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财迷抗日记》》 · 宫沉泗 · 2026-07-25
可以说，现在长城抗战正处在拼消耗时期，双方都累，都想喘口气。如果说这时签个让日军从热河退出去的停火协议，是可以接受的，但日军只从山海关南面撤退，就得到了对热河北部地区进行攻击的机会，则是不合算的。
但一些对和平有一厢情愿的人也不少，他们希望与日军的战争少一点，可以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来。
对抗战不关心的人也是有的，东三省毕竟离自己比较远，长城能停战总比打下去好。
所以，中央政府方面的宣传也不是没有市场的。百姓不知道这个长城停战协议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热河的抗日战争变得更激烈的开始。
蒋中才、汪精卫，都出面讲话，同意塘沽协定，并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各部队执行停战协定的条款。说如果不听命令、继续军事行动，就是破坏和平、破坏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财迷就奇怪了：这到底是谁在破坏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
…………………………
日军去年在上海丢了面子，本想今年在北方找回来，并且搞乱华北，他们还收买了一些汉奸，准备打下华北后成立什么自治政府的。现在连长城打不下，热河又被夺回一半！如果不抽回兵力，重新把热河占领了，又要丢脸了。不过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便宜，在谈判上总能得一点的，这个停战协定，日方又得到了收缩兵力、集中攻击热河的抗日义勇军的战机。
对日喷国内，日军当然宣称他们又打了胜仗，教训了挑衅的华军，打下了热河省，达到了战斗的目标，现在划了长城为军事分界线，华军以后不敢再挑衅了。
之前黄琪翔和傅作义将军他们都感觉到了长城前面日军的困境，正策划了一个在长城反攻的计划，不过后勤物资一直达不到反攻所需的数量。现在就因为这个停战协议的签订，这个计划也泡汤了。
这一阶段的长城、热河抗战，历时五个多月，日军伤亡一万五千多人，我军的伤亡约二万三千多人。其中以中央军伤亡最大，西北军次之，还有就是东北军、晋军、抗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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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签下这个停战协议的军事目的是很明确的，他们这样打下去太被动了，要改变这个局面，唯一办法是让国内再派部队来，可国内的部队已经非常紧张，要再征兵的阻力也很大，而且关东军对国内说他们打得非常顺利也不好意思说再要增兵。不能增加兵力，那就只能这样收缩一下，先集中力量对付热河的抗五军。
这个目的，蒋中才和何部长他们应该也是能看到的，不过，这他们觉得能让日军与抗五军互相消耗力量，是对他们最好的事情。
因为这次抗五军暴露的实力，比蒋中才他们之前想像的大得多，现在又接收了二万二千名东北军士兵，实力更加增大，这让蒋中才他们很担心。这会不会成为一个阻碍他统一国家领导的障碍？
抗五军不是打敌后游击战很有水平吗？让他们去消耗日军吧。政府在关内可以喘口气，把精力转到别的方面。
第五卷 1933年 第一百五十四章 抗日同盟军
现在，热河的抗日主要就是抗五军的事了。财迷他们也看到了日军接下来是要对热河北部进攻了，就开会决定对策。
现在抗五军的部队数量是多了，进入热河的已经有七个大队一万八千多人；而在河北前线的有三个老大队七千五百人和已经训练了二个月并且打了一个月仗的三个大队七千多原东北军整编部队；在察哈尔有一万五千才开始整编的东北军部队，在涞源有一个老大队和一万二千名才训练了二个多月的士兵；在上海还有二个大队五千人。不计在东三省的部队，以及热河的民兵，也有六万五千人。不过，在上海还是要放上五千人，而涞源也至少要放上五千人，能够用于热河抗战的可以达到五万五千人。
问题在于这五万五千人中，有二万七千人是刚刚整编的部队或者新兵。
会议上，大家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以现在的编制，先让二万七千人的部队继续训练，一些老的大队和三个已经打了仗的东北军团先进入热河。第二个方案就是让除在热河的一万八千人之外，四万七千人都重新混编，全部再训练一到二个月，然后一起进入热河。
财迷觉得，收编的东北军中，现在有些官兵的风气还是不行，缺少干部，应该让一些老大队的人加入去，对以后这些部队战斗力的提高，是有好处的。所以他建议采用第二个方案，而且，他们判断日军也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休整，才能进攻赤峰等地。万一敌人提前进攻，只能靠现在傅保田带领的七个大队和民兵来对付了。
按徐辉司令的命令，抗五军把在热河内的七个大队补充一些当地民兵，组成两个师、八个团。关内的部队在上海留两个团、涞源放两个团，其余五万五千人马全部集中到密云至古北口一带，混编成五个师，加一个炮团，另外一个教导大队。每个师都是四个团，一万人左右。
到这个时候，抗五军的的编制情况日军也已经掌握，所以把大队也改称为团，纵队改为师。
财迷曾经想把部队搞成三三制，但章芝春和黄琪翔他们觉得没有这个时空的编制习惯，所以后来还是按每排四个班，每连四个排这样编了。财迷说，三三制可以在强攻冲锋时，一个班（排）进攻，两个班（排）掩护（这是他在另一时空学到的）。可是黄琪翔他们说，四个班可以分为两半，交替掩护，如果在困难的进攻，则可以一个班（排）前进，另三个班（排）掩护。轮流前进。四班（排）制的最大好处是：很容易分兵两队，每队两个班（排）。
财迷也想了一下，觉得这个时空的四班制是有道理的，进攻、冲锋时并不比三三制差，而其它时候，如均匀分兵时，比三三制要快得多。抗五军打仗中，冲锋强攻的有几次？所以财迷让他们继续用这个编制。抗五军一个班是十六个人（四个小组），一个排是六十六、七人，一个连是二百七十到二百八十人（连级就有专职卫生兵、炊事兵、通讯兵等），一个营（四个连）就是一千一百多人，而一个团只有两个营，二千五百人左右。别的部队还有一个旅的设置（两到三个团），抗五军就省掉了。
停战后，部队按中央的命令，撤离长城前线。傅作义的部队奉命撤回了绥远。
不过宋哲远的二十九军回撤察哈尔有了点波折。首先是蒋中才想另外任命察哈尔省长，另一方面叫二十九军暂时留在河北，不要回察省，因为宋的老首长冯大帅到了察哈尔。蒋中才派了庞炳勋等部队进入察哈尔。
冯大帅与蒋中才对抗战的看法正处于二个相反方向：蒋认为现在我们的国力是不可能与日军相敌的，所以要外国帮助、要国内打上五年以上基础，才有与日军抗衡的希望。而冯大帅认为就现在，只要凭着一口气，全国动员，每人一口刀，涌向东北，怎么也能把日军给灭了。
冯大帅可不光是发表讲话要抗日，他要做实际行动，所以来到了察哈尔，要把在察哈尔的部队都组织起来，组成“抗日同盟军”进行抗日。名字叫做“抗日同盟军”，是因为什么抗六军、抗七军的已经被人用了，现在这些抗N军的人，也要并入这支队伍，所以叫同盟军。
二十九军留守察哈尔的负责人是佟麟阁，他听从了老首长的话，留守的那个旅，就让冯大帅给组编到了他的“抗日同盟军”。这也是与宋哲元他们商量后的结果，庞炳勋他们来了，如果不并入抗日同盟军，他们就要退出察哈尔，到河北去。察哈尔这块经营了不少日子的地方，就算给了庞炳勋他们了。现在留在这儿，还可以再看一看有没有变故。
他们一个旅，编入抗日同盟军后就算是扩为一个师。另外还有一些从热河撤到这儿的抗日义勇军，也加入了同盟军。各地有原来西北军、现在已经在别的部队的人，也赶来参加，不过这样的人为数非常少。一些日军派来“打游击”的部队，如刘桂堂之流，以前曾经撒谎说他们是抗日武装，现在觉得被日军扔在关内了，也就去察哈尔，混入了抗日同盟军，甚至还有抗五军打多伦时，没有与日军一起撤退的伪军，现在也加入了抗日同盟军。
这个时候，蒋中才怎么可能让二十九军回察哈尔去呢？倒是冯大帅希望宋能带部队回去，不同意庞炳勋或任何别人替代宋当察省的省长。
宋哲远没有回到察哈尔，倒也不是说宋不听老首长的话，但现在他们的部队还能从政府得到后勤供给，如果去到察哈尔，怕是要喝西北风了。
现在驻在察哈尔的那些部队靠自筹供给，现在最需要的是后勤供应，要粮食、武器、军装。但现在大家都很困难。共济会因为长城抗战和现在自己新的部队，后勤上也处在一个非常紧张阶段。
察哈尔本来就不是一个富裕的省份，还是一个小省，容不得这么多部队。
所以，宋哲远与财迷等人商量的结果，就是先听中央政府的，以得到中央提供的军费。
宋哲远对老首长讲了这个原因，但对此，老首长是不高兴的，虽然他确实也没有钱，但他觉得只要有决心，这些物资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像他开始筹集的一些部队，当时只筹到一些没硝过的生羊皮，为每人做了一件大背心。结果这支部队就只有这件背心，夏天到了，就把羊毛向外穿！否则就要光膀子了。
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确实值得鼓励，不过对战士打仗不便、健康不利，怕也应该考虑吧？
不听老首长命令的还有韩复渠等人，不过他们都是手上有较多军队，还占有一定地方，现在对冯大帅的抗日号召，都不感兴趣。冯大帅开始以为抗日同盟军可以聚集到很多人马，实际上多半没去。
第五卷 1933年 第一百五十五章 撤出赤峰
日军从长城北边的十多公里撤退后，这一带空缺由一个叫李际春的人带了伪军来接防。可这家伙是不是怕抗五军打他，把他的队伍叫做“抗日救国军”，自己担任总司令。而日军给他的任务是当个缓冲区，这个称号也是得到日军同意的吧。不过这样也好，反正抗日义勇军利用这个区域的时候，他们也不敢怎么阻拦，只要不是太明目张胆的干就行。而这个区域中的日军特务，他们当然也是提供方便的。
这样的“抗日救国军”，真让财迷他们哭笑不得。抗五军的策略是，多做他们中下军官和士兵的工作，毕竟都是同胞，他们中不少人也是有帮助我们的意思的，慢慢地，这支“抗日救国军”还真的是帮抗日的多，偷偷把日军的活动告诉我军，还掩护我军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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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判断日军也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来休整。可是他又错了，日军的工作效率相当高，只休整了半个月，六月十五日，他们就出动了两个师团和一个伪军旅，共六万多人，攻击热河北部的抗五军。后面还有一个师团在承德、朝阳一带，随时准备增援。他们首先进攻的是赤峰市。
抗五军又面临两个选择：要不让在刚刚完成集中和混编的部队马上进入热河，要不就放弃赤峰市，退到乡村打游击。
对这两个方案，抗五军在北平讨论，内部的争论比较大，还打电报，请蒋百里先生参谋一下。放弃赤峰，抗五军的牺牲比较小，但政治影响很大。而让傅保田他们坚守一下，等这些刚刚完成整编的部队前去增援，部队的牺牲肯定会比较大。
财迷问了一下自己后勤的情况；以及日喷国内因为“关东军打了胜仗后又从长城撤退”后，又在为要不要扩大征兵争论的情报，最终决定放弃赤峰。蒋百里先生也支持这个方案，他也认为保持持久战的力量，比一时的拼斗要重要。
由于日军攻击迅速，而抗五军对是不是保卫赤峰的决策慢了一点，傅保田在赤峰附近的四个大队与日军打了两天的阻击战。敌军比较多，从三面包围上去了。傅保田也命令把在开鲁和林西等热河北部地区的部队也调了过来，准备在赤峰坚守。现在财迷的决策定下，他们乘敌人还没有完全包围赤峰，马上撤退。好在市区里的居民在这两天中已经撤出了。
在这次阻击战中，敌人也吸取了以前与抗五军打的一些经验教训，他们也训练了一些狙击手，装备了狙击枪，来与我军的狙击手对抗。我军的狙击手的第一目标是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和掷弹筒手，所以伤亡增大，不过后来也把鬼子的狙击手当成第一目标，加上我军中狙击手数量多，双有防弹衣，这才把鬼子狙击手给压下去。
另外日军的步兵炮兵协同作战技术也有提高，他们把山炮、迫击炮等放到阵地前二千米左右，提高炮击的准确度，常常在自己的士兵离我军战壕只有三十米时才停止炮击，也不怕打中自己人。炮击一停下，步兵马上扔一排手榴弹，并发起冲锋，而且机枪手是抱着机枪冲锋。步兵则尽快冲过这三十米，来到我军战壕，以人数优势来与我混战。
而敌人飞机知道在这样的壕沟战中对前线攻击作用不大，就改成对我后面城市进行轰炸，把赤峰市炸得面目全非，破坏我军的后方医院和后勤工作。
这些战术，让我军的防守战牺牲变大，虽然我军的侧把子在战壕近战中还有一点优势，但以前从猫耳洞出来是先扔一排手榴弹，现在变成先挨一排手榴弹，或者要捡起敌人扔来的手榴弹，倒扔回去。
这说明，战术不能一阵不变，而且鬼子也很会总结经验。
在赤峰市这种地形不是对防守特别有利的大山峻岭地方，这样打阵地战还真的不是很合算，经过这两天战斗，我军牺牲六百多，受伤近二千人。鬼子的伤亡比我军大，战死有一千多，受伤的更多。
不过，日军在战报上认为他们只用了两天时间、以比预期要小得多的伤亡就占领了赤峰，是个大胜仗。对抗五军的撤退，他们认为是在他们攻势下的溃败。
赤峰被日军占领的事，政治影响确实很大。民众已经树立了一种只要是抗五军守卫的阵地，那就是日军不可能攻破的阵地；抗五军守卫的城市，就是攻不破的城市。现在，抗五军守卫的赤峰，怎么能在日军攻打两天后就被日军占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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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占赤峰，让鬼子非常高兴，对他们的士气也有相当大影响。日军官兵中此前确实已经有惧怕抗五军的情绪，经此一战，马上又得意洋洋，队伍的情绪高涨，并马上追打撤出赤峰的抗五军。
抗五军用的是老办法，有两个大队的部队带着伤病员，先后向东、向西迂回撤退，后来反而转到赤峰的南面去了。剩下的两个大队，也边阻击边撤退，在从北面下来的部队接应下，分别向开鲁和林西撤退。
日军一鼓足气，分兵跟在我军后面追打。敌人的飞机在这种追击战中发挥了作用，热河北部地区大山少、树林少，草原多，不利于我军隐蔽，敌机对我军人数的侦察比较准确，侦察完了有时还对我军进行袭击。
我军按抗五军总部的指挥，部队在夜间没有敌机的时候分小股撤离，等到了开鲁和林西时，队伍已经小多了，也不防守这两个城市，小股部队绕城而出过，继续向东北或西北撤，实际上原来在这个地区的部队已经隐匿下来。
对放弃这两个城市，抗五军中有些人也曾经有过异议，不过财迷觉得这个形势下阻击战的伤亡比比较大，下令放弃。财迷觉得，在城市前面打阻击战，还不如在地形好一点的山地打，至少敌机对我城市的破坏要小一点。
蒋百里提出一个方案，就是把抗五军都放到林西，还请在察哈尔的抗日武装也来到林西。正好敌人已经分兵，向林西戟的日军不过一个师团二万五千人左右。我军以压倒性的部队，与敌人周旋，争取打败敌人，保卫林西。
察哈尔现在聚集的抗日武装号称有八万之众，不过以在察哈尔的共济会情报网报告，这个数字水分很大，实际可能只有一半多一点。而且里面有像刘桂堂这样的部队，财迷实在不想靠他们来打仗。那些部队的指挥、协调，也存在很大问题。而且以人数多来打阻击战，就算保卫了林西，也是要牺牲相当大。所以还是采取了放弃两个城市的方案。
鬼子在占领开鲁和林西后高兴得要命，而且也累得要死，他们也很佩服抗五军这么能行军，对绕过这两个城市的抗五军也不追了。不过他们不知道，从赤峰撤出的抗五军半道上都已经溜了，最后他们追的部队都是半路上等到着他们的。
日军从飞机侦察报告分析，认为抗五军从赤峰撤出的一万人，现在只剩下不到三千，溃不成军，他们已经大获全胜。
日军从发起对赤峰的攻击到占领开鲁和林西，一共只用了八天。在他们的战报上又猛吹了一通，皇军又成了战无不胜的了。他们国内的民众也又大肆庆祝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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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民众的失望，后来有业余军事评论家在报纸上说，抗五军的主力都在长城抗战时抽调到长城前线，现在还在密云一带休整，鬼子对赤峰突然袭击，所以抗五军才放弃了赤峰等地方。应该说这个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抗五军在密云确实有大部队。这下子，全国民众的情绪总算好了一点，但马上就是要求抗五军部队立即进兵热河，夺回赤峰！
对这个时空的人来说，密云离北平的距离算是相当远的，坐大车要走上一天！如果是走路的话，就更加辛苦了，但还是挡不住人们到密云来慰劳抗五军。来了，就要宣传，要慰问演出，对士兵喝口号，演讲。这些民众团体的到来，也不算太影响抗五军的整编。特别是对刚加入抗五军的五十五军官兵而言，一些东北流亡到北平的人来到这儿，要这些“大兄弟”为死难于日寇暴行的亲人报仇，对他们是有触动的。人是有两面性的，一些老战士的带动还只起到一点作用，而老乡对日寇暴行的控诉，以及他们把自己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钱捐给抗五军，让这些五十五军官兵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人，还是要讲良心的。别的抗日将士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我们也是大老爷们！
财迷已经经历过好多次这种场合了，但每次遇到，还是让他感动。自从大华联合银行走上正规后，他的资金从来没有紧张过。这些民众的捐款，他一般是不收的。有些民众拿出一元、五元的，比财迷这样的老板拿出一万、十万的还要困难。他们是从生活基本需要中挤出来的钱，而对老板，可能就是少一辆汽车的事。可这些民众还非要给，说是尽一点心意。这样的心意，让财迷和抗五军官兵觉得责任很沉重，这要不好好干，咋对得起这些人的期望呢？
第五卷 1933年 第一百五十六章 多伦保卫战
本来日军的目标只是到占领热河北面，但现在他们头脑发热，觉得还要像上次一样，要把察哈尔的多伦也占领了。关东军就开始造了个舆论，说多伦不是属于察哈尔的，而是属于热河的，要求多伦的华军在一个星期内撤离，让他们进驻。
这恐怕还是他们发现所带的军需物资也快用光，需要后方送来补充了，才来搞这么个“先礼后兵”，如果他们还有连续攻击能力的话，恐怕是直接就打过去了。像上次打多伦那样，要打一个地方，还需要找什么理由吗？
日军的大话才放出去，这儿冯大帅、抗日同盟军、抗四军都表示要保卫多伦。这多伦是察哈尔的城市，是众所周知的！就算是热河的，也是我们的土地，关你们东洋鬼子什么事？头可断，血可流，多伦不可丢！誓死保卫多伦，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让日寇踏足多伦！如果日军胆敢进犯多伦，定叫他们有来无回！
察哈尔的抗日形势严峻，让省长的事有了定论，中央还是决定让宋哲元继续任省长。不过二十九军已经来不及赶回去保卫多伦，日军就动手了。
这冯大帅的抗日军队本来就一直在说要以“八万大军”杀入热河，解放热河，解放东北的。只不过后勤和整编还没完成，说实在，他们的后勤也就够维持这些人现在吃的，这还是实际上他们只有五万不到人，吃得还是饱一顿、饿一顿的。不过现在日军不用他们进热河，而是送上门来与他们打了，还给了他们一定的准备时间。以逸待劳，应该比进入热河打仗要有利一点吧？
庞炳勋等部队就听了中央的命令，在后面布置第二道防线，并在张家口等长城一线修三线的工事。现在他与冯大帅关系可不咋的，中央的人有意让他当察哈尔省长，你一个没实权的“参议”，凭什么不同意？现在这事就这么黄了，察哈尔又是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了！
而冯大帅也不要庞炳勋他们来防守多伦：这儿有比日军还多一倍的军队，敌军是孤军深入，抗五军已经来电报说，如果日军真的敢进攻多伦，他们会加强截断敌人的后路，还说会尽快派部队来打鬼子的屁股。二十九军也不久就能回防。这样，多伦防守战光有我们抗日同盟军就肯定能胜利。你庞炳勋不要在后面给我添麻烦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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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五军说话是算数的，热河的抗五军本来就重新聚集了部队，准备好要动手打击敌人了。现在为了让日军打消进攻多伦的念头，就加大了对敌后的袭击。日军的后方开始有麻烦了：大军北上后，日军在赤峰市只留了两个大队，边上的乡村就更没什么力量看守了。现在他们要向北面的部队运送补充物资，他们知道热河各地会有抗日武装袭击，但没想到这儿还有这么强大的抗五军。
日军现在吸取教训，运输队都比较大，这支运输队就由一个大队的日军加一个大队的伪军组成。他们出了朝阳后，已经遇到过几次袭击，不过都是小股游击队，只是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和速度变慢。
在赤峰市南面二十来公里处，他们以为离城市近了，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了，没想到又遇到了埋伏。开始敌人以为这次与前几次一样，又是袭击一下就走的小股游击队。但很快他们就知道遇上的不是小部队了，他们运输队加上护送部队，队伍拉的有两公里长。现在整个两公里都被人袭击，而且攻击很猛。攻击的抗五军至少得有四千人马！
赤峰的日军听说后，出动了一个大队前去支援，但在出城不远处遇到阻击。一个多小时后，伏击运输队的战斗结束，日军消灭三分之二，剩下的学得聪明了，见势不妙，向外突围，跑了！伪军死的死，剩下一半就地投降了。运送的物资，都给了抗五军。抗五军在搬走物资后，才撤离阻击阵地，放城里的日军过去。
这个袭击事件，对敌人在热河的控制形势是个明显的警告。一般说来，后方这个样子，前面就不要再打什么大仗了。抗五军以为日军会把矛头再次指向热河的抗日武装。
可是，热河的鬼子已经说出了大话，如果到时不敢进攻多伦，不是长了抗日武装的志气？再加上他们被上次顺利攻击热河北部地区的胜利冲昏头脑，决定以攻击作为打击抗日武装的主要手段。如果抗日武装想要防守多伦，这是个消灭他们的好机会。多伦可不是长城，那儿的地形可没什么险要可凭的，正好发挥日军的火力优势。
于是，日军准备一意孤行，他们用在后方的部队一个旅团和一些伪军，凑了一万五千多人，押送物资，送去林西，同时也算是加强对多伦攻击的力量。
虽然路上也有抗日武装袭击干扰，但他们还是在七月七日到达多伦的东面。这已经是敌人要我军撤出多伦的所谓“最后期限”之后一天了，不过因为日军还没有准备好，只好“仁慈”地又给了多伦抗日武装两天“宽限时间”。
七月十日，多伦保卫战打响了。日军共有三万余人马，抗日武装共有五万不到，只是里面混杂有一万多不太愿意消耗实力的部队，例如孙殿英部队；更不用说像刘桂堂这样的部队了。
日军以前面对付抗五军的经验，来攻击多伦的保卫部队。开始上阵的，主要是抗四军等部队，他们对这种与敌人拼肉博战倒也不是太害怕，只是伤亡比率比日军要高一点，很多是损失在日军的炮火中。他们部队总是强调勇敢精神，而不太重视防炮技术。
整编和集训了才一个多月的抗五军，听说热河抗战和多伦保卫战的的情况，和民众要他们收复赤峰的呼声，纷纷要求进入热河或者察哈尔，特别是一些老部队的人。现在连长、排长一级的，基本上都是老部队的人，所以变成全体部队都在递交加入战斗的申请书、决心书。下一级找上一级提要求，最后就找到了财迷这儿。
财迷听说多伦保卫战挺惨烈，又看到集训后士兵的士气也高，就答应了。但现在的后勤只达到够两个师进东北的供给，就决定进军热河两个师；剩下的，等后勤补充上了，再进去。他们选了两个训练中表现最好的两个师，让傅保国带领，进入热河。
剩下的三个师，组成一个军，由陈明仁带着继续训练，等着后勤弹药的到来。不过他们挪了个地方，去到古北口一带长城边，这样离北平更远了，而要进入热河就更近了。
财迷对怎样打好热河这场仗，提出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尽可能帮助多伦的战斗为目标，而不计较城市、地方的得失的原则。黄琪翔根据这个原则，制订了作战方案。
进入热河的部队，第一仗的目标似乎应该是赤峰，这儿是热河的中心地带，战略地位重要，群众基础也好，现在又有近一万的抗五军在这儿。
日军的情报知道抗五军在密云有部队，不过他们以为这部分抗五军应该是三万多人，就是原来东北军五十五军的二万另点人，加上原来在长城与西北军一起打阻击的七千多人。
他们也知道这些抗五军部队肯定要进入热河或者察哈尔，所以就加强了情报工作。日军这么快就发动对赤峰的攻击，也就是想赶在抗五军对五十五军部队整编完成之前。现在，日军情报知道这些部队进入了热河，也判断抗五军会攻打赤峰。
日军这时在热河的一共也只有三个师团七万来人，加上三万多名伪军，共十万余人。他们在南面留了一个师团，东北方开鲁一线是一个师团，西北方进攻林西的也是一个师团。为了进攻多伦，日军从南面又调了一万五千人到西北方，同时从东北调了一个旅团，放到赤峰和南方。
七月十三日，抗五军进攻赤峰时，守赤峰的日军只有一个联队，其中还抽了一个大队去护送运输队了。于是，日军就从承德、开鲁和林西调部队来增援。
但打赤峰只是抗五军虚晃一枪。开始攻打赤峰的，有抗五军刚进入热河的一个师，加上原来在这一带的一个师，打得气势浩大，也确实把防守的联队第一道防线给占领了，日军伤亡了一千多，退守到城区里。从这时起，抗五军就开始执行第二阶段的计划了：这二万人有一个师北上了，只不过动员了一些民兵参战，从飞机侦察上，看上去人还是很多。
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赤峰，攻击部队一下子就撤退了，不过赤峰是解围了，西北的林西被突然袭击了。这是进入热河的第二个师干的，他们进热河后直接就向北去了林西。
第五卷 1933年 第一百五十七章 多伦对峙
林西的日军只剩下不到三千人防守，而且没想到抗五军会来袭击。
抗五军一个师在当地游击的一个团配合下，在七月十六日凌晨发起了进攻。他们先用侦察兵干掉了敌人的哨兵，然后已经潜行到很近的大部队开始进攻。这本来是抗五军常用的偷袭战，不过由于使用的次数太多了，日军已经对这种偷袭战很警惕，有了一套应对办法，他们除了明哨，还放有不少机动的喑哨。抗五军大部队刚一行动，就被日军的暗哨发现了，开枪射击，偷袭就变成了强攻。不过这次进入热河的部队，装备的八十毫米火箭炮比以前的多，由于对赤峰的攻击只是佯攻，这些炮没有用，现在对林西的强攻，就发挥了作用。
敌人守林西的人数少，城南的第一道防线又在我军突然攻击下丢失，我军火力又强；日军顶不住我军的攻击，到中午，只有不到两千敌人从城市的北面逃走，林西市又一次光复。这林西可是在多伦的东北方二百多公里处，是多伦敌军的后方。
七月十七日，敌人有一个大队护送的运输队在多伦东面五十公里处被抗五军袭击。这不是刚攻下林西的部队干的，而是从赤峰撤出战斗的另一个师干的。打了林西的那个师，也在往多伦方向行军，只不过还没这么快到。
我军的情报早就发现了这支从辽宁经朝阳北上的运输队，抗五军指挥部发现只要地方游击队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阻击，是可以让从赤峰撤出战斗的部队赶在他们前面到达多伦的。于是，一道命令下去，沿途的抗日武装就加强了对这支队伍的袭击。从此这支日军运输队苦不堪言，简直是步步艰难，前面有破坏路的、阻击的，后面有追打的，晚上有骚扰的，行进速度比乌龟还慢。
而多伦和热河司令部催促的电报不断地来，说前方急需这批弹药，把这个大队长骂得狗血淋头。直到抗五军的那个师已经赶到他们前面，做好了伏击阵地，才传令给阻击他们的游击队，说让这运输队过吧，这才让他们轻松一点。他们最后一段旅程相当顺利，只是赶路。而这支运输队还以为是他们快到多伦了，游击队怕多伦的大部队来接应，才放弃了骚扰的。实际上，多伦的部队确实已经决定要派部队去接应他们了，听到他们说骚扰的土匪已经被他们消灭或击溃，没游击队再敢袭击他们时，才让准备支援的一个大队停止行动。
其实，伏击他们的是抗五军一万人，如果热河的那个大队赶去支援了，这个伏击战照样打，战果还要大一点，最多打的时间要长一点、牺牲要大一点。
现在，这支疲惫不堪、匆匆赶路的部队，觉得目的地就在眼前，放松了警惕，一头扎进我军精心布置的伏击圈。
这次伏击战堪称精典，伏击工事距离公路只有不到二百米，伏击战一打响，战斗就是一边倒。毫无防备的日军在这么多的侧把子枪自动火力前面纷纷倒地，这第一波射击只进行了一分钟，我军有的阵地上就吹响了冲锋的哨声。
日军因为运输队经常被袭击，已经下了命令，如果看到没法抗击我军的袭击，就必须把物资焚毁，然后撤退，避免物资落入我军手中。可这支运输大队，在这样的打击下，连这个命令都来不及执行，就处在与我军短兵相接中了。整个战斗只进行了二十分钟，包括最后几个鬼子用手榴弹自杀并且毁坏一点身边的物资，也有三十多鬼子选择了投降。由于袭击得突然，这支日军连报丧的电报都来不及发。
而从这个运输队缴获的文件看，进攻多伦的敌人一直在催促这些弹药，说明敌人迫切需要这批弹药。但由于沿途游击人的不断骚扰和阻击，让这支运输队一拖再拖。日军司令部说如果他们在十七日之前还到不了的话，要把这大队长要不自裁，要不上军事法庭！现在他们再也到不了，这个大队长在伏击战开战后十几分钟，看到他们没有任何希望了，就高举指挥刀，怪叫着向我战士的松口冲过来，属于变相自杀就是。这样对他不是什么坏事，至少不用上军事法庭了。
这之前，抗五军与多伦的抗日同盟军、抗四军联系，他们说多伦的防守，再坚持七、八天是没什么问题的。实际上不用说七、八天，假如多伦的守军能再多守一、二天，日军就要腹背受敌了。
可惜就在七月十七日，日军就对多伦发起了一次攻击，攻占了多伦。这并不是他们步兵的功劳，而是日军特务的功劳。特务找到了孙殿英、刘桂堂、李寿山等人进行收买。刘桂堂等一些原来的伪军，看到这几天多伦的战斗打得不顺利，马上又投向了日军。曾经在热河抗战时抵抗过日军的孙殿英也竟然收了日军的钱，私自把部队撤出了他们的防区。日军利用这些阵地，打开缺口。抗四军等其它抗日武装顿时受到来自后背的威胁，只好放弃阵地。由于部队指挥也不统一，更谈不上配合什么的，撤离很快演变成溃散。日军是打这种顺风仗的好手，根本不用上面的命令，就跟在这些部队的后面追打。抗日同盟军往什么方面走的都有，后面的日军也失去大的建制，分散乱追，结果演变成一场混乱的追逃战，抗日同盟军和抗四军的损失都相当大。
第二天清晨，抗五军到达多伦时，日军还有很多部队在多伦边上追打抗日同盟军。这些分散的日军对付抗日武装的散兵，打得挺猛，可碰上抗五军大部队就算倒霉了。抗五军反过来，又追着这些日军部队打。日军还没怎么布置市区的防守，抗五军随着这些日军小部队，从东向西一直追进了多伦市。在市区里，日军部队也多了，抵抗也强了。不过抗五军中有些连长、营长，都在上海受过城市占的培训，另外抗五军还有一个无线通讯利便的优点，很快就攻入城中，占领了东边的半个城市。不过这时，日军也不断招回了一些散在城外的部队，在城西与抗五军对峙。如果让抗五军占领了多伦，并从屁股后追打这些分散的日军部队，日军麻烦就大了。
第五卷 1933年 第一百五十八章 光复多伦
多伦外面的日军纷纷撤退回多伦市区的西部，让抗四军和抗日同盟军的官兵松了一口气，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脱离了日军的追击。抗四军和原来二十九军的士兵还好，没被打死打伤的，多数还慢慢聚集回来，而其它部队的官兵，这一溃散后，有的就一直跑回家去了。
有些来抗日的年青人只是凭一时之气，热情高涨，以为打鬼子就像郊游一样轻松愉快，说什么队伍中每个人杀敌要超过刘小凯（刘的纪录已经是一百六十多鬼子），整个队伍要比抗五军更有名气。但真正打了仗，特别是受到一点挫折，就失去了信心和恒心。这些年青人对战争的残酷事实不了解，对困难没有认识，又没有艰苦奋斗的各种准备，所以这个时候早把雄心壮志扔到东海去了。
多伦保卫战开始时，冯大帅领导的抗日军队共有四万六千左右官兵，其中抗日同盟军约三万八千人，抗四军八千多部队。在这一战之后，抗四军只剩下四千多人（在前几天的阵地占中就伤亡了近二千），而其它部队就更惨。抗日同盟军从战前的三万八千人，除了孙殿英八千部队撤走，只剩下六千多人，其中有四千多还是原二十九军的部队。其余的人，有牺牲的，也有被俘虏的，而打散后逃走不干的有一万来人。这个结果，还是抗五军这么快赶到才有的，如果再让日军追打一天的话，我军的牺牲还会更大。
日军其实也是强弩之末了。他们带的弹药也已用光，补充的弹药落到抗五军手里了。不过在城市巷战中，他们集中防守住几条马路，抗五军暂时还过不去，只是用狙击手与他们对打。
抗日同盟军的人马只打了这一仗，就从三万多一下子只剩下一万多，其中最大部分的孙殿英部还溜了，不干了。二十九军的士兵也宣布，由于他们的老部队就要回来了，所以，他们也要回归二十九军。这样，曾经号称“八万”之众的抗日同盟军只剩下三千来人了！这让冯大帅非常失望，他痛骂了手下一通，特别骂了首先被击破阵地、逃走的孙殿英，说他是“汤玉麟第二”，然后把剩下的二、三千人交给了佟麟阁（这也不够二十九军在战斗中损失的人数），自己跑回泰山去了。
从人数上看，在多伦的抗五军比日军少得多，就算是第二天，另一个抗五军的师到达了，也才二万人，而日军收拢部队后有三万多人。抗四军等新败部队，还在集中和整编中，用不太上。
不过多伦市里的日军给养没有了，从与抗五军的对打中就明显能感觉到。于是，人数多的日军不敢对抗五军进行反击，但抗五军也因为日军部队这么多，也不好攻击，双方就这么在多伦市中对峙起来。反正第二十九军正在移交河北防地、返回察哈尔；而情报表明，日军还没什么派部队来多伦的迹象，所以，拖下去对我军是有利的。在热河的其他抗五军没有向多伦增援，而是根据总部指示，做好了阻击敌人增援部队的打算。
这样又打了两天后，多伦的日军弹药紧张的迹象更加明显了：他们根本不能用机枪了，手榴弹也极少用了，子弹都给狙击手用。
抗五军就利用夜色，在夜里发起进攻，日军狙击手在夜里，稍微远一点是看不到的，而且他们最早的一批枪法好的狙击手，这时也已经被我军消耗得差不多了。冲到日军的防地，他们士兵的步枪都很少有子弹了，只能用刺刀，想来肉博。可刺刀是打不过驳壳枪的，更别说抗五军的夜战、巷战水平都比鬼子高，一个夜里把日军的阵线压后了几条街。
没有弹药，日军就难以支撑了，靠地面运来，抗五军在沿途都有小股部队阻击和骚扰，公路也被破坏了好多处。就算没有这些阻击，这么远的路，也至少得几天。
多伦这儿日军等不及了，谁让他们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还敢发动攻击？第二天上午，日军的飞机来了十五架，但不是来轰炸，而是来投放补给的。抗五军不知道它们来干什么，看见飞机飞得低了就射击。敌机先在较高空扔了一点空投物资，但风速没掌握好，基本上都飘到抗五军这儿来了。于是，日军第二次降低了高度，这次投的多半到了城西，日军的阵地，但日军的飞机被打下两架。抗五军看到敌机不是来轰炸的，心理上就更加放松，打得更准。日军作了第三次投放，在比较高空，但这次的投放比较准确，只有四分之一的物资飘到了我军阵地。不过这也是敌机最后一次投放了。
从我军捡到的东西看，敌人投放的主要就是弹药。这个时空的日军飞机，携带东西的能力比较小，对于三万多人的部队，这点弹药只能算是打个底，离吃饱还远得很。
敌人得到了弹药，我军白天只是与他们打骚扰战，希望能够消耗他们的弹药，也防止他们反攻。到了夜里，我军又进行了攻击，但不是大规模的，只是在几个点试探。如果敌人防守得严密的，退回来；敌人的防守差的，让我们冲上去了，就再多过去些人，把它守住。到下半夜，战斗就基本停止，抗五军也休息一下，巩固一下新打下的阵地。
第二天上午，抗五军还要打骚扰战，外围的一个侦察队发来情报，说在多伦的北面有日军大部队，估计有三万来人，正在向东行军。这是怎么会事？难道日军有援军从北而来？这么大的一支部队不可能没声没息的突然出现。难道日军以前就在这儿打了埋伏而我军没发现，另一种可能是日军准备放弃多伦，昨天夜里大部队已经撤出多伦，现在阵线的对面只是少量阻击部队？
傅保国命令队伍找一个敌人阵地试着强攻一下，果然，这个阵地一强攻就被击破，而且后面似乎没有第二道防线，也没什么预备队来堵上。
日军怎么能放弃刚刚打下的城市，溜了呢？这与日军以前的作风不一样了。
原来日军得到情报，二十九军的大部队已经过了张家口，这些部队再到达，日军就会被包围了。
另外，日军也总结了经验：如果后方不稳定，想要长期占领像多伦这样后勤补给线长的城市，代价将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也是乘夜色的掩护，留下二千人的部队，其余的撤离了多伦。
不过抗五军也没有放过逃跑的日军，前面有散在各地的小股武装阻击、骚扰，后面有抗五军的大部队追击。日军的空军不断派飞机来帮他们侦察周围环境，并袭击我追击部队；加上敌人有二万人，他们虽然走得不快，但抗五军也没力量把他们包围、吃掉。而且，他们的行军路线也很多变。抗五军以为他们会回到赤峰、承德或朝阳方向去，开始日军也确实有点往这个方向走的样子，于是，抗五军就派部队往日军的南面去，想阻击他们。但没想到日军也虚晃一枪，竟然在赤峰的北面快速向东，往开鲁去，在开鲁的敌军接应下，经开鲁进入黑龙江，绕道回去了。
留在多伦的二千多敌军中，有八百来人是伪军，他们在这个环境，只要在带队的日军看不到时，就大喊要投降，就出来投降我军，甚至有打死监督他们的日军后，再来投降的。日军干脆放弃了伪军，自己组成了几股。
虽然才一千三百来日军，也确实不好打。他们在城市中被分割包围了，但仍负隅顽抗，要打死他们，自己付出的代价肯定也不小。所以，抗五军留下一个大队，和抗四军一起对他们采用“围困”战术。果然，在三天后，这些人没有吃的了，就在晚上突然向外突围。一千三百人被消灭了七百多，剩下的还真的让他们分散逃出多伦。不过在路上，他们又遇到一些打击，最终还是有四百来鬼子逃回到承德或开鲁。
对这一次多伦战役，日军当然是大吹大擂，说他们随时可以攻下抗日义勇军“乌合之众”防守的城市，这次他们就以一个师团的兵力，打下了林西和多伦，把“八万之众”的多伦守卫部队给消灭了，然后，主动放弃多伦，安全撤回。这一仗，日军说他们消灭反日的土匪共八万多人，自己只损失一千多。
而抗日义勇军方面也说这是我军的大胜仗，宣布说我军消灭日军共五千多，自己牺牲三千多。而日军刚刚进入多伦就被我军赶走，谈不上被日军占领。
不过，实际上比较准确的数字，日军被消灭大概是三千，受伤的有九千多，我军牺牲应该在五千人左右，受伤的有一万几千人。其中有一半人是抗五军到了后消灭的。
第五卷 1933年 第一百五十九章 陶瓷地雷
日军在多伦之战的战报中只提了进攻多伦的一个师团的日军，其中还有一个混合联队的日军和几千名李守信带领的伪军他们都没怎么提，算在那个师团里了。对于这个时期在热河其它部队的损失，当然是全部忽略不提了。日军与抗五军在热河的战斗中，如赤峰、林西和为后勤运输而被消灭的人数，却达到四千余人，在这些战斗中，抗五军牺牲一千多人，受伤的有四千余。
就这个伤亡比率，对别的抗日军队应该会很高兴了，但对财迷而言，却觉得不是很理想。现在的鬼子是越来越狡猾，偷袭战和伏击战越来越难打，这次耗尽弹药的日军从多伦逃走，就是一例。“金蝉脱壳”“声东击西”的，都用得挺好。敌人的电报密码，也变换得很频繁，不知道是知道了抗五军在破译他们，还是常规的保密措施。如果这次能够破译敌人电报，知道这支逃窜的部队去向，我军一定能多削掉一些日军。
…………………………
陈明仁带领的三个师，比进入了热河的两个师多训练了一个来月，现在又有两个师的弹药已经补充到位。当听说有三万来名弹药不多的日军从多伦逃出，有可能要回赤峰或者承德，就等不及了，要求进入热河去捡这个便宜。财迷批准他们两个师先进入热河。不过这三万日军没有南下，而是到黑龙江去了。
于是，陈明仁决定改攻打赤峰。这时，傅保国的两个师还在开鲁边上“欢送”多伦逃出的日军，赤峰的日军以为边上只有一些小股游击队和民兵，这些小股武装和民兵对赤峰及其周围交通的骚扰战一直没停过，但若是要攻打有一个联队防守的市区，日军认为是不可能的。
虽然抗五军以前是不喜欢攻打敌人把守的城市的，用的战术往往是把鬼子引出据点，打伏击；或者是慢慢骚扰日军。但现在日军都学乖了，一般不太上当；反过来，我军的炮火装备也有提高，所以，财迷同意了攻打赤峰的计划。因为作为进攻方，如果打不下，可以放弃嘛。
陈明仁的两个师偷偷到达了赤峰边上，现在陈明仁已经不是只想着硬冲硬打的将领了，手下的团长也多半都是受徐辉“奸商式军事理论”影响的人。不过他胆大包天的性格没有变，他们知道一支由一个日军大队护送的运输队正由朝阳向赤峰运送物资，路上遇到一些游击队的骚扰，不过也快到赤峰了。陈明仁就临时决定，让自己的部队假装这支运输队。
七月二十九日，这支日军运输队在距离赤峰五十多公里的地方又遇到了小股部队的骚扰。如果是敌人大部队的袭击，他们一定会叫赤峰市里的部队来接应一下，但这次袭击一共不过三四十个人，把公路挖了一条沟，当他们派人去填沟的时候，就在一个山坡上打冷枪。
这支运输队的大队长叫做山崎，按日军的通常叫法，就叫做山崎大队，而不是以军队中的番号来叫。类似的袭击，山崎大队这一路上已经遇到好几起了。一般只要用部队过去，赶走山坡上的游击队，再把这条沟填好，最多耽误一个小时。
可这支游击队利害，见到他们派了两个小队的人进攻也不撤退，枪法也准。进攻这山坡的日军在山坡前面三百多米处，就踩上了地雷，同时，准备去填土的日军也踩响了地雷。原来抗五军在山坡前和公路的挖沟边上埋上了地雷。
作为运输队，日军在以前也碰到过在公路上挖沟和埋地雷的，他们队伍中就带有工兵和探地雷仪。不过这次日军的工兵遇上了麻烦：派上去的两个工兵，还没有探到地雷，自己就踩上地雷了。踩到的地雷显然不是金属材料的，因为探雷器没有发现，爆炸的威力也不大，一个工兵被炸断了腿，另一个只是炸烂了脚。两个探雷器也埃了炸。
这是财迷他们生产的一个新武器，原来为保卫热河和东北根据地准备的，这就是陶瓷地雷。
财迷在涞源的工厂，开始也生产了铸铁地雷，不过敌军派了工兵来探雷。所以财迷就用陶土做了地雷。
这地雷，样子、颜色做得像石块或者土块，只有一把掌这么大，由二块拼成，仔细看中间有条细缝。两半地雷中都有炸药，但没有雷管，这样运输中是比较安全的。所谓的雷管是一条火柴杆粗的玻璃管，里面是浓硫酸。
把这玻璃管插在二半个地雷中的小孔，然后把地雷浅埋，甚至直接放在地上，就可以了。像一般的鹅卵石一样，这地雷装好后是弯的，人踩在上面，压碎了玻璃管，硫酸流到炸药处，就发生爆炸。爆炸威力不大，但炸掉一个脚是没问题的，边上的人也要受点轻伤。整个地雷，一点儿金属都没有，鬼子的探雷器一点都探不到，而且生产成本特别低。
如果不是自己设置的人，就是看到这个地雷放在地上，也会认为只是一块土块，或者石块。如果是上面再加了一点土，就更难找了。
日军工兵还不光要对付地雷这么简单。对面山坡上至少有二十来个枪法很好的战士，对着他们，包括工兵，射击。抗五军三、四十人的队伍中，一般都有五、六个枪法好的狙击手，这支队伍中枪法好的人怎么特别多？
日军派了狙击手和机枪过去，进行压制，开始时，抗五军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日军的狙击手上，但不久后，几个日军的狙击手被抗五军干掉了。因为抗五军在山上的工事隐蔽得好，而日军的枪手都是在山上人的视线中进入阵地，找的掩体也就是一个土包，或者一棵树，所以对打中很吃亏。接替他们的射手水平就比较差了，抗五军的射手于是能抽出空射击工兵。
鬼子的工兵看到探雷器没效果，就用人工去探雷。在我军的射击威胁下，工兵难得用探雷针探到了这种地雷，他们也认不出来，就与别的石块一起放在边上了。不过山坡上的射击很准确，不一会儿，日军的十几个工兵不是死就是伤，根本不能再干活了。
山崎大队长很恼火，他们的大队人马都在后面的路边休息，大队长看到没有工兵了，就叫在后面的人发电报，想叫赤峰派工兵来支援。不过他们的电台刚刚把天线支起，不知道什么地方打来三发子弹，没有击中发报员，也没有击中边上的参谋，都打在了发报电台上。日军用的电台还是电子管的，往往一发子弹就能打坏，现在挨了三发，当然成了废物一堆。
日军这个大队一共就这么一个发报机，这下，他们不能与赤峰或者司令部联系了。
第五卷 1933年 第一百六十章 强攻赤峰
山崎大队的参谋支起发报机的地方距离游击队阻击的小山坡相当远，这三发子弹绝对不可能是从小山坡打来的，应该就在离他们几百米内还有抗五军埋伏！可这路边上几百米内，日军刚才都已经大概地搜索了一下的，这是怎么会事？日军紧张起来，想找一下边上什么地方有埋伏。他们刚想对路边几百米内找一找有什么问题，路两边一千多米的地方，有至少二千名抗五军向他们冲过来。他们遇上大埋伏了。
射击电台的抗五军，确实埋伏在离公路只有三百米的单人伏兵坑。上面盖了木板，木板上是一棵不大的灌木，刚才狙击手从坑里出去，利用这灌木的掩护，击毁了发报机。如果这时敌人再过来搜索的话，就会看到他了。不过，在路边更远处的伏兵已经发动，山崎大队只好组成两条防线，就地抵抗了。
…………………………
被伏击的运输队因为没有了电台，不能叫援兵，正在苦苦抵抗。不过在赤峰南面的公路上，出现了一支与被伏击的运输队差不多的队伍，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就是这支队伍的人更多了。不过一千几百人的队伍与二千来人的队伍，如果不是仔细去数的话，一下子是分不出来的。这当然是抗五军的部队。
日军的哨兵从炮楼上看见他们过来，就远远的问是什么部队，他们中带头的回答说是山崎大队到了。哨兵打电话到值班官，核实了今天山崎大队是应该来了。炮楼下面的哨兵就等着这支部队过去，队伍前面的带队的军官应该会主动让他们看证件的，但这个少尉只是笑着打了招呼，就要带队伍进城了。于是，哨兵的班长只好上前拦下，说：请您让我看一下你们的证件。
这个少尉表情有点怪，说：证件？突然对着这个鬼子打了他一个耳光，说不知道我们要来吗？证件……到城里面自然会给你们长官看的！可这挨了耳光的家伙虽然没有还手，还是要求说：对不起，这是规定！您必须给我看证件。边上几个日军哨兵也把手中的枪抬高了，指向他们。这个“日军少尉”脸上挤了个微笑，然后对他身边的士兵说了一句日军哨兵听不懂的话，因为这话是中文，说的是：漏馅了！大家动手吧！
接下来，这些“日军士兵”马上有的用刺刀，有的用无声手枪，对边上的哨兵动手，另几个直接冲进炮楼，向上跑。炮楼顶上站着的鬼子，看到下面突然发生的变故，开始一楞，接着就去操机枪，但楼下的人比他速度快，一发子弹让他爆了头。
不过在炮楼二楼的两个鬼子，行动很快，用三八枪对着楼梯口射击，打伤了我军冲在最前面的人，还想要往下扔手榴弹。陈明仁带的兵这时就是一个冲字，三八枪的缺点这时就显现了：一枪与一枪之间得有半秒来钟，楼下的侧把子是连发了，就把这俩鬼子给放倒了，他们的手榴弹炸了自己，还炸伤了第一个上楼的抗五军战士。
炮楼的动静，让日军都知道了我军的袭击。是继续强攻？还是在城南口闹一下就走？就要看指挥员的临时决策了。陈明仁眼皮都没动一下，立即就命令：强攻！
有人说，我军不是两个师、二万人吗？敌人守城的只有一个联队五千人，还不是一冲就把敌人打垮了？
确实，就算去掉还在攻打真的山崎大队的几千人，我军还是占有绝对优势。但打仗不是做算术，这样的攻击战，上万人怎么展开？例如现在要进攻，当然是从城南向北，这么大的一个阵地，你能放上多少人？(奇#書*網收集整理)而上万人同时展开，需要多大的攻击面？有人说，不是有个电视剧里面那样，四面同时攻打，不就展开了？就算是人多得很，四面同时攻打也是一个不好的指挥。如果是围困敌人，或者是骚扰战，四面围攻是可以考虑的。而想要速战速决的，当然是集中力量攻一个突破口了。
抗五军不成功的化装偷袭，只是拿下了这么一个突破口。真是的，另一时空的小说、电视剧中，好像只要对低级的鬼子打几个耳光，就可以代替证件了，而且万试不爽。怎么到了这个时空，在这些讲规定的鬼子身上，就不灵了呢？鬼子怎么不是个个又蠢又贱？
…………………………
抗五军用了一个小时，才占领了赤峰的南边四分之一城区，不过阵线已经扩大了好多倍，有三千来战士可以直接参与攻击了。这时，敌人的飞机也赶来参战了，有情报说，朝阳、凌源、承德的鬼子也已经集合部队，要来增援了。
从朝阳等地到赤峰，只需要一天的时间。陈明仁一面叫沿途的民兵、游击队都尽可能破坏道路，阻击敌人，另一方面叫这儿加大攻击力度。
日军的飞机对我军预备部队造成相当的压力，但对相互交错的巷战火线上的部队，就没什么帮助了。
火箭筒在这种城市战中效果很好，而鬼子的掷弹筒在城战中的效果也很好。抗五军凭借的是人多和侧把子枪的近距离火力，以及一些基层军官的巷战训练经验，才把鬼子压过去。到夜幕降临，我军已经占领了半个多城市。而山崎大队那边已经完全结束战斗了，敌人零散地突围出了二百多人，都往原路南下了。运送的物资被毁了一大半，这是日军怕落在我军手里，自己放火烧毁的。
伏击战中，我军的伤亡明显比日军少得多。但城区强攻战中，双方的伤亡都挺大，加上被日军飞机炸伤的战士，我军的伤亡与敌军的差不多是一比一，可能还更多一点。如果是财迷的话，恐怕都不忍心再攻下去了。
陈明仁可不管，他看到日军的飞机不能再来了，就把后面的预备队都调上去，替下攻了半天的前线部队，继续夜攻。又攻了半夜，日军被压缩到了城市东北角四分之一都不到的地方，敌军只剩下二千多人，而我军对敌军的数量比例变得更大。日军的联队长在关东军总部的指示下，利用黑暗，撤出了赤峰，只留下一百来士兵和一些伤兵掩护他们。赶来支援的日军部队，一路上遇到不少骚扰，所以行进速度很慢。现在接到命令，说已经放弃赤峰，也都在半路上停止前进。
攻城的部队开始还不太知道敌人的情况，仍在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先是听说三路增援的部队都停了下来，接着才有外围侦察部队发现鬼子的部队在逃离，但当时有一半部队打了白天的仗后，正在休整和休息，另一半部队在从两面攻城，夜色又浓，只好让鬼子溜了。
陈明仁命令部队把剩下的敌人包围起来，然后放慢进攻，等天亮了再收拾他们。结果，这剩下的一百鬼子和三百多伤兵，也给我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第二天白天，一直打到天黑了，才算把他们给解决了。这种受了伤、到了绝境，还要打到底的风格，我军与日军倒是很想像。
赤峰又一次光复，但这次抗五军牺牲的官兵达到了近二千人。随军的摄影队在七月三十日拍了赤峰战场的残酷场面，城市一片狼藉，尸体、被炸碎的四肢、伤兵，就在瓦砾和火堆旁边躺着。财迷是经历过战场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就仿佛又闻到了这战场上的血腥味道，以及尸体烧焦的臭味。
这该死的东洋强盗！人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互相残杀？为了生活资源？如果大家把用于战争的资源省下来，合理安排、多搞生产和科研，得到的生活资源不是更多吗？更别说在战火中死亡的人和被毁坏的物资。如果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管理模式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那只要表现你们的优点，并且无私帮助别人就行了，还有用战争来让人改变别人并不妨碍你们的事情？
说到底，还是在以前的历史中，一些国家用火药和刺刀从别的民族抢到的东西多，当强盗的收益大，才有这些战争。
至于说自己的民族比别人强，所以要用战争去解救别人的话，肯定是一些人为了发动战争而想出来的东西。你的民族优秀，做给人家看，还可以在经济帮助人家，就行了。用刺刀去“宣传”他们“优秀”的民族，只能证明他们是一个有问题的民族。
所以说，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除了少数是政客为了应付国内政局困境而发起的，绝大多数是为了扩大本国的权利和利益而发起的，不管他是用了什么好听的旗号！热爱生活的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第五卷 1933年 第一百六十一章 野田一型坦克
财迷觉得为了打下赤峰这样一个城市，消灭鬼子三千三百多人，自己有二千来人牺牲、数千人负伤这么大损失，是不合算的。不如让日军去守着，抗五军部队袭击他们的交通线，或者慢慢打他们，更好一点。但赤峰的再次光复，对民众的鼓舞挺大，大家都说还是抗五军利害，你们看，原来守长城的部队回到热河，就把多伦和赤峰拿回来了。所以，财迷也没批评陈明仁，还表彰了他们部队。只不过在高级将领的战斗总结上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从八月下旬以后的几个月，抗五军与日军在热河打起了游击战和对攻战。
日军似乎也学乖了，他们只是守住了与辽宁和黑龙江相近的几个城市，如承德、开鲁等，然后从这些据点突然出动一些部队，来“扫荡”一下赤峰等我军根据地。不过抗五军因为财迷的指导思想，并不重视守城市；但日军竟然也不重视攻占城市，而是想找我军的大部队来决战，想要消灭抗五军的主力。另外，他们也派了小部队，一般都是日军与汉奸的混编，化装成我游击队或者百姓的样子，深入到我根据地深处，去袭击从长城到赤峰一带的我军运输线。日军可真是够狡猾的。
这是因为田中曾男的一个建议，或者说，这是因为小野次郎留下的一篇对付游击战的文章。
在另一时空，小野他们除了正面战场的一些策略研究外，还研究了对付游击战的办法。他们讨论下来，觉得对游击战的办法确实不多。他们认为对游击战的最好办法就是步步为营、分割包围，让百姓都集中到他们控制的区域，以公路和据点来分割出区域；集中局部优势兵力，配合准确的情报，对有游击部队的区域进行包围、歼灭。所以，小野以前就这么写了个报告。
这个战术，在东三省的一些地方试了，比较有成效，虽然进度慢了点，但还是消灭或者击溃了好几支抗一军、抗二军的队伍。比被动挨打、真要去追击又打不到敌人的方法要好多了。所以，在东北三省，他们正在把铁路、公路两边一百米内的树林全部砍光（破坏我国的自然环境！），又加强公路的修建，强迫百姓并入他们集中营式的“大屯”。不过这些事情工程浩大，在抗日义勇军的袭击下，进展缓慢。
八月份后，这个战术在热河也试了一下，可以说结果相当失败。抗五军也袭击敌人的据点，日军大部队去追击他们就溜回山区、回到根据地，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是打游击战的。但是，抗五军通讯设备先进，特别是指挥统一，武器装备也不是另一时空小野他们研究时游击队的概念。
敌人为试验这个战术，以一个师团二万多人突然包围了朝阳北面大北山的五、六十平方公里的区域，想消灭里面一支三千来人的游击部队。可二万多人在三十多公里的“封锁线”上散开后，根本挡不住游击部队对其北面阵线一点的冲击，一下子就突围出去了。这样被突围，也是在日军原来预计中，于是就按计划追击。可是一追击，麻烦就来了：这支部队去那儿了都不知道，前面一会儿这里有敌军，那儿又有，结果日军分成几支去追。可是，其中一支有二千多人的追击部队中了埋伏，等别的部队停止追击，跑去增援，只救出一半人。人家参与伏击的部队是多少人，他们都不知道，似乎有六千多人，加上领着他们各个方向跑的，参战部队可能有一万人，可日军战斗前的情报说，整个朝阳地区当时一共不过有游击队五千人，难道在这两天时间中，附近地区的部队就赶过来了？
不仅如此，日军的二万多人中有一部分是从北票抽出来的，这样北票的守军就少了。结果一支抗五军部队还袭击了北票，进入市区，占领了军火仓库、拿走了里面的东西，才撤走。虽然损失东西不多，可这影响挺大。
战术试验结果是：日军一共损失了二千多人，而抗五军伤亡只有二百人左右。日军综合了在热河的各次战斗教训，发现只要是离开了据点，而且分成一个大队以下活动，就要吃亏。
不过小野次郎还写了一点别的对付游击战的战术，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针锋相对，以游击战对游击战，以对方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小野当时觉得这个报告写得还不完整，加上注意力主要是正面大规模进攻战，这个报告就没交上去。现在田中看到热河打得不顺手，就把这个报告加工了一下，托人交给了关东军。关东军正为日军在热河的损失大、收益小而犯愁，就决定按这个办法试一下。
九月中旬后，日军战术的突然变化，让抗五军一时不防。不过，日军的大部队一出动，他们都能接到情报，马上行动一下，日军就补空了。而日军小股化装的部队，开始得手了几次，后来各地民兵等加强了防范，给他们几次打击。而我军的游击战术，敌人也有些应对，例如预先就在据点外面几公里埋伏有军队，如果我游击队去袭击，他们就从后面包抄过来。不过我们毕竟是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情报信息准，敌人的动向多半让我军知道，而我军的行动他们不知道，只要我军行动更加谨慎，在准备工作做得更细一点时才行动，就可以避免陷于敌人阴谋。不过这样以后，对敌人的袭击也少了一点。
一直到一九三四年，热河的抗日形势基本就这样，承德、凌源、朝阳和开鲁等城市在敌人手中，赤峰和林西等城市在抗五军的领地，广大的乡村都是抗五军的地盘，包括承德边上的一些农村也是抗五军的游击区。
敌人在扫荡时，对我根据地民众是很凶残的，不是杀害就是拉到辽宁他们的“大屯”去。而我军就通知大家从村庄中躲避出去，安排军队和民兵掩护。如果有敌人的特务发现某个村庄有过我军正规部队驻扎过，他们会对这个村子进行特别的报复。所以，我军除了赤峰等敌人已经知道的驻地，平时尽可能驻在山野等单独的营地。
新武器的发明对我军大有帮助，例如陶瓷地雷。抗五军游击时，晚上野营，都在边上放一些这种地雷。第二天，再去收起来，只要轻轻分开地雷，把玻璃管拨出就行了。而玻璃管用纸包了，放在铁盒、竹管里，一般不会碎，就是碎了，没引爆炸药，危害也不大。
更不用说知道敌人要来了，就在道路上、村庄里放上地雷。有了这种地雷，使敌人的偷袭困难了，我们的防守容易了。
财迷已经于九月份回到上海，知道敌人小股部队深入我根据地，就命令工厂生产了无线电测向仪。这种半导体侧向仪生产成本相当低，重量也轻，便于携带。在两个不同地方测一下方向，在地图上一标，就能知道敌人发报机的大概位置。敌人的小部队一旦方位被我军知道，就等着灭亡的下场好了。
而日军也知道了我军的无线对讲机比较普遍，就生产了收听器。不过对讲机的通讯距离近，才五公里左右，他们要到我军相近处才能听到。而我军报务员用的是南方人，讲当地方言，加上有些暗语，敌人所得信息有限。
…………………………
日军总结在三月份在热河攻击的成功，认为是因为攻击果断、行动迅速，而在长城的战斗遭遇失败，是因为他们的坦克在山海关下面受阻，并被华军的“反坦克枪”和手榴弹击毁了。这时候，他们又想起了小野次郎，小野就曾经大力宣传快速前进的“闪电战”，并强调了坦克的重要性。日军以后的敌手是罗苏，据小野的论述和后来日军情报的证实，日军现在的坦克根本不能与欧美国家的比！
日军现在装备的是八九式“奇咯”中型坦克，是1927年开始设计，要求战斗全重10吨，最大速度25公里，发动机功率100马力，越壕宽2米，装37mm炮及机枪1挺以上，主要部位装甲可抵御600米内37mm炮弹的攻击。
设计这款坦克，也是日喷人喜欢“自力更生”的结果。一开始，政府有人认为日喷当时的技术和工业水平都不行，想要直接从欧美国家引进，让国内的工业技术人员知道了，就去闹，说怎么就不相信日喷自己人？结果就改为自己设计了。另一时空的中国人，也有一种自己的技术总是不如别人的想法，不让自己的技术人员试一下，自己的技术怎么能够上去？就算是要拨钱自己立项，这研究经费多半也落在会喊、会“跑经费”的“研究人员”手中，会搞技术的人，往往不善于搞这种名堂，就得不到经费和任务。这样，有些项目的结果不怎么样。但这不等于我国技术人员不行，而是没用好技术人员。中国人，也要多一点自信才好！
第五卷 1933年 第一百六十二章 银行新政策
日军的八九式坦克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在大阪兵工厂完成，同年定型为89型中型坦克（也叫做为“八九式中战车”）。有甲乙两型，甲型装汽油发动机，乙型为柴油发动机。
八九式中型坦克净重12.1吨、战斗全重13吨、乘员4人。主要武器为一门九0式57mm火炮，射程5600米，初速350米/秒，弹药基数100发。辅助武器为2挺6.5毫米九一式机枪，携弹量2745发，前机枪在车体左侧，下面是出入舱门；炮塔机枪与火炮轴线呈150度夹角（逆时针方向）。车长塔在炮塔右侧，有高射机枪座。
甲型动力装置为直列6缸水冷航空汽油机，118马力；乙型为日本设计的J3型直列6缸风冷4冲程柴油机，120马力，两个油箱，分别为100和70升。机械变速箱4进2倒，单行星转向机，两个规定转向半径。主动轮后置，诱导轮前置且带齿。每侧9个小直径负重轮，4个托带轮。平衡悬挂，弹性元件是14-15片钢板弹簧，2-5和6-9负重轮一组，第一负重轮为水平螺旋弹簧悬挂。每侧履带81节。车体尾部可安装尾橇，可将越壕宽从2米提高到2.5米。铆接结构前装甲17毫米，侧装甲12-17毫米，顶装甲10毫米，材料为镍铬合金钢。车长5.75米、宽2.18米、高2.56米。最大行驶速度每小时25公里，装满油箱后最大行程170公里。
这种坦克，在另一时空应该不属于“中型”坦克，只能算是轻型坦克。不过这个时空欧美的坦克相对也轻一点，这时算入中型坦克并无不妥。别说日喷人自己搞的就是不行，这款坦克的各项性能，在当时并不算特别差了。
与罗苏的T—26坦克这样这一时空最先进的坦克比，日军的坦克只是在火力和速度上稍微落后了一点。但日军的人认为如果他们有更先进水平的坦克，例如有田中曾男与小野次郎前些年提出的装甲达十公分以上的坦克，抗五军的反坦克枪就对付不了他们的坦克部队，说不定这次日军就可以一鼓足气攻进长城更多关隘，或者从已经占领的山海关快速突击，占领华北！
田中曾男的野田公司也正好在澳大利亚赚了点钱，愿意出一部分资助陆军，来生产先进的重型坦克。所以，这个型号的坦克被命名为“野田一型”。最后他们定下的坦克型方案，目标重量达到30吨。这么重的坦克，在另一时空只能算是中等重量坦克，不过在这个时空，特别是对日军来说，就算是非常重型的了。
田中还提出了要用越野汽车、装甲车等与坦克一起组成机械化快速部队的方案，也得到日军的采用。日喷的工业基础还是可以的，有了钱，这些装备的制造还是比较快的，才半年后，这支花巨资建立的机械化旅团就组建起来，投入了训练。开始训练时，坦克还少，士兵就轮流使用几辆坦克；等他们操练比较熟了，出厂的坦克也已经够了。
田中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也算为日军组建这支装甲部队出了非常大的力量。不过，他们海军的同事对他不太满意：有钱捐献给国家是好事，但你是海军基地的人，应该把钱用于提高咱们海军装备上来！管这些陆军白痴干什么？不过田中说是为了完成朋友小野次郎的遗愿，别人就没办法了。
…………………………
一九三四年年底到了，抗五军总结了八月到年底在热河的抗日游击战，得出的经验就是鬼子并不好打！他们不光不像另一时空多数电视剧中表现得这么蠢，还学得挺快，狡猾又凶残。而我军也要不断根据鬼子的变化而作出变动，改进打法。轻视敌人，把日军想像成怎么好打，吃亏的是自己。
对热河抗战，很多舆论对我抗五军的进展是不满意的，觉得应该快点攻打承德，把日军全部赶出热河，然后就可以攻打辽宁，以及东三省。但财迷要大家就现在这么打下去，多消耗敌人的力量，在十一月到十二月，热河的日军的损失每月大约是四百人左右，抗五军的损失也平均也有二百多人，自己的损失也不能再大了。
不过中央政府对热河的战事进度一定是非常满意的，甚至可能觉得进展得太好了一点。这从他们对抗五军的一些措施上可以看出来。首先在八月份，他们宣布取消了“汤玉麟的”五十五军，只留下一个师（三十六师），任命的师长是陈明仁。徐辉将军当然免去五十五军军长，“升任”中央政府上将高级参议，还兼什么经济建设委员会的委员。这样，他们对抗五军发的饷金就只发一个师的了，还时有时无的，好在抗五军并不指望这点钱来吃饭。
另外，八月后，他们对银行业进行了限制，除了他们控制的四大银行外，不得发行钞票了，这条政策比不发一个军的军费对抗五军的影响要大得多！中央政府当然强调了国家现在的困难，让才弥先生谅解。
抗五军不断有人在伤亡，需要补充。但中央政府发了一个“兵役法”，统一由各地政府按中央的指标组织征兵，其它军队等，一律不得私自招兵。不过，现在中央政令能到的省份还不多，这个“兵役法”也没有怎么执行，很多地方不了了之。共济会想了个办法，使中央不让招兵这一条，对抗五军也基本上没有影响：共济会当时正在搞基本建设，在修公路，所以，招的兵都是先说是到修路公司去当工人了。再后来，抗五军有人说自己是“开路先锋”，慢慢地这个“开路先锋”的叫法就叫开了。
从这些措施，就能看出政府对抗五这的态度，不过他们打的都是为了经济建设的旗号。还别说，虽然长城和东北打仗，但内地的经济还确实好了一些，这儿有共济会农场、交通和商业的贡献，也有其它方面的提高和天灾比较少的原因。中央政府为此很得意，说明他们领导得好啊！
还别说，全国执行“兵役法”最好的，竟然是广西的李宗仁桂系！不过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把广西的适龄男青年分批招去当兵，进行一定时间的军事训练后，退伍回家，以后有需要时，再招回来，就可以成军了。这当然要与当地政局的控制、民众的动员能力等接合起来，说明他们的根据地相当稳固。
共济会的组织，在广西也发展得相当弱，因为那儿已经有比较严密和稳定的政府组织了，治安什么的也相对比较好，人们对参加这种帮会或者政治组织不是很热情。不过，还是有一些对抗日比较积极的广西知识分子，加入了共济会，这与别的地方会员的成分大不相同。
在这种形势下，共济会要一下子组织更多的部队去热河抗日是不可能的了。财迷既要应对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又要分析日喷国内形势的趋势。受中央政府银行政策的影响，共济会的经济出现了危机，马鞍山基地等建设项目被暂停或压缩，那儿的工人就多出来了，财迷从中慢慢地、悄悄地招一些兵，放在上海和涞源训练。
如果现在日喷国内像他们“急进派”说的那样，全力来打热河和河北，靠抗五军是不行的，所以还是要慢慢来，对开鲁和朝阳这些城市，也因此决定不去解放。
现在关东军虽然没什么大战斗，但整个东北，每月有几百士兵的死亡、数千人的受伤，对国内也不好交待。他们国内“急进”和“缓进”两派也正在争论：
“急进”派是要求全国动员、加强征兵，让更多的部队派到“满州”，剿清那儿抗日的“土匪”，为“捐躯的日军勇士们”报仇雪恨。
“缓进”派是觉得国内经济形势这么差，人民缺衣少食，抱怨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从“满州”得到了一些矿产、粮食等，但军事上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自从日军占领了黑龙江一带，就想试开探小野曾男提过的大庆油田。但这个地方离罗苏太近，而距离罗苏名下的“中东铁路”更近了。根据这个时空的不平等条约，这儿的矿产，开发权优先属于这条铁路的所有者，也就是罗苏。如果让罗苏人知道这儿有石油的话，罗苏恐怕是不会让这么肥的一块肉落到日军的嘴中的，出兵攻占都在所不惜。所以，日喷想要出钱把中东铁路买下来，从今年四、五月开始，双方就此事进行洽谈。罗苏与伪满州国进行谈判，这事，引起大华政府的强烈抗议：这不是承认了“满州国”？
开始，罗苏说不卖这铁路，为此，日军还以“满州国”的名义在满州里中断铁路运行，抓罗苏铁路员工，制造麻烦。对日军的搞事，罗苏没有像上次张学亮搞“中东路事件”时那样，出兵打入来，而是退让了。他们不知道是想免去麻烦，还是想澄清他们要在日、华的战争中的中立立场，同意了日喷操纵的以“满州国”的名义来购买中东铁路。双方就此展开了正式谈判。
对华方提出抗议，苏方不予以理会。他们对我国政府说：以后你们有实力收复了东三省，这铁路不就是你们的了吗？这话讲得很直白：在国际上，没什么公义的！只有利益！只凭实力！后来，除了日喷和德国本身以及他们控制的一些伪政府外，承认了伪满州国政府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两个，那就是罗苏，以及当时非常亲日喷的泰国。
不过从现在日喷从东北得到的与代价来看，日喷政界认为是得不偿失，所以“缓进”派的人中还有认为还不如放弃“满州”算了。
这两派争论得很激烈，但他们也有共同点，就是都对关东军的无能表示了不满意。
让关东军松一口气的是，随着冬天的到来，随着新年的来到，双方的军事行动都少了，他们的伤亡率明显下降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三章 经济调整
一九三四年新年到来的时候，财迷已经到上海好久了。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热河抗五军与日军正在拼命战斗时，蒋中才的中央政府看到塘沽协定签订后，关内暂时没有战争阴影了，他把军事放到各地的“剿匪”上自然不提，还开始了经济方面的调整。在这方面的政策，不知道是不是有意针对共济会，反正对共济会大华银行的影响很大。
这一年多来，大华联合银行与其他的银行一样，可以印发自己银行的钞票。这里面的作用可太大了！你银行的资本金虽然只有几千万，但可以印发出去上亿、甚至几亿的钞票！因为有人在你的银行存款，而且不会一下子都来取款；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在流通中。这样，银行可以贷出去的款就多，效益就好。共济会自己的马鞍山建设要用的资金，以及杜重远先生要建设一些对民生有益、本身也有利润的轻工业，有了联合银行，资金上就没问题的了。
可下半年中央出台了两条关于金融方面的政策：第一条是不让银子流通，改为货币，还有配套的禁止银子出口等政策。说得简单点，就是如果你手中有银子，只能按国家定的价钱卖给国家，这个价格当然要比国际市场价要低得多。
第二条就是各银行不得自行印发钞票，只允许四大银行印。统一货币，对来自另一时空的财迷而言，觉得完全正常的。各家银行自己印钱，信誉不好的倒闭了，钞票成了废纸，有些百姓就遭受损失。而且政府完全不能调度经济，甚至不能准确统计宏观经济。所以，财迷觉得这一条属于正常事情，能够理解。
但这一条政策，对大华联合银行的影响太大了。对有的小银行，影响就没这么大：因为他们自己发的钞票，人家客户不想要、不敢要，一定要现大洋，所以印发得很少。而大华联合银行客户主要是生意人，在各地跑，反而要他们的钞票而不要银洋，带着轻，好藏匿。这一年多来，他们的钞票发了很多，现在突然要回收，是个大问题。这可把银行的宋文华和卢作孚、杜重远他们给急坏了，一定要在北平的才弥先生回去。
九月底，财迷回去后，推出了两个办法。一个就是发放支票本，让一些老板带上支票本，填了数字、签个名字，就可以了；这样看上去比带钞票还要方便，路上掉了、被人抢了也没关系，很受生意人的欢迎。另一个就是电报转账，又快又方便。这样，很多客户都把钞票变成了银行户头上的数字，加上现在有很多流通的钱都在共济会自己的工厂、商行里，本身银行里的底子也厚，现金还是有一些的。所以，回收自己钞票的事就这样应付过去了。
不过，共济会自己在马鞍山的一些项目因为需要钱去应付这次资金上的紧缩，就只好暂时停下了。
不过这个政策不光对大华联合银行有冲击，对很多中型银行都是一个冲击，也有因此而垮台的；而大华联合银行波澜不起就应付过去了，信誉变得更好，有更多的人转到他们银行来存款，所以慢慢对他们还成了好事。
对科辉企业来说，从四大银行印发的统一钞票中得到另一点好处，就是他们选用了科辉的印钞厂来印制钞票。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科辉印的钞票质量最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样，印钞厂的投资有较高的回报。
马鞍山的建设压缩后，工人就多了出来，财迷没有解聘他们。这些人中很多已经加入了共济会，就算不是共济会会员，也不能因为企业困难而让他们重找工作。所以，这些工人中有的人进入科辉学校学习，更多的人加入了“科辉路桥公司”，参加军训，其中很多素质好的，就进入抗五军当兵。这个时候，找份工作并不容易，连抗五军的战士，都成了一份好职业。抗五军的军饷并不比别的军队高，但很多农民、工人都觉得抗五军的官兵是份好职业，并不完全是因为抗五军英勇抗日，名气响亮；还因为抗五军的军饷发得稳定，伤亡率低，特别是对伤兵的安置、对烈士家属的照顾工作做得好，让官兵没有后顾之忧。
还有一条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当兵是辛苦的，当抗五军也不例外，但是抗五军的服装、伙食，绝对是比别的部队要好。不说在关内训练时，就是进入了东北的抗五军，粮食一般都是本地解决，不过从关内专门送去科辉肉制品厂和鱼类加工厂生产的咸肉、咸鱼、香肠、肉罐头等。这些食品在另一时空可能没什么人爱吃，就算吃到也不会归入到“美味佳肴”一类，但这个时空，很多人还吃不上这些东西。于是，一些人就觉得当抗五军战士是个相当好的事：名气好，光荣，包吃包穿，还有钱拿。
因为这个原因，虽然经济上紧张，但共济会集训的新兵人数反而多了。
…………………………
由于九月份以后，热河的抗日军事方面也没什么大的战斗，有黄琪翔和章芝春在赤峰，就足够了，所以，财迷就留在了上海。
三、四月份时，财迷与张学亮一起回上海，也曾经就想留在上海，搞技术和经济工作。受到卢作孚、杜重远他们的影响，也有点想搞点对促进民生的工业技术。
当时财迷最不习惯的，就上袜子在脚趾头处很容易破，因为这个时空都是棉纱袜。这也是这个时空很多妇女要花时间去缝补的地方。有的厂家专门生产了半圆的袜子前头部，让人去补旧袜，但一般也只要十几天就破了。结果，科辉一个技术员发明了一种袜子，也就是没有后跟的袜。它与另一时空没有后跟袜子用意不一样，不光是为了让各种尺码的脚都能穿它；它的主要用意是：当前面脚趾处破了后，可以把它剪掉一公分再缝起来，放便了缝补。当然，这袜子也从长袜子一直穿成短袜子。这种袜子推上市场后，居然深受大家欢迎。从这个袜子，财迷想到了尼龙袜和化学纤维。
财迷以前也想过要生产化纤，这可是要全套设备都自己设计，设计好了还不能委托外国加工，而是必须自己制造，否则技术就让别人掌握了。可国内的工业基础这么差，自己生产这样的设备是不太可能的事。现在，马鞍山工业基地建设了，以后就有一点基础了。所以，对化纤生产的试验也可以开始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四章 机械化部队
财迷是学化工机械的，对石化、化纤设备也知道一些，他就在工业研究院找了几个工程师，又招了一些人，组成一个新的技术攻关部。当他把设想、原理，生产化纤的设备主要要求等告诉这些人时，里面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海龟”说，他曾经在美国的一个杜邦公司做过，那儿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项目。财迷才想起，尼龙似乎是杜邦公司搞出来的。
结果，这个化纤项目组工作的进展之快，出乎财迷的想像，这个时空的人工作实在是勤奋！因为才弥先生说了，这些发明搞出来后，全国民众的衣服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所以这些人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的！
现在财迷看到，晴纶和尼龙纤维已经在实验报告试制出来，不过，要进入中试规模的话，还要克服不少困难。到了这一步，财迷当然要加入进去，参加中试设备设计，等马鞍山基地的工厂建设好了，马上就可以生产这此设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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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除了搞化纤技术，还兼顾一下现有的军工生产，还有就是抓马鞍山基地的建设。他从国外进口设备，又通过杜重远挖来一些原东北的技术工人，算是把马鞍山钢铁厂、内燃机厂和船厂都建设起来了。这船厂的设备，不光可以造船，更有一些造潜艇所需的设备，如卷板机等。
这时，石油工业已经有了，财迷从美国进口了一套炼油设备，也放在马鞍山与芜湖中间，用玉门关生产的石油，来裂化成汽油和煤油。这个时空，煤油的销量可不小，主要是点灯用的。
但潜艇的生产还不能开始，制约潜艇基地建设和潜艇生产的主要因素，就是钱。因为他们的银行不能印钞票了，所以好多工厂只好暂时停了下来，小的工厂、已经快完工的工厂先一个一个完成，以便产生经济效益。潜艇生产基地，所需的资金还比较大，而且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只好放在一边了。而潜艇的技术方面，当然也要摸索。
从长城抗战到热河打仗，要子弹、火箭弹、手榴弹、地雷，要粮食，要药品。新部队的组建、装备、训练，要钱要物。这些，都比潜艇生产还要迫切。
尽管如此，内燃机的生产总算开始了，不过不是潜艇用的这种大型内燃机，而是摩托车用的微型内燃机，只有一百五十CC。这二者在生产设备等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不过可以让技术人员和工人掌握一下技术。“麻雀虽小，五脏具全”，原理是一样的。
这个内燃机，与原来的黄鱼车（三轮车）结合起来，生产了三轮摩托车。把车厢改了，变成又有截货的货车，也有截人的客车。另一时空的人看到这车，肯定是嗤之以鼻；但现在，不光平安联运的人用这车，别的企业也用，包括买卖了当私家车的都有。
对内燃机的噪音，财迷很注意，设计加工时注意转动件的动平衡，再加点减振装置，试验、改进了消声管。这样，他们生产的内燃机的声音，比另一时空的汽车发动机还是要略大一点，与另一时空的摩托车差不多。可居然有人说他们的内燃机不行，声音太小了！说机器声音大，说明“动力澎湃”！这么小的声音，说明机器不行，没动力！声音大的车子开起来也“威势”！把财迷搞得哭笑不得。
…………………………
有人说，这点马力的三轮车能干什么事？您错了，平安联运以前不是人力车多吗？现在这点马力的车，还要拖这种人力车一起走，不光是拖一辆，也有拖两辆、三辆的，简直是当火车头用了！速度当然开得不快，因为就是马力再大的汽车，在这个时空也开不快，因为这个时空的公路都相当窄，而且是泥沙路，想开快也开不快。
部队的后勤，也要用好多这样的车。现在供应热河的物资，需要绕道到察哈尔，经多伦再到热河的赤峰一带。到了北方后，就不能用航运，只能用车。以前是马车和人力车，现在有这“小火车”，已经是个很大的提高了。就这样，有人已经提出，利用这个车，可以组建“机械化部队”了。
第二款内燃机的马力大了一点，是三缸八百CC，四冲程的。生产出来后，与之配套的车子也大了点，四龙他们就把火箭炮放到上面，做成了“自行火炮”。而上海的新兵也又有了七千多人，士兵的文化素质相对比较高，财迷也同意他们按“机械化”部队训练了。这就是抗五军第一支机械化旅，不管怎么说，他们的行军速度比步兵要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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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在前线指挥打仗，财迷是更喜欢这样在后方，搞生产、搞经济；最多兼管一点新兵和教导队军官的训练。当然，教军事没有搞新产品和教工程技术的意思，他有时候还要给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人讲点东西，偶尔也去给科辉大学讲一下课。
与家里孩子们在一起，看到他们的成长，也是很让人高兴的事。另一时空的小孩，很少有像这些小孩这样，能吃苦，能为别人着想。所以说，小时候吃苦，是对小孩最好的磨砺。
另一时空的家长们，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勇敢、乐观地面对生活的，可又不想让他们受一点苦；结果小孩就是骄生惯养，怕吃苦、自私的多。不过，连另一时空的大人社会，都有一种把自私当成天经地义的风气，算是“与国际接轨”了？
而这个时空，教育主要靠一代一代的家庭教育，和整个社会环境风气，传统的一些尊敬长辈、敬畏自然（鬼神？）、崇尚简朴的物质生活、锄强扶弱这些风气，要更浓一些。或者说，人们还比较“傻”一点？这个时空，勤劳肯干是受人尊敬的，娇柔做作是被人看不起的；节约俭朴是受人尊重的，铺张浪费是受人白眼的；多为别人着想是受人敬重的，自私自利是摆不上台面的。看来这个时空的人什么是“荣”什么是“耻”，学习得很好嘛。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五章 羽绒服
财迷觉得与杜重远等人在一起，是很让人高兴的事。杜先生不光会经营企业，而且还保持了浓浓的书生气。他与朋友邹韬奋等人一起，办了个《生活》周刊，上面多是一些激情的文章，也有一些赞扬抗五军抗日的文章，以及批评政府工作的文章。
又是这么著名企业家，又这么有激情搞文学等事情，让人觉得很难想像。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总有一股催人向上的激情。不过他们说与光之老弟在一起时，他们有种要向贤弟学习为国为民干实事，要有向上直追的感觉。看来，人是互相影响的。
与黄宏林、屈国良、李明他们相见，感觉也不错。共济会已经发展成这个样了，他们还是一付忙得脚跟打后脑勺的样子。黄宏林把家从武汉搬到上海来了，屈国良也成了家。他们的感染力挺强，把一个热血青年的李明，也变得又热血、又有点江湖义气的样子。而黄宏林和屈国良自己，则多了一点学生味，特别是屈国良。这也说明了，在一起的人总是互相有影响的。
财迷长期在北平指挥抗战，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业，一般的事都不用他管了，除了有时一些很大事情的决策。财迷在上海比以前创业时要空闲一点，除了搞一下装备的设计外，还可以与家人朋友聊一下，甚至乔装后，到上海市区逛一下。自从财迷在山东又一次被袭击后，对他的保卫工作可是很注意的。如果不乔装，就要前呼后拥的，没法上街了。
在上海，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正在进行战争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上海民众对战争已经相当适应了，南北两地的战斗离自己比较远，而去年战争的创伤愈合得挺快，才不到两年时间，市面上完全看不到战争的痕迹了。于是，文艺活动也多，晚上跳舞照常，交际花们依然如故，商业也仍旧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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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共济会的工业、农业、商业，都发展得很好，工业主要在马鞍山和芜湖发展，而农场和股份制农村合作社，则在江、浙、皖、鲁，发展较快，河南、河北、湖北等，也有发展。有些农场等，不过是共济会组织了一下，让土匪不敢再去，另外对贫困的地方，提供了一些种子、农具、家禽等，而已。这些农场有个一年半载的，马上就不一样了。我国的农民，真能吃苦耐劳！只要生活有盼头，一样的劳动给一样的分配，税收合理，他们就肯干得很。而且学习文化什么的，也有兴趣。
有不少战斗中致残截肢的军官，特别原来是学生兵的，经培训后，担任了农场的领导。这样让他们干事，比在荣军院养着他们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也容易解决家属的问题。他们的工资是共济会给的，不许拿农场的一分钱，他们照样干得起劲。只不过把农场搞得有点军事化的味道。
共济会的农场，一般都给发了一个收音机，于是，大家晚上或者农闲时，就会到农场部听一下“戏文”，学一下抗五军的歌，也听一下新闻。这些事情，不光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意识，还让大家有个文娱活动，丰富精神生活。
农民们有了钱，第一个愿望就是为家里买个收音机，然后是闹钟。科辉的钟表厂已经生产出手表，不过价格比闹钟高得多，对农场的农民，一般是买不起的。加上自行车，就是当时年青人结婚时说的“三大件”了。当然，一般农民结婚时，有个一件、两件的，就相当好了。
人的“幸福感”，总是与以前的经历、自己的心理，以及环境人群的比较中得到的；这时，共济会农场的农民们，因为生活基本上能达到温饱了，幸福感高得很！像一位老农民说的，他这辈子前几十年吃鸡肉的次数，还没现在一年中吃得多！这一年中，他一共吃了五次鸡肉！真是幸福啊！
共济会的农场，是受益民众最多的企业了。
抗五军的军需，对工业和农业也有促进，例如现在抗五军主要穿的是棉大衣，比较重，财迷就怀念起他在另一时空的羽绒服来。于是，让南方一带的农场养殖鹅和鸭子，准备为抗五军装备羽绒服。开始时，生产的数量少，根本不够装备部队；成本也要比棉衣高得多，就先推上了市场，结果利用了五凤的品牌，推到了欧美市场，价钱定得高，利润率高，只是销售量还不大。现在欧美国家的经济危机还没很好恢复，那儿民众也比较穷，购买力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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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商场、农村供销社、平安联运等全国联营企业，企业本身的利润也算不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大华联合银行也一样，不光解决了共济会自己的建设资金问题，还为其他商界、实业界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利便。这些企业都互相有关联的，配套运行的。
这一年中，也有一些别的老板组成一些类似的商业和运输业等，与共济会的这些企业竞争，不过共济会的这些企业本身利润率定得并不高，那些企业又是新开业的，还没有一家能达到共济会企业的规模。例如，以孔祥熙为首开办的商业联营公司，规模也不小，但在城市竞争不过上海国货公司，在农村更没法与供销社比。加上在一些军阀控制地区，他们的发展受到限制，谁叫他们的“中央政府”色彩太浓呢？所以，现在还没有一家企业能与共济会企业平起平坐的。有些经营得差的，据说还在亏损！
倒是在一些地方军阀的地盘，有几家这类企业在局部地区占有优势，不过他们也不会太过分压制共济会的企业。军阀们虽然不喜欢共济会在他们的地盘发展过大，但也不想得罪共济会。得罪了共济会，别说他们派几个“城市敢死队”这样的人来，就算是在经济上不与你们交往，你的地盘上商业就不行了、税收就要少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抗五军在后面呢！
抗五军的军火是自己生产的，已经被大家知道，军阀们就有来要求购买侧把子枪、机枪和子弹的。但共济会一律不卖！只要是用于打鬼子的，抗五军才考虑可以送一些！共济会绝对不参与内战！军阀们开始对此很不满意，但后来一想，反正他们也不卖给他们的对手，对双方都公平，这样也好。实际上，抗五军生产的军火，也只够供应东北抗战的。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六章 炒美国股票
科辉企业的好多利润，像抗菌素等产品，赚的都是外汇。有些外币，就在欧美买了粮食和机器设备回来；但外汇还是多了，以前主要是放在国外的银行里，赚利息。现在财迷自己办了银行，发现钱放在人家银行，这点利息太少了，不是让人家赚大钱？而且外汇储备数量大了，人家搞一个贬值，这钱不就等于送给人家了？
一九三三年年初，关利清他们在争论：现在美国的股市在跌了三年后略有回升，是从此回暖了？还是下跌中的整理？现在美国还有企业在倒闭，股票就成了废纸；很多股票的价格非常低，成了垃圾。所以多数人都认为美国股票没用了，没有人气了。在财迷送张学亮回上海时，他们来问一下“股神”才弥先生。财迷听了，马上决定让人用外汇去买一些美国的石油、汽车等企业的股票。美元以后肯定是要贬值的，但这些股票，以后肯定是要升值的。
于是，关利清等人也跟了财迷，用现金换成外汇，去炒美国股票。美国人民应该感谢才弥先生，他们的资金投入，帮助了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升，不到一年中，股票涨了不少。关利清等人真是佩服才弥先生的先见之明，问是不是可以卖出股票了？财迷说不急，他有外汇富裕时，还在买入股票呢！
如果年底算一下账，财迷今年在美国股票上的投资，可是赚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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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一九三三年，在长城和热河的抗战激烈时，东三省的抗日武装也没有休息。这一年，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中，开始赶热闹而参加抗日的、没有太多耐心抗日的人，有的回关内了，有的回家了，极个别的被日军收买当了伪军，但留下的都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抗日队伍有的变小了，变精了，不过也有扩大的。抗五军的游击部队就扩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
一九三二年财迷带领的抗五军在打了上海战役后，进入东三省时，在辽宁和吉林原来有共济会基础的乡村地区，都留下了几支抗五军的游击队，这些地区就成了共济会的根据地或者他们的游击区。
还有一些留下的抗五军伤员和保护伤员的部队，也在当地发展共济会员，并组成了游击武装部队。
例如留在辽宁省的一支保护伤员的部队和和伤员，带队的是上海沪江体校的女学生姚瑞芳。一年多后，这支队伍发展成了有一千五百多人、有一个半县游击根据地的抗五军队伍，还出了侯小燕、欧阳德这样截肢后继续抗战直到英勇牺牲的特级英雄。
这么大的队伍，就是游击纵队了，而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青姑娘，按当地的习惯，被叫成“姚总司令”。虽然别的抗日义勇军中，也有个别女的当首领的部队，但毕竟是极少量的，而她一个上海姑娘，能在东北的抗战中这么出色，名气就更大了。
这一批进入东北的学生兵中，有不少成了“总司令”，也有一些成了县长之类的地方干部。
共济会与别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注意组织地方政府。别的抗日武装也有一定的“根据地”，或者说自己的地盘。他们的粮食等供给也是由自己的地盘里的居民提供的。但他们除了收“抗日捐”，并为这此民众提供一定保护之外，就不管其它事了。
九一八后，辽宁、吉林等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一度是日军扶植的伪政府，而这时很多九一八之前的政府官员已经进关内，或者当了伪政府的官。可后来日伪军没能力守这些地方，又让抗日武装给占领了，伪政府自然也垮台，但政府机构却出现了真空。
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抗日武装就成了这些地方的“管理者”，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什么管理可言，也就是凭自己需要大概地收缴一些钱粮。有些部队也就找一些乡绅什么的出面，按他们的要求张罗收粮食。
而共济会抗五军则不同，他们在管理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府，不光按规章制度收点税粮，还做一些管理者应该做的事，包括发展工商经济、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也组织村庄一级的管理者和民兵、调解群众间的纠纷等。由于共济会制定的收费比较合理统一，使共济会根据地边上的地方，或者也发展成了共济会的管理势力，或者有些抗日武装也套用他们的收费制度。
有些抗日武装，对这些政治管理一点不重视，就把政府事务交给共济会来管，他们只要每个月能拿到地方上供给的一定量粮食等物品就行。他们对地方管理完全是外行，如果由他们来管，就这点征粮工作他们都不一定能做好，与百姓的矛盾反而大。现在好了，都交给了共济会的行政人员，他们与老百姓反而客客气气的，省事了。
共济会中间有一批热血青年学生，体力不太好，当兵不一定行。但经过短期培训后，就成了这种行政干部，派到各地去当乡镇干部。这个时空地方官员少，一个镇只要一、二个干部就把水利道路、工商经济、税收、公证、法庭、教育……，N套班子都兼起了，还兼顾了宣传共济会爱国爱民理论。不过平心说来，这个时空农村干部要管理的事确实也并不太多。一个县，也不过是十多个干部就行了。
这样，共济会在东北的游击根据地，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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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辉产业这一年的收益比上一年又有新的提高，这不光是因为抗菌素应用更普及、销售量增加，而且因为其他各种企业更多了、产能也都有扩大、利润上升，农业、渔业也都不用补贴、略有盈利，特别是联合银行的利润，相当的大。科辉总的利润达到三千多万元。
而用于抗日义勇军的开支、军火开支是一千余万；今年民众对抗五军的捐款比去年少，只有不到一百万。这是因为民众的经济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持久地捐；另外是东南亚的经济受欧美国家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形势很不好。加上科辉学校的开支一百多万，救济灾民、贫民一些，这方面支出共计不到二百万。
倒是马鞍山的投资最大，有四千多万，把科辉企业的利润放进去后，还欠联合银行贷款二千几百万。不过一年下来，马鞍山已经有一些小型的油漆厂、选矿厂等开工了，可以产生效益了，投资已经有回报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七章 福建事变
年底前，一般财迷会忙于年终结账和总结，不过今年年底前，财迷就不用管什么结账和总结的事了。大凤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加上卢作孚、杜重远等人，这些工业农业上的事，就不用财迷操心了。但年底前发生了“福建事件”，李济琛、陈铭枢等人在福建又成立了一个政府。这事，也牵涉到财迷，还有黄琪翔和王亚樵。
十月份，十九路军就派人来找财迷，带来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信，说是要成立一个反对蒋中才的“联合政府”，让共济会会长才弥先生也参加、支持。
但才弥先生对他们的有些意见并不赞同。他们提出采用联邦制度统一全国，也就是地方自治权很大。这对于吸引广西、四川、贵州等地的实权人物（就说是地方军阀不就得了？）参与、支持他们新的政府，是有好处的，所以是必须要这么提的。但这样容易分裂国家，特别是现在日军正在找了些汉奸，制造“通州独立”、“河北独立”、“华北独立”的，这样搞，不是合了鬼子的意？如果日军全面侵华，联邦制的国家就更容易各个收买、击破。而各个地方之间，也容易相互打仗。八、九月份时，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两军还又有激战！
但这些，陈铭枢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是先要把政府成立了，把蒋中才先搞下来再说。要搞倒蒋中才，这就又要有内战了！尽管财迷对蒋中才没什么好感，但这个时候打内战，合适吗？
来上海的说客对才弥先生说，他们的新政府将是一个抗日的政府。但是，为了避免刺激到福州等地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峡对面的日军，所以在政府刚成立、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先不提抗日这一点。具体以后怎么抗日，等以后强大了再说。
卢作孚、杜重远他们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在东北应该拖住日军南下的步伐，在关内应该抓好马鞍山等经济建设，所以，国内不能乱，不能再起内战。于是，财迷没有同意参加他们福建政府的事情，希望他们能够等以后有合适的时机再搞反对蒋中才的事，现在还是先对付日军，壮大自己的力量。
但陈铭枢他们成立反蒋政府这事，干的动静比较大，戴笠他们知道了。蒋中才立即派人去福建活动，让他们不要搞这个事，并拉拢他们中的人。这下子，陈铭枢他们反而决定马上成立这个政府。
黄琪翔和王亚樵与这个政府的要人都是好朋友，不过他们十一月二十日召开“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大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黄琪翔还在赤峰地区指挥抗五军，只有王亚樵还是从北平去到了福州。
结果，黄琪翔被任命为这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还兼了个经济委员会委员。（这个经济委员会委员，是不是原来给才弥先生准备的位置？）黄琪翔确实表示以个人名义支持他们的行动，但人还在热河抗日，任命了什么职务都由他们了。黄琪翔作为抗日义勇军的总参谋长和抗五军的总参谋长，声望虽然比才弥先生低一点，但也是灸手可热。
而王亚樵，抗五军敢死大队的大队长，也是赫赫有名；被新政府任命为中将，不过手下没什么兵，主要让管情报、安全工作。算是“师长级待遇”的连长吧，除了他自己带去的十多个徒弟，派去当他手下的人，不够一个排的数量。而王亚樵对福建政府这么怕日军不满意；光之老弟说的，搞这个联邦制不利于抗日，对九哥也是有影响的。
王亚樵的好朋友，抗四军的军长方振武，也去到了福州，不过没带什么兵去。一南一北的，时间又这么急，自己带了几个人能赶到就相当不错了。他在新政府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上将军长。只是他的军还在北方，他在福州也就是“军长级”的排长而已。
这时，福州等地是允许日军驻一些海军陆战队的。为了向福建政府施压，日军借口要加强对福建日侨的，从台湾增派部队到福州，同时也加强了在福州的间谍活动。
由于离台湾近，在福建的东洋人是比较多，福州也有黑龙会这样的组织。他们可没有像上海的这种组织，受到共济会的教训，还是一付高人一等的样子（就是上海的东洋浪人，也还是一付鼻孔朝天的样子）。他们这些台湾过来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没被我抗日武装打痛过，又听了关东军的一些宣传，所以气焰嚣张得很。日军的间谍活动，也是很活跃的。
日军对这个福建政府，抱有矛盾的心理：能让大华有更多的政府，实行联邦制等等，都是日军所希望的；但第十九路军是以抗日著名的部队，日后恐怕也是要提抗日的。所以，日喷政客中有人说要打压这个新政府，有人说要支持这个新政府。福建政府态度也暧昧，既不提要抗日，更不会提不抗日。
福建的部队为了备战，就以十九路军为主体，加上地方保安部队，还扩招了一些新兵，组成新的部队。
日军既然对十九路军要防一手，就派了间谍去刺探这些部队的情报。可他们也不想一想，现在负责安全保卫的是谁！
王亚樵他们虽然到福州没几天，但已经上任。两个属于黑龙会的探子，穿上十九路军的军官服装，闯入了十九路军军部大院。这俩家伙是浪人，东洋鬼子的动作特征太明显了，一下子就让王亚樵的手下看出来了。
两个家伙到大院后，分开行动，探头探脑的想进办公室看。后面王亚樵的人跟上后，一下子就把他们擒拿住。问了他们是什么部队的，三句话问下去，东洋间谍就露出马脚。
但这俩家伙进来时，在院子外面还有同伙在观察他们，准备接应。看到他们一下子被几个大汉拿下了，赶紧回去报告。
日喷在福州的领事知道了，就跑到新政府的外交部门，说十九路军的人抓了他们的无辜侨民，要新政府立即释放他们，并陪礼道歉！
新政府在目前定的政策就是绝对不去招惹日军，所以，马上派人领了这领事馆的人到王亚樵处，让他们放人。王亚樵说，这明明是间谍，证据确凿，怎么能放呢？可外交部门的人又找了陈铭枢，打电话让王亚樵放人。
东洋人就这样给放了，王亚樵也生气了。这个样子，我这安全工作没法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抗日，在这儿，还不如进入东北去，痛快地杀鬼子！于是，他又带了十几个徒弟，回北平了！又准备进东北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八章 少帅回国
这个福建新政府一出台，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自然就放到他们身上了。双方都拉拢一些中间势力，广西、四川的都拉了，东北军、西北军的，也都要做工作。共济会的才弥先生，福建政府拉了，这中央政府当然也要拉。现在共济会、抗五军，实力不小，在全国的影响更大。
于是，吴铁城、杜月笙等先来找了财迷。讲友情，吹捧才弥先生的爱国热情、丰功伟绩。
蒋中才蒋委员长对才弥先生是非常仰慕的，以前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现在让他担任上将参议，都是器重先生的表现。虽然因为他身在职位的原因不能公开多表扬才弥先生，但心里清楚知道才弥先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知道要不是抗五军在东北的抗日，就没有关内人民的安宁日子。现在希望才弥先生一如既往，继续顾全大局、支持政府，不要去支持分裂国家的行动；继续撑起抗日的半壁江山，发展经济，为我民族奋起、人民生活安康，再作贡献。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与关东军的一些谈判还在进行中，例如谈一些“为了民生，先与关东通邮”的问题。中央政府确实希望能经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不过让日军撤出热河和东北的事，关东军是回避与你们谈的。而现在中央政府的谈判代表口气也不软，与“承认伪满州国”沾点边的，都是不与日喷谈的。
所以，中央政府这个时候是很避免公开说支持抗日的话的，对抗五军等抗日义勇军，是当作“东北民众自发的反对日军占领的运动”这样处理的，以表示政府是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而对长城抗战、以前的上海抗战，是中央政府参加和领导的，这些战功，是可以表扬的。
再后来，宋子文也来找了光之老弟。他就讲得比较实际，他说，他是不赞成蒋中才对抗五军的一些做法的，也不完全赞同中央政府的抗日政策的；他觉得就算不能明着给抗五军以支援，至少暗地里要给帮助，更不能反而影响共济会的经济收入。不过他的那个姐夫说怕东洋人掌握他们给抗五军支持的情报，影响与日军的谈判，甚至再起战事（好象东北现在没有战争了？），所以有些事宋子文也没办法。
对撤消五十五军的事，宋子文也是反对的，不过为进关抗日的军队再发饷，日军知道了又是一个闹事借口（他们要闹事，还愁找不到借口？），只好另想办法补上。这不，现在宋子文就送来了一张支票，一百万大洋。这点钱，对一个军的部队来说，算是多的，这也是知道财迷对比较少的钱根本不会放在眼里，才多给了点。
对于银行政策的调整，宋子文说不是针对大华联合银行的。这是政府正规化的需要，也是政府控制金融体制的需要。
不过，蒋中才开出最让财迷动心的条件，是让共济会的人当马鞍山和芜湖的市长、保安司令。也就是把这两个市名正言顺地让共济会管，尽管现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已经是共济会的天下了，但现在让当地的保安部队也公开成了共济会控制的部队了。
财迷乘机又提了对大华联合银行在各地的发展要提供优惠政策，以及让王亚樵的同乡、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出狱的事。宋子文请示后，这些条件马上得到上面的同意。宋子文还让科辉的路桥工程公司承包江浙鲁皖等一些地方修筑公路、桥梁的工程。
这时，王亚樵也已经离开福州；财迷就表态答应，说共济会的武装绝对不参与任何内战，他支持福建政府的某些政治诉求，希望中央政府能予以改进，但反对一切内战；希望国内各方通过商谈和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分歧。他本人愿意为两派协商、避免内战，作出努力。实际上，财迷本来就准备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件事的，现在正好给了宋子文一个面子。
蒋中才在徐光之身上花的代价虽然高了一点，但他看来是值得的。现在不光共济会本身势力不小，另外还有不少人是看着共济会的态度来对待像福建事件这样的大事的，其中还包括宋哲元、傅作义这样一些实力人物。
蒋中才在争取各派支持这方面的活动看来相当有成效，连原来已经与福建政府联络好的广西等人物，现在都没有表示参加这个新政府，让福建政府非常失望。实际上，广西等实力派不光是观望这福建和中央的对立，希望他们两败俱伤；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实力在福建政府之上，你们算全国政府的领导，我们支持你们的话，我们算是副手？算是地方领导？
财迷提出要求各方协商、避免内战的呼吁没有什么用；南京和福州双方都要对方的“非法”政府解散，让位给“能代表人民意愿的”他们自己掌权。这一点上不让步，双方只好兵刃相见了，还是以实力说话吧。双方的军事准备都很迅速，十二月中旬就开打了。
一九三四年就在这东北进行着抗日游击战争，南方是中央军与福建政府部队的战斗的枪炮声中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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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到了。冬天到了，东北的战事少了点，大雪开始封山，游击队的行动不方便了。而且有了雪，鬼子追踪起来比较容易，游击队行动后还得注意消除痕迹。
但南方蒋中才的部队倒挺积极，元旦也不休息，积极攻打福建的部队，最后完成了对福建政府的打击，要是打鬼子也这么积极就好了。
由于陈铭枢之前联系的广西等各地实权人物没有来参加、支持福建政府，福建在军事上就处于劣势。再加上福建、浙江边境上的卢兴邦部被收买，福建政府军很快就打了几个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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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欧洲考察了大半年的张学亮，也终于在元旦后回了国。
蒋中才邀请他到政府任要职。这事本来与东洋鬼子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东洋人竟然说绝不允许张学亮到华北任职，而蒋中才就真的不敢让他到华北复职，而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安慰奖的意思？这三省中的部队都不是东北军，张学亮去了能干什么？所以，一开始张说情愿跟在蒋大哥身边，要多学习，没去上任。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九章 十九路军
在没去上任的三个月中，张学亮就在上海和南京住，与财迷、宋子文他们交往比较多。虽然三个人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又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三人目前没什么利害冲突，至少互相不会那么勾心斗角，如果说是搞政治阴谋，少帅恐怕比另二位还高明一点。所以，三个人相处得挺好。
别以为宋子文只会搞财政，他可能受了财迷和少帅的影响，他也要搞军队，还是他的“税警总队”。还是德国教官、德国装备为主。
现在希特勒在德国当了总理，但还不是总统，不过德国对大华的军事方面还是支持的。而中央军也在采用德国的一套，有了点钱不是用于民生，而是搞军队的德国化、正规化。宋子文说，蒋中才这样做是为抗日而作准备，他这个姐夫从九一八时就知道日喷的野心很大，不光要我东北，还要侵吞我全国，所以，他要加强军备，尽快统一中央的集权领导，以便将来在列强的支持下抗日。不过财迷看到的只是他要统一全国归他集权领导。
这时，西方经济大萧条正在回暖中，其中恢复最快的国家中有德国和意大利。少帅这次出国在意大利耽了不少时间，中了墨索尼里的毒害，好像觉得墨索尼里的一套政治手段适合我国的快速崛起。
而对此，宋子文和徐光之都是反对的。这种利用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恐慌，以独裁的方式来暂时取得国内的安定和经济复苏，最终是要发动对外战争的东西，怎么也可以去学呢？
不过宋子文提出的全盘西化，学美国一套，在这个时空的我国形势下，也是不可能的，徐辉也是反对的。
而他们俩问光之老弟，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你说说怎么才行？财迷也不知道，只是说，要因地制宜、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实施下来只要有利于民众的利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民众能够接受和支持的，就是好的政策。财迷自己到了这个时空后干的许多事情，也都是在顺其自然的情况下，稍微加以引导，有时候，还是别人或者是形势推动着他干的。
这两个“大哥”就说财迷：原来你搞的是老子的“顺其自然”这一套！这样是不行的，发展速度太慢，现在列强已经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了！你还与他们打太极拳？
可边上徐三少爷说了一句话，让他们没什么话讲了：现在还不是我们抗五军的“太极拳”，让日军大吃苦头？
二龙也在边上，但他是不会这么没礼貌地说话的，他替弟弟对二位伯伯道了歉。（没关系、没关系，三龙讲的有道理，哈哈！）不过二龙还说，阿爸说过，我们要学现代的科学技术，但也要保留我们祖宗留下的优秀精神传统。
这话是因为二龙比较喜欢看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不就是小时候上了二年私塾？有这么大影响？），而三龙是最不喜欢读这种东西的，就说现在都在反封建，打倒孔家店，你不去看科学书，还看这种东西？结果财迷说了上面的话。
实际上，财迷读书读到大学毕业也没学过什么“老庄学说”，现在被人说成是搞老子的一套，不知道是受了传统的影响还是性格使然？说到什么孔孟之道之类的，就是不识字的叶大娘，都比财迷知道得多。叶大娘不知是怎么学了这些东西的，其中确实夹杂了好些封建迷信的东西，这就需要人们分析研究，把其中好的东西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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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调节这种聚会中气氛最拿手的，当然是小凤这种小机灵鬼，小大人样，或者说是小交际花样子，张学亮和宋子文都对她喜欢得不得了。看了她调节气氛的样子，财迷都觉得是不是娶一个交际花当老婆算了？这个时空风气严谨，敢半真半假地、比较明确地表示对才弥先生爱慕之意的，也就是交际花了。
少帅到光之老弟这儿也不只是来喝喝咖啡、聊聊天的，也是来了解一下年前抗五军在东北抗日的情况。他还利用共济会的情报，侧面地了解了他离开后，四大块东北军将领和部队的情况。
当然，这些将领也都来晋见少帅，或派员到上海与少帅联系，都欢迎少帅回部队指挥。
不过，蒋中才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什么，对少帅说了，东北军四大块部队，他从来没去插手过，现在就交给少帅管理。后来（三月份），少帅就服从了安排，去担任什么剿匪副司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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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才的政策就是，政府的力量，还是要用在“安内”上。对“福建革命政府”，他们立即派了二十万大军杀过去，另外又花了点钱去收买一些新政府的将领。福建的电报密码技术很低，让戴笠他们破译了，所以福建方面在军事上也很被动。
一月二十日，第十九路军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张炎、区寿年被中央军收买，在泉州通电拥护中央。这一下，等于宣布了福建政府的垮台。一些官员纷纷离开福州。
福建新政府这些人这次准备得太差，起事太仓促。只用了二个多月，没得到更多人响应的福建政府就被蒋中才的中央政府压下去了。一些起事的主要领导人，都逃到香港，方振武也先经香港，以后才又设法去到多伦。抗四军由于内部对南下打中央军的指示有分岐（据说第十九路军内部对这次起事也有分岐的），加上中央军也对他们有所准备，结果还没有实际的南下动作，福建政府已经垮台了。
在福建一些被打散的十九路军，与当地的共济会联系，要求加入抗五军。最后的一部分十九路军被蔡廷锴带到广东，他们也与黄琪翔、王亚樵以及广东的共济会洽谈，说愿意加入抗五军。这下子，中央也与他们谈判，说不追剿他们了，还让他们保留部队（一个师），在湖南驻扎。中央虽然对十九路军他们也不太放心，但是共济会在这次已经收编了近万名十九路军的官兵去当“开路先锋”，可不能让抗五军发展得太大了！
看来中央政府要摆平衡也不容易：如果让这些士兵散落在地方，是不行的，有可能变成匪；中央来收编，人家又不愿意；现在分别落在中央军（收买的部队）、抗五军两家，并保留一点十九路军，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样，第十九路军这支光荣的部队，避免了另一时空被撤销番号、残部被广西军队接收的结果。
蔡廷锴他们也知道这是中央在摆平衡，但能保留十九路军番号，保留一个师（这时，一个军有四个师的，但也有只有一个师的），也就可以了。只好对黄琪翔和才弥先生他们说抱歉，不能说是利用了共济会，只能算是沾了共济会的光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章 新生活运动
年底前，福建政府正在诉说南京政府的不好，两个政府正在打得你死我活的，而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也登了一些抨击中央政府的激进文章。这不是有与福建政府相呼应的嫌疑？特别是在这敏感时刻。“中央政府”今年不光对经济控制严格了，对宣传舆论控制也严厉了，例如对广播电台发牌照的控制就严了。像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如果扣上一顶“红帽子”，人给抓起来关了、杀了，都是很正常的！（你说，这样的政府，能不让文化青年和广大群众抨击吗？）虽然，邹韬奋和《生活》周刊是有点背景的，才能办了这么些日子。但这次他们终于下手了，不过有杜重远等人的背景，杜重远后面还有共济会！所以没有抓人，只是查封了周刊，邹韬奋后来就跑到香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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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作为共济会会长、抗五军军长，谁都对他客气三分。不过越是这样，有些事越要谨慎些，因为他的话会变成“指示”的。财迷在上海，军事、经济的事都不太管，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没有像外面传说的那么利害，技术方面除了化工机械外，也只是凭另一时空的一点见识，参与一下“指导”。就是这一时空德国、美国和日军都已经有了的潜水艇，他也只能与研究院的人一起商讨着研发，可见这个时空最高技术水平已经比他的高多了。
不过以生活水平来说，在这个时空他是过得很不错；论地位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一点，心情也不错。他是国内最有钱的老板，并不是包括共济会的钱，光是科辉的股份、在大华联合银行的股份的收益，他也是全国最有钱的人了，如果他自己用，怎么用都用不完了。他的孩子们也挺会赚钱，财迷把这些孩子们的钱也折成一些自己企业的股份，这样，孩子名下的钱也更多了。
现在，搞技术设计是他的爱好，而不是为了生活、为了糊口。不过，在上海的应酬也特别多，特别是到了圣诞节、年底。他可不光与像张学亮、宋子文这样的人交往，还要与像蒋百里等人讨论一下，与电影界、文艺界的人一起参加活动（还有小凤），与交际花们一起出席一些宴会，与三教九流的人都应酬一下。
这儿，接触比较多的还有一位，是二十九军驻京代表，萧振瀛先生。
萧振瀛字仙阁，1890年5月2日生于吉林省扶余县四马架村。祖籍是山东省文登县大张村。祖父逃荒闯了关东，落户于松花江畔。
萧振瀛青年时以法政大学学生投军，历任东北军孙烈臣部营长、参谋、军法官、吉林田赋局局长，以及参议院议员等。虽然当了官，这人还是个热血青年，看不惯时弊，出来指责吉林省政，并成立民治会，不容于吉林省省长王树翰，而离开东北。
些后经李鸣锺介绍，参加了西北军。历任绥远省临河县、五原县县长，包临道尹，西安市长，军法处长等职。并以西北军代表去罗苏工作过一时期。西北军大小头目都是互拜兄弟，以相拉拢。萧振瀛年纪比宋哲远他们大一点，所以在西北军中被称“萧大哥”，为人正直，得到大家信赖。
本来他与冯大帅的关系也不错，不然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升迁，但后来两人闹反了。萧和冯二人反目，始于1927、1928年，冯受蒋中才的影响，由联苏变为反苏，在西北“清党”时，滥肆捕杀。萧时以军法处长之位，出于义愤和人道释放了被捕中的三千余名青年。
冯以萧违犯军令并怀疑萧在苏时期与苏有勾结，欲杀萧。萧得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冯治安等支持及闻承烈、张树声从中说项而了。二人从此结怨。
冯大帅在“联苏反苏”、“投蒋倒蒋”、“联阎打阎”中一再失策，部队各将领纷纷倒戈，中原大战后垮台，冯的部队解体。张学亮由东北进驻北平，主持华北军政。中央命令给西北军残部一个军（二个师）的编制。萧以东北的渊源并请万福麟、刘哲、莫德惠三人帮助，张遂将此二师一军的编制交萧组织。萧与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等合议，组成二十九军。宋任军长，萧任总参议，冯、张任师长。萧以二十九军军代表的身份常在南京，可以说，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的主要组建者。后来西北军刘汝明等人及不少队伍又都去到二十九军，人实在太多，经过活动，又得以增加一个师的编制。现在，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打得出色，旅长赵登禹带伤奋战，立了功，于是，又增编了一个师，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财迷的经济支持和萧振瀛的活动都功不可没。
萧也很敬重才弥先生所作所为，宋哲元也是个感恩的人，对才弥先生也很感谢。萧作为二十九军的代表，当然是常来与才弥先生联络一下了。例如对福建政府的态度上，二十九军就来问一下才弥先生的意思，然后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据萧振瀛说，冯大帅到泰山隐居后，一直不甘寂寞，伺机欲起。当萧在有了权后，冯藉萧母办寿，特派闻承烈持其亲笔信及贺礼向萧联络，而萧则仍一再排斥冯推荐之人员，拒冯介入，冯大帅对此很不满意，两人的裂痕变得更大了。
不过，不想让冯大帅介入他们，不光是萧一个人，恐怕还有宋哲远等冯的好多老部下的意思，只不过由萧出面当了个“黑脸角色”。至于为什么老部下都不想接受冯的领导，这需要冯大帅自己找一下原因了。在财迷看来，宋和萧等人还是蛮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不过，给人恩惠的人也不能总指望人家“涌泉相报”的。你培养的、提拨的人，你也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是家长，把他们当自己小孩看待的。
萧振瀛是东北人，与少帅也有点关系，又与二十九军有这种关系，与中央也有点关系，人脉蛮广的。
傅作义的绥远省在京（南京）也有办事处的，不过他们的代表与财迷直接交往比较少。这不是说傅作义与才弥先生的联系少，而是傅作义身边有个副官，就是共济会的代表。通过他直接与三龙他们联系，傅的任何事情，这个副官都可以知道；这联络副官与共济会的联系，不受任何限制。有重大事情，双方都互通信息，互相讨论。过年过节，倒不一定有互相送礼，财迷知道傅作义部队缺少什么武器，就提供一点；傅作义就必然要回赠一些绥远的牛、马什么的，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相对而言，财迷挺喜欢这种关系的：悄悄的，少花时间，有实效，双方有情意相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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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新年，共济会总要做个总结文件，讲一下去年共济会取得的成绩，鼓励一下大家，并讲一下对今年的一些要求。这些东西，都是屈国良他们在搞的，然后让才弥先生看一下，就可以发表了。对今年的要求，屈国良他们写得不少，要求会员们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学文化、学军事什么的，与去年也差不多。财迷把这些改为要“讲民主、讲科学、讲学习、讲纪律；组织化、合作化、军事化。”这“四讲三化”，让会员们好记一点。
结果在二月份，福建的事才告个段落，蒋中才提出了一个“新生活运动”，说要以传统的“礼、义、廉、耻”为主导思想，具体要“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还塞进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的内容。这不会以对群众进行教育为名，来推行他的“绝对领导”理论，并与共济会的“四讲三化”宣传抗衡吧？
不过财迷根本没把什么“新生活运动”当一会事，他对共济会中自己的什么“四讲三化”也并没当什么事。作为另一时空的年青人，财迷总是很小看这类群众宣传活动的作用。再说，二月份，经济上有点事要他处理。
西方的经济危机，对东南亚也有相当的影响，一些橡胶企业受影响比较大。二月份，新加坡的陈嘉庚之橡胶公司由于生橡胶积压，资金短缺，要准备破产了。陈嘉庚先生对国内的抗战作了不少捐助，也是科辉橡胶厂的供货商。这事让财迷知道了，他马上汇款过去，多买了好多橡胶。这时，大华联合银行的危机已经过去，所以，财迷让大华联合银行对东南亚的一些华人企业发放货款。华侨们如此爱国，如此殷切希望祖国强大，现在他们有困难，共济会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陈嘉庚先生等人，对此也非常感激（陈嘉庚的企业避免了另一时空破产的结果）。
而杜重远对《生活》周刊被查封耿耿于怀，于二月份就又创建了一份《新生》周刊。本来想命名为《新生活》的，现在蒋中才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改为《新生》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一章 春节应酬
这次春节可是财迷难得在家里过的，过得很热闹。老的熟人、经济界、文艺界、共济会的人，都欢聚一堂，就不提了。老关系户，西北军、十九路军、绥远军、东北军的，礼尚往来，也不用说了。一些南洋的洪门兄弟、四川的袍哥之类的，也都来凑热闹，也是要应酬的。
今年又加了杜月笙、吴铁城等人，他们以为才弥先生听从了他们的劝说，没有参加福建的事件，给了面子了；中央从共济会的一些事情看，发现才弥先生是可以争取的，这过年就人来礼往的，想进一步联络感情。而财迷对他们怎么也要应付一下的，让这些人更觉得为蒋中才争取才弥先生的事，还是有希望的。
今年春节来的上海人中，还多了一些人，他们是前清官僚的后人、上海的没落贵族这个圈子的，例如李鸿章的后人。
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联系王亚樵杀了赵铁桥，蒋中才大怒，但没有什么证据，对王亚樵又没有办法。最后派宋子文对招商局查账，发现一些问题，正式通过法院，以擅自出卖国家土地（李国杰以码头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虚报价款、欺蒙政府（这两条确有其事），判了李国杰八年徒刑。王亚樵还是念这个老乡情，让财迷有机会捞他一把。而李家的人通过王亚樵的关系，也来共济会走动，也向财迷“捐抗日款给抗五军”，数额也可以，要知道，这时李家只是个“瘦死的骆驼”了。于是，当年前宋子文来提福建事件的事时，才弥先生提了一句“听说李国杰在狱中身体不太好”，第二天，李国杰就被通知“你被才弥先生保外就医了”。
他这一放出来，也要到科辉医院住两天调理一下。他家里人更加是要到才弥先生这儿来感谢一下。“物以类聚”，李家与在上海的类似家族，如盛宣怀的后人、上海道台聂缉规的后代，也是有联系的、有亲戚关系的。他们的前辈是搞洋务的，当过官也有不少钱，在上海也有一些实业，如聂家的恒丰纱厂等。但他们与江浙一帮搞实业的生意人又不一样，在他们眼里，这帮实业家属于“暴发户”，没什么教养、没什么根底。
当年宋子文拼命追求盛家七小姐（宋当时被聘为盛四公子的英文秘书，见到七小姐后，主动要求当她的英文教师，随后又拼命追她），盛家以宋家的门户太低，一致反对！盛七小姐本人倒是对宋子文有意，但宋子文去广东给孙大总统姐夫帮忙后，遇上他人娶了，负了他南下前对盛七小姐的山盟海誓。
相对而言，这一个圈子的人当然更加看不上一些靠流氓手段上来的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了，而洪门龙头大哥才弥先生，最多比这些流氓排得高一点，算入江浙暴发户一类吧。
不过，他们的企业要做生意，要贷款、要运输，所以还是要与共济会打交道的。现在例如李国杰之类的事，也是要与才弥先生打交道的，几次接触下来，发现才弥先生他们与杜月笙他们确实不一样，特别是才弥先生本人，与他们想像中的帮会头子不一样。
才弥先生对各个民族企事业都蛮照顾，而不是像这个时候的有些风气，只照顾自己的同乡、关系户，打击不是自己圈子的人。只要华人已经有的企业，财迷就不再投资兴建，避免自相残杀（财迷对另一时空中，各地中国企业自己竞争压价非常不以为然，什么产品只要有几家中国企业生产，那就一定要把这产品压到没有利润为止！这本事可真是利害！）。共济会的运输、商业网点等，已经有垄断企业的样子，但从来不因此把利润率搞得太高，也不压制同类小企业。当然，在这些官僚后代看来，不特别照顾某一个地方的人，是因为共济会已经发展到了全国多数地方了。
这个松散的没落贵族圈子，内部也有争斗、有矛盾，但毕竟气味相投，通婚也往往在这个圈子内，在上海也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圈子。这帮官僚子弟中，不能说没有人希望傅仪再当皇帝，让他们家再兴起。但有这样想法的人绝对没有要我国富强进步的人多，特别是他们的第三代以后的年青人。
财迷与他们有接触后，发现这些人并不都是像李国杰这样，为了争资产、争权利就不择手段的。这些家庭中的子弟，以“华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的最多，也有个别玩世不恭、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但这些家族的后人更多是在商业、实业、工程技术和艺术上有成就的。他们也学了一些家传的国学，也接受了一些国外的文化，家庭正在没落，但他们中觉得国家应该改革、应该进步的年青人不少。
这么说，他们也有些认同共济会的一些做法的，向抗五军捐款，也不完全是巴结共济会。在现在已经是抗五军老战士、九一八后到东北去的“上海青年抗日团”中，也有几个是这些家族的年青人。
奇怪的是，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对当官并不是特别热衷的。例如聂家的家规就是让后人不许当官！而另一些家族至少也有什么不许加入任何帮派团体之类的家规。这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家族可都是靠当官起家的！因为这样，这些人与共济会的人挺熟了以后，仍旧不加入共济会，只能算是共济会的朋友吧。
而一些上海的实业家，对这个圈子的人又有点不以为然（你们挣钱的本事没我们大，还摆什么臭架子？），但在好多地方，比如生活方式等，却要去学这些人的样子。老上海独特的地方味道（海派？），受这个圈子的人的影响不小。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形成，总是与这个地方的历史、经济有关系的。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二章 傅仪称帝
冬天过去了，春天到来，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又开始多了起来。
现在，辽宁、吉林、黑龙江都说有十几万抗日义勇军，也经常有与日伪军的大小战斗。但报道战斗最多的是热河的抗战。
大家不知道热河有多少抗五军战士，但袭击鬼子最频繁、打死鬼子最多的是抗五军。
实际上在热河的抗五军还是只有六万人左右，最后在河北的抗五军一个师，虽然后勤补给已经到位，但是没有进入热河，而是穿上中央军的军装，算是五十五军最后保留的那个三十六师了。这长城南面给了他们一段防线，他们要守，这样也方便关内、关外的联系。现在大部队的行动，以及大队的军用物资运输，还是要从热河北面绕路，但是以小队的人员往来、少量的物资、民用物资等，都可以从长城直接进入热河了。一些商品，通过热河后，还进入东三省；而东三省的一些商品，也通过这条路线进入关内。抗五军、李际春的“抗日救国军”都从这些通商中得了点税，东北的百姓、各支抗日义勇军的一些经济，也因此好过一点。不过，日军用这个通道，进出一些间谍，也是正常的。不过，中央政府从来没对日军宣战过，东洋人现在要出入天津、上海等地，可是方便得很！
不过热河除了抗五军正规部队外，还有共济会民兵十多万人。热河的鬼子有七万来人，加上三万来伪军，集中驻守在承德、平泉和朝阳等热河与辽宁接近的城市，以及在这几个城市之间的交通线上设了几个据点；在开鲁驻扎的就有一万多人，是承德之外驻军最多的城市，原因很简单，这个城市有点孤立无援，周围都是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热河的中部和西北部，都在抗五军手里，抗五军的纵队司令部就放在了赤峰市。农村不用说，是抗五军的游击区，包括与辽宁接壤的地区。
说起来，在东北的日军现在一共四十多万，而在热河这么不大的省份，还只守卫半个省的情况下，有七万来人算是密度很高了。
但热河的南部地区是个打游击占的好地方，山区多，除承德附近外，人口密度比较小。所以现在这些日军据点还是常常受袭击，抗五军游击队把据点上站岗的人当靶子打。如果出据点去追打，人少了不行，很可能让抗五军打埋伏。可人多了，一般也得不到便宜：抗五军一下子就进了山，边打边走，依次掩护；到了夜里，又派几个人来用手榴弹袭击。
而日军学习抗五军的样子，开展的游击战，在我根据地军民有了警惕后，效果就差多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日军这种游击战应该叫做特种部队战或者特务作战才是。他们不光要带上弹药，还要带上粮食，才能深入到我根据地深处。时间不长后，粮食没了，要不就回据点，要不就去打老百姓，但后者容易暴露目标。加上他们的电台被我侦察到后，这种小股部队常被我军民包围歼灭。
在几股派出的“特别作战部队”被歼灭后（主要是他们的电台暴露了目标，不过日军自己还不知道），由于牺牲太大，日军已经不敢再进行这样的活动了。现在只有离他们自己据点不远的游击区，他们还敢派一点“特种部队”，与我军游击队对打。深入我根据地的事，只有派几个人的间谍式活动，其他的已经停止了。
这说明，长期的游击战争，得到当地民众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日军对我民众使用野蛮的手段，激起了民众的愤慨，民众警惕性也提高，组织起来，保卫乡村，主动为抗五军报告情况。鬼子连想要学土匪，以深山为窝点，都不行，让百姓发现了，就会报告共济会。这种间谍式的“游击战”，促进了热河根据地的民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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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的转暖，日军在热河的损失也又开始上升，每个月要死上个二百多、三百人，还得不到热河的什么物资，实在是得不偿失！
对于这个局面，日喷方面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他们又面临一次决择：军部的多数人，包括田中曾男，说不如让关东军退出热河，把热河让给抗五军。可是关东军的人不肯，已经死了这么多人打下的地方，怎么能放弃？撤退的话，不光白白便宜抗五军，还会助长华人的抗日气焰！现在抗五军是抗日义勇军中最顽强的部队，是大华关心抗日的人们心中最引以为荣的部队，所以，别的义勇军可以松一下，但这抗五军要重点的打！
热河日军制订了一个扫荡计划，需要至少四个师团加一些伪军十三万人以上，对抗五军围剿。因为承德和平泉、朝阳等一线至少要一个师团的兵驻守，另外二个半师团去包围抗五军主力，逼他们在阵地上面对面决战！开鲁一个师团防止抗五军北窜并作为预备队。
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大部队过去，抗五军就走了，碰到的只是一些地雷和零星骚扰。而后面空虚的地方却又挨打了，据点又被拔了，大部队只好回去。
为了改变这么被动的局面，他们对军部立下军令状，说给他们加一个师团，他们自己从东三省抽调一个师团和一些伪军，一定可以用一个月，扫平抗五军！
日军采用了两个办法，双管齐下：一是集中兵力，专门攻打热河的抗五军；二是提高伪满傅仪的地位和作用，希望他们能完成一些多组织伪军、为日军多收集东北资源的任务。
为了集中力量打抗五军，在黑龙江等三省，日军采取收缩到城市防守，并扩大伪军的作用，把日常治安更多交给伪警察和伪军。为了使伪警察等更加卖力，他们还答应了傅仪要当皇帝的要求。
傅仪想当皇帝，是从伪“满州国”成立前就提出来的，但这么做一方面不利于日军宣传“满州国是因为满州人民强烈要求而成立的民主国家”，回复帝制毕竟是开历史倒车的事，有独裁的意思。第二方面，日军确实是要让“满州国”低日喷一头，傅仪怎么能作为皇帝，有与天皇接近的地位呢？所以开始时没有答应傅仪，只让他当了个“执政”。
而且从“满州国”成立后，日军就与之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就是日喷方在“满州国”有许多特权，而“满州国”的防务、经济、外交等都由日喷负责。这些东西，赤裸裸地把傅仪定位于一个傀儡的位置。
其实不管怎么说，傅仪就是一个傀儡。但这样明显地做，让傅仪和他的一些汉奸手下很没面子，心里很不痛快。这些人中，特别是傅仪自己，还是有复辟的梦想。傅仪就自己出钱，养了一支“大内卫队”，梦想有一天靠这些忠于自己的三、四百人，打出一个皇朝来。
对这些做法，日军是不高兴的。就以这支“大内卫队”为例，日军就曾派了军中的一些“柔道高手”，穿了便服，对十多个上街的“大内高手”挑衅。“大内高手”们平时练的是中华武艺，把这群“柔道高手”们打得落花流水。观战的日军发现情况不妙，放出几条狼狗来助战，“大内高手”们才知道遇上的是日军的人，在打死了几条狼狗后撤走了。
这时的日军正要打压傅仪，就派日军宪兵跑到“满州执政”那儿去要这几个卫队成员，说他们是“抗日分子”。傅仪他们当然没胆量、没能力保护他的卫队，只好把这几个卫队成员交给了日军，结果这几个人都在日军宪兵队里死于酷刑下。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傅仪当时的地位和处境。他们这帮汉奸们也就没什么事做，整天发点牢骚而已。（嘘！这可是要悄悄地，不能让东洋主子知道！）
由于这两年下来，日军在满州的形势很不理想，现在日军想让傅仪他们伪政府多出点力，以应付抗日烽火，所以就来给傅仪他们一点“肉骨头”啃啃了。反正这皇帝什么的，不就是一个名份罢了！
日军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就宣布，傅仪将在三月登基，当“满州国”皇帝。日军说，他们为傅仪“扶上马，再送一阵”；现在东北的警备部队在他们的训练下粗具规模，日军准备松一下手了。傅仪和一些遗老遗少们高兴了，他们“终于胜利”了！而下面一些汉奸们，也有了当汉奸的理由了：“咱可不是给东洋人干事，咱是为皇上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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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提前两个月就宣布三月份傅仪要登基的消息，正在东北的王亚樵听到这个事，还能坐视不理？他马上策划、指挥敢死大队组织行动，准备为傅仪的登基送一份大礼！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三章 城市游击队
在一九三四年，经过一年半的实践，东北的城市中，抗五军的敢死队也比较成熟了。
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王亚樵在北平训练的一些敢死队员，有的只训练了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东北了。他们与三龙收集情报为主的那一支队伍有点联系，但又有不同。王亚樵训练的人主要就是干去刺杀汉奸和杀鬼子、烧敌人军火仓库等事情。而三龙他们情报队一支就要长期潜伏，以刺探情报为主。
王亚樵的手下进入东北后，在长春、沈阳等城市里杀了一些汉奸和日军的宪兵等。敢死队的人并不多，但把这些城市搞得枪声四起，鬼子汉奸人人自危。
敢死队因为人数很少就可以制造很大动静，所以，连日军视作他们后花园的关东州的大连、旅顺，敢死队都派了人去，他们发展了当地的码头工人，在旅顺两次放火烧了鬼子的仓库。由于用的都是“香火延时放火法”，敌人都找不到是谁干的。
敢死队的活动，让老百姓都很高兴，而汉奸们就害了怕。鬼子对一些有名的大汉奸，例如伪满州国的部长之类的，加强了警卫。而一些小汉奸，就只好自已天天烧香，不知道是求天照大神保佑呢？还是求菩萨保佑？
不过日军宪兵队也不是光吃干饭的。他们在城市里推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让老百姓都去办什么“良民证”。又遍布暗哨，让特务悄悄地在各处查寻；加强对重要目标和大汉奸的保护。
一些日军占领的城市开始宵禁，晚上不许百姓出门，路上还派了一些巡逻队巡逻。可是这也没有能阻止敢死队的行动，反而是有些鬼子巡逻队被打死了。鬼子巡逻队一般只有五个人，从黑暗中藏着三个拿带消音器手枪的人，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消灭了。
不过，鬼子也马上改变了宵禁的控制办法，第一是加多了巡逻队的人数，十几个人一队，甚至二十多人，队伍拉得长长的，敢死队员人少，一般不能随便袭击了。
日军的第二招是在一些比较高的地方或者隐蔽的地方设置了暗哨，看到夜里有出除了巡逻队之外的人走动，马上就开枪打死。这一招，比巡逻队还让敢死队头痛。有些敢死队员就死伤在这样的黑枪下。
日军有时还故意放出一些消息，说有什么重要目标人物要到什么地方，实际上是个圈套；开始时敢死队员比较心急，还真的上了当，也因此有些牺牲。后来知道敌人有这样的阴谋，就慢慢对消息进行鉴别，行动也谨慎起来，敌人的圈套难以奏效了。
后来，日军还用一些大汉奸或者军用物资作为诱饵，让敢死队去袭击，以这些诱饵的牺牲来换取敢死队员的生命。不过，敢死队也在鲜血和生命付出中不断总结经验，除了可靠的消息来源，一般都是自己主动找目标、定计划，尽量既消灭目标，又不损失自己。
…………………………
杨志国现在就是在长春市的抗五军敢死队员之一。
杨志国的家在长春城郊，家里开个杂货店。杨志国的父亲开始时挑个货郎担走街穿巷，后来才开了这个店，他基本靠自学，识点字，也会算点账。家里兄弟三个，杨志国是老大，他读书成绩最好，考上了沈阳的冯庸大学读书。在九一八日军入侵事件发生后，杨志国随同老师同学一起，撤退到了北平。
开始时他也与一些同学一样，想当兵打回东北老家去；但同学中能如愿的很少，更别说杨志国了。这是因为杨志国的个子太小。
一般的东北人个子都比较高大，但杨志国他们家人的个子都不高，特别是杨志国，只有一米六三，所以抗日义勇军根本不要他。当时抗五军的招兵策略是，尽量叫这些大学生都去读书。这时大学生占国民数的比例还是很少的，当兵实在是太可惜了。
于是，他与多数老师同学一起，随后又到了上海，并入科辉学校一起学习。他在上海学了一年，并加入了共济会，这时，音讯隔绝一年多的家里终于有消息来了，但这是一个噩耗：他父亲被日本鬼子打死已经有半年多了。
杨志国早就订了亲，未婚妻桃红是他家的邻居，青梅竹马的，要不是他到沈阳去读书，应该已经成了亲。在日军占领长春后的一天，桃红在街上碰上了几个鬼子，这几个鬼子见她长得漂亮，“花姑娘、花姑娘”的就要拉走。桃红的父亲先去拉鬼子，杨志国的父亲看到了也上去帮忙。结果桃红姑娘是乘乱逃走开了，但鬼子们把气出在二位老人的身上：杨志国的父亲被打死，桃红的父亲被打成重伤。
杨志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不肯再读书了，一定要参加抗五军敢死队。
他在与共济会招收敢死队的人谈话恳求，申请加入的时候，正好王亚樵过来，听了他家里的事情，九爷马上决定收下他，并把他到北平，插班加入北平的特别训练队。身高有什么关系？王亚樵本人身高就不高！
杨志国报仇心切，训练非常刻苦，加上在冯庸大学时有一定基础，才训练了六个月，正好敢死队要派一些人进东北，他就要求在这一批去。由于他各项训练成绩及格了，九爷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一批进入长春的一共是十二个人，算是一个排。他们分为三个班，每班四个人，有行动一般都是四个人来干，二人一组，一组人动手，另一组人掩护。有大的行动，就一个排的人都上，甚至有更多的人参与。
他们是第三批进入长春的敢死队员，已经在长春的还有六名第二批进入的队员。这第二批队员本来是十个，在前一个半月的一次行动中，有一个队员牺牲，三个队员负伤，这三个伤员已经在情报队的帮助下，撤退到游击根据地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四章 敢死队在行动
第一批进入长春的敢死队员八个人一起住在一个大院里，大院的主人是共济会员，开了个饭馆，所以他们都算是饭馆的伙计。这个大院里面也有秘密地窖，住的人都是共济会的人或者他们的亲戚。而街上的饭馆就是共济会的一个联络点。
住在这个大院里开始还有“情报队”的人，也就是徐三少爷那一边的人，他们内部叫做“干巧活的”，因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搞到日军的军事、经济情报，汇报到上海的总部。虽然知道院子里都是自己人，但敢死队的人只能猜测可能谁是情报员、谁是交通员，而不能知道究竟谁是谁。
…………………………
这支敢死队在抗五军编制中的正式名称是“长春市城市游击队”或者“长春特别行动队”，他们自称是“干硬活的”，行动目的就是刺杀汉奸和消灭鬼子的头目，什么鬼子的翻译、伪政府的官员等等。还有放火烧鬼子的军火仓库。当然，有时候没什么干的，也打一下鬼子的哨兵练一下手。
后来，情报队的人觉得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不好，有点危险，就另外找地方搬走了。
果然，敢死队员在展开行动后，杀了一些鬼子汉奸，引起日军高度重视后，他们被怀疑，并被特务盯上；在他们进入长春刚过半年的一次行动中，中了日军宪兵队的埋伏，牺牲了两个战士，其余有六个战士暴露了，也只能撤出了长春。而这个院子和饭馆的人员和群众在得到情报组人的通知，都被转移出长春，才逃过一劫。此后的一个多月，长春这类刺杀活动少了些，鬼子汉奸得意忘形，以为以前的案子都破了。
但他们错了，敢死队又派了特别行动队进入长春，派去的人比以前更多了，只不过行动更加谨慎了一点。与情报队的配合也多一点，情报队已经在城里立下了根，发展了一些共济会员和一些基本群众，敢死队员们就被分散安排在可靠的群众中。行动往往也由情报队提供信息，他们才行动。
不过就算是敢死队的队长，也只认识情报队的一个通讯员。情报队内部一般每人都只与两个人互相联系，敢死队员暴露的可能性比情报队员要大得多，所以情报队与他们联系时是非常小心的。
后来进去的敢死队员训练时间长，又有了以前老队员的经验教训，各方面更成熟了。
像杨志国他们进去，就分散住下，他与他组里的那个队员一起住得比较近，但平时装成不认识的样子。另一组队员住得也不远，但也是互相装成不认识。平时见了面，只是以手势来联系一下，在没有旁人时，才悄悄交谈。
他定了亲的桃红姑娘与他结了婚，她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还支持和配合他的行动。敢死队的结婚，是要经过批准的；也不过就是由组织从侧面对队员的对象进行一下审查，只要不会是敌人的阴谋就行了。至于是不是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家属，侧由队员自己决定。
像桃红这样以前就订了亲的，就基本上不用审查了。在杨志国告诉她身份后，她也成了共济会的帮手，帮助送个信、放个哨什么的。只要能打鬼子，有不少百姓都愿意帮忙的，更别说是抗五军敢死队的家属。
杨志国他们班的第一次行动是刺杀一个在伪政府里当税务局“局长”的东洋鬼子和当“课长”的汉奸。
这两个月，敢死队的活动少了一点，长春的宵禁又停止了。鬼子和汉奸都喜欢在晚上出来，喝点酒，上妓院。这两个“课长”位居“肥水衙门”，有了钱就要出来享受的，就常到一个酒店去喝酒。虽然说特别行动队的活动少了，但他们到什么地方都要带几个鬼子兵的，这天晚上来喝酒也带了四个日军士兵。
第一次行动，班长带一个人实施对目标的刺杀；杨志国算组长，带一个组员掩护前一组。这次行动很顺利：二个目标与二个陪酒的女人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叫了不少好菜。而带去的四个兵在离他们五米左右的另一张桌子坐着，这四个士兵只有茶喝，没有酒，还有一点瓜子花生之类的。由于鬼子搞的是等级森严的那一套，两个课长这样对部下算是非常好的了，也是他们的钱比较多，花一点在士兵身上是无所谓的。
行动小组装成喝酒顾客，等他们已经二天，头天两个目标都没去。现在，班长看到班里四个成员都已经到了预先计划的位置上，他就站起来，走到离目标只有二米远的地方，背向鬼子抽出装了消音器的上海产“八连子”手枪，一转身，对两个目标的脑袋每人一枪。行动干净利索，绝对没有财迷在另一时空看到的电视剧中那样，要说一大通：“我是抗日义勇军敢死队，今天我代表国家、代表……”之类的话。
所以，当他把两个汉奸都打死后，两个陪酒的女人大声叫了起来，四个鬼子士兵才有反应。这两个女人尖叫的声音，确实比无声手枪的声音还要大。
不过这四个鬼子只来得及抓起放在身边的三八枪，有两个站起了身，另两个连站起的时间都没有，与班长同一组的组员打死了他们中的三个，班长也打死了一个，这四个人都完蛋了。
这时，整个酒店大乱，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了班长他们俩人身上，他们俩迅速走向大门，准备离开。
在酒馆的另一个角落，有二个穿便衣的东洋人，实际上是特务。他们看到两个抗日敢死队员打死人后就要走，没注意到他们，就拨出腰里的手枪，准备向敢死队员射击。但他们不知道，杨志国早就注意到他们俩了。特务刚拨出手枪，在他们后面的杨志国又是两枪，都打在特务的脑袋瓜上，然后他也马上往外走。这时，他的同组成员在人群中叫：抗五军敢死队打死人了，大家快走啊！酒馆的人都乱成一团，大家都往外涌。他们四个队员就在混在他们的中间，溜回了家。
这样的行动，是敢死队杀鬼子的行动中最典型的案例。行动的一般只有两个人，但暗中掩护的还有几个，如果目标被打死后，行动的人顺利撤走了，掩护的人就与边上的群众一样走了，别人都不知道他们是敢死队员。这个规律也让鬼子汉奸知道了，所以，一些汉奸都在传授经验：看到有敢死队杀鬼子或者别的汉奸，就要老老实实地冲墙站着，双手放在屁股上，千万不敢去摸武器！谁知道边上的哪个也是敢死队的？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五章 给傅仪的礼物
长春的这一任宪兵队长山本，非常卖力抓“抗日分子”，这并不是说他对“帝国事业”非常忠诚、非常热情。他抓的人中，一般都是有钱人，只要家里人通过宪兵队的翻译官送点钱，被抓的人就能放出来。如果没钱，对不起，你就是抗日分子了。打死也行，更多的是送到矿山去干活。由于这矿山都是这样的“犯人”干活，所以看守的日军对他们特别残酷，一般人干上几个月就被拖死了。靠这样，他搞了不少钱，更是残害了许多长春老百姓，真是血债累累。
杨志国他们到长春后，干掉三个汉奸后，就接到命令，准备干掉这个山本队长。
不过，在他们进入长春、又开始锄奸行动后，日军也又开始了夜里的宵禁。而且这个山本队长又特别怕死，到哪儿都带了一大群鬼子。不过敢死队员还是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
山本队长在长春养了两个东洋女人，他把这俩女人养在同一个小院里，这个小院比较偏僻，在一个死巷子里，巷子不大也不深，
但这样的死巷子倒挺容易守卫的：山本队长带的十几个士兵，就留在这不宽的巷子里喝西北风，他到里面风流快活。这样，一个苍蝇也难进出这个院子了。
敢死队就在这儿动了脑筋，办法并不复杂，因为这个巷子平时并没有特别警戒的，抗五军就在巷子口放了一个地雷。这个地雷是定做的，比较大，样子看上去是二块垒在一起的砖头，用的是电雷管。铺设时，只有这条起爆电线费了点事，因为电线要拉到三十米外的另一个巷子里，还要不留痕迹。
在电线铺设完成的第二天下午，监视哨发现山本队长带了人往这个巷子的方向走，知道他又要去小院了，就用对讲机通知了小巷这儿的人。这儿的人就过去，把地雷拿过去装上了。在这种巷子的墙边上多了这么二块砖，是一点都不起眼的。
杨志国化妆成一个小老头，站在巷子对面，看着山本带着日军走了过来，几个走在前面的鬼子根本没往这二块砖看上一眼，倒是有人挺注意杨志国的，不过杨志国看上去就像一个看到日军就害怕的华人老百姓，缩着脖子低着头，在路边等着他们走过去，两个手空的，露在外面。等到山本队长走到地雷的边上，杨志国的胳膊向前抬了一下。在另一个巷子口的他的组员看到他的动作，也马上把胳膊向前抬了一下，他们的班长立即按下了起爆器。
爆炸的声音非常大，杨志国尽管已经有了准备，都觉得耳朵被振了。而街上的人都被吓得呆在原地，不知所措。杨志国和他们行动组的人就乘着鬼子们在混乱中，按预定的撒离路线撤退了。第三天他们才得到战果报告：山本当时炸成重伤，第二天才死在医院里。另外还有两个鬼子士兵炸死，四个日军士兵受伤。
这已经是长春市，这两年中第三个被抗五军敢死队杀死的宪兵队长了。日军宪兵队和警察局负有对付抗五军城市敢死队的职责，而警察局靠一些伪警官、伪警察，是根本不敢来抓敢死队的，因为他们自己是怕死的，所以，实际上主要是宪兵队管抓敢死队的事。现在连宪兵队长都经常被敢死队杀死，搞得日军很无奈。
…………………………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后，杨志国他们组就没有参加任何刺杀活动，他们的任务变成了保卫王亚樵的安全。王亚樵为了傅仪要登基当皇帝的事，进入了长春，就住在杨志国他们对面的一个院子里。这次他们准备工作的时间长，要迫击炮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他们上次已经用了一次“八二迫击炮”，日军早已经对伪“执政府”周围三千米内进行了控制，这迫击炮的最大射程就是三千米。
财迷为了王亚樵他们的行动，特地制作了单筒的八0火箭炮。平时他们用的是二乘二四联火箭炮，这样排列下，用的方形炮管壁厚比较薄也不会变形。现在改为单管的，就采用了四龙第一个试验炮管的样子，在四方的铁皮筒里用小角钢做导轨。做好后，就是一个大型的“火箭筒”。这样做了四个“大型火箭筒”，炮弹还是常规的八0火箭炮弹，然后就赶紧运到长春去。
这运输过程，并不比制造这四门炮的时间短。从上海到长春路程本身就够远的，现在还要绕到热河才进入吉林，但最麻烦的是要进入长春市。
敢死队把第一个炮管试运进去时，是把它放在一大车木头的下面，这时长春有很多人家还是以木头为煮饭、取暖的燃料。可是，日军哨兵查得很仔细，拨拉开一点木头，竟然发现了它的一个头，问这是什么东西。运送的交通员忙说，这是准备去做烟囱的。这个鬼子看到是个四方的铁皮筒，就信了。他们对圆的钢管查得严，因为那才是炮管的样子。
看到鬼子查得这么严格，这些火箭炮炮弹要运输进去就比较麻烦了。这炮弹虽然比炮筒要短了一半，但是圆的，一看就是炸弹的形状。这时已经是二月十八日了，再运不进去，就要晚了。不过，情报组的人帮助把问题解决了。
情报组的人用了一些在上海印刷的“伪币”，买通在宪兵队当翻译的一个叫做朱玉龙的汉奸“帮忙”，从宪兵队借了一辆卡车。情报组的人装成商人，对朱玉龙说，是要运一点违禁物品出城。
这时，日军规定的违禁品还真不少，什么药品、棉纱、布料、盐等等都算是违禁品，只许他们运输、买卖。还有大烟，他们强迫他们控制区内的东北农民种鸦片，但又只许他们来收购，这价钱低就不用说了，农民的粮食例如玉米面什么的，又都要从他们手中买，价钱又贵得很，农民的日子苦不堪言。于是，就有商人从城里往城外运一点“违禁物品”，来做生意。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六章 汉奸嘴脸
农民也是要穿衣服的，所以，棉纱和布料等要从东洋人手中买。但这也是日军“专买”的物品，说是怕农民去“资助”抗日游击队，从数量上进行控制。实际上，自从热河的开鲁周围成为游击区，以及长城抗战结束后，从关内到东北抗日根据地的运输利便了不少，运过去的盐、布料，虽然不是很多，但比敌占区的农民要富裕些。现在是敌占区的农民要向游击区的居民要这些东西了。
所以，从长春市内向郊区运些布料、盐什么的，还是有人做的，在城里，这些东西供应量比较多一点。宪兵队和朱玉龙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做收商人的钱、帮人运输货物这样的事了。另一时空的文艺作品中总是把日军的人描写成非常死板、忠实地执行命令的，但这个时空还是有相当部分的日军官兵是有些钱，他们就会做一些明知道是违反命令的事的。翻译官把收到的钱交给了宪兵队的一个中队长，中队长就安排了一辆车和两个日军士兵给他们用。
情报人员确实是装了一些棉衣、布料运到乡下，然后就请朱玉龙和两个日军士兵吃饭、喝酒。这俩日军士兵也不是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一般货主都会招待吃一餐好吃的。不过今天招待得特别好，不光有得喝酒，菜也准备得比较多。几个人都喝得很高兴，这时，情报员提出，在回程的时候往城里带一点大白菜，朱玉龙和日军士兵都一口答应。让他们往卡车上装。
这两个日军在里面吃喝，但朱玉龙因为要上厕所，出来了一下，正好让他看到了他们往卡车上装的是木箱，他本能的想喊，但边上的一个人用手枪顶住了他。这个人就是装成商人的情报员，他告诉朱玉龙，自己是抗五军的人，这次要请他帮忙。
这朱玉龙马上说，他是非常想为抗五军帮忙的，他当这个翻译官，只是因为宪兵队的那个中队长是他在东洋留学时的同学，硬要让他去干，而他自己也要挣钱来养家糊口，就这么干了下来。但他在宪兵队看到日军对我国老百姓的残暴，实在不想干。不过要不干也不容易，现在，他一定帮抗五军的帮，希望事情过后抗五军能帮他把全家都搬到关内去。
还别说，他还真的就开始帮助抗五军了。等卡车到了城里，朱玉龙主动把两个鬼子引开，到街上的一个茶馆去喝茶，让敢死队员从容搬运炮弹。
这件事情以后，情报队本来希望朱玉龙能留在宪兵队，当情报队的卧底，可他坚决不肯。他说不是他怕死，更不是不肯抗日，他说只要把他的家人送到关内，他自己要求到抗五军，当一个战士也行！他是受不了看鬼子折磨我民众！只要他的家人没事，他愿意参加抗日，为自己赎罪，为同胞报仇。
结果，在三月一日敢死队袭击傅仪的“登基仪式”后，抗五军就把朱玉龙的家人接出长春，送到河北。而朱玉龙本人，还真的就到吉林的抗五军游击区当了兵。
开始时，抗五军还是怕他会不会是“反间计”，对他不太放心。没想到观察下来，虽然他的身体条件不好，但训练刻苦，作战也勇敢。在参加了几次战斗后，大家对他认同了。不过这样的人，抗五军是不会让他当个普通战士的。等到觉得他确实是觉醒了，就把他调到关内，一方面让他与家人团圆，另一方面发挥他的特长，调入日语情报组，分析日语情报。结果他更加卖力地工作，成为很好的一个情报分析员。
这样的人，在日军翻译、汉奸中是极少的，但他不肯当卧底，也没办法，共济会不会强迫他干的。
在这个期间，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汉奸。当汉奸的都是些怎样的人呢？各种各样都有，但铁心的汉奸基本的特征就是自私，为自己的一己之私，不顾别人、不顾国家民族。
这儿就说一个小汉奸吧。此人叫做洪金宝，年青时就在沈阳一家商店当伙计。这家商店离东洋人区域近，有很多东洋客人。这洪金宝也有点小聪明的，对日语学得挺好，做生意的需要嘛。另外，吃、喝、嫖、赌也都学得不比日语差，不知道是不是配套学的。
本来，当个店伙计一辈子，安安稳稳的日子也就过去了，而且在二十三岁时，他还讨了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女孩当老婆。这老婆是个单纯、贤惠、什么大事也不太知道的人，当时很多的农村女孩都这个样。而且她若是有什么不听话的，比如不希望老公出去嫖娼或赌博，洪金宝几个大嘴巴上去教育一下，她就知道这种事儿她们女人是管不得的。
在老婆怀孕的时候，洪金宝又去妓院，碰上了一个以前的东洋顾客，熟人。这东洋人正在收罗汉奸，所以就问洪金宝愿不愿意到宪兵队当翻译，如果进了宪兵队，就可以享受与东洋人同等待遇。
什么叫做与“东洋人同等待遇”呢？当时的日军对华人有许多严格的“管理要求”。举例说一条吧：华人不得吃米饭，家里不能有大米。米饭，只能是肠胃高级的东洋人才能吃的，他们领导下一起“共荣”的一般华人，应该多种点大米供应给“解放者”东洋人，但自己不能吃。“偷”吃了自己种的米，就是“经济犯”，进宪兵队的干活！普通华人肠胃低级，吃粗粮杂粮就很好了嘛！
日军要求他们控制地方的东北农民都种鸦片和大米，又不让他们吃大米，这算什么事呢？
华人不许吃大米，当然，汉奸除外，他们的DNA也变异了，也是高级肠胃了。
汉奸除了可以与东洋人一样吃大米之外，还有一些特权。比如华人要向街上的东洋哨兵行礼什么的，小汉奸就是忘记，挨打也轻一点。而大汉奸，有的就不用行礼了，有的还能接受小鬼子的行礼。这就叫做“享受东洋官员同等待遇”。
后来，洪金宝为自己辩解说，他是因为他的老婆正好怀孕了，他想让他老婆能吃上大米，才去当了汉奸。实际上，这话让他从来没当一会事的老婆（他的老婆在他眼里还不如他的金表贵重，因为现在他要娶一个老婆所要的钱，没有这个金表贵）听到了，怕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平时有好吃的，都是他先吃，老婆要等他吃完了才能吃他剩下的，怀孕了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这是正常的，因为钱是他挣来的，老婆是他买来的）。如果不是为他自己，只是为他的老婆过得好的话，他是绝对不肯干任何事的。
这些汉奸要的首先是自己过得好，家人沾点光当然是可以的；另外他们喜欢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这些，日军都可以给他们（或者说，日军不像对一般华人一样欺负、压迫）。
实际上有一些汉奸，对日军给他们的待遇比一般华人高而感恩戴德，打扮也完全同东洋人一样，已经看不出一点华人的味了。而且，他们也跟着鬼子一起，欺负和压迫自己的同胞。洪金宝就是一个喜欢欺压别人的人。
另一时空的电影、电视里的汉奸，往往松松散散地斜垮支“王八盒子”，穿个大棉袄，加上日军的军裤、靴子、军帽，倒是很传神地表现了很多汉奸的形象，这汉奸洪金宝就是这付打扮的。
而另一时空里鬼子宪兵队长角色，一般都是死硬地军国主义者，严格遵守日军的纪律，一心为“帝国事业”的家伙。但洪金宝的上司，那个宪兵队长横路熊二，他就不是这个样的。当然，他也是残忍、狡猾，也喜欢装得一点有大华文化的样子，但是，他还贪钱。如果为了钱财，他可以把“帝国事业”放到第二位。如果再有了女人时，那么，“帝国事业”就要放到第三位了。
洪金宝助纣为虐，成了横路队长的好搭挡。两个人一起搞钱，抓了无辜的老百姓，折磨你，有钱才放人。而只要送礼给钱，让他们搞些假证件什么的，也行。
由于洪金宝为横路队长搞的钱多，横路熊二对他非常满意，到哪儿都带着他。而一般的日军士兵也因为横路队长与他这么热络而让他几分，这让洪金宝很得意。
有不少的沈阳（这时被日军改称奉天）百姓被这个横路队长搞得家破人亡，尽管共济会情报人员利用他们的用钱从他们的手中搞了不少的所需证件，还是决定杀了他，以平民忿。
这天，横路队长在街上，被远处射来的一发子弹击中脑袋，洪金宝正在他在身旁，脑袋上溅出来的血喷到了洪金宝的身上。看着横路熊二倒在地上，脑袋突然变成了烂西瓜的样子，洪金宝吓得腿脚发软，一下也坐倒在地上。这一坐下救了他的命：在他坐下时，一发子弹打掉了他的帽子。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七章 登基典礼上的“炮仗”
横路熊二被敢死队打死，洪金宝虽然吓了一下，但也从这事得了些好处：这横路熊二有不少搜刮的银元不能寄回日喷，放在只有他们二个人知道的地方；洪金宝当然不会把这些给横路的家属的，（按他自己后来的说法是：就是想给他们也没法给。但他想办法了吗？应该说就是能给他也不会给才对。）就统统拉了回家，据为已有了。
洪金宝知道抗五军敢死大队已经瞄上他了，吓得不得了，再说钱也拿了不少了，就要求离开城市，跑到一个煤矿去干。当然不是去下矿：他不光是翻译，还算是个小官，“管理”工人。算起来，他的职位还升了一点，加上这儿天高皇帝远，又没有敢死队的威胁，他的本性又一次显现。比如，他喜欢用皮带头打工人的脸，在他看来，这点小花样，比他在日军宪兵队看到折磨人的方法，差得太远了，只能算是玩玩而已。
他的日语水平也有提高，最主要的是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日喷人了。也是的，他与这些“管理”煤矿的东洋人都住在一起，在他们中间，他算是从军队上下来的，是有一定职位的，比有的东洋职工还高上一级。后来，他还又泡上一个邻居家的东洋小女孩。东洋女孩受的传统教育与我国的不同，这方面比较开放，一下就把家里的傻傻的黄脸婆比下去了。而且，这个邻居的职位比他还低一点，也就不会对他与其女儿搞有什么意见。就是的，这煤矿不在城市里，虽然没有敢死队的威胁了，但也没有妓院了，光是老婆一个，那怎么行呢？
这样的人，是个多么自私、无耻下流的东西，当个汉奸正是材料。但后来他对自己当汉奸说是为老婆有米吃，你怎么不是与不让你吃米的日军去战斗，而是为虎作伥？而且，对于虐待同胞，他说是因为这些同胞的素质比起日军的要求来实在太低，他为了提高他们的素质，不得已用了占教育手段。看来，这些同胞挨打后还要给他一点学费才对。
可是，这个煤矿也不是保险箱。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抗日义勇军发现了这个煤矿。这天洪金宝正好带了三个鬼子到外面办事，一下子让抗五军给伏击了，三个鬼子被消灭，而洪金宝则留下，带了三个穿上鬼子衣服的抗五军去叫开煤矿院子的大门。等大门被骗开后，抗五军发起了空袭，一举拿下了煤矿，解救了矿工。抗五军兑现了让洪金宝离开的承诺，还让他带上家属，不过抗五军说如果再看到他当汉奸就定杀不饶。他就这样逃离了煤矿，到了关内躲藏。那个由于他已经怀孕的东洋小女孩他这时就顾不上了。
但是，除了用皮带教育人之外，他就不会做什么了，用与横路一起搞来的钱，也没维持了多少年，以后他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了。在日本投降后很多年，他对东洋人的“素质”仍念念不忘，从他的角度，他当然是非常感谢日军对我国的“出入”，非常希望日军能再一次侵占我国的。这与岩里正男之类的是非常一致的，也只有像他们这样个别的人，才会对日军的侵略感恩戴德，会希望我国让日军统治。
…………………………
对于傅仪登基时的袭击，比第一次伪满州国成立时要难多了。不知道是傅仪已经被吓破了胆，还是负责他保卫工作的鬼子特别谨慎，傅仪的登基搞了个“声东击西”。他们在长春的南郊杏花村堆了个土台子，又把伪“执政府”里面作了点装饰，让敢死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在什么地方搞仪式。不过敢死队认为，不管怎么说，这“执政府”还是傅仪住的地方，他还是要在这儿搞仪式的可能性大。于是，抗五军还是把袭击目标放在了“执政府”。
傅仪真正搞的仪式，可以说是“悄悄”地举行的。他在二月最末的几天偷偷摸摸去到沈阳的两个陵墓祭了一下祖，三月一日一大早，他到杏花村的土堆上去了一下，算是祀了天，马上回到“执政府”，在没多少的“贵宾”前面，简单地搞了一下仪式，就算是登基了。
东洋人就是这样，让傅仪当皇帝，但又怕他太得意忘形，就规定不让他穿龙袍。结果那些花重金从北平定做的龙袍，傀儡皇帝只有在祭祖的时候才穿了一下（东洋人是不参加他的祭祖的），而“登基大礼”上，他只能穿日军规定的“元帅服”。
当天，他们宣布，“满洲国执政”溥仪登基称帝，年号叫做“康德”。
王亚樵他们通过情报知道傅仪可能是三月一日登基，但不知道具体时间。他们在伪“执政府”（现在应该改为伪“皇宫”了）外面设置了三门八0火箭炮，不过也是在这火箭炮的最大射程，距离目标有五千米外。快中午时，他们才知道消息，说傅仪的登基仪式已经结束了！没法子，他们选了两门八0火箭炮，各打了两发炮弹后，把炮用自行车驮了，就往外跑。也有几个鬼子的岗哨，不过都在撤离的人到达前，就有敢死队员把他们消灭了。
而有一门火箭炮没用，是因为那个地方不远处就有一个班的鬼子，而且撤退的路线上也有较多鬼子，所以这儿就临时放弃了行动。
火箭炮在这个距离上的准确度是相当低的，好在伪皇宫面积够大，四发炮弹都打在了里面，造成两处房屋损坏，其中一处房屋还燃起了火。但只有七个人受了伤，不用说，傅仪又是“吉人天相”了，而且这七个人受伤都不重，一个都没有死。只是在敢死队撤退途中的几个警戒的日军士兵，被打死。
而这四声爆炸声音很大，让好多长春人都听到了；而且“皇宫”里的着火，虽然没多久就被扑灭，但烟升得很高，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再加上一些人私下里一传开，大家在听到日军汉奸宣传傅仪今天登基的同时，也知道他们又被敢死队袭击了。
但王亚樵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他们听说日喷也派了个什么人来当“天皇”的代表，参加这个“登基”仪式，就准备对他干一下。这家伙总是要回去的吧？而且应该是乘飞机回去吧？所以，他们在去机场的公路上埋了一枚拉弦式地雷，拉绳的人就是杨志国，他埋伏在离公路三百多米的田野里。
可这天去机场的是一长串的车队，杨志国只好选了一辆排在靠前的小轿车炸。可是，这个天皇的代表并不在这辆车上，被炸死的只是这个代表的助手。
鬼子对这个代表的护送士兵有二百多，他们在爆炸发生后一分钟内就发现了埋伏着拉响地雷的人。他们就想冲上去抓这个敢死队员。不过，在杨志国后面二百多米处还有八个敢死队员埋伏着，接应他。杨志国用侧把子枪对冲在前面的鬼子扫了一棱子，然后就跑折线，向同伴所在的地方跑，鬼子的子弹不断打在他的身边，但一直到他进入掩护的战友所在的壕沟，一颗子弹也没打中他。这一方面是“吉人天相”，另一方面是他的战术动作训练得好，动作敏捷。
他们九个人在一起，水平比一般游击队要高，至少射击的准确、互相的配合，都要好得多。他们边打边退，很快退入了一个树林。
由于这已经在城外，日军以为这不是城市游击队，而是在山岭的游击队出来伏击的。地方的游击队一般很少会到离长春这么近来，但如果来了，至少是一个连队二百人左右，所以，看到这九个人逃入树林后，鬼子怕里面有更多的抗日武装，就不敢再追了。
这两次袭击，都没有造成日军和汉奸的很大损失，但政治影响还是很大。百姓都说，小皇帝登基的日子里，王亚樵送了四个大炮仗，这龙椅还能坐得稳？至于有人编排说傅仪给吓成傻子了；还传说什么天皇的代表被炸死了，日军不敢承认，故意把他说成是助理。
实际上，傅仪倒没有吓成傻子，不过这次袭击对他的心理影响很大，他和他的近臣还是比较迷信的，认为这样的事很不吉利，这是不是预兆着他的皇帝生涯将会不顺利？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八章 动用机械化旅团
天皇的特使是个天皇的表弟之类的亲戚，连续两次被袭击，当时还真是被吓得不轻，不过并没受伤。日军的“急进派”抓住他被袭击的事大做文章，说袭击他就是袭击天皇！是对天皇的权威进行挑战！这个时空，日军把天皇的地位提到全宇宙最高，任何日喷人都不得有损天皇的天威！
这个时期的日喷政界内部，军国主义狂热的“急进派”，与想把力量主要用到与欧美的战争上、不要消耗在东北的“缓进派”，正在争夺日喷政治的主导权。由于近年执行的是急进派政策，但效果很不好，缓进派势力已经升了上来，准备在东北执行收缩政策。
这一次“急进派”上纲上线的，缓进派的人知道对手是利用天皇特使被袭击事件推行他们的政策，但也无法阻拦。于是，天平又倾向“急进派”一边，日喷政府决定再派部队去东北，教训一下抗五军！
三月中旬，日军总部（这时还是由缓进派掌权）终于同意了陆军和关东军的方案，加派一个师团到东北，其中包括了把刚成军的、装备了“野田一型”坦克的机械化旅团，也派去东北，执行打击抗五军的任务。
这是日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所有生产出来的二百多辆野田一型坦克都装备到这支部队，另外还有四、五百辆的汽车、装甲车组成机械化步兵、后勤保障的部队，所花费的装备费用是一般步兵师团的十倍以上。
由于这支部队花费巨大，曾经引来不少人的反对，海军的反对就不用提了：帝国的敌人主要是英美等列强，所以应该优先发展海军！甚至陆军本身（特别是一些“德高望重”、参加过对俄作战的老将军）也有人反对组建这样的部队：这支部队能够当五倍、十倍的步兵师团用吗？陆军还是要靠步兵、靠刺刀占领阵地的！
本来这支部队是准备用以对付罗苏军队的，现在拿这支部队去对付抗五军，算是“杀鸡用牛刀”。不过是新建的部队，总要在实战中看一下效果的，所以，算是用支那的抗日武装练练兵吧。
日军陆军的动作很快，从接到批准他们的计划起，只过了半个月，他们就把这个师团二万五千人和那支机械化旅团一万多人运到了东北。
在这支派遣部队还没到达热河之前，关东军就着手制定了这次热河作战的计划。他们根据小野次郎遗留的机械化闪电战和德国一些新型作战理论，根据手头掌握的机械化部队，结合以往与抗日义勇军的作战经验，和抗五军的作战特点，制定了一个热河围剿作战方案。
他们准备以一个步兵大队作为诱饵，让赤峰的抗五军主力去包围，日军的情报表明，赤峰有抗五军的两个师二万多人，加上抗五军军部的直辖部队不到二千人、还有一些民兵之类的。对日军的一个大队，抗五军至少会派五千人，甚至整个师一起上。然后日军以一个师团以上的大部队上去，逼抗五军这个师决战。
他们的经验是，抗日义勇军只要碰到比较少量的部队，就会去包围了想吃掉它，但一旦发现日军大部队进攻，就不管是否消灭了包围的日军，都会向后撤退，向山区转移。
但现在日军有了快速机械部队，所以可以用这支部队执行穿插包抄的任务，不让抗五军溜走。如果分散在热河的其余四万来抗五军都来赤峰救援这个师的话，那就正中日军下怀，日军也再派上一、二个师团，再利用机械化旅团的机动优势，消灭抗五军主力。
为了保证穿插部队的成功，也为了训练一下步兵与机械化部队的配合战术，日军决定用一个步兵联队与机械化旅团一起行动。用一个联队步兵，是因为日军把卡车都集中起来，只凑出可以装载五千人部队的车队。这样，步兵也成了机械化兵了，不会影响穿插部队的速度。
这支机械化旅团，能不能抵上五倍的步兵，是有人怀疑的；但是，能抵上一支步兵师团，是没有人怀疑的：这么厚的装甲、这么强的火力，一支步兵师团是打不过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