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

“过去，在周朝时大约有一千八百个封国，用九州的百姓，奉事一千八百国的君主，君主有多余的财富，百姓也有宽裕的力量，到处都有歌功颂德的声音。秦始皇用一千八百国的百姓奉养自己，百姓筋疲力竭，负担不起他的徭役；倾家荡产，缴纳不足他的赋税。秦始皇只不过一位君主，他自己享受的也不过驰骋弋猎的娱乐，天下却无法供应他的需求。秦始皇自认为功德无量，估计他的子孙会世代相传以至于无穷；但是，他死后不过几个月，天下人四面进攻，宗庙就毁灭了。秦始皇处于被灭绝的危机之中，却没有察觉，原因何在？就在于天下人都不敢告知他实际情况。不敢告知他实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秦王朝没有尊老养老的道义，没有能够辅佐的大臣，罢免了批评朝政的官员，杀害了敢当面批评谏阻的士人。所以那些谄谀逢迎、只求自保利禄的无耻小人，吹捧秦始皇的德政高于尧舜，功业超过商汤和周武；天下已将土崩瓦解，而没有人告知秦始皇。

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而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身猎，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古者大臣不得与宴游，使皆务其方而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臣窃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轨事之大者也。”上嘉纳其言。

“现在，陛下命令天下人荐举贤良方正的人士，天下人都为之欢欣鼓舞，说：‘皇帝将复兴尧舜治理天下之道，造就三王的功业了。’天下的人才，莫崐不努力自我完善以求能被皇帝选用。现在方正之士，都已被选入朝廷了；又从中选择贤能者，让他们做常侍、诸吏，陛下与他们共同驰驱射猎，一天之内再三出宫。我担忧朝政由此而懈弛，百官因此而玩忽职守。陛下自即位以来，自我勉励，厚养天下，节省开支，慈爱臣民，断案公平，刑罚宽缓；对此，天下人莫不喜悦。我听说崤山以东官吏公布诏令时，百姓即使是老弱病残的人，也都拄着手杖前去聆听，希望暂时不死，想看到仁德教化的成功。现在功业刚刚建立 ，好名声刚刚传播，四方仰慕跟从；在此关键时刻，陛下却只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天天射猎，击兔捉狐，从而伤害国家大业，断绝天下人的期望，我私下为陛下痛惜！古代规定大臣不得参预安闲的游乐，为的是让他们都致力于保持大臣的品格和节操，这样，群臣就无人胆敢不严格约束自己，提高品行修养，尽心事君按君臣大礼办事。士的品行，养成于自己家中，却在天子的朝廷之上被破坏，我私下为之惋惜。陛下与群臣消闲游乐，与大臣、方正在朝廷之上议论国事，游娱不失乐，朝会不失礼，这是极为重大的事体。”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文帝每次上朝，郎官和从官进呈奏疏，他从来都是停下辇车接受。奏疏所说的，如不可采用就放过一边，如可用就加以采用，未尝不深加赞赏。

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中郎将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圣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骋六飞弛下峻山，有如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柰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汉文帝从霸陵上山，想要向西纵马奔驰下山。中郎将袁盎骑马上前，与文帝车驾并行伸手挽住马缰绳。文帝说：“将军胆怯了吗？”袁盎回答：“我听说‘家有千金资财的人，不能坐在堂屋的边缘’。圣明的君主不能冒险，不求侥幸。现在陛下要想放纵驾车的六匹骏马，奔驰下险峻的高山，如果马匹受惊，车辆被撞毁，陛下纵然是看轻自身安危，又怎么对得起高祖的基业和太后的抚育之恩呢！”文帝这才停止冒险。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与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也。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于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文帝所宠幸的慎夫人，在宫中经常与皇后同席而坐。等到她们一起到郎官府衙就坐时，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排在下位。慎夫人恼怒，不肯入坐；文帝也大怒，站起身来，返回宫中。袁盎借此机会上前规劝文帝说：“我听说‘尊卑次序严明，就能上下和睦’。现在，陛下既然已册立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怎么能与主人同席而坐呢！况且如果陛下真的宠爱慎夫人，就给她丰厚的赏赐；而陛下现在宠爱慎夫人的做法，恰恰会给慎夫人带来祸害。陛下难道不见‘人彘’的悲剧吗！”文帝这才醒悟，转怒为喜，召来慎夫人，把袁盎的话告诉了她。慎夫人赐给袁盎黄金五十斤以示感谢。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贾谊对文帝说：“《管子》书中说：‘仓库充实人们才会讲究礼节，衣服粮食充足人们才有荣辱观念。’假若百姓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却乐意听命于君主的统治，这种事情，从古到今，我都没有听说过。古代有人说：‘一个农夫不耕作，就有人要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要挨冻。’无论什么产品，生产它都有一定的季节时令，用起来如果毫无限制，物资就必会缺乏。古人治理天下，安排得很细微，很周到，所以国家的积贮足以仗恃。现在，脱离农桑本业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太多了。这是危害天下的一大流弊；追求奢侈的风俗，日益增长，这是危害天下的一大公害。这两种流弊和公害盛行，没有谁给以制止；政权面临毁坏，没有谁能挽救。天下财富，生产的人很少而挥霍的人却崐很多，怎能不枯竭！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大汉建国以来，已近四十年了，国库和私人积贮数量之少，仍然令人悲哀痛惜。一旦老天不按时降雨，百姓就惶恐不安；年景不好，没有收成，百姓或者出卖爵位，或者自卖儿女，换粮度日；此类事情，陛下已经听到了。哪有天下如此危险而主上不惊惧的！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啮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僭拟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世上有丰年有歉年，这是自然规律；古代圣王夏禹和商汤也都曾经历过。假若不幸出现了方圆二三千里的大面积旱灾，国家靠什么去救济百姓？突然间边境有紧急情况，征调数十百万将士，国家用什么供应军需？战争和旱灾同时发生，国家财力无法应付，就会天下大乱，有勇力的人啸聚部众劫掠地方，疲困和老弱的人，就相互交换子女吃人肉。政事的治理没有完全通畅，远方那些势力强大有称帝野心的人，就会一起举兵争着起事；若发展到这般田地才大吃一惊图谋制止，怎能来得及呢！积贮是国家的命脉；如果国家积贮了大量粮食而钱财有余，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以它为依凭，进攻就攻取，防守就牢固，作战就胜利，要感化、安抚敌人，或者吸引远方部族归附朝廷，怎么会招而不到！

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现在如果驱使民众归返农事，都依附于土地，让天下人都从事生产满足本人生活需要，让工商业者、游民都改为从事农耕，那么，国家就会有充裕的积贮，百姓就会安居乐业了。可以使国家富足，安定天下，而却做出了这种令人危惧的事情，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

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藉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文帝被贾谊的话所打动，春季，正月，丁亥（十五日），下诏举行“藉田”仪式，皇帝亲自耕作，为天下臣民做出表率。

[5]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先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朱虚侯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然后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5]三月，有关官员请求文帝立皇子为诸侯王。文帝下诏，先立赵幽王的小儿子刘辟强为河间王，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然后才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6]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6]五月，文帝下诏说：“古代明君治理天下，朝廷专设鼓励献计献策的旌旗，树立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政的清明，鼓励臣民前来进谏。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和‘妖言罪’，这就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呢！废除这些罪名！”

[7]九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7]九月，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依靠它而生存；有的百姓不从事农耕的本业，却去从事工商末业，所以百姓生活艰难。朕对此甚为担忧，所以现在亲自率领群臣从事农业耕作，以提倡重视农业；今年只向天下百姓征收田租的一半。”

[8] 燕敬王泽薨。

[8]燕王刘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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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十四卷

汉纪六 太宗孝文皇帝中前三年（甲子、前177）

汉纪六 汉文帝前三年（甲子，公元前177年）

[1]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1]冬季，十月丁酉晦（疑误），出现日食。

[2]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2]十一月，丁卯晦（疑误），出现日食。

[3]诏曰：“前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国。乙亥，以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3]文帝下诏说：“先前诏令列侯回各自的封地，有的人辞别而未成行。丞相是朕所倚重的人，应为朕率领列侯返回各自封地！”十二月，文帝免去周勃的丞相职务，命令他前往封地。乙亥（十四日），文帝任命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废太尉之官，将其职责归属丞相。

[4]夏，四月，城阳景王章薨。

[4]夏季，四月，城阳景王刘章去世。

[5]初，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得幸，有娠。及贯高事发，美人亦坐系河内。美人母弟赵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杀。吏奉其子诣上，上悔，名之曰长，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后封长为淮南王。

[5]当初，赵王张敖向高祖献上一位美人，美人得宠幸而怀孕。等到赵相贯高谋杀高祖的计划败露，美人也受株连被囚禁于河内。美人的弟弟赵兼，请辟阳侯审食其向吕后求情，吕后嫉妒美人，不肯为她说话。美人这时已经生子，感到愤恨，便自杀身亡。官吏将其所生之子送给高祖，高祖也有后悔之意，为婴儿取名刘长，令吕后收养，并葬其生母于真定。后来，高祖封刘长为淮南王。

淮南王早失母，常附吕后，故孝惠、吕后时得无患；而常心怨辟阳侯，以为不强争之于吕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常宽假之。是岁，入朝，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见辟阳侯，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驰走阙下，肉袒谢罪。帝伤其志为亲，故赦弗治。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淮南王。淮南王以此，归国益骄恣，出入称警跸，称制拟于天子。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上不听。

淮南王刘长自幼丧母，一直亲附吕后，所以在孝惠帝和吕后临朝时，没有受到吕后的迫害；但他心中却常常怨恨辟阳侯审食其，认为审食其没有向吕后力争，才使他的生母含恨而死。及至文帝即位，淮南王刘长自认为与文帝最亲近，骄傲蛮横，屡违法纪；文帝经常从宽处置，不予追究。本年，淮南王入朝，跟随文帝去苑囿打猎，与文帝同乘一车，经常称文帝为“大哥”。刘长有勇力，能举起大鼎。他去见辟阳侯审食其，用袖中所藏铁椎将他击倒，并令随从魏敬割他的脖子。然后，刘长疾驰到皇宫门前，袒露上身，表示请罪。文帝感念他的为母亲复仇之心，所以没有治他的罪。当时，薄太后及太子和大臣们都惧怕淮南王。因此，淮南王归国以后，更加骄横恣肆，出入称警跸，自称皇帝，上比于天子。袁盎进谏说：“诸侯过于骄傲，必生祸患。”文帝不听。

[6]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掠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右贤王走出塞。

[6]五月，匈奴右贤王侵占河南之地，并纵兵盗掠居住于上郡边塞的少数部族，杀掠人民。文帝亲临甘泉，派遣丞相灌婴率征发的车骑八万五千人，到高奴进击右贤王；又征发中尉所掌领的步兵，由卫将军指挥，驻守长安。匈奴右贤王逃出塞外。

[7]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留游太原十余日。

[7]文帝从甘泉到高奴，因而临幸太原郡，接见他身为代王时的旧日部属，都给予赏赐；并诏令免征晋阳、中都人民三年的田税，在太原逗留游玩了十多天。

[8]初，大臣之诛诸吕也，朱虚侯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之。兴居自以失职夺功，颇怏怏；闻帝幸太原，以为天子且自击胡，遂发兵反。帝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阳。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长安。诏：“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赦之。”八月，济北王兴居兵败，自杀。

[8]当初，朝廷大臣铲除诸吕之时，朱虚侯刘章功劳尤其大，大臣们曾许诺把全部赵地封给他为王，把全部梁地封给其弟东牟侯刘兴居为王。及至文帝得立为帝，得知朱虚侯、东牟侯当初打算拥立齐王刘襄为帝，故有意贬抑二人的功劳，等到分封皇子为王时，才从齐地划出城阳、济北二郡，分别立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刘兴居自认为失掉了应得的侯王之位，功劳被夺，颇为不满；现在听说文帝亲临太原，以为皇帝将亲自统兵出击匈奴，有机可乘，就发兵造反。汉文帝得知刘兴居举兵谋反，诏令丞相和准备出击匈奴的军队都返回长安，任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统领四位将军、十万军队出击刘兴居；任命祁侯缯贺为将军，率军驻守荥阳。秋季，七月，文帝自太原返抵长安。文帝下诏书：“济北境内吏民，凡在朝廷大兵未到之前就归顺朝廷和率军献城邑投降的，都给以宽赦，且恢复原有的官职爵位；即便是追随刘兴居参预谋反的，只要归降朝廷，也可赦免其罪。”八月，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自杀。

[9]初，南阳张释之为骑郎，十年不得调，欲免归。袁盎知其贤而荐之，为谒者仆射。

[9]当初，南阳人张释之当骑郎，历时十年未得升迁，曾打算辞官返归故里。袁盎知道张释之是个有德才的人，就向文帝推荐他，升为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以审也！”帝曰：“善！”乃不拜啬夫。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张释之跟随文帝，来到禁苑中养虎的虎圈，文帝向上林尉询问禁苑中所饲养的各种禽兽的登记数目，先后问了十多种，上林尉仓惶失措，左右观望，全都答不上来。站立于一旁的虎圈啬夫代上林尉回答了文帝的提问。文帝十分详细地询问禽兽登记的情况，想考察虎圈啬夫的才能；虎圈啬夫随问随答，没有一个问题被难倒。文帝说：“官吏难道不应像这样吗！上林尉不可信赖。”于是，文帝诏令张释之去任命啬夫为管理禁苑的上林令。张释之停了许久，走近文帝说：“陛下以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文帝回答说：“他是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呢？”文帝答：“长者。”张释之说：“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被称作长者，他们两人在论事时尚且有话说不出口，哪能效法这个啬夫的多言善辩呢！秦王朝重用刀笔之吏，官场之上争着用敏捷苛察比较高低，它的害处是空有其表而无实际的内容，皇帝听不到对朝政过失的批评，却使国家走上土崩瓦解的末路。现在陛下因啬夫善于辞令而破格升官，我只怕天下人争相效仿，都去练习口辩之术而无真才实能。在下位的受到在上位的感化，比影随景，响应声还快。君主的举动不可不审慎啊！”文帝说：“您说得好啊！”于是不给啬夫升官。文帝上车返回皇宫，令张释之为陪乘。一路上缓缓而行，文帝询问秦朝政治的弊端，张释之都给以质直的回答。车驾返抵宫中，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

时隔不久，太子与梁王共乘一车入朝，经过司马门，二人也未曾下车示敬崐。于是，张释之追上太子和梁王，禁止他们二人进入殿门，并马上劾奏太子和梁王“经公门不下车，为不敬”。薄太后也得知此事，文帝为此向太后免冠赔礼，承认自己教子不严的过错。薄太后于是派专使传诏赦免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入殿门。由此，文帝更惊奇和赏识张释之的胆识，升他为中大夫；不久，任命他为中郎将。

从行至霸陵，上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帝称善。

张释之随从文帝巡视霸陵，文帝对群臣说：“嗟乎！我的陵墓用北山岩石做外，把麻絮切碎填充在间隙中，再用漆将它们粘合为一体，如此坚固，难道有谁能打得开吗！”左右近侍都说：“对！”唯独张释之说：“假若里面有能勾起人们贪欲的珍宝，即便熔化金属把整个南山封起来，也会有间隙；假若里面没有珍宝，即便是没有石墩，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啊！”文帝称赞他说得好。

是岁，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这一年，张释之被任命为廷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惊动了为皇帝驾车的马匹；于是，文帝令骑士追捕，并将他送交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处置意见：“此人违犯了清道戒严的规定，应当罚金。”文帝发怒说：“此人直接惊了我乘舆的马，仗着这马脾性温和，假若是其他马，能不伤害我吗！可廷尉却判他罚金！”张释之解释说：“法，是天下公共的。这一案件依据现在的法律就是这样定罪；加罪重判，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众。况且，在他惊动马匹之际，如果皇上派人将他杀死，也就算了。现在已把他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典范，稍有倾斜，天下用法就可轻可重，没有标准了，百姓还怎样安放自己的手脚呢！请陛下深思。”文帝思虑半晌，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按“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其后，有人偷盗高祖庙中神位前的玉环而被捕，汉文帝大怒，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判案意见：按照“偷盗宗庙服御器物”的律条，案犯应当在街市公开斩首。汉文帝大怒说：“此人大逆不道，竟敢盗先帝器物！我将他交给廷尉审判，是想将他诛灭全族；而你却依法判他死罪，这是违背我恭奉宗庙的本意的。”张释之见皇帝震怒，免冠顿首谢罪说：“依法这样判，满够了。况且，同样的罪名，还应该根据情节逆顺程度区别轻重。今天此人以偷盗宗庙器物之罪被灭族，若万一有愚昧无知之辈，从高祖的长陵上取了一捧土，陛下将怎样给他加以更重的惩罚呢？”于是，文帝向太后说明情况，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刑意见。

四年（乙丑、前176）

前四年（乙丑，公元前176年）

[1]冬，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薨。

[1]冬季，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去世。

[2]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阳武张苍为丞相。苍好书，博闻，尤邃律历。

[2]春季，正月甲午（初四），汉文帝任命御史大夫阳武县人张苍为丞相。张苍喜读书籍，博闻多识，尤精于律历之学。

[3]上召河东守季布，欲以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者；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崐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3]文帝召河东郡郡守季布来京，想任命为御史大夫。有人说季布勇武难制、酗酒好斗，不适于做皇帝的亲近大臣，所以，季布到京后，在官邸中滞留一个月，才得到召见，并令他还归原任。季布对文帝说：“我本无功劳而有幸得到陛下宠信，担任河东郡守，陛下无故召我来京，必定是有人向陛下言过其实地推荐我。现在我来京，没有接受新的使命，仍归原任，这一定是有人诋毁我。陛下因一人的赞誉而召我来，又因一人的诋毁而令我去，我深恐天下有识之士得知此事，会有人以此来窥探陛下的深浅得失！”文帝默然，面露惭色，过了好久才说：“河东郡，是我重要而得力的郡，所以特地召你来面谈。”

[4]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

[4]文帝提议让贾谊出任公卿，许多大臣贬责贾谊说：“这个洛阳人，太年轻，学问不深，极力要掌握大权，扰乱朝廷大事。”于是，文帝以后也就疏远贾谊，不采纳他的意见，把他外放为长沙王的太傅。

[5]绛侯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悬至绛，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薄太后亦以为勃无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绛侯始诛诸吕，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5]绛侯周勃在前往封地之后，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巡行县级属地来到绛地，周勃都深怕他们是受命前来捕杀自己，经常身穿铠甲，令家中人手执兵器，然后与郡守、郡尉相见。其后，有人向皇帝上书，举告周勃要造反，皇帝交给廷尉处置，廷尉将周勃逮捕下狱，审讯案情。周勃极为恐惧，不知怎样对答才好；狱吏逐渐对周勃有所凌辱。周勃用千金行贿狱吏，狱吏就在公文木牍背面写了“以公主为证”，暗示周勃让公主作证。公主是指文帝的女儿，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娶她为妻。薄太后也以为周勃不会谋反。文帝朝见太后时，太后恼怒地将护头的帽絮扔到文帝身上说：“绛侯周勃当初在诛灭诸吕的时候，手持皇帝玉玺，身统北军将士，他不利用这一时机谋反，今天住在一个小县，反而要谋反吗！”文帝此时已见到了周勃在狱中所写的辩白之辞，于是向太后谢罪说：“狱吏刚刚证实他无罪，就要释放他了。”汉文帝派使者持皇帝信节赦免绛侯周勃，恢复他原有的爵位和封地。绛侯周勃获释之后说：“我曾经统帅过百万雄兵，但怎知狱吏的尊贵呢！”

[6]作顾成庙。

[6]兴建顾成庙。

五年（丙寅、前175）

前五年（丙寅，公元前175年）

[1]春，二月，地震。

[1]春季，二月，发生地震。

[2]初，秦用半两钱，高祖嫌其重，难用，更铸荚钱。于是物价腾踊，米至石万钱。夏，四月，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

[2]当初，秦行用半两钱，高祖嫌半两钱过重，使用不便，另行铸造荚钱。至此时，物价暴涨，一石米贵至一万钱。夏季，四月，文帝下诏：另行铸造四铢钱；废除禁止私人铸钱的禁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多于此！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崐。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柰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中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贾山亦上书谏，以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上不听。

贾谊提出批评说：“现行法令允许天下公开雇人熔铸铜、锡为钱币，有敢掺杂铅、铁取巧谋利的人，就处以黥刑。但是，铸钱的人都以获利为目的，如果不杂以铅铁，就不可能获利；而只要掺上很小比例的铅和铁，就会获利丰厚。有的事容易引起后患，有的法令能导致违法犯罪；现在让平民百姓掌握铸币的大权，他们各自隐蔽地铸造，要想禁止他们在铸钱时为获厚利而取巧舞弊，即便是每天都有人因此而被判处黥刑，也禁止不住。以往，百姓因此犯罪而被判刑的，多的一县可至数百人，被官吏怀疑而受到逮捕拷打和为传讯而奔走的人，那就更多了。设立法律去引诱百姓犯罪受刑，还有什么能比这种铸钱令更严重呢！另外，民间习惯使用的钱币，各个地方有所不同：使用轻钱，一百枚须添若干枚，使用重钱，又不按标准数使用。官府规定的货币在交易中不具有权威地位，对此，如果官府采取强硬手段来统一市场币的话，事情一定会很繁琐、很苛酷，而且力难胜任；如果官府放纵的话，市场上流行各种钱币，币制就陷入混乱。可见，如果关于钱币的法律不完善，到哪里寻求标准呢！现在，放弃农业而开山采铜的人日益增多，扔下农具而去炼铜铸钱、烧制木炭；质量低劣的钱币每天都在增加，五谷粮食却无法增加。善良的人受此风气的引诱而做出了罪恶的事情，谨慎怕事的人也被裹挟犯罪而受到刑罚甚至于杀戳。惩罚杀戮百姓是很不吉祥的，为什么疏忽了呢！朝廷了解到它的祸患，大臣们必定会建议说‘禁止私人铸钱’。但是，如果禁止的方法不对，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法令禁止私人铸钱，就必然导致钱币减少、币值增加；这样一来，铸币的获利就更大，私人违法铸币就如同风起云涌，用弃市的重刑也不足以禁上盗铸。违法犯罪防不胜防，法律禁令屡遭破坏，这是用于铸币的铜造成的后果。铜分布在天下百姓手中，所造成的祸害是很大的，所以，不如由朝廷控制铜的流通。”贾山也上书提出批评意见，认为：“钱币，本是无用之物，却可以用来换取富贵。使人获得富贵，本来是由君主所掌握的权柄；让百姓铸币，是使百姓与君主共同掌握权柄，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文帝不采纳这些意见。

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邓钱布天下。

这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得到文帝的宠幸，文帝为了使邓通成为巨富，就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赏赐给他，让他采铜铸钱。吴王刘濞境内的豫章郡有产铜的矿山，他召集了许多不向官府登记户籍的流民开矿铸钱；在吴国东部用海水煮盐；所以，吴王刘濞不必向百姓收取赋税而官府费用却极为充裕。于是，吴国和邓通所铸造的钱币流通于全国。

[3]初，帝分代为二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是岁，徙代王武为淮阳王；以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

[3]当初，文帝把代国封地分为两国。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这一年，文帝把代王刘武改封为淮阳王；改封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得到了原代国的全部封地。

六年（丁卯、前174）

前六年（丁卯，公元前174年）

[1]冬，十月，桃、李华。

[1]冬季，十月，桃树、李树都不合时令地开了花。

[2]淮南厉王长自作法令行于其国，逐汉所置吏，请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从之。又擅刑杀不辜及爵人至关内侯；数上书不逊顺。帝重自切责之，乃令薄昭与书风谕之，引管、蔡及代顷王、济北王兴居以为儆戒。

[2]淮南王刘长自设法令，推行于封国境内，驱逐了汉朝廷所任命的官员，请求允许他自己任命相和二千石官员；汉文帝违背自己的愿望同意了他的请求。刘长又擅自刑杀无罪的人，擅自给人封爵，最高到关内侯；多次给朝廷上书都有不逊之语。文帝不愿意亲自严厉地责备他，就让薄昭致书淮南王，委婉崐地规劝他，征引周初管叔、蔡叔以及本朝代顷王刘仲、济北王刘兴居骄横不法、最终被废被杀之事，请淮南王引以为戒。

王不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奏：“长罪当弃市。”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徙处蜀郡严道邛邮。”尽诛所与谋者。载长以辎车，令县以次传之。

淮南王刘长接到薄昭书信，很不高兴，指派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余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合谋，准备用四十辆辇车在谷口发动叛乱；刘长还派出使者，去与闽越、匈奴联络。反情败露，有关机构追究此事来龙去脉；文帝派使臣召淮南王进京。淮南王刘长来到长安，丞相张苍、代行御史大夫职责的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等大臣启奏：“刘长应被处以死刑。”文帝命令说：“赦免刘长的死罪，废去王号；把他遣送安置在蜀郡严道县的邛邮。”与刘长通谋造反的人，都被处死。刘长被安置在密封的囚车中，文帝下令沿途所过各县依次传送。

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致此。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

袁盎进谏说：“皇上一直骄宠淮南王，不为他配设严厉的太傅和相，所以才发展到这般田地。淮南王秉性刚烈，现在如此突然地摧残折磨他，我担心他突然遭受风露生病而死于途中，陛下将有杀害弟弟的恶名，可如何是好？”文帝说：“我的本意，只不过要让刘长受点困苦罢了，现在就派人召他回来。”

淮南王果愤恚不食死。县传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今为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户。

淮南王刘长果然愤恨绝食而死。囚车依次传送到雍县，雍县的县令打开了封闭的囚车，向朝廷报告了刘长的死讯。文帝哭得很伤心，对袁盎说：“我没听你的话，终于害死了淮南王！现在该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斩杀丞相、御史大夫以向天下谢罪才行。”文帝立即命令丞相、御史大夫逮捕拷问传送淮南王的沿途各县不开启封门送食物的官员，把他们全都处死；用列侯的礼仪把淮南王安葬在雍县，配置了三十户百姓专管看护坟墓。

[3]匈奴单于遗汉书曰：“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帝报书曰：“单于欲除前事，复故约，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

[3]匈奴单于给汉朝廷送来书信说：“前些时候，皇帝谈到和亲的事，与书信的意思一致，双方都很喜悦。汉朝边境官员侵夺侮辱我匈奴右贤王，右贤王未经向我请示批准，听从了后义卢侯难支等人的计谋，与汉朝官吏相互敌对，断绝了两家君主的和好盟约，离间了兄弟之国的情谊，为此我惩罚右贤王，命令他向西方寻找并攻击月氏国。由于苍天降福保佑，将士精良，战马强壮，现已消灭了月氏，其部众已全部被杀或投降，月氏已被我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附近的二十六国，都已归匈奴统辖，所有擅长骑射的游牧部族，都合并为一家，北部由此而统一和安宁。我愿意放下刀兵，休息士卒，牧养马匹，消除以前的仇恨和战争，恢复原来的结好盟约，以安定双方边境的民众。如果皇帝不希望我们匈奴靠近汉的边境，我就暂且诏令匈奴的官民远离边界居住。”汉文帝复信说：“单于准备消除双方以前的不愉快，恢复原来的盟约，朕对此极表赞赏！这是古代圣明君主追求的目标。汉与匈奴相约为兄弟，用来赠送单于的东西是很丰厚的；违背盟约、离间兄弟情谊的事情，多发生在匈奴一方。但右贤王那件事情发生在大赦以前，单于就不必过分责备他了！单于如果能崐按来信所说去做，明确告知大小部属官员，约束他们不再违背和约，守信用，就遵守单于信上的约定。”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初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其后不久，冒顿死去，他的儿子稽粥继位，称为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刚继位，文帝又指派一位宗室的女儿翁主嫁给他做单于阏氏，并派宦官、燕地人中行说去辅佐翁主。中行说不愿意去匈奴，汉朝廷逼迫他去。中行说恼怒地说：“我一定要使汉朝廷深受祸患！”中行说到匈奴以后，就归降了单于，单于很宠信他。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牧。其遗汉书牍及印封，皆令长大，倨傲其辞，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当初，匈奴喜好汉朝的缯帛丝绵和食品。中行说劝单于说：“匈奴的人口，还不如汉朝一个郡的人口多，然而却是汉的强敌，原因就在于匈奴的衣食与汉不同，不需要仰仗于汉朝。现在，假若单于改变习俗，喜爱汉朝的东西；汉朝只要拿出不到十分之二的东西，那么匈奴就要都被汉朝收买过去了。最好的办法是：把所得的汉朝的丝绸衣裳，令人穿在身上冲过草丛荆棘，衣服裤子都撕裂破烂，以证明它们不如用兽毛制成的旃裘完美实用；把所得的汉朝的食物，都扔掉，以显示它不如乳酪便利和味美可口。”于是，中行说教单于的左右侍从学习文字，用以统计匈奴的人口和牲畜数量。凡是匈奴送给汉朝的书信木札以及印封，其规格都增长加宽，并使用傲慢不逊的言辞，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

汉使或訾笑匈奴俗无礼义者，中行说辄穷汉使曰：“匈奴约束径，易行，群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云有礼义，及亲属益疏则相杀夺，以至易姓，皆从此类也。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喋喋占占！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汉朝使者有人讥笑匈奴习俗不讲礼义，中行说总是驳难汉朝使者说：“匈奴的约束简捷明确，容易实行；君臣之间坦诚相见，可维持长久；一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那样容易统一协调。所以，匈奴的伦常虽乱，但却必定拥立宗族的子孙为首领。现在中原汉人虽自称有礼义，但随着亲属关系的日益疏远，就相互仇杀争夺，以至于改姓，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咳！你们这些居住于土室中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多说了，喋喋不休，沾沾自喜！汉朝送给匈奴的缯帛丝绵、好米酒曲，要数量足够，质量好就行了，何必多说话呢！而且，你们所给的东西，如果数量足、质量好，就算了；如果数量不足、质量低劣，那就等到秋熟时，用我们匈奴的铁骑去践踏你们的庄稼！”

[4]梁太傅贾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4]梁国太傅贾谊向文帝上疏说：“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涕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原则的事，很难在一篇上疏中一一列举。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唯独我认为没有达到那种境界。那些说天下已经安定大治的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阿谀逢迎，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来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之地；现在国家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在您面前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案，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使为治，劳志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崐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劳神苦思，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享受的乐趣与现在相同，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匈奴归顺，百姓温良朴素，陛下在世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太宗，得以上配太祖共享祭祀，与大汉天下永存，创设准则，标立纪纲，成为万世的法度；即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仍可以安享太平。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使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能够辅佐您，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呼！

“封立的诸侯王过于强大，就必定产生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封王多 次遭受祸殃，陛下经常为此担忧，这根本就不是安定君主保全臣子的好办法。现在有的诸侯王，本是陛下的亲弟弟，却图谋称东帝，有的本是陛下的亲侄子，却要发兵向西攻打京师；最近又有人检举吴王要图谋不轨了。现在陛下正当壮年，朝政没有过失，恩德有加，他们还做出这般事情；更何况那些最大的诸侯王国，权力几乎是上述几王的十倍呢！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但是，现在天下却基本安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许多大国的封王年龄还小，不到成人的时候，汉朝廷所任命的太傅、相正控制着王国的权力。再过几年，封立的诸侯王基本都成人，血气方刚，朝廷所任命的太傅、丞相只能称病辞职而被罢免，诸侯王在封地内，县丞、县尉以上的官员都是他所安置的私人党羽；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会做出不同于淮南王、济北王谋反的事情来吗！那时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是像尧和舜那样的圣人，也无法做到。

黄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呼！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加之何！

“黄帝说：‘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定要晒东西！手中握有利刃的时候，就要不失时机地宰杀牲畜。’现在如果按照这一原则行事，要保全臣子、安定君主很容易做到；如果不早采取措施，等到骨肉之亲已犯罪，再去诛杀他们，难道与秦朝末年君臣兄弟相互残杀有什么不同吗！那些自恃强大而谋反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廷已幸运地战胜了他们，却又不改变异姓王所以能够造反的客观条件；同姓诸侯王也会仿效他们而图谋叛乱，这已有征兆了，其形势又同以前一样。祸患的变化，不知它的去向，像陛下如此英明的皇帝在位都不能平安，保证社会安定，后世又会怎么样呢！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我私下追寻前事的踪迹，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先造反。长沙王国崐只有二万五千户百姓，在高祖封立的功臣王中，长沙王吴芮功劳小，但他的封国保存最完整，与朝廷的关系疏远，但却最忠心。这不仅因为吴芮的为人与其他诸侯王不同，也是国小势弱这种客观形势使他这样的。假设当初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各自占据数十城的封地而称王，到今天很可能已经残灭了；假若让韩信、彭越一类人物，受封为彻侯而安居，他们得以保全至今，也是可能的。那么，治理天下的根本大计就可知了：要想使受封的诸侯王都忠于朝廷，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国小势弱；要想使臣子不被诛杀剁成肉酱，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要想使天下长治久安，最好的方法是分封许多诸侯王国而削减每个王国的实际力量。王国势弱就容易约束诸侯遵守礼义，封地狭小诸侯就不会有野心。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躯指挥胳臂，胳臂指挥手指，都能服从命令，诸侯王国的封君不敢产生异心，从四面八方一致听命于天子指挥。分割王国的封地，定立制度，把齐、赵、楚各分为若干个小国，使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后世子孙都按次序得到其祖先的一份封地，土地全部分割完毕为止；那些封地被划分为许多小国而国王的子孙很少的封国，先把分割的小国建立起来，暂时空悬封君之位，等生育了子孙之后，再让他们做先已建立的小国的封君；原属诸侯王国所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天子都不贪图，这样做只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而已。如果做到这些，就是让婴儿做皇帝也会安宁无事，甚至于皇帝去世，只留下遗腹之子，群臣对先帝的衣物朝拜天下也不会发生动乱；这样，皇帝在世时可以实现大治，后代人也会称颂圣明。陛下是怕谁而迟迟不这样办呢！

天下之势方病大，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也，又苦。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也，又苦。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目前天下的形势，正如同一个人得了足肿病一样，一只小腿几乎与腰一样粗，一个脚指几乎与大腿一样粗，平常屈指伸腰的活动都不能如意，一两个脚指搐痛，全身都无法应付。错过目前时机不给以医治，必定成为无法医治的顽症，以后即便是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目前的病还不仅仅是得了浮肿，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楚元王的儿子，是皇帝陛下的堂弟；可现在的楚王，却是陛下堂弟的儿子了。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的亲侄子；可现在的齐王，却是陛下侄子的儿子了。与陛下血缘很亲近的人，有的还没有被封立为王，以稳定天下，而那些与陛下血缘很疏远的人，有的却已经手握大权，开始形成对天子的威胁了。所以我才说国家形势之险恶，不仅仅如同人得了浮肿一样，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我所说应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个疾病。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天下的形势，如同一个人正在脚朝上，头朝下倒吊着一样。天子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天子是尊贵的君主。被称为蛮夷的四方部族，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是卑贱的臣属。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夺地方，劫掠人民，极为不敬，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绵和采邑的丝织品。双脚反而在上，头颅却在下面，这样倒吊着，谁也不能解救，国家到了如此地步，能说国家有贤人吗？这是值得人们为之流涕悲伤的。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胜，可为流涕者此也。

“现在陛下不去进攻强敌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圈养的兔子，沉湎于微不足道的娱乐之中而不考虑消除大患，威德声望本来可以远播，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外的地方，朝廷的威望和政令没有效力了。这又是值得为之流涕悲伤的事。

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崐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现在平民居住的房屋，可以用皇帝的衣饰材料装饰墙壁；地位下贱的妓女戏子，可以用皇后的头饰来打扮自己。况且，皇帝自己身穿粗丝黑衣服，而那些富民却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天子的皇后用来加在衣领的边饰，平民的小妾却用来装饰鞋。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满足不了一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不受寒冷之苦，怎么能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聚来分食吃，要想使天下人不受饥挨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交迫，要想使他们不做奸邪的事，是不可能的。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分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今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鞅抛弃礼义和仁爱恩惠，心思全在于进取；他的新法在秦国推行了两年，使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后就出去当卑贱的赘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示出施恩的表情；母亲来拿簸箕扫帚，立即遭到责骂；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竟与公爹并排而坐；媳妇与婆婆关系不好，就公开争吵。秦人只知慈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直到现在，秦人的这种残余风俗还未改变，抛弃礼义，不顾廉耻的风俗，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在发展，每年都有不同。人们在做某件事之前，并不考虑它是否应该做，而只考虑能不能获取利益。现在甚至已有子弟杀其父兄的了。而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安然不觉惊怪，耳闻目睹都不能引起注意，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归向正道，这不是庸俗的官吏能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处理文书档案的工作，而不知道治国的大体。陛下自己又不忧虑这些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怎么不现在就确定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上下下各有等级，秩序井然，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呢！这一制度一确立，后世子孙可以久安，而后代君主就有了可以遵循的准则了。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就如同横渡江河却没有缆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崐。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曰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尊位都传袭了几十代，秦作天子却二世而亡。人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维持了长期的统治，秦无道而十分短促呢？这个原因是可知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按照礼义对待他，有关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到南郊举行礼仪，沿途经过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恭敬地小步快走，所以，太子从婴儿时起，就已经接受了道德礼义的教育。到太子儿童时期，略通人事，三公、三少等官员用孝、仁、礼、义去教育他，驱逐奸邪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这时，天子从天下臣民中审慎地选择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相处，一起活动。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事，所听到的都是正言，所实行的都是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一直与正人相处，他的思想言行不可能不正，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方言一样；经常与不正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不正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地的人不能不说楚地方言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就如同天性，习惯就如同自然。’学习礼义与开发智力同步进行，一起增长，所以无论如何切磋都无愧于心；接受教化与思想见解一起形成，所以道德礼义观念就如同天生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有教育、辅佐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局面全变了，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到的，不是斩首、割人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胡亥头天当了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出以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政，把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惑众，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随便。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胡亥天性凶恶吗？是由于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民间俗语说：‘前车覆，后车诫。’秦朝所以很快灭亡，覆车的辙迹是可见的；但如不避开，后车又将倾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习惯中养成善良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一样，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长大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虽经多重翻译都无法相互交谈，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到那里生活，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就正了，太子正天下就可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崐于将某一行为在它即将发生之前给以制止，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作用难知。用奖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如金石；实施这样的法令，准确无误如春夏秋冬四季；有了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能认为先王不使用奖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杜绝在尚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自己不知不觉地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孔子说：‘审理讼案，我与别人一样；然而我一定要使讼案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首先应审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在内确立，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于外。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完全覆灭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本来就是一个大器物；现在人来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情况，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周武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子孙相传数十代，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几乎祸及自身，而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这样说：‘要判断某人所说的道理正确与否，必须观察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去观察、分析呢！君主的尊贵，如同大堂，群臣好像堂下的台阶，百姓如同平地。所以，如果有九层台阶，堂的边角远离地面，那么，堂就显得很高大；如果台阶没有层，堂的边角接近地面，堂就很低矮。高大的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堂屋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情势就是这样。所以古代明君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外有公、侯、伯、子、男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这个等级序列的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呼！被戮辱者不泰迫呼！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呼！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尊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俗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尚且怕砸坏器物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对于那些接近皇帝的亲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君子，所以对大臣可以命令他自杀而不能刑杀和侮辱。正因为如此，刺面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都不施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就在君主身边；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敢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 的年龄，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接受惩罚，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崐主有不敬行为。现在诸侯王、列侯、三公这些高级官员，都是天子要改容礼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现在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面、割鼻、剃须发、断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正如同堂没有台阶了吗！遭受杀戮凌辱的人不是太迫近皇帝了吗！不提倡廉耻，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就要虽有朝廷大员的地位却像刑徒罪隶那样毫无羞耻之心了吗！望夷宫事变，秦二世被判重罪，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惯习。我听说：鞋不管怎样光鲜，都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不管怎样破旧，不能用来垫鞋底。如果一个人，曾经出任过高级官员，天子曾庄重地对他以礼相待，吏民曾对他俯伏表示敬畏，现在他有了过失，陛下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斥退也可以，命令他自杀也可以，诛灭也可以；如果陛下下令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管理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恐怕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熟知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贬责，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礼敬显贵的。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废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是‘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名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即是确实犯了罪，仍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还是迁就他，为他避讳。所以那些罪在严谴、斥问范围的大臣，听到严谴斥问就身穿丧服，白帽悬挂毛缨，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专用于官员请罪的请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有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割他的脖子。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揪着他的头发斩下首级。君主可以说：‘您自己犯有过失，我对您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爱；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臣子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如果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都只考虑操行，而不去考虑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放心地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君位继承人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君主有什么损失啊！放着这样的事不做，却长期地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我说，这是值得深沉地叹息的。”

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贾谊是因绛侯周勃先前被逮捕下狱，直到最后也没有查出罪证，所以用这样的话来讽劝文帝。文帝认真地采纳他的建议，注意用礼义气节对待臣下，从此之后，大臣犯罪，全都自杀，不受刑杀的凌辱。

七年（戊辰、前173）

前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1]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1]冬季，十月，文帝下诏令规定：对列侯的母亲、夫人、诸侯王的儿子以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不经批准，不得擅自逮捕。

[2]夏，四月，赦天下。

[2]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3]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灾。

[3]六月，癸酉（初二），未央宫门前的东阙上的楼阁罘发生火灾。

[4]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

[4]民间传唱着有关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了感到不安。

八年（己巳、前172）

前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1]夏，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淮南王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崐，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上弗听。

[1]夏季，文帝封淮南厉王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文帝一定要重立淮南国，就上疏进谏说：“淮南王刘长悖逆无道，天下臣民谁不知道他的罪恶！陛下免其死罪而流放他，这已是他的幸运了，他自己得病而死，天下臣民谁不说他该死！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恰恰会导致朝廷承担毁谤之言。刘安等人年岁渐长，怎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春秋时期楚国的白公胜为了给父亲报仇，报复的对象是他的伯父和叔父。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想取代君主占有楚国，只是想发泄怒火实现自己的愿望，敏捷地用手把利刃插入仇人的胸膛，本是要同归于尽而已。淮南地虽小，但黥布曾用它起兵争夺天下，汉朝廷能战胜他，只是天幸。给予仇人足以危害朝廷的资本，这个决策并不高明。给予他们大量积蓄的资财，他们不是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在广阔的都市复仇，就可能像专诸、荆轲那样在朝廷之上行刺。这就是所说的给盗贼送上兵器，给猛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考虑！”文帝没有听他的话。

[2]有长星出于东方。

[2]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九年（庚午、前171）

前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1]春，大旱。

[1]春季，发生大旱灾。

十年（辛未、前170）

前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1]冬，上行幸甘泉。

[1]冬季，文帝去往甘泉宫。

[2]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2]将军薄昭杀了汉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以国法杀他，就派公卿去与他喝酒，想让他自杀，薄昭却不肯自杀；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杀。

臣光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

臣司马光曰：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确实很果断，但却有损于义。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见到舅父，似乎母亲仍然在世一样。何况当时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还健在，她只有这一个弟弟薄昭，文帝杀薄昭毫不留情，这不是孝顺母亲的做法。”我却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不分关系亲疏，无所回避，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不敢依仗有人撑腰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素来被称为长者，文帝不为他选择贤人做师傅去约束他，却任用他掌握兵权；他骄横犯上，以至于敢杀朝廷使者，不是依仗有人撑腰而如此大胆吗！假设文帝赦免了他，那与后来成帝、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又有什么不同呢！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却不赞成他杀薄昭，说：“对舅父之家，皇帝应能让他们安享富贵，不应给他们干政的权力，既然违法犯罪，却又不得不按法律论处。”这是讽刺汉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导致了以后的恶果，魏文帝的评论，是很正确的。由此看来，要想宽慰太后之心，还是从开始就谨慎地行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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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十五卷

汉纪七 太宗孝文皇帝下前十一年（壬申、前169）

汉纪七 汉文帝前十一年（壬申，公元前169年）

[1]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还。

[1]冬季，十一月，文帝巡行代国；春季，正月，文帝自代国返回长安。

[2]夏，六月，梁怀王揖薨，无子。贾谊复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藩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而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而北著之河，淮阳包陈而南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敬身无事，畜乱，宿祸，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帝于是从谊计，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后岁余，贾谊亦死，死时年三十三矣。

[2]夏季，六月，梁怀王刘揖去世，他没有儿子。贾谊再次上疏说：“陛下如果不确立制度，从如今的趋势来看，封国不过传了一代或者两代，诸侯尚且自行其事不受朝廷节制，再扩张强大，朝廷的法度就没有办法实行了。陛下当做屏障和皇太子所能仗恃的，只有淮阳国、代国两个封国罢了。代国，北部与匈奴相接，与强敌为邻，能自我保全就足够了；淮阳国与那些强大的诸侯国相比，仅仅像一个黑痣附着在脸上一样，它恰恰只能诱发大国吞并的欲望，而无力对大国有所牵制。现在权在陛下手中；封立王国却使自已儿子的封国小得只能做被人吞并的诱饵，怎能说设计得好呢！我有个愚笨的计谋，请皇帝把原属淮南国的封地，全划归淮阳国，使淮阳国增大，并且为梁王立继承人，把淮阳北边的两三个城和东郡划归梁国，以扩大梁国的封地。如果不妥，可以把代王改封为梁王，而以睢阳为都城。梁国封地起于新而北面直达黄河，淮阳国的封地囊括了原来陈国的全境并且南部直达长江，那么其他大诸侯国有二心的，也胆战心惊不敢图谋反叛朝廷了。梁国足以阻止齐国和赵国，淮阳国足以禁制吴国和楚国，陛下可以垫高枕头安睡，再没有对崤山以东的忧虑了。这可使两代君主安享太平。现在安然无事，是因为恰巧诸侯王都还年幼，几年之后，陛下就会看见诸侯王带来的危机了。秦始皇日日夜夜苦心劳力以铲除六国之祸；而现在陛下牢牢地控制着天下，一举一动都能如意，却高拱两手安坐，造成新的六国之祸，就难说您有智谋。即便是终您一生太平无事，但却留下了祸乱的根源，对这些危机早就看到了却不去解决，待您百年之后，把危机留给了年迈的老母，幼稚的弱子，使 他们不得安宁，不能说您是仁者。”文帝于是采纳了贾谊的计策，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梁国封地北以泰山为界，西至高阳，共有大县四十多个。又过了一年多，贾谊死去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3]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

[3]文帝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4]匈奴寇狄道。

[4]匈奴侵犯狄道。

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颍川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当时，匈奴经常挑起边境战争，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向文帝上书，谈论战争问题说：“《兵法》说：‘有战无不胜的将军，没有战无不胜的民众。’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不可不慎重地选择良将。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士不选炼，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崐，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听说：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占据有利地形，二是士兵训练有素，三是武器精良。按照《兵法》所说，步兵、车骑兵、弓弩、长戟、矛铤、剑盾等不同的兵种和武器，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地形，各有所长；如果战场地形不利于发挥军队和武器的长处，就可能出现十个士兵不如一个士兵的情况。士兵不经过挑选，军队缺乏训练、起居管理混乱，动静不一致，胜利进攻时跟不上，退避危难时不能一致行动，前军已经刀兵相接，后军却仍松松垮垮，士兵不能随着鸣金击鼓进退，这是不训练军队的错误，这样的军队，一百个人不抵十个用。士兵手中的兵器不齐备不锋利，与徒手作战一样；将士身上的盔甲不坚固，与脱衣露体一样；弩箭射不到远处，与短兵器一样；射不中目标，与没有箭一样；箭虽然射中目标却射不进敌人身体，就与没有箭头一样。这是将领不检查武器导致的祸患，这样的军队，五个人不抵一个用。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是把士卒奉送给敌人；士卒不听号令，是把统兵将领奉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是把他的君主奉送给敌人；君主不精心选择将领，是把国家奉送给敌人。’这四点，是用兵最重要的关键。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臣又听说：在用兵时，依据交战双方国家大小不同、强弱不同和战场地形险峻平缓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对策。自我贬抑，去侍奉大国，这是小国应采取的方法；如果与敌方不分强弱，就应联合其他小国对敌作战；利用蛮夷部族去进攻蛮夷部族，这是中原王朝应该采取的战略。现在匈奴的地形、军事技术与中原有很大不同：奔驰于山上山下，出入于山涧溪流，中原的马匹不如匈奴；在危险的道路上，一边策马奔驰一边射击，中原的骑射技术不如匈奴；不畏风雨疲劳，不怕饥渴，中原将士不如匈奴人；这是匈奴的优势。如果到了平原、地势平缓的地方，汉军使用轻车和骁勇的骑兵精锐，那么匈奴的军队就很容易被打乱；汉军使用强劲的弓弩和长戟，箭能射得很远，长戟也能远距离杀敌，那么匈奴的小弓就无法抵御；汉军身穿坚实的铠甲，手中有锋利的武器，长兵器与短兵器配合使用，弓箭手机动出击，兵按什伍编制统一进攻，匈奴的军队就不能抵挡；有勇力的弓箭手，以特制的好箭射向同一个目标，匈奴用皮革和木材制造的防御武器就会失效；下马在平地作战，剑戟交锋，近身搏斗，匈奴人的脚力就不如汉军；这是中原的军事优势。由此看来：匈奴有三项优势，汉军有五项优势；陛下又动用了数十万军队，去攻伐只有数万军队的匈奴，从兵员数量计算，这是以一击十的战术。士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故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尽管如此，刀兵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由大变小，由强变弱，瞬息之间就会发生。用人的生死去决胜负，失利就难以重振国威，后悔都来不及了。英明的君主在决策时，应立足于万无一失。现在已归降朝廷的胡人、义渠、蛮夷等，部众达数千人，他们的饮食习俗、善于骑射的特长，都与匈奴一样。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绵衣、强劲的弓，锋利的箭，再加上边境各郡的精崐锐骑兵，起用通晓兵法并了解蛮夷部族风俗习惯，能笼络其人心的将领，用陛下明确的约定统率他们。如果遇到险阻，就让这些人冲锋陷阵；在宽阔的平野，就用战车、步兵去制服敌人；两支军队互为表里，各自发挥他们的优势，再加上以众击寡，这是万无一失的战略。”

帝嘉之，赐错书，宠答焉。

文帝很赞赏他的意见，赐给晁错一封复信，以表示宠信。

错又上言曰“臣闻秦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扬、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愤怨，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晁错再一次上书说：“臣听说秦起兵攻打匈奴和百越，不是为了保卫边境安宁、防止人民死于战争，而是残暴贪婪，要想扩大它的疆域，所以，功业没有建立，天下已经大乱。而且如果用兵而不了解敌人的虚实强弱，进攻就会被敌人所俘虏，屯守就会被敌人所困死。北方的胡人和貉人，生性耐寒；南方扬、粤一带的人，生性耐暑。秦朝的戍卒不服南北两地的水土，戍守边疆的死在边境，输送给养的死于路上。秦朝百姓被征发当兵，就如同去刑场被处死，于是秦王朝就征发犯罪的人去戍边，称作‘谪戍’。先是征发犯罪的官吏以及赘婿和商人充军，后来又扩大到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然后又扩大到祖父母、父母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最后强迫居住于闾左按规定不负担兵役的人，也去当兵。胡乱征发，被强迫当兵的人都心怀愤恨，他们遭受必死无疑的厄运，朝廷 却不给以丝毫的报偿，死于战场，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国家免收一算赋税的回报，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秦的暴政祸及自己。陈胜前去戍边，来到达大泽乡，首先为天下人做出了反秦的表率。天下人响应陈胜，如同流水下泄势不可挡，这是秦以严威强制征兵的恶果。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 ，甚大惠也。然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冬夏衣、禀食，能自给而止。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

“匈奴人的衣食来源，不依靠土地，所以经常扰乱边境，往来转移，有时入侵，有时撤走；这是匈奴人的谋生之业，却使中原汉人离开了农田。现在匈奴人经常在边界一带放牧、打猎，察看汉军守边士兵的状况，发现汉军人少，就会入侵。如果陛下不发兵救援，边境百姓不能指望朝廷的救兵，就会萌发投降敌人的念头；如果陛下发兵救援，发兵太少就不起作用，多发援兵，来自于远方的各县援兵刚刚到达，匈奴军队又已撤走了。不撤走聚集在边境的大量军队，军费开支太大；撤走援兵，匈奴人又乘虚而入。这样连年折腾，那么中原地区就会陷入贫困，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了。幸得陛下担忧边境问题，派遣将吏发兵加强边塞防务，这是对边境百姓的很大恩惠。但是现在远方的士兵驻防边塞，一年轮换一批，不了解匈奴人的本领。不如选常居的人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并且用于防御匈奴入侵，利用有利地势建成高城深沟；在战略要地、交通要道，规划建立城镇，规模不小于千户人口。官府先在城中修建房屋，准备农具，再召募百姓来边城居住，赦免罪名，赏给爵位，免除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并向他们提供冬夏季衣服和粮食，直到他们能生产自足时为止。如果崐不给边塞民众优厚的利禄，就无法使他们长期定居在这片危险困苦的土地上。匈奴入侵，有人能从匈奴手中夺回所掠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给他，由官府为他赎买。边塞的百姓得到这样的待遇，就会邻里街坊相互救援帮助，冒死与匈奴搏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对皇帝感恩戴德想有所报答，而是要想保全亲戚邻居，贪恋财产；与那些不了解本地地形并且对匈奴心怀畏惧的东方戍卒相比，他们防御匈奴的功效要高出一万倍。在陛下当政之时，迁徙百姓以充实边防，使远方没有屯戍边境的徭役；而边塞的居民，父子相互保护，免受被匈奴俘虏的苦难；陛下这样做，利益传到后世，得到圣明的名声，这与秦征发满怀怨恨的百姓去戍守边疆，是不能相比的。”

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往边塞定居。

错复言：“陛下幸募民徒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各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民者，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先为筑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晁错再次上书说：“陛下召募迁徙的百姓以充实边塞，使屯戍的徭役越发减省，运输费用更加减少，这是对百姓很大的恩惠。下级官吏的表现如果真能与陛下对百姓的厚惠相称，遵奉陛下的法令，对迁来的应募百姓，照顾其中的老弱，厚待其中的壮士，争取他们的拥护而不去欺凌他们，使先来的人安居乐业而不思念自己的故乡，那么贫民就会感到羡慕，相互劝勉前往边塞了。臣听说古代明君迁徙百姓，要先察看当地是否阴阳调和，品尝水泉是否甘美可口，然后再营造集镇、修筑城池，设计乡里、划分住宅地，先为百姓修筑房屋，配置器物，百姓到达后有可居住的房屋，有可使用的器物。这正是百姓不留恋故乡而相互勉励迁往新居的原因。官府在迁徙的新居住区设置医生、巫神，为百姓医治疾病，主持祭祀。百姓得以男女婚配，生老病死相互照顾，坟墓相互依靠，栽种树木，喂养六畜，屋房完备安全。这样做正是为了让百姓乐于长期定居此地。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政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者，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臣又听说古代明君为了防御敌人入侵，在沿边境的各县创设如下建制：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每十个伍的民户为一里，里设置有假士；每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每十连为一邑，邑设置假候，都选择邑中贤才里有保护能力、熟悉地形、了解民心的人担任这些职务；安居本地就教民众学习射箭，出临边境就教民众学习防御敌人。军事编制形成于内，军事政令就能在外有效地发挥作用。百姓训练有素，不许他们随便迁移，年幼时一同玩乐，成年后共事。夜间战斗，只要听到声音就能互相了解，足以相互救援；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就足以相互识别；友爱之心，足以使他们生死与共。在此基础上，朝廷再以厚赏奖励，以重罚威逼，百姓就会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了。所迁徙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有力的人，只能虚耗衣服粮食，不能用于充实边防；百姓虽然强壮有力，但如果没有好官去治理，也不会有功效。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

“陛下拒绝与匈奴和亲，我私下估计他们冬季会向南进犯；边境一旦大治，就可以重创匈奴，使他们终身不振恢复不了元气。如果想树立汉朝廷的威名，就应该在秋季匈奴刚纵兵入侵时就给以痛击；假若匈奴来犯而不能打败他们，使他们得志而去，以后就不容易降服了。”

错为人峭直刻深，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晁错为人刚直而又严峻苛刻，因辩才而得到太子的宠信，太子家里称他为“智囊”。

十二年（癸酉、前168）

前十二年（癸酉，公元前168年)

[1]冬，十二月，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东郡；大兴卒塞之。

[1]冬季，十二月，黄河在酸枣县决口，向东冲溃了金堤，淹没东郡；朝廷大量征发士卒堵塞决口。

[2]春，三月，除关，无用传。

[2]春季，三月，朝廷宣布废止关隘检查制度，吏民出行不必带证明身份的符传。

[3]晁错言于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夫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3]晁错对文帝说：“英明的君主在位，百姓不受饥寒的折磨，这并不是君主能亲自耕作供给百姓食物，亲自织布为百姓做衣服，而是君主为百姓开辟了生财之路。所以尧遇到九年的大涝灾，商汤七年的大旱灾，而全国并没有被抛弃的病饿者，其原因就在蓄 积多而预先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海内大一统，土地之广、人口之众，不亚于商汤和夏禹时代，再加上没有持续几年的旱涝天灾，但蓄 积却没有那时多，原因何在？是因为土地还有余力没有利用，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可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山林川泽的财富还没有全部开发，不从事生产而消耗粮食的游民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生产。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严寒之时人们急需衣服，不求轻暖，能御寒就穿；饥饿时急需食品，不求香甜可口，能充饥就吃。饥寒临身，人们顾不得讲究廉耻。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餐就会挨饿，一年不做衣服就会挨冻。如果腹中饥饿却得不到食物，肌肤寒冷却得不到衣服，即便是慈父也不能保有他的儿子，君主怎么能够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引导百姓从事农桑耕织，少收赋税，多搞蓄积，用来充实府库，防备旱涝灾害，所以才能稳定对百姓的统治。百姓的善恶，就看君主如何去诱导、统治他们；百姓追求财利，就如同水只会向下流而不选择方向一样。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珠、玉、金、银等物品，饿的时候不能吃，冷的时候不能穿；但是大家都把它们视为珍宝，原因就在于君主使用它们。这些东西轻又小便于收藏，只要拿着握于手掌中的那么一点，就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寒之苦。这可以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主，使百姓轻易地离开故乡，刺激了盗贼的贪欲，使逃亡者得到轻便 的资财。粟、米、布、帛等物，产于土地，按时成长，投入很多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重达数石的粟、米、布、帛，价值有限，一个体力中等的人却已无法搬运，它不会成为资贼劫夺的目标，但人们一天得不到它们，就得忍受饥寒。所以英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崐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现在家中有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为官府服徭役的不少于两个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百亩土地的收获量不超过一百石。农民春季耕种，夏季锄草，秋季收获，冬季贮藏，砍柴，修缮官府房屋，服徭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严寒，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日子；还有民间的人情往来，吊唁死者慰问病人、赡养父母、哺育子女等负担，也得从一百石的收获物中支付。农民如此勤劳困苦，还要再蒙受旱涝灾害，官府政令严苛而赋税繁重，不按规定时间征收赋税，早上发布的政令晚上又有变化。农民家中有资财的，以半价折卖，家中贫穷的，只好去借利息双倍的高利贷，于是就有人卖土地房宅、卖妻卖子以偿还债务了。而那些行商坐贾，实力大的积贮钱财发放双倍利息的高利贷，实力小的坐在市肆中作买卖，依靠手中囤积的物品，每天游荡在都市之中，得知皇帝急需某种物品，就把价格提高到两倍以上。所以商人男的不去耕田耘草，女的不去养蚕纺织，但穿衣服却非穿华丽的绸缎不可，吃饭非吃好米好肉不可。商人不受农民那样的辛苦，却可以得到很多钱财。商人依仗手中大量的钱财，与王侯显贵结交，势力超过了一般官员，于是以财利进行倾轧；商人到千里之外遨游，车子在路上前后相望，络绎不绝。他们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鞭策着肥马，踏着丝制的鞋子，穿着精美的白色绸缎衣服。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现在的当务之急，没有比使百姓从事农耕更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务农，关键在于使全社会把粮食看成为珍宝；使全社会把粮食看做珍宝的方法，在于朝廷 把粮食作为奖惩手段统治百姓。可以召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用以购买爵位免除罪名。这样，富人可以拥有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粮食就不会被屯积。那些能够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粮食有余的，收取余粮供给国家使用，就可以减少对贫困百姓收取的赋税，这就是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公布就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现行的律令规定：有一匹战马的人家，可免除三人的兵役；战马，是天下的重要军事装备，所以给予免除兵役的优待。神农的教令说：‘有高达十仞的石砌城墙，有宽达一百步的滚沸的护城河，有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但没有粮食，那无法守住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是君主的重要资本，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现在百姓缴纳粮食要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能免除一人的兵役，这与对有战马的人的优待相比较，差得太远了。封爵的权力，是君主所专有的，由口而出可以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种的，生长于土地而不会缺乏。得到高等爵位和免除罪名，是天下百姓最迫切的欲望；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以换取爵位、免除罪名，不用三年时间，边塞的粮食储备就必定会很多了。”

帝从之，令民入粟于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文帝采纳晁错的意见，下令规定：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塞，依据输送粮食的多少，分别授给高低不同的爵位。

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大富乐矣。”

晁错又上奏说：“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上复从其言，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确道路，在于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朕亲自率领天下人务农耕种，至今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饿之色；这是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多，而官吏没有切实发展农业。朕屡次颁下诏书，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植，至今未见成效，这就证明官吏没有认真地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况且朕的农民生活很苦而官吏并不去照顾他们，又怎么能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今年把原定征收的土地税的的一半赐给农民。”

十三年（甲戌、前167）

前十三年（甲戌，公元前167年）

[1]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其具礼仪！”

[1]春季，二月，甲寅（十六日），文帝下诏说：“朕亲自率领天下臣民进行农耕，供应宗庙祭祀的粮食，皇后亲自采桑养蚕，供应祭祀的祭服；制定有关此事的礼仪！”

[2]初，秦时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2]当初，秦朝的祝官中有秘祝，一旦出现了灾异，就把造成过失的责任从皇帝身上移到臣子身上。夏季，文帝下诏书说：“朕听说天之道，祸从怨而起，福由德而兴，百官的过失，都应该由朕一人负责。现在秘祝官员把过失的责任推给臣下，是显扬了朕的失德，朕很不赞成。应予废除！”

[3]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3]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当处以肉刑，被逮捕拘压在长安诏狱。他的小女儿缇萦向皇帝上书说：“我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他犯了罪，按法律应判处肉刑。我感到悲痛伤心的是，死人不能复生，受刑者残肢不能再接，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官婢，以抵赎我父亲该受的刑罚，使他得以改过自新。”

天子怜悲其意，五月，诏曰：“《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文帝很怜悯和同情缇萦的孝心，五月，下诏书说：“《诗经》说‘开明宽厚的君主，是爱护百姓的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还没有加以教育就处以刑罚，有的人想改变行为向善，也无路可走了，朕很怜惜！肉刑的残酷，以至于切断人的肢体，摧残人的皮肉，使人终生无法生育，这是多么残酷和不合道德！难道这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别的惩罚去代替它；此外，应规定犯罪的人各依据罪名的轻重，只要不从服刑的地方潜逃，服刑到一定年数，就可以释放他。制定出有关的法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诸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髡者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答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而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为城旦、舂者，各有岁数以免。”制曰：“可。”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定这样的法律条文：“原来应判处髡刑的，改为罚作城旦和城旦舂；原来应判处黥髡刑的，改作钳为城旦、钳为城旦舂；原来应判处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原来应判处斩左脚的，改为笞五百；原来崐判处斩右脚以及杀人之后先去官府自首的，官吏因受贿、枉法、监守自盗等罪名已被处置但后来又犯了应判处笞刑的，全都改为公开斩首。罪犯已被判处为城旦、城旦舂的，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数后赦免。”文帝下达批准文书：“同意。”

是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这一时期，文帝自身谦逊自守，而将相大臣都是老功臣，少文采而多质朴。君臣以导致秦灭亡的弊政为鉴诫，论议国政讲究以宽厚为本，耻于议论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改变了那种互相检举、攻讦的风俗。官吏安于自己的官位，百姓乐于自已的生业，府库储蓄每年都有增加，人口繁衍。风俗归于笃实厚道，禁制法网宽松，有犯罪嫌疑的，从宽发落，所以，刑罚大量减少，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

[4]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4]六月，文帝下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比农业更为重要。现在那些辛苦勤劳的农民，还要缴纳租税，这样做，使从事农耕本业和从事工商末业的人没有区别，说明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不完备，应当免除农田的租税！”

十四年（乙亥、前166）

前十四年（乙亥，公元前166年）

[1]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卒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击匈奴。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1]冬季，匈奴老上单于用十四万骑兵攻入朝那县和萧关，杀了北地郡都尉孙，掳掠了许多百姓和牲畜财产；匈奴骑兵直抵彭阳县境，并派一支奇兵深入腹地烧了回中宫，侦察骑兵一直到了雍地的甘泉宫。文帝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征发一千辆战车、十万骑兵驻扎在长安附近，以防御匈奴进攻；文帝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分别率军屯守上郡、北地郡和陇西郡。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操演军队，颁布军事训令，奖赏将士，准备亲自统兵去征伐匈奴。群臣劝阻他亲征，文帝不从；皇太后坚决阻止，文帝才打消了统兵亲征的念头。于是文帝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为将军，迎击匈奴。匈奴单于在汉塞之内活动了一个多月，才撤退出塞。汉军把匈奴驱逐出边塞之外，就撤兵回境，未能对匈奴有所杀伤。

[2]上辇过郎署，问郎署长冯唐曰：“父家何在？”对曰：“臣大父赵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

[2]文帝乘辇车经过中郎的官府，问郎署长冯唐说：“您老人家原籍是何处？”冯唐回答说：“我的祖父是赵国人，父亲迁居代国。”文帝说：“我在代国时，我的尚食监高祛多次对我称赞当年赵国将军李齐的贤能，讲述他与秦兵大战于钜鹿城下的事情。现在，我每次吃饭，心思没有不在钜鹿的时候。老人家您知道吗？”冯唐回答说：“李齐还不如廉颇、李牧为将带兵的本领大。”文帝拍着大腿说：“唉！我偏偏得不到谦颇、李牧那样的人做将军！有了这样的将军，我难道还担忧匈奴的入侵吗！”冯唐说：“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

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柰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上方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崐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文帝大怒，起身返回宫中，过了许久，召见冯唐，责备说：“您为什么要当众侮辱我，难道没有适当的机会吗！”冯唐谢罪说：“我是个乡鄙之人，不懂得忌讳。”文帝正在担忧匈奴的入侵问题，于是终于再问冯唐说：“您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和李牧呢？”冯唐回答说：“我听说上古明君派遣将军出征时，跪着推将军的车辆前行，而且说：‘国门之内的事，由我来决定；国门以外的事情，请将军裁决。’一切军功、封爵、奖赏的事都由将军在外面决定，回国后再奏报君主。这并不是虚假的传言。我的祖父说：李牧为赵国将军，驻守边境时，把从军中交易市场上收得的税收，都自行用于犒劳将士；赏赐都由将军在外决定，不必向朝廷请示批准。对他委以重任而责令成功，所以李牧才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干；他率领着精选出来的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名善于骑射的骑兵，十万训练有素的将士，所以能够在北方驱逐匈奴，击败东胡，消灭澹林，在西方抑制了强大的秦国，在南方抵御了韩国和魏国；在那个时候，赵国几乎成为一个霸主之国。后来，恰 逢赵王赵迁继位，他听信郭开的谗言，终于诛杀李牧，命令颜聚代替李牧而统兵；正因为如此，赵国军队溃败，将士逃散，被秦军消灭。现在我私下听说魏尚担任云中郡郡守时，把军中交易市场所得的税收全都用来犒劳士卒，还用自已的官俸钱，每五天宰杀一头牛，自已宴请宾客、军吏和幕僚属官，因此，匈奴远避，不敢接近云中边塞。匈奴曾经入侵云中郡一次，魏尚率领车骑部队出击，杀了很多匈奴人。那些士兵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从田间出来参军从征，怎能知道‘尺籍’‘伍符’之类的军令军规！整日拼死战斗，斩敌首级，捕获俘虏，在向幕府呈报战果军功时，只要一个字有出入，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员，就引用军法来惩治他们，他们应得到的赏赐就被取消了；而那些官吏所奉行的法令却必须执行。我认为陛下的赏赐太轻，而惩罚却太重。而且云中郡守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六个，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削去他的爵位，判罚他做一年的刑徒。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啊！”文帝高兴地接受了冯唐的批评。当天，就令冯唐持皇帝信节去赦免魏尚，重新任命魏尚做云中郡守，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

[3]春，诏广增诸祀坛场、币，且曰：“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3]春季，文帝诏令扩大祭祀的场所，增加祭祀所用的玉和币帛，并且说：“朕听说祠官在祭祀的祈福祷告中，都将福归于朕个人，而没有为百姓祈福，朕对此很感惭愧。以朕这样的失德之人，独享神灵的福荫，而百姓们却不能分享，这是加重朕的过失。此后祠官在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个人祈祷祝福！”

[4]是岁，河间文王辟强薨。

[4]这一年，河间王刘辟强去世。

[5]初，丞相张苍以为汉得水德，鲁人公孙臣以为汉当土德，其应，黄龙见；苍以为非，罢之。

[5]当初，丞相张苍认为汉朝得“五行”中的水德。鲁国人公孙臣认为汉朝当属土德，与土德相应，应该出现黄龙；张苍认为公孙臣说的不对，不采纳崐他的观点。

十五年（丙子、前165）

前十五年（丙子，公元前165年）

[1]春，黄龙见成纪。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张苍由此自绌。

[1]春季，成纪县出现了黄龙。文帝召见公孙臣，任命他为博士，与其他学者论证汉得土德的观点，草拟改换历法和改变服色的方案。张苍从此自动黜退。

[2]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见五帝，赦天下。

[2]夏季，四月，文帝第一次亲自前往雍地，对五帝庙行郊祭之礼，并且宣布大赦天下。

[3]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太子家令晁错对策高第，擢为中大夫。错又上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上虽不尽听，然奇其材。

[3]九月，文帝下诏，令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的人，皇帝亲自策问考试。太子家令晁错的对策为高等，文帝提升他为中大夫。晁错又上书文帝，谈论应该削减诸侯王的实力以及应该改的法令，上书共计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见，却对他的才能另眼相看。

[4]是岁，齐文王则、河间哀王福皆薨，无子，国除。

[4]这一年，齐王刘则、河间王刘福去世，都无子，封国被废除。

[5]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于是作渭阳五帝庙。

[5]赵国人新垣平自称善于“望气”，得以进见文帝。他说长安东北有神，结成五彩之气。于是文帝下令在渭阳修建五帝庙。

十六年（丁丑、前164）

前十六年（丁丑，公元前164年)

[1]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阳五帝庙。于是贵新垣平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又于长门道北立五帝坛。

[1]夏季，四月，文帝在渭阳五帝庙郊祭五帝。这时，文帝宠贵新垣平，封为上大夫，赏赐黄金累计一千斤；文帝还让博士、诸生杂采《六经》中的记载，汇集成《王制》，谋划议论巡狩、封禅等事。又在长门亭的道北设立了五帝坛。

[2]徙淮南王喜为城阳王。又分齐为六国；丙寅，立齐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杨虚侯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志为济北王，武成侯贤为川王，白石侯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为胶西王，侯辟光为济南王。淮南厉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

[2]文帝把淮南王刘喜再次封为城阳王。又把齐国分立为六国。丙寅（十七日），文帝封立齐悼惠王在世的六个儿子为王：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武成侯刘贤为川王，白石侯刘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刘为胶西王，侯刘辟光为济南王。文帝封立淮南厉王在世的三个儿子为王：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

[3]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决，通于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3]秋季，九月，新垣平指使人携带玉杯到皇宫门前上书，献宝给文帝。新垣平对文帝说：“宫门前有一股宝玉之气移来。”过了一会，前去查看，果然有人来献玉杯，杯上刻有“人主延寿”四字。新垣平又说：“我算出今天太阳将再次出现在中天。”过了一会儿，太阳向东退行，再次到达中天。于是，决定把文帝在位的第十七年改称为元年，并特许天下人聚会痛饮，以示庆贺。新垣平说：“周朝的大鼎沉没在泗水中。现在黄河决口，与泗水相连通，我看东北正对着汾阴有金宝之气，估计周鼎可能会出世吧！它的征兆已经出现了，如果不去迎接，周鼎是不会来的。”这个时候，文帝派人在汾阴修庙，南面靠崐近黄河，想要通过祭祀求得周鼎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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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元年（戊寅，公元前163年）

[1]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皆诈也”；下吏治，诛夷平。是后，上亦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1]冬季，十月，有人向文帝上书，检举新垣平“所说的一切都是诈骗”，文帝命令司法官员审查，最后，新垣平被诛灭三族。从此之后，文帝对于改变历法、服色及祭祀鬼神的事，也就疏怠了，立于渭阳、长门的五帝庙，隶属于祠官管理，由祠官按照季节时令祭祀，文帝自己不再去了。

[2]春，三月，孝惠皇后张氏薨。

[2]春季，三月，孝惠帝的张皇后去世。

[3]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3]文帝下诏说：“近来连续几年歉收，又有旱涝和疾病的灾害，朕十分担忧。朕愚蠢而不聪明，不知道出现这些灾害的祸根是什么：或许是朕治国有失误、行为有过错吗？是天道不顺，或者是不得地利，人事多有失和，没有供奉鬼神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者是废弃了百官的奉养，所兴办的无用之事太多了吗？为什么百姓缺乏粮食充饥呢？估计土地没有比以前减少，而统计百姓的人口也没有比以前增加，按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来计算，现在比古代还要多；但百姓的粮食却严重缺乏，造成这种失误的根源在哪里？莫非是由于百姓之中从事工商末业而损害农耕本业的人多，造酒大量耗费了粮食，六畜吃得太多了吗？这些大大小小的原因，我不知道哪个是最主要的，可以由丞相、列侯、二千石官员、博士共同议论这个问题，有能够帮助百姓的意见，可按照各自的思路，去做深远的探讨，无所隐瞒地全都告诉我！”

二年（己卯、前162）

后二年（己卯，公元前162年）

[1]夏，上行幸雍阳宫。

[1]夏季，文帝前往雍地的阳宫。

[2]六月，代孝王参薨。

[2]六月，代王刘参去世。

[3]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上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与匈奴和亲。

[3]匈奴连年入寇边境，杀害、掳掠了许多百姓及其牲畜财产，云中郡和辽东郡所受侵害最为严重，受害人数每郡多达一万余人。文帝担忧匈奴的入侵，就派使臣给匈奴送去书信，匈奴单于也派一位当户来汉朝廷 答谢，汉与匈奴恢复了和亲关系。

[4]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帝时大臣，余见无可者。御史大夫梁国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封关内侯；庚午，以嘉为丞相，封故安侯。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钜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幸无比。嘉尝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令使人召若。”通诣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嘉坐自如，弗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命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上泣曰：“丞相几杀臣！”

[4]八月，戊戌（疑误），文帝罢免了丞相张苍的职务。文帝因为皇后的崐弟弟窦广国贤能，品行好，想任命他为丞相，说：“恐怕天下人会以为我偏爱窦广国。”考虑很久，认为不能用他为丞相，而高帝时代的大臣，现在健在的人中，又没有能胜任丞相职务的人。御史大夫梁国人申屠嘉，当年曾以步兵强弩射手的身份跟随高帝征战，封为关内侯；庚午（初四），文帝任命 申屠嘉为丞相，封为故安侯。申屠嘉为人廉洁正直，在家中不接见私人拜谒的人。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得皇帝宠幸，赏赐的财物累计万万钱；文帝曾在他家中欢宴饮酒，宠幸的程度无人能够相比。申屠嘉曾来朝见文帝，见到邓通正在文帝身边，礼节很简慢。申屠嘉奏报完了政事，就说：“陛下如果宠信亲近臣子，可以让他富贵，至于朝廷之礼，却不能不整肃。”文帝说：“你不必说了，我私下会告诫他。”散朝之后，申屠嘉坐在丞相府中，用公文召邓通来丞相府。邓通不来，申屠嘉便要斩杀邓通。邓通很恐惧，进宫去告知文帝，文帝说：“你只管前去，我会派人召你。”邓通来到丞相府，摘下帽子，赤着双脚，向申屠嘉叩头请罪。申屠嘉坐着，安然自若，不予礼待，责备说：“朝廷，那是高皇帝的朝廷。你邓通只不过是一个小臣，意在殿上戏闹，这是大不敬之罪，该判处斩首。来人！立即把邓通处斩！”邓通吓得一再磕头，磕得头到处流血，申屠嘉仍不表示宽恕。文帝估计丞相已让邓通吃了苦头，就派使者持皇帝信节前来传唤邓通，并且转达文帝向丞相表示歉意的话：“这个人是我所戏弄的昵臣，您就赦免了他吧！”邓通回到宫中，哭着对文帝说：“丞相差一点杀了我！”

三年（庚辰、前161）

后三年（庚辰，公元前161年）

[1]春，二月，上行幸代。

[1]春季，二月，文帝前往代国。

[2]是岁，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

[2]这一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其子军臣单于继位。

四年（辛巳、前160）

后四年（辛巳，公元前160年

[1]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1]夏季，四月，丙寅晦（疑误），出现了日食。

[2]五月，赦天下。

[2]五月，文帝宣布大赦天下。

[3]上行幸雍。

[3]文帝前往雍县。

五年（壬午、前159）

后五年（壬午，公元前159年）

[1]春，正月，上行幸陇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1]春季，正月，文帝前往陇西郡；三月，文帝前往雍县；秋季，七月，文帝前往代国。

六年（癸未、前158）

后六年（癸未，公元前158年）

[1]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月余，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乃拜周亚夫为中尉。

[1]冬季，匈奴三万骑兵入侵上郡，三万骑兵入侵云中郡，杀害和掳掠了很多军民，报警的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和长安城。朝廷 任命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崐将军，率军屯守飞狐；任命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守句注；命将军张武屯守北地郡；命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细柳；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霸上；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扎棘门，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犒劳军队，到达驻扎霸上和棘门的军营时，文帝一行人直接驰马进入营垒，将军和他的部属都骑着马迎送文帝出入。接着文帝到达细柳的军营，只见将士们身披铠甲，手执锋利的武器，张满弓弩。文帝的先导队伍到达，不能进入军营。先导说：“天子马上就到了！”把守军门的都尉说：“将军命令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天子的诏令。’”过了一会，文帝来到，也不能进入军营。于是文帝便派使者持节诏告将军：“朕想进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才传达军令说：“打开军营大门。”守卫军营大门的军官向皇帝的车马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在军营内不许策马奔跑。”文帝一行人便拉着马缰绳缓慢地前进。来军营中，周亚夫手执兵器对着文帝拱手作揖说：“身上穿着盔甲的武士不能下拜，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陛下。”文帝被打动了，面容变得庄重肃穆，手扶车前的横木，向军营将士致意，并派人向周亚夫表示谦意，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完成了劳军的仪式后离去。走出营门，群臣都表示惊讶。文帝说：“唉！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呢！前面所经过的霸上和棘门的军队，如同儿戏罢了，那些将军很容易受到袭击而被人俘虏。至于周亚夫，谁能冒犯他呢！”文帝对周亚夫称赞了很久。过了一个多月，汉军到达边境，匈奴远远地离开了边界，汉军也就撤回来了。于是，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

[2]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

[2]夏季，四月，大旱，出现蝗灾。文帝下令：诸侯封国停止向朝廷进贡；取消禁止百姓进入山林川泽的命令；减少御用衣服、车马等诸项开销；裁减专为皇帝服务的郎官人数；打开官府仓库救济百姓；允许百姓出卖爵位。

七年（甲申、前157）

后七年（甲申，公元前157年）

[1]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万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惧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跣；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乙巳，葬霸陵。

[1]夏季，六月，己亥（初一），文帝在未央宫驾崩。文帝留下的遗诏说：“朕听说，天下万物萌生，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的常理，是万物的自然规则，有什么值得特别悲哀的呢！现在这个时代，世人都乐于生而厌恶死，为了厚葬而破产，为了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健康，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况且，朕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德行，没有帮助百姓，现在死了，如果再让臣民们长期地为朕服丧哭悼，经历寒暑变化那么久，使民众父子悲哀，老人伤感，减少了他们的饮食，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是加重了朕的失德，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朕获得了保护宗庙的权力，以渺小之身，托身于天下君王之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依赖上天的神灵，社稷的福运，才使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朕确实不聪明，时常害怕自己做出错事，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惧怕年久日长，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又可在高庙奉养高帝，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诏告天下官员百姓：令到以后，哭吊三天，就都脱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亲戚中应当参加丧事穿丧服哭吊的，都不要赤脚；孝带不要超过三寸粗；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蒙盖丧布；不要调发百姓到宫中来哭吊；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哀哭十五次，礼仪完毕就停止哭祭；非早晚哭祭时间，禁止擅自前来哭祭崐；棺椁入土后，凡属‘大功’的宗室 亲戚，穿丧服十五天，‘小功’穿丧服十四天，‘纤服’穿丧服七天，然后脱下丧服。其他未在诏令中规定的问题，都要比照诏令的用意办理。此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使大家清楚知道朕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都送归母家。”乙巳（初七），文帝被安葬在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尝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文帝即位已来，历时二十三年，宫室、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都没有增加；有对百姓不便的禁令条例，就予以废止以利于民众。文帝曾想修建一个露台，召来工匠计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财产的总和，我居住着先帝的宫室，经常惧怕使它蒙羞，还修建露台干什么呢！”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他宠爱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不拖到地面；所用的帷帐都不刺绣花纹，以显示朴素，为天下人做出表率。修建霸陵，都使用陶制器物，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利用山陵形势，不另兴建高大的坟堆。吴王刘濞伪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反而赐给他几案手杖。群臣之中，袁盎等人的进谏言辞激烈而尖锐，文帝常常予以宽容并采纳他们的批评意见。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事情被觉察后，文帝反而赏赐他们钱财，使他们心中愧咎；他全力以德政去教化百姓。所以，国家安宁，百姓富裕，后世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2]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2]丁未（初九），太子刘启即位称帝。尊奉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3]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3]九月，在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4]是岁，长沙王吴著薨，无子，国除。

[4]这一年，长沙王吴著去世，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初，高祖贤文王芮，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

当初，高祖很赏识长沙文王吴芮的贤德，给御史下达诏令：“长沙王吴芮忠于朝廷，应该写入令中，特封为王。”到孝惠帝、高后统治时期，将吴芮的两个庶子为列侯，各自传国数代之后断绝。

孝景帝上元年（乙酉、前156）

汉景皇帝前元年（乙酉，公元前156年）

[1]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制曰：“可。”

[1]冬季，十月，丞相申屠嘉等大臣奏请：“功勋没有大过高皇帝的，圣德没有超过孝文皇帝的。高皇帝的庙，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祖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宗庙。后世的天子，应该世世代代供奉太祖、太宗庙，各郡和各国诸侯都应该在当地为孝文皇帝修建太宗庙。”景帝下达批复：“可以。”

[2]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2]夏季，四月，乙卯（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3]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3]景帝派遣御史大夫陶青，到代国边塞，与匈奴和亲。

[4]五月，复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税一。

[4]五月，朝廷恢复向百姓征收田税的一半，税率为三十分之一。

[5]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岁，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5]当初，文帝废除肉刑，表面上有减轻刑罚之名，实际上却多杀了人；原判斩右脚的改死刑；原判斩左脚的改笞打五百下，原判割鼻的改笞打三百，这些人大多被打死。这一年，景帝下诏说：“增加笞打数与处死没有什么不同；即便侥幸而保住生命，也成了残废，无法维持生计。应制定法律：原定笞打五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三百下；原定笞打三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二百下。”

[6]以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张欧为廷尉，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宗正，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仁始为太子舍人，以廉谨得幸。张欧亦事帝于太子宫，虽治刑名家，为人长者；帝由是重之，用为九卿。欧为吏未尝言按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

[6]景帝任命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任命张欧为廷尉，任命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宗正，任命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周仁原来做过太子舍人，因为人廉洁谨慎而得到宠幸。张欧也曾经在太子宫中侍奉过景帝，他虽然研究刑名法律的学问，为人却很宽厚；景帝因此很器重他们，任用他们为九卿。张欧做官，未曾说过要审查别人，专门以诚厚长者居官用事；他的部属认为他是一位宽厚长者，也不敢太欺蒙他。

二年（丙戌、前155）

前二年（丙戌，公元前155年）

[1]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1]冬季，十二月，西南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2]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2]景帝命令全国男子，从二十岁开始到官府登记成为正丁，承担国家的徭役和兵役。

[3]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为河间王，阏为临江王，馀为淮阳王，非为汝南王，彭祖为广川王，发为长沙王。

[3]春季，三月，甲寅（二十七日），景帝封立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为临江王，刘馀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

[4]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

[4]夏季，四月，壬午（二十五日），太皇太后薄氏驾崩。

[5]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时内史晁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垣也。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内史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丞相嘉谢。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欧血而薨。错以此愈贵。

[5]六月，丞相申屠嘉去世。当时，内史晁错多次请求单独与景帝谈论国政，景帝每每采纳他的意见，受宠幸超过了九卿，经晁错的建议修改了许多法令。丞相申屠嘉因景帝不采用他的意见而自行黜退，很恨晁错。晁错作为内史，内史府的门东出不便，就另开了一个门南出。这个南门，开凿在太上皇庙外空地的围墙上。申屠嘉听说晁错打通了宗庙的墙，就上奏景帝，请诛杀晁错。有人把此事告知晁错，晁错很害怕，夜里入宫求见景帝，向景帝自首，寻求保护。到天亮上朝时，申屠嘉奏请诛杀内史晁错。景帝说：“晁错所打通的墙，并不是真正的庙墙，而是宗庙外边的围墙，原来的一些散官住在那里；而且又是我让晁错这样做的，晁错没有罪。”丞相申屠嘉只好表示谢罪。散朝之后，申屠嘉对长史说：“我后悔没有先把晁错斩首再去奏请皇上认可，现在却被晁错所欺。”回到府中，申屠嘉吐血而死。晁错因此越发尊贵。

[6]秋，与匈奴和亲。

[6]秋季，汉朝与匈奴和亲。

[7]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丁巳，以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7]八月，丁未（疑误），景帝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丁巳（初二），景帝任命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8]彗星出东北。

[8]彗星,出现在东北天空中。

[9] 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9]秋季，衡山国境内下了一场冰雹，大的直径有五寸，冰雹堆积最厚的地方达二尺。

[10]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

[10]火星逆行靠近了北极星，月亮反常地经过了北极星的天区；木星在太微星座逆行。

[11]梁孝王以窦太后少子故，有宠，王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地。赏赐不可胜道，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吴人枚乘、严忌，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人司马相如之属皆从之游。每入朝，上使使持节以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至，宠幸无比；入则侍上同辇，出则同车，射猎上林中；因上疏请留，且半岁。梁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11]梁孝王因为是窦太后的小儿子，受到宠爱，封国内有四十多座城，封地是全国最肥沃富饶的土地。给他的赏赐多得说不清，府库中所藏的金钱接近了一百万万，珠玉宝器比京城还要多。梁孝王修建了方圆三百余里的东苑，扩大其都城睢阳城的规模，使之达到周长七十里，大规模兴建宫室，修建了架于空中的通道，从宫室 连接到平台达三十余里。招揽延聘四方豪杰，如吴地人枚乘、严忌，齐地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地人司马相如之流，都跟随他交游。每当梁王入朝时，景帝都派出使者持皇帝符节、用四匹马拉着皇帝专用的车辆，到函谷关前迎接梁王。梁王到达长安之后，所受的宠幸无人可比；进入皇宫就陪侍景帝乘坐同一辇车，外出就与景帝乘坐同一御车，在上林苑中射猎。梁王借机向景帝上书，要求留居长安，一住将近半年。梁王的侍中、郎官、谒者都在名册上登记，可出入天子的殿门，与朝廷的宦官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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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十六卷

汉纪八 孝景皇帝下前三年（丁亥、前154）

汉纪八 汉景帝前三年（丁亥，公元前154年）

[1]冬，十月，梁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梁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詹事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由此憎婴；婴因病免；太后除婴门籍，不得朝请。梁王以此益骄。

[1]冬季，十月，梁王来长安朝见景帝。当时，景帝没有立太子，与梁王宴饮时，景帝很舒缓地说：“等我百年之后，把帝位传给你。”梁王表示谦谢，虽然知道这不是认真的话，但心中很高兴；窦太后也是如此。詹事窦婴捧着一杯酒献给景帝说：“这个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帝位由父亲传给儿子，这是汉朝的规定，皇上怎么能够传给梁王！”窦太后因此憎恶窦婴；窦婴便借口有病而辞职；窦太后在准许出入皇宫殿门的名册上除去了窦婴的姓名，不许他参加春秋两季的盛大朝会。梁王因此更加骄横。

[2]春，正月，乙巳，赦。

[2]春季，正月，乙巳（二十二日），景帝下达赦令。

[3]长星出西方。

[3]彗星出现在西方天空。

[4]洛阳东宫灾。

[4]洛阳的东宫发生火灾。

[5]初，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系治、验问吴使者；吴王恐，始有反谋。后使人为秋请，文帝复问之，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吴王恐，以故遂称病。夫‘察见渊中鱼不祥’；唯上弃前过，与之更始。”于是文帝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

[5]当初，孝文帝在位时，吴国太子进京朝见文帝，得以陪伴皇太子饮酒、博戏。吴太子在博戏过程中与太子争棋路，态度不恭；皇太子就拿起棋盘猛击吴太子，把他打死了。朝廷送他的灵柩回去安葬，灵柩到达吴国，吴王恼怒地说：“天下都是刘氏一家的天下，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送回来安葬呢！”吴王又把太子的灵柩送回长安安葬。吴王从此渐渐失去藩臣的礼节，声称身体有病，不来朝见皇帝。京城知道吴王是为了儿子的缘故，就拘留和审问吴国的使者；吴王恐惧，开始产生了谋反的念头。后来，吴王派人代替他去长安行秋季朝见之礼，文帝再一次追问吴王不来朝见的原因，使臣回答说：“吴王其实没有生病；朝廷拘留了几批吴国使者，又治他们的罪，吴王恐惧，所以才声称有病。有这么一句话，‘察见深潭中的鱼，不吉利’；希望皇上不再追究他以前的过失，让他改过自新。”这样，文帝就释放了吴国使者，让他们回去；并且赏赐给吴王几案和拐杖，表示照顾他年事已高，不必前来朝见。吴王见朝廷不再追究他的罪名，谋反之心也就渐渐消除了。但是，因为他国内有冶铜、制盐的财源，便不向百姓征收赋税；百姓应该为官府服役时，总是由吴王发给代役金，另外雇人应役；每到年节时，慰问有贤才的士人，赏赐平民百姓；其他郡国的官吏要来吴国捕捉流亡的人，吴国公然阻止，不把罪犯交出去。这样，前后持续了四十多年。

晁错数上书言吴过，可削；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帝即位，错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 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及楚王戊来朝，错因言：“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

晁错多次上书奏说吴王的罪过，认为可以削减其封地；汉文帝宽厚，不忍心惩罚，所以吴王日益骄横。等到汉景帝即位，晁错劝说景帝：“当初，高帝刚刚平定天下，兄弟少，儿子们年幼，大封同姓诸侯王，封给齐国七十多座城，封给楚国四十多座城，封给吴国五十多座城；封给这三个并非嫡亲的诸侯王的领地，就去了全国的一半。现在，吴王以前因有吴太子之死的嫌隙，假称有病不来朝见，按照古法应当处死。文帝不忍心，因而赐给他几案手杖，对他是恩德极为深厚，他本应该改过自新；但他反而更加骄横无法，利用矿山采铜铸钱，熬海水制盐，招诱天下流亡人口，图谋叛乱。如今，削减他的封地他会叛乱，不削减他的封地，他也会叛乱；如果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快，祸害会小一些；如果不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慢，将来有备而发，祸害更大。”景帝下令公卿、列侯、宗室 共同讨论晁错的建议，没有人敢与晁错辩驳；只有窦婴一人坚决反对，从此与晁错之间产生了矛盾。等到楚王刘戊来京朝见，晁错借机说：“刘戊去年为薄太后服丧期间，在服丧的居室里私下奸淫，请求处死他。”景帝下诏，免去刘戊的死罪，但把原楚国封地东海郡收归朝廷。另外，在前一年，赵王有罪，朝廷削夺了他的常山郡；胶西王刘因在卖爵事上有不法行为，朝廷削夺了他封地中的六县之地。

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发谋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者，闻胶西王勇，好兵，诸侯皆畏惮之，于是使中大夫应高口说胶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贼，侵削诸侯，诛罚良重，日以益甚。语有之曰：‘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疾，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患见疑，无以自白，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过。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将柰何？”高曰：“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于天下，意亦可乎？胶西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营惑天子，侵夺诸侯，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所以起也。吴王内以晁错为诛，外从大王后车，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果，乃身自为使者，至胶西面约之。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为叛逆以忧太后，非计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王不听，遂发使约齐、川、胶东、济南，皆许诺。

朝廷大臣们正在议论削夺吴王的封地。吴王刘濞恐怕削夺没有止境，就打算举兵叛乱；想到其他诸侯王没有足以共商大事的，听说胶西王刘勇武，喜欢兵法，诸侯都畏惧他，于是，吴王派中大夫应高去亲口游说胶西王刘，说：“现在，主上重用奸邪之臣，听信谗言恶语，侵夺削弱诸侯国，对诸侯王的惩罚极为严厉，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俗语有这样的说法：‘开头吃糠，后来就会发展到吃米。’吴国和胶西国，都是著名的诸侯王国，同时朝廷注意，不会有安宁了。吴王身体患有暗疾，已有二十多年不能朝见，时常担心受到朝廷怀疑，无法自己表白，缩紧肩膀、脚压着脚地自我约束，仍怕得不到朝廷的宽容，我私下听说大王因出卖爵位的过失而受朝廷处置。我所听到的其他诸侯被削夺封地的事情，若按所犯罪名来处理，都不应该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恐怕朝廷的用意，不仅仅是要削夺诸侯王的封地吧！”胶西王刘说：“我确实有被削夺的事。你认为该怎么办？”应高说：“吴王自认为与大王面临着共同的忧患，希望顺应时势，遵循情理，牺牲生命去为天下消除祸患，我想您也同意吧？”胶西王大吃一惊，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天子待诸侯虽然很严苛，我只有一死了事，怎能起意反叛呢？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在天子身边蒙骗蛊惑，侵夺诸侯封地，诸侯王都有背叛之心，从人事来看，形势已发展到极点了。彗星出现，蝗灾发生，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而且愁恼困苦的局势，正是圣人挺身而出之时。吴王准备对朝廷提出清除晁错的要求，在战场上则跟随于大王之后，纵横天下，所向无敌，锋芒所指之处，没有人胆敢不服。大王若真能许诺一句话，吴王就率领楚王直捣函谷关，据守荥阳、敖仓的粮库，敌御汉军，整治好驻扎之地，恭候大王到来。有幸得到大王光临，就可以吞并天下，吴王和大王平分江山，不也很好吗！”胶西王说：“好！”应高返归崐吴国，向吴王汇报，吴王还怕胶西王不实行诺言，就亲自前往，到胶西国与刘当面约定。胶西国群臣中，有人得知胶西王的图谋，谏阻说：“诸侯王的封地还不到汉朝廷的十分之二，发动叛乱而使太后担忧，这不是高明的计策。现在侍奉一个天子，都说不容易；假设吴与胶西的计划能够成功，两位君主并立相争，祸患就更多了。”胶西王不听，于是派使者与齐王、川王、胶东王、济南王约定共同举事，这些诸侯王都答应了。

初，楚元王好书，与鲁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诗》于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子夷王、孙王戊即位，常设，后乃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韦孟作诗讽谏，不听，亦去，居于邹。戊因坐削地事，遂与吴通谋。申公、白生谏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于市。休侯富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

当初，楚元王刘交喜爱书籍，和鲁地人申公、穆生、白生都拜浮丘伯为师，学习《诗经》；等到他当了楚王，就任命他们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喜欢喝酒；楚元王每次设宴饮酒时，都特意为穆生准备甜酒。等到楚元王的儿子夷王以及孙子刘戊为王时，也总在举行宴会时为穆生特备甜酒，但以后就忘记这样做了。穆生退席而出，说：“应该离去了！不特设甜酒，说明楚王对我已怠慢了；再不离去，楚王将会给我戴上刑具在街市上示众。”于是，穆生声称有病，卧床不起。申公、白生极力劝他继续为楚王效力，说：“你就不念先王的恩德吗？现在楚王一时稍有礼貌不周怎么至于这样！”穆生说：”《易经》上说：‘知道契机的神妙吗？契机，是动机的微妙变化，是显示吉凶的先兆。君子看到契机而采取行动，并不整天等待。’先王礼待我们三人的原因，是他心中有道义；现在楚王怠慢我们，是忘记了道义。怎么能和忘记了道义的人长期共处，难道我这样只是因为那区区的礼节吗！”于是，穆公声称有病，离开了楚国。申公和白生却继续留任楚国。楚王刘戊逐渐荒淫残暴，太傅韦孟作了一首诗，用来进行委婉的批评，楚王不加理睬，韦孟也离开楚国，去邹地居住。刘戊因犯罪被朝廷削夺封地，就与吴王刘濞通谋，准备叛乱。申公、白生去劝谏刘戊，刘戊将他们二人罚为罪徒，让他们被绳拴着，穿着刑徒的红褐色囚衣，在街市上舂米。休侯刘富派人来劝阻楚王，楚王说：“叔父不与我合作，我一旦起事，就先攻打叔父了！”休侯刘富害怕，就与他的母亲太夫人逃奔长安。

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吴王遂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川、济南、楚、赵亦皆反。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王戊，戊杀尚、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谏王遂，遂烧杀建德、悍。齐王后悔，背约城守。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发兵。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与川、济南共攻齐，围临灾。赵王遂发兵住其西界，欲待吴、楚俱进，北使匈奴与连兵。

及至朝廷削夺吴国会稽郡、豫章郡的文书到达，吴王刘濞就首先起兵，杀死朝廷任命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胶西王、胶东王、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也都举兵叛乱。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阻楚王刘戊，刘戊杀死了张尚和赵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谏止赵王刘遂，刘遂将他们两人烧死。齐王后悔通谋叛乱，违背与吴楚的盟约，依据城池进行抵御。济北王的城墙坏了没有修好，他的郎中令劫持了他，使他无法举兵参加叛乱。胶西王和胶东王为统帅，联合川王、济南王共同攻打齐国，围攻齐国都城临淄。赵王刘遂把军队调往赵国西部边境，准备与吴、楚等国军队联合进攻，又向北方的匈奴派出使者，联络匈奴一起举兵。

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凡二十余万人。南使闽、、东越，闽、东越亦发兵从。吴王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罪状晁错，欲合兵诛之。吴、楚共攻梁，破棘壁，杀数万人；乘胜而前，锐甚。梁孝王遣将军击之，又败梁两军，士卒皆还走。梁王城守睢阳。

吴王征发了所有士卒，下令全国说：“我今年六十二岁了，亲自担任统帅；我的小儿子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有年龄上与我一样，下与我的小儿子一样的人，都征发从军！”吴国共征发了二十多万人。吴王向南方派出使者去联络闽、东越，闽和东越也发兵响应。吴王在广陵起兵，向西渡过淮河，随即与楚国的军队合并，派使者致书诸侯，指控晁错罪状，准备联合进兵诛杀晁错。吴、楚两国军队一起攻打梁国，攻破了棘壁，杀死数万人；吴、楚联军乘胜前进，兵锋锐不可当。梁孝王派将军迎击，又有两支军队被吴楚联军打败，梁军士兵都向后逃跑。梁王固守都城睢阳。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及七国反书闻，上乃拜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复召窦婴，拜为大将军，使屯荥阳监齐、赵兵。

当初，汉文帝临终前，告诉太子说：“假若国家有危难，周亚夫足以胜任军队统帅的重担。”等到七国叛乱的文书到达朝廷，景帝就任命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统帅三十六位将军及其部队，前去迎击吴、楚叛军；派遣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境叛军；景帝又召回窦婴，任命他为大将军，让他率军驻守荥阳，监督用兵于齐国和赵国境内的汉军。

初，晁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欢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

当初，晁错所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诸侯王纷纷议论表示反对。晁错的父亲得知消息，从颍川赶来京师，对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事，侵夺削弱诸侯，疏离人家的骨肉，舆论都怨恨你，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晁错说：“本当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天子不尊贵，宗庙不安宁。”他的父亲说：“这样做，刘氏的天下安宁了，但晁氏却危险了，我离开你回去了！”他父亲就服毒自杀，临死前说：“我不忍心见到大祸临到我身上！”此后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就以诛除晃错为名一同举兵叛乱。

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素与吴相袁盎不善，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及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错谓丞、史曰：“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错犹与未决。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至前，口对状。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上问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对曰：“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杰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杰，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错曰：“盎策之善。”上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厢，甚恨。上卒问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密装治行。后十余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制曰：“可。”错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上乃使袁盎与吴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吴。

景帝与晁错商谈出军平叛的事情，晁错想让景帝统兵亲征而他自己留守长安；晁错又建议：“徐县、僮县附近一带，吴国没有攻占的地方，可以送给吴国，争取他们退兵。”晁错一直与吴相袁盎不友善，有晁错在某处就坐，袁盎总是避开；袁盎出现在何处，晁错也总是避开；两人未曾在同一个室内说过话。等到晁错升任御史大夫，派官员审查袁盎接受吴王财物贿赂的事，处以相当崐的刑罚，确定袁盎有罪；景帝下诏赦免袁盎，把他降为平民。吴、楚叛乱发生后，晁错对御史丞、侍御史说：“袁盎接受了吴王的许多金钱，专门为吴王掩饰，说他不会叛乱；现在，吴王果然反叛了，我想奏请严惩袁盎，他肯定知道吴王的密谋。”御史丞、侍御史说：“如果在吴国叛乱前，治袁盎的罪，可能会中止叛乱密谋；现在叛军大举向西进攻，审查袁盎，能有什么作用！况且，袁盎不会参预密谋。”晁错犹豫不决。有人把晁错的打算告知了袁盎，袁盎很害怕，连夜去见窦婴，对他说明吴王叛乱的原因，希望能面见景帝，亲口说明原委。窦婴入宫奏报景帝，景帝就召见袁盎。袁盎入宫晋见，景帝正与晁错在调度军粮。景帝问袁盎：“现在吴、楚叛乱，你觉得局势会怎样？”袁盎回答说：“不值得担忧！”景帝说：“吴王利用矿山就地铸钱，熬海水为盐，招诱天下豪杰；到年老发白时举兵叛乱，如果他没有计出万全的把握，难道会起事吗？为什么说他不能有所作为呢？袁盎回答说：“吴王确实有采铜铸币、熬海水为盐的财利，但哪有什么豪杰被他招诱去了呢！假若吴王真的招到了豪杰，豪杰也会辅佐他按仁义行事，也就不会叛乱了。吴王所招诱的，都是些无赖子弟、没有户籍的流民、私铸钱币的坏人，所以才能相互勾结而叛乱。”晁错说：“袁盎分析得很好。”景帝问：“应采取什么妙计？”袁盎说：“请陛下让左右回避。”景帝让人退出，唯独还有晁错在场；袁盎说：“我要说的话，任何臣子都不应听到。”景帝就让晁错回避。晁错迈着小而快的步伐，退避到东边的厢房中，对袁盎极为恼恨。景帝突然问袁盎，袁盎回答说：“吴王和楚王互相通信，说高皇帝分封子弟为王，各自有封地，现在贼臣晁错擅自贬谪诸侯，削夺他们的封地，因此他们才造反，准备向西进军，共同诛杀晁错，恢复原有的封地才罢休。现在的对策，只有斩晁错，派出使臣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那么，七国的军队可以不经过战争就都会撤走。”于是，景帝沉默了很长时间，说：“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不会为了爱惜他一个人而向天下谢罪的。”袁盎说：“我计策就是这样，请皇上认真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收拾行装，做出使吴王的准备。过了十多天，景帝授意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上疏弹劾晁错：“辜负皇上的恩德和信任，要使皇上与群臣、百姓疏远，又想把城邑送给吴国，毫无臣子的礼节，犯下了大逆无道之罪。晁错应判处腰斩，他的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公开处死。”景帝批复说：“同意所拟判决。”晁错对此却一无所知。壬子（二十九日），景帝派中尉召晁错，欺骗他说坐着车巡察市中，于是，晁错穿着上朝的官服在东市被斩首。景帝就派袁盎与吴王的侄子、宗正德侯刘通为使臣，出使吴国。

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谒者仆射邓公正担任校尉，向景帝上书分析战争情况，在进见皇帝时，景帝问道：“你从军中而来，听到晁错被杀，吴国和楚国撤兵了没有？”邓公说：“吴王准备叛乱已有几十年了；他是因朝廷削夺了他的封地发怒，杀晁错只是他的借口，他的本意不在晁错啊。再说，朝廷杀晃错，我担心天下的士大夫都不敢再向朝廷进忠言了！”景帝问：“为什么？”邓公说：“晁错忧虑诸侯王国势力过于强大，朝廷不能制服，所以，请求削减王国封地，从而尊崇朝廷，这本来是造福万世的好事。计划刚刚实行，他本人突然被杀。这样做，对内堵塞了忠臣的口，对外替诸侯王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如此。”于是，景帝深深地感叹说：“您说得对，我也很后悔杀了晁错！”

袁盎、刘通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令拜受诏。吴王闻袁盎来，知其欲说，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谁拜！”不肯见盎，而留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间，脱亡归报。

袁盎、刘通到达吴国，吴军和楚军已开始进攻梁国的壁垒了。宗正刘通因是同姓亲属，先入内会见吴王，告知吴王，让他跪拜接受皇帝的诏书。吴王听说袁盎来了，估计到他要劝说自己撤兵，就笑着回答说：“我已经做了东方的崐皇帝了，还向谁跪拜呢！”吴王不肯与袁盎见面，把他留在军营中，准备强迫他担任吴军 的将领；袁盎不答应，吴王派人把他关押起来，准备杀死他。袁盎寻机逃脱回来向景帝汇报出使情况。

太尉亚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亚夫乘六乘传，将会兵荥阳。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渑厄狭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洛阳，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优者。”使吏搜、渑间，果得吴伏兵。乃请赵涉为护军。

太尉周亚夫对景帝说：“楚军剽悍敏捷，与他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我建议放弃梁国，先断绝吴、楚军队的粮道，这样才可以制服它们。”景帝同意了这个部署。周亚夫乘坐着六辆驿站的马车，将去荥阳与大军会合。走到霸上，赵涉拦住去路，劝说周亚夫：“吴王一直很富有，早就收买了一批甘愿为他献身的刺客，现在得知将军将去前线，必定会在崤山、渑池之间的险要地段安排刺客对付您；况且军事行动最讲究秘密，将军为什么不改变路线，从此处向右走，经过蓝田，出武关，抵达洛阳！这样绕着走，不过差一两天，却可以直接进入洛阳武库，擂响战鼓。参与叛乱的诸侯王听到了，会认为将军是自天而降呢！”太尉按照他的计策行事，到达洛阳，高兴地说：“七国共同叛乱，我乘坐驿车平安到达此处，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现在我已驻守荥阳，荥阳以东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周亚夫派官吏搜索崤山、渑池之间，果然抓住了吴国的伏兵。周亚夫就向景帝奏请，让赵涉担任护军。

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吴攻梁急，梁数使使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诉条侯于上。上使告条侯救梁，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将轻骑兵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塞其饷道。梁使中大夫韩安国及楚相张尚弟羽为将军；羽力战，安国持重，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坚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终不出。条侯军中夜惊，内相攻击，扰乱至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士卒多饥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杀。

太尉周亚夫领兵向东北到达昌邑。吴军猛烈进攻梁国，梁王多次派使者向条侯周亚夫求救，周亚夫不答应。梁王又派使臣向景帝告状，说周亚夫不肯救援。景帝派使臣命令周亚夫援救梁国，周亚夫不执行皇帝诏令，仍坚守营垒，不派军队出战；但他却命令弓高侯韩颓当等人率领轻骑兵，奔袭淮泗口，断绝吴、楚军队的后路，堵塞吴、楚的粮道。梁国派中大夫韩安国及楚相张尚的弟弟张羽为将军；张羽作战勇猛，韩安国指挥持重，才得以挫败吴军。吴军想向西进兵，但因梁军据城死守，便不敢越过梁向西进兵；因此，吴军就前来进攻条侯周亚夫的军队，两军在下邑相遇，吴军急于求战。条侯坚守壁垒不肯交战；吴军粮道断绝，士卒饥饿，多次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应战。周亚夫的军营中，夜间突然惊乱，内部互相攻击，甚至闹到了周亚夫的大帐附近，周亚夫坚持睡着不起，过了一会儿，就恢复平静了。吴军向汉军营垒的东南角调集军队，周亚夫却命令营中加强对西北方向的防御，不久，吴、楚的精兵果然突袭汉营西北，因汉军早有防备，不能攻入。吴、楚军队中，有许多士卒饿死或者背叛离散，吴王就领兵撤退了。二月，周亚夫派出精锐军队追击，大败吴、楚军队。吴王刘濞丢下他的军队，与几千名精壮士兵连夜逃跑；楚王刘戊自杀。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借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别，多他利害，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吴王刚开始举兵叛乱时，吴国臣子田禄伯担任大将军。田禄伯说：“大军集结向西进攻，没有可以出奇兵的通道，难以成功。我请求给我五万人马，另外沿长江、淮河逆流而上，占领淮南、长沙，攻入武关，与大王主力军队会师，这也是一路奇兵。”吴王的太子劝阻说：“大王以造反为名义，这样的军队不能让别人带领，假若别人也背叛您，又该怎么办？况且，让别人全权指挥一崐支军队，又走另外一条路，容易产生许多其他利害问题，只是白白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吴王就没有批准田禄伯的请求。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年少，椎锋可耳，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吴国的青年将领桓将军劝吴王说：“吴国军队步兵多，步兵利于在险阻的地方作战；汉军中以战车、骑兵为主力，战车和骑兵利于在平原地区作战。希望大王不进攻沿途的城池，挥兵直进，迅速向西进兵，占领洛阳武库，利用敖仓的粮食供应军队，凭借山势和黄河天险号令诸侯，这样，即使没有进入函谷关，天下就已经被您平定了。如果大王进军缓慢，因沿途攻占城邑而延误时机，汉军战车、骑兵到来，冲入梁国和楚国的郊野，您的大事就失败了。”吴王征询老将军们的意见，老将们说：“这个青年人，让他去冲锋陷阵还可以，怎么懂得全局战略呢！”于是，吴王不采用恒将军的计策。

王专并将兵。兵未渡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候、司马，独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也，愿请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 ，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阳城，兵十余万，破阳城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