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全集

作者：[苏]M?A?加列耶夫大将。王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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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军队训练的方式和方法，其中包括准备与实施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是它们自身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随着军事学术的发展，军事技术和作战方法的完善，对军队的战斗训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军队训练的方式和方法，其中包括准备与实施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日益复杂。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统帅，没有一支军队不向往胜利。然而，战端一开，却总有胜败之分。大家知道，这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交战国的政治目的和经济能力，军事学术发展水平；军队的数量、武器及其训练水平和精神战斗素质，军队统帅的组织能力和才干，以及一系列其他具体条件。其中，决定胜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军队的战斗训练水平，以及战斗训练是否与战争的性质和要求相适应。在军事发展的全部历史中，军事干部始终面临着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正确预见未来战争的性质并据此决定军事训练的内容，也就是说，训练什么。第二，怎样训练，也就是说，寻找适宜的训练方式和方法，以保证贯彻执行关于作战方法的精辟观点及据此提出的对军队战斗训练的要求。如果说，将军们通常是在为重复过去的战争做准备这句名言过去曾多次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现在看来，这除了一系列具体的历史原因外，还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的确，尽管战斗训练应完全服从于未来战争的需要，这是至理名言，但是，过去战争的经验还在继续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许多军队的训练实践仍然严重违背这一颠扑不破的军事法则。在剥削阶级社会里，其根源首先就在于社会和武装力量中存在阶级矛盾。通常，只有先进的阶级和军事活动家才能更充分地利用决定军队训练成效的主要条件，即官兵对待训练的态度。

但是，即使是在先进的军队里，使训练接近于实战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也是难以实现的。战争从来是严酷的，要求军人的精神和肉体极度紧张。在战斗训练中，使军人的精神和肉体哪怕是在短时间内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也不可能完全模拟战争中的主要现象——人们时刻面临生命危险和不可避免的伤亡。战斗行动越复杂，训练中就越难模拟。随着军队数量的增加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举行演习和大演习的物质消耗及花费越来越大，准备与实施也越来越复杂。尽管使训练接近实战要求的可能性随时都存在，但是，总是有的军队比其他军队更能接近训练目的。无论一支军队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战斗训练，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仍和过去一样，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军队无论何时都应遵循这些规律做好战争准备，而军队的战斗训练只有在不违背实战要求的情况下才能见成效。要使战斗训练达到应有的目的，就必须克服训练中的和平麻痹思想，因为任何潜在的和平麻痹思想都会使训练偏离唯一正确的轨道，使军队不能从容应付战争灾难的到来。

对待战斗训练的态度历来是衡量军队是否认真进行战争准备的主要标志，而战斗训练水平又是表明军队整个战备水平的最重要部分。因此毫不奇怪，任何一个杰出统帅通常又是训练军队的能手。他们在演习中对部属的要求丝毫不低于在实战中对他们的要求。他们遵循的原则是“演习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整个军事史，特别是苏联武装力量的英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苏军创建之初，列宁就对它提出了认真学习军事的要求。苏维埃国家的军队刚一诞生就经受住了国内战争的严峻考验，原因之一就是它执行了列宁的教导。至今仍使人们赞叹不已的是，我们的军队在那极其复杂的条件下，边重建，边在数条战线上作战，同时又紧张地学习军事。即使在我国社会主义和平建设年代里，苏军也紧张地进行着战斗训练。

苏联武装力量高水平的、不断改进的战斗训练，是我国取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条件之一。历史经验表明，完善军队训练是和武装力量及其战斗使用方法的发展同时进行的。随着武装斗争的复杂化，军队战术训练的意义也越来越大。战术训练集战斗训练一切形式之大成并使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到了一定阶段，就出现了战术训练、部队和指挥机关战役战术训练的最好形式，即能够使军队训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

本书要论述的是淮备与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问题。至于有关武装力量发展，军事学术和训练内容的一般性问题，只在必须说明它们对准备与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的影响时，才将论及。通过分析现有的军事书籍不难看出，在有关武装力量历史和军事学术史的著作中，对于准备与实施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问题很少论及。1889年，俄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A．普济列夫斯基在其所著〈路易十四和：彼得大帝时代常备正规军队的发展和军事学术状况》一书中指出，在我国的军事书籍中，没有一本系统地研究俄国“军队野外训练的历史发展的著作……在刊物上发表的历史资料只不过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个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的少得可怜的零散资料。”从那时起又过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但是迄今仍没有论述战斗训练方式和方法发展，历史的专门研究资料和书籍。对这个问题如此忽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确的。况且，在战争间歇时期，军事学术主要是在战斗训练中，特别是在大规模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中得到完善。平时的战斗和战役训练实践是军事学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它集中了军事领域的全部新鲜事物，同时又是军事科学发展的最重要源泉。在本书中，作者试图以自己非常微小的力量弥补过去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但即使是本书，也不可能不受到史料不足的限制，譬如，对于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发展的某些时期不能充分论述。作者首先阐述的是那些以最完善、最先进方法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军队昀经验，至于其他军队，只有当它们的经验具有某些突出特点时才被涉及。

苏联武装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实施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的经验，是进行理论总结和编写本书的基本素材。还利用了先前出版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一书中的资料并引用了许多新资料，新情况，特别是伟大卫国战争和战后实施演习的经验。

战后年代里，我国武装力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关怀，社会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杰出成就，使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但是，在国际局势异常复杂、帝国主义侵略威协日益增长的条件下，苏联武装力量要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首先是提高军队的战斗训练质量，加强全体官兵的精神政治锻炼和心理训练。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82年11月全会上说：“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迫使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一起认真对待，把，防御能力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上。”党和苏联政府不断关心提高苏联武装力量的战斗力，为进一步完善其组织体制、发展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丰富军队训练的理论与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研究当前军队训练与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时，也应考虑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验之所以是重要的，并不在于直接把它们运用于现代条件中去，而是在于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研究这些问题，更深刻地认识它们发展的规律和趋向，以便摸索出解决军队训练与教育中的新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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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军队演习和大演习发展史概述

一、演习和大演习的产生（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前半期）

目前组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如同战斗训练方法一样，是它们自身长期演变的结果。这种演变是与那些决定整个军事发展首先是作战方法发展的因素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在军人装备着原始武器，主要作战方法为白刃格斗的时代，注重的是增强他们的体力和练习白刃战。随着投射武器和兵种的出现，战斗队形的编成和作战方法都变得复杂了。这时，开始进行变换队形、行军、对骑兵作战和工兵作业训练。大家知道，古罗马人训练未来的军人是在他们被编入军队之前就开始的。这样，青年们在开始服役时，已经过基本训练，学会了使用武器和过队列生活，整个军队的训练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恩格斯认为，罗马军队有一整套在尚未使用火药的时代业已形成的最完善的步兵战术。他认为，这支军队的主要优势之一，是有一套比其他军队更完善，更合理的训练体系。他强调指出：“对士兵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目的在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增强士兵的体力。每个士兵携带40至60磅的全副行军装备，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作长时间的‘行军。军事训练中也包括练习使用掘壕工具以及迅速地构筑营垒。不仅新兵，而且军团的老兵都必须进行这些练习，以便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灵巧，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这样的士兵确实能够征服世界。”

古罗马人，以及后来的法兰克人，都曾进行实地练习和对抗性军事导演。古代历史学家约瑟夫?法拉维在指出：罗马军队的良好素养时写道．他们的演习是不流血的战斗，而他们的战斗则是流血的演习。古代其他国家军队也有与此相类似的训练体系。随着时代的更替，新的作战方式与方法不断出现，军事学术就日益丰富起来，于是军队战术训练的方法也就日：

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大家知道，在中世纪，军事学术曾一度衰落。因此，在这一时期，军队（其主力为骑士）的训练方法没有多大变化。训练采用单兵训练的形式进行，目的在于增强他身体的体力、身体的灵活性以及身体其他素质。罗斯的军事学术同西欧不同，即使是在封建分立时规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投入交战的军队人数相当多(10至20万人)。训练这样一支军队不能只限于单兵训练——白刃战。因此，经常进行十入、百人和千人合练。例如，罗斯军队在远征开始前集中进行训练，何况远征本身就是对军队最好的实战训练。

蒙古军队训练的有趣方式是广泛进行军事化狩猎，这被称为学习战争的学校。军队全部成战斗队形实施机动，然后包围一定地域，演习进攻。每次都有数个万部参加这种野外练习，每万部为1万人。十五世纪末，西欧出现了中央集权国家。十六一十七世纪，大多数西欧国家成为封建专制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为取消封建义勇军和建立由人数众多的雇佣兵组成的王家军队创造了社会条件。从十五世纪末起，招募雇佣兵逐渐成为西欧各国补充军队的主要方式。并且，还发生了从战争开始前才组建雇佣军队向建立常备雇佣军队的转变；军队的数量也扩大了（达10万人以上）。

雇佣军队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战方法和训练体系。实际上，雇佣军队没有民族基础，其军人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军事勤务的自觉态度，士气低落。

雇佣军队的本质，就是压抑士兵的任何主动性，把他们变成俯首贴耳的工具，而整个战斗训练体系靠的只是残酷的棍棒纪律和粗野的练兵方法。

十六世纪，在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中创建的荷兰军队具有很高的战斗素质，特别是在荷兰统帅和军事改革家莫里茨（奥兰治亲王）统治时期。这支军队主要由志愿者组成，其特点是士气高昂和训练有素。尼德兰人没有采取在当时很普遍的把军队排成大方块队的做法，而是把军队划分成许多可以沿正面和向纵深机动的战术单位（半团）。这不仅需要进行单兵训练和整个部队训练，而且还需要进行战斗队形各部分的合练，以便共同行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莫里茨（奥兰治亲王）尤其注重骑兵的训练，他训练自己的雇佣骑兵“以独立的部队成几列横队进行冲锋和运动，训练他们以独立的连和排有条不紊地完成各种转法和摆脱敌人的动作，排成纵队和横队，变换正面。这样一来，骑兵战斗的结局就已经不取决于全部骑兵的一次冲锋，而取决于相互支援的各独立骑兵一连和各列横队的连续冲锋了。”

在有的军事历史著作中，把这种训练方法看作仅仅是，队列训练。但是，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其实质和当时的战术特点，就不难看出，这种训练方式从内容和实施方法来说，已经具有战术队列作业的性质，因为通过这种作业不仅练习了队列动作，而且还练习了战术。尼德兰军队的改革对西欧其他国家军队也产生了影至响，特别是，它影响到瑞典军队和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克伦威尔的“新式”军队的建设和训练体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统率下的瑞典军队被认为是西欧最好的军队。在瑞典，每个行政区域都有自己的屯垦军（民兵），他们定期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这样就有可能源源不断地把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补充到作战军队中去。在训练中，还非常重视演练步兵、骑兵和野战炮兵的协同动作。

十五至十六世纪，随着枪炮的发展，开始向新的作战方法转变，战斗开始被区分为枪炮战和白刃战。除步兵和骑兵外，又出现了炮买和工兵的萌芽。当时，由于枪炮尚不完善，加之必须防备骑兵的冲击，不得不将火枪兵分队和长枪兵混编在步兵营里，从而导致了极其复杂的队列协作和战术动作的出现。这样一来，军事训练体系就变得非常复杂，以致士兵要用自己的一生来掌握它。十七世纪，随着枪炮的不断完善，开始出现线式战斗队形和线式战术。采用这种战术，可以有大量士兵同时作战，能够最充分地发挥武器的威力。

由于军队数量的扩大，庞大部队与兵团的出现和战斗队形的复杂化，必须对军队进行全面、正规训练。未经充分训练的军队不可能按线式战斗队形行动，也不可能完成复杂的队列动作和战术动作以及有组织地进行战斗。考虑到这一点，各国军队开始注重系统训练。当时有许多军事学术著作对此作了论述。例如，十六世纪初，意大利政治家和思想家马基亚韦利在《论军事学术》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军队的训练与教育问题。他认为，步兵是可以精心挑选的，其武器装备也可以更好一些，但是无论如何仍须对其进行认真训练，因为不这样就出不了好兵。他还认为，仅仅久经锻炼、身强力壮、动作敏捷是不够的，要成为好兵，还应知道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在退却，进攻、战斗和行军中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十六至十七世纪，一些先进国家的军队为了详细规定队列和战术动作，使军队训练整齐划一，制定了最早的军事条令和条例。这些条令、条例总结和集中了战斗经验。当时，夺取要塞是军队作战的主要内容。同时，由于炮兵的发展，要塞建设也不断完善，于是就更加注重训练军队防守，封锁和夺取要塞。条令阐述了实施行军、排列战斗队形的方法，规定了各级长官的任务和职责。十六世纪末，尼德兰的莫里茨（纳绍的）制定了第一个队列条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条令为对全军实施统一训练奠定了基础。军事条令的出现和军队转入正规队列训练及战术队列训练，是武装力量及其训练方法的一个进步。然而，在当时的训练体系中，除了必要的训练课目外，还有许多不利于军队战斗训练的多余的和形式化的东西。十八世纪，原在西欧各国军队特别是普鲁士军队中流行的操场机械训练体系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队列训练更加复杂，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整个战斗训练。并且，常常为了进行阅兵训练而放弃野外训练。就连热衷于操场机械训练的法国元帅皮塞久尔也不得不承认，军队训练的大部分内容是不实用的。他指出，“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说‘这是在培养士兵’。”他补充说：“军官并不更在行；他们任何其他东西也学不到……”

在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农民及城市居民反封建运动的高涨，同时也由于同众多威胁其独立的外敌斗争的需要，必须破坏封建基础，加快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与西欧各国不同的是，俄国没有雇佣军队。十五至十六世纪，俄国建立的是由地方贵族骑兵和常备射击军组成的军队，而在十七世纪，是按照义务兵役制组建的“新制”军队。中央集权国家诞生后，成立了由农奴和贵族军官组成的正规军队。俄国军队由于民族成分单纯以及其他特点，能够更坚决地进行战斗。俄军在战区实施机动，通常是为了在野战中歼灭敌人。除作为主要兵种的步兵外，骑兵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至于炮兵，俄国军队在十六世纪就有了世界上威力最强，数量最多的炮兵，并且在以后一直保持着这种领先地位。

建立常备军，按统一体系进行训练，俄国在十六世纪中期就已经这样做了。颁布与施行军事条令具有重大意义。俄国的第一部军事条令，是大臣M．H．沃罗滕斯基根据伊凡雷帝的旨意在1571年编撰的《边防（警戒、骑兵警备和巡逻）勤务条令》。该条令规定了在边境执行警戒和骑兵警备勤务的组织和方法。1607至1621年，奥尼西姆?米哈伊洛夫编撰了《战事、炮兵及其他军事学科条令》。这个条令汲取了许多西欧国家（普鲁士、法国、荷兰、西班牙）军队的经验，但基础仍是俄国军队的经验。条令阐述了对军人训练和教育的基本要求、军队现地调动和机动、战斗队形编成，野营设置和战术。条令非常重视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和行动的突然性。条令强调指出，只有日日苦练才能提高军事素养。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条令要求军队随时做好战争准备。为此，建议经常安排军队紧急集合，使每个军人和每个分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熟悉自己的位置和行动方法。

1647年，根据沙皇谕旨，颁布了《步兵习武概则与谋略》。这份文件强调指出，掌握军事科学，进行系统训练，将使军队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而给敌人以巨大伤害”，文件作者猛烈抨击了那些轻视研究军事科学的人。文件说：“发表这种言论的人是不高明的”，只有蠢骡子”才否定军事科学；他们“心里想的只是把未截短的木段放在板橙上用粗笨的刨子刨。任何一种科学都是什么人也诋毁不了的，难道那些对科学一窍不通和仇视科学的人就能诋毁得了吗？”第一批军事条令在俄国军队中施行后，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对训练体系的整顿。这些条令既规定了军事勤务的组织方法和准备与实施战斗行动的方法，也确定了军队训练的基本原则。“新制”（或称“外国制”）军和地方军相比，具有组织形式比较先进，武器装备比较好，训练水平比较高等特点。它们和射击军同为常备军。总的来说，俄国军队没有西方雇佣军队所固有的那些弊病。但是，在组建“新制”团和编撰条令时，除提出许多反映俄国军队本质的独特原则外，也未加批判地袭用了外至国军队的许多东西。例如，在俄国军队的训练规则和方法中，也有许多不利于使军队做好战斗准备的形式化的东西。队列队形和战术队形的变换非常复杂。在俄国军队中工作的外国军官企图推行一套与俄国军队的本质和行动特点完全相抵触的战术，即被动挨打和盲目机动的战术。

同时，军队也缺乏真正的正规训练。射击军驻扎在城镇里，由于给养困难，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因此，很难组织他们进行系统军事训练。“新制”团（龙骑兵团、雇佣骑兵团和步兵团）只是在战前才集合起来进行军事训练；而在平时，一年总共才有一个月时间进行训练，训练结束后，部分士兵便各返家园。总之，十六至十七世纪，俄国尽管为建立常备军队奠定了基础，但是，至十八世纪初，俄国军队无论是在组织方面还是在战斗准备水平方面，都担负不起解决当时国家所面临的重大对外政治任务的重担。

彼得一世时代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为了使俄国更加繁荣昌盛，必须进行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头25年里，俄罗斯帝国形成并日益巩固。彼得一世非常重视冶金业的发展，视之为陆海军武器装备的基础。为了发展经济，扩大全俄市场以及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迫切需要首先打开进入波罗的海的通路，而当时波罗的海沿岸全被瑞典所占领。为达到这些目的所进行的北方战争，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

彼得一世认识到，不建立一支训练有索的军队，就不能顺利进行打开进入黑海和波罗的海沿岸通路的斗争，就，不能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位于俄国西北方的正是当时西欧最强的国家—一瑞典。瑞典军队与西方其他国家的雇佣军队相比，具有更高的战斗素质。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继承了先王古斯塔夫?阿遭夫军事改革的许多成果并有所发展。瑞典军队作战坚决果敢，是俄国军队的劲敌。

考虑刭这些，彼得一世首先着手对武装力量进行彻底而全面的改组。在改革中，他很善于总结俄国若干个世纪的军事实践，注意发挥俄国军队的长处。他还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可能之敌的强点和弱点，把西欧各国军队中的一些先进经验运用到俄国军队的建设中。

他制定了统一的征兵、配置和训练体系，规定了军队的标准武器和装具。通过一系列改革，彼得一世建立了一支群众性的真正的正规军队。

使得一世建立l支民族军队，这支军队是在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通过招募新兵的办法组建的。射击军和贵族骑兵由于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和任务而被取消，“新制”团则被编成正规军队。军队被划分成师和旅，其编成视情况而定。团开始被划分成营，并且有了固定的组织。成立了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军机院，代替过去的衙门。军机院按照《总则》行事，军事指挥权更加集中。由16至l7名军官组成的司令部为团的指挥机关。1706至1708年，俄国军队装备了带三棱枪刺的步枪。炮兵已大大地完善和发展。在骑兵团的编成中有了乘骑炮兵。俄国军队所进行的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性质，要求必须采取旨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坚决的进攻战略。彼得一世坚决反对进行那种不关敌人痛痒的战争，并大胆地把兵力集中到决定性方向上。要战斗，要交战，而不是在敌人交通线上作徒劳的机动，也不是旷日持久的围困，而是坚决地进攻敌人的要塞，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俄国军队采用线式战斗队形作战，但是，所列战斗线的多寡和骑兵、炮兵的位置，每次都视[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具体情况而定。步兵通常在炮击之后发起白刃冲击。骑兵的基本作战方法是手持冷兵器冲锋。各兵种在战场上实施广泛机动，彼此之间密切协同。彼得一世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只给指挥员规定歼敌的任务，而不限制其选择行动方式的自由。他要求各级指挥员在战斗中表现出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坚决果敢地行动。他说：“条令中写了方法，而没有写时间和机会”，因此，应相机而动，而不该死搬条令。

这就决定了俄国军队训练和教育的特点。彼得一世不是为了举行阅兵式而练兵，而是为了进行战争以解决国家的重要任务。因此，仅仅是进行队列训练、战术队列训练和射击训练是不够的，象西欧各国雇佣军队那样进行操场机械训练和训练军队刻板地采用线式战斗队形，对于俄国军队来说是不适宜的。由于俄国军队必须为实现战争的坚定目的而斗争，必须在战争中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必须在短期内做好在各个战区同强大而老练的敌人作战的准备，因此，要力戒不必要的、繁琐的练兵方法，使训练接近于实战。

俄国军队的整个训练与教育体系，旨在培养勇敢、忠诚、深知军人天职意义的国家利益保卫者。彼得一世坚决反对机械死板的训练方法。俄国军队训练的特点是讲求实际和通晓事理。训练中，新兵先单独进行单兵训练，然后新兵和老兵合在一起进行分队和部队的战斗动作训练。为了提高野战素养，兵团和部队要进行夏季野营集训。

彼得一世要求，军官要亲自率领部队进行训练，而“主将不仅应教练士兵，还应教练军官和士官……要在训，练现场让他们先一个一个地分开练，然后再合在一起练……”

制定了相当严密的军官训练制度。名至禁卫团队是贵族的独特的军事学校。在这里，未来的军官作为士兵执行军事勤务。他们一面学习普通科目，一面研究军队行军和战斗队形，研究军械学和筑城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开设一所工程学校，彼得一世要求所有的军事首长、司令部军官能熟练指挥部队列队，前进、退却、迂回和完成其他行军与战斗动作。

1701年，在莫斯科开设了一所专门讲授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的数学一舰海学校。

为了严格规定军队的组织体制和训练与教育方式，彼得一世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这些条令、条例都是在总结征战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十七至十八世纪，队列训练还未演变成操场机械训练，因此，还含有战术队列训练构成分。条令尽管被叫怍队列条令，但其中除队列动作外，还阐述了战斗训练的其他问题。早在1698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韦德少校就遵照彼得一世的旨意，就军队训练问题写了一份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对当时西欧各国军队所实行的训练方法作了批判性分析。1700年，在彼得一世亲自参加下，以戈洛温将军拟制的草案为基础，制定了俄国正规军队的第一个队列条令——《日常训练简章》。

1702年，颁布了《龙骑兵队列训练概则》。1706年，对上述两个条令作了重大修改。同年，在缅希科夫主持下，制定了骑兵（龙骑兵）条令一一《简明操典》。1708年，彼得一世编撰了《当今作战守则》。1714年，又颁布了《军事刑法典》和《腓特烈编制细则》。最后，1716年，颁布了《陆军条令》。这个条令是对北方战争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俄国军队改革的总结。条令中，除行政管理问题和战术外，还阐述了对正规军队训练与教育的要求。彼得一世制定的所有右关军队训练问题的条令，都体现了一条基本原则，即按照实战要求训练。因此，毫不奇怪，正是彼得一世在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了象演习和大演习这种最完善的战斗训练方式。从这时起，演习和大演习就成为军队战斗训练的最高形式，并且逐步在世界各国军队中流行起来。演习和大演习的出现，是军队训练方式和方法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应予指出的是，由于作战方法和上述其他条件的日益复杂化，必须不断完善训练方法，加强军队的协同动作能力。战术训练和军队野战素养重要性的提高，导致了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出现。

彼得一世时代，军队的战术训练全年进行，并在结束时举行演习和大演习。1691年、1692年和1694年，曾举行过三次在当时来说规模相当大的犬演习。

有趣的是，当时每一次大规模的演习都带有具体目的。演习的组织方法、军队的任务和行动特点全都取决予演习的目的。例如，1691年，彼得一世组织了一次以训练步兵和骑兵在战场上协同动作为目的的大演习．1694年和1695至169C年冬季，举行了两次强攻要塞的大演习。1691年，在谢苗诺夫斯科耶大演习中，参演部队分成两军：“我军”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谢苗诺夫斯基团、列福尔托夫团、布特尔斯基团、数个雇佣骑兵团和骠骑兵部队组成；“敌军”包括数个射击兵团以及骠骑兵和雇佣骑兵。大演习是在野外进行的，双方的直接冲突持续达数昼夜。关于组织与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可以1604年在莫斯科近郊科茹霍沃村和科洛缅斯科耶村附近举行的科茹霍沃大演习为例。这次大演习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强攻要塞训练和检验军队对亚速远征的准备情况。为了实际演练夺取要塞的战斗动作，在莫斯科河弯曲处、科茹霍沃村对面构筑了一座五角形要塞（大型野战工事）。工事的外面为一道5俄尺高的墙和一条4俄尺深的壕沟。要塞的五个角可安放火炮的突出部，火炮可从炮眼向外射击。墙上设有拒马，墙外再陷阱。总之，为了加强要塞而做了一切必要的工程建筑工作。大演习由双方进行。防方由大臣布图尔林指挥，任务是固守要塞。攻方由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指挥，任务是强渡莫斯科河，夺取要塞。双方参演兵力合计达4万人。大演习于9月27日开始。当天全天，攻方进行了侦察，企图渡过莫斯科河，但是由于防方警惕地守卫着河岸而未获成功。27日深夜，攻方冒着狂风大雨强渡莫斯科河，终于获得成功。

布图尔林数次派骑兵顽强反击渡过河的罗莫达诺夫斯基的部队。但是，后者及时放置了拒马，牢牢地巩固了登陆场。在以后的6天里，攻方展开了围攻作业，并在要塞附近构筑了设防阵地。尽管受到防方的抵抗和多次偷袭，攻方仍挖掘了壕沟，修建了多面堡，铺设了道路，从而一步步地接近要塞。10月4日开始攻打要塞．进攻部队携带了大量干树枝、束柴、木板和架桥器材以备通过壕沟时使用。夺取要塞外围墙的战斗持续了4个多小时，防方顽强防御。他们向进攻者投掷手榴弹和装有可燃物的瓦罐，倒水，用木棍和绑着点燃树脂、硫磺和火硝的大麻纤维团的长竿往下打。据目击者证实，战斗异常激烈，以致双方都有许多人受伤或致残。多尔戈鲁基公爵在格斗中受重伤，不治而亡。

在向防御力量薄弱的后方和翼侧展开进攻后，要塞才被占领。但是，彼得一世对于这样快就夺取了要塞并不满足，因为他想充分地演练围困和攻击要塞的各种方法。于是，双方军队再次分开，一切从头开始。防方加构工事，攻方则开始地下士工作业。攻方在要塞下面挖了数条坑道，准备在里面放置炸药。防方发现后，便向坑道里灌水，迫使攻方向外淘水或易地重挖。终于，在10月15日一声爆炸之后，攻方再次发起攻击。经过比第一次进攻时更激烈的格斗，要塞被攻克。这一次，不仅有许多人受伤，而且还有人死亡。10月17日，攻占防方在要塞后面构筑的设防阵地（辎重所在）之后，历时约20天的大演习终告结束。

尽管大演习表明部队进攻要塞的训练非常薄弱，但这却是组织军队战术训练的一次创新。大演习根据统一的意图实施，演习双方都有明确的战斗任务，并且自始至终都按照自己的决心行动。大演习中几乎完全没有程式化的东西，并且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要求。大演习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地连续进行，演练了从侦察到展开进攻的全过程。还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工程作业。演习的每一方都由自己的司令员(“大元帅”)指挥。彼得一世作为大演习的总导演，在行动开始后一般不干涉演习的过程，而是扮演一个次要指挥员的角色。

大演习中也没有任何调理员，战斗结果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实际冲突。在当时的战术条件下想必是可以不要调理员的。然而，就是在当时，这对大演习也有一定不良影响，因为当时对双方的炮火和要塞内枪枝的射击根本未予考虑。但是不管怎样，从组织与实施的方法来说，这已经是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了。此后，彼得一世经常组织类似的演习和大演习。1708至1709年，即使是在远征期间，仍在战斗间隙不断地举行部队演习，为即将进行的波尔塔瓦会战做准备。德拉戈米罗夫在评价彼得一世的战斗训练休系时写到。“俄国的伟大改革者没有借鉴任何东西，因为他懂得，如果借鉴将一事无成。时不我待，没有时间来想出一套系统的战斗训练方法，只有通过战斗学习战斗……训练如同实战。”总之，十七世纪末在俄国军队中产生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这样的成斗训练方式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军队的单一成．分和高度的精神战斗素质、战争坚定的目的性以及坚决果敢的战斗行动，向军队的战斗训练提出了与其他国家军队不同的要求，导致了军队最先进训练方法的出现。西欧各国军队在当时没有举行过一次类似的演习。彼得一世远征的参加者库拉金在谈到科茹霍沃远征演习时写道：“可以说，欧洲的君主们几乎不可能搞得比这更好。”就连德国军事作家、《军队大演习》一书的作者阿尔贝特?博古斯拉夫斯基也不得不承认，对抗演习和大演习首先出现于俄国。

某些历史文献认为，大演习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是路易十四的军队首先采用了类似的训练方式。但是，这种大演习带有很大的娱乐性，并且通常只是在国王和内侍官的参加下演练攻击土建工事。十八世纪初，西欧各国军队普遍采用了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这种战斗训练方式。但是，演习通常是单方面的，没有任何战术情况。只是在西里西亚战争以后，某些西欧国家的军队才开始举行有一定战术情况和假设敌的演习。后来，开始用旗帜和单个骑兵表示敌人。各色旗帜表示假设敌的兵力和编成。而在七年战争爆发之前不久，德国和法国则用一些独立部队充当假设敌。十八世纪后半期，西欧各国军队才开始举行对抗演习和大演习。例如，175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曾在施播道地区组织了一次对抗大演习，参演兵力3.6万人；1754年，在波茨坦地区又举行了一次规模与上次演习大致相同的大演习。

这两次大演习是为七年战争做准备的，因而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778年，法国军队在诺曼底举行了一次对抗大演习。彼得一世死后，在俄军服役的外国人米尼赫元帅成了俄国军队的统帅。他实行了一系列与俄国军事制度相抵触的改革。反动的贵族集团和在俄军服役的外国人合谋摒弃了彼得一世制定的先进的训练方法，千方百计在俄国推行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为此目的，米尼谤颁布了两个新条令，即《普鲁士操典》（《步兵操典》，1731年）和《胸甲骑兵操典》。这纯粹是译成俄文的普鲁士条令。

这些条令倡导的足操场练兵和机械训练；军队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在步法操练时做到队列整齐无懈可击和伴着鼓点儿完成操枪动作。稍晚，苏沃洛夫在评价保罗一世推行的普鲁士条令时写道：这部条令是“从古城堡废墟的角落里找到的被老鼠啃得残缺不全的古代手写本……被翻成了生硬的俄语”。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弊病，还表现为对士兵漠不关心和极端残酷无情，以及不仅剥夺了士兵、而且也剥夺了军官在战斗中的任何主动性。

彼得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登基后，开始恢复其父在位时推行的制度。1755年颁布的步兵条令《步兵队列操典》与米尼赫的条令相比有很大改进，但与1716年条令相比有退步。1763年颁布的《步兵队列条令》和《骑兵操练条令》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七年战争的经验，但是同时，也过高地估计了火力和火力战斗的作用，而低估了步兵白刃战、步兵成纵队行动以及步兵、骑兵坚决果敢行动的作用。总之，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影响始终未能彻底克服。

七年战争(1756至1763)表明，普鲁士式的练兵方法是根本不足取的。但是，这次战争以后，俄国和西欧各国的反动当权者们仍死抱着普鲁士军队的训练体系不放。

二、十八世纪后半期演习和大演习的实施方法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专制制度日益巩固。工业特别是生铁的生产，取得巨大成就。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政治活动大大地活跃起来。50年中，俄国进行了八次战争，总共有20年处于战争状态。在收复俄国的固有土地和夺取出海口后，俄国专制政权走上了追求掠夺性目的的道路。至十八世纪末，俄国拥有50万军队，国家预算的一半被用来支付军费。反动统治和农奴制剥削日益加强，导致了农民和“工人”的骚动。

上述一切也直接影响到军队的训练方法。为顺利进行战争，必须使训练接近于实战条件，提高士兵的民族自觉。然而，地主一农奴主却对唤起群众的觉悟和群众自由思想的任何表现怕得要死，在普加乔夫起义以后尤其如此。因此，一方面在作战军队中采用了许多最先进的训练方法，另一方面是仍然沿用着反动的训练与教育方法，其目的是要把士兵变成俯首贴耳、盲目服从、为农奴主政治效劳的可靠工具。

然而，和米尼赫的改革一样，新条令中的反动原则在俄国军队中很难施行。尽管受到阻挠和反动制度的束缚，俄国军队在七年战争及后来的各次战争中仍然基本上按照，本民族的传统作战。俄国进步的将军和军官们不愿屈从于对俄国军队来说难以接受的普鲁士制度，他们为维护和发展彼得一世制定的军队战斗训练与教育的原则而斗争。在这些进步的、充满爱国热忱的俄国军官中，涌现出了象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这样杰出的统帅，他们的名字是与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军事学术和军队战斗训练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俄国军队的战斗经验不是在政府颁布的条令中，而是在一些著名的文件中得到反映和确认的，这些文件包括鲁缅采夫的《军规》(1770)、《炮兵连连长教令》，苏沃洛夫的《猎骑兵训练训令》，以及一系列其他命令和教令。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及其他进步的俄国统帅坚决反对那种只是把敌人赶跑的消极行动。他们在战争中实行的是坚决交战的原则，把坚决交战视为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的和最可靠的方式。他们赞成采取积极、迅速的进攻行动，而反对拖沓不决的战略。鲁缅采夫认为“分散兵力极其不利”，他大胆地集中兵力于决定性方向。

行动迅速，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主动迎敌，坚决、突然地展开进攻，击溃敌人而后紧追不舍，这是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统帅艺术的主要特点。他们创造了新的突击战术，其基础是实施大胆机动，火力与白刃突击相结合，在进攻和防御中善于利用各种地形，步兵，骑兵和炮兵密切协同等原则。进行一场目的性坚定的战争，在各种地形上同诡计多端的敌人作战，如果只是刻板地采用线式战斗队形，那就不可能完成预定任务。

在俄土战争中，俄国军队既要同数量众多、行动灵活快捷的骑兵作战，也要同主要由土耳其帝国精兵组成、排成不规整的大纵深队形、在交战中依赖设防阵地的步兵作战。在同普鲁士军队作战中，俄国军队的对手采用的是线式战斗队形。

由于上述情况，俄国军队采用了更加灵活多变的战斗队形和作战方法。在俄土战争中，鲁缅采夫用的是师方阵。部队排列成方阵，既便于实施机动，又能够发动更强有力的突击。他们胜利地顶住了土耳其骑兵的快速冲击。他还建立了猎兵（步兵）营，并利用他们成散兵队形作战。1761年，在科尔贝格交战中，俄国军队排列的是纵队。

伟大的军事学术创新家苏沃洛夫创造性地运用了各种战略和战术行动样式。他进一步发展了各种新式战斗队形，并善于在各种条件下灵活运用。苏沃洛夫根据敌人战术的变化，不仅采用鲁缅采夫曾采用过的师方阵，而且还采用营、连方阵。他广泛采用了既利于在战场上实施机动，又利于攻击敌人的纵队，还采用了营（位于一线的营）的散兵队形。他训练军队在敌人的火力下迅速排列战斗队形，并不作任何停顿即转入进攻。在国外，只是在法国革命军队中(1783-1704年)，以及稍早在北美独立战争(1775至1785)中，才广泛运用了纵队与散兵队形相结合的作战方式。恩格斯指出，在北美洲，移民们“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隐蔽的森林中袭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被既看不见又不能接近的敌人所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由于兵士成分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

随着大胆、果断行动战术的产生，对待军队战斗训练的态度也完全变了。在这些条件下，需要的不是“被操典束缚得死死的机械人”，而是训练有素、具有高度战斗素质、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胜利奇兵。进步的俄国统帅们建立的整个训练体系就是服从于这些目的的。他们认为，胜利取决于士兵的素养，取决于他们的训练与教育水平。在鲁缅采夫的军队中，士兵们得到良好的供应，殴打被禁止；他简化了服饰，取消了往头发上扑粉和把装具刷白的规定。他取消了繁琐的变换队形训练，而代之以经常的战斗准备。

鲁缅采夫按照一定的计划训练军队，并且从单兵训练起至部队演习止始终严格保持训练的连贯性。他要求，军队应不断举行各种演习，以便通过演习学会利用地形、构筑工事、实施行军、变换队形、横渡江河、进攻野外或要塞内之敌。值得注意的是，鲁缅采夫要求所有演习都在指挥员直接领导下进行，“要向部队很好地说明和解释所采取的措施，防止部队有时因为理解肤浅或论证不足而把有益的，必要的措施看作是徒劳无益、毫无用处的负担。”最后，不要使部队感到苦恼和产生厌烦情绪。从这些指示中可以看出，指挥员不仅应亲自领导演习，而且还必须进行讲评以使部属明白自己的行动对于取得战斗胜利的意义。

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军队有两种训练方式，即操练和机动演习。被称为操练的演习严格按条令进行，不能有任何违背。这种演习，如按现代观点来看，具有战术队列作业或纯粹队列训练的性质，而不带任何战术情况。机动演习就是战术演习。在演习申，各项条令规则在野战条件和一定战术情况下得到综合演练。后来，军队在现地进行的不带任何战斗训练情况的一切练习（操练）开始被称为演习，而在一定战术情况下进行并赋予双方行动自由的演习开始被称为大演习。俄国军事历史学家马斯洛夫斯基在《俄国军事学术史札记》一书中，指出十八世纪后半期的大演习同所有其他样式的野外演习的区别是：“(1)在大演习中使用三种武器，即便是一支不大的部队也如此。(2)几乎总是分成双方进行，或者，在极个别情况下，也规定有假设敌。(3)任务多种多样，但在第一次土耳其战争前，多数情况下只限于进攻和防守渡口，采办粮秣，克服地形障碍，在火力掩护下行动，进攻和防守设防阵地等课目……（4)部队从晚间开始大演习，(5)首先实施机动和警戒措施，而后双方展开冲突……(6)只给予实施机动的部队以原则性指示，准其自由行动I(7)迂回非常重要并常常具有决定性意义。”多数大演习是分成双方并根据战区特点和各兵团，部队即将完成的战斗任务的特点进行的。在七年战争和第一次俄土战争期间，鲁缅采夫经常领导部队举行各种演习。

他甚至利用短暂的战斗和交战间隙组织演习。例如，在特列普托夫城战斗中，各兵种之间协同不好，部队不会以纵队接近战场。战斗结束后，鲁缅采夫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使部队掌握了攻打要塞时的协同动作。经过短期训练，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而后顺利进行了夸取科尔贝格要塞的战斗。在战时条件下，俄国军队乘各兵种的兵团和部队集中于一地之机，频繁举行由各兵种部队和分队组成的混合支队的演习。鲁缅采夫深深懂得，象这样的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在平时也须经常举行。但是，由于平时部队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很难组织这种演习。七年战争后，根据鲁缅采夫的建议，整个俄国军队都实行了夏季野营训练制度。届时，各兵种的部队集中到一起，进行l—3个月的训练。野营训练期间，举行大规模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以演练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和改进作战方法。当时最大的一次演习，是1765年在红村夏季营地举行的演习。但是，当时的许多演习，特别是在女皇及其他达官贵人在场观看的情况下，往往带有表演的性质，其作用因此也就降低了。

尽管如此，步兵团、骑兵团和炮兵团齐集夏季营地举行联合演习，仍不失为当时最重要的新式训练措施，对进一步发展军队战斗训练方法具有重大意义。完全可以说，把军队拉到夏季营地进行合同训练的思想，至今仍未失去其意义，许多国家的军队就是这样做的。

在解决组织武装力量及将其合理配置在国土上这一问题方面，鲁缅采夫和波将金在平时就力主把部队编成集团军，并将其配置在离未来战区最近的地方。这样做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可以根据每个战区的特点更有针对性地搞好军队训练。例如，鲁缅采夫坚决主张驻扎在沿海一带的集团军部队要进行船上训练，并多补充一些识水性、会驾船的土兵。

在1787至1791年俄土战争和苏沃洛夫的意大利远征期间，军队的战术训练受到极大重视。俄国伟大统帅苏沃洛夫认为，军队的战斗力直接取决于训练与教育。通过训练培养作战的自信心，而自信心是勇敢及其他精神战斗素质的基础。苏沃洛夫吸收并发展了彼得一世、鲁缅采夫及其他进步军事家的思想，制定了许多新原则，建立了最先进、最完善的军队训练与教育体系。这些都最终体现在他的名著《制胜科学》中。苏沃洛夫的《制胜科学》是根据战斗经验总结和战术要求制定训练方法，确定军队应训练什么和如何进行训练的典范。他特别重视训练军官和培养军官严格要求部下、善于执行任务、富有预见性和主动性的素质。他为军官制定的一系列指示，明确规定了判断形势，定下决心、向部队下达任务、制定作战计划和节省时间的方法。苏沃洛夫说：“一分钟就决定战斗的结局，一小时就决定战争的胜．败，而一天就决定帝国的命运。我不是按小时，而是按分钟来计划行动。”他对脱离实际情况的程式化的战争计划和战役计划深恶痛绝。他认为，制定军事计划必须“深思熟虑”和“通盘筹划”。计划还应附上地形图，因为这“对普通军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必要的。”

在苏沃洛夫的军队中，步兵、骑兵和炮兵协同动作的训练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苏沃洛夫认为军队的指挥非常重要，他说：“舵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掌舵的人。将军必须学习科学，理论没有实践就是毫无用处的理论”。他要求所有军官都努力掌握“战争科学，制胜科学”。他认为，“仅凭勇敢就能战胜敢人”这一说法是荒谬的，“只有勇敢加作战艺术才能取胜，作战不是靠数量，而是靠本领。”同彼得一世军事传统的所有继承者一样，苏沃洛夫也认为根据战争的需要训练军队是战斗训练的主要原则。平时的主要任务是不间断地进行战斗训练。“平时如战时”，这是他训练军队的基本原则。

苏沃洛夫在军队训练实践中坚决摒弃一切多余无用的东西，尽可能地简化战斗训练过程，使每个士兵易于接受训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军队是在舒适的条件下进行谢练。恰恰相反，苏沃洛夫组织的战斗训练几乎和实战一样艰苦。训练中，官兵的精神和肉体要达到最紧张的程度，他们要学会克服任何艰难困苦。苏沃洛夫的军队在军事远征过程中不止一次地体会到：演习多流汗，战斗少流血。因此，苏沃洛夫有充分根据地说：士兵喜欢演习，只是演习过程要紧凑，安排要合理。苏沃洛夫自己非常珍视部队的野外演习。

同时，也把自己对演习的热情传给了所有军官和士兵。荷兰人法尔科尼在目睹了1796年的野营训练情况以后写道：“使他感到愉快的季节来到了：原野，演习，营地，不停地运动，再没有使他感到欢心的东西了。”苏沃洛夫把每一次成功：的演习都视为未来的胜利，因为他相信，受过良好训练的军队不可能不打胜仗。军队训练的主要内容即苏沃洛夫进攻战术的三个基本原则。“目测，快速和猛攻”。苏沃洛夫训练体系的最重要特点，是把军队的训练与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每一个军人无论是在演习中还是在战斗中都能自觉履行自己的职责。苏沃洛夫说过：“每至个军人都应明白自己的行动。”

在野外演习中，除演练战术动作外，苏沃洛夫还非常重视培养官兵的高度精神战斗素质，特别是培养勇敢、坚韧，灵敏等素质。通常，军队是在接到战斗警报以后即投入演习，不受天气和季节的限制。在演习中，他们实施行军，完成各种战术任务，如列队和变换队形，攻击设防阵地，抗击敌人突袭，强渡江河，通过沼泽地及其他难于通行的地段。

演习中，为了进行攻击设防阵地的训练，苏沃洛夫命令构筑防御阵地，在阵地上挖深沟、陷阱[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及其他工事，安设拒马、鹿砦等障碍物。一方（步兵部队和炮兵）防守阵地，另一方（步兵、骑兵和炮兵）则演习进攻，然后，双方互易位置。

战术演习或在白天或在夜间进行。苏沃洛夫非常重视夜间训练。他懂得，部队在夜间行动会遇到很多困难，而敌人尽最避免夜间行动。他力图掌握敌人所未掌握的作战手段。部队在夜间进行战术演习，这在当时来说是件新鲜事。

演习的高潮通常为双方的白刃冲锋。无论是昼间演习，还是夜间演习，都得实施白刃冲锋。发起冲锋前，双方都撤至野战炮兵霰弹射击射程以外（约200至250步），并成展开队形或排成纵队。在双方接近至约百步远的时候，军官发出口令：“上刺刀，杀！”随着这声口令，步兵开始向前奔跑，骑兵也飞奔起来，双方坚决果敢地迎面扑来。在冲锋时，不准任何人躲避或减慢速度。在双方接触到一起时，每个士兵都应抬高刺刀；稍向右避过对方，急速通过双方避让时出现的不大的间隙。如果考虑到，冲锋是在枪炮声（空弹射击）和烟幕中进行的，那么就会明白，实施这种面对面的冲锋是件危险的事。往往发生对打和出现不幸事件。然而，苏沃洛夫真诚地尊重士兵，他承认这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仍大胆坚持这样训练，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只有使训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才能在战斗中减少牺牲。

佩特鲁舍夫斯基根据一些目击者提供的情况写道。“急速地运动。手举军刀和端着刺刀的两群人不很规则地面对面奔跑着。枪炮轰鸣，烟雾弥漫，毫不迟疑地转入对打。军官们喊着‘冲啊！’，进攻者发出一阵接一阵的杀声——这一切使部队逼真地领略到战斗的样式、要求和气氛。”在对抗演习和大演习中实施这种面对面的冲锋，就使演习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使士兵体验到最紧张、最危险的战斗场面，不害怕战斗冲突，培养每一个士兵和整个部队具有永往直前的进攻锐势和勇敢迎战敌人并在白刃格斗中消灭敌人的意志。

苏沃洛夫不仅用这种方法组织分队和部队的演习，而且还用这种方法组织由各兵种组成的兵团的合同演习。步兵、骑兵和炮兵同步兵、骑兵和炮兵对抗，步兵和骑兵同骑兵和炮兵对抗；骑兵同骑兵对抗，等等。有趣的是，苏沃洛夫虽然重视演练面对面的冲锋，但又不把对抗演习绝对化。他善于把参演部队全体人员的单方机动同双方面对面冲锋结合在一起。开始时，所有参演部队一起演练行军、警戒，侦察、变行军队形为战斗队形（纵队或方阵）、抗敌骆兵冲击，最后，进攻敌人的主阵地。然后，参演部队分为两方，彼此拉开一段距离，开始进行战斗演练，即实施面对面冲锋。用这种方法进行训练，消除了当时对抗演习中的一个重大缺陷，即只要一方迂回到翼侧或后方，另一方就不可避免地要退却甚至投降。

采用这种方法实施演习，部队能更确切地体验进攻战的全过程，使整个部队协调一致地行动。但是，苏沃洛夫也组织以遭遇战为内容的对抗演习。众所周知，苏沃洛夫取得的无数次胜利，首先是因为他行动神速。他在《制胜科学》一书中写道：“敌人没有料到我们会到来，认为我们还在百里之外，甚至更远，在两三百里之外呢。突然，我们从天而降。”因此，在每次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中，他都特别重视进行行军训练。不仅在演习中组织行军，而且在出发到演习场和返回营房的途中也组织行军，并安排一切必要的战斗保障措施，经常练习由行军队形快速转换成战斗队形，“以便在行军中能随时投入战斗”。

苏沃洛夫军队调动的速度是当时条令规定的两倍多。苏沃洛夫要求，军队调动“不能鹅行鸭步，而应快步流星”。例如，腓特烈二世的军队一昼夜行军的最高速度为15至18俄里，而苏沃洛夫军队的速度可达30至50俄里。1768年秋，苏沃洛夫率苏兹达利团完成从新拉多加至斯摩棱斯克850俄里的行军用了30昼夜，平均每昼夜的行军速度为30俄里。1771年，在波兰作战期闻，苏沃洛夫的军队17昼夜行军约700俄里，平均每昼夜为40俄里。1799年在意大利，苏沃洛夫率2.5万人的军队冒着酷暑36小时行军80俄里到达特雷比亚河，接着从行进间投入战斗，击溃了麦克唐纳的军队。很显然，只有训练有素并做好充分准备的军队才能以这样的速度实施行军。在《制胜科学》一书中，苏沃洛夫详尽阐述了组织行军的问题，规定了部队调动的方法和程序。即使在作战中，苏沃洛夫也不停止训练军队。此外，每次交战之前，他都根据部队所要完成战斗任务的特点，展开紧张的练兵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攻打伊兹梅尔要塞前苏沃洛夫所组织的训练情况。当时，在距部队驻地不远的地方构筑了一道土墙，在墙外挖了深度和宽度与伊兹梅尔要塞外面的壕沟相同的壕沟，设置了各种障碍物。一到夜间，部队就根据受领的战斗任务在这里进行演练。各工兵小队的演练尤为认真。每个分队、每个士兵都在现场得到指示和示范：应该在哪里和怎样越过壕沟，登上围墙，根据什么信号射击，开始进攻，等等。这一切对于顺利攻克要塞具有重要的意义。

到波兰后，苏沃洛夫即根据敌人在这一战区的战术特点，就如何在林区进行作战的训练问题，向部队发出详细命令。再一个例子是，在意大利远征前夕，为了准备同法国军队作战，苏沃洛夫在训练俄国军队特别是奥地利军队学会排成纵队作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苏沃洛夫认为，在战斗和交战之前训练军队，是最重要的战斗准备。每次演习结束时，他都到现场进行详细讲评，表彰训练出色者，指出具体错误，有时还亲自示范，说明应该怎样做。

总之，通过训练，苏沃洛夫使自己的军队做好了应付在战斗中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的准备。因此，他们在实际战斗中对任何情况都应付自如。有一位名叫久博卡日的外国人在观看了苏沃洛夫军队的演习以后不得不说：“难道还需要再谈论苏沃洛夫的军队百战不殆的原因吗？苏沃洛夫麾下的一个新兵对于军事的认识，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都比任何欧洲国家军队的士兵，包括最有教养的士兵在平时对军事的认识高得多……他的士兵在战斗中不会有意外之感，因为他们在平时就经受了最艰苦的战斗锻炼，他们对在战斗中应做的不会不明白……如果一个人能处变不惊，镇静自如，如果他此时知道自己应如何行动，那么，他就不可能被战胜，他就不能不胜利。”

苏沃洛夫用比敌人小得多的兵力和代价取得一次又一至次胜利，这不仅说明他具有高超的军事学术水平，而且还说明他掌握了先进的练兵方法。甚至连拿破仑也公开承认苏沃洛夫在机动战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他在从埃及发出的信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苏沃洛夫仍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还没有人理解他的特殊作战艺术，也没有人能以他的作战规则同他对抗。”

但是，在苏沃洛夫及其以后的时代，他的军队训练体系的本质，同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有着不可调合的矛盾。因此，苏沃洛夫为了坚持自己的军事学术原则和军队训练原则，不得不经常同反动集团进行斗争。而在保罗一世登基后，苏沃洛夫的《制胜科学》被完全当作异端而遭到贬斥。在俄国军队中，代替《制胜科学》的又是操场机械训练，而且，这种训练方式在保罗一世时代达到了特别残酷、荒诞的地步，变得与军队的战斗训练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保罗一世的反动统治不可能根除先进的军事思想，相反，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却被军事历史发展的进程所推翻，而彼得一世、鲁缅采夫和苏沃洛夫建立的军队战斗训练体系却充满生机。保罗一世在委派苏沃洛夫领导意大利远征时，不得不对他说：“照你自己的办法打吧。”而要按照苏沃洛夫的方法进行战争，就要按照苏沃洛夫的方法训练军队。战争的客观法则和要求比沙皇和反动贵族更有力量。

奥斯特利茨交战失败(1805年)后，亚历山大一世不，得不放弃已经完全过时的加特契纳部队的训练方法。恢复了由各兵种参加的演习和大演习的练兵方法。1808年，颁布了暂行训练细则《（关于改变演习中某些做法的规定》》。细则要求训练部队成纵队和散兵队形在各种地形至条件下行动，但也保留了许多过时的要求，其中包括采甩线式战术。1811年颁布的《步兵师条令》、1812年颁布的《骑兵条令》和《炮兵野战通则》也具有相类似的特点，即一方面提出一系列进步要求，如成纵队行动，进行瞄准目标射击训练等，但另一方面又墨守成规，如仍保留了繁琐的列队要求，把战斗训练禁锢在练兵场的狭小天地里。正如M．H．加里宁所指出的，在俄国军队里，“始终有一批真诚的爱国者和天才统帅，他们忠诚地为国效力。他们顶着来自上面的压力，有效地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在战场上打出军威”。

苏沃洛夫培养的进步的将军和军官们，不顾条令中的’正式规定而采用了突击战术和与之相适应的训练方法，并制定了自己的细则。M．H．库图佐夫要求，不要让士兵去为与战争和战争要求不相干的事情忙碌。库图佐夫向师长们建议说，“我建议你们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瞄准目标射击，检查武器装备和所有真正有益于完成勤务的事情上，而不要做那些象对待敌人一样对待士兵和使士兵劳累不堪，脱离事物本质的多余的事情。”

1812年7月，巴格拉季昂的第2集团军所属各部队收到一份《步兵军官作战教令》。教令要求在训练中不要进行不必要的练习科目，提出了使训练接近于实战的要求。在卫国战争爆发前夕，库塔伊索夫将军制定了《炮兵野战通则》，提出了集中使用炮兵于最重要方向和在一定战术情况下进行炮兵射击训练的原则。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以苏沃洛夫的杰出学生库图佐夫为首的俄国将军和军官们解决了军队训练这一极其困难的任务。这场战争在当时来说规模是巨大的。它要求为军队补充大量兵员，加紧进行训练，搞好各部队和兵团的合练。必须组织大量义勇军进行训练，因为义勇军中只有20—25%的人有武器。这样，演习中必须把他们排成四列或五列横队的战斗队形：第一，二排拿枪，其他各排拿长矛和大刀。俄国军队暂时放弃莫斯科以后，塔鲁季诺即成为动员和训练后备兵员、组织和训练叉勇军部队的中心。编入军队的新兵和义勇军在这里学习使用枪枝，练习以各种队形作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库图佐夫在成为俄国军队的总司令以后，改变了过去那种把新兵分散在13个城市和7个新兵营里进行训练的做法，而按兵种训练后备兵员，并建立了三个后备部队总集训点：一个在阿尔扎马斯，是训练步兵的；一个在穆罗姆，是训练骑兵的；一个在下诺夫哥罗德，是训练炮兵的。在这些集训点训练的后备兵员短期内即可补入作战军队，从而加快了其转入反攻的准备工作。库图佐夫遵循苏沃洛夫的训练原则，在短期内即训练和组织了一批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战胜“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军队的辉煌胜利。就连装备很差的义勇军也表现出高度的战斗素质。

总之，由于受到准备与进行战争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和武器与技术装备的不断完善，与之密切相关的军事学术和军队训练的方式与方法也不断发展。随着军事的日益复杂化，单兵训练和分队与部队的协同动作训练也日益完善。由于战斗队形的复杂化及其各部分之间距离的加大，各部分和各兵种必须协调一致地行动，这就导致了队列训练、战术队列训练的出现，而后又导致各种样式的战术训练的出现。同时，社会政治制度、军事学术水平和军队补充方法对武装力量的建设和训练特点也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譬如，西欧各国的雇佣军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由最不可靠、最腐败的社会成分所组成，他们被视为盲目的战争工具，因此．他们的作战方法是消极的，他们的整个训练与教育体系贯穿着盲目服从和机械执行的思想。由于这些军队在成线式战斗队形行动时只能作整体运动，在交战时不能改变战斗队形和由单个部队独立行动，因此，战斗训练的目的就是培养士兵机械行动的能力，而内容仅限于队列训练和各种机械式训练。指挥员或单个部队与分队没有必要进行战术训练。

俄国军队是根据义务兵役制补充的民族军队，因而具有更高的精神战斗素质。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历史条件，以及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要求采用更坚决果敢的战略和战术。这也决定了战斗训练的特点。尽管军事中，特别是训练与教育体系中的一切进步的东西都遇到反动分子的激烈抵抗，但战争的客观规律终究是不可抗拒的，对其完全不予考虑是不可能的。进步的俄国统帅们把军队的整个训练与教育体系建立在每一个军官和士兵的觉悟的基础上，努力使他们能够正确、果断、主动地行动。军队须在各个战区采用各种战斗方法和战斗队形作战，各部队和分队不仅要协同动作，而且还要独立、主动地行动，因而迫切需要采用新的、更完善的队列训练或战术队列训练方法和战术训练方法。于是，俄国军队中出现了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从而保证了军队训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产生于彼得一世时代，而在苏沃洛夫时代则发展到最高水平。苏沃洛夫制定的准备与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许多方法，他所实行的一系列训练原则，例如，根据战术要求选择合适的训练方法，周密准备演习和选择正确方法以保证在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条件下实施演习。在演习中不仅善于训练整个部队，而且也善于训练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采用直观、诱人和有趣的方法组织演习；战斗前根据战斗任务具体搞好部队的战斗训练，等等，对于而后军队训练方式和方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是现在，它们仍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俄国人民起义运动的经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博洛特尼科夫军队(1606至1607年)、拉辛军队(1667至1671年)和普加乔夫军队(1773至1775年)的训练方法。起义部队通常采用的是人民战争的战术，但在农民战争高涨时期，也建立过大规模的起义军队。它们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同沙皇的正规军队进行了一系列交战。起义军在自己的军营里进行速成军事训练。哥萨克和在沙皇军队当过列兵、士官的人的经验对于起义者的军事艺术和军事训练起了重大作用。例如，普加乔夫在他们的帮助下，在进攻亚伊克要塞和奥伦堡前举行了一系列演习（起义军有2.5万人和86门炮）。为在训练和战斗中便于指挥，普加乔夫把部队编成团和连。在对这两个要塞进行长期围困的过程中，多次举行演习和操练。

这与彼得一世在科茹霍沃大演习中所采用的训练方法非常相似。在别尔茨卡亚斯洛博达（奥伦堡城外）普加乔夫的大本营里，起义者们练习列队、劈刺、射击、打炮、挖地道、埋地雷和挖战壕。特别重视各部队之间的协同动作。波兰民族解放起义领导人塔代乌什?柯斯丘什科也非常重视训练自己的部队。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军事领导人、天才的军事长官，他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柯斯丘什科曾在1775至1783年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北美移民1777年在茨拉托加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主要就是他的功劳。

回国后，柯斯丘什科于1792年参加了对反动的塔尔戈雏查同盟的军事行动。1794年，他领导了波兰起义，并在拉茨瓦维采交战中大败沙皇军队。柯斯丘什科力图使起义具有全民的、民主的性质，但是，他的所有进步主张都因为遭到波兰小贵族阶级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起义的社会基础，并最终导致起义的失败。柯斯丘什科根据北美战争和法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努力训练军队，使之掌握最新技术。尤其注意使部队掌握在以散兵队形和纵队行动时的协同动作，搞好步兵，骑兵稂炮兵的协同。柯斯丘什科制定的条令《乘骑炮兵大演习》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军队中广为传播和运用。

他精通野战筑城学，非常重视使部队学会工兵作业种构筑阵地。起义开始后，柯斯丘什科责成克拉科夫省执行委员会对所有18至40岁的男性居民进行为期两周的军事训练，并下令每逢星期天在所有城市和乡村进行军事训练。在短期内应接受训练的起义部队总数达15万人。柯斯丘什科思想进步，非常关心士兵，要求军官经常给部属上课。但是，大部分小贵族出身的军官不屑于这样做。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组织领导工作应由地主和小贵族担任，而战斗训练则由以前服过兵役的士兵负责。总的来说，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起义军队都是革命热情高涨，精神战斗素质良好，作战英勇顽强。但是，起义军队在军事组织，武器装备、纪律状况和战斗素养方面通常不如统治阶级的军队。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攻打要塞和城堡这样在当时来讲复杂的战斗行动中(如拉辛在辛比尔斯克，普加乔夫在奥伦堡等)。很显然，要想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除其他社会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尤其是指挥干部。显然，正如普加乔夫感到遗憾的，在他的军队里没有一个“正规军官”。同样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起义的基本群众对于进行顽强训练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这个问题也存在于十九世纪其他国家被压迫群众的起义之中。

就此，列宁写道：“从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开始，……我们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组织性较强、觉悟较高，武装较好的少数怎样迫使大多数服从自己的意志并且战胜大多数。”

三、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演习和大演习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沉重打击，封建农奴制度灭亡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开始更蓬勃、更广泛地发展，并且开始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生产的过渡。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机床和蒸汽机的采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建立，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工业各部门的发展。

战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常伴随物：起初是为了捍卫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后来是为了夺取新的销售市场和他国领土。对高额剩余价值的追求，不可遏止的发财欲望，不惜任何代价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和把自由国家变成殖民地的心理，这些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侵略野心的急剧膨胀，导致了几乎一场接一场的侵略战争。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军国主义得到广泛发展。因此，列宁曾指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非常重要的表现。”

同时，机器工业的诞生为战争创造了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扩大了进行战争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制度，通过革命改造和改革，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军队代替了封建军队。

随着军事技术装备生产的发展和新式武器的出现，战争和战斗的方法越来越复杂。产生了资产阶级军事学术。前国主义阶段以前的资产阶级军事学术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克里木战争(1853至1856年)以前为一个时期，以后为一个时期。这次战争是拿破仑战争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第一个时期始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至1794年)和革命法国抵抗联合起来的欧洲君主国反对法国的战争。雅各宾党人革命民主专政时期，予1793年颁布了普遍义务兵役法。根据此法，所有18至40岁的男子均应服兵役。于是，建立了一支新型的、充满革命热情、捍卫共和国成果的反封建军队。很显然，这样一支军队不可能按照封建专制国家雇佣军队的原则去作战。它创造了新的作战方法。它的战略原则是：以坚决果敢的行动，即集中兵力对敌纵深小的线式战斗队形实施强有力的突击，歼灭敌人。法国军队采用了突击战术。这种战术是将刺刀与火力相结合，将作为进攻决定性力量的纵队与保障火力突击效果的散兵队形相结合。废除了旧的军队给养采购制，而代之以新的征用制。这就保证了法国军队具有比受各种辎重所累的敌人更高的机动性。机动性的提高和新式战斗队形的采用，使军队得以完成纵深和快速机动、迅速集结和在战场上集中使用军队，并能在各种地形上作战。正如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法国革命人民在十八世纪末的战争中表现出巨大的革命创造力：废除了旧军队，而代之以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并创造了新的作战方法。

总之，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新的“士兵物质”，对于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法国有才干的炮兵专家格里博瓦尔设计的更加轻便的野炮炮架（装上此炮架后，野炮可迅速移动）和带有弯抽枪托的新式枪枝（其射击准确性大大提高，而这对于以散兵队形作战的军队来说尤为重要）的问世，则是促进军事学术发展的重要技术前提。法军由于采用了新的作战方法，不再需要昔日机械的练兵方法和华而不实的训练内容，况且，也没有时间这样做。新式军队的士兵也不需要旧式的棍棒纪律。恩格斯写道：“如果说新制度较少地要求机械式的教练和阅兵式的形式主义，那末它却要求上自总司令下至普通兵每个人都非常敏捷地行动，花费更多的精力，发挥高度的机智；而自拿破仑以来，制度的每一次革新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很多部队是在战争中组建的，经过短期训练后即投入了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让部队学会战斗中最需要的东西。尽管如此，年轻指挥员的革命热情和士兵的自觉服服役态度保证了部队具有较高的战斗素养。法军在西方第一次使战斗训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条件。拿破仑适逢法国革命所创造的军事学术发展时期。拿破仑的军事专政是为巩固大资产阶级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在欧洲以至全世界为大资产阶级攫取政治和经济霸权服务的。为此，他发动了一场接一场的战争。

拿破仑把大规模武装力量的战略和战术使用发展到了高度完善的水平。他认为，集中优势兵力和集中使用兵力于主要突击方向，以迅速、突然的动作各个歼灭敌军部队，迂回到敌人的交通线上去活动以寻找最有利的交战时机，建立和善于使用预备队（包括炮兵预备队），各兵种密切协同动作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这样一种战略和战术，他改组了军队，实行了正规训练。拿破仑尤其重视军队的战斗训练。拿破仑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他组建了许多有固定编制的军（军辖步兵兵团、骑兵兵团和炮兵部队、工兵部队）。这就需要通过举行有各兵种参加的大规模合同演习和大演习来协调各师和军的战场动作。

同时还须考虑到：统一的、用于交战的军队不仅因为管理的需要，而且因为战术的需要，被划分成越来越多的单位，各军和师独立组织向战场开进，甚至单独投入交战；在战场上，不仅兵团和部队，而且各独立分队和成散兵队形行动的士兵，都应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主动地选择目标，放枪发炮和实施机动。各独立战术单位独立性的增强，使得迅速、准确地调动部队完成各种任务，对行军队形和战斗队形的各个组成部分实施集中统一指挥成为可能。

在拿破仑以前的时代，整个军队只建立一个总预备队，而现在，每个师都有自己的预备队；从前，所有军队在战场上只排列成两条战斗线，而现在，每个旅都有自己独立的战斗线，每个营既可以散兵队形又可以密集队形作战。

同时，要求在行军和展开过程中做到行动协调一致和准确无误，以便及时进抵战场并在指定位置和方向投入战斗，迅速、荫蔽地完成机动并在关键位置集中大量步兵、骑兵和炮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预备队投入战斗并以其他方法增兵以及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兵力。

为了使行动协调一致，必须对分队、部队、兵团以至全军进行系统训练。只要情况允许，拿破仑就集中全军进行合练。拿破仑提出了建立大型常设训练营以便不仅组织各兵种的兵团和部队，而且组织全军进行合练的思想。例如，缔结亚眠和约以后，法国有一个短暂的平静时期，拿破仑就利用这一时机，于1803至1805年在法国北海岸的布伦兵营训练自己的军队。恩格斯写道：“他把军队集中在布伦兵营，施以正规训练。他着重训练兵士在担任预备队时成密集队形配置在不大的地区内，并迅速展开成横队。”以后，他又把军队集中到圣安布列捷兹兵营和圣阿梅尔兵营进行训练。1803年8月，拿破仑在写给陆军部长的命令中，要求制定每年举行有炮兵部队参加并进行实弹射击的大演习的计划。

法军首次实行了后备兵员经速成训练后即补入作战军队的制度。恩格斯指出，拿破仑竟然只对新兵营训练一个月的时间，第二个月就派他们去远征，而第三个月就让他们参战。给每个新兵营都派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士官，而给每个连派了若干名老兵。在战斗中，新兵和老兵合编成旅，并美其名曰。“以老带新”。即使是在远征中，拿破仑的军队也不中断训练，特别是对初上战场的新兵。具体做法大致如下，训练营在给新兵配齐装具并进行初步训练后，即把他们编成行军连，然后派往作战军队。行军连按规定的路线行军，很快与本师的其他行军连相会并组成行军营，行军营和行军营相会又组成行军团。在行军的这几个阶段，要举行连、营、团演习。所有的行军分队和部队都在美因兹要塞附近渡过莱茵河。在这里，有一专门委员会对它们进行检查，并把由使用不同武器的士兵组成的分队编成行军支队。行军支队继续前进，并在行军途中举行演习。拿破仑扩大了演习和大演习的规模，并根据战争的新原则增添了新的内容。恩格斯认为，拿破仑1805年从布伦兵营带到奥斯特利茨的军团是当时最好的军队。尽管法军准备与实施战术演习的方法和俄国伟大统帅苏沃洛夫所采用的方法相比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军队训练与教育的进步原则却在法国革命军队中遇到了适宜的土壤，并得到比沙皇军队来说更为广泛的运用。因此，当时拿破仑的军队不仅在精神政治素质和组织体制方面，而且在战斗素养方面，都大大超过敌人的军队。后来，在拿破仑把法军变成大资产阶级反动和侵略政策的工具以后，就越来越不能指望士兵还象以前那样服役了。于是，训练军队刻板地运用已运用多次的战术手段和压制下级指挥员的主动精神，就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所有这些，加上政治和战略上的冒险性，导致了拿破仑军队的失败。

拿破仑战争以后，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很大变化。滑膛燧石枪被撞针火帽线膛枪所取代。线膛炮的出现，对战术的发展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这些新式枪炮与旧式j枪炮相比，射程、射速和准确性都提高了。这就要求重新研究准备与实施战斗和战争的许多问题。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反动势力扼杀了一切新鲜事物，阻碍了进步军事思想的发展。尽管新事物层出不穷，但是．直到克里木战争，甚至更晚，所有欧洲国家的军队却继续死抱着拿破仑的“样板”不放：它们认为以密集队形作战和实施白刃突击具确决定性意义，而把散兵队形和步兵武器射击视为辅助手段。这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俄国和法国军队采用的“纵深”战术相比，甚至倒退了，因为在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条令里尽管也规定了采用纵队作战，但在这些条令中却贯穿着线式战术的精神。在这一时期的俄军中，军事上的保守思想尤为严重。十九世纪俄军历史的著名研究家扎伊翁奇科夫斯基在他的《1860至1870年俄国的军事改革》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记述了这一情况，其中，特别强调指出：“线式战术的基础是消极的……相反，‘纵深’或垂直战术的基础是积极的……采用线式战术，只要求机械地执行命令，而采用‘纵深’战术，则要求灵活执行命令。五十年代俄军的条令是把这两种相互排斥的战术结合起来的一次独特的、注定要失败的尝试。”

尽管线膛武器已经出现，但俄军直到克里木战争以前用的还基本上是滑膛武器，只有很少一部分士兵装备了线膛枪。对革命运动的恐惧和把过时的作战方法公式化（各强国之间40年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导致了操场机械练兵方法在十九世纪再度兴起，造成军队训练与战斗实践要求相脱节。几乎所有军队的训练都是为了达到队列整齐、动作一致、步伐有力、准确完成非常复杂而又无用的变换队形动作。克里木战争参加者阿拉宾是这样形容战争前夕俄国军队的状况的：“……战云密布，但是，我们真的做好战争准备了吗？凭良心说，远远没有！第一，我们的装备很差。我们的步兵用的是滑膛枪……第二，我们非常缺少会射击的人，因为对这门技术从来没有认真系统地训练过，从来没有进行过实弹射击，而按规定应用于实弹射击的很少的一点火药被长官赠给所熟识的地主了……并且，只要一换防，仅存的一点火药电就被撒入附近的河中和沼泽地上了。总而言之，无沦是士兵还是军官，对军事技术都一窍不通，什么也未认真练过……我们对操练步法和立正、稍息却重视得要命。一些自诩精通军事的人却对战斗队形一知半解，在任何情况下都只会重复军事条令中所规定的东西。”

法国，英国和普鲁士军队的战斗训练状况也很不妙。例如，恩格斯在论述法军的战术条令时曾说，这个条令是士兵的正确思维和旧传统的奇异的混合物。队列作业中有许多与现时战术学水平极不相称的、陈旧过时的、荒诞不经的东西。法军虽然认为野营生活有利于军队的战备，但数年间总共才去了一次常设营地。它们没有实施大规模机动，只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进行了对假设敌的战斗演练。法国人认为在岗峦起伏的地形上进行对抗大演习是不必要、也做不到的。英国军队实行的也是这样一套训练体系。

各国军队的战斗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仅仅限于队列训练，因为当时把准备阅兵式放在了首位。这不能不影响军队的战斗素养．问题并不在于过分地重视队列训练，因为队列训练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有助于军队保持较高的组织纪律性；问题在于，队列训练与战斗训练完全脱节，阅兵式上需要什么才训练什么。战术训练成为阅兵式的牺牲品。

四十年代，普鲁士军队曾数度试图进行改革，加强战：斗训练。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颁布了全军通用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实施规则。根据该规则，应以分队，部队和兵团为单位实施队列演习、带假设敌的大演习和对抗大演习。但实际上，这些要求都未被执行。普鲁士军队和其他国家军队一样，极少举行演习和大演习，即使举行，也是非对抗性的，而且也不讲究地形，多数情况下选择平缓场地，以便于展示整齐的军容。

俄军的《步兵队列条令》（从1855年至1866年曾多次修改）指出，两个营或数个营的演习应在操场上或平地上进行，不必利用地形地物，也不必规定战术情况。举行这种演习的目的，是锻炼营长的目测力和指挥部队的能。力，使部队熟悉列队规则，掌握保持一定距离和间隔，同时保持良好队形的能力。军队在大演习中的全部动作是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而它们对各自所担任的角色在预演中就忘得精光了。

四、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演习和大演习

这一时期，工业生产继续迅速发展，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不断出现。据梅谢里亚科夫统计，在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30年间，军队装备的新式武器和弹药比过去300年装备的还多。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发展的不平衡日益突出，从而导致了政治上更加反动，进行军事侵略的野心更加狂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把越来越多的金钱花在军事建设和发展武装力量上，使军国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在大多数国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后，军队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在战场上出现了百万大军。国家与国家之间展开激烈竞赛，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惜耗费大量人力与财力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并提高其战斗力。

克里木战争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历次大规模战争，特别是美国内战、法普战争、俄土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陈旧的战术和训练方法是不能适应新式武器的应用和新的作战条件的。不考虑这些客观因素是不行的。随着机动战斗技术装备，摩托和自动武器的投入使用，军队的机动性增强了，军事行动的规模扩大了，其紧张程度提高了，持续时间延长了，出现了正面宽大、兵力密集的战线，火力作用范围以及军队战斗队形纵深都扩大了，军队所能占据的地域的宽度和深度也加大了，达到数十以至数百公里．师的进攻正面宽达3公里（十七世纪时为600至700米），军队的指挥更加复杂化。由于各国的军队都装备了线膛武器，在战场上已木能再采用纵队和密集队形。带弹仓的步枪，机枪和速射炮的射程和火力密度比旧式枪炮提高了1至至1.5倍，使战斗队形和实施进攻与防御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在步枪火力下，纵队自动散开，军队自发地开始以稠密的散兵队形作战。

后来，由于机枪的出现，又变成了稀疏的散兵队形，并且增加了奔跑和爬行。对大演习的组织与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明确了演习总导演、调理员和参演人员的责任。还规定在大演习中须有假设敌，演习必须是对抗性的，即所谓“野外大演习”。在实施有假设敌的大演习中，演习总导演既可以指挥己方军队，也可以指挥“敌军”。野外大演习是双方在统一的战术情况下进行的，演习中的各种事件应该按照双方的决心和实际行动来发展。后来，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军队也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与实施大演习的。例如，1879年，法军颁布了大演习实施细则。奥地利军队的《军事条令》专门有一章（第二部分）以及《皇家军队军事训练细则》阐述了实施大演习的方法。该细则指出，师（由三个兵种组成）的练习应连续进行14天，并且用其中的4天举行对假设敌的大演习和旅对旅（实兵对抗）大演习。

在俄国，克里木战争以后，随着农奴制的废除，于1860至1874年也进行了重大军事改革。这些改革涉及俄国武装力量的体制和训练的各个方面，如军队的补充方法、军队指挥、干部培养，以及军队的战斗训练等。1874年，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这就使大量扩充军队和建立必要的经过训练的后备部队成为可能。军区的成立，不仅对于军队指挥，而且对于制定统一昀战斗训练原则、计划和组织各兵团与部队进行合同训练，都具有重大意义。

1862年，陆军部成立了负责解决军队体制与训练问题构专门委员会，其任务包括制定新的步兵条令、骑兵条令，根据战争经验提出军队战斗训练的新的方式和方法，经过陆军大臣米柳京、古尔科将军、德拉戈米罗夫将军及其他进步军官的努力，早已被遗忘的彼得一世和苏沃洛夫的训练与教育军队的传统做法得以恢复。德拉戈米罗夫写道。苏沃洛夫的“伟大的《制胜科学》整整60年不为人们所理解，而且应该承认，简直是被人们忘，记了。我给人们说明了《制胜科学》的伟大意义，而且还按苏沃洛夫的学说把至今仍未被大多数军人所理解的东西说明白了。”德拉戈米罗夫所提出并一再坚持的主要要求，是军队在平时必须学会战争中所需要做的事情。他指出，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使士兵和军官错误地理解战争中什么可以做和什么不可以做。

德拉戈米罗夫在组织战斗训练时，努力使每个分队和部队根据在战斗中所要解决的任务进行训练，安排演习。他指挥的军队的演习从一离开驻地即开始，在整个开进过程中都组织警戒和侦察，在行动路线上设置各种埋伏，演练在遭敌突袭时的行动。

这样，不仅提高了军队的野战素养和节约了训练时间，而且还使军队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德拉戈米罗夫的功绩还在于，他恢复了苏沃洛夫把军队分成双方展开面对面冲锋的训练方法，因为冷兵器在战斗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米柳京在研究和总结苏沃洛夫的军事理论遗产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作为陆军大臣，热心进行改革，努办使军队在战斗圳练中掌握战争中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他废除了所谓“标准战斗队形”和在平缓地形上进行演习的做法，而要求在相应的地形条件下进行训练。根据《步兵队列条令》的要求，更加注重以散兵队形作战的训练；在排列战斗队形方面给予分队和部队以更大的临机处置杖，允许他们视地形及其他条件改变队形。比以往更加重视射击训练。从条令中删除了许多与战斗训练无直接关系、仅仅用于阅兵和检阅的不必要的内容。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俄军没有严格的训练和野营集训大纲，如何组织训练和野营集训全凭兵团指挥员和军区司令定夺。为了整顿军队训练体系，米柳京于1881年首次为各军区制定了统一的年度作业计划，规定了全军统一的战斗训练大纲。计划规定把训练年度划分为冬季和夏季两个训练期，而每个训练期又划分为若干小阶段。例如，夏季的战斗训练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按兵种组织作业——步兵连作业6至8周，步兵营作业4周，步兵团作业2周；在第二个阶段，组织为期4周的“三兵种总集训”，然后举行军队“大演习”。

陆军大臣在命令中还要求，在训练中要努力使官兵自己运用获得的知识，培养他们灵活敏捷，刚毅顽强的素质。在训练军队从事工兵作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年度作业计划和步兵作业细则》指出：“军队在所有战术演习中都要根据战时的需要构筑战壕以加强阵地，并注意选择地点和利用地形。”该计划特别重视举行有三个主要兵种即步兵、骑兵和炮兵参加的战术演习。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参加作业的军队数量，1894年同1881年相比，步兵增加了20%，骑兵增加了28%,炮兵增加了21%。

1882年，陆军大臣第216号命令颁布了步兵作业细则。该细则不仅对步兵，而且对由各兵种组成的部队的训练方法和程序都作了规定。后来，又通过一系列规定和指示对该细则作了补充，大致规定了军队战术训练的程序。年初，进行了单兵训练，后来又分别进行了连、营、团的战术队列作业。在这些作业中，演练了条令规定的队形的排列及其在野战条件下的运用，还演练了野营和警戒勤务的组织与实施。为了增进各兵种之间的相互了解，有时派骑兵和炮兵分队参加步兵团的作业。同时，1882年颁布的细则还指出，步兵纯队列演习仅限于一个营的演习，两个或数个营的演习必须具有一定的战术目的和适当的地形条件。

此后，举行了连对连、营对营、团对团，旅对旅的对抗战术演习。在营、团、旅的对[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抗演习中，有骑兵和炮兵分队参加。这就是所谓的“小型大演习”。从1889年起，为了组织各兵种部队进行合练，除把部队拉到预先设置的常设营地训练外，还采取了机动集训的方法。在机动集训中，军队要连续进行长途行军，同时利用各种地形和在各种条件下举行师对师的综合战术演习。九十年代，一些军区开始举行各兵种部队的冬季机动野营集训，其中，华沙军区组织的集训最积极，效果最好。早在1872年，就有了步兵实弹战术演习，而在1887年，又出现了步兵和炮兵实弹合同演习。训练年度结束时，通常举行所谓“大演习”。实行基干制以后，每年都有许多未经训练的新兵补入兵团和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对于军队的战斗训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只有经常举行演习和大演习，才能把兵团和部队组织起来，做到常备不懈。对许多国家的军队来说，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军事的发展极为迅速，军事领导人力图通过大演习解决军队的组织体制和战术问题。

因此，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各国军队不仅都举行演习和大演习，而且逐渐经常化。除渚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还举行了一些专门科目的演习。如救护演习、要塞演习、陆海军联合登陆演习和侦察部队联合演习等，更加周密地进行专门训练任务的演练。为了熟悉未来地区的地形，经常在边境地带举行大演习。最初的两次边境大演习是1886年在华沙军区和维尔诺军区部队之间、1888年在哈尔科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部队之间进行的。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几乎每年都举行这样的大演习。

随着作战方法的日益发展和复杂化，组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实兵大演习的方法也不断更新。应该指出的是，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在当时不是按照规模，而是按照实施方法区分的。例如，在俄军中，战术演习是指分队和部队的现地作业。这种作业是带着事先确定要研究的问题，按照领导制定的计划进行的，大多数是单方演习或带假设敌的演习，但有时也举行双方的对抗演习。大演习是指对抗性演习。在这种演习中，只给双方说明最初情况，然后让他们完全接照己定下的决心和意图行动。在1882年颁布的步兵作业细则中指出，对抗性大演习和战术演习的区别在于，在对抗性大演习中，只给双方规定总任务，指明行动的目的，而对计划的细节和对方行动情况则不予说明。在1895年某期《军事文集》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一方实施防御，打的是防御战，而另一方实施进攻，打的是进攻战，这不是大演习，而是对抗训练。沃伊德在《和平时期的大演习及其意义》一书中，以及其他人在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中，也坚持这种观点。营大演习持续1至2昼夜，团，旅，师大演习持续2至3昼夜，大规模的大演习持续4至lO昼夜。在德国和法国军队中，除对抗性大演习外，还举行带假设敌的大演习。这种大演习不仅有分队和部队规模的，而且还有大兵团规模的。在其他方面，各国军队组织与实施大演习的方法大体相同。

这一时期，由于军队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所以战斗的规模也明显扩大了，大演习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从参演部队的数量、演习持续时间和演习地域来说，还是从演习所要解决的任务的数量和意义来说，其规模都是异常巨大的。在每年最后的一次大演习（在俄国和德国称之为“皇帝”大演习）中，各兵种都有大量部队参加，有时多达数个军和集团军。例如，在法军1895年在福西尔地区举行的大演习中，参演兵力多达5个军和3个独立骑兵师，共12万人。攻方为一个集团军群（第1、2集团军），防方为一个军。大演习持续了8天。

在德军于同年举行的大演习中，参演兵力为4个军，共8万人、350门炮。每一方都是两个军。但是，在这次大演习中没有集团军级指挥机关，因此两个军的行动没能相互配合，各军之间的协同作战问题全由军长们自己协商。皇帝虽然既想指挥这一方，又想指挥那一方，但在军与军之间的协同问题上却没有任何作为。在俄国，除军区间的大演习外，在军区内每年还举行支队规模的大演习。在这种大演习中，每一方都是一个由各兵仲的分队和部队组成的支队（加强团对加强团、加强旅对加强旅，加强师对加强师等等）。例如，在南乌苏里军分区于1888年举行的大演习中，“南方”支队由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连和两个炮兵连组成，“北方”支队由一个步兵旅、一个独立战列连、三个骑兵连和一个炮兵连组成。

无论是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还是在较小规模的大演习中，双方兵力都基本相等。

为了说明这一时期组织与实施大演习的某些问题，这里仅以1910年库尔斯克大演习为例。为举行这次演习，组建了两个集团军：“莫斯科”集团军（司令为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参谋长为索博列夫中将，由莫斯科军区和维尔诺军区所属部队组成）。“南方”集团军（司令为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参谋长为苏霍姆利诺夫中将），由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所属部队组成。“莫斯科”集团军的编成包括：第13、第17步兵军和1个混成军，集团军骑兵（一个骑兵师及骑兵学校），浮空纵列，第2辎重营一一总共78个营、36个连、198门炮，43740人和10，116匹马。“南方”集团军的编成包括：第8、第10步兵军和一个混成军，集团军骑兵（一个骑兵师和骑兵学校的一个骑兵连）及其他配属部队一一总共88个营、49个连、216门炮、53733人和11292匹马。大演习的总企图是：“南方”集团军取捷径进抵库尔斯克并夺取之，然后，在预备队到达后，从南面向莫斯科展开进攻；“莫斯科”集团军为掩护库尔斯克，从奥廖尔挥师向南迎战“南方”集团军，将其击败并逐向南方。

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和基辅军区司令部根据上述企图分别制定了行动计划。计划被批准后，即向两集团军所属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并就如何组织大演习中的行动作了详细指示。

“南方”集团军司令决定首先加强防御。8月27至29日，“南方”集团军以第10军和混成军的兵力加强在烈乌特河沿岸的阵地，在河右岸科尔帕科沃村和柳比茨卡亚村附近构筑了桥头工事。“莫斯科”集团军司令认为，“南方”集团军在增援部队（第8军）到达之前，或是避免交战并实行退却，向正在赶来增援的军队靠拢，以便在与之会合后转入进攻，或是在烈乌特河沿岸实施防御，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无论出现何种情况，“莫斯科”集团军都将对敌左翼和后方实施主要突击，把敌逐向南方和东南方并切断自苏贾出动的敌增援部队的来路。如在此期间未获理想战果，敌增援部队也已接近，“莫斯科”集团军则退向库尔斯克，把敌人的进攻阻止在谢伊姆河一线。演习过程如下。

8月29日晨，“莫斯科”集团军的数个骑兵纵队出现在谢伊姆河和烈乌特河之间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附近，但在该村和奥多耶夫卡村之间与“南方”集团军占优势的骑兵遭遇，遂后退数公里。但是，“莫斯科”集团军司令派出混成军的步兵支援自己的骑兵，把敌骑兵逼向南方。至日终前，“莫斯科”集团军以第13、第17军的兵力占领了宽约15公里的正面。同时，由混成军和集团军骑兵组成的集团军前卫前出至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附近。

8月29日，“南方”集团军以混成军和第10军的主力在烈乌特河一线设防，而以集团军骑兵和数支别动部队积极活动在两河之间，阻止敌人渡过谢伊姆河，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于日终前退回到烈乌特河一线。8月29日夜，双方部队接到完成预定任务的命令。其中，“莫斯科”集团军右翼第13军的任务是向博勃里克斯特列莫乌霍夫敌左翼实施纵深迂回，混成军的任务是在博尔申方向突击敌右翼，第17军的任务是在正面实施佯动，集团军骑兵则应配合混成军和第13军行动。“南方”集团军是以混成军和第10军兵力防守烈乌特河一线，而在纵深配置了总预备队和集团军骑兵。

8月30日，“莫斯科”集团军骑兵渡过烈乌特河，前出至敌人后方，但在博勃里克斯特列莫乌霍夫村附近与从纵深赶到的“南方”集团军第8军先头部队遭遇。第13军紧逼敌人主力，渡到烈乌特河南岸，于日终前前出至博勃里克斯特列莫乌霍夫村。混成军在遭到敌人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在科尔帕科沃村附近强渡烈乌特河，击退敌人从加季谢车站方向发动的强有力的反冲击。第17军推进速度缓慢，在敌人向南退却之后才渡过烈乌特河。夜幕降临后，“莫斯科”集团军开始在烈乌特河左岸宿营。这一天，“南方”集团军进行了一连串的防御战，并从烈乌特河向南退到布克列耶夫博勃里克、沙加罗夫卡一线。第8军赶到后，“南方”集团军在兵力上明显超过对方，比对方多12个营，12个连和24门炮，。8月31日，“莫斯科”集团军司令注意到敌人的优势兵力，未经战斗即把部队撤回烈乌特河右岸。“南方”集团军只遇到敌人后卫的轻微抵抗，便在日终前占领了以前自己在烈乌特河的阵地。

9月1日，双方休息一天。9月2日，“莫斯科”集团军在“南方”集团军的压力下继续退向谢伊姆河右岸。“南方”集团军全天都以集团军骑兵及第8、第10和混成军的兵力实施进攻，并在日终前逼近大库里察诃和谢伊姆河各渡口。

9月3日为大演习的最后一天．群南方”集团军对“莫斯科”集团军展开进攻，以左翼对卡斯托尔纳亚村实施主要突击，从西面向库尔斯克迂回．同时，“南方”集团军还在通往库尔斯克的方向对“莫斯科”集团军左翼实施了牵制性突击。结果是，“南方”集团军主力（第8、第10军和集团军骑兵）对“莫所科”集团军的混成军和第13军之一部实施了突击。同时，“南方”集团军的混成军以佯攻把“莫斯科”集团军的第13、第17军和集团军骑兵牵制在马克瓦。战斗结果，“莫斯科”集团军被逐离奥廖尔一库尔斯克铁路线。9月3日11时，双方停战。9月4日，部队休息。9月5日，举行阅兵；之后，部队开赴冬季营地。

总之，对大演习的导演仅仅限于给双方规定总的任务，而对完成这些任务的日程则不作具体规定。无论2在大演习的计划中，还是在总导演的指示中部未给大演习调理员规定在演习的某一阶段应判某一方为胜方。而且，双方被置于同等的条件下，每一方的胜败完全取决于在一定时间内形成的力量对比和他们各自的行动特点。日俄战争以后，各国军队举行的大演习的规模更加巨大。有时，在举行大演习时，还对野战部队和后备部队进行部分动员，按战时编制组建新的司令部和指挥机关，以及根据双方的决心进行大规模铁路输送。

象这样有大量军队和各种兵器参加的演习和大演习已经不能由指挥员想什么时候举行就什么时候举行了。组织与实施大演习成为一件复杂的事，需要专门进行准备和制定计划，大演习的导演机关、参演部队和演习地域都要进行全面，细致的准备，同时还要做好物资器材、医疗卫生和装备技术方面的保障工作。对参演部队的组织、实施动员、运输与粮秣保障、安排宿营及其泡有关部队安置问题，须给予双方非常详细的指示。

至于大演习中双方的行动问题，则在计划中规定得相当笼统，通常，只给双方指明出发地区、大演习开始前部队集中地域、大演习开始时间、总的成术和战役任务，以及主要运输路线（在大规模演习中，要给双方指定铁路线）。

关于俄军举行的大演习的这方面的问题，有的历史文献中没有给予正确阐述，例如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所著《专制制度和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俄国军队》一书，虽然内容丰富，深刻分析了俄国军队的状况，但是对于举行大演习的问题，却持否定态度．甚至对于库罗帕特金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关于大演习情况的报告，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也只是引证了其中一些否定意见，而对报告中给予肯定的方面则提出质疑。然而，在这份报告中，库罗帕特金完全肯定了各军区部队之问举行大规模演习的实际意义。在报告的开头他写道：“举行大规模演习尽管会消耗掉国家的大量资财，但却能使军队、特别是军队首长经受有益的和必要的实际锻炼。因此，今后不仅要举行军区内部队的大演习，而且还要举行各军区部队之问的大演习。”

如果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下大演习（如1883-1896年华沙军区，1889至1903年基辅军区、在外高加索、在远东和土耳其斯坦举行的大演习）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大演习中对双方的行动通常没有严格的规定。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注意到，大演习计划（“大演习的大致进程”）只“规定了战役开始的时间”，因而得出结论认为，“总之，大演习不是战斗行动的真正的排演。”但是，第一，战役开始的时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般都出上级指挥机关确定。第二，大演习也不可能是“战斗行动的真正排演”，因为排演意味着完成事先计划好、规定好的动作，而战斗是一种对抗性的现象，战斗的发展是交战双方意念，意志和行动冲突的结果。排演战斗行动而又不违反战斗发展的逻辑是不可能的。接着，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援引总参谋长萨哈罗武将军对1903年普斯科夫大演习及其他几次大演习的批评意见，得出结论认为：“总之，这个评价不仅是对普斯科夫大演习的，而且是对所有大演习的，它实质上说明了大演习是毫无意义的……”请问，用什么能够代替大演习呢？！毋庸置疑，在当时的大演习中确实有许多严重缺陷，但是不应因此而否认，当时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学术研究工作来说，重要的是总结在当时一切积极的东西。如果想一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准备与实施大演习的方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许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那么这就更为重要了。

在谈到当时的大演习计划时，应特别指出，无论是在上面谈及的正式的细则和指示中，还是在《军事文集》和其他军事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都提出了这样一条原则要求，即在大演习中要使双方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决心行动，对指挥员和部队的行动事先都不作规定，甚至不给双方规定大演习的课题。正如我们从库尔斯克大演习中所看到的，只是给每一方指明了出发地区和行动的最终目的，而其他一切，诸如怎样迎敌，怎样防御、进攻或退却等，则由双方指挥员决定。驻守在边疆地区（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及其他地区）的俄国军队在大演习中对这一原则贯彻得最坚决。在上面提及的库罗帕特金的报告中，甚至对在大演习中给予双方以过多的行动自由表示不安：“我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对演习双方首长的行动自由不加约束。这可能是大演习的总导演的需要……军队实际上主要是实施机动，许多部队只是在大演习的最后一天才看到敌人……因此，为使大演习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在给予双方首长以自主权的同时，还必须在他们的决心有损于大演习的效果时予以纠正。”

大演习中双方兵力大致相等，参演条件基本相同，导演部不必干涉任何一方的行动，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这些正确的要求远未经常得到遵守。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还将谈到。在举行大演习的实践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方法。如，在苏沃洛夫和拿破仑时代，军事首长基本上一人就可以导演演习和大演习，而不必成立另外的机构，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大演习中就不可能了。由于参演部队的人数非常多，演练的战斗行动的规模特别大，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炮火的作用，所以必须成立专门的调理机关以协助大演习的总导演工作。这是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上的最新现象。演习调理员的主要任务是：使训练过程接近于实战条件；使部队按复杂情况行动；判定双方冲突结果和炮火效力，总之，保障演习和大演习的顺利进行和达到预期效果。在各国军队中，大演习的总导演即总调理员。在俄国和德国的皇帝大演习中，由皇帝本人充当总调理员。给每个团或独立作战支队指派一名调理员和两名助理调理员。在由若干个部队组成的大支队中，给每个纵队指派调理员。

大演习每一方的调理员小组由首席调理员领导，而后者同时是大演习总导演的助手。调理员不是预先被分派到师和团里去。只有在大演习的某一方的司令员定下决心之后，在了解清楚该方部队将组成什么纵队和以什么队形行军，向哪个方向派出了什么独立支队，向部队下达了什么任务之后，首席调理员才把调理员分派到该方的各纵队和支队中去。

在双方实施行军、侦察和接敌时，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对部队行动的监督。但是，由于在分队中没有调理员，在部队与部队的调理员之间缺乏联系，双方在冲突时的行动不可能是有教益的。冲突的结果只能根据双方步兵和骑兵兵力的多寡来确定，几乎不考虑步兵火力和炮兵火力与行动的作用。因此，调理员在大演习中的全部工作往往只是把冲突双方的部队分开。《对抗大演习》一书的作者格里亚兹诺夫公正地写道：调理员在这些大演习中所起的警察作用多于教育者的作用，他们只注视着战场上的“秩序”，注视着那些程式化的东西。日俄战争以后，俄国、德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在大演习中开始给分队指派射击调理员，其主要任务是核算射击的效果和确定损失情况。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指派专门负责核算炮兵火力的射击调理员。为了标示炮兵射击的方向、距离和目标，各炮连规定了复杂的信号旗使用方法。在确定损失时把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和士官撤到就近的后方，然后再把他们作为补充兵员投入战斗。

法军在1910年皮卡尔季亚大演习中，采用了新的组织调理员工作的方法。他们没有给双方的步兵部队和兵团指派调理员，而是把整个演习地域划分成两个区，每区各派一个调理员小组；再把每区划分成若干地段，由地段调理员监督双方的行动并判定冲突结果。此外，各调理员小组内还有若干名预备调理员，以备在演习双方的行动超出规定区域时派他们前往监督及裁判。骑兵调理员未采用这种方式。考虑到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难以预先确定双方冲突地点，仍和过去一样，给每一方的骑兵部队和兵团都指派了调理员。大演习中，要保障首席调理员的电话、电报畅通，而给地段调理员配乘骑传令兵以及汽车、摩托车或自行车。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双方冲突时可以更准确、更有秩序地组织他们进行战斗行动推演。但是，由于在步兵部队和兵团中没有调理员，不可能对部队在行军过程中的行动作出评定，而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也是在没有考虑指挥员的决心和其他战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必须采取部队调理员与地段调理员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但这个意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未被采纳。总之，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未形成一套严整适宜的调理机关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未制定出确定战斗行动推演程序的调理员条例或教令。而1882年步兵作业细则和机动集训细则中的对调理员在对抗演习中的规定又太笼统。

大演习中，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如下：大演习开始之前，先把双方拉开一定距离，使之能够组织与实施侦察，完成一定的机动，然后展开进攻。1870年颁布的德国军队大演习规则要求，在大演习开始前应把双方的距离尽量拉大。1882年俄军步兵作业细则要求，双方队伍的集合点应相距较远，以便使每一方只有通过侦察才能了解到对方的行动方向和行军队形。还规定，这个距离的大小取决于参演兵力的多少，但不应小于7至8俄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双方在演习开始前的距离应拉开数十以至数百公里。演习双方的首长往往数昼夜判断不出对方的行踪。在有些情况下，实施完机动，大演习也就结束了。1882年俄国军队的步兵作业细则还规定，冲突时，双方的距离不得小于100至200步。

无论是俄军还是欧洲其他国家军队所举行的大多数演习和大演习，实际上并未进行战斗演练。每次冲突都以局部停止战斗而告结束。双方各自拉开，一方退却，而另一方则等待对方退走。然后，根据调理员的决定，重新开始机动。“大演习”一词正是由此而来，因为大演习的全部实质，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运动使己方处于比敌人更为有利的位置。在大演习中，双方由于都害怕对方实施翼侧迂回而竭力避免发生战斗冲突，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即只要一方刚一开始迂回运动，另一方就马上实施退却，根本不做任何击退敌人突击和阻敌行动的尝试。在平时大演习中形成的这个习惯，后来即使在日俄战争中也未改掉。在辽阳及其他战斗中，俄军竟毫无道理地放弃了所占领的阵地，一退再退。

当时对大演习之所以抱这样一种态度，不仅是因为害怕迂回和包抄，而且还因为当时的军事理论观点存在着某些缺陷，因为尽管有多次战争的经验，但是，对于采用纵深战斗战术训练军队突破设防阵地以及组织纵深积极防御的必要性，却尚未充分认识到。许多将军和军官都认为这样片面地训练军队是不正常的。几乎每一期《军事文集》和当时外国的许多军事书籍都载有这样的文章，即认为不仅应训练军队实施机动，而且还应训练军队进行战斗，

尽管实施大演习的方法有一定的改进，但在各国军队的大演习中仍有许多程式化和严重违反实战要求的东西。在有皇帝和其他知名人物参加的大演习中尤其如此。在这种晴况下，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训练军队，而是要炫耀一下军队，因而，生动、活跃的训练被弃虚作假、搞花架子所代替。格鲁阿将军在自己的著作《我的一生》中，是这样描述九十年代初在彼得堡军区司令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导演下举行的一次演习的：“大公的三驾马车的铃声告诉正在交战的人们，总司令亲临现场观看演习来了。于是，许多场面如法炮制出来；骑兵不顾规定的炮火扑向步兵散兵线和正在射击的炮兵阵地……步兵预备队排成密集队形出动了……炮兵连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山脊上，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胆地把炮及弹药等从车上卸下来，放置在暴露的阵地上。完成任务的过程没有任何新东西，无论是炮击卡韦拉赫茨基耶高地，还是猛攻拉博拉托尔纳亚小树林，方法都是早就规定好的。”这场和每年一度的马尔索沃广场五月阅兵式相比无多大区别的演习结束后，对各部队的行动进行了讲评。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瓦斯蒙德将军讲话之后，大公也讲了几句，他说：“参谋长指出了缺点。我要补充的是，演习搞得很好：步兵进攻了，骑兵冲锋了，炮兵射击了。谢谢你们，各位先生！”

这样组织演习，势必产生弄虚作假，逢迎讨好的现象，势必使人们不是专注予部队的战斗训练，而是想方设法表明部队的训练状况比实际上还要好。德国和法国军队的大演习往往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计划是按小时制定的，对各部队和兵团在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都作了明确规定。由于是按预先制定的计划实施大演习，有时甚至会出现非常荒谬的事情。例如，在德军于1893年举行的大演习中，由于规定的时间已到，防方充当预备队的一个军未等攻方靠近就发起了反击。有趣的是，许多记者对大演习的准备与实施情况做了广泛的报道。例如，1908年法国军队举行大演习期间，在早报上可以读到关于双方态势的详细材料，了解到双方下一步的决心。这样，不仅指挥员，而且每一个识字的士兵，除了解已方的行动外，还能知道对方的情况。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军队中，演习双方都不主张根据具体情况不间断地行动。在大演习中都有长时间的间歇。例如，法军于1895年举行的大演习就是如此：9月8至10日，共和国总统亲临现场，进行了第1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对抗大演习。

9月11日休息一天。9月12日，大演习继续进行，但内容已成为第1和第2集团军的联合进攻，假设敌为一个步兵军。在8天的大演习中，有两天休息，一天阅兵，其余5天，有一天是两个集团军的对抗演习，两天行军，只有两天是战斗演练。

部队在夜间通常休息。俄军和日军有时也演练夜战，但这种夜战不是日间行动的继续，而是根据单独的课目进行的，其目的有限。上面提及的法军1895年大演习中，演习总导演索西耶将军甚至要求，局部停止战斗后至第二天早晨宣布大演习开始之前，应保持绝对安静。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法军一直是以这种方法实施大演习的。

例如，在1908年的大演习中，不仅夜间要求部队休息，而且中午也休息。在给部队的指示中要求，中午如无预先规定的信号或命令，部队停止行动，休息至晚7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方成攻地实施了机动，正准备从后方进攻敌人，但是，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另一方则乘此时机调整了自己的态势或撤退了。例如，就在这次大演习中，“红军”于9月17日中午完成了对“兰军”第8步兵师的包围，但在休息时，该师悄悄从包围中溜掉了。

法军、奥匈帝国军队和德军在大演习中借用民房宿营，而次日晨迟迟才能集合起来继续举行演习。只有俄军一般是在野外宿营，即天黑后就地宿营。在大演习中，给部队发的是空包弹。例如，在彼得堡军区和芬兰军区于1900年举行的大演习中，每名步兵发90发空包弹，每名骑兵发30发空包弹，每门炮发25发空包弹。在1902年的库尔斯克大演习中，给“南方"集团军所属各部队的1号命令第14款规定，给每名步兵发85发空包弹，给每一名骑兵发50发空包弹，给每名工兵发30发空包弹，给两轮弹药车上的每名士兵发15发空包弹。规定给每门炮发100发空包弹及若干假炮弹，其中，炮弹车为每门重炮带30发，为每门轻炮和马拉炮带50发，萁余则由流动辎重站携带或存入固定辎重站。

尽管1877—至,1878年的俄士战争表明，部队不适应冬季作战，但演习和大演习仍只在夏季或9月份举行。只有古尔科将军指挥的华沙军区部队以及由他的追随者指挥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部队才在冬季举行演习和大演习。

九十年代中期，总参谋部曾向各军区司令征询冬季举行大演习的意见，结果只有华沙军区坚持了关于在冬季组织演习和大演习的思想。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在报告中说得好：如果在战争中“有可能进行冬季作战——必须这样认为，那么冬季大演习，冬季行军和射击就和夏季同样是必要的，因为冬季与夏季的条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1877至1878年的战争中，我们吃了多少不会过冬季野营生活的苦头。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冬季野外训练仍然是空白点，仍然没有成为俄军必须从事的一项训练内容”。其他军区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甚至连基辅军区司令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也不赞成举行冬季大演习。该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在就这个问题所写的报告中说：“让人们进行抗冻试验，我认为是多余的，因为每年冬天全俄国的大部分农民都在做这样的试验。”在彼得堡军区司令部的报告中，对冬季战术训练提出许多限制，例如：在气温不低于10度时才可进行，参演部队应在拂晓出发，以便能于当晚返回自己的营房；进行设置野营的训练，但不得利用其宿营。上述思想被写入了总参谋部1899年制定并准备下一年在部队试行的冬季野外作业教令草案。该教令要求，各部队冬季每月应进行不少于两次的野外行走，整个冬季应进行不少于三次的一日野外行军，但不在外宿营，行军以演习或对抗大演习结束。还规定所有野外练习应在天气晴好、气温不低于10度的情况下进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最多不过是进行一些指挥部队方面的演练。下层军官（就更不用说士兵了）往往不了解战术情况。是的，没有任何人想要他们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完成战术任务。军队调动的意图对于大多数参演人员来说是秘而不宣的，而且，正如目击者所述，在演习中杂乱无章的现象比比皆是。沃伊德在自己的《和平时期的大演习及其意义》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战斗演习中，中尉把全排带上公路。公路的两旁是马铃薯地。大尉指责他说：‘得啦吧，你们正在受到交叉火力的射击，为什么不让大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于是中尉命令：下马铃薯地！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才过了两、三分钟，不声不响来到这里的营长说了话：‘中尉先生，你真有办法，竟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中尉又命令：‘从马铃薯地出来！’但是，人们刚刚站到公路上，团长又来了：‘怎么，中尉，难道要让我为你再挨一顿批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地采在公路上？你看，将军向这边来了。你等着瞧吧！倒霉的中尉慌忙下令：‘下马铃薯地！’将军缓缓地来到这里，一眼就看到了这些情况。他平静地说道：‘中尉先生，请原谅，为什么你们要践踏和毁坏庄稼，这难道有必要吗？趴在马铃薯地里能得到什么教益吗？要知道，为这我们是要付赔偿金的。在这次大演习中，我们为踏毁庄稼及其他问题所忖出的代价还小吗？'从马铃薯地出来！中尉用变得嘶哑的声音喊。”

由于在大演习中没有军队后勤机构，在许多方面采用了象征性的手段。法军的后勤工作组织得更好一些。参加大演习的每个部队和兵团都有辎重队，他们携带二日份的口粮和一日份的饲料，因此，不管分队和部队到达什么地方，粮食和饲料都能保证供应。大部分马匹和大车是征用居民的。德军也是靠征用居民的四马大车组织自己的辎重队。但是，辎重队不是隶属于参演部队的指挥员，而是根据大演习总导演的指示行动。粮食和饲料被“秘密”运到计划中规定的休息地点。因此，部队往往不是根据战术情况行动，而是向预先备好粮食和饲料的地区开进。如果哪一位指挥员企图独断行事，不按计划规定实施机动，他就有可能使部队面临缺粮断草的危险。德军在大演习中有时把钱发给士兵，让他们尽可能吃、住在部队休息地的居民住宅里。俄军部队和兵团的辎重队靠租借居民的马匹和大车组成。

如何组织军队供应，视在大演习所在地区采购给养的情况而定。例如，在1898年彼得堡军区，维尔诺军区，华沙军区、基辅军区，敖德萨军区、莫斯科军区、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举行的大演习中，各军的军需部是从在大演习所在地区临时设置的粮站领取面粉、大米和燕麦。为了采购肉，专门成立了采购委员会。该委员会把采购到的活牲畜分给部队，由部队赶着，到食用时进行宰杀。干草，有时包括燕麦，由部队用军需部预支的现金在大演习所在地区直接采购。采购到的饲料被集中到牲口将宿营和休息的地域。

骑兵部队和兵团的供应方法最复杂，因为他们的宿营地不是根据演习的情况确定，而是取决于在哪里能够采购到饲料。在这方面，不必考虑宿营地是属于己方控制区还是敌方控制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即一方的部队到对方控制区去休息，因为那里能采购到饲料。

结果，集团军、军和师的军需部门在大演习中供应部队的方法与和平时期的方法无多大区别。在大演习中，实际上是每个部队自己给自己安排给养，而高级军需部门并未获得按战时要求组织军队供应的任何实践经验。同时，各部队本身也未按战时要求组织供应，指挥员和司令部根本不过问有关后勤供应方面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许多欧洲国家的军队组建了独立的后勤部队和机构，但在大演习中常常把他们忘在脑后。军队供应基本上仍是在大演习所在地区就地采购。因此，如何按战时要求组织后勤、医疗和供应的问题实际上并未解决。

总之，俄国、德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军队根据大规摸战争的经验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改革军队战斗训练方面迈出的一大步。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被广泛运用，准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也得到发展。

大演习和对抗演习是所有战斗训练方式中能够使军队在接近于实战条件下进行训练的最好方式。它们使指挥员获得在各种条件下，在受到敌情、地形和时间制约的情况下指挥军队的经验。此外，在大演习中还可以检验军队的战斗素养，从而为确定以后的军队训练和国家战备方针提供依据。通过大演习，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能够更好地研究未来战区和作战方向的情况。大演习期间，常常征召预备兵员入伍，实施大规模铁路运输，以此检查和确定动员计划。在大演习中，还试验各种技术兵器和新式装备的战斗性能。演习和大演习还逐渐成为和平时期实际研究组织编制和战术问题、验证军事学术最重要原理的最有效方法。

经常举行实兵演习和大演习，能够使部队得到锻炼，养成坚韧不拔的精神，促进部队和兵团的协调与统一，使战役军团的指挥员和司令部获得指挥经验。实施大兵团行军使部队受到极大锻炼。因此，尽管在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程式化的东西和缺点，但也不能认为当时所举行的大演习全都毫无意义。毋庸置疑，大演习是有教益的，而问题在于，在大演习中未能全面贯彻根据战争经验对军队训练提出的新的要求。在大演习中，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严重违反战斗实践要求的东西。

在俄国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改革，改革是不完备的、有限的。米柳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国君尽管也为军队在当前战术训练中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但他仍热衷于维护旧传统。同时，他还要求在分列式中做到队形整齐、动作划一，要求在派班、教堂检阅及其他仪式中保留所有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的东西。国君只要对微不足道的礼节性的错误或步伐、队列不够整齐说上一句话，就会使在军队训练中进行改革创新以使之更有效、更符合实战要求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许多反动将军坚决抵制军队中的任何改革措施，顽固坚持旧制度和过时的军队训练方式与方法。统治阶级害怕唤起下层的主动精神与觉悟，是根本改进战斗训练的主要障碍。甚至象德拉戈米罗夫那样的进步将军也认为，“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开是不必要的和危险的。”德拉戈米罗夫继续坚持曾经是正确的苏沃洛夫的信条，即“靠子弹是蠢货，而靠刺刀是好样的”，公然无视新式弹仓式步枪和机枪火力的作用，轻视部队的工兵作业（土工）训练。业经批准的战斗训练计划实际上没有完成。

陆军部在关于五年(1898至1902)战斗训练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夏季野营训练计划只完成了40至67%。大演习前的战术训练非常薄弱，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士兵的单兵战术训练。分队、部队和司令部的行动很不协调。将军和军官们的战术训练水平很低，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训练的质量。1882年颁布的军官作业细则规定，军官的战术作业应在业余时间进行。这样一个细则，作为军官战术训练的大纲，一直施行到1904年。

很显然，只有经过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的全面、精心准备，才能使大演习达到应有的目的，从而顺利结束某一阶段的训练，但这一点，无论是俄国军队还是其他国家的军队均未做到。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和大演习，国家往往耗资巨万（平均每次演习需要50多万卢布）。然而，沙皇政府由于把大量金钱用在宫廷生活上，所以不能为军队拨足所需经费。

因此，俄军举行野营集训、演习和大演习的次数非常有限，而在夏季却常让士兵去为私人做[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农活。这一切使军队的训练受到严重影响，其恶果在日俄战争中得到充分显露出来。俄军尽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对这次战争显然准备不足。

列宁写道：“沙皇制度成为符合最新要求的现代军事组织的障碍。而军事却是沙皇制度一向全神贯注的、最引为骄傲而且不顾人民的任何反对为之作出无可计量的牺牲的事业。粉饰的坟墓——这就是专制制度在对外防卫这个可以说是它最内行的专业方面的表现”。

各国军队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纷纷制定新的条令和教令。但在此之后，又止步不前了。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制定出全军统一的、严整的组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体系以及军队训练与教育的方法。在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程式化和不符合实战要求的东西。军队训练与教育的方法陈旧、刻板。然而，最根本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不可能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现在战场上的各种新现象得出正确结论和进行充分思考，不可能正确地把握未来战争的特点。因此，军队学到的并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东西。尽管在日俄战争中已经出现了阵地战的因素，但各国军事领导人仍要求军队以“闪击战”取胜。大部分步兵继续进行密集队形作战训练，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在战斗中仍然是人多势众者胜。骑兵几乎完全不进行徒步训练和在大兵团编成内的独立作战训练。炮兵在经过改进后，可以通过改变弹道实施集中射击。但是，炮手们极少学习在遮蔽发射阵地上实施射击和对最重要目标集中火力逐次射击。由于认为战斗和战役是短时间的冲突，所以在大演习中仅仅是演练一下部队的调动，而未演练战斗和各兵种问的协同动作。由于忽视了防御战，各部队根本未进行防御战的训练。在演习和大演习中，各部队狄不挖战壕构工事，各兵种的工程技术训练水平低下。

日俄战争的经验表明，在长期、紧张的战斗活动中，不间断地为装备速射武器的部队提供补给，是军队后勤工作中一项崭新的、要求很高的任务。但是，如前所述，在大演习中没有演练解决按实战要求组织后勤和部队供应的问题。

总之，各国军队均未做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就是它们在战斗训练中均不能做到“不在任何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费时间。”俄军和德军与其他国家军队相比，在作战训练上略胜一筹。最差的是英军和奥匈帝国的军队。它们在此之前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经验，平时也未举行大规模的大演习。

这一切说明，供养军队可能耗费巨额资金，而训练军队可能非常紧张而且要系统地实施。但是，如果在演习和大演习中搞程式化的东西，违背实战要求，而主要的是，如果军队不学习战争中所需要的东西，那么一切努力都将白费，军队将因为准备不足而仓促上阵。

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

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人数多达千万，使用的武器及技术装备种类繁多，其中包括坦克、飞机和化学武器，作战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短时间的交战被大规模战役所取代，出现了阵地战，并提出了如何以步兵，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密集突击突破阵地防御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交战国的军队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各国军队都不得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为此，无论是在靠近前线的地带还是在后方，都举行了大量战术演习，着重演练突破阵地防御。这种演习通常是单方的，对方为假设敌，但在许多演习中也发射实弹。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6月俄军西南方面军部队在突破奥匈帝国军队阵地之前所举行的演习。根据布鲁西洛夫将军主持专门制定的演习细则，在后方建立了酷似敌人阵地的设防阵地。在这里，步兵部队和炮兵、工兵分队及其他加强兵力一起，按照规定的战斗队形，进行了克服工程障碍和突破敌人防御的演习。除分队演练外，每个团都举行了数次演习。演练了步炮协同，特别演练了随伴炮兵连的动作和为支援步兵进攻实施逐次集中射击的方法。无疑，这有助于方面军部队顺利突破奥匈帝国军队的设防阵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交战国军队的编成急剧扩大。由于这一情况，加上伤亡巨大，必须不断为军队补充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因此，整个战争期间，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在前线，特别是在行将进行大规模战役之前，都要根据作战经验加紧练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加剧。资产阶级企图以建立法西斯制度和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寻求出路。

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殁新出现的兵种的战斗能力有着各种各样的，多数是片面的评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作战观点基本上是向两个方向发展。德国和日本军队根据侵略性的进攻理论准备打运动战，其中，德国法西斯领导人企图打一场“闪击战”，即以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有力支援下实施快速进攻以迅速赢得战争。

法军中的消极防御理沦占了上风。美国和英国的军事领导人坚持“海上力量”理论，因而只保留一支数量不大的陆军。英军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准备打小规模殖民战争。

尽管作战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实质上依然如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军在军事方面被西方认为是先进的，但在其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大演习（1922年）中、，调理员由于仍旧沿用以前的工作方法而无法保障攻防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结果，大演习刚一开始就被迫停止了，不得不紧急制定新的调理员细则。此后，演习才继续进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多数大演习同战前一样，在开始时双方通常是不接触的。在演习和大演习中只是演练军队机动，因为当时认为，在对抗演习和大演习中实际上不可能演练战斗方法。因此，在冲突时，双方军队有时甚至尚未展开就结束了。法军大兵团战术使用暂行教令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规定的：“因为不能模拟射击和进行充分的现地组织工作，所以在双方开始接触后、发动进攻前即应结束大演习。”

几乎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在小分队的战术作业中演练作战技术，而突破设防阵地的演习通常是烈假设敌为对手。这时，部队的行动仅限于进攻阵地前沿。因此，法国上校杰洛姆写道：“不应忘记，阵地本应有一定的纵深，而不是我们在多数大演习中所看到的那样只是一条线，占领了这条线就可以说：目的达到了……尽管调理员的工作很困难……不易显示阵地内的战斗情况，但无论何时也不应忘记，这种战斗丝毫也不因此而失去其重要意义。”然而，诸如此类的批评意见是不可能对整个战斗训练体系产生影响的。

是的，在这些演习中，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进攻的速度很慢。法国和英国军队规定进攻速度一般为每小时一公里。每前进一公里就要休息一次，以便等重武器跟上来，而且不允许坦克脱离步兵。

德军特别重视小分队的战术训练和协调连、营动作，实弹射击。进攻分队演习中在突破假定的前沿后，也进行在无敌人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向纵深展开快速进攻的演练。允许坦克脱离步兵。在多数演习（甚至小分队的演习）中有航空兵参加。它们和地面部队一起认真进行协同动作演练。德军在1926年的大演习中，根据调理员细则，给每两个相互对抗的营指派一个调理司令部（地段）。首席调理员辖有若干名负责各兵种情况的助手，他们被派到双方有关部队中去。只有营，连有调理员，他们隶属于调理司令部（地段）。不给更高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指派调理员。调理员的职责是：显示战斗情况的影响，帮助各兵种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力、火力和机动能力；标示敌人的火力和在大演习中实际不存在的部队和兵器的行动。但是，这个细则没有回答关于烈何方法按照新的作战观点实施战斗行动推演的问题。

各国军队都非常重视显示敌人的火力。法军在演习和大演习中用彩旗、彩带显示敌人的火力和火力持续时间，使部队学会考虑敌人火力的影响和采取必要的对应措施。受炮击地带用排列成一条或数条线的彩旗来显示，步枪火力用蓝颜色显示，机枪火力用红颜色显示，等等。如果把彩旗和彩带拿走，就意味着敌人的射击已停止。按照这个办法，不仅能显示火力点，而且还能显示受到火力威胁的地带。德军由于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不能拥有重炮、坦克和作战飞机，因此在二十年代特别注意发展模拟器材和显示手段。在演习中，不仅敌人的火力，而且己方的火力，都用这些器材和手段来显示、模拟。英国陆军部于1929年颁发了火力显示信号图，但只要求每个团长从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号，临时或永久地规定其在本团的用法。因此，在对抗演习中，各团互不了解对方的信号。德国将军利布曼在《步兵战斗训练》一文中指出，和平时期的训练困难很大，因为展现现代战斗场面的条件有限，哪怕是使人们概略地体验到他们在现代战斗中所要遇到的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也有限。他特剐强调指出，在对抗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中，对战斗方法特别是火力战的方法的演练降到了次要地位。由于没有完善的显示火力的方法，加上教令中的有关规定很繁琐，实际上无法进行火力战的演练。因此，他建议把针对根据总导演的指示行动并有一定行动自由的假设敌的“练习”作为战术训练的基础。利布曼提出这一建议的根据是：在现代战斗中，中下级军官无须定下任何特殊的战术决心，而主要是指挥射击，因此在演习中应把主要精力用在指挥射击上。

总的来说，德军训练体系的特点是：墨守成规，死板僵硬，不注意发挥中、下级指挥员在战场上的主动性。许多演习实际上变成了分队反复演练惯用的战术动作。正如后来战争所表明的，这种机械地完成某种动作达到自动化程度的训练体系，在战斗按计划发展时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只要计划一被打乱，，需要由军官重新定下决心，这种训练体系就会暴露出它的严重不足。法西斯国家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姑息纵容下奉行公开进行战争准备的方针，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加强武器装备，西班牙、阿比西尼亚、中国和苏联远东边境地区发生一系列战争和冲突，这一切使国际形势紧张到极点，各国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三十年代中期和后期，德国和意大利为了使各集团军，军和师的指挥员和司令部获得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训练军队实施快速进攻的“闪电”战，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大演习。特别注重演练步兵兵团与坦克兵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例如，1936年秋，德军在富尔达和美因河法兰克福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大演习。这次演习，无论是从参演部队的数量来说，还是从演习的战役战术规模来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这次大演习是整个夏季所进行的一系列支队、师演习以及军区大演习的总结。为了演练战争初期的行动，大演习是以双方的行军开始的。在大演习中发生遭遇战后，通常有一方迅速转入防御。德军在1937年举行的一次有墨索里尼、英军总参谋长及其他外宾参观的大演习中，演练了突破强固设防阵地和攻入对方领土的行动。“红方”为防方，兵力一个师。对方兵力为5个师，成一线展开在35公里宽的正面上。平均每师有100架飞机协同作战。总共有600辆坦克参加进攻。

在意大利军队于1936年8月举行的大演习中，动用了20个师和许多机械化部队，总共50多万人。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大演习为1935年在兰斯地区举行的大演习。大演习开始时，双方的摩托化部队全力抢占对保障主力展开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带。接着，较强的一方（“南方”）展开进攻，而防方则实施反击，顶住了对方优势兵力的进攻。之后，大演习即告结束。在这次大演习中，战斗行动推演仍沿用了旧方法。英军主要是举行旅和师演习，以解决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军队作战的问题。分队和部队的指挥员练习指挥由各兵种组成的小部队的行动。英国少将富列尔写道，在英国，军队是给全国开心的工具。他又指出，英军为了缔造帝国，实质上起到一个“活动监狱”的作用。很显然，仅仅是为了这些职能是不需要举行大规模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即1937年，为秋季大演习所设置的情况仍与英军在2至3年以后所遇到的情况相差甚远。为这次大演习设置的情况是：伦敦受到内部“叛乱分子”而不是外部敌人的围困，正在固守待援。参演双方相距大约70公里，晨5时，双方相向开进；8时30分，先头分队刚一接触，大演习即告结束。波兰军队，特别是波军骑兵，举行了大规模的大演习。三十年代初，波军中既有部队调理员，又有地段调理员。骑兵部队的战斗行动推演主要由地段调理员负责。

美军的战斗训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稍稍活跃了一些，但展开仍很缓慢。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当时在国内和军内均未认识到世界局势的严重性。他写道：“我们的必须以平静的节奏训练军队，使无论是士兵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可能会产生的忿怒情绪降到最低点。许多高级军官由于担心在不良气象条件下进行演习和士兵在长时间的演习中吃苦受累会遭到报刊的抨击，而不允许对人员进行紧张训练，即使这在实战中能够得到加倍补偿。即使来自上边的紧急指示和个别焦急不安的人士的警告，也不能消除在舒适环境里滋生的冷漠态度。”1940年底，美国国会为军队进行野外训练而追加拨款。1940至1941年，美军举行了一系列演习和大演习。这些演习的突出特点，就是特别重视演练登陆战役和抗击，敌人从海上入侵的抗登陆战役中的陆军、空军和海军的相互协同问题。最大的一次演习是1941年9月在路易西安那州举行的第3集团军(27万多名官兵)和第2集团军（约13万人）参加的大演习。在这次大演习中，还演练了军队远距离的变更部署。但是，美军和英军在非洲和意大利的初战情况表明，它们的训练是不充分的。盟军1943年在北非登陆后，艾森豪威尔得出结论认为：“每个国家在把自己的士兵投入交战之前，应该保证他们做好技术、心理和体力上的准备。但是，由于战争历来是突然爆发的，所以准备主要应在平时进行……如果放弃这种训练，而这种训练正是使人们在战斗中获得生存下来的重大机会，那么无论何时都是犯罪。今天矗立在突尼斯基地上的根根十字架正提示人们不要忘记这一真理。”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演习和大演习在战役战术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实施演习的方法却未得到相应发展。和战前一样，在演习和大演习中有许多程式化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英国及其他盟国的军队比苏军有着更优越的条件进行有计划的战斗训练，而苏军只能在残酷的战役中或在短暂的战役间歇时进行训练。我军牵制了法西斯德国军队的主力，从而使盟军可以在每实施一次大规模战役之前进行长时间的和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英美军指挥部特别重视登陆战役的准备工作。这些战役的突出特点，除准备时间长以外，就是预先按计划举行战斗演习以组织好陆、空、海三军的西同，改进夺取登陆场的战术和在登陆场发展进攻的方法。通过反复演习，登陆战役计划和作战方法更加明确。

1943年6月23日，即在“爱斯基摩人”战役（西西里登陆战役）之前约两周，美军为在北非沿岸登陆而举行了陆海军演习。演习中，演练了上船和登岸的方法。

自1943年12月起，为准备进军法国的战役（“霸王”战役）而在英国举行了一系列旅、师、军演习。演习的终了训练是1944年4至5月在英国南部进行的。这一阶段的演习包括：部队集中，登船，航渡，在海、空军支援下登陆，夺取登陆场和向沿岸纵深快速推进。演习中暴露的登陆准备工作中的错误，在登陆战役开始之前得到纠正。

在专门建立的训练中心，仿建了德国法西斯军队防御体系中的各种工程障碍，构筑了火力点、厚厚的石墙，架设了铁丝网，敷设了雷场，制造了准备埋设于水下和陆上的钢桩，挖掘了防坦克壕。工兵分队和其他兵种的部队演练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在进行法国南部登陆战役（“龙骑兵”战役）之前也举行了演习。美军一些师进行了乘坐快速登陆运兵船登陆的训练。在战役开始（1944年8月6日）前9天，进行了在岛屿登陆的总演习。通过演习，解决了陆海军的协同问题，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的方法。在上述演习中，都是由独立分队充当假设敌。由于演习是根据战役计划进行的，所以一般不指派凋理员。

在太平洋战区，也为准备战役举行过许多次类似的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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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苏联军队举行的演习和大演习

一、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革命军队的训练任务和方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战争与军队学说，是党和政府建设年轻的红军的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在认识诸如战争，武装力量的本质和作用、军事学术发展规律等现象和问题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变革。他们还非常重视“实际社会关系部门”，即马克思所说的培养和教育。他们提出的教育思想在军事训练领域也有着重大意义。

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军事问题，成为正确研究军事的光辉典范。他做了大量工作：细致研究了军事的每一个细节，透彻了解和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军事理论和实践所创．造的全部财富。正因为如此，列宁称恩格斯为军事通。

恩格斯在全面地研究军事的发展的时候，也非常重视军事训练问题，并且把这些问题同军事学术和武装力量训练与建设的整个体系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他特别提出了关于必须认真对待革命军队的训练的问题。他在《美洲战争的教训》一文中强调指出：“任何一支新由平民组成的军队，假如它得不到比较强大的正规军的巨大精神资源的陶冶和物质资源的支持——主要是正规军的基本要素即组织的陶冶和支持，就永远也不会有战斗力。”

恩格斯认为，使军队学会战争中所要求的东西的训练原则和在训练中善于运用战斗经验，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一文中写道：“在德国，只要上层人士不想打消建立军队是为了检阅而不是为了打仗这样的念头，在军事上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他还高度评价了以自觉态度对待军事训练，理智地掌握军人教育与训练的原则，以及坚持训练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原则。他在许多著作中严厉谴责了毫无意义的机械练兵方法，但同时又强调，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每个士兵和军队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行动必须服从单一指挥员和首长的意志。“这使兵士们意识到，他们确实象一个人，他们完全被指挥官把握着，这个指挥官能够毫不迟延地、最有成效地运用他们的力量。”

恩格斯特别仔细地研究了志愿兵的训练经验，并联系到革命军队的军事训练任务。他在《连队列教练》一文中批评了队列训练和战术训练中的粗疏、草率现象，同时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分队和部队行动的统一与协调在战斗中的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应经常进行连和营演习，便之成为取得应有训练效果的手段。尽管志愿兵在训练的完善程度上不能与基干部队相媲美，但也应该训练到使他们能同时训练的特别决议。列宁强调指出，军队的训练与教育同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应将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目的而开展阶级斗争的思想贯穿于军队训练与教育的过程。列宁说：“如果没有充分的装备，没有足够的给养和充分的训练，即使是最好的军队，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人，也会马上被敌人消灭掉。”

党的各次代表大会和党的冲央委员会解决了加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防御能力和建设红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关于建立正规军队的要求。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指出，应按照军事科学的最新成就训练、武装和组织红军。早在1905至1907年革命时期，列宁就一再建议按照恩格斯的教导去做，即不仅要研究军事理论，而且要学习军事实践。他说，革命的“各个队伍都应当一成立就马上，就是说，立刻着手从各方面进行工作，并不只是进行理论工作，而且一定要进行实际工作”。国内战争时期，他又根据形势的需要，要求军队熟练掌握战斗技术装备，武器和各种战斗方法。列宁写道；“共产党员应当特别用功地学习机关枪、大炮、装甲车等等的操作，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落后，拥有大量军官的敌人占着优势，不可靠的军事专家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在这方面共产党员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构成军队的新的成分是决定红军训练特点的主要因素。他们理解战争的正义性质，因而在战斗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和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国内战争是以红军的高度机动和坚决果敢的战斗行动而著称的。在战场上实施广泛的机动，往往能包围和彻底歼灭敌人，红军战斗行动的这些突出特点，成为制定苏联军事学术和军队训练方法的依据。尽管困难重重，共产党和红军指挥部仍利用短暂的时间，根据战争的要求，组织了部队的训练。摒弃了军队训练中所有主观臆造的和多余的东西。在战争中组建的兵团和部队只学习那些在战斗中最急需的东西。列宁始终关注着新组建的部队和兵团在上前线之前所进行的战斗训练。国内战争时期，北方面军（后改为第7集团军），西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南方面军、高加索方面军、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和东方面军，几乎同时都在作战。此外，在国家中心区域，后备集团军加紧训练并接收装备，源源不断地向各方面军输送步兵师、旅、营，骑兵旅、团，连，炮兵营、连，工程及其他专业分队。由于国内战争具有高度的机动性，有些师在1919至1920年曾数次被从一个方面军调往另一个方面军。只有30%的师始终在一个方面军编成内作战，一半以上的师在2个方面军编成内作过战，其余的师在三个、四个、五个方面军编成内作过战。

因此，每调动一次，都要根据战区的特点进行补充训练。例如，1920年，在歼灭弗兰格尔的战役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演习。在彼列科普一琼加尔战役开始之前，许多兵团构筑了设防阵地，然后让部队在这里演练进攻和突破中将遇到的障碍。第30步兵师所属部队及其他兵团的部队全力进行强渡海峡的准备工作。在西方面军编成内作战的各集团军，特别注重进行实施迂回和包围以及攻打要塞的训练，其他方面军部队也进行了紧张、分科的训练。

二、战争间歇时期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

和平建设年代，党遵照列宁的指示，坚定不移地执行全面巩固国家防御能力和提高陆海军战斗准备的方针。列宁要求不要忘记，“只要世界帝国主义存在，经常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就不会消除”。1921年12月，他说：“我们既已从事和平建设，我们将不惜用一切力量来把它不断地进行下去。同志们，同时又要随时戒备，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我国和我们红军的防御能力……”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提出了战后武装力量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武装力量质量的明确纲领。在以后召开的各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这个问题受到极大重视。1921年，党中央就巩固国家防御能力的问题向全国党组织发出了一封特别信件，指出：“党决定……军队应予保留，其战斗力应予提高……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将对革命犯下极大罪行。”起初，红军是按照基干制与地方民兵制相结合的原则建设的。国内战争以后，红军的数量大约减少了90%。因此，譬如说在1923年，基干部队全年只能接受并训练25%至30%的预备役兵员，而一旦爆发战争就得要数百万军队。

1924年开始进行的军事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组织体制，即一方面保障国家的可靠防御，另一方面又照顾到国家的经济状况。正如伏龙芝所指出的：“我们找到这样一种出路，即将基干军与民兵结合起来。有民兵部队的存在，我们就能够扩大经过军队训练的人数。”民兵部队的战士5年当中每年要集训一次。新战士第一次集训时间为3个月，以后每次集训时间为1个月。集训期间，民兵部队按战时编制领到应该领到的武器和技术装备。总集训结束时通常要举行师战术演习，或者是师参加军（军区）的大演习。当然，不可能经常举行师以下各级单位的演习。1935至1938年，随着国家经济能力的增强和战争危险的加大，武装力量的组织体制开始由基干军与民兵混合制，转变为单一的基干制。

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忘我地实现列宁的建没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头两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使我国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工业，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实现了苏联入民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武装力量的技术装备。建立了空军、坦克兵，空降兵、防空兵。各个军、兵种的状况都得到改善。新的军事技术大大改变了作战方法。苏联军事科学部门根据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经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并考虑到技术兵器的发展，认为未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争，它将使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高度紧张化。因此，应当准备进行一场长期的和紧张的战争，准备在广阔的战场上，即在陆地、空中和海上展开高度机动和坚决果敢的战斗行动。要预见到未来的战斗将是诸兵种合同战斗，即各兵种密切协同，同时攻击敌人战斗队形的整个纵深，以便分割、包围和歼灭敌人。

三十年代，制定了纵深战役理论和纵深战斗战术。它们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动所具有的坚决果敢的特点。它们的实质在于：以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的突击同时压制敌人防御的整个纵深。通过组建突击集群，集中兵力和兵器于所选择的方向，将坦克兵，摩托化步兵和骑兵的庞大机动兵团投入交战和在敌后实施空降以迅速将战术成果发展成为战役成果等方法坚决突破敌人的战术防御地带。所有条令都强调，只有坚决进攻和不停顿地追击才能消灭敌人。

1925年的《暂行野战条令（师，军）》和1929年的《工农红军野战条令》、充分反映了作为军队训练依据的有关战斗和战役性质的观点。这个条令则规定了团、师和军的战斗行动，并首次提出了组织防空和防化学的任务，规定了组织对坦克防御、使用航空兵和工程兵的方法。步兵，骑兵，炮兵的战斗条令和一系列专门的教令对各兵种从单兵到营的战斗行动都作了详细规定。1935年，制定并向部队颁布了《纵深战斗细则》和《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中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协同动作细则》。1936年，颁布了新的《工农红军暂行野战条令》。这些条令、教令和细则中的各项规则都是通过各种演习的实践提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野战条令的出现，向各军区司令部提出了制定战斗训练大纲以保证司令部和部队在数年内把条令规定的所有战斗样式演练一遍的要求。随着新的战斗和战役原则的出现，军队的训练方法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党中央非常重视军事建设问题，提出了在统一对所有主要军事问题的观点基础上进行军事建设和军队战斗训练的要求。国内战争刚一结束，军队就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战斗训练。但是，正如伏罗希洛夫所指出的，只有在1924至1925年以后，即对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后，“学习和战斗训练问题才受到应有的重视，才被提到必要的高度”。上述新条令和教令就是在二至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制定的。军队的专业训练主要是在冬季训练期内进行。在分队和部队的专业集训中，组织带假设敌的单方演习和实弹射击演习。在夏季训练期内，继续进行分队的协同动作训练，举行演习和大演习。

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开始在红军的战斗训练中起重要作用。1921年9月，在乌克兰西南部举行了有数个军区参加的大规模对抗大演习。1923年，莫斯科军区举行秋季大演习，参演兵力包括两个步兵军、炮兵部队，专业技术部队、航空兵、所有军事院校和该军区昀其他部队。1928年，举行了基辅大演习。这次演习是从抗击敌人对基辅的空中化学袭击开始的，参加演习的有防空部队，警察、消防队和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的组织。

1931年，乌克兰军区在专门组织的野营集训结束以后，举行了团、旅、军对抗大演习，秋季又举行了军区大演习。其他军区也基本上每年都举行这样的演习和大演习。兵团对抗演习和大演习通常在训练年度结束时举行。大演习被认为是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司令部和部队进行实际训练的最高阶段。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在进行大演习和最后的战术演习之前要进行全面准备；指挥人员就即将举行的演习进行补充作业，举行军事导演，首长司令部演习，各兵种部队和分队的战术队列作业、战术专业作业和战术作业。在演练新的和最复杂的战斗方法之前，举行供指挥人员观摩的示范演习。在举行师演习、军或军区大演习之前，举行连、营、团演习。在营及营以上演习中，有团属和师属炮兵、工兵分队及其他加强兵力参加。航空兵也经常参加分队和部队的演习。除诸兵种合成军队战术演习外，还举行空军、防空兵、炮兵及其他兵种部队和兵团的专业演习。随着新式技术装备、新的专业分队和部队的出现，举行了大量的试验性演习。通过这种演习，试验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性能，研究新兵种部队和分队的组织体制，演练其战斗使用方法。例如，在白俄罗斯军区于1929午举行的全军演习中，首次有试验机械化团参加，而在1930年举行的军区大演习中，首次有机械化旅参加。在大演习中取得的经验，反过来又用于进一步研究机械化部队的使用理论和实践。

1932至1933年，在伏尔加河流域举行了演练纵深战斗的试验性演习。1936年，列宁格勒军区，莫斯科军区，乌拉尔军区和红旗远东独立集团军举行了以“步兵师及配属坦克进攻仓卒设防之敌”为题的试验性演习。白俄罗斯军区举行了机械化营与敌机械化部队遭遇战的试验性演习。列宁格勒军区举行了使用空降兵的试验性演习。基辅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及其他军区也举行了类似的演习。莫斯科军区在演习中顺利地用飞机把第84步兵师从图拉调往高尔基城地区。在演习和大演习中，通过铁路转运了大批部队。莫斯科无产者步兵师所属部队和后勤机构首次进行了280公里摩托化行军。为了统一部队的战术训练并使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师及师以上演习和大演习的课目，每年以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的方式确定。

这也是一个新鲜事物，因为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没有这样做。当时对“战术演习”和“大[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演习”的概念还没有明确区分。通常，演习是指部队和分队按战术队列作业方法进行的带假设敌或带实弹射击的单方演习。部队和兵团的对抗演习被称为大演习。单方演习一般由直接指挥员导演，而对抗演习则由高一级首长导演。1929年颁布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教令》，对分队，部队和兵团（至师）的单方演习和对抗演习作了规定。战役规模的演习被称为大演习。但在三十年代，部队和兵团的对抗战术演习仍被称为大演习。三十年代末，就这些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得出了正确的认识。1938年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下的定义是：“根据参加大演习的军队的人数、兵团的数量以及演习地域的大小，大演习被称为团大演习、旅大演习，师大演习、军大演习，军区大演习或集团军大演习……”1937年发表在《军事通报》上的一篇文章认为：“任何战术演习的任务，都是使部队学会某一种战斗方法，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演练已经学习过的战斗方法……大演习的任务，是检验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使之进行各种战斗演练。大演习必须在生疏的地形上，在能够使双方高度紧张和拥有充分自由即互不了解兵力编成和意图的情况下进行。应派经过训练的军队参加大演习。”

红军部队的演习和大演习从内容和质量上来讲，明显区别于资产阶级军队的演习和大演习。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在这方面，我国军队取得了明显进步。在战术演习中，我们设置了复杂的战斗情况，动用了大量的战斗技术装备，使用了各种模拟器材。例如，让步，机枪和火炮打空包弹，用打信号弹的办法显示机枪射向，用发射烟雾火箭的方法模拟高炮射击，用有色烟雾，有色液体和带强烈气味的液体表示敌人施放了有毒物品。还用其他指示物代替各种武器的火力。

为动员全体军人完成战斗训练任务，开展了大量的党政工作和教育工作，从而保证了全体参演人员的高度创造热情和自觉地象对待实战那样对符演习，也保证了演习和大演习真正按照实战要求进行。所有大规模的演习和大演习都是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包括坦克兵、航空兵和空降兵在内的各个兵种。1935至1936年的大演习充分显示了红军在组织体制、技术装备和战斗素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例如，1935年，在基辅特别军区举行的大演习中，参加的兵种有步兵、骑兵、空降兵、装甲兵、炮兵、航空兵和各专业兵种。“红军”的兵力包括第8步兵军、第9骑兵军、第45机械化军。“蓝军”的兵力包括第17步兵军、第2骑兵军，4个T-28型坦克营、8个T-26型坦克营、14个高速坦克营、统帅部预备队第137炮兵团、1个混成重炮团、1个空降群(1个伞降团和2个步兵团)及其他专业部队。双方坦克总数1000余辆。

在大演习中，演练了得到坦克营和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加强的步兵军突破筑垒防御地带的行动，骑兵军发展突破战果的行动、大规模空降行动、机械化军和骑兵师实施机动以包围和消灭突入己方后方敌军集群的行动。各兵团和部队完成了200公里行军，独立坦克部队的行程则达600至650公里。军区司令员亚基尔是这次大演习的总导演，也是“红军”的指挥员。“蓝军”指挥员为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员杜博沃伊。1955年基辅大演习的战役情况如下：

“篮军”展开进攻，企图占领基辅地区，其中，第6集团军沿铁路向法斯托夫进攻，第5集团军沿公路向基辅进攻。先头部队于9月12日展在中间防线附近同“红军”部队接触。第5集团军主力从9月12日晨起开始向该防线推进。“红军”第3集团军（第30、第8和第10步兵军）在日托米尔、卡扎京地域战斗失利后，于9月11日日终前后退并在哈涅夫（不含），纳利瓦伊科夫卡、格鲁兹科耶、亚罗绍夫卡一线设防。第8集团军在右翼、第6集团军在左翼也视情采取了防御态势。“红军”的任务是固守已占地域，待预备队集结完毕后转人进攻，从白教堂地域向霍多尔科夫、日托米尔实施主要突击。在大演习中，“红军”又增加了第9骑兵师、第101和第46步兵师、第45机械化军。大演习的第一阶段是在9月12、l3日进行的。12日全天，“红军”不断加强防御，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蓝军”则采取措施准备突破“红军”防御，同时展开频繁的空中侦察。l2日夜，“红军”对在白天已经暴露的炮兵和其他火器阵地变更了部署。“蓝军”第24和第44步兵师则进入进攻出发位置。

9月13日7时30分，“蓝军”开始炮火准备，步兵进入冲击出发位置，而在炮火准备结束前20分钟，远战坦克群开始前移。9时15分，步兵冲击敌前沿，12时，突破防御。“红军”第100步兵师的防御刚一被突破，“蓝军”第2骑兵军即进入了突破口。为了夺取伊尔品河渡口，第2骑兵军所属各师都派出了由机械化团和骑兵团编成的先遣支队。14时，先遣支队突破“红军”防御，保障了第2骑兵军向东推进。“红军”第100步兵师右翼部队沿法索沃奇卡河坚守阵地，而左翼部队则退向石头村、维特里夫卡地域。这样，此地的哉斗即告结束，宣布局部停止战斗，但在天黑之前部队不得行动。

双方在9月13日后来的行动是，“红军”根据业已形成的局面，把第9骑兵师集中到伊尔品镇地域，把第45机械化军集中到博尔夏戈夫卡、索菲耶夫斯卡亚、茹利亚内地域。“蓝军”第2骑兵军企图以主力强渡伊尔品河未果。经过“蓝军”先遣支队同“红军”第46步兵师第137步兵团和第45机械化军所属部队的战斗，“蓝军”被迫退回伊尔品河西岸。

由于战役态势急剧恶化，第2骑兵军军长放弃了原定于9月13日对基辅的进攻，而改为歼灭“红军”第9骑兵师。为此，第2骑兵军向左翼实施了机动。战斗结果，第9骑兵师损失严重，被迫转入机动防御。大演习的第二阶段是在9月14、15日进行的。9月13日的态势是；“蓝军”第6集团军于9月13日攻占法斯托夫城，第5集团军（第17步兵军和第2骑兵军）在击溃“红军”第100步兵师后，又重创第2步兵师，前出至伊尔品河一线。左翼第14步兵军强渡了兹德维日河，其右翼前出至赫麦利纳亚、波罗斯科坚、普利亚赫强卡地域，但继续进攻未果。双方的决心是：“蓝军”第5集团军司令决定，9月14日做好强渡伊尔品河的准备工作，歼灭“红军”第9骑兵师，以此保障第17步兵军突击群两翼的安全，从9月15日晨起恢复对基辅的进攻。为防止“红军”预备队靠近，从9月l4月晨起向勃罗瓦雷地域空投空降群。“红军”前线部队司令决定把第45机械化军交第3集团军指挥，并在9月15日击破已突至伊尔品河一线的“蓝军”集群，之后，令第45机械化军协同第6集团军展开进攻。双方的行动是：9月14日全天至深夜，“蓝军”完成了变更部署和强渡伊尔品河的准备工作，“红军”则一面继续防御，一面准备转入反攻。从9月I5日晨起，“蓝军”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逐渐把敌人从伊尔品河岸压向东方，并于9时30分占领别尔戈罗德卡地域。这时，“红军”第101步兵师渡过伊尔品河，向北转入进攻，并迂回到“蓝军”第24步兵师翼倒。第9骑兵师和配属的第43步兵师也对“蓝军”第2骑兵军展开攻势。“红军”第45机械化军渡过伊尔品河，并在涅格拉希以西展开突击。于是，“蓝军”第5集团军布翼的形势突变，第17步兵军面临被歼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蓝军”第5集团军司令决定；第17步兵军停止对基辅的进攻，固守伊尔品河各渡口，第17步兵军主力在古罗夫至希纳、累昌卡、涅格拉希、穆济奇一线，面向西转人防御并固守至第18步兵军到达为止，第2骑兵军在沃尔泽尔别墅（不含）、古罗夫希纳、米拉亚地域集中，准备突击敌摩托机械化部队的翼侧。“蓝军”第45机械化军军长决定：以第135工兵旅掩护左翼以防止“蓝军”第2骑兵军的进攻，以主力（第133和第134机械化旅）打击位于伊尔品河西岸的“蓝军”第24和第44步兵师。但是，“蓝军”第2骑兵军抢先展开了突击，第45机械化军军长不得不调回生力军进行抗击。

战斗行动推演就此结束。9月15日下午，向全体参演部队宣布解除战斗警报。

总之，通过这场有各兵种大量部队参加的大规模的大演习，全面演练了纵深战斗和战役。大演习表明，总的来说，部队在短期内非常顺利地掌握了许多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部队在大演习中的行动都是事先计划好的，但总的来说，大演习的总导演还是力图顾及到双方特别是下层的决心和行动。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列维切夫在给这一次大演习写的评语中指出：“尽管大演习前后两个阶段的行动是事先同演习双方仔细研究过的，双方的基本决心也是彼此公开的，但在大演习中仍给双方从连到团留有主动行动的充分余地，实施机动的自由使双方能够很好判断首长的意图和部队的行动。”1936年，白俄罗军区举行的大演习也以参加演习的技术装备的数量之多而称著。这次大演习的总导演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白俄罗斯党政领导人以及外国军事代表团作为客人应邀观看了大演习。参加大演习的有庞大的坦克兵团，机械化兵团和航空兵团，步兵兵团、骑兵兵团、炮兵和空降部队，其中约有8个坦克旅和1个空降旅，总共1300多辆坦克、632架飞机，2276台各种车辆。

大演习的准备工作是在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在军区刚刚部署一批新的兵团和部队，正在对大多数步兵师、全部骑兵师，机械化旅和航空兵团与部队进行改编，几乎各兵种都在改装新式技术装备。大演习开始前，进行了从连到师各种规模的战术演习，各军举行了四日冬季大演习。民兵部队的干部进行了多日冬季机动集训。部队指挥人员进行了大量作业。各司令部进行了军事导演和首长司令部演习。在大演习中，演练了以下重要的新课目：集团军战役中的遭遇战，冲击并突破防御地带，后续梯队发展战果；消灭机场上敌航空兵的空中战役；空降兵机降；集团军突击群对突入之敌实施反突击并将其包围。

1937年9月，在外高加索军区举行的军区大演习中，演练了山地条件下的战斗和战役。在这次大演习中着重演练了夜间行动以及后勤供应、物质技术保障和医疗保障等。参加大演习的除正规部队外，还有应召的预备役战斗部队和后勤保障部队。从许多演习和大演习的情况可以看出，演习双方的兵力编成取决于演习和大演习的规模、课目和训练目的。在演练遭遇战斗时，双方兵力大致相等。在演练进攻和防御时，攻方的兵力通常大于防方的兵力。例如，攻方如为一个师，防方就是一个团。并且，双方都是按照苏军的组织方式和战术行动。在单方演习中，战术情况是根据外军分队和部队的战术设置的。参演部队和指挥员在大演习中拥有主动权，能够按照自己的决心行动。他们在战术上表现出的独立性有着巨大的意义。总的来说，大演习促进了兵团和部队的协调—致，检验和制定了战斗和战役的准备与实施的新方法。为了评定部队的行动和使演习接近于实战，制定了一整套调理机关组织方法。

众所周知，俄军和大多数国家的军队只有部队调理员，而这是有缺陷的，因为在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们很难在互相之间协调行动。在通信工具尚不完善的年代里，只有通过大演习的导演司令部才能协调好调理员之间的行动，但这样必然会延长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时间。1924年和1926年颁布的《实兵大演习教令》规定了调理员工作的新的组织方法，即不再把他们派到演习双方的部队中去。教令中指出。“把总导演确定的行动地域划分成若干地段……

给每一地段指派一名调理员，并为其配备一个司令部和若干名初级调理员。”当大演习进行到某一阶段时，可将初级调理员临时派往双方的分队中去。例如，当侦察和警戒部队交火时，他们就被派到这些部队的分队，然后，再被派到第一梯队的各个分队，在第二梯队投入战斗时，他们又被派到第二梯队的各个分队。初级调理员辖有一个由士兵和初级指挥员组成的五人小队。但是，由于在参演兵团和部队里设有指挥员调理员和司令部调理员，地段调理员只得在无法充分考虑双方的决心和战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组织双方进行战斗行动推演。

为调理员规定的推演方法也不完全适宜。例如,1924年的教令规定；实施进攻的步兵在离被进攻者10米处，实施进攻的骑兵在离被进攻者75米处停下来，如果一方行动不够成功，也不能令其展开白刃冲锋，而如果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上级首长就应下令暂时停止战斗行动，并给双方重新指定出发位置和行动开始时间。

1929年，我军第一次采取了部队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相结合的方法。大演习的总导演通过地段调理员、地段调理员通过自己领导的调理机关和部队调理员组织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这在当时是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上的一大进步。部队调理员在演习和大演习开始前被派到分队、部队和兵团。部分调理员被大演习总导演留作预备队，准备完成最重要的或计划以外的工作。这就使得双方的行动推演更有教益，使总导演能更充分地考虑到双方指挥员的决心和部队准备与实施各阶段战斗的实际行动。地段调理员的数量取决于参加大演习兵力多的一方的师的数量。对抗演习中，调理员及其领导的小队的人数，连演习为20-30人，营演习为30-40人，团演习为60人，大演习中每师为100至120人。

由于有一些新的兵种参加大演习，坦克兵、航空兵、防化兵及其他专业兵种的部队（分队）中也需要有调理员。为了领导他们的工作，给地段调理员配备了兵种和专业勤务助理（诸兵种合成军队助理，炮兵助理，防化兵助理，航空兵助理、工程助理、通信助理、机枪助理等），航空兵的调理员不仅要派到航空兵部队，而且还要派到步兵团，坦克兵团，骑兵团和炮兵营，以便评定航空兵对地面部队的行动和使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员学会与航空兵协同作战。二十年代，在各次演习和大演习中都指派了大量的政治调理员（直至连），而1929年的教令规定，只在师演习和大规模的大演习中才给每团指派一名政治调理员，领导该团的政治工作和研究政治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在大演习教令和1936年，1939年颁布的大演习调理员细则中，非常详细地规定了调理员的职责和工作方法。他们的基本任务是：保证按照实战要求组织双方进行战斗行动推演，保证所演练的战役、战术课目取得有益成果。他们在研究演习双方指挥员的决心和命令的基础上，确定部队在哪个地段进展顺利或推进受阻，不允许毫无理由地向前推进；设置复杂情况，使指挥员大胆决断、部队坚决行动，组织模拟射击并确定其效果；宣布损失，提出其他必要的补充情况。

各时期的教令和细则都强调指出，调理员应训练指挥员和部队。但是，这种训练不应是口头上的训戒，而首先应是设置有教益的情况和正确评定部队的行动。图哈切夫斯基就这个问题写道：“调理员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卓有成效地保证取得最佳训练成果。但是，缺乏素养的调理员往往会妨碍合理的实际训练，特别是当他们向演习双方发号施令、缺乏战术意识而又刚愎自用的时候。调理员应当传播基本战术观点．但做到这一点不是靠向演习双方发号施令，而是靠下达补充情况和在各地段根据指挥员决心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大演习开始之前，通常给调理机关5至7天的准备时间，其中，2至3天用于在现地工作。乌克兰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及其他军区每年都从民兵部队挑选优秀指挥员长期担任演习和大演习中的调理员。这保证了调理员能熟练履行职责，但也造成指挥员长期脱离本部队、分队。

三十年代，制定演习和大演习计划的方法有了改进。这一时期，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详细规定部队的行动，而是制定一个简要计划，只规定双方的出发位置和主要训练问题。为实施演习或大演习而向部队下达的文件包括：关于准备与实施演习的指示、双方的任务和作战命令、演习实施计划。此外，助理导演还要制定各兵种和各专业勤务的局部计划。由于演习的规模和目的各不相同，总体计划和局部计划也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如何，计划应符合以下要求：对演习全过程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规定演习每一阶段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应训练的课目和要检验的问题，指明总导演何时位于何地，他直接或经调理员下达给部队的主要补充情况的特点。为了防止自流现象，必须组织强有力的导演工作，但又不干涉双方指挥员的行动自由。要做到这一点，须采用以下方法：演习总导演改变原先设置的情况，下达补充情况，宣布损失情况，模拟敌人火力和航空兵突击，等等。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友邻部队的通报、侦察情报和缴获的文件等，都可作为补充情况。

在演习和大演习昀准备阶段，指挥员，司令部和政治机关做了大量、全面的组织工作。例如，在准备1935年基辅大演习的过程中，导演部详细勘察了演习地域，制定了演习实施计划，向部队下达了关于大演习组织方法的指示，组织分队和部队进行了预演，举行了指挥员，司令部图上军事导演和调理员图上军事导演，调理员出发到大演习现地仔细研究基本训练问题，导演部人员和调理员携带通信器材到大演习现地研究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指挥问题，组建了供给基地，抢修了道路与桥梁，安排了通信器材、供水系统、商业网点、医疗卫生和兽医保障、物质技术器材保障，组织了通信联络，准备了机场。非常重视部队和当地居民中的党政工作。在准备其他大演习时，也进行了这样全面的工作。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演习和大演习持续的时间较短。1926年的《实兵大演习教令》要求：“大演习每日行动的正常时间应是；早晨4至5时开始，中午12至13时结束。”该教令指出，“尽早结束每日行动，就能利用一部分时间在部队和居民中开展政治工作，让部队有时间休息。”

1929年的教令要求：“连和营演习的时间不超过3小时，团和师演习的时间不超过3至5小时……有时可适当把日训练时间延长到10至12小时……有的作业完全可在夜间进行。”在多数情况下，下午或夜间停止进行大演习。战役规模的大演习持续7至l0天。在大演习中，各个情节（训练问题）是根据战役战术情况自然地连续进行的。在大演习的各个阶段之间，允许有必要的间歇时间，以便双方调整兵力和把部队转移到新的出发位置。大演习的每一个阶段则是不间断地进行的，所有训练课目要连续完成。进攻战斗的组织与实施通常是一步接一步进行的(行军，接敌，进攻，冲击，纵深战斗)。很少进行双方直接接触的演习和大演习。在资本主义国家军队举行的许多次大演习中，部队只是进行机动，不实施战斗展开。而在苏联红军举行的大演习中，则每次都要实施战斗展开。部队后勤机关也参加大演习，从而避免了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促进了更好地按照实战要求解决物质技术保障问题。

党、苏维埃和工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积极参加大规模的大演习。大演习充分显示了军民的团结一致。演习和大演习所在地区的居民热情接待红军官兵，并给予他们一切可能的帮助。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的组织积极做好大演习所在地区各种目标的防空工作。

在演习和大演习中，双方的行动推演大致是这样进行的：双方部队受领任务后即进行接敌运动，而后实施战斗展开，在形成冲突局面后即停止行动。这时，调理员宣布“局部停止战斗”，并根据双方行动特点，实际兵力对比，和指挥员定下的决心，重新为双方规定继续展开行动的出发位置和时间。有时，要求攻方楔入防方部署。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通常后撤（步兵撤1000米，骑兵撤2000米），另一方则重新组织进攻。如果双方基本势均力敌，则掘壕固守，等待投入新的兵力，集中炮火和变更部署。在确定某一方的行动更为顺利之前，大演习的总导演和地段调理员利用通信器材听取双方的决心，而他们的助手们则去检查各兵种和勤务的准备情况、弹药输送情况和其他战斗保障措施。大力表彰双方，包括双方各分队的大胆、主动的行动。二十年代，在大演习中有时还安排休息时间，而在三十年代，则一般不安排。组织参加演习和大演习的各类军人进行讲评很有意义。通常采用这样一种有意义的方法，即演习总导演在讲评之前听取参演部队指挥员阐述他们定下决心和采取行动的理由。这样就可以更深刻地分析他们的决心和行动，更令人信服地作好讲评。但是，还应该指出在对抗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上存在的严重缺陷。所谓“进攻战斗”实际上每次只是进攻分队展开后冲击一下对方前沿。在许多演习和大演习中，当一展开后转入进攻，正准备向敌人纵深勇猛推进的时候，调理员命令双方停止行动。例如，在为举行白俄罗斯军区大演习所制定的细则中要求，调理员在组织双方进行战斗行动推演、引导他们进行冲击和实施遭遇战斗时，应安排10至15分钟的暂息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应把自己的决心通知给参加战斗的步兵部队并指定出发位置。在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相遇时，禁止双方展开冲突。

按照这种方法进行战斗行动推演，尽管大演习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最困难、最紧张的战斗行动——突破预有准备的防御和实施纵深战斗，仍得不到演练。虽然苏联的军事理论认为，在未来战争中，运动战将同阵地战结合在一起，但在制定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时却根本未考虑到这点。对许多最复杂的战斗问题未能详细研究。

进攻的准备工作，出发位置的工程构筑、突破筑垒地域，夜间战斗、防御战斗等问题均未受到重视。实施侦察的问题未得到完全和具体的解决。在判定某一方获胜时，并未充分考虑其对敌火力配系的了解程度和压制程度。某些陈旧的、不符合新情况的战斗行动推演方法是从革命前俄军的条令中无批判地继承和沿袭下来的。应该指出，差不多所有大规模演习和大演习都是在夏季进行的。战斗训练的紧张度在冬季显著下降。军队极少在低温和大雪覆盖大地的条件下训练。对带实弹射击和航空兵投弹的演习重视不够。在实弹射击演习中，演习的战术内容减少了，因为按照1935年的《射击教程》的规定，只按中靶结果评定演习成绩。

演习和大演习的最大不足，是很容易就能取胜。正因为这样，在苏芬冲突中，许多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没有料到会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

在演习和大演习中所设置的情况，并不总是与按照当时的军事理论所设想的战斗和战役的特点相符。这个问题在演习和大演习后的讲评中多次被提到过，军事报刊也为此发表过文章。例如，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在讲评莫斯科军区的战术演习时指出：“我们长期坐在教室里，习惯于用口头解释的方法教学，而没有让复杂的战斗情况和复杂的地形条件困扰自己，一句话，没有让在战时即在战斗中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肩上所担负的那些东西困扰自已……如何防御是事先约定的，而进攻者只要一个突击就将其打破。全部行动只要一个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就响起‘乌拉！”声，演习到此结束。”

斯大林1940年在总军事委员会的一次发言中也批评了军队训练中存在的许多疏漏和大演习中作表面文章的现象。他指出，在武装力量的建设与训练方面存在着一系列失误，同时也指出近年来在大演习中作表面文章之风日甚。斯大林要求今后一定要使大演习接近于实战，按照现代要求更充分地演练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我国军事报刊就此问题也发表了许多文章。约夫列夫在《军事通报》上的《战术和军事历史》一文中指出，演习常常被简单化，“由于参演者的坚持不懈和训练者的方法灵活，作战情况和侦察情报及时送达指挥员手中，使他们确知眼前态势，大胆按事先定下的决心行动……在这种近似闲庭信步的战术演练中总是那样顺利，那样明朗，但是，正象在城市小公园里想象不到原始森林的茫茫树海一样，战术课目往往与实战相差甚远。指挥员只是学会了猜测领导的意图，而没有掌握解决战术难题和战斗磨擦的本领。指挥员没有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到正道上。”在大多数战役大演习中，军区的，有时集团军的指挥人员和司令部，亲自担任大演习的导演，因此未能取得在集团军战役和方面军战役中指挥军队必要的实践经验。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在《关于1935年战役训练问题和对1936年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了集团军司令部训练水平不高的问题，还指出“我们尚未着手抓方面军机关的训练”。所有这些问题，在苏芬冲突中，特别是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充分暴露出来。有鉴于此，以及欧洲的作战经验，党中夹采取坚决措施迅速改进军队的战斗训练，使之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条件。同时，由于1939年武装力量全部改为基干制，大量新扩编的兵团和部队的战斗训练问题和协调统一问题极为尖锐地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40年春，在总军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思想工作问题会议上，轻易取胜的论点受到了批判。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战斗训练的紧张程度迅速提高了。首先，提出了提高连、营、团野战素养的任务。90%以上的训练时间用于野外作业，主要是战术作业和演习。

1940至1941年冬季，所有兵团和部队都进行了机动野营训练。战术演习从兵团、部队闻警出动和指挥员受领战术任务开始。在往返作业场的路上进行各种战术任务的演练。实弹射击演习的次数增加了。开始重视防御作战的组织与实施，而在此之前有人认为防御作战有悖于我军精神而大大低估了它的意义。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战斗训练和具体解决兵团的协同动作问题，各军区司令命令为步兵和骑兵兵团配属坦克兵，炮兵、航空兵部队和分队，使之全年都能在一起参加合同演习。

1940年，在差不多所有营，，团的演习中都演练了突破坚固的筑垒防御的问题。在国防人民委员导演下举行的莫斯科军区（第137步兵师），西部特别军区（第42和第6步兵师），基辅特别军区（第41和第99步兵师）、列宁格勒军区（第70步兵师）及其他军区的演习中，进攻丹队演练了克服障碍地带、抵近主防御地带、在出发位置构筑工事准备进攻和紧随徐进弹幕射击向前冲击。当时提出的要求是：没有步兵参加，火炮就不能进行实弹射击。

营和团演习在三昼夜内不间断地进行。特别重视演练战术，组织侦察和警戒。通过演习，大大提高了军队的野战素养，使之习惯于艰苦、持久和紧张的战斗生活。但是，根据苏芬武装冲突的经验，突破防御时的进攻速度极低（每日数公里）。所以这些演习中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并不很困难。在实弹射击开始前，防御分队撤出阵地。在防御分队原地不动，火力点被压制或被摧毁的情况下，攻方可以缓慢地向前推进。例如，在莫斯科军区第137师一个加强步兵营于1940年8月举行的演习中，头两昼夜该营只是克服了障碍地带，抵近了主防御地带，第三天才开始突破防御。1939至1940年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和大演习。

为了演练司令部工作和研究兵团、战役军团的指挥问题，进行了军事导演和首长司令部演习。但这是不够的。经验表明，为使作为指挥机关的战役司令部受到充分训练，从实践上更好地演练各兵种部队和兵团之间的协同问题，除首长司令部演习外，还必须举行实兵演习和大演习，即便是首长和司令部只带象征性的部（分）队也好。

总之，在短期内为改进军队的战斗训练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战争爆发前的时间太少，未能急速提高军队的野战素养。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打断了已经开始的工作。

在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隆重庆祝伟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五十周年大会的发言中指出：“从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的这个高度去看过去的失误和错误并不困难。什么事本来能做得更快，什么事本来能做得更好，什么事本来能做得更省，已无可争辩。但是，要想客观地评价已经走过的道路，就应永远记住：我们的每一步都是摸索着走过来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同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敌人的顽强斗争中取得的。”

数百万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条件下新组建和武装起来的军队的训练不可能没有缺点。只要想一想，在1935年，74%的师还是民兵师，对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

战后，朱可夫在一次谈话中说，在造成我军战前训练不足的众多原因中，军队的民兵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民兵师训练糟极了。民兵师的成员没有受到良好训练，不懂得现代战斗，缺乏同炮兵和坦克兵协同作战经验。就训练水平来说，民兵部队根本不能与基干军相比。朱可夫曾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接触到过一个民兵师——第82师。这个师起初表现并不好。经过一个半月的锻炼，才逐渐学会了打仗。慢慢地学会了侦察，参加了一些小型战斗，习惯了敌人的狂轰滥炸，学会了同炮兵和坦克兵协同作战。该师取得了初步的战斗经验，后来，在8月末的最后战斗中表现不错。在战争爆发前两年，所有兵团才从民兵制转为基于制，开始经常进行战斗训练。在战争爆发前夕，武装力量各军种才扩编大量新的兵团和部队。换了很大一部分指挥员，他们未受过必要的训练。其他困难也很多。

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竭力把三十年代的战役和战斗训练经验说得完美无缺。他们以亲自参加的个别演习为例，不承认指挥机关和军队在训练中的缺点。无疑，确有不少富于教益的演习，可能在有些地方重视了军队进行防御战斗训练。但是，在战前年代，对防御问题和战略战役指挥机关的实际训练问题认识不足，这也是得到公认和有案可稽的。我们这样认为的依据是：联共（布）中央1940年召开的红军领导人员会议和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对实际情况的正式估价和各军区就战役和战斗训练问题的报告。不以批评的态度去分析战役和战斗训练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就难于理解在战争初期所发生的一切和为什么后来对军队的训练进行了那样大的改革。之所以要谈到当时存在的缺点，就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存在这些缺点的具体原因并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况且，战争是无情的。1941年战争从一开始就对军队的军事素养提出了严峻的要求，使战前存在的那些缺点暴露无遗。有些兵团和部队缺乏必要的机动能力，指挥不灵。相互协同，特别是步炮协同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诸兵种合成部队和炮兵不会打坦克，而防空部队和其他兵种不会反空袭。有些指挥员和司令部门不会在现地组织战斗，不会在决定性方向上荫蔽兵力，兵器和指挥部队实施机动防御作战。

最重要的是，战争完全不是在战前为演习和大演习设置的那些战略和战役战术情况下开始的。这表明，没有完全按照战争的要求特别是战争初期的要求训练军队。

这又一次说明，在和平时期不应忘记，战争是一种对抗现象，因此不应一厢情愿地考虑问题。必须考虑，敌人可能会采取我们所预料不到的行动。就是有战争爆发前那样的战斗训练水平，如果情况不是那样出乎意料，我军的行动可能会更好些。

四、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实施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的特点

战争迫使我们改变战斗和战役的实施方法，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研究解决防御战斗和战役的准备与实施的问题。兵团和部队不得不放弃多梯队的战斗队形。突破敌人预有准备的防御采用了新方法。更加集中使用坦克兵、炮兵和航空兵，以及使用庞大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军团把战术成果发展成为战役成果。需要大大增加突击兵力，加大突击纵深，提高突击速度。防御纵深显著加大，防线的工程构筑大大加强，防御战斗和战役的动作更加积极活跃。

由于在战争中战斗行动的实施方法不断地发展，军队补进了大量的预备役人员，必须继续不断地改善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的军事素养。因此，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进行了紧张的战斗训练。众所周知，虽然在过去的战争中军队也不停止战斗训练，但是，象苏联军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那样，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进行了如此紧张、规模巨大、目的明确和卓有成效的训练，是史无前例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要求全体军官不断完善自己的军事素养，努力学习战争经验，成为率兵打仗的行家里手，善于组织协同和准确指挥战斗。在伟大卫国战争的第一阶段，由于主要是靠扩充简编兵团和组建新部队补充前线所需兵员，为组织预备队的训练进行了特别紧张的工作。仅在战争的头5个月，就向各方面军输送了280多个师。

此外，1941-1942年还向前线输送了许多由后备部队组成的行军连和行军营。每月派往前线的行军连和行军营达30-35万多人。在全国建立了多层次的军事训练体系：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和普遍军事训练组织负责兵役义务者的训练；在训练中心训练预备部队，训练部队和后备部队的全体人员，在作战军队中进行战斗训练。国防委员会1941年9月17日《关于在全国对16至50岁的男子进行义务军事训练的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领导后备兵员的训练，国防人民委员部成立了普遍军事训练部，而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的兵役局成立了相应的处。整个战争期间，有一千万人接受了军事训练。

1941年7月，为了整顿组建兵团和部队的工作，成立了组建和补充红军部队总局，其任务是：领导和监督各军区组建预备队、行军分队，后备部队和作战部队的训练工作。此外，装甲坦克兵和机械化部队司令、炮兵司令和空军司令也有自己训练预备队的机构。从战争开始至1942年年中，在前线受损严重的兵团大多数没有得到充分补充，而是被拆散补入新组建的师和旅，然而这样做实践证明是不适宜的。后来，遭受损失的兵团和部队不是被解散，而是撤往后方去补充人员和装备。这样就把具有战斗经验的指挥机关和部队的骨干保存下来，在短期内即可训练出有战斗力的兵团。坦克和机械化兵团则把坦克转交给留在前线的其他部队，而将全部人员撤往训练中心补充人员，接受新的战斗技术装备，进行战斗编组。

作战军队的演习在战线稳定时期或暂时平静时期，改及在浅近后方进行得最为频繁，甚至连战斗中的短暂间歇时间也不放过。如梅列茨科夫元帅所指出的，“1941年11月的沉痛教训使我们学会了许多东西。当时我们定下了这一条规则：无论多么需要部队，刚补充的兵员和新到达的部队在参战之前也要在训练中心接受训练或在各兵团中熟悉一下战斗特点……”预备队、第二梯队的部队和准备补充其他部队或改编的部队，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有更为优越的条件进行演习。例如，至l942年1月1日，仅在作战军队的后备部队和训练部队中就有约50万人进行了战斗训练。据1943年7月1日统计，在大本营预备队中进行战斗训练（主要是演习）的有8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2个坦克集团军，其中，7个集团军中就有47个步兵师和骑兵师、5个坦克军和4个机械化军。

战争末期，有些后备兵团和部队被改编成作战兵团和部队，上了前线。在这些兵团和部队中举行了一系列战术演习，着重演练了突破防御，强渡江河和展开快速进攻。

在我国领土上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其他国家的兵团和部队也举行了战术演习。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训练部队准备与实施防御战斗，消灭突入的敌坦克部队，在被围的情况下战斗和突围，打坦克和飞机。后来，主要是训练部队实施进攻战，特别是注重演练突破防御和紧跟在己方炮弹的弹幕后面实施不间断的进攻，演练进攻战中步兵，坦克兵和炮兵的协同动作，步兵和坦克在行进间实施射击，封锁最强固的敌支撑点和火力点，把坦克兵团和部队投入突破口并迅速向纵深发展战果，以及训练指挥员和司令部对部队实施强有力的指挥，解决战争中出现的许多其他问题。在前线条件下举行的所有演习都具有以下特点：目的性明确，具体实在，最大限度地接近于部队当前战斗任务的实际条件。在进攻前的准备中，先在浅近后方构筑与敌大致相间的支撑点，然后让部队在这里演练攻击方法。在防御战斗的演习中，演练击退敌人的冲击以及实施反冲击的方法和预备队向受到威胁方向实施机动。

在所有营、团和师的战术演习中，都有炮兵、工程兵和其他加强兵器参加，和步兵一起完成战斗任务，这样就能协同作战部队的指挥员在战斗中的行动更加协同。

实弹射击演习，紧跟在弹幕后面冲击、让坦克从步兵藏身的堑壕和掩体上面碾压过去，投掷手榴弹、设置与克服防坦克障碍和防步兵障碍等，对于部队的训练和精神战斗素质锻炼有着巨大的意义。在勃列日涅夫的《小地》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讲述了一个战斗训练的例子：各突击队在格连吉克细岬进行训练。他们练习带着机枪跳入水中，攀登峭壁，在不方便的位置投掷手弹弹。战士们掌握了缴获的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洼，学会了投掷匕首，用枪托击打、包扎伤口和止血，熟记了约定的信号，练习了蒙着眼睛往冲锋枪的弹匣里装弹和根据枪声确定火力点的位置。没有这种训练，就不可能有登陆兵的勇猛行动，特别是第一夜的英勇搏斗，因为所有行动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着进行的。所有演习，其中包括在大后方的演习，都是在根据前线敌军的防御体系进行了工程构筑的地形上进行的。军队的训练是根据总结出来的战斗经验进行的。在这方面，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兵种司令的命令、训令和指示，根据战争经验修改的条令，起了特别大的作用。1942年，制定了《步兵战斗条令》。1942年秋，国防人民委员部发布了关于按一个梯队组织步兵战斗队形的第306号命令和关于坦克兵团和部队的战斗使用的第325号命令。关于组织炮兵和航空兵进攻的命令也有巨大的意义。

1943年制定的《红军野战条令（草案）》总结了苏军在战争第二个阶段的战斗经验。1944年新制定或修订的有《红军野战条令》、《步兵战斗条令》、《强渡江河指南》、《山地部队行动指南》、《突破阵地防御教令》以及与军队作战和训练有关的其他教令和细则。

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各级指挥员，政治机关和司令部非常重视总结战争经验并将其及时传达给部队。在他们下达的命令和细则中，分析了战斗和战役经验，列举了完成战斗任务的实例，剖析了失利的原因，提出了让部队掌握新战斗方法的具体任务。与此相应的，是在部队的训练过程中非常重视分析以往战斗和战役的经验，讲述并演示完成战斗任务的最有效方法和出现缺点的原因，研究德国法西斯军队武器装备和战术上的强、弱点。

可以作一个比较：在法西斯德国的军队中尽管战前制定的条令与第二次世[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界大战的经验很不相称，但是在它进行6年的战争中，却未修改过一个对军队来说比较重要的条令。

大多数方面军和集团军在整个战争期间的战斗训练与平时一样是经过周密计划的。在两次战斗的间歇时间，明确提出具体的训练任务。战斗训练考核结果以命令方式公布。

例如，1944年8月中旬，即在东喀尔巴阡战役开始之前，乌克兰第4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关于组织部队进行山地作战训练的指示》，接着又制定了《军队在山林地带作战细则》。这两份文件总结了在高加索、克里木和喀尔巴阡山的山前地带作战的经验。作为对这两份文件的补充，方面军炮兵，工程兵和装甲坦克兵司令部又分别制定了关于本兵种在山地作战的指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还颁布了关于部队做好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展开进攻前的准备工作的训令。训令要求根据具体的战役情况和下达的任务利用相同地形演练进攻中将遇到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步兵同炮兵、工兵和坦克兵协同动作，以便在山地进攻战中按统一方法使用炮兵火力的问题），要求每一个集团军都举行得到炮兵（包括迫击炮）和工兵加强与支援的步兵营的试验示范演习。军事委员会要求所有部队都组织从加强排到加强营的分队进行昼间和夜间夺取高地、实施正面进攻和迂回包围的训练，进行沿隘路或无路地形、多林狭谷、山坡和山脊运动并攀登山峰的训练，等等。所有演习的基本课目，都是加强排、连、营和团以迂回和包围动作进攻高地。在演习中注重演练连和营在山地的独立行动。各师都按照敌人的样式在高地上构筑了支撑点，然后让所有连和营及加强兵力在此进行训练。

近卫第1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和兵团从8月16日起至26日止都完成了100小时的战斗训练计划。演习连续进行两三个昼夜，参演兵力完全脱离本部队。组织了长时间的山地行军，演练了进攻高地，特别重视小群活动。某山地步兵师建立了一处靶场，试验各种战斗技术装备以及驮载工具。在靶场以直观形式研究了步兵重型武器和炮兵武器的系载和卸载问题。炮兵、侦察兵、工兵和后勤分队与部队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操练和演习。

1943年3至G月，即准备库尔斯克会战期间，近卫第1、第2和第5坦克集团军的主要训练内容是：抗击敌庞大坦克集群的冲击，实施反冲击和反突击，向受威胁方向迅速机动兵力。考虑到击退敌人的进攻后，坦克兵部队将进攻敌预有准备的防御体系，就进行了坦克兵与步兵、炮兵和航空兵协同突破防御的训练。在向集结地域行军的过程中，进一步研究了分队、部队和兵团的编成问题。在准备博尔霍夫战役（1943年）期间，步兵部队除练习进攻支撑点外，还与即将合同作战的坦克旅一起举行了合同演习。维堡战役(1944年)之前，各兵团和部队利用在森林沼泽地形建立的有各种障碍物、纵深达15公里的训练场举行了演习。在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一桑多梅日战役，雅西一基什尼奥夫战役，满洲战役以及其他战役之前，担负战斗侦祭和突防任务的各先遣营、先遣部队和所有配属以及担负支援的炮兵，工程兵及其他专业部队（经常还有航空兵）一起进行了4至5次或10-12次演习。

在准备东普鲁士战役（1945年）期间，利用我军夺占的敌人永久火力点，战斗技术装备和障碍物举行了突破筑垒地域的演习。在白俄罗斯战役以及后来的东普鲁士战役之前第5集团军所属各兵团举行的实弹射击演习中，大部分目标是用缴获的武器显示的，坦克兵，炮兵和防坦克枪班进行了摧毁目标的实弹射击。

其地方面军在演习中也使用了大量缴获的坦克，火炮及其他技术装备。例如，在准备白俄罗斯战役期间，刚装备了新式带85毫米火炮的T-34型坦克的第4和第42近卫坦克旅对缴获的位于直射距离上的“虎式”和“豹式V坦克进行了射击。高炮分队不仅进行了打敌机训练，而且还进行了射击坦克和其他装甲目标的训练。在进行一系列操练之后，近卫第4坦克集团军司令决定对敌阵地实施总结训练实弹射击。1944年10月26日深夜，各高炮连荫蔽占领了发射阵地，次日，即对发现的真实目标实施了射击。所有这些措施提高了军人对手中武器的信心。在后来的战斗中，这些分队的军人与敌人最新式的战斗车辆进行了勇敢搏斗。在举行战术演习之前，只要时间允许，就进行指挥员现地作示范作业，军事导演、司令部操演和首长司令部演习。例如，1943年5月，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举行了2天以“坦克（机械化）旅与其他兵种协同实施反突击为题的首长司令部军事导演；6月，又举行了以“坦克兵进入突破口”为题的首长司令部军事导演。

在准备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期间，考虑到在维斯瓦河与奥得河之间有7条以河流为屏障的大纵深梯次配置防御地带，特别注意组织各先遣支队进行了快速行动和与航空兵协同作战抢在敌人前面占领这些地带的训练。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朱可夫就先遣支队在战役纵深地带的行动问题亲自领导了示范作业。不仅方面军司令部，而且集团军、师和团的战斗训练和演习都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在战斗或战役准备期间以及每一次演习中兵团和部队必须完成的战术训练任务全都列入计划表内。在准备自俄罗斯战役时间，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员扎哈罗夫向部队发出如下命令：

1)，各兵团“举行排，连，营和团演习各不少于3次，总共不少于12次，并且，在经过认真操练后，举行有加强兵力和支援部队参加的营和团实弹射击演习；

2)，所有演习务必在与部队作战中将遇到的地形完全一样的地形上进行。演习开始前，须构筑与敌人一样的防御地带和己方进攻出发位置”。

这些要求得到严格执行。例如，第290、第369，第32和第42步兵师举行的演习的次数甚至比计划的还多。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在白俄罗斯战役之前计划进行为期20天的战斗训练。正在担任防御任务的兵团和部队被列为第二梯队、预备队，进行了5天训练，而完成了变更部署的兵团或从预备队调出的兵团进行了10天训练。在一份呈送总参谋部关于检查乌克兰第1方面军第60集团军战斗训练组织情况的报告中写道：集团军司令部的战斗训练“是根据方面军司令部的指示计划的。制定了1944年5月15日至6月5日和6月5日-7月1日战斗训练的具体指示。该指示连同总结战斗训练成绩并提出新的训练任务的命令一起下达各军和师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制定的战斗训练指示具体规定了作业课目、作业时间和每个课目应研究的问题。各军司令部制定了训练命令和对集团军司令部战斗训练指示的补充规定并下达各师司令部。各师司令部也制定了战斗训练大纲和计划。各团司令部根据师的训练大纲和计划编制出自己的战斗训练计划和作业日程表并把作业日程表发给各连连长。”1944年4月，白俄罗斯战役之前，近卫第1l集团军也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战斗训练指示。各个方面军都进行了这样具体、细致和全面的战前练兵。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表明，在开始完成战斗任务之前具体组织部队的训练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在前线举行的大多数演习是单方实弹射击演习或带假设敌的演习。这主要是因为，在前线的条件下时间很少，只能根据即将完成的战斗任务组织训练，而对抗演习则要同时进行各种战斗样式的演练。同时，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许多演习带实弹射击。

在这些演习中，消耗了大量的炮弹和子弹。例如，近卫第5集团军在准备桑多梅日一西里西亚战役过程中消耗了差不多半个基数的弹药。但是，这是值得的。

战术演习也是各军区部从训练的基本方式。这些军区在为前线训练预备队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作战军队需要不断得到补充。因此，要组织新组建的部队和兵团进行短期训练，主要是实际演练那些在战争的某一阶段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术课目。

在内地军区，有时也在靠近前线的后方（例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1943年在勃良斯克方面军所属部队，1944年夏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某些兵团中）举行的机械化军和坦克军战术演习不仅有单方演习，而且还有对抗演习。通常是在以下情况下举行对抗演习：需要演练在敌防御纵深的战斗行动，抗敌反冲击和进行遭遇战时，当特别需要使指挥员和部队学会在紧张、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行动时。例如，在给勃良斯克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的指示中要求：战斗训练计划中规定的“各课目应以对抗演习和相向行军的方式进行。行军沿环形路线进行，以使双方部队逐渐接近并进行战术课目演练”。1944年6月，乌克兰第1方面军第60集团军第100步兵师进行了一次步枪、机枪实弹射击和投掷实战手榴弹的有趣的对抗演习。攻防双方把步枪和机枪枪口抬高成45度角对射，攻方在距防方150米处投掷手榴弹。

1945年，第5和第39集团军、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及其他军团和兵团从西方开至远东后，必须对部队和司令部特别是对即将在山区无人地带行动的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和后贝加尔军区的其他部队进行再训练以适应新战区的情况。因此，远东第1、第2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所属各部队及其司令部到达指定地区后，立即根据苏德战场的经验和日军的组织编制与战术特点组织了紧张的战斗训练。

满洲战役的计划和组织还有一个特点，即苏军不得不在尚未对日本正式宣战的条件下解决战役准备的所有问题。这就增加了实施侦察、组织火力以摧毁具体目标和组织战斗行动的困难。因此，当时决定，不实施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而是以加强先遣营在夜间突然发起冲击开始进攻战役。远东第1方面军各先遣营的任务是：在边防军的配合下突然越过边界线，抢在日军前面占领日本人构筑的前沿永备工事，进入战备状态。

方面军进攻战役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营能否采取勇猛，机智的行动。因此，在战役准备阶段特别重视这些营的训练和实际演练。例如，在第5集团军，集团军司令员克雷洛夫上将亲自负责先遣营的训练。起初（从到达远东战区时起），这些营的下属分队是在部队和分队指挥员领导下，按照战斗训练总计划并考虑到牡丹江方向山林地形特点进行训练的。与此同时，集团军，师、团、营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正在计划和组织战斗行动。

军官们在地图和地形模型上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推演：先遣营在非常熟悉地形的边防军小队的协助下荫蔽运动并越过边界线的方法，克服障碍物至消灭警备队和突然占领永备工事的方法；第一梯队各师主力发展先遣营战果，炮兵和航空兵茌战斗中给予各师以火力支援的方法，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特别是保障行动的荫蔽和突然性的问题。

然后，组织分队利用与未来战场相近似的地形按照在图上推演出来的方法进行实际演练。每个师都建立了训练场。训练场上构筑了日军支撑点及各种障碍物、永久火力点、警备和防御系统。在这些训练场上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战术队列作业，反复演练了最复杂的行动和各兵种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接着，在10至12天的时间里举行了5至6次综合演习。多数演习是在夜间进行的，所有参战兵力和兵器都参加。特别是师和团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师属炮兵群和团属炮兵群的指挥员和司令部、航空兵引导员、各先遣营及其全部加强兵力和边防军小队每次演习都参加。特别注意演。练以下问题：在夜间严格保持前进和冲击方向；隐蔽、突然地夺取敌人防御体系中的最重要目标；正确指挥分队战斗；呼唤炮火和航空兵支援；击退敌人的反冲击；第一梯队团的主力紧跟在先遣营后面及时发展战果。最后，各师都举行了由集团军司令导演的考核性演习，以便最后明确和检查组织与实施战斗行动的各种问题。

各部队特别是先遣营在战役开始前的精心训练，加上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保证了战斗的全胜。各先遣营勇敢、灵活的行动，使得突然占领敌人的永备筑垒阵地和后来在短期内消灭关东军成为可能。战争期间实施演习的方法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其中包括指派和使用调理员。在前线举行的演习不常派调理员。这是因为部队是根据业已确定的战斗计划具体演练战斗行动方法，同时在战斗开始之前，指挥员对所属分队和部队的训练特别认真负责，不必要安排另外的检查和监督。演习的导演由上级指挥员担任，他依靠自己的司令部工作。有时给由缺乏战斗经验的指挥员指挥的分队指派调理员。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调理员。在实_弹射击演习中，调理员的任务通常是监督安全措施的执行。总之，在战争时期，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大后方，都组织军队进行了具体的和目的性明确的训练。每一次战斗和战役都是指挥员、司令部，政治机关和部队的不可代替的战斗学校。在同我们祖国的敌人进行的残酷的战役和战斗，苏军全体官兵经受了严峻的战斗考验，他们的战斗素养不断提高。苏军训练的根本转变和战斗素养明显超过德国法西斯军队，是保汪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因素之—。战争末期，苏联军队的战斗素养达到最高水平。正如苏联元帅库利科夫所指出的：“伟大卫国战争的丰富经验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军事发展的规律，改进指挥干部和部队的训练与教育……因而，深刻思考并创造性地运用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成为发展苏联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提高现阶段武装力量战备水平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

战争时期组织与实施演习的许多方法现在仍有其意义。首先值得借鉴的是：使演习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方式和方法；一丝不苟地进行各种战斗方法的演练；根据面临的具体战斗任务和可能之敌的战术，在经过工程构筑的地形上精心演练各种训练问题；全体军人精神战斗锻练的方法。党政工作经验，动员全体聿人解决异常复杂和困难昀任务的经验，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最主要的是，伟大卫国战争极其尖锐和鲜明地证明，军队的战斗训练水平特别是在战争爆发前意义重大，非同小可，在决定武装力量战斗力的诸因素中占有很大比重，对以多大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战争的教训严峻地告诫人们，对军队战斗训练的意义不容低估，训练不应离开实战的要求。战争的教训还证明列宁一段话的现实意义，他说：“任何一次战斗都含有招致失败的抽象危险，而除了有组织地准备战斗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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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的准备

一、军事的根本变化和对军队训练的要求

战后，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在发展经济、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由于害怕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和继续奉行侵略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国际帝国主义就走上了公开准备新的战争和实行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政策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苏维埃国家在继续努力为和平而斗争的同时，不得不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军队的实力。

战后头几年（1945至1953年），苏联武装力量和苏联军事学术是在运用伟大卫国战争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进一步完善常规武器的基础上发展的。从1953年底起，它们的发展同研制导弹核武器及其他新式技术装备并用其装备武装力量各军种密切相关。

由于共产党、苏联政府的关怀和全民的努力，我国武装力量以飞快的速度装备了最新式的战斗技术装备和武器。除导弹核武器外，装备部队的还有最新式的飞机、火炮、坦克、防空兵器、工程技术器材、通信器材等，武装力量各军种的战斗威力显著增强。军队的组织和技术装备、战斗和战役的实施方法开始发生根本的质的变化。

从1954年起，苏军全体官兵开始学习核武器和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下作战的方法。当时，我国武装力量已经拥有各种威力的核武器（包括氢弹）以及关于新式武器杀伤和破坏力的试验资料。同年9月，首次举行大规模实兵演习，演习中爆炸了一枚原子弹。根据一系列试验和演习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式武器使诸兵种合成战斗和战役变得更加复杂，战斗动作更加坚决、机动性更强。必须训练军队解决下列一些新任务：部队和分队在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下的战斗行动；对敌人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防护；以有限的兵力完成任务；掌握新式战斗技术装备战斗使用的方法；采取更坚决、更积极的战斗行动以期最充分地利用使用核武器的后果；善于分散行动，也善于迅速集中突击敌人；加强全体官兵对在敌人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条件下作战的精神政治训练和心理训练，等等。由于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效用的提高，以及帝国主义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激光武器及其他各种新式武器，战斗和指挥战斗的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军队及其指挥系统可能遭受巨大损失，因而要求战斗从形大大疏散并采取非常措施防护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全面保障战役的顺利进行。苏联军事科学认为，在使用核武器和更加先进的常规武器的条件下，战斗行动的发展将是不平衡的，战场正面宽、纵深大、兵团及部队之间有缺口。战斗的特点是；情况瞬息万变；战斗行动发展迅速、连续不断、高度紧张；极力争取主动和赢得时间。

因此，军队战术训练的重点，是使部队和兵团学会快速进攻和打遭遇战，学会在战场上实施机动和快速长距离行军。使用核武器不仅能打退而且还能粉碎敌人的进攻，因而防御能力大大增强。要提高防御的积极性，不仅要使军队做好积极防御的准备，而且还要训练军队，使之善于进行防御战，在防御战中大胆机动兵力和兵器，固守已占阵地，果断实施反冲击，在必要时善于避开敌人的突击并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新的防线。

由于战斗和战役的上述特点，坦克兵的作用提高了。因为坦克兵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使用核武器的后果。火箭兵至和炮兵应能在较短时间内做好发射和射击准备并对敌实施密集突击，同时要提高在战场上的机动能力。工程兵要掌握快速保障部队机动以及构筑防护敌人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工事的方法。防化兵要进一步完善防化学武器的方法，掌握辐射侦察方法和采取消除敌人使用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后果的其他措施。航空兵的战斗行动也有新的特点。飞机的高速和低空飞行使航空兵与地面部队的协同动作更加复杂。精心组织的侦察、防空、防护敌人大规模系伤破坏性武器以及其他战斗保障措施的作用更大了。后勤分队和部队不得不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自己的任务，即在各种物资和技术器材的消耗大大增加，不断受到敌地面和空中兵力袭扰破坏的情况下不间断地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战斗和战役组织工作复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各种兵力高度机动，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军队的指挥问题又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级指挥员、司令部和政治机关必须提高工作效能，在解决组织与实施战斗行动的各种问题时表现出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

越来越显而易见的还有，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下作战，要求全休军人必须使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勇敢无畏，随时准备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完成受领的任务。因此，精心组织的党政工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1957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苏军党政工作的决定》，强谢指出，在解决武装力量担负的任务的过程中，“进一步改进苏军中的党政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工作旨在加强我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威力，把全体军人团结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周围，教育军人无限忠于苏维埃祖国，发扬苏联各族人民友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苏共各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各次全会都强调，必须把我党和苏维埃国家争取与维护和平的政策同随时准备还击任何侵略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党的第二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度评价了苏联武装力量，同时也指出必须进一步完善其战斗准备。这是因为，在现代条件下，武装力量所担负的任务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都极大地提高了，执行军事勤务的条件完全不同了，对战斗准备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由以下几个极为重要的情况造成的：

第一，我们正在同比过去的敌人强大得多的可能的敌人相对抗。列宁预见到了这一点，并警告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反对的是渺小的、小得可怜的（从世界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敌人，如白痴罗曼诺夫，吹牛大王克伦斯基，士官生和资产者匪帮。现在反对我们的是有高度文化的，用头等技术装备起来的、组织非常严密的世界帝国主义巨人。必须同他斗争。必须善于同他斗争……工人同志们！学习沉痛的但是有益的革命教训！认真地、紧张地、不断地准备保卫祖国、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近些年来在越南、老挝、柬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尼加拉瓜、伊朗及其他地区遭到一系列惨重失败，因此正在通过加强自己政策的侵略性为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外交和社会经济矛盾寻找出路并全面加紧战争准备。西方国家和其他敌视我国的国家公开结盟，改变了世界军事政治力量的态势，要求我国武装力量准备同时在数个战区作战，而在有的战区将面临敌人的优势兵力。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苏军全体军官应保证武装力量备军种的兵团和部队具有更高的战备水平。

第二，苏军担负着繁重的国际主义任务，根据有关协定，它不仅要保障祖国的安全，而且还要保障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同“华沙条约”各国兄弟军队一起担负着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住务。第三，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经常地引起准备与实施战役和战斗方法发生重大变化，并要求完善军事学术。高水平的战斗素养和军事学术是提高我国武装力量战备水平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物质消耗的源泉。苏联前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苏联元帅曾指出，敌人发起的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以及其公然奉行以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的方针，使我们没有权力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军事发展的辩证法在于，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要解决一些更复杂、更重要的任务。一定要继续前进，一定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列宁的这些话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法则。列宁指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因而，战争作为政治的暴力手段的继续，也是科学和艺术：“没有科学是不能建设现代化的军队的”。马克思说，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认识军事的客观规律和原则很重要，但是，这还不能回答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如何行动的问题，也不能保证在战时取胜。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在战争中有各种客观规律同时在起作用。这些规律往往互相交织在一起并且互相对立着，从而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同时，交战各方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认识并为自己的需要而利用某些客观规律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

因此，在战斗中就会出观复杂、极其紧张、不断变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战斗和战役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首长和各级指挥员能否正确判断客观情况，及时定下正确决心并善于将其付诸实现，或者换言之，需要作战艺术。这就是军事的全部“秘密”，即全部复杂性之所在。战争经验表明，司令员和各级指挥员要想真正掌握作战艺术，除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外，还须具有发达的战役战术思维能力，对待事物的创造性态度、迅速判断和深刻分析情况的能力，以及诸如勇敢、大胆、果断、主动性和独立性、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定性和顽强精神等素质。要求全体军人具有高度的精神战斗素质和军事技能、很强的耐力。要求整个部队具有良好的野战素养和空战素养。随着军事的发展，对这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而表现这些素质的条件却越来越复杂。就是在战场上表现出的一般的自制力，其精神和肉体上的紧张程度也要比以往的战争高得多。

因此，在将军和校尉级军官的训练中，除深入学习理论知识外，不断提高指挥部队的实际能力，提高组织能力，磨练意志，搞好指挥机关和整个军团的战斗协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列宁说：“如果没有实际本领，任何学校，任何大学都是一钱不值的。”这在作战艺术上特别重要。当然，如上所述，如果没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就不可能表现出很高的作战艺术。但是，也应注意到，最先进的理论只有在它不仅被个别军事首长和指挥员所掌握，而且被广大军官所掌握时，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和作战艺术的组成部分。须知，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尽管不懂得应当集中主要力量于决定性方向和建立突击集群或必须集中火力杀伤敌人的理论的司令员和指挥员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们学会实际运用这些似乎人人皆知的军事理论原则仍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迫切要求更深入地研究过去战争的具体经验。

总之，要养成为表现出高超作战艺术所必需的素质，首先就要无条件地执行训练与培养军事干部的一条基本要求：战争中需要什么，军队就训练什么。

二、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在军队及其指挥机关训练中的作用

现代条件下，对军队及其指挥机关的训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正如苏联元帅乌斯季诺夫所指出的，“军事技术、军队编制、战争特点和作战方式等方面的根本变化，对军队全体官兵的战斗素养、精神政治素质、思想和心理的坚定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首先，要求在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条件下训练军队，不得有任何姑息懈怠和程式化的东西，使军队受到全面锻炼，做好在同技术装备精良、力量强大的敌人进行艰苦、紧张斗争的情况下夺取胜利的准备。为此，在训练中应设置复杂的、符合多变的战斗条件的地面战斗情况和空中情况。所有演习必须经过精心准备并在各种地形、各个季节、各种气象条件下不分昼夜地进行。演习的规模（其中包括行动纵深和演习持续时间，要符合诸兵种合成分队和部队将在战斗中完成的任务。演习过程中，要根据战术情况的特点完成一切必要作业（构筑战壕、掩体、掩蔽部、发射阵地、观察所，伪装，设置障碍与排除障碍，采取防护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措施）。演习中的部队给养、医疗保障、后送“伤员”、运送物资和技术保障等，完全按照当时的战术情况即按照实战要求组织。演习的内容应当是非常丰富的和全面的，符合多变的战斗情况。战后年代，诸兵种合成军队战术演习在军队的整个战斗训练体系中的作用更大了，成为军队训练的最高形式。每个战斗训练阶段均以演习告终。在演习中，可以综合研究并解决军事学术的基本问题，推广应用军事学术的新成果，实际演练战役战术任务，使军事学术各个组成部分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有各军、兵种的分队和部队、各专业部队和勤务部门共同参加的演习中，组织与实施战斗行动的问题能得到全面演练。各兵种的分队和部队均按照诸兵种合成分队和部队的需要协调自己的行动，共同努力完成统一的战斗训练任务。

在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中，各分队和部队不仅受领符合实战正面和纵深要求的任务，而且全面实际演练那些任务完成。在演习中，不允许人为地中断训练问题的演练，而应当根据设置的战术情况，以及双方的实际决心和行动，自然而然地、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双方的行动应象在实战中一样是军队有机体各个环节（直至班、组长和士兵）共同参加的行动。在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中，现代战斗的特点将最充分地显露出来。

通过演习，可以提高野战素养和空战素养，练习各种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的使用方法，使分队和部队的动作协调一致并做好在各种情况下采取积极、果断的战斗行动的准备。指挥员、司令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则通过演习检查自己的决心和计谋正确与否，并在组织协同、全面保障作战和实际指挥部队方面受到锻炼。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党团组织在演习中能在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条件下开展党政工作。部队全体人员能在演习中巩固并丰富先前学到的各种战斗训练知识，增强经受战斗情况考验的能力，学会使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体力完成受领的任务，养成战斗中所必需的其他精神战斗素质。

除根据战斗特点设置战术情况外，在演习中还应广泛运用模拟手段。在演习进入实弹射击阶段，火炮，迫击炮，和坦克向各战斗队形的间隙射击，让炮弹从己方部队头顶上飞过，部队则练习紧跟己方炮弹的炸点冲击，飞机向地面部队近前投弹，在地面部队战斗队形上空进行“空战”。为了克服对坦克的恐惧感，在演习中象在战争中一样，让坦克从步兵、炮兵及其他兵种人员的头上方碾过。要采取各种心理训练方法锻炼部队。总之，诸兵种合成军队战术演习，可以在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条件下训综军队，使之保持最高级战斗准备状态。此外，这种演习中还可以实际检验条令内容、各种战术标准、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战斗性能，以及发现组织与实施战斗的新方法并以此促进军事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诸兵种合成军队的演习的分类：

按实施方法分为：对抗演习和单方演习，有假设敌或带实弹射击以及使用其他兵器；

按作用分为：示范演习、试验性演习和以协调分队、部队、兵团的行动并检验其训练水平为目的的一般演习。按演习规模和任务性质分为：分队演习、部队演习和兵团演习。

对抗战术演习是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战术训练的最完善的方式。在这种演习中，双方都是实实在在的作战部队，事件的发展，无论从时间上讲还是从地域上讲，都是双方在统一的战役战术情况下实际行动的结果。在对抗演习中，一开始就充满竞赛精神，各方都力图及时识破对方构企图，争取先发制人并使自己的部队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是，对抗演习也有其不利的一面。第一，演习双方都是根据苏军的组织方法和战术行动，因此不可能针对可能之敌的组织方法和战术组织部队的训练。第二，在对抗演习中防方不是总能实现自的己训练目的。在许多情况下，演习第一阶段过后，防方实际上就退出了演习的全过程，而被迫按照总导演的计划行动。为了在全纵深组织对抗，在演习的某些阶段不得不使用假设敌。

在单方演习中，只一方有部队和分队行动，而另一方的行动则用专门派出的分队或靶子和模型表示。这些分队的战术情况和行动是按照总导演预先确定的计划安排的，因而演习充其量只能是在没有尖锐对抗的情况下按照一方的决心和行动进行。但是，在单方演习中有可能根据可能之敌的作战观点更具体地进行组织与实施战斗行动的演练。因此，只有在假设敌的兵力相当强，其行动非常积极的情况下，单方演习才是有益处的。单方演习实施方法与对抗演习大致相同，只是敌情是由总导演通过负责假设敌行动的副导演和调理员规定的。在单方演习中，总导演可以集中精力于一方的训练，使之进行得更好。在这种演习中，更便于从一个训练问题转入另一个训练问题，在必要时还可以重新演练掌握不好的战术动作而不影响演习的全进程。最后，采用这种方法实施演习时，可以更多地进行实弹射击。

根据以上所述，在准备战术演习和选择演习的实施方法时，要全面权衡它们的利与弊并善于把各种方式和方法结合起来。实弹射击演习（使用各种兵器的）既可以作为单独的演习进行，又可以在单方演习或对抗演习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内利用现有靶场进行。

实弹射击演习的主要特点是：演习中把完成战术任务和射击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由于是实弹射击，所以责任特别重大。应杜绝任何程式化的东西，实际演练对目标的侦察，准备射击诸元，观察射击效果，指挥射击和搞好各种火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

在这种演习中应特别注意设置好靶场，按照规定的距离射击。还应特别注意在实弹射击中不要忘记分队要迸行适当的战术行动（火力与运动相结合，搞好与友邻、配属和支援兵力的协同动作，等等）。在实弹射击演习中，应完全按照可能之敌的观点设置靶场和组织防御。在某些演习中，应实际摆放一些敌人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

试验性演习通常是为了以下目的举行的：研究和检验部队的编制、军事学术的新原则，试验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战斗性能，探索有效使用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方法以及更完善的指挥部队的方法，解决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和正在研究的问题。根据不同的目的，既可是实弹射击演习，也可不是。为了对所研究的问题得出具有充分根据的结论，在这种演习中特别重要的是，使参演分队和部队置身于战斗中可能会遇到的实际情况之中。

示范演习的目的是：给军官示范解决新的或最复杂的战术任务的方法，或者示范演习实施方法，就这些问题统一认识。通常，在准备示范演习时，参演的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预先要按照演习计划进行排演。除示范演习实施方法的演习外，一般不派调理员。

应当指出，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在战术演习的实施方法方面也存在一些缺点。核武器出现后，在一些演习中，参演部队不加区别地，有时甚至不展开战斗队形就一古脑地高速推进。存在着不重视精心组织战斗、搞好各兵种协同动作。详细研究准备与实施战斗行动问题的倾向。演习实施计划过于详细，对演习中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都预先作了规定，因而在进行个别战术行动的推演时往往不能充分考虑指挥员的决心和部队的行动，在判定双方行动结果时未充分考虑使用核武器的后果、炮兵射击准备程度、航空兵的行动、部队的物质技术保障状况以及影响战斗的其他问题。总导演往往企图直接指挥演习双方航空兵的行动，结果使陆军部队和航空兵部队的指挥员不能主动地给航空兵下达任务和进行协同动作演练。在作战条件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沿用了某些战前的演习实施方法，特别是双方行动推演方法。

由于部队完全实现了摩托化和机械化，出现了实施太纵深演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同时也受到发动机储备里程的限制。因此，在出发位置进行战斗和战役准备的问题，一般解决得比较充分，而在一些演习中战斗行动的演练却很不够（有时只进行1-5昼夜）。结果，部队往往得不到不间断地进行战斗、实现变更部署和实施行军的实践经验，后勤部队和机关不能充分进行在战斗中变换位置和部队物质技术保障措施特别是给技术兵器加注燃料的演练。后来，由于削减了演习次数和把战斗训练课目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开始注重演练战斗行动的进程和作战中的指挥。消除了实施演习方面的许多其他缺点，演习的准备与实施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大演习在军队训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正如已经指出的，在伟大卫国战争以前，演习和大演习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的实施方法。演习是指带假设敌的演习，而大演习是指对抗演习（有师大演习、军大演习、集团军大演习、军区大演习和全军大演习）。战后，由于大多数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是对抗演习，所以上述的区别实际上已消失了。在战后的实践中，诸兵种合成军队实兵演习有军团演习，兵团演习和分队演习。全军范围内的、有若干个军区（舰队）的指挥机关和部队（兵力）以及军团和兵团参加的、战役战略性的大规模诸兵种合成军队对抗演习通常被称为大演习。战后最大规模的演习是“西方81”大演习。从方法来看，这次大演习吸收了苏联武装力量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所积累的一切好的经验，对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发展准备与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起了巨大作用。

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华沙条约各缔约国的军队联合举行的演习，对于巩固它们的战斗团结起了巨大作用。苏联武装力量准备与实施演习的丰富经验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中得到广泛运用。同时，在联合演习中，又共同丰富了战役战术经验和训练经验。联合演习和大演习是培育华沙条约各缔约国军队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精神的真正课堂。

三、演习的计划与组织

这里主要以为了使兵团和部队的行动协调一致和检验其训练情况而举行的演习为例，更具体地研究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的准备与实施的基本方法。由于军事学术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军队训练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组织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成为一件极其复杂的事，要求指挥员、司令部和政治机关解决大量繁纷复杂的问题，做大量创造性工作和组织工作。

根据各项准备措施的性质和实施顺序，演习的所有准备工作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制定演习计划。首先是明确演习课目，确定演习目的、双方兵力和参演分队编成、演习时间和持续时间，导演和调理机关，演习地域，发动机储备里程和物资的消耗量。之后，是确定演习企图并据此勘察和明确演习地域。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指挥员和司令部就可以具体地做好下至步工作，即根据演习企图制定并下达关于演习前准备工作的指示，制定演习准备工作日程表、演习实施计划、调理员准备工作计划以及其他计划文书。

第二类是直接组织演习。首先是使部队和司令部目的性明确地做好演习前准备工作，准备好武器和技[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术装备，在演习地域集结部队，在兵团、部队和分队中开展党政工作，组织部队调理员和地段凋理员作业。此外，还要解决准备演习地域和模拟器材、安排警戒和组织通信联络等大量问题。最后，第三类是各项保障措施。尤其要解决好保守军事秘密、物质技术保障、医疗保障，安全措施、防止踏坏庄稼等问题。

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通常是在上级指挥员导演下进行。演习的准备工作至迟在演习开始前一个半月即着手进行。总导演和副导演的工作程序，计划和组织措施的多寡与性质，每次都因演习的内容、规模、目的，部队的训练水平，演习地域，演习准备工作时间，以及其他具体情况的变化而不同。但是，也有一些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采取的准备措施。

根据大多数演习的经验，首先要明确演习的课目和目的，进而确定应使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掌握什么、在演习中应演练和检验什么训练问题。换言之，就是规定演习的内容和实施顺序。然后，研究与演习课目有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和上级首长对战斗准备的命令要求。

演习课目和目的明确以后，总导演应和导演部、各兵种（勤务）主任一起仔细谋划准备与实施演习的所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定下决心。导演部、各兵种（勤务）主任应为此准备必要的资料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只有根据经过周密思考及时定下的决心和总导演的统一指示，导演机关才能有目的地展开工作，高质量地制定演习计划和实施各项准备措施。

而且，极为重要的是，演习的总导演及其主要助手应是即将举行的演习的直接创造者，他们应亲自负责或者参与谋划和解决准备与实施演习的每一个问题。必须仔细研究演习企图，不仅参演部队应认真做好演习准备，而且总导演和导演部应首先做好演习准备。

准备工作应有一定的顺序。例如，只有在确定了参演部队的兵力编成以后才能正确解决导演和调理机关的组成问题。为了目的明确地和卓有成效地搞好演习地域的勘察工作，至少要在地图上大致标出演习企图和实施方法。不用说，只有在选择好演习地域并仔细作了勘察以后，才能最后完成制定计划的工作和实施演习地域准备措施。为了保证必要的连续性和明确的目的性，导演部的全部工作都应按照已制定的演习准备计划日程表进行。

其次，演习总导演及其助手和导演部的全部工作，都应能保证及时而高质量地完成演习各项准备措施。活跃的组织工作、有效的监督和帮助部属解决受领的任务，是保证准备工作质量和整个演习成果的前提。演习课目和实施日期由上级首长根据军政训练任务和对该训练期的指示并考虑到以前演习中暴露出来的缺点确定。还要考虑到，战时军队要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如行军，进攻、追击，遭遇战、抗敌反冲击、强渡江河、进行防御战、撤出战斗，以及完成各种各样的战斗保障任务。因此，在平时的训练中就要使军队做好完成上述任何任务的准备。这就决定了演习的内容和课目。应该指出，在战后的头几年里，由于对这个要求注意不够，有些分队和部队反复演练一些课目，而长期忽视其他战术课目的演练。例如，个别部队数年间不曾进行行军、铁路输送、强渡江河，防御战等课目的训练。还有一些部队每年都进行从行进间发起进攻的演练，但却未进行从直接接触状态准备与实施进攻以及其他许多训练问题的演练。还有一种不正确的做法，即有的部队常以为了更好地准备更大规模演习为由，企图按同一课目组织全部连、营及其他规模的演习。鉴于此情况，后来就由上级司令部统一制定演习课目计划。在制定演习课目和训练计划时考虑到，要使部队在一、二年内通过各种规模的演习把所有基本作战样式和完成战术任务的方法演练一遍。

此外，为了演练各种作战样式，最好是安排综合课目的演习。而在对抗演习中，演练的课目和训练问题应是一致的，相互间应合乎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为了保证演习按照实际形成的情况进行，在确定课目的名称时应注意不要预先就决定某一训练问题特别是遭遇战的最后结局，因为即使是在兵力对比不利于某一方的情况下，经过该方的努力，也能取得出乎意料的、好得多的结局。例如，给一方规定这样的课目：“行军，遭遇战斗，追击敌人或在遭遇战斗失利的情况下暂时转入防御，进攻仓卒占领防御之敌并从行进间强渡江河，抗击敌人的强有力的反冲击”；给另一方规定：“行军，遭遇战，占领并固守重要地区或在遭遇战失利的情况下转入防御和实施退却以便在新的地区组织防御，抗击敌人的进攻并实施反击”。

五十至六十年代，在白俄罗斯军区、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基辅军区以及其他许多军区，一般不把演习课题完全告诉参演部队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否则，就等于宣布了演习实施顺序，影响他们对战术情况的兴趣。在必要时，给指挥员和司令部指出应注意的问题，而不是把演习中演练训练问题的顺序透露给他们。演习的目的，取决于演习课目的内容、战斗训练任务，部队的训练水平和战役使命，同时还取决于检验或研究新的作战问题的需要。演习的总目的通常是：使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掌握某种新的作战方法，实际演练先前研究过的问题，完善实践技能，或者检验训练情况。演习的目的对于每一方以及指挥员、司令部和分队来说是不同的。有些部队的司令部除规定演习总目的以外，还规定每个阶段的目的和演练每个训练问题时的任务，但实际上这是徒劳的，因为在演习的内容和总目的确定之后，再规定各个局部的目的和训练任务，无异于以另一种形式重复有关训练问题和演习的各个阶段的内容。

正如已经指出的，举行战术演习的目的不仅在于训练部队，而且还在于检验、探索组织与实施战斗的新方法。因此，应当根据作战方法发展水平和战斗训练任务分别确定每次演习的训练目的和研究性目的。研究性目的包括检验和研究组织编制问题、战术问题（研究从纵深向前开进：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遭遇战中分队展开所需时间，研究部队强渡江河和实施防扩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至的可能性，等等）。

总之，根据演习的目的可以看出：演习的总导演希望参演部队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做什么，通过演习解决和检验什么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双方兵力编成和参演部队的数量是根据演习的课目和目的、演习总导演所掌握的兵力和兵器确定的，因此其差别也是大的。但是，无论如何要使双方都能达到预定的目的，高质量地进行演习课目的演练和采取积极果断的行动，而避面程式化。尤其重要的是，在演练遭遇战时双方的兵力应大致相等，因为这样才能由某一方的更为出色的行动而不是由一开始就有意安排的优势决定战斗的结局。给诸兵种合成分队和部队配属的加强兵力的种类和数量应与相同实战条件下的需要大致相符。所有后勤分队和部队，有时还有上级后勤机关，都参加演习。为了最充分地演练协同动作问题，通常派航空兵部队，直升机分队实施战术空降，在海战区派海军部队参加演习。近几年的经验尤其表明，必须组织各军种的分队和部队进行合同训练。分队的独立演习只是协调分队行动的初级演习。此外，在单方演习中，在确定派遣什么分队担任假设敌时应当考虑到，在演习的各个阶段，在演练各主要训练问题时，应使参演部队面对一个真实的，非常主动的敌人。

参加演习的还应有许多服务性和保障导演部工作的分队，如警戒分队，导演部指挥所的警卫分队、模拟小队、通信分队以及完成演习地域的各项准备工作的分队。

在对抗演习中，双方均按苏军的编制和战术行动，他们常叫做“西方”和“东方”或“北方”和“南方”。应为其中一方（通常是防方）的部队规定识别标志。

在演习的准备工作中，设置有教益的最初情况很重要。首先应确定：演习双方的任务，兵力对比，行动方向和协同动作的条件。应使最初情况符合战斗性质，战役战术企图和演习目的，使部队在复杂的地面战斗和空战情况下行动，为双方根据自己的决心行动创造客观条件。要多出难题，使参演部队指挥员对自己的行动深思熟虑，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定下独特决心，善于摆脱最困难局面。对敌情的了解不应超出对其兵力编成，态势和行动实际可能了解的程度。设置的复杂情况不仅应反映出部队的战术态势和先遣部队行动的特点，而且还应反映出部队的成分（军、兵种和勤务部队和各种保障部队）。

在讲评时经常可以听到一种正当的抱怨，即有些指挥员和司令部不重视侦察和技术、后勤保障问题。这往往是因为演习中未设置要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在给演习双方规定任务时应考虑到，要能保证他们在整个演习过程中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使参演部队指挥员在兵力，兵器极端不足的情况下大胆定下决心，表现出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部队在最初情况下的态势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演习始于展开战斗行动，而有时始于双方演习前的准备工作。但是，最初情况最好是这样，即在演习开始时双方的主要部队已经位于集结地域（在行军途中休息时，在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在参演分队和部队按最初情况展开成战斗队形或行军队形时，演习导演部不得不代他们定下最初决心，确定战斗队形或行军队形各个组成部分的位置。但这往往造成一系列不真实的复杂情况。为了避免这一点，必要时只让位于双方接触线上的部分分队在演习开始前展开成战斗队形。同时，集结地域应选在符合战术要求的地方，使参演分队在有教益的情况下展开战斗的行动。

白俄罗斯军区举行的若干次演习开始时，根据最初情况，参演部队没有在集结地域，而是在行军途中。在此之前，它们突然接到出发命令，而在向指定地域开进的途中受领新的战术任务。此后，行军根据最初情况和指挥员定下的决心继续进行。总之，在组织演习时，必须仔细考虑最初情况的每一1个细节，并尽可能地使之多样化。例如，在演练遭遇战时，不应让双方面对面接触，因为这样往往导致非遭遇战所应出现的正面冲突。为了形成更加紧张的情况，一方可在另一方的翼侧向前推进，也可以按其他方案进行。在最初情况和双方任务确定之后，还要确定在演习中下达补充情况的方法和演练训练问题的顺序。

四、导演部和调理机关

它们的组成取决于演习的规模、课目、目的，参演部队的编成和地形条件。导演机关通常包括：演习总导演司令部和政治机关、演习副导演及负责各兵种（勤务部门）和模拟手段的导演助理。负责组织与实施演习的指挥员就是演习的总导演。他是所有参演兵力的最高首长。通常指定本单位的副指挥员，助理，各兵种、专业兵勤务主任为副导演：和导演助理。

在对抗演习中，还为对方任命一名副导演。在单方演习中，必须任命负责假设敌行动的副导演。任命诸兵种台成军队军官担任负责模拟手段的导演助理。在有空军和海军部队参加的合成演习中，或在实施空降、登陆的演习中，任命负责各有关军种行动的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副导演（导演助理）。在某些演习中，还任命其他导演助理，如通信助理、侦察助理、医疗勤务助理等。但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上述各勤务主任的直接首长的工作关系被人为地取销了，而演习总导演不可能直接领导所有勤务工作。导演司令部的构成应能保证总导演对演习的组织领导和对参演部队的指挥，起上级司令部的作用。经验表明，必须有一个由副指挥员领导的独立的军官组作为假设的上级司令部，携带通信器材，在大致相当于实战中的距离上要求参演部队司令部提出各种报告。因此，导演司令部内可设若干个处（科），如作战处、战斗行动推演处、讲评准备和研究处、保障分队组织小组。在战斗行动推演处或组内，除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外，还应包括参加演习的各军、兵种司令部的军官。

应由导演司令部军官，院校军官和不参加演习的其他部队的军官组成若干个专门小组，负责研究新问题和为最重要行动情节测定时间。调理员也担负上述部分任务。这些小组应有单独的工作计划和所研究问题的清单。

调理机关在演习中的任务是：随时监督部队遵守战术情况的要求，在演习中及时下达补充战术情况；有效地推演战斗行动；模拟演习中没有的实战因素和保证安全措施的执行。因此，无论是根据演习特点正确确定调理机关的组织体系，还是挑选调理员（演习的成败和是否有教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工作），都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调理员应受过良好的战役战术和训练法训练，有很强的观察力、主动性和客观判断事物的能力。应派军衔高于

或相当于参演部队指挥员的上级司令部和不参加演习的兵团和部队的军官担任调理员。

根据演习的规模和课目，调理机关包括部队调理员（有各兵种分队和部队的调理员、司令部调理员、各兵种主任调理员，专业兵主任调理员、后勤主任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两类。在实弹射击演习中，给连和独立行动排以上分队派射击调理员。战后头几年里举行的演习的经验表明，我军在战前就采用的部队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相结合的方法总的来说是可取的，如果这种方法运用得好，基本上可以保证演习的效果。但是，组织调理机关的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首先是要改变部队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的数量对比，并减少调理机关的某些环节，特别是要精简司令部的调理员。在某些演习中。只给营以上单位派调理员，而不给连派调理员，但同时却增加了地段调理员的数量。在采用上述方法的情况下，地段调理员主要是通过端末调理员和地段军官实施战斗行动推演。他们的任务是挥动指挥旗命令部队停止推进，或者允许重新开始推进。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和分队调理员取得联系，因此并不完全知道该分队的任务和决心，而后者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停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由于战斗结局最终取决于先遣分队的行动，而在先遣分队中又没有调理员，因此，很难进行有教益的战斗行动推演．特别是在夜间；至于全体官兵都积极、主动地参加演习就更谈不上了。

有鉴于此，后来就大大减少了地段调理员的数量，给摩托化步兵连和坦克连派了调理员，通过他们组织分队的战斗行动推演。在某些演习中，特别是在单方演习中，也没有派兵种主任和勤务主任调理员，他们的任务改由总导演和导演司令部完成。有一个时期，曾经尝试完全不要部队调理员，只通过导演司令部的代表实施战斗行动推演。这种做法只是在演习的目的很有限（例如，突然命令分队投入演习并检验它们到达指定地界的速度）的情况下才有某些可取之处，但整个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可取之处，因为没有调理员就不可能根据战斗情况的各种因素进行有教益的战斗行动推演和指挥参演部队的行动。

在战后举行的演习中，地段调理员的作用特别重要。当时，由于战斗行动的机动性提高了，情况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总导演和导演司令部无法全面掌握、及时考虑和经常对比演习双方各级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的行动。因此，把演习地区划分成若干地段，给每一地段派一名地段调理员以推演战斗行动。三十年代，地段宽不过1至3公里。这样的宽度在新条件下已不能保证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效果，因为地段调理员只能在一个营或连的地段上活动，而不能全面、正确地评定双方的行动，特别是部队或兵团范围内使用构火炮及其他火器的结果。战后年代，地段的宽度扩大了。这时有三种组织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方案，把演习地区按正面划分成若干地段，在每一地段进行全纵深的战斗行动推演。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地段调理员在演习中自始至络都是与同一部队的调理员和参演部队的指挥员打交道，因而能够更好地协调他们的工作。在白俄罗斯军区、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和基辅军区举行的一系列纵深不大的演习中，成功地采用了这一方案。但是，当在大纵深连续数昼夜演练战斗行动的进程时，一个地段的人员在体力上就不能适应全纵深的战斗行动推演。

第二方案，把演习地区按纵深划分成若干地段，而每一地段都是演习地区的整个宽度。在喀尔巴阡军区举行的若干次演习中就采用了这一方案。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每一阶段的战斗行动推演是由一名地段调理员组织实施的，因而对整个演习地区部队的行动的评定是一致的，而这在演练遭遇战斗时特别重要。但是，在采用这一方案时，演习总导演实际上把领导战斗行动推演这一极其重要的责任推给了地段调理员，而他本人和导演司令部只剩下了监督的职能。至于地段调理员，由于处在运动之中，不可能监视所有参演部队的行动和全面掌握并充分领导整个演习地区的战斗行动推演。

第三方案，把演习地区既按正面也按纵深划分成若干地段。许多军区都采用过这一方案。在大规模演习中，每一地段的范围与第一梯队兵团或部队的进攻地带相符。这样，地段调理员就可以全面考虑双方的决心，行动和使用火器与战斗保障的所有措施。在持续数昼夜演练战斗行动进程的大纵深演习中，采用这一方案最为适宜。采用这一方案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双方各级部队的行动，更有效地组织战斗行动推演，并保证总导演对双方行动和所有调理员工作的总体领导。此外，在演习中定时变换地段珂使地段调理员提高工作能力。

同时，还要考虑到，地段的纵深应能保证某一战斗行动或训练问题（如突破第一防御地带和抵近第二防御地带，强渡江河和占领登陆场，实施和抗击大规模反冲击等）的充分演练。部队在某一地段整个纵深进行夜间战斗行动推演时，不应变换地段。地段调理员只派到战斗行动推演的头两个地段，而纵深内其他地段的战斗行动推演则由部队已经通过的地段的调理员组织实施。此外，为了进行空降和海上登陆战斗行动推演，设置了独立地段和分地段并指派舰艇军官和岸勤军官或空降兵军官担任地段调理员助理。

在采用这种方法时，因为地段调理员是通过分队调理员组织战斗行动推演的，所以地段本身的人员就比较少。首席地段调理员拥有一个配备必要通信器材和交通工具的指挥组，同时还派出若干个端末调理员和工程兵、炮兵及其他兵种调理员助理。炮兵调理员助理应比较双方炮火的效力并据此判定哪一方t与上风。工程兵和防化兵调理员助理则保证先遣分队在排除各种障碍、通过“受染地带”和核爆炸区时推演的效果。与战前不同的是，通常不派装甲兵、后勤及其他勤务的调理员助理，因为地段调理员可以从部队和兵团中的有关调理员挪里得到这方面的情况。除部队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外，还组成了两三个特别调理员小组用以组织核突击地域内分队的战斗行动推演和演练消除核袭击后果。按照双方的决心进行战斗行动推演时，调理机关应能从一个地段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段。因此，应给其配备通行能力强的运输工具和通信器材。起初，是由调理员所在部队负责解决运输工具，右时也包括通信器材。但是，这样做常使参演部队司令部为难并影响了调理员的工作，因为这些部队通常不能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更合适的做法是，调理员自己携带通信器材和运输工具参加演习。

总导演和调理员在演习前的准备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准备工作包括：研究上级对战斗训练的指示、演练课目的基本理论问题、组织与实施演习的方法，以及导演部的每一个军官和调理员的具体职责。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应同时在部队和导演司令部中研究。应努力做到，在实施战术演习前，不仅研究演练课目的基本问题，特别是新的问题，而且还要统一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根据许多次演习的经验，在演习开始前（通常是第四、五天），调理机关应到演习地域实施计划作业。头一两天，调理员进行指导作业，研究以下问题；演习的课题，目的和参演部队的编成；导演机关的构成及指挥所的位置；演习企图和应当演练的基本训练问题；按最初情况给双方规定的作业和下达的战术任务；在演习中应研究实际演练的训练问题；在双方进行战斗准备和实施战斗行动推演时导演部和调理员工作的顺序和内容；演习中导演部通信联络的组织和使用方法；实施模拟方法和顺序；安全保障特别是夜间的安全保障措施；在演习中保守国家和军队秘密的措施；呼唤信号和信号表的使用方法；调理员保护国家、集体农庄和公民个人财产的任务；演习中党政工作的任务；向导演司令部报告情况的方法、时间和应该报告的问题。

在向调理员传达组织与实施演习的一般性问题以后，演习总导演助理组织己方各兵种司令部和部队、各专此部从和勤务部门的调理员进行专业作业，而政治机关首长则组织派赴部队研究党政工作经验和监督这一工作实施情况的有关调理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作业。

调理员至少用两三天时间进行现地作业。现地作业按小组在演习总导演和副导演（导演助理）领导下进行。在研究双方在进行战斗准备期间所应解决的问题时，上述小组是按部队划分的，而且双方的调理员分开作业。在研究战斗行动推演时，攻方部队（兵团）的调理员与防方的有关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同在一个小组内作业。后勤、坦克技术勤务和汽车勤务调理员在单独的小组内作业。现地作业以小组练习和进行关于战斗行动推演基本问题的即题作业的方法实施，调理员们一起解决即将在演习中演练的训练问题。在作业中，每个调理员都充当他们被派往的单垃的指挥员和首长。各小组领导人审理各种行动方案，指出它们的强、弱点，但一般情况下并不事先确定在何种情况下应定下什么样的决心。作业中着重研究演习地域的地形，向调理员们说明评定双方决心和确定战斗行动推演结果的方法。在现地作业中，不仅要解决诸兵种合成军队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各兵种的战斗使用和战斗保障方面的专门问题。为此，应给兵种导演助理另外安排时间，和他属下的调理员一起进行现地作业。

部队的调理员作业完毕后，各部队还要组织分队的调理员进行同样的作业，而地段调理员则要组织本[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地段人员进行作业。调理员的训练基本上是在部队到达演习地域之前结束，如有可能，也可在向参演部队下达任务之前结束，以便调理员能够监督部队从向演习地域行军到向集结地域开进的所有行动。导演部和调理员在研究了双方定下的决心之后，调理机关还要进行图上和现地补充作业，提出推演战斗行动的。具体指示。对当前任务纵深范围内的战斗行动推演程序要研究得比较详细，而对以后的推演程序则只是大体上作一个规定，具体的要在演习中逐步明确。同时，地段调理员要组织双方各分队的凋理员在本地段内进行单独作业。他们在整个地段内研究组织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地段调理员还要明确规定演习中保持通信联络的方法，把自己的指挥所和端末调理员的位置及他们转移的方向告知部队调理员。作业中，调理员还要熟悉没有模拟器材的地段和部队通过这些地段时采取的安全措施。

最后，导演部和调理员还要在演习的整个纵深内不断改变泣置的情况下使用通信器材进行合练。通过这种练习，可以把调理机关更好地组织起来，使其工作更加协调，还可以检验并掌握通信器材使用方法。但是，如果给指挥员和司令部进行战斗准备的时间缩短了，就没有时间在双方定下决心之后组织调理员进行现地补充作业了。

因此，往往要在沙盘上演练各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双方定下决心之前组织调理员进行现地准备，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了。应当说，企图用关于演习目的和战术课目特点的一般性指示代替调理员在演习前细致、具体的准备的做法是错误的。经验证明，导演部和调理员在演习前必须进行细致，目的性明确的准备工作。

五、演习计划主要文书的拟制

起初，许多演习是按照详细计划进行的。在这些计划中，预先就规定了参演部队的行动。这想必是从战争时期的演习中沿袭下来的做法，那时兵团和部队必须按照已经制定的计划演练完成驾前战斗中具体任务的方法。但是，在平时，部队要准备完成各式各样的任务，如果还那样做，必然会使部队行动呆板，指挥员和司令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受到限制。此外，为了把一切都规定下来，司令部经常要拟制大量的计划文书（平均每次演习要拟制40至50种大型文书）。但在后来，由于文件过多和预先详细规定参演部队行动的做法受到坚决反对，一些指挥员和司令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几乎不拟定任何演习计划，想不经过认真的准备就举行演习。一种意见甚至认为，在准备演习时，除向双方下达任务外，不应再下发任何其他文件。但是这又是错误的，因为如不明确规定演习的目的、企图、实施程序和应演练的训练问题，就不可能有组织和目的性明确地准备与实施演习，也不可能圆满完成战斗训练任务。

实践表明，按照双方的决心而不是强迫他们按照导演部的计划举行的对抗演习，不仅没有降低演习的训练意义，而且还要求他们更加深思熟虑地搞好演习的组织和计划。

根据大多数演习的经验，应拟制以下主要文书：演习准备日程计划，演习企图，对部队的组织指示，战术任务，最初情况图和给各方指挥员的作战号令，演习实施计划（附带地图和补充情况表），导演部通信组织计划，模拟计划。

演习准备日程计划是为保证导演部进行有组织和目的性明确的工作，及时实施所有准备措施而制定的。计划规定准备演习时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每项措施完成期限和执行者、监督计划措施执行情况的方法。在计划中还应说明演习的后勤和技术保障问题。

演习企图包括组织方法和战术问题。在组织方法方面应指明演习名称、课目、内容、训练总目的、持续时间和实施时间、参演部队编成、导演部和调理机关的人员组成。在战术方面应规定演习开始时的最初情况、双方的战斗任务、演习中应演练的训练问题、模拟核突击、实施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的时间与方法、物质技术器材的战斗消耗。显然，如果不在一个被称为演习企图的文书中预先解决和计划好这些问题，就不仅不可能有组织地实施演习，而且也不可能给双方下达经过深思熟虑的、经过协商一致的作业和战斗训练任务。

演习企图在图上制定，并以比参演部队高l至2级的部队的情况为背景。这样就能看到双方完成任务的行动方向，协同动作条件和兵力对比。图上要标出：

攻方：兵团和部队在演习开始前的出发位置、出发地域，任务、进攻方向，上级首长决定实施核突击和空袭的日标，假设的友邻部队的假定位置；防方：演习前部队的出发位置、防御前沿和任务、防区边界线、上级首长决定实施核突击的目标。

在图上还要标出，演习阶段和演习中应演练的主要训练问题，导演部指挥所和地段调理员在组织战斗行动推演时大致的行动界线。演习组织方法的某些问题可以标在图的空白处，而有些问题（例如导演部和调理机关的组成）则用文字叙述，作为演习企图的附件。总之，演习企图是反映演习计划所有基本问题的最重要文书，其他所有文书的拟制都以它为依据。

对部队的组织指示是根据演习企图和准备计划拟制的。指示通常在对实施演习的基本问题作出决定后立即下达，以便使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有更多的时间有目的地和及时地做好演习的准备工作。组织指示中规定：实施演习的大致时间和组织者；参演部队的编成；

显示双方人员、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方法；

荫蔽指挥部队，保守国家和军事秘密，保护国家财产、集体农庄财产和地方居民私人财产的措施；演习开始前和演习中使用通信器材的方法；

演习中的安全措施（补充规定），部队的后勤和技术保障方法及物资（空包弹、炸药、烟火器材，燃料、润滑油料、发动机储备里程等）的消耗标准；

部队在演习地域不应占用的道路；

给部队指派的首席调理员的职务，军衔和姓名，以及给每个部队和兵团指派的其他调理员的总数；使指挥员、司令部、部队、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做好演习准备的措施；

在准备演习时应着重研究的战术问题；在准备与实施演习过程中必须采取的党政工作主要措施（在多数情况下，关于党政工作的指示单独下达）。

参演的航空兵指挥员有时根据演习总导演的组织指示为航空兵分队和部队制定单独的组织指示，必要时补充说明向演习地域转场的方法、飞行的领航和气象保障，使技术装备做好演习准备的措施、机场和物质技术保障措施等。战术任务书和最初情况图分别为双方制定，用途是使参演部队进入演习开始前设置的情况，因此是指挥员和司令部基本的依据性文书。为部队制定的演习任务应简明扼要，因为部队的保障和补充的所有问题以及部队的状况都应该是实在的（弹药和物质技术器材储备的计算数据除外，因为在演习中不可能显示）。

但是，司令部有时并不考虑这一点，给部队制定的演习任务极其庞大，几乎与首长司令部演习的任务没有区别。例如，编制出给参演分队和部队补充人员、汽车和拖拉机的材料，其实并无此必要。在最初情况图上通常应标出：导弹核武器，诸兵种合成分队、空军和防空军部队的位置，指挥所配系，濒海方向最重要的后勤设施和海上情况。

战术任务书的正文部分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总的情况，即简要说明军事政治形势、己方部队以及友邻和当面敌人的位置与行动特点。所提供的情况的范围应能使指挥员明了本部队或分队在演习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局部情况，包括己方部队和规定地带内的敌人的位置，状况和行动特点，诸兵种合成分队（部队）的位置。——空中情况和防空情况，海上情况，指挥和无线电子对抗系统，技术保障和后勤，有关敌人的补充情况，参考资料。

在任务书的最后应指出，在演习开始前谁应该完成什么工作，应该准备完成什么任务。在战术任务书正文的附件中应说明己方部队的战斗编成和保障措施。

双方的战斗任务与关于战斗保障、后勤保障和技术保障的指示（号令）有时也列入任务书中。但是，最好还是以单独的号令下达，因为这些任务只与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有关，而与各级参演部队无关。给参演分队和部队下达任务的战斗命令（战斗号令）应带有训练的性质，而对完成规定任务的顺序和方法不必规定得过死，以使参演部队能够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演习实施计划是为了保证导演和调理员在演习中开展目的性明硇和组织有序的工作而由导演部制定的。如果没有计划，就很难导演好演习，统一与协调导演部和调理机关的工作以及及时演练规定的训练问题。应该指出，演习实施计划的内容与形式不应千篇一律。有时，整个准备与实施演习期间只有一个计划，但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演习准备计划应在演习的组织工作刚一开始时制定，以便据此安排计划与准备演习的全部工作，而演习实施计划只有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才能制定。在多数情况下，演习实施计划单独制定并包括以下主要问题：

部队、导演司令部和调理员到达演习地域的时间；

由谁、在何处监督战斗行动准备时双方的行动；训练问题清单及其内容；

演练这些问题的大致时间和地区；在演习过程中应向参演部队下达的关于假设友邻部队的行动和对方纵深内预备队的主要补充情况；演习中导演部转移的顺序和将要到达的地域；

地段交接方法和顺序；调理员报告情况的时间；宣布停止演习的大概地区；

演习后部队集中地域、讲评地点和时间；

部队返回常驻地点的时间和顺序，以及其他问题。

为了避免演习实施计划因为内容过多而变得冗长庞杂，许多司令部不把演习企图已经反映的问题（课目、目的、双方兵力编成、最初情况等）再列入计划。总之，计划中只包括演习实施总程序以及导演和调理员在演习中的工作方法，而对双方的决心和行动事先不作规定。训练问题的内容和演练这些问题的顺序虽然是预先计划好的，但只要善于实施演习，就不会对参演部队的主动性有任何限制，而只会有助于演习的组织实施和最全面地达到演习的目的。演习计划按演习实施阶段制定，每一阶段演练若干个相互密切关联的训练问题，这些问题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来说均构成一个完整的训练或作战阶段。

五十年代中期，某些可令部曾试图不按阶段制定计划，其理由是：既然战斗是根据任务计划的，那么演习也应按同样原则计划。但是，实践表明，制定战斗计划和制定演习计划并不是一码事。演习中，双方要同时解决各种性质的任务，因此就不应只根据一方的任务制定演习计划。应根据双方部队所要解决的任务制定计划，使计划包含整个演习的实施过程。因此，按阶段制定计划是正确的。划分阶段可使演习的战术内容具体化。划分阶段可以把相互关联的问题分成类，以便有目的地和连续不断地演练这些问题。

双方定下决心之后，演习实施计划要进一步明确。除上述各种文书外，负责各兵种和勤务的副导演和导演助理还要制定自己的局部计划，其中包括后勤和技术保障计划。在拟制组织指示和计划文书的同时，导演司令部还应根据演习实施的具体条件计算财政开支、部队和各种物资的铁路与水路运输、通信器材、各种军需品、燃料，润滑油料、参演部队的发动机储备里程、用于保证导演部和调理员工作的车辆等的需要量。

六、准备演习地域，组织通信和模拟器材

在演习的准备阶段，应注意演习地域的选择和准备。选择演习地域时通常应考虑以下因素：地形应尽可能是部队所不熟悉的，应能适用于参演的各兵种．应能保证达到预定目的，保证双方部队能按照演习课目有效地演练训练问题，应有靶场、教练场和其他地形地段以便于部队展开并进行实弹射击。一开始，先在地图上选择演习地域。有时可定出若干个待选地域。然后，导演司令部军官或总导演本人对这些地域进行初步勘察，以便获得总的印象并从中选出一个。尔后，再根据初步勘察的结果对选定的地域进行更细致的勘察。通常吸收以下人员参加总导演领导的勘察工作：副导演，导演司令部参谋长，负责各兵种、专业兵、后勤和模拟勤务的导演助理，通信主任，以及参予制定演习计划的导演司令部军官。为了在进行现地勘察时更加目的性明确和具体地开展工作，出发前就应在地图上初步拟定演习企图，特别是要解决出发位置、双方任务、在何地演练什么训练问题等问题。

演习总导演组织现地勘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楚在选定的地形上演练规定课目和达成演习目的的可能性，同时也弄清楚地形条件可能对参演部队决心和行动的影响。

在勘察时通常应明确：部队在演习地域内的行军路线、下车和集中地点，出发位置、战术企图及各方所必需的其他材料；部队的战斗任务；

道路和桥梁的状况以及进行整修的工作量，离开道路后地形的通行条件；

河流、沼泽和树林的位置及特点；在何地演练何种问题效果最好；

战斗行动推演地域(地区)，到达何地后双方可重新定下决心并改变部队在演习中的行动特点；地段调埋员组织战斗行动推演的地段；实施模拟手段的地域和地段；

在出发位置和演习过程中导演部指挥所的位置，对构筑指挥所的要求和总工作量；

组织导演部通信的问题；工程构筑的特点和双方部队占领出发位置之前根据下达的任务必须完成的工作量；演习的后勤和技术保障问题；部队的供水条件；

演习地域的政治经济状况；演习地域及毗邻地域的卫生状况；

安全保障措施，特别是对居民点和在铁路运输中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保护国家和集体农庄财产、庄稼、森林和人造林、居民私人财产的措施；

演习结束后部队集合，上车地域以及讲评和部队阅兵地点。

此外，在准备带空降或登陆的演习时，还要明确一系列其他专门问题(起飞机场和着陆场的状况，海军陆战队装载和卸载地段，等等)。

由于勘察任务和具体条件不同，现地工作可以各种方法进行。根据演习经验，有时把参加勘察的军官分成几个组，如以演习总导演为首的基本组、后勤军官组、指挥所和通信组等。开始时各组先分头工作，每日日终时或勘察结束时各组集合在一起向总导演报告自己的工作结果。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勘察任务和比较深入地研究个别问题。但是，这样做也有其缺点，主要是，由于各组是分头工作，彼此信息不通，所以在日终前谁也不知道总导演按勘察情况对演习企图作了哪些修改。因此，在勘察时间充裕时，演习总导演首先带领各组一起工作。在明确了双方冲突的出发地界、演习中部队行动的主要地区和方向后，后勤军官组、通信兵及其他专业兵就可分头继续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各组分别向总导演报告工作结果，接受关于下一步工作的指示．此外，在准备演习过程中，总导演和导演部军官为了进一步明确某些问题，可对演习地域进行补充（局部）勘察。

演习总导演根据勘察结果明确自己对组织演习的各种问题的决心并给自己的助手和导演司令部下达关于拟[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制给部队的组织指示和各种基本计划文书的指示。总导演和政治副导演在准备演习时还应向各有关地方的党和苏维埃机关通报演习时间和地域，同时向它们提出为保证演习顺科进行而须采取某些必要措施的请求。演习地域准备的工作很多。如果演习计划是在战争年代曾经发生过战斗或者设有靶场和射击场的地形上进行，首先就要对该演习地域进行专门侦察，以便查出并清除未爆炸的炮弹、地雷、航空炸弹和爆炸物品等。演习开始前，有时需要用导演部的兵力和兵器根据最初情况在演习地域进行某些工程构筑工作。

准备靶场和演习场是极为重要的任务，尤其是在演习中要进行实弹射击时。首先，要设置具有教益的靶情。演练进攻战斗课目的靶场的纵深取决于参演分队和部队战斗任务的纵深。还应考虑到超射距离的危险区。靶情还应保证最充分地使用火器和解决各种战术与射击任务，如集中与分散火力、转移火力、进行各种距离的射击和射击各种目标(暴露的、隐蔽的、隐视的和活动的等等)。目标和弹药的数量根据假设敌的组织编制和战术、射击教程的要求决定。夜间利用各种模拟器材显示目标。此外，在演习场上还设置被毁路段、炮弹和炸弹坑、放射性沾染模拟地段、雷场、鹿砦及其他障碍。利用个别地段模拟核爆炸后的现场。例如，设置某些建筑物的废墟，林木阻塞地带、倾倒和烧焦的树木、烧焦的草坪以及毁坏的技术装备的模型和零件。通常在演习场上预先安设有电气化和自动启动装置，部队一到便能点燃地上物品和装备模型。还要安放其他设备用以保证演习场上的情况近似于实战条件。

整修并加固演习地域内部队集中时必经的道路和桥梁。要设置铁路道口，开辟位于道路上的假设建筑物的绕，行道路，而必要时开辟居民点的绕行道路。在行军路线上、交叉路口和居民点入口处设立路标。在火车站（码头）要安排战斗技术装备和车辆的装、卸点。调查水源，必要时增设供水点。在准备演习地域时，还要组织居民点和森林等的防火措施。首先是组织专门监视哨和值班直升飞机对演习地域进行严密的监视。无论是在导演司令部还是在各部队，都要组织拥有良好装备的消防队，安排好互通情报和与地方消防机构协同动作。

在部队抵达演习地域之前的行军途中，应设置检查站，组织交通指挥勤务和军车检查勤务。组织交通指挥勤务的目的，是维护演习地域内的秩序。调节道路和居民点内交通，以及收容掉队的人员和装备并组织他们归队。交通指挥勤务从部队进入演习地域开始，在整个演习过程中，至部队返回常驻地点，不间断地组织实施。通常，导演司令部直接在大居民点，公路、铁路道口以及其他最重要地点组织交通指挥勤务。部队驻扎和行动地区内以及行军途中的交通指挥勤务由各参演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直接组织。同时，导演司令部应经常检查和监督整个演习地域内的交通指挥勤务，使这一工作做得更好。在单方演习中，由负责假设敌行运的副导演负责显示敌方情况所有措施的准备与实施。在举行实弹射击演习时，任命一名负责靶情的导演助理。演习总导演亲自领导实施准备演习地域的所有措施。工程兵，航空兵和后勤方面的演习地域的准备工作由负责工程兵、航空兵和后勤工作的副导演、导演助理组织实施。导演司令部随时监督准备演习地域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

演习地域的通信由导演司令部参谋长直接领导的通信主任组织。为了根据双方的决心和部队的实际行动组织实施演习，导演部和调理员需要有可靠、独立的通信系统。它应保证：导演部和调理员以上级指挥员和司令部的身份，采用与双方指挥员和司令部查接交谈的方式对部队实施有力指挥；指挥航空兵行动和搞好与参加合同演习的海军和空降兵部队（如果它们参加）的协同动作；领导部队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展开工作和及时得到他们报告的情况，以及调理员之间进行交谈；导演部指挥所准确与协调的工作，总导演同助理导演和导演司令部的联系与交谈；地段调理员通过分队调理员领导战斗行动推演和指挥端末调理员；指挥模拟小队的行动，指挥在演习地域内的交通指挥勤务分队，导演司令部与常驻地点保持经常联系。导演司令部参谋长在给通信主任的指示中规定：导演部指挥所和参演兵团与部队的司令部在出发地域内的位置；演习地域内划分的地段的数量及其边界线，地段调理员观察所的位置和演习中向新的地段转移的顺序；建立通信轴线和敷设横向通信线路的方向与长径；

导演部通信的保障方法和导演助理与调理员应当拥用的通信器材；

在演习地域内配置有何种模拟小队和交通指挥哨及如何与之保持联系；

使用导演部通信的方法，保证通信安全、通信器材工作的隐蔽的措施和对导演部和参演部队所有通信器材实施监督的措施；如何组织并在演习中实施无线电干扰。

通信主任根据演习企图和导演司令部参谋长的指示并考虑到演习地域的特点制定通信计划（在地图上标出通信系统，绘制导演部和调理员通信线路图，编写说明书）。还应规定后备通信兵力和器材以及无线电干扰小组的工作方法。计划中要附有通信器材在演习中工作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在双方进行战斗行动准备期间，导演部的主要通信工具是有线通信、运动通信工具和飞机（直升机）；而在战斗行动中，导演部的主要通信工具是无线电通信、无线电接力通信、运动通信工具和飞机（直升机）。

在演习的整个纵深，包括出发地域和演习后部队集合地域，都组织有线通信。在导演部指挥所、地段调理员和负责模拟的导演助理之间建立有线通信。沿着导演部指挥所转移的方向并考虑到演习中参演部队司令部可能的转移方向建立通信轴线。双方首席调理员与下属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之间通过导演部通信枢纽部和参演部队通信枢纽部进行联系。地段调理员与端末调理员之间仅在战斗行动推演开始地区和纵深内最重要地区（如在强渡江河时）建立有线通信。为此，调理员和负责模拟的导演助理拥有必要的通信兵力和器材。无线电通信以无线电通信网和无线电专向通信的方式组织。为了保证地段调理员能够通过分队调理员领导战斗行动推演，通常为后者配备电台。讲究谈话艺术，善于简明扼要地报告情况和迅速接收情况而不因交谈时间过长加重无线电通信网的负担，这具有重要意义。通信主任组织对演习地域内所有无线电通信器材工作情况的监膂。为此，在导演部指挥所内设若干个监督电台。

运动通信工具用于同双方指挥员和司令部，部队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进行通信联络。导演部的观察所和指挥所为各个方向和环形路线的汇集点。通信飞机和直升机根据导演司令部参谋长的指示集中用于观察部队在演习中的行动，向参演部队指挥员和调理员传达紧急号令和指示，保证演习总导演、导演助理，导演司令部和政治机关的军官同下属指挥员和调理员进行联系。总之，在组织导演部通信时，要善于把各种通信工具结合起来使用以保证对演习准确和不间断的领导，但不要为了导演部和调理员的需要动用参演部队的通信工具。组织通信的工作应在演习开始前数日完成，以便预先检验所有通信工具的工作情况，安排调理员进行演练并从演习一开始就保证对调理员和部队的有力指挥。

组织模拟。众所周知，在战争中对人具有强烈影响作用的不仅有危险，而且还有噪音和枪炮的轰鸣。久经战阵的部队和战斗经验不足的部队的区别，在于前者在这些外在的战斗因素面前表现得更为镇静。因此，战后年代认为，在平时就尽可能地使全体军人习惯于战斗中将遇到的视听及其他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使部队在接近于实战的条件下进行训练，使之能够充分认识战斗的性质，就在实兵演习中模拟各种兵器的效用。在演习中通常模拟核爆炸、炮兵射击、航空兵轰炸，枪炮射击，放射性沾染地带以及各种地雷、爆炸性障碍物和筑城障碍物。苏军没有接受美国某些战斗训练问题专家的意见。美国人认为在演习场上必须模拟极凄惨的喊叫声、伤员的哀号声，烧焦和残缺不全的尸体，投放令人作呃的臭肉等等。

我国军队不采取这些只会给人们的精神造成创伤的极端做法，而自己走出一条模拟紧张战斗场面的路子。为此，使用了空包弹，炸药装弹，炸药包，装有不等量爆炸、燃烧和发烟物质的混合药包，地雷式喷火器，模拟炮弹爆炸的特制药筒，教练迫击枪弹，火箭，发烟弹和中性烟雾罐，教练毒烟罐，模拟榴弹，应用地雷及其他器材。无线电转播器再现射击、爆炸及其他声响的效果很好。善于把这些器材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很好的模拟效果。但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器材都是方便适用和完美无缺的。如果说，发射空包弹与枪枪实弹射击几无区别的话，那么，使用炸药来模拟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就相当困难了，因为这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对模拟小队还有危险。因此，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必须研制出更加完善的模拟器材。所有模拟措施都应根据演习企图和双方的实际行动实施。

然而，在有些演习中，详细制定了整个演习纵深的模拟计划，计划中根据演习实施计划预先就规定了实施模拟地域和地线。演习地域的所有模拟措施都是在演习开始前准备的。这虽然大大减轻了组织模拟的困难，但却影响演习的效果，因为常常要使部队的行动去适应预先准备了模拟措施的地段和地线。但是，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举行的一系列演习中，没有预先在演习地域设置模拟器材。演习开始前只是组织一些模拟小队，他们在演习中根据总导演和地段调理员的指示进行模拟。这样组织模拟大大提高了演习的效果。但是，鉴亍模拟器材尚不完善，在许多演习中总会有一部分模拟措施（例如模拟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要预先在演习地域组织。因为突破地段是由上级首长的命令确定的，所以这样做是可行的。

模拟计划由导演司令部在负责模拟和各兵种行动的导演助理的参与下制定。计划中规定，模拟地线（可预先规定）和模拟项目、在按照双方的决心进行的演习中，演练何种训练问题时实施何种模拟措施；在每个模拟地线或地段为每个训练问题所使用的模拟器材及其数量，准备模拟的期限和由何人组织指挥，成立何种模拟小队和指挥它们的方法以及备用的模拟兵力和器材。计划可以调制成图表，或标绘在地图上或画成示意图，在图的空白处要写上相应的计算。演习中，根据指挥员定下的关于使用武器的决心进一步明确实施模拟措施的地线和方法。每次演习所使用的模拟器材的数量，是由总导演根据规定的标准确定的。当然，在演习中不可能模拟战场上的所有射击和爆炸声。因此，在组织指示中，应根据所使用的模拟器材的数量，规定出每一次射击和爆炸应代表多少次实际的射击和爆炸。例如，规定火炮每发射一发空包弹相当于10至15发实弹，等等。

战后所举行的头几次演习表明，不应把指挥所有模拟小队的权力集中在负责模拟的导演助理一人手中，而应把人数少的模拟小队交给地段调理员指挥。例如，在模拟进攻开始前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或火力反准备时，所有模拟小队都归负责模拟的导演助理直接集中指挥。战斗行动开始后，就把部分模拟小队交给地段调理员指挥。在演练强渡江河或争夺纵深内的防御阵地耐，全部或大部模拟小队重新归负责模拟的导演助理统一指挥。在远东军区部队举行的几次演习中，甚至把模拟队交给了部队调理员和端末调理员指挥，以便他们在经过协商和明确决心后能够根据参演部队指挥员的决心模拟火力。这样一来，部队调理员负责指挥模拟炮击和航空兵突击所造成的后果，负责模拟的导演助理和地段调理员则只负责指挥模拟上级首长掌握的武器的火力，如核突击、最重要地线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这一经验基本上是好的。唯一引起疑虑的是，将使用炸药的模拟小队交给末端调理员和部队调理员指挥，安全上可能无保障。像炸药包、教练弹这类器材可以交给部队调理员。在组织各种模拟措施时，要特别重视安全保障措施。要把准备实施模拟的地段圈起来，设置在白天和夜晚都非常明显的标志，并安排好警戒。在演习开始前，要非常细致地研究解决模拟小队的指挥问题，指导他们，组织他们进行操演，研究模拟方法；解决遵守安全措施和执行排除未爆装药规则的问题。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保证演习中的模拟措施既符合战术要求和直观性强，又机动灵活和安全可靠，并能根据实际情况实施，而不允许人为地拖：延部队的行动。

七、部队准备演习

部队准备演习主要是在日常训练中根据战斗训练计划进行。但是，在准备大规模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时，尤其是将在演习中演练新的作战方法时，有必要采取一系列补充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可为研究最重要的问题举行理论讨论会及其他会议。给军官讲课，进行现地小组作业，举行示范演习。应特别注意研究指挥分队和部队的问题。为此，可举行司令部业务缘习、无线电操演、首长司令部现地演习和司令部现地演习。

在准备预计的演习时，最好是把所有准备措施列入战斗训练总计划。不把这些措施列入战斗训练总计划，而只列入专门制定的演习准备计划，这种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无助于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司令部进行协调与组织工作。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分队和部队整个战斗训练的方向。军官和军士在演习前的指挥训练，应能保证他们丰富自己的战术知识，培养在各种战斗中指挥分队（部队）的素养，在演习中履行自己的职责。要组织全体人员学习条令和教令的有关条款，研究在战斗中的职责，了解演习中的安全措施，熟记显示火力、爆炸和障碍物的标志和信号。

应重视汽车和装甲输送车的驾驶员、步兵战斗车辆和坦克的机师一—驾驶员的训练。除专业训练外，还应组织他们交流在野战条件下使用和保养车辆的经验。组织无线电报务员、防化侦察兵、后勤分队全体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进行集训。对个别课目掌握不好的分队，应让他们反复演习和作业。此外，还应组织分队和部队进行战术队列作业。在和海军部队一起进行合同演习时，应组织充当登陆队的分队和登陆舰的合成操演。

要全力保证部队在演习中所需全部物资（燃料、润滑油料、教练弹药、照明和信号器材、装甲坦克、汽车、工兵、防化、医疗卫生、通信和冬季取暖器材以及旗帜，标志等），做好武器和战斗技木装备的演习准备工作，包括细心检视武器和技术装备并使之处于战备状态。做好武器实行空包弹射击和实弹射击的准备。对汽车、装甲输送车和坦克要进行必要的技术检查、维修和加注燃、滑油料。准备架桥铺路器材。仔细检查和校准无线电台并充好电。

要保证供应所有参演人员的应季服装和鞋子。给所有军官和司令部配齐全部必需用品和在野战条件下工作的必要装备。出发前，各分队和部队都要进行队列检查，即检查分队的战斗编组是否合理，全体人员的必需用品和装备是否齐全，他们是否明了自己的职责，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是否准备妥当，等等。

八、党政工作

列宁认为党政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指出，“在最注意军队政治工作的地方……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要好些，胜利也就多些。”列宁的这一教诲应贯穿于准备演习的全部工作中。导演部政治机关负责组织准备与实施演习过程中的党政工作。它遵照《苏军政治机关条例》的规定完成以下任务：组织对全体军人进行党的教育，引导他们提高部队的战斗准备程度，加强在自觉基础上的军队纪律，养成高度的精神战斗素质，深入研究准备与实施演习的所有问题，帮助指挥员克服军队训练中的简单化作风，领导下属部队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的工作，研究总结它们的工作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训练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开展党政工作；随时关心军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为部队提供报纸、书籍和政治教材，并保证其得到正确使用，同地方党委和苏维埃机关保持密切联系，以及完成其他任务。在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时，应考虑到演河的目的和实施演习的具体条件。

准备演习时党政工作的目的是：激发全体军人高度的政治热情；动员军人自觉履行军人天职，认真进行准备工作，在演习中灵活巧妙地行动，保持警惕性，严守军纪，维护秩序，加强组织规律性；给全体军人深入讲解演习任务和每个人在演习中的职责。

为保证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工作，导演部政治机关应制定党政工作计划。

计划大致包括以下问题：准备与实施演习时党政工作的基本任务；

演习开始前在部队中进行在野战条件下开展党政工作的物质准备工作；

旨在于促使指挥员、司令部，政治机关、党团组织和全体军人做好演习准备工作的党政工作措施；帮助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在演习中组织与实施党政工作的方法，由导演部实施并建议部队采纳的群众性鼓动工作翻文化教育工作措施，在演习地域内居民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方法；研究与推广演习中的党政工作先进经验的措施，总结演习和党政工作经验的方法。

总之，党政工作计划应能保证对准备与实施演习各个方面工作的政治影响。但是，始终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与部队的生活和训练紧密相联的思想教育工作。通过这一工作，应激起全体军人对于更好地履行军人天职和不断完善战斗素养的强烈愿望。指挥人员和政治机关在准备演习时的工作表明，在保证做好演习准备的党政工作中，导演部，指挥员、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应集中精力去解决最重要的演习任务。为此应安排各种作业。例如，如果对人员的战斗训练的着重点是研究夜间作战的特点，那么党政工作的任务就是：通过大量的解释工作，使全体军人深信夜间作战的长处并养成进行夜间战斗所必需的精神战斗素质。还组织座谈夜间行动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夜间战斗，交流分队夜间训练和在夜间训练条件下组织党政工作的经验，召开党团员会议。在夜间作业和演习中，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党团员通过示范和个人的表率作用，使全体军人习惯于夜间行动并学会必要的技能，养成所需素质。

在准备解决演习中的其他重要问题时也是这样做的。例如，1976年，基辅军区在准备一次演习时，根据演习的目的，着重研究了在行军和强渡江河时的党政工作，特别注重培养全体军人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灵活性和快速行动的能力。最重要的任务是使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党团组织书记做好在野战条件下根据演习的具体任务进行党政工作的准备。为此，组织部队政工人员集训、召开各种讨论会和作业，部署演习中党政工作的基本任务，提出党政工作最适宜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就开展党政工作的一般措施给予指示。

组织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预先讨论演习中党政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极为有益。就组织党政工作问题举行示范作业和示范演习的做法也是可取的。例如，某部队以进行“加强连进攻仓卒占领的敌防御阵地”演习的某连为样板，示范了在接近于实战的条件下开展党政工作的基本方式和方法。确定任务并制定出各项基本措施的实施计划以后，整个党政工作的重心就转向部队。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前往部队检查与帮助下属政治机关和政治副指挥员计划与组织以下重要措施：召开党团员会议，组织社会主义竞赛，配备党团员，加强军纪，为在野战条件下出版报纸做好物质准备，指导党团积极分子和军事通迅员的工作，广泛利用会议、集会、个别谈话、小组座谈、专题晚会、技术讨论会、优秀分子会议、放映教学片、直观鼓动、报纸和无线电广播等形式对全体军人开展党政工作。

演习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团员个人的模范作用。因此，应特别细致地准备与召开党团员会议。通过这些会议，深入、具体地确定在准备与实施演习时对全体军人施加党的影响的途径。在这方面，喀尔巴阡军区某坦克团的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的经验很有教益。与会者先听取了关于准备演习的任务的报告，然后来到某分队，了解应如何使技术装备和各种车辆做好行动准备，在冬季条件下应怎样支帐篷，等等。然后，继续开会，而这时再讨论准备演习的任务就更具体、更有内容了。鉴于司令部党组织对于保证对部队的强有力指挥起着巨大作用，导演部政治机关应给予这些党组织以具体，实际的帮助，动员全体党员模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提高工作的灵活性和准确性。为此。喀尔巴阡军区的某些兵团召开了司令部党组织书记讨论会，根据演习任务讨论并制定了改进司令部党组织工作的措施。

精心组织的社会主义竞赛对于提高全体军人的积极性和战斗素养有着巨大作用。例如，白俄罗斯军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军区部队在准备“西部-8l”演习时承担了非常具体的社会主义竞赛义务：“首发命中目标”，“为出色完成每一项战术任务、为每天取得优异成绩而斗争”等等具体实在的战斗训练指标，及时奖励优秀分子，宣传和推广先进经验等，有助于在极其复杂的大规模演习中取得优异成果。深入部队的政治机关代表的工作不局限于解决组织问题，而且还应亲自参加兵团和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演讲，作报告和谈话向全体军人解释党和政府的决定、苏联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地位以及在演习中将要演练的基本任务和战术问题的实质。他们应尽量多接触军人，研究他们的情绪和需要，向全体指挥员、政治机关首长和党团组织书记通报了解到的所有情况，并采取措施克服存在的缺点。

鉴于必须使部队做好在敌人使用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条件下作战的准备，应特别重视培养勇敢和坚毅精神，重视保存战斗力、维护军纪和学会采取防护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措施。导演部政治机关应通过自己的工作，使参加部队宣传鼓动工作的不仅有政治工作人员，而且还有总导演本人、他的助手和导演部的全体党员。而且，演习总导演和政治副导演应亲自前往即将完成最重要任务的部队。非常重要的是，要正确引导导演机关的所有党组织去解决最重要前任务并给他们安排相应的工作，如准备讲演、作报告等。

导演部政治机关在做部队工作的同时，还应密切注意导演机关本身的党组织的工作，尤其是在计划与组织演习期间。主要的是要提高党团员工作的积极性，动员他们同准备与实施演习工作中的各种简单化作风和摆样子、装门面的做法作斗争。要争取使军队的训练晟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导演部。导演部政治机关要做大量工作，为在准备与实施演习对开展党政工作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首先要采取措施尽可能充分保证各部队所需全套直观鼓动教具，军教影片，流动印刷厂和俱乐部，编印军内出版物，组织向演习地垅内的导演部、调理员和部队供应报刊。部队驻区军官之家巡回俱乐部大力帮助宣传先进经验，及时向军人报道新闻时事。政治机关和司令部联合编印并向部队发送各种手册和传单，简要通俗地说明各种专业的军人在演习中应如何行动，刊登关于遵守安全措施和军纪的指示。例如，在远东军区举行的一次演习中，总共印发了数万份手册和传单。

演习开始前，应认真研究演习地域的政治经济状况，与地方党委和苏维埃机关建立联系，编写演习地域政治经济状况简要说明。在这份说明中还应指出昔日的著名战斗地点和埋葬军人、游击队员、战斗英雄与劳动英雄的墓地所在地。这份精心编写的演习地域情况是对全体军人开展党政工作的宝贵资料，演习开始前发到所有部队和分队。要组织派赴部队检查和研究党的工作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和调理员进行指导作业，给他们拟出在演习中必须研究的问题的详细清单，并确定何时以何种方法报告这些问题。在“西方-81”演习中，特别鲜明地显示了军队和人民的统一以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情景。许多带着对军人的嘱托和劳动竞赛保证的信件寄往参演部队。在昔日的战场上，在纪念碑和方尖碑前，举行了大会。所有这些，加上同战斗与劳动英雄、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代表、劳动集体代表的会见，激发了军人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加深了他们对巩固苏维埃国家防御能力总任务的认识。

总之，在准备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的过程中，指挥员，司令部和政治机关要创造性地解决从研究演习课目的理论到组织与保障演习的实际工作的大量问题。善于并及的解决这些问题，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演习全过程的成功并为保证演习收到良好效果奠定了基础。

大多数演习的经验表明，。如果不把参演部队预期的决心和行动列入计划，就不能保证演习按双方的决心进行。因此，在解决实施演习的所有问题并制定计划时，要为参演部队按照自己的决心行动和保证演习的效果创造客观条件。设置有教益的最初情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应能反映合成军队战斗的全部复杂性，要求指挥员大胆、创造性地定下决心，要求部队充分运用自己的兵力和兵器完成受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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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演习实施方法

一、战斗行动准备时节导演部和调理员的工作

这一阶段，导演部和调理员的任务是保证参演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在最有教益的情况下实际演练组织战斗的问题，使导演部和调理机关根据双方定下的决心做好组织战斗行动推演的准备工作。演习通常从向参演部队发出战斗准备信号或下达战斗命令（号令）开始。任务通常在演习开始前数日下达。从演习开始时起计算作战时间。参演部队在得到总导演的准许后，开始按照受领的任务行动。他们实施侦察并展开其他积极行动。在此之前，导演部和调理员应结束组织演习的全部准备工作，并进入指定位置。部队调理员进入参演部队指挥所和司令部，地段调理员和导演司令部进入自己的指挥所。

导演部在演习中作为上级指挥机关和司令部，应给予参演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只有在非常必要时（例如，在组织与友邻部队、航空兵、空降兵和海军陆战队的协同动作时）才就部队的行动下达指示。在多数演习中，导演部只规定上报决心，计划文书和情况的时间，而不把自己的计划强加给参演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让他们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组织战斗的工作方法和顺序。必要时应修订导演部的工作计划。

如果总导演没有时间听取演习双方报告自己的决心，则其中一方的报告由副导演听取，然后转报总导演。适宜的做法是：同在实战中一样，只听取那些能说明指挥员决心的正确性及其保障措施的主要问题的报告。然而，有些总导演总是喜欢听取过于详细的报告，其中包括关于理论问题的报告，以至占用下属指挥员和司令部的许多时间并导致工作的程式化，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组织战斗的所有必要的实际工作。

在进行战斗准备期间，导演司令部、负责兵种（勤务）的副导演（导演助理）和调理员一起监督指挥员和司令。部的战斗组织工作以及部队构筑出发位置，实施侦察，实际完成战斗、后勤和技术保障措施，实行变更部署及其他准备措施的行动。

他们应使参演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养成正确组织战斗和全面保障战斗的能力，特别是要组织好各兵种部队和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组织好部队指挥，保证各项准备措施的荫蔽性，全面完成保证可靠防护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工程和伪装作业。

在演习双方使用核武器、进行空袭，炮击及用其他武器射击时，调埋员根据它们的作用效果确定损失情况和[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地面沾染程度，确定采取何种防护措施。在双方进行战斗侦察时，部队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组织双方进行行动推演。在向对方后方派遣侦察群时，必须有调理员参加。导演司令部不断地增加情况并给参演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提供关于友邻部队和对方的补充情况，因为这些情况是参演部队司令部自己所不能得到的。

在双方指挥员和司令部定下决心并向部属下达了必要号令后，总导演即召集全体部队首席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副导演、导演助理，听取他们对双方所定决心的意见和看法。如果时间有限，就利用通信器材听取他们的简要报告。经过仔细分析，总导演就以下问题作出判断：双方所定决心是否是创造性的和大胆的，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在战斗情况下将造成什么结果。据此，他向导演司令部、导演助理和调理员发出如下指示：在演习中实施战斗行动推演的程序；在战斗行动推演中调理员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根据双方定下的决心达到演习目的的方法，同时还确定模拟核突击、炮火、航空兵突击和使用其他武器的地段和程序。

导演司令部应检查通信器材的准备情况。为保证通信畅通，必要时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导演司令部应随时监督全体军人，导演部机关和调理员对保守国家和军事秘密以及秘密指挥的措施的执行情况。此外，导演司令部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责任，就是组织好演习地域交通指挥勤务，维持好部队秩序，监督全体人员遵守安全措施。双方战斗行动开始前，导演司令部和调理员应仔细检查全体人员是否都已明确受领的任务，是否已正确占领战斗出发位置，并向总导演报告部队足否已做好完成预定任务的准备工作。

总导演在听取了报告并亲自深入现地进行检查之后，即向参演部队指挥员发出可以按照他们定下的决心开始积极的战斗行动的指示。

二、战斗行动推演时的导演工作

这个时节的导演工作是导演部和调理员工作中最重要的阶段，要求他们具有高超的艺术和进行高度紧张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对所有训练问题的演练都取得效果和达到演习的各项目的，但同时又不限制参演部队指挥员的主动性，并根据双方定下的决心和实际形成的局面在情况瞬息万变、战斗行动接连不断和高度紧张、其发展异常迅速以及双方为争取主动和赢得时间而展开激烈角逐的条件下，组织双方进行战斗行动推演。

1955年3月，基辅军区举行的一次演习就是很有教益的。这次演习的目的是演练组织与实施遭遇战斗。演习双方的兵力大致相等，双方都是突然受命参加演习，并且只得到简要的指示和作战号令，只知道总的情况和战斗任务。演习企图严格保密，无论哪一方都不知道它将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敌人将在哪里出现，尤其是双方是在广阔的地带内行动并可随意机动。仅这一情况就使形势变得异常紧张，要求必须迅速组织和不间断地实施侦察，采取措施先发制敌，保证翼侧安全和在短时间内组织好对部队的指挥。双方整个战斗行动的推演都是地段调理员通过移动指挥所根据实际形成的局面组织的。这就使得参演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必须象在实战中一样认真考虑对方的行动。在这次演习中，参演部队指挥员、司令部门和部队是在复杂的条件下行动的，因此与其他演习相比缺点较多。但是，演习的参加者们认为，他们在这次演习中学到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演习中学到的东西都多。这次演习的经验再次证明，演习总导演不应害怕参演部队及其指挥员在演习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要的是，要组织象样的战斗训练。

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应按照对实施诸兵种合同战斗的要求进行，即：有效地实施侦察，善于利用对敌核打击和火力毁伤的效果，充分运用兵力歼灭敌人和完成预定任务，采取突然、果敢的行动，使用出敌不意的战法，对部队实施有力指挥和不间断地组织各兵种部队的协同动作，大力开展党政工作，搞好战斗、后勤和技术保障。

此外，在定下实施战斗行动推演的决心时，每次必须注意下列问题：部队的战术态势}双方炮兵部署和航空兵配置情况，指挥员定下的决心是否与完成战斗任务的总企图和实际形成的局势相符，这些决心有多大的创造性，是否采用了新的战法，定下决心并下达任务是否及时，对实施决心有无全面保障，各兵种、专业兵和勤务部门的战斗使用是否得当，它们之间的协同动作组织得如何；对方军队的数量和状况，整个演习地带和主要方向的兵力对比如何。推演按战斗行动的实际发展顺序进行：侦察与警戒分队先动，接着是航空兵突击，炮火准备，然后先谴支队主力部队依次投入战斗，余以此类推。

对参演部队行动施加影响的主要方法是：以上级首长身份对完成预定任务提出相应要求，宣布行动最顺利的一方为胜方，通过下达补充情况、提供关于敌人和友邻部队的行动以及上级首长采取的有利于参演兵团和部队的措施的补充材料，发展战场形势，模拟核爆炸、各种火力，放射性沾染和化学粘染地带，设置障碍。使训练接近于实战的方法之一，是向参演部队宣布人员和装备损失，因为在演习中没有损失会便人们产生无所谓的情绪和导致程式化的做法，而无法使人们认识到必须恢复部队的战斗力，以有限兵力作战和解决其他许多任务。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下，不仅要宣布个别人“丧失战斗力”，而且还应宣布整个分队“丧失战斗力”，指挥所和物资储备被摧毁，并且不仅在先遣分队的运动路上，而且在预备队、第二梯队及后勤部门的运动路上均设置毁坏地段和“沾染”地段。宣布损失的时机是，在没有火力保障的情况下向前推进，侦察不力，伪装与利用地形不好，战斗队形太稠密，部队在开阔地形上未疏散开或中止行动，以及行动中出现其他失误。

为使医疗分队能够在野战条件下进行工作演练，部分“丧失战斗力”的人员被作为伤员撤往医疗站（“伤员”们带有表示负伤程度的特别号牌）。他们在经过了整个治疗过程以后，又被编成特别小队，并作为补充人员返回自己的分队。在进行战斗行动推演时，导演部和调理员应仔细检查并努力争取参演部队的各个环节真正解决上述问题。例如，首先应判定在某一地段哪一方占了上风，导演部和调理员应检查这一方或那一方有无具体的敌情资料，实际参加射击的火炮有多少门，炮火的准备程度如何，是否及时补充了弹药，等等。特别应注意保持各兵种分队与部队之间的不间断的协同动作，以便在进攻和反冲击时不一味地向前运动，而要善于把火力与运动结合起来，以便使任何一次冲击和推进都有充分准备并得到各种火器的可靠支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动更大胆，果断，主动和顽强的一方为胜方。在评价防方部队的行动时，特别应注意其在坚守阵地时是否表现出坚定顽强的作风，是否采取了积极防御，是否善于组织火力配系和防护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

夜间进行战斗行动推演时，要特别细致地演练采取积极和突然行动的问题，照明问题，可靠地辨认、显示和判、定分队在现地的方位问题（尤其进行实弹射击时），组织由夜间行动转入昼间行动问题。在白俄罗斯军区于1955年举行的一次演习中，攻方顺利展开进攻，抵近敌防御中间地带，并决定经短时间准备后即发起冲击。指挥员的这一决心总的来说是正确的，部队荫蔽、及时地做好了冲击前的准备工作，炮兵及时变更了部署并占领了发射阵地。这一切进行得都很好，似乎攻方应取胜。但是，当演习总导演拿来防方的地图与攻方通过侦察得来的情报一对照，就发现，后者的侦察走了过场，防方的大部分火器他们没有发现，炮火急袭诸元准备得不细致，各阵地射击很不准确。

显然，在炮火准备如此之差的情况下发起冲击是不可能获胜的。因此，演习总导演命令调理员不要判攻方获胜，而只判右翼营楔入敌防御浅近纵深，因为那里的炮火准备较好。从这以后可以看出，在整个演习过程中所有指挥员和司令部是多么细致地进行侦察。

战争经验表明，事先不进行细致侦察，就不可能压制住敌人的火器，而不压制住敌人的火器冲击无论组织得多好也不可能奏效。还应考虑到，及时发现并交会敌人的火器，摸清敌人的火力配系（特别是中间防御地带的火力配系），是战场上最难办的。因此，在演习中必须非常认真细致地演练这些问题。在这次演习中，先遣支队指挥员几乎在每次发现敌人的火器之后或者在调理员提出敌人火器出现的补充情况之后，都要求配属的炮兵予以消灭或实施压制。这时，调理员准确地计算弹药的消耗。2至3小时后，炮弹打光了，补充弹药化费了很长时间。这对参演部队指挥员来说是个很大的教训。调理员通过辛勤工作，使参演部队指挥员养成从实际情况出发，慎重定下决心和发号施令的作风。

演练某一训练问题时，战斗行动推演的程序取决于对双方决心和实际行动的对比。因此，关于判定哪一方占了上风的决定只能由演习总导演和有关地段调理员作出。部队调理员监督双方的行动，向导演部和地段调理员报告双方的决心，并根据规定的战斗行动推演程序宣布视具体条件而提出的某些补充情况。在一些演习中，曾试图通过双方部队调理员间的直接交谈组织战斗行动推演，但往往效果不佳。两位权力相当的调理员在为双方制定必不可少的决心时，不可能没有分歧。同时，在参演部队指挥员手下工作的首席部队调理员往往不能观察先谴分队的行动，因此就不能充分、客观地评定双方的行动。现在看来，更为适宜的做法是，部队调理员根据导演部的指示并与地段调理员相互配合组织实施先遣分队的行动椎演。位于战斗队形（司令部，第二梯队，炮兵、后勤部门等）纵深的分队的行动推演由部队调理员独自组织。例如，如果部队在己方军队部署地域内行军时遭到空袭，在该部队的部队调理员就可以决定能否继续前进（视指挥员决心和分队的行动而定）。

很显然，及时而全面地考虑决定战斗行动推演的各种因素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要求导演部和调理机关在工作时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准确性和效能。首先，必须随时观察双方的行动并及时获取对战斗行动推演来说必要的情况，即不仅获取关于诸兵种合成部队的情报，而且还获取关于各军种，兵种，专业兵，勤务部门和各种作战保障措施的情报。正确选择和及时转移导演部指挥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一些演习中，导演部和演习双方之中的一方（通常是攻方）的司令部在一起并一起转移。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监督该方的行动并尽快得到有关指挥员决心和部队行动的必要情报。这样做的缺点是演习总导演不能亲自观察另一方的行动。此外，演习总导演及其司令部经常和一方在一起，会限制该方的主动性，暴露该方的指挥所，使该方司令部得不到与上级司令部保持联系的锻炼。鉴于这一点，在大多数演习的战斗行动推演中，演习总导演、导演助理和导演司令部作战组把观察所设在能够观察在主要方向行动的双方部队和指挥双方行动的地方。导演司令部作战组根据双方行动的发展情况转移位置，尽量在开始演练下一个训练问题之前赶到新的地点。在许多演习中，为便于观察演习过程，有时预先为导演部搭起了望架。但这等于向部队宣布了即将进行的战斗行动推演的地点。有时，整个战斗行动推演不得不去适应这些了望架。后来，不再搭造固定的了望架，而改为利用移动指挥所指挥演习，从轻便拼装式了望架上观察部队的行动。

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演练遭遇战斗时，总导演或地段调理员可以从直升机上领导战斗行动推演，观察双方的行动，和部队调理员进行联系。这对保证战斗行动推演很有效。

演习总导演亲自接触参演部队指挥员和调理员是非常有效的领导方法。为了在演练最重要的训练问题（遭遇战斗、实施反冲击和抗敌反冲击等）时直接领导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和地段调理员的工作，总导演应亲自到这些地域或派导演助理和导演部的负责军官携带通信器材前往。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问题，参演部队指挥员和双方首席调理员应及时向导演司令部报告定下的决心和行动情况。此外，导演司令部还有一些军官专门负责监听双方有关指挥员的无线电通话情报，并把他们向部属下达的一切命令报告导演司令部参谋长。为了及时掌握对于定下战斗行动推演决心和有效领导演习所必需的关于演习过程和双方决心的情况，导演司令部还视情况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应把演习总导演亲自解决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主要问题同在这方面给予地段调理员和部队调理员以广泛的主动权恰当地结合起来。如果说，在准备阶段，总导演在亲自听取双方的决心和调理员的意见之后才就战斗行动推演程序问题作指示的话，那么，在战斗行动推演过程中他将给予自己的助手和调理员更大的独立性。在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双方必须定下新的决心，而这些决心正与导演部根据对双方行动特点的预见提前定下的决心相符时，为了不致人为造成停顿，总导演通常亲自决定战斗行动推演的程序。但是，一般情况下，在演练战斗进程时不采取“自上而下”逐级定下双方战斗行动推演决心的方法，而是采取导演部、有关的地段调理员和部队调理员同时分头定下决心的方法。那些地段调理员和部队调理员则应及时向导演部报告自己的决心。

演习总导演在对整个情况和双方决心作出判断之后，定出推演的总意图：哪一方应取得优势，在演练每一训练问题时战斗行动的一般特点。调理员根据总意图并考虑封双方在本地段的具体行动，组织实施战斗行动推演。例如，演习总导演在估计了双方接近江河时（不超过1.5—2小时的路程）的决心和行动后，根据兵力对比和总的情况判定攻方可以从行进间强渡江河并占领登陆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段调理员和部队调理员据此就应该让攻方所有分队和部队从行进间强渡过河而不受任何阻碍，也不管其实际能否完成规定的任务。

地段调理员和部队调理员应研究，分析有关指挥员的决心，细心观察部队实际完成规定任务的情况，并据此判定他们应取得多大战果。演习中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个别分队和部队未能从行进间强渡过河，有关指挥员不得不把它们调往已经取得战果的地段，或重新定下决心。还有这种情况。尽管早已定下了决心，但攻方由于未组织好对河流情况的侦察，部队向河边开进时组织混乱，渡河器材未跟上，而未能从行进间强渡过河。

相反，守方却得以加强河防。这时，演习总导演不能再坚持自己原先确定的战斗行动推演意图，而应修改意图，给调理员下达补充指示，以保证演习的效果。以这样的态度组织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非常重要，因为战场上也常有这种情况：尽管决心正确，情况极有利，但由于部队和分队的行动组织得不够好而未能完成任务。要想不出现这种情况，就要高瞻远瞩，根据双方的决心和行动组织推演。但在实际上，往往只考虑上级指挥员的决心，而部队指挥员的决心和部队的实际行动却得不到充分考虑，因而降低了演习的效果。

经验证明，为了保证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效果，各级调理机关应积极，主动地工作。在精心组织的演习中，不仅导演部与调理员之间，而且调理员与调理员之间都应保持经常接触。首席部队调理员向地段调理员系统报告参演部队指挥员定下的决心和下达的号令，报告炮兵的位置和射击准备情况以及各项战斗保障措施。首席地段调理员根据部队调理员提供的情况和亲自观察的结果，并考虑到导演部的指示，组织本地段的战斗行动推演。

端末调理员的配置应保证既能组织主力的行动推演，又能组织渗入纵深的侦察分队和先遣分队的行动推演。如果地段调理员和端末调理员不是亲自而是通过分队的调理员制止或要求部队恢复推进，效果就会更好。例如，地段调理员在分析了双方的行动之后，判定进攻分队在某一地带不能取得战果，于是将此情况转告营调理员，营调理员判据此向指挥员宣布关于敌人火力、己方人员和装备损失补充情况，并且只要继续推进未得到全面保障就不宣布进攻奏效。为了按照上述要求组织战斗行动推演，地段调理员、端末调理员不仅耍和首席部队调理员，而且要和分队调理员保持经常联系。演习效果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调理员给参演部队下达的补充情况是否正确，是否经过深思熟虑和有充分根据。每下达一次补充情况都包括一种预测的战役战术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战斗行动发展的某一时刻（具体出现在哪一时刻视参演部队的决心和实际行动而定）。给参演部队下达的补充情况最好是他们在演习中不能自行做到的那些情况（人员和技术装备损失情况，敌人火力的性质和不能打空包弹的火器的火力强度、炮弹和炸弹的落点，地面沾染程度，等等）。

调理员根据总的情况要为参演部队设置更加紧张，出乎意料的情况，使参演部队发挥主动性，独立性、大胆果断作风，使其肉体与精神真正处于紧张状态。关于对方实际行动的全部情况，由参演部队通过实际侦察获得。补充情况是根据双方先前的实际行动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这才是合适的。如果对方没有实施迂回而发出关于敌人向翼侧迂回的补充情况，这种做法是不适宜的。关于战场上各分队行动的补充情况，通常通过分队指挥员和侦察机关下达。关于友邻部队的行动、部队的损失、敌人纵深预备队的情况以及其他情况，通常直接下达给参演部队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使他们象真有其事那样对待这些情况。特别是，由于参加演习的航空兵的实际数量往往不能充分表示空中情况，所以空中情况就要由导演司令部领导的防空指挥所转发的情况予以补充。这些情况根据总的战役战术情况和参演部队指挥员规定的航空兵的任务下达。在进行战斗行动推演时，应避免人为地造成各分队一线平推，也不应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攻方所有分队以相同的距离停在敌人的某一阵地前，因为在实战中，由于火力支援和地形条件的不同，有的分队可能离该阵地近些，而有的分队可能离该阵地远些。演习中应能够形成这种局面。

司令部、专业分队和后勤分队的调理员也应积极工作，以便使这些分队的全体军人经常感觉到敌人的影响和战斗情况的紧张气氛。他们根据空袭、炮击和其他兵器的使用情况下达关于路段，桥梁被毁，发现“沾染”区，储备物资被毁等补充情况，要求参演分队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只有在做了相应的恢复工作和洗消之后，才能准许在被毁和“沾染”路段通行。

三、使用核武器和双方冲突时的战斗行动推演

举行演习的最主要问题，是进行使用核武器和部队在遭受核突击地域内行动的推演。演练在演习总导演、政治副导演以及炮兵，航空兵、工程兵，防化兵和后勤导演助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参演部队指挥员在定下使用核武器的决心之后，应立即报告演习总导演，只有在导演部批准了这一决心并经过必要的准备以后，核突击才被认为已经实施。同时，每次都应报告。弹型和弹径、爆炸方式和爆高，实施核突击的时间阻及此时部队的位置。这些情况也应通知有关地段调理员和部队调理员。负责模拟的导演助理组织模拟使用核武器。专门组织的调理员小组开赴使用核武器地域，组织部队实施行动推演。部队调理员也参加这项工作。

他们根据上述使用核武器和参演部队所利用的地形条件与掩体的情况，判定遭受核突击地域的边界，人员，战斗技术装备损失情况，地面沾柒程度，造成破坏的性质和位于该地域内的分队、部队进行行动推演的程序。关于核爆炸的时间和地点，只有在不实施模拟的情况下才通知参演部队指挥员。至于模拟的核爆炸，应由参演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自行发现和标定并报告导演司令部。调理员根据分队采取的防护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措施的及时和有效程度，判定人员、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的损失情况、受到沾染的程度，以及人员受放射线照射的剂量，使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彻底完成消除使用核武器后果的一切必要措施。这时应该特别注意组织与实施辐射侦察，迅速撤退伤员并给他们治疗，恢复分队、部队的战斗力和对他们进行指挥，切实做好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的洗消工作以及人员的保健工作。

在埋设有模拟核地雷的地段进行战斗行动推演时，应该特别注意认真实施侦察，正确执行防止地雷伤人的各项措施，正确引爆地雷，还应该注意分队排除地雷的行动。在使用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条件下保存了战斗力的分队和部队可以继续作战，而位于遭到核突击地域内的分队和部队，只有在采取了恢复战斗力的一切必要措施之后才能继续行动。

在战斗行动推演过程中，应该认真演练战斗行动的后勤与技术保障问题。调理员应经常计算弹药及其他物资的实有数和消耗量。同时，不应把空包弹、教练弹、油料及其他物资一下子都发给参演分队，而应组织他们不断地向有关仓库和供应站领取。必须充分组织好毁坏的技术装备的回收、撤退和修理工作。为此，应为演习拨出必要数量的修理费。

参演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应在遭到强烈的无线电电子干扰的条件下指挥部队，全面演练无线电电子战问题。还应宣布某些指挥所被毁，将指挥部队的工作转交绘预备指挥所。

应该指出，战后年代，由于战斗性质的改变，对在战术演习中特别是在双方冲突时进行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在这样一些演习中，如一方演练进攻，而另一方演练顽强防御，双方的行动推演最为复杂，因为这时双方的训练目的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攻方在战斗中推进至对方大纵深并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则防方就面临着被全歼的结局，因而预定的训练任务也就没有完成。如果防方获胜，则攻方就不能演练自己的训练问题。

在个别演习中有过这种情况，即攻方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因而战斗失利。但是，一般情况下，总导演要等待攻方做好进攻准备，否则就不允许开始行动。如果攻方一开始就取得一定战果，便出现一个问题，即防方分队在攻击开始后应怎样行动，应该怎样进行战斗行动推演。防方不可能一开始就决定退却。因此，他们仍留在阵地上并抗击敌人的进攻（象应做的那样），而攻方则穿过防方分队的战斗队形。但这样一来，后者实际上退出了演习。同时，攻方在下一步的行动中也遇不到足够的抵抗。在有些演习中，双方的行动推演基本上是按照战前的做法进行的，即只要攻方没有大的失误，前进至离防方分队100至200米远的地方并形成优势，调理员即下达有关补充情况，迫使防方退至下一道防线。

采用这种方法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攻方部队与防方正在退却的独立分队发生冲突时，在演练遭遇战斗时，以及在纵深战斗中进行个别短暂情节推演时）是可行的。但是，这种方法原则上不能成为战斗行动推演的基本方法，尤其是在演练进攻与顽强防御的问题时。显然，战前双方行动推演的某些方法已经不适应新的战斗方式。如果还采用旧方法，在每一次演习中，调理员不但不能要求攻方快速展开进攻并坚决突入防御纵深，而且不管行动的特点如何都不得不强令攻方在防方面前停止行动。

此外，每次出现上述情况之后，攻方都必须向空地展开进攻，因为进攻只有在防方撤退之后才能继续进行。这就限制了部队的行动，特别是侦察分队和先遣支队的行动使进攻变成与战斗性质不相符的直线式的、按照教学法进行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防方也不能象实战要求的那样行动。他们不但不能进行顽强的防御战斗以击退逼近前沿的敌人的进攻和消灭突入防御纵深的敌人，而且一开始就被迫撤退。同时，由于拥有大量依靠公路运动的技术装备，部队的撤退需要很长时期，这就人为地造成战斗行动的停顿。

由于这些困难，有时就出现这样一种意见，即一方要演练突破，而另一方要演练顽强防御，这样的对抗性演习根本不可能进行。应该为对抗演习挑选这样的课目。防方不必固守已占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决定撤退，而攻方则应演练突破预有准备的防御。

例如，1965年10月，在基辅军区的一次演习中，为攻方规定了突破预有准备防御的任务，为防方则提出了在宽大正面实施防御，把敌人阻止在中间防御地带的任务。这当然使双方行劫推演变得容易些。但是，以这种态度确定演习课目不能说是适宜的，因为这样会破坏双方战术情况的必要的统一。如果攻方面对的不是正常宽度的预有准备的防御，而是宽大正面的防御或仓卒占领的防御，则应根据敌情实施突破。和战斗开始时一样，进攻坚守某一防线之敌是一回事，而进攻实施机动防御之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不存在程式化的东西，则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下战斗队形的编成和部队行动的特点应是不同的。同时，在这些演习中仍未演练顽强的防御战斗。在远东军区举行的某些演习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试图在防方由若干独立分队进行某些独立课目（在统一的战术情况下）的战术演习。例如，防方的一个营进行了前沿防御演习，另一个营则进行了纵深防御演习，而第三个营（部署在更大纵深位置）进行了反冲击演习，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分队和部队得以就组织与实施防御的某些问题进行有教益的演练，并为攻方演练克服积极与纵深梯次防御创造了条件。但是，这种演习仍不能认为是对抗演习，因为在演习中防方整个来说是按照导演部的指示行动的，并且缺少与攻方相对的统一指挥。部队中的部分军官建议完全不搞对抗演习。他们认为举行带假设敌的单方演习更为适宜。这一切再次说明，不能再按老一套组织演习了，而需要寻找更加完善的符合变化了的作战条件的方法。近几年的经验表明，尽管困难很多，但是仍然可以而且需要举行对抗战术演习，其中包括攻防课目的演习，当然就更不用说行军与遭遇战斗，进攻实施机动防御之敌等课目的演习了。至少，可以使每一方在演习中根据自己的决心行动和充分演练自己的训练问题o经验表明，为此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最初情况的设置和在演习中情况的发展，应能使双方如果不是同时但至少能轮流地演练自己的训练课目，从而达成演习的共同目的。

1978年，白俄罗斯军区按这种方法举行了一次有教益的演习。演习的最初情况是这样设置的：防方在敌人进攻开始前将自己的分队撤至纵深比较有利，因为这样可以减弱敌人的初次突击。防方真的这样做了。敌人楔入防御后即实施反冲击。当防御的稳定性被破坏时，总导演即以上级指挥员的身份，给防方下达顽强阻滞敌人的进攻、退向下一道防线并在那里组织顽强防御的任务。这样防方能够按照自己的决心撤退。总之，总导演在整个演习中所设置的情况应使双方都能按照自己的决心行动。在该军区举行的另一次演习中，为攻方规定了“行军和进攻仓卒转入防御之敌”的课目，防方则演练了在战斗中转入防御和实施防御战斗，最后实施撤退。攻方前卫和先遣支队从行进间冲击敌人前沿，但未获成果，楔入防御的个别分队被敌人的反冲击所消灭。在同攻方先遣部队的战斗中，防方演练了抗击敌人冲击、机动兵力和兵器以加强受到威胁地段的防御、实施反冲击和防御战斗的其他训练问题。随后，攻方指挥员决定使主力部队在数小时内做好进攻准备。防方受领了充当后卫的任务并按照自己的决心实施撤退。这时，攻方根据定下的决心演练了快速进攻。因此，在这次演习中，双方都是按照自己的决心行动，充分演练了预定的训练问题。

第二，必须根据现代战斗行动的特点改进双方冲突时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为了保证演练纵深合同战斗并避免在行动上一[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线平推和人为地使部队在冲击目标前停顿下来，应允许顺利展开进攻或反冲击的分队和部队向纵深快速推进而不必等待对方分队撤走。同时，允许攻方或实施反冲击的一方楔入对方战斗队形，但须遵守安全措施。例如，在白俄罗斯军区1961年举行的一次演习中，在双方遭遇并展开冲突后，首先是摩托化步兵部队全部穿过了坦克部队的战斗队形，而随着战斗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坦克部队又穿过摩托化步兵分队的战斗队形。

同时，双方严守各项安全措施。为了使防方部队能够进行整个演习纵深的防御战斗，不断地抵抗攻方的进攻，根据演习的经验，应想方设法把落在攻方后面的分队撤回来。例如，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许多次演习中，在双方定下决心并检验了对防御的预有准备的核突击和火力突击的效果以后，防方直接受到突击的部（分）队在攻方发起冲击前即退出战斗撤往纵深并从部队指挥员那里受领新的任务。幸存的火器被留下来编入完整的分队，根据指挥员的决心抵抗冲击。在攻方穿过防方的战斗队形后，这些分队即脱离情况并从演习地带以外调往下一道防线，作为撤退下来的分队归回本部队建制，然后根据有关指挥员的决心采取行动。不应把落在攻方后面的分队的这种调动视为导演部强加于人，因为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推演，在双方冲突以后，他们的位置归根到底是由导演部和调理员决定的，但同时，分队的调动还须考虑到有关指挥员的决心并根据调理员经过深思熟虑下达的补充情况实施。例如，可以让这些分队演练在被围情况下的战斗和突围战斗，以及完成其他住务。某些演习之所以不完善，并不在于在演习过程中分队的某些必不可少的调动是根据导演部和调理员下达的补充情况实施的，而是在于导演部滥用调动权，并且只有导演部有权指挥调动而不考虑双方的决心，有时甚至事先不通，知参演部队指挥员。然而，实施演习的艺术就在于：使根据导演部和调理员的指示或补充情况实施的调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一切都按照双方的决心行事。

第三，还应注意到，在对抗演习中，即使双方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决心行动，但最终仍是攻方获胜并推向纵深，而防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丢失阵地并撤退。通过实施坚决的反冲击恢复防御态势、粉碎敌人的进攻和顺利实施防御战斗等，这些几乎得不到演练。结果，全体人员可能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防方实际上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当然，这无论是从训练的观点来说，还是从教育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在仍然着重进行进攻战斗训练的同时，也要安排进行这样的演习，即防方最终取得优势并得以演练顺利实施防御战斗的所有情况。在这种演习中，攻方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心行动，但只是少量部队参加，有时甚至可以是假设的。还可以采用其他战斗行动推演方法以保证达成演习的目的。

由于各兵种有大量技术装备参加演习以及在演习中广泛使用模拟器材，无论是导演部、调理机关和模拟队，还是参演部队的全体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措施，保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导演部和调理员应随时监督人员严格遵守各顼安全措施。他们在决定就某一训练问题进行双方行动推演时，应确定保障安全的具体措施。可以用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目的。

例如，在夜间或在其他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为保障安全，防方分队在受到攻方冲击前可撤至纵深。在这种情祝下，所设置的情况应能使防方自行作出后撤的决定。

当一方部队应穿过另一方的战斗队形时，应预先使部队让出坦克通道并作好标记。在许多次演习中，调理员都利用攻方设防以抵抗敌反冲击之机，在攻方的战斗队形中为反冲击一方的坦克标示出通道。因此，反冲击部队不仅未在攻方的战斗队形面前作人为的停留，而且还发展进攻并楔入攻方部署。在白俄罗斯军区于1957年举行的一次演习中，防方在中间地带仓卒占领了防御，攻方则决心在夜间发动突然攻击夺取该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预先把防方撤下来或标示出通道，则将延误攻方的行动，而主要的是，攻方将不能实施突然进攻。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并保障安全，决定在双方冲突时通过无线电下达这样一个命令：“防方所有步行的摩托化步兵一律上装甲运输车，在炮兵阵地上挂出红灯。”结果，战斗行动推演效果非常好，既按照双方的决心进行，又未发生任何事故。在夜间双方发生遭遇冲突时，也经常以此方法保障安全。

在其他情况下（当不能保障安全时），考虑到夜间进行战斗行动推演的困难，允许局部停止战斗（演习中的暂停）。但是，在某些演习中，有时并无必要这样做。例如，在一次演习中，由于防方一个团已经展开并转入反冲击而炮兵尚落在后面，便宣布局部停止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反冲击失利，也比局部停止战斗更自然、更有教益，

在演习的实践中有这样一种情况：当攻方定下决心从行进间进攻敌人的防御地带而演习总导演认为进攻不可能获胜时，即向双方宣布局部停止战斗。这时如须指出并消除存在的缺点，迫使攻方更细致地准备进攻，则宣布暂停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防方被置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的行动中并不存在严重缺点；第二，导演部和凋理员可以不必要求暂停而是通过下达有关补充情况影响攻方，使之更好地做好进攻准备。

经验表明，在对抗演习中，主要是在以下情况下采用局部停止战斗的方法比较合适：

当部队的行动与即定演习目的不符或这些目的有可能实现不了时；

在夜间条件下，当不能确知双方的位置，难以就下一步的战斗行动推演定下有充分根据的决心时；当双方部队的位置严重交错在一起而不能通过下达通常的补充情况加以调整时（如在遭遇战斗中双方发生冲突并实施了迂回和包抄时，在实施和抗击反冲击时，在攻方穿过防方的战斗队形以后，等等）；

当继续行动不能保障安全或安全措施受到严重破坏时（如部队进入设有模拟器材的地域或未爆炸的炮弹和炸弹尚未清除的靶场区），当兵团和部队越出演习地域而到达禁止部队行动的地区（因有密布的庄稼，种植物、机场等）时；实弹射击阶段结束后；

当必须重复演练最重要的训练课目或按照研究顺序检验其他行动方案时。

根据情况和目的，局部停止战斗既可向所有参演部队（地面的和空中的）宣布，也可向个别兵团和部队宣布。例如，当部队的位置严重交错在一起时，为了确知部队的位置和制定夜间或双方遭遇冲突后继续战斗的决心，可阿参演的所有陆、空军部队宣布局部停止战斗。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攻方穿过防方的战斗队形以后，或者为了落实安全措施），只向由于某种情况必须暂时停止行动的个别分队、部队和兵团宣布局部停止战斗。

只有演习总导演才能作出向全体参演部队宣布局部停止战斗的决定。地段调理员和部队调理员为保障安全可向个别分队和部队宣布局部停止战斗，但须立即报告导演部。

当宣布局部停止战斗时，所有有关部队应立即停止行动，原地待命。分队和部队在此时的任何行动都应得到导演部和调理员的准许。这样做，是为了在宣布局部停止战斗时任何一方也不能获得优势。局部停止战斗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其目的，如为确知和调整部队的位置或把某些分队和部队带至安全地域所需要的时间。在所有情况下（为保障安全时除外），宣布局部停止战斗的时机应是：双方陆军部队都完成了当前的任务，航空兵的飞机全都停在机场上。把握这个时机是为了尽可能地不打断战斗行动发展的自然过程。

正如已经讲到的，演习过程中情况的设置和发展是通过部队的实际行动和导演部与调理员宣布经过深思熟虑的补充情况实现的。此外，假设的友邻部队的行动和使用模拟器材也是对情况的补充。演习总导演一方面要运用各种方法组织好战斗行动推演，另一方面要引导副导演、导演司令部和调理员努力完成预定的训练任务，坚决克服任何程式化的东西和姑息迁就现象，使部队在整个演习过程中按照实战要求行动。在必要时，演习总导演作为上级指挥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参演部队明确任务或提出新的任务。他要求参演部队的指挥员和司令部经常了解情况，及时定下决心，大力表彰部队的主动、大胆的行动。如果参演部队指挥员定下的决心缺乏可靠的根据，不能保证达成演习目的，总导演就通过下达有关补充情况创造条件，使指挥员能够定下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决心。在极个别情况下，当某些指挥员采取的错误行动可能会对整个演习产生不利影响时，总导演可以要求修正或改变这些决心。

在一次演习中，拟定由防方演练占领纵深防御和原地以火力抗击敌人的冲击。但是，指挥员不顾调理员下达的补充情况和显然不利的形势，决心象许多次演习中那样实施反冲击。为了演练预定的训练问题和使指挥员抛弃那些陈规陋习，总导演没有批准这一决心并命令他们占领指定阵地。后来，防方指挥员自己认识到，导演部的决心更为合适。在冬季的一次演习中，一个指挥员率部队在日终前赶到河边。他决定当夜只由先遣分队演示渡河，，而主力待天明后才行动。但是，总导演要求主力当夜就渡河。

不应把这看作是限制参演部队的主动性，因为在实战中也会提出类似的要求。而象实施反冲击和把第二梯队投入战斗这样的行动，通常须经上级指挥员批准后才能采取，总导演如不加干涉，有时在演习中占领的阵地只能导致不良后果，使演习目的完全落空。

无论是导演部还是调理员，对参演部队都要严格要求，也就是说，要无条件地完成规定的任务，或者说，应清除完成任务中存在的任何姑息迁就和简单化的做法（如忽视伪装，在沾染地带不使用防护器材，不认真构筑掩体，等等）。对演习过程的导演如不得力，就可能使最重要的训练问题得不到演练。例如，在1955至1956年举行的若干次军区演习中，双方在实施机动时就走偏了方向，结果原定的遭遇战斗未得到演练。

导演部在演习中的任务还有：认真研究指挥员的决心、司令部的工作和部队的行动；发现新的作战方式和方法，以及弄清楚在演习中试验的各种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的性能。

导演司令部在演习中要保证总导演对部队和对调理员组织双方行动推演工作的强有力的和不间断的指挥。一些地段的战斗行动推演刚一结束，司令部就组织另外一些地段的行动推演，并把闲下来的地段调理机关调往新的地段。只有在新的地段调理员与双方的部队调理员取得联系并已接手指挥以后，前一个地段调理机关才撤出。地段调理员和模拟小队调往新的地域时，应走演习地域边界以外的路线，必要时可乘直升机。

导演司令部要求参演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首席部队调理员和首席地段调理员及时提供各种情报，司令部要研究、综合这些情报并将其通报给副导演和导演助理，为总导演定下有充分根据的继续进行战斗行动推演的决心准备资料，保证总导演的各项决心和号令及时传达到部队、导演机关和调理机关，组织导演部指挥所转移，同部队和调理员保持经常联系。导演司令部还应向参演部队司令部提供它们自己通过侦察得不到的情报。

负责各兵种和各种勤务的副导演（导演助理）应经常研究情况并向总导演报告自己对各有关兵种和勤务的战斗使用正确程度的看法，就双方的行动推演提出建议，领导

本兵种调理员的工作。他们训练并监督隶属于他们的分队，争取高质量地演练各兵种和勤务战斗使用的所有专业问题，为部队的行动全面做好战斗，物资、技术和医疗保障。

负责航空兵的副导演监督飞机的出动情况，监视飞机在目标区内和飞行航线上的行动，努力搞好与地面部队协同动作的演练。应该指出，某些演习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点，即个别负责航空兵的副导演亲自指挥双方航空分队的行动，呼唤他们飞向战场，而往往不顾参演的合成军队．指挥员和航空兵指挥员定下的决心。航空兵尽管从形式上说参加了这些演习，但是，指挥航空兵和航空兵与地面部队协同动作的最困难的问题却未得到演练。

多年的经验还表明，即使导演部和调理员以最积极的态度工作，他们也不能经常影响部队的全体军人。训练任务不能仅由导演部和调理员负责。训练效果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演部队指挥员、司令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如何利用合成军队演习中创造的有利条件搞好自身的学习和教会部属实际履行自己的职责。部队完成受领的任务，而总导演确信演习目的已经达到，即由总导演宣布解除战斗警报和停止战斗行动推演。在此之前，导演司令部应准备好演习后部队集中地域和返回常驻点行军路线图。如此份地图是预先准备好的，则应根据演习结束时部队的实际位置予以修正。在规定部队集合地域和返回常驻点的顺序的同时，总导演还应指出，何范围内的军官在何时前往何地参加讲评。如演习是在教练场和靶场以外进行的，则应平复所有土方工事，修复毁坏的道路，引爆和销毁未爆炸的模拟弹。

演习后，部队在集合地域要清点人数、武器和技术装备，收缴所有模拟器材，实弹射击后则收缴全部剩余弹药。在许多情况下，演习结束后，组织参演部队进行野外阅兵。

为使全体人员有组织地返回常驻点，导演司令部在主要行军路线上和道路交叉口利用自己掌握的兵力组织交通指挥勤务并向部队下达组织交通指挥勤务的号令。在演习结束后返回常驻点的行军路上，通常要采取战斗保障措施并演练战术课目。所有部队和分队返回常驻点并由参演部队高级指挥员报告演习总导演后，演习即告结束。

四、党政工作

演习中党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动员他们在演习中顺利行动和自觉履行自己的军人天职。特别应该注意保持严格军纪，良好的组织性和高度警惕性，防止发生各种事故、不道德的行为和不幸事故。举行有大量军队和各种技术装备参加的大规模战术演习，不仅为军队在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条件下训练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还以直观形式向全体军人显示了我国武装力量不断全面增长的战斗威力。因此，必须善于利用一切可能唤起全体军人对演习的浓厚兴趣并培养他们具备以下高度精神战斗素质：军人同志友谊感和在战斗中互相救助的思想、勇敢、大胆、主动、机智、能够经受战斗训练中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在这方面，及时并善于宣传个别军人、分队和部队的模范行动，为争取在整个演习中顺利行动、完成个别任务和战术标准而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有着巨大的意义。

参演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及调理员，应该反复向全体军人解释：为演习设置的困难而复杂的情况并非导演部胡思乱想出来的，而是客观需要。每个军人都应理解这一点，并竭尽全力顺利完成受领的任务，经受住一切艰难困苦的考验。

在做军官的工作时，应特别注意教育他们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同简单化和姑息纵容作坚决斗争，在解决受领的任务时要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此，应在调理员中开展具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竭尽全力促使训练接近于实战。演习中党政工作的最重要任务，是时刻关心全体军人的身体健康，根据野战条件特点及时满足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需要。

根据许多次演习的经验，要顺利解央这些问题，通常应做到：根据部队所要完成的新任务和演习的条件[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及时布置党政工作任务；通过对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工作的经常监督和具体帮助，对它们实藤不间断的和有效的领导；以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为例，向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传授党的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正确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并保障党团员在各个分队中的主导作用和他们对军人群众的有效影响，做好政治通报工作。党政工作具体措施应根据实际情况和部队所要解决的任务组织实施。在部队集结地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应向全体军人介绍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并把战斗准备期间的任务传达到每一个人。可以召开简短的党团员会议，对分队党团组织书记和鼓动员给予指导，组织各兵种军人会见。

特别应注意便全体军人熟知自己的任务，精心搞好伪装并保证所有准备措施的荫蔽性。双方部队往往要在出发位置完成大量工程构筑工作，而这要求全体军人的肉体高度紧张。在这期间，要向士兵们解释在敌人使用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条件下进行工程构筑的巨大意义，并动员他们在短期内完成这一任务。导演部政治机关应通过检查，以使用于加强诸兵种合成部队和兵团的各专业兵种的所有分队和部队处于兵团政治机关的经常的政治影响之下。

在演习地域经常组织军人会见当地居民。例如，在举行“西方-81”演习时，曾参加过把这一地区从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战斗的军官，在集体农庄和企业里为人们回忆了当年战斗的情景。老游击队员以及先进生产者也来部队与军人们见面。组织了共同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和游击队员墓献花圈的活动，召开了简短的大会。通过这些活动，加强了部队同当地居民的联系，在军民之间确立了正确的相互关系。战斗行动推演期间党政工作的基本方式，是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直接在战斗队形内与士兵，军士和军官的亲自接触并作简短谈话。在战斗行动发展的最重要时刻尤其是这样。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党员和团员的个人模范作用，他们振奋人心的号召，进行动作示范，简要报道国内事件，印发战报和推广先进经验，及时表扬优秀军人等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期间，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不是所采取措施的数量，而是保证部队顺利行动的措施的质量和效果。

尽管同部属直接接触效果很好，但在战斗行动高度机动的条件下，不能总是通过亲自接触来领导党政工作。因此，正如实践所表明的，无论是导演部的政治工作人员，还是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应能够利用通信器材及时得到政治通报和向部属传达必要指示。必须利用哪怕最短暂的行动间歇时间开展党政工作。在这些时间里，可以总结完．成任务情况和分队，部队行动情况。可以在简短的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中，在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表扬优秀军人，动员全体军人克服存在的缺点和完成后续任务。导演部政治机关在集中精力于部队的党政工作的同时，不应忘记导演机关本身及其勤务分队和部队，特别是通信分队和模拟小队的政治工作。导演部政治机关在演习后的最重要任务，是迅速总结先进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党团组织，战报编辑和鼓动员的工作经验，并使这些经验成为全军的财富。在演习讲评开始前，经常组织展览会，介绍在演习中善于组织党政工作的先进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经验，介绍这一工作的最佳方式和方法以及使用过的直观教具。

五、演习讲评与成绩评定

经过认真准备和正确实施的讲评具有巨大的训练教育意义。通过讲评，可以提高参演人员的觉悟和积极性，教会他们以批评和更加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行动，激发他们不断完善战斗素养的愿望。演习讲评使总导演有可能亲自教导和直接影响广大军官。讲评对于所有参演人员都有很大的意义。在演习中，每个参加者都为完成受领的任务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因此，他们在参加讲评时，都怀着极大兴趣和激动心情等待着对自己行动的评定和对在演习中产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回答。所有这些都要求总导演，副导演、导演部政治机关和司令部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这件重要的工作，并进行认真准备和使讲评富有成效。实践表明，在阐述事实时稍有疏忽和与实际不符、结论过于尖刻和缺乏事实根据，都会引起参演人员的反感，从而降低讲评的教育意义。因此，想在这里回忆一下德拉戈米罗夫的教导，他说：“总导演应该有耐心和忘我精神并尊重他人的意见。他应该高兴看到创新思想的哪怕最微弱的火星并善于扶助和发展它。没有这些素质，他就不配当总导演。”在苏军中很早就形成一个传统，即讲评时只批评缺乏主动性和迸取精神的现象，批评那些公式化的决心和行动。同时，大力鼓励创造性、主动性和独立性。总导演一般不简单地否定参演部队的决心和行动，而是进行深刻分析和有根有据地说明其强弱点。要知道，在战争中指挥员也要冒险，但如果他相信自己决心的正确性，就会希望让战斗过程证明他是对的。而在和平时期，如果总导演或其他上级首长匆忙作出结论，就会使指挥员的一切希望成为泡影。正因为如此，在评定参演部队的决心和行动时应特别小心和谨慎。但这并不是说，无论好坏一律给予表扬。讲评应是严肃认真的，就象实战一样，容不得半点虚伪，而应该是公正的、有鼓舞力的。

讲评的准备工作始于制定演习企图之时，并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演习开始前，要研究和准备即将在演习中演练的战役战术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伟大卫国战争的最有教益的战例、最初情况图表和演习企图。演习中，要为讲评搜集资料，并随着演习的进展逐个总结每一个训练问题和进行讲评准备。因此，副导演、导演助理和首席调理员要及时综合下属调理员的意见和建议并报告导演司令部。上报情况的质量非常重要。在上报的情况中，除关于、各兵团和部队在某一阶段的行动的概括性结论外，还应列举个别分队以及军官，军士和士兵正确与错误行动的最突出的实例。为了使上报的情况更加具体和充实，导演司令部在准备演习时就应为调理员开列出在演习的每个阶段应该说明的问题的清单。此外，应派讲评组的部分军官到部队中去亲自观察演习的最重要情节。鉴于在短时间内研究分析所有的资料是一件复杂的事，演习总导演、导演司令部参谋长，副导演和导演助理每日都应阅读收到的全部资料并在讲评组军官协助下于日终前加以综合整理。与此同时，要根据每日双方的决心和部队的行动标绘地图和略图。应将最有教益的部队行动实例或独出心裁的决心单独绘成略图。为了不拖延讲评的准备工作，让调理员在整个演习期间都准备综合情况，总导演经常在演习暂停时立即召集副导演，导演助理，首席部队调理员和地段调理员听取他们的简要意见和结论。随后，调理员把手头所有的全部资料加以综合整理并向导演司令部提供一个详细情况报告。最后是准备总导演讲评演习的基本报告和导演司令部参谋长的报告。

总导演、导演司令部参谋长和副导演在分段讲评时的报告中总结演习情况，指出演习中宥哪些新经验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作战方法，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的行动中有哪些好的和有教益的东西，揭露演习中的缺点，评定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的行动，明确以后的战斗训练任务。同时，要使讲评更加令人信服，总导演就要不只列举出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行动的优点和缺点，而且要深刻分析和揭露所犯错误的根源，说明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具体需要怎样做才能消除缺点。

总之，讲评应是有趣味的、直观的和回忆式的。通过讲评，不仅应使部属受到教育，而且还应激励他们进行创造性思维，影响他们的情感。在讲评中应着重分析决定演习的性质的主要问题。在讲评中，通常不仅分析指挥员和司令部的工作，而且还分析部队以及个别分队的行动。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那么讲评实兵演习就同讲评首长司令部演习无多大区别了。

这里简单讲一下演习总导演的报告的结构。在一些演习中，总导演首先详细阐述与演习中所演练课目有关的理论问题，接着分析双方的具体行动。但是，只有当演习总导演根据研究演习中所演练的问题的情况阐述理论原则并善于运用这些原则论证自己的结论和指示时，讲评才更加令人信服。由于演习的性质和讲评的条件不同，讲评时阐述问题的顺序也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在报告中大致都要阐述以下问题：

演习的最重要特点和对参演人员的要求；

进行战斗准备期间指挥员、司令部的工作和部队的行动；

每天或每个阶段指挥员、司令部的工作和部队的行动；

对各兵种、专业兵和勤务部门（炮兵、航空兵、防空兵、工程兵、防化兵，技术与后勤保障分队）活动情况的结论；党政工作；对在演习中演练的训练问题的总的绪论，有什么新经验，有什么问题须作进一步研究；对指挥员，司令部工作和部队行动的评定，对组织与实施演习的方法的结论；对导演部和调理机关工作的评定；

对消除缺点和指挥员，司令部、部队在今后战斗训练中主要应予注意的问题的指示。

经验表明，导演司令部参谋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应扼要期述演习的课目和目的、参演司令部和部队的编成、最初情况、演练的战役战术任务（训练问题）的性质、参演部队的决心的内容和演习各阶段的进展情况。在报告中还应阐述组织部队指挥和司令部工作的问题。

演习的总讲评应尽量在宣布停止战斗和部队集中到指定地域以后立即进行。参加讲评的通常应为部队、分队指挥员以上军官（具体视演习规模而定）。此外，负责各兵种、专业兵、后勤和技术保障的副导演、导演助理在总讲评结束以后，还要根据总导演的指示会同有关兵种和勤务军官进行专业讲评。政治机关首长组织政治工作人员进行讲评。总讲评时间一般不超过3至4小时，专业讲评时间不超过1至1.5小时。其余军官和全体军人的讲评，在返回常驻地点后由部队和分队指挥员组织实施。关于演习成绩评定的标准。在研究准备与实施讲评的问题时，应专门讲一讲评定部队在演习中的行动和整个演习的标准问题。的确，在讲评时无论对参演人员讲些什么，对他们来说，关键是对分队或部队在演习中的行动的总评定。例如，在一次讲评中，调理员给了分队以及格的评定。但同时他补充说，他也记了不少缺点。人们戏谑地对他说：“还是绐个良好吧。这样缺点你愿意记多少就记多少。”

客观评定演习成绩是最复杂的任务之一。美国军队实行多年的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即按照所得分数评定参演部队行动的方法。战后的头若干年里，我军的某些司令部也曾试图编制根据各种因素一一从全体军人的供应、军容到行动的勇敢与果断等问题——评定部队战术行动表。这个表与美军的表相比大大简化了，并且包括一些最重要问题。

一般情况下，表格是根据每次演习所完成的具体训练任务制定的。例如，定下符合战术要求的决心可得10至l5分；及时前出至冲击出发线并由步兵和坦克兵同时展开冲击，可得20至25分；及时巩固所占地区并组织火力配系，可得10至15分，等等。要在演习中取得良好成绩，不同的演习，须累积200至300分。有时为了评价整个分队或部队的行动，还对最重要问题制定补充评定指标。例如，对部队演习成绩的评定不可能高于对防护敌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或指挥分队的评定。特别是在实弹射击演习中，除了评定战术行动和射击效果外，还单独评定射击指挥。当时认为，这样做可以改进指挥员对射击的指挥。但是，却未考虑到，指挥射击不是目的。射击指挥艺术应体现为射击效果和对目标的毁伤情况。因此，首要的是，在设置靶情时造成这样一种条件，即没有准确的指挥就不能顺利毁伤目标。例如，目标时而出现在分队的翼侧，时而出现在分队的正面，距离又时近时远，而指挥员都必须指挥射击。当目标均匀地分布于分队正面之前时，对射击指挥无特殊要求。每个射手班，组看到眼前的目标就可射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补充评定也不能改变成绩。

这也适用于演练其他训练问题。多午的经验表明，使演习接近于实战的主要条件，是设置符合战斗性质，迫使参演人员按照实战要求行动的情况。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任何形式化的评定和统计表也无用。例如，一个分队在演习中积分很高，但是，如果未及时前出至展开地线并对敌展开冲击，那么由于决心正确、准备充分而得的分数再高也毫无意义。或者说，一个分队由于未组织辐射侦察而在沾染地带停留时间过长，未曾投入战斗就丧失了

战斗力，那么它应得到什么评价呢？另一方面，演习和战斗一样，采取一次大胆的机动，对敌翼侧和后方进行突然攻击，就能够大获全胜，而其他失误就一笔勾销。

因此，在细致、全面地分析指挥员、司令部、政治机关和部队的行动以及准备与实施战斗的各项措施时，不能以把专业评定简单相加的办法决定对分队或部队的总评定。如果说，作战是一门艺术，那么，评定部队在演习中的行动也是一门艺术。对演习成绩的评定只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即是否完成了受领的战斗任务，完成得顺利与否。为此，必须全面、细致地分析对完成受领任务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战术任务和战斗情节。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低估准备与实施战斗的其他问题。每一个问题（例如，及时给车辆加注燃料）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对战斗结局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为了更深刻地分析和客观地评定基本训练问题的演练情况，应按四级分制对每个问题单独作出评定。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细致地分析部队行动结果，而且还有利于以后根据演习中暴露出来的缺点更加具体地训练部队。

制定战术训练标准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定也是行之有效的。例如，制定拟制计划文书的标准、向部属下达任务的标准、行军速度标准，部队和分队交换防区标准，部队和分队展开成临战队形和战斗队形标准、冲击速度标准、克服江河障碍标准、完成机动防御标准、构筑阵地标准、组织火力配系标准，等等。

这些标准有助于提高对演习的兴趣，保持竞赛精神，鼓励提高战斗素养，可以更客观地评定部队解决个别战术任务时的行动。此外，这些关于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行动的概括性的和系统的资料还是军事学术领域科学研究工作的良好基础。在评定演习成绩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有的总导演在演习中设置的情况更为复杂，因而参演部队的处境更为不利，出的过错比处境良好的部队更多，而个别上级首长在演习中只注意参演指挥员和部队的行动，不够注意他们是在何种条件下行动的。由于这个原因，有的人就企图简化演习情况，或者给部队以提示，而部队则千方百计猜测导演部的决心，害怕犯错误。有鉴于此，上级首长在评定演习的质量时，不仅应考虑到部队的行动，而且还应考虑到演习方法具有多大教益。

同时，对演习成绩的评定也应从两个方面作出，即一，对参演部队行动的评定；二，对导演部训练方法的评定，首先是认定部队训练接近于实战条件的程受如何。

总之，实施诸兵种合成军队战术演习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要求导演部和调理员在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准确性和工作效能。

在演习的准备与实施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方式和方法。实施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更为灵活和多样化。由于考虑到了决定诸兵种合同战斗结局的诸因素，推演进行得更有教益。同时，对侦察、以火力杀伤敌人、善于利用便用核武器的后果、大胆和果断的行动、准确指挥分队、各兵种不间断的协同动作、全面保障战斗行动等，也特别重视。

在战后的头若干年里，演习实施方法方面存在不少未很好解决的复杂问题。当时存在某些缺点和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对演习实施方法的某些问题没有根据作战方法的变化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丰富的作战经验与和平时期军队战斗训练方法的全面发展脱了节。

此外，许多将军和校尉级军官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在战时却没有条件大量积累在各级职务上领导军队进行有计划的战斗训练的经验，其中包括准备与实施大规模演习的方法。同时，无论是军事院校还是军队中的指挥员训练系统，都未对这些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

近些年，所有这些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已被提高到新的、更高的、符合现代。战斗和战役特点的水平。

“第聂伯”(1967)、“北方”(1968)、“涅曼”(1968)、“德维纳”(1970)、“南方”(1971)等演习和大演习，对于提高军队的野战素养和空战素养起了特殊的作用。“南方-81”演习特别有教益这次演习是战役训练、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是战后举行的一系列重要演习之一。参加这次演习的有各军种的兵团和部队共约10万人。演习中，演练了诸兵种合成军+队战役和战斗行动的基本样式，演练了各军种的合同战役和独立战役以及各军种之间的协同动作，探索了新式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成斗使用的新的更有效的方法。

总之，这些多方面的和紧张的演习显示了苏联军队金。面提高的战斗实力。

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华沙条约各缔约国军队的联合演习，对于巩固这些国家的战斗团结起了巨大作用。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广泛运用了苏军准备与实施演习的丰富经验，同时，通过联合演习，又在战役战术经验和训练经验方面相互得到补充。联合演习是培养华沙条约各缔约国军队问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的大学校。从训练法来讲，这些大规模演习和大演习吸收了苏联武装力量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对于丰富和发展准备与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起了巨大作用。这些演习和大演习的特点是：使战斗训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任务复杂，研究的问题广泛，精心考虑战区特点，演习规模巨大，实弹射击、实射火箭和实际使用武器与战斗技术装备的时机极多。

这些演习还有一个特点，即导演部善于使参演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面对紧张、复杂、多变的情况，从而采取符合现代战争特点的战斗行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采取了一整套训练方法，其中包括：上级首长亲自观察、亲自导演最重要战斗情节的推演，讲评富于教益，将极其丰富的战争经验同现代军事学术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讲评1970年“德维纳”大演习时曾说过：

“这次大演习不是首次这样大规模的演习。以前还举行过‘第聂伯”大演习以及其他大规模演习。这些演习是对军队战斗力的全面检验，是对军人战斗素养的严峻考验。

“历史经验和现代战争表明，只有拥有必要的武器和熟练掌握这些武器的人员的军队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装备如无人去掌握就等于是废物。在战场上一切都达到全自动化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在是不可能的。就这方面来说，在教室、靶场、坦克教练场里或者说：在营房周围训练军人是一回事，而在广阔的原野里带着复杂的任务训练军人是另一回事。党中央号召……尽一切努力使全体军人时刻准备可靠地保卫祖国，熟练掌握我国军队所拥有的战斗技术装备。”党中央的指示是我国武装力量的战斗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纲领，需要在军事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在继续发展部队训练方式与方法方面，进行孜孜不倦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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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北约国家军队的演习和大演习演习实施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北约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奉行准备发动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战争的政策，加紧进行军备竞赛和使军队做好打核战争的准备。他们认为，核武器将对夺取战争胜利起主要作用，而其他兵种都应做好准备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使用核武器的结果。根据“灵活反应”战略，对使用常规武器作战或有限使用核武器给予了很大注意。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北约集团开始执行一项长期军事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其将在十年内取得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为此，将继续加强战略核力量，增加中程导弹的数量，生产中子武器，把大批新型坦克、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装备军队，广泛使用战斗直升飞机，更新战术航空兵的飞机，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及北约其他国家武装力量的兵团进行改组。因此，又规定进一步加紧进行战役和战斗训练，首先是更加频繁地举行演习和大演习，以使各部队及其司令部掌握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熟悉部队的新编制和根据“空中一地面战役”的新构想制定的作战方法。据美国专家看来，近些年举行的演习表明，在北约组织中存在着一种稳定发展的趋势，即延长只使用常规武器作战的时问（在大多数演习中5至7天以后，而在某些演习中IO天以后才开始使用核武器）。

美国和北约其他嗣家的军队通常把由战役军团参加的大规模诸兵种合成军队对抗演习或各军种的兵团和部队同时举行的演习称为大演习。美国军队的FM105-5号演习实施教范特别强调指出，“实兵大演习即演练重要战役的战术演习。大演习大就大在规模大和持续时间长上，并且，物质技术保障的纵深往往超出野战集团军后方的范围，而延伸到战区的后方。大演习要解决的是若干个阶段的战术任务，参演兵力通常为两个或数个师，并且还要求在极其广阔的区域里组织大量的输送工作”。分队、部队和兵团参加的现地战术练习被称为演习。

美军训练总时间的40至50%被用于战术训练，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用在准备与实施大规模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上，而这些演习由有关司令部订出几年的计划。北约组织在进行侵略战争准备时，特别重视使军队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状态，提高其素养，演练发动战争和在战争初期作战的各种方案。演习和大演习被视为北约军队及其司令部的基本训练方式并在全年中频綮举行。近些年来，北约千方百计加紧进行战争准备。演习和大演习的目的与课目仍和过去一样，是由北约领导不断加强军队的突击威力、动员能力和在北约任何成员国领土上作战的能力的企望决定的。为此目的，北约军队每年都举行约200次各种规模和目的的联合演习和大演习。此外，各国军队自己还要举行大量演习。北约军队的大部分演习和大演习是在西欧即在靠近社会主义国家边界的地方举行的。

北约联合武装力量和北约各国军队举行的大多数演习是具有典型性的演习，并且是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的，演练的课目也是根据某一战区的特点预先确定的。而且，大规模演习和大演习通常有统一的战役一战略企图，并包含一系列由陆，海、空军的兵团进行的独立演习。例如，在一年一度的“回师德国”演习中，着重演练组织并实际空运所谓“双基地”部队和兵团从美国调至联邦德国的问题以及符合中欧战区条件的作战方法。

这种演习通常包括三个阶段，它们之间被统一的企图，目的和任务联系在一起。在第一阶段，把1.2至1.5万名官[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兵从美国空运至联邦德国，他们将在那里得到预先贮存的重型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第二阶段为陆，空军的“可靠保障”对抗演习。最后，第三阶段，坦克和火炮进行实弹射击。射击完毕后，重型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交回设在联邦德国领土上的仓库，参演部队空运回国。例如，陆军的“忠实哨兵”演习就是有各军种参加的“回师德国-79”演习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在这次演习的安排上，为研究在使用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条件下陆，空军的行动，美国举行了“K-79”演习。而在“秋季熔炉-79”演习中，包含大约30个按照统一战役。战略企图组织的囊括北约全区的各种演习，总共约有30万人、2000架飞机、1万辆坦克和装甲车、500艘战斗舰艇参加了演习。“特别快车”演习是北约机动兵力进行的典型演习，演习的目的在于实际演练把这些兵力调往北约翼侧和这些兵力与演习所在国军队协同作战的各种方案。“秋季”、“冬季”、“黎明巡逻”、“山地演习”等演习和大演习也是典型演习。参加北约在欧洲举行的演习的美军兵团和部队的数量，以及实际和假定从美国调往欧洲的军队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在“回师德国-80”演习和“十字军-80”演习中，l0昼夜向联邦德国境内调动的美、英军队共约4.7万人，其中包括有双基地的第4摩步师和第2装甲坦克师的部队，以及第9步兵师和第82空降师的部队。

举行典型的联合演习和大演习，在北约指挥部看来，能够保证演习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很好演练北约联合武装力量各军种与北约各国军队之间的协同动作。所有这些演习都带有玄耀武力和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从军事政治观点来看，这些演习的主要目的是炫耀北约联合武装力量的实力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在西德领土上举行的大多数演习的突出特点，是以战争初期为背景进行战斗行动推演。为了荫蔽真实意图，北约指挥部组织的演习通常是从制止或防御敌人优势兵力的突然进攻开始。但实际上，演习和大演习的主要内容，是在后来实施反突击和轱入反攻时演练的进攻课目。近些年来在演练战役战术课目时采用的都是这种方法。例如，在有美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军队参加的“可靠保障”演习中就是这样做的。

在所有演习中都非常重视进行夜间战斗训练和实际演练防护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问题。在演习中，进行了把大批部队从一个成区调往另一个战区的演练。某些演习还具有研究性质，即验证部队新编制的合理性，试验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效力及其战斗使用方法。

战役和战斗训练范围内的演习的计划通常以四年为一期制定：第一年的是详细计划，明确规定演习的时间，课目、参演司令部和部队的编成}第二年的是初步计划，只说明演习的目的和大致时间；第三年和第四年的计划只规定演习的总次数。演习的准备时间相当长。例如，准备营或团演习用2至3周；准备多战区的大规模演习用l.5至2年（而准备“冬季”演习用了3至4年），准备战区演习用8至10个月，准备战役军团规模的演习用5至6个月，准备师演习用4个月。组织军官、司令部和分队单独作业是演习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战术演习通常为对抗演习。演习时，首先向参演兵团和部队发出战斗警报，他们携带全部必要加强兵器和物质技术保障部队即刻出动。演习中，要实际组织物质器材的运输，利用管道及其他手段给装备加注燃料。大量部队和战斗技术装备参加演习和大演习。大多数演习中，双方的兵力编成带有盟国联合作战的性质。

下面以1961年2月举行的“冬季盾牌-I”对抗演习为例。在“冬季盾牌-I”演习中，代表北约的为美国陆5军，编有美国第8步兵师、法国第11摩托化旅、西德第54坦克营以及军属第14装甲骑兵团，第4坦克群、第36野战炮兵群、第37工兵群和运输直升飞机分队。代表敌人的是美国陆7军，编有美国第4装甲坦克师、西德第14摩步旅以及第2装甲骑兵团、第210野战炮兵群、第540工兵群和运输直升飞机分队。美国空军分队负责支援双方的行动。参加这次演习的总共有6万多人，12500多辆装甲车、坦克和汽车。

演习的企图如下：美国陆7军为“红军”，在第一天应强渡多瑙河和阿尔特米尔河，并于傍晚到达霍恩费尔斯靶场南缘，在那里设防固守。美国第5军为“蓝军”，应紧急向南调运部队，在霍恩费尔斯靶场附近占领防御。次日，“红军”继续进攻，迫使“蓝军”撤离霍恩费尔斯靶场。在“红军”前出至纽伦堡一韦伦堡汽车路干线后，“蓝军”在格拉芬韦尔靶场地域占领防御。第三天，“红军”继续进攻，对在格拉芬韦尔靶场占领防御的“蓝军”构成威胁。同时规定，演习将于第三天15时停止，以便将双方分开，准备实施实弹射击战术演习。在演习的第一天，“红军”因为渡河费时甚多而未能到达计划规定的地域。后两天，主要因为道路不好（而非双方战术行动所致），加上行军纪律差和调理机关工作不好，为双方规定的许多任务未能完成。例如，美国陆军中将戴维森在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地对部队行军纪律差表示“失望”。英国军队举行的某些演习为单方演习。例如，“皇家邮件”演习是第7装甲坦克师进行的演习，“田鼠山”演习是第4步兵师所属第12步兵旅进行的演习。

在“海上快车-70”演习中，参演兵力为10万人（来自北约的8个国家）以及盟国军队的2个大型司令部和120个其他指挥机关。在1974年的“可靠保障”演习中，参演兵力为4.4万人，其中，3.8万为美军，0.6万为西德、法国和加拿大军队。

大规模演习受到重视。在大多数演习中，战斗行动推演的纵深达70至100公里，持续时间3至4昼夜或更多。大规模演习和大演习的全过程为5，至至7昼夜至2至3星期。

近些年来，演习规模不断扩大。1975年3月举行的“冬季”演习就证明了这一点。参加这次演习的，有北约联合武装力量驻欧洲、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区，欧洲战区的指挥部和司令部，集团军群的指挥部和司令部，联合战术空军指挥部，以及它们所管辖的部队和兵团。在“秋季熔炉-80”演习中，根据统一的战役企图，英国、美国和联邦德国举行了军对抗演习，各战区联合空军也举行了演习。北约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力图使演习双方都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以便能够积极解决受领的任务。但是，也举行了不少以假设敌为对手的演习。例如，在1956年12月举行的“挑战者”演习中，对占领防御的美国陆7军实施进攻的只有第2装甲坦克师的几个营和第6装甲骑兵团。1955年2月，美国第3步兵师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举行演习，其对手只是第11装甲骑兵团的几个分队。在七十年代也举行过这种演习。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是由在服装和装备上有专门标志，装备着各种模型，其中包括充气橡胶火炮，坦克，装甲汽车，飞机及其他与实物同样大小的武器装备的分队和部队扮演的。

外国军事出版物指出，尽管美军和北约联合武装力量指挥部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使部队训练接近于实战要求，但在演习中仍存在着许多程式化的东西和姑息宽容现象．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1953年9月举行的北约部队“蒙特卡洛”联合大演习中），预先把大演习实施计划传达给各兵团和部队的指挥员。这样做通常是为了给参加演习的北约领导人造成好印象。1956年7月，美国第3装甲坦克师举行了“从行进间强渡江河发起进攻并在对岸夺取登陆场”为题的演习。该师接到战斗警报后即刻出动，完成了80公里行军，于7月25日12时到达距美因河数公里的地方准备渡河。但是，该师受领的是在7月25日下午渡河的任务，而实际上从7月26日晨起才开始渡河。这样，从行进间强渡江河的计划就落了空，因而演习的目的也未达到。在1955年举行的北约联合武装力量“蓝哨”总结演习中，演练了这样一些问题：组织北约各国军队之间的协同与联络，计划与实施进攻战役，装甲坦克兵和空降兵联合行动，获取、处理和传递情报，使用最新式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北约各国调理机关在演习中的工作。在这次演习中，在军的第二梯队投入战斗时，部队战斗队形陷入极度混乱，以致调理员无法判断情况，而在第5装甲坦克师投入战斗即将开始扩大战果时，演习停顿了3小时。北约举行的演习极富思想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在各训练中心和靶场有专门模拟敌人的分队。几乎在所有演习中，敌人即“苏军”，“红军”、“共产党”。有时，充当“东方”的分队和部队全部换上苏联军人的服装并按苏军战术行动。在几个机场里，驻有涂饰成苏联飞机模样，专门模仿苏联空军战术的美国FSE飞机。

还举行各军、兵种的专业演习，如航空兵演习、登陆和抗登陆演习、反潜演习、潜艇演习、扫布雷演习、防救演习等。关于北约演习和大演习的实施方法，可以1974年9月联邦德国陆3军举行的“快速换班”对抗演习为例。

演习企图规定，敌人("红军”)挑起战争，而己方军队(“蓝军”)实施抵抗，尔后转入反攻。国际形势的复杂化导致了“蓝军”与“红军”关系的紧张化。“红军”领导为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而在“蓝军”边界附近秘密调兵遣将。“红军”的计划是，第12坦克师于9月15日夜进抵“蓝军”边界，在施魏因富特地域强渡美因河；9月16日在宽大正面转入进攻，在“蓝军”地界内夺取一块前进基地，9月17日晨向基青根方向继续展开进攻。

演习中，“红军”第12坦克师在航空兵支援下，于9月16日在卡尔施塔特。施魏因富特地段突破“蓝军”边界，强渡美因河并展开快速进攻以夺取“蓝军”地界内的战略要地。

“蓝军”在9月16日进行了抗击战，企图阳止敌人的推进并为“南方”集团军群的预备队第5坦克师从驻地（科布伦次、迪茨）开抵战区争取时间。该师的任务是于9月17日日终前在纽伦堡、诺伊施塔特和奥克岑富特以西，维尔茨堡和格敏登以南，在第2步兵师和第10坦克师之间占领防御。给该师配属了陆3军第310混成炮兵营和第1i装甲骑兵团（美国）。第5坦克师第13摩步旅及其所属第5工兵营和第6侦察营从常驻地（韦斯特堡、科布伦次）开抵罗滕堡以北地区加强“蓝军”第3军所属各部队。9月16日夜，‘该旅完成了250公里行军并渡过美因河。第5坦克师第14和第15坦克旅由公路和铁路开抵集结地域。

“红军”一昼夜突人“蓝军”地界纵深35公里，并在维尔茨堡一纽伦堡公路一线停顿下来，准各抗击敌人的反冲击。为从空中支援“红军”和“蓝军”，共起飞620架次飞机，其中有470架次是直接支援陆军部队。给“蓝军”每个营规定了宽约10公里的防区。

9月17日中午，在“蓝军”右翼出现了一次危机。第3军指挥部决定以第26空降旅第261伞降加强营实施1次空降。空降是在美军火力支援直升机的掩护下由美军第30轻型运输直升机团和第35中型运输直升机团实施的。这些直升机是从维尔施塔特地区一次飞抵马克特布赖特和祖根海姆之间的空降地域的。

9月17日日终前，“红军”的进攻被阻止在奥克岑富特、乌芬海姆和伊莱斯海姆一线。“红军”在9月17日夜突破第3摩步旅防御的一切尝试均告失败。9月18日晨，“蓝军”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了正向诺伊施塔特方向运动的“红军”坦克纵队(100多辆坦克)。

9月13日5时，得到第11装甲骑兵团和第200独立坦克团加强的“红军”第12坦克师在魏克尔斯海姆、罗滕堡方向转入进攻。在“红军”的压力下，第13摩步旅所属各分队被迫退却。9月18日日终前，“蓝军”的态势有所改善。其中，右翼第2步兵师击退了第200独立坦克团的进攻，民兵工兵营设置障碍阻止了“红军”第36坦克旅的进攻。第5坦克师所属第14和第15坦克旅正向战区开进。9月18日夜，“红军”第35摩步旅根据第12坦克师师长的决定，在预先构筑的阵地上打退“蓝军”的反冲击。第200独立坦克团改为“蓝军”，开始在罗滕堡地域集结以支援“蓝军”部队。

9月19日1O时，第5坦克师在航空兵和炮兵支援下转入进攻。该师编为第一梯队的有第13摩步旅、第200独立坦克团和第15坦克旅，第14坦克旅为第二梯队。

9月19日18时，“蓝军”突破围困第26l伞降营的包围圈，且战且走，到达卡尔施塔特—维尔茨堡公路干线。“蓝军”反冲击取得显著战果，演习结束。

1979年9月举行的中央集团军群演习分为3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蓝军”(北约军队)在掩护地带进行阻击战，第二阶段，以主力实施防御，抗击“红军”（敌人）的进攻；第三阶段，“蓝军”反攻，“红军”阻击和防御。演习的导演工作通常由上级指挥部负责，但有时也由参演兵团高级指挥员之一任演习总导演。例如，在“金色秋天”演习中，陆5军军长既是演习总导演，又是“绿军”指挥员，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程式化的做法。

二、演习计划

在制定演习计划时，特别重视设置符合现代战斗特点的战役战术情况。在美军的FM105-5号演习实施教令中指出，在规定演习的总情况时，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设置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情况，以能引起演习参加者的兴趣和热情，使之根据可能的战斗情况正确行动．该教令中规定实施无限制的战术演习和对双方有限制的演习。在无限制的战术演习中，给予演习双方以行动自由。在对双方有限制的演习中，双方都须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行动，而调理机关则应保证演习按计划进行。同时认为，越是下级在演习中的主动性就越强。

因此，当演习的目的是改进兵团和部队的训练时，演习实施计划中只对参演司令部和部队在演习中的行动做一大致规定，而当演习是为了消除战斗训练中的具体缺点，或是为了研究和演练新战法，实际检验某些战术标准时，必须制定更为详细的计划。在按详细计划实施演习时，须有更严格的导演工作，而只能给予演习双方较少行动自由。根据FM105-5号教令，美国军队和北约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在演习中要制定大量相当复杂的计划文书。例如，在准备北约机动兵力“海上快车-70”演习时，司令部制定了演习组织指示，协同方案、战斗行动计划以及其他作战文书，总共1000多页，详细阐述了参演司令部和部队的职责。

在准备演习时，通常要就演习的准备与实施问题制定有关指示（组织指示），其内容包括；课目，样式，目的，任务，地域，准备与实施演习的时间，．参演兵力和兵器及其在演习地域内集结的方法、专用设施和技术器材。还规定预先对演习地域实施空中侦察与摄影，以保证参演部队得到必要的地图、照相示意图及其他资料。导演司令部根据这些指示（组织指示）制定准备与实施演习的详细计划，并指明制定与下达演习文书的负责人和时限。

在演习实施总计划中，首先确定演习企图和战斗行动推演程序。计划通常由四个部分组成：演习开始前的总情况，各部队和兵团开始行动时所依据的最初局部情况；尔后的情况变化预案和对演练中间战术任务的要求，演习每一阶段和演练每一任务的时间。

除总计划外，通常还要制定措施计划和许多辅助计划。措施计划即简缩的总计划。它按照时间顺序确定在准备与实施演习过程中所要采取的基本措施。作为演习中指挥部队的依据的作战计划单独制定。还附带制定演习过程中应向参演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号令和以下计划：使用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的计划及推演程序，航空支援计划，使用集团军所属航空兵的计划，防空计划，警戒与保卫重要目标的计划，使用炮兵、工程兵、宪兵和障碍物的计划，组织通信计划，侦察计划，培训调理员计划等。为演练登陆和空降任务，还要单独制定计划。此外，还制定导演部工作计划和管理计划。导演部工作计划包括：导演部的组织和调理员的构成，安全保障细则，通信组织和导演部的运输工具，搜集与递送惰报的方法，关于评定双方行动结果的方法的指示，指挥与识别信号和标志。在管理计划中主要对以下问题作出规定：部队的后勤保障，根据战斗训练情况演练对参演部队和兵团的物质技术保障和医疗保障的方法，部队调动方法，修复被毁道路的措施等。

还制定社会工作（在演习地域内居民中的工作）、使用不动产和赔偿损失的计划或指示。

在举行带假设敌的演习时，为扮演敌人的分别制定详细行动计划。

在演习教令、战斗训练大纲及其他官方指示中，要求在演习中综合演练所有战斗样式，方式和方法。特别强调设置复杂情况以形成混乱和情况不明的局面（噪音干扰，处境不利，时间不足、疲惫不堪，情况不完备、真假难辨、得不到上级的命令等）。要求非常真实地计划和组织好演习，使分队、指挥员或士兵习惯于充满噪音和混乱的战斗场面。

在演习中很重视组织模拟，其中包括模拟核爆炸和各种火力。通过使用模拟器材和可能之敌的武器与战斗技术装备，使参演人员在精神和肉体上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为在演习中实施模拟，成立三个小队，即地面小队、空中小队和传递情报小队。

地面模拟火力小队的任务是模拟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弹药的爆炸。小队由1至2名经过训练的观察员和1名汽车司机组成并配备有通信器材。小队携带红色信号弹，红色小旗、手提式扩音器、模拟空中和地面核爆炸以及化学武器的器材等。一个小队能模拟一个连的火力。通常给第一梯队的每个营派2至3个地面模拟火力小队。

空中模拟火力小队的任务是模姒在远离作战部队和敌人纵深处使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情况。小队由1-2名观察员和[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1名轻型直升飞机驾驶员组成并携带必要的火力模拟器材。模拟一个炮兵营的火力通常需要1至2个小队。

传递模拟火力情报小队的任务是根据参演指挥员定下的射击、轰炸和实施核突击的决心，为地面乖；空中小队提供必要的情报。这种小队位于航空兵，火箭兵和炮兵的指挥所内，由数名军官、计算员、报务员和司机组成。小队配备有通信器材和计算射击诸元的仪器。小队和有关调理员一起检查部队计算的射击诸元是否正确并据此决定如何模拟火力。此外，为了模拟火力、航空兵突击、障碍物和假设的阻碍，参演部队广泛使用了各种信号。

三、调理机关

美国、联邦德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所有指导文件都指出，导演部和调理员的创造性工作在演习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FM105-5号教令中指出，尽管调理员没有指挥部队的权力，但他们仍可以影响部队的行动和表现。调理员应防止演习的速度高于实战的速度，并努力使之保持应有的速度。除组织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外，调理员往往还担负着监督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的试验，检验战术指标和研究新战法的责任。调理机关可按两种方式组成：直接给兵团，部队和分队派调理员（部队调理员）；任命地域（地段）调理员（地段调理员）。

采用第一种方式时，给排以上单位都派调理员，他们负责整个演习阶段。采用第二种方式时，起主要作用的是预先或在演习中派到双方行动推演地域（地段）的调理员。为了协助这些调理员工作，必要时可给部队派调理员，不过可能不是给所有部队和分队都派调理员。根据演习的不同规模和目的，调理机关的这两种组织方式可以作些变通或结合起来使用。

在美国的演习实施教令中，对师战术演习中调理员的数量作了大致规定，即抽59名军官和90名士兵作部队调理员，抽l00至110名军官和130至143名士兵作地段调理员。从这些数字及演习的经验可以看出，无论是美国军队还是北约其他国家的军队，都用相当庞大的调理机关来监督部队的行动和组织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例如，在美国陆军举行的“金色秋天”演习中，由军官、军士和士兵担任的调理员达900人之多。所有的兵团、部队和分队，直至连和独立排，都有调理员。给调理员配备了400部电台、3架直升飞机和9架飞机。

在“快速换班”演习中，给8万人的参演部队指派了1.1万名导演和调理人员。这些人来自不参加演习的师。在举行大规模演习和大演习时，导演部和调理员用数星期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高级指挥人员通常根据演习实施计划举行图上军事导演。然后，组织全体调理员进行现地作业。他们在作业中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演习每一阶段调理员的职责，对火力模拟小队的领导，预防事故措施，估计损失的方法，组织通信等。侦察机关和部队的行动推演问题，双方获得侦察情报和导演司令部与调理员为双方提供侦察情报的方法问题，单独组织调理员研究解决。北约各国军队非常重视研究演习经验和使军官掌握战斗训练方法（其中包括演习实施方法和履行调理员职责的方法）。美国国防部中设有专门计划和研究演习处，而联邦德国军队的各中心指挥部则增设了训练法研究官的编制职务。

战后年代，北约联合武装力量的军事指挥机关经常要求不按导演部的计划，而按演习双方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实施演习。但是，正如北约国家的军事刊物所指出的，这远未做到。

直到1967年，对抗演习中的战斗行动推演仍按1944年颁布、1955年重版的美军FM105-5号教令进行。该教令实质上反映了战前关于演习实施方法的观点。该教令也未规定使用地段调理员。1967年以后，虽然开始派地段调理员，但并不是在所有演习中都指派。因此，战斗行动推演往往仅由分队调理员组织实施。教令要求，当演习双方互相接近时，双方各分队的调理员应出示白旗，使之停下待命。之后，所有调理员立即集合，交换关于自己所在部队态势的看法。当一方的调理员不同意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决定时，就要设法达成一个折衷的决定。当较强的一方进攻，而较弱的一方未退却时，根据教令中的规定，可宣布较弱一方所有未来得及撤退的分队为俘虏。为了使防方能及时撤退，规定可使攻方暂停迸攻（暂停时间的计算方法是：兵力对比为4：1时，攻方暂停l小时，攻方的优势比每增加1，暂停时间就减少10分钟，例如，兵力对比为5.5：1时，攻方暂停45分钟）。这样一来，演习中的某一方仅凭着兵力和兵器上的优势即可赢得战斗行动推演的胜利，或者如美国人所说，“用数学方法决定胜负”。为了确定双方的情况而制定了许多表格。而对于那些决定战斗胜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如行动坚决果断，善于机动兵力和兵器等，实际上未予考虑。

很显然，根据这个教令的要求，采取这样缓慢和直线式的行动，不可能按照现代作战观点组织好战斗行动推演。就连美国人也承认这一点。驻欧洲美国陆军总司令豪兹少将写道：“现在在对抗演习中采取的调理方法常常导致双方行动长时间的无益的中断，而调理员作出的决定往往不合双方之意并欠公允。”他接着指出，这样组织调理机关势必造成这种局面，即经验丰富的将官和校官呆在司令部里作调理员，而整个战斗行动推演由尉官和军士组织，他们决定着演习的命运。有鉴于此，豪兹将军建议在美国军队中实行地段调理员制度，或者如他所说，“地区调理员制度”，而只给双方的每个营保留一名调理员。同时，他认为，整个战斗行动推演都应由地段调理员组织实施，他们同演习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联系，无论是对“蓝军”还是对“红军”都不偏不倚。但是，按照这种方法，地段调理员不得不在不了解部、分队指挥员的决心和他们所采取的战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组织推演。

还应考虑到这一情况，即战后年代西欧各国军队进行的战斗行动推演之所以非常简便易行，是因为在大多数演习中防方未进行坚守已占领地区的行动演练。在演练突破预有准备防御的演习中，坚守阵地的防方通常为假设敌。例如，在法国军队于1955年9月举行的“闪光”演习中，在进攻开始前宣布，通过核突击已在敌人的防线上造成一个大缺口，因此不再演练突破第一道防线。战斗行动推演开始的情况是这样的。防方企图封闭防线上的缺口，而攻方企图利用这个缺口向纵深迅速推进，这样就导致了面对面的冲突。演习的总导演本人多次承认，演习准备得不好，进行得很糟。尤其糟糕的是伪装和利用地形。许多士兵，军士、甚至军官对战斗训练情况漠不关心，不愿对调理员下达的补充情况作出反应。

还应指出，由于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差，导演部和调理员执行安全保障措施不力，演习中事故层出不穷，造成许多人员伤亡。例如，在英国莱茵集团军于1951年9月举行的“反突击”演习中，有20人被打死.110人受伤，5辆坦克被击毁；在中央集团军群于1955年10月举行的“蓝哨”大演习中，出了67起车祸；在美国军队于1952年举行的“长角牛”演习中，死10人，伤1113人，伤亡人数占参演总人数的l%。七十年代举行的演习和大演习中也时有重大事故发生。在1967年颁布的FMl05-5号教令中，演习和大演习实践中的某些缺陷得到克服。调理机关的组织方法和战斗行动推演方法有所改进。

但在同时，教令中又增添了许多在演习过程中难以施行的复杂化的东西。应指出的是，美国军队在估计伤亡，战斗潜力和整个演习情况方面采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方法，其中包括以打分的方法评定演习情况。例如，从以下几个方面评定连队在演习中的情况：行动前物质技术器材的准备情况，指挥员的行动、连队在习各阶段的行动，各排在演习各阶段的行动，摧毁目标的l数量(如进行实弹射击的话)o至个连最多可得2860分。如果所得分数为这个数字的95至100%,总评就为“优”，85至94.9%为“良,’，70至84.9%为“及格v，70%以下为“不及格”。为确定使用火器对分队或部队战斗威力的影响，作了如下规定：如进攻分队一面射击一面以部分兵力突击敌人翼侧，则其火力强度按加l倍计算，如步兵分队以全部兵力突击敌人翼侧和后方，则其火力强度按加2倍计算，如为摩托化步兵分队或坦克兵分队，则其火力强度按加4倍计算。在确定伤亡（损失）时，首先考虑的是特殊武器和常规火炮、飞机，高炮、坦克、反坦克武器、障碍物和游击活动的作用。同时认为，核突击可压制分队和部队的全部火力并造成掩体内人员10%以上伤亡。分队（部队）的伤亡和战斗力成反比例发展。还有一些用于评定分队和部队行动效果的表格。例如，认为进攻分队或部队在其战斗实力与防御之敌相比不小于2：1时才能取胜。工程分队可使部队进攻速度降低10至25%。还制定了各级指挥员用于定下战斗决心、准备核突击和解决其他任务的时间标准。

在FM105-5号教令中，总共有30多种用于评定演习双方实施核突击、各种武器射击的结果，表示可能之敌的主要武器，各种分队和部队战斗威力等值的表格，以及用于确定部队可能达到的进攻速度的表格及其他文件。此外，每次演习时，导演司令部还为调理员制定补充细则。他们认为，调理员应提高评定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在战斗行动推演时行动的客观标准的作用。但是，正如一些报刊所提出的，调理员往往用不上这些表格。

总之，外国军事专家认为，北约联合武装力量的战斗训练的突出特点是高度集约化，竭力使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和具有高度军事素养。同时，外国报刊指出，美国军队和北约其他国家军队一样，还远未解决使部队训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任务。实施对抗演习，特别是实施战斗待动推演的方法并不完全符合已经变化了的作战条件。

结束语

历史经验表明，演习和大演习从一出现起就在军队战斗训练总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越来越大。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在现代条件下成为军队训练的最高形式。通过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能够最充分地认识战斗的性质，完善部队的野战和空战素养，搞好兵团和部队的协调统一，使之做好战斗准备。此外，通过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还可以实际检验条令规则、各种战术标准，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性能，发现新的作战方法并以此促进军事学术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对实施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发展情况的研究，可以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并发现其发展的某些规律和趋势。

首先，战斗训练和整个军事组织一样，国家及其武装力量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水平也就越高。同时，统治阶级在军事建设和军队训练方面的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军队的补充方法对于其训练的方式和方法有着巨大的影响。战斗和战役性质的任何改变，都要求相应改变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必须根据过去的战斗经验和军事发展的前景摸索出能够使训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要求的训练方法，其中包括演习实施方法。

但是，军队训练方法往往变化不大，甚至在某些时期还落后于作战方法发展总水平。甚至连一些显而易见的要求，如必须在冬季和夜间举行演习，必须根据实战条件组织部队的保障与供给，都难以贯彻执行。同时，没有好的训练方法，关于未来战争性质的最正确观点和对军队训练的正确要求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无法实现。

任务之所以日益复杂化，是因为随着武装斗争兵器的发展及其摧毁力的提高，使演习战术情况接近于实战要求越来越难以做到。和平时期的军事实践总是有限度的，因为在演习中有许多战斗情节（如战斗伤亡）是无法模拟的。演习从来只是而且现在仍然只是实际战斗或战役的可能模式。如果说，在苏沃洛夫时代，进行面对面冲锋的演习与实战的差别不大的话，那么在现代条件下，演习与战斗之间的差别已非从前可比了，尤其是在演练在敌人使用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条件下的战斗行动时。对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战斗训练水平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在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中必须解决的任务的复杂性也大大增加了。同时，尽可能地使部队的训练与教育接近于实战条件这一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过去战争的经验表明，各级指挥员要表现出真正的军事艺术，除须具有渊深的军事知识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外，还须具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精神，菩于迅速判断和深刻分析情况，并且具备勇敢、大胆、坚决、主动、独立性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顽强精神。同时，要求全体军人具有高度的精神战斗素质，史好的野战和空战素养以及强壮的身体。军人具备这些素质的必要性越来越大，而这些素质赖以表现的条件越来越复杂。在战场上即使表现出一般的自制力，也需要在精神和体力上达到非常紧张的程度。

为了使军人养成这些素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演习中设置尽可能与实战相似的情况，要求和迫使军人表现出在战斗中需要的、而在演习和大演习中应该培养的素质。例如，无论是怎样谈论主性动和独立性在战斗中的意义，谈论采取大胆，果断行动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在演习中没有为表现这些素质创造条件，如果指挥员在定下决心时只是形式上运用一下理论知识，而不进行紧张的思维，不表现出自己的创造性、勇敢、意志即一切决定军事学术水平的东西，那么这些素质不可能从战争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能否有教益地解决训练问题，不仅仅取决于参演人员，而且主要的是取决于总导演。例如，战后，当刚刚开始演练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下的战斗时，在讲评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部队在完成战术任务过程中很少进行机动，且采取的是一线平推式的行动。但是，演习中设置的战术情况和敌人防御的性质都表明，根本没有条件实施机动和利用敌人战斗队形的空隙大胆穿插，总之，没有条件根据新的观点行动。

总之，在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中，主要的教员是战斗调练生活本身，是精心设置的战术情况，有益的战斗行动推演以及所有使演习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其他条件。

多年的经验表明，对准备与实施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的要求是根据战争的性质和诸兵种合同战斗的特点提出的，具有客观规律性。无论是战争中的战斗行动，还是平时的演习，都应在任何季节里，在各种地形条件、气象条件下日夜不停地进行。演习的规模和纵深、演习双方的兵力编成应能保证实际演练兵团和部队在战斗情况下（在双方激烈对抗的条件下）应解决的所有任务。因此，最好是举行对抗演习，因为对抗演习和在战斗中一样，能根据对于演习双方来说一致的、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发展变化的战术情况，按照参演指挥员的决心和部队的实际行动演练战术任务。同时，为了更好地演练各种战斗行动并使训练接近于实战，要善于将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的各种样式，包括对抗演习、带假设敌的演习和带实际使用各种武器的演习，结合起来运用。由于演习和在演习中所演练的战术任务的性质不同，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和影响参演人员的手段也应有所不同，因此，不应忘记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的一句话：“教学手段和教育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育者只有熟悉这种多样性，才能避免难以克服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令人遗憾的是，在教育实践中俯拾即是……”

由于参加演习和大演习的部队的数量多，在演习中所训练的战役战术任务的规模大，加之必须判定双方冲突结果和估计各种武器的使用效果，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必不可少的导演和调理机关。在苏军中首先实行的地段调理员与部队调理员相结合的方法在当时来说是最完善的。经验表明，只有当这两种调理员密切协同行动，在他们之间有可靠的通信联络时，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茌演习中不能实际模拟的战斗情况越多，导演部和调理员的作用就越大，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弥补某些战斗情况无法模拟的不足和设置有益的情况。

战斗既然是一种对抗现象，就不可能象演习中的情况那样按照预先制定的统一的计划发展，因为这违背了战斗的实质。演习和大演习作为一种训练方式，其特点之一，是它们并不仅仅是导演部训练部队的过程，因为在演习中，除导演部和调理员的诱导外，演习情况和战斗情况一样，是对抗双方意志和愿望不断冲突的结果，或者是与假设敌积极对抗的结果。因此，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内在的发展逻辑，而这在训练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为了使战术情况的发展符合其自身的逻辑并使其接近于实战条件，才要求在组织战斗行动推演时，要考虑到从正确定下决心，充分利用手中武器的战斗性能、采取大胆果断行动到全面保障战斗行动等决定战斗胜负的所有因素。最后，在演习的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这样一条规律，即参演人员越是深刻地理解自己所负军人天职的意义，他们就越能自觉地对待演习的战术情况和尽一切可能使训练接近于实战。在这方面，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占有巨大优势。而为了使可能变成现实，在组织与实施演习时必须做到。不仅整个分队和部队，而且每一个士兵、军士和军官都经常感觉到并理解战术情况，解决自己的战斗训练任务。在演习中，不只是导溃部才负有训练的责任，参演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演习中表现出的训练积极性越高，对完成战术任务的要求越严，需要导演部和调理员的干涉就越少。经验表明，如果对演习缺乏这种自觉的态度。即使导演和调理机关的人数再多，监督再严，即使运用最有效的模拟器材，也不可能很好完成演习任务。

因为诸兵种合成军队的演习和大演习能够把战斗所必需的所有训练方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在组织与实施演习时应该考虑并反映苏联军事教育学的所有最重要原则和原理，考虑并反映这一军队训练最高形式所具有的一系列特殊方法。

在苏军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中，训练的共产主义思想性和党性的原则、训练与教育统一的原则具有特殊意义。同时，还应考虑这样一些军事训练特点，即：必须使全体人员养成特殊的精神战斗素质，不应仅仅训练单个的军人，而且还应协调整个兵团和部队的行动以搞好协同作战，在训练中保持经常的战斗准备状态，以及一系列其他特点。

只有全面、深刻地考虑这些特点并善于将这些原则与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最充分地运用和贯彻基本法则及由其派生的军事训练原则——按照战争的要求训练军队。

由于进攻手段的完善、时间因素作用的提高和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了大量职业军队，对军队随时做好参战准备的要求提高了。因此，提高了对军队训练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对军队战斗素养的要求。在过去的战争中，军队训练中的不足虽然很难，但仍可以在战斗行动过程中，在战斗与战役的间歇时间里得到克服，但是，为此往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在战争中继续训练军队的必要性看来是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在战争中重新训练军队和训练好军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的训练不足可能会带来更加惨重的后果。

近些年来，武器和技术装备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它们在战斗中的使用方法也一变再变，因此，经常有必要修改战斗训练任务和指挥员、司令部、部队的训练方法。研究制定符合现代战争性贯的准备与实施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及其他演习的最佳方法的任务尤为迫切。

研究战斗训练方法问题，其中包括研究历史经验，必须像研究作战方法问题那样细心，而训练军事干部掌握训练法技能也应象学习军事艺术那样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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