战部队。这一计划与其说是出于纯粹的军事目的，倒不如说是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在组建俄军部队时，被俘的第2突击方面军司令兼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立下了汗马功劳。弗拉索夫1901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最终成为一位显赫的将军。战争初期，他曾指挥西南方面军的第4机械化军团，随后，在基辅战役中领导第37方面军。在莫斯科会战中他成功地指挥了第20方面军。稍后，他指挥第2突击方面军的时候，部队陷入包围圈之中（但并非由于他的指挥失误）。当时，弗拉索夫率领部分战士试图突围，但在1942年7月11日被德军的巡逻队俘获。稍后，弗拉索夫在自己的《告红军指战员书》中，不止一次地证实，他是自觉地起来为了“新俄罗斯”而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的。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说，实际上他是已经逐渐接受了苏维埃制度，却又不幸被德国人包围在沃尔霍夫的沼泽之中的。

到1942年秋天，弗拉索夫答应与德国人全力合作之后，他成了投敌者军队中最有威信的苏军将领。至于卢金，由于其试图建立俄罗斯独立军和独立政府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德国领导人的同意，他深信，几百万名身陷囹圄的战俘必将死于德国人的残暴。于是，卢金对于合作之事心灰意懒。而且，他还请德国人永远不要把他的建议公诸于世，因为他很为自己留在国内的家人担心。弗拉索夫最终被德国人选中，因为他的名字肯定可以起到最好的宣传作用。

1942年12月27日，在斯摩棱斯克公布了俄罗斯委员会《告红军指战员书》，签署人为委员会主席А.А.弗拉索夫中将和秘书В.Ф.马雷什金少将（他曾任第19方面军参谋长）。在这份宣告中，布尔什维克被宣布为“俄罗斯人民的敌人”和战争的罪魁祸首。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该宣告的部分内容：“我国历史从没有遭受过这样的失败，这场战争中红军必将是死路一条。尽管指战员们有自我牺牲精神，尽管俄罗斯人民英勇顽强，这场战争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争。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腐朽的社会制度、斯大林以及他的总参谋部的懦弱无能。”“斯大林的盟国”--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们”，也应该受到谴责，正是他们“背叛了俄罗斯人民”，因为“德国人发动战争并不是为了反对俄罗斯人民和他们的祖国，而只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俄罗斯委员会还号召全体人民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的“新俄罗斯”而斗争。在“新俄罗斯”国家里，强迫劳动现象应该被消灭，而且工人们的“真正的”劳动权利和真正的信仰、言论和集会自由都将得到保障……弗拉索夫和马雷什金号召大家起来消灭“恐怖和强权的制度”。宣告中专门条款还规定了“保障社会的公平并保护劳动人民不受任何剥削者的压迫”。同时打算消灭集体农庄，并把土地归农民们个人所有。此外，还许诺释放全部政治犯。这个宣告看上去十分诱人。

但是，在这份宣告中，被俄罗斯委员会宣布为人民敌人的不仅包括“斯大林和他的匪徒们”，而且也包括“所有自愿到布尔什维克的秘密监督机关（即特种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等部队）服役的人”，甚至还包括“那些破坏俄罗斯人民财产的人”。该宣告还声明，[奇*书*网-整*理*提*供]对于人民的敌人应该毫不手软地消灭。不难发现，这个范围包括了数百万人，甚至包括一些普通红军战士，因为他们在撤退时遵照指挥部的命令破坏了桥梁、道路和建筑物。如果德军取得了胜利，真的让弗拉索夫和他的战友们上台的话，他们无疑也会实行恐怖手段。从而让俄国于1917到1920年期间的红色恐怖相形见绌（当时，根据某些资料估计，竟然有约200万人被处决）。并且，如果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建立“新俄罗斯”的宣言竟是根据德国纳粹的纲领性文件复制出来的，这些文件包含着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和西方财阀政治开战的口号。顺便说一句，俄罗斯委员会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惜墨如金，只是允诺“保证民族自由”，同时又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作用。要知道，俄罗斯委员会的成员们过去在苏联都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将军，难怪毫不费力地接受了极权主义思想--纳粹思想。纳粹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与布尔什维主义不谋而合。有趣的是，在弗拉索夫司令部工作的人中，有一个名叫М.Ф.济科夫的少校，他是Н.И.布哈林的追随者，曾与布哈林一起在《消息报》工作过。他坐过牢，在战争爆发前刚被释放，后来又被德国人俘获。济科夫试图在弗拉索夫运动的范围里实现“布哈林的抉择”。1944年夏天，他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弗拉索夫司令部和法西斯德国军队中的人们都相信，肯定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们发现了济科夫的“犹太人”身世（虽然可能根本没有确凿证据）和“共产党员”身份（这是毫无疑问的），劫持并杀害了他。但是，据盖世太保证实，济科夫是被苏联间谍杀害的。

1942～1943年，德国人挑选俄罗斯族战俘组成了一些警卫营和步兵营，编制上划归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有时，他们在军事行动中的编制变为团。比如，阻击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前红军上校С.К.布尼亚琴科就率领其中的一个团，后来他成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的师长（因诺曼底的战功而得到德国人的奖励）。1942年年底，根据希特勒的指示，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穆斯林和其他从苏联投奔来的人所组成的部队从东线调到西线，然后又调到意大利（俄罗斯的“志愿者”甚至参加了北非的隆美尔的部队）。因为德国人拒绝组建俄罗斯海外政府和军队，引起了俄罗斯人的士气低落，有许多人逃走参加了游击队。

实际上，弗拉索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控制名义上由他指挥的俄罗斯解放军。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作战非常顽强。但是这与其说是自觉的英雄主义，还不如说是岌岌自危。弗拉索夫这类人在德军撤退时面临的是德国人的严厉打压，而俄罗斯战俘面临的是频繁发生的死亡。我想起了我的一个白俄罗斯远亲讲过的一件事，他在1944年7月解放布列斯特时还是一名中士。德军撤退后不久，有两个苏军上校来视察布列斯特堡垒，想看看它的防御工事。地下工事里藏着一个弗拉索夫排，他们打死了这两名苏军上校。红军战士开始寻找失踪的上校，他们最终发现了弗拉索夫排，并用发烟罐迫使他们投降。红军部队指挥员对俘虏们说：“我可以把你们送交法庭，那样你们肯定会被枪毙，但我现在打算问问战士们，看他们决定怎么处理你们。”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弗拉索夫排的人一一挑死，根本不听他们解释为什么效忠于德国人。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但是，直到1944年初，希特勒和希姆莱一直反对这一建议，他们只是把“东方领土”看做德国的殖民地而已。然而，随着德军在东线和西线不断的失败，纳粹的首领们也开始在这方面做出让步。还在1943年时，德军就建立起了一个东方部队司令部，把所有的苏联投敌者的武装都聚集起来。1943年4月6日，北方集群的参谋长金采利将军批评了建立这些武装的命令，他给东方部队司令格尔米赫将军写信，说他们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信中说，“对于这些东方部队的战士们，他们的将来怎么办，战后他们的祖国在哪里”，因为，如果认为他们“愿意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是因为他们为德国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解放出来而感激”，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对东方部队的战士来说，问题就在于，是选择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之下摆脱出来后接受德国人奴役，还是应该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类似的建议即使要得到象征性的同意，也要等到1944年夏天德军在法国和白俄罗斯溃败之后。1943年9月14日，弗拉索夫被希姆莱召见。作为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弗拉索夫被告知，要想恢复1939年9月1日前俄罗斯的疆界，必须赋予非俄罗斯族和哥萨克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希特勒和希姆莱同意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第600步兵师）。1945年1月，开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第650步兵师）。1944年秋天时，德国人准备向阿登地区发起反攻，打算给西方盟国以毁灭性打击，并迫使他们单独媾和，然后把所有兵力调集到东线，粉碎红军，而在东线俄罗斯解放军的部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1944年11月14日，在布拉格成立了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把俄罗斯委员会和其他民族的委员会，以及在德国人庇护之下（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外）建立起来的其他军事力量联合起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了宣言，这一宣言基本上是重复了1942年12月27日俄罗斯委员会的宣告的内容。不过，宣言中只字未提向“英美资本家们”开战的事，对于德国的帮助则表示欢迎，“但是带着一个前提，即不损害我国的尊严和独立”。宣言同时强调，此时德国的援助是可以同“斯大林匪帮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惟一机会。在宣言中，还表示了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愿意在战后同所有的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还指出，现在红军向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半岛进军，战争已经明显演变成苏联人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内容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宣言与其说是针对红军和苏联居民的，还不如说是针对西方盟国的。鉴于德国人注定很快要灭亡，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转而希望得到西方盟国的庇护。

“苏联的”党卫军41

在战争的头两年中，苏联战俘之所以数量庞大，是由于德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是，事情不仅如此。苏联的许多居民，特别是不久前刚刚并入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比萨拉比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居民们，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军队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许多从高加索、中亚和波沃尔日等地区迁来的人民也并不是特别愿意为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被纳入红军的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拿起武器投向了德国人一边。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机从战争一开始就袭击了西乌克兰的苏军，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反苏组织甚至在德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已经占领了包括考纳斯在内的一些城市。由于斯大林多年实行恐怖政策和苏维埃制度本身的问题，俄罗斯、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部队中的许多战士和指挥员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战斗力，轻易就缴械投降了。

我已经谈过德国领导人对于开展俄罗斯解放运动这一建议本身怀有敌意，这在一些部队的地位上体现了出来（这些部队后来被编入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

但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部队的情形有所不同，甚至连立陶宛的部队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德国人最后还是准许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可以实现有限的自治。说实话，对待立陶宛的态度要差一些：与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不同，他们不被看成是雅利安人。所以，立陶宛党卫军师的组建要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晚一些。

1944年秋天以前，民族主义武装也为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很早以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就已经在前线作战了：党卫军第15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师，但拉脱维亚人占多数）、党卫军第19师（拉脱维亚师）和党卫军第20师（爱沙尼亚师）。由乌克兰人组建的党卫军第14师1944年夏天在布罗德陷入重围，突围出来之后，经过改编，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再次投入东线战场南部的战斗中。从1943年起，第162步兵师开始在意大利进行战斗，它是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组成的。德国冯·潘维茨将军领导的第15骑兵兵团在南斯拉夫作战，其中第1和第2骑兵师就是由顿河、库班、捷列克河和北高加索的士兵组成的。当时，还组建了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的党卫军第29师。卡明斯基以前坐过牢（刑事犯还是政治犯不详），曾住在布良斯克州的洛科济，在一个化学工厂当过工程师。德国人来了以后，他就领导了“地区自治”行政机关和同游击队作斗争的民兵组织。然后在民兵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党卫军旅，这个旅在德国人走了以后，被调去同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作战，后又于1944年同华沙的起义者们作战。

在镇压华沙起义的过程中，卡明斯基的士兵们无情地屠杀平民。德国人决定逮捕卡明斯基，于是他跑到了喀尔巴阡山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企图同反共的乌克兰起义军汇合，但是11月份被德国安全机关的间谍杀害。之后党卫军第29师被并入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党卫军第30师由西格里格中校率领的旅组成，主要由白俄罗斯自卫武装组成（成员主要是一些以前被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后来这个师被合并到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和第2师。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把党卫军第30师改编成了一个白俄罗斯民族师，成员主要是和德国人一起撤退的白俄罗斯投敌者。1945年4月，这个师被调集到了意大利战场，但最后仍没有参加战斗。

对于苏联大部分的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与德国合作也是为了反对苏联损害他们的民族文化并使他们俄罗斯化的政策。对于二战中民族主义运动的悲惨处境，白俄罗斯的一个士官对俄罗斯解放军曾有过准确描述：“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选择。如果德国人获胜，他们就会把我们全部消灭，如果苏联人获胜，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的文明并使我们的民族同化……没有第三种选择。”

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演变十分有趣。战争刚开始，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就在利沃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只过了几天，这个政权就被德国人摧毁，而班杰拉本人也被押送到扎克先豪津的“政治堡垒”。那里关押着一些政治犯，德国人企图与他们进行谈判。

以安德烈·梅里尼克为首的另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毫无保留地站到德国人一方，但是在乌克兰人中没有什么威信。班杰拉的人建立了乌克兰起义军，这个军队不仅同德国人作战，而且也同苏联的游击队作战。他们一直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希望将来德国人由于失败而被迫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签订政治和约，或者等到西方盟国向乌克兰发起进攻的那一天。

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迫放弃乌克兰，班杰拉被释放。虽然没有达成和约，德国人开始给乌克兰起义军提供武器，并把他们的领导人派到苏军的后方与红军作战。

现在，乌克兰自治的口号对希特勒来说已经不是那么可怕，甚至当时还组建了乌克兰解放委员会。德国人选中了一位政治上中立的人物担任其领导人。此人就是帕维尔·尚德鲁克，曾任佩特留拉部队的最后一任参谋长，后来是波兰军官。他安排了梅里尼克的人，还安排了班杰拉的人，但他们都没有进入委员会，甚至还安排了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是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前总理康斯坦丁·列维茨基为首的佩特留拉的追随者们）。尚德鲁克被任命为乌克兰解放军的总司令，名义上，党卫军第14师“加利齐亚”，即后来的乌克兰第1师，也归他指挥。德国人和委员会的头头们都在寻找机会建立乌克兰第2师，它与第1师不同，是由从东乌克兰迁来的人组成的，但是终究未果。弗拉索夫建议尚德鲁克与俄罗斯解放军合并，但后者像以前一样拒绝这一提议。弗拉索夫以前曾提出组建东乌克兰特种师，并让它隶属于俄罗斯解放军。

1945年3月28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求弗拉索夫的部队进行集中，并同意把哥萨克第15军团和哥萨克民兵（即以Т.И.多马诺夫为首的“哥萨克阵营”，多马诺夫曾是红军部署在意大利北部军队中的一名少校），以及在奥地利、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民族主义武装都划归弗拉索夫的军队管辖。这样决定的目的，是以便将来与西方盟国达成移交的协议，以便有机会把他们投入同苏联或者日本作战，或者上山同米哈伊洛维奇的塞尔维亚游击队合并，进行游击战，就像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所希望的那样，等待着苏联和西方盟国即将发生的武装冲突。

但是，4月13日，德军统帅部把С.К.布尼亚琴科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师调走，向位于法兰克福的奥得河畔的苏军战略基地发起进攻。开始时，弗拉索夫的人向前推进了500米，并占领了苏军的一些防御工事，但是随后在侧翼火力的进攻下被迫停下来。德国空军和В.И.马尔采夫(以前是红军上校)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防空部队所进行的密集轰炸也无济于事。眼见进攻不能得手，布尼亚琴科带着自己的师离开了战场，德国人对此也无可奈何。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最后日子里，法西斯德国武装部队也不想过多树敌。

在此之前，弗拉索夫和他的司令部就已经断定，到奥地利或者到臭名昭著的“阿尔卑斯堡垒”是很危险的，因为那里有很多忠实于希特勒的党卫军部队。所以，布尼亚琴科被命令前往波希米亚，被派往那里的还有前红军上校Г.А.兹韦列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第2师（“奥地利军团”

也属于这一师），以及丹麦来的第599旅（弗拉索夫的这支部队最终也未能进入捷克斯洛伐克）。4月底5月初的时候，弗拉索夫与捷克的军事组织“巴尔托什”和“阿列凯斯”军团签署了协议。这两个组织比较倾向于捷克斯洛伐克侨民政府，并正准备在布拉格举行反德起义。弗拉索夫和他的军队给予起义者们军事援助，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寻求政治避难。他还不知道，根据苏美司令部之间达成的协议，布拉格应该被红军占领。5月6日和7日，布尼亚琴科师向布拉格的德国驻军发起进攻，并占领了飞机场和其他许多重要设施，为起义者们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5月7日，红军的通讯勤务部队出现在布拉格。

很明显，苏军即将攻入城中。弗拉索夫的德国联络官施文因格尔少校转述了在布尼亚琴科和苏联少校科斯坚科之间发生的一段很有代表性的对话。科斯坚科向这位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的师长转达了斯大林的问候，目的是希望他和“自己的整个师一起回到祖国的怀抱”。布尼亚琴科“也请他转达自己对斯大林的问候，并请他放心，自己决不会转向德国人一边”。5月8日，第1师离开布拉格，和德国部队一起向着比尔森的美国人进军。这个师和弗拉索夫最终进入美国在捷克的占领区，但是，就在这里，弗拉索夫、布尼亚琴科和俄罗斯解放军其他高级军官们一起被美国人移交给了红军。

随后，这个师的大部分士兵和军官被遣返，而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还没有到达美军占领区就已经被苏军俘获。以В.И.马尔采夫为首的空军向美军投了降。马尔采夫本人和他的司令部军官们于1946年被遣返回苏联，但是，他的大部分下属避免了布尼亚琴科师和弗拉索夫司令部那样的被遣返的厄运。

这个师的4位团长中有3位得以保全。整个弗拉索夫部队一共有50，000人，其中避免被移交的有不下10，000人。根据雅尔塔协议，向西方盟国投降的潘维茨和多马诺夫的哥萨克人以及第162师的士兵都被遣返回了苏联。

党卫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在库尔良季亚向红军投降。比较幸运的是尚德鲁克率领的党卫军乌克兰第14师，他们向在奥地利的英国军队投降。这个师的10，000名战士被认为不属于苏联公民，因为在战争开始以前，他们居住在波兰。其实，根据H.托尔斯泰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其中20%～50%的士兵是东乌克兰的居民，并且有着货真价实的苏联国籍。

虽然，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发表特别声明，要求遣返乌克兰的党卫军分子，但是，这也无济于事。不过，在战后头几个月的争吵中，盟国还是向苏联移交了一部分逃往国外的反动分子，但是，遣返的要求并没有进一步满足。比如，被移交的哥萨克军团的军官们就主要是由侨民组成。这里要谈一下军团里一些特殊的“思想斗士”，他们是白军以前的将军П.Н.克拉斯诺夫和А.Г.什库罗。他们不仅从来都不是苏联公民，而且甚至在军团中也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并且也不可能犯下什么战争罪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战斗。西方盟国还是一如既往地指望着与强大的苏联积极进行合作……

弗拉索夫和他所有的将军们以及什库罗、克拉斯诺夫和多马诺夫，像许许多多被俘的普通投敌者一样，都被处决了。

俄罗斯解放军的两难处境42

战争开始前，许多后来的投敌者已经意识到苏德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他们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希望正在于此。例如，冯·潘维茨的哥萨克军第15军团里有一个名叫И.Н.科诺诺夫的上校团长，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学员的时候，就曾说过：“如果研究一下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就会得出一个很肯定的结论：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就像在两个毫不妥协的敌人之间一样，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而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弗拉索夫将军和俄罗斯解放军的大部分高官们，之所以加入投敌者的行列，首先是出于个人名利的考虑。身为将军或者高级军官，即使被俘，生存条件与普通的红军战士比也要相对好得多，并且不必担心会饿死，但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红军中的仕途已经走到了末路。

弗拉索夫将军常常被大家公认为是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思想斗士，几乎被认为是俄罗斯自由解放运动的创始人。与此同时，所有已有的事实都证明，未来的俄罗斯解放军领导人在生活中只关心自己的官衔问题，为此他才表现出聪敏和英雄主义。如果弗拉索夫真的打算在希特勒的帮助下与斯大林作对，那么什么可以影响他哪怕在1941年秋天的基辅保卫战中向敌人投诚呢？但是他为了找到自己人，在森林中穿行了数个星期，之后又打算与第2突击部队的余部一起穿越前线，后来只是由于偶然原因他才被德军俘虏。当时正值1942年夏天，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气焰极为嚣张，似乎德国人如果不能获胜，那才是怪事一桩。

身为将军的弗拉索夫即使没有变节行为，在战俘营中保全性命的机会还是相当多的。而对于数百万的普通苏联战俘来说，这种机会要少得多。这里面临的选择通常是很残酷的：要么以各种形式与敌人合作，要么就被饿死。同样的选择也落到被占领区的许多居民头上，他们为了得到一份口粮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各个企业、运输业或被侵略者把持的学校工作。后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谴责为是“帮凶”。Л.А.萨穆京--于1946年被英国人出卖给了苏维埃，而在此之前曾于1941年作为苏联战俘尝尽了德国集中营的苦头--在回忆录中写道：

“相对英国人对荣誉的理解而言，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一名战士穿上敌人的军服，并与自己过去的死对头为伍。而且这种高尚的愤怒更容易在那些人身上点燃--当一个人在生命中不仅自己从未经受过真正的饥饿，而且甚至连见也未见过被饥饿和苦难折磨得失去了人形的人。

哎，诸位呀诸位，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不要求全责备，不然你们也将受到评判！’英国俘虏在德国人那里失去的只有一个--自由，他们感受不到饥饿、寒冷和生活的屈辱，也感受不到与亲人、家人失去联系的痛苦。跟我们比起来，德国人对他们是另眼相看。那么，诸位，你们还要对那些由于偶然原因和命运安排而死里逃生的人求全责备吗？”

这些话可以以相同的理由向指责通敌叛国者的苏联和俄罗斯批评家们诉说。要知道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后来从未遇到过在几乎必死和变节行为间必须做出选择这种情况。几乎可以肯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也会像苏军的前官兵一样，选择为德国人效劳。“不要求全责备，不然你们也将受到评判！”战后50年来这句话是最合理的。虽然在任何政权统治下--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对通敌叛国者的激烈谴责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背叛誓言和自己祖国的国家制度是不会被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权饶恕的。

对苏德双方军队和睦相处的记忆成了促使弗拉索夫与德国人合作的一个动因，但是，这种合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便是这位将军的被俘。说到弗拉索夫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地成了变节者这一点，他在侦查、审判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当侦查、审判将近结束时，他自己对此不再怀疑。俄罗斯解放军队昔日的领导人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本人追悔莫及，虽然说真的，为时已晚，但在侦查、审判过程中我会尽全力揭露所有匪帮的罪行。我等待着最严厉的惩罚。”同时弗拉索夫没有一个战友企图把俄罗斯解放运动凌驾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上，他们都后悔万分，请求得到宽恕。而过去白军将领中的通敌叛国者--被英国人出卖受到镇压的П.Н.克拉斯诺夫、А.Г.什库罗等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在法庭上面对必然来临的死刑判决毫无悔意，而且诅咒苏维埃政权。引渡侨民将军的做法是违反法律的。正像苏联情报机关的一位领导人、有名的恐怖主义者П.А.苏多普拉托夫回忆的那样，П.Н.克拉斯诺夫、А.Г.什库罗等人实际上是根据与苏方的秘密协定才与昔日的德国海军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雷德尔（Erich

Raeder，1876－1960）和一批被苏军俘虏的德军高级将领进行交换的。如果没有这次交换，雷德尔完全可以逃脱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审判，因为苏联本来指望利用一下这位过去的海军上将广泛的关系和所掌握的情报。

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充分根据的。盟国们不得不对苏联的许多勾当“视而不见”。他们装作看不见卡滕，看不见苏德秘密备忘录，看不见苏联对芬兰的占领，虽然当时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必须要为所有这一切负责。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中的制度与后来解放纳粹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时发现的情况相差无几，关于这一点，当时西方有一小部分人在猜测，而且情况也不是十分明朗。为了给种族灭绝政策的发明人和侵略者公平地定罪，必须对胜利者之一的苏联的这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是在最小的范围里。说真的，苏联的这些行径--杀害最有钱、最有教养的民众--仅称为种族灭绝是远远不够的。在卡滕和其他地方枪杀波兰军官就正好体现了这种政策。国内战争时期俄国的这种政策是在红色恐怖手段的帮助下实行的，在东德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它的施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了（其中包括几万人死在战俘营中）。说实话，这里的恐怖手段已经不是俄国的那种恐怖手段，因为它是在与西方开始“冷战”对立的条件下实行的，当时在对立的情况下，看待东欧国家就像看待盟国一样。

在投敌者中也有一些在思想上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人员，其中就包括俄罗斯解放军的空军司令、前红军上校В.И.马尔采夫。他不是俘虏，而是自愿跑来向德国人效劳的。而1941年8月22日，前红军少校И.Н.科诺诺夫带领着自己的第436步兵团向德国人投诚。43那些与德国人合作的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白俄分子是一些反对苏维埃的思想斗士。在投敌者中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与这些侨民有相似之处，他们留在苏联并同共产党员们进行着积极的斗争。例如，捷列克的哥萨克格奥尔吉·吉卡耶夫大尉就在北高加索打了20多年游击，而自从德国人到那以后，他就与他们合并，并参加了捷列克哥萨克武装。

普通的苏联投敌者，包括大量被俘的红军士兵，他们投敌的另一层原因，在于内心最后一道防线在德国式的“先进生活”面前彻底崩溃了。1943年3月28日，在俄罗斯解放军的宣传员培训班结业以后，中尉列戈斯达耶夫在投敌者发行的《志愿军报》上写道：“……我经常听到德国军官和士兵们谈起在德国的生活。但是，自从我参加了培训班组织的对一些工厂、农村企业和公共设施进行的参观后，我就坚信，听到的那些说法真的与事实一样。为了能过上德国工人们所过的这种生活，是值得进行斗争的，为了让我们祖国的人民也过上这样的生活，是值得流血牺牲的。”第一批侨民、上校康斯坦丁·克罗米阿季（萨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证实，在德国的苏联战俘中确实存在这种想法。克罗米阿季曾任弗拉索夫的秘书办主任。据他讲，一位被俘的苏联军官在1942年的冬天被带到了柏林，这个人因为担心泄露军事秘密，断然拒绝回答有关红军的任何问题。有一天恰逢节日，他被带到城里，以便让他参观一下德国人民的生活。这趟参观回来以后，这位战俘“要了纸张和铅笔，一连几天不停地写下了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失望之情，还写了苏联人民可怕的生活环境，以及苏维埃政权愚弄自己人民的那些谎言”。44

1943年4月25日，在《志愿军报》上刊登了弗拉索夫投敌者的一篇游记，写的是他们参观柏林郊区的文济亨多尔夫村的情况：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已经习惯于看见村子里到处是茅草顶的小木屋，可是，德国的农村看起来就像一座规模不大、却十分舒适的城市。一幢幢平房或两层小楼都是砖砌的，围墙是用石头垒的。在每一家院子旁边，都有小花园。村子的中央是教堂和学校。

村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非常热心地回答着我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我们参观了几家农户，下面就是我们对于农民生活的所见所闻。［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在这个村子里，一共有25户是继承的祖业，其中大部分人家有80～100公顷土地，这里面10～15公顷是林地。每一家农户都有1辆拖拉机、6～8匹马、将近25头母牛和12～15头猪。都是纯种的母牛。平均每头母牛的年产奶量达到4500～5000公升。

柏林周围的土地并不是很肥沃，所以，这里大部分地区种的是黑麦和土豆。种植小麦要求土壤的质量比较高，所以只少量种了一些，以满足农户自己的需求。由于实行了正确的轮作制、使用了优质肥料，再加上农民们的精心伺候，在德国，即使在土质比较差的土地上收成产量也要比苏联高2～3倍。

德国人并不了解在苏联农村，农民们的生活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德国政府十分关心农民，实行了遗产继承法。另外，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从兵役中解放出来，这种做法对农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战争期间，农村的劳动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经常有所增加。一言以蔽之，战争并没有破坏德国农民的美好生活。

在战争期间，德国的许多农村劳动力上了前线。代替他们耕作的是战俘和一些从被占领区招募来的人。

文章接下来讲述了那些“东方工人”的美好生活，大概是每月能挣到70马克，另外，他们吃饭是免费的，不仅吃得饱，还穿得好。

Д.祖耶夫所描述的画面明显不是杜撰出来的。当然对于那些农民生活境况的描写可能有点过于理想化，并且关于德国战时的农业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说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德国到1943年时，粮食生产指数已经从1939年的104点下降到了92点（在1942年为86点），而土豆的生产指数也从105点下滑到了75点（在1942年为101点）。但是，即使这样，对于穿上军装的苏联农民来说，德国战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要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中绝大多数人在1917年以前，从未拥有过超过4公顷以上的土地。那些在德国人看来属于中等水平的产奶量，对于苏联人而言已经是很难达到的纪录了。

Ф.库季诺夫的《德国游记》对于哥萨克人的类似的参观（不仅有参观农村的，也有参观柏林的）进行了描述。这篇文章刊登在1944年1月15日的《哥萨克前哨》上。这篇文章着重指出了德国人生活中许多令苏联公民瞠目结舌的细节。例如，长在路旁的一棵棵果树，由于果实累累几乎要被压断了。原来，“根据那里的风俗习惯，过路人只能吃掉在地上的果实”，因为果树是归个人所有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成员想都没想过，成熟的美味果实怎么可能不享用（当然，要旁边没有警察或者警卫）。

给哥萨克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对医院进行的参观。在他们参观的那所医院里，“东方部队”的战俘们与德国士兵们一起接受治疗。库季诺夫特别强调指出：“这所医院的残疾人只有在治好伤，换上假肢，而且又学习了一门手艺以后，才能出院。所以，因战争而受伤的残疾人在德国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包袱。在他们的脸上你既看不到悲哀，也发现不了对于未来生活的恐惧。”

这里，我们要指出，在我们面前呈现的不是一幅为了宣传目的而描绘的画面。即使现在，你也可以在德国见到生活十分方便舒适的残疾人，周围人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完全没有苏联的庸俗的人们对待残疾人的那种掺杂着恐惧、鄙视和怜悯的眼光。在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以后，受伤最严重的残疾人被赶到了索洛夫卡专门的院子里，目的是为了不再让他们的尊容损害大城市人民的形象。

在离开柏林以前，哥萨克们还参观了一位私人诊所医生的住宅：“住宅的功能划分为：一个候诊室、一个接待室、一个治疗室、几个家庭成员们的办公室、餐厅、厨房、几间卧室和图书馆，总共有12个房间。”接着，又一一列举了治疗室和办公室里的最现代化的设备，所有这些都是医生的私有财产。库季诺夫指出，除去交税和所有的花销以外，这位医生的年纯收入超过10，000马克。与此同时，“所有的成年家庭成员都有一辆自行车，医生由于经常出诊还拥有一辆汽车。德国一个中等收入医生的生活水平，在苏联甚至教授这样的高级专家也无法相比”。

读过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写的科幻中篇小说《狗心》（1925年）的读者们可能会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还记得，小说的主人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一位世界驰名的教授，仅有一套7个房间的住宅，但是，就是为这么一套住宅，他经常遭受房屋委员会的攻击和指责。在卫国战争开始前，这种7居室的住宅对于苏联一位名医来说，是极为奢侈的事，至于谈到现代化的设备，甚至大医院还不够用呢。对于大多数苏联人而言，自行车也属于奢侈品。而当时在德国，自行车已经成了主要的代步工具。

库季诺夫记录下了哥萨克们参观德国纺织商店和鞋店时的印象：“商品供应充足，花色品种应有尽有，用不着排队，就可以随时凭票购买所需的商品。由于这个原因，德国的居民穿着讲究，以至于仅凭服装，你根本无法判断出来：这是个工人还是一位工程师，是一位农村教师还是教授。”众所周知，到1943年为止，德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下降，而且战时德国商店里的商品供应十分充足，对于苏联而言，这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这篇文章中惟一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夸大的地方就是对于“东方工人”丰衣足食的描写，他们中间有几个好像“外表已经欧洲化了：时髦的发型、讲究的衣着，只有‘东方’字样的徽章暴露了他们的原籍。”文章的结尾完全是苏联式的：“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所实行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德国人民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十分珍视自己的祖国，并且忠实于自己的政府。”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德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是文章作者们看到的那么完美无缺。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沃尔德马尔·佐梅尔，以前是德国的一个工人，后来在汉诺威的“汉诺马赫”工厂当技术员，1942年10月当了苏联人的战俘，下面就是他的口供：“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钱是够花了，因为反正也没什么可买的。我以前当车工的时候，每月工资为200马克，现在当了技术员每月可以拿到280马克。27马克交房租，而吃要花100马克，是按票供应的。在食物方面，有一大半是靠我个人的菜园子。剩下的钱就没处可花了。当然，也可以花黑市价买些东西，可是，它们太贵了，人们吓得什么也不敢买。”另外，根据佐梅尔的准确评价，“在德国，之所以到处安安静静的，并不是因为人民生活得很富足，而是因为盖世太保工作得很‘得力’”。

投敌者们同时意识到，德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是以类似于苏联国内进行的社会主义竞赛换来的。实际上，在德国几乎没有为了取得经济效益而进行的社会主义竞赛。也没有展开像苏联斯达汉诺夫劳模的那种竞赛，更没有像苏联那样对竞赛的优胜者实行个人崇拜。虽然德国国内也举行竞赛，但主要还是为了起到宣传作用，是为了让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深入人心。

更多的苏联居民在德国生活的诱惑下投敌了，投敌运动的规模之大，有一个事实就能说明，那就是在德军从苏联撤退时，几千名哥萨克地区的居民--妇女、儿童和老人都与他们一同撤离了。工程师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所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在向西方进军时，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布良斯克州洛科济自治区的数千名居民（后来，卡明斯基的部队被编入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1943年秋天，德军从塔曼半岛向克里木撤退时，自愿和他们一起走的就有大约120，000名苏联公民，其中超过80，000名是哥萨克人。45

应该注意到的是，与其他俄罗斯的投敌者们相比，哥萨克人在德国人那里属于比较有特权的阶层。德国人把他们当成盟友，并且也不反对哥萨克地区在德意志帝国的庇护下实行更大权力的自治。负责管理东部领土的德国部长、种族学说创始人之一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哥萨克人是东哥特人的后裔，这就使得他们也成为雅利安人，而不再属于二等公民之列。哥萨克人的刊物，和弗拉索夫等人的刊物相比，更为经常地强调“德国人民和新欧洲的领袖希特勒”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强调哥萨克人应该成为“德国军队最忠实的战友和盟友”。1943年1月27日，顿河哥萨克首领П.Н.克拉斯诺夫在宣言中号召说：“大家加入德军吧！同他们一起去战斗！同时要牢记的是，在最后会战中这危险而抉择的关头，只有那些毫不犹豫地与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坚定地一起并肩战斗的人，才能在希特勒的新欧洲里占有一席之地。”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哥萨克们！德国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类似的号召反映出在德国武装力量里服役的许多哥萨克人的心声。关于这一点，在他们从前线写给家里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例如，谢苗·拉林在1942年12月的家信中就自豪地告诉父亲说：“……我现在有权利骄傲了，因为我现在是德军的一名士兵，属于顿河哥萨克。征召以后我不想打仗，干脆跑到德国人这边来了。反正在红军那里我一分钟也不想干了……”而库班的哥萨克阿列克谢·克里文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参加了德军部队……我们的长官非常关心我们，不仅关心我们，甚至还关心我们的家人。”46显而易见，哥萨克投敌者在信中把德国人和德国武装力量视为“自己人”，而把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当成是“外人”。

1943年11月10日，由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В.凯捷利和负责东部领土的德国部长А.罗森贝格签署了对哥萨克人的宣告（内容由П.Н.克拉斯诺夫起草），这是对哥萨克阶层在与红军进行的战斗中所作贡献的承认和肯定。它保障了哥萨克阶层拥有沙皇时期的所有权利和特权，还保障哥萨克阶层的土地权利不容侵犯。该宣告说，这是“你们的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在他们不能回到祖国的情况下，还可以暂时“在元首的庇护之下，在东欧继续你们哥萨克式的生活，还会为你们提供土地，以及你们的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其他一切特殊用品”。为了报答这份宣告，П.Н.克拉斯诺夫满意地表示，德国政权“在全世界面前承认了哥萨克的功绩”。他很肯定地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德国对苏维埃进行的战斗最后在哪里取得胜利，苏维埃又在什么地方灭亡……但是，无论这个地方在哪，我们哥萨克人都会听从指挥，都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便早日取得这个胜利。此后，我们会解放顿河、库班和捷列克，那时，哥萨克阶层将在德国和元首希特勒的庇护之下彻底得到解放。”

这样，就谈到了哥萨克地区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庇护之下的自治问题。

而А.А.弗拉索夫投敌后组建的俄罗斯解放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弗拉索夫心目中的德国和德国人形象的演变过程。

在弗拉索夫处在包围之中的时候，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德军中的几个联络官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他们是维利弗里德·施德里克、谢尔盖·弗雷利希和斯文·斯坚贝格。他们出生在沙皇俄国，并且有双重自我意识。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祖国。和弗拉索夫一同工作的德国人，不仅在对待俄国人的态度上不像对待一些“温捷尔缅什”那样，而且还参与了7月20日的反希特勒密谋。他们中间就包括弗赖塔格·洛林戈芬男爵，他因为此事而自杀。在弗雷利希的回忆录里，讲述了一些故事，说明А.А.弗拉索夫对于德国人的正面认识是如何形成的：“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当我还是一个半大孩子的时候，在我们县城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一些德国人。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其中一个叫卡尔·卡尔洛维奇，他是开药铺的。这个职业实在太符合他的性格了，因为他时刻准备去帮助任何需要他帮助的人。他常常把药无偿送给那些穷人，或者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他们。他一直很诚实、十分得体，而且富有责任感。他从来不发脾气，也很少生气。苏联人都喜欢他，称赞他。他的人格魅力使我对所有的德国人都产生了尊敬之情。

“另一个德国人名叫阿尔图尔·奥斯卡罗维奇，他是一个老教师，一个老夫子，干瘦干瘦的，不善言辞。他的制服总是熨得平平整整的（弗拉索夫回忆的事情明显是发生在革命前，当时，教师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弗拉索夫出生在1901年，所以，他谈到的应该是他的中学时代。-作者按），上面一尘不染。他是一个路德式宗教徒，但是，每天却跑到我们大教堂里来，与其他的教员们一起，神态端庄，一动不动地坚持做完礼拜。我就想，他是为了给自己的学生们树立一个榜样……”

1940年12月，弗拉索夫任第99步兵师师长，这个师部署在苏德边境的佩列梅什利亚内地区。在红军的一次高级指挥人员参加的会议上，他曾经说：“我们驻在边境上，每天都看见德国人。德军排的士兵不管去哪儿，队伍总是特别整齐，着装统一。我就对自己的战士训话说：‘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军队，我们应该比他们好上十多倍。’于是战士们也都注意起来。要知道，我们相隔100米远，互相之间看得清清楚楚，于是，观察着德军的几个排，我们的几个排也开始精神抖擞起来……过去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德军军官向我们明确表示友好，而我们不予理睬。当时我们就说，应该友善地对待友好的人，于是我们现在也开始跟他们打招呼了。”47

下面是1944年初弗拉索夫向弗雷利希谈起的他对德国的印象：“我们的住处对面有一块田地。每当无聊的时候，我就经常看那位农民怎样种这块地。他犁的每一道沟都那么恰到好处！每一块小石头他都仔仔细细地拣了出来。我是农民的儿子，凭经验就知道这样侍弄出来的地收成会怎么样。只有到这时，我才开始相信那些传说，说是德国人地里的收成可以是我们的3～4倍……我欣赏着坐落在鲜花丛中的一幢幢五颜六色、十分漂亮的小房子。我在想，这肯定是一些资本家避暑的小别墅，他们这些人靠着剥削劳动人民，来达到自己享受的目的。要知道，当我们还在苏联的时候，整天被灌输的就是这些说法。而当我听说，这些小房子是伐木工人住的，并且干这行的都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因为他们不论严寒还是酷暑都不得不在巴伐利亚的森林中做雇工，而且他们干的是最苦最累的伐木的活，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想，在苏联就算是机关工作人员、银行行长或者工厂厂长也过得要比这里的工人寒酸得多。于是，我不得不说：你们这些德国人啊，算是有两次战胜了我，第一次是在沃尔霍夫，而第二次就是在这里，在德国的心脏。”

“我总是乐于想起那位我们拜访的妇女。她是一位最寻常不过的德国妇女。也许，可以认为她代表着德国所有的妇女。我有什么理由痛恨她呢？就因为她是一个德国人？或者因为她把自己的孩子们送上了战场？虽然我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但从她的语气和目光判断出来，她在友好地向我（她的敌人、一位二等公民）热心地解释，对于我和她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一条，那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人。”48在这里，德国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成了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

像许多其他的投敌者一样，弗拉索夫在看待德国和德国人时依靠的是俄罗斯人传统上对德国人的评价模式，即从整体上说是积极正面的评价，这至少起源于彼得一世时期。19世纪的文学作品就反映出这一看法，其中包括尼古拉·冈察洛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奥布洛莫夫》中施托尔茨的形象。对于苏联人而言，德国人始终是遵守秩序、精益求精、精明能干和忠于职守的表率。即使弗拉索夫在德国身陷囹圄时，他对德国人仍然持这种看法。说老实话，对于弗拉索夫和其他的俄罗斯投敌者来说，所谓交往的德国人仅限于旅途中遇见的那一些德国人。当弗拉索夫乘火车路过东普鲁士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德国的村庄，见到农民们在耕种田地，见到了成群的牛羊，还见到了整洁而舒适的房屋，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对陪同他的德国宪兵队中尉说：“这里实在是太好了！”

在对待德国的态度上，俄罗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们也表现出他们的双重性。他们已经意识到，不得不与“外人”联合来同“自己的罪恶制度”进行战斗，而且，这个“外人”的罪恶程度也少不了多少，并且还把俄罗斯人当成是二等公民；他们还意识到，要想同斯大林进行战斗，他们就得帮助恶魔希特勒。49曾任斯摩棱斯克市市长的Б.Г.梅尼沙金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战后曾经坐了25年的牢，后来他说，这些年中有10年是自己应该受到的惩罚。

弗拉索夫对希特勒的看法也很准确。这位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对弗雷利希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全体德国人民就跟着这么个可恶的矮子跑！要知道，我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是非常看重而且尊敬的，我在部下中把它树立成一个典范，认为这个民族有勇气、责任感、能力以及其他许多优点。”

有意思的是，当弗拉索夫还在红军队伍的时候，与现在的情况相反，他对斯大林的评价相当好。1942年2月14日，他给前两任妻子中的一个，即阿格涅萨·波德马津科写了一封信。弗拉索夫在信中这样描述与最高统帅的见面情景：“我被最有实权的一号人物亲自接见了。简直难以想像，他跟我谈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你能想像得到吗？我是多么幸运。你肯定不相信，这么高级的领导竟然也对我们的家庭琐事感兴趣，他问我：妻子在哪儿，家里人身体怎么样，只有领导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他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和他一起把法西斯强盗消灭光。”

可能是，投敌者发现在国家社会主义与苏联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经过权衡比较后，他们选择了德国。弗拉索夫曾经对弗雷利希说过：“你们的棒小伙儿让我想起我们内务部的小伙子们。不过，我得承认，你们的党卫军成员看起来更整齐一些，也更勇敢一些。至于说到随机应变、不讲原则和粗鲁，那他们还应该像他们的前辈，也就是我们的小伙子们好好学习。但是，也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了，党卫军成员还是很有天分的学生。”

实际上，投敌者被迫把对德国的整体印象一分为二。第一个对于德国人的幻想就是，他们是把苏联人民从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下解救出来的救星。在第一个幻想破灭后，在那些站到德国人一边的苏联人的意识里，就把德国人泾渭分明地区分为纳粹分子和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德国人。例如，弗拉索夫就曾对参与反希特勒密谋活动的弗赖塔格·洛林戈芬男爵进行评价，说道：“我很喜欢这位男爵，当我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时，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提出的一些理由，以及解释这些理由的方式，都证明他希望我们成功……”而弗拉索夫对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说：“维利弗里德·卡尔洛维奇，您看，我真是无法理解。在季尔加尔腾，人们又是养鸟，又是养猫的，对它们是充满了爱心，而在战俘营里呢，却任凭那些军人们活活饿死。而且这些同样都是德国人干的，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德国人民一直是勤勉有加、热爱劳动的民族；而且谦虚谨慎、勤俭节约。为了家庭你们任劳任怨。我相信，德国人是心甘情愿地工作的。但是，你们的历史同样是厄运不断，出现过帝王、领袖，但都如过眼烟云。难道不是这样吗？而德国人一切都从头开始，并且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地劳作，以便使生活再次变得富足安康。这使他们变得既斤斤计较，又喜欢忌妒。国家社会主义现在宣布德国人是完美的人，但是，据我看来，他们还欠缺我们俄罗斯认为真正的贵族才具有的那种贵族派头。我真是同情德国人啊……”

当时，由弗拉索夫将军和瓦西里.Ф.马雷什金签署的《告红军指战员书》在被占领区禁止宣传。很明显，它仅仅具有使红军瓦解的宣传作用，并不反映德国领导人的真正看法。由于这个原因，弗拉索夫怀有的对德国人的最后幻想也破灭了。

1943年6月8日，希特勒在德国大本营的会议上说，俄罗斯解放军应该只作为针对苏联一方进行宣传的工具，而不应该让其在被占领区作为政治力量起作用，也不应该建成有战斗力的兵团。元首建议不要把苏联的投诚者用作德军部队里的志愿军，而应该把他们派到德国去工作，以便把德国的工人们顶替出来上前线。他指出：“我们永远也不会建立俄罗斯军队，这简直是天大的幻想……我不需要俄罗斯军队，为了他们我还不得不在其中安插德军的骨干。如果我用他们去替那些工人的话，那就完全省心了。”元首对俄罗斯的志愿军们并不完全放心，他认为他们的部队应该由德国人指挥，而且德国军人应该占绝大多数。不这样做会削弱德军的兵团力量，不管怎么说，“东方部队”并不是那种完全可靠的盟友。当弗拉索夫和俄罗斯解放军的其他领导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极为震惊，并且严肃地考虑了停止自己活动的可能性，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证实俄罗斯解放军参谋长费奥多尔·特鲁欣对此也发表意见说：“这下希特勒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嘴脸，俄罗斯解放运动现在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和一些为数不多的德国朋友，他们会站到我们这边的。我们的运动将会存在，不成功，便成仁。”

过了几天，弗拉索夫与一位参与密谋的德国将军会面。据当时在场的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证实，那位将军对弗拉索夫说：“今天我只能说，不排除会政变或者德国政府可能更换领导人的可能性，并且也不能排除重新任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可能性。到那时，弗拉索夫将军，我们可能需要你们的合作和帮助。”正是这次见面使得俄罗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更加幻想着，纳粹制度有可能发生领导层的变化。弗拉索夫心目中对德国和德国人的看法，越发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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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军事功绩：从战争神话到文学神话

实际上，所有这些丰功伟绩要么根本没有真实的地方相对应，要么事情的真实经过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

潘菲洛夫神话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宣传的重点是颂扬这样的丰功伟绩，即红军战士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消灭敌人，或者牺牲自己来保证同志们取得成功。让我们来看看这种自我牺牲的典范：1941年11月16日，28名近卫军潘菲洛夫战士，在政治指导员瓦西里·克洛奇科夫·季耶夫领导下，在莫斯科城下的杜博谢克立下功勋；1941年11月7日，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在政治指导员尼古拉·菲利琴科夫率领下在杜万卡娅村战功卓越；1943年2月23日，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在距离大卢卡不远的切尔努什卡村再创辉煌。考察这类英雄后，可以作出的真实结论是：实际上，所有这些丰功伟绩要么根本没有真实的地点相对应，要么事情的真实经过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同时，对于前两项功绩的神话描写还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即亚历山大·克里维茨基的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尼古拉·吉洪诺夫的长诗《28名近卫军战士》和安德烈·普拉托诺夫写的短篇小说《精神高尚的人》。

我们选择这3个自我牺牲的英雄神话，是因为已经根据事实证据考察出它们全是名不副实的。对于28名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来说，由于我们有其中一位战士后来交待的材料，所以，杜博谢克会让战斗的真实过程调查清楚的。从一般的常识、自然规律推敲，或者考察某些与1941年11月在克里木和1943年2月在切尔努什卡村进行的战斗有关的确凿事实，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和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所立的功勋，官方的论述是经不住检验的。

国内首次知道28名近卫军潘菲洛夫战士的丰功伟绩，来自В.切尔内绍夫写的通讯报道《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们的光荣》，这篇报道刊登在1941年11月26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描写了遭到敌人60辆坦克和一些步兵营进攻的某“近卫军分队”的赫赫战功。这个分队成功地击退了德军持续“两天一夜”的多次进攻。别兹弗列缅内中尉指挥着这支分队，和他一起指挥战斗的是老政治指导员卡拉乔夫。切尔内绍夫认为，当时“敌人在这一战区尝到了被狠狠教训的滋味后，企图在另一个方向寻求报复”。德军的54辆坦克向“政治指导员季耶夫领导的红军战士分队”所在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按照记者的话说，这个分队经受住了超过4次的敌人进攻。

这个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的神话是这样诞生的。1948年4月17日，由于对“28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其中一名进行调查，切尔内绍夫在接受审问时披露了如下情况。那位战士名叫伊万·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多布罗巴宾(多布罗巴巴)，他并没有在11月16日的战斗中牺牲，而是当了俘虏，随后在德国的辅助警察局任职。切尔内绍夫披露：“那是1941年11月份的时候……我和《红星报》的记者科罗捷耶夫一起到了前线……我后来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写的那些内容，是潘菲洛夫师部的报导员告诉我的。”由于这个师所在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切尔内绍夫和科罗捷耶夫就没有冒险再向目击事件的政治指导员进一步核实消息的准确性。切尔内绍夫向法庭侦查员承认说：“我只是临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又和提供消息的人谈了谈（他的姓名我不记得了），并且试图弄清楚与德军坦克进行作战的情况。当时，他向我提起了别兹弗列缅内中尉、老政治指导员卡拉乔夫和政治指导员季耶夫这些名字……”

1948年4月份侦查员调查原《红星报》记者科罗捷耶夫时，后者的供述如下：“大约在1941年11月23、24日，我和《共青团真理报》的战地记者切尔内绍夫一起到了当时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第16集团军的司令部。我们与罗科索夫斯基谈了谈，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在从集团军司令部出来的时候，我们碰上了第8潘菲洛夫师政委叶戈罗夫，他讲起了极为惨烈的局势，但同时说不论战斗如何艰苦，我们的人仍然发扬英雄主义精神坚守在所有阵地上（毫无疑问，叶戈罗夫就是切尔内绍夫提到的那位”提供消息者“。--作者按）……其中包括一个连与德军的坦克英勇战斗的例子……当时谈到的是第5连与敌人坦克进行的战斗，而并不是28名潘菲洛夫战士的战斗。叶戈罗夫建议我们在报上宣传一下战士们与敌人坦克进行战斗的英勇行为。”到了参加这场战斗的连队所在的团，记者想与事件的目击者见见面，谨慎的政委劝阻了记者。科罗捷耶夫对侦查员交待说：“根本无法到那个团去，叶戈罗夫建议我们不要到团里去打听情况。”完全有理由推测，潘菲洛夫师的这位政委叶戈罗夫并不敢断定，他对切尔内绍夫和科罗捷耶夫讲的关于杜博谢克会让站旁的战斗确有其事。叶戈罗夫担心，记者们可能会了解到季耶夫和卡拉乔夫政治指导员的连所属的第1075步兵团被歼灭，以及敌人的坦克部队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成功突破的坏消息。

1941年11月27日，继切尔内绍夫之后，科罗捷耶夫在《红星报》发表了题为《莫斯科战斗中的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的报告文学作品，文中很肯定地写到：“西线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了10天……潘菲洛夫近卫军师消灭了大约70辆敌人坦克和超过4000名敌人士兵和军官……”科罗捷耶夫提到了某团5连“小分队战士们的突出战绩”。实际上，季耶夫和他一起牺牲的同志们隶属于4连，在这里比较准确的是切尔内绍夫，他称季耶夫为4连的政治指导员。但是，这决不是科罗捷耶夫报道中惟一不准确之处。《红星报》的记者并不知道战斗的详情，所以也没有描写这个过程，但是由于他的原因，出现了28名战士这个神圣的说法。科罗捷耶夫对侦查员讲述了杜博谢克会让站激战的神话如何创造出来的。“晚上，到后来，……我向编辑奥滕贝格汇报了情况，讲述了那个连与敌人坦克进行的战斗情况，奥滕贝格问我与德军坦克部队作战的那个连里有多少人，我回答说，这个连没有全部投入战斗，大约30到40人。我还说到，这些人中有两人投降了敌人……11月28日，《红星报》已经准备好了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我不知道社论已经写好了，奥滕贝格又把我叫去问了一次，与德军作战的那个连有多少人。我回答他说，大约有30人。这样，社论里出现的战斗人数就成了28人，因为必须从这30人中去掉两名投敌者。奥滕贝格说，关于两名投敌者是不能写的，而且不知跟谁商量好了，决定在社论中只写1名投敌者……接下来，我再也没有去写关于跟德军坦克作战的那个连的报道，这件事由克里维茨基来操作，是他第一个写了关于28名潘菲洛夫战士的社论……”

很显然，《红星报》的编辑不提两名投敌者，是因为苏联的宣传机关要求非常苛刻。在他们眼里，两名投敌者已经是严重事件了，1名问题倒不大。《红星报》主管文学的书记亚历山大·尤列耶维奇·克里维茨基在社论中加入了自己想像的成分，包括战士们立即镇压叛变者：“29人中只有1人胆小变节。”德国人相信自己会轻易取得胜利，对着近卫军战士们喊到：“你们快投降吧！”仅仅只有1个人举手投降。立即，枪声齐鸣，好几个近卫军战士没用任何人指挥、不约而同地向这位胆小的变节者开了枪。这是代表祖国处决临阵脱逃者。克里维茨基借政治指导员季耶夫的口说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话：“一步也不许后退！”“战斗开始了，勇士们用装着燃料的瓶子攻击德军坦克。”

克里维茨基把战斗的结局想像得非常具有传奇色彩，这与常识根本不符：“战场上已经有18辆坦克被击毁。战斗持续了4个多小时，法西斯分子的装甲部队集群没有能够突破近卫军战士们的防线。但是，弹药用完了，反坦克分队仓库里的炸药用完了，手榴弹也用完了。法西斯分子的坦克接近了堑壕。德国人从驾驶仓里爬出来，企图活捉幸存的勇士并杀害他们（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不可能的：难道德国人俘虏潘菲洛夫战士就是为了马上杀害他们？这还不如用坦克的炮弹和机枪直接杀死他们，或者干脆用履带把他们轧死。要知道，完全没有必要从坦克驾驶仓里爬出来，冒不必要的危险。--作者按）。但是，苏联战士一个人也能独当一面！政治指导员季耶夫把剩下的同志集中起来，又开始了一场血战。我们的人英勇地战斗着，牢记着一句古老的名言”宁死不屈“。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整整28名战士牺牲在战场上。战士们是牺牲了，但是他们也没有放过敌人！我们的团及时赶到，敌人的坦克部队被击退了。”

根据神话创作的规则，英雄的牺牲必定会使战斗最后取得胜利。所以，就出现了某个击退德国人的神奇的团。

克里维茨基的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发表的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М.И.加里宁就给他打电话，要求查明与德国坦克部队进行战斗所牺牲人员的名单，因为“不能让这些英雄成为无名英雄”。克里维茨基被派到潘菲洛夫师，但是，包括叶戈罗夫政委在内的领导谁也想不起一个叫季耶夫的政治指导员。克里维茨基运气很好：“这天快结束的时候，卡普罗夫团的大尉贡季洛维奇一听到我问起他认不认识季耶夫，就说道：‘当然啦，季耶夫，季耶夫……是我那个连的政治指导员。他的真名叫克洛奇科夫，而季耶夫是一个乌克兰战士给他起的绰号。啊，克洛奇科夫，克洛奇科夫，真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年轻人！他和他的战士们在杜博谢克阻击了敌人的50辆坦克……’”51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中所提到的正好是50辆坦克这个数字，所以，克里维茨基很可能只是在重复贡季洛维奇的话。至于这个季耶夫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仍旧是一个难解的谜。要知道，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名字只可能是科罗捷耶夫和切尔内绍夫从叶戈罗夫那里打听到的。但是，根据克里维茨基的判断，叶戈罗夫对于季耶夫这个政治指导员一无所知。

在与季耶夫所在团的战士们进行谈话的基础上，亚历山大·克里维茨基准备创作的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就有了一个合乎规范的原型。围绕这一项丰功伟绩，又创造出来许多新的神话。作者在《杜博谢克会让战》中写道：

卡普罗夫团在前线所处的防御位置是第251高地的佩捷里诺村里的杜博谢克会让站。在左翼占据铁路两边的是多布罗巴宾中士的分队。那天，侦察员汇报说，德国人准备发动新的进攻。在克拉西科娃、日丹诺娃和穆罗姆采娃等居民点，他们纠集了80多辆坦克、两个步兵团、6个迫击炮营和4个火炮营，以及强大的自动步枪队伍和摩托部队。战斗打响了。

潜伏在会让站旁堑壕里的28位英雄，在击退敌人强大的坦克攻势以前，已经与敌人自动步枪队伍进行了数小时的激战。利用这个团防线左翼的隐蔽通道，法西斯的连队向那里集中。他们没有想到会遭遇顽强的抵抗。战士们悄无声息地监视着越来越近的自动步枪队伍。多布罗巴宾中士瞄准了目标。德国人过来了，就像平时散步一样，挺直身子，大大咧咧的。他们距离堑壕只有150米了。周围是一片出奇的安静。中士把两个指头放在嘴边。随后，突然响起了俄罗斯勇士的口哨声。这一切来得这么出乎意料，以至于自动步枪队伍都禁不住愣了几秒种。我们的机枪和步枪也都哒哒哒地响了起来。准确的火力立刻让一队法西斯士兵应声倒地。

德军自动步枪队伍的进攻被击退了。有70多具敌人的尸体躺在距离堑壕不远的地方。战士们疲惫的脸上，烟熏火燎的。他们感到很幸福，与敌人一比高下是值得的，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命运如何，也不知道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边。

坦克开过来了！20辆装甲庞然大物向着28位近卫军战士防守的阵地开过来了。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是一场力量明显过于悬殊的战斗。突然，他们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你们好，英雄们！”

连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赶到了堑壕旁。只有现在，我们才得知他的真实姓名。祖国在宣传他的英雄事迹时，用的是季耶夫这个名字，因为有一天一名乌克兰红军战士邦达连科这样称呼他。他说：“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经常是个季耶夫”--

照乌克兰话讲，就是一直不停地在运动。没有人知道，克洛奇科夫什么时候睡觉。他始终处于运动状态。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战士们把他当成兄长和慈父来热爱。邦达连科这一出神入化的描述不仅在连里传开了，而且还传遍了全团。只有在文件上才会把政治指导员称为克洛奇科夫。甚至连团长也叫他季耶夫。

那天，克洛奇科夫第一个发现了敌人坦克纵队前进的方向，于是连忙赶到了堑壕。

“喂，怎么样，朋友们？”政治指导员对战士们说。“20辆坦克，每位兄弟一辆还不够分呢！并不多！”

大家都笑了。

现在，德军自动步枪队伍又对坦克部队进行增援，这下，德国人在人数上大大地超过了后来牺牲的28位英雄们。红军战士们的人数是28名，这样的人数很可能并不是连一级的编制，而应该是排的人数，因此，克里维茨基就把多布罗巴宾中士放在了28位潘菲洛夫战士之首。要知道，克洛奇科夫作为连政治指导员，与其说指挥的是排，不如说指挥的是连。如果我们承认，在杜博谢克进行防御的是连（就像实际情况一样），那么，读到这篇社论的读者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连里的红军战士们人数这么少。由此，读者会得出一个结论，即苏军伤亡十分惨重。出于宣传目的，这一结论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这篇报告中，有关德国坦克手为了“活捉并杀害”幸存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而从坦克里跑出来的荒唐情节给取消了。与1942年的那篇社论不同，这次克里维茨基认为有可能得知“英雄们临终前的思想活动”，同时援引了幸存战士伊万·纳塔罗夫的话：

“战场上，被击毁的已经是第14辆坦克了……就在这一刹那，黄昏的薄雾中又出现了敌人的第二坦克梯队。其中，还有几辆重型坦克（1941年时，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中根本没有这种坦克；重型”虎“式坦克首次参加战斗是1942年底的事情。--作者按）……你有点搞错了，亲爱的政治指导员季耶夫！你曾说过，这些坦克每一个兄弟分一辆还不够分。现在是每个战士两辆还要多啊（幸存的人数。--作者按）！祖国，亲爱的母亲！请给自己的孩子们一些新的力量，让他们在这一紧急关头临危不惧！”

克洛奇科夫眼睛红肿，看了看战士们。

“朋友们，有30辆坦克，”他对战士们说，“我们大家有可能都得牺牲。俄罗斯虽然地域辽阔，我们却毫无退却的地方。莫斯科就在我们身后。”

一辆辆坦克在接近堑壕。受了伤的邦达连科俯身向着克洛奇科夫，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拥抱着他说：“让我们告别吧，季耶夫！”于是，所有在堑壕里的战士们都互相拥抱吻别，他们举起了枪，也准备好了手榴弹……

战斗持续了30分钟，勇士们已经没有弹药了。他们陆续没了子弹。邦达连科在敌人坦克的履带下牺牲了，临死还用手抓住敌人坦克的装甲（有趣的是，怎么可能在履带下面还能够得着坦克的装甲？--作者按）。库热贝格诺夫两手交叉在胸前，迎着敌人的机枪走了上去，随即壮烈牺牲。大约有10辆坦克被击毁并燃烧着（被击毁和消灭的坦克数量是24辆，几乎是平均一人一辆。--作者按）。克洛奇科夫紧紧抱住最后一捆手榴弹，向着刚刚将邦达连科压在下面的重型坦克冲了过去。

他刚来得及炸毁坦克的履带，就被子弹射中，应声倒地。

克洛奇科夫也牺牲了。不，他还在呼吸。就在满身是血、奄奄一息的他的旁边，躺着受伤的纳塔罗夫。敌人的坦克轰鸣着从他们身边驶过。克洛奇科夫用微弱的声音对自己的同伴说：“兄弟，我不行了……人民会记得我们的……如果你活着回去，要告诉我们的……”

他还没有说完，就不动了。克洛奇科夫就这样死了，他的生命献给了疆场上最壮丽的事业。

这一切都是纳塔罗夫临终前叙述的。此前，人们在野战医院里找到了他。那天夜里，他爬进了树林，由于失血过多而虚弱无力。他艰难地爬了好几天，直到遇见我们的侦察小组。纳塔罗夫死了，他是28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中最后牺牲的一位。他向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转达了他们的遗愿。当我们还不知道发生在杜博谢克会让站的故事整个过程时，人民已经懂得了这个遗愿的意义。我们已经知道，当无情的死神降临的那一刻，克洛奇科夫想说的话是什么。人民继承了牺牲英雄们的遗志，并用英雄们的名义告诫自己：“我们为祖国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请不要为我们的牺牲而流泪。咬紧牙关，坚强一些！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我们完成了一个军人的职责，切断了敌人的去路，我们与法西斯进行着战斗，并时刻牢记着：誓死也要争取胜利。你们就像我们一样，别无选择。虽然我们牺牲了，但是，我们取得了胜利。”

这是古老的神话情节：垂危的英雄还来得及对人们讲述自己同志们的丰功伟绩。即使在明显不合逻辑的情况下，克里维茨基也并没有止步。在他的报道中，他迫使纳塔罗夫在森林里爬了几昼夜，后来才因失血过多而牺牲。尼古拉·吉洪诺夫在自己的长诗《28名近卫军战士》中对这种荒谬情节进行了修正。他让不幸的纳塔罗夫在仅仅几个小时后就牺牲了，而垂危的英雄对于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丰功伟绩的讲述，已经是处于半昏迷状态了：

纳塔罗夫躺着，他并没有睡着，

可是却梦见那美妙绝伦的一切。

好像他正躺在暴风雪中，

并且在暴风雪里，

一会儿是政治指导员在对他讲话，

一会儿又听见朋友丹尼尔的声音。

……

并且，就像往常一样，只有在梦中，

他才听见了统帅的声音：

“伊万·纳塔罗夫，我的勇士！

现在你躺在这儿，身体渐渐变得冰冷，

但是，你曾经那样骁勇善战，那样奋不顾身

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近卫军战士！……”

我们的伊万幸福地流下了眼泪，

于是继续与暴风雪抗争。

……

他来到了伟大的莫斯科。

他还没来得及惊叹不已，

梦一下子就醒了。

他真切地看到了一张张亲切的脸庞在关注他。

那么多的红军战士们，

在悄声细语地与他交谈，

他们还为他重新包扎伤口……

接下来，他又再次成为暴风雪的俘虏，[奇·书·网-整.理'提.供]

可是，这次的暴风雪变成了一堵堵白色的墙壁，

变成了病床上白色的床单、变成了医院里白色的大褂。

于是，他低声讲述着内心珍藏的秘密：

他谈起了自己的每一位同志，

他谈起了他们的生活，谈起了他们是如何牺牲的，

他谈起了他们顽强的斗志，

他谈起了他们遭受的可怕打击……

他讲述着，沉思着，最后终于一动不动……

我们的伊万·纳塔罗夫就这样光荣地牺牲了！［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从整体上来说，吉洪诺夫长诗的主要情节是复制克里维茨基的社论。在法庭侦查员进行讯问时，诗人也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从实质上说，写作这一首长诗的素材主要是克里维茨基的那些文章，我在诗中提到的姓名也是源于他的文章。我并没有其他的资料……总的说来，所有关于28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的作品都是源于克里维茨基，或者说是根据他提供的素材写出来的。”但是，吉洪诺夫在读者面前呈现了一个关于28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的非常标准的神话形式，就像战争年代的许多苏联神话一样：“……每一位英雄都怀着迫切的愿望要誓死保卫祖国……”

现在该让我们看看杜博谢克会让站战斗的真实情况了。这些真实情况是在对多布罗巴宾事件进行侦查和审判的过程中调查清楚的。1948年5月10日，曾任第1075步兵团团长的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卡普罗夫供述说：“这个师在战斗装备方面的配置非常薄弱，尤其反坦克武器配置异常糟糕；我所在的团根本就没有反坦克炮，只有一些老式山地炮，我在前线的时候得到的是一些法国老式火炮。只有到了1941年10月底的时候，团里才配发了11门反坦克炮，其中有4门分到了我们团的2营，4连正好隶属于这个营（这个连的连长是贡季洛维奇，政治指导员是克洛奇科夫）……我的团占据着的防线是：国营农场布雷切娃--费多西伊诺--克尼亚热娃。有5到6天的时间里，整个团只能躲在地下，因为准备好的阵地根本用不上，于是，我们自己不得不加固防御阵地，实质上是重新构筑防御工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像样地巩固阵地，德国人的坦克就出现了，它们向莫斯科方向发动了进攻……”

“1941年11月16日以前，我所指挥的团处在整个师的左翼，并掩护着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城到莫斯科的出口和铁路。2营占据的防线是：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村--佩捷里诺村和杜博谢克会让站。营长是列舍特尼科夫少校，记不清政治指导员叫什么名字了（他叫特罗菲莫夫。--作者按）；这个营共有3个连：4连、5连和6连……第4连是由贡季洛维奇大尉和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指挥的……它占据的防线是杜博谢克到佩捷里诺一线。在1941年11月16日以前，这个连共有120到140人。我的指挥部位于杜博谢克会让站后面铁路道口的小亭旁，距离第4连的阵地大概有1公里。我至今也想不起来，4连有没有配置反坦克武器，但是，我要再重复一遍，整个营只有4门反坦克炮。在11月16日前夕，整个师准备发起进攻，但是德国人比我们抢先一步。从1941年11月16日凌晨开始，德国人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接着又进行了猛烈的炮轰，2营所在阵地受到打击尤为强烈。大约11点的时候，这个营的阵地上出现了一小撮敌人的坦克部队。整个营所在阵地上共有10到12辆敌人坦克。我不知道，更准确地说，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辆坦克向4营的阵地发起了进攻。凭借团里的装备和2营的努力，德国人的这次坦克进攻被击退了。在这场战斗中，整个团消灭了敌人5到6辆坦克，德国人被迫溃退……大约在14点到15点时，德国人向整个团所在阵地进行猛烈的炮轰，同时，德军的坦克部队再次发动新一轮进攻。这次，他们展开队形，每一组大约为15到20辆坦克，进行波浪形进攻。向团所在阵地发起进攻的有50多辆坦克，主要进攻方向为2营的阵地，因为这个地段是敌人坦克部队最容易得手的部位。在大概40到45分钟的战斗过程中，敌人坦克部队突破了2营，包括4连的防线，并有一辆坦克推进到了团指挥部所在的位置，它还点燃了干草和小亭，我从掩蔽所里侥幸逃生，是铁路的路基救了我一条命。当我转移到铁路的路基后面时，一些在德国人坦克进攻下劫后余生的人开始在我周围聚集起来。这次进攻中伤亡最惨重的就是4连；以连长贡季洛维奇为首的幸存者有20到25人，其余的人全部阵亡（某些人并没有阵亡，像丹尼尔·库热贝格诺夫和伊万·多布罗巴宾被俘。--作者按）。其他连的损失要稍小一些……”

卡普罗夫也证实说，1941年11月时，没有一个记者曾跟他交谈过，并且他还披露了28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名单产生的经过：“1941年11月16日，根本就没有什么28名潘菲洛夫战士在杜博谢克会让站与德军坦克部队进行战斗的事情，这纯属子虚乌有。这一天，在杜博谢克会让站与德军坦克部队进行战斗的是2营4连，战斗进行得非常英勇顽强，这个连牺牲人数超过100人，而不是后来报纸上所写的28人。这期间没有一位记者找过我，我也从未对任何人谈起过有关28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的战斗经过，因为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战斗。我也没有写过有关这一事件的政治报告（即克里维茨基所提到的报告。--作者按）。我不知道，报纸上所发表的那些文章，包括《红星报》上刊登的关于28名潘菲洛夫师近卫军战士的文章，是在什么材料基础上写成的。1941年12月底，当时这个师正进行改编，《红星报》记者克里维茨基和师政治部代表加卢什科和叶戈罗夫一起来到了我所在的团……在与我谈话时，克里维茨基声称，与德军坦克部队作战的必须是28名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我对他说，是整个团、尤其是2营的4连在与德军坦克部队进行战斗……师政委叶戈罗夫命令我跟克里维茨基、贡季洛维奇等人一起到杜博谢克会让站和4连战斗的地点去看看……贡季洛维奇大尉在谈到这一话题时，凭记忆给克里维茨基提到了一些姓名……没有任何人向我问起有关姓名的事情。只是到了1942年4月，经过漫长的确认姓名过程后，才从师司令部送来了已经确定的名单，才有了我们团28名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的全体名单……”

这样，由于奥滕贝格偶然说出的数字28人的缘故，后来4连牺牲和失踪战士的人数就被确定为28人，即贡季洛维奇大尉与克里维茨基谈话中第一次回忆起的人数。克洛奇科夫在第一篇社论中的话“一步也不许后退！”和第二篇报告里的话“俄罗斯虽然地域辽阔，可我们却毫无退却的地方”都是记者杜撰出来的。1948年在调查过程中，克里维茨基承认了这一点。当时他就指出：“……我采用的是贡季洛维奇、卡普罗夫、穆罕默季亚罗夫和叶戈罗夫的叙述。其中有一部分是对于28位英雄的感受和行为的描述，这属于我进行文学创作的推测。我并没有跟任何一位受伤的或者幸存的近卫军战士交谈过。当地居民中，我只跟一位十四五岁的小男孩交谈过，他给我指了指埋葬克洛奇科夫的墓地。”当时是1941年底，卡普罗夫和第1075团的政委穆罕默季亚罗夫没有揭穿这一神话。要知道，这个神话使他们免遭法庭的审判，也避免了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厄运。杜博谢克会让站战斗结束后，卡普罗夫和穆罕默季亚罗夫很快就被解职，原因是整个团伤亡特别惨重，并且没能阻止敌人的强攻。根据穆罕默季亚罗夫1941年11月18日向第316师政治部的报告，在11月16日和17日的战斗中，这个团阵亡400人、失踪600人、受伤100人。无法挽回损失的人数与救护损失人数的比例关系为10∶1，这表明存在很大比例的被俘人数，同时也说明，战场上大量伤员没有及时得到救助，由于寒冷和失血过多等原因而死亡。这样的比例关系是红军特有的，他们已经习惯于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那份报告还强调指出，整个团使敌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消灭了15辆坦克和800名敌人的官兵。

但是，这些数字被卡普罗夫1948年的口供完全推翻。他根本就没有提到，德军步兵曾在11月16日向第1075团所在阵地发起进攻。如果德国步兵与坦克部队一起向前推进，团长的指挥部被坦克炮弹击中后，团长不可能从敌人自动步枪队伍下死里逃生。据卡普罗夫估计，第一次进攻中被消灭和击毁的敌人坦克数量为5到6辆。至于在第二次进攻中至少击毁1辆坦克的事情，卡普罗夫干脆只字未提。很有可能，抵抗者们已经没有弹药了，反坦克武器被德国人的炮火压制住。所以，坦克部队没有任何损失就突破了第2营的阵地。坦克部队的第一次进攻可能是一种特殊侦察手段，目的是查明苏军炮兵和反坦克武器的位置。顺便说一句，卡普罗夫对于这次失败还是负有责任的。他对手中的反坦克武器平均分配，本来应当把这些武器集中在2营阵地上，因为只有这一阵地是敌人坦克部队最容易得手的地段。围绕着28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的丰功伟绩展开的大肆宣传使卡普罗夫和穆罕默季亚罗夫免于法庭的审判，神话的破灭对他们决不会有任何好处。

科罗捷耶夫的文章中列举的德国人伤亡数字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11月份的10天里，潘菲洛夫师似乎消灭了4000多名德国官兵和70辆坦克。实际上，1941年11月16日到26日期间，德军整个东线部队阵亡和失踪的人数一共有7637人。52

无论如何，苏军一个师也不可能使敌人伤亡数字超过这一期间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在东线战场上全部损失的一半。

即使在战后的报告《杜博谢克会让站》中，克里维茨基的论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他认为，“似乎有5个德国师在莫斯科附近进行战斗。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潘菲洛夫将军的师消灭了30，000名敌人官兵和150多辆敌军坦克。”对于下属报告中的这些数字，似乎连潘菲洛夫本人也信以为真，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我们决不会让敌人占领莫斯科。我们消灭了他们几千人，还有100多辆坦克。整个师的战绩不错……”曾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兹·加里德尔上将于1962～1964年出版了战争日记后，这则消息的不可靠性开始昭然于世。根据战争日记中列举的数字，1941年10月3日到11月16日期间，德国东线部队阵亡和失踪人数为35，591人，--只比苏军报告中所说的第316步兵师消灭的敌人稍多一点（这个师首次加入战斗是10月16日，而潘菲洛夫在1941年11月18日阵亡）。如果仅仅根据卡普罗夫一个团在11月16日的战斗中的损失情况来计算，潘菲洛夫战士阵亡和被俘人数一个月里达到了30，000人。

究竟为什么在这次神话的制造过程中，316师1075团4连和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被选中呢？最有可能的情况是，И.П.潘菲洛夫将军的师恰好于1941年11月18日被改编为近卫军第8师（当天颁布了17日签署的命令），就在当天师长受了致命伤，同时也成了一位被神话的战斗英雄。11月21日，西线军事委员会向斯大林请示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潘菲洛夫少将的名字命名近卫军第8师，并提到了这个师在前线战场上的“楷模行为”。卡普罗夫团的失败就这样因为某种需要转眼间变成了胜利，只有这样才不会损害由舆论宣传塑造的潘菲洛夫和潘菲洛夫战士的高大形象。克里维茨基的文章是非常合适的神话宣传材料。比如，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的报告《潘菲洛夫将军和他的近卫军战士们》几乎完全是克里维茨基杜撰的关于杜博谢克会让站战斗的社论的翻版，潘菲洛夫本人的牺牲也伴随着“具有历史意义的豪言壮语”：“我是为祖国而牺牲的！”53

1941年11月16日，在提出授予潘菲洛夫师近卫军荣誉及红星勋章时，西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和军事委员会成员Н.А.布尔加宁肯定地说，10月20日到27日期间，这个师“击退了德国法西斯3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的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这个师消灭了敌人将近80辆坦克和好几个步兵营。在200辆法西斯坦克的进攻面前，没有一个战士临阵动摇……这个师全体人员齐心协力、英勇奋战，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手拿燃烧瓶向敌人的坦克部队发起了进攻。在遏止住敌人的攻势以后，这个师果断地加固防线，使敌人继续遭受更大的损失”。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天杜博谢克会让站被突破。然而，报告已经被批准了，并且牺牲了的潘菲洛夫将军被宣布为战斗英雄，这个师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为了掩盖不光彩的失败和不让潘菲洛夫师的声誉受到损害，便创造出了关于28名近卫军战士的神话。克洛奇科夫之所以成为这一神话的中心英雄，完全有可能出于极其偶然的原因：他是4连牺牲的指挥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连里的贡季洛维奇大尉在那场战斗中幸存下来（他应该是在1942年4月才牺牲的）。所以，没有授予大尉英雄称号。克里维茨基首次借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之口说出的那些名言，如 “一步也不许后退！”，是从朱可夫和布尔加宁11月1日向西方面军发布的命令中借鉴而来的。“俄罗斯虽然地域辽阔，可我们却毫无退却的地方。莫斯科就在我们身后！”这句名言自诞生那一刻起就只具有“历史意义”。要知道，1942年1月发表那篇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时，苏军已经把德国人从莫斯科击退，并进一步向西发动攻势。

如果考察一下28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的神话，我们会发现符合实际情况的成分微乎其微。这场神话的真实部分只有：德国人在杜博谢克会让站地区确实发动过两次坦克进攻，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和他的大部分同志确实在战斗中牺牲。但是，究竟谁在那场战斗中牺牲，至今仍不为人知。之后不久，1942年2月到3月间，在战场上设法找到了6具尸体，其中包括克洛奇科夫的遗体。所以，并不能排除28位英雄里仍然有人继续在德国人的警察局里任职（像多布罗巴宾一样），或者在弗拉索夫的俄罗斯解放军里服役。到现在为止，仍然不能彻底调查清楚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28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中大部分人的命运。

至于为什么1942年11月底开始把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的功绩奉为楷模，Д.И.奥滕贝格在1948年与侦查员谈话时曾开诚布公地解释说：“当时，苏军战士的坚定性问题具有极其特别的意义。‘誓死也要夺取胜利’的口号，尤其在与敌人坦克部队进行作战时，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口号。潘菲洛夫英雄战士创建的丰功伟绩正是体现这种坚定性的一个楷模（它体现在：4连剩下的人员并不是在敌军第一次进攻后，而是经过第二次进攻，又过了3到4小时后才开始慌乱撤退。--作者按）。从这一点出发，我建议克里维茨基约一篇关于潘菲洛夫战士英雄主义的社论。这篇社论刊登在1941年11月28日的报纸上。正如记者报道的那样，这个连有30名潘菲洛夫战士，其中两人企图投敌叛变。当时认为一下子就出了两名投敌者不符合政治宣传的要求，于是我在社论中就只写了1名投敌者……”后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报刊上仍然禁止刊登对于这一神话进行澄清的文章，而克里维茨基的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以及他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后来写的一些文章就成为标本。只有在更加透明的时代来临后，才开始刊登有关1947～1948年进行的调查伊万·多布罗巴宾事件的材料，并且杜博谢克会让站战斗的神话也被彻底摧毁。

从神话到神话

政治指导员尼古拉·菲利琴科夫率领的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立下的赫赫战功与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事件不同，前者的真实经过，从未通过调查和审判过程来核实。所以，如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定论。

授予尼古拉·菲利琴科夫、瓦西里·齐布利科、丹尼尔·奥金佐夫、伊万·克拉斯诺谢利斯基和尤里·帕尔申“苏联英雄”称号的官方报告中断言，1941年11月7日，在杜万卡娅村地区“7辆敌军坦克和大约两个步兵连开始向1034高地发起进攻。希卡耶夫同志（第18独立营党委会书记，老政治指导员。--作者按）组织了以高级政治指导员（实际上是政治指导员。--作者按）菲利琴科夫（在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报告中误写为菲利琴科。--作者按）率领的坦克歼灭队……他本人带着一架机枪和2名战士来到阵地上，并切断了敌人步兵的进攻道路……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菲利琴科夫率领5名海军战士消灭了3辆法西斯坦克，其余的敌人抵挡不住海军战士们的强攻，向后溃退。希特勒分子们企图卷土重来，这时已经是15辆坦克了……多处受伤的水兵没有离开战场，他们消灭并重创了法西斯坦克部队。勇敢的机枪手В.Г.齐布利科受了致命伤，И.М.克拉斯诺谢利斯基光荣牺牲了。弹药和燃烧瓶也用完了。Н.Д.菲利琴科夫把手榴弹捆到身上，扑到渐渐逼近的敌人坦克的履带下面。Ю.К.帕尔申和

Д.С.奥金佐夫也效仿他的样子。这场战斗中，英勇的水兵们消灭了大约10辆敌人坦克。敌人的攻势最终被遏制住了。”

我们用肉眼都可以看出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故事的不可能性。身上捆着手榴弹扑到坦克下面去有什么意义吗？难道只是为了用自己的身体减小爆炸的威力吗？要知道，如果距离坦克这么近，干脆直接把手榴弹或燃烧瓶扔到履带下面去好了！但是，舆论宣传需要的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作为一个英雄，就应该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消灭敌人。就这样诞生了扑到敌人坦克下面去的海军战士的神话故事。

实际上，1941年11月7日，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也不可能消灭10辆德国人的坦克，因为在此以前，在克里米亚作战的德国－罗马尼亚第11集团军既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一门突击火炮。关于这一点，曾任这个集团军司令的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元帅予以证实，俄罗斯的当代历史学家们也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苏军指挥员们之所以需要传奇式的德国坦克部队，仅仅是为了掩饰1941年10月底到11月初自己在克里木不光彩的失败。当时，第51独立集团军的余部完全处于混乱之中，损失惨重，被迫撤退到塔曼斯基半岛，而普里莫尔斯克独立集团军的部队，并没有给他们援助，反而向塞瓦斯托波尔迅速撤退。

报刊上之所以大肆宣扬政治指导员菲利琴科夫领导的5人小分队的英雄故事，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安德烈·普拉托诺夫写了短篇小说《精神高尚的人》。54

众所周知，前线的战士们对这部小说如痴如醉。1942年，安德烈·普拉托诺夫在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创作这一作品的过程：“你还记得那些战士们吗？就是那些在自己身上捆上手榴弹，冲到了敌人坦克下面的人？在我看来，这是最伟大的战争情节，我受人之托（即受《红星报》的委托）要以它为素材写一部纪念这些海军战士的作品……”

“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我写出的东西可能有点类似挽歌。玛丽亚，如果我能够成功地创作成这部作品的话，我本人也会接近这些牺牲英雄们的灵魂……我觉得……我会有所成功的，因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感染着我……”

短篇小说《精神高尚的人》给以前就熟悉普拉托诺夫作品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青少年时代在沃罗涅日的一位朋友、诗人尼古拉·斯塔利斯基在战争刚一结束就给普拉托诺夫写信说：“很高兴读到了你的《精神高尚的人》，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熟悉的、激动人心而又荡人心魄的热烈场面。”作家实际上“离那些牺牲的英雄们的心灵十分近”，这并不只是一般形式主义的通告战绩的报告。

毫无疑问，由于心情激动，情绪高昂，普拉托诺夫看不到战士们拿着手榴弹冲到坦克下面去的荒谬之处。在《精神高尚的人》中，作家不加考虑地再现了前线战报中关于5名红海军战士丰功伟绩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齐布利科有着熟练的枪法和一颗敏锐的心灵：第一次射击就射中了领头那辆坦克的了望孔，坦克歪向一边，驾驶员也死了，坦克像野马一样东蹿西逃。但是，第二辆坦克仍然肆无忌惮地冲到了公路的路基上，几乎到了菲利琴科夫率领的小分队的跟前。刹那间，菲利琴科夫毫不犹豫地一跃而起，把一捆手榴弹投向了这辆坦克的下面……”

“机枪声戛然而止，再也没有弹药了，最后的子弹带也用完了。齐布利科不等坦克再次发动进攻，就冲向了最近的一辆坦克，并向它的履带下扔出了一捆手榴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火光吞噬了坦克，坦克永远地哑了声。”

“齐布利科没有听见从这辆坦克中传出的机枪射击声。但是现在他感觉到了，在他的身体上好像有很多细小的、异样的东西，让他感到痛苦万分：它们在他的肚子上、胸脯上和喉咙里。他明白，自己已经遍体鳞伤。他感到他的生命正在一点点逝去，他的心脏正在逐渐变得冰冷，他躺在地上，缩成了一团，就像小时侯为了取暖睡在母亲的被窝里一样。”

作家就像他的主人公一样，灵感超越了思想。在普拉托诺夫写的短篇小说中，勇敢的5人小分队不仅消灭了坦克，而且还消灭了德国整个连的机枪手。根据神话创作的原则，英雄们不仅为消灭装甲车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每个人的生命都要让敌人付出整整10个人的代价：“菲利琴科夫和奥金佐夫边冲边向敌人黑压压的步兵队伍里扔进几颗手榴弹。齐布利科的机枪根本不让敌人有进攻的机会。敌人刚刚抬起头，齐布利科就用准确的火力封锁住了他们；如果他们稍微动一动或者想后退的话，齐布利科就准确地补上一梭子……”

“但是，德国人似乎也猜透了什么：他们明白了，与其到时候等死，还不如暂时撤离。30多个人立刻从地上跳了起来，凄楚地喊叫着跑到了坦克后面。菲利琴科夫和奥金佐夫向他们扔了一些手榴弹，然后又用步枪向他们补了几枪，立刻就有10个人倒下了。其余的步兵，大概有50个左右，永远也不可能再起来了。”

以下是普拉托诺夫笔下尼古拉·菲利琴科夫冲到坦克下面去的经过：“他的心为已经习惯的生活而感到压抑。但是，坦克已经缓缓离开路基，菲利琴科夫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发现了这辆坦克。他知道，只需稍稍做出努力，就可以让它不复存在，就可以彻底消灭它那令人憎恶的钢铁躯体，使它再也不能伤害人的心灵和肉体。现在，只要一个动作，就可以决定是有意义地、幸福地生活，还是永远地悲观失望、分离和死亡。

他站了起来，扔掉了水手穿的粗呢大衣，在一瞬间就来到了坦克那坚硬的履带前，坦克的马达像一个人一样喘着粗气。菲利琴科夫已经听惯了它的声音，他立即全神贯注地对准目标，扑向了履带下的草丛，迎着它开过来的方向。他瞄得是这样准，以至于捆在他肚子上的手榴弹正好从坦克履带中间通过，他的脸紧紧地贴在地上，带着最后一息热爱和憎恨……”

“其他幸存坦克都停在公路上，并且远离开他。随后，这些坦克一辆接着一辆掉头经过艾草地，到了自己的掩体中。他们可以同任何敌人开战，甚至可以跟最可怕的敌人战斗(奇书网|qinkan.net)。但是，要同那些为了消灭敌人不惜炸毁自己、牺牲自己生命的强大的对手作战，他们就没有这个勇气。他们无法克服这个障碍，他们也不想成为失败者。”

在短篇小说《精神高尚的人》中，官方宣传的神话变成了文学神话。与此同时，最初的神话在作家的理解中变成了现实。在普拉托诺夫的笔下，坦克成了活的、凶恶的、有生命的东西，是红海军英雄们把它们变成了对生命毫无威胁的、死的东西。

在普拉托诺夫看来，只有当死亡带来胜利并且死亡之前的生命没有虚度光阴，死亡才会有充分的理由存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成为新生命的延续，同时增强了后续生命存在的意义。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已经达到了这种未来长生不老的阶段。难怪第一次读普拉托诺夫短篇小说的读者产生的感情不是悲伤，而是某种圣洁和生命延续的感觉，尽管这些英雄都光荣牺牲了。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定，政治指导员菲利琴科夫率领的5名海军战士到底是如何进行最后的战斗的。我们只能很肯定地说，他的小分队失踪了，因为5个人中没有1个人的尸体被发现。

从菲利琴科夫率领的5人小分队的神话诞生的那一刻起，即1941年11月，它就被用来消除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记忆中的、苏军在克里米亚刚刚发生的溃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菲利琴科夫、奥金佐夫、克拉斯诺谢利斯基、齐布利科和帕尔申是在1942年10月23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当时塞瓦斯托波尔已经沦陷，红军和海军舰队暂时被迫从克里米亚撤了出来。所以，5人小分队的丰功伟绩可以稍微减轻一点刚刚失败的痛苦，同时给撤退到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丘陵地区的官兵们树立意志异常坚强的典范。

舆论宣传压倒物理规则

关于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的神话讲的是1943年2月23日即红军25周年纪念日，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在大卢卡城下的切尔努什卡村的战斗中，用胸膛堵住德国人碉堡的枪眼，从而保证了自己分队能够顺利向前推进。官方文献中对这一事迹是用非常程式化的语言叙述的，没有任何生动的详细描写。第91西伯利亚志愿军旅政治部宣传员沃尔科夫上校的通报中是这样写的：“在争夺切尔努什卡村的战斗中，1924年出生的共青团员马特洛索夫创建了英雄的战绩，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碉堡的枪眼，用这种方法保证了我们步兵部队能够顺利向前推进。切尔努什卡被攻占了。进攻仍然在继续。详细情况等我返回后再继续汇报。”但是，当天晚上沃尔科夫牺牲了，于是事情发生的详细经过最终成了一个谜。在旅政治部向第6志愿军步兵军团政治部的报告中指出：“第2营的红军战士、共青团员马特洛索夫尤其表现出了英勇气慨和英雄主义精神。敌人从雕堡里用强大的机枪火力封锁道路，不让我们的步兵通过。马特洛索夫同志奉命消灭敌人的雕堡。他发扬了革命的牺牲精神，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碉堡的枪眼。敌人的机枪哑了声。我们的步兵顺利前进，雕堡被攻占了。马特洛索夫同志为了祖国而英勇献身。”1943年6月19日，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被追认为“苏联英雄”。

也有传说认为，实际上马特洛索夫并不是2月23日，而是27日创建了自己的丰功伟绩，但是，随后这一日子被挪到了节日那一天。55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证实这种说法的文献。追认书上写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的牺牲日期为1943年2月23日。但是，除马特洛索夫的牺牲日期不能确定以外，与马特洛索夫的丰功伟绩相关的不合逻辑之处还在于，这一神话不受社会意识影响整整存在了10年。要知道，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机枪的枪眼，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机枪的火力肯定会把任何最庞大的躯体抛到一边。舆论宣传的神话不可能抹杀物理规则的，但是，它能够迫使人们暂时忘记这些规则。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大概有超过400名红军战士完成了像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一样的赫赫战功，其中有些人立功的时间还要比他早一些。某些“马特洛索夫式的战士”比较幸运，他们幸存下来。这些战士受伤后，仍然积蓄力量向敌人碉堡里投掷手榴弹。这里，我们发现各个部队和兵团似乎在进行各具特色的竞赛，每一个部队都以自己的“马特洛索夫”为荣。幸好，把一个人看作马特洛索夫式战士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任何一个在敌人雕堡附近牺牲的指挥员或者战士都是非常适合的。

马特洛索夫所在排的排长、中尉Л.科罗廖夫在前线的报纸上这样描述自己下属的丰功伟绩：“……他一步步向据点靠近，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我们的英雄用鲜血使敌人的机枪哑口无言。”

但是，根据中尉的说法，马特洛索夫不是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牺牲在火力点前边的雪地上。由此，让人更加无法理解的是，牺牲了的英雄是如何压制住敌人的机枪火力的。

只有到了1991年，曾为前线战士的作家维亚切斯拉夫·孔德拉季耶夫可能依靠目击者讲述的情况，开始怀疑对于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的丰功伟绩的传统描写：“是的，马特洛索夫确实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并不是大家描写的那样。还在当时，我们得知马特洛索夫的丰功伟绩后，感到十分不解：离火力点这么近时，为什么还要冲上去堵枪眼？要知道，完全可以向据点的喇叭口投掷手榴弹，也可以用自动步枪向敌人的火力点猛烈射击，压制住敌人的机枪火力。显然，萨沙没有手榴弹，也没有自动步枪，他所在的惩戒连装备的大概只是一些‘自己的’步枪。马特洛索夫采取的肯定是另一种方式：他绕过火力点，费力地爬了上去，试图从上面压住敌人机枪的枪身，德国人抓住他的手，把他拖了下去，并猛烈射击。这个连乘机抓住这一短暂停顿的有利时机。这样来看，马特洛索夫的丰功伟绩十分合理，而且巧妙。马特洛索夫力气不够也不是他的错。再说，又怎么会有力气呢！要知道，经过饥饿煎熬的劳教所生活后，哪来的力气呢！这样的说法没有暴露实情，而且创造了神话。苏军果断地大力宣扬，把它作为大家仿效的对象。”56

有些战士曾参加过这场战斗并亲眼目睹马特洛索夫在雕堡上的情形。他们的说法与以上说法吻合。但是，上面的假设有点让人怀疑，即马特洛索夫试图从上面把机枪的枪身压到地上。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枪身几乎没有从射击口中伸出。更有可能的是，马特洛索夫到达了碉堡的出气口，试图猛烈射击，但是，他不幸中弹。在要掉下来时，他堵住了出气口。当德国人想把他的尸体从碉堡顶上拉下来时，他们不得不停止扫射。我们的连队抓住这一时机，成功地向前挺进。显然，一共有两个德国人和一挺机枪。其中一人忙于处理尸体时，另外一人不得不停止射击。机枪手望风而逃，冲进碉堡的红军战士们在那里发现了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的遗体，当时他躺在射击口的前边，胸膛已经被敌人的子弹穿了许多孔。于是他们认定，这位战士是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眼。神话就这样诞生了。随后，有几十篇报告连篇累牍地报导马特洛索夫的后来者的丰功伟绩。与此同时，马特洛索夫团证上的题词（这是战斗刚一结束时政治部副主任И.Г.纳兹德拉切夫大尉签署的）内容为：“扑向敌人的火力点，并且压制住了它，表现出了英雄主义。”这里可以证实，马特洛索夫并没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而是扑向了通风口，最终用这种方法“压制住了”敌人的机枪火力。

苏德神话比较

二战期间苏联宣传的神话，既不同于德国所歌颂的丰功伟绩，也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在德国，舆论首先大肆宣扬的是飞行员、坦克手和潜水员的战斗功绩，是他们消灭了敌人最大数量的飞机、坦克和船只。在全德国闻名的是飞行员埃里希·哈尔特曼，他击落了敌人352架飞机；德国第一个海军英雄是京特·普林，他指挥潜艇U－47，击沉了敌人28艘船只（普林牺牲的消息在两个半月以后才对人民公开）；全国闻名的还有坦克手米哈埃尔·维特曼，他击毁了140多辆坦克。类似的丰功伟绩还在战后德国将军们的回忆录中有所反映。例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梅伦京就写到了某位大尉列斯特曼，这位大尉在1942年12月顿河的几场战斗中，率领着25辆最新的“虎”式坦克，在很短的时间里摧毁了苏军65辆坦克，而自己却毫发无损。

而苏联呢，政治指导员瓦西里·克洛奇科夫和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在战时要比苏联最优秀的飞行员И.Н.阔日杜布和

А.И.波克雷什金名气大得多。至于亚历山大·马里涅斯科，他在苏联潜水员中发明了最有成效的进攻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击沉德军大型远洋轮船“威廉·古斯特罗夫”号。在很长时间里他处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连“苏联英雄”的称号也是在死后，直到1990年，才被授予的。

根据取得胜利的次数比较，苏军的王牌飞行员大大逊色于德军，这是毫无疑问的。埃里希·哈尔特曼一共取得了352次胜利（所有这些胜利大多是在苏德战场上取得的，同时包括在罗马尼亚上空击落7架美国“野马”战斗机）。处在第二位的格尔哈尔特·巴克霍取得301次胜利，第三位是京特·拉尔，共取得275次胜利。这前3名王牌飞行员取得的胜利几乎都是在与苏联空军作战的过程中取得的。苏联呢，即使阔日杜布和波克雷什金，只不过取得了62次和59次胜利。

苏联将军们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也描写了那些在摧毁敌人装备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英雄。比如，装甲兵元帅М.Е.卡图科夫就讲述了自己的下属、上尉Д.Ф.拉夫里年科的故事--拉夫里年科于1941年12月在莫斯科城下牺牲：“他同敌人一共进行了28场血战。德米特里·拉夫里年科驾驶的坦克曾有3次着火，但是，即使在最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这位勇敢的坦克手也顺利地脱险。他击毁了52辆法西斯坦克。这是以往的战争史上前所未闻的。”显然，他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因为德国坦克手维特曼的战绩几乎是拉夫里年科的3倍还要多。而且，拉夫里年科上尉所击毁坦克的数量也令人怀疑。首先，卡图科夫十分肯定地说，拉夫里年科最后击毁的那辆德国坦克是重型坦克，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其次，对于拉夫里年科丰功伟绩的宣扬在战争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对于他所消灭的敌人坦克数量的报道往往不同。正如《真理报》记者尤里·茹可夫所写的那样，“拉夫里年科是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知道的最勇敢的坦克手。这个小伙子击毁了敌人的47辆坦克，曾经3次面临死亡的威胁，坦克也3次被毁，但每次都死里逃生，直到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半路上，他从坦克里出来，想熟悉一下环境，恰好一颗流弹飞来，在他身边爆炸，他就这样光荣牺牲了。”这完全符合神话创作的规则，勇士般的英雄曾经3次从很难幸存的死亡线上逃了出来，最后却由于听起来非常荒唐的偶然事件丧生。

最可笑的是，卡图科夫在自己回忆录中描写拉夫里年科的丰功伟绩的同时，还详细叙述28名潘菲洛夫战士的英雄事迹，虽然杜博谢克会让站旁进行的战斗同卡图科夫第1近卫坦克旅的军事行动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在公开场合，德国领导人都特别强调不仅要减少军队，而且要减少德国平民的伤亡。客观地说，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言时，曾号召武装力量和德国人民准备流血牺牲，并且把自己准备“做出任何形式的个人牺牲”作为这次号召的理由。德国元首立下誓言，决不能忍受失败。众所周知，他的确遵守了自己的誓言，最后自杀身亡，虽然他未必在战争的第一天里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仅仅只过了一个月，即1939年10月6日，在完成波兰远征后的国会发言中，希特勒强调，希望把德国的伤亡人数降低到最低。同时，他很肯定地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波兰军队的余部才可能在10月1日之前守住华沙、莫德林和赫尔沙嘴。1942年11月8日，正值斯大林格勒血战最激烈的时候，希特勒在慕尼黑也做出了指示。他十分肯定地说，德国军队之所以向伏尔加河推进缓慢，正是由于试图避免发生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凡尔登战役那样的血战，在塞瓦斯托波尔实施漫长的包围也是由于要避免德军发生更大的伤亡。

只是到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时，德国的战败对于大家来说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自我牺牲的主题才成为了纳粹宣传舆论的主调。比如，1944年10月7日，希特勒号召自愿奔赴前线的战士们说：“我的孩子们！我十分高兴，也十分自豪地得知，你们这些1928年出生的年轻人要全体自愿奔赴前线。现在是第三帝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凶恶的敌人正大兵压境，你们为我们全体人员树立了激动人心的榜样，这使大家士气大振，你们无限忠诚于胜利的事业，你们本来不必付出这么大的牺牲……我们都知道敌人的计划，他们就是要残酷无情地消灭德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为了德意志第三帝国将更加忠诚地斗争，这样你们才能在这个国度里光荣地劳动和生活……我们年轻一代光荣的牺牲将换来胜利，它将保障我们的人民和纳粹德国骄傲地、自由地发展。”

黑贝尔斯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中写到，德国战斗机开始冲撞英美的轰炸机，希望以此实现空战中的转折：“到目前为止对付这些轰炸机的方法就是，用德国老式战斗机进行冲撞。结果，在他们冲撞轰炸机的过程中，这些实施冲撞的战斗机的总损失达到了90%。”

实际上，无论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还是在舆论宣传中，这样的“冲撞战术”都没有来得及实施。即使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德国方面的自我牺牲也只是狂热的党卫军分子的行为，整体来说，军队仍然处于传统派将军的控制下，他们仍然遵循最小限度牺牲士兵生命的原则。难怪，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第三帝国的主要损失并不是阵亡，而是被俘，将军和官员们成功地破坏了希特勒在第三帝国土地上实行“焦土战略”的政策。

和希特勒一样，斯大林在公开场合总是强调必须关心、珍惜每个人的生命。比如，1935年5月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军校毕业生时，苏联领袖就列举了一个自己在西伯利亚的见闻为例：“当时是春天，正值春汛。有30多个人到河边伐木，河水湍急。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回到了村里，但是少了一个同伴。别人问起这个同伴在哪儿，他们冷漠地回答说‘留在那儿了’，当我问到‘什么，留在那儿了’，他们同样冷漠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可问的，淹死了呗’。然后，他们中间有个人立刻就急急忙忙地跑了，边跑边说‘该饮母马了’，我指责他们，说他们对牲口的关心都比对人的关心多，其中有个人代表大家说：‘我们为什么要怜悯人？人嘛，我们随随便便就造出一个，而母马，你造造看。’（大厅里骚动起来）。你们听听这个故事，虽然意义不大，却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们的某些领导对待人，对待干部的冷漠态度，以及不珍惜人的生命，就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人与人之间的非常冷漠的态度。”实际上，斯大林对待人们的态度就像遥远的西伯利亚村庄的农民一样。斯大林在1941年11月17日发布的命令中，要求在撤军时“带走苏联的居民，并且务必销毁包括居民点在内的一切设施，以便让敌人无可乘之机。”为了销毁已经留在德军后方的居民点，最高统帅要求“立即派遣空军，大面积使用火炮和迫击炮，情报部队和游击队利用燃烧瓶、手榴弹和其他爆炸性物质进行破坏活动”。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措施导致数千和平居民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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