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 翁元&王丰 · 2026-07-25
我们几个贴身副官以车轮战的方式在老先生病榻前服侍着。说实话，我们是真挚地希望老先生赶快好起来的，可是老先生的病情却让人忧心忡忡。
“老先生能不能过这一关，完全看能不能撑过最初的两个礼拜！”这是医疗小组成员对心脏冠状动脉病症一种经验之谈。可是大家心里都有种不祥的预感，医疗小组连续打了几次电话给到美国的卢光舜，催他赶紧找到余南庚，另方面，老夫人宋美龄在失望伤心之余，已经做好了为老先生办后事的心理准备，甚至连怎么移灵的步骤都已经预做了安排，以及模拟演练。
时间分分秒秒地挨过，大家围绕在老先生病榻四周，正在危疑绝望之际，有位医官不经意听见老先生嘴中似乎在念念有词，非常吃惊地告诉我：“翁副官！快来听听看，老先生好像在说什么，你应该可以听出一些什么来吧！”
在大伙全都一阵茫然的这个节骨眼上，医官的这个发现，无异是在最黑暗的世界角落，给大家一线曙光。
我立刻凑近老先生的嘴巴边，细细听着他有如呓语的每一个字……
我把自己听见的毫无保留地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从大家的表情可以发现，大家的眼眶都已经泛红微润。
“总统”六号病房
皇天不负苦心人，卢光舜终于在美国找到享誉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救命如救火，两人不做任何勾留，立刻火急赶回台湾，这已是7月27日，距离蒋介石昏迷，已经是三四天了。
世界顶尖的医生既然已经请了回来，接下来就是要赶快为蒋“总统”做最妥善的处置，让他尽快恢复知觉苏醒过来。余教授的来台，无疑给了“总统”医疗小组最有力的后盾与支持，大家心中原本的那块巨石都不约而同地放下。
余南庚不愧有权威风范，他一到中兴宾馆后，就检视了一遍医疗小组为“总统”做的一些处置，他十分镇定地说：“你们的处理非常好。”接下来一切的医疗计划就由他来统筹策划。
余南庚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医师，来台湾的日子，我们从来没见过他有什么假日，他被安排住在圆山饭店，每天一大早就从圆山赶到蒋“总统”的病榻旁，不仅诊断细心，而且更是全心投入，可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他回来以后，老先生虽然没有马上就苏醒过来，但是，却有了相当程度的起色，使得宋美龄和众医官对他信心倍增。
经过几天的全心照料，余教授认为老先生在阳明山中兴宾馆治病，显非万全之策。第一，这里距离荣民总医院至少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有什么急要的情况，比如要到“荣总”拿药，就十分不便。当时，在老先生昏迷之初，官邸特地派了两部车，并且由两位侍卫人员专门负责于中兴宾馆和“荣总”之间，两地来回跑，有时候还是不很方便，况且有些大型器材，实在搬运不便。
1972年8月5日的深夜，我们奉命做好一切工作，准备把老先生送到荣民总医院的“总统”专用六号病房。
之所以选择深夜时间，有两个最重要的考虑，一个是因为深夜时分，阳明山仰德大道的来往车辆较少，比较容易做局部交通管制；其次，也是为保密的考量，毕竟，蒋“总统”是台岛“独尊”，如果他得重病而且正准备做心脏大手术的消息一旦外泄，传到外人或是有心人耳里，难免要制造一些口实，让人做“动摇士气军心”的不利宣传。
移床入院行动，在严密的部署下，默默进行。
5日的晚上大概6点过后，军警已将阳明山到石牌荣民总医院沿路全面封锁，不准任何车辆出入。
为了让蒋“总统”在移动的过程中，平顺安稳，“总统”医疗小组特地调来一部簇新的大型救护车。这部救护车是当时“三军总医院”从国外进口的一部新型车辆，不但设备先进，而且行驶的时候格外平稳，不会有过于晃动的缺点。这部车总医院根本还没启用，就被官邸征调来作为老先生的专用救护车。
夜色中，我们小心翼翼用担架把老先生抬上救护车，戒护的侍卫人员和往常一样，组成车队，保护老先生一路上的安全。
8时许，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护车队，从阳明山中兴宾馆缓缓驶出，我们奉到上级的任务指示，基于老先生是严重心脏病的病患，所以，在运送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有一丝的大意或是一点点的颠簸，否则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他的病情。
为了慎重起见，余南庚亲自率领医护人员，随车一路护送，以防有任何突发状况发生。
此外，一路上，从前导的开道车，到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扈车队，全部都保持在车速约10公里以下的超低速前进，那样的速度，真可说是像蜗牛爬行似的。在那条漫漫的仰德大道上，老先生的病榻在深沉的夜色中，缓步向前，短短的十几公里路，以“总统”车队平日的行进速度，根本只须十几二十分钟，可是这一趟的随扈竟然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晚上9点多钟，才抵达荣民总医院的第六病房。当时，“荣总”四周可以说是处在半戒严状态，在一般门诊部门看病的人潮已经退去，去住院部门探病的人们也被支开，必须从另外的门出入；而六病房附近更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其目的就是不希望“总统”蒋介石住院的消息外泄，以免成为别人攻讦的口实。
六号病房是当年特地为老先生而设置的一个特别病房，完全和“荣总”的其他部门隔离，内部的医疗器材可以无止境地添置，如果有任何需要，尚可以从其他医院借调医护人才和新装备器材，供老先生治病之用。事实上，在“总统”身边人的心目中，只要能够把老先生的病治好，即使花个几千万甚至几亿台币，那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在六病房，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经费非常宽裕。
不但“总统”病房的设备一流，就是在病房陪伴的亲人房间，也做了充分准备。老先生住进六病房后，为了方便放置比较多的医疗器材，我们把病床从病房移到客厅奇$%^书*（网！&*$收集整理，老夫人和孔令伟各自住一间房，蒋经国则住在病房内的另一间小房间，我们当然是因陋就简，就在医疗室摆了6张行军床，连护理台上也有我们的铺位，整个六病房的外围，和老先生去“荣总”做体检时一样，也有严密的警卫人员24小时警戒，光是所有的警卫人员和车队人员，就占住了半间的“荣总”餐厅。
虽然人在“荣总”，可是蒋介石吃的特别调制的流质食品和宋美龄等人吃的餐饮全是由士林官邸烧好送去的，而我们则是由“荣总”代办餐饮，吃在“荣总”，睡也在“荣总”。
在余南庚的领导下，成立了“总统”医疗小组，连同原来的5位医官，加上6位新任医官，“总统”医疗小组一共有11位，当然是以心脏科的专家为主体。从7月22日到8月6日，我们副官整整忙了两个星期，几乎是24小时随侍在侧，大家早就忙得精疲力竭。以我来
说，我的牙床在8月初就感觉浮肿疼痛，所以，一到“荣总”的隔天，我就到“荣总”牙科挂号，和医生约好时间，便立刻去看病，医生看了看我的牙齿，毫不迟疑地说：“你怎么了，牙床肿到这样才来？”我只好苦笑，说大概自己的火气太大了吧！结果，医生的诊断是需要立刻拔除以免后患，牙拔了人也比较舒服，可是，照顾蒋老先生的任务却才刚刚开始。
*第九章：蒋介石之死
1972年可以说是蒋介石健康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不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官邸上下同心协力的尽心照料，他的年寿不可能会延长到三年后。但是，无可讳言，老先生本身的强韧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求生意志，是他能够从昏迷险境苏活转来的重要契机。
“总统”医疗小组
曾经不只一次有外国医学专家告诉“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地区或国家，能像你们这样，为了拯救“国家元首”的生命，可以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使美国总统恐怕也不可能有像蒋介石这样近乎像帝王般的医疗照顾。
或许，美国人这些话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含意在里面，可是，如果从正面去设想这句话，应该是毫不夸张的。
到台湾来以后，老先生最信任的两位医官，当然首推熊丸和陈耀翰，他们两位是在1972年“总统”医疗小组成立前，老先生最常咨询的官邸御医。
在1972年时，熊丸还兼任中兴医院的院长，但是，所谓的中兴医院院长，其实只是一种便宜行事的做法，熊丸有很大一部分心力，是放在为“总统”治病的上面，他实际上是“总统”的随从医官。至于陈耀翰，他曾任军医医院胸腔内科主任，后来一直在官邸专任随从医官，老先生病发以后，熊丸和陈耀翰两人轮班照顾老先生，两人对蒋先生可说忠心耿耿，做
出全部的贡献。
后来，在余南庚主持下，成立了“总统”医疗小组。余南庚由于是客卿的身分，而且他在美国还有教学工作，只能利用休假的时候，暂时回台湾替蒋介石治病，不可能久留台湾，所以，这个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是由“国防医学院”借调来的王师揆负责担任，王医师同时也是劳人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师是没有编制限制的，所以，在最鼎盛的时期，“总统”医疗小组的医生就有13名左右，几乎比较重要的科别都齐全了，所以有人讥讽，官邸完全成了一间大医院。这虽是一句嘲讽的话，可是，和实情也相去不远。光是这个小组的名医名单，大概就可以羡煞平民百姓。
在小组之下，主要医官包括：
召集人：王师揆，专长是神经外科。所谓召集人就是负责实际的医务工作，并随时要负责向蒋“总统”或是夫人宋美龄报告病情发展，提供宋夫人决定之参考。
骨科：邓述微，兼任“三军总医院”院长，后来曾任振兴复健医院院长，后因院务理念和孔令伟不合而离开振兴。
胸腔外科：卢光舜。
胸腔内科：陈耀翰。
心脏内科：熊丸、姜必宁、李有柄、董玉京。
心脏外科：俞瑞璋。
肾脏科：谭柱光。
麻醉科：王学仕。
新陈代谢科：赵彬宇。
牙科：曾平治。
泌尿外科：郑不非。
眼科：林和鸣。
官邸对医师是相当礼遇的，尤其是对专门回国医治老先生的余南庚，更是礼遇有加，不但让他住新盖好的圆山大饭店豪华套房，而且还提供一部凯迪拉克专用轿车，当然，来回机票和一些相对的高报酬亦是难免。余南庚对老先生的病情，实在可以说得上是鞠躬尽瘁、不舍昼夜，几乎是全天候在看护老先生。
但是，余南庚以外的医疗小组成员，每个人的待遇和境况，便不尽相同了，加上官邸在“总统”病笃之后，大小杂务可以说是大部分掌握在孔二小姐和宋美龄手中，她们有各自的立场和看法，和医官们专业的立场又有所差异，因而，难免在某些问题上，容易发生争议的情况。
大体而言，医疗小组的医官们在医学界都已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可是，当他们处在官邸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际生态环境中，难免有许多格格不入。人说古代御医难当，可是现代“御医”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然而可贵的是，不论是官邸工作人员或是医官，在“总统”病重的那段时间，大家可以说是发挥了高度的吃苦耐劳精神，这就是老一辈的使命感，即使大家的肉体再怎么疲惫，大家多半是抱着咬牙强忍的心态，希望老先生的身体能够尽快痊愈。
在医疗设备方面，当时只要是各个军公医院，有任何新的进口医疗器材，一定必须先送到荣民总医院六病房使用；如果需要添置什么新的器材、药品，更是由各军公医院无止境提供。甚至为了“总统”长年使用六病房，六病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有关方面又嫌它太小不够新颖，另外又要“荣总”编列预算，兴建一处新的“总统”病房，可惜这个新的大型“总统”病房，还没落成，老先生就已经病逝。
医官、副官为蒋介石掏粪
许多罹患冠状动脉病变的人，如果遇到昏迷的情况，最初的两个星期，通常是最具关键性的时刻。假如熬不过两个星期，就只有准备后事。然而，像蒋介石这样昏迷时间长达半年的，恐怕在一般病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个案，堪称奇迹。
在这段昏迷的日子，蒋介石身上至少插了三根管子，包括供给氧气的氧气管、供给流质食物的胃管和手上的点滴管，就是这些药物和营养品，在维系他脆弱的生命。可是，进入“荣总
”之后，也就是余南庚博士来台后的这段时间，老先生的各项检验报告显示，已经有日渐好转的迹象，一切情况慢慢稳定下来。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情稳下来，我们付出了相当可观的代价，而老先生强烈的求生意志，则更是他得以转危为安的主要原因。
但是，蒋介石因长期卧床，已经使得他的肌肉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状态，我们守候在一旁的人，早就发觉他的右手首先有了蜷曲的现象，这大概是因为长期吊打点滴的关系，此外，由于血管硬化，腿部肌肉也有萎缩的情形，所幸，老先生的肠胃一向很好，所以，经过胃管灌食营养流质食物，吸收的状况十分良好。孔令伟孔二小姐为蒋介石的起居照顾问题，动了不少脑筋，她在这方面还真是小有天才。
譬如，老先生在昏迷时期，我们为了怕老先生久卧病床身上长褥疮，大概每隔两个小时要为他翻一次身，并且做全身按摩，以活络血脉。可是，每次我们为他翻身时，他的小便就因膀胱失禁而不自觉流出来，所以我们为他按摩之外，还经常要给他换床单和衣裤，一天总要换个好几次。
除小便失禁外，解大便更是一大问题，所以，大概每隔一两天，就要由医官为老先生“掏粪”。所谓“掏粪”，其实就是由医务人员戴手套，然后用手指直接伸到老先生的直肠内，将已经结成颗粒状的粪便，一粒一粒地挖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身体维持正常的排泄循环。但是，每次的“掏粪”工作，总要忙得医官满头大汗。
当时，做“掏粪”工作的主要是邓述微院长。他在做这件工作时，通常我是他的重要助手，我们做这个工作一直做到蒋介石苏醒后还是要继续做，原因无他，就是医官考虑到蒋“总统
”的心脏负荷的问题。因为，根据医学临床证实，有许多心脏病患者，是在解手特别是解大便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亡。所以，即使他已经醒来，医官还是不敢让他自己解大便，还是由邓院长和我们副官人员，亲手为他继续“掏粪”。
孔二小姐见到医官每每为了解决老先生的排便问题，忙得团团转，她就动脑筋，何不叫木匠，把病床的床垫略作改装，是不是可以把问题变得轻松一些？
她动了一阵子脑筋，终于想出一个妙法，她叫官邸内务科的木匠，把老先生病床的床板做成活动的，可以在我们要为老先生更换床单或是衣裤的时间，把床板抽出呈一个“L”形，这样换起床单来，既方便又省力，而且，孔二小姐去订做了一个海绵制的床垫，在床垫中间，也就是老先生躺卧时靠臀部的地方，挖了一个碗口大的洞，每当医师和副官要为老先生“掏粪”时，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床垫的小洞，进行这项向来被一般医师视为畏途的工作。
此外，在为老先生翻身时常见的小便失禁情况，孔二小姐也想出一招妙招，便是使用长条型的塑胶袋，套在裤子里，这样就大致解决了小便失禁问题。
蒋介石在陷入昏迷之初，体温曾经一度高达40度以上，而且，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已有积水现象，只有三分之一的肺部尚在正常运作。所以，他从一开始昏迷到最后，始终是套着氧气管，一刻不能中断氧气。
医生给他打了大量的盘尼西林针剂，目的是希望把肺脏积水的部位，控制在原有的那三分之二的区域，不要再进一步扩大。
有位医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就好像是官兵围堵强盗，假如官兵的人数比强盗少时，惟独把强盗全部挤压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让强盗四散，侵蚀到其他正常的部位，这样是一种最保险的治疗方式。
换言之，当时，“总统”医疗小组的见解和处置，是希望用一种比较消极但是却很稳健的诊疗方式，把蒋“总统”从极端不稳定的阶段，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下，这样才有可能使得“总统”苏醒过来。他们不赞成给类似老先生这样的心脏病患者太强烈的猛药，或是过于剧烈的治疗手段，以免弄巧成拙。
我相信，医疗小组会采取这种方式，倒不是投鼠忌器，而是基于病患实际情况，而下的一种处置。
最早，医疗小组这个策略，确实有着一定程度的成效，而且可以说是老先生半年后得以苏醒的主因。可是，到老先生真正醒过来之后，宋美龄那边却有了另一种看法，她急切地希望见到蒋介石能够很快恢复往日的活动力，并且马上就和正常人一样，能够回“总统府”上班。
然而，在“总统”医疗小组的眼中，这样急切的心理，反而会乱了整个的治疗计划，不但对“总统”的健康无益，甚者反而会为他带来难以逆料的后果。
这样两种格格不入、全然不同的医疗见解，为日后老先生的治疗工作，投下一团阴影，也在宋美龄和医疗小组之间，预设了双方矛盾的伏笔。
苏醒之后
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的苏醒，给宋美龄以下的官邸人士极大的兴奋感，尤其教人不敢置信的，是老先生苏醒以后，除了身体体力明显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未受到昏迷的影响。对
于老先生的身体渐渐健朗，大家都非常欣慰，可是，毕竟他依旧是有病在身，尤其是因为手脚肌肉的萎缩和变形，在行动上有诸多不便，所以，在日常生活上更加依赖我们官邸和医疗小组的工作人员。
就拿1973、1974年每年的夏天来说，因为老先生平常就是个既怕热，却又忌讳吹电扇、吹冷气的人，这样的状况下，就苦了我们这些副官。
以往他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们早已习惯帮他在夏天用蒲扇给他打扇子扬风，可是，他从昏迷中醒来后，似乎较以往更为怕热，要我们不分日夜为他打扇子扬风，否则他就睡不着觉。
那一段时期，大家因为要轮番照顾他，体力和精神上都感觉有些吃不消。我们吃在“荣总”、睡在“荣总”，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假日时间，长久下来，焉有不疲惫困顿的道理？原本
，我们是八个小时一班，然而这个时候的八个小时，和老先生健康时的八小时的班，是完全不同的，服侍病中的老先生，不但要帮医官护士做医护助手，还要兼做一般医院所谓“特别看护”的事情，举凡只要是医护人员不做的任何杂务，不论那个工作是否污秽肮脏，我们都没有任何选择不做的机会。
因为我们处理的工作，多半是和老先生切身起居有关，若放在以前，如果我们谁有什么病痛的情况，官邸的医官还不会太注意我们会不会影响老先生及其家人。可是，自从他病了之后，我们这些副官，只要有人患了感冒，即使是很轻微的感冒，也要向医官报告，医官立刻会为我们诊治。最初，医官比较紧张，凡是有一个下人感冒了，他们总是立刻叫这人离开病房，以免传染给体弱的老先生。有次我们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副官感冒，几个人都不能服勤，最
后连我也感冒了，还发着高烧，还是要继续值班，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就叫惟一没感冒的李振民副官睡到老先生旁边值夜，白天时，我工作只好戴上口罩，以免散布病菌。
我为什么会患感冒都还要照顾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不少副官都因太劳累而生病，另一方面，老先生那时上下床都要有人抱他，而偏偏李振民的个子矮小，老先生怕李振民抱不动他，每次李振民主动要去抱他下床，老先生马上制止，并说：“我不要你抱，叫其他人过来
！”医官知道我感冒了，可是老先生指定要我去服侍他，医官只好叫我戴上口罩，不要把细菌传染给老先生。 ［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当时这段抱病照顾蒋介石的经历，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蒋先生向来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自从生病以后，活动的机会少了，但在心理上，他还是一直想活动一下，可是又偏偏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只好由其他的方面去满足，好比是按摩。他苏醒后，也许是神经比较迟钝，有时候明明我们已经用了相当的力道，为他按摩已经萎缩的右手或是左手，纵使我们再怎么用力，他也似乎没有什么感觉，有时候他误以为我们按摩不够用力，还大声斥责：“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即使我们拼老命使出更大的力气给他按摩，可是他依然不满意。
本来是好动的人，一下子给疾病绑在床上，毕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长时间躺在床上，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候他情绪不稳，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几乎已是家常便饭。
在病房里，他身上至少插了三根以上的管子，而且手脚肌肉都有萎缩的情况，每次起身，都要由我们连身体和管子抱上轮椅，而且，照官邸的老规矩，他起床后，侍卫官就要通知所有的侍卫人员，叫大家起来待命，即使在“荣总”住院，也是按此老规矩行事，所以，他起来几次，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轮班的医护人员就要被折腾几次，绝对不会幸免。
有几次，他也是想起来走走，可是医官觉得他身体还很衰弱，怕他起来不便，更怕他起来后，连接在他胸前的心电图电线，就要暂时拔除，这就等于暂时无法监控他的心跳纪录，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比如说像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况，谁负得起责任？所以医官多半不主张他起床太过频繁，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起床会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发生，他这样一个长期卧病的老人，总觉得是不是医护人员故意给他行动上设限制，有几次他对医护人员一再劝阻他下床大为光火，他冲着医官大骂：“我说要起来就是要起来，到底你们是总统还是我是总统？”
他发这么大的脾气，还会有谁敢去阻挡，只有悉听尊便了。
所以，有一次蒋介石曾创下一天内起床23次的纪录，他执意想起来的原因，大概是想试试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脚踏实地地站起来，可是，他每次起床大概只有几分钟，就气喘不止，然
后又吵着要回床上，等到回床上躺下没一会儿，他却又嚷着要下床，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上上下下，把所有工作人员搞得鸡犬不宁、暗自叫苦。
蒋先生复苏以后，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可是，经过一阵子以后，医官已经允许他可以在六病房四周坐在轮椅上活动，有时候他的体力比较好时，还让他到下面去走几圈。
有几次，老先生心血来潮，在宋美龄提议下，又找电影股的人去找电影片子，要在六病房放电影。官邸人员立刻照办，为他弄来最新档期的电影，可是，他看了几分钟以后，就说不想看了。其实，给他看电影，也只是希望舒解一下他的心情，让他不要太过烦闷，电影大概只看了几次，后来就没再放过。
老先生苏醒后不久，宋美龄对“总统”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以及官邸上下的工作人员，多时以来的辛勤努力十分感谢，在六病房时每逢年节都会设庆功宴，向医疗小组成员致谢。有时，老先生都还特地从床上起来，向在场的人员致意，这一点，蒋宋夫妇是做得相当周到也可以说很有人情味。
宋美龄导演“健康政治”
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当然免不了会有一些关于他病情传说的风言风语，为了“辟谣”
，宋美龄和官邸人士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从运用家族的重要活动，向外界“证明＂“总统
”尚健在，就可以看出宋美龄女士长于外交的手腕。
我的印象中，老先生在病中，一共对外露了四次脸，而这四次的公开露面，都是由宋美龄一手决策设计，并且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病中的蒋先生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曝光，是在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的时候。
孝勇的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老先生还在“荣总”调养，虽然他已经苏醒过来，只是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老先生这位家族长者奉茶。
当天上午，我们和平常一样，给老先生穿上长袍马褂，坐在六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接受孝勇夫妇的奉茶仪式。
那次的奉茶仪式，宋美龄特别决定选这个主题，对外发布新闻，说明“总统”为最小的孙子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并且对外证明老先生的病情正在康复中。这次的曝光，显得非常自然，实际上也没有造作的地方，当然，官邸在对外的说词上，必须斟酌外界的可能反应和联想。所以，在对外的用字遣词上，都是字斟句酌、小心谨慎。
然而不可否认的，蒋介石毕竟是有病在身的老人，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确经历过一番和疾病搏斗的艰辛历程，这个艰辛历程，使得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猜出他的病情。
第二次曝光是1973年11月间，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会客室晋见这位国民党总裁。
那次的晋见，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三中全会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见老先生，然而，当时老先生的右手肌肉萎缩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即使坐着的时候右手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到底该怎么掩饰右手的缺点？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后来，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何不用透明胶布将老先生萎缩的右手手腕索性“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再穿上长袍马褂，这样外表就看不出来他的右手有什么问题了。我把这个想法向上面反映，上面马上拍手叫好，于是，就照我的方法，先为老先生穿好他惯常穿的长袍马褂，然后再把他用轮椅推到“荣总”会客室，等他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定，我们便立刻用透明胶布在他右手手腕上方绕上一圈，直接粘在沙发的右边把手上，把他的右手问题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一一进场。
虽然那时蒋介石的身体有些清瘦，但精神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医官怕他离开心电图监视的时间太久，会引起危险，在有关方面安排行程时，特别要求尽量把接见的时间压缩，当然，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更是全员戒备，在会场一旁随时待命，只要他稍有情况，就马上采取必要的急救手段。
第三次曝光，是在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老先生夫妇。那次的家族活动，在宋美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全家家族照，再一次“证实”老先生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一扫当时有关老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不实传言。
那张照片画面上显示，老先生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地放在老先生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的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
时间是1975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湾当局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老先生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老先生已经有好长一段时期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老先生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老先生的踪影，可见，老先生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因为，见比不见更好，只有见，才可以免去不必要的误解和臆测，何况，这时日本和台湾刚刚“断交”，大陆已经进入联合国，如果我们再对美国有失礼动作，很可能对彼此的“邦谊”有负面影响。
然而，为了让马康卫晋见蒋“总统”的过程显得天衣无缝，士林官邸确实费了一番巧思。
在马康卫来晋见“总统”前夕，士林官邸内务科和有关部门的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然而，宋美龄对接见计划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有很好的英语语言基础，而且，在美国早一辈的外交圈子里，她的能力和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所以，她没有要求台湾当局任何一位“外交”人员作陪，她认为只要她陪伴“总统”接见马康卫，就已足堪应付大局。
可是，她惟一比较不放心的还是老先生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撑持一段时间？因为接见马康卫，不可能像见国民党主席团主席，见个十几分钟，敷衍一下，毕竟主席团主席都是老先生的部属，即使不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若是对美国“大使”也是这么敷衍十几分钟，恐怕还比不见来得更为失礼。
便是这个原因，医疗小组的医官对此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还是强调蒋“总统”是不宜离开心电图的监视太久的，否则没人可以保证他不会有任何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发生，何况，他已经有几次心跳突然停止的情况，尤其令人忧心的，便是他的每次心跳停止间隔时间已有日渐缩短的迹象，假如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话，谁能把握老先生不会因为一时兴奋或是冲动，而使心脏受到致命的刺激？
然而，尽管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如此悲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意思还是不改变接见马康卫的决心，为了国民党的前途，必须冒一次险。
接见照计划进行：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依约前来，蒋介石早在马康卫来之前，就已经端坐在士林官邸的客厅等候，医疗小组则在后侧隐秘处严阵以待，我们副官则在料理完杂务之后，退据在客厅后方等候差遣。
我清楚地看见老先生和夫人的表情和谈话过程，只是我并不懂英语，所以，听不清他们的交
谈内容，可是，他们的交谈状况，我却清楚在目。
老先生的表情那天有一点僵化，脸上表情不太自然，偶尔会讲几句中国话，但任何和他有过交谈经验的人或者从未交谈过的人，都可以发觉，他的舌头出了一些问题，似乎有些硬化的感觉，而且谈话时还会喘着大气，这正证明了老先生的病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然而，幸好还有宋美龄一旁协助，让马康卫“了解”老先生的意思，并且适时地掩饰老先生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几次重要接见安排下来，让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胆子都快吓破了，每次宋美龄告诉他老先生哪天要见某某，他总是极力反对，后来他和我们闲谈谈起：“你们不知道我每次要担多少心，但又不得不接受上级的指示，没有办法制止，心情真是非常复杂。”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老先生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这是当时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例证。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总统”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好像会对台湾未来造成什么致命影响似的。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台湾未来大局，就算老先生去世，其实已经不具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理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这则是不争事实。
抓权力比养身体更重要
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然而，老先生又何尝不是做如此想？
蒋介石在苏醒后不久，曾经一度想叫我们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了。但他还是很努力地练习握笔写字，只是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试想一个当年是“一国之尊”的“总统”，曾经批过多少重要文件、下达过多少命令，可是，当年那只指挥千军万马的右手，如今却不听使唤了，他的内心怎能不暗自神伤？
为要老先生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夫人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老先生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像孔二小姐便是最好的例证，孔令伟被赋予的任务之一，是夜里的查勤。
老先生从昏迷状态苏醒之后，若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叫我们副官为他打扇子扇风，但是老先生也体谅我们站着扬风很辛苦，有时候他会叫我们坐着扬。这一坐，反而我们的瞌睡都来了。尤其是入夜以后，六号病房只开了盏小灯泡，昏黄的光线下，隐约见到他躺在病床上，一旁的心电图发出有规律的鸣叫，加上已经忙了整个白天，我们差不多都会在值班时忍不住打起瞌睡来。
正班的副官通常是和两位值班照顾老先生的护士，一起在老先生病榻旁守候，防止有任何突发情况。护士一般来说，她们是专业人员，晚上若有轮值守夜，白天大致上不会有太重的任务给她们，和我们情况不同，所以她们也极少有打瞌睡的事情发生。
可是，孔二小姐她可不管这些，反正值班的人不能尽职，就是不对。她晚上经常是一身暗色的西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身轻如燕地从外面走进六号病房，先在进来的地方探个头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打瞌睡。要是有人敢打瞌睡给她瞧见，她会毫不留情面地给那个睡觉的人一顿狠骂。
不过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要是你们睡着了，先生心电图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谁能够及时回报？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岂可如此随便？”
当年我们多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了，体力大不如年轻时代那样丰沛，何况我们有时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一天没有多少睡眠时间，所以，值班打瞌睡可以说是人的生理自然反应，其实，我们又何尝不知道本身任务的重要性。
孔二小姐始终没有为了值班打瞌睡的事责备过我，我还记得有一回，我轮值夜班，守在老先生床榻边，不知不觉中，禁不住白天的疲累，我竟然意识昏沉地打起瞌睡来。隔了一会儿，护士小姐把我唤醒，她说：“翁元！刚刚总经理(指孔令伟孔二小姐)来过，她知道你在打瞌睡，没有把你叫起来，你运气很好！”
我振作起精神，咬紧牙关，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也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我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
谁知车队不过到了泰山附近，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就这样，我们的车队就在高速公路上来个大转弯，直接回到台北。
他自己非常清楚心有余力不足的窘境，已让他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
宋美龄非常了解老先生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老先生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实际权力。因而，老夫人也无所不用其极地动各种脑筋，要让老先生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老先生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夫人宋美龄却听从孔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老先生做各种复健运动，并且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宋美龄的心急和烦躁，可以从1974年11月23日，她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中看出她对老先生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
她对着医疗小组的医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圣诞节)！我搬回去！”
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老先生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老先生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老先生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号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折回士林官邸。所以，我们当时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到士林。
在夫人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宋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
是庸医误诊吗？
1975年3月间，老夫人宋美龄听从心腹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胸腔专家医师来为老先生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老先生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当场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老先生病情所以没有显著的起色，和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浸泡在“水”里有关。所以，他建议蒋“总统”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只有把肺脏里边的积水抽除，才可以让心脏病好起来。这是这位美国医生的理论，可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
医疗小组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们认为，蒋“总统”已经年高89岁，这样的高龄，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做这种穿刺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当时，蒋介石的心脏已经有几次停止跳动的情况，已经足以让医疗小组的医生们胆战心惊，如果在手术进行中，或是手术完成后，发生不可逆料的结果，到底责任如何归属？这是不得不加以厘清的。
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主任，向宋美龄力陈进行背部穿刺肺脏手术的高度危险性，并再三劝诫千万不可进行这项手术，宋美龄听取了双方的各种意见，还是坚持主张立即进行穿刺手术，她很坚定地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
宋美龄坚持己见，王师揆尽管有自己的专业知识支持他的看法，可是，宋美龄是“总统”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做这样的决定，而且她还贵为“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权在握，有谁能违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龄同意美国医生的建议，马上准备做背部穿刺肺脏的手术。
王师揆事后告诉我们，他始终认为“总统”不应该接受背部穿刺手术，他所持的理由很简单：“总统的肺脏虽说有三分之二泡在积水里，但是，这就好比是一个土匪窝，我们的目的是把土匪包围在土匪窝里，不让他有机会往外边扩散。可是，如果施行了背部穿刺手术，就等于把土匪窝的窠巢打破了，土匪全部倾巢而出，那还得了，连同其他健康的肺部也受到感染，这就无法控制局面了！”
医疗小组已经用盘尼西林这类的消炎药品，包围老先生肺脏中的这个“土匪窝”有两三年时间，医疗小组的控制方法，虽说十分消极，可是，这可说是最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既不会伤及老先生身体的健康部分，也不会危及老先生的性命，反而可以暂时把肺部的积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谁知道，因为1974年底以来，发生几次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形，宋美龄对医疗小组的传统消极医疗方式，开始产生动摇。据他们医官说，医疗小组的医疗方法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是，这种专业的事情，对一个一心一意只要自己丈夫好起来的人来说，实在已很难以听得入耳。
美国医生为老先生施行的背部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医生从老先生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本身虽然圆满成功，而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至。结束手术当天晚上，老先生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37摄氏度多，上升到41摄氏度，把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搞得手忙脚乱，官邸立刻又回复到1972年老先生刚昏迷那一阵子的混乱场面，危疑惊恐，不知伊于胡底。
手术完成后的第二天，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发生了！原本老先生在每年春天都会复发一次小便带血，这年的出血现象不但提早到来，而且这次的小便带血，来得既急又猛，简直有些像是大出血。
这次泌尿出血的情形，病况来得太猛，医疗小组的医官郑不非整整为老先生输了250CC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 [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高烧不退，小便大出血不说，更让医疗小组万分紧张的，就是老先生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这个危险的信号，让医疗小组的所有成员，开始感受到空前未有的压力。
在我值班的时候，就亲眼看过几次突发情况，本来明明心电图画面是很正常的曲线，可是在一阵杂乱的曲线以后，画面忽然呈一条白色的直线，我知道这就是心脏停止搏动的讯号，立刻呼唤医官来做紧急处理。
许多次的心跳停止好像多半是在深夜，只要突发这样的情况，一定急召所有的医疗小组成员，连夜赶回士林官邸，有的轮值医官从自己卧房赶来病榻前，还是一身睡衣打扮，可是大家已顾不了衣衫不整的丑态，一心一意只想到替老先生救命。
这样的紧张场面，两三个月里面总有个一次以上，时间间隔上，还不算太接近。可是，到了1975年初，特别是做完背部穿刺手术以后，老先生的心脏更是警讯频频，一夕数惊，我们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着连接他心脏的心电图画面看着那曲线忽强忽弱、上下跳动，真是令人冷汗直冒。
一位医官有次就很无奈地私下告诉我们说：“老先生这次大概很难熬过去了，唉！快油尽灯枯了！”
不祥的气氛笼罩着士林官邸，有的人意志消沉，有的人则在幻想另一个奇迹。
回光返照
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他父亲。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做短时间的交谈，他们交谈时，从不避讳我们这些在一旁的随侍。那天，我依稀听见蒋经国告诉老先生，说他上午要去参加纪念张伯龄先生的100岁诞辰，下午还要到阳明山陈大庆和苟云生的坟上看看。一会儿，他就退出老先生的房间，下楼离去。
我记得那天特别闷热，气压也还异于往常，天空乌云翻腾，似乎从空气中都能让人嗅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那个上午，官邸的中央空调原来放的暖气一时还未冷却下来，所以暂时不能开冷气。那天我们特地派人到“荣总”去借摇头电扇，可是，哪知道那天“荣总”居然因为放假，没有人上班，找不到管理人，因而没有借到电扇。
蒋介石平日是既不吹电扇，也不吹冷气的人。我们所以想去借电扇，还是因为那天实在闷热得出奇，我们想借只电扇，对着墙壁吹，让老先生稍微凉爽一些。
5日下午，轮到我4～8时当班随侍老先生。那天我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不要这样一下起来，一下又躺下。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只有任由他这样上上下下。那时，老先生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落，时有所闻。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晚餐后，他照往例先向老先生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老先生似乎有些倦容，就告诉老先生：“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老先生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老先生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老先生，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医官把药丸给老先生服下后，已经是晚间8点钟，到了我交班的时间。于是，我就把任务交给下一班的副官李振民。交了班，我就回副官房间，想好好睡上一觉。
正在我意识蒙胧的时刻，依稀听见楼上楼下非常急促的脚步声，忽而跑向东忽而跑向西，而且愈来愈急促，愈来愈杂乱，因为自己忙了一整天，实在已经累得不省人事，便不知不觉地昏睡过去了。
大约是晚上11点多的时候，李大伟突然把我从睡梦中摇醒，我还以为是叫我换班，我睡眼蒙胧中觉得我才没睡多久，为什么就要叫我换班，实在有些费解：“干什么！轮到我上班了吗？”李大伟神情紧张地说：“什么上班，老先生都已经过去啦！快点起来，大家现在忙得一塌糊涂，起来帮忙！”我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匆匆起床，李大伟才告诉我整个事情的发生经过。
原来，在晚上8点55分左右，老先生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护士和李振民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立刻到老先生身边进行急救。
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老先生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老先生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做了几次电击，老先生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这次要救活老先生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蒋经国本身也对这次的紧急情况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老先生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
我被李大伟叫醒之后，立即奔至老先生病榻旁帮忙，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先生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啜泣，夫人宋美龄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等当局高官，请他们速来士林官邸见“总统”最后遗容。
严家淦等人瞻仰了遗容以后，就准备为老先生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老先生新买的进口救护车，我们正把老先生遗体移上救护车，天上突然响起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移灵的车队从士林官邸走到中山北路的时候，雨却又奇迹似的停了。
噫兮天命哉！蒋中正一生为权力所累，到他昏迷过程当中，还在呓语中念兹在兹地提到要“反攻大陆”，如今思之，已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然而，他毕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有关他的评价，后世史家自有公论，不必我等赘言。
重现蒋介石颜容
服侍蒋介石近30年，老先生一言一行，都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到今天，老先生已经辞世近30年，我还是偶尔会在梦中梦见老先生在世时的情景，和在官邸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一点没有改变。
对老先生，我有几幕比较深刻的印象，至今仍难以忘怀。
一次是他偶尔向座车侍卫季峻宫提起我，不久，官邸缺少一个副官，他就差人叫我去官邸服务。可见，即使像挑选一个副官这样简单的事情，他都是非常小心谨慎，而只要他对某人有了深刻的好印象，他就会一直对那人对味。
还有一年，在一个宴会场合，宴会已经结束，他坐在位子上休息，我则在忙着收餐具。在我正不经意用手抓起高脚洋酒杯，准备集中收存的时候，老先生忽然说：“翁副官，你这样拿酒杯是不对的，这么拿杯子是会失礼的。你看我拿酒杯的样子！”说完，他很优美地用手托起一只高脚酒杯，然后又说：“你看，洋酒杯应该这样托着拿，不是手抓着它，这样会在杯口留下指纹，很不礼貌。”
试想一个贵为“领袖”的老人，竟然亲自为副官示范如何正确取拿洋酒杯，他的平易近人、细腻守礼，直教我敬佩有加，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老先生对我的工作，从来没有任何的严词责备，而我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的差错。记得1968年，我以身体健康的理由，申请离开官邸，老先生知道了以后，还亲自找了医官垂询我的病情，到我临行前，他还在召见时告诉我：“等你好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再请你回来。”语气亲切真诚，后来到钱副官、李大伟科长生病时，他第一个又想到我，叫我再回到他的身边。
甚至在1973～1974年间，那时在“荣总”六号病房，我正在替老先生做全身按摩，他突然之间问我：“翁元，你受过什么军事教育吗？”我被他这样突如其来一问，不知道该怎么答复才恰当，我只好直接说：“报告先生，我因为一直跟在您身边，所以没有受过什么军事教育，或是正规的高等教育。”他听完接着问道：“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我就从实地告诉他实情。或许这只是因为他在医院里没有人可以和他聊天，所以，在心情烦闷无聊的情况下，才找我问话。经过这样的接谈，当时也在一旁值班的医疗小组医官姜必宁事后和我打趣：“翁副官，你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先生问你这些话，表示你升官有望，老先生要提拔你了！”我闻言笑了一笑，后来虽然什么事都没有，可是，老先生对我的关切之情，委实让我到现在都还感怀不已。
当然，老先生也有他严肃的一面，但他的严肃却不失其宽厚与细腻。
例如，有一回我在中兴宾馆代班当中临时请了半天假，出去办一件私事，请同事代理。第二天，老先生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昨天怎么没有来？以后应该要跟我请假呀！”还有一次，有位护士骆小姐有事叫我，她叫了一声：“翁元！请你过来一下！”老先生听了马上纠正她说：“骆小姐！你不可以叫他的名字，应该叫他翁副官才是！”这些点点滴滴，虽然都是一些小事情，却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第十章：再做蒋氏家臣内侍
从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在长安东路18号服勤务，就对蒋经国独来独往的独行侠作风，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之后，蒋介石强迫蒋经国必须要有自己的随从和侍卫，以保障他的安全。于是，蒋经国开始有了自己的随从和侍卫，并且，原来是蒋介石专责的联合勤务指挥部，在老先生一声令下，也组成了一个名为七海警卫组的侍卫人员单位专门负责蒋经国的安全维护。
蒋经国时代
蒋经国时代的肇始，象征着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纪元，一般人总以为蒋经国时代是从他担任“行政院院长”以后，或者是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后才正式揭开序幕的。其实，蒋经国时代早在50年代就已经悄悄揭开序幕，而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乃至党主席，只是他正式掌政的名实相符而已。
蒋经国当选党主席的时候，严家淦还是“总统”，虽然在许多人的眼中，严家淦犹如一只橡皮图章，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可是，殊不知这正是严家淦先生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蒋经国当选党主席，严家淦曾向蒋经国致意，表示将亲自至蒋经国住的七海官邸，向他道贺。可是，蒋经国对严家淦的这番盛情，投桃报李，他在电话中告诉严家淦：“总统！应该我来看您，我到官邸去看您！”
蒋经国对严家淦的尊敬和礼遇，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官样文章，可是，这其实也是严先生深谙当年台岛政治的机敏之处。在蒋老先生去世以后，体制上，他有充分的权力，去扩张自己的空间，但是，他却从来不曾这样做，而且谨守分寸。
在老先生卧病的那段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向老先生简报台湾时下的政情，包括人事布局都在蒋经国的主导和建议下，做他“接班”的准备。我们从来没见过严家淦出现在士林官邸或是到老先生跟前，向老先生报告政务，反而都是蒋经国在处理一切的问题。从这一点可做旁证，蒋经国时代早就默默启幕。
蒋介石为儿子找房子
七海新村时代，为蒋经国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在这幢精巧而别致的小洋房里，为台湾写历史。
七海新村主建筑兴建于50年代。是时，正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风雨飘摇的时刻。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为了向当时的美国示好，并且基于“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必要性，政府当局特地在台北市郊的大直，规划兴建一处度假别墅，供那时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邓普上将来台下榻之用。
由于只是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并不是特别豪华宽敞，完全是以实用为出发点。这幢美军的度假别墅后来给蒋经国使用，老先生特别为它命名为七海新村，一方面有海军的意味，而且美国人一向也对“七”这个幸运数字比较有好感，所以就以此命名，兼容并蓄，讨个吉兆。
事实上，不管是史邓普上将本身，或是其他的美军将领，几乎没有几个人来台湾住过七海新村的，所以，落成以后，这幢小洋房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空在那里，没有人去住。
1967年，台北市长安东路在实施拓宽工程，施工期间难免到处灰尘蔽天、噪音隆隆，蒋经国住的长安东路18号刚好就在旁边，自然蒋家的生活起居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附近也有几幢大楼正在兴建，如果这些大楼盖好，蒋家那栋日式平房自是有被人居高临下、一览无遗之虞，在安全上，长安东路18号已经慢慢暴露出短处。再者，那时，蒋经国的子女也逐渐成人，每个子女都需要有各自的房间，维护本身的隐私，而且子女一旦结婚成家，每个人有各自的房间，更是理之必然。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蒋经国自己也觉得有搬家的必要性。可是，节俭成性的他，并不积极准备搬家，反而是有一次老先生去长安东路18号时，发现这个房子竟然连他的大型凯迪拉克轿车要掉头时，都有无处回车的困扰，他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儿子住的地方居然这样“寒碜”，简直不能和士林官邸相比。老先生当场就要为儿子找地方搬家，并且把这件事情交给“总统府”三局去处理。
“太子”要住好房子，“总统府”三局焉有不戮力以赴的道理，经过一番审慎的评估，当局觉得距离士林官邸不远的大直“七海新村”，似乎蛮合乎这样的条件，于是，就向老先生以及蒋经国报告了这个事情。老先生曾经亲自到“七海”看过，他也觉得这个房舍建筑本身，和坐落的地方都可以称得上是上选之地，何况，它位处士林官邸东方，在安全上，附近驻扎有保护老先生的宪兵部队，且山峦起伏，也很适合作为军事要塞基地，可以保护蒋经国的安全，而且一旦发生战争，亦可以立刻进入掩体。
基于种种原因，老先生父子就正式决定将“七海”定为蒋经国的新官邸。
蒋经国官邸要塞化
和早期的士林官邸一样，“七海”同样是台湾地图上永远不会标明的神秘地带。民间地图所以不将这两个地方加以标明，其原因当然不外是因为它是“总统官邸”，其次是它的左近还是军事重地，全台湾最神秘的战时指挥部，没有人清楚那边的地形状况。
以老先生住的士林官邸为圆心，涵盖了包括阳明山和大直“七海”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这些地方全是当时有关方面，要将之要塞化的地点，在军队方面，有整个“国军”部队最忠诚且精锐的卫戍部队；在宪兵方面，有一个以训练最严格著称的宪兵营，它的指挥部又叫福山指挥部。而士林、阳明山和七海官邸，基本上都有“总统”专属的侍卫和警卫系统人力部署，是这些官邸“内卫”系统的安全兵力配置。
这些官邸的安全工作，基本上全部是由“联合警卫安全指挥部”简称“联指部”统辖，而“联指部”实际上又归“国家安全局＂指挥，“国家安全局”的顶头上司是“国家安全会议”，而“总统”又是“国家安全会议”的主席，所以，归结到最后，“总统”等于是生活在这个防御工事坚强的要塞中心，安全上称得上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在士林官邸和七海官邸旁边，还各有一条地下隧道掩体。最早，士林官邸附近还驻扎了一个战车排，那个神秘的地下隧道，据信是早期台湾的战时指挥所。但是，近年，这个地下神秘基地已经被其他更新的地下工事所取代，而“七海”附近的那处地下隧道，位处“海军总司令部”内，据说可以直通台北松山机场，供战时紧急情况时随时应用。
当时，台北市政府知道蒋经国有意搬到“七海”住，并且正在整建“七海”，然而，就在“七海”的南边，有一大块空地是市政府公地，为了配合蒋经国官邸的搬迁，市当局索性拿大笔一挥，把这片空地直接“拨”给了“海军总司令部”，而大直通往圆山的马路，在行经“海军总司令部”时，只好绕了一个大弯，绕行“海军总司令部”的外墙，再通往圆山。
这样一来，“七海”就可以远离马路，不会有太过嘈杂的缺点，在各单位全力配合下，七海官邸终于在1968年2月完成了整建工程，蒋经国一家人，便从暂时借住的阳明山的前山招待所，搬进七海新村。
在建筑风格上，“七海”和士林官邸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典型，士林的特色是气势恢弘、建筑气派，而“七海”则全然是以实用朴素为原则，两者的基调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如果看过了士林官邸，再将两者做一比较，就会觉得蒋经国的节俭朴实。
基本上，“七海”的建筑体是呈一个“L”型，为了让蒋经国一家大小能够共聚一堂，“七海”当然做了小范围的改建，但基本格局还是不变，内部家具和装潢也都相当简单，绝没有一般巨商大贾或是现在政府高级官员那种豪门大户的阔气。
就以“七海”的客厅为例，墙壁上挂了一幅张大千晚年送给蒋经国的水墨画“钟馗捉妖”，还有一幅书法家赵恒惕写的对联，中间摆着一对由泰国华侨赠送的象牙，以及一些瓷器和手工艺品等，外表看起来和一般的台湾家庭绝对没有什么两样。
从蒋经国选择“七海”作为他的官邸，到整个建筑完成，有几位功臣是蒋经国相当赏识的，像经手的钟湖滨、夏龙和当时的“行政院”办公室主任叶昌桐，这些人都为经国先生的乔迁尽心尽力，后来，他们都是军、政界相当有成就的人物。
蒋经国迷路
早年的蒋经国是一向以平民作风自诩的，由于他年轻时留学俄国和共产党员的资历，蒋经国打心眼里很反对政治人物有什么随从人员。一方面，他觉得有随从跟在旁边做事没有隐秘感；另方面，他总觉得背后成天有群人簇拥着跑，实在有违他一贯主张的平民化风格，所以，打从长安东路时代，我就意识到，蒋经国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父亲，在作风上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一次虚惊一场的迷路事件，却让这位“太子”被迫慢慢改变了不带随从的习惯。
那是1968年间的事情。当时，蒋经国是“国防部部长”，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说要去台北七星山上面的一个空军雷达站视察。于是，他就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司机邰学海，由他开着部长座车，直接上阳明山后面的七星山。上去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车子开到了公路的尽头，只有走路上去才能到那个雷达站，蒋经国就吩咐司机邰师傅，要他在山下等候，他只要上山到那个部队视察一下防务就马上下来。
说完，蒋经国已经消失在羊肠小径之中，这位老驾驶在车上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天都黑了，雾气包围了整个七星山区，看看手表，竟然都已经快晚上8点钟了，却还没见到“教育长”(蒋经国命令所有的下属称他为“教育长”)下山。邰学海心想这下麻烦了，天已经暗了下来，连他都看不清山上的路了，何况是蒋经国，如果他再在这里傻傻地等，八成是凶多吉少。于是他毫不迟疑，拿起车上的无线电，呼叫“国防部”的电台，向“国防部”报告蒋经国可能已经迷路的消息。“国防部”向山上雷达部队查证，证实蒋“太子”迷路了。这还了得，立刻向官邸老先生报告。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相当吃惊，他立刻命令“国防部”连夜组成一支搜索队，这支搜索队是由介寿馆的宪兵警卫营所编组，带队官是介寿馆警卫组长唐茂昊，集合队伍之后，便立即上山进行搜索，在照明灯具的照耀下，沿着山路一路找寻。
那时，老先生还没有把主要的权力全部交给蒋经国，但是，他事实上一路在做给儿子蒋经国接班的准备。所以，蒋经国的切身安危远比一切事情来得重要，听到儿子迷途失踪，岂有不紧张的道理。那个晚上士林官邸灯火通明，老先生彻夜等在电话机旁，等候蒋经国下落的进一步消息。他一面等，一面抱怨儿子为什么平日老是不喜欢有人随从，如果今天有人跟着他上山，至少不会在山中起雾的情形下，找不到下山的路来了，老先生在官邸来回踱步干着急。
宪兵找了一两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小路上，找到正坐在小路旁休息的蒋经国。当宪兵找到他时，蒋经国可说是一脸倦容，在宪兵们的扶持下，蒋经国走下山来。在这同时，老先生也从无线电中，知道了儿子已经被宪兵寻获的消息，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老先生隔天就找蒋经国到面前，他坚持从今以后，蒋经国出门去任何地方都要有随从跟着，不准再发生像那晚发动大批宪兵搜山的事情。这时，蒋经国才开始接受随从人员做他的跟班。
迷路事件过后，老先生直接叫侍卫长郝柏村，在警卫官里挑选几个优秀军官，作为蒋经国的随从侍卫，强迫蒋经国接受。但是，后来蒋经国觉得以军官作为侍卫，似乎阶级太高了些，所以，他没有接受为他挑选的两位尉官，而要郝柏村为他找两个士官就可以了，后来就在警卫队找了两个士官，一个叫陈烈，另一个叫王乃之。
除了两个士官每天轮班跟随他以外，蒋经国住的七海新村也加派了几个卫士日夜轮班维护安全。
尽管蒋经国在名义上有了自己的随从副官，可是，由于他一向独来独往的性格依旧不改，有时行踪根本不让部属知道。所以，经常发生随从被他蓄意摆脱的情形，而随从又要肩负保护他的重责大任，因而总是让随从忙得团团转，追着他跑。但是，假如他刻意要隐瞒自己的行踪，能不能追上他，就要看随从的本事了。
保护儿子蒋介石亲自督办
1970年4月，蒋经国奉老先生之命，赴美国访问，当时他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让国民党当局意外的，是蒋经国的访美之行，却发生了郑自才、黄文雄以手枪谋刺他的事件。虽然蒋经国只是虚惊一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可是，在台湾的老先生已经为此惶惶不可终日，连忙命令为蒋经国成立“七海”警卫组。
“七海”警卫组在组织编制上，属于联合勤务指挥部，从“总统府”侍卫队里面，以及宪兵、警官队里面精选了一支侍卫部队，专门维护蒋经国的安危。在蒋经国还没从美国回到台湾，这个警卫组已经编配完成，并且立刻被派遣到大直的七海官邸布建，在蒋经国住处，布置了重重严密的安全网。
记得“七海”警卫组成立的时候，为了要找警卫组的组长，让有关方面煞费苦心。最初，大家听说是要选一位组长负责蒋经国的安全，都知道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所以征询了老半天，居然没人愿意去。上面正在发愁找不到人，这时，有一位中校军官叫吕宝福，他说既然没有人要去，那么我去好了。
上面查了一下他的资料和经历，觉得他确实还蛮合适的，就同意派他为第一任的“七海”警卫组组长。
其实，吕宝福中校也的确是相当适任的人选，他在担任组长以后，受到上级的赏识，到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乃至“总统”以后，“七海”警卫组的地位，自然取代了“总统府”侍卫室的地位。在层级上，当然也相对提高。最早，“七海”警卫组组长职缺是上校缺，吕宝福去了不久就升官，而且，他退休的时候还升上了少将，因而羡煞当时没有去争取组长位子的人。
等蒋经国从美国回来后，吕组长就开始负责他的安全任务。因为“联指部”的编制配属在“安全局”的下面，在经费上绝对不成问题，“七海”警卫组共有60名定额的安全人员，经过蒋经国核准同意后，还在“七海”成立了一支专门负责蒋经国日常交通勤务的车队，无论是安全警卫或是车队单位，都是24小时待命。最早，“七海”不过只有4名侍卫负责门禁和安全警戒，警卫组一成立，俨然成了另一个小型的侍卫室。
一向主张不得招摇的蒋经国，在“七海”成立警卫组以后，也对警卫组的成员做了各种教育，而且逐渐成为蒋经国人马的一项传统作风。
在蒋经国的调教下，“七海”警卫组的人员在形式和实质上，做了相当程度的改革，以期和老先生的士林官邸侍卫室有所分野。
比如说，在衣着方面，老先生的侍从人员一向是穿中山装，侍从人员的衣着和老先生的衣着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自从成立“七海”警卫组以来，“七海”警卫组的侍卫人员也好，车队人员也罢，在穿着上一律是跟着蒋经国的衣着而定，他穿西装，大家就穿西装，他穿青年装，大家也穿青年装，他冬天老是一袭夹克，那么我们也都是穿夹克。
但是，这么一来，也因此间接闹了一些笑话。
有一回，蒋经国搭飞机去南部视察基层，下机的时候，照例侍卫人员为维护安全，会先在机场停机坪安全布岗，在专机四周围成一个圈子，以免有任何突发状况。可是，就是因为他并不习惯侍卫人员的保护，加上侍卫人员为了安全因素，经常要更换若干人选，所以，难免在侍卫人员当中，有一大半是蒋经国所不认识的人。
那一次，蒋经国从飞机下来，他见到有一位满福态的人，从密密麻麻的人潮中朝他的方向走来，他也不知道那人的身分，只见那人衣着光鲜，很像是来接机的地方人士，蒋经国一个箭步上前，满脸笑容握住那个青年的手，没想到那个年轻人本能地缩回已经被蒋经国握住的手，连退了几步，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蒋经国的随从知道是老板误把侍卫人员当作是来迎接他的地方人士，连忙向蒋经国说，他是我们的侍卫，这时，蒋经国立刻收敛了笑容。因为真的地方人士这时也混在人潮中，蒋经国按捺住脾气没多说什么，大家也就把这件事淡忘掉了。谁知道，当天回台北以后，蒋经国找来负责主管，劈头就问：“是谁叫你们站得那么近啊？你们以后隔我远一点，不要再有今天的情况发生！”
蒋经国对握错手的事显得相当震怒。毕竟，在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发生握错手的尴尬事，堂堂台湾“最高行政首长”之尊，竟然连地方士绅的手都会握错，简直严重损及“领袖”尊严，自然是一肚子恼火。
这次握错手的事件以后，每次他出巡，侍卫人员再也不敢过于靠近他的身旁，警卫组从此只要是派勤务，一定是派一些蒋经国认识的熟面孔侍卫人员，陪他一块儿出巡，以免再因老板不认识，而发生握错手的尴尬事。就是因为每次出动，他们老是找一些固定的人出去，所以难免引起不能跟着蒋经国出巡的人一些抱怨，认为出动的人老是那几个，有什么好处总是轮不到自己，不公平云云。这些事，自然多多少少影响了侍卫人员的士气。
其实，侍卫的职责在保护他的安全，如果禁忌愈多，自然工作上的困难度也愈高，然则蒋经国是不会管这些事的。侍卫人员开始有人抱怨工作，也有人对老板的作风心生不满。
试想，一个“领袖”人物，他每天要应付多少人？他当然要以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否则，他何以立威？
侍卫们慢慢了解蒋经国的个性，他和老先生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老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军人，个性直率显明，而蒋经国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在外人面前是一副面孔，在面对我们或是侍卫时，又是另一副面孔。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人前笑脸可掬，称兄道弟，而只要一分手，马上会翻脸不认人的两面人。
在他的身边，让侍卫们理解到什么是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但是，即使侍卫人员在背后有
这样的批评，毕竟蒋经国不是神，我觉得他还是有他至情和人性化的一面，这是不容否认的。
“回锅”副官
我在蒋经国家服勤，最早是在1950年长安东路时期，会“回锅”成为他的贴身副官，则完全又是一种机缘巧合。
那是1976年阴历新年的事，在老先生过世以后，我一直在慈湖守护陵寝。新年的某日，我在值班，到慈湖守灵的蒋经国不知怎的，突然无缘无故地生了一场怪病，发冷发热，有点像老人家说的“打摆子”，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连声喊冷，我们大家都不知所措，侍从医官只好先替他做抽血化验，看看他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病毒之类的，然后帮他加床棉被保持体温。可是，他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是不停发抖。我看这样不是办法，只好用身体扑在他的身上，压住不停在发抖的他，一方面为了防止他把棉被抖落，另外也希望用我自己的体温，保持他的体温，这样照顾了他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看他病情还是没有显著转好的迹象，知道非送医院不可，就由侍从医官联络荣民总医院，准备当天立刻给他办理住院手续。
如此，我就赶早为他准备一些衣服，可以在去“荣总”的路上穿，以免再度着凉。我在慈湖陵寝找到一件当年老先生常穿的丝棉袍，给他套上，然后外面再罩一件老先生生前穿的马褂。那件丝袍看起来长了一点，大小倒很合身，就这样，我们用这样厚的衣服，将蒋经国裹得紧紧的，坐上座车，一路直奔台北“荣总”。
我记得那天是阳光普照，气温也还适中，我一路跟去“荣总”，路上我已经觉得蒋经国的气色似乎慢慢在恢复，果然到了“荣总”一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而且，一路上，蒋经国一直在冒汗，大概是路上的阳光加上身上还穿着厚衣服，所以体温很快恢复正常，体力也逐渐复原，“荣总”为他预备的病房根本没派上用场。因为他本身也坚持要马上去处理公务，于是，在检查结束以后，护理人员便为他换了衣服，随后就赶回“七海”官邸去了。我们也在任务完成后，再回到慈湖守护陵寝。
后来，据医生的推测，蒋经国那次所以会有发高烧的情况，应该和他的糖尿病有关。
当我将他送达“荣总”后准备离去，他还很诚恳地对我说：“谢谢你！”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在他就职前夕，他的二公子蒋孝武建议他父亲，应该和老先生一样，在身边有几个贴身副官伺候他的起居生活，蒋孝武想了半天，没有什么现成的适当人选，他于是想到我们在慈湖的这几个人：“为什么不叫慈湖两位阿爷的副官来照顾父亲？”
蒋经国对这个建议始终不置可否，蒋孝武知道他父亲的个性，如果不置可否的话，就是表示他已经默认同意了，因而，就在蒋经国就职的第二天，给我们下达了调职命令，并且当天就到“七海”报到。
我们带着简单的行囊到“七海”报到后，我和王文浩副官采取隔天轮班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人轮一天，每次值班的时间是24小时。因为我们到了“七海”，原来“七海”的老管家汪妈，没有房间住，只好搬到阳明山蒋孝武住的地方去，顺便也替蒋孝武料理些家务。
可是，在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手的时候，有一天，蒋经国忽然通知侍卫长，要我们再回慈湖守护陵寝，我们也被弄得满头雾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错，可是，上命难违，只有乖乖收拾行囊准备走人。
不久，蒋经国特别找了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原因：“总统特地要我来告诉你们，绝对不是你们做不好，或是犯了什么错，而是他看到你们就会联想起老先生，怕自己徒增感伤，所以，只有把你们再调回慈湖，他特别要我来慰勉你们，向你们做解释。”
后来据说蒋孝武也问他原因，他也是说同样的话。
我们很清楚，蒋经国并不习惯用贴身副官，在心态上，他以前就一直想改变士林官邸老先生时代的那套老作风，何况，他在以前，几乎所有的私事都是自己打理的，从不假手他人，我们到了以后，为他处理一些私人的事情，当然让他觉得很不自在。我们也清楚，错并不在我们，而是蒋经国没有办法调适当“总统”处处有人服侍他的情况。
1979年，蒋经国因为摄护腺开刀，荣民总医院建议他最好能够有几位护士到官邸，照料开刀后他的生活起居，可是蒋经国对这项建议表示难以同意，但是，那时他刚刚开完刀出院，也确实需要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然而，他却对护士到官邸服侍心存排斥，两相权衡，他想想倒不如再把我们两个在慈湖守灵的副官派到他身边服侍他。
有一日，我们接到“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周应龙的通知，要我们立刻“去六号报到”。我们起先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蒋经国开刀的讯息，所以，得到要我们“去六号报到”的命令，我根本有些莫名其妙。后来，去了“荣总”的六号病房，才晓得里面这次是住了刚刚动完摄护腺手术的蒋经国，要我们去报到，其实就是要我们去服侍蒋经国。
蒋经国见了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我要请你们帮一阵忙，因为我刚开完摄护腺，需要休息一段时候，至于如何轮班完全看你们方便。”
开始那几天，蒋经国不论是大小便或是洗澡，都要我们帮忙照料，从这一天以后，蒋经国再也没有向我们讲过说不要我们了，因为这次的开刀休养时间，他也慢慢习惯了有人照料的生活，从此，我就留在“七海”，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因此，我就这样成了“回锅”副官。
*第十一章：没有声音的“第一夫人”
其实，蒋方良是一个非常质朴而和善的女人，她具有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性格，所以，老先生曾经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她一则贺词，上书“贤良慈孝”四字，可见老先生对她的疼爱。
蒋方良好酒量
和蒋宋夫妇相比，蒋经国夫妇间的感情，可以说是另一种典型，有些官邸的同事认为他们是相敬如“冰”，我想这是一个政治家庭在所难免的。在外界的传说中，总有一些人认为因为蒋方良生活太过苦闷，所以染上了酗酒的习惯。
其实，俄国人原本就擅长喝酒，欢喜喝酒，外人对方良女士嗜酒如命，甚至借酒浇愁的说法，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渲染过头了。
刚到台湾之初，当时台湾还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知道方良喜欢喝伏特加，特地想办法从香港弄来大批的伏特加，送到蒋经国的家里。所以，当时蒋经国的家里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兴致，夫妻俩总不忘在自家饭桌上，斟酒对酌。
论酒量，方良的酒量绝对不输给蒋经国，可是蒋方良从来不在公开场合与人较量喝酒的能耐，而蒋方良若是真要跟蒋经国一较高下的话，方良不见得会居下风。
当然，蒋经国因为公务的关系，必须经常和同僚或是部属喝酒应酬，久而久之，也练就了一身好酒量。
50年代，岛内的“国军”部队大力推动所谓的“克难运动”，每年都要选出“克难英雄”，做公开表扬。
当年只要是选出了“克难连队”之后，照例蒋经国要到那个部队去和全体官兵吃顿饭。所谓“克难连队”，大概都是以连为单位，一个连队总有100来人，照例，蒋经国会逐桌敬酒。当年的蒋经国喝起酒来可一点都不含糊，要喝就干杯，绝不拖泥带水，几桌敬酒下来，他却脸不红、气不喘，由此可见他的酒量确实十分可观。
蒋经国的酒量况且如此惊人，何况是蒋方良。
烟酒不分家，蒋方良早年也会抽烟，她的香烟多半是放在衣橱里，防止小孩子拿到，可是她的儿子们还是精明有加，不久就发现妈妈放烟的地方，经常趁人不备，偷烟到学校抽。
学英语学京剧
五六十年代，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趋于和好之际，蒋经国和美国一些官员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但是以前蒋经国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为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军方和情报单位的官员搞好关系，蒋经国在英文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不但自己在语言方面痛下苦功，连蒋方良他也为她请了一位美国驻台“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家里来教蒋方良英文，后来，又请了一位英国人去长安东路官邸教他们夫妇英文，两人可以说在英文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蒋经国夫妇后来的英文程度都不错，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以后，美国西方公司的克莱恩到台湾来，经常到蒋经国的家里做客，大家都是用英文交谈。
蒋经国生病后，蒋方良就很少出门，上午就坐在客厅看看英文报纸，像《CHINAPOST》(《中国邮报》)、《CHINANEWS》(《中国新闻》)之类的书报，聊以打发时间。
蒋方良喜欢喝酒的传闻此起彼落，但是，她这个俄国女子竟会喜爱上中国的京戏，恐怕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早在40年代，蒋方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京戏，只是那时还是跟着纯欣赏的阶段，但是，却因为蒋经国的缘故，结识了不少京戏界人士倒是不争的事实，除了梅兰芳这样的大牌演员之外，像后来来台后红遍半边天的顾正秋、焦鸿英等人，都和蒋家大少爷夫妇结下了不解的戏缘。
来台之初，台北不像当年上海那样的十里洋场，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消遣，何况在官宦家庭，先生经常不在家，蒋方良当然必须要懂得自我排遣的方法，否则难免生活单调难耐。
早期，在军中对国剧推行最不遗余力的，首推那时的“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在他的催生下，台湾部队中的京戏团先后诞生，如“大鹏”就是王叔铭将军一手栽培起来的，在他的刻意培植下，也出了不少名伶，像徐露、郭小庄等。
蒋经国和王叔铭因为同系留俄同学，而且老先生对王叔铭的忠心，又是十分激赏，因而两家的关系向来不差。在长安东路时代，两家就时相往还，有如通家之好，所以，蒋经国夫妇便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京剧。后来，经国先生夫妇有意想学唱京戏，有人介绍了一位名角——有“美艳亲王”之称的焦鸿英小姐，给经国夫妇认识。蒋方良对这个新鲜的艺术活动，很感兴趣，相当用心地学了一阵子。
三分钟热度球迷
蒋方良年轻时代对运动向来是很热衷的，对球类活动亦不例外。
最早，蒋方良对保龄球很有兴趣，她在运动方面也确实颇有天赋，玩什么就精通什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她经常到距离士林不远的圆山保龄球馆去打保龄球。
没多久，她就打得相当出色，可是，却不知何故中途停辍。
保龄球不打了，在王永澍夫人、媳妇蒋孝文夫人徐乃锦的教导下，蒋方良学会了打高尔夫球，从此蒋方良就对高尔夫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大概只要有空，她就会在王永澍夫人和长媳徐乃锦的陪同下，一起去老淡水高尔夫球场打球。
可是，后来打没几个星期，她又不打了，大概和她本身有气喘的毛病，以及球伴不易寻找有关。毕竟像王永澍夫人和徐乃锦等人，还是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若是偶尔找球伴不好找，蒋方良就没办法打成球了，几次下来，蒋方良大概自己也渐渐失去对高尔夫球的兴趣，于是，她又把球具束之高阁，从此再也没听她提过高尔夫球。当时蒋经国是蛮鼓励她常做这类有益身体的活动。
座车事件
蒋经国当上“总统”之后，“总统府”第三局计划给蒋经国更换座车，可是却碰了一鼻子灰。
一向以节俭自期的蒋经国，向来不喜欢浪费铺张，他在“行政院长”时代，坐的是一部旧的美国别克轿车，当了“总统”以后，照当时首长座车的有关规定，蒋经国应该可以更换更大的七人座凯迪拉克豪华轿车。“总统府”三局就依照这个规定，要为蒋经国换车，可是蒋经国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马上告诉承办人员，他的座车不必更换，他强调，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那部别克车。相关人员听他这么说，只有连连说是。
可是，新上任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却因为老的座车被蒋经国开走了，没有“院长”的专属座车，只有把原来在当“经济部长”时的一部裕隆汽车，开到“行政院”，作为“院长”座车。然而堂堂“行政院长”还是坐“经济部长”时的老车，似乎还是不太妥当，有相关的幕僚人员就此事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一听，觉得对孙运璇有些过意不去，就告诉自己的幕僚：“这样的话，干脆就把总统座车给孙院长坐吧！”
幕僚人员一听，知道他还是希望继续坐他的旧的别克座车，执意不肯换车。
蒋方良从来不过问蒋经国的公务，所以她并不清楚丈夫拒绝换新车的原委。有一天，蒋经国下班回“七海”官邸，在车子进官邸大门的时候，一眼瞧见怎么车库里停着一辆簇新的凯迪拉克七人座，就问侍卫那是谁的车子，侍卫当然据实以告，说是夫人的新座车。蒋经国当时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他当然也知道错不在蒋方良，可是当他知道太太是坐这部七人座，带着大批侍卫和随从，一行浩浩荡荡到老淡水高尔夫球场去打球。他就告诉蒋方良，他自己的座车还是原来“行政院长”的那部老车子，他不预备换新车，为了不要太招摇，他要太太不要再坐那部新的“总统”夫人座车。
但是，蒋方良还是要有专有的座车，蒋经国隔天就要“总统府”三局为蒋方良买部福特千里马，然后退掉凯迪拉克七人座。
福特千里马买来以后，蒋经国还亲自试乘了一次。那次，蒋经国刚好要到慈湖谒灵，就顺道试搭了一次福特千里马，在车上，蒋经国直说：“我看千里马也不错嘛！”于是，就打算把这部千里马作为蒋方良的座车。
丈夫虽然说福特千里马也不错，但是，蒋方良并不做此想，那部福特千里马蒋方良才坐两次，她就向武官反映，千里马好是好，可是还是没有原来的别克车坐起来舒服。蒋方良要武官把原来的那辆别克车再设法开回来，武官告诉蒋方良，原来的那部别克轿车，已经拨给蒋孝文当座车去了，但蒋方良要车，武官岂有不从之理，只有去想别的办法。
后来，武官还是给经国夫人设法弄了一部新的别克车，就这样平息了一场夫人座车之争。当然，蒋经国也清楚蒋方良不喜欢那部千里马，只是，他不愿再为了座车的事，再和蒋方良有什么争执。
那时，连“副总统”谢东闵和以后的“副总统”李登辉都是坐凯迪拉克七人座，惟独蒋经国不愿换车，蒋经国最早在大陆时期就是坐别克轿车，一直到晚年，甚至当了“总统”，他还是对别克车情有独钟。既然他坚持不肯换车，有关方面只好想别的办法“更新”经国先生的座车。
士林官邸有个交通股，蒋经国的那辆别克汽车就是由这个交通股动脑筋，把它做一次翻新。士林官邸交通股的做法，是向美国别克汽车厂进口一部全新的汽车引擎，等新的引擎进口以后，再把蒋经国那部车的旧引擎拆掉，换上新的引擎，等测试没有问题了，再将这部“新车”交给“七海”官邸。讲它是新车，其实车皮根本是旧的，只有引擎更新了。这样的一部拼装新车，又可以混个几年，蒋经国知道了也很高兴。这样节省公帑，台湾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内情。
基本上，士林官邸的所有座车和公务车辆，大概不下五六十部之多，这些车子的保养维修，全部是士林官邸交通股自己全部包办。
蒋经国曾经私下告诉一位好友，他只有和老百姓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他生性是一个不爱讲排场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座车到底是什么牌子的汽车，根本看得很淡，因而，在他的“总统”车队之中，根本没有凯迪拉克七人座座车，除了他自己坐的别克轿车，也有裕隆台产车、福特千里马、宾士、宝马，大家当时都爱开玩笑，说他的车队简直是个杂牌军，什么车种都有。
他自己坐的车是旧的别克汽车，可是，如果有前辈需要车子，他却从来都不吝惜，例如陈立夫先生从美国回来后没有座车，就是蒋经国亲自下条子给士林官邸交通股，叫他们给陈立夫拨一部凯迪拉克五人座轿车。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例子，也可见蒋经国的待人宽厚，而律己则甚严。
空头董事长
一个被自己丈夫有意无意间孤立起来的异国妇人，蒋方良心中尽管有无限感触，她都没有任何机会一吐胸中块垒。蒋方良不像她的婆婆宋美龄那样，有一个强势的娘家，可以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去自己家里讨救兵。她远离自己的祖国，没有任何亲人可以倚靠，再加上她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对政治毫无非分之想的女人，她在复杂的台北政治圈子里，简直就是一个异数。
在名义上，蒋方良是“三军托儿所”的挂名董事长，可是她从来不曾参与过这个军方幼儿机构的任何活动，她甚至连这个托儿所的大门都没进去过几次。
最早，一些官太太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以及蒋方良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冀望蒋方良能够为她们为自己老公或是亲朋讲些情面，拉些关系。蒋方良最早也没摸清楚丈夫的习性，还答应为人说项，可是等她向蒋经国提起，蒋经国的反应相当直率，劈头就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当然清楚蒋经国的心意，所以，从此再也不代人说项，对丈夫经手的政务，也不再做任何的干预和插嘴。
蒋经国对传统上夫人干政的情况是深恶痛绝的，在他主控的七海官邸，他当然绝对不允许有夫人插手政务的事情发生。在蒋经国的心目中，还是很执著于传统的观念，就是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太太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愈好。
自我禁锢患了忧郁症
由于蒋经国并不支持太太经常外出，或者到别的官家去串门子，而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而且又是一个外国人(尽管她一向自认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缺乏外来的奥援，久而久之，她难免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
她的长媳徐乃锦和王永澍将军的太太，好意要陪她去打球，她也不去了；早年住在长安东路的时候，有时还会到西门町去买布、逛街，甚至看场电影，后来搬到“七海”，一方面是距离市区比较远，另一方面先生也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总统”，她再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闲逛。
有段时间，她固定时间去台北统一饭店的美容部洗头发，后来甚至头发都是请人在官邸为她简单洗洗，不再出门洗头。
慢慢地，她可说真正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在身心上难免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
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十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有时蒋经国下班回来，她也是坐在那儿，连招呼都不打。
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大家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
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上下到处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
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
为了治疗她的忧郁症，医官特别给她开了些药，控制她的情绪，但是，她的忧郁症基本上是没有攻击性的，只是轻微的精神衰弱之类的情况。
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不适合参加政治活动的女性，只要是有要她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是彻夜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她最早起床，穿着要去赴约会的正式服装，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她就是这样一位很容易紧张的家庭主妇，一点也不像是“第一夫人”。
为给她排忧解闷，七海官邸还有一位护士专门陪伴她。这位护士陈小姐，是台湾人，是早在蒋孝文和徐乃锦夫妇生女儿蒋友梅时，请来的一位护士。后来蒋友梅长大了，但是蒋方良觉得陈小姐人很热心，照顾人也很周到，就这样一直把她留了下来，可是，蒋家基本上也待陈小姐不薄，陈小姐是拿的台北市市立中兴医院的薪水，在“七海”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后来陈小姐自己结婚生子，时间不多，就改为每天下午3点上班，晚上9点离开官邸回家，工作状况可说相当礼遇。
陈小姐名义上是护士，但实际上是在做陪伴蒋方良的工作，让蒋方良白天有个聊天的伴，心理状况不致更为恶化。
蒋方良依赖的两个人
在蒋方良的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除去她的家人，有两个人占去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一个是大管家阿宝姊，另一个则是护士陈小姐。
阿宝姊，可以说是七海官邸内务工作的灵魂人物，如果不是她的苦心经营，不但蒋经国一家的生活步调会大乱，恐怕整个“七海”也会丧失了方寸、不可收拾。我这样的评述，应该是绝不夸大的。
她原先是“立法委员”王新衡家的佣人，1951年王新衡从香港把她带来台湾，把阿宝姊介绍给了蒋经国夫妇。几十年来，蒋经国一家对阿宝姊的倚重，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今，蒋方良和阿宝姊可说是相依为命，没有阿宝姊，七海官邸不会这样有条不紊，当年的蒋经国也不可能无忧无虑，如今的蒋方良也不会如此顺心安度晚年。
从蒋经国时代到现在，凡是官邸的大小杂务，阿宝姊一定是事必躬亲，蒋经国夫妇用的、吃的、穿的，任何物品的采买，她都要亲自参与，从不假手他人，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拿了这份薪水，就要付出劳力。”
有一次，阿宝姊要辞退一个侍卫人员，结果，蒋孝勇不同意，和她的意见相持不下。阿宝姊非常生气，觉得在官邸内不受尊重，就要向蒋经国夫妇辞职。她是蒋方良相依为命的老伴，蒋方良当然不准她辞，可是，阿宝姊很坚持，蒋方良也很坚持，阿宝姊就说：“既然要我留下，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除非先生出面留我，不然我立刻走！”蒋方良知道她的个性，她既然只要求蒋经国出面慰留她，就表示还有留下她的可能性，当然立刻请出蒋经国，亲自向她赔不是，才把阿宝姊留下。
并不是阿宝姊顽固或是她爱耍大牌，而是她一向对蒋经国一家忠心耿耿，她若是受到蒋家家人的误解或是委屈，当然只有从蒋经国夫妇身上讨回公道了。
阿宝姊持家一向主张能省则省、能用则用，七海官邸所以有那么多的旧家具、旧家电，主要是阿宝姊舍不得丢弃的关系。
有一回，阿宝姊用来榨果汁的一部旧式果汁机，就是在使用时，被经过厨房的蒋孝勇看见了，孝勇觉得榨果汁当然要用新的机器，榨的汁比较卫生，一看官邸厨房竟然还在用那种陈年老果汁机，一气之下，当场就把那台旧机器整个砸碎在地上。
还有一次，蒋孝武问阿宝姊，为什么冰箱里有那么多的新鲜水果都不吃，偏偏拿一些快要烂掉的水果给家人吃？阿宝姊十分严肃地表示，坏的水果也是用钱买的，她替先生服务，当然要克尽本分，不能浪费！这就是阿宝姊的执著精神。
一年365天，阿宝姊从来不曾离开过七海官邸，在台湾，她只有一个女儿，她曾经表示，她其实衣食无虞、不愁生活，她所以还要留在七海官邸，原因就是因为要报恩。
一直到蒋经国死后，阿宝姊还是一本初衷，继续在“七海”陪伴蒋方良，在凄凄零落的七海新村，成为蒋方良可以依赖的人。
护士陈小姐，是孝文女儿友梅出生的时候，由中兴医院调来的一位护士小姐，主要希望请她一起来照顾小孩，没想到，陈小姐在蒋经国家待久了之后，蒋方良对她有了深厚的情感，所以便继续留下来直到蒋经国死后，陈小姐都还留在“七海”好一阵子。
以蒋方良成天关在家里、足不出户的个性，当然希望有个人在家里和她作伴，儿女多半有自己的工作要忙，陈小姐既然是护士，自然可以作她的伴。
特别是蒋经国不在家的日子，尤其是死后的日子，陈小姐每天和蒋方良作伴，两人虽然不见得一定有什么共同有趣的话题，毕竟给了蒋方良一段十分温馨的回忆。
现在，陈小姐已经退休回家，蒋方良的生活自然更为凄寂。
*第十二章：蒋经国子女恩怨情仇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清楚，以当时台湾的未来走向，台湾没有充分的客观环境，继续走强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自觉，孝字辈的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
悲剧一生蒋孝文
男人对长子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期许和眷顾，蒋经国自不例外。
蒋孝文，1935年生于苏联，他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孝文，就等于重现年少时代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蒋氏夫妇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们的收获却极其有限。孝文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最艰难的时代里，孝文越过大半个亚洲大陆，跟随他的父母回到祖国，可是，等到在台湾成长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剧。
蒋经国对孝文的管教可说非常的严格，只要孝文犯了什么错误，总是难逃蒋经国的一顿训斥，所以，孝文基本上最怕他的父亲。
记得我们在长安东路当侍卫的时候，晚上时常被孝文叫去为他“推”吉普车。吉普车所以要推，倒不是说吉普车出了什么毛病，而是孝文喜欢过夜生活，和三五好友一起啸聚，那时大概他的玩伴当中只有他家里有车，但经国先生对他管束甚严，只要蒋经国在的话，孝文根本不敢乱跑，可是到了深夜，孝文还是会趁他父亲熟睡以后，偷偷摸摸地溜出官邸，然后要我们守在门口的侍卫为他开门，但是，又怕吉普车在院子里发动，会吵醒蒋经国，就叫我们侍卫几个人一起，为他把吉普车推到官邸外面的长安东路上，大概推到距离官邸大门有好几十米远，才敢发动引擎，然后加速扬长而去。
在年龄上，我们只比孝文大五六岁，所以，那时我们之间还很可以沟通。他经常到我们侍卫的宿舍来，和我们混得很熟，所以，他把侍卫住的地方和门房，当作他日常休闲的去处，下了学不是和同学好友出去玩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活动范围，和卫士们腻在一起。
老先生对孝文这个长孙非常疼爱。老先生毕竟是军人出身，所以只要孙儿们若是喜欢抡刀弄枪的，那他是最高兴的了。而孝文从小就对枪支很有兴趣，从高中时代，只要回到长安东路官邸更是枪不离手，经常见他把玩左轮手枪之类的武器，因为孝文这项“嗜好”是老先生鼓励的，自然没有人敢去制止阻挡他。老先生不但鼓励他多认识武器性能，还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因而孝文更是把手枪当作他随身的宝贝，除了去学校之外，常常见他腰间拽把左轮枪。
某日下午，有位便衣卫士李之楚刚好下班，回到宿舍休息，一进门，就见到孝文一个人躺在床上耍弄着他的左轮枪，孝文看见李之楚进门，就喊了一声：“不准动！”然后把枪口对着李之楚瞄准。李之楚平时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为孝文又是在开玩笑，就随口一句：“唉！别随便拿枪对人乱指，会闹人命的！”孝文大概一时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轰然一声，孝文竟然扣动了扳机，一枪刚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当场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
孝文大概忘了枪里居然装了子弹，更没有想到竟然一枪打中了李之楚要害，当场大惊失色。大家听到枪声，心知不妙，立刻跑到卫士房间探个究竟，结果一看是李之楚给孝文一枪打伤了。大家看到情势非常危急，李之楚中弹的部位是胸前，大家都认为他是凶多吉少，可是情况危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有立刻送他去医院碰碰运气了。这时，孝文知道自己闯下大祸，已经吓得脸色发白，在房间一角沉默不语。
送医急救后，李之楚竟然奇迹般地没有死，子弹距离他的心脏据说只有几厘米远，只要子弹稍微再偏一点，他就没有命了。李之楚和我是同年入伍的，也是浙江人。后来蒋经国大概怕有人说话，加上他那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再不能允许他执行勤务，所以，蒋经国干脆把李之楚想办法弄到高雄的建台水泥公司去服务，一方面也算是为自己儿子的一时失手，向他表达一些弥补之意。
李之楚固然痊愈出院了，可是不少人担心他伤势太重大概活不了几年，没想到，他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还讨了老婆生了孩子。
记得还有一次，我们随侍老先生去高雄西子湾，孝文喜欢打猎。我就曾经陪他去高雄的寿山要塞的山林里打猎，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孩，去打猎没有什么猎物拿回家，似乎很不甘心，我们侍卫还特地到山里捉了一只山羊，绑在地上，让孝文在数步之遥的地方，用猎枪瞄准射击，然后，他就带着那只被他打死的“猎物”，状似得意地回到住处，向老先生炫耀一番。
读中学的时候，因为自己不爱念书，成绩考得一塌糊涂，有好几门课是红字。那时成功中学的成绩单都是用邮寄直接寄给家长，蒋经国在孝文上成功中学之前，曾经亲自交代那时的成功中学校长潘振球，要好好管教孝文，潘振球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部属，自然不敢违拗蒋经国的指示。可是，孝文毕竟是当时一般人心目中的“皇孙”，即使蒋经国亲自交代，即使孝文有不好的地方，也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
然而，每次孝文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寄发成绩单回家，就通知我们，要我们先收下来。我们侍卫当时也不清楚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既然孝文命令，我们也不能不听，谁知道那些信件正是学校寄给蒋经国的孝文在校成绩单。但是，潘振球的确对蒋孝文的在校成绩十分注意，在他连续注意了几个月后，发现孝文成绩每况愈下，这样迟早会出问题，于是，他就写了一封措辞和缓的信，给蒋经国向他报告最近孝文在校的近况，以及最近几次月考的成绩，并且顺便问蒋经国有没有收到学校寄发的成绩通知单，可是，这封信寄出去了好几个月，蒋经国还是一点回音也没有。这时，潘振球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直接去找蒋经国，亲自向他报告这一连串的事情。
蒋经国听到这个事情，心里气得不得了，回到家来就找孝文追问。孝文知道纸包不住火，只好实话实说，蒋经国真是痛心极了，拿起棍子就朝孝文身上猛打，打得孝文是满屋子跑。蒋方良听到丈夫在打儿子，心疼不已，立刻出来制止，蒋经国还是拼命打，急得蒋方良眼泪汪汪，一旁拼命拉住蒋经国不准他动手打孝文。蒋经国无奈，只好放下棍子，可是他余气未消，命令孝文跪在地上不准起来。跪了一阵子，蒋方良心疼得不得了，又是一阵哭哭啼啼，硬是要蒋经国饶了孝文，让他站起来。
从这点可以看出蒋经国夫妇在教育子女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主张用斯巴达的教育方式，而他的母亲却忍不下心来严格管教孝文，甚至还和蒋经国唱反调，或许，这也是孝文不能步上正途的原因之一。
就因为前面我说的推吉普车和代收成绩单事件，蒋经国把孝文学坏的过错全部记在我们侍卫人员身上。殊不知我们侍卫夹在中间，孝文下的命令我们岂有不听的道理？可是，若是依从他的命令，难免要冒着被蒋经国责骂的命运，有时候我们真是左右为难。
后来，孝文从美国返台，而且已经和徐乃锦女士结婚，可是结了婚的孝文，个性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反而染上酗酒的恶习，而且只要他喝了酒就会出些事情。
有一次，大概又是为了和太太有点口角争执，便出去喝酒解闷。哪知道他喝醉以后，心中一时情绪不能发泄，就开着官邸的一部美制别克汽车，沿着中山北路一路急速奔驰，最后，因为他那晚实在已经烂醉如泥，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出了一场车祸，把那辆别克车撞得面目全非，连方向盘都给撞歪了，孝文自己也受了轻伤，门牙全部撞断，满口鲜血，后来只好全部装假牙。
还有一次，大概也是和徐乃锦为了一些小事，大吵了一架，然后他就负气出去喝酒。那晚，他也是烂醉如泥，在中山北路嘉新水泥大楼附近餐厅大闹一场，别人怎么劝他也不肯回家。蒋方良发现儿子不在，派人四处寻找，终于在嘉新大楼找到他，侍卫人员劝他回家，怎么劝他还是不听。
孝文以盛年就因为宿醉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他的一生就这样毁在酒上，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在蒋家的嫡子当中，孝文可说相貌堂堂，为人宽厚，如果在一个平实的环境中成长，应该可以独当一面、成就不凡，无奈造化弄人，他又夫复奈何？
孝文昏迷后有一天，蒋经国到医院去看望卧病中的孝文，蒋经国望着昏迷的孝文，不禁悲从中来，不断轻声重复：“ALLEN(艾伦)！爸爸对不起你！”蒋经国的愧疚主要是因为孝文继承了蒋经国从毛夫人遗传来的糖尿病，岂非天命哉！
掌上明珠蒋孝章
蒋氏夫妇的几个小孩当中，最得蒋经国喜爱的首推蒋孝章。
孝章这个生来就眉清目秀的女孩，我们侍卫人员对她的平民作风非常敬重，这一点，她的特质和她父亲蒋经国很像。记得是在她就读“北一女”的时候，蒋经国曾经要我们侍卫和司机接送她上下课，可是，孝章硬是不愿意有人接送，她喜欢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大老远从长安东路骑到重庆南路的一女中上学。
蒋经国不放心让孝章吃外面的餐食，叫司机老邬开着小型座车，中午为孝章送饭盒去，孝章站在校门口，对他怒目相视，待他走过去把饭盒交给她，她说：“你们走远一点好不好？”我们可以理解她的用意，是不希望被同学视为特权阶级。所以，我们以后给她送饭盒知道了她的脾气，刻意只将饭盒放在学校门房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一个角落等着看她拿到饭盒，我们就算完成任务，打道回府。
对待侍卫，孝章从来不会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孝章念中学的时代，我曾经有一次陪她去西门町的大世界电影院看电影，从那一次的接触，我觉得她是一个相当平民化的人，和我们相处十分有礼貌。她一向坚持不要让自己有太特殊的感觉，更不愿被人视为利用权势。这一点，我们实在非常崇敬她。就以她自己为例，如果她愿意的话，蒋经国当然会给她先生安插职务，可是她从来没有做过这类的要求，可见，她的确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官邸奇女子。
孝章的心地非常善良，可是她的个性和脾气却相当倔强，所以，蒋经国在家谁都不怕，就怕他的女儿孝章发脾气。只要是孝章什么事情不愉快，蒋经国官邸就像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蒋经国真是食不知味，非要把孝章逗到笑了，蒋家的低气压才算解除。
通常，只要孝章发起脾气来的时候，蒋经国偶尔会叫好友王叔铭到家里来，一起把孝章哄到台北的“空军新生社”，一块儿吃顿饭，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孝章心情缓和下来，总算雨过天晴。
就因为王叔铭经常扮演为经国父女解围的角色，所以，曾经一度有人盛传蒋经国有意接受王叔铭的儿子，作为孝章的乘龙快婿，可是两人没有机缘，尽管是父母有意，奈何环境却无法为这两个青年撮合。
后来，孝章去美国进修深造，却在此时坠入情网，爱上俞大维的长公子俞扬和。
在孝章赴美之前，蒋经国就想好孝章到美国念书时的一切生活问题。他知道俞大维的儿子在美国，凭他和俞家的交情，对女儿寄住在美国俞家，可以说相当放心，可是，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青春年少的孝章到了美国俞家不久后，却爱上了负有照顾之责的俞家大少爷。这位俞家大少爷，比孝章年纪大了一二十岁，是俞大维的德国太太生的。
孝章和俞扬和谈恋爱的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在蒋经国官邸引起极大的震撼，等蒋经国亲自向孝章查证，确实有这件事之后，而且孝章还提出坚持要嫁给俞扬和的时候，蒋经国气得眼泪直流，半天说不出话来，而孝文三兄弟更是气愤填膺，直说要去美国找俞扬和算账。
后来，为了息事宁人，宋美龄亲自出面，为此事打圆场，最后总算在两家各自节制的情况下，让这件事慢慢平息下来，蒋经国后来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俞扬和也不再心存痛恨，接纳了这位女婿。
和俞扬和结婚后，孝章马上改变自己的角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在结婚之初，孝章忍受各种来自家庭成员的污辱和反对声浪，也始终没有任何的反弹和溢于言表的不满。听说蒋经国曾经有意为俞扬和安排到台北华航担任总经理，可是，孝章始终拒绝她父亲的任何人事安排，甚至连台湾都有一段时间不太愿意回。
老先生去世的第二年，有一次，孝章抽空回了一次台湾，记得那次蒋经国曾经在慈湖摆了一桌酒席，请孝章夫妇一起吃了一顿饭，后来，她就很少再回来。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职“总统”的日子，曾经寄了机票给孝章夫妇，可是他们并没有回台湾。后来，蒋经国第二次就任“总统”，孝章还是没有回台湾，官邸人士都在议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人都猜测，这八成是因为三兄弟对俞扬和不礼貌的关系。
争议不断的蒋孝武
离开蒋家这段日子以来，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怀，1987年12月13日，也就是蒋经国死前一个月，蒋孝武结束台湾假期向蒋经国拜别的那幕情景。
那时候，种种迹象显示蒋经国的病情愈来愈恶化的状况，可是，现实的环境却必须逼迫蒋经国做出决定，让二儿子蒋孝武远离台湾，而孝武似乎也从医生那儿，隐约知道蒋经国的病情，所以，那天中午，他在七海官邸吃过中饭之后，到蒋经国房间拜别，然后红着眼眶走出房间，遇到了我，孝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有些哽咽地说：“以后父亲要你们多费心照顾了！”说完，就形容憔悴地步出官邸。果然一个月后，蒋经国就病逝。
说起孝武，外界总会不期然地想起不少政治事件，都和他扯上一些关系，但是，到底真相如何，现在已死无对证，也没有人再去追究这件事情。
对孝武的印象，早源于孝武三兄弟小的时候。记得是孝武小时候，就听老先生讲过，这个孝武啊！眼睛经常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是一个“计谋多端”“鬼灵精”的小孩。孝勇小时候经常手上的零用钱动不动就被孝武给骗走了。
老先生习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一个红包，给孝字辈的晚辈做鼓励。有一次，蒋介石又发红包了，孝武就跑去孝勇那儿，说：“阿弟啊！你有钱要多用！”他劝孝勇尽量用钱，而自己却非常吝惜自己手上的金钱。有一次，孝武中了一次爱国奖券，有人起哄要他请客，可是他就是不愿拿出一部分钱与大家同乐。
孝武的婚姻，也是蒋家公子当中，非常不顺利的一个。
他的太太汪长诗，父亲曾是台湾驻欧“外交”人员，和孝武是在留学德国期间认识的，后来两人相爱就步入结婚礼堂，可是，却因为孝武处处要耍个性，而和汪长诗走上仳离命运。
除了两人的倔强以外，他们年纪太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记得在慈湖守灵的一个凌晨，忽然接到一通来自七海官邸的电话，说孝武的太太汪长诗要到慈湖来见她的公公蒋经国，大家都很纳闷，汪长诗有什么急事，什么时候不可以见面，偏偏要在清晨见蒋经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一时之间，大家议论纷纷，可是等到汪长诗出现，大伙才知道，原来是汪长诗和蒋孝武闹别扭，情况闹得很僵，所以非找蒋经国出面不可。
慈湖方面知道了大致的情况，在汪小姐没来慈湖之前，就通知蒋孝勇，叫他前来做调解人，希望能够缓和孝武夫妇的僵局，可是，孝勇调停无效，只有请蒋经国亲自出面了，汪长诗还是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也承诺要负责找孝武，向汪长诗低头赔不是。可是，孝武岂会如此软弱，根本就不理会汪长诗到慈湖告状这码子事，对父亲蒋经国的劝说也是有如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
因为两人老是见面就吵架，最后只有走上离婚一途。
中国人劝合不劝离，尤其是官邸子女，若想要离婚的话，更是要被老一辈的人视为是离经叛道。所以，蒋家的亲戚当中和汪家的亲戚，当然都希望两人的婚姻关系能够继续维系下去，所以莫不想尽了办法，为他们设法挽回残局。
在亲友的密切安排下，汪长诗准备给蒋孝武表现真诚的机会，于是她在从海外过境台北机场时，蒋家亲戚就希望孝武能够去机场接机，这样，汪长诗在孝武给面子的情况下，还可以勉为其难地回到孝武的身边。可是，哪知道孝武对亲友的这个计划，根本是不屑一顾，觉得自己是堂堂“总统”家庭的第三代，别人应该来向我低头才对，哪有堂堂男子汉向女人低头的道理，因而，孝武根本连机场都懒得去。如此一来，汪长诗在机场等不着孝武，一气之下，愤而离开台湾，从此和蒋孝武分道扬镳。
人的情缘，就是这样奇妙，孝武和汪小姐离婚之后，两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小姐每年都会固定在寒暑假回台湾，看看她的儿女友松、友兰。
说起孝武的工作经验，应该是在他和汪小姐结婚后，回台湾后的事。
当年轻的孝武回到台湾时，老先生还在世，当时孝文情况不是太好，所以老先生对孝武的期待也就格外殷切。老先生希望这个留学德国的第二个孙子，能够为蒋家第三代争口气，因而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孝武的身上。他一回国，老先生就发布孝武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专门委员，这个职位和中央党部的总干事平行，一般大学毕业的青年，如果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人员招考，即使他的能力、学识、人品再好，即使是考上了，也只能从助理干事做起。可是，老先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还说这是要给孝武“磨炼磨炼”。
在党部上班的时候，他自己开美制道奇吉普车去办公室，后来，他由党部转到“辅导会”经营的华欣文化事业公司。当筹备主任的时候，那时“辅导会”的主任，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是赵聚钰。赵主任是孝武父亲的老部下，对孝武焉有不关照的道理，自然是要什么有什么。
江南案(据称《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因在该书中有意“丑化元首”，遭台湾情报部门特工刺杀身亡)，给孝武政治生命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这也是导致他出国避风头的主因；但也有人认为，蒋孝武出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在国外比较能够避免外来的一些干扰，让他过一个比较平静的新的婚姻生活。
的确，孝武自从和汪长诗离异以后，他展开了他新生活的第一页。在这第一页的扉页上，他认识了一位台湾籍的小姐蔡惠媚，而这位台籍小姐竟然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认识蔡惠媚之前，孝武的私生活是很受外界关注的，当然这些关注有相当一部分是带着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待他。可是，在他认识了蔡惠媚之后，却奇迹式的，改变了以往不为家人和外界认同的生活方式，在作为和生活步调上，都慢慢做了微妙的转变。可见，爱情的力量即使在这位时人视为“太子”的身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蔡惠媚本来是孝武尚未离婚时，他女儿友兰的英文教师。蔡惠媚生长在台中望族，在经济上，她根本没有必要外出赚钱，可是，上天有意让她和孝武借着当家庭教师的机会，两人结合。
孝武为了追求蔡惠媚，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才感动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特别是蔡家本身是台中的大户人家，根本没必要去攀蒋家这门亲戚，而且，台湾人对蒋家基本上是有着十分歧异的看法，加上孝武过去在政坛上的一些风风雨雨，蔡家自然早有所闻，所以，女方家长对这门婚事，基本上最早的兴趣实在不大，要不是孝武苦苦追求，感动了蔡惠媚，恐怕这门婚事永远都不会成功。
蒋经国对孝武的这档婚姻，非常重视，而且这是蒋家头一次和台湾籍人士结姻亲，自然更为重视，何况孝武有离婚纪录，蒋经国怕孝武再有失足纪录的话，势必引起社会更为负面的批评。所以，父子两人为此曾经做了一番深谈。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后，他才要孝武以蒋经国本人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母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了蔡家二老，并且借着茶叙的时间，由蒋经国、蒋方良夫妇，亲口和蔡家二老把亲事定下来，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
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由于蒋经国是不可能出台的，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孝武的婚礼。
从整个人生经历来看，如果说蒋孝武的性格不是那么倔强，而且不发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从政坛上销声匿迹的。他的个性让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更不幸的，在他结束“出使”海外生涯时候，却突然在一次健康检查中，无故暴卒。他的死不但让类似江南命案的案子变成悬案，而且也留下了许多的疑点，为后人带来更大的臆测空间。
蒋孝武死后，蒋家变成一门四寡，这个家族真是多灾多难。
“地下总统”蒋孝勇
长安东路时代，我们奉派到蒋经国官邸去担任便衣卫士的工作，上面给我们的任务分配是一个人负责带蒋孝武，一个人负责带蒋孝勇。通常，带孝勇的那个同仁是比较辛苦的，除了他的年龄比较小，不好带之外，孝勇的调皮捣蛋是一个重要原因。
孝勇小时候，像是一只猴子，不但玩刀玩枪天不怕地不怕，而且特别喜欢爬树，早上给他穿的是一套新衣裳，下午已经玩得全身是泥，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奇`书`网`整.理提.供]。更绝的是，孝勇只要出去玩，身上总是到处是伤。而从小，孝武和孝勇就是每天打打闹闹的，只要见面就会打架，这两兄弟从小打到大，真是一对小冤家。
所以，负责带他的同仁，不但要经常注意他的衣着整洁，而且还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不能有一点受伤害的情况，否则谁也担待不了这个责任。然而偏偏这些小孩既不能打也不能骂，所以，一旦他们调皮起来，任谁也管不了他们，只有任由他们胡闹。
一直到孝勇读军校时，他还是校方心目中最棘手的人物。
在读军校时，孝勇最怕的人还是教育班长。如果孝勇在学校偷着抽烟，被教育班长当场抓到的话，教育班长是不会理会他是老“总统”的孙子这样的身分，照样给他严厉的处罚，硬是叫他连烟带灰一起吞到肚里去。可是，他对军校的校长和高层首长却不看在眼里，毕竟，这些人都是他父祖辈的部下，他一方面是有恃无恐，一方面，这些学校首长拍他的马屁犹恐不及，怎么可能对他有什么太严苛的举动？
后来，孝勇在一次训练中，跌伤了脚踝，所以只好办理退学手续。从军校退学后，孝勇又插班进入台湾大学就读。
因为蒋孝勇最懂得讨好他的父亲蒋经国，在表面上，他也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他不像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孝文那样孟浪冲动，他是蒋经国的子女中，在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但是，蒋孝勇背后究竟在做些什么，蒋经国是从来也不清楚真相的。
1975年，也就是老先生过世以后不久，因为蒋经国的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虚耗，而且蒋经国慢慢发现自己染有遗传性的糖尿病，虽有专职医生负责，为他诊治，长期下来渐难控制，如果他的体力再不更有效益地运用，那将无异饮鸩止渴。所以，他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尤其是私人的权力与工作，放一部分给儿子去分忧解劳。
然而，蒋经国几经考虑，在他三个儿子当中，已经卧病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而且，性情上也不像孝勇那样内敛，也就是所谓的“持盈保泰”，孝武不懂这一套，所以，如果赋予孝武重任的话，很可能会因为一时急躁，而前功尽弃。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清楚，以当时台湾的未来走向，台湾没有充分的客观环境，继续走强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自觉，孝字辈的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可是，蒋经国毕竟是一个跨越现代与传统的过渡型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像现代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人物，是“传贤不传子”的、是用民主程序决定一切的，他已经习惯了在台湾这块地方呼风唤雨的感觉，如果有朝一日他失去了现在拥有的一切，他实在无法想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希望给孝武和孝勇有更多的机会去比较他们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决定谁是真正有资格继承他“法统”的儿子。
很多侍卫人员和官邸工作人员，都清楚孝勇的脾气和个性，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个笑面虎，人前人后的表现完全不同。
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时光，蒋孝勇可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所以有人戏称他是“地下总统”，就是在蒋经国卧病那段时期，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那时，孝勇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是他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的人便不得不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特别讨蒋孝勇的欢心。
*第十三章:蒋经国是个怎样的人？
蒋孝文在世的时候，有一句名言，我到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我做了什么错事，他(指蒋经国)顶多骂一下，可是你们就不一样了，所谓虎毒不食子！”到底，蒋经国是个怎么样的人？这是颇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
蒋经国是个好“演员”
蒋经国性格上，一个明显的特性，就是他的双重性格，这一点可以在他的一些往事的个案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从大陆临撤退前，蒋经国曾对老先生的警卫总队第四队的队员讲过，只要他有一碗稀饭吃，就会让全体队员先吃。可是，撤退到台湾以后，因为警卫总队缩小编制，第四队因而被遣散掉了，有些队员就对经国先生至表不满，认为他食言而肥，不守信用。当然，以当时的处境，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再像过去在大陆时期，容纳那样多的编制人员。可是，就因为蒋经国在上海讲过那番话，不少第四队的队员对此耿耿于怀，而蒋经国却事后不加兑现，难免引起被遣散队员间的尖锐反弹。
在长安东路时，还有一次特殊事件，是让我们同仁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戡乱建国总队”的请愿事件。那次的请愿事件，让我们四个守护长安东路官邸的便衣卫士同仁，全部被以处理不当的理由，调职查处。
那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长安东路值班，突然来了一群自称是“勘乱建国总队”的人，起先我们也并不清楚他们来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同仁就走进官邸，向蒋经国报告，说外面有一些人要求见。他问来者是谁？我们就说是谁，他一听说是“戡乱建国总队”的人，就摇摇手示意不见，并且很直截了当地说：“告诉他们说我不在！”我们也不知道当中有什么玄机，可是主人说不见，我们又岂能再多说什么话，就走出去向在门口等候的人说：“蒋先生不在，你们走吧！”可是谁晓得这些人不相信，就在门口大吵大闹起来，有的人在门口大骂，骂得相当难听，有些话简直不堪入耳。
“哦？不见！过去我们出生入死，现在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
“避不见面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见也要见！他明明说过，他有饭吃，大家都有饭吃的，现在他有饭吃，可是我们没饭吃啊！”
我们看现场愈吵愈乱了，只好找人来支援，总算在大家轮番劝解下，这些人才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蒋公馆。
不一会儿，蒋经国把我们叫到他的屋里，他不分青红皂白，劈头就是一顿臭骂：“你们是怎么处理的，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好？你们全部给我滚蛋！马上滚！”在他一阵连珠炮似的痛骂以后，我们当然只有卷铺盖滚蛋的份，隔天，我们就被调回原来的便衣组里，换另外一批人去服侍蒋经国。
除了这次被蒋经国“扫地出门”的经验，还有一次是在1978年，刚进“七海”不久，蒋经国叫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几个副官，说经国先生要我们回慈湖，七海官邸暂时不需要我们。那时我们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但也不能去追问啊！只有默默走路回慈湖，不久，蒋经国大概觉得这样做会引起我们心里不平，因为我们自省的确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会叫我们走路呢？他叫他的副侍卫长跑来跟我们讲：“总统要我来和你们讲，上次并不是你们表现得不好，也不是你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是总统一见到你们就不知不觉想起老先生，他于心不忍，所以就请你们回到慈湖，没有别的意思。”
在副侍卫长来解释之前，我们两个副官本来是认为，大概是经国先生不希望再在七海官邸延续以前士林官邸那一套老的制度，而要以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因为，在我们印象中，曾经听过蒋经国说，要把士林官邸的一切坏习惯都要统统革除掉，他对老先生时代少数侍卫人员，假借官邸的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作威作福，十分厌恶。可是，他并不清楚，真正做这些事情的人毕竟是少数人。然而，他不管这些，反正士林官邸的老人，能够不用就不用，如此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做法，当然令人寒心。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蒋经国的双重标准。以前，在八胜园时期，蒋经国有一个得力干部姓张，这位得力干部后来由蒋经国派他去日本当特派员。张特派员到了日本，不久就迷上了一个日本婆娘，并且有意纳为妾，这件事马上就被张特派员在台湾的元配知道了，立刻跑到蒋经国面前哭诉自己丈夫的忘恩负义。张太太吵了几次，蒋经国实在受不了，就干脆把这个张特派员调回台湾，从此被打入冷宫，再也翻不了身。
不论这些事件的是非曲直如何，以我自己来说，在服侍过老先生以后，再到蒋经国身边工作，两相比较，蒋经国的确予人一种讳莫如深和高不可测的感觉，即使像我这样一个熟手的工作人员，都时时有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
在他的家族里，特别是在老先生面前，他永远是把最好的一面给老先生看。这一点，和他的弟弟蒋纬国截然不同，蒋纬国总是在老先生面前反映一些不好的问题，可是人多半是喜欢听好话的，尤其是老人更不愿听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偏偏蒋纬国就是喜欢提一些问题告诉老先生，难怪连老先生都不禁有些怀疑，为什么蒋纬国老是给他“找麻烦”。因而，老先生对蒋经国自然愈来愈有信心，对蒋纬国就没有那样的推心置腹。
对外的形象上，蒋经国曾经不只一次地对人讲过，他只有在和人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他感到最高兴的时候，这也是他之所以从当上“行政院长”以后，就在全台湾各地马不停蹄地到处巡视，却从来不会喊累的原因。但是，在有些侍从人员心目中，蒋经国这样的行为其实只是要凸显他所谓的“亲民”作风，在他回到官邸之后，他涣散的体力使他开始觉得面对民众，竟是那样累人。尽管面对人民是一个政治人物确保权力的不二法门，可是，当每天都周而复始地重复一件事情时，再有耐心的人也会开始厌烦，何况，蒋经国那时糖尿病已经慢慢严重，如果每天马不停蹄地跑，难免会有生厌的时候。
他的双重性格有时也会在我们的面前不经意展现出来。例如，我们刚到“七海”的时候，他对我们的信心还不是很够，有时候，他在自己卧室接见党内的重要干部，看到我们在旁边，就故意说：“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其实就是示意要我们回避，等我们走开了，他才敢和干部开始讲一些重要的话题。
然而平实地讲，蒋经国毕竟不是神，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既然是人，他就有人的喜怒哀乐、有人的七情六欲、有人的长处和缺点。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看待蒋经国，就不会有不平衡的感受。
为人处事神秘兮兮
蒋经国的为人处世，永远是一副神秘兮兮的个性。
从前面我提过的七星山迷路事件，就可以想见他的独来独往性格；在此之前，在长安东路时代，蒋经国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带了一个司机，开着车出去到处跑，也许是他的任务需要，也许是他有另外的原因，他的司机经常抱怨“找”不到他，因为蒋经国如果发现一个人比较方便，就随时伺机把他的司机给摆脱掉，一个人再搭别人的车子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至于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
早年如此，到了晚年时期，蒋经国那种神秘兮兮的性格，还是时时自然而然地流露在生活之中。记得有一次，他在“荣总”住院，“总统”车队还故意在他的座车上安排了一个假人，坐在主位，然后每天夜晚时分，叫车队开回七海官邸，第二天早上再开回“荣总”，用这样的方式企图去掩人耳目，其实，比较细心的人早就知道蒋经国是躺在医院里面，用不着以这样掩耳盗铃的方式去欺骗人民。
蒋经国生怕自己的病情会影响岛内的政局发展，所以早期他对住院是非常排斥的，非不得已，绝不住院。
在“荣总”看病住院，为了保密起见，蒋经国也都有化名，所谓的化名，其实就是用我们侍卫或是副官人员的名字。
最早，他在“荣总”验血，就是用我翁元的名字，后来，又用副官王文浩的名字。有一次，我自己要去“荣总”看病，也需要抽血检验，自己的名字给蒋经国“借用”了，自己只好用“翁一元”这个名字去验血。验血用化名，主要是医生基于保密的原因，所以才想出用我们副官的名字的点子，当然这和蒋经国本人无关。但是，也算是在蒋经国身边发生的一段妙事。
谁开罪他谁就得倒霉
一位士林官邸的老长官告诉我：“你若是看到蒋经国脖子发红，就要小心了，这表示他要‘杀人’了！”
当然，蒋经国大概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可是，他的这个形容，却具体而实际地说明了蒋经国性格上的某些特征，这句话表示，千万不要得罪蒋经国，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不客气的。
“总统府”有某位科长，平日对外交际很有他的一套办法，有半年时间，突然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大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后来，大家才晓得原来他被关在警总保安处，也就是台北西宁南路的一处神秘处所，至于他为什么被关在保安处，大家都是一头雾水，最后还是他自己出狱后，向大家隐约透露了一些原因。
这位科长本来是跟着老先生的军职人员，后来转到文职工作，他的社交一般认为是比较复杂，平日处理事情又喜欢超越自己的职权，可能因而触怒了蒋经国，可是他自己却不自觉，被警总“请”去半年，后来查不到什么犯罪的证据，才无罪开释的。
出狱之后，这位科长再也不敢提起被关的这段往事，后来索性离开公职，到一个民间机构去工作，远离是非之地。
可见，蒋经国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有很强的威权性格，这也是中国的政治人物一个很平常的通病。
表面上，蒋经国时时刻刻一副“亲民爱民”的形象，在外面和人接触，也一向是笑脸相迎；可是在家里，他永远是下人心目中的君王。甚至到晚年，他的侍从医官为他治病，都受到他的威权心态的影响，必须随时留心，深恐一时让他不称心而遭受调职处分。就以他的眼睛为例，1986年6月，他从陆军官校参加校庆活动回台北后，到达官邸，他照往例往床上一躺。哪知他刚一躺下去，突然觉得左眼眼前一片漆黑，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病变，眼球上方新生小血管破裂，使眼球内水晶体充满鲜血，而阻碍视线，他大惊失色，高声叫喊：“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喊声立即惊动大家赶快通知眼科大夫前来诊治。
就因为左眼的充血事件，他的眼科主治大夫就这样被他撤换，原因便是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否则怎么会让他左眼失明呢？
他会这样处置眼科的主治大夫，其实他还是觉得医生应该是万能的，他根本忽视了医生只能治病，不能样样有把握。如果不是他的威权性格作祟，他应该会了解这一点的，可是，他的强势作风和威权性格让他蒙蔽了这方面的自觉。
在眼科主治大夫被撤换之前，还有几位医师也是被毫无预警地撤换，引起官邸一些医生的许多猜测。
例如有一位管新陈代谢的医生，人很好，医术很高明，是“荣总”很有名的医生。就因为这位医生对蒋经国讲话时，比较直率，不会拐弯抹角，一再向蒋经国强调，糖尿病不是光靠吃药就可以断根的。可是，蒋经国并不认为如此，在蒋经国的观念里面，医生除了“医病”之外，还要能够“医命”，而且一切还是要和其他的文武百官一样，要听从“总统”的指示办事。可是他忘记了，医生是专业人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去当一个只会讲好听话的“政治医生”呢？
在他的威权性格之下，当然有不少医生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蒋经国向来是先发制人，在医生表现出一丝不悦时，他就先把他给撤换了。
还有一个医生更是被撤换得莫名其妙。这位周姓大夫，从来没犯过什么过错，就是一个嗓门特别大，随护蒋经国出去的时候，大概是讲了几句话，让蒋经国听见了，蒋经国心里不高兴，过了不久就把他给撤换了。
可能就是这许多的个案案例，对人起到了警觉作用，所以他的医生后来行事说话，甚至开药处方都格外小心谨慎，因为没有必要为了一件小事和自己饭碗过不去。所以，蒋经国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吃什么药就开给他好了，在他面前绝不说个“不”字。
不念故旧铁心肠
中国人是一个讲究情面的民族，然而蒋经国却在许多方面丝毫不讲情面，让许多人对他含恨不已，这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他的从政性格。
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的“贪污案”，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
王正谊是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老先生主政时，对王正谊信任有加，大家一般也都将王正谊当作是老先生这个系统的人看待。
后来，老先生卧病，蒋经国想做一些锐意革新的事，就多方整顿。中国人所谓新人行新政，没有新人似乎新政就无从推动，所以，蒋经国就要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我想这方面，老先生也是相当理解和支持他的。当时就有一种传闻，指蒋经国有意让他的人——曾在“国防部人事次长室”服务的宋某来接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之职。这是蒋经国的想法，可是，当时大概王正谊一方面还想继续在人事行政局的位子上，发挥所长。加上自己错估形势，认为还有老先生在背后支持他的施政，所以，并不理会外面的一些风言风语。
不久，爆发了所谓中央国民住宅的舞弊案，被捕的人赫然包括了王正谊。到底王正谊的涉案程度有多深，大概除了情报单位，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王正谊后来被判刑入狱，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一直到蒋经国卧病的时候才假释出狱。后来蒋经国不知道是怎么打听出来王正谊出狱了，还曾经问人：“是谁把他放出来的？”当然，以王正谊的脾气，出来以后逢人还是说：“我是天大的冤枉，根本是被栽赃的！”
对犯错的人，或是“不听话”的人铁面无情，对一些所谓的亲朋故旧，有事情去向他求情游说，蒋经国还是从不懂得什么“网开一面”。
在祖国大陆的时候，老先生有位侍卫长姓王。这位老侍卫长，对老先生的忠心可以说是没话说，在1949年，老先生一家撤退溪口的时候，王侍卫长当时早已退休在溪口养老。在此之前，特别是抗战时期，王侍卫长可以说是跟老先生寸步不离，老先生到哪里，他就跟到那里，以前，老先生既不叫他的名字，也不叫他的职衔，就叫他“卫兵头”，为老先生的安全工作，王侍卫长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
从祖国大陆撤退的时候，王侍卫长扶老携幼、变卖家产，然后跟随老先生来到台湾。可是，王侍卫长身无长技，在台湾又是人生地不熟，眼看就要坐吃山空，没有办法，就想到去找老先生帮忙。可是，他想老先生成天忙于政务，哪有时间去处理他的私事，就去长安东路找蒋经国帮忙，他当然是希望蒋经国能给他介绍一份工作，可以让他糊口度日。
当时，为了找工作去麻烦蒋经国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不轻易替别人介绍工作的。蒋经国那时大概只是敷衍地答应帮他介绍工作，可是一直没有下文。王侍卫长碰了几次钉子，心中实在气得不得了，心想，我为了追随蒋介石，最后连家产都变卖了跟到台湾来，怎想到连个糊口度日的工作都没法为他代为安排一个，气得从此不再来往。
另外一位王姓军官是“安全局”的高级首长，王从“安全局”下来以后，一直没有一个比较有实权的职务，他太太和蒋方良关系一向不错，而且经常一起打高尔夫球，有空还时常在一块儿聊天聚会。她想，先生职务之事请蒋方良去和蒋经国讲讲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于是，王太太就直接去找蒋方良。蒋方良一听，这个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她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蒋方良一口答应了下来。等蒋经国下班回官邸，就向他转述这个事情，没想到蒋经国第一句话便说：“你不要管这个事！”一方面，他不愿意蒋方良插手公事，另方面也等于拒绝了王姓首长的关说，不准备给他做任何安排。
王姓首长对这件事情，到底心里作何感想，当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以他在蒋经国身边那么久，加上服务蒋家那么多年，为了谋求一官半职，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回复，当然是满腹不是滋味。
对故旧的态度是如此，对亲戚的态度其实也是一样。
蒋介石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就是蒋经国侄子，他的父亲与蒋经国是堂兄弟关系，孝文他们几弟兄都称这位长辈伯伯，是官邸老一辈的侍卫，官拜少将高参退役。这位孝字辈的侄儿在老先生去世之后，无所事事，他的母亲蒋太太就以堂嫂的身分，去找蒋经国，想请他为儿子帮帮忙，能够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好歹这位蒋先生也是老先生的秘书，论学问、论人品，谋个职位自忖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哪知这些全是蒋太太一厢情愿的想法，蒋经国根本不理会蒋太太那一套，就直截了当地回绝说：“你叫他参加考试啊！”
这位蒋太太所以会去找他，主要的因素也是以为蒋经国对自己人说不定会比较照顾，谁晓得他还是铁面无情，说不帮忙就是不帮忙。
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对他们很关照，给他一个相当于侍卫室内卫组主任的位子，后来，因为蒋经国不肯帮忙，这位孝字辈的侄儿只好在士林官邸等退休。
蒋经国从来不曾为了亲朋故旧的私事，以公家的名义下条子做什么指示，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为了陈立夫。
记得陈立夫回国，蒋经国知道他进出没有车子，十分不便，马上下了一张条子给士林官邸车队，要他们拨一部凯迪拉克五人座的汽车给陈立夫。这是我所知道的蒋经国惟一的一次为了故旧的私事，下条子叫下属办，这算是例外中的例外。
廉洁不阿
在台湾如今这样一个日趋腐化贪婪的社会，对蒋经国在世时期的廉洁作风，不得不让人兴起一股怀念和景慕的心情。
蒋经国一生忙于公务，是一个大家都普遍认同的看法，但是，对他的廉洁自持，大概一般人还很难去体会出来。
在“七海”时代，“行政院”或是“总统府”都会派专员，每个月固定时候把他的月俸、眷粮等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和经费，送到官邸给蒋方良签收。然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逢年过节都有送礼的习惯，在他主政时期，他一再强调，要革除送礼浪费的恶习，所以，他是极力反对公务人员或是民间送礼的。
可是，在现时社会当中，送礼好像早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没有办法在一时半刻的时间内彻底革除。但是，他不能禁绝别人送礼，他却坚守了自己不收受任何礼品与馈赠的基本原则。
如果，他的办公室收到了任何的礼品，诸如外国朋友送的高贵礼物、金门酒厂固定送给“总统”或“行政院长”的高级金门高粱酒，全部都在年终举办一个全体员工(他自己除外)摸彩大会，把所有的礼品提供大家摸彩同乐。记得有一年，有一位宪兵抽到大奖，是一块劳力士金表，那个宪兵抽到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蒋经国自己到死为止，手上都还是戴着一块普通的石英表。
一丝不苟，是蒋经国从赣南当专员以来，就养成的一种习惯，这方面是任何人都不容置疑的。
细说蒋经国的政治性格
从整体来看蒋经国的政治性格，我觉得他之所以和他父亲在性格上截然不同，是因为他独特的成长背景因素，这些是不容忽视的。到底有哪些个背景因素呢？ ［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第一，蒋经国早年在苏联艰困的生活经验。
我们要知道的，他早年在苏联，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前，中俄关系并不好的那个阶段，为了蒋经国的家世背景，他备受俄共的歧视和打击，甚至被当作人质，生活非常艰苦；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求生存，当然要有一套生存哲学，这套生存哲学的养成，对他后来的人格发展，乃至生活方式，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制约作用。
第二，蒋经国早年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党员。
共产党讲的是唯物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讲究的是唯物辩证法，他的意识形态是不是受到这套辩证法则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问题。当然，在共产党的生活环境里面，要懂得利用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蒋经国在俄国的时代，刚好是苏联宣传这一套东西最厉害的时候，他作为那个年代的人，对人生乃至政治都有他的一套思维逻辑，这是后来的一代人不能轻易了解的。
第三，老先生的刻意培植。
最早，老先生会答应让蒋经国这个儿子去远方的苏联，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当然最大的原因也是为了培植蒋经国，将来能够独当一面，或者继承衣钵。后来既然回来了，当然更要好好栽培一番，要不是祖国大陆的政权被共产党所夺取，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凭蒋经国在国民党党政军内部的资历，要想那么快就蹿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兵败大陆，无异也是蒋经国得以更快继承大统的契机。
在蒋经国继承老先生的权位之前，老先生当然给了蒋经国最好的一些学习机会，让他懂得去操作国民党的党政军这部大机器，并且了解在操作过程中的一些诀窍和技巧，让他能够更得心应手地去掌控这个权力。
由于蒋介石在释放他的权力之初，是先把国民党引以为豪的“情治系统”的这股力量，交给蒋经国，他在“情治系统”这个圈子里浸淫那么久的时间，当然在个性和作风上，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个影响。
综上而言，他的双重性格、神秘性格、翻脸无情、威权性格等等，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固然已经显得有些格格下入，可是毕竟当时的时空背景不一样。何况，他的年轻时代乃至他的家庭背景，也和外人不同，特殊的主客观条件，特殊的个人际遇，当然会塑造出特殊的性格，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十四章：蒋经国的私人生活
蒋经国在政治上似乎有着争权夺势的天性，他能用“有点厉害”的手段在重重路障中发展自己的政治实力、收编人马，将宋美龄“夫人派”和所谓元老们“斩”于马下。但他从不奢华，他虽为台岛第一号人物，却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去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烧饼、油条即美味
不论是和老先生相比，抑或是和后来的李登辉相较，蒋经国的日常生活都是够得上是平民化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点滴来验证我所说的是否属实。在吃的方面，蒋经国从一早起床，吃的三餐和一般平民是毫无二致的，有时候恐怕比平民还要节俭。
他基本上在身体还好的时候，起床很早，一起来，就打开厨房的门，向内叫唤老管家阿宝姊：“阿宝！预备早餐！”阿宝于是立刻为他准备早餐。这时，门口的侍卫人员也知道蒋经国起来了，便立刻骑着摩托车，到官邸路外面去买报纸。
“七海”向来没有订报纸，所以蒋经国爱看的报纸，全部是早上由侍卫人员到官邸外面的店铺，为他赶早买来，然后在阿宝姊的早饭端到餐桌上之前，就把买来的报纸放到餐桌上，让蒋经国能够一面等早饭上桌，一面浏览一下报纸上的重要新闻。
他经常看的几份报纸，包括台湾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晚报在早期则以《民族晚报》为主。
后来他的身体差了，我们把他要看的报纸固定放在他的卧室，让他一醒来就可以看见。早上，蒋经国习惯吃简单的东西，通常是一杯咖啡，两片土司面包，外加两个他最喜爱的荷包蛋，有时有食兴的话，偶尔还会吃一点水果之类的，这就是他的早餐。
他的生活完全不像他的父亲蒋介石那样讲究精致，也不像老先生那样要求凡事要能尽善尽美，讲究品质。
因而，在最早的时候，蒋经国进餐时，旁边是没有任何的服务人员为他服侍的。他是一个非常讨厌人家把他当作是大人物来伺候的人。所以，我刚到“七海”时，蒋经国的餐桌上，备有毛巾盘，内放毛巾一块，是给他进食后，擦嘴巴和双手的。吃完饭，抹抹嘴巴，就按铃叫司机把车子开到门口，然后一声不响地扬长而去。
我们这些对服侍老先生有丰富经验的副官人员去了“七海”以后，知道蒋经国是一个有点平民作风的人，还不习惯别人照料。但是，既然我们的职务是副官，当然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便以士林官邸的服务标准，为“七海”规划一套为蒋经国夫妇服务的模式出来，让他的生活能够尽量在一定范围内，很快有一个方便而舒适的生活环境。
例如，我们也和在士林官邸一样准备了餐车，只要蒋经国喊要开饭时，我们就用餐车推着他们夫妇的餐食，到他们的面前，然后在他们身边随时听候吩咐，要添饭就添饭，要拿什么就拿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刚开始，蒋经国确实相当不习惯，可是日子一久，蒋经国就无法离开我们，对我们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依赖。
于是，蒋经国原本最不喜欢的士林官邸那套的服侍方式，便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七海官邸，而且成为蒋经国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是，尽管如此，七海官邸的节省，恐怕是任何一个“第一家庭”所无法比拟的。譬如，从1980年初，七海官邸每天的菜钱大概就维持在八九百元台币的标准，即使到现在蒋经国已经去世多年，“七海”的每日菜钱仍旧是不超过千元台币，蒋经国家庭开销的节省，远非老先生或是李登辉家族所能比拟。
就以蒋介石在的时候来说，士林官邸一个月的开支据说就要十万元台币以上。换言之，光是一天的开销就要花好几千元，士林官邸一天的花费，大约够七海官邸好多天的花费。
强人就怕病来磨，蒋经国的糖尿病，让他连原来最起码的口味享受，都受到了剥夺。
蒋经国的糖尿病日益严重以后，医生交代不得给他食用含糖或盐的食物，日常的吃食，也不准放太多盐或糖，这一点实在难为了官邸的烧菜大师傅。
试想，做菜不放盐或糖，怎能让人下咽？他实在不想吃那种淡而无味的菜肴时，就要求厨房给他弄个水破蛋或是荷包蛋吃。
有时候，他吃腻了官邸的早餐，头一天晚上他会交代下面：明天早上给我去永和买一份烧饼油条回来！我们就知道，他又想吃久违的永和烧饼油条了。从这里可以证明，蒋经国在生活方面，和一般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侍卫人员为他不辞劳苦到永和去买烧饼油条，买了回来后，阿宝姊怕烧饼油条冷了不好吃，就帮他把烧饼放到烤箱里热一下，等蒋经国起来了就给他端上桌，可是，没想到他拿起二次回锅的烧饼，吃了一口说：“奇怪！怎么没有店里卖的好吃？”这个道理很简单，试想，即使再好吃的烧饼油条，放在烤箱里再热过一次，当然没有现出炉的烧饼油条好吃！在我还未到“七海”服勤以前，有一次在慈湖守灵，蒋经国肚子饿了，就叫厨师给他炒了一盘干干的蛋炒饭，加一碗紫菜汤，就这样当他的正餐填肚子。这样的简单俭朴，和其父蒋介石那样重视饮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宴请宾客方面，蒋经国家里对这方面更是没有什么讲究，印象中，我在蒋经国家工作多年，只有几次是称得上比较隆重的宴客场合。
一次是蒋纬国的儿子孝刚结婚，蒋经国为了给侄子和侄媳庆贺一番，特地在七海官邸以正式全套西餐招待，还请圆山饭店西餐部大师傅到官邸来外烩。再就是蒋经国夫妇在1984年结婚50周年纪念，也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到官邸欢聚一堂。大概除了这少数几次宴会场合之外，再也很少听说蒋经国夫妇请客吃饭的。
他们家人或是蒋家第三代有人过生日，顶多是中午除了正常的菜肴之外，再加个长寿面，例如酸菜肉丝面、打卤面之类的。这样就算是庆贺生日了，可以说非常简单，绝对没有一般富家豪门的庆生排场，这是官邸服务人员都有目共睹的。
蒋经国的勤俭自持，可以从穿衣得到另一个印证，他穿的衣服，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女儿孝章从美国买了之后，再邮寄回来给他的。只要有新的衣服来了，我们就把他的旧衣服换下。最早，他喜欢穿青年装，或是便服，都由办公室的人到台北中华路去订做，西装裤也是由办公室的人量好他的尺寸，而后到外面帮他选购。
在衣着上，蒋经国是从不作任何讲究的。他的西装大概穿来穿去就是那么几套，领带也是如此。基本上，他和他父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穿用旧的衣物，和他父亲不同之处，是他更不计较衣服的品质，只要实用就可以了。
就以他的生日来说，可以说是他一年到头衣着最整齐的一天，他会叫我们副官拿出他的红毛衣、红领带，外面穿的还是一套旧的西装，可是，这对他来讲已经是衣着上莫大的铺张了。在接见外宾，例如像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的日子，他的穿着会比平日稍稍讲究一些，外面那件深色西装的左方口袋上，还要我们为他放一块折叠成三角形的手绢，这已经是他最“隆重”的服装了。
不运动只爱躺在床上
蒋经国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日常休闲活动，所以，整体来说，蒋经国的家居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单调而缺乏变化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休闲活动，他也不做任何运动，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惟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我到“七海”虽然是1978年的事情，但是，那时的蒋经国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我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体非常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想睡觉，我想这大概也是蒋经国所以没有什么消遣休闲活动的基本原因。
他平日的公务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哪还有体力去做什么休闲娱乐？
所以，蒋经国在“七海”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可以躺在床上一整天不下来，他几乎是下班回来就换掉外出的衣服、穿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休息，顶多看看电视新闻，算是他的余兴节目。
但是，尽管他平日的公务再怎么繁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官邸。所以，我待在七海官邸照顾经国先生的日常生活，却从来没见过他在官邸动笔处理过什么公事，他是相当坚持在家不谈公务的人。也从来没见他在官邸看过什么书，因为，他在官邸的时间，觉得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在床上躺着，糖尿病这种慢性病让他耗费太多体力，所以他不得不拼命找机会休息。
在星期天，他偶尔会找三位秘书长，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三个人，到官邸向他报告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前总统”严家淦在自己病倒前，也曾经于星期天来过官邸几次。
像宋时选、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渊、蒋彦士、李焕、沈昌焕等人，都是经常来官邸向他报告公务的人，但是，他们来官邸无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非万不得已，经国先生是不会叫他们来的。
此外，秦孝仪也是来“七海”来得比较勤快的一个，但是，他来官邸不外是为了有老夫人宋美龄从美国来了函电，才会到官邸向蒋经国报告。
时有柔肠慰方良
蒋经国和蒋方良之间，原本就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我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记得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我照例在经国先生房间旁边值班，偶然的情况下，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房间。蒋经国走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双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
这样的情况，我陆续见了几次，后来才知道是两夫妻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需要心灵上的慰藉，如果，有家人给他心灵上的安慰，再重的病也会比较舒服一些。
1984年，是经国先生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记得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两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借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悴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我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
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蒋方良因为气喘病发作，医生劝她应该立刻住院，惟恐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可是任凭医生怎么说，蒋方良说不去就是不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亲自去劝蒋方良，他说：“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间，好不好？”经过蒋经国的苦劝，蒋方良才总算去住院接受治疗。
后来蒋经国真的还陪她去“荣总”住了几晚，那时距离蒋经国去世，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
难享天伦之乐
从家族极盛，到子女星散，蒋经国夫妇的心情郁结是可想而知的。
在蒋经国原本的想法里，他是希望把棒子交给一个比较成材的儿子，可是，经过时间和主客观环境的不断考验，他发现这些子女当中，不是禁不起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就是自己没有那样的才具，不能挑起家族的重担。
以孝文来说，他本质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可是就因为交友不慎，加上早期对婚姻生活不能很圆融，和徐乃锦之间有些误会。他又喜喝酒，借酒浇愁，终日自我麻醉，最后终于走上卧病不起的末路，成了终年无法正式工作的带病之身。
以孝武而言，因为介入岛内政坛和“情治系统”太深，加上1984年发生的江南命案，导致外界对他有极大的误会，认为他是唆使行凶的幕后主使人，最后，压力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蒋经国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终于只好让孝武远离暴风中心，走上“出使”新加坡的“放逐之路＂。
孝章这个蒋经国夫妇自幼就视之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却又因为婚姻不令蒋经国满意，一度对她伤心失望，而且孝章的兄弟对她的丈夫有几次不礼貌的言行，所以导致她很少再有回台湾的意愿。即使回台也是来去匆匆，几天就走。亲情各在天涯一方，蒋经国又焉能快乐得起来。
惟一能经常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孝勇一个人，他也从而因势利导，成为蒋经国晚年最信任的亲人，外界因此称孝勇为“地下总统”。
晚年时期，蒋经国对子女已经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趴在地上给他们当马来骑，所以，往日的天伦之乐，只有从孙儿的身上去找寻。
在孙儿辈当中，惟一最让蒋经国疼爱的就是孙女蒋友梅。
早年，友梅还在童年阶段时，那时蒋经国和孝文夫妇尚住在长安东路十八号，蒋经国每天回到家来，第一句话必定是说：“友梅！GRANDPA(阿爷)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大家也都晓得，友梅是蒋经国除了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孩，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孙女，而孝章的婚姻又让蒋经国一度锥心刺骨，痛心之余，他就把爱心全部寄托在友梅身上。
后来，蒋友梅长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最初当然很不舍得，最后想到儿孙大了本来就是要一个一个离开的，才满心不愿意地让友梅负笈国外。在国外念书的时期，友梅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
后来，蒋友梅又从美国转到英国去读书，那时，蒋经国已经卧病床榻，蒋友梅还是经常写信回台湾。蒋方良接到信，还是像从前一样，兴冲冲地拿到蒋经国的床榻前。至于回信，大概每次都是请赵聚钰太太代劳。
记得有一次，蒋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蒋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爷孙俩真是情深无限。这时，蒋经国忽然开口说：“友梅啊！你不要去念书了好不好？在台湾陪GRANDPA好吗？”蒋经国说完，蒋友梅在他的怀里撒娇说：“不行啦！我还要去英国念研究生哩！”
病榻前，蒋经国和友梅一聊天总是聊个没完没了，可是年轻人毕竟海阔天空，她终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了解祖父的真正心意，也不会明白蒋经国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寂寞难耐，渴望有晚辈在身边作陪。
短暂的相聚，终归有结束的时候，漫长的寂静暗夜，才刚刚开始。和儿孙短暂欢聚后，蒋经国还是回到完全孤寂的内心世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官邸待客之道
在蒋方良和阿宝姊的主持下，七海官邸即使对待客人，还是保有那种节俭的风格，甚至有时是依来客的等级，来区分如何招待的标准。
按照“七海”不成文的规矩，招待客人可以区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级的待客之道，是由“七海”的厨房准备有咖啡、点心，如果客人是下午来的，按官邸的作息规矩，下午照例是要派人去买蛋糕之类的点心。通常，蒋方良是交代只买两份，如果有头等客人才“破例”买蛋糕，请客人享用。
蒋经国晚年，为了体念医生为蒋经国治病的辛劳，蒋经国夫妇要阿宝姊特意为值班的医生买一份蛋糕，聊表心意。
像赵聚钰的夫人来“七海”的时候，通常就是以最好的茶点招待。
第二种的招待方式，是一杯红茶，像毛瀛初太太、孙义宣太太来官邸时，阿宝姊都是这样的简单招待法，通常比较熟悉的熟人，较常用这样的招待模式。
第三种招待方式，大概只有一杯白开水，如此而已。在七海官邸如果想要让蒋家请一餐饭吃，一般的客人还享受不到类似的待遇，由此可见蒋经国为官的清廉自持。这在一个比较倾向集权的政权，有这样廉洁自持的政治领袖，对人民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一点点慰藉了。
然而对一般的政治人物来说，又是什么样的一幕景象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蒋家这样的“寒酸”待客方法？这就是如人饮水，冷暖在心了。
吃剩菜的日子
许多人，特别是平民百姓，一提到“总统”官邸大概总会把它想成是豪门巨宅、庭院深深。在我还没有去“七海”之前，我也以为“七海”是个深不见底的侯门，可是，百闻不如一见，才发现蒋经国还是不改过去的节俭作风。而能够让他维持节俭家风的，当然是一群在这个小型宅邸奉献终生，从不要求回报的可敬长者。
和士林官邸相较，七海官邸简直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官舍。它的特色是：士林官邸中有的，它几乎都没有。
以面积来说，“七海”的占地大概是士林的十分之一，建筑面积更是不成比例，它位于台北大直，也就是“海军总部”和“忠烈祠”的中间，群山环绕，林木蓊郁，令人有一种远离尘嚣、遗世而独立的苍茫之感。
因为正如前面叙述的，“七海”原先是为美国太平洋司令史邓普上将建筑的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在建筑的生活功能上，并不是很适合家居，这处原先被称为七海新村的官邸，在蒋经国搬进去之后，曾经略事整建和扩大，但基本的形式仍旧未变，大致上仍然维持原有的“L”形建筑格式。
在人力配置上，“七海”和士林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了内务科的编制。一个官邸没有内务科的人员编制，偌大的官邸和无比繁复的工作要如何做好，这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了。
蒋经国不在“七海”设置内务科的主因，是因为他认为老夫人宋美龄还在，把内务科留给她用。蒋经国自己的官邸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从不在士林调用人力或物力，而由其他单位支援。
蒋经国的观点还是在节省开支，并且也不希望予人有种招摇的感觉。
当然，尽管“七海”在表面上，好像资源不及士林来得源源不绝，可是，它毕竟还是“总统”官邸，在节骨眼上，只要蒋经国觉得有必要，士林的资源也可以拿来弹性运用的。就像士林车队和汽车修护单位，就有义务为“七海”的公务车辆修理保养。因而，“七海”没有必要再设置一个独立的汽车修护部门，浪费人力和物力。
而令外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七海官邸，蒋方良和总管阿宝姊的共同默契是，每天菜钱绝对控制在新台币1000元的范围内，如果有超出预算的情况，蒋方良必定要亲自查账。
七海官邸的建筑本身不但已经早有陈旧的迹象，内部的一些装潢，都还是保留原来蒋经国刚刚搬来时的原样，毫无更新的地方；在我们下人吃饭的餐厅，还放着一台大同公司第一代的老冰箱，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可是官邸还是舍不得丢弃；厨房的厨具，从蒋经国一家搬进去二十几年，从来不曾更新什么设备，从这点点滴滴，可以看出“七海”的节俭传统。
在士林官邸的时候，官邸一个月光是花在吃上面的经费，大概总有二三十万元台币，可是，到了七海官邸，才听说官邸每天的菜钱居然不超过1000元，这实在让人大吃一惊。当然，在我们身上的经验不只是“大吃一惊”而已，还包括了到现在都还刻骨铭心的吃剩菜经验。当然，这里我所谓的剩菜，不是那种隔夜的剩菜，而是蒋经国和他的家族吃过之后的剩菜。
试想，以一天的菜钱居然可以压缩到900元的大家庭，连主人都是随便吃吃了，我们这些被视为下人的工作人员，会吃些什么好菜？因而，我们大致上吃的是蒋经国他们吃过之后的“剩余物资”，可是，我们毕竟人多，有时实在没有菜吃，而且荤菜吃完了，厨房里没什么存货，杨师傅只有炒一两个素菜，让大家果腹，基本上，我们也只求能够吃饱就行，倒也别无所求。
后来大概有人向蒋经国反映，他知道我们居然没菜下饭，惊讶之余，特别命令“总统府”，一个月拨给七海官邸每位工作人员1200元副食津贴，算是对副官和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
一般情况下，假如大师傅出去买菜，一天的菜钱要是超过了1000元的话，上面就要查账，搞得大师傅心神不宁。
*第十五章：蒋经国自己榨干自己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可以说没有一天享受过。他的职务随着老先生的交棒，而迭有更替，可是，工作职务上的改变，从来没有给他简朴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变化。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他是幕后强人；蒋介石过世以后，他成了台面上真正的强人。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支配者，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必躬亲的强人，透支了身体40年的精力。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蒋经国是如何榨干自己的精力，步入病危期的！
左眼开始失明
蒋经国大概早在60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遗传性的疾病。这个遗传性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老先生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士林官邸来探望老先生的病情。蒋经国来士林官邸的时候，就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打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蒋经国才在士林官邸吃早餐，然后再去上班。
那时，蒋经国是每天打一剂胰岛素，从不间断。而且基于孝文血糖过低而昏迷，导致卧病的悲剧，蒋家对经国先生的糖尿病非常重视。为了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希望把他的体内血糖尽量控制在正常的130个血糖单位之间。事实上根本无法做到接近正常边缘。
70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于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是出外视察的时候，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子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这是他的糖尿病日渐恶化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阶段，医生为了降低蒋经国日渐攀升的血糖指数，只有将原来每天打一次的胰岛素，改为一天打两次，也就是每日早晚餐之前打一针胰岛素。
蒋经国这时还是不能适当地节制饮食，然而医生们已经开始为他的病况前景感到忧虑。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蒋经国在这个时期能够全力和医生配合的话，还是有可能把血糖控制在相当的指数以下，不致过于恶化，然而蒋经国是依然故我，医生除了摇头叹息，就只有坐视情况的发展。
糖尿病又称为清渴症，因为病人体内的血糖过高，所以经常会感觉口渴，拼命想喝水。所以，当蒋经国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有拼命想喝水的情况时，医生就开始紧张了，但是除了帮他验血检查一下血糖指数然后注射胰岛素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后来，医生控制他的饮食糖量，他吃的点心因是“代糖”(即糖精)制作的西点根本无法入口，经常要我们拿一客冰淇淋给他吃。我们当然清楚冰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随便给他吃，便去向医生请示，医生知道他的脾气只好耸耸肩，说：“他要吃就给他吃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来打胰岛素吧！”医生明知吃冰淇淋肯定会提高他的体内血糖单位的，可是因为已经有过几次挨骂的经验，又有谁敢去阻拦他？只有任其吃个够了。
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那么强硬，又有谁敢直接冒犯？ [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拼命注射胰岛素，尽量控制他的血糖。当时，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可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而时常要验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挤血，到末了都已经出现干瘪的现象，连血都挤不出来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蒋经国的糖尿病很快就进入末期，也就是最可怕的并发症时期。
眼睛是人身最敏感的部位，所以，蒋经国的眼睛也最早发病。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液使得水晶体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有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也就是俗称的“美国仙丹”。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做蒋经国医官战战兢兢
在蒋经国已经担任“总统”之后，有一天，原来为老先生治疗心脏病的余南庚博士，为经国先生做例行的身体检查，余博士半开玩笑地安慰蒋经国：“经国先生，你的心脏是40岁的心脏，健康得很！”
但是，医生们都心里有数，蒋经国那时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因为他的糖尿病始终没有好好控制。医生担心，这个原本就被人称之为富贵病的慢性病，如果不好好治疗，加上蒋经国终日为了政务东奔西走，难保有一天，蒋经国的身体会被这个富贵病拖垮。
但是，蒋经国自己并不在意，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向来不把医生的建议当作一回事身体力行。他不像他的父亲，始终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他一直是抱持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却要医生扮演治病兼救命的角色，以这样的心态去要求医官，医官们又哪能达到他的心愿，又如何能够治好他的糖尿病？
即使医生三番两次地警告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他始终将这些专业建议当成耳边风，完全不当一回事，照样到各地奔波，照样什么都吃，表现随时与民众在一起的风格。
因为他的想法和医生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加上有些医生的态度比较直接，所以，蒋经国的主治大夫共有四位被他以不同的理由，请他们走人。
第一位被蒋经国撤换的医生，是医疗小组的丁医师。他原本是荣民总医院的内科部主任，后来升任为“荣总”副院长。蒋经国撤换他的理由，是说他“不够尽职＂，至于他不尽职的地方在哪里，则没有人晓得。反正，到后来，蒋经国对丁医师非常不喜欢，坚持把他撤换，不兼任医疗小组召集人。
第二位是周大夫。周大夫的问题前面讲过，就是他的嗓门太大，蒋经国对他也很反感。
第三位被撤换的是何挠通。他的问题是经常向蒋经国直言，要求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的专长是新陈代谢科，基于本身的专业知识，何挠通不断向蒋经国灌输这方面的知识，但是，蒋经国对他的好意并不领情，加上何大夫说话的时候，也许比较直率，就这样，蒋经国对他失去好感，也被他下令撤换。
第四位被撤换的医生是眼科权威、“荣总”的林大夫。他恰巧碰到蒋经国的左眼水晶体周围的新生血管破裂出血，左眼因而失明，蒋经国把这次的责任，全部怪罪到林医师的身上。事实上，人的身体特别是像眼睛那样敏感的部位，是很难照顾的器官，加上蒋经国又有严重的糖尿病，更容易导致眼睛的疾病。
左眼失明后，林大夫赶到蒋经国身边时，情况已经无法挽回。事实上，类似的情况由任何一位高明的医生来处理，都会束手无策的。林大夫到蒋经国身边看了实际的情况后，向经国先生报告，事到如今，只有慢慢靠药物来防止更多的新生血管破裂。可是，蒋经国一听说要“慢慢吃药”，心里更是一肚子火，当时他就责怪林医师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当即决定撤换林大夫。
蒋经国向来认为，保护他的身体健康，是医生责无旁贷的事情，所以，蒋经国这种不服病的个性，加上他把保养身体的任务全部加诸医生的身上，当然使得官邸的医生更是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是好。
纵然蒋经国如此不和医生合作，而且又把责任全部加诸医生的肩头，可是，蒋经国还是有他相当欣赏的医师，他晚年的眼科大夫刘荣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刘荣宏是“荣总”眼科主任，是台湾少数对视网膜剥离很有研究的一位医学专家。自从蒋经国调走了林和鸣医师之后，由他负责医治蒋经国的左眼。当时，他运用先进的镭射医疗设备，为蒋经国左眼新生血管显微治疗，只要蒋经国一打电话，刘荣宏就会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直奔七海官邸，为他检查眼睛，在他的悉心照顾下，蒋经国的眼疾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此外，像神经外科大夫沈力扬，早年也是蒋经国最欣赏的一位医生。可是沈医生在蒋经国病情恶化的时候，却不幸过世了，蒋经国为此十分伤心，还曾颁赠勋位给沈力扬，感谢他的贡献。
整体说来，蒋经国的医官群，不像其父蒋老先生的医疗小组那样齐全。他的医官群，主要是看蒋经国身体病情的需要，临时调集“荣总”最优秀的医生为他治病。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大致的架构，诸如：
召集人：早期是丁农，后来的继任者是姜必宁，他们两人都是心脏科权威。
新陈代谢科：这是治疗糖尿病最主要的骨干，最早是赵彬宇、金铿年、何挠通，最后是金铿年(台北“荣总”内科主任)。
眼科：林和鸣，继任者是刘荣宏。
心脏科：姜洪霆(“荣总”高雄分院内科部主任)、陈宗瀛(“荣总”高雄分院心脏科主任)、程寿山(已移民美国)、穆瑞运(已逝世)。
肠胃科：罗光瑞(“荣总”院长)。
一般外科：邓述微、彭芳谷(台中“荣总”院长)。
泌尿外科：郑不非。
就因为经国先生认为医生本来就是为他服务的，而且要负起维护他健康的责任，所以，他便经常以个人的好恶随时决定哪一个医生该撤换、哪一个医生要怎么样和他配合，而不是去配合医生的专业建议，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某种生活习惯上的调整。这也是蒋经国的医官们心中最大的压力。
偏方险些害了蒋经国
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须善加调养，并且和医生的意见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为糖尿病影响到神经系统，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奇`'书`网`'整.理提.供]，医生特别建议他，除了内服药物之外，还应做一些物理治疗的按摩。所以，“荣总”最早曾经派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这位护士小姐人长得有点像明星彭雪芬，很漂亮，每天按时来“七海”为他做按摩治疗。蒋经国对那位护士做的病理按摩十分满意，可是不久后，那位护士随夫婿出国去了，“荣总”派了另外一位护士来给他做按摩，他大概觉得那一位不如原先的小姐做得好，做了一段时间，他就主动喊停，不想再做按摩。
当然以他的“总统”之尊，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总是有损他的形象，一直希望脚部麻痹能够早日复元，可是，西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他听从汪道渊推介，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马姓中医师很权威。后来那位马大夫真的到“总统府”为蒋经国出诊，并且开了不少中药，还要我们副官去南昌街拿药，拿回来每天在官邸煎药。可是吃了不知多少副了，糖尿病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末了，秦孝仪又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蒋孝勇就去各处张罗采买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等蒋孝勇去台北各大中药店买了各种的鹿筋回官邸，再听从偏方的指示，把鹿筋炖得烂烂的，里面什么调味料也没放，只加代糖，就这样把一碗碗那种黏糊糊的鹿筋，吃进肚里。蒋经国吃的时候，眉头紧锁，显然鹿筋的味道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反而情况更糟糕，后来再也不敢服用中药，所以官邸到后来还有不少鹿筋存放在那儿。
偏方无效，蒋经国只好还是继续相信正统医生的处方，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有时候他开玩笑说：“这么多年吃的药，都可以堆作一间房子了！”确实，就以他每每餐后来说，大概总要吃个七八颗药丸，后来一些并发的毛病全都慢慢显现出来了。
截肢之谜
蒋经国晚年，台湾的各种地下地上刊物，已经有如雨后春笋，这样发达的媒体传播，关于蒋经国生病的一些小道消息也特别多，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外界以讹传讹、扩大渲染的不实报道。
说蒋经国的某只脚已经“锯掉”的消息，便是一个典型的错误信息。
当然，这个传闻，主要和他坐轮椅出入各种公开场合有关，而且，一直到他死后，因为他的遗体躺在棺木内，还有一床棉被覆盖在他的下半身，所以更引人疑惑。到底蒋经国晚年有没有因为脚部组织坏死，而被迫锯断一只或是两只脚？或者另有文章？究竟蒋经国晚年有没有锯腿，始终跟在他身边的我，自然是最清楚了。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没有。
既然如此，蒋经国晚年为什么要乘坐轮椅呢？
这也和他的身体神经病变有关，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造成了他的脚部神经组织麻痹，所以，蒋经国晚年始终抱怨为什么觉得脚一点力气都没有。前面我们也讲过，医生曾经规劝他做各种复健工作，例如按摩，可是，蒋经国并没有横心做下去，加上他自己原先就是一个不喜欢运动，一回家就往床上躺的人，没有机会让腿部多活动。所以，晚年他的下半身肌肉，萎缩的情况愈来愈严重。他的上半身相当肥胖，大约有70公斤的体重，但是，双腿很瘦，所以站久了就支撑不住，走起路来他总是喊累，医生也没有更好的良策，只有让他坐轮椅。
尽管蒋经国到死为止，都没有“锯”过身体的任何部位，可是，他的皮肤确实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病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