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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博尔赫斯小说集》》 · [阿根廷]博尔赫斯 · 202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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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的日期无关宏旨。我们只要记住我是1899年从我家乡圣菲省来的。我一直没有回去过;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已经习惯于这个城市,正如人们习惯于自己的身体或者一种老毛病那样。我不太在乎地预见到自己快死了;因此我得克制离题的脾气,赶紧讲事情的经过。

岁月不能改变我们的本质,如果我们有本质的话;促使我一晚去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冲动,正是最初踏进《最后一点钟报》编辑部的冲动。对于一个外省的穷青年来说,记者的职业有点浪漫,正如首都的穷青年认为当一个高乔或者小庄园的雇工会很浪漫一样。当初我想当新闻记者并不感到惭愧,现在却觉得单调乏味。我记得我的同事费尔南德斯·伊拉拉说过,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很快就被人忘掉,他的愿望是写传世之作。他已经雕琢(这是通用的动词)出一些完美的十四行诗,后来略加修润,收在《大理石雕》的集子里出版了。

我记不清第一次是怎么听说代表大会的。也许是出纳付给我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下午,我为了庆祝布宜诺斯艾利斯接纳了我,邀请伊拉拉一起去吃晚饭。他谢绝了,说是不能不参加代表大会。我立即领会到他谈的不是坐落在一条西班牙人集居的街道尽头的、有圆拱顶的漂亮的建筑,而是某些更秘密、更重要的事情。人们谈论代表大会时,有的带着明显的讽刺口吻,有的压低了声音,有的显得惊恐或好奇;但我相信大家都一无所知。过了几个星期六之后,伊拉拉邀我同去。他对我说已经办好了必要的手续。

那是晚上十来点钟。伊拉拉在电车里告诉我,预备会议一般在星期六举行,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也许被我的名字打动,批准了申请。我们走进加斯咖啡馆。大会代表大概有十五或二十个,围坐在一张长桌前;我记不清有没有主席台,后来回忆好像有。反正我立即认出了我从未见过的主席。堂亚历山大是个上了年纪的、道貌岸然的人,前额宽阔,灰色眼睛,红胡子已夹有银白。他老是穿深色的长礼服,常常两手交叠搁在拐杖柄上。他身材高大壮实。左边是个年纪比他轻许多的男人,头发也是红色;红得像火,而格伦科埃先生的胡子却叫人联想起秋天的枫叶。右边是个长脸的小伙子,额头低得出奇,衣着像是花花公子。大家都要了咖啡,有几个要了艾酒。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位妇女在座,在许多男人中间分外突出。长桌另一头有个十来岁的男孩,穿着水手服,过不多久就睡着了。还有一位新教牧师,两个显而易见的犹太人,一个黑人(他像街角上扎堆的闲人那样,脖子围着丝巾,衣服紧裹着身体)。黑人和小孩面前是两杯牛奶可可。其余的人给我印象不深,只记得一位马塞洛·德尔马索先生,特别客气,谈吐文雅,可是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我保存着一次会议的照片,拍摄得模糊不清,不准备公布,因为当时的服装、长头发和胡子给与会者一种戏谑的甚至寒酸的神情,使当时的场面显得虚假。任何团体都有创造自己的方言与规矩的倾向;代表大会(它一直给我某种梦幻似的感觉)似乎希望代表们不必急于了解大会的宗旨,甚至不必急于知道同仁的姓名。我很快就明白,我的职责是别提问题,我避免向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打听,因为问他也不会回答。我每星期六都出席,过了一两个月就懂得规矩了。从第二次会议开始,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南方铁路公司的工程师,名叫唐纳德·雷恩,后来他教我英语。

堂亚历山大沉默寡言;代表们发言时脸并不对着他,不过我觉得是说给他听的,希望得到他赞同。他只要缓缓做个手势,讨论的题目立刻就改变。我逐渐发现,他左边那个红头发的人名字很怪,叫特威尔。我还记得他脆弱的模样,那是某些身材非常高的人的特点,仿佛他们的高度使他们头晕,便成了弯腰曲背。我记得他手里常常玩弄一个铜的罗盘,有时往桌上一放。1914年底,他在一个爱尔兰团队当步兵阵亡。老是坐在右边的是前额很低的小伙子,主席的外甥,费尔明·埃古伦。我不再相信现实主义手法,如果有的话只是虚假的体裁;我喜欢把我逐渐明白的东西痛痛快快一下子抖搂出来。首先,我希望让读者了解我以前的情况:我是一个卡西尔达的穷孩子,小庄园雇工的儿子,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突然脐身(我是这样感觉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也许是世界的核心。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仍有当初那种眼花缭乱的感觉,这种感觉以后肯定还会有。

事实俱在;我尽量说得简单一点。主席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是乌拉圭庄园主,他的农庄和巴西接壤。他父亲是阿伯了人,上世纪中叶到美洲定居。他带来一百来本书,我敢肯定,堂亚历山大一辈子就只看了这些书。(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杂七杂八的、目前都在我手头的书,是因为其中一本有我故事的根源。)第一个格伦科埃死后有子女各一,儿子后来就是我们的主席。女儿和埃古伦家的人结了婚,就是费尔明的妈妈。堂亚历山大向往有朝一日当上议员,但是政治领袖们把他拒于乌拉圭代表大会门外。他好不气恼,决定创立另一个范围更广的代表大会。他想起在卡莱尔激情的篇章里读到过那个崇拜神圣的理念的阿纳察西斯·克卢茨的事迹,克卢茨代表三十六个国籍不同的人,以“人类发言人”的名义在巴黎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在他榜样的启发下,堂亚历山大筹划组织一个代表所有国家、所有人的世界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中心设在加斯咖啡馆;开幕式用四年时间筹备,在堂亚历山大的庄园举行。堂亚历山大同许多乌拉圭人一样,不拥护阿蒂加斯,但爱布宜诺斯艾利斯,决定代表大会在他的祖国召开。奇怪的是,原定计划精确无比地执行了。

起初我们都领取固定的津贴,但是大家热情很高,费尔南德斯·伊拉拉虽然和我一样穷,放弃了津贴,大家也这么做了。这一措施很有好处,有助于分清良萎;代表人数减少,剩下我们这些忠贞不渝的人。唯一有报酬的职务是秘书,诺拉·厄夫约德没有其他收入,工作又极其繁重。组织包罗全球的机构不是轻易的事。大量信件电报往返联系。秘鲁、丹麦、印度斯坦都有来信支持。有个玻利维亚人来信说,他的国家没有出海口岸,这种可悲的处境应该列为大会首批讨论的议题。

特威尔聪颖睿智,指出大会牵涉到哲学范畴问题。筹备一个代表全人类的大会像是确定柏拉图式原型的数目,而这是数百年来使思想家们困惑不解的谜。他建议不必舍近求远,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可以代表庄园主,还可以代表乌拉圭人,伟大的先驱者、红绸子的人,以及坐在一张大扶手椅上的人。诺拉·厄夫约德是挪威人。她是不是代表女秘书、挪威女人,或者干脆代表所有美丽的女人?一位工程师是不是足以代表所有的工程师,包括新西兰的在内?

我记得那时费尔明插嘴了。

“费里可以代表外国佬,”他哈哈一笑说。

堂亚历山大严肃地瞪他一眼,不慌不忙地说:

“费里先生代表移民们,他们的劳动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费尔明·埃古伦总是和我过不去。他一人兼有好几种高傲的身份:乌拉圭人、本地人、吸引所有女人的人、衣着华贵的人、带有巴斯克血统的人,巴斯克人处于历史之外,除了挤牛奶,什么事都不干①。

①巴斯克,西班牙和法国边境比利牛斯山脉附近的地区,当地居民不喜与外界接触,保存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语言。西班牙文中“巴斯克”和“母牛”谐音,因此作者联想到母牛和牛奶。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更加深了我们的敌意。一次会议之后,埃古伦提议去胡宁街逛逛。我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但为了免得他取笑,还是同意了。同去的还有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我们从咖啡馆出去时,迎面过来一个彪形大汉。埃古伦可能有点醉意,推了他一下。那人挡住我们的去路说:

“谁想过去先得问问我手里这把匕首。”

我还记得幽暗的门厅里那把匕首的寒光。埃古伦吓得后退几步。我也不知所措,但我的愤恨压倒了惊吓。我伸手去摸腰带,仿佛掏武器的样子,声音坚定地说:

“这种事情我们到外面去干。”

陌生人口气一变: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男子汉。我只是想掂掂你们的分量,朋友。”

这时他笑得很亲切。

“交朋友就得害你破费啦,”我对他说,一起出了咖啡馆。

那个拔刀相见的汉子进了一家妓院。我后来听说他名叫塔比亚,或者帕雷德斯①,或者类似的名字,专爱寻衅闹事。伊拉拉一直不动声色,到了人行道上,他拍拍我的肩膀,赞许说;

①西班牙文塔比亚和帕雷德斯意为“围墙”和“墙壁”。

“三个人中间有个火枪手。好样的,达太安①!”

①达太安,法国小说家大仲马《三个火枪手》里的人物。

费尔明·埃古伦由于我目睹了他的怯懦,一直耿耿于怀。

我觉得故事正文仅仅是现在才开始。前面的篇章只记录了偶然性或者命运所要求的条件,以便烘托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也许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奇怪的事。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始终是策划的中心,但是我们逐渐不无惊讶地发现真正的主席是特威尔。这个红胡子的怪人恭维格伦科埃,甚至恭维费尔明·埃古伦,但恭维的方式十分夸张,以至显得像是嘲笑,无损于他的尊严。格伦科埃为他的巨大家产自豪;特威尔摸透了他的脾气,知道让他批准一项计划时只要暗示说计划费用很大,就能通过。我觉得代表大会最初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威尔建议不断扩充,堂亚历山大无不同意。他好像处在一个不断伸展的圆圈中心,周边无限扩大,越离越远。比如说,他宣称代表大会不能没有一批参考用书;在书店工作的尼伦斯坦便经常为我们采购胡斯托·帕塞斯的地图和各种各样篇幅浩瀚的百科全书,从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布维的《通鉴》①到那些愉快的迷宫(这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的说法),包括法兰西百科全书派②、大不列颠百科派、比埃尔·拉鲁斯③、拉尔森④、蒙坦纳和西蒙编写的巨著。我记得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抚摩一套绢面的中国百科全书,那些笔力道劲的版印文字比豹皮的花纹更神秘。我当时还不知道它们的遭遇,因此自然没有惋惜之情。

①《通鉴》,指《人类拯救通鉴》,亦称《穷人的圣经》,用连环画形式叙述圣经故事,每帧图画附有拉丁韵文解释,12世纪有手抄本流行,1467年刊印成书。

②法兰西百科全书派,指1751至1772年间法国的达朗贝和狄德罗在巴黎合编的三十三卷百科全书,含有启蒙主义思想,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③拉鲁斯(1817—1875),法国字典编纂者,编了十五卷《19世纪大辞典》。

④拉尔森(1873—1946),美国—斯堪的那维亚基金会文学秘书,主编了七十余种北欧文学作品。

堂亚历山大对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我特别亲热,也许因为只有我们两人不想奉承他。他邀请我们去喀里多尼亚庄园去住几天,泥水匠们已经在那里开工。

经过溯流而上长时间的航行,又换乘木筏,我们在拂晓时到达河对岸。然后我们在寒酸的杂货铺里过夜,在黑山地区通过许多栅栏。我们兼程行进,这里的田野比我出生的小庄园要辽阔荒凉得多。

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对庄园的两种印象:一是我预先的想像,二是我终于亲眼目睹的情况。我仿佛做梦一样荒唐地想像出圣菲平原和阿瓜斯科连特斯宫殿的不可能的组合;事实上喀里多尼亚庄园只是一座长形土坯房于,人字形的茅草屋顶,砖砌的长廊。建筑十分坚固,经得住长期的风吹日晒。墙壁几乎有一巴拉①厚,门很宽大。谁都没有想到在周围种些树木。从早到晚没有一丝荫翳。牲口因是石砌的;牛很多,但都瘦骨嶙峋;马匹也缺少照料,乱蓬蓬的尾巴拖到地面。我第一次尝到新宰牛肉的滋味。庄园里的主食是城里运来的硬饼干;几天后,我听工头说他一辈子没有吃过新鲜面包。伊拉拉问厕所在什么地方;堂亚历山大用手一挥,指向广阔的田野。夜里月光如水;我到外面走走,撞见伊拉拉在解手,附近还有一只鸵鸟好奇地窥视。

①巴拉,长度单位,1巴拉合0.836公尺。

晚上气温也不见下降,热得难以忍受,大家都盼望凉快。房间很多,但是低矮,空荡荡的没有什么陈设;我们住的是一个朝南房间,有两张小床,一个柜子,洗脸盆和盛水罐是银的。泥土地没有铺砖或木板。

第二天,我在图书室里发现了卡莱尔的书,便寻找那篇专谈人类发言人阿纳察西斯·克卢茨的文章,正是他把我引到那个早晨和那个荒凉的地方。早餐和晚饭一样,吃完后,堂亚历山大带领我们去看看庄园的工作情况。我们在空旷的平原骑马跑了一里格路。伊拉拉骑马莽撞,出了一点小事故;工头毫无笑容地评论说:

“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下马的功夫倒不坏。”

我们打老远就望见那项工程。二十来个人已建起一个残缺的阶梯剧场似的东西。门廊和脚手架中间还露出空白的天空。

我不止一次想同那些高乔人攀谈,但是白费心思。他们似乎知道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自己交谈时,用一种带鼻音的巴西化的西班牙语,言语不多。他们的脉管里显然有印第安和黑人的血液。他们身材矮小精壮;在喀里多尼亚庄园,我算得上高大了,以前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人都用围腰布,个别一两个人穿灯笼裤。他们和埃尔南德斯或者拉斐尔·奥布利加多①笔下的忧郁的人物很不一样,或者没有共同之处。星期六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们很容易动武。庄园里没有女人,我从没有听到吉他的乐声。

①奥布利加多(1851—1920),阿根廷诗人,以描写阿根廷潘帕草原风光和高乔人生活著称。

比这一带的人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堂亚历山大的彻底改变。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和蔼谨慎的老先生;在喀里多尼亚却成了一个严厉的族长,像是大家的长辈。星期日上午,他给雇工们朗读《圣经》,尽管他们一点也听不懂。一天晚上,工头(一个接替他父亲的青年人)来报告我们说有个临时工和雇工在拼刀于。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他到了有不少人围观的圈子,掏出身边经常携带的匕首交给那个哆哆嗦嗦的工头,站到那两把寒光闪闪的刀于中间。然后我听到他命令说:

“把刀放下,孩子们。”

然后用同样平静的声调又说:

“现在你们两个握握手,规规矩矩的。我这里不准胡闹。”

两个人服从了。第二天,我听说堂亚历山大辞退了工头。

我感到孤寂向我逼来。我怕再也回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不知道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是不是也有这种恐惧,但是我们常谈到阿根廷,谈我们回去之后想做些什么。我怀念十一日广场附近胡胡伊街一座建筑门口的狮子塑像,怀念我不常去的一家杂货铺的灯光。我骑术相当好;时常骑马出去,跑许多路。我还记得我常骑的白花黑马,现在多半已死了。某个下午或者某天夜晚,我或许到过巴西,因为边境只是一道有界石的线。

我学会了不再计算日子,一天晚上,堂亚历山大突然通知我们:

“我们早些睡。明天一早趁凉快动身。”

回到河下游之后,我感到高兴,想起喀里多尼亚庄园居然有点亲切。

我们恢复了每星期六的会议。春天的一次会上,特威尔要求发言。他以惯用的华丽辞藻说世界代表大会的图书馆不能只限于收集工具参考书,世界各国、各种语言的古典作品是真正的历史见证,我们如果忽视就太危险了。他的发言当场通过;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身为拉丁文教授的克鲁斯博士承担了挑选必要书目的任务。特威尔已经和尼伦斯坦谈过这件事。

在那个时代,巴黎城是每个阿根廷人的乌托邦。我们中间最想去巴黎的或许是费尔明·埃古伦;其次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他们的动机却不一样。对于《大理石雕》诗集的作者来说,巴黎就是魏尔兰和勒孔特·德·李勒①;对于埃古伦说来,巴黎是胡宁街高档的延伸。我觉得埃古伦同特威尔取得了默契。特威尔在另一次会议上提出大会代表应该用哪一种工作语言,并且建议派两名代表分赴伦敦和巴黎了解背景。为了装得不偏不倚,他先提我,略经迟疑后又提他的朋友埃古伦。堂亚历山大一如既往地同意了。

①魏尔兰(1844—1896)和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前驱帕尔纳斯派诗人的代表人物。魏尔兰的作品有《感伤集》、《无题浪漫曲》、《智慧集》等;勒孔特·德·李勒有《古代诗篇》、《蛮族诗集》、《悲剧诗》等。

我想上文已经说过雷恩开始教我浩如烟海的英文,作为我教他意大利语的交换。他尽可能略去语法和为初学者准备的句形,直接进入形式要求简练的诗歌。我最初同那以后充实我一生的文字的接触,是斯蒂文森的精彩的小诗《墓志铭》①,然后是帕西②用以揭示庄重的18世纪的民谣。我去伦敦前不久读了斯温伯恩的光彩夺目的诗篇,它们使我像犯了过错似的对伊拉拉的英雄体诗③是否卓越产生了怀疑。

①斯蒂文森自撰的《墓志铭》是首诗,把死譬为水手远航归来,文笔清新。

②帕西(1729—1811),英国诗人,研究早期英语,编纂《英涛辑古》三卷,收集了英格兰、苏格兰民谣一百七十六首。

③英雄体诗,每行六音步十二音节抑扬格式的诗歌。

我是1902年1月初到伦敦的;我记得雪花飘落在脸上的爱抚感,我以前没有见过雪,因此特别高兴。幸好我没有同埃古伦一起旅行。我住在不列颠博物馆后面一家便宜的小客店,每天上下午都去博物馆附属的图书室,寻找适合世界代表大会使用的语言。我没有忽略世界性的语言;我涉猎了世界语①和伏拉普克②,《情感历法》杂志把前者称为“平等、简单、经济”语言,后者试图探索语言的各种可能性,动词一概变格,名词一概变位。我权衡了重新启用拉丁语的正反两种意见,人们对拉丁语的眷恋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未衰。我也研究了约翰·威尔金斯的解析语言,这种语言从组成每个词的字母上就能看出词的意义。正是在阅览室敞亮的圆拱顶下,我认识了贝亚特丽斯。

①世界语,波兰人柴门霍夫于1887年以Esteranto博士为笔名发表的国际辅助语言方案。

②伏拉普克,德国牧师施莱尔于1879年创制的国际语言,实质上是一种简化的英语,目前已无人使用。

本文是世界代表大会的简史,不是我亚历山大·费里的故事,不过前者包括了我和其他所有人的遭遇坝亚特丽斯亭亭玉立,眉清目秀,橙黄色的头发经常在我记忆中浮现,不像歪门邪道的特威尔的红头发那样永远不会叫我想起。贝亚特丽斯当时不满二十岁。她从北方的一个郡来伦敦的大学文科学习。她出身和我一样低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血统仿佛不很光彩;我发现伦敦却有不少人认为意大利血统有些浪漫的意味。没过几个下午,我们便成了情人;我向她求婚,但是贝亚特丽斯·弗罗斯特和诺拉·厄夫约德一样,是易卜生的忠实信徒,不愿和任何人束缚在一起。她嘴里说出的一个词是我不敢启齿的。啊,夜晚,分享的温馨朦胧,像隐秘的小河一样悄悄流淌的情爱;啊,两人合而为一的幸福时刻,纯洁真挚的幸福;啊,欲仙欲死然后陷入睡梦的结合;啊,晨光熹微,我凝视着她的时刻。

在巴西凄清的边境,我时有思乡之情;伦敦红色的迷宫给了我许多东西,我毫无那种感觉。尽管我找出种种借口拖延归去的日期,年终时不得不回去;我和贝亚特丽斯一起过圣诞节。我答应她堂亚历山大会邀请她参加代表大会;她含糊地回答说她喜欢去南半球看看,她有个表哥是牙医,已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定居。贝亚特丽斯不想看到轮船;她认为离别是一种强调,是不明智的庆祝不幸的行动,而她讨厌强调。我们便在上一个冬天相识的图书室告别。我是个怯懦的人;我没有把通讯地址留给她,以免等候信件的焦急。

我一向认为回去的路程比来时短一些,但是横渡大西洋的航程充满了回忆和忧虑,显得很长很长。我想到贝亚特丽斯的生活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和我的生活齐头并进,觉得非常伤心。我写了一封厚厚的信,离开蒙得维的亚时又把它撕毁了。我星期四回到祖国:伊拉拉在码头上迎接。我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处;星期四、五两天,我们一直散步聊天。我想重新熟悉睽违一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听说费尔明·埃古伦还赖在巴黎,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比他早回来,多少减轻了我长时间淹留国外的内疚。

伊拉拉情绪低落。费尔明在欧洲大量挥霍,不止一次地违抗叫他立即回国的指令。这也是始料所及的。使我更为不安的是别的消息;特威尔不顾伊拉拉和克鲁斯反对,抬出了小普林尼①的“开卷有益”的名言,说是再坏的书也有可取之处,他建议不分青红皂白地收购《新闻报》的合订本,买了三千四百册各种版本的《堂吉诃德》、巴尔梅斯②的书信、大学论文、账册、简报和剧院的节目单。他早说过一切都是历史的见证。尼伦斯坦支持他;经过三个星期六的“热烈讨论”,堂亚历山大批准了建议。诺拉·厄夫约德辞去了秘书职务;接替她的是一个新成员卡林斯基,也是特威尔的工具。堂亚历山大的邸宅的后屋和地窖如今堆满了大包小包的书籍表册,既无目录。又无卡片。7月初,伊拉拉去喀里多尼亚庄园住了一星期;泥水匠们已经停工。问起时,工头解释说这是主人的吩咐,现在日子闲得无法打发。

①小普林尼(62—114?),古罗马拉丁自然学家普林尼的侄儿,留下许多有文献价值的书信,并著有《特洛伊人赞歌》。

②巴尔梅斯(1810—1848),西班牙长老会教士、哲学家,著有《应用逻辑学手册》和《欧洲文化中新教教义与天主教教义比较》。

我在伦敦时已写好一个报告,现在不值一提;星期五,我去拜访堂亚历山大,并且把报告交给他。费尔南德斯·伊拉拉陪我同去。下午风很大,往屋里灌。阿尔西纳街的大门前停着一辆三套马车。人们弯腰扛包,往最深的一个院子里卸货;特威尔指手画脚地在指挥。在场的还有诺拉·厄夫约德、尼伦斯坦、克鲁斯、唐纳德·雷恩和另外一两个代表,仿佛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诺拉和我拥抱亲吻,使我回想到别的拥抱和亲吻。那个黑人代表乐呵呵的,吻了我的手。

一个房间里方形的地板门已经打开;土坯的梯级通向黑洞洞的地窖。

我们突然听到了脚步声。

我没有见人就知道是堂亚历山大。他几乎是跑步来的。

他的声音同平常大不一样;不是那个主持星期六例会的不紧不慢的老先生,也不是那个阻止持刀决斗、向高乔人宣讲上帝言行的封建庄园主,倒像是上帝的声音。

他谁都不瞧,命令说:

“把地客下面堆的东西都搬出来。一本书也不留。”

这件事几乎花了一小时才完成。我们在泥地院子里堆成一座很高很高的小山。大家来往搬运;唯一不动窝的是堂亚历山大。

他接着又下一道命令。

“现在把这些大包小包点火烧掉。”

特威尔脸色煞白。尼伦斯坦好不容易才咕咕啼啼地说出一句话。

“我尽心竭力选购了这些宝贵的工具书,世界代表大会不能没有它们呀。”

“世界代表大会?”堂亚历山大说。他嘲讽地哈哈大笑,我从来没有听他笑过。

破坏之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快感;火焰劈啪作响,亮得炫眼,我们都贴着墙站,或者躲在屋子里。到了晚上,院子剩下一堆灰烬和烧焦的气味。一些没有烧着的书页在泥地上显得很白。青年妇女对老年男人常有一种爱慕,诺拉·厄夫约德对堂亚历山大也怀着这种感情,她不理解地说:

“堂亚历山大知道自己做什么。”

文绉绉的伊拉拉找了一句话:

“每隔几个世纪就得焚毁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①。”

①亚历山大城,埃及地中海岸港口城市,由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1年建立。城内曾有闻名东方的图书馆,公元前30年被恺撒大帝的士兵焚毁,公元390年又遭火灾,残存部分于641年被奥玛尔哈里发破坏。

这时候,堂亚历山大吐露了他的心思:

“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话是我经过四年之后才领悟出来的。我现在明白,我们进行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包括在内的庞大的事业。不是几个在偏僻庄园的棚屋胡说八道的说大话的人。世界代表大会从有世界以来的第一刻起就开始,等我们化为尘土之后它还会继续。它是无处不在的。代表大会就是我们刚才烧掉的书籍。代表大会就是击败恺撒军团的喀里多尼亚人。代表大会就是粪土堆里的约伯①、十字架上的基督。代表大会就是那个把我的财产挥霍在婊子身上的、没出息的小子。”

①《圣经·旧约·约伯记》:上帝为了考验约伯的纯正,允许撒但祸害约伯,搞得他家破人亡,自己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刮身体,但约伯不变初衷。

这时我忍不住插嘴说:

“堂亚历山大,我也有过错。我这份报告早已写好,但我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仍旧赖在英国乱花您的钱。”

堂亚历山大接着说:

“我已经料到了,费里。代表大会就是我的牛群。代表大会就是我已经卖掉的牛群和那些已经不属于我的土地。”

人群中响起一个惊愕的声音,是特威尔:

“您是说您已经卖掉了喀里多尼亚庄园”

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回答:

“不错,我卖了。如今我一寸土地也不剩了,但我并不为我的破产而悲痛,因为我弄懂了一件事。我们也许不会再见面了,因为代表大会不需要我们,不过在这最后一晚,我们一起出去看看代表大会。”

他陶醉在胜利之中。他的坚定和信仰感染了我们。谁都不认为他神经错乱。

我们在广场坐上一辆敞篷马车。我坐在车夫旁边的位置,堂亚历山大吩咐说:

“师傅,我们去城里逛逛。随你拉我们到什么地方。”

那个黑人坐在脚踏板上,不停地微笑。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

词句是要求引起共同回忆的符号。我现在想叙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回忆;与我共享的人都已作古。神秘主义者往往借助于一朵玫瑰、一个吻、一只代表所有鸟的鸟、一个代表所有星辰和太阳的太阳、一坛葡萄酒、一个花园或者一次性行为。这些隐喻都不能帮助我记叙那个欢乐的长夜,我们那晚一直闹到东方发白,虽然疲惫,但感到幸福。车轮和马蹄在石子地上发出回响,我们几乎不交谈。天亮前,我们来到一条幽暗的小河畔,也许是马尔多纳多河,也许是里亚楚文洛河,诺拉·厄夫约德高亢的嗓子唱了帕特里克·斯彭斯民谣①,堂亚历山大则用低沉的声音走调地唱了几句。英语的词句并没有使我想起贝亚特丽斯的模样。特威尔在我背后喃喃说:

①这是一首著名的苏格兰古时民谣。斯彭斯是苏格兰英雄,远征挪威,归国途中船只遇险,无一幸存。

“我原想干坏事,却干了好事。”

我们隐约看到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记忆之中——雷科莱塔的粉墙、监狱的黄墙、两个男人在街角跳舞、有铁栏杆的棋盘格地面的门厅、火车的栏木、我的住所、一个市场、深不可测的潮湿的夜晚——但是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也许是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止一次地拿它当取笑的话题)确实秘密地存在过,那计划就是全宇宙,就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不存指望地寻找那个晚上的情趣;有时候我以为在音乐、在爱情、在模糊的回忆中捕捉到了,但除了一天凌晨在梦中之外,那种情趣从未回来过。当我们大家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提起时,已是星期六的早晨。

除了伊拉拉之外,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我们从不评论这段往事;我们的语言都将是亵渎。1914年,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去世,葬在蒙得维的亚。伊拉拉已于去年逝世。

我有一次在利马街遇到尼伦斯坦,我们假装没看见。

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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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与面具

克朗塔夫一战,挪威人威风扫地,高贵的国王召来诗人对他说:

“最显赫的功绩如果不用文字铭记下来也要失去它的熠熠光彩。我要你歌颂我的胜利,把我赞美。我将成为埃涅阿斯,你将成为沤歌我的维吉尔。这件事会使我们两人永垂不朽,你认为自己能不能胜任?”

“能,国王陛下,”诗人说。“我是歌手。我潜心研究韵律学有十二年之久。作为正宗诗歌基础的三百六十个寓言我都记诵。厄尔斯特和芒斯特的史实都积蓄在我的琴弦上,一触即发。我满腹珠巩,最古雅的字句、最深奥的隐喻都如数家珍。我掌握我们这门艺术的秘密,平庸之辈莫测高深。我可以赞扬爱情、偷盗牲畜、航海和战争。我了解爱尔兰所有王室的神话般的家谱。我深谙药草的功效、星象占卜、数学和教会法规。我在公开的比赛中打败了我的对手。我精通讽刺,而讽刺能诱发包括麻风在内的皮肤病。我会使剑,在陛下的战役中已经证明。我只有一件事不懂:那就是如何感激陛下的恩赐。”

国王很容易对别人的长篇大论感到厌烦,听他说完,舒了一口气:

“那类事情,我很清楚。听说夜莺已在英格兰歌唱。等雨和雪的季节过去,等夜驾从南方归来,你就在朝廷当着诗人社的成员朗诵你的颂歌。我给你整整一年时间。每字每行,你都得推敲斟酌。你知道寡人的脾气,报酬决不会亏待你夙夜劬劳。”

“陛下,最好的报酬莫过于一睹龙颜,”诗人说。他颇通谄媚之道。

他行礼告辞,心里已经琢磨出一些诗句。

这一年瘟疫流行,叛乱频仍,期限到时诗人交上颂歌。他根本不看手稿,不慌不忙地背诵起来。国王不住点头赞许。满朝文武,甚至挤在门口的人都看样学样,尽管一个字都没有听清。

国王最后发话了。

“我认可你的作品。那是又一次胜利。你给每一个词以它真正的含义,你用的形容词无一无出处,都有最早的诗人的先例。整篇颂歌中的形象在古典作品中都有根有据。战争是人们壮丽的交织,剑头淌下的水是鲜血。海洋有它的掌管神,云彩预示未来。你熟练地运用了脚韵、叠韵、近似韵、音量、修辞的技巧、格律的呼应。爱尔兰文学即使泯灭——但愿没有不祥的征兆!——凭你的古典似的颂歌就能重建。我命令三十名誉写员照抄十二遍。

他静默了片刻,接着又说:

“好虽然好,但是毫无反应。脉管里的血流并没有加速。手没有抓起弓箭。谁的脸色都没有变。谁都没有发出战斗的呐喊,谁都没有挺起胸膛面对北欧海盗。我们再给你一年时间,赞赏你另一篇颂歌,诗人。现在赐给你一面银镜,作为嘉奖。”

“我明白了,十分感谢,”诗人说。

星移斗转,又是一年。夜莺再次在撒克逊的森林里歌唱,诗人带着手槁来了,这次的诗没有上次长。他并没有背诵;而是期期艾艾地照念,略去了某些段落,仿佛他自己根本看不懂,或者不愿糟蹋它们。诗篇很怪。不是战争的描写,而是战争本身。在战斗的混乱中,扰扰攘攘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爱尔兰的异教神灵和几百年后在近代初期纷争的神灵。诗的形式也相当怪。单数名词后面跟的是复数动词。介词的用法也不符合通用的规则。败笔和精彩之处混杂。隐喻牵强附会,或者看来如此。

国王同身旁的文人交谈了几句,开口说:

“你的第一篇颂歌可以说是集爱尔兰古今诗歌之大成。这一篇胜过上篇,同时把上篇彻底推翻。它给人悬念、惊讶、使人目瞪口呆。愚昧无知的人看不出它的妙处,只配有学问的人欣赏。这部手稿将用象牙盒子保存。|Qī|shu|ωang|我们指望你的生花妙笔再写出一篇更高明的作品。”

国王微笑着补充说:

“我们都是寓言里的人物,要记住寓言崇尚三之数。”

诗人壮胆说:

“巫师的三种本领,三人为众,还有那不容置疑的三位一体。”

国王又说:

一作为我们赞许的表示,赐给你这个黄金面具。”

“我明白了,十分感谢,”诗人说。

又满了一年。王宫的守卫注意到诗人这次空手来到,没有手稿。国王见到了他不禁有点吃惊;他几乎成了另一个人。某些东西(并不是时间)在他脸上刻画了皱纹,改变了模样。他的眼睛仿佛望着老远的地方,或者瞎了。诗人请求同国工单独说几句话。奴隶们退了出去。

“你写了颂歌没有?”国王问道。

“写了,”诗人悲哀地说。“但愿我主基督禁止我这么做。”

“你能念念吗?”

“我不敢。”

“我给你所欠缺的勇气,”国王宣称。

诗人念出那篇诗。只有一行。

诗人和国王都没有大声念出那行诗的勇气,只在嘴里品味,仿佛它是秘密的祈祷或者诅咒。国王诧异和震惊的程度不下于诗人。两人对瞅着,面色惨白。

“我年轻的时候,”国王说,“曾向西方航行。在一个岛上,我看到银的猪大咬死金的野猪。在另一个岛上,我们闻到魔苹果的香味肚子就饱了。在一个岛上,我见到火焰的城墙。在一个最远的岛上,有一个通天河,河里有鱼,河上有船。这些都是神奇的事物,但不能同你的诗相比,因为你的诗仿佛把它们全包括在内了。什么巫术使你写出来的?”

“天快亮时,”诗人说,“我一觉醒来,念念有词,开始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那几个字就是一篇诗。我觉得自己犯了天主不会饶恕的罪孽。”

“正是我们两人现在共犯的罪孽,”国王悄声说。“了解到美的罪孽,因为这是禁止人们问津的。现在我们该为之付出代价了。我赐给你一面镜子和一个金面具;这里是第三件,也就是最后的一件礼物。”

国王拿一把匕首放在诗人右手。

据我们所知,诗人一出王宫就自杀了;国王成了乞丐,在他的王国爱尔兰四处流浪,再也没有念过那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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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个希腊

词,意即没有的地方。

克维多

没有两座小山是相同的,但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原都一模一样。我在平原的一条路上行走。我并不特别好奇地琢磨自己是在俄克拉何马,在得克萨斯,还是在文人们称之为潘帕草原的地区。左右两面都不见一点灯光。像往常一样,我悠闲自得地背诵着埃米利奥·奥里韦①的诗句:

①奥里韦(1893—1975),乌拉圭医师、诗人、作家,作品有(从无航迹的海洋》、《象限仪之歌》等。

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

接近了巴西边境。

诗句中平原的形象有增无已,越来越大。

脚下的路坎坷不平。开始下雨了。我看见两三百公尺外一座房屋的灯光。房屋是长方形的,很矮,四周栽有树木。应声为我开门的是个男人。身材高得几乎使我害怕。他穿着灰色的衣服。我觉得他是在等人。门没有安锁。

我们走进一个木板墙的长房间。天花板下挂着一盏发出黄光的灯。不知什么原因,屋里的那张桌子使我感到奇怪。桌上有一台计时的滴漏,除了在铜版画上见过之外,我是第一次看到实物。那个男人指点一把椅子让我坐。

我尝试了几种语言,但对方听不懂。他开口时说的是拉丁语。我拼凑早在大学时代学过的拉丁文,同他交谈。

“从你的服装看来,”他对我说,“你是另一个世纪来的。语言的多样化带来了民族以至战争的多样化;世界已回到拉丁语的时代。有人担心它会退化到法语、奥克语或者帕皮亚门托语①,不过这种危险不会马上发生。此外,我对过去和将来的事都不感兴趣。”

①奥克语,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方言;帕皮亚门托语,西印度洋群岛中库拉索岛使用的方言。

我没有答腔,他接着说:

“如果你不讨厌看别人吃东西,你陪陪我好吗?”

我明白他注意到我的不安,便说好的。

我们穿过一道有边门的走廊,到了一个小厨房,里面的器皿全是金属制的。我们端了一大盘晚餐回去:一碗碗的玉米花,一串葡萄,一只不知名的、味道像无花果的水果,一大罐清水。我印象中好像没有面包。主人的脸轮廓分明,眼神有些怪。那张严肃苍白的脸我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但再也忘不了。他说话时毫无表情。

我难以用拉丁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但终于对他说:

“我突然出现不使你感到惊奇?”

“不,”他回说。“这类访问每个世纪都有。逗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你最迟明天就到家了。”

他蛮有把握的口气使我安心。我觉得应该向他作个自我介绍;

“我是欧多罗·阿塞韦多。我1897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已经七十岁了。我是英美文学教授,还写幻想故事。”

“我看过你写的两篇幻想故事,”他说,“印象不坏。一篇是《勒缪尔·格立佛船长航行记》,许多人认为实有其事,另一篇是《神学集成》。但是我们不谈事实。现在谁都不关心事实。它们只是虚构和推理的出发点。学校里教我们怀疑和遗忘的艺术。尤其是遗忘个人和地方的一切。我们生活在有连续性的时间内,但我们试图在永恒的状态下生活。过去给我们留下一些名字,但语言却有把它们遗忘的倾向。我们回避无用的精确记叙。没有年表,历史,也没有统计数字。你说你名叫欧多罗;我无法告诉你我叫什么,因为人们只称呼我某人。”

“那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呢?”

“什么都不叫。”

我看到一面墙壁上有搁板。我随便翻开一本书;里面的字母是手写的,笔画清楚,但是无法理解。那些刚劲的线条使我想起北欧古老的卢纳字母,但卢纳字母只用于碑铭。我想未来的人非但身材比我们高大,并且比我们能干。我本能地瞅瞅那人细长的手指。

他说:“现在给你看一件你从未见过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一本莫尔的《乌托邦》①,那是1518年在瑞士巴塞尔印刷的,书中缺一些书页和插图。

①莫尔(1478—1535),英国政治家、作家,曾任众议院议长、大法官。他最著名的作品《乌托邦》宣扬了空想社会主义,分上下两部,上部揭露了英国君主统治下当时社会的黑暗,下部描写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美好社会,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城乡对立。原著用拉丁语写成,1516年出版,1551年出现了拉尔夫·罗宾逊的英译本。

我不无卖弄地说:

“这是印刷的书。我家里有两千多本呢,尽管不如这本古老贵重。”

我高声读出书名。

对方笑了。

“谁都看不了两千本书。我活了四个世纪只看了五六本。再说,重要的不是看,而是温故知新。印刷这一行业已经取缔,它是最糟糕的弊端之一,容易把没有流传必要的书籍数量增加到使人眼花缭乱的程度。”

“在我古怪的昨天,”我说,“有一种普遍的迷信,认为从每个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之间总要发生许多事情,不了解它们仿佛是不光彩的。地球上充斥集体的幽灵,加拿大、巴西、比属刚果和欧洲共同市场。那些柏拉图式实体以前的历史几乎谁都不知道,但是人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最近一次教育家代表大会,迫在眉睫的两国断交由秘书的秘书起草的、一律谨慎而含混的总统文告。

“这些文件的目的是让人看了忘掉,因为不出几小时就有别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它们抹掉。在各行各业中间,政治家的工作无疑是最显眼的。大使或者部长仿佛是残疾人,到东到西都有招摇的长车队,由摩托车手和随行人员包围,有急切的摄影记者等候。我母亲常说,这些人像是断了腿的。印在纸上的图像和文字比事物本身更真实。唯有出版的东西才是真的。存在是被感知,这是我们独特的世界观的原则、手段和目的。在我经历的昨天,人们很天真;制造商说商品好,并且一再重复,他们便信以为真。抢劫是经常发生的事,尽管谁都知道有了钱并不带来幸福和安宁。”

“钱?”他接口说。“贫穷是难以忍受的,富有是庸俗的最不舒服的形式,现在谁都不受贫富之罪了。人人各司其事。”

“像犹太教博士一样,”我说。

他仿佛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自顾自接着说下去。

“城市也没有了。我曾好奇地去勘察勃兰卡湾,从那里的废墟来看,湮没的东西不多。既没有财产,遗产也就不存在。一个人活到一百岁,已经成熟时,便准备面对自己,面对孤独。他已经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我问道。

“对,只生一个。鼓励人类繁殖是不恰当的。有人认为神才具有宇宙意识,但谁都不能肯定神是否存在。我听说目前在讨论全世界的人逐渐或同时自杀的利弊。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

我同意了。

“满了百岁之后,人就能摆脱爱情和友谊。病痛和不由自主的死亡对他已不是威胁。他从事一门技艺,研究哲学、数学,或者独自下棋。他愿意时可以自杀。人既然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当然也可以主宰自己的死亡。”

“这是引语吗?”我问他。

“当然。我们只剩下引语。语言本身就是系统的引语。”

“我那个时代的壮举,宇宙航行又怎么样?”我说。

“我们几世纪前就已放弃了那种航行。宇宙航行固然奇妙,但我们无从逃避此时此地。”

他微微一笑补充说:

“此外,任何旅行都属于宇宙范畴。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和从这里到对面的农场并没有不同。你进入这个房间时也是一种宇宙航行。”

“确实如此,”我回说。“人们还谈到化学物质和动物。”

那人转过身去,望着窗外。外面的平原一片白雪,在月光下静悄悄的。

我鼓起勇气又问:

“还有博物馆和图书馆吗?”

“没有。除了写挽歌以外,我们要忘记昨天。纪念活动,一百周年,去世的人的塑像都没有了。各人需要的科学文学艺术都得由自己创造。”

“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他自己的萧伯纳、耶稣基督和阿基米德。”

他点头同意。我又问:

“政府呢?”

“根据传统,政府逐渐废弃不用。政府举行选举,宣布战争,征收税款,充公财产,下令逮捕,实行新闻检查,但是世界上谁都不听它的。新闻界不再发表政府要人的文章和相片。他们不得不寻找诚实的职业;有些成了优秀的丑角演员,有些成了好郎中。当然,现实比我说的要复杂。”

他声调一变说:

“我盖了这座房子,同别的房子一模一样。我制作了这些家具和器皿。我耕种田地,别人我没有见过,可能种得比我好。我给你看些东西。”

我跟他走进隔壁一个房间。他点燃一盏也是挂在天花板下的灯。角落里有一架只剩几根弦的竖琴。墙上挂着长方形的画布,色调以黄为主。

“这是我的作品,”他宣布说。

我察看那些画布,在最小的一幅前站停,画布上的图形大概是日落景色,意境无限深远。

“你喜欢的话可以拿去,作为一个未来的朋友的纪念,”他平静地说。

我向他道了谢,但是别的画布使我觉得别扭。我不能说它们是空白的,但和空白相差无几。

“你用老眼光是看不出上面的颜色的。”

他细长的手指拨弄竖琴琴弦,我几乎听不出什么声音。

那时候传来了敲门声。

一个高大的妇女和三四个男人进了屋。可以说他们是兄弟,或者年龄相仿,我的主人先对那妇女说话:

“我料到你今晚准来。你见过尼尔斯没有?”

“有时见见面。你还老画画。”

“但愿比你父亲画得好一些。”

手稿、图画、家具、器皿;家里什么都不留下。

那个女人和男人们一起搬运。我没有气力,帮不了他们的忙,觉得惭愧。谁都没有关门,我们搬了东西出去。我发现屋顶是双坡的。

走了十五分钟后,我们朝左拐弯。远处有一座塔形建筑,圆拱顶。

“那是火葬场,”不知谁说道。“里面有死亡室。据说发明者是个慈善家,名字大概是阿道夫·希特勒。”

守门人的身材并不叫我吃惊,他为我们打开铁栅栏。

我的主人嘟哝了几句话。他进去之前举手告别。

“雪还没有停,”那个妇女说。

我的坐落在墨西哥街的办公室里保存着那幅几千年后某个人画的画布,画布和颜料是当今世界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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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韦利诺·阿雷东多

事情发生在蒙得维的亚,时间是1897年。

每星期六,几个朋友总是占着环球咖啡馆靠墙的那张桌子,正像那些正派的穷人一样,他们知道家里太寒碜,不能招待客人,但又想逃避自己的环境。他们都是蒙得维的亚人;一开始他们就觉得很难和阿雷东多搞熟,阿雷东多是从内地来的,不愿推心置腹,也不多问多说。他年纪二十出头;瘦削黝黑,身材要算矮的,动作有点笨拙。他的眼睛似乎睡迷迷的,但咄咄逼人,除此之外相貌十分平凡。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街一家杂货店的店员,空余时间在学法律。当别人谴责战争,说战争替国家带来灾难,并且和大多数人一样说总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拖延战争时,阿雷东多一声不吭。当别人取笑他,说他吝啬时,他也不言语。

白山之役后不久,阿雷东多对伙伴们说他有事去梅塞德斯,要离开一个时期。这个消息没有使谁感到不安。有人提醒他,对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的高乔兵要多加小心啊雷东多笑笑回说他不怕白党。提醒他的人支持白党,不再说什么。

他同女朋友克拉拉告别时难分难舍。他说的还是那些话,不同的是,他说此去很忙,不会有空给她来信。克拉拉本来不喜欢写信,对这也没有意见。他们两人感情很好。

阿雷东多住在郊区。有个黑白混血女人伺候他,大战时期①,那女人的父母是阿雷东多家的奴隶,因此沿用了主人的姓。那女人十分可靠;阿雷东多吩咐她,不管有谁找他,就说他在乡下。他已经领了杂货店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①指乌拉圭总统里韦拉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1839至1852年间的战争。

他搬到后面泥地院子的一个房间。这个措施毫无用处,不过帮助他开始了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幽禁生活。

他恢复了午睡的习惯,躺在狭窄的铁床上有点悲哀地望着空空的搁板。他把书全卖了,连法学入门的书也没有保留。他只剩一部《圣经》,以前从未看过,这次也不会看完。

他一页一页地翻阅,有时很感兴趣,有时又觉得腻烦,他强迫自己背出《出埃及记》的某些章节和《传道书》的结尾部分。他不想弄懂所看的东西。他是自由思想者,但每晚睡觉前必定要念祈祷文,来蒙得维的亚之前,他向母亲保证这样做,违反当儿子的诺言可能会给他带来厄运。

他知道他的目标是8月25日上午。他知道还要熬过的日子的确切数目。目标一旦实现,时间也就停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后发生的事就无关重要了。他像期待幸福或者解脱那样期待着那一天。他拨停了钟,以免老是去看,但每晚听到黑暗中传来的午夜钟声时,他撕掉一张日历,心想:又少了一天。

最初,他想建立一种生活规律。他喝马黛茶,抽自己卷的烟,阅读浏览一定页数的书,当克莱门蒂娜给他端饭来时试图同她聊天,晚上熄灯之前复诵和润色某一篇演说。克莱门蒂娜上了年纪,同她攀谈不很容易,因为她的回忆停留在乡间和乡间的日常生活。

他有一个棋盘,自己胡下,从没有下完一盘。棋子缺一个车,他就用一颗子弹或者铜板代替。

为了打发时间,阿雷东多每天早晨用抹布和扫帚打扫房间,消灭蜘蛛。混血女人不喜欢看他干这种低三下四的琐事,这是她分内的活,再说阿雷东多也干不好。

他很想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但已经养成了天亮就起身的习惯,改不过来了。

他十分想念朋友们,由于他以前落落寡合,朋友们却不记挂他,不免使他伤心。一天下午,有个朋友来找他,没进门厅就给回绝了。混血女人不认识那人;阿雷东多怎么也想不起是谁。以前他很喜欢读报,现在当天的大小事情一概不知,使他难受。他不是善于沉思冥想的人。

白天黑夜对他说来没有差别,星期天却不好打发。

7月中旬,他发现把时间划分成小块是个错误,不管怎么样,时间不分昼夜,总在流逝。于是他海阔天空,任凭自己的想像驰骋,他想如今在流血的乌拉圭广袤的上地,他放过风筝的圣伊雷内沟堑纵横的田野,一头现在多半已死掉的两色矮马,赶牲口的人驱赶牲口时升腾的尘土,每个月从弗赖本托斯运来杂货的疲惫不堪的驿车,三十三人登陆的阿格拉西亚达海滩,他想起飞瀑,山林,河流,想起他曾爬到灯塔所在的山顶,认为普拉塔河两岸再没有更美的风景了。有一次,他从海滩的小山翻越到后山,在那儿躺着睡熟了。

海风每晚带来凉爽,催人入睡。他从不失眠。

他全心全意地爱他的女朋友,但告诫自己说男子汉不该想女人,尤其是没有女人的时候。乡村生活使他养成洁身自好的习惯。至于另一件事……他尽量少想他憎恨的那个人。屋顶平台上的雨声陪伴着他。

对于被囚禁的人或者盲人来说,时间仿佛是缓坡上徐徐流去的河水。阿雷东多不止一次地达到那种没有时间概念的境界。第一个院落有一个水池,池底有个蛤蟆;他从未想到与永恒相连的蛤螟的时间正是他寻觅的东西。

那日子临近时,烦躁的心情又一次冒头。一晚,他实在无法忍受,便上街走走。他觉得一切都变了样,比以前大。他拐过街角,看到灯光,走进那家杂货铺。既然进去了,便要了一杯白酒。有几个士兵胳臂肘支在木柜台上在聊天。其中一个说:

“你们都知道散布打仗消息是明令禁止的。昨天下午,我们遇到一件事,你们听了肯定会笑。我和几个伙伴走过《正义报》馆门口。我们在外面听到违反命令的声音。我们当即闯进去。编辑部办公室一片漆黑,我们朝说话的人开了一阵枪。他不再做声时,我们想把他拖出来示众,可是发现讲话的是一架叫做留声机的玩意儿。”

大家哈哈笑了。

阿雷东多在旁听着。那个士兵对他说:

“你觉得好笑吗,伙计?”

阿雷东多仍旧不做声。士兵把脸凑上来说:

“你马上喊胡安·伊迪亚尔特·博尔达①,国家总统万岁!”

①伊迪亚尔特·博尔达(1844—1897),乌拉圭1894年总统,1897年遭暗杀。

阿雷东多没有违抗。在嘲笑声中,他出了门。到街上时,他还听到侮辱的话。

“那个胆小鬼不敢发火,一点不傻。”

他表现得像是胆小鬼,但知道自己不是。他慢慢走回家。

8月25日,阿韦利诺·阿雷东多睡醒来时已过九点。他首先想到克拉拉,过后才想到那个日子。他舒了一口气说:等待的任务已经结束。这一天终于到了。他不慌不忙刮了脸,镜子里的模样还是原来的他。他挑了一条红颜色的领带,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很晚才吃饭。天空灰暗,像是要下雨;他一直想像应该是晴朗天气。他永远离开那间潮湿的屋子时有一丝悲哀。他在门廊里碰到那个混血女人,把身边剩下的几个比索全给了她。五金店招牌上的彩色菱形图案使他想起有两个多月没有注意到了。他朝萨兰迪街走去。那天是假日,行人很少。

他到马特里兹广场时三点的钟声还未敲响。感恩礼拜已经结束;一群绅士、军人和高级神职人员从教堂的台阶上缓缓下来,乍一看,那些礼帽(有的还拿在手里)、制服、金银丝绣、武器和法袍造成人数众多的幻觉;事实上一共不到三十。阿雷东多没有胆怯,却有一种尊敬的感觉。他打听哪一位是总统。回答说:

“就是那个戴法冠、握法杖的大主教身边的一位。”

他拔出手枪,扣下扳机。

伊迪亚尔特·博尔达朝前踉跄几步,俯面倒在地下,清晰地说:我完啦。

阿雷东多向当局自首。后来他声明:

“我是红党,我自豪地宣布自己身份。我杀了总统,因为他出卖并且玷污了我们的党。我同朋友和情人都断绝了往来,以免牵连他们;我不看报纸,以免人说我受谁唆使。这件正义之举由我一人承当。你们审判我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尽管还要复杂一些;在我想像中是这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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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

……你的沙制的绳索……

乔治·赫伯特①

①赫伯特(1593—1633),英国玄学派诗人,牧师。著有诗集《寺庙》和散文集《寺庙的牧师》,均系宗教作品。“沙制的绳索”是指靠不住的东西。

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无数的面形成体积;庞大的体积则包括无数体积……不,这些几何学概念绝对不是开始我的故事的最好方式。如今人们讲虚构的故事时总是声明它千真万确;不过我的故事一点不假。

我单身住在贝尔格拉诺街一幢房子的四楼。几个月前的一天傍晚,我听到门上有剥啄声。我开了门,进来的是个陌生人。他身材很高,面目模糊不清。也许是我近视,看得不清楚。他的外表整洁,但透出一股寒酸。

他一身灰色的衣服,手里提着一个灰色的小箱子。乍一见面,我就觉得他是外国人。开头我认为他上了年纪;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只是他那斯堪的那维亚人似的稀疏的、几乎泛白的金黄色头发给了我错误的印象。我们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从谈话中我知道他是奥尔卡达①群岛人。

①奥尔卡达,苏格兰北面的群岛,其中最大的是梅因兰岛,首府为柯克沃尔。

我请他坐下。那人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他散发着悲哀的气息,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卖《圣经》,”他对我说。

我不无卖弄地回说:

“这间屋子里有好几部英文的《圣经》①,包括最早的约翰·威克利夫②版。我还有西普里亚诺·德瓦莱拉的西班牙文版,路德的德文版,从文学角度来说,是最差的,还有武尔加塔的拉丁文版。你瞧,我这里不缺《圣经》。”

①《圣经》,包括们日约全书》三十九卷、《新的全书》二十七卷,前者本是犹太教的《圣经》,原文为希伯来文,后者的原文是希腊文和亚兰文。

②威克利夫(132—1384),英国宗教改革家,他的弟子帕尔维等于1380年根据武尔加塔的《圣经》拉丁文版将其译成英文。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搭腔说:

“我不光卖《圣经》。我可以给你看看另一部圣书,你或许会感兴趣。我是在比卡内尔①一带弄到的。”

①比卡内尔,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地名。

他打开手提箱,把书放在桌上。那是一本八开大小、布面精装的书。显然已有多人翻阅过。我拿起来看看;异乎寻常的重量使我吃惊。书脊上面印的是“圣书”,下面是“孟买”。

“看来是19世纪的书,”我说。

“不知道。我始终不清楚,”他回答说。

我信手翻开。里面的文字是我不认识的。书页磨损得很旧,印刷粗糙,像《圣经》一样,每页两栏。版面分段,排得很挤。每页上角有阿拉伯数字。页码的排列引起了我注意,比如说,逢双的一页印的是40,514,接下去却是999。我翻过那一页,背面的页码有八位数。像字典一样,还有插画:一个钢笔绘制的铁锚,笔法笨拙,仿佛小孩画的。

@奇@那时候,陌生人对我说:

@书@“仔细瞧瞧。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网@声调很平和,但话说得很绝。

我记住地方,合上书。随即又打开。尽管一页页的翻阅,铁锚图案却再也找不到了。我为了掩饰惶惑,问道:

“是不是《圣经》的某种印度斯坦文字的版本?”

“不是的,”他答道。

然后,他像是向我透露一个秘密似的压低声音说:

“我是在平原上一个村子里用几个卢比和一部《圣经》换来的。书的主人不识字。我想他把圣书当做护身符。他属于最下层的种姓;谁踩着他的影子都认为是晦气。他告诉我,他那本书叫“沙之书”,因为那本书像沙一样,无始无终。”

他让我找找第一页。

我把左手按在封面上,大拇指几乎贴着食指去揭书页。白费劲:封面和手之间总是有好几页。仿佛是从书里冒出来的。

“现在再找找最后一页。”

我照样失败;我目瞪口呆,说话的声音都变得不像是自己的:

“这不可能。”

那个《圣经》推销员还是低声说:

“不可能,但事实如此。这本书的页码是无穷尽的。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荒诞的编码办法。也许是想说明一个无穷大的系列允许任何数项的出现。”

随后,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

他的想法使我心烦。我问他:

“你准是教徒喽?”

“不错,我是长老会派。我问心无愧。我确信我用《圣经》同那个印度人交换他的邪恶的书时绝对没有蒙骗。”

我劝他说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地方,问他是不是路过这里。他说打算待几天就回国。那时我才知道他是苏格兰奥尔卡达群岛的人。我说出于对斯蒂文森和休漠的喜爱,我对苏格兰有特殊好感。

“还有罗比·彭斯,”他补充道。

我和他谈话时,继续翻弄那本无限的书。我假装兴趣不大,问他说:

“你打算把这本怪书卖给不列颠博物馆吗?”

“不。我卖给你,”他说着,开了一个高价。

我老实告诉他,我付不起这笔钱。想了几分钟之后,我有了办法。

“我提议交换,”我对他说。“你用几个卢比和一部《圣经》换来这本书;我现在把我刚领到的退休金和花体字的威克利夫版《圣经》和你交换。这部《圣经》是我家祖传。”

“花体字的威克利夫版!”他咕哝说。

我从卧室里取来钱和书。我像藏书家似的恋恋不舍地翻翻书页,欣赏封面。

“好吧,就这么定了,”他对我说。

使我惊奇的是他不讨价还价。后来我才明白,他进我家门的时候就决心把书卖掉。他接过钱,数也不数就收了起来。

我们谈印度、奥尔卡达群岛和统治过那里的挪威首领。那人离去时已是夜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本想把那本沙之书放在威克利夫版《圣经》留下的空档里,但最终还是把它藏在一套不全的《一千零一夜》后面。

我上了床,但是没有入睡。凌晨三四点,我开了灯,找出那本怪书翻看。其中一页印有一个面具。角上有个数字,现在记不清是多少,反正大到九次幂。

我从不向任何人出示这件宝贝。随着占有它的幸福感而来的是怕它被偷掉,然后又担心它并不真正无限。我本来生性孤僻,这两层忧虑更使我反常。我有少数几个朋友;现在不往来了。我成了那本书的俘虏,几乎不再上街。我用一面放大镜检查磨损的书脊和封面,排除了伪造的可能性。我发现每隔两千页有一帧小插画。我用一本有字母索引的记事簿把它们临摹下来。簿子不久就用完了。插画没有一张重复。晚上,我多半失眠,偶尔入睡就梦见那本书。

夏季已近尾声,我领悟到那本书是个可怕的怪物。我把自己也设想成一个怪物:睁着铜铃大眼盯着它,伸出带爪的十指拨弄它,但是无济于事。我觉得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是一件诋毁和败坏现实的下流东西。

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

我想起有人写过这么一句话: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我退休之前在藏书有九十万册的国立图书馆任职;我知道门厅右边有一道弧形的梯级通向地下室,地下室里存放报纸和地图。我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把那本沙之书偷偷地放在一个阴暗的搁架上。我竭力不去记住搁架的哪一层,离门口有多远。

我觉得心里稍稍踏实一点,以后我连图书馆所在的墨西哥街都不想去了。

以上译自《沙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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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诗选

作者:博尔赫斯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或曾经落下.下雨

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

谁听见雨落下

谁就回想起

那个时候

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

一朵叫玫瑰的花

和它奇妙的

鲜红的色彩.

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

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

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

架上的黑葡萄.潮湿的幕色

带给我一个声音

我渴望的声音

我的父亲回来了

他没有死去.

陈东飙

陈子弘译

蒙得维的亚

我滑下你的暮色如厌倦滑下一道斜坡的虔诚。

年轻的夜晚像你屋顶平台上的一片翅膀。

你是我们曾经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座随着岁月悄悄溜走的城市。

你是我们的,节日的,像水中倒映的星星。

时间中虚假的门,你的街道朝向更轻柔的往昔。

黎明之光,它送出的早晨向我们走来,越过甘甜的褐色海水

在照亮我的百叶窗之前,你低低的日色已赐福于你的花园。

被听成了一首诗的城市。

拥有庭院之光的街道。

陈东飙

陈子弘译

我的一生

这里又一次

饱含记忆的嘴唇

独特而又与你们的相似.

我就是这迟缓的强度

一个灵魂.

我总是靠近欢乐也珍惜痛苦的爱抚.

我已渡过了海洋.

我已经认识了许多土地;我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

我爱过一个高傲的白人姑娘

她拥有西班牙的宁静.

我见过一望无际的郊野

西方永无止境的不朽在那里完成.

我品尝过众多的词语.

我深信这就是一切而我也再见不到再做不出新的事情.

我相信我日日夜夜的贫穷与富足

与上帝和所有人的相等.

爱的预感

无论是你面容的亲切

光彩如一个节日

无论是你身体的恩宠

仍然神秘而缄默

一派稚气

还是你生命的延续

留在词语或宁静里

都比不上如此神秘的一个赐予

像注视着你的睡梦

拢在

我怀抱的守夜之中.

奇迹一般

又一次童贞

凭着睡梦那赦免的功效

沉静而辉煌

如记忆所恢复的幸福

你将把你生命的那道岸滨交给我

你自己并不拥有.

投身入静寂

我将认清你的存在那最后的海滩

并且第一次把你看见

也许

就像上帝必将把你看见

被摧毁了的

时间的虚构

没有爱

没有我.

镜子没有这么更加沉默,

透进的曙光也不这么更为隐秘;

你,在月光下,豹子的模样,

只能让我们从远处窥视。

由于无法解释的神圣意旨,

我们徒然地到处找你;

你就是孤独,你就是神秘,

比恒河或者日落还要遥远。

你的脊背容忍了我的手

慢条斯里的抚摸。你,

自从早已遗忘的永恒,

已经允许人们犹豫的手的抚爱。

你是在另一个时代。你是

像梦一样隔绝的一个区域的主宰。

月 亮

—— 给玛丽亚·儿玉

那片黄金中有如许的孤独。

众多的夜晚,那月亮不是先人亚当

望见的月亮。在漫长的岁月里

守夜的人们已用古老的悲哀

将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

西川 译

失去的公园

迷宫不见了。一行行整齐的

尤加利桔也消失了,

剥去了夏天的华盖和镜子那

永恒的不睡,这镜子重复

每一张人类面孔、每一只蜉蝣的

每一个示意。停摆的钟,

纠缠成一团的忍冬,

竖立着愚蠢雕像的凉亭,

黄昏的背面,鸟的啁啾,

塔楼和慵懒的喷水池,

都是过去的细节。过去?

如果不存在开始和结束,

如果将来等待我们的只是

一个由无尽的白天和黑夜组成的数目,

我们也就已经是我们将成为的过去。

我们是时间,是不可分割的河流,

我们是乌斯马尔,是迦太基,是早就

荒废了的罗马人的断墙,是这些诗行

所要纪念的那个失去的公园。

黄灿然 译

分离

我的爱和我之间就要垒起

三百个夜晚如同三百垛墙,

而大海就象魔法阻隔于你我之间。

没有别的了只剩下回忆。

活该受折磨的黄昏啊

期望着见到你的夜晚。

你的道路穿过田野,

苍穹下我走来又离去。

你我的分离已经肯定如大理石

使无数其他的黄昏更加忧伤。

王央乐 译

星期六

外头是落日,时间中

镶嵌的宝石,

深沉的盲目的城市

没有人看见你。

黄昏沉默或歌唱。

有人吐露出渴望

钉住在钢琴上,

总是,为了你无限的美。

不管你爱不爱

你的美

总是时间赏赐的奇迹。

你身上的幸福

犹如新叶上的春天。

我什么也不是

只是这样的渴望

在黄昏中消竭。

你身上的美妙

犹如剑锋上的寒光。

黑夜使窗栅更加沉重。

冰凉的房间里

我们象瞎子摸索着我们两个的孤独。

你的身体的白皙光辉

胜过了黄昏。

我们的爱里面有一种痛苦

与灵魂相仿佛。

你,

昨天仅仅只有完全的美

而如今,也有了完全的爱。

王央乐 译

老虎的金黄

藏藏匿匿

恰似鸟儿埋进自己的窝里。

房子重新将我容纳。

问庭院的围墙包揽过多少日月星辰?

交叉的小径承载过多少壮丽的晚霞?

还有那娇美的新月

曾经把多少温柔洒在路旁的花坛?

我一次次地面对

那孟加拉虎的雄姿

直到傍晚披上金色;

凝望着它,在铁笼里咆哮往返,

全然不顾樊篱的禁阻。

世上还会有别的黄色,

那是宙斯的金属,

每隔九夜变化出相同的指环,

永永远远,循环不绝。

逝者如斯,

其他颜色弃我而去,

惟有朦胧的光明、模糊的黑暗

和那原始的金黄。

哦,夕阳;哦,老虎,

神话、史诗的辉煌。

哦,可爱的金黄:

是光线,是毛发,

我梦想用渴望的手将它抚摩。[奇][书][网]

陈众议译

余 晖

日落总是令人不安

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

但尚且更加令人不安的

是最后那绝望的闪耀

它使原野生锈

此刻地平线上再也留不下

斜阳的喧嚣与自负。

要抓住这紧张而奇异的光是多么艰难,

那是个幻像,人类对黑暗的一致恐惧

把它强加在空间之上

它突然间停止

在我们觉察到它的虚假之时

就象一个梦破灭

在做梦者得知他正在做梦之时。

诗 艺

眼望岁月与流水汇成的长河

回想时间是另一条河,

要知道我们就像河流一去不复返

一张张脸孔水一样掠过。

要觉察到清醒是另一场梦

梦见自己并未做梦,而死亡

使我们的肉体充满恐惧,不过是那

被称为睡梦的夜夜归来的死亡。

要看到在日子或年份里有着

人类的往日与岁月的一个象征,

要把岁月的侮辱改造成

一曲音乐,一声细语和一个象征。

要在死亡中看到梦境,在日落中

看到痛苦的黄金,这就是诗

它不朽又贫穷,诗歌

循环往复,就像那黎明和日落。

有的时候,在暮色里一张脸

从镜子的深处向我们凝望;

艺术应当像那面镜子

显示出我们自己的脸相。

人们说尤利西斯厌倦了奇迹

当他望见了葱郁而质朴的伊撒加

曾因幸福而哭泣。艺术就是伊撒加

属于绿色的永恒,而非奇迹。

它也像河水一样长流不息

逝去而又留存,是同一位反复无常的

赫拉克利特的镜子,它是自己

又是别的,像河水一样长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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