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夏尔不在家的时候，她常常走到碗橱前，从折叠好的餐巾中，拿出那个绿绸雪茄烟匣来。

她瞧着烟匣，把它打开，闻闻衬里的味道，闻到的是马鞭草香精加烟味。这是谁的？……是子爵的吧。说不定还是一个情妇送给他的礼物呢。这是在一个红木棚架上绣出来的，情妇把绷架当宝贝似的珍藏起来，生怕人家发现。

她在这上面花了多少时间啊！轻柔的卷发吊在绷架上，吊的是刺绣人的重重心事。爱情的气息浸透了绣花底布上的一针一线；每一针扎下的不是希望，就是回忆，这些纵横交错的丝线，不过是在默默无言、不绝如缕地诉说着情人的心而已。然后，一天早上，子爵把烟匣带走了。当烟匣放在宽阔的壁炉框上，放在花瓶和彭巴杜风格的座钟之间时，它听见子爵说过些什么话呢？现在，她在托特。他呢，他在巴黎，多么遥远！巴黎是什么样子？名声大得无法衡量！她低声重复这两个字，自得其乐；这个名字在她听来有如嘹亮的教堂钟声，印在香脂瓶的标签上也闪闪发光。夜晚，海鱼贩子驾着大车，走过她的窗下，口里唱着“茉荠栾”之歌，把她吵醒了；她听着铁轱轳出村庄，越走越远，在土路上，响声也越来越小。“他们明天就到巴黎了！”她自言自语。于是她的思想也跟着他们上坡下坡，穿过村庄，在星光下，在大路上奔波。不知道走了多远之后，总会到达一个模模糊糊的地方，于是她的梦就断了。

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用手指在纸上划着路线，游览京城。她走上大街，每到一个街角，两条路交叉的地方，或是看到一个表示房屋的白色方块，她就停住。最后，她看累了，闭上眼睛，但在黑暗中也看见煤气灯光随风摇曳，听见马车在剧院的柱廊前，喀嗒一声放下脚踏板。

她订了一份妇女杂志《花篮》，还订了一份《纱笼仙女》。她贪婪地读赛马的消息、剧院晚场和首次演出的实况报道，一字不漏，她对女歌星初次登台，对商店开张，都很感兴趣。她知道流行的时装式样，上等裁缝的地址，森林公园和歌剧院每天演出的节目。她研究欧仁·苏描写的室内装饰；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在幻想中寻求个人欲望的满足。甚至在餐桌上，她也带着她的书，当夏尔一边吃，一边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就翻开书来看。她一读书，总会回忆起子爵。在子爵和书中的虚构人物之间，她居然建立起了联系。这个以子爵为中心的联系圈子越来越大，他头上的光辉也扩散得越来越远，结果离开了他的脸孔，照到她梦想中的其他脸孔上去了。在艾玛眼里，巴黎比海洋还更模糊不清，它在一片镀了金的银色空气中，闪闪发光。不过这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还是可以分门别类的。艾玛只看到两三类人，就一叶障目，以为他们代表全人类了。第一类人是外交官，他们踏着闪亮的地板，客厅的墙壁上镶满了镜子，椭圆形的桌面上蒙着金丝绦的天鹅绒毯子。这里有长长的礼服，大大的秘密，微笑掩饰下的焦虑不安。第二类是公爵夫人的社交界，他们脸色苍白，睡到下午四点钟才起床；女人都是楚楚动人的天使，裙子下摆镶了一道英吉利花边；男人都是怀才不遇而毫无作为的平庸之辈，为了寻欢作乐，不惜把马跑得筋疲力尽，到了夏天就去巴德温泉避暑，最后，快到四十岁了，不得不娶一个有钱的继承人了事。第三类人是五彩斑斓、成群结伙的文人雅士，舞台明星，过了半夜，他们才来到酒店餐馆的雅座，在烛光下，吃喝玩乐。他们这班人，花起钱来像国王一样不在乎，雄心勃勃，往往异想天开。他们过的是高人一等的生活，在天地之间，在狂风暴雨之中，他们显得超凡脱俗。这三类以外的人，都失落在茫茫人海之中，在艾玛心中没有固定的位置，仿佛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似的。而且无论什么东西，如果离她越近，她越懒得去想。她周围的一切，沉闷的田野，愚蠢的小市民，生活的庸俗，在她看来，是世界上的异常现象，是她不幸陷入的特殊环境，而在这之外，展现的却是一望无际、辽阔无边、充满着幸福、洋溢着热情的世界。她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愉快，举止的高雅就是感情的细腻。难道爱情不像印度的花木一样，需要精耕细作的土壤，特别温暖的气候？月光之下的叹息，依依不舍的拥抱，沾满了泪水的、无可奈何的双手，这些肉体的热血沸腾和心灵的情意缠绵，难道能够离开古堡阳台的背景？只有在古堡里，才有悠闲的岁月、纱窗和绣房、厚厚的地毯、密密的花盆、高踞台上的卧榻，还有珠光宝气和仆人华丽的号衣。

驿站的小伙计每天早上来刷洗母马，大木头套鞋践踏着走廊，罩衫上还有窟窿，光脚丫穿着布鞋。有这样一个穿短裤的小马夫也该知足了！他干完活就走，因为夏尔回来，会自己把马牵进马棚，卸下马鞍和马笼头，女仆会抱一捆草来，放进马槽，她也不会干别的了。

娜塔西泪如泉涌地离开了托持之后，艾玛找了一个十四岁的样子很乖的小孤女来干活。她不许小姑娘戴软帽，教她回话不要用“你”，而要称“太太”，端一杯水要用盘子，进来之前先要敲门，教她烫衣浆裳，饲候她穿衣服，想把她培养成贴身的女仆。新来的使女很听话，不发牢骚，以免被女主人辞退；因为太太经常不锁橱子，费莉西每天晚上偷一小包糖，做完晚祷之后，一个人躺在床上吃。下午，她有时也去对面驿站找马车夫闲谈。太太待在楼上的房间里。

艾玛穿一件领子敞开的室内长袍，上身带披肩的翻领之间，露出了打褶的衬衫，上面有三粒金纽扣。她腰间系一条有大流苏的腰带，脚上穿一双石榴红小拖鞋，还有一束宽带子摊开在脚背上。她自己买了吸墨纸、一支笔、信纸信封，虽然没有通信人；她掸掉架子上的灰尘，照照镜子，拿起一本书来，然后，心不在焉地让书掉在膝盖上。她想旅行，或者回修道院。她既想死，又想去巴黎。

夏尔不管下雨或是下雪，都骑着马到处奔波。他在农家的餐桌上吃炒鸡蛋，把胳膊伸进潮湿的床褥，放血时脸上溅了病人喷出的热血，听垂死的病人发出嘶哑的喘气声，检查抽水马桶，卷起病人肮脏的衣衫，不过每天晚上回家，等待他的总是温暖的火护，准备好的晚餐，舒适的家具，还有一个打扮考究的妻子，她身上有一种魅力，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芬芳味，是不是她的肉体使她的内衣也变香了？

她做许多小事都能得到他的好感：有时在蜡烛托盘上放一张新花样的剪纸，有时给他的袍子换一道镶边，有时给女仆烧坏了的普通菜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夏尔就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光。她在卢昂看见过一些贵妇，表链上挂了一串小巧玲珑的装饰品；她也买了一串。她在壁炉上摆了两个碧琉璃大花瓶，不久之后，又摆上一个象牙针线盒和一个镀银的顶针。夏尔越不懂这些名堂，越是觉得雅致。它们使他感官愉快，家庭舒适。这是铺在他人生道路上的金沙。

他身体好，气色好，在乡下已经有了名气。乡下人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他抚摸小孩子的头，从来不进酒店的门，他的品行使人相信他靠得住。他最拿手的是治伤风感冒，胸部炎症。夏尔非常害怕病人死了和找他麻烦，实际上，他开的药方不过是镇静剂，或者偶尔来点催吐药，再不然就是烫烫脚，用蚂蟥吸血。他并不怕动外科手术；给人放起血来，就像给马放血一样痛快，拔起牙来手劲大得像“铁钳子”。

最后，为了“了解情况”，他收到了《医生之家》的征订书，就订了一份这种新出的刊物。他晚餐时读上一两页；但是房里很热，加上食物正在消化，他读不到五分钟就睡着了；就这样他双手托着下巴打盹，头发像马鬃毛一样松散，遮住了灯座脚。艾玛一见，只好耸耸肩膀。

她怎么没有嫁给一个好点的丈夫？起码也该嫁个虽然沉默寡言，却是埋头读书直到深夜的人，那么到了六十岁，即使是得了风湿病，他那不合身的黑礼服上，至少也可以挂上一串勋章呀！她多么希望她现在的姓氏，也就是包法利这个姓，能够名扬天下，在书店里有作品出卖．在报纸上经常出现，在全法国无人不知。但是夏尔没有一点雄心壮志！伊夫托有一个医生，最近同他一起会诊，就在病人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简直叫他有点下不了台。夏尔晚上回家讲起这件事，气得艾玛破口大骂他这个同行。夏尔感激涕零。他带着眼泪吻她的额头，不知道她又羞又恼，恨不得打他一顿才能泄愤。她走到过道上，打开窗子，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好让自己平下气来。

“居然有这样的窝囊废！窝囊废：”她咬着嘴唇，低声说道。

她越看他，就越有气。他年纪越大，动作也就越笨：吃果点时，他把空瓶的塞子切开；餐后，他用舌头舐牙齿；喝汤时，他咽一口，就要咕噜一声；因为他开始发胖了，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给浮肿的脸蛋往上一挤，挤得似乎离太阳穴更近了。

他穿衣时，艾玛有时把他羊毛衫的红边塞到背心底下去，帮他重新打好领带，把他舍不得丢掉的、褪了色的旧手套扔到一边；这一切并不是像他相信的那样是为他着想，而是为了她自己，她个人的好恶扩大到他身上，看到不顺眼的东西就恼火。有时，她也同他谈谈她读过的书，例如小说中的一段，新戏中的一出，或者报纸上登载的“上流社会”的趣闻轶事；因为，说到底，夏尔总是一个人，总有听话的耳朵，总有唯唯诺诺的嘴，她不是对她的小猎狗都讲过不少知心话吗？没有猎狗，她恐怕要对壁炉里的木柴和壁炉上的钟摆推心置腹了。

然而，在她的灵魂深处，她一直等待着发生什么事。就像沉了船的水手，遥望着天边的朦胧雾色，希望看到一张白帆，她睁大了绝望的眼睛，在她生活的寂寞中到处搜寻。她不知道她期待的是什么机会，也不知道什么风会把机会吹来，把她带去什么海岸，更不知道来的是小艇还是三层甲板的大船，船上装载得满到舷窗的，究竟是苦恼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一睡醒，就希望机会当天会来，于显她竖起耳朵来听；听不到机会来临，又觉得非常惊讶，就一骨碌跳下床去寻找，一直找到太阳下山。晚上比早上更愁，又希望自己已经身在明天。

春天又来了。梨树开花的时候，放出了懒洋洋的暖气，使她觉得受到了压抑。

一到七月，她就掐着指头计算，还要过几个星期才到十月，心里暗想，安德威烈侯爵也许还会在沃比萨再开一次舞会呢。但整个九月过去了，既没有送请帖来，也没有人来邀请。

这种失望带来了烦闷，她的心又觉得空虚，于是没完没了的，同样无聊的日子又开始了。

现在，这种同样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来了，毫无变化，数不胜数，却没有带来一点新鲜的东西。别人的生活尽管平淡无奇，但至少总有发生变化的机会。运气碰得巧，说不定还会带来千变万化，甚至改变整个生活环境。而她呢，什么好运道也没有碰上。这是天意！对她来说，未来只是一条一团漆黑的长廊，而长廊的尽头又是一扇紧紧闭上的大门。

她放弃了音乐：为什么要演奏？给谁听呀？既然她没有机会穿一件短袖丝绒长袍，在音乐会上，用灵巧的手指弹一架埃拉钢琴的象牙键盘，感到听众心醉神迷的赞赏，像一阵微风似的在她周围缭绕不绝，那么，她又何苦自寻烦恼，去学什么音乐呢！她的画夹和刺绣，也都丢在衣橱里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用？针线活也惹她生气。

“我什么都懂了，”她自言自语说。于是她呆着无所事事，把火钳烧红了，或者瞧着天下雨。

星期天，晚祷钟声响了，她感到多么苦闷！她呆若木鸡，注意听那一声声沙哑的钟响。屋顶上有只猫，在暗淡的日光下弓起了背，慢慢地走着。大路上的风刮起了一阵阵尘土。远处有时传来一声狗叫，节奏单调的钟声继续响着，消失在田野里。

教堂里面的人出来了。妇女穿着擦亮了的木鞋，农民换了新的罩衣，小孩子光着头在大人前面蹦蹦跳跳，一起走回家去。有五六个男人，老是这几个，在客店大门口用瓶塞子赌钱，一直赌到天黑。

冬天很冷。每天早晨，玻璃窗都结上了一层霜，从窗口进来的光线，像透过了毛玻璃一样，都成了灰色的，有时整天都灰蒙蒙，没有变化。从下午四点起，就得点灯。天气好的时候，她就下楼到花园里去。露水在白菜上留下了银色的镂空花边，有些透明的银色长线把两棵白菜连起来了。鸟声也听不到，仿佛一切都在冬眠。墙边的果树上盖了草，葡萄藤像一条有病的大蛇躺在墙檐下，走近一看，那里有一串多足虫。靠近篱笆的雪松下，戴三角帽还在诵经的神甫的石膏像掉了右脚，甚至石膏也冻脱了皮，在神甫脸上留下了白癣。

她又回到楼上，关上房门，拨开木炭，壁炉里的热气使她昏昏沉沉，更觉得烦闷沉重地压在她心头。假如她下楼去和女佣人聊聊天，也许会好一点，但是她又不好意思下去。

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戴着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推开他家的窗板，罩衣上挂着军刀的乡下警察也会走过她的门前。傍晚和清晨，驿站的马三匹一排，穿过街道，到池塘去饮水，一家小酒店的门铃，有时会响上一两声；只要起风，就听得见理发店的两根铁杆夹着几个小铜盆的招牌，嘎吱作响。理发店的玻璃窗上，贴了一张过时的时装画，还有一个黄头发女人的半身蜡像，作为装饰品。理发师也在埋怨生意清淡，前途没有希望，并且梦想着把店开在大城市，比如说东卢昂，在码头上，剧场附近，于是他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从村公所一直走到教堂，面带忧色地等待顾客。只要包法利夫人张眼一望，就看得见的歪戴着希腊便帽，穿着斜纹呢上衣，像一个卫兵在站岗放哨似的。

下午，她有时看到一个人的头出现在房间的窗格玻璃外边，脸上饱经风霜，黑色络腮胡子，慢慢地张开大嘴微笑，露出了一口白牙齿。于是，华尔兹舞立刻开始了，在手风琴上的一个小客厅里，一些只有手指那么大的舞俑就跳起舞来，女人裹着玫瑰头巾，山里人穿着短上衣，猴子穿着黑礼服，男子穿着短裤，在长短沙发、桌几之间，转来转去，角上贴着长条金纸的镜片照出了他们的舞姿。那个人摇动手风琴的曲柄，左右张望，看看窗户。他时不时地朝着界石吐出一口拉得很长的黄色浓痰，同时因为手风琴的硬皮带挂在肩上很累，总得用膝盖去顶住风琴匣子，匣子是用一个阿拉伯式的铜钩吊住的，上面盖了一块玫瑰色的塔夫绸幕布，里面传出了嘈杂的音乐，有时声音忧伤，拖拖拉拉，有时兴高采烈，音调急促。这些曲调是在舞台上演奏的，在客厅里歌唱的，在吊灯下伴舞的，这些外部世界的回声都传到艾玛耳朵里来了。没完没了、狂跳乱舞的音乐在她的头脑里高低起伏；就像印度寺院的舞蹈女郎在花朵铺成的地毯上跳舞一样，她的思想也随着音乐跳跃，左右摇摆，从梦里来，到梦里去，旧恨才下眉头，新愁又上心头。当那个摇手风琴的人收起他帽子里得到的施舍之后，就拉下一块蓝色的，旧呢料，蒙在手风琴上，再把它杠在背后，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开。她的眼睛也跟着他走开了。

但她特别忍受不了的，是吃晚餐的时候。楼下的餐厅这么小。火炉冒烟，门嘎吱响、墙壁渗水，地面潮湿；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她的盘子里了，闻到肉汤的气味，她灵魂的深处却泛起了一阵阵的恶心。夏尔吃的时间太长，她就—点一点地啃榛子，或者支着胳膊肘，用刀尖在漆布上划着一道道条纹。现在，她对家务事也听之任之，当她的婆婆到托特来过四旬斋节的时候，看到这种变化，觉得非常惊讶。的确，媳妇从前那样讲究挑剔，现在却整天懒得梳妆打扮，穿的是灰色棉布袜，夜里点的是有臭味的土蜡烛。她再三说，他们不是有钱人家，不得不省吃俭用，还说她很满足，很快活，很喜欢托特，以及其他新的老调，来堵婆婆的嘴。再说，艾玛似乎并不打算听婆婆的劝告。有一回，包法利老夫人居然谈到主人应该管佣人的宗教生活，艾玛的回答只是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冷冷地笑了一声，吓得老太婆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

艾玛变得越来越难伺候，反复无常。她自己点了几样菜，却一点也不吃，一天只喝新鲜牛奶，第二天却只要几杯粗茶，她常常说了不出去，就不出门，但又闷得要死，只好打开窗户，却又只穿一件薄薄的衣衫。在她骂过女佣人之后，总是送点东西赔礼，或者放她的假，让她去隔壁消消气，就像她有时候也会把口袋里的银币都施舍给穷人一样，虽然她并不是大发慈悲，也不是容易同情别人。只不过是像大多数乡下人一样，灵魂深处还有父辈手上的老茧而已。

到二月底，卢奥老爹为了纪念他痊愈一周年，亲自给女婿送来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母火鸡，在托特住了三天。夏尔要看病人，只有艾玛和他作伴。他在卧房里抽烟，往壁炉架上吐痰，谈的只是庄稼、牛羊、鸡鸭，还有乡镇议会；等他一走，她把大门一关，松了一口气，连她自己也觉得意外。再说，要是她瞧不起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看不上眼，她也并不隐瞒，有时她还喜欢发表奇谈怪论，别人说好的她偏说坏，伤风败俗的事，她却津津乐道，她的丈夫听得睁大了眼睛。

难道这种糟糕的生活要永远过下去？难道她永远不能跳出火坑？她哪一点比不上那些生活快乐的女人！她在沃比萨也见过几个公爵夫人，腰身都比她粗，举动也比她俗，她只有怨恨上帝太不公道了。她头靠着墙哭；她羡慕热闹的生活，戴假面具的晚会，她闻所未闻、然而却是自认理应享受的、放浪形骸之外的乐趣。

她脸色苍白，心律不齐；夏尔要她服缬草汤，洗樟脑浴。但不管试什么方法，她的病似乎越治越重了。

有些日子，她发高烧，说胡话，说个没完；兴奋过度之后，接着却又感觉麻木，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要是恢复了一点知觉，她就拿一瓶科罗涅香水往胳膊上洒。

因为她不断地埋怨托特不好，夏尔心里也想，她得病的原因一定是水土不服。一头栽进了这个想法，他也认真考虑迁地为良，打算换个地方开业了。

从这时起，她喝醋，要瘦下去，得了小小的干咳症，倒了胃口。

要夏尔离开托特，那是太划不来了，他在这里住了四年，好不容易才开始站稳脚跟呵！但是不走又怎么办呢！他把她带到卢昂，去看他的老师。老师说她得的是神经病，应该换换空气。

夏尔到处打听，听说新堡区有一个大镇，叫荣镇修道院，医生是从波兰来的难民，上个星期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他就写信给当地的药剂师．了解人口的数目，离最近的同行有多远，他的前任每年有多少收入，等等。得到的答复令人满意，他就决定，如果到春天艾玛的病情还不好转的话，他只好迁居了。

准备搬家的时候，有一天，她在收拾抽屉．有什么东西扎了她的手指。那是她结婚礼花上的一根铁丝。桔子花蕾上盖满了灰尘，已经发黄了，缎带的银边也丝缕毕露。她把纸花扔到火里去，花烧起来．比干草还快。在灰烬中，它好像红色的荆棘，慢慢地消耗干净。她看着纸花燃烧。硬纸做的小果子裂开了，铜丝弯曲了，金线、银线熔化了，纸做的花冠萎缩了，好像黑蝴蝶一样沿着底板飘起，最后从烟囱中飞了出去。

等到他们三月份离开托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已经怀了孕。

第二部／第一节

荣镇修道院（地名的来历是荣镇从前有一座嘉布会的修道院，现在却连遗址也找不到了）离卢昂八古里，左边有条大路通阿贝镇，右边有条大路通到博韦，荣镇在里约河灌溉的河谷里，这条小河沿岸有三座磨坊，然后流入安德尔河，河口附近产鳟鱼，到了星期天，男孩子就来钓鱼玩。

走到布瓦西耶、再离开大路往前面的平地走，一直走到勒坡高头，就可以后见河谷了。小河流过谷地，把两岸分成了外观显然不同的两个地区：左岸全是草场，右岸全是耕地。草场伸展在连绵的小山脚下，到了山后又和布雷地区的牧场连成一片，而东边的平原却慢慢高起，越来越宽，展现了一望无际的金黄麦田。河水沿着草地流过，好像一条白练，把青青的草色和金黄的田埂分开，而整个田野看起来犹如一个铺平了的大披风，绿绒的大翻领上镶了一道银边。

走到尽头，迎面就是阿格伊森林的橡树，还有圣·让岭的悬崖峭壁，山岭从土到下都被宽窄不等的红色长沟切开；那是雨水流过的痕迹，而这红砖的色调，像网一般分布在灰色的山岭上，来自大量含铁的矿泉水，泉水流得很远，流入了周围地区。

这里是诺曼底、皮卡底和法兰西岛交界的地方，三个地方的人杂居，语言没有抑扬高低，就像风景没有特点一样。这也是新堡地区干酪做得最坏的地方。另一方面，这里耕种开销太大，因为土地干裂，沙子、石头太多，需要大量施肥。

在一八三五年以前，要去荣镇没有好路可走；大约就是在这期间，修了一条“区间大道”，把去阿贝镇和阿米安的两条大路连了起来，有时，运货的马车从卢昂到弗朗德去，也走这条大道。荣镇修道院虽然有了“新的出路”，但是发展太慢，还在原地不动。他们不去改良土壤，却只死死地抱住牧场不放，不管价格跌了多少；这个行动迟缓的村镇，和平原隔离了，自然继续向着河边扩展。远远望去，小镇躺在河岸上，就像一个放牛的牧童在水边午睡一样。

过桥之后，山脚下有一条两边种了小杨树的堤道，一直通到当地的头几户人家。房屋在院子当中，四围都有篱笆，院子里还有星罗棋布的小屋，压榨车间，车棚，蒸馏车间，都分散在枝叶茂密的树下，树枝上还挂着梯子，钓竿，或者长柄镰刀。茅草屋顶好像遮住眼睛的皮帽子一样，几乎遮住了三分之一的窗户，窗子很低，玻璃很厚，并且鼓起，当中有个疙瘩，好像一个瓶底。石灰墙上斜挂着黑色的小搁栅，墙头偶尔看得见一棵瘦小的梨树，楼底下门槛上，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小栅栏，免得来门口啄酒浸面包屑的小鸡进屋里去。但是再往前走，院子就更窄了，房屋之间的距离缩小了，篱笆也不见了；一捆羊齿草绑在扫帚柄的一头，挂在窗户下面，摇来晃去；过了一家马蹄铁匠的作坊，就是一家车馆，外面摆了两三辆新车，差不多摆到大路上。再过去，有一个栅栏门，里面是一座白房子，房前有一块圆草坪，草坪上有一尊爱神的塑像，手指放在嘴上；台阶两头各有一个铁铸的花瓶；门上挂着亮晶晶的盾形招牌，这是公证人的住宅，是当地最漂亮的房屋。

教堂在街的斜对面，离公证人家只有二十步，就在广场的入口。教堂周围是小小的墓地，围墙有大半个人高，墙内布满了坟墓，旧墓石倒在地上，接连不断，好像铺地的石板，夹缝里长出来的青草画出了规则的绿色正方形。查理十世在位的最后几年，教堂翻修一新。现在，木头屋顶开始腐烂，高处先朽，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有些涂蓝色的地方陷下去了，成了黑色。门高头放风琴的地方，成了男人的祭廊，有一道螺旋式楼梯，木头鞋一踩就咯噔响。

阳光从平滑的玻璃窗照进来，斜斜地照亮了沿墙横摆着的长凳，有些凳子上钉了草垫，下边写了几个大字：“某先生的座位”。再往前走，礼拜堂更窄了，那里，神工架和圣母小像相对而立，圣母身穿缎袍，头上蒙了有银星点缀的面纱，颧颊染成紫红，好像夏威夷群岛的神像；最后看到的是一幅“内政部长颁发的神圣家庭图”，挂在圣坛上面四支蜡烛当中。祭坛的神职祷告席是冷杉木做的，始终没有上过油漆。

菜场不过是二十来根柱子撑起的一个瓦棚，却占了荣镇广场大约一半地盘。村公所是“按照一个巴黎建筑师画的图样”盖起来的，风格好像希腊神庙，坐落在街道拐角上，在药房隔壁。底层有三根爱奥尼亚式的圆柱，一楼是一个半圆拱顶的游廊，游廊尽头的门楣中心画了一只高卢公鸡，一个鸡爪踩在宪章上，另一个举着公正的天平。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要算金狮客店对面的奥默先生的药房！尤其是晚上，油灯点亮了，装满门面的红绿药瓶在地上投下了两道长长的彩色亮光，那时，在光影中，就像在孟加拉烟火中一样，可以隐约看到药剂师凭案而坐的身影。药房从上到下贴满了广告，有斜体字，有花体字，有印刷体，写着：“维希矿泉水，塞尔兹矿泉水，巴勒吉硫磺泉水，净化糖浆，拉斯巴伊药水，阿拉伯可可粉，达尔塞药片，雷尼奥药膏，绷带，浴盆，卫生巧克力”等。招牌和店面一样宽，上面用金字写着：奥默药剂师。在店里首，固定在柜台上的大天平后面，一扇玻璃门的上方，写了实验室三个字，在门中央，再一次出现了黑底金字的奥默二字。

除此以外，荣镇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只有一条唯一的街道，从街这头开枪，可以打到那一头；在街两边有几家店铺，大路一拐弯，也就到了街的尽头。如果出街之后再往左转，顺着圣·让岭脚下走，不消多久就到了公墓。

在霍乱流行时期，为了扩大墓地，还推倒了一堵后墙，买下了墙外的三亩土地；但是这块新坟地几乎没有人使用，坟墓像往常一样，总是挖在离门口近的地方，一个压着一个。看守既是掘墓人，又是教堂管事，这样可以从本教区的死人身上捞到双份好处。他还利用空地，种了一些土豆。但是年复一年，那本来就不大的空地越缩越小，碰到传染病流行，他真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高兴的是有钱可赚，难过的是坟地又要占了他的田地。

“你是在吃死人的肉呢，勒斯蒂布杜瓦！”有一天，本堂神甫到底对他说了。

这句话说得他毛骨悚然，有一阵子，他洗手不干了；但是今天，他又种起他的块根来，并且心安理得地说，块根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

下面就要讲到一些事，从那以后。荣镇的确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镀锡铁皮做成的三色旗，一直在教堂钟楼的尖顶上旋转；时新服饰用品商店的两幅印花布幌子，还有迎风招展；药房酒精瓶里浸着的胎儿，好像一包白色的火绒，也在慢慢腐烂；还有客店大门上头的金狮子，风吹雨打，褪了颜色，在过路人看来，好像一只鬈毛狗。

包法利夫妇就要到达荣镇的那天晚上，客店的老板娘勒方苏瓦寡妇正忙得不亦乐乎，一面大锅烧菜，一面大把出汗。明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一定要事先切好肉，开好鸡膛，煮好汤和咖啡。此外，还要准备包伙人的膳食，医生夫妇和女仆的晚餐；台球房响起了阵阵笑声；小餐室的三个磨坊老板叫人送烧酒去；木柴在燃烧，木炭在噼啪响，厨房的长桌上，在放生羊肉的地方，堆了几叠盘子，砧板上一剁菠菜，盘子也晃荡起来。听得见后院的家禽咯咯叫，女佣人在抓鸡捉鸭．准备宰了待客。

一个穿着绿色皮拖鞋的男人，脸上有几颗小麻子，头上戴一顶有金流苏的绒帽，背朝着壁炉，正在烤火。他的表情看来洋洋自得，神气平静，就像挂在他头上的柳条笼里的金翅雀一样：这个人就是药剂师。

“阿特米斯！”客店老板娘叫道，“拿些小树枝来．玻璃瓶装满水，送烧酒去，赶快！要是我知道用什么果点招待新来的客人也就好了！老天爷！那些帮搬家的伙计又在台球房里闹起来了！他们的大车还停在大门底下呢！燕子号班车一来，要不把它撞翻才怪呢！快叫波利特把车停好！……你看，奥默先生，从早上起，他们大约打了十五盘台球，喝了八坛苹果酒！……他们要把我的台毯弄破的！”她接着说，远远地望着他们．手里还拿着漏勺。

“破了也不要紧，”奥默先生答道，“你买一张新的不就得了。”

“买张新的！”寡妇叫了起来。

“既然旧的不管用了，勒方苏瓦太太，我对你再说一遍．是你错了！大错而特错了！再说，如今打台球的人，讲究台子四角的球袋要小，球杆要重。人家不再打弹子啦，一切都改变了！人也得跟着时代走！你看看特利耶……”

老板娘气得涨红了脸。药剂师接着说：

“他那张球台，随你怎么说也比你这张漂亮些；他又会出主意，比如说，为波兰的爱国难民，或者为里昂遭水灾的难民下赌注……”

“我才不在乎他那样的叫花子呢！”老板娘耸耸她的胖肩膀，打断他的话说。“得了！得了！奥默先生，只要金狮客店开一天，总会有客人来。我们这号人呀，不愁没有钱赚！倒是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他开的法兰西咖啡馆关门大吉，门窗贴上封条的！换掉我这张球台：”她接着自言自语说，“你不知道台子上放要洗的衣服多么方便！等到了打猎的季节，我还可以在台子上睡六个客人呢！……这个慢手慢脚的伊韦尔怎么还不来！”

“难道你还等班车来才给客人开晚餐？”药剂师问道，

“等班车来？那比内先生怎么办！只要六点钟一响，你准会看到他来用晚餐，像他这样刻板的人，世上也没有第二个。他总是要坐小餐室里的老位子！宁死也不肯换个座位！又挑剔！连苹果酒也要挑三拣四！一点也不像莱昂先生；人家有时七点钟，甚至七点半才来呢；有什么吃什么，看也不看一眼。多好的年轻人！说话声音高了都怕妨碍别人。”

“这一下你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当过兵的税务员是多么不同了。”

六点钟一敲，比内进来了。

他的身子很瘦，穿的蓝色外衣，从上到下成条直线，皮帽子的护耳，在头顶上用绳子打个结，帽檐一翘起来，就露出了光额头，这是戴久了头盔留下的痕迹。他穿一件黑色呢子背心，衣领是有衬布的，裤子是灰色的，一年四季，靴子都擦得很亮，但是脚趾往上翘，两只靴的脚背都凸起一块。金黄色的络腮胡子，没有一根越轨出线的，描绘出他下巴的轮廓，像花坛边上的石框一样，围住他平淡的长脸，还有脸上的小眼睛和鹰钩鼻。无论玩什么牌，无论打猎或是写字，他都是个好手，家里有架车床，他就来做套餐巾用的小圆环，像艺术家那样妒忌，像大老板那样自私，他把圆环堆满了一屋。

他向小餐室走去；但是先得请三个磨坊老板出来；在摆刀叉的时候，他一言不发地坐在炉边的位子上；然后像平日一样关上门，脱下帽子。

“说几句客气话也不会磨烂他的舌头呀！”药剂师一见只有他和老板娘了，就说。

“他从来不谈天，”老板娘答道。“上星期，来了两个布贩子，两个挺有意思的年轻人。晚上，他们讲了一大堆笑话，笑得我都流眼泪了，而他呢，呆在那里，好像一条死鱼，一句话也不说。”

“是呀，”药剂师说，“没有想象力，没有趣味，一点不像见过世面的人！”

“不过，人家却说他有办法呢，”老板娘不同意了。

“办法？”奥默先生回嘴说，“他！有什么办法？在他那一行，倒也可能，”他又用比较心平气和的语调加了一句。于是他接着讲：

“啊！一个联系很广的商人，一个法律顾问，一个医生，一个药剂师，心无二用，变得古怪了，甚至粗暴了，这都说得过去，历史上有的是嘛！不过，至少，那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事呀。就说我吧，多少回我在写字台上找钢笔写标签，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结果却发现笔夹在耳朵上！”

那时，勒方苏瓦寡妇走到门口，看看燕子号班车来了没有。她吃了一惊。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突然走进了厨房。在苍茫的暮色中，看得出他的脸色通红，身体强壮。

“神甫先生，有事情找我吗？”客店老板娘一面问，一面伸手去拿铜蜡烛台，烛台和蜡烛在壁炉上摆了一排；“你要不要吃点什么？喝一点黑茶蔗子酒，或者来一杯葡萄酒？”

教士非常客气地谢绝了。他是来找雨伞的，上次去埃纳蒙修道院时忘了带走，现在拜托勒方苏瓦太太派人在晚上送往神甫的住宅，说完他就回教堂去，因为晚祷钟声响了。

等到药剂师听见神甫的脚步声走过了广场，他就大发议论，说神甫刚才的做法太不妥当。在他看来，拒绝喝酒是最讨厌的装模作样；哪一个教士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不大吃大喝，总想恢复大革命以前的生活？老板娘帮神甫说话了：

“要说末，像你这样的男人，他一个可以顶四个。去年，他帮我们的人收麦秆；一趟就扛了六捆，力气真大呵！”

“好极了！”药剂师说。“那么，打发你们的姑娘去向这样精力旺盛的男子汉忏悔吧！我呢，我若是政府的话，我要一个月给神甫放一次血。不错，勒方苏瓦太太，每个月都要切开静脉大放血，这才不会有碍治安，伤风败俗呵！”

“住口吧，奥默先生，你不信神！你不信教！”

药剂师回嘴说：“我信教，信我自己的教，我敢说比他们哪一个都更相信，他们不过是装腔作势。耍骗人的花招而已。和他们不同．我崇拜上帝！我相信至高无上的真神、相信造物主，不管他叫什么名字。那都不要紧，反正是他打发我们到世上来尽公民的责任，尽家长的责任的。不过，我犯不着去教堂。吻银盘子，掏空自己的腰包去养肥一大堆小丑，他们吃得比我们还好呢！因为你要礼拜上帝，那在树林里，在田地里，甚至望着苍天都可以，古人不就是那样的么？我的上帝，就是苏格拉底、富兰克林、伏尔泰和贝朗瑞的上帝！我拥护《萨瓦教长的信仰宣言》和八九年的不朽原则！因此，我不承认上帝老官能拄拐杖在乐园里溜达，让他的朋友住在鲸鱼的肚子里，大叫一声死去，三天之后又活过来！这些事情本身就荒唐无稽，何况还完全违反了一切物理学的定律；这反倒证明了，顺便说一句，神甫都是愚昧无知的朽木，还硬要把世人和他们一起拉入黑暗的无底洞。”

药剂师住了口，用眼睛寻找周围的听众，因为他一激动就忘乎所以．还以为自己在开乡镇议会呢。

`但是客店老板娘却不再听他那一套；她伸长了耳朵，要听远处的车轮滚滚声。她听得出马车的声响，夹杂着松动了的马蹄铁打在地上的喀嗒声，燕子号到底在门口停住了。班车只是两个大轮子上面放一只黄箱子，轮子和车篷一样高，使旅客看不见路，却把尘土带上他们的肩头。车门一关，狭窄的气窗上的小玻璃就在框子里哆嗦，玻璃上有一层灰尘，再加上左一块、右一块泥水干后留下的斑点，连大雨也洗不干净，班车套了三匹马，一匹打头，下坡的时候，车一颠簸，箱底就会碰地。

有几个荣镇的老板到广场上来了；他们同时说话，打听消息，问长问短，找鸡鸭筐子；伊韦尔忙得不知道回答谁才好。本地人总是拜托他进城办事。他要去铺子里买东西，替鞋匠带回几卷皮子。给马蹄铁匠带来废铁，给老板娘带一桶鲱鱼，从妇女服饰店带回几顶帽子，从理发店带来假发；他一路回来，站在座位上，高声呼唤，把一包—包东西从篱笆上扔到院子里去，而他的马认得路，会自己向前走。

一件意外的事使班车回来晚了：包法利夫人的狗在田野里不知去向。大家足足吹了一刻钟口哨，喊狗回来。伊韦尔甚至开了半古里倒车，总误以为看见狗了；但是不得不赶路呀。艾玛气得哭了，总怪复尔倒霉。布贩子勒合先生和她同车，想法子安慰她，举了好多例子，说狗丢了几年之后，还认得它的旧主人。他听人说，有—条狗从君士坦丁堡回到了巴黎。另外一条笔直走了五十古里，泅过了四条河；他的父亲有一条卷毛狗，丢失了十二年，一天晚上，他进城吃晚餐，不料忽然在街上碰见这条狗，它一下就跳到他的背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