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深圳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层的。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深圳原本就是一个贵贱贫富悬殊很大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层次。尽管深圳的人均收入要远远高于内地，大多数人都比较有钱，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驾世界名车，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住总统套房。省吃俭用寄钱回家的打工妹和在夜总会或KTV包房里一掷千金的大老板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外省青年与在证券交易所里翻云覆雨的炒手也不会心态相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收入，也有不同的想法和活法。拥有上万美金一张金卡的阔佬和名流衣冠楚楚，潇洒而高傲地出入CLUB，享受着我们只能在好莱坞影片中观看的顶级生活；白领丽人仪态万方，在名店街和精品屋流连忘返，在咖啡馆和健身房里体验优雅或放松身心；年轻的工薪族下班以后去蹦迪、泡吧、看艳舞，与朋友在红茶坊聊天，或者到有数码音响设备的影院去看一场进口大片。双休日，大小公司的老总们会开著名车和老婆孩子一起去吃大排档。他们平时在酒楼里应酬累了，很需要和家人共享天伦，却又不忍心再偏劳太太。大排档的家常菜则最能满足这种需求。所以，每到这时，大酒楼的生意往往比较清淡，而大排档却相当火爆。深圳人生活的多样，由此又可见一斑。

不过这些大体上都与打工族无缘。身心疲惫又阮囊羞涩的他们，多半只能挤在狭小的房间里看录像，麻木地盯着荧屏，一任港台片的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刺激神经。但是，深圳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有良心的深圳人都明白，如果没有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的血汗和辛劳，我们这个城市是不可能平地高楼日进外金的。于是，深圳人为打工族设计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大家乐”。我到过红荔路上荔枝公园附近的“大家乐”。那里舞台宽大而场地开阔，设备优良而票价低廉，任何人只要花两三块钱就能买张门票进去观看演出。如果有兴趣也有胆量，还可以登台献艺一展歌喉。不想花钱也不要紧，你可以站在外面看。大家乐舞台是开放的，也是兼容的。它没有高耸的围墙、森严的门卫，只有一道低矮空疏的栅栏，象征性地立在座位后面，却留下许多空间，一任围观，不折不扣地是“大家乐”。这样的“大家乐”据说几乎每个居民区和工业区都有。它们其实体现了一种“深圳精神”。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特区，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应该“大家都乐”

深圳人多样多层的生活给许多企业提供了商机，也提出了挑战。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是如此五花八门，那就谁也不可能独占市场。当然，也不能指望一个好点子就能吃一辈子。深圳人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曾经红火一时的卡拉OK歌厅和保龄球馆忽然门前冷落，茶餐厅、茶艺馆、网吧、布吧、陶吧之类则渐渐兴盛。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在哪儿吃、在哪儿喝、在哪儿玩却慢慢讲究起来。深圳人生活越来越好，花样也就越来越多。新潮一族迷上了锐舞派对（Rave Party），在DJ（专业唱片师）播放的强劲电子音乐声中跳舞狂欢直至通宵达旦；（图五十四）一些最早闯深圳的“资深改革者”们却会在黄昏或深夜打开尘

封的书箱，重温大学时的旧梦。没有什么共同的时髦，也不会有千篇一律。在这个无奇不有的城市里，人是形形色色的，人的活法也会是形形色色的。仍然会有人对黄色架步感兴趣，也会有人花20元小费在公园里找来历不明的女人“聊天”。

这就是深圳。的确，单纯是小城的特征，多元、多层、多样、多彩、多变才是特区。

四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多样的生活也必然是独立的。

的确，多样的生活只能由相对独立的人创造出来，而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依附关系时，则多半只会有单一的生活。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人身依附关系必然造就“从上”和“从众”心理，结果不是“一窝蜂”，便是“一刀切”，怎么还会有多 多样的前提，是承认人与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认定的活法。我怎么活，不用你操心；你怎么活，我也管不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预他人，也没有资格对别人的活法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一句话，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是一本小说的书名。这本“深圳人写，写深圳人一的小说，在深圳卖得十分火爆。1999年初，我在深圳走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它。本书无意对它进行任何评价，也不会把它看作是解读深圳的依据。但我以为，该书既然在深圳如此畅销，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深圳人十分关心自己的活法；第二，这本书多少有些真实。

事实上，无论这本书的故事和细节是否真实，它的书名却真实地反映了深圳人的观念和心态。深圳人确实不太爱管别人的闲事。在深圳，可没有北京那样的“事儿妈”、“小脚侦缉队”，也没有上海那种喜欢窥人隐私、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的小市民，尽管上海人的口头禅是“关侬啥事体”。前面说过，“关侬啥事体”是上海人对付他人议论的武器。这个武器既然要时不时地拿出来用用，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当真认为别人的生活与自己无关。上海的小市民其实是生活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教会了他们说“关侬啥事体”，传统的生活方式又使他们并不完全认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在他们看来，最好是自己的事独立自主，别人的事了如指掌，既有隐私权，又有知情权。因此他们一方面怕管闲事，另方面又爱说闲话。结果，上海人的名声弄得很不好：既自私，又窥私。

深圳人却现代得多。他们在宣布“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时，也同时承认“你的生活与我无关”。所以，在深圳，朋友同事之间，可能会有交往、有应酬、有聚会，但不会有干预，也不大会有窥私。在内地，一个人如果突然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或者结了婚又离婚，多半是会引起大惊小怪或窃窃私语的，在深圳却不会有什么风波。这当然因为深圳来钱的路子太多。炒股炒的，搏采搏的，朋友借的，老板给的，都有可能，管得着 但更重要的是，在深圳人看来，收人和婚恋纯属个人隐私，不该过问也不能过问。某某人发了就发了，换了老婆或情人就换了呗！反正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你的生活也与我无关。毕竟，深圳人的生活是多样的，而所谓“多样”，也就是互不相干，或自行其是。

这也不奇怪。深圳这个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的。在建市之初，这个城市做的，都是别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这时，确实要有一点“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意识，才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谓“不争论”，不但有“干了再说”的意思，也多少有“各干各的”的意思。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深圳和内地也确实是“各干各的”。深圳尝试着市场经济，内地则还在搞计划经济，当然毫不相干。同样，闯进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则就不会来 因此，他们大多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大容易为别人所左右。况且，他们不畏艰险地闯进深圳，是要寻求个人的发展，而不是来管别人的闲事。既不想管别人，同时别人也管不了，最后的结论，便是“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的确，这里有城市与人两方面的原因。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而且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特区。没有谁，是在这个城市土生土长的。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谁也不认识谁。没有恩怨，也没有瓜葛，只有陌生。这就造成了一种距离感，从而为保有自己的隐私创造了先决条件。这种条件却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前面说过，中国的城市大多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且大多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街坊邻里之间，也像氏族聚落或乡里乡亲一样，保持着守护相望的传统，就连最具现代性的上海也不例外。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最有人情味的地方，恰恰是那邻里间相互嘘寒问暖、亲近得几无隐私可言的里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城里人，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乡下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没有隐私，没有秘密，谁有多少斤两，大家心里都有数。因此，即便日后远走高飞各奔东西，重逢之日，对方如果要打听自己的情况，多半也不好意思拒绝。因为面对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出“隐私”这两个字。何况对方的打听，本身就透着一份关切，而且是那种曾经休戚相关的人才有的关切。面对这份情谊，你岂止不忍拒绝，没准自己就有倾诉的欲望。结果你不但会和盘托出，而且还会以同样的关切去询问对方。

深圳人却不会这样。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城市是陌生的，这个城市里的人也是陌生的。公司里，单位上，同事之间，素不相识，非亲非故。谁也没有关心他人的义务，也没有过问他人的权力。相反，由于竞争是那样的激烈甚至残酷，没准反倒有些提防。在这种情况下，泄露自己的隐私无疑是不智之举，打听别人的生活则难免居心不良的嫌疑，还是互不干涉或心照不宣为好。至少是，差不多每个人在决心闯深圳时，也都决心向过去告别，把历史埋在心底。这种想法是“人同此心”的。你既然不希望别人了解你的过去，那就最好也不要向别人打听现在，而一个人一旦坚守着某种纯属个人的秘密，也就意味着他有了一个私人空间。这个空间是有可能逐渐扩大的，直至说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当然，旧日同窗昔年老友相聚，也仍会有那份关心，尤其是过去共同的老师、同学、朋友从外地来深圳时，大家可能会讲起闯深圳的故事和现在的成就。但，老唱片放了又放，总有听腻了的时候，新生活又千差万别，没准贵贱贫富已很悬殊。老兄还在扑腾呛水，老弟则可能已有万贯家财。彼此之间，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久而久之，老朋友们的聚会也就成了纯粹的“聚一聚”。大家都不谈过去，也不谈现在，只说些笑话，在一起吃一吃，玩一玩。

老友尚且如此，况乎新交？深圳是一个人员流动性极大的城市。写字楼里，几乎每天都有新面孔，也几乎每天都有人不辞而别。今天还在共事的，明天可能就“拜拜” 不是被老板炒了鱿鱼，便是炒了老板的鱿鱼。熟悉都来不及，哪里还能知晓隐私？何况也没有知晓的必要。如果说深圳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那么，公司则只怕连“铁打的营盘”都不是，没准哪天就倒闭了，岂有“不散的筵席一？既然谁也不知道大家究竟能相处几时，也就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 只要相互之间工作上能配合，就是好同事，何必管人家下班以后怎么过

更重要的是，深圳是一个只有依靠自己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成功的地方。深圳是有很多机会，但这些机会却只能靠你自己去攫取。没有人能包办代替，也没有人能包打天下。朋友和同学会给你帮助，但成功与否却是你自己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观念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原本与他人无关。

的确，闯深圳的人差不多都一样：不管你是怀着投机心理还是侥幸心理，是本着创业精神还是冒险精神，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共同的，即你必须自己求生存，求发展。

也许，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初衷。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就是打算要在这个号称“特区”的地方，依靠自己的努力，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的。我们知道，创造深圳文化的主要群体，是80年代的大学生。读着朦胧诗和李泽厚、萨特和弗罗姆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原本就带有青春觉醒的色彩；而他们当中的闯深圳者，则更是具有较强的个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公然胆敢在大多数同学还按部就班地等待毕业分配时，背起行囊，毅然南下，到这个年轻的城市来寻找别样的生活，成为新大陆上步履匆匆的求职者，四顾茫然的独行人。生活很快就让他们懂得了什么叫“不相信眼泪”，也很快就让他们明白了自由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句话，他们很快就体验到了孤独。在公园，在路旁，在大排档和小餐馆，他们也会遇到“同志”。但除了相对叹息“同是天涯沦落人”以外，谁也帮不了谁。于是，他们很快就学会了依靠自己来开辟道路，寻求发展，也很快就意识到，一个人的活法如果是由自己选择的，那就也要由自己来负责。别人管不着，也管不 也就是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一。

他们也很快就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庞大的竞技场。前面说过，闯深圳的人虽然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出身和背景也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和自由发展的机会。还有一点也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不很安分，也都不是孬种，正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强强相遇，高手如林，成者王侯败者寇。优胜者青云直上招财进宝，失败者则只好卷起铺盖滚蛋。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竞争也充满诱惑的市场。这个市场铁面无情，翻脸不认人。谁要是不能成为强者，谁就会被毫不客气地淘汰出局。

这就不能不使深圳人时时处于战备状态。正如一个深圳人所说，这座城市每天都在为人们创造无数的机会，但机遇却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人。因此，当天空睡着、大地睡着、城市睡着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却必须像星星一样醒着，像河流一样醒着，像街灯一样睁着眼睛。

这也不能不使深圳人不断地充实自己。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城市，没有足够的知识也就等于没有生命活力。许多公司的雇员下班以后还要再“充电”，不少人自己掏钱去考研，为了知识，也为了学位。在深圳书城，购书的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他们希望这些书籍能帮助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公司的老板们也不敢怠慢。不少人每天都要到网上去看一看，一方面窥测方向以求一退，另方面步步为营惟恐落伍。显然，谁也没有闲心去多管闲事。

许多人都羡慕深圳人的生活，其实，在深圳生活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除“体制内”的某些单位外，基本上没有大锅饭，也没有工资以外的种种福利（比如免费提供或低价出售的住房）。什么都要钱买，也什么都能用钱买得到。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在这个充满了欲望并到处流传着一夜暴富故事的城市里，没有钱总是吃不开的。这就逼得你不敢懈怠，非拼命挣钱不可。一个女孩向我抱怨在深圳做女人太难：又要独立自主，又要小鸟依人。因为做丈夫的要“供楼”，已不再有能力养老婆，但又没有人愿意自己的老婆或情人是个颐指气使的“女强人”。同样，男人也有苦恼。他们抱怨现在的女孩要求太高：她们既不愿意爱上一个“不挣钱的人”，也不愿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可每天都准时准点回家，又上哪儿挣钱去？无疑，深圳压力这么大，诱惑这么多，自顾尚且不暇，再去管别人的闲事，那就是犯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没有人和自己过不去，因此没有人会去干预别人的生活。其实，岂止他人的生活与自己没什么关系，就连这个城市，也未必是和自己休戚相关的。我们不要忘记，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400万人中，竟有四分之三是暂住人口。从归属的意义上讲，他们很难算作是“深圳人”；但从现实意义上讲，他们又不能不算“深圳人”。因为他们的人数是那样地众多，队伍是那样地庞大，任何人都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何况，他们也不全是打工仔外来妹，跑单帮或走江湖的，其中不乏科技精英、文化名流、艺术天才，以及被媒体跟踪报道的影星歌星和进出写字楼的高学历者。他们往往是深圳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即便是打工仔外来妹，也是深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讨论“深圳人”时，实在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

无疑，这些人是连“移民”也算不上的。有人认为，他们只能称之为“过民”（王增进《深圳的“过民”文化》）。过民和移民是不同的。移民有“移来定居”之意，所以，尽管移民与其乔迁之地一开始难免会有一个适应磨合过程，但最终仍会“直把他乡作故乡”，对深圳产生家园感和归属感。过民则不一样。他们并不想，或虽然想却并不能把深圳变成自己的“终焉之地”。对于他们来说，深圳只是一个大工场，一个赚钱和泡妞的地方，一个能够体验新鲜感和成就感的地方，一个可以“拿青春赌明天”玩一把的地方。他们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根扎在这里，只想闯荡几年，过把瘾就走。因此他们对这个城市谈不上什么感情，不但没有家园感和归属感，甚至连过客感都没有，当然也就与这个城市不怎么相干 既然连这个城市都是不相干的，那么，别人的生活又与我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我的生活关别人什么事？

其实，即便是移民，和这个城市也未必就丝丝人扣心心相印。与上海人都认同上海，以做上海人为自豪相反，闯深圳的人一开始并不认同深圳。不少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和这个城市有一种距离感。毕竟，深圳的生活和他们先前过惯了的日子大相径庭，深圳的文化氛围、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也让他们感到陌生。他们常常会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一种不知“此身何属”的茫然。难怪一到节假日和下班后，深圳的饮食娱乐场所会生意火爆人满为患 这里面并不完全是商业上的应酬，也有心理上的需要。的确，深圳人是很看重娱乐的，以至于有“乐在深圳”一说（前三句则是”玩在北京，穿在上海，吃在广州”）。这里面的原因也很多。第一，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年轻人总是比老头子爱玩；第二，深圳的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太紧张，很需要放松；第三，“拼命工作，尽情享受”是一种现代生活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而深圳人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但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少人还没有对深圳产生家园感。深圳之于他们，只不过是谋生存求发展的竞技场，因此一旦有了自己的时间，就应离它而去，而且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有车一族会在双休日开车到东莞去钓鱼，如果有三天以上假期则会离开深圳外出旅游。（图五十五）再不济，也得到歌舞厅茶艺馆坐坐。那里和竞技场（公司或单位）相比，毕竟

“别有洞天”。反正这个时候，是没有多少人会呆在“家里”的，有的人甚至会通宵在外。因为在这个心理上感情上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我们原本巴无家可归”。

这就是闯深圳的代价。你不是要到深圳寻找“别样的生活” 那你就得“生活在别处”。而“生活在别处”，也就是“根不在这里”。于是，一到春节前，过民也好，移民也好，都纷纷打起行囊回“老家”，甚至顾不上路途的遥远、车船的拥挤。这时的深圳，大有“人去城空”的凄惶，就像一只弃船，孤独地在海浪中飘摇。

五　十六岁的花能开几季

前面说的，当然是过去的事 现在，许多人一下班就直奔私宅，不再找种种借口游走在各娱乐场所。团圆的家宴已越来越多地开在了深圳。深圳人已不再是归心似箭的游子，他们更愿意把两鬓斑白的双亲接到深圳来过年。这不仅因为深圳的生活比老家舒适，可以让老人享享清福，更因为他们已经和这个城市认同，他们在深圳已经正式“安家落户”。深圳，当然仍是他们大显身手的竞技场，但更是他们必须共同守护的可爱的家园。

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不再孤独。他们还会去钓鱼去郊游，但会带上家人；他们还会去泡吧去蹦迪去过夜生活，但不会彻夜不归；他们还会去歌舞厅夜总会茶艺馆，但在离开那些灯红酒绿流光溢彩踏入茫茫夜色时"奇"书"网-Q'i's'u'u'.'C'o'm"，不会再有那份不可言说的惆怅。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不再沉默。他们会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发表对深圳文化的看法，为深圳文化的定位和走向争论不休，对他们认为“有损深圳形象”的批评反唇相讥，甚至在“荣归故里”时讳言自己曾经遭受的挫折和委曲。他们已和深圳融为一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也不再空虚。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在深圳，也和生活在别的城市一样，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他们开始关心早点关心菜价，关心住宅周边的环境，关心幼儿园和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因为他们已经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为人母，不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热血青年，也不再是“我的故乡在远方”的行吟诗人，而是深圳的一个市民。总之，他们已不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生活在这里”。

于是，他们和中国大多数夫妻父母一样，开始为家庭和子女谋划前程。住房要尽快地买下来，再装修得舒适温馨一些。孩子当然要送进最好的学校，学费高一点路程远一点也在所不惜。作为“过来人”，他们深知知识的重要，尤其是它在这个城市的分量。因此在他们的“财政预算”中，子女的“教育经费”显然要占到较大的份额。不少人已开始为子女留学国外而未雨绸缨。但是，他们却多半不希望子女毕业后到外地工作。甚至，尽管据说深圳市已有规定，从深圳考出去的学生都可以“无条件”地分国深圳，仍然有人宁肯读深圳大学，也不愿上清华北大。显然，作为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他们不再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在别处”。

这可以理解，却又令人忧虑。我们无意贬低深圳大学，也不想对深圳市的政策作任何批评。深圳人当然有权利上深圳大学，深圳大学的存在也绝对有必要。问题在于，深圳究竟为什么非得有一所深圳大学？或者说，深圳大学究竟应该是干什么的？理解为“为深圳培养人才”，便未免肤浅；如果理解为“解决深圳市民子女上学问题”就更是大错特错。深圳大学应该是深圳的文化象征，是深圳的“人才库”和“智囊团”。有一座高水平高质量高品味的深圳大学，深圳文化才会有底气、有分量。想想看吧，如果北京没有清华北大，上海没有复旦交大，天津没有天大南开，武汉没有武大华工，南京没有南京大学，杭州没有浙江大学，厦门没有厦门大学，这些城市的文化分量将会减轻多少，它们的文化魅力又会逊色多少。

因此，深圳大学不应该划地为牢，把自己局限在深圳这个圈子里，正如深圳的文化视野不必局限于广东或岭南一样。深圳是属于全中国的，深圳大学也应该是属于全中国的。深圳是中国的窗口，深圳大学则应该是窗口之窗口。深圳大学应该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同时也面向全国招收学生。总之，它应该努力办成全国性的一流大学。苟如此，则它对深圳的贡献，就将远远超出“为深圳培养人才”或“解决深圳市民子女上学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两个问题，那就太小气、太没有远见

至于深圳市民的子女，则应该尽可能出去上大学。

事实上，任何城市的孩子都应该尽可能到外地去上大学。这不仅因为守在父母身边，难免娇生惯养，不利于子女的成长，更因为每个人都最好能有一段“生活在别处”的经历，体验一下“别样的生活”。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当过知识青年的一代人，之所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就因为他们有此经历有此体验之故。我们当然并不主张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但到外地读书毕竟和上山下乡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能理解家长们的心情，毕竟“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但是，由此获得的好处却远远大于代价。动物们尚且能把成年后的幼仔“赶出家门”，让它们去自谋生路，而况乎人？

深圳人就更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当年自己就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个人独闯世界的。许多人都承认，到深圳后，确实有比在家乡更好的发展。一些人在内地也许只算或只能成为二流三流角色，到深圳后却成了一流人才顶尖高手。我想，除了深圳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更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外，他们“生活在别处”，过着“别样的生活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深深体会到“离家出走”好处的深圳人，怎么会产生把子女拴在身边的念头 他们当年的那股闯劲那种热情那些创新精神到哪里去了 难道他们也打算像突然富起来的某些人一样，听任其子女成为“有田不种，有工不做，有店不开，有书不读，无远大理想，无奋斗精神，无一技之长”的“四有三无青年”，成为新时代的“八旗子弟”？

这话似乎说重了点。难道在本地上学，或者大学毕业后回深圳工作，就一定会变成“新八旗子弟”？其实，问题并不在去不去外地上学和回不回深圳工作，而在于我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角度和出发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于深圳的新一代还能不能像他们父辈那样勇于开拓敢于创新。总呆在父母羽翼之下的子女是长不大的，而一个不肯、不敢、不愿离开父母呵护的孩子则肯定是没出息的。深圳的“老一辈”可不是这么没出息的人。有出息的深圳人不该养出没出息的新一代，年轻的深圳也不该这么快就衰老起来。

这个问题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因为它关系到深圳的前途。深圳这二十年来确实成就斐然举世瞩目，但深圳还能不能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更上一层楼，却也是一个问题。要知道，在中国城市中，深圳并不具备绝对优势。它有许多先天的不足，而最大的不足则是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它的文化积淀不要说比不上千年帝都北京，就连和历史并不悠久的上海相比，也还差得远。上海虽然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它的文化财富却让许多老城不敢望其项背。所以自浦东开发以后，许多人已不再是看好深圳，而是看好上海。

深圳要和其他城市竞争，必须也只能扬长避短。深圳的优势是什么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优势在于青春活力，而这种青春活力又正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学历青年移民造成的。他们头上没有华盖，心里没有负担，脚下没有方域之限，眼前没有障目之叶，这才把深圳弄得生龙活虎生机勃勃。“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深圳不但应该继续引进高素质的外地人才，也应该鼓励深圳的青年走出去，到广阔的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哪怕是到外地去学习工作一段时间也好。如果深圳人也像上海人当年那样，“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说什么也不愿意流动流动，那就麻烦 年轻的深圳，充满青春活力的深圳不该这样不能这样。深圳应该永远是春天。深圳十六岁的花不能只开一季。

面对年轻的深圳，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

深圳的魅力在于年轻，而年轻则无疑是值得羡慕的。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和年轻相提并论，那就只有健康。它们显然比富有更重要也更难得。因为有钱并不一定能买来健康，更不可能买来年轻。然而深圳却不但年轻、健康，而且富有，这就实在太令人羡慕 事实上，年轻、健康、富有，几乎是一个现代人幸福概念的全部内涵。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既年轻，又健康，又富有，那他在许多现代人眼里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在不少人看来，深圳人大多是拥有这份幸福的。二十多岁，三十出头，就拥有百万资产，能在节假日开私家车外出健身、旅游，岂非正是又年轻，又健康，又富有？所以，在许多人心目中，深圳都是一个梦。或者说，深圳圆了中国人的一个梦，而且这个梦做得无可挑剔。

这就是深圳 它是年轻的、健康的、生动的、鲜活的、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也是轻盈的、灵动的、富于感官刺激却少有哲学沉思因而不可深究的，就像深圳“世界之窗”的“史诗音乐舞蹈晚会”《创世纪》，流光溢彩，英气勃勃，洋溢着青春气息。然而城市毕竟不是晚会。一座城市要想成为“文化名城”（不管是“历史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不能没有一点深邃感和厚重感。厚积才能薄发，深入才能持久，这都要假以时日。深圳毕竟还很年轻。年少难免气盛，心高难免气浮，人也好，城市也好，都如此，不必讳言，也无须辩解，更没有必要急于一脱贫一。文化的建设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就能“富甲一方一的。但，年轻的深圳毕竟已“长大成人一，它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深圳，将要建设成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深圳人，将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族群？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的确，在对深圳进行了上述解读以后，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城市的人格特征是什么。北京和上海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也是清晰的。北京有贵族精神，上海有绅士风度，这些深圳都没有。深圳没有贵族，只有“富族”，——先富起来的一族；也没有绅士，只有白领。“富族”和贵族是不同的。“富族”只不过富有，贵族却必须高贵。白领和绅士也是不同的。白领是因职业而形成的某一阶层。但要成为绅士，却还要有教养。因此，贵族有精神而绅士有风度，白领则只有“仪态”。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贵族也好，绅士也好，都读书；而富族也好，白领也好，似乎都不怎么读书。

不错，深圳是有高大的书城和众多的书摊，人均购书量在全国也居于榜首。深圳图书馆的使用率也很高，据说日均进馆人次比北京图书馆还多。但这并不等于说深圳颇多读书人。要知道，读书和看书、查书、用书不是一个概念，和买书就更不是一个概念。严格意义上的读书，是超功利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享受。所以，“好读书”竟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不必“学以致用”。深圳人的“读书”却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即“充电”、“加油”，以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深圳畅销的书籍，还是“实用技术”（比如电脑、会计）一类。为实用而读书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总比根本不读书好），但只为实用而读书却未必佳。因为一旦“读书无用”，恐怕就没有人读书 没有人读书又怎么样 这个原本“文化不多”的城市，只怕就更没有文化

我实在希望深圳人能多少读一点书。问题并不在于读多少，而在于爱不爱读。这份爱，不仅是对书籍的爱，也是对生活的爱，对人生的爱，对人类文明的爱，对未来社会的爱。爱，是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境界的。因此，有此一份爱，即有希望存焉。

六　在希望的田野上

深圳无疑是有希望的，只是还要努力。

与半个世纪以前七零八落跑到上海滩“捞世界”的各色人等不同，所谓“深圳人”，基本上是一个齐刷刷的高学历群。他们原本就是广泛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也多半都有读书的兴趣和爱好。只是因为迫于生计，才不得不忍痛割“爱”。的确，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尚且不得而知时，是不该要求人们“为读书而读书”的；而在一个避孕套售卖机多过提款机、夜总会歌舞厅灯红酒绿通宵达旦、股票指数分分秒秒跳动不已的城市里，也是不能指望别人“面壁十年”的。但是，当生存已不再成为问题，甚至已经成了“先富一族”时，难道不该打开尘封的记忆，重新唤醒那一份人文关怀？不错，文化是不能或很难增加财富，但，如果没有文化，岂非更是“穷得只剩下钱”？而如果连最应该也最有条件读书的人都与书无缘，那么，深圳十六岁的花又还能开几季？

这里无疑有一个硬件和软件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为实用而读书，和盖书城建图书馆一样，只属于硬件的建设；创造读书的氛围，培养读书的兴趣，才是软件的开发。深圳需要这样的软件，舍此便不足以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也没有可能建设成“现代文化名城”。城市的文化不仅在街道、在广场、在摩天大楼立交桥，在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更在人心。深圳的硬件建设是相当成功的，通过国际咨询完成的市中心城市设计堪称美轮美矣。但人的塑造 难道人的塑造也能通过国际咨询来完成？深圳当然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它也没有必要重走北京、上海的老路。然而这种新文化的象征物总不该是歌舞厅夜总会，全新的深圳人（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也总不该只会炒股挣钱，或只会蹦迪泡妞，或只会玩电脑打高尔夫球吧？

更何况，任何新文化的创造都不可能没有对传统的继承，而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也不能没有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人文关怀。我们并不主张深圳人都变成学者和哲学家，或者像北京那样，人人都是政治家，——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我们更不希望深圳变得老气横秋，街上走满了遗老遗少，——那将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我们只希望深圳多一点厚重少一点浮躁，多一点深沉少一点轻狂，把现代和传统、实践和理论、工商和人文完美地结合起来。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建设特区的意义，不是造一个流金溢彩的一夜城池、销金窝子，也不是增一点产值，多收点外汇，更不是给香港再划一块郊区过去”（张冠生《扬州昨夜，深圳今宵》，深圳，毕竟还承担着文化创造的历史使命

深圳是有这个条件的。第一，深圳事实上有不少读书人，有不少关心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人，只不过多半并不在文化机构中而已。对于深圳的文化建设而言，他们是一种隐性的存在，正所谓“大隐隐于市”。惟其如此，他们所起的作用便有可能会超过那些在文化机构中吃政府饭的人。第二，深圳有很好的机制。尽管它自己没有太多的文化积累和较强的文化力量，却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这些积累，借用这些力量。深圳毕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深圳的政策也相对灵活，完全有可能和内地某些有思想有潜力的学者建立一种双方都自由、双方都受益的联系，把他们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深圳加工、重组、包装后再推向全国。总之，深圳可以先把自己建设成文化传播的重镇，然后再发展成文化生产的基地，就像先搞“三来一补”再自己开发新产品一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深圳已经有了自己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许多闯深圳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来到深圳以后，似乎一夜之间人就变 胆子变大了，力量变强了，人也变聪明 因为在他们看来，闯荡深圳就是告别过去。过去的关系既靠不上，过去的包袱也不用背。于是，他们在心理上就先松了一口气。心理上轻松了，思想上自由了，现实上又是无人可靠，潜能自然而然也就调动起来 显然，这个潜能是他自己调动的，这个包袱也是他自己放下的，因此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

当一个城市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为人文精神时，这个城市的前程远大也就是无庸置疑的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更可靠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深圳，一定会是大有作为的。

写完本书这最后一章，又是一年“东方风来满眼春”。春节过后，大批的民工又将从全国各地返回深圳，形成一年一度的民工潮。从去年秋天改写北京，到今年春天写完深圳，正是从秋天写到春天，不禁使人顿生轮回之感。的确，如果说深圳是春天的故事，那么，北京就是秋天的诗。北京是充满诗意的，北京的秋天就更是诗意盎然。想想香山红叶，秋夜胡同，巍峨城阙瑰丽楼台上的夕阳晚照，四合院老槐树下谈今论古细说前朝往事的大爷，再想想深南大道上四季常开的鲜花，世界之窗和欢乐谷流光溢彩的表演，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和那些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年轻人，真正“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五千年文明史弹指而过，21世纪就在眼前。中国的城市，又会谱写怎样的篇章

也许，春天的故事还会再讲下去，秋天的诗则会更加韵味悠长。

易中天《读城记》——新版后记

本书初版书稿只写了25天，修订却花了不止大半年工夫。

修订的想法在初版面世时就有 当时的打算，是增加成都、深圳两个城市。这个建议，是我的朋友徐新建教授提出来的。那是1997年11月，我们在厦门参加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同时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推出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读城记》即其中的一本）举行首发式。新建和我都是这套丛书的编委和作者，自然议论到本书。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责任编辑赵南荣兄的赞同。我也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但读者的反应很快就来 除纷纷表示喜欢这本书外，一个普遍的意见，就是觉得书太薄（不到10万字），内容太少，不过瘾。武汉作家周翼南一面在武汉报纸上呼吁武汉人应人手一本，一面在《书与人》杂志上撰文，说“读后有不满足感”。他认为这本书“满可以洋洋洒洒写成30万字的专著”，而且还说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一家在国内颇有些名气、专营高品位学术书籍的民营书店一晓风书屋”的老板许志强君也有相同意见。看来，不抓紧时间进行修订是交代不过去的了；而所谓修订，也不仅仅只是增加两个城市。原有的章节，几乎都要重写。

于是，修订开始

修订不但是重写的过程，也是重新解读这些城市的过程。然而越是深入下去，就越是发现问题多多。的确，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每个人都可以去读它，但要真正读懂，并不容易。一家报纸在谈到我这本书时，把“读城”排成了“说城”。我对他们说，这个字，不好错的。“说”是诉说，是描述；“读”是解读，是研究。“说”只要知其然，“读”却是为了知其所以然。知其然的人很多。谁对自己生活或到过的城市没有一点感受 所以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后谁都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一样。现在，关于城市文化的文章著作不少。但，除对北京、上海外，其他城市，还是说的多，读的少。

其实，说也不易。尤其是要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把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质准确无误而又形象生动地说出来，还要让人心服口服，着实很难。除了个别特征特别明显（如北京）或比较单纯（如厦门）者外，其他城市都不大好这么说的。因为很容易挂一漏万或以偏代全。比如南京，就不好说它是儒雅还是粗俗，是伤感还是豪壮。所谓“南京大萝卜”，就带有荤素皆宜、生熟均可、什么都有一点又都没有、怎么说都行又都不行的意思。其他一些城市也一样。本书尝试着说了一下，比如北京“大气醇和”，上海“开阔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门“美丽温馨”，成都“悠闲洒脱”，武汉“豪爽硬朗”等等，不知读者能认同否？

许多人认为，对于城市文化，是不能这样评说的，因为太过简单，而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质，哪那么简单！这话并不错。但如果你研究描述了老半天，却连一个说法都没有，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事实上，人文学科许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给个说法；而当我们试图对一个城市的文化给个说法时，我们实际上已经不是“说城”，而是“读城” 其实，即便是描述，也常常会伴以“说法”，比如“上海人很精明”或“武汉人特直爽”等等。只要这些说法大致不太离谱，就应该准其成立。如果一定要说“上海也有戆大”或“武汉也有滑头”，那就是抬死杠 我们关心的是整个城市的氛围和情调，而不是个别人的特殊遭遇。

然而，人们在议论城市时，又总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的。这也不奇怪。城市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首先是一种感性的存在，是一个与之发生种种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对象。人们都是通过自己的感性体验，通过一个个感性具体的事件和细节来认识城市的。同样，当他们听到关于一个城市的说法时，也总是会用自己的感受来验证：怎么，我们是这样的 其实他说的“我们”，便很可能不过只是他自己。

对于城市文化的这种见仁见智，导致了城市文化研究、尤其是对城市个性特质定位的困难。当《新周刊》称上海为“最奢华的城市”时，我相信一定得到了某些人的认同。可是广州一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却打电话来说，据她自己在上海读书时的生活经验，上海应该称之为“最浪漫的城市”才对。可惜在我看来，上海这个城市是一点也不浪漫的。崇尚“实用理性”的上海人，甚至在谈恋爱时都浪漫不起来。事实上在这个“水泥森林”般的城市里，也没有多少“花前月下”可供浪漫。上海人追求的不是浪漫，而是实惠，以及建立于实惠基础上的雅致。

显然，当我们试图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市民的文化性格时，谁都很难保证是准确无误的。一个城市，小一点的几十万人，大一些的几百万人，哪能齐刷刷地都是一种性格？但如果找[奇`书`网`整.理提.供]不到他们的共性，而且是不同于其他城市人的共性，则城市的所谓个性又从何谈起！研究是要有结论的，这个结论性的意见不可能是长篇大论，而只能是诸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之类的说法。显然，不说可能被视为“欺世”，说又可能被视为“媚世”。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又不能“介乎说与不说之间”，难哪！

何况城市现在正处于千变万化之中。北京的上空己不再飘荡着大爷味儿，满嘴“不要太潇洒噢”的新一代上海人，也不会再在买了一根针以后还要求找两张草纸。他们也许根本就不会买针 不断有人告诫我：就别老是胡同四合院、里弄石库门了，来点新东西行不？想想也是，都什么年头了！可不说胡同四合院、里弄石库门又说什么 说麦当劳、肯德基不成？

的确，中国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到处都是似曾相识的店面和千篇一律的建筑，到处都在奔小康，争取“先富起来”，而所谓“小康”又好像只有一种模式：时装店、精品屋、海鲜酒楼娱乐城。就连一个最不起眼的县级市也有这些东西，只不过更花哨更俗气而已。一些宝贵的传统则连同它们的风味一起已渐次消失。有人说，北京什么都变了，没变的只有北京人那张能说爱说的嘴。其实，就连北京人的嘴也变了，没那么爱说 一是没时间，二是学会了保守“商业机密”。是啊，与“现代化”相比，城市的个性和风味又算什么！

况且，仅仅说出了城市的个性和风味，还只是“说城”；能说出这些个性和风味形成的原因，才是“读城”。所以，解读城市，不但要有感性体验，还要有理性概括。城市复杂而又多变，问题抽象而又具体，读城，实在是太难

城市如此难读难说，“谁能与我同醉”

因此我要感谢那些支持我完成这一课题的朋友们：本书的责任编辑赵南荣兄、编审高国平先生；以各种方式帮助我考察解读深圳的傅建民先生，焦胜、张源、胡国庆、王梅、张祥云、褚毅、周展、赵青、贾玉川等朋友，《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两任主编胡洪侠、束因立；从千里之外寄来我所需资料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周非女士；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图片的广州《新周刊》采编一部主任周可，专门为本书拍摄了许多照片的我的妻子李华。

我要特别感谢的还是读者。本书初版面世后，《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先后辟专栏刊登了我读城的文章。许多读者在读了本书或这些文章后，来信来电表示支持。也有读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某些意见在修订时已被吸收。在本书还不太成熟时，他们就那样喜欢它，这就使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即便冒一点学术上的风险，也要把它改出来。

但我也要请读者们原谅，原谅我所做的，原本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读城不易，说城也难。不但不易说清，而且一不小心，没准就得罪了谁谁谁。如果真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我也要请这些城市的人海涵。因为对于本书所写的这些城市而言，我都是一个外地人。外地人的感觉总多少会有些隔膜的，尽管外地人也有外地人的优势，——不在庐山之中，也许反倒识得庐山的真面目。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易中天

1999年6月14日

识于厦门大学凌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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