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资治通鉴全译》 (全》 · 柏杨 · 2026-07-25
[5]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5]癸巳(二十六日),皇太子刘即皇帝位,拜谒汉高祖祭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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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二十八卷
【汉纪二十】 起昭阳作噩,尽屠维单阏,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八年)
1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1春季,正月四日,孝宣皇帝刘洵被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
2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候。
2 三月十日,汉元帝刘奭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老父王禁为阳平候。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刘奭 下诏:把三辅、太常、各郡各封国公田及 皇家林苑的节余经费跟产物赈济贫民,帮助创业;家产不满一千钱的,供给或借贷种子、食粮。
3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3刘奭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
4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4夏季,六月,传染病流行,刘奭命御厨房减少菜饭,减少音乐部的官员,减少皇家马匹,救济难民。
5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5秋季,九月,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大水成灾,发生大饥谨,有些地方,人民互相残杀,煮吃对方尸体,汉政府转运其它郡、其它封国的粮食救济。
6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刘奭早就听说琅邪王吉、贡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经,德行廉洁,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长安。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了之后,被任命当谏议大夫。刘奭屡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御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了,而其它的开支,应尽量减少。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
是岁,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车师故地。
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四七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夏,四月,丁巳,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秋,七月,己酉,地复震。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亻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初,武帝灰南越,开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馀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馀,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
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夏,旱。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宫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
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馀事。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乾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末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到,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忧矣。”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馀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
冬,十二月,丁末,贡禹卒。丁已,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视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2二月五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当宰相;右扶风郑弘当御史大夫。
3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3三月一日,日食。
4夏,六月,赦天下。
4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5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5皇上问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衡匡上书说:“陛下亲自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误触法网,连年 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今 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却又犯法,重新坐牢,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现在的社会风气,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爱追逐声色 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这种倾向,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 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 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 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 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仪,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 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而今 ,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 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 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 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升匡衡当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 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 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文帝时,根本没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了武敌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刘秀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当。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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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二十九卷
汉纪二十一 孝元皇帝下永光三年(庚辰、前41)
汉纪二十一 汉元帝永光三年(庚辰,公元前41年)
[1]春,二月,冯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
[1]春季,二月,冯奉世回长安,调任左将军,封关内侯。
[2]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2]三月,元帝赐封皇子刘康当济阳王。
[3]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3]夏季,四月,平昌侯王接去世。秋季,七月壬戌(疑误),任命平恩侯许嘉当大司马、车骑将军。
[4]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4]冬季,十一月己丑(初八),地震,降雨。
[5]复盐铁官;置博士弟子员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故也。
[5]恢复盐铁专卖制度。规定博士弟子的定员为一千人。这是因为朝廷经费不够开支,而民间又有许多人免除赋税徭役,使朝廷无法供应内外徭役的缘故。
四年(辛巳、前40)
四年(辛巳,公元前40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3]夏季,六月甲戌(二十六日),孝宣皇帝陵园东门失火。
[4]戊寅晦,日有食之。上于是召诸前言日变在周堪、张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因下诏称堪、猛之美,徵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令石显管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
[4]戊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元帝召集那些先前说天变灾难都是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进行责问,他们都跪拜于地谢罪。于是,元帝下诏褒扬周堪、张猛,调回京师长安。任命周堪担任光禄大夫,支中二千石俸禄,主管尚书事务;任命张猛当太中大夫、给事中。而这时候,中书令石显兼管尚书,尚书五人都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很难见到元帝,虽有建议,往往不得不拜托石显代为转达,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被石显控制。正巧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让他自杀于公车官署。
[5]初,贡禹奏言:“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秋,七月,戊子,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
[5]当初,贡禹上奏章说:“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因为亲情己尽,应该撤除。各郡、各封国设置皇帝祭庙,不合古代礼制规定,应该改正。”元帝认为有理。秋季,七月戊子(初十),撤除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祭庙,都不再祭祀,只设置官吏兵卒守护。冬季,十月乙丑(十九日),撤除设置在各郡、各封国的祖宗祭庙。
[6]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
[6]元帝下诏,各位皇帝的陵园,以其所在地区,分属三辅管理。在渭城寿陵亭部原上预设坟墓,下诏不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县,也不要强迫各郡、各崐封国移民到那里。
五年(壬午、前39)
五年(壬午,公元前39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1]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秋,颍川水流杀人民。
[2]秋季,颍川郡水灾,淹死百姓。
[3]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大猎。
[3]冬季,元帝前往长杨宫射熊馆,大肆游猎。
[4]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用韦玄成等之议也。
[4]十二月乙酉(十六日),元帝采用丞相韦玄成等的建议,下诏拆毁太上皇、孝惠皇帝的祭庙。
[5]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而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诗·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
[5]元帝喜好儒家的学说,又 喜爱文章辞语。对宣帝的法令制度多有改变。谈论政事,提出建议的人,多数都被召见,每人都认为受到皇帝的注意。这时候,傅昭仪和她的儿子济阳王刘康,正受到元帝特别的宠爱,超过皇后和皇太子刘骜。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人主是不是慎重用心。接受天的旨意的君王,任务在于开创大业,使它世代相承,无穷无尽地传下去。而继任的君王,心思要放到继承和发扬祖先的恩德功勋上。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之后,追思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成功的道理,用以培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和荣耀,都归功于祖父和父亲两位先王,而不敢自己居功。因此,上天享受他的供品,连鬼神也都保佑他。陛下圣明的恩德,象天一样覆盖大地,象爱护儿女一样爱护四海之内的百姓。可是阴阳没有调和,奸诈邪恶也没有禁止。这大概是因为臣子未能发扬光大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抨击过去的法令规章不可用,一定要加以改变。然而,很多制度改变了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恢复原状。结果是,在下位的人发生纠纷,官吏和平民无所遵信。我常在内心痛恨,国家放弃了人心所乐的已成的功业,而白白去做那些纷乱的事情。但愿陛下仔细回顾汉室世代相继的事业,留意遵守先帝的法制,弘扬先帝的功业,用以安定臣僚的心。《诗经·大雅》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的道路就是如此。’修养性情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缺欠。聪明通达的人,警惕苛察;见识不广的人,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警惕没有决断;恬淡安静的人,警惕贻误时机;胸襟广阔的人,警惕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它,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那些伪善的乖巧之徒,才无法结党搭帮,企望挤进朝廷。务请陛下警惕自己,使陛下的圣德更为崇高。
臣又闻室家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适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适而卑庶也,适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崐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我又曾经听说,家庭如果安详和睦,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礼记》开头就讲冠礼、婚礼。用《国风》开头,追溯性情的根本,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用冠礼、婚礼开头,,为安详的家庭奠立基础,以防患于乱起之前。所以圣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处理妃嫔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注意区分‘嫡子’与‘庶子’的不同地位,把礼仪纳入自己家内。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的之前。必如此,才合乎人情,理顺乎阴气。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在高台上隆重举行,使用甜酒祝贺。其他的儿子,不能用这种仪式,其目的就在于显示嫡子的尊贵,使立于无可怀疑的地位,不仅仅是表面的礼节仪式而已,而是内心对待嫡子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所以用礼仪。把真情显露于外。圣人的一举一动,和谁欢宴娱乐,和谁亲近,都要使尊贵卑贱都有一定次序。如此的话,全国百姓都会自我修养,顺从归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那么乖巧的邪恶之徒就会乘机而动,使国家混乱。所以圣人谨慎小心,不愿有一个坏的开头。用心防范于乱起之前,决不因私人的恩情,伤害正大的原则。正如《易传》所说:‘家庭端正,则天下就安定了。’”
[6]初,武帝既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岁,河决于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6]当初,武帝曾经堵塞黄河决口,筑宣房宫。后来,黄河又在北面的馆陶决口,形成屯氏河,沿东北方向入海,因为河床广度深度跟黄河相同,所以听其自由发展,不再堵塞决口。本年,黄河在清河郡所属灵县鸣犊堤再度决口,屯氏河于是无水干涸。
建昭元年(癸未、前38)
建昭元年(癸未,公元前38年)
[1]春,正月,戊辰,陨石于梁。
[1]春季,正月戊辰(二十九日),陨石坠在梁国。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冬,河间王元坐贼杀不辜废,迁房陵。
[3]冬季,河间王刘元,被控残杀无罪之人,撤销爵位,贬逐房陵。
[4]罢孝文太后寝祠园。
[4]元帝下令撤除文帝母亲薄太后的陵园。
[5]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等皆惊走;冯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帝嗟叹,倍敬重焉。傅惭,由是与冯有隙。冯,左将军奉世之女也。
[5]元帝前往虎圈,观赏野兽搏斗,妃嫔们都在座奉陪。一只熊突然跳出圈外,攀着阑杆想上殿堂。元帝左右的侍从、贵族,包括傅婕妤在内的妃嫔们,都惊慌逃命。只有冯婕妤,一直向前站着挡住熊。武士把熊杀死。元帝惊魂初定后,问她:“人人恐惧,你为什么上前阻挡熊?”冯婕妤说:“猛兽凶性发作,只要抓着一个人,就会停止攻击,我恐怕它直扑陛下的座位,所以以身阻挡它。”元帝感激嗟叹,对冯婕妤倍加敬重。而傅婕妤大为惭愧,从此与冯婕妤产生隔阂。冯婕妤是左将军冯奉世的女儿。
二年(甲申、前37)
二年(甲申,公元前37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1]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夏,四月,赦天下。
[2]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3]六月,立皇子兴为信都王。
[3]六月,元帝赐封皇子刘兴为信都王。
[4]东郡京房学《易》于梁人焦延寿。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以孝廉为郎,上疏屡言灾异,有验。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
[4]东郡人京房跟从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常说:“得到我的学问而丧失生命的,就是京房。”他的学说长于占卜天灾人祸,共分六十卦,轮流交替地指定日期,用风雨冷热作为验证,都很准确。京房运用这种学说,尤其功力深厚,被地方官府推荐为“孝廉”之后,他到朝廷充当郎,屡次上书元帝,议论天象变异,十分灵验。元帝喜欢他,数次召见,向他询问。京房回答说:“古代帝王按功劳选拔贤能,万事都有成就,祥瑞显现。衰亡之世,任用官员则以遭诋毁还是受称赞为依据,所以政治腐败,因而招致天灾变异。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行政效率及其政绩,天灾变异才可停止。”元帝命京房主持这件事,京房于是拟定了考功课吏法,上奏元帝。元帝下令,公卿朝臣与京房在温室殿举行讨论会。大家都认为京房的办法过于琐碎,使上级和下级互相监督侦察,不可施行。但元帝却倾向京房。当时,正好各州刺史向朝廷奏报事宜,集中在京师长安。元帝召见他们,命京房向他们宣布考核之事,刺史们也认为不可施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时反对,后来转为支持。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悟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恒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房罢出,后上亦不能退显也。
这时,中书令石显正独揽大权。石显的好友五鹿充宗任尚书令,二人联合执政。有一次,元帝在闲暇时召见京房,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君王昏庸,任用的都是善于伪装的奸佞。”京房进一步问:“君王是明知奸佞而仍用他们?还是认为贤能才用他们?”元帝回答说:“是认为他们贤能。”京房说:“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却知道他们不是贤能呢?”元帝说:“根据当时局势混乱,君王身处险境便可以知道。”京房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用贤能时国家必然治理得好,任用奸邪时国家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幽王、厉王不觉悟而另外任用贤能,为什么终究要任用奸佞以致后来陷入困境?”元帝说:“乱世君王,各自认为他所任用的官员全是贤能。假如都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天下怎么还会有危亡的君王?”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经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任用竖刁,秦二世任用赵高,以致政治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测验自己的行为,而觉悟到用人的不当?”元帝说:“只有治国有法的君王,才能依据往事而预测将来。”京房于是脱下官帽,叩头说:“《春秋崐》一书,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而今陛下登极以来,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百姓饥馑,瘟疫流行。盗贼制伏不住,受过刑罚的人充满街市。《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备。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说:“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京房说:“陛下现在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今天的灾难变异和为政之道,幸而胜过前代。而且认为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说:“前世的那些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我恐怕后代看今天,犹如今天看古代。”元帝过了很久才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回答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哪里还会用他?”京房说:“陛下最信任,跟他在宫廷之中共商国家大事,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就是他。”京房所指的是石显。元帝也知道,他对京房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京房告退。后来,汉元帝还是不能让石显退位。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
臣司马光曰:君王的德行不昌明,则臣属虽然想竭尽忠心,又从何着手呢?观察京房对元帝的诱导,可以说是把道理说得十分清楚透彻了,而最终仍不能使元帝觉悟,可悲啊!《诗经》说:“我不但当面把你教训过,而且提起过你的耳朵。不但是用手携带着你,而且指示了你许多事。”又说:“我教导你是那么的恳切细致,而你却漫不经心、听不进去。”这说的就是汉元帝啊!
[5]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5]元帝命京房推荐他的学生中通晓检验政绩和有能力考察官吏的人,准备试用。京房上奏:“中郎任良、姚平,希望能用为刺史,在各州试行考绩制度。请准许我留在朝廷,转报他们的奏章,免得下情不能上达。”然而石显、五鹿充宗都痛恨京房,想使京房远离元帝,于是向元帝建议,应该试任京房为郡守。元帝遂任命京房当魏郡太守,允许他以考功法去治理本郡。
房自请:“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与石显等有隙,不欲远离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后,恐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京房请求:“年终时候,请准许我乘坐驿车前来,向陛下当面报告。”元帝许可。京房自知数次因为议论受到大臣的非议,跟石显之间怨恨已成,不想远离元帝身边。于是上密封的奏章:“我一出京师,恐怕被当权大臣所害,身死而事败,所以盼望在年终之时,得以乘驿车到京师向陛下奏事,幸而蒙陛下哀怜而允许。然而,六月辛巳(二十日),阴云乱风四起,太阳光芒暗淡,显示高级官员蒙蔽天子,而天子心里怀疑。六月己卯(十八日)、庚辰(十九日)之间,定有要隔绝陛下与我的关系,使我不得乘坐驿车奏事的事情发生。”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王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京房还没有出发,元帝命阳平侯王凤奉诏通知京房,不要乘驿车回京师奏事。京房心中更加惊恐。秋季,京房出发,走到新丰,托朝廷传送文书的差人再上密封的奏章:“我先前于六月间曾上书陛下,所说《遁卦》虽未应验,但占候之法说:‘有道术的人刚刚离去,天气寒冷,大水涌出成灾。’到了七月,果然大水涌出。我的学生姚平告诉我:‘你可以说通晓道术,却不能说笃信崐道术。你所预测的天灾变异,没有一件事不应验。现在,大水已经涌出,有道术的人就要被放逐而死在外边,还有什么话可说!’我说:‘陛下最仁爱,对我尤其宽厚,即令因进言而死,我还是要进言。’姚平又说:‘你只能说是小忠,不算大忠。从前,秦朝赵高执政,有一位叫正先的人,因讥讽赵高而被处死,赵高的淫威从此形成。所以秦朝的衰乱,是正先推动的。’而今我出任郡守,把考核功效引为自己的责任,只恐怕还没有着手便被诛杀。求陛下不要使我应验大水上涌的预言,像正先那样死去,让姚平嘲笑。”
房至陕,复上封事曰:“臣前白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无色者也。臣去稍远,太阳侵色益甚,愿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
京房到陕县,再上密封奏章:“我先前建议由任良负责官员考绩,让我留在朝廷。议论此事的人知道这样对于他们自身不利,而且不可能把我和陛下隔绝开来,所以说:‘与其学生出面,不如试用老师。’可是,如果派我当刺史,又怕我面见陛下奏报,于是又说:‘当刺史,可能与太守不同心,不如当太守。’目的在于隔绝我们君臣。陛下没有反对他们的主张,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正是阴云乱风所以不散,太阳失去光辉的原因。我离京师长安渐远,太阳的昏暗越来越重。盼望陛下不要难于征我回京师而轻易地违背天意!邪恶阴谋,人虽不觉,上天却必有变化,所以人可以欺,天不可以欺,请陛下详察!”
房去月余,竟征下狱。初,淮阳宪王舅张博,倾巧无行,多从王求金钱,欲为王求入朝。博从京房学,以女妻房。房每朝见,退辄为博道其语。博因记房所说密语,令房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王,以为信验。石显知之,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皆下狱,弃市,妻子徙边。郑弘坐与房善,免为庶人。
京房离开一月余,竟被征回京师,逮捕入狱。当初,淮阳宪王刘钦的舅父张博是一个看风行事,无善行的人物,向刘钦要了许多金钱,到京师长安活动征召刘钦入朝。张博曾跟随京房学习《易经》,而且把女儿嫁给京房。京房每次朝见,回家之后,都把跟元帝之间问答的话告诉张博。张博于是暗中记下京房所说的机密言语,让京房代刘钦草拟请求入朝的奏章。他把这些密语记录和奏章草稿,都送给刘钦过目,作为他工作的证明。石显知道此事后,指控:“京房跟张博通谋,诽谤治国措施,把罪恶推到皇帝身上,贻误连累诸侯王。”于是京房跟张博都被捕入狱,在街市上斩首,妻子儿女被放逐到边塞。御史大夫郑弘,被控跟京房是朋友,遭免职,贬作平民。
[6]御史中丞陈咸数毁石显,久之,坐与槐里令朱云善,漏泄省中语,石显微伺知之,与云皆下狱,髡为城旦。
[6]御史中丞陈咸不断抨击石显。过了一段时间,石显指控他跟槐里令朱云是好友,泄露宫禁之中的机密,这是石显暗暗侦察得知的。于是陈咸、朱云都被捕下狱,判处髡刑,罚做苦工。
石显威权日盛,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
石显的淫威和权势日益增长,公卿及以下的官员都害怕他,人人自危,不敢稍有宽纵。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死党密友,凡依附他们的人,都得到了高官厚禄。民间有歌谣说:“你是姓牢的人,还是姓石的人,是五鹿家的门客吗?官印何其多,绶带何其长!”
显内自知擅权,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以间己,乃时归诚,取一信以为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徵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上许之。显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后果有上书告“显颛命,矫诏开宫门”,天子闻之,笑以其书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属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类如此非一,唯独明主知之。愚臣微贱,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财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初,显闻众人多匈匈,言己杀前将军萧望崐之,恐天下学士讪己,以谏大夫贡禹明经著节,乃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礼事之甚备。议者于是或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显之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
石显心知自己专权,把持朝政,怕元帝一旦听取亲信的抨击而疏远自己,便时常向元帝表示忠诚,取得信任,验证元帝对自己的态度。石显曾经奉命到诸官府征集人力和物资,他先向元帝请求:“恐怕有时回宫太晚,漏壶滴尽,宫门关闭,我可不可以说奉陛下之命,教他们开门!”元帝允许。一天石显故意到夜里才回来,宣称元帝命令,唤开宫门入内。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擅皇命,假传圣旨,私开宫门。”元帝听说了这件事,笑着把奏章拿给石显看。石显抓住时机,流泪说:“陛下过于宠爱我,委任我办事,下面无人不妒火中烧,想陷害我,类似这种情形已不止一次,只有圣明的主上才知道我的忠心。我出身微贱,实在不能以我一个人去使万人称心快意,担负起全国所有的怨恨。请允许我辞去中枢机要职务,只负责后宫的清洁洒扫,死而无恨。唯求陛下哀怜裁择,再给我一次宠幸,以此保全我的性命。”元帝认为石显说得对而怜悯他,不断慰问勉励,又重重赏赐。这样的赏赐及百官赠送的资金达一亿。当初,石显听说人们议论愤激,都说是他逼死前将军萧望之,怕招来全国儒生的抨击。由于谏大夫贡禹深明儒家经典,节操高尚而有名望,石显便托人向贡禹表示问候之意,用心结交,并向元帝推荐,使贡禹擢升九卿,并对他以礼相待,很是周详。于是舆论也有赞扬石显的,认为他不曾妒恨陷害萧望之。石显谋略变诈,善于为自己解围,以取得皇帝的信任,用的都是此类手法。
荀悦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远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远而绝之,隔塞其源,戒之极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援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荀悦说:奸佞迷惑君主的方法太多了。所以孔子说:“要远离奸佞!”不仅不用他而已,还要驱逐到远方,跟他隔绝,把源头塞住,态度至为坚决。孔子说:“政治的意思,就是端正。”治理国家最基本的一件事,无非端正自己而已。梗直诚实,则是端正的主干。对于品德,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授给他官位。对于能力,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让他做事。对于功劳,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颁发奖赏。对于罪恶,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加以惩罚。对于行为,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尊重。对于言谈,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相信。对于物器,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使用。对于事情,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去做。所以各种端正风气都汇集到朝廷,则下面万事没有虚伪。古代圣王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
[7]八月,癸亥,以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
[7]八月癸亥(初三),元帝擢升光禄勋匡衡任御史大夫。
[8]闰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8]闰八月丁酉(初八),上官太皇太后驾崩。
[9]冬,十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树折,屋坏。
[9]冬季,十一月,齐、楚地区地震,下大雪,树木折断,民房倒塌。
三年(乙酉、前36)
三年(乙酉,公元前36年)
[1]夏,六月,甲辰,扶阳共侯韦玄成薨。
[1]夏季,六月甲辰(十九日)丞相扶阳侯韦玄成去世。
[2]秋,七月,匡衡为丞相。戊辰,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
[2]秋季,七月,元帝擢升匡衡作丞相。戊辰(十四日),擢升卫尉李延寿当御史大夫。
[3]冬,使西域都护、骑都尉北地甘延寿、副校尉山阳陈汤共诛斩郅支单于于康居。
[3]冬季,命西域都护、骑都尉、北地郡人甘延寿,和副校尉、山阳郡人陈汤一同出兵,在康居王国斩杀郅支单于。
始,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崐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其骄如此。
最初,郅支单于自以为匈奴汗国是一个大国,威名远扬,颇受别国尊重,又乘军事胜利而十分骄傲。因为不得康居王礼敬,一怒之下杀了康居王的女儿及康居贵族、平民数百人,有的还截其四肢,扔到都赖水里。他强迫康居人为他建筑城垣,每日有五百名工匠施工,历时二年才完成。又派出使节,前往阖苏王国、大宛王国,责令每年进贡。二国畏惧郅支单于,不敢不给。汉朝前后派出三批使节,前往康居郅支单于处,查问谷吉等人的遗体下落。郅支对于汉朝使节窘困侮辱,不肯接受汉朝皇帝的诏书,只是通过西域都护上书,说:“居住的地方环境困苦,愿意归顺强大的汉朝,还打算派儿子去当人质。”其态度傲慢如此。
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略,喜奇功,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具色子男开牟以为导。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
陈汤为人沉着勇敢,能深思熟虑,富有计策谋略,渴望建立奇特的功勋,他向甘延寿建议说:“边境各族畏惧匈奴,这是天性。西域各国,本来都属匈奴管辖,而今郅支单于的威名传播很远,不断侵略乌孙王国和大宛王国,经常给康居王国出谋划策,企图使乌孙、大宛投降归顺。如果把这两国征服,只要几年时间,西域城邦国家都会陷于危险的境 地。郅支单于性情剽悍,喜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日子一久,必将成为西域的灾难。虽然他现在地处遥远,幸而他们没有坚固的城堡和强劲的弓弩,无法固守。我们如果征发屯田的军队,并率领乌孙王国的军队,一直挺进到他的城堡之下,他要逃没有地方可逃,要守则兵力不足以自保,千载难逢的功业可以在一天早上完成。”甘延寿认为有理,准备先奏请朝廷批准。陈汤说:“圣上一定会召集公卿商议,远大的策略,不是平庸的官僚所能了解,肯定不同意。”甘延寿迟疑,不肯听他的话。正好甘延寿久病卧床,陈汤单独行动,假传圣旨,征发各城邦国家的军队、车师戊己校尉的屯田部队。甘延寿听说了这件事,大惊而起,要加阻止,陈汤大怒,手按剑柄,叱责甘延寿说:“大军已经集中会合,你小子打算阻止大军吗?”甘延寿于是顺从。他俩部署、集结汉朝和西域多国兵力,共有四万余人。甘延寿、陈汤上奏章自我弹劾假传圣旨之罪,陈述所以如此做的理由。发出奏章的当天,大军出发,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越过葱岭,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都护甘延寿亲自率领,从温宿国出发,由北道经乌孙王国首府赤谷城,穿过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西岸。而这时康居王国的副王抱阗,率领数千骑兵,在赤谷城东方攻击乌孙王国大昆弥地区,屠杀及俘虏千余人,抢走牛、羊、马等大批牲畜,然后从后面追上汉军,夺取汉军后部的大批辎重。陈汤命西域兵迎战,杀四百六十人,夺回抱阗所掳掠的乌孙百姓四百七十人,交给大昆弥。而夺回的马匹、牛、羊,则留下来作为军队食物。又逮捕到抱阗手下的贵族伊奴毒。进入康居王国东部国界后,陈崐汤严明军纪,不准烧杀抢掠。秘密召康居王国的贵族屠墨来会晤,向他展示汉朝的威力与决心,摆下酒筵席,共同盟誓,然后送他回去。大军继续挺进,在距新筑的单于城约六十里处,安营扎寨。这时,又俘虏康居王国另一贵族具色子男开牟,让他作向导。具色子男开牟是屠墨的舅父,也痛恨郅支单于的凶暴。汉朝军队于是对郅支单于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第二天,大军继续挺进,距单于城三十里,扎营。
单于遣使问:“汉兵可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答报,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
郅支单于派使节前来询问:“汉朝军队到这里来的目的何在?”汉军的官员回答说:“你们单于曾经上书汉朝皇帝,说:‘居住环境困苦,愿意归降强大的汉朝,亲身到长安朝见。’皇帝怜悯单于放弃幅员广大的国土,委屈地住在康居,所以派遣都护将军,率军前来迎接单于及妻子儿女。恐怕单于的左右惊动,所以没有敢于直接到达城下。”双方使节来往了几次之后,甘延寿、陈汤出面,责备郅支单于的使节说:“我们为了单于,不远万里来到此地,然而,一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派出一位名王、显贵,前来晋见都护将军,接受命令而供事,为什么单于对大事这么疏忽,不讲主人待客人的礼节?我们从遥远的地方到此,人马困乏已极,而粮草又快用完,恐怕连回程都不够用,请单于跟大臣们慎重考虑。”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馀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馀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为前,戟弩为后,仰射城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次日,大军挺进到都赖水畔,在距单于城三里外扎营,构筑阵地,遥望单于城上,五色旗帜迎风飘扬,数百匈奴人披甲戴胄,登上城楼守备。又从城中冲出一百余名骑兵,往来奔驰城下。一百余名匈奴步兵,在城门两侧,结成“鱼鳞阵”,正作战斗演习。城上守军还向汉朝军队挑战:“来打吧!”一百余名匈奴骑兵直冲汉营,汉营的强弩全部拉满,箭矢外指。匈奴骑兵不敢攻击,撤退。强弩部队射击城门外操练的匈奴骑兵、步兵,匈奴兵全部退入城内。甘延寿、陈汤下令总攻:“听到鼓声,都直扑城下,四面包围,各军记住所分配的位置,开凿洞穴,堵塞射击孔。盾牌在前,戟弩在后,仰射城楼上的守军。”攻击开始,城楼上的匈奴守军退下逃走。土城之外,还有由两层木樯构成的重木城。匈奴人由木城射击,使汉朝远征军多有伤亡。于是远征军以薪纵火,焚烧木城。入夜,匈奴守军骑兵数百名突围,汉军予以迎头痛击,箭如雨下,全部歼灭。
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乃下。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当初,郅支单于听说汉朝军队到达,打算离开此城。可是,怀疑康居王对他怨恨,与汉朝勾结,里应外合,又听说乌孙王国等西域各国,都派出军队,自以为无处可以投奔。所以,他已逃出单于城,却又返回,说:“不如坚守。汉朝军队远征万里,不可能持久进攻。”郅支单于全身披甲,在城楼上指挥作崐战。他的阏氏、夫人共数十名,也都用弓箭射城外的汉军。汉朝的弩兵射中郅支单于的鼻子,而他的夫人也多有死亡。郅支单于于是从城楼下来。午夜之后,木城被攻破,木城中的匈奴军退入土城,登上城头,呼号呐喊。这时,康居王国一万余人的骑兵援军来到郅支城附近,分散在十余处,环绕城的东西南北四面部署,跟城上的匈奴守军互相呼应。乘着夜色,多次向汉朝军队的营地冲击,然而不能得手,每次都退下来。天将亮时,四面火起,官兵振奋,乘火势大喊,钲鼓之声动地。康居军队再向后撤。汉朝军队推举盾牌,从四面同时冲入土城中。郅支单于率匈奴男女一百余人逃入王宫,汉朝军队纵火焚烧王宫,官兵争先冲入,郅支单于身受重伤而死。军候假丞杜勋,砍下郅支单于人头。在王宫中搜出汉朝使臣的节两只以及谷吉等携带的写在帛上的书信。凡是抢掠的财物,都归抢掠者所有。斩阏氏、太子、名王及以下共一千五百一十八人,生擒一百四十五人,投降的一千余人,分配给领兵共围单于的西域十五个国王。
四年(丙戌、前35)
四年(丙戌,公元前35年)
[1]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师。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丞相匡衡等以为:“方春掩骼,埋之时,宜勿县。”诏县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
[1]春季,正月,郅支单于的人头被送到长安。甘延寿、陈汤上书说:“我们曾经听说,天下的大道理莫过于统一。从前有唐尧、虞舜,今有强大的汉朝。匈奴呼韩邪单于已成为我们北方的藩属,只有郅支单于背叛汉朝,没有伏罪。他逃亡到大夏王国以西,认为强大的汉朝不能使他称臣归顺。郅支单于对百姓残忍狠毒,巨大的罪恶上通于天。臣甘延寿、陈汤,率领仁义的军队,替天讨伐,幸赖陛下神异威灵,阴阳配合,天气晴明,攻破敌阵,打败敌人,斩杀郅支单于及名王以下。应该把郅支单于的头悬挂在长安槁街蛮夷馆舍之间,以昭示万里,胆敢冒犯强大汉朝的,距离虽远也必诛杀!”丞相匡衡等认为:“现在春季,正是掩埋尸骨之时,不应悬挂人头。”元帝下令悬挂郅支单于的头示众十日,然后掩埋。并祭告位于郊外的祖先祭庙,大赦天下。满朝文武向元帝祝贺,举行酒宴。
[2]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与太子游学相长大。及薨,太子前吊。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是时驸马都尉、侍中史丹护太子家,上以责谓丹,丹免冠谢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窃戒属,毋涕泣,感伤陛下;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
[2]六月甲申(初五),中山王刘竟去世。刘竟是元帝的幼弟,跟皇太子刘骜年龄相仿,在一起游玩、读书,一起长大。刘竟去世后,刘骜前往吊丧。元帝看到太子,怀念幼弟,悲哀不能自制。可是已经走到面前的太子,却并不悲哀,元帝对此非常怨恨,说:“天下哪有一点慈爱心肠都没有的人,可以继承祖宗祭庙香火,做人民父母的?”这时,驸马都尉、侍中史丹,正充当太子刘骜的监护人。元帝责备史丹,史丹脱下官帽,请罪说:“我确实看见陛下哀痛中山王,以致身体瘦损。前些时,太子应当进见,我暗中嘱咐他,不要流泪哭泣,免得引起陛下伤感。罪过在我,我应该被处死。”元帝认为史丹说的是事实,才息怒。
[3]蓝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泾水,泾水逆流。
[3]蓝田发生地震,山崩,霸水壅塞。安陵堤岸崩塌,泾水壅塞,向西逆流。
五年(丁亥、前34)
五年(丁亥,公元前34年)
[1]春,三月,赦天下。
[1]春季,三月,大赦天下。*[2]夏,六月,庚申,复戾园。
[2]夏季,六月庚申(十七日)恢复刘据的陵园戾园。
[3]壬申晦,日有食之。
[3]壬申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4]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时上寝疾,久不平,以为祖宗谴怒,故尽复之;唯郡国庙遂废云。
[4]秋季,七月庚子(二十八日),恢复太上皇祭庙、陵园及原庙,恢复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的陵园。当时元帝卧病,长时间不能痊愈,认为是祖宗发怒谴责,所以将以上祭庙、陵园全部恢复。但各郡、各封国的祭庙却废除了。
[5]是岁,徙济阳王康为山阳王。
[5]本年,元帝改封济阳王刘康为山阳王。
[6]匈奴呼韩邪单于闻郅支既诛,且喜且惧;上书,愿入朝见。
[6]匈奴呼韩邪单于得到郅支单于已被诛杀的消息,既高兴,又恐惧。于是,向汉朝皇帝上书,请求入朝觐见。
竟宁元年(戊子、前33)
竟宁元年(戊子,公元前33年)
[1]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才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罢乘塞,则生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岁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嘉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塞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1]春季,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请求准许他当汉家女婿,使他有缘亲近汉朝。元帝把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别名王昭君,赏赐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非常欢喜,上书汉元帝:“愿保护东起上谷,西至敦煌的汉朝边塞,永远相传。请撤销边境防务和守塞的官吏士卒,使天子的小民获得休息。”元帝把呼韩邪单于的建议交给有关官员讨论,参与讨论的官员都认为可以接受。郎中侯应了解边塞事务,认为不可以允许。元帝问他原因,侯应说:“周朝和秦朝以来,匈奴暴戾强悍,不断侵略边境。汉王朝建立之初,尤其受到它的伤害。据我了解,北方边塞,东到辽东,外有阴山,东西长达一千余里,草崐木茂盛,禽兽众多,本来冒顿单于依赖这里地势险要,制造弓箭,出来抢劫,正是匈奴畜养禽兽的圈地。直到孝武皇帝出军北征,把这一地区夺到手,而将匈奴赶到大漠以北。在这一地区,建立城堡,修筑道路,兴建外城,派遣军队前往屯戍守卫。然后,边境才比从前稍稍安宁。漠北土地平坦,草木稀少,沙漠相连。匈奴前来侵扰,缺少隐蔽之地。边塞之南,道路深远,山谷起伏,往来十分困难。边塞老一辈的人说:‘匈奴丧失阴山之后,每次经过那里都伤心痛哭。’如果撤销边防军队,对夷狄大为有利,这是不能答应的理由之一。现在,圣上的恩德宽阔广大,如天一样覆盖着匈奴。匈奴人得到拯救,才能活下去。感激救命之恩,叩头称臣。不过,夷狄的性情,穷困时谦卑顺从,强大时骄傲横逆,天性如此。前些时,己撤除了外城,减少了亭、燧等军事建筑,现在的边防军队,仅够担任望,互通烽火而已。古人居安思危,边防不可再撤除,这是理由之二。中国有礼义的教育,有刑罚的惩处,愚昧的小民还要犯禁。何况匈奴单于,他能绝对保证他的部众不违犯规定吗?这是理由之三。即令在中国境内,还在水陆要道设立关卡,用以控制封国王侯,使做臣属的断绝非分之想。在边塞设置亭障,屯田戍守,不仅仅是为了防备匈奴,也是因为各属国的降民,他们本是匈奴的人,恐怕他们念旧而逃亡。这是理由之四。近年来,接近边塞的西羌部落,与汉人来往。汉朝的官吏小民贪图财利,掠夺盗取他们的牲畜,甚至强占他们的妻子,因为这些怨恨,激起他们叛变。现在如果撤除边防军队,可能发生这种因欺侮而起的纷争。这是理由之五。过去,从军的战士,很多人没有回来,留在匈奴,他们的子孙生活贫困,有可能大批前往匈奴投靠亲友。这是理由之六。沿边一带,奴仆婢子忧愁悲苦,想逃亡的人多,都说:‘听说匈奴那里快乐,无可奈何的是边塞的监视太紧!’然而时常仍有逃出边塞的人。这是理由之七。窃贼强盗凶暴狡诈,结成团伙触犯法令,如被追捕得急了,就会北逃匈奴,则不可以制裁。这是理由之八。自从沿边设立要塞,已有一百余年,并不完全用土筑墙,有的利用山岩,有的利用石木,有的利用山谷,有的利用水峡,稍加连接增补,征发士兵、刑徒修建,长年累月,用去的劳力经费,无法计算。我恐怕主张撤除边塞的官员,没有深刻考虑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想暂时减少戍边的负担。十年之后,百年之内,如果突然发生变化,而边塞已经破坏,烽火亭已经湮没,还要再征发戍卒修建。可是,百余年累积下来的工程,不可能马上恢复。这是理由之九。如果撤销边防军队,废除边境上用于伺望侦察的土堡,匈奴单于必定自认为保塞守边,对汉朝有大恩德,将不断请求赏赐,如果稍有失望,那么后果就难以推测。引起夷狄与汉族感情上的裂痕,毁坏中国的防卫。这是理由之十。由于以上十项理由,我认为:撤除边防军队,不是保持永久和平安定,控制百蛮的好策略!”奏书上去后,元帝下诏:“停止讨论撤除边塞这件事。”派车骑将军许嘉向单于传达口谕说:“单于上书,请求汉朝撤走北方边塞屯田戍守的军队,愿意子孙世代永远保卫边陲。单于向往仰慕礼义,为人民想得很周到,这的确是一个有久远意义的计划,朕非常赞美。中国四方都有关卡、要塞,不是专门为防备来自长城以北的侵扰,也是为了防备中国的奸邪之徒到外面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造成祸害,所以设边塞表明法规,消灭人们的邪念。朕怀着敬意了解了单于的心意,决不怀疑。因恐怕单于误会中国不撤退边塞军队的原因,因此派遣许嘉向单于解释。”单于道歉说:“我愚昧,没有想到这些重大的谋划。幸亏天子派大臣告诉我,待我这么优厚!”
初,左伊秩訾为呼韩邪划计归汉,竟以安定。其后或谗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韩邪疑之;伊秩訾惧诛,将其众千余人降汉,汉以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绶。及呼韩邪来朝,与伊秩訾相见,谢曰:“王为我计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宁,王之力也,德岂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复顾留,皆我过也。今欲白天子,请王归庭。”伊秩訾曰:“单于赖天命,自归于汉,得以安宁,单于神灵,天子之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汉,又复归匈奴,是两心也。愿为单于侍使于汉,不敢听命!”单于固请,不能得而归。
当初,左伊秩訾建议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匈奴竟然因此安定。后来,有人进谗言,说左伊秩訾自以为他有安定匈奴的功劳,却没有得到什么封赏,心里常常不满。呼韩邪对他产生怀疑。左伊秩訾担心被杀,于是率领他的部下一千余人投降汉朝。朝廷封他关内侯,拥有三百户人家的封地。佩戴王爵的官印和绶带。等到呼韩邪单于到汉朝朝见,与左伊秩訾会面,呼韩邪单于向他道歉崐说:“大王为我谋划策略,待我非常厚道。匈奴能有今天太平安宁的局面,都是大王的力量,恩德岂能忘记?我却使大王失望,离我而去,不再顾念而留住匈奴,都是我的过失。如今我想向圣上报告,请大王重回王庭。”左伊秩訾说:“单于承受上天的旨意,自从归附汉朝,使匈奴得到安定太平。这是单于神异威灵,汉朝天子的保,我怎么会有这种力量?既然已经归降汉朝,而又再回匈奴,是有二心。愿留在汉朝作为单于的一个使臣,不敢听从您的命令。”呼韩邪单于坚决请求,不能得到左伊秩訾的允许,于是回国。
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呼韩邪单于称王昭君为宁胡阏氏;生下一个男孩,名叫栾提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
[2]皇太子冠。
[2]皇太子刘骜行加冠礼。
[3]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卒。
[3]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去世。
[4]初,石显见冯奉世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在内;显心欲附之,荐言:“昭仪兄谒者逡修敕,宜侍幄帷。”天子召见,欲以为侍中。逡请间言事。上闻逡言显专权,大怒,罢逡归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举逡兄大鸿胪野王;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问显,显曰:“九卿无出野王者;然野王,亲昭仪兄,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私后宫亲以为三公。”上曰:“善,吾不见是!”因谓群臣曰:“吾用野王为三公,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属,以野王为比。”三月,丙寅,诏曰:“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洁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
[4]当初,中书令石显,看到冯奉世父子都当公卿,名声显著,女儿又是元帝后宫的昭仪,存心要亲近这家权贵。于是向元帝推荐:“冯昭仪的哥哥谒者冯逡,品格美好,行为端正,应该侍奉左右。”于是,元帝召见冯逡,打算任命他当侍中。冯逡请求单独接见谈事情。元帝听他抨击石显专擅权力,大怒,让他仍然回到原来郎官的位置。等到御史大夫出缺,很多官员推荐冯逡的哥哥大鸿胪冯野王继任。元帝命尚书在二千石官员中遴选,而冯野王以品行好,能力强被评为第一。元帝询问石显的意见,石显说;“九卿中,没有比冯野王更恰当的人选。然而冯野王是冯昭仪的亲哥,我恐怕后世评论起来,必然认为陛下越过许多贤能,对后宫亲属徇私而任命为三公。”元帝说:“好,我没有看到这一点!”于是,告诉众位大臣说:“我如果用冯野王当三公,后世一定抨击我对后宫亲属徇私,会把冯野王拿出来作为例证。”三月丙寅(疑衰),元帝下诏说:“刚强正直,宁静淡泊,大鸿胪冯野王就是这种人。心辨是非,善于辞令,可以代表皇帝出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就是这种人。廉洁而又节俭,太子少傅张谭就是这种人。现在,提拔少傅张谭当御史大夫。”
[5]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为少府。信臣先为南阳太守,后迁河南,治行常第一。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躬劝耕稼,开通沟渎,户口增倍。吏民亲爱,号曰“召父”。
[5]河南郡太守九江人召信臣,被任命当少府。召信臣原先是南阳郡太守,后来才调到河南郡,考绩在全国常常列于第一。他看待黎民跟看待儿女一样,热心为百姓谋求福利,亲自劝导人们务农,开凿疏通灌溉用的沟渠,使户口成倍增加。官员和平民都敬爱他,称他“召父”。
[6]癸卯,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6]三月癸卯(疑误),恢复孝惠皇帝祭庙陵园、孝文太后陵园、孝昭太后陵园。
[7]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甘延寿,延寿不取。及破郅支还,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延寿等。陈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出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
[7]当初,中书令石显,曾经打算把姐姐嫁给甘延寿,甘延寿拒绝。等到崐甘延寿打败郅支单于,返回长安,丞相、御史也对假传圣旨这件事深恶痛绝,对甘延寿的功勋并不赞许。而陈汤又一向贪财,把在外国掳掠的金银财宝带入塞内,违反了多项法令。司隶校尉用公文通知沿途郡县,逮捕陈汤的部下,加以审问。陈汤上书元帝说:“我和我的部下共同诛讨郅支单于,幸而将他擒获歼灭,从万里之外,凯旋班师,应有朝廷派出的使者在道上迎接慰劳。然而今天司隶校尉反而逮捕审问,这是替郅支单于报仇啊!”元帝下令,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官兵,命沿途地方官府用酒和食品慰劳通过的军队。甘延寿、陈汤返回长安后,评论功劳,石显、匡衡认为:“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擅自调动军队,不诛杀他们,已是宽大,如果再赐他们爵号,封他们土地,那么以后派出的使节,就会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以图侥幸成功,在蛮夷中间生事,给国家招来灾难。”元帝内心嘉许甘延寿、陈汤的功劳,而又难于违反匡衡、石显的意见。过了很久,事情仍不能定下来。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厉有功,劝戎士也。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馀人。今康居之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此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于是天子下诏赦延寿、汤罪勿治,令公卿议封焉。议者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夏,四月,戊辰,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
前任宗正刘向上书说:“郅支单于囚禁和杀害的中国使节以及随从官员,数以百计。这种事在外国广为传播,严重地伤害中国的威望,朝廷群臣都为此而痛苦难过。陛下大怒,要诛杀郅支单于,这一欲念从未忘怀。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秉承圣上旨意,倚仗神灵,统率百蛮的君主,集结各城邦的军队,百死一生,深入极远的地域,于是击破康居,攻杀郅支单于的三层城防。拔掉歙侯大旗,砍下郅支单于人头,悬挂战旗于万里之外,为国家扬威到昆仑山之西。洗刷掉谷吉被杀的耻辱,建立了光辉的功勋,所有的夷民全都慑服,无不震恐。呼韩邪单于看到郅支单于已经伏诛,既高兴又害怕,归化慕义,驱驰而来,叩首朝觐,愿为中国守卫北方边疆,世代做中国的臣属。建立千年永垂的功劳,为国家奠定万世和平,所有官员都没有这么大的贡献。从前,周王朝大夫方叔、吉甫,为周宣王诛杀猃狁部落酋长,而后四方的蛮民全都归附。所以《诗经》赞扬说:‘战车是那么众多威武,犹如雷霆轰鸣一般。如此光明诚实的方叔,率师征伐猃狁,荆地的蛮人畏威都来归附。’《易经》说:‘应该嘉奖的是:斩敌首、获敌虏。’说的是赞美诛杀首恶,则所有不愿顺从的人都会来归顺的。而今,甘延寿、陈汤,他们的诛杀所引起的震动,即令《易经》的‘斩敌首’,《诗经》的‘雷霆’,都无法相比。评价一项重大的功勋,崐不能计较小的过失错误,推举重大的善行,不能抓着一点瑕疵不放。《司马法》说:‘对于军事上的赏赐,不要超过一个月。’目的在于使人迅速得到为善的利益。这是为了以武功为先,以用人为重。尹吉甫班师,周王朝对他重赏,《诗经》上形容说:‘尹吉甫既得宴乐的喜庆,又多受赏赐。只因从镐归来,路遥日久。’千里之外的镐城尚且认为路远,何况万里之外,辛苦已极。可是,甘延寿、陈汤不但没有受到祝福,得到报赏,反而抹杀他们浴血奋战的功劳,在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前被挑剔,这不是奖励有功,劝勉战士的方法。从前齐桓公,前有尊崇周王室的功劳,后有消灭项国的罪过,儒家学派的君子,认为他功大于过,为他掩饰。贰师将军李广利,丧失五万军队的性命,耗费了亿万钱的费用,经过四年之久的辛劳,而仅仅获得三十匹好马而已,虽然砍下大宛王国国王母寡的人头,还不足以抵消耗费,他自身的罪恶很多。但武帝认为,这是万里之外的征讨,不追究过失,于是赐封两位侯爵,擢升三位卿,提拔二千石一百余人。而今,康居王国,比大宛强大,郅支单于的地位,比大宛国王尊贵,诛杀中国使节的罪行,超过不向汉朝献出汗血马。而甘延寿、陈汤,并没有调用汉朝内地的部队,也没有由中国供应一斗粮食。比起李广利来,他们的功德要超过百倍。而且常惠凭他个人的意见,从乌孙王国进攻龟兹;郑吉没有得到命令,擅自接受匈奴日逐王的投降;他们都享受采邑,晋封侯爵。所以说,甘延寿、陈汤的威武功劳,大于方叔、尹吉甫;功大过小,优于刘桓公、李广利;近世功劳,更高过郑吉、常惠。然而震动天下的功勋还没有受到褒扬,而微小的过失却不断传播,我深感痛惜。建议陛下,应立即解除对甘延寿、陈汤的惩处,恢复他们的自由之身。不再搜寻他们的过失,赐给他们爵位,用以奖励功业。”于是元帝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不准指控,命公卿讨论如何赐封他们爵位。大家认为应该按照军法“捕斩单于令”,可是匡衡、石显认为“郅支本已逃亡,失去国土,在极远的地域盗用单于名号,而不是真单于”。元帝援用安远侯郑吉的前例,要封给甘延寿、陈汤各一千户的采邑。匡衡、石显再次争执。夏季,四月戊辰(三十日),元帝赐封甘延寿“义成侯”,赐封陈汤“关内侯”,采邑各三百户人家,加赐黄金各一百斤。任命甘延寿当长水校尉,陈汤当射声校尉。
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破莎车功。上以先帝时事,不复录。钦,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当时,杜钦上书追述冯奉世从前击破莎车王国,击斩莎车王的功勋。元帝认为那是他父亲汉宣帝在位时的往事,不再受理。杜钦是原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
荀悦论曰:诚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荀悦论曰:如果冯奉世的功勋大义应该封爵,纵是过去的事,照样应该受理。《春秋》大义,鲁文公拆毁泉台则受谴责,撤销中军则受到赞许,各有各的原因。假传圣旨这件事,先王看得很严重,但那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作。如果功勋小,处罚他是可以的。如果功勋大,就应该赏赐。功过相等,如此也就算了。应该权衡功过大小而作出适当的决定。
[8]初,太子少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山阳王康有才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阳王为嗣。上晚年多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铜丸以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山阳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鼙鼓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
[8]当初,太子刘骜从小就喜爱儒家经典,宽厚、博学、谨慎。可是后来却爱饮酒,喜欢安乐,元帝认为他没有能力。而另一位皇子山阳王刘康有才干,他的母亲傅昭仪又受到宠爱,元帝因此常有意改封刘康为太子。元帝晚年多病,不过问国家大事,喜爱音乐。有时候把军中所用的骑鼓放在殿下,元帝亲自走到廊上,凭倚栏杆,用铜丸从远处投击鼓面,发出紧密的节奏。侍妾们与左右对音乐有素养的人,都办不到,可是刘康却能够,元帝多次夸奖他的才干。史丹进言说:“才干的意义是,聪明而喜好学问,温习旧的知识,能够得到崐新的理解和体会,皇太子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是用演奏乐器的能力衡量人,那么陈惠、李微比匡衡高明,可以辅助国政了。”元帝沉默不语,一笑了之。
及上寝疾,傅昭仪、山阳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史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适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山阳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见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太子、两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无有此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指!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丹即却,顿首曰:“愚臣妄闻,罪当死!”上因纳,谓丹曰:“吾病加,恐不能自还,善辅道太子,毋违我意!”丹嘘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为嗣。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亦拥佑太子,颇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
及至元帝卧病,长久不能起床。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山阳王刘康,经常在病床前侍奉。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很少能够进见。元帝的病势渐渐沉重,心绪不宁,几次向尚书查问汉景帝废掉皇太子刘荣,改立胶东王刘彻当皇太子的旧事。这时,太子的大舅父阳平侯王凤当卫尉、侍中,和皇后、太子忧心忡忡,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挽救危局。史丹是元帝最亲密的大臣之一,因此能够直接进入寝殿探病,等到元帝单独躺着的时候,他径直进入寝殿,在地面的青蒲上叩头,流泪说:“刘骜以嫡长子的身份,被封作太子,已十多年了,他的尊号家喻户晓,天下无不归心,愿做他的臣子。我见山阳王刘康一向得到陛下的宠爱,如今道路上纷纷传言,既为国家也有个人考虑,认为太子的地位不稳。如果是这样,三公、九卿及其以下高级官员,必然必死相争,拒绝接受这样的诏令。我请求陛下先赐我死,作为群臣的表率。”元帝素来仁慈,不忍看到史丹伤心流泪,而史丹的话又恳切中肯,甚为感动,有所觉悟,喟然叹息说:“我的病日益沉重,太子刘骜、山阳王刘康、信都王刘兴、年纪都小,心中思恋,对他们的未来怎不悬念!可是,并没有改立太子的念头。而皇后王政君一向谨慎小心,先帝又喜爱太子,我怎么能违背他的意旨?你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些话?”史丹立即向后退,叩头说:“我愚昧妄信传言,罪当处死。”汉元帝于是接受劝谏,对史丹说:“我的病势越来越沉重,恐不能痊愈,你要好好辅导刘骜,不要辜负了我的重托。”史丹唏嘘起身告退。太子的地位,从此才告巩固。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也都站在刘骜一边,用力拥戴保助。夏季,五月壬辰(二十四日),汉元帝在未央宫驾崩。
班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班彪赞曰:我外祖父的兄弟曾当过元帝的侍中,告诉我说:“元帝多才多艺,能写一笔好篆书,会弹琴鼓瑟,吹奏洞箫。自己谱出曲调,填词歌唱,厘定音节,极其精妙。从小就喜欢儒学,即位后征召任用儒生,把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们。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相继担任丞相。但是,他为儒家经书的文义所牵制,优柔寡断,汉宣帝的大业因此衰退。然而,他宽厚而能容人,谦恭节俭,态度温雅,有古代君王的风范。
[9]匡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案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亲未尽。孝惠、孝景庙,亲尽,宜毁。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请悉罢勿奉。”奏可。
[9]丞相匡衡奏称:“前些时,因为先帝身体不适,所以把废除的祭庙和陵园予以恢复,结果仍不能蒙受祖先的赐福。据查,卫思后陵园、戾太子陵园、戾后陵园,亲情未尽,不当撤除。孝惠皇帝、孝景皇帝的祭庙,亲情已尽,应该撤除。至于太上皇、孝文帝、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王、武哀王的庙堂,也请一并撤除,不再奉祭。”刘骜批准。
[10]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10]六月己未(二十二日),太子刘骜即帝位,拜谒汉高祖的祭庙。尊祖母皇太后张氏“太皇太后”,尊母亲皇后王政君“皇太后”。任命大舅父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主管尚书事务。
[11]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
[11]秋季,七月丙戌(十九日),将元帝安葬于渭陵。
[12]大赦天下。
[12]大赦天下。
[13]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睢》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上敬纳其言。
[13]丞相匡衡上书说:“陛下天性非常孝顺,对先帝的哀伤思念,永存内心,没有游乐射猎的欢娱,确实是重视孝道的始终,不忘祖先,永无穷尽。陛下虽然得到了上天赐予的圣人之性,但仍望陛下不断以圣人之心去加强它。《诗经》说:‘悲伤忧郁犹如大病在身’,这是形容周成王服丧后思念祖先,内心的忧郁难解。这正是他之所以能够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勋业,并加以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我听我的老师告诉我:‘夫妻婚配的时候,是人生的开始,千万幸福的源头。婚姻的礼仪端正,然后事物成就,而天命全备。’孔子论《诗经》,从《关睢》入手,因为这婚姻是纲纪的起首,是礼教的开端。自从上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起和衰落,没有不以此为缘由的。希望陛下考查过去的得失兴衰,用以巩固根本。物色有品德的人,排除靡靡之音和女色,接近严肃自尊的人,远离花言巧语、诡计多端的人。我听说,儒家的《六经》是圣人用来统御天下人心,把善恶分别归类,显明吉凶祸福,指示做人的正道,使人不违背本性的著作。还有《论语》,《孝经》,也都是圣人们重要言行的记录,应该探求其中的深意。我还听说:圣明君王的作为,无论动静周旋,奉天之命,承亲之意,当朝处理国事,面对群臣,事事都有节制法度,以发扬人伦的美德。敬重小心,是侍奉上天的仪容。和悦恭顺敬谨,是事奉祖先的礼仪。严以律己,正直谨慎,是统御文武百官的原则。给予恩惠,和颜悦色,是待下的态度。举止行为,凡事都遵循一定的礼仪,因而在形貌上就是一派仁义气象,一举一动都可以成为效法的榜样。今正月初一,陛下驾临正殿,接受百官朝贺,设置筵席,慰劳四方。经传书上说:‘君子开始时就要谨慎。’建议陛下留意动静时的仪节,使臣子们得以仰望高贵品德的光彩,为国家奠立坚固的基础,则天下万福。”成帝谦敬地采纳了他的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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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三十卷
汉纪二十二 孝成皇帝上之上建始元年(己丑、前32)
汉纪二十二 汉成帝建始元年(己丑,公元前32年)
[1]春,正月,乙丑,悼考庙灾。
[1]春季,正月,乙丑(初一),史皇孙刘进的祭庙发生火灾。
[2]石显迁长信中太仆,秩中二千石,显既失倚,离权,于是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懑不食,道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者,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
[2]石显调任长信中太仆,官秩为中二千石。石显已失去了靠山,又被调离中枢要职,于是丞相、御史上奏成帝,列数石显过去的罪恶。石显及其党羽牢梁、陈顺均被免官,石显与妻子儿女也被逐归原郡。石显忧郁愤懑,不进饮食,死在途中。那些因结交石显而得到官位的人,全部被罢黜。少府五鹿充宗被贬为玄菟郡太守,御史中丞伊嘉被谪调雁门都尉。
司隶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谭,知显等颛权擅势,大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于是衡惭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天子以新即位,重伤大臣,乃左迁尊为高陵令。然群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司隶校尉、涿郡人王尊上书弹劾:“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明知石显等专权擅势,作威作福,是海内祸害,却不及时奏报皇上,予以惩罚,反而百般谄媚,曲意奉承,攀附臣下,欺瞒主上,心怀邪恶,迷惑君王,丧失大臣辅政的原则,都为大逆不道!这些罪恶发生在大赦之前,尚可不究。然而,在大赦之后,匡衡、张谭指控石显时,不自责不忠之罪,反而故意宣扬突出先帝任用倾覆小人的失误。妄言什么‘文武百官畏惧石显,超过了皇上’。这种卑君尊臣的言论,是不该说的,有失大臣体统!”于是匡衡惭愧恐惧,脱掉官帽谢罪,缴还丞相、侯爵的印信、绶带。成帝因新即位,不愿伤害大臣,就下令贬王尊为高陵县令。可是百官中很多人都认为王尊之言有道理。匡衡沉默而心不自安,每逢遇到水旱天灾,都接连请求退休让位。而皇上则下诏安抚慰留,不批准他辞职。
[3]立故河间王元弟上群库令良为河间王。
[3]汉成帝封已故河间王刘元的弟弟、上郡库令刘良为河间王。
[4]有星勃于营室。
[4]有异星出现于营、室二星旁。
[5]赦天下。
[5]大赦天下。
[6]壬子,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夏,四月,黄雾四塞,诏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于是大将军凤惧,上书乞骸骨,辞职;上优诏不许。
[6]壬子(疑误),成帝封舅父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父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关内侯。夏季,四月,黄雾四起,遮天盖日。成帝下诏广泛地征求公卿大夫的意见,希望大臣们各谈因由,不得隐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都认为:“是阴气太盛,侵抑阳气的缘故。高祖曾立约:臣属非功臣不得封侯。如今太后诸弟全都无功而封侯,如此施恩外戚,是从未有先例的。因而上天为示警而显现异象。”大将军王凤闻奏恐惧,上书请求退休,辞去官职。成帝不准,下诏慰留。
[7]御史中丞东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及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隔,和气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诗》崐云:‘民之失德,干糇以愆。’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思。’方刺史奏
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上嘉纳之。
[7]御史中丞、东海人薛宣上书说:“陛下至德仁厚,然而祥和之气仍然未通,阴阳不和,大概是因为官吏多实行苛政的缘故。被委派巡查地方的刺史,有人不遵循六条规则,随心所欲地行事,过多干预郡县行政。甚至开私门,听信谗言,来搜求吏民的过失。严辞呵责,对细微的过错也不放过;苛求吏民,而不考虑他们是否力所能及。郡县在压力的逼迫下,也不得不互相采取严厉苛刻的手段,流毒祸及百姓。因此,乡党邻里缺少和睦交往的欢悦,家族亲属也忘了血缘之间的亲情。互相帮助、周济急难的淳厚风俗衰落了,送往迎来的礼节也不再实行。人情不通,那么阴阳自然阻隔,和气不通,未必不是由此而引起!《诗经》说:‘百姓失德,因小犯过。’俚语说:‘苛政之下无亲情,烦苦之中伤恩义。’陛下在刺史奏事时,应明确敕告他们,使他们明了本朝施政的切要所在。”成帝欣然采纳。
[8]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
[8]八月,清晨时,东方一上一下出现两个月亮。
[9]冬,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及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驹、龙马、石坛之属。
[9]冬季,十二月,汉成帝在长安南郊、北郊兴建祭天、祭地之所。下令撤除甘泉和汾阴两地的祭祀之所,以及甘泉泰紫坛的装饰、女子歌乐、鸾路、驹、龙马、石坛等。
二年(庚寅、前31)
二年(庚寅,公元前31年)
[1]春,正月,罢雍五及陈宝祠,皆从匡衡之请也。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郝奉效县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1]春季、正月,撤除位于雍城的五帝祭坛及陈宝祠。这都是听从了匡衡建议的举动。辛巳(疑误),成帝初次到长安南郊祭天。赦免侍奉郊祀之县及在京师诸官府的保留鬓发的轻罪刑徒。减天下赋钱,原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现每一算减少四十钱。
[2]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2]闰正月,成帝下令在渭城延陵亭兴建自己的陵墓。
[3]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3]三月,辛丑(十四日),成帝初次在长安北郊祭祀后土。
[4]丙午,立皇后许氏。后,车骑将军嘉之女也。元帝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太子。
[4]丙午(十九日),成帝立许氏为皇后。许后是车骑将军许嘉的女儿。汉元帝哀悼母亲恭哀后在位时间很短而惨遭霍氏毒手,因此特选许嘉之女婚配太子。
[5]上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说王凤曰:“礼,一娶九女,所以广嗣重祖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后徕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适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适嗣,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声色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凤素重钦,故置之莫府,国家政谋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裨正阙失;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
[5]成帝从当太子时,就以好色出名。等到即位后,皇太后诏令挑选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劝王凤说:“按古礼,天子大婚,一次就娶九个女子,是为了让她们多生儿子,以对得起祖宗。其中有人死亡,虽空缺其位,也不再补充,为的是使君王保养长寿,也避免后宫争宠。因此皇后嫔妃有贞洁贤淑的德行,而子孙后裔就有圣贤之君。制度有严格的节制,君王就会有高寿之福。废弃而不采用这些古礼,君王就会沉湎于女色;沉湎于女色,就崐不会享有高寿。男子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仍未衰退;可是妇人到了四十岁,容貌便不同从前。以变丑了的容貌,去侍奉处在好色之心未衰年龄的君王,而不以古礼去约束克制,就不能挽救君王本来的好色,而后还要发生不正常的变化。发生不正常变化的结果是,正宫皇后自我猜疑,恐怕后位不稳,而庶妻宠妃产生夺嫡的野心。这正是晋献公被人指责采纳谗言,使申生无罪而蒙受冤死的原因。现在圣主还很年轻,没有嫡子,刚刚开始研习学问,还没有因亲近后妃而受到批评。将军身为辅政大臣,应该趁着本朝初期的隆盛,建立九妻制度。仔细选择德行高尚的仁义之家,物色品貌端庄的淑女,不一定要有声色技能。把这个制度定为万世不改之法。年轻人要戒色。《诗经·小卞》这首诗,就是讽刺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哀伤太子被放逐,使人听了十分寒心。请将军常以此为忧!”王凤将杜钦之言转告皇太后,太后认为九妻之制,汉朝没有前例。王凤不能自立法度,只是因循惯例而已。王凤一向器重杜钦,因此把他安置在幕府作官,国家的政治大计,常与他一起研究考虑。杜钦多次称赞推荐有名望的士人,使他们补救改正政治上的欠缺和失误。当世的善政,多出于杜钦的建议和筹划。
[6]夏,大旱。
[6]夏季,大旱。
[7]匈奴呼韩邪单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长女颛渠阏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他阏氏子十馀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馀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曰:“且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立贱,后世必乱。”单于卒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单于。复株累若单于以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7]匈奴呼韩邪单于宠爱左伊秩訾的两位侄女。长女为颛渠阏氏,生二子:长子且莫车、幼子囊知牙斯。幼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子雕陶莫皋,次子且麋胥,二人都比且莫车年长。三子咸,四子乐,都比囊知牙斯年幼。此外还有其他阏氏所生的儿子十余人。颛渠阏氏的地位最高,长子且莫车也深受单于喜爱。呼韩邪病危将死,打算立且莫车为继承人。颛渠阏氏说:“匈奴内乱十余年,国家命脉象发丝一样勉强维持,依赖汉朝的力量,才重新转危为安。如今平定未久,人民畏惧战争。且莫车年少,不能令百姓心服归附,立他恐怕又会给国家带来危险。我与大阏氏是亲姐妹,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说:“且莫车虽年幼,但可由大臣们共同主持国事。如今舍弃高贵的嫡子,而立低贱的庶子,后世必然要发生内乱。”单于最后采纳了颛渠阏氏的建议,立雕陶莫皋为继承人,并立约,命令雕陶莫皋将来传位给弟弟且莫车。呼韩邪死,雕陶莫皋即位,称复株累若单于。他任命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按照匈奴的习俗,再娶王昭君为妻,生下二女:长女云公主,嫁匈奴贵族须卜氏;小女嫁匈奴贵族当于氏。
三年(辛卯、前30)
三年(辛卯,公元前30年)
[1]春,三月,赦天下徒。
[1]春季,三月,赦免天下囚犯。
[2]秋,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而凤大惭,自恨失言。
[2]秋季,关内大雨连绵四十余日。京师百姓惊恐相告,传言洪水就要来到。百姓纷纷奔逃,混乱中互相践踏,老弱呼号,长安城中大乱。成帝亲临前崐殿,召集公卿商议。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后跟皇上以及后宫嫔妃可以登上御船。命令官吏百姓登上长安城墙,以避洪水。”群臣都附合王凤的意见,只有左将军王商说:“自古以来,即令是无道的王朝,大水都没有淹没过城郭。如今政治和平,世上没有战争,上下相安,凭什么会有洪水一天内突然涌来?这一定是谣言!不应该下令让官吏百姓登城墙,那样会更增加百姓的惊恐。”成帝于是作罢。不久,长安城中逐渐平定下来,经查问,果然是谣言。成帝因而对王商固守不动的建议十分赞赏,多次称赞。而王凤则大感惭愧,自恨失言。
[3]上欲专委任王凤,八月,策免车骑将军许嘉,以特进侯就朝位。
[3]成帝打算把国家大事完全委托给王凤。八月,下策书免去车骑将军许嘉的官职,命他以特进侯的身分参加朝见。
[4]张谭坐选举不实,免。冬,十月,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
[4]张谭因举荐人才不真实而获罪,被免去官职。冬季,十月,擢升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
[5]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杜钦及太常丞谷永上对,皆以为后宫女宠太盛,嫉妒专上,将害继嗣之咎。
[5]十二月,戊申朔(初一),出现日食。当夜,未央宫殿中发生地震。成帝下诏,要求举荐贤良、方正和能直言规谏的人士。杜钦及太常丞谷永上书,都认为:“发生日食地震,都是因为后宫美女太盛,有人心怀嫉妒,使皇帝专宠自己。这样下去,将会有危害皇位继承人的灾祸。”
[6]越山崩。
[6]越发生山崩。
[7]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顷,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为庶人。
[7]丁丑(三十日),匡衡因多取封邑土地四百顷,及手下属官盗取所主管的财物价值十金以上而获罪,免官,贬为平民。
四年(壬辰、前29)
四年(壬辰,公元前29年)
[1]春,正月,癸卯,陨石于亳四,陨于肥累二。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六日),有四颗陨石在亳县坠落,有两颗陨石在肥累坠落。
[2]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
[2]撤销中书宦官。初次规定尚书定员为五人。
[3]三月,甲申,以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
[3]三月,甲申(初八),任用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
[4]夏,上悉召前所举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是时上委政王凤,议者多归咎焉。谷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乃曰:“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北无荤粥、冒顿之患,南无赵佗、吕嘉之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无吴、楚、燕、梁之势。百官盘互,亲疏相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属属,小心畏忌,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三者无毛发之辜,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忽天地之明戒,听暗昧之瞽说,归咎乎无辜,倚异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诚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驳之爱,奋乾刚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毋论年齿。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得继嗣而已,母非有贱也。后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慰释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讫息!”杜钦亦仿此意。上皆以其书示后宫,擢永为光禄大夫。
[4]夏季,皇上把前些时候被举荐的直言之士,都召集到白虎殿,进行考试,回答皇帝的策问。此时,成帝把国家大事都委托给王凤,直言之士在回答策问时,很多人将天变归咎于王凤。谷永知道王凤正受信用,掌握权柄,想暗中投靠,于是上书说:“而今四方外族都已降服,均成为汉朝的臣属。北方没有匈奴荤粥、冒顿那样的祸害,南方也没有赵佗、吕嘉的发难,三边晏然,没有战争的警报。大的诸侯国食邑不过数县,由朝廷委派的官吏控制那里的权柄,使诸侯王不能有所作为,不会形成当年吴、楚、燕、梁等诸侯国尾大不掉的局势。文武百官互相交结制衡,与皇帝有亲戚关系的官员与没有亲戚关系的官员互相掺杂。皇亲国戚中有象申伯那样的忠臣,他们恭敬谨慎、小心翼翼,没崐有重合侯莽通、安阳侯上官桀、博陆侯霍禹那样的阴谋。以上三种人都没有丝毫的罪行,我担心陛下放过明显的错误,忽略天地的明显警告,听信愚昧盲目之言,归罪于无辜,把政事托附给不可靠的人,那将大失上天之心,是太不应该了。陛下如果能深思我的建议,抗拒沉溺之心,解除专宠之爱,振奋起阳刚之威,将天子之恩平均施布,使后宫各位嫔妃得以人人轮流侍奉君王。增添选纳能生男孩的妇人,不挑剔美丑,不在意曾否嫁过人,也不论年龄。照古法推算来说,陛下若能使身份微贱的人生下皇嗣,则反而为福。目的只是要得到皇位继承人,勿论其母的贵贱。后宫女史、使令中若有皇上中意的女子,也可选纳,广泛地求嗣于微贱者之中,遇上天保佑,生下皇子,皇太后的忧虑和烦恼,因得到安慰而解除,上帝的谴责和愤怒也会平息化解,后代繁衍,灾异自然消除。”杜钦也仿效谷永的意思上书。成帝把他们两人的奏书都拿给后宫看,擢升谷永为光禄大夫。
[5]夏,四月,雨雪。
[5]夏季,四月,降雪。
[6]秋,桃、李实。
[6]秋季,桃树、李树结果。
[7]大雨水十余日,河决东郡金堤。先是清河都尉冯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灭难明,屯氏河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许商行视,以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及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
[7]大雨连下十余日,黄河在东郡金堤决口。在此之前,清河郡都尉冯逡奏报说:“清河郡位于黄河下游,土壤松脆,容易崩塌。暂时没有发生大灾害,是由于屯氏河通畅,可以两河分流。如今屯氏河已经淤塞,灵鸣犊口也越来越不通畅,只有一条河,却要兼容数条河流的水量,虽然加高堤防,最终却无法使它顺畅宣泄,若有大雨,十日不停,河水必然满盈泛滥。夏禹时代的九河故道,如今既已湮没难寻,而屯氏河刚刚淤塞不久,容易疏通。再有,黄河与屯氏河分流的叉口处地势较高,实施分减水力的工程,施工起来也方便。可重新疏通屯氏河,以帮助黄河宣泄洪水,防备非常情况的发生。如果不预先修治,黄河一旦在北岸决口,将危害四、五郡;在南岸决口,将危害十余郡。事后再忧虑,就晚了!”成帝将冯逡的奏章交给丞相和御史去处理,他们奏请派遣博士许商去巡视那一地区。根据许商视察的结果,他们认为:“现在国家经费不足,可暂且不疏通。”三年后,黄河果然在馆陶及东郡金堤决口,洪水泛滥兖州、豫州以及平原郡、千乘郡、济南郡,共淹了四郡三十二县,十五万余顷土地变为泽国,水深的地方达三丈。冲毁官署驿站及民间房舍近四万所。
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对方略疏阔,上切责其不忧职,自杀。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
冬季,十一月,由于御史大夫尹忠的救灾方案疏漏而不切实际,成帝严厉斥责他不尽心职守,尹忠自杀。成帝派大司农非调调拨均平钱谷救济受淹各郡,又派两名谒者向河南以东地区征调船舶五百艘,从洪灌区中抢救灾民九万七千余人,把他们迁移到丘陵高地。
[8]壬戌,以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
[8]壬戌(二十日),任命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
[9]南山群盗宗等数百人为吏民害。诏发兵千人逐捕,岁余不能禽。或说大将军凤,以“贼数百人在毂下,讨不能得,难以示四夷;独选贤京兆尹乃可。”于是凤荐故高陵令王尊,征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间,盗贼清;后拜为京兆尹。
[9]南山一带盗匪宗等数百人在地方作乱,使官吏百姓受害。成帝诏令发兵一千人剿捕,费时一年多,仍不能擒灭。有人向大将军王凤建议说:“盗匪数百人在天子脚下作乱,而讨伐不能奏效,难以向四边蛮族显示汉朝之威。崐只有选任贤明能干的京兆尹才行。”于是王凤推荐前高陵令王尊,征召入京任命为谏大夫,署理京辅都尉,代行京兆尹的职责。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盗匪肃清。而后正式擢升王尊为京兆尹。
[10]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复奏:“射声校尉陈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覆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汤坐免。
[10]成帝即位初期,丞相匡衡再次上奏说:“射声校尉陈汤,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出使西域,专门负责西域蛮夷事务,他不能持身以正,做部下的表率,反而盗取所没收的康居王国财物,并告诫下属官员说:‘远在外域发生的事,不会核察追究。’此事虽发生在大赦之前,但他已不适宜再担任官职。”陈汤获罪被免官。
后汤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斩郅支,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
后来,陈汤上书说:“康居王送来当人质的王子,并不是真王子。”然而经过查验,确实是真王子。陈汤被捕入狱,依罪应被处死。太中大夫谷永上书为陈汤辩护说:“我听说楚国因为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此 坐不安席;赵国有廉颇和马服君赵奢,强大的秦国便不敢进犯井陉;近代汉朝有郅都、魏尚,匈奴则不敢从沙漠南下。因此可说,能征善战、克敌制胜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不可以不重视他们。这正是:君子听到战鼓之声,则思念将帅之臣。我看关内侯陈汤,从前击斩郅支单于,威震蛮夷各国,所向披靡,一直打到西海。自汉朝开国以来,在疆域之外作战的将领,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战功!如今,陈汤因报告失实而获罪,长期囚禁监狱,历时这么久仍不能结案,执掌刑法的官吏意欲致他死罪。从前,白起为秦国的大将,南伐楚,攻陷郢都;北击赵国,坑杀赵括降卒四十万,却因极微小的过失,在杜邮被赐死。秦国百姓怜惜他,无不流涕。而今陈汤亲执武器,席卷匈奴,喋血于万里之外。把战功呈献在皇家祖庙,向上帝禀告,天下武士无不思慕。他不过因为说错话而获罪,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罪恶。《周书》说:‘记人之功,忘人之过,这才适合当人君。’犬马对人有劳苦之功,死后尚且要用车帷伞盖将它们好好埋葬,作为回报,何况是国家的功臣呢!我恐怕陛下忽略了战鼓的声者,不领会《周书》的深意,忘记报答功臣的效劳,象对待平庸臣子那样对待陈汤,终于听从掌刑官吏的建议,将他处死,使百姓心中耿耿,有秦民那样的遗恨。这不是勉励大臣为国赴难效死的作法!”奏章上去后,天子下令释放陈汤,但剥夺爵位,贬为士伍。
会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将军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陈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寒,病两臂不屈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雠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屈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壹决于汤。
正好,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王国的军队围困,段会宗用驿马上书,请求成帝征发西域诸国军队,以及汉朝在敦煌的军队救援。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崐以及百官会议数天也作不出决定。王凤说:“陈汤富于谋略,又熟悉外国的情况,可以询问他。”成帝在宣室殿召见陈汤。陈汤在进攻郅支单于时,中了风寒,两臂不能屈伸,入见时,成帝下诏准许他不必跪拜,把段会宗的奏书拿给他看。陈汤回答说:“我认为这件事一定没什么可忧虑的。”成帝说:“你为什么这样讲?”陈汤说:“五个胡兵才能抵挡一名汉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刀剑不锋利,弓弩也不强。最近听说颇学得一些汉人制作兵器的技巧,然而仍是三个胡兵抵挡一个汉兵。再说,《兵法》上说:‘客兵必须是守军人数的两倍,才能对敌。’现在围困段会宗的敌兵人数不足以战胜他,请陛下不必忧虑!况且军队轻装日行五十里,重装备则日行三十里。现在段会宗打算征发西域诸国和敦煌的军队,部队行军需较长时间才能赶到,这成了所谓报仇之军,而不是救急之兵了。”成帝说:“那怎么办呢?围困一定可以解除吗?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解围?”陈汤知道乌孙之兵,不过是乌合之众,不能久攻,以经验推测,不过数日。因此回答说:“现在已经解围了!”又屈指计算日期,然后说:“不出五日,就会听到好消息。”过了四天,军书到,声称已经解围。大将军王凤上奏,要求任命陈汤为从事中郎。从此大将军幕府的大事,均由陈汤一人决定。
河平元年(癸巳、前28)
河平元年(癸巳,公元前28年)
[1]春,杜钦荐犍为王延世于王凤,使塞决河。凤以延世为河堤使者。延世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三月,诏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1]春季,杜钦向王凤推荐犍为人王延世,让他负责堵塞黄河决口的工程。王凤任命王延世为河堤使者。王延世命人用竹子编成长四丈,九人合抱那么大的竹笼,里面装上小石头,用两条船夹着搬运,沉入决口处。三十六天后,河堤修好。三月,成帝下诏任命王延世为光禄大夫,官秩为中二千石,封为关内侯,赐黄金一百斤。
[2]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诏公卿百僚陈过失,无有所讳;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对曰:“四月交于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继嗣。”是时许皇后专宠,后宫希得进见,中外皆忧上无继嗣,故杜钦、谷永及向所对皆及之。上于是减省椒房、掖庭用度,服御、舆驾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遗赐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宁以前故事。
[2]夏季,四月,己亥晦(三十日),出现日食。成帝下诏要求公卿百官指陈过失,不得有所隐讳。又传命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上书说:“四月衔接五月,出现日食的月份与孝惠帝时相同,出现日食的日子与孝昭帝时相同,孝惠、孝昭二帝均无嗣,这种巧合,预示不利于继嗣。”此时成帝专宠许皇后,后宫其他美女很少有机会进见皇帝,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没有继承人而忧愁,所以杜钦、谷永以及刘向的上书都提及这个问题。成帝于是削减皇后椒房殿和妃嫔掖庭的开支,由各官署征调及制作的衣服用具、轿舆车马等,以及给皇后的亲属和众嫔妃的赏赐,与竟宁元年以前的旧例完全相同。
皇后上书自陈,以为:“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纤微之间未必可同。若竟宁前与黄龙前,岂相放哉!家吏不晓,今壹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设妾欲作某屏风张於某所,曰:‘故事无有。’或不能得,则必绳妾以诏书矣。此诚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等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当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诏读记,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复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约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
皇后上书为自己辩解说:“时代不同,制度也不一样,有长有短,互相补充,只要不超出汉家的制度就行,细微之间不一定要求一致。比如元帝竟宁年之前与宣帝黄龙年之前,难道是一样的吗?主管后宫的官吏并不了解这个道理,如今一旦接受这样的诏书,将使我连摇手都不成了。比如我想做个屏风摆放在某个地方,他们就会说:‘没有这种先例。’我有所需要,他们不肯备办,就一定会拿诏书来限制我。这种办法实在不可行,请陛下明察!按照原先的规定,祖父母是用特牛��一只牛来祭祀的,而我的祖父戴侯、敬侯都蒙恩准许用太牢��一牛一猪一羊祭祀。而今要一律依照旧例,两位祖父就只能用特牛祭祀了,请陛下哀怜!现在宫廷官吏刚刚接受诏书,宣读完毕,就径直来预先崐告诫我,让我知道,以后对宫廷财物不可再象对私家财物一样随意索取。这些规定的初始用意,就是要约束限制我,恐怕会失去人情常理。请陛下明察!”
上于是采谷永、刘向所言灾异咎验皆在后宫之意以报之,且曰:“吏拘于法,亦安足过!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且财币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为华宠也。咎根不除,灾变相袭,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传》不云乎:‘以约失之者鲜’,审皇后欲从其奢与?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今见亲厚,又恶可以逾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谦约为右,垂则列妾,使有法焉!”
成帝于是将谷永、刘向奏章所说灾异责任全在后宫的意思,转告给皇后,并且说:“官吏按照法制行事,又怎么可以怪罪呢!要矫枉,就要过正,古今同理。况且节省钱财,改用特牛祭祀,对于皇后而言,正有助于发扬美德,为你博得更多的赞誉。如果不铲除祸根,灾变接连发生,祖宗的祭祀尚且不保,还谈什么你的祖父戴侯呢!经传上不是说:‘俭约之人,犯过失的很少。’皇后果真要追求奢侈吗?那我也该效法孝武皇帝了,这样的话,甘泉宫、建章宫可就要重新兴建了。不过,节俭的孝文皇帝才是我的老师。皇太后、皇后的待遇都有成文规定。假使皇太后在当年做皇后时,不能达到规定的标准,而你如今受到宠爱,又怎么可以超过她呢!皇后应当着意修德,以谦和节俭为上。这样才能做诸妃的榜样,使她们得以效法!”
[3]给事中平陵平当上言:“太上皇,汉之始祖,废其寝庙园,非是。”上亦以无继嗣,遂纳当言。秋,九月,复太上皇寝庙园。
[3]给事中、平陵人平当上奏说:“太上皇是汉王朝的始祖,废除他的祭庙墓园是不对的。”成帝也正在为没有继嗣而忧愁,就采纳了平当的建议。秋季,九月,恢复了太上皇的墓园、祭庙。
[4]诏曰:“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他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无辜,岂不哀哉!其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时有司不能广宣上意,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
[4]成帝下诏说:“如今,关于死刑的规定有千余条。律令繁多,有百余万言。条文之外的‘奇请’、‘他比’等附加条文,日益增多。即使专门研究和熟悉法律的官吏,都弄不清头绪,想让天下百姓都知晓,不是太难了吗!用这么繁琐的刑律,去对付善良的百姓,斩杀无辜之人,岂不可悲!主管机关应讨论减少死刑,及可以取消或省略的法令,使法律条文简明易懂。具体回奏!”当时主管官吏不能弘扬皇上的旨意,只是在细微枝节上,举出数件毫毛般的小事,以敷衍诏书而已。
[5]匈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
[5]匈奴单于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来朝进贡,并参加元旦的朝贺大典。
二年(甲午、前27)
二年(甲午,公元前27年)
[1]春,伊邪莫演罢归,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归。”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屈体称臣,列为北藩,遣使朝贺,无有二心;汉家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以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责直;此诚边境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诏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对奏,天子从之。遣中郎将王舜往问降状,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归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见汉使。
[1]春季,伊邪莫演朝贡完毕,回国前,自称想归降汉朝,说:“如果汉朝不接受我归降,我就自杀,我至死不敢回匈奴。”使者据实奏报。成帝让公卿讨论。有人说:“应该按照旧例,接受他归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则认为:“自汉王朝兴起以来,匈奴多次为害边疆,因此才设立黄金、爵位的赏赐,以优待归降者。如今单于低头称臣,匈奴成为中国北方的藩国,派遣使崐者朝贺进贡,没有二心。汉朝对待匈奴的政策,就应与过去不同。如今既然接受了单于朝贡的诚意,却又收纳他的反叛逃亡之臣,为了贪图得到一个人,而将失却一国之心;为了拥有一个有罪之臣,而与一位仰慕仁义的君王绝交。此外,还可作这样的假设;单于新即位,想依靠中国,但不知这样做的利害,暗中指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占卜吉凶。中国如果接受,便有亏道义,败坏美德,使单于同中国疏远,不与中国边疆的官员友好相处。或许是单于故意设下的反间计,想借此生仇,如果中国接纳他的归降,正好中了单于的计策,使匈奴可以把过错归到中国头上,从而理直气壮地责备我们。此事实在是边境安危的本源,是战争与和平的关键,不可以不慎重。我的意见,不如不接受,以显示我们光明磊落的信义,抑制欺诈的阴谋,安抚单于的归附亲善之心,这样才有利!”他们将此意见上奏,被采纳。派中郎将王舜去查问归降的情况,伊邪莫演说:“我有发狂的病,只是胡说罢了。”汉朝遣送他回国。回到匈奴后,他的官职仍和从前一样,但单于不再准许他会见汉朝的使者。
[2]夏,四月,楚国雨雹,大如釜。
[2]夏季,四月,楚国降下冰雹,大的如同饭锅。
[3]徙山阳王康为定陶王。
[3]改封山阳王刘康为定陶王。
[4]六月,上悉封诸舅:王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为河内苟宾妻,生子参;太后欲以田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4]六月,成帝给他的舅父们全部封侯:王谭封为平阿侯;王商封为成都侯;王立封为红阳侯;王根封为曲阳侯;王逢时封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侯,因此世人称他们为“五侯”。皇太后的母亲李氏,改嫁给河内人苟宾为妻,生子叫苟参。太后想比照田的先例封苟参为侯爵。成帝说:“封田,并不合正理!”只任命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5]御史大夫张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称惜之。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拨剧整乱,诛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将所不及;虽拜为真,未有殊绝褒赏加于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伤害阴阳,为国家忧,无承用诏书意,“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杨辅,素与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画为此议,傅致奏文,浸润加诬,臣等窃痛伤。尊修身洁己,砥节首公,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著职修,威信不废,诚国家爪牙之吏,折冲之臣。今一旦无辜制于仇人之手,伤于托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听,独掩怨雠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恶,无所陈冤诉罪。尊以京师废乱,群盗并兴,选贤征用,起家为卿;贼乱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废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岂不甚哉!孔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矣。’愿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伤害阴阳’,死诛之罪也;‘靖言庸违’,放殛之刑也。审如御史章,尊乃当伏观阙之诛,放于无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饰文深诋以诉无罪,亦宜有诛,以惩谗贼之口,绝诈欺之路。唯明主参详,使白黑分别!”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
[5]御史大夫张忠上奏,弹劾京兆尹王尊残暴傲慢。王尊获罪被免官,官吏百姓多称惋惜。湖县三老公乘兴等上书,为王尊辩护说:“王尊治理京师,清理繁难的事务,整顿混乱的局面,诛灭凶暴,禁止邪恶,这都是前所罕见的功绩,很多有名的郡太守都比不上。虽然被正式任命为京兆尹,却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奖赏。如今御史大夫指控王尊‘伤害阴阳,令国家忧愁,没有接受执行皇帝诏令的心意,如《书经》所说:“托言治理,实际上行为违拗;外表恭敬,实际上傲慢欺天。”’究其来源,这些攻击是出自御史丞杨辅。杨辅一向与王尊有私人怨恨,利用职权,策划这一指控,罗织罪名,写成弹劾的奏章,逐步对王尊加以诬陷,使我们十分痛心。王尊廉洁自爱,砥砺节操,一心为公。讥刺过失,不畏将相;诛除邪恶,不避豪强。消灭了难以制服的盗匪,解除了国家之忧,功勋卓著,忠于职守,维护了朝廷的威信,他实在是国家的锐利爪牙和御敌之臣。而今一旦无辜陷入仇人之手,被诬陷不实的奏文中伤,上不能以功赎罪,下不能在公堂上为自己辩冤,只能独自蒙受仇家的片面之辞的诬陷崐,背上共工那样的恶名,无处陈诉冤屈。王尊在京师秩序混乱、法令不行、盗匪蜂起之时,被推选为贤才,受到征召,担任重要官职。盗匪叛乱既已铲除,大奸巨猾也都伏罪,他却随即被指控奸佞狡猾而遭罢黜。同是一个王尊,三年之间,一会儿被称赞贤能,一会儿被指斥奸佞,岂不是太过份了!孔子说:‘爱他时,要他活下去;恨他时,希望他死。这便是迷惑。’孔子又说:‘使如水般渗透的谗言无法奏效,那就可称得上是明智了。’请陛下下令让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审定王尊平素的行为!作为人臣,如果‘伤害阴阳’是诛杀之罪,‘托言治理,实际上行动违拗’,则应放逐诛杀。果真如御史奏章所指控,王尊就应伏诛示众,或流放蛮荒绝域,不能让他侥幸免刑。至于保荐王尊的人,则应获举荐不实之罪,不可原谅。假如查出奏章与事实不符,是在巧饰文字,着意诬蔑陷害无辜,也应对诬陷者予以处罚,以惩诫好进谗言的贼人之口,断绝欺诈之路。请求明主详细考虑,使黑白分明。”奏章呈上,成帝就又任命王尊为徐州刺史。
[6]夜郎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
[6]夜郎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先后起兵互相攻击。柯太守请求朝廷发兵讨伐兴等。朝廷会议时,发言的人认为路途太远,不可以动兵讨伐,于是派遣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持符节前往,劝说他们和解。兴等不听从命令,还用木头雕刻成汉朝官吏的形象,树立道旁,用箭射击。
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蛮夷王侯轻易汉使,不惮国威,恐议者选,复守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如此,则复旷一时,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远臧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智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谏士马,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无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亦宜因其萌牙,早断绝之,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于是凤荐金城司马临邛陈立为柯太守。
杜钦向大将军王凤献策说:“蛮夷王侯轻视汉使,不惧怕朝廷的权威,我担心参议这个问题的人胆小怯懦,仍然坚持和解之策。等太守觉察情况有变,呈报上来,则又要耽搁三个月的时间。蛮夷王侯利用这段时间,可以集结部众,宣布并完善他们的计划。蛮夷各国党羽众多,各不相容,定会互相残杀。他们自知罪恶已经铸成,便疯狂地进攻郡守尉,并远远地藏身于暑热毒草地区,即令军事家孙武、吴起为将,古代勇士孟贲、夏育为兵,也会如入火坑深潭,被烧焦淹没,智慧和勇敢都无处施展。而如果屯田戍守,费用将会大得无法计算。应当趁他们还未铸成大错,还没疑心朝廷会对他们进行讨伐,暗中命令邻近各郡守尉操练兵马。大司农预先征调军粮,储积在要害地点。遴选胜任的太守前往,在秋凉时节进兵,诛杀蛮夷王侯中特别横暴的人。倘若认为这是不毛之地,无用之民,那么圣王就不必因此而劳动中国,应撤销郡县,放弃当地的人民,与蛮夷王侯断交,不再来往。如果认为是先帝所建立的累世功业,不可毁坏,也应该趁变乱处在萌芽之时,及早扑灭。等到变乱已经形成,然后再劳师作战,则万民要蒙受战祸。”于是王凤推荐金城司马、临邛人陈立为柯太守。
立至柯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无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
陈立到达柯郡,下令给夜郎王兴,兴不从命。陈立请求朝廷准许他诛杀兴,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率领随从官吏数十人出巡属县,到达了夜郎王兴控制地区的且同亭,召兴面见。兴率数千部众来到且同亭,由数十位部落王陪同,进见陈立。陈立对他进行谴责,并乘机将他砍头。部落王们说:“将军诛杀这种悖逆无行的人,是为民除害,我们愿出去告知部众!”他们把兴的人头拿给部众看,部众全都放下武器投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十分震惊恐惧,于是献上粟米千斛及牛羊来慰劳官吏将士。陈立返回郡城。*兴妻父翁指,与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厄为垒,立使奇兵绝其饷道,纵反间以诱其众。都尉万年曰:“兵久不决,费不可共。”引兵独进;败走,趋立营。立怒,叱戏下令格之。都尉复还战,立救之。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
兴的岳父翁指,和他的儿子邪务,收集残兵,胁迫周围二十二村落谋反。到了冬季,陈立奏报朝廷,征募各部落夷人当兵,由他与都尉、长史分别率领,进攻翁指等。翁指据险为堡垒。陈立用奇兵切断了他的粮道,又施反间计引诱翁指的部众。都尉万年说:“大军迟迟不决战,军费粮草将无法供给。”于是独自率兵进攻翁指,败退而逃,奔向陈立的大营。陈立大怒,喝令部下将他打出。万年回军再战,陈立率军救援。当时天正大旱,陈立攻占水源,断敌水道。蛮夷部众一同斩杀翁指,手持人头出来投降。于是西夷平定。
三年(乙未、前26)
三年(乙未,公元前26年)
[1]春,正月,楚王嚣来朝。二月,乙亥,诏以嚣素行纯茂,特加显异,封其子勋为广戚侯。
[1]春季,正月,楚王刘嚣到长安朝见。二月,乙亥(十六日),成帝下诏,因刘嚣一向行为良好,特意给予特殊奖赏,封他的儿子刘勋为广戚侯。
[2]丙戌,犍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
[2]丙戌(疑误),犍为发生地震,引起山崩,壅塞了长江,使江水逆流。
[3]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3]秋季,八月,乙卯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4]上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4]成帝因为皇宫藏书有许多已经散失,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去搜求失传的书籍。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正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正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正占卜之书;侍医李柱国校正医药书。每一部书校正完毕,刘向就条列出它的篇目,写出内容摘要,呈报成帝。
[5]刘向以王氏权位太盛,而上方向《诗》、《书》古文,向乃因《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傅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5]刘向因外戚王氏权位太盛,而皇上现在正在留意《诗经》、《书经》等古书,就根据《尚书·洪范篇》,汇集自上古以来,历经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所有关于祥瑞、天灾、变异的记载,推测天象变迁的原因,联系比附人间的祸福,突出其占卜与应验,分门别类,各立条目,共十一篇,书名为《洪范五行传论》,呈献成帝。成帝心里明白刘向忠心耿耿,是因为王凤兄弟权势太盛,才著作此书。然而他到底不能剥夺王氏的权柄。
[6]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复遣王延世与丞相史杨焉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复赐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繇六月。
[6]黄河再次在平原郡决口,洪水灌入济南、千乘,所造成的损失是建始年间洪灾的一半。朝廷再次派遣王延世跟丞相史杨焉,以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共同负责治理工程。六个月后,工程才完工。再次赏赐王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没有发给工钱的,都登记姓名在册,折合抵消徭戍六个月。
四年(丙申、前25)
四年(丙申,公元前25年)
[1]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
[1]春季,正月,匈奴单于来长安朝见。
[2]赦天下徒。
[2]赦免天下囚犯。
[3]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3]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4]琅邪太守杨肜与王凤连昏,其郡有灾害,丞相王商按问之。凤以为请,商不听,竟奏免肜,奏果寝不下。凤以是怨商,阴求其短,使频阳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乱,奴杀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为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凤固争,下其事司隶。太中大夫蜀郡张匡,素佞巧,复上书极言诋毁商。有司奏请召商诣诏狱,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险,制曰:“勿治!”凤固争之。夏,四月,壬寅,诏收商丞相印绶。商免相三日,发病,欧血薨,谥曰戾侯。而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有司奏请除国邑;有诏:“长子安嗣爵为乐昌侯。”
[4]琅邪太守杨肜与王凤是姻亲,琅邪郡发生灾害,由丞相王商查问此事,王凤为杨肜向王商说情,王商不听,竟上奏请求罢免杨肜的官职。奏章上去后,果然留中不下。王凤因此怨恨王商,秘密搜求他的短处,指使频阳人耿定上书弹劾王商说:“王商与他父亲身边的婢女通奸。他妹妹淫乱,奴仆把奸夫杀死,我怀疑奴仆杀人是王商教唆指使的。”天子认为,这些都是无法证明的暧昧过失,不足以构成大罪而伤害大臣。王凤则极力争辩,坚持把此事交付司隶查办。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一向险恶谄媚,也上书极力诋毁王商。主管官员上奏要求召王商到诏狱进行审讯。成帝一向器重王商,知道张匡的话多为阴险不实之词,于是批示说:“不许究治!”王凤仍坚持追究。夏季,四月,壬寅(二十日),成帝下诏,收缴王商的丞相印信、绶带。王商被免相三天后,发病,吐血而死。谥号为戾侯。而王商的子弟亲属担任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等官职的,全部被调出宫廷补任其他官职,不许留在给事、宿卫等可接近皇帝的位置上。主管官员还上奏,要求撤销王商的封地。成帝却下诏说:“王商长子王安继承爵位为乐昌侯。”
[5]上之为太子也。受《论语》于莲勺张禹,及即位,赐爵关内侯,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禹与王凤并领尚书,内不自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上不许,抚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为丞相,封安昌侯。
[5]成帝当太子时,由莲勺人张禹教授《论语》,及至即位,赐张禹为关内侯,拜为诸吏、光禄大夫,官秩中二千石,兼任给事中,主管尚书事务。张禹与王凤共同主管尚书事务,张禹内心不自安,多次称病,上书请求退休,想退让避开王凤。成帝不准,反而待他愈加优厚。六月,丙戌(初五),成帝任命张禹为丞相,封安昌侯。
[6]庚戌,楚孝王嚣薨。
[6]庚戌(二十九日),楚孝王刘嚣去世。
[7]初,武帝通西域,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独不服,数剽杀汉使。久之,汉使者文忠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合谋攻杀其王;立阴末赴为宾王。后军候赵德使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其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
[7]当初,汉武帝通西域,宾国自以为地处绝远,汉兵不能到达,因此只有宾一国不归顺汉朝,还多次劫杀汉使。很久以后,汉朝使者文忠与容屈国王的儿子阴末赴合谋攻杀了宾王,于是立阴末赴为宾王。后来,军候赵德出使宾国,与阴末赴失和,阴末赴用铁链把赵德锁起来,又诛杀汉副使及以下七十余人,然后派使者赴长安上书谢罪。孝元帝因宾远在域外,无法审核此案,就把使节放逐到县度,断绝与宾的来往。
及帝即位,复遣使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王凤曰:“前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骄慢,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惬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今县度之厄,非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崐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坠,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敝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壹至云。
等到成帝即位后,宾王再次派遣使节到长安谢罪。汉朝打算派使者护送宾使节回国,作为答礼。杜钦劝王凤说:“从前,宾 王阴末赴本是汉朝所立,后来却突然反叛,世上最大的恩德,莫过于使其拥有王位和人民;而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拘杀使者。阴末赴之所以不肯报恩,也不怕讨伐,是由于自知离中国遥远,汉兵无法到达。他有求于汉朝时,就卑辞谦恭;无求时,就骄横傲慢,始终无法使他降服。中国之所以交往厚待周边蛮夷,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因为疆土相邻,他们易于入境劫掠。如今县度的险阻,宾军队不能越过。他们即使仰慕归顺,对整个西域的安定也起不了太大作用;即令不归顺汉朝,也不能威胁西域诸国的安全。从前,宾王亲自冒犯汉朝使节,罪恶暴露在西域各国面前,中国因此断绝与其来往。如今他们宣称悔过来朝,但所派之人,不是国王的亲属和重要官员,奉献者全是从事商业的贱人,他们是想通商贸易,而以进贡为名,因此本朝烦劳使者护送他们到县度,恐怕不符合他们实际低微的身份,受了他们的欺骗。凡派使者护送客使,目的是保护他们不受盗匪伤害。自皮山国往南走,要经过四、五个不受汉朝管辖的王国。护送的汉军士兵有一百余名,入夜后轮班五次击打刁斗警戒守卫,仍然时常遭到劫掠。用驴子驮载口粮,须由沿途诸国供给食物,才能满足。有些王国又小又贫穷,无法供应食物;有些王国奸猾不肯供给。使者带着强大的汉朝的符节,在山谷之间忍受着饥饿的煎熬,乞讨无门,缺粮一二十天,人畜就会倒毙旷野,不得生还。沿途还要经过大头痛山、小头痛山、赤土坂、身热坂。走到这里,会让人浑身发烧,面无人色,头痛呕吐,驴畜也都如此。又有三池盘、石坂道,窄的地方只有一尺六、七寸宽,而长度却有三十里。山径旁是陡峭不测的深谷,马匹与行人互相扶持,用绳索前后牵引。走二千余里,才能到达县度。牲畜失足坠落,在离谷底还不到一半距离时,就已粉身碎骨;人坠落,便不能为他收殓尸体。艰难险阻,无法尽言。古代圣王将天下分为九州,又制定五服,是务求本国的强盛,而不管域外之事。如今派遣使者,奉天子之命,护送外族商贾,劳动众多中国官员士兵,跋涉危险艰难的路程,使所倚赖的中国人罢惫,去为无用的外族效劳,这不是长久之计。既然使者已经派定,可以护送到皮山国就回来。”于是王凤将杜钦的建议转告成帝,被成帝采纳。宾国实际上是贪图中国的赏赐,和想跟中国通商,它的使者数年来中国一次。
阳朔元年(丁酉、前24)
阳朔元年(丁酉,公元前24年)
[1]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1]春季,二月,丁未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2]三月,赦天下徒。
[2]三月,赦免天下囚犯。
[3]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狱,死。
[3]冬季,京兆尹、泰山人王章被捕入狱,处死。
时大将军凤用事,上谦让无所颛。左右尝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
当时,大将军王凤掌握国家大权,成帝谦让软弱,没有实权。成帝身边的侍臣,曾向他推荐光禄大夫刘向的幼子刘歆,说他博学卓识有奇才。成帝召见刘歆,刘歆为他诵读诗赋。成帝非常喜欢他,想任命他为中常侍,命左右取来中常侍的衣冠,正准备行拜官礼时,左右侍从之人都说:“还没有让大将军知道。”成帝说:“这是小事,何必通报大将军!”左右之人叩头力争,于是成帝便告诉了王凤。王凤认为不可以,此事便作罢。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杜钦见凤专政泰重,戒之曰:“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损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崐徒得间其说!”凤不听。
王氏子弟全都当上卿、大夫、侍中、诸曹,分别占据显官要职,达官显贵充满朝廷。杜钦见王凤过于专权,告诫他说:“我希望将军采取周公的谦恭谨慎态度,减少穰侯魏冉的威风,放弃武安侯田的贪欲,不要使范睢之流得以从中挑拨离间!”王凤不听。
时上无继嗣,体常不平。定陶共王来朝,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他王,不以往事为纤介;留之京师,不遣归国。上谓共王 :“我未有子,人命不讳,一朝有他,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其后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国邸,旦夕侍上;上甚亲重之。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会日食,凤因言:“日食,阴盛之象。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决。
这时,成帝没有继嗣,身体又常患病。定陶王刘康来朝见,太后与成帝禀承先帝的遗愿,待他十分优厚,给予的赏赐是其他诸侯王的十倍,对当初夺嫡之事,也不存丝毫芥蒂。成帝把他留在京师,不让他归国,还对他说:“我没有儿子,人命无常,不必避讳,一旦有别的变化,将再也看不见你了。你就长期留在京师,随侍在我身边吧!”后来,成帝病情渐渐减轻,刘康于是留居在封国驻京府邸,日夜进宫服侍成帝,成帝对他十分亲近看重。大将军王凤对刘康留居京师感到不方便,恰好发生日食,王凤就乘机说:“发生日食,是阴气过盛的征象。定陶王虽亲,按礼应当在自己的封国当藩王。如今留在京师侍奉天子,是不正常的,因此天现异象发出警告。陛下应遣送定陶王返回封国!”成帝无法违抗王凤,只好同意。刘康辞行,成帝和他相对流泪而别。
王章素刚直敢言,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凤专权蔽主之过。”上召见章,延问以事。章对曰:“天道聪明,佑善而灾恶,以瑞应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继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议善事,当有祥瑞,何故致灾异!灾异之发,为大臣专政者也。今闻大将军猥归日食之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国,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阴侵阳,臣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壹举手,凤不内省责,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陶王。且凤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乐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属,内行笃,有威重,位历将相,国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节随凤委曲;卒用闺门之事为凤所罢,身以忧死,众庶之。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足以知其馀及他所不见者。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
王章一向刚直敢言,他虽由王凤举荐,但不赞成王凤专权,不亲近依附王凤。他上密封奏书说:“发生日食,都应归咎于王凤专权,蒙蔽主上。”成帝召见王章,进一步询问。王章回答说:“上天行事,耳聪目明,保佑善良,惩罚邪恶,用祥瑞或灾异作为效验的征兆。如今陛下因为没有亲子,而召见亲近定陶王,这是为了承接宗庙,以国家为重,上顺天意,下安民心,这是正确的决定和善事,上天应当报以祥瑞,怎么会招致灾异!灾异的发生,是因为大臣专权的缘故。现在听说大将军错将日食的发生归咎于定陶王,建议遣送他回封国。假如是想使天子在上面孤立,而由他专擅朝政,以便实现私欲,那他就不是忠臣了。而且发生日食,是阴气侵抑阳气,应归咎于臣下专权而压抑君王。如今大小政事都由王凤决定,天子连手都没有举过一次,王凤不从内心反省自责,反而归咎于善良的人,把定陶王排挤到远方。而且王凤诬陷欺骗不忠之事,不止一件。前丞相、乐昌侯王商,本是先帝的亲戚,品行敦厚,威望很高,历任将相,是国家栋梁之臣。他坚持正义,不肯违心地屈膝追随王凤。最后被王凤用闺房阴私之事而致罪罢黜,忧伤而死,百姓都怜惜他。又如,王凤明知他小妾的妹妹张美人已嫁过人,按礼不适宜上配至尊的皇帝,王凤却托言张美人适宜生男孩,将她献入后宫,用不正当的手段为小妾的妹妹谋取私利。然而,听说到现在张美人也未曾怀孕。而且,即使是羌人、胡人,还要杀死头胎婴儿,以洗女人的肠肚,使未来所生之子血统纯正。何况是天子,怎能亲近已嫁过人的女子!以上所说的三件都是大事,是陛下亲眼所见到的,根据它们,崐足以推知其余和另外那些所看不到的事情。陛下不可让王凤长期主持国事,应让他退官回到府第,另选忠诚贤能的人代替他!”
自凤之白罢商,后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闻章言,天子感寤,纳之,谓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且唯贤知贤,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奏封事,荐信都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忠信质直,智谋有馀。上自为太子时,数闻野王名,方倚以代凤。章每召见,上辄辟左右。时太后从弟 子侍中音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闻之,甚忧惧。杜钦令凤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乃优诏报凤,强起之;于是凤起视事。
自从因王凤的弹劾,王商被罢黜,到后来遣送定陶王归国,成帝心里一直郁愤不平,此时听了王章的话,有所感触而醒悟,打算采纳他的建议。成帝对王章说:“若不是京兆尹直言,我听不到国家大计。况且只有贤能者才了解贤能者,请你试为朕找一位能够辅政的人。”于是王章再上密封奏书,举荐信都王刘兴的舅父、琅邪太守冯野王,说他忠诚正直,又富于谋略。成帝从当太子时,就多次听说冯野王的声名,于是准备依靠他代替王凤。王章每次进见,成帝都命左右随从退出。但当时太后堂弟之子、侍中王音独自窃听,全部了解王章谈话的内容,并报告了王凤。王凤听了甚为忧虑恐惧。杜钦劝王凤搬出大将军府,回到原来的侯府,上书请求辞职退休,措词十分哀痛。太后闻讯,为王凤流下眼泪,不肯进食。成帝从小就亲近倚靠王凤,不忍心罢黜他,就下诏优礼安抚,勉强他继续任职。于是王凤复行视事。
上使尚书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为“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章竟死狱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
成帝让尚书弹劾王章,说:“王章明知冯野王先前因为是诸侯王的舅父,而外放补官,而却因私心,违制推荐,想让他在朝中任职,以阿谀攀附诸侯。又明知张美人已入宫侍奉皇帝,却狂妄地引述羌胡杀子肠的风俗,这不是所应说的话。”把王章交付司法官吏处理。廷尉罗织成大逆罪,认为:“把皇帝比做羌胡蛮族,想使皇上绝嗣,背叛天子,私心为定陶王打算。”王章终于死在狱中,妻子儿女流放到合浦。从此,公卿见到王凤,都侧目而视。
冯野王惧不自安,遂病;满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大将军凤风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归家,奉诏不敬。”村钦奏记于凤曰:“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传》曰:‘赏疑从予’,所以广恩劝功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将以制刑为后法者,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赏大信,不可不慎!”凤不听,竟免野王官。
冯野王恐惧不自安,就得了疾病。病假满三个月后,成帝批准他带职养病,他就跟妻子回到故乡杜陵就医。大将军王凤暗示御史中丞弹劾他说:“冯野王被皇上赐准带职养病,却私自趁便拿着虎符越过郡界回家,犯了奉诏不敬之罪。”杜钦给王凤上书说:“官秩为二千石的官员得了病,被批准带职养病而就此回家的,有前例可援。法令中并没有不许离郡的条文。经传上说:‘拿不准该不该赏赐的,姑且给予赏赐。’目的在于广施恩德,勉励有功之人。还说:‘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姑且赦免。’目的在于谨慎刑罚,免生差错。现在,不顾法令和前例,而以不敬的法条治罪,完全违背了‘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姑且赦免’的古训。即使认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员管辖千里之地,负有军事上的重任,不应轻易离开辖郡,准备制定律条作为以后的法令,那么冯野王的罪过也在新的条文制定之前。刑罚和赏赐,关系国家的重大信誉,不可不慎重!”王凤不听,竟然罢免了冯野王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