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纣王末期的政治混乱,可能还和他重用异族夷人有关。撇史记•殷 本纪》载，纣王末期最重用的人是费中以及蜚廉和恶来父子：”而用 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 诸侯以此益疏。”他们都是费氏成员，部族可能在今山东南部的费县 一带。费地属于东南夷人地区，纣王曾经多次对其用兵，商末的滕州 前掌大方国（史氏薛国）就在费县以西数十公里处。

据说费氏的祖先是“鸟俗氏”，有位祖先“鸟身人言”，显然是夷 人崇拜鸟的表现，说明和商人文化同源。到西周时，恶来后裔家族被 周朝多次迁徙，最终定居陇西，繁衍出了后来的秦族和秦国。（《史记•秦 本纪》）但在商末，他们还是未经迁徙的东夷土著。

看来，在纣王征服东南夷期间，有些夷人部落首领赢得了他的信 赖。《史记•殷本纪》载,恶来擅长诋毁别人,导致诸侯对纣王更加疏远O 也许，这也是周族能肆无忌惮征伐商朝势力的原因之一。

总之，随着周人势力的膨胀，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商人朝贵开始把

希望寄托在周族身上。他们或许想的是，倘若能趁着周族的叛乱搞垮 纣王，扶植一位正常的新王上位，商朝应该能够回到往日的正轨。

老牛坡一崇国覆亡

文王受命第六年，灭崇侯虎的崇国。

在史诗《皇矣》中，崇国受到了上帝的诅咒，他命令文王：”召 集你的同盟，集合你的族人，带上你攻城的钩梯和冲车，去攻打崇国 的城墙！”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

伐崇墉！

在文王平生的战功中，灭崇之战被歌颂得最详细：“冲车轰轰作 响地撞向城墙，周军砍下的人头成堆，捕捉的俘虏成串，他们在战 场上祭祀上帝，彻底毁灭崇国的一切，四方再没有谁能抵挡周王的 大军！”

执讯连连，攸酸安安。是类是羽，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弗弗，崇墉他佗。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关于崇国在何地，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在丰镐之间”。丰 镐在今西安市西郊，老牛坡商代遗址很接近这个描述。但是，老牛坡 离周原比较近，很难想象文王在灭崇之前就敢远征山西长治（灭黎） 和河南沁阳（灭邛）。所以也有史家认为，崇和嵩通假，它应该在河 南的嵩山附近。”从逻辑上讲，文王先扫荡晋南和黄河北，再攻占黄

河南岸的商人侯国比较容易让人理解。

不过这样的话，考古发现的晋南的三座晚商侯国遗址和老牛坡遗 址皆无法对应史书的记载。也许，《史记》所载的文王征伐的顺序并 不完全准确，而且汉唐注家对黎地和邛地的解释也未必符合文王时代 的地理。概而言之，文王的扩张历程可能已经湮没在时光中，永远无 法如实呈现了。

但作为商朝侯国的老牛坡，的确是真实的存在。它立足西土二百 年，一直为商朝监控羌人，因此，周人迁居周原后的数十年生息，不 可能逃避老牛坡-崇国的掌控。也许这段记忆过于沉重，以致后来的 周人绝口不提，但它却成了史诗中上帝的神谕：崇国必须毁灭！

除了被抛掷在灰坑中的尸骨，老牛坡的晚商墓葬也记录了商人对 西土的统治方式，以及周人最后的回应。在相当于殷墟后期的老牛坡 四期，共发掘37座墓葬7—，属于同一片族墓区，坟墓排列有序， 东北侧是六座规格较高的，低级别的则向西南方分布；二，绝大多数 高级墓和所有的马坑都朝向东北方，也就是殷都方向，没有殉人的低 级墓则多朝向西北方；三，有殉人的19座，有腰坑殉狗的30座，而 且有些高级墓不止有腰坑，还会在墓底四角各挖一狗坑。

先来看没有殉人的低规格墓葬。这些墓随葬品很少，墓穴较小， 比如M43和M45,都有二层台和腰坑殉狗，墓主身体完整，但没有 头骨，其中M43还随葬一件肩部刻有“亚”字的陶罐。在商代铜器中， “亚”字经常和族徽符号一起出现，有军事长官之义。看来，这位墓 主虽然贫寒到没有青铜器随葬，但还是很重视自己（或者先祖）的军 事身份。

高规格墓葬的情况则很复杂。老牛坡四期的多数墓葬（22座） 都遭受过严重的人为破坏，高规格墓葬更是无一幸免，不但青铜器等 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墓主和殉葬人的骨头还混杂在一起，且有严重缺 失。所以，发掘报告只能推测每座墓穴中的最大死者数（按照一人为

墓主，其余为殉葬人来统计）：

如86XLHI1M6是一座小型墓，满坑尽是白骨累累，几无落 脚之处，坑内计有头骨七个、股骨九根、盆骨四个、肱骨七根, 其余碎骨有前臂骨、胸骨、肋骨、脊椎骨、胫骨、腓骨、手骨、 足骨等，散乱无序，不成比例，难分个体。17

虽然规格稍高的墓都被破坏，但破坏者主要针对的是墓穴中央的 墓主，所以有些放置在墓穴边角和二层台的殉人，以及腰坑和角坑里 的殉人与殉狗还没有被破坏。从存留的骨架看，有些殉人会先被砍去 肢体，有些则尸身完整，没有挣扎的迹象。

先来看一座没有被毁坏的殉人墓M44 ：

一，墓穴内有腰坑殉狗。

二，墓主俯身直肢，左侧的殉人面向主人，躬身侧卧，右侧的殉 人面朝下，蜷身俯卧。三人骨架保存情况不太好。

三，随葬品有铜戈二件（其中一件残），玉戈一件，石戈一件， 青铜爵、瞿和辄各一件，玉璜一块，俯卧的殉人身下有铜箭镶五枚。

再来看Mil和M25。

Mil共埋葬十人，多数骨架已被毁墓者破坏。墓穴右角落有两 具保存较完好的人骨架，上下叠压，下面的人侧身张口，呈挣扎状, 上面的人则两腿自膝盖以下被砍去。随葬品已被洗劫，只剩铜镶一枚 和小型青铜兽面30件（青铜兽面可能是缀在衣服上的饰扣）。有一具 殉人尸骨没有被破坏，可能是后人祭祀的产物：殉人骨架散乱，应是 肢解后扔进去的，随葬有一件陶罐。

M25也是共埋十人，墓主和多名殉人的骨架都被后期破坏，凌 乱缺失。腰坑中埋有一具殉人尸骨，两根大腿骨被砍断。残余的随葬 品只有铜镁三枚，玉环一件。此外，在距离地表1米左右，靠近墓坑

北

M11和M25平面图

M27和M30照片及M27平面图

18

边缘，有一具淡红色人骨架，俯身姿势，左上臂有骨折伤痕，缺整条 右腿，头骨被扔在背后。发掘者推测，此人应该是在葬礼即将完成、 填土快满时才被处死扔进去的，身上撒满了朱砂，尸骨被染成了浅红 色。这种给殉人或人牲抛撒朱砂的做法，在殷墟末期的后冈H10祭祀 坑也有发现。

除了墓葬，墓区内还有三座马坑，分别埋有两匹马（M14）、两 马一车（M27）和一马一人一狗（M30）,马车造型和殷墟完全相同。 这些马坑应当是某些高级墓的附属祭祀设施。

根据发掘报告，老牛坡的19座殉人墓共发现殉人97人，平均 每座殉五人，殉十人以上的有三座。因为墓区被严重破坏，这个数 字肯定有所缺失。另外，有个别尸骨是后人祭祀时埋进去的，所以 称为人牲更合适。

在殷墟王陵外的商代遗址中，老牛坡四期墓葬的殉人比例算是比 较高的。在殷墟，殉五人的墓葬已经属于非常高级的贵族。比如，发 现铜羸人头的刘家庄北M1046 “亚牌”墓，殉六人；滕州前掌大的史 族薛国墓地，殉人最多的一座也是六人。本书猜测，因为关中是羌族 人牲的主要来源，战俘和奴隶可能在这里的价值比较低，故而本地统 治者可以多“消费” 一些。

那么，是什么人破坏了老牛坡的商墓呢？毁墓者没有留下自己的 信息，但发掘迹象显示，毁墓行为就发生在有些墓葬落成后不久。比 如M29,规模不大，墓穴长3米，里面用木板搭成箱式椁，木椁虽已 被彻底烧毁，但碳化的椁木保存得相对完整。椁能够被点燃和烧尽， 说明当时墓室还很完整，尚未塌陷，否则椁木无法和空气充分接触而 燃烧。再就是，在老牛坡墓区出土的随葬品中，器型最晚的属于商朝 末期，之后，墓区就被废弃，再没有新墓葬，说明墓葬区被洗劫和废 弃发生在商周两朝交替之际。

在《诗经•大雅•皇矣》中，周人对崇国的痛恨简直是切齿的, 不仅借上帝之口讨伐，攻占之后还要把它彻底毁灭，所谓“是绝是 忽" J'这应该是他们被崇国统治数十年的一次愤怒大爆发,在这之前, 周人虽然一直为商朝捕猎羌人，但这种对同宗盟友的背叛应该让周人 深有负罪之感，对商朝及崇国也就更是憎恨，必须彻底毁灭，不留孑遗。

不过，在《皇矣》的记载中，崇国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周人还动 用了攻城车，但老牛坡迄今尚未发现城墙基址。这是文献和考古尚未 对应之处；当然，遗址区西北侧还有较多未发掘区域，不排除以后有 发现城墙基址的可能。

周邦的大学

除上述外，周原甲骨卜辞还记载了一些文王时期的扩张行动，比 如“伐蜀”“克蜀”和“征巢”，但这些方国的位置还无法确定，研究 者众说纷纭。比如，后来武王伐商，盟军中就有“蜀”（《尚书•牧誓》）, 说明此时蜀已被周人吸纳到同盟中，但到武王平定殷都周边地区时， 征伐对象中又出现了 “蜀”（《逸周书•世俘解》），这就不太好解释了， 或许当时有重名的方国也说不准。

此外，卜辞中还有“楚子来”，可能是说南方的楚族在那时已经 和周人建立了联系；还有“虫伯”，有学者认为它是崇侯虎的崇国，20 但未必成立，因为在商朝的政治序列里，崇是商人血统的侯国，不能 称为“伯”，按理说，周文王应当分得清这种区别。

攻灭崇国当年，文王在崇国境内的丰地营建了新都城，位于老牛 坡遗址以西50公里处的洋河西侧。比起周原，丰京更容易控驭关中 盆地，也更便于进攻东方的商朝。

征服多个方国后，周族人也就变成了统治阶级，被征服者缴纳的 贡赋足以养活他们，故而也就可以从农牧业的劳作中解脱出来，一心

操练战争技能。

根据本书“大学与王子” 一章，商王在殷都沮河边建有一座贵族 “大学”，文王则加以模仿，在水滨建设了一座军事训练中心。显然文 王父子认为，有必要对周族青年子弟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

周人的大学也叫“辟雍”或“灵台”。《诗经•灵台》载，这所大 学建在“灵沼”地区，不仅有鹿鹿、白鸟，还有“鱼跃”，明显是水 滨湿地环境。

王在灵囿，蹙鹿攸伏。蹙鹿濯濯，白鸟篙篙。王在灵沼，于 物鱼跃。

周人以前居住的豳地和周原都不是多水地区，但要征服商朝，就 必须适应黄河下游的湿地地貌。稍后，周武王又把都城扩建到洋水东 侧的镐地，因丰镐两地距离很近，镐京就成了它们的总称。在周人的 史诗里，镐京的大学是周族征服四方的起点。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诗 经•大雅•文王有声》）

西周建立后的铜器铭文显示，周天子经常和贵族子弟聚会，比如， 在“大池”或“辟池”比赛射箭，甚至乘船射猎大雁。21这应当是在 大学辟雍外面的水域。经过室外比赛选拔之后，再进入“射宫”进行 决赛，最后的胜出者有资格参加天子举行的祭礼。22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 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

伯唐父鼎铭文拓片23

静箧铭文拓片，《集成》4273

这种通过射箭竞赛筛选祭祀者的做法，在西周似乎不太通行，到 春秋就更失传了。它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周族从商朝学来的，但只延续 了很短的时间。

据殷墟丁组基址和花园庄东的“子”的甲骨卜辞，商代的大学有 用人牲进行射猎和搏杀训练，颇有危险性，也会有一定的淘汰率。但 周人似乎从未有过这种记录。

攻占崇国后的第二年，文王去世。史书中关于他“受命”称王的 时间，有七到十年的不同记载；而倘若加上之前担任周族族长的时间， 则有约五十年。在世时，文王已经立次子周发为继承人，继位后，周 发自定尊号为“武王”。

文王留给儿子的，是一个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周邦，它已经占领 整个关中，可能还有晋南和河南地区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若干个方国 盟友以及隐藏在殷都宫廷里的纣王反对派。

但即便到此时，周邦和商朝也还没公然决裂，纣王也还在容忍, 甚至是纵容这个西陲番邦的种种危险行径。孔子曾说，周邦已经占有 天下的三分之二，但还是臣服于殷商，这可以叫“至德”！（《论语•泰 伯》）比孔子早两三代的晋国贵族韩厥则说，文王召集那些反叛商朝的 国家一起去侍奉纣王，这是懂“权宜”。（《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这种怪异的商周关系，史书文献也并未提供 更多的信息，倘若非要强行给出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我们大概也只 能说：纣王的朝廷已经无法正常履行职能。

注释

1《汉书•五行志上》：“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颜师古注：“父师， 即太师，殷之三公也。箕子，纣之诸父而为太师，故曰父师。”

2 “令簇”铭文记载周成王（武王和邑姜之子）征伐山东地区，邑姜可能坐镇 齐国并赏赐留守臣僚。参见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年，第122页。

3 李学勤：《试说青铜器铭文的吕王》，《文博》2010年第2期。

4 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196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822 页。

5 陈梦家发现，甲骨卜辞里商人的上帝是冷漠、高高在上的，与人间保持着极 大距离，”是自然的主宰，尚未赋以人格化的属性”。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 综述》，中华书局，2004年，580页。这可能主要是帝乙改革之前的情况， 从帝乙改革开始，商王也有了 “帝”的身份元素,这从帝乙及其子帝辛（纣王） 的名号可见一斑。

6 到文王之子周公当政时，《诗经》里的史诗才最后定型。这场“一神教”改 革是文王还是周公的创意居多，我们已经无法分辨，但从热衷通神的程度来 讲，多数创意可能属于文王。

7《皇矣》：“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作邦作对，自 大伯王季。”

《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股 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尚书•洪范》：“惟十有三祀， 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鹭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 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日「我闻在昔，鳏陛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 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鞍。稣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 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 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日义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 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文王、武王、成王三代的尊号都是活着的时候就有了，学界称为“生称谥”。 可能是周公晚年决定，王死后才能由继承人为之选定谥号。参见《逸周书•谥 法》。另，文王称王后，又尊其祖父亶父为“太王”，父亲季历为“王季”。 这十个卦是需、讼、同人、蛊、大畜、颐、益、涣、中孚、未济。

豫卦辞，屯卦辞、九五爻辞。

“离”同“罹”，遭遇，和《离骚》同意。

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晚商文化分布示意图” 改绘。

杨宽：《西周史》，第76页。

《老牛坡》发掘报告的统计是38座墓葬、2座马坑，这应该是把一座埋一人 一马的埋葬坑计入了墓葬，但这个与马埋在一起的人没什么随葬品，显然不 是真正的墓主，而是和马一起殉死的马僮，所以本书将其计入马坑而非墓葬。 参见刘士莪《老牛坡》。

刘士莪、宋新潮：《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郑玄注：“忽，灭也。”

参见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第128—132页。

伯唐父鼎铭，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洋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M183西周洞 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6期；张政熄《伯唐父鼎、孟员鼎、期铭 文释文》，《考古》1989年第6期；袁俊杰《伯唐父鼎铭通释补证》，《文物》 2011年第6期；袁俊杰《论伯唐父鼎与辟池射牲礼》，《华夏考古》2012年 第4期。静簇铭，《集成》4273。

参见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铭文大意：乙卯这天，周王在磬京举行裸祭。周王祓祭辟池之舟，亲临祓祭 舟龙，祓祭辟舟、舟龙的礼仪完毕。伯唐父向周王报告船体完好，船只准备 就绪，周王到达，登上辟池之舟，王亲临祓祭白旗，在辟雍大池行射牲礼， 用射牲之弓矢射牛牲和斑纹虎、貉、白鹿、白狼等野牲，祓祭白旗、射牲的 礼仪完成。周王称赞并嘉奖伯唐父，赐给他一卤租留酒、二十朋贝。伯唐父 答扬周王的休美，因而用来作了这件祭奠先辈某公的宝器。

24铭文大意：唯六月初吉，王在募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及服及小 臣及夷仆学射。零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吴来吕刚合豳师邦君射于大池。静学 （教）鞍。王赐静裨荆。静敢拜稽首，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文母外姑奠簇, 子子孙孙其万年用。

第二十五章 牧野鹰扬

继位后短短数年，武王周发就攻灭了殷商王朝。而决定这次王朝 更替的“牧野之战”，闻名千古。

但后人很少知道的是，武王对于翦商事业其实高度紧张。成年后， 他一直患有严重的焦虑和精神障碍，也许是青年时代的殷都之行和兄 长的死对他造成的刺激太过强烈（这是史书缺乏记载的一环），使他 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周公解梦

文王去世时，周发已经当了近十年的太子，况且文王末期的重要 征伐几乎都是实际统帅，所以他的继位没有任何波折。

但武王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深知商朝的强大和暴戾，一旦真 正触怒它，任何人都难以预料后果；但放弃翦商事业又是不可能的， 从西土直到殷商宫廷里的种种势力都在促使其加速运行。只是，周邦

真的有力量对抗商王朝吗？

文王的信念，源于他的“受命”以及易卦占算能力。在世时，他 屡屡和上帝沟通，但似乎从未考虑让周发也拥有这种能力。本书推测， 武王和他的父亲不太一样，对上帝并没有十足的信心。他难免要想： 如果真的像父亲宣传的那样，长兄伯邑考又为何惨死殷都，难道这也 是上帝的安排？

所以，武王甚感自己无力继承父亲开启的这一正义而疯狂的事 业，即便登上了周王之位，也不敢启用自己的纪年，仍延续着文王 受命以来的年号。他没有通神的能力，只能祈望父亲的在天之灵继 续护佑周邦。

武王最信任的臣僚，首先是岳父吕尚，自然由他继续担任武王之 “师二负责和商朝有关的一切事务；其次是弟弟周公旦，武王的主要 助手。周公的“周”是狭义的地名，取自周旦的封邑，可能在周原西部， “文王大宅”以西约30公里的今岐山县周公庙一带。

从武王继位到周灭商，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四五年。关于 武王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西周时人撰写过一些零散历史篇章，到 孔子编辑“六经”时，符合儒家理念的被他编入《尚书》的《周书》, 而那些没有入选的则被汇总成《逸周书》，顾名思义，是这些“散落 的周代文献”没能进入正式的《尚书》之意。

在传世的儒家经典中，周灭商可以说是顺天应人,毫无悬念。但《逸 周书》不同，在它的叙事中，周武王充满着对翦商事业的恐惧，经常 向弟弟周公旦寻求建议和安慰。武王二年一月，他曾对周公旦说：“哎 呀，我每天每夜都担心着商朝，不知道以后到底会怎么样，请你给我 讲讲如何履行天命

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日：“呜呼，余夙夜忌商， 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命。”（《逸周书•小开武解》）

武王三年，他有次得到情报，说是纣王已经下决心讨伐周邦，信 息来源很可靠，又是首先召唤周公旦商议对策。

王召周公旦日：“呜呼，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言多信， 今如其何？”

还有一次，武王梦到翦商计划泄露，纣王大怒，从梦中惊吓而醒， 再次派人叫来弟弟周公旦，对他谈起了心中的恐惧，说盟友实力弱小， 还没做好准备，周邦现在无力和商朝展开决战，当初父亲称王及反商 的计划会不会过于不自量力。

维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日：“呜呼，谋泄哉！今朕寤， 有商惊予。欲与无口，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 深矣！”

联系当时商朝的境况（商王朝廷已经无法正常履行职能），武王 的表现实在过于失常。想来孔子之所以没有把这些篇章选入《尚书》, 可能也是觉得不太严肃。然而，结合殷墟考古（包括距离周人很近的 老牛坡崇国遗址）呈现的真实商朝，对于文王父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大 的心理创伤，以致后半生都无法摆脱，今天的我们或许可以多一些理解。

或者说，武王的惊恐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并不完全相信 父亲那些沟通上帝的传说。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贡品丰富得 无以复加，上帝难道不是会优先保佑商朝吗？翦商难道不是逆天悖 伦之举吗？

兄长周发频频被噩梦缠绕，但周公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尝 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周发说，母亲大姒曾梦到殷都生满荆棘，这是 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所以，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 献，但他不会因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为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还重新定义了 “德”的概念。在周 公这里，“德”已不再是《尚书•盘庚》里商人的那种无原则的恩惠， 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世间的客观道德律，如孝悌长幼、中正恭逊、宽宏 温直等。2上帝只保佑有“德”之人，也会替换掉那种没有“德”的 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之。所以，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 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

除却对上帝是否存在以及周邦实力的担心，武王还有一个隐忧： 目前的盟友太少，只要不公开与商朝为敌，就不可能吸引更多的盟军， 但过早公开，又可能招来灭顶之灾。这让武王左右为难，夜不成寐。

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郢，密命。访于周公旦，曰：“呜呼！ 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知。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

周公曰：“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远戚无十， 和无再失，维明德无佚。佚不可还，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 好何恶，时不敬，殆哉！”

经过周公一番解梦开导，武王勉强保住了信心，准备采取最稳妥的路 线，“夙夜战战，何畏非道，何恶非是”。（《逸周书•大开武解》）

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 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 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 小邦的生存之道。而在阴谋翦商的十余年里，这种个性更是表现得 无以复加。

至于周公是否逃脱了那段殷都噩梦的纠缠，史书中没有记载，我 们只知道，在被兄长召唤的每个黎明之前，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除 了用餐时偶有失控呕吐的习惯，他没表现出任何异常。

显然，周公也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他知道自己无力独自承 担父亲开启的这一正义而疯狂的事业，但这个使命及其带来的压力， 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承受。

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不想杀人， 也不愿无故被杀，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而他的 兄长周发却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都将死无葬 身之地。

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周 公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神武形象， 如此便于愿足矣。

第一次进攻

继位两年后，武王终于和商朝公开决裂。他先是到文王的墓地祭 祀，然后率领周军东出潼关，一辆马车运载文王灵位，行走在中军主 帅的位置，象征文王之灵仍在保佑周邦。按照文王在世的礼节，武王 一直自称“小子发”。

军队沿着豫西古道而下，抵达洛阳北黄河边的盟津（孟津）。当 时还没有洛阳城，盟津正是因“八百诸侯会盟”于此而得名。

西土早已不甘忍受商王朝的统治，只等有人率先举起反商义旗， 追随者自会蜂拥而出。《史记》曰：“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 此时的所谓诸侯，并没有春秋时期的规模，还只是碾子坡遗址那种新 石器水平的农业部落，人口一般在千人级别，能提供的兵力也不过区 区百人。

武王的军队可能在黄河南岸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造船的同时，亦 等待各地赶来的盟军。此时是冬季，但黄河没有结冰，到一月初，联 军才分批北渡黄河。

当武王的船只行驶到黄河中流时，有一条白鱼跳到了船舱里，武 王亲手捉住它祭祀上天。在迷信的时代，任何偶发的事件都可能蕴含 着天降的神意。渡河之后，据说有火光自天而降，停留在武王的帐篷 上方，变幻成红色的鸟形。（《史记•周本纪》）

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 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

《尚书•泰誓》是武王对盟军发布的讲话。泰，有宏大之意。可 能在渡河前后，武王各有一次讲话。作为战前动员，武王在讲话中强调， 商纣的各种恶行不可宽恕：

……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 忠良，剂剔孕妇。……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 痛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 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3

从商代考古看，诸如“到剔孕妇”和“斫朝涉之胫”之类，从早 商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中商的小双桥遗址，再到后期的殷墟，一 直是商人祭祀的常态，西土各族人也早已见识过，但为何武王只把它 说成商纣一个人的罪恶？

一种可能是，武王当初控诉的就是商朝的恐怖行径，但在周公当 政时期，为了抹去商文化的阴暗面，修改了武王的讲话记录；另一种 可能是，武王为了争取商人内部的支持者，所以只重点描绘纣王的残 忍无道，所谓孤立极少数，拉拢大多数。

此外，武王讲话还强调了商纣的一个罪行，说他不愿举行祭祀， 从而得罪了上帝和商朝历代先王：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

……郊社不修，宗庙不享…… 上帝弗顺，祝降时丧。

这就是莫须有的指控了。纣王继承的正是其父帝乙制定的常态化 “周祭”制度：用固定的祭祀日程表祭祀历代先王，哪怕王不在京城， 也会有祭司代为奉献祭品；上帝（原本）只是商人的神，即使帝乙和 纣王的“周祭”里没有安排上帝，但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奉献给先 王的祭品自然有上帝的一份。

但武王必须指控纣王不敬神。因为在上古时代，这是最大的 罪恶。既然要把商纣定义为万恶的独夫，他就肯定有这一条罪状。 由此，周武王的“反叛”便有了宗教合法性：他是代表天上的上 帝和诸神（历代商王）惩戒纣王，正所谓：“尔其孜孜，奉予一人， 恭行天罚。”

经过这一番信誓旦旦的宣讲，诸侯皆曰：“纣可伐矣。”但稍后， 武王却突然声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意思是说，“天命”还没 到讨伐的时候，于是，盟军各自班师回家。（《史记•周本纪》）结果，商、 周两王东西对峙的局面又持续了两年。

这个转折很不符合情理。不过按现代人的理解，自文王“受命” 翦商以来，不合情理的事情已经太多。我们只要知道，那是大地由无 数莫测的鬼神统治的时代，所以，我们也不必强行为武王的这一行为 做出解释。

武王的“盟津会盟”已经表明周人的灭商野心，也赢得诸多西土 部落加盟。按说到此时，商纣理应正视来自西方的威胁，但他却还是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商朝宫廷里的内斗却愈发激化。《史 记•殷本纪》载，微子（纣王庶出的弟弟）数谏纣王不听后，就逃命 躲藏了起来；尔后，纣王”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 纣又囚之”。在古史中，这些人都是商朝的忠良之臣，但以商朝当时 的形势看，很可能这其中曾有人试图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纣王。在殷 都的动荡冲突中，有些商朝高层亡命出逃，《史记•周本纪》载：“太 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

各种文献对比干之死的记载有所不同。在《史记・殷本纪》里， 是纣王“剖比干，观其心”；在《楚辞•离骚》里，则为“比干范酶” （被剁成肉酱）。根据《易经》的艮卦，这两者并不矛盾，商王杀重 要人物献祭时有一套完整流程，剖胸取心和熏烧献祭发生在中间阶 段，最后才把人牲剁成肉酱。伯邑考当年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完整过程。 还有些史料记载，连比干怀孕的妻子也难逃一死，甚至腹中胎儿还 被扯出来让纣王检视：“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 4看来，纣王杀贵族 往往是全家，在《泰誓》里，武王就是这样抨击他的：“敢行暴虐， 罪人以族。”

对现代人而言，剖腹取胎是极为残忍的行为，但它可能是商人献 祭的常态。各商代遗址发现的大量人牲尸骨中，青年女性占一定比例， 而其中应该会有部分孕妇，之所以从未发现有胎儿遗骨，很可能是在 杀祭时被剖腹取出了。作为对比，正常的上古坟墓中常常可以见到死 于难产或腹中有胎儿的女性尸骨。

综上，商纣末年，殷都贵族们已经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之中， 因为即便在以鬼神血祭为常态的商文化里，也少有纣王这种热衷用显贵 献祭的做法。可能这才是商朝失控和灭亡的直接原因，周人的威胁原本 不值一提。

牧野甲子日

殷都动荡日甚，周武王感到翦商的时机来了。

盟津会盟两年后的公元前1046年，也就是武王继位第四年、文 王受命第十一年，,他再度起兵东征。有好几种文献记载武王此次伐 商的行军日程，但年份和月份皆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武王此次起兵 是在隆冬季节，决战则是在冬末春初。

总攻的前期工作在前一年底就开始了。武王三年十一月，周军主 力先出发，但武王不在军中，领兵的可能是太师吕尚。他们的任务是 先到黄河南岸扎营，与各路盟军集结，并肃清南岸可能出现的商军。 与此同时，使者会将总攻信息通知所有同盟国。

武王四年一月二十日癸巳，武王和少数臣僚从周原（宗周）出发。 他轻车简从，只用了十四天便抵达盟津南岸的军营。此时，盟军已集 结完毕，《史记•周本纪》载，周军总兵力为四万五千人，战车三百辆， 和战车协同作战的“虎贲”有三千人。

这一次，周军来犯的消息终于引起了纣王的重视，他开始调动殷 都及周边各族邑的武装，准备挫败西土之敌，进而扫荡他们在关中的 巢穴。但此时殷都的动荡刚过去不久，动员的进度很是缓慢。

而西土盟军已在黄河南岸停驻一月左右，二月十六日戊午，盟军 全部渡过黄河，一举进入商朝核心区。

河北平原上分布着很多商人族邑，按常理，盟军应当逐一将其攻 占，把战线稳稳向北推进，但武王却突然加快节奏，并不理会沿途的 商人据点，一路向北直指殷都。经过六天加急行军，二月二十一日癸 丑夜间，盟军抵达殷都南郊的牧野。6这里是商王室蓄养牛羊的草原， 地形平坦，商军集结地的营火已经遥遥在望。此时，两军都已侦知对 方主力的位置，开始连夜整队列阵，准备天亮时一举消灭对手。史载， 这是个多雨的残冬，盟军渡过黄河前后一直阴雨连绵，有些河流开始 泛滥。而当两军连夜列阵时，又下起了雨。

（周武）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布戎于牧之野。

二十二日甲子凌晨，规模较小的周军首先列队完毕，武王全身盔 甲戎装，在阵前宣誓，这便是著名的《尚书•牧誓》。这篇讲话不到 三百字，简洁，现场感极强。

武王先是左手执黄（铜）钺，右手挥动白色耗牛尾（白旄，统帅 的号令旗），说：“西土之人，远来辛苦了！”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 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紧接着，武王一一点名麾下的盟友、将领、军官，直到“百夫长”， 命令他们：“拿起你们的戈,连接好你们的盾牌,立起你们的长矛，现在， 我要立誓！”

王日：“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 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鬃、微、卢、彭、濮人。称尔戈， 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然后,武王简单列举了纣王的罪行：崇信妇人（妲己），不虔诚祭祀， 不善待叔父、伯父和兄弟（比干、箕子、微子等人），重用各部族有 罪和道德败坏之人，放任他们（如东夷的蜚廉和恶来父子）在殷都虐 待百姓，恶行累累。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 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完于商邑。

武王自陈：“我周发，这次恭敬地代表上天惩罚商纣;今天的战事， 不是六步、七步就能结束的，诸位努力！不是砍杀四次、五次、六次、 七次就能结束的，努力吧，诸位！要凶猛，像虎、魏、熊和黑一样战斗！ 这里已经是商都城郊，如果战败，我们西土又将会回到商朝奴役之下。 努力吧，诸位，今天不尽力，你是活不下去的！”

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 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 勖哉夫子！

尚桓桓如虎、如魏、如熊、如果，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 士，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武王和他的同盟军都是“西土之人”，也就是世世代代为殷商提 供献祭原料的羌人，大都有亲人在殷都被剔剥和烹食，所以每个人都 知道，如果这一战失利，后果将会是什么。

文献中还记载说，武王宣誓完毕即将入列时，袜子带却松脱了， 周围侍立者无人上前，是武王躬身放下钺和旄自己系好的。周围人 还说：“我等不是来帮人系袜子带的。”看来，阵前的武王是和各盟 邦首领在一起，而非和自己的侍卫下属。他们是为了灭商而来的， 并不是武王的私人属下。他们很在意这种身份区别。7

天色渐明，雨势渐小，对面的商军阵列逐渐成形。周人史诗的描 述是，敌军的戈矛像森林一样密集，所谓“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 经•大雅•大明》）《史记》记载，商军总数为七十万人：“帝纣闻武王来， 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 这一数字明显过高，不过，商军数量远远 超过西土联军是毋庸置疑的。

武王的阵前讲话虽信心十足，但此时正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他发 起此次远征的前提，应该是有殷都内部联络人的密约：一旦两军对阵， 联络人将趁乱除掉纣王以扭转战局，然后推选一位各方都能接受的新 商王人选。

但殷都局势一日三变，最有能力取代纣王的人物，或死，或囚， 或逃；而双方的大军都是加急赶赴牧野，在没有星月的暗夜和空前庞 大的营地集结。很显然，一旦武王和殷都内应断了联系，没有了商人 助战，以现在的实力对比，西土联军将被一边倒地屠杀。

不只是西土之人，即使商人贵族也尚未见识过这种规模的集结和 大战。一个宗族的数百或上千名武士淹没在巨大的军阵中，就像森林 中的一丛灌木难以寻找。

但武王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相信父亲描述的那位上帝站在自己 一边，只要全心信任他，父亲开启的翦商事业就能成功，正所谓：“矢 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诗经•大雅•大明》）

史书里，武王的第一个行动是派他的岳父兼老师和战略阴谋家 “师尚父”吕尚“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史记•周本纪》） 即使抛开吕尚和武王的私人关系，此时他已年过六旬，须发花白， 按理武王是不可能派他去完成这种任务的。而且也没人知道，为何 吕尚就忽然忘记了所有阴谋、诈术和诡计，像一介武夫般怒发冲冠 直向敌阵。

也许，他只是想改变羌人被作为人牲悬挂风干的命运，毕竟在殷 都的屠宰场，他已经看得太多。

吕尚率步兵尚未接敌，武王便带着他的三百辆战车冲向商军阵列， 他不能让岳父如此莽撞地送死，只能投入自己仅有的战车吸引敌军。 按正常接战程序，先是会有暴雨般的青铜箭矢射向他们，然后是数倍 的商军战车席卷而来，将他们碾压成泥。可以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 武王一方就没有任何章法和战术可言。

但商军阵列却突然自行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的人群。或许是看 到周军义无反顾的冲锋，商军中的密谋者终于鼓起勇气，倒戈杀向纣 王中军。接着，西土联军全部投入了混战。

后世的周人史诗说，“商庶若化”，即是说，商军队伍就像滚水冲 刷的油脂，瞬间溃散，融化。9喧嚣逐渐沉寂，雨停了，沟壑的积水 被血染红，尸体与兵戈和盾牌沉浮其间。在后人的记忆里，那个清晨 的牧野，“血流漂杵”。

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近六百年的商王 朝已经终结。太公则在那个黎明变成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而积云 散去的清晨，自此被周人称作“清明”。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 经•大雅•大明》）

殷都迎来征服者

商军主力毁于牧野一战，武王的西土联军则只有轻微的损失，而 且还获得商人“谋逆”部族的投诚。在史书中，这些与周人暗通款曲 的商人氏族一直隐藏在迷雾中，从未被列举出姓名。

但无论如何，纣王-帝辛的王朝已走向终结。于是，武王手执一 面“大白旗”（太白旗），再次下令整编队列。在五行星中，太白为金星， 而“太白主中国”（《史记•天官书》），所以武王用的可能就是缴获的纣 王帅旗。

西土各邦首领也开始意识到，武王已取代纣王的地位，不再是和

他们平起平坐的同盟者了，他们只能屈膝跪拜匕 武王则以手抱拳作 揖相答：

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史记•周本纪》）

然后，武王率队伍向殷都开进。

此时，纣王已随败兵逃回殷都，然宫廷秩序已荡然无存，他也没 有了纠合兵力再战的信心。不过，纣王采取的是另一种对抗方式，傍 晚时分,他登上储藏宝物的“鹿台”,把贵重玉器堆在身边,佩戴五枚“天 智玉”，点火自焚而死。

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史记•殷本纪）） 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逸周 书•世俘解》）

就这样，甲子日的清晨，商朝大军覆灭；入夜，商王殒命。一天 之内，中土世界天翻地覆。

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将其理解为一种走投无路的自绝。其 实，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 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商朝开国之王成汤（天乙）曾经试图这样做， 而商纣王则首次实践了它。

纣王曾给诸神贡献过王族和方伯，现在他贡献了自己，带着人间 最珍贵的宝玉升往天界，成为具有上帝神性的“帝辛”，然后，他自 然要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

次日晨，周人联军开到殷都，在郊外设下营地。纣王身死的消息 已经传开，武王和他的臣僚们现在要面对的是如何接收商朝的庞大遗 产，让商族人接受亡国的事实，尽量避免他们因走投无路而再次暴动。

承认失败的商朝显贵已在郊外列队迎候。武王的群臣向商人宣告： “这是上天降下的福佑！”商人皆下跪，“再拜稽首”（以头叩地两次）, 武王也走下战车向商人叩拜以为回答。（《史记•殷本纪》）

后世有注家认为，司马迁的这段记载不准确，武王伐商是正义之 举，怎么可能会向商人回拜？他昨日在牧野战场对盟友的跪拜也只是 作揖为答，不可能对商人如此恭敬过礼：

武王虽以臣伐君，颇有惭德，不应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辞 耳。寻上文，诸侯毕拜贺武王，武王尚且才艮揖，无容遂下拜商人。 （司马贞《史记索隐）

这种评论，是因为没有看到商人内部倒戈对战局的重大影响：此时商 族的规模仍非常庞大，作为征服者的武王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对武王来说，最首要的工作是处理纣王烧焦的尸体。他熟悉商人 的宗教思维，知道必须用法术对抗法术，化解纣王自我献祭可能带来 的后果与流言，方法则是表演一次战斗和处斩，展现纣王被俘和被杀 的全过程：周军直入鹿台宫，武王在战车上对着纣王尸体连射三箭， 然后跳下车，用“轻吕”短剑砍杀尸体，最后用铜钺斩下纣王人头， 悬挂到太白旗之下。（《史记•殷本纪》）

纣王的两名宠妃已上吊自杀，其中一个是妲己。没人知道她们是 否自愿。按照同样程序，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将 其头悬挂在小白旗下。

然后队伍返回郊外军营，一路展示旗杆上的人头，宣称这是武王 的战果。为了制造舆论，平息谣言，这种仪式性表演极为重要。

纣王囚禁的商人贵族皆被释放，其中最显赫的是箕子——武王命 召公责去监牢释放和安顿箕子。商朝全境尚未平定，武王必须争取尽 可能多的商朝贵族。当初，这些商人反对派只是想借助周人兵力以除 掉肆意妄为的纣王-帝辛，然后换一位新的商王。但文王和武王的野 心远不止于此，他们要的是永远取代商朝的统治。如今，商军主力虽 已覆灭，但投降的商人各宗族势力依然很大，武王还需要借助他们平 定商朝全境，双方之间定会有一番谈判博弈。

就这样，武王和刚获释的箕子便有了一番长谈，后被西周时人 整理成了《箕子》。但很遗憾，这篇文章后来遗失了，只在《逸周书》 中保留了篇名。”也可能是《箕子》中所载的双方谈判内容过于露骨， 且与后来西周朝的官方叙事口径大不相同，所以被销毁了。

不过，武王和箕子的这次长谈应该是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比如， 纣王的死党需要全面肃清，商人的王朝可以暂时保留，以及周朝军队 要长期驻扎殷都等。按照此种安排，商和周是东西并立的两个王朝， 但商必须在周的军事控制之下。

此外，武王还必须澄清：上帝在人间的统治权已经完全转移到周 朝，也就是到了武王周发之手，今后的商王不再和上帝有任何联系， 也不能再用“帝”的尊称。为此，他需要在商王祭祀诸神的“社”（神 庙）里举行象征王朝更迭的交接仪式。12

周人先是维修了神社和纣王宫殿，清理了道路。典礼开始前， 一百名武士扛旗帜开路（“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之弟周振铎（后 封于曹，称“曹叔”）乘先导车，周公旦执大钺，毕公高（后封于毕， 称“毕公高”）执小钺，分立武王两侧，散宜生、泰颠和闲天各执“轻 吕”短剑簇拥武王，卫队则跟在后面。

进入神社后，武王弟周郑（后封于毛，称“毛叔”）、周封（后封 于卫，称“卫康叔”）和召公爽（封邑于召，称“召公”）分别手捧明水， 铺好草席，拿着玉帛，吕尚则牵着献祭的牛。一名可能来自商朝的礼 仪官尹佚负责宣读给上帝的汇报词：“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 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大意是，殷 商王朝的末代子孙辛受已经丧失先王成汤秉持的明德，不敬神祇，荒 废祭祀，残暴对待商国民众，所有这些罪行都已在这里书面报告给“昊 天上帝”！

接着，武王向代表上帝和诸神的灵位下拜两次，宣称：“本人承 担天帝赋予的命令，变革了殷商的统治，这都是上天的意志！”

最后，众臣奉献祭品。在《史记》中，典礼至此就结束了。13

其实，武王还有一通针对商朝贵族的长篇讲话，后来被收入了《逸 周书》的《商誓解》。和牧野战前的讲话一样，武王先依次列举发言 的听众，从殷商朝廷老臣（“伊旧何父”）到“太史比、小史昔”，再 到百官和“里居献民”（殷都各族邑中的商人）。

武王还是用语气词“嗟”开场：“尔等众人，我知道你们都尊重天命， 我来这里，就是执行上帝威严的命令和惩罚，现在，对你等发布新的 命令，都恭敬听着，朕这次要从一说到十，把道理都讲明白！”

这种语气，和《尚书•盘庚》中商王对臣下的呵斥和威胁很是类 似。商人极度信仰鬼神，而且认为人和鬼神的唯一联系便是祭祀，因此， 为了让商人接受商王朝已经被鬼神抛弃，在这里，武王使用的是商人 习惯的逻辑。

武王先是说：“当初，上帝教诲周族的始祖后稷播种百谷，天下 民众因此获益；商朝的历代先王祭祀上帝（与先祖）,用的也都是后 稷培植的谷物，因为这个原因，上帝和历代商先王决定让西土周族显 赫起来！”

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凡在天下 之庶民，罔不惟后稷之元谷用蒸享，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 □ □□□,亦惟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誓王 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

接着，武王仍把矛头对准纣王一人：“因为商纣的种种罪恶，上 帝很不满意，于是命令朕的先父文王'消灭掉商朝那个多罪的纣！' 我周发作为晚辈，不敢忘掉上帝之命，在甲子这天，终于执行了上天 的伟大惩罚。这是上帝的大命，我也不敢违抗，你们更要恭敬！当初 在西土时，我早已说过，商朝的所有人都没有罪过，只有独夫一人。 我现在消灭了他，自然会福佑尔等，你们这些商朝百姓和都城的君子, 以后都要服从周的命令！（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你们商人各家族的 邦君都应该报告给我，我对待你们的邦君就像周朝的邦君一样……”

今在商纣，昏忧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弃天之命，上 帝弗显，乃命朕文考日：理商之多罪纣。肆予小子发弗敢忘，天 命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罚， 口帝之来，革纣之口，予亦无敢违大命。敬诸！

昔在西土，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无罪，其维一夫，予既殛 纣，承天命，予亦来休，命尔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即命，□ □ □□□□□□□□□□□□□□□□□□□□□□ □ □ □ □,尔冢邦君，无敢其有不告，见于我有周，其比冢邦 君……

最后，武王并不讳言周邦远比商朝小，自称“斯小国”，因为他 的自信源于上帝的支持：“既然上帝已经钟意周邦，我们这个小国也 不会懈怠天命。我这次说的话，如果你们不放在心上，我还会回来 执行上帝的惩罚！你们要恭敬，好好听从我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 遍了！…

这篇《商誓解》的文辞，比武王在《尚书》和《逸周书》中的其 他讲话更古奥难懂，却和商代先王的类似讲话很像。另外，武王当时 可能是用商族语讲话，后世传抄人未必全懂，所以有很多错误和脱漏。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商誓解》中看出，在成功灭商之后，无 论是宗教理念还是语言行文，周族上层仍然需要用商人能理解和符合 商人习惯的方式来宣讲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

在这之前，周族首领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商化” 了，对他们来 说，语言交流和表达的难度不算大，但要用商朝人的宗教理念来解释 周灭商，则需要更深地进入商人的宗教思维。正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 过程中，武王对商人宗教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可以说，灭商使得武王 更加“商化” 了。

周武王的人祭大典

在镇定殷都的同时，武王还派出多支部队去肃清顽抗的商人。

出征的将领，除了吕尚，多数并不著名，如侯来、陈本、百韦， 还有一位叫吕他，可能是吕尚的儿子中的一个。征伐的目标有越戏方、 磨、宣方、蜀等，虽不能确定是何地，但这些部队都在一个月内相继 返回殷都，看来行程不会太远，应该主要是黄河以北商人族邑最为集 中的地区。陆续被斩或俘的商人首领有霍侯、艾侯和佚侯，俘获战车 近千辆。

据《逸周书•世俘解》记载，被消灭的“九十有九国”，主动投 降的“服国六百五十有二”，累计斩首十一万多，俘获三十多万人。 算下来，每个被消灭的族邑平均损失四千人左右。这些数字肯定有炫 耀战功造成的夸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征伐，到四月初，周人已基本控制黄河以北地区， 加上之前已经占领的晋南和豫西，商朝统治区大部已经平定。尚未征 服的是东南方的夷人部落领地，包括山东地区、豫南以及相邻的苏皖 地区，那里还分布着或疏或密的商人殖民城邑。它们没有实力扭转中 原的改朝换代，武王暂时也无法分身去一一征服它们。

为了显示周朝的武力，让商人不要再生非分之想，武王还在商王 的田猎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围猎。这是历代商王训练部队、炫耀武力 和震慑蛮夷的传统仪式，在甲骨卜辞里有很多记录。

商人崇尚武力，王者必须展示自己的勇武方能让臣民畏服。在这 方面，武王的表现毫不逊色，猎获的野兽几乎能堆成一座小山。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 蹩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黑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 貉十有八，廛十有六，麝五十，糜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5

十几年前，纣王曾到关中的帛地行猎，这才有了周昌觐见和进入 殷都的机会，以及后续一系列天崩地解的变革。如今，则是西土之人 在商王的苑囿里驰骋。

武王还在殷都设立了周庙，用商人典礼祭祀上帝以及周族的列祖 列宗。很有可能是用商朝的宫殿改造的，但具体位置已经不详。

四月二十二日庚戌，清晨，武王在殷都周庙举行盛大的燎祭。16 乘车驾到之后，他站在宗庙南门外，由史臣向上帝宣读献祭的通知， 请上帝莅临飨宴。

先是给一百名“大亚臣”（纣王死党，高级武官）换上专门的祭 服（“佩衣”），由武王亲自献祭。执行的方法是“废”，就是砍断手脚， 任其在血水中翻滚、哀嚎——他们的叫声要上达天听，这样上帝才会 满意地享受祭品。

然后由太师吕尚献祭另外四十人，他们是忠于纣王的商人氏族首 领（家君）、占卜官（贞师）、司徒和司马等小官吏。

人牲要挣扎到临死才会被砍下头颅，然后将其搬运到宗庙内献祭， 其中有些尸体可能还要放到大鼎里烹煮。之后是商王家族的人头，纣 王的人头悬挂在大白旗下，妲己和另一个妃子的人头则挂在一面红旗 之下，由太师吕尚扛着这两面人头旗帜进入宗庙。

所有新旧人头都会被扔到火堆中焚烧，“燎于周庙”，任由焦香的 烟气升入云端。这是上帝在天界享用祭品的方式。

后面五天，祭祀一直在举行。

二十三日辛亥，祭祀周先祖。先从古公亶父（太王）开始，接 着是其长子泰伯（太伯）、次子仲雍（虞公）和三子季历（王季）, 再是文王和伯邑考。在乐队的伴奏之下，他们的灵位被依次搬运到 祭坛之上，由武王手持铜钺向祖先报告殷商的罪恶已经得到抵偿（“维 告殷罪”）。最后，“荐俘殷王鼎”，也就是在商王的大鼎里烹煮俘虏， 但数量不详。

二十四日壬子，武王换上天子专用的“衮衣”来到宗庙，这象征 他已经是正式的王朝主人。这天献祭的内容不详。

二十五日癸丑，献祭了一百名纣王麾下的武士（“荐殷俘，王士 百人”）。武王手执铜钺和戈。乐队全程演奏。可能是武王亲自献祭。

二十六日甲寅，武王身披红白战袍在牧野战场祭祀战死的盟军, 乐队演奏的是万舞的乐曲。这是商人贵族练习用钺作战的乐舞，看来 已经被周朝接受。

二十七日乙卯，乐队演奏“崇禹生开（启）”（这可能是表现大禹 的儿子启开创夏朝的音乐）,武王借此宣告自己册立太子周颂的决定。 周颂此时可能只有两三岁，在他之前，邑姜只生育过女儿。

仪式上，首先奉献的是侯来、陈本等征伐周边斩获的首级，并 搭配现场屠宰的牲畜，“断牛六，断羊二”；然后向天（上帝）和后 稷献祭，用的是牛“五百有四”头；再向其他百神、水土之神献祭， 用猪、羊等牲畜共“三千七百有一”头。这种规模的献祭，堪比 二百年前的武丁王。

传世史书几乎从未记载过上古有人祭行为，所以《逸周书•世 俘解》记载的这些周武王实行人祭的记录才会显得颇为惊悚。但

考古展示的商代（以及更早）各种人祭遗存和甲骨文记录，与《逸 周书・世俘解》的内容非常吻合，可以说，武王的人祭大典完全 继承了商代的人祭和牲祭传统。

此外，《逸周书•世俘解》还提供了一个信息：在举行人祭仪式 的时候，也会演奏音乐。这是甲骨卜辞没有记载的内容。

那么，武王的这次祭祀是一次复仇的特例，还是常态化地接受了 商朝的人祭宗教？从《逸周书》记载的武王表现看，很可能是后者。 文王创制关于上帝的宗教原理，周公探索关于“德”的理论创新，但 武王却与他们不同，他没有父亲的创新能力，也从未真正信服弟弟的 理论，所以只能沿用强大的商朝宗教传统。

换句话说，在翦商的过程中，武王自己也完成了商化。

周公自我献祭

周人和投降的商人贵族达成的善后妥协是：一，由纣王的儿子 武庚禄父继任商王，统治商朝旧疆。文王在《易经》的蒙卦中记载的 那个懵懂少年（“童蒙”），现在大约二十多岁。二，周朝在殷都和周 边地区部署驻防部队，由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周鲜、蔡叔周度和霍叔 周处指挥，负责监督殷商旧地的动态，防止叛乱再起，所谓“三监”。

至于较早就和周文王家族结缘的箕子，并没有在新的殷商朝廷获 得职位。可能是因为他资历老，或者野心较大，所以周武王比较忌惮， 担心把他放在殷都会难以掌控。《史记•宋微子世家》载，武王把箕 子分封到了朝鲜：“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但商末周初 应该还没有朝鲜这个地理概念。箕子可能是被安置在了河北平原东北 部，甚至辽河流域，总之要远离殷都宫廷。

然后，武王班师返回关中。虽然已经征服商朝并建立周朝，但武 王周发还是未能获得信心。商族人口实在太多，已经投降的未必甘心 失败，还有许多尚未征服的商族方国散布在东南夷人之中，一旦叛乱 再起，会很快发展成燎原之势。

虽然武王一直声称是父亲文王获得上帝的天命，尔后才有周朝灭 商的壮举，但其实自己对此一直难以确信——上帝从未降临在他面前。 当初，父亲独自躲在西厢房里一次次获得上帝的当面教导，而自己已 经拥有天下，但为何上帝从来不现身？尤其是，商纣王用自焚献祭诸 神，他周发又如何提供更能打动诸神的礼物？

《逸周书•度邑解》曰：“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 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呜呼于忧！”意思是说，商朝开国数百年， 王族进入天界的“天民”有三百六十人，如今人间虽然改朝换代，但 他们依旧徘徊在殷都上空，随时可能给周人降下灾戾，这是何等的隐 忧！以此对照殷墟甲骨卜辞，并没有发现与武王所担忧的“商族拥有 三百六十位天民”相应的内容。所以，这很可能是帝乙和帝辛两代商 王“周祭”制度的传闻流变：周祭以一年、十二个月、三百六十天为 单位，很容易被理解成每天祭祀一位神灵，每位神主管一年中的一天。

再就是，商王朝拥有无数高超的技术，而周人只是个后起的小学 生，就连武王使用的文字都是商人创造的。商的力量几乎充斥在世间 一切人造之物上，无可逃避。那么，像商朝这样戏剧性的崩溃和剧变 会不会也随时发生在周朝和自己身上呢？对武王来说，那操纵人间的 神意实在是无法捉摸。

自从灭商之后，武王经常患病，身体每况愈下。他的儿子不多， 正夫人邑姜生子则更晚，太子周颂还是幼儿，看不出有上帝福佑的迹 象。有一次，武王抱病离开关中，去巡视征服的领地，待接受各方国 君侯在殷都郊外的朝拜后，又上太行山，眺望这座巨大而邪恶的都邑， 叹息说：“呜呼，不擅长应对上天，一日之内就会丧命亡国。实在是 让人可怕，不能忘啊！”周公旦这次没有随行。返回镐京的路上，武 王身体已经难以支持，整晚整晚地睡不着。他预感自己时日无多。刚 抵达镉京，武王就让贴身侍卫小子去报告周公。于是，周公赶来询问： “王已经积劳成疾，怎么还无法入睡？”

武王让弟弟坐定，谈起了自己忧心的身后事：“商朝虽然在各种 诡异的征兆之下覆亡了，但他们的诸神仍在天界虎视眈眈；那些曾经 臣服于纣王的商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复仇，把我们从西土抹去。我 本来想找到上天保佑我们的方法"，但我的生命不会太长，这个工作 只能留给你了。”

武王还说：“我无法完成先祖留下的事业。就像肚子饿了才想到 种田一样，我现在的工作不做好，就会连累先祖，无法让他们在上帝 那里得到显赫的位置*在我死后，王位就由你来继承，这件事已经 没有别的选择，连占卜也不用了。你如果做不好周王的工作，以后也 无法面对我和列祖列宗。我相信你不会那样。”

周公旦听到这些，非常惊恐，一直哭泣不能说话。武王继续说： “呜呼，周旦！我想夷平那殷都，只能依靠天的助力。我已经考察过了， 在黄河的支流洛河和伊河之间，有一块向阳的盆地，它当初是夏朝人 的都城，离天很近了，就给它叫‘度邑'（向天界过渡之城）吧。” 19

武王的这番话有很多缺环和跳跃，恐怕不是后世传抄中的偶然脱 漏，而可能是谈话内容过于露骨，所以也就不可能在正式文本里保存 下来。

王位兄终弟及，这在商朝很常见，武王有这种考虑也不算出格。 但武王的兄弟很多，都已经接受过翦商战争的锻炼，而周公旦并不以 勇武著称，为何会被武王选择为继承人？

可能主要是因为他的自信：周公对上帝和鬼神有自己一套基于 “德”的理解，曾无数次用这套理论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兄长。事实上， 武王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从未真正接受过周公的理念，但武王知道， 在周人中，只有周公在试图挣脱商人的宗教，不再对那些商人的鬼神 战战兢兢，顶礼膜拜。武王自己无法摆脱，但他认为或者说希望周公 能找到出路。

对于新建立的周朝，武王病危是一场重大危机。吕尚，另一位翦 商事业的规划师，也已经垂老多病，自从殷都归来之后，他就很少在 朝廷活动中出现。

但周公真的有一套成熟的宗教解决方案吗？

儒家经典《尚书•金滕》载，在武王病危期间，召公爽和毕公高 提出，应当为武王举行祭祀，请天界的周先王们施加福佑，延长武王 的生命。但周公反对，认为不应当让先王们为此忧心。然后，周公却 在私下举行了另一场祭祀，而他自己就是候选的祭品。

周公先是在周宗庙筑起三座祭坛，分别代表需要召唤的三位先 王亶父、季历和文王；然后，周公手执玉璧和玉圭立在祭坛下，由史 官宣读给三位先王的祝词：“诸位先王的元孙周发，2。现在已经病危； 先王们在天界有护佑子孙的责任，现在，请由我周旦代替兄长周发进 入天界。我如同父亲文王一样仁爱，多才多艺，能侍奉天界的诸位鬼 神o元孙周发不如我多才艺,不会侍奉鬼神o我周旦进入上帝的庭院后， 会帮助你们福佑四方，永远安定周邦子孙，四方民众都会畏惧我的神 威。呜呼！上天降给周邦的使命不会荒废,先王们也会永远安宁。现在， 我将用龟甲占卜，如果你们答应我的要求，我就献给你们玉璧和玉圭， 等待你们把我接走；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就收回玉璧和玉圭！”

结果，三只龟甲占卜的兆像显示都是吉利，先王们同意了周公的 恳请。21

周公的这次自我献祭仪式，看上去奉行的并不是周公自己提倡的 神用“德”衡量人间的理念，而属于典型的商人宗教逻辑：凡人用祭 品（包括物品和人）奉献给神，以换取神的开心。也就是说，在面临 重大而艰难的抉择时，周公的做法更保守，或许他认为，更古老的宗 教观念可能更灵验，也更实用。

周公把自己献祭给诸神，和纣王走投无路中的自焚原理相似，但 他并没有当场自杀，而是“归俟尔命”，等待诸神接走自己。这简直 是对诸神法力的某种试探，很难说他虔诚地奉行了商人的宗教理念， 反而有些侥幸和“伪善”。不过，这只是刚刚对宗教萌生怀疑的周公 迈出的第一步，这时的他还未建构起一套新的世俗道德逻辑。

仪式结束后，周公的这篇祝词被用金泥密封起来，收藏到了宗庙 的柜子中。之后，它还有更实际的作用，就是维系和侄子成王的关系。

但武王很快还是病重死去了，终年四十五岁。22这是灭商第二年 的十二月，武王君临天下才二十二个月。从此，周朝进入周公摄政为 王的特殊阶段，而这个新兴王朝也将迎来最严重的挑战。

注释

1《逸周书•大开武》中所载梦境是商国生葛，但《太平御览》卷三九七引《周 书》则是“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此事应载于《逸周书•程寤》篇，但传 世本只存篇名，正文缺。参见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2、1141页；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35页。

2《逸周书•宝典解》：“九德：一孝子畏哉，乃不乱谋；二悌，悌乃知序，序 乃伦，伦不腾上，上乃不崩；三慈惠知长幼，知长幼，乐养老；四忠恕，是 谓四仪，风言大极，意定不移；五中正，是谓权断，补损知选；六恭逊，是 谓容德，以法从权，安上无慝；七宽弘，是谓宽宇准德以义，乐获顺嘏；八 温直，是谓明德，喜怒不隙，主人乃服；九兼符，是谓明刑，惠而能忍，尊 天大经。九德广备，次世有声。”

3 这篇《泰誓》在后世有争议，它可能经过魏晋时人的改造,不过,诸如纣王“到 剔孕妇”和“斫朝涉之胫”的记载，在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中也有。

4《尚书•泰誓》孔颖达疏引皇甫谧《帝王世纪》。

5 本书武王伐纣的时间表主要参考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第334-358页。

6《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牧野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南郊。但是，《括地志》

此论的前提是认为殷商都城在朝歌，故其关于牧野的说法自然也不可信。

《帝王世纪•山海经♦逸周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4页。在更 晚的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当罗马执政官（统帅）带领军队出征时，执政官的 卫队并非来自罗马的士兵，而是由各同盟城邦的青年显贵组成，这显然是为 了强调罗马和同盟城邦的紧密关系。周武王此举可能和罗马人有相同用意。 《史记•周本纪》。但殷墟甲骨文记载的商代用兵至多一万人，故七十万明显 与实际不符。

参见《逸周书•武寤解》。此篇是四言诗，内容都是描写牧野之战征服商朝 的经过，但题目“武寤解”与内容无关，可能是传抄错乱所致。“武寤”的 意思是武王惊梦，这种内容在《逸周书》中出现过多次，故而容易导致抄写 人发生错乱。

在盔甲戎装时，跪拜可能是单膝跪，然后摘头盔低首致敬，而非以头叩地。 传世的《尚书》中那篇著名的《洪范》也是武王和箕子的对话，但内容富有 学理性，和当时紧张的军政局势完全无关。

《逸周书•克殷解》和《史记•周本纪》均有记载这次武王向诸神汇报的仪式， 而《史记》很可能取材于《逸周书》。

以上详见《史记•周本纪》。

以上详见《逸周书•商誓解》。

《逸周书•世俘解》，这段文字中有些错字，如“猫二”可能是“豹二”。

在《逸周书•世俘解》中，人祭内容被分为了两处，而且可能存在错简。学 者对此有过多种解释，如存在商历和周历的区别，以及中间可能有闰月等。 关于这些祭祀举行的地点也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在关中的周原，但也有人认 为当时时间不足以返回周原。可参见杨宽《西周史》，第106页;黄怀信等《逸 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421-443页。本书采用祭祀在殷地举行的观点， 且根据祭祀日干支相连的特点，将祭祀日程复原为连续六天。

即消灭尽可能多的商人，但文本记载不可能如此露骨。

可能会被历代商王压制、欺辱。

以上详见《逸周书•度邑解》。

“元二 表示嫡传的继承人之意。

以上详见《尚书•金滕》。亦可参见《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最 早文本出自《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在传世《尚书》目录中依文内“金 朦之匮” 一句，简称为《金滕》。

《真诰》卷十五注引《竹书纪年》：“（武王）年四十五”。

第二十六章 周公新时代

武王周发去世后，周公旦随即宣布年幼的侄子周颂为继承人（成 王），但真正坐上王位的是周公。在成王亲政之前，一切政务由周公 负责，他不仅拥有王的全部权力，使用王的全套礼仪，臣僚们也都称 他为王。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 之倍周也。（《荀子•儒效》）

辅政期间，周公平定了叛乱，还实行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来巩固新 生的周王朝，比如，拆解商人社会，分封周人诸侯，等等。其中，有 一项非常重要但后世已经完全忘却的举措，就是废止商朝的人祭文化。

《尚书》有八篇周公主政期间发布的讲话，被称为“周初八诰”， 记录的是周公为王朝奠基的诸多工作，从中，我们能够找到一点周初 禁止人祭的蛛丝马迹。】而从考古来看，商朝一直繁荣的人祭和人奠 基到西周建立时却戛然而止。文献和考古两相对照，本书推测，这场 重大变革发生在周公辅政时期。

这场变革几乎从未被历史文献提及，甚至商代无比“繁荣”的人 祭行为也没有被记录。那么，周人为何要掩盖商人的血祭宗教，以及 这个宗教是如何被消灭的？

这些都要从周公辅政时期开始讲述。

东方叛乱

武王死后，周公称王理政长达七年。这是王朝草创时期迫不得已 的选择：商族人的势力依旧庞大，他们的传统是只服从已成年、有能 力的王者，所以商朝历史上经常有兄弟继承王位。如果现在坐在周王 位上的是个幼童，商人会很容易萌生叛乱的冲动。太保召公爽理解这 个方案，他是周公最重要的支持者。

周公遇到的最激烈反对，来自驻防殷地的“三监”：管叔、蔡叔 和霍叔。他的这三位兄弟认为周公辅政只是故作姿态，后面肯定还要 篡权为王。特别是管叔周鲜，有记载说，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比周 公大，比武王小，如果按照王位兄终弟及的原则，管叔比周公更有资 格为王。（《史记・管蔡世家》）

“三监”和关中有密切联系，他们的宣传鼓动传入了镐京。《尚 书•金滕》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日「公将不利 于孺子。’”“公”即是周公，“孺子”即是成王周颂。

而武王临终前谈话的内容可能也有所泄露，比如准备毁灭殷都和 屠杀商人的计划等。管叔等人不能接受毁灭殷都的方案，这里繁华富 庶，比西土的生活好得多，怎能轻易付之一炬？

至于商王武庚，最初他应该还没有起兵造反的勇气，但因处在管 叔等“三监”的控制之下，也被裹挟进了叛乱，故《史记•管蔡世家》 曰：“乃挟武庚以作乱。”此外，山东和苏北淮河流域的夷人部落，嬴 姓的徐、奄等部族，也加入了反周公同盟。2

纣王时期，商朝曾重点经营东南夷地区，所以这里的很多部落 和商朝关系密切，比如纣王重用的蜚廉和恶来父子就属于嬴姓夷人， 恶来虽在牧野之战中被杀，但蜚廉却逃回了家乡并带领族人起兵反 周。周公辅政元年，整个东方都已脱离镐京的统治，叛乱者的声势 越来越大。

关中的周人贵族大都不愿再次进行战争，认为叛乱者势力强大， 且以“三监”为首，开战则意味着周族手足相残，所以最稳妥的方案 是妥协，东西分陕而治，把东方殷商旧地全权交给“三监”。但周公 和召公反对，坚持要平息叛乱。

周公辅政二年春季，为了让周人支持这场战争，他开始准备全面 动员。

周公先是求助于先王之灵，并用文王留下的那只大龟壳占卜，然 后发表讲话，刻意淡化周人内部的矛盾，强调这主要是商朝残余势力 和周朝的较量。

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日：“有大艰于西土，西土 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 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春）今翼日，民献 有十夫予翼，以于敕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翻译为白话是，文王给我留下了大宝龟，在这个早上，我用它 来占卜，先在上面刻上向文王汇报的命辞：“西土遇到了大困难，人 心惶惶，那愚蠢的殷商，如今小有积蓄，胆敢试图恢复它的声势。上 天给我周邦降下危难，带走了武王，那些商人知道我国有危机，人民 不安定，就说：‘我们恢复王朝的时机来了！‘他们想让我周邦臣服。 这个春天的翌祭日（占卜当日），我带领十名受到民众推戴的臣僚, 准备完成文王和武王开启的功业，我这件大事业会顺利吗？"我的占 卜结果是：一切都会吉利！ 3

《尚书•大诰》是现存的周公辅政时期的第一篇讲话文稿，其主 旨是必须消灭东方叛乱者。但与文王不同，周公没有亲自见到上帝的 能力，所以只能在龟壳上释读上帝和文王的意旨：“我是文王的孩子， 不敢违抗上帝的命令。上天福佑文王，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周国兴盛起 来。文王从来都信仰占卜结果，所以能接收上天的命令。现在，上天 来帮助我们，也是通过占卜显示天意！”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 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知亦惟卜用！

《尚书》所载商周之际王的讲话，经常用浅显的农业生活例子作 类比，讲道理。周公这篇也不例外。他说，文王开启的翦商事业，要 靠我们这一代人完成，就像父亲盖房子，已经筑好了房基，但儿子不 愿建造屋墙，这房子能完成吗？就像父亲开垦了荒地，儿子却不愿播 种，这样能有收获吗？

王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刻肯构？厥父落，

厥子乃弗肯播，知肯获？ ”

周公带兵东征，首先指向殷都。史书没有记载战争过程，只提到 殷都发生了大混乱和溃败，“三监”被俘虏，为首的管叔周鲜被处死， 蔡叔、霍叔被褫夺封爵，终身囚禁；4商王武庚则逃亡到北方，被追 兵杀死。

对东南夷人的战争耗时更久，可能从周公辅政三年持续到四年。 这里地域广阔，土著部落众多，周人势力还未能触及这里，所以由周 公和召公爽分兵进剿。据《吕氏春秋》载，有些商人侯国使用驯化的 大象作战，但仍被周军击溃，逃到了江南地区。为赞美周公的功德， 周朝宫廷还专门创作和增加了《三象》舞乐。§而蜚廉则在失败后逃 到海边，仍被追杀，最后族人被周朝强制迁徙到西土，后来繁衍出秦 族和秦国。6

武王灭商，虽三月告成，但其实只是开端，因为商朝解体后，大 量商人氏族还保留着武装，尤其东南夷人地区的商人势力更是毫发无 损。周公这次东征，历时三年，才算是彻底消灭了商人的军事实力， 把周朝的统治推进到原商朝的全部疆域。周人一度因战争而疲惫不堪， 《诗经・破斧》这样歌唱：

既破我斧，又缺我折。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这可能是后方周人忙于劳作的咏叹。

而从牧野之战算起，周王朝则经过大约五六年才算是真正建立起 了稳定而全面的统治。也只有到此时，周公旦才可能对周朝予以通盘 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处理商王朝的庞大遗留，先要彻底消除 商人兴兵复辟的可能性，然后废止他们血腥的人祭宗教。

为此，周公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拆分商人族群，消灭其军事 实力和人祭宗教;二，分封各种诸侯国，统治、同化新征服的东方地区。

先来看第一项工作。

拆分商族

商王朝历时五百余年，商族已经枝繁叶茂，是规模最大的族群, 而周当时还只能算是西土新兴的蕤尔小邦。虽然无法确知当时的人口 数字，但据估算，商族人口可能近百万；商朝控制区内的各种非商族 人口，比如众多土著族邦和被纣王纳入统治的部分东南夷人，总数可 能是商族人的两三倍；而在商朝的控制范围之外及认知范围之内，各 种蛮夷土著的总数也会有近百万。

经过文王时代的急剧扩张，到武王时期，周族可能在十万人左右， 即便加上西土各同盟族邦，也很难超过五十万人。况且多数盟邦当时 与周的关系并不稳定，周王还难以对他们发号施令。

为了杜绝商族人再度叛乱的可能性，必须把他们拆分，使其散居 到各地，难以互相联络。首要的，是要把最为显赫的商人贵族和最重 要的家支族邑迁到关中，使其在周人的传统势力范围内散居，断绝其 与故土的联系。

武王灭商后，这个工作已经做了一些。有些在纣王时期不得势的 商人贵族已经主动投靠周朝，把家族搬迁到了关中，比如，周原曾发 掘出一座名为“微史”的商人家族的青铜器窖藏，著名的“史墙盘” 即出土于此，其铭文中讲述：武王刚灭商，微史氏的“烈祖”就主动 带着家人搬到了关中，武王命令周公给他们安顿家宅，让其在周原定 居下来。由于是主动投靠，微史氏颇受重用，世代担任周朝史官，主 管文书和档案。

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对商族人的搬迁力度更大:从镐京到周原， 再到周边的川源山谷，在整个关中地区安顿了很多商族聚落。因为他 们使用的器物、丧葬习俗和关中土著族群很不一样，考古已发现很多 这种殷商移民的遗址。

迁入关中后，这些商人族邑可以获得土地并垦殖，族长则有机会 在周朝担任官职，特别是和书写、文化有关的职位，因为相比商人， 周人文化程度较低，需要吸收商人的书面文化和行政管理经验。

当然，仅靠移民关中，尚不足以消解庞大的殷都人口，而周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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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要把殷都彻底抹去。商族的血祭文化和殷都联系太多，不仅众 多的商王陵和族墓埋葬着无数殉葬人与人牲，还有无数的甲骨卜辞记 载着商人的血腥文化以及让文王家族心碎的遭遇。所以，必须毁灭殷 都，断绝商人的血祭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让他们开始新的、正常的、 和平的生活。

其实，武王周发已经有了这个规划。他在病中和周公谈话、安排 后事时，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毁灭殷都（“夷兹殷”），同时把周朝都 城向东推进，在中土的洛河之滨营建一座新城。

武王一直活在对商人的恐惧和仇恨之中，但也同时活在对商人宗 教理念的痴迷中。在他的计划里，可能是要把商人押解到新城规划之 地屠杀祭天，让他们成为“度邑”的奠基礼。他相信，只要有了这份 空前丰厚的祭品，上帝会格外垂青于周王室，给他们降下一条平坦的 通天大道。如果武王周发的寿命足够长，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像殷高宗 武丁一样以杀戮献祭著称的“伟大”君王。7

当然，周公并不赞同武王的计划，但他必须消灭商人再度叛乱的 可能，并同时改造商人的宗教文化。

周公的另一面

辅政第七年，周公开始营建武王设想的新城，但名字换成了平庸 的“洛邑”。“度邑”的宗教意义太强，周公不想接受。

这意味着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殷都将被彻底摧毁，所有贵贱居民都 将被强制迁往洛邑。此时殷都的居民已经大大减少，因为拆分殷商的 工作已经实行三年，比如，已经有部分殷民跟随微子启到了南方的商 丘，建立了宋国；周公新分封的几个诸侯国也掺入了一定比例的殷民； 最后搬迁的，是对周朝最为抵制和最不恭顺的，被称为“殷顽民”。（《尚 书•多士》）

为让“殷顽民”接受现实，顺利搬迁，周公还专程赶来监督和督促， 并发表了一篇讲话，是为《多士》;而二百多年前,为动员商人迁往殷都， 商王盘庚也曾发表一篇讲话，这便是著名的《盘庚》。对照这两篇有 关殷都诞生和毁灭的重要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周公和盘庚的某些类似 之处。

和人们印象中那个彬彬有礼、拘谨保守的周公不同，《多士》展 现了他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的手腕和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能力。周 公很了解商人，知道和他们相处的方式，而这恰恰是后人不了解的商 人，更是并不真正了解的周公。

周公还是以周王的身份讲话。他先是按照标准的官方历史叙事， 回顾了周邦灭商的合法性：”是天-上帝对殷商失望，才命令我周邦灭

掉了商朝。各位贵族，不是我小国周邦想主动灭亡你们，而是上天要 把你们交给我，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敢主动去要求吗？ ”

王若日：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 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 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 下民秉为，惟天明畏。

接着，周公讲了一套商朝代夏、周朝代商的循环逻辑，说这都是 末代之王丧失德行，引起上帝的反感，从而导致天命改移。

一番套话后，周公谈到了正题，“有命曰割殷”：“现在,我作为周王， 收到了上帝的命令，要废掉你们的殷都。”

周公也对殷民表示了惋惜和不理解，他说：“我也觉得，上天这 样对待殷人太过分和不近情理，但是，跟你们各位贵族实话实说，我 现在必须带着你们西迁，这不是我自己不想安分，而是天命最新的要 求，你们不要想违抗。我不敢耽误时间，你们也不要埋怨我！……难 道是我敢向你们索要（和毁灭）天邑商吗？我只是可怜你们，这不是 我的罪过，是天命的安排！”

王日：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 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彳爱。无我怨！……肆予敢求尔 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

接着，周公暗露威胁：“当初，我从讨伐东夷的战场回来，曾经 给你们列国之民发布命令，我会光明正大地替天进行惩罚！如今，让 你们搬个距离不远的家，只是为了方便你们侍奉周朝，（比起杀人） 算是轻微多了。”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 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

“告诉你们，现在，我肯定不会杀你们，我这话已经重复过好几 遍了。如今，我要在那洛水边建一座大邑，我考虑天下四方还没有全 部臣服，而你们诸位贵族呢，已经臣服于我周朝，替我奔走服务了， 比起那些还负隅顽抗的，自然要好得多，所以（在新城洛邑）你们还 会拥有土地，可以安心过日子。

“只要你们恭顺，上天也会垂怜你们；你们不肯恭顺呢，不只是 不能拥有土地，我还会代表天惩罚你们。现在，赶快去建造你们的族 邑家宅，继续过你们的生活，那新洛邑是个长久的安家之地，把你们 的孩子们也都带上，一起搬迁！”

王日：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 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 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

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 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 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周公这番讲话的目的是要敦促殷人必须全部、尽快地搬迁，不要 有侥幸拖延的想法；同时，他还要安慰人心，告诉他们搬迁的计划不 是集体屠杀的阴谋，所以他强调，四方没有宾服的方国势力还有很多， 没有必要现在就动手杀他们。

周公对上帝的观念也很值得讨论。和兄长武王谈话时，周公频频 谈到上帝，因为武王无法摆脱对上帝的信仰却又对上帝是否保佑自己 缺乏信心。但武王死后，周公和周人的谈话中就较少出现上帝了，必 要时多用含糊的“天”来代指上帝。

在周公看来，源于殷商的上帝概念颇有危险性，商文化里的上帝 不仅残暴,而且难以捉摸。虽然文王曾试图重新定义上帝，但后继无人， 结果武王被上帝概念搞得神魂颠倒。要把上帝和商人文化彻底切割是 很困难的，所以周公认为，应当淡化上帝，尽量少让它出现。

和周人谈话时，周公讲得最多的是“德他在后世的形象是道 德家，谦谦君子，甚至显得迂腐不通世故，应该主要就是从这里来的。 但在对商人布置任务时，周公却又会频频谈及上帝，因为商人笃信上 帝，不用上帝很难震慑他们。有时，周公还会使用露骨的暴力威胁和 利益诱惑，这也是因为商人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些，相反，跟他们讲道 德,则过于玄远，无异于对牛弹琴。当然，这是有紧急任务，换作平时， 对商人宣讲一下道德也无妨。

所以，真实的周公，个性颇为复杂。其一，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 商周易代，深刻了解商人的文化和个性，能在殷都存活下来，自然有 世俗的生存智慧。其二，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宗教理念非 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殷顽民”搬迁后，周人系统而全面地毁灭了殷都，大火之后， 富丽堂皇的商王宫殿只剩下了灰烬和坍塌的成堆夯土，而方圆数公里 内，数十个族邑聚落无一幸存。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片土地沦为荒野， 曾经巨大的城邑永远从人间消失，只剩深埋在地下的墓葬和无数的甲 骨卜辞，以及那些献祭殉人和奠基人牲。

而执行毁灭殷都任务的周人似乎越来越疯狂。在殷商高级墓葬的 墓穴上方，商人通常会建造一座供子孙祭祀逝者的享堂，所以，周人 只要按图索骥，并不难找到。由此，他们挖掘了商王陵区的几乎所有 高级墓葬，连同十几代商王及其夫人的墓穴均遭到毁灭性破坏：被挖 成锅底形状的巨大土坑，直径十几米，深十余米，椁室中的尸体和随 葬品被洗劫一空。这种规模的破坏行为，绝对超出了盗墓贼的能力和

M1001墓穴上面的大型破坏坑平面图8 ：殷墟王陵区所有的大墓, 商王、王后、高级贵族的，都遭到了这种毁灭性破坏

作案条件，它只能是公开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

劫掠和破坏完墓穴之后，这些巨大的盗坑又被周人填埋，重新变 成平地。可见，在将其彻底破坏之后，周人还有意识地要把这里变成 被彻底遗忘之地。

直到三千余年后，第一代考古人在重新发掘这些墓室时才发现， 除了巨大的盗坑之外，遗留的物品已经很少。但幸运的是，他们还 是在一座大坑的填土之中发现了半只被砸断的石刻人偶，而后又在 另一座坑的填土中发现了另一半。这说明，盗坑的挖掘和填埋是同 步进行的。

由此，破坏王陵的行动即使不是周公布置的，至少也得到了他的 默许。商王朝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周人对商朝和历代商王依然又恨 又怕，谁又真的知道他们会不会在天庭中降祸人间，而掘其墓、扬 其尸则可能会切断他们干预人间的途径，况且在商朝的统治下，周 人经历了数十年的恐怖，也背负了巨大的良心之债，捣毁商王陵寝 或许能让他们稍微缓解一些。周公这一代人承受的负担，沉重到无 法载入文字。

至于那些被毁灭的商王陵寝中还可能有些什么奇异的青铜重器， 已经难以想象，但有些劫余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照。比如，某 些次等墓葬中曾出土零星的劫余物品，其中就有近一吨重的“商后母 戊鼎”，由此推理，王陵中应该有更加巨大且精致的青铜器。但在后来， 无论西周、春秋，还是更晚时代的遗存，都没有发现如“商后母戊鼎” 级别的商代重器，也没人描述过它们。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它们去了哪 里，或许周人出于忌讳和厌恶，把这些掘出的青铜随葬品熔化成了铜 锭或者铸造成了其他铜器。

残忍部族的终结

在通往殷墟王宫的大路边，是擅长制陶的刘家庄北商人族邑。如 前所述，这里曾挖掘出铜羸里装有蒸熟人头的M1046墓葬，有大路 边堆满人畜骨骸的祭祀场。但殷商解体之后，刘家庄北聚落呈现的是 一片仓皇景象。

其中的F79是一座贵族住宅，整体呈回字形四合院状，坐北朝 南。整座住宅已被烧毁，散落堆积着坍塌的烧土块。在东小院内（院 落中部偏北），有一深2米的袋状窖穴H2498,本来是储存粟米的粮 窖，但坑底散乱放置了三件刻有铭文的铜礼器，分别是尊二件和瞿一 件，此外，还有陶蜃一件。这几件器物的表面都沾着黑灰土，被红色 烧土块掩埋在坑内。

F79发掘照片

同期，在西大路西侧的F22旁边，也有一座铜器窖藏坑H326, 虽然只有30厘米深，里面却放置了三件铜器，鼎、草、卤各一件,

有的颠倒，有的正放。坑内还有些空间，可能放置了其他财物，但已 经腐朽无存。9

H326平面及剖面图：1.铜提梁卤；

2,铜鼎；3.铜分裆肆

H2498窖穴（俯拍）

上述两座窖藏坑，器物摆放仓促，不像是正规祭祀行为。发掘简 报猜测，考虑到上述窖藏坑年代均属殷墟文化四期偏晚阶段，“如此 多的青铜重器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被打碎、弃置或埋藏，加之此时 的大型建筑被焚毁，这些事件绝非孤立发生，可能与周人灭殷的重大 历史事件有关”。11

此外，2015年，地产开发商在保护区范围擅自施工，竟挖出了 部分金属埋藏物，经考古队抢救性发掘，发现这是一座掩埋大量铅锭 的窖藏坑，编号H25。I?

该坑直径约1.7米，深1米，铅锭在坑底堆积厚度有0.5米。铅 锭都是薄片状，“略呈龟背形”，长度10—70厘米,单片重量5-40公斤o 多数铅锭上都有一个圆孔，可能是为了方便穿绳搬运。坑底先垫了一 层草编席子,然后逐层规范放置铅锭,共有293块,总重量达3404公斤。

H25内铅锭堆放情况

这座铅锭坑紧邻着一座小房子F1,旁边还有其他院落附属建筑。 铅锭可能本来储存在F1之内，最后是主人挖坑把它们掩埋了起来。 从填土中的陶片判断，这座坑属于殷墟晚期。”考虑到铅是铸造青铜 的必需品，刘家庄北聚落虽然不铸铜，但它东边却紧邻殷墟地区最 大的铸铜产业区（苗圃北地），所以刘家庄北的贵族可能会从事铅等 矿产品贸易。本书猜测，应该是殷都迁徙的消息传来时，主人急忙 掩埋了这批铅锭。

当然，在周公组织的殷都搬迁中，像刘家庄北这种被暴力毁灭的 聚落不算多。其他聚落很少有发现仓皇掩埋财物的现象，几乎所有贵 族都带走了私家财物。新城洛邑出现的殷移民聚落和铸铜作坊等也显 示多数搬迁是和平的。

刘家庄北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此地的商人格外地残忍和热衷 人祭，对搬迁命令也最为抵触（甚至还和周军有过小规模冲突），自 感未来并不会受到太好的对待，便纷纷掩埋了自家财物。

洛邑新城的道德演说

营建洛邑的工作由召公爽负责，在这之前，他住在关中主持留守 朝廷。此时，成王可能有十三四岁，已接近亲政的年龄。

三月初，召公赶到洛邑，和周公押解来的殷都移民会合。此时的 洛邑并非一块荒野，因为“三监之乱”平定后，周公在这里部署了一 些监控东方的驻防兵力，所以又名“洛师”。（《尚书•洛诰》）

召公和周公的这次相会颇为重要。此时周公辅政称王已有七年， 平定“三监之乱”也已经过去三年。这段时间里，他主要在东方，很 少和成王在一起。对于周公是否愿意归还大政，外界颇有疑心。但周、 召二人见面后，周公同意在该年从王位退下，交出权力。按照约定， 待洛邑工程完成，成王将在这里举行登基仪式，正式建都洛邑。

其实，此时周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商人的人祭文化。商王朝虽然 终结了，但他们用人牲祭祀、奠基和殉葬的传统并没有终止；而且 武王在位期间还曾举行商式献祭，甚至比商人更变本加厉。人祭是 一种漫长而顽固的风习，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算起，已经延续两 三千年，商朝更是将其吸收到了王朝制度之中。想要根除上千年的 积习，谈何容易。

这次周公与召公的谈话，有些被收入了《尚书•君爽》，其中周 公说得最多的是王朝兴亡更替的教训。他认为，这背后虽都有天-上 帝意志的改变，但唯一能影响天命的因素，是人的“德”，也就是人 处理现实问题的准则。所以，周公说，“天不可信"，人不能奢望去 揣摩天帝的意旨，只需要把世间的义务履行好。

在后世人看来，这属于老生常谈，但周公没有说出来，或者说了 但不能记录下来的，应当是：不能指望靠祭祀讨好天帝和诸神，不仅 周人不能这么做，也要禁绝商人的人祭行为。

当初武王灭商、进入殷都时，曾在纣王的尸首上表演射箭和斩首 仪式，这是翦商大业的一幕经典场景，也是武王采用商人巫术和人祭 礼仪的开端。据屈原《天问》，当时在武王身旁的周公旦曾表示不满， 觉得武王将要重蹈殷商覆辙，周族未来的命运令人叹息：

到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

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如今武王已逝，周公和召公成为新王朝的掌舵人，他们要扭转武 王标定的航向。二人这次密谈达成的共识，很快就在洛阳的建城典礼 上体现了出来：首日，祭祀天帝（郊），用了两头牛；次日，祭祀土 地之神（社），用了牛、羊和猪各一头。这和商人及周武王的献祭作 风完全不同。洛邑新城是殷商移民最集中的地区，在这里举行典礼， 相当于周朝上层给他们现身说法：血腥的人祭宗教应该终结了。15

历时七天的祭祀完成后，营建工程开始，所有殷商移民也都投入 了劳作之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尚书•召诰》）这些殷人还 保留着原有的宗族组织,召公只需做好规划,给殷人各氏族的首领（尹） 发布任务就行，其余工作会由殷人自行组织完成。

周公描述的洛邑城名为“新大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 国洛（《尚书•康诰》）这正和商人称殷都为“大邑商”相对，象征着 它是殷都居民的新家园。“新大邑”分布在渡水的东西两侧，两地相 距数公里：东侧主要是殷商移民居住区，西侧是周王行宫、宗庙以及 周人居住区。在渡水西岸（今洛阳火车东站附近）有一片周人贵族聚 居区，王朝显贵大都在这里建造宅邸。墓区出土铜器中有“太保”铭文， 说明召公爽家族的部分墓地也在这里。但因为洛邑城被覆压在现代洛 阳城之下，目前发掘范围还很有限，尚未发现大规模的宫殿台基。也 可能是洛邑的规划以实用为主，没有太多奢华的工程，也没有城墙。

到下半年，新洛邑基本完成，官方名称为“成周”。有人说，这 名字可能寓意周朝的成就，也可能和成王的尊号有关。与之相对，镐 京（丰镐）被称为“宗周”，因为资历更老一些。岐下的周原则单称 为“周”，是最古老和狭义的周地。

周公先是赶赴镐京向成王报告，并随成王来到成周洛邑。在这座 据说距离上帝最近的城市，成王“加元服”（成人礼），从此开始履行 王的职责：接见在洛邑的商人长老和周朝百官，在各种典礼上频频露 面。周人希望让殷商移民看到新王振作有为的气象，所谓：“有王虽小， 元子哉！”

此后，周公和召公对少年成王又有几番关于王朝兴衰的说教。和 以往不太一样的是，二人的论说里新增了一个“小民”概念，指的是 构成王朝主体的普通农夫和贵族封邑里的农奴。按照周公和召公新发 展的理论，王应当关注小民的生活，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让贵族） 虐待和过度剥夺他们，小民才是王永远获得天命眷顾的基础，所谓：“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 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日：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尚书•召诰》）

到年底，成王在洛邑举行迎接新年的祭祀，奉献给文王和武王各 一头红色的牛（驿牛）。I'看来，周公的新祭祀原则已经成为王朝正 式制度。

但不知为何，成王并没有把洛邑作为真正的首都，不久之后，他 又返回了镐京。和父辈不一样，成王并没有和商人共同生活的经历， 但洛邑的主体居民是商人，这可能会让成王难以适应。结果，武王和 周公谋划的迁都事业并未变成现实。此后，洛邑（洛阳）一直是西周 王朝管理东方的军政中心，其主体是殷商移民，可以组建规模很大的 军队。西周王朝前期，在洛阳可以调动的兵力是“殷八师”，也叫“成 周八师”，每个师兵力数千人；与此相对，在宗周镐京，周人为主的 兵力是“西六师”。

而商人也最终接受了商王朝的终结，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再未试图 复辟。但是，人祭的积习仍难以根除，周公和成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修改历史记忆

周公辅政时期留下的讲话文稿（诰命），几乎都是把商周王朝的 更迭归因于统治者的个人德行，完全没有提及商人的人祭宗教，以 及其崇尚武力和凶暴的文化品格，似乎商人和周人从来没有任何区别。

在《尚书•无逸》中，周公还把君王的在位时间和他们的德行 联系起来，认为越是有德的君王，其享国时间越久，比如，商朝的 高宗（武丁王）在位长达五十九年，周文王在位长达五十年（包括 受命称王之前担任周邦族长的时间）o作为商末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周公不可能不知道商人的血祭文化，但他却从未提及，好像它们根 本不曾存在。

其实，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商人的血祭宗教是被周公终结 的，但周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防止它死 灰复燃。17

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为此，首先必须毁灭殷都， 拆分商人族群，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其次，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 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再次， 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 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

目前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大多是武丁王时期的，属于末代的帝 乙和纣王的数量极少，而且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周”的内容。然而， 从常识推测，自古公亶父以来，周邦和商朝有很多交往，尤其是在 周灭商之前的几年，纣王按理会占卜对付周邦的策略。

所以本书猜测，周公很可能曾派人检查过商朝的甲骨档案，并 销毁了和周有关的一切内容，包括档案库在内的宫殿区也被焚毁和 掩埋，即使三千年后有些甲骨被零星发现，也根本找不到涉及周的 任何内容。

不仅如此，以周公为首的周朝上层还要重构新版本的历史：夏人、 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王朝的更替只是因 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在周公的诰命里，他一遍遍地重复这套新版 的历史解释，终于成为西周官方定论。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在周公辅政时期，周人中已经形成某种明确 的“政治正确”：不能批评商人的宗教文化，更不能记录商人曾经的 血祭行为。在文王和武王期间，周人应该还没有这种忌讳，不然，文 王不会在《诗经•荡》中极度愤怒地控诉殷商王朝的残暴和堕落；而 另一方面，这首诗应该也经过了周公一代人的改造，去掉了关于血祭 的那些最为敏感的内容。

西周建立后，被周朝强制迁徙到各地的商人聚落很多，但它们已 经很少发生用人献祭或奠基的行为，至少难以在考古中发现。比较特 殊的是洛阳，这里是“殷顽民”（最顽固的殷商文化传承者）最集中 的地方。

1974年，洛阳市北窑村发掘出一座西周前期的铸铜作坊，规模 很大，陶质铸范碎块多达数万块，发掘报告指出，“早期居住遗存和 第一期墓葬，出土陶器同殷墟小屯南地晚期陶器异常接近，时代应该 接近殷末，即相当于西周初年”，而且铸范亦显示青铜器造型和纹饰 沿袭了殷墟末期风格，显然是从殷都迁徙而来，甚至就是之前殷都王 宫区以南苗圃北地的大型铸铜作坊。

这座铸铜作坊不仅有来自殷都的铸铜技术，还有商人特色的人祭 行为。比如,编号为F2的就是一座铸造厂房（东西长11.2米,南北宽7.2 米），在它的夯土基址周边，有12座奠基坑呈环状分布，坑内共发现 人骨架七具、马骨架三具以及狗骨架两具；朝东、朝南的两座房门外 也各发现一座祭祀坑，内埋一人和一狗，“奠基所埋的人、兽有活埋 时挣扎之状”。但发掘报告过于简略,没有祭祀坑的详细介绍和平面图， 难以复原当时的细节。

铸铜作坊紧挨着墓葬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M14,有很长且有 直角弯的墓道，其他小墓则分布在它的周围。发掘报告推测，M14墓 主应当是这座作坊的拥有者，但墓穴早已被盗掘一空，连尸骨遗存都 没有，所以无法判断殉葬人的情况。墓道两侧有祭祀坑，分别是两座 马坑、一座羊坑和一座人坑：马坑内各埋有被肢解的马两匹，羊坑内 埋有四只羊，人祭坑内埋有一人。和殷墟相比，祭祀用人已经少得 多了。

1975—197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扩大了对铸铜作坊遗址的发 掘范围，发现了更多的人祭坑和近30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比如， 大型灰坑H249发现人骨架六具，彼此相隔1—2米，呈基本平行的 两排，有的无头颅，有的头被砍下来放在身体一侧，有的两臂曲在胸 前且腿弯曲，“似捆绑状”，有半数的人，或胳膊或腿残缺。

此外，和这些人祭坑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些完整的马、羊、狗 骨架，以及占卜用过的甲骨。发掘报告推测，“每逢开炉浇铸之前很 可能存在有占卜和人祭、牲祭之类的宗教祭祀活动"。这座铸铜作 坊从西周初年开始生产，持续存在半个多世纪，直到大约周穆王时期 才被废弃。

铸造作坊以北200米处，是周人高级贵族公墓区。这些周人贵族 墓虽然规格高，墓穴大，随葬品多，但都没有殉葬人，更没有用人献祭。 此外，这些周人墓葬都是头朝北方，而铸铜作坊的墓葬都是头朝南方， 看来，殷人和周人移民都还各自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即使比邻而 居，也泾渭分明。2。

另一处祭祀场在今河南科技大学的林业职业学院内，有两座残留 灰烬的燎祭坑和37座埋牲祭坑，多数坑内有完整的马或牛或猪骨架， 还有人和马、猪、牛、狗一起埋葬的。报告没有提供人祭数量，从照 片看，可能每座坑内不超过一人。21目前尚未公布更详细的发掘报告， 从人和牲畜混合祭祀的做法来看，与殷墟刘家庄北制陶聚落相似，但 肢解分尸的现象已经比刘家庄北少。

这些“殷顽民”的人祭行为难免会引起成王和周公的注意，根据 周公的“政治正确”原则，这些事情很难被文献记录。为此，周公叔 侄需要发明一套新语汇。

这是年轻的成王首次需要面对的困难。

成王的愤怒

刚刚亲政的成王比较急于走出叔父周公的影响，建立自己的功 业。恰好，山东地区的东夷土著又发生叛乱，核心是“三监之乱” 时期曾活跃的奄国。当地有两个周朝刚分封的诸侯国，分别是周公 长子的鲁国和太公吕尚长子的齐国，朝廷需要为这两个立足未稳的 诸侯提供保护。

于是，年轻的成王便带兵亲征东夷，陪伴在他身边的是母亲邑姜， 而周公可能坐镇镐京后方。有些周臣僚制作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太后 在东夷战争中的活动。在周公辅政和儿子隐居成长的七年里，邑姜一 直静默无闻，但现在，她不仅在意儿子的安全，也牵挂创建齐国的兄 弟（此时吕尚可能已经离世）。

成王亲政第五年，第二次东夷战争结束后，成王和母后东返，途 中经过成周洛阳小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有一位贵族曾获得成王 的接见，之后更是专门制作了一件青铜尊，这就是因“宅兹中国”的 铭文而著称于后世的“何尊”。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 一词的最 早记录，它在当时的意思是“中原之地”。22

何尊及其铭文拓片

返回成周镐京后，成王立刻和周公召集会议，对殷周贵族们发布 了一个讲话，这便是《尚书•多方》。即使周公叔侄刻意控制了情绪， 其中包含的对殷商遗民极为深切的反感和厌恶也还是弥漫在文字之 间。显然，成王此行可能看到了一些让他和周公深为愤怒的现象。

在开篇，周公先向臣僚们转达了成王的话：“向你们四方列国正 式宣告，特别是殷人的君侯、长老和民众，我很严肃地向你们下达 王命，你们不是不知道那改朝换代的伟大天命，也不是忘了恭敬祭 祀……”

到底是殷人的什么行为触怒了成王叔侄，他们却吞吞吐吐地说不 出来，只是诉诸“周公式”的历史说教，说夏朝和商朝的灭亡都是因 为残酷地虐待人民,滥用各种刑罚，诸如“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 “日 钦剿割夏邑”“乃胥惟虐于民” “殄戮多罪”等，故而丧失了天命。而 且，周公这次指责的不是夏桀和商纣这两位末代昏君,而是整个“多士” （贵族阶层）。比如，他批评夏朝的贵族们只会虐待人民，有各种不人 道行径：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 为，大不克开。

后面成王的发言，怨气更大，但也更不知所云。按他的说法，“殷 多士”，也就是殷商贵族们，虽然已经投降周朝且奔走效力五年，但 在自己的家庭和族邑里仍然“不和”“不睦”，用“凶德”统治，“尔 心未爱”（缺乏爱心），不敬重天命，胡作非为。

然后，成王对他们发出凶狠的威胁：“我现在警告你们，再有 下次我就要动武，把你们抓起来，用大刑处死！ 一次不起作用， 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是我们周朝不慈善，是你们自己招来 的报应！”

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尔乃迪屡不 静，尔心未爱。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

图忱于正。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 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 乃惟尔自速辜！

那么，成王叔侄到底是对什么行为如此愤怒？本书认为，应当是 商人群体还残留的人祭、人殉和人奠基等遗风。考虑到成王归途中曾 在洛阳停留，应该是当地殷商移民的人祭行为让他感到无比震惊。

在真正的现场发言中，叔侄二人也许会对“殷多士”直言必须禁 止人祭行为，但在整理笔录文献的时候，人祭却被替换成了 “惟虐”“殄 戮”等相对含糊的字眼，似乎殷商贵族们只是喜欢滥施刑罚而已。从 现实意义看，这种替换的区别并不大，因为商人对人牲、罪犯、俘虏 和奴隶这些概念的区分本身就很模糊。在官方文本的记载中，成王叔 侄看似绕开了商人宗教的话题，但严禁商人以包括宗教在内的名义随 意杀人的立场非常明确。

根据周公确定的“政治正确”，在正式的文献里，他们只能把商 朝的灭亡归因到商纣一人身上，但如今，成王叔侄显然认为殷商遗民 的人祭行为已经不光是商纣能负责的了，有必要对整个商人贵族阶层 予以斥责。在周初的官方文献里，这是非常例外的现象，再考虑《尚 书•多方》毕竟是西周的官方版本，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当时成王叔 侄对殷商遗民发出的威胁应该会更为严厉。

相比商朝，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这类行为已经急剧下降，甚至近 于消亡，这应该和周公叔侄的严厉态度有直接关系。

针对殷人的分封：卫与宋

在周公辅政最后一年，新洛邑建设开工之际，周公旦以王的身份 宣布了册封弟弟周封为卫侯的决定。

新生的卫国将统治旧商朝核心区，都城设在废殷都以南约60公 里的朝歌。虽然殷都已经沦为废墟，居民也搬迁到关中、洛邑和宋国， 但都城之外的商人聚落还有很多。对卫侯周封来说，统治和改造这些 殷商旧民依然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

周公格外地重视卫国的创建，在册封典礼上前后三次对周封训话, 后都被收入《尚书》，分别是《康诰》《酒诰》和《梓材》。

这三篇诰命的文辞有些古奥，但基本精神比较明确，即要求周封 管理好殷商旧民，还要让他们改变陋习，成为新民，为王朝继续赢得 天命：“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在统治方式上，周公要求周封吸收以往商王的成功经验（“往敷 求于殷先哲王”），多向商人长老咨询意见；但是在刑罚上，则要求周 封必须垄断刑罚的权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做主，不管是判处死 刑还是割鼻子或耳朵这类肉刑。

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日制剂人，无或 剥削人。（《尚书•康诰》）

前文已述及，周公和周族上层比较忌讳提及商人的人祭和人奠基 等宗教行为，把它们笼统地归入了非法的刑罚。周公对周封的这一要 求应当也包含要在卫国境内禁止人祭行为一一这已经是划归国君独有 的权力，其他任何人的此类行为都是非法的。

在卫国境内，不仅禁绝人祭宗教的工作量比较大，针对殷商旧人 谋逆行为的镇压力度也很大，所以周公的训话涉及刑罚的内容很多： 要求周封制定刑罚的标准，通过相关的官员发布给民众，殷商刑罚 中有合理性的要保留下来（“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有犯罪 处刑的要按颁布的标准执行，不要再自己另出新意；但如果有自恃 武力抢劫财物和人口以及因抢劫而杀人的，既然他们不怕死，就要 一^概处死。

寇攘奸完，杀越人于货，瞥不畏死，罔弗憨。（《尚书•康诰》）

商人酗酒的风气很盛，不仅墓里随葬成套酒器，文献中也多次记 载商人酗酒问题严重。不过，在重视政治正确的周公口中，商人只是 到纣王时期才染上了这种恶习，之前都非常节制。他告诫周封：“在 我们西土，文王曾经专门教导，只有祭祀的时候才可以喝酒，而且不 能喝醉，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西土之人都没有酗酒的恶习。醉酒误事， 让人丧失礼仪，荒废工作，还变得凶狠、残暴、不怕死；特别是很多 人在一起喝酒，臭气会直达天庭，诸神很不喜欢，而这是商朝灭亡最 主要的原因。”

接着，周公命令周封：“一定要严厉禁酒，如果跟随你去的周人 聚在一起饮酒，你发现以后不要放过，把他们抓起来送到朝廷，我来 处死。如果那些殷商贵族这样喝酒，你不用杀人，教育他们就行了。 你如果不听我的教诲而把卫国搞乱，那也是要受死刑的！”

在册封典礼上，两名王朝官员依次履行给周封授予土地和民众的 仪式，但授予卫国的疆界只列出了南北两个地标，北境的方位不详， 南方到黄河南岸的荥阳一带。此外，还有两小块飞地，一块在宗周镐 京附近，一块在成周洛阳附近，如果周封及后继者去参拜周王，可以 住在自己的京郊领地之内。

授予周封的民众是“殷民七族”，分别是陶氏（陶工）、施氏（旗工）、 繁氏（马缨工）、锚氏（锂刀工或釜工）、樊氏（篱笆工）、饥氏、终 葵氏（椎工）”（《左传•定公四年》），部族名称大都和手工业有关，有制陶、 冶金、车马器等，可能是卫国国君的私人产业。但卫国境内的商人总 数应不止于此。

此外，虽然最后一位商王武庚禄父未得善终，形式上的商王朝也 不复存在，但周公认为仍有必要保留商王室的世系，决定让纣王一位 庶出的兄长微子启继承商朝，都城定在商丘，是为宋国。这里是成汤 王灭夏之前的旧居，如今作为商朝传人之国也比较合适，因此商朝的 王族后裔主要就聚居在宋国。

《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牧野之战后，武王联军驻扎殷郊，微 子启曾主动登门投降示好：“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 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是春秋时期亡国之君请求饶恕的仪式, 商末应该还没有这种礼仪，可能出自后人的虚构。但微子主动向武王 投诚应该是存在的，如前所述，稍后主动到关中投靠并定居的“微史氏” 可能也是微子的家族成员，受微子之命主动到关中做人质。

当然，宋国国君不能再称王，地位比武庚时期也更低，但仍享有 一些特殊的礼遇。比如，在西周朝廷的各种典礼上，宋国国君不需要 和其他诸侯国君一样叩拜周王，时人称为“于周为客” 23,意为做周 朝的客人。这是周王室对商王室后裔的优待。

周公大分封与新华夏

周公需要巩固新征服的东方地区，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控制，还 要实行文化上的改造，铲除商人血祭宗教的遗留，使其彻底同化于周 人的文明。为此，需要把周人派遣到东方，建立一系列诸侯国。

用分封侯国的手段控制遥远地区并不是周人的发明，在商代就已 经有一些深入异族之土的侯国，比如周族人最熟悉的老牛坡的崇侯之 国o这是蛮荒上古时代的技术条件决定的:人口很少,交通通信不发达, 很难用官僚制的地方层级政府管理远方，只能采用武装殖民、世袭统 治的方式，也就是封邦建国的所谓“封建制”。

灭商后不久，周武王就已经分封了一些兄弟到东方建国，如负责 监控殷都的“三监”管叔、蔡叔和霍叔，管叔的封国在今郑州市（管 城区），蔡叔和霍叔的封国不详，但应该也距离殷商核心区不远。

《史记》还记载：式武王）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 于曲阜，曰鲁。封召公爽于燕。”但这似乎不太符合当时的局势，因 为牧野灭殷之后，周人的势力还没有延伸到山东等东夷地区。不过， 另一方面，武王完全有可能对重要的家属成员进行分封，这是部落 社会“战利品分配”习俗的遗风，有其合理性。有学者注意到，鲁 国和燕国最初的封地都在河南，鲁国在鲁山地区，燕国在哪城地区。 看来，这是武王灭商之初能够控制的范围。24

但武王在灭商后一年多就去世了，他规划的很多分封事业还没来 得及实施，然后便是“三监之乱”和周公再度征服东方。因而，册封 诸侯的活动在周公主政时期才真正大规模铺开。

这就是西周初年的“大分封”，周人称之为“封建”：“建”是建 立国家；“封”字的来历有些曲折，它的本意是人工筑起土堆，但当 时尚属草昧时代，诸侯国之间并没有明晰完整的疆界，只是在交通要 道筑起一座大土堆代表国界，所以“封”就是给诸侯划定统治疆域。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候，一位名叫富辰的王室大 臣劝谏周襄王说：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这是“封建” 一词最早的出处，封邦建国之意。武王册封过的管叔绝 嗣，蔡叔和霍叔的后人被周公改封到了别处:蔡国在豫南，霍国在晋南。 而之前被封到河南的鲁国和燕国，周公又重新规划了它们的位置。

周公分封亲属的规模很大，春秋时人曾归纳说，文王的儿子辈（周 公的兄弟们）建立的封国多达十六个:“管、蔡、邮、霍、鲁、卫、毛、 聃、部、雍、曹、滕、毕、原、部、旬B,文之昭也。”其中当然也包 括周公自己的鲁国。但要注意，这里面的管国是武王而不是周公分封 的，而且存在时间很短。之后，武王的儿子建立的封国有四个：“邪、 晋、应、韩，武之穆也”；周公的儿子建立的封国有六个（鲁国之外）： “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但上述还不够全面，那些与王室同宗但亲缘关系稍远一些的封国 没有被列入，比如召公爽的燕国，以及文王伯父仲雍后人的虞国、文 王弟弟家族的虢国等。

除了这些周族的姬姓封国，和周人有传统盟友关系的姜姓族（羌 人）也被分封到了东方，如山东有齐国和纪国，河南有吕国和许国。 另一个和周族有联姻关系的西土部族姑姓戎人，也被分封到了河南地 区，建立了姑姓的南燕国，只是在后来的史书中，它有时会被人混淆 为召公的姬姓燕国。

至于东方原有的、对周朝比较恭顺的土著部族，周朝也会承认他 们的诸侯身份，比如河南地区姒姓的陈国，据说是舜帝的后人，在周 武王崛起的时候投靠了周——武王灭商的军队里的将领陈本可能就来 自陈族。此外，武王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陈族的族长。

周公分封的姬姓诸侯国里，有些会掺杂一些被拆分的商族人：上 述卫康叔获“殷民七族”；周公自己的鲁国则有“殷民六族”，其部族 名称也和手工业有关；燕国都城的贵族墓地分为周人墓区和商人墓区， 显然也有被拆分定居于此的商人。

被分封的各姬姓和姜姓侯国皆设立在新征服的东方地区。因为这 些诸侯国要统治原有的土著部落，所以周公特别强调要尊重他们的风 俗和习惯法：分封周封到卫国，周公叮嘱“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大 原则用周人的，习俗用商人的）；分封武王的幼子周虞到晋国（封地 在晋南的今翼城一带），在周人的传说中，这是夏朝的疆域，当时这 里的主要居民是戎人——周公告诫周虞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大 原则用戎人的，习俗用夏朝的）。

周公辅政时期，最不安定的是山东地区，所以周公自己的鲁国和 太公吕尚的齐国都在山东。这是他们为巩固王朝需要承担的责任。周公 主要在朝廷工作，创立鲁国的工作是他的长子伯禽完成的；吕尚年事已高， 可能分封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创立齐国的工作也主要由他的儿子完成。

此外，召公责的燕国也很遥远，在今北京市境内。看来王朝重臣 的封国都要设在最遥远的前方，这似乎是周公分封的一项原则。

当然，周公等贵族都有不只一个儿子，但幼子一般不会被分封到 外地，而是在京畿获得一块封邑，继承父亲在朝廷的职位。从西周到 春秋，周朝廷里一直有周公、召公、毕公担任大臣，他们大都是始祖 的幼子家族。

从地理方位上看，周公辅政时期分封的这些姬姓和异姓诸侯，就 像是伸向东方的探索触角和控制网络：

一，最近的是和关中毗邻的晋南运城盆地，有晋、韩、耿和霍。 它们依托山地，面对平原，控制着山地的矿产资源、交通孔道和平原 上的农业区；

二，在太行山南麓，东行折而向北，有原、邛、雍、凡、共、卫、 邢和燕。它们一直连接到燕山山脉，镇守着之前殷商王朝的核心地带；

三，在黄河东南侧和洛阳以东，有东虢、帮、昨、杞、宋、戴、曹、 部、毛，并一直延伸到山东地区的齐、鲁、滕、邮和纪。这个方向还 有些异姓的土著族邦，属于嬴、曹、任、风、姻等姓，但经历过西周 初年的几次平叛战争后，已经没有实力对抗周朝，对齐、鲁等周诸侯 也比较恭顺。

四，在河南腹地及淮河北侧的支流上，则有陈、蔡和蒋。它们 控制了东南方的部分夷人地区，为周人继续向东南和西南扩张埋下 了伏笔。

跨族婚姻与民族融合

伴随着周人大分封运动的，是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融合。由此，新 的华夏族逐渐成形。

这和周人传统的“同姓不婚”（族外婚）习俗有直接关系。周人 的“姓”是区别种族血缘的概念，它承认不同的族群血缘有区别，但 又认为各族群是平等的，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互相通婚。

那些被分封到远方的周族姬姓诸侯国的国君和高级贵族，都要从 外国寻找异姓配偶，而低级贵族则多与本国内的异姓贵族通婚。各族 群的贵族由此进入了一张巨大的联姻之网，异姓侯国的上层逐渐被周 人同化，逐渐融入了周朝的政治同盟和文化共同体。他们追求的成功 是获得周天子的册命，与姬姓诸侯嫁娶通婚，甚至在周王朝廷获得一 个官职。由此，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环以陕、晋、冀、鲁部分地区， 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的贵族阶级-周文化共同体。

商族人本来没有“姓”的概念，也不流行族外婚，但被周人征服 后，商族人骄傲的自我意识被彻底打碎，与统治者周族通婚自然是他 们求之不得的优待。周王室以及周公后裔的鲁国，都经常和商王后裔 的宋国通婚。

周王室把商人定为“子”姓，这因循了商人的语言习惯，商王甲 骨卜辞中的“子”原本就是王子之意。按照周人的习俗，商人的族姓 是子，而族姓只能用来称呼女人，所以商族人的女性都称为“某子”， 比如春秋时卫灵公的夫人以及和孔子有过暧昧传闻的南子都来自宋 国。卫国是周王室的姬姓封国，这是周族人和商族人之间的联姻。

其他各种东方族群的“姓二 可能也是周人用近乎随机的方式命 名的。随着西周统治日久以及与周人的通婚，这些族群上层也都接 受了周人给自己的姓以及“同姓不婚”的观念，逐渐进入了周人文 化圈。

新兴的周文化，是西土周族传统文化和商文化的融合：一，它继 承了商人的文字体系，但部分语言习惯来自周族；二，它继承了商人 的“上帝”观念，但又逐渐将其淡化为含义模糊的“天”；三，它严 厉禁止商人的人祭宗教，拉远人和神界的距离，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 间事务；四，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 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进入“正常时代”的西周

西周王朝存续二百七十余年（公元前1046—前771 ）,和殷都的 寿命基本相同。

关于周人灭商和西周开国,还有一些文献资料，如《诗经》的史诗、 《尚书》的诰命和《逸周书》的记事;但开国后的史书记载却非常稀薄, 我们只知道，从武王到末代周幽王，西周一共有过十二位王，但就连 他们的在位时间也大多难以确定。

在文王、武王和周公时期，周人还曾经模仿商王在占卜甲骨上刻 字，但后来却逐渐地不再刻写卜辞。当然，他们还用甲骨来占卜，只 是不再留下卜辞记录，这使我们缺失了很重要的信息来源。

周人显贵大都热衷铸造青铜礼器，有些铜器上会铸造铭文（金 文），记载主人认为重要的事件，最常见的是受到周王的接见，或者 获得王赏赐的贝、车服或者土地、官职，少数会记载主人的某次战功， 或者与其他贵族的诉讼和土地交换。受铜器体量的限制，铭文的篇 幅都不太大，叙事非常简略，因此后人对西周贵族社会的认识只能 是蜻蜓点水。

西周的主要成就是它的诸侯封国在东方发芽成长，北到燕山，南 到淮河，东到山东，西到陇山，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圈。

在周公时代，向远方分封如此众多的诸侯国是一项冒险之举， 这就像是把种子撒向一片未经开垦的土地。在周王朝的荫庇之下， 这些诸侯国基本都存活了下来，但其中哪些能发展壮大，则有很多 未知因素。

王朝重臣（如太公吕尚、周公旦和召公爽）的嫡长子封国，会获 得较多的臣民和领土，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齐国和鲁国在这方面的 表现都不令人意外，但召公的燕国实在过于辽远，在西周朝的多数时 间乃至整个春秋时代，它几乎都是默默无闻，有时甚至还被敌对的土 著族群隔断道路而有上百年和中原音讯不通，它后来在战国时期能够 重新振兴而跻身战国七雄，肯定不是当年所能预料的。

到春秋时期，很多周人诸侯国已经消失，大多被周边邻居甚至自 己的兄弟之国吞并。最先靠兼并膨胀起来的是晋国，最初分封时，它 还只是运城盆地中各姬姓诸侯中的一个，并没有受到格外优待，所以 也没人会预料到它在四百年后的急剧扩张。

周公之后的西周王朝，分封新诸侯的工作仍在进行，但规模已经 不如开国之初。理论上说，每一代周王都会有不只一个王子，除了 继承王位的嫡长子,其他王子也都可能被分封为诸侯，但在承平时代, 被分封到遥远的陌生土地并不是一件美差——关中地区最为富庶和 安全，这里有掌控巨大资源的朝廷以及显贵辐犊的社交场，远胜边 地侯的生活。

西周王朝曾至少三次向南方扩张，把势力推进到淮河南侧及汉江 流域，所以又在淮河和汉江流域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或者把原有 诸侯异地安置，如姜姓的申国，它原在关中，西周末期（宣王时期） 被改封到了南阳地区，《诗经•大雅•程高》记载了宣王此次册封（迁 徙）申国的盛况。

随着周人占据东方日久，其在西部的亲缘部族，也就是姜姓和姬 姓的戎人，也逐渐向东迁徙，在东方诸侯列国间定居下来。他们还保 留着自己的部落组织，虽也有定居农业，但还是畜牧业占比较大。然 而，日渐“文明”和富裕的周人此时已经不太看得起这些粗朴的戎人, 或许是因为古老的亲缘关系，周人东方诸侯大都对其采取一定的容忍， 双方一般能相安无事。

可以这么说，西周一春秋时的中原，开发程度还很低，各诸侯国 的城邑就像散布在荒野中的零星孤岛，有各种土著或东来戎人部族穿 插点缀其间。

在长江以南，考古曾发现一些周商元素混合的西周时期聚落，看来 周人和殷商遗民还曾经结成远征小团体深入江南建立据点。但由于迄今 在史书和金文里未见有过记载，很难判断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而且, 他们并未对南方造成太大影响，很快就消失了，或者被周边土著同化了。

对西周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陕北和晋北，铜器铭文记载，“戎” 人部落时常侵袭关中核心区。战斗中，周军会缴获大量马和马车，但 我们不清楚这些马车是否双轮快速马车，如果是，则代表戎人已有发 达的手工业，身处拥有复杂分工的农业文明；如果还只是低速的货运 大车，则代表他们此时还处于萌生中的游牧文明阶段。另外，周人的 文献也没有提及这些戎人是否属姜姓或姬姓，所以难以判断他们和周 人是否有亲缘关系。

西周社会是典型的身份世袭制，周王任命朝廷高级官员（卿）的 选择范围很小，基本由十几个显赫的家族世代占据着朝廷主要官职。 而且，官职本身并没有薪俸，全靠自家封邑收入，做官只是可以给他 们提供获得更多封邑的机会。各诸侯国内部的权力结构也类似，但规 模要比镐京朝廷小很多倍。

就这样，随着统治阶层的繁衍，周朝特色的贵族制度逐渐得以形 成,其中，最首要的是“宗法”家族制，核心则是嫡长子一系的独尊地位。

一，周朝各姬姓诸侯（被分封的王室亲属）对周王的效忠服从， 是家族兄弟（及其后人）对嫡长兄（及其嫡系后人）的服从。

二，在各诸侯国内部，太子之外的公子被分封为世袭大夫，大夫 再繁衍和分封出“士”。

三，非周族的异姓诸侯和贵族则通过婚姻关系被纳入家族结构中O 周王尊称同姓诸侯国君为“伯父”，称异姓诸侯国君为“伯舅”（当然 必须是曾经和周王室有过联姻关系的），伯代表排序。

这套基于血缘宗法制的贵族等级和封建政治秩序，周人称之为 “礼工 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相应的车马、住宅、衣服、乐器、玉器、 酒器和食器组合，丧礼和随葬品也以此类推。各种典礼仪式上，比如 朝见天子、祭祀和宴会等，入场顺序以及站或坐的位置由相应的等级 身份决定。

典礼可以在不同层次举行，如诸侯国或大夫家，但基本原则一致。 贵族的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也都有各等级的标准规范，几乎所有 礼仪场合都有乐队伴奏，而乐队的规模和演奏的乐曲也都有相应规范。 所以，周人贵族文化又被称为“礼乐文明”。

后世周人认为，这套礼乐文明是由周公创立的，到孔子的儒家学 派出现后，“周公制礼作乐”的观念则更加流行。其实，周公当政时 最关注的是新兴周王朝的各种军政大事，如废除血祭、拆分商人和大 分封等，还来不及注意过于细节的层面，所以礼乐制度实则是在西周 朝逐渐积累和规范起来的，到春秋乃至孔子的时代都还在继续发展。

到西周后期的厉王、宣王和幽王时期，有些高级贵族家族已经在 朝廷中非常活跃。他们在关中拥有封邑，连续数代人担任周朝高官, 和外地诸侯通婚，形成了一张包含各族姓、从京师到各诸侯国的权力 之网。

到周幽王时期，贵族诸侯间的派系之争则更为激化。周幽王试图 疏远那些长期得势的姬姓和姜姓诸侯，利用另外一些诸侯国的力量废 黜了来自姜姓申国的王后以及王后生的太子宜臼，引发了周朝的激烈 内战。随后，北方犬戎部落受邀介入，结果关中和镐京在混战中沦为 废墟，幽王被杀。在晋和郑等诸侯国的支持下，平王宜臼迁都洛阳， 幽王倚重的诸侯则被逐一消灭。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春秋时期，王室权威衰落，中原诸侯 开始摸索新的游戏规则。

注释

1《尚书》的“周初八诰”是《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 士》《多方》。其中《多方》晚一些，已经在周公奉还大政后成王亲政的第五年O

2 如《尚书大传》中举出的“奄君、蒲姑”，是山东部族；《逸周书•作雒解》 记载有“殷东徐、奄及熊盈”;《尚书•大诰序》和《史记•周本纪》有“淮夷”。

3 释文参考杨宽《西周史》，第149页。

4 蔡叔、霍叔的继承人后来都获得了封国，管叔则没有后裔传承。

5《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 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6《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於 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这里说的“相武王” 是错的，当时已经是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称王。《逸周书•作雒解》：“凡所 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九毕方位不详，应 在周人控制严密的西土。这也是秦人先祖嬴姓东夷被迁徙到西部的由来，只 是司马迁写《史记•秦本纪》时已经不了解这段来历，以为秦族一直生息在 西土。

7 如前文所述，武丁的这个真实形象没能流传到周以后的时代，只保留在了甲 骨文里。

8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T001号大墓》,（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

9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 报》，《考古》2009年第7期。

10同上。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 发掘简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发 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10期。有关H25窖藏坑的基本信息及图片皆出 自该简报。

何毓灵：《论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性质》，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 考古研究室主编《三代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

《尚书•君爽》：“周公……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 文王受命。此语大意是，天命有去留，只要我们能信守文王的德行，上天 降给文王的大命就能一直保持下来。

王晖：《周初改制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尚书•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骅牛一，武王骅牛一。” 以往较少有学者注意到人祭记忆被人为抹杀的问题，只有童恩正有过一点猜 测：“在文献中有关殷代人祭的记载，由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史家的有意 隐晦，我们所见的已经不多，但古籍中偶然亦保存了一些痕迹……”参见童 恩正《谈甲骨文“羌”字并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 7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 1983年第5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殷墟时期的 商人墓葬，其实没有固定的朝向，不同的遗址各有其规律。而北窑商周两族 墓葬头向的不同，似乎是两者有意互相立异。

周立、石艳艳：《洛阳西周早期大规模祭祀遗存的发掘》，《中国文物报》 2016年6月17日。

何尊铭文的制作时间是“五祀”，有学者认为这是周公辅政第五年、洛阳刚 刚建成的时间。其实周公营洛邑是在辅政第七年，对此《尚书》有明确记载。 成王亲政后开始重新纪年，何尊和《多方》的五祀都是成王亲政的年份。

《诗经•周颂•有客》：“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皇 武子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

许倬云：《西周史》，第150页。

第二十七章 诸神远去之后

相比于商代，周代考古带给我们的新奇和震撼要少得多，它不再 有毫无征兆而突然崛起的巨大城市，也不再有庞大而用途不详的仓储 设施，当然，更没有了堆积大量尸骨的祭祀场。

曾经漫游黄河南北的水牛、犀牛和亚洲象也迅速消失了，亚热带 风情永远地离开了华北。全新世大暖期的顶峰已过，地球正进入下一 轮冰期的旅程。

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 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诸神远行似乎也带走了一切奇 伟莫测，留给人间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残留着种种传说的巨大废 墟。不过，诸神及其神迹并未消失，只是它们不再返回东亚，而在此 后的美洲大陆上，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将相继繁荣，且伴随着盛大 的人祭仪式以及精美的图画文字、石雕和巍峨的金字塔神庙。

对西周遗址的考古，目前已经发掘的有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周原、 丰镐（宗周）和洛阳（成周）,以及部分诸侯国的都城遗址。西周的 考古成果主要是墓葬，宫殿建筑和生活区遗迹则较少，这可能是因为 后世在丰镐和洛阳也多有城邑建造，比如汉武帝就曾下令在长安西郊 开凿昆明池，对西周基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相对而言，西周遗址中保存较好的是周原，这里有制作骨器和铜 器的作坊遗址以及西周初期的夯土城墙，可以说，周原在整个西周朝 都非常繁华，是周人和殷商遗民贵族聚居区。而当西周突然崩溃，逃 难的贵族只好把家传贵重青铜器埋入地下窖穴，结果，它们在地下一 睡就是2700多年。

西周遗址也更符合后世人观念里的“正常”标准：人死之后，安 静地躺在属于他（她）自己的或大或小的墓穴里，有或多或少的随葬 品陪伴，但不再有为他（她）献祭的大量尸骨。

更严谨一点说，后世人的这种“正常”观念，正是周人开创的。

人殉遗踪

周公主政时期，有着上千年传统的人祭和人奠基习俗迅速地消失 了，只有洛阳的“殷顽民”多顽抗了一两代人的时间。

在周朝的控制范围之外，人祭行为还有星星点点的存在，比如, 有东夷血统的恶来的后人秦族，虽然被周朝几度迁徙，但秦族首领仍 一直顽固地保留着人祭、人殉和人奠基的风习。

与狭义的人祭和人奠基相比，人殉风习更加顽固。西周初年，殷 商遗民的人殉现象虽急剧减少，但还是不绝如缕。考古发现，多处西 周初期墓葬少部分墓内，依然有殉人，大都伴有腰坑殉狗，铜器铭文 也往往有商式族徽或天干名字，典型的商人习俗。所以，有学者认为 这些墓葬属于“殷遗民”。同期的周人墓葬则基本没有殉人和腰坑殉狗, 即使两片墓区紧密相邻，丧葬习俗也截然不同。】

在西周朝，殷商遗民的人殉习俗是逐渐式微的，一直延续了近百 年，但最后还是消亡了。而且，各地商人使用殉人的数量也有差别， 一般而言，被拆分且和周人比邻而居的商人聚落，人殉规模较小；商 人大量聚居的地区（如宋国），以及未经过周朝征服的商人方国（如 史氏薛国），规模则较大。

比如，晋南的天马-曲村遗址（晋国都城2）有一片西周初期中小 型殷商遗民墓地，其中23座埋有殉狗，两座各殉葬一人;河南新村（卫 国）M17中型墓，有一名屈肢殉人，有殉狗，也属于西周初期殷商遗 民墓。

相比而言，在西周诸侯国遗址中，燕国都城琉璃河遗址（位于今 北京房山）墓葬的殉人比例很高。1970年代，对琉璃河遗址的大规 模考古发掘发现，这里的西周早期墓葬分为周和商两个区：周人墓葬 在京广铁路以东的II墓区，共16座，没有殉人；殷商遗民墓葬在京 广铁路以西的I墓区，共18座，殉12人，其中，五座各殉一人，三 座各殉二人，一座车马坑殉一人。经鉴定，这些殉人都是未成年人。 到西周中后期，该墓区已经没有殉人的现象。3

虽说琉璃河墓葬的殉人数量比起殷商时代已经少了很多，但在已 发现的西周诸侯国中还是比较高的，原因何在？这首先涉及本地原有 的风俗习惯。琉璃河遗址有夯土城墙的残留，墙基宽约10米（已被 西周初期墓葬破坏），说明在召公家族被分封到燕国之前，本地已经 存在规模较大的城邑和政权。虽然目前的考古尚未发现古城时期的聚 落和墓葬，但根据稍早一些的北京昌平张营遗址，夏代后期和商代前 期的张营居民中还流行着食人习俗，说明北京-燕国范围曾经存在比 较残酷的文化形态，而且很可能和殷商文化之间有密切关系，只是我 们还不清楚这种文化和商代后期乃至周初的历史如何衔接，但它很可 能延续到了新兴的燕国。

周初的封国中，燕国最为僻远，周王朝的影响力在这里已经比较 弱，所以当时人殉行为还比较突出，但大的趋势仍是殷商遗民被周文 化改造，所以并非殷商遗民墓区都会有殉人，琉璃河墓区的界限和铁 路也不完全重合。比如，1983年在铁路东侧发掘的一片墓区，共发 现西周时期的墓121座，有大中小各级墓葬，还有殉多组车马的坑, 很多伴有殉狗，但都没有殉人。4该墓区可能属于某些较早接受周人 理念的商人族群，但因出土铜器的族徽不太统一，数量也不多，难以 判断这支商人的来历。

再来看关中地区。

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内的西周初期“弓鱼”国墓地，已发掘出数座 规格较高的大墓，其中三座有殉人，都是用一名侍妾随葬男性墓主， 侍妾还有自己的小棺椁和部分随葬品：竹园沟的M3和M7都是只殉 葬了一名侍妾；茹家庄的Ml则殉人较多，不仅墓主和侍妾都有双层 棺椁，还发现殉葬者骨架七具，有四具装在木匣（棺）中，此外，墓 道口上层还有一具被肢解的青年女性尸骨。

该墓地的部分随葬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汉中特征，说明“弓鱼”家 族应该出自汉中，可能是在周文王时期作为周人的同盟部族迁入关中 的。从商代到西周前期，汉中一直有较强的独立性，王朝很难掌控， 再加上这种盟友身份，看来周族在一开始也是只好对它的人殉习俗持 容忍态度。不过进入西周中期后，这里的墓葬就不再有殉人习俗。

在关中盆地西北缘的甘肃灵台县白草坡遗址，有一处西周初期的 “漂伯”墓地，其中，M2填土中埋有殉人一名、殉狗二只，随葬青铜 器有铭文“亚夫”，明显是商式青铜器;M3亦有殉人一名、殉狗一只。 由此，这个“漂伯”可能是被周人册封和迁徙到关中的殷商部族。而 在关中盆地东北缘的陕西省泾阳县高家堡，也有一处西周初期的“戈” 氏贵族墓区，其中两座墓内亦各有一名殉人，且“戈”氏族徽也曾在 殷墟出现，说明他们也是被周人强制迁徙到关中的殷商遗民。

白草坡的漂伯墓区和高家堡的戈氏墓区的文化层堆积都不厚，也 没有发现成规模的城邑和居住区遗址，看来这里原本比较荒凉，只是 到了西周初期才有一些殷商贵族移民携带着祖传青铜器突然迁来，甚 至还有一些部族成员和奴婢，但家境已经远不如商朝时期。特别是戈 氏族墓地，随葬的都是最必要且使用过的青铜器，缺少玉器等奢侈品， 成套器物还被分别葬入了不同的坟墓，显然已属家道中落，只是又要 努力维持着体面而已。漂伯和戈氏墓区的存在时间不长，可能后来他 们又迁走了，原有的人殉风俗也就在颠沛中和周人的压力下逐渐失传。

在各诸侯国中，作为商朝嫡传后裔的宋国比较特殊。

在宋国都城商丘以南数十公里的鹿邑县太清宫镇，有一座两条 墓道的中字形大墓，随葬铜器铭文有“长子口”字样，墓主是一名 六十岁左右男性，棺木下方有腰坑，内殉一狗一人，殉人是一名 四十多岁的男性；此外，南墓道杀祭一人，墓室内南部殉八人，东、 西二层台和东、西棺椁之间各殉一人，能辨认性别的有二男四女， 都是青壮年。5殷墟中期花园庄东M54的墓主是“亚长”,这位“长子口” 可能就是他的后裔。6该墓人殉规模较大，不过，宋国的殉人墓迄今 还只发现这一座。

作为商人的方国遗存，今山东滕州的前掌大遗址比较典型。它属 于殷商末期刚出现的商人“史”氏的薛国，延续至西周前期。前掌大 共发现殉人墓九座，殉人车马坑五座，共殉28人。这些殉人墓和车 马坑，少数属于商代末期，多数属于西周前期。从各种迹象看，西周 王朝建立之初，并未能把统治延伸到史氏薛国，这里的商人也没有主 动挑战周王朝，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又延续了数十年。

史氏和新建立的宋国有联姻关系。M110中的一件铜器有铭文“宋 妇彝史”（宋妇觎，前掌大M110:2）,说明这是史氏为从宋国娶来的夫人 制作的器物：称贵族女性为“妇”（商妇就，《集成》867）,和殷墟甲骨 卜辞的习惯相同；按周人习惯，则应称“宋子”。史氏薛国和宋国都 出自商王族，这是商人族内婚传统的表现。

进入西周后，商人的史氏薛国又存在了三代人，大约六七十年, 然后就彻底消失了。在文献和考古中，史氏薛国彻底消失后，当地土 著的姒姓薛国却重新出现，并存续到春秋晚期，且一直作为鲁国的 附庸，衷心归化于周人文化圈。可能在西周前期的昭王或者穆王时， 周朝帮助姒姓的土著薛国复国，而商人史氏则被周朝强制迁徙，或 者逃亡到了更遥远的东南方，从此永远消失。

以上是殷商遗民在西周初年保留人殉的情况，总体特征仍是减少， 到西周中后期几乎完全消失。

不过，和基于原始宗教向神奉献的人祭与人奠基不同，用人殉葬 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思维，富贵者希望把妻妾和奴婢带到彼岸世界继 续侍奉自己，所以人殉在古代一直不绝如缕，直到清代。7只是稍为 幸运的是，后世的人殉规模已经远不如商代。

人祭记忆的暗流

周公执政时期不仅禁止人祭、人奠基和人殉行为，同时还禁止在 书面文献中提及商人的这些风俗，结果，铲除人祭的记录也和人祭行 为一起消失了，只剩下了地层中那些无法销毁的遗迹。

但是在文字记录之外，人们还有口传的历史记忆，这是朝廷禁令 难以销毁的。可以合理推测，有关商代人祭行为的记忆仍会在周朝的 民间和贵族中私下流传，成为和官方意识形态很不同的暗黑历史记忆。

到春秋中期，商朝灭亡四五百年后，周王室的权威已不复存在， 各诸侯国的自主性空前增加，关于人祭的暗黑记忆也开始浮出地表, 甚至变成个别诸侯国的官方行为。

公元前641年，志大才疏的宋国国君襄公试图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命令帮国去攻打部国。这两个小国均为东夷系，位于今鲁南地区枣庄 市附近。结果，帮国人俘虏了部国国君，并将其献祭给了 “次睢之社”， 即次睢的土地之神。

有学者考证，次睢在今徐州市附近，离商朝后期的丘湾社祀遗址 不远。宋襄公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震慑东夷，使其臣服于宋国，《左 传•僖公十九年》曰：“宋公使郝文公用部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 这里的“用”，为杀祭之意，和殷商甲骨卜辞中大量的“用羌”“用俘” 完全相同。这表明，在春秋列国中，关于商人献祭的细节知识并未完 全失传。

但另一方面，宋襄公的行为在当时也属离经叛道，他的兄长司马 子鱼就说：“在古代，用牲畜祭祀都是不合理的，更何况用人？祭祀 是为了求神保佑人，如果杀人献给神，神会来吃吗？搞人祭的国君会 不得好死的。”

从司马子鱼的话来看，当时的宋国早就已经不用人祭祀了，而且 已经重构了一套“古代”的仁义祭祀模式——在这种版本的叙事中， 商人自然是不用人祭祀的。可以说，宋襄公兄弟二人的言行正是官方 和暗黑两种历史共存的表现。

公元前532年，鲁国也出现了使用人牲的现象。当时掌握鲁国 实权的贵族季平子带兵讨伐莒国后，把俘获的俘虏献祭给了 “亳社”。 莒属于东夷部族，位于今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在周人到来之前，鲁 国都城曲阜曾是商朝在东夷地区的据点，所以建有亳社。

《左传・昭公十年》对此事记载是:“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邺,献俘， 始用人于亳社。”其中的“始”字，说明在季平子之前，被分封到鲁 国的周人一直是用周人方式祭祀亳社，从未有过人祭行为；但到季平 子时，却忽然开始要用商人的方式祭祀。和宋襄公一样，季平子也受 到了当时人的诅咒。一位鲁国贵族说：“周公之灵恐怕再也不会来享 用鲁国的祭祀了，因为周公只接受有道义的后代的祭品。”

公元前531年，楚灵王灭蔡国，用蔡国太子献祭岗山之神，史书 亦记下了楚国贵族申无宇对灵王的批评：“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

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9

这几次人祭事件显示，在春秋中晚期，人祭活动曾在官方层面有 过局部复活。其中，宋为商人之后，楚是南蛮，其复兴人祭或尚可理 解，而鲁国国君（包括季氏）乃是周公后人，复活人祭实在颇不寻常。 从渊源上，当初周人禁绝人祭所采取的“只做不说”的方式，应该也 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没有形成确定的历史结论），随着岁月流逝，后 人很可能对隐秘流传的人祭历史产生了误读。10

当然，春秋的人祭回潮并未成为主流，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战国时期的社会重组和政治变革。由于列国兼并战争的威 胁日渐增加，各国都进行了变法运动，废除贵族制，实行君主集权和 官僚制，国家的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而这需要 官僚机器用理性、功利的方式管理社会，人祭自然属于不可容忍和必 须取缔的行为。

战国初期魏国西门豹治邺的史事，呈现的就是新兴官僚政治和民 间传统文化的碰撞。当时邺县还有“为河伯娶妇”的风俗，本质上是 把少女奉献给漳河水神的人祭行为。邺县在殷墟以北15公里，所以 这种风俗很可能是殷商宗教的残余。到西门豹时代，普通的邺县人已 经不愿为祭祀承担如此高昂的代价，只是苦于无法对抗地方精英“三 老”和女巫联手主导的民间权力结构。为此，时任邺令的西门豹表面 上遵循本地宗教理念，实际却找借口把女巫及其弟子和三老先后投入 了漳河，从此，这里再无人敢复兴人祭宗教。11

其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逐渐兴起，开始提倡仁政和爱人。当 时还有制作陶人俑随葬和埋入祭祀坑的习俗，结果遭到孔子诅咒：“始 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对此的解释是，孔子讨厌这种模拟用人殉 葬的行为，“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和多数人不同， 孔子的职业是整理上古史的学者，他很可能是在晚年破解了商周之际 的一些隐秘往事，担心用陶俑随葬会唤起人们对人祭时代的记忆。

就这样，伴随着商朝的灭亡，人祭宗教亦逐渐消失。不过，商文 明并非只有人祭宗教，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创造汉字和基于 汉文数字的运算体系，完善夏人的青铜技术，引进西来的家马和马拉 战车，都对后来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此外，商人还探索了古 中国的诸多地域，甚至研究过人骨的各种利用方式，但随着商朝覆亡, 这种探索精神和技术狂热也消失了，或者沦为被上层社会漠视的末流 小技，在其后的三千年里一直未能复兴。即便作为商王室传人的宋国， 也未能保留这些特质。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 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 被彻底忘却。

注释

1 韩巍：《西周墓葬的殉人与殉牲》，北京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下文有关西

周初期墓葬的基本信息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文，不再详注。

2 天马一曲村遗址为晋国早期都邑，是邹衡先生于1982年首先提出的。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 1984年第5期。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河南鹿邑县太清宫西周墓的发

掘》，《考古》2000年第9期。

6 参见杨升南《商代的长族：兼说鹿邑“长子口”大墓的墓主》，《中原文物》 2006年第5期。

7 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

8 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

9《左传•昭公十一年》。杜预注：“用太子者，楚杀之为牲，以祭冈山之神。” 10此外，在河南登封王城岗还有一例春秋时期的疑似人祭遗存。一条春秋时期

开挖的壕沟内，有一直径约1.5米的近圆形坑H68,坑底南北两侧分别埋有 一具小猪骨架，北侧猪架上方则是一具呈挣扎状的儿童尸骨。发掘报告认为， 坑中的儿童不像是正常死亡，”是否与祭祀有关，尚待讨论”。参见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 2005)》，上册，第381页；下册，图版120。在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王 城岗就已经有了夯土小城和宫殿，并使用了较多的人奠基，H68灰坑则出现 在龙山古城之后约1500年，规模很小，很可能是民间巫师秘密举行的禳祭，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关于人祭的知识仍在民间悄悄流传。

11《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所作增补。虽然秦汉之后的王朝法律已经不允许 猎俘杀祭，但人祭宗教也曾在民间迁延了较长时间。直到汉魏时期，宋襄公 曾经献祭的“次睢”神社仍存在，又被称为“食人社”；也有祭祀者会花钱 雇穷人充当人牲，祭祀时把人牲捆绑在神社前，如同屠宰的牲畜。不过从文 献记载来看，也许汉魏时的人祭只是程序性表演，而非真正杀人、食人。参 见《续汉书•地理志》注《博物记》曰：“县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 即次睢之社。”《艺文类聚》卷五九引《从征记》：“临沂厚丘间，有次睢里社， 常以人祭，襄公使帮子用部子处。相承雇贫人，命斋洁，祭时缚着社前，如 见牺牲，魏初乃止。”

第二十八章 尾声：周公到孔子

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 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早期）文明与国家由此 产生。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 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 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 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 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 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 我否定与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 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 到今日。

儒家起源与人祭文明

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 像武王周发的惊梦。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 腥献祭，甚至兄长伯邑考的惨死。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 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 同的解脱路径。

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 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 要是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 贵族等级制度。在考古发现商朝的遗址与人祭文化之前，人们对周公 的理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事实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与之 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 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 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 的种种举措。这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 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 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这主要体现在《尚书》的几篇诰命中：

一，淡化商人对“帝”的崇拜。在商朝末期，“帝”已经和商王 身份重叠，商王具有“帝”的神性。但周灭商后，王已经不能身兼“帝” 之名号，对周人来说，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

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原则就是由周公确立的，但从《尚 书》的几篇诰命可以发现：在对殷商遗民讲话（如《多士》）时，周 公会频频引用上帝的命令来威吓和诱导商人，这是因为商人格外信奉 上帝，只能因势利导；但在对周族自己人讲话时，如册命弟弟周封为 卫侯的三篇诰命，周公却极少谈到上帝，尤其是对族人谈论现实和规 划未来时，他从不动用上帝进行论证，更不涉及其他的神灵。这显然 是一种有意识地“敬而远之”，让现实和神界保持距离。从这些迹象看， 周朝人“疏远”上帝或其他诸神的传统的确是由周公奠定的。

二，为减少神界对现实的干预，周公会尽量用“天”的概念来代 替“帝' 因此，上帝发布的命令（“帝命”）变成了含糊的“天命”。

天命的观念在后来的中国一直存在，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缘 起。一‘天"无形无像，无言无行，不容易被赋予拟人化的个性。在《诗 经》里，上帝曾频频给文王下达命令，如命令文王攻打崇国，武王灭 商据说也是来自上帝的意旨，但后世周王已经无法接收神界的具体指 示，所以改称为“天命”后，它变成了一种更为抽象的、近乎隐喻的 道德规训。

当然，周公时代还不可能有科学主义的无神论认知，神界即使被 放置得比较远，也不会和王朝政治完全绝缘。比如，西周的王就被称 为“天子”，也就是天的儿子，而这是连商代甲骨文也没有的词，但 无论怎样，“天”还是过于含糊，周人及其以后的历代王朝从未给“天子” 增加更具体的神性定义与功能。即便秦始皇使用“皇帝”尊号，其直 观用意也是强调自己和六国之王的不同，虽有强调王者尊贵的这一层 神性之意，但也使“帝”落入凡尘，并不比“天子”概念更神秘。

三，周公宣称，王者应当爱民、德治和勤勉，这样才会受到“天 命”青睐，长寿享国；如果王者残暴对待庶民和小人，天命就会转移 到更有德的候选君王身上，从而改朝换代。2

本质上，周公的这样一种政治-道德体系是一种“性善论”的社 会模型，回避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征敛和暴力统治，认为王者的使命是 护佑和教化万民，进而把道德伦理推进到一切人群中。3商朝人对此 则是直言不讳，承认暴力的必要性。

按照周公的理论，夏商周都是根据“天命”建立和更迭的，夏朝 和商朝的多数君王，特别是开国君王，勤政爱民，得到天佑，只是因 为末代的夏桀和商纣道德沦丧，这才天命转移，改朝换代。经过周公 改造，商朝残酷的人祭行为被隐去，由此，周人之前的暴力时代也成 了和周朝同质的德治王朝。

和周公的理论相配套，周人还重新创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历史， 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版历史叙事，更早版本的 商人的“创世记”和上古史则被取代和湮没，未能流传下来。当然， 也可能有某些与周公原则不太冲突的内容被纳入了周人的历史叙事， 但这些已经不易分辨。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公思 想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 需要。这是后人从未堪破的秘密。

周公构建世俗道德体系

对于宗教之于商周两朝的作用，以及之于人的影响，孔子曾有过 一番颇不寻常的总结：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 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

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4 大意是说，殷商统治者尊崇神，要求民众必须敬神，对鬼神的重视程 度超过正常礼俗，对民众的刑罚多于奖赏，多威严而缺少亲和力。这 造成了民众性情躁动不安、争强好胜、缺少羞耻感的缺点。

周朝统治者则推崇世俗的礼仪，对民众比较宽容，虽然敬拜鬼神， 但不让它们干预人间事务，更重视人间的世俗秩序和信用，人间的身 份等级则依据爵位高低有所区别，有亲和力，但缺少威严。这造成了 民众趋利且心计巧诈，善于掩饰欲望和自我包装，心中少有真诚，奸 滑而有欺骗性的缺点。

孔子描绘的殷周之区别，在古代文献里可谓独家，不仅如此，现 代考古学展示的商代文化和孔子的总结也非常一致。

因为周公掐断了神对人间的直接干预，这意味着华夏世界不会再 有主导性宗教，以神的名义颁布的道德律条（如摩西十诫、佛家五戒） 也无从产生，所以周人必须另行寻找一套用于世俗生活的道德原则。 这种世俗道德的原理，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 置上考虑，从而决定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

在《诗经•小雅》中有一首《巧言》：“秩秩大猷，圣人莫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翻译为白话就是，世间的伟大秩序啊，是 古代圣人规划的；别人心里怎么考虑的，我设身处地想一下也就知 道了。

再到春秋晚期，孔子则用了一个字来定义人和人之间的道德标 准，这便是“仁他的学生樊迟问他仁的含义，孔子曰：“爱人。”（《论 语•颜渊》）而实现仁爱的方法，则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 语•卫灵公》）人类的一切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都可以从这八个字 推导出来。所以，孔子从不教育学生们不许杀人，不许偷抢……因为 这都已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里了。

把他人等同于自己来对待，其实是人类固有的（但不是唯一的） 一种思维和基本道德律，在宗教文化中，它可能会被教义遮蔽，却一 直存在。

如何掩盖《易经》的本意

从周公到孔子，包含了西周和春秋，时间跨度五百年。我们很难 断言，这五百年是否足以让华夏彻底忘却殷商时代的真相。

从今天往前倒推五百年，是16世纪初叶，明代中国的嘉靖年间； 1521年，西班牙殖民军攻占阿兹特克帝国，中美洲曾经繁荣的人祭 文明开始萧条，并迅速被欧洲的天主教取代。天主教会曾经系统性地 摧毁中美洲人关于人祭宗教的抄本、神庙与记忆，但当时的殖民亲历 者还是记录下了阿兹特克人祭的诸多细节，一直流传至今。

当然，周朝和最近五百年的世界有很多不可比之处。在没有经典 文本叙事的前提下，零碎的、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很容易走样失真， 以至消亡。上古能进行书写记录和传承的人很少，基本集中在“朝廷” 生态圈内。周文王时代的一些真实片段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 有文本记录，哪怕是在小范围人群中的，甚或长期无人问津的，也会 有被再次发现的机会。

如前文所述，周公销毁了商朝诸多甲骨文记录，也禁止殷周贵族 书写真实的历史。但周公唯一不敢销毁的，是文王留下的《易经》。 这不仅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也因为《易经》是周人对翦商事业（起 步）的记录，里面很可能包含着父亲获得的天机，销毁它也就是对 父亲和诸神的不敬。

周公的办法是对《易经》进行再解释，具体方法则是在文王创作 的卦爻辞后面加上一段象传进行说明。象传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 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履行社会责任的励志 说教，和文王卦爻辞的本意完全不同。5比如，乾卦的象传是“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象传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远比 文王卦爻辞清晰易懂，而且富于积极和励志的色调。

春秋时，有位晋国贵族韩宣子访问鲁国，参观太史官收藏的典 籍，发现其中就有《易象》（应当是《易经》和《象传》的合称）。 韩宣子因此感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 以王也！”这是周公写作《象传》的间接证据。6但另一方面，这 一记载也说明，尽管《易象》保存在鲁国朝廷，但并不太普及，哪 怕是晋国执政的高级贵族也只是首次见到。

到春秋中后期，已经开始有使用《易经》占算的史料记录，而且 还有了其他的卦爻辞版本。比如，有的爻辞里就出现了“千乘” 一词， 7意思是一千辆战车，但在文王的时代，即便商王朝也是很难集中起 一千辆战车的，这只能是春秋时期创造的词。

文王《易经》的内容本就很晦涩，所以春秋时期的贵族用它占算时， 大都已经不知道或者说不再关注它的本意。其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 《易经》中的“贞”字，它的本意是甲骨卜辞中的“占”，但春秋时人 却已经将其误解为“贞正”“贞操”之意了 ： “随，元亨，利贞……弃 位而姣，不可谓贞。”（《左传•襄公九年》）

那么，春秋时期的贵族会忘记《易经》中的文王事迹吗？这是个 令人疑惑的问题，毕竟，这些贵族多是文王和周公的后裔。后世可以 拿来比较的是，明初洪洞大槐树和南京珠矶巷移民的后人也可能已经 不记得先祖当年的具体生活经历，保留至今的多是族谱文本中有记载 的内容。

如前所述，春秋时期有少许恢复人祭行为的个案，这说明五百年 前的风俗记忆仍可以潜流传承。是不是《易经》也造成了某种暗黑记 忆的保存？这背后藏着太多我们无法破解的谜团。

孔子破解周公

鲁国执政者季平子用莒人俘虏献祭的那一年，孔子二十岁，正在

季平子的采邑里从事基层小吏工作，所以，这次人祭在曲阜造成的恐 怖传闻，肯定会对孔子有所影响。

孔子虽是鲁国人，但他的先祖出自宋国国君家族，所以他是商人 后裔。而当孔子从事文献整理与学术工作后，他的身份自然会让他对 商周之际的历史产生很大兴趣。

在《论语》和《礼记》里，孔子经常比较殷、周乃至夏三代的文 化制度异同，类似什么“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等。（《礼记•明堂位》） 当然，这些比较的结果自然是，商周制度大同小异。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 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孔子还说：“周监（鉴）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侑》）这都和周公奠定的官方历史论调完全相同。

但是，前述孔子关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 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的描述，却 又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绝无仅有的，不仅不符合周朝官方的政治正确， 而且孔子的信息来源也是个谜。

我们至少知道的是，在孔子的春秋时代，上述“殷人”的特征早 已经消失。宋国是商王族的继承者，但宋国上层已被周人完全同化， 有时固然争强好胜，但主要还是为面子，或者说是周人文化里的“贵 族精神”，绝对不是为了利益的“胜而无耻，

以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的宋襄公为例，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和楚国的 “泓之战”。宋襄公风格甚高，不肯攻击正在渡河及未成列的楚国军队， 结果惨败，受伤而死，而且死前还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阐述道义是 战争的首要原则：“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可见，宋襄公 绝对不是“无耻”，而是耻感过分发达。至于崇拜鬼神的程度，宋国 人也不比春秋列国更严重。

但前述孔子关于商周文化之别的评价显示，即便是在周公五百年 之后，应该也还存在着碎片化的关于商朝的真实历史记忆。考虑到孔 子是专职搜集历史文献的学者，待他收集起足够多的关于商朝的碎片 化知识后，是有可能逐渐拼合出一些“非官方”版本的真实历史的。

其实，这在《论语》里有些迹象。

在周公版的历史中，商人从没有过残忍的人祭宗教，商朝的灭亡 只是因为纣王-帝辛个人的道德堕落，但孔子的学生子贡却试图为纣 王“翻案”：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 归焉。（《论语•子张》）

大意是说，纣王的恶行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过分，这就像是一个地 方被当成了垃圾场，人们就专门往那里丢垃圾，纣王的形象也是被这 样堆积出来的。

在《论语》中，这段话是和子贡为晚年孔子辩护的几段话放在 一起的。子贡是孔子晚年最信赖的学生，孔门十哲之一，复姓端木， 殷商旧地卫国人，所以很可能也是商人后裔。这么说来，他和孔子 可能有遥远的同族亲缘。据此，这师徒二人显然交流过一些官方版 之外的商代秘史。子贡这段话被载入《论语》，说明编辑《论语》的 孔门弟子认可其权威性。

而孔子很可能就是从《易经》开始探索真实的商代的。从可靠的 文献史料看，孔子平生从不关注“算命”问题，也从未给自己或别人 占算过命运，不管是用甲骨还是易卦。孔子最常谈论的是诗、书、礼、 乐，但他几乎从未对《易经》发表过评论。

然而，到了晚年，孔子却突然对《易经》产生了兴趣，他说：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论语•述而》里的这则记载很可靠，但具体含义有争议。有人将其 解读为：“我如果能多活几年，比如五年或十年，用来学习《易经》, 就不会有大错误了！”或者：“如果这几年我能重新再来一次，我会 从五十岁开始学习《易经》，也就不会有大错误了！”

不管是哪种解释，这都是孔子晚年才会有的感慨。《史记》与此 相关的记载是，孔子晚年频繁地研读《易经》，结果编竹简的皮条磨 损严重，经常断裂，所谓“韦编三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 绝。日：“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

《礼记•礼运》还记载，孔子曾对弟子言偃（子游）说：

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为之做“正义”的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这部《坤乾》是殷商（宋） 人版本的易卦占算书，“谓得殷家阴阳之书也”，它的坤卦排在乾卦前 面，和《易经》相反，所以称为《坤乾》。

这个说法已经难以验证，但在此之前，孔子肯定有机会读到文王 的《易经》。如前所述，韩宣子访问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 与鲁《春秋》'，而孔子离开鲁国去宋国，发生在他五十七岁这年，也 就是说，从五十岁到五十六岁期间，他一直身处鲁国高层，完全有条 件读到官方收藏的周公注解版《易经》。

作为周公后人，鲁国人对《易经》的理解可能非常阳光，完全沿 用周公《象辞》的曲解，从而使孔子没有意识到它的史料价值。但当 在宋国得到《坤乾》时，孔子却可能会获悉某些保存于《易经》中的 真实的商周之际历史，毕竟，作为商人后裔的宋国最有可能保存这种 暗黑记忆。

司马迁认为，《易传》里的《系辞》是孔子所作。其实，这应当 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观点。《系辞》对《易经》（文王卦爻辞）的来 历有个推测，认为它是殷商末期周族兴起时的产物，内容主要是周文 王和商纣王交往的事件，所以充满了危机之辞，所谓：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 事邪？是故其辞危。

此外，《系辞》还认为《易经》的作者充满了忧患之情：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这种理解已经很接近真实的文王时期，而和周公的《象辞》很不 一致，说明五十七岁之后的孔子已发掘出越来越多当年被周公隐藏的 真相（商朝的血祭文化）。但是，孔子没有继续点破真相，而是频繁 地翻检《易经》，以至“韦编三绝”。或许，孔子正是想从隐晦而杂乱 的文王卦爻辞中复原出尽可能多的内容。

今天的我们对商代的有效知识主要来自出土的遗址和甲骨文，而 这只是商代极为有限的局部片段，犹如管中窥豹；而孔子通过收集当 时的口述史与文献（孔子能见到的文献要比今天多得多）也同样可以 建立起一部分有效知识。因此，孔子对商代的认知和现代人的认知应 当存在一些交集，但也会有互不重合的部分。

可以合理推测，孔子应该就是在逐渐认知真实商朝文化的过程 中，更加理解了周公当年为何一定要埋葬商朝的真历史而重构一套夏 商史。

孔子是商王族后裔，他应该会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的机会，还 替他们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记忆，让子孙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周公的 这些宽容而伟大的事迹，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又终被孔子再次破译。 这或许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

孔子甚至常常梦到周公，而周公本以为武王解梦著称。只有到临 终前，孔子才感慨很难梦到周公了 ：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孔子梦周公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 理解，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虚假，但将其放在真实的商 周之际的历史背景中就好理解了 ：越是接近商文化的残酷真相，孔子 就越是对周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激。换句话说，从民族间的征服与杀 戮走向和解与融合，孔子是受益者，也是这段隐秘史的破译者。他有 太多想说又不能明说的，只能在梦中倾诉。

附录：孔子晚年编辑“六经”

孔子晚年最重大的工作，是编辑儒家经典“六经”。

这是按照周公精神对历史文献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整理。 “六经”成书后，从上古到孔子时代的历史叙事的权威版本就此诞生， 也标志着周公开创新华夏、埋葬旧华夏的工作得以正式完成。而孔子 则以此向周公致敬，并参与、发展了周公的事业。

本书目的之一是再现夏商周更迭的历史，所以使用了 “六经”中 的很多史料素材，但也对有些史料进行了辨析，指出其不可靠或刻意 作伪之处。

“六经”具体是指《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易经》《春秋》。 其中，《诗经》《尚书》《易经》包含大量商周易代时期的史料。在“六 经”成书之前，社会上传抄流行的主要是单篇文章，真伪混杂，质量 良莠不齐。为此，孔子选择了最可信且符合周公精神的汇编成书，而 不符合这两点的篇章就逐渐失传了。

《诗经》记载了周族从姜嫄、后稷以来的多篇史诗，包括周族早 期历史、文王确立翦商大计、武王的灭商战争、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以 及对商文化的改造等，属于经过周公修订的官方正式版本。

孔子继承周公事业的用心，则主要表现在他对《尚书》的编辑 和选裁上。

书是文献之意，《尚书》就是古代的文献。按时间顺序，《尚书》 分为《虞书》（尧舜禹时期）、《夏书》、《商书》和《周书》。在收入“六 经”之前，《尚书》中各篇都是单行本，基本规律是越古老的越不可信， 内容大都是西周及之后的人按照周公重写上古历史的精神，虚构了尧 舜禹和夏商时期的很多帝王故事和讲话稿，基本是周公式的道德说教， 不具备史料价值。当然，也会有个别真正的商代文献，比如盘庚迁都 的讲话稿，内容上和周公精神抵触不大，或者已经被周公授意删削过， 所以保留了下来。总之，这些真真假假的篇章被孔子分别收入了《尚书》 的《虞书》《夏书》和《商书》部分。

而《周书》部分，则多数是周朝的官方文献，作伪的成分较少， 而且肯定符合周公精神，所以在整部《尚书》里，商末周初这部分占 的比重最大。

以上是孔子认为符合周公精神、被收入《尚书》的文稿。此外， 在西周朝，还有人写了一些关于商周之际的历史篇章，他们显然部分 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但并不完全遵循周公精神，所以和周公版文献 很不一样。比如，有些文稿记载，灭商之前的武王生活在对商朝的恐 惧之中，经常夜不成寐，需要周公的宽慰，但里面记载的周公的长篇 大论有明显的虚构成分，因为兄弟二人的深夜谈话不可能被如实记录 下来。还有的文稿记载了武王灭商后曾大量屠杀商人俘虏进行献祭, 但关于人祭过程的描写不仅完全符合殷墟甲骨卜辞的记录，而且比卜 辞更细致，这显然也不符合周公精神。

这些稍有违背周公精神的历史篇章，并没有被孔子收录进《尚 书》，但经过孔门的汇集、抄写和校勘，也形成了一个汇编本，被命 名为《逸周书》，意思是“未能收入《尚书•周书》的文献”。开始的 时候，《逸周书》可能只保存在孔门内部，只有少数弟子说得清这部 离经叛道的书的来历。而到了战国之后，真正的商代历史已经被彻底 遗忘，以“六经”为代表的周公版历史成了唯一的存在，所以《逸周 书》虽然没有失传，但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处境一直比较尴尬， 不太受学者重视。只有到现代考古学诞生和商代遗址发掘后，人们这 才发现，它的有些内容居然很符合商文化的本来面貌。

至于《易经》，孔子虽然很精准地选择了文王而非春秋时流行的 其他版本（如本书所述，文王的《易经》隐含的商末往事很多，周公 的《象辞》其实是对文王原意的掩盖和曲解），但却继续奉行周公的 原则，在给弟子讲授《易经》时，尽量避开商末的真实历史，重点从 《易经》文本引申出宇宙秩序和社会伦理。这些讲授被他的学生整理 成《文言》《系辞》《说卦》《序卦》等篇章，与周公《象传》合编在 一起，被称为《易传》（对《易经》的解释）。8文王的《易经》和之 后的《易传》,则被后人合称为《周易》。因此，要还原文王时代的历史， 必须研究文王《易经》本身，而非《易传》，这样才能避免周公和孔 子刻意制造的误导。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周王室早已丧失权威，诸侯列国并不真 正关心所谓文化建设或王朝合法性问题，编辑“六经”可以说完全是 孔子个人的追求，但此举确实继承了周公的事业，实现了周公的目的： 掩埋真正的商文化，用重构的道德历史建构华夏文明起源。

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孔子则把这 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形成盖棺定论的“六经”经典，传递给后世: 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如此，再无其他。

当然，孔子编辑“六经”的作用不止于此，其中还保存了从西周 创立直到孔子时代的文化成果,这就是周人贵族社会的诗歌（《诗经》）、 礼俗（《仪礼》）和历史（《春秋》）。

可以说，“六经”是截至孔子时代的符合周公精神的华夏世界社 会历史知识的总集，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基石，也是传统时代的人们了 解商周及更早时代的几乎唯一信息源。换句话说，“六经”决定了华 夏新文明独有的内核与特质，是华夏新文明的源代码。孔子时代尚还 保留着一些关于真实商文化的口传记忆，但到战国初年，伴随着各国 的变法运动，贵族社会逐渐瓦解，新的集权君主制和官僚制国家机器 建立了起来，而在这巨大的社会动荡和重组中，即便稍有文化的人也 都只能忙于适应大变革，无人会留心渺茫的上古历史传说。就这样， 有关商文化的残余记忆终于彻底失传。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还曾先后出现道、墨、法、名、兵等学派， 但它们所拥有的古典知识根本无法和儒家相提并论，何况其对上古历 史的认识也只能来自儒家“六经”，因此，即使对儒家理论有所不满， 也无法脱离儒家知识走太远。

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 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 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 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周公和孔子的努力维持了两三千年，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挖出夏、

商遗址，被“六经”等古文献掩盖和误读的历史真实，才得到重新诠 释与复原。

我们被考古学改变的认知，不只是夏商。

注释

1 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另， 在《尚书•盘庚》中，盘庚的发言中也有“天命”，但陈梦家认为，“商人称‘帝 命’，无作天命者，天命乃周人之说法……此亦战国宋人之拟作”。参见陈梦 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第207页。本书认为，《盘庚》中的“天 命”可能有西周之后的改动，但该文主体仍是盘庚时代的作品。

2 周公这方面的理论主张在《尚书•无逸》篇中体现较多。

3 按后世孔孟儒家的学说，能够完成这种角色的王者，就是“圣人”。在周公 时代的文献中，“圣”字出现得还不多，在《尚书•多方》篇中，成王云“惟 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但其含义较模糊。

4《礼记•表记》。这里区分了鬼和神，鬼指死者（先祖）的魂灵，神指上帝等 至高神或自然神。

5 “象传”分大、小两种，解释卦辞的是“大象传”，解释爻辞的是“小象传”。此外， 还有一种解释卦辞的“彖传”很可能也是周公所作。

6《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访问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 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关于《易 传•象传》的作者,史书有不同说法,《史记》认为是孔子所作。参见李学勤《周 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7 秦国占卜师卜徒父说:“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 乃大吉也！ ”这里引用的卦爻辞不属于文王《易经》。参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8《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为《易经》撰写了很多种注解，所谓《十翼》 或《易传》。但司马迁这个说法有些问题，因为《十翼》并不都是孔子所写， 如《象传》和《彖传》可能是周公作品。其他篇章里常出现“子曰”，孔子 自己肯定不会这样写，它们应当是孔门弟子编写的。《周易》经传的详细知识， 可参考廖明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这本书的内容，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甚至不适。不过，从 “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它也有很多年的酝酿过程，以及幸运的环境。

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为，但关于人祭 的消亡，用心探究过的人还不多，可能大都默认它伴随着历史的“进 化”历程而自然淡出了吧。这方面我有点幸运，能接触到一些较前沿 的专业知识：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文科实验班，当时和历史系的 两位同学交流得比较多，一位是和我同级的韩魏兄，一位是高一级的 林鹄兄，他们都是先秦史方向，后来拿的也是考古学的学位。韩巍的 硕士论文是关于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丧葬习俗的，里面提到当时的殷 商遗民还保留着“腰坑殉狗”及殉人的传统，跟同时的周人墓葬截然 不同。那时我常听韩巍聊起这些，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认知：商文 化与周文化很不一样。由此推论下来，商人的人祭习俗，也应当是在 周朝的大环境里被禁绝的。林鹄兄的硕士论文则是关于周人的族姓观 念的，他认为，商人等东方族群本来没有族姓，周人灭商之后才赋予 了他们族姓，这个观点我也用到了本书中。所以，本书的很多缘起可 以追溯到本世纪初。

后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我本想进入上古史领域， 不过最终毕业论文的题目选的却是中古史，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南北战 争，因此告别了上古史若干年。到2012年夏，毕业论文已经完成， 又想起了昔日关注的上古史的很多问题。有一次，和研究生同窗、对 摄影和影视造诣较深的曲直兄聊天时，又说起了商代人祭，他便推荐 我去看梅尔•吉布森的《启示》（2006）, 一部关于阿兹特克文明的人 祭题材的电影。我看了之后的感觉是，和商朝的考古有许多呼应之处， 而且电影还提供了直观的视听效果，让我似乎看到了商纣王、周文王 时代那些活生生的画面。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很重要，它让殷墟人 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复活起来，所以我那时便准备动手写一篇文章， 这便是后来的《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很巧的是，当时林鹄兄和我住得很近，他那时已拿到芝加哥大学 的人类学博士学位（西方的考古学属于人类学），正在清华大学历史 系做博士后。所以，那个夏天我们又能常在一起聊了。有一次，我们 一起骑车去韩巍在蔚秀园的家，在颐和园路上又聊起了商周变迁，惊 奇地发现我们居然想到一起了，都猜测周公在废除人祭的历史转折上 有关键作用。当天，林鹄兄便把他的一篇与此相关的会议报告发给了 我，其中考古部分的内容被我用到了《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中。 这篇文章发在2012年的《读库》第5期。

回想起来，我能进入这个领域，受惠于韩巍和林鹄之处颇多。

博士毕业后，我到新疆大学工作，其间几度想把《周灭商与华夏 新生》一文写成专书，因为我想写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书，展 现中国历史这条巨流之河如何从远古汇聚、奔涌而下，而用新石器到 商周之变做开篇最合适——从头写下来，也免去了每次交代历史背景 的麻烦。我曾写过孔子,写过刘寄奴刘裕，也都算是这个系列中的部分。

按我最初的计划，写上古，就不能再局限于商周之际，要从新石 器开始，把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全过程，以及人祭宗教的来龙去脉都 写出来。这意味着考古学的内容会占一大半，难度很大，毕竟进入一 个新领域需要时间成本，像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先贤“触类旁通” 的学科拓荒时代早已过去，现代学术的数量积累已经很大，学者的研 究方向也都变得深而窄，学术生涯大都只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生发、 拓展，进而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换句话说，到中晚年又另起炉灶、 做大跨度跳跃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我曾几度尝试，只感到无暇亦 无力再进入新石器与夏商的考古世界。不过，当时也形成了少量文字 积累，如本书中关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一章。

到2019年春，韩巍赠了我一系列多年收集的考古报告与上古文 献。而在这年，我对《周易》也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其中有大量的周 文王个人经历的记录，于是便再度萌生了书写上古史的念头。2020 年疫情初起时，我辞去教职，获得了自由时间，先在安阳、洛阳小住 过一段时间，看过殷墟和二里头遗址后，搬进了成都郊外的一处租住 房屋，再次进入了新石器和上古世界。

我喜欢一个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游历，让自己融入未曾见识的风 光之中。在进入成堆的考古报告之前，我也曾想象，那会是一趟去往 原始时代的新奇旅行，但未曾料到，探究人祭之源会如此令人压抑。 我搞过战争史，史书中固然充满战争、死亡，但文字过滤掉了感性直 观的认知，很难让人产生“代人感”。而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尝试 还原人祭杀戮现场，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 承受。

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那时也经常问自己，用一辈子里这么长一段时间，搞这种阴沉苦 闷的工作，值得吗？无奈中也安慰自己：写史写到这种状态，怕也是 一种难得的经历……

仅凭千载之后的残骨照片、发掘线图和文字描述，做一点设身处

地的想象，就已经如此不堪重负，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又会如何？

所以，最后统稿时，我拿掉了基本成形的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部分, 只用了一章做简短介绍，不然，全书会更漫长和压抑，我可能无法坚 持到最后。

如果是讨论上古时代的人的衣食住行，比如住的房子、使用的器 物、种植的庄稼，会觉得他们和我们现代人差别不大；但如果是探究 人祭问题，我总觉得无法理解他们，看得越多，就越是感觉陌生。因此， 关于人祭宗教的起源，以及早商时期人祭规模突然增加的根源，本书 尝试做出的解释注定是粗疏而平庸的，这种宗教的信奉者如果有机会 发言，应该能提供更高明的说法。

进入人祭的领域后，我最关注的，其实是哪些古人群没有人祭遗 存，或者比较少。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也 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证据也许还不 算多，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

我曾长期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孔子对商周之变是否知情。之前十 余年里，我写过两个版本的孔子传记，都曾重点讨论孔子编辑的“六 经”及其反映的上古社会，但彼时尚未找到关于人祭记忆的证据，总 有难以言表的遗憾。而这次，经过对《周易》的解读，我逐渐推测到， 孔子晚年应当是接触到了商周之际的部分历史真相，儒家“六经”也 和后世惯常的认知很不一样。这是我之前很难想象的历史维度。

本书利用了较多考古学领域的发掘成果，应当对考古人的工作致 谢。除了本书正文中引用的报告和著作，不能不提及考古学大家严文 明先生：他不仅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独到的观察，如邯郸涧 沟遗址的头盖骨剥皮现象、新沂花厅遗址的族群征服与人殉等，而且 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尤为深刻一一从“大两河”（长江和黄河两大 流域）文化互动的过程来观察中国早期文明的萌生。这要比文明起源 的“中原中心论”或“多元论”更为深入。本书虽然未收录新石器时 代部分，但关于夏朝一二里头稻作为主的讨论，也有受严文明先生启 发之处。稻作农业在华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文明的 关系，可能会是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学术问题。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压抑，但回首再看的话，通过大量考古发掘 报告，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一次鸟瞰式的巡览，也是颇为难 得的经历。如果说有什么宏观的感受，那就是：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重 要特点是体量太大，这是黄河、长江流域及周边的宜农地理环境决定 的；但地理也决定了古中国比较封闭，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 缺少参照物，独自“摸黑走路”的过程有点漫长。换句话说，要想从 那个时代走出来，主要靠文明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话，付出的代价会格 外大。

在本书写作期间，应该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旧交杜 波兄，在我移家成都后提供了很多帮助。昔日老杜入蜀为客，今日老 杜蓉城作主，皆令人感喟唏嘘。研究生时的同窗、陕西师范大学的牛 敬飞兄，为我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诸多帮助。2020年初，我有缘探 访周原遗址，包括深锁在红砖院墙中的“文王大宅”基址，彼时就投 宿在牛敬飞兄家中。带我观摩周原遗址的，还有陕师大的王向辉兄。 春寒雨雪时节，在牛兄书房纵论商周旧事，切磋上古学问，是写作期 间一掬难得的开心，也让我想起钱钱锤书先生的一句话：“大抵学问 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还有很多曾经帮助我的师友，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我最大 的支持，其实是心理上的，让我意识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这世界 上还有别的东西。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始于一页，抵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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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带有界碑性质——作者攀爬到了该研究领域的顶端，还将是同类研究和写作绕 不过去的作品。同时，它还设立了一个出发点：凡对古典中国思想、信仰、伦理、 心态、风俗，以及军事、政治、制度、规则有兴趣的研究者或普通读者，可以先从 这本书开始你的探索。该部作品还是过往几十年社会承平和财富积累的结晶，让我 们再次进入幽暗的历史通道前，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它将予我们 鼓励，认识自己，直面未来。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数学家的逻辑，还要文学家的想象。由此观之，李硕的 《翦商》，宏大处堂堂正正，细微处绵绵实实：详述了人祭现象在早期华夏文明的 出现和消失，以及为什么“武王克商〃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文 明形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因此，我愿意以"商周变革"来归纳李硕的洞见：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这场变革比两千年后的唐宋变革的意义更深、更远！

--杨斌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

国之大事，在祀1与戎。作者以流畅的文字和专业的视野，从人祭开始，讲述了商朝 的祭祀与战争为何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及殷周之变是如何发生的。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王国维之后，商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而李硕则把这一重要 性，形象生动地描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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