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大战的序曲

庆长五年（1600年）六月，出兵讨伐上杉景胜的德川家康从伏见出发，七月进入江户城。家康行动迟缓，等待各地大名的消息，很明显的，他相信上杉景胜定有呼应者，所以不忙着出动自己的关东军主力，而要让奥、羽、越和北关东的大名们去打头阵，以牵制上杉军。

果然，七月十一日，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安国寺惠琼等人在佐和山城密议，次日五奉行即连署书状，细数德川家康十三项大罪，推毛利辉元为主，请他入居大坂，号召天下诸侯统合在辉元的旗帜下讨伐家康。很快，大军就聚集起来，首先进攻伏见城，杀死了家康的重臣鸟居元忠。

这时候，德川家康正在下野小山城大会诸侯，得到鸟居元忠的急报，立刻统率主力南归江户。且说这位元忠，大过家康两岁，从小侍奉家康，受封下总矢作四万石的领地。据说家康挥师东进之时，已经料到三成等人将会举兵攻打伏见，于是和驻守伏见城的元忠做了最后的诀别。

七月十五日，响应五奉行号召的备前大名宇喜多秀家亲率四万大军包围了伏见城，而鸟居元忠麾下只有一千八百人而已。众寡如此悬殊，就算伏见是丰臣秀吉亲自规划的难攻不落之坚城，城中物资储备又很丰富，也是很难守住的。八月一日，在身为甲贺水口城主的奉行长束正家的联络下，伏见城中的甲贺众打开了城门，大军汹涌杀入，鸟居元忠切腹而死。

石田三成所以敢于举兵讨伐德川家康，除了家康率领武断派大名们远征上杉氏，畿内空虚外，更主要的原因乃是三成终于说服了“五大老”中的两位——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和自己站在同一阵营。同时他还派兄长石田正澄等人在尾张爱智川阻拦陆续赶往东国的各地大名，截留下许多兵马。就这样，以毛利辉元为名义上的领袖，以石田三成为实际核心的多达十万人的强大军势编组完成，史称“西军”。

与此同时，陆续赶到下野小山城集结的诸侯部队则受到德川家康的笼络。据说家康貌似很宽厚地说道：“各位的妻女都在大坂城中做人质，恐怕现在已经落到了叛贼三成手中。我决定要不顾生死讨伐叛逆，你们是去是留，完全自主决定。”诸将乍闻此讯，不禁面面相觑，无所适从。沉默中，最为痛恨石田三成的武断派领袖福岛正则突然起身发言，表示愿意拥戴和协助家康，随即山内一丰也站了起来，竟然声称要将自己的居城挂川拱手相送。

山内一丰本是岩仓织田家的重臣之子，岩仓灭亡后跟随了织田信长，转而出仕丰臣秀吉，他可以说是尾张系大名中资格最老的人物。一丰见风转舵，毫不犹豫地献出主城，这已经不算是服从家康了，而分明是表态要臣服于德川氏。于是，在福岛、山内二人的鼓动下，除了信浓上田城主真田昌幸和美浓岩村城主田丸忠昌两人外，诸将全都留了下来。

家康下令征讨上杉氏，匆匆忙忙赶来巴结和相助，速度最快，没在爱智川被截住的，大多是丰臣系武断派大名，他们不一定看好家康，但一致地痛恨三成。就这样，组成了以德川家康为领袖，以武断派大名为主力的十余万大军，陆续转头向西进发，史称“东军”。

战争初始，西军在战略上占有主导权，石田三成说服美浓岐阜城主织田秀信（即织田信长的孙子三法师）站到自己一边，关闭了东山道的大门，他分兵镇压畿内和近畿各城，打算在广阔的浓尾平原上和东军展开决战。

而东军方面则兵分两路，南线走东海道，以福岛正则为先锋，家康居后策应，中线走东山道，由家康的继承人秀忠率领德川军主力三万八千人向西挺进，打算合攻美浓。

就在这种情况下，西军一着棋错，几乎满盘皆输。且说西军主力的进攻方向乃是伊势国，意图彻底平定伊势，解除后顾之忧后即突入尾张，与美浓岐阜城南北呼应。八月五日，毛利秀元、吉川广家统率三万大军进攻伊势国的中心城池安浓津，激战中，城主富田信高之妻身批黑红色的铠甲，手持片镰枪冲杀出来，竟然刺死了毛利秀元麾下大将中川清左卫门。因为守军如此英勇敢战，攻方长时间无法得手，最终靠着高野山的木食上人居间调停，富田信高才开城退去。

在安浓津城下耽搁了太长时间，西军就此失去了主动权。八月十四日，福岛正则回归主城尾张清州，武断派大名陆续来合，兵力达到数万。据说清州城中贮藏有军粮三十万石，正则全部拿出来以充军资，东军凭此横扫尾张境内倾向于西军的大小诸侯，然后北上进入美浓国。美浓国内诸侯林立，以织田秀信为首，将近九成都倾向于西军。东军很快就攻破了福束、高须等城池，直插岐阜城。年轻气盛的秀信否决了重臣们笼城固守的建议，亲率三千余人迎敌于木曾川畔的米野地方。

北上美浓的东军分为两队，一队以福岛正则为先锋，率细川忠兴、藤堂高虎、黑田长政等将，西进攻打竹之鼻城，另一队以池田辉政为先锋，率浅野幸长、山内一丰、堀尾忠氏等将，北上布阵于木曾川畔。本来两队约定，等福岛队攻克竹之鼻归来后一起渡河进攻岐阜，然而池田辉政为了抢功，于八月二十二日悍然北渡木曾川——米野合战打响了。

东军兵力为一万八千，池田、浅野、山内等人，都是能征惯战的宿将，面对强敌，织田秀信体现出与其实际年龄不符的顽强与坚韧，数次扰乱东军阵营，只是众寡实在太过悬殊了，激战数小时后，织田军被迫后撤，秀信遁回岐阜城。

竹之鼻城方面，守将杉浦重盛在作了顽强的抵抗后切腹而死，福岛正则凯旋而归。然而才走到半路上，正则就听说了池田辉政抢先渡河的时候，怒不可遏，差点就要杀过去和辉政火拼。辉政知道自己理亏，只好把正面进攻岐阜城的机会让了出来，自己转向西侧。福岛队很快就把岐阜城包围得如同铁桶一般。八月二十三日晨，总攻开始，不到一天的时间，这座曾做过织田信长本城的名城终于陷落了，织田秀信被迫隐居，并与五年后去世——织田氏嫡派之血至此断绝。

其实石田三成所部就驻扎在岐阜城西南方二十多公里外的大垣城中，他本拟东进与织田军会合，但急性子的秀信不等援军来到就开城出战，导致惨败。得到米野合战失利的消息后，三成急派重臣前野兵库领兵前往救援岐阜，就在岐阜落城的当日与东军黑田长政、田中吉政、藤堂高虎等部遭遇，苦战而败。三成知岐阜已不可救，于是约束各部退回大垣。

就这样，东西两军将美浓国一分为二，遥遥相望，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对峙。

●优劣分明的布阵

福岛正则等将在浓尾平原奋战的时候，德川家康一直窝在江户城中不动，他一方面多次派出使者激励前线将士，一方面到处写信，想从内部分化瓦解西军。一直等到米野合战的胜利喜讯传到江户，家康才终于挥师西进，于九月十四日赶到了大垣城西北方的赤坂地方，树起了代表源氏的白旗。

看到家康来到前线，东军各部士气高昂，而固守大垣城的西军阵营则产生了动摇。为了振作士气，石田三成麾下大将岛左近、蒲生乡舍率领五百兵马出城，渡过杭濑川向东军挑衅。东军中村、有马等部冲前迎敌，中了埋伏，连武士带杂兵被斩杀近两百人——是为杭濑川合战，虽是小规模战斗，西军却罕见地取得大胜，鼓舞了士气。

德川家康想要等儿子秀忠所率的本部兵马到来后再进攻大垣城——因为传说家康是野战的高手，攻城战却非其所长——然而自东山道进军的秀忠却被真田昌幸拦阻在信浓上田城下，迟迟不能赶到美浓。家康无奈之下，打算放弃无意义的对峙，率师突入近江，直薄石田三成的本城佐和山。

然而东军还没有开始进发，西军倒先动了，主力离开大垣，后退到接近近江边境的关原地方。关原是从美浓进入近江的重要门户，南北皆为高山，中山道横亘其中，此外，它还北接北国街道，南接伊势街道，乃是不得不争的战略要冲。

战争迁延日久，因为德川家康的威望天下无双，又擅长耍弄阴谋诡计，所以石田三成发现越来越多的西军将领与家康暗通款曲。毫无疑问，如果再拖下去，这些家伙可能会陆续投向东军阵营。因此三成退出大垣，占据关原要冲，吸引东军前来主力决战，他希望经此一仗打胜，可以改变人心向背，进而改变整个天下大势。

西军在关原地区的基本配置如下——

驻扎在东山道略微往北的名为“南天满山”的台地上，作为西军阵列核心的乃是备前大名、“五大老”之一的宇喜多秀家，所部一万七千强。驻在宇喜多军侧后方，担任保护和辅佐作用的有大谷吉继所部四千人，户田重政、平塚为广共一千五百人。

宇喜多军往北是小西行长四千人和岛津入道惟新斋（义弘）一千六百人。石田三成和丰臣氏部分直属家臣驻扎在更北面的小关村笹尾山，共约七千之众。

位于中山道南方的有赤座直保、小川祐忠、朽木元纲、胁坂安治四位小大名的部队，由西北向东南方向一字排开，总兵力为四千余。更往南方的松尾山上还屯扎着筑前大名小早川秀秋的一万五千人。

就西军的主要部署来看，是以中山道为中心，以笹尾山和松尾山为两翼，中间略往后收缩，左右毫无顾忌地展开，如同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鸟——是为鹤翼之阵。西军所部大多驻扎在山上，在其阵前，也就是正东方，有一片相对平缓的开阔地，中山道在此连接北国街道和伊势街道，好象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按照石田三成的规划，这个十字路口就是东军葬身之处。

西军全体部署到位是在九月十五日的凌晨四时左右，而实际上东军先锋在两个小时以前就已经陆续迈入战场了。抢了一个大早的当然就是猛将福岛正则，他在一片名叫“关之明神”的小树林中扎下所部六千兵马，正当宇喜多秀家统率的西军中央本队。随后跟进的是田中吉政、黑田长政、细川忠兴、加藤嘉明、筒井定次等部近两万人，排列在福岛军的北面，朝向石田三成所部，以及京极高知、寺泽广高、藤堂高虎三部近八千人，排列在福岛军南面，以保障侧翼安全。

上述为东军的第一队阵列，第二队则包括古田重胜、织田有乐斋、金森长近、生驹一正等四千余人，排在北侧阵列之后。此外，还有本多忠胜五百人，井伊直政和松平忠吉共六千六百人，分别安插在南北阵列中——这都是家康的直属部下，忠吉更直接是家康的儿子，他们的作用其实等同于监军。

前军开入十字路口，作为主将的德川家康当然不能不紧紧跟上——在通讯条件不发达的当时，主将距离前军太远则必然造成消息闭塞和传令滞后。于是家康选择了距离福岛军不到两公里的桃配山扎下三万主力。桃配山紧贴着中山道，位于道南，选择此处作为本阵，可见家康的野战经验实在丰富，见识非常卓越。

然而，可怕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了。德川家康就算有通天彻地之能，有一个因素却很可能毁掉他全盘战略部署，那就是——这本是对方的主场！西军早就在关原附近地区驻扎下了兵马，整体布局已经经过数日的反复研究和检讨，而相对的，东军的部署则相对仓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桃配山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包，在其东南有一座高峰，名叫南宫山，来自伊势的大队西军其实早在八天前就已经进驻南宫山东麓了，本意是策应固守大垣城的石田三成所部，而既然三成说要在关原与东军一较短长，那么这些部队也就乐得不挪窝，依旧在中山道南面的山坡上严阵待敌。

这些部队实力非弱，包括吉川广家（吉川元春的三男）的三千人、毛利家外交僧安国寺惠琼的一千八百人、“五奉行”之一长束正家的一千五百人、土佐大名长宗我部盛亲的六千六百人，最南面还驻扎着毛利氏前线总大将毛利秀元（辉元族弟）的一万余众。

这才是鹤翼阵的真正右翅！

西军总大将毛利辉元其时正居留在大坂城内，他本来想劝说淀姬抱着丰臣秀赖前往石田三成的本城佐和山，然后即可在关原前线树立起丰臣氏的黄金马标。东、西两军皆以维护丰臣氏的一统天下，讨伐叛逆为号召，如果秀赖的马标可以出现在西军阵列之后，则西军所拥有的大义名份就理所当然地彻底压倒了东军，可预料的，福岛正则等丰臣氏家臣起家的大名将收束铠甲武器，转身撤离战场——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不敢与主家正面对战的，否则将声名扫地，万劫不复。

然而淀姬却以秀赖年龄太小，又是丰臣氏一门总领、天下人，不能擅离大坂为名，打碎了毛利辉元的如意算盘。辉元只好留在大坂城中继续劝说，无法赶到关原战场，前线军事就都交给了族弟秀元指挥。

为了防备这支驻扎在南宫山麓，以毛利军为主力的三万兵马，德川家康被迫派有马丰氏九百人、山内一丰两千人、浅野幸长六千五百人，以及池田辉政四千五百人，延中山道从西向东一字排开，面朝南方，以保障本阵的侧翼——东军的前线兵力因此更为薄弱。

据说两百余年后的明治时期，日本陆军聘请德国军事专家米切尔少校担当顾问，这位少校在日本看到了关原布阵的形势图，当下毫不犹豫地说道：“此战，西军必胜！”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的战争，占领制高点则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是不会改变的基本法则，此时中山道附近的制高点基本都落在西军手中，东军主力则局促在平原缓坡之上，西、南两面都是敌方大军，处于被半包围的态势中。如此优劣分明的布阵态势，任何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第一时间就得出和米切尔相同的判断来的吧。

“西军必胜！”在战斗打响的前一刻，料想石田三成心中应该也回响着同样的话语。

●九时前的战斗

庆长五年（1600）九月十四日晚七时，石田三成率西军主力撤出大垣城，退守关原，并于翌日（十五日）凌晨一时基本完成调动。德川家康很快就得到了西军后退的情报，于是指挥全军进迫关原，十五日凌晨二时，福岛正则部首先进入战场。四时，西军布阵完成，晨光熹微，大雾突然笼罩了整个关原地区。

六时左右，东军布阵完毕，大战一触即发。

浓雾在接近八时的时候逐渐散去，东军先锋福岛正则趁机稳步前进，直指当面之敌——宇喜多秀家的备前、美作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原本作为监军驻扎在福岛军阵后的井伊直政部突然冲前，开始以火砲和宇喜多军展开对射。

“这是两分天下的大战，第一砲一定要由我德川军来打响。”据说井伊直政领会到了德川家康的这一意图，所以保护着少主松平忠吉率先前突。他的意愿最终实现了，却把福岛正则气得三尸神暴跳。“我是先锋，为什么井伊队要越过我去，率先挑起战斗？！”正则一边派使者前去找家康告状，一边挥师猛进，很快就和宇喜多军展开了正面对攻。

就这样，战斗在上午八时左右正式展开。

井伊部和宇喜多军稍一接触便即转向，把敌人让给身后的福岛军，随后并合松平部、本多部，指向排列在宇喜多军北面的岛津军。岛津军主将乃是一门总领入道惟新斋义弘，此公本来是倾向于东军的。

且说岛津贵久时代曾有一位庶流家老名叫伊集院忠朗，忠朗传子忠仓，忠仓传子忠栋，一直都是岛津氏的笔头重臣。然而在庆长四年（1599年），伊集院忠栋在伏见城拜见岛津惟新斋的继承人忠恒时态度傲慢，当场被忠恒斩杀，因此忠栋之子伊集院忠真怒而掀起反旗，是为“庄内之乱”。经过这次动乱，西南豪强岛津氏实力大损，动乱最终在德川家康的调解下得以平息，因此岛津惟新斋对家康佩服和感激得五体投地。

当宇喜多军包围了伏见城，攻击鸟居元忠的时候，岛津惟新斋就以报答家康之恩为名，要求入城协助守护，然而元忠不知对方心意的真假，坚决不肯开门。此举激怒了惟新斋，转而投向西军阵营。

然而当西军固守大垣城的时候，惟新斋眼看岛左近和蒲生乡舍打赢了杭濑川合战，不禁手痒，就请令率领本部兵马夜袭家康本阵，遭到石田三成的一口回绝。惟新斋又羞又气，从此心中存下了疙瘩，临到关原大战的时候也就出工不出力。井伊等部进攻岛津军阵列，惟新斋命令侄子丰久（岛津家久之子）统率一半兵马严密防御，自己则端坐阵后不动，静观成败。

正当福岛军与宇喜多军展开激战的时候，东军右翼的黑田长政、田中吉政、细川忠兴、加藤嘉明、筒井定次等部也大步迈前，突击笹尾山的石田三成所部。三成急派重臣岛左近和蒲生乡舍各率一千兵马前往迎战。

岛左近本名为清兴或者胜猛，家世不详，曾为大和大名筒井顺庆麾下名将，与松仓重信并称，是为岛左近和松仓右近。筒井顺庆去世后，养子定次继承家督之位，岛左近与定次不合，脱藩出走，先后侍奉过丰臣秀次和秀保。据说当石田三成获领佐和山城四万石的时候，曾毫不吝惜地拿出一万五千石来延聘左近。三成是内政达人，领兵作战却非其所长，所以亟须招募能战之士协助自己整顿军备，左近就这样来到了石田家中。时人都说，治部少辅（三成）大人有两样宝物，一是牢固的佐和山城，一是英勇善战的岛左近。

蒲生乡舍本名横山喜内，是会津九十二万石大大名蒲生氏乡的家臣，受赐苗字和偏讳，改名蒲生乡舍。氏乡去世后，丰臣秀吉将其子秀行转封为宇都宫十八万石，因此经济拮据，无法养活众多家臣，乡舍被迫成为浪人。石田三成也花了整整一万五千石的高禄来延揽乡舍，和岛左近并列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且说石田军兵力薄弱，虽有岛左近和蒲生乡舍两员猛将舞刀奋战，也很快就落在了下风。素与三成交好的小西行长急忙挥师来救，东军织田有乐斋、古田重胜所部也急忙冲上策应友军，双方混战在了一起。

战斗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西军大谷吉继部为了保护宇喜多军的侧翼也冲向前方，被东军藤堂高虎、京极高知、寺泽广高等部拦住。吉继乃是连丰臣秀吉都赞叹不已的智将，藤堂、京极等人却均不以武勋见长，所以以寡击众，大谷军兀自占据上风。

大谷刑部吉继本是近江豪族出身，侍奉丰臣秀吉，在政战两道都立过大功，受到秀吉多次嘉奖。然而正当他风光得意之时，却感染上了癞病（一种皮肤病），据说皮肤多处溃烂，原本俊秀的相貌变得如同修罗恶鬼一般。吉继为此深居简出，凡见人的时候都以白布裹住口鼻，只露出一对锐利的双目。

据说某次秀吉举办茶会，诸将大多在坐，饮茶的时候，吉继不慎把鼻涕滴入碗中，诸将都怕被传染，纷纷装模作样地比划一下，就把茶汤原封不动推给下座，只有石田三成端起碗来，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Qī-shu-ωang|吉继感激莫名，从此就和三成结为莫逆之交。

传说未免太离谱了，吉继就算得了癞病，也不会鼻涕口水横流，否则根本无法正常理事，况且若非极度骄傲或者阴暗的性格，也不会任由自己的鼻涕滴入茶碗而不吭一声，等着看同饮者究竟作何态度的。日本茶道的茶会，往往多人同饮一碗茶汤，只是各人在饮后用手指轻拭碗边，擦去口唇痕迹而已，众人都怕沾染上吉继的唾液，从而感染癞病，这倒是情理中事，原不必加上鼻涕，说得那么恶心。

总之，大谷吉继从此就和石田三成来往密切。据说吉继为人老成持重，很少参与派系间的斗争，更以排难解纷、维持固有局面作为秀吉去世后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吉继和德川家康关系也很好，原本并不赞成三成举兵与家康对战，他向三成分析说，无论从天时还是人和来看，好友都不可能是家康的对手。然而三成一意孤行（身处其位，也无法不那么做），还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大谷军中作为人质，以向吉继表明自己的决心和诚意。吉继大受感动，于是就在前往会津讨伐上杉氏的途中突然转向，投向了西军的怀抱。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实从迈上关原战场的那一刻起，大谷吉继就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了吧，正因如此，大谷军战斗得异常勇猛，东军以两倍兵力来攻，却完全占不着便宜。

●南宫山上的死棋

关原之战的午前，战况最激烈的场所还是在中路、中山道附近。一方是福岛正则，正则乃是“践之岳七本枪”出身的名将，此时正当盛年，勇猛善战，所部也皆熟悉地理的尾张兵；另外一方则是宇喜多秀家，宇喜多军是中部中国地区的劲旅。

秀家是阴谋家宇喜多直家之子，直家原本相助毛利方与织田讨伐军对战，后来在讨伐军统帅羽柴（丰臣）秀吉的努力下，阵前倒戈，给毛利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直家去世前，把年幼的儿子八郎托付给秀吉，秀吉即收八郎为犹子，赐名为宇喜多秀家。因此秀家年纪虽轻，仗着他和秀吉的异姓父子关系，也仗着宇喜多氏在中国地区的庞大势力，才得以跃升为“五大老”之一，官拜中纳言。

石田三成自知威望不足以服众，所以扛出“五大老”之一的毛利辉元来当西军领袖，在关原战场上，则奉宇喜多秀家为统帅。宇喜多氏在西军中兵力也仅次于毛利氏，又正当中路，负有调动全局之责，所以秀家当这个统帅也是实至名归。

福岛正则并看不起宇喜多秀家，认为那不过一个胎毛未退的孺子而已。秀家前此并没有什么显赫的战功，协助出兵朝鲜，也没有创下任何骄人的战绩，但并不能因此就忽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年轻人往往经验不够老到，并无统观全局之能，但要说冲锋陷阵，局部作战，年轻人靠着一股锐气，未必就会输给了老人家。这一仗，福岛正则打得相当辛苦，几次濒临全军崩溃的边缘。

可以说，在九时以前，西军仍基本握有战场的主导权：中路宇喜多、小西、大谷、平塚等部共两万七千人，对战福岛、井伊、织田、京极等部两万二千人，无论兵力上还是士气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北路石田三成所部近七千人对战黑田、细川、田中、加藤等军共一万九千人，在岛左近和蒲生乡舍等将的勇战下，竟然也少呈败相。就在东军猛攻鹤翼阵的中央和左翅的时候，这只巨鸟的右翅还丝毫未损，只须小早川秀秋冲下松尾山，或者毛利秀元杀下南宫山，突袭东军的侧翼，相信就连德川家康的旗本三万大军也是无法抵挡的，东军必将全线崩溃。

然而奇怪的是，小早川秀秋等部却一直驻扎在山上，纹丝不动，受其影响，右翅根部的赤座直保、小川祐忠等人也冷眼旁观就在身边展开的激斗，而根本不肯向前一步去配合友军，攻击敌人。就在这种情况下，九时半左右，岛左近被黑田军的铁砲击中，身负重伤，石田军阵列开始动摇，毫无作战经验的石田三成被迫亲自披挂上阵，这才勉强止住了败退之势。

三成屡次遣使前往岛津本阵，请求惟新斋出兵相助，但惟新斋只是命令丰久固守，丝毫不为所动。甚至最后三成亲自前来相请，惟新斋态度强硬地回答说：“今日胜败虽属未知之数，岛津却自有岛津的进退。”

而另一方面，德川家康看到西军左翼完全不动，本方中路却有崩溃之虞，于是在十时过后，大胆地离开桃配山，向前移动本阵到关原驿附近。看到家康的马标出现在阵前，东军士气普遍为之一振。

受此影响，西军中首先后退的是小西军。小西行长所部四千人，遭到寺泽广高等部的突击，损失惨重，几乎崩溃——关原战场上，可以说西军接战各部中打得最难看的就是素享盛名的行长了。

小西军向后退却，宇喜多军的左翼暴露了出来，攻势为之一挫，福岛正则趁机稳住了阵脚。从开战至此，已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前线各部均已疲惫，决定最终输赢的最大砝码就是东西两方尚未参战的预备队了。于是十一时前后，石田三成燃起狼烟，以通知松尾山、南宫山上驻扎的各部：“可以进攻了，一举将敌人击溃吧！”

其实开战后不久，安国寺惠琼等人就前往毛利秀元的本阵，要求秀元下令进攻，然而秀元却说：“我年轻识浅，必须听取广家的意见，广家认为何时参战为好，我会跟进的。”于是惠琼等人就又去求告吉川广家。吉川广家根本不为所动，稳扎南宫山麓，不但自己不肯进兵，还无形中阻住了毛利本阵北进之路。

吉川广家早就和德川家康暗通款曲，打算卖主求荣。究其根由，恐怕不是出于对石田三成的憎恶——传说秀吉曾打算封给广家九州一国，但在三成等人的劝说下，改割毛利氏辖下出云国内十四万两千石给了广家——而是对主家毛利氏的不满。当年毛利元就开创了两川体制，以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隆景两大分家拱卫本家，形成犄角并立，不可动摇之势，传说中还留下了“三矢之誓”的故事。然而战国乱世，人心混乱晦暗，真正秉持忠义之心，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主家的存续不遗余力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毛利氏也是如此。由于元春和隆景这对兄弟的性格、能力之不同，在汹涌而来的时代大潮前，一个冲上浪尖，一个却沉入水底，就此引发出重重矛盾，并且这矛盾到他们各自的继承人时代终于结出了苦果。

当年水淹高松城，清水宗治切腹，毛利、羽柴两军和谈之后，毛利方突然得到了本能寺之变的消息。吉川元春闻报大喜，主张立刻进兵追击匆忙赶回畿内的羽柴军，却遭到了小早川隆景的阻拦。此后隆景还跟随天下大势，劝说一门总领毛利辉元降伏在羽柴（丰臣）秀吉的军门前，隆景因此得以和辉元并列，成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此外，秀吉还将筑前和伊予的大片领土赏赐给隆景，年贡高达六十五万石！隆景的兄弟兼养子秀包（毛利元就的九男）也受封十三万石领地，秀吉后来又把自己的一个妻侄过继给隆景做继承人，那就是关原之战中驻扎在松尾山上的小早川秀秋。

对比飞黄腾达的小早川氏，毛利两川的另一巨头吉川氏则要黯淡得多，吉川广家等人封地都不广大，并且都是直接割取主家毛利氏的领地封予的，就原则上来说，他们其实不算是丰臣政权下的一方大名，而只是大名毛利氏的陪臣而已。既然如此，那么在家族中的发言权，吉川氏也就远远落在了小早川氏的后面，处处受到打压，心中愤懑不平。

吉川广家大该是这样想的：就算打赢了这一仗，我又有何功？功劳不是主家的秀元的，就是那个外来的小早川家的秀秋的。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要为了主家的荣耀去浪费自己家臣的性命呢？

吉川广家按兵不动，毛利秀元也就乐得坐壁上观。安国寺惠琼、长束正家、长宗我部盛亲等人想要下山参战，又怕广家等人暗通德川家康，随时可能攻击自己的背后，到时候遭受前后夹击，难免全军覆没的噩运。他们急得干瞪眼，却谁都不敢冒险下山，只得反复去央告秀元。秀元托辞说：“我已决定参战，但先要饱餐战饭才好打仗。”下令部下速取盒饭来。然而这顿饭总也吃不完，就此延误了战机。

就这样，胜负的天平开始向东军一侧倾斜……

伽拉莎之死

乱世中的女性，往往演绎着比男子更为悲壮的故事。提起战国末年两分天下的关原大战，就总会令人想起在战前横死的细川伽拉莎。

伽拉莎又写作葛拉西亚或伽罗奢，本是日文假名的音译，这个名字一望而可知不是日本名，它本是一位贵妇人皈依天主教后所起的教名。这位贵妇人本名明智玉子，是明智光秀的次女，天正六年（1578年），在织田信长的指示下，明智光秀和细川藤孝结为姻亲，把玉子嫁给了藤孝的嫡长子忠兴。从此以后，玉子就冠上了夫家的苗字，称细川玉子。

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以后，凭藉姻亲关系，派使者去游说细川父子与自己共同进退。然而细川藤孝不肯背负逆贼的骂名，坚决不允，还让儿子杀死玉子，以表示和光秀划清界线。因为玉子连续为忠兴生下三个嫡子，即长男忠隆、次男兴秋和三男忠利，所以忠兴不忍相害，把她送往丹后国的味土野（三户野山）幽禁起来。

就这样，玉子在孤寂中度过了整整两个春秋，直到天正十二年（1584年）才获得丰臣秀吉的赦令，由忠兴将其接回本城田边。夫妻团聚并没过多久，玉子就被作为人质移居到大坂城下，天正十五年（1587年），她在侍女的怂恿下皈依天主教，取教名伽拉莎，意为神的恩宠。

据说忠兴和玉子原本感情很好，但经过味土野的两年幽禁，这段感情已经逐渐变质了，因此玉子才会在内心的无比苦闷中接受了一种外来的宗教。就在同一年，丰臣秀吉下令严禁日本人信奉天主教，忠兴勒逼伽拉莎改变信仰，遭到严辞拒绝，从而引发了夫妻间更大的矛盾。

关原合战之前，石田三成命令把居住在大坂城下町的东军各大名眷属都集中起来，以作要挟，然而伽拉莎却以接到丈夫的严令不得入城而拒绝了。七月十七日，西军五百名士兵突然团团包围了细川邸宅。为了不落到敌人手中，伽拉莎决意一死。

由于天主教禁止自杀，伽拉莎就在做过祷告以后，命令家臣小笠原少斋用长刀刺入她的胸膛，然后用绢帛包裹其遗体，放火烧为了灰烬——终年三十八岁。

伽拉莎拒绝成为西军的人质而自尽了，同时黑田长政、黑田如水、加藤清正的妻子和水谷胜俊的儿子也成功逃离大坂，这使得石田三成的人质行动彻底失败。对于关原合战的最终结果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东军将领再无后顾之忧，从而怀着对三成的切齿痛恨从上野小山城汹涌杀来……

●松尾山上的反旗

庆长五年（1600）九月十五日，在美浓国关原地方爆发的两分天下的大战，最终以西军彻底崩溃而告终。一般认为西军总兵力为八万余，而东军为七万余，略逊一筹，然而文献所载数字多有出入，还有认为西军到达战场的总兵力为八万四千，而东军则为八万八千，是东军略占优势的。

不管哪个数字正确，双方兵力相差不大却是事实。然而虽然西军在地理上占有绝对优势，却有几乎半数的部队一直按兵不动，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也是情理中事吧。

在关原战场上，战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参战各部均已疲惫，西军就算战败，应该不难勒束败兵，缓缓退去，寻机再起。只是这种梦想被一个人彻底打破了，此人就是驻扎在松尾山上的中纳言小早川秀秋。

小早川秀秋本出尾张国杉原氏，他的姑母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浅野家当养女，成年后嫁给织田信长麾下一名低级武士木下藤吉郎——也就是后来的太阁丰臣秀吉，而这位姑母就是秀吉的正室北政所。因为秀吉的发达，杉原氏也跟着沾光，后来还受赐改苗字为木下，秀秋是北政所的兄弟木下家定的第五个儿子，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被北政所领去当了养子，冠上了羽柴的苗字。

虽然和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但好歹是妻侄，又是从小抱养的孩子，因此没有亲生儿子的秀吉就把秀秋列入了继承人的考量范围。一直等到确定丰臣秀次为继承人以后，秀吉才把秀秋送出去过继给小早川隆景，并在隆景退隐后让秀秋接管了筑前国三十五万七千石的领地。

就因为秀秋曾是丰臣政权的第二顺位继承人，因此石田三成对其期望颇深，关原战前就承诺说，只要打败了德川家康，就让秀秋担任关白，做丰臣秀赖的监护人，在秀赖十六岁成年以前，秀秋可以一直以第一朝臣的身份号令天下。这一承诺相当具有诱惑力，然而奇怪的是，秀秋却在战前秘密然而主动地向家康呈交了效忠书，表示愿为内应。

关原战场上，小早川秀秋一直驻扎在松尾山上观望，石田三成在笹尾山点燃狼烟，还多次派遣快马传信，催促他速速下山，他却丝毫不为所动。不仅如此，当时家康的使者奥平贞治和黑田长政的使者大久保猪之助也在松尾山上，数次以战前密约来提醒秀秋，秀秋却仍然稳坐钓鱼台。

东西两军战至近午，东军攻势再度受挫，德川军猛将本多忠胜的坐骑被岛津军铁砲击伤，忠胜坠下马来，险些丧了性命。家康一直在询问参谋们：“松尾山上情况如何？”在得知小早川秀秋仍未按照约定下山参战后，他烦躁地咬着指甲：“难道我被那个小贼欺骗了吗？”可以说，在南宫山毛利等军已成死子以后，西军唯一能够挽回败局的就只有小早川秀秋所部了，而东军要想彻底打赢这一仗，也必须仰赖秀秋的参战。一时间，各方目光都凝聚到了松尾山。

暴怒烦躁之下，家康走了一招险棋，他派出一队铁砲手行至松尾山下，突然向山上展开齐射。铁砲的轰隆声响彻整个山头，小早川秀秋惊慌失措，立刻下令全军下山——“目标，是大谷队！”就这样，小早川一万多人马倒戈加入了东军阵营，从侧翼攻击西军，最终决定了战局的走向。

因为阵前反叛，并且还是非主动地反叛，似乎是被德川军齐声鸣响的铁砲吓破了胆才匆促参战的，后世对小早川秀秋的评价一直都很恶劣。传统认为，秀秋首鼠两端，想要先看清战局的发展再决定加入哪一方，攫取胜利果实，结果家康的鲁莽策略吓坏了他——“怎么？德川军还有余力向我发动进攻？他们快要赢了吗？”这才最终下定决心。

不过，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首先是，小早川秀秋究竟为什么要和家康暗通款曲呢？秀秋是北政所的侄子，被这位姑母兼养母一手拉扯大，因为北政所是倾向于家康的，所以秀秋也就在战前向家康示好——这是传统的看法。然而除此以外，秀秋对石田三成又抱持着怎样的态度呢？他会为了空洞的关白许诺就迟迟不肯协助家康，而要犹豫不决，坐观成败吗？

三成还则罢了，三成背后的淀姬和丰臣秀赖，相信秀秋对他们是不会抱有好感的。如果秀赖没有出生，则在秀次被杀后，秀秋将是丰臣政权名正言顺的继承人，结果这个继承人地位被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抢走了。不仅如此，这个婴儿直接促成了丰臣秀次的被杀，如果当时的关白不是秀次而是自己的话，那自己也一定会落个同样的悲剧下场吧——相信秀秋每当想到这点，都难免会后背冷汗涔涔。

基于这一考量，秀秋完全不可能靠拢三成，加入西军只是形势所迫，所以他才会在战前主动向家康呈交效忠书，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而至于松尾山下的砲声，很可能是他和家康事先约定的信号，此乃军事机密，双方战前战后都守口如瓶，遂被误认为是临时起意，这也在情理之中。

不管哪种猜测才是正确的，总之历史事实就是，在正午时分，当前线作战各部都已疲惫到难以为继的时候，生力军小早川部参战了，首先突击大谷吉继所部，大谷军瞬间崩溃。

●岛津军决死突阵

据说大谷吉继看松尾山上迟迟没有动静，已经预料到小早川秀秋可能反叛，于是将阵列向南方展开，以防备可能出现的变局。然而即便如此，兵力小弱而又已经疲惫不堪的大谷军，也完全不是小早川生力军的对手，很快就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小早川秀秋的倒戈引发了连锁反应，一直呆在松尾山下不动的赤座直保、小川佑忠、朽木元纲、胁坂安治四将一齐反叛，攻击大谷军的侧翼。在这种情况下，大谷吉继就算是天神下界也难以为继了，将近午后一时的时候，吉继被迫于阵中切腹，随即全军覆没。

大谷军溃灭以后，小早川、赤座等军继续北上，进攻宇喜多、小西等部。午后一时半，小西行长看到形势危急，传令撤退，随后受到重创的宇喜多军也撤出战场。中路溃灭，唯一还在抵抗的就只有岛津军和石田军了。二时左右，石田军遭到多路敌军的合围，蒲生乡舍高呼奋战，作最后绝死的突击，杀入了织田有乐斋阵中。据说有乐斋曾与蒲生乡舍是旧识（他和乡舍旧主蒲生氏乡并为千利休的高足，都是当时有名的大茶人），临阵见到，招手高呼：“久仰大名，何不降我？”乡舍大怒，直冲向有乐斋的马前，却被织田军团团围住，砍翻在地，取下了首级。

岛左近重伤，蒲生乡舍战死，至此石田军已无能战之将，于是全面溃败。整个关原战场上只剩下了岛津惟新斋所部在孤军奋战，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惟新斋再怎么后悔应该及早投入主力协助友军的，也已经来不及了。

东军对岛津队形成了合围之势，惟新斋愤而上马，招呼侄子丰久前来，对他说：“身后是伊吹山地，如果败逃，很容易被敌人追上，全军覆没。左右是死，不如向前突击，杀点德川旗本来扬我岛津氏之威，如何？”丰久苦劝，表示愿意拼死断后，使惟新斋得以逃出生天。但是惟新斋说：“后退肯定是死，前进或有生路。咱们往前吧，杀开一条血路回国去！”

于是岛津军以惟新斋为核心围成一个圆阵，冒死向前突进，从田中、井伊等军的缝隙中直穿而东，楔入正缓缓朝前推进的德川家康的本部。德川军前锋酒井家次见敌军突然杀到，急忙收缩队列以保护家康本阵，惟新斋趁机突然转向，从德川军阵前斜切向东南方。东军各部这才知道岛津军的目的不是决死突阵，而是逃亡，急忙纷纷合围上来。然而萨摩兵的战斗力之强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很快就突散福岛军，践踏筒井军，越过关原，进至一个叫乌头坂的地方。

岛津丰久就在乌头坂战死了，传说他为了掩护主将逃跑而穿上了惟新斋的铠甲，结果被紧追不舍的本多忠胜部下武士斩下了首级。本多、松平、井伊等德川军各部为了争功，也为了洗刷主家阵前被岛津军横穿而过的耻辱，拼命猛追，在乌头坂东南约三公里处终于赶上了岛津军。岛津方大将阿多盛淳悍战断后，虽然最终壮烈牺牲，却也击伤了松平忠吉和井伊直政，使得惟新斋终于安全脱离战场。

被称为“德川四天王”之一的井伊直政，所部多为甲州名将山县昌景的遗臣，也号“赤备”，乃是德川军中第一王牌，结果在此仗中，直政肩膀中了铁砲，回去即伤势恶化，辗转病榻一年多后终于辞世了。

岛津军一千六百多人，最后突出重围的不过八十骑而已，保护着惟新斋从海路离开近畿，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回到了故乡萨摩。

就这样，经过整整八个小时的厮杀，以西军的彻底失败而拉下了关原大战的终幕。

●父子二分

关原大战乃是两分天下的大动乱，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在全日本各地都掀起了巨大的风浪，除了美浓关原的主战场外，还有几处分战场值得一提。

首先是丹后田边城，此地乃是东军主力大名细川忠兴的居城。石田三成举兵后不久，就分兵攻打田边，因为忠兴跟随家康出兵会津，所以他已经隐居的父亲藤孝（幽斋）就火速赶回城中防守。攻方一万五千大军，守军不过五百，就算藤孝是古今无双的智将，这仗也是很难打的。然而藤孝自有他人所不具备的智谋和才能存在，他写信给八条宫智仁亲王说：“我今天死在这里，别无所憾，然而‘古今传授’就此断绝，实在可悲。我希望可以把秘法传给亲王殿下，这样死也无怨了。”

藤孝本是当时一流的文化人，通晓历代掌故和典章制度，擅长和歌、连歌、茶道，曾著有个人和歌集《众妙集》。但他最受人推崇之处，还是传至三条西实枝的“古今传授”。所谓“古今传授”，是指日本古代诗歌集《古今和歌集》的秘传注解，据说当时全日本只有藤孝一人掌握。

为了怕“古今传授”就此断绝，智仁亲王立刻通知攻城部队暂缓进攻，同时派使者前往田边城，请藤孝传授秘法要义。这位智仁亲王本是后阳成天皇的亲兄弟，是秀吉的犹子，秀吉在世时曾一力扶持想让他登上天皇宝座，所以对于他的旨意，石田三成不敢不从。就这样，在后阳成天皇和智仁亲王的插手下，最终田边城和平地打开了城门，藤孝带着家臣、眷属，毫发无伤地安然离开了。

再说说北陆地区，得知石田三成举兵的消息以后，加贺大名前田利长立刻宣布加入东军阵营，随即于七月二十六日亲率一万五千大军杀向丹羽长重的居城小松。丹羽长重曾在德川家康扬言讨伐前田利长的时候受命担任先锋，因此两人原本友好的关系就此破裂，据说是在利长的竭力进逼下，长重才不得不加入西军阵营，以与前田军相抗衡。

因为丹羽军固守小松城，不肯出战，前田军被迫绕城南下，八月三日攻克了大圣寺城，随即南指越前国北之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担任西军北陆地区总司令的大谷吉继施以巧计，伪作搜集船只打算从海路奇袭前田氏本城加贺金泽的态势，迫使前田利长匆忙回援。退兵的路上，殿后的长连龙所部在浅井畷遭遇丹羽军的埋伏，恶战一场，若非援军陆续赶到，几乎就要全军覆没。

八月十三日，前田利长回归金泽，稍加整顿后打算再度出兵，结果遭到兄弟利政的阻挠。利政倾向于西军，想要把一门总领绊在主城，不能从北部向石田三成等人施加压力。一直等到九月八日，家康来信催促，利长才终于下定决心，三日后再度进攻丹羽领。丹羽长重知道力不能敌，于是协议开城投降，九月十八日，前田利长进入小松城——这是关原大战结束后第三天的事情。

再说伊势国东南部是小小的志摩国，海贼大名九鬼嘉隆就出生于此，后来在织田信长的支持下扫平国内豪强，成为一国之主。关原合战的时候，嘉隆已经退位了，其子守隆继承为一门总领。

因为在九鬼氏和伊势岩出城主稻叶道通产生纠纷时，德川家康袒护道通，使得嘉隆极为不满。石田三成听闻此事，就许以伊贺、伊势、纪伊三国，邀请嘉隆加入西军。于是嘉隆不顾儿子守隆正跟随家康出征会津，悍然接管了本城鸟羽，随即就进攻稻叶氏的岩出城。

久鬼守隆闻讯，匆忙从下野小山城赶回志摩与父亲对战，期间还在九月七日大破西军桑名城主氏家行广的船队，得家康赐予感状。等到嘉隆被儿子打败，隐居在和具地方以后，守隆就利用这张感状，通过福岛正则、池田辉政等人向家康求情，请他赦免父亲的罪过。

好不容易家康答应了九鬼守隆所请，然而当守隆派使者快马赶回志摩国的时候，却已经迟了一步，九鬼嘉隆已于十月十五日在答志岛切腹自杀了，享年五十九岁。

传说是守隆的家老以家族存续为名，逼迫嘉隆切腹的，然而自己一死就可换来家族的安泰，这种道理难道嘉隆自己会不清楚吗？他又岂是会受臣下逼迫之人？况且，在决定天下局势的关原合战中，很多家族都一分为二，老子、儿子各站不同的阵营，为的是无论哪一方取胜，家族都能够延续下去，也并非只有九鬼父子会耍这种鬼花样……

●表里比兴的昌幸

其实更有名的脚踩两条船的家族，不是前田氏或者九鬼氏，而是真田氏。且说上野沼田城主真田源五郎昌幸本是武田氏名臣真田幸隆之子，因为两位兄长——信纲、信辉——都战死于长筱合战，他才得以继承一门总领之位。武田氏灭亡后，昌幸臣服于东征的织田信长，保有原领。但本能寺之变后，织田氏在甲信和关东地区的势力彻底崩溃，昌幸夹在后北条、德川等强力大名中间，耍尽阴谋诡计，才终于勉强存续下来。据说丰臣秀吉给昌幸的评价是“表里比兴”，意为一肚子鬼主意，表里不一的家伙。

桃山时代，真田昌幸通过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和很多实权人物都扯上了关系：首先，他娶石田三成的岳父宇田赖忠之女为侧室，还把女儿嫁给了赖忠之子赖重；其次，他为长子信幸迎娶了德川氏重臣本多忠胜的女儿、家康的养女小松姬；第三，次子幸繁做了大谷吉继的女婿。

七月二十一日，真田父子领兵跟随德川家康出征会津，来到了下野一个叫犬伏的地方。石田三成恰在此时派来密使，请求昌幸加入西军。由于不同的姻亲关系，父子分裂，昌幸带着信繁回归沼田，而信幸则率领本部人马前往小山觐见德川家康。

消息很快传到沼田城中，小松姬立刻命令关闭城门，自己披甲着胄、手持薙刀站在城楼上，拒绝公公和小叔入城。传说昌幸恳求说：“我只是想见孙子一面。”小松姬就把儿子抱上城头，让公公远远望了一眼。昌幸无奈，只好退至信州上田城，秣马厉兵，以防备可能遭遇到的进攻。

八月二十四日，德川秀忠率领本多正信、榊原康政等重臣及三万八千大军，经中山道浩浩荡荡杀往美浓。经过信浓北部的时候，秀忠派使者去劝真田昌幸投降，却遭到严辞拒绝。秀忠一时火起，就想不过是小小的上田城嘛，待我踏平此城再继续西进不迟。

这个错误决定使得秀忠没能赶上关原决战，上田城虽然只有三千兵马，却在真田父子的指挥下屡次发动奇袭，使德川军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攻城态势来。一直等到九月十日，在本多正信的反复劝说下，秀忠才终于含恨放弃上田，继续西进，但因为害怕真田军从后追袭，被迫改走小路，结果行动迟缓，直到十九日才抵达美浓赤坂。二十日，秀忠在草津扎下本阵，向身在大津的父亲家康请求见面谢罪。然而家康怒不可遏，坚持不肯见儿子的面。

家康大概是在前一日进入大津城的。关原合战后，他在大谷吉继原本布阵的藤川台检视首级，随即命令小早川秀秋、田中吉政、福岛正则等将快速突入近江，进攻石田三成的本城佐和山。次日，家康又派细川忠兴、黑田长政、堀尾忠氏等部陆续跟进。

石田三成并没能逃回佐和山城，据说他身负重伤，逃亡中因为淋雨又患了感冒，被迫躲藏在伊吹山中。留守佐和山城的是三成的父亲正继和兄长正澄，所部两千余人。面对汹涌而来的敌军，石田父子作了英勇的抵抗，一直守到十八日清晨，终于被田中吉政所部攻入城中。石田一门尽数自杀，没有一个人肯乖乖投降。

攻克佐和山城以后，德川家康命令田中吉政四处搜捕石田三成。吉政本是丰臣秀次的家老，秀次被杀后被迫流亡，后来多亏三成看在同为近江人的份上在秀吉面前进言，才得以领受三河冈崎十万石的封地。在田中所部的搜索下，终于在二十日找到了三成，绑到吉政面前，吉政好生款待了三成以后，将其押至大津，交给德川家康。

●长谷堂和石垣原

关原合战的导火索是会津征伐，且说德川家康在小山会议后即折返江户，留下次子结城秀康监视上杉军的动静。家康共有九子，嫡长子信康于天正七年（1579年）被织田信长下令处死，次子秀康因是庶出，过继给下总大名结城氏，三子为德川秀忠，四子是关原合战中立过大功的松平忠吉，此外还有信吉、忠辉、义直、赖宣和赖房。

结城秀康坐镇下野，号召奥州伊达氏、羽州最上氏和越后堀氏围攻会津。七月二十二日，伊达政宗听闻上杉方的白石城主甘粕清长侵入自己领地，就派重臣片仓景纲前往讨伐。双方小小接触了一仗，随即和谈，各自退兵。

此时奥羽诸侯纷纷传信上杉氏，要求罢兵言和，上杉景胜多从所请，可是唯独拒绝了最上义光的和睦请求。九月八日，他派重臣直江兼续统领两万四千大军进攻最上氏的本城山形——著名的长谷堂合战就此爆发了。

九月十三日，直江兼续攻克畑谷城。两天后，决定天下大局的关原合战结束，同时，最上义光以其子义康为人质向伊达政宗求援。十八日，兼续将本阵设于菅泽山上，包围了坚固的长谷堂城。城将志春高治奋勇抵抗，上杉军进展甚微。

然而包围长谷堂城，并非直江兼续谋略的全部。他同时派出两支别动队，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钳形包抄，试图隔断最上义光向其它奥羽诸侯的求救之路。北路军渡过最上川，势如破竹，先后攻克寒河江、谷地和白岩诸城；南路军却遭到上山城主里见民部的奇袭，损失惨重。但志春和里见的奋战仍然不能扭转战局，长谷堂指日可下，只要此城一破，山形城就完全被孤立了——最上义光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

还好，二十一日，伊达（留守）政景越过笹谷峠来援，二十四日进入山形城，与义光商议拒敌策略。十月一日，听闻援军即将到来的长谷堂城守军士气大振，发动奇袭，斩杀上杉氏大将上泉泰纲。此时直江兼续也得到了西军在关原大败的战报，被迫撤围退走。最上、伊达两军于后追击，不但将上杉军完全逐出最上领，最上义光还重新进入庄内地区，攻陷尾浦城，伊达政宗则攻陷了白石城。

与此同时，在日本的另一端，也有一场不得不提的大战爆发了。且说丰前中津城主黑田长政的父亲黑田孝高，本是播磨国人小寺氏的家臣，后来归属丰臣秀吉，成为秀吉倚为左膀右臂的军师。孝高出家隐居后，法名如水圆清，通称黑田如水，他在得知东西两军开战的消息以后，立刻驰入中津，代替出征在外的儿子长政守城。

黑田如水所面临的局面和细川幽斋差相仿佛，但九州之地并无西军主力，大名们各自为战。如水趁机掏出城中所有储金，招募了三千五百人，同时胁迫周边倾向东军的大名们和自己共同行动。此时，在毛利辉元的指示下，大友吉统在丰后复国，率军包围了细川氏的飞地——丰后臼杵城。

大友吉统原名义统，乃是大友宗麟的继承人，因为在侵朝战争中临阵脱逃而被丰臣秀吉剥夺了领地，被迫四处流浪。为了打击在九州的东军势力，毛利辉元把大友吉统送回丰后，吉统随即就招募旧部，在立石城举旗再兴。

黑田如水率领诸侯联军救援臼杵，大友吉统被迫退回立石城。如水紧追不舍，两军在石垣原展开激战，大友方虽然兵力较弱，却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始终不落后手。于是如水将策略从硬攻转为劝降，终于在九月十五日，也就是关原合战的当日说服了吉统，吉统以剃发出家为条件，保全了麾下将兵的性命。

黑田如水随即攻打周边各西军大名的领地，一路势如破竹，等到关原合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已经横扫整个北九州，把丰前、丰后两国尽数握入掌中了。然而这都是无益之举，天下形势已定，领地的获得要靠德川家康的恩赐，而不能靠自己亲手去攫取。其后老军师黑田如水又活了四个年头，直到五十九岁的时候才安然辞世。

●大移封

西军的实际领袖石田三成在伊吹山中被捕后，随即就被田中吉政送往大津，被迫跪坐在城门前示众。东军将领们经此入城的时候，看到三成，每个人心头都泛起五味杂陈的不同感情。对于德川系诸侯来说，三成仅仅是敌人而已，无所谓善恶，也无所谓爱憎，而对于丰臣系诸侯来说，除了福岛正则等武断派核心外，却多少都难免带有一些兔死狐悲的落寞感伤。

家康下令在京都处决西军首脑人物，除石田三成外，还包括小西行长（那也是武断派的眼中钉）、安国寺惠琼和长束正家。小西行长与三成相同，也是在伊吹山中被捕的，安国寺惠琼则遭厄于京都，长束正家其实早就切腹自尽了，在前述三人被斩首后，正家的首级也被送了过来，一起摆在六条河原示众。

安国寺惠琼本是安艺守护武田信重的遗子，武田氏灭亡后被迫出家。据说这个和尚与毛利辉元的父亲隆元交好，因此受到辉元信任，成为御用的外交僧。虽说惠琼一力促成了西军的举兵，不过他并非毛利家中说一不二的权臣，顶多只是一个联络员而已，砍下他的脑袋，其实只是为了震慑毛利氏。可怜的惠琼，就这样变成了毛利辉元的替罪羊。

据说石田三成在临刑前，因为口渴而想要喝口米汤，押送的士卒们仓促间无法准备，就摘了几枚柿子给他，然而三成却说：“柿乃痰之毒。”摇头拒绝了。士卒们嘲笑他：“眼看就要人头落地了，还这么讲究养生之道吗？”三成回答道：“怀抱宏图志向的人，即便下一刻就人头落地，也应关注自己的生命。”

此话成为名言，而未结果的柿子花日后也成了“壮志未酬”的代名词。关原合战本是诸侯们争权夺利的战争，但因为三成这个人物的存在，后世往往给西军涂抹上浓重的“义”的色彩，即便在德川氏统治的江户幕府时期，还是有很多人为三成说好话，讲他并无私心，只是性格忌刻、水清无鱼，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而作为关原合战西军前线总大将的宇喜多秀家，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也相当凄惨。他在战败后四处流浪，曾一度向老婆的娘家前田家求助，但前田家正因为利政倾向西军，利长又未能赶到关原战场而受到德川家康的责备，所以不愿相保，怂恿秀家逃亡萨摩。然而面对气势汹汹杀来的德川氏问罪之师，岛津惟新斋也只好服软，乖乖地把窝藏了一段时间的秀家押往骏河久能山。最终的决定是，饶过秀家一命，剥夺其领地，把他流放到江户南面一个名叫八丈的小岛上去。“五大老”之一的宇喜多秀家就这样在八丈岛上度过了他的余生，不过他也算是高寿了，享年竟达八十四岁。

关原合战确定了天下大局，德川家康随即着手重新分封诸侯。首先是对西军诸将的处罚，宇喜多秀家、长宗我部盛亲、安国寺惠琼、前田利政等人的领地都被没收，不用说了，西军总大将毛利辉元的领地由一百二十一万石削减为可怜巴巴的三十七万石，上杉景胜转封出羽米泽，领地从一百二十万石减至三十万石，还有一个佐竹义宣，没收了他常陆水户的五十四万石领地，转封出羽久保田二十万石。倒是岛津氏的领地基本没有变动，算是一个异数，大概家康领教了萨摩武士的英勇顽强，不敢逼之太甚吧。

被没收武将的领地中，宇喜多氏五十七万石、长宗我部氏二十二万石、前田利政二十一万石，加上青木一矩、宫部长熙、毛利秀包、丹羽长重等将，总共三十一名，总数将近三百五十万石（丹羽长重、立花宗茂等六人后来法外施恩，各给了几万石土地养老）！就算是临阵倒戈的武将，很多也并没有好下场，赤座直保、小川祐忠领地被没收，吉川广家被转封，领地从十四万石降为三万石。再加上毛利等三家被削减的两百多万石，这近六百万石无主之地，家康就用来赏赐东军有功之臣了。

东军各将及小早川秀秋等内应分子俱有封赏，其中得利最高的有结城秀康（加增五十七万）、松平忠吉（加增四十二万）、蒲生秀行（加增三十八万）、池田辉政（加增三十七万）、加藤清正（加增三十四万）、黑田长政（加增三十四万）、最上义光（加增三十三万）、福岛正则（加增二十五万）、田中吉政（加增二十二万）、细川忠兴（加增二十二万）、浅野幸长（加增二十一万）、小早川秀秋（加增十六万），等等。前田利长也加增了三十四万石的领地，不过大半都是兄弟利政被没收的产业。

其实开销要比收入高，不过家康凭藉丰臣氏执政大老的名头，把很多丰臣氏直属领地也都顺手送人了，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削减了丰臣氏本家的实力。因为儿子德川秀忠所部未能及时赶到关原战场，丰臣系武断派大名抢占了主要功劳，家康被迫把大片土地赏赐给他们，而对于自己的直属家臣，除松平忠吉、结城秀康等寥寥数人外，基本没能得到多大好处。家康虽然为了此事大感恼火，但他耍尽手腕，终于藉着赏赐好地的名义，把那些武断派大名都赶到偏远地区去了。比如池田辉政原在三河吉田，被赶去播磨姬路，再比如，福岛正则也被从尾张清州赶去了安艺广岛，细川忠兴被从丹后田边赶去了丰前中津，等等。

原本的分封格局是有利于丰臣氏的，即以大坂、伏见两城为中心，亲信大名大多安排在近江、越前、尾张、三河等周边地区；而新的分封格局则是有利于德川氏的，即以江户城为中心，家康在关东地区和东海道骏、远、三等老家安插了很多“亲藩”（同族）和“谱代”，而把福岛正则之类“外样”赶往远方。可以说，通过关原合战，更主要是通过战后的大改易、大移封，整体改变了全日本的格局，历史就此从桃山时代迈入了江户幕府时代。

俳句和芭蕉

俳句是日本中世开始流行的诗歌形式，发源于“俳谐”。所谓俳谐，就是一种幽默短诗，室町时代从中引出了优雅的俳句，出现了贞门、谈林两个派别。到了安土·桃山末期，俳句广为流行，并且最终出现了松尾芭蕉那样被尊为“俳圣”的大家。

芭蕉曾在《笈小文》中写道：“西行的和歌、宗祗的连歌、雪舟的绘画、利休的茶道，其贯道之物一如也。然风雅者，顺随造化，以四时为友，所见之处，无不是花，所思之处，无不是月。见时无花，等同夷狄，思时无月，类于鸟兽。故应出夷狄，离鸟兽，顺随造化，回归造化。”

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人心和自然契合为一，就能创造完美的艺术形式，比如西行、宗祗、雪舟、利休等人的艺术。当然，日本古代的艺术形式并不仅仅他上面所说的那四种，也并不仅仅这四个人才算大家，只是这四个人的艺术有着共通点，那就是贯穿着禅的精神。芭蕉所认为俳句所必须体现的艺术之美，也是禅道之美，是一种“闲寂”。

闲寂之心很合乎日本传统的审美观。日本土地面积狭小，更多丘陵山泽，很少大平原，所以他们的建筑和用器大多求其小巧，在小巧中逐渐生出了闲适和寂寞之情。这种闲寂之情经过混乱的战国时代而更加突显出来——人生如同朝露，性命朝不保夕，只有感怀大自然的每一草，每一木，才能领会禅道的真意。

俳句恐怕是世界上最短小的诗歌形式了，按规定共十七个音节，分三段，也就是“五、七、五”的格式。这样短小的诗歌，很难说清楚什么事情，一般情况下都是描写一段景物，请读者从景物中体味作者的感怀。日语比之中文，同一句话音节多了一倍还不止，因此翻译俳句就很难再跟从五、七、五的规格。

比如芭蕉最有名的一首俳句是《水池》。有人按照五、七、五的格式翻译成：闲寂古池旁，青蛙跃进水中央，水声扑通响。加了很多原本隐含在语言内的形、声的描写，显得过于平直，欠缺了“闲寂”之心。还有人直译为：“古老水池滨，小蛙儿跳进水里，发出的声音。”加了很多衬字，不再是简练的诗歌的语言了。

其实日本诗歌基本上不讲究合辙押韵，强要配合五、七、五的句式，还按照中文习惯押了韵，原味是会消失殆尽的。不妨仅保留“短、长、短”的音节美，直译为：“水池，一蛙跳入，水之音。”更贴近芭蕉原作之意。

●佳公子秀赖

庆长八年（1603年）二月十二日，德川家康受天皇朝廷下赐征夷大将军的头衔，正式开设武家幕府，是为江户幕府。新幕府的创立，距离决定天下大势的关原之战已经两年多过去了，在这两年中，家康耍尽手腕把诸侯们笼在手里，等到举目一望，除困守大坂城中的丰臣氏孤儿寡母外，日本列岛已经再无敌手，他这才得意洋洋地迈上幕府将军的宝座。

事实上，关原合战后的大削减和大移封，延续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家康经过周密策划、详细安排，才终于完成了这一确定德川氏对全日本统治的大工程。一直到庆长七年（1602年）四月，岛津氏所领安堵，五月，最后把佐竹义宣贬至出羽，其在常陆的中心封地转给东北大名秋田实季，同时改易陆奥岩城贞隆、相马义胤两家诸侯，关原合战后的处分才算最终得以完成。当年十二月，岛津氏新主岛津忠恒亲自前往江户谒见德川家康，标志着全日本诸侯都已拜倒在德川家康脚下。

不过还有一股势力，就其名义上来看并非一镇诸侯，而和德川家康相同，都具备天下人的资格，仍对新兴的幕府势力构成威胁——那就是大坂的丰臣氏。经过前此的大削减和大移封，丰臣氏的直辖领地缩减为六十五万石，但控制着最为富庶、交通发达的大坂湾东岸，此外大坂城中还堆积着丰臣秀吉搜刮来的无数金银珍宝，对于德川幕府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可不防并且随时都可能被点燃的大炸弹。

可是家康暂时并不想也不敢对丰臣秀赖下手。一方面，秀赖究竟是丰太阁的遗子，丰臣氏武断派大名表面上臣服于家康，而内心大多还是倾向于丰臣氏的，一旦开战，他们的向背很难预料；另方面，就经济实力来说，丰臣氏是仅次于德川氏的日本封建势力，大坂城又坚固无比，战争肯定会旷日持久，变数也将越来越多。老谋深算的德川家康在没有必胜把握之前，是不会贸然动手的。

关原合战前他是否有必胜把握呢？可以说，确实是有的，虽然就当时布阵来看，西军占有绝对优势，但通过大战的过程和结果就可看出来，家康事先做了大量瓦解和拉拢敌人的工作，当这一工作尚未看到足够成效的时候，他甚至一直窝在江户，而不肯前往浓美平原的最前线去指挥战斗。

等到天下基本安定，德川家康就用软硬两手来对付丰臣秀赖：一方面，他把孙女，也就是继承人德川秀忠的女儿千姬嫁给秀赖为妻——这是丰臣秀吉生前指定的婚姻；另方面，他在登上幕府将军宝座的第三年宣布退隐，而把将军之位让给了第三子秀忠，这是为了向天下人宣告，此后世代都由德川氏一家掌握天下，秀赖无权染指。

德川秀忠是在庆长十年（1605年）四月进入京都，继任为幕府将军的，此前的一个月，家康正式和朝鲜李朝签定和约，作为他退位前办的最后一件大事。秀忠上洛以后，家康派人请求丰臣秀赖从大坂赶往京都，觐见新将军。即便秀赖和秀忠的身份是平起平坐的，都具备天下人的资格，终究前者是后者的女婿，亲往觐见也并无不妥，然而淀姬拒绝承认江户幕府将军，认为德川氏永远只是丰臣氏的家臣而已，哪有主公觐见家臣的道理？因此她一口回绝了家康的要求，反而要秀忠去大坂与秀赖会面。

家康感觉这个女人真是很看不清天下大势，完全不可理喻。

丰臣氏的衰弱趋势是无可扭转的，如果淀姬母子适时低头，并不想再引起战祸的德川家康一定会答应，从此将丰臣氏与麾下外样大名同样看待——当然，他不会让丰臣氏再居留位于日本腹地的大坂，而会将其迁往别处，作为补偿，还可能增加石高，甚至给个百余万石。然而丰臣氏坚决不肯低头，这就迫使家康不得不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德川家康退位以后，被称为“大御所”，隐居在骏府，但实际上仍然掌控着政权，二代将军秀忠不过是老爹的傀儡而已。家康想在自己去世前解决大坂问题，留给儿子一个干净的江山，于是制定了种种法令以约束麾下诸侯，同时大兴土木营建江户、骏府、名古屋等重要城池——这些城池大多由大名们“助役”，趁机削弱他们的财政实力，以使其无法对江户政权构成威胁。

为了削弱大坂城的经济实力，家康在心腹林罗山和以心崇传的策划下，建议淀君和秀赖出资修复由于地震倒塌的京都方广寺，以为故世的丰太阁祈福。愚蠢的淀君非但没能看破这个阴谋，还顺便把其它许多寺院的佛像贴金工程也全部包揽下来，同时更向各大寺院捐钱赠物——家康一着得手，事半功倍。

庆长十九年（1614年）春，方广寺大殿工程终于全部完成。家康邀请孙女婿秀赖和各地大名一同前来京都，参加方广寺大殿的揭幕仪式，他想趁此机会看一眼秀赖，评测这个年轻人的能力和志向。

据说当丰臣秀赖的描金轿子出现在京都城门前的时候，原丰臣氏武断派大名的两位领军人物——加藤清正和福岛正则——抢步上前，一前一后抬起了轿子[奇+书+网]。街边站满了围观百姓，当丰臣氏的黄金瓢箪马标出现时，许多老人都激动得哭了起来。

大御所家康和将军秀忠迎上前来，掀开了轿帘，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光彩照人的英俊公子，秀忠心中为女儿嫁了这样一位美少年而欣喜不已，家康却暗自叫苦不迭。从参拜天皇到揭幕仪式，秀赖都表现得非常得体，而且与其惯写白字的太阁老爹不同，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诗，相比之下，秀忠却显得非常笨拙、古板。这些全被家康看在眼里，更加坚定了他消灭丰臣一族的决心。

●大坂七将星

以上所言，都不过传说而已，但即便传说为真，德川家康也只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了，秀赖实际上只是一个毫无用处的绣花枕头。他从小在女官的环绕下、母亲的溺爱下长大，基本没有实际事务能力，甚至在此次上京之前，他几乎没有走出过大坂城一步。

当然，秀赖的号召力还是不可低估的，于是家康提出了让淀姬去江户城做人质的建议。各地大名将母亲、妻女送往江户为质，以表示自己对幕府的忠心不二，此事始于庆长九年（1604年）六月，肥后人吉城主相良长每的老娘是第一个，此后逐渐成为惯例。对于家康来说，他这是给丰臣氏下了最后通牒：臣服于我，还是和我为敌，请尽快表态。

然而此议又被淀姬断然否决了，原因也正与她不让儿子前往京都去见德川秀忠相同——哪有主家向家臣递交人质的道理呢？

此时德川家康已经风烛残年，他没有耐心更没有时间等待继续下去，于是就开始寻找藉口，以向丰臣氏动兵。庆长十九年（1614年）冬季，林罗山和以心崇传等人在家康的授意下，逐字研究方广寺大钟上的钟铭，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他们发现钟铭中有“国家安康”和“君臣丰乐”的语句，说此语有腰斩家康、以丰臣氏一族取代皇室的嫌疑。家康趁机向大坂提出质问，淀姬听到如此莫须有的罪名，不禁又惊又怒，于是干脆向家康宣战。

虽然经过多年的糟蹋浪费，大坂城中依然贮藏有全日本最庞大的财富，淀姬就利用这笔财富大肆招揽浪人，巩固城防，整顿军备。消息传出，散布在日本全国的浪人象潮水一样涌向了大坂城，在很短的时间内，数目竟达十万八千九百之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大坂七将星”。

“大坂七将星”之首是为真田幸村，此公本名信繁，乃是信州上田城主真田昌幸的次子。真田昌幸和信繁曾在关原之战前阻遏德川秀忠于上田城下，因此战后家康剥夺了真田氏在信州的领地，并且想将父子二人一并诛戮，多亏昌幸长子信幸一直牢固地站在德川氏一边，用自己的战功请求家康的宽宥，最终判将昌幸父子流放九度山，派浅野长晟严密监视。

大概出于报复心理，虽然真田信幸因为自己的功劳而保住了上野沼田的领地，但德川秀忠却命令他从名字里面舍掉世代传承的幸字，改名为信之。

等到庆长十九年（1614年）丰臣、德川两家开战的时候，真田昌幸已经过世了，次子幸村（信繁）兼具祖父、父亲的智谋和伯父们（信纲、信辉）的忠勇刚直之心，耍计策把监视他的家伙都灌得大醉，随即逃出九度山，进入了大坂城。

传说幸村并非孤军奋战，他有一子名为大助，或者还有一个女儿，此外还豢养了一批忍者，最著名的称为“真田十勇士”，包括——雾隐才藏、猿飞佐助、三好清海入道、三好伊佐入道、望月六郎、由利镰之助、穴山小助、笕十郎、根津甚八和海野六郎。

“大坂七将星”的第二位是后藤又兵卫基次，本是播磨国人领主别所长治的家臣后藤基国之子，后来出仕黑田如水父子。关原合战中，基次跟随黑田长政参战，从属于东军，因功受封一万六千石的知行。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如水死后，基次突然出奔，离开了黑田家，成为浪人——普遍认为是他和新主长政不合所致。

除以上两位外，大坂七将星”中还包括关原合战中担任宇喜多军先锋官的明石全登、被改易的土佐大名长宗我部盛亲，以及薄田兼相、木村重成和毛利胜永。一时间，大坂城内人才济济，在七将星的努力下，很快就将一盘散沙的部队合理组织起来。

十月一日，德川家康在接到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大坂骚乱”的密报后，正式决定出兵讨伐。十一日，他向全国发出了“大坂讨伐令”，并亲自率领旗本武士的主力从骏府出发西上。二十三日，家康军在伏见城与将军秀忠的六万部队汇合，不久，伊达政宗、前田利长、藤堂高虎等大名的部队也陆续赶到。

淀姬寄予厚望的加藤清正和福岛正则等原丰臣系大名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却将平时总挂在口边的什么太阁恩情抛在了脑后，也纷纷起兵响应德川家康，怒斥以丰臣秀赖为首的大坂方为逆党。于是，讨伐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聚集了整整二十万人。

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史称“大坂冬之阵”。

●大坂冬之阵

大坂，是第一座结合了日本传统军事城堡的多重坚壁和中国城市之商业与居民区城墙内置这两大特性的城池。从其地势来讲，大坂本应是一座平城，然而丰臣秀吉曾经动员十万民工，用人工叠加土方的方法垫高地形，使得大坂脱离了摄津地区的普遍地貌限制，雄立于京畿西南。大坂城由一之丸、二之丸、三之丸和山里丸构成，每道城墙下都挖有宽阔的壕沟或护城河，真所谓金池汤城。

大坂城北有天满川，东有猫间川、平野川，东南近海，河运和海运都非常方便，城池靠近京都，更加上有堺的南蛮贸易作为经济后盾，进可攻，退可守，确是丰臣秀吉筑城技术的最高体现。当真田幸村入城以后，经过认真的考察，又在靠近大海而水网等天然障碍较少的城南，紧靠城墙修建了由独立城墙、壕沟及三道栅栏构成的辅城——真田丸，加固了南部的防护力。

基于以上诸多情况，德川家康将此时已经增加到近三十万的大部队在大坂城四面撒开，形成包围态势，断绝该城与外界的联络，准备加以长期围困。

然而虽然面对坚城，兵法的常理就是围困，但围城部队除七、八万德川旗本军外，都是由各地大名部队临时拼凑而成的，这些大名中有许多人都是骑墙派和丰臣秀吉的旧部，在作战初期就充斥着严重的厌战情绪。同时新年即将来到，士兵们大都归心似箭，并且大军的粮草供应也并不很充分，作出长期作战姿态的德川家康，实际上比任何人都希望速战速决。

十一月十九日，完成了包围圈的幕府军终于被迫对大坂城发动了总攻击。由于大坂城的西面和南面水网较少，适合大兵团展开作战，所以十九日的主要作战方向被确定为西南方向，家康本人占据了南面的至高点茶臼山，将军秀忠则以冈山为本阵，亲自指挥攻城。

在总攻的信号发出以后，西南方向的锅岛、蜂须贺、松平、浅野、藤堂、伊达、毛利、井伊、本多等部从南御堂、谷町口、八丁目口、平野口方向，漫山遍野地向大坂城高耸的城墙杀来，但在宽大的护城河面前，因为缺少必要填塞和浮水工具，使得损失异常惨重。

因为攻击猛烈，防守部队的损失也很巨大，形势非常危急。作战数小时后，薄田兼相防守的一座城外鹿砦被蜂须贺至镇（蜂须贺正胜之孙）、浅野长晟（浅野长政之子）所部攻取，薄田军退入城中。获得小胜的幕府军振奋精神，勇攀城墙，但得到后方有力支援的城防部队沉着应战，始终将敌人压制在城墙以下。到当天战争结束，攻方获得的战果非常有限。

二十六日，冬之阵中最激烈的今福·鸟野之战爆发。大坂方的后藤基次、木村重成等军主力对驻扎在城东北部战略要地今福村、鸟野村的幕府方上杉景胜、佐竹义宣军进行了猛烈攻击，希望撕开一个通向外界的出口。经过一天的野战较量，上杉、佐竹军取得胜利，遭到挫败的大坂部队退回城中。

二十九日，大坂部队又发动了伯劳渊·今福·鸟野之战，结果指挥作战的后藤基次中弹负伤，不得不再次退回城中。这两次突击失败，使得以后藤基次、大野治房为首的“野战派”受到打压，而以真田幸村、大野治长、明石全登为首的“笼城派”得势，守方暂时放弃了野战的念头，专心于凭坚而守。

到了十二月四日清晨，经过机密筹划，幕府方的前田利常、松平忠直所部趁着天色昏暗对真田丸发动突袭。激战中，前来运送弹药的大坂方将领石川康胜所部士兵在忙乱中误将点燃的火绳扔到了火药桶中，引起剧烈爆炸。潜伏在城中的幕府军间谍趁乱造谣生事，并企图抢夺城门。幸亏真田幸村亲率所部进行弹压，一面组织火力集中射击，迫使前田、松平军后退，一面命令部将伊木七郎率领骑兵出城突击，才终于勉强守住真田丸。此次战斗，前田军损失武士三百人，松平军损失武士四百八十人，其余杂兵无算。

真田丸之战后，幕府方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攻击了。眼看新年将近，士兵们的厌战情绪益发高涨，军粮也所剩无几，于是在谋士本多正纯的建议下，德川家康决定暂时罢兵议和。然而由于大坂城内很多将领的态度异常强硬，议和始终没有成功。家康又派遣真田幸村的兄长信之和叔父信尹以信浓守的职位对幸村进行诱降，结果也没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无计可施的家康只好对淀姬下手。十二月中旬，他派榊原、本多、酒井等谱代家臣将所部大炮排成一列，对高达七层、非常显眼的大坂城天守阁进行猛烈轰击。据说其中一发炮弹击碎了一个漆桶，几名正在吃早饭的侍女倒在血泊之中。受此惊吓，色厉内荏的淀姬果然立刻同意议和。

在议和条款中，有一项是填平三之丸的护城河，急于议和的淀姬竟连阴谋如此明显的条款也一口答应了。于是在幕府军大部返乡后，本多正纯指挥部下填平了三之丸的护城河。然而，正纯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护城河，他趁大坂方防御松懈之机，竟连三之丸的城墙也给扒了，近逼二之丸。

淀姬这才慌了神，急派侍女前去理论，却遭到无理的对待。她又派亲信大野治长等人直接去见德川家康，家康支使儿子秀忠出面道歉，然而虽然道歉，却不肯真正解决问题。大野治长只好再去拜托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胜重本是家康的亲信，当然也趁此机会大踢皮球。就这样，等大野治长一行人灰头土脸地回到大坂城中的时候，二之丸的护城壕沟填埋工作也早已完成，本多正纯得意洋洋地收工过年去了。

●大坂夏之阵

次年是庆长二十年（1615年），正月，德川家康回归骏府，二月，将军秀忠回到江户。但这并非战争的结束，到了四月十三日，重整兵马的家康以秀赖不肯解散浪人、转移封地为藉口，再次群集诸侯，征伐大坂城。二十九日，幕府军先锋浅野长晟所部同大坂方塙直之所部首先在和泉国内交火，拉开了大坂夏之阵的序幕。

这时的大坂城由于城墙被扒，堑壕被填，已经成为无险可守的裸城，失去了笼城战的一切条件，只好同幕府军进行他们所最不愿意的野战——这偏偏是家康所期望的。

但是，在野战问题上，大坂浪人军的首领真田幸村和后藤基次之间产生了分歧，五月五日的军事会议上，基次提出在数十里外的小松山布阵，利用无法排布大军团的狭窄地形，引诱幕府军前往，然后发动奇袭。而幸村则希望在城侧的四天王寺作战，认为那里高大的寺墙在作战不利时还可作为掩体或屏障使用。

两人为了主战场的位置争论不下，但同时也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意愿，就是希望主公丰臣秀赖能够亲自出阵，虽然不必直接指挥战斗，却能鼓舞大坂方的士气，威吓幕府军中那些无耻的骑墙派。最终，淀姬的宠臣大野治长出来和稀泥，提出以真田幸村所部列阵四天王寺，后藤基次所部列阵小松山，两路出击。可笑的是，这个将本就相当有限的兵力一分为二的傻瓜战略竟然得到了淀姬的允准，只会跟着母亲点头的秀赖随即拍板定案——两名浪人首领同时绝望了。

真田幸村在经过反复考虑和思想斗争后，终于决定以大局为重，遵行后藤基次的策略。他让基次先发小松山，而他率所部将随后跟进。

次日凌晨，基次率部属两千六百人抢先占领了小松山高地，幕府方松仓重政、有马晴纯等部陆续到达，对小松山发动猛烈攻击。基次利用狭窄的地形，独自抗拒十倍于己的敌人，杀得幕府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然而援军迟迟不来，这使缺乏后备兵力的基次极为担心。

按照原定计划，真田幸村、毛利胜永和薄田兼相率领二万主力部队，应该在基次出发后不久就从距离小松山不过二十里的道明寺开拔，在基次同幕府军开战的时候突然出现在藤井寺附近，对敌侧翼发动袭击。然而奇怪的是，这三支部队的行军速度却惊人的缓慢，十几里的道路竟然数个时辰也未能走完。最后，孤军奋战的小松山守军全数覆没，后藤基次在冲锋时也身中流弹而死。

真田幸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路程刚走到一半，于是在顺手设伏，消灭了匆匆赶来的伊达政宗一支部队后，立刻转身撤回了大坂城。只有薄田兼相觉着有点对不起朋友，自杀性地继续挺进，同蜂拥而来的幕府军干了一仗，结果兵败身死。

真田幸村是故意想害死能力、威望与自己相近，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却一直相左的后藤基次吗？后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幸村本无扼守小松山的决心，让这一策略的反对者率领主力部队作为后援，这是大坂方最大的失策。

且说后藤基次战死的同一日，在八尾、若江附近，长宗我部盛亲、木村重成分别率五千人和四千八百人对德川家康的本军侧翼发动必死的突击。在敌人强大兵力的压迫下，木村重成力斩藤堂高虎军大将六人后战死，长宗我部盛亲则被井伊直孝（井伊直政之子）击败，黯然退回大坂城内。

德川家康曾在五月五日夸下过海口，说三日之内便可攻克大坂。于是在第三天的五月七日，幕府大军进抵大坂城下，随即发起了总攻。就此，真田幸村作为前线总大将，如愿以偿地指挥着五万浪人部队在四天王寺同十五万幕府军大战了一场。

传说在这场战斗中，幸村亲率四千精锐骑马武士突击敌阵，这些骑马武士的铠甲全都涂成红色，也号“赤备”，本多、井伊（所部“赤备”）、酒井、松平等德川氏谱代被杀得人仰马翻。幸村甚至连续数次几乎突入家康本阵，使得本求同归于尽的浪人们头脑中全都闪过了“有可能会赢”的念头。明石全登、毛利胜永等部也拼死力战，从侧翼协助幸村，幕府军在这种自杀性的突击面前，几乎全线崩溃。

认识到胜利有望的幸村立即派人去请求丰臣秀赖出阵，他相信在金瓢箪马标竖起之处，本军定会士气大振，而敌人将一溃千里。据说秀赖一度答应了前线将领的请求，可是幸村等人却左等他不到，右等他不来——淀姬坚决反对秀赖以千金之躯亲冒矢石，加以阻挠，毫无实际事务能力和上阵决心的秀赖也就此打了退堂鼓，始终没有迈出大坂城天守阁一步。

真田幸村彻底地失望了，他最后一次率部突入德川军阵，决死悍战。赤备先突散越前势右翼，然后冲过松平军，蹴破骏河众，直杀向家康的本阵。可惜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英勇的幸村最后被德川氏小臣西尾仁左卫门指挥的铁砲队射杀，随即割下了首级。几乎同时，明石全登、毛利胜永等人也尽数战死，大坂浪人军的主力就此全部覆没。

浪人军覆灭以后，幕府方各路大军轻而易举地就攻入了不设防的大坂城。直到此刻，淀姬才终于放下身段，遣使求降，然而看到全面胜利就在眼前的德川家康却不肯应允其请，而要勒逼她自杀。于是淀姬、秀赖母子只好点燃天守阁内贮藏的火药，自爆而死——大坂夏之阵以幕府方的大获全胜而落下终幕。

五月二十一日，丰臣秀赖的幼子——也即家康的外孙——年仅八岁的国松在京都六条河原被斩首，秀赖之女被发往镰仓东庆寺为尼。曾经煊赫一时的丰臣氏至此灭亡，血脉彻底断绝，连点渣子都不剩下……

●家康之死

一代枭雄德川家康，这位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在他子孙们统治的时代被尊称为“神君”，誉为千古完人，明治维新、幕府倒台以后却转而与足利尊氏同被认为是压制天皇、悖逆朝廷的叛臣贼子。一直到二战以后，日本的皇国史观逐渐垮台，家康才总算得到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然而就平民百姓来说，他们最热爱的是身边的人间英雄而非高高在上的神灵，神灵应当敬而远之，人间英雄才能传扬千古。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家康晚年很多作为遭人诟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欺负丰臣氏孤儿寡母，找藉口攻打大坂城，并最终用阴谋手段将其覆灭了。

其实家康所为，并不仅仅如此而已，且说丰臣秀吉死后就开始了他的造神运动，灵位供奉在京都附近的阿弥陀峰顶，起了神号为“丰国大明神”，作为丰臣一氏的祖灵。就在大坂城陷落后不久，家康派人前去砸毁了神庙，把所谓“丰国大明神”的牌位也扔到海里去了——做事如此之绝，确实很难使人原谅。

但从家康本身来考虑问题，天下已经是德川家的了，那么除了天皇不可废，其它可能影响到德川氏统治的事物，无论是割据势力，还是精神寄托，都应该被彻底清除，毫无留存，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行政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自己年已古稀，时日无多，这种可能会遭受骂名的事情还是由自己来亲自完成吧，留一个干净纯洁的江山给子孙后代。

其实作为封建统治者来说，家康和秀吉并无不同，秀吉杀死了茶道宗师千利休，与其“前后辉映”，家康也害死了千利休的高足、“利休七哲”之一的古田重然。古田重然通称为织部，他把利休的平民茶道武士阶层化，可以说对当时影响相当深刻。就在大坂夏之阵结束后不久，家康以织部在关原合战时内通西军等藉口，勒令其一族男子全部切腹——此时距离关原合战已经整整十五年过去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大坂丰臣氏的灭亡是在庆长二十年（1615年）的五月底，当年闰六月，家康下达了“一国一城法”，即每个大名封地中都只允许一座城堡存在，其余的必须尽数毁弃。这一措施进一步削弱了大名们的力量，使其再也无法与幕府相抗衡，而很多新封和新改领地的大名甚至因此变得没有城堡可住，只好把府邸（阵屋）设置在城下町中，使得这些城下町日益繁盛起来，逐渐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

七月，家康授意幕府颁布了《武家诸法度十三条》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十七条》。前者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各地大名的控制，使其从战国时代的割据势力彻底转化为幕藩体制下的“藩”；后者则加强对天皇朝廷的限制，使天皇和公家除保留祭祀权外，彻底被剥夺了所有的世俗权力。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代，为了利用天皇朝廷以对抗足利幕府或者为自己涂抹大义名分，对朝廷的钳制还不算很紧，到了江户幕府开创后，形势则猝然改变。幕府对朝廷的高压政策，直接导致了其后的明治维新，维新志士们抬出朝廷这尊泥菩萨来充当倒幕旗帜，这恐怕是家康所始料不及的吧。

把这一切花样全都搞完以后，德川家康安然地在第二年（1616年）的四月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家康一开始被安葬在久能山上，一年后移到关东平原最北部的日光山上，德川幕府在那里兴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称为“日光东照宫”，以供奉家康的灵位。家康也被加上“东照大权现”的神号，高踞山顶，由北往南俯瞰广袤的关东平原。

且说大坂夏之阵结束的当年七月十三日，朝廷在幕府的授意下宣布改元“元和”，以象征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庆长二十年就此改称元和元年，史称“元和偃武”，也即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战乱终于终结，基本和平的江户幕府时代降临了。

●二代将军秀忠

江户幕府的第二代将军是德川秀忠，因为他曾在上田城下被真田昌幸父子玩得团团转，其后又一直窝在老爹羽翼之下，当了好几年的傀儡将军，所以传统对其评价不高，认为他只是个老实木讷的二世祖而已。然而家康去世后，秀忠大权独揽，又当了整整七年的征夷大将军，让位给儿子家光后在幕后还指挥了整整九年，江户幕府却一直维持着蒸蒸日上的局面，因此若说秀忠无能，恐怕是太过偏颇了。

或许秀忠是没有领军之才，但其治国之能未必比其父逊色。江户幕府的整体统治架构是在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完成的，跨度为四十九年，其中秀忠直接执政或参与执政的时代超过一半。

与其说德川家康创立了江户幕府的统治架构，不如说家康只是一个理论指导者和规划者，大部分实际工作都是由二代将军秀忠完成的。家康画成了图纸，秀忠盖起大厦，三代将军家光最后装修完成，这才有了完整的江户幕府，有了两百余年的一统江山。德川秀忠的主要功绩有以下几条——

首先，秀忠改变了家康时代独断专行的做法，改之以将军与幕府重臣的合议制政治。家康时代就曾设置“老中”一职作为将军的最高辅佐官，“德川四天王”之本多忠胜、榊原康政，以及军师本多正信、主要奉行大久保长安等人全都担任过这一要职。到了秀忠时代，开始提升部分老中的权柄，至家光时代首次出现“大老”的称呼。大老就是首席老中，并不常设，权力仅次于幕府将军，无人可以并肩。首席大老是土井大炊头利胜，乃是秀忠的宠臣。

但这并不意味着幕府将军放松了权柄，也并不意味着权臣政治的出现。秀忠设立合议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加快行政效率，使得当幕府将军年幼或暂时无力视事的时候，整个幕府体制仍能照常运作。秀忠本人虽然看似软弱，其实并不能容忍权臣的出现，本多正纯的“失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本多正纯乃是德川家康的军师本多正信之子，家康就任幕府将军以后，麾下势力最大的家臣就是本多正信和首任老中大久保忠邻（忠邻担任此职是在1593年，幕府开设的十年之前）。本多父子被称为“骏府派”，大久保忠邻被称为“江户派”，两派的矛盾逐渐激化，到了庆长十八年（1613年），骏府派揭发江户派的大久保长安有贪污之嫌，忠邻受到牵连，次年（1614年）遭到放逐，从此本多父子独掌幕府权柄。

秀忠亲政后，重用亲信土井利胜、酒井忠世等人，刻意打压本多正纯的势力（正信已先过世）。元和七年（1622年），秀忠前往东照宫参拜家康的灵位，回来时原计划留宿正纯的封地宇都宫，但是其姐龟姬揭发说正纯在所安排的将军卧室天井上布置了刺客（其实或许是保护将军安全的忍者），于是秀忠临时改变计划，并立刻派人诘问正纯，不久后更将其流放。一般认为龟姬是愤恨本多正纯夺取了自己的领地（宇都宫原为龟姬的丈夫奥平家昌的封地，家昌死后遭到改易，正纯入居），所以造谣诬告。但此诬告漏洞百出，如果将军秀忠秉公而断的话，正纯是根本不可能获罪的。

秀忠的第二大功绩，乃是继承老爹的政策，继续打压外样大名。那个在关原合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福岛正则，因为私自修城被秀忠抓到把柄，于元和五年（1619年）遭到改易，此外，最上义俊、蒲生忠乡、田中吉政等人也都先后失去了领土。秀忠把三个最年幼的兄弟——德川义直、赖宣和赖房——分别分封到常陆水户、尾张和纪伊和歌山，称为御三家，作为幕府的屏障。他定下规矩，只有幕府本家和御三家才准许使用德川的苗字，其余近亲全部恢复松平旧氏，而一旦幕府将军绝嗣，则由御三家的后裔入继为一门总领。

秀忠的又一功绩，乃是进一步控制朝廷。元和五年（1619年），他以家康遗愿为名上洛，请后水尾天皇娶其女和子为妃，虽然此举遭到公卿们的一致反对，但秀忠用威吓、流放等手段把所有反对声音都压了下去。和子入宫后，生下一个女儿兴子，宽永元年（1624年）更在幕府的支持下进位中宫。宽永六年（1629年），因不满幕府的高压政策，后水尾天皇宣布退位，秀忠拥立外孙女兴子内亲王坐上天皇宝座，就是明正女帝——称德女帝后经过了八百五十九年，终于又一位女帝诞生了。

在打压和控制天皇朝廷的同时，秀忠还加大对寺社势力的管理。宽永六年（1629年），后水尾天皇任命数十名僧侣为僧正，颁发“紫衣敕许”（高位僧侣可着紫衣），秀忠藉口其中某些僧侣资格不够，立身不正，宣布朝廷旨意无效，并在严格审查后将部分僧侣流放边远地区。从此以后，朝廷连对寺社的名义上的控制权也丧失了——此事也是导致后水尾天皇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秀忠做出了如此伟大的功绩，但他终究是守成之主，被迫要一直活在老爹家康的阴影之下。家康还在世的时候，秀忠就曾经口出怨言：“大御所的谎话，就算人人知其为假，都会被迫相信；而我的谎话，就算再如何努力地说，都不会有人相信！”

忍者时代的终结

战国时代产生了很多忍者集团，受雇于封建大名，帮他们完成侦查、刺杀、搜集情报等秘密工作。不过当时这种集团的名称还并没有统一，比如武田信玄的御用忍者就被称为“乱波”。可是这种集团到了和平时期，就会变成社会动乱的根源，所以织田信长父子才会在忍者的大本营伊贺展开大屠杀，想要将此毒瘤彻底铲除掉。那么，和平的德川幕府时期，是否还有忍者存在呢？

首先咱们要说说伊贺三上忍之一的服部氏。服部氏历代当主都沿用“半藏”的通称（再如风魔众的首领历代都称“小太郎”），从某一代半藏起，离开伊贺的崇山峻岭，前往三河，出仕于德川家，其子就是著名的服部半藏正成。正成可谓是从阴影里走到阳光下的人物，成为家康麾下赫赫有名的武将，人称“鬼半藏”。

传说本能寺之变发生以后，德川家康穿越伊贺的群山回归三河，全靠了服部正成联络伊贺残党，一路护送，才没出什么危险。事后家康不但重赏这些忍者，还把他们收为家臣，安排在正成麾下，建立起名为“伊贺同心众”的组织，为德川氏搜集各方面情报、擒杀异己分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伊贺同心众”已经和真正意义上的忍者集团不同了，尤其在德川氏统治整个日本以后，他们的主要工作逐渐变为搜集自己领内的情报、追捕反叛分子和犯罪者，换句话说，主管治安，部分职权和后世的警察，尤其是秘密警察非常相似。

正成五十四岁去世，把半藏的名号和“伊贺同心组”首脑的职位传给了长子正就——也就是新一代的服部半藏。可惜正就这家伙不成器，更把“伊贺同心组”当成自己的私产，在江户城受灾，城门倒塌的时候，只管领着部下修理自己家大门，部下提出反对意见，反遭他的囚禁。最终，部下们忍无可忍了，据守长善寺发动武装政变，要求幕府剥夺正就的首领职位。面对近千名忍者及其家属的强烈呼声，德川幕府只得把正就贬为平民。

元和元年（1615年），正就参加了大阪夏之阵，希望能够将功赎罪，可惜武运不佳，战死沙场。他还有个弟弟名叫服部正重，因为牵涉到老婆娘家（大久保长安）的犯罪事件而遭到流放，最后客死异乡。

服部家虽然等同于灭亡了，但“伊贺同心众”依旧存在，服部半藏之名也一直流传到今天。江户城中留下了“半藏门”的古迹，据说乃是服部正成亲自设计并督造的，以便发生变乱时，德川将军可以经此逃离，沿甲州街道逃往甲府城。“半藏门”外还挖有“半藏壕”，明治维新以后，天皇移居东京（即江户），新的宫殿就设在半藏门和半藏濠附近。

此外，富有传奇色彩的还有柳生一族，他们本是大和奈良柳生庄的小豪族，战国后期出了一位武艺超群的总领柳生石舟斋宗严，被称为“剑圣”。宗严的儿子为但马守宗矩，乃是德川幕府二代将军秀忠的亲信，历任秀忠、家光两朝，最后领有大目付之职。大目付就是最高监察官，负责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和监视各地诸侯的动向。因为权势熏天，同时任此情报要职，柳生氏背后的阴影就逐渐被发掘或者说被编造了出来。

然而拨开重重迷雾，柳生一族究竟是否忍者集团呢？上世纪初在东京练马区广德寺柳生冢中出土的一副黄杨木假牙，着实让历史学者们大吃了一惊。因为传说柳生忠矩的继承人宗冬曾于幼年时拔去满口牙齿，装了一副精致的黄杨木假牙——那是忍者为了方便化妆，想扮老人就扮老人，想扮少年就扮少年，想装男就装男，想装女就装女，连牙齿都露不出破绽来，而必须忍受的手术。这副假牙即便不是宗冬本人的，那也一定是柳生家族重要人物遗留下来的，柳生氏之与忍者有关，似乎是无可疑了。

●家光将军和幕府机构

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本是德川家康的第三个儿子，因为长兄信康被织田信长逼迫自杀，次兄秀康很早就被过继出去，所以最终轮到他继承为德川氏的一门总领。秀忠的正室夫人名叫阿江，乃是浅井长政和织田市姬的第三个女儿，也是大坂城内实权人物淀姬的亲妹妹。且说阿江夫人生有两个儿子，长子为家光，次子为忠长，如同反复上演的历史故事一般，母亲偏爱少子，一直撺掇将军秀忠废黜家光的继承人地位，而以忠长取代之。

阿江夫人所以不喜欢大儿子家光，是因为家光降生后，爷爷家康认为如果孩子和母亲过于亲近，将会养成软弱的依赖性格——淀姬母子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坚持把婴儿从阿江夫人怀中抱走，交给亲自挑选的乳母阿福抚养长大。因此阿江夫人和家光的母子之情非常淡漠，对自己一手养大的次子忠长则宝爱有加。

家康去世后，阿江夫人就开始撺掇秀忠将军废长立幼。但一则不敢违背亡父家康的意愿，二则家光的乳母阿福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秀忠最终仍然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提前宣布退位，把将军宝座让给了年仅二十岁的家光。

宽永三年（1625年），已经退位的德川秀忠领着家光将军入洛参觐，秀忠受封左大臣，不久后进位太政大臣，家光则受封右大臣，不久后进位左大臣。宽永九年（1632年）元月，德川秀忠去世，当年十月，大权在握的家光将军以兄弟骏河藩主德川忠长患有疯病为名，剥夺了忠长的领地，将其软禁在上野高崎城中。忠长随即忧愤自刃，享年二十八岁。

兄弟相残的悲剧，即便在太平盛世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且说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最为宠信的有老臣酒井忠世、土井利胜、松平信纲等人，以及一代女杰春日局。春日局就是家光将军的乳母阿福，本为明智光秀的重臣斋藤利三之女，她因为和将军亲如母子，又在将军继嗣问题上帮了家光很大的忙，所以等到阿江夫人去世、德川秀忠退位以后，她成为了“大奥”实际上的领导者——所谓“大奥”，就是指将军的后宫。

其实阿福并不仅仅照管内事，对于政务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宽永六年（1629年），阿福前往伊势神宫参拜，家光将军指示她作为自己的代表，转道入京参谒后水尾天皇。一介乳娘竟然想面见天皇，此事使朝廷上下无不感到惊愕和愤恨，但最终在幕府的压力下，阿福还是假装顶着贵族三条西实条的妹妹的头衔完成了使命，并受天皇赐号为“春日局”——据说此事也是后水尾天皇愤而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进一步巩固幕府权威，削弱各地藩主的势力，“参觐交代”制度就是他所创立的。所谓“参觐交代”，是指各地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城下町购置宅邸，把妻子儿女安置其中，作为交给幕府的人质，大名本人则一年在领地视事，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关东大名则每半年轮替一次）。大名们千里迢迢前往江户侍奉将军，于路的仪仗开销，住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全都必须自己解决，幕府毫不补贴，财政负担由此变得非常沉重。家光将军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来削弱各藩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再也无力与幕府相抗衡。

除此以外，幕府还直接插手各藩的继承人问题，一方面，确定继承人必须申报幕府同意，新藩主继任也必须亲自前往谒见将军，获得新的“所领安堵状”，另方面，对于没有继嗣的大名家族，幕府从来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改易。

家光将军时代确立的幕府统治机构是这样的：最顶峰当然是幕府将军，其下为大老和老中，然后是“若年寄”，职责为辅佐老中管理幕府的直属家臣，再下还有寺社、町、勘定三位奉行，分管宗教、江户城内的行政和治安，以及幕府财政等事务。上述为幕府的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则包括京都所司代、大坂町奉行、长崎等地的远国奉行，以及其它幕府直辖地区的代官——幕府的直辖地区称为“天领”，初期约两百万石，中后期增加到四百万石。

幕府统辖各地大名。江户时期的所谓大名，是指臣服于幕府将军，受赐一万石以上领地的武士——大名的家臣也有受赐领地的，但其名义上的主家是大名而非更高一级的幕府，所以不能称为大名。大名分亲藩、谱代和外样三个等级，幕府初期约二百家，中后期增长到近三百家，统称“江户三百藩”。

此外，将军直属的家臣，如果封地不足一万石，则被称为“旗本”或“御家人”，前者准予直接谒见将军，后者没有这种资格。旗本多有领地，御家人则只领俸禄，他们全都住在江户，平时充当幕府的行政官僚或警护人员，战时根据封地或俸禄的多少来率领士卒参战。据享保二年（1722年）的统计，江户幕府共有旗本5205人，御家人17399人，连同这些人的家臣部下，战时动员力将近十万。

●农村与城市

根据十八世纪初的统计核算，当时天皇的领地为三万石，皇族、公家的领地七万石，幕府天领约四百万石，直参（旗本和御家人）的封地加俸禄为三百万石，各藩封地共两千两百余万石，此外还有寺社所领有的土地四十万石。这就是整个日本社会上层的基本构成。

那么在社会的下层呢？大小封建主主要的赋税来源是“本百姓”，所谓本百姓就是指拥有一定土地和房产的农民。当时日本农村大多为五六十户人家的小型自然村，村长被称为“名主”、“庄屋”或者“肝煎”，主管户籍登记和收取赋税，主要出身于“大百姓”（富农）和旧的小国人领主。村长下面就是本百姓，本百姓下面还有“水吞百姓”也就是佃农。

江户时代，各种捐税名目繁多，仅年贡就经常超过实际收获物的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德川家康就曾经说过想要统治好百姓，就必须让他们吃不饱而又饿不死的话。不仅如此，幕府还规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即所谓的“士农工商”制度。

“士”，即指武士，又写作“侍”。江户时代武士的身份标志为允许拥有苗字，可以带刀，如其权威受到平民百姓的损伤，则可以“斩舍御免”（允许当场格杀）。武士内部也分很多等级，比如上士、中士、下士、乡士等等，高级武士经过的时候，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下级武士都必须伏地磕头，否则就可能遭到斩杀。幕府还规定，公家、神官、僧侣的身份等级等同于武士。

身份等级的第二级是“农”，也就是农民，江户时代是重农的社会，因为有了农民才有土地产出，才有武士们享受的年贡和俸禄。比农民身份更低的是“工”也即城市手工业者，以及“商”即商人。虽然商人在四个等级中排位最低，但他们逐渐成长起来，掌握了财政实权，到了江户幕府后期，很多豪商甚至比武士更为尊贵和显赫。这些商人把商号当成自己的苗字，按照武士家族的习惯来管理商号，主人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和武士团中的“寄亲寄子”关系简直毫无两样。甚至还有很多商人趁着武士家族破产或绝嗣的机会，把自己的儿子过继过去，窃得了武士的苗字和家业，幕府虽然多次下令严禁也终究无济于事——只要有活不下去的贫穷武士，只要有腰缠万贯的豪商，有买家有卖家，这种地下交易就是永远无法根绝的。

工和商大多居住在城市中。江户时代的城市，以江户、大坂、京都最为繁华，被称为“三都”。城市居民主要为武士和工商业者，后者主要被分为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家持”和租房居住的“店借”两种。幕府和各地大名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赋税比农民相对要轻（实际上是不如对农业来得重视），所以才会有很多商人暴富，到了幕府末期，甚至出现“大坂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

在“士农工商”等级下面，日本社会中还存在着被称为“秽多”或“非人”的贱民。秽多大多来源于古老的奴隶社会，一般从事处理尸体、屠宰牲畜、清扫垃圾等肮脏工作，或者成为流浪艺人，被整个社会所看不起。幕府严格管理秽多，不允许他们和自由民相往来，而且其身份世代承袭，永远不会被解放（贱民的“解放令”要到幕府灭亡后的明治年间才颁布，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日本）。非人是临时的贱民，是指十七世纪以后为生计所迫而从事卑贱职业的贫农或城市贫民，他们的身份虽然卑贱，却并不对整个家族造成影响，并且有可能恢复原本的地位。

●大君邦交

一般认为，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导致近代落后不振，一度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然而实际上，日本的情况和中国明清两代并不相同，并且幕府的“锁国”是有一个启动过程的，并非始自德川家康。

首先，日本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和大陆国家的贸易交往，江户幕府建立以后，更是把对中国和对朝鲜的贸易往来当作重要国政来抓。德川家康曾经为了弥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所带来的恶劣后果，多次派遣使臣前往朝鲜半岛，终于求得了和睦协议。庆长十二年（1607年），也就是家康退隐幕后的第三年，朝鲜使臣吕祐吉来到日本，向幕府呈递国书，此后每次将军换代，朝鲜都会派来“通信使”，以重申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江户幕府作为对朝主要联络官的乃是对马岛的宗氏，这一家族历史悠久，因为距离大陆最近，所以和朝鲜的关系非常密切，大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宗氏数百年来一直盘踞在对马岛上，从未遭到改易。

宽永十二年（1635年），也就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亲政的第四年，宗氏的家臣柳川调信突然向幕府揭发，说当主宗义成在和朝鲜联络的过程中曾经篡改过国书。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幕府立刻展开周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宗义成确实曾经修改过幕府向朝鲜递交的国书中的署名。

朝鲜李朝为中国的藩属，其君主称号为“国王”，所以在与日本交往的时候，也希望双方平等建交，日方国书最后署名“日本国王某某”。在朝鲜人想来，天皇什么东西咱们不清楚，日本真正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可是受过明朝“日本国王”封赐的，现在的德川幕府继承了丰臣氏的事业，当然也就是明朝下属的一位国王了。然而幕府并不了解朝鲜人的想法，德川秀忠在位的时候，国书后面只署名“日本国源秀忠”，宗义成感觉不大好办，就去恳求起草国书的僧侣金地院以心崇传，请他改个署名。

以心崇传对此要求有点莫名其妙，于是模棱两可地写了个“日本国主”。宗义成不敢再提要求，就擅自把“主”头上的一点抹掉了，改成“日本国王”。

幕府为此展开了大讨论，讨论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这一事件，以后再写国书应该怎样署名。讨论的结果是以两国邦交为重，宗义成赦免无罪，柳川调信擅告家主，为人不忠，流放出羽国津轻郡。然而“日本国王”之称，似乎坐实了日本乃是中国的藩属，有辱国体，此后国书署名一律改成“日本国大君”。在日本人想来，自己名义上的君主乃是天皇，天皇和中国皇帝是平起平坐的，幕府作为天皇的臣子，实际管理日本列岛，可称“大君”，以与朝鲜国王平起平坐。

不过后来又有人提出异议，说“大君”的称呼其实比朝鲜国王要矮上一头。因为朝鲜的王子大多封为某某君，其中嫡王子称“大君”，幕府将军若也称“大君”，那不变成朝鲜国王的儿子了吗？况且，大君之名源出中国古书，本是天子的别称，也容易和日本天皇相混淆，不如仍改为“日本国王”为妥。

提出此议的乃是江户幕府中期的著名思想家新井白石，他的建议得到了第六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宣的赞同，于是自此以后，幕府所签发的日本国书之署名，就正式变成“日本国王源某某”了。

江户幕府时期，日朝关系一直都很良好，贸易往来不断，尤以对马的宗氏得到朝鲜李朝同意，每年派出二十条贸易船，收入相当可观。幕府还想通过朝鲜恢复与中国的邦交，然而中国自明朝中叶以来一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日两国间的官方贸易受到极大限制，民间私商倒是熙熙攘攘，甚至当明清之交，很多明朝遗臣都航来日本，大多居住在北九州地区，对于江户幕府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之确定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明末大将郑成功还一度想把日本当作复国的基地，甚至提出向江户幕府借兵，还好此事并未成功，否则郑成功怕会前门据虎，后门引狼。

除中、朝两国外，德川家康时代就大力发展同吕宋、安南、柬埔寨、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的邦交，同时还颁发给前往这些地区的贸易船“朱印状”，以证明他们并非倭寇和海盗。日本人因此大量移居东南亚各地，一个名叫山田长政的日本人还曾一度成为暹罗国王的宠臣。

日本南部的琉球群岛，从十五世纪以来就一直为土著尚氏所控制，尚氏向明朝称臣，受封琉球国王。因为琉球的贸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庆长十四年（1609年），急于挽救财政危机的萨摩国大名岛津家久就侵入并占领了琉球国。幕府承认岛津氏对琉球的控制权，但岛津氏也很鬼，并不废黜尚氏国王，让他们仍以藩属的名义向明朝进贡，从而得以通过琉球国和明朝展开官私贸易。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军国化的日本才真正吞并琉球王国，把它变成了现在所谓的“冲绳县”。

●禁教和锁国

江户幕府的所谓“锁国”，其实锁的是南蛮贸易。丰臣秀吉在世的时代，就曾经下令严禁天主教传教，勒令凡日本国人都不得信奉这种异国邪教，等到秀吉去世，德川家康为了加强对外贸易，一开始并没有重申禁令，不仅如此，他还优待新近航来日本的英国和荷兰商人。家康曾经任命英国航海长威廉·亚当斯作为自己的通商顾问，赐予三浦半岛二百五十石的俸禄，亚当斯因此跻身幕府旗本之列，并且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做三浦按针——按针在日语中有领港、领航之意。

在德川家康类似举措的鼓励下，各地诸侯也纷纷大力发展南蛮贸易，伊达政宗就曾派家臣支仓常长前往欧洲，谒见罗马教皇和西班牙国王，要求通商。据说常长本人因此直接得到教皇的洗礼，被授予罗马公民权。

但是新教国家英、荷与先期航来的旧天主教国家西、葡之间矛盾重重，前者因此在家康面前大进谗言，说天主教传教士乃是妄图将日本变成殖民地的西、葡国王派来的间谍。家康本就不满天主教宣扬上帝万能从而淡化世俗领主的权威，进而看到很多九州诸侯通过与西、葡等国通商获得了大批物资和武器，认为如果不加限制地任其发展，将会动摇幕府的统治基础，恰巧就在此时，发生了著名的“冈本大八事件”，促使家康颁发了禁令。

且说庆长十五年（1610年），肥前日野江大名有马晴信和葡萄牙商船耶稣号发生冲突，最终将耶稣号击沉，晴信以此向幕府表功，并且进献给老中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大笔财物，希望大八能够帮忙进言，恢复有马氏的旧日领地。然而冈本大八接受贿赂却不肯办事，有马晴信越等越急，愚蠢地直接越过大八去催促本多正纯——贿赂事件就这样暴露了。

幕府将冈本大八打入大牢，严刑拷问，大八反咬一口，供出有马晴信勾结传教士和西、葡商人的诸多不法事。于是幕府将冈本大八以火刑处死，将有马晴信先是流放到甲州都留郡，进而勒令其切腹自杀——身为天主教徒的晴信不肯自尽，命令家臣将自己刺死了。

以“冈本大八事件”为导火索，德川家康对天主教的反感变得更加强烈，不久后就下达了第一次“禁教令”，在幕府直辖领地和有马氏的旧领中严禁传播和信奉天主教。庆长十七年（1612年）八月，禁教范围扩大到日本全国，各地教堂陆续被破坏，日本籍天主教徒纷纷遭到逮捕，被强迫改变信仰。不肯改变信仰的教徒遭到游街、流放和处死的命运——其中一百四十八名被流放马尼拉，包括著名的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内藤如安等人。

到了元和二年（1616年）八月，二代将军秀忠颁布了第二次“禁教令”，对天主教徒进行残酷迫害，很多人因为不肯改变信仰而被活活烧死，史称“大殉教”。元和六年（1620年），又发生了“平山常陈”事件，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锁国”体制。

平山常陈本是一艘朱印船的船长，因为坐船为中国式平底船，在从马尼拉回归日本途中，被荷兰船误认为是中国船而遭到逮捕。在搜查平山船的时候，荷兰人意外地发现了两名西班牙传教士，于是如获至宝地进献给德川幕府。幕府经过审讯后，将平山常陈和两名传教士全都处以火刑，其余十二名船员也尽皆处死。

从此宗教迫害扩大为贸易限制，葡萄牙人首先遭到驱逐，然后是英国人，最后在宽永元年（1624年）严禁西班牙船只来航。日本船只除朱印状外，还必须得到“老中奉书”才许出海，居住在外国的日本人也一律严禁归国，归即处死。

日本就此基本断绝了南蛮贸易，唯一例外的是荷兰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设置了分公司，向幕府保证绝不传播基督教，同时荷兰商船一到日本，商馆馆长立刻向幕府提交《荷兰风说书》，报告海外情况。但即便是荷兰人也只准在长崎的出岛建造商馆，而不得踏入日本内地一步，就连中国船也只准停泊在长崎港，可以说，整个日本只有长崎一地是半对外开放的，幕府通过直接统治长崎而垄断了所有对外贸易。

有压迫，必然就有反抗，惊世骇俗的“岛原、天草之乱”就在这种禁教锁国的背景下爆发了。

●岛原、天草之乱

肥前国的岛原半岛，本属外样大名松仓氏所领，当时的松仓氏家督为松仓胜家，是个冷酷无情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三代将军家光在位的宽永十四年（1637年）秋季，岛原半岛及其南方的肥后国天草群岛闹起了大饥荒，可是松仓胜家仍然按照旧例征收年贡，并将交不起年贡的数名农民残酷处死。

农民们生活在死亡边缘，已经沉寂很久的天主教信仰随之再度抬头，秘密信教以逃避残酷现实的百姓越来越多。此事为松仓胜家所查知，就在领内搞了一次大清洗，逮捕了很多教徒，要他们举行“踏绘”的仪式。所谓“踏绘”，是指将刻有耶稣受难像的木牌扔在地上，让怀疑为教徒者用脚去踩，肯乖乖从命的定非天主教徒，或者虽是教徒却有心悔改，否则就将被处以火刑。这种方法并非松仓胜家所创，而是幕府搞出来并到处推广的无聊花样。

阶级压迫和宗教迫害双重利刃就此加在岛原百姓头上，他们无路可走，被迫铤而走险。十月二十日，岛原有马村纷起一揆，杀死了松仓氏的代官林兵右卫门，并且攻破藩武器库，团团包围住了松仓氏的本城——岛原城。

二十七日，天草群岛也爆发一揆，与岛原一揆南北呼应。天草群岛乃是肥前国唐津的谱代大名大久保氏的飞地，唐津藩的代官三宅重利领兵镇压暴乱，却于十一月十四日被一揆打败，身首异处。天草一揆进而包围了富冈城。

消息报至江户，德川家光将军大为恼火，立刻派遣重臣板仓重昌前往九州，纠合附近诸侯前往征伐。岛原、天草的一揆闻报，结合为一，后退到已经废弃的原城，笼城固守。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原城在“岛原、天草之乱”爆发前，很可能虽被废置不用，基本的土垒木墙还没有被扒平，这就给了一揆军一个很完美的根据地。

有趣的是，一揆军的首领却是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俗称为天草四郎时贞。据说这位英俊少年乃是上帝派遣来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天主教信徒的，具有莫大神通，教徒们无不尊奉他为“天人”、“天使”，一切都唯四郎时贞马首是瞻。

天草四郎，某些记载中也写作大矢野四郎或者江部四郎，据考证，他原本的苗字应该是益田，乃是小西行长的家臣益田好次之子。关原合战后小西行长被斩首，领地遭改易，家臣们纷纷四散成为浪人，据说四郎时贞从小就居住在长崎港，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并向旅居日本的荷兰人学习过西洋医术——所谓神通广大，能活死人，肉白骨，大概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吧。

且说板仓重昌来到岛原城中，集合了包括松仓胜家、锅岛胜茂、有马丰氏等周边诸侯，集合兵马，向原城发起了猛烈进攻。重昌一开始并没有把一揆放在眼里，认为那些作乱的农民无拳无勇，根本不懂打仗，如何会是幕府军的对手？然而一连发起两次总攻都未能得手，己方反而损失惨重，重昌不禁涔涔汗下，意识到原城中定有深通兵法之人存在。

北九州地区乃是天主教传播的中心区域，战国后期有大量平民甚至武士都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人在“大殉教”后都被迫潜伏了下来，趁着这次动乱再度抬头。因此固守原城的并非仅仅数万农民，其中也掺杂了很多信奉天主教的浪人——四郎时贞首先是这些浪人们的领袖。

翌年是宽永十五年（1638年），元旦之日，板仓重昌硬着头皮发动了第三回总攻，却在原城下身中流弹而亡。一揆因此士气高昂，到处都传说着岛津、伊达等强藩将在呼应而起，一举消灭迫害天主教徒的德川幕府的谣言。而将军家光则又派来了第二名联军统帅，那就是一门众重臣松平伊豆守信纲。

松平信纲素有智谋，人称“智慧伊豆”，他在仔细观察了前线形势以后，认识到原城防御坚固，一揆作战英勇，绝对不能硬打硬攻。于是信纲就指挥着黑田、锅岛、立花、细川、水野、有马等十数家诸侯联军，从陆路将原城牢牢地封锁住，断绝补给，想要把一揆全部困死，饿死。

四郎时贞还期望长崎的荷兰人前来救援，然而在松平信纲的指使下，荷兰炮船却于一月十一日开到原城附近的海面，然后向城内连开数炮。这一方面是告诉城内一揆，海上也已经被幕府封锁，休想有一个人可以逃走，另方面也是希望从心理上瓦解一揆的斗志——天主教有何可信？上帝又有什么用？同样信奉所谓“上帝”的荷兰人，不也是你们的敌人吗？

松平信纲的策略取得了效果，原城中粮草越来越少，一揆被迫开城夜袭幕府军阵营，因为信纲早有防备而遭到惨败。不仅如此，松平信纲通过审讯俘虏，了解了城中的内情，遂于二月二十八日展开了第一次总攻击。

在一揆势的拼死抵抗下，幕府军付出了死亡三千人，受伤上万人的重大代价，然而原城终于还是被攻陷了，城内剩余的两万余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遭到残酷的屠杀——四郎时贞等人也在其中，几乎没有一人能够逃得性命。

“岛原、天草之乱”乃是对幕府和诸藩横征暴敛，以及迫害宗教信仰的大反抗，但它的失败也促成了幕府锁国体制的最终完成。此外在战后，德川家光鉴于物价武家法度中规定诸藩不得幕府指令不得向外用兵，导致镇压暴乱的行动迟缓，遂将相关规定加以了修改。

●犬公方

庆安四年（1651年）四月，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病殁，享年四十八岁。包括老中堀田正盛在内的很多家光亲信都切腹自杀以殉主，幕府统治机制因此暂时陷于停顿，导致了“庆安之乱”的发生。

且说秀忠、家光两代总共改易大名一百零五家，减封十六家，使得社会上产生了大量失去主家的流浪武士，被称为浪人或者“牢人”。这些浪人极端痛恨幕府，除了舞刀弄枪外又大多别无所长，成为社会一大不安定因素。他们在兵法家由比正雪、丸桥忠弥等人的煽动和组织下，打算趁着家光将军去世之机发动暴乱，拥护纪伊藩主、被称为贤侯和“南海之龙”的德川赖宣继承征夷大将军之位。

当年七月，暴动阴谋败露，丸桥忠利在江户被捕，处以极刑，不久后由比正雪也在骏府切腹自杀，德川赖宣亲往江户城中谢罪，澄清谣言，局面才算逐渐稳定了下来。帮助家光将军的继承人、次子家纲稳定局面的主要有三个人，即大老酒井忠胜、老中“智慧伊豆”，以及家光的庶弟、贤侯保科正之，八月，在江户城中举行了“将军宣下”的仪式，正式确认年仅十岁的德川家纲继任为幕府将军——这种册封仪式原本都是在京都举行的，但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大乱初定，家纲不宜离开江户城，遂请下御旨，将仪式举办地点改在了江户，从此成为惯例。

总结“庆安之乱”的教训后，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天下已定，应该以文治取代武功，以整顿充实法律、制度和学术来提高幕府的权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将军的权柄被削弱，重臣合议的官僚体制得到完善，同时对于各藩的控制也有所松动。起初幕府并不承认“临终养子”一说，即当大名没有子嗣和幕府确认的养子的情况下，到临终才指定养子和继承人的做法，对于这种家族，一般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改易。四代将军家纲以后，幕府开始承认五十岁以上的大名的“临终养子”，使得遭到改易的诸侯数量大为减少。家纲时代一共改易大名二十二家，削封的也仅仅四家而已。

在德川光国、保科正之、池田光正、前田纲纪等所谓“贤侯”的推动下，幕府确定了以朱子学为整个日本社会的指导思想，大力宣扬忠孝节义。尤其是德川光国，此人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的藩主，官至权中纳言，因为大纳言或中纳言的汉称为“黄门”，故此俗称为“水户黄门”。这位水户黄门大人易装巡游各地，惩治不法官吏、藩主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有如中国的包青天一般。

德川光国非常重视朱子学中的“名份论”，在江户城设立彰考馆（彰往考来之意），编纂了《大日本史》一书。书中认为天皇是日本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受天皇的委派治理庶务，其权威来自于天皇朝廷，对于南北朝乱世，《大日本史》宣扬南朝正统论，指斥反抗天皇的足利幕府乃是叛逆、贼臣。光国的学术后来被称为“水户学”，乃是幕末尊王论的滥觞——不过水户学最终被拿来作为推翻幕府的重要武器，这是德川光国所始料不及的吧。

在幕府的影响下，各藩的情况也逐渐改变，首先是家臣的封地被纷纷收回，很多藩都凝聚为以藩主为中心的完全整体，家臣只领俸禄，逐渐转化为封建官吏，其次，世代重臣的势力受到削弱，藩主往往提拔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辅佐者，无形中反而增长了各藩的实力。

如果把江户幕府划分阶段的话，那么前三代将军的统治时期乃是奠基和开创期，从四代家纲开始，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代。家纲到了晚年日渐奢靡，幕府财政状况恶化，而他本人也因为体弱多病而经常不能理事，权力都落在大老酒井忠清的手中。延宝八年（1680年），四十岁的德川家纲生命垂危，因为没有后嗣，酒井忠清就打算沿用镰仓幕府的旧例，迎接有栖川宫亲王继任为幕府将军。此议遭到老中堀田正俊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主张让家纲的末弟德川纲吉来当继承人。五月八日，德川家纲让位给纲吉，旋即去世。

据说德川纲吉是个畸形儿，身高仅有一米三零。不过这个畸形儿却颇为聪明，上台伊始就铲除了酒井忠清的势力，改以忠直的堀田正俊担任大老。纲吉爱好学问，关心政治，多施善政，在他统治初期产生了著名的“元禄文化”。

然而到了统治后期，德川纲吉的生活却越来越奢侈，治政也不再清明，他疏远堀田正俊，重用奸佞牧野成贞、柳泽吉保等人，使幕府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可以说，德川纲吉时代是江户幕府的鼎盛期，也是由强变弱的转折期。

德川纲吉受其母桂昌院的影响，笃信佛教，特别颁发了《生类怜悯令》，禁止百姓杀伤动物，尤其是要保护狗。纲吉把全江户的野狗都集中起来饲养，数量据说达到十万头，发现有百姓伤害到这些野狗的，轻则坐牢，重则流放。因此百姓们都在背地里称纲吉为“犬公方”，也就是狗将军。水户黄门德川光国为了劝谏这种恶政，特意宰杀了十条狗，剥下狗皮来献给纲吉，诡称这是护身符。纲吉虽然不敢处罚光国，但他仍旧我行我素，行为并没有丝毫的收敛。

江户幕府的末日即将到来了。

禁书的轶事

公元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清朝，这一年在日本为天和三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位。在此以前，台湾郑氏、清廷，乃至于平南王尚氏、靖南王耿氏，各家商船络绎不绝地航向日本，在幕府的管制下，相互间从未产生过矛盾冲突。不过自从1661年清朝顺治皇帝为了封锁郑氏台湾，下达《迁界令》，禁止船舶下海以后，来自清朝及下属各藩的赴日贸易船数量大为减少，中国商船的总数从每年五六十艘下降到十艘左右。

等到康熙皇帝降伏郑氏，收取台湾以后，废除了《迁界令》，颁布《展海令》，中国赴日贸易船数量激增，1685年竟然达到八十五艘之多。面对这种情况，江户幕府害怕金银外流，对中国商船加以严格限制，规定每年的贸易定额为六千贯，够数就不再做买卖。然而即便如此，中国商船的数量仍长期维持在七八十艘左右，长崎港繁华无比，成为幕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对于来航的中国船，江户幕府设置了书物目利、书物改役等官职，委派相关人员严格检查，不得使有害书籍传入日本。那么，什么是幕府认定的有害书籍呢？最主要的不外乎两种：一，兵法书；二，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

且说元禄八年（1695年）三月十六日，长崎立山奉行八十岛武兵卫下令给大通事（翻译官）林道荣、小通事林金右卫门，指出本年的第十六号南京来船所携带的书籍，经书物改役检查含有违禁内容，必须严格查问，详细汇报。林道荣等人急忙搜检船只，果然找到了命令中提到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于是将商船封锁起来，严禁船员登岸，同时将审讯的结果上呈立山奉行所和西奉行所，再由奉行所复查后，于四月十日快马送去江户。

那么，《帝京景物略》究竟是本什么书呢？其实那是一本过时了的北京城的旅游指南，由遂安人方逢年及其弟子写成，最早出版于明朝崇祯八年（1635年）。这样一本书，为什么会变成禁书呢？原来此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中提到了北京城内的天主教堂和天主教士利玛窦的坟墓……

几位通事和奉行认为此书虽然含有天主教内容，但并未宣扬教义，因此不必严禁，然而江户城中的老中户田忠政、土屋政直等人却对此结论大不以为然。他们认定，虽然唐船（指中国船）船员都已经通过了“踏绘”，证明不是天主教徒，携带《帝京景物略》确实是出于无意，但此书既然含有违禁内容，就必须加以严惩。老中们下令在中国船员面前将禁书焚毁，并且禁止书籍主人和唐船的船头再来日本，所载货物也不许交易，即刻将其遣返回国。

从这件小事上，其实就可看出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是多么严格，同时也是多么的荒诞了。

●从纲吉到吉宗

“元禄文化”是在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统治时期产生的，它带有非常浓厚的市民文化特色，这是因为江户、大坂等城市持续发展，越来越是繁华，町人势力抬头所致。这种文化在表现上一改幕府初期的简朴风俗，变得非常奢华，根由是城市中出现了家财万贯的豪商，由于“士农工商”的等级区分而使这些豪商不能拥有土地，锁国令又使他们无法将财产投资海外，于是干脆一掷千金，拼命消费，带动了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

以井原西鹤为代表，文学上出现了所谓的“浮世草子”，也就是描绘町人生活的小说；以近松门左卫门为代表，艺术上出现了市民意味浓厚的新的戏剧。对于这种町人文化，以及町人们浮华奢侈的生活，幕府和各藩多次发布禁令，但始终无法真正加以改变。

在思想方面，占领导地位的朱子学开始有所动摇。朱子学很早以前就传入了日本，还曾一度成为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的思想武器。然而这种学说长久把持在僧侣尤其是禅宗僧侣手中，直到战国末期的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才真正将其转化为一种武士的学问。林罗山受到德川家康的器重，其孙林风冈被德川纲吉任命为大学头，总管幕府的文教工作，并且世代承袭此职。通过林氏祖孙，以及德川光国等人的鼓吹，逐渐奠定了朱子学在幕府统治下的主导思想地位。

但是在元禄时代，民间出现了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批判朱子学，前者要求按照日本的实际情况来改造儒学，不可照搬中国之儒，后者则要求删去杂芜，复归于孔子之儒。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荻生徂徕等，但在幕府的压制下，这些人或者他们的著作，全都没有好下场。

且说元禄乃是东山天皇的年号，元禄十七年改元宝永，宝永六年（1709年）元月，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去世，因为并无子嗣，而收其侄德川纲丰为养子，赐以将军家世袭的“家”字，改名为德川家宣，继任为第六代幕府将军。

德川家宣刚一上台，就罢免奸佞柳泽吉保，启用忠臣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同时废黜怨声载道《生类怜悯令》。朝野上下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大家都希望家宣将军可以迎来一个新的盛世，然而这位将军在位仅三年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家宣将军的继承人德川家继就任征夷大将军的时候年仅四岁，在位四年而殁，他的统治时期，幕府大权都掌握在新井白石的手中。白石并没有担任老中之职，但却实际掌控幕政，他整顿幕府财政，改铸成色好的新币，改善天皇朝廷和幕府之间的关系，使幕府统治重新稳定下来。但是此人合理主义和实用主义气味浓厚，很多措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各方面的矛盾。

德川家继的去世，使得二代将军秀忠所传下来的血统彻底断绝。按照秀忠在世时的规定，将军家一旦绝嗣，则由御三家之一入继宗家，御三家的笔头乃是尾张藩，因此德川家宣的侧室、家继将军的生母月光院就推举尾张藩主德川继友为下任将军的人选。

然而此议遭到了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的坚决反对，据说这两个女人在内宫争权夺利，矛盾很深，而既然月光院首先提出以德川继友继承将军家，则天英院就反其道而行之，抬出来纪伊藩主、“南海之龙”德川赖宣的孙子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很可能是个私生子，身份并不高贵，然而巧在前面三个哥哥全都很年轻就去世了，吉宗因此一步登天，继承了纪伊和歌山藩。吉宗在当藩主的时候，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治国也很有手腕，原本财政濒临崩溃的纪伊藩经过他的整顿，逐渐重现勃勃生机。正因如此，德川吉宗在当时的幕府群藩中名声最为响亮，所以天英院就以选贤为名义，扛出吉宗来和月光院争权。

最终的胜利者是天英院，以及他所支持的德川吉宗。且说德川家继在正德六年（1716年）四十三十日去世，德川吉宗装模作样地三次上书推辞，直到八月十三日才正式接任征夷大将军之位。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下诏改元享保，所以德川吉宗上台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被称为“享保改革”。

●享保改革和田沼时代

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接到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政局从五代纲吉统治后期开始腐朽，虽然新井白石等人东贴西补，却依旧满目疮痍。在政治上，多年来依靠将军的宠信而实际掌握幕权是一些“侧用人”，他们本是幕府将军用来制约老中的亲信秘书，逐渐却变成了凌驾于老中之上的实权人物，并且反过来限制将军本身的权力。在经济上，浮华奢侈的民风使得整个社会都消费过度，同时各地大量涌现因为投资农业工程而得以征收佃租的“新田地主”，以及因向农民发放高利贷而得以控制部分土地的“典地地主”，幕府和各藩原本直接向本百姓（自耕农）征收年贡，就此被这些新兴地主从中间横插了一刀，对于农民来说，负担更为沉重，对于幕府和诸藩来说，赋税越收越少，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基于这种社会现状，德川吉宗一上台就立刻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贬退了家宣、加继时代掌权的侧用人间部诠房，以及担任顾问的新井白石，把权力收归将军己手。在经济上，他提倡俭朴，斥责怠惰，推广农业科技，重建了幕府的财政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协助德川吉宗完成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有一位名臣，名叫大冈荣五郎忠相，官至从五位越前守，通称大冈越前。此公原为负责伊势、志摩地区治安的山田奉行，其后被吉宗将军提拔为普请奉行（主管工程建设），又升为江户町奉行，也就相当于是首都的市长兼警察局长兼高院法官。大冈越前断案如神，从不徇私枉法，他还协助吉宗将军完成了法典《公事方御定书》，也被日本人看作是如同中国包青天一般的人物，民间传说很多。

德川吉宗非常崇拜先祖家康，认为家康时代幕府行政效率最高，其后因为儒臣掌权才使得武士的面貌变得日渐柔弱。为此他整顿军备，排除“家禄”（以俸禄来确定旗本家族的高低）因素，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一切都照权现大人（指德川家康）在世时候的制度来办。”成为了德川吉宗的口头禅。

然而德川吉宗虽然鼓励平民向将军直接上书言事，摆出一副亲民的架式，其政策却未必能给中下层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在鼓励生产的同时，他多次加增年贡，为了充实幕府财政而拼命压榨百姓。吉宗时代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就曾说过：“农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在他们的压榨下，享保十七年（1732年），关西地区闹起了大饥荒，一揆纷起，由此引发的城市粮价变动，又使得江户城内的贫民们也纷纷揭竿造反。德川吉宗为了赈济灾荒、稳定粮价而伤透了脑筋，遂被戏称为“米之公方”。

享保大饥荒，和三代将军家光时候的宽永大饥荒，十一代将军家齐时候的天明大饥荒，以及家齐和十二代将军家庆时候的天保大饥荒，并称为江户时代的“四大饥荒”。

说到了，享保改革虽然使得江户幕府暂时度过了财政危机，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政局下滑的态势。且说德川吉宗在延享二年（1745年）九月辞职，让位给长子德川家重，一个身体孱弱、口齿不清，被嘲笑为“尿床公方”的家伙。为了让纪伊家可以世代盘踞将军宝座，德川吉宗还分封了儿子宗武、宗尹和孙子重好，成立田安、一桥和清水三个家族，并称“御三卿”，规定御三卿虽然地位较御三家为低，将军继承顺位却在御三家之前。

退位六年后，德川吉宗去世。老子一死，“尿床公方”开始彻底胡来，重新信用侧用人，大冈忠光、田沼意次等人陆续当权。且说这位田沼意次，本是纪州藩的下级武士，跟随德川吉宗来到江户，一路攀升，俸禄从六百俵增加到一万石，成为御用人。家重将军在宝历十年（1762年）传位给儿子德川家治，家治将军格外宠信田沼意次，安永元年（1772年）竟然把他破格提拔为老中。从此田沼意次大权在握，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革幕政。

田沼意次当权的时代被称为“田沼时代”，而意次本人则被称为是异端的政治家。异端在哪里呢？原来此公改变了传统重农轻商的政策，给予大商业资本特权，大力发展贸易，希望通过经商可以挽救幕府的财政危机。从后世的眼光来看，田沼意次的政策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但这种政策也直接造成了豪商的越来越富和小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越来越穷，加上前面提到过的天明大饥荒的爆发，使得田沼政治搞得天怒人怨。

天明四年（1784年），田沼意次的儿子、担任若年寄的意知在江户城中被刺，凶手乃是和意知存有私怨的旗本佐野政言。百姓们闻知此事，无不欢声雷动，颂扬政言为“世直大明神”，意为救世之神——田沼氏之不得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天明六年（1786年），家治将军去世，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已先后夭折，没有后嗣，就按照祖父吉宗所定下来的规矩，收一桥家的丰千代为养子，传以将军之位。丰千代就是第十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齐。

家治将军的去世，使得田沼意次失去了靠山，他很快就被保守派赶下了台。保守派的首脑乃是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定信担任老中以后，全盘推翻田沼政治，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是为“宽政改革”。

●宽政的改革

德川家庆乃是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家第二代当主德川治济的长子，继承征夷大将军宝座的时候，年仅十五岁。这位将军在位整整五十年，直到天保八年（1837年）退居幕后为止。且说家治将军刚死，家齐将军还没有继位，田沼意次就被赶下了台，次年（1787年）七月，松平越中守定信担任老中职务。

田沼意次一付奸臣嘴脸，松平定信可是堂堂忠臣，又是八代将军吉宗的嫡亲孙子，然而两人的政策前后对比，松平定信恐怕比田沼意次更为莫名其妙，更为不堪。且说定信恢复以农为本的传统政治，大力压制豪商，但所造成的结果是金融混乱，生活在城市中的旗本和御家人就连赊贷都找不到门路，很多直接就变成了城市贫民。

松平定信还实行“宽政异学之禁”，称朱子学为“正学”，把其它各门学派都打成“异学”，禁止在幕府的公立学问所中讲授，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乃是对“兰学”的压制。

所谓“兰学”，就是传自荷兰的西洋学问，最早引进日本并为人们所重视的乃是西洋医学。其后新井白石写了《西洋纪闻》一书，开学习西洋之先河。德川吉宗将军曾经指派中根元圭修改历法，元圭在阅读了一些被查没的禁书以后，进谏吉宗将军，说如果继续禁止从中国输入的很多翻译书籍，将使修历工作无法完成。吉宗将军接受了中根元圭的建议，宣布不管是从中国还是从荷兰输入的书籍，只要不明着宣扬天主教义，全都允许传播。这道政令促使“兰学”正式形成。

到了德川家齐在位的时代，有一位名叫林子平的幕臣提出，世界的趋势乃是发展海军，巩固国防进而向外扩张，他写了《海国兵谈》一书，请求幕府引进新式武器，重新整备军队。然而偏巧林子平就碰上了松平定信当政，定信严禁“异学”，下令没收了《海国兵谈》的刻版，还把林子平禁锢起来。林子平愤然做歌道：“无双亲，无妻子，无儿女，无木版，无钱，也无死的念头……”从此自称“六无斋”。

由上可知，松平定信的统治对日本的损害更甚于田沼意次，当时民间就有这样一首讽刺歌谣，说：“白河（指白河藩主松平定信）水清难养鱼，田沼浑浊堪怀念。”

且说德川家齐将军继位的时候年龄尚幼，等他成年亲政以后，开始对到处指手划脚的松平定信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到了宽政五年（1793年），家齐将军突然提出要给自己的亲老子德川治济上尊号，称为“大御所”，然而这个尊号从来都只授予退位的将军，所以松平定信坚决表示反对，于是家齐将军父子联手，迫使定信辞职归藩。

松平定信下台以后，幕府对于“异学”的钳制有所放松，兰学就此蓬勃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兰学逐渐分为两个派别，一派称作“下町组”，只把目光限制在科技方面而忽视或者不如说故意回避对西洋社会制度的研究，另一派称为“山手组”，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等各方面都报有极大的研究兴趣。

天保九年（1838年），著名兰学者、医生绪方洪庵在大坂创办了兰学堂“适塾”，先后教授了三千多名弟子，这些弟子中有几个人的名字将会响彻整个日本，比如福泽谕吉、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大鸟圭介等等。当然，当时是不会有人想到在这批医学生中，竟然会出现敲响德川幕府丧钟的人物……

●大坂米骚动

德川家齐担任征夷大将军，松平定信当首席老中的时候，幕府统治已经彻底腐朽，各地暴动和起义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坂“米骚动”。

大盐平八郎乃是江户时代著名的阳明学者，他曾经继承祖父的职位，当过大坂东町奉行所的与力（辅佐奉行的小官吏），后来退隐归家，创办名为“洗心洞”的学塾，开课授徒，影响很大。对于幕府的腐朽统治，平八郎深为痛心，希望通过教育来传播爱民的思想，从而扭转时局。他曾经作诗赞扬农民道：“女织男耕淳朴深，城中妖俗未相侵。若加文教溯三代，不可使知岂圣心。”

天保元年（1830年）七月，京都地区爆发了大地震，淀川泛滥成灾，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大饥荒。到了天保七年（1836年），灾情更为严重，连向来繁华的大坂城中也饥民遍地，几乎每天都有人饿死。大坂町奉行虽然想尽方法赈济饥民，稳定局势，然而却收效甚微，豪商们也趁此机会囤积居奇，不肯把粮食低价投放市场。

大盐平八郎看到如此人间惨剧，心生怜悯之情，于是变卖了家中藏书，所得黄金六百二十两全部分给贫民。然而他的这一义举反而引起奉行所的警惕，指责平八郎违法赈济，想要收买民心，意图暴乱。平八郎愤怒之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起而造反，推翻无能的大坂町奉行所。

平八郎起草了一份檄文，让“洗心洞”的学生们送到城中贱民和近郊农民手中，说只要看到城内火起，就立刻聚拢起来，一举杀掉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堀利坚等人，夺取大坂城的控制权，这样大家才有活路。

本来议定的起义时间是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然而大盐平八郎的弟子平山助次郎、吉见九部右卫门等人却于十七日晚间突然向东町奉行所告密，迫使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九日清晨。当时平八郎在自家院中树起“救民”大旗，聚拢学生、城市贫民和近郊农民五、六百人，捣毁了很多与力、同心（也是奉行下属的小官吏），以及豪商的宅邸，所抄出来的粮食全都沿途散发。然而因为事起仓促，大坂近郊农民得到消息的并不是很多，致使起义人数无法进一步扩大，终于在下午四时被奉行所的军队击败。起义群众死伤惨重，大盐平八郎在逃亡躲藏四十天后也终于被迫纵火自杀。

民间到处都谣传平八郎并没有死，而是逃往了伊豆韮山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甚至还有说他路经九州，乘坐美国船逃到大陆去了。就连幕府中也出现了“三月末得于火中者，非真尸也”之类的说法，著名兰学家、田原藩士渡边华山还担忧说，如果大盐果然逃往国外，则“外患”与“内乱”相结合，国家从此就不得太平了。

相对于武士们的恐惧和担忧，小民百姓却始终尊敬和缅怀大盐平八郎，“大盐不死”的说法广为流传。很快的，民间就出现了歌颂平八郎事迹的戏剧，只不过把背景改为足利幕府统治时期，主人公的名字也换成“小盐贞八”。小盐贞八为民请命，搞得愚蠢的豪商和町奉行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大盐、小盐，这影射再明显不过了。

大坂“米骚动”并非“天保大饥荒”中平民百姓对幕府的唯一反抗，就在大盐平八郎自杀后不久，备后三原、越后柏崎，以及摄津能势、川边、丰岛等地也先后爆发起义，首脑都自称乃是“洗心洞”的学生，打着大盐的旗号。就在如此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德成家齐将军忧虑退位，把征夷大将军的宝座让给了儿子敏次郎，也就是第十二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

天保十二年（1841年），“大御所”德川家齐去世，家庆将军得以亲政，重用老中水野忠邦，开始了“天保改革”。这位水野老中的思路和当年的松平定信几乎毫无二致，所使用的手段也不外乎提倡节俭、鼓励耕种，同时限制商业活动而已。唯一的新花样是颁布“人返法”，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甚至把城市贫民都往农村赶。

如此想当然并且悖逆时势的改革措施，当然会以失败而告终。首先，发布“检约令”，提倡节俭的生活作风，就让包括家庆将军在内的很多特权人物感到不快，既得不到这些特权人物的支持，又得不到小民百姓的拥护，最终水野忠邦只好黯然下台，“天保改革”也彻底失败了——这是江户幕府想要挽救衰亡命运的最后一次大挣扎。

然而，相对于幕府改革的失败，很多藩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开始一系列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措施，获得了部分成功，从而逐渐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了幕府政权倒台的掘墓人。

●雄藩崛起

最终推翻江户幕府统治的，乃是号称“四强藩”的西南诸侯，也即萨摩岛津氏、长州毛利氏、土佐山内氏和肥前锅岛氏。

先说岛津氏，战国末期，这一古老的家族骤然膨胀，兵锋所指，几乎统一整个九州地区，但随即就败给了丰臣秀吉的西海远征军，被迫龟缩回萨摩、大隅两国。岛津惟新斋（义弘）时代，还想趁着东西对立混水摸鱼，结果在关原大战中损失惨重，凄凄惶惶逃回本城鹿儿岛。德川家康勒令麾下诸侯讨伐岛津氏，惟新斋的儿子忠恒费尽心机才勉强保住领地不被改易。

从此，僻处日本最西南端的岛津氏就开始了在和平时代的艰难挣扎，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萨摩国土地贫瘠，社会结构也比他藩来得落后，存在着大量亦农亦兵的所谓“乡士”（据说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经过整个江户时代都没能真正完成兵农分离。那么多武士，哪怕是下级武士想要领俸禄，想要吃饭，岛津氏除了打过一下琉球国外，又别无对外扩张的可能，就此搞得经济拮据，财政数度濒临破产。当然，这里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劳”，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对距离江户越近的藩损害越小，越远的损害越大，最远的岛津氏当然吃的苦头最多。

且说宝历三年（1753年），幕府下令岛津氏出钱出工治理木曾川，家老平田靭负扛下了这个重担，率领数千人前往浓尾地区去搞治水工程。在幕府所派遣的官吏的策划和监督下，萨摩人辛苦劳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事后一算开销，却是个根本无法负担的天文数字。于是平田靭负引咎自杀，藩主岛津重年（久门）也于不久后忧愤而终。

继承岛津重年担任萨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岛津重豪，重豪一继任就致力于刷新政治，并且制定诸项改革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再不下决心搞改革，岛津氏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对外输出粮食和物产，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两，可是所背负三都（大坂、京都、江户）豪商的借款竟然高达五百万两，年息超过二十五万两！当真是寅吃卯粮也根本无法偿还……

为了培养人才，革新政治，岛津重豪设立藩学进士馆和医学馆，瞒着幕府输入和研究兰学。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大群中下级武士成长起来并得到重用，为萨摩藩的复兴尽心竭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负盛名的乃是调所广乡。

调所广乡在文政十年（1827年）出任大目付一职，基本上掌握了藩中实权，他随即就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广乡利用威逼的手段，迫使债权人同意取消年息，允许岛津氏在二百五十年内分期偿还五百万两的债务。其实这种赖息赖账的手段幕府也多次搞过，莫不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只是调所广乡没有象幕府老中们那样专横霸道（以他的身份地位也专横不起来），他承诺让债权人中的三都豪商获得萨摩特产品的专卖权，同时允许债权人中的藩内商人可以继承武士的家业。这样又打又拉，终于暂时把所背负的庞大债务包袱给卸了下来。

赖息赖帐的同时，调所广乡下令在萨摩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由藩垄断砂糖的外卖，此外他还秘密增加通过琉球和中国的贸易额，逐步地重建了藩的财政。不过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贸易最终被幕府查知，幕府派人前来责问，为了避免连累藩主，广乡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切腹自尽。

调所广乡虽然死了，秘密贸易虽然暂时不能再搞了，但萨摩藩却一直延续着广乡的诸多“殖产兴业”的政策，不但彻底摆脱了财政危机，还大量引进西洋式先进武器，开始整顿军备，扩充实力，最终得以重新雄霸西海。

萨摩有调所广乡，相对的，长州则有村田清风。所谓长州，指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安艺毛利氏，关原合战后，毛利氏的领土遭到大幅度削减，只剩下了周防、长门两国。然而因为此地扼守濑户内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跃，所以虽说是幕府历来打压的重要目标，虽说有大群家臣需要养活，过得多少还算比萨摩藩要富裕。

为了提升经济实力，长州藩很早就开始对纸、蜡、蓝等特产品实行了专卖制，因为藩吏经常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上述特产，并且控制商品流通，导致十九世纪初期藩内暴乱不断，尤其是天保八年（1837年），爆发了六万多农民参加，延续整整三个月的大暴动，农民们要求取消专卖权，降低年贡比例，并使商品流通自由化。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受此压力，被迫起用俸禄五十石的中级武士村田清风主持藩政，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村田清风曾在给毛利敬亲的上书《流弊改正意见》中，阐述了“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振兴产业”五条原则。他上台以后，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人参与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实类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经搞过，但在重商的同时深刻损害了中下级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风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原来清风在支持豪商的同时，为了救济贫困的中下级武士，宣布由藩政府分三十七年代其偿还一切债务，同时鼓励武士们勤修武艺和学问。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他放宽了对“长州四白”（米、盐、蜡、纸）的专卖限制，并且允许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时免除新垦荒地的年贡，作出了一定让步。就这样，仅仅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原本长州藩高达八万五千贯的外债已经偿还过半，而藩内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村田清风在重建长州藩财政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级武士，提倡兰学，购入新式武器，强化了长州的军事力量。天保十四年（1843年），毛利敬亲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总兵力达一万四千人，士气高涨，装备精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除萨摩、长州两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内藩、肥前佐贺的锅岛藩、常陆水户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诸侯也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间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么改，各藩也就有样学样，幕府改革失败，各藩只有输得更惨。而在宽政改革之后，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于是单起炉灶，汲取教训，在自己领内实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这些藩的改革来说，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个大笑话。

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大力发展商业，重建藩政府的财政，同时提拔和重用中下级武士，靠拢豪商和富农，以这些人替代谱代重臣成为藩政府的核心力量。关西的很多诸侯因为重臣势力在太平年代逐渐衰弱，而使得这种改革虽未必一帆风顺，却也水到渠成，而关东很多诸侯，尤其是幕府的亲藩、谱代，却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最终铩羽而归。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素有“贤君”之称，但他力推的改革措施却逐一失败，毫无起色。

就这样，西南雄藩的逐渐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动摇江户幕府的统治，恰巧在这个时候，西洋列强也杀入了日本国内——波澜壮阔的幕末维新运动就此掀开了序幕。

忠臣藏

“忠臣藏四十七义士”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复仇故事，江户时期的竹田出云曾根据真实事件创作了歌舞伎剧本《假名范本忠臣藏》，一直流传至今，此外数百年来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更是无可计数。人们普遍认为“四十七义士”为主复仇乃是武士精神的鲜明体现，对他们无不抱持着深刻的崇敬和缅怀之情。那么，事件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故事开始于江户中期的元禄十四年（1701年）三月，东山天皇的敕使来到江户，第五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就派赤穗藩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和吉田藩主伊达左京亮村丰担任接待工作，为怕这两名来自乡下的大名失礼，幕府同时派遣吉良上野介义央前往指点。传说吉良义央索贿不成，就百般刁难浅野长矩，甚至故意教导错误的礼节，使长矩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十四日早晨，再也忍无可忍的浅野长矩突然拔出腰佩的短刀向吉良义央头上砍去，幸亏被众人及时按住，义央只是受了点轻伤。

事件发生后，纲吉将军怒发如狂，立即派人彻查此事。按照幕府的一贯规定，引发事端的双方都应受到惩处，是为“喧哗两成败”，然而最终幕府却偏袒吉良义央，只是勒令其归家“谨慎”，对于浅野长矩却给予了切腹、改易的最严厉惩罚。

幕府兵马随即开到了赤穗藩，深为家主所受不公待遇而愤怒感慨的赤穗藩士纷起鼓噪，要和幕府军开战，然而首席家老大石内藏助良雄却采取恭顺态度，约束部下，检点财物后主动打开了城门。事后，包括大石良雄在内的赤穗藩士都变成了浪人，被迫流亡各地。

大石良雄暗中联络有志复仇的同僚四十六人，最终在元禄十五年（1702年）率领这些人潜入了江户城。十二月十五日午夜，他们趁着大雪纷飞，城内各处防备松懈之机突入吉良义央的宅邸，连杀数人，并且终于砍下了义央的首级，为主家报了仇。事后，四十七义士将仇人首级供奉在浅野长矩的坟头，然后在幕府派来的追杀人马面前束手就缚。经过审讯，到了第二年（1703年），幕府勒令他们集体切腹——据说只有一个叫寺坂右卫门的侥幸存活了下来。

就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感动人心的脉络清晰的复仇故事，然而仔细研究，却有很多不可解之处。首先就是浅野长矩为何要突然向吉良义央挥刀，真的是因为遭到了戏弄吗？战国时代已经结束很久了，各地藩主早都变成了匍匐在幕府脚下的温顺小猫，他如何还有如此血气之勇，如何毫不考虑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呢？

德川纲吉的统治时代，是江户幕府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幕府财政捉襟见肘，被迫加大压榨百姓和诸侯的力度。本身浅野长矩等人所担任的接待工作就不是一桩美差，相关费用全都摊在接待人头上，幕府不出一分一毫，却又诸般挑剔。浅野长矩应该是在幕府的重压而非吉良义央的戏弄下才会精神失常，拔刀向人的吧。他所以袭击吉良义央，恐怕目标并非义央本人，而是义央在此接待过程中所代表的幕府的权威。

或许正因为如此，纲吉将军才会大怒如狂，轻饶了义央，却一定要严惩长矩。据说目付多门传太郎就曾经进谏说，按照旧例，对义央的处分不该如此之轻，对长矩的惩罚也不该如此之重，然而掌权的侧用人柳泽吉保却以将军之命不可更改为由拒绝了。柳泽吉保一惯豪奢受贿，倾轧同僚，或许他是从义央身上看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定要置长矩于死地而后快吧。

事件的第二个疑点，是从赤穗藩被改易到吉良义央被杀，中间相隔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一个简单的复仇计划需要谋划那么长时间吗？事实上，大石良雄在离开赤穗以后，曾经到处拉人情，托关系，向幕府求情，要求恢复赤穗藩，但在柳泽吉保用事的背景下，他的种种努力全都化为了泡影，这才灰心失望，被迫铤而走险的。

在幕府和各藩都陷于严重财政危机的当时，除非名震天下的人物，浪人是没有多少机会出仕的。原本都是靠俸禄吃饭的赤穗藩士，主家被改易后变为浪人，根本毫无谋生的手段。如大石良雄之辈还能靠着一点点积蓄过活，中下级藩士则只有死路一条。与其饿死，不如复仇而死，让名声传遍天下——这才是所谓“四十七义士”最直接的想法吧，正不必把他们过于高尚化。

事实上，在幕府统治下，经常有诸侯遭到改易，有很多武士变成浪人，凄惨度日，“忠臣藏”的故事只是比较鲜明的时代反映而已。

●黑船来航

一般都把1853年的“黑船来航”作为日本锁国体制崩溃的开端，然而事实上早在十八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就已经把矛头瞄准小小的岛国日本了。首先给日本带来威胁的是沙皇俄国，俄国船经西伯利亚南下，频繁出没于日本近海。对应这种举动，江户幕府向虾夷地区派出了探险队，并于宽政十一年（1799年）将北海道东部地区划归幕府直辖地，争取加以有效的控制。

俄国远洋船队数次来到日本，递交国书，要求通商，但这是和幕府锁国政策相违背的，因此遭到断然拒绝。当时日本内部有两种比较开明的声音：一是老中田沼意次，他曾想要和俄国人交易，以补充幕府的财政收入，但被群情汹汹压制下去了；二是工藤平助、林子平等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继续锁国可能引发战争，就请求创建现代海军，巩固海防，但此议同样被束之高阁。

江户幕府既不肯开国，又只愿意进行陆上防御，文化四年（1804年），下令把北海道全境作为幕府直辖领地，原驻北海道的松前藩被移封到陆奥国伊达郡。日俄两国在北海道东北方频繁发生冲突，直至文化十年（1813年）才终于达成和睦协议，日本控制了北方四岛（择捉、色丹、齿舞、国后），俄国则占领了更东北方的得抚岛。

刚刚解决俄国人的问题，英国人和美国人突然又从海上冒了出来。文化五年（1808年），英国军舰“菲顿号”追逐荷兰商船，侵入了日本的长崎港，几乎同时，大量美国捕鲸船也出现在日本沿海。幕府为此重申锁国政策，颁发了《异国船打拂令》，打拂就是驱逐的意思，命令除中国船和荷兰船外，其余外国船只要接近日本，一律予以击退，甚至不允许它们靠港补充食水和燃料。

天保八年（1837年）七月，美国商船“摩理逊”号来到日本，因为《异国船打拂令》的缘故，先后在相模浦贺和萨摩山川遭到炮击。事后，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为首的兰学者纷纷向幕府上书，认为此举过于蛮横，会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希望撤销《异国船打拂令》。然而守旧派心中只有日本、中国和朝鲜，哪里晓得“世界”是什么东西，对此根本置之不理。

天保九年（1838年）十二月，幕府为了防止外国船侵入日本沿海，命令鸟居耀藏和江川太郎左卫门两人测量和调查海岸，江川太郎左卫门邀请渡边华山等兰学家相助，此事引起了鸟居耀藏的极大不满。耀藏是彻底的守旧派，又为了和江川太郎左卫门争权，就诬告渡边华山等人诽谤幕府，图谋不轨，由此掀起了“蛮社之狱”。

所谓“蛮社”，就是指渡边华山等人创建的兰学研究会“尚齿会”，因为当时称西洋人为南蛮人，所以又名“蛮学社中”。幕府老中水野忠邦轻信了鸟居耀藏的检举，派人查抄“尚齿会”，果然从华山的私人笔记中找到了对幕府的诸多不满言辞，因此兴起大狱。其结果是包括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二十余人被逮捕，小关三英“畏罪”自杀。

“蛮社之狱”对兰学研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幕府也因此变得更为保守和腐朽。随即德川家齐将军去世，水野忠邦实行“天保改革”遭到惨败，灰溜溜地滚下台去。但锁国保守并不能消解西洋列强的觊觎之心，各国陆续向幕府递交国书，请求开港通商，在反复遭到拒绝后，终于决定用武力逼迫日本开国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消息传到日本，幕府大受震动，以老中阿部正弘为首的开明派官僚纷纷表示，竟然连清朝都打不过洋人，则一旦洋人杀至日本，将给幕府带来严重危机，还是尽量别得罪洋人为好。于是当年就修改了《异国船打拂令》，允许外国船只靠港补充食水和燃料。

到了嘉永六年（1853年），外患终于正式产生——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培理率四艘军舰来到浦贺，递交国书，要求幕府取消锁国令。美国国书上的言辞颇为平和，然而培理本人的态度却极其骄横，他说隔一年将再度率领军舰前来，要幕府届时必须给予满意答复。因为美国军舰都漆成黑色，所以这一事件就被称为“黑船来航”。

培里来到日本的时候，正巧德川家庆将军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于是千钧重担就此压在了首席老中阿部伊势守正弘的肩上。这位阿部老中本是福山藩主，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幕府的寺社奉行，管理宗教事务。天保十二年（1841年），他公正地审理了中山法华经寺日启和尚蛊惑和勾搭大奥女中（女官）的案件，从而声名鹊起，并且得到了家庆将军后宫妻妾们的敬仰。于是，两年后水野忠邦被赶下台，阿部正弘得以继任老中之职，时年仅二十五岁。

弘化二年，阿部正弘升任首席老中，掌握了幕府的实权。然而他屁股还没坐热，就发生了“黑船来航”的事件。可该怎样处理这件事呢？阿部正弘左思右想，终于被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这个所谓的好主意促使日本迈上了近代社会之路，但更直接的，则是导致幕府的权威彻底垮台。

●尊攘派的崛起

黑船来航，几乎动摇国本，对于如此大事，年轻的阿部正弘老中不敢擅专，决定付诸公议。他首先向幕府中高层官僚和各藩大名通报了情况，然后又派特使前往京都觐见天皇，请求朝廷的宣谕。在此之前，相关国家大事，幕府从来都是独断专行的，很少听取诸侯们的意见，而至于听取朝廷的意见，恐怕千余年来都是头一遭。

阿部正弘或许是希望藉由把黑船来航之事告知全国，从而凝聚人心，统一思想，一致对外吧，但此举同时也导致幕府的权威扫地，而相对的，很多有力诸侯得以参预幕政，就连失权多年的朝廷公卿也开始对天下大事指手划脚。日本自此就从和平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动乱的时代，虽然暂时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内战，但人心乱成一团，各种学说纷至沓来，形成了很多个社会集群的相互对立。

且说幕府就解决黑船问题咨询大名和朝廷的意见，所得到的回复不外乎截然相反的两种，一是“攘夷”，一是“开国”。所谓“攘夷”，就是坚持锁国政策，把外国人统统赶出去，以保证日本国的“纯洁性”，所谓“开国”，就是打开国门，和西方列强互通贸易，平等建交，同时吸取对方的长处以改革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这两种极端思想的碰撞下，首先是攘夷派占了上风，终究头脑清醒，认识到贸易有利国家民生的人并不是很多，甚至就连认识到日本国很难以武力对抗西方列强的人也还不是很多。

德川家庆将军于当年去世，第四子家祥继任为幕府将军，后来改名为德川家定。等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安政元年（1854年）七月，一年之限未满，培理又率七艘军舰来到日本，强迫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美国得到了在下田、箱馆两地派驻领事的权力，以及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

一看美国人得了手，西方列强纷纷趁虚而入，英、俄、荷等国也陆续和幕府签订所谓的亲善条约。这些亲善条约虽然并没有很具体的内容，但总算是敲开了日本的国门，使得幕府延续两百年的锁国体制濒临崩溃。或许是受此事刺激吧，安政二年（1855年），阿部正弘辞去老中职务，首席老中变成了堀田正睦。两年后，阿部正弘病殁，享年仅三十九岁。

对于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来说，这位阿部老中可谓功不可没，他不仅放松限制，让诸侯和朝廷全都回归到政治舞台上来，还为了重建幕府威信而大举起用人才，不仅包括幕府“直参”，还包括了很多“陪臣”（大名的家臣），比如川路圣谟、大久保忠宽（一翁）、江川太郎左卫门（英龙）、高岛四郎大夫（秋帆）、胜麟太郎（海舟），等等，其中很多都是著名的兰学者。

在这些新进幕臣的推动下，幕府设立了很多引进和研究、传播西洋科学的机构，比如江户的番书调所、讲武所，长崎的海军传习所，等等。尤其是利用荷兰国王赠送的军舰和派来的海军人员创设的海军传习所，甚至允许各藩藩士前往学习。

受到幕府这种行为的鼓励，水户、萨摩、长州等藩也开始加快自己领内的改革步伐，建立起崭新的钢铁厂、武器制造厂，甚至采用西方的军队建制。可以说，开办学校以研究西方学问、重用中下级武士、进而进行体制改革，这股时代的旋风是从雄藩开始刮起的，随即影响到了幕府，又反过来刮回雄藩。并且，这种风潮最终还刮到了民间，就在幕府设立番书调所和讲武所的同一年，也就是安政三年（1856年），吉田松阴开办了著名的松下村塾。

吉田松阴本名虎之助或者寅次郎，松阴是他的号，他是长州藩士杉百合之助的第二个儿子，过继给了叔父吉田大助贤良，成为贤良的继承人。据说松阴从小就聪明过人，二十一岁的时候遍历九州，和许多知名人士交上了朋友。嘉永四年（1851年），松阴跟随藩主毛利敬亲前往江户参觐，随即没有请假就自作主张前往东北地区游历，因此被削夺了士籍（武士资格），没收了世代的俸禄，被勒令归家反省。

毛利敬亲乃是当时著名的“贤侯”，他非常看重吉田松阴的才能，所以隔了不到两年就赦免了松阴之罪。松阴这次不敢再胡来了，提出请求去江户留学，在得到批准后，就孤身前往江户，投在大儒佐久间象山的门下。

这位佐久间象山乃是信浓国松代藩士，是阳明学派的著名学者，并且也接受了部分兰学思想，开国色彩非常浓厚。吉田松阴受到象山的影响，逐渐成为当时著名的尊攘派思想家，甚至可以说是尊攘派的始祖。

所谓尊攘，就是“尊王攘夷”，尊王是指奉戴天皇，遵从大义名分，而攘夷思想其实逐渐地不再和锁国体制可以划上等号了。吉田松阴希望能够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改革日本的内政，从而得以阻挡列强对日本的威胁。这种攘夷的“攘”，不是一概驱逐，而是抵抗侵略，与洋人平等建交。

为了看清世界，学习西方科技，吉田松阴曾经打算利用俄国船偷渡出国，可惜误了船期，其后他又趁着安政元年（1854年）培理二度来航的机会，想要混上黑船。这次的努力再度无可奈何地失败了，松阴也被遣返回藩，收押入萩城（长州主城）监狱。

下狱仅仅一年，松阴就因为身体原因而获得赦免，随即开办了松下村塾，收徒讲课，希望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更多有志报国的年轻人。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后来很多叱咤一时的长州藩志士，比如久坂玄瑞、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等，全都出自松下村塾。

开办松下村塾的时候，吉田松阴年仅二十六岁。

●安政大狱

美国人并不以轻轻敲开日本大门为满足，安政三年（1856年），下田总领事哈里斯来到日本，要求幕府与之缔结新的条约。经过长时间谈判，最终议定的条款是对日本相当不利的，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四港和江户、大坂二城，承认领事裁判权，日本关税需与各国协商决定，等等。

老中堀田正睦不敢在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于是把烫手山芋扔去了京都，请求朝廷“敕许”。这帮幕臣虽然僵化腐朽，倒也知道真打起仗来，自己不是洋人的对手，而朝廷公卿却全都没有见过大世面，只知道国体不能更改，国威不能降低，坚持传统的“攘夷”思想，毫无转寰余地地坚决不肯同意。

一直拖到安政五年（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朝再次惨败而告终，哈里斯趁机恐吓说：“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等到英国人以武力攻来要求开港，日本就危险了。”于是幕府吓得不再管什么“敕许”了，匆匆忙忙地就在协议上签了字。此举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本来幕府执掌国柄，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必要朝廷点头，可是既然已经请求朝廷“敕许”了，却又违背朝廷的命令，在没有得到“敕许”的情况下就签订了条约，这根本是悖逆之举。一时间，群情汹涌，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江户幕府。

吉田松阴为此愤怒地斥责幕府，说：“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他的尊攘思想因此而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即从尊奉天皇而并不反对幕府，转化为想要依靠天皇的权威来打倒幕府。作为尊攘派的祖师爷，松阴的思想立刻成为尊攘派的主流思想，幕府就此变成众矢之的。从此日本国内的思潮，从单纯的“开国”和“攘夷”之争，添加了更为复杂的“佐幕”和“倒幕”的对立因素。

不过指示在条约上签字的并不是幕府老中堀田正睦，而是刚刚被任命为大老的井伊直弼。大老比首席老中还有权力，向来就由德川家的世代重臣来担任，比如首任大老土井利胜、宽永年间权倾一时的酒井忠胜，等等。

且说这位井伊直弼大老，出自德川氏谱代的彦根藩，前藩主、兄长井伊直亮去世后继承了藩主之位——井伊直亮也曾经担任过幕府大老。黑船来航的时候，井伊直弼是少数开国派之一，等他当上大老之位，立刻就和尊攘派发生了严重冲突。

攘夷派的首脑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正好家定将军体弱多病，看着随时都可能咽气，又没有子嗣，德川齐昭就联合越前藩主松平庆永、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等人，企图靠着把一桥家的德川庆喜推上将军宝座而掌握幕政——这些人就被称为“一桥派”。对于德川齐昭的这种图谋，井伊直弼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针锋相对地推举血统更近的纪州藩主德川庆福为将军继承人。就这样，幕府一分为二，表面上是因为将军继嗣问题产生了分歧，实际上是开国与尊攘两种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或许井伊直弼是为了提升幕府威信，也为了贯彻自己的理念，他不等朝廷“敕许”就匆忙地和美国人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不仅如此，同一年还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缔结了内容相近的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他的这一举动更加触怒了尊攘派，两派的冲突已如箭在弦上，“安政大狱”就此爆发。

且说德川家定将军于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去世，井伊直弼立刻派遣使者前往京都，请求朝廷“宣下”，任命德川庆福为新的将军。然而孝明天皇因为不满幕府签订开国的条约，迟迟不肯颁发正式诏命，“一桥派”趁虚而入，萨摩、水户等藩驻在京都的藩士，如梅田云滨、赖三树三郎、西乡吉之助（隆盛）等人大搞串联，并且游说朝廷公卿，想要让朝廷下诏罢免井伊直弼，任命德川庆喜为幕府将军，德川齐昭为副将军。

为了说明自己签订条约的理由和苦衷，也为了催促朝廷尽快“宣下”，井伊直弼委派老中间部诠盛前往游说，又派亲信长野主膳去京都监视尊攘派的动向。到了八月十日，尊攘派请到了朝廷谴责井伊大老的“敕掟”，并将此公文交给主子德川齐昭。齐昭皇命在手，变得更加不可一世，想要集合各地雄藩一起对幕府施压。虽说从黑船首次来航的时候起朝廷就开始插手政治，但越过幕府直接向诸侯下令，这还是第一次，朝廷的这种举动使得尊攘派士气高昂，而尊王倒幕的思想也开始甚嚣尘上。

井伊直弼得知此事后，要求德川齐昭交出天皇“敕掟”，并且惩处为了获得此公文而在京都大搞游说串联的各藩志士。此举激怒了尊攘派，水户藩士一千多人，尾张藩士近两千人浩浩荡荡前往江户城请命，另有二百多人增援京都，倒幕内战似乎一触即发。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井伊直弼决定痛下狠手，严惩这批尊攘派。当年九月，在长野主膳、酒井忠义等幕臣的策划下，幕府全面反攻，兴起大狱。朝廷方面，支持尊攘派的尊融亲王被勒令永年蛰居（终身闭门反省），包括前关白鹰司政通在内的十六名公卿也先后遭到惩处。大名方面，德川齐昭永年蛰居，德川庆喜被勒令隐居，山内丰信、德川庆笃（现水户藩主，齐昭的继承人）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幕臣方面遭到处置的则有“一桥派”的岩濑忠震、永井尚志、川路圣谟等人。

受到最严重惩罚的还是各藩尊攘志士，安岛带刀、鹈饲吉左卫门、赖三树三郎、桥本左内等人均被判以死罪，梅田云滨死于狱中，其余受牵连者不计其数。至于那位精神领袖吉田松阴，据说他曾策划过刺杀老中间部诠盛的阴谋，所以也遭逮捕，于安政六年（1859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小塚原被处斩。松阴临终前作诗道：“吾今为国死，死不负君亲。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当然，也有很多志士东躲西藏，暂时逃过了大难，其中就包括萨摩藩的西乡吉之助。据说吉之助慨叹国家多难，壮志难酬，和京都清水寺成就院的住持月照相约跳海自杀，幸运的是，月照就此葬身洪涛，吉之助却奇迹般地被救了上来。

这一年，被杀的吉田松阴和获救的西乡吉之助都是三十岁，死者已矣，生者却还有很漫长而坎坷的道路要走。

●樱田门外之变

在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冷血屠杀下，反对派被镇压了下去，尊攘志士们暂时蛰伏，而德川庆福得以继任为幕府将军，并且改名为德川家茂。然而井伊大老并高兴不了多久，很快他就变成了尊攘派的刀下之鬼。

且说在安政大狱兴起以前，水户藩很多激进的尊攘志士就齐集江户，大狱兴起后，井伊直弼向水户藩施压，要求召回这些过激分子。其中部分志士被迫归藩，部分人则干脆脱藩，在江户城中潜伏了下来，打算寻找时机为主家复仇。

次年为安政六年（1860年，后改为万延元年），三月三日上午九时，井伊直弼离开自己在外樱田地区的官邸，前往江户城中办公。据说行前就有人警告说，近来城中发现很多前水户藩士，行动诡秘，恐怕将不利于大老，请求增加警卫力量。然而井伊直弼却回答道：“人的命运由上天注定，如果真有刺客想要杀死我，他们可以寻找各种机会，加强警卫是没有用的。况且对于出行的队列，幕府有着严格规定，身为大老，我怎能率先破坏制度呢？”

大老的随从和警护人员一共六十人，簇拥着乘轿的井伊直弼通过江户市街，此事天降大雪，寒风卷着雪花扑向行进队列——因为寒冷，街面上行人很少。在经过外樱田门前的杵筑藩藩邸之时，刺客们突然出现了。

刺客的首脑乃是水户藩的激进尊攘派金子孙二郎，他聚集了包括水户脱藩志士高桥多一郎、关铁之助，以及萨摩脱藩志士有村次左卫门等共十八人，早就埋伏在外樱田门外。当井伊大老的轿子到来之时，刺客们披风冒雪，一拥而上。轿中的井伊直弼匆忙掏出短枪，射倒了志士森五六郎，但随即就被五、六柄长刀刺中，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咽了气。

这就是著名的“樱田门外之变”。

井伊大老的被刺，对于日本社会的转型起到了非常深刻的作用。一方面，气焰大降的幕府在安抚彦根藩士的同时，也处罚了被视为井伊派的纪州藩家老水野忠央，并且解除了对德川庆恕、德川庆笃、德川庆喜、松平庆永、山内丰信等人的处分，实际上是在血的教训下被迫向雄藩们低下了“尊贵”的头颅。

然而在幕府作出让步的同时，各地雄藩也因为“安政大狱”而收敛了原本的狂妄姿态，转而向幕府靠拢。在井伊直弼之后掌握幕权的老中安藤信正改变了井伊大老的铁血手段，一方面停止对“一桥派”藩主们的迫害，一方面恭顺地对待朝廷，想要利用朝廷的权威来巩固幕府的统治。安藤老中提出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为家茂将军的正室夫人，从此公家和武家联起手来应对乱局——这一举措被称为“公武合体”，受到了尊攘派各藩藩主和重臣们的一致赞同。

雄藩的上层就这样被幕府拉拢过去了，然而已经在各藩内崛起的中下级武士却对此大感不满，尤其是吉田松阴的弟子们，他们秉承被害恩师的思想，认定尊王则必须倒幕，绝不能向幕府妥协，绝不能再让幕府延续其腐朽的统治。上层尊攘派和下层尊攘派就此分裂为两个阵营。在这种态势下，文久二年（1862年），安藤老中在江户坂下门外遭到水户藩志士的袭击，虽然侥幸逃得了性命，却很快就被赶下了台。

水户藩尊攘先锋的地位自“坂下门外之变”后就逐渐丧失了，在藩主德川庆笃等人的着力压制下，逐渐地水户藩站到了幕府一边，反而成为“尊王佐幕”的急先锋，而代替水户藩举起尊攘派大旗，决定以武力推翻幕府的，则是西国的长州毛利藩和萨摩岛津藩。

顺便一提，以刺杀井伊大老为开端，各地大批尊攘志士脱藩，混入京都和江户城中，对他们所看不惯的大人物们挥舞刀剑，认为这才是救国之道。一时间，血雨腥风洒满了这两座名都，到处都是口呼“天诛”的志士，这些人被称为“人斩”。文久二年（1862年），土佐藩大思想家吉田东洋被本藩的那须信吾等人所杀；同年，佐幕派官僚岛田左近被萨摩藩志士田中新兵卫所杀；元治元年（1864年），主张公武合体和开国论的大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被熊本藩志士河上彦斋所杀……

为了扭转日益恶化的治安，恢复京都的秩序，幕府招募了大批浪人，组建起一支名为“浪士队”的准警察部队。其后“浪士队”改名“新征组”，被调往江户，很多成员不愿意离开京都而滞留了下来，为了避免这些浪人成为更大的祸害，京都守护职、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把其中部分人招募到麾下，组成了“新选组”。

新选组的中坚分子，乃是以近藤勇为首的来自于武藏国多摩郡乡下的一批下级武士，这个组织以行动迅速，下手狠辣而享誉一时。但在恢复京都治安的同时，新选组逐渐成为佐幕派的一枚棋子，成为屠杀尊攘志士的刽子手，成为逆潮流而行的反动者，这实在是相当可悲的事情。

●无谋攘夷

文久二年（1862年）元月，老中安藤信正在坂下门外遭到袭击。二月，德川家茂将军和御妹和宫正式举办婚礼。四月初，萨摩藩隐居岛津久光（岛津齐彬之弟，现任藩主忠义之父）率领藩兵进京，请求朝廷下旨敦促幕府，改革政治制度，并且明令攘夷。

四月三日，萨摩藩的激进尊攘派有马新七、田中谦助等人想要趁此时机举兵倒幕，他们在京都旅馆寺田屋集结，计划首先杀死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此事为岛津久光得知，就派遣奈良原喜八郎等九人前往弹压，双方发生冲突，结果有马新七等六人当场死亡，另有两人翌日即被勒令自杀——是为“寺田屋骚动”。

这一事件恰好说明了公武合体派和倒幕派之间的分歧已经无可磨合，虽然同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但两派根本上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其后岛津久光与朝廷敕使先后前往江户，幕府被迫对其强横态度作出妥协，于当年七月任命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德川庆喜担任将军的后见，同时放宽参觐交待制度。幕府还答应，家茂将军将于次年也即文久三年（1863年）上洛觐见天皇，正式宣布攘夷。八月，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中，路经横滨附近的生麦村，其家臣以四名英国人冲撞了久光的坐骑为理由，拔刀相向，当场砍死一人，砍伤两人——是为无谋攘夷的重要代表：“生麦事件”。

家茂将军是次年三月上洛的，当年四月，确定了攘夷期限为五月十日。这种攘夷，事实上就是把外国人全部赶出日本，恢复幕府旧有的锁国体制，它是根本悖离时代发展潮流的，因此也必然引发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

且说攘夷之诏一下，幕府权威徒然提高，各地尊攘志士无不欢欣鼓舞。首先动手攘夷的是长州藩，长州军利用海岸炮台封锁了关门海峡，随即向企图通过此处的美、法、荷兰等国商船和军舰开炮。六月一日，美、法两国舰队发动全面反击，长州军损失惨重。

其次和西方列强全面交火的是萨摩藩。因为岛津久光拒绝严惩“生麦事件”的凶手并向英方支付高额赔偿，英国舰队就于文久三年（1863年）七月砲击鹿儿岛。担任萨摩藩前线指挥的乃是久光的宠臣大久保利通，他本以为经过多年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苦心经营的沿岸炮台可以抵挡住英军的进攻，谁料激战过后，伤亡惨重，藩城鹿儿岛遭到严重破坏。这场“萨英战争”极大地刺激了大久保利通等萨摩藩尊攘志士，他们原本狂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了下来，思想逐渐从锁国向开国转化。

最终大久保利通从幕府借得巨款赔偿英国，双方取得了和解，同时萨摩藩开始加强与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合作，加速了开国的步伐。

无谋攘夷终于产生了恶果，不过仍有相当一大批激进尊攘派看不清形势，仍然执着锁国的理念，认为都是幕府指挥不力才导致了对外夷战争的失败，于是以长州的真木和泉等人为首，开始策划让天皇“攘夷亲征”。所谓的“攘夷亲征”，实际上是彻底推翻天皇朝廷委任幕府处理政务的旧体制，要将大权收归朝廷，对于凝聚全国力量，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来说，这本是非常具有进步性的举动，然而就其攘夷初衷来说，其实也相当的无谋而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