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①原子弹灾害调查委员会——译者

时至今日，我们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足以说明，救济原子弹受害者的人类的善意，比制造核武器的人类的罪恶更处于优势。然而，归根结蒂，企盼着在这个世界上恢复人类和谐和人类秩序的人们，必须注视广岛的医生们所进行的长达２０年之久而又并不稳操胜券的斗争。

广岛札记 六　一个正统的人

一位偶然来到某一城市的旅行者，在那里卷入了一场麻烦的事件，而他却没有退缩，并投身其中力图解决它。这是通俗小说作家惯用的手法。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文夫就如同这位旅行者一样来到广岛赴任。当他还未能弄清这一城市的地理情况时，便碰上了那个致命的日子。当一个城市受到万分猖獗的鼠疫袭击时，将会发布戒严令，并将这一城市像孤岛一样彻底封锁起来。而遭到当代最为凶残的“鼠疫”袭击的广岛，却未能被封锁。但是，从那一天起，重藤博士却将他自己封锁在这个城市里了。他和从原子弹爆炸之后便开始从事救护活动的众多医生一样，立即开始同这一奇怪的炸弹所带来的后果进行斗争（重藤博士在奔赴日本红十字会医院途中，在东练兵场，曾为一对满身是血的医生夫妇救治，他们未曾互通姓名便匆匆分手了。但在广岛市医师会关于被炸当时救护活动的征询调查中，却记载着曾有一位医生身负重伤，虽在东练兵场接受治疗，但仍不能动，因此未能参加救护活动。根据这一线索，两位医生在事隔１３年后才得以重逢），而且，２０年来他始终在坚持斗争。重藤博士从正面接受了广岛的这场悲剧，战后２０年来，他始终在承受着，顽强地坚持着。而且，在这２０年间，医生们恐怕决未曾拥有一个瞬间，自身能够感受到已经制服了原子弹的凶暴。他们总是在进行着为时已晚的被动的斗争。即或有时也曾发现过一丝希望，但它很快便会为新的悲惨迹象所摧毁。正因为如此，我更加认为重藤博士是从正面接受广岛的悲剧，并以最大的耐心坚持斗争着的广岛医生们的一位典型人物。对于博士来说，斗争并不仅限于医学领域，它还涉及到包括政治在内的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

在重藤博士院长室的文件柜里收藏着两篇论文，它们是为纪念原子弹所带来的悲惨后果寻求线索的初期阶段而撰写的。其中，最早期的一篇题为《关于原子弹爆炸导致的脱发者的统计调查》。如同这一朴素的标题一样，它说明当初是在何等简陋的条件下，人们开始探索原子弹所带来的后果真相的。观察者在脱发者秃头数字统计的后面，正在看到一个极端恐怖而巨大的阴影。

另一篇论文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山胁卓壮的青年实习医生，文章的题目是《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白血病发病率及其部分临床观察》。于１９５２年在血液学会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这篇论文，首次正式将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同白血病，以原子病的名称结合在一起。

当地的医生早已注意到在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中出现大量的白血病患者，而且其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对X光医学造诣颇深的重藤博士就是最早对于广岛的白血病的真正涵义怀有可怕预想的人们中的一员。广岛的内科医生曾在报纸上发表过有关对这种白血病表示怀疑的文章，但立即遭到ABCC的猛烈抨击。从而妨碍了广岛市民将白血病列为有关原子弹的常识。重藤博士选中了青年的医科学生山胁，并给他以启示。于是山胁便开始着手从事有关白血病的具体统计工作。然而，当时在日本没有关于一般性白血病的统计数字，足以作为山胁所从事的统计工作的标准。因此，广岛白血病人的数字即或登记在统计表上，也无法测定它究竟属于异常或正常。这就是他在工作起步时遇到的困难。于是山胁不得不从多方面开始着手工作。

他向全国的大学附属医院发出信件，试图参照各医院的白血病病例，不久便获得反响，成为他开展工作的线索。为了对广岛市的白血病患者做出统计，他一一查阅了大约三万份战后广岛市死亡者的诊断书，同时还走访了死于白血病者的主治医生，听取他们的诊断，并搜集标本。

正在这时，ABCC开始注意到山胁的调查工作，曾经为他提供过汽车和资料，为统计工作的进展助一臂之力。因为，一般而言，没有证据足以说明，ABCC对日本医生以其独自的方法对原子病所进行的探索持有善意的态度，所以，山胁的情况，只能视为一个特殊幸运的例外。两年之后，他完成了这项统计工作，它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山胁是广岛的一位儿科开业医生。他现在从事的儿科工作，似乎同《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白血病发病率及其部分临床观察》并无特殊的直接联系。当谈到论文形成时，我从山胁的脸上看出了他那颇为怀念和眷恋的心情。当我问到为什么没有将原子弹受害者的白血病研究工作坚持下来时，山胁似乎感到这是一个十分唐突而又出人意料的问题。我当即意识到，我是提出了一个何等不合时宜的问题。我们这些去广岛旅行的人们，总是希望在那里找到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圣人。无疑这是来自于违背自然规律和不负责任的旅行者的心态。山胁的论文充分地完成了使命，其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为成为一名开业医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藤博士就是以这种不为个人增加过分负担而又切实有效的方法，坚持着对原子病的具体的研究工作。

尤其是当我同山胁会见后不久，又向当时已任原子病医院院长的重藤博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说，就一般而言，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难道不可能将原子病的研究工作始终坚持下去吗？对此，重藤博士回答如下：

“无论原子病医院的业务负责人如何满怀热情地去对原子病进行探索，也很难使年轻的医科学生们有兴趣只将原子病作为他们毕生的研究课题。对于一种不能根本治愈的疾病，只能以老一套的方法进行日常处置。它不会成为倾注医学热情的对象。仅仅从事原子病的研究与治疗工作，也不利于使年轻的医科学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尽管是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疾病，而又只能重复着老一套的常规治疗。我从博士的这些话里，尝受到无比的苦涩。根据山胁的情况可以看出，自从原子弹爆炸以来始终在当地坚持原子病研究的重藤博士，无疑是一个例外。一般而言，在一个连研究设备都不具备的医院里，向同原子弹有关的一切问题进行挑战，尤其是青年医生们的大忌。特别是被占领状态下的广岛，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状态下，重藤博士启发一位青年实习医生，引导他撰写论文，在原子病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又尽力使这位青年医生在获取学位和后来的实际生活中达到预期目的。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上述极为现实的作法中直接渗透着重藤博士的人格力量。

重藤博士还曾向我谈到山胁的论文在获取博士学位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博士的担心。就这篇论文的重大意义而言，虽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上在当时的血液学会却未曾对它给予应有的公正评价。其直接原因就在于人类尚未弄清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种种灾难的全部真相。

也就是说，一些拥有实力的医学权威人士根据山胁的统计，虽然承认在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当中，患白血病的人数在明显增加，但是仅凭这份统计却找不出为何原子弹能引发白血病的原理，因而认为该篇论文缺乏学术价值，为固定观念所束缚的权威者们，往往是有害的，事实就是如此。

重藤博士自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瞬间开始，战后２０年来，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后的２０年来，始终是广岛原子弹受害者日常治疗的负责人。从原子病医院创立之前就是如此，而且，他在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之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兼任广岛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的职务。

原子病医院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而是坚持日常治疗的医疗机构。至于重藤博士本人则是战斗在医疗第一线的医生。因此，从重藤博士为核心的原子病医院医生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同临床医疗相结合而进行的。对此，我们应该将它同ABCC相比较而铭记在心。因为ABCC原本就是一个同治疗完全无关的纯研究机构。

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在同侵蚀着人类肌体的这一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怪物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面对患者进行治疗，一面向着具体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核心靠近的战术。同时，他们所能采取的也只有这种战术。这些医生所从事的放射性障碍的具体的研究历史，着实令人感动。他们在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曾经犯过试验性错误。然而，那是他们向着更为光明的前景，满怀极为自然的期待而犯下的试验性的错误。他们往往因发现一线曙光而作出错误的前景判断。它会为患者们、一般市民，甚至医生本身带来某些暂时的动摇。但在广岛２０年来的每一天这或许是完全必要的。

今堀诚二在其《原子弹氢弹时代》一书中曾记载了当时一度出现的情况。由于原子弹爆炸当年的冬天，因受到原子弹伤害而死亡和患病的人数在减少，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连那样可怕的原子病，估计也会得到根治”。在有关鼠疫、霍乱的记录或小说中，往往有这样的证述：“瘟疫的蔓延一旦进入平静状态，便会中途缓和下来。在现实的广岛也会出现同样的局面。市民们遭受到疾病的最初的严重打击，接着便进入平静状态，它使市民们看到一线希望。但接踵而来的第二次打击，却使市民们的心灵遭到更为彻底的蹂躏。

１９４５年秋美军关于原子弹灾害调查声明曾作出如下分析：“因受原子弹放射能影响必然死亡的人已全部死去，残存的放射能已不会再为人们造成生理上的影响”。尽管这一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意图所歪曲的，而今堀在该书中所指出的市民、医生和新闻工作者们的如下反应，将是广岛人在疾病蔓延过程中出现暂时平静状态时，所持有的人类极为正常的心态，

“市内医院住院患者的减少，也是使GHQ①安下心来的原因之一。而它却同下述情况有很大关系。医院的门窗全部敞开着，一块玻璃也没有，住院的原子弹受害者忍受不住寒冷而纷纷逃回家去了。而医院本身也认为原子病已获得根治，采取了过分安心的乐观态度。同时，这一令人鼓舞的消息，也受到市民和原子弹受害者的欢迎，因此，新闻媒介也有人愿意刊登医院方面的预测。日本医疗团广岛医院在２月６日的《每日新闻》曾发表如下消息：‘在３０万６千名原子弹受害者之中，１１月份接受治疗的人数为３００人，而目前只有２００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放射能的直接受害者，而是由于烧伤或其他原因引起并发症，又未得到应急处理而导致病情恶化的。所谓的原子病患者可以说几乎不存在’。此外，日本红十字会广岛医院妇产科还在２月１６日的《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条几乎可以说是为原子弹唱赞歌的未免过于乐观的消息。其中指出：‘最近仍有原子弹受害者前来就诊，但他们都是由于恐惧而导致的神经系统疾病。在距离爆炸中心一公里以上的地方，发现有许多妇女怀孕；月经也都正常。在距离３公里以上的郊区，由于受到轻度放射能照射，对于结核和胃溃疡等疾病反而起到良好作用’。广岛邮政医院是同医疗团和日本红十字医院相提并论的最优秀的综合性医院，而它却始终持乐观态度。曾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３日的《中国新闻》上介绍当时的情况，报道中指出：内科除一人外，白血球全部恢复正常，腹泻也已治愈。妇产科无畸形儿出生，也未发现不孕症，因而提出了‘小姐们，请放心！’的口号。外科虽然在忙于施行整形手求，但由于效果突出，残疾也将会治愈。前景是十分美好的。此外，还有一种见解。蜂谷院长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８日的同一报纸上断言，原子病在一年前就已不复存在，所以可以说一切问题都已获得解决。”

①统帅部——译者。

重藤博士是一位头脑冷静的学者，他根据山胁的统计和广岛医生们努力工作的成果，将白血病纳入原子病的范畴。但是就是这位博士也未能从试验性错误中摆脱出来。如上所述，当通过统计，将原子弹同原子弹受害者所患的白血病确实联系起来的时候，医务界的权威人士对此轻易不肯接受。但事隔不久，重藤博士却根据同一份统计数字，满怀喜悦地公布说，白血病正在减少。但他却不能不立即发现统计表上的曲线在重新上升。我不禁为这一试行错误所震撼。

医生们在接触现实的原子弹受害者过程中，通过摸索一一证实，从而揭示怪物的真相。然而另一方面，这一尝试也并非同自由的想象力毫无关联。勿宁说，他们只有在这一想象力的支撑下，才得以在具体的患者病痛后面，看清那巨大怪物的可憎魔影。

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想象力？他们在思索着，如果没有原子弹的影响，这位病人将是健康的。因此，这位受到原子弹灾害的病人目前的疾病，显然是由原子弹爆炸引起的。他们还认为，在那场非同凡响的大爆炸之后，受到辐射的人体很难说不出现任何问题，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是一种不为固定观念束缚的自由奔放的想象力。

我们可以设想原子弹受害者出现某种症状，东京的医务工作者们或许会反问，这一症状从病理学角度而言为什么同原子弹有关？实际上，广岛的医生们往往无言以对。而且，也可能医学史会很快证明其中的若干病例确实同原子弹无关。然而，真正为广岛原子弹提供救助的只有那些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工作着的医生们。因为他们拥有自由的想象力，认为原子弹可能引起任何症状。

这种不受任何束缚的想象力和具体的积极治疗成果的积累，使单纯的对脱发者的统计，发展到将原子弹同白血病联系起来，并引导眼科医生对原子弹白内障的探索。那么，未来的广岛医生们将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通过因癌症而死亡者的统计，将癌症同原子弹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同时，作为未来的问题，还将以不屈不挠的努力，去探索有关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

然而，原子弹为人类所带来的影响，直至２０年后的今天，仍有某些问题尚处于无法解释的怪异状态，只能说是原因不明。正因为如此，就更加永远需要拥有不僵化的自由奔放的想象力的医生们。

例如，我曾听到过有关一位妇女的传闻。她在距爆炸中心八百米处被炸，并获救。以后生下两个健康的孩子，平安度日。在那一个可怕的早晨，她正在女子中学的操场上和同学们一同玩耍。对照广岛市原子弹受灾地图，那里可能是广岛县立高等女学校。同学们全部死去，幸存者只有她一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无法说清。听过这件奇闻之后，重藤博士只是说，我很高兴。这句话，至今仍使我在内心深处保存着一种足以燃起熊熊之火的热源。但是，这位当年幸运的女中学生、今天的母亲却出现在重藤博士面前了。那是因为在原子弹爆炸近２０年之后，在她那无比的幸运之上投下了最初的阴影。重藤博士的话是语重心长的。尽管他知道这位妇女目前的稳定状态已经遇到威胁，也只能以极为苦涩的心情为她那转瞬即逝的稳定而高兴。这种现象在广岛也是存在的。

谈到苦涩的心态，应该说广岛医生们的自由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想象力。将白血病同原子弹爆炸联系起来的想象力，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恐怖。而且，我们尤其不能忘却的是这些医生们本身就是原子弹受害者。广岛的医生们根据其想象力坚持探索原子弹造成的灾害，其实他们自身也是身陷地狱深渊的人，但却仍然力图对这一深渊的真相进行更为深入和透彻的探测。这一悲壮的双重性，使人们从广岛医生们的想象力和他们所取得的具体而扎实的成果中，获得了名副其实的诚实而威严的印象。

重藤博士设想以广岛市内的高中学生为对象，对下一代的原子病进行综合调查。但他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这项调查是绝对必要的，但同时又惟恐在广岛的高中学生，即原子弹受害者的后代中引起严重的不安和动摇。问题在于这项调查涉及到诸如白血病之类的疾患，而人类至今尚未掌握足以攻克它的手段，从而使博士更加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

然而，对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追究是绝对需要进行的。因为它不同于逐步死去人们的原子病，而是仍将继续活下去的人们的原子病问题。美国最早向ABCC派来的也都是优秀的遗传学家。这就是说，从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原子弹医疗史的初期开始，关于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便已成为全世界所有医生们关注的焦点。只不过是由于这一设想足以令人产生极为强烈而又深不可测的恐惧心理，因而在某些情况下才采取“小姐们，请放心”之类的乐观态度。然而，今天当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尽管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人性的难题，重藤博士也将尽快地将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付诸实践。我确信，广岛的高中生们将会怀着最具有人性的信赖，去协助这位向一切困难挑战的原子病医院院长的工作。敢于探测无底深渊的人，并为了获胜而坚持艰苦斗争、拥有岩野泡鸣所说的“绝望的匹夫之勇”的人，也就是广岛的医生们。我不认为，在广岛会有怀着深深的疑虑而不信赖他们的年轻人。因为，内心深感忧虑的广岛青年们（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曾将脸上的疤痕有效地用作恐吓敌人的凶器，从而成为一个幼稚的恶棍。隐藏在他那带有疤痕的皮肤下，并反过来用以作为恐吓敌人的资本的东西，不外是他那最为天真的不安心理）唯一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就是和他们共有同样忧虑，而又坚强不屈的广岛医生们。

这或许是我最为乐观的推测。以广岛市内全部青年为对象的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是否会将这些青年从惶惑和孤独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走进一个团结互助的新天地呢？

我曾经采访过两位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从广岛来到东京的青年。其中的一位是一条腿残废的小个子。他和同样受到原子弹灾害的朋友们一道，在东京的一个教会学校的附属机构中做工，缝制向美国出口的服装。他是一位文静而沉着的青年，我从他那恬静的眼神中只发现了已被战胜和驯服了的不安。尽管他不善言辞，还是热情地向我倾诉了他和他的伙伴，对于白血病和婚后种种问题的担心。

另一个青年是一位浑身散发着粗犷气息的体力劳动者。他曾在京都有过未婚妻。当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白血球数量已经增大时（那是为履行结婚手续而进行的血液检查），便不辞而别，默默地离开未婚妻来到东京。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东京港周围仓库前的露天工地上为包装箱打钉。那正是盛夏季节，青年每劳动三天后，便买下大量的维生素和造血剂，第四天精疲力竭地躺倒把自己浸泡在药物的海洋里，注射他以在炎炎烈日下的重体力劳动换来的药物，手臂皮肤变色，甚至变得同赛璐珞一样僵硬。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第四天，像死人一样躺上一整天，便会同那三天身体的过度疲劳相抵消。他只是认为这一天可以在药物的支撑下得到休息，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某种安定感而已。但是，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实际上要在损害自己身体的情况下，足足从事三天的重体力劳动。我们不能说他是愚蠢的。这位青年是在利用这一并不高明的作法，同他内心的不安进行抗争。据说，这位青年不久便辞去了码头仓库的工作，当上了长途卡车的司机。他可能更加疯狂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去寻求那可以稍许逃避不安的“第四天”。

如果将这两位青年的安定的生活和充满危机的生活所导致的后果加以比较，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孤独，而后者只能如同一只离群的狼。我时常怀着悔恨的心情想起，当初我未能请求那位沉稳的青年制衣工人将这一狂热而粗暴的人吸收到他们的集体中去。但是，无论是我，还是那位钉包装箱的青年都很清楚，青年制衣工人也为他自己和他同伴们的问题而自顾不暇。

对于是否是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不加区别地以全部广岛青年为对象，进行下一代原子病的综合调查，从中发现他们拥有的某种共性。如果扩而大之，则由《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等人制定的《原子弹受害白皮书》就必须完成如下的使命。那就是以广岛为中心，在全体日本人中发现他们具有的共性。这在原理上难道不是一致的吗？

为了理解重藤文夫博士在战后２０年中所拥有的威望，必须特别注意到他始终在坚持经营原子病医院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然而，即便对此姑且不论，仅仅通过以上的几个小故事，许多真实的人们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敢于正视广岛的现实，既不过分绝望，也不抱有幻想。我愿将具有这一形象的人们称之为正统的人。２０年来广岛的情况始终是严酷的，即使有数以百计的正统的群体，也不足以与之相对抗。但是，尽管如此，真正敢于同这一毫无胜利希望、最为险恶的现实相抗争的，仍然只是这些正统的人们。我认为重藤文夫博士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典型。

关于中国的核试验，它被视为革命之后，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最大发展成果；核弹被视为充满新的自豪感的中国人民族主义的象征。我也赞成这种分析和理论。但同时，我认为应该以让广岛继续存在下去的日本人的名义，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在与将来拥有核武器的一切国家提出作为否定象征的、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态度。换言之，就是亟需确立一种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年后的新的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态度。而广岛的那些正统的人们，正是我心目中日本新的民族主义积极象征的具体形象。

广岛札记 七　广岛巡礼

这次是我自１９６４年末开始写这部《札记》以来，为时最短的一次广岛之行。在广岛只不过停留了几个小时，但它如同以往多次的广岛之行一样，再一次体验到不禁使自己对人类的悲惨与尊严进行深思，这是每一次广岛之行的一贯感受。我撰写这部《札记》的目的就在于记录下我每次旅行归来后所进行的反思。

当我到达广岛之后，立即从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先生处得知一个最新记录。一位原子弹受害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人们如果不是身在广岛，便有可能忘却广岛的具体惨状。坦率地说，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年后的今天，做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而在广岛，这种悲惨的局面仍然作为现实的问题而持续着。原子病医院的存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重藤院长是抱着一种多么阴郁而苦涩的心情为这位年轻的死者送行的呢。而且，这死者只不过是在不断流淌的悲惨长河中溺死的一个而已。

这位青年在四岁那一年的夏天，遭到轰炸。我们曾看到过原子弹在广岛爆炸那一天负伤的无数孩子的照片。创办杂志《广岛之河》、身为广岛母亲的小西信子，她将这些负伤的孩子们称之为“腐烂菩萨”，实际上她可能是不想让为数如此众多的身负重伤的孩子们的照片多次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上。那些带着出奇平静表情的孩子们，其中大半在拍过照片后的几天之内便全都死去了。而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一个孩子，当他在成长为一名青年的某一天，却发现自己患上了白血病。青年人在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迎来了二十岁的生日。

我曾多次举过这个例子。治疗白血病的医生在早期阶段，可以暂时控制白血球数量的激增，为白血病人赢得一个所谓的“暑假”。在原子病医院医生们的努力下，最初只有几个月，经过２０年默默无闻的艰苦奋斗之后，这一“假期”延长到两年。当它能够延至数十年时，人类将可以自豪地宣告：白血病已被征服。然而，目前白血病，这一血癌仍然远比人类更占压倒优势。当两年的“假期”过后，这位青年将不得不再次面临死亡，那时，死神绝不会放过他。如果一个持悲观态度的人将这一“假期”称之为缓期执行的期限，恐怕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位青年却没有将这两年视为缓刑的期限。他毅然决然地希望同正常人一样生活，成为社会的一员。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为了这位青年，隐瞒了他的病历，为他寻找工作。这些医生们的行为并非是欺骗。如果说出真情，谁还会雇用一个身患白血病的青年呢？医生们只不过是胆战心惊地采用了小小的骗术，他们不是既无所作为而又自命清高的人。青年在一个印刷厂里找到了工作，伙伴们都喜欢他，他是一名好职员。

青年死后，一位有身分的人来到原子病医院，据说他曾质问医院：这两年间为什么不让这位青年休养，而让他去劳动？这位有身分的人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就是他无法理解一个事实：当一个青年人为了真正有意义地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他需要的不是睡在病床上，而是在印刷机轰鸣的地方和伙伴们一起劳动。因为，所谓有身分的人，就意味着那是一群惯于无所事事而虚度一生的人。

青年力图在这两年里活得充实，他是一名劳动能手；他在工作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任务。青年曾同一个女孩相爱并订婚，这件事足以说明他是何等地热爱生活，力争活在既非伪造，又非虚构的真正的现实生活中。他的恋人是一位年仅２０岁在乐器店工作的女孩。

还有一段插曲足以说明这位青年曾怎样度过那一段真正的社会生活。杂志《生命》的记者为了写一篇题为《光明的广岛》的报道，来到广岛采访。重藤博士向他介绍了这位青年，记者十分满意。或许因为这位青年就是光明的广岛的象征。

然而，两年过后，充实的“假期”结束了。顽固的恶心和呕吐折磨着他，于是，再次住院，所有的关节都剧痛难忍。剧烈的呕吐是白血病患者最难以忍受的最大痛苦，他在受尽这一切折磨之后死去了。

一星期之后，死去青年的未婚妻到医院来了，她是来向治疗和护理过青年的医生和护士们致谢的。她带来了礼物：一对陶制的小鹿，就是那种经常摆在唱片架上或小提琴陈列柜中的陈设品。这颇符合她那在乐器店工作的女孩的身分。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平静而安详地道谢之后便离去了。而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她服安眠药自尽了。我望着那一对陈设品，一只拥有两支大角的健壮的公鹿和一只可爱的母鹿，不禁黯然神伤，默默无语。

死去的青年在遭到轰炸时，他只有４岁，他不仅不应对战争负责，甚至连那一完全是蛮不讲理出其不意的原子弹袭击也都无法理解。就是这个幼儿在２０年之后，以他自己的肉体为国家承担了责任。也许他尽管是一个幼儿，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就不得不被卷入到这个国家最坏的选择中去。难道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竟然是如此悲惨！

但是，自杀的未婚妻，年仅２０岁，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龄，正是战后出生的孩子。尽管如此，她按照自己的意志，同原子弹受害青年休戚相关，在青年死后，她履行了她所能尽到的对青年的全部责任。国家未能对青年做任何事情。就是以整个国家也无法填满青年绝望的巨大的凹坑。但是一个纯属战后一代的女孩，却以她追随青年而自杀的行动充填了这一黑暗的凹坑。这位２０岁女孩以自己意志做出抉择的壮烈行动，不能不使目前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的人受到震撼。那是年轻女孩为救助一个被推入绝望深渊的青年而做出的绝望的选择。

她使一种价值颠倒过来了。她以一个成为牺牲品的柔弱姿态，给予国家所进行的卑鄙的欺骗，而实际上是给予一切国家的欺骗和幸存者所进行的欺骗，以致命的打击。然后，她和恋人携手并肩，共同向着以他们独自的威严所装点的死亡之国走去。那是一个绝不容许他人介入的孤独而庄严的死亡之国，是一个在绝对个人意义上的仅属于两个人的死亡之国，它绝不容许导致他的恋人在幼儿时期就遭到意外袭击的国家的阴影介入。无论是在白血病的“假期”中依然勤奋工作的青年的自制力，还是女孩那坚决拒绝在未婚夫死后继续活在世上而自杀死去的决心，都是坚不可摧的，他们不会接受骗人的国家和骗人的生者。面对着那一对陶器制成的健壮的公鹿和可爱的母鹿，人们只能感到无限的空虚和悲哀。２０岁的女孩给人们留下了稳重温柔的印象，自杀身亡。她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一个人对死于原子病的青年所能做到的一切。而这丝毫不存在自我牺牲之类的含义，只是出于起决定作用的强烈的爱。而这种强烈的爱还可以置换为另一种感情，那就是对我们这些幸存者和我们政治的强烈的恨。而她却没有控诉，只是默默地死去。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对我们做出了最为宽大的从轻处罚。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没有任何值得原谅的，可能只是由于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具有温顺和自尊的性格，才未曾控诉对我们的憎恨。

关于这对恋人的死，我有一种推测。虽然它不外是一种设想，但我却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当青年以两年的“暑假”为期而就业时，恐怕他不会认为自己痊愈而开始工作了。无论医生在说着多么诚实的谎言，也无论怎样对病历保密，我想他都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白血病患者，而他却敢于在白血病再次俘获自己之前去踏踏实实地从事劳动。

这位女孩可能也是在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同这位青年开始恋爱并订婚的。否则，一对２４岁和２０岁的青年订婚岂不是为时尚早吗？他们可能已经预见到死亡的时刻即将来临，所以才很快订婚的。

当死神终于降临到青年头上时，女孩或许是早有准备地安祥地选择了死亡。她既不是面对未婚夫的死，由于过度悲痛而决心随他而去，也不是因被逼入绝望的深渊，除了死亡之外别无选择而自杀的。恐怕从她爱上这位青年的那一天开始，便已在注视着那近在咫尺的必然的死亡。她与青年休戚相关，她将自身投入到青年的命运之中，但这将是一种最为彻底的命运抉择。

众所周知，当年为了报告广岛上空的气象情况，观测机曾先于携带原子弹的飞机飞往广岛。机长是陆军少校伊萨利。１２年后，他因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两家邮局而被捕。后来以精神错乱为由被判无罪。而经美国复员局的精神病医生证实，他的精神错乱是来自于对广岛的负罪感。

当伊萨利这个美国人袭击邮局时，陪审员们，也就是普通的人都无法认定他有罪，他们曾犹豫不决。这一事实说明，就整个人类而言，广岛是他们产生共同负罪感的根源。

如果，这里出现一个极其残暴的杀人犯，而导致他犯罪的根源则是因广岛被炸而产生的绝望感。我们又有谁会有正视这一罪犯的勇气呢？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未曾出现过最能引起我们负罪感的罪犯。对此，我们不能只称之为侥幸。这种侥幸，只有广岛人或者只剩下绝望的人们，以他们那惊人的自制力带给我们的，我们当永志不忘。

如果那位死于白血病，沉着而稳健的青年，没有利用两年“假期”去勤奋地工作，而是成为一个罪犯，这即便是设想，也足以使我们平静的心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实际上，青年却克制着自己送走每一个工作日，并且得到了一个对他一往情深的恋人，甚至当他死后立即自杀，随他而去。我们不应忘记，这完全是一个超出常识的人间罕见的结局，甚至可以说它是离奇的。

这位青年和他的未婚妻，如果他们成为狂人、罪犯或在道德上堕落，也只能认为这是人类的正常举动。因为他们是面临着最为深重、最为痛苦的绝望的人们。但是，他们未曾屈服，而是恬淡地保持着自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默默地选择了威严的死。

我常常在想，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国军事负责人，他们凭借着广岛市民的自我恢复能力和不使自己停留在悲惨状态之中的人类自尊，才得以置原子弹带来的灾难于不顾的。但是，我认为还必须牢记的是，就广义而言，我们人类也是凭借着这些尽管绝望但不屈服的原子弹受害者们的自制力，才得以使我们的良心获得安宁。

当然，只要我们对于来自广岛的消息不是充耳不闻，我们的良心就永远不会安宁。在这次旅行归来后，我必须将两件耳闻目睹的事记录下来。其中之一是１月１９日《读卖新闻》晚刊的专栏文章。“‘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将按着上天的既定安排死去’。广岛的一个１９岁的女孩留下这样一封遗书自杀了。１９年前当她还在母亲体内时便遭到了原子弹的袭击。母亲在原子弹爆炸３年后死去，这个女孩因患原子病，从幼年起，肝脏和眼睛就不好。而且，母亲死后父亲也离家出走。现在她同７５岁的祖母、２２岁的姐姐和１６岁的妹妹，４个弱女子在艰难度日。姐妹３人中学毕业之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立即参加工作。这位女孩尽管好不容易拿到了原子弹受害者特别手册，但却无暇从容住院接受治疗。虽然国家在治疗方面采取了对策，但生活却不允许她安下心来接受精心治疗。这恐怕也是原子弹受害者对策的一个漏洞吧！贫病交加的年轻生命深感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便决定‘按照上天的安排’死去。‘按照上天的安排’，其背后包含着多少无以言状的东西……”

另一个是来自筑丰煤矿的消息。筑丰在日本消费生活繁荣的时代，是一个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地方。这里住着许多似乎是被广岛赶出来的移民，其中可能还有一些女性，由于原子弹爆炸失去家人，因而从事着社会最底层的职业。在这里，为了编写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无论怎样有效地开展全国性调查，总有几名广岛女性躲藏起来，不肯透露姓名。

我们这些身居广岛之外的人们听到这一传闻，虽然会感到瞬间的酸楚和醒悟，但这种意识很快便会消失。而身在广岛的人们，除了那些原子弹受害者，或许也和我们抱有同感吧！

顺便提一下，当广岛的那位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他的未婚妻紧随其后自杀身亡的同一时期，东京曾举行了一个授勋仪式。将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授予了美国空军参谋长卡尔奇斯·E·卢默大将。他是一个曾在现场参与策划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人物。关于这次授勋，据说政府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的家也曾在空袭中被烧毁，但这已经是２０年前的事了。即或我们将恩怨置之度外，向轰炸过日本各城市的军人授勋，岂不更能说明大国国民的宽容与大度吗？”这种麻木不仁，已经是道德的堕落。在广岛人的眼里，它是一种最为厚颜无耻的背叛。我们对于政治家或官僚们的道德观实在是过分宽容了。只要他们没有贪污，新闻界就不会对他们的这种道德堕落进行攻击。然而，说出这种话的政治家们正是最卑鄙的。

在原子病医院资料陈列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我邀请重藤博士、《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先生、杂志《广岛之河》的编者小西信子，还有在市内私人医院做事务员的年轻的原子弹受害者村户由子等四人，举行一次电视讨论会。这四位可以说是真正的广岛人，也就是能从本质上代表围绕着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而存在的诸多问题的人。我来广岛主持这次讨论会。

除村户之外，其他人我们都曾多次见面。我撰写这本《札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介绍他们的人生观和对事物的看法。电视短片可以反映这些人们在工作中的最新成就。我为能够参加这次讨论会而感到欣喜。同时，我还感到幸运，我能够第一次听到村户这位毫不屈服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典型发言，并将它记录下来。

原子弹爆炸时，村户只不过是个小孩。疤痕改变了村户的面容，当她长大之后，每一天的希望就是想看看自己往日那未曾受伤时的面容。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找回“失去的美”。不是为了健康，只是为了找回“失去的美”，她曾接受过多次手术。手术的结果使她认识到“失去的美”将永远失去，再也寻找不回来了。于是她便作为将自己关在广岛家默默生活，面带疤痕的无数女孩中的一员，开始思考今后的生活前途。

这种对失去的往日的向往和随之而来的绝望，会使人一步步走近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且处于这种危机状态下的人，在广岛无疑是为数众多的。我们并不拥有任何积极的手段，足以将他们从疯狂和自杀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我们只能是衷心地希望他们摆脱疯狂，不去自杀而坚强地继续活下去。

村户是怎样将她自己从由于过度的疯狂和绝望而企图自杀，以及近似神经症状的隐居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呢？使她回心转意的是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第一次集会。在那里，她有了一个最基本最本质的发现，那就是“正在受苦的不止我自己”。我曾多次听人们说，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它使在原子弹爆炸后，度过了黑暗、漫长而沉默的日日夜夜的广岛人第一次获得了发言的机会，这对于原子弹受害者们来说具有何等划时代的意义！它给予原子弹受害者以人类自我恢复的契机，同时，也为日本和世界从事和平运动的人们指明了奋斗方向。我作为一个局外的旁观者，很难对和平运动的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而事实只是在于，如同第一届大会这样，使原子弹受害者体验到人类的变革，这种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其性质正在逐步发生变化。有人认为从中发现了某种颓废，这决不是毫无根据的批评。当然，颓废并非来自原子弹受害者一方。

借此机会，村户从沉溺于过去拒绝同现实社会沟通而隐居起来的近似神经症状的状态下醒悟过来，能够面对现实与未来。她在原子弹受害者的和平运动中参加部分工作，并曾去国外旅行。在法国，她会见了临终前的居里夫人。不久将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居里夫人，当时曾对村户等所谓的原子弹受害少女们说，你们即便保持沉默，我也理解你们的所有痛苦。这些被称为原子弹受害少女的人们，她们都同村户一样重振精神，战胜了对“失去的美”的怀念和对毁了自己面容的疤痕的厌恶和羞辱。我们必须认识到，敢于登上讲坛沐浴光环的她们，就是有过重振精神体验的人们，而且，她们也是坚持这种精神，敢于接受原子弹受害少女称呼的人们。包括村户在内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和平运动参加者们的意志就是“决不能再让别人尝受自己曾尝受的痛苦”，这是重藤院长和村户的共同语言。原子弹受害少女和居里夫人的心无疑是完全相通的。

关于这一天要在电视中发表谈话的事，村户直到最后还在犹豫。这说明，她的回心转意并非是教条的、一成不变的，她的每一天总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度过。当电视观众们看到那副洋溢着美好憧憬的严肃面容时|Qī|shu|ωang|，一定会为之感动。村户所说的“失去的美”，道出了广岛所有受到疤痕伤害的女孩们的心声。如上所述，无比威严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在同原子弹所带来的灾难进行着如此正统的斗争。而广岛的原子弹医疗工作，只有成为这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才有可能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

一个短短的电视片并不足以为《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利博先生提供足够的时间，对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计划做出说明。这份计划涉及到金井委员个人的人类观和文明观，而且这些观点是在金井先生２０年的广岛新闻工作者的生活中形成和发展的。正因为如此，抛开这些观点去说明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计划，对于金井先生来说是无法做到的。根据金井先生的想法，我也在制作这一电视片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以下两个问题。纳粹德国在奥茨维辛屠杀犹太人的真相，已广为世人所知。然而，尽管在广岛已经发生了较之奥茨维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类悲剧，而且目前仍然存在这种悲剧重演的危险（或许玩世不恭的人们，认为国际政治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①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却决未为世人所周知。至少应该像奥茨维辛那样，让更多的人正确地了解曾经发生在广岛的那场人类悲剧的真相。

①马基雅维里，意大利人，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

另一个焦点是一个涉及到金井先生文明观的问题。战后，如果立即将战争的惨状作为中心，则日本人将从这里逃往四面八方。我们的生活形态便会成为一个从远处围着战争惨状的面包圈型。而当消费文明日趋繁荣的今天，人们却把战争的惨状抛在脚下，一直向上逃去，形成一个以奥林匹克为顶点的金字塔型。但是，这座金字塔内漆黑的空洞尚未被完全填补，广岛的人类悲剧还在那里继续存在着。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运动，就世界而言，要像奥茨维辛那样，让全世界的人都切实而彻底地了解曾经发生在广岛的人类悲剧。而就日本人内部的国民反思而言，则是必须消灭存在于我们消费生活繁荣的金字塔内部的空洞。否则，我们就无法阻止像《读卖新闻》专栏报道的１９岁女孩遗书中所写的那种“按照上天安排”的自杀。因为他们确信既得不到任何救助，命运也不会出现逆转，从而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自从去年夏天我在广岛听到金井社论委员关于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提案以来，我始终在关注着这项运动。到目前为止，至少在金井等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运动正在稳步发展。去年初秋，当我开始为本书撰写介绍原子弹受害白皮书计划的文章时，立即收到了金井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首先坦率地谈到了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参加了那年夏天三县联席会议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

“在三县联席大会和八·六和平大会上，最拥有大胆发言和揭露真相权利的就是原子弹受害者，尤其是已经死去的受害者。为纪念这些无法出席会议的人，曾举行仪式，默哀一分钟。”

金井先生是一位希望通过《原子弹受害者的呻吟》一文，传达原子弹受害致死者声音的新闻工作者。他曾在该文中指出：“作为实现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具体对策，最大的难题莫过于针对保守政权所采取的政策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设法使他们从被玷污的太阳旗中拿出纯洁的勇气来。广岛大学的教授们在广岛成立了一个叫做谈话会的组织。这是一个日本原子弹氢弹协会、三县联席会议和禁止核武器会议等三个系统能够友好相聚为数不多的集会。根据该会日前的议程，我曾在会上再一次汇报了关于向联合国提交白皮书的提案。会议最后成立了一个小委员会，由它拟定具体程序。

“以同原子弹受害者沟通思想为根本，从以保守政权和新闻媒介为对象所采取的对策入手，使白皮书运动作为一种国民运动得以普及；推动日本学术会议、厚生省、文部省、处务省和总理府等有关当局，将这一运动作为附带调查纳入国势调查之中，争取国会讨论通过；还有调查方法，以及提高社会调查员才智能力等，诸如此类，问题相当繁杂。至于我个人只能从侧面给予配合，以日本最高的智力活动的组织化和来自基层具有国民运动性质的推动力这一双重结构，注视着白皮书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我自知力量微薄，只是想在不至讨厌的情况下，有义务尽自己之所能为计划的前景做出预测。”

谈话会接受了金井社论委员的提案，去年１０月发表了《对日本国政府的请求》和《告日本国民》等两篇文章。时值开展国势调查的１９６５年，文章明确指出，国势调查必须包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这一重点，同时还涉及原子弹受害者的隐私，以及向着以琉球民政府为首的国际化方向扩展等问题，借以推动金井提案的发展。目前，我们这些身居广岛之外而又关注着广岛的人们，需要的是应将自己投入到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运动中去。用金井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站在《原子弹受害者的人类呻吟》一方，成为“原子弹受害者的同志”。

小西信子等人创办的《广岛之河》，于今年初已出版了第十一期，仍在努力坚持着。它的刊头语中指出：“在当今的日本，又出现新的威胁和平的征兆，令我等原子弹受害者深感忧虑。掌权者汲汲于炫耀威容，而我等庶民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有的只是申述事实的语言而已。”

如今因身患原子病而躺在病床上的正田篠枝，在美军占领下的１９４７年，从被强制保持沉默的原子弹受害者的人群中挺身而出，非法出版了和歌集《忏悔》。在画有原子弹轰炸后的废墟①的扉页上，附有一首和歌：

悲叹的日记，

献给同胞的亡灵。

他们曾被迫，

被迫接受死亡的来临。

①位于广岛市中部，原广岛县产业奖励馆遭原子弹轰炸后的废墟，是唯一永久保存的原子弹受害纪念物。——译者

这本和歌集是关于原子弹所带来的人类悲剧最早的一幅素描。这位坚强不屈的和歌诗人的诗与和歌，都收在这部和歌集里。她的诗猛烈地抨击了对卢默将军的授勋。而两首悲痛的问答体和歌，将富有哲理性的对话，最大限度地凝缩成短歌形式，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洋溢在和歌中的残酷而苦涩的幽默沁人心脾。

２０岁的姑娘，

被原子弹夺去光明。

当我死后，

愿将我的眼球献上。

虽然你说，

死后当将眼球献出。

但却无法说，

那受伤的眼睛已毫无用处。

在这部和歌集的《后记》里还就拆除原子弹轰炸遗迹问题进行了评伦。其观点同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主张有直接关联，它是说明白皮书在广岛正以迅猛之势不断扩展的一个例证。《后记》指出：“拆除原子弹轰炸遗迹，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最近，清理了和平公园一带的土地，它开始作为一个具体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有人认为轰炸遗迹附近的３·３平方米土地价值２０万日元，如果在这里盖起大厦，将成为本市的财源；也有人认为原子弹已广为世人所知，轰炸遗迹应该拆除；还有人竟说它会使人们想起死去的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真想向着这些主张“拆掉它”的人们大喝一声：“混蛋！”我们这些原子弹的受害者们，发誓不能再让人类重遭那一天的惨祸。为了书写人类和平的历史，这一珍贵的历史遗迹必须永远保留。原子弹固然已为全世界所知晓，但是所了解的只不过是它的威力而已，至于广岛人曾经展开一幅何等残酷的地狱画卷；时隔１９年后的今天，仍然怎样受着放射能障碍的折磨和困扰，所有这一切还远未被人所知。关于原子弹轰炸遗迹的存在，是一个应该以世界的眼光加以思考的问题。”

一向深沉持重的重藤博士，在电视片中也没有谈得很多。但他却满怀日渐坚定的决心，谈到希望弄清原子弹受害者生出的下一代是否健康的问题（他的谈话同此类调查可能引起的不安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而且同谈话会声明中指出的原子弹受害者的隐私问题，认识也判一致的）；他还指出：世界强国即便以拥有核武器而沾沾自喜，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它必将成为一个污点；他表示希望日本能有一些政治家，绝对不容许日本蒙上上述污点，永远是一个不拥有核武器，并反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的谈话令我深受感动。我曾多次去过广岛，也曾屡屡同重藤博士会面，但这是重藤博士唯一一次直接言及政治的谈话。

广岛札记 尾声　告别广岛

这一年的四月，我呼吁由知识界人士组成一个合作委员会，以支持“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被团协）的原子弹受害者切身体验资料的收集与出版事业。为此，我写了一封信。这封呼吁书是这样写的：

“为了迎接原子弹爆炸后第２０年夏季的到来，受害者们唯一的团体——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准备开展一项事业，就是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所有资料和受害者们的手记收集起来，妥善保存，然后加以出版并译成外文。这将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它首先对受害者本身来说是十分迫切的。他们在战后２０年中被迫采取了最残酷的保全生命的办法；同时，对我们所有未受害的人来说，也是十分迫切、极为紧要的，这关系到２０年前的原子弹爆炸，是把它作为人类的最后一次灾难呢，还是明天依然把原子弹氢弹当作现实的杀人武器？

“被团协”与“日本原水协”（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不消说，从属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对于“被团协”开展有生气的活动，无疑等于给它注入了活力。但是，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被团协”的受害者们，以他们本身为主去办一些迫切要办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往往不能立即实现。现在“被团协”打算自己重新单独起步，我想首先就要这样致力于解决基本的课题，这是显而易见的。

受害者们把手记写完留下，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所有资料都整理、保存下来，可以说这是坚韧不拔的自我证明，或者说是一种依靠自我救济的意志而进行的事业。而且对于所有我们这些没有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也是与我们今天对自我的认识，对明天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也是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从侧面对受害者的计划给予的一种支援和维护。

一般来说，当知识分子独自一人关在书斋里去思考自身与人类命运的问题时，不能不想到２０年前，现实存在的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们的体验。而且，难道他会不采取把个人的意志与受害者们的意志联系起来的方法吗？

知识分子，当他参与一个运动时，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他个人的意志在与他的对象（这个对象希望直接得到他的悉心协助）的意志联系起来以前，中间隔着各种缓冲物，到后来个人的志向都不明了了。再者，自己究竟参与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自己的责任要负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后来都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也常常有这种体验。

因此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就原子弹氢弹爆炸的威协和造成的悲惨景象，把个人的思想和志愿，完全直接地与受害者们的生活和志愿联系起来，而且，他的期望怎样实现？他负有多少责任？为能看清这些问题，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在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十个年头的夏天，我们打算提倡建立一个集团，从侧面去援助“被团协”的事业，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条件。

我们面向这个１９６５年的夏季。我们努力从各个侧面，来对２０年前最残酷的悲剧进行挖掘和再认识，而对与原子弹爆炸有关的所有资料和受害者们的手记的收集和整理，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内容。就连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那一部分，也往往会在大量印刷品的泛滥当中淹没而未被发现，而且，这些书刊已经不能重写了，的的确确是珍贵的稀世书刊。

例如，我们还记得叫作《原子弹爆炸图》的这本书。它是报告遭受爆炸后的人间世界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是，同样能够记得由丸木位里和赤松俊子在１９５０年夏，编辑出版的叫作《原子弹》的这本小画册的，果真还能有多少人呢？在桔红色的封面上画着一位老太太的肖像。这本画册里出色地包含着令世人震惊的内容，我希望把我收藏的６４页画面和附带的简短而朴实无华的文章再附印上，并介绍其内容梗概。还有，在这本《广岛札记》的扉页、目录、各章的开头上插入的插图，都是引自《原子弹》这本画册的。

“在原子弹爆炸时，广岛三泷町的一位年届八旬的老太太的丈夫先被炸死了，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像年轻时织布的线似的，总是接连不断地向孙儿留吉讲述原子弹的故事。‘就像是地狱，就像是一排排幽灵，就像是火海，因为看不见鬼的身影，还以为是人世间的事。’

‘如果不扔原子弹，人就不会下地狱。’

已经过了５年的今天，老太太还是不论白天晚上，不论刮风下雨，一想起来就没完没了地讲，一想起来就悲叹不已。‘战争就要结束了，大家对战争已经厌倦了，久拖不决，只好对军方和政府唯命是从了。……”

那天早晨，老头和老太太拉着货车，去领取因疏散住房而拆毁的房屋的木材，回到家中，正在沐浴盥洗的时候赶上原子弹爆炸了。”时间是上午８点吧，霎时间，亮光一闪，那是从前谁都没见过的闪光啊！老太太虽未听到轰隆的声音，可是，天棚和房盖都一齐落下来，床跳了起来，被压在中间了。”在爆炸中心地带，上身已经灰飞烟灭的牺牲者，“只剩下两条腿紧紧地粘在水泥路面上直立着。”尤为奇怪的是，发现“在电车里，一个少女手里紧紧握着手提包，也没有伤痕，与一个呈黑色的烧焦的士兵面对面地死去。”但是，“没有人能把爆炸中心地带的情况传达出来，”附在这篇感人肺腑的短文的插图上的，只有阴暗的天空，倒下的光秃秃的树木和荒凉的被烧毁的原野。

“在浅野泉邸的水池里，在死尸的中间，还有活着的鲤鱼在水中游。”

“烧掉羽毛的燕子，已不能在天空飞翔，只能一蹦一蹦地在地面上走。”

“有所察觉后，跑出去一看，士兵们站在那里，保持着敬礼的姿势，拍着肩膀说声‘喂’的功夫，就哗啦哗啦地倒在地上了。”就这样，士兵们就像瞬间即化为灰烬的雕像一般。“在一个患病的士兵的家里，年轻的主妇抱着孩子，被夹在大木头中间。邻近的老爷爷想出来解救她，仅靠一、二个人的力量怎么也救不出来。‘哪怕只把孩子救出来也好嘛，快！快！’‘不’一块儿死！反正，我男人也死了，留下这个孩子……还不如老爷爷你赶快逃命吧’。”宁可自己烧死，也要让孩子活下去，与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相比，这位年轻母亲的选择，也许更为感人吧。

“向受害者发放粮食了，在排着的队列当中，一个老太太领着她的小孙子。在她孙子前面，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少女。她接过来５个人前面的干面包，突然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那时滋生了吸吮人血的苍蝇，到处谣传着：这地方７５年里，草木不生，所以，人也住不得！”

“因在九死一生中幸存下来而高兴的人们，身上四处出现斑点，或者头发全部脱落，渐渐地死去了。”

“三泷作业班的老板娘作了手术，在烧伤的手上，植入臀部的肌肉。她虽然失去了丈夫，依旧刚强地干着活，直到现在，一到秋天和冬天，后植入的肌肉，还在抽搐，疼得非常厉害。”而且，老爷爷因衰弱死去以后，“剩下老奶奶每天画起画来了。那可真是非常明丽的画啊，直到今天，老奶奶嘴里还念叨：‘原子弹爆炸时，像山崩地裂啊！啊，不对，如果不扔原子弹，人就不会下地狱。’一边说，一边画着鲜红的花和可爱的鸽子。”

这本小画册不仅是原子弹爆炸的真实记录，而且具有奇异的魅力，在它出版的当时，受到相当多的读者的青睐。可是同年夏天，在广岛酝酿的另一本书，已印刷装订成册，但终于没有发行。占领军认为这本书对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实况描绘得过于逼真，认为是反美的，所以禁止发行。１９５０年，那是爆发朝鲜战争的一年，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访问了广岛，他向失明的原子弹受害者这样问道：“如果现在对朝鲜投二、三颗原子弹，我想可以结束战争，可是遭受原子弹伤害的你，对此有何感想呢？”

禁止发行的书，原封不动地堆放在广岛市政府的仓库里，直到今年４月还无人理睬，现在广岛市计划重新印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适合于在被炸后第２０个年头再次刊行的一本书。过去的编者在出版发行时写了下面一段话。

“这是五年前广岛惨痛体验的真实记录之一。应征的１６０篇作品，每一篇都有催人泪下的内容，但这里只刊载了１８篇能够说明被炸当时的环境、实况和距离的作品，还摘录了１６段具有特点的体验的片断，其他的原稿将作为和平城市广岛的至宝，理所当然地保存在不久即将诞生的和平纪念馆里。经受了人类空前浩劫，从各种灾难和悲痛的深渊里活下来，而且能够站起来的人们，他们的这份神圣的手记，在两个世界激烈对立的狂风暴雨中，将不会再让他们的后代去倾听来自天上的和平的控诉吧。”

实际上这些手记是在被炸后第三年写下来的。１６４位广岛市民是怀着怎样的意志在文章中把那悲惨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希望以后能够重温这些体验呢？在距离爆炸中心２０００米的地方，被炸的广岛文理大学教授，从他的文章的赤裸裸的真实性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已经厌恶战争了，已经厌恶战争了，这是亲身体验过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人们的悲痛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这是文字和语言难以表达的希求和平的真正的呐喊。希望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决不再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再去尝受那么残酷的体验。我想面向全世界诉说这个想法。在今天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应该把“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这样的标语悬挂在最高处，而不应该让它飘荡在太田河畔和平塔一样低矮寂静的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了原子弹受害者普遍的心态，即为了彻底补偿他们所蒙受的原子弹爆炸的悲惨遭遇，必须明确保证今后决不再把这样残酷的体验强加给人类。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还告诉人们作者有这样一种感想，即遭轰炸后已经３年了，原子弹受害者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还仅仅局限于“飘荡在太田河畔和平塔一带低矮寂静的地方”吗？

在学童疏散中，好不容易被救出的当时是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少年，他在诉说是什么东西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是什么东西使他的母亲和弟弟受到伤害时，这样写道：“原子弹，原子弹，这颗原子弹才是夺去我父亲生命的恶魔！但是，我不能怨恨原子弹，正因为发生了原子弹爆炸，广岛才站起来了。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被原子弹炸死的人们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牺牲吧。这些人的牺牲是宝贵的，在这些宝贵的牺牲者的佑护下，我们应该沿着追求和平的道路前进！”

这里可以看到美军占领时期，在广岛进行初等、中等教育的教师们，是怎样试图把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悲惨说成是正当的这种采访材料。同时，在这个少年的幼小的头脑里，硬塞进过于沉重的矛盾的种子，而将其头脑中激烈斗争的情形，也清楚地描写在书中。这个少年对原子弹爆炸这件事，无论用什么样的道理来辩解，都是不能容许的。然而这个少年却这样写道：“但是，对原子弹不能怨恨！”这一言行未免唐突，也刺痛了我们的心。

这里收集到的２０年前的最糟糕的夏日早晨的记录，贯穿其中的最具特征的是什么呢？是原子弹爆炸后市民的沉默。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怪物霎时间就在市街上称王称霸，与此成为对照的是过于弱小的负伤的人们，其基本的反应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沉默。这很不自然吧？

一个统制燃料分配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尽管在距离爆炸中心１００米的地方也遭到爆炸了，但是他刚巧到地下室去了，所以在同事们当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根据他的观察，当时受害者“都坐在石阶上，凝固成一团。一个女人说她的一只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了，一个男人说心情很坏，有的人说头痛，大家都分别负了外伤和内伤，但是却没有人因痛苦而出声，几乎全都沉默着。”

比任何沉默都更加严酷而彻底的沉默是人类发出来的“不成语言的呻吟声”吧。一位妇女是这样记录的：“我不管是树是石头都跳过去，像发疯似的奔鹤见桥跑去。我在那儿好像看见什么了。桥下的河流有无数的人在蠕动着，连是男是女都辨不清楚。脸皮都脱落了，变成一样的灰色，头发一根一根直立着，两只手在空中挥动，一边发出不成话的呻吟声，争先恐后地往河里跳。”

在另一个年轻姑娘的观察里，揭示出更为复杂的心态，更清楚地显示出深植在原子弹受害者内心深处的沉默的性格。“对面的钢骨水泥墙上，多处开着大口子，它的下边好像有些低矮的影子整齐地排成一排。我凑到跟前去，有男人、女人、孩子，年龄、身份和跟随照顾的人都分不清楚。几乎全都一丝不挂地光着身子挨排坐着，像是预先商量好了似的，面部和身体都变成褐色并且鼓胀起来，也有眼睛已被炸坏的。有一个人膝上的幼儿，后背受伤了，就好像从周围把发黑的枇杷的皮剥下来一样，皮肤像伸出舌头似的耷拉下来。我不由得把脸扭过去。大家都一动不动地令人可怕地沉默着。他们自然会那么想：好像今后是生是死，还能活多久，都是说不定的。我一想，跟这些人一同乘大卡车，我就有些毛骨悚然！”但是，她的羞羞答答的利己主义只不过保持了极短的时间，不久，她便失去了知觉，经过整整一昼夜又恢复过来了。她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想把手举起来，可是右手沉重得很，不能自由活动了。右手指轻轻地摸了一下脸，前额、两颊和嘴，好像豆腐和鬼芋捣烂搅拌在一起似的，鼻子也好像没有了，噗噗冒泡似的鼓起来了。我猛然想起石墙下边那些像妖怪似人的样子而战栗起来了。”在这一瞬间，她自己也只能加入那个黑暗的沉默的行列。

这位姑娘内心里同样也产生了与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相同的感情。虽然她已经毛骨悚然地退出来了，但是，她和原子弹受害者伙伴们处于同一个命运。“有一年，听说原子弹受害者诊疗团要来，我去了那所医院，而且，我进入了留有各种各样原子弹爆炸的伤痕的人群中去。有位叫作三次夫人的４０岁左右的妇女，眼睛和嘴上都有伤痕，由于面部有瘢痕而变成了一副使人不敢正视的丑相。据说一个未婚的年轻姑娘，她的美丽的面部，以中央为界从脸颊到头部，半面脸都是黑红色的瘢痕，好像颈部也不能自由活动了。有一个人的手，三个手指都粘在一起，变得又小又僵直了。话题各种各样，但都离不开战争的残酷性，生活的不幸和懊悔，并为此而流泪。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所以，也没有安慰的话可说。但是，觉得他们十分悲惨而可怜，那般情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大概没有什么办法，恐怕那些人在生命结束以前，一直要渡过黑暗的人生的。”

被动员到市郊工厂去劳动的一个１７岁的学生，他返回被毁坏的广岛市寻找亲人。天下着黑色的雨，他在返回的途中，“听到被活埋的孩子们的微弱的呻吟声，心颤抖了”，便参加了救助的活动。为了救护学生和处理尸体而终日劳动的中学教员，在结束了一天沉重的劳动之后，这样写道：“在漏出的仅有的篝火的阴影里，只有排列整齐的尸体，膨胀着的脸，破烂不堪的衬衫，呻吟的声音和深长的睡眠。二、三个学生已经送往救护所，剩下的人用船送到似岛和宫岛线沿岸的医院，在那里予以看护。这些都搞清楚了。４点半，把一切都委托给救护班的人，我们奔往广濑桥旁去收容等待我们回去的学生，如果可能的话，想把他也托付给这个收容班。但是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只发现一个陌生的老年人的尸体，学生模样的尸体终于哪里也未找到。我们４个人默默地返回了学校。在黎明前闪烁的星光下，在没有烧尽的仅有的门柱后面，背靠背地睡着了。”这个精疲力尽的沉默寡言的教师们的苦痛的睡眠……。

给《原子弹爆炸体验记》寄来手记的１６４位广岛市民，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啊？他们当中还有几成的人健在啊？手记写完后，已经过去了１７个岁月，他们为了补偿他们悲惨的体验，记录下各自的价值，而且为了在他们被摧残的人生中寻找出积极的意义，而发出的极其恳切的呼声，只变成了已死的书籍，像废纸似的，直到今年春天还堆积在广岛市政府的仓库里。１６４位原子弹受害者不顾身体内外的痛苦，高声呐喊，可是一个庞然大物的手立即把他们的嘴给塞住了。无论怎样乐观的估计，相信为这本书提供手记的市民中，半数以上仍然健在，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当中在今年春天以前已死去的，是自己一度发出的呼声被强制打上沉默的封印，抱憾终身而死的人。他们的未竟之志，谁能给予完满的补偿呢？

我现在准备结束《广岛札记》这本书。１９６３年夏季访问广岛，第二年夏季再次访问广岛，我开始许愿想写这本札记。我在这本札记中，想冠上下边这些各种各样的标题，我想让它们自然而然地能表达出我在这本札记中想达到的目的。“广岛沉思”

“广岛：我们的家”

“延伸广岛生命”。

我在去年出版的小说《个人的体验》的广告中曾这样写道：“对于已经住进我的语言世界里的各种各样的主题，我准备重新用最基本的锉刀锉一下。而且，我也是基于同样的志趣围绕这个广岛连续写了一系列的随笔。恐怕广岛才是我最基本的、最坚硬的锉刀。把广岛看作是我这种基本思想的表现，我想用这件事情来确认我是一个日本的小说家。

我初次访问广岛是在１９６０年的夏天。那时，我对广岛还未开始有真正的理解，可是，我只有一种预感，是确实无疑的。我在《中国新闻》上写了包括下边这样一节的小文章。“我今天访问广岛，出席了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祭典，这对我来说，不啻为一种宝贵的体验。现在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体验的分量逐渐加大，将会深深地统治我的思想。我在这１５年中间迎来并度过了青春，但我想我应该更早些访问广岛，越早越好。然而，即使到了今年才去，也决不能说是去的太晚了。”

这个预感应验了。在５年后的今天，广岛成了对我最有分量的、最具影响的存在。我常常做非常苦闷的、难受的梦。在烈日炎炎的盛夏的广场上，一个脑袋像个阿波木偶似的用力抬起头，神色紧张的小个子的中年男子穿着睡衣，在那里站立着，用蚊子一般的微弱声音在那儿演讲。在梦境中的我，虽然听到他的声音，却知道再过几个月之后，他会因患原子病突然身体衰弱而死去。

但是，把我在广岛所看见的（终究不过是以旅行者的眼光瞥见的）人类悲惨的一幕，作一个绝望的估计吧，虽然我没有勇气使这些悲惨的现象反转过来产生正面的效应，但是，至少它能常常向我清楚地显示日本人的做人的威严。

最坏的绝望，继续在难以医治的疯狂的种子萌发的地方滋长着。我遇见了决不屈服的人们，我和那些青年同命运，他们在决然得不到救济的苛刻而冷酷的命运轨道上奔跑，我听到了这样一些战后成长起来的温柔的姑娘们的传闻。而且，特别是在那种没有确实的希望的地方，常常会接触到继续坚持着正气、继续怀抱着坚强的意志的人们的声音。我认为我在广岛具体地思考所谓人类的正统性这种东西，我得到了线索。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亲眼看到了人类最难以宽容的叫作“欺骗”的这种东西，也是在广岛。但是，同我仅仅能看清楚的事物的全部比较起来，那个隐藏在暗处的无比巨大的最可怕的东西，不过是刚刚露头而已。

在《广岛之河》第十一号上，奥田君子这样写道：

“……烧着烧着，有几百人穿着被烧得破烂不堪的衣服，拖着双腿，挣扎着走到诊疗所。想跟大家打听一下当时的情形，当时究竟怎么啦？大伙说：‘噼咔一声一道闪光，又轰的一声，房屋都倒塌了，人变得浑身是火，面目全非了。’我们出神地听着，可是怎样比喻才好呢？在半路上，那些人吧嗒吧嗒倒在地上死了，除了用《往生要集》来比喻以外，简直无法形容。”

《往生要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各种各样的有关世界末日的恶梦，常常存在于民众的心中。曾经隐藏在宗教的神话当中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现在，在科学幻想小说里被继承下来。而且在S·F提出的末日观里，最可怕的是如下一种样子：人类的血和细胞首先荒废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变成丑陋的妖怪的形象，终归不是人了，变成了不知是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简直无异于让民众看一看中世纪时，由于瘟疫和战乱而造成的世界末日的真实情景。但是，这些民众可能假想在他们的不幸的后面，会有神在支配着他们灭绝以后，别的群众会不会去种田，去海里捕鱼，在他们内心的一隅想起这些事情的时间的余裕恐怕不会失掉吧。在１９世纪以前的世界末日观里，总觉得好像具有一种延期的感觉。他们作为人类，至少也应该以人的形状和人的名义去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

但是，由于放射线损害了细胞，它影响了遗传因子时，明天的人类已经不是人了，该变成什么怪物了。难道那不是最黑暗的、最可怕的世界末日的情景吗？而且，２０年前在广岛所进行的是一场充满极端恐怖的大屠杀，在现实中，我们的文明只有那种不能称作人类的，血和细胞都被荒废的种族才能继承，这场大屠杀也许是真正的世界末日的最初征兆。在广岛的阴暗角落里隐藏着最可怕的巨大的东西。恐怕不外乎就是那种可能性。我在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看着大狗睾丸（植物名）和繁缕（植物名）的叶，内心深处被威吓的情景，已经写入５年前初次访问广岛时撰写的文章里。原子弹爆炸后，在广岛的土地上，发芽生长的那可爱的两种越年生的草木，给这两种草木带来的实属本质上的破坏，这种破坏的印象至今仍压抑着我。把荒废到那种程度的东西，让它再充分地恢复过来，那已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是人的血和细胞荒废到那种地步，那大概就是世界的末日吧。当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情景还具有正当的想象力的时候，金井评论委员所说的“受害者同志”，已经不是任意的选择了。对我们来说，除了作为“受害者同志”以外，若想作一个具有正气的人，就没有别的做人的办法。

我参加了起草《原子弹爆炸受害白皮书》的运动，而且，我想同以重藤原子病医院院长为首的人们站在一起。这些人想真正表达广岛的思想，他们决不绝望，也决不抱奢望。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服，他们坚持着每天的工作，我把这些人看作是原子弹爆炸后最正统的日本人。我愿意和这些人站在一起。

（１９６５年１月～５月）

大海无量注：书中大量描写了被核弹袭击后广岛民众所受到的痛苦和灾难，并把医护人员的救护精神都很好的表现出来了。而始终没有被原子弹袭击的原因写出来，一点也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全篇文章给人的感觉是压抑的，让人觉得他们是无辜的，读来却隐隐感觉投原子弹的人才是万恶不赦的。然而真正原因却是他们自己引发战争，侵略别人，使别人受到的痛苦是他们自己的千万倍，这让我想起了731，比起来，我觉得他们这就是罪有应得了。书中的决不屈服，是不屈服于炸后的困难，还是不屈服于战争呢？如果是前者，当然好，但如果是后者，等若干年后，也许他们会十倍，百倍的将这种痛苦施加于反法西斯的那些热受和平的人们。人类当谨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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