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惊动中南海》

作者：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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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祸起萧墙

罪犯当上了检察官

198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个青年人喝醉了酒，带着女人开着车在保定市里兜风。车到双盛街，戛然一声，正在走路的两个姑娘被撞倒一个，车子没有当下停住，开出一百多米之外才停下，司机从窗口探出身子回头往后看了看，那个被撞倒的姑娘还在滚动，另一个姑娘急得大哭大喊，一时不知所措。可是，那肇事者见状后居然逃之夭夭。据交通法律部门说，如果他立即把车倒回来，把受伤者送往医院，采取抢救措施，也算见死而救，这叫在事故面前有所作为。尽管他开车撞了人，这只能属于肇事，属于事故。可是他开车撞伤了人，见死不救，继而开车逃跑，这叫在事故面前无所作为，在法律上就要按故意杀人罪论处。

姑娘的死，激起了群众义愤。死者家属也告到了法院，因为这起车祸情理分明，是非显见，公安部门很快就把罪犯捉拿归案，根据案情，罪犯判以重刑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事发后，有人开始“活动”，电话频频，四处联系，有打给市委书记的，有给地委副书记的，还给一些法律部门的人通路子。是谁百般钻营找大官门路呢？此人就是主管检察院、法院工作的一位地委副书记、肇事者的父亲。事情已经败露于天下，无论如何也得做个样子。判是判了，给少爷判了两年徒刑，而且还是监外执行。

更为离奇的是，事过不久，这位罪犯竟到了保定地区检察院保定分院经济科，当上了反贪污反贿赂的检察官。

在他耀武扬威去完县抓人的时候，老百姓直撇嘴，悄声议论说：他一个罪犯，有什么资格抓人？这天下还有王法没有了！当人们知道，这小子就是前些天报纸上介绍的《一身清正，气壮如牛》的地委副书记的儿子时，气就更不打一处来。

七品官的糊涂想法

面对这荒唐的事实，人们都目瞪口呆。

在沉默里，有个人站出来了，他就是唐县县委副书记刘建军。他说：我的官位不高，可我也有父母官的尺度。我想，对于一个全省廉政典型来说，儿子出了这样的事，老子又采取了这种态度，影响可是很坏的。于是，我琢磨着是不是要把这事儿往上反映一下。当官不但要为民作主，还应该给政府当个好助手，我要反映的就是他的家人犯了法，应当怎么办？不应当怎么办？一个犯人代表法律和司法部门到处办案，到处抓人，这可不行。人家不仅仅是笑话他一个人，也不仅仅笑话他们父子，更重要的是，他的做法会使老百姓错看了共产党。刘建军还说：我是河北省确认的内参通讯员，按要求我每年必须定期向党内提供两篇反映党内情况的参考信息，供领导做工作参考，据我的糊涂想法，宣传党内的光彩当然用不着我来反映，电视台、报纸，还有各级部门的宣传部不都是干这事的吗？组织赋予我的任务就是反映别人不敢反映的问题。

刘建军要反映这起车祸问题，势必要牵扯到老子，势必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把举着的沉重的笔又放下了，他想了很多很多。

因为正值省委调整领导班子，这位地委副书记是省里树的廉政典型，当然是个考虑对象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反映问题是很敏感的。他举着的笔难以往纸上落。关于这个人的问题，争论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他绝对不能进省委领导班子，可是也有一两个人对省委主要领导说，他应该提拔，因为他是省的脸面、闪光点、廉政典型。假典型，只能给党组织抹黑。“闪光点”，闪了他自己，抹黑了党。刘建军想，这又是个必须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不过，这要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此人到处做廉政报告，声音上了广播电台，大照片登上了了河北省大部分刊物的封面，报刊上也登了不少介绍他的文章。

刘建军深深感到，假的总是假的，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党的威信受损失，他决心在“太岁”头上动土，铲除腐败！

一封冒险信

一天晚上，几个干部在商量，为了党风建设，为了反对腐败，大家应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不然党组织还要我们这些党员干什么！

刘建军说：“由我来写，你们谁也不要写，假如说你写好了，还行。写不好，抓你都是可能的，我写，因为我是党的内参通讯员，我必须每年为党的内参提供文章。”刘建军便斗胆写了这封信——

省委XXX书记：

我向您提供两个信息：

XXX这个廉政典型是假的。最近XXX、XXX等去他家时，他大发牢骚，谩骂省委领导不让他当省委副书记，连纪检书记也不让当。并说，省委XXX自己不干净，XXX外号叫窝窝头等。可见他有野心，如果不注意，省委再把这个典型旗帜举下去，就更被动了。另外，群众反映，XXX属于省里硬吹起来的典型，报上发表的文章有些是假的，比如他儿子酒后开车轧死人逃跑，报上登他根本不管并希望重判，而实际他曾找XXX、XXX地市领导说情。以致只判两年的儿子，在服刑期间，当上了检察分院的检察官，戴着国徽、领章去执行案子，抓别人。

……

这篇内参情况的反映者，终于还是没敢署上真名实姓。

横祸临头

那封匿名“内参”情况反映寄出以后，不见“内参”发表，刘建军心想：完了，一定出问题了。几个朋友碰到一起，也都傻了眼。刘建军说，我也担心，我毕竟辛苦几十年才有了今天，不珍惜位置，也珍惜年华。我可不是梁山好汉啊！

他回忆起那段生活对记者说：“我忐忑不安地过日子，由5月13日好不容易熬到7月7日，这段日子不是人过的，我感到天地都没有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那封向组织反映情况的内参信，竟然转到了那位廉政典型的手里，他可是主管政法的地委副书记呀！组织内竟出现了这种事，党性哪里去了？组织原则哪里去了？

终于，信息来了。

一天，刘建军正往楼上走，有人把他喊住了。他定睛一看，是几个陌生人，而且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儿子、闺女、老婆过去写过的文字。他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是在查他们全家的笔迹，他既担忧，又愤慨。他对记者说：“这突如其来的审查阵势，虽然吓住了我，但也在我心里引起了反抗的情绪。有人告诉我说，为这事他们大动干戈，调了20多个县级干部的材料，来查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但一时没查着，因为署的不是我的名字，是孙某某、朱某某，这是我们几个干部商量编的。他们反复侦查了一阵子也没有查清，最后他们把这封信拿到北京去进行了笔迹化验。这些人不是整天喊欢迎提意见吗？还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不去考虑信的内容，而下血本去查写信的人，其用心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我也豁出去了，心想，他们花这么大的功夫维护那张金脸面，那么，老百姓以后的幸福在哪里呢？想到这里，我的勇气也就来了。

7月7日组织要找刘建军谈话，说是要处分他。理由是不处分他人家副书记不干，若是人家退党怎么办？辞职怎么办？人家是省里的干部廉政典型。你打击先进，分裂党委，分裂省委，栽赃陷害，诬告他人，一定要处分！

事过不久，地委又拿出了一个较轻的处理意见，有人说无论如何不能开除党籍，就这么一件事你怎么能开除人家党籍呢？党内纪律，允许提出相反的意见嘛。不管怎么说，内定了处分意见，怕是难免了。据他多年从事党内工作的经验看，许多决定在没形成之前，怎么改都行，一旦形成了再改可就难了，就这样，他像只提到了刀案上的鸡，仍在奋力挣扎。

首先他找了主管干部的地委X副书记，反映了事实真相。

X副书记说：你反映的这个人，本来在省委内部常委们就有争议。你呀，何苦撞到这里面去呢？现在看来没有人能挽回了。过几天有人找你正式谈话，你也不用再找别人了。刘建军想，那可不行，党还在，人民群众还在，我为什么不求公道？天还没黑呢！他又找了地委的X书记。

刘建军对记者说：“他说了一些原则的话，也算是宽慰的话。而我却要面对官场，面对我走过来的40年，面对我的家庭，面对唐县熟悉我的老百姓。我要奔走呼号，争取一个公平的处理，至少我是个党员，对党说了知心话有什么错？我把党组织当作母亲，母亲打错了我，我就能离开她吗？血肉相连啊！”

他又继续找，找了组织部找纪检委，都碰了钉子。他深有感触他说：“我在磨难中明白了，纯洁的党性一旦被人当作工具，那是很可怕的。”

7月27日，组织上找刘建军了，阵容很大，有组织部长、纪检委书记，还有五六个县级干部，一圈人围住他谈，并宣布了《中共保定地纪委关于刘建军所犯匿名写信诬告他人错误的处分决定》：

刘建军，男，现年44岁，中学文化，1959牟6月参加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衡水地委机关工作，1986年4月调保定地委任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12月免去副主任职务，1988年2月调唐县任县委副书记，1989年8月调地区轻纺公司任副经理，现工资122元？”

错误事实：

1990年3月13日，刘建军具以司机孙XX、朱XX匿名信向省委领导诬告邢台地委书记XXX同志。说XXX同志“大骂省委，说省委常委没有通过他当省委副书记，连纪检书记也不让当”，还说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屁股不干净”、“是绊脚石，什么也干不了”、“书生气”等，XXX还到处说：“三年以内代替省委一把手，这是历史的潮流，不可挡。”经查证，匿名信反映XXX同志的问题不存在。反映信确系刘建军所为。刘建军捏造事实、栽赃陷害XXX同志，挑拨省委领导内部关系，分裂省委领导，给省委领导和XXX同志造成了很坏影响，错误性质严重。为严肃党纪、教育本人，经地纪委研究决定，报请地委研究同意，给予刘建军开除党籍处分，建议行政撤销其地区轻纺公司副经理职务，工资由122元降为97元。

1990年7月7日

1990年9月3日的《保定日报》头版也以《共产党员要光明正大》为题，发表了评论文章！

就这样，因党内某些干部思想深处的腐败，酿成了一起震动中南海，轰动河北省的政治冤案！

二

无辜的冤屈

“这个字我不能签！”

纪检委把“处理决定”放到刘建军面前，让他签字。他知道签字之后，这份“处分决定”将给他带来的后果，愤慨地说；“我有录音和证人，你们不做调查就作决定，我要是签了这个字，我不就成白痴了吗？”又说，“这个处理决定显然是不严肃的，或者说是有用意的，把年龄写高了，把党龄写低了，把工龄写短了，把学历由大学降至中学，难道连我的出生、学历也处分掉了？这个字我不能签！”

“不签可不行，你不签字，这事儿什么时候有个完！你这不是难为我们吗……”“这么严肃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调查就作处理决定？我有证人呀！”现在调查还有人信吗？这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人家可以说你是找人做了假证。“事实不是凭嘴说出来的，你们可以分析嘛！”

“不管怎么说，处分决定都已经下来了，你还是签字吧。你的意见我们可以同时打印在决定上，作为保留。”

刘建军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如果老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也别让执行者们为难了，他们也是履行公事。想到这里，他在“处分决定”上写上了不同意这个处理的意见。面对一份专断的“处分决定”，刘建军的这个要求一点也不为过。调查是一切决定的前提。以组织的名义对一个党员干部的“处分决定”应该说是很严肃的事情，怎么可以不调查就作处分决定呢！

他有气无力地推开家门，全家人闻声一齐涌到门口，脸都是煞白的，用同样屈辱的目光，同样铁青的嘴唇，呆呆地对着他。

等在他家的朋友见刘建军回来，忙站起来说：“建军，希望你想开一点儿。”又顺手指了指刘建军的妻子说，“这位最了解你的亲人已经想不开了，她今天上午已是第二次被送进急救中心，{奇书手机电子书网}刚好一点，又回来等你。”没等他把话说完，刘建军的妻子便说：“太欺侮人了，要整人也不能不顾事实。地纪委发到县里的通报，怎么还发到我们影院来，想把人整死？这不成心来糟践我吗！我还有什么脸再去上班。”这是一位朴朴实实的女工，几次被评为全市学雷锋标兵和模范工作者。她没有大的奢望，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电影院为观众服务好。

儿子和媳妇在单位都是老实人，可现在好像变成了黑五类，“人家都不拿正眼看我们……”

腐败产生冤案

刘建军听完了家人的苦诉，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他反反复复地想，他的这封情况反映信，是不是写对了，做错了？如果自己是个老百姓说句真心话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一个县委书记说了真心话，就不知要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他正在沉思中，有人敲响了门。

出现在门口的竟是一位农村妇女，看上去30岁上下的年纪，肩背一个布袋，没等让她，便进了门。她见到刘建军，跪在地上就磕起了头，当她抬起头时，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您的事乡亲们都知道了，俺是代表大家来看望您的，俺拖着条跛腿围着个保定府转了一天，才打听到您的家门……”说着把背着的布袋放在了刘建军面前。刘建军这才想起来，她是唐县人。

那是1989年，他任唐县县委副书记不久，见县委大院里天天有个女人，披头散发，跛着腿，跑来转去，在县委大院里挨着门地喊冤告状。一次次撵走了，她又回来。刘建军想，这个女人一定有冤屈，不然她不会这个样子。

他问起这件事，有人告诉他说，这女人告状已经四五年了，谁见了谁躲着，说她是个疯子。

刘建军说，一个女人常年告状必有冤屈，要查明原因，为什么要躲她、撵她？为了这个案子，刘建军查了全部案卷，同县法院座谈四次，骑着自行车三下这个女人所在的村子，往返行程几百里。他把这个案子向中级法院反映，直接找院长汇报，终于查出了真正的罪犯，判了刑，为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伸了冤！

眼下，刘建军自己蒙受着冤屈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位妇女，他感慨万千，心想：刘建军啊刘建军，你真真是个大傻瓜，面对腐败的现象，你有了职务可以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澄清冤案，如今没有了这个职务，还怎么去为老百姓说话呀！这个妇女临走时对刘建军说：“刘书记，您可要挺得住，唐县的老百姓都惦着您。当年，八路军小米加步枪打垮了小鬼子，俺没有什么送给您，给您背来了5斤小米，吃了它您就忘不了老区的人民，记住老区的人民在支持您跟腐败作斗争，您吃了老区人民的小米，去跟腐败作斗争，老区人民最恨腐败，最热爱共产党！眼下再黑，还是共产党的国家，只要共产党在，就没有申不清的冤。”刘建军看着这个从老区来的纯朴的妇女，心想，如果自己的这个冤案得不到公正解决，不知要伤害多少老百姓的心。他送走了这位农村妇女，手攥金灿灿的小米，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他想，自己这次蒙冤，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儿，这是一次腐败和反腐败的较量，他的事曾向最关心他的老市委书记说过，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前辈语重心长地说：“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战士，为革命而死去成为烈士；在改革的年代，要与腐败进行斗争，很可能会成为囚徒，这恰恰说明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残酷性。腐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毒瘤，它不仅会使一个时代产生冤案，还会导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衰亡……”

一书鸣冤状

整整一夜，刘建军都没有合眼，他在用心血和泪水，写着一封争道义、正人伦的鸣冤状——《我冤枉在哪里？》

刘建军这样写道：

他们不是办错了案，而是没办就把我冤整了。到如今我也想象不出，对我一个县级干部的“整”，究竟立案了没有，根据是什么？在党风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现办错案很难说，但我的案没办就错定了调子，不是调查不彻底，而是没有调查。或者叫只调查被反映一方，不调查反映一方。

我的信开宗明义是“向省委反映一个信息”，即XXX发牢骚、其儿子开车轧死人等。这不是在告状，怎么成诬告的？好比我没有高血压，硬说我偷吃了“降压灵”了！一封反映信息的信，如果正常处理怎能转到被反映人手中，竟然动用专政工具对我及20多名县级干部进行侦察，两条信息开除党籍，超过反坐一百倍！在保定两次重复登报、发通报，使全社会都知道告XXX的下场！人为地加上分裂党的政治帽子，暗喻人们：谁反对XXX，谁就是诬告，谁就是分裂党，谁就是犯罪，就是反对党！在党的十三大以后的今天，出现这样的案子，实属典型——没办案就已错了；没有定案依据就结案了；没怀胎就分娩了；没有告状就“诬”了；没保护举报者反倒把被举报人鼓励了！

刘建军写完了他的鸣冤信之后，感到神经受到了一种刺激，黎明的时候，他倒头睡了一觉。那时候，他几乎绝食了，睡了几个小时，他又在噩梦中醒来，睁着绝望的双眼想了一会儿，拔腿就走。

刘建军走进了省委大院。

庄严的省委大院，那铁灰色的房子在晨曦中透着一种孤独和威严。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双腿怎样踏入了省委大院，也不知他的双眼看见了哪些同仁，他双眼直直地，直冲入省纪委的一个办公室。

按照规章制度，他认真地填写了一张表，这张表通过几个程序，才报到了控审室。他找到了控审室的主任，这位主任是位女同志，她旁边对面桌上还有一个小伙子是刚刚调来的。刘建军轻轻坐下了，把包往地上一搁，就开始陈述起他的委屈。已经陈述了3000多遍的委屈，对刘建军来说已是倒背如流了，并且还能够抑扬顿挫，标点符号都十分准确。陈述完之后，出乎刘建军的意料，人家态度是很好的。

那位女同志说：“你的事情怎么会到这一步呢？这个案子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也没有审理，你这个申诉我们接受了。”她说得很果断。那个小伙子说：“这个事好办，又没有经过什么审理程序，手续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调查怎么就处理呢！怎么让人信服呢？这也太简单了，我们接受了。”刘建军听了两人的话很高兴，这时候他感到组织上的巨大温暖，他想，看来这个事情依靠组织还是能够解决的，他的冤屈还会平反的。

这天晚上，刘建军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一早他就爬起来了。他轻轻走到镜子前面，头发已经被尘土滚成了一缕一缕的，他用梳子轻轻地梳理开，又把脸洗了又洗，还用香皂。刘建军来到了省委大院，出乎意料，昨天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对刘建军表现得非常冷淡。这时，已经陆陆续续走进了几个办公的人员，包括那个女同志。他们都不和刘建军说话，刘建军感到气氛已经十分压抑了，心中的希望很快变成了一堆希望的废墟，变成了两颗眼泪，咽进了心底。他望了望那个小伙子说：“我打个电话吧？”小伙子抬起头说：“你别打电话了，要打到别处打去。你这事情比较麻烦，这是领导上办的，我们这个机构也没法弄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找一找省里的常委书记，或者找找组织部，或者找找省里一把手，你千万别说见到我们了，昨天我们说那话是因为不了解情况。”那些人显然有些心愧，却又不愿多说，只是冷漠地用眼睛偷偷瞅着刘建军，屋里安静得丢一根针也听得到。

刘建军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既然你们也这么害怕，那么我只能谢谢你们告诉我真情，我绝对不会再到这个门上来了，我也不会因为我而影响你们的前途，给你们各方面带来麻烦，从此以后不再给你们找这个麻烦了。”刘建军说完了这句话，忍不住哽咽起来，他有点经不住昨日的巨大希望和今日巨大的失望。屋里静静的，他所看到的是一排排明亮的办公桌、彩色的电话机和低下去的黑黝黝的头。

三

这里只有同情

刘建军从此不再找当地部门了，当天他就找到了省委常委的秘书办公室。他一进屋就大声问：“哪位是常委秘书啊？”他的声音非常洪亮，而且气质不凡，使得一位秘书立刻站起身来说：“我，我就是，您是什么地方的？”刘建军说：“我是保定来的。”

这个秘书大吃一惊，上上下下打量着刘建军：“哦，你是不是刘建军呀？”刘建军说：“是，你怎么知道是我呢？”

另外的两个人突然笑了起来，他俩一笑，刘建军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他想：党啊，我的母亲，难道这次你能张开双臂拥抱我吗？

刘建军说：“你们大概都知道我整个的情况吧？我也就不再叙述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党有党纪，一切都是有程序的。就因为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开除党籍就开除我了，这怎么能行呢！好歹，我也是个处级干部，我也为党工作了几十年。说句不中听的话，打发黑奴，也不能这么绝情。”

一位同志接下来说：“要说别的看法纷坛不同，可是处分决定把你的年龄、党龄、学历、参加工作时间故意写错了，确实有点不像话，太不严肃了。”有一位秘书说：“别的我们不管，起码你这个年龄和党龄应该再改过来，人嘛应该有做人的权利，那些其他的我们管不了，你最好找一下组织部，组织部是参加处理这个事情的。”

刘建军说：“那好吧，我希望你们把处理决定上的假年龄给我改过来。”那个人点了点头说：“这个事情我们能够做到。”刘建军从大门里走出来，四下里打听组织部在哪里。他知道，组织部长的门是很难进的，于是他找了他的一个熟人，这位熟人还是个大胆的人，很仗义。他们帮他先找到了组织部长的秘书。那位秘书说：“你有没有材料？”

刘建军说：“有材料。”秘书说：“材料先放在这里，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很同情你。”

只因为这个同情，刘建军就无限地感慨了，他坐等部长的到来。刘建军在组织部终于等到部长来上班了。刘建军踏进门，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冲将上去。他正要道出委屈，可是部长突然打断他的话说：“这可是纪委处理了，你最好去找一下纪检委。”部长说话和气，找不出任何的毛病。他用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决定去找省委书记。

XXX是省委的副书记，刘建军知道他那封信就是从他的手里转到XXX手里的，既然信是他转的，这里面的情况就相当复杂了。刘建军搞不清XXX转信的目的，而这样地找上去，明明白白潜在着危险。

省委书记的秘书接待了他。秘书对他说：“本来都是领导同志嘛，把信转给XXX看一看就完了，怎么XXX反过来处理你呢？”

在场的其他人也插嘴说：“怎么这件事情能处理写信的人呢！”看来这里有一个敢说真话的气氛，刘建军又一次感到要见真佛了。这位年轻的秘书把刘建军带到了XXX书记的跟前，XXX书记从文件堆中抬起头来，说：“XX同志管纪检工作，也是省委的副书记，是二把手，你找他吧，他领导的我。”刘建军面对这张陌生而严肃的脸，不敢多说什么。

不到黄河心不死

刘建军在第三天下午，又来到了纪检委。接待他的那位书记开会去了，由另一名书记接待了他，那位书记说：“我已经问过书记了，书记说千万不要介入他的事情。”这种答复虽然不使刘建军感到吃惊，但他感到愤怒。刘建军感到他已经完全绝望了，他感慨地说：“感谢你对我交一个底。别的，什么也甭说了。我老刘至死，也会感激你在这个节骨眼对我说真话。”此时此刻的刘建军已经没有眼泪了。他认为对他说真话的这位书记是个好心人，他只能说他是个好心人，他对他说了一句实话。

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家中，把皮鞋脱了下来，他发誓再也不穿这双皮鞋了。他躺在床上滴水不沾，脸色黄黄的，泪水把整个枕头都湿透了。他的妻子连哭带叫地摇晃着他说：“建军哪，你能死在这上面吗？想想我们，可怜可怜这一大家人吧，你虽然在社会上没有了地位，可是在家里你永远是有地位的。”刘建军恼怒地对妻子说：“难道我是为了这个地位吗？我从小到老就没有想在官场上混个什么名目，我只是争一口气，怎么连你都不理解我了吗？”老伴说：“我不是不理解你。建军，你一定想得开，不然的话我一定先于你而死。”刘建军勉强地从床上坐起来说：“我从此之后不再穿皮鞋了，谁也不找了，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他的老伴说：“建军呀，你该怎么吃就怎么吃，该怎么穿就怎么穿，你难道还不相信自己的妻子吗？”

刘建军苦苦地笑了笑，他明白了，同没有文化的老伴讲话是讲不通的，她只能作为贤妻良母安慰他。而这种安慰，这种忍辱负重的贤惠，却更加使刘建军感到了沉重的生活压力。他看得出来，老伴为了他甚至可以出去当老妈子挣钱。当卖冰棍的吆喝于街头，那是为了养活他。可是，他刘建军堂堂一名处级干部，一个县委书记，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落一个老年无所归的处境呢？

刘建军勉勉强强喝了一碗面汤，又躺下了。迷迷糊糊地，他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晨起了床，他竟白了头。

刘建军说：“我要到北京告状。”

他心里想：上面说我是红的我就是红的，比太阳还要红，如果上面说我是白的那我就是白的，大家都会迎合的，我为什么要为这种清白而争呢，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清白去死呢？一个领导人犯了错误，我不能在压力之下跟着他一起去犯错误，我还是要告状的。这时候刘建军的一些朋友都来串门了。

刘建军面对他真心的朋友，掉下了眼泪，他知道朋友是来为他开心的，但是这种开心是不实际的。刘建军只能边擦着眼泪边和朋友们开玩笑。他已经打算进京了，甚至他下了死在北京的决心，临走以前他去看望了父亲、母亲和弟弟。他的父母亲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两个老人正在到处找人，找亲戚朋友找那些当大官的帮助儿子告状。刘建军来到父母家里以后，两位老人说：“孩子，你是受了冤枉的，我们死都不会瞑目的，我们曾经因为你是县委书记而为你感到自豪。咱们的家里出了一个金凤凰还当了父母官，可我们临要入士了，儿子却成了罪人，你让我们怎么想？我们跟你一起去北京告状，哪怕死在路上死在车上，我们都是为了儿子澄清冤案，做我们最大的努力，你是我们的亲骨肉呀。”

刘建军说：“你们不要管了，你们也解决不了，你们生了我我记住你们养育之恩，为了这养育之恩你的儿子也不会不成器的，不管怎么说我跟着党干革命，怎么会干出罪来呢。”刘建军告别父母、弟弟妹妹，准备破釜沉舟要去北京了，他对北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整个的生命都压在了北京之行上了。

去北京的车票刘建军是愉偷买的，他像小偷一样溜到了火车站，排队挤票，并且同时随时随地看着周围有没有熟人的眼睛，他知道他在这种状况之下，想利用他的处境讨好别人的人太多了。有许多道貌岸然的人，乌纱帽下面不沾点别人的鲜血也红不起来，他不能给别人当利用的工具。买到票以后刘建军死死攥在手里，仿佛攥着一张他的清白文凭，他告别了家人匆匆忙忙地上了火车。

一上列车刘建军就死死地躺在卧铺上，一动也不动，他用报纸盖着脸，生怕被熟悉的人认出。他深信，只要有人知道他去北京，马上会把消息传给那位大权在握的对手，而那位对手就会对他的家里施加某一种可怕的手段，反正他得防着点。他趴在卧铺上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于是他听到了列车车轮铿锵有力的轧着铁轨的声音，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也令他感到孤独和凄凉。傍晚的时候，刘建军下了火车，他走出北京站，走到了他所熟悉的长安街。在长安街上，那微微的清风，那淡紫色的夜空，重新唤起了他生命的希望。他想，这次来绝对不能白来，一定要找出一个眉目来！党组织不会那么清白不分，任何一个王朝，能够维持这么久的统治，都是因为清正廉洁，正大光明啊！他感到，尤其是此时此刻，他整个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党的廉政建设上。

他去过信访局，在那里填完表就让回去等着。他极力想进中南海，想把自己的冤屈向中央的同志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哭诉一番，然而，警卫有警卫的纪律。是啊，这么大的国家谁都想到中南海去说说，那不乱套了吗？

一连几天过去了，他的上访毫无进展，这天清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他遇到一位老者，老者肯定是位退下来的老领导干部。他们谈得很投机，那位老同志对他说：“你本身这件事，找不出什么结果来，到哪儿也不会被重视，你还是反映轧死人的那件事，人命关天，而且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我保你能成功。”他先打听检察院。检察院森严而神圣。

几经周折，快近傍晚了，他走到检察院的接待室，人家告诉他说：“我们下班了，你明天早晨来吧。”

他疲劳地急匆匆地找招待所，可是几经问价，他感到实在住不起，他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他不知这次在京要住多长时间，人身在外，钱要省着花。他心急如焚，干脆又回到了北京站。

在绚丽的灯海下，他在路边坐了下来。无限的疲劳袭上他的心头，但他一点儿也不想睡觉——也没地方睡觉！

他把包垫在屁股底下，就这样坐着，从一点钟坐到两点钟，再坐到三点钟……凌晨的时候，人家来清扫了，他被一阵吆喝声惊醒了。一个中年妇女，穿着一身黄衣服，脸上用毛巾包着，人露着两只眼睛，对他大声喊着：“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清扫了。”他只好在长安街上遛过来遛过去。

天终于亮了。当红霞满天飞舞的时候，刘建军又来到了检察院。检察院的接待室已经开门了，他走了进去，并且拿出了县委书记的工作证。检察院的同志严肃而热情地接待了他，而且耐心听了他的申诉，然后告诉他说：“你到我们信访站去吧，那里专门办这些事，你去以后找X处长和X副处长，我给他们扫个电话。”刘建军离开时，才知道今天是检察院领导来信访轮流值班。他抓紧时间来到高检信访处，接待他的是一位保定籍的女同志，她说：“主任打了电话，X处长在等你，你绕过来到他办公室谈吧！”

刘建军把心里话又说了一遍，这位处长干脆利落地答复：你的处分我们认为不当，不过只能由纪检部门来解决，因为这是党内的问题，你反映的问题，我们马上处理，我们一把手明天从外地回来，我们要向他汇报。

刘建军千恩万谢，怀着一种无限感激的心情离开了那位处长。刘建军出了门就在门口蹲着，因为他这一次可真不知道应该哪里去找了。他想这下可难了，他不只是要告状，而且还要打破一种党内的常规，他哪有力量打破这种常规呢？除非国家开什么重要的会议集体来商量才能打破这种常规——那么说，他只有死路一条了，他得回去了。

想到回去的可怕，他竟大声地自言自语地说：“不行！我不能走——死也要死在这里！”于是他决定通过新闻界帮忙。

四

新闻界的良心

在《人民日报》社，他见到一位两年多没见面的朋友，刘建军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忍不住老泪横流。那位编辑朋友对刘建军的到来非常吃惊，同时以异常的热情握住他的手说：“怎么回事？建军，怎么这么狼狈？”

刘建军说：“你知道，我是个热心肠的人，平时所做的事情都是帮着人家找点方便，现在我连帮人的权利也没有了。”

于是刘建军就从头至尾如实说了起来，他说得很激动，滔滔不绝，晚风微微地吹着他的脸，把脸上的泪水吹干了。

他看了看脚下穿的登山运动鞋，伸了伸脚，对朋友说：“你看，我穿着一双新的真皮登山鞋，已经走了几千里，我觉得一点心劲都没有了。”

他的朋友说：“我可真走运啊。让我碰到你，你的官司难打！咱们把内参部的一个朋友请来，问问他能不能写个内参。”

这位编辑的朋友听完叙述，很爽快地说：“噢，是这么一个案子啊，这样吧，我看一看，然后给你发了，顺便给你转到中南海，我们不会骗你的。”刘建军心里很感动，他支支吾吾地说：“按理我应该谢谢你了，现在办事没有钱不行，但是我现在只能口头谢谢你。”

那位说：“你如果给我钱，我就不办了，你放心，我们肯定给你转。”但是他又提醒刘建军说，“你还得写份材料，不然的话也可能百沉大海。”

报社的副总编辑对刘建军说：“到我家里去住吧。”

刘建军说：“不了，不麻烦了！我到你们家像个二流子似的，你的爱人会怎么想呢。这样吧，我在旅馆里找个地方住吧。”

刘建军找了一家条件最差的阴冷的旅馆，就在那里写了一宿的材料，这是他到北京之后写的第二份材料。材料写好了以后，又一个凌晨来到了，他按期把材料送到了那位朋友手里。

二进高检接待室

刘建军弄明白最高人民检察接待室的位置后，就踏上了旅程。这一次他聪明了，他先拿出县委书记的证件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证件，人家准以为他是个盲流。

人家却跟他开玩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县太爷跑到我们这儿来告状了！”刘建军见人家这么和气，心里又生了一线希望，便说：“我想问一问关于诬告的概念是什么？”那位处长告诉他说：“诬告就是无中生有，编造事实，诬告他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投诉，造成一定的后果。”

刘建军说：“我不是无中生有，这不能说是诬告；我不是编造事实，更不是向司法机关投诉，而且也不是给纪检委写信，这件事情不但没有形成后果，连人家的毫毛也没动一根啊！我是给省委领导写信提供信息！”

那位处长笑了笑，说：“那这怎么能是诬告呢？”

他想：一个政党只要有正确的政治理论就不怕腐败，当他从检察院门口迈出来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把分裂党和诬告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刘建军的胆子也大了，从这开始他准备找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深信：国家领导人是青天。他忽然想起了一位老部长，因为他们是老乡，他找来找去找到了老部长的家。

老部长的劝导

刘建军他很快地见到了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老部长握住刘建军的手说：“建军，你怎么好长时间没来了？我也算不出有多长时间了，我觉得很久很久了。”刘建军坐在客厅里，望着一幅幅画和条幅，他觉得真正是处在了世外桃源，他的心宽松了好多，就滔滔不绝在把他的冤案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老部长静静听着，默默地看着，然后说：“这件事怎么能处分你呢？人在最委屈的时候，往往性格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慢慢会发展到疯子、傻子或者一病不起，所以你现在这种心情是要不得的，现在你要把不幸当作故事来讲。”

刘建军低着头说：“不行啊，首长，我自己好说，可我这一家，连朋友们都有压力啊！”

老部长身体不好，很少动笔了，可是面对刘建军的这种苦恼，他铺开宣纸，拿起了饱蘸墨汁的笑，写了一幅刚劲的长联。刘建军把这幅长联深情地保留起来。老部长说：“你明白这个题词的意思吗？”刘建军说：“我能看得懂。”老部长又说：“我刚才写的题词啰嗦了，也许你记不住，咱们也不要说张学良李学良了，我给你再写八个字：‘宠辱不惊，毁誉由人’。”

他提笔写下了这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在刘建军的眼里是那样的强劲有力，是那样的振奋人心，题词举起来有一人高。

老部长把题词交给他说：“你把它挂起来存着，用这个来度过你人生的春夏秋冬，你会想得开的。佛门里曾经说过一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

刘建军感慨万千地收起了这个题词，但是他并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部长，我既然已经到北京来了，我还是不服输，我还是要问上一问！”

老部长苦苦一笑，摇了摇头说：“看来你还是年轻啊！那这样吧，我想想办法，你再去找那位国家领导人吧。”

政协领导人为他签字

刘建军知道，老部长和他说的那位政协领导人是老战友。

刘建军见到了那位领导同志以后，把冤案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地对首长汇报了。他很慎重地说：“这样吧，我只能在你的这个材料上写个字，我希望中央纪委的同志能够注意这件事，别的我没有调查，究竟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你拿着这个就能找中央纪委。”

刘建军感到他真的能够看到光明了，无限的希望在他的心头涌动着。他紧紧地握住那位领导同志的手说：“谢谢您了！谢谢您了！”他躬着身子离开了领导同志家。在马路上他又久久地注视着这所威严的别墅，他想：中国的领导人还是正直的，中国的领导人是讲究原则的，我们的党不是没有希望！

刘建军找到了中央纪委办公室。

但是他没有想到中央纪委并不想见他，虽然他手中拿着一位领导人的手迹，但是，作为中国的高级纪检部门，他们不是看哪个领导手迹就轻易改变规章和制度的。他们对刘建军说：“中国的县级干部太多了，我们怎么能够管得了呢？你还得回到你们的本部门、本单位，去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只要你是对的，就一定能够解决。”

刘建军着急地说：“你们到我们地区看一下，我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人家告诉他说：“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这里不能接受你这个案件，您请回去吧！”刘建军只好离开了办公室，他在传达室里徘徊过来徘徊过去，心里实在是不甘心，于是他又多次打电话，后来人家把他的声音听熟了，一听是他就把电话给挂了。刘建军感到他要疯了。当他心里涌起了一团希望的时候，很快就被莫名其妙的冷水泼灭了。

按理说，一个中央纪委如果全国的人来了都接待，那是绝对不行的。但是，今天落在刘建军头上，他感到被拒于千里之外，有点不理解人了。因为，他知道最终还是要中纪委出面，自己的冤案才能得到解决。

刘建军拖着一双沉重的腿回到老部长家，把经过说了一遍。老部长听完后，再次打了电话，把刘建军安排在宿费最便宜的招待所地下室住下。正巧，那里住着一位老乡，也是在纪检委工作。多年不见，分外热情，那位老乡硬是把他拉到家中吃了顿饭。刘建军见人家向他表示出非常的热情，心情非常感慨，像见了亲人一样，他又从头到尾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

那人听了这件事情以后说：“铁道部的纪检委有一个同志调到中央去了，他姓王，我们可以把你介绍给他。整人也不能这么整！”

对方很干脆地说：“行！让他来吧。”[奇书网 Www.qinkan.net]

这样，刘建军才第一次来到了中纪委的办公楼，那位姓王的同志通知一位叫张X的副处长接待了刘建军。

刘建军知道，这位副处长也不是轻易能够见得到的。他想他一定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她是管河北的。

中纪委的批示石沉大海

张X是一位秀丽的女同志，据她自己说是从北大荒回来的，大概受过人间的许多凄凉，因而很有同情心。

张X很和善地让刘建军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她认认真真地把刘建军的陈述听了一遍，然后说：“这个材料你留下吧，我一定给领导汇报。这个事情让我看好像能解决。”刘建军说：“您不要把事情看简单了，这个事情等于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因为不是一般人定的调子，好像是一个省里头头说的话，才这么把我冤了的。”那个女同志说：“我对你说能解决我是有我的看法的，我为什么说能解决呢？起吗，你的案子和处理的决定程序没有，办案是要有程序的，我跟你说，这里有十六个字，第一个是事实清楚，你这件事情事实还没有弄清楚，起码还没有调查你，你是当事人，没有调查你，怎么能够说是清楚呢？第二个是证据确凿。这个事情的本身，包括发案现场和有没有这件事情，证据还不全就定性，这怎么能行呢？给你的问题定性为诬告，是“诬”告呢还是“误”告呢？是错误的“误”就是告错了，诬告就是编造事实，我想起码给你定个错告是可以，不能定诬告，诬告是法律的范畴。这个处理要恰当，不然就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第三个问题是定性准确。你这个事情连根据都没有怎么定性呢？第四个问题是处理恰当。没有上边的事实清楚，没有证据确凿，没有定性准确，处理当然不会恰当了。所以说你的事好像能解决，我劝你沉住点气，别老那么激动。”

刘建军说：“我怎么能不激动呢？为了这个处分，他们把我的年龄、党龄、学历全都改变了。”那位女同志听了他关于改变档案的情况后说：“这件事情太离谱了！你回去等一等吧。”

接着，她随手给刘建军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刘建军终生都忘不掉，这个号码上面凝聚着他的千辛万苦的寄托。

纪委答复得非常明确。而且从检察程序和办案原则上给他讲得一清二楚！他的案会翻的，一定会的。

他带着巨大的希望，踏上南行的列车，回到了保定，回到了他的家中。他从7月等到了9月份。

五

党支部里有党性

9月25日的那天，单位通知他去机关，宣布他的处分决定，刘建军决定不去听这种处分决定，不然的话他真受不了，于是他给单位打了一个电话，表示他有病不能上班。单位领导告诉他说：“我们正为你顶着这件事，我们死顶着不传达，现在顶不住了。你不要怕受刺激，大家都一如既往地理解你。”

到了9月29日，地区的纪检委催问落实了没有，单位说还没有落实呢。地区纪检委又问：“刘建军还交党费吗？”单位的同志说：“我们还让他交。”地区纪检委的人说：“不行！得停止他交党费，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了！”宣布处分决定不是一个基层所阻止得了的，处分决定终于在9月29日下午三点钟宣布了。宣布的时候刘建军看到他的同仁好友眼含泪花。他们哭了，第一个眼泪盈眶的是一名科长，十几个党员发言，没有一个人同意这种处分的，大家从各种角度，用各种理由，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好多疑问。

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刘荣惠同志说：“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我是一个局长、书记，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要以组织的名义，盖上我们的章，打报告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我最起码要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

十几个党员一一表态，只有3个同志没有时间说话。

后来，中纪委调查时，全局的干部党员不约而同地到中纪委同志住的地方去反映他们的情绪和要求。

带病再进京

转眼又到了10月，正是秋风萧瑟时。

刘建军的“保建医生”，市一院的院长在最近拉他去做体检时，CT片子显示出一个危险的图样，肝脏中部偏右，发现4×8mm的一块异常组织体，直接说了吧，是一个肿块。刘建军知道人在委屈时会生出许多病来的，他过去读过一些中医的书：怒伤肝，肝脏最容易因生气而发生病症，他还知道，肝癌是活不了几个月的，他还不到50岁，他还有很多事业，他还有美好的家庭中享不完的天伦之乐，他还有冤没有伸！难道，难道他就这样不清不白地进了火葬场！他愤恨！是腐败，是官僚主义，是家长作风杀害了他，他真正是为了党风的建设，为了反映群众的呼声，而被开除！

朋友们告诉他片子已经照好，还没洗出来，让他到外边车上等着。人在抵御死亡信息上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他的腿软了，勉强来到朋友们为他准备的高级卧车上。

十几分钟以后，朋友们忙完了，来到车上，上车就往家送刘建军。朋友们只是说：“没什么事儿！”

刘建军也装傻：“没事就好！”

“没事”要像个没事的样子。

刘建军给中纪委那位女副处长打了个电话。那位女副处长说：“我们把材料转给省纪委了，告诉他们抓紧复查这个案子，你如果找，就找省纪委的X同志。他们答应给办这个事。”

又过了几天，刘建军给省里打电话找那位同志，对方说：“这个案子没有经过我们的手，分管我们的领导也知道这件事，复查不复查，要由领导定，或开会定，你等等吧。反正你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看法也有，只是谁也不知怎么插手。”刘建军问：“中纪委让我直接找您。”对方说：“中纪委只是个人名义打电话，转来的信，也没要结果。你还是让他们要结果，我们立案就快了。”

刘建军决定再度进京，因为肝脏的危险信号给他压力太大了。他人一死就定案了。已是10月下旬，天气已经很冷，刘建军又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征途。这一次，他直接去找一位高级领导的秘书。

那位秘书感到很吃惊，说：“怎么，问题还没解决吗？”

刘建军说：“处分决定了以后，很难改变了。”

这位秘书很生气，说：“那样不行！实在不行我们就找大官吧。我给你找一找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

刘建军在约定的时间被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召见。在宽敞的会客室里，刘建军从头到尾又把他的事说了一遍。

这位领导说：“我觉得，河北省树一个地委书记当廉政典型是有风险的，树这个典型，并且把这个典型树得这么高是不好的，我们这个党从历史上树了最高的、最大的、有职务的典型就是县委书记焦裕禄，焦裕禄还是死了以后才树的。那么活着的人树了个王进喜，是个采油队的队长；树了个支部书记是陈永贵。所以我们应该树基层的领导干部。”他又说：“树这么高级别的政工领导干部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人对这个干部有看法就不敢说了，发现了他的阴暗面就不敢揭露了。揭了阴暗面，就得压一压，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容易出现冤假错案。”

刘建军听得很佩服，他觉得这位领导人头脑是非常清楚的，谈问题一针见血，他是从党的大角度去考虑的。

那位领导人说：“最起码我认为开除你的党籍是不对的，不应该处理得这么重，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我让人了解了解，反正只听你说我也不能表态。再说，我表态也没有用，这是党内的事情，又是外省的事，要是中直机关的事，还顺手一些。”过了几天，那位秘书给他打电话，对他说：“你这个材料，领导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认真看了，看了以后让人同河北省商量一下，河北的态度一般，他们说是地区处理的，你是地区管的干部。这就没有办法了，你还得自己找一找。”

刘建军问：“那么我再去找谁呢？”

对方没有回答。

周恩来的报童气不公

到了11月初，刘建军家中来了一位小老头，他叫宗正伦，离休后在保定休养，人所共知，他是周恩来在重庆办事处时的小报童，是在电影上最小的那个，他虽然个子不高，但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为人非常正直，敢于坚持正义，嫉恶如仇，光明磊落，宗正伦说：“你现在大概很不开心，我们老两口来看看你！”

刘建军说：“我现在的遭遇，打击得我几乎连记忆力都没有了，我在电影上看见过报童的事迹。”

这位报童哈哈一笑，感慨地说：“当时那个最小的报童的原型就是我，我并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现在你这件事情我倒是要管一管了，如果周恩来在世，他也会插手。”刘建军摇摇头说：“您不知道现在的国情，这件事情官再大也插不上手，过去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是上梁正了下梁歪。你还能把这大厦拆了不成吗？可是不拆，你就去不掉那些歪了的下梁哟！”

“不！”老头说，“你看错了。你这个事情舆论很大，它关系到我们国家治理腐败的问题，在我们老干部活动室里，每个星期活动的时候，前半个小时，大家几乎都说你这件事情，所以我想管管这件事，当然，我管这件事是要为党负责，我也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我不是你的亲戚，也不是你的朋友，我只是周恩来同志的报童！”老人说：“要找找邓大姐。”听得出老头子跟邓颖超他们的关系还是很熟的。于是老头子给刘建军提供了一个地址和电话说：“我不能忍心看着你这样一直到死！你再找找试试看。先用电话找这位同志，当然，我还可以介绍另外几位，他们都在北京。”这一次刘建军雄心勃勃地又一次踏上了北京上访路。

老伴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她总是怕刘建军受不了这次打击，她一定要跟刘建军一同去北京。刘建军非常感慨，自己已是快50岁的人了，前半生一心都为了党的事业从来没有带老伴到北京逛逛，他暗暗地感到愧疚。

刘建军拿出了家里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同老伴上路了。

刘建军对北京的各个部门可熟悉多了，他很快就找到了报童指给的那个地址。一位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刘建军，然后说：“真是出了件稀罕事，怎么能处分你呢？我打个电话，问XX在不在，你找他们看行不行。邓大姐现在不怎么管这些事情了。”电话打通了，对方说，这几天太忙，让下星期一上午8点，从中南海西门进去，那位同志在那里见他。

刘建军和老伴按时间来到中南海西门，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相貌端正，温文尔雅，穿着整齐的西服。

来人问他：“你就是保定的刘建军吗？”

刘建军忙说：“我就是。”

那人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事，我知道，你过去寄给我们领导的材料，我们看得很认真，上星期你让别人打电话来时，我们又仔细看了你的材料。如果还有材料，你就留下，如果没有，请你相信，我们会认真处理这个事的。你不要失望，我们把你的材料再转一转，转到河北省有关部门，你不要再来回跑了，我想，我们转的材料他们是会重视的。”

刘建军很感激这位同志的帮助。

他领着老伴离开了中南海门口。

记者们的热心肠

在北京，刘建军再一次想到去找新闻界的朋友们。

刘建军对老伴说：“我们得到新华社去，那儿或许有人会支持我们的。”刘建军找到了新华社的朋友，那个朋友笑说，“我给你找人。”

他领着刘建军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找了几个朋友商量这件事情。后来有几个朋友说：“这样吧，我们给你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把北京的新闻单位都给你请来。起码一个新闻单位来一个人，然后你把你的冤屈再说一说，大家共同努力帮你呼吁呼吁。”又有人说：“光呼吁也不行，新闻单位毕竟是新闻单位，我看这事你还得打官司，去告状！”

人家告诉他说：“你可以到法院的行政厅，你说你觉得被撤职不对，被降职也不对，这是可以打官司的。”

刘建军笑了笑说：“我还是先依靠新闻界吧。”那位朋友说：“那可以吧，我们先给你租一个会议室，茶叶钱你拿，会议室的钱就拉倒。咱们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喝杯茶，你也没有什么礼物没有什么纪念品，再说你是背着官司去告状，大家也不忍心要你什么纪念品。”然而刘建军还是不想开这个会，因为这对党的整个形象有损伤。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不好了。朋友们说：“你可真够忠的，到这份上了，还考虑影响，那好，我们帮你转信。”

他们从刘建军包里拿去十来封申诉书，后来，听说都给转到有关部门了。照样，泥牛入海。

记者招待会开不成以后，刘建军按朋友出的主意，仅就被撤职这一点，向法院行政厅进行投诉。

他就直接找到了法院，这次他可真正地想打官司了，哪怕打个家破人亡。法院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刘建军坐在法院办事人员对面的椅子上，不无愤慨地从头到尾把事情说了一遍。人家听完了他的讲述以后，表示很同情。可是人家告诉他说：“刘建军同志，我们不是不接受你的案子，法院的大门是对任何一个人打开的，然而你这件案子却不一般，它不属于法院所接受案子的范畴之内，因为法院的案子不包括党委机关处理的纪律案件，这还是归党内处理，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的工作是面对社会，比如罚款、拘留，你说对不对？”

刘建军问他说：“那么我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说句大胆的话，共产党自己内部的事，法庭能管什么呢？”

法院工作人员摊开双手对他说：“你说的话都有道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能先回去等待。你的材料，我们负责转给纪检部门。”

六

“彭元帅．您在哪里？”

有一天刘建军从医院拿了药，就去了保定市前任市委书记郗光同志家。刘建军告诉老书记：“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到哪儿都没有用处。办不了的，光有热心不顶用，能办的，看着大官脸色行事，谁为孙子烧青火？”

这位前任书记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小子应该挺得住劲！甭说你，就说我吧，我也被整过多年，我现在不是担心你个人平反不平反，这不是主要的，而我担心的是：你不平反，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就不会成为事实，而它假的一面却将成为铁的事实。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有句话不是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他不给你平反，肯定是暂时的。平反了是党的英明伟大。你即便现在被开除了党籍，也要好好地生活下去，为党工作下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才对呢！”

这几句话说得绝望中的刘建军心里热乎乎的。

书记说：“你知道郑板桥吗？他也是个县令，人家不当官，一骑毛驴就走，对这些事情不是那么在意的。我知道你的性格，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认真，你肯定要斗争下去！你如果需要钱的话，尽管来找我好了。”

刘建军说：“我不要钱！没有钱人可以活着，没有理想人就蔫了，我还要去找我的理想！你记得我过去写的歌吗，那就是我真正的理想，如果我在官场上失败了，被整成一个反革命，那我还有笔，我还有我的头脑，我还有我的心嘛！我只要不死在肝病上，就能有所作为。”

带着严重的肝区病痛，刘建军第五次踏上进京的火车。他这次要找一位老首长，寻是他非常敬慕的老革命，过去他曾多次去他家听他谈哲学、谈政治、谈人生。那是他心目中的一位哲人，而且又是原河北省的主要负责人。

这位老哲人已经退居二线。他说：“建军啊，我不能干扰河北省的工作，因为我已经下来了。我并不是听你一个人说，我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了解，现在我们党风不正，而彭元帅太少了，像彭德怀那样敢于说真话的人太少了。你呀，你别找我，你自己就去找河北省，一次不行找两次，两次不行找十次，上百次，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十年。因为河北省对一个县委书记要负责任，他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理由帮助你正确解决。”刘建军告别了这位老上级。他信心十足地走了出来。

他直接到了河北省。

河北省还搞“踢球”战术，互相地踢，整整一天，他们把刘建军从五楼踢到四楼，从四楼踢到七楼，从七号楼踢到五号楼，从纪检委踢到组织部，从组织部踢到办公厅，就这么跑三角。

这个时候，朋友们不断地把他的药量加大，而且不止一个两个人劝他学气功。肝上长的东西，一直没有人跟建军讲清楚是什么，然而每天的疼痛，告诉他病情在发展，他也看过不少医学书，肝上如果长了肿瘤，不可能治好，只能是延缓死亡。而对气功治好肝癌的报道，却常见于报刊。

刘建军参与了气功的学习，学得非常认真。刘建军练气功主要"奇"书"网-Q'i's'u'u'.'C'o'm"是喜欢那种心静如水忘掉七情六欲的境界，他准备在这个地方寻找一下心理的平衡，把他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

他准备自己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刘建军为了体尝到觉悟的含义，读了许多的气功书，还有佛经、道德经、圣经。

在老朋友、也是气功界X大师的得意门生吴会新的引导下，他在北京六里桥国际气功大楼里拜了X大师。

没想到X大师对他这个县委书记很感兴趣，把他请到二楼谈心。这间屋子使刘建军终生难忘。屋里点了好多的蜡烛和香，还有许多水果，人家告诉他说这就是X大师的练功房，一般人不让进，连他的助手们都进不去。X师微笑着问他：“我听吴会新对我讲，你遇到了许多麻烦，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思想上，你能让我看一看吗？”

刘建军说：“那好吧，请大师给我看看，我的前途究竟在哪里？”X大师听后忽然笑了起来，说：“我看不出你的前途来。人的前途和命运不是天给的，是人的性格和机遇造就的。”

他俩谈得很投机，一直谈到中午。

中午的时候，X大师特意邀请了这位前县委书记陪他吃饭。

刘建军痛苦地说：“我总感到我的前半生过得太凄惨，后半生过得太绝望，您跟我说说我该怎么办呢？”

X大师说：“明天我要在北京科学礼堂作学术报告，你不妨来听一下。”从此之后，刘建军竟成了X大帅的学生，从一部学到四部，在廊坊气功学院毕业时，他是唯一拿到了一级气功师证书的人。因为他太专心了，入室以后，心律每分钟不超过20次，呼吸每小时才60次。所以1991年中国唯一的一个气功大挂历上出现了刘建军的大幅肖像。刘建军看着大挂历上的这张肖像觉得又可笑又可悲。可笑的是，一个县委书记竟作为X大师的弟子出现在老百姓眼前；可悲的是，他作为县委书记，为党辛辛苦苦工作那么多年，为老百姓谋了那么多的福利，不但没有宣传肖像，反而连自己的脸面也没有了。他在X大帅这里遇到了不少高阶层的朋友。

总书记关心小和尚

又是在北京的一次气功报告会上，他意外遇到了在中央工作的一位老乡，也是非常要好的老朋友。

那个人很吃惊地说：“建军，你怎么也来了？”几乎是在同时，刘建军也问他：“你怎么在这里呢？”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兴奋又惊讶。

刘建军沉了半天才说：“现在我已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还分裂了党！”那个朋友一听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他说：“建军呀，别胡扯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就算你分裂党，你分裂得了吗？你分裂个生产队也分裂不了啊。你今天来学气功，是不是想改变信仰，逃脱人生的现实呀？”刘建军含含糊糊地说：“养生益智，寻找心净。”

老朋友劝起了他：“建军，我对你说呀，逃脱现实是逃脱不了的，你现在还是应该去为你的前途进行搏斗，不要在气功界找你人生的希望，气功不是神灵，不是你的路！你知道吗？我在中央已经听到你的事了。”

那个朋友接着给他打气，说：“党中央是主持正义的，是有雄心和魄力把中国搞好的，你也不要参与什么佛门道门，去找书记处，最近有一家报纸发了一条消息，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刘建军忙问：“是什么消息呀？”

这位朋友说：“总书记在南方视察时，在庙里遇到一个小和尚，是个大学生，出家了。总书记问他，‘你为什么出家呀？’他说：‘看不惯当地那种腐败，受不了那些有权有势人的气。’总书记劝他，还是要相信党和政府会惩治腐败，主持正义的，希望他能还俗，为建设四化作贡献。现在这个小和尚已经还俗了，从事他所学的专业。你看这个例子怎么样啊？依我看你还是把那只踏入佛门的脚缩回来吧，你会有你的前途的。”刘建军说：“那按你说的这么办，我是否还得继续申诉？”

那位朋友说：“你还是要申诉。要想想办法，给你找个机会，你找到找不到‘真佛’，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刘建军说：“好吧，我就最后申诉一次看看，如果再没有结果的话，那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第201封告状信

刘建军回到家里，再一次换上他那双登山运动鞋，他要进行最后一次申诉。晚上他写了第201封申诉信，按照老做法，到街上复印了几十份，装好信封，发了出去。刘建军在申诉中引经据典，据理相争，他在信上写道：

各位领导同志：

今年三月，我向省委书记提供了两个信息，说河北省委树的廉政典型是假的，他的儿子酒后开车轧死人，报上登了，他曾表态，希望是判重刑的。实际上他曾找XX等地方领导说情，以致判了刑的儿子，在服刑期间当上了检察分院的检察官，戴着国徽、领章执行任务，抓人，这种罪犯办案的现象在旧社会也不多见。

这位典型没有进省委领导班子，回保定发牢骚，语言偏激，令人吃惊，我把这两件事向省委书记反映——不是向纪委和政法机关反映，结果遭到了灭顶之灾。我的反映被转到个人手里还没向我这个原告调查之前，就定出了不能当党员不能当干部的框框。我掌握一定的证据和录音，据法律权威人士讲，录音内容具有法律效应，但这些录音在临处理我之前的头几天，交到组织上，也不被参考。我提供的两个人证，也没有调查，我所反映的问题，确属真实，为什么指鹿为马？

刘建军还把1990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有关反腐败、制止打击报复的文章复印加在他的申诉中让领导参考。

刘建军接着写道：

而自今年五月反映XX地委书记是假床政典型后，我被强行戴上了分裂省委和诬告的帽子，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目前，我只能再继续伸冤，直到问题的解决！记者在采访中从一大纸箱的底稿中找出来几叠信，有20多公斤重，肯定超过100万字了。这是刘建军给省委、省政府、省纪委、地委、行署、地纪委、新闻单位、全国和省市人大、政协、各级顾委委员常委、法律部门、亲属朋友、同事老乡写的信，让他们转的材料。记者看到这些信，不由心中一阵阵难过。——难怪这位硬汉子的肝脏出现肿块，真是难为了这位党员、这位干部！

我们曾经在采访时向刘建军同志提问，你发这么多信，每封都没有结果，如果在你有生之年，永远没有结果，你是不是会永远这样写下去呢？

刘建军沉思了一阵说：“谈起这个事情，我是感到最伤心的。我往北京发了大约200多封信，连每次的复印件，有上千封吧！”直接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也有50多封了。”刘建军喃喃地说：“本来这个状我也不准备告了，因为我已经精疲力竭了，可是当我准备出家当和尚时，有一个和尚又返回红尘的故事，使我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一个小和尚入了佛门而总书记竟能亲自呼唤他返回现实社会，寻求人间的幸福。真的，说实在的，那时间在我头上，我就感到东方升起了一个圆圆的太阳，那太阳又红又亮。这天我在房间里用被子蒙住头，大哭了一场……”

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人既然要活着，就要挣扎，在火里烤，在冰里冻，跟人间的小鬼们斗，同人间的阎王们缠。

他每天都打电话，向那位中央机关工作的朋友了解，看什么时间能被叫去，向中央的同志诉诉冤。

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果然来了。朋友在电话中高兴地对他说：“我把你的情况和中央有关同志说了，他们很重视你的问题，并答应召见你，你马上来吧，我在北京等着。”刘建军第六次登上北上的火车。

这一次他很顺利地被召进中南海。

一位同志没有作自我介绍，坐下来就让刘建军说，他一边听，一边记，非常地认真。讲到半截，那位同志出去一下，又领一位年龄大的同志进来，坐在接待室继续听。上百万字的申诉书，2500公里的上访路，如今有人仔细、负责地听他讲，他是多么激动啊，他一边说一边哭，声泪俱下，一口气说了15分钟。

正说着呢，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就走了进来。刘建军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并不是领导人的办公室，可是按照刘建军的说法，他可是吉星高照啊。江总书记偶然走进这个办公室就碰见了刘建军，他问刘建军：“你是谁？”刘建军一时答不上来，大约过了好几秒钟，刘建军觉得实在是机不可失，哽咽地说：“我叫刘建军，现任保定地区轻纺局局长，原来的县委副书记。”总书记还没问他什么事，他就哭了起来。

江总书记和气地听完了刘建军的诉说，并且还问他：“上午还有事吗？你给秘书说一说好吗？你不要太激动了。”

后来，刘建军又哭了起来。江总书记说：“你不要太伤心了，不要着急，给我写个材料，你不要难过，这事找谁谁也得管。”

江总书记走了以后，刘建军想，这场官司已经告到最高领导人了，他觉得他的事情会解决的。

江总书记的音容笑貌使他一生也忘不了，他觉得他一生为党和人民作出的努力包括他吃官司的艰辛和委屈，都能够在这样的笑里面弥补了，他活得值得。

七

四尺白绫写血书

刘建军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保定。

第二天一早就上商场买回了四尺白绫，因为字大行稀，得多少页才能写完他的冤屈！他准备好了红笔和黑笔，然后用水洗净了手，再用剃须刀把笔削好。他咬了咬牙，用左手拿着刀片在右手食指的第一节上拉了下去。鲜红的血，滴滴嗒嗒地流出来。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用他清纯的血，用一只血指，在白布上头写下了两行大字：心向贤明的总书记。

心向伟大的共产党！

——右手食指血写

然后他才拿起笔来接着往下写正文，他手指上的血，顺着笔杆往下流。他眼里的泪顺着下巴往下流。

苦煞邮电局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刘建军走进了邮局，去给江总书记寄申诉信。他把邮包递了过去。过秤交钱时，人家一看这名字，先是吃惊，后是怀疑，就开始找麻烦了，邮局的女值班人员问：“你这里装的是什么呀，我们一定要拆开看看。”刘建军死死地抱着邮件说：“这不能拆，过秤交钱吧。”刘建军知道在他的身后有朋友也有敌人，他不能让对立面们知道他最后的希望。

值班员说：“不行，这是邮电部的规定，凡是邮包都要检查，看里边有没有危险品。”“我这么个小包，能装什么危险品？”“这个硬的东西是什么？”值班员用手摸着那张照片。“是张照片。”刘建军赶紧地陪上笑脸，用央求的眼光看着值班员。“那更得拆开啦！”“不能拆！这里边只是一块布，一张照片！”刘建军央告着。“一张照片还用这么多布包着，真奇怪，非拆开看看不可，没有鬼为什么怕拆！”

说着，那位女值班员唰地撕开了小包，一件血书散开在邮局值班员面前！她大吃一惊喊叫着说：“不行！不行！不能邮！一个普通老百姓，给总书记写信，还这么脏，绝对不行！”

刘建军着急了，胸膛里像是一座火山就要喷发！他据理相争，他好话相求。然而邮局值班员还是不同意，她再三“提醒”刘建军，找当地法院、纪检多方便，干嘛打扰人家总书记！刘建军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他只是一会叫大姐，一会儿叫小姐，央告她给邮出去，多出多少钱也行。

刘建军大声地喊了起来，那声音像受伤的野兽：“老百姓有告状的权利。这是惟一的权利了，总书记那儿我就不能告吗？”

就这么吵了一个多小时，从里面走出一个50多岁的女同志。她已观察良久，此时此刻面容亲切地问：“什么事，你们喊什么？”

刘建军说：“我寄的就是一封告状信，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她问：“这个地址号码，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信的内容我可以看吗？”

“完全可以！”

她打开了白绫，眉头紧紧地拧在一起，她那么认真地读着，一种同情心和爱怜之情溢于脸上。等看完之后，她抬起头问：“你就是刘建军吗？”

“是，我就是。”刘建军这时心情平静了。

“你的事儿，我早就听说了。”

“谢谢您，大姐！”

女同志回身去到后门面对院子喊一声：“小赵，小赵，摩托修好没有？”远远地传来一个男同志的声音：“修好了！”“去，送一封快递件，赶上哪趟火车，送哪趟！”

说着，她把布叠好，装上，又从桌子上拿起常备的针线，仔细地缝好，放在天平上，对女值班员说：“给他发，按特快专递！”

刘建军说了一声谢谢，她没有任何反应。女值班员过完秤，只收了六元五角钱。包青天出京

12月下旬，刘建军打了个电话，托那位在京工作的朋友问问，他的邮包是否寄到收信人手里。对方答复说：“不用问，肯定会收到，你就等着吧！”又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告诉他：“有关领导已把你的申诉件批转给中纪委了，并且要结果！”

临春节前半月，地区的纪检委通知刘建军说：“建军，不要出门。”刘建军问通知的人：“不出门是为什么？”

那人说：“北京来人了，为你的申诉来复查，说是要找你谈谈！”到了第三天，有人又通知他说，让他到区招待所后楼208房间。刘建军接到通知后，穿上最干净的衣服，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了指定的那间房子。进去一看，地区纪委的人、省纪检委的人都已到齐了。全是他认识的人，这些人已多次打过交道了，其中只有两个陌生人。

刘建军走上前去和他们握手，他们一个姓刘，一个姓范。他想，中纪委的两位领导，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是他寻找的青天大老爷！

中纪委的人坐了下来，刘建军细细地打量其中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个高清瘦，一头白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看起来似乎能够看透人的心肺，但表面显得非常冷。正式谈话开始了。

中纪委的老刘同志对刘建军严肃地提了两点：

一、一定要实事求是，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都要实话实说。二、不要跑东跑西乱和涉及的人会面，电话也不能打。

刘建军认真地听，默默地记。他虽然对这位冷面老人一点也不了解，但是他深信就凭这位老人的一身正气，他的官司赢定了。

下面让我们原文抄写刘建军同志冤案的一些调查情况和纠正错误的过程，我们共同看一看这官场里面反腐败的艰辛和复杂情况。

微妙的巧合

这是刘建军同志当时的日记：

向总书记申诉以后，中纪委于12月末就派XX、XX两同志来到保定地区，他们先找我谈话说：“您给总书记的信，总书记于12月6日批示。12月7日，总书记办公室打电话告诉纪委。12月7日下午，常务副书记XXX同志批示：此案由我负责，三室的领导也做了批示，最后落实了人和调查的方案。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先找你谈一谈，希望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反映。”两位同志来保定前后，先后找省委、省纪委、地委、地纪委领导和有关人员谈话，征求意见，还让地纪委的同志到中纪委送卷、汇报过。

在北京刘同志就问过地纪委的同志，你们给刘建军立案了没有？立案根据是什么？可是他们答不上来。

地纪委书记XXX说，这案子地纪委一开始就不同意，省委要弄，我们有XX省委领导谈话的纪要，接着他们把纪要拿了出来，递给了中纪委工作组。

刘建军在第二篇日记中写道：

中纪委的同志工作可真够细致的，他们天天找人谈话，有社会上的，有机关的，有领导层也有普通百姓。每次找我都是谈得很细，听得很认真，不但记录，还录音。他们看了我几年来的日记。

昨天，省里在保定开了个廉政会，请我反映的那位地委书记来作报告，把他安排在和中纪委的同志住对面屋。

人们议论，这真是太巧了！这个屋复查刘建军，了解与廉政典型有关的案子，而那个屋住看省里安排作康政报告的领导干部。

省里的做法可能是无意安排，是一种巧合。

但老百姓可不这么看，因为广大干部都知道中纪委来人干什么，为什么单单把报告会安排在保定开。

昨天上午，在复查组的住地开了轰轰烈烈的廉政大会，由李XX作报告。好像中纪委的同志对这种安排也不太赞成。

然而，大大破例，这样高层次的廉政会，保定的所有新闻单位都没有给报道。刘建军的第三篇日记写道：

一个领导干部办错了事，承认了有什么不可以，何苦用那么大的心思，用第二个错误去掩盖第一个错误！

昨天，中纪委同志回去汇报了。

社会上竟有人制造谣言，说中纪委那个姓刘的，是刘建军的堂兄弟，那个姓范的是刘建军的表兄弟，是刘建军自己请他们来的，简直是胡说八道！

老刘是天津口音，我是衡水人，再说，我老娘家姓范，可中纪委姓范的这位，我根本就不认识，人家是北京人。

奇怪，我的档案在组织部，我老娘家姓范，社会上怎么知道的！

八

过去你找我们，今天我们来找你

中纪委的工作组回京汇报后，于春节后的初十第二次来到保定。他们第一个就又把刘建军找去，对刘建军说，过去你找中央、找纪委，不好找，找到人家也听不那么仔细，这回我们找上门来，让你说个够。明人不做暗事，我们对你讲的话要录音，你最好有个提纲，不要漫无边际，那样浪费时间。

刘建军：“那干脆，我搞个材料吧！”

刘建军又是两天的伏案疾书，写了下面这个材料：

中纪委调查组：

为了搞清问题，中纪委的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数万字的资料中分析研究问题，深入细致、尽心尽意、尽职尽责。

我深为感动，深切地体会到党的英明、伟大和正确，深切地认识到党的形象是光辉的；中央和中纪委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

首先，我感到对我的“严处”不满、不服，有以下几点理由申诉和辩解。一、立案寸良据荒唐

我是向省委反映一个信息，这在信上第一句就开宗明义。

纪委找我谈话时说：“你准备接受严重处分，已经定了。”

我问：“根据什么？”

他们说：“信中反映的问题太严重了，从性质上看，完全够上右派言论。”我说：“我在反映信中，没涉及中央、没涉及四项基本原则、没涉及国家机密、没涉及政治、经济、作风问题，怎么能抓右派？”

他们说：“按诬告，是省里定的。”

我说：“我不是告状。”

他们说：“你写的内容太敏感了，还不抓你？”

我听明白了，立案根据是反映敏感的信息，因此，我在北京八处走访咨询，寻找理论方面的根据。

“诬告”是个法律的范畴，解释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在没有新的解释前，还参照1956年公布的法律解释。

在党内，对反映情况，控告调查不实的，一般分为部分失实、失实、严重失实、诬告；如够上诬告这个最严重的层次，即属法律的范畴。

……

显然，以“诬告”立案，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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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草率之极

限期严处，这已是不切实际了。在结案过程中，草率到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1）第一次找我谈写信的事，纪委就告诉：“处分很严重，要有思想准备。”我说：“那不一定，调查完再说。”他们说：“省里只让处分，没说让调查。”我说：“谁办案也不能只调查‘被告’，不调查我这个‘原告’吧。”他们说：“你找地委吧。”地委领导说：“好好写个检查，争取从宽从轻吧。处分完好好工作，过一两年，会解决的，你一年以后什么时间找我，我肯定见你而且管这件事。”（2）处分稿定了后让我看。按中纪委规定，处分党员的稿应先让被处分人看。7月27日让我看稿时，决定处分时间已过了20天整。

纪委的同志说：“你签个字吧，签了就算结案了。”

我不签。

他们说：“签吧，别让我们为难了。有两条你可申诉，一是信转到被反映人手里，二是超过了反坐。”

我坚持不签。

他们说：“不同意见也好，签字是手续。”

——这与“文革”中红卫兵整当权派何其相似啊！

（3）不调查——不怀胎就强分娩。

我对地委行署领导苦苦哀求：一定要调查，不然要出冤案的，既然把信息当成告状，光问被告不行。

有一位领导坦率地说：“建军啊，你这个人真糊涂，调查如果和上边批的不一样怎么办？调查如果和被告说的不一样怎么办？”

（4）处分决定文稿更草率，把年龄写大，党龄有偏差，文化写低，工龄少算10年。……

三、无限上纲，杀鸡给猴看

处分决定上说我写信向省委领导提供信息，是分裂党组织！我棒着这顶大帽子，走访了中央研究室、中宣部和中央党校有关领导和同志，中宣部的同志还找了资料，念给我听。资料上讲，分裂党要有一定的政治路线，即重大的政治主张与党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分裂党应有自己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

四、实施政治高压，打击报复

伴随着反贪、举报的这几年，河北省个别人一直在大唱抓诬告的调子。我的事，把反诬告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面对窝囊气这把软刀子，使我的肝脏长了肿瘤，血压在180左右降不下来，然而我没有垮下去，一捆一捆不相识者的来信给我极大的勇气。他们有的劝说，有的揭发，提供线索让我去告。

更感人的是，跟随周总理的重庆报童宗老大爷夫妻双双来到我家，他连问几遍：“你有没有别的问题。”我做保证。他说：“你反映的那个人我早有所闻，今天第一是来看你，要经得起考验。第二是告诉你一件事，1988年他在高阳一顿饭吃了1100元，还拿走11条希尔顿香烟。这是我问过三次的事，你要反映就反映。第三，你带上处分决定和申诉，我介绍你去找邓大姐，还可以找另外两个人。”

望着生疏的两位老人，我心潮不能平静。多么好的老同志啊，虽年逾花甲，仍仗义执言，是一种关心党的命运的责任心，把我们联在了一起。

不几天，又有几位省顾委的老同志来到我家。他们语重心长地说：“打江山是要流血牺牲，和平年代为反腐败可能要丢官降薪的。要沉住气！上帝被你感动了。上帝是群众，现在人们都关心你。”

曾登了我“诬告”的某报的同志表示：“那是纪委星期六下午找我说的。让星期一见报，我把他们的签字都留着，以后就是改正到什么程度，你让登就登！”在京的一位老革命，用铅笔写了一首诗寄来：

全国抓举报，

河北抓诬告。

一封反映信，

罢官丢党票。

你要干到底，

不屈又不挠。

大是和大非，

十年见分晓！

还有许多人在支持我、帮助我。

我们机关党组织的郭宝深说：“刘局长，你必须按月交党费，全国的党支部不承认你，我们承认你是我党支部、党小组的党员。”

行署领导对我局书记刘永惠说：“还要给刘建军分一定工作，但不要给他考勤。”我，一个被撤职的局长，经常出现在局长参加的会议上，经常以局长身份出外和开会。还曾在全省系统教育会上作经验介绍。

在9月29日下午宣布处分的党员会上，全体党员发言表示不同意，有人还流下了眼泪。就在登报以后，唐县县级干部立功表彰的建议书上，还建议给我记功。从7月到9月末，北京新华社一名主任曾建议派两名记者采访我被处分的经过（后来听说中纪委来人，新华社还提出要跟踪采访）。那个主任说：“这件事既有新闻价值，也有参考价值。”

春节期间，保定籍在京工作的同志回来看我，对我说：建军，你要放开思想，放心大胆地向中纪委来人说心里话。

我信心百倍。我将以自己的方式感谢党中央，感谢中纪委，感谢广大干部和群众。我从内心里、灵魂里体会到：党是伟大的，中央是英明的！正义是不可战胜的！

刘建军

1991．3．3

刘建军衷心地感谢中纪委的同志为他的事所作的努力。

中纪委的刘长春同志回忆说，他们在同省纪委的同志交谈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给刘建军处分，地委主要领导也有纪要证实，他们是不情愿这么整刘建军的，难怪上上下下都关注这件事。

刘长春同志还说：“幸亏刘建军又能跑，又能写，要是换个别的人，可能就得冤一辈子。刘建军这个人也不错，在保定调查期间，那么多人为他说情，整个调查过程；所见到的人，几乎是一面倒，都支持刘建军。”

那时候，保定人有个顺口溜：“保定一大怪，受处分的局长香起来。”刘长春深有感触地说：“看来，人心这东西可了不得，为这么件小事，把老百姓惹起来，是很可怕的。”

中纪委工作组临离开时跟刘建军谈了一次话，勉励他保重身体，等待消息。然而，肝区的疼痛和消化系统不良的折磨，使他像丢了魂似的，休息了几天以后，刘建军照样起床，专心致志地练气功。他又开始了晨跑。

他放下精神负担，投入到景秀公园露天舞场的跳舞的人群中，不分什么三步、四步，跟着音乐转来转去。他在晨练群中，经常被大家团团围住问他案子怎样了？有什么进展，身体如何？

六月的保定已经很热了，刘建军的心比天气还热。他不能再旁若无事地等下去，他打了几次电话，北京的消息只是让他等。

九

给刘建军平冤

从7．27到8．28

1990年7月27日，保定地纪委曾把刘建军叫去，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1993年8月28日，中央、省、地三级纪委的同志又把刘建军叫去，让他在平反决定上签字。

从那一年的7．27到这一年的8．28，两次签字相隔1126天。这次在正式叫他之前，三级纪委的同志分别给他打了电话，劝他要顾全大局，高姿态，向前看，因为这次还将在党内给他留一个小小的尾巴：因为，他写信反映情况时，曾加以“渲染”，违反了党的“要讲真话，言行一致”的规定。

对于这样的结果，刘建军是完全预料到的。朋友们说：已经够意思了，留个尾巴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回事，既然组织上说，这样有好处，那就照办吧！刘建军表示，一定做到高姿态，理解组织上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努力。

8月28日上午，他被叫到地委招待所，来到了中纪委范玉刚处长和省纪委一位主任的住地。

地纪委的书记和主任们早已在那里等候。

“今天请你来，内容可能已知道，我们向你宣布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保定地纪委下达的，但都是中纪委、省纪委和地纪委共同研究多次形成的，我们中纪委的同志已经在保定和石家庄工作了很长时间了，新上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专门为你这件事召开会议拍板决定，指示我们，把这个决定落实好，办完再回京。”“谢谢尉健行书记！谢谢中央和中纪委！谢谢您！”

于是，刘建军终于听到了他含冤三年后的平反决定。

《中共保定地区纪委，关于刘建军申诉案件的复查决定》：

刘建军，男，河北景县人，1945年出生，1959年6月参加工作，1977年1月入党，曾任保定地区轻纺工业局副局长。1990年7月，因反映原邢台地委书记的一些问题，被认为犯诬告他人的错误，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刘建军对所受处分不服，1990年11月，上书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申诉。

经中央纪委复查认为，刘建军1990年3月写匿名信向省委领导同志反映XXX的两个主要问题，其第一问题……基本属实。其第二个问题……事出有因，不宜认定出自刘的编造。刘在信中对一些场面加以渲染……违反了……经研究决定，将原开除党籍改为党内警告，恢复其职务和工资级别。

范处长请刘建军谈谈对决定的看法，并希望他签字。

刘建军说什么呢？近几天，已经有不少同志给他做工作了，他也不可能再提出别的。按说已经错判了他，开除他三年的党籍，平冤后，还给他留个警告，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

就算有点违反“要讲真话，言行一致”的规定，那整错他的人违反的不更多吗？且不说他反映问题的出发点和效果是帮了党组织的忙，就拿他被冤整三年来说，难道不应该完全彻底地平反吗？

可是，刘建军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他知道过来的3年中，已是反复4次，中纪委的同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这样写道：感谢中纪委及省、地纪委为复查所作的努力，感谢江泽民总书记和伟大的党，同意这个决定。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多作贡献，以实际行动报答总书记和党的关怀。地区监察局在复查决定中明确写上了这样一段话：“根据复查意见，经行署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请行署领导同意，撤销1990年9月20日对刘建军的处分决定，恢复其职务和原工资级别。”

三年前后，对刘建军的两个处理决定，记者在采访中都曾看到。那么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就会更清楚刘建军曾受到了多大的冤枉。

处分决定：

□刘建军　1944年生，中学文化；

□（工资计算时）1969年6月参加工作；

□1990年3月13日以他人名字写信给省委领导；

□反映一个问题；

□经查反映XXX的问题不存在，实属刘建军所为，属捏造事实，栽赃陷害分裂省委；

□经研究开除党籍，解除行政职务，工资由122元降为97元。

复查决定：

□刘建军1945年生，大专文化；

□1956年参加工作；

□1990年3月给省领导写信；

□反映两个问题；

□经查反映的第一问题属实，第二个问题事出有因，不应认定编造；

□经研究撤销原处分，保留党内警告，恢复职务，工资由122元升为144元。

看了以上的对比，再有偏见的人，也会发出由衷的感慨和叹息！

认真负责的范玉刚

刘建军机关的同志和他的朋友们，以及那些知情的保定群众都说，一级是一级的水平，一级是一级的觉悟，你看人家中纪委的范处长多负责啊，范处长就是中纪委的范玉刚，他从开始到现在一直经手这事，为了把对刘建军的复查决定落实好，范玉刚同志在保定一住就是十来天。他做省里的工作、地区的工作，和省地纪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和起草文件，他还做刘建军的工作，再三鼓励他好好工作。

在文件同刘建军见面以后，他还与省地纪委的同志一起到刘建军所在单位召开会议，宣布了复查刘建军问题的决定。

8月31日，刘建军所在单位一片欢笑，这个机关乃至这个大楼，从来没有来过中央机关的干部。人们跟着刘建军沾了光，还真见到了京官。

宣读完决定以后，与会者纷纷发言，有的说：“开始就不应该这么整人！”有的说：“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有的说：“今天这事是个大喜事，可惜这个喜事来得晚点儿。”还有的说：“一个人错整了3年，就这么一宣布就完了？该不该找出负责任的人？”刘建军发了一个高姿态的言，除了感谢的话，表示好好干的话，还劝说大家顾全大局向前看，他还说自己也有不少教训应当吸取。

地区的赵书记表扬了刘建军，称赞他姿态高，心怀宽广，并要求局里抓紧落实刘建军的各种待遇。

大家把三级领导送走以后，又不的而同地回到屋子里议论起来，共同的情绪是，应当弄清楚是谁这么整人不眨眼！一个县级干部竟然说开除就开除，说撤职就撤职！很快，劳动人事局把他的工资级别调上来；

很快，财务部门给他补助了几千元钱。用会计的话说，这是三年的车票、邮票钱；很快，组织上跟他算了一笔账，接受他补交3年的党费；

很快，地委给他重新安排了工作，考虑到化学工业是国家工业的主体行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尽快发展，派刘建军到化工局担任副局长，专员刘兆亮向他颁发了政府任命书。

1994年1月1日，刘建军回到他领导的华菱国际贸易公司，请了不少朋友、同事和公司职员，举行了一次茶话会，宣布辞去华菱公司董事长职务。

他将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地在自己副局长的岗位上报效祖国，他将把有生之年一切贡献给党的事业。

1126天后的悲歌

在三级纪委到刘建军单位宣布复查决定的当天晚上，刘建军几乎整夜未睡。1126天的经历，不堪回首，1126天的岁月又值得回味。经过半个世纪人生旅途，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他，不应该像小孩子那样的冲动。他翻遍了家中的报刊、书本，看了一回又一回，特别想念全家的大恩人。

那天晚上，他写了不少诗，记者发现他的诗虽然粗，但字里行间却充满着悲壮和豪情，其中有三首写道：

无情怒发鬓边生，想为清官梦难成。

赤胆险成屈死鬼，方知世间路不平。

拙笔百字害自身，祸起萧墙受罪人。

案前托腮连三问，先生何故入佛门。

大落大起一千天，心肝欲碎命尚全。

甜酸苦辣都尝过，总有真情在人间。

天快亮的时候，他又展开了信纸，他要向他的恩人表达他的崇敬和热爱。他没有打底稿，一气呵成，写了这封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他还说：“我本着理解宽容向前看的原则，不计较小事，不纠缠细节，同意纠正错案的决定，在对待我的冤案平反过程中，中央来查已经不容易了，不能再给中纪委提要求找麻烦了。我已经向组织表明了这一点意思，但是，我依然对党内表现出来的一种深层次的腐败感到忧心。”

“赵高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指鹿为马，杀害了多少忠良。如果中国共产党内也屡屡发生类似情况，谁说了真话谁倒霉，干了坏事不让别人吭声，那么，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能够再保留多久？中国的红色政权又能保留多久？”

“中央再次三令五申，要严惩腐败，但在当今的拜金主义思潮下，又会有多少人不为金钱而为了信仰和良知去向中央倾诉衷肠？即便上诉，中央又怎能一一地知道，一一地查清？我对此感到深深的忧虑。”

“如果你们记者敢写的话，请把我的这种忧虑写下来，我愿以我的遭遇，给人们留下一个深刻的思考。”

刘建军同志还给我们看了一封寄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敬爱的江泽民总书记：

您好！3年前，我曾因向省委领导写信反映一个地委书记的问题，被扣上“栽赃陷害、诬告他人”、“分裂省委”的帽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副处级职务，因而写信告御状。不久便由中纪委来人查清，确认我是冤枉的，经过三年的研究，四次的反复，终以“反映情况属实”和“事出有因”而认定原处分实属错案。

8月28日，恢复了我的党籍和职务，并由中纪委的同志到我所在单位宣布。我一个基层干部，能得到您垂怜和关怀真是万分的幸运。

是您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我和我的全家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礼。……

敬爱的总书记，我的平反说明了党是伟大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我决心在以您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尽职尽责地做工作，为您争先，为党添彩，以实际行动报答您的恩情……

保定行署轻纺工业局，刘建军敬上

1993年9月1日

关于刘建军同志写的这封信，我们不知道江泽民总书记看到了没有。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未必能记得起这件微小的事情。

但是，国家领导人所作出的惩治党内腐败、领导中国十几亿人口共同创建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决心，却激励了不知多少国人的心！

据悉，刘建军的冤案，曾引起国内外许多新闻界人士的重视和关注。刘建军还收到很多问候的信件和捐赠，这足以证明，海内外炎黄子孙希望的是什么，关注的又是什么。泱泱中国地大人多，总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然而，我们在不久所看到的，将是一个现代化的富强昌盛的中国！

由中纪委来人查清，确认我是冤枉的，经过三年的研究，四次的反复，终以“反映情况属实”和“事出有因”而认定原处分实属错案。

8月28日，恢复了我的党籍和职务，并由中纪委的同志到我所在单位宣布。我一个基层干部，能得到您垂怜和关怀真是万分的幸运。

是您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我和我的全家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礼。……

敬爱的总书记，我的平反说明了党是伟大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我决心在以您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尽职尽责地做工作，为您争先，为党添彩，以实际行动报答您的恩情……

保定行署轻纺工业局，刘建军敬上

1993年9月1日

关于刘建军同志写的这封信，我们不知道江泽民总书记看到了没有。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未必能记得起这件微小的事情。

但是，国家领导人所作出的惩治党内腐败、领导中国十几亿人口共同创建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决心，却激励了不知多少国人的心！

据悉，刘建军的冤案，曾引起国内外许多新闻界人士的重视和关注。刘建军还收到很多问候的信件和捐赠，这足以证明，海内外炎黄子孙希望的是什么，关注的又是什么。泱泱中国地大人多，总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然而，我们在不久所看到的，将是一个现代化的富强昌盛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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