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

作者：龙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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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还是不变——《政界》序言

何士光

文学作品诚然是这样，其打动人的地方，不仅在于人物和故事，在人物和故事的后面，就还隐藏着一种眼光。俄罗斯作家高尔基就曾这样说到过契河夫，说他的叙述就像秋天的阳光一样，宽阔，明亮，又淡淡的哀伤。这或许就是人格的力量？似乎就是这种心怀，才更加引人思量，使人向往。

这里我们自然是要说，龙志毅同志的写作也是这样。当我们一次次地读到他的作品的时候，也能感到一种力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一种不变的力量，一种始终不渝的力量。

我们的文学不是曾经热烈过，后来又变得有些寂寞？但龙志毅同志虽然是一名官员，这些年来，却一直在写出新的作品，文学在他这儿就不曾格外的热烈

，也没有骤然的冷落。他似乎在如期地写出他的作品，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就不用说了，就在我们对他的长篇小说《省城轶事》还记忆犹新的时候，他便又写完了这部《政界》。他不是这样繁忙？怎么能写完这许多的作品？这种始终不渝的力量，就不仅使人钦佩，甚至还让人吃惊。

除了这种始终不渝的热忱之外，翻开这部新作《政界》，我们很快又还会感受到的，便是一种始终不渝的内心。这颗心有些焦虑不安，甚至还有些忿懑，但始终又这样的镇静，这样的睿智和挚诚。和过往的作品一样，作家就始终在用这样的心怀，关注着故事的进展和人物的命运。或许应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不变的内心存在，一个人才不会受世态的侵扰，才能如如不动，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在读着《政界》的时候，虽说读不到特别迭宕的故事，也见不到过分坎坷的命运，但于许许多多的细微之处，又还是能够心心相印。一路地读下去，也会变得人情练达，世事洞明。

所有这一切，即所谓文如其人。关于这一点，贵州的作家们便体会很深。这些年来，龙志毅同志也始终就是大家的一位朋友，他的挚诚的内心，就不仅只是关心着故事的进展和人物的命运，也同样关心着贵州的作家们。所以读起他的作品来，也就更加亲切感人。

这样看起来，始终有一种不变的东西存在，似乎就很要紧。世界也好，文学也好，固然是在变动着的，但除了变动之外，又还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能改变的。比如江水，逝者如斯，不是而未曾往？比如月亮，盈虚者如彼，不是又足其消长？这变动着的世界，应该说又是不变的，要是总在变动的话，我们又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所以我们在变动着的同时，也还该求取不变的东西。

这样就或许可以说，龙志毅同志提供给我们的，就正是一种不变的东西？

一

Y省松岭地区的书记周剑非突然接到通知，他被提拔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了。通知要他立即做好交接到省委报到。

那天他从松岭出发，颠颠簸簸四个多钟头，来到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安排好住处，和前来欢迎的几个副部长共进午餐，进行了简单的交谈，已是下午上班时间，便上省委书记办公室见书记赵一浩去了。临走之前副部长吴泽康打电话询问赵一浩是否在办公室，回答是在办公室但马上要出去，请他快去。

省委书记们办公的小楼离组织部一箭之遥，周剑非一个人步行前往，熟门熟路并不需要别人引路或相送。

周剑非来到那幢决定全省重大问题的小楼，全省有名的康健路三号，只见赵一浩的皇冠牌轿车已经停在门口，司机也已到位正在发动车子。赵一浩的秘书孙君杰正站在门口等他。他将周剑非请到会客室坐下，告诉他赵书记正在接北京的电话

，请他稍候。

秘书说：“正等着你来了一起出门，北京的电话来了，估计用不了好长时间的。”

他们正说着，赵一浩已经接完电话走出来了。周剑非下意识地瞧了一眼，只见书记的表情一如往常，他一把握住周剑非的手，略带夸张地说：

“你终于来了，我们正等你哩。”

他对着周剑非神秘地一笑，又说：

“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边散步边谈工作，免得别人干扰，你看好不好？”

散步谈工作倒也新鲜，像他周剑非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突然间将他推到眼前这个岗位上来一样，只知习惯性地服从，便顺口说了一声：“行。”

赵一浩调来这个省当一把手的时间不长，除了开会听报告，周剑非这是第二次同他个别接触。第一次是一年之前赵一浩到松岭视察。作为地委书记，他自然是全程陪同不离左右了。在十天的历程中他发现这位省委书记有许多特点，或者说有独特的个性。他的随员中除了秘书、警卫、“秀才”，还有一批专家学者，工业的高级工程师、农业的教授还有社科院的研究员。据周剑非所知他们之中并非都是共产党员，在历来的省级领导出巡中这种随从阵容是少见的，或者可以肯定地说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全部挤坐在一辆中巴车上，成天除了人民房、上田坝、找人谈话，和随员们研究问题之外，这位省委书记还有着许多个人兴趣。有一天他们来到一座万亩大松林中，站在坡顶面对一碧万顷涛声霍霍的森林，他兴奋激动地竟然唱起歌来了。唱的是一首歌唱大兴安岭的曲子，什么名字周剑非说不上来，其中有“我站在高高的大兴安岭……”等词句，使周剑非惊奇的是，书记音域宽广，音色圆润，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歌手。

十天的时间使周剑非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和这位年轻的全省一把手在一起工作，虽然节奏紧张却也心情舒畅。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对组织工作陌生，甚至受到“那是折寿的差事，顶多干两三年不可多留”的忠告，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马上任了。

现在一见面不是按传统坐在办公室里交待任务，而是相约外出散步谈工作，他虽觉新鲜却并不感到奇怪。

临上车时赵一浩回头对跟随在后的孙秘书说：

“你留在家里应付吧，我同老周去就行了。”

上了车赵一浩吩咐司机去傅家屯。周剑非听了暗自奇怪，怎么去傅家屯呢？那地方离市区大约十五六公里，周剑非还是在大学念书时去过两三次。那里有一个很宽很长的人工湖。湖畔一座小山，山上黑压压一片森林。周剑非是六十年代初期去的，他们当时都奇怪它怎么在“大炼钢铁”的大跃进年代没有被砍伐？后来隐隐约的地听说，山林之所以得以保存，主要得力于山脚傅家屯全体居民的齐心护卫。他们声称这片森林是傅家屯二百多户人家干余人口的风水林，是老祖宗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命根子，而且有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屯规管着：谁砍一棵树便断他一根手指。这些自然都是传闻，周剑非并没去调查过，而且从六四年大学毕业之后足足有二十一年没去过了。当时这地方并不通公路，是一个幽静而又闭塞之处，省委书记怎么就看上它了？

周剑非正暗自回忆联想，汽车已开出市区，在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上向北驶去。

“你去过傅家屯吗？”

赵一浩突然向身旁的周剑非发问。

“做学生时去那里游过泳，那湖水好清亮！游了泳还可以在森林中休息，打扑克。”周剑非不无留恋地回答，“可惜没有公路，那时也不讲究旅游、休假，否则可以搞成一个旅游区哩！”

赵一浩微笑地点点头，指指脚下的柏油路：

“这条路是去年才完工的，市委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早有开发傅家屯旅游区的计划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呀！”

他们两人都笑了，笑过之后赵一浩忽然问道：

“你进过傅家屯没有？”

“没有，”周剑非说，“好大一个村子，民房建筑古色古香，听说是明代建筑的遗风哩。我是学文的，当时对建筑无兴趣，没有想去研究它。”

说到这里周剑非忽然想起赵一浩是学建筑的，顺口便问：

“你去过？”

赵一浩回答：

“去过。”

“研究明代建筑？”

“不，研究群众生活，也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周剑非觉得挺新鲜也来了兴趣，正待要发问，赵一浩却主动说出了自己在傅家屯的发现。

“我在村里遇到几个老人，他们自称是明朝初年有名的征南三将军之一搏友德的后代。他们说祖先跟傅友德平定川、滇、黔一带的土司之乱，本来是要调走的，朝廷改变了主意，圣旨下降叫留下一部分队伍屯田守边，就这样留下来了。我想这个传说是真实的。据历史记载乌蒙、乌撒、东川以及芒部等土司，明初都跟随梁玉反叛大明王朝的中央朝廷，多次为征南三将军所讨平！”

赵一浩接着说：“朱元璋这个人很有眼光。最初有人劝他先定西南后平北方，他没有采纳。待北方平定后才挥师南下，由四川、贵州两路并进，几经征战统一了西南。”

周剑非听得很投入，他这个土生土长的人对这段历史毫无所知，便情不自禁地问：

“你研究过明史？”

“谈不上，”赵一浩笑了，“市委的同志陪我来看这块待开发的地方，走进傅家屯听到上述传说，回来后借了一本明史来翻了一翻，如此而已。”

“不简单！”

周剑非由衷地称颂了一句，三个字完全出自内心，决无阿谀奉承之意。

赵一浩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周剑非的三字评语，或者虽然听到了却有意漠然置之，叫他怎么回答呢，不简单或者很简单？他避开周剑非的评语，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他们不是姓傅吗？又是跟随傅友德来的，是不是傅友德的后裔？不等我提出这个问题，那几个老年人便自动作了介绍，说他们的祖先是傅友德的嫡孙。你不知道，他们那口气那表情，挺自豪哩！”

周剑非笑了，说：

“我看靠不住！”

赵一浩说：

“当然，傅友德的部下就没有姓傅的，都一定是他的子孙？”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是不是傅友德的子孙倒也不重要，一个小村子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内涵还是很深的。”

周剑非听了又是一惊，这类话出自一个省的一把手之口，他不仅觉得新鲜，而且也很感动。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除了工作便是政治理论学习，加上看看电影、话剧，近几年有了电视等少量的文娱活动。地方传统文化一类的事从来没有注意过，也从来没有听省上其他领导谈过。难道书记今天约自己出来就是为了引起他这个新任常委、组织部长的考古兴趣？这似乎应当是宣传部长的事呀。他正这么想着，汽车已经来到人工湖边。他们下了车只见那人工湖依山而筑，位于原始森林的边沿，有上千米的湖堤掩映在绿荫之下。湖水从山脚起向东延伸，放眼看去清波荡漾，汪洋一片甚是壮观。森林和湖岸左侧灰蒙蒙一片民房，便是有名的傅家屯；森林和湖岸左侧，在喧闹的城市附近，突然闪出这么一片幽静的去处，真有误入仙境之感了。向前看，离岸边约数百米，是一片新建筑，其面积之大比傅家屯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剑非想那大概就是传闻中的“三绕”下马厂了。

他们在林荫湖堤上由右向左漫步，时令正值初春，一阵阵植物散发的清香随着微风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恰。赵一浩说：

“你看，多么好一块地方，离城市又这么近，怎么不好好利用一下呢？”

周剑非说：

“大跃进之前听说省市领导都有意在这里建公园的，钱老还带领一帮人来看过。傅家屯坚决反对说，破坏了他们的风水。思想工作还没做下来，大跃进、四清、文革一个个接踵而来，谁也顾不上这件事了。”

赵一浩笑道：

“彼一时此一时，随着改革开放商品意识也会进入这个明代遗村的。听市委的同志说，他们现在很拥护搞旅游区，只是提了一大堆难以解决的条件，正在做工作协商。”

他一边说话一边观赏着那迷人的湖面：

“这样美丽的一个人工湖，取了一个名字叫‘傅家屯水库’，倒也实在就失去了吸引力。你想想看如果建成了旅游区，在旅游部门省城三日游或者二日游的项目上列有一项叫傅家屯水库，游客会怎么想？我花钱不远千里而来，谁稀罕去游你那个什么水库？这个地方是不是旅游资源太贫乏，连水库也端出来骗钱哪？”

说着他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很天真。周剑非受到感染也跟着笑了。赵一浩笑过之后感慨地说：

“大实在了，大实在了，怎么就不能取一个吸引人的名字呢？”

他说着忽然侧脸问周剑非：

“你去过新疆和吉林的天池吗？”

周剑非摇摇头算作回答。赵一浩接着说：

“我也没去过，不过我听去过的人描绘过，恐怕也不会比眼前这个森林人工湖迷人的。但那是‘天池’，而且有神秘的传说，到了乌鲁木齐和吉林的游客，谁不想一睹‘天池’的尊容呢？当然，我决不是说我们也来它一个‘天池’，当然不是，那是东施效颦，可取的名字多得很嘛。”

“你肯定已经想到一个好名字了。”

周剑非很有兴趣地问。

赵一浩讳莫如深地微微一笑，似乎他真的已经为这个人工湖想了一个好名字，但他随即又摇摇头，说：

“我没有想到什么好名字，我给市委的同志说了，建议他们采用贾政题大观园的办法，找一批文人来征集题名，还可以为湖里和森林的各处景观题名和咏诗作对！”

“是个好主意，他们同意了？”

周剑非显然被书记的看法和行为感染了。

赵一浩只回答了三个字：

“同意了。”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湖岸的左侧，离那片工厂区不远了。赵一浩忽然提议到厂区去看看，并说这是他今天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说着便带头下了湖岸朝厂区走去。周剑非只好跟上却暗自纳闷，书记今天叫自己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陪他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谈谈开阔心胸和眼界？可是同自己的新任务怎么挂勾呢？他又不是调来当省城的市委书记！其实周剑非是白操心了，就在他们离开湖堤向厂区走去的三百来米道路上，赵一浩将话题全然地转到了周剑非未来的业务上，向他提出了问题而且出其不意：

“老周，你接到任命后一定考虑过了，干部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问题提得很突然，按常规应当是上级向前来报到的干部交待任务，提醒应当注意些什么等等，现在省委书记的做法虽然别开生面却有些乱套，不是交待任务而是考试！事已至此，那就接过试题做答案吧。

周剑非是个聪明人，他将省委书记来此的目的和对他的考试连起来一想茅塞顿开，便回答道：

“我想，总的目标就是提高干部素质，适应新的形势。”

说罢便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书记，他对自己的回答多少有些不放心。

赵一浩的表情出乎周剑非的意外，他侧过脸来显得十分兴奋，情不自禁地拍了周剑非的肩头一下，说：

“太对了，太对了！”他显得非常兴奋：“这就说到点子上了，看来我们有共同语言。问题本来就这么简单，有人却将它说得那么复杂。谈到干部制度改革，洋洋洒洒，引经据典，一、二、三、四、五，说出来一大堆，写出来几大篇，却令人抓不住要领。一句话四个字：提高素质，不就得了？”

赵一浩接着说：

“自从那天同市委的同志来到这里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好好利用这个下马厂。利用它做什么？为提高干部素质服务，具体来说就是在这里办一个管理学院。我说的是实质而不是名义。名义是省委党校的分校，或者叫省委党校的管理系。其实，这也是实质。就是不能单独办什么学院，那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首先要申请、审批，按我们的速度两年下不来。批准了还有一大堆问题，文凭哪、学位哪，那到好，成了争名位的地方而不是学真实本事的地方了。”

说到这里他狡黠地一笑：

“我才不去上那个当，就办个党校分校，一不用申请二不用调一大堆教员。由党校派一批人来办，教员主要搞客座，这样可以把省内外的名家学者请来讲课。每期三个月，设它几个班。最初我也考虑过，就在党校搞多省事，一了解面积不够，再扩建又要花一大笔钱。正在为难之际，发现了这块新大陆。这样做对党校也有好处，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一大笔不动产，离城还近一些。”

说完他认认真真地侧过头来问道：

“你看我这个设想如何？”

周剑非听得正来劲，便不假思索地附合了书记的意见，只提了一个问题：

“这是中央部属工厂，能交给地方？”

赵一浩又是狡黠地一笑：

“当然，他不交就搬走吧！他能搬走？反正是国家花的钱，部门所有制变地方所有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一文钱也不花，办个固定资产转移手续而已。”

“不知道有多大面积？”

周剑非问。

赵一浩笑道：

“问得对，我调查过了，生产区面积五万八千平米，锅炉房冷热水管道一应俱全。嘿呀，你看看就知道了，除了一个加工大厂房，其余的生产车间都是水磨石地面，够阔气哪。此外还有五万三千生活面积，光宿舍就有十二幢。五万八加五万三是多少，足足十一万一千平方米，够你用了吧老兄？”

周剑非笑了，他正想说几句开心的话，他们却已经来到了厂门口。赵一浩将手一挥：

“走，进去看看。”

这是周剑非上任后的第一项任务，他一连忙了几天直到理出头绪，成立了筹备小组之后才抽出身来研究部里的事。

二

那天下午，周剑非在几个副部长的陪同下听取各处室汇报，以便熟悉情况尽快进入角色。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话筒，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小周吗？”

周剑非连忙回答：

“是，我是周剑非，钱老呀，我正……”

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

“你现在有空吗，我马上到组织部来看你，顺便聊聊。”

“哦！不，不，”周剑非着急起来了，一连说出几个“不”，才镇静下来：“我来看你，钱老，我早就想来了，这几天……”

又是不等他说完就被打断。

“还是我来吧，有事情要说哩，公事，公事公办嘛，哈哈！”

周剑非又着急了，又依旧一连说出几个“不”，才明确地回答道：

“钱老，我今天晚上就来看你。我一到省城就想来看望你老人家并向你老人家讨教的，确实太忙，晚上来又怕耽误你休息！”

话筒里传来爽朗的笑声，周剑非十分熟悉的笑声：

“那好吧，你今晚上到我家来，我等你。不要怕影响休息，我十点半上床，也用不着多少时间的，我知道你很忙！”

“好，就这么定吧，钱老！”

周剑非放下电话不由得舒了一口气，他发现几位副部长和前来汇报的干部二处正副处长都不约而同地抿嘴微笑，几个人一副相同的表情：神秘莫测。显然，他们都听出了刚才来电话的是谁，各自内心里都也作出了相同的反应。周剑非看在眼里也不询问，只说了一句：

“继续谈吧！”

他刚才对钱老说的是实话，上任伊始，他就想到要有计划地拜访一些老同志，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毫无疑问首先要拜访的就是钱老，却因实在太忙，一时还安排不过来。

他深知钱老的个性，听完汇报后再去，钱老提到什么事自己心中也有个数，可以回答哪。

周剑非之所以第一个要去拜访钱老，不仅仅因为钱老是省里的老书记、老领导，分管过组织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和钱老有一段历史渊源，虽然时间很短还不到一年，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同船过渡都是“前世修”，何况那是怎样的一年呀，可谓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啊！虽然整整过去二十年了，他周剑非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往事历历在目，像是昨天一样。

那时他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委机关工作不到两三个月。也像这次到组织部一样，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要他去担任省委副书记钱林的秘书。

在大学三年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周剑非，第一次接触到这么高级的领导。他虽然已是省委机关的干部，但在他眼里，书记、副书记们处于高山的顶峰，高不可攀。他第一次伸手去按钱书记家的门铃时，心头不由得有些发慌，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蓦然表态接受这个令人羡慕却又十分不自由的任务呢？

当时刚从“四清”的深渊里爬出来的钱林，或者用“四清”的术语来说，便是经过长时间的“洗手洗澡”后刚才“下了楼”的钱林——他算是省委四位书记中无独有偶的“幸存者”之——在会客室里接见了他。年近六十但身体健壮，身材魁梧的钱林用深沉的目光打量着他问道：

“你就是周剑非？”

“是！”

周剑非在钱林那很有点威力的目光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钱林打量了他两眼突然提一个使他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参加过‘四清’没有？”

那神情周剑非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些不寒而栗而且觉得可笑。钱林严肃认真的态度简直有点像五十年代初期对一个青年提问：“你参加过剥削没有？”一样。他弄不清楚省委副书记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但他如实作了回答：

“没有。我们学校有个规定，二年级或者三年级到工农第一线实践半年。我曾经参加过‘整风整社’，抽调‘四清工作队’时我们班全免了。学校的‘四清’搞得晚，刚开始我们就毕业了。”

“哦！”

钱林舒了一口气，对这个新来的秘书算是放了心，接下来便是告诉他一些应注意的事项，然后挥挥手，让他下午做些必要的准备，明天一早来上班。

回办公室的路上，周剑非想到钱书记刚才对“四清”的微妙情绪，便联想到一件事，当时他是作为有趣的故事来听的，谁知现在却成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成了前车之鉴。

他分配到省委机关时，这个全省首脑单位的“四清”刚刚结束，作为副书记的钱林也刚从靠边站接受批评审查和自我检讨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那时单身宿舍的人还很多，晚上无事便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吹牛。特别是在他们这些“新毛头”面前，“老干部”们喜欢摆出一副权威架式，向他们传播一些在会上绝对听不到的消息。

他听“老干部”们说，钱林原来有一个秘书跟他八年了。平时他们相处得很好，白天黑夜进出钱府，不仅分内的秘书工作，连钱林的生活起居乃至家事，钱林夫人的私事他都乐于主动承担，简直成了钱家的一个家庭成员。钱林很欣慰得了一个好秘书，钱夫人更是情不自禁地对许多朋友说：“我有这么一个女婿就好哪！”谁知“四清”一来，特别是上级派了庞大的四清工作团，将这个省和它的领导班子的问题说得十分严重。在大军压境，硝烟四起的局面下，这位省委副书记得心应手的秘书，突然高举“义旗”，向上级派来的工作团递交了揭发钱林的万言书，从搞修正主义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一桩桩一件件，生动具体，弄得钱林狼狈不堪，坠入了深渊。但他从此“顽固到底”，连原先的检讨也否定了，幸亏工作团长换了人，将材料逐一核对，大部分不属实有一些虽确有其事，却是生活细节上不了纲的。这样钱林才得以过关下楼，恢复了工作。揭发有功的那位秘书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再回到他身边来了，这才引来了周剑非的审查入选。钱林并没有以前任秘书作为“反面教材”教育过周剑非，但周剑非却不止一次地听到省委副书记对别人谈起这件事时，总是感叹地说：“人心难测，人心难测呀。”据说新来的工作团长在省委机关的运动结束时曾在那位秘书的揭发材料上批注：“这样的人不能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身边工作。”

周剑非就任秘书后和钱林相处得不错，但好景不长转眼之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钱林照例分工掌握运动，他似乎忘记了硝烟未散的“四清”运动，大胆领导，亲自审批，毫不手软地打了一大批“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谁知又是风云突变，这一切都错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他钱林在不知不觉中便站到了“革命路线”的对立面。接下来的事尽人皆知，钱林每天从早到晚由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去检讨自己所执行的“资反路线”，接受火力很猛的批判。在这段时间里周剑非总是寸步不离地跟随左右，帮他写检查作记录，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生活。甚至省级机关的多数干部都已站出来“造反”时，他周剑非依然如故，不顾别人的非议，无论什么批斗场合都像影子一样跟随在钱林的左右，一直到省级机关步“一月风暴”的后尘，夺了“走资派”的权，钱林也同其他人一起被关进了“牛棚”为止。

后来周剑非被通知进了专为揭发走资派而办的“知情人员学习班”。在学习班里他“表现不好”，借口自己新来乍到不知内情，几乎一个字的揭发材料也没有写。结果可以想象，他进了干校，又下放到一个县里工作。尔来二十年了。

由于他周剑非与钱林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渊源，当他步步青云走马上任省委组织部长之时，首先想到的是要去看望老上级钱林。便是很自然的了。

接到钱老的电话后，周剑非继续听了两个多钟头的处室汇报，在组织部招待所吃过晚饭便匆匆地赶到钱老家去。他的家还在松岭没有搬来，{奇书手机电子书网}一个人住招待所倒也方便。

到了钱老家，来开门的是一个不到二十来岁的打工女，习惯称“小保姆”的，看上去聪明伶俐，穿着整洁朴素，一看便知是乡下来的。她问过周剑非的姓名后说：

“钱老散步去了，他交待过有个叫周部长的来，就请他在客厅里等一等。”

说着便将周剑非往客厅引。周剑非熟门熟路，客厅就设在一楼右侧。进门后穿过一个栽满了各种花卉的小院子就到了。这幢房子钱老已经住了三十多年，其间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住到两间早已成了危房的平房中，这两间屋子过去是省委车队用来堆集废轮胎、干斤顶一类杂物和待班的司机们休息的地方。谁知成了省委副书记一家人的“滴居地”。那时周剑非正在数百里之外的干校，春节回省城探亲时他来看望过，当时钱林关进牛棚，钱林的老伴吴敏带着四个念大学和中学的孩子挤住在破屋之中。真是：六口之家两间房，每间屋子三张床，厨房餐厅一体化，雨来屋漏成泥塘。周剑非看了顿时便有一股强烈的苍凉之感涌上心头。后来他第二次来探望时，钱林一家人又已经搬回这里来了。这里环境幽静，是一座花木繁茂的大院，建了四五幢小楼，文革前省委书记、副书记全住在这里，每家一幢，纵横交错相距不远。他知道钱林一直有饭后散步的习惯，散步时遇上左邻右舍免不了停下来吹一通。如果今晚也是那样，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既来之则等之，他跟着“小保姆”进了熟悉的客厅，接过她送来的茶杯便安心等待了。

虽然又已经相隔近二十年，他还是习惯性地坐在靠门边的那张单人沙发上。那是作秘书时的自我选择。坐在门边便于随时起身迎客送客，递烟沏茶。

他坐下后举目四顾，客厅依旧，四壁挂满了名人字画，这是钱老的爱好。他总觉得似乎挂得太多了一些，倒有点像一个书画店了。但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各人的生活爱好嘛。现在依然如故，书画满墙。看来钱老的兴趣爱好也依然如故。

周剑非喝了一口茶，下意识地瞄瞄客厅中的沙发，他惊奇地发现眼前的沙发——两长四短整整齐齐全是二十年前的那两大套，只是红金丝绒的面子显得陈旧了。文革结束钱老重返故居之后，他周剑非先是在县里工作后来到了地委，曾先后来钱老处探望过几次，他记得那时沙发全部蒙了蓝色的套子，分不清是原物还是新购置的，他也没想到要去分析分析沙发的变迁。现在也许是沙发套子撤去洗了，那两长四短六张沙发原形毕露，像发现老朋友似地他一下子便认出了它们。他顺手抚摸着那陈旧了的金丝绒蒙面，便有一种亲切之感涌上心头。这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又下意识地低头俯视坐下靠门的那张单人沙发，不禁又是一惊：一摊颜色未褪的蓝墨水遗迹依然顽固地留在那金丝绒面上。

往事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这件事发生在他担任秘书的第一个工作日，宣传部的任部长来向省委副书记钱林汇报工作，当秘书的自然要承担记录的责任了。他拿出笔记本子拔出自来水笔作记录。啊，糟了，笔中没有墨水，部长却已经开始了汇报。他生怕记漏了，便赶快拿过墨水瓶装墨水，在慌手慌脚中一不小心掀翻了墨水瓶，整整一瓶墨水全部撒泼在沙发上和他的裤子上。弄得很狼狈。自己的裤子不要紧，可这沙发？墨水是洗不掉的呀，这么崭新的沙发，唉！

当时听汇报的钱林一声不吭，像是没看见似地继续听汇报。

送走客人之后，他抱着十分内疚的心情胆战心惊地对钱林说：

“钱书记，我刚才做错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

钱林那口气似乎他压根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那一幕墨水染沙发的喜剧他早已看在眼里，只装着未看见继续听汇报罢了。

周剑非战战兢兢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钱林哈哈一笑：

“那算什么错误，以后细心一点就行了。”

接着他又下意识地补充了一句：

“不要像‘四清’那样鸡毛蒜皮的事都往纲上扯，自己给自己戴大帽子！”

听了书记的宽厚言辞，他周剑非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但心里依然内疚，便将事情的原尾告诉了常委办公厅的蒋主任。蒋主任不置可否，只说：

“怎么搞的行政处还没有把套子做好？你去催催。”

套子很快便送来了，周剑非记得是黄卡叽的，文革之后他来看望钱老时套子已变成了浅蓝色……

周剑非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钱老夫妇散步回来了，走道里传来了他那依然响亮的声音：

“小周来了呀，害你久等哪！”

音调充满了亲切的味道。

周剑非连忙起身迎了上去，钱老夫妇已经走进客厅，接下来是互相热烈握手问好。钱老依然魁梧、健朗，声音宏亮，气宇轩昂；倒是老伴有些虚弱，比周剑非上次来探视时又瘦了许多。她和周剑非说了几句话，便说要服药告退了，屋里只剩了钱林和周剑非二人。

周剑非见钱林坐下便连忙说：

“我刚来不到一个星期，一直就想来看钱老的，前几天太忙，白天晚上都陪上了。”

钱林爽朗地一笑，表明他对周剑非的稍微迟到并不在乎。他说：

“忙，那是自然罗，现在该你们来忙哪。所以我打算到部里去看你。”

“那怎么行，颠倒了嘛！”周剑非觉得在老上级面前嘴很笨，想说几句更贴切的话，一时想不出来，便又重复着刚才已经表达过的意思：“早就想来的，确实太忙，所以……”

他的话还没说完，钱林便接了过去：

“嘿，你还解释什么。我是过来人想象得到的。我比你老，按理自然是你来看我，因为你忙，我去看你也未尝不可。这不是什么出格的事，何况‘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还有事要同你说哩！”

钱林显得十分豁达而又随和，到底是和自己的老秘书在一起嘛。

周剑非一听说钱林有事要找他谈，倒反而感到轻松了，他最怕无休无止地说应酬话，总觉得自己在那方面很低能，是个沉重的负担。其实他心里明白，钱林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决不是为了互致问候，而是有事要向他这个老下级交待。于是他说：

“有事情要我办，钱老在电话上说说就行了。”

钱林笑道；

“不行，这种事不能在电话上谈的，谈不清楚，也不应该，这是原则！”

周剑非一听就明白了，这位老上级要谈的是人事问题。他新来乍到最怕别人找他谈调动谈提拔一类的事，却也无法回避，谁要你干这份差事呢？当下他便硬着头皮问道：

“那就请钱老吩咐吧。”

钱林伸手从茶几上的烟盒中取出一支“红塔山”香烟点燃吸了一口，然后问道：

“三江市的干部最近要调整？”

周剑非如实回答老上级道：

“市长病故了，就是补充一个市长，现在正在考察。”

这件事他也是今天上午才知道的，干部一处汇报对市长人选有不同看法，争论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叫陈一弘，另一个叫冯唐，两人都是市委常委、副市长。冯唐的名字排列在前应是常务副市长，但没有正式明确过。在三江市各部门和基层中呼声最高的是陈一弘，但省上有些厅局和老同志反映不好，说他架子大、骄傲。冯唐是两年前由省上下放的，这次市长人选有一定呼声，但在三江市并不太高。市委书记卫亦前的态度讳莫如深，说等考察组考察完毕他再发表意见。现在钱老提出这个问题他要推荐谁呢？周剑非只好洗耳恭听。

钱林说了：

“我找你来是想向你推荐一个干部，就是冯唐，现任三江市副市长。咳，对了，听说你们还同过学？”

周剑非全明白了，他早有预感，现在得到了证实，便说：

“高中的同学，后来上大学他去了上海我去了北京。”

“对嘛，”钱林说，“他同你年纪差不多也是四十出头吧？”

周剑非只点点头作为回答，其实他也说不清楚他们两人到底谁大，同班同学嘛能大几岁，“差不多”是对的。

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钱林却不等周剑非回答，又故弄玄虚开了个玩笑：

“冯唐？取了这么个怪名字。‘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他倒也易封罗，四十出头副地级干部，够意思哪！你当然比他封得快，同样的年纪副省级哪！几多人羡慕几多人妒嫉啊，小周！四十而不惑，也年轻也不年轻哪，你们不能和我们比，那时是战争年代。我二十三岁当县委书记，二十八岁当地委书记，进省委三十六岁！易封了吧？谁知三十多年过去依然如故，离休的副省级干部！”

他将“副省级”三个字说得特别重，似乎要引起听者的震动。周剑非也确实感到了钱老所言的内涵，当然他不便说什么。

“好了，这些都是题外话，言归正传，这个冯唐到底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他周剑非也回答不清楚。不错，他同他在中学不仅同学而且同班，但他们算不上好友，很少在一起，原因可能是性格各异吧。他周剑非多少有些内向，平时的生活基本是四点一线：课堂、食堂、宿舍加图书馆，当然有时也看看打球什么的，看看而已从来没上过场。冯唐则不然，绝对的外向型：除了念书，他还是篮球队员、宣传队队员，还参加演讲比赛得过奖。那次比赛全校都参加了所以周剑非记得很清楚，时间是“五四”纪念，讲题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周剑非记得，冯唐上台后几句话便吸引了听众，他说：

“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是什么？是坐享先辈们用青春和鲜血换来的成果，吃着蜜糖，游泳在幸福的海洋中，混混沌沌地让青春流逝？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是什么？是安安稳稳守住先辈们创下的基业而不思进取，像小店铺的老板，成天拨动着小算盘，但求保本而略有节余，小康而满足？不，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是继承先辈基业，恢宏志气，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花似锦，光芒四射。为了达此目的，我们要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无私地奉献出我们美好的青春，必要时乃至宝贵的生命……”

冯唐的演讲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全场听众的情绪都被他鼓动起来了。这就是中学生时代的冯唐。

后来呢？正如周剑非对钱林所说，他上大学去了北京，冯唐的学校则在上海。毕业后冯唐被分配到沿海一个省的省会工作，文革之后才回到本省，正如钱老所说他这个冯唐不像历史上的冯唐，他“晋封”得很快，几年工夫便由一个回省时的副处级“晋封”为副厅级，然后又到三江市担任了副市长的职务，可谓踌躇满志。

在此期间，他周剑非先在县里后来到地区工作，基本上没有同冯唐见过面，只是有一次省里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冯唐代表三江市在大会上发言，周剑非才又见到了这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冯唐的那次发言使作为老同学的周剑非又一次想起了中学时代的那次“五四”演讲会，他谈的是三江市的五年发展规化，依然是洋洋洒洒，锋芒更胜当年，自然迎来了一阵掌声。然而，周剑非感到掌声与当年中学演讲比赛相比，差之甚远。他还发现在自己周围有人交头接耳，似有微言。

周剑非也没有像中学时那次为他的老同学鼓掌，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下意识的行动，总觉得那滔滔而谈的发言中缺少点什么。

现在面对钱老的问题该怎么回答呢？他只能老老实实地说：

“钱老，派去的考察组还没回来，我一时半时还谈不清楚。等考察组回来汇报和研究之后再向你汇报。”

钱林听了周剑非的回答有些不高兴。你周剑非是怎么哪，如此迟钝！我叫你来是为了什么，你心里应当有数。既然我已经直截了当地向你推荐，你就应当相信我，还对我卖什么关子？但他并没有发作，却面挂微笑地说：

“在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孩子，还有什么需要考需要查的嘛？他老子抗日战争中就跟着我，文化不高，本事不大，干了一辈子得了个处级离休，还不是正式而是享受！”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重新整理思路，时间不长最多分把钟，然后说：

“冯唐这孩子随他老子来过我这里几次，最近一二年是单独来的。只要他从三江回省城差不多都会来看我的。我看他谈吐不凡，很有见解。想不到三拳打不出两句话的老子生出了这么个出色的儿子。老子忠心耿耿一辈子，儿子也不会含糊的。用这样的青年人来接班，我们这些老家伙放心！”

他又停了一下，继续说：

“当然罗，按你们现在的规定办，什么民主推荐，民意测验，还有什么？”

周剑非连忙回答：

“还有民主评议。”

“对了，”钱林笑道，“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三民‘三民主义’！”

他哈哈地笑了，笑过之后又说：

“还是按你们的规定办，唉，按既定方针办嘛，哈哈！不过我希望不要因那个‘三民’而埋没了人才！其实嘛，三民、四民，到头来还不是书记一句话！”

话的分量如此之重，叫周剑非怎样回答，他又能怎样回答呢？便只好唯唯诺诺，含糊其词了。

见钱林要说的话已经说完，周剑非意识到请教的时刻来了，便说：

“钱老，我一接到任命通知就想要向你请教的，正好趁今天的机会请你指点指点，看看要注意哪些问题。你是省里的老领导又分管过这一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当认真听听你的意见。”

听周剑非说要向自己请教，钱林显得很高兴。眼前这个中年人虽说过去当过自己的秘书，属于朝夕侍候在侧，成天为自己服务的随员，但人家现在毕竟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了啊！

一时兴起，他摹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绕着客厅走了一圈，然后在周剑非面前停住，以十分欣赏的目光看着他，说：

“你这样做很对，小周，不仅要听我的意见，也要听听其他老同志的意见，集思广益嘛！”

他又坐回到沙发上沉思片刻，依然带着十分兴奋甚至有几分得意的表情说：

“你向我请教，我倒首先想到了两句诗，一句是毛主席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是在哪一首诗上？”

他停下来问周剑非。

“题庐山仙人洞。”

周剑非回答。

“对”，钱林接着说，“这意思就不用我来解释了。还有一句是苏东坡的，‘高处不胜寒！’这又是哪一首里的句子呀？”

这位具有师范学历的老前辈并不是自己不清楚这一名句出自苏东坡的哪一首词，也并不是有心要考一下周剑非，看他知不知道。不，目的是为了加重语气，引起对方的注意，这大概也是一种表达艺术吧。

周剑非自然深领其用意，微笑着回答了。

钱林听了笑道：

“好，高处不胜寒，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就是你当前的处境，明白了吧？”

不等周剑非回答，钱林却来了个自问自答，一句一顿地说：

“对苏东坡那句话我完全是借用，就是说在上层工作情况复杂，是非很多。特别是你现在担任的工作，更是矛盾的集中点。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把目光对着你，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不同的看法和议论，有人叫好，有人骂娘甚至告你任人唯亲，重用坏人如此等等。你准备着在这样的环境中过日子吧，这就叫无限风光在险峰！反过来说，什么都平平淡淡，无人颂扬也无人骂娘，那才难受！当然罗，如果只是一片叫好声，百分之百拥护也不见得好，也许因为你不坚持原则，有求必应。做你这项工作，不可能不得罪人的。”

周剑非洗耳恭听，觉得受益匪浅，他忽然想起临上任时来自朋友的那句警告：“那是折寿的工作。”

高处不胜寒，折寿的工作，无限风光在险峰！周剑非暗暗地品尝着这三句话，觉得很有味道，却又听到钱老在继续发挥宏论了：

“我刚才说了一通只是一个大前提，或者叫它前言、序论、纲要也都可以。你也许会觉得太笼统了对不对？我就给你来几条具体的，当然仅供参考！”

他哈哈地笑了，笑得很得意，显出一种自信、深广、居高临下的姿态，大有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气势，说：

“这第一嘛，就是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按中央的指示办，老老实实不折不扣，不要耍花点子。当然也要有创造精神，那就是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是要你去另搞一套。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想到脱离中央的精神另搞一套就是你犯错误的开始。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了，即使错了你也只不过是执行嘛，总结经验嘛。责任不由你来负。但有一条你按照哪个文件办的按照什么人的指示办的，必须记得一清二楚，否则有口难辩！‘四清’中有人要抓我的辫子，我据理力争，哪一条是根据中央什么文件办的，哪一条是根据毛主席的哪次讲话精神为依据！怎么着？你还敢怀疑中央？‘文革’乱了套不容分说，有口难辩那又另当别论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若有所思，然后问道：“省委现在怎么样？”虽然问题既不明确也使人突然，周剑非还是猜到了，便回答道：“一切如常，没有什么。”钱林听了说：“那就好嘛！”他反问周剑非：“我说到哪里啦？”周剑非回答：“你说了第一条。”钱林把手一甩：“管它第几条，就是这么慎重一些就是了。”

稍停片刻，他忽然带着激动的情绪以同样激动的语气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显得更为突出，那就是怎么对待老干部。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这就不用说了。我这里说的老干部是指离休范围的老家伙们，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现在大部分都已退出政治舞台，但是他们心里不平衡呀！知道吗？心里不平衡！”

钱林站了起来，又在客厅里绕了一个圈，正如影视上经常看见的大首长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的行为动作，然后停在周剑非的面前，声音宏亮感情激越，像是面对千百万听众：

“他们忠心耿耿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也坎坎坷坷生活了一辈子，至少大部分是这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有哪一个幸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像我这种情况还算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恢复工作了。有许多人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才恢复工作，屁股还没坐热又让椅子了！”

他停顿一下，又加重了语气：

“让椅子嘛，该让还得让，我们的事业要有接班人。但让得太急就让出了一个心里不平衡。过去说老中青，突然一下子老的一个不要了，越年轻越革命，越老越反动！这样行吗？说实在话许多老同志不放心，就是不放心！”

钱林说得太激动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自我调节自己的情绪，足足停了两三分钟语气才缓和下来。

“这也罢了，从大局出发早退迟退都要退，让年轻人先上来干干看，趁这些老家伙还活着。可现在越逼越紧，连奉献余热听说都不允许了，叫我们健康、健康、再健康！健康个屁，这等于叫这些老家伙不问天下事，一心等待火葬场！”

钱林又激动起来，说不下去了。

一直静坐一旁洗耳恭听的周剑非本来是拿定主意只听不说的，但看见他的老上级如此激动，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也不能用点头微笑的表情来敷衍了。但说什么呢？乘钱林激动地停下来的一瞬间，他迅速思考并形成了一个答案，然后微笑地望着自己的老上级说了一通话。

他的话不多，但贴切、动听。大意是老干部的历史是同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尊重老干部也就是尊重革命历史；老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这句话，他认为不仅因为老干部在长期革命历程中作过奉献、立过功劳，还因为老干部有革命经验，可以对中青年干部进行传帮带；老干部们虽然已退出现职，但是可发挥余热的范围是很广阔的。他列举了自己刚刚离开的松岭地区发挥老干部作用的种种途径：搞调查研究，整党，考察干部，经济咨询等等。当然，钱老所提到的有些事，例如屁股没坐热就让椅子等，他回避了，这类事叫他怎么回答呢？

周剑非的一席话说得钱林心里暖和和的。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久握权柄退下来的人，最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特别是新当权者对自己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是区分干部中正人君子和势利小人的重要标志。自己的老秘书、新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周剑非显然属于前一种人了。听了周剑非的一番话他不仅消了气而且很高兴，情不自禁地拍拍周剑非的肩头，连连地说：

“小周，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然后坐了下来，依然坐在周剑非对面的沙发上，兴奋地说：

“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来接班，我们这些老家伙就放心了！”

钱林坐在周剑非对面，用欣赏和赞许的目光盯他，竟然有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来，那神情大有诸门生碌碌，唯此生贤耳的味道。岂不是吗，就拿给他钱林当过秘书的人来说，前前后后不下十余人了吧，但达到周剑非这么高职务的就只有他一人，而且如此之懂事、明理！

钱林兴奋而又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忽然看看表说：

“哟，时间不早哪，都十点钟了你忙去，我也要休息了。”

周剑非忙起身告辞，钱林送到客厅门口，握握手说：

“冯唐的事你看着办吧！”

三

冯唐在黄昏时回到省城的家，他在院子里和司机分手要他晚上八点钟来接他。司机于是自己开车寻找住处去了，其实在省城他熟门熟路，不是住省政府招待所就是住冯唐原来那个厅的招待所，彼此熟悉也不用登记就可进房间的。

冯唐自己会开车并领有驾驶证，节假日回家他从来不带驾驶员。那样自由自在，带上娇妻驾车逛逛公园、商店或是串串门子，打听议论省里的要闻、轶事，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这种享受上了年纪的干部哪怕是高级干部是得不到的，即使年龄和他冯唐相当的中青年干部，也不是人人可以享受，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如此。这是近几年来在干部队伍中刚刚出现的新事物，他冯唐走在前面了，故而不自觉地有些自得。在三江市冯唐进进出出也多半是自己开车，虽说地师级干部没有专车却可以“固定使用”呀，他“固定使用”了车子，却让那随车固定的司机闲得发慌。

这次不同，他是因公上省跑项目，三江市计委、经委和财政部门的队伍预定后天到达，特别是他还决定要去拜访一些上层人士，能自己开车到这些机关和人家去吗？至少在眼前，或者用方言土语来说，“现而今眼目下”一个领导干部自己驾车是会降低身份甚至被看作轻浮的，这里是处于半封闭状态的内地而不是沿海。他冯唐深知其中的奥秘，故而把那个闲得发慌的司机带来了。

冯唐和司机分手上楼，他家住在三楼三室一厅的一套房子里。妻子还没回来，开门的是小保姆。这个小保姆大约十七八岁，长得清秀伶俐，是他从三江市的郊区雇来的

，同他非常熟悉。见他回来了，她便亲热地市长长市长短地说个不停，又忙着彻茶送烟，例将他当成贵宾了。

冯唐接过茶杯对保姆说：

“你快准备晚饭吧，我还有事要出去哩。”

保姆一边答应着便问：

“不等梅大姐回来啦？”

冯唐顺口便回答：

“能等就等，等不来我们就先吃。”

保姆根据自己的经验，觉得冯唐的态度有些反常，但她没说什么便进了厨房。

保姆的感觉是对的，冯唐和梅吟雪是一对有名的恩爱夫妻，要是在平时他一定等她回来才吃饭，可是今天不同，他要争取时间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冯唐将近一个月没回家了，他到卫生间擦擦脸后便习惯性地对三室一厅进行“视察”。一切都使他感到满意、舒畅。客厅和卧室用的是拼花木地板，是他冯唐从三江买回来的。四壁的贴墙纸是淡蓝色暗花，和地板、家具的颜色都很协调，是一种令人舒适的暖色调。至于卫生间厨房上等卫生材料和雪白的砖壁等等那就不用说了。在八十年代的中期一个干部家庭里能有如此堪称豪华的装修确是不多见。反正自己掏钱，别人在赞叹之余也无更多的闲话可说。大家更清楚，冯唐的妻子梅吟雪在一个国营的商业大公司里工作，公司意味着和钱打交道，奖金多、福利好，这点点装修又算得了什么？

冯唐走进那间十五平方米的客厅，忽然发现墙上多了一幅条幅，走近一看，呀，是一幅绝妙的国画：雪盖山顶冰锁瀑布，一树盛开的红梅傲然而立于悬崖之上。真乃“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呀！

这是哪里来的？一看那落款冯唐顿时便明白了，这是他专门为他父亲的老上级、原省委副书记、在这个省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钱林准备的礼物。为了这张画，他冯唐颇费了一番心思也颇费了一番力气。

他先是问他父亲钱林喜爱什么？那位老实巴交的老交通员不明白儿子的用意，便顺口答道：

“他喜爱工作，喜欢骂人，你问这些干什么？”

老交通员说的也是实情，钱林可以说是个废寝忘食的人，为了解决一个难题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战争年代如此，进了城掌了大权也依然如此，老交通员深有体会。性情急躁，见不得办事拖拉不认真的作风，遇到这类事往往开口便骂人，不分时间地点场合，骂得你抬不起头来。对于这一点老交通员也深有体会。然而，儿子问这些干什么？钱老头和自己一样已经离了休，难道你还想到他身边工作？

冯唐见父亲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只好挑明话题：

“我是问他在生活上有什么喜爱，也就是除了工作他喜欢什么？”

父亲火了，他盯住儿子足足有分把钟：

“你问这个干什么？人家工作之外的事我怎么知道？吃饭、睡觉、抱老婆，这些你也要打听？你小子安的什么心？”

冯唐不得要领，只好自己冥思苦想。原来在上学的那些年钱林还在位子上，逢年过节他总是要随父亲到钱林家坐坐的。大学毕业回省工作后，他自己也去过几次。当然，都是空手而去，从不带任何礼品，但是他发现钱林的客厅里挂满了字画，每次都发现有“新陈代谢”，书画经常有更新。在钱林家进出，还发现他那小院里种有一丛翠竹，栽了几株梅花。钱林十分珍爱它们，有一回他还看见钱林亲自为梅花剪枝哩。

这么一想，他有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禁不住喜出望外，一个别开生面的送礼方案很快便在脑子里形成了。

他的方案就是投其所好，请名家作一幅画送钱老。本来嘛，他冯唐和钱老之间只有父辈的交情，和自己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何况他已经下了台。但他深知这位下台元老的分量，他决定来一点“感情投入”有百利而无一害，特别是现在调整班子之际。

事情一旦定下来便勇往直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也是冯唐的性格特征。当他正自思考找省里哪一位画家来完成自己的计划时，一位全国颇有点名气的画家从北京来到省城。那时冯唐正在省里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即备了一份厚礼，央求省里一位与这位画家有交情的美术界人士引见。可惜消息知道得晚了一些，当他们那天晚上赶到这位画家所住的宾馆时，他正在整理行装，第二天一早乘飞机回北京。

画家看见自己的老朋友引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来求画，感到很愕然。后来听说他是来为一位德高望众的老同志求画，才面露笑容答应了下来。但时间来不及了，便叫冯唐留下老同志的姓名和收件人的地址，答应回去后很快便画好寄来。

冯唐当下从笔记本上撕纸，写了钱的名字，至于收件人和地址，他写了那位美术界朋友的地址，请他收转。画家看看冯唐递给他的名字和原任省委副书记的头衔，只问了一句话：

“这位老同志喜爱什么？”

冯唐胸有成竹地顺口回答道：

“他喜欢梅花、竹子。”

他为自己有预见有准备而感到兴奋甚至暗暗地有几分自豪。

画家听了哈哈一笑：

“‘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嘛，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传统美德，哈哈，就这样吧！”

第二天画家走了，冯唐也赶回三江市传达省里会议的精神。谁知这位画家还真是言而有信，前后就这么个把月的工夫画就送来了，但怎么没写上钱林的名字呢？最初他有些纳闷，也许是那位画家不小心将他写的名字丢了吧？他一连作了几种设想也难于肯定，后来他释然了！最主要的是落下了作者的名字，说明是他的真笔画就行了。至于为送谁而画那是次要的，他脑子一转，不写也有不写的好处，对，好处多着哩！

这件事他事前没有告诉妻子，难怪她要将它挂在客厅里，要送人的弄脏了怎么办。他找来一个凳子站上去取画，手伸出去又缩回来了。皑皑白雪，一树红梅，他忽然有所发现，妻子的名字不正好就是这幅画的最佳写照。她一定是产生了误解才把画挂在客厅的，如何是好哩？顺水推舟将它作为送妻子的礼物，另找人画幅去送钱老？当然了，这是最佳方案，可是时间来不及哪，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按原订方案办，将它取下给钱老送去，妻子这边好说，她能理解的，实在不行另外找人画一张送她就是了，用同样的构图还不行？

他这么想着站在凳子上犹豫了分把钟，权衡利弊的结果，他决定了将画取下来给钱老送去，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一早送去，这是什么时候？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

他终于伸手去取画，虽然伸出去的手有些发抖，画还是取下来了。正在这时，做事麻利的小保姆已经准备好饭菜前来要他最后敲定是否不等女主人回来就开饭？

这位小保姆可是“参政”意识很强的青年，一见男主人在取那张画，便不觉“呀！”地惊叫了一声，问道：

“冯市长要把它取掉呀，梅大姐大喜欢这张画了，送来的那天她横看竖看也看不够，看了很久很久我们才把它挂上去的。梅大姐还口口声声称赞市长想得周到哩！每天下班回来她也要来客厅看它几眼的。”

小保姆的话说得冯唐又是一阵心跳，但他主意已定哪有回头的道理。他讨厌小保姆多事，你插进来掺乎什么？当然他没批评她，只说了一句，声音有些不自在：

“我们先吃吧，不等了。”

说着便把那张画收卷起来，又找了一张牛皮纸包上，才向饭厅走去。

他刚拿起碗筷，小保姆还没上桌子，女主人梅吟雪便回来了。冯唐连忙起身相迎：

“你提前下班哪？”

梅吟雪抿嘴一笑，用她那传情的眼神送过一个“秋波”，说：

“我会算命，知道今天你要回来。”

冯唐拿眼光瞄着妻子，只见她今天穿的是一身便装：蓝底印花蜡染短袖衬衫，白色薄呢短裙，裸露出一双雪白的臂膀和小腿，体态丰满有线有条，再加上那双多情善感的眼睛，冯唐顿时感到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涌上心头。俗话说“新婚不如久别”，要不是小保姆在场，他真想……然而他忍住了，言不由衷地问了一句：

“你真的知道我回来了？”

“当然，半个钟头之前。”

冯唐一听笑了。

“准是司机小马给你打了电话。”

妻子接过保姆递来的碗筷，撇撇嘴，说：

“那又怎么样，人家比你想得周到呀。我自作多情请假跑回来迎驾，谁知道连吃晚饭也不等我回来哩，真是自找没趣！”

冯唐看见妻子真的有些生气了，便连忙作解释：

“你看你，我要出去办事，所以提前吃饭了，还不是为了办完事早点回来陪你。”

他说着意味深长地瞅着妻子，说真的如果事情不那么急，他又何尝不乐意同她一起呆在家里。

妻子本来是几句气话，听丈夫这么一解释，涌上心头的那股气也就消去了大半，便顺口问道：

“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非要今天晚上办不可呢？”

对妻子冯唐自然用不着隐晦，便直说了：

“主要是去拜访我那个老同学新上任的组织部长周剑非哪！如果时间还早或者他不在家就去看望钱老。”

梅吟雪听了最初很不以为然，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股刚刚消去的火气又要发作了，但她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对丈夫的事业非常关心，因而也终于领悟了丈夫的动机，她只说了四个字：

“原来如此！”

知妻莫如丈夫，冯唐一听妻说出这四个字时的口气，便完全明白妻子已经理解了自己的用意。果然，不待他再作进一步解释，妻子便又关心地问：

“听说你们那里要补第一把交椅了，已经去了考察组，怎么样哪？”

冯唐点点头：

“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哩！”

他显得很潇洒，似乎对这件事满不在乎。但知夫莫过于妻，他的心事又怎能逃脱梅吟雪的眼光，她楞了丈夫一眼：

“别装蒜了，你不想得到那只鹿子，风尘仆仆而来，马不停蹄登门夜访又是为了什么？”

冯唐完全没有在妻子面前故作镇静的打算，刚才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辞令罢了，于是他以开玩笑的语气接过妻子的话头：

“是呀，登门夜访又是为了什么？考察组就在这两天要回来了，我不提前一步能行？不等你回来我们便提前吃饭可以理解了吧？”

“谁在乎这些，别说提前吃一顿晚饭，提前干什么都行。”

妻子是开玩笑的口气，丈夫也就不在乎了。这么既严肃而又活泼亲热地说着话，一顿晚饭也就吃完了。趁小保姆收拾碗筷去厨房的机会，梅吟雪看看表，八点差一刻，丈夫说过他八点钟去拜会组织部长的，于是便说：

“你带什么东西来没有？总不能空起两只手去吧，家里还有‘五粮液’，你拿两瓶去，还要什么？”

“我就是空起两只手去，什么都不带。”

冯唐斩钉截铁地回答。

梅吟雪不以为然：

“开玩笑，现在都时兴这个，就你独特？”

“不是我独特，平时礼尚往来该送的自然就送。唯独对组织部长不能送，现在又正在考察班子，你去给组织部长送礼，那算什么意思？岂不成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再说那也太俗气了嘛！”

冯唐在妻子面前显出一副高人一筹的神气。梅吟雪瞅了他一眼，那眼神似褒似贬兼而有之，并多少带点儿亲妮的味道说：

“高明！”

接着便又补充了两个字：

“狡猾！”

却始终带着那亲妮加赞许的味儿。

冯唐心领神会，自是得意，反问妻子：

“到底是高明还是狡猾呀？”

梅吟雪楞了他一眼，说：

“在有的时候高明和狡猾是一回事，比如现在的你！”

冯唐哈哈地笑了，他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抓住妻子那雪白柔软如棉的双臂，将她的身子揽人怀中，笑道：

“知我者莫如吟雪也。”

说着便扳过她的头狂吻起来，梅吟雪将他推开，指指紧挨餐室的厨房，亲妮地骂了一句：

“你疯啦！”

厨房里传出洗涤碗筷的响声和小保姆的一声咳嗽，冯唐只好强制住自己冲动的感情坐回原处，一本正经地说：

“其实我也是给他这位部长准备了厚礼的，不见形的厚礼！”

“什么不见形的礼呀？”

梅吟雪好奇地问。

“规划，”冯唐得意地说，“三江市的五年计划和到本世纪末的长远规划。”

“哇，”梅吟雪吃惊地望着丈夫，说，“就是说你今天晚上要抱着几大捆材料，什么表格呀，文字说明呀，重大项目的论证呀，一起抱到组织部去？活见鬼罗！”

冯唐哈哈地笑了，笑得十分得意，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融自信与自豪于一体，笑过之后说：

“我一张纸也不带去，只带一个脑袋一张嘴！”

为了加重语气和效果，他用手指指脑袋又指指嘴：

“看我这位老同学的时间和兴趣，我可以一张嘴就谈它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甚至三个钟头，只要他肯听！”

“你这个家伙！”

妻子的口气是赞赏的口气，她接着便瞅着丈夫笑了，笑得很动情，似乎又一次发现了丈夫的非凡才能，并因此而感到兴奋。她含情脉脉地瞅着才华出众，前途无量的丈夫，足足有半把分钟，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便问：

“你到钱老家也空起手去？”

一句话提醒了冯唐，他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要来的事终于来了，便只好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地说：

“我正要告诉你呢，那幅画就是你挂在客厅的那幅雪地红梅图是请人专为钱老画的，我把它取下来了，今晚或者明天上午就给钱老送去，你知道这也是要赶时间的啦。”

他说完便拿眼光瞅着妻子看她作何反应。果然，梅吟雪听了丈夫的解说，一下子便变了脸色：

“原来如此呀，我是自作多情了，还以为你是专门为我画的，挂在客厅里每天进出都要看它几眼哩！咳，说这些干什么！”

她霍地站起来一扭身便进了卧室。

冯唐连忙起身跟了进去关上卧室的门，伸出双手搂着妻子那纤细柔软的腰，轻声细语地说：

“你听我说，吟雪，你听我说……”

“别来那一套，我不听，不听！”

她挣扎着要从他的控制下摆脱出来，他却将她抱得更紧。两只膀子铁钳似地挟持着她，使她动弹不得，而且感觉到了一股从男人身上发出的强有力的刚性。她不再挣扎了，不吭不声地听着这个紧紧地拥抱着她，使她感到舒适的男人作何解释。

他依然是轻声细语：

“你听我说，这张画我也是刚才回来才看见的，看了画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太好了这不就是为吟雪画的？那就把它留下来吧，钱老那里我另想办法。但是，仔细一看，不对呀！这是一幅雪里红梅而不是吟雪。于是我转变了念头，要给我的吟雪单独画一张，请我省最有名的画家来画，作为丈夫对爱妻的三十五岁的生日礼物。我已经构思好哪，你看行不行？”

他略为停顿了半分钟，不，顶多十秒钟，一幅吟雪的构思便出现在梅吟雪的面前：

“我的设想是：大地一片皑皑白雪，一位身着大红披风的古装美人——唐装吧——伫立于小楼窗口观雪吟诗，小楼侧面一树盛开的红梅。你看这样的构图行不行，亲爱的？”

这一切自然都是在短短一两分钟之内编出来的，编得原丝合缝，不仅妻子相信了，连编造者的他自己也似乎相信了。或者说就在这一瞬之间，他的确是暗自下了决心，事成之后一定按刚才的构想请人为她画一张，好在离她三十五岁生日还有三个月，来得及的。

妻子没有吭声，依旧让他紧紧地抱着自己，却不自觉地将头往后仰了一下，靠在了他的肩匕。他就势低下头轻轻地扳过她的脸狂吻起来，她也不推不拒就这么由着他摆弄了一阵之后，才说：

“八点了吧，你还不走！”

他一看表，八点过两分了，便松开她往外走，只见驾驶员已经在客厅里等着他了。

当他和驾驶员出了门正要上车的时候，梅吟雪拿着那张他取下来包好的画追出来，将画递给他，说：

“嘿，怎么忘了这个！”

冯唐来到组织部招待所，值班的告诉他周部长吃过晚饭就上办公室去了。冯唐便马不停蹄地来到组织部办公楼，他见三楼的两间屋子亮着灯光便想径直上三楼去，值班员将他挡住了，问明情况后值班员给部长的李秘书通了电话。李秘书下楼来接他，他将冯盾引到三楼的小会议室里，给他沏了一杯茶，说：

“周部长正在和两个人谈话，请冯市长等一等，最多十来分钟就谈完了。”

听那口气已经请示过部长了，冯唐便安心地坐下来等候。果然，还不到十分钟他便听到隔壁办公室的门开了，走道上，传来脚步声和互道再见的告别声。他连忙习惯性地整了整领带，等候秘书传见。虽说是老同学相见，在仪表仪容上冯唐是从来不马虎的。

门开了，进来的不是秘书却是部长本人。不让秘书传唤而是登门迎接，大概是对他冯唐的一种特殊待遇吧？他顿时产生了受宠若惊之感，连忙站起来向部长伸出双手：

“恭喜老同学荣膺重任！”

周剑非同他热烈握手，但对他的“恭喜”似无思想准备也不太习惯，故而没有正面回答，握手落座后问道：

“你哪天回来的？”

“今天下午，回家吃过晚饭就来哪！”

周剑非心里似乎明白了几分，自然不便直说直问，便说：

“你大客气了。”

“应该嘛，”冯唐笑道，“老同学都感到既光荣又高兴，我算过了，我们那个中学还是第一次出了个省级干部哩！”

周剑非又是一阵不习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心里却在暗自嘀咕：第一个？真的吗？或多或少有些乐滋滋的，但顶多分把钟便过去了，正想问冯唐这次来访有什么事？他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往，不喜欢绕圈子。但话还没出口，冯唐却先说了，依然是笑容可掬，语音亲切：

“我就是来看看你，没有别的事，听说你的家还没搬来，就直接上办公室来了。我可是空起两只手来的什么礼物也没带，请勿见怪呀，老同学！”

还不等周剑非回答，他又补充了一句：

“当然，带来了同学老友的情意！”

“这样最好！”

周剑非笑道，看得出来他是真的高兴，他欣赏这种不带礼物的行为。他说：

“过去在地委我最头痛这件事，现在刚刚到组织部又碰上了。别人把东西拿来了说是一点点心意，又不是什么贵重礼物，你一律不收？不合中国的传统人情，你一律收下还得了。后来我自己作了个几不收的规定：正在考察准备提拔者送的礼物不收；正在要求落实政策者送的礼物不收；要求调动者送的礼物不收；为子女和亲友安排工作者送的礼物不收等等。来到组织部又重申了这些规定，还是挡不住。”说得他自己和冯唐都笑了。笑过之后冯唐说：

“幸亏我今晚没带东西来，我们正在考察班子，属于你那几不收的范围哩！”

两个人又笑了。冯唐暗自得意，这一着走对了，否则弄巧成拙岂不坏了大事。既然已经点出了考察班子的事，他便等待着周剑非的反应以便相机行事。他已经想好一套他自己感到满意的对答方案。

周剑非却对那“考察班子”的事只字不提，还在“礼物”上作文章，他说：

“其实嘛，走亲串友带点小礼物是中国的传统，城市不用说了，我小时候在家里，农民走亲戚是穷是富都要去场上买一包点心，还要用一张红纸封上表示喜庆！你说他都带有什么意图？但是当了领导干部还是不收的好，这就要做说服工作，要得罪人，一件小事却得罪了人，说你架子大或者嫌东西少了，如此等等，真没办法。”

冯唐也附和了一阵，说自己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如此地消磨了十来分钟，周剑非终于像想起了什么似地发问了：

“你这次回来是办事还是探亲？”

机会终于来了，他冯唐今晚上来就是等你这位组织部长提出这样的问题，以便自己送上珍贵而又无形的礼物，让你欣然收下而又不自觉的礼物，于是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这次来主要是找省计委汇报我们的五年规划，请他们审查批准，还要重点谈几个项目。其次就是办理出国手续，应日本一个株式会社邀请组团出访。”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等候周剑非的反应。

周剑非只“哦”了一声似乎并没有深问下去的意思，这也难怪，这类事并不是他的业务范围嘛。事情已经提出来了，他冯唐自然是不愿放过这一机会的了，于是不等周剑非再次发问，便主动说道：

“我们市的五年规划，去年在省委召开的领导干部会上我发过言，你也许还记得吧？”

周剑非点点头，表示记得。当然他并没有说出当时对冯唐的印象。冯唐却是不管主人愿不愿听便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了。他说：

“一年来我们又进一步作了多次修改，大家都反映比初稿实在得多了，符合我们的市情了，可称为积极稳妥的规划了，所以要我来向省里请示。”

周剑非听说那规划作了多次修改，比过去实在得多了，便产生了兴趣。虽然他的业务是组织工作，但他同时是省委常委，是集体领导成员之一，对全省乃至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大事都理所当然地应当关心的。因此他问冯唐：

“比上次主要修改了哪些内容？”

机会来了，冯唐振振精神，便一五一十地说开了。他当然不仅仅是说修改的部分，而是将他们修改后的全部规划内容：长远目标、近期要求、主要措施、支柱产业，全部倾泻而出。正如他对妻子所说的“不带一张纸片”，但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指标，每一个支柱产业的可行性论证都谈得一清二楚，使人信服地看到了三江市美好的前景。

说真的，冯唐的滔滔而谈吸引了周剑非。在他的感觉中和去年在省委领导干部会上所听到的发言相比：规划成熟，更重要的是冯唐成熟了。虽然依旧是口若悬河，所谈的内容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就是说都是实在的，可靠的。周剑非十分清楚，如果他不是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付出大量的劳动，他绝对不会达到如此“倒背如流”的程度。

由于感兴趣，冯唐边谈周剑非边插问，时间消磨得很快。当谈话不得不结束时，冯唐看看表，晚上十一点差十分。

周剑非满意地将他的老同学送下楼来，送到汽车旁边。当然，他也要回招待所了。当他和冯唐握手告别时，他忽然想起了“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那句话。

回家的路上冯唐异常兴奋，他此次回省城的目的，可以说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完满地达到了。如果说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场竞争，他十分清楚自己赢了第一个回合，得了第一分。

回到家冯唐发现妻子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显然是一直在等他回来。窗前写字台上的录放机里还放着流行歌曲，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他把录放机关了，很想叫醒妻子将今晚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让她也分享一下胜利的喜悦。然而，当他发现妻子那迷人的睡态时，禁不住一阵冲动，明天再告诉她也不迟呀。他轻脚轻手地托起妻子柔软的身体，向几步之外的床边走去。

其实梅吟雪并没有睡着，她一直在等待冯唐夜访归来。最初她看电视，后来便一直在听录放机，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听到冯唐开门进来便故意闭上了眼睛。当冯唐伸出双臂将她托起时，久等中产生的怒气顿然消失。作为回应，她伸出右臂紧紧地挽住了丈夫的脖子。

第二天早上冯唐一直睡到八点半钟，当他终于起床时妻子已经上班去了。他洗过脸漫不经心地吃着小保姆为他准备的早点，回忆着昨晚的种种，那余味依然萦绕心头，精神又振奋起来了。按照预定计划他今天上午拜访钱老，给他送画去。昨夜同周剑非谈得太晚，只好改计划。

冯唐来到钱林家时，钱林已经做过早锻炼，吃过早点，正在小院子里修整花木。见冯唐进来便问道：

“小冯，哪天回来的？”

冯唐停在他身边笑道：

“昨天晚上，钱老。本来昨晚上我想来看望你老人家的，时间太晚了怕影响您休息才改到现在来。”

钱林依旧拨弄着一株腊梅，听了冯唐的话便笑道：

“看你这孩子那一张嘴吧呀，你老子十个也顶不上哩！”

冯唐连忙笑着举起了手中的画卷，说：

“钱老，在你老人家面前我敢说谎！本来我该来看望你老人家了，再加上昨天一回来我就收到专门请人为你老人家作的画，自然要赶快送来哪！”

钱林一听冯唐是给他送画来的，立刻便乐不可支，将手中的小锄头往地上一放，擦擦手，说：

“给我送画来？好呀，走，到屋里看看去，哪一位画家画的呀？”

冯唐说出了画家的名字，钱林一听到那名字，兴奋地回头拍拍冯唐的肩膀夸奖地说：

“好小子你真有本事！”

他们进了客厅也来不及坐下叙谈，冯唐便将那幅画在茶几上展开了。钱林弯着腰认真观赏，看得很起劲，很兴奋。

他的目光首先是在画作者的名字上停了分把钟，兴奋地说：

“小冯你不简单呀，将这样的名家都请动了，我真要感谢你哩！”

冯唐连忙说：

“钱老你见外了，我们做晚辈的为你老人家效点劳是应当的，感谢就不敢当了。至于请动了这样的名家，那就全凭你老的声望哪．我们算得了什么！人家听说是为你老人家作画才欣然同意的。”

钱林高兴得哈哈地笑了，说：

“你怎么不请人家来我这里坐坐，喝一杯酒也好嘛！”

冯唐说：

“我费了好大的力才找到他，那时他已经订好飞机票第二天就要回北京了，这幅画是他回北京之后画了带来的。”

钱林听了越是对冯唐产生了好感，兴奋和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那就难为你啦。”

说着又弯下腰继续看画，他对画的构图、技巧都十分欣赏。在赞不绝口之余，{奇书手机电子书网}却忽然若有所思，便抬头问冯唐：

“不对呀小冯，按照构图是将我比成了红梅，是吗？可我怎么是站在冰天雪地里呢？”他说着将手指指窗外，窗外是万里蓝天：“你看，现在不是阳光普照吗？”

冯唐听了最初是心头一愣，当时画家只问他“这位老同志喜次什么”，他也只是顺口回答“他喜欢松竹梅。”他并没有给画家出什么点子，这画的构图用意何在他也没有想过，只觉得意境很好。谁知老头子竟提出这样的问题呢？但冯唐毕竟是冯唐，听了钱林的提问，他脑子迅速地来了个急转弯，时间不过几秒钟便有了答案．笑道：

“钱老，这你就不明白了。人家构画的意思是做寒怒放的红梅，自然是指你老在困境中，主要是‘四清’和‘文革’中表现出来的骨气。正如陈老总诗中所说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嘛。画家之所以肯为你老作画，就是因为听了你老在‘文革’中那种铁骨铮铮，不卑不屈的表现哩！那满天大雪指的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就是‘四清’特别是‘文革’，绝不是指我们的社会制度！”

他发现钱林听得入了耳，脸上泛起了喜悦的神情，便爽性地谈到了一件亲自目睹的事。他说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冬天，一天晚上他因事路过市府广场，省里那个最大的造反组织正在召开批斗大会，对象就是钱林。他身不由己地停下看了几分钟，那激动之情使他终身难忘。“在那种震天动地的吼叫声中，你就是不承认你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这难道不是傲雪的红梅呀，钱老？”

冯唐的一席话说得钱林眉开眼笑：

“好小子，你这一张嘴呀！好吧，就依你的解释。我们把它挂起来。”

说着他顺手拉过一张凳子指指壁上一处地方要冯唐站上去挂画。他那已经琳琅满目的字画室里竟然还有一个空位，好像是专为这张画留下来的。

挂好画钱林又仁立在地上欣赏了一阵才在他会客时常坐的那张背窗面门的沙发上落座，冯唐也紧挨他的身边坐下。钱林又将冯唐夸奖了一番，又问他父母亲的身体怎样，弟弟妹妹们上学和工作的情况，显出了老领导对旧下属的关心。谈了一阵家务事钱林问冯唐：

“听说你们那里要换一把手，省里去了考察组，结束了没有？”

冯唐回答说：

“听说这两天回省汇报。”

他觉得言犹未尽又连忙补充道：

“这件事我没过问，我抓我的业务。”

钱林听了说：

“对，不要去过问，那是组织上的事，个人服从组织安排，这是一条原则，是党的传统。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好像不太在乎这些了，说什么要转变观念，善于推销自己！乱弹琴！把自己当商品啦！”

冯唐听得出了冷汗，但依然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钱老放心，这个道理我是懂得的，在任何情况下不公开向组织伸手要官，这是我的行为准则。”

钱林听了很高兴，说：

“这就对了。干什么合适，是否要提拔这是组织上的事。个人的责任是把分内的工作干好，其他的事不要去管它。”

他稍有停顿又说道：

“当然罗，所谓组织包括的范围很广，也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内。我们干了一辈子革命，入党五十多年了，江山是我们跟着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有权力也有责任推荐干部。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冯唐连忙回答说；

“我懂，钱老，我懂！”

他确实听懂了钱林话中的意思，虽然钱林态度严肃，但他的话注入冯唐心中，他感到的不是可怕而是高兴。

钱林大概是觉得儒子可教吧，一时高兴干脆把心里的话全部掏出来了。他望望身边的冯唐，说：

“我就向小周，就是组织部长啦，推荐了你。革命干部的后代，看着长大的孩子，只要为人正派工作踏实，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冯唐按捺不住一阵兴奋，差一点说出“是是”或者“对对”一类的答词来了。幸亏他的脑子转得快，连忙说：

“我个人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感谢老前辈的关心。”

“这就对了，”钱林说：“要说的话由我们出面去说，你见了小周虽说你们俩是老同学，反正你见了他不要提这件事，懂吗？”

“我懂，钱老，”冯唐冲口而出：“他虽然是我的老同学，但见了他我决不谈这类事的。”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觉得有些发慌，好像自己说了假话。但他迅即便镇定下来了，他昨天晚上是拜访了周剑非，但谈的都是公事，丝毫未提及个人的事呀，他冯唐没有说谎！这么一想，他也就心安理得了。

从钱林家告辞回家，妻子还没有下班归来，小保姆正在厨房中准备午饭。他问她有人来过电话没有？她回答说：

“有个姓刘的打来电话，说他们上午到了，住厅招待所，下午是不是去汇报请你回来后给他打电话，他留下电话号码的，是6811706。”

冯唐笑了，这个姑娘还真机灵，不用动笔就把电话号码记在脑里了。至于“厅招待所”他不用再去打听是哪个厅了，这名词已经成了他们家里的习惯用语，就是指的冯唐工作过的厅，他们的居室也是属于这个厅的。他于是便按照小保姆说的号码给三江市来的市计委刘主任打电话，下达午后两点半上省计委汇报的指令，并要他先向计委联系。末了他问：

“东西都带来了吗？”

对方回答：

“全带来啦，综合报告专题材料外加各种表格一份不少，赶了两个通宵哩。”

冯唐知道他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有些生气但却语调平和地说：

“我说的不是材料，材料不带来还汇报什么？我的意思是……”

还不待他说完，对方立即便明白了，插断他的话笑道：

“都带来了，我们中午就送到各家去，个别送，你放心！”

冯唐一听真的放心了。他经过客厅来到阳台上，心情舒畅地观察四周的景色。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过去自己对这座生他养他的城市印象极差：脏乱差的典型！今天却突然一下子变了，变得很像一回事了。不远的地方有两座二十层以上的高楼正在崛起，向街道两边望去，人行道上绿树成荫，车流如潮，一切都充满了生机。

他微闭双眼回味着自昨天晚上到现在的经历：短短十多个钟头，收获不小啊！打了两个胜仗，对，两个胜仗！那好，下午去打第三个胜仗，一定要取胜，一定能取胜！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妻子的声音，他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离开阳台回屋里去，伸开双臂迎接妻子的归来。

四

省委书记赵一浩和妻子田融正在家里的小餐厅里早餐，卧室里红机子的铃声响了。田融首先站起来去接电话，并很快回来告诉丈夫：

“北京电话。”

“谁？”赵一浩问，他依然在大口地吃着面条。

田融说出了一个名字，赵一浩一听立即放下筷子去接电话。时间并不长，回来时妻子发现丈夫的脸上隐隐地有一层阴云，淡淡的阴云，也许只有为妻子的她才能发现。她下意识地感到有些心跳

，连忙问：

“他说了什么？”

赵一浩只答了一句话：

“上面要来考查组。”

各种各样的考察组、调查组、工作组你来我往，司空见惯。决不会引起丈夫的思想波动，而且她心里明白刚才的电话不是正式通知，而是，而是什么？是关心者的“暗通消息”。她立刻意识到事情非比寻常，便问丈夫：

“哪个部门派出的？”

赵一浩漫不经心地吃着面条，说：

“据说叫中组部调查组或考察组，他也没听清楚。”

田融又是一惊，下意识地问：

“他们来调查什么？”

“还用问，据说是调查省委班子，冲着我来的呗。”

赵一浩说着扒完了碗中的面条，站起身来向卧室走去。田融早已吃了，便也起身跟随丈夫进了卧室。她立刻联系到了最近流传的一些谣言，说省委在经济发展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标新立异提出什么“四个轮子一齐转”，违背了中央的方针。因而感到很蹊跷，又问道：

“来的是什么人？”

赵一浩说：

“听说为首的是中顾委常委，还有两个部级老同志及一些司处级干部，规格挺高哩！”

田融心里又是一惊，她瞄瞄丈夫却发现他似乎已经镇定自若，连刚才脸上那层只有她才能发现的阴云也消失了。她就是喜欢丈夫这种临危不惧的性格。临危？危了吗？这仅仅是一种预感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还要搞随意上纲上线那一套？她想说几句安慰和鼓励丈夫的话，却又觉得为时过早，终于什么也没说两人便各自上班去了。

赵一浩来到办公室，习惯性地打开秘书事先放在写字台上的“急批”文件夹，却还在想着刚才北京的电话，有点心神不定。正在这时，桌上的红机铃响了，是组织部长周剑非打来的。他告诉省委书记，刚才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话；中组部考察组将于明天来省城，对省委班子的运转情况作“例行考察”。周剑非正要念考察组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却被赵一浩打断了，他对周剑非说：

“你到我这里来一趟吧。”

周剑非放下电话就过去了，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自然没有要车也没有叫秘书跟上，只告诉他自己的行踪，说了句：“我到赵书记那里去。”便走了。

赵一浩正坐在写字台前提笔批阅文件，见周剑非来了便放下笔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接过周剑非手中的电话记录反复看了两遍，把它还给周剑非，说了一句：

“好嘛，欢迎他们来。”

周剑非看出来了，书记表现得很镇静，可谓不露声色，但是作为熟悉赵一浩的他，隐隐地感到书记有心事。

他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才好，便挥挥手中的电话记录：

“这几个人你熟悉？”

赵一浩淡淡地说：

“不熟悉，但知道。”

他于是将三个人的身份和经历简要地告诉了周剑非。三个人的高身份深资历使周剑非又一次感到这次的考察不同寻常。他觉得有必要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书记，好让他心中有数。昨天晚上从钱林家回来后他便慎重考虑过了，一种知遇之恩和朋友之情的潜意识使他作出向赵一浩通报的决策，不管后果如何。于是便从昨天晚上到钱林处通报情况说起，谈到了钱林反映的谣言种种以及自己听到的一些传闻。他发现赵一浩在认真地听，虽然不动声色却隐隐地显出内心的激动。这种内心的激动只有善于观察并熟知对方如周剑非者，才能体察得出来。他想说点安慰的话，但还没想好却听到赵一浩说话了，表情依旧是淡淡的。他说：

“自己生的儿子自己最清楚，别人要怎么歪曲、造谣，让他们去说吧，别管它；也无法管呀。”

是呀，歪曲事实，随心所欲地造谣，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成了天赋的权利，想造什么谣就造什么谣。各种各样的谣言也可以自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框子里去，让你奈何不得！

周剑非正想着这类事纳闷，赵一浩又说：

“老周，我倒是在考虑一件事，中组部的考察组来了，你这个组织部长却又走了，这样好吗？”

原来周剑非在常委会上提出，三江考察组对市长人选碰到了难题：包括考察组本身看法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因此，他想自己去一趟三江，赵一浩当即便同意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故而提了这一问题。

周剑非接到电话通知后，脑子里也想过这件事，但他想有赵一浩在就好办，让吴泽康他们做好接待服务就行了。于是说：

“我想问题不大吧，反正有你在，具体工作有吴泽康他们来做，我去抓紧时间办完要办的事就回来。”

赵一浩说：

“我倒有一个想法，你在家我去三江。他们来了想找什么人谈就安排什么人同他们谈，不要打半点折扣。你们只服务不参与，当然人家也不会让你们参与的。如果他们要找我谈，就说我的意思，把我放在最后一个。还可以告诉他们，我早已决定要下去的，这次趁三江有班子调整就顺便去三江了。”

周剑非冲口而出说：

“这样恐怕不妥吧？”

他直觉地感到书记的这种举措有些异常。从理论上来讲中组部的考察组由省委组织部对口接待是合常规的，但从实际来看就不是那样了。按贯例中组部来了个一般的领导干部，省委书记都要接见的，而且还要“共进晚餐”什么的，何况如此高的规格哩！

赵一浩淡淡一笑，说：

“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样也许对他们的考察更方便一些，反正如果要找我谈我最后回来谈就是了。”

他说到这里干脆又加上一句：

“人家是来考察省委班子的，理所当然我是被考察的第一对象，老是在人家周围转来转去的于什么？你自然也是被考察的对象，不过职责所在躲不开哪。我建议你也不必一天到晚跟着他们，从飞机场接来安顿好住处，商量一个日程，然后派一个处长当联络员住在招待所听调遣就行了。你哩，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不要离开省城，随叫随到就行。”

周剑非全明白了，赵一浩是有意回避，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其心情可以理解。而且可以说这是一种高明的举措，比围着考察组转高明多了。但他还是为赵一浩担心，这样做会不会使考察组产生误解？于是他建议：

“是不是等他们来了见个面再下去更好一些？”

赵一浩毫不犹豫地说：

“见了面也许就走不成了，再说三江那边也不能耽误呀。”

周剑非不再说什么，他知道赵一浩的脾气，决定了的事没有特殊情况是决不会改变的。他于是便和赵一浩商量操作方案。赵一浩提出叫吴泽康同他一起去，他去三江是全面考察，对班子问题只听听汇报，和市委、市人大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出头露面的事让吴泽康去办。他自己则要到三江市辖的几个县跑跑，看看今年的经济情况。

周剑非不好再说什么，赵一浩说：

“那就这么办，我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走，吴泽康你去通知，要叫他们带足所需的材料。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吧。”

“我每天和你电话联系一次，”周剑非说着站起身来和赵一浩握手，“那就这样吧，我回去布置。”

他们的手握得很紧，体现了一种理解、信任和默契。

第二天一早，赵一借一行动身去三江。按他的习惯乘的是一台十二座面包车，除赵一浩自己之外，还有组织部的吴泽康、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秘书、警卫及办公厅的两个处长，一台面包年也就可称满载了。

吴泽康是第一次陪省委书记出差，摸不清脾性，不便多说话只把眼光朝向窗外以观山景。办公厅的几个人都是经常同赵一浩道下乡下厂的，知道他的喜怒好恶，车子出了省城便天南地北地谈开了，赵一浩自己也很快加入进来，车内的空气顿时便活跃起来。

在这种场合大家都知道不便谈政治上的事，一般也不宜谈日常工作上的事。于是便天南地北摆故事说笑话。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是广东人但普通话说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广东味了。车内的话题东转西转忽然转到了广东人说普通话，赵一浩带头说了一个笑话：六四年他们那个大学的毕业班下湖北参加“四清”。班上有一个广东同学，他对生产队长说天要下雨了，你们的稻草赶快收一收。说出来的却是：天要下汝哪，你们的倒桥要赶快修一修。弄得生产队长莫名其妙，说：张同志，我们那座桥没有倒呀，我刚从桥上过来的。这位同学比手划脚地解释，越说越说不清楚，后来他去了才当了这位广东人的翻译。一阵笑声过后，薛以明自己接过话头一连说了几个广东人说普通话的笑话，引来满车轰然大笑。其中一个是：广东人到北方一个中等城市当了市长，开大会作报告，他说郊区一定要管好，否则城里的坏人都跑到那里去了。他说出来的却是：娇妻一定要管好，否则坏人都跑到那里去了。那天他作的是整顿治安的报告，大家正在为“娇妻”发问发笑，却又听见他说：办案子要先女后男！会场又是一阵轰动，弄了大半天才弄清楚了，市长说的是办案子要先易后难，把那“易”的音说成“女”的音了。

就这样一路春风满车欢笑，从省城到三江的一百多公里路程很快便过去了。全车的人没有一个会想到或者看出省委书记有什么心事。

以卫亦前为首的“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在市委招待所恭候赵一浩一行。下午，照例由市委、市政府向省委书记汇报全面情况，主要是经济工作情况。晚上他想先听听两个考察组长的意见，但专门为上级领导安装的红机响了。是周剑非打来的。赵一浩接过电话后双眉紧锁，但不露声色地对等候一旁的吴泽康说：“情况有变化，快去通知市委和考察组的同志到楼下开会。”

大家走进会客室发现省委书记已经坐在里面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每个人都在注意观察，但他们都没能从赵一浩的表情上得到要领。出现在眼前的赵一浩表情平静，刚才省里打过来的电话似乎并没有引起他的情绪有任何波动。

大家各自找位子坐下，纳闷地或好奇地等待着赵一浩发布爆炸性的新闻，没有特殊事，怎么会这样呢？

赵一浩“发布新闻”了，但语气平淡、话语简单，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省里打来电话，有件事要我回去处理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走。其余的同志继续留下，按分工各行其事。”

在坐的人都觉得纳闷却又不好打听，只好连声表态，语言不同意思一样：一定按书记的吩咐办。

第二天一早市委派一部刚接来不久的皇冠车送赵一浩返省城，除了秘书和警卫员随行之外，其余都属于“各行其事”者留下了。

话分两头：赵一浩一行离开省城的当天下午，周剑非带上秘书、省委管行政的副秘书长、接待处长等人到飞机场接中组部考察组。谁知飞机晚点两个多小时。当那架装有四个发动机的依尔十八终于在机场徐徐降落时，黄昏的帷幕已经在地平线上展开。

三位老年人领着十多个中青年干部走下飞机，一位自称是中组部的年轻人急步上前依次向周剑非介绍：

“这位是张老，这位是刘老，这位是李老，这位是中组部宋局长。”他将三者加一局长介绍之后，其余的人就没有再介绍。介绍多了也记不住，反正以后会慢慢认识的。

周剑非只说了一句话：

“请同志们上车吧。”

将客人送到招待所安排周全回家吃过晚饭之后，周剑非领着组织部一位副处长，携带本省厅级以上干部花名册去和考察组商定日程。去一位副处长当联络员这是贯例，主要任务是通知前来谈话的省、厅级干部及其他联络事项。

周剑非到达招待所时，客人已吃过晚饭，“三老一局”正坐在张老大套间的会客室里商量事情。见周剑非来了，张老半撑起身子同他握握手又指指对面一张单人沙发示意他坐下。周剑非和其余三个人一一握手后落座，向在座者介绍了吴副处长并将干部名册给了宋局长，然后说：

“正好三者和宋局长都在这里，为了便于安排活动，是不是商定一个日程表呢？”

他的话音刚落，张老以平静的口气问道：

“怎么不见一浩同志呢？”

这位中顾委常委七十六岁了，看上去身体健康头脑绝对清楚。周剑非已经获知，他是一九二七年十四五岁时便投身革命的，一生经历过不少坎坷，也闪烁过很多辉煌，担任过党、政、军一连串要职，是一位很有身份的老前辈。

周剑非没有料到考察组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只好如实回答：

“一浩同志下乡去了，他告诉我接待安排考察组，他过几天就回来。”

周剑非可谓做到了“如实回答”四个字：下乡去了，叫他接待，过几天才能回来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他巧妙地省略了一个重要情节：赵一浩是下乡之后才知道考察组要来的消息呢，还是知道考察组要来的消息后今天早上才离开的？幸亏三老一局都没有追问，追问也不要紧，他早已对策在胸了：三江市调整班子出现了复杂情况，早已定了省里要去领导干部处理这件事如此等等。又是实情实理，并没半点虚假之处。至于原先定的是他周剑非去，后来临时改为由赵一浩去的事，他相信考察组不会问得这么细，那不是近乎审讯了？

果然，三老一局都没有过问赵一浩什么时候下去的细节，张老听了周剑非的回答，像是经过了商量似的，说道：

“你打个电话给一浩同志，请他马上回来。他不回来，我们不好商量日程。”

语气是平和的，可以说十分平和。但周剑非立即从那平和的语气中体会到了一种不可更改的坚定性。他还来不及回答却又听到张老以相同的语气，甚至更为和平的语气说：

“你告诉他不要有什么顾虑嘛，我们都是同志嘛。”

和平的语气中包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坐在一旁的两老一局虽没有插话却用表情、笑颜烘托了这种气氛。周剑非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一浩同志绝对没有什么顾虑的，考察组来是帮助我们嘛，清还请不来哩。一浩同志确实是去三江处理急事。根据考察组和张老的意见我今晚就给他打电话，传答考察组的意见，要他马上赶回来。”

张老笑笑说：

“对，你给他打电话，先回来一趟吧，我们先谈谈，如果需要再回那个什么江？哦，三江市去也可以嘛。”

周剑非说：

“那就这样办吧，我估计一浩要在那里布置交待一下才能动身，恐怕要明天下午才回得来，明天是不是请考察组的同志们到附近看看？”

“看什么呢？”张老问。

是呀，看什么呢？周剑非刚才是冲口而出的并没有事先考虑去处，但顺理成章自然是看风景名胜了。他一连说了省城市内及附近的风景名胜：兰湖、傅家屯、西山卧龙寺等等，并简要地介绍了这些景点的概况以供客人们选择。

张老听后摇摇头笑道：

“不，我们现在不去那些地方。下车伊始看风景，我们岂不成了旅游团队，哈哈。”他瞄瞄在坐的诸位，像终于作出决策后下达命令的指挥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明天的活动像你建议的就一个字：看。上午看材料，请你找一些省委近期发的文件、指示、报告一类拣重要的明天一早最好今天晚上给我们送来，这是上午；下午嘛也是看，看市容、看商店、看供给、看物价，四看！这也是一种考察嘛，由表及里对不对，哈哈！”他说着将脸转向二老一局，“你们说行不行？”

二老一局立即同声表态：

“行！”

张老又转回脸向周剑非：

“你看呢？”

周剑非立即回答：

“就按张老的意思办，我这就回去打电话，送材料。”

张老哈哈一笑：

“好，那就这么办吧！”

自然地流露出了一副驾驭一切的权威气派。

周剑非回到办公室立即叫来秘书清点文件，大凡省委、省政府所发文件、讲话稿一类他这里全有，用不着再去惊动办公厅的。他立即拨通了赵一浩的电话，传达了考察组的意见。赵一浩听后沉默了分把钟，然后说：“叫回去，就回去吧！”周剑非说：“有些事回来再说吧。”两人便把电话挂了。秘书一边清点，周剑非一边过目挑选，一共挑选了二十来件可以全面反映省里近年来的思路、政策和工作的文件、讲话，叫秘书送到考察组去。办完这件事已十二点多钟了。

他趟在床上反复回忆着下午的一切，总觉得有些东西摸不清吃不透。表面上看三老一局的态度不坏，并不像要来搞什么大的举措，而是一般性或者如通知所说例行的考察，但为什么别人下去了非叫回来不可，不回来就不开展工作，在他的经历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他很自然地又联想到社会上的流言，考察组的到来和它有什么关联？其实，当获知考察组要来时他便敏感地意识到了。今天上午他和邻省的组织部长通电话商谈一位厅级干部的调动问题。这种事按贯例不需要他这位部长亲自出马的，但他亲自出马了，理由是他和邻省那位部长是中央党校的同学，熟人好办事嘛。在电话上谈完了要谈的事，他用一种顺便问一句的口气向对方打听了是否有考察组光临的事，对方作了否定的回答，这就更使他难以琢磨，如此说来，考察组并非每个省都派，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一定要将这个信息告诉赵一浩，让他心中有数。当然，就周剑非的个性来说，决不是有意识的讨好，而是出于对赵一浩的关心，或者说与他自己休戚相关也未为不可。

第二天按商定的临时日程考察组阅读文件，周剑非没有去招待所。下午是参观市容考察物价和居民生活，周剑非两点钟按时来到招待所作陪。三老一局都坐在张老套间的客室里商量事情，见周剑非来了，张老笑着招手让他坐下，说：

“我们正要找你哩，有事同你商量。”他回头对坐在自己身旁的宋局长吩咐：“老宋你说说。”

宋局长说：

“刚才我们商量了，考察组人多走在一起目标大。我们决定分两个组到市区随意看看．你也用不着陪了，你去目标更大，只要找两个领路的，备两台面包车就行，也不要警车开道，警卫随行。张老和刘、李二老都喜欢轻车简从，微服出行，你看怎样？”

周剑非听了笑道：

“这样很好，三老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照办就是。”

说着他便起身去招待所办公室打电话，并很快安排好了一切。临上车时，张老回头问：

“一浩同志什么时候到呀？”

周剑非说：

“现在已经在回省城的路上了，再过一两个钟头就可以回到省城的。”

张老说：

“好，告诉他，我们晚上见。”

周剑非回到部里召集在家的副部长和有关处室领导听考察组对两个厅局班子的考察汇报，这个会前两天就要召开的，因为接待中央考察组的到来推迟了。

大约下午四点钟，秘书进来向他悄声耳语：

“赵书记回来了，在你办公室等你！”

周剑非感到有些意外，按贯例赵一浩应是先回家洗洗漱漱，然后到办公室打电话叫他过去，现在竟然直接上他办公室来了。他连忙将会议交给一位副部长主持，起身去隔壁的办公室。

赵一浩正坐在沙发上等他，显得有些疲倦，他同周剑非拉拉手，要他坐在身边，问道：

“怎么回事呀？”

是一种探询的表情和语气。

周剑非将考察组到来后的情况叙述了一遍。说得很详细，包括三老一局的表情、态度、要求以及他给他们送了哪些材料，今天下午的参观考察等等都仔细地说了一遍。

赵一浩听后略事沉默，他没有说半句官话，类似他周剑非对张老所说的“这是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等等，他只说了三个字：“管他哩！”

这说明了他们两人之间关系的亲密，用不着任何官场语言来掩盖内心的活动了。“管他哩！”包含着理智、感情和态度，周剑非明白其丰富的内涵，他没有忘记将向邻省打听的情况告诉赵一浩。赵听后“哦”了一声，周剑非从表情上看出，书记对这一情报很重视，但未作评论。于是他对赵一浩说：

“回家换换衣服吧，晚饭后再去招待所。”

赵一浩没有按照周剑非的建议晚饭后再去招待所，而是回家洗洗脸换了一件衣服便到招待所去了。他的妻子田融还没下班回来，他想给她打个电话说他回来了，又想给她留个纸条，结果两样都没有办。他俩是大学的同学，一起分配到基层，又一起由基层到县到省到北京又从北京来到这个省份，可谓甘苦共尝，荣辱与共，感情甚笃。他以为她不知道他昨天去今天就回来，打电话留条子都说不清楚，反而引起她不必要的担心，还不如晚上回来再对她说说吧。

他已经换好衣服拉上房门准备出发了，忽然听到卧室里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他开门进屋拿起话筒，只“喂”了一声，对方却已经听出来了，话筒里传来关切、柔和的声音：

“我猜你这时应该到了，我马上回来。”

赵一浩很惊奇，问道：

“你知道我今天要回来？”

“是周部长告诉我的，”田融回答，“他昨晚深夜给我打的电话，他怕电话上说不清楚引起我担心，今天一大早又来家里给我说了你回来的原因。他这个人真细心哩！”

“哦，原来如此。这个剑非！”

他心里涌起一股感激之情，却没有再说下去，转而对妻子说：

“你不用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没有什么事的，我现在就到招待所去，晚上回来再说吧。”

“晚上回来再说”这句话使田融有些失望，她问：

“你不回来吃晚饭了？”

他顺口而答：

“也许吧。”

“好吧，”话筒里又一次传来田融的失望声，“我还给你买了卤猪脚哩！”

赵一浩感动地笑道：

“是吗？那太好了，今晚吃不上就明天吃吧，你可别一个人吃光了呀！”

挂上话筒往外走，赵一浩真有些情牵意连了，他忽然想起一件陈年旧事，“文革”年代，大约是一九七一年吧，那时他和田融都在北方的一个县里工作，田融生孩子还没满月他就被派下乡去了。去了很久很久，回来时妻子兴冲冲地告诉他，她用供应票买了一对猪蹄子专门卤了等他回来。谁知揭开一看，那对卤猪蹄子早已发霉了。他激动地将妻子搂在怀中，她却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赵一浩没有时间沉溺在难忘的往事中，他急步走出门上了车直奔招待所而去。

当他到达招待所时，考察组的人刚从街上回来，张老见到他时握住他的手笑道：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们打扰你们的正常工作哪，请见谅。请你回来嘛，一来是先听听你的，二来是安排一个日程。这两件事办完了，你要下去还照样下去嘛，有事我们找周部长就是了。”

说到这里他回头对正在为赵一浩沏茶的秘书说：

“去请刘部长、李省长和宋局长来，就说省委赵书记到了。”

从表情可以看出，他对这位年轻的省委书记按照自己的要求赶回省城来感到高兴，因省委书记有意无意回避考察组的到来而产生的不快情绪终于烟消云散了。眼前的这位省委书记给他的第一印象也是良好的：仪表堂堂，一副精明能干的模样。

他正在和赵一浩闲扯，刘、李二老和宋局长都陆续到了，大家落座之后便开始谈公事。他说：

“我先说两句，刘部长、李省长和宋局长再作补充。我们这次来的任务嘛，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了解省委班子的运转情况，方法嘛，老办法：个别谈话。我们打算谈话的面宽一些，除了四大班子的领导成员，还要找一些退下去的老同志和现任的省委部长、厅长、局长谈，当然厅局长人数多，只能谈一部分哪。除此之外，还需不需要再找其他的什么人，那就根据进展情况而定了。”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略作自我思路的调整然后继续说：

“考察班子运转情况自然要联系到人罗，会联系到每一个常委、副省长。请你回来就是开个会给他们说清楚，不要有什么顾虑嘛，我们不会偏听偏信的，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是红就是红，是黑就是黑。红也好黑也好都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不能胡打乱说一通而又不负责任。这就是实事求是，小平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他加重了语气，“我信奉这一条，没有实事求是，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看一个人一件事都会走样，都要出问题，我们这些年吃亏就吃在不实事求是。不需要写几万字几十万字，只要一句话：实事求是或者不实事求是！”

他越说越来了兴趣以致将话题拉长了，长得有些无边无际了。

“一亩地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粮，现在谁相信。可是我们就干过这种蠢事，报纸大力宣传了，前往参观的人如潮涌，心头怎么想不知道，口头上没听见哪个公开说过不相信的话。这就叫谎言重复多遍就成了‘真理’！一会儿林彪成了井冈山会师的英雄、代表人物，一会儿他又成了不会打仗的元帅！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他突然打住：“啊，扯远了扯远了，总而言之，找你回来就是讲明我们的来意，解除不必要的顾虑，然后通过你做做工作，让大家都说真话、实话，不要看风使舵。我们什么风都不刮，让那些想看风行事的人昏头转向，哈哈哈！好了，我先谈这些，看看刘部长、李省长还有宋局长，你们谈谈吧。”

三个人中的两个都表示没有什么补充的了，就按张老刚才说的原则办。只有刘部长，确切地说应该在前面加一个“原”字，他现在没有再作部长了而是中纪委常委。他戴一副老花眼镜，瘦瘦的个子，大概属于性格内向，说话谨慎并且不多言的那一类领导干部。他接过张老的话头，用手扶扶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

“张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只补充两句：第一说真话，张老刚才讲得很清楚了，我不再多谈；第二，不要害怕，按常规考察组一来难免就有人要告状。告到谁也不要紧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你怕什么？何况我们这次不是来办案而是来考察的，当然也不能截然分开，有问题总要了解清楚，我们也有责任反映，由专人来审查办理。只要实事求是就好办！”

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吧，他的调子显然与张老的不一致，当然也应该说有一致的地方，都强调实事求是。但他突出了办案，这也难怪，他的提包里装有一封检举信，是昨天临出发前中纪委某室的一位主任交给他的，请他带来顺便了解了解。他还没有来得及看，但可以想象一定同领导有关，否则怎么叫他带来顺便了解呢？故而引出了他刚才的那一段话题。

张老对这位中纪委常委的话明显地感到不以为然。对方的话音刚落，他便马上接过去说：

“不办案子，我们没有这个任务，也没有什么案子好办，我们的任务就是调查研究。”

作为对立面的刘老却并没有辩驳和争论，反而附合着张老的意见，一连说了两三个“当然、当然”，便把空气暖和下来了。

赵一浩一直在听，边听边琢磨。张老的话对他们此行的任务说得很淡，完全如电话通知上所说的“对省委班子的运转情况作例行考察”。真是如此吗？他有些琢磨不透，不过换个地位要他赵一浩去办这件事，他也会如此出马的。这样做主动。音起得低一些，如果需要可以自如地提高。一开始就把音起高了，最后变调就尴尬了。至于“案子”什么的，他才不怕呢，身正不怕影子歪；但也怕，怕牵连到政治上的事难以说清，比如方向呀，路线呀，就麻烦点了。要说有顾虑，他就是顾虑这个。不过，张老刚才反复强调了要“实事求是”，可以这样领会吧？他刚才谈话的主题就是“实事求是”。他刚才对刘老的反驳，如果称得上是反驳的话，其用意他赵一浩也是能心领神会的。既然如此，又何惧之有呢？他顿觉心情为之一爽，这是自从接到考察组要来之后没有过的感觉，几天来凝聚在胸中的疑问和闷气一扫而光了。但他赵一浩必竟是很稳慎的人，当张老问他有什么意见时，他的回答很简要：

“张老和刘老刚才谈的我都听明白了，我完全拥护。这次考察对我们是一次检验、考验，也是帮助，就按考察组的意见办，我保证配合好，服务好。有了实事求是这一条，除非真是做了亏心事，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什么顾虑的了。”

张老哈哈地笑道：

“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了，也可以说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我们来研究一下怎样操作，怎样行动？我看这样，你是全省的一把手，四千万人口的主心骨，日理万机哪，我们都是过来人可以理解的。不用你天天陪我们，也陪不起。你明天上午先给我们谈谈，下午开个会，告诉几个班子的人有一个考察组来了，要找大家谈话。叫到谁谁去，有什么说什么，问什么答什么，考察组强调要实事求是。这就行了嘛，然后你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有事我们找周部长，考察完毕我们再见一次面交谈交谈，然后我们就打马回朝奏报天庭了。”

他笑着征求刘、李二老和宋局长的意见，都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他又回头问赵一浩这样做行不行？赵一浩说：

“很好，就按张老的意见办。有两点建议请张老考虑：一是召开领导干部会时最好请张老或者刘老李老哪一位到会给大家说一说，更好一些；二是会议明天上午开我下午和考察组个别谈是不是更好一些？”

张老听后说：

“同意上午开会下午来谈意见，至于要我们到会上去讲话那就大可不必了。去干什么？制造大军压境的紧张空气？去向众人表示：钦差大臣到，有本者快奏？”

说得在场的人都乐了，空气异常活跃，然后他将笑容一收：

“就是你去说最好，如实转达我们的意见。”

话说到这里，招待所的人来请吃晚饭，说早已过了晚餐时间，看见几位领导在开会不敢打搅。大家一看表，已经七点多钟了，聚精会神谈事情竟忘了吃饭。于是大家起身向食堂走去，张老对赵一浩说：“一块儿吃吧，还有事情要谈哩，我们边吃边谈。”赵一浩也不推辞跟着他们进了餐厅，原来考察组其他的人早已吃过了，留下一桌“首长席”给他们。

在晚餐的整个过程中，张老再没说及考察的事，而是纯粹的闲谈。他不断地向赵一浩提出一些问题，许多都是要用准确的数据来回答的，如全省国民生产总值，职工平均收入、农民纯收入、人均粮食、粮食总产及商品粮比重等等，赵一浩毫不吃力地一一回答了。张老又问起市场物价：油盐柴米酱醋茶开门七件事的市场价格，他也一一问到了，赵一浩也一一回答了。老头子听了很高兴，特别是油盐米肉的价格，他下午已到市场了解过了，竟然和赵一浩的回答完全一致。他情不自禁地说：

“嗬！不简单，情况和数字都在你脑子里呀，这就足以说明你很务实呀？你是怎么掌握这些数据的？”

赵一浩如实回答道：

“前面说的那些数据来自统计局的报表，物价的可变数很大，我列了一张日用品的单子，让物价局每周给我报一次。有时星期天无事，也拉起爱人逛菜场跑商场，这是最实际的调查。”

张老一听乐了，说：

“这就对了，我们的领导要务实呀！如果满口新名词、新概念，挺‘现代化’的样子，人民生活怎么样？油盐柴米价格如何？一问三不知，这样的领导人能把一个地区搞好？”

张老的兴致很高，刘、李二老和宋局长也跟着凑趣，一顿不喝酒的晚餐却吃了一个多钟头。

赵一浩离开招待所已是八点半钟了，他没有回家却径直驱车来到组织部，见大楼上周剑非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便大步上楼朝那亮灯的办公室走去。

周剑非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赵一浩已经推门进来了，面带笑容地说：

“我估计你正在办公室等我！”

周剑非看书记的脸色，知道他从考察组带回来的是喜不是忧，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便也笑道：

“我是在等，但是等你的电话，谁知你亲自来了。”

赵一浩依然喜形于色，说：

“都一样，都一样。”

他将同考察组谈话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安排作了介绍，特别介绍了张老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周剑非忍不住插话道；

“只要实事求是就好，否则有些事是很难说清楚的，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不像贪污、贿赂那样，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赵一浩不置可否，继续介绍情况，他特别向周剑非介绍了刘老那几句话。他认为刘的话虽不多但很有来头，看来是有人告了状，而且被告者是省级领导，否则为什么那样神秘呢？“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嘿嘿，这是一般原则，这些年真假颠倒的事还少？自然，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期了。被颠倒的现在都已经颠倒过来了，但不等于这种整人术就绝迹了吧！

周剑非说：

“那当然，否则什么事都用不着担心了。”

赵一浩说：

“担心也没用，只要心底坦然就行了。根据我今晚的观察，尽管这次考察的目的神秘莫测，但张老看来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派来这么一位有德性的长者，也是我们的幸运吧？”

两人心照不宣地笑了。

自卫和自卫性的警惕大概是人的本能，高级干部也不能例外的。它属于自我保护功能中的一种，在一般情况下它是隐而不发，心照不宣的。当然也有“宣”的情况，那就要看条件和对象了，刚才赵一浩和周剑非的对话大体可属于这一类吧？可见他们交往之深，当然在他们两人之间也有心照不宣的时候，那就是对有关更上一层的人事变动和其他重大事件的实质性看法。

闲话少说。当下赵一浩向周剑非介绍了他和考察组谈话的情况之后，他们的谈话便进入了如何操作的实质性阶段。对这一点赵一浩刚才在汽车上已想好方案，他说：

“明天十点钟开四大班子领导干部会，我刚才在车上已告诉秘书通知办公厅了。开会之前我先和省长个别通通气，苏翔同志在家吗？”

周剑非说：

“在，今天上午我们还通过电话的，我告诉他你下午要回来，可能有事商量，请他和几个副省长都暂时不要出去。”

赵一浩点头称赞周剑非想得周到，然后继续说：

“上午开会出安民告示，然后你们排一个名单交给考察组，如果他们同意就提前告诉大家，大体上有一个日程表让大家心中有数。否则都下去了或者都在家里等着。按惯例你们要派个联络员住在招待所，定了没有？”

周剑非回答说：

“定了。”他并将定了的综合处副处长情况告诉了赵一浩。

赵一浩点点头没再多问。

赵一浩想想又说：

“我计算了一下时间，他们个别谈话分几个组进行也得二十来天。我继续三江之行，然后再到松岭去一趟。”

赵一浩想想又说：

“对了，有件事你掌握一下，考察组在考察期间一般不要搞宴请活动，但伙食要搞好使人家能吃得好一些。到结束时我们再便宴一次，陪的人不要多，我和省长加一个你最多再加秘书长就行了。我明天给秘书长交待，你心中有数就行。其他生活方面的事也注意一下，有晚会的时候安排他们去看看，星期天如果他们愿意也可安排在附近走走，放松放松。还要安排省委医务室一两个医生定期去看看问问，量量血压什么的，三老的年纪都大了，不能马虎。”

周剑非听了笑道：

“你真想得周到，照办就是。”他看看表，说：“哟，已经十点钟了，快回去吧，田融会担心的，这么晚了还不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或者同考察组吵起来了。”

赵一浩笑道：

“不会的。好吧就这么办。”

他站起身来和周剑非握手告别，周剑非却一直将他送到楼下。因为离宿舍近，他来时已将车子打发回去了，只有警卫员在门房里等他。

赵一浩回到家时，田融正坐在灯下阅读等候。见他进来她放下手中的书站起身来关切地问：

“怎么样？”

赵一浩说；

“没事！”

他自然知道妻子所谓“怎么样”的内涵，于是简要地将考察组和张老的态度向她作了介绍。至于刘老说的那段琢磨不透的话他没有告诉她，原因是怕引起不必要的顾虑。

田融听后说：

“既相信也不要全信，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多的是，搞政治的人都喜欢说假话。”

赵一浩笑道：

“不能一概而论吧？”

田融说：

“差不多！”

赵一浩说：

“把我也包括进去哪？”

田融笑道：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说假话也有各种原因，比如为了保护自己而说假话情有可原。”

赵一浩笑道：

“这样说大概我属于后一类了？十分荣幸！想不到咱们大学历史系教师田融女士对假话还很有研究哩！”

田融说：

“我正是研究了历史和现实中许多政治家之后才发现这一真理的。比如说调动一个人的工作，明明是贬人家，却又要编几条理由说是工作需要哪，重用哪，这种事多了。至于你属于哪一类自己对号吧。”

赵一浩笑道：

“你不是已经给我对过号了，不存在感情用事偏心眼吧？”

田融轻轻地举起右拳捶了丈夫的胸部一下，深情地悄声细语：

“如果你是那种说假话害人的人，哪怕你是省委书记，你看我会对你怎样！”

赵一浩也深情地笑道：

“当然哪，知我者莫如田融矣！”

田融突然想起一件事，说：

“别让这些，时间很晚了，赶快洗澡上床吧。我去给你准备水，你赶快脱衣服，”她指指床头，“换洗的内衣我已给你准备好哪。”

她说着便向卫生间走去，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说：

“什么也不用伯，身正不怕影子歪！”

口气柔和，充满了安慰、关心之情。

赵一浩笑笑，把身子一挺：

“你看我的身子不是挺直的吗？”

田融扑嗤一笑：

“行，就这样！”

说完一回头向卫生间走去。

田融在大学是学历史的，与赵一浩同学不同系更不同级。田融进学校时赵一浩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他那时是学生会主席，田融则被他们班推举为代表参加学生会的工作，两人因此而认识并逐步产生了感情。赵一浩毕业那年正碰上文化大革命，被送到离北京二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军马场劳动，田融和他书信来往不断，一直到文革后期赵一浩调回北京安排工作田融也大学毕业时，他们才结了婚。后来他们又一起到北方一个省工作了两年再度回到北京。在这个过程中田融一直是个人事工作干部并被提拔为副处长。来到这个省之后，由于赵一浩是省委一把手，按照回避规定田融不能再搞人事工作了。组织部门征求意见为她改行安排时，她心一横，说：“我只有一个志愿，上学校教书。”因此而走进了大学当了教师，因为教龄短，虽然专业造诣深，授课反映好，至今也仍然是个讲师的职称，但她心安理得，一心扑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剩下的时间便是照顾丈夫，当好“后勤部长”，为他解除后顾之忧，创造一个安静、和谐的家庭环境，堪称贤内助。

赵一浩洗过澡回到卧室，田融依然坐在灯下想心事，见丈夫回来便说：

“我还是觉得不踏实。我看呀咱们应该做好两手准备！”

赵一浩表情严肃地说：

“对呀，谁要敢胡来，咱们就同他斗！”

谁胡来就同他斗，这是赵一浩的心里活动。这几年，每提出一项改革新举措，就要遭到不少非议，他感到压力很大，他总认为这次“例行考察”和这种情况有关。

田融从丈夫的表情和口气看出，这句话出自赵一浩的内心。看来他也真是做了两手准备的，那另一手便是“斗”。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斗？你并得过！我的意思和你不一样？”

“哦？”赵一浩说：“你的意思是？”

田融说：

“我的意思是，不行就回去搞你的老本行，免得一天到晚累死累活还要担惊受怕！”

赵一浩说：

“现在说这些太早了，等着瞧吧。睡觉，我困了。”

说着他便带头上了床，而且很快呼呼入睡。

一宿无话，第二天早上他按时召开了省级领导干部会，如实讲明了考察组到来的消息和考察意图，并对当前的工作与考察怎样两不误作了安排。为了让大家心中有数，周剑非也在会上说了同考察组谈话的先后次序。没有人发表意见提出什么问题，对这类事大家都见惯了，有疑问也是阴在心里或者三三两两私下议论几句而已，不会拿到桌面上来的。

下午两点半钟，赵一浩来到省委招待所，他下了车径直朝张老的房间走去。组织部派来的联络员迎上前来告诉他，会议改在小会议室举行。考察组今天早上商定；省委书记赵一浩、省长苏翔和组织部长周剑非三人的谈话，考察组全体人员都参加，然后再分三个组分别进行。这样一来张老的那个套间客厅自然也就容纳不下了。

赵一浩走进招待所一楼会议室，考察组的全体人员已经全部就坐只等他的到来了。赵一倍瞄了一眼，正中坐的是三老，宋局长离三者约空一两个座位以示区别。其余人员则依次围坐会议长桌的周围，每人面前都摆好了笔记本子，可谓严阵以待。三老的正对面却空着一张椅子，赵一浩明白那是他的位子。他下意识地想到了“三堂会审”，其阵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走到那张空椅之旁，伸手和正对面的三老握手，正准备坐下却听宋局长说：

“一浩同志还没见过考察组其他的同志吧，我来介绍介绍。”

于是，他从赵一浩的身旁那一位起，依次一一介绍。出于礼貌，赵一浩也依次一一握手，转了一个椭圆型的圈再回到那张空椅坐下，稍事寒暄诸如昨晚睡得怎样，适不适应这里的气候等等，然后话入正题。赵一浩面朝对方的三老问道：

“张老，你看怎么谈？”

张老看看面前翻开的笔记本子，戴上老花眼镜，边看边说：

“一浩，你看是不是这样？首先嘛，请你介绍一下你们省的基本情况，然后嘛是不是着重谈谈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全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情况；第二，你们的经济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以及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情况；第三，党建情况包括整党是否结束，整得怎样？第四，班子情况，包括是否团结，结构是否合理？成员是否称职等等，当然嘛，主要是谈省的班子，地、县两级概括说一下就行了。第五嘛，谈谈还存在哪些问题，包括经济的、政治的、领导班子和领导作风方面的等等。”

说到这里张老两眼看着笔记本欲言又止，抬起头来说：

“先谈这些吧，其他的再说。”

他回头征求刘、李二老和宋局长的意见，得到首肯之后又面对赵一浩问道：

“你看怎样，一浩？”

在张老开始谈提纲时赵一浩早已拿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将几个“考试”题目都记录下来了，边记边琢磨：张老出的这几道题目都属一般性了解情况必谈的内容，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暗暗地放心了，几个题目的答案全在胸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交卷的，他于是从基本情况起，款款地谈开了。

赵一浩属于那种口才好的人，也就是说他表达能力和逻辑性都很强，再加上对全省情况熟悉，谈起来驾轻就熟，生动形象而又不失其可信性。五个试题他滔滔而谈了两个钟头，中间还穿插着一些问话、插话，要是谈得烦琐，至少需要加倍的时间甚至需要一天。从表情可以看出考察组的成员们对省委书记的谈吐很感兴趣，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主持会议的张老也情不自禁地连声说了两遍“很好”。

要回答的问题都回答完了，但“考试”并没有结束，张老以一种漫不经心，给人一种顺便问问的印象问道：

“一浩同志，你是不是还可以向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同中央保持一致的情况？”

赵一浩忽然想起张老出完五个题目时欲言又止的表情和“先谈这些”的话，原来如此！真实的意图还在这里哩！但他并没惊慌失措，稍微考虑之后便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我们在政治上和行动上都是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前天剑非同志代表省委送来的那些文件和省委负责同志近几年来的主要讲话都可以作证。当然，考察组还要找许多同志谈话，也可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时坐在张老旁边的刘老突然插了进来，问道：

“在经济政策上也同中央保持一致吗？”

他脸上挂着微笑，眼神很微妙给人一种审问者的印象。

赵一浩心头暗自一震，原来如此，要来的终于来了。他立刻又想到最近的那些流言，这似乎成了他的心病，一触即发，心情矛盾，既提心吊胆，又觉得理直气壮。他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依然保持着一副从容不迫的表情作了回答：“昨天晚上已向考察组送了省委这几年所发的文件和主要讲话，我们的言行都反映在上面了，如果考察组发现有什么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地方，我负责回答。”

说到这里会场上引起了一阵轻微的笑声。

刘老还要问什么，却被张老抢了先，他笑笑说：

“我们是随便聊聊，就到这里为止吧。”

赵一浩心有不甘，本来还有很多话要说，见张老已经说到这个分上也就只好止住了。于是他问：

“看看，张老和其他同志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张老左右看看，问道：

“谁还有什么问题呀？”

会场上一片沉默，没有谁提出问题，张老回头问刘老：“你刚才好像要说什么？”

刘老说：

“算了吧，以后再说。”

张老于是说了几句收场话：“今天听了赵书记的详细汇报，很好，这算是一个开头吧，以后有需要我们再找赵书记，今天就谈到这里了，晚上大家看材料，明天上午听省长的。”

时间已经下午五点多钟，张老留赵一浩在招待所吃晚饭。赵一浩说他有些事还要回去布置，饭就不吃了。

从招待所出来上了汽车，司机问：“回家？”赵一浩说：“不，省政府。”

到了省政府，苏翔已经收拾好文件提起皮包准备开路了。见赵一浩突然来访只好坐下。赵一浩将考察组的日程和他下午的汇报简要地说了一下。他说得很简单，只是让苏翔知道哪些问题他汇报过了，怎样汇报的，好叫苏翔心中有个数。苏翔平时对什么事都有些满不在乎的味道，但对和中央考察组谈话这类事却又很认真。听完赵一浩的介绍后他像探听机密似地问道：

“根据你的观察，去谈话时要注意哪些问题，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赵一浩笑笑说：

“也许，热点是在改革开放中同中央保持一致吧，你有点思想准备就是了，我们怎么做的就怎么说，不隐瞒也不编造。”

苏翔不解地问道：

“怎么？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有问题？”

赵一浩连连摇头：

“人家没有这么说嘛，只不过问一问在这些问题上省委是怎么做的，特别是经济政策上。”

他本来想说当然要考察我们这些封疆大吏，走的是哪一条道路？他一直认为这是考察组的真实目的，下午刘老的插语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但他却没将自己的想法对苏翔和盘托出，不是不信任苏翔，而是觉得这样做不好。考察组并没有这样说呀，怎能将自己的想象强加在考察组的身上哩。据他的观察周剑非也是这么看的，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这大概是上层处理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特点罢，心照不宣，含而不露，明明只蒙着一张纸，一张通明透亮的纸却谁也不会去主动揭穿它。

省长苏翔的性格有些不一样，还带有比较浓烈的基层味，喜欢直来直去。刚才赵一浩的含而不露他却已经领会到了，按照他的性格报之以露而不含。他坦然地一笑：

“我早就说过了，我们这些人是土八路，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这就是我的本事。”

他忽然意识到书记同自己并不一样，便又笑道：

“当然哪你是北京来的，北京来的又怎么样？我们这些人的水平就是谁当权谁正确，我们的任务就是紧跟，不紧跟就不行。这不仅是水平也是体制，是组织原则嘛。我们这几年来都是按照中央的大政策在行动嘛，充其量是大方向不变小有创造而已，谈得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赵一浩理解省长的心情，但他不能附和着乱扯一通，他也很清楚苏翔，这些话他只是对他说说而已，他苏翔决不会端到外面去的。他笑笑说：

“你老兄别胡扯了，什么土八路、野战军？人家问你什么你就谈什么，这类不相干的名词、概念可别端出去呀。”

苏翔笑道：

“嘿嘿，我又不是憨包，放心吧。”

赵一浩说：

“不存在放不放心的问题，一来是向你通通情况，二来是告诉你我明天还要去三江，家里的事不管属于省委那边的还是你省政府的都一一拜托了。需要召开什么会研究你就开不要等我回来。考察组那边组织部已安排了联络员，剑非抓总，有事就找他。”

苏翔听了有些不以为然地说：

“你还要去三江？”

赵一浩点点头说：

“那边的事还没完嘛，事情还很复杂哩。”

他将三江的情况作了介绍，苏翔听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

“我建议这一段你暂时不要下去。三江的事叫剑非跑一趟也行。”

赵一浩说：“剑非也离不开，我看这样吧，叫考察组先回来汇报汇报再说。”苏翔听了很高兴，说：

“这样很好，有什么事好商量。”

赵一浩从省政府出来回到家里，田融已经下班回来正等着他吃晚饭。他一进门她便迫不及待地迎上去边替他脱上衣边问：

“怎么样哪？”

赵一浩笑道：

“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事儿。”

他一连说了两句没有什么事儿以安定她的心，田融却将双手揽住他的双臂将头靠在他的肩上，带点儿嗲气地责怪道：

“没有事儿，没有事儿，你就会说没有事儿，那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哩？你在骗我！”

那表情只有闺房中才能见得到的，大学历史系讲师啊，当然，她同时又是女人，一个情感丰富年近四十岁的女人。

赵一浩被感动了，他干脆一反身将她揽在怀里，轻轻地吻了一下，轻声细语地对她说：

“没事就是没事嘛我还骗你！”

他于是简要地告诉她回来晚了是因为去了省政府。至于和考察组谈话的内容，特别是那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他没有告诉她。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但也可以说是有意识的行动，工作上的事一般不拿到家里去谈，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她知趣地不再多问，特别是不再去抠那些细节，再问他也不会说的。但她确实有些放心不下，说：

“他们没有目的来干什么？旅游！”

他依然轻声细语：

“别再去想它哪，管他们来干什么哩。吃饭去吧，我肚子饿了。”

她无可奈何，只好说：

“好吧，吃饭去，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还准备了酒哩，喝两杯。”

赵一浩又一次被感动了，笑道：

“还准备了酒？给我压惊呀！”

他一般是不喝酒的。

田融说：

“去你的，压什么惊嘛，是想到你这两天辛苦了，省城三江，三江省城马不停蹄，回来就没有休息过，解解乏吧。”

赵一浩情深意浓地笑道：

“好，多谢夫人，小生领了！”

两人亲妮依偎着朝小餐厅走去。

她边走边说：

“不要被那位张老的几句安慰话迷住了，两面派的人多得很，你现在走了合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哟！”

赵一浩说：

“要是有事防也无法防，我还是那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歪。有了这一条就无所畏惧。”

田融不以为然，说：

“还是想得复杂一点好，翻开中国的历史，冤假错案还少？”

赵一浩笑道：

“你扯得太远了！那是历史，现在都什么年代哪？”

田融对丈夫的说法不以为然：

“历史怎么啦，历史和现实是有线相连的，这就叫传统。社会意识、伦理道德、是非观念、政治手段权术、正的负的都代代相传。历史重演的事还少啦？不要忘记批‘党内最大走资派’还是昨天才发生的哩！”

赵一浩情知妻子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但也太出格了，怎能将现在和“文革”以前相提并论呢？于是他说：

“看你扯到哪里去了，不要忘了现在已经是八十年代。”

田融并不退让，说：

“八十年代又怎么样，一心一意想回到‘文革’以前去的大有人在。他们这么想当然也就会这么干的。”

“怎么能这样说呢……”

赵一浩刚说了这么半句，“红机子”响了，田融伸手拿起话筒：

“喂，你那里？哦，周部长，你好，在，刚回来，请等一等。”

她将机子递给丈夫：

“周部长找你。”

赵一浩接过电话：

“喂，剑非吗？我刚从苏翔同志那里回来吃过晚饭，还准备给你打个电话。”

周剑非说：

“刚才我接到吴泽康的电话，三江那边出现了一些情况，他建议回来汇报汇报。我说，你们明天就要去。”

赵一浩皱起了眉头，说：

“苏翔同志不同意我马上去，这样吧，你打个电话，叫吴泽康和考察组回来汇报汇报再说。”

对方说“行，这样好！”便挂上了电话。

赵一浩也挂上电话，无可奈何地向妻子两手一摊：

“看吧，哪有时间去想那些多余的事，我们比不得中央，这里的政务、党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事务。我们成天在事务堆里爬来爬去，既没有时间去掌握全国乃至世界的信息，更没有时间去根据所获得的信息作点分析判断。判断了又有什么用？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啊！这样也好，少了许多麻烦，反正我们执行的都是上级的。”

田融没有吭气，她在琢磨丈夫这段话的内涵。她隐隐感到话中有话，一时琢磨不透，也难以对答甚至说上几句安慰的话。

五

陈一弘带着一身泥泞回到家里。

他是三江市的中共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农业和财政。三江市除了三个城区，八个县都是农业县，其中的两个县属于贫困县的行列。陈一弘既然分管农业，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八个县里转。除了市委、市政府开会或者财政上需要他表什么态，签什么文件，很少能在机关找到他。

这天下午他正在临江县何家渡的水利工地上，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当天赶回市里，省考察组要找他谈话。他感到很意外，两个多星期以前，省考察组刚到的第二天就找他谈过了。而且那是一次长谈，整整花去了半天时间，要说的话都说了，要问的问题考察组也问过了，还要谈什么呢？这次考察组是为了调整充实市级班子而来的，变动的面并不大，主要是补选一个市长，与此同时再充实个把副职，如此而已。按常规这是不难解决的，这次却有些反常，考察组已到达两个多星期一直未走，根据常识推断也许在人选上发生了分歧，所以才来了个第二次谈话？他本能地不愿回去，甚至埋怨考察组缺少判断力。但也无法，既然来了通知，便只好上路。

北京吉普车在泥泞的山间道路上喘着粗气爬行，这是一条今年才修的乡镇便道。它的修建结束了这一片穷山僻壤不通汽车的历史，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十多个村寨的村民们曾经用传统的敲锣打鼓放鞭炮的方式，庆祝了开车典礼。然而

，没有钱购买柏油，路面全是黄土，正如人们所说的：“天晴是扬灰路（洋灰的谐音，即水泥），下雨是水泥路”处处是坑坑，车子陷进泥里乘客还要下来推。这天下午陈一弘就一连下来推了三次车，弄得裤子夹克全染上了黄泥。三十里便道足足用了两个半钟头才到达大公路上，因此，陈一弘回到三江市，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

他走进家门妻子沈琳已经吃过晚饭，独自一个人坐在窗前发愣，好像有什么心事。她面前的三屉桌上摆着一封拆开了的书信，一张薄薄的信纸压在信封下面。

沈琳意外地发现丈夫突然归来，顾不得他身上的泥污，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里，满腔的委屈找到了安慰，眼泪便流出来了。

陈一弘并没有发现妻子的异常表情，以为妻子的眼泪是突然发现自己回来而激动所致，便搂着她亲热了一番后才说：

“琳琳，我还没吃饭哩。”

沈琳离开他的怀抱，说：

“快去换衣服洗洗脸，我给你做晚饭。”

说着便往厨房走，陈一弘在背后吩咐：

“别搞复杂了，煮一碗面条就行！”

他回到卧室里换了衣服出来准备洗脸，发现了桌子上那封已经拆开的信，便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信笺，是一封写给妻子的短信。虽然是夫妻，妻子个人的信他一般是不看的。但他忽然想到刚才沈琳的表情，便又把已经放回桌上的信纸拾起来，只见上面写道：

沈琳同志：

告诉你一件不愉快的事，有少数无耻之徒向省考察组告

状，诬蔑你和陈一弘同志的婚姻不正常，甚至说陈一弘同志是

依仗权势夺人之妻。

这当然是无耻滥言，陈一弘同志和你的为人我们都很清

楚，你们结为夫妻的过程我们也完全了解。但少数人心怀鬼

胎，趁市级班子即将调整之际来这一手，其用意可谓司马昭之

心，路人皆知，实在太卑鄙了。

我们写这封信是希望你和一弘同志心中有数，寻机会向

考察组和上级说清楚，以免混淆视听，遭人暗算。当然，我们也

会尽可能向考察组说明真实情况的，但人微言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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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敬重你们的知情者。

看了这封显然是好心人所写的短信，陈一弘气得七窍生烟，拍着桌子连连地骂了几声“无耻！”

正从厨房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鸡蛋面出来的沈琳，听到丈夫的吼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将面条放在桌上说：

“不值得生气，趁热吃，等会儿冷了。”

她现在反而冷静了，好说歹说地劝丈夫吃面，当然，心头的气依然是憋起的，多少有些强装镇静罢了。

陈一弘拾起信封看看，上面没有邮票，便问：

“是他们亲自送来的？”

沈琳说：

“我下班回来一开门发现地上有封信，自然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了。”

“这会是谁？”

“上面不是写了吗，知情人，我估计很可能是接待考察组的人罢。”沈琳说。

“不对，”陈一弘说，“接待的人和服务的人都是不参与考察组谈话也不能私拆考察组信件的，这是常规！”

“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了，”沈琳说，“不管是谁写的，第一人家知道情况，第二人家是一片好心，就不用去过问写信人是谁了。”沈琳沉思了一下接着说：“真的说不假，假的说不真，现在要做的事是向考察组说明情况。”她忽然想起丈夫进门时说过接到通知回来的话，便问：“考察组通知回来，该不会就是谈……”

她的话音未落，陈一弘便近乎吼叫似的说：

“通知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个？审判我以权势夺妻？想得美！我没有犯罪，才不去接受审判哩，我明天一早就回工地。”

沈琳听了着急地说：

“一弘，千万不能这样，人家通知找你谈话，你就应该去，何况也不一定就是谈这件事呀。”

“不去就是不去，”陈一弘气愤地说，“又不是我要找他们，是他们要找我。现在我在水利工地上蹲点，有事到那里去说！”

沈琳知道他这是气话，他决不是那种完全凭义气用事的人，等到晚上气消了一切都好办的。虽然自己也在气头上，总还是要冷静处事才好，于是她顾左右而言它，转变话题谈起陈一弘的儿子星星来了。

星星是陈一弘的前妻冯菲所生，三岁时就由沈琳抚养，如今已八岁了，沈琳视若己出，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将星星交给沈琳，陈一弘十分放心。刚才一进门就看见那封不愉快的信，倒把星星也忘记了，还是沈琳为了转移他的情绪，主动告诉他星星他们学校组织郊游，今天一大早出发，晚上住宿青龙镇小学，明天下午才回来。

提到星星陈一弘的情绪果然好了一些，自从冯菲死后，他们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幸亏有了沈琳，一家三口才又重新过上了和谐的生活，结束了陈一弘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可以说星星是他和沈琳婚姻的媒介和感情的结合点。

当下听沈琳提到星星，陈一弘便问起他最近的学习情况，还提到他下乡时星星有些咳嗽，好了没有如此等等。沈琳都一一告诉了他，还把星星最近的作业拿出来给他看。

正在这时一阵门铃声，沈琳去开了门，进来的是市水利局何局长和张总工程师。何局长一进门便大声嚷嚷：

“嘿呀，我的大市长，我以为你在工地哩。给工地打电话才知道你回来了。”他诡谲地瞄了正忙着沏茶送水的沈琳一眼：“我又一想原来今天是星期六，怕有一个多星期没回来了吧？应该回来一趟啦，应该、应该！”

说着觉自哈哈地笑了，笑得很开心。他们虽说是上下级，看上去却像关系亲密的老朋友。

陈一弘见二人面有喜色，知道一定有好事相告，便说：

“什么应该不应该，有什么事就说嘛！”

何局长还想故弄玄虚，但他自己却是憋不住了，说：

“何家渡水利工程部里正式批准立项了，今天来的电话，文件随后就到！作为扶贫项目，投资国家拨一半，省里按规定配套，不足部分低息长期贷款！”

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它意谓着八万多亩农田灌溉和五万千瓦的发电梦想即将变为现实。陈一弘喜出望外，刚才因匿名信而引起的不痛快顿时烟消云散了。诬蔑毁谤算得了什么？八万亩旱涝保收田，五万千瓦的装机容量电力才是硬的！让那些出奸计进谗言的小人们见鬼去吧！他情不自禁地对两个来访者说：

“我们应该庆祝庆祝吧？”

何局长和张总不清楚陈一弘所说的庆祝是什么意思，正待要问怎么个庆祝法，陈一弘却回头对妻子说：

“咳，沈琳，给我们炒两个菜好不好，我们来喝上它几杯！”

原来是这么回事，两位客人不约而同地申明：他们都已经吃过晚饭了。

陈一弘笑道：

“吃过晚饭了喝两杯酒还不行？你们吃过了可我还饿着肚子哩！”

这么一说他就真的感到肚子饿了，刚才为那封信的事生气没有胃口，沈琳给他煮的鸡蛋面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现在他突然觉得胃口大开，顺势便端起那碗面条说：

“对不起，我先来一碗面条打底，再陪二位喝上几杯，不醉不休！”

说着他便稀哩呼噜地几大口把那碗鸡蛋面扒光了。虽然面条和鸡蛋都已经冷了，但由于心头高兴，肚子也真的饿了，吃起来特别有味道。

沈琳不愧是一个能干的主妇，不到二十分钟便端出了三个炒菜外加泡菜两碟。陈一弘从屋里拿出一瓶陈年茅台来，边开瓶盖边说：

“七十年代的产品，过年都舍不得喝哩，今天高兴我同二位共享了吧！”

他给二位客人和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杯，又给妻子沈琳斟了半杯，那十多个平方米的客厅兼餐厅的屋子里顿时便酒香四溢了。他端起酒杯，神采奕奕地说：

“来，为我们的八万亩旱涝保收和五万千瓦干杯！”

三个人一饮而尽，在主客人的半强制下沈琳勉强喝了一口。

酒一下肚话也就多了，谈的自然都是何家渡水利工程，确切地说应该是水电工程的事。何局长说：

“市长你两年前的决策是对的，先干起来再说，用行动去感动上帝，要不然呀，嘿，可能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哩！”

陈一弘不无得意之色，笑道：

“那时就铁了心的，上级不立项我们自己干。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上级真的不立项光靠我们自己的财力，还不知干到哪年哪月哩，工程成了胡子工程我们也成了货真价实的老愚公哪！”

说得大家都笑了，何局长正想说什么，突然电话铃响了。沈琳接了电话回头叫丈夫：

“组织部找你接电话！”

陈一弘不高兴地走过去拿起话筒：

“喂，哪个？”

对方说他是市委组织部小韩，没有别的，他问问陈市长回来没有，提醒一下明天早上八点钟到市委招待所找考察组的事。

一听考察组，陈一弘又火了。他想大声地问对方：“是去接受审判吗？”但脑子一转，人家是干具体工作的，关别人什么事？说不定那封匿名信还正是他们的所为呢，于是把声音放缓和了问道：

“小韩，我不是已经谈过了嘛，你知不知道他们还要找我谈什么？”

对方的语气也十分平和：

“陈市长，我不清楚他们要谈什么，我们当联络员的只负责通知，不参加谈话的。”

陈一弘说：

“嗯，我知道。他们通知谈话也应当事先出题目好让别人有所准备呀！”

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了，好像我陈一弘心中有鬼怕谈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事先要作好对付的准备，呸！于是他迅速地改变了口气：

“小韩，我明天一早要回何家渡工地去有急事，请你转告考察组有什么事他们先找别人调查吧！”

他本来还想说如果实在要找他就请他们上水利工地去，但话已到了嘴边还是忍住了。

对方显然是很为难了，组织部的干部是不能随便使气的，何况对方是市委常委副市长哩，小韩的口气依然和和气气，乃至低声细语：

“陈市长，你看是不是先来谈谈再去工地，我想谈话可能不会太长的。”

不愧是作组织工作的人，在短短的一句话里，他先加“我想”在先，“可能”押后，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陈一弘可没有如此的耐心，终于将那句已经咽回肚里去了的话又甩了出来：

“如果实在有事找我就请他们上工地来吧！”

当然他还是有分寸的并没有将话说完，比如刚才对妻子所说的：“是他们要找我，不是我要找他们”就给保留了没有说出口来。但这已经很够意思了，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了。一个普通群众乃至基层干部拒绝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谈话，也许是有的。但到了如陈一弘这样的层次，而且是调整班子的考察组，竟然呼之不来，实属罕见。乃至他的那句话后来被层层简化成：“有事找我上工地来”，成了一时的名言，传到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耳朵里，传到常委们和副省长们甚至部分老同志的耳朵里，引起一片议论之声，自然是褒贬不一，这是后话。当下可为难了那个组织部的联络员小韩。他手握住听筒哑口无言足足有分把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在组织部工作五年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动员还是尊命？沉默了一阵才终于挤出了两个字：

“陈市长，你看？……”

看什么他没有说出口来，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陈一弘说：

“就这么办，小韩，你按我的话回答他们，一切由我负责。”

话说得很温和，他的气本来就不是对着小韩们啦，更何况他总觉得那封好心的信，也许就是小韩们的作品。

对方无可奈何，听筒里传来了婉转的声音：

“陈市长，那我就告诉他们你有急事回工地去了，过天把再谈。如果他们有什么意见，我再打电话告诉你，好吗？”

“好吧，就这样小韩！”

陈一弘放下电话回到桌边就真的对二位客人研究起明天赶回工地的事来了。他说：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明天一早我们赶到工地去把消息传给大家，以此作为动力加快工程进度，还要研究一些加快进度和保证质量的措施，你们看怎么样？”

刚才电话上的对话二位客人都已经听见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省里来的考察组要找他陈一弘谈话。他却以下工地为由拒绝了，这还了得？于是何局长便说：

“你有事还是留下先办事吧，我们明天一早先走你办完事后来。”

张总也附合局长的建议，一直坐在旁边没吭声的沈琳再也忍不住了，乘机插进来劝道：

“一弘，我觉得何局长和张总的意见是对的，明天一早他们先走，你到考察组谈完话再去也不迟呀。”

陈一弘有些不高兴了，板起脸说；

“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搞点大动作吧。”

二位客人见他如此坚决也不便多说，只好把话题转到工地上来。

三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喝酒，等到事情商量完毕，一瓶“茅台”也酒干瓶净了。

陈一弘已有几分醉意，半躺在沙发上对刚送二位客人回来的沈琳招招手，说：

“琳琳，来吧。”

沈琳顺从地走到他身边坐下，依偎在他身上。他伸出左臂将她紧紧地搂住，轻轻地吻她。这个没有生过孩子的中年女人身体依然是那么柔软而富有弹性，皮肤依然是那么细嫩白皙，简直就像二十多岁的少妇。他轻轻地吻着她，沉醉在幸福的温馨之中，过了很久才轻声细声地问道：

“琳琳，你说，是我把你从别人那里夺过来的吗？”

沈琳知道他又想起了那一封信，便也轻言细语地回应道：

“别听那些胡说八道吧，一弘，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事？身正不怕影子歪，别人想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

她这么说纯粹是为了安慰丈夫，其实那封信给她带来的思想负担比丈夫沉重得多。当然，正如她刚才对丈夫所说，“自己的事自己还不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歪”。然而，她更清楚有些事只要别人咬住不放是难以说清楚的。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无药医呀！”他是有妇之夫，妻子死了再娶无可非议；可是偏偏娶了她这个有夫之妇，当然一切离婚、结婚的法律手续都是完备的，无懈可击，但那些抓辫子的人不管这些。离了婚的是小小职员，后来的个体户，再结婚的是大大的副市长，何况还是老同学，老朋友，对，“老朋友”，问题就出在这“老朋友”上，这就够了，可以给人以借口了！我们现今的社会里，在一部分人的眼中，不分青红皂白，离婚就等于作风不正，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如此等等，这就给那些造谣者有了贩卖谣言的市场。可怕！

沈琳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将内心的烦恼去感染丈夫，尽量安慰他，稳定他的情绪。他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心情，当她再次提起这件事时，他激动地说：

“我怕什么？只是气人罢了。有人造谣有人要相信，那就让他相信去吧。我一不违纪二不违法，半夜不怕鬼敲门！顶多不让我当这个副市长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沈琳依旧心事重重，听了丈夫的话便说：

“一弘，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我觉得你明天早上还是应该到考察组去才对。也许人家就是不相信那些语言，才找你本人去谈谈，以便核实否定。也许，人家根本就不是谈这件事，不去好吗？”

经妻子这么一说，陈一弘的思想有些活动了。但他在电话上对小韩说得那么硬，明天一早又自己否定自己地跑去了，这算什么？小韩明明说了，他向考察组汇报，有意见再给他打电话。到现在电话还没来，说明考察组已接受他的意见，自己又主动跑去，像话？这么委曲求全真是想升官啦？更何况听到水利工地立项的消息，他的确是兴奋得恨不能立刻跑到工地向大家宣布。如果说党政干部也有“作品”，这项工程便是他的重点著作，得心应手之作。相比之下，那语言一类的事，乃至提升与否都不在话下了。于是他对怀中的妻子说：

“已经定了的事就不要改了，我上工地去一两天就回来，那时再谈也不迟呀！”

沈琳说：

“也许人家很急不能等呢？要不为什么特别打电话叫你回来。”

沈琳没有将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她是在想：也许人家就要整理材料上报名单，突然生出这么个问题来，作为紧急情况处理，抓紧调查后肯定或否定，要是那样岂不误了大事？她抬起头来望着丈夫，嘴唇翕动正要开口说话，陈一弘却用手指轻轻地将她的嘴唇按住，柔情蜜语地说：

“我累了，我们睡觉吧。”

沈琳无可奈何，只好由他。

陈一弘洗洗漱漱上了床，他将后上床的妻子拉到自己的怀中，用左腕枕着她轻轻地抚摸着她那洁白柔滑如凝脂的背部，很快便睡着了。

她却一直想着那封信，脑子里乱糟糟的很久很久睡不着。心里不停地自问自答：说得清楚吗？当然！不，有些事是很难说得清楚的。道理只能说给通情达理的人听，一旦到了胡搅蛮缠的人那里就成了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唉！

过了很久，她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然而睡得不踏实，老是做噩梦同别人争论吵架，乃至大叫一声：

“岂有此理，太欺侮人了！”

吼声将陈一弘惊醒，他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

“琳琳，怎么哪，醒醒。”

她“嗯”了一声，依然是迷迷糊糊的，翻了个身也依然躺在他的怀里。

“怎么，我在吵架？”

他抚摸着她那乌黑的秀发，轻声细语：

“没什么，睡吧，睡吧，啊！”

沈琳似乎睡着了，陈一弘却反而醒了，而且是清醒了。茅台酒不上头，那几分酒意早已全然消失。像是接班似的，刚才妻子所想的问题乃至在睡梦中和人争吵的同一个问题也在他脑海中翻腾起来。当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是怕而是气，有什么可怕的？笑话，光明磊落，身正不怕影歪。考察组要相信就由他去吧，作为一时（实际也可能一辈子）难以查清的问题挂起来也随它去吧。自己从来就没有钻头觅缝去寻求提升呀，当然了，如果谁要当一件事情来查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不升官可以，栽诬定罪，那是决对不行的！我陈一弘决不是可以随便让人欺侮的人！事实就是事实嘛有理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吧，在背后偷偷摸摸告黑状，算哪门子英雄！

他越想越气愤，也许是为了坚定自信吧，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年前，确切地说是回到了十九年前的往事上。

六

他陈一弘和前妻冯菲以及冯菲的好朋友沈琳认识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们在省城一所综合大学念书。那时他们都是第一批带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组直接领导的红卫兵。三个人都在校文革宣传组，陈一弘是四年级学生，冯菲、沈琳二年级，他自然地成了她们的小头目。当然，他的手下不只她们二人，还有一些男生和女生。但从那时起结下不解之缘乃至后来在人生旅途中命运休戚相关的却只有他们三人。

当时他们可谓天之骄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打“反动权威”，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一贯的三好学生如陈一弘们，在“捍卫”的口号下也激动得失去了理智，却自认为在执行着神圣的职责。

谁知好景不长，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事情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从天之骄子一变而成了“保皇党”、“御林军”，成了在五十六天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的帮凶。他们灰溜溜地靠边站了，苦闷、彷徨、不知所之。

这样的时间也不长，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联”给了他们以新的“生机”。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处。你能串联我又为何不能串联？一旦出了省城，谁来管你的身份是“革”还是“保”。

于是他们七个人五男二女相约组成一个战斗队，名曰“卫红战斗队”，公推陈一弘为队长。陈一弘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被他们这些虽然造反了却依旧传统观念很浓的大学生推为政治领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他们一行七人虽不能称为浩浩荡荡，却也整整齐齐，夹在大串联的千军万马之中，乘火车换汽车外加适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们的口号是：“打到北京去，敬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令人也令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一些最为流行的口号，例如：“彻底摧毁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他们只在公众场合跟着别人喊，却并未成为他们战斗队的行动口号。是他们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没有危险，不需要他们去保卫？是他们觉得党内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故而不需要去摧毁？不知道！也许他们并没有这么高明，而只是一种感情取向上的下意识行动也未可知。

在陈一弘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他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最初是很严谨的。语录随身带，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念几条。长途乘车，短途步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虽然有的人特别是那几个男生感到太严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开反抗只在暗地里发几句牢骚。两个女生冯菲和沈琳却是陈一弘的坚定维护者，陈一弘的任何一个指令她们都坚决执行，几乎等于半个最高指示。特别是冯菲，块头大，活泼大方，稍有越轨者她也会毫不客气地训人。除陈一弘之外的几个男学生便给了她一个不雅的外号：“大洋马”，并互相打趣：“仅防被马踢哟！”沈琳却恰好相反，她个头不高，身材匀称，皮肤白哲，圆圆的脸，明目皓齿，性格温和，在那个小小的集体里是颇受众人青睐、备受众人照顾的一员。

不严谨的事也终于发生了，当陈一弘领导的这支七人队伍到达武汉时，他们每个人都已身不名文，粮票也只剩下几两了。这样的事在当时是不难解决的，否则就不会维持那浩浩荡荡的大串联局面了。问题出在他们没有经验，除了七幅红袖套和一面红旗什么证件也没有。遍布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专门为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们借钱借粮和安排食宿的。而且服务周到，组织严密，审批和借钱借粮全在一间屋子里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效率任何时候都令人羡慕，可惜，也许只有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气氛之中，“吃皇粮”的人们才会如此不拖拉地“为人民服务”的，借粮借钱的红卫兵们只需呈上证件，写明要借的粮钱数，审批者随便瞄瞄大笔一挥，就可以到另外一张桌子领钱、领粮票。需要呈交的是什么证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许是什么单位发的串联证或者学生证一类吧？总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学校的证明，以便接待者们向组织上交账，如此而已。

然而，陈一弘他们什么证件也没有。没有也得硬着头皮去闯，他们七个人就这样整整齐齐硬着头皮来到接待站。自然是领导者陈一弘出面，填好借据呈上。审批者是个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粮的机关干部。他态度和气、面挂笑容。顺便说一句，这是当时机关干部对红卫兵们的通常礼貌，当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极少数。当下那位审批者接过陈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粮单，问道：

“证件？”

“什么证件？”

审批者将需要验明的证件名称说了，依然笑容可掬。陈一弘却傻了眼，愣了一下只好照实回答：

“证件没有带来。”

“那就回去带来再借吧，下一个。”

依然笑容可掬。

陈一弘进退维谷，“下一个”却已经上来了。他正准备退出，那六个围在身边形同护卫的男女之中突然杀出了“大洋号”冯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慢点！”

语惊四座，连那个几乎已经填补了陈一弘空缺的“下一个”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下一个”。

冯菲见第一着见效便乘势追击，对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审批者大声吼道：

“还要什么证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红卫兵袖套：“人就是证件，我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怎么样？袖套就是证件，它证明我们都是红卫兵，还要什么！”

这种理由也只能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条件下才能说出口来而又不致遭到批驳。审理者无可奈何地笑笑：

“话不能这样说，总得有个凭据嘛，这是制度，二天这些借据都要寄回你们学校去的呀！”

他说的也是实话，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钱借粮将来把借据寄回学校去是要还的。谁还？学校还是本人？上面没说清楚，乃至这些借据后来是否真的寄回学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有谁统计过在那段时间里，全国上下共“借”出了多少钱粮，为国家造成了多大损失？任何人恐怕也是无法统计而又不敢统计的，除非他想当现行反革命。

还是把话题拉回来，当下冯菲听了审理者的申辩，抓住他那句“这是制度”的话大声训斥：

“制度，什么制度？修正主义制度！看你就像个走资派！你们那一套制度很快就要扫进垃圾堆了。你还制度、制度！告诉你粮钱今天非借不可！毛主席号召我们出来串联闹革命，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处处刁难，居心何在？”

她将“居心何在”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那潜台词令听者深思和颤抖。这时周围的几个人便乘机而上，给冯菲助威，除陈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齐吼道：

“对，居心何在？是破坏！”

眼看闹大了，坐在审理桌旁边一张桌上，也许是见条发钱发粮票的几个人便一齐出来打圆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笑容可掬地说：

“请小将们理解，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事情总是要解决，哪有让毛主席的客人饿肚子的道理。是不是灵活一点，只要有学生证就行，你们几位中哪怕有一个人带了学生证也行呀，对不对老王？”

她说着回头看看审理者，被称作老王的审理者便也乘机下台，连忙附和：

“是呀，哪怕有一张学生证也好。”

正站立在冯菲身后的沈琳一听，高兴地叫道：

“你怎么不早说呢？”

她说着便从衣袋里取出学生证递给那个姓王的审理者。他随便地瞄了一眼，提起笔便在那张单据上唰唰地签了字，钱粮如数借给。

七个年轻人在街上欢腾跳跃，特别是对两位女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是她们解决了大家的民生问题，应当计大功。

接受初战的经验教训，他们在汉口街上用刚从接待站借来的钱刻了一枚战斗队的公章。

有了这两件武器：公章和沈琳的学生证，他们便一路畅通到了北京。

他们来晚了，毛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都已过去。眼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的天下，到处一片混乱。在一片混乱中从万里之遥来到首都的七个青年逐渐分化了。首先是两个男青年离队伍而去，不知所之。接着又有两个男青年离队出走，声称要自己去大海中学会游泳，不再受陈一弘的“家长式统治”。

陈一弘也无可奈何，须知在那种气候下，全国除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是再没有权威的了，何况他陈一弘算老几？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们去吧。

只有两位女性铁了心跟着陈一弘，在她们的心目中陈一弘的精神“领袖”地位和形象始终未变。再说两个单身女子出门，也总得有一个男性作伴呀，她们选中了陈一弘。

在首都的十多天时间里，他们三人住在西城区的一个接待站里，早出晚归，形影不离。他们可干和能干的事屈指可数：一是到北大、清华等几个权威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二是到天安门广场抄各派动向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最新指示。白天抄回来，晚上则由二位女将整理装订成册。

为什么要抄还加装订，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算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吧。吃了粮借了钱总是要付出一定劳动的，不如此于心不安。抄了，整理成册了，吃起每天三顿皇粮，花起借来的人民币，像职工每月领工资一样，心安理得了。

本来他们也可以学习各省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将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抄及时寄回自己的什么司令部、指挥部去，一来是交了差没有白来首都，二来是为自己的组织提供信息，增强其战斗力。然而，他们三人无法照搬，他们在自己的那个省城里和学校里无所归属是光杆司令。

除了每天的看和抄，他们也进了故宫，登了长城，游了颐和园。在这些场合，他们没有以红卫兵的身份做什么造反动作，而纯粹以参观旅游者的身份出现，观赏所能观赏到的文物古迹，体察一下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那时这些公园里一切说明、介绍等文字材料都已作为四旧扫除了。幸好陈一弘是他们三人之中博学多才的一个，他根据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尽情地向两位女伴作了解释，使她们得到了在课堂里得不到的知识和享受。

可以说在那段难忘的时间里，他们三人在过着两重性的生活。一方面是红卫兵、造反者、天兵天将；另一方面则是普通意识上的人，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具有七情六欲的青年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或者用当时红卫兵的流行语来说便是“亲密的战友情谊”。直到回校“复课闹革命”之后，他们依然来往不断。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那难忘的一个多月旅程中，二位女性对她们的精神领袖由好感、崇敬进而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互相都看出来了却又都深藏不露，若有若无。“三角”恋爱吗？从来没有世俗的那种争风吃醋的表现。作为矛盾一方的陈一弘更难看出其倾向，似乎对两位女友都保持着“等距离”的外交。

其实等距离是表象只体现在行为上。内心呢？他的感情天平明显地偏向沈琳一边的。这种偏向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两个女性中冯菲泼辣、坦率，处事麻利、果断。无论对事业型或政治型的男人来说，都会成为理想的好内助；沈琳则相反，女性十足，内向温存，一个男人在挑选女伴时，一般的取向大概无视对他的事业是否有助；而是要选择一个真正的“女人”。陈一弘自然也不例外。

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陈一弘本来就比两位女生高两个年级，“复课闹革命”后紧接着又是工人阶级进驻。闹腾了将近一年，他便终于分配了。

层层往下分配的结果，他最后来到了他的家乡三江市所属的尚文县田坝区当了区委的宣传干事。他心甘情愿，过起了与大城市隔绝的半隐居生活。他是个孤儿，无亲无威，但和冯菲、沈琳依然时有书信往来。却都是一般性的联系，他从笔迹上可以识别，有时是冯菲撰文，沈琳签名；有时又反过来成了沈琳执笔冯菲签名。他自己则依旧执行“等距离外交”，一信两名按年龄大小排名，冯菲在先沈琳在后。

如此这般地又过了两年，轮到冯菲和沈琳分配了。两人都来了三江市，沈琳被分到市立二中教书。奇特的是冯菲，好像是“月下老人”在暗中安排，她竟然从三江市被分配到了尚文县，县里又将她分到陈一弘所在的田坝区，她是财经系的，便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尚文县田坝区营业所。

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陈一弘完全没有料到，至于冯菲是否也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后来有一种传闻，说如此巧妙的分配是冯菲自己要求的结果，但谁也没有去核实过。

冯菲来到田坝区时，陈一弘已经当上了区委副书记、区革委主任。在区级干部中他是惟一的本科大学生。

冯菲的突然来到田坝区，真乃是应了那句“天作之合”的俗语，外加冯菲充分发挥了她那主动、泼辣的性格优势。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们便水到渠成，登记结婚。

他们的婚礼是异常简单的，陈一弘是孤儿无亲可请；冯菲虽是三江市的人，但父母都是在外专区工作的小职员。母亲坐着公共汽车颠颠簸簸地拎起一床湘绣面的新棉被，赶来参加了女儿的婚礼。她还有一个哥哥在三江市所属的沿山县工作也赶来了。

同学老友他们只通知了沈琳一个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朋友，而是觉得身处遥远的山区；交通又如此闭塞，通知到别人也来不了，还不如事后写一封信实在。

沈琳接到通知时的心情如何，陈一弘和冯菲不得而知，以后沈琳和他成了夫妻，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但当时沈琳却是高高兴兴地来了，而且是提前一天赶来的，目的是帮助两个老朋友张罗并招待客人。其实除了田坝区的干部，外来的客人只有冯菲的母亲、哥哥和她沈琳三人，倒也简朴、轻松。沈琳在田坝镇上住了两天便回市里去了。陈一弘夫妇送她到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冯菲关心地问她的老朋友考虑了个人问题没有？沈琳摇摇头不说话，似有难言之隐，冯菲也不便多问。只有陈一弘下意识地感到沈琳那难言之“隐”在何处，不免引来了情感上的阵阵微波。

过了不到三个月陈一弘和冯菲忽然接到了沈琳的结婚请柬，还打来了电话，新郎是供销合作社的干部，名叫韩刚，她们学校一位女教员介绍的。事情很不凑巧，当时区里已经通知了召开区委扩大会，陈一弘无法抽身，也正好本能地为他不愿参加沈琳的婚礼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便只好派冯菲全权代表了。冯菲去了三天回来，向陈一弘说了自己的观察：沈琳的婚姻似乎有些勉强，看得出来她自己并不那么高兴。陈一弘听了冯菲的叙述，沉默了许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陈一弘夫妇处于顺境之中，像是在大平原上乘车，一切都稳稳当当。那几年的日子他至今想起来反而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似乎就是整天忙忙碌碌，夜半三更方才回家接受妻子的温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对干部开始讲“政绩”，讲“四化”。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了好几年的本科大学生，陈一弘可以说要政绩有政绩，要“四化”有四化，顺理成章地便一下子乘上了特快列车。短短的几年中，他由区长而副县长、县委书记，又一下子成了三江市的副市长。或者可以说这就叫作机遇吧，在这一“快速进步”的过程中，他是“跳了级”的。由一个副县长一跃而为县委书记，是很少有的事。有人专门研究过各类领导干部的晋升过程，发现年轻而至高位者十之八九要“跳级”，很少有按部就班一步步上台阶的。这自然会带来各种议论，但在这纷纷议论声中，只要本人过硬，一个优秀干部的形象也就慢慢地树立起来了。

在这几年中，陈一弘觉得一切都处于顺顺当当的境遇中，当然有甘有苦，但像学生解答一个难题，答案终于得出来了苦也就变成了甘。他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一年似乎也不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几个星期了。在这些迅速流逝的日子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许多难以消失的脚印。但也有不少浑浑糊糊的日子，就是那些无休无止的会议。一年开了多少会，他说不清楚更记不清楚。

因为太忙，陈一弘很少过问家事，也难享受一次天伦之乐。冯菲随同他调来市里对口在银行工作，一切家务事都落到了她的头上，而巨总是安排得很好，不让陈一弘操一点心。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贤良的妻子这句话，在陈一弘、冯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星星。作爸爸的陈一弘似乎并没尽到应尽的义务，连尿片也没动手洗一次，星星却已经上了托儿所，接着又上了小学一年级。依然是一天来回六趟全由冯菲接送。在那条从市委宿舍至第一完小的路上，人们每天都能见到大块头的冯菲抱着星星骑着一辆破单车急驰而行。一天六次毫无例外，只有四季服装的变化。

不幸的事发生了，冯菲因开会下班晚了一些，在骑着那辆破单车赶往学校接星星的途中，因车行太快迎面碰上了一辆急驰而来的卡车。卡车停住了，等到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时，人们发现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已无须送医院而是送殡仪馆了。

这件事对陈一弘无疑是晴天霹雳，他简直记不清楚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他是怎么度过的。几年的时间又过去了，他至今躺在床上回忆往事时，依然不敢去回忆那可怕可悲的情景。当时，他并没有放声痛哭，那倾盆的泪水都像大山里的阴河流到了肚里。

冯菲的突然离去给陈一弘带来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缓解这双重压力的重要因素，沈琳走入了陈一弘的生活。这是自然而然的进入，他们俩人谁也没有料到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最初沈琳只是出于对亡友冯菲及其未亡人陈一弘的友谊，积极参与了冯菲的丧事，帮忙照料一切。尽可能地对陈一弘进行劝解，“不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要想开一点”，如此等等。虽然她自己也悲痛万分，但她还尽可能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做了一些自己可能做的事。隐隐约约她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是对冯菲和陈一弘真挚友情的一种回报。

她的这种回报和协助集中地体现在星星身上。后来矛盾的发展和家庭的破裂，便也从这件事开始，一步步地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陈一弘轻轻松松浑浑糊糊地做了七年的爸爸，连怎样做爸爸还没学会也没想到要学习，却在顷刻之间爸爸妈妈的担子一齐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位被人们称为会做、会写、会说的“三会干部”，在一个七岁的小学生面前却显得十分笨拙，什么都不会了。而且说句公道话，有那么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有那么多会议等着他去开，他又怎能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呢？他真不知道自己那贤惠的亡妻是在同样繁忙的情况下，怎样挤出时间来把家庭和孩子照料得如此有条不紊的。在痛苦和手足无措之中，他真正地第一次感到了女性的伟大。

有了如此的觉悟并不等于就能产生工作和家务两不误的本领。他依然处于困境之中，多亏沈琳经常来家看看，说说解闷的闲话，帮助料理一些家常事情。有好几次，沈琳发现星星身上的衣服很脏了也没换，便当即帮着他换下来又帮他洗了晾在阳台上才回去，慢慢地这就成了沈琳的一项义务劳动。陈一弘很感激也觉得过意不去，只好报歉地对沈琳笑笑：

“又麻烦你了，这孩子也真不爱干净，早上刚换的衣服，下午回来就是一身泥，简直拿他没办法。”[奇书网 Www.qinkan.net]

在这种时候，沈琳也总是嗔道：

“六七岁的孩子哪，你要他不在地上滚？没有关系，星星的换洗我包了。”

沈琳说到做到，从那以后她便三天两头往陈一弘家跑，拿走星星的脏衣服送回洗好叠好的衣服。有时难免也要坐下来和陈一弘闲聊一阵。

日子一长久，沈琳的这种行为渐渐引起了她丈夫的怀疑。他们的感情本来就不好，作为沈琳的丈夫，他不仅知道妻子和死去的冯菲是好朋友，也知道沈琳同样地是陈一弘的好朋友。“好朋友”吗？骗鬼去吧！

如果说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过去是“相敬如宾”，淡漠如水。从此之后则是有盐有醋了。夫妻间渐渐开始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乃至造成大吵大闹，但往往是沈琳忍住性子，缓解了矛盾。

缓解这个词重点在于缓而不是解。不在解字上下功夫，那矛盾总有一个时候是要大爆发的。

这一天也终于来到了。

这天下午陈一弘在市委参加常委会。干部中流传着一句话：常委会常开会，开长会。事实如此，一件事上了议程先念拟就的文稿或汇报提纲便往往去了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时间。然后大家发言，出席的、列席的都得有个态度。有的人三言两语，有的人长篇大论，甚至从“盘古开天地”说起，进而旁征博引以显示才识或资历者有之。三下五除二，轮到主持会议的书记总结时，上午的会往往过了十二点，下午的会往往过了六点。然后书记再来它个一、二、三、四、五……你想想这该到什么时分哪！如果这天的会议列有三个以上议题，那“敬陪末座”者往往就且听下回分解了。

那天下午的常委会恰好不多不少列了两项议程。一开始书记便说了，今天的两件事很紧急都要讨论完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重复的话可以不说。但各人的嘴归各人自己控制，嘴一张开就由不得你了。直到将近下午五点钟第二个议题才刚刚开始，这不就已经到了该去学校接星星的时候了，陈一弘心里很着急，怎么办？他不能像机关不少同志中已习以为常的那样，理直气壮地离开会场或工作岗位去接孩子，也不好委托别人比如他的挂勾秘书或驾驶员去办这件事。也许在这类问题上他太“传统”了，他认为这是私事，私事就不能公办。那就只好等吧。

等到终于散会时已经近六点了，他冲出会场便乘上在院里等候的汽车往学校跑。

这天傍晚，当他乘汽车赶到学校时，那若大的校园早已空无一人。每间教室都已大门紧闭，连教师的办公室也上了锁。他心急如焚地在学校里绕了个圈，连可以打听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他会不会蹲在哪个角落里等待大人来接呢？于是他便又把这所面积三万多平方米的学校查看了一遍，依然一无所得。这时，他发现在学校大门旁边的那间小屋里，隐隐地闪出一点灯光，伸向窗外的烟筒里冒出淡淡的煤烟。其实烟很浓，因为是傍晚了光线不好，他看不清楚。

这是若大一个学校里目前尚存的唯一生机，也是他唯一的希望了。他迅速向小屋奔去，敲开门，学校的看门老头在屋里做晚饭。这是一个孤老头，当陈一弘在这里上学时他已经是学校的看门人兼敲钟者了。那时孤儿陈一弘吃的是全公费，每逢节假日学校不开伙，他便和外乡几个同学一起自己做饭吃。有时火生不着就来求助于这位大家都叫老宋的守门人。老宋那时还年轻，不过三四十岁，一口川北话浑名就叫宋老耗或宋耗子。陈一弘隐隐约约听说，他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出来流落在此地的，家乡已无亲人不回去了。

熟人见面，陈一弘也来不及嘘寒问暖，迫不及待的第一句话便是：

“宋伯，你看见有一个学生留在学校没有？”

宋老头看见当今的堂堂副市长竟然光临他的“寒舍”，顿觉兴奋异常。何况这位副市长还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虽不能称为他的门生、“桃李”，但作为学校的一员，脸上也毕竟光彩。有时多喝了两杯和别人吹牛，也会情不自禁地冒出几句：“那小子从小与众不同，我老早就看出他是个有出息的人”如此等等。

当下见陈一弘来了，他高兴地忙着为市长端椅沏茶，根本没听见陈一弘问了他什么。

陈一弘哪有心思喝茶，连忙按住他的手叫他不用费心，便将寻找孩子的话又说了一遍。宋老头这才算是听清楚了，而且第一次知道这位从这个学校出去的市长，如今已有孩子到他的母校上学来了。他油然地感到了一种光彩，集体的光彩。但对市长的问题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不会再有学生留在校内，学校有规定放学后二十分钟内学生一律离校。你知道不，就是怕他们成群结队的留下来嬉笑打闹，还会打群架哩，那些高年级的，你知道不？”

为了加重语气，他又一次强调：

“决不会有人留下的，不信我领你到每一间教室去看，除了我再不会有第二个人的。不像前些年还有乡下来的学生住校，现在每个乡都办了小学，人家不来了。你不信……”他务了一通实，然后才关切地说了一句“你也有孩子来学校啦，两代人读一个学校，好呀！”陈一弘告辞出校，四顾茫茫，到哪里去找呀？他想不出他会去什么地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大街上串？妻子的悲剧立刻在他眼前闪过，他顿时肉跳心惊。他几乎急得要大声呼喊：

“星星，你在哪里？爸爸找你来了！”

司机小吴提醒他，星星会不会回家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还是妻子在世时星星上学的第一天，她就对他作出规定，放学后一定要在校门口等大人来接。如果接的人比如妈妈或爸爸来晚了，也要在门口等着，不许一个人离开学校，也不许跟着别人走。妻子遭受不幸之后，他接替了接送的任务，又对他强调了这条规定星星自己回家的可能性很少。

纵然如此，他还是接受了司机小吴的建议，驱车回家看看，这似乎也是唯一的希望了。他在车上盘算，如果星星没有回家（百分之九十如此）怎么办？报警？对，只好如此了。

果然，他驱车回到家里，大门紧闭，星星没有回来。他向四邻打听，都说没看见。怎么办，报警？突然，他脑子里闪出一个人来，会不会是她？

其实，他陈一弘早就应该想到了，但也难怪，事出偶然哪。

当他正在市委常委会议室里心急如焚的时候，十分巧合的是，沈琳应一个同事的邀请去赴家宴。近来她同丈夫的关系越来越恶化，能有机会回避，便尽可能地回避了事。当天下午她上完最后一节课连家也没回，便径直从学校到那位同事家去。她看看时间还早，就绕了一个弯在街头漫步。当她经过一小门口时，还离好远便听到有一个带哭音的小孩在呼唤：

“沈阿姨，沈阿姨……”

是星星，他孤零零地站在学校门口。她三脚两步朝他奔去，星星扑到她怀里放声大哭。

她朝大门内窥视，只见学校早已空无一人，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便也感到心酸差点掉下了眼泪。她一边掏出帕子给星星探眼一边说：

“不要哭，星星，爸爸还没来就跟阿姨回去，啊。”

星星抽抽噎噎地说：

“爸爸说过，他不来就不让我跟别人走的。”

沈琳又是一阵心酸，对星星说：

“爸爸那是指的陌生人，怕你遇到坏人哪。跟阿姨走就不用害怕了，乖，跟阿姨走吧。”

星星自然很高兴，便跟着沈琳走了。

沈琳最初想带星星一起去那位同事家，又觉得不妥，便放弃约会带着他往回走。最初他们来到星星家，只见大门紧闭陈一弘还没回来，她便把星星领回自己家里去了。虽然她想到了丈夫、想到了他那可怕的脸色乃至可能因此而发生的事情，不由得心跳。但看着眼前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亡友的孩子，她再也顾不得那些了，拉着星星径直朝家里走。

她没有忘记要通知陈一弘一声，她家里没有电话，路过一个商店时便拉着星星进去借用电话，市委办公室接通了但却回答说：

“常委会刚散，陈市长坐汽车走了，好像是去学校接孩子的。”

既然如此，沈琳便又拉起星星往他家里走，心想陈一弘去学校扑了空一定会很快回家来的。谁知她和星星在房门外左等右等也不见陈一弘回来。星星拉着她的手说：

“阿姨，我饿了。”

沈琳急了，怎么办？领他去上小馆子？她怕陈一弘知道了不高兴，再说那些小馆子的卫生条件，自己也不能领他去。领他回家去煮碗面吃，可是一想到丈夫的面孔，心里就紧张。眼看星星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她感到于心不忍，她看看表已经七点过了。也许丈夫此时已在家吃过晚饭，甚至串门去了，但愿如此！她便对星星说：

“星星，到阿姨家去，阿姨给你煮面吃了再送你回去，啊？”

沈琳硬起头皮领着星星往家里走，一路上想着丈夫的表情，想着可能发生的一切，不由得一阵阵心跳。唯一的希望就是丈夫已经自己吃过晚饭串门去了。世上哪有这么如意的事，当她领着星星来到自己家时，只见房门半掩，一切都明白了。推门而入，丈夫正坐在桌上吃面条，见妻子领了副市长的孩子进来，脸色骤然一变，但没吭气。沈琳连忙小心地向丈夫说明一切，并示意星星：

“快叫韩叔叔！”

星星来过沈琳家多次，他不喜欢这位韩叔叔，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便也就按照沈琳的吩咐，叫了一声：

“韩叔叔好！”

沈琳心头又是一阵紧张，生怕丈夫不理不睬或者做出什么非礼的动作来。还好，这位供销社的推销科长，到底在七岁的孩子面前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摆出一副君子风度回答道；

“星星来哪？”

说着几大口吃完碗中的面条，进屋里去穿上外衣就要出门。临走时还没忘记摸摸星星的头，语气柔和地说：

“星星，叔叔有事出去哪，你和沈阿姨在家，她给你做吃的，啊！”

韩刚的语言姿态都显示出了一种难得的君子风度，这是沈琳完全没有料到的。因而也很感动。她在冲动之下甚至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到底是夫妻，这类礼节是完全不必要的。于是便教星星：

“星星，快给韩叔叔说再见。”

星星按照沈琳的吩咐向韩刚说了再见，韩刚招招手出去了依然一副君子风度。沈琳便上灶煮面。

星星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正待要吃，气急败坏的陈一弘赶来了。他见孩子果然在这里，心头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沈琳将怎样发现星星，怎样接他回来的事对陈一弘说了一遍，并要陈一弘坐下，她也为他煮一碗面条。她对他说：

“你现在回去横竖也是一碗面条，还不如就在我这里吃了再回去。也许比你做的好吃哩。”

陈一弘下意识地说：

“不了，等星星吃完就走。”

沈琳愣了他一眼，说：

“怎么哪？怕我会下药给你这位市长吃！”

陈一弘笑道：

“哪里的话，我是怕麻烦你哪！”

一副言不由衷的表情。沈琳听了笑道：

“既然是怕麻烦我，我不怕麻烦就是哪。也拿不出什么来，无非就是面条一碗嘛。”

她忽然想到亡友冯菲过早地丢下这可怜巴巴的一父一子而去，想到他们在学校时亲密无间的情谊，眼圈便红了。

陈一弘似有察觉，连忙说：

“那好，吃就吃吧省得我回去费事。我是坐车来的，那就叫车子先回去吧。”

说着就往外走。

等到陈一弘再回到屋里时，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已经端上桌子。面条上面盖了一层辣椒肉末哨子，这是他最喜欢吃的。自从冯菲死后，他便没吃过这么可口的配料了。上顿下顿总是清水煮白面，外加一点猪油什么的，连星星都吃怕了。唉，男人啊男人！

他正聚精会神地吃面，坐在对面的儿子已经放下筷子，抹抹嘴对他说：

“沈阿姨煮的面真好吃，不像你煮的一点味道也没有。”

沈琳和陈一弘相视而笑。陈一弘是苦笑，无可奈何的笑。沈琳说：

“星星，阿姨煮的面好吃，你就天天过来吃吧。”

星星说：

“爸爸不准。”

“有什么不准的？”沈琳乘机将自己想了很久的打算说了出来：“我看呀，星星就过来跟我过算哪，我有时间招呼他，还可以辅导。免得跟着你饱一顿饿一顿的，大人孩子都受罪，又影响你的工作。”

陈一弘听了很受感动，却沉默了很久没吭气。沈琳的方案太吸引他了，那样做对星星和他都有好处，可谓两全其美。然而他想到了沈琳的丈夫，他们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听说沈琳为星星洗衣服已经引起了多次争吵，星星再过来住吃，那会怎么样？

考虑再三他对沈琳说：

“我想请一个人最好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到家里来招呼星星，这样的人不好找，正在多方面求人帮忙打听哩！”

沈琳听了说：

“我知道你的顾虑了，先把话说穿吧。我和韩刚现在等于分居，各人只管各人的事。当然，我要给他把话说明白的，我想他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能请到一个人固然不错。可是我想，把星星交给我照顾，恐怕对他来说比请一个人总要好一些吧？”

岂止是好一些？这道理陈一弘自然很清楚，从内心来说他也很乐意这样做。但从沈琳的家庭现状来看，他不能接受她的方案。人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啊。于是他说：

“再商量吧，也许会找到一个适合的人来照顾他的。”

沈琳听了很不自在，别人是诚心诚意，他却是忸忸怩怩。便说：

“什么叫商量？我的态度已经摆明了，主要是你下决心哪！”

她觉得言犹未尽又加重了语气：

“我主要是为孩子作想，没有别的意思。看着星星这个样子，我就想到冯菲，想到要照顾好她的孩子才不辜负朋友一场。”

说着她的眼圈又红了。

陈一弘也非常感动，正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韩刚却推门进来了。屋里的两个人陈一弘和沈琳当然也包括星星在内没有听到脚步声，门却被猛然地推开了。像是猛虎扑食，却扑了个空，男女二人对坐谈话，相隔甚远，星星依偎在沈琳的怀中。

韩刚似乎有点尴尬，但他随即便态度自若，这是回自己的家呀，还需要事先按门铃打招呼？他微笑着和陈一弘握手，依然一派君子风度，说：

“市长光临寒舍，无尚光荣！”

说着便从衣袋里掏出香烟递过去，陈一弘摇摇手说：

“谢谢，不会。”

他最初也觉得有些尴尬，但随即使泰然自若了。他觉得应该对他说点什么，便开口道：

“星星多亏沈琳照顾，真应该感谢你们哪！”

韩刚也笑笑，笑得很洒脱，说：

“没有关系，你一天到晚为人民服务嘛，忙不过来，我们为你服点务也应该。”他指指沈琳，“她喜欢孩子，自己没本事生，爱爱别人的孩子也一样！”

他说完便笑了，而且是哈哈大笑，似乎对自己的幽默很得意。

陈一弘却笑不起来，他觉得很恶心，出于礼貌也不便说什么，便转变话题问起他的业务来了。恰好韩刚所在的供销社属财贸口归他陈一弘管，算是韩刚的上司哩，上司见到下属聊业务，理所当然。

最难受的是沈琳，听到那句“自己没本事生”时，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骂他“流氓”了。但她还是勉强忍住，顺手拿过一本连环画和星星一起边翻边念。后来陈一弘和韩刚到底又说了什么，她一句也没听清。

陈一弘和韩刚聊了一阵业务上的事，便起身告辞，拉起星星走了。韩刚送到门回，握握手说：

“市长常来！”

沈琳没有跟着韩刚送客，她只是对星星说了一句：

“星星，明天早上阿姨来拿换洗衣服，送你上学校，啊！”

陈一弘父子一走，韩刚家里便炸开了。

沈琳强忍住因韩刚那粗俗语言带来的不快，不笑不怒，不卑不亢地用商量的语气对韩刚说：

“老韩，同你商量一件事，为了对得起我死去的老朋友，我想干脆把星星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你看行不行？”

韩刚先是伫立着面向窗外，听完沈琳的话，突然扭过头来一反刚才在陈一弘面前的“君子风度”，粗声大气地说：

“到底是为了对得起谁，你自己心头明白，把别人家的小孩子接到我家来成何体统？干脆点，你想给市长当保姆，就卷起行李搬到他家去；想给市长当老婆给星星当后妈，就提出来办离婚！”

沈琳气得脸色发白，冲口而出骂道：

“你胡说八道！”

冲上心头的那一口气实在难以忍耐，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声地吼道：

“是你说的离婚？离就离，早就忍受不住了，我还怕！”

说着果然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张八行纸，刷刷刷地写出如下一张离婚申请报告：

“我俩情不投意不合，难以相处。双方商议特申请离婚，请予批准为荷。”

离婚申请人：

她将自己的名字写上，然后递给韩刚说：

“你签名吧！”

韩刚接过纸条瞄瞄，几下子将它撕得粉碎，骂道：

“想得美，没有这么便宜！”

沈琳伸手去抢夺他手中的纸条，他顺手猛力一推将她推了个仰翻朝天，幸好她背后是一张沙发，但倒下时额角擦在桌边划出了一道血痕。

韩刚见此情况，不待妻子从沙发上挣扎起来，却一扭头走了。

第二天一早沈琳便上陈一弘家来接星星，她决心实现昨晚上当着两个男人许下的诺言：要承担起对星星的照扶义务，只是将星星接过去和她同住的那一条无法兑现了。

陈一弘正在通火煮面条，见她额角上贴有一条胶布，便关切地问怎么了。她并没将昨晚他走后的事告诉他，只淡淡地说：

“不小心碰到书架角上了，不要紧的。”

陈一弘见她脸色苍白，像是没睡好觉，心头也就明白了。他禁不住情疚并涌心头，用力抓住她的双臂激动地说：“沈琳，你不能和他再这样下去了。下决心一刀两断吧！然后……”他的然后终于没有说出口来，沈琳却已经什么都明白了。她也很激动，两眼含着泪花，摇摇头一连说了几个“不”，便挣开他的双手拉起星星走了。

沈琳摇着头说不，是表示她要同韩刚离婚没那么简单，陈一弘却领会反了。既然如此，自然应当回避，于是他将儿子转学并寄养到了冯菲的父母居住地。从此，沈琳和陈一弘断了来往，三江市并不大，随时可以在街上碰到熟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也在街上见过几次面。沈琳要打听的便是星星的近况，陈一弘关心的自然是沈琳夫妇的关系。沈琳总是摇摇头，淡淡地一笑作为回答。

答案也终于出来了，但陈一弘是从旁人口里听到的。韩刚同沈琳分居后结识了一位女老板，也是离过婚的，年过而立颇有姿色，专做农用物资生意赚“老二哥”的钱。她因“业务对口”结识了韩刚，二人立即情投意合，韩刚把手中掌握的紧俏物资化肥、农药等等，以国家牌价转给他这位新结识的女友，她再拿去以市场价格卖给农民。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颇有姿色的女老板便已腰缠万贯了。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的。女老板有个表叔是基层供销社的主任，韩刚手中的发票全是这个基层供销社的。你能怎么样？至于所赚的钱怎么分配，那属于绝密级别，外人不得而知。不过，也许韩刚和女老板之间并不存在分配问题，她的就是他的嘛！后来韩刚干脆停职留薪到女老板的公司去了。为了彻底实现他的目标，韩刚终于主动向沈琳提出离婚。

但沈琳却没有将这一信息告诉陈一弘。陈一弘是从旁人口中听到的。他想去看看她，并实现多年以来隐于心中的夙愿，但他惧怕社会舆论，事情便拖下来了。

沈琳有一件事没有告诉陈一弘，那就是她经常给星星写信并寄东西、寄的东西有看图识字、儿童故事等类书籍；还有毛线衣、衬衫一类衣物，都是她亲手编织缝制的。这件事是星星的婆婆，陈一弘的丈母娘写信告诉陈一弘的。老太太在信中说，沈琳是她亡故的爱女冯菲的好朋友，是个品德高尚的女性。星星经常都在想她念她，听说她离婚已经一年多了，一个人孤苦伶仃。如此等等。陈一弘看懂了冯菲母亲信中所表达的意愿，他的感情受到很大的震动。他第一次感到应当正视现实了，如果说他和沈琳之间过去存在着一股情感的暗流，现在是应该让这股暗流冲出地平线的时候了。然而，他依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制着，使他难以动弹。

陈一弘正在矛盾之中忽又接到丈母娘的另一封信，信中说星星闹着要在假期中回三江看望爸爸和沈阿姨，问他怎么办？使陈一弘特别震动的是，来信中还夹着星星写给沈琳的信，只有一句话：

沈阿姨：我想你。星星。

自认为算得上一个硬汉子的陈一弘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了。他决心将星星的“信”转交给沈琳，然后……不能再犹豫了，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呢？然而，当天他要去乡下参加一个农产品加工项目的论证会，大约三天后回来。他暗下决心，等回来就去找她！

事情就这么巧，三天后陈一弘从乡下回来，在一条街的拐弯处他从车窗里看见了沈琳。像是接到了一道无形的命令，他当机立断，立即叫司机停车，下车后告诉司机先把车开回去不要等他。

他追上了匆匆而行的沈琳，问她去什么地方。见陈一弘大步赶来，这是将近两年没有过的事了。沈琳先是面露喜色停下来和他握手，但随即便显出冷淡的表情，淡淡地问了一句：

“有事找我？”

陈一弘观察到了沈琳脸色的变化，但他并不泄气。于是他用对知心朋友的口气说：

“走，跟我到家去，有事告诉你。”

沈琳依然站立不动，神色淡漠：

“有什么事，不能就在这里说吗？”

陈一弘急了，怎么能在大街上说呢？他脑子一转动，有了！于是他说：

“星星写了一封信给你，放在家里的。”

“星星给我写了一封信？”沈琳吃惊地问：“星星也会写信了？写给我的！”

她的感情被牵动了，便再也顾不上那“你离我一尺，我就离你一丈”的行动准则了，这条准则是陈一弘对她采取疏远态度之后她作出的对策，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对策自然也要变，她不假思考便回答了，只一个字：

“走！”

他们就这么默默地在街上走着，既不像散步逛街，也不像赶路赴会。而是不快不慢，心事重重，互相沉默，似乎都在考虑着什么？好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离陈一弘家并不远，他们总算是在沉默中走完了这一段短暂的旅程。

陈一弘开了门请她进去，她进去了却依然站在地上，问：

“星星的信呢？”

态度很生硬。陈一弘并不生气也不邀请她先坐下然后沏茶、闲聊什么的，他明白那些都无效，只有星星的信才是最有效的武器。于是请坐一类的话都先免了，他不吭不声，从抽屉里取出了星星那封只有一句话的信递了过去，然后立在她的身旁观察事态的发展。

果然，初小学生的一句话却像千钧重锤击在沈琳的心上，她伤心地哭了，抽抽噎噎地说：

“可怜的星星，等……到假期……我一定要……去看他。”

陈一弘说：

“不用你去了，我把他接回来。”

沈琳惊奇地瞅着陈一弘：

“是真的？”

陈一弘点点头：

“我是这么想的，就看你的意见哪，你愿意领他？”

沈琳不解地望着他，她隐隐约约地感到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禁不住地有些颤抖，但她尽量沉住气，说：

“当然，如果你放心又不怕闲言碎语，就把他放到我那里去罢，我一定会对得住冯菲姐的。”

陈一弘终于鼓足了勇气，说：

“我想，不是他到你那里去，是你到我这里来。”

沈琳眼望着他沉默不语，陈一弘激动地说：“沈琳，星星需要你，我需要你，我们一起过吧！”

她既觉得意外，又觉得是在意料之中。二人相对沉默了分把钟，她突然冲动地紧握双拳捶打陈一弘的胸堂，他将她的双手捏住，抽出左手揽住她的腰，将她拖入怀中。她顺势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放声地哭了起来。

七

周剑非回到办公室便亲自给吴泽康打电话，要他和考察组赶回来汇报。当天下午就赶回来，他晚上听他们汇报。吴泽康说：“是不是太急了？”周剑非不容分说：“不急还行，就这么办吧。”

对方无话可说了，却也漏了一句：

“那好吧，我们在车上再碰碰头！”

周剑非把电话放下了，却是很不自在。

他找来办公室主任，谈了刚才接电话的事，并要他安排晚上的汇报和考察组的晚餐，然后便问：

“这位高国强同志你了解吗？”

当然了解，他是组织部的老人，由工作员、副处长、处长一步步上来的，人称“活字典”。这个考察组也是在周剑非到任之前老部长离开之后，组织派出去的。当下便回答周剑非道：

“他是组织部出去的老厅长，经常被我们请出来‘打工’已经几年啦。好几个一级班子都是他带队考察的，作风比较稳慎、细心。副组长也是一个厅级干部，刚刚退下去的。”

周剑非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心头却始终纳闷．他要地区干部处为他找来三江市班子的全部材料，断断续续看了一个下午。说断断续续是有人来找有文件要签，不得不几次放下面前那一堆厚厚的档案材料。也还是粗略地看完了，对三江市班子领导干部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晚饭前高国强率领的考察组一行五人和副部长吴泽唐一起赶回来了，是按照部长在电话上的吩咐径直到组织部招待所来的，一个个满身风尘。吃过晚饭就上组织部的小会议室，部长周剑非、常务副部长吴泽康和几个处长参加了汇报。

出现在周剑非面前的高国强是个头发花白、个头很高的老同志，也许是在山路上坐了几个钟头的汽车，也许是考虑问题伤了脑子，或者兼而有之吧，他看上去显得很疲倦。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却又是另外一种风度。既然已经从一线岗位退下，说明他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看上去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像个五十上下的中年人。

他们显然是在车上又一次统一过认识而终于没有把认识统一起来吧，汇报一开始高国强便说：

“我先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张厅长补充、纠正！”

他把那“纠正”二字说得很响亮，周剑非注意到了，一开口发言凝结在他脸上的疲倦便一扫而光，换成了一副准备辩论和战斗的姿态。他首先发了一句牢骚：

“我考察干部不是第一次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拒绝谈话！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嘛！你拒绝谈话是对考察组有意见还是心中有鬼？这样的素质……”

这时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插了进来：

“也不能这么说，我问清楚了，陈一弘接到电话后已经从工地赶回来，当天晚上得到水利工程已经水利部批准立项的消息……”

不等张清云把话说下去，高国强便又大声打断了他，近似抗议：

“请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话，等我说完你再谈好不好？”

张清云停住了，笑笑说：

“对不起，对不起，你谈，你谈。”

“就算有了天大的喜事，你已经回来了嘛，到考察组来谈上个把两个钟头也不迟呀！”

周剑非觉得应当表个态，便也插了一句：

“对，这件事陈一弘处理不当！”

张清云忍不住了，便又插嘴：

“是处理不当，不过也可理解，他有一肚子气！”

“他有气，我还有气哩！”

高国强高声大气地说：

“周部长你刚来不知道我这个人的德性，吴副部长最清楚。我给组织部‘打工’好几年哪，是义务打工哪！不报销一分一文出差费，连汽车都是原单位派嘛，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一年到头颠颠簸簸的，我为了什么？嗯？”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大有气忿填膺的态势，停了分把钟才又甩出一句：

“把班交给这样的年轻人，我不放心！”

气氛到了这个地步，周剑非只好站出来解围，接上高国强“我为了什么”？的话题，把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不惜年高体弱，继续鞠躬尽瘁的话说了一通。眼看气氛开始缓和，高国强的脸色有所舒展，周剑非便提议先谈考察情况，然后再分析。

大家自然都同意这个主张，周剑非便问有考察报告没有？如果有就先念报告吧。

高国强一肚子的气发完了，他冷静下来回答说：

“报告还谈不上，有个考察情况今天上午才赶写出来的。我眼花看不清楚，请张厅长念念。我只先说明一点，考察过程和考察情况都是清楚的，看法有分歧，有的事还要进一步调查。”

也是为了缓和气氛吧，张清云主动接过材料，口齿清晰，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足足念了一个钟头又二十分钟。

果然正如高国强所说：考察情况清楚，看法有分歧。当然，考察的分歧反映了三江市广大干部对两个主要考察对象：冯唐和陈一弘在看法上的分歧。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考察对象并非完全由上级指定，而是第一轮科级以上干部投推荐票时，他们两人的得票率最高。陈一弘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冯唐则整整地是百分之七十，其余的人都在百分之十以下。这和省里掌握的情况不谋而合，他们两人便自然地成了主要考察、选择对象。

但是一进入个别谈话，问题就出来了。报告采用概括的手法把对两个考察对象的优缺点，认识统一之处和分歧之点说清楚了。执笔者不愧是这方面的高手，他使用了“共同地认为”和“部分人认为”等词句。但周剑非还是听出来了，所谓“共同认为”主要指的是优点部分，如冯唐知识面广，开拓意识强，接受新事物快等等；对陈一弘则突出的是实干精神，而且有许多事例作证。也就是说，他的政绩很突出。至于开拓进取意识等等，则是淡淡地一笔带过。说到缺点，对冯唐只有一句话“不够扎实”；对陈一弘则突出那个所谓“夺人之妻的品德问题”，也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有人反映”。既然如此严重，还有什么可谈？但是，报告巧妙地一转，说：“对此存在严重的分歧”。依然没有说明这分歧来自考察组还是谈话对象，或者兼而有之。但周剑非依然听出来了，是后者：也就是谈话对象和考察组都有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什么分歧呢？报告回避，按常规推论，自然是持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了。

这件事周剑非是有所闻了的，意外的是报告留了一个尾巴：关于有人反映陈一弘在县上工作时与个体户的关系以及在这方面的失误问题，考察组还没有来得及调查。

报告没有结论，一开头高国强就说了，这是一个考察情况而不是正规的考察报告，因此，没有明确的意向和建议。

看来他们的考察难以进行下去了。周剑非心头这么想，却没有说出口来，只在张清云念完报告后照例问了一句：

“谁还有补充？”

他把目光移向高国强，后者注意到了，说：

“我补充两点：这第一，开始时我说了这只是个情况；这第二，报告上没有写，陈一弘的反映还有一条：他对老同志没有感情，有的老同志谈起来非常气愤！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个体户问题还没有调查。”

他没有展开谈，语气也比较平和不像刚开始那样激动了。但却因张清云的一句话又重新激动起来。他刚刚补充完那两点意见，张清云便接了过去，说：

“那是少数人的偏见，我了解过了，不存在不尊重老同志的问题。至于个体户问题……”

一场争论又不可避免地在组织部长和副部长的面前展开了。也许因为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吧，没有发生拍桌子乃至提高嗓门一类的事。文质彬彬，轻言细语，有礼有节，用“争论”这个词来形容，似乎也有些过分。然而，仔细一听，争论依然是摆在面前的，看法相左，言词相对。两位考察组长倒像是两位被考察者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款款而谈针锋相对。“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互不相让。周剑非接过考察材料问道：“电话上说的是前面两件事，怎么又出了一个什么个体户问题，怎么回事？”

高国强一听便来了劲头，抢先回答道：“有人反映，陈一弘在县上工作时树了十面专业户的红旗，种植业养殖业通通都有了。暂且不说这样做有没有方向性的错误，也暂且不说后来这些专业户垮了多少！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个人是骗子，陈一弘当初同他打得火热，里面有什么鬼？”

微妙的是组织部派去考察组的三位干部，一位处长、一位副处级巡视员、一位干事，三个等级一个态度：一言不发，“坐山观虎斗”。乃至三人一个面孔：毫无表情，看不出他们的任何倾向。可谓基本功练到了家。

周剑非也没发表意见，只是不停地提问。一个又一个问题及其回答，他终于听清楚了争论的焦点所在。他看看表已经快十一点钟了，便说：

“是不是这样，今晚上就谈到这里，夜深了你们劳累了一天该休息了。明天上午省委常委要开会，你们也休整一下，下午两点继续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总得有个结果呀。大家看行不行？”

没有任何异意，周剑非回头吩咐静坐一旁的办公室主任：

“派车送二位厅长回家。”

一直静坐一旁无言可发的办公室主任这时才算派上了用场，有了显示才华的机会。听到部长的吩咐，便立即回答说：

“晚饭后我就分别给两位厅长的单位打了电话，刚才我出去看了一下，车子早到了，就请二位上车吧！”

可谓周到、细致，令人佩服。

送走两位客人，周剑非回头叫大家重新坐下，这回轮到组织部那三位参加考察组的成员回答问题了。

他们自然都是有看法的，只是在刚才那种场合不便表态就是了。这的确是一种不平凡的基本功，连周剑非这个组织部新来的部长也不得不暗自佩服。

三个人在部长和常务副部长的面前都表了态，简明扼要。其中两个人百分之百地站在张清云一边，他们是处长和干事。另一位巡视员呢？别看他官阶不高，却说出了一套独立的见解，引起了全场的注意。他说：

“我个人的看法，陈一弘、冯唐都可以提拔，但是权衡利弊，陈一弘最好交流提拔，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为什么？”周剑非问。

“有人反对得很厉害，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很大，特别是个别老同志。”

这位巡视员如实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却没有将话说完。他希望同去的另外两位能给予支持和补充。但接过话题的却是常务副部长吴泽康。他微笑地望着巡视员，说：

“你指的是丁奉吧？人家都说他想当三江市的‘教父’哩！”他似觉不妥又连忙更正和补充：“当然，这种形容不对，不过，这位老人家确实花样多，难侍候就是了！陈一弘的那两件事，不，三件事都是他们提出来的。个体户问题是近几天才冒出来的，说明他们也在搞调查，而且有收获，抓到了新问题。”

他这几句话是说给周剑非听的。他知道周剑非虽然在省上工作过，但时间不氏，后来便一直在地、县工作，对全省干部情况和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不多。

周剑非自然是注意到了，特别是那句“想当三江的‘教父’！”这就是说想当而实际没有当上。“教父”自然是借用词，用不着对其过多的褒贬，但凭着自己的经验，想当而未当上有时比“当上了”还难缠。一个地方有了这么个把两个人，就够你头痛的了。于是他问：

“这位丁奉是什么人？”

吴泽康笑笑说：

“一言难尽，哪天我详细向你汇报。简单说，他原来是三江市的一个局长，年纪大了想当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没有当上去，不满意，便事事出难题对谁都看不顺眼，有这么几个人同他一鼻孔出气，事情就很难办了。”

周剑非听出了问题的复杂性，却顺口开了一句玩笑：

“他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丁奉可是东吴的一员战将哩！”

吴泽康不愧是干部情况的活字典，连枝微末节也装在脑子里，当下便回答道：

“据说他小时多病，家里便给他取了个女性的名字叫了鸣凤，长大后他读了三国演义，便将名字改成丁奉，中间的鸣也去掉了。”

在座的人都觉得挺新鲜，不约而同地笑了。周剑非又问：

“这位丁奉将军有多少人马？”

依然是开玩笑的口吻。

“唉，七八个人十几条枪！”

吴泽康也用开玩笑的口气。

还是那位巡视员又插了一句：

“他们经常打出钱老的招牌，说钱林书记如何如何支持他们！”

吴泽康愣了发言者一眼，脸上的表情很微妙。也许他立即意识到了周剑非当过钱林的秘书，也许巡视员反映的事和他掌握的情况有出入，总之，他郑重其事地反驳道：

“那是拉大旗作虎皮，钱老怎么会支持他们，三江市的老干部多数也是反对他们那种搞法的。”

周剑非懂得吴泽康这一番为钱老申辩的意思。他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也无从表示。在钱老身边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前一阶段来找钱老的人很多，有省级机关的也有地、州、市的，多是领导干部，他记不起有了奉这个名字，也许见了面会认识吧。至于后一阶段，也有人来找，那就不是各级领导干部。而是红卫兵，造反派，那里面自然不会有丁奉的了。

他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延伸，却又扯起了新冒出来的个体户问题，巡视员端木信回答说：“是高国强厅长找人个别谈话时收集到的。那是八十年代初期陈一弘在县上当管农业的副县长，树了十面专业户为旗子，据说其中有人是骗子。问题不在于个别人，而是刚才高厅长的‘两个暂且不说’，暂且不说的才是重点，要给陈一弘上纲的。冒出来，考察组来不及调查。”周剑非没有再问什么，他看看表快十二点了，他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便宣布散会，一切等明天下午再说。

大家走了，周剑非继续留在办公室里用红机子往省委书记赵一浩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赵一浩的夫人田融。她说赵一浩还没回来。周剑非问她是否知道他去了哪里。她说吃过晚饭就出去的，也许在办公室，你试试看吧。周剑非拨通了赵一浩的办公室，书记果然在那里。周剑非笑道：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

电话上传来赵一浩那洒脱的笑声：

“你不是也没睡吗？有事？”

周剑非简要地向书记报告了三江市班子的考察情况，提出建议：他自己亲自去一趟。他说中央考察组的事已布置好了，有连络员在管，他去几天就回来。

赵一浩沉默了分把钟，说：“不是说好了我去吗？”

周剑非说：“不是苏翔同志不同意现在下去吗？我去几天就回来。”

赵一浩又沉默了分把钟说：“也行，看来情况还很复杂哩，去一趟心中有底也好下决心。你知道三江是我们省的主要产粮区又是交通要道、税收大户哟，调好班子很重要。卫亦前有态度吧？”

“据说他还没向考察组表态，但是对考察组说了，他的态度放在最后再表。”

“老滑头，”赵一浩听了笑道，“你去也只带耳朵吧，把真实情况带回来再说，免得被动。”

周剑非唯唯地答应着说：

“就这样吧，回来再向你汇报，该休息了。”

第二天下午开了考察组的会议，周剑非宣布了他同省委书记在电话上商定的意见，也就是他亲自走一趟，吴泽康留家主持工作，又简单地安排了行程便散会了。两位考察组长听说部长亲自去，都额首称庆，并问他们自己还去不去？周剑非回答说：

“当然，任务还没完成哪。”

周剑非率领考察组全班人马返回三江市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市委书记卫亦前在市委招待所等他，进了房间他们稍事寒暄便转入上题。周剑非告诉市委书记，他这次来主要是听听市委市人大、币政府和市政协主要领导们的意见，特别是他这位市委书记的意见，考察组则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谈话面。特别是两位考察对象分管的部门，要谈到一般干部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微笑地对卫亦前说：

“你这位市委书记这次可要表明态度罗！”

卫亦前哈哈地笑道：

“当然，部长亲自登门还能含糊，不过我还是最后吧，你听听其他人的意见我们两人再交谈好不好？”

不等周剑非回答他又说：

“其实嘛，两个考察对象不也都是我推荐的？”

周剑非说：

“总要有所取舍，不能叫两个人都作正市长吧？”

“那当然，那当然。”

卫亦前依然咧着嘴哈哈地笑着，他那过早衰老的脸上堆叠着一道道皱纹，活像满坡梯田。周剑非忍不住想笑，心里暗骂：你这个老滑头！

卫亦前留在招待所陪周剑非和考察组吃晚饭，在座的还有市委组织部长，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年轻人。

在餐桌上他们都绝口不谈干部考察的事，话题全是三江市的风土人情和文物古迹，好像他们是旅游者或考古学家。周剑非是第一次来三江，他问身旁的卫亦前：

“听说吴三桂称帝反清后曾在这里打过大仗，留下许多古迹？”

卫亦前笑道：

“听说有这么回事，咳，你还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嘛，一天到晚忙得饭都顾不上吃，那还有时间和兴趣去过问这类老古董。”

他说的也是实话，自调到三江当了市委书记，成天忙忙碌碌，光那又多又长的常委会至少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时间，还能去过问这些“闲事”。对了，在卫亦前的脑子里这类事确属“闲事”，“不务正业”的事，有时间也不会去管的。周剑非可不这么看，他说：

“不要把这类事看小了哟，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不能简单地把它称为不值一顾的‘老古董’哩！”

组织部长是本地人，见顶头上司对此类事感兴趣，便接过话头滔滔不绝地介绍了一通。他说吴三桂是在北进的途中经过这里和清军遭遇的。当时这位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大将军正处在鼎盛之时，士气十分旺盛，而对方的八旗子弟此时也还未腐败，双方遭遇后打得难舍难分，最后以清军统领哈齐落马被杀而告终。至今离城三公里处还有一座土山名“落马坡”。

在座的人对组织部长的介绍都很感兴趣，特别是考察组的两位组长，来了十多天今天晚上才听说这个地方在历史上还有过轰轰烈烈的一页。

看见大家感兴趣，组织部长更来劲了，他继续介绍说：

“相传吴三桂路过这里时陈圆圆也跟随来了，据说就居住在南门外的娘娘庙里，遗址现在还在。”

周剑非听了哈哈地笑道：

“不可靠，不可靠。我在大学时有个同班同学是昆明人，他给我详细摆过陈圆圆的故事，关于她的归宿有好几种说法，有说她出家入庙，青灯古佛伴终身的；有说她听得清军将破昆明便跳了莲花池的。无论哪一种说法，陈圆圆都是死在昆明，根本没有随吴三桂出来。”

组织部长听了顶头上司的反驳笑道：

“也许这种说法是演义不是正史，不过呀，越是扑朔迷离就越有吸引力哩，如果三江市二天成为旅游区，也许‘落马坡’和陈圆圆留居处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考察组长高国强也听起了兴趣，插进来说：

“我看这个传说还可靠哩，部长刚才不是说她在昆明进了庙吗，到这里来住的不也是庙？”

他的如此“幽默”引来了轰堂大笑。

夏天黑得晚，饭后卫亦前提议散散步。有人乘机提议，何不去看看陈圆圆的“闺房”？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定了。

他们穿过市中心很快便来到了甫门。城墙没有了，据说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拆去的。离城墙旧址不远，便是穿城而过的三江之一的柳江，那座“娘娘庙”就在河边。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庙宇，严格地说是庙宇的遗址，整个大约二三百平方米的草坪上只留下了一间歪歪倒倒的偏房，其余尚能看见的是一些散落在草地上的石柱，满地的破砖瓦。站在破砖碎瓦中举目四望，青山绿水夹岸垂柳尽收眼底。柳江在这里绕了一个弯，缓缓东去，那水色碧绿，像是众山系在腰间的一条玉带。

周剑非边看边感叹道：

“风景很好呀，可惜太破败了。”

组织部长将怎样修复和发展的打算说了一遍，声明这是文化部门邀请专家论证后提出来的。可惜现在列不上计划拨不出钱，因此一直摆下来了。

市委书记卫亦前嘿嘿地笑道：

“哪有闲钱来干这个！”

周剑非不置可否，说：

“天黑了，我们回去吧。”

路上他和市委书记商量，今晚他先同组织部长谈谈，明天他上水利工地找陈一弘，其余的人留下继续找人谈话。

市委书记同意他的意见，并再次建议他亲自找市委市府的几个主要领导听取意见，他们两人只在一点上有争论，卫亦前主张打电话把陈一弘叫回来。省委组织部长亲自上门找谈话，还借故呆在工地上不回来，成何体统。周剑非则坚持自己上工地，并说这是一个大工程，自己也想乘机去看看，到不是为了照顾谁的情绪。

他们边商量边走，其余的人则尾随在后面看看街景闲聊。回到招待所时，那位主动留在驻地值班的巡视员，迎上前来，周剑非今天在路上问清楚了，他复姓端木，单名信。看他迎上前来的表情，周剑非便问：

“端木，有事？”

端木说：

“那位丁奉来了，我怎样劝都劝不走，他说一定要等你回来见个面，谈十分钟就行。”

周剑非笑道：

“既然主动上门来了那就谈吧！他的消息好灵通！”

卫亦前听说丁奉来了，立即停步不前，建议周剑非回避，和这种人谈不清楚。周剑非坚持己见，“什么人的意见也不防听听。”

卫亦前说：

“那么你同他谈吧，我不奉陪了。我不和他见面，一见面就要吵架的。”

说着转身便走，走了两步又留下回头叮嘱周剑非：

“同他谈话要注意，只听不表态，否则他会抓住不放！”

他要组织部长留下好生照扶便走了，走得非常匆忙，似乎生怕被丁奉发现脱不了身。

周剑非走进招待所的小会议室，只见一个头发花白，架一副宽边老式眼镜的人坐在沙发上。见周剑非进来，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和他握握手，说：

“周部长吧？嘿呀，终于见到你啦，刚才这位门官还想挡驾哩。”

他边说边歪过头看看正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准备作记录的巡视员端木信，本想说一句讽刺话，“这位门官想阻挡我见你”，但终于没有出口，说出来的则是：

“现在我们这些离休干部，人家可以不理睬，我们也没办法，权在人家手上嘛。”

这分明是指端木信了，但他稳坐不动脸上毫无表情，像是没有听见这个丁奉在说些什么。

周剑非连忙作解释，说刚才出去了，你来了正好，不来也要登门讨教的，如此等等。他一边说一边觉得好生奇怪，眼前这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在什么地方见过的。除了那花白的头发，完全一模一样，但在什么地方见过呢？记不起来。

丁奉声称只谈十分钟，但一开始就摆出了短话长说的姿态。他并不急于开门见山，而是站在门内先打“开场锣鼓”，以居高临下的口气问道：

“周部长在钱老身边工作过？”

周剑非如实回答：

“给钱老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

丁奉脸上微微地泛起一种得意之情，口气依然是居高临下的：

“那我们算是有缘分了，周部长，你怕还不知道我和钱老的关系吧？我们是老战友了，当然他是我的上级，一九四三年在老区，他是地委副书记，我在地委任行政科长……”

周剑非听了大吃一惊，他终于记起来了，啊，原来是他！一个记忆犹新的历史镜头出现在他眼前：

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夺权的前夕，“天下大乱了”。省里的主要领导们已经无法呆在办公室和家里，他们集体转移到城郊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军区物资储备仓库里去办公和生活。秘书们则根据自己的选择，有的回单位或在家呆着成了逍遥派，有的高举“义”旗参加造反派，有的“死心踏地跟在走资派身边”，周剑非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天下午他进城取文件顺便去钱林家看看，只见一群人在客厅里围着钱林的老伴吴敏吵闹，有的拍桌子有的大吼大叫。见他进去，钱林的老伴如获大赦，连忙对那些吵闹不休的人说：

“秘书来了，你们不信问问他，钱林是不是生病住进军区医院了。看我说谎没有。”

这话分明是暗示他周剑非，刚才她怎样说了钱林的去向。他周剑非全明白了，便连忙走进客厅回答说：

“钱书记在军区医院住院，有什么事请大家给我说，我负责转告。”

说着他便用眼神示意钱夫人赶快离开。钱夫人会意抽身便走，有人发现了大叫“不准走”，周剑非笑道：

“人家是家属，这类事她管不了，大家尽管对我说，我保证一字不漏地转告钱书记。”

为了表示自己说的是实话，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掏出笔记本和自来水笔，准备作记录。

屋里依旧一片混乱，这批自称三江市革命干部受害者造反团的人，根本不愿和他周剑非对话，说他只有资格在钱林身边当记录，没有资格代表他，更不可能解决问题！其中自称造反团负责人而且调门最高的就是眼前这个了奉。记起来了，肯定是他：那模样，那嗓门，那姿态，十九年了，丝毫未变，唯一的变化是花白了头发。他记得十分清楚，当时就是这位丁奉，拍着桌子大吼：

“我被他钱林迫害几十年了，你转告他现在是彻底清算的时候了。他钱林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叫他识相一点，老老实实出来交待问题，底头认罪，否则，我们砸烂他的狗头，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那姿态那表情犹在眼前，那拍桌大吼的声音尚萦于耳畔，一点也不错，就是他！记得他周剑非当时还问他姓甚名谁，目的也无非是好向钱林禀报，却招来了这人的大声斥责：

“你记我的名字干什么，叫公安局来抓我？老子不怕！造走资派的反我们造定了，你去转告你的主子钱林，他不投降我们就叫他灭亡！”

言犹在耳啊，周剑非有些迷惑不解，难道眼前的这个丁奉已经将那些事忘得一千二净？不，不可能。他的记性似乎很好，比那早得多的事他都记得呀，眼前滔滔地谈着的不是更早更早的事？难道他忘记了当时他周剑非在场或者不记得他了？不可能，他今天一见面不是就问：“听说你在钱书记身边工作过”？那是怎么回事，你看他谈得这么津津有味，谈得这么理直气壮，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九六六年冬天那样的事情！

想着这个难解的谜，周剑非走神了。当他回过神来时，丁奉还在滔滔而谈，谈他和钱林之间不同寻常的老上下级关系，谈到建国前夕了。周剑非倒真想继续听他谈下去，一直谈到“史无前例”，看看他怎样表述这段历史，怎样表达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同老上级钱林的关系。他也想问问他还记不记得有那么回事，还记不记得当时接待他们“三江市革命干部造反团”的是他周剑非？当然，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看看表，问道：

“丁奉同志今晚上来还有别的事要谈？”

潜台词已经很清楚了：你今晚上来是不是就为了叙述你和钱老的关系？丁奉不是傻子，自然体会到了，连忙发表声明：

“当然不是，因为你在钱老身边工作过，而我在他手下的时间更长，见了你周部长特别亲切，叙叙旧吧。”

周剑非觉得很不是滋味，自然也不便说什么，他再次看看表说：

“这样吧，丁奉同志过去同钱老在一起的事，我们改天再找时间谈。现在言归正传，是不是请你谈谈今晚上来找我要谈的事？咱们开门见山吧。”

丁奉被打断了对光辉往事的叙述心里很不自在，但也无可奈何。你不是来找人家反映问题的吗？当然应该言归正传哪，于是他连忙回答：

“也行，也行，就谈正事吧。”在转移话题之前他又发表声明：“不过，刚才我谈的这些也不是歪事，对吗？让你周部长了解了解我，看看我是什么人，我会不会说谎话，我说的话可不可信！”[奇书网 Www.qinkan.net]

依然是理直气壮，岂止如此，那架势可称得上气壮山河哩！

丁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清清嗓子，开始谈“工事”了。他一发而不可收拾，足足谈了一个半钟头，谈得唾沫横飞，脸红筋涨。果不出所料，主题只有一个：状告陈一弘，内容三件。一曰巧夺人妻；二曰落实老干部政策，对老同志不尊重；三曰：与个体户的神秘关系。

周剑非则按照出发前赵一浩和自己共商的原则：只听不表态。当然，为了弄清情况和谈话者的意思，他插了话，主要是提问题，前后好几次。比如丁奉说到陈一弘夺人之妻时与众不同地用了一个“巧”字。周剑非问他这“巧”字的内涵是什么？能不能具体一些作点明确的解释。

丁奉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看得见，抓不住！”

周剑非进逼一步，问道：

“能不能具体一些？”

丁奉有些不高兴了，他瞪了周剑非一眼，那眼神似乎在问：这是怎么哪，你想寻根究底好为陈一弘开脱？然而，不回答也是不行的，你找别人反映意见，别人有权提问呀。他回答了：

“这很简单嘛，那就是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嘿，人家法律手续，样样俱全呀。”

他边说边琢磨，像是小学生在考场上遇到了难题。大概是自己也觉得回答得不能令人信服吧，他灵机一动，嘿嘿地笑了两声，提高了嗓门：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还用得着问？不过部长你可以找沈琳，也就是陈一弘现在的老婆，她的前夫叫韩刚，找他谈谈一切就清楚了，他是当事人受害者。”

周剑非心里有数了，原来如此！他不置可否，只点了点头。在这种情况下，点头只意谓着听清楚了，而并不表示同意。

谈到陈一弘不落实老干政策时，丁奉显得特别激动，嗓门很高，有时甚至气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故而叙述也是断断续续甚至是零零碎碎的，他说：

“到处吹嘘，中央和省上出台的老干部政策都是落实了的，落实个屁！”

听到这里周剑非插问了：

“怎么？两项待遇打了折扣？”

“岂止。”丁奉又提高了嗓门，“中央说经济待遇略为从优，从优个屁！我们有的别人都有，别人有的我们没有。不知道部长听说过这么两句话没有？‘出生入死几十年，不如一个宾馆服务员！’这难道不是事实！”

这当然是事实可是叫周剑非说什么好呢？难道这也是陈一弘的责任？他又问：

“还有什么？”

丁奉依然是高嗓门：

“这还不够？还有什么，多着哩！我们有的老同志一个简单的工龄更改问题，报告写了若干年就是不解决，难道这叫中央出台的政策都落实了？”

“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周剑非插了这么一句算是表态的话，但立即对自己的沉不住气后悔了。他瞄了一眼静坐一边作记录的巡视员端木信，只见他手不停笔，面部表情则冷若冰霜，似乎眼前这个滔滔不决的丁奉根本不存在。周剑非暗想恐怕真应该向他学习哩，他回头对丁奉说：

“请你继续说吧。”

丁奉这就谈到了第三个问题：与个体户的关系。

他说：“用发家致富的个体户作旗子来带动农业，这种做法对下对？是什么立场，什么道路？暂且不谈，你周部长比我更清楚。单要银行贷款给一个骗子，还去出席开幕式，吃酒宴、剪彩。好呀，一刀剪下去，果真是‘一刀两断’，拐款潜逃，无影无踪！这里面你陈一弘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谈到这里，丁奉却像来了个急煞车似地突然打住，对他滔滔不绝的一个多钟头的演说只用两句话作为总结：

“对用这样的干部来接班，我们老同志不放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依然是居高临下的姿态。

送走丁奉，周剑非叫住端木信，两人重新在沙发上坐下，周剑非问他对了奉的谈话有什么看法。这位刚才一直奋笔记录沉默不语，可以说“静若山岳”的巡视员却变得活跃起来；对丁奉的谈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他对顶头上司说：

“其实，今晚上他谈的几件事除了那第三件我们都仔细了解过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把前段时间他们所了解的情况简要地说了一遍。原来所谓不落实老干部政策，是丁奉等少数人串连一气对经济待遇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作为分管副市长的陈一弘没有同意，是非由此而生。他们几次纠集在一起找陈一弘回答问题，陈一弘见了他们一次，越谈问题越多，“像一张收不了口的破网”，以后陈一弘便回避矛盾越积越深，由此而又产生了“夺妻”之说。找不到陈一弘，他们就去纠缠卫亦前，调门更高了，打出“反腐败”的招牌，声称向道德败坏者陈一弘作斗争。最近才又冒出来“个体户”问题。

“老卫表什么态？”周剑非问。

端木信说：

“什么态也没表，不置可否。上回我们来，张厅长问过他，他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这些人越同越不像话，同卫书记那种纵容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好一个言者无罪”，周剑非听了觉得很不是滋味，他又问：

“三江市的老同志都支持他们？”

端木信笑了，说：

“多数老同志对他们反感，有的骂他们是败类哩。”

八

第二天，周剑非布置考察组成员扩大谈话范围，他特别派考察副组长张清云带领两个考察队员奔赴陈一弘过去工作的尚文县，调查了解“十大专业户标兵问题”。他自己则按照和市委书记卫亦前商定的计划，先到水利工地上去找陈一弘。

他带了秘书李林和巡视员端木信乘一辆北京吉普前去。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颠簸了两个来钟头，离工地只有十华里路程了，忽见前面群车阻道，人头攒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秘书下车前往观看，回来说：

“两部卡车相撞拦在路上，正等待监理部门前来处理，还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哩。”

周剑非骂了一句“真倒霉”，随即下车和巡视员、秘书三人前去察看，只见一辆东风大卡和一辆黄河大卡在山道的拐弯处互相都撞破了头，“黄河”还撞破了前盖的叶子板和大半个车厢，差一点被推下了悬崖

，大概是司机的拼命挣扎，才免去了粉身碎骨的命运。而今它横躺在路上，似在向路人宣称：谁也别想过去，讨回公道再说。

秘书又打听了一下，事故发生不到半个钟头，已经有人搭车子返回去水利工地向监理所打了电话，估计监理所的人至少两个钟头才能到达。

周剑非又骂了一句“真倒霉”，忽然灵机一动说：

“不是只有十来华里路吗？我们走路去，等到监理所两个钟头来处理，我们早已经到工地了。”

两个随员有些犹豫，秘书说：

“要不我过去看看，在堵车的那一头找一部车子把我们送到工地上去。”

周剑非说：

“何必招摇过市，走路还可以沿途看看风光嘛，今天的天气多好！”

首长既然下了决心，随员只好照办。端木信说：

“那么你就在这里等着吧，我们去把车上的手提包取下来。”

二人正回头要走，忽然听到对面，也就是那台“黄河”的背后有人在喊：

“周部长，周部长！”

随着喊声从“黄河”的残体后面转出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朝他们这边走来，端木信和秘书也不约而同地站住了。

周剑非觉得来人好面熟，定睛一看，嘿，不正是陈一弘。他们握着手互致问候，周剑非笑道：

“嘿，本来就是熟人嘛。”

陈一弘也笑道：

“在一起开过好几次会，还听过你的发言哩。”

周剑非说：

“我们是老会友！”

二人笑着说了几句见面话，周剑非告诉陈一弘：

“我们正要去工地找你，你却又要进城了，要不是这车祸，也许我们互相错过了哩。”

陈一弘对周剑非亲自去工地找他很受感动，说：

“部长来了，打个电话我回来就是了，何必亲自跑这一趟？”

周剑非笑道：

“你不是给市委组织部留下话，考察组有事要找你就到工地来吗？”

陈一弘显得有些尴尬，但却坦然地回答说：

“那是气话，工地上也确实有急事。今天上午卫书记不给我打电话，我也要回来的。哪有拒绝考察组谈话的道理。”

周剑非听说卫亦前给陈一弘打过电话，便问是怎么回事，到工地去是昨天晚上商量好的嘛。

陈一弘说：

“今天一早卫书记就给我打电话，说部长要亲自到工地他劝阻无效，要我立即回城在路上把部长请回去。他的意思是要我立即出发，在离市区不远的地方迎住部长一行。我也觉得事情严重了，要赶快回来，想把几件事交待交待就走，哪晓得一扯起来就是一个多钟头，来到这里又遇上车祸挡道，害得你们跑了这么远真对不住。”

周剑非无可奈何地笑笑：

“卫书记想得真周到！我们现在怎么办？”

陈一弘毫不犹豫地说：

“当然是回城哪，我就是一个人，叫车子回工地去，我上你们的车。大家挤一挤。”

周剑非也不假思索地说：

“不，上你们工地去！”

陈一弘听部长说要上工地，他没有劝阻却很高兴，说：

“那就太好了，只是条件差住油毛毡篷，吃粗茶淡饭哩！”

周剑非笑道：

“我们又不是从皇宫里走出来的。”

见部长下了决心，两个随员便回到车上取下提包，向驾驶员交待了几句，大家便绕过出事现场上了陈一弘的北京吉普。果然不到半个钟头便来到了何家渡水利工地。

陈一弘将周剑非安排在一间木板房内。这房子大约有十五六个平方，屋内的陈设是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一部电话机，椅子却特别多大约六七张，围在那三屉桌的周围。一看便知是陈一弘在何家渡工地的“寓所”兼最高指挥部了。他对周剑非笑笑说：

“怠慢哪，部长！”

周剑非打趣地回答：

“什么怠慢，你这间高级招待所在工地上可以评为五星级了。”

陈一弘也笑着凑趣：

“那当然，整个工地的‘高级建筑’就这么五间哩。上回我同市纪委书记谈到有人造我的谣言时，我给他说：我还有一间超标准的住房在工地哩，你们查不查？”

一听便知这是他陈一弘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有了这种心理状态，除了极少数沉得住气者外，总是一有机会就要借题发挥的。周剑非听了陈一弘的话也顺口开了个玩笑：

“岂止市纪委，我坚持来工地也有一个任务，查一查你的违纪别墅哩！”

两人相视而笑，气氛也一下子便融和了。陈一弘还要忙着为两个随员安排住处，周剑非说他们三个人都住这间房，挤在一起热闹、安全。他看看那张单人床，陈一弘立刻明白了，还不等他开口便说：

“我也赞成部长的意见，马上叫他们抬两张床来就是了。”

听说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驾临，顿时震动了整个工地，不多一会那十五六平方的木屋里便挤满了一屋子人。陈一弘一一向周剑非介绍：有市水利局长、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总工程师等等，全工地的首脑、精英都来了。大家围坐在那几张硬木靠背椅和床沿上，七嘴八舌也就到了吃中饭的时候。都说他周剑非是第一个来到水利工地的省级领导人，本应很好招待，但突然袭击无法准备，只好将就了，实在抱歉。一个大约是管行政后勤的中年男子，亲自端来一大钵酸菜煮红豆，并指挥两个工人拿碗上饭，又再三道歉，其态度之诚恳，倒反而使周剑非们感到不安了。为了弥补菜肴之单调，他们加炒了一大盘鸡蛋，那位管后勤的“首长”亲自端上桌来。周剑非觉得要表表态了，便说：

“酸菜煮红豆又加糊辣子就是最好的菜了，何必再炒鸡蛋。大家都是在基层呆惯了的，就不必客气了嘛！”

管行政的中年“首长”乐和和地说：

“省嘴待客这是中国的传统，不能丢哟！歌上都唱：客人来了有好酒嘛！”

说得大家都笑了。笑过之后陈一弘忽然提出了一个怪问题，他说：

“周部长，我在琢磨一个问题，老是琢磨不清楚：对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周到照顾同中国的好客传统是不是一回事？还有……”他犹豫了一下便直说了：“同经常所说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又存在什么区别？”

众人听了愕然，周剑非心头却明白了三分，就在今天出发来工地的路上，巡视员端木信曾对他说，省级机关有人包括有的省级领导人反映，陈一弘傲慢，对上级到三江的人不热情，甚至不理不睬。端木信还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一位省里的厅长到三江来，其业务正好同陈一弘分管的工作对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厅长送上门来了，热情招待意味着什么？怠慢、冷淡又意味着什么？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通常识。然而他陈一弘却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当天晚上带着对口局长去见了一面，概括地汇报了一个钟头，第二天一早便下乡去了。将厅长丢给对口局长去接待、陪同，连饭都没有请吃一顿。结果，两个完全有可能到手的项目无影无踪了。市委书记听了很生气，把对口的局长狠批了一通，说他们不会做人，以后省里有人来要直接向他报告。

这样的例子据端木信说还有很多。想到这些，周剑非颇费斟酌地回答了陈一弘所提的问题，他说：

“我看还是有区别的吧。”

陈一弘听了马上进逼：

“是质的区别还是量的区别？”

周剑非笑了，说：

“你扯到哲学上来了呀，当然哲学也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对领导人的接待态度问题自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可是没研究过，谁来回答？”

屋子里只听碗筷的响声，听不见有谁说话。部长的两个随员是从不轻易发言的，其他的人呢，指挥长、总工程师……他们在想什么？也许，像涉水过河一样，他们摸不清楚河水的深浅，不敢冒昧。

周剑非见没人回答便将目光对着自己的随员端木信，说：

“端木，你看呢？”

经过这几天的接触他对端木信越来越感兴趣了。端木信完全没有料到顶头上司会点自己的名，幸好刚才周剑非和陈一弘的谈话他都用心听了，虽没插话却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当然，如果不被点名他也是绝不会开口的，既然点了名，那就只好将自己的看法拿出来了。他依然是十分谦虚的姿态，笑笑说：

“我更是没研究过，我想应该是质的区别吧？”他略一停顿又说，“具体来说就是下级接待上级领导人，应当热情周到，这和中国好客的传统是一致的，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不仅对上级领导就是对一般工作人员也应如此。但是要掌握适度，过分了就变质了。”

说到这里他便突然打住，不再往下延伸了。周剑非对他这番谈话很欣赏，便问陈一弘：

“怎么样？”

陈一弘听了有些尴尬笑道：

“我完全同意端木巡视员的见解。”

“对，”端木信又接了过去，说：“这不仅是个方法问题。”

周剑非笑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道理好说难掌握。“他本来想加一句，掌握不好，你到手的项目可能就跑了。但没有说出口来。他似乎还想发挥一番，但一顿简单的工地午餐已经到结束的时候了。冷静旁观的几个人这时也似乎终于摸到了河水的深浅，在对端木的高见的一片赞扬声中纷纷起身和省里来的客人握手告别。

周剑非中午不休息想到工地去看看，于是大家都又留下来准备陪部长上工地。总工程师已经走到门口伸手拉开了门栓，听到部长要上工地又立即退了回来。在他的意识中，陪同上级领导参观工地是少不了他的，一切技术问题待咨询，一切有关数据只有他才能回答得准确、清楚。省水电厅的厅长、副厅长，还有水利部以司长为首的考评小组前来工地莫不是如此的。谁知周剑非与众不同，见大家停下来等待陪同，他却说：

“就陈一弘同志陪我们去就行了，其他的同志都忙去吧。我们只是随便看看，有老陈引引路，简单介绍一下也就行了。”

众人又是摸不清深浅，聪明者意识到：也许这是部长的一种工作方法，要在参观的过程中和副市长谈要事，便带头表态：

“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陈市长代劳了。”

于是纷纷和周剑非们握手散去。

陈一弘领着周剑非等三人上工地，其实工地离指挥部不过两百公尺，一出门便看到了一片繁忙的景象。吨位不同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向大坝运送水泥，工地上传来震耳的推土机声和指挥者的哨音，川流不息的人们在来回奔忙，有的搬运水泥，有的运土运石。一片紧张，一片繁忙。

周剑非很喜欢这种氛围，笑道：

“真有点战场的味道哩！”

陈一弘说：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离截流不到一个月了。”

他领着周剑非在工地上穿梭了一阵边看边讲，然后便领着他们爬山。他们在灌木丛中爬了百十来米爬到半坡的一处制高点停下，整个工地和未来的大坝，像水库的沙盘似地呈现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大峡谷，谷底宽不到百米，两边的大山绵延起伏，最低处其高度也不下五百米，山势从西向东延伸望不到尽头。山上稀稀落落地生长着一些松杉杂木，满坡遍野全是灌本、山茶和映山红，正是开花的时节，那山野风光令人欲醉。

陈一弘说：

“原来两边山上全是原始森林，可惜一九五八年被破坏了，现在我们又封了山，再过几年就会变样的。”

他们坐下来小体，听陈一弘详细介绍情况，陈一弘像是终于得到了表演机会的演员，他指手划脚滔滔不绝，谈大坝的长度和高度；谈涨水季节和枯水季节的水流量和落差；谈水库建成后的灌溉保收面积和设想中的电站发电量。用的全是数据，脱口而出，像电子显示那样清晰明确。即使那位总工程师跟随前来也不过如此了。只有在谈到水库建成后形成的人工湖和湖岸未来的风光时，才离开了数据使用了形容和描写的语言，却是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陈一弘的演说，如果算是演说的话，对周剑非产生了极大的感染，或者可以说是感动吧。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个有高度事业心和业务能力很强的领导干部。然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非议呢？他突然想到刚才在饭桌上的那一番辩论，看来陈一弘在这方面有点不合潮流。别看这种事是小事，马虎不得的。关于内外接待，各级都有不少明确的规定，但现实生活却是那么五花八门，有人一定要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按照那些规定办事，往往就要吃亏。这里说的是“往往要吃亏”它和“注定”要吃亏自然有区别，但两者之间相距多远，大概人们往往，又是往往，不愿花代价去测试它的。而陈一弘似乎已经在这方面花了代价而又还不“觉醒”，还在书生气十足地研究什么质和量的区别！

周剑非这么一想，他似乎忽然找到了对陈一弘的各种非议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还需要在调查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他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只坐在招待所找人谈话，是得不到如此“珍贵”情况的，故而觉得很兴奋。

兴奋之余，他问陈一弘：

“何家渡水库的主要灌区在哪里？”

陈一弘指指两边的大山，说：

“都在山那边，这里看不见。”

周剑非问：

“哪里能看见？”

陈一弘笑着指指背后的山峰：

“还要爬上去百多米哩！”

周剑非说：

“爬百多米有什么了不起，那就爬吧！”

陈一弘想阻止，说：

“就不去了吧，坡太陡。我们有一个沙盘，上次弄到市里展览会了，部长有兴趣回到市里后引你去看。”

他说着便用眼色暗示随侍一旁却始终一言不发的两个随员：巡视员和秘书一起来劝阻部长，但两人却对他的暗示视而不见，依然默默不语。他们的原则是，部长怎么决定我们怎么办。如此高的坡能否爬得上去部长自会作主，用不着多嘴的。

陈一弘眼见两位随员不动声色，只好又问一句：

“部长能爬上去？”

周剑非笑道：

“笑话，你把我看成七老八十的了！”

说着就站起来带头往山顶爬去。

他们一口气爬了一百多米，登上一处山峰才停下来擦着汗水向左右观望。这里地势很高，视野开阔，放眼东望果然又是一个天地。虽不能说一马平川，却也是丘陵起伏，田土相连，山林叠翠，村落密布，一片鱼米之乡的景象，看了令人赏心说目。都说三江是全省的粮仓，此时此刻他们算是看到一点粮仓的面目了。

陈一弘指点着介绍说：

“这一带丘陵从东到西全长二十五华里宽二里，水库建成后可得旱涝保收田六万亩，土改田三万亩，合计九万亩；对面山脚比这边更平坦一些，合计可得旱涝保收田……。

他不停地指点着，兴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陈一弘的表情和眼前的景象使周剑非深受感动，也又一次体味到那种把自己的理想和集体的事业融为一体者的胸怀和快乐。有了这种胸怀的人是会对他所从事的事业产生浓烈的恋情，并可以为之献出一切的。眼前的这个中年男子岂不是这样吗？

他们坐在山之巅峰，迎着阵阵清风，看景色听介绍，觉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听完了看够了他们便开始下山。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好在他们都不是老年人，身子轻便手脚灵活，几乎是小跑着穿过灌木丛下到了坡脚。

回到指挥部略事休息该是话入正题了，周剑非对陈一弘说：

“我们聊聊吧。”

大家坐下来翻开笔记本正摆开通常组织部门找人谈话的架式，却突然响起叩门声，市水利局长率领着指挥长、总工程师等一班人马鱼贯而入。要向周剑非汇报何家渡水利工程的全面情况，声称周剑非是省委常委，他们有责任向省委领导汇报并争取支持。周剑非无可奈何，同时也对这一重大工程有兴趣，便答应了。于是转变话题，先是水利局长汇报继后是总指挥、总工分别补充，三下五除二，话音刚落晚饭也就开上来了。值得一提的是几个人在汇报中都经常提到陈一弘的名字，自然全是褒意，似乎有意无意地在帮助这位为何家渡水利工程倾注了心血的副市长竞选哩。

上桌的晚饭，除了重复中午的酸菜煮红豆，还多了一大碗腊肉，一壶包谷烧酒。客人没有说什么话，端起酒碗就喝，夹起香喷喷的腊肉就吃。作为主人的总指挥长却一再声明：腊肉是他农村的老家给他送来的，是今年春节前杀年猪时用柏枝熏出来的，香味特浓。今晚是为了招待贵客自己主动割爱作贡献，烧酒也是他自己掏钱从工地小卖部买来的。总之，所有的加餐酒菜全是私人请客，绝非“用公款大吃大喝”。

听着指挥长的声明，周剑非忽然想起午餐时关于接待标准和态度的辩论，不觉暗自好笑，却未作任何表态或评论，只把那作为酒杯的土碗端起来与主人和所有在坐者“碰杯”，自己喝了一大口。水利局长在碰杯时说了一句：

“今晚上我们沾部长的光了，平时陈市长来工地哪怕住上十天半月，都是工地食堂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周剑非深知他发表声明的用意，却不置可否，只顺便开了一句玩笑：

“那以后我就经常来让你们常有腊肉吃吧。”

大家都笑了。陈一弘笑道：

“那样一来，总指挥的腊肉可是供不应求哪！”

总指挥说：

“不要紧，腊肉完了还可以买鲜肉嘛。”

一顿晚饭在笑声中结束。

一直到了七点多钟，周剑非和谈话对象陈一弘终于送走众人，闭门落座话入正题。

这是一场马拉松似的谈话，从傍晚七时半一直谈到深夜十一点半，整整谈了四个钟头，累坏了静坐一旁埋头作记录的端木信和秘书小李。

周剑非和陈一弘对坐而谈，彼此挨得挺近，说亲切一点也可称为促膝而谈吧。主谈者自然是陈一弘，周剑非只是不时地插问。谈话一开始秘书小李就照例在他面前放了一个保密记录本和一支钢笔，但他几乎一个字也未记。给人一种印象，他是在用脑力而不是体力。

陈一弘谈得很详细，积压在肚子里的话几乎倾盆而出。社会上干部中对他的谣言中伤组织上并没有正式告诉他，但他通过朋友和关心者的传话全然知道。既然部长亲临，他首先要将别人没在自己身上的污泥脏水洗涮一番了。自卫是人的权力和尊严，只有懦夫才会像绵羊一样任人宰割的。关于这一点，陈一弘这一代人是有语录可背诵和奉行的，那就是著名的两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至于“专业户标兵问题”，一直到谈话的最后陈一弘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一是大方向和做法都没有错，二是对个别人考察不严要作为教训吸取。周剑非也只听不表态。四个钟头的后一半或者后一小段时间谈的是工作上的事，三江市的发展前景，现实工作中的主要困难等等，主要是周剑非问，他陈一弘答，在有些问题上比如三江的发展前景则谈的时间较多较长。

他们终于结束了谈话，当周剑非等三人礼送陈一弘出门握手告别时，只见皓月当空，清风送爽，山野寂静。周剑非走出房门，在草地上伸着腰绕了两圈，虽稍觉疲倦，但却心情愉快，觉得这一天过得很有价值。

第二天上午他们和陈一弘一起回城。他们那辆北京吉普终于在晚饭前从车祸现场得以解脱来到了工地，周剑非让端木信和秘书去乘带来的车，自己却上的陈一弘的车子。上了车他才发现陈一弘将他的司机也打发到周剑非的那辆北京吉普上去了，这样一来陈一弘的车上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人，由陈一弘自己驾驶。他吃惊地问：

“你会开车？”

陈一弘笑笑：

“去年才得的执照。”

他顿时明白了陈一弘把他“隔离”开来，是想借这个机会和他再谈谈，也许，还有不想告诉第三者的机密哩，他欣然上车，坐在陈一弘身旁，开始了第二轮的攀谈。

从回到市里的当天下午开始，周剑非用了三天时间找了几大班子的领导干部个别谈话，考察组的其余人员则按照他的布置扩大范围找两位副市长分管部门和市委、市政府的科级以上干部谈话。这次谈话范围之广，可说是空前的了，共谈了二百二十人次．加一个“次”是因为有的人谈了两回，个别人还谈了三次。除此之外考察组和周剑非自己还收到匿名信整整十五封。

考察组碰头分析，依然是两种意见，但天平的一头却比较明显地向陈一弘倾斜。经统计相加，赞成陈一弘当市长的一百二十人，过了半数。照一般的选举办法行事，也就可以拍板定案了。但有两件事却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使他们感到为难。一件是那十五封匿名信全是告陈一弘的状，有的在告状之余顺便推荐了冯唐，有的则什么人也没推荐。端木信等几个做具体工作的人对十五封信作了认真研究，发觉所告内容完全一致都是那两个早已熟知的主题：“夺人之妻”和“不落实老干部政策”。外加一个新迸出来的“十大专业户标兵”问题。语气则大同小异如出一人之口，有几封信的笔迹甚至如出一人之手。除此之外，主要诉说陈一弘骄傲自大，不把别人包括省上来的领导干部放在眼里。分析的结果，他们肯定这十五封信出自少数几个人的策划和创作。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不可低估。另一件是以丁奉为首的四五个人又来找过周剑非两次，周剑非没有接见。一来他个别谈话的日程安排满了，二来他对丁奉反感，一见到他就想起“文革”中在钱林家的那个场面，再加上这两天同几大班子和部分离休老同志谈话中，发觉几乎没有一个赏识丁奉其人及其所为者，只有少数人说：“这人不怎么的，但他们提到的老同志待遇值得注意。”

周剑非没有接见更加引起了奉们的愤怒，于是公然对接见他们的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提出威胁：“谁定了陈一弘当市长，我们就上北京告状；没有路费卖裤子讨口也要去！”

匿名信和丁奉们有什么联系自然成了考察组内部的热门话题，但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缺乏确证，也就难以得出结论。

这天上午，周剑非和最后一个谈话对象市人大副主任谈完话已近十一点半钟。他送到门口和客人握手告别，负责记录的端木信则送至大门之外。

周剑非回头坐下刚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便听得轻轻的叩门声，他习惯地说了一声“请进”。门开了，出乎他的意料，进来的是冯唐。他站起来和他握手，略带几分惊奇地问：

“你不是出国去了？”

冯唐握住部长的手，笑笑说：

“我昨天下午才回到省里，给亦前同志通了电话，知道你今天下午和他交换意见，晚上考察组碰头，明天一早就回去。我怕还有什么事要找我谈，就连夜赶回来了。夜路不好走，晚上十二点才到哩。”

周剑非感动地说：

“哟，辛苦了！”

别人开夜车跑回来等候工作组谈话，能不感动？但在周剑非的嗅觉里隐隐地觉得还有点什么味道？因此，感动是真实的但也是有限度的。他瞄了冯唐一眼，只见他穿了一件浅蓝色的夹克、灰裤子，显得容光焕发，英俊潇洒。他本想对他说，我们在省城不是已经谈过了？但又一转念：在省城谈的是他们的发展计划和长远规划呀，于是便说：

“你回来得正好，你们这个班子到底怎么调，还想听听你的意见哩。怎么样，现在就谈？”

冯唐看看表，说：

“你看，快十二点哪，我听说了你是不睡午觉的，我们是不是吃了饭中午加个班？”

周剑非说：

“行，不过要辛苦你了，你在哪里吃饭？””

冯唐回答说：

“我就在这里吃，家没搬来，我住招待所哩。”

周剑非这才恍然大悟，笑道：

“你看我还忘记了，听亦前说你不是就住在我隔壁吗？”

冯唐笑笑并作了小小的纠正：

“是隔壁的隔壁。”

“对，是隔壁的隔壁，走！”

说着，他便和冯唐并肩而出下了楼梯，来到餐厅，考察组其余的成员早已围桌而坐，只等周剑非入席了。他们见还来了个副市长冯唐，便都站起来打招呼握手，考察组长高国强问道：

“冯市长不是出国了吗，几时回来的？”

周剑非说：

“人家昨天下午才回到省城，开夜车回来等我们谈话，十二点钟才到哩！”

高国强听了又一次握住冯唐的手，激动地说：

“感谢你的合作，别人躲避还来不及哩，你是主动开夜车上门，区别就在这里了！”

大家都清楚，他是借机打陈一弘一棒子，并给冯唐拍巴掌，便都只装没听见，把话题往旁边扯。端木信笑道：

“怪不得桌上多了一副碗筷哩！”

周剑非的秘书小李接过话头：

“你眼睛出了毛病，你看看岂止多了一副碗筷？”

周剑非往桌上一看，桌上已经摆了三个冷盘，还放有几瓶啤酒，于是便问：

“这是怎么回事？”

别人回答不上来自然只有冯唐能回答了。他冲着众人微微一笑，笑得很潇酒，然后不紧不慢地对着周剑非说：

“你别急，部长，且听我说：是我布置的，这不是宴会，是加菜。在你们每天的四菜一汤或五菜一汤上加了几个冷盘，两道热菜，如此而已，有这么简单的宴会？”

周剑非面对这类场面往往嘴笨，纵然心里不自在，但人家都端出来了，你好再开口？开口无用还得罪人。事情已经出现了，说什么都虚伪，只有两种选择是诚实的：一是罢吃，拂袖而去；二是吃，皆大欢喜！前者不可能那就选择后者吧！但也总得有个态度呀，那种不失体统又不得罪人的态度，却一时竟然找不到恰当的话来说。说什么呢？自己当地委书记时遇到上面来人不也是这样？这一微妙的表情似乎早已落在冯唐的眼里了，他不等周剑非“哦哦”出什么来，便捷足先登，依然是不急不慢，态度自若：

“部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先听听我的吧。”

他一面招呼服务员开啤酒瓶，一面说：

“我有三条理由要加菜：这第一，诸位是从省上来三江帮我们办事的。我们是主你们是客，好客是中国的传统，我们不能让外面来的朋友产生一个印象：三江是冷宫是冰库——（这句话倒使在座者产生一个印象：隐隐约约像是借机在敲打别人）——顺便告诉诸位一个消息，下午亦前同志同部长交换意见，然后呢几大班子的一把手到宾馆为诸位送行，那就轮不到我冯唐哪。我有这个条件，住在招待所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两个菜略表心意，不应该？这第二，我是从省上下放来三江的，你们是省上的父母官，算是有同乡情谊吧？‘老乡见老乡’难道不该表示一点心意。这第三呢？部长和本人是老同学——他略一停顿扫视了周围一眼——诸位怕不知道吧？他乡遇故人，在古时那该是痛饮三百杯了。我今天只加了几个小菜一杯啤酒，我给招待所说了，记在我冯唐的账上，难道还不应该。有了这三条，该不该略表心意，就请大家来评判哪！”

谁也没说不应该也没说应该。这时每个人面前的杯中已经斟满了酒，作为回应，考察组长高国强首先端起那泡沫四溢的啤酒杯对着冯唐一举手，说：

“唉，喝吧！”

周剑非也端起酒杯轻轻地抿了一口，然后说：

“我没有中午喝酒的习惯，这一口酒就算是感谢老同学的盛情哪！”

冯唐伸手同他碰碰杯，笑道：

“唉，啤酒嘛！”

周剑非也笑笑：“啤酒也是酒呀！”

他最不愿意那种酒多话多，一顿饭吃上一两个钟头的局面，故而暗自加快了吃饭的速度。三碗饭下肚便起身告辞，说：

“你们慢慢的吃吧，我先上去。”

说着又回头对冯唐：

“我在房间等你。”

反面话正面说正面话反面领会，在座的人似乎都懂得这一套。“你们慢慢吃”，“我在房间等你”！大家深知其意，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高国强本想听听冯唐侃出国见闻的，也不得不打消了念头。

果然，周剑非回到房里不到二十分钟，冯唐便抹着嘴敲门进来了，喝酒招待只是手段，谈话、察言观色才是目的哪。紧接他之后，专为部长作谈话记录的端木信也跟着来了。于是两个老同学的谈话正式开始。

周剑非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单刀直入，问他对市长人选有什么具体意见？

冯唐沉思着，说：

“我下放三江的时间不长，对人事知之甚少，还是老习惯当然也是组织原则哪：服从上级的安排！”

周剑非笑笑说：

“服从上级安排是对的，现在是上级派我们来听大家的意见，走民主程序哪，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自己想推荐谁就推荐谁，这程序你当然是知道的了。”

冯唐心里有些不痛快，难道我急急慌慌的赶回来连老婆也顾不上亲热亲热，就是为了赶回来推荐别人吗？什么老同学？滴水不漏的老滑头！也难怪他心里不痛快，昨天下午回到省城，妻子梅吟雪去飞机场接他，告诉他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周剑非亲自率领考察组重返三江。他着实地吃了一惊，是喜是忧？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顾不上妻子的拥抱、热吻便迅速给卫亦前打电话，一听说考察组后天回省，他再也坐不住了，借了妻子单位上的汽车，连晚饭也顾不上吃便往三江赶。赶回来干什么？自己也不明白，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是赶回来推荐张三、李四、阿猫阿狗！那么推荐谁呢？推荐自己？或者套一句时髦的话：推销自己？他忽然想到了“毛遂自荐”那句话，前几年时兴了一阵子现在不时兴了，还受到了批判：说是鼓励伸手要官，明目张胆的要官！批判也好提倡也好，我冯唐才不去学什么毛遂。毛遂算什么？市井俗民之辈，鸡鸣狗盗之徒而已！我冯唐又是什么人？正宗名牌大学毕业生，革命干部子弟，副市长，尊严不能丢！那就是说，不能低三下四地去“自荐”，去乞求市长之职。在那顷刻之间，他忽然又想到了“自荐”与自我推销之区别。他顿时便悟出来了，二者是有区别的，甚至是有质的区别的。自荐就是明目张胆的要官；而自我推销呢？无非是让领导和有关方面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本领和能耐。总而言之，让领导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派什么用场，如此而已，岂有它哉！这么一想他又心安理得了。

然而，眼前的这两个人：部长和那个冷若冰霜的什么巡视员把问题提出来了，正等待着他冯唐的回答呢？回答什么？按照自己固有的原则，总不能回答说：冯唐是市长最适合的人选吧！那么推荐谁，陈一弘？不、不、不，他的票数大概已经不少了，我才不再给他添砖加瓦，锦上添花哩！而且自己这一票，也许，一定是最关键的一票。看吧？两个选择对象之一投了对方的票，事情不就可以结束了？我冯唐不做这样的傻瓜！

于是他提名了，推荐的是副市长张林增。要推荐自然要呈述理由：这第一，张林增年轻，今年三十五岁。不仅是三江市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个，而且据说在全省同级干部中也是最年轻者之一。虽然进班子不到一年，但不是提倡不要论资排辈吗？这第二，他有知识，本科大学毕业生学化工的当然也专业化了。他只强调这两点，或者三点，没有谈“革命化”，那是不言而喻的，否则这么年轻能进入如此高层的岗位？

他一边谈一边用眼角打量两个听众。那个端木信依然是满脸冰霜的无丝毫表情，只知埋头记录，记得若有其事！好像他是机器人，只能将人的语言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老同学、部长呢？这家伙到组织部不久似乎也完全学会了那一套，依然是只知道听而面无表情，也是若有其事，好像他冯唐在真心实意推荐人才！

此时此刻，他甚至觉得两个“听众”被自己“耍”了而感到开心，当然，也因为他们的纹丝不露，观察不出任何倾向而纳闷。正在这纳闷与开心相互交错之际，突然听到周剑非问了一句：

“张林增同志是去年下半年才进班子的？”

明知故问！他觉得有些语塞。到底不愧是冯唐，他泰然自若地回答：

“进班子的时间短一些，但年纪轻有文化走正道，潜力很大。”

周剑非同意这一看法，他说：

“对，潜力很大。”

谈话将近一个钟头，总算第一次表了一个态，敏感如冯唐者自然知道那句话的意思，部长只承认被推荐者的潜力而不是现实。这倒无所谓，他冯唐推荐张林增只不过虚晃一枪而已，或曰“火力侦察”也未尝不可。从各方面所得的信息，市长的选择对象主要集中在他冯唐和陈一弘身上，你周剑非倾向谁？谈了一个钟头竟然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不是白跑回来了？早知如此还不如在家里休息两天，拥娇妻品佳肴，“关起门来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哦，你看，走得这么慌忙特意在国外给妻子带回来的礼物：一件内衣一条项链也竟然忘了给她，真晦气！早知如此，唉！

冯唐正自后悔，忽见周剑非看看表，问：

“还有要谈的吗？”

看表是什么意思？送客！过去，至少在清朝吧，他没有专门研究过，有端茶送客的习惯。达官贵人和客人谈话的时间太长或者话不投机，便端茶送客。客人见主人端茶相敬，便知趣地退出。礼貌送客，不失为礼仪之邦的创举。而现在呢？转化为看表送客了。这看表比起端茶更直截了当却是不够礼貌。礼貌也好不礼貌也好，无论如何他冯唐是该走路了。于是他干干脆脆地说：

“没有了！”

说时便站起身来和两个听众，不，两个判官一一握手告别：

“对不起，影啊你们休息哪！”

周剑非和端木信也相继起立，还之以礼，说：

“哪里，哪里！”

周剑非照例送到房间门口，端木信照例送出大门。他回来说：

“卫书记已经来哪。”

周剑非说：

“请！”

说着便到房间门口迎接，不等端木信去请，卫亦前已经大踏步地走来了。

市委书记已经发福了，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由于头顶秃了，无论春夏秋冬他总是戴一顶干部帽。帽子的质量近几年也有变化，过去是灰卡叽或蓝斜纹面料，从去年起换成了呢质面料，冬天藏青色粗呢夏天米色凡呢丁。据说有人送过他一顶宽边礼帽，当地人过去称之为“博士帽”或“绅士帽”，不知为什么他一直没有戴。

在本省的地、市委书记中卫亦前算是“老大哥”了，不仅年长而且资格也老，周剑非等“少壮派”在省里开会碰到一起，也都要敬他三分的。

当下卫亦前走进周剑非的房间往沙发上一坐，接过端木信递过来的热茶喝了一口，又队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支点燃，顺便说一句他的烟痛很大，据说一天将近两包，有滋有味地吸了两口，说：

“部长辛苦了，这几天听说你们不分白天黑夜，又把我们‘四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审讯’了一遍，做到了一个不漏哩！”

说到“审讯”时他哈哈地笑了。

周剑非便立即接过去，笑道：

“正要向你汇报‘审讯’情况哩！”

又是一阵笑声，笑过之后卫亦前说：

“你们应该考虑考虑我的问题呢，我今年满五十七周岁吃五十八的饭哪！怎么样，是下台还是转岗呀？”

他同周剑非很熟，谈起话来自然也很随便。周剑非一听便知他所谓的“转岗”便是到人大、政协，而且多半是指省上而不是市里。这些年似乎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地、市委的一把手不能提任省委、省府领导成员的，年纪大了便提到人大、政协解决待遇问题，因而在干部中特别是在地厅领导干部中便流行着一句话：“年纪大不要怕，还有政协和人大。”别看它是市井民谣，却也给了不少自我感觉良好而又年龄偏大的地、市委书记和厅局长们在那“山穷水复”的前程上点燃了一盏希望之灯。

卫亦前劈头便提出他的前途问题，周剑非领悟到了，是在放“气象气球”。因此，他不慌不忙，不急不慢，面带笑容地说：

“大书记的去留问题我怎么敢随便表态，这次也没有这一项任务呀！”

卫亦前笑道：

“当然，部长这一回没有带卫某如何处置的任务，我是想建议一下该上议程哪！”

周剑非说：

“那好，我回去向一浩同志汇报。”

滑头！卫亦前暗暗在心头骂了一句，嘴上说出来的却是：

“当然哪，这是题外的话，在部长面前挂个号。现在我们书归正传好不好，部长？”

“好，书归正传，今天主要听听书记的意见。”

卫亦前笑着摇摇头：

“不敢，不敢，我主要是来听你的，你们派了考察组前后二十多天，你又亲自出马找几大班子领导成员谈话，想必胸有成竹了。别看我们天天呆在一起，成天忙忙碌碌还真没有这么过细的找人谈过哩！”

周剑非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自然是要将了解的情况先向你汇报哪，不过，今天主要是听你的。你是关键的一票哟！”

卫亦前依然挂着满脸笑容：

“什么关键的一票，就是一票而已。好吧，部长，我们开始吧。”

周剑非说：

“行，我先汇报些了解的情况。”

他忽然想起不应该是两人对谈一人记录呀，于是便说：

“我们还有两位考察组长，前一段时间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和你交谈，现在找他们一起来听听吧？”

卫亦前犹豫了一下，说：

“人多了不好谈话，你看是不是我们两人随便交谈交谈好一点？”

周剑非觉得这样似乎不太妥当，但他想了想说：

“也行，尊重你的意见，我们谈完后再向他们传达。”

他回头对静坐一旁准备记录的端木信吩咐道：

“你去告诉他们，今天下午自由活动，晚上开碰头会。”

端木信回来后汇报交谈正式开始。周剑非首先介绍了考察情况：推荐的人选集中在陈一弘和冯唐两人身上，无论从推荐的票数和个别谈话的情况来看，赞成这两个人的最集中。陈一弘推荐人数比冯唐多，但反对者之激烈也比冯唐为甚。周剑非简要地介绍了反映的几个问题，特别是“十大专业户标兵”问题。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三人昨晚从尚文县回来问他和高治国汇报了调查情况，结论是“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周剑非只介绍了情况没有将张清云的结论说出来。

卫亦前认真地听了，听完后说：

“我就料到是这么个结果，考察组的意见呢？”

周剑非回答说：

“等听了你的意见后，我们今晚再开会统一认识。”

滑头！卫亦前又暗自骂了一句，他本来是想等考察组先拿出具体意见。意见与自己的看法相同，则顺水推舟表个态了事；意见与自己的看法相左，则相机行事，提个参考意见，由你们省上去定。都快退休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何苦多得罪人？谁知这个周剑非，他硬要将我卫某一军，要我拿出意见，打下一个伏笔，成功了他周剑非的功劳，亲率考察组下三江！出了问题呢？他可以一推了之，都是卫某推荐的如何如何！

事已至此，欲推不能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看就从他们两人中决定一人吧！”

周剑非听了步步紧逼：

“决定谁呢？陈一弘还是冯唐？”

卫亦前又犹豫起来，看样子他也不完全是怕负责任耍滑头，而是也有拿不定主意的一面。陈一弘、冯唐在他的天平上左右摇摆，准星定不下来，故而犹犹豫豫。这倒不是他对二人的看法左右摇摆，不，作为多年从事党务工作的领导干部，对两个选择对象他看得清分得明，没有什么可含糊的。单纯从对三江今后的工作乃至同他卫亦前的配合上来说，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投陈一弘一票。可是事物是复杂的，丁奉们的舆论，来自省上的书信电话——钱老就来过两次电话，一次是推荐一次是问结果。——这一切的一切他卫亦前岂能不考虑？再说，冯唐的条件也不错呀！这就更为难了。如果吗唐是那种“马尾穿豆腐提不上口”的人，那也好办，不管什么人推荐，一、二、三、四、五解释一番就行，可偏偏他……唉！

难道他卫亦前心里真的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案？不，方案是有的，但他要相机行事，不到万不得已，他决不抛出来。看来，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

他对周剑非一笑，真诚的笑，并唉地感叹了一声，然后发自内心地说：

“部长你真要逼我上梁山，那我卫某就只好上了！”

他略一停顿，然后字斟句酌地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思索再三，无非这么几种处置办法或者叫几种方案：第一，冯唐转正，陈一弘暂时不动。这样做风险最小，可以说一帆风顺，上下过得去，一弘自己也决不会提什么意见，这个人我了解。但是，不公平！这不公平的帽子我们不戴别人也会给我们戴的。搞人事，切忌的就是不公平三个字，你说对吗，部长？”

他停下来等候周剑非的回答，周剑非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像回答一加一等于二样的干脆，其实他只回答了两个字：

“当然！”

看得出来这两个字也是发自内心的，他发现自己和卫亦前有了共同的语言，且听他继续往下说吧。

卫亦前继续说：

“这第二，陈一弘转正，冯唐暂时不动。这样一来对工作可能有利，特别是农业、财政会更扎实一些。但是，你可以想象那就热闹了，上下左右……唉，一弘的日子不好过，我的日子不好过，你这个部长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

他诡谲地瞅了周剑非一眼等候反应。周剑非只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这的确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仅是谁好过日子不好过日子的问题，结果必然产生班子内的不团结，影响工作。这个方案几天来曾经在他脑子中闪过，但随即使否定了。他示意卫亦前谈他的第三方案。卫亦前说了：

“这第三，两个都提，一留一走。简单说就是这样！第一个方案是中策，第二方案是下策，这第三方案嘛，我看应当算做上策吧？”

说到这里他便打住了。真不愧老谋深算呀，原来他肚子里早已有了主意就是不肯轻易抛出来，稳坐钓鱼台先看看你们的再说。果然比别人更高一筹，别人只有两个方案非陈即冯，而他一下子拿了个第三方案，两全其美！这方案周剑非也考虑过，拿不定主意的是谁留谁走？想不到和卫亦前竟是不谋而合，却又都没有解决谁留谁走的问题。也许，这位老兄心里早有主意，先抛出方案的一半探试探试？于是他说：

“你的第三方案没有说完哩，到底谁留谁走呀？”

卫亦前又是诡谲地一笑，然后便毫无保留地说了：

“冯留陈走！”

周剑非听了暗自一惊，又是与众不同，与他周剑非的设想也不同，倒要看看他那妙策妙在何处哪，于是他问：

“为什么是冯留陈走呢？”

卫亦前这回不笑了，显出十分严肃而又有些无可奈何地说：

“形势所迫，这样做没有风险，一切顺当。”

他略一停顿，觉得还是应当在部长面前把话说透，他知道他的这些意见周剑非是要带回去上常委会的。他瞄瞄坐在一旁奋笔急书的端木信；他都全记下来了，到头来说我卫某含含糊糊成何体统？于是他把心中那最核心的“机密”终于拿出来了。

“其实很简单，你想想看如果是陈留冯走，和刚才所说的第二方案也就是下策岂不基本一样？只不过冯唐提拔调动而已，麻烦依然存在。陈一弘提拔调走，对他绝对有利，不是说‘人一走茶就凉’吗？岂止茶凉，是是非非也凉哪！”

说到这里他略为停顿以观周剑非的反应，周剑非没有说什么，但卫亦前看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见解感兴趣，于是便继续往下说：

“冯唐留下当市长，比起陈一弘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一个浮字。不过，只要我在，可以帮他，还可配一个实在一些的常务副市长也就弥补了。这样各方面都照顾到了，他们两个人也各得其所了。我认为这是最佳的方案了！当然罗，作为地委书记，我有责任发表自己的意见供省委参考，也仅仅是供参考而已。”

他要说的话似乎已全部说完，微微地喘了一口气便端起茶杯连喝了几大口快要冷却的浓茶。

周剑非忽然又想起一件事，问道：“老陈那个所谓专业户标兵问题，刚才我谈了调查情况，你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

卫亦前沉思片刻说：“我们过去没有调查过这件事，你们调查清楚了很好。怎么认识就用不着我来说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弘不会从中牟利的，他这个人，我了解。”

对地委书记的发言，周剑非暗暗地感到吃惊和佩服。他想得多么周到啊，他想起了一句成语“老谋深算”，这句话是褒意贬意还是不褒不贬的中性形容词，他没有推敲过，到是觉得很适合眼前的这位一个地区的首长。他甚至觉得作为一个组织部长，在这方面也有许多东西可以学习呢。在无形中他同意了陈走冯留，虽然觉得有所不足有所遗憾，但也只能如此了。

卫亦前见周剑非不说话，便笑道：

“怎么样，部长，我说得不对？”

周剑非这才回过神来，连连地点着头笑道：

“哪里，哪里，书记一言九鼎，我倾向你的意见，向省委汇报了再说。”

卫亦前这才开心，不，开怀地笑了，笑过之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瞄了一旁记录的端木信一眼，回头对周剑非说：

“如果部长同意，就作为你的意见往省委报吧。我倒有个请求。”

他说着又瞄了端木信一眼，确切地说，瞄了他的笔记本一眼，然后不快不慢地说出了他的“请求”，他说：

“我的这些意见是供省委领导参考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地区的领导干部，不能对组织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希望周部长在向考察组转达时就不要转达我的原话了。周部长不是这几天找了几大班子的领导干部个别谈了话吗？作为综合性的意见转达就行哪。张三提了这个方案，李四提了那个方案，都一一传达我看没有必要吧？部长以为如何？”

周剑非这才明白了他卫亦前为什么不让两个考察组长参加谈话的原因，怕漏风！真不愧老谋深算啊，然而他的回答却也很干脆：

“你放心！照办就是了。不过，对省委常委特别是对一浩同志，我可是要不折不扣地传达你的意见哪。”

卫亦前回答得也很干脆：

“那当然，对领导都隐瞒观点，我卫亦前的党性跑到哪里去了？”

他看看静坐一旁的端木信，说：

“端木不是都已经全部记下来了，我知道端木的口风是很稳的哪，部长，你选他当个别谈话的记录，算是选对了，我一百个放心。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的谈话记录，也许你们要单独整理的，离开之前给我看看，行不行？”

周剑非笑了，说：

“当然，当然，听到了吗端木？”

端木信在今天的谈话过程中第一次面露笑容，他回答道：

“我今晚上整理出来，明天一早就交给卫书记审阅。”

卫亦前满意地笑道：

“行，行，强将门下无弱兵呀，部长！”

他们的谈话此时已到了“端茶送客”或“看表送客”的时候了，周剑非却忽然又想起一件事，问道：

“按照你那个方案，陈一弘提拔调走，会不会又带来非议和上诉，比如丁奉那些人，他们会不会说我们反映了这么多，你们不处理，反而提拔了？”

看来他似乎已经接受了卫亦前的那个最佳方案，只是希望将问题想得周到一些。

卫亦前听了哈哈一笑，说：

“你一百个放心，我敢担保不会出什么事的。别看那些人吼得凶，反这样反那样，调子很高、很革命，都是幌子！他们觉得陈一弘当了一把手对他们不利，才起来‘造反’的，无论陈一弘提拔调动，平职调动甚至留着不动，他们的愿望也就基本满足了。顶多再虚晃几枪、大吼几声这样的人你们都提拔了等等。吼几声也就过去了。就有这么一些人，分明是为自己的私利，却偏要打出一个堂而皇之的幌子，做出一副替天行道的样子，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哩！”

周剑非对此颇感兴趣，还想再说点什么，市委管行政的副秘书长忽然敲门而入，看看周剑非又看看卫亦前，说：

“还没谈完？他们都来了哩！”

卫亦前立刻回答：

“完了，完了，我们马上就来。”

他说着便站起身来对周剑非说：

“几大班子的一把手前来送行，我们下楼去吧，部长？”

周剑非吃了一惊，这样的安排事先并不知道呀？哦，对了，他忽然想起中午冯唐淡淡的说了一句，而且解释了他为什么中午来陪吃饭的事，原来如此！于是他对卫亦前说：

“唉呀，怎么又劳他们的驾呢？”

卫亦前笑道：

“应该的嘛，这是惯例，走吧。”

他知道有一台“便宴”在等待着，虽然满心不愿意，却也无可奈何。他周剑非还没有拒宴甚至罢宴而去的勇气，或者确切地说还没有这样的资格！怎么办？随波逐流吧，临走时再缓和地提一条意见，或者叫建议吧。于是，他无可奈何地同卫亦前一起慢步往楼下走去。

九

周剑非回到省城的当天便给省委书记赵一浩打电话，要求个别谈谈三江市的考察情况。省委暂缺分管党务的副书记，人事、组织由赵一浩兼管。按程序组织部考察后召开部长办公会形成决定，个别给分管书记汇报再提交常委会讨论。周剑非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到组织部上任后便将程序颠倒了一下，在召开部长办公会之前先个别向书记汇报、通气，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在产生不同看法时处于被动地位了。对这样的做法，组织部内部的一些人私下曾有议论：书记和部长都统一了意见，还开部长办公会干什么，分明是走过场嘛。对这样的议论，周剑非只装没听见，一次两次，习惯了议论也就消逝了。

那天下午周剑非给赵一浩办公室打电话，没有人接，后来又问常委办公室，才知道书记下乡去了，据说是临时决定去的，大约两三天后回来。周剑非只好先召开部长办公会听取考察组的汇报。主汇报人是考察组长高国强，副组长张清云作了补充。他们两人的汇报将考察组的分歧摆在了部长们的面前，听候评判。作为亲自参加了考察的周剑非，却闭口不谈自己的态度，而且采取了听而不议的办法。他说，组织这次汇报会的目的是让大家先有个印象，知道分歧之所在，然后认真看看考察材料，作好思想准备之后再正式召开部长办公会。他并当场交待负责考察材料的端木信会后将全部考察材料分送各位副部长，要求大家抓紧时间看便宣布散会了。各位副部长和在场的处长们没有谁提出不同意见，但大家心里有数。特别是常务副部长吴泽康。当周剑非宣布散会之前问他有什么意见时，他立即表态就按部长的意见办，这样做很好，让大家细细看看考察材料再研究可以避免失误。但他心里却暗自嘀咕：年纪不大，老谋深算！

吴泽康比周剑非大好几岁，快奔五十了，是资格最老的副部长，论资排辈他应该填补部长的位子，自己也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然而事情发展的结果却大出所料，心头难免有些不痛快。人的思维方式往往受心情的影响。心情好时，周围的一切便都很顺眼，敏感性往往也就差一些；心情不痛快时，周围的一切都不顺眼，敏感性却往往强一些，能够看出事情的细微末节。以这天的汇报会来说，周剑非的态度使吴泽康产生一种强烈的印象：他之所以采取只听不议的措施是要避免分歧，争取主动。争取主动的关键又在于先向赵一浩汇报，求得赵的支持，以赵的看法为准则，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对周剑非的态度，心情舒畅时可视其为“稳重”，反之则可视为老谋深算或曰“狡猾”。吴泽康的看法属于后一种。

吴泽康是个老组织干部，他知道对这类事只能看在眼里，放在心头，含而不露。在行动上则正副有别，部长拍了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态度自若，一点也不勉强。当下他接过端木信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回到办公室，正好手头无事，便埋头翻阅那本厚厚的“三江市领导班子调整考察报告”，看得很认真，乃至到了下班时间还没有离开办公室。

两天过去了，副部长们和有关处长早已将三江市的考察报告看了几遍，形成了自己的意见在心头，却不见周剑非的动静。大家心头明白，部长在等候书记归来，那就等吧，谁也没去问他更没去催他。

赵一浩终于在那天上午从乡下回来了，下午刚上班，周剑非便同他取得联系，并说明了急于向他单独汇报的意图。

赵一浩听了笑道：

“你不找上门来我还正准备找你哩，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八点钟到我办公室来，怎么样？”

“今天下午不行？”

周剑非有些迫不及待。

赵一浩回答说：

“下午已经有三批人约好了，现在苏翔和黄人伟同志正在我办公室里，你晚了一步老周，晚上清静，咱们好好的聊。”说到这里赵一浩没有忘记征询地再问一声“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呢？省长和常务副省长正在谈工作，后面还有三批人等待，晚上能谈就不错了。他不假思索，立即回答：

“行，行，我晚上八点一定准时来。”

放下话筒，周剑非倒对书记产生了同情之心。就这么白天黑夜的干，还有点家庭生活没有？他可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呀，不像自己过着变相的独身生活，白天夜晚一个样。

晚上八点差五分，周剑非按时到达常委办公楼。他自然无须登记、通报一类手续便直接上了二楼赵一浩的办公室。还没进门便听到屋里传出悠扬的乐曲声，是《春江花月夜》。进得门去他对站起身来和他握手的赵一浩笑道：

“好潇洒哟！你喜欢这曲子？”

“非常喜欢。”

赵一浩伸手咔嚓一声，将桌上一台自备的书本式录放机关了，但他并不马上同周剑非谈工作，却扯起音乐来了。

“不仅喜欢《春江花月夜》，还喜欢《二泉映月》、《病中吟》一类的民族乐曲哩。收录机随身带，弄得头昏脑胀的时候，抽空听上几个曲子，那紧张的神经就松弛下来了。你看，下乡几天一旦回来，事情就在你面前堆起累起了，今天干到七点多钟，差点连晚饭都吃不成，趁等你的机会听听音乐不是很自在吗？调节神经，这个法儿行，你不防试试。哦，你喜欢音乐吗？”

“喜欢，”周剑非回答说，“我喜欢进行曲，当然，像《春江花月夜》这类抒情乐曲和歌曲也是喜欢的。”

赵一浩哈哈地笑了，说：

“看样子我们有共同爱好，不过似乎也存在分歧哩。你不要把进行曲排除在抒情歌曲之外哟，只不过它和一般所说的抒情歌曲不同，它抒发的是激情，昂扬之情，激发人们去冲锋去奋斗。像我们的国歌，国际歌，还有法国的《马赛曲》，你能说它不是抒情。前些年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将抒情歌曲等同于靡靡之音一律加以反对，那只不过是‘左’和浅薄的双胞胎罢了。”

周剑非听了书记的这番议论，情不自禁地笑道：

“嗬，你对音乐还挺有研究哩！”

赵一浩也笑道：

“谈不上，谈不上，还没有入门哩，也不想去入那个门了，只不过凭喜好丰富丰富精神生活罢了。我连五线谱还不会哩！”

说得两人哈哈大笑。赵一浩又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音乐陶冶下成长起来的。你别笑，你看吧，从在母亲的怀里听母亲哼儿歌开始，然后是幼儿园、学校，哪里离得开音乐？前些时候音乐界老前辈贺绿汀同志来我省，我接见他的时候在座的有文化厅吴厅长，你是知道的他五十六七了。他感慨地对贺老说：‘贺老，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你和聂耳、冼星海们的歌曲长大的’。我们这一辈呢？你和我是唱着什么歌曲长大的？”

他眯起双眼微笑地回忆着，哼起了少先队员之歌：“还有什么？哦：‘让我们荡起双桨’。”

他开始哼起那只曲子，表情潇洒，就像是在“北海”中尽情游荡的少先队员，然后突然对组织部长发问：

“这支曲子是谁作的？”

周剑非想了想，没有把握地回答说：

“好像是刘炽！”

他回答时顺便瞄了一下手表。赵一浩顿时便明白了，也看看手表。

“哦，快八点半哪，我们谈吧。不要紧今晚上只有我们这一台戏，唱到天明也可以。”

周剑非开始向赵一浩汇报三江市班子调整的考察报告。他谈得很详细，谈了考察组两进两出依然分歧的情况；谈了丁奉们的表演；也谈了省里钱老的招呼，但只是淡淡地提了一下。他着重谈了对两个主要考察对象陈一弘和冯唐的分歧所在。

对于陈一弘，他着重向赵一浩汇报了“巧夺人妻”和“专业户标兵”两个问题的起因和调查结果。

赵一浩认真地听了还不时插问。但从表情和语气都可以看出，他对闹得满城风雨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怎么感兴趣。只作了一句评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并说这是利用了人们的传统心理，不少人对这类事最感兴趣，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也最容易把一个人搞臭。最好的处理办法是不予理睬。他要周剑非详细谈谈第二个问题。

周剑非详细地将张清云等三人的调查情况谈了。

事情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期，土地实行承包到户之后，那时陈一弘是尚文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土地到了户，农业怎样向商品经济发展，陈一弘提出了一些措施。其中最新鲜而又吸引人的一条是“专业户效应”。也许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也许是从其他地方取来的经，人们不太清楚。所知道的是，在那一两年的工夫里全县冒出了十户专业户标兵。他们分别是粮食专业户、林业专业户、养猪专业户、养羊专业户、养牛专业户、蔬菜专业户、种药专业户、运输专业户、建筑专业户、手工加工专业户等等。手中有权好办事，陈一弘采取强硬手段让有关部门、特别是信贷部门对这些专业户特殊照顾，贷款优先。并将他们视为掌上明珠，四处宣传，甚至省、市领导来尚文县检查工作，也安排一个特别节目：接见十大专业户。当时三江市的报纸和省报也是不吝版面地对“十大专业户”给予擂鼓助威的。可谓红红火火集一时之盛。但就在这红红火火中问题也冒出来了。问题出在那个手工专业户身上，他原本是小镇上制扇合作社的工人，有制扇技术也有活动能力。陈一弘在那里当过区委书记，他便来找他，向他吹嘘他计划建一个精品艺术扇厂，请名画家画扇面请名书法家和诗人题诗，在两三年内把尚文艺术扇推向全国打出国门。陈一弘觉得是个好主意，问他能否找到名画家、诗人、书法家作画题诗？这位手工业者拍着胸又吹嘘了一番，说省上某位名画家是他的老同学，某位名诗人是他母亲家的亲戚，通过他们还可以找到全国闻名的画家和诗人。其实也用不着请很多人的，须知一幅画一首诗是可以制造出成干上万乃至几十万扇面的，关键是要有名气。他已经拟好了一个名单和通过什么人去请他们的办法。说得有名有姓，有板有眼，陈一弘相信了，他和有关部门商量决定培植其为手工专业户发展地方特色商品。在他的支持和批准下信用社为这个专业户贷了巨额资金以作建厂之用。谁知此人是个骗子，他伙同两三个人若有其事地筹备了一翻，廉价买下了本地盛产的楠竹几大堆，然后声称要到外地购买扇面纸和必要的机器，甚至拿出了签定购纸和机器的意向合约，骗走巨额贷款后便“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这件事一直是当地未了的悬案挂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账本上继续追查之中，却从来没有和陈一弘挂过钩。许多人只听说陈一弘曾经在一些场合检讨过自己认人不深用人不善的教训。最近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一阵风，呼地一下把陈一弘卷进去了。而且说得那么严重：他陈一弘没有得到好处别人能拿走几十万轻轻松松的跑掉？更有甚者还有那“暂且不说”的用专业户来带动农业发展这种做法是什么货色，它姓甚名谁？恐怕也该说说了吧！

周剑非说到这里，赵一浩插话了，“问题就在这里，这是要害其他都是幌子。我们的看法相反，关键是陈一弘个人是否清清白白。”

周剑非说：“没有问题，张清云他们查过了。案件发生时陈一弘已经当了县委书记，是他批准立案侦察，并要求严查严办的。他们还调查了贷款的来龙去脉，在金钱问题上，陈一弘是干净的。别人的反映只是责备他看错了人，到处宣传这个骗子有商品意识，还专门前去参加了搞得热火朝天的剪彩。”

周剑非要介绍的情况已经介绍完了。他理所当然要对省委书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了，只有一句话，用的是组织部门的术语：

“我看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不影响使用。”

他觉得言犹未尽便又补充了一句：

“至于树专业户标兵的事，我看无可非议，有人说‘暂且不说’，我看是根本就不用去管它！”

赵一浩微微一笑：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暂且不说’的文章别人还没有推出来哩，实际上差不多已经推出来了嘛？刚才你不是说有人提出专业户引路是‘什么货色，姓甚名谁已该说说了’吗？这不是很明白了嘛。其实，专业户引路只是在土地承包到户后引导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一种方法而已，人家文章的实质是土地联产承包到户姓甚名谁？这才是要害！”

周剑非若有所悟，他马上联系到了近日的所听所闻。他从三江回来后便听为中组部担任联络的同志说，考察组近日正在找农村工作部门的人谈话，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主任、厅长、副厅长全在谈话范围之列，据说还谈到部分处长哩。于是他说：

“有道理，看来是又要起风了。”

赵一浩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这是我们国家一种特有的流行病，只要气候一适应它就要发生。至于蔓延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发展情况哪。我们心中都要有个数才是。你下三江后我不是下乡去了几天吗？就是想去找点根据充实自己！”

他向周剑非介绍了下乡的简要情况，“紫竹坝乡不是当年包产到户的‘带头羊’吗？你知道那时我还没有来，但我听说了。上了广播登了报，盛极一时赞骂交加。我这一次就是专门跑到那里呆了三天。嘿，短短的五六年时间，你猜怎么样？农民人均纯收入由八十六元提高到了八百二十元，整整的十倍呀！三十年与五六年之比怎么说哩。过去的单一粮食生产变成了林、果、牧、企一齐上，呆了三天信心百倍！不是有流行病的迹象吗？我可是打了一剂免疫计哩。我叫薛以明他们整理一份调查报告，就叫：《从紫竹乡的变迁看农村改革》，先印给大家看看，登不登报再说。”他忽然激动起来了：“各种各样的闲言碎语，随改革开放而发生发展，这不奇怪，它有社会基础。也许再过十年、八年，人们都会把它当成笑话，当成幼稚的表现，现在不行，人家理直气壮，做出一副‘卫道者’的姿态神气哩。好了，我们先不说这个，或者用他们的话叫‘暂且不说’嘛。你不是说陈一弘不影响使用吗？那我们就谈谈你们的方案吧。”

周剑非简要地谈了考察组的两种意见，特别是卫亦前的“上中下三策”，却没有将自己的观点拿出来，他想先听听书记的意见再说。年纪不大，老成持重，这也许是周剑非的优点，或者也许正相反也未可知。

赵一浩听得很仔细，还不时插问。对丁奉们的言行，包括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他都详细地问了，特别是对卫亦前提出的三个方案他不仅认真听，还翻开笔记本将其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反复琢磨，屋子里出现了暂短的沉寂。

周剑非的如意算盘是让书记先拿出意见，自己就主动了。谁知恰好相反，赵一浩拿着笔记本反复推敲了一阵之后，忽然抬起头来望着周剑非：

“你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呢，剑非，你赞成哪个方案或者另有新招呀？”

周剑非被狠狠地将了一军，再也无法稳住了，你亲自去参与了考察，结果自己没有主张，像话！抛出来吧，被动就被动！但他说出来的却是：

“我反复考虑过了，老卫那三个方案中我比较倾向于他的第三个方案，就是：两个都提拔，陈走冯留的方案。这样可以稳住三江的局势不致出什么麻烦，陈一弘和冯唐两人都可以各得其所。特别是陈一弘，提拔调走，估计丁奉们也不会再纠缠，他们的目的就是不要陈一弘在三江掌权。至于‘夺人之妻’‘专业户标兵’问题一类无稽之谈，人一走自然也烟消云散，这样对陈一弘有利无害。”

他虽然说的是卫亦前的方案，但也将自己的观点依附于卫亦前的方案之中说清楚了。但依旧没有忘记用了“倾向”这个概念，为自己也为书记留下了余地。

赵一浩认真地听了周剑非的陈述，却没有立即开腔表态，办公室里又出现了一段短时间的沉寂。还好，并不是难堪的沉寂，他不停地在翻着笔记本子像是在找寻什么。周剑非是带了一份考察报告去的，他怕在汇报时有什么记不清的地方需要查一查，等汇报完毕再将材料交给书记。其实，需要汇报的事，包括每一个细微末节他都记得很清楚，一次也没翻阅材料。现在看见书记在不停地翻阅笔记本，他要查阅什么呢？他本能地想要把那厚厚的一本考察材料递过去，但他没有这么做。察言观色，他发现书记翻阅笔记本是一种机械性的动作。他并没有想要从笔记本上寻找什么东西，也许，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甚至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以此为掩护，思考问题。果然，赵一浩啪地将笔记本合上，抬起头来对着他周剑非问道：

“如果抛开刚才你说的那些客观的制约因素单就陈一弘和冯唐本身的素质来看，哪一个留下当市长对三江的发展前途更为有利？”

“那当然是陈一弘了。”

周剑非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作了回答，这是他的真实心意，并非察言观色迎合全省的一把手。他之所以赞成陈走冯留的方案就是考虑到那些客观的制约因素，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现在说出“当然是陈一弘”，也正是如书记所说，除开那些客观的制约因素，前后的想法一致，决非看风使舵。

赵一浩听了周剑非的回答，豁然一笑，说：

“这就对了，我们是选择市长而不是选举什么无人指责的干部！哪一个能更好地带领三江群众奔小康奔富裕，我们就选择谁。”

“你的意思是？”

周剑非问。其实他心里已经明白了，可谓明知故问，或者是想把问题挑得更明白一些。

对周剑非的提问，赵一浩回答得挺干脆，他说：

“如果你们的调查属实，我赞成陈一弘留下当市长。”

周剑非听了暂时没有表态，书记的表态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担心的还是三江的稳定问题，他想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和赵一浩商量，但还没等他开口，赵一浩又接着往下说了：

“老卫的方案说穿了就是迁就、迎合以达到苟且偷安，这种方案是不可取的。”

他态度十分严肃，和刚才谈音乐时的表情判若两人。虽然说的是卫亦前，周剑非听了却感到有些难堪，自己不也欣赏老卫的方案吗？是呀，苟且偷安，说到底就是这么个问题，不是吗？幸好没有先开部长办公会，否则就被动了。

赵一浩看见周剑非暂时保持沉默，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便干脆将自己的看法全都说了：

“陈一弘如果确实有问题，我们自然不能护短。现在看来无非就是认错了一个人嘛。他显然是受到了无理攻击和造谣中伤，我们就应该站出来为他说话，替他撑腰，这才是领导者的责任。否则，谁还敢大胆去干工作，大胆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呢？你说是不是，老周？我们就是要让他当市长，表明省委是信任他的。这不仅是陈一弘个人的事，要通过这件事向全省干部表明，省委支持和维护那些敢于大胆工作的干部。即使有某些失误也要坚决支持他们。有失误就改嘛！你说是不是，老周？”

一连两个“你说是不是，老周”，他周剑非还能再保持沉默？其实，赵一浩的一番话使他周剑非很受感动，也很受启发。看问题办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呀。虽然如此，他并没有像通常可见的那样说什么：你的话太对了呀，我受到很大启发呀，清醒了头脑呀，坚决按你的意见办呀等等。这不符合他周剑非的性格。当然，他也没有对赵一浩的意见表示反对，他本来就不反对陈一弘留下作市长，只是觉得干扰多，麻烦大，才同意卫亦前的那个“两全其美”的方案，现在书记既然要坚持按原则办事，那就这么办吧，其实也是应当这么办的，于是他说：

“你的意见倒是好，就是事先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行呀！不过，不要紧的，思想工作我们来做。”

赵一浩听了笑道：

“当然，当然，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这样吧，三江市的思想工作交给老卫去做，他是市委书记呀，不能让他站在一边躲雨乘凉，那不行，要把任务交给他，明确责任。他做了，真的做不通，我陪你一起到三江去，那你就是二下三江哪，哈哈。”

笑过之后赵一浩接着说：

“还有省政府那边，省长和分管副省长，该征求意见的由你们去征求……”

赵一浩的话还没说完，周剑非便插进来说：

“那是自然的，我们有程序，部长办公会之后，提交常委会之前，该征求意见的我们都要征求到，以免被动，这已经在最近的部长办公会作为程序定下来了的。”

“那好，”赵一浩说，“按你们的程序办。”他思索了一下，想起了一件事，便说，“不是钱老也推荐了冯唐吗？这样吧，他那边的解释工作我去做，你有一定的难度，就不要去了。等事情办完之后，你再去看看他老人家，汇报几句也就行了。”

听到这里，周剑非确实是感动了，说真的，在这个三江市长事件中，如果可称为事件的话，他最头痛的就是钱林插了进来，当面交待而且态度坚决。自己过去是他手下的小秘书一个，现在官当大了，公然违反老领导的意志，叫他周剑非怎么去到老上级面前开口讲话呢？这是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最大的心病，也是促使他倾向卫亦前那个“两全其美”方案的重要原因，没有说出口的重要原因。书记洞若观火，体谅下情，主动把这一大难题接过去了，使他周剑非如释重负，能不叫人感动！他几乎要喊出：知我周剑非者莫如一浩矣。他当然没有这么说出口来，也还是说了，说的是：

“这就好了，”他笑了笑，“说真的怎么向钱老交待我还真为难哩。至于三江那面的工作，我和卫亦前负责，二下三江三下三江都行。”

说得慷慨激昂，大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之势，但流露的是真情而不是假意。

最后剩下了一个冯唐怎么安排的问题，赵一浩说得挺简单：

“听听意见再说，特别是省府那边的意见。”

“行！”

周剑非站起身来将带来的那份考察材料递给赵一浩，说：

“有空时看看吧。”

他看看表，不多不少整十一点，该走了。三江的事有了明确的意见，他心里很愉快。他问赵一法：

“还有事吗？”

赵一浩也看看表，说：

“哟，没事了，你走吧。”

周剑非笑笑，说：

“你也该回去了，不要让夫人老等呀。”

赵一浩又是一笑：

“习惯了，她才不等哩。”

两人握手告别，周剑非走到门口伸手去开门时又被赵一浩叫住了。他回头问书记：

“还有事？”

赵一浩一边放材料关抽屉，作走的准备，一边问：

“你爱人还没来？”

“没有。”

周剑非简单地回答了这么两个字，脸上毫无表情，纯系客观报告，像是在回答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还住招待所？”

赵一浩问。

“不，住办公室，吃食堂，百分之百的单身生活，挺自在的。”

周剑非回答说。这回脸上多少有了一些表情，一种自我欣赏自我安慰的表情。相反，赵一浩却有些激动起来了，他说：

“怎么搞的嘛？调令上不是明明写上了爱人黄、黄什么？”

“黄恰芹。”

周剑非回答。

“对了，黄恰芹，调令明明写了，爱人黄恰芹随调省里分配工作嘛。这么久了还没办？你不好开口，常务副部长吴泽康是干什么的，他也不开口？当然哪，我也有责任，还是你刚来时间过一次，以后再没过问……”

不等他说完，周剑非连忙插话：

“都不怪，既不怪吴泽康更不能怪你。吴泽康问过好几次，是我叫他缓办的。”

“为什么？”

赵一浩不解地问。

“一言难尽，”周剑非说，“以后找机会告诉你。今晚不说了，回去吧。”

这时赵一浩已经收拾完毕，两人边下楼边谈着未完的话题。赵一浩问：

“什么叫一言难尽，是不是没有落实住房，我记得你一来我就对秘书长说了这件事的，还要他亲自过问哩。”

周剑非听了连忙否定：

“不，不，秘书长和办公厅行政处长都来问过几次了，是我要他们暂缓安排的。”

这时他们已经下了楼往外走，整个大院早已空无一人，只有远远的门岗室亮着灯光，赵一浩的专职警卫在那里等他。他们在若明若暗的路灯下漫步着穿过大院，依然边走边谈着未完的话题。

赵一浩回头对周剑非狡黠地二一笑，意味深长地问道：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呀？哦，我猜到了，想改组另起炉灶？”

周剑非下意识地吃了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倒像是在封建社会里守节的寡妇听到别人对她的贞操提出了怀疑似地如雷轰顶。连连地说了三个“不”。别说是书记赵一浩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也绝对会有这种如雷轰顶的感受和一连三“不”的回答。

在这类问题上周剑非很保守，不，确切地说，他的思想并不保守，他也曾多次想过，夫妻是生活的伴侣，这大概是夫妻这个概念的起码定义吧。如果不能生活在一起，又没有虽身处两地却情牵意连的情结，这样的夫妻维系下去有什么用，能给生活带来什么？他只能想到这里为止，不能再越雷池一步了，否则他便会感到四周有千百双眼睛在盯着他，千百双带着疑问的眼睛，疑问什么：“你小子想要作新时期的陈世美？”

周剑非难言的苦衷就在于此，惟一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随波逐流，因而，听了书记半开玩笑的提问便连声否认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赵一浩只是顺口而出的玩笑，他并不了解周剑非的心情，自然也没有必要将它列为专题深入往下谈。这时他们已经出了大院，应该分手了，书记又说了一句：

“还是下决心吧，没有后勤保证怎么行？”

十

周剑非回到组织部办公大楼，看门的退休老工人老何早已闭门睡觉了。他是常住户又经常深更半夜方回，故而备有大门的钥匙，用不着去惊动那位老人的。

他开门进院上楼，整个院子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响声，一种孤独、寂寞之感不期而然地向他袭来。他开灯进门，等待他的是两间空屋，一套沙发和若干办公用具。这是一个套间，外间是会客室和秘书办公的地方，里间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除了写字台椅子等物，左边靠窗安放了一张单人床，这就是“周公馆”了。这是一位副省长来找他谈事时开的玩笑，也是事实。他当时无可奈何地笑笑算作回答。其他地方怎么样不去管它，就以这个省来说，生活于如此境况的副省级干部恐怕只有他周剑非一个人了，不是“恐怕”，而是绝对。作为组织部长，现职的和离退休的省级干部家里他都去过，简单一句话，没有谁住在办公室。

是他周剑非特别廉洁、艰苦，不，他可不想沽名钓誉；是对他这个组织部长特别苛刻，不给他安排宿舍？不是的，事实恰恰相反，办公厅从秘书长到行政处长都三番五次地登门送房，动员搬迁了。是他自己不要的，怪谁呢？最近的一次登门是他去三江市的前一天，分管行政的副秘书长来了。他告诉周剑非，为省级干部新建的那幢二层楼房已经完工，给他留了一套请他去看看。他依然是按既定方针办，笑笑说：

“谢谢你们关心，我一时用不着，不忙，先分给别人吧。”

副秘书长满脸为难的表情，只好把秘书长抬出来，把省委书记也牵进去，他说：

“丁秘书长要我来请周部长先去看看房子，他还说赵书记问过他几次了，他今天本要亲自来的，临行又被一件急事耽误了。”

他周剑非觉得盛意难却，只好跟着副秘书长去看房子。

路上副秘书长似乎有意又无意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们省的省级干部住房不宽裕，好几年了才建成这一幢，分下来还有一位新调来的副省长解决不了。”

那言下之意周剑非清楚，潜台词是：“对你这位组织部长优先哩，别人想要还得不到，还犹豫干什么，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哪！”

到了新建的省级干部楼，周剑非看见一幢二层楼房的外粉刷内装修已全部完成，只待主人迁来了。副秘书长领着周剑非往二楼东头的独立单元走。顺便说一句这幢新楼共二层四户人家，每层两户每户都有单独的通道，互不相干扰，设计极为合理。

副秘书长边走边介绍情况，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规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今后不再给省级干部建单家独院如此等等。这一规定周剑非早已知道，其实是不用解释的。踏上了二层的通道，副秘书长又说了：

“考虑到部长家只有两个人，我们安排了二层的东头。原先也考虑是否安排第一层，第一层有一片空地可供使用，栽花种树都有余地。但也有缺点，如果楼上的下水道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一层，还有打扫环境卫生的工作量比二层大，部长家的人又少。二层比较清静，但也有一个缺点，夏天雨大时很可能漏水。‘跑、冒、滴、漏’是建筑上普遍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哪。”

周剑非听着副秘书长的解说，觉着分明是对他这位组织部长的特殊照顾了，说什么好呢？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却已经进了房间。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套十分宽敞的住房，一个大客厅，一个面积和客厅相当的起居间，两间卧室一间书房兼办公室，还有一间机动用房、厨房、卫生间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虽然装修平平但宽敞大方却是够吸引人的了。

周剑非在副秘书长的陪同下穿梭巡视了一番之后来到那又宽又长的阳台上，他立即被周围的环境迷住了。这里原是一片林地，宿舍建在林地中间，可以想象建房时许多林木被砍伐了，剩下的松杉杂树环绕在新楼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十分幽静的林中住宅区，在紧靠阳台的地方有几颗高大挺拔的槐树，茂密的枝叶像是专门为阳台搭的凉篷。这一切对周剑非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对副秘书长说，钥匙他暂时不收，等到同爱人商量后再说。

在他去三江之前果然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从三江回来便收到了回信。倒也很干脆，黄，冶芹在信中说，松岭毛尖二号茶是她承担的科研项目，辛辛苦苦搞了几年，现在上级科委已经决定明年清明后组织专家正式鉴定。如果鉴定成功后年开始小规模扩大生产，并争取使这种茶叶成为全省一级新品推向全国打出国境。这样一来她至少两三年内是来不了省城的。当然，她所谓的“来不了”是指调动，不是根本不能来省城探视丈夫。她信上请周剑非谅解。

末了，黄恰芹特别写了一段多少有点情意绵绵的话，但有些从事技术工作的人文字表达能力不佳，甚至往往辞不达意，黄恰芹便属于这一类。末尾的那一段话周剑非看了两遍才终于了解其大意。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一生能搞成功几个项目？她现在快四十的人了，在生产第一线从事科研工作的日子不多了，但夫妻相聚的日子却还很长，很长，希望作丈夫的周剑非理解和支持。

周剑非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将那信往抽屉里一放，叫来秘书吩咐：

“去告诉办公厅，那套房子我不要了，请他分配给新调来的秦副省长，人家一家四口现在还住在招待所哩。”

作为组织部长，从三江调查回来后他专门去招待所看过秦副省长，只见夫妇二人和一个九岁的小孩挤在一个套间里，年近七十的丈母娘住在底层的一个小单间，当时他便萌生了让房的念头。

秘书却是一个有心的人，他了解的情况比部长清楚，听了周剑非的吩咐，便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办公厅说那套房子还是给部长留着，秦副省长的住房他们另想办法。”

“另想什么办法？”

周剑非有些不高兴。

“听说是买两套商品房来改造，已经选好了地点，就在省府大院附近，那幢商品房正在内装修大约两三个月内可以搬进去。”

看他掌握情况多么具体，再听他那口气，一副关心和动员部长留下房子的味道，周剑非更加火了，说：

“叫你去你就去，不要再多说了。按我的话告诉办公厅，我周剑非至少两三年内不要房子，请他们放心分配。两三年之后没有新的省级干部楼也不要紧，住什么房子都行。你告诉他们，这是真心实意不是虚情假意，我说话算数，不行就写条子，我签字！”

他说完这么一大堆话，却见秘书站立不动，面有难色附带几分疑问，便大声地问道：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是不是不愿去，是不是要我自己去？”

秘书这才不自然地嘿嘿一笑，走了。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周剑非的心情也开始慢慢地平静下来。一切听其自然，凡事莫强求。谁知今天晚上赵一浩忽然提起了这件事，搅乱了他已经平静下来的心情。可是这能怪赵一浩？省委书记是一片好心，那分房退房乃至黄恰芹给丈夫的信他全然不知道。他周剑非本想趁此机会将来龙去脉对一把手谈谈，一则时间晚了二则事情复杂一时半时难以说清，只好唯唯而退，以后再找机会吧。

回到漆黑一片的大院，进了同样漆黑的办公室兼卧室，开了电灯。这是这座六层大楼外加一个大院于里的惟一灯光。他随便洗洗漱漱便上了床，灭了那全院惟一的灯光，眼前又是一片漆黑。他忽然觉得很孤独。办公室不像办公室，家不像家，这算怎么回事？

文艺作品里的孤独者往往都是女人。似乎世界上只有女人才会产生孤独、寂寞之感，男人则绝对不会的。这实际是一种偏见，这天晚上周剑非独居大院之内，由于心乱而失眠由失眠而产生了不折不扣的孤独和寂寞。由孤独和寂寞又产生了许多联想。

这种家不像家，单身又不是单身的日子要延续多久多长呢？他现在四十出头，难道要延长到五十出头，六十出头？“来日方长”，这是妻子信中的话，长到何时算了？他觉得不寒而栗，他是凡夫俗子，对眼前的境况既无法超脱又无法改变。他忽然想到在乡下经常用大红纸写就的四个大字：“天作之合”，他不由地苦笑了一下，难道真是天意如此？什么叫天意？他又想到小时在家里听母亲说过：男女婚姻都由月下老人牵线搭桥，“千里姻缘一线连”！他忍不住苦笑。是了，月下老人按照既定的安排，将我周剑非在大风暴雨中引向那座黑压压的森林，和她黄怡芹见面乃至成亲。

心念及此，他眼前似乎忽然出现了雷雨交加的场面，就是这一场雷雨使他同黄治芹在一座大森林中第一次见面，经过若干曲折终成夫妻。这样说来那场大雷雨就是月下老人的红线了？“一切都是命中安排的，你想摆也摆不脱”。这是谁说的记不清楚了，他自然不相信什么命运，但亲身的经历却真有那么点儿味道，怎么解释呢？

那是七十年代初期，他周剑非从钱林身边调回办公厅，夺权后进了干校以后下放到当时的松岭县，现今松岭专区的首府所在地松岭市。县革委由三大部组成：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在省里最大的走资派之一身边工作过的人，自然不能让他去政治部和保卫部了，于是他被分到生产指挥部的业务组，具体的工作是掌握生产进度和情况。业务组的人有二十多个，大部分都是县里响当当的造反派，少数人包括他周剑非在内是从“旧政权”过来的，算作“留用人员”吧。那年头留用你也就不错哪，还去考究别人另眼相看还是一视同仁干什么？他周剑非有自知之明，随遇而安，乐在其中。

“掌握生产情况”这一分工给了周剑非一个很好的机遇，当时从业务组到生产指挥部的头头们并不需要掌握什么生产情况，抓革命促生产嘛，抓了革命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他们的精力除了抓革命主要便是物资分配一类实实在在的事。因此，如果把“掌握生产情况”也算一项业务的话，则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闲差事，没有多少人来过问你的，顶多在必要时要几个数字，以便证明“抓革命”的成果就是了。那数据自然用不着去认真的统计，更勿须去搞什么抽样调查一类自找苦吃的活干。需要时一个电话打下去，数字自然而然地通过电话传上来。那电话里的数字总是证明形势越来越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就是了。而且也总是证明，这越来越高涨的生产形势都因为是抓了革命的结果如此等等，可靠不可靠，只有天知道！

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工作条件给了他周剑非以极大的机遇，一是他抓紧时间读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重读了毛选四卷；似懂非懂地读完了《资本论》；有一点值得欣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算是基本弄清楚了，这就不简单，尽人皆知“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之一，只有懂得“剩余价值”才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此外，他还学了一些哲学著作，觉得受益不浅。最大的好处是读这些书没有人敢指责，甚至还可以得到“好学习”的名声，真可谓两全其美的大好事。二是他可以在读书读得头昏脑胀的时候，以“掌握情况”为名，到乡下去游山玩水，二千多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任其翱翔，好不自在。

那是一个炎热的三伏天，周剑非以下乡了解情况为名，来到离城七八华里的一个村子里，走东家串西家在农民家里闲聊了一阵，还在原来的村支部书记家里吃了午饭，喝了米酒。告别支书家出来，已是午后两点多钟了。

他听说附近有一个茶叶科研所，作为试验和示范还经营有一座很大的茶园，是专区所管的单位。反正时间尚早，下午县级机关有一个批判大会，能不参加最好，乐得于逍遥逍遥，于是他向送他到村口的原村支书问明了方向，便悠哉游哉地游茶园去了。

他乘着那米酒的酒性，在炎炎烈日下走了约莫两里路，一片周围好几平方公里的茶园出现在眼前。他走进茶园沿着沟垅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算作是巡视吧。在钱老身边工作时，他曾随同视察过别的茶园，听过有关茶树管理的介绍和汇报，故而懂得一点管理知识，现在还记在脑里。和眼前的茶园一对照，他立即发现这片茶园已经很久地失于管理了。只见茶树枝蔓丛生，茶园里杂草遍地，连起码的剪枝，除草也有好长时间没有进行了。他决定到茶科所找他们的领导聊聊，也算没有白跑这一趟。

要同别人去谈业务，就得有“材料”，否则一个县革委的工作人员，对别人信口开河地说一通，能让人信服？

为了寻找更多的谈话“材料”，他沿着茶拢由西到东，由北到南来了个巡回穿梭检查，不时还停下来对一些显现得特别的茶树作详细观察、取证，倒也十分认真。很快一个多钟头便过去了，当他的巡回检查尚未完成，忽听得远处隐隐有了雷声。他抬头一看，南天上空已经乌云密布，闪电雷鸣。俗话说，云跑南雨成团，一场大雨就要向他袭来了。这时他正仁立于茶园的中心地带，心想边看边走，到茶科所聊天躲雨去。

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他还没走出茶园，大雨已经在闪电雷鸣的护送下倾盆而来。到了这时他才着了急，加快步子奔出茶园，离茶园一箭之遥是一片黑压压的森林，那位下了台的支部书记告诉过他，茶科所就在森林中。他于是迈开大步向森林奔去。

当他跑到那森林深处的茶科所时，全身里里外外已经湿透，像一只落汤鸡。他用力敲打紧闭的大门，一连敲了十多下没有回应，是雨声雷鸣淹没了敲打声还是屋里没有人？他擦去从头发上滚下迷住了视线的雨水观察了一下，那木质挺硬的大门上竟然没有门铃，他只好一而再，再而三的用手去敲，敲得手都发痛了，依然没有回应，便又用力喊叫：

“里面有人吗？”

他年轻气盛，声音洪亮，终于产生了效果。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什么人，你找谁？”

“我是县革委的！”

他回答得很响亮，“县革委”这招牌也第一次帮了他的忙，别人听了不敬也畏呀，良好的效果马上产生了。

“你等着，我就来开门。”

不到一分钟，那两扇厚实的大门吱地一声敞开了。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披薄塑料雨衣手撑油纸雨伞的女人。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看不清也不想马上看清开门者是青年妇女还是中年妇女，他甚至没有同她握手打招呼，便一头钻进小院上了台阶直向开着门的一个房间奔去，口中念念有词：

“这雨太大了，太大了。”

随后跟进来的女主人一定是被他那狼狈样子惊住了，她用疑问的眼光盯住他：

“你是县革委的？”

他只好再次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并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单位：

“我叫周剑非，县革委生产指挥部业务组的，到大湾村来了解情况顺便到你们茶园看看，谁知这雨说来就来了！”

经他这么一说，对方大概是放心了，她脱去雨衣，打量着周剑非：

“呀，你一身都湿透哪，得赶快换衣服，会感冒的！”

哪里来衣服换哩？说者听者都忍不住笑了。她先递给他一条毛巾，大概是她的洗脸巾，留存着一股皂香气。他也顾不得客气了，接过毛巾擦去头上脸上的雨水，这才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不过二十出头吧？作于不很俊，但五官端正、身材苗条，一对动人的大眼正自好奇地注视着他这个不速之客。他环顾四周，屋里一张单人床，两把硬木椅，靠窗一张三屉桌，桌上放一面镜子几本书，桌旁一个洗脸架搭有毛巾放有香皂。他马上意识到这间屋子是她的卧室，说得夸张一些，是她的闺房。他于是感到未免冒失了，一个陌生人闯入大闺女的卧室，说得清楚吗？他连忙对她说：

“厨房里有火吗，我去把衣服烤干。”

姑娘笑了，张着一对大眼睛：

“就这么穿在身上烤？”

“不这么烤又怎么办呢？”

他说的是实话，是呀，不这么烤又怎么办呢？这倒是提醒了女主人，她脑子一转笑道：

“有办法了，你等一等。”

说着便一阵风似地跑出去，很快地又跑回来，手中抱着一件白衬衣一条旧军裤，说：

“是一个同志洗了晾在屋檐下的，已经干了，你赶快换上把湿衣服烤干。”

说着又从三屉桌里取出一块于毛巾递给周剑非：

“我先到厨房去捅炉子，你快换了衣服把身上擦干，把湿衣服送到厨房来，厨房就在西厢房的顶头，沿着屋檐过去，用不着走院子穿过，不会着雨淋的。”

她说着便掩好房门出去了。

周剑非自是感激，连忙脱衣换衣，可以说一切都是按照她的吩咐办，在这类问题上女人是绝对权威。只是她拿来的衣服过小，特别是那件白衬衫又短又窄，穿在身上箍得很紧，扣子只能勉强扣上，可惜这间屋子里没有穿衣镜，否则他可以看看自己的狼狈象了。

他提起湿衣服出了门，正自观察厨房的所在，只见她从西厢房顶头的门里伸出头来向他招手。他按照她的交待沿着屋檐走，中式房屋的屋檐很宽，用不着打伞。雨还在下但比他奔来时小多了。

他来到厨房，她已经通开了炉子。看见他那身打扮她忍不住笑了，说：

“你的身子大魁梧了！”

周剑非也无可奈何地笑笑：

“不是我太魁梧，是这衣服的主人大苗条了。”

她咯咯地笑着接过他手中的湿衣服，用一个竹制的大烘笼罩在炉子上，把湿衣服一件件重叠地铺在烘笼上。这种竹制的多孔大烘笼是多功能的，可以烤衣服也可以烘烤辣子等生活用品，特别适合“月母子”用来烘烤婴儿的尿布屎片，在这一带地方很流行。

她在烘笼上放好湿衣服，看见他依然站着，便连忙拉了一条矮木凳示意他在炉边坐下，自己也和他相对围炉而坐。她说：

“刚才你被雨淋了，烤一烤免得伤风。”

他顺从地坐下伸出双手做了个烤火的姿态。

原来这是当地流行的地炉，冬天可以取暖并炒菜煮饭用，夏天用途不多，炒点小锅菜或像今天这样烤烤衣服什么的。反正这一带是产煤区，用不着考虑节煤的。真正的当家灶在厨房的另一头，三个灶孔三口铁锅，一看便知这个科研所的大锅饭是在那里做的。

他们两人面对面围炉而坐，一雨便成冬的山区顿时有了温暖。这时他才想起还没有请问主人的芳名哩，于是便问：

“请问你贵姓呀？”

她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我姓黄，红黄蓝白的黄，叫黄恰芹，恰乐的恰，芹菜的芹。”

“黄怡芹？”

周剑非心想怎么会是芹菜的芹，顺理成章应当是琴棋书画的琴嘛，但他只在心里嘀咕了一下，没有说出口来，第一次见面岂能过于放肆。

“你呢？”

她问，他回答：

“我叫周剑非，周吴郑王的周，宝剑的剑，是非的非。”

她听后天真地笑了：

“好神气的名字，坏人一定见了你就害怕哪！”

“唉，神气什么，受气哩！”

他绝不是想在她面前发牢骚获取她的同情，而是一种本能的慨叹，是积郁心里的闷气一触而发的表现。

她似乎听出一点味儿来了，打量着他的脸问道：

“你什么时候到县里来的，面生得很哪！”

周剑非依然处于郁闷之中，便回答她说：

“来了不久，充军来的。”

黄怡芹微微一惊，但似乎马上又明白过来了，这或者可以称为时代的敏感性，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敏感性，她笑道：

“哦，我明白哪，你是‘老保’！”

周剑非苦笑了一下，说：

“什么叫保什么叫革，我弄不清楚，别人愿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看来他是默认了，却反问一句：

“这么说，你大概或者一定是造反派了，响当当的造反派？”

他的口气是开玩笑的口气，却也是一种询问和回敬。

黄怡芹的表情微妙，既没生气也没高兴，是一副淡淡的无所谓的情绪，她瞄了一眼对面这个有些唉声叹气的年轻人，洒脱地回答道：

“我呀，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造反派，是不折不扣的逍遥派！”

周剑非由然地从内心里升起一股兴奋之情，这情绪也是本能的发泄，并非出自思考后的外露，他笑笑问：

“嗬，逍遥派，逍遥得了吗？”

这一下轮到黄恰芹唉声叹气了。她皱皱眉头，说：

“还伯不是，你说对了，他们神仙打架我们百姓遭殃，偏要我们陪着他们打，陪着他们斗，烦死人罗！”

顷刻之间他对她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心理共鸣，由共鸣而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同情，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虽然他并不了解她的历史也不了解她的现状，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共鸣。

到了这时他似乎才注意到偌大一个院子只有她一个人，其他的人到哪里去了。他对她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们的人呢，都上山去哪？”

其实他刚从她们的茶山上下来，知道那里空无一人，不过，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还有茶山？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科研所怎么只有她一个人。

她听了哈哈一笑：

“上山去了？你不是从茶山过来吗，哪有一个人在山上？”

“到哪里去了？”

“全都进城参加批判会去哪。”

“你怎么没去？”

“总得有人看家呀，通知上说了各单位除留下必要的看守人员外必须全体参加，不准请假。必要的人员就可以是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一些，我们所的革委主任积极，他只留一个人在家。”

“留一个人在家就留了你，说明对你挺信任罗。”

“信任？是我自己再三争取的，我找了一个借口，前几天县革委生产指挥部业务组来了通知，要报几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数字，任务交给了我，我说还没搞完人家明天就要送去哩，才答应把我留下了。”

周剑非听了暗自好笑，那类材料属于他管的范围，通知也是他亲手拟就发出的。他满有兴趣地问道：

“你其实已经完成了任务只是借口说没有完成，对不对？”

“对！其实当天就完成了，只是没交给他。”

她回答得挺干脆。

“你们平时对数据掌握得很认真也很清楚？”

黄怡芹听周剑非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觉得可笑，她说：

“什么叫清楚不清楚？现在哪个还去做那种笨事！”

周剑非听了忍俊不禁，哈哈一笑，问道：

“那么你当天怎么完成上报任务的？”

她依然回答得坦坦荡荡：

“编造嘛，一级骗一级，一级应付一级，嘿，你们在上级机关工作的人连这个都不懂？人家说小骗子欺骗大骗子，小迷糊，迷糊大迷糊，听到过没有？”

周剑非笑着摇摇头。她见他对自己的一番坦白的语言并不反感，胆子便更大了，说：

“你想想，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茶科所，一年到头只管大批判，批得茶山都荒芜了，不仅出不了新品，老茶也越来越粗糙，积压一大堆卖不出去，要我统计抓革命促生产的成果，我不编造怎么办？”

“你们这里也经常搞大批判？”

周剑非好奇地问。

“当然，”黄怡芹回答，“不仅批判还出经验呢，厚本厚本的经验总结往县革委政治部送，你没见过？”

“没见过，”周剑非说：“就这么大一个范围批些什么呢？”

“批发展茶叶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呀，最初是批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发展茶叶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后来又批林彪在发展茶叶上的修正主义路线，热闹哩！”

周剑非听了又吃惊又好笑，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地问道：

“批林彪在茶叶上的修正主义路线？”

“是呀，你不信？”

黄恰芹一本正经地回答。

周剑非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几乎憋不过气来，笑过之后又问：

“林彪在发展茶叶上的修正主义是什么呀？他对茶叶作过什么指示吗？”

“天知道！”黄恰芹却始终没有笑，那表情倒像是超凡脱俗，对一切都看淡了，对一个陌生的来访者纯客观地叙述而已。

“你们怎么发言呢？”周剑非恰好相反，似乎兴趣很浓。

黄怡芹笑了，算是有了表情，她说：

“我才不发哩，埋头打毛线，积极分子有的是！不过我听来听去好像同前几年批刘少奇在茶叶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差不多。这第一，主张大量进口咖啡、可可，以这些洋东西取代茶叶，这第二，埋头种茶，不问路线，这第三，在茶业技术人员中提倡白专道路。大概就是这些，可会编哩！”

这实在太可笑了，不过这一次周剑非没有像刚才那样放声大笑，他想起了茶山上的情景，隐隐觉得心痛，心痛也无用还是转变话题吧。于是他问：

“你来这个茶科所几年了？”

“不长，六九年茶叶专科毕业后留校闹革命两年才分配到这里。”

黄恰芹一本正经地回答，像是在回答顶头上司的提问。

话一投机时间就过得快，周剑非看看已是下午五点过钟，再摸摸那烘笼上的衣服已基本干了，于是便站起身来，说：

“谢谢你，我该走了。”

黄怡芹也伸手摸摸衣服说：

“干了。这样吧，你拿起衣服去我房里换，我给你煮碗面条吃了再走，到县上十来华里路哩，路上又没卖东西的。”

她想得真周到，周剑非心头十分感谢，但是他说：

“不用煮了，我一口气就可以跑回去的。”

黄怡芹说：

“你不要管，快去换衣服吧！”

她心里暗自担心，去城里参加批判会的人说不定就要回来了，到时看见周剑非穿着所里人的衣服，是她黄恰芹借给的未免有点……

不希望发生的事它偏要发生。

周剑非刚在黄怡芹屋里换好衣服，院里一片嘈杂声，开会的人回来了。他们看见一个陌生的青年人从女技术员的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两件衣服，又看见黄恰芹在厨房里忙着煮面条，未免奇$%^书*（网！&*$收集整理觉得奇怪。

周剑非倒也无所谓，因为他没有做什么可以被抓辫子的事，黄怡芹却显得有些尴尬。她连忙对一个矮、瘦个子的中年人解释借衣换衣的原因，并将他介绍给周剑非：

“蒋永昌，技术员；周同志，县革委的。”

两人握着手，周剑非表示歉意，叫蒋永昌的技术员很洒脱，连连地摇着头说：

“没关系，没关系，只怕衣服小了一些，你穿在身上不舒服哟！”

正在谈话之间，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问是什么事，黄恰芹连忙向周剑非介绍：

“这位是我们所的革委会主任石晓仁同志，这位是县革委的周……”她依旧没记住周剑非的名字，连说两声周却没有下文，周剑非见状连忙自我介绍：

“我叫周剑非，县革委生产指挥部业务组的，今天路过这里遇上大雨进来躲雨，多亏了黄恰芹同志……”

他本想多说几句将躲雨借衣的始末说清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这也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但不等他说完，那位所革委主任便把话头接过去了，他哈哈地笑着用力握住周剑非的手，说：

“县革委的同志？大好了，我们平时情都请不来哩。顶头上司哪，既然来了就对我们的革命和生产多加指导罗！”

他边说边打量着周剑非。周剑非也下意识地打量着他。只见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看上去大约四十边上，那脸型特别瘦，可以用“皮包骨头”四个字来形容，真是除了一层皮便没有肉了，故而棱角分明活像一具骷髅，只有两只眼睛似乎特别有神，看人时露出些微凶光。周剑非本能地不喜欢这位革委主任，他忽然想起一句成语：“脸上无肉，必定是恶兽”，便差一点想笑却忍住了。

两支手依然握住，由于互相打量，暂时沉默了分把钟，革委主任先开了口：

“好啊，你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还望多多指教。县革委张主任、生产指挥部负责人何兴中我们都是老战友，非常熟悉。”

周剑非既不清楚县革委张主任的经历，也不知道生产指挥部负责人何兴中在“文革”前从事什么职业，便想当然地说：

“哦，你们是老战友，一个部队下来的？”

石晓仁似乎有些不太高兴，怎么连“战友”这个词都不懂，一定要在军队里同过一个战壕才叫“战友”？笑话！他于是连纠正带炫耀地说：

“不，不，不，我们是一同起来造走资派反的，是县里最早的一批造反派，我们所的战斗队是县级机关天马战斗司令部的一支骨干力量！”

他那瘦脸上的一对大眼迅速地转动着，显出了十分得意之情。

周剑非觉得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也总得找几句话说呀，于是他问：

“哦？你们也属于县级机关？”

石晓仁明显地不高兴了，冷冷一笑：

“县级机关是领导机关，它需要基层造反派的支持，没有我们，光靠县机关那几个人夺得了权？保皇派势力这么强大！”

说到这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将那对微露凶光的眼睛从上到下又审视了周剑非一遍，漫不经心地问道：

“周同志一直在县上工作，过去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呀！”

周剑非自然如实回答：

“我刚来不久，是第一次见面。”

“周同志过去在哪里干革命？”

他那微露凶光的眼里又加了几分疑问。

周剑非照样如实回答：

“在省委办公厅。”

石晓仁听后“哦”了一声，这一“哦”拖得很长，虽然只是一个单音却给人一种内涵很丰富的感觉，既表示知道了又似乎表示：原来如此，没有留在省革委办事机构工作，而是“充军”下放，你是什么货色可想而知了。

这也许是周剑非的多疑，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心理状态。多疑也罢不疑也罢，他确是找不到什么话好说了，看来对方也是如此。

两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彼此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往往会向两种可能发展。一种可能是有了共同语言，谈天侃地难自禁；另一种可能是有了初步了解之后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看来属于后一种。眼看正要出现“僵持”的难堪局面，幸好黄恰芹从厨房门里伸出头来喊道：

“唉，周同志面煮好了，快来吃呀。”

僵持的双方一下子都得到了解脱，周剑非笑笑说：

“黄同志很客气，硬要给我煮面条。”

所革委主任那皮包骨头的脸上也微露笑容，推出了层层“波浪”，说：

“既然煮了嘛，周同志就快去吃吧，啊，吃了好赶路。”

那表情那口气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他已经没有将对方像刚才那样当成“顶头上司”或者上级机关的贵宾，而是将他看成路人甚至过路的行乞者了。其变化之快有如舞台上的演员，京剧中的小花脸。聪明如周剑非者自然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他勉强和革委主任握握手，说了声“再见”，便如获大赦地朝厨房走去。

进了厨房，黄怡芹将一大碗盖有两个荷包蛋的面条递给周剑非，拉了一张木凳让他坐在案板旁边吃。

周剑非接过面条，猛然觉得肚子确实饿了，跑了这么大半天哪。他也顾不上说什么客气话，将面条放在“案板”上再往木凳上一坐，便唏哩呼噜地吃了起来。

他正吃得很香，那位已经说过再见的革委主任却又窜进厨房里来了。他瞄瞄仁立窗下等候周剑非吃面条的黄恰芹，又走过来弯腰看看周剑非的碗里，那里面还剩下小半碗面条和一个已经咬过一口的鸡蛋，然后自言自语又似乎在对周剑非和黄怡芹：

“哦，鸡蛋面？好，吃罢，吃了好赶路！”

那口气似乎是上级对下级的关怀，或者，干脆是长者对后辈的关心，也像也不像，似乎隐隐地还夹杂着什么？审视、怀疑？周剑非“哦哦”了两声，连头也没抬起来，继续大口地吃面条。黄怡芹略显尴尬，但她没有作任何说明和解释，说明什么呢？她干脆把头扭向窗外。

革委主任似觉没趣，又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好，吃罢，吃了好赶路。”

说完，他便一扭头出去了。

一碗面两个荷包蛋使周剑非填饱了肚子，他向黄恰芹连说几声谢谢并握手告别。他本来还想向石晓仁那位革委主任告别的，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以礼待人又是一回事。但他出了厨房只见院里空无一人，便也只好作罢，向黄怡芹招招手说声再见便上路了。黄怡芹送至大门口说声“再来”，看着不速之客的背影远去，顺便关上了大门。当她回头往自己房里走的时候，忽然发现革委主任石晓仁站在他卧室的窗前，一扇窗子开了一条缝，原来他一直隐蔽在那里观察着他们——她和周剑非的一举一动。她气得七窍生烟，却也忍住只装没看见，心里狠狠地骂了几声：“小人，名副其实的小人。”便擦窗而过回自己房里去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大雨将他周剑非送到茶科所与她相识，这自然也是一种缘分，但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缘分，顶多算是交了个朋友吧，还远远谈不上是通常所说的男女之间的那种缘分。

他周剑非眼光很高，自视也不低，而且有一股使人难以忍受的傲气。

别看现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处于“充军”的境界，那傲气和自视颇高的毛病并未根本改变，他乐观得很，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暂时的现象，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光明的境界在前方等待着。

那天他和黄怡芹的偶然相遇，却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注意，他只是对她有一种好感，特别是和那位石晓仁什么的相比，觉得她是一个十足的好人。如此而已。然而，他们毕竟还是有缘分的，只不过还有一段曲折的乃至可以说是十分有趣的过程罢了。

那是他去茶科所之后的十来天，县革委生产指挥部业务组组长找周剑非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业务组长很客气，先给周剑非沏了一杯茶，二人面对面地坐下之后，他才慢慢地开口问道：

“你最近到茶科所去了？”

“去了。”

周剑非还以为作为全县管生产业务的业务组长大概要向他询问茶科所的工作情况，他查看过茶山，还从黄怡芹那里听到过不少情况，自然有话可说了。谁知完全出乎他的所料，组长问的却是：

“干什么去了？”

那声音很硬，周剑非预感到来势不妙，却不知道“不妙”在哪里，他如实回答：

“去躲雨呀。”

他将那天躲雨的过程简要地叙述了一遍。本来还想顺便就把在茶山上见到的荒芜情况说说，但对这场突然而来的谈话他还摸不清底细，便打住了。

组长听后又问：

“那天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同志在家？”

“对，只有一个女同志在家，她叫黄怡芹，搞技术工作的，怎么啦？”

组长依然一副冷静的态度：

“你在她房里换衣服？”

谜底终于出来了，原来如此呀，周剑非顿时火冒三丈，提高了嗓音反问：

“怎么？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组长依旧很冷静：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你想想看偌大一个所只有一个女同志在家，你恰好这个时候去了，还在人家女同志的卧室里换衣服，别人能不有反映？至于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问题也没有，那就只有你们自己能回答了。”

周剑非再也忍不住了，他蓦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声音很粗也很宏亮：

“我回答过了，就是那些！碰上了大雨就近跑去躲雨，正如你说的偌大一个农科所我知道只有一个女同志在家？一个女同志在家又怎么样？在她屋里换衣服又怎么样？是违了纪还是犯了法？”

“也不能那么说嘛，别人有反映总要把情况弄清楚哪。”

周剑非更加沉不住气了。别看他处于逆境之中，大有夹起尾巴做人的架势，平时不吭不声，遇到适合的场合还兼带发几句牢骚。但却是自尊心很强，“人穷志不短”，谁要是触动了他的这股神经，便立即傲气耸然，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的，反正豁出去就是了。眼前发生的事使他感到人格上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再也忍不住了，便大声地吼着对业务组长说：

“谁反映的，喊他来当面对质，我周剑非因为躲雨闯进茶科所受到一位女同志热情接待，我到底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既然反映了你们也接受了，那就非说清楚不可，我建议你们立案调查，该处分该坐牢我一人承担，有一点，不要株连那位无辜的女同志！”

业务组长是一个精明的人。他过去是县里的科长，要是不精明，夺权之后他也就难以在“革委”办事机构中存身了，更何况还当上了业务组长？当下，他一面看着周剑非暴跳如雷，一面却在暗自思量：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毕竟是省里下来的，他在省里的背景如何，自己并不知深浅，过河须知水深啊！只凭他曾经给省里最大的走资派钱林当过秘书而且死保过钱林，便对他随心所欲，恐怕不行。世事多变，风云莫测，前几年被打倒再踏上一只脚，注定了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们，现在又一个接一个翻起身来了。省里传来消息，钱林也有复出的可能。凡事不可冒昧呀，俗话说“做人留根线，它日好相见”，谁知眼前这个年轻人，将来如何？唉！于是他说：

“老弟，不要急嘛，我看你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一急了就会走火的哟！刚才你说不要牵连无辜，难道你是有辜？”

嗬，被他抓住辫子了，周剑非心想，他自信自己平时为人处事还是很冷静的。但他也有自知之明，太过于自尊，一旦触犯了这股神经就会立刻上火，老子娘都不认的，现在又犯哪！既然别人已经抛出了友好的姿态，那就以礼相对吧，于是他问：

“你说怎么办吧？”

业务组长笑笑：

“这就对了老弟，我看这样，你写一个简单情况，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就行，我拿去给上头交差了事。”

周剑非一听又火了，说：

“这就等于是交待材料哪，我不写。”

业务组长觉得很为难，思索、沉默了分把钟，他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我看这样吧，干脆写一个谈话记录，记录稿由我来起草，你签个字行了吧？老弟，上级把任务交给我，我总得有个回音才交得了账呀！”

周剑非这时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觉得也得替别人想想才是，便答应了。

谈判圆满成功，双方都松了一口气，特别是业务组长显出了一副终于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似的轻松、愉快。他忽然若有发现地对周剑非说：

“其实呀，你和黄怡芹一对未婚男女，惹出这场无端的风波也算是有缘，我看还不如干脆来它个顺水推舟，明正言顺，怎么样老弟，我当介绍人！”

周剑非毫无思想准备，顺口便回答。

“谢谢你了，我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说毕便起身告辞。他的确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但业务组长的话却提醒了他，是呀，“一对未婚男女”，就算我跑到茶科所向她求爱也无可指责呀，怎么就惹出了这么一场莫名其妙的风波？这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流毒作祟还是一场政治陷害？也许，陷害者有意识地利用了“男女授受不亲”在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流毒，可耻，可悲！这个陷害者是谁？他想到了那个革委会主任石晓仁，他刚才问了业务组长，组长笑而不答，只说了一句：

“这就不用管它了，反正有人检举就是了。”

作为一种善后也是一种责任，周剑非觉得他有必要向黄怡芹通通信息，使她思想上有所准备。于是，他给她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将业务组长找他谈话的情况和他的表态告诉了她。信写得很短，不足一张信纸，他却颇费思考，既要将事情说明，又要不致被可能出现的第三者抓住辫子；既要表示对她的关心和感谢并兼带对她可能受到的牵连表示遗憾，又不要说出格的话，表达不需要表达的感情，使人家产生误解。

一封不足一页纸的信，连起草加抄他足足花了将近两个钟头的时间。

过了一个多星期，他收到了黄怡芹的来信。虽然也只不过是一般的信件，但和他的那封信相比，黄怡芹的信似有其特殊的含义，字里行间隐藏着几分情谊。

她在信中首先感谢他通信息，并说她也受到了那个“刮骨脸”的威逼，要她交待那个省里大走资派的秘书窜到所里来干什么，他说了什么话，干了什么事？黄怡芹在信上说：

“我告诉他，周某人来这里干的事归纳起来是三件：一是躲雨二是烤衣服三是吃了一碗鸡蛋面。至于说了什么话嘛，对我都是围绕这三件事说的，还有就是对你说的了。你们站在房檐下拉起手说得挺亲热，我在厨房里煮鸡蛋面，一句也没听见。

“刮骨脸当然不依，说是要开小组会帮助我，实在不行就开大会。我回答说‘随你的便！’嘴这么硬心头却跳得慌。后来突然一个急煞车，不闻不问了。有知内情的人悄悄告诉我，说是县革委生产指挥部业务组打了招呼：这件事到此为止！”

“听了这个消息我就想到一定是你起了作用，至少是你平安无事，我也就放心了。”

读了这封信周剑非很感动，他本想给她回信的，但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了，于是便就此搁下。只是对她信上所说的“刮骨脸”却耿耿于怀。他一看便知，指的就是那个主任石晓仁，自己算是猜对了十足的“是小人”！“人不可貌像”有时还是可以以像取人的吧？京剧里的脸谱比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这件事在他周剑非脑子里已经慢慢地淡化了，却又忽然接到了黄怡芹的一封信。

来信很短，只说了一件事或者可以说只提了一个问题：问他收到她的信没有？她说她不见他回信难免有些提心吊胆，她的那封信是否被别人扣押了？如果真是那样就会有好戏看的，因为她在信中骂了“刮骨脸”，他一定是不会甘心的等等。

到了这时他周剑非才感到十分抱歉，抱歉之余自然是马上提笔给她回了一封信。回信写得很长，究竟写了些什么他现在已经模模糊糊了，只记得当时有些激动。激动起来理智就退居二线，在信上写了一些带感情的语言。

从此，他和黄怡芹开始了长达两三年的书信往来，自然是时断时续，有疏有密，有时感情成分浓，有时感情成分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段堪称漫长的时间内，黄怡芹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干她的技术员工作；周剑非却变化不小，各级党委建制恢复后，他被派到一个边沿区当了区委书记，后来县委换届，他当了县委副书记。

他和黄怡芹依然通信不断，两人的关系依然若明若暗，若隐若现。终于有一天乘黄怡芹到县城开会之机，几个好心的朋友对到宿舍来看望周剑非的黄怡芹他们两人说：

“你们的事就干脆办了吧，还等什么？”

在大家的凑合下，他们，他和黄怡芹就在那次会议期间，利用一个晚上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他周剑非至今也弄不清楚他们的结合属于什么性质的结合，包办婚姻？当然不是。买卖婚姻？更不是。也许，大体上属于自由婚姻这一大类吧？但自由婚姻并非都是爱情的结合。而且，什么叫爱情，也往往是说不清楚的。社会生活千差万别，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套。说不清楚的事就不要勉强去说它。

实际情况是，他们，周剑非和黄怡芹结婚成了法定的夫妇。周剑非依然在县城当他的县委副书记，顺便说一句：在那时三年一届的换届制度下，他周剑非像是走了鸿运，第二次换届便担任了县委书记的职务，成了名正言顺的“七品芝麻官”。在中国的等级制度中，等级虽然不算很高，却也是一县之长，添列“县处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之列，成为当地权力的化身和万众瞩目的人物了。而作为全县“第一夫人”的黄怡芹呢？依然在茶科所搞她的科研，那时县里没有公共汽车，她每周骑单车进城和周剑非团聚一次，星期六下午来，星期日下午回去，有时工作忙走不开也就放弃一周一次的团聚了。

虽然成了家而且相距咫尺，却又不似家。

县委书记的这种境况，不用他发话就会被别人所关注，有关部门几次建议将黄怡芹调到县城里的对口单位，比如林业局或其他单位，既可不脱离业务又可以照顾书记的生活，使书记解除一日三餐的后顾之忧，把精力集中在为全县三十六万人民服务上来。周剑非也动了心，既然有了家总得像个家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黄怡芹不同意，理由自然是很充分的：一曰不愿脱离专业，进城来即使到对口单位也是行政工作，久而久之自己的专业会荒疏的；二曰现在有了从事专业研究的气候，自己又还很年轻，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面对妻子的固执，周剑非虽然心头不痛快，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其自然了。有时黄怡芹不能到县城来，他就到茶科所去。那时县委只有一辆吉普车，县委书记假日骑单车探望妻子也属正常，不失身份了。但毕竟他去茶科所的时间少，黄怡芹来县城的时间多。

往事历历在目，周剑非躺在床上想着这些也不知是苦是甜。翻了几次身，便慢慢地睡着了。

十一

第二天上午周剑非主持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讨论三江市领导班子调整问题。

果不出周剑非所料，部长办公会顺利通过了陈一弘出任三江市党委副书记和建议提名市长人选的决定，准备征求省府、省人大领导和有关人士的意见后提交省委常委。冯唐的去留问题则暂时作为空白，待征求有关人士意见后再回过头来研究。

部里意见之所以能以顺利通过，一是副部长和有关处室早已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对两种意见三个方案都有了明确的了解；二是考察材料已印发到出席会议人员手中事先阅读，对三江民意测验情况有所知晓；三是出席会议的人都知道昨天晚上部长周剑非向省委书记赵一浩作了专题报告。虽然周剑非并没有传达赵一浩的态度和意见，也没有通过谈自己意见的方式来贯彻赵一浩的意图。他有一个习惯也可以说一种领导方法，大凡讨论问题，他总是最后发言，一方面可以集纳会上的正确意见，使结论更完善一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不至因别人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被动。至于赵一浩的意见更不能先谈，否则就成了事先定调了。纵然如此，副部长和处长们还是从他周剑非在别人发言时的偶尔插话中，乃至他的表情中看出了他的倾向，看出了昨天晚上赵周夜谈的蛛丝马迹。正如商界对市场信息的敏感一样，政界，如果组织部门也算是政界的话，则对于来自核心决策层的任何信息也是非常敏感的。凡此种种，部长办公会之所以开得很顺利，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

周剑非决定加快这件事的进度，由他亲自出面去征求省长苏翔和常务并分管农业的副省长黄人伟的意见。临散会时他又想起一件事，还要听听冯唐原在单位那个早已离休的胡久如厅长的意见。据说冯唐未去三江之前在厅里很受胡厅长的赏识，几乎是鞍前马后寸步不离，他之所以得以青云直上

，同胡厅长有很大关系。这件事他作为三江考察的拾余补缺，他交给了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和参加三江考察的一位处级干部。于是，他亲自打电话和省长苏翔约定，下午两点半钟去他办公室面谈。

他下午如约前往苏翔办公室征求意见时，是满怀信心的。早在六十年代他为省委副书记钱林当秘书时，对苏翔便有所了解。那时苏翔刚从外省调来不久，是“四清”之后来的，据说他出身农村，文化不高经验丰富，当过专员和地委书记，后来当了副省长。到这个省是平调，即：省委常委、副省长，是常委和副省长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的老资格如钱林等便经常半开玩笑地叫他“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甚至直呼小苏。属于六十年代初期为了“反修防修”，大力选拔培养接班人时上来的那一代。作为小秘书的周剑非当年虽接触不多，却印象颇佳，觉得他朴实、豁达、随和。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苏翔在省委常委和正副六七个省长中已由过去的“小青年”成了年龄最长的“老大哥”。资格越老话也越多，周剑非在当地委书记时期便体会到了。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总是省长倒数第二发言，省委书记最后作总结。每当苏翔一开口，会场便会产生小小的波动。有人看表，有人相互低语，都作好延长时间的思想准备就是了。有一次轮到苏翔倒数第二发言时，周剑非看看表只是十一点过二十分，便不由得舒了一口气，今天可以按时结束吧？谁知这位省长一开口就不可收拾，从事情的根根底底谈到事情的现状，又由现状谈到各种意见分歧，再谈到自己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措施，像是在作一场大报告，洋洋洒洒足足谈了一个多钟头，等到省委书记为会议作总结时，已是十二点半钟了。

作为一省之长，苏翔一心扑在经济工作上，热衷于新建项目，特别是重点项目。当时流行的语言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争取创造条件也要上。”不知是苏翔觉得这个口号不够味

，显不出决心还是说起来不顺口，他从不引用它，而是独具特色地使用自己的语言，叫作：“没有钱卖了裤子也要干！”往往引来喝彩和笑声。有一次在宴会上，一个服务员上汤时不小心滴了两滴在他的裤子上，他连忙掏出手绢擦拭。恰好老领导钱林在场，便开玩笑地对服务员说：

“小姐，你注意哩，弄脏了省长的裤子咱们的重点项目就上不去罗！”

另一位在场的老同志插了一句：

“是呀，要小心，你知道省长的裤子值多少钱吗？”

一时之间，“省长的裤子”便成了人们相互打趣或相互鼓劲的语言，甚至将那些难度大资金不足的项目称之为“裤子工程”。

周剑非还听组织部的同志介绍，这位省长在人事问题上比较超脱。首先是不过问干部的考察推荐工作，包括厅局长、地州市委书记、市长、专员在内，他一律相信组织部的考察，过去没有事先征求意见的程序，组织部考察形成方案后征求书记意见便直接上常委会，他也不在乎，而且一般都同意。只有一条例外，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长、副秘书长的任命必须他同意后再拿到常委会去，否则不认账。其次是一般不直接推荐干部，特别是省委管的干部除了政府办公厅如前所说之外，决不向组织部提名，更不写条子打电话。他对组织部的干部一再表态：相信你们的考察，谁适合谁来干，“管他来自东西南北中，只要他有基本功！”当然，有时也有例外，担任领导工作的时间长了，虽然不是本省人，亲戚少朋友多，老下级老同事遍布全省，难免有跑官者登门求助，甚至有权威人士直接引荐上省政府的。在却不过情的时候，也向组织部打个电话或者写一张条子，通常的语言是：

“有人向我推荐一个干部，叫×××，据说不错，你们考察一下看，不行就算，我也是受人之托，无可奈何！”

考察的结果如果真的不行，回个话便可，他决不计较。因此，组织部的同志都觉得在核心领导层中他是最好配合的一个。

果然如此，当周剑非和巡视员端木信来到省府大院三楼的省长办公室时，苏翔正在同省经委主任谈问题，见他们来了他连忙站起来握手打招呼，说：

“对不起，临时有个急事请稍候，几句话就完了。”

这是个一般的套房，周剑非他们在外间坐下，接过秘书递来的茶喝了两口，观察了一下房间的陈设。他惊奇地发现，作为一省之长的办公室设备十分简朴。除了沙发、办公桌、保险柜、电话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了。两间屋子八面墙壁连一幅字画也没有，真可谓“四壁皆空”，也许是性格所然吧？

周剑非正在这么想着，苏翔已经送走经委主任，走过来再次同他握手，笑道：

“对不起，有一点急事把时间耽误了，请到里边去吧。”

他将周剑非和端木信请到里间办公室坐下，经委主任谈话时在里间作记录的秘书知道是谈人事问题，便将周剑非二人的茶杯从外间移进来，然后知趣地将门掩上出去了。

交谈开始，首先由周剑非详细介绍三江市市长人选的考察过程和考察意见。苏翔没记笔记，只竖起耳朵听，从表情看出听得很认真。

谈了不到半个钟头，苏翔忽然插问：

“何家渡水利工程是不是这个陈什么？哦，陈一弘在那里搞？”

周剑非回答说：

“正是他在领导，他是管农业的嘛。”

苏翔又问：

“进展得怎么样哪？哦，你们当然不清楚，是去考察干部嘛！”

周剑非笑道：

“也知道一些，我上何家渡去过，那个工程的进展也体现了陈一弘的工作作风哩。”

苏翔突然兴奋地站了起来：

“抓好这项工程就是对三江人民的一大贡献！”他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又坐了下来，“我不是要功劳，但是说实在的，那个工程是我去帮他们争来的。你当过地委书记应该知道，灌溉面积达不到三十万亩的工程国家是不管的。何家渡的灌溉面积才十来万亩，咳，十几万亩？”

周剑非去过何家渡能将它的灌溉面积和发电量说出来，但不等他回答省长却自己回答了，数据准确不差一个百分点。苏翔自我回答后又说：

“省政府批准了他们的项目，我又帮他们到上面去争，到北京开会时我亲自找了水利部长，说明那是一个灌溉和发电双用的项目，请他们支持。我又叫计委主任到部里找主管司长、处长、办事员，人员找了一大堆，茅台酒、五粮液也不知送了多少箱，才作为特殊情况以地方为主部里适当补助的项目立了项，还加了一个扶贫项目的帽子，它贫什么？”

苏翔说到这里便哈哈地大声笑了，周剑非也附和地抿着嘴笑，只有端木信手握钢笔摊开笔记本准备随时记录，脸上却毫无表情。

笑过之后苏翔说：

“扯远了，扯远了，我们继续谈吧。”

周剑非又继续介绍情况，谈到有人诬告陈一弘夺人之妻时，苏翔很感兴趣，详细询问了情况，然后哈哈大笑，说：

“这类事哪个说得清楚，向来是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只要合理合法就行了。”

听口气周剑非觉得省长似乎在这个问题上还多少有些保留，便不惜多费唇舌把事情经过又仔细地陈述了一番。旨在说明陈一弘和沈琳的婚姻不仅合理合法，在道德行为上也毫无可指责的地方。苏翔连连点头，表示听懂了。

当周剑非谈到“专业户标兵”问题时，苏翔没有笑而是满脸严肃，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骂道：“胡说八道，搞专业户当时是我们支持的，‘土地到了户，带头致富靠专业户’，有哪样错？我看提意见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若有所悟突然打住，言不对题地突然问道：“中央考察组还在找人谈话？”

周剑非似乎懂得了省长的意思，只点点头作为回答。

最后周剑非谈了组织部部长办公会提出的三江市市长调整方案。他没有再谈在酝酿过程中提到的两个方案或三个方案，只谈了一个方案，也就是陈一弘任市长的方案。只说是部长办公会根据考察组考察意见提出来的，没有提到他事先征求过省委书记赵一浩的意见。

苏翔心里明白，周剑非事前肯定向赵一浩作了汇报统一了认识，否则也就不会上他这里来征求意见了。不过，双方都心照不宣就是了。他稍为思索了一下，说：

“我没有什么意见，省委委托你们管人事自然就应该相信你们罗。你又是省委常委，代表省委管这项工作的，自然应该相信你们提出的方案哪！”

停了那么分把钟，他似乎觉得还是要谈点具体意见才妥，便说：

“三江这几年农业发展不错，财政上得也快，这些自然同这个陈什么，哦，陈一弘是有关系的。特别是何家渡水利工程，不简单呀！对陈一弘（这次他没再忘记他的名字）总的说我不太了解，看来还是有能力有成绩的。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能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就不容易。”

他又停了一下，似乎在考虑有的事该说不该说，终于还是说了：

“有些厅局长向我反映，三江那个管农业、财贸的副市长架子很大，对省里去的人爱理不理。我去过三江几次倒也没这种体会，当然，也轮不到他来接待我，是老卫和前任市长亲自陪同，副职只参加汇报会。话又说回来即使让他来陪同，我想他也不敢对我摆架子的。”

苏翔说完又哈哈地笑了，笑得很开心也很坦然。

省长的话却引起了组织部长的高度重视。看来“陈一弘架子大”在省级机关已成了一种舆论，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他又简要地补充了一些情况。苏翔听后又哈哈地笑了：

“也许是个性吧，不过不要看是小事，别人认为你摆架子，有时几个项目就被甩掉了。我们这些当省长的到了北京还不是见人就磕头，部长不用说了，司长处长都要向他五体投地才行哩！不过，说来说去总归不是本质的问题，任命后你们好好跟他谈一次话，把这些利害指给他听。在这些问题上绝不能书呆子气，别看中央三令五申，这样规定那样规定，你去认真吧，来了不接风走时不饯行，试试看！”

说到这里，省长又哈哈地笑了，依然是笑得开心，笑得坦然。他一时来了兴趣便扭住这一话题继续往下扯，而且将周剑非也给拉扯进去了。他笑道：

“老周在这方面有经验，你当地委书记的时候，省级机关去松岭的人都很满意，说你没有架子，大方好客！”

“没有架子”好接受，“大方好客”意谓着什么？是褒是贬？周剑非软软地顶了一句：

“哪能和省长相比，在这方面你的经验才丰富哩！”

苏翔又哈哈地笑了，说：

“这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学问呀，你们要告诉陈一弘千万不要书呆子气罗，吃了哑巴亏说不出口哟！”

话说到这个分上本该结束了，对周剑非来说可谓圆满地结束了。他和端木信已经站起身来准备告辞，却又听苏翔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冯唐怎么样？你们打算咋安排？”

周剑非先是顺口回答了一句：

“下一步再考虑。”

其后一想，省长既然问到这件事便不能回答得太简单了。于是他又重新坐下，将冯唐的考察情况说了一通，并说三江的班子打算分两步调整。

苏翔听后淡淡一笑：

“这个人唱功很行，也许做功差一些吧？不过他年轻又有文化，你们还是要培养要用才是嘞。”

口气依然是漫不经心地给人一种印象：他是顺便问问罢了。

周剑非却认真地回答道：

“当然要用，主要是怎样发挥他的优势，各得其所。”

苏翔说：

“对嘛，要各得其所才安定得了哩。哦，前不久我遇着钱老，他还问起这件事哩，据说冯唐的父亲是他的老部下？你当然比我更清楚哪，各方面的关系都要考虑到。”

周剑非又将情况叙说了一通，这才站起身来真的告辞了。

他和端木信和苏翔握手告别，拉开房门只见外间已经坐了四五个等候省长接见的人，其中有两个现任厅长其余不认识。

从苏翔办公室出来，周剑非和端木信便去位于二楼的副省长黄人伟办公室，他既是常务副省长又是分管计划和财政的副省长，既是陈一弘的顶头上司也是冯唐的顶头上司，而且是省委常委，他的意见至关重要，周剑非决定亲自出马。事先电话已经联系过了，但因为要先找苏翔，便没有将时间说死。待他们去到办公室时，只见副省长的屋里坐着好几个人谈工作，似乎正在争论什么问题有两个人的声音很高，一开门就听到了。

黄人伟见周剑非来了便站起来握手打招呼，为难地指着周围的几个人说：

“正扯得热闹，事情又很急，你看？”

周剑非看看表快五点了，便说：

“那就再约一个时间吧，晚上有空？”

黄人伟说：

“行，就是晚上吧，我在家恭候。”

回机关吃过晚饭天快黑了，周剑非和端木信按约到黄人伟家去。

黄人伟住城西省府大院宿舍，虽然不像钱林他们那样的单家独院，却也是独门独户，幽深清静。周剑非的座车开到离黄人伟家五米的转弯处时，只见门口停有一部轿车，是D字牌的外地车。周剑非见了说：

“唉，又有人？”

端木信眼尖，定睛一看，悄声地说：

“是冯唐的，这台车我认识，他亲自驾驶，看嘛车内没人，他进去了。”

周剑非当机立断：

“我们不去凑热闹了，吴师傅回头吧。”

路上周剑非问端木信：

“张清云他们去找过胡久如没有？”

端木信是三江考察组的联络员，这些事他自然清楚，当即便回答说：

“还没有，张清云有点事脱不了身，他们要明天下午才去。”

周剑非听后又来了个当机立断，说：

“我们去，马上去，你知道他家？”

端木信点点头，便吩咐车子向城北开去，直开到冯唐原单位的宿舍区域，在一座已经变得很陈旧的单元按前下了车，端木信领着周剑非向二楼走去。

胡久如因风湿病严重，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已经好几年了，但头脑依旧很清楚。周剑非给钱林当秘书时，胡久如是现任厅长，他去找钱林汇报请示时，多次与周剑非有接触，故而至今仍记得他并且知道他最近进了省委常委，当了组织部长。他以为周剑非是将他作为省管老干部专门来看他的，从床上欠起身来一面握手一面连声地说：

“感谢，感谢部长来看望！”

这时周剑非才意识到应该带点礼物才是，但已经来不及了，便顺水推舟地说：

“我们今天一是来看看你，二是想同你随便聊聊了解一点情况。”

他说着便扫视了这房间一眼，虽然住着病人却依然保持着整齐、清洁的面貌。一个装满了书的书架，几张套了布套的沙发，是专门为探视者设置的，床的对面靠窗是一张三屉桌，上面放有一台二十一英寸彩色电视机，电视机旁边的墙上挂有一个夹着一厚叠省报的报夹。说明作为病患者的主人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发展，每天躺在床上既看电视又看报纸。

周剑非和端木情接过小保姆送来的茶，边喝边谈。先是询问病情和医疗情况，然后慢慢话入正题。

“胡老还记得冯唐吧？”

周剑非问。

“怎么，冯唐出事了？”

提到冯唐，胡久如显得有些激动，但一时还分不清那表情里所显示的倾向。

周剑非便把来意诉说了一番，胡久如听后足足有分把钟没说一句话，然后意味深长地笑了，说：

“唉，冯唐到底消息还是不够灵通，要不他前几天准抢在你们前面来看我了！”

周剑非先是不知道胡久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随即一想也就明白了，却又不便表什么态，只好微微一笑算作反应，听着他继续往下说。

此时的胡久如却显得很平静，不像刚才听到冯唐的名字时那么激动了。或者也可以说平静中包含着激动。他说：

“你们来晚了几年，要不就在这门外走廊的东头有一个用木板搭的鸡窝，那时不是时兴养鸡吗。有一天我老伴在吃饭时随便说了一句，‘我们真得弄一个鸡窝才好，要不这几只鸡成天在屋里翻腾脏死哪’。那天冯唐在场，顺便说一句冯唐当年是我家的常客，或者应该说至少算半个主人吧，比我儿子还照顾这个家。听到老伴的话他当即说了一句‘这好办’，大家也没在意，谁知星期天一大早他来了，还带来一个木匠，抱来一些木料。他亲自动手同木匠一起，干了一两个钟头一个‘高级鸡窝’便建好了。”

胡久如沉默片刻，然后说：

“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你们都是明白人，自然就用不着我解释哪。一句话那时冯唐是我家的常客，建鸡窝这样的事也是常事。我老伴很感动，说他比儿子还管用，要是有这么个女婿就好了，可惜没有女儿。一直到他当了副厅长，还是不改当年，我们都觉得过意不去，再三劝他经常来走走我们欢迎，就用不着动手动脚的了。他总是说：‘我在你们二老面前永远是小辈，做点事情算什么’？”

周剑非听得入了神，听口气这位离休老厅长似乎在表扬他们的考察对象，但看表情却又不像。说真的，对这类事该怎么看他周剑非一时也分辨不清楚。你总不能说，一个年轻干部根本不沾领导的边就是品质好，经常往领导家跑干点像修建鸡窝一类的事就是品质不好吧？既然分不清是与非，那就先听下去吧，听了再说。果然，他慢慢地终于听出味儿来了。胡久如话锋一转，口气也变了：

“嘿，自从我办了离休，这小子的行为一下子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常客变成了稀客，我倒床后来过一次便再也见不到踪影了。有人告诉我，他转移了阵地，成了新厅长家的常客，岂止如此，攀高枝跑副省长家了。这也难怪，市场经济嘛，价值规律起决定作用，可一个人的感情……唉！”

胡久如又激动起来，周剑非连忙劝解：

“老厅长别激动，别激动！”

胡久如笑了，说：

“是呀，用不着激动，人生百态嘛！我有一个体会，还有一个反思，现在不是很流行‘反思’吗，我‘反思’了。”

周剑非又听得来了兴趣，忙说：

“哦，我们倒想听听胡老的体会哪！”

胡久如望了坐在一旁始终奋笔记录的端木信一眼，笑道：

“我是随便谈感想，你就不必记录了，不过，记录也没关系，随你的便吧。我先谈体会。”

“睡在床上这几年我越来越有一个明显的感觉，一个干部特别是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当他离休了退休了，与一切权力绝缘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就连对现今的当权者提建议也不愿去做或者做了也不管用了，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过去当权时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人，谁的品质好，谁的品质劣！”

这位过去的厅长现在已同一切权力绝缘的离休干部语气很随便，随便中带有几分激动。作为听者的周剑非却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有一种感觉：不仅仅是在听对某一个人的评论，而是在听课，听一堂生动的哲理课。一贯只埋头记录的端木信也显得有些激动，多次抬头感动地看看半躺在床上的讲述者，再低下头去做自己应做的事，将老厅长讲述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像是学生在课堂上作笔记。

周剑非正在震动中沉思，又听到胡久如继续在说话，语气依然是平静中带着激动。

“我刚才不是说我反思了？是的，反思了。但是反思的结果不太妙，有些事依然模模糊糊难以分清，关键还是过去把理智和感情搅在一起，搅得太深了，搅成了一团糊糊，现在用什么办法也很难分开。比如说吧，冯唐的每一次提拔都是我竭力推荐的，为了他的事，你们组织部我都不知去过多少次。现在我就在反复地想，当时支配我的到底是理智还是感情？或者两者各半？冯唐平时在工作上表现是很出色，不仅交给他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而且还经常主动出点子为领导解难分忧，这样的干部不提拔还有谁能提呢？过去跑组织部门推荐，在厅党组会上积极为他说话，想到的就是这一面。却没有想到别的事，比如盖鸡窝那一类事，那种事实在太多了。这类事是不是也是促使我积极推荐他的支配因素呢？过去连想都没想过，现在想到了，是冯唐绝情寡义的行为促使我想到的，但是依旧隐隐约约，不敢承认。倒是老伴比我清醒也比我坦率，她早就说过：‘你看错了人，他当时献殷情就是蒙蔽你的眼睛，骗取你的感情。现在看清了吧？’看清又怎么样？晚了。我担心，各级政权交给这样的人去掌握，怎么得了，太危险了！”

说到这里，该说的话胡久如似乎都说了。端木信也收起笔记本，面部略带感慨地准备起身告辞。周剑非暂时没动，他在考虑如何对这位离休厅长表个态。他觉得对冯唐的事不便具体表态，广泛听取意见嘛，这是其中的一种意见，也是前段时间有所感觉但无人说出的看法。对这样的事提到什么程度来看他还没有把握，需要思考。但对这位躺在床上的离休厅长详细地提供了被考察者的情况，特别是那些有代表性的看法和警语则是应当感谢的。他想好了几句话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胡久如继续说话了。他说：

“部长今天亲自登门看望我，听取我的意见，使我十分感动。本来该说的话都说了，因为感动，又想起几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周剑非连忙回答道：

“当然该说哪，今天我们是登门求教，胡老有什么指教尽管说，我们绝对乐意听的。”

听到胡久如还有话要说，端木信也重新坐下取出了笔记本子。

胡久如高兴地笑道：

“其实也是个人的一点管见，不一定恰当，既然部长有诚意，就说出来供参考吧！”

他清清嗓子认真严肃地说道：

“你们现在处于权力的顶峰，就像当顶的太阳红红火火的，许多人都会围着你们打转，都想沾点光借点暖，都会将各种溢美之词向你投来，让你生活在赞扬声中。在这种时候头脑不冷静，就会飘飘然，昏昏然分不清良莠，弄不好就会上当的，等到醒悟过来已经晚嘞！还是我开头时说的那句话，只有退下来和权力绝了缘，才能识别谁优谁劣，那不是晚了？”

他说着兴奋地笑了：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仅供参考，再次感谢你登门看望。”

周剑非也很激动地站起来紧紧地握住胡久如的双手，诚挚地说：

“胡老，非常感谢你的指教，我一定铭记在心，还要将你的这些宝贵体会传达给组织部的同志，让大家共同受益。希望你保重身体，延年益寿！”

从胡久如家出来已经十点过钟，周剑非对端木信说：

“我们来它个连续作战吧，明天一上班就去黄副省长办公室，你回去打电话同他联系一下，如果他没有特殊事就这么定吧。”

端木信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在答应回家后马上给黄人伟打电话的同时又问：

“要是黄副省长问起约好今天晚上去的为什么没去怎么回答？”

是呀，怎么回答？就直说看见冯唐的车子停在他家门口，故而没有进去？不妥，周剑非略一思索，说：

“就含糊一点说，今晚本要来的，有事情耽误了。”

谁知回到宿舍周剑非便发现桌上留有一张秘书写的条子，上面说常委办公室通知，明天召开省委常委办公会，研究教育问题，时间暂定一天。

他看看表估计端木信已经到家了，便赶快翻开电话本给他打电话。端木信刚进门，他在电话上作了布置：明天的常委办公会，根据内容黄副省长不一定参加，要他问一下，如果是这样，请考察组的两位组长跑一趟省府，他端木信陪去。

第二天一早，他刚起床便接到端木信的电话，他联系过了，黄副省长果然不参加今天的办公会，答应上午在办公室等候，谁去都行。端木信在电话上放低声音告诉周剑非，黄副省长根本没问起昨晚他们为什么不去的事。看来他们回避是对的。端木信又告诉周剑非，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答应去，但组长高国强不干了。他说考察组向部长办公会汇报之后便算完成了任务，至于还要征求这个那个人的意见，已经个属于考察组的任务。

周剑非明知高国强有情绪，对最后形成的方案持反对意见，他既然不愿再于也不好勉强，便对端木信说：

“他不愿去就算了，你同张清云同志去吧？”

端木信却没答应也没放下电话，周剑非便问：

“怎么，还有什么意见？”

端木信说：

“我估计也许会不那么顺当，如果不忙我看还是改在明天你亲自去听听为好。”

周剑非知道端木信有顾虑，而且也知道他的顾虑所在，便说：

“不是已经告诉黄副省长今天早上去吗，再改时间不好。反正听意见嘛，又不作什么解释和说明，一听二记嘛。我看这样，请吴泽康副部长和你们一起去。”

端木信自然不再说什么了，周剑非又拨通吴泽康家的电话，向他说明情况交待了任务，之后才匆匆洗脸、早餐，赶到常委会议室差一点迟到了。

常委办公会结束时赵一浩叫周剑非留下告诉他，他已向钱林通报了三江市长的调整方案。他对周剑非说：

“钱老最初有些不高兴，说‘这样的事还劳你的驾跑来告诉我，小周来一趟就行了嘛，他躲着我干什么？’”

周剑非笑道：

“看来你去是对的，如果我去问题就复杂了，他老人家的脾气呀。”

赵一浩也笑道：

“看那表情，我知道他还是对没安排冯唐有意见，对我又不便直说所以借题发挥。我便要了个小手腕，对他说剑非过去是你的秘书，由他代表省委来向你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就显得对你老不够尊重了，所以决定由我亲自来。老头一听这话才笑逐颜开，连说了几声感谢，感谢！”

周剑非迫不及待地插问：

“他正式表态了？”

赵一浩说：

“表了，他说他只不过向周剑非提个建议要他转告省委，至于具体怎么安排还是你们的事，不一定都照他的意见办。”

听到这里周剑非舒了一口气，说：

“这就好办了。”

赵一浩说：

“你别慌，还有下文哩。钱老说了前面那一段话之后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打算拿冯唐怎么办？年轻人好强，再让他在三江当副市长恐怕不利吧？”

说到这里赵一浩问周剑非：

“冯唐怎么安排你们研究过没有？”

周剑非说：

“还没有研究，原先有个想法，让他在副市长的岗位上干一段时间再说，这也是一个考验嘛，你的意见呢？”

赵一浩说：

“这是一个方案，你们研究一下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案？比如说把他调到省级厅局任正职，考察中他的票不也很多？”

周剑非明白赵一浩的意思了，他是想搞点平衡，使各方面都能接受。他本来想顺口回答说也有反对他而且反对得很厉害的，并就此将昨天晚上同胡久如的谈话向赵一浩详细通报。但脑子一转便打消了原先的念头，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他原来的顶头上司对他有意见，说冯唐过去三天两头往他家跑，现在断绝‘外交关系’不去了。”

赵一浩听了说：

“看来冯唐有这个毛病，太势利！不过也不能因为他不再走老厅长家作为不提拔的理由呀，你说对不对？只要组织上心中有数就是了，干部队伍里势利的岂止冯唐一人，这也是一种传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自古以来不就有了？”

周剑非点头称是，对于老厅长胡久如那番慷慨激昂的议论和建议，他没有再向赵一浩通报。老厅长反对这是实情，已经通报了，其余的议论自然可以省略和淡化的，于是他说：

“我们回去研究一个方案吧，我看这样也好。至少有三条好处：第一，减少陈一弘的对立面，使三江的新班子能够团结稳定；第二，各得其所，冯唐有毛病也有优点，用干部正如你刚才说的心中有数，发挥所长嘛；第三，这样安排各方面都说得过去。”

赵一浩很欣赏组织部长的见解，觉得与自己的看法完全一致。在一个班子里，人事安排上的一致是团结与否的重要因素，人事上的一致又首先是一把手和分管常委、组织部长的配合默契。赵一浩深知这个奥秘，因此，听了周剑非的意见后他很高兴，便说：

“你说得对，剑非，就这么办吧。”

周剑非又问：

“是不是要等冯唐的方案定了才一起报常委？”

赵一法想想说，

“不一定，如果能很快拿出来就一起上常委，如果冯唐的方案一时拿不出来就先办陈一弘的任命，三江的工作要紧。”

周剑非回到组织部，虽然已过下班时间，副部长吴泽康和端木信却还在办公室等他，只是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因家里有事回去了。

吴泽康说；

“你开了一天的会还没吃晚饭，我们简单说几句，明天上午详细谈或者看记录，端木今晚上把记录整出来。”

周剑非从吴泽康的表情和口气上猜出一定有新情况了，便说：

“吃饭忙什么，你们不是也没吃？端木给招待所打个电话，留三份饭谈完了我们一起吃，我请客。”

吴泽康说：

“招待所的饭菜留起也是冷冰冰的，还不如谈完后去我家吃，反正她们要等我的，我先打个电话回去叫她加个把菜就是了。”

周剑非笑道；

“老吴要设家宴，怎么样端木？你说去还是不去？”

端木信笑笑：

“在哪里吃都一样，招待所留下来的倒也都是冷菜冷饭。要不，到我家去吃也行呀，这里离我家五分钟的路程，二位部长也趁这个机会去联系联系群众嘛。”

首先是吴泽康动了心，顺水推舟地说：

“也行，周部长你还不知道，端木会做一手好菜嘞，离他家又近。”

周剑非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耽误时间，他觉得上端木家去比去吴泽康家好，也就顺口答应了。在基层工作多年，走到哪里见饭就吃已成习惯。

该打电话回去的打完电话，他们便坐下来谈正事。吴泽康说：

“其实黄副省长谈的话并不多，只是有点气人。要是你去，他大概就不会这么说话了，把气都出在我们三个小兵身上。”

果然如此，周剑非问道：

“他说了些什么呢？”

吴泽康说：

“他劈头盖脑就说：‘找我谈我就谈几句，不找我谈也无所谓，反正你们组织部一言九鼎，你们说了算！’我笑着说：这不是来征求意见哪，本来周部长要亲自来的，他开常委办公会去了。他不等我说完就把话接过去了，说：‘哪个来都一样，征求意见？那是搞形式。连市委书记卫亦前的意见你们也没听嘛，他提的最佳方案是什么？’你看，嘿！”

周剑非“哦”了一声，觉得很吃惊，便问：

“他怎么知道卫亦前的方案？”

端木信接过去意味深长地笑道：

“这还不清楚，冯唐告诉的嘛！”

周剑非想起昨天看到冯唐去黄副省长家的事心中便有数了。吴泽康继续叙述了黄人伟的谈话内容，一句话他主张冯唐接任三江市长，而且提得很高，扯到干部路线上来了。黄副省长最后说：他是按照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的民谚才说这番话的。周剑非听了很生气，但强忍着没有发作。当吴泽康全部谈完后，他说：

“按部长办公会方案报常委，黄副省长的意见作为附件如实向常委汇报，反正他要参加常委会嘛，有什么气在会上发。”

三个人都起身收拾笔记本子准备上端木家吃晚饭去了，周剑非又叮嘱端木道：

“整理黄副省长的谈话时，那些牢骚话就不要写上去了，写实质问题。”

出了组织部大楼，果然不到五分钟就到了端木家。端木信的妻子是省委机关托儿所的保育员，他们的宿舍是办公厅分给他妻子的，两室一厅布局紧凑。进得门去，清洁整齐，有条不紊，说明这个家庭有一位能干的女主人。端木一面招呼两位客人坐一面向厨房方向叫：

“小薛，来客人哪。”

一个小巧玲珑、身材匀称结实的女人应声而出，显得活泼大方，她一边和周剑非、吴泽康握手，一边笑眯眯地说：

“稀罕呀，一下子来了两位部长，真是太光荣啦。”

周剑非笑道：

“是我们觉得光荣哟！”

小薛连忙说：

“哪里，哪里，是我们光荣，吴副部长倒是来过，部长是第一回嘞，我是说不仅你周部长，过去的部长也没来过。”

周剑非不愿多谈第一次第二次的问题，有意把话题岔开，问道：

“怎么端木不见了？”

小薛回答：“炒菜去哪。”

周剑非笑道：

“端木真辛苦，白天忙工作下了班还得炒菜做饭！”

小薛神秘兮兮地放低了声音说：

“哪里哟，你们还不晓得，只有客人来了才敢劳他的驾。平时呀，别看芝麻干部一个，一天到晚穷忙，回到家就喊‘肚子饿了，拿饭来吃’。倒也好我拿出什么他就大口大口的吃什么。我倒希望天天都有个把客人来，我也跟着沾沾光。”

说得周剑非和吴泽康哈哈大笑，小薛也跟着笑。笑声未停，却听见从厨房里传来端木的声音：

“小薛，摆桌子碗筷。”

随着这声音飘来了油香味。

十二

副省长黄人伟对向他征求意见的组织部副部长吴泽康发了火，这是异乎寻常的事。但他的话并没有说完，他只是借吴泽康之口传递一个信息，他黄人伟对三江市长的安排有意见。他要直接找周剑非谈，事先不是已经约好了他亲自上门吗？怎么临时又变成了一个副部长？你周剑非不就是一个常委？不就是掌握人事大权？架子就这么大。我黄人伟大小也是个常委、副省长呀，论资历论年龄你周剑非都应当尊重几分吧？你不上门我偏要让你上门，不仅找你，我要直接找赵一浩，连分管副省长的意见都不听，还谈什么广泛征求意见，扩大民主？

他黄人伟确实窝了一肚子的火，早在一个多月之前他就听说三江的班子正在考察之中，却一直不见动静。还是冯唐出国回来时来看他才传递了一些消息。最近冯唐又来过一次，说得很具体了；他同陈一弘两人是选择对象，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也许最近就要提交常委会。那言下之意是不需要点明的了，他当即要冯唐放心，按贯例组织部会在提交常委会讨论之前来征求意见的，他一定全力推荐就是了。

那天下午周剑非如约上门时，他确实被临时发生的事缠住了分不开身，便许愿改在晚上。他想晚上到家里去谈也好，可以畅所欲言多谈一些时间，不致会有人来干扰。下班时他在走道上和省长苏翔相遇，便一齐向电梯走去。他顺便问了一句：

“周剑非找过你了？”

“找过了。”

苏翔也是顺口回答，他对这类事向来不太放在心上。但黄人伟却是有心人，便又乘机问了一句：

“他们的方案是怎么定的？”

苏翔依然是顺口回答，表情淡淡地：

“也还没最后定，征求意见的对象是陈什么？哦，对了，陈一弘。”

黄人伟一听便七窍生烟，破口而出骂了一句：

“岂有此理！”

这倒有些出乎苏翔的意料，他想再同黄人伟交谈几句，电梯已经到了底层开了门，他便不咸不淡地对黄人伟说了一句：“有不同意见就给他们谈谈吧。”便向自己的轿车走去。

黄人伟回到家里吃过晚饭，正等待周剑非到来。他准备好了一定要向这位“人事大臣”狠狠地开上几炮。他黄人伟，也许还有其他的行政领导，共同地有一个心理状态，对管事不管人觉得憋气，而对组织部门的管人不管事感到不服气，却又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因而闷在肚子里的火往往一引而发乃至不可收拾。

对冯唐的事，黄人伟确实带有浓烈的个人感情成分。他们相识于偶然的场合，建立感情于几年之间的个人交往。

那时冯唐刚当上了副厅长，在一次业务会上他的发言引起了分管副省长黄人伟的注意。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碰巧坐在一桌，个人之间的接触自然地便发生了。黄人伟首先对冯唐的发言作了几句好评，接着便问：

“听口音你是本地人？”

冯唐笑道：

“我老家是北方的，在此地长大，从小就说本地话，也可说普通话，一般场合特别是在本省开会，都说的本地话。”

北方是一个大概念，仔细一问他们竟然是一个省一个专区的两个邻近县的。这就自然而然地增添了几分亲切之感。当黄人伟得知冯唐不仅是他的同乡，而日是老干部子弟，他的父亲是南下干部时，那亲切之感又平添了几分敬重之情。当然，黄人伟和冯唐的父亲不是一辈人，他也不是南下干部，而是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南下学生”。他们这一辈知识分子对革命前辈有一种自然的感情，而这种自然的感情又很自然地移到了后辈冯唐的身上。

这是他们之间产生感情的基础，应该说是一种朴实的感情基础。后来彼此之间感情的继续和深化，就全是冯唐的功劳了。他当时正处于和自己过去的顶头上司，或者用冯唐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称为“恩师”的老厅长胡久如“断绝外交关系”的时刻，黄人伟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他冯唐既然当了厅级干部，这社交来往的层次自然就应该提高一个档次了。这不仅仅是个与眼前身份相适应的问题，聪明如冯唐者想得更深一些，他年纪轻轻难道就此作罢，当一辈子副厅级干部？

于是冯唐开始行动了。

他先是动员他的父亲，那个老交通员和他一起去看望黄副省长，认老乡。谁知这位老实巴交的离休处长对此道一窍不通，更没有什么兴趣。许多年以前，他带着还在当学生的冯唐去看望过自己的老上级、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的大老乡钱林，仅此一次一人而已。现在又冒出来一个黄副省长，他摇摇头，漫不经心地对儿子说：

“没有必要，我同这位黄副省长不认识，非亲非故，看他干什么？”

冯唐听了很窝火，难怪你顶着枪林弹雨干了一辈子，只混到一个机要处长下台，这叫“公关”你懂不懂？自己离休了也得为下一代想想呀！

然而，这些想法都只是在脑子里转的圈，他什么也没再说，说了也没用，岂不是对牛弹琴？离开时他只说了一句话：

“你不去就算了，我自己去！”

之后，为了拜访成功，获得一次突破性的效应，冯唐精心设计了一套行动计划。

先是领着妻子梅吟雪去看望钱林，顺便说一句，如果因为冯唐和一手提拔他的胡久如厅长“断绝外交关系”，就给他戴一顶“不尊重老同志”的帽子，那就冤枉了。比如对钱林就常盛不衰地报以前辈和老乡之情的，乃至对三江市的丁奉们也毕恭毕敬，“老前辈、老革命”不离口。个中的奥秘不说自明。

把话说回来，当下冯唐主意已定，便以出国回来送小礼物为由，带着妻子梅叶雪拜访了钱林。闲谈之中冯唐以一种随便问问的口气问道；

“钱老知不知道黄人伟副省长也是我们的小老乡呀。”

钱林哈哈一笑说：

“知道、知道，逢年过节他也是登门来访的客人哪。是一个有出息的晚辈吧，怎么你也认识他？”

冯唐笑笑回答道：

“他现在是分管我们口的副省长嘛，经常有一些接触。”

依然是随便谈谈的口气，表明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重，更无所求。

冯唐的貌似无心，却引来了钱林的有心和热情，他听了冯唐的话便说：

“哦，是他分管你们？这就好办了嘛，我给他打个招呼，我给他打个招呼。”

说着他便伸手拿起电话回头问冯唐：

“唉，你知道他家的电话号码吗？”

冯唐喜出望外，立即从衣袋中取出自备自用的电话号码册，将黄人伟家的电话告诉了钱林。他一边念号码钱林便一边拨号。也真凑巧，接电话的正好就是副省长黄人伟。钱林大声地笑道：

“人伟吗？我钱林呀，哦，听出来啦？哈哈，忙吧？哦，哦，那是当然罗！我想问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冯唐的年轻人？哦，认识，怎么样？”

他停留了大约有一两分钟听取对方的讲话，然后又哈哈地笑道：

“年轻人哪，脑子灵活！我告诉你呀，他是我的一个老部下的孩子，他父亲是四十年代初期日本鬼子大扫荡时期我手下的交通员，革命后代呀，希望你好好帮助他培养他哪。嗯，同乡？那当然，不过呀这不是主要的，共产党讲的是五湖四海，主要是根子正有培养前途，对，对，那就拜托啦！有空到我这里来走一走，啊！”

钱林放下电话，既兴奋又得意地看看冯唐又看看梅吟雪，笑道：

“怎么样，放心了吧？”

冯唐连忙说：

“谢谢钱老的关心，我一定好好的干，不辜负钱老的厚望。”

他心里确实很高兴，一个电话定乾坤，黄人伟与他冯唐之间的关系，被钱林用铆钉铆上了。

那天晚上钱林也很兴奋，打完电话又东问西问，还和梅吟雪开了玩笑。他盯着梅吟雪打趣地说：

“小梅呀，人长得这么漂亮，身材又好，怎么就不好好的打扮打扮？”

这天晚上梅吟雪穿的是浅蓝色毛料上衣，浅灰色裤子，半高跟鞋，倒也朴素大方却是一般机关女干部的日常装束，但对她梅吟雪来说却是她做客时分层次分对象打扮的最低档了。因此，听了钱林的话后，她便笑笑坦然地说：

“钱老，我还是喜欢打扮的哟，不过呀，到您老人家这里来，我不敢打扮！”

钱林来了兴趣：

“为什么？”

“怕挨你批评，说人家是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哪！”

钱林哈哈大笑：

“你把我看成老古董，老僵化哪？不过呀，我可抓住你的辫子了，到我这里来是一种打扮，走到别的地方又是一种打扮，对不对？是冯唐教你的吧？见什么人穿什么衣服，何苦呢？”

不等钱林把话说完，梅吟雪连忙插了进去：

“钱老，看您老人家，就这么厉害，以后不敢来罗！”

语气和表情里蕴含着娇气和奉承，是二者的混合体现，任何男人见了都会动容的。钱林又是哈哈地笑着说：

“穿衣带帽各人所好嘛，我怎么会批评呢？我还动员我老伴穿裙子，她就是不穿，我也没办法。怎么？你还说不敢来看我哪，是不敢还是不愿？你敢不来我就打冯唐的屁股，看我敢不敢！”

说得三个人都哈哈大笑。

接着又说了一阵闲话，冯唐夫妇才高高兴兴地起身告别钱府。

冯唐的下一步计划自然是专程拜访黄副省长家了。他冯唐也真厉害，就在那次开会的短暂接触中，在餐后闲谈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冯唐从黄人伟副省长的口中听说他最喜欢福建的“铁观音。”

冯唐夫妇第一次登门拜访黄副省长，就是专门送“铁观音”去的。茶叶来自梅吟雪的公司，她们那里并不经营茶叶，梅吟雪专门拜托去福建出差的公司推销员买回了两盒上等“铁观音”。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梅吟雪浓装艳抹地打扮了一番。连站在一旁等待的丈夫也按耐不住，不停地动手动脚。终于打扮完了之后，便由冯唐亲自驾车前往黄府。

冯唐早在当处长时便学会了开汽车而且领有驾驶执照。那时他经常开车去胡久如家送这送那，有时也开着公家的车为胡久如家效劳，比如往车站送物品，星期日领着胡久如的小孙子逛公园哪，如此等等，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不去了不是对老上级有什么意见，而是要看的人很多又很重要，抽不出时间。

还是把话说回来，这天晚上等到梅吟雪打扮完毕，夫妻二人带上那两盒上等“铁观音”，上了停在门口的一台灰色标准型皇冠轿车，艳丽的妻子坐在身旁，他开动汽车潇洒地向黄副省长家驶去。

黄副省长事先已经接到电话，但他以为冯唐找他谈工作，没料到是私人拜访，还带来了他所喜欢的“铁观音”。这家伙是怎么搞的？心头闪过些许疑问和不痛快，但他想到了钱林的电话，那刚刚涌起的不快之情便顿然消失了。他瞄了一眼冯唐放在茶几上的两盒“铁观音”，说：

“来走走我欢迎，何必又带礼物！”

冯唐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一点小意思，请省长不必计较。这两盒茶是我爱人梅叶雪出差带回来的。”

说到这里他才一转身将妻子介绍给黄副省长。黄人伟和梅吟雪握着手，不禁暗自一惊，心想冯唐这家伙还真不简单哩！

这一切都看在了冯唐的眼里却只装什么也没注意到似地说：

“吟雪出差带回这两盒茶叶，我们就想到了黄副省长，这‘铁观音’据说有保健作用，在日本很风行。我上次去日本，看到东京的许多商店里都摆得有。但品茶各人有喜好，不晓得黄副省长对这种茶喜欢不喜欢，表表心意吧。”

明明白白的撒谎，黄人伟自然不知道这一切，既不便说非常喜欢也不便说不喜欢，只淡淡一笑，说：

“都可以，我喝茶一向是有什么喝什么的。”

“行礼如仪”之后主客三人坐下闲谈。如果说梅吟雪在钱林家多少有点拘谨的话，到了黄副省长家里她却全然地解放了。一个多钟头的谈话，她从始至终成了核心。

那天晚上她穿了一条白短裙紫上衣，脚登白色高跟鞋，往沙发上一坐，一双匀称健美的大腿便裸露在黄副省长面前了。他下意识地瞄了两眼，自然而然地将话题对准了她。

“梅小姐在公司做什么工作？”

梅吟雪抿着嘴眯起眼令人欲醉地娇声细语：

“省长您猜？”

毫不夸张地说，就这么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几乎使得黄副省长有些神魂颠倒了。他也眯起双眼打量着她，笑道：

“叫我猜呀，多半是公关小姐，猜得对不对？”

冯唐夫妇都笑了，如果笑也可分类，那是一种奉承类的笑。梅吟雪笑道：

“省长真有眼力。”

冯唐连忙补充：

“省长猜得不错，她是公司公关部主任和公司办公室主任。”

黄副省长顺口说了一句：

“哦，实权派哪。”

他瞄着眼前这个动人的女人，有些心神不定。

梅吟雪没理会黄副省长的评论，却有意识地发起了进攻。她依然抿着嘴眯起眼，一副迷人的表情问道：

“公共关系这门新行道，现在社会上对它的看法其说不一，不晓得黄副省长对它的看法怎么样？”

黄人伟仍然处于心神不定之中却又不能不回答，但他对此道没有专门研究过，回答什么呢？脑子一转，便把球踢了回去，说：

“嘿，我正要向你这位公关部的主任请教嘞。”

梅吟雪依然抿着嘴眯起眼，十分媚态地说：

“省长也可能听到过，有人竟把公关看成用吃喝玩乐，用色相甚至更糟糕的手段去骗取对方的欢心，省长你说说这公平吗？”

黄人伟顺口而出，说：

“当然不公平，那是一种误会，其实公关嘛顾名思意就是协调好公共关系嘛，我说不好，我说不好，还是听你的。”

梅吟雪乐呵呵地一拍手：

“对哪，还是我们省长高明。就我们企业来说，公关的目的无非是，正如省长刚才说的协调好公共关系，为企业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目的就在这里。”

黄人伟想到刚才梅吟雪所说的吃喝玩乐和色情之事，便有意挑逗地问：

“对，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目的，那么手段呢？”

梅吟雪立即便意识到了黄副省长的话中之话和挑逗似的表情，稍事思索，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便来个以攻为守：

“黄副省长你是搞政治的，不，应该说省长以上都是政治家哪。据说有一句格言：政治只讲目的，不讲手段！”

不等梅吟雪说完，黄人伟便哈哈地大笑起来，一直冷坐一旁插不上嘴的冯唐也跟着笑了。他一面笑一面用微妙的眼光盯住妻子，显然对妻子的“公关”能力是十分欣赏而又满意的了。

黄人伟笑过之后说：

“你这句话是从哪里弄来的？这大概是西方的政治观点吧？”

梅吟雪见黄副省长一本正经的样子，觉得不是滋味却又不能得罪。这么点对付本领都没有还能叫“公关主任”？于是她不慌不忙，依然是抿着嘴，眯起眼更在说话的音调上下了功夫，以一种娇柔乃至带点儿嗲气的音调说：

“哦，我的副省长，这哪能是西方的专利哟，翻开我们中国的历史，哪一朝哪一代不是这样，要举事例一抓就是一大把哪！现在不也……”

她突然停住了，本来是想说：现在不也是崇尚这一哲理吗？但觉得不妥，便随机应变立即改口道：

“现在不也有个别人还在崇拜这种哲学吗，你说对不对，黄副省长。”

经她这么一改，也就天衣无缝了。黄副省长却也无话可说，只觉得眼前这个女人确实厉害，但也令人喜欢。他顺势转变了话题，便笑着问梅吟雪：

“小梅呀，你这张嘴真厉害，你是哪里的人呀？”

梅吟雪依然抿着嘴：

“小地方，浙江杭州！”

黄人伟笑道：

“呵，还小地方哩！你不仅能说会道，我想也一定能歌善舞吧？”

他说着便不停地拿眼光打量着梅吟雪那苗条动人的身体。

梅吟雪心里很高兴，嘴上却说：

“省长搞官僚主义，哪天我们开个舞会，请省长光临你就知道我那点点水平了，我是舞龄不短水平很低哩，说到唱歌，我是皇（黄）家音乐学院毕业的。省长你信不信？”

依然是一股娇气。

黄副省长摇摇头笑道：

“我不信，我不信，一看就知道你很有艺术细胞。江南女性能歌善舞是有名的。过去朝廷的‘教坊’女子多从江南挑选。”

说到这里黄人伟来了劲头，又瞄着梅吟雪开玩笑道：

“南宋朝廷的君臣们就是沉醉在你们江南歌舞之中，把收拾河山的重任都忘记了，这是有诗为证的。”

黄人伟忽然想到一首七绝，但真倒霉，他只记得后面三句：“……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他脑子里转了几转，那第一句就是记不起来了，也想不起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只好放弃引用，他毕竟不是学文的啊，读读诗下下棋什么的，只不过是业余生活，用不着认真也不存在难为情一类的事。于是他用了一句最平常不过的收尾话：

“总而言之，你们江南妇女都能歌善舞就是了。”

梅吟雪听到那南宋君臣沉醉于你们的歌舞，倒把收拾河山的重任忘记了的高论，本想用开玩笑的语气回敬几句：自古以来你们男人好色误国都把责任推到妇女身上等等，但她是初次和黄副省长接触，不知水深水浅不敢造次，便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

“真的，黄副省长，什么时候我们举办一个小小的聚会，请你参加，一天忙到晚也该休息休息呀，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哩，黄副省长，你说是不是？”

黄副省长顺口答道：

“行呀，你们组织我来参加，不过我对跳舞一举事一窍不通，还得请你当教师嘞。”

梅吟雪笑道：

“只要你肯来，包在我身上。我看呀，黄副省长是谦虚了。”

不是谦虚，黄人伟说的是实情。别看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可就在他们上大学的那个时期，拒跳交际舞一类事是被划入了防修反修范围的。就连唱歌也要精心选择，除了少数民歌之外的抒情歌曲你千万别唱，否则就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情调了。接踵而来的又是十年动乱，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一个“忠字舞”了。加之他黄人伟工作勤奋，业余时间不多，正如他所说的，这类事确是一窍不通的。

这个话题谈到这里也该结束了，时间过去了一个多钟头，梅吟雪显示了她的公关才能，给黄副省长留下了深刻，不，应该说极为深刻的印象。小时在家乡参加亲戚的婚礼，他经常看到“天作之合”字样的横幅，那时这四个字在他脑子里是抽象的。现在面对眼前的冯唐夫妇，他不知怎么一下子便想到那四个字，感到十分形象了。

恰在这时，被冷落在一旁的冯唐乘机插入，代替了妻子的“核心”位置，接上了刚才妻子和副省长的谈话。他说：

“我看黄副省长不是谦虚是实情。一天忙到晚，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日，哪有时间玩一玩，休闲一下呢。”

他冯唐谈的也是实情，但这还不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不会引起副省长的“共振”。在这样的岗位上，忙是普遍性的。没完没了的会议，如山似海的文件，络驿不绝的来访者、请示汇报者，像黄人伟这一级及其以上干部准不忙呢？不过请不要着急，冯唐的这几句话只不过是话头、引子，他真正要说的话还在后面哩。虽然还未引起“共振”却也引起了副省长的兴趣，于是冯唐接着往下说，但他还是不得不从“忙”字说起，只不过换了个名词换了个说法。他微笑着给人的印象是并无奉承的意思只不过反映舆论罢了。他说：

“黄省长我听到在干部中特别是厅局级干部中对您的反映不少哩！”

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促使黄副省长提高了警惕，转过脸来对着冯唐，（在此之前他一直是面对梅吟雪的）问道：

“哦，有些什么反映？”

冯唐这才不慌不忙地说：

“归纳起来是三句话，简单的说也就是三个字。”

黄副省长又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静听下文。冯唐说道：

“这第一个字就是一个‘拼’字。大家都说你有拼搏精神……”

他的话还没谈完，黄副省长便插上来了：

“拼命三郎是不是？哈哈，冯唐呀，这没有什么好表扬的。处在我们这种地位的人你不想拼也得拼，否则你就让开位子休息去吧？你知道赵一浩的夫人怎么说的，她说：‘老赵是我们家的房客！’这是普遍现象，不值得表扬的。还有第二第三呢？”

冯唐多少有些扫兴但并不灰心，他的重点在后面，于是不慌不忙地往下说：

“这第二，就是一个‘胆’字。人家都说你有胆有识，胆子大，敢于拍板。干事情从来不像有些人那样黏黏糊糊的，在你手下工作大家感到阻得开膀子，痛快！”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暂时停下来等候反应。这段话倒也真是引起了副省长的“共振”，他似乎忘记别人是在表扬自己了，便情不自禁地说：

“这一点倒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上级没有说的不敢干，文件上没写的不敢干，遇事拖拖拉拉该拍板的不敢拍板，还要这样的领导干部做什么？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要敢于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包括不同意见，只要同自己工作范围的实际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出入的，就要敢于向上级反映，提出不同意见，哪怕丢掉这个官也在所不惜。那种唯唯诺诺，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办，不敢越雷池一步，哪怕使工作受损失，使干部和群众受伤害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干部是政治上的庸人，是典型的混迹官场的官僚，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

黄人伟说得慷慨激昂，似乎在万众面前发表演说，完全忘了别人是在表扬自己。其实他并没忘记被表扬的身份，慷慨激昂之后他立即打住，话锋一转，说：

“我这是一般说说，就我自己而言还差得很远很远，你们说的那些都是对我的鼓励，我记住就是了，还需加倍努力锻炼自己才是。”

梅吟雪这时便连忙插进来说：

“省长，你就不要客气了，冯唐刚才说的是实情。到我们家来的厅局长们都说你的好话。他们说呀有事都喜欢找你，说你办事干脆，敢于拍板，还关心下级……。”

梅吟雪又一次显示了她的“公关能力”，其实这一切是编出来的，有谁到他家去夸过黄人伟呢？她刚说到这里便被丈夫打断了，他接过妻子的话头说：

“对了，这是我正要说的第三个字，就是一个‘关’字。关心别人关心下级。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这是最必要的品德，也是最得人心的品德。有两种领导干部，一种是把下级干部当棋盘上没有生命灵魂的棋子，随意摆布使用，用完了管你什么车马炮卒，往旁边一推了之。另一种领导干部则不然，他要你认真工作，要求严格，但关心你的冷暖，关心你的进步、使用、提拔，大家认为黄副省长就属于后一种领导干部。因此，都愿意在你领导下工作。”

听到这里黄副省长被触动了感情，又插话了，他说：

“这倒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先不要把我扯进去，至于我个人还是前面那句话：差得很远很远。但是就关心人这个题目来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条件。世间上人是最宝贵的因素，道理很简单我们所干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类吗；反过来所干的一切又都需要人去干。用我们传统的话来说就是依靠人的积极性。前几年工业上推行全面质量管理讲究‘三全’，这

‘三全’的第一全就是全员。日本更公开提出企业管理以人本为主，至于我们自己的传统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只管事不管人，不关心人的领导不是好领导！”

黄副省长突然打住了，长叹了一口气，说：

“不过，这些都是说说而已，你们也知道，作为行政领导干部，我们管人的空间毕竟是很小很小的。体制如此，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不管人，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中央已看到了这个弊端，提出管事与管人相结合的主张。不过，我看也难改。”

冯唐知趣地没有在这类原则问题上说三道四，他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作为这个话题的收场，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其实，不管体制改不改，省长副省长说话还是管用的。”

黄人伟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谁能说不管用呢？每次组织部任命他分管的厅局级干部都要在事先来征求他的意见。不过，管用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有数，在下级面前不便发议论就是了。于是顾左右而言它，谈了一些具体工作上的事，便“圆满”地结束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有历史意义？至少对冯唐来说是这样的吧？

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如果说钱林的电话在黄人伟和冯唐的关系上铆上了一颗铆钉的话，冯唐夫妇的拜访则又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铆上了第二颗铆钉。两颗铆钉一铆，他们的关系也就不同寻常了。冯唐任副厅长时经常出入于黄人伟的门下，调至三江市之后，也每次到省城必去黄副省长府上拜望，送去点三江土特产什么的。

在不知不觉中，黄人伟完全代替了昔日胡久如的位置。具体地说，冯唐是既知也觉的。其实，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吧？他冯唐既然官升副厅长，其社交自然要跟着上一个档次的了。假如有一天他冯唐再次上升，成了省级干部，那就会有别的人，至少是省级第。一把手和北京的部长来代替他黄人伟位置的，正向他现在昏昏然地代替了胡久如的位置而不自觉一样。有什么办法呢？你发牢骚，说什么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说什么势利眼，实用主义等等有什么用？“自然规律”呀！能否到这一步，那就看他冯唐的努力和造化了。当然，他冯唐绝不再去黄人伟家盖鸡窝一类的事，那是低档次的行为，作为处长的身份去于这类事也显得过分了，何况堂堂副厅级干部。现在他冯唐和黄人伟副省长是从事于高层次的交往，偶尔对副省长生活上的关心，也只不过显示一下知遇之恩而已，岂有它哉！

作为黄人伟来说，自冯唐夫妇第一次登门拜访之后便对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产生了感情。后来随着交往频繁，感情日笃。

感情投入必然会产生感情支出或感情用事。比如听说三江市要换市长，他自然而然地首先便会想到冯唐。不仅是感情使然，他冯唐也真能干呀。这样的青年干部不提拔还去哪里找？

如果有人硬将他黄某对冯唐的坚决推荐说成帮派什么的，那是瞎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帮和派都得要有紧密的或者松散的组织形式，要有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准则。他们什么都没有，只不过上下级之间感情融洽一些，密切一些而已。至于他竭力推荐冯唐，那是因为“举贤不避亲”。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如果组织部门乃至省委书记硬要在干部中去划分谁是谁的人，谁的人提拔，谁的人不提拔，那就乱套了，首先是乱了他自己，正好说明他自己想要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势力”。这类领导者大有人在，但绝不是黄某人！他的确是这么认识的，因而感到理直气壮毫无自审自责可言。如果说方法欠妥他黄某人可以接受。他不该用那么近似粗暴的态度对吴泽康和张清云说话，他们毕竟是部厅级干部，而且是代表组织来的啊！

态度之粗，话语之重，他自己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这不是我黄某人平时处理问题的态度啊，太感情用事了。

是呀，太感情用事了，一向尚称稳健的黄副省长为什么如此感情用事呢？除了对冯唐真有感情所用，恐怕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一些不便说也不能说的原因。不，这样说对黄副省长有欠公平，也许，恐怕只能说是一种不自觉的潜意识在他的脑中起了支配作用，因此条件反射，一触即发。总而言之这件事比较复杂，难以说清，包括黄副省长本人也难以说清。个人之间的感情好，这是事实，但仅仅是如此吗？如果有人在暗地里提醒一下黄副省长，倒是很有些内容可谈的。比如说：三年前本届省委换届，黄副省长作为省委委员和省委常委候选人已经上级批下来了，几百名党代会的代表也已选出来了。眼看大会开幕在即，他却总觉得心头有些不踏实。虽然是差额选举而且差额不小，百分之二十哪，但当选的可能性大于被差掉的可能性，这点把握他还是有的。不过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呀，岂能盲目乐观？再说，即使当选了，却是低票当选，也过意不去呀！岂止过意不去？涉及在干部心目中的形象问题呀！他黄人伟年不及“知天命”，在省委常委中除了省委书记赵一浩和组织部长周剑非，就算他最年轻了，在省政府正副省长中没有人再比他更年轻。特别是省长苏翔已然年越花甲，座位正在朝人大、政协方面移动，干到换届也就到头了。而自己呢处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优越地位，省委书记赵一浩已明里暗里多次告诉他，要他多协助苏翔主持全面工作，多熟悉和掌握全面情况，不要把眼光只停留在分管的财政和计划上，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重要的信号？黄某人并非白痴，怎能不心领神会！来日方长显身手啊！因此，当组织部将党代会代表名单的复印件送到他手中请他审阅，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常委会上最后定案时，他的下意识的行动便是关起门来逐个审阅分析。不是审阅分析是否有不合格的人当了代表，而是逐一地分析谁肯定会投他黄某一票，谁肯定会反对他，谁的态度不清？奇怪吗？怎么能这样呢？奇怪也罢，不奇怪也罢，黄人伟确是这么做了。一共花了将近三个钟头的时间，分析的结果情况并不那么妙，绝对有把握会投他一票的人只占百分之五十八，坚决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一，还有百分之二十一人的情况不清，心态不明。这是他逐一分析统计然后相加的结果，八九不离十吧？看来关键在那百分之二十一态度不明者身上。结果不出所料，幸好，也许那百分之二十一的代表中有不少人投了他黄副省长的票，他以百分之七十一的得票率当选，不算高票当选也算中票当选，在这“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的情况下，不，在这感情因素和利害因素越来越起支配作用的情况下，也算过得去了吧？

然而，经验总是要总结的。总结的结果都体现在他的行动上了。集中到一点，便是不能只管事而不过问人了，不仅属于自己分管的范围如此，不是自己分管的范围也尽可能照顾一下，能覆盖者则覆盖之。多交几个朋友只能有好处，又扯不上什么拉帮结派，何乐而不为之。无非是通通信息；组织部征求意见来了，有希望；常委已通过你任什么什么了，准备着吧！

这些都是下意识的行动，当然关系密切如冯唐者又当别论了。不过，说句公道话，对吴泽康们的发火不是黄副省长的自觉行为，事后他有些后悔，须知吴泽康们也不是随便可以得罪的呀。他暗想，一定要寻找机会作点解释工作。

那天晚上，黄人伟本来已经答应了周剑非的约见，谁知冯唐捷足先登。他最初觉得有些尴尬，周剑非来了看见冯唐在这里多不好？后来一想，这正好，说明冯唐是我的老下级，经常有往来，故而我坚决推荐他。光明磊落！至于考察者和被考察者碰到一起不好谈话的事，他觉得那不是问题。看见周剑非来了，聪明如冯唐者还能赖着不走？

他没有想到的是，周剑非如约来到门口，看见冯唐的车子停在那里，这位组织部长便掉转车头回去了。这就给他和冯唐创造了一次长谈的机会，引起了他的火冒三丈，引来了第二天他对吴泽康们的尖锐的发泄。

经过几年的“友谊”积累，黄人伟和冯唐之间已经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

这天晚上他冯唐来了，他要告诉他一个重要的信息，也要向他探听新的信息。他黄人伟知道冯唐是来做什么的，自己也正好有最新消息要告诉他。因此，他们二人稍事寒暄便立即话入正题。是冯唐先开的口，他问：

“黄副省长，听说省委常委已经讨论了三江的班子？”

黄人伟回答道：

“还没讨论，正在征求意见。今天晚上原来约定好了，周剑非要到我这里听意见哩。”他说着看看表：“差不多快来了吧。”

周剑非来听黄人伟的意见，对他冯唐来说自然是好事了。他按住内心的兴奋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样子说：

“他要来？那我在这里不方便吧？我看我还是先回避一下，明天晚上再来看省长？”

黄人伟笑笑，心想：你小子滑头，分明是明天晚上再来探听准确消息，还说明天再来看我！便说：

“何必鬼鬼祟祟的，等他来了你再走也不迟呀！你们不是老同学吗？乘这个机会看看老同学也不错嘛。”他瞄着冯唐那多少有些不安的表情又反问了一句：“是不是怕他看见你在我这里？”

冯唐笑道：

“不，不，我到黄副省长这里来是正大光明的事，怕什么？”

话虽如此说，他心头确是忐忑不安。周剑非发现我在这里会怎么想呢？会不会认为我是来跑官的？其实，我和黄副省长是老交情，老上下级关系了，看看老上级都不行？要跑官我还不到你周剑非那里去，跑到这里来不是找错了庙门？

他这么一想，便觉得踏实多了，甚至感到非常地理直气壮了，便又顺口说道：

“我是来看老上级，天经地义的事，您放心省长，我不会有什么顾虑的。”

那口气倒好像是他黄人伟有什么顾虑，他冯唐反过来做他黄人伟的思想工作了。他暗自好笑，你小子真滑！不过，他也确实有些顾虑的，但一想到“举贤不避亲”这句先哲的名言，心里也就豁然了。亲就亲嘛，我黄人伟就是要推荐他！

他们都没料到，怕被闯见者的周剑非反而有顾虑，知趣地掉转车头回避了。他们的谈话便也在等待部长到来的气氛中长时间地延续下来了。

首先是黄人伟使话题进入实质，他冯唐不就是来探听消息的，何必躲躲闪闪呢？于是他意味深长地告诫冯唐：

“世间上的事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些才好。你这件事虽然常委还没讨论，不过，据我所知你要有思想准备哟，不要大乐观了。”

冯唐一听便立即感到事情不妙了，便显出十分诚恳的态度希望黄人伟能说具体一点。黄人伟稍有犹豫，但终于还是将在电梯上听到省长苏翔所说的消息告诉了他。冯唐听后沉默了好半天，他有些如雷轰顶的感觉，觉得脑子沉甸甸的像是压上卜一块锌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还觉得浑身乏力，像是害了大病。一帆风顺的他，这样大的刺激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也许他太自信太乐观了，否则至少不会显出一副被吓呆了的狼狈像。黄人伟看着冯唐那在顷刻之间变得苍白了的脸色说：

“镇静一些嘛，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一点点打击算得了什么？要经得起考验呀。”

是呀，要经得起考验，有什么了不起？他冯唐逐渐从瘫软中转变而成了愤怒，由愤怒而变得理直气壮起来，大声地像是对黄人伟也像是对周剑非近乎吼叫：

“我就不相信他周剑非能够一手遮天，我找赵一浩去！”

黄人伟一听这话觉得很不是滋味，便冲口而出道：

“你要找赵一浩？那好，去罢！”

冯唐马上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这分明是对黄副省长的不尊重和不信任嘛，于是连忙作解释。与此同时也将他来省城之前听他们市委书记卫亦前告诉他，他向周剑非推荐的最佳方案就是他冯唐之事告诉了黄人伟。

卫亦前推荐的最佳方案是他冯唐这件事，黄人伟还是第一次听到，他不仅对冯唐刚才那不是滋味的话解了疑，而且也觉得愕然，怎么没听说过呢？但他毕竟要老练一些，他相信冯唐所说的消息是真的，却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于是他问冯唐：

“你认为周剑非没有向赵一浩汇报卫亦前的方案？”

冯唐带着很大的情绪说：

“不敢肯定，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和陈一弘是什么关系谁也说不清楚，前几天他去三江时和陈一弘一起去工地呆了两天，鬼鬼祟祟的谁知道干了些什么。”

他本来还想说那是几个亿的工程哪！言下之意，周剑非有可能得了陈一弘的好处，但他没有说出口来。就这样还是受到了黄人伟的批评：

“捕风捉影的事不要乱说。人家考察干部考察到水利工地上去了，说明工作深入嘛，还应当受到表扬呢！”

话虽如此说，黄人伟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也很不高兴。征求意见就应该全面介绍情况，为什么只拿出一个人来征求呢？市委书记的推荐方案为什么不一起拿出来。虽然他们的谈话还未进行，但他听省长说了拿出来的名单就是陈一弘～个人。这是为什么？

冯唐从黄人伟的表情上看出了蛛丝马迹，便来了个顺水推舟：

“是不是请黄副省长当面问问赵书记，看他知不知道卫亦前同志的推荐方案？”

黄人伟沉默良久，说：

“不用了，我看呀，如果周剑非没有得到赵一浩的同意，就不可能拿出一个人的名单来征求意见，我看他也不敢隐瞒卫亦前的意见，很可能他们是商量过的。”

冯唐听了黄人伟的话非常泄气，原来你这个靠山到头来是一堆沙呀，早知如此……

他强忍着自己但终于还是没有完全忍住，说道：

“那就只好由他们摆布了？”

黄人伟瞪了他一眼，有些发火了：

“你急什么？不当市长到省里来当正厅长行不行？何况事情也还没最后定嘛，要沉住气！”

到省里当厅长？冯唐眼前一亮，似乎在那茫茫的前途上又有了一线闪光。但他立即又懊恼起来，他深知这是一条出路，却不是最佳的出路。众所周知：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全省十一个地州市加起来不过二十二人，而厅长，光是正的就是七八十人，谁的上升率高，早已为经验所证明了！

十三

冯唐离开黄人伟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他是从三江直接到副省长家的，到现在还没回家去。

他驾驶着车子往家里走，心里沉甸甸地如丧考妣。看来大局已定，这一次是彻底失败了？他不甘心于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败，第一把手的推荐也不算数，他周剑非在搞什么名堂？真要一手遮天？等着瞧吧！我冯唐也不是好欺侮的。

凡是想得到的就一定要得到！这是什么人的格言？什么人的格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冯唐早已将它作为信条，身体力行。在这之前也可以算是实践了，诸事如意，事事成功。虽然这其中包含着无数的辛酸无数的屈辱，但总算是心想事成，想得到的都得到了。唯独这一次，力不可谓不尽，却尽而无功，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怎么啦？

在心灰意冷更兼愤愤不平之际，他想到了妻子，美丽娇柔的公关部主任梅吟雪，又是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他忽然涌起一阵冲动，一把将娇妻揽人怀中……

他在门口停了车，但却大失所望，妻子不在家。他问小保姆：

“你梅姐上什么地方去啦？”

小保姆是一个聪明的姑娘，听了主人的发问笑笑说：

“她没有告诉我呀，市长你给她打过电话？她知道你今天要回来？”

别小看了人家，话中有话哩。是呀你给人家事先打过电话？人家怎么知道你今天要回来？谁让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家也顾不上回，电话也不打，进了市区在一家小馆子吃了一碗面便直奔黄副省长家，现在却又来怪别人不在家等！

事情没这么简单，不知道我回来她就出门，是偶然还是经常如此呀？他疑心顿起，没有正面回答小保姆的问题，却反问道：

“你梅姐是不是晚上经常出去？”

小保姆显然被问得很突然，她没有立即回答，直到冯唐第二次再问时，她才吞吞吐吐地说：

“是的，经常出去，”她没有忘记保护女主人，又连忙补充了一句：“她工作忙事情多呀！”

冯唐没有理会小保姆为其女主人的辩解，却在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这个婊子！他心情烦躁！坐立不安，便到卫生间洗洗漱漱，又进卧室换上一套笔挺的西服便出门去了。小保姆在身后追问市长吃过晚饭没有？他只点点头作为回答。

出得门来他直感到心头问得慌，上哪里去呢？没有目标，走到哪里算哪里吧。他没有去开汽车，一个人漫步街头，不知所之。他家正处于闹市，这时夜市正在高峰时期，马路两旁摊点林立，霓虹灯在商店的门檐上五光十色地闪现出各种诱人的广告。离他家不远是一座三星级宾馆。宾馆大门口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灯光广告；一位裸露两条大腿，浓装艳抹的女郎微笑着面对每一位行人，右手轻轻举起指向宾馆内的东侧，手指下面是一行闪烁的红字：舞厅对外开放，欢迎光临，请到一楼东头。

冯唐停下来瞄了一眼，便下意识地走了进去，穿过大厅沿着宽敞的走廊向东头走去。舞厅内正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面积很宽的舞池里有十多二十来对男女正在悠悠的乐曲声中跳慢四步，灯光很暗，楼顶的旋转灯转速很快，冯唐看不清舞池里人们的模样，但他借着那迅速旋转的灯光看清楚了．沿着舞池周围的走廊上，所有的桌子几乎都已坐满了人。

他想找一个清静一些的地方坐一坐，看来是徒劳了。正自东张西望之际，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

“咳，冯市长请到这里来。”

随着这一声召唤，从前面不远的一张桌旁站起来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频频招手。

他冯唐并没有因为终于找到了位子而高兴，恰好相反，他心里又是一沉，怎么就这么倒霉，来到这个鬼地方偏又遇上了熟人！但想退也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奇$%^书*（网！&*$收集整理去，他是谁呀？终于来到了向他招手的人面前，啊，原来是你，韩刚？

他握着韩刚的手，笑道：

“原来是韩大老板呀，没想到，没想到！”

韩刚也笑道：

“更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见到大市长哩，请坐，请坐！”

韩刚拉拉身边一把空椅子让冯唐坐，他这时才发现小圆桌的对面还坐着一个女人。灯光很暗他看不清她的整体形象，但借着那暗淡的灯光也能模糊地看出，她是一个二十左右的女郎，模样很像一回事！

韩刚发现冯唐在注视自己的舞伴，便很不在意地作了介绍：

“这位是许小姐，”他又指着冯唐加重了语气向许小姐介绍：“这位是三江市冯市长，我的父母官。”

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省略了一个关键性的“副”字，这给予冯唐一个很大的刺激，像是被人捅了疮疤一样的难受，却也只好忍受了。当韩刚问他喝咖啡还是红茶时，他只说了两个字；随便。

韩刚打手势招来女侍者，吩咐再来三杯咖啡三份茶点，然后回头对冯唐说：

“我的大市长嘞，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找了你好几天就是找不到，哪晓得今天晚上会在这个地方见到你，真有缘分哩！”

“找我有事？”

冯唐顺口这么一问，忽然脑子急转弯，这不是最后一着吗？送上门来的可不要错过了机会哟！于是他说：

“我也正找你有事哩，岂不凑在一起了？”

说着他拿眼光打量了那位不知身份的许小姐，欲言又止。

韩刚看在眼里，知趣地吩咐许小姐：

“去给市长找一个舞伴。”

又附耳低语了几句，那位许小姐便站起身来向冯唐微微一笑：

“对不起，请稍候，市长。”

许小姐一走，两人都想抓住机会谈“正事”，结果还是冯唐抢了先，他意味深长地瞅着韩刚，说：

“告诉你一个消息，强占你妻子的人要当市长哪！你没听说吧！”

韩刚知道他冯唐说的是谁，他本来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却对那“强占妻子”几个字感到很刺耳，便说：

“谁的命好谁就升官吧，不过呀，市长，我看……”

他本想叫他冯唐不要说得那么难听．什么强占妻子！这些都是陈谷子烂米了，还往外端？何况事情也并不是那样，我韩刚男子汉大丈夫岂容别人强占妻室，正常离婚的嘛。但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与此同时却有一股酸味涌上了心头，太便宜这小子了。为了他对他冯唐的所求，他也脑子急转弯，欲言又止，且听他冯唐的下文。我们就来一次互惠互利的交易吧！

冯唐见韩刚吞吞吐吐，似有顾虑，便来了个直截了当：

“老兄，君子报仇三年，现在是时候了，据我所知，组织部已经通过正报送省委常委审批了。要报仇就只有一个字：快！”

“怎么个快呀？”

韩刚顺口问了一句，他还没有完全弄清冯唐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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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却以为对方被他说服了，心里很高兴，终于可以在这最后的关头射上一箭了，管不管用射出去再说。于是他放低了声音，“写一张状纸，今晚就写明天直接送到赵一浩家，主题自然就是强占民妻了，文章怎么做你自己心里明白不用我多说。一定要快。记住，今晚就写好明天一早送去，不要通过信访渠道，直接送到赵一浩家。你知道他家住在哪里吗？那就好。办完了这件事，再来谈你要找我办的事，你不是到处找我吗？”他本来还想要韩刚在状子上加一条：专业户事件。但他终于没有说出来，韩刚对此事不了解，乱写一通，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韩刚心里全明白了，是要把我韩某人当大炮使，你冯唐太把人看扁了，我韩刚是那种豆腐脑筋？再说他对“强占民妻”一类谎言本来就不感兴趣，自己的事自己还不清楚？同沈琳的结合是“月下老人”乱牵的线，两人情不投意不合，日子怎么过？再加她老是将陈一弘的孩子往家里引，窝在心头的火一旦爆发，离婚了事。无心人的事到了有心人手中就成了杀人的武器。前一段考察组去三江，这事就被丁奉们抬出来闹得沸沸扬扬，也是三番五次上门要他韩刚这个当事人检举揭发，他就是不干。不是不想乘机杀它个回马枪，解解心头之恨，而是觉得告了状自己站不住脚。他韩刚岂能随便让别人当大炮使！结果隐隐约约传出，说他韩刚胆小怕事不敢检举，那就只好由他了奉们“替天行道”了，笑话！现在又来了，市长亲自出马，想不到一件普普通通的离婚倒成了他们政治舞台上的道具，都想凭借着它演出一番精彩的节目！你们想怎么办我管不着，反正我韩刚不感兴趣，不参与不投入！

虽是这么想却不能断然这么做，他韩刚心理不平衡还有求于人呀！总得讲点战略策略吧？于是他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说：

“市长不要急嘛，这些事好说，时间有的是，你说要快就快吧。你们每天工作的时间是八小时，我韩刚是二十四小时，还怕没有时间？”

他将眼珠一转，换了一种声调，一种祈求和商量的口气说：

“我还是把要找市长帮忙的事先说说吧？”

冯唐无可奈何，说：

“你说吧，简单一点。”

他没有忘记摆出副市长的架子。

韩刚一听有门，兴奋地说：

“很简单，很简单，就这么回事：今年三江市的化肥供销任务很大，市供销社既没有这么大的资金更没有这么大的运输能力和销售力量。为了保住全省这个大粮仓的丰收，我们公司愿意承担风险来办这件事。省、市供销部门我也问过了，不，直说吧已打点好了，只要市政府批个文，委托敝公司承办或者叫协助市供销社承办化肥供销任务就行。市长，举手之劳一举两得呀！”

冯唐听明白了，眼前这个商人、原供销社干部要吃一笔“双轨制”的差价，也就是说要我冯唐举手一批，将三江市今年的化肥供销权转给他韩刚，岂止如此，主要是转计划销售价为市场销售价。这是可以随便批的吗？须知他韩刚是私商，是非正常，的供销渠道呀！

冯唐暗自生气，你韩刚把人看扁了，我冯唐是豆腐脑子，由着你玩弄？我还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哩！

但有求于人呀，岂能断然拒绝！于是他也来一个含含混混的回答：

“好商量，好商量！”

话虽如此说，内心却在嘀咕：怎么商量呢？这是非同小可的事！不这么回答又怎么办？他冯唐想得更远一些，别看三江市一个市长，你省委定了还算不了数，给他陈一弘戴上一顶市长的帽子还需要市人代会通过。凡此种种，就需要有人出来做手脚。眼前这一位就是权威？得罪不得的呀！

他这么一想，却真打算要和这位私商做一笔交易了，反正权在手上章在桌上！虽然免不了心里发抖，看来这笔交易却非做不可了。

韩刚看见冯唐答应得不是那么痛快，心里也在嘀咕：机会难得，岂能放过！他韩刚算过细账，在这双轨制价格上一转，除去一切开销包括车马费、好处费等等，他至少以万为单位捞它个三位数绝对不成问题。他冯唐不是有求于我韩刚吗？这笔交易是该好好做一做了。无非是要一张状纸嘛，那好办！不过有一条．不能用真名，这一点至关重要，必须作为先决条件。否则名字落在状纸上递上去，人家就要来找我这个当事人核对、作证，闹不好落个诬陷罪可不是开玩笑的，诬陷还加领导干部，我韩刚吃得消？

他正盘算着怎样同冯唐谈判，那一位奉他韩刚之命而去的许小姐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位打扮入时体态丰满、个头高高的姑娘。许小姐向两位男士特别是向冯唐介绍：

“这位是吕英吕小姐。”

这位吕小姐的出现把冯唐吸引住了。他想不到在这样的地方竟然会有这么漂亮苗条、温文尔雅的姑娘。他冯唐过去也偶尔光临舞厅，但都是和梅吟雪一起去的，不存在找舞伴的问题。像今晚这样的“艳遇”，对他冯唐来说还是第一次，和吕小姐谈着话，他感到有些飘飘然，昏昏然，倒把那件大事：动员韩刚向省委书记和三江市人大常委会递状纸的大事暂时忘记了。

他冯唐正在神魂颠倒之际，音乐重新响起，人们一双双一对对下了舞池。冯唐忽听吕小姐说：

“请吧，市长？”

他随之也就飘飘然昏昏然站起身来，携着吕小姐进了舞池。他发现吕小姐的舞技十分熟练、轻巧，谈起话来竟然是一口江南普通话，像莺啼鸟语似地悦耳。自然而然地他和她又亲近了几分。他最初是有礼貌地轻轻搂住她那柔滑的腰，像在单位的舞会上对待一般舞伴一样。但慢慢地他将她搂得更紧了，身体也不由自主地缩短了与对方的距离，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吕小姐始终温顺含笑，任其摆布。

冯唐和吕小姐刚下舞池，韩刚也起身携着许小姐步了他们的后尘。

他本来正准备和冯唐谈判，敲定那笔交易的，但被两位小姐的到来打断了。他最初有些不高兴，埋怨许小姐和吕小姐来得太快。但敏捷如韩刚者忽然有所发现，他分明看出了冯唐对吕小姐的兴趣，灵机一动，有了！把柄抓在手上不怕他不就范，真乃天助我韩刚矣。

他们一连跳了两三个曲子，舞池里又响起了迪斯科的乐曲，冯唐称节奏太快休息一下再说。韩刚及时抓住火候，提议道：

“市长，去吃吃夜宵怎么样？”

冯唐笑道：

“你这个提议我举双手赞成，你知道吗今天下午到现在为止，我肚子里就装了一碗面条呢。可是……”他看看表，“都快十二点了，还到哪里去找吃？”

韩刚笑道：

“真不知道市长还挨着饿，该死该死！吃东西的地方好说，这宾馆一层的西头就有一个通宵餐厅有酒有大菜，怎么样？我们就过去吧？”

他说着先站起身来，冯唐也跟着站了起来，二位小姐自然无言地跟随了。

韩刚并不买单算账，只给服务员打了个招呼就领着一男二女朝宾馆一层的西头走去。在那宽敞的通宵餐厅里，果然灯火辉煌，宾客盈门，夜市正隆。也许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东头的舞厅，楼上暗室里的赌场，还有那些豪华套间里的客商如此等等。

进得门去，韩刚问迎宾小姐：

“找个单间！”

迎宾小姐微笑点头：

“请随我来。”

她领着他们穿过洋溢着酒味、向香和喧哗的大厅，来到一个标有3号字样的门前，轻轻地把门推开，说了声“请进”便离开了。

他们两男两女在屋里惟一的圆桌前坐下，手握菜单、纸笔的女服务员便进来了。韩刚请冯唐点菜，冯唐随便点了几个都是一般的家常菜：糖醋排骨、宫爆鸡等等。韩刚接过菜单看看笑道：

“市长大客气了！”

于是在冯唐点的菜园后面加了海参、鱼翅和对虾。在用酒的问题上产生了小小的争论，冯唐主张用甜酒，韩刚不同意，说男子汉大丈夫自然喝烈性酒，甜酒是女人喝的，不要影响了市长的形象。并说今晚上他是主人，客听主安排，由不得市长的。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冯唐便也不再坚持了，何况白酒他也是能喝上它三五杯不醉的。于是韩刚要了两瓶五粮液，一瓶天津产的干白，那是专门为两位小姐准备的，可谓想得周到。点完酒菜他对服务员说：

“先上几个冷盘喝酒，其它的热菜慢慢上不要慌！”

冯唐听了又下意识地看看表说：

“十一点过五分了，还慢慢来？”

韩刚笑道：

“我的大市长，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嘛，我们的生活是按一天二十四小时算的哪，饿了就吃一顿，困了就睡一觉，哪管它白天黑夜，什么上班下班哟！冯市长今晚既然光临了，就体验体验吧，哈哈哈！”

冯唐自然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其自然。再说身边有了这两位如花似玉的小姐陪伴，从黄人伟家出来时那一肚子的闷气早已消失了，现在感到的是温馨舒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尚且如此，其奈我辈何？李白为了招待客人饮酒还不惜把宝贵的马和豪华的衣服都拿去卖了嘛，何况现在有大老板请客，无须动我冯唐一根毫毛！能喝就喝，能吃就吃，今晚上我冯唐豁出去了！

正说话之间，酒菜（冷盘）端上来了。接下来便是斟酒、敬酒、劝酒。敬、劝的对象自然都是冯唐了。两女一男轮番上，使冯唐陷入了重围之中，但纵然身陷重围，他冯唐乐意。美酒又佳丽，何叹人生不得意！三五杯的酒量一下子增长到七八杯，十数杯，他冯唐也就自然而然地昏昏糊糊，说起话来舌头也有些不听使唤了。

光劝酒也无趣，韩刚又使出一个花招：请二位小姐唱歌，一首歌一杯酒，他陪冯唐一起干。一言九鼎，许、吕二位既大方又娇柔地轮流登场。一杯酒一支歌，一连听了几支歌喝了几杯酒，冯唐还听不懂她们唱的都是些什么玩艺儿，便说：

“唱几支都熟悉的好不好，再听不懂我就不喝哪！”

吕小姐听了撒娇地笑道：

“呀，冯市长，刚才我们唱的都是港、澳、台流行歌曲哩。市长不喜欢，就请市长点几支熟悉的我们唱吧！”

许小姐也随声附和：

“请市长点几首喜欢的。”

韩刚也跟了上来：

“就点几支吧，市长！”

点什么呢？这倒使他冯唐为难了。他不是不喜欢音乐，但这些年他除了工作上的事便是忙于上层活动，还要读点报刊、杂志，否则这门面怎么撑，这形象怎么树？三下五除二，哪里还有什么时间来听音乐呢？他也听的，那是在汽车上。司机买了许多磁带放在车上一张接一张地放，特别是从三江到省城的漫漫长路上，几乎都是在歌曲声中度过的。但他从来不过问是什么歌名，什么人唱的。觉得悦耳时就听，不悦耳时就闭上眼睡觉想心事。他自己驾车时，不是急事也是要事密事，哪还有时间去听歌曲？因此，要他点歌名为尊敬，实则出了难题。他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一首歌或一个歌星的名字。最后总算想起了一首，而且觉得与今晚的情景很协调，便用那早已不听使唤的舌头说道：

“就唱那一首什么的？好花不常开……什么的人生难得几回醉吧！”

他那结结巴巴的话音刚落，吕小姐便接过去一拍手笑道：

“我懂了，我懂了！”

接着她便嗲声嗲气地唱了起来：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其实他冯唐对这首老歌也只能说是会哼哼曲子，歌词却是零零星星记不完全。现在听吕小姐唱也听不清楚，只觉得她唱得很动情，她那哀婉缠绵的腔调深深地感染了他。她唱到最后人生难得几回醉时竟然落了泪。冯唐觉得有一种温柔之感，凄凄之情的氛围向他袭来，他也分不清是喜悦，舒适还是悲伤，一股莫明的冲动使他蓦地站起身来端起一杯酒，走到吕小姐面前一伸手将她搂到怀中，将酒杯送到她唇边不由分说地往她嘴里灌。一边灌一边喃喃地说：

“你唱得好，唱得动情！”

说话时那舌头却是更加转不动了。

冷坐一旁的韩刚见此情景，像一个善于掌握火候的厨师，及时吩咐吕小姐道：

“你扶冯市长上楼去休息，5O3房间，我在502，有事找我！”

说着他又从裤袋里掏出两把钥匙看了看，捡出503的那一把交给吕小姐又吩咐道：

“好好招呼，明天上午你到5O2房来找我，一切消费我负责。”

吕小姐是里手行家，这一套自然一说便知。她于是就势扶着冯唐驾声燕语似地对他说：

“市长，我们走吧。”

冯唐依然昏昏糊糊：

“是该走了，该走了，哦，上楼？不，我回家，我要回家！”

韩刚上前一步：

“嘿，我的市长，你看你醉成这个样子能回家吗？对夫人怎么解释？休息休息，明天早上我们还要谈公事哩！”

冯唐似乎明白了韩刚的意思，依旧喃喃而语：

“唔，对了，还要谈公事……好吧，客听主便……客听主便！”

他依偎在吕小姐那丰满的肩上，一步一摆地走出餐厅向电梯口走去，韩刚和许小姐在一旁帮扶着。

要顺便交待的是：他韩刚和冯唐在舞厅是偶然相遇，怎么会单独定了两套房间等着呢？这是韩刚的习惯，他每次到省城都在这家宾馆订下两个套间，一套自用一套备用。今晚上那备用的套间真的用上了，就这么回事。

第二天早晨当冯唐醒来的时候，他房间东面那扇没有拉上窗帘的玻璃窗上已经透进了阳光，真乃是“旭日临窗”了。他回味昨夜的经历犹感余味无穷，又觉忐忑不安，好像第一次当了小偷。

他一转身但见吕小姐躺在自己的身旁睡意正酣。她那雪白细嫩的上半个身子裸露在被子外面。他禁不住伸出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她。

她醒了，见他已经坐在床上，便揉揉双眼说：

“不多睡一会儿？”

他没吱声便轻脚轻手地下了床进了卫生间，迅速漱洗之后他穿上衣服准备离开，心里总是忐忑着好像有人就要破门而入抓他来了，越早离开越好啊！

他已经走到外间的门口就要伸手去拉门栓了，忽然又像想起了重大的遗忘似地折了回来，从衣袋里取出装钱的皮夹，抽出五张一百元的钞票拿在手中，随即又停住了，咬咬牙又抽出两张一共七百元，然后依然是轻脚轻手地来到床前，将钞票放在吕小姐的枕边。这样他便感到心头踏实了许多。像是别人送了他冯唐什么贵重礼物，他按质论价给了钱，便就心安理得了：怎么样？我冯唐给了钱的。

睡眼惺松的吕小姐发现了她这位高贵的客人之所为，便撑起半个赤裸裸的玉体欲将那七张钞票还给他，说：

“韩总早吩咐过了，一切消费由他负责的，市长就不要破费哪！”

冯唐说：

“他支付归他支付，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意思，你收下不要告诉他就是，”他又加了一句，“也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说着他又情不自禁地搂住吕小姐亲吻了一下，便迅速朝门口走去。他听到了吕小姐那轻柔的声音：

“你真是一个好人，再来呀市长！”

他头也不回便拉开门走了。到什么地方去？先回家再说吧！怎样对妻子撒个谎呢？回到省城而又不在家过夜，这不是闹着玩的！

他边思考边向电梯口走去，靠电梯口走道的沙发上忽然站起一个人来向他打招呼：

“冯市长早！”

他定睛一看是韩刚，他手提公文包笑眯眯地打量着他冯唐，问道：

“市长昨晚休息得怎么样？”

那眼神那表情冯唐一看便意会到了，他有些不高兴地问：

“你在这里干什么？”

韩刚依然是笑眯眯地：

“等市长呀，我怕影响你休息不敢去按门铃。我等市长办公事哩！”

办公事？冯唐这才完全清醒过来了。是呀还有公事要办哩。“上哪儿，就在这走道上？”韩刚提议上他房间去，“办完公事再下楼吃早点。”冯唐同意了。

韩刚的房间就在冯唐房间的隔壁，一样规格的大套间。他俩在客室坐下，冯唐顺便瞄了一眼，通向卧室的门半掩半开，他发现有一个女人睡在床上，无疑是那位许小姐了。

韩刚从皮包里先取出一份检举陈一弘“强占民妻”的公开信。冯唐迅速地看了一遍觉得很够味，但落款却不是韩刚而是“几个知情者”。冯唐又不高兴了，盯着韩刚问道：

“怎么不敢用真名？”

韩刚依旧是笑眯眯地：

“我的市长呀，用了真名人家就要来找我对质，我怎么回答？离婚是我先提出来的，协议书是我亲笔签的字。办理了离婚手续很久人家才结的婚。这么一核对，不但我韩刚要落个诬陷罪，恐怕你市长也脱不了干系弄个教唆什么的嘞！你是搞政治的应该明白，用这种办法最管用，这叫虚虚实实，让人琢磨不透也无从核实，却会无形中产生影响，减少选票！这是最厉害的一着！按照你昨晚的吩咐，今天我负责用快件全部发出。重点是三江市那三十多个人大常委，我的大市长呀！我一人一份往他们家里寄，地址全在我手上，嘿，就有好戏看了！至于省委书记嘛，遵照你的意见也送一份，直送赵府，不过我想不管用！”

冯唐听厂韩刚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而且暗自佩服，便说：

“好吧，就依你的。”

韩刚不慌不忙又拿出了第二份文件，这是他们公司向三江市政府的报告，要求批准委托他们承担今年化肥的供销任务，按国家牌价购进，适当增加运输、管理和自然消耗费售出。这“适当”的量是多少，报告上没有说，大量的却是服务农业，振兴三江经济等等冠冕堂皇的语言。冯唐反复看了两遍，无可奈何地签上：同意，请市供销社办理等字样。这叫以礼还礼，不签也是不行的了。

韩刚笑眯眯地最后拿出一个文件，是他们公司关于奖励和给予公司内外有功人员的办法，其中有这样一条：有关部门和领导对本公司给予支持者，按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给予优厚的回报。

既含糊又十分清楚。冯唐看后不置可否便一声不吭地将那“规定”还给了韩刚。

一切要办的事均已办完，胜利在握的韩刚邀请失败而还不自觉的冯唐下楼用早餐，冯唐感到没有胃口，便谢绝了要回家去。韩刚又提出开车送他，冯唐说此地离家不远他想走一走清醒一下头脑。韩刚便送他下楼到门口握手告别。冯唐忽然想起一件事，一不做二不休，水已经搅浑了，就把它搅得更浑一些吧。于是他拉着韩刚的手说：“你那封信别忘了送中央考察组，他们驻在省委招待所。”说完便与韩刚握手告别。

冯唐边走边考虑着怎样向妻子解释昨晚外出未归的事，还没想出一个头绪却已经到家了。结果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只有小保姆在家，梅吟雪竟然也一夜未归。

要是在平时，他冯唐肯定要大发雷霆的，谁知现在却一反常态，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使他解脱了，轻轻松松不用什么解释了！要解释的是她梅吟雪，为什么一夜不归？我冯唐成年累月在外，她就这么对我不忠？非要她说清楚不可！

小保姆走进房来问他要不要吃早点？他说：“不吃了，我昨晚上办公事熬了夜，先睡一觉，吃了午饭就回三江。”

说罢便关上房门躺下了。

十四

就在冯唐与韩刚宾馆巧遇的第二天上午，周剑非给省委书记打电话，要求召开常委会，通过陈一弘任三江市市委副书记、建议提名市长候选人的决定。他还告诉赵一浩，卫亦前来电话催了，说市人大全会召开的日期越来越近了，究竟谁当市长请省委快一点作推荐决定。

赵一浩听后沉默了几秒钟，问道：

“冯唐呢？你们有安排方案了？”

周剑非回答说：

“暂时还没有，恐怕得分两步走了，让冯唐先留在三江继续当一段时间副职怎么样？这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嘛。”

赵一浩这次没有犹豫，听了周剑非的建议立即反驳，而且有些不高兴：

“那恐怕不行，最好一起安排，要考虑顺当、稳定呀，省级机关这么多单位就找不到一个空位？”

周剑非理解赵一浩的心情，为人处事他考虑得周到细致，喜欢平稳、平衡，各方面都能接受。如果按刚才他所说的办，首先钱老那里就不好交待，书记刚去向他通报了三江市市长人选的安排，而且向钱老表了态要提拔冯唐回省啊。还有丁奉们，这样一安排，他们肯定又有了闹的借口。

对赵一浩的这些考虑他周剑非不言自明，书记的这种过细的处事方法，他分不清是优点还是缺点，但他必须按他的意志去办。当然，如果能做到两人一起安排，他周剑非又何乐而不为之，特别是钱老那里，他不是已经不便于去见他了？至于了奉什么的，他倒满不在乎，他们想闹就让他们闹去吧！

于是他说：

“一浩同志，我们马上研究一下，冯唐能一起安排更好，万一确有困难还有一个办法：在宣布陈一弘的任命时同时宣布冯唐调离三江市，调省里作为正厅级另行安排不就行了？”

赵一浩听了他的建议很高兴，说：

“我看这样行，老周，不过你们先研究一下，如果能一起解决最好。我和苏翔同志商量一下，就在这两三天内开常委会。”

说完他放下了电话。

中午，赵一浩回家吃过午饭略事休息后正准备上办公室，周剑非又来电话了。说是有件急事要当面汇报，本想到办公室去的，伯那里来找的人多不好谈。

急事？赵一浩立该意识到也许同考察组有关，便问：

“有什么急事呀？”

周剑非说：

“一封匿名信，告陈一弘的。”

赵一浩听了笑道：

“那是传单，今天上午我也收到一封，据说是亲自送到收发室的，怕别人扣压，信封上写了赵一浩家书并注明速递勿拆字样。你们已经调查过了嘛，不就是这么回事？”

他本来还想说用不着大惊小怪，丢下不理就是了，还用得着急急慌慌跑到我这里来。但话还没出口，周剑非却又接过了话头：

“是送给中组部考察组，张老批了交办的，我们派去的联络员老何刚刚送来。”

赵一浩听了心头一沉，问道：

“批给谁，批了什么？”

周剑非如实回答：

“批给我的，批文是不是我送过来你亲自看看再说。”

赵一浩心里又是一沉，过了约半分钟，才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好吧，我等你。”

放下电话，他感到很不自在，不是吃周剑非的醋，而是反感地觉得有些不正常。一封告地级干部的信，要是在平时无论批给他这个省委书记或者批给组织部长周剑非，他都会觉得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可现在是什么时候？考察组正在紧锣密鼓地对以他赵一浩为主要对象的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考察，不，或者干脆就叫审查吧？这样的举措分明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现呀！难道他们不会预料到周剑非接到批件后是要向我汇报的？当然不是，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人家就是有意要这么干，有意要做出这么个姿态，要你赵一浩心里明白当前你的处境，早一点有个自知之明，有点思想准备吧！

正准备更衣上班的田融看出了丈夫接电话之后的异样表情，便停下来关切地问：

“出了什么事？”

赵一浩一边说着没什么，没什么，一边却下意识地将刚才周剑非在电话上说的事对妻子说了。

别看田融是从事教育的人，在政治上的敏感性不亚于从政者的丈夫，当下她便问：

“为什么不批给你或者批给你和周部长两人，单单批给了他？”

赵一浩顺口便回答：

“都一样，他是组织部长嘛，批给他和批给我都是正常的。”

嘴上这么说，心头想的自然不是这么回事，那脸上的表情妻子不是已经看出来了？他自然不是对妻子打官腔、装正经，而是一种习惯性的回答。这一点田融心里很清楚，因此，只作了轻微的反驳：

“在正常情况下批给谁都是正常的，现在是非正常情况，就要用非正常情况下的眼光来看问题。这分明是对你不信任的一种信号嘛。我不是对周部长有意见，这不关他的事。”

赵一浩没有再叵驳妻子，他何尝不是这么想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妻子面前也应当保持镇定呀。于是他笑笑说：

“信号吗？管它哩！”

田融还想说什么，门铃响了，随着警卫员的开门声周剑非走了进来。田融和他打了个招呼便上学校去了。

二人在客厅落坐，周剑非从皮包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赵一浩，边递边说：

“据说是今天上午十点多钟一个自己开车的人送到招待所去的，送到就走了也没有要签收。时间很短。招待所收发室的人既没看清送信人的面孔更没有记住车号。

赵一浩边接信边说：

“撒传单嘛，还要什么签收，只要起到搅浑水的作用就行了。”

他先描描那信封，和自己早上收到的一模一样，他是十点收到的，如此推算，送信者先送到他的办公室再到招待所的。就信的本身来说不值一阅，重要的是考察组的批示。因此，他取出信纸并不去看内容（那内容他已经看过了），只看信尾的批示，是考察组长张老亲笔批的：

剑非同志：

考察组收到一封匿名信，告你们的提拔对象陈一弘的状。

我们来时就已宣布：不插手省上的日常事务，也不办案子。故

尔转给你们，请你们查处。

张克俭×月××日

赵一浩看着那批示沉默良久，心头却在嘀咕：批了查处还说不插手省上的日常事务。他心里很不自在，但在别人面前应当克制并保持正常的姿态。于是他说：

“看这批语还是要回答一下的，不是已经调查过了吗，就简单地回答一下吧，你们部里先起个草。”

周剑非不慌不忙地又从皮包中取出一份材料递给赵一浩，说：

“我们已经起草了一份，你看行不行？”

赵一浩接过一看，是对考察组的回复和两个附件，即关于陈一弘‘巧夺民妻’和‘专业户标兵问题’的调查材料。他对周剑非办事精明、干练的作风感到满意，便放下两份调查材料，先看那份报告，其实只有几句话：

张老并中组部考察组：

批转的有关对三江市常委、副市长陈一弘的揭发匿名信

已收悉。感谢张老及考察组对我省工作的关心。对此事我们

早有所闻，一浩同志十分重视，责成组织部组成凋查组作了专

题调查。结果表明两件事均不存在，现附上调查材料两份请审

阅，如有什么疑问，请转告联络员或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们负

责口头或书面回答。

此致

敬礼

周剑非×月××日

看着这封可谓天衣无缝的简短回信，赵一法除了满意之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他微笑地告诉组织部长：

“行，你们想得周到，就这么办。”

周剑非却似有话说，赵一浩看出来了，问道：

“还有什么吗？”

周剑非这才放低了声音说道：

“这封信是我们派去的联络员送回来的，他现在还在部里等着，要不要叫他来汇报汇报他所知道的动态？”

赵一浩沉思片刻，斩钉截铁地说：

“不用，不用”。但却又问周剑非：一他对你说了什么？”

周剑非依然将声音压得很低说：

“也没有什么，他说从找谈话的对象来看，考查组这一段在集中了解农村工作问题；还有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考察组内部有分歧。”

赵一浩“哦”了一声，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周剑非提供的信息很重视，但随即却说了一句“管他哩！”便把这件事的议论结束了，然后说：

“我差点忘了，我和苏翔同志商量好了，明天上午开常委会研究三江市长人选，卫亦前不是打电话来催了？他们马上要开人代会，不能再等了。”

这本来是周剑非早上打电话提出要快办的急事，他现在却又犹豫了，指指那封信说：

“要不要等他们的态度？”

“等什么，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嘛！”赵一浩毫不含糊地说。

常委会于第二天上午举行，十一个常委除黄人伟副省长有急事请假外其余全部到了。赵一浩问苏翔，黄人伟有什么急事，苏翔回答说不知道他有什么急事。其实．他们二人心头都明白，黄人伟很大的可能是有意回避。

这次会议共讨论了四个干部，陈一弘的任命决定却足足占了两个钟头。考察情况是由吴泽康汇报的，他带了一厚本材料，最初却只简单地谈了考察的结论性意见，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考察过程中也有不同意见，都澄清了。”就这么一句便匆匆打住。也许这是组织部门的常规，却引来了与会者的议论和不满。三江的市长人选问题已经纷纷扬扬，早已吹进了常委们的耳朵，说起来就这么简单，是叫我们来讨论还是来表态？会议主持者、省委书记赵一浩看出了大家的情绪，他将脸一沉，说：

“这是常委会，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你们将考察过程中听到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通通谈出来，好让常委们分析、判断，作出正确的决策。”

他觉得言犹未尽便又借题发挥地补充了一段话：

“顺便说说，无论我们每一个常委自身和省级机关的工作部门都要牢固地树立一个观点：省委的决策机构是常委会，只有每个常委都充分了解情况，充分发表了意见，包括同意或反对的意见，才能正确体现民主的原则。常委会决不是表表态、举举手，大家跟着书记的感觉走的形式主义机构；当然也不是无休止的扯皮，什么事都行不成决议，或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毫无权威的机构。只有在大家充分了解情况，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才能尽可能避免决策的失误。”

似乎该说的都已说完了，出乎众人的意料，他又认认真真地加了一句：

“如果我个人在会前对这件事表过什么态，那只是个人意见，绝对的个人意见。”

省委书记发表了这么一通看起来似乎是题外的话，在坐的听众却觉得很实在，很有针对性，因而也很受听。

周剑非回头对吴泽康说：

“你将考察过程中的情况详细向常委汇报，材料带来了吗？”

吴泽康点点头，翻开了面前那厚厚的一册打印稿，看来他的备用件是带对了。

吴泽康于是翻开那厚厚的一本材料念了起来，其中对黄人伟副省长的意见也全部照念不误。

吴泽康的汇报引起常委们的很大兴趣，不时有人插问，特别是“巧夺人妻”一节引来了纷纷议论，但没有争论，组织部的调查对此是否定的，参会人员对此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省纪委书记说：他们不断地接到类似的所谓揭发信，大部分查无实据，有些信一看就知道是在编聊斋。似乎有了一种规律，哪里要提拔干部，哪里的控告信就来了，内容大体是两条：贪污受贿、男女关系。他还说控告陈一弘的信他们也收到过，因为组织部正在考察，他们就没有过问。

由于没有不同意见，陈一弘的任命顺利通过。市委副书记由省委直接任命，市长作为建议由三江市委提交市人大，省长苏翔还表示，黄人伟副省长那里他去向他解释，不过，冯唐的安排问题也要及早考虑。

于是会议又扯到了冯唐，参加会议的十个常委大凡认识冯唐的都对他有好感，自然也都主张调出来提拔。周剑非将他们的打算说了一下，大家没有意见。这就算是常委会作出决定了，只等找到位子便可发通知。

最后省委书记赵一浩发了言，他说，由于遇到了争论和告状，三江市的市长人选考察时间拖得长了一些，但也有好处：扎实、可靠。大凡有争议的干部，往往就是有本事的干部，无非是得罪了人，告他几状，造他一点舆论，叫他上不去。这大概也是一条规律吧？我们就是要保持头脑清醒，不上那些以诬陷他人为职业的人的当，大胆保护被诬陷的干部；大胆使用被诬陷的好干部，不要怕别人说你“包庇重用坏人”。只要我们了解情况，掌握情况，心中有数就不要害怕，就要挺起腰顶住！上下左右有误解有疑问，我们要理直气壮的做解释工作，不要别人一声吼，你就吓得往后走，不敢坚持实事求是了。敢不敢提拔使用有争议的德才兼备的好干部，这是对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能否坚持原则的一个考验。要让“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这种恶劣现象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消失干净。

他还谈到省级机关一些人反映陈一弘架子大的问题，他说：也许这正好是陈一弘的一大优点。你下去搞调查，该他汇报他应该汇报，该配合的要配合，但为什么要求人家前呼后拥，一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呢？这正是我们省级机关要改变的作风，不是人家的缺点！

赵一浩谈这一段话时语气平和，实则严肃。“听众”则表面平静，内心沸腾，各有所思。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清楚赵一浩的话其针对性不仅是省直机关的厅局长，首先是他们这些常委们。当然，具体到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内心的反应也就各不相同。

就拿省长苏翔来说，长期处于权力顶峰，受人尊敬惯了，总是受不住冷落的。就在两年前吧，他去松岭地区检查工作，那时的松岭地委书记正是现在坐在他对面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剑非。他到达松岭的那天，正好周剑非在一个边远的县里解决一件因争水而引起的群众纠纷，他接到地委办公室的电话说省长今天中午要来。他便立即给在家的专员打电话，请他在家先接待，他晚饭之前一定赶回来。

苏翔一行于上午十一点半到达松岭，当他看到迎接行列中几大班子的一把手都已到场，唯独没见周剑非时，便觉得受到了冷遇，顿时火起，脸色也就变了，冲着专员问道：

“小周呢？”

专员回答说：

“他在县上处理一件事，下午赶回来。”

苏翔把脸一绷，声音提得老高，说：

“打电话告诉他，就说我苏翔来了，叫他马上回来，我要听他这个地委书记的汇报。”

专员连声说了几个“是”，立即叫办公室主任打电话。

苏翔似觉言犹未了，便又当着众人的面说：

“我还是省委副书记哩，地委书记就觉得可以不来见我了？”

专员一听言重了，连忙作解释，说：

“剑非前天就下去了，今天一早接到省长要来的通知，我们就给他打电话。他给我来电话说在县里交待一下马上赶回来。绝没有别的意思，请省长不要误会。”

听专员如是解释，苏翔的气才消了。他的脾性如此，那肚子里的气来得快也去得快，“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他当即哈哈地一笑，说：

“说清楚了就行，我还以为你们松岭立了什么新规矩，我这个省委副书记，省长只能由地委副书记、专员出面哩！”

在坐的人都被省长的幽默逗得哈哈地笑了。一笑之下也就“泯”了“恩怨”。

结果是周剑非提前两个钟头赶回地委招待所，专员的汇报已接近尾声。他只赶上补充汇报了半个钟头，晚饭时给省长敬了两杯“五粮液”。当然，在以后的五天里他和专员一道寸步不离地陪着省长跑了四个县，还看了周剑非夫人所在的茶科所，品尝了他们的“清明茶”。至于那天上午所发生的不愉快之事，谁也没有再提起，省长没有提，他周剑非和专员也没再多作解释，好像这事根本就没发生过。

各人肚子里都有一本经，如果在坐的十个常委都把自己的“经”端出来，那就精彩了。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借用这句话也许并不恰当，但常委们至少大多数常委，当然，也应该包括是常委或不是常委的副省长们，在这方面是真正做到身体力行了的。对于北京的来客，部长、副部长们自不用说了，司长、副司长们到来，分管的常委或副省长可以说都做到了热情周到四个字，甚至来了处长或什么经办人员，只要是来自要害部门，常委和副省长们也能屈尊接待。多礼固然是中国的传统文明，但也有其最现实的意义：项目、投资、贷款、救济等等，等等，往往伴随“多礼”而来。相反，也往往伴随少礼而去。反正是为了工作，何乐而不为之？至于这样那样的规定和限制，为了工作都可以灵活执行的，“不要太书生气十足了”；“不用公款请客，我私人请得起？又不是为了个人有什么好处”！

如此等等，谁来判断这类公案的是与非？

自然，常委和副省长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感情投入，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并非纯粹公对公，对自己毫无好处的。就拿一个处长之类来说，官职虽小他却要返天庭报奏的，也许他可能向司长乃至部长汇报，说好说歹就全凭他的印象了。而这印象又是怎么产生的，有人说得好：一半凭工作实绩一半凭接待热情。这种对半开还算是公平的了。谁像陈一弘那样书呆子作风，差一点连升官也成泡影！

扯得太远了，还是把话题拉回到常委会议室来。通过了陈一弘的任命之后，话题也自然地转到了冯唐的身上。

吴泽康还特别汇报了黄人伟副省长那些个性突出的意见，但他将它抹平了，只简单地说：黄副省长的主张是冯唐当市长。这也算如实汇报，因为实质就在这一点上哪。当然，黄人伟对组织部的那番带有很大情绪的话，也许是出于顾全大局，也许是觉得没有必要，吴泽康在汇报中省略了，周剑非作补充说明时，也没有涉及。

赵一浩在吴泽康汇报的过程中也插了话，介绍了他和钱林谈话的要点以及钱林对冯唐职务安排的意见。

对于冯唐调到省级机关提拔安排，与会者又都表示赞同而且觉得应该，希望组织部早一点安排。省长苏翔还再次表示：黄人伟副省长的工作由他去作，他还建议组织部不用再去找黄人伟解释了。

至此，闹了很久的三江市主要领导干部的调整总算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下一步就等着履行法定手续了。

换句世俗的话来说，三江市的权力再分配虽然经过若干波折，总算协调处理成功，达到了皆大欢喜，至少可以说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各个方面，自然是指省市两级的各个方面包括在职和不在职的关系者在内。问题的复杂性也就在于此，无怪乎关系学要成为一门极为深奥而难于掌握的学问了。

正因为如此，作为组织部长的周剑非在大功告成之际还觉得有点不放心，在常委会结束时，他单独留下向省委书记赵一浩提出：他亲自去三江市一趟。

赵一浩听了很高兴，说他想得周到，但他们两人谁去，他考虑后再回答。

要说的事已经说完，但周剑非依然稳坐不动，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赵一浩瞄了他一眼，忽然笑道：

“哦，我想起来了，钱老那里恐怕还是要通报一下才好。你去一趟，就说受我之委托去的，把省委的决定向他通报一下，特别是冯唐调出来提拔安排的事，向他说清楚。”

周剑非听得眉飞色舞，笑道：

“我正想向你请示这件事哩，有你的委托就好办，我今晚就去。”

赵一浩笑道：

“没有我的委托你就不好去？你是组织部长呀，干吗这么左顾右盼的呢？怕别人说你私通消息？”

周剑非有些难为情，笑笑说：

“还是考虑周到一点好。”

是呀，“还是考虑周到一点好，”周剑非坚持按他的这一信条办事。他虽然从省委书记赵一浩那里领得了“委托书”，划清了公访与私访的界限，本可以“奉旨出朝，地动山摇”，大摇大摆地走进钱宅向老上级汇报。然而他不，从常委会议室回到部里，他向已经从会上直接回家的吴泽康通了电话，通报了赵一浩的委托，然后再叫上端木信，公事公办地向老上级钱林家驰去。

周剑非和端木信到达钱林家时，钱老和老伴及小保姆正坐在起居间里看电视，见周剑非来了而且后面还跟有一个人，知道是来谈公事的，便起身握手领着他们来到客厅。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话就说吧！”

他哈哈地笑着对两个客人说，眼光却落在他的老秘书、现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剑非身上。

周剑非顿觉芒刺在背，连忙作解释：

“早就想来看钱老，太忙，挤不出时间！”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忙，你们在朝我们在野，不能相提并论的呀！”

周剑非更觉话中有话难以接受，但他觉得再解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真有牢骚和不满，就让他发吧，发过就过去了，他老人家的脾气我周剑非还不知道？于是笑道：

“钱老批评得对，我以后一定注意。”

钱林又是哈哈一笑：

“不是批评，你们确实很忙嘛，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老家伙也不能老是留恋‘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日子呢，要耐得住寂寞！”

他显然不愿再扯下去，便转脸对着端木信：

“这位是？”

周剑非连忙作介绍：

“端木信，组织部处级巡视员。”

“唔，唔”，钱林点点头，说：“说吧，你们来要谈什么事？”

“赵一浩同志委托我们来……”

周剑非刚开了个头，又被钱林打断了，他声音挺粗：

“打什么官腔嘛，不受一浩的委托你就不应该来？”

周剑非又感到很狼狈，但他立即解释道：

“我说的是真话，钱老，常委开会对三江市的市长人选和冯唐的安排作了决定，我正打算今晚来向您汇报，一浩同志将我叫住要我代表省委来看你并通报省委的决定。‘委托’这个词就是一浩的原话哩！”

钱林见省委，特别是省委一把手如此尊重他，心里十分高兴，便又哈哈地笑了，说：

“很感谢，很感谢，你们说吧。”

周剑非一五一十地将三江市市长人选的考察过程，特别是有关冯唐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并说了省委对冯唐调出提拔的决定，然后习惯性地问道：

“看看钱老还有什么意见？”

端木信也习惯性地从袋子里拿出本子和笔准备记录。

钱林又是哈哈一笑，看得出来，这不仅是习惯性的表情而是心里确实高兴。作为钱林的老秘书，周剑非看出来了，而且预感到今天晚上的谈话将会以愉快而告终。

果然如此，钱林笑过之后，十分坦然地说：

“你回去转告一浩，对省委的决定我没什么意见，拥护赞成！”

话匣子一打开，自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表态了，钱林清清嗓子，款款而谈：

“刚才我说了，你们现在是在朝者，我们是在野者。但是我还是共产党员，理应关心国事和省事，有话就要说有意见就要提才算是尽到责任。说了提了，你们去考虑，对的就执行就采纳，不对的就解释一声，我们的心也就舒坦了，啊！你还记得吧，小周？你上任后我给你提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冯唐的使用问题，是吧？”

周剑非连忙回答：

“记得，记得！”

嘴在回答，心头却嘀咕：怎么，他老人家……？他正这么担心着，却又听见钱林继续着他的“演说”。

“后来你们经过考察提出了冯唐调出提拔的方案．你不敢来给我说，一浩来了……”

周剑非连忙插进来解释：

“钱老，不是我不敢来，是一浩同志觉得为了对你老的尊重，他应该亲自上门通报。”

钱林又是哈哈一笑：

“我懂，我懂。我要说的是，省委对老同志的意见如此重视，书记亲自上门，这使我很感动。提不提意见、建议是我们的事，怎么处理是你们当权者的事。只要给我们有一个回音我们也就满足了嘛，何况是一把手亲自登门哪，今天你又来通报。过去你当过我的秘书，今天你是以省委常委的身份来的，我懂，我还没有糊涂。”

说到这里他忽然提高了嗓门：

“正式宣布我没有意见了！”

他忽然把脸转向正在埋头作记录的端木信，含笑问道：

“这位同志，你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哪？啊！大可不必嘛，就记一句话：钱林说他没有意见不就得哪？哈哈哈……”

端木信抬起头来极不自然地笑道：

“没有记好多，真的！”

钱林笑道：

“记就记了嘛，这是你们的责任，我看你还是挺负责任的，只要忠实记录不歪曲就行！”

周剑非连忙对端木信说：

“请钱老过过目吧？”

“不必哪，不必哪！”钱林爽朗地说：“你帮我过过目就行，你给我再当一次秘书，哈哈。”

说到这里，公事算是完毕了。周剑非好不容易到老上级家来一趟，公事公办谈完就走，他觉得不应该，也过意不去，还应该说说话才是，说什么呢？人们见面时常问的是两句话：一句是“吃了吗？”再一句是“身体可好”？这第一句自然是不用问了，于是他说：

“钱老近来身体怎样？”

钱林笑道：

“可以，能吃能睡。你要问我每天的生活起居也不妨告诉你：清晨一套太极拳，然后呢，写写字看看报；中饭后午睡两小时，起来读读书散散步；晚饭后弄弄花，看看电视，十点钟上床。神仙的生活吧？哈哈哈！”

他似乎觉得言犹未尽，又以传经似的口吻对他的老秘书说道：

“你们现在正大权在握，有些事难以体会或者说嘛，根本体会不到。但是总有一天你们要体会体会的，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别看你现在刚四十出头，快哩！”

体会什么？周剑非最初有些模模糊糊：体会从权力岗位下来后的孤独、寂寞？体会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岂不是吗？他记起来了，当钱林从顾委退下来时，他出席省党代大会正在省城，回松岭的头天晚上他来看望老上级，那时钱林的情绪低落，显得浮躁易怒。他对自己的老秘书说：

“如果你不是走错了门就是最后一次来看望我，表示一点同情和安慰吧？”

同情？他周剑非根本没有朝这方面去想。到了不同的年龄，便从不同的岗位上退下来，这是极寻常的事，就好比早上去上班，太阳下山了天要黑了就下班，回家休息，有什么需要同情的。说到安慰，也许多少有一些，干了一辈子终于全部彻底地退出领导岗位，总有些不习惯吧，说安慰也可以。但当时这同情与安慰他全否定了。他对老上级说，他什么意思也没有，就是要来看看他。老上级不笑也不怒，却自思自叹：

“说是年纪到了，从省委到顾委。那就到顾委吧，说起来轻松，你知道走起来有多艰难？全省二十三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四千二百万人口的大事小事，件件都要经过你的手才能作出决定，一夜醒来你什么权力都没有了，靠边站吧，站到一旁去顾去问！我钱林也还真是顾了问了，虽然觉得两手空空不舒畅，还是顾了问了。现在好，干脆彻底，连顾也不要你顾，问也不要你问了！这‘一辈子干革命’还要不要？”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听老上级刚才的口气，他似乎已经习惯了离休生活，至于经常还过问一点这样那样的事，比如冯唐的事等等，也是难免和可以理解的。他正自思索着怎样回答老上级刚才的那段话，那段你们现在大权在手，什么也体会不到的话。忽然听见老上级又说话了，他发觉原来老上级并没有要他作答，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感慨并提醒他这个组织部长注意别人的体会罢了。

钱林继续说：

“现在我们早已脱胎换骨安于现状，不再觉得有什么习惯不习惯，自在不自在了。只不过出于公心，有时还要提一点这样那样的意见、建议。你们当权者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全然不理，把我们当成不安定因素；一种是认真对待，对的采纳不对的解释。能做到这样，我们这些老家伙就满意了嘛！我们还是懂道理讲道理的嘛！不像三江那个什么了奉，什么徐盛，还有没有鲁肃呀哈哈哈！”

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哈哈，言犹未尽又提高了嗓门：

“那是老干部的败类！他代表不了我们！”钱林接着把话锋一转：“你回去转告一浩，他这种虚怀若谷的作风我欣赏！虚怀若谷者大将之才矣。告诉他，我钱林很满意，没有什么意见了！”

他似乎已经把要说的话说完了，正打算要问周剑非一些其他的事，却忽然又想起了还有该谈的没有谈，便摆出一副顺便说说的姿态对周剑非说道：

“冯唐你们已经决定调出提拔了？这样也好，不过要赶快办哩。否则呀，你们不会安宁，我这里也未必会安宁哟！这个小子呀，嘿！哈哈哈。”

“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谈不完的话。打周剑非和端木信在钱林家的客厅坐下时算起，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还有什么该谈而没有谈的呢？周剑非觉得没有了，谈完了。乘钱林打着哈哈谈完关于冯唐安排的话后，他连忙回答说：

“钱老放心，我们正在研究，主要是放在哪个岗位上合适，不会拖得很久的。”

说完便站起身来道：

“看钱老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如果没有了，我们就不影响您老人家休息哪！”

钱林“嗯”了一声，已经伸出右手准备同两位客人握手告别了，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便将那伸出来的手上下招招，变成了示意周剑非和随之站起来的端木信坐下还有话说的姿态。

周剑非和端木信便只好又重新坐下，静听钱林的指教。

钱林放低了声音：

“省委没什么事吧？”

周剑非一愣，起初不了解钱林问话的意思，但立即会意了。中组部最近不是派来了一个考察组？说真的，这事下一步怎么发展，周剑非也难以预料，但问题提出来了，他不能不回答，于是他说：

“省委目前没事，一切正常，考察组的工作还没完，也没发表什么意见。”

钱林点点头，说：

“我的意思是这几年省委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怎样，有没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这叫周剑非怎么回答呢？就他所知，这几年省委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全方位的执行了包括他所管的组织工作和干部政策。都是按中央的指示办的，即使错了也不该由下级负责吧？何况他周剑非还没看出有什么错，于是他回答说：

“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钱林晤了一声正待要说什么，只见端木信站起身来走到周剑非面前，弯下腰轻声耳语：

“我上外面看看车子在不在？”

周剑非顿时明白了，他是听见他们在谈重大问题想回避，这大概也是组织干部的习惯吧？不该听的不听，不该打听的事不打听！何况别人要谈机要事，你这个不相干的人坐在这里也影响别人自由交谈呀！

周剑非理解地对端木信笑笑：

“没有关系的，你就坐在这里吧，车子肯定在，老赵不会离开的。”

钱林也看出了端木信想回避，便说：

“我和小周闲聊，你听听没关系嘛，组织部的干部日紧，要是不想听也可以，到隔壁看电视去，自由选择！”

端木信还是作了离开的选择，他对周剑非说了一句：“我到外面去等你，”又对钱林笑笑，说：“钱老，你们谈吧。”便走出去了，他没有去看电视，而是走出大门坐到汽车上和司机老赵侃天去了。

客厅里钱林和周剑非的密谈继续进行。

钱林关心地说：

“我可是听到一些谣言哩！”

周剑非心头一怔，越说越具体！自从考察组来了以后，近几天他也听到一些传闻，他都将它们作为谣言看待，没轻信更没有传播。现在听钱林提起便也想听听，于是问道：

“钱老听说了些什么？”

钱林说：

“传播的谣言多着哩！”

周剑非“哦”了一声，静听钱林往下说：

“省委提过非公有制经济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吗？”

周剑非明确地回答道：

“提过，这也有谣言？”

钱林说：

“岂止是谣言，直截了当就是说为复辟私有制鸣锣开道哩！”

周剑非看不出钱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但是他也顾不上他的老上级是什么态度了，便气愤地反驳道：

“帽子太大了罢，还是‘左’的那一套！我就看不出这个口号有什么毛病，说它是新的增长点之一有什么不可以？”

钱林不置可否，态度很微妙，最后说了几句中性的话，或者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论述：

“改革嘛，没有什么蓝本可依，摸着石头过河。对了就走下去，错了就走回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虽然如此，周剑非却是听出了钱林的倾向，他不想同他辩论，也辩不清楚，最好的办法便是用事实来说话。像前几年搞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那一股反对之风呀，比十二级台风还厉害，省地县各级干部都被骂成是修正主义大大小小的叛徒了。但一年两年一过，农村一片兴旺景象，那一切非议也就烟消云散了。

周剑非正在这么想着，忽又听到钱林在说话了：

“剑非呀，你还要准备着有人攻你们的干部路线哩！”

“哦？！”

周剑非着实吃了一惊，这件事他倒真的没有想到也没有想过，听钱林这么一说不由得心里打了个寒噤，像“文革”中忽然听人说，“快去看有人贴你的大字报了”一样地感到心惊。在这种情况下，“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一类壮语往往是不管用的。吓不退攻击者也壮不了自己的胆。不过，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期了，谁要怎么谈就让他谈去好了。于是他说：

“钱老，我已经早有准备了。一有风吹草动总会有一伙‘能人’跳出来说东道西的。组织路线有问题，无非就是说你只重才不重德嘛！”

“唔，你听说了？”

钱林侧过半个身子盯住周剑非。

“没有，”周剑非一本正经地回答：“不过钱老，我可以猜得到的。虽然我做组织工作不久，但是我知道这‘德’和才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组织战线争论的焦点、热点，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至于我个人，谁攻击我也不怕，充其量不干就是了，我还不想干哩！”

他忽然发觉自己的话说得太多大过了，便连忙打住，解释道：

“钱老，你是我的老上级，在老上级面前说话难免放肆，请你老人家批评。”

其实，他周剑非到组织部不久，退一万步说，即使真的有什么责任要追究，也追不到他周某人的头上。只因进了这家门就是这家人，感情连在一起了，听到别人造谣诬陷，便条件反射地暴跳开来。

钱林听周剑非说出充其量不干了事的话，心里很生气，将面孔一板，说：

“听到这么几句闲话就沉不住气了？有什么了不起嘛，我说给你听，是要你思想上有点准备，不是要你退坡，逃走！”

他将逃走两个字说得特别响，像是一把捶子，使劲地在周剑非心上敲了一下，然后不等周剑非说话便又说道：

“你稳坐钓鱼台，真需要我们出来说话的时候我们会站出来说话的，别看我钱某人现在无职无权，两手空空，”他将两手伸出来在空中甩了两下以示手中无权，然后把双手收回来以一种极其得意的口气说道：“站出来说几句话还是会有人要听的，还是会有人响应的！你信不信，嗯？”

周剑非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连忙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当然相信，谁不知道你老人家的威望，我们被推到重要岗位上去工作，还要靠你老的支持哩。刚才我的意思是……”

不等周剑非说完，钱林高兴地插断了他的话，说：

“这就对了，稳住阵脚，‘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嘛！这就是我钱某人对你的希望，千万不算再说那种不干的傻话了。你不干别人还想干哩，眼盯着你这个组织部长位置的还大有人在嘞！”

说到这里钱林再次放低了声音：

“我担心的是赵一浩同志，他跟你不一样，北京来的又是全省的一把手，万一中央有什么看法，我们就爱莫能助了。一浩是个好同志，谦虚谨慎又大胆泼辣，对老同志很尊重，是个好的接班人，把江山交给这样的人我们放心！这个意思我也对考察组说过了。”他停了停，脸上显出了忧虑：“唉，晓得中央怎么看哪，党内的斗争复杂哩，你们还年轻，不过呀经过这么多运动，也该懂一点哪，不要太天真罗！”

面对这位饱经政治风霜的老人，周剑非感到深受启发，他真诚地感谢老上级对他的教诲，并表示一定把老上级对赵一浩的关心如实转达。

钱林想了想慎重其事地说：

“转达吧，对他说两句话：第一，我钱林支持他，第二，请他心中有数，谨言慎行，好自为之。”

周剑非答应着告辞出门，回家的路上他想好了，去三江之前去见赵一浩，将今晚听到的谣言和钱老的所嘱如实告诉他。

十五

第二天周剑非召开部长办公会要吴泽康在家主持工作，他去三江市对市长人选作党内宣布，并和卫亦前、市人大主任商议选举问题，然后找冯唐谈话。

晚上周剑非去赵一浩家汇报他去三江的安排，并顺便将钱林的关心和所听到的谣言—一见告。赵一浩夫妇刚吃过晚饭，见周剑非来了便一起坐下来饮茶闲谈。田融和周剑非很熟，也就不回避了。

赵一浩沏好一杯茶递给周剑非，说：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商量去三江的事。我考虑过了，考察组不是正在紧锣密鼓吗？你这位总联系人离开了不好，我看三江还是我去吧，我离开省城不碍他们的事，也许更便于他们的审查哩！”

周剑非听出了书记的话外之音，特别是后面那一句“便于他们审察”，已经是带有浓厚的情绪了，但他也不便作什么评论，只说：

“就为了宣布一个市长人选，书记亲自出马，不必要吧？”

赵一浩说：

“当然不是，我主要去搞调查研究，顺便把这件事办一办。叫吴泽康还有那个端木信同我去，市长问题他在前台跳我当‘后台老板’。”他特别解释说，“所谓在前台跳，就是协助三江"奇"书"网-Q'i's'u'u'.'C'o'm"市人大一丝不苟地做好法定程序的选举工作。我白天搞调查，晚上回来和他们碰头商量，你看行不行？”

书记都已经这么定了还有什么行不行呢？他担心的是赵一浩离开省城，谣言会更加风起云涌。于是他乘机转达了钱林的关心和所听到的谣言。谣言虽多，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发展本省经济上依靠“公有”还是依靠“私有”的问题。这时独坐一旁的田融突然插了进来：

“这股风不知是从哪里吹来的，连大学里也有风声了，说什么赵某人出了问题，中央正派人来查处……”她越说越生气，最后归结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下台回去干老本行，省得白天黑夜的忙，吃了力不讨好，你说是不是，周部长？”

叫他周剑非怎么回答呢？是，还是不是？他倒是突然联想到在钱林家自己不是也说过类似的话吗？可见，可见什么？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至少是处境相同，心态相似吧？

倒是赵一浩显得很冷静，他微笑着对妻子说：

“管它干什么，谁人背后无是非，谁要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你想管也无法管呀。我们几年来在经济上的主张，在政治上的态度，都反映在讲话和文件上了。不是都送给考察组了吗？由他们去作判断吧！”这是对妻子说的也是对周剑非说的，表明他赵一浩不愿再纠缠在这件事上了。周剑非知趣地转变话题，商量赵一浩去三江的事。

赵一浩说：

“那就这么办，我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走，吴泽康和端木信由你去通知，要叫他们带足所需的材料。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吧。”

“我每天和你电话联系一次，”周剑非说着站起身来和赵一浩握手：“那就这样吧，我回去布置。”

赵一浩又想起一件事，说：“冯唐提调的事我想还是一道宣布为好，这样可以使那边的选举减少干扰，你们给他找位子。”

他们的手握得很紧，体现了一种理解、信任和默契。

第二天一早，赵一浩一行动身去三江。

以卫亦前为首的“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在市委招待所恭候赵一浩一行。大家握手言欢，“行礼如仪”之后，赵一浩便立即将卫亦前留下个别谈话，征求对省委决定还有什么意见，并研究操作方案。

卫亦前表示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认为非常正确，却只字不提他原先提出的第一第二方案，好像他根本就没有提过任何方案。目前省委决定的是他的第三方案的修正案，即：两个都提但将冯留陈走变成了陈留冯走，然而在卫亦前口里却一下子变成了上策乃至“非常正确，完全拥护”了。对他卫亦前提出的三个方案和上中下策，赵一浩早就听周剑非考察和汇报过了，故尔先找他个别谈话，准备做一番“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谁知出乎所料竟然是毫无思想认识可统一了。他暗自觉得奇怪但也因为卫亦前的态度转变而高兴，还要依靠他去“保驾护航”哩。

至于具体的操作程序，他俩商定：先找人大主任通气，并于当天晚上召开市委常委会宣布省委决定，然后由市委按法律程序将建议案提交市人大。

当赵一浩征询市委书记人大通过时会不会遇到什么阻力时，卫亦前回答说：

“有迹象，有迹象！”

他不慌不忙地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件递给赵一浩，说：

“这不，昨天收到的。”

赵一浩接过一看，是封匿名信，内容是控告陈一弘“巧夺民妻”。他们二人自然都不清楚，这是冯唐和沈琳前夫在省城作交易的产物。赵一浩看后眉头一皱，说：

“我前天也接到同样的一封，看来送的面还很宽哩。虽是胡说八道，也可以扰乱视听，不能等闲视之哦！”

卫亦前说：

“可不，散发的面大着哩。市人大常委委员中已经有二十人把接到的信交给人大主任了，估计还有人要交出来。很明显，三十五个常委都收到了同样的信，市委这边也同样，所有常委都收到哪！”

“哦！”赵一浩着实吃了一惊但并不慌张，他说：“看样子还是一个大动作哩，那些常委交出信来时态度怎么样？是不相信才交出哩，还是相信有此事而交出提醒组织注意呢？”

对此，卫亦前回答得有些含含糊糊，他说：

“可能两种态度都有吧？不相信而交出的自然是多数哪。”

赵一浩听了市委书记这种含糊的回答，有些不高兴但没有流露出来，只用提醒的口吻说：

“不能‘可能’、‘自然’哩，老兄，要确切分析，只要有几个人是持的相信态度，事情就麻烦哪！”

卫亦前为自己的回答不准确而显得有些尴尬。人大主任将一封信亲自交给他时，他只骂了一句：“乱弹琴！”了事，并没有同人家分析一下来龙去脉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当然，他并不想放弃领导，要“保证省委的决定贯彻落实”，这一点他卫亦前是毫不含糊的。他打算和人大主任一起在会前会中找人大常委逐个谈话，“统一认识”。这件事原定今天开始，后来接到省委书记要来的通知便停下了。

他将自己的打算向省委书记汇报后说：

“现在你来就更好了，你看是不是这样，我和人大主任陪着你找人大常委们一个个地个别谈一次话，这就万无一失了，省委书记都出面拍胸脯了，你还相信那些谣言。”

赵一浩笑着连连摇头，沉默片刻之后他说：

“不能这样做，人家会说省委书记亲自出马，和市委书记、人大主任一起搞三堂会审逼我们投票，成何体统！也用不着这样小题大作嘛！”

卫亦前用迷们的眼光盯着省委书记，显得有些吃惊。那表情似乎在说：用不着小题大作？那么你亲自出马干什么？既然来了又只在幕后当导演叫我们在前台跳？他自然在书记面前什么也没说，只是表情上显得吃惊和疑问罢了。

赵一浩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又沉思片刻，然后不慌不忙地说：

“我看这样，八个字：内张外弛，以冷对热。”

他停下来等候卫亦前的反应，后者听了省委书记的八字对策颇觉新鲜却又似懂非懂，便瞅着书记问：

“你的意思是？”

赵一浩笑了，解释道：

“是这样，内张外弛你应该明白了，就是内部不能等闲视之，工作要做细，但表面上不当回事，特别不要显出如临大敌的味道。我不出面找人大常委个别谈，我建议你也不要出面找他们个别谈，制造紧张空气干什么？一切工作让人家人大自己去做。”

卫亦前连连点头：

“我明白了，明白了，你站得高看得远！”

赵一浩对市委书记的恭唯不置可否，只问了一句：

“人大主任的态度怎么样？”

“没问题，”卫亦前说：“同市委同心同德，配合默契。”

赵一浩听了说：

“那好，等会儿我们就一起找他谈，共同制定一个操作方案。”

他忽然想起自己的话还没说完，便接下来说道：

“刚才说了外驰内张，还有四个字没说，就是以冷对热。怎么解释呢？他在那里到处散传单想把这件事炒热，我才不上这个当，根本不要将它当一回事。本来就没有事嘛，他热热闹闹的送传单，我也大张旗鼓的辟谣，岂不成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卫亦前听得很有兴趣，却又有些着急，禁不住插问：

“你的意思我懂了，根本不予理睬，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不，”赵一浩说：“理睬还是要理睬的，只是不去大张旗鼓地辟谣。怎么办呢？按程序在会上不是有一个提名的说明吗？这是要由市委会作的，到时候再理直气壮地说明提名陈一弘为市长候选人的同时，淡淡地说上这么一两句话。淡中有浓、软中有硬的话。比如说：‘对陈一弘同志的私人生活曾经有一些传闻和匿名信，省委考察组作过认真调查，已予彻底否定。’这就行了。还有个体户标企问题，大方向没有错，对个别人的认识错了，是个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不影响使用。”

卫亦前又一连说了几声“行！好！”

赵一浩突然转变话题，拿起桌上的匿名信问道：

“这封信你估计是什么人写的？”

卫亦前皱眉摇头，说：

“我思量过也同公安部门的同志研究过，一时还难以判断。”

赵一浩问道：

“不是有个叫了奉的，他怎么样？”

丁奉这名字是在听取考察组的汇报时记住的，而且印象颇深。

卫亦前摇摇头回答：

“不会，我们也分析过了，丁奉来的是明火执仗，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用不着写匿名信。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个人大常委和丁奉的关系密切，会不会受他的影响还很难说。”

这话引起了赵一浩的注意，他说：

“要同人大主任商量，重点做好这几个人的解释工作，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以便行使权力。还有陈一弘妻子的前夫，信有没有可能会是他写的？”

“更不会，”卫亦前说：“韩刚现在当了大老板自在得很，和沈琳离婚是他主动提出来的，现在的老婆同他情投意合，他何苦哩！这些人呀，脑子灵得很，看见陈一弘要当市长了，他不考虑后果？万一查出来他还能在三江立足。”

赵一浩听了觉得也是道理，正想再问什么，市委办公室主任进来请他们吃晚饭了。饭后赵一浩抓紧时间和卫亦前、吴泽康一起找市人大主任交换意见。人大主任完全同意赵一浩的分析和主张，因而他们很快便达成共识。他只补充了一个情况，把匿名信交出来的人大常委都对这种小动作很反感。但他分析所有委员甚至部分代表都接到了匿名信，问题在没有把信交出来的那些人身上。但是只要提名时按赵一浩的指示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估计他们就不会将信在会上公开出来。他负责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顶多自己投反对票而不去煽动别人就行了。

同人大主任交换意见之后，按预定日程于当天晚上八点半钟召开了有人大、政协主要领导参加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赵一浩讲了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泽康宣读了省委关于陈一弘任三江市委副书记和建议提名为三江市市长候选人的决定。对冯唐的提拔调离也作了原则上的宣布。然后由参加会议的人发言表态。

赵一浩特别注意两个人的发言，一个是陈一弘一个是冯唐，他们二人都是发言最早的。陈一弘的发言很短，他只表了一个态：感谢组织的信任，如果当选一定要在市委领导下做好工作，为三江人民服好务等等。虽觉平平但却也得体，给人一种谦虚、谨慎的感觉。

冯唐的发言另有一番风味，而且出乎卫亦前、赵一浩、吴泽康乃至所有在座者的意料。谁也没有互相交换意见，但在座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猜测，冯唐可能要表演一番的。共同的猜测，不同的心态：有人为他担心，最好不要太出格了，否则影响他自己的前程，眼瞅着就要安排的何苦呢？有人则等着看热闹，他们并不反对陈一弘当市长，也不存在为冯唐鸣不平的心态，却是既然有热闹看何乐而不看之，开开心吧。省里来的两位领导：赵一浩和吴泽康自然也不希望冯唐讲出格的话，这样一是对工作有利二是对他本人有好处，说明经住了考验，下一步要安排提拔什么的，也好说话了。但他两人都暗自担心：他冯唐沉得住气吗？

不负众望或者说出乎意料，黄人伟副省长对他“调出提拔”的交底，和刚才吴泽康的原则宣布，顺便说一句，他只宣布冯唐调省级机关，而没有明确说提拔的事，但这就多事了，足以证明黄副省长的“交底”是事实，因而，成了他发言的精神力量，他沉住气了，而且很得体。

他是继陈一弘之后抢着发言的，他说得心平气和：

“我只说三点：第一是拥护，拥护省委的决定。一弘同志无论德和才都堪当市长的重任，选择一弘说明省委的决定是正确的，英明的；第二，表个态：本人今后只要在三江一天就一定在一弘同志为班长的领导下当好助手，和一弘同志一起并肩战斗，决不计较任何个人得失。自己的毛病很多，希望一弘今后多批评多帮助；第三，提一点希望：希望一弘同志担任市长之后大胆领导，加强团结，带领一班人探索进取，改革创新，为根本改变三江的面貌而奋斗。”

大家都为冯唐的发言鼓了掌，当然这鼓掌的心态也不是一样的。就当晚参加会议的最高首长赵一浩来说，他暗自感觉到冯唐的发言有点假。但真也好假也好，他不在会上发牢骚、放大炮、扯乱谈就好，就算是有点表面价值吧！因此，他也和大家一起鼓了掌。

市委常委会开到将近十一点结束，赵一浩回到招待所，安排了明天的日程；他和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等人由陈一弘陪同去何家渡水利工地；吴泽康、端木信留下协助办理选举的事，经常同他保持联系。这是市委常委会结束时他同卫亦前商量好了的。

一切安排就绪，他正准备洗漱上床，房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他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冯唐的声音：

“一浩同志吗？我冯唐呀，这么晚了再打搅你，实在对不起。”

“没关系，”赵一浩回答说：“有事吗？你说吧。”

“我是想向您当面汇报汇报，要不了几分钟，但太晚了，实在不好意思。”

冯唐的声音很委婉，但听得出来态度很坚决，也就是说非见不可了。那最后一句“实在不好意思”却是从市面上拣来的流行语。

赵一浩皱了皱眉头，回答道：

“没关系，既然有话要谈你就来吧。”

冯唐听了高兴地说：

“赵书记您太好了，我马上就来，谈完就走，不过请你给警卫打声招呼，否则我进不来的，他们说书记已经睡了，有事明天来。”

原来如此，他已经来过了，真迅速！于是他回答说：

“好吧，我叫警卫员在门口等你。”

不到两分钟冯唐在赵一浩的专职警卫员引导下来到套间的会客室。

赵一浩上下打量了冯唐一眼，出现在他眼前的冯唐同刚才常委会上的冯唐在表情上并无多大区别，依然是平静自若。在平静自若中多了一点有要事向上级反映的情绪。冯唐在往沙发上落座的一刹那，也就势打量了书记一眼，只见赵一浩和刚才在常委会上一样平平静静，若无其事，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因半夜被打搅而产生的不痛快情绪，冯唐安心了。他正自寻思怎样开口，却听到赵一浩平静的声音：

“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吧，老冯？”

冯唐从容不迫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赵一浩，说：

“请你先看看！”

赵一浩接过来觉得那信封面熟便已猜到了几分，抽出信纸一看果然不错，正是那封已经看过的匿名信，不仅内容相同连信封的式样和封面的打印字样也是一模一样的，说明寄件者是一个人。他皱皱眉头，将那信纸丢在桌上，盯住冯唐问：

“我已经见过了，你对这封信怎么看？”

冯唐想不到省委书记会来这么个单刀直入，一时来不及仔细考虑，便顺口而出回答道：

“这类事情真也好假也好，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哦？”赵一浩依然盯着冯唐：“说不清楚，你也这么看？”

不等冯唐回答，他便接着自己的话往下说道：

“根据我的了解，情况是不是这样：沈琳和陈一弘的前妻以及陈一弘都是大学的同学、好友。陈一弘的妻子冯菲因车祸身亡留下一个孩子，沈琳出于友谊经常照顾陈一弘的孩子，并且常常将他领到家里来。沈琳同丈夫韩刚关系本来不好，这时因她时时照顾陈一弘的孩子而加深了矛盾，甚至提出离婚，沈琳出于对亡友冯菲的情谊，不理睬丈夫的指责，不回避夫妻矛盾的扩大，依然我行我素，按理说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应当受到社会的支持绝无可责备之处。就在这时，陈一弘为了不让沈琳因协助自己照料孩子而扩大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便把孩子送到亡妻的父母家去了。但沈琳夫妻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怎么改善得了呢？后来在韩刚的坚持下他们离了婚。沈琳自由了，由于双方的主动，过了一段时间陈一弘和沈琳结婚了。”

赵一浩就此打住，问冯唐：

“你看我说清楚了没有？”

冯唐又被将了一军，正自考虑如何回答，赵一浩却紧追不舍，将棋子一举又将了一军，问道：

“老冯，你说说他们的婚姻是违纪违法还是违反道德准则？”

冯唐又输了一着，他像是遇上了棋艺高超的对手，连输数步弄得很被动很狼狈，只好甩出最后一招：

“我当然不信这些，只是群众舆论不可不注意。”

赵一浩笑了，说：

“群众舆论确实要注意，但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一听二分析。正确的要采纳，不正确的要引导，弄不清楚的要调查。为了一个市长的安排，考察组两下三江市连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都亲自出马，够慎重了吧？更重要的是弄清了事实，所谓舆论实则是少数人制造的谣言，如果我们被这样的所谓‘舆论’牵着鼻子走，我们算什么样的领导者？”

这像是棋局上的最后一将，把冯唐精心策划堪称得意之作的一盘棋将死了。冯唐毕竟是冯唐，他岂能就此认输，以狼狈之身、失败之情灰溜溜地离开这间房子和这个咄咄逼人的省委书记？不，冯唐不是那种人！他脑子一转，忽有所悟，便绝处逢生地又理直气壮起来了。你赵一浩抬出亲自出马的组织部长周剑非，我冯唐就偏拿他开刀。于是他端起刚才警卫员引他进来时照例沏的一杯浓茶喝了一口，不急不慢地说道：

“我没有别的意思，昨天收到这封信，恰好今天省里的领导来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责任将它交给领导，作为一个信息让领导知道知道，心中有数。”

赵一浩马上接过他的话头：

“对，你收到了匿名信，把它交给组织是对的，还有别的事吗？”

冯唐这时完全由被动、狼狈转为主动，乃至理直气壮起来了。他重新摆出一副进攻者而又是委屈者的架势，以一种不平则鸣的语气说道：

“我这么晚来找一浩同志，最要紧的不是为了这封信，刚才我已经说了，只不过作为一个信息向组织反映一下。今晚我来主要不是为了这个！”

“哦？”赵一浩警惕起来：“那么说主要是为了什么？”

冯唐以委屈者的口气说：

“对领导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主要是对周剑非同志有意见，他不公道有偏心，而且手段恶劣，想一手遮天！”

原来如此！赵一浩按耐不住内心爆发的火气，差一点站起来拍桌子了。但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以平静的口气说：

“好吧，你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吧。”

冯唐说了，他把在黄人伟副省长面前说过的话差不多又重复了一遍。当然在书记面前他不敢那么放肆，那么声色俱厉。可谓语气平和，言辞尖厉。中心意思依然是周剑非不公正，一手遮天！

赵一浩耐着性子听完后反问道：

“你说说周剑非是怎么一手遮天的？”

那语气依然平平静静没有一点以势压人的味儿。冯唐因此而完全消除了顾虑，除去了无形的压力，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据我得到的确实消息，在考察中我的得票率很高，考察组内部也有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但周剑非向省委隐瞒了真实情况，只汇报了一方面的意见。”

赵一浩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周剑非没有全面反映情况呢？”

冯唐有些语塞，自然地又一次感到难堪、狼狈，他不能将考察组组长高国强推出来，人家是一片好心哪，怎能恩将仇报让别人落一个泄密的罪名呢？于是他回答说：

“我是听别人说的。”

口头上这么说，表情上也理直气壮，内心却在发抖，万一赵一浩追问听见谁说的，怎么回答呢？

出乎他冯唐的意料，赵一浩没有追问，而且他显然地希望和解而不想将气氛搞得很僵。

“我劝你不要去听那些胡言乱语了，”赵一浩的语气依然平和，但态度却很严肃：“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考察组的报告不仅全面地反映了你和陈一弘得票率的情况，而且还详细汇报了考察组内部的不同看法，也就是高国强和张清云的不同看法。汇报者正是你所谓‘一手遮天’的周剑非！我还可以告诉你一句：他是客观地汇报的，没有带任何个人情绪。”

赵一浩说到这里停了停，然后干脆和盘托出：

“不错，正如给你传递消息者所说，你的得票率还是很高的，可以坦诚地说和陈一弘不相上下。但省委经过认真考虑，认为陈一弘当市长比较恰当！”

不知是哪一股神经在起支配作用，冯唐反应很敏感。赵一浩的话音刚落，他马上态度鲜明地表态说：

“省委的决定我衷心拥护，我只想提一个要求：希望尽早调离三江，请省委考虑。”

其实调离三江提拔的事他冯唐早已知晓，虽说省委只是原则确定，却已经有人向他透露了，这就是冯唐之所以是冯唐了。他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事已至此也只好如此。他知道陈一弘的市长是当定了，之所以依然和韩刚作交易使出匿名信这么一招，也只不过是为了捣乱出出气而已。能成功更好，至少可以将那位稳坐钓鱼台者搞臭。谁知这位省委书记亲自出马，落得个全盘皆输，认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到省里哪个厅局当个一把手也不错，也算凯旋而归吧？虽说在上级的天平上，厅局长不如州、市、地首长的分量重，发展前途自然受到影响，但事在人为。

冯唐的脑子正在“急转弯”，忽然听到省委书记回话了，依然是语气平和，但态度却严肃，甚至他那常带笑容的面孔也一变而为冷若冰霜了。严肃的表情强化了严肃的谈话内容。他说：

“可以告诉你，省委有这个打算，吴泽康同志刚才不是已宣布了吗？把你调回省级机关。不过，你要明白不是为了照顾情绪，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你的专长。在省委没有正式发出通知以前，你要很好地同陈一弘配合，干好自己份内的事，这也是对你的考验，希望你今晚在常委会的表态不仅仅具有表面价值！”

这样说只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双方都不是傻瓜，他冯唐在常委会上那番冠冕堂皇的话是否只具有表面价值，已经被他刚才的表演澄清了。

冯唐听得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到足智多谋的自己竟然失败得这么惨。他忽然想起《红楼梦》的作者对王熙凤的评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种苍凉之感顿时涌上心头。但与此同时另一种情绪几乎在心上同时升起；不，在我冯唐面前没有失败这两个字，只有策略性的撤退和转移。人的本能就是竞争，就是要出人头地！“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这是哪里的对联，想不起来了，管它哩，我冯唐要挣扎，要竟争，把输了的分数夺回来。从现在开始，从眼前开始。说几句什么收场话呢？他正自考虑，却听到对方那位步步进逼的省委书记说话了。

“老冯，我还要向你提一点希望，希望你在省委作出调你出三江之前好自为之，接到调令后堂堂正正的走出去，而不是爬出去，更不是被人抬出去！”

赵一浩说这番话时没有再笑而是板着面孔，十分严肃，使冯唐听了感到分量很重很重，大有泰山压顶之感。他清楚地意识到省委书记分明是在对自己提出警告，难道他？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做了亏心事呢？他又暗自出了一身冷汗，并意识到自己应该怎么办了，便连忙表态道：

“我记住了，我一定按照一浩同志的教导办，绝不辜负省委领导的关心，请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他边说边站起身来看看表，说：“夜深了，一浩同志休息吧。”

互相握握手，赵一浩将他送至房间门口道了一声“晚安”。

冯唐踏着楼梯急步下楼，他觉得很悔气，像是打了败仗的逃亡者；同时又隐隐地有某种担心，难道他听到了什么？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

冯唐离开之后，赵一浩看看表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五十分了。他忽然想起中组部的考察组，周剑非也不打个电话来通通消息。他取出随身携带的常用电话小本子，走到窗台前的电话机旁伸手去拿那台专供省级领导用的红机子，已经接触到话筒，他却又将手缩回来了。就这么沉不住气？有什么情况周剑非会打电话来的。他忽然想起自己刚才对冯唐说的那句话：“堂堂正正的出去”。本来就堂堂正正嘛，管它哩！

他于是离开电话机旁，洗洗漱漱上了床。他已经安排好了，留下吴泽康和端木信协助市里搞选举，自己和陈一弘及省委副秘书长和处长们明天一早去何家渡水利工地。定好了的明天七点半钟早餐后就出发，该睡了。好好地睡一觉吧。

十六

第二天按计划分头行动，卫亦前和吴泽康去协助市人大忙市长选举的事，赵一浩则在陈一弘的陪同下去了何家渡水利工地，一直到傍晚才回来。

在招待所吃过晚饭之后，卫亦前和吴泽康按计划去找冯唐个别谈话。赵一浩叫来端木信问他知不知道陈一弘家的住处，端木信说知道，赵一浩说：

“我们到他家去看看，就我们两个人去不要告诉其他的人。”

端木信笑道：

“微服私访呀？秘书也不去？”

赵一浩说：

“他在屋里守电话，也许苏省长和剑非会来电话的。我们漫不经心的走出去，只当是散步，散到陈一弘家不就得了。”

赵一浩和端木信刚走出招待所，警卫员便跟上来了，随同警卫员一起跟来的还有三江市的公安局长和两个干警。赵一浩对端木信说：

“你看，失去自由了吧？”

他只好停下来婉言谢绝公安局长的奉陪和保驾。公安局长说这是他的职责所在，经过小小的争论和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仅赵一浩的专职警卫跟去。但后来赵一浩和端木信发现，局长是真回去了，那两个干警却遥遥地跟在后面，像是在跟踪被侦察的对象。赵一浩也不再理会，只好由他去了。

他们走了不远便到了陈一弘家，这是一幢普通的职工单元宿舍，陈一弘家住在一楼。端木信敲了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穿一件紫色毛绒上衣，白里透红的脸蛋，个头不高却身材匀称，一副光彩照人的模样。她双袖卷到手腕腰系围巾，像是正在洗碗。端木信有些拿不准她是否就是陈一弘的妻子沈琳，上次考察时他来找陈一弘谈话她不在家。因此，他望了她一眼，不敢冒昧称呼什么，便问道：

“陈一弘同志在家吗？”

女主人微微一笑，笑得很动人，也不说陈一弘在还是不在，只说：

“呀，赵书记来啦，请屋里坐，屋里坐。”

赵一浩一行进得门去，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屋子，客厅摆在正中，三个房间围绕着客厅。这种布局虽然紧凑但有些落后了。

赵一浩边往一张单人沙发上坐边打量了四周一眼，屋内清洁整齐，一套沙发、两张茶几，中间一张小圆桌铺上桌布放有一瓶鲜花，墙上两张字画，如此而已，简朴、舒适。

赵一浩打量的时间不长，顶多三五秒钟，女主人已经将热气腾腾的茶端上来了。她一面往茶几上放杯子一边抱歉地说：

“赵书记，很对不起，老陈刚走了五分钟，说是哪个县的县长来找他谈项目，约好了的七点半在办公室见，他急冲冲的吃罢晚饭放下碗筷就走了。要不，我马上打电话叫他回来？”

赵一浩说：

“不用了，既然县长约好的又把他叫回来不好。我们没事，散步串门子，坐坐就走。”

要找的人不在家，她不像有些女主人那样，在门缝中回答一声“不在家”了事，而是将客人请到家里坐下，沏上茶再宣布不在家的消息，其礼仪效果与那简单的一声“不在家”大不相同，说明女主人的贤慧、知礼，给赵一浩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他接过茶杯喝了一口，笑着问道：

“你是沈琳？”

沈琳依然站立在客厅当中，她那丰满匀称的身材显得更为动人。她笑笑回答道：

“是的，赵书记，我就是沈琳。”她灵机一动便又补充道：“我就是那个据说是陈一弘强占的‘民妻’沈琳！”说罢嘻嘻地笑了。

赵一浩笑道：

“你这么厉害，还会被人强占，那是胡说八道。”

沈琳不笑了，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赵书记难得到家里来一趟，如果有时间，倒想给书记汇报汇报思想，谈谈心里话哩。”

赵一浩本想告诉她，陈一弘和她的事他很清楚用不着再谈了，否则省委还会决定他作为三江市的市长候选人？但话到嘴边他又改变了主意，说出口来的是：

“我们随便闲聊，你想谈什么就说罢。你请坐呀。”

沈琳于是在赵一浩的身边坐下，口若悬河地将她和陈一弘、冯菲在大学同学在文革中一起串联，和后来到三江工作的经历，以及冯菲的死，她和陈一弘的结合等等，一五一十通通抖落出来，坦率、真诚、毫无半点保留，足足谈了一个多钟头。

在这期间，赵一浩一直没有插问，他很清楚，如果一插问岂不成了审查，至少成了调查吧？他自始至终很有兴趣地听着，像是在听一个朋友诉说家常。

端木信和跟去的警卫员自然更没插话了。

沈琳显得激动、委屈，泪水在眼眶里转。她最后说：

“赵书记，人言可畏呀！我原本的想法是惹不起躲得起，要老陈干脆向省委申请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吧，可是，唉！……现在省委又作了这样的安排，说实在话我心里不踏实，还不知将来如何哩！”

听到这里赵一浩觉得可以表态了，他侧过头去对着她，态度诚恳，语音温和地说：

“感谢你介绍了这么详细的情况，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了你们，你同一弘同志的婚姻经历。省委对这件事早已有了明确的态度，这一点你应该是清楚的了，否则，对老陈现在的安排又作何解释呢？”

沈琳连连点头，表示理解。

端木信这时也插话了，他说：

“省委对这件事非常慎重，考察组两下三江，省委组织部长亲自出马，省委书记亲自过问，这种情况是少有的。最后作出安排老陈当市长候选人的决定，说明省委常委对这件事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建议你们就不要老是将它挂在心上哪！”

赵一浩接过端木信的话，说：

“端木说得对，不要老是把这件事挂在心上，本来就是谣言，何必把它放在心上呢？不错，人言可畏，但首先可畏的是领导偏听偏信，被谣言左右，甚至认为这是群众舆论，这就给造谣者有了可乘之机。谣言就是谣言，什么群众舆论？只要领导保持清醒头脑，人言也就不可畏了。端木已经说了省委的态度，我就不再重复。人言可畏还可畏在被造谣者自己心理不坚强，‘身正不怕影子歪’嘛，只要自己无事，他造他的谣，我才不在乎，照吃照睡照样干工作，让那些造谣者自己感到没趣。能保持这样的心理状态，那人言又何惧之有呢？你说是不是呀，沈琳同志？”

赵一浩在说这一段话时，自然而然地将它和中组部考察组的到来以及钱老通过周剑非转达的那些谣言联系在一起，因而说得很激动很带感情。

沈琳受了感染破涕为笑，说：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今天当着领导的面嘛，难免激动一些。你放心，赵书记，我们会处理好的。”

赵一浩站起来，说：

“这样就好，”

他看看表又说：

“老陈大概是被缠住了，我们不等他哪，反正是顺便串串门，你忙吧，我看你的碗筷还没洗好哩，孩子呢？”

沈琳说：

“还不是放下碗筷就跑出去玩去了，不再坐一会儿，赵书记？”

赵一浩说：

“不了，你忙吧，以后有机会再来。你到省城去上我家来玩吧，我们那一口子叫田融，她也是很好客的。”

说着和沈琳握手告别。路上他们拐了个弯看夜市，回到招待所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他们三人刚踏进招待所大厅，一个年轻人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他们，自我介绍道：

“我叫张林增，赵书记。”

“张林增？”赵一浩和他握握手：“不是副市长吗？你到这里来开会？”

“不是，”张林增回答：“我是想来找赵书记反映一件事，现在时间又晚了，耽不耽误你的休息？”

年轻人显出抱歉的表情，话虽如此说，他却是希望现在就谈谈的了，否则，何必等到这么夜深人静哩。赵一浩说：

“好吧，我们上楼去谈。”

“不影响你休息吧，赵书记？”

年轻人又问了一句，这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不要紧，习惯了。”

赵一浩说着便带头往楼上走。他想起来了，这个张林增是三江市最年轻的副市长，好像只有三十五岁。上次周剑非回去汇报时提到过他，他当时对班子调整谈了些什么？模模糊糊记不清了，好像并没有什么倾向性很明显的态度嘛？倒是冯唐推荐市长时推荐了他。那是虚恍一枪，司马昭之心！他现在要谈什么？黑松林里又杀出一个李逵！不，看他那副英俊的模样，非李逵所能比者，是赵云、马超乃至周瑜哪，那么他要唱一出什么？长板坡、战赤壁？

他下意识地这么想着，已经来到三楼他住宿的房间，警卫员抢前一步开了门，他回头对张林增说：“进来吧，需不需要作记录？”

“我想，”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我想单独同书记谈谈。”

他回头看看跟着进来的端木信，表示出歉意。

赵一浩说：

“好吧。”

他对端木信和警卫员说：

“你们都回去休息吧。”

端木信和警卫员相继退出，张林增抢先为自己和赵一浩沏了茶然后坐在赵一浩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开始了他的谈话：

“夜深了，尽量不影响书记的休息，我就开门见山吧。”

“没有关系，你说吧。”赵一浩表态说，心里却在琢磨：他到底要说什么？是不是同那封匿名信有关？他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这个最年轻的副市长？他一连在心头打了三个问号。

张林增说了：

“前些日子你来时我就想找你谈的，看见你很忙，只住了一晚上就回去了。这几天看见你又来了，我很高兴，但卫书记一直在招待所，找不到和赵书记单独谈话的机会，不谈心头又憋不住，只好深夜打搅了。”

年轻的市长还是没按照他自己说的要“开门见山”，绕了一个弯还没有绕到主题上来。不过也露了一点端倪，“卫书记一直在招待所”，这说明他要向省委书记谈的事不想要市委书记知道。赵一浩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再继续表什么态，只静静地听着副市长的下文。

“上回周部长找我谈话时，我没有把心头的话全部对他谈。”张林增说：“那时我心头有顾虑，说真的，我怕他会通给卫书记，他过去当地委书记和卫亦前同志很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哪’，赵书记，也许我的想法不对，但当时确是这么想了，所以间在心头的话就不敢端出来了。”

他还是没有遵守“开门见山”的诺言，但是已经为他即将向省委书记要谈的主题作好了铺垫：表明他要谈的事与他们的市委书记卫亦前有关；表明他对省委书记高度信任，不敢对省委组织部长谈的事，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向可以信赖的省委书记谈，表明了他张林增的一片忠诚。

这也许是一种谈话的艺术吧，果然引起了赵一浩的重视。如果刚才他还是一般地甚至是“无可奈何”地听取这位副市长的意见的话，经过副市长这么一铺垫、渲染，引起了省委书记对这场谈话的高度兴趣。当然，他在集中精力听副市长往下说之前，没有忘记为组织部长辩解正名，他说：

“你那种顾虑是多余的，我了解剑非，他绝不是那种人！好吧，你往下说。”

张林增继续往下说了，他说：

“省委作出让陈一弘同志担任市长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坚决拥护，作为副市长我向赵书记表态：一定服从一弘同志的领导，在自己分管的范围内当好一弘的助手。”

赵一浩有点纳闷，难道他深更半夜跑来就是为了表个态，坚决当好陈一弘的助手？不，显然不是，这样的态度在什么场合都可以表，当着卫亦前的面更好，何必要回避呢？文章还在后头，且往下听。

张林增表过态，略为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茶才继续说道：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卫亦前同志使了不光彩的手脚，借刀杀人！所以把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弄得复杂化了。为了选举一个市长，省的考察组两下三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亲自出马了，现在又惊动了省委书记。我们年轻不了解历史，但是听一些老同志说，这种现象是空前的。不仅在三江市是空前的，在全省也是空前的，就是全国恐怕也不多见。”说到这里张林增开始激动地提高了声音，像是在演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是省委选错了对象？不是的，我认为陈一弘不仅是这一届最好的人选，而且是三江市历史上最好的市长人选之一。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他公道正派；埋头干实事，政绩突出；不谋私利，清正廉洁，这是公认的。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反对派？也许我这个词用得不当，但确有这么一些人，内外勾结，打出反陈拥冯的旗号，又是匿名信，又是造谣言，还在暗中串联另选他人。出现这些情况不是偶然的，根子就在咱们市委书记卫亦前同志身上。他不喜欢陈一弘，又不愿得罪上级和那些拥护陈一弘的干部，所以使了借刀杀人的不光彩手段，才把局面弄到这么个地步！”

说到这里，这位副市长算是把今晚前来找省委书记专题反映情况的主题点出来了。但仅仅是点了个题目，他却停下了，足足停了半把分钟。停顿，也许是为了自我休整、调节，调节心态调节思维。同时也是为了观察一下省委书记的反应，他俩并排而坐看不清对方的表情，他不便转过头去盯住书记的面孔观察他的表情。那是不礼貌的动作，他张林增，一个堂堂副市长，一个有高层学历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低下的动作呢？不过，他感觉到了，省委书记在认真听取他的谈话。这种感觉使他很欣慰，故尔觉得有必要调整思维，怎么样把话说得委婉、感人，令听者信服。

张林增自我调节的能力很强，只不过半把分钟便调节完毕，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呈辞。策略是又转了一个弯，打迂回战。他说：

“我来找赵书记反映这件事，是本着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的态度，也就顾不得个人的恩恩怨怨了。要说个人恩怨，卫书记是我的恩人。我学校毕业来到三江，市级机关的小干部一个。是卫书记发现了我，要我到基层挂职锻炼，两年不到就要我回市级机关当了局长，不到三年时间又把我提拔到了副市长的岗位。我完全清楚，这些都是卫书记对我的一手培养，他下县检查工作也经常要我跟随他一起下去。我懂得，这是手把手教我带我，同时也是为了树立我在三江市县区干部中的形象。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个人对卫书记永远是感恩戴德的。”

说到这里，张林增激动起来，那眼泪便也就掉下来了。他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这时，一直半闭着双眼边听边沉思的赵一浩转过脸来瞄了他一眼，语气平和地说：

“慢慢的说，慢慢的说。”

慢慢的说，这是中性语言不带任何倾向和评论的。如果赵一浩说出来的是：“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其效果就不一样了，也许他张林增会更加激动，乃甚嚎陶一番，再慢慢平静下来继续他的揭发。但却是一句“慢慢的说”，不冷不热！但他也只好按照省委书记的指示：慢慢的说了。

与此同时，赵一浩也在思索，他想起了一件事，在一次地委书记会上谈到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三江市委书记卫亦前谈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特别举了两个年轻干部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张林增。当时赵一浩还没见过张林增，也不知张林增其人，但卫亦前的表情给他赵一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卫亦前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夸奖了他选中的接班人，大有“吾诸儿碌碌，唯此生耳”的味道。回忆及此，赵一浩又下意识地回头瞄了张林增一眼。后者以为是书记发出要他往下说的信号，于是他“慢慢地说”了。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忠孝不能两全’，我要把自己所见所想毫不保留地向组织说出来，心头才痛快。”

他又停了下来，但这一次停得更短，顶多几秒钟，主要还是引人入胜吧。他继续说道：

“我觉得卫书记在市长人选上对省委耍手段，我不便说出‘两面派’这个词，但我又找不到其他好听一点的词来代替。简单地说：卫书记不喜欢陈一弘，为什么？因为他爱提不同意见，有时让卫书记下不了台。我就碰到过一次，在一次市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谈到几个重点工程，卫书记批评何家渡水利工地浪费水泥，主要是工程预算不精确。陈一弘当即接过话头，不是附和而是反驳。他说何家渡的水泥不是浪费而是节省，情况反映不确实。他接下来劈哩叭啦说出了一大堆数据：大坝共是多少方，每方最低需要水泥多少，最高需要多少，中等又需要多少，何家渡用的是最低数，他多次检查，绝对没有超过！他说得倒是令人信服，但使卫书记很难堪，差一点下不了台，脸色马上变了，只说了一句：‘这算你一方面的意见吧，以后再调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其实我觉得对一弘来说也算一个缺点吧，如果他不要当面顶嘴，让领导过不去，散了会再个别作解释，请领导在另外的会上自己更正，不是双方都主动？”

这也许是一种艺术，属于关系学的深层次问题。可惜的是这样的艺术某些人一辈子学不会，而年轻的张林增副市长却学会了，岂非天赋？

张林增副市长继续着他的呈辞：

“这样的事很多，所以卫书记才对周部长提出那三个方案，其实就是要陈一弘走，理由嘛就是社会舆论如何，什么社会舆论嘛？少数人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便无事生非制造谣言而已。作为市委的一把手，如果爱护干部你就应当站出来公开辟谣。可是，据我所知，卫书记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一句陈一弘和沈琳的婚姻是正常的话，反而以“舆论”为借口，提出了冯留陈走的方案。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我还要说明一点赵书记，卫书记向周部长提的三个方案在三江是保密的，绝密！我知道这件事是卫书记告诉我的，据他说除了周部长他只告诉我一个人！”

赵一浩此时又转过脸来瞅了这位副市长一眼，依然没有说话。副市长暗自一惊：是不是说得过分了？但他看不清楚省委书记的表情，是疑问或是什么？他们两人是并排而坐，他汇报呈辞理所当然是面对省委书记的，而赵一浩却是正襟危坐，脸向前方，张林增只能看到一个侧面。刚才他回眸而顾，只是一瞬之间，来得突然，他张林增没看清楚那表情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喜是忧？管它呢，既是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了。他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又继续着他未完的呈辞：

“陈走冯留，其实冯留也是假的，也就是说并非卫书记的真意。他很清楚冯唐下三江是来镀金的，钱林钱老也三番五次打电话、写条子，要他推荐冯唐当市长。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之，当上市长达到了镀金目的也就该走路了。那时再来个顺水人情，放人！岂不两全其美。”

此时，一直只听不说的赵一浩一反常态，又转过脸来看着副市长。这次副市长看清楚了，那脸上的表情是疑问。果然，赵一浩很有兴趣地问了一句：

“那么到底要谁来当这个市长呢？”

要谁来当这个市长？张林增心里一激动，差一点将卫亦前对他的暗示抛出来了。但他脑子里来了个急转弯：不能！那样就太暴露了。其实他也是憋得慌才跑来作这一番表演的。你卫亦前既然对我张某人作了暗示也就是许了诺，对考察组却只字不提我张某，而无条件地同意了省委的决定，来了个冯走陈留。你的主见到哪里去了？朝秦暮楚的小政客。你别以为我蒙在鼓里，我什么都清楚，你耍什么政客手段？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陈走冯留也好，反正冯也要走的，机会就在眼前。现在好了，省里不同意你的建议，来了个冯走陈留，你却无条件接受，十足的政客！这下可害苦我张某人了，你知道吗？陈一弘才四十挂零哩，叫我等到何年何月？张林增最恼火的事就在于此。如果卫亦前坚持陈走冯留顶多年把半年这个市长的宝座能是谁的，现在好了，他竟无条件同意陈留。留，留，一留至少两届，十年，我张某怎么熬？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你卫亦前不仁，就别怪我张某人不义了。当然也不能把什么机密都抛出来，要讲策略，特别是不要暴露自己。于是他回答省委书记的提问道：

“不清楚卫书记有什么考虑，”说到这里他几次冲动，想把卫亦前对他的暗示和盘托出，但终于忍住了。“反正第一他明白冯唐转了正就要走的，第二，他也不喜欢冯唐这个人，他对我说过。冯唐锋芒毕露，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本领都在嘴上，‘唱功好做功差’。反正他在三江呆不长，就由他去表演吧。赵书记，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地师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作风吗？”

他看了省委书记一眼，对方无强烈反映，依旧微闭双眼静静地听着。这使他心里嘀咕，他又想到用作风这个辞来形容卫亦前似乎不确切，用什么辞呢？心里有些乱，一时想不好，由他去吧。他觉得应该结束自己的话了，便说：

“赵书记，我再重声：我同卫亦前同志没有任何个人成见，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要讲个人恩怨，他对我是有恩无怨。我今晚上来向省委领导反映这些情况，完全是为了对组织上负责，对党负责。我想我就谈这些了，有不对的地方请领导批评，耽误了你的休息时间，对不起，赵书记。”

他依然坐在沙发上不动，等待反应，我对你谈了这么一大堆，总得有个态度呀！

态度有了，却只是极简单的两句话。

“感谢你今晚来找我，使我听到了很多情况。”

这算什么表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他觉得一股冷气直贯心田，但也无可奈何，幸好刚才没有把卫亦前对自己的许诺端出来，否则便成了今晚上来是争官哪。也许结果更糟，说不定还挨一顿批评哩。他只好站起来说：

“赵书记，你休息，我走了。”

赵一浩也随着站起来，对这位副市长握握手，说了声：

“再见，以后有什么要反映的可随时来找我嘛。”

张林增感到那只和自己相握的手是冷冰冰的，但那句话：“有什么要反映的可随时来找我”，又给他留下了心灵的安慰，而且带来了一线希望，他终于带着这一线的希望离开了赵一港的房间。

张林增走后，赵一浩踱到窗前，这是一扇落地窗，他拉开窗帘和落地窗门，原来还有一个阳台。他走到阳台上，只见三江市区内灯光闪烁，天空挂着一轮明月，月亏月圆，看那圆月的形状，今天不是阴历十五便是十六吧？

月明星稀，夜深人静，这样的环境容易引起人们的幽思、慨叹。但赵一浩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刚才和三江市年轻的副市长张林增的谈话余波，还在他脑海里回荡。他的思绪很矛盾：他相信张林增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卫亦前希望陈一弘走，从他提的方案中已经表现出来了，但这是出于陈一弘不顺手故而“借刀杀人”，这一点对他来说算是新闻，可靠的新闻。按理，张林增的夜访应当是立了功吧？然而，他赵一浩下意识地不喜欢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副市长。说它是下意识，也就是非理性的，没有经过思维判断的。这样的“不喜欢”也许也是端不到桌面上去的。别人“大义灭亲”对你这个省委书记反映了真实情况，你还不喜欢，成问体统？然而，在感情上他就是不喜欢，有什么办法呢？他没有去作理性分析这是为什么？却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他在北京开会时听邻省的省委书记告诉他的：

他们那个省搞“四清”时，省委书记，那时还称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当时被称为重磅炸弹，声震四方。这位秘书跟随省委第一书记住在他的花园洋房里，大凡出差开会又不离其左右，故而对书记生活起居的细微末节，乃至省委书记夫人、子女的性格、爱好、缺点等等了如指掌。他那篇揭发材料的主题就是省委第一书记一家人的生活种种。扬扬洒洒一万多字，像是一个短篇小说，生动形象、惟妙惟肖。连书记闲暇不读马列却常读剑侠小说等等都写上了。夫人和子女的部分自然就更精彩了。“四清”工作团竟然将这篇大作原文照发，而且发行面很大，每个厅局都收到了。“四清”结束时这位第一书记被免职调离，当然不可能是因为秘书的大作起了决定作用，但推波助澜总是有的了。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到任后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在秘书的大作上批了这么几句话：“这样的人不适宜留在领导干部身边工作，由办公厅商同组织人事部门，将其调至基层，长期锻炼……。”

省委第一书记而且是新来的第一书记的指令，自然是立即便贯彻执行的了。

这个故事与他从周剑非口中听到的发生在本省的秘书事件惊人地相似，连情节都差不多。可见天下相同的秘书相同的省委书记大有人在！他赵一浩呢？

此一时彼一时矣，现在不管他赵一浩对这位前来揭秘的副市长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不能按他的前辈如法炮制了。他只能做到一点：“心中有数”，对副市长张林增是这样，对被揭发者卫亦前也是这样。心中有数，不行于言表，文章慢慢地按程序去做。这大概也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之一吧？

具有悲剧色彩的是张林增，苦心积虑冒风险揭“恩人”，自认为是一出得意之作。谁知道会在书记心上烙下一个阴影呢。可悲的是他还蒙在鼓里，还在为实现了“自我推销”的目的而暗自得意哩！

赵一浩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觉得寒气逼人像是在下露？他回到房间走进卧室，想脱去上衣洗洗漱漱，便上床睡觉。床头柜上的红机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套间是市委专门为省里主要领导干部们特设的，故而装备了直通省委、省府的保密电话。

赵一浩下意识地拿起红机子拨通了周剑非办公室的电话，他知道周剑非是住在那里的。电话铃响了很久却无人接。大概还没回来？都十二点过五分哪。他正准备放下话筒，却传来了周剑非的声音：“喂，哪里？”一听便知是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带着几分睡意。赵一浩高兴了，他将声音放得很低，好像怕影响别人的睡眠，也许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吧？他将嘴唇凑在话筒上：

“喂，老周吗？才回来还是睡着了呀？”

“睡着了，睡着了，刚刚睡着哩。你还不睡呀，都十二点过了，不要太紧张罗，要注意身体哟！”

“没有关系，正准备睡，看到保密电话便顺手拿起来了。怎么样呀？”

怎么样呀，不用解释周剑非便知它的内涵是什么，于是回答道：

“上午又找苏翔省长同他们谈，下午找了我这算第二次正式谈话。每个人的谈话足足弄了三个半钟头，弄得头昏脑涨，回来又处理了一些事，我本想给你打电话，怕影响你休息，想明天上午再打，便上床啦。”

声音也很低，但却听得十分清楚。

“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有这么多话好谈？”

“唉，我哪有这么多话谈，人家要问呀，打破沙锅问到底，真是‘三堂会审’哟，有问就必答，有什么办法哩。”

赵一浩笑道：

“哦，‘三堂会审’哪，你就是苏三了，谁是王金龙呀？”

嘴上在开玩笑，他心头却不像刚才听张林增副市长揭上司之短那么轻松了。他问：

“他们到底提了些什么问题呀？”

从语气里可以听出，是一种迫切地需要知道详细情况的心情。对方自然是听出来了，话筒里传来了轻微而又清楚的声音：

“把文件摆在面前来提问，有些事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只好边想边答；有些事想也想不起来，那时我在地区呀。”

“不能说具体一些吗？”

“这电话？”

“不是保密电话吗？”

“哦！”对方若有所悟，他也许从床上爬起来就没开灯，抓起话筒就听，床头摆着两部电话，还没看清楚是红机子还是普通机子哩。但回答却仍然是：“保密电话有时也不保密哩，我一向不迷信这个！”

“不要紧的，你谈吧。”

赵一潜心想，这位老兄也太慎重了，害了职业病！

周剑非回答了，看来是经过暂短的思考后挑选的例子：

“比如这‘四个轮子一齐转’，问我是怎么提出来的，出处何在？是刘老提的，他的面前摆着一份铅印件，画了许多红杠杠，不是红头文件，可能是一份讲话稿……”

赵一浩下意识地一惊，说：

“那是我的讲话稿，发明者是我赵某人呀，怎么和我谈话的时候没有提却抓你这个——他本来想说抓你这个‘从犯’，后面两个字到了嘴边没有说出来，改成了抓你这个第三者呢？可把你难住了，你怎么回答呢？”

“我如实回答，”周剑非说：“我说，我那时在地委当书记，省上的事知之甚少，不知道是怎么提出来的，更不知道出处，但我赞成这个口号，而且执行了。我发现提问的刘老吃惊而又不满地盯着我，问道：‘你赞成这个口号而且执行了，那么请你解释一下，这四个轮子一齐转，注意‘一齐’这两个字，既然一齐转，还有什么主次呢？这符合中央的精神吗？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吗？’他这么一问呀，最初我有些给蒙住了。后来脑子来了个急转弯，便回答说，我的理解是：四个轮子一齐转是拿机动车作比方的。机动机的四个轮子只有分工不同没有主次之分，少了一个也不行。如果要对机动车分主次，发动机是主？还有方向盘哩。前者管动力，后者管传动管制控。方向盘往哪个方向打，四个轮子就往哪个方向转。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我这么一说，在场的全体考察组员都笑了，张老是放声大笑。他笑过之后说：‘这是刘老随便问问的，不谈这个了，不谈这个了。你是组织部长，就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干部任免程序吧’。”

听到这里，赵一浩也忍不住笑了，说：

“老周你还真有两手哩。如果他们再要问，你就告诉他们那‘四个轮子一齐转’的口号是我提出来的，要他们来问我好了。”

周剑非没有放下电话却又一次在电话上放低了声音：

“我总感到这次考察组与往次不一样，我感到了有一种‘文革’的味道哩。”

赵一浩立即领会了周剑非的意思，便说：

“你指的是‘上纲上线’吧，就让他们抓好了，我还是那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歪。好了，已经一点了，明天我们都还要忙，睡觉吧，有事再联系。”

他放下了电话，从说话的声音可以听出来，他有情绪。他匆匆地洗洗漱漱便上了床，有一小段时间没有入睡，那“四个轮子”真的在脑子里转动起来了，谁为主谁为辅？这种提法有毛病吗？毛病在哪里？他翻来覆去地想了一阵。觉得当初提这句口号，本意是多种经济共同发展，那主次不是早已定了吗？而且在讲话和文件上都说了，要钻空子确也是有空子可钻的，有些人的本领就在于此，善于在字里行间挑刺，然后上纲上线以显其“革命”的坚定和理论水平的高深。这种人算什么？搅屎棒而已！

他东想西想，不知又过了多少时间，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浩依旧按习惯六点半钟起床，显然睡眠不足，有点头昏但毕竟是精力充沛的年龄，完全可以支持得了的。他洗完脸正准备下楼早餐时，陈一弘来了。他说昨天晚上他在办公室和两位县长谈到十一点多钟，回来听沈琳说书记去过他家了，因为时间晚了怕影响休息就没有给书记打电话，不知道找他有什么事。

赵一浩笑笑说：

“没什么急事，吃过晚饭散步散到你家去哪，你不在我们和沈琳吹了一通就回来了。”

他看看表：“我们一起去吃早点吧。”

陈一弘说：

“我在家里吃过了，你去吃我在楼下大厅等你。”

他们边说边往楼下走，赵一浩说：“再吃一点吧！”陈一弘说：“不了，我吃得很多，一大碗面还加了荷包蛋哩。”

赵一浩笑道：

“沈琳给你煮的？”

陈一弘“唉”了一声，点了点头。

赵一浩笑道：

“你有一个好妻子。”

陈一弘心里明白，书记说这话是一种表态。他内心很感激，但没有说出什么感激的话，以一笑作为回答。

说话间他们已下到一楼大厅，只见卫亦前、吴泽康、薛以明等一群人已经在大厅里恭候了。见陈一弘陪着赵一浩下来，卫亦前有些愕然，却也不动声色，走上前去和赵一浩拉拉手，问道：

“昨晚上睡好没有？”

赵一浩笑笑，是苦笑，但谁也没看出来，然后顺口说道：

“睡得可以。”

这时卫亦前才回头看看陈一弘：

“一弘来得早呀。”

陈一弘说：

“赵书记昨晚散步到我家去了，我不在家，怕有急事便早一点来看看。”

卫亦前“哦”了一声，说：“走，一起吃早点去。”

陈一弘又将在家已经吃过的话对市委书记说了一遍，卫亦前也不勉强，便随着赵一浩向餐厅走去。

他们一行五人进了大餐厅内设的一间小餐厅，名单是：赵一浩、卫亦前、吴泽康、薛以明、端木信。后者是赵一浩点名进去的，其余的随行人员和陪同、警卫人员都在大餐厅就餐。也是特殊化也是工作需要，在这个小范围里他们好乘吃饭之机交换意见。

卫亦前先向省委书记汇报了昨天晚上他和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泽康的战绩。“赢钱之人大不同，脸上泛起桃花红”，卫亦前也如此，一看那容光焕发的模样便知他昨晚得手了。他对省委书记说，他们俩昨天晚上先找冯唐宣布了省委最新的决定：调他省上某厅担任厅长。冯唐很高兴，表示绝对服从，怎能不高兴呢？三江市长人选已成定局，这是他冯唐最好的出路了，还将转正也算是衣锦荣归吧。卫亦前说他们接下来去找了人大主任，主任一听乐了，立即通知几个副主任听他们通报情况。卫亦前说估计昨天晚上消息就传出去了，人代会预备会今天举行。这位市委书记为自己的得意之作而兴奋，他说吴部长和他昨天晚上就要向省委书记汇报的，“后来听说你正在找林增谈话，我们才没进去。”我找张林增谈话？赵一浩心里暗自好笑，看来这位书记不仅蒙在鼓里，而且起了疑心。当然他不会把真象说出来的。如果要说，只消一句话：“不是我找他，是他来找我”，他们书记和副市长之间的关系就将起一个“质”的变化吧？乘服务员端上面条之际，赵一法只说了一句话：“吃吧，吃了好走路！”

十七

赵一浩在陈一弘等人的陪同下，在附近的农村呆了一天，吃过晚饭才回市里，市人大会议今天开始，他要赶回来了解动静。他们回到市委招待所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了。赵一浩下车走了几步路，突然一下子从什么地方窜出四五个人拦在他的面前，为首的一个叫道：

“赵书记，我们总算等到你了。”

赵一浩一愣，站住了。急得几个当地的警卫人员迅速地跳下车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只听刚才那个为首的吼道：

“你们干什么？我们不是造反派更不是阶级敌人，是老干部！”

站在赵一浩身后的陈一弘看清了来人，悄声对赵一浩耳语：

“是丁奉他们！”

然后他上前一步对正在和警卫人员推嚷争吵的丁奉们说：

“丁老，赵书记在乡下跑了一天才回来，还有急事要往省上打电话。你看是不是这样，有什么意见先同我谈，我负责转告赵书记并回答你们。”

丁奉的音调又粗又高：

“我们要找书记谈，不影响书记休息，只需要五分钟！”

陈一弘为难了，他直觉地感到了奉们是针对他来的，人大会今天开始，里应外合嘛，人家要告你的状，岂能由被告听申诉？他回头看了赵一浩一眼正想建议由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出面周旋，他和警卫们保护赵一浩进招待所。薛以明却早已人不知鬼不饶地绕过众人溜进招待所搬来了市委书记卫亦前。他正在招待所等候省委书记归来汇报今天的人大情况，听说省委书记被丁奉们围住了，连忙跟着薛以明跑出来解围。但他们来晚了一步，赵一浩得知是丁奉们时，便当机立断，听听他怎么说吧！于是他下达命令似地对警卫也是对丁奉们说：

“我们进屋去谈吧。”

一群人拥着省委书记往屋里走，正好在门口碰到急急慌慌奔出来“救驾”的卫亦前，他朝着了奉们脱口而出地吼道：

“这是怎么哪，太不像话了！”

丁奉以牙还牙，以更高的嗓门朝他吼道：

“我们找省委领导反映情况与你有什么相干？就是你们这些人阻止老百姓接触领导，我们说不定是反映你的问题哩，你跑出来阻拦算什么？”

几句话倒把气势汹汹的卫亦前弄得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可见丁奉等人之厉害。

赵一浩笑笑挥挥手，说：

“走走走，进去说，进去说，别在这大门口嚷嚷，像什么话。”

赵一浩并不是被丁奉们的来势所吓倒，而是另有原因：今天人大会议开始举行，丁奉们大约是里应外合吧，送上门来的情报信息岂能放过？再说，丁奉此人闻名已久，今日难得一见，倒要看看他如何表演呢？

在警卫们的簇拥下，一行人进了招待所大门，来到一层楼的会议室。大家纷纷落座，装烟沏茶，谈话即将开始时，陈一弘却突然站起来，确切地说他根本就没坐下，而是一直在忙着招呼客人们入座，招呼服务员来沏茶，一切就绪之后便回头对赵一浩说：

“赵书记你们谈吧，我走了。”

这是聪明的回避行为，丁奉们打上门来的目的显然是针对自己，怎能不识相地赖着坐在这里哩。

赵一洁自然心领神会，便说：

“好吧，你先回去休息。”

陈一弘刚要迈开脚步出门，丁奉却突然冲着他喊道：

“陈市长请你不要走，我们的话也是说给你听的哩。”

陈一弘为难了，而且很生气，你要告状就告吧，还要我这个“被告”留下听你当面造谣？他忽然一转念，这也好，你丁奉敢当面造谣，我陈一弘也敢当面对质，奉陪到底。当然不能听他丁奉的指挥叫走就走叫留就留，成何体统？于是他面对赵一浩问道：

“怎么样赵书记，我留下？”

赵一浩也被丁奉的这一举动弄糊涂了，平时瞎编乱造的告状者最怕与当事人对质，他丁奉却反过来了，他们到底要搞什么？既然他敢要陈一弘留下面对面"奇"书"网-Q'i's'u'u'.'C'o'm"地对簿公堂，也不是一件坏事。于是他对陈一弘说：

“那好吧，你留下听听也好。”

陈一弘听出来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分明是对他的暗示，听他们的瞎说当面给予驳斥，这就是书记“听听也好”的原意。于是他就近在一张沙发上坐下，且看丁奉们的下文。

丁奉没有开门见山说出要说的话，他和省委书记是第一次见面，懂得应当如何先亮亮相。京戏里的主角出场总是要先亮亮相以引起观众注意的。亮相不仅有一套程式动作，而且还有几句说白乃至唱段以表明身份：“自幼儿读春秋，韬略知晓，悔不该斩熊虎四海来飘……”

丁奉似乎对这一套程式很内行，他开始在省委书记这位大观众和听众面前亮相了。

“我们是无名小卒和赵书记第一次见面。”

赵一法插了一句：

“不错，是第一次见面，你丁老的大名却是早已知道哪。”

丁奉听了脸上漾起一阵微笑，像是得意的笑，也像是感慨又兼感动的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哈哈：

“臭名远扬嘛，连省委书记都知道我了某的名字，实在荣幸！”

开场锣鼓一打，他正式亮相了：

“赵书记自然知道钱林同志了，我和他是老战友，一个县一个区的，打鬼子那会儿他当县委书记，我们就在一起。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干部一个，到了解放战争就骑上了马，还是钱林领导。我们可以说是一起穿过枪林弹雨走过来的战友哩，赵书记大概就是从他那里听到我丁某人的了？”

赵一浩含含糊糊，不置可否。丁奉还在继续谈他和钱老的战斗经历和战斗情谊，赵一浩却有些走神了——他想起了从周剑非口中听到的有关丁奉和钱林的一段往事：那时周剑非是钱林的秘书，眼前这位和钱林有“战斗情谊”的丁奉带领“三江市干部造反团”大闹钱府，要揪钱林到三江接受批斗的种种。其实，周剑非对他谈起这件事时，说得比较抽象和简单，但现在面对这位口口声声“不是造反派”的造反团长，在他脑中的抽象印象却一下子形象化了。他观察着眼前这位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和钱老并肩战斗光荣史的丁奉，想象着率领干部造反团大闹钱府的丁奉，觉得有些不可理解。他似乎忘记了那桩并不光彩的事，是害了健忘症？不，你听听比那更早的事他却记得这么清楚。如果提醒他一下，他会怎么辩解呢？也许，他根本就不辩解，而是理直气壮：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如此等等，甚至会说我们对他是一批二保之类的话来的；要是周剑非乃至钱老现在也在场，他丁奉又作何表演呢？人，有时真是难以琢磨啊！

赵一浩脑子里走了神，井没有听到了奉说到哪里了，也许已经过了五关斩了六将，到了“古城会斩蔡阳，匹马单刀”哪。由于他习惯性地点着头表示在听，丁奉也就更加来劲，谈兴更浓，无边无沿了。在坐的人包括跟他一起来的那几个离退休的局长、处长什么的都有些不耐烦起来，等待着省委书记发出停止废话的命令。然而省委书记依然表情莫测还不时地点着头，似乎听得很有兴趣哩。终于还是市委书记卫亦前站出来打断了丁奉无边无涯的光荣历史的回顾。他冲着正滔滔不绝的丁奉说：

“唉，丁奉同志呀，时间不早了，这些事留到以后再谈吧，你们今晚上来找一浩同志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吧，如果我们留在这里妨碍了你谈话，我和一弘马上就走，希望你开门见山快些结束，好让一浩同志处理别的事！”

他说着便站起来做出要走的姿态。这一着果然有效，丁奉来了个急煞车，对着卫亦前大声地说：

“你急什么？我比你还急哩，今晚同省委书记第一次见面，谈谈个人历史还不行？谈谈我丁奉这个抗日战争干部来到三江后怎样受你们这些……”

他差一点说出怎样受你们这些“走资派”迫害，话到嘴边却噎住了，说出口的是：“受你们这些对老干部毫无革命感情者的迫害。”

卫亦前也激动起来了，说：

“好吧，那就请你当着省委书记的面，将我们这些人怎样迫害你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让省委书记听听。”

出乎意料，丁奉并没有当着赵一浩的面呈述他“受迫害”的历史，而是来了个急转弯：

“今天我不说这些，以后有说的机会，是要好好说一说嘞。”

他停了一下，提高嗓音：

“市人大今天不是开会了吗，省委对三江的市长人选不是作出决定了吗？不，按法律程序是作出建议，提出了建议名单，反正就这么回事吧。我们今天晚上来找赵书记，就是来表明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

丁奉像个演说家，说到这里他有意地停了下来，等候反应。

本来被丁奉那冗长的历史回顾弄得松弛了的听众，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了。并且似乎都已猜到了奉要说的是什么，一个个都暗自作了应急准备。卫亦前想的是：在省委书记面前他必须态度鲜明，毫不含糊。只等了奉一闭嘴，乃至必要时中间插入，打断他的话，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他的谬论和造谣。陈一弘把心一横，也暗自作了准备，绝不让他丁奉信口雌黄，含血喷人。他敢造谣我陈一弘、就敢驳斥。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样的机会哪里去找？想到这里他甚至有些高兴了，只等丁奉弯弓，他陈一弘就拔箭。赵一浩也在暗自作好澄清事实的准备；真理在手，成竹在胸。他跑到三江来是干什么的，还能让丁奉们扰乱视听，干扰三江的选举？态度可以好一些，事实必须澄清，就算是你丁奉送上门来的机会吧。其余在座的人当然不如他们三位这样如临阵前，但也都神经紧张起来，有的是怕出事，吴泽康和端木信早已携带材料悄悄入室坐在后排，随时准备为赵一浩助阵；薛以明暗中准备好一旦闹起来，怎样指挥警卫人员保护书记离开现场。也有等着看热闹的，但在这样的场合必竟是少数。

还要特别提提那些警卫人员，他们没有得到进会议室的命令，不敢擅入，但却着装加便衣在市公安局长的亲自指挥下将招待所围了一个圈，一个个摩拳擦掌，一旦发生越轨行动，休想从这间会议室里逃走一人。

这样紧张的气氛大约持续了足足有两三分钟，丁奉见大家都静静地等着他说话，心里很得意。他自然不知道室外的布署，否则他会提抗议的。说真的，连赵一浩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了他大概也不会支持这样的作法，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紧张呢？

在室内室外的紧张气氛下，丁奉终于话入正题了，结果又是一场大大的意外。

“我们找赵书记是来表明态度，”他有意地一顿以增强效果：“我们代表三江市二千伍百多名离休干部和一万一千名退休干部明确地表示，”他又有意地一顿。

会议室里引起了小小的骚动，但可以看出并没有因为他声称“代表”干万离退休干部而更加紧张，一个个是一种不以为然的表情：别吹了，你丁奉以及你们那几个人能代表得了如此众多的离退休干部？这一点大家，包括赵一浩在内都心中有数。当然，也没有谁去反驳他说别吹牛了，你究竟代表得了几个人？谁也没吭气，静听他往下说。

“表明一个什么态度哺？”丁奉还在故弄玄虚，那音调像是在对千万观众发表演说，他丁奉也确曾有过这样的辉煌。

“表明我们对省委作出的三江市市长人选完全赞同！”

丁奉终于说出了来意。

又是一个意外而又意外的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大出意料之余，那紧张的神经便一下子松弛下来了。同时又都感到大惑不解，这是怎么回事？一向反对陈一弘最激烈的丁奉们怎么一下子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意味着什么？像在唱一场闹剧。

首先感到意外的是陈一弘自己，他已经暗自准备好了的反驳词原来是多余的了。他静静地瞄着丁奉，这个心目中的“政敌”一下子变得不可琢磨起来了。

其次感到意外的是赵一浩，他已作好准备，要借此机会给丁奉一点颜色看，要叫吴泽康他们把调查材料全面端出来以正视听，谁知道他的态度一下子变了，变了就好嘛。不管是真变假变，总比无理纠缠好。他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对丁奉们态度转变的认同。

卫亦前也是最感意外的一个，“这个老家伙是怎么搞的，简直莫名其妙！”他那抢先表态反驳了奉的准备用不上了。是否因此而感到遗憾？别人看不出来，也没有谁去注意他。

存心看热闹的人多少有些泄气，但也无可奈何，他们的原则是有戏就看，无戏就散，听其发展。

总之，会议室里紧张的气氛一下子便松弛下来了。这也体现了丁奉和他的“战友们”的威力。

如果认为丁奉们大张旗鼓地前来求见省委书记仅仅就是为了说那几句表示拥护省委的决定的话，那就错了，至少是不全面的。这一点多数的在座者心中是有数的，大家隐隐约约地感到，他们之所以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有文章的。

果然如此，在作好必要的铺垫之后，文章出台了。

丁奉横扫了周围一眼，他那眼神虽然有些黯淡了，但余威犹存，依然放着光芒，体现着一种老谋深算的光芒。

他横扫了周围一眼，最后将目光轮流地停留在省委书记赵一浩和三江市市长候选人陈一弘的身上，不紧不慢地说，音调依然是抑扬顿挫，轻重有别。

“我们已经作过调查，过去那些对陈一弘同志的说法，特别是，哎，干脆说透了吧，反正都是知道的，就是那个“巧夺民妻”的说法，根本没那么回事。陈市长和小沈的婚姻合理合法，无可挑剔！所以我们拥护省委的决定。”

说到这里他又暂时停了下来，似乎在等候听众的反应。他那眼神有些特别，像是法官在法庭上宣判了对一件冤案的平反，得意地等待着旁听席上传来的掌声，乃至陈一弘感激的眼泪。

有点出乎了奉的意料，会议室里虽然又一次产生了小小的骚动，但并没有发出任何掌声，而是引来了一阵窃窃私语。

作为被平反者的陈一弘，并没有一丝一毫感激涕零的表情。他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表面平静，内心激动，不是感激而是气愤，这又是耍的什么花招？经过调查，向谁调查，不就是你们自己？

卫亦前也觉得很奇怪，那强占民妻的话他分明就是第一次也是第二次、第三次从丁奉口中听到的，当然还有冯唐，还有副市长张林增，然而，他们都异口同声：“丁奉等老同志的意见”，现在倒成了“经过调查”了，你向谁调查，向你自己？

至于丁奉，在座的人对他的发言怎么看，他才不在乎呢，否则他就不是丁奉了。

但因为没有得到当众喝彩，他又有些生气，便将那本想暂且不谈的专业户标兵问题搬了出来。他说对这类事的是是非非由组织上去判断，具体问题由组织上去调查，他们的态度是相信组织。以示还有伏笔在手，暂时把主动权交给你们，看你们如何运作。

所有在座的听众之中，唯一必须表态的是赵一浩，别人是专门来向他这位省委书记呈述己见的。你听了大半天一句不说还像话？何况人家声称代表上万名离退休干部哩，虚张声势也罢，反正他说他是代表。

赵一浩终于表态了，只有一句话：

“这样就好嘛。”

话短分量重，出自省委书记之口啊，而且态度是多么鲜明和肯定，“这样就好嘛”！关键在那个“好”字上，这是对他们的行为的充分肯定。他丁奉可以向同伴们交待了，省委书记说我们的行为‘好’，就像当年老人家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的公社风便迅速吹遍全国。当然不能这么比，但多少总有点这个意思吧！这就是目的，他已经达到了目的，不负此行呀。但也还没有全部达到目的。他瞄瞄陈一弘，想起了来到这间屋子时，陈一弘本来要走，是他丁奉要求他留下的，看来他今天的表现还好，应当乘热打铁才是。

于是他说：

“我们还有两句话要对陈市长说，”丁奉说起话来总是用复数“我们”，表示他了奉后面有人，绝非个人行动。他清清嗓子继续往下说：“第一，祝贺一弘同志荣任三江市市长。”

他的第二句话还没出口，被祝贺的陈一弘实在忍不住了，插嘴道：

“丁老，你祝贺得太早了，还没选举哩，能不能选上还是个问号哩。”

他是笑起说这话的，虽然话中有话，但听者容易理解为是他的谦虚。丁奉大概就是这么认为的，于是他说：

“你放心，当选绝对没有问题。”

那口气既热情又肯定，好像这一场选举是操在他丁奉手上的。

会议室里又引起了小小的骚动，三三两两窃窃私语，都在惊叹于丁奉的精彩表演，并感到不可理解。

丁奉想起了两句话只说了一句便被陈一弘插进来打乱了。这第二句话十分重要，不能不说的。于是，他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茶，开始说他的第二句话：

“我代表三江市几万名离退休干部，特别是两千多名离休干部，向陈市长提出一个希望。希望陈市长今后多关心一下老干部，他们革命几十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打下了江山交给你们管。你们管好江山也要管好这一批老家伙，让我们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嘛。”

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加重语气提高嗓门还比划着手势：

“一弘同志呀，我对你有一个具体建议也是我们的共同要求：希望你在老同志的问题上态度要更热情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行动要更积极一点，该办的事就办。我们天天讲稳定，老同志不稳定你还能稳定得了？老同志稳定了满意了大家就会支持你，你这个市长才当得稳，反过来就不用说了。”说到这里他又加重了语气，“如果说过去对你有意见，今后对你有建议，主要的就是这一条，有些人现在就是不懂得老同志在社会上的分量，不说尊老是中国的传统，连江山是谁打下来的都忘记了。你当然不是这种人，但是自己人面前不说假话，在对老同志的问题上至少你的胆量太小了一点，被业务部门那一伙不认爹娘只认钱的家伙抬出政策一吓，就不敢动了。什么叫政策，有利于稳定就是政策。今天当着省委赵书记的面我们也不妨把话说清楚：政治待遇不变了吗？现在大事小事有哪个来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文件按规定给我们看了没有？传达了没有？特别是经济待遇略为从优，从优了吗？不是从优是从劣！你们在岗的想出名目弄钱，什么考勤费，这样费那样费都没有我们这些老家伙的份。考什么勤？还不是八点上班六点下班，这是国家干部起码的行为，立一个名目几十百把块钱就进了腰包，老同志在一边干瞪眼。为什么当年枪林弹雨的时候，没有谁来考我们的勤，给我们发考勤费？为什么现在发考勤费又把老同志甩在一边？说我们不上班？是谁让我们不上班的？好吧，从明天起我们离退休干部通通重返岗位，行不行？”

这是丁奉当天晚上的最高音，一味高下去这支曲子就演奏不下去了，于是丁奉调整旋律来了个低八度：

“我说这些是指的现象，不是指哪一个人，三江市嘛，总的来说还不错，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对老同志的待遇要胆子大一些，该办的事就办。我们也相信陈一弘同志一定会这样做的，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来找领导的目的。”

话说到这里，在座的人心头全明白了：原来和预计的不是一回事，也是一回事。每一个人又都在暗自琢磨并对丁奉今晚的行为作出自己的判断，如果要将这些判断通通摆出来，差异一定是很大的，当然当天晚上不可能去做那样的事。但有一点似乎有共识：丁奉是个很能看风把舵的演员，这么一想，他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也就不奇怪了。

在座的人中陈一弘是第一个必须表态者，丁奉们的建议、呈词都是冲着他来的。怎么回答呢？他的考虑是越简单越好，态度要热情，语言要抽象，否则将来被动。于是，丁奉的话音刚落，他便立即表了态：

“丁老谈得很好，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特别是对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今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保证更加重视老干部工作，改善两个待遇，尽可能做到让老同志们安度晚年。”

人们都说陈一弘是个干实事的人，并以此获得全市人民的信任。但在必要的时候，例如今天晚上的表态，他还是学会了在热情的语言掩盖下开小差的，大概这也叫做政治上的成熟吧？

当然，丁奉也不是容易被捉弄的人，对陈一弘的表态他既满意也不满意。满意的是他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态度，不像过去口口声声把“按政策办”挂在嘴上，弄得一点余地都没有，他特别注意陈一弘所说：“改善两个待遇”，这就意味着可以越过有关老干部的政策去办点事了。政策是人制定的，你不可以改？过去他对陈一弘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一点，今天总算没有再提“按政策办”了。不满意的是陈一弘并没有开出什么支票，改善待遇你怎么改呢？总得具体一点吧？不过，丁奉也是一个懂得掌握尺度的人，他知道在今晚这样的场合应当适可而止，自己已经得了一分，应当是收兵的时候了。于是他说：

“我们欢迎一弘同志的表态，虽然太抽象，我们也还是相信心是诚的。今后我们再找时间具体化，行不？”

“行，行！”陈一弘连连点头。

这边算是收拢了。丁奉便转头向着省委书记：

“一浩同志，我们就不多打搅你哪。关于我丁奉所遭受的打击，还有我们很多抗日战争吃过糠，解放战争受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的老家伙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你是从外面调来的，不知道我们这个省的历史，更不知道三江的历史，我们希望找个时间对你谈谈，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呀？”

赵一浩笑笑说：

“行呀，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聊聊吧。这个省老干部的情况我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来了几年，省级老同志的家里我都去过，有些还不止一次哩，像你刚才提到的钱老等，每年至少一次吧，听他们谈了不少，包括你丁奉老同志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

后面这句话像是无心而说，也似有心而语。丁奉似乎也听出一点味道了，从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一种尴尬之情从他脸上漾起但又迅速地消失了，他重又变得理直气壮起来：

“你早就知道我的大名哪？好呀，我丁奉是臭名远扬！他们对你说了我丁奉一些什么我管不着，我还得说说他们哩，两边听听这才叫全面嘛，我听候你的通知好吧？”

“行！”

赵一浩说着站起来和丁奉及其余四人一一握手，说：

“今晚就谈到这里吧，以后再找时间听你们的。”

那语气和表情都是不可改变的，丁奉等五人也只好站起来接受书记的握手。特别是那四位离退休的局长坐了大半天连一句话都没捞上说，全叫丁奉包了场，未免感到有些不自在，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随之而去。一场喜剧，如果不叫闹剧的话，总算结束了。但另一场喜剧或者可称闹剧，则在同一时刻，敲响了开场锣鼓。

正当丁奉在市委招待所会议室里滔滔而谈的同时，市区东南角一座号称星级宾馆二楼小包间里，老板韩刚正在举行一个小小的私人宴会。客人不多，除主人韩刚之外，共有四人，都是本市有实力的私营企业主，也都是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人代会正在举行吗，其中的两位出来赴宴时，外衣的胸襟上依然戴着红底黑字的出席证。

他们接到的请柬都是由韩达贸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韩刚的名义发出的，请柬上说的是：“商谈业务，共进晚餐。”他们同韩刚都很熟，可谓商场上的老友，但并不都有业务往来，不存在“商谈业务”的事。于是都把它当作韩刚请客的借用题目，并没有将它放在心上，既然来了只顾端杯喝酒就是。

开初大家确实也说了一些业务上的话，无非是生意难做，盈亏莫测等一般性交谈。酒过三巡，话入正题。韩刚举起酒杯说：

“四位人民代表为国事操劳辛苦了，我诚心实意敬各位一杯！”

他说完举杯和每个人碰了碰，然后一仰脖子将一大杯“马提尼”洋酒一饮而尽，说：

“诸位请！”

坐在他对面的达三贸易公司老板张明三把已经举起的杯子又往桌上一放，双手摇摇说：

“不行，不行，诚心请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哪有一杯酒敬一桌人的道理？”

他和韩刚是同行，都搞贸易，虽然平时称哥道弟，商场如战场，彼此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他的公司之所以取名达三据说有两层意思，一是取意于“财源茂盛达三江”的俗语，二是取他张明三的最后一个字，二者相辅相存。

听了张明三的话，首先反对的是桌上唯一的女性：全市有名的白兰酒家总经理白兰女士。她年刚过三十，端装大方，衣着素雅入时，每天亲临大堂迎客送客。据说许多人是想一睹其芳颜而去花钱吃饭的。因此她那白兰酒家每天下午车水马龙盛极一时，白兰总经理也成了全市的名人。她之所以被选为市人民代表，除了其私营企业主的代表性，还因她乐善好施，每年的希望工程、抗灾济贫她也总是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她有一句名言流传很广：“我赚钱是为国为民！”

当下听了张明三要韩刚一个一个地敬酒，便立刻反对道：

“不行，不行，只敬酒不劝酒这是文明的表现。别看我是酒家老板，我最反对酗酒闹事，我们的店堂里就贴有反对酗酒的对联：‘谈古论今皆雅士，呼吆喝六是俗夫！’所以我主张呀，主人尽意，客人尽兴，能喝多少算多少，不兴功更不兴拉着手灌。何况今天喝的是洋酒哩！喝洋酒就依洋规矩吧！”

说得大家都笑了。

韩刚说：

“好、好、好，遵照白兰女士的旨意，我们当雅士不当俗夫。”他将手中的酒杯一举：“这样吧，为了对各位的欢迎和敬意，我韩刚敬每位一杯，各位喝多喝少听其自便。”

他将杯子举向白兰：

“就从白女士开始！”

他同她碰了碰杯，一仰脖子将一杯酒轻轻松松地倒进了肚子，白兰则将杯子举到唇边轻轻地抿了一口。韩刚接着又斟满了酒将杯子依次举向张明三和其余二人。有的喝了半杯有的喝了整杯。大家都知道韩刚是海量，也不去劝他，却各自在心里纳闷：他今天请我们来到底为了什么？

韩刚四杯酒下肚气更壮了，他举起筷子说了声“请随意”，自己挟了一块桂鱼漫不经心地吃着，终于话入正题：

“今天请诸位来，一是很久不见面了在一起聚聚，二来嘛诸位都知道冯唐副市长要调走了，他在三江几年和我们都是朋友，又肯帮我们的忙，我们总得有点表示，不能人一走茶就凉呀。”

他停下来以观反应。

张明三第一个说话：

“你的意思是我们工商界联合起来为他举行一个盛大的欢送宴会？”

“不行，不行，”白兰马上接过话头：“那样做是害人家，上面早有规定，他敢来赴这种宴会？要是真来了岂不是帮了倒忙？”

“白女士说得对，”张明三说：“到底怎么样表示一下才好呢？”

其余二人也随声附和：

“到底怎样表示一下才好呢？”

韩刚一看大家都有积极性，或者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都有了共识。有基础了，时机成熟了，于是便不慌不忙地把谈话引入预定的主题。他又端起杯子向四个人示意后又一仰脖子喝干，然后慢声慢气地说：

“依我看，最好的表示是让冯唐光光彩彩地离开三江，对他们从政的人来说，这比送什么贵重礼物都强！”

在座的人一听这话，都不约而同地暗想：有意思了，今晚上的宴会主题原来如此。一个个的精神便都振奋了起来，只是不知道韩刚的“光光彩彩”具体作何解释，便拿眼光盯住韩刚，且听他的下文。

有人说过，别看私营主和个体户们似乎离政治很远，其实他们对政治往往最敏感最关心；对于人大、政府公布的政策、法令，他们比机关里端铁饭碗的人研讨得更深更透。这也许是所处的地位和生存竞争所决定的吧。对于如何欢送冯唐这一类事，自然也属敏感的范围了。

韩刚把议题摆出来了，却又引而不发，等候别人的反映。

张明三先开了口：

“哎，你老兄别卖关子嘛，话到嘴边留半句，这是什么意思，对我们不信任？”

白兰也说：

“是呀，你请我们来，有什么事就直说吧，何必吞吞吐吐的！”

韩刚之所以暂时沉默，一是等反应，二是考虑话怎么说，见时机已完全成熟，便端起手中的酒一仰脖子喝了，说：

“其实这件事对诸位来说完全是举手之劳，一不伤筋二不动骨的。”他又停了一下才放低了声音继续道：“我有个想法，人代会不是兴十人联名吗？大家齐心合力串连十个代表把冯唐提出来当市长候选人，就这么回事！”

餐室里一下子便沉静下来了，韩刚的提议像爆响了一颗炸弹，吓得大家昏头转向，一时不知如何判断和回答。

作为私营企业主被选为市人民代表，他们既感到荣幸又有些战战兢兢，在会上的发言一般都是“拥护赞成”，胆大口快如张明三者也只在执行私营企业的政策方面有时在会上提几句意见，也都是“建设性”的。至于人事安排，向来是“上级考虑得很周到很正确，我们坚决拥护。”现在会议虽未进入选举阶段，却也都知道上级批下来的候选人是陈一弘，又叫我们联名提出一个冯唐，岂不是叫我们扮演反面角色，把我们往悬崖上推，你韩刚居心何在？

这可以说是共同的想法，在这“共识”之下，各人又有自己的打算。

张明三暗自嘀咕：你韩刚得了冯唐的好处，所以你来帮他竞选。骗得过别人骗不过我张某，别的不说了，光最近三江市的化肥销售被你韩刚从冯唐那里捞到手，双轨变单轨，仅此一项获利至少以万为单位的三位数。不过，话又说回来，冯唐对我张某也算不错的。也许，他韩刚和冯唐事先商量好了的，认为我们几个人可靠才找我们来，做人留根线，来日好相见。于是他问：

“冯唐不是调回省上高就了？怎么还要参加竞选，难道他不想走？”

“是呀，难道他不想走？”

冯唐调省上提拔安排的消息早已不翼而飞，尽人皆知了。

其余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提出了和张明三相同的问题。

只有白兰暂时没吭气，她另有想法。她认为此举的目的不在于实而在于虚，即使十人联名把冯唐提出来，在现在的情况下，十有八九也是选不上的。但是为冯唐争争面子，争来几分政治资本：请看看我冯唐在三江的群众基础如何？然后光光彩彩回省，高高兴兴上任，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当然她不便将自己的猜测说出来，她清楚韩刚也包括张明三在内和冯唐的关系非比一般，千万不可造次才是。于是她稳住阵脚，且听韩刚怎样回答他们三人。

果不出白兰所料韩刚回答了，说得既明白又巧妙，他说：

“冯唐奉调回省而且要升官，还是要害部门，最新消息，省委在决定陈一弘当市长候选人时，同时决定提拔上调，只等有了位子就走，今天周部长打电话，位子有了，正是管我们行业的单位，书记和部长正向冯唐宣布，都是事实。但人家在三江呆了这几年怎么样？上级说了成绩很大，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三江的人民总得有一个表示呀。联名提出他来，然后他再来个声明：拥护陈一弘作市长，自己不接受提名，岂不有名有义？人活在世上图的是什么？”

白兰一听抿着嘴笑了，果然如此。她对自己的政治敏感觉得很欣慰，同时也为韩刚的消息灵通吃惊。

张明三和其余两人也算弄明白了此举的目的所在。但他们却另有考虑，三人都心照不宣，还是张明三说出来了，说得很坦率：

“这样做倒是为冯唐争了面子，我们欠他的情分也还给他了。不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讨好了冯唐会不会反过来得罪了陈一弘？我们将来还要在人家手下过日子哩。”

韩刚笑道：

“不会的，第一，十人联名有法律保障，谁也不敢违反；第二，陈一弘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会搞报复。虽然他同我的前妻结了婚，我还是要说一句公道话，他为人正直，他不会报复也不敢报复。”

话没说完，桌上的几个人都笑了。笑什么？都没有说却也说了，那潜台词便是：既然如此，那巧夺民妻的说法是从哪个风洞里吹出来的？韩刚也没问四位客人笑什么，却也从大家的表情上不问而知了；我知道你们笑什么，那阵风并不是首先从我韩刚这里吹出去的，当然我韩刚也随风附和过，甚至推波而助澜，那是出于不得以而为之，也有出出气的意思，你们就没干过背良心的事。他并没被面前的笑声所难，而是变得更加理直气壮起来：

“我没说错，不用关心陈一弘会不会报复。相反，要考虑的是冯唐，他到了省上还要管我们的。搞点感情投入，不会没有好处吧？大家说呢？”

张明三被韩刚的一席话说动了，但还有些不放心，他问：

“这件事冯唐知道？”

白兰笑了，心想；笨蛋！还提出这样的问题！

韩刚被将了一军，他急速地考虑着怎样回答才好。他想说冯唐不知道，是他韩刚自己的主意，但随即便自我否定了。“你韩刚算老几，跑出来指挥我们，要我们跟着你打转转。你连人民代表都不是，好意思叫我们干这干那！”他又想说这就是冯唐的主意！更觉得不妥，怎么能把他推出来呢，万一传出去引出祸事，坏了人家的名声非同小可。左思右想，他说了一句含糊的话：

“我向他说过我的打算。”

话一出口他又后悔了，万一他们中哪一位要追根到底，问冯唐表态没有，表的什么态？我该怎么回答呢？幸好没有谁提出这样的问题，韩刚的回答既含糊又明确，反正就这么回事，何必再去寻根究底呢？大家埋头喝酒吃菜，考虑的是：这件事能不能干，怎样干？各自都在权衡利弊，思考问题，倒把局面搞得冷落了。白兰终于先开了口，她说：

“韩总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看就让我们回去考虑考虑吧，韩总今天也不是下命令呀，是把题目出给我们，要我们自己去作主张。对吧，韩总？”

“当然，当然。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交换意见，白总说得对，一切全由各位自己作主，不敢有半点勉强。”

韩刚嘴上这么回答，心头却很不是滋味，但这也是很自然的，哪能都听你韩刚的召唤呢？他边说边用眼光瞄张明三，现在就看他的了。

不负韩刚之希望，张明三正式表态了：

“白总说得对，题目由韩总出，主意还得由自己拿。我张某人的主意拿定了，冯唐这几年对得起我们，我们也要对得起他。十人联名的事包在我身上，不说十人就是二十人也做得到，还要包括一些党、政干部的代表在内。”他用眼光扫了白兰和其他俩人一眼：“至于三位嘛，参加我欢迎，不参加听其自便，我们照样是朋友。”

那两位男性企业家立即异口同声地表了态：“愿紧随张总后尘。”白兰笑而不答。

韩刚的宴会到此算是成功了。后来随着会议进程果然出现了张明三为首的十人联名，据说响应者颇多，弄得卫亦前等人慌乱不堪。正在这节骨眼上，冯唐站出来发表声明谢绝提名并正式提出了辞职申请，实现了光彩下台，凯旋而归的愿望。

白兰没有参与提名，作为补救，她在自己的白兰酒家小套间里为冯唐举行了既丰盛而又秘密的送行宴。作陪的除了她自己，只有韩刚和副市长张林增。另备厚礼三份，被送者和作陪者各得其所。

十八

这天一早，赵一浩按计划到离三江市四十公里去看一个因种水果和创办私人企业而致富的青年夫妇。依然是由副市长陈一弘陪同，市委书记卫亦前留下来同吴泽康们一起配合人代会进程，会议已经进入人事阶段，是关键时刻了。赵一浩也依然采取早出晚归两头兼顾的办法。这次拜访是由他提出，陈一弘向他推荐拜访对象的。这对夫妇发迹于八十年代初期，正好同陈一弘在尚文县培植十大专业户同一时间，经历却曲折得多。他刚准备下楼早餐，然后和陈一弘一道出发，卫亦前和吴泽康，还有市人大主任却急急慌慌地破门而入。

“怎么？出事了？”

赵一浩一看他们那表情便已猜到了几分。

“十人联名出来了，刚刚得到的消息，不是十人是十二人，昨晚深夜联名时间结束的最后一刻提出来的。”

赵一浩不得不重新坐下来听他们介绍情况，并吩咐秘书去告诉陈一弘晚一会儿才能动身。

“他正在饭厅门口等候哩。”

卫亦前对秘书说，然后回头向赵一浩汇报情况，没等他开口赵一浩便问：

“联名提出了谁？”

“冯唐。”

吴泽康回答。

“都是些什么人联名提的？”

卫亦前抢先回答道：

“一个私营老板叫张明三的牵头，那名单里头既有私营企业主也有国家干部，还有两个局长！”

赵一浩笑道：

“人家既然当了代表，他就有选举权也包括另提他人的权力嘛。他现在是代表，在行使代表的权力，而不是以局长的身份在执行任务，事先还要请示你这位市委书记？”

卫亦前哑然了，他本来已经想好了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案，现在看赵一浩的表情和口气，似乎和自己的想法不对味，便将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了。顺水推舟反间道：

“你看该怎么办？”

赵一浩若无其事地说：

“你问我该怎么办，我看好办。依我的估计，冯唐不出今天之内肯定会发表不接受提名的声明；联名提案者也会因被提名人不接受而撤销提案的。作为一种预案；如果联名者坚持不撤消提名，那就提交大会讨论表决，要相信大多数嘛！我就不信，大多数代表会和你们市委的建议相佐。”

卫亦前边听边点头，表示书记的指示很开窍，一定按书记的意见去办。但他想想又甩出一个问题：

“万一冯唐不发表声明怎么办？”

赵一浩笑笑，说：

“他会的，万一他真的不发表声明，我晚上回来找他个别谈谈，如果他还是坚持要和陈一弘竞选，那就竟选吧。这种可能性不大。我估计放开让两个人竞选，胜利者还是陈一弘！不信我们打个赌！”

在场的人都笑了，卫亦前笑过之后眨了眨眼睛，还是显得有些不放心。作为市委书记，他并不怀疑自己控制局势的能力。但必须一切按自己的意愿办！你省委书记坐镇在这里，定了一个什么不施压要民主的低调，捆住我们的手脚，叫我们怎么办？

他自然不敢将自己的怀疑和想法说出来，用“不敢”这个词是符合实际的。但赵一浩已经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了他的疑虑，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就这么办吧，错了我负责！”

卫亦前不停地点头，也只说了一句话：

“按书记说的办不会错。”

他还是心有不甘，又问了一句；“你今天还下去？”

赵一浩点点头，作为回答。卫亦前也无可奈何，于是各自分手去办自己要办的事。

赵一浩在陈一弘的陪同下乘一辆面包车向四十公里之外的黄土坎驰去，前面有一台警车开道兼保卫。

行车途中陈一弘向省委书记谈起了即将去访问的这对青年夫妇的情况。男的叫金明女的叫吴小英，两人都是中学毕业生。金明原本在县供销社当采购员，吴小英在家主持家务兼代民办教师。后来夫妇俩都辞了职在家从事水果生产，已经六年了，现在不仅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而且带动村里二十多户人家都成了水果专业户，开始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陈一弘是管农业的，对金明夫妇的发家史比较清楚，当赵一浩问起金明为什么想起回乡经营水果业时，陈一弘回答说，起因是金明在供销社当采购员时在外面发现了一些优良柑橘种，叫碰柑，使他萌发了经营水果业致富的念头。开始承包荒山种植水果。为了“以短养长”，他们夫妇还开办了一个颗粒肥料厂自产自销。金明很精明，他当供销社采购员时，学会了这种肥料的制作工艺。头几年很艰难，处处受卡压，差一点搞不下去了。一直到省委提出“四个轮子一齐转”，各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的号召之后，才有了大的转机，得到迅速发展。

“四个轮子一齐转”？赵一浩忽然想到前天夜里周剑非的电话，人家不是正在追查这“四个轮子一齐转”的罪魁祸首吗？这倒很有意思呀，于是他带着浓厚的兴趣问陈一弘：

“你说他们夫妇最初几年很艰难，难在哪里呀？”

陈一弘说：

“首先是难在土地上，他向村里承包了两百亩荒坡，引来了一大堆议论，村里也受到了压力，说他们支持资本主义道路。县里还准备拿他们作典型，后来看到省委的号召和你的讲话才收手了。”

赵一浩笑道：

“怎么承包荒坡种水果也犯了罪呢？”

陈一弘说：

“还不是传统观念在作怪。”

可不是吗？连开发荒山也竟然纳入“姓社姓资”的范围去了，更何况自己搞什么颗粒肥厂呢？别人要追查那“四个轮子一齐转”的发明者又何足为怪？他颇有兴趣地问：

“现在县里的态度呢？”

陈一弘想了想，回答道：

“表面一致都支持，内心里也还有人抱不同的看法，气候一变就会表现出来。”

赵一浩没有再问什么，却沉默着想心事。是呀，气候一变就会表现出来，现在是什么气候？汽车进入了山区，车速并没有减慢，赵一浩的思绪随着脚下飞速的汽车轮子在转动。一些不可理解也可理解的问题不断地涌出来困扰着他。为什么一个农民承包荒山种果致富也会引来一场姓甚名谁的风波？为什么一些领导干部的脑子比脚下的车轮还转得快，今天是红的明天就可以变成黑的？“文革”中有所谓“风派”的说法，看来并不仅仅是“文革”的特产了？

汽车在婉蜒曲折的山间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钟头，眼前忽然闪出了一片橘子和柑子林带，时令正当开花季节，赵一浩正伸头观赏，陈一弘提醒省委书记：

“到了。”

他的话音刚落，眼前又闪出一片奇观，使车上的人顿感愕然：在坡脚的山弯弯里，在稀稀落落的村庄前面，顺着路边摆了一长串各式各样小车，有越野类的三陵和北京吉普，有轿车型的上海、伏尔加和丰田等等不下十来部。车旁仁立着一群恭候者，走在前面的警车惊动了他们也给他们带来了被恭候者已到的信息。人群里顿时引起了小小的骚动，大概并没有谁发出排队的号令，但人群却自然而然地沿着路边排成了长长的一列。为首者是谁？为次者又是谁？似乎也并没有谁去安排，而却又自然而然地安排好了。这种自然而然的队列次序，大约是从上级的任免名单中得来的，从宣布名单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因而显得十分自然。

车上的两个主要人物都不约而同地相视着感到意外。虽然距离还有百十来米，陈一弘却是看清楚了，县上四大班子的领导全来了。第一位站立的是县委书记、第二位自然是县长了，然后是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再然后是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县长等等……

“怎么回事，老陈？”

赵一浩显得很不高兴。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按照你的意见我并没有给县里打电话呀，他们怎么知道的？”

陈一弘也觉得莫名其妙，但他心里明白是谁通知了县里，却不便说出口来。事已至此，只好劝说省委书记：

“一浩同志，他们既然已经来了就算了，我回去问问是谁通知的，今后一定吸取教训。”

赵一浩心里很不自在却也无可奈何，“既然来了就算了”。不算又怎么办？掉转车头？他听过“罢宴”的故事，还没有听说过“罢迎”哩！“已经来了就算了”，这符合赵一浩的性格，他不愿在这类问题上把关系搞僵。有什么办法呢？微服出行的计划又一次破产，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做起来有多难哪。

他还没有对陈一弘的劝解表态，车子已经来到欢迎的人群行列之前，赵一浩只好下车和那长长的队列中的人一一握手。态度是冷冷的，和当天的气候不相适应。欢迎者们却并未发觉省委书记的表情有什么异常，面孔绷得紧，那是高级领导保持尊严，岂能大惊小怪！

县委书记和县长，赵一浩是认识的，按照常规他们之中的一人甚至两人应该是市人代会的代表，在和他们握手时他问：

“你们怎么不去开市人代会？”

县委书记和县长异口同声回答：

“我们原本在会上，听说你今天要来特意请假赶回来了。”

果然如此，赵一浩更加不高兴：

“完全不必要嘛，我就是来看看金明夫妇，就这么一件事嘛。”

对方显得有些尴尬，但随即便理直气壮地作了回答：

“赵书记难得来一次，我们当然应该赶回来汇报听指示哪！”

是呀，难得来一次，到这黄土坎还是第一次哩。他本来还想问是谁给他们通消息的，问也没意思，便挨次往下握手。只听县委书记在一旁介绍：

“这位是县人大主任××，这位是政协主席××，这位是……”

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岂不都是从会上拉出来的，他真没想到一次微服出访的计划适得其反，便又顺口说了一句：

“你们都跑回来了不影响市里的‘两会’？”

又是异口同声的回答：

“不会的，不会的，要明天才选举，我们都投省委、市委推荐的候选人哩。”

这时县委书记似乎才发现赵一浩身后的陈一弘，便连忙笑着补充说：

“保证都投陈市长一票，绝无问题。”

“绝无问题，绝无问题！”

又是异口同声兼杂着笑声。

接下来又是一个紧接一个的握手。握手握到最后一个一直不见要访的主人金明夫妇，赵一浩觉得很奇怪，他四下一看，发现离欢迎行离约有四五米远的地方，站有一对青年男女。不清楚他们是不敢站到队列里来还是不愿站到队列里来，怯生生地伫立一旁像是好奇的观众。看他们的装束和表情，赵一浩猜想一定是金明夫妇了，便走上前去握住那男人的手，问道：

“你就是金明？”

这时欢迎队列里的人们似乎才猛然清醒过来，呼地一下子散了队，涌上来把赵一浩和金明夫妇围在当中，七嘴八舌地代替金明回答：

“他就是金明！”

那口气充满了神秘、敬重，好像在向省委书记介绍：他就是天上下凡的吕洞宾！

县委书记挤上前来对金明说：

“小金，站着干什么，还不快请赵书记到屋里坐。”

一句话提醒了金明，他连声请书记到家里坐坐，并带头往前走，来到一幢崭新的房屋前面。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玻璃窗在日光下闪闪发光。四周的墙壁已经不是传统的石灰粉刷而是水洗石墙面了。一看便知：这家人发了。

进得门去，作为客厅的堂屋里，在那依旧贴有“天地国亲师位”的壁下摆了一长两短木制沙发和几把硬木靠背椅子。人多椅少，一些人只好围站在地上，把一个大约二十来平方的堂屋挤得满满的。

男主人看见还有这么多首长没座位，显得很不安，自己不敢坐下便忙着和妻子一起，从各个房间里收集椅子木凳安置客人。已经陪同赵一浩和陈一弘坐在沙发上处于核心地位的县委书记伸长脖子喊：

“哎，小金你别张罗了，快来坐下向赵书记汇报。”

调集了全家的椅、凳又从隔壁邻居借来了几张，总算将客人们安顿好了，金明这才拿了一张小木凳坐在赵一浩的对面，形成了屋子里的“三人核心”。他连声地说；

“对不起，凳子太少了，让各位领导……”

话没说完便被县委书记打断了：

“别说这些客套话了，省委赵书记在百忙中专门抽时间来看你。这不仅是你的光荣，也是全县人民的光荣。你快向赵书记汇报你是怎么想到回乡来种果树，带领全村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

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闭口不提颗粒肥料厂。

什么全县人民的光荣？赵一浩很反感却也不便说什么，便示意金明：

“你对我们介绍介绍吧。”

金明开始介绍了，但他没有按照县委书记给他的提示和指导思想讲，他讲得很短也很实在。依然有些胆怯而且略带口吃，也许是因为从来没有面对省委书记这样的高官，或者因为有县里的“父母官”们在场，不便也不敢将事情经过全部说出的原故吧，他说：

“我那年还在供销社当采购员，去外省一个县采购水果，我发觉这种碰柑是优良品种，又了解了一下，那里的土质气候和我们这个地方差不多，周期不算太长，三四年就挂果，觉得是致富的好门路，便回家商量辞掉了供销社的工作，倾家荡产买果苗、承包荒山干起来了。”

他却没有忘记颗粒肥料厂。“为了以短养长，我们又办了一个肥料厂，那技术是在当采购员时偷偷学到手的。现在销路很好，远近的人都来买。忙不过来，我顾了两个人。”他说得很坦然，但他无法再说下去了，再说就会触动那些不愉快的事，他知道不仅仅是自己伤心，而且会使在场的一些领导们不愉快。他金明并非笨蛋，他不会当着省委书记的面去得罪他们的，而且恰恰相反，他要想方设法恭维他们几句才是，于是他说；

“后来在县委、区委的支持下，就这样一年一年的发展起来了。”

他以这句话为结束语，就此打住静候反应。他说的也是事实，他说后来得到县区的支持，确是如此，至于前面的事何必再去提它呢？县委书记见他就此打住，心里便一块石头落了地，终于安然无恙哪！于是便连忙提醒道：

“哎，怎样带动全村共同致富的，你也给赵书记汇报汇报呀。”

金明哦了一声，说：

“果树挂果后，周围的人家看见这条路子走得通便来找我，凡是找上门来的我都帮助。后来见报上公布了赵书记的讲话，我就主动找上门去帮助他们订计划、买果苗一步一步扩大开来。现在全村有八成人家都种了碰柑、橘子、西瓜，成为水果村哪！”

他说到这里又停住了，于是开始了赵一浩和他的一问一答和县委书记的帮腔。赵一浩主要是问了他一些数字，他现在栽了多少果树，每年平均可收多少果子，市场价格如何，销路如何，一年平均可收入多少等等，然后又问了肥料厂的情况和全村的农民的经济情况，这其间周围的人不时插进来插科打浑，特别是县委书记插话最多。这使他想起了有一种地方戏，大约是川戏吧？演员在台上演唱，一伙人在后台帮腔以增强效果和气氛。

赵一浩感到很不自在，自己和金明似乎成了唱戏的。周围是一样好奇的观众在不停地助兴喝彩。他蓦地站了起来想带头往外走，到果林去看看透透新鲜空气，但他忽然想到了周剑非打来的电话：考察组正在跟踪查问的关于‘四个轮子一齐转’的电话，自己今天专程来此的目的不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乘市、县、区、乡、村的领导干部都在这里趁机来它个借题发挥，于是他改变了马上往外走的打算，向周围的人，那些“看戏”的人发表了一篇情绪激昂的讲话。他说：

“刚才县委书记说我到这里来是全县人民的光荣，我要更正一下。你们这里出了一对走出农村致富之路的金明夫妇才是全县人民的光荣。如果全县、全省的农民都能像金明夫妇这样通过不同的方式逐步富裕起来，我们建设富裕文明的新农村的任务不是就有希望了吗？刚才金明说得很实在，他种果树的动机就是为了能够很快富裕起来。这说明他有眼光，看清了目前的形势，敢于带头致富，这和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嘛。前几年我在省委召开的会上作过一篇‘四个轮子一齐转’的讲话，所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在那次讲话中对农村我们提出要巩固和发展家庭承包责任制，要允许和鼓励一些农民先富起来，并通过他们去带动全体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后来省里发了相应的文件，这个讲话和所发的文件都没有错。金明夫妇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像金明夫妇这样的农民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县、区、乡的责任就是采取有力措施扶持这样的农民，更切实地为他们服好务，给他们创造致富的大环境和小环境，而决不是成天说空话、漂亮话”。更不是成天观风象看气候，风从哪边吹就从那边倒，十足的墙头草！

讲到这里，他发现跟随前来的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和自己的秘书正坐在门边埋头记录，便又说道：

“今天我们没有请新闻单位到场，以明同志就麻烦你一下，把我今天的讲话整理成一条消息，晚上电传回去请省报明天在第一版发表，表明我们坚持已经确定的方针、政策没有错，绝不改变。有什么风险我赵一浩承担。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领导干部，看准了的就要坚持下去，坚持到底！”

他讲得很激动，甚至可以说慷慨激昂。在座者中恐怕只有省委书记的秘书知道他讲话的针对性。其余的人包括省委副秘书长，正在埋头做记录的薛以明也不知底细，因为他并没有听到周剑非打来了什么电话，赵一浩也没告诉他。但敏感的薛以明隐隐约约猜到了讲话有所指，因而他一字不差地将书记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了。在场的县区乡干部们则更不清楚书记的用意何在，所批评的又是何人？有人猜想大概是针对他们曾经将金明作为走错道路的典型而发吧，故尔感到尴尬并暗中流了一身冷汗。

对赵一浩的这次即席讲话，事后有两种评论，一种认为他不应该这样讲，太直太露，容易带来不良后果；另一种则认为讲得痛快，就应当是这样是非分明，态度坦荡，看准了的事坚持到底不回头。这才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和风格，才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至于正在调查“四个轮子”一齐转的考察组，省委内部通报发出后，考察组理所当然也收到一份，收到讲话的当天上午，他们曾关起门来讨论过这份通报。但是门关得很紧，考察组内部对省委书记的这篇讲话的看法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分歧等等，却是一点点风声也没有透露出来。

这是后话。

且说当时赵一浩发表了这篇慷慨激昂的简短演说之后，逐渐冷静下来，便对金明说：

“到你的果园去看看，我们边看边谈吧。”

他回头对在座的县、区、乡干部们说：

“你们看过的就不必再去了，该办事的去办事，该回市里开会的回去开会。”

说着他便拉起金明肩并肩地穿过人群出了大门，在金明的指引下直奔“花果山”而去。走了几百步他回头一看，只见所有的人都跟着来了，在那乡间的小路上牵成了长长的一条人龙。其中只有县人大主任告辞先走，赶回市人代会去主持小组会，他是小组召集人。其余没有一人离开，他们是否都没有看过金明的“花果山”，想跟着省委书记开开眼界，聆听指示，还是其他什么心态，就不得而知了。

正当赵一浩在金明引导下参观果林的同时，约莫下午五点钟，冯唐身揣一份谢绝提名的声明和一份辞职申请到市人大去。本来他可以将两份报告叫秘书或市政府办公厅送去就行了，但经过考虑他决定自己走一趟而且着意地打扮了一番：一身剪裁合体的藏青色西眼，脚登老人头黄皮鞋，系一条玫瑰色丝质领带，还打了发胶，使那本来就很厚密的黑发高高地堆在头顶上。

他风度翩翩地来到人大，工作人员告诉他主任们都到会场去了。他又来到了大礼堂，在小会议室里找到了人大主任。他正召集四五个人在那里研究事情，见冯唐进来便喜形于色地笑道：

“你总算来了，我们知道你要来的，你看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哩。”

他边说边紧紧地握住冯唐的手，一种感激和兴奋之情通过手上的脉络传给了冯唐，使他觉得自己来得不早不迟恰到好处，便得意地笑笑：

“嘿嘿，哪有不来的道理，讲党性顾大局是我冯唐此时此刻应站稳的立场呀！我知道五点半钟开主席团会最后确定正式候选人，对不对？我来得正是时候！”

说着他不慌不忙地从皮包中取出两份报告递给了人大主任。主任赶忙接过去，由于过度兴奋，他的双手在微微地发抖。

他用微微发抖的双手撕开第一个信封，是冯唐的谢绝提名信：

……感谢位代表的厚爱，我因组织上已明确，调省上担

任职务，不能接受各位的提名，十分抱歉。务必请各位体谅唐

的处境实际情况，成全唐一贯以服从组织为原则的衷心，撤回

推荐提名案，则唐不胜感激矣。当在今后新的岗位上用出色的

工作成绩来报答各位一片厚爱之情。时间匆促，言不及意，请

多多见谅。

冯唐顿首×月×日

文字平平而且有用辞不当的地方，但意思却是表达出来了。市人大主任一边看一边连连地说：“好、好、好。”接着又撕开了第二个信封，那是辞职申请，只有两行字，大意是因调省级机关任职，特请辞去三江市副市长职务。

人大主任依然一边看一边叫好，看完后他抬头望着冯唐似还有话说。冯唐知道他要说什么，不等他开口便说道：

“还有一件动员提名人撤回提名的事，包在我身上了，他们和我的关系都很好，我这就到他们代表团去，保证在你的主席团会议之前，准能收到撤回提案的书面通知。”

冯唐一副十分庄严的表情，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人大主任则是既感激又感动，他紧紧地握着冯唐的手并非常严肃地说道：

“如果每个领导干部都像你一样识大体顾大局，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一定将冯唐同志你的表现告诉省委书记赵一浩同志和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泽康同志，还要请他转告周剑非同志。”

冯唐客气地说：

“哪里哪里，这是我们应当做的。”

然后他去代表团做撤回提名的“动员”工作。他和牵头提名人张明三之间早有默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几分钟时间便有四个人一致表示撤回，提案也就不成立了。果然，在主席团会议之前，撤回提名的四人书面通知便送到了人大主任的手上。提名十人中的其余三人，发觉自己上了当，被糊糊涂涂拉进一出闹剧中扮演了龙套的角色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另外的五人则始终没有觉悟，抱怨张明三出尔反尔，不守信用。还准备另外拼凑十人重新提名，可惜十人联名提名的时间已经过了。

冯唐在市人大办完要办的一切，便心情舒畅地驱车前往白兰酒家赴宴会了。

这白兰酒家的老板白兰下海前，原是省上一个剧团的编剧兼导演，外表漂亮着装入时而且足智多谋，是三江市商界的一颗明珠。白兰酒家的装修陈设都显得雅致不俗，再加上那刚刚跨入中年的女老板楚楚动人，因此三江市的许多高档酒宴都在这里举行。作为市政府和市委的领导，冯唐是这里的常客，也是白兰的老熟人。道理很简单，市领导来了，作为一店之主的她，总是要出来打一声招呼，敬一杯酒，周旋一番，不过也仅此而已。冯唐却对白兰十分倾慕，每次来都想同女老板亲近亲近，可惜众目睽睽，难以如愿。今天是她请客，总不会打个照面就缩回去了吧。

心念及此，冯唐更加兴奋起来，好在三江城并不大，不到五分钟汽车便在白兰酒家的门外停下了。

白兰早已在大堂等候，她今天穿一身深蓝色西式衣裙，肉色丝袜高跟皮鞋，面部淡淡地化了妆，这位文艺界出身的女人便显得十分雍容华贵了。

冯唐走上前去白兰也急趋前来，两人紧紧握手，冯唐握住白兰的手掌特别加大了力度以示亲切亲近，并笑道：

“白总，我冯唐来白兰酒家也不知多少次了，由你老板自己请客却还是第一次，我真感到受宠若惊呀。”

白兰笑道：

“哪里，哪里，冯市长高升荣归省城，小店略备菲酌，以表寸心，市长肯光临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说罢她右臂一伸微微弯腰，说了声“请”，便引着冯唐上了二楼来到一个小包房里。只见张林增副市长和韩刚已经等待在那里了。张明三是市人代会上递交了撤回提名冯唐当市长候选人的提案后赶来的，比冯唐晚到了三分钟。大家握手入座。这个包房冯唐来过多次，是白兰酒家最好的小包房，面积约三十多平米。除了一张圆桌十把椅子，还剩下了较宽的地方装备了卡拉OK设备，可以唱歌跳舞。他冯唐曾不止一次在这里一展歌喉，也曾经和漂亮的服务员小姐或其他女舞客翩翩起舞，唯独没有和白兰沾过边。今天她是主人，看她跑得脱？冯唐入坐时似笑非笑地瞄了白兰一眼。

白兰自然会意，也送来一个秋波，说：

“今天没有外人就这几个熟朋友，想必冯市长不会见怪吧？”

“哪里，哪里，”冯唐连忙回答：“人少清静，不招摇，好说心里话。”

说到最后半句，他又特意地瞄了白兰一眼。可惜她此时正回头吩咐侍候一侧的小姐：“快摆台子”，没来得及回应冯唐的表情。

六个冷盘和一瓶茅台很快地端上来了，茅台酒醇香清爽的玉液流入每人面前的玻璃酒杯。白兰端起酒站起身，用标准的普通话说：

“首先敬冯市长一杯，俗话说同船过渡前世修，冯市长在三江几年对我们多有关照，我们三江的商界和冯市长更是三生有缘了。冯市长高升回省，我们也正好属于冯市长，不，应该说是冯厅长管的，希望不要忘了我们，今后还望多多关照，常来常往才是。我不会说话，但心是诚的，先敬冯市长一杯，并请张、韩、张三位做陪。”

说完她举杯一饮而尽。白兰是三江市社交界出名的酒仙，有目击者计算过她一次连饮三十六杯而不乱方寸，言语清楚行动自如，只是脸蛋更加泛红而已。

冯唐举起酒杯笑道：

“好一个同船过渡前世修和三生有缘，就凭白总这两句话，这杯酒我也要干了。”

他说着也将杯子举到唇边一饮而尽。三位一旁相陪者韩刚和张林增、张明三也都干了自己的满杯，显出在酒宴场上都不是等闲之辈。

接下来自然是轮到韩刚和张林增了。韩刚先举起刚刚上满了酒的杯子，他的祝酒词倒也简单、明白。他说：

“感谢冯市长过去对我的支持，也希望高升后还要一如既往，多多关照。”

冯唐举杯说：

“要说感谢，那是彼此彼此，我冯唐也感谢韩老板的支持，永记不忘！”

两人心领神会相视而笑，同时干了自己杯中的酒。

下面轮到年轻的副市长张林增了，他叫服务员给冯唐斟满了酒，然后举起手中的杯子，说：

“你过去是我的兄长，今后也是我的兄长，还要加一层意思，兄长加上级。这是胡志明的发明，他说中国和越南是同志加兄弟。我借用他的话：兄长加上级。今后还希望冯厅长不忘旧情才是，我到省里第一个要登门的就是冯府。如果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打声招呼定效犬马之劳。”

两人都一口干了，只有冯唐心头明白张林增的话中话。这位年轻人急于要在上层建立关系，便将他冯唐作为媒体了。有一次他曾对他表示，自己在省里认识的人太少。苏翔省长来三江时曾经参加汇报，陪同吃饭，接触过多次，谁知上省城开会主动趋前握手，他竟然不知道我张林增是谁，问我是哪个单位的，真是气死人！他还向冯唐表示过，很想去看看德高望重的钱老，苦于无人引见等等。于是他说：

“你就不要客气了，我们都是一个班子里的同志，今后自然不会忘记。你什么时候到省城来，我引你去见钱老，引你去见苏省长和黄副省长，还有周剑非，我的那位老同学。你想见谁都行，包在我身上哪！”

张林增又一次举起酒杯：

“感谢兄长加上级的栽培！”

他使用了“栽培”这样的词，是从电影中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流行语言中学来的，既是在开玩笑也是真心实意。这位年轻的副市长急于在仕途飞黄腾达，在政界崭露头角，已经到了抓住一切可利用因素的程度了。

最后轮到了张明三想不到这位老板出言不逊，竟说：“来，冯市长，为我们联名提名戏，为你的精心配合，不，精心导演干杯！”冯唐心里一沉暗自骂了一声混蛋！但也不便说什么，幸好这屋子里只有张林增是局外人，大家也就唯唯诺诺含混地对付过去了。

接下来是你敬我一杯，我敬他一杯，酒过三巡除白兰这位酒仙之外，大家都有些醉意了，冲动和激情代替了常规。韩刚首先提议道：

“这里不是有现成的卡拉OK嘛，我提议白兰女士为大家唱一首歌，再和我们冯市长跳一曲舞，这样才算尽了主人之谊嘞！”

白兰连连推辞，说这几天嗓子有毛病唱不出来，大家听她说起话来略带沙音便不勉强，韩刚却纠住不放，说：

“唱不了歌就和冯市长跳舞吧，歌由张市长我们俩人轮流唱。”

白兰还想推辞见冯唐已经站起来了，便也只好跟着站了起来，说：

“请冯市长点一支曲子吧。”

韩刚抢过去说：

“我来点我来点，今晚上是欢送宴就来支‘何日君再来’吧，小姐请放片子。”

冯唐和张林增都表示赞成，张林增还自告奋勇由他来伴唱。白兰却却反对。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她过去在剧团时曾因常唱这支歌受过批判，至今心有余悸。她说：

“欢送冯市长回省是喜事，那支曲子太伤感了，气氛不合拍。最好换一支，我想，我看……就放‘友谊地久天长’吧，好不好？”

冯唐第一个拍手赞成，他很喜欢这支苏格兰曲子，更喜欢费文丽主演的好莱坞电影《魂断蓝桥》，这支歌就是它的主要插曲。

见冯唐赞成，韩刚和张林增也不反对，于是便请服务小姐赶快操作。

在卡拉OK的音乐声和张林增的歌声伴奏下，冯唐和白兰翩翩起舞。双方的舞技都很好，一曲情意绵绵的慢三步，跳得优美动人。其中也有些不愉快的事，连伴唱的张林增和观众韩刚张明三都看出来了，但大家心照不宣。那就是冯唐轻轻地将白兰往身边拉，试图使她更贴近自己的身体。对方却有礼有节地往后缩，和他保持一定距离。其结果是双方都不那么愉快，自然也都不便有所表示。勉强跳完那支《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谁也不再点歌跳舞了。四个人又胡乱吃了一些点心和水果，都说有事便起身告辞。白兰送到楼下，一一握手告别，特别对冯唐说“招待不周”表示歉意，大家都说了几句客气话便各自上车走了。

从餐厅下楼的时候，韩刚趁别人不注意，悄声对冯唐耳语：

“我们找个地方，还有事对你说。”

冯唐会意，上车后对驾驶员说：

“跟韩刚的车。”

两部车一前一后，拐过两条街，来到一处歌舞厅停下。冯唐有些犹豫：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但也无可奈何，他四下看了看，下车吩咐司机：

“你把车停远一点，哦，最好停到对面粮食局院里，然后你也过来喝点什么。”

说着他大方地掏出一张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塞在驾驶员手中：

“顶多一个钟头我就出来。”

韩刚早已停好自己的车正站在台阶上等他。两人进了歌舞厅，但见那厅堂里几十个男女正和着一首流行曲子挤在一起跳迪斯科。韩刚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一位浓妆艳抹的迎宾小姐急步上前：

“韩总来了，坐大堂还是要包间？”

韩刚手一挥，说：

“当然是包间哪！”

迎宾小姐说了声“请”，便将他俩引上二楼开了一个单间。韩刚招呼冯唐坐下，回头吩咐：

“来两杯咖啡，浓一点。”

迎宾小姐答应了，又问：

“要不要叫两个小姐来陪陪二位？”

韩刚说：

“等会儿再说吧，你吩咐快点把咖啡拿来。”

他回头对冯唐说：

“今晚上喝得太多了，先来两杯浓咖啡解解酒，行不？”

冯唐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显示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表情。他此时最关心的是韩刚叫他上这里来到底要说什么。

韩刚很快用行动来做了回答。乘屋里只有他们两人之机，他迅速地从皮包中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冯唐，说：

“这点小意思是对市长支持我们公司的回报。”

冯唐接过信封瞄了一眼，数目不小呀，以万元为单位的两位数。他不由得一怔，连忙将它放在韩刚面前，说：

“干什么？我不能要，你不是已经表示过了吗？”

韩刚说：

“那是上一批的，这是第二批的。我们照章办事有何不可。”

他说着伸手取过冯唐放在身边的皮包，将信封塞到里面放回原处，用一种略带教训的口吻说：

“我看你们这些当官的胆子太小，该要的也不敢要，又不是去偷去抢，正大光明的事，有什么好怕的。”

冯唐没有再将那信封取出来退回去，但总感到有些忐忑不安，便说：

“无非就是批了两次官价化肥给你们推销嘛，我那也是为了疏通渠道，使化肥能迅速流通到农民用户手中。单由供销社来办这件事他们照样吃双轨差价而且还拖来拖去使农民用高价也买不到。我全是为了工作，你再三酬劳，怕不适合吧？”

韩刚笑道：

“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但我们也不能知恩不报呀！我是商人，我的目标是赚钱。谁给我赚了钱我就给谁应得的回敬。我不是纪委也不是检察院．我为什么用他们的标准来判断是非。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是领导，我们要为你着想的。我想过了，这是按我们公司的章程办事，而且是属于事后的感谢酬劳，和事先拿钱买通关节是大有区别的，你就一百个放心吧。”

冯唐唯唯诺诺，觉得韩刚的话似是而非，却又无法反驳。这时服务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咖啡，这一话题也就暂时停止了。互相喝了两口咖啡，韩刚有意转移话题，便问：

“你走后是不是张林增来搞常务？”

冯后也乐得转移话题，微微一笑，摇摇头说：

“还轮不到他。”

“怎么哪，不是要提拔年轻人？”韩刚不解地问。

“玩政治他还太嫩，”冯唐在韩刚面前什么也不避讳：“卫书记告诉我，小张敲开省委赵书记房间的门，密谈了近两个小时。想想看，他难道是给省委书记谈自己的恋爱故事？肯定是去告状。告谁呢，告我冯唐？不会，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而且他还要依靠我结交省里的上层哩。告陈一弘？那是干蠢事，领导上刚拍板的人，你又去告不是自讨没趣！那么告卫亦前？你告得垮？”

“也不应该呀，人家一手提拔了你。”韩刚插言。

“是呀，也不应该！”韩刚的话提醒了他冯唐：“为人总要讲个‘义’字嘛，告不倒还损了自己的形象，所以我说他玩政治太嫩！”

两人都相视而笑。

十九

冯唐对韩刚说到张林增玩政治还太嫩时，两人都笑了。笑过之后韩刚看看表又转移了话题。他说：

“怎么样，叫两个小姐来陪陪？要不，今晚就在这里开个房间？他们这里的套房很清静，一切由我来安排。”

冯唐也看看表连连地摇头说：

“不，不，你知道我住市委招待所。赵一浩现在也住在那里。他这个人精得很，今晚从乡下回来我估计他会找我的。”

韩刚说：

“你已经发表了声明，联名者已撤消了提名，一切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有什么事要找你？”

冯唐说：

“你不了解，他的道道多得很。我敢肯定，不发表声明他要找我，动员发表声明；听到声明发了，他也可能会找我，比如肯定我的态度呀，要我早一点去省城报到呀等等。这后一点非常重要，他不会容许我老呆在三江市惹是生非的。他从乡下回来要问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合提名的处理，要问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时间不早了，不能久呆！”

他说着便要起身告辞，韩刚也不再挽留，说：

“既然如此，我们走吧。”

两人经过走道下楼的时候，冯唐说：

“这回多亏了你帮忙，使我冯唐走得光彩，我冯唐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说到这最后一句时，他还真动了一点感情，他将韩刚的右掌紧紧握住，一直握到走道尽头的电梯。

韩刚则满无所谓的笑笑：

“算不得什么，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为朋友我韩刚敢两肋插刀。今后你冯厅长用得着我时，只要打声招呼就行！”

说来也巧，冯唐回到市委招待所时，正好在门口遇到刚从乡下回来正在下车的赵一浩一行。他连忙急步趋前，握住赵一浩的手，问了一声辛苦，然后就边走边说，将自己如何发表不接受提名的声明，又如何亲自动员联名者撤消提名的经过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一通。

上了楼来到赵一浩房间的门口，省委书记说了一声：

“进去坐坐吧。”

这是冯唐求之不得的邀请，但他却说：

“我先去通知食堂准备晚饭再来。”

赵一浩说：

“不用，我们在乡里吃过了。”

于是冯唐随着省委书记进了房间。赵一浩往沙发上一坐便和他冯唐随随便便地谈开了。

正如他所预料，赵一浩首先肯定了他的举措，并问他几时动身去省里报到。冯唐回答说，他已经作好了准备，只等法定的辞职手续一办完，他马上就走。赵一浩听了说：

“对，越早越好。那边通知的事我再催一催。”

在冯唐听来，赵一浩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没有说出来，是有意留给他冯唐去想或者去说的。于是他说了：

“留久了对一弘他们也不方便。”

赵一浩微微一笑，没说什么，但冯唐看出来了，省委书记打心眼里欣赏他这句话，那表情也似乎在说：你冯唐是个明白人！于是他像在赛场上得了一分，由衷地感到高兴。

赵一浩喝了一口进门时警卫员沏好的热茶，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你觉得三江的领导班子经过这次调整怎么样？还需要怎样进一步完善？”

冯唐没有立即回答，在脑子里转了几转。正如他刚才在咖啡厅里对韩刚说的：领导上刚刚敲定的人你又去告状，岂不自找没趣？在这个问题上，他冯唐有一套“哲学”：凡是领导上已经认定了的好干部，你只能锦上添花说好话；凡是领导上觉得有问题的干部，你只能落井下石。如果你想反起来做，唯一的办法只有写匿名信，否则适得其反。而现在他是坐在省委书记的面前哪，岂能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于是他说：

“一弘当了市长，肯定能团结一班人奋力拼搏，使三江市的各项工作出现崭新的面貌。只是……”

他有意地停下来观察书记的反应。

赵一浩没有明确的表态，只说了一句话：

“说下去呀。”

冯唐字斟句酌地也只说了一句，一听便知是探试性的。他说：

“只是……只是亦前同志今年都五十八岁了，下一步市委班子？”

他实际上只说了半句。他的本意是想摸摸底，省委对卫亦前的前程有什么考虑；提拔到省人大或省政协当副职，这是最佳前途。到省人大、省政协当常委，这算平职安排，软着陆。留在三江市作人大主任或政协主席，这是不得以的去路，一个大权在握多年的一把手，虽然到市人大、市政协当一把手都算平职安排，总也会权力缩减，心态失衡呀！他觉得卫亦前对他冯唐算是不错的，特别是卫亦前对市政府调整的三个方案，每一个都考虑到了他冯唐。知恩不报非丈夫也。但却欲报无门，要是能从省委书记口中探知一二，将消息透给市委书记，也算是回报哪。可是他知道要从赵一浩口中掏出一点有价值的“情报”，并非易事，必须稳扎稳打，一句话分两句说，看他怎么回应，再乘机捕捉有用的信息。

赵一浩也本想听听他冯唐对市委班子的调整和卫亦前的安排有何意见，却见他吞吞吐吐似难以出口，便也失去了继续交谈的兴趣。恰在这时，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敲门进来了。他手握几张稿纸，那是赵一浩今天上午在黄土坎金明家里的讲话整理稿，按照赵一浩的指示，当晚要电传给省报的。他将稿子放在赵一浩身旁的茶几上，说：

“记录稿整理出来了，请你审查修改后我们马上发出。”

冯唐见此情况便知趣地站起来，说：

“一浩同志你忙吧，我们抽时间再谈，反正这两天你不走的。”

赵一浩的心事早已放在那讲话稿上去了，顺口便说：

“好吧，我们改天再谈。”

送走了冯唐，他便埋头审阅那份记录稿，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又将一些提法作了修改。这是一件大事，明天报纸头版头条登出去，其影响可想而知。特别是考察组正在追踪这件事的时候，岂不将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他将修改后的稿子交还给薛以明，说：

“你再看看，这样修改行不行？”

乘薛以明看稿的时机，他严肃地思考起来，发还是不发？这是一件大事，决不能等闲视之的。在短短的两三分钟之内，他迅速地考虑了好几个方案。

第一是按原定计划发出去，不仅登头版头条，还要报社配发言论。这样做自然痛快，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然而似乎太激化矛盾了，至少是不够策略吧？

第二是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也就是说这篇报道不发了，以冷对热，考察组想怎么跟踪就让他们去跟踪去追寻吧。就个人利害得失来说，这不失为良策，也不失政治家的风度，现在不说将来总有说话的机会。但他觉得这样做虽然可以保护自己，却是对工作不利。考察组的动向传出去，立刻会引起思想混乱。他特别想到了省里的几大班子和离退休领导干部，漏子是从这个层次里面捅出去的，而且看起来不止一个人，否则就不会引起考察组如此重视了。如果作为省委一把手的他保持沉默，那漏洞将会迅速扩大，特别是使基层干部无所适从，进而发生涣散，乃至倒退回潮，那会带来什么后果啊？这是不可取的方案。

第三是顺着考察组的调子作检查，回头是岸。他连往深处想都没想，就将这种方案否定了。这算什么方案，见风使院，但求保住自己为原则，没有丝毫责任感和原则性的方案。何况考察组现在也还没定什么调子只是跟踪了解哪，你就谈虎变色举双手投降？

那么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在慎重而又迅速思考的过程中，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他认为这是唯一可取的办法了，既表明了态度又不致将矛盾过于激化。于是他对早已看完修改稿，见他陷入沉思，不便打断他思路的薛以明说：

“我看这样，这篇讲话稿暂不见报，作为省委办公厅的内部通报先发到县、团级，是否登报看一段再说。你注意到没有？我把它改成重点谈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顺便谈到个体、私营经济。”

薛以明先是一愣，稿子改得满好的，怎么又变了主意？但在领导身边工作过的人有一个特点，善于领会领导意图，薛以明自不例外。他很快表了态，认为书记所提的办法是妥当的，就这么办。

于是赵一浩在讲话记录稿上签了字：

在办公厅情况通报上刊登，发至县、团级

赵一洁月日

像是事先安排好了似的，赵一浩刚签上最后一个浩字，连日、月还没写，那部直通省城的“红机子”便响了起来，薛以明起身接过话筒，里面传出了周剑非的声音：

“喂，我找一浩同志。”

薛以明连忙将话筒递给走过来的赵一浩，说了声“是周部长”，便拿起那份签了字的记录稿走了。

听说是周剑非打来的电话，赵一浩便立刻产生一种预感：那边又出了什么事。

果然，周剑非告诉他，在考察组的日程上又进出了一个“学潮事件的处理问题”。为了查清这件事，考察组今天义分别找省长苏翔、副省长黄人伟、张昌明和他去谈过。苏翔和他商议后，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也很蹊跷，让他周剑非同书记通个电话，也许苏翔还要给他来电话的。

赵一浩听了也觉得奇怪，这件事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前年冬天省里的重点综合大学梅西大学的几个学生上街同当地居民发生纠纷乃至斗殴，公安机关抓了肇事的学生，当然，被抓的学生当天下午就经教育放回了。但却引来了该校数百名学生围攻公安机关乃至全校罢课。省城其他大学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援，这其中便出现了一些与处理具体事情无关的政治口号，调子唱得很高，声言不立即惩治违法抓人的凶手，便全市罢课，上街游行。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张昌明出面，两天未获结果。眼看事态正逐步扩大，省委常委会专门开会讨论。他赵一浩挺身而出，不畏风险亲自到梅西大学和学生面对面座谈，遭围攻辱骂也毫不退却，终于化解了矛盾，和平解决了一场不大不小但来势凶猛的事件。他一向认为自己对这件事的处理无论方针和方法都是对的，并引以为幸，据他所知别人也是这么看。怎么现在突然又成为问题摆在考察组的日程上了？是什么人在兴风作浪？他不由得怒火中烧，但还是冷静地和周剑非对话：

“你知不知道是谁把这件陈年旧事向考察组提出来的。”

他问。声音很平静，听不出着急或者愤怒的语调。

“不清楚，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在考察组谈话的范围内。不过，也不排除有人专门送去的匿名信。”周剑非放低了声音：“中央考察组到来的消息传出后，便发现经常有人向考察组送信。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个地方赶风头的大有人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跳出来表演一番的。”

赵一浩说：

“告状是每个人的自由，只要实事求是就行。问题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告状的调子和理由是什么？你从考察组找你谈话的口气中可以听出一点由头来吧？”

周剑非说：

“听得出来的，他们的调子主要是定在搞调和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坚持原则。考察组并没直接这么说，但他们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一问处理经过，二问对处理这件事怎么看？是否坚持了原则，是否存在妥协求全等等，这就很明白了嘛。”

赵一浩在电话上冷笑了一声：

“潜台词就是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两顶帽子了，最大不过嘛，说我赵一浩向自由化投降甚至同情自由化？笑话！苏省长他们又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件事可是上了常委会的哟。当时以疏导为主不激化矛盾，不采取过激手段的方针是常委通过的哟！”

周剑非听到赵一浩问起在省城的领导者的态度，虽然只点了省长的名无疑也包括他在内了。于是便回答道：

“我对他们说，当时我还在地委工作，处理这件事的细节我不清楚。但大的方针原则是对的，效果也是好的。我们都赞成这种处理办法。”

“苏省长呢？”

“不清楚他是怎样向考察组汇报的。他从考察组那里出来后把我找了去，他说因为当时他没有去现场，具体情况说不清楚，只原则说了一说，不采取过激措施的方针是省委定的，他说，这不像‘四个轮子一起转’，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向考察组作解释。因此，他要我给你打个电话，最好提前回来。”

“哼！”赵一浩好像还有话要说，但他止住了，又问：“张副省长呢？他可是一直在现场嘛。”

周剑非也如实作了回答：

“他同考察组谈话后就下乡了，临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苏省长叫他打的。他在电话上说，当时现场的处理情况他只简单地向考察组说了说。因为当时在现场指挥处理学潮的是省委书记，他处于协助地位，他怕说多了造成被动。”

赵一浩忍无可忍，骂了一声“滑头！他对你说了看法没有？”

周剑非只好又如实说了：

“他说现在对处理那次学潮有一种议论，认为省委软弱妥协，对学潮的领头者没有采取强硬措施，使闹事者尝到了甜头，故尔埋下了隐患！”

赵一浩打断了周剑非的话，问道：

“苏省长也这么看？”

周剑非连忙解释：

“不，不，他对我只说因为当时他抓经济工作没有去学潮现场，对处理的细节不清楚，怕说多了被动，所以让我打电话建议你提前回来。”

赵一浩竭力控制住自己，又问：

“那么刚才你说的那种看法，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周剑非毫不犹豫地说：

“我估计是一部分老同志向考察组提出来的，具体的人说不清楚，好像也包括钱老在内。上次学潮刚平息下去，我上省参加地委书记会去看他，他说了一句，‘处理学潮这类事要学朱元璋恩威并济，光偏朝一方面是要出问题的。’我当时用别的话转移了，没谈下去。”

赵一浩忍不住了，说：

“恩威并济，什么威？警棍、水龙头、抓人？恩又是什么？收买、利诱？把学生群众置于敌人的位子来处理，这是蒋介石的办法，所以他们最终失败了，我们能这样学？老同志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们要理直气壮的宣传讲解。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专门召开了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会通报了处理情况，并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呀。现在，不同看法出来了，这也不奇怪”，说到这里赵一浩变得有些感慨起来：“问题是我们在岗位上的人。当时对省委的以疏导为主，和平处理的方针投了赞成票，甚至比谁都积极。现在，又反过来了至少是对当时的处理是否正确也跟着产生了怀疑。”他提高了声音：“缺乏坚定性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周剑非不太清楚赵一港这些话指的是谁，自然也不便在电话上打听。他觉得唯一的办法是赵一浩回来向考察组说清楚当时的情况，正本清源。于是他建议：

“我看你还是回来吧，这两天吴泽康和端木信每天都跟我通电话的，三江的选举已经不成问题了，你坐镇三江的任务不是已经完成了嘛？”

赵一浩听了问道：

“考察组表示了要我回来说清楚吗？”

周剑非说：

“那倒没有，不过，我想只要他们听说你回来了，就一定会找你个别问清情况的。只要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这个问题也就过去了。”

赵一浩笑着说：

“他们都怕被动，把主动权留给我了，很感谢！但是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人家还没找你，你便急急慌慌找上门去‘投案自首’，[奇`书`网`整.理提.供]不正好说明你心虚？”

周剑非觉得这话有道理，但他又说：

“根据三江的情况，也不需要老呆在那里呀。回来后你当然不必主动找上门去，他们会找上门来的。”

赵一浩说：

“让他们多找些人谈谈再说吧，领导层的人说具体情况不清楚不敢回答，梅西大学、省教委的人也不清楚？我想他们会找他们谈的。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谈吧。”

周剑非说：

“听我们派去的联络员说，昨天找了公安厅的人谈，今天上午找教委下午找梅大。”

赵一浩笑了，说：

“我猜得不错吧，让他们将要找的人都找完了，最后总会要找我的。那时再谈我的看法也不迟，要沉得住气。”

周剑非问：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赵一浩说：

“我打算明后天到你的老根据地松岭去，除了搞点调查研究，不是还有一个动员尊夫人上省的任务吗？”

说到这里赵一浩笑了，是开心的笑。周剑非也笑了，笑声中混合着苦涩和感谢。于是他说：

“我建议你还是先同苏省长通通气，交换交换意见再走吧。”

赵一浩说：

“那当然，那当然，我马上就给他通电话，还有一件事，冯唐的安排常委不是已经定了吗？马上发通知，让他在三江呆久了不好。”

赵一浩挂上电话却没有立即去拨苏翔家的电话，而是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这是怎么搞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四个轮子一齐转”还没了结，又出来了一个学潮处理事件。他隐隐地觉得，有一股力量正结成无形的联盟向他猛攻过来。这股力量看似无形却是有形，而且能量很大。他们一上阵就吓跑了一些意志薄弱者，吓昏了那些本来就混混糊糊的人，纠结了更多的风吹两面倒的“墙头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发起不大不小的攻势仅仅是为了打倒我赵一浩？不，对这一点他脑子十分清醒。就他个人来说，他自信还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老少爷们一般都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一点他比组织部长超脱也比省长们超脱。他一惯的作风是只抓大不抓小，故尔也一般不存在要官未得或要物未给而积下的宿怨，以致乘机来进行个人报复。不，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心里明白，他正在被作为一种力量在这个省的代表人物而成了攻击对象。虽然他个人和他们之间不存在恩恩怨怨，但他所推行的事触动了他们的观念，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如此而已！

他既明白也还有些不明白，或者说明白中的不明白。关于“四个轮子一齐转”倒也好说，分明是把这个倡导者作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了，干脆地借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把他赵一浩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故尔他们是卫道者，是神圣的东征的“十字军”！然而，这学潮呢？自然也是容易理解的，和“四个轮子一齐转”一脉相承，不同事情的不同表现而又体现同一的性质：“右倾投降”，不也是和经济上提倡的一脉相承吗，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如果他赵一浩当时接受某些人的意见，采取高压手段，也许现在不仅不会迸出这个“问题”，而且会赢得“立场坚定”的美称了。然而他至今不悔，他觉得自己当时所采取的疏导方针是正确的。虽然那种处理办法对自己来说并不轻松，更不愉快，而是忍辱负重，但毕竟是正确的。

忍辱负重，一点也不夸张啊！想到这里，当时的情景一一再现眼前。

全校罢课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事态走向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其他大专院校的支援声明正陆续抛出，支援行动也整装待发了。他赵一浩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自告奋勇亲自上阵和学生对话。对话，这是当时流行的语言，没有人作过专门解释，大概是双方平等座谈讨论问题的意思吧？

他来到梅西大学，最初提出先和少数罢课学生代表座谈，对方不同意，要求上大礼堂面对全体师生。既然来了又何惧面对全体师生呢？他毅然决然地同意了。

省委一把手来大礼堂和全体师生对话的消息一传出，那足可容纳两千人的礼堂内真可谓“座无虚席”。罢课者们当然是一个不漏地全来了，反对者、“逍遥派”，没有卷入的中立者（以教师为主）会来了。两千个位子容不下，有的干脆从宿舍或自己家里搬来了临时加位的椅凳。

赵一法在副省长张昌明、省教委主任和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陪同下，在一片掌声、吼叫声、嘘声混合而成的刺耳的“迎宾曲”中，进入礼堂走上主席台。接踵而来的是类似怒吼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严惩抓人打人的凶手！”“我们要法制，不要法西斯！”“保障我师生的人身安全”，“保障人权”！

像是京戏的开场锣头，顷刻之间便造成了热烈而严肃的气氛。十分紧张的局面出现在面前。这样的场面赵一浩见过，那就是“文革”中各式各样的批斗会。也是这样此起彼落的口号声，朗读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然后一声大吼：“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人们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但那时他不是任何一方的主角，而是旁观者。像今天大礼堂里的许多人一样，多少带有点儿看戏的味道，当然那时是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这台戏你不爱看也得看。但毕竟是旁观者。而今天，在梅西大学的大礼堂里，坐着两千多师生，他们面对的正是自己；他赵一浩这个省委书记，成了主角成了矛盾的一方。如果这里面有抱着看戏心态的，也主要是来看他赵一浩这个主角如何表演，更确切地说，看他这个主角的演技如何！

正因为如此，在此起彼落的口号声、鼓掌声和喊叫声中步入礼堂走上主席台的时候，他感到心头有些微微地颤抖。他立即意识到了这是一种怯场的表现，是应付今天这个艰难场面的极不利的因素。他迅速调整了心态，自己给自己下着严肃的命令：沉着、冷静。当他步上主席台在最中心的位子上坐下来时，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对眼前的紧张气氛觉得一点也不在乎了，不就是梅西大学的二千多师生吗？“两军相逢勇者胜！”不，这个比喻不恰当，这里不存在敌对双方，而是兄弟姐妹；但也恰当，至少是辩论的双方哪！总是要有一番较量的呀！但必须明白，这是自家人的较量，自家人内部的是是非非，这是前提，不明白这个大前提就要乱套。要根据这个大前提确定战术。他脑子急转弯，战术也就出来了：以冷对热，以说理对吼闹。战术既定，他觉得轻松自如了，甚至觉得有趣，看，谁是今天这个场面的主宰！

他顺眼瞅瞅身旁的副省长张昌明，他似乎过于紧张了一些，脸色有些苍白，嘴唇有些发紫。这种心理状态怎么能上阵呢？他回头对他轻声细语：

“不要紧张，要沉着，要冷静，否则就会被动的，记住！”

张昌明连声诺诺。

赵一浩没有来得及和张昌明多谈，对话却已经开始了。

不知是谁的设计方案，布置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格局：主席台正中的几个位子也就是赵一浩等人的位子，比通常的主席台座位往后移了四五米，几乎移到了舞台的中央；与他们面对面稍往右斜，摆了四把椅子和一张长桌，都放了麦克风。这当然是为上台对话的学生代表而设的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独特场面，赵一浩们面对的是全场二千多师生；上台对话的代表则是面对赵一浩们而背靠二千多听众。而且经过精心安置，舞台上对话双方任何人的谈话，都可以传到全场每个角落而且声音清晰。

四个罢课者的代表首先上台就坐。校党委书记对赵一浩悄声耳语：“一个是教师，三个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都是这次罢课的核心人物。”

他的话音刚落，对方便开始发言了。首先发言的就是那位教师，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事件经过，特别是学生被抓有的被打的经过，然后煽动性地问：

“请问我们的国家是法制国家还是法西斯国家？今天省委书记和副省长都来了，我们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当着全校师生表个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该不该严惩违法抓人打人的凶手？”

这最后两句他的声音提得很高，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坚决要求惩治凶手的口号声、鼓掌声，持续了大约一两分钟。

这个问题是这次事件的核心，因而也最敏感，说真的也最难回答。赵一浩正在迅速地思考着如何回答，却听到身旁的校党委书记先发言了。他也许是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将省委领导一下子推到风口浪尖之上，作下级的理应挺身而出挡住风口给省委领导一个缓冲的余地吧，于是他冲上去了，他的回答是：

“发生了聚众殴斗影响社会秩序，公安部门出面制止，对不听话者采取暂时隔离措施，这是任何法制国家都会这样做的。谈不上违法和侵犯人权！”

他的话不无道理，但却立即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首先他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而不站在罢课的师生一边，引来了一大堆咒骂。会场中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责问：“刚才这位发言的先生我不认识，听他的口气好像是本区的公安局长或者干脆是省公安厅的厅长？请亮明身份！”

全会场顿时响起了掌声和笑声。对这种插科打浑，校党委书记虽觉尴尬却也能够对付。说句公道话，他并不是一屁股就坐在公安部门一边的，相反听说自己的学生被抓他很生气，亲自向省里和公安厅打了电话。要求立即放人。他还准备带领学校全体领导班子成员上省告状，但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罢课开始了，“罢委会”提出的条件喊出的口号越来越高。这就触怒了他，他最讨厌随便用罢课这种手段，而且条件反射地立即便想到是否有坏人在背后操纵！因此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属于沉得住气的那一类人，听了那个学生的讽刺性提问，他虽然心里上火，却也将往上涌的怒气压下去，笑道：

“刚才那位同学的发言我很理解，意思是我不爱护学生，立场站错了。我最初的态度怎么样，许多同学都知道，这里就不用多说了。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我要站在公正的立场来看问题。经过了解，区的公安部门最初确确实实是接到集体斗殴的报告，出面制止武斗的……”

他的话没有说完，实际只开了一个头，便被一阵喊叫和吼声打断了，他立即成了矛盾的焦点：

台上四位对话代表中的一个，后来赵一浩知道是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罢课委员会”的主委。这位主委站起身来回头面对那二干多听众，摆了摆手示意他们静下来不要再起哄，果然有效，他那一摆手，像是拉了电闸，电灯一下子便熄灭似地，满礼堂的叫喊声便立即停止了下来。于是他回转头来面对赵一浩等人，目标却依然是校党委书记。他不慌不忙地说：

“刚才吴书记说，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学生与市民发生的斗殴，公安部门出面制止而造成的。”他抑扬顿挫，一字一句慢慢道来，很有点领袖的气派和风度：“不错，发生了集体斗殴，公安部门也就是警察有权出面制止，甚至采取强制性措施，像使用催泪弹，在世界上任何法制国家都是允许的。但是，请问吴书记，强制手段是否就意谓着戴手拷，甚至对持抗议的学生进行殴打？这是不是犯法行为？”

校党委书记立即陷入了困境，无论从法律知识上或同类事件的常规处理的知识上，他都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又不能不回答。正在为难之际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使他得以解脱。台下有几个学生冲上讲台来到对话席，不顾同伴的阻止，夺过话筒质问：

“仅仅说它是违法行为还不够，请问吴书记，这是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作为一校的主要领导，你是站在受害的学生一边还是站在打人凶手一边？”

台下顿时有人附和呼应：

“还我法治，还我人权！”

一连喊了好多遍，有人又起反哄，整个会场开始混乱起来。有两个学生乘势跳上台来，像电影上经常看见的镜头那样，唰唰地解开上衣裸露出半个身子，先面对台下转身面对台上，高喊：

“伤还在，这就是铁的证据，还有什么可说的！”

有两个学生同时从听众席上站起来高喊“你的伤是打群架打伤的，还是警察打伤的，清说实话！”他们的提问同样也获得了掌声也引来了一阵嘘声。

台下又是一片混乱，一片起哄。

混乱局面反而解脱了党委书记，这么多问题，两种不同的立场，这么混乱的局面叫他怎么回答呢？“因祸得福”他避免了无法回答的尴尬局面。但受伤者既已上台总得有所表示啊，于是他准备走上前去看看受伤者的伤势，至少作出一种同情的姿态。包括暂时冷坐一旁的赵一浩也觉得不能漠然视之，应当上去看个究竟。但说也奇怪，稳坐台上那三位对话代表中的一位却站起来向冲上台来的几个学生耳语了几句，这几个青年便像听话的孩子，迅速地走下台去了。

台上台下依然乱哄哄地，一个劲地叫嚷要校党委书记对刚才的几个问题作出回答。他们将矛头对准校党委书记实际也是对准赵一浩。也许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暂时不直接点他的名，看他如何动作。赵一浩觉得自己应当说话了。说什么？回答刚才大家提出的问题？不，他没有这么笨！说真的，这类事用法律标准来衡量，他赵一浩同样说不清楚。是法律不健全还是执法者不遵守法律，作为省委书记，他不能信口开河，让人家抓住辫子下不了台。这不是个人的面子问题啊。难怪有些领导干部深知个中的厉害，总是回避冲到第一线把自己暴露在矛盾的尖端。那大概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吧？这就说明自己还不成熟了。他下意识地乐意自己的这种不成熟状态。

他来不及多想，只觉得自己应该表态了，否则来干什么？但他毕竟是聪明人，他不能像耍猴戏那样，别人安了许多圈圈，自己便老老实实的去钻。他抛开正在会场上争论不清也无法说清的问题，来了个“异军突起”，他慷慨激昂地面向两干听众说道：

“同学们，老师们：省委对这里发生的事十分关心，专门开了省委常委会进行研究。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一是代表省委看望梅大的全体师生员工，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是一种对关心者表示回报的掌声。这仅仅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实质怎么样，且听下文。

赵一浩在掌声中站起来向场内一鞠躬，表示感谢，然后继续说道：

“第二，我们来是郑重宣布，省委省政府对梅大发生的事决定认真查处。”

又是一阵掌声，依然是一种姿态，且听下文分解。

这一次他没有再站起来鞠躬，而是继续往下说；

“刚才同学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同学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不是来举行法制讲座会或者法制知识答辩会，而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刚才同学们提的那些问题是同事件本身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事件的来龙去脉查它个一清二楚，才能分清刚才同学们提出的那些是是非非……”

这时有人站起来高声插话：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还有什么要查的？”

赵一浩说：

“不，一个事件的严肃处理，前提条件是调查核实事件的起因、经过、后果、责任，这是要经过当事者双方都要呈述并核实后才能确定的。只有调查核实清楚了全部事实，才能分清法与非法，执纪与违纪的界限。”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宣布：

“刚才说了，我们今天来一是看望梅大师生，二是代表省委郑重宣布：立即组成一个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调查组，对梅大事件进行认真调杏。在调杏的某础上严肃处理。如果发现有人对学生非法拷打，就要依法追究责任，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违反纪律的移交纪检部门。无论是谁都要依法和按照纪律严肃处理，决不容情。”

他的表态受到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掌声过后会场里又产生了叽叽喳喳的议论。与会者特别是坚持罢课的积极分子们是作好了充分准备，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显身手，好好地同省委的一把手唇枪舌战一番的，做不到使他狼狈不堪，至少也要让他服服帖帖听从罢委会提出的各项复课条件。谁知这位省委书记出人意外地来了这么一手，把大辩论的门一下子便关死了，连上台对话的四位代表也骤然之间便失去了辩论的题目和辩论的对象，大有“失业”之感了。不是吗，你们要求明确性质，人家说了性质的结论产生于调查的结果；你们要求严惩打人凶手，人家说了通过调查违法者交司法部门，违纪者交纪检部门，严肃处理，决不容情！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还有什么题目好辩论呢？

当然几位代表也不甘就此罢休，紧急磋商之后他们发言了，决定在复课条件上作文章。他们首先对省委书记关于组成调查组认真查处的决定表示欢迎，但接着便提出，调查是否公正要看实践。因此，他们的罢课将持续下去，一直等到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全校师生认为满意为止。

赵一浩当然不能同意，他理直气壮而又心平气和地谈了大约半个钟头。从三个方面讲明必须立即复课的理由：第一，在继续罢课的情况下，调查不可能顺利进行。只有在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查清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二，罢课继续下去，受损失的不是政府更不是公安部门而是学生。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既然已经表了态要严肃处理，到头来处理不公再罢课也不迟嘛。现在罢起课等，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浪费呀？他甚至按每人每天连上课带自学八个钟头计，持续半个月一个人要浪费多少时间，全校一千五百个学生又浪费多少时间，算了一笔惊人的账，然后问：有这十必要吗？第三，国家、社会对这一代大学生抱有厚望，希望你们尽快成才。他讲到这里也算了几个账：全省现有大学毕业生数；大学毕业生中各类专业人员数；各类专业人员现在岗位的情况；全省所需各类人才数等等，两相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他是居高临下但却又是心平气和以谈心的姿态而谈，可以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本来是乱哄哄的会场却很快变得静悄悄的了。特别是那几笔账，他看见许多师生掏出笔记本子在认真记录。待他讲完时，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当然也有人不服，一位教师模样的人站起来大声地近乎吼叫：

“同学们注意，我们上甜言蜜语的当太多了。我们要对省委书记说，我们不听宣言，只看行动！”

有人附和但不多。

赵一浩身旁的校党委书记悄声告诉他：

“他是中文系的讲师，历次学潮的积极分子！”

赵一浩不动声色。台上的四人悄声耳语后提问：“调查组什么时候进校？”赵一浩干脆地回答：“你们什么时候复课，调查组什么时候到校。”又见四个人低声耳语，然后说：“我们回去召开罢委会研究后再作决定。”并提出一个条件，要有学生代表参加调查组，赵一浩当即表示同意。也只能是这样了。当天晚上，“罢委会”正式通知学校，明天复课，如果当天调查组不到马上再罢课。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二十

赵一浩浸沉在回忆之中，有一种不平之感涌上心头。曾几何时一致公认，梅大事件处理得好。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者也在一个场合举了梅大事件的例子，他说：“梅西大学风波说明我们的领导干部只要以平等的姿态走到群众中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赵一浩这个省委书记就是很好的榜样。”他还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举了毛泽东早在1956年谈过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而不服等等。

言犹在耳啊，却又一下子翻过来了，似乎成了罪状！当然，周剑非只通报了一条消息：有人反映，故尔考察组列入考察内容，有人退却，不敢作证，如此而已。功过是非谁与评说，自古如此，看淡一些吧。

红机子的铃声惊醒了他的回忆。他伸手拿过机子心里却下意识地想：是苏翔？果然如此，话筒里传来苏翔的声音：

“是一浩同志吗？还没有睡？剑非给你打过电话了吧？”

一连三个问号，回答哪一个呢？第一、二个问号是不用回答的，于是他说：

“剑非刚才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你可能还要来电话，因此我正恭候着哩。怎么样，有些紧张了吧？”

这后一句话是脱口而出的，他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要问这么一句，问了之后也没有再去多想它。

苏翔哈哈地笑了，说：

“没有啥，没有啥。我请剑非先给你通个气，这样我就可以少说一些了。今天早上是三个组长，还有中组部的那个局长一起找我谈话，看来他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列入了重点调查的题目。怎么样，你还是回来一趟为好呀。”

赵一浩反问一句：

“他们明确提出要我回去吗？”

苏翔有点语塞，然后说：

“这倒还没有，据了解现在还在找人就这个问题专题调查，总是要找你的哪，还不如主动一些好。”

“还是主动一些好”？赵一浩突然之间便气涌心头，主动什么？主动投案自首？我是主犯，你苏翔至少也是个从犯吧，反倒来动员我哪？他心头这么想，话筒里传过去的却是笑声，笑中含有苦涩味，苏翔未必能听得出来。笑过之后他终于还是用缓和的口气说：

“主动什么？主动投案自首还是主动承认错误？”

他也一连抛了三个问号给苏翔，但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却自己回答了。而且立即查觉到了自己有点不冷静，连忙说道：

“对不起，刚才是开玩笑。看来他们有调查程序，还没有轮到找我的时候。我自己急急慌慌找上门去谈，岂不有些惊慌失措？到了任何时候我都会认为那次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你说呢？当时大家都表了态的哪。其实，你已经同他们谈过我看就够了。难道我俩的看法还不一样？我听剑非说，考察组已经找你谈过，我就一百个放心了，你说是吧？”

这一军将得厉害，苏翔被将得哑口无言。但苏翔毕竟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停了不到半分钟，便又从从容容地说道：

“我当然是向他们如实地谈过了。我说，那一次的处理原则是大家都同意的，以疏导为主以思想工作为辅。他们反问我，听说有那么几个人很坏，也可能有背景。有人主张要处理，结果连根毫毛也没动，对不对？我告诉他们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具体情况我说不清楚，这件事不像那‘四个轮子一齐转’，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了考察组：‘大家决定的，我苏翔为主执行的，不存在为主为辅的问题，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只不过是形象的提法，当然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要大力发展集体、个体经济，把它看成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件事不同，我没到现场，说不具体，所以建议你回来。”

苏翔说的是实话，只是有一点他没有对赵一浩说，那就是对几个人是否要处理的问题，他对考察组说的是：原则是大家同意的，至于那几个操纵的人没有处理，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一浩同志当时提出不要处理，大家都没有意见。他是一把手，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尊重一把手的意见，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否正确，我看还是正确的，但具体情况只有一浩才说得清楚，当时是他亲自处理的。

这一段话是苏翔对考察组的三个组长说的，现在他同赵一浩通电话时自然不便于如实转告。这倒也不是要两面派而是同他对这件事的整个思想状态有关。当学潮猛起，已发展到全校罢课上街游行的时候，有关人士主张釜底抽薪，抓它两三个带头人，让他们群龙无首就闹不起来了，公安厅长就是最积极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初他最早到了梅大，虽然没有走到学生中去却也在校部收集到了重要情报，认定两位教师在实际操纵学潮。他堪称“作风细”的人，不仅知道了两位教师的名字系别，而且了解了他们平时的表现，特别是前几次学潮中的表现，记了大半个笔记本子。省委常委开会讨论时，公安厅长列席了常委会，念了他的笔记本子，提出了抓人的意见。赵一浩首先否定他的意见，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本来就是因为抓了人引起来的风波，又用抓人来压服？能这样做吗？当时作为省委二把手省政府一把手的苏翔无条件地支持赵一浩和平处理以疏导为主的方针。他之所以无条件支持赵一浩，正如他对考察组所说，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尊重一把手的意见，一把手的主张一般都能顺利通过，表示赞成的人往往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有时也来不及思考就表态了，可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谁也不愿意在常委会上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但那一次除了这一常规因素外，苏翔还是动了脑子的，他怕抓了人会把事情越搞越大难以收拾，不如息事宁人好。至于提出要抓的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具体情况如何？列席常委会的厅长说了，他没有记住，或者模模糊糊。一向审慎的他自然不便对考察组信口开河了，万一说走了样，对自己和赵一浩都不利啊！

事情还不仅如此，那次学潮全部平息，局面得到了完全控制之后，有人又提出处理那几个人的要求。他们认为至少要给予纪律处分才说得过去，“杀鸡给猴看”哪，一点血也不见，使好事者得到了甜头，今后想罢课就罢课，想上街就上街，大专院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难以维持。在这件事情上他苏翔又一次无条件地支持了赵一浩格守“不秋后算账”，不处分任何人的意见。还是那两个因素：习惯性地在一般情况下无条件支持一把手；怕又一次掀起风波。

现在考察组一查这件事，他苏翔倒有些急急慌慌起来。几十年来对这类事的是是非非他苏翔最有体会，今天可以说是，明天又可以说非，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是非标准。不像一件商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仪器可以测试的。也不能这么说，测试仪器还是有的。那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就比如这学潮一类的群众闹事吧，最高领导人早在五十年代就讲过不能采取压服的态度，是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但曾几何时说法又变了，又出来了一些标准，而且都是抽象的，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的。这些所谓的标准又从来没有经过立法程序，没有任何保障，故尔一下子便有如此多的人当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闹事，只是多嘴说了几句话，提了几条意见而已。因此，聪明人得出的结论是不要大天真，要学会保护自己。苏翔自然也是聪明人了，眼见考察组一连追踪了两个问题，或者说两个大问题：一曰：“四个轮子一齐转”，涉及所有制大事；二日学潮处理有无丧失原则。他苏翔敏感地意识到这里面有文章，有来头！他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决不会乘机丢几根柴添几把火，使自己光彩光彩。不，他苏翔决不是那种人！但他有权利保护自己呀！这两件大事特别是第二件事，是一把手亲自提出或亲自处理的，自己有些情况也不够清楚，却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受审”当主犯。“受审”也罢，万一情况不了解说错了嘴造成被动怎么办？

基于这种原因，他才请周剑非给赵一浩打电话建议他回来，自己也迫不及待又亲自打电话。一把手毕竟是一把手嘛。只要他回来，自己就轻松了。经济工作上的事多着哩，何必泡在这些事情上！

赵一浩对他的这位搭档的心情很理解。苏翔不是那种见荣誉就上见困难就让的人。但遇到了政治上的风险，为了保住自己，也是要尽可能地“退避三舍”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自己和苏翔换一个地位，是否也会尽可能地“退避三舍”呢？难说！政治上的事不比工作上的问题，谁多干一点哪怕难度很大也无所谓。政治上的事没有固定的标准，向来伸缩性很大而且变化无常，谁也吃不透。于是许多人成了“业余气象爱好者”；“云跑南雨成团，云跑东晒干葱”；南风起了天要热，北风起了天要冷。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观察气象变化，无非是使自己及时加减衣服，避免伤风感冒。苏翔不也是观察了气象之后才急于要他赵一浩回去吗？于是，他在电话上心平气和地对苏翔说：

“其实，这件事的处理经过，你已经给他们说清楚了，那些细微末节的事，其他的人也会对他们说的。余下来的就是对处理的方针和方法到底怎么看了，如果他们认为处理不当，我回来也无用；如果他们认为处理得当，我回不回来都可以。你说是吧，老苏？”

苏翔觉得不可理解，说：

“怕是不一样吧？事情经过是基础，怎么看是关键。你回来给他们说说看法，那是代表省委哩，代表省委对事件处理的看法，分量就不一样嘛！”

赵一浩笑了，说：

“你不是也代表省委吗，不仅代表省委还代表省政府哩。你表明了态度那分量还轻？”

苏翔毫不犹豫地说：

“不一样，不一样，我给他们说了，我现在还认为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但分量不够呀！”

赵一浩说：

“你和剑非都对考察组表明了对那件事的看法，就可以了。虽然剑非当时不在省上，但那是一件轰动全省的大事，我们后来也在地市委书记会上通报过处理情况。他的态度也同样代表省委的态度。还有省委其他的同志，他们也会发表公正的看法吧？”

苏翔连忙回答道：

“我想会的，恐怕和我一样，就是对具体处理情况不清楚。”

赵一浩说：

“那不要紧，我想他们要的是看法，至于处理的具体情况，一是有文字报告，办公厅可能早就提供了。二是有当事人在场，他们不是找了教委、公安厅和梅大的领导吗，早已清楚了，我回来还不是谈那些，何况人家现在并没有通知我去谈呀。”

苏翔有些无可奈何，只好连连地说：

“那是，那是。”

赵一浩又说：

“我看不用着急，他们最后总会要找我的，不仅是这件事还有“四个轮子一齐转”呀，以及其他所调查过的事，按常规都得对我们说说看法，或者叫交换意见吧。如果看法不一致，到那时再说也不迟嘛。你说是不是？”

苏翔再也找不到更充足的理由动员赵一浩“打马回朝”了。他又一次体现出尊重一把手的习惯，无可奈何地说：

“那么你暂时不回来？”

赵一浩说：

“暂时不回去，三江市长明天选举，看样子问题不大了。补选一个市长，省委书记亲自跑来坐镇，这大概也是空前的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本来是周剑非要来的，我顶替了他叫他留下了。既然来了就把事情办完吧。明天选举之后，我还准备找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干部开个座谈会，谈谈发展规划和几件大事的落实问题。也顺便听听他们对‘四个轮子一齐转’的看法，这几天我了解了一些情况，打算和他们交换交换。你看事情就是这样，上级在考察我们，我们又在考察下级。层层考察吧，只要都是为了搞好工作，这样的考察只会有益嘛，何惧之有呢？”

说到这里他哈哈地笑了，苏翔也笑了。笑过之后他说：

“伙计，还是你在省城再撑几天吧，行不行？”

苏翔回答说：

“就按你说的办吧，我给剑非再打声招呼，要他多注意一下那边的动静，需要你回来我们马上通知你。不过你不能在下头呆得太久了，有很多事需要回来商量哩！”

赵一浩说：

“当然，不会呆得太久的。三江的事办完我打算去松岭一趟，两三天时间吧，一是看看茶山和制茶业；二是看看剑非的夫人，做点‘摇舌鼓唇’的工作动员她到省城去，解除周剑非的后顾之忧。”

一场马拉松似的电话对讲总算结束了，赵一浩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烦恼涌上心头。他洗洗漱漱便上床休息，看看表已是夜里十二点过一刻了。

他躺在床上好久睡不着，那次学潮中的一个个镜头不停地在眼前晃动：摇鹅毛扇的青年教师，慷慨激昂的学生代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不赞成学生闹事但也明确表态：坚决反对随便抓人的校长——一位声望很高的物理学家——在那天的大会上他一言未发，但下去后却对罢委会的代表说：“省委已经决定派调查组你们就赶快复课吧。”还有那位主持大会的党委书记，虽然一开头被搞得很尴尬，但还算镇定自若……一切镜头纷至沓来在脑海中出现。那是一场难忘的经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实践，也是一次得意之作。可是曾几何时，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变成了什么？很难说，至少是一堆问号吧？当然那是别人的问题，有了问题就要求证解题。由他们去解吧！

就在这样心潮起伏之中，他终于模模糊糊地睡着了，他太疲倦哪。

第二天按照赵一浩和陈一弘商定的日程是到远郊的陆口县看小煤窑。那时小煤窑是乡镇企业的支柱产业，也是那“四个轮子一齐转”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算一个零件吧。营业收入占全省乡镇企业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县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但最大的问题是安全得不到保障，全省每年的安全事故中一是交通二是小煤窑，几乎各占一半。不是要准备着“打官司”吗？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需要进一步掌握才是。

赵一浩和陈一弘商量好了，今天至少看三个小煤窑，上中下各看一个。不仅在井上听汇报更要下到井内看他们的安全设施，有无支架，支架是否可靠等等。

赵一浩起床漱洗完毕正准备下楼早餐卫亦前来了，他每天总是按时前来恭候省委书记早餐，有急事报告便准时在七点二十分上楼，谈上十来分钟一齐下楼上餐厅；没有急事报告便在楼下大厅或餐厅等候。今天卫亦前上了楼，说明有急事禀报。

果然，他一进屋便问：

“书记今天下小煤窑？”

赵一浩将打算简单地告诉了他，他于是便说：

“今天上午人大投票，看样子问题不大。但是投票之前候选人要和代表见面，公布选举结果后当选人要向代表们表表态。因此，陈一弘今天不能陪书记去了，我今天是执行主席也走不开，能不能另外安排一个人去？”

赵一浩听了说：

“怎么不行，只要有一个人带路就行。你打算安排谁？”

卫亦前探视性地问：

“张林增副市长怎么样？”

“张林增？”赵一法对这位年轻人没有什么好感，但他立即便又回答道：“谁去都行。只是有一条要说清楚老卫，不能再搞昨天那种‘四大班子’一齐出动哪，如果再出现那种局面我毫不留情回头就走！”

“不会，不会，”卫亦前说：“昨天那事怪我，你的批评我接受。今天除了市里去一个副市长，县里再加一个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这么多，没有第三者哪。”

“行，”赵一浩笑道：“老卫进步啦，就得这样轻车简从，否则是游山玩水摆威风，是钦差大臣出朝，前呼后拥，地动山摇，还搞什么调查呀！”

他们一边往楼下走，赵一浩突然问：

“你看过《红楼梦》吗？”

卫亦信摇摇头，说：

“我从来不看小说，哪来那么多时间呀。”

赵一浩笑笑说：

“遗憾，可惜你不知道贾元春也就是皇帝的妃子回家省亲的那个场面，够气派够排场哪，妃子尚且如此可见皇帝出巡是个什么场面罗！”

卫亦前不知赵一浩所云，只得凑趣地说：

“我也去找来看看，我女儿有这本书的。”

赵一浩听了好笑，正要说什么却已经到了楼下大厅。大厅里照例是一群人在等待着和书记共进早餐。其中有省里来的薛以明、吴泽康等人，还有市里的陈一弘、张林增等等。

卫亦前招呼张林增上前来回头对赵一浩说：

“今天就是他陪书记下去。”

赵一浩和张林增握手，发现他穿了一套浅灰色的西眼，系了一根红色领带，脚上的黄色皮鞋擦得锃亮，便笑笑说：

“今天我们要下煤井哟，你不换换衣服？”

张林增看了赵一浩身上的绿色旧茄克和旅游鞋感到和自己反差太大，多少有点尴尬，但已经来不及去换了，便也笑笑说：

“没关系到时候脱了就是。”

衣服的话题到此为止，大家一起向餐厅走去。

傍晚，在几个小煤窑里爬滚了一天，带着满身污泥，精疲力竭的赵一浩一行回到市委招待所。卫亦前一行在招待所门口等候，见赵一浩终于回来了，他连忙迎上前去告诉赵一浩，“陈一弘高票当选三江市市长，一切顺利。”

这已是意料中的事，但也免不了心里高兴，赵一浩上楼简单地换洗了一下，便下楼到餐厅吃晚饭。一行人中他发现不见了张林增，便向卫亦前打听。卫说：“他回家去了。”言犹未尽，便又加重了语气：“看他那个样子比谁都狼狈。我叫他赶快回去洗洗，好好休息一晚上，这里的事就不用他管了。你想不到他怎么说？他说：‘想不到赵书记会真格的下煤窑，而且一连下了三个，弄得他腰酸背痛，喘不过气来！’哈哈。”

卫亦前哈哈大笑，那笑声包含着对他那年轻助手的讽刺，更包含着对赵一浩的褒扬。却是借用了张林增的话，可谓恰到好处。

赵一浩听后只微微一笑，便端起碗吃饭。卫亦前连忙阻止，并拿过酒杯斟满了酒递过去，说：

“累了一天喝两杯解解乏吧。”

赵一浩也不推辞，接过酒杯一口喝了，说：

“两杯不行，一杯足够了。”

说完便又端起碗吃饭。他感到很饿，一连吃了三碗。吃完饭，他告诉卫亦前，明天找市委市府的几个主要领导开个座谈会。一是听听大家对三江市远景发展的设想，二是听听大家对这几年省委在经济和改革开放上的看法、意见。特别是方针、政策上的意见，比如“四个轮子一齐转”等等。

赵一浩在三江市开了一整天座谈会，会上的发言使他感到欣慰，特别是对这几年省委的改革开放政策，包括十分敏感的“四个轮子一齐转”都作了高度肯定，没有出现任何不同意见。赵一浩当然也心里有数，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话，脑子转得很快，这是某些干部的通病。眼前的高度一致，并不等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高度一致。气候一变，某些人的脑子便会迅速转弯。但他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昨天的座谈更增加了这种信念。例如陈一弘的发言，他几乎全部用数据来说明自己的看法：近几年全市财政增长情况，个体私营占全部增长的比例；全市税收增长数及个体、私营和乡镇企业所占增长数的比例以及通过发展个体、私营和乡镇企业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安置了多少城镇闲散劳力等等。正如俗话所说：“事实胜于雄辩”，在这一连串的数据面前你还有更多的反驳理由吗？他将陈一弘等人所谈的数据都一五一十地记录在自己的抄本上了。记录下来干什么？准备战斗？他没有这么明确的思想准备，也许是一种下意识或者半下意识的行动吧，总而言之，他觉得要有所准备就是了。

他所记录的不仅是数据，还包括一些生动形象的语言。他像一个采风的艺术家，捕捉着蕴藏在群众中的精华。

说到生动形象的语言，卫亦前说得不少，年轻的副市长张林增说得更多。他说：许多群众反映：“我们高兴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也害怕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前者是指生活变化提高，后者是指大政策大方向的骤变。也就是平时所说的，‘怕政策变’。说真的，几天的接触赵一浩对这位年轻副市长的印象不佳，但在座谈中他发现他也有独到之处：善于用脑子想问题，而且思维清晰，逻辑性强。在发言中他也使用数据，做到了数据和观点的统一，听起来令人信服。难怪卫亦前看中了他。他的谈吐、气质多少有点像冯唐。”

对了，冯唐也参加了昨天的座谈会，这是他赵一浩特别安排的。他是卸任的副市长和即将上任的省直机关的厅长，有代表性。赵一浩想听听他的高见。冯唐毕竟是冯唐，他的发言更是与众不同，数据、观点一齐下，外加幽默和笑话。他似乎猜到了什么或者从灵通的渠道听到了什么，作为引人入胜，他劈头便说：“一个小孩子已经下地六七年，活蹦乱跳地都上了小学。有人突然跳出来指手划脚说他该不该生下来？这种人不是居心不良就是疯子。”

他的这一形象化讽刺引来了一阵喝采的笑声。但在笑声中谁也没猜到冯唐的口袋里还装有另一份看法与此完全相反的材料，也是“有很有据”的。当然，那是备用的，准备因人因时而用。当然，说它是“材料”仅仅是一种形容，其实一切材料都装在他心里，用不着写成文字材料放在衣袋里，需要用时脱口而出。便可滔滔不绝，像今天在会上的发言一样这就是本领。

所有参加座谈会的十一个人都发了言，而且在省委书记面前争先恐后，认识竟然惊人地一致。

赵一浩听了很高兴，他虽然不能肯定他们的发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但现在却是出自内心的。这就够了。可以说一次座谈会增强了他的信心。他打算到松岭地区去再开一两次这样的座谈会，甚至三次四次也可以，听听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意见，并实地看看“四个轮子一齐转”，到底转得怎么样了。

他心里这么想着，脑神经便也跟着兴奋、紧张起来了，像是在临战之前的备战，必须认认真真丝毫不苟。他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一件事看准了就坚持到底，甚至到了有点固执的地步。有时坚持对了，有时也坚持错了。真正错了就改吧，但“改”也不容易，“不到黄河心不甘”的，何况“四个轮子一齐转”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出是对了不是错了。既然如此，就坚持到底，狂风吹不倒，暴雨冲不跨！

有人说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其负面必然是带有某种程度的固执。赵一浩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人吧。

座谈会结束时已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照例是几大班子的主要领导为省委书记送行，赵一浩已经宣布了，他明天一早到松岭地区去。出席便宴的除了四大班子的一把手，冯唐也以即将返回省级机关履新的特殊身份参加了。宴会上大家都称赞冯唐的发言精彩，频频举杯向他敬酒，除了赵一浩，他可算中心人物了。颂扬者不仅对他形象生动的语言表示钦佩，而且对他掌握数据之准确也深感佩服，都称他是“有心人”。确也如此，正如前面已经谈过，要说数据，冯唐在今天的会上他只端出了一部份，还有另外一部份属于保密范围，这就是：公有制经济几年来受到严重削弱的数据；农村发生了“两极分化”的数据等等。而这些数据都是“有根有据”的，当然，看法、观点则是可以争论的，故而属于保密乃至绝密范围，只有到了一定的气候和环境才会启封的，也许，永远也不会启封。他冯唐不像那些一有风吹草动就吵吵嚷嚷而又不知所云的浅薄之辈。

由于高兴，赵一浩在宴会上破例多喝了两杯“剑南春”，当然离酒量的极限还很远，作为一省之首，他要保持必要的尊严，不能在下级面前失格。

吃完饭稍事休息，喝茶闲谈，然后他起身告辞回屋，并一再打招呼，今晚就算送行了，要大家忙自己的事，不要来送了。

他上3楼走到房门口，忽然听到屋里传出急促的电话铃声。跟随而来的警卫员抢前一步开了房门并奔过去拿起话筒，问了一声便回过头来将话筒递给走上前来的他，说：

“是田融同志。”

赵一浩略显意外和兴奋，连忙从警卫员手中接过话筒：

“喂，田融呀！”

田融的声音：

“唉哟哟，铃子响了这么久也没人接，我差一点就放电话哪！”

赵一浩笑道：

“刚回来嘛，还在门外就听到铃声，是跑步进来的哩，怎么，有事吗？”

这最后一句是顺口而出，或者是习惯性的语言，却引来了妻子的责问：

“怎么？一定要有事才能打搅书记？”

赵一浩连忙陪不是：

“对不起夫人，对不起夫人，不是有意打官腔，是冲口而出，务必请夫人见谅。”

“打官腔打惯了，条件反射！”田融的声音变得异常温柔起来：“还真有事找你，问你哩。”

“真有事？”

赵一浩暗自一惊，莫非？他的“莫非”还没有形成概念，便又听到了妻子温柔的声音：

“是呀，真有事，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赵一浩一愣，恍然大悟，禁不住笑了起来：

“记起来了，记起来了，今天是本人的生日，四十八大寿啦，多亏夫人提醒！”

其实每一年都是田融提醒他的，直到妻子买回了蛋糕，准备了他爱吃的东西，才知道物换星移又一春，华诞之日到了。而妻子的生日他却往往记不住，总是静悄悄地过去了很久他才想了起来，赶快“将功补过”，有时根本就记不起来回融也不主动提起。全家三口人只有在北京念中学的儿子例外，每年儿子的生日之前几个星期，做父母的一定会寄去贺卡和小礼物。同样地儿子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父亲的生日，总是要按时寄来写有“祝爸爸生日快乐”字样的祝贺卡片，这也许要归功于爷爷奶奶的提醒吧？而对于妈妈的生日，儿子也总是忘记了不能按时寄卡片来。不是当爷爷奶奶的偏心，不提醒孙子给妈妈寄卡片，而是他们也记不准儿媳的出生日期，故而也只好让赵一浩独享天伦之乐了。这次也不例外，田融在电话上说：

“儿子的贺卡前天就收到了，我以为你可能昨天或今天回来，不是说去四五天吗？幸好我打电话问了周部长，要不我就白买蛋糕白花钱哪。”

这后一句分明是开玩笑，但赵一浩听得出来，话音里带有明显的苦涩味。这样的苦涩味只有作丈夫的才能体味得出来。田融是一个对丈夫有深情而又政治敏感性很强的女人。要是在平常的日子里，生日不在一起过算得了什么？而现在是什么时候，中央考察组密锣紧鼓，社会上谣传纷云，都是对准丈夫而来的，在这样的时刻，作妻子的怎能不盼望和丈夫呆在一起，尽可能给他一些安慰和支持呢？因此，赵一浩听了田融那带有浓烈情意的话很受感动，但他尽量地控制住了自己，依然以开玩笑的语气对妻子说：

“你别想打小算盘，等我一回来你的蛋糕就给我补上。”

话筒传来对方亲热的笑声：

“你想得美！”

她突然问道：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赵一浩解释道：

“三江的事算告一段落了，我明天一早去松岭，在那里呆几天再看情况。”

田融有些生气了：

“又去松岭干什么？”

赵一浩说：

“搞调查研究，看茶山，哦，对了，还要去看望剑非的夫人，动员她到省上工作和剑非团聚。”

话筒里立即传来田融责怪的语气，责怪中带有无限的关切和温存：

“你还真自在哩！人家在这里天天查你，你到满无所谓，还悠哉游哉的搞调查研究，看茶山！”她顿住了约半把分钟，语气又一转：“依我看呀，一浩，不如回家来呆着，看书、写字、陪老婆，过上一段悠闲日子，看他们怎么发落！反正要干的事总会有人去干的，让那些时时刻刻都正确的人去干得了，你急什么？”

知妻莫如丈夫，赵一浩深知田融是一时憋气发发牢骚而已，不能认真的，更不能在电话上反驳、辩解。于是他笑着回答她道：

“好呀，呆在家里读书、写字、陪老婆，你为我设计了一个神仙过的日子，也许有那么一天吧。不过，你天天上班，还是不能陪呀！”

对方格格地笑了，说；

“我请假在家陪你！……”

她正要再说什么，隔壁屋里的红机子铃声响了，清脆的铃声显然通过赵一浩手中的送话器传到田融的耳朵里，她问：

“有电话？好吧，晚安，说真的你尽可能还是早一点回来吧。”她放低了声音，显得十分亲热地：“回来给你补过生日！”

赵一浩作了同样热烈的回报，然后放下话筒去接屋里的保密电话。是省委办公厅值班室打来的，事情完全出乎他在一分钟之前的意料。内容只有一件事：考察组通知：明天下午至迟后天上午，请他去考察组交换意见。

真是变化莫测呀！他想给刚放下电话的田融再通个话，她一定很高兴的。但又一想：不必了，明天中午我到家，来个“突然袭击”不是更好！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是周剑非，他先问赵一浩接到值班室的通知没有？然后他告诉赵一浩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他说考察组昨天没再找人谈话，关起门整整开了一天的会，今天又开了一个上午。气氛很神秘，连服务员也不准进屋去上开水，吩附把暖瓶放在值班室，由他们按时派人出来取。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周剑非不无得意地告诉赵一浩，他们派去当联络员的那位处长很机灵。他和考察组的人混得很熟，特别是那几个年轻人简直就成了他的朋友。他们经常到他的房里来闲聊，有意无意之中，他得知考察组内部特别是“三老”之间存着对人对事的严重分歧。幸亏张老的头脑清醒，否则呀你们省的麻烦事就多哪！周剑非说这是考察组一个青年人的原话。末了，周剑非还特别声明，他并没有交给作为联络员的处长这么个特殊任务，而是因为他机灵，所以才得了这么些“副产品”。赵一浩听了说：

“很好嘛，不要批评他还应当表扬哩。又不是我们搞侦察活动，是主动送上门的信息呀！我们为什么不要！”

末了他对周剑非说：

“我明天一早回来，后天上午到考察组去，明天下午通知苏翔同志，我们几个书记，你也参加，先交换交换意见。你说的那些不便在电话上说的事，我们可以放在明天中午或晚上单独吹吹。”

放下电话，赵一浩立即叫来秘书通知薛以明、吴泽康等全部随行人员到他屋里开了个小会，通报办公厅的通知。要薛以明立即给松岭地委打电话：因急事返省城暂时不能来了。三江市的领导干部等到明天早餐时再告诉改变行程的事，以免惊动更多的人来送行。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餐后赵一浩在薛以明、秘书、警卫员等人的陪同下去乘车返回省城。一台乳白色的十二座日产丰田面包车停在招待所门口，司机已就位发车。三江市派出来的开道警车在面包车的前面也已作好了发车准备。招待所大门口仁立着一群送行者：卫亦前、陈一弘、冯唐、市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还有暂时留下的吴泽康、端木信等等。大家都很纳闷，今天本来是欢送省委书记去松岭的，怎么突然一下子又改变计划回省城了？而且据说是考察组通知回去的！联系到纷纷而起的谣言，一个个表情都十分严肃，大有此行堪忧的味道。

赵一浩率领众人从自然形成的欢送队伍中握着手急步向面包车走去，送行者们的表情和被送者的表情都更加严肃起来，和那阴沉的天空谐调地形成了一种“壮怀激烈”的气氛。这种场面只有在送别出征的战士时才能看到。

赵一浩和每个送行者一一握手，然后迅速上车，从车窗口伸出头来挥手告别。

汽车在弯弯曲曲，时而爬高坡时而履坦途的公路上向省城急驰。想到昨晚周剑非的电话，想到刚才三江市送别的严肃场面，看着从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崇山峻岭，赵一浩油然地感到自己正在奔赴前途莫测的战场。虽然他心里依然是踏实、坚定的，但自然形成的气氛却是严肃乃至带点儿壮烈的。车下飞速旋转的车轮与地皮摩擦的声音若鸣若奏：风萧萧兮易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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