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林彪在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是不是他“伙同陈伯达起草”的？在当年周恩来的报告中就没有拿出确凿证据。至今也很少看到有这方面的材料。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此外，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的回忆也提供了新的材料：“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并且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若从这六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此外，当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在中央文革遭到否决，并且毛泽东已经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姚执笔重新起草后，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这又说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清楚。

目前从已经公开的材料中还难以确证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十分反感。

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在“九大”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前，林彪未看过一遍。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即使按照周恩来当年在“十大”报告中所指责的：林彪和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林彪、陈伯达就是在有意与毛泽东“对着干”。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而且多次有这一类表示。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毛泽东既有此表示，1969年的“九大”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林彪虽然是一介武夫，一个元帅，但以他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对毛泽东上述说法的理解，当然是应该从“大破”转入“大立”的阶段了。陈伯达更有研究经济和生产的热情。从《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的附录《陈伯达1922至1970年著作目录》来看，他在这方面的文章的题目有很长一串，其内容涉及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他很早就提倡发展电子工业，曾为此上书毛泽东出谋献策。结果在“批陈整风”中竟被当成了“反革命罪行”，《人民日报》1971年8月12日发表了《‘电子中心论’批判》狠批陈伯达。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真叫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

当年认定毛泽东与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今天我们自然不应再按照“文化大革命”的习惯思维去“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论证林、陈与毛泽东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由于林、陈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和地位，他们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局限而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像后人一样的认识，也很难产生与毛泽东根本对立的另一条“正确路线”。不过，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都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思想上善于理解，在行动上积极保持一致，正因此，他们就难于继续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正因此，他们就跟此前一茬茬倒下的老革命家们一样，也从革命的“动力”迅速变成了革命的“绊脚石”。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略上的贡献主要有：1、东北初期，中央和东北局都认为国内和平是可能的，命令林彪集中主力与敌人决战，而林彪认为与蒋介石的和平是假的，建议作长期打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2、在1946年8月份的东北局会议上，林总对于局势的发展更一个明确的判断。东北战局的发展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敌人进攻，我们运动防御并主动撤出一些地区，这是第一阶段；敌人占领了城市，进攻迟缓下来，我们则在运动中伺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开始局部反攻，这是第二阶段；我们发动全面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剩余敌人孤立在几个点和线上，最后加以消灭，这是第三阶段。事实证明，东北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符合于林彪的估计。在林彪正确战略的指导下，东北形势很快变被动为主动，并率先夺取胜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3、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林彪不失时机的提出南北满联军合二为一，以便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实践证明是有战略眼光的！4、在1948年初，林彪拒绝了毛泽东要他在春天南下作战的意见，避免了对我不利的过早的战略决战，在1948年7月，林彪主动提出了在秋天“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此次南下最后演变成了辽沈战役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是林彪战略的胜利！与粟裕力谏毛泽东“华野一兵团暂缓渡江”性质上相当。毛泽东要林彪春天南下是错误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后来也认识到“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同意了林彪的意见，说明毛泽东比现在一些人懂打仗！5、辽沈战役后期，林彪建议中央暂不攻打太原，“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也是有战略眼光的！6、平津战役中，林彪把毛泽东的“先打两头后打中间”战略，改为“放弃两头直取中间”，实践证明其是正确的。打仗就应该抓重要矛盾，只要歼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就抓住了战争胜负关键。而不能面面具到因小失大。实践证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因为歼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些暂时逃跑的少量敌人最后基本主动投降了，也没有因为他们的逃跑而影响战争的进程！说明林彪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杨余傅”事件以后，总参谋长空缺，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开会讨论，林彪提议说：不行就先让黄永胜代理一段？毛泽东夹袋人物当时有这几个：刘震、曹里怀、皮定钧、杨得志，其中，毛比较倾向于皮定钧，但是，皮定钧资历浅，所以，毛泽东就提了前三位，林彪说：“刘、曹都是空军的人，另外，也不全面。”康生不同意提杨得志，他说华北尽是出叛徒，薄一波、李立三（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罗瑞卿、杨成武都是华北的，华北烂了。林彪马上接过来说：“也不一定，郑维山、李雪峰就不错。(这句话后来导致这两个人被错误的定性为林彪集团分子）”最后，毛泽东就说：“皮定钧行不行？”林彪不说话，周恩来始终不发言，毛泽东就说：那就让黄永胜干吧。林彪表态：让他代理一段。毛泽东说：“你觉得行，就不用代理，直接干吧。”于是，黄永胜出任总长。会后，毛泽东让康生了解一下黄永胜的历史，几天后，毛泽东又不让康生管了，其实是改让谢富治去办。

黄永胜上任后，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林彪一向在毛的面前很谨慎，不多说话，唯独这次，显得很激动：“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得鬼，要不就是韩先楚。”毛泽东说：“未雨绸缪也是必须的，像萧华我们就发现晚了，不可救要了。”（按：萧华因为强奸国防科工委女干部，被聂荣臻告发，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后，被叶剑英保出来，出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最后，毛泽东就是强调了一下干部要洁身自好等等，便散会了。林彪先出去的。

毛泽东在处理罗瑞卿以后，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了，国务院留一个。”于是，没过多久，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说是军委办公会议名存实亡，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按照主席的意思不设秘书长、不搞秘书处，就叫办事组好了。毛泽东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提议杨成武兼任办事组组长，杨成武垮了以后，林彪提议黄永胜出任办事组组长，毛泽东也不反对，还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此后，吴叶李邱先后都进了办事组。毛泽东知道以后，开始没说什么，1970年4月，毛泽东说：“搞成清一色，不好，要团结大多数。”实际上，从一开始，毛泽东根本不同意让黄永胜来做总长，林彪不是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后来，他说过：“我是想看看我这个人在他眼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这个插曲没有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这件事被重新提了出来，并被视作林彪“篡军”的一大罪证。

客观的说，林彪把黄吴叶李邱统统的塞进办事组，已经是自找苦吃的开端。

（2）叶群进入政治局事件。

九大在1969年4月开幕，此前，确定周恩来为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江青听说叶群要进政治局，就找到周恩来，问：“她有什么资格进政治局，总理你是知道的，我47年就和你在主席的领导下并肩作战了，叶群呢？她要进，我就退出。”周恩来把此事汇报给毛泽东，毛给江青写了八个字：“大局当前、团结为主。”（不知为何不是大敌当前）江青就不说话了。

林彪找过毛泽东说：叶群还是退出来好些。毛泽东说：叶群在批判罗瑞卿、杨成武问题上立场很鲜明，同志们都提议她。毛始终没有说特别肯定的话，林彪也没有坚持，叶群知道后，在林彪面前大闹一场，林彪再也没有向毛泽东提出来这件事。

吴法宪晚年回忆这件事时就说了一句话：“两个娘们坏了事，所以，女人不能搞政治。”李作鹏死前有一个简单的关于自己在1960年以后的活动的说明，已经由解放军出版社内部出版，上面就说：叶群进政治局的事，他和邱会作、吴法宪都不同意，林立果也反对，林立果说‘主任（叶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早晚要把首长给毁了’但是，黄永胜赞成，吴法宪当着叶群的面也不敢说，我有一次和林彪说起来，林彪没说话，最后告诉我:以后，这事不要提了。所以，以后我们谁也不敢劝他了。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古来如此，林彪在这件事上已经被毛泽东、江青视作有了个人野心.

（一）昧了良心

林彪１９５９年后主持军队工作，宣传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军事技术、战术并不太重要，打胜仗靠的是人的勇敢、不怕死。黄继光训练时学过堵枪眼吗？董存瑞学过举炸药包吗？都没有，只要不怕死，到时候就用上了。过去有句老话“艺高人胆大”，我们说，不对，是“胆大人艺高”。这个胆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仅凭记忆，非原话）。这些话猛一看似乎有点道理，而且富于煽动性。但这只是十分道理中的一分。另外九分是：在战场上跟敌人比什么？就是比谁的技术精。平时训练多流汗，战时就少流血。技、战术的最高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即使消灭不了敌人，也要保存自己（当然，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为全局的胜利，到牺牲的时候决不能含糊。但林彪这里讲的不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而是技、战术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我说这一面占九分，因为它是基本面。针对贪生怕死的人，说说“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当然也未尝不可，但决不能把一分与九分的关系颠倒过来。林彪是行家，又是爱兵如子的模范，讲出这种话，是昧著良心的。为什么？为了反彭德怀，反罗瑞卿，可能还有郭兴福或更多人。历史证明，一个也没反好，演砸了。就算那些人都不对，一个军事家，为了政治目的而违背军事常识讲那么偏颇的话，也不可取。把自己的看家本钱，胡乱扔出去了。

（二）精神万能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即“三八作风”，无大错误。但是，“在各项工作中，人的工作第一；在人的工作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活的思想第一”，“想办法用精神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有问题。它过於贬低了物质因素、实际条件。战士不安心服役，有思想政治原因，也有家庭生活困难、未婚妻变心甚至水土不服等等原因，有的，只能用物质的方法解决。“四个第一”很快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说“这是个创造”。而它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结果是越搞越偏，推广到地方工作中，把经济、业务、技术、科学、艺术全冲乱了。在政治与业务、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诸对关系中，夸大前者、贬低后者到了荒唐的地步，有人把林的一套归结为“精神万能论”，没冤枉他。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形势极度“左”倾，离开唯物论十万八千公里，同“军队经验”有直接关系，再追根子，就是毛、林。

（三）动机险恶

以上两点，林彪的动机何在？忠於毛主席，替毛扫除政敌。干这活儿，康生有动机没灵气；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受唯物主义束缚讲不出那套歪理；江青、张春桥心有余而力不足；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是“革命对象”，更不用说了。要揣摩毛泽东的唯心论，又有所创造，非林彪不可。说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从来没有过这么回事，毛泽东自知心虚，勾掉了三次；这三个副词用于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倒真的很贴切。１９５９年这一案，如愿搬倒了彭德怀，黄、张、周、李锐陪绑，全国打了多少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天理何在！更可痛恨痛惜的，“纠偏”变成反右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刹不了车，反而继续往斜里走，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八年抗战才死多少人！从现有材料看，主持一线工作的几位（即前面说的“革命对象”），知道毛泽东不好惹，准备庐山上纠偏，把路线正过来，不追究个人责任也就完了，况且头脑发热大家都有份；谁料杀出一位国防部长来搅了局，他们对彭德怀可能有埋怨情绪，属於常理。林彪则不是这种心态，竟然在会上说出“里通外国”，他的心是怎么长的！把最起码的人格胡乱扔了出去。这种无耻政客的出现，当然是毛泽东毒化了党内政治生活的结果，同时也是林彪个人的权力欲恶性膨胀的表演，是全军的奇耻大辱。下山后，康生对彭黄等人作出“革命的同路人”的理论概括，同林彪一文一武，配合默契，在毛泽东心里赢得了不少分数。至於林彪的那位“小同乡”相炳说什么林因抗美援朝对毛泽东、彭德怀不满，１９５９年终於找到机会来反攻倒算，纯是无知妄议。饿死的几千万就不是中华儿女吗？这样就能解消我军牺牲几十万人的旧恨了？抗美援朝的决策人是毛泽东，庐山会议的大赢家是毛泽东，而打倒那么多忠臣良将竟是为了中华民族？

（四）文革积极

中年以上的人都公认，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是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相对稳定、充实的日子，社会风气、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显得端正、向上。而这，正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周、陈、邓、彭真等人精心打理的结果。这两年，也正是毛躲在深宅大院里憋坏主意的时候。到１９６５年底、６６年初，厚道人的厄运就开始了。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像是驯好了的恶狗，一条条放出来咬人了。批《北国江南》、《不夜城》、《逆风千里》、《早春二月》、《海瑞罢官》等“毒草”，只是序幕，而这些恶狗加在一起，份量不见得比得上林彪的《５．１８讲话》。林一介武夫，似乎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不甘人后，生怕被人抢了头功，於是一方面在《再版前言》里把毛泽东捧上云霄，另一方面对刘少奇、贺龙、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下毒手，把出生入死４０年的老战友狠心卖了出去。如果说我猜错了林彪，人家自有良苦用心，那么谁能回避这个事实：１９５９年批彭德怀跳得最高的人得到了彭的位置；１９６６年批刘少奇跳得最高的人得到了刘的位置。彻底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林（建国后），神仙也做不到。谁能回答：元帅、大将２０位，积极参与文革的，为什么只有一个林彪？我看，肯于昧良心的，到什么时候也是少数。林彪说：“文革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用来盘点他个人的得失倒很精确，但是这句话，刘邓陶、贺龙、陈毅、彭罗陆杨、杨余傅，邓拓、吴晗、廖沫沙、张霖之、田家英、老舍、邓稼先及其家人认可吗？亿万平民百姓认可吗？

（五）决裂

九届二中全会时，周是一匹驯顺的老马，邓是死老虎，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是明显的大龙套。此时，“左”派中分赃不均，反目成仇，符合“斗争哲学”的发展规律。林彪、江青本来就不是一夥，分道扬镳只是迟早的事儿。而这一天终於到来时，毛主席还是选择了自家的女人。此时，林彪“打不赢就走”，把生于兹长于兹、以鲜血保卫过的乡土胡乱扔了。但连最崇拜林彪的相炳也说不出林飞到外蒙或苏联准备干什么？不会是撞克里姆林宫吧？就因为外蒙是中国领土就飞过去跟泽登巴尔算帐？这是个谜。我也认为飞机是打下来的，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当时的思维方式：“既然是往北飞，无论是投奔蒙修还是苏修，都将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至於相炳为毛泽东、周恩来设计的假扮加油人趁黑装炸弹，我看尽管离奇了点儿，还真不能排除，但这只是技术层面的事情了。林彪的结局，周总理当然乐观其成，江青一夥也欣然接受，最郁闷的是毛泽东。二中全会党的一二把手“闹崩”，导火索当然不会是什么“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那么究竟是什么？现有材料无可考，也不太重要吧！另，在相炳文章中占重要位置的“汗血马”，我在电视的动物知识里看到了，那实际是马的一种症状，而不是一个马的种类，古人知识不够，弄错了，讹传至今。林彪条幅上的“天马”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相炳考证的天马即汗血马、亦即林彪北飞的理由，只能当故事欣赏。

（六）私德

不少人提到了林家的家风。林立衡、林立果都是好孩子，这是合乎情理的，据我所知，李敏、李讷也都极本分。从王海蓉与毛泽东的对话看，王不仅行动循规蹈矩，连思想也较呆板，像个听话的班干部。这样的高干家庭，能举出几十家。林彪的一段话可能还真是他的本意：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但这说明的仅仅是林彪的“私德”，里面少不得还包括著他简朴、俭点、好学、体恤下属等等。以这个标准考察，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张春桥、陈锡联、马天水等一大批人都无大毛病。但他们最终都成了独夫民贼。毛泽东也不例外。恰巧倒是林彪另一句话说得对：大节好、小节也好，固然好，但这样的人不多；大节不好，小节不论好不好，都不能用；大节好，小节不好的是多数，还可以用（大意）。后来被人归结为“小节无害论”，此五字有些绝对，林彪原话无大错误。可惜彭德怀的小节好，反而成了罪状，被人诬为“伪君子”，世道邪恶，好人也做不成！总之，手握重权，掌管国计民生的人，我主张首先看他制定的治国方略如何，是利民还是害民，然后才是严格要求自己、家教有方、不近女色之类。

（七）造神

“小红书”是林彪发明的，三忠於四无限是从解放军兴起来的，“顶峰论”是林吹出来的，伟大领袖、统帅、导师、舵手是他概括的，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是林编的，“共诛之共讨之”是林发明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他的杰作。现在看，说他学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一点儿也没说错。他的挖空心思、恬不知耻、花样翻新、肉酸肉麻、装傻充愣，四人帮康生谢富治柯庆施加在一起都无法企及。历史上的谗臣佞人也不少，但几时见过真把皇上造成神，让人一提毛主席就泪流满面、把像章往肉里别的！杨成武说了个“大树特树”（当然也不对）就被毛泽东抓住狠整，要一视同仁的话，林彪够枪毙十回！不错，中国是巨大的封建酱缸、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有造神的条件，但这丝毫减轻不了林彪的责任。这是正常的推理结论，如果有人也挖空心思，替林想出辩解的说词，那需要极为特殊、极为确凿的证据来洗刷人们对他的误解。四十年代刘少奇发明出“毛泽东思想”五个字，最后不得善终，有人说刘拍马屁没拍好自寻死路。但四十年代及之前，毛泽东有功，刘这样概括确有其根据，不能算无原则吹捧。遍观刘一生，功劳不大，苦劳不小，党性不弱。与林彪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连刘少奇也算成拍马屁，那么请重温林彪的话：中国是个大国，有七亿人口，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革命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主席是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围著主席转。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马屁拍得“语不惊人死不休”者，林彪可谓千古第一人！把国人最珍视的脸皮胡乱扔了。不闹文革，不换接班人，中国会少走许多弯路。

（八）党内斗争

中共成立８２年了，内忧外患，想一想都叫人愁煞苦煞闷煞！但长时期当中它形成了一整套处理内部分歧的原则，不能不承认这些都是财富，有些用于社会上的普通机构里也管用。比如：错了就检讨，改了就是好同志；多换思想少换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不要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发现问题及时提出，不要等问题成堆时才开会；对同志不能搞突然袭击；批评要和风细雨而不要狂风暴雨；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允许申诉、辩解甚至争辩；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遇事多作自我批评；少数服从多数；要群言堂而不要一言堂；内部不同意见的分歧乃至争论是正常的，一时统一不了不急于下结论，留待历史作结论；对待党内斗争，不允许使用专政工具；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等等。还能举出一大本书来。这都是正面的。近年来有人将之归纳为“党文化”，但在他们眼里，这三个字不简单等同于正确。因为“党文化”还意味著不透明，层层保密，党高于政、政高于民，党是永远的唯一的执政者，维护党的利益一般来说含有宁可牺牲党外利益的潜台词，等等。这是题外话。

要问的是，林彪如何对待党内斗争？上面列举的正确原则，他执行了几条？他治军时提倡过谈心，请问他面对党内上层的不同意见谈过心吗？他想过维护团结、化解矛盾、一致对外吗？把４０年政治生活积淀下来的党性原则胡乱扔了。他常年在毛家湾养病，１９５９年难得出山一次，是为党内斗争，得了手；１９６６年又是一次。《５．１８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有那么一批王八蛋想夺权”，连毛泽东那样心狠手辣之人都说听了总觉得不安。文革爆发，党内、社会上、犄角旮旯无一幸免，杀得天昏地暗，头破血流。肆意践踏了处理党内分歧的多项正确原则，毛泽东当然要负主要负责，而林彪在有些方面的“创意”大大超乎常人，取得了令毛喜出望外的战果。与此同期，周总理费尽心血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党外的老朋友，人证物证俱在。有人说周虚伪、刁买人心，我至今没见过支持这种说法的任何证据。将二人比较一下，我倒想请维护林彪的人们也举出这位位极人臣的副统帅保护过一位老同志的案例，哪怕是出於“虚伪”呢！相炳说林彪对彭德怀用的是高级战略，但愿这话只是出於相炳的无知；如果超出善良人的愿望，林彪真的把对敌作战的一整套谋略、计策用到了党内斗争上，他成什么人了？有这么夸林彪的吗！细审文革史，毒化党内政治生活空气，歹人耀武扬威，老实人受尽摧残直至死于非命，林彪的责任不在康生江青之下。只不过林死时毛主泽东、江青都在世，不可能从这个角度批林；毛泽东死后集中批四人帮，军内机密比党内机密等级还高，林彪的一套也就没怎么批判。而要动真格的评价林彪，那些受害者又怎么肯放过这级别最高的打手呢！

（九）国际

林彪在国际问题上有多少见解，暂无考证。可以相信相炳称抗美援朝前夕林去莫斯科要空军未果，对斯大林恼恨至极都是真的，相炳显然也看了大量材料。但由此就一直推导出林彪对苏的终身仇恨，并迁怒于毛泽东和彭老总，还以此解释林彪建国后的一切行为，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事实上，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矛盾渊源可以上溯到井冈山时期，那时的林彪能知道世界上有个人名叫斯大林就算不错了。长征、延安整风（整王明的教条主义正是整王背后的苏联）、解放战争渡不渡江更是连小孩子都明白斯毛的分歧了。建国初毛泽东访苏遭冷遇，结怨进一步加深。中苏关系从热到冷，从僵到崩直至刀兵相见，毛泽东始终是冲锋在前的第一人。再看林彪，四十年代养病在苏联；１９６６年１月苏共召开２３大邀请中共派代表出席时，毛泽东反对派人前去，党内主张应邀出席的人中也有林彪。找不出他比毛更恨苏联人的任何证据。相炳说林彪１９５９年陷害彭老总“里通外国”是为了推动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此说不值一驳。真从世界大格局上看，有两大阵营存在，苏美对峙，中国的外交空间说不定更大些；中苏翻脸，阵营崩溃，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全球，就符合中国利益了？当然，能否维持住阵营，影响的因素很多，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据说中国社科院搞过一份材料检讨中苏关系史，认为中方责任大一些，但被李铁映压下来不往上报。这又是题外话。

顺便提一句，过去在谈到被压迫民族反对外来奴役，争取民族独立时，我们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具有进步意义；而目前国际国内提到“民族主义”概念，一般用作贬义，相当于“狭隘民族主义”，即排外、极端、反融合、反包容等意思。正面概念应使用“爱国主义”一词。林彪说过“我至死都是民族主义者”，有那时的情况，不能单凭这个概念批判他。但今天写文章还不懂这个常识，那就太外行了。

（十）经济建设

林彪作为职业军人，不过问经济本无可非议。但那个年代把政治、革命、备战、打仗吹得震天价响，抹杀经济作为基础和前提的作用，政治把业务、生产、技术、知识、专业、学术冲击的一塌糊涂、一文不值，形成了当时的“主旋律”。社会生活中已经没有了民主与法制的地位。六十年代中期彭真等人为抵消“左”倾空头政治的影响，提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的口号，立即遭到主流舆论的迎头痛击。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从穿戴到语言，从行为到思维，越像军人就越革命。文革到来时，无论党的主席还是国家行政首脑，直到上层摇笔杆儿的幕僚，每人一身“国防绿”，成了十足的闹剧。与此同时，就是贬低地方工作和地方干部，放纵军队干部，作出大量外行、愚昧、野蛮、霸道的行径，林彪的责任比其他人更直接，更大吧！他的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那经济建设呢？物质基础呢？人民生活呢？科学技术呢？综合国力薄弱，人民生活长期贫困，怎么巩固政权？在林彪眼里，政权是控制人民的工具，用枪杆子控制人民的行为；而用舆论控制人民的思想。控制得住，政权就在手，相反，就被别人控制。至於“为人民服务”、“人民子弟兵”、“还权于民”都是幌子。这个弯子，在武装夺取政权的人的头脑里，难于转过来，职业军人更难，战功卓著的人，难上加难！深圳市委书记于幼军当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时还在宣传“两杆子”理论，林彪影响之深，责任之大，能低估吗！当然，放在文革的环境里看，毛泽东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句话的问题不像前九个那样明显。早十年要指出其谬误和危害，真得有点水平。此处就不详述了。

（十一）接班人

有文章在为林彪１９６６年《５．１８讲话》辩护时，提到林彪在当年８月的十一中全会只是被选为第二把手，并不等於接班人，还说他一直推辞这个位子，即使接班人写入党章也可以变嘛！总之是说林彪既无私欲更无野心。但我只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应该受到尊重的就是事实（吴江语）。１９５６年八大，“内定”接班人顺序为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林彪作为八大副主席中的第五位，当然清楚这个安排。他平静地接受了。紧跟著出现的几件事，令全党全国目瞪口呆。一是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不满意，要推翻；二是毛泽东同秀才们下了极大功夫搞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毛作了要害性的修改，在国内阶级矛盾的估量上可以说完全推翻了；三是反右运动。在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的党代会，在毛泽东看来只是他一个人股掌中的玩物。核心圈都接受了这个现实，但各个成员的心态不可能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恐怕多数人会认为毛泽东棋高一招，这些人受著他们文化水平和执政经验的限制；有些人即使看出有问题，但他们自己肯定提不出一套更能统一全党意志的纲领来；而少数绝顶聪明的成员，领悟出了更深的内容：什么党规党法，什么民主共和，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党全国在一个晚上就可以改变面貌（数年后林彪的语言），就可以改变一切！於是他一方面窥测毛泽东的政敌，准备出击；另一方面苦心研究毛泽东思考问题的内在逻辑和独特规律。果然，只等了两年机会就来了。别人批彭德怀，回避“三面红旗”这个要害，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向毛泽东交差；而林彪上纲到“里通外国”的高度，可谓出手不凡。谁都知道外交场合即使懂外语也不准讲，只能通过翻译，彭老总怎么可能在赫鲁晓夫那儿得到什么承诺呢？但“反党集团”的罪名就这么定了。而且，批彭批得最不讲理的人，拿走了彭的权力。林彪既初战告捷，又印证了一个心得：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其他什么都是假的！

接下来的六年，是林彪经营军队，反彭德怀、罗瑞卿之道而行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一整套经验的六年，是把部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并积极向全国渗透的六年，是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全国形势跟著军队迅速“左”转的六年。所有的英雄模范：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蔡永祥、门合、朱伯儒、孙玉国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而成为英雄的唯一途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羡慕、向往、效仿解放军最为热血沸腾的，是青少年。在这个大背景下，如果毛泽东亲自站出来振臂一呼，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必定荡然无存。１９６６年的民族惨剧就是这样依照其自身逻辑展开的。每一个过来人难道不是记忆犹新，难道能找出更合理更真实的解释吗？漫说毛泽东决心闹文革需要这些铺垫，就算不闹文革，个人崇拜的气候之高涨也足令毛泽东心花怒放，因而对林彪已不仅仅是赏识了。说林彪《５．１８讲话》之前毛泽东已几次讲过同样的意思，因而错误在毛不在林，其实，这篇讲话正是林彪悉心揣摩毛泽东心理又淋漓尽致发挥的一个标本。你说阶级斗争，我就说敌人天天在磨刀；你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就把“王八蛋”这种词汇也搬到政治局的会议里来。林彪总能让人感到：在核心圈里，善於领会毛泽东思想者，无出其右。再看深一层：这位最年轻的元帅再聪慧，要讲出那番话，也需要下大工夫，要挖大心思的。这个表现，像是澹泊名利、躲避权力的心态吗？理解为：不发言则已，发言则语惊四座；不出战则已，战则必胜，不是更合乎实际吗？

林彪看了林立果在空军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报告》后兴奋不已，连称：“不仅语言像我的，思想也像我的。”足见这员战将对摹仿以及仿得像不像，是何等的关心，功夫又是何等之深！在那种气候和林彪的那种表现下，他跃升为二把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他的“才能”和年龄，二把手不理解为接班人倒成怪事了！开九大写入党章，不过是履行个手续而已。然而短短两年内，两任钦点接班人接踵惨死，毛泽东自己演砸了。成群的元帅、大将竟无人可用，拔出个上将陈锡联执掌兵权，仅仅因为这位“陈三两”愿意卖身给毛泽东的侄子和老婆，人民军队的威信从巅峰跌至谷底。每一名愿意正视事实的军人，都不能不归罪于林彪这位短命奇才。林彪死后，陈毅高呼“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我心大快！”只要是对陈老总稍有了解的人，绝不会把此言看成两个元帅之间的嫉妒之心！

（十二）林彪之研究

此课题一直是个空白。我也不信“飞机坠毁”说。但因事关“军事机密”，所以材料太少，确实难以深入探讨。《５７１工程纪要》出自谁人？其中有无林彪平时谈话流露出的内容？我看有些话很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干部去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他（指毛主席）整人的哲学就是既得罪就得罪到底”，“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是阶下囚”，“连他的秘书也被整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凡事‘左’三分”，“不要干扰别人的决心”，是对艰难世道的愤慨；“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整个中国正在变成一架巨大的绞肉机”，“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这些话当时听著就很解气，产生极大的共鸣，所以我多年不忘；“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形势正朝著有利於笔杆子而不利於枪杆子的方向发展，因此要加快实施五七一工程”，“空军机动性大，是搞五七一的理想力量”，这话当年令人胆寒，今天依然如龙泉夜鸣，撼人魂魄！

要说明的是：拿《五七一工程纪要》为林彪摆功，是徒劳的。因为这是他的一夥同毛泽东决裂后才搜罗的毛的罪状，较真儿说，那些罪状本身，林彪都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再有，“谋害”一说究竟有几分可信？用小型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战斗英雄鲁珉不敢干，用盐水弄红眼睛装病，有这些事吗？那么多人帮著“林彪专案组”作假？林彪笔记本里录的《三国演义》中的小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是什么意思？陈伯达给叶群题词：“每临大事有静气”是什么意思？九届二中全会后的一天，林立果气急败坏地回到办公室，大声叫喊“翻船了，倒大酶了！都是他妈主任（指叶群）搞的！”又是什么意思？当年上了中央文件的这些材料是真的吗？

总有一天，“１９４９－１９７１年的林彪”这个科研空白会有人填补。苏联的国家档案不是也在陆续解密吗。从抗美援朝到“九一三”这段时期的内部工作人员也没死光嘛！总有一天这段历史公案会真相大白的！

谈谈庐山会议

关于庐山会议，前面孟令伟先生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了，字字珠玑，很精彩。但兄弟想呢，除了制度上、体制上、文化上去分析以外，具体到每一件事还是有个对错、具体经过和具体责任的问题。我们宣传一个人时，往往把一大堆看起来富丽堂皇、云山雾罩的大帽子往他上面扣，什么什么家啊，什么忠诚的什么战士啊，什么把一生奉献给了什么啊，什么坚决地和什么斗争啊，总之皇帝的新衣穿了一件又一件，这个抽象来看，大家不可能有什么意见，中国一向如此，地位高、品德就高，谁最有权，谁就最高尚，大家也能认同。但是落实到具体每件事来看，就不对劲了，凡事总还有个对错和责任问题，不能因为你头上有一大堆桂冠，就可以把明明是错的事也变成对的了。而且从这些事情上也可看出一些人的性格和他们真实的一面。比如前段时间，听一朋友讲了这么一件事，八十年代时，有一次叶剑英过生日，花了三十万元，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三十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个普通职工全年的工资收入，也就五六百元，也就是说咱们叶帅过这次生日，花的费用就相当于几百个职工全年的收入。这个费用怎么处理呢，说起来也奇怪，不知为什么不是总后埋单，而是到了财政部，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张劲夫，张部长就说不行，这个不能国家埋单，于是就僵在那里了。最后据说大概是中办给处理了。后来张劲夫调离了财政部，只是不知和这事有没有联系。叶剑英头上当然也戴着不少桂冠，名声和地位高过张劲夫不少，但从这件事来看，明显是他不对，而张劲夫是对的。当然有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可能会说，叶帅为党和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他的生日是全国人民和全国解放军指战员共同的节日，才花这么点钱，算什么，比起慈禧老佛爷，简直太节约了。叶剑英做了多大的贡献，大家各有看法，只是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叶剑英是个军阀的话，没人说什么，像张宗昌那样三不知，兵不知道有多少、老婆不知道有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反正本来就是个军阀，他自己也没说自己高尚，你也不能硬要求他高尚。可是既然号称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什么什么家，这就明显不符合了。而且这个事，叶剑英也不可能不知道吧。兄弟的意思并不是说叶剑英怎么怎么不好，只是无论是谁，具体每件事都还有个对错是非，不能因为你地位高，就什么都对。同样，具体到历史事件上，也还是有个对错和责任问题，不能因为谁最后掌权了，谁就长的最漂亮，什么责任也没有，该是谁的责任，就别想跑，别想把责任都推到倒楣的人身上去。

庐山会议本身大家都没有争论了，基本上都认为彭总是对的，会议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且会议的过程也很不正常，不是就事论事，讨论国民经济，研究如何更好地发展建设。而是七绞八缠，各种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搞成了一锅粥。这次会议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无论是对当时的经济，还是对今后的政治，都产生了很严重的不良后果。但具体到责任问题就语焉不详了，总是含含混混，反正除了林总以外，大家都是好人，顶多说两句是老毛晚年的错误，再抽象地往体制、制度上一推。其实庐山会议很不简单，对清楚认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一些什么什么家的真实嘴脸，探讨以后悲剧的原因很有帮助。

现在，关于庐山会议比较有权威的说法是老毛的前任秘书李锐，因为他地位特殊，是现存不多的亲身经历的人之一。他也写了不少应该是真实的东西，只是他也脱不了为尊者讳的陋习，得出的结论就有些牵强了，比如李锐说林总是半途上山的，话不多，但很厉害，给彭总定了性，这就纯粹是瞎扯了，林总确实是中途上山，话确实是不多，但李锐怎么就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林总的话很厉害，最后给彭总定了性。听起来，好象最后是由林总上山，一锤定音，打倒了彭总。似乎老毛要打彭总，旁边一大帮好人在劝架，说算了、算了，老毛你别打了，彭总你让一让，而最后林总跑上来，大打出手，三下五除二，把彭总收拾了。这是跳跃性、非理性的逻辑思维得出的结论，理由和结论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李锐大概也八十七八了，但这样的讲法，还是颠三倒四，难以成立的。

彭总在庐山会议上被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或者前后时期别的什么会议）上有一番讲话，当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很明显了，老毛也做了自我检查，我党给不少前段时间打成右派的人平反摘帽，刘少奇在这方面很积极，这也是他得罪老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时候，彭总也写了八万字的信要求平反，但却一直不能平反，而且在后来还变成了是要翻案，又多了一条罪名。刘少奇在解释原因时，讲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这样的：彭德怀的万言书有一些内容是真实的，但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信的内容错误，而是因为彭有野心，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党中央、毛主席进攻，而且他在历史上就一贯有错误，曾经和高饶联盟有勾结，（这时，毛插话说：应该是彭高联盟）。大家看看刘少奇这话说的，整倒彭总实际上是毛、刘、周诸人一次肮脏的政治交易，在不给彭总平反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是统一的，他们人人都有份。整彭总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彭总对大跃进看法的正确与否，而是因为所谓的野心、组织军事俱乐部向党中央和老毛进攻，加上彭总个人的性格和历史上的积怨。整彭总就是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当时的大跃进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可以说是罪行，实际情况，政治局常委是很清楚的，但不能承认，因为这个罪行，毛、刘、周诸人是人人有份的，是集体犯罪，毛说大家都分一点倒没错的，犯了罪怎么办？承认是不可能的，那保持权力就失去正当性了，只能把白说成黑、把错误说成成绩了，然后再七搅八缠、转移问题，乱中取胜。整倒彭总，就是要将星星之火扑灭，保住自己的权力，和黑社会杀人灭口，实际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所以后来，老毛找彭总谈话时，说：真理可能在你那边。这个呢，彭总不要激动，咱们这帮看客也不用激动，因为整彭总的原因并不是意见书内容正确与否的所谓真理问题，而是关系到老毛和刘少奇等人的权力和地位的问题。

再看看事件的经过，彭总上了庐山以后，开了两天会，感觉开的不温不火，问题没有讲透，恶果是那么的明显，但就是没人敢提出来。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只能讲三面红旗好，讲形势喜人，谁都不敢说半点问题。据说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到河南探亲，目睹了惨况，回到北京以后，白天上班装的跟没事人一样，但晚上回到家里，就蒙头大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即使是高级干部的人格都扭曲的这么厉害。本来经济工作、政府那一摊和彭总、林总关系都不大，但彭总上山前是准备为人民鼓与呼的，就想去找老毛谈一谈，而去到老毛的门口，却不巧，老毛正在睡觉，（是不是睡觉，谁也不知道，老毛对不想见的人，是经常用这个借口的）。而彭总这次要找老毛反映的并不是一件具体的、紧急的事情，是要对近期的错误提出看法，等于是要批评老毛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并不适合直接闯进去，于是，彭总就调头回去了。彭总回到住处，就写了一封八千字左右的信，一写就是八千字，这个彭总肯定是想了很久的，心里有了腹稿，否则也不会这么快写出来，包括那个“有失有得”，也确实可能是思考过的，大概彭总找老毛想谈的也就是这些。当然这些都是彭总自己讲的，如果有人认为彭总有野心，是利用机会，兄弟也找不出理由反对，因为这个是诛心之论，找不到实际证据的，属于莫须有类型。但兄弟还是确实相信彭总是真心想为民呼吁的。套用阶级观点来看，彭总从小就是个苦孩子，挨过饿、要过饭，后来当兵就是为了能吃饱饭，他知道人民的疾苦，而且最重要的是良心没有丢，没有因地位的上升背叛自己的阶级，没有被华丽的政治理论弄花了眼，他知道不管你用什么光冕堂皇的理论去包装，不管你怎么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去比喻，和平年代让老百姓大量饿死都是不对的，在古代，即使是因为天灾，导致饥荒，皇帝也是要下罪已诏的。所以他对老毛说：确实是饿死人了，让善于胡言乱语瞎辩证的老毛也一时语塞。即使他真是要对老毛进攻，那也是一件好事，并不是什么错误，更不是什么罪行。

还真不能不佩服老毛对权力的敏感。老毛接到这封信后，就睡不着了，据说吃了两次安眠药都睡不着，还对身边的卫兵说：彭总原来的名字叫彭得华，是要得中华的。瞧，不用讨论，罪名已经隐隐若现了：彭总的这封信就是要对他老毛进攻，要得中华，所以后面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罪名也就顺理成章了。好，连名字都能成为罪状。老毛睡不着，当然不是因为大跃进的严重后果，这个他早就知道，他根本就不在乎，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嘛，死个几千万，他根本不放在心上。老毛是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担忧，他肯定敏锐地想到这个绝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彭总一个人这么想，是有一股风的。一来，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大家表面上不敢说，但党内党外，很多人心里肯定是有意见的，迟早是要爆发出来的，老毛既然犯了罪，当然是心惊肉跳，等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是由彭总率先开炮的。二来，打了几十年的交道，老毛当然知道彭总的性格，彭总绝不会就此停住，在下来的会议上肯定会提出的，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统一高层意见，做通与会人员的工作，在会议上一议论开来，就很难讲是个什么局面了。三来，彭总对老毛一向是不迷信的，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不少，这次真理在握，一争执开来，直接向老毛发难，也顺理成章。老毛自己说过他是不下罪已诏的，还自吹什么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可能兄弟水平有限，除了权力以外，兄弟怎么也看不出来还有什么是他的原则。这一次他又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面临危机了，他当然是决定又一次混淆黑白，主动出击，他要在彭总没有在会议上提出这些意见之前，先发制人，避免会议形成对自己不利的局面。

于是，老毛就下决心要整彭总，他先是召集同谋犯商量对策，分时间（好象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把刘、周诸人找来谈话，一个个地单独商量。这中间，达成了什么交易，谈话记录没公布过，谁也不知道，实际上，刘、周二人的工作并不难做，这二人是一线领导，对大跃进的错误负的责任绝对也不会小，彭总指出的问题，他们那一份也不会少，他们和老毛是个利益共同体。刘和彭也有历史恩怨，一向不怎么和的来，彭总也不大看的起刘，说句实在话，刘既没有什么战功，也没有什么很老的资格，完全是靠吹牛拍马、擦老毛的鞋爬上来的。周和彭关系也不好，周又是个老滑头，刚刚在反冒进中做过检查，胆大概完全吓破了，对老毛基本上是言听计从。这几个人一合计，意见统一了，也不要良心了（大概本来也没有），就开始行动了。这时，老毛等人心里就有了把握，就把彭总的这封信作为所谓的意见书抛了出去。于是，彭总再参加会议时，就突然发现多了一本自己写的所谓意见书；参加政治局的会议，就突然发现变成自己的批判会。可以说毛、刘、周三人已经内部对彭总定了性，所谓的讨论只是个形式而已，为的是统一思想，让和彭总同样想法的人暴露出来，再视情况安上一个什么什么罪名，以便最后能够通过决议打倒彭总。但是一讨论开来，庐山会议就变得激烈起来，那些所谓的左派，前段时间，高调唱的响彻云霄，按老毛的讲法，要追究责任，他们也要分一点，大家是利益共同体，要他们自己打自己耳光，这个他们不会去做的，他们死活也不承认自己有错，一口咬定成绩是主要的。另外的很多人是看风向、傍大款，当然是跟着毛、刘、周诸人跑。但另一方面，大跃进造成的恶果事实俱在，有点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因此也有不少人支持彭总的意见。如果纯属工作之争，争论的是大跃进的得失的话，那么无论结论是什么，对彭总、张闻天这些人的影响也不大，只能是对工作看法问题，并不能成为打倒的理由。但老毛带头，刘、周等人和一帮积极分子附和，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甚至个人恩怨也掺杂进去，（老毛连毛岸英的死也扯进来了）。于是问题就越来越复杂，变成了彭总有野心，一贯反对老毛，这次是找到机会，向党中央和老毛进攻。加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持相同观点的人，就凑成了一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这样就上纲上线，成了反党、反老毛的所谓路线问题。这个逻辑也真奇怪，彭总等几个人坐在一起议论一下，就是军事俱乐部，毛、刘、周等人私下凑在一块，就是光明正大。老毛还使出了自己一贯的流氓作风，声称如果军队不听他的，他就要上山找红军去，实际上他是绑架全党，威胁说如果不同意他，他就要分裂，从而迫使会议代表在他和彭总之中选择一个，站在他这一边。加上彭总人缘并不好（他工作方法如何是另外一个问题，得罪人并不一定就不好），工作上得罪过不少人，这些人也跳了出来。其实，彭总与林总的特点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不怎么拉帮结派，不大与人来往，这样的人从一起工作共事的角度看，可能不太令人舒服，但从国家、社会的角度来看，却非常有益，而且工作方法如何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彭总的性格又比较耿直，直来直去，不留情面，难免得罪人。比如他生活作风俭朴，看不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还直言不讳地讲出来，那么大多数不俭朴的人自然就心里不舒服了，皎皎者易污，这些也就成了收买人心的伪君子行为了。于是，新仇旧怨，国事、个人恩怨交集在一起，一众人等开始了大合唱，要整倒彭总。但以彭总的性格，这件事他认为自己没错，而且这么简单的事情，明明是讨论大跃进的对错，怎么越扯越复杂，扯上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什么野心、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都出来了。以彭总的性格，他是不会轻易低头的，他也不会去讲所谓的策略，他的反应是直接了当、相当激烈的，而且也还是有不少人是支持彭总的。这样一来，会议上的争执就越来越激烈。但总体上，毛、刘、周等人已商量好了，已掌控了局面，彭总的倒台是注定了的。

再看看林总在庐山会议上的经过。其实老毛虽然独裁，但他在解放后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如反右、大跃进、整彭总、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以集体名义做的决定，是通过投票以党的决议作出的，不仅是老毛的个人行为，而且也是党的行为。老毛虽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整个党都应该负责。当时在位的其他人也要负责任，明明你们可以说不的，可以不举手的，却又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自己的利益、权力和个人恩怨）去附和，还主动积极地参与，最后自缚手脚、自食其果。象刘少奇这样，率先投机搞老毛的个人崇拜，又觉得毛不行，再想搞自己的一套，一会左的出奇，一会右的离谱，斗这个，打那个，实在是自己挖自己的坟墓，并不值得过多的同情，在庐山会议整彭总，他的表现就很恶劣。具体到庐山会议每个人的责任，李锐说林总是半途上山的，话不多，但很厉害，给彭总定了性。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林总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但并不怎么参加会议，庐山会议开始时他就没有参加，后来让他上山，大家都知道是搬来的救兵。让他上山，无非一来他是政治局常委，应该参加，声势也更浩大；二来，彭总的影响主要在军内，而当时虽然山上有几个老帅，整彭总也挺卖力的，但他们加起来都不太够分量，所以要让林总也来参加，林总上山时的情形是什么？当时，毛、刘、周诸人已经商量好了，加上一班人的大合唱，已经给彭总定了性。简而言之，就是彭总利用暂时的困难，组织了一个军事俱乐部，向党中央和老毛发动进攻，而彭总却并不服气，老毛和彭总已经势不两立了，这个已经是确定了的，林总上山面临的是一个打钩或者打叉的简单判断题，无非是要表个态，是站在哪一边，根本谈不上什么定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林总不可能为这个和毛、刘、周摊牌，比如大家都说彭总有野心，这个是不用什么证据的，象鲁迅先生说的：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信则有、不信则无，既然绝大多数人都说彭总有野心，那也就是有了。林总讲的话只是重复了老毛等人的套话，支持了老毛的地位。

林总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很多文章都摘过了，是说的不好，但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他发明的，都是别人众口一词的产物，是已经定下来的调子，是炒过的冷饭，他拿过来，是象征性地表达了对老毛地位的支持。而且林总实际上还说过：（对彭总）并不是要打倒，今后不信任了，工作还是要你做。还说：黄老（黄克诚）是个老实人。并没有过多的上纲上线，还为彭、黄二人说了好话，留有余地。注重的是个人野心和工作作风方面，并没有象别人那样往路线、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上面扯。并且还澄清了长征时期写信要求老毛不要指挥前线的一段公案，表明这件事不是彭总挑动的，和彭总并无关系，让彭总很是感动。这里还要讲一下，为什么老毛会怀疑林总的这封信是彭总挑动的呢？因为当时彭总也对老毛的指挥不满，发过牢骚，而杨尚昆（三军团政委）和刘少奇（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向老毛告状。他们告状的电报刚到，林总的信随后也到了。而林总又一向是老毛信的过的人，所以林总的信一到，老毛就怀疑是彭总在背后搞鬼。这件事，杨、刘二人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总之在庐山会议上，彭总对林总并没有什么意见，在决定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时，还向中央推荐林总来当国防部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林总成为副统帅后，彭总就预言毛林必分，老毛这样的人，除了检讨大王周恩来，谁能和他长期共事啊？更何况林总这样铮铮铁骨的人呢。在林总所谓叛逃后，他怎么也不相信，更没有象邓小平那样幸灾乐祸，相反他还要去找毛和周说清楚，因为他们不能就这样把林总杀了。你可以说林总这些话不好，但绝不能说林总负主要责任，其实对比来看，林总算是相当不错了。

当然有人可以义正辞严地说，林总不应该这么讲，他应该讲：彭总这封信好是好，就是太早了点。最好再说：老毛想绝了，做绝了，绝则错。这个兄弟不敢说你讲的没道理，你可以轻飘飘地讲出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话，只可惜当时你不在山上。事实上，当时关于彭总的问题，调子已经定下来了，众口一词，彭总在向党中央和老毛进攻，二者已势不两立，只能选择一边。连那个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也开始骂自己或者反戈一击了。林总说彭总的信好是好，就是太早了，兄弟想来他的意思是指这个时机不对，本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写信，根本就是很正常的行为。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加上彭总和一些人的历史恩怨，彭总在庐山会议上写这封信，就等于当众抽了老毛等当权派和一帮左派的耳光，犯了众怒和众人的利益。不是他这样做不对，也不是大家都认为他不对，而是他们所谓的政治和利益需要他不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无论如何一定就是不对，他不能够对。你可以说庐山会议上林总的讲话不好，但不能说林总的讲话起到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也不能一叶障目，就不看看那帮什么家、什么家是怎么讲的。

刘少奇说：毛主席能反，我早就反了，还轮到你？大家听听，刘少奇一开口，不容分说，就定下来：老毛不能反，而彭总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反毛，还语带讽刺，意思是你哪能和我比啊，极其毒辣。刘少奇这是自己挖自己的坟，所以最后的下场也不算太冤枉。老毛不能反，怎么你又要去反啊？据说刘少奇在被批斗的受不了的时候，打电话质问老毛，说不能对他这样，江青一句话就顶的他哑口无言：你的修养上哪去了。是啊，你整别人时，眉飞色舞、口沫横飞的，教育这个要正确认识，那个要正确对待，怎么轮到自己就受不了啦。你自我吹嘘的修养去哪了？

周恩来说：很多同志都担心，主席百年以后，没人管的住你，你会闹事。周恩来还是那么的老奸巨猾，用一副担心的口吻讲出来，还用了很多同志的名义，实际上潜台词是：彭总有野心，要现在解决，不能等到老毛死了以后。

贺龙说什么呢？彭总上山前和贺龙在一起，曾经对贺龙说过：如果不是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了，早就造反，出现红军了。开会时，贺龙就把这句话端了出来，狠狠地落井下石。

肖华更绝，披露了一个秘密：在访苏时，彭总有一段时间和赫鲁晓夫单独在一起，没有我方翻译在场，时间长达若干分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肖华基本上可以当克格勃了，这个典型的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的罪名一出，彭总百口难辨，就算把赫鲁晓夫拉来作证，也没人会相信赫鲁晓夫的话，你还不能说肖华讲的不是事实。肖华够阴狠的了，有意思的是现在一个地方有纪念彭总的纪念碑，还是肖华题的字，这简直是个讽刺性的笑话。

还有罗瑞卿、柯庆施等等众多的反彭积极分子，那些说法，上纲上线、深罗网织、千奇百怪，一个个表演的淋漓尽致，还有些唱红脸的，在中间摆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但目的也是一致的，就是要彭总接受罪名，承认所谓错误。如果有朋友能细心罗列一下，就可以让人充分了解这帮什么家什么家的真实嘴脸。

在如此猛烈火力的攻击下，即使刚直如彭总这样的人，最后也低了头、败下阵来，不停地做检查、批判自己。他自己曾说过，他在庐山会议上之所以低头，把自己搞臭，把自己在军中的影响降到最低，是要维护党和军队的统一，不让党和军队分裂。当然，他到底是不是这样想，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作用、美化自己，是不是他不妥协，党和军队就会分裂，这个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从他后来的这些讲话来看，他对自己违心地承认错误的做法是后悔了，他的低头，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他个人都并没有带来好处。

庐山会议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来大跃进的错误和后果不仅没有纠正，反而进一步恶化，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是令人发指的不折不扣的罪行。用刘少奇后来对老毛的话来讲：人相食，我们是要上史书的。二来，庐山会议的结果，严重毒化了党内的政治气氛，强化了老毛的绝对政治地位，为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扫清了障碍。用黄克诚的话讲：从此党内再也没有人敢说真话了。讲真话的人都倒楣了，在这样的反面教训下，绝大多数人自觉或者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事情的对错标准，以老毛的讲话甚至喜恶作为标准，一个人、一件事对不对或者正不正确，再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是不是老毛讲过的、拥不拥护老毛作为标准，这个简直成了党内的共识。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出现了个个都争着吵着、哭着喊着表白自己是拥护老毛和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滑稽场面，可是往往却热脸贴上了冷好股，老毛根本就不承认。明明是错的东西，但只要是老毛说的做的或他同意的，也就变成了对的，老毛成了仲裁一切是非的人间上帝，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并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标准。党内高层，自己给自己戴上了一个金箍咒，从此只有紧跟老毛的份了，再也没有人敢明说哪件事是老毛不对，即使明知哪件事是老毛不对、是老毛的责任，也不敢说。象刘少奇明明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首要目标就是他，也不敢直接说老毛有什么不对，只能努力表演，死命把自己仍然包装成党内第二号人物，往一贯拥护毛泽东思想上靠，可最后还是只有被打倒、做检查的份。至于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毛泽东怎么想，他你好，毛泽东怎么想，谁能知道？还不是他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他说他是怎么想就是怎么想了。只有林总，在九一三之前，才拒不检查，讲出这件事不是我的错、是老毛的错这样的话，狠狠地给了老毛两耳光。

庐山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和1979年的讨论一样，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激烈冲突，是要纠正老毛罪行的一次抗争。可是很遗憾，最后还是老毛取得了胜利。彭总、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说真话、明是非的下场，预示着一场场席卷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悲剧已经很难避免了。庐山会议也成了一场当时党内多数高层的集体丑陋表演，在这场表演中，林总远比那些积极分子要消极，更谈不上起到定性作用，以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分工，也起不到什么定性作用，负主要责任的，毛、刘、周等人当之无愧，那些所谓的左派和积极分子们当之无愧。可是现在连周恩来这样的元凶巨恶之一，都能安上这样的套话：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也说过一些不得已的话，做过一些不得已的事。嘿嘿，摇身一变，大家全部都成了好人，庐山会议也成了一群大好人之间的又一次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真是误会啊。可是我们民族却为这一个又一个的误会付出了那么残酷的代价，叶剑英的生日有中办来埋单，我们民族付出的这些代价又应该由谁来埋单呢？这帮大好人、什么家什么家，不应该承担责任吗？

“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

要深入客观地讨论林彪，请把作为军事家的林彪和作为政治家的林彪区别开来----不要因

为林彪的政治行为去否定他的军事业绩，也不要因为林彪的军事业绩就肯定他后来的一切。事

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也许有人说，无论军事还是政治，事都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为人是有连

续性的，你怎么可能区分开“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呢？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人

是可以转变的，而这种转变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或兼而有之……我由此想到好多往

事，让我试着叙述分析“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表现，大家一起来分析讨论吧。

对于林彪的军事才能和战功，我不想参加讨论，也不想把林彪与刘伯承、粟裕等人做简单

类比。林彪可圈可点的是他后来的政治行为。1955年全军授衔，林彪赫然排在元帅第三位，足

以说明他的军功，无须争论。要知道当年授衔是一件何等不易的工作，定下授衔名单已经费了

好大力气，获同级军衔的人的排名顺序更是大有学问，一再反复斟酌。据我所知，除了党内军

内的资格和历任职务等等，每级军衔获得者还要列出所指挥的战斗、战役，列出胜仗次数和败

仗次数。当然最后军衔评定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政治元帅、政治大将、政治上将均有且不在

少数，政治中将和少将就更多一些，但是作战次数和胜负次数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硬指标。哪

位仁兄了解内情，希望贴一篇专题报告，现在网上有关授衔的文章很少，涉及内情也不深。

元帅排名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

剑英。朱德位居第一，无需讨论和争论，彭德怀第二，亦无话说，林彪位于第三，除了军事业

绩把他推上此位，别的无可解释。论资格，他仅仅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

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排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

团长和军长、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林也就比

罗荣桓的资历强点。然而，林彪把他的教官、上级通通越了过去，凭什么？只有凭硬碰硬的战

功，单凭毛泽东欣赏他是绝对不行的，要知道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成神，也不那么一言堂，此外

也得全军上下心服才行。不知各位弟兄听到过没有，我是从未听说有人对林彪的元帅排名位置

公开表示过不满或疑问(私下里的不服气和争论大概是免不了的)，另外四野的战绩也为全军所

称道，尽管有时还有些不大不小的争论。刘伯承元帅排名元帅第四位，同样是由于赫赫战功，

但刘帅没有说过一句对林彪有意见的话，而且还称赞过四野的好几个战例，如丁盛率四野8纵

135师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时的的“腰斩七军”。

话回头说粟裕。粟裕下台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在历史

上基本与彭无关，而且是被彭德怀搞下台的，批彭可谓一身清爽，公私两利，但他没有因为挨

彭德怀整而多说一句！有人劝粟裕把受彭整一事提出来，粟裕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

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

自己了。”他终其生都是“军事粟裕”，从未做过“政治粟裕”。其他大将各有千秋，本文无

力涉及，奇怪的是大将中除了粟裕，真正的名将、战将很少，徐海东曾是一员，但因病退出战

场太早，陈赓也算一员，他经历不凡，多才多艺，别的方面也很出色，给人有点博而不专的感

觉，军事能力在他身上不是绝对强项，但由他主持军事科研、教育如任哈军工院长则如飞龙在

天，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上佳人选。其余黄克诚半军半政，谭政和罗瑞卿本就不是军事干部，张

云逸、王树声、萧劲光、许光达虽主要做军事工作，但每人都没有什么拿得出的傲人战绩，还

不如若干上将。要知道授衔名单中的排名位置可是不那么简单地一排了之，更没有象后来“按

姓氏笔画为序”。关于授衔的事我多说几句，与主题无关。10员大将排名顺序是：粟裕、黄克

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粟裕排名第一，也靠

的是响当当的战功，如果比资历和红军时期的职务，粟裕逊于多数大将，但大家同样对第一大

将心服口服。军中一直有传言，网上也时有帖子，说粟裕争当元帅，或对粟裕没当上元帅表示

惋惜。粟裕的战功是不争的事实，可与林刘比肩，远大于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诸帅，

更不必说叶剑英罗荣桓，但粟裕的资历确实还够不上评元帅，如果他的战功超过林彪，也许有

可能。此外以我通过三野老人们对粟裕大将为人的了解，他不大可能去争元帅位置。历史上他

两次让出正职甘居副职，并不以职务地位为重；尤其后一次，如果他不让，官拜华东野战军司

令，授衔时评元帅倒真的有可能，军委不会让一个大野战军不出元帅。粟裕1951年1月即被任

命为副总参谋长，其时聂荣臻任代总长，副总参谋长只有这一位，不象后来那么一大堆，可见

对军委他军事才能的器重。其后军委于1952年11月任命黄克诚和张宗逊、1953年2月任命李克

农为副总长。1954年10月粟裕出任总参谋长，副总长多达11位：黄克诚、张宗逊、李克农、陈

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粟裕乃一“全心全意”式的纯

军人，丝毫不想粘政治的边，出任总参谋长的四年时间里，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所为半

点也不“政治”，为人又坚持原则，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毫不退让据理力争。粟裕与彭

德怀许多事上观点不同，关系恶劣，毛泽东对他也产生了看法，终于于1958年5至6月遭到彭德

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的斗争，同年10月被免职。粟裕挨整表面原因有若干，核心原因只有一

个：必须“毛指挥枪”，任何潜在的可能对这一铁的原则有影响的人和事都必须予以铲除，即

使是粟裕这样主观上绝对不会这样想的人在其指导思想和拟议的规章制度“削弱”党的领导时

也得戴上“极端个人主义”、“向党伸手”的帽子；粟裕与彭关系不好、观点不同只是表面原

因罢了，彭也只不过做了毛的工具。一年后彭德怀挨整下台，核心原因是相同的，诱因不同而

已。以粟裕那样的为人，毛泽东要命也不会相信粟裕会有威胁他的动机、能力和胆量，但一旦

该人要建立的制度有可能影响其集权，无论此种可能性多么潜在或微小，毛都会将其尽早彻底

消除。在这一点上毛的敏感和远见无人能及，堪称大家圣手。比如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在四

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提出要当总书记，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觉得没什么，就让他当好了，

中央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也都不反对，唯有毛泽东断然说不行，宁可交出红

军总政委职务，也不能交总书记。回话给张国焘，张也就没坚持原议而当了红军总政委。从这

里可以看出众人即使是心怀异志的张国焘都不及毛的深谋远虑，如果张国焘拿到了总书记的名

义，那么后来开会“另立伪中央”就不是“另立”而是中央合法的人事变动，新中央自然也不

“伪”。真是这样，张国焘“此间用中央、中革军委名义”，原中央毛、周、张、博“用西北

局、西北军事委员会名义”，历史就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毛的政治家敏感性和对策、应变

能力就是比别人棋高一着，学是学不来的。“天生大任于斯人”的政治家都是如此，如汉高祖

刘邦，在战败逃入韩信大军驻扎的广武城时，根本不去韩信军中，先找个小旅馆住下，睡了一

夜，第二天在一大早来到韩信驻地，以汉王名义直入中军，先取了韩信的将军印信，然后才把

韩信从床上叫起来，二人商量事情。刘邦这么做的理由是：如果战败时，孤身一人(还有几个

随从)去到韩信军中，韩信如有异心，一夜的时间，足够酿成阴谋，下定决心，而自己无丝毫

还手之力。先不让韩信知道自己来了，待他知道时，不仅汉王人已到，将军印都已在汉王手中

，想要如何，时间、兵力、形势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也就无从谈起了。看看一流的政治家，

滴水不漏，潜在的危险事件被他“扼杀”得半点发生的可能性都没有！不过，活得也够累的，

也许对政治家来说，这不是累，而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大将们望众弟兄陆续给予介绍，我这里不再多说。值得补充几句的是当时曾拟议授傅作义

大将军衔，但因为如果这样，其他几位比傅作义原地位资历更高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如程潜、龙

云等人无法安排，来自我军将领方面的意见也太大，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听说(只是听说)后来

还是暗中给了傅作义大将。消息来源是1969年我们在嫩江抗洪时，听参见指导抗洪的水利电力

部一个人和黑龙江省军区一个干部说的：1963年黑龙江发大水威胁哈尔滨，水电部长傅作义亲

临哈尔滨抗洪现场视察，当时洪峰太猛，黑龙江省军区部队负责的一段大堤吃不住劲了(部队

绝对是在最危险的位置上，那是一种信任和光荣)，部队拼命堵也岌岌可危，在场的黑龙江省

军区某副司令员看那么多战士可能会牺牲，要下令撤退，傅作义发话不能撤，不然哈尔滨就全

完了。某副司令员吼道：“你管不着我们军队！撤！”傅作义大吼：“我是大将！当然管得着

你！你敢撤我马上毙了你！”随即傅急电告总理，总理回话同意傅的意见，并授予傅临机处置

全权。最终部队没有撤，堤没有垮，哈尔滨也保住了。事后据说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大大赞扬了

傅作义，说傅部长这样做非常正确，真正是对人民负责，不考虑个人(指他国民党出身而敢于

管共产党的军队干部)，不然国家人民损失就太大了等等。此事听起来有演义成分，但是出自

两位“当事人”之口，姑且记之存疑，希望诸位仁兄帮助证明其真实性如何。

上将共57员，1955年授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一人。前10名上将名次排列是：萧

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萧克名列第一

，这已经够委屈他的了。萧克是井冈山红四军的老人，当大将资格绝对够，只因当年支持张国

焘站错了队，尽管资历仅略低于张云逸而不逊于其他诸位大将，并在红军时期(红六军团军团

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120师副师长)和解放战争中(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四

野参谋长、第一参谋长)的职务高于任何一员大将，仅解放战争期间职务低于粟裕，还是没能

侧身大将之列，屈居上将，但名列榜首。上将最后十名是陈明仁、贺炳炎、阎红彦、谢富治、

陶峙岳、乌兰夫、周桓、杨勇、李志民、赵尔陆。1956年补授王建安、1958年补授李聚奎上将

军衔，未排名。如果重新排名，王建安不知会排在什么位置，但李聚奎即使进不了前5名，也

会在前10名之内。李聚奎的资格甚老，而且上上下下人缘甚好，若干员上将如杨得志等人曾是

他的部下，见了他毕恭毕敬。1958年他从石油工业部回军队，军委和总政觉他的军衔如何授可

是件不太好办的事：授上将吧，他的资历比绝大多数上将都老，授大将吧，元帅大将授衔时有

定数，岂可轻易增加；最后内定授上将，又怕李不满意，于是总政派人先与李协商这件事，未

及开口，李单刀直入：“我的军衔，就低不就高，上将就可以了！”于是皆大欢喜。

获中将军衔者175人，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排在首位，这是因为原拟授他上将，但

后来上将名额减少，他主动提出自己授中将，说自己做评军衔的工作，理应带头做榜样，最后

把他放在中将第一位。中将前10名是徐立清、肖向荣、张经武、张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

兵、唐天际、谭希林、莫文骅，压尾的10名是陈先瑞、旷伏兆、李雪三、谢有法、张天云、卢

胜、黄新廷、吴先恩、阿沛.阿旺晋美、朵噶1956年补授聂鹤亭中将军衔，1958年补

授贺诚中将军衔，中将总数达177名。聂鹤亭是军史上一位蒙着面纱的神秘人物，参加南昌起

义时是主力营长，其资格堪与大将们比肩，抗日战争时还身在中军帐，后又任过四野第一副参

谋长。但长期不得志，鲜有人知其所终。有谁知道为什么55年没给他授衔而56年补授？为什么

只授中将？我只知道他对自己仅获中将衔极不满意，受到中央严厉申斥。贺诚是我军卫生工作

的鼻祖，建国后调地方工作，出任第二任卫生部部长，由于中医政策问题(他非常看不上中医

，多方限制)犯了错误，毛泽东也发话批评了他。58年调回军队，补授中将军衔。中将是卫生

工作人员能得到的最高军衔了，傅连璋(应为左目右章)也是中将。

1955年获得少将军衔者共802人，前10名是解方、陈沂、童陆生、詹化雨、刘其人、张瑞、

彭富九、李信、曹广化、魏传统，最后10名是游好扬、赖光勋、李木生、徐其海、黎光、贺吉

祥、张步峰、樊学文、汪易、李布德。少将中解方是第一名，对于解方的资历和战功，尤其是

作为志愿军参谋长表现出的能力和起的作用，少将是授低了，作为某种补偿，他成了少将中的

“状元”。在少将中，他的军事能力当之无愧地名列前茅。不过少将太多，名单如何排列一定

非常棘手，大非周章，有人知道详情望能送一贴。

授衔的事就说到这为止。

授衔的事就说到这为止，回头说林彪。前面提到元帅中林彪第三，刘伯承第四，文章也正在这

儿。二人都是军事家，头脑都格外清楚，也都知道政治的险恶。天下打下来了，如果你只想当

军事家，那么就到此为止，下面干什么你自己选，可以做军人远离政治，如果还想在政治舞

台上继续表演，那就得军人参政做政治家，而政治家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最起码的一条，

得会象真的一样地说假话。搞军事、打仗，说假话造假情况就只有吃败仗，没有一点疑问；而

搞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据说是林彪的话，但实际上是所有政治家口中不说心中坚

信的金言)，说真话必定吃大亏倒大霉，同样毫厘不爽。你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选择。刘

帅是一纯粹军人，对政治素无兴趣，1950年平定西南后立刻采取行动，辞去二野、西南军区和

西南军政委员会本兼各职，由贺龙接任，自己只身一人前往南京创建南京军事学院。林彪此时

同样不愿涉足政治，打到广州后就开始生病。他有病是真的，但同时也是在避开政治。他曾想

要到某个边远省区当个省委书记，朝鲜战争也拒绝率军出征，这里有身体的因素，有对美

军实力我军实力的考虑，但离开舞台中心也是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高岗事件里林彪是否

参与、起了什么作用，远未解密，人们如今是在瞎猜，但我们看到的是林彪一直在养病。不过

你躲政治也不见得躲得过，政治会来找你。刘伯承后来的遭遇、林彪后来的际遇和悲剧结局

给出了一正一负两种形式的例证。刘伯承的事网上有过帖子，不多说了，还是扣紧林彪这个主

题。

中南海怀仁堂元帅授衔之时，有一个情况，这个细节所包含的信息却不那么简单，当时

十大元帅只有八位出席，缺席的两位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和刘伯承。其时二人都称病在青岛

休养，接到通知，均回答说不能参加授衔仪式。认真说起来，二人有病也不是急病重病，也

不是病了一天两天了，再怎么样，要想参加授衔仪式也不是真的支撑不了；实在不行，穿上

元帅服，列队从老毛手里接过授衔命令和勋章，照完相就走也行，招待会参不参加无所谓。

另外从历史、从人生、从功业……看，大千世界人至人归，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有几人能有

这种机会、荣幸和际遇能参加此等盛会获元帅军衔？然而二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就是不来

。为什么？刘伯承是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彭德怀正秉承毛泽东的意思对刘伯承本人及

其所创建的“教条主义大本营”(毛泽东语)----南京军事学院进行批判，他不愿面对毛

、彭，此外也不愿现身排在贺龙之前，因为贺龙对元帅排名不满，他认为“党军”来自八

一南昌起义，自己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朱德、刘伯承、叶挺、聂荣臻均在手下，林彪更是

名不见经传，为什么自己帅位才排第五名？对刘帅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从打下天下起他就

想避开政治而就是避不开，在针对他的军内政治运动中，象这种公开的政治场合，还

是不露面为好。林彪更是明白人，其他九位元帅有八位比他资格老，而且象南昌起义时这些

人比他高何止一级两级，现在他赫然排在第三，前面只有两位不可能不在他前面的人，其余他

的教官、上级统统站在他身后，用民间话说，不是找着遭恨吗？他起码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可

不象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授衔前元帅们要先到场集合，闲聊一阵，别人都是“平辈”，自己

一个“后生”，说些什么？战功自然不假，但资历在军中从来就是极重要的，就是到现在，

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什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对此点极为敏

感，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也是一样，他曾问罗瑞卿：“我们威信不够吧

？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领导人。”可为佐证。不参加授衔仪式也是他在躲避政治，躲

避可能的麻烦困扰的一种具体体现----此时，他还是军事家林彪。

1956年八大后，八届一中全会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

给了林彪。也正是在这以后，八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

席，这明明白白是毛泽东要他做政治家的信号。彭德怀如果有政治家头脑，他从此时即应

明白毛泽东的暗示和警告：军中第一人从现在起是林彪而不是你彭德怀！从而逐步淡出权力

中心，最后解甲归田，明哲保身得一善终，绝不会时至1959年还傻到在庐山会议上大发其

言并给毛写什么信，往人家枪口上撞。可惜彭德怀也是军人而非政客，事实上从他从朝鲜

回来主持军委工作时起，他已经身不由己地做了政治家，但却无政治家的头脑、意识和手腕

。正如铁流兄于1999年写的《彭德怀的悲剧探源》中指出的“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

这种个性当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彭德怀非政客

的个性给当了政客的他造成的悲剧，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开始了。”林彪是明白政治这柄双

刃剑的，对毛的信号不敢忽视，但也绝不积极，当了中央副主席仍然以养病为主要工作，中

央全会、政治局开会几乎次次请假，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仍然请假，直到毛泽东把他紧急召

上庐山，委以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正式把他推上了政

治舞台中心，权力中心。林彪对于这些职务权力是向往多年终于如愿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干

，谁也不敢下肯定断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这一刻起，军事家

林彪已经成为历史，以后的林彪，已经是“政治林彪”了。他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参加批判彭德怀，拖出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回北京后奉毛之命开军委扩大

会议斗争彭德怀，在全军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肃彭”，从政治角度讲，无可指责。政治斗争

就是招招见血，必须善于伪装，能曲能伸、想东说西、，心狠手辣，拉帮结派，服从现实而不

服从道德标准……(欢迎大家一起来给政治及政治家作结论下定义)。我为林彪惋惜、对他开始

有负面看法也是从此时开始。他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主动、精心策划的，也许是已经被推上战车

，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客观上，他的政坛言行不能获得历

史的正面肯定。彭德怀个人的缺点错误再多，再是以一军人身份硬要去干政，可彭到底是军人

而非真的政治家，还是耿直并有正义感，他的发言和“意见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

对老百姓、对党、国家、军队都有益，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林彪可以对彭德怀有看法以致恨彭

，这都可以理解，也无可指责，谁也没有权力要求谁就一定要喜欢谁或不喜欢谁，彭德怀说话

办事确有粗鲁可恨之处，为人也并不是那么可爱。但庐山上所争论的事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

并非简单支持或反对彭德怀个人的事。应该怎么办？此时就看良心和人品了。政治家与良心是

对立水火不容的，批彭也就批了罢，但民间实情要不要说？

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明了长征中会理会议之前他写信给军委一事与彭德怀无关(此事

20多年来老毛对彭一直耿耿于怀)，提示他整彭德怀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但他显然没有以民间

真实情况见告老毛。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政治会把人异化到什么样子：“军事林彪”能当面顶撞

老毛：“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而“政治林彪

”就能180度相反，心知肚明民间情况是什么样而不顾良心地说假话----不是他不顾，而是政

治家就是良心的天敌！那些积极批彭的人如刘少奇、彭真、柯庆施、罗瑞卿、李井泉等也一样

，何人不知大跃进的后果和民间真实情况？何人不知彭说的是实话？只不过是出于个人利益和

个人历史现实恩怨，批彭作为政治投资或泄愤罢了；许世友之类对彭德怀开口骂娘则是出于

对老毛的愚忠，他反正能吃饱饭且吃得好，不必想老百姓是否饿肚子！试想一下：如果林彪一

面作为“政治林彪”猛批彭德怀历史上反对老毛的种种“劣迹”，一面象“军事林彪”一样把

真实情况私下汇报给老毛，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以老毛对林彪的欣赏和信任，他有可能一边搞

掉彭德怀，去除这块心头大病，一边暗中真正大力纠“左”，挽回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挽回自

己的威信，不至于三年后在七千人大会上下“罪己诏”。要是林彪真的那么做了，历史将为他

大声喝彩，彭德怀很可能就因此而黯然于历史，今天彭德怀头上所有“为民请命”、“体察下

情”之类的光环都将落在林彪头上！然而，历史无情，无法假设，上述设想也许只是我们头脑

简单的一厢情愿，以林彪之精明透彻，他未必没有这么考虑过，但政治有时复杂得超出我们的

作为常人的逻辑和想法；出于种种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原因，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只能看着

林彪走向政治深渊。

你会说，庐山会议上对毛不说真话的何止林彪一人，那么多中央大员，包括如今为神为圣

的周恩来，不也都没说实话吗？为什么只对林彪有负面看法？提起那些大员，无论人品好坏，

多数本来就是政治家或曰政客，不说真话由来已久，而林彪是有可能免当政治家而以军事家彪

炳于史册的，但不幸陷入政治漩涡，说话从真到假，整人从少到多，扑朔迷离，至今难于盖棺

定论。你对惯说谎话的人再说谎话一般不会感到奇怪和气愤，但对以前沉默寡言不说假话的人

开始说假话则会感到不可容忍，有被出卖和愚弄的感觉。那些人中周恩来是由于在做政治家的

同时还时时有着中国老百姓得吃饭的概念从而鞠躬尽瘁地维持着这个国家，同时又能尽量不整

人，能让人过得去就过得去，才在老百姓心中有地位；如果仅凭他当政治家的那些言行，他早

已与他人一样身后寂寞了。君不见刘少奇平反后又如何？有几个人怀念他，包括跟随他多年的

那些人？别的不讲，只举一个例子：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之后，刘少奇与彭真是肃

清“高饶分子”最积极的，在东北大抓“高岗爪牙”，造成不少冤案，当然政治斗争不可心慈

手软，但事情也要留有余地，不能做绝。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延扈(长青)，为人耿直

，外号“橛子”，与高岗无半点历史渊源，只对刘彭如此抓高岗分子看不下去，出面说了几句

公道话，惹怒了刘少奇与彭真，立刻被打成高岗同党并撤销党内职务，因为李参加革命很早，

不少老人为他说话，最后处理不算重，留党察看，改任教育部副部长。但这个“橛子”本性难

移，继续向中央说明东北抓高岗爪牙的真相，这一来刘少奇与彭真更加震怒，开除了李的党籍

，下放至内蒙包头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岂不知李到了包头仍不断向中央写报告说明情况，而且

毕竟入党多年，有很多老关系可能通天。于是在1961年8月某日，李延扈正在包头大街人行

道上走路，一辆轿车神秘驶来，李延扈以“车祸”毕命。你说刘少奇、彭真挨毛泽东整是冤还

是不冤？天道循环，天理昭然，“好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1964年间，搞了几篇文章，点出“现在发生的一切挫折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

真正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巩固了毛对他的信任；并开始由解放军报每天刊登一条毛主

席语录，之后编出了著名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著作选读》，并大力突出政

治，搞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倡导“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等等。这一

切颇得毛的欣赏。对比林彪在东北搞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

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你可以发现“军事林彪”

和“政治林彪”的不同。战争期间，林彪绝对务实，那么多年从不见他以与军事对立的方式突

出政治，1947年9月毛泽东曾修改批转过四野3纵诉苦教育经验的报告，但那诉苦运动与改变

解放战士的思想观点、提高战斗力及解决兵源问题直接有关，非常实用。林彪很明白部队怎样

带，兵要怎样练才顶用，1959年后，以林彪之头脑，他会不清楚当时中国军队真正迫切需要的

是什么？然而“身在江湖”，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取悦于毛，他在提倡鼓吹他实际上也不相信

欣赏的那一套，别人抓了军训比武(这本质上是贺龙、罗瑞卿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真正治军目的

而搞的，不过客观效果不错)也要无情打击。林彪岂能不知练兵对于部队的意义？这就是政治

的魔力！尽管我的前辈中有人与林彪关系相当近，因而对林彪待部下的尊重宽容和个人生活的

俭朴节制多有了解，也知道许多林彪用兵的故事，但这无法代替他在政治中的颠倒黑白。我私

心敬佩林彪的不可否认的优点长处，可这与他的政治行为是两个范畴的事，不容混淆。林彪虽

然已经陷入政治，但他仍然清醒。作为政治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

林彪不会忘记政治的危险性。一方面作上述事，一方面仍然尽可能离权力中心远一点。从

1962年秋指挥部队入闽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后就又长时间称病休养，让罗瑞卿替他监军，政

治局开会仍然请假，军委会议也是能不出席就不出席。至今军委所开重要会议会后留下的照片

中，只见一张中有林彪，那是1962年军委常委广州会议后的合影。但是，既已是“政治林彪

”，再如“军事林彪”时期那样淡泊江湖已经不可能，即使做法相同，其意义和效果也决然不

同了。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你既身在其位，又躲开其位，他人需要这个位置就是自然的，搞明

里暗里的阳谋阴谋抢夺此位也是合理的；而你自己除非真的不干彻底躲开，否则玩阳谋阴谋打

击对手保自己的位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反正搞政治就与良心义气厚道说真话等等无缘。大家记

得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否？“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搞政治的最高

水平是“心极黑脸极厚而又使人们认为其不黑不厚”，方臻于化境矣。果然，贺龙以军委第二

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东奔西走，一时很成气候，而罗瑞卿这位监军也是胸怀大志，有

不断进步的意向，一时间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军委、总参甚至人大无处不见罗长子那人

高马大的身影，权重一时，以致毛泽东后来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

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

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有文章说：林彪因不大

管事，罗瑞卿逐渐与贺龙靠拢接近。贺龙乃一枭雄，不费几下就把罗瑞卿搞定。事实并非如此

。罗瑞卿当时与贺龙接近不假，但罗绝未被贺“搞定”。贺龙无论在刘少奇眼里还是罗瑞卿眼

里，都是只能利用不能依靠的人。这是对的，你细看一遍贺龙的历史、战绩及历任职务就会明

白他的素质。此外以罗的为人个性，绝不会甘心屈居于贺龙之下。刘真正看重的是罗瑞卿，而

罗的工作能力和“进步意向”(或曰野心)也是大家公认的。据说刘少奇曾于1965年5月说：

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我不知此事真假，但罗瑞卿倒台的关键原因是毛泽东失去

了对他的信任是无需争论的。一些文章说是林彪是打倒罗瑞卿的主谋，林彪担心罗瑞卿取其位

代之。而毛泽东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毛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他本人而不是刘少

奇，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有文章说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林彪如同

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

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也许

我们今生看不到有关材料的解密，无法得知了。不过我也不遗憾，两个政治家在一起协作、对

局，互相猜测对方说出的话中的真实含义，或曰互相说谎，又要隐藏自己的目的又要达到自己

的目的，你敢保证留下的文件上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真实内心想法？也许上述两种说法都对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罗瑞卿倒台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林不要打倒他，也会有一个什么事件让他下

台，原因就是他陷入政治太深但作法在某些方面又太不“政治”，厚黑均不到家，或者厚黑到

家却让人觉得其也厚也黑，也是一种不到家。后来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被毛置于毛林周及

诸位中央大员之间，不到两年也进入监狱，可见非政治家在未厚未黑或厚黑未到一定水平时涉

足政治的后果之可怕。再有罗倒台的一个次要原因是他的人缘不佳。可以数一数全军有多少人

在他倒霉时替他哪怕在私下说过话！？没人帮忙说话也就罢了，还有更精彩的表演。1966年

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

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

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

全词写汉朝李陵之事，叶剑英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用在罗瑞卿身上。以

“身名裂”形容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是虚写，只对一半，而以“身名裂”形容跳楼后的罗瑞卿

则是写实，而且万分贴切：从无形精神上罗瑞卿名裂、意志裂，因而有此一跳，结果是从有形

物质上罗瑞卿身裂、腿骨裂。叶帅真真是文采风流，以“一跳”两个字下接“身名裂”，改得

撼人心魄，入木三分，何等手笔！又何等功力！这是不是与后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

将在北航批斗彭德怀的大会中间休息时亲自动手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有点相似？虽

然叶剑英的作法比李钟奇的行为高雅一万倍。我本人极不欣赏叶帅这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

态度和作法，但遭斗争被迫跳楼后引来别人赋诗庆贺，是否跳楼者的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某种

值得深思的东西和某些问题？罗瑞卿受不了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的冷酷目光和语言，那他还记

得1959年9月斗争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否？那时他可是“众人”的领头人之一，目光和语

言的冷酷程度大概不次于这次“三月会议”上的众人。冥冥天道运行之中真的存在着报应？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点点记忆》文笔流畅，有一定思考深度，亦有反思，真实性也

超过绝大多数回忆录，颇值一读；不过我们不知她是否知道军内很多老人称罗瑞卿“罗长子”

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外在的，因为罗的个子高；另一种是内在的，来自民谚：“猴拉稀坏肠子

”，“罗长(肠)子”言其整人时心肠之坏之狠。此外号内涵或可帮助说明罗瑞卿的人缘。附上

一句：如果点点女士有机会看到这段文字请不必介意，我只是记述一点事实，绝无诬蔑罗将军

的意思。人都是天生的保爹保妈派，非常自然和正常，我也一样。点点如果因此生气，我百分

之百理解并在此预先致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18日林彪做了“五一八”讲话，之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把

林彪推到党内第二的位置，从此时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言行也都是“政治林彪”的所

作所为，史迹斑斑，无需我再多说，我也无法再对“政治林彪”心存半分敬佩。他与毛泽东的

关系从“亲密战友”走向死敌是谁的责任，我们同样可能在今生无从得知真相；但这对于我已

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其理由与我不在意是谁先想整罗瑞卿的理由相同：两个政治人物面对，尔

虞我诈，谁的话可信？谁有理谁没有理？谁对谁错？如果是“军事林彪”对决毛泽东，我可能

会为林彪欢呼，但“军事林彪”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林彪”对决毛泽东从本质上来讲只是历

史的悲剧兼闹剧。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反对毛的独裁暴政，是清醒现实地看待文化大

革命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林彪上台会比毛泽东要好，云云。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实在还

看不出任何“政治林彪”恢复成为“军事林彪”的可能和迹象。如果“政治林彪”上台，不过

是换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第二个毛泽东罢了，国家不可能有本质性的好转。不过令我感到林彪

还保留了一点军人气质的是他在与毛泽东决裂后不再与毛见面，坚决不写检查，被迫无奈出席

1971年天安门上的五一晚会时敢比毛晚到达，在毛泽东不与他说话时他也不理毛泽东，坐了短

短一段时间后起身拂袖而去。这是他与毛泽东见的最后一面。林彪的行为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彻

底政治化，如果是成熟的政客，不会硬顶，而会在形势不利时批评自己，以曲求伸，以求来日

东山再起。林彪到底是军人出身，他最后在毛泽东面前的强硬行为和无声抗议令我在对他的负

面看法中有了一点点正面的火花。先不论谁对谁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七大以后，无一人敢

在遭毛泽东批评指斥时拒不检讨、顽强对抗，周恩来没有做到，彭德怀没有做到，邓小平没有

做到，陈云也只是称病而不敢相争，唯有林彪。林彪结结实实给了毛泽东当头一棒，起码，林

彪让毛泽东知道了到了他已为神为圣时还有敢于和他硬顶而拒不屈从他的意志的人，哪怕只有

一个。此外，毛一生英明，看人极少看走眼，几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瞒过他，却在林彪问题

上实实在在、彻彻底底地失蹄翻车。诚如刘亚洲所说：谁也骗不了毛主席，只有林彪。林彪也

让毛泽东知道了他并不能洞察一切，包括跟随他多年的人。当林彪在天安门晚会上转身离席而

去、把毛泽东撇在身后时，我不知林彪是否想起了战争年代的岁月、想起了他与毛泽东的争吵

和辩论，想起了当年的“军事林彪”？他是否设想了今后自己人生的几种可能性？

1971年9月13日夜里一声巨响，无论林彪是死于蒙古荒原，还是死于传说中的北京某地，反

正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入了历史。这对于林彪本人和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

，现在我们知道的一切还远远不足以做结论。我最想知道的是：林彪本人对他自己从称病躲避

政治到进入政治中心舞台，是被动还是主动？是认为不该出山还是惋惜做得不够成功？在降低

高度准备迫降的三叉戟专机上，或是在开出毛的住地即将与火箭筒弹接吻的大红旗轿车上，他

是否对自己成为政治人物感到了后悔？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句被鲜血浸透了的话：“政治就是充满罪恶，革命也不见得

就是圣洁。”我想，这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张在有生之年认识到了这一点，

是他的幸运。张国焘五四运动时期求学于北京大学，是陈独秀的学生，能力极强，帮陈独秀做

了许多工作。中国共产党一大选陈独秀为总书记，李达为宣传局主任，张国焘为组织局主任。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三个干部。中国共产党开山的第一代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无论什么出

身，什么学历，哪一个不是满腹学问，胸怀大志。以他们个人的能力学问来讲，要在那时给自

己混出个功名地位绝无问题，但他们向往中国富强，向往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停寻找达到这一

目标的途径方法，为此，他们多少人身家性命、名利地位视若无物，只一心为将理想化为现实

而奋斗。对于这一代人的革命初衷，我们唯有敬佩。为了上述目的，他们进入了政治“场”。

然而，政治本身的属性不可能因为你追求向往的目标的崇高伟大而减少一丝它的黑暗可怕。我

们现在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就其本身运作来说其实是最没有阶级性的，管你什么封建政治

、资产阶级政治还是无产阶级政治，游戏规则运行规律一样的残酷。曾经有多少人根据共产党

宣言推理判断，既然无产阶级是代表了社会发展规律方向的先进阶级，其政治就应该且可能是

光明磊落的，革命因而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然而，落花有意，流水

无情，凡是这样希望或认为的人，几乎无一不得出相反的结论，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后

来的代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这不是说他们的目标、理想和追求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认定

的途径、方法和手段被过于理想化了。在政治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有的认识到自己的白日

梦，引退了；有的无法适应政治的厚黑，被吞没了；有的被政治彻底异化，嘴里讲的笔下写的

还和原来一样，但血管中流的已经不是血而是油；有的为了适应政治场中生存的需要，言行方

法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心里仍顽强地坚持着理想，坚持奋斗……他们之中，多少人从知识

分子、学生、“专业人员”化为政治人物，开始你死我活的拼杀，对敌人，也对自己人。后来

的代代人，也在不断进入这个“处理器”，发生着不同变化。这变化过程中间，一代一代出现

了多少让人敬仰、鄙弃、消沉、鼓舞、切齿、雀跃、迷茫和大彻大悟的人和事，多少人在人世

沉浮中醒悟或更加沉迷……。就说张国焘，曾经尊师敬老，热心助人，处理党内事务与陈独秀

意见不合时，陈独秀一发怒，张国焘立刻站起来老老实实听训，一如在学校中，还曾以自己恋

爱失败(追刘清扬)的经验劝导别人，如此等等。曾几何时，在政治角斗场上已经变得血冷手黑

。他在政治上的争夺和角逐包括和毛泽东的争斗，那些是非曲直我们就不予置评了(也难得评

得清)，只说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肃反中他杀的大批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真的认

为这些人罪有应得，就是该杀？或是为了神圣的革命目的，即使冤杀也是必要的代价，什么样

的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希望他写出上述的那句话是真的认识到了政治的可怕和

他个人被政治的异化，对因他而死的那些冤魂有过发自真心的忏悔，而不是仅因为安慰自己多

年来政治上的失意而发出的一句慨叹。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尽早有类似的

感悟和认识。

据说周恩来在证实了林彪死于蒙古之后曾嚎啕大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哭是太具有

历史性、其内涵太丰富了，对此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全部理解，因为周经历过的人和事以及他所

知道的党内军内不为人知的事太多太多，要研究这一哭，无论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还是哪一面

，写本书都不算多。我试着从正面猜想一点点：此刻周恩来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一

定感慨万千，对他们这一代走过的路一定有不堪回首的感觉，一定产生了与张国焘相似的想法

.想当年他们个个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为了中国富强，为了社会合理，东奔西走，建党建军

，出国回国，出生入死，但在崇高的革命历程中，同样发生了一切人的劣性所造成的现象，沉

浮生死，曲直是非，冤屈义伸，功过荣辱……不同的只是这些发生在革命的名义下。看得多了

，经历得多了，虽然心渐硬血渐冷，但毕竟还心存希望。革命胜利了，建了国，那些东西不但

未减反而越来越烈，以致不是一个山头派系的不容，意见不同的不容，最后并肩走过这些岁月

的人也反目成仇，难免一死！革命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目的？一辈子为之奋斗目标的究竟有什

么意义？这个党、党中之人竟到了这种地步……

文化大革命中，辽宁省有一个势力很大的流氓集团头子，称为“马二爷”。此人在得知九

一三事件时的评论是：“哥们不够意思！”互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很“铁”的。你瞧，这就是政

治家之间的友谊，到了全国全世界皆知的“亲密战友”程度，还赶不上江湖流氓们之间的关系

牢靠！不是“亲密战友”吗？那两个人就是哥们了，哥们之间两肋插刀都是应该的，怎么可以

这样呢？他的评论可以列入“话糙理不糙”的范围。确实，即使流氓集团当中，哥们义气即互

相对得起是极其重要的，谁要是“不够”，那就丧失了继续在此集团中混下去的资格，因而江

湖上流氓集团也罢，黑社会也罢，乞丐的帮派也罢，相

刘亚洲写道，从九一三起，毛势不可挡地见老，在这个意义上林彪并没有全输，他毕竟折

了毛主席的寿。刘亚洲的话对，但没有再深一步。可以说，从林彪死去的这一天起，毛泽东也

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也死了。毛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剩下的只是维

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下面干什么呢？不知道。继

续革命？你再动员号召，连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都成了“林贼”，成了敌人，有谁还

真心信你的说教？你再说信任谁重用谁，“副统帅”和“亲密战友”都照样翻脸，死于非命，

谁还敢一心跟着你走？

这个党、这个国家还能以这种样子继续存在和运行下去吗？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索，

试图寻找答案。想一想，有多少曾经满怀革命豪情和理想、到老毛把他们赶入广阔天地仍念念

不忘革命的年轻人是从林彪的死开始对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产生幻灭，从而彻底重新认识领袖、

党、国家、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

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

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

我为林彪当秘书的日子

在解放战争重大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期间，我正在给林彪作政务秘书。关于这两大战役的一些基本历史史实，已有文献、资料出版。我在这里所记载的，是我作为秘书，对在这两大战役中朝夕相处的林彪的一些细节，作一个补充介绍。有些情况是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我和林彪知道的，或者是已出版的文献资料虽有记载，但我认为同事实不尽一致的。

我的这些记载完全依据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如实记录的，是忠于历史的。

１９４８年初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前，我是东北局巡视团的团员。当时东北局巡视团的团长，是高岗兼任的，副团长由张闻天（洛甫）兼任，日常工作由张闻天主持。巡视团只有四个团员，即于杰、余建亭、陈绪宗和我。

那时，我们都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的龙江街。我们四个团员各带一个警卫员，住一栋二层小楼。张闻天就在我们斜对面的一栋楼里。那时都没有办公室，办公就在自己住的房间里，自然也没有所谓上下班时间。有事时就连轴转，一直到干完。没有什么任务时，也是比较自由的。就连林彪、罗荣桓、高岗这类人物也是如此。

有一天，张闻天的秘书蔡黎来找我，说张闻天有事让我去一下。

去了以后，我看见张闻天正在批阅文件。他见我来了，就站了起来，一边同我握手，一边就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张闻天说：“找你来，是同你谈一下你的工作调动问题。准备让你去给林彪当秘书，管政务方面的事。至于生活、警卫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个秘书专门负责。你看怎么样？”

我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听了以后觉得十分突然。但张闻天已经当面提出来了，又容不得我仔细考虑，想了一下，我就表示：“如果组织上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不愿意去。因为第一，军队情况我不熟悉，像你知道的那样，这些年来，我一直搞地方工作，我还愿意继续从事地方工作；第二，我没有当过秘书，不知道秘书怎么当，怕完不成任务；第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容易上火，听说部队首长一般都脾气不好，有的还骂人，弄不好我同他干起来了，那多不好。”

张闻天说：“你不知道，由于林彪原来的政务秘书因故调走，已经空了一两个月，所以，他急于找一个政务秘书。林彪让我给他选秘书的条件：一是要当过县委书记的，因为林彪又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但他对地方工作不大熟悉，因此，想要有个当过县委书记的人给他当秘书，可能对他有点帮助，而你曾经当过两任县委书记，这一条件符合要求了；第二，要没有结婚的，因为在部队工作，拖儿带女的不方便，而你还没有结婚。（顺便说一下，因为那时东北形势很紧张，东北局在１９４６年初就曾经有过一个严格的规定，男同志结婚得具备三个条件，当时简称‘二八、七、团’，即２８岁以上，７年以上党龄，正团级以上干部。有不少同志不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但结婚了，为此而受到党纪处分，我看到过有的还在东北局办的党刊上受到了通报。我那时虽然后两个条件够了，但还只有２６岁，所以我连对象也没有找）这一条也符合了；第三，他要求写东西要快一点的，根据我在巡视团这一段对你的了解，你写东西还比较快，文字上也还可以。你基本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就选上你了。”

见我不吱声，他又说：“你虽然没有在军队工作过，军事工作不熟悉，但你到军队中工作一段也有好处，可以学到许多地方上学不到的东西。再说，按林彪提出的三个条件，我手头一时找不到另外合适的人。是不是你先回去考虑一下，过两天我再找你商量？”

回去以后，我心情很不平静。想来想去，还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去，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这么拖着。过了两、三天，我看不见动静，还以为没事了呢，想不到蔡黎又来找我，说张闻天同志找我谈话。

我一想，又一次找我去谈话，大概十有八九仍然要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不然的话，如果可以不去，最多让蔡黎告诉我一声就行了。所以我一边跟着蔡黎走，一边就赶快想：要是张闻天仍然要我去，怎么同他讲呢？但是，因为我们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很近，不过几十米远，还没有等我想好措辞，就已经到了张闻天的办公室门口。

我进去以后，张闻天面带笑容地问我：“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还是重申第一次谈话时所讲的理由，表示：“经我再三考虑我觉得最好还是不去。”张闻天动员我去，并且说：“因为林彪急需要配个秘书，我手头一时也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是不是你先去工作一段，等我找到合适的人以后把你调回东北局还不行吗？”我一看张闻天这么负责的同志亲自跟我谈了两次，又这么说，我感到不好意思了，马上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去。”张闻天看我答应去了，笑了一笑，就说：“你安心去好了。我想你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接着张闻天当场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林彪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信很简单，只一张纸，大意是说：现介绍谭云鹤同志去给你作秘书，请接洽。同时又用另纸写了一条子，对我说：“林彪现在太阳岛休息，你按照这个地址，明天上午过江去找他就行了。”看这个样子，张闻天已经同林彪商量好了，因此，我就更不能有别的想法了，只能下决心服从组织决定。

张闻天同我第二次谈话，我已表示了同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后，就定下一条心，考虑我去了以后，如何尽快熟悉情况，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一点。

我按照张闻天的交待，第二天上午就来到林彪在太阳岛住的那栋别墅。林彪住的那栋别墅不算很大，是一栋完全木结构的平房，大概有６－７间。有个小院，也不算大。周围有一米左右高的木栅栏，门口有警卫。警卫好像已经知道了我今天上午要去，所以，我只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他就领我进去了。

进屋以后，我一眼就看见林彪正坐在一张白帆布的躺椅上，叶群也在。

我把张闻天写的介绍信交给他。林彪并没有仔细看，只略略过了一下目，就叫我坐下。看样子，张闻天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他也知道了今天上午我要去。林彪接着就问起我是哪里人氏、家庭情况、读过什么书、何时入党、干过些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有对象了没有……。当我说起，我听我祖父说过，四代人以前我家的祖籍是湖北麻城人，以后才搬到四川去时，林彪笑了起来，说：“那我们还算是老乡呢。”

接着，林彪就对叶群说：“你去拿几张纸给他。”叶群很快就到另一间房子去拿了几张纸给我。林彪对我说：“我说，你记。”我一听，就猜想大概是林彪要考我记录的速度和字迹是否清楚了。于是，我就在那张三屉桌旁坐了下来，掏出自己的钢笔，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林彪说。

奇怪的是，我看林彪手里既没有拿什么书籍，也没有任何报纸、刊物，他念什么呢？

停了一会儿，林彪半闭着眼，躺在躺椅上，开始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他说的速度，既不很快也不算慢。我迅速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同时，还力求不要把字写得太潦草。

大概记了１０００字左右，林彪停下了，对我说：“把你记的给我看一下。”他大体翻了一下后说：“记得还不错，你明天就来吧。”我说：“我的工作还没有交待呢，４－５天以后来可以吗？”林彪说：“反正这一段事情也不多，可以。不过，如你４－５天以后再来，就不必到太阳岛来了。因为过两天我就要过江去，你就直接到辽阳街１号我的住处就行了。”

５天以后，我到辽阳街１号林彪的住处去报到。辽阳街１号院距龙江街我的住处很近，不过一里地左右，过三个街口，也是一座平房，还有半截在外的地下室（窗户在外），上面大概有７－８间房，后面还有一排平房，有５－６间。从院里要进入房间，还得登５－６步洋灰的台阶。不过，院子比较大，有１０－２０棵树，还种了一点花。院的中间，有一个水池子，有点假山。院边周围有一道木板墙，比较高，大概有两米左右，刷着深绿色的油漆，从外面是看不到院里的。有一扇大门，但紧闭着，看样子是供汽车出入的。大门旁边，有一道小门。我敲了敲门，一个警卫就把小门打开了。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是来给林彪当秘书的，我叫谭云鹤。”他一听，也没往里面通报，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院子，正碰到叶群。她一见是我，就满脸堆笑地说：“你来了！”一边说，一边打量我身后的警卫员扛着的行李，又说：“我猜你这两天该来了。”她招呼负责生活和警卫的秘书王本出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让王本把警卫员连同他扛的行李从房子的侧门领进去。叶群就直接领着我，说：“我带你见首长去。”

我进到林彪的会客室。会客室也不大，大概不超过３０米，除了几套沙发和几个茶几，没有什么摆设。一进屋，叶群就喊着说：“谭云鹤同志来了，谭云鹤同志来了。”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林彪从卧室到会客室来了。林彪见了我，叫我坐下。他简单地向我交待了一下我的具体工作任务：我主要负责处理文件电报，特急的重要的特别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收到后随时送给他。一般的电报，早饭后、午饭后、晚上睡觉以前送给他就可以了。至于往下或向军委、主席发的电报，他找我去或者他到我办公室来口授，我记录整理后，他认为可以了，我再派人送给罗荣桓、刘亚楼，有的还要送谭政同志审阅。退回来后，我看看他们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我就直接派人送到机要处发即可。林彪交待以后，就让叶群领我去安排我的宿舍和办公室。

这样，我就在林彪处安顿了下来。由于秋季战役尚未开始，没打大仗，所以事情不多，我就得用这个时机，抓紧熟悉情况。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由近及远，把日本投降，我军进入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直至我去林彪处以前的中央及四野的电报和林彪在一些军事会议上的讲话稿，全都看了一遍，基本摸清了近两年东北战局的变化和现状。

经过两个月的熟悉，我对整个东北战场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军事工作方面的基本常识也知道了一些。

过去在地方工作时，虽然也曾在报纸和其它材料中看到过林彪总结和提倡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四组一队”等一些战术原则，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甚了了。经过这一段的熟悉，才对这些战术思想有了一些了解。

除了处理文电以外，日常就是摆弄地图，根据各方来电（包括东北所属部队的，中央军委通报中讲的，以及偶尔从国民党“东北剿总”发给其所属部队的电报中被我机要部门截收破译了的）所涉及到的敌我军态势，随时将敌我军位置，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出来。当时我们都是用红蓝两种颜色纸，我军用红色、敌军用蓝色。军级（纵队）用长方形，稍大一些；师级用三角形，稍小一些；用毛笔写明何军何师（如××Ａ就是××军，××Ｂ就是××师），粘在大头针顶部，随时往地图上插，倒也十分方便。并且一看地图，就对敌我军态势一目了然，很便于指挥作战。

现在拍电影，往往是在地图上用红、蓝粗线标明敌我军位置，用红、蓝色箭头标明敌我军攻防态势。实际上林彪指挥作战，除打锦州，打天津时，在战斗展开之前，由司令部画出这种地图外，实际的战斗行动开展之后，情况瞬息万变，特别像歼灭廖耀湘兵团的作战，来不及画出这种地图。

当时，我们收发电报有两个牛皮制作的电文包：一个是林彪口授的电文，要在发电之前请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同志审核，装上电稿后，上上锁，然后派警卫员送去。他们几位的秘书，也都各有一把开这个锁的钥匙。当然，在他们退回电文稿时，也得锁上，退回后，我再打开。还有一个电文包，是专门对机要处的，电文定稿后，加锁再派警卫员送机要处发，机要处也有这个锁的钥匙。当然，罗、刘、谭他们也有自己的电文包，我这里也有开他们包的钥匙。

到林彪处以后，开头还好一点，因为有大量的材料要看，还得要抓紧时间，不然什么时候仗打起来了，就没有时间去看这些过去的资料了，所以还觉得颇为紧张。后来，过去的材料都看完了，秋季攻势迟迟没打起来，就觉得闲得无聊。

有一次，林彪到我办公室，我们闲谈起来，他问起我来了这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我反映现在事情不多，我这个人闲不住，希望能多做点事情。林彪想了一下，说：“那你就先帮我办两件事：一件是每周不是要向军委、主席写一份军情简报吗？以后由你负责起草（过去一直是林彪口授的）；第二是，现在有些人老让我题什么词，你可以帮我考虑一下，题些什么内容，可以提出几种设想，供我选择。”以后就这么办了。“军情简报”一周才写一次，我一二个钟头就写完了；至于找他题词的，更不是经常有。我记得那时东北军区出了一个报纸，叫《前进报》，请林彪题写刊头。林彪到我办公室里用毛笔写了四五张，写完以后，自己端详比较了一下，然后让我帮他看看，哪一张写得好一些。我选了一张，说：“我看这一张更好一些。”他又端详了一下，说：“好吧，就这一张。”我打电话让政治部取走了。还有一次，是给哈尔滨市八区公园的烈士纪念碑题词，我帮他拟了四五个不同的题词供他选择，最后他选了“为人民解放战争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一条，也是写了四五张，让我帮助选一张送去了。所以事情还是不多，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时候，他让我记录上到中央军委、主席，下至兵团、纵队甚至师（个别情况下，越级指挥到师）的电报。每次发报他都事先想得仔细，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出口成章的，这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打起仗来，他可以在满墙的地图面前，一坐就是１－２个钟头。他觉得考虑好了，就让我去——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我记。简单的，当时我再念一遍；重要的，或者较长的，我就整理后，再送他审阅定稿。所以，我这个秘书也是比较省事的。

林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打开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安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时，有这个条件，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光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就不拉窗帘地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林彪的生活和警卫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那时林彪的生活是简朴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了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他那一段指名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睡眠。到平津战役时，他已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有的同志问过我，林彪打仗时是不是爱吃炒黄豆？据我所知，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期及以前的事，辽沈、平津战役时，条件环境变了，他就不吃炒黄豆了，更没有像辽沈战役的电影拍的那样，在口袋里装一小袋炒黄豆，随时掏出来吃。

王本还向我说过，我去以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时，林彪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付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刘亚楼抱着林彪都哭了，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以后把那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们，以后如果林彪让他们去抓药，一律要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我去林彪处不久，出了一次纰漏。１９４８年夏天，林彪要到吉林街东北局小俱乐部去接见一批由我党派往苏联学习、路经哈尔滨的学生，这批学生基本上都是高干或烈士子弟。这个俱乐部是过去几个国家驻哈尔滨领事馆的一个娱乐场所，可以跳舞、弹钢琴、打台球、打网球、地滚球等。我在东北局工作时，也常去玩。这次林彪要到那里去接见留苏学生，本来是王本负责安排的，也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我虽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归我管，所以也就没有在意。但林彪临走时才发现汽车不在了，司机也不见了，王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只有我在。我非常着急，赶快给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打了个电话，请他务必赶快派一辆车来，然后告诉林彪稍等一下。但林彪一看表，只有十几分钟了，他要走着去。从辽阳街１号到东北局俱乐部，要穿过铁岭街、鞍山街、龙江街三个街口，约１公里。路是不远，但我怕路上安全出问题，劝他等几分钟，说东北局行政处马上派车来，误不了事。但林彪坚持要走，带了两个警卫员就走了。我以为这一回我们（特别是王本）要挨骂了，但林彪回来以后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

我在林彪那里工作期间，一次也没有挨过他的批评，他也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所以我原来十分担心的怕军队首长脾气不好，甚至有时还骂人的顾虑，慢慢地就完全解除了。我这一段的工作，心情还是愉快的。

林彪平常是寡言少语的，不爱活动，不会跳舞，不爱玩，也从来不和我们闲扯。他有时看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有时在会客室里走来走去，更多的时间是面对地图或坐在沙发上沉思。

一打仗，我就提着林彪个人的一个小手提公文箱。因为由我负责替他拿着，而且也没有上锁，里面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再就是几支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给中央军委、主席或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报，口授后我整理一下，他看后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常常当场亲自动手修改。他一般是不带笔的，所以，总是用我的笔。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笔帽头上还有一个指北针，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以后，在地摊上从一个日本女人手里买的。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他写字时用力很重，所以一戳就一个窟窿。他生气了，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并且不停地嘀咕：“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但我觉得很为难。买一支好笔，没有钱；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别人以为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不久，林彪又用了一次，一张纸戳了好几个大窟窿，钢笔水把好几个地方的字都污染得看不清楚了。他火了，高声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让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还要有一支好枪嘛！”这回倒好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题。没多久，四处就给我们两个各发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那时候，要弄到两支派克笔，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四处是从哪里弄到的。

《林彪将军》，作者权延赤

夕阳如血，大如轮。

狼烟未熄，枪声零落，红旗已经飘上围场上空。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打隆化。

踩着黄沙、衰草和齿状的钢铁碎片，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同热河省军区司

令员段苏权，漫步走来。长征时，这两位将领一个手负伤，一个脚负伤，被人玩笑为“手足

之情。”

“仗越打越大，地方部队要不断转入野战军。”程子华瓮声瓮气说：“热河另组织一个

野战司令部，黄永胜当司令，你去当政委。”

段苏权脚步聚停，迅速瞄了一眼程子华。

“不行，我不行。”段苏权摇头。

“你怎么不行？”

段苏权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一尊日本山炮，炮口对着如血如轮的夕阳，象要将它轰落，却又一声不响。

“孤山未能全歼敌人，隆化伤亡大，没有攻进隆化城。看来黄永胜也不是永胜。”程子

华笑笑，“他喜欢甩手当家，你喜欢事事亲躬，我看你们正好配对。”

“……我不会打牌，”段苏权吭哧，“也不会玩……”

“要打仗，不是要玩牌。”

“我了解永胜……缺一样不好搭档。”段苏权从鼻子里喃喃：“再说……”

“说呀，你就是不痛快。”

“他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妓。”

“噢？”程子华叫了一嗓。

段苏权憨然一笑，不再言声。

“噢，”程子华忽有所悟，“击鼓进兵，鸣金收兵。你不怕打仗，就怕不打仗？”

“不打仗，他要是玩女人我管得了？”

“嗯，嗯，”程子华不住地捏下巴，“林总不吃不喝不吸烟也不玩，我不信他就能容

得……”话没讲完，程子华转了口：“那就再说吧。”

铁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林彪率领的“四野”执行得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尤以第七

项注意“不调戏妇女”执行得严厉，不慎出格就要拿命抵。立过大功的一位战斗英雄不慎出

格，谁说情也不行，枪毙。一名基层干部与女房东通奸，虽是双方情愿，又有全村百姓求

情，还是拖走毙掉。三名战士想强奸一个女人，尽管那女人是留用的日本人，尽管未遂，尽

管三名战士都不满十八岁，仍然不能幸免，统统拉出去枪毙。

“要决战东北呢，我救不了他们。”林彪脸色苍白，沙哑着嗓子对几名高级将领说：

“不开活口，再遇这种事，少数意志薄弱者有贼心也没贼胆儿；开了活口，我们就会失去群

众失去战斗力。我们就会失去胜利失去东北。”

程子华在院子里散步，他散步有时要摇晃肩膀，摇晃双臂，摇晃整个身体，这是运动。

他脑子也在运动，嘴里偶尔念念有词。

下午要见林彪，跟林彪说事不能有废话，所以要准备。

他已经见过三次林彪了，就为了坚持一个意见，给八纵换将，推荐段苏权替代黄永胜任

司令员。

第一次见林彪，他说：“黄永胜整天打牌跳舞，不干工作。”

林彪说：“辽西三战三捷，八纵从地方部队上来不久，黄永胜当司令，半个月歼敌１万

６千多人，打得不错。”

第二次见林彪，他说：“黄永胜太霸道，什么都得他说了算。可部队里许多具体工作他

又不管，他又要说了算，不许别人管……”

林彪说：“不要搞山头，要团结，要能容人。无‘度’不丈夫；不是毒，是度量。”

第三次见林彪，他不得不说出不愿说的话：“黄永胜在生活作风上实在糟糕，用林总的

话讲，他是有‘贼心’也有‘贼胆儿’，影响很不好……”他举了例子。林彪平平静静地听

完，平平静静地说：“楚汉相争的时候，有个故事。刘邦问韩信：‘我能将多少兵？’韩信

说：‘最多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能将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没有

发火，反而笑了，说‘你既然这么大本事，怎么被我捉来阶下，供我驱使了？’韩信不慌不

忙说：‘陛下不善将兵，却比韩信善于将将呢，所以我被捉到了阶下……’”

程子华半响无言。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林彪用这句话送走了程子华。

林彪面无表情地在屋里踱步，一边听程子华谈意见。

知情人都奇怪，林彪见了他喜爱的将领和老部下，总是没什么说；对他不喜欢的将领，

反而再忙也要耐着性子听完意见。

上午，秘书见林彪精神很好，进来报告：“黄永胜来了，要跟林总汇报。”林彪目光不

离军用地图，摆摆手：“告诉他，我要睡觉。”

下午，秘书见林彪精神不好，满面疲惫，小声报告：“程子华又来了，跟他说你休息

了？”林彪目光离开军用地图，两手搓搓脸说：“叫他来，我精神还好。”

据“四野”一些老人讲，部队日常管理教育都是罗荣桓负责，林彪不大管，林彪只是一

门心思琢磨打仗。他很少与干部谈话，只有冀察热辽的干部例外。

因为他对冀察热辽分局及军区有意见，对其领导人也有意见，他们对东北的许多看法不

一致。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意见不一致才要多听。”

“永胜同志确有不少长处。”程子华尽量客观地说看法：“善于捕捉战机，强毅果敢过

人，会打巧仗也能咬牙打硬仗，六次负伤，足够顽强。”

他停顿片刻，望林彪。

林彪静气过人，听见和没听见一个样，脚步一直是匀速运动。

“但他有个要命的短处：贪享乐好斗狠。他喜欢以己之长凌人，不喜欢别人触其短处。

发展下去，对党、对军队、对他个人，我怕都会不利。”

林彪继续踱他的步。

“苏权同志的特点是忠诚老实，原则性强，组织纪律性强，从不胡来。”

林彪还是踱他的步。

程子华看不出态度，只好讲下去：“他和永胜恰恰相反，凡事谦以待人，谨言慎行。但

也能打仗，长征时就是师政委；红军时期、抗战时期都打过漂亮仗。军事工作、政治工作、

地方工作都搞过，比较全面。”

“讲这么多就不叫特点。”林彪立住脚，终于说话了：“讲特点只能讲一个。”

“这个……”程子华沉吟再三，“忍辱负重。”

“根据呢？”林彪重新踱步。

“任弼时同志讲的。”

林彪不语，还是匀速踱步。

“长征时，他任独立师政委，负重伤被留下，沦为乞丐。靠讨饭活下来，又找回部队。

受审查没怨言，职务安排低了没怨言……”

“他自己对来八纵是什么态度？”林彪在桌子对面坐下，这是接近表态了。

“他……”程子华略显尴尬，只能实话实说：“不大愿意。”

林彪认真看一眼程子华，极轻微地点点头：“好吧，我和荣桓同志谈一下。”

高级军事会议要开始了，黄永胜仍然留在林彪房间，胸脯扇个不停。

“程子华、李运昌他们搞鬼，安插人！”黄永胜见没了别人，咬着牙根发泄，“段苏权

是冀察热辽的人！”

林彪平平淡淡地说：“苏权同志来谈过了，他不想去八纵。”

“他是装样子！”

“他说他对冀热察比较熟悉，那里条件也艰苦，他的长处是能吃苦，想留在那里干。”

黄永胜怔怔地睁大眼睛，半天没有眨。

林彪起身朝外走：“就这么定了，给你另安排。”

“段苏权替我当司令，”黄永胜跟在林彪身后走，余愤难消：“我打的仗他替得了

吗？”

林彪在门口回头：“他打的仗你替得了吗？”

黄永胜又是一怔。从井冈山打到东北，林彪从来没说过什么仗他打不了；他也从来不曾

在战场上给林彪丢脸。

“你能忍辱负重吗？”林彪再问一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二

候鸟使劲扇动羽翅，扑打硝烟弥漫的空气，撵过一片片庄严缓慢飘移的乌云，匆匆慌慌

向南飞去。

一阵凄凉的鹤唳从九天落下。段苏权陡地收缰，战马嘶叫着缓下步子。

他的心有些难受。抬眼间，目光里流出惆怅。

９月１２日，国共双方在黑土地上的大决战正式揭幕。根据林彪的命令，他率八纵３万

６千指战员，从八面城出发，昼伏夜行，渡辽河，穿草原，过沙漠，９天行程１０００里，

进抵北宁线中段。气还没喘一口，命令又到，连夜强行军１２０里，渡大凌河，突然包围葛

文碑、大薛屯之敌，截断了锦州和义县两敌间的联系。

林彪曾讲过：“打锦州必先得义县。”

包围刚形成，林彪电令已到：八纵３个师，九纵两个师，三纵１个师，总计６个师的兵

力，由八纵统一指挥，攻歼大薛屯、葛文碑之敌。

接命令后，段苏权采取了战役截断与战术包围相结合的部署：以九纵两个师阻援，并防

敌南逃锦州；以三纵１个师做总预备队，以八纵３个师分别攻歼大薛屯和葛文碑之敌。

这场战斗，原国民党九十三军中将军长盛家兴这样记述：

“绝难预料到在２４日阴雨之夜，解放军八、九两个纵队以强大兵力从西北和东南两方

奔袭而来，对锦北的纵深阵地，乘隙擒毁，当头一棒，给（锦州）守军以莫大的打击。

“２５日当夜，在锦州通义县公路两旁葛文碑一带警戒阵地上的部队，也同时遭到自东

北方向来的强大解放军的夜袭，发生混战，不能退脱。大战序幕，遂从此开端。”

时过４０年国民党将领还记得八纵。因为锦州之战是由八纵攻打葛文碑而“大战序幕，

遂从此开端”。

可惜，林彪“疏忽”了八纵。这一仗，他始终是只说九纵，不提八纵。

段苏权心里不舒服。若换了黄永胜会骂娘，他不会骂。此后几十年他什么也没讲。

攻占葛文碑、大薛屯后，段苏权奉林彪命令，又率八纵攻歼大、小紫荆山，北大营，八

家子，被服厂，东大梁等高地和据点之敌，战十余场，受两次通报批评。这两次通报批评影

响之大，直到４０年后，作家张正隆写辽沈战役，老人们的回忆都忘不了。

打锦州前出了三个问题。一个战略上的，两个战术上的。

后两个问题都出在八纵。

一个是没有及时封锁西面机场，让沈阳之敌投下两个团的援兵，任务也让九纵抢去了。

电报是参谋长黄鹄显发的。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对于这位当

年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长，是不必再发个电报请示一下的……

９月３０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表扬九纵控制了机场，“毁机五架”。同时批评

八纵贻误战机，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强。”

毛泽东都有话了，八纵压力很大。

八纵紧急召开常委会，决定将毛泽东批评电报转发到团，让各团党委立即讨论表态，坚

决打好下一仗。

这边正攒着劲儿准备雪耻，那边又把小紫荆山丢了。

１０月９日夜，二十三师六十八团副团长韩枫，率三营打下小紫荆山后，麻痹大意，下

山吃饭去了。担任警戒防御的八连，连长也下山去了。下半夜，敌人突然一个反击，把阵地

又夺了回去。

南京《中央日报》迅速作出反应：《锦州国军反击克紫荆山》。

……

八纵这下子更吃不住劲了。

政委邱会作火速赶到六十八团。当年八纵的老人说，邱会作有水平，有派头……讲明天

拂晓后两小时，必须把小紫荆山再夺回来。然后当场宣布，将六十八团团长和副团长撤职，

八连连长枪毙。说这次先杀“两条腿的”，下次再出事就杀“四条腿的”（指骑马的）……

邱会作就在六十八团等着，夺回小紫荆山才走……

两个通报，毛泽东也讲了话，又枪毙一个连长，全军无不震悚警惕。大决战中，有这么

一笔，其作用不亚于几次最精彩的战场总动员。

优秀的统帅都明白应该有这么一笔。

不过，段苏权除了压力和沉痛感，又隐隐游动着一丝委屈。

大战之中，许多部队或大或小都发生过一些具体失误，林彪抓住八纵暂时失守小紫荆

山，警醒全军，段苏权直到４０年后仍是心服口服无异议。可是攻占机场呢？

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东野”的电令是：攻占机场，阻敌援

锦。

电令没有讲哪个机场，但敌人空降援兵的是西面机场，稍有头脑的指挥员也会判定应是

攻占西面的机场才能“阻敌援锦”。

但是，八纵在东面，九纵在西面，若是攻占西面的机场，八纵就必须在敌人阵地前做１

８０度转向运动，并且要奔袭几十里，越过九纵驻地去作战，这又不符合起码的用兵之道。

为此，段苏权才生出疑惑，由参谋长回电请示：锦州有东、西两个机场，打哪个？

“东野”回电：攻占西面的机场。

段苏权接电，立刻派1个师，准备穿越九纵防区去打西面的机场。部队尚未行动，又接

电令：改派九纵攻占西面的机场。

那么，是林彪电令不清还是派兵有误，如果不能责备林彪，那就只能说段苏权无能了。

现在，锦州外围已经扫清，总攻阶段马上要开始。段苏权心事重重地去见林彪。

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

林彪脸色苍白。他用脑过度，又很少见阳光。他已经连续几天不出门，不离军用地图，

没完没了地看，没完没了地想。

在他脑子里转动的有军事，有政治，有地理也有历史，更有敌我双方的各个将领……

然而，无论怎样转动总是摆不脱那团阴影──四平攻坚战。

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３日，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全国战场上率先转入对

国民党军的战略性反攻。打山城镇、草市，克东丰、辽源，占梅河口、大石桥，又连下通

化、安东、本溪诸城。可是，四平攻坚，部队受挫。

从６月１４日总攻开始，四平城便失去了昼夜之分──白日浓烟滚滚，天冥如翳；黑夜

火光冲天，闪耀如昼。连续１３天枪炮轰鸣，天地摆簸，直打得血肉横飞，尸盈全城！国民

党兵用钢铁和血肉一步一步地抗击，民主联军用钢铁和血肉一寸土地一寸土地攻夺。其酷烈

程度，堪称解放战争史上的一最。

千万战士打聋了耳朵，打红了眼。２２日，我一纵伤亡惨重失去攻击力撤出战斗，六纵

又全部投入攻击。最后将守军压至城东北隅，苦战久攻不得下。２９日，国民党援兵逼迫而

来，３０日拂晓，民主联军不得不撤出战斗，撤出这座血城……

1年又3个月过去了，阴影始终不曾消逝。若将锦州打成四平，那后果便不堪设想。

于是，林彪又想起段苏权，并且用力磨了磨牙。锦州机场没有及时攻占，使沈阳之敌空

运来两个团的援兵。根据四平攻坚的经验，敌人是逐屋逐墙争夺。两个团能守多少房屋？驱

逐争夺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难怪林彪要齿寒又齿痒。

但是，林彪不会大吼大骂，更不会气急败坏。他只是盯着地图没完没了地想，直要想出

一个透亮。

他想起刘伯承讲过的话：打仗有个吃肉和啃骨头的关系。啃骨头，仗打得硬；牺牲大，

俘虏少。吃肉，仗打得痛快；牺牲少，俘虏缴获多。

他想到国民党将领董其武讲过的话：“共产党打胜仗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国民党打

仗不行，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都想吃肉，没人啃骨头。”

有人说，若没有李先念啃骨头，以成千上万的牺牲去牵制敌人，就不会有粟裕的七战七

捷。他们是团结战斗的整体。

共产党团结一心，但也不是个个都喜欢啃骨头。比如黄永胜和段苏权，黄永胜吃肉大概

比段苏权胃口好。但啃骨头，黄永胜决没有段苏权那份忍耐性和好牙口。

看孩儿先看娘。段苏权是聂荣臻的老部下。对于聂荣臻，毛泽东曾评论说：“老实，能

忍耐。”

段苏权也老实，段苏权也能忍耐。

大战之中，各部队都会出现疏漏和问题。有的部队大意，被敌人一个反击，打退几里

地，还被抓去八九百名俘虏。同段苏权的八纵暂时丢失小紫荆山相比，那问题显然更严重。

但林彪一声没吱。

通报批评并不是最终目的，枪毙个别指战员也不是目的。既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那

就要有灵活性，要有选择。

吃柿子要选软的，通报批评要选硬的。不是硬的听不得批评，而是听了批评精神仍然硬

而不倒。

段苏权能忍辱负重，忍辱负重就是一种硬。选择段苏权任八纵司令，林彪就想到了这一

条，正好“派上用场”。

如此想下去，林彪脸色开始缓和，心情也有转变：这个段苏权还有可爱之处。

准确地说，应该是还有用场。攻锦之战，毕竟还需要一个啃骨头的。

林彪望着地图吁了口气，嘴里念念有词：“空降两个团，多两根骨头叫他啃……”

刚被“示众”过的段苏权，心情郁郁地在林彪面前坐下来。

“吃豆。”林彪将布口袋里的炒黄豆倒一些在桌子上。

“吃茶。”林彪亲自将茶水杯推到段苏权面前，并且极稀罕地幽默一句：“你们茶陵

人，不喝茶，吃茶。”

真怪，段苏权本来郁郁的心情，忽然热起来。那是一种带了酸滞的热。

“把你示众了，知道为什么？”林彪淡淡地问。

“小紫荆山没打好，应该受到批评警告。”

“将兵，将将，都有斩首示众。我不是警告你，是警告他们──示众，那１１个纵

队。”

段苏权望定林彪，眼神表明他还在慢慢吃透精神。

“两个通报，你们还有两面锦旗。小紫荆山出现疏漏，大紫荆山出了英雄。七十团一营

三连，顶住了大炮飞机，顶住敌人4次强攻，毙敌过百，获‘顽强守备’锦旗。七十团七

连，连长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突入北大营，前仆后继，直插敌核心阵地，歼敌过百，又

获‘顽强歼敌’锦旗一面。对吧？”

段苏权嘴角抽动一下，眼圈忽然湿润了。林总了解八纵，即便1个连队打的仗他都清

楚。这比任何安慰话都更能让人得到安慰。

“二十四师攻占东大梁，伤亡１０００多？”

“１１００多人。”

“人民忘不了他们，八纵打得英勇。战后要在东大梁修一座烈士纪念碑。”

“林总……”段苏权激动地立起来。

林彪用手势叫段苏权坐下，仍是那平静的声音：“大决战，战战都要协同作战。一仗下

来，总有人争谁打的。争什么？都是人民解放军打的。你不争，这好。”

段苏权不但心里热，脸上也微微烧起来。想起攻歼大薛屯、葛文碑之敌，自己还曾生过

委屈感。唉，惭愧啊！

“弼时同志和子华同志都曾对我讲过，你的特点是忍辱负重。现在，我也这么看。”

林彪没说一句安慰话，段苏权却不但受到了最大的安慰，而且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激

励。还有什么安慰话能比了解和信任更有力量呢？

“锦州之役，马上要开始总攻阶段。南北对攻，我们集中了５个纵队零１个师。只有你

们八纵，既没有并进的部队也没有对进的部队，独立由城东向西攻击。这样安排的意图你明

白吗？”

“感谢林总的信任！”段苏权一跃而起，挺身立正。

“记住，你们纵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林彪永远是一副冷峻的面孔，特别是谈到战

争，不会给任何笑脸。“你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多，你们完成的任务就越好。”

“是！我明白。”

“炮纵全部集中于南北两面，攻坚没有炮不行。我已命令一纵炮团配属你们八纵作

战。”

“坚决完成任务！”

段苏权回到纵队司令部时，已是精神振奋，信心百倍，斗志激昂。

他提出的口号是：宁啃硬骨头，把助攻任务当主攻任务来完成。

这一仗，段苏权实现了林彪的作战意图。八纵以攻锦州的六分之一兵力进攻和牵制了守

敌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及主要炮火。

原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卢浚泉写的回忆文章称：“１４日上午，解放军发动全面

进攻，其主力指向东面……”

东面是八纵进攻方向，敌人４０年后仍然以为是“主力”。

原国民党九十三军中将军长盛家兴的回忆文章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解放军发动总

攻……这时，四面枪炮声激烈，解放军进攻的信号弹，满天飞舞，多指向车站，知已难以行

动，困待天明，遂为解放军第八纵队所俘。”

然而，实际战斗经过却不象国民党将领所写那么简单。

炮弹爆炸的烟柱冲天而起，锦州城东尘烟弥空，火海一片。１３点１５分，炮声刚落，

令人热血沸腾的冲锋号便吹响了。

八纵的指战员跃出战壕，在山呼海啸的喊杀声中，一波接一波，大潮一般涌向城区。

可是，突破口两侧暗堡的火力及工事内复活的火力忽然吼响了，将踊跃奔腾的八纵战士

一排又一排地打倒，割韭菜一般；同时，敌纵深处的炮火也猛烈开火了，炮弹密如冰雹地砸

在八纵战士的冲锋道路上。那２００多米长的冲锋地带立刻变成血与火的世界──到处是爆

炸的火光，到处是飞舞燃烧的钢铁，到处是烈士沸腾的鲜血……

纵队指挥所内，紧张、热烈、嘈杂，甚至是……混乱。

报告战况和下达命令的喊声在指挥所里不停地震响、回荡。

“报告，一纵炮兵团还未按时赶到！”

“把我们自己的大小炮全集中起来轰击突破口！”段苏权瞪起眼睛下令。

“报告，敌人炮火都朝我们集中过来，一营冲锋受挫！”

“好啊，好啊！”段苏权大声说：“告诉指战员，我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

多，完成的任务就越好！马上组织力量作第二次冲击！……”

“段司令，林总签发的战况通报。”

段苏权从参谋手中接过通报，目光飞快地掠过字里行间。

突然，他心里咯噔一下，目光怔怔地定住不动：现各纵队都已突入城内，正在向纵深攻

击前进，只有八纵进展迟缓，至今尚未突破……

指挥所里响起愤愤的议论声：

“他们５个纵队零１个师，又是并进又是对进，我们独挡一面，能一样吗？”

“把炮纵配给咱们试试，还不知谁先突破呢！”

“不是说让咱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多，完成任务就越好吗？怎么又批评咱们

进展迟缓了……”

“你们胡议论什么？”段苏权忽然警醒过来，他明白部下这种情绪将带来什么后果。更

重要的是他想起了林彪同他的谈话。他坚信林彪了解八纵，了解他段苏权，也坚信林彪这样

做是有道理的。将兵，将将，都须有“斩首示众”。这又是“示众”，不仅是督励八纵，更

是为了督励全体攻城部队。他少有地瞪起眼，慷慨激昂地说：“通报错了吗？牵制更多敌人

就可以成为进展迟缓的理由？那是借口！”

这时，报告又接连而来：由于一纵炮兵团未赶到，缺乏炮兵火力的有效支援，担负突击

任务的二十二师六十六团一营，多次冲击，伤亡严重，未能奏效。

纵队领导紧急研究后，段苏权严厉下令：“集中纵队火炮，将炮兵阵地前推，抵近射

击；部队组织爆破组，在炮火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要不惜一切代价突进去！”

不久，火线上又响起连天的爆炸声和山呼海啸的喊杀声，突击部队如狂风一般卷向突破

口……

１９点１５分，部队突破成功。

２３点，八纵７个团全部突入城内，与敌展开逐街逐堡争夺战，并攻占了“东北剿总锦

州前进指挥所”。

１５日１７时，战斗结束。八纵共歼敌万余名，其中俘敌７０００千多。

段苏权和大多数指挥员一样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都一样发出感慨：在林总指挥下作战

真痛快！

林彪的两道浓眉完全舒展开了。他的目光从锦州移向辽西时，不但坚定自信，而且洋溢

出轻松和喜悦。

“他们垮了。”林彪声音不高，是说给对面的罗荣桓听，“如果晚些攻占机场，叫沈阳

再空降三四个师到锦州，我们也打了。”

“他们是垮了。”罗荣桓点点头，“去年他们在四平，每堵墙每间屋都要死守。现在不

行了。”

林彪的食指在地图上按一下，仿佛辽西那十万大军无须用拳头，只须用指头就可以象摁

蚂蚁一样将其摁死。他发觉开始把敌人估计高了，为了锦州机场空降来两个团的援军，他就

紧张过好一阵子，通报了八纵。现在他心里有了谱，“再空降三四师，我们也打了”。比较

攻坚战来说，运动战才是他的强项。从井冈山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平型关大捷到四保临

江、三下江南……他是运动战的专家。

“辽西是一场运动战。”林彪平平静静地说：“廖耀湘完了。”

他朝地图望最后一眼，直起身体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他给八纵的命令是：以急行军插

到大虎山以南，堵截廖兵团，而后向北突击围歼……

八纵经两天急行军，挺进辽西，参加了辽沈战役的第二阶段──全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

会战。

辽西会战，八纵起了堪称“勺子”的特殊作用。在大虎山以南的作战中，八纵经过１２

小时激战，粉碎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编二十二师建立南撤营口屏障的企图；在六间房，八

纵迎头兜住廖兵团，反复拚杀，竟日激战，截断了敌人南撤营口的退路。这场战斗，八纵光

是抬伤员就用了两个营的兵力，可想战斗之惨烈。

八纵象勺子一样兜住廖耀湘兵团，才使全歼敌人的作战计划得以实现。

可是，林彪无论是给中央的电报还是给部队的战报，都说廖兵团是被我辽南独立二师在

台安附近阻击拦截住了。以后一直以讹传讹：１９６２年５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如是说；１９８７年６月在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览方

案如是说；直到１９９１年的影视作品及资料片《大决战》等仍然如是说。

究竟是谁堵住了廖耀湘兵团南逃营口的去路？恐怕知情者的当事人都对“军史”和历史

巨片表现了不够尊重。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说：

“当时我向部队指出，行动要迅速，要以最快的行军速度到达指定地点，遇小股敌人不

恋战，要首先截断敌人，不让逃出。对已突围出去的敌人可以不管，留给后续部队……

“１０月２５日上午７时，八纵二十三师到达六间房地区，当即令六十七团占领六间

房，六十八团占领后六间房，六十九团占领东西赵家窝堡……

“８点多钟，晨雾弥漫，我前哨班发现敌多路蜂拥而来。我六十七团在敌进到我阵地前

几十米时，突然开火，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审问战俘和查阅其所带文件、地图得知，当面之敌系郑庭芨指挥的第四十九军一０五

师师部及直属部队，在他后面的是新三军，第七十一军……

廖耀湘本人所写回忆文章说:

“首先，向营口撤退之路在大虎山以南被截断了（八纵二十二师位于大虎山以南），１

０月２５日，第四十九军从半拉门地区出发……在通过大虎山以南地区被解放军包围……退

营口之路被关闭了。”

廖耀湘所言大虎山以南地区是哪里？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芨在回忆文章中说：

“２５日拂晓，我在半拉门仍然命令第四十九军依计划向营口前进，不料部队刚刚前进

不到１０华里地区，第一０五师的一个步兵团在六间房以南被解放军包围，失去联络。”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０日，郑庭芨给段苏权的信中说：“第八纵队在六间房战斗的胜

利，使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向营口撤退计划完全失败……”

那么，被军史和历史巨片所肯定几十年的“史实”，即堵住廖耀湘兵团的辽南独立二师

这个时候在哪儿呢？该师师长左叶１９８８年７月所写回忆文章中这样讲：“１０月２５日

中午，‘总部’代表苏静同志对我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敌人昨天占了营口，今天廖耀湘

肯定南逃。你师于三点半出发，目标是大虎山以东地区。’“苏静同志布置任务之后，一直

等到独立二师从盘山出发，确信情况不会再有变化才登车返回‘野司’。”

就是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８点，八纵在六间房堵住廖兵团时，辽南独立二师不在交战

的六间房，也不在林彪及军史所言台安，而是在遥远的盘山。

２５日中午，八纵已打退敌人７次冲击，辽南独立二师才决定向大虎山以东地区行动。

２５日下午３时，八纵二十三师六十七团付出重大代价，六十八团、六十九团相继投入

战斗，伤员多得“用了两个营的兵力来抬”。而这时的辽南独立二师正集合队伍，又过半小

时才“从盘山出发”。

退一步讲，就算辽南独立二师从盘山赶到台安，台安还在六间房以南２０多里，怎么能

是廖耀湘兵团“被独立二师和随后赶来的八纵阻截”住呢？

辽沈战役的亲历者，无论敌方我方，都证实八纵不是“随后”赶来，而是首先赶到，并

阻截了廖耀湘兵团。

某些“史书”和“影视片”，或不提八纵，或将八纵说成“随后”赶来投入战斗，这种

误会，林彪是始作俑者。

因为八纵的司令员“是冀察热辽”的人。

当年段苏权却没想到这种误会的“历史意义”。他拿着“辽南独立第二师在台安截住廖

兵团”的战报，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六间房战斗中死伤的数千名指战员。

可是，他马上又想到林彪讲的话，自己安慰自己：什么你打的我打的，都是人民解放军

打的么……

不过，他再也发不出那种感慨：在林总指挥下作战真痛快！

胜利不一定都痛快。

２６日凌晨，林彪下令“四野”全线出击，将廖耀湘的十万大军，围歼于辽西的几十个

“窝棚”内。敌人垮了，兵败如山倒，你只管追，只管杀，只管抓。但也不是没有危险和牺

牲。

这种危险，八纵的两位老人回忆略有不同。一本书中，八纵政委邱会作是这样回忆：

“在辽河西岸一个村子，我们纵队部让敌人冲散了。枪象炒豆样响，身边就跟着整个警

卫班。我和参谋长黄鹄显被冲在一块儿。他枪打得好，抓过警卫员的卡宾枪，打倒几个冲上

来的敌人。我乘机跳出窗户去找部队，正碰上七纵一股部队，是听到枪声跑来的。我说：

‘我是八纵政委，你们现在听我指挥，任务是保护我们──马上去找司令员他们，必须给我

找到！’”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是这样回忆：

“围歼廖耀湘兵团是在运动中进行的，不象有些书和影片描绘的那样‘分割包围’，始

终是在运动中追逐、逃跑；包围、突围；反复纠缠扭打，直至把敌人吃光。

“敌人始终不曾建起什么阵地，一股股地四处逃散。敌人乱了，我们也‘乱’，敌人象

潮水一样溃散，我们象潮水一样扑打；哪里枪声紧密就朝哪里冲，这边打得没了声息，马上

又朝另一个枪响的地方扑去。辽西那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面，没了前线后线之分。我们的司

令部就在这弹雨炮火之中，在潮水一样涌来涌去的敌我双方的士兵群中。

“我们八纵司令部的具体位置是在前尖岗子村。激烈而又混乱的战斗中，敌人的五大主

力之一，新编二十二师的六十五团冲进了前尖岗子村。我身边没有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连。

枪打响后，邱会作跑了，跑了五里地，跑到后尖岗子去了。我在仓促中，组织司令部全体人

员，参谋、译电员、甚至伙夫都拿起了武器，利用村子的土墙进行抵抗。

“困兽犹斗，何况又是急于奔命的‘王牌’，仗打得十分惨烈。这张‘王牌’在辽沈战

役第一阶段和大虎山以南的战斗中，已经被我们八纵消灭过半，气势上早被我们压倒。所

以，尽管他们人多，尽管我们都是机关人员，仍然打垮了他们。纵队参谋长黄鹄显这样的高

级干部，也抓着卡宾枪象士兵一样战斗，亲手击毙了几名冲进来的的敌人。

“事后，罗荣桓曾对我讲：苏权同志，你在前尖岗子还当了一下‘连长’，打得很勇敢

么……”

三

茫茫雪原跳动着望不到头的狗皮帽子，刺刀闪烁出望不到头的寒光。

百万大军的脚步踏得山摇地动，在他们的前方是山海关、北平，是黄河、长江……

黄永胜红光满面，兴冲冲跨入挡有棉布帘的屋门。

“林总，我来了！”他立正敬礼，神采飞扬。

“嗯。”林彪还是那副平淡的面孔，那个平淡的声音，伸出一只手，与黄永胜一握便抽

回来，示意他坐下。

黄永胜仰面望林彪，两眼不眨：就是这副平淡的面孔，这个平淡的声音，覆手之间便歼

灭了国民党４７万精兵，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使东北成为共产党军队的战略大后

方。现在他统帅了１２个步兵纵队，１７个独立师，１个炮兵纵队，１个铁道兵纵队和３０

万地方部队，是真正的百万大军。现在他就要率领这百万大军转战关内各战场，这支力量简

直是没有谁能够阻挡。

“林总，”黄永胜见林彪深思着迟迟不开口，激情难捺地说：“这次入关，单是咱们

‘四野’一家也能跟蒋介石一争天下，彻底打垮他！”

林彪既不夸他豪迈，也不骂他狂妄，就象没听见一样，平平淡淡宣布他思考后的决定：

“你回八纵，还任司令员。”

黄永胜又是一阵激动，马上又转为疑惑，小心翼翼探询：“那段苏权呢？”

“入关后，大仗不会少，但一次会比一次好打。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元气丧尽，我们放

开脚追就行。”林彪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讲，不理睬黄永胜的疑问，“平津会有一仗，估计

动嘴要比动手多，然后就可以过江了。”

黄永胜两眼闪闪发亮，仿佛林彪在他面前施过魔法一般，突然展现出一个美妙的童话世

界。可是，他还是忘不掉心中的疑惑：“我回八纵，段苏权去哪儿？”

林彪皱了皱眉，勉强接过黄永胜的话题：“他是冀热察的人，程子华推荐的，进关不合

适，还是留在东北好。”

“段苏权要是闹意见呢？他跟任弼时、罗荣桓也很熟……”

“他不象你，”林彪直到这时才看一眼黄永胜，“他不是一触即跳，他是忍辱负重。”

黄永胜有些红了。

但是他也笑了。

程子华汇报完工作，绕山绕水地问林彪：“苏权同志还好吧？”

话问得不明确，林彪回答得也模糊：“弱一些。”

程子华微微蹙一下眉毛，说：“苏权来时，八纵３万６千人，武器很差，现在发展到６

万人，武器精良……”

林彪淡淡地说：“四野１２个纵队，都发展到五六万人，武器精良，关内没有哪支部队

能比。”他瞟一眼程子华，“我们来东北晚，没有接收到日本人的武器。开始武器都很差。

现在精良是从国民党那里缴来的。”

程子华听出弦外音，忍住了，继续说：“八纵牺牲５千，歼敌６万，立大功以上功臣３

４５１人，命名１２个英雄单位，６个英雄个人。我看苏权同志不弱。”

林彪难得一笑：“那要看和谁比。四野牺牲６万，歼敌４７万。英雄功臣不计其数。牵

头羊来也变成虎。”

程子华明白无法挽回，便问：“黄永胜回八纵，段苏权怎么办？”

“他自己早说过，不愿来八纵，愿意留冀热察工作。”

“怎么安排？”

“留东北军区作战处当处长。”

“怎么？降一大截子！”

“打一个锦州就三次通报，如果打北平南京会怎么样？”林彪将早已准备好的材料交程

子华：“你自己看，毛主席都讲了话。”

程子华看着材料，心里明白有冤枉却硬是说不出一句话。

林彪送客，口气变柔和：“要是另有合适干部，你再给我推荐么。”

“没有，没有，暂时没有。”程子华忙不迭说了三个没有，告辞林彪。

３个月后，罗荣桓同段苏权谈话：“你的问题是作风不泼辣，不善于坚持己见。但你为

人忠厚，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八纵受通报批评不能由你个人负责，纵队其他领导对你在军

事上帮助不大。现在战争主要是讲组织，做做参谋工作对你是有好处的。但在分配工作上是

不妥当的。”这次谈话之后，段苏权由作战处处长恢复原级别，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有

人将此事报告林彪，林彪说：“我同意的。”

据说，林彪对他的一员爱将讲：“苏权是个老实人，我不是要处分他，我是处分冀察热

辽。”

１９５５年，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那天，站在他周围的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团

长；在他的前排，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行列中，有几位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师长；再前排，被授

予上将军衔的行列中，站着当年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的的一大批神采飞扬的将军。

肖文玖将军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段苏权淡淡一笑：“组织

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漆远渥将军说：“老段，这一个花你还扛它作什么？”段苏权仍是淡淡一笑：“组织上

给的我怎么不扛？”

皮定钧将军说：“老段，才让你任个战略教研室副主任，你还干个啥？”段苏权还是淡

淡一笑：“这是组织上决定的，我服从。”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揪军内一小撮”。

抗战时，曾与黄永胜搭档的王平上将被关押。有人说：“段苏权也不能放，他在东北夺

过黄总长的权。”

黄永胜摇头：“那是程子华，不是段苏权。不要动他了，那是个老实人。”

“九大”结束后，有人说到段苏权，想“动动他”。

邱会作说：“九大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咱们八纵就出了１０个。”

丁盛说：“苏权同志也是咱们八纵老人了，他没当中央委员。”

吴法宪说：“他才授个少将，是低了，可是他从来没跟老帅们讲，这样的人不要再搞他

了。”

段苏权自己也对聂荣臻谈到这件事：“聂帅，我们１个八纵，出了１０名中央委员。”

“有这种事？”聂荣臻始而惊讶，继而皱眉，最后深思着说：“１个纵队，撤１名司令

员，出１０个中央委员，这样搞就是山头主义，很危险……不行，我得讲话，我向中央反

映……”

“九．一三”事件后，程子华对段苏权讲：

“在东北我说什么了？”他无限感慨地叹一声：“唉，早听我一句也许不会发展到今天

这一步。林彪将将，术有余，少……”

少了点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四

黑色奔驰车在北京二环路上一个劲超越。

秘书李杰回过头：“段政委看了《大决战》有意见……”

“拍得挺好么，建国以来少有。”权延赤仰坐在宽敞的后座椅上揉太阳穴。

“主要是为八纵不平。”

“大决战，不能只看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等会你听段政委给你讲。老头子看完电影就让我给总政杨白冰主任打电话，还写信，

要求组织‘四野’和冀察热辽的老人讨论……”

天色暗了，工作人员开灯，端上切好的西瓜。

权延赤合上笔记本，挠挠刚剃过的青幽幽的光头皮：“段叔叔还有什么补充吗？”

“这些资料、电报，你都可以看。中央命令林彪派部队占营口，高岗和伍修权也建议，

林不听。伍修权写的回忆录有这一段。程子华、李运昌都谈过写过许多东西，你缺什么可以

再联系。”

“别的没什么，我只是担心部分内容牵扯到军史……我只能说明这是一家之言。”

“是历史，一家之言也是历史；不是历史，众家之言也不是历史。”

“就这样吧，我‘消化’两天再写。”

段苏权两手抖抖地将一牙西瓜递给权延赤，看着他吃，自己并不吃，底气不足地小声

说：“我老了，身体不行了……过去没讲过，现在想说。八纵在东北牺牲５千多，不讲讲，

不好见他们……”────

月黑风高的凌晨

作者：相炳

在中国古老的农历里，凡是月末和月初的夜晚由于不见月亮，就称作“月黑天”，也称作“月黑夜”。由于夜黑无月光，能见度极低，这种自然景象被前人描述成杀人越货而不留痕迹的最好时机，如果有风的配合，再放把大火来达到消尸灭迹的目的，是再恰当不过的天赐良机。所以“月黑风高”一词就堂而隍之地走进字典，成为成语一族，它出处的本意就是指：“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中国农历的月底和阳历不一样，只有30天。1971年9月13日的凌晨是农历的7月24日，这天的凌晨，月不可说不黑，风不可说不高。在前一天的中午，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因为他跟普通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3点左右才就寝，午后才起床。所以这天的中午，其实才是毛泽东每天开始日常工作的时候，可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在凌晨1点55分，林彪的坐机刚飞出国境，毛泽东就从容镇定地说了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好象副统帅的出走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

地图的疑惑

林彪坐机在9月13日0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起飞，1点55分经中蒙边界414桩上空出境，2点25分在蒙古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坠毁。全程飞行了113分钟，其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而在蒙古国内飞了30分钟，这30分钟还要包括选择迫降地点。

林彪的坐机是怎么飞的？到底是准备去哪？本人无法得知，而且也没见过所谓的航行线路图，更不知道中蒙边界414桩的具体方位，但地图却是无法掩盖的事实。笔者在由中国总参谋部测绘局编制（1996年版），1：430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拿着粗糙的米尺，用直线测量法（笔者注：与空中实际航线距离肯定有误差，但不会影响分析出的结果），量过来算过去，均以北戴河为出发点，经过测算发现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具体数据如下：

—→大连:204公里：

—→北京:258公里

—→广州：1920公里

—→汉成:687公里

—→海参崴：1088公里

—→温都尔汗：1150公里（坠机点）

—→台北：1626公里

—→伊尔库茨克：1804公里

—→东京：1814公里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广州是最远的目的地，可事实上林彪没有到达广州。

如果说是叛逃苏联，那么距苏联最近的城市是远东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比温都尔汗的距离更近。当时在中蒙边境，双方都处于紧急战备状态，防空系统都日夜开启，就安全性来说，远东的海参崴是最佳选择，沿途都在东北境内，可事实却是北上去了大量驻军、防备严密的蒙古。

伊尔库茨克正好坐落在3点连接起来的直线尽头（北戴河—→温都尔汗坠机点—→伊尔库茨克）！如果林彪走这条直线，根据官方公布的出境时间1点55分来测算，北戴河到中蒙边界只有711公里，256号坐机用了83分钟，就必须以时速520公里的速度飞行，而这个速度对256号坐机来说，就慢得不可思议！再说温都尔汗（坠机点）距离伊尔库茨克尚有660公里，如果坠机时的“迫降”是因为汽油耗尽，那么想飞到伊尔库茨克就纯属天方夜谈。下面是李德生所写的《林彪叛逃的那几十小时》中的一个章节（笔者注：李德生在1973年8月30日中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副主席）：

直到午夜十二点过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

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

我听到这一消息深为震惊，来不及多想，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乘车向

空军大院驶去。

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负责人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

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空军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

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

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

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

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

到？”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

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

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

常。”

我问他：“有什麽特点？”

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

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我坐在标图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麽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

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

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麽向全国人民交代！

这架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麽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麽样的影

响？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

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在上面这几段文字里，可以看出256号坐机曾越过承德上空，那么在3点直线（北戴河—→温都尔汗坠机点—→伊尔库茨克）上已经出现西、东偏离的迹象，后面李德生亲自证实：“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很明显，林彪并没有走所谓的3点直线，伊尔库茨克就很难说成是这条直线的目的地。在这段文字的最后，李德生等人看到飞机已经出境，都十分担心，但此时已清楚地提到了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后事安排——“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苏联，那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商量好了些什么对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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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厘米洞的证据一

中、苏、蒙三方一致承认坠毁的256号坐机右机翼下有一个开口、没有洞穿，直径达40厘米的洞。这个洞，正是飞机右边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位。说它大，飞机坠毁时没有造成解体，而四分五裂；说它小，足以造成烈火焚身，而毁灭一切。这个形同锅盖大小的洞，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铝刺外翻，显然是受内力所致。那么，它受到了什么力？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洞的边缘铝刺外翻，是着陆时油箱内部爆炸引起的。”这不禁令人起疑：着陆时引起油箱内爆，为什么不“爆”在机翼左边，或机腹的部位，这些地方都是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位，难道是纯属巧合！在右边机翼下部造成了这么个不大不小的破洞，从山海关机场相关人员的证词里可以找到准确的答案。

当时，机场的灯都没有开。只有飞机附近亮着一个聚光灯。飞机底下有

两辆油车，没有看清地面有几个人。只看见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

象是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林彪、叶群等人

一起向飞机上抓。

这是8341部队2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的回忆证词。除了于仁堂一个人的证词外，当时在场的人员几乎全部能证实：机场的滑行灯没有开，飞机就强行滑出。滑行时，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而问题暴露的关键恰恰在于：事后在现场检到撞碎的遗弃物！这个“遗弃物”是造成“直径40厘米的大洞”的罪魁祸首吗？显然不能肯定，如果飞机在起飞时，右机翼就因此破损漏油，是不可能飞出国境的，而飞机飞了近1000多公里航程，说明右机翼根本就没有破损成洞。那么“遗弃物”能和着陆时油箱内爆构成因果关联吗？

40厘米洞的证据二

右机翼能产生“遗弃物”，是因为要给飞机进行例行的“加油”，可加油车的出现是在13日凌晨零点10分，也就是林彪离开北戴河刚刚过去一刻钟左右的时间，是由航空兵XX师派驻山海关机场的李海彬要来的（笔者注：李海彬要加油车一事，出自林雨星所著的《林彪全传》第二十八章【大结局】），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来加油，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笔者正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加油车不可能来加油，其理由如下：

1、256号坐机于9月8日，由林立果从山海关飞到北京西郊机场，11日晚在西郊机场已经加了一次油。9月12日上午8时林立果公开地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机内储存的燃油仍足够飞遍大半个中国，完全能飞抵苏联。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和林彪都是知道的，所以用不着再给飞机加油。

2、256号坐机于12日上午8时就飞到了山海关机场，整整一个大白天怎么不例行加油，而非要等到漆黑的凌晨左右，到底是担心汽油会爆燃，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对飞机的例行加油难道必须安排在晚上进行。

3、不知道女儿林立衡在起初都说了些什么，周恩来就从话里分析得出林彪要叛逃的准确结论，并依此指使李作鹏、吴法宪等人在晚10时左右兴师动众地去调查一架飞机！这明明是嘴上在说调查，实质是把毛泽东准备控制飞机的企图公开地“通报”给林彪。从此时开始，任何人接触这架飞机必须经过北京的许可已经成为事实，那么加油的人员也不能例外。那么是谁派来的加油车（笔者注：本人并不怀疑李海彬其人，他或许是个执行命令的不知情者）？

4、例行加油的时间最早是定在22：00，在林彪离开96号楼后过了15分钟，加油车就正好赶到！这即使是算作巧合，可明知机内的燃油足够飞行1000多公里，可一来就是两辆加油车！殊不知来两辆加油车准备给飞机加多少油，才能弥补林立果从北京到山海关机场，已经飞行258公里的耗油量？难道一台加油车尚不能弥补258公里的耗油量？一台加油车究竟能载重几吨油？

5、机场已经实行了灯火管制，其目的就是要控制整个机场，当然首先就是控制这架256号坐机。表面上是禁止飞机起飞，但实际上是在漆黑的夜晚控制住了机场的灯光。而且所有的人员都知道：“飞机的起飞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那么在起飞前的一刻钟，加油车就敢贸然加油，假如林彪是在一刻钟之前起飞，那么就不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吗？

6、林彪离开96号楼去机场的行动是严格保密的，仅仅5个人就坐车迅速出发（侍卫长李文晋中途下了车），从林立果当时不断强行挂断所有工作人员的电话就足以说明这个保密性。而机场这边，连陪同林彪随行的机组人员都没有来得急配齐，就幻想给自己的坐机加上那么一点点燃油，这岂不成为笑话！

7、林彪登机时，没有走正常的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很明显林彪赶到机场登机是没有预先计划的，连舷梯都没有放下来，这起码能说明林彪在策划的时间上很是仓促。如果加油车是林彪计划安排来的，那么就会同时在机场暴露出自己的行踪，而且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从加油车出发到启动加油装置，再到飞机起飞，能加进油箱多少油，林彪难道会不知道？当时的山海关机场基本还“掌握”在林彪手里，对机场发生“灯火管制”的情况他是知道的，提前暴露机组人员的行动是无法避免的，但加油车的到来是他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综上所述，加油车的出现与情与理，都不合乎逻辑。而事实正是因为林彪的保密，在突然准备登机的行动被公开明了后，加油车就及时地赶来加油，这难道仅仅是个意外的巧合！

40厘米洞的证据三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重173公斤，运行轨道距地球2384公里，卫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可想而知中国的无线电遥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农历月末的机场是相当的黑，既然不是林彪派的加油车，加油车去了当然就不可能加油，不然因燃油耗尽而迫降就不能顺理成章。但是去的是两辆加油车，两辆油车又都紧靠在一起，使暴露出的问题更多：两辆油车为什么不一左一右同时加油？左机翼油箱难道没有加油的接口装置？而且在右机翼的上、下站那么多人在干什么？这一切无法不让人深思！其实，很显然他们正在干切断林彪的后路的活计：利用其先进的遥感技术，以加油为掩护，往右机翼油箱里装进一颗小型遥控炸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善于断敌后路”，是林彪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晶和高度统一，是他俩都擅长的谋略套路。从飞机残骸来看，散布集中，机上人员尸体没有分散，形状清晰可辨，这说明飞机不是高空坠落，在空中也没有发生大的爆炸，显然不是外力的原因，而是右机翼下部的内爆使大量航空燃油外漏，引发大火，而仓促坠毁。

40厘米洞的证据四

因中苏双方意识形态全面对立，导致严重的军事对抗，在漫长的边境上互驻重兵，剑拔弩张，双方屯兵都超过百万人以上。1971年的双边关系虽比1969年有所缓解，但边界仍处在紧急战备的状况下，对天空的警戒当然不会丝毫放松。林彪的坐机体形庞大，与战斗机的速度比起来就显得过慢，它突然出现在高度紧张的边界低空处，随后又进入蒙古领空，在对方的军事人员看来，这架来历不明的飞机会使他们感到格外地吃惊和紧张，而不敢贸然采取攻击的行动，分析的理由如下：

1、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处在战备状态下的边境从未出现过类似事件，虽然苏联在80年代发生过击落民航客机的事件，但256号的出现还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情况错综复杂，莫斯科考虑、分析局势的时间有限，如果仓促地下达进攻的命令，其后果是谁也难以预料的。

2、从飞行的轨迹来看，自起飞时就在自己的国境内东闯西串，毫无航线地乱飞，飞行的高度也达不到普通民航的标准，林彪此举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引起边界的注意。在边境附近的上空经过充分的示警后，突然闯入了蒙古国境，这在对手看来不可能是迷途的民航班机。

3、没有那个国家会派出一架这样的飞机来从事军事活动，因为2000-5000米的高度对低空飞行的侦察机来说，就显得太高；而对高空飞行的侦察机来说，高度又明显不够。其飞行轨迹杂乱无章，在雷达上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不可能是首先发动军事攻击的战斗机，即使是空降机，仅此一架飞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4、飞机飞得既低、又庞大，对蒙古驻军来说无须使用导弹，仅用高炮就能将其轻易击落，也正因为如此，就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中国已经有一定的核反击能力，如果轻率地打响第一枪，去摧毁这架容易遭受攻击的不明飞机，很有可能是引发双方大战的导火索。

5、飞机只飞行在蒙古境内，尚远离苏联国境，对苏联本土还未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要知道蒙古军队的指挥权掌握在苏联手上，所以蒙军不可能擅自做主，去独自攻击这架简直如同飞碟的奇怪飞行器。

综上所述，不敢贸然攻击这架飞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就是用非攻击性手段让它迫降。而中国的导弹即使能准确地在温都尔汗上空将其击落，就导弹的破坏力而言，仅仅只造成40厘米的破损，可不是一般的导弹炸得出来的，何况首先将导弹发射到强大的苏军辖区，毛泽东还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即便是蒙军、苏军使用了先进武器，包括导弹、炮弹等，其攻击的效果也很难造成这样的破损。笔者相信，蒙古驻军肯定想方设法跟这架飞机联系，很可能起飞战斗机来使其迫降。因此右机翼下那个40厘米洞，即便抛开“边缘铝刺外翻”的证据，也不可能受到过任何的外力攻击。

40厘米洞的证据五

飞机起飞后，机组人员不可能发生任何反抗。从登机的情况看，机上、机下所有人都知道如下情况：

1、据官方的解释说明：在北京的周恩来指派吴法宪从晚上10点就开始查证这架飞机，飞机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机组人员如此地胆大妄为，这可不是违反党纪、军纪的小事情。

2、机场有8341部队拦截的枪声。早在起飞前半小时，在北戴河驻地，就已经响起过枪声，北戴河与山海关机场、北京的通讯高度畅通，就当时机场紧张的气氛来看，在场的人员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机组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好证明。

3、林彪登机时，机场已经实行灯火管制，漆黑一团，他没有走正常的舷梯，而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而且是自己的司机在下面将其“扛顶”了上去。杨振刚在北戴河就亲耳听到了清脆的枪声，此时既不反抗，还去帮林彪，这不是死心塌地得不要命了吗？机组人员也没有因此起疑心，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飞机就这么轻易地起飞了！

4、如果机组人员真要反抗，那么在飞机起飞之前，就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机组人员的配备不齐，完全有借口拒绝起飞，而且8341的部队就近在眼前，反抗是轻而易举的，可事实是连一点反抗的迹象都没有（笔者注：事实上确有人反抗过，但不是机组人员，而是林彪的侍卫长李文晋）。

6、机组人员没有佩带自卫的武器。在起飞后，即使再想反抗，也是机会尽失，而且他们都知道机场的情况——飞机已无法安全降落，此时再反抗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机组人员既不反抗，还齐心协力地让飞机起飞，一路都在林彪的命令之下正常飞行。那么在温都尔汗迫降时，机组人员都有生还的希望，却因为反抗，或者因为燃料用尽，反而手忙脚乱地要把飞机搞得东摇西晃，弄得操作失灵而无法平稳下降，这与情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40厘米洞的证据六

周恩来的“禁空令”是事实存在的，他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排在林彪之后，除非是毛泽东亲自下达“禁空令”，否则阻止林彪起飞就是烟幕。因此周恩来的“禁空令”虽对林彪的“死党们”有效，但对林彪本人来说：不是限制其起飞，而是禁止其降落，就是要禁止其可能降落在大连、北京、广州等国内所有的机场，甚至包括飞回山海关。

1955年4月11日就发生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空难事件。当时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和随团记者，从香港起飞，在飞往雅加达途中发生爆炸，飞机坠入沙捞越西北部海域，全部人员遇难，而这位总理先生当时正是因故改变了计划，才得以幸免。也许是历史的教训给周恩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象，在飞机起飞后，就严密地注视着林彪的一举一动，时刻掌握着具体方位。尽管官方证实周恩来曾向飞机发出呼叫，称其准备欢迎副统帅的归来，并准备亲自去机场迎接，可林彪的坐机所经过的机场都漆黑一团，这叫他怎么能“安全”地降落下来。既然不能降落到应该降落的飞机场，周恩来此举，就是逼林彪降落到除了飞机场以外的任何一个荒郊野外的场所。

如果林彪按照周恩来的计划安排，在国内某地降落，他就无法解释深更半夜强行起飞的事实，对只有一个思想的7亿人民来说，无异于跳进了黄河，怎么也洗刷不净自己的清白。因为林彪无法给出一个说得清楚、明白的交代，毛泽东的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就是在不久前，戴着“叛徒”、“内奸”、“工贼”等好多顶帽子刚刚死去，据说他的骨灰都无法找到。现在能有林彪的确凿证据，结合他在庐山上想当“国家主席”一事，先给林彪戴一顶“野心家”的帽子，然后再根据林彪飞行的动机，经过周密地判断推理，然后补戴几顶“叛徒”、“卖国贼”的帽子，完全可以叫他至死都反不了案。由于降落地点在国内，对林彪来说安全性毫无保障，但对毛泽东、周恩来来说就是天赐良机，因为其安全保密性极高，对肆意隐瞒事实真相、善于借题发挥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联系到“9.13”前毛泽东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一系列英明措施，如果说林彪能安全地降落到国内任何地方，其结果会怎样，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林彪作出葬身外蒙的抉择，是毛泽东阴谋策划的一个巨大漏洞，它造成256号坐机的航线无法肆意篡改，降落地点也无法任意隐瞒，事件造成的前因后果不得不向国人、乃至世界作全面公布，更为关键的是这个“40厘米的洞”必须“光明正大”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林彪那把老骨头就能保存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忠魂依旧守辽东

在文革中惨死的刘少奇是无法与林彪相比的，副统帅已经直接掌握着枪杆子，其能力、地位已经远超前任接班人，其政治、军事谋略足以功高震“国”。毛泽东若用发动类似“文革”的非法运动再来打倒林彪，其胜算绝无可能，即使用一个“想当国家主席”的名义，经广泛的舆论宣传，最终演变成“野心家”的罪名，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全面击倒林彪。这从他们俩人死后的结果来看，就完全不同：刘少奇案件的性质在邓小平翻案前，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可林彪的性质几乎是一年几变，年年都花样翻新，变化最大的就属邓小平时代的定性，其反文革罪行全部被推翻，案件性质发生了彻底对立的转变，可罪恶行径反而越变越严重。这是因为林彪已经树大根深，在全国已经形成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个人崇拜偶像，对只有一个思想的7亿人民来说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毛泽东，他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不能说的话，干毛泽东想干的事，其实，这正是这位天才谋略家的真实本事。

九大召开不久，刘少奇等人刚刚被打倒，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重新主宰一切的局面刚刚形成，若想紧接着再废倒一个亲密战友级的接班人，军事天才可不是光吃素的，仅凭借他那张不善言词的嘴就足以让毛泽东无法去向党和人民交代得清楚，其结果会对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会产生什么影响，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因此，既要自己不受牵连，又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除了用隐瞒歪曲事实真相的手段去杀人灭口，就别无选择，“9.13”事件就是诱逼林彪上飞机，然后直接谋杀之，造成“野心家”罪行败露的大阴谋！这从当时双方势力的分布上就可以清楚看出，究竟是谁在月黑风高的晚上搞“阴谋诡计”。

9月12日下午2点，毛泽东到达丰台站，召见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李德生、纪邓奎、吴德、吴忠等，吩咐李德生调1个师去南口，“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就是毛泽东当时对两人的评价。晚上纪邓奎被周恩来派到北京军区，加强对北京部队的指挥，李德生被派到空军司令部，复查空军的指挥，北京机场已有坦克开进。晚11时左右，林彪在北戴河驻地，处在汪东兴、张耀祠的8341部队严密保护之下；黄永胜、李作鹏等因参加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陪伴在周恩来左右，协助工作；吴法宪，被周恩来派到西郊机场，受到同由周恩来指派的杨德中协助，说是以防万一。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无敌元帅就是处在这种境地下，得出自己准确的判断，以自己神奇的速度，毅然决然地赶到了机场。从此时双方的形势图中可以清楚看出，林彪的“四大金刚”均被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握控制着，基本上都是身不由己、动弹不得，无一能脱身而成功起飞，与此同时，《“571工程”纪要》里所谓小舰队骨干成员基本都放任自流，尚能自由出入、分头活动，这足以说明这份后来发掘出来的《“571工程”纪要》有几分真实性可言，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林彪能从容地起飞，已经明白过来这一切。嘴里说欢迎副统帅回来，可机场一遍漆黑；8341部队那前紧后松式地追赶，那一次次响起送行的枪声！林彪知道该做什么事了，包括所有的随机人员都明白，也知道自己在最后的时刻该做些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就是要沉着冷静，不能有眼泪；该做的就是朝着自己元帅亲手指定的目标前进。但是，林彪在走之前，总该向后人有个交代吧！

飞机上的“黑匣子”是不可能留给后人的，通讯记录也会被篡改、隐瞒。因为“有”或者“没有”记录，后人都不可能知道，没有“黑匣子”是因为有人早先做了手脚，如果有“黑匣子”就必定落到必须隐瞒事实真相者的手中，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归宿处在谁主宰的国度！所以林彪唯一能告诉后人真相的，就是自己飞行的绝迹和死后的残骸所在。在此决定下，林彪没有穿戴降落伞，也没有让飞机打开减速板，如同天马行空一样，独来独往，从容不迫地翱翔在月黑的天空！直至最后，右机翼突然自发大火……

俗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直径40厘米的洞，就是毛泽东经过周密策划，设计好了的最佳解决方案。纸，终究是包不住火！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想法：“9.13”已事隔31年，铁证不可能全部销毁，起码在今天，林彪的尸骨尚存，后人尚在，据说女儿林小琳和林立衡都健在，运用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要证明这些疑团已经不存在任何困难。

林彪的军事思想和政治谋略远胜过毛泽东，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历史上最了解毛泽东的除了林彪没第二个人。如果凭借在党内、军内的威望，以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带出来的强兵悍将，去发动内战，在政治、军事上打败毛泽东不是很困难的事，但是他却担心自己一生的功名毁誉一旦，无数的生灵要再遭涂炭，国家的利益将因林彪的名字，受到残酷的浩劫，给民族带来的是毁灭的灾难，他无意改变至高无上的皇权意识，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已经早有结论：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英雄们是不可能为自己的名利去为祸自己的祖国，去加害自己的人民。在毛泽东杀气腾腾地南巡回京，目标直指北戴河的同时，林彪安然不动，毫无反抗，这足以表示出他准备引颈待戮的决心。

“9.13”前他已经静思多日，如果坐以待毙，高岗、刘少奇、贺龙、张霖之等就是他的结局，“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临刑口占》，风波亭前“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那些以“叛国投敌罪”处决的民族英雄们，在眼前一目目闪过，驱使着倔强的林彪拿定主意，要去决定自己归宿。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常胜将军，早已选好了一这块宿地，他没有立即执行的原因，或许是想换个安静的环境再等待毛泽东的态度转变，也不失为上策。可是在9月12日的晚间，喜静的他被搅得无法安睡，周恩来最后的电话说明毛泽东的屠刀已经高举，他必须从容应对，所以决定隐蔽快速地离开北戴河，为了不使更多的无辜者成为的牺牲品，走的时候只带了自己的2个亲人和3个亲兵。

一生都没有打过败仗的常胜将军，就是要在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打一场与毛泽东决斗的胜仗，所以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自己坐机成功起飞。对毛泽东的哪几套军事理论，军事天才全了如指掌，两人的风格虽都以“善断敌退路”为所长，但林彪的谋略更深、更远，更别具一格！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林彪知道自己付出的只是生命，而得到了彪炳千古的永生！而毛泽东只得到了权利，却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

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处境对无敌元帅来说是短暂的一刻，但对毛泽东来说却是永远的永远！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林彪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该向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告别！

该向自己深爱着的人民告别！

该向自己的战友们告别！

该向骨肉分离的亲人告别！

该向长江北岸的故乡告别！

该向平型关告别！

……

他命令飞机低飞，尽管窗外一片漆黑，也要最后看一眼他深爱的祖国河山；他不能走直线，尽管会被诅咒唾骂，也要最后多看一眼他深爱的黎民百姓。看着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竟没有一块落脚之地，64岁的老人致死不悔，因为经过他的奋勇抗争，“苏修亡我之心”必将破灭，毛泽东的神坛即将崩塌，祖国的聚变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封闭的大门如同历史车轮必须滚滚向前，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竞争是他终生的宿愿。此时此刻，民族英雄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林彪在用自己飞行的绝迹向世人告别！

谁能在24小时高度监视天空，能清楚看到自己飞行的绝迹？谁能在若干年后再也无法隐瞒、歪曲事件的真相？只有中、蒙、苏边境，只有这片令“天马”朝思暮想的草地，这是自己埋藏多年的心愿，今天终能实现！从1949年到1959年，经过10年的卧薪尝胆，10年的呕心沥血，今天终能实现！从1959年到今天，12个春夏的操心，12个秋冬的奋斗，今天终能实现！因为“忠魂依旧守辽东”才是林彪的终生夙愿！

为追寻汉武帝的天马魂，林彪在蒙古安了身，等毛泽东翻然悔悟过来已为时晚矣，后悔、懊恼也无济于事，因为林彪的肉体不可复生，但精神永存！“9.13”毛泽东成全了林彪的一生，他的死应了毛泽东评价刘胡兰的一句话：“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林彪的死跟这位山西的小英雄一样：彪炳千古，万世流芳！可毛泽东在他残存的最后几年，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去销毁证据，去掩盖真相，去歪曲历史。为了使冤案永远成真，为让世人、后代信服，中国就必须在他的思想指引下永远斗争下去。可结果恰恰适得其反，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临终嘱咐不可能指引永远，阴谋家的本性终究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林彪用他的死证明了他是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被苏联克格勃煮过的铁骨和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的诤骨一样，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才正式开始，也就是说林彪虽死，但常胜将军没有输。他既折了毛主席的阳寿，也折了毛主席的阴寿！因为从这一天起，知道毛泽东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也死了的人越来越多。毛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仅仅剩下在中国人民彻底清醒前的一种简单维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毛泽东决裂，并逼毛泽东出手谋杀之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虽比林彪年长14岁，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真正知道这位“无敌元帅”的厉害！林彪的生命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25分走到了尽头，享年64岁。历史会永远记住这9个人的名字，他们是256号坐机上的全部人员，名单如下：

林彪，64岁；

叶群，（年龄不详）；

林立果，26岁；

刘沛丰，（年龄不详）；

杨振刚，（年龄不详）；

潘景寅，（年龄不详）；

李平，（年龄不详）；

张延奎，（年龄不详）；

邰起良，（年龄不详）。

九一三前夜的秘密召见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中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正在家中吃饭，忽然接到了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有重要任务。

吴忠赶到吴德家后，吴德说：“我们马上走，具体情况车上谈。”说完与吴忠上车，向北京市郊飞驰而去。

在路上，吴德简短向吴忠介绍了情况，说：“主席已从南方返回北京，专列将停靠在丰台车站。中办要我们马上到丰台去，主席要和我们谈话。”

毛泽东到外地巡视，一般都是夜间回京，而且很少停靠丰台车站。吴忠听完吴德的介绍，心中一怔，隐隐感觉到这次谈话，非同寻常。他小心地问：“主席怎么突然在白天回京，还停靠在丰台车站，我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呀�是不是有什么重大情况发生�丰台车站的安全保卫工作怎么办�还有，主席要听卫戍区工作汇报，要不要通知杨政委一起去�”“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吴德说，“中办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是汪东兴同志要我们马上到丰台，而且只通知你和我两人去，谈什么，哪些人参加，都没有说。既然没有通知卫戍区布设警戒，肯定是中央另有安排。等到了丰台，见到主席，一切都清楚了。”

汽车驶入丰台车站，站台上空无一人。过了一会儿，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和政委纪登奎也乘车赶到车站。四人正在寒暄，毛泽东的专列于１３时１０分进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下车，带着４人上车，走入毛泽东的车厢。

毛泽东端坐在车厢中央的沙发上，手中夹着一枝点燃的香烟，见到４人后，站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然后示意众人坐下。

毛泽东先问李德生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在李德生谈到阿尔巴尼亚方面对尼克松访华的态度时，毛泽东说：“他们是左派，我是右派。”众人听了大笑起来。

李德生继续汇报出访情况，但毛泽东显然对听汇报已经没有兴趣，说：“你们打过鱼吗�你讲的是目，我要讲的是纲，纲举目张。”示意众人听他讲话。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谈话持续近两个小时，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人讲，众人只是偶尔插话，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从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谈起，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庐山会议上面，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我说过，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这时，吴德插话，说：“主席，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看六号简报的内容，就签了名，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我要向主席和中央深刻检讨错误。”

“没有你的事。”毛泽东大手一挥，加重语气地说出了四个字：“吴德有德。”

毛泽东继续说：他们讲天才论，就是在搞唯心论。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主席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一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侃侃而谈，吴忠在旁边越听越紧张。吴忠并不知道毛泽东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更不知道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期间，曾多次指出庐山所发生的事情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这场斗争的实质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并公开点名批评林彪，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他也根本想不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此时已经狗急跳墙，正在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但是，自庐山会议召开一年多时间里的党内斗争，已经使吴忠感觉到了局势的紧张。

毛泽东此时已经谈到了核心问题：“五个常委，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目的的嘛�”吴忠闻言，不由地脱口而出：“主席，我们党内可能有坏人吧�”毛泽东转头面对吴忠，凝视片刻，方点点头，满意地说：“讲得好，吴忠有忠�”毛泽东吸口烟，又强调说：“你讲得对�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结，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确实是有坏人�”毛泽东的谈话到下午３点多钟方告结束。吴德和吴忠驱车回城后，径直来到台基厂５号吴忠的住所。吴忠关上房门，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与吴德一起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逐句进行回忆，仔细研究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明，中央已经下决心要彻底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但是毛泽东的谈话只是在打招呼，自始至终都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字。要不要向市委常委和卫戍区常委的同志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怎样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才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干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总体部署，吴德和吴忠一直讨论到９月１３日凌晨１时多，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吴德说：“脑袋都昏了，干脆先睡觉，明天再说。”

吴忠送吴德出门后，刚躺下不久，电话铃突然响了。长期军旅生活养成了吴忠的职业敏感，不用开灯，他就知道这是通往卫戍区作战值班室的专线电话在响。

他习惯地看了一下床头的闹钟，指针指在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３０分。话筒里传出秘书李维赛急促的声音：“司令员，周总理要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有紧急任务�车子已在你楼下等候�”汽车疾速掠过空旷的街道，不到１０分钟，就冲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前。中办的一位同志已在门口等候，马上把吴忠带到了周恩来设在大会堂的办公室。

吴忠进屋后，发现吴德已经坐在沙发上，周恩来正在隔壁打电话。两人刚刚分手还不到一个半小时，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吴忠走到靠墙的一张椅子坐下。

这时，隔壁的周恩来忽然提高了声音，大概是线路不好，周恩来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叫：“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跑了，你还听不懂吗�”吴忠“腾”地站了起来。毛泽东刚刚打过招呼，因此他一听周恩来的话，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可怕的念头划过他的脑海，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乘飞机逃跑的人是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他转身看看吴德，发现吴德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嘴巴张得大大的，一脸惊异的神情，见吴忠转身，忙问：“你听清楚了吗�总理说的是谁�是不是林彪�”“就是林彪�”吴忠还没答话，周恩来已经打完电话，从隔壁房间走了进来。吴忠后来说：“总理面色苍白，神情冷峻，似乎忽然苍老了许多。我到北京后，多次面聆总理的指示，可哪一次都不如这一次印象深刻。我从来没有见过总理如此震惊、紧张。”

周恩来已经是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他对吴德、吴忠说：“叫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而严重的事件。林彪跑了�带着老婆、儿子从北戴河乘飞机往北边跑了�他这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叛国投敌的行为�”周恩来向两人简单介绍了林彪出逃的经过后，说：“现在已经可以断定，林彪出逃的目标是苏修。刚才接到报告，又从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也是朝北飞行，目标与林彪是一致的。空军歼击机起飞拦截后，雷达显示，直升飞机在北京郊区消失。”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党的副主席外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国内外会有什么反应，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料。但林彪的党羽、死党不少，要防止他们趁机作乱，同时也要防止国外反动势力趁火打劫。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做好了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的准备。”

他目光炯炯，盯着吴德和吴忠说：“现在我宣布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由你们两人具体负责执行。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吴德、吴忠同时站了起来，共同表示：“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决不辜负党的信任�”周恩来与两人紧紧握手，示意他们坐下，然后说：“现在情况还不明朗，中央决定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北京市的范围内，只限于你们两人知道，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当务之急，是要确定首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实施方案。你们有什么想法，提出来一起讨论。吴忠同志，你是卫戍区司令，你先讲�”吴忠略加思索，说：“总理，我建议增加杨俊生同志参加组织指挥工作。”

周恩来不动声色，问：“为什么�他可以信任吗�”吴忠回答：“我向中央保证，杨俊生同志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是卫戍区政委，有他参加，便于指挥部队执行任务。”

周恩来遂决定：“同意你们的建议，增加杨俊生参加首都紧急战备的组织指挥工作，同时可以向他说明事件真相。”

简短的讨论之后，周恩来归纳所开列的措施，正式下达了命令：一、卫戍区部队立即协同民兵，严密搜索外逃的直升飞机，要人、机并获，并将搜缴物品直接报送中央。

二、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严密封闭北京的所有机场，没有中央的命令，任何飞机不许起飞和降落。

三、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

四、卫戍区立即向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同时，加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的警卫力量。

五、首都所有驻军进入一级战略，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

周恩来最后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起，你们只对我负责，向我直接报告。在发生突然情况时，可以临机处置，先斩后奏�”９月１３日凌晨４时左右，吴德和吴忠回到了卫戍区，打电话叫来杨俊生，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随后，三人共同拟订了紧急战略状态的部署方案，决定：卫戍区机关和部队马上进入一级战略状态，全员发动，全面准备，严密组织，就地待命，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

吴忠叫来秘书李维赛，令他立即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从现在起，卫戍区机关、部队只执行来自周总理办公室和他们三人下达的命令。对来自军委、总部的所有电报、电话，只收听，不回复。卫戍区的任何部署，一律不上报军委、总部。

卫戍区部队迅即出动。初秋的北京，城乡公路上骤然出现了一列列疾速开进的车龙，车上的士兵全副武装，神情严肃。轰鸣的马达，雪白的车灯，划破了黎明的寂静，也惊醒了部分熟睡的北京市民。一些早起晨练和上班的市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伫足路旁，惊恐地观望。

负责加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警卫任务的部队，与中央警卫团密切协同，隐蔽进入指定位置。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驻地附近，岗哨和便衣流动哨骤然增多，严密注视过往行人、车辆，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

负责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要害目标警卫任务的部队，干部亲自带哨，官兵荷枪实弹，同时在目标周围秘密安置了武装人员。

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的北京的５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重要罪证。

担负封闭机场任务部队，携带各种重型装备，于１３日凌晨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机常这样，到１３日晨曦初露时，卫戍区部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北京已经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战略部署调整也在加速进行之中。

林彪集团的成员，都是身居高位、执掌兵权的高级将领。而林彪作为“副统帅”，掌握着国家、军队的重大机密，他所逃往的那个北方军事大国，当时与中国关系紧张，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地区不仅面临着内部政变的危险，也面临着外部入侵的威胁，不能不全力防范，紧急备战。

１３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决定增调某机械化军以及部分坦克师、炮兵师，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并规定：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吴忠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为当时北京地区紧急战备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至此，北京地区的紧急战备工作全部落实，部队全部到位，做好了应付各种突发事变的准备。

毛泽东和林彪是如何形成同盟的？

·罗点点·

１９５９年彭德怀下台后，主持军委工作的一直是新国防部长林彪。爸爸回军

队，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主意。爸爸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红一军团出

身，同在抗大工作。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一个“山头”的。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从反左突然变成反右，以及揪出“彭、黄、张、周”

反党集团的做法，使全党沉浸在震惊和沉默之中。是林彪第一个打破了这片寂静。

他在当年９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异常响亮的声音：“毛泽东同志

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大家以主要力量学习毛泽东著

作，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

”。９月３０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

》。文中说：“１９５８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

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１９６０年１月，林彪在党中央的会上把毛泽东在延安对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

、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这一年春天在广州

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林彪再次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毛泽东思想真

正学到手。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

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嫌不够，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据说印数超过《圣经》的《毛主席语录》也是林彪在

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著作

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

背诵出来等等。

林彪就是这样独树一帜。他带着浑身熠熠的光彩，以一种即使在党内也鲜为人

知的语言，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像。

１９６０年９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在他的主持

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

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

俏皮地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颇为心领。爸爸回忆当时的情

况时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

主席表示了极大的喜悦。”

实际上，就是没有爸爸的报告，毛泽东也不会不注意到林彪这一系列举动。要

知道，大跃进的悲惨结局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代表的、正在全党蔓延的不满情

绪，使毛泽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受了孤独，透过这厚重的孤独的云雾，毛泽东

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他选定的国防部长，大异于人的一举一动。

但是，对于大跃进，对于庐山会议前后反“右倾”而造成的三年严重的国民经

济困难，对于这期间全国饿死了许多人的事实，毛泽东还是必须给全党一个交待。

１９６２年１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人数多于往常任何一次

中央工作会议，所以直接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

小平都对几年来出现的错误承担了各自的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在最后的

发言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

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

是我。”

这时候已经临近农历新年，毛泽东对大家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要大

家“把话都说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气出不完，话说不完，年也别回家过了。

”

在这个会上，林彪也发了言。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爸爸这个军委秘书长找人

替他准备的。林彪的妻子叶群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军委办公

地讨论这个发言稿的时候，她代表林彪说要加上关于毛泽东个人天才的内容。爸爸

经过一番考虑，斟字酌句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

个话是从中南海出来的，是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提的。”爸爸是好心地告诉叶群，毛

泽东本人未必同意天才的提法。爸爸这样说了，稿子上就没有出现天才的字样。

发言稿送到林彪的办公桌上，林彪觉得不是这句话写上不写上的事情，而是爸

爸他们搞的发言稿根本不能用，根本没有体现他的意图，完全要另起炉灶的问题。

他自己拟定了讲话提纲，而且，他在会上的发言果然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

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他认为，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

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

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

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

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

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林彪刚

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

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要爸爸、

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再做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好

后，毛泽东又很快看完，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令人

大为高兴。”毛要求将其“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还要爸爸把修改过的稿子

和他的指示送给林彪看，爸爸马上照办了。

以后，毛泽东又将爸爸叫到武汉梅园他的驻地，在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林

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来？”

爸爸认真地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

自己写出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

提纲去讲了一遍。”

毛泽东对爸爸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爸爸赶快颔首称是，而且很有一些自责。如果说他在和叶群争论的时候还对自

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有点自信的话，那么他在林彪面前，尤其在毛泽东面前，

就只有服膺和顺从了。

毛泽东要爸爸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同他商量开出几十本马列著作的书目来，

毛泽东还说他自己要替爸爸圈定这份书目，要爸爸好好学习。

爸爸风尘仆仆回北京找陈伯达开书目去了。他只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确实很需

要提高，至少提到和林彪相近才行。他没有意识到，林彪的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论，

已经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唯一的好学生。他更没有想到，林彪和毛泽东之间

正在形成一种同盟，来反对一些对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一系列做法表示怀疑的党内

领导人。事实证明，这些党内领导人后来都变成了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严

格说来，深受信任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此时并不在这一群赫鲁晓夫之中。但是，他是

否能够加入那个正在形成的同盟，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要作出一些事情

，更清楚地表明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才行。

访离休老战士楚成瑞

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我们来到楚成瑞老人的家。楚老今年７１岁，已

离休多年，但思维仍然很清晰，记忆力相当好，说起话来底气很足，健谈而又风

趣。老人祖籍山东掖县，早年随家人闯关东来到辽宁大连，１９４５年在营口参

加东北人民自治军，参军第三年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统帅林彪的司机。林彪坐

着他的车，从关外打进关内，从北平南下开封，然后又挺进汉口。１９５０年春，

在鲜花的簇拥下，他与林彪的“座骑”一同回到北京。后来，由于林彪身体状况

越来越差，乘车的时间少了，他就由司机改做了林彪的内勤，为重病中的林彪又

服务了两年多。我们在一起聊起了那段什么味儿都有的岁月。

话题是从林彪的身体状况说起的。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从投身黄埔，到北

伐，到井冈山，再到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林彪连年征战，功名天下，也把自

己的身体累垮了。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的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

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

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

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凌晨，奉命率１１５师师直属队

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

伤了神经，落下了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１９４５年９月，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

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

也险呀！

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是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

说，没有根据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漠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饿

死。开始打起仗来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时候，黄克诚给中央打电报，

说东北我军有遭西路军之危险，好在后来经过艰苦努力，才扭转了败局。

苦熬了３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

队发展到近百万。连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

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起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个好觉，可以说什么

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

不行。听人家说，可能与以前受伤有关系。还听人家说，在东北，有一次他吃了

自己配的药，半夜里发癔症，只穿着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

拖不住。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

呀！那时候，我们善打野战，但大兵团正规化的攻坚战没打过，还不占海空优势，

敌人又可以随时调华北、华东的部队参战；另外，驻守东北的国民党军也不是吃

素的，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

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

从１９４８年９月到１９４９年１月，在短短的４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

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

党中央和毛主席很高兴。１９４９年３月３１日，毛主席在北平亲自接见了四野

师以上干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参加了接见，听说还会了餐。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武

汉。但要消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可不容易。白崇禧非常狡猾，林彪三次

想抓住他，打个大仗，歼灭他，都让他跑掉了。白崇禧的兵也善于跑，他们穿着

轻便，装备轻便，善于走田埂儿小路、水网洼地。有时候你刚发现他们，一眨眼

的工夫，就像兔子似的，三蹦两蹿跑没影儿了。追不上，抓不着，林彪干着急，

更睡不好觉了。一直到衡宝战役，他才松了一口气。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先是长期失

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

捂在头上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候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

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

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吃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

讳了。

１９５０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

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着，他不让；警卫员跟着跑，他骑得很快，把警卫

员给撂下了（说到这里，楚成瑞哈哈笑了起来，可能又想起了警卫员憨厚又无奈

的窘态吧）。后来，警卫员们想了一招，在林彪骑车的地点四角各站一个人，他

骑到哪边，都有人护着，一见他的车要歪，就上去扶一把。但是，这么锻炼，效

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

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

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我们离

开汉口的日子是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３日，是乘的公务车，四个车厢，车厢里没有

座，都空着，有的车厢是睡觉的，有床，林彪那节车厢里有办公桌和椅子。

回到北京先住在南操场，我还是给林彪开车。因为林彪身体越来越不好，基

本上不外出，我的工作也不忙了。有时出去，就是去毛主席那里，中南海的丰泽

园，还是我给他开车。我感觉毛主席对他不错，每次谈完话，都是毛主席把他一

直送到门外。那时，他的毛病主要是怕冷和消化不好，后来走路也感到困难了。

当时的北京，春天还挺冷，林彪的车也没有暖气，但是车上有一支温度计，林彪

那时就很注意温度了。为了提高车里的温度我也想了一些点子，比如，林彪要出

车了，我就找四五个警卫员，先到车里挤一会儿，我先开着车上街转几圈。警卫

员们都是从基层来的小伙子，挤进首长的车里感到怪新鲜，都很高兴，人一多，

车里的温度也提高了。第一次这样做后，林彪一上车就问，今天车里暖和了，怎

么回事？我就如实招来。他听后说，是啊，人也是锅炉啊。因为身体太弱，一时

暖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有一次他到毛主席那里去，回来从车里下来，

只走了十几米远，他就没劲了，就走不进堂屋里去。有个叫薛会生的警卫员只好

把他背到屋里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形势有点紧张，大概在九、十月份吧，我们这些工作

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

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在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

内勤。

林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半年，即１９５０年３月经毛主席批准回北京

治疗的。战争爆发时，他不在国内。

林彪病重我改行

１９５０年９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回国。

１９５３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

吵闹。６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

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

进了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１９３８年３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

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

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２０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

都给累垮了。他烦燥，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

找到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都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有让你

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我那时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小时

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

连说话的劲也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

特想动一动，可是又不能坐又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

舒服些。

林彪平时就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

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时，也与我说几句话，比

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

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房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

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

墙拆掉了。房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

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去，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

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

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换得又不勤，床铺就潮。我

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

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

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了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

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

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尿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

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

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又

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后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

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

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

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

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

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

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

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

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

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

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

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

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

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

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在床上我是他的统帅。自从我做了

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

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

也怕他感冒，就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

搓。

骗他……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药，我也发现他神经

兮兮的。

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

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

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

？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

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

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三十六

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

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嘛？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

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黑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

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

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

说，小胖，你真行。

林彪那时一直把体温看得比命重，一旦体温“降”了下来，他也轻松了。一

天，他对我说，小胖，我想起来坐坐。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一看他，吓了我一跳。

他躺着的时候，由于屋子里太黑，胡子看不出有多长，一坐起来，胡子一搭拉，

竟有半尺多长，我一见就怔了。他见我发怔，就问，怎么了？我说，你的胡子…

…要不要把它刮了。他摸了摸，说，不行，刮了太凉。我说，那就铰一铰。他答

应了，后来就把他的长胡子用剪刀铰了铰。

不过，也有弄巧成拙的事。有一回，他真的病了，发烧、腰痛，痛得直在床

上打滚，当时，也把叶群急得不行。后来，上面派来了一些医生，做了化验后，

说化验结果没有问题。因为这次不比平常，这次是真病了。所以，林彪不信，叶

群也不信，叶群在和医生交谈时，发现医生大开着的上衣口袋有一张单子，抓过

来一看，正是林彪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有问题的。后来，林彪也知道了这件事，

很生气。我估计，医生向林彪隐瞒病情，也像我一样，是好意，可是没有处理好。

据说，后来叶群经常骗林彪，希望不是从我这儿学去的。

总理同意搭个棚子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

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

？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

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给总理汇报了我的一些作法，

总理笑眯眯地表扬了我，说，小胖想的办法很好啊！也就是这次，我向总理建议，

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

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

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

后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让他慢慢适应吧。人总不能永

远不见光吧。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

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

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

了。

由于活动多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其它方面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比如说吃

饭，原先他只能吃青皮鸭蛋，不能吃黄，只吃青。如果吃馒头，最多吃两个小馒

头，没有一两重，一切四半，放在白开水里泡湿，再吃那见不到水的“囊馒头”，

以至能吃肉末和菜做的小丸子了。

颠他……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

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

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

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

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

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

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颠车”是我先“发明”

的，也是逼出来的。那时，由于在颐和园里实在潮得不行，我们已搬到到了离香

山不远的遗光寺。

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

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

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

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

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

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他很听我的，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

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

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

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

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颠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

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了。

林彪同意“出去转转”

林彪生病后，常来看他的有总理、罗荣桓、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般总理一个

月来一两次，彭老总来的次数也较多。黄克诚来的时间不定，但来了以后问得很

详细，还出一些主意。

这里就说说黄克诚。

林彪身体稍好一些后，一天黄克诚又来看林彪，看完以后，他问我了，怎么

样，能不能出去转转。我知道他这个出去转转是指到外地去疗养一段时间，我说，

我得问问叶群。

叶群虽说是他的夫人，但想见林彪也不容易，林彪对谁态度都挺好，就是对

叶群厉害，有时，叶群在林彪那里挨训，我还听到林彪大吼，让她“滚出去”。

所以，那时叶群也怕林彪，去他房间不多。但林彪的治疗和行动，叶群也都了解，

也参加一些意见。

当我把要林彪外出疗养的事告诉叶群时，叶群说她也作不了主，还是得问首

长本人，我没有直接问林彪，先把他的小儿子老虎叫来，让他拉爸爸到外地去。

老虎还小，也不懂事，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缠着林彪要到外地去。结果，

一下子就让林彪给“疵儿”回来了。

这一招不行，下次黄克诚来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了。黄克诚说，我来试试，

结果，还真成了，林彪答应外出转转，但提出一条件，不能搞专列，只跟老百姓

的客车一块走。不久，上级也批准了林彪的行动。

林彪这样的干部，外出肯定是专列，为了不让林彪生疑，和铁道部商量，让

林彪的专列先跟客车停在一起，等林彪上了专列，再让客车先走。林彪在车厢里，

也就蒙在鼓里了。

车刚开时林彪还没有发现，哪知走了一段以后，林彪自己掀开窗帘一看，发

现不对了，就很恼火，坚决要停车，不走了，也不坐了。他很严厉地问我，这是

谁的主意？我装傻，说不知道，他又问随行的郭秘书，郭秘书也装傻说不清楚。

他还是坚决要停车，我就劝他，你说要停，就停得了吗？要是真停了，全铁路线

都得停，损失不小了，你说怎么办吧？他梗着脖子不说话了。这一下就把他拉到

了南京，又拉到了杭州。

林彪在火车上睡得很好，大概是因为火车开起来也是在颠、在震动的原因吧。

后来，林彪很喜欢坐火车，就是这个道理。

杭州的大铁床

在杭州的时间较长，林彪身体逐渐好转，只是还想他的“颠车”。他身体不

颠就难受。

这又给我出难题了。杭州可不比北京，上哪儿去找中卡，就是有个卡车，也

找不到北方的石子路让他颠哪。

听到这个情况，杭州的接待人员很认真，他们提出要为林总设计一个电动颠

床，还为此请来了一个工程师。当把要求向工程师提出来后，工程师怎么也听不

明白，最后我告诉他，弄个床，一开电门，人在上面就像骑马一样地颠，他才明

白点儿。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还要请别人研究一下。然后他

又是设计，又是画图，搞得很认真，最后，还真给造出来了。我一看，也够现代

化的。又是电动机，又是齿轮，又是皮带，半圆形，整整装了一屋子，足有几吨

重。一开马达，那玩艺就轰隆隆地响起来，上面装的铁床就开始震动。

这个“大铁床”装好后，就让林彪来震，结果，他只震了一次，还不到３分

钟，就再也不来了。这种震法，跟军用卡车在路上猛颠的感觉是两码事。就像电

影里的打仗，怎么也跟实际打仗不一个味儿。林彪要的是真家伙。林彪有一个战

胜不了的“敌人”

依我看，林彪能让日本鬼子人仰马翻，让国民党闻风丧胆，但他也有一个战

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自从１９３８年３月阎锡山的兵给了

他一枪后，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受过。这一枪不简单，它影响了林彪的一生。

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

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

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

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

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听说林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

他难受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

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这么大的干部，中央也不会不知道。

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571工程”纪要》

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按指林彪，下同）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按指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三是林彪“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直接谋害毛XX，但毛XX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571工程”计划。（“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引自《〈“571工程”纪要〉及其实施》一文）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Δ9.2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和]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

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

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和]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和]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和]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和]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和]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

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

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既成事实后，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记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和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和]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

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和]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和]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仅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注：

B-52指毛

敌主力舰指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

王、陈、江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林彪的几个干将。

核保护伞指的是投靠苏联，把国家置于苏联的核保护范围。

0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

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法西斯死士。目录：

第一章：帝王的痛苦

第二章：多病的狮子

第三章：天堂与地府

第四章：准备出山

第五章：走资派

第六章：第一头肥羊

第七章：风声雨意

第十三章：转折点

谁杀了林彪，第一章：帝王的痛苦

发言人:王兆军,on2/14/0211:50:19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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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谁杀了林彪，第一章：帝王的痛苦

作者：王兆军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是个震惊世界的日子。

那几天，中国天空没有一架飞机，官方几乎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动。从华盛顿到巴黎，从东京到台北，都猜测大

陆发生了重大的事变。最初开始传说林彪死讯的中国人小心得无以复加，有些传播小道消息的人被人告到公安

局，大约八千人因此而被捕，罪名是“用死来诅咒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

后来的官方说明是：林彪急于抢班夺权，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果断，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斗争，林彪及其死党叛

国投敌，匆忙中准备不足，飞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落得个折戟沉沙，暴尸荒野。于是，全党共诛之，全

国共讨之。

但是，官方对整个事件的解释总给人临时拼凑的材料的感觉。它用时过长，内容却过分潦草。一时的震惊过去

后，陆续有人提出疑问，渴望弄清楚林彪的死因。至今仍没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问题是：

一．毛泽东是怎么事先发现林彪的反革命计划的？是不是有人事先向毛泽东报告了很多材料？如果有，那么这

个人或这些人对毛和周，都是很大的功臣，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要极力表彰的。为什么没有表彰？谁是这个

事件的无名英雄？

二．整个九·一三事件看起来就象周、毛什么也没做，静看着一个大将军坐上一架劣等玩具似的飞机，飞了一

会儿就掉下来摔死了。毛在林彪死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做吗？那是不是毛、周合谋的一次政变？林彪

的逃跑只是为避难求生而落入阴险的圈套？

三．即使相信林彪是乘坐三叉戟出逃的，可为什么三叉戟会坠毁？一九九四年一月，美国记者彼得·汉纳引用

蒙古和前苏联专家的证据说，该三叉戟不是因燃料不足而坠毁的。但是燃料充足的三叉戟为什么要在那开阔地

上冒险降落？飞机机翼上那个圆形的大洞，到底是被武器击中的呢，还是真的在起飞前碰了油罐？

四．林彪不是个性情急躁做事潦草的人。为什么历来指挥若定的大将失去了行动章法，甚至显得无能、畏缩、

懦弱和呆滞？林彪是名将，如果他要政变，就会有一整套应变计划，怎样发难，怎样控制形势，怎样攻击，甚

至失败后的避难也都要安排好。而北戴河交通不便，对方耳目太多，不利于行动，林彪真的将那里作为指挥中

心发动政变吗？

五．官方描述的九一三事件中，几乎就是叶群和她儿子在忙乎，林彪象一个被搬来搬去的木偶。一个指挥千军

万马，从东北到海南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林彪会将这样的滑稽潦草的计划付诸实行？清醒缜密、独断专行的林

彪，会在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上被一个愚蠢的女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左右？

六．香港《镜报》一九九一年有连载文章——《相见时难别亦难》——描述叶群当年选美为林立果所挑的对象

张宁访问林立衡的过程和感想。在那篇文章里，张宁肯定地说：“其实，当年关于对林彪的定性定案，以及所

谓五十七号文件，是四人帮一伙盗用林立衡的名义，欺骗了世界舆论。”他们是怎样盗用怎么欺骗的呢？这种

盗用，是不是现在的掌权人怕危害那些已作定论的“正人君子”的声誉？

七．林立果对张宁说北京可能要发生重大事变，叶群的地位要下降，根据是什么？他叫张宁少说话，是指林立

衡，还是指别的势力？为什么林立果说北京可能被敌人占领，而且要张从内部斗争考虑？

八．林彪为什么在临行前流眼泪？林立衡将她父亲要跑的行动提前两个小时报告了周恩来，警卫部队为什么没

在路上拦截他们？警卫部队还收到来自北京最高层的命令，要促使林立衡和她丈夫一起上飞机，但林立衡拒绝

了。这个要一网打尽的计划是毛的主意还是周恩来的主意？三叉戟离开山海关机场后先是向南飞的，后来又回

到起飞的地方，是不是要求降落而因机场灯火关闭不能实现？

……

本书描述和探讨的，就是林彪最后几年的政治生涯和他那不明不白的死。

林彪是中国大陆当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他，正确地描述他及他周围的那些人，绝不是件轻

松的事儿。黑幕政治下的荒诞之谜太多，弄清楚很难。这些公开的刽子手和装成正人君子的家伙，曾经如此藐

视中国人的胆量和智慧，以为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正因此，我们才特别希望识破他们。而且，认识林彪怎样

一步步走向死亡比飞机到底怎样坠毁更重要。

本书有三点是新的：

一．从新的角度描述毛泽东晚年的政治颠簸，以及他的理想和手段的冲突。

二．从新的角度分析所谓贤相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这可能激起一些按常规思索的人的反对。

三．对文革的起因、发展给予了不同的描述和评价，有悖于很多人的习惯认识。

无论怎样，作者真诚地希望和读者一起讨论所有书中提出的问题。

第一章：帝王的痛苦

酷热的夏天过去了。

十月金秋，北京的空气凉爽宜人。

美好的季节并没给毛泽东带来好心情。头天晚上，他本打算熬个通霄，将过去写的诗词好好整理一下，今天交

出版社的。此事下边已经催了多次，他也答应了人家，可就是没有充足的精神去完成。昨晚刚改了两三首，就

觉得困倦，和衣倒下了。倒下就倒下吧，好好睡一觉也不错。可偏偏又睡不好。一大早醒过来，就觉得情绪浑

浊，心气狰狞。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看什么都没个界限。他找了半天原因，以为是叫屎憋的。蹲进厕所去，看

了司马光的一篇文章，还翻了几页尼采的书，等待那肮脏的到来。半个小时过去，一点屎也没拉出来，尿倒是

撒了不少。游荡到屋子里，想再做点什么，也没精气神了。他想：起这么早的人，肯定什么也干不成。

丰泽园比以前清静多了。虽然主人照样还有事干，但主要的热闹是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那边了。这样也

好，省得整天埋在那些事务中，什么大事都没时间考虑。事无巨细，样样躬亲，不仅对身心不利，而且会不得

要领，再说，那也不是大家作风。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要真正做到心气和平，就不那么容易了。毛泽东看起来轻松潇洒，可实际上并不尽然。他

经常觉得不放心，经常感到凄凉孤寂，仿佛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热闹。落寞的感觉从中南海的水面上一阵阵飘卷

而来，叫人好生烦恼。时移事易，人们正在转移他们的关注，有更切实的人物和事件吸引他们。毛泽东有点酸

溜溜的。

警卫长李银桥今天挺高兴，因为主席起床早。

毛泽东到湖滨散步，他不远不近地陪着小心。

中办主任杨尚昆进丰泽园时，和他摆了摆手。

虽然还没下霜，但荷叶已经衰老，失去了阳光下连天的碧绿，也失去了和风细雨中摇曳的韵致。岸边的柳树，

样子依然婆娑，但没了那种旺盛的颜色和弹性。干瘦的柳树叶子落下来，浅唱低吟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

去”。不论是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还是镂金镶玉皇宫帝阙，都熬不过季节与光阴的折磨。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自言自语道。

他今天看来并不那么高兴，神情落寞，目光游移惶惑。

李银桥没有说话。主席情绪不好时，能不吱声就不吱声。

一连三个夏天，主席都是在烦恼、忧伤，甚至是愤怒中渡过的。事大事小，都过去了。有时摧枯拉朽，扫荡敌

人。有时游览山水，寄托性情。功业卓著辉煌，倒不能说虚度了年华光阴。但主席总是不高兴。“一九五九年

夏天的那个会，开得不能再糟了。”主席说过：“我从杭州到武汉，第二次游了长江，心情本来很好。然后，

从武汉到九江，在那里召开了中央领导和部分省委书记会议。我做了些检讨。他们高兴了。可是烧香引出鬼

来。到庐山后，彭德怀骂我的总路线，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

庐山会议最初开得很顺利。毛说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他那时心情舒畅，除

了游览山光水色，就是找人聊天，说古论今。他还说：要在大会上承认一些错误。刘少奇对周恩来说：“这样

很好。他一开头，别人就好说话了。”

可是三天后，主席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而且神神叨叨的。李银桥当时以为

是因贺子珍的谈话勾起了主席的感情纠葛，心里沉甸甸的。尽管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好，但下边的人不好说什

么，江青还是江青。

有一天，接连来了几位首长。他们走后，毛问李银桥：“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

李银桥说不知道。“他叫彭得华。得华啊！”毛神经兮兮地说。

毛泽东的那副神情，既饱含着农民的狭隘，又别扭着帝王的刚愎。他摇头晃脑地琢磨着，狡黠的冷笑中洋溢着

阴暗的神秘主义气息。毛的权力高台上到处布满多疑的雷达，而他具有将任何信号变成行动——千百万人都必

须同时奉陪的灾难深重的运动——的特权。

“得华。这个人想得中华啊！”毛泽东恨恨地说：“他故意改了名字，以为我不知道！”

风云翻覆，雷电激荡，烟雨迷蒙。毛泽东这样一想，庐山会议的形势就立即变化。

各地的诸侯都被毛泽东请来了。在北京工作的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来了。毛泽东每次接见新来庐山的人，都要说

这样一句话：“我就是不相信人民解放军会跟着他彭德怀造反！如果解放军造反，我就只好上山打游击。”说

这话时，他几乎总是抽着烟，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象一个孩子在思考严峻的问题。这时大家都轻松地帮毛泽

东否定那种设想，在说解放军绝不会跟彭德怀造主席的反的同时，也顺便表示了自己的忠诚。

毛泽东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回答。他几乎从每个人脸上都看见了怯懦、顺从和自私。他们不敢说真话，因为他们

自以为是一个皇帝的忠臣。他们没有胆量换个新皇帝，更没有力量再建立一个新朝廷。有些人还以为每个同伴

倒下去都会给他自己空出地盘来，至少他们可以更安全些。这种情况是毛泽东期待的，可又是他所讨厌的。如

果下边充斥这样一帮不敢说真话的人，处于宝塔尖端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历代皇帝都是这样。一旦有了新人可

以拥戴，这些人马上就会随风转舵。只有那种敢于直言的人，如魏征，如海瑞，国家才能兴旺，帝王才能安

全。而彭德怀恰恰就是这种人。毛泽东忘记不了那天的吵架。他质问彭德怀：“你已经骂了我二十天，指名道

姓的，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彭德怀居然敢当面扯着嗓门骂他：“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我操你

二十天的娘不行？”那种平等的吵架是多么痛快！也许永远没有人能够这样和他吵架了，政治上没有了挑战

者，日子该是多么寂寞！

整整一个夏天，毛泽东都被这种悖论所煎熬。他打倒的，他摧残的，他消灭的，正是他的理智所喜欢的；他保

留的，他玩弄的，他爱护的，偏偏是他最蔑视的。论前者，他是昏君，但这个昏君又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的

残酷中有着过人的聪明。论后者，他是超人，但这个超人的高傲中有着最庸俗不过的感觉。他喜欢挑战，这应

当是勇士的品行。可他必须利用怯懦的人对付向他挑战的对手。他老觉得没有充分的力量对付对手，总要借助

于什么。这一点，有时叫他感到羞愧，而且心惊胆战。唯一的安慰就是那个信条：在政治家眼里，没有什么是

不可利用的。

但是，他也自问过：这样一路打下去，世界将剩下什么呢？只会剩下奸猾小人、阿谀逢迎者、无胆无识和自私

自利的人。那时即使战胜所有的人，也算不得英雄好汉。难道一个充满热情的勇士追求的未来就是那样悲观的

世界吗？

那个夏天，他的内心充满政治的空虚和哲学的痛苦。

他很想找人谈谈，倾诉这无法排解无发渲泄的纠解。可是很难。他的威严和权力已经使他无法找到朋友了。七

月三十一日，长期养病的林彪也来到庐山之前一个小时，毛泽东还打算和他谈谈自己心中那些旋风般的悖论，

那些不可调和的对立和不可分割的统一。可是当他一看见林彪的样子，毛泽东马上就改变了计划，不再有一星

半点和他谈心的欲望了。他不会懂的，肯定不会懂。他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人。在政治和哲学上，林彪能力

肯定有限。

毛对林彪说：“我请你来，不是游山玩水吆！”

“我也不喜欢游山玩水。”林彪说：“要打仗吗？”

毛泽东说：“庐山山高风大，树欲静而风不止。情况已经通报过，你大概看了。彭德怀要造我的反。不过我不

相信解放军会听他彭德怀的。如果那样，我就再去井岗山。无非是再来一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毛泽东没有表现出和另外那些人谈话时的无赖样子。他期望林彪能够说点什么，即使夸奖彭德怀几句话

也没有关系，甚至批评一下大跃进也行。那样他们就可以争论，甚至还可以有一线机会进入那些折磨他的哲学

问题，即使不能酣畅淋漓地交流，尝尝味道也好嘛。他期许地看着林彪。

毛泽东是很看重林彪的。林彪从一九二四年参加红军就一直跟在毛泽东身边，战功赫赫。一九三八年三月，林

彪在山西照县附近穿上日本“皇军”的大衣，骑上高头大马在黄土高原上抖威风，被阎锡山的部下军人误认为

是日军打伤。毛泽东特地电促林彪到延安疗养，并亲自骑马出延安三十多里地专程迎接这位平型关大捷的指挥

官。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主席时，毛泽东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那时毛就有意让林

彪当副手。他希望这位副手和他的距离不是太大。

“主席放心。”林彪说：“解放军是党的军队。主席指到哪里，军队跟到哪里。”

就象一个娘养的多胞胎似的，林彪的回答和别人一样！毛泽东的希望破灭了。他迅速回到现实中来。也好，这

样可以避免剥皮似的裸露和敲骨似的解剖，可以不让心灵的鲜血染红地毯，也用不到那些含蓄和隐喻拐弯抹角

地寻找疲劳。如果不谈心，不谈玄，不关系感情问题，而只是处理眼前事务，毛泽东是驾轻就熟，一切得心应

手。

“跟与不跟，要打打才能知道！”毛将两手手指交叉在一起说：“你得带兵打仗了。”

“带兵打仗？”林彪微笑着问：“打什么仗？”

“打政治仗。”毛泽东坦然地说：“不愿跟彭德怀造反的人，都得团结。不是假团结，是真团结，团结得象一

个人一样。”

“没有问题。”林彪答应着，顺便问毛：“小平怎么没来？”

“人家说摔伤了腿，要休养，不能来。”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不早不迟，偏偏是这个时候，也巧！不过，

我们得拉住这个小个子。”

在八月一日的会议上，林彪跟随毛泽东，向彭德怀展开了批评。

彭德怀在后来的检讨中说：“一九五六年开八大时，我就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我一提出，就得到刘

少奇的同意。他说‘还是划掉的好吧’。实行人民公社后，我去湖南农村调查，发现不但减产而且不够吃的，

到处都是假报告。有个老乡亲写了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与呼！’于是在庐山会议上，我于七月十三日，写了封信给毛泽东本人。次日，这封信被印发给全

体会议成员。内容：大跃进有得有失，失是主要的；比例失调，每天几千万人去炼钢，明年要下马一些；假报

告，不老实；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观主义。我说自己写这信是‘有张飞之粗没有张飞之细’。毛泽东说我：

‘他很细，他是在招兵买马，有野心，是个伪君子。如果解放军跟彭德怀走，我就得打游击。’对于毛泽东的

这个说法，我不服。”

不管服不服，毛打倒了彭德怀。

打倒彭德怀后，毛泽东曾经充满弃绝感地说：“这个彭德怀，好得很坏！”

那个夏天，庐山上的一场政治决斗，就那样结束了。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心情很糟糕。他知道彭德怀说的事

实。到各地走了走，到处是革命运动的惨烈景象。他不得不承认，经济已经崩溃，而自己无法收拾那个糟糕的

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艰难而复杂的经济恢复工作交给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他们，行政上的事情交给周恩

来，他本人则暂时退到二线。

就是这个暂时的退居二线，就费了多少唇舌！上上下下都不同意。有人说：主席退居二线，无法向全国人民交

代。知道内情的，明白主席自己要休息休息，思考一些重大问题。可是不知道内情的，还以为上边发生了什么

对不起主席的事情。刘少奇不同意，周恩来不同意，连陈云也不同意。就是那个邓小平还有点见识，同意了。

毛泽东说：“说来说去，你们就是要背靠大树好乘凉，拿我作招牌。这一次我不让步，一定要你们干。我为你

们遮风挡雨就行。当然，我也不能老给你们遮挡，等你们自己能干了，我就完全退下来，当个散仙。”

毛泽东同时决定提拔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前，只留下了一条好狗看家。

那是南方别墅里的一个晚上。晚风习习，满天星斗，流萤乱飞。

毛和林，只有他们两个人，坐在紫藤萝架下的竹椅上。

“要读书，展卷有益。不仅要读大书，小说也要读。”毛微笑着说：“我最近又读了《三国演义》。”

林彪没说话，只是微笑。他知道，自己开口与否并不影响毛说话。

毛深沉地叹息着，吐了一大口烟，看着满天星斗说：“诸葛亮失了街亭后，多亏一人断后。那个人是谁？”

“是马超。”林彪说对了。

他深情地看着林彪，继续说：“这一次，我没让彭德怀得逞。不是因为他要操我的娘，而是因为他想得华。吵

架没什么，你操我的娘，我也操你的娘，平了。可是，有野心就不行。我就是喜欢和野心家斗。蒋介石有野

心，张国涛、高岗也有野心，我把他们斗倒了。这一次，我又胜利了。但胜利是有代价的，很多人恨我吆！恨

就恨吧。我想通了，来个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干脆什么都不要了，叫他们干去。无官一身轻！我要当几年徐

霞客，游遍名山大川，享几年福。”

林彪说：“但我们得留下一个东西。”

“说得对。”毛泽东点点头：“你和我想到一起了。这个东西就是军队！我打算把军队都交给你，由你指挥。

岳飞还有三千子弟兵呢！你得出来为我断后。你现在就是马超。”

林彪微笑着答应了。

在那毛林的蜜月年代里，他们两个在商量进退策略时，就象是一个人。

毛没有看错，林彪是忠于他的。林彪掌握军队工作后，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大树毛的威信。毛简单地

打倒政敌，连战场也没有收拾，就落荒而走了，留下林彪压阵。虽然经济问题并没有很快解决，但是从政治上

看，至少对毛没有危险了。在后来的七千人会议上，那么多人检讨三面红旗和饿死几千万人的问题，舆论对毛

形成了黑云压城似的包围。潮水一样的舆论，席卷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成为众矢之的。

然而这时，只有林彪，只有他认为那个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是不是毛的责任。他坚决保卫与毛之间确定的神圣同

盟。他顽固地说：“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去做，事情就顺利；而很多失败，恰恰是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结

果。”他的讲话和大多数人的调子不和谐。在非毛的浪潮铺天盖地时，林彪仍然坚持他自己的腔调。这个行动

使毛坚信林彪是自己最好的心腹和战友。毛泽东对江青说：“谁说墙倒众人推，败坏一起来。林彪就不是这

样。这个人，政治上很成熟。”

政治上的一时胜利和神圣同盟并没有给毛带来真正的欢乐。社会生活的惨烈图景仍然日复一日地给毛以冲击。

一九五九年冬天，饥荒的消息来自四面八方，最严重的是河南、安徽和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也不轻。这

些地方几乎天天都有关于盲流和饿死人的报告。就是在这样惨绝人寰的饥饿时期，山东与河南两省的领导人还

争先恐后地在济南和郑州为毛、为七大首长盖大宾馆大别墅。他们想吸引首长多到那边去开会去休息，以便为

自己接触首长提供更多的机会。

饿死人的报告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大地上饥寒交迫的惨景。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责怪毛泽东，甚至没

有人敢如实地反映死亡数字。到一九六零年夏天，毛泽东就从列车路边那些乞丐的眼神中看见了善良人的沉

默。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开始感觉到越来越重的压抑。那个夏天，毛泽东的心情非常糟糕，失眠也更严重了。

毛的眼神渐渐变得忧郁，暗淡无光。他披着有三块纱布补丁的毛巾被，经常独自一人沉思冥想。他已经连续六

个多月没吃肉了。一个雄心勃勃要在二三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国，刚刚吹牛两年，就达到了这个高峰——

他的最高管理人都吃不饱肚子。饥饿和营养不良使他的两条腿开始浮肿。他不得不每天加些野菜充饥。那个夏

天，毛泽东吃的野菜主要是马齿苋。周恩来说：“老是这样不行啊，吃点肉吧。”

毛摇头说：“大家都不吃。你不是也不吃吗？”

那天晚上，他召集身边的七个服务人员来吃饭。没有肉，当然更没有酒。所有的奢侈就是在菜里多加了些盐。

毛泽东从一团烟雾中走向大家时，渐渐可以看见他面上的痛苦。他呼吸很重，手里拿着山东省关于饿死人的报

告。

当他将筷子伸向那盘马齿苋时，手里的筷子不停止地颤抖。他终于没能夹住那些半紫色半绿的野菜。他极其沉

痛地说：“怎么搞的呀！怎么连饭也吃不上了？”

警卫员荆山要给毛泽东烧一茶缸麦片粥。

毛泽东摇头说：“全国都吃不上饭。我，睡不着觉啊！”

荆山小心地叹息着。毛泽东坚持没要麦片粥。他反复问荆山这是不是真的，说明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些都是事

实，希望这只是做梦。他在屋子里转悠了好长时间，才把李银桥叫来。

“小李，我决定派周围的服务人员下去搞个调查。”毛泽东面无表情地说。

“需要多少人？”李银桥问：“到哪里去？”

“就去山东。”毛泽东对他们说：“只有一个要求，回来讲真话。”

李银桥报告了周恩来。周当天晚上就把要派的人安排好了。

次日，当杨尚昆前来汇报情况时，毛却变了主意。他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除了汪东兴外，你们都下去。不

去山东了，改去河南信阳。那里情况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了一个药

包。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了不起的毛泽东，你还知道体恤自己的服务人员，怕他们饿死！你的决定的确是无比的英明——不去山东，真

是太对了！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

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从天上

的飞鸟到地下的昆虫，从草根到树皮，老鼠、蝎子、蚯蚓、蛤蟆，一切可吃不可吃的都吃了，最后就只好吃

人。到处都有用死人的肉掺着胡萝卜作成的丸子在出卖，卖丸子的人将猪、狗、牛、驴的骨头放在旁边，以便

证明自己的货物不是人肉。鲁南的乡村死人最多，很多人死了没有人去埋，因为丧事事主没有办法提供饭食—

—如果有，还会死人吗？有一个叫作圣贤道的教会，宣扬说上级派下去的工作人员脱产干部的心可以生吃，有

的村庄发生了生吃革命干部的事件。毛泽东想必是知道了那些血腥的故事，才没有派他的勤杂人员去山东。我

们的领袖多么伟大！

六个人临行前，向毛泽东告辞，问毛还有什么嘱咐。

毛泽东指着他碗里的一种野菜，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认识这种草吗？它的名字叫马齿苋。这种草为什么营养

高？因为它不怕太阳晒。为什么它不怕太阳晒呢？因为它当初保护过太阳。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

人都受不了。于是有个叫后翌的人将太阳都射了下来。九个死了，仅存的那一个也受了伤。受伤的太阳落在地

上，变成一只乌鸦。它想到树荫下休息，树不同意；它想到草下养伤，草也不同意。因为它们都曾经被太阳晒

苦了。只有一种看上去不起眼的草，愿意收留那个受伤的太阳，情愿用自己的叶子掩护太阳。后来，太阳恢复

过来，又飞上天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

“原来那草就是马齿苋啊！”天真、忠诚而且倍受皇恩的服务人员感叹地叫。

“是的。这种草很有远见。”毛说：“没有马齿苋，我们现在连个太阳都没有，黑古隆冬的多不方便！你们要

有远见，也要教育朋友们坚持。去吧，回来告诉我个实际情况。”

这些人回来以后，说：“人民不喜欢吃食堂，下边对吹牛很有意见。”

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就对那些人说过，产量十万，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可他们还是捅

到报纸上去。有些科学家也跟着瞎说，不科学了。都不对我说实话，我就是孤家寡人，事情就得砸锅，是不

是？你们说了真话，很好。我党需要诚实的同志。”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到河北邯郸去调查。他们发现到处怨声载道，成千上

万的人饿死了。邓颖超说：“死了这么多人，我看应当给主席写报告。”周恩来说：“主席不相信有那么多人

饿死。”邓颖超说：“可那是事实啊，我们都亲眼看见了，为什么不能说？再说，主席也派人下去调查了，都

是事实嘛。主席的指示，前些日子不是传达了吗？”周恩来看看自己的妻子，为妥善起见，补充说：“主席只

相信自己看见的。明白吗？当然啦，你是党员，向上反映情况，也是你的权利。但一定要注意措辞，不能说得

太冲了。一说急了，他接受不了，适得其反。”邓颖超说：“主席有时就象小孩子似的。”周恩来说：“这事

全国都发生了，咱一两个人着急也没用。”邓颖超说：“早听彭老总的劝告，不至于此！”周恩来很不客气地

瞪了妻子一眼。

这年夏天，到处都是灾难，黑暗无边无际。

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到处怨声载道。据各地区的秘密调查统计，从五九年到六一年已有两千万人因为营养

不良而死。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不要用这个数字。敌人看了会高兴，朋友看到会伤心。此即所谓亲者痛仇者

快也。具体是多少，你考虑个数字，最大也不能超过一千万。”周恩来答应说一定照办没有问题。

毛又问周：“你看，这样的结果，到底是因为什么？”周眉头紧锁，很认真地说：“原因是多方面的。苏修卡

我们，影响了我们的工业生产。我们要独立自主，就得有钢铁。大家去炼铁，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加上自然灾

害，事情就集中到一起了。当然，我们的干部工作方法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秋收。一句话，苏修卡脖子，自然

灾害打棒子。”周恩来见主席仍然沉浸在迷惑和痛苦中，就补充了一句：“一个民族要独立自主，就得付出点

代价。而伟大的民族是不会被困难所压倒的。”

“说得对。你说得对极了！我们中国人，是不会，也不可能受制于人的。要想法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探险，就

得学习。探险能不受到点伤害吗？上学能不交点学费吗？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不应当老是盯着几个死

尸哭泣。要看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民族精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想到这么一层的！很多人只是悲天悯人的事务主

义者，你不同。”毛泽东着实地夸奖了周恩来，并且约周恩来常来说话。

周恩来是党内外至今最受人们好评的高层领导人。

但是，他也是党内最老辣、最狡猾、最会看风使舵的人。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九年，原籍浙江绍兴的保佑桥。这是个大家族，叫做“百岁堂”——周家曾经有五代人不分

家的盛况。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家庭，曾经出过一门三举人。作为旺盛而保守的家族，周家人都非常善于处理

人事关系。

周的祖父曾经当过江苏淮安知县。周在淮安读私塾，渡过幼年时代。后来，即十一二岁时，随四伯到沈阳，入

教会办的盛京小学。在教师中，一位教史地的教师姓高，对章太炎推崇备至，并向周灌输顾亭林、王船山的学

说，周对在《国粹学报》上写文章的黄季刚很景仰；另一位老师姓樊，喜欢保皇党，经常介绍周读《新民丛

刊》，喜欢读梁启超的文章。这些既为周打下了文字基础，又使得周兼容了不同思想成分。

他相信的，主要是儒家的秩序道德和纵横家的权谋。文革期间，他的弟弟周恩寿因为在政协里头和王光琦（王

光美的哥哥）一起学习，被视为反党集团。谢富治呈报拘留，看周怎么办。周签字是：拘捕。周恩来六亲不认

的立场人所共知。在后来汹涌发展起来的文革中，他说：“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

周恩来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一九二零年随勤工俭学团赴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组织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有邓

小平、李富春、蔡和森、李维汉、陈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军事将领。次年又介绍朱德入党。这

些都是周恩来的权力基础。一九二四年回国，正逢国共合作，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当时的教官

叶剑英结为至交。两年后，周出任中共军事部长，成为中共军队最早的实力人物。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与朱

德、贺龙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成为中共军队的创始人。

这个资格，使毛泽东不能不看重他。周恩来本身又是那种博问强记，经验丰富，办事细致，口若悬河，机智雄

辩的人，毛泽东既戒备他，又不得不倚重他。每当艰难的时候，毛泽东都会从周恩来那里看见简洁的方案，高

度的效率和合乎分寸的方法。

虽然周恩来差不多为毛确定了近乎完美的解释灾难的方法，但毛在直感上仍然没有解除那几千万生命的压力。

如果那个两千万的数字是确实的，那么实际上因为饥饿而死的就决不是这个数字。毛泽东，怎么会不了解他的

部下呢？那些人是只知道向上爬的官僚，什么事情都能够编造出来。说他们是人，那不过勉强顶个人数是了。

有了好事，他们将一说成五，说成十。有了坏事，又一再缩小。调查是两千万，实际上至少要翻一翻，四千

万。

四千万啊！它等于半个苏联，等于两个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十个新加坡，二十个比利时！然而，这么一些活

生生的人，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突然消失了。四千万饿死鬼的冤魂换来了什么？没换到什么，连一个真实的

数字都换不到，连良心的刺激都换不到，连公开的报导都换不到！如果屈死的人能够成为冤鬼，他们一定会释

放鬼火吧？那些死骨所燃烧的磷火，应会煽动多少尚未泯灭的良心！他们的吼叫，应能震动多么沉重的历史？

四千万生命啊，只换来这样一点点虚假的数字，我们太可怜了！

毛泽东希望很快忘记这个数字。战争已经培养了他冷峻残酷的性格。死人无所谓。要奋斗，要胜利，就会有牺

牲。可是这一次很讨厌，四千万生命的沉沦，使毛泽东久久难以轻松。他的心中充满怨恨、不解和不服气。怨

恨谁呢？怨恨那些只知道做官不知道踏实做事的官僚。平时有屁不放，只报喜不报忧，到处都花团锦绣似的。

实际上呢？狗屎！什么都不是，比不是还糟糕！如今可好，千人吃肉，我一人交钱。老百姓不把帐记在我毛泽

东头上吗？！

他迷惑不解，思绪纷乱。当年那个中国，何等的混乱，何等的贫穷，是我和我的朋友领导人民统一了中国大

陆，打倒了那些军阀、官僚和资本家，使中国得到了和平。难道和平不好吗？我们党同时也给社会建立了一个

平均的分配制度，没有过去那种人剥削人的黑暗框框了。难道消灭贫富间的差别，也不对吗？

正是为了长治久安，保卫这个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我们才实行了公有制，在城乡普遍实行了社会主义改

造。这不是为了共产党的私利，而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地位与幸福。历史上只有陶渊明写过一个桃花源，可没有

实行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也失败了。只有我们真正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难道我们坚持得不对

吗？我们对大同理想的向往难道必然带来这样的灾难吗？我们能消灭地主、资本家、流氓、吸烟鬼、盗贼、花

柳病，难道就不能消灭贫穷吗？正如周恩来说的，苏修卡我们，难道我们不应当自力更生搞好工业？抽调一些

人去炼铁，难道就必然造成这样大的灾难？四千万人没有饭吃，难道那些做具体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仓库里有

多少粮食？难道农民自己不知道粮食是好的，会让粮食撂在地里白白烂掉？如果那样，这个民族就得狠狠地

整！

第二章：多病的狮子

继彭德怀以后，林彪执掌国防部，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实际指挥者。

这个平民出身的贵族，身材矮小，其貌不扬。除了他的两道浓重的眉毛之外，看不出来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但

他是中国当代、尤其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而且有点神秘的人物。几十年里，他身边一直围绕着千军万马。他

靠战绩和忠诚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的主要住所有三：毛家湾、苏州的别墅和大会堂。春天，他喜欢住在苏州。那里气候温和，空气湿润。比

乡村要丰富方便，又不象大都市那样喧闹。苏州有艺术高超匠心绝妙的人工园林，也有气象万千的太湖、忙碌

的运河与和无边的绿野。那里集中着古今文化的精华，处处赏心悦目。游人只合江南老。这千古一致的吟唱，

委实是出自对江南的真感受。不仅江南的春天叫人神往，四季风景其实无不精彩。林彪虽然不常出来，但大自

然的只鳞片爪还是感觉得到的。有时他会一直在那里度过冬天。只有天高气爽时节，北京才有别处难以比拟的

神韵。那时他会回到北京，在毛家湾住上一段时间。如果夏天又不得不回北京，林彪通常也不到毛家湾，而从

官邸搬到大会堂，住上两三个月。

夏天炎热，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主要首脑大都搬到人民大会堂避暑。首长们喜欢大会堂，因为那里有空调，

冬暖夏凉。不仅房子宽敞，而且也安静。各个大院的服务员也都喜欢住人民大会堂，因为这里有严密的警卫、

方便的交通和完美的厨房，不仅首长的生活容易调节，他们也有更多的休息和娱乐。和当时很多首脑级官员一

样，林彪也常在那里消夏。

林彪通常住浙江厅。其他首脑也都有各自喜欢的部分。浙江厅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面积不亚于一个篮球场。

两架高大的屏风伫立在门的前端。屏风上绣着孔雀展翅的图案和放大了的毛泽东诗歌《满江红》的手迹。大厅

的整面墙壁都被墨绿色的金丝绒帷幕掩住了，大红的沙发显示着王室自在的高贵和故意装点的热烈。每天的情

景都是这样：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轻重不同的说话声、缓急各异的电铃声、自制的咳嗽和风格不同的脚步声交

织在一起。各种华贵的吊灯和壁灯照射着这个密封而高贵的世界。那是一个多么奇特的环境！这个环境集工作

与生活与一起。上层社会的封闭、紧张与严肃，必须和生活的随意、轻松、安适结合起来。一边要过滤从五湖

四海汇集来的消息，和所有的贵族交换意见。一边又要寻找机会休息。每个首脑都不得不随时理顺纵横关系以

便保卫自己的安全并力求取得更大利益，同时又不能刺激或惊动任何有力量的对手。纠缠与和解，冲突与松

弛，倾斜与平衡，黑幕后面的勾心斗角与光天化日下的招摇过市，从共产党掌权合理的自觉论证到不得不注意

的平民温饱，从瞬息万变的世界风云到花样翻新的丑闻逸事，都在四周发生。即使不在这里发生，这里也应当

知道。常言说，侯门深似海。这个海深不可测，整天浪花翻腾。不然的话，那些车队司机、厨房师傅、分管各

种事务的秘书和管理员，不会整天都那么忙忙碌碌。

唯独林彪的办公室安静。

处于林家中心地位的那个人，好象总是那样寂寞，甚至可以说是太寂寞了。他不仅将秘书放在办公室的帷幕后

边，连自己妻子的休息室也安排在很远的地方。他诚心是要避开喧闹，独自欣赏安静。在云水翻腾的海洋里，

他就象紧贴着海底的巨石，牢固地趴在阴暗冷寂的深水里。有时帷幕轻轻抖动一下，人们可以瞥见他银灰色便

装和光秃秃的头顶。可马上就消失了。

他慢条斯理地踱出来，如同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灵，倏忽一闪就不见了。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剧烈的声音，

怕骤变的温度，怕人多，怕疲劳，怕罗嗦，怕很多常人不怕的东西。尽管很多人在紧张地为他奔忙，可是这个

无往不胜的战争之神并不喜欢那些不得要领的助手。他不喜欢轻易地麻烦他们。他不喜欢热闹。有人说是性

格，有人说战争留给他太多的毛病——有些毛病已经渗透到心理和神经之中，一般的医疗方法对其已无济于

事。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沉思。在无声、无光、无色彩的氛围里，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静默着，如老僧入定，似老

叟承蝉。连向来深居简出，话语不多的铁腕首领邓小平，也不止一次赞扬过他：我佩服林彪的沉思和寡言。

是的，所有形式的沉思都是他所喜爱的。坐着，站着，不时地走动着，自言自语着，咀嚼着炒熟的黄豆，偶尔

划一根火柴，黄昏时到院子里的小道上，下雨天在厚重的窗帘后……每天他都会那样默默地坐上五六个小时，

上午三个，下午少则两个，多则三个。只有在无风的黄昏，他才到院子里或者大厅中走一会儿，光线强烈时则

绝对不行。即使在睡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叫秘书记录梦中思考的结果。这些

结果和白天形成的文字往往丝毫不差。为了防止过错，他立下规矩：所有他批阅的电报和文件，一律压三个小

时后再发。

在神圣的大会堂里，他这样静默；在幽深的别墅里，他这样静默；在毛家湾的家里，也是这样用沉默打发日

月。毛家湾的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皂角树，螺旋状的大皂角在树上吊着，当皂角摇晃但互相不能碰撞时，当夕

阳的光辉不能清楚显示物体的边缘时，那风和光的度数就是他可以忍受的，这时是他出来散步的机会。一旦那

些皂角能互相碰撞并且发出声音，环境就已经不适合了。这是个标志。没有皂角的时候，就看烟囱里冒出来的

烟。

毛家湾四周都是高墙。东边是一家医院和解放军总部，向来安静。北边是地安门西大街，平常车子少，噪音不

大。毛家湾北部并不临街，它的邻居是解放军出版社，即平安里三号。当时有人曾要设立一一五路电车，终点

站就在毛家湾和平安里三号之间，据说没得到毛家湾的同意，原因是声音。毛家湾的西边是一些民房，要有好

远才达到西四北大街。那些民房通常是非常安静的，连吵架的都很少。毛家湾的南边更安静，如果不是茅屋胡

同那里有个解放军文艺社，来往的人更少。在毛家湾和大红罗厂大街之间，有一家小工厂，工厂里有个烟囱，

一天到晚上都冒着懒洋洋的半黑半白的烟。当那里的烟能够向正上方升三四米时，是林彪可以散步的时候。但

他对这种美好的室外散步并非十分在乎。如果室外不行，他就在室内散步，而且好象那是他更喜欢的形式。

一句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静思默想。绞尽脑汁地想，搜肠刮肚地想，不遗余力地想。他很认真，但是不奇

怪。几乎所有的高级首领都是这样决策。除了听从上边的指示，就是自己琢磨。每天的生活就是琢磨怎么对付

人，怎样搞到更大的权力并且保持这个权力，一直到死。他们没有别的机器可以使用，也不相信别种办事程

序，即使死在那种形式里他们也在所不惜。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事情神圣化，就一定会相信，那个形式能拯救一切美化一切。医生以为只要人人健

康，这个世界就好了。鲁迅不相信，要救人的灵魂，以为劣根性一除，中国就强大了。平民百姓以吃穿为先，

艺术家则相信审美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品德。政治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家则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们那种独

特的看来极枯燥极乏味的生活。他们与外界联系的神圣道路是那些不断传来传去的文件。

林彪也一样。他从那些文件里发现政治的冷暖阴晴，在文件里观察每个人地位的高低变化，欣赏自己和别人的

能力、性格与精明程度。每一条批示里都能寻找到权力变化的蛛丝马迹，每一个圆圈中都有远近亲疏。那是真

正的贵族游戏，上层社会的杂耍，非常严峻，非常复杂，稍微掉以轻心就会掉进人为的陷阱和魔鬼的圈套。这

是最残酷、最难控制的战争，所以他们一般都需要尽可能的安静。

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突然打乱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扰能使他产生一种情绪反射。他一生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

种情绪，连他的妻子叶群都说不清那种情绪是什么。这种情绪不经常发生，然而一旦出现，就会显示两个非同

寻常的症状：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这时的林彪——中共最著名的将军，战争之神——就什么都不

能做，不仅不能看书、听汇报，连吃饭都困难。他只能卧床休息，绝对的卧床休息。如果只是轻微的流汗，只

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严重时，则必须休息四五天。一切恢复以后，他才能继续那种生活。他没黑没白

地考虑着他的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制定大大小小的军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

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他表示同意时，就抡起胳膊在面前划一个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划一个同

样的记号；如果有话要说，就由秘书记录；他不同意时，就说“不予答复”，或者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

这就是林彪的生活。如果你还要知道些别的，那么只有一点可以补充：他很喜欢孩子。无论是女儿林立衡还是

儿子林立果，他都喜欢。林彪解放后到苏联养病，就是带着六岁的林立衡去的。他给女儿的名字——豆豆——

也是来自他喜欢嚼黄豆的缘故。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秘密就是：这两个孩子和母亲——林办主任叶群——的关系

都不好。林立衡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叶群生的，派人专门调查过。林立衡一直查到自己的出生证，上面赫然

写着她的妈妈叶群的名字，她才不情愿地承认那个可悲的事实。

这就是林彪的生命。他的生活内容非常简单，生活态度却非常慎重。这样一个喜欢把事情考虑得天衣无缝的

人，却突然在据说是一场草率的未遂政变中死了。他的死亡对那时的中国来说，就象晴天的霹雳，把千千万万

的中国人都震懵了。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从官方的路标小心地绕过去，才发现了大不相同的真相。这些真相，

将揭示他们君臣间倾心的依赖和刻毒的攻讦。尽管岁月的风尘这样沉重严密，漆黑一团，人们的惰性也渐渐承

认了刽子手的阴谋。尽管杀人的元凶依然作为那个旗帜上的图腾，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仍然保护着那个盘根错节

的集团，被害者仍被关押在历史的铁牢里，密封的黑幕使人听不见那些冤魂的沉重喘息。但是真相是倔强的，

它们不断撒下一些东西作成路标，引诱人寻觅那个“不”。

要破译林彪的死，先应了解他生前的思想和行为。了解后者之所以比前者更有趣，也更重要，不是因为需要先

验与假设，而是因为只是简单地了解林彪的死，远远没有了解他的生活更有意义。那样，可以使我们得到更为

重要的东西。林彪的死是一只紧闭的蚌壳，小心地打开它，细致地话说从头，庶几可以得到珍珠，至少是真的

肉。

单薄多病、生活俭朴、淡泊寡欲、喜欢安静的林彪，解放后一直在休息养病。这种生活方式，最适合他当时的

身心。就一般规律看，战争中倍受创伤的人，在和平环境中好好休息，是再好不过的了。被人看成颟顸老人的

朱德，其实是最聪明的。林彪深深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他自己也喜欢安静的生活。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

东给林彪写过一封信，信后特别附录了毛泽东亲笔抄写的曹操的四言诗《龟虽寿》，鼓励林彪“养怡之福，可

得永年”。林彪得到毛的鼓励，喜上眉梢。那时他多么重要，然而又多么轻松！在政治上，他是毛的嫡系，不

存在信任问题。生活优裕而安适，贵族的特权无处不在，优越自不待说。奋战沙场几十年，得到“常胜将军”

的美名，也可以无愧于前人后人。他应当知足，也确实知足。

那么，一个本来可以上天做神仙的人，为什么终于入地作了魔鬼呢？有人说，林彪出山是因为叶群。他们的哲

学理由是：上帝为了制造恶作剧，总是将不同性格的人排在一起。安静的林彪有一个不安静的妻子。这种说法

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林彪是有个精力充沛、欲望齐全、风风火火的妻子——叶群。

叶群是个浑身洋溢着小家子气息的贵夫人。

她喜欢大红色的地毯，这种强烈的底色和林彪的性格不和谐。不知是她要为林彪冲喜，还是故意糟蹋林彪。叶

群为房间配上褐色的屏风，现代的玻璃橱柜，老式茶几，大沙发，使高大宽敞的房间不伦不类。她以为这样什

么都有了，但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女人都会知道，将很多有价值的好东西合在一起，常常什么都不是。

你看，在吊灯和落地灯的强光照射下，屋子显得多么富丽堂皇！那打开的玻璃书橱门旁边，立着一位个子不

高，头戴五星军帽，上身披一件毛料军上衣，下着一条毛料黄色可脚小皮鞋的女同志，那就是林彪的夫人叶

群。

叶群平时很随便。缺乏性生活的日子，使她几乎忘记自己的女性羞涩。有时她会当着大家的面解开裤子让医生

打针，有时坐在马桶上和秘书说话、讲文件，也讲家庭儿女的麻烦事情和比较一般的内部话题。

因为林彪住在院子的中部，林办工作人员又不能打扰他的安宁，所以他们吃饭要绕道东门，出大街，再转个弯

到食堂。食堂低矮黑暗，灯光昏黄没有精神。泥土的地面因为时间久远，显得潮湿而又肮脏。靠近老贾师傅的

锅灶，有两张桌子，几条凳子，那就是林办工作人员吃饭的地方。每餐一菜，任你自选。

叶群是个身材丰满、说话罗嗦的女人。她的职务是林彪办公室主任，就是管理整个林家大院的事务。上传下

达、文件批阅、工作安排、交通、伙食、安全和来往等，什么都管。这里所有的人，秘书、警卫、厨师、驾驶

员和医生等，都得听她的。而她，则听林彪的。

她怕林彪，林彪一发怒，叶群就得悄声离开。但是，她毕竟是林彪的妻子，而且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过分夸

大人家夫妻间的矛盾，是要上当的——再怕丈夫的女人都有影响丈夫的办法，再“气管炎”的男人，也能得到

妻子的合作。叶群也有影响林彪的路数。

叶群来了。她从写字台后边站起来，周围三尺都是威风。她离开那张摆着三架电话机和大量需要林彪批阅的文

件的桌子，开始对秘书们和值日们发号施令。

“孙秘书，我给你找来一个新手，叫何一伟。你教教他怎样看文件、选文件、摘录和综合文件，一直到怎样给

首长讲文件。当然，工作嘛，谁都有个锻炼过程，不可能一下子驾轻就熟。但要积极地学。这里都是国家和军

队的大事，第一要保密。第二呢，要会琢磨首长的心理。这么多文件，首长哪里看得过来呢？所以才找秘书。

秘书看了后，就要好好选择。哪些是首长希望看希望听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都要心中有数。老是说些首长

不要听的，而该说的呢，却没有讲。那就是我们的过错。讲文件要清楚，不能有口头语，不能有土话，不能有

外语，也不能夹杂自己的意见。秘书只是提供材料，结论要由首长自己来做。西方有什么智囊团，什么东西都

要由那些没有实践经验的学者先研究几个方案，叫首长决定取舍。那是资产阶级的做法。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

不搞那一套。首长根据情况，凭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智慧，就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叶群好象知道自己已经说得不少了，停了下来。但她实际上觉得这些话并没使她过瘾，她还有很多话要说。刚

才布置的这些工作，都是不得不做的，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在讲话方面，叶群总觉得自己有很多属于她自己

特有的经验，那才是财富呢！

炎夏时节，毛家湾的房子都空着。叶群想起来一件事，忙说：“孙志民同志，你带领两个人到毛家湾去，把那

里墙上的古旧字画都扯下来。解放军现在是全国的榜样，毛主席很是表扬我们呢！形势发展这么快，说不定什

么时候就有重要人物来。叫人看见了那些东西，不好。”

“都扯下来吗？”孙志民问。

“都扯下来。”叶群沉吟片刻后，又说：“首长给我写的那张座右铭先保留一下。”

叶群说的座右铭，是林彪在一次和叶群的吵闹后写给她的，一共十个字：“说话莫罗嗦，做事莫越权。”

知妻莫如夫，林彪看得太清楚。说话罗唆，办事越权，正是叶群最重要的两个特点。

林彪当时就命令她：任何时候都必须把这个作为座右铭，天天背诵，不能忘记。

叶群解嘲地说：“那是首长写给我的，但也是对所有办事人员的教育。”

林彪有很强烈的大男子主义，他的出山与否几乎和叶群没有关系。

在自己的卧室内静坐的林彪，看起来不关心外边发生的事情。他只是按照他的规律生活：听文件，用胳膊在半

空中划圈，说几句话，或做个手势。除此之外，就是在房子里转，象个游魂似的，背着手一边走动一边思考。

他的房子里通常有些木头架子，有的象风车，有的象滑梯。偶尔有了兴趣，他就做点类似爬山那样的运动，如

百无聊赖的猴子。他讨厌文件，尤其讨厌那些重复不止的官话。他的静默与专注不仅在于政治，那些自由驰骋

的思绪也经常把他带进朴素无华的故乡、硝烟弥漫的战场和知己朋友的客厅里。

林立果曾经不止一次地注视父亲的沉思。有一次，林彪发现了儿子好奇的眼睛，微笑着说：“我喜欢这样。我

想的事情很多，有时想的是战争往事，有时想的是小时候的事情。”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黄冈人，一九零六年生。

那是一个多么贫苦的家庭！一家九口人，只种二点二五亩地，除了交纳租税以外，所剩无几。父亲和哥哥经常

去附近的城镇买棉花，母亲和哥哥都会纺线。纺车的温柔的声音在深夜里一遍一遍地周而复始，传到很远的地

方去，又从很远的地方旋转回来。这样的声音就是我小时候的催眠曲，所有的梦境都缠绕在那纺车的声音上。

还有父兄的织布机。那声音是何等的干脆。第一梭子下去，“哐当”。第二梭子，“嘎得”。那是他们在欢快

运行前的准备，是梭子在上阵前的思考。千百条经纬，一点都不能错。打仗也一样。然后，梭子开始忙碌起

来，织布机的声音变得流畅起来，好象凯旋军队的愉快的脚步声。

父兄的织布机的声音和母亲的纺车的声音，成为林彪童年最美好的记忆。这两种声音，女性的柔和细致和男性

的明快有力，构成了他性格的两个方面。他经常看着纺车，看母亲怎样把棉花变成线，那些细细的线怎样积累

成一个个刖子。母亲有时叫他将棉花铺成小片，压上一根筷子，朝前一搓，棉花片子就变成了一个滚子，再把

那个滚子中的筷子抽出来，棉花就变成一个筒子，母亲将那个筒子在那根旋转的铁轴子上变成长长的线条，又

变成刖子，最后由父兄的织布机变成布匹。

最有意思的场面是父亲刷线。妹妹把煮好的米浆倒进两个很大的盆里。她那一双干瘦的小手啊，安静地将线浸

在稀溜溜的米浆里，务必使每根线条都沾上浆子。刷线要选很晴朗的日子。当太阳升上树梢，禾场上的湿气都

蒸发光了，天地那时灿烂得耀眼！林彪经常慨叹：再也看不见那种阳光了。战争留给他的，是痛苦和灾难。他

再也不能看那灿烂得如同白金似的阳光。在那阳光里，父亲将浸泡好了的线的一端固定在一个木桩上，哥哥就

拉着那巨大的盛满米浆和线的大盆向远处走去，阳光下，他那健壮的影子多么清晰！当父亲说好了的时候，哥

哥就转回来，到父亲的桩子前饶一道，然后再向前走去。

他们是典型的平民，靠种田和织布养活全家。

浆线和刷线是非常关键的步骤。线只有浆过以后才结实，互相之间也不容易混合纠缠，织出的布平滑、好看、

耐用。父亲和哥哥拿着紫红色的棕榈刷子，将浆成一团的线刷开。刷开的那些线就是织布时的经，纬是缠绕在

梭子上的。他们不容许任何两根线粘合在一起。所以到最后，两个人几乎是眼睛伏在线上分辨，那认真的态度

恰如新娘剔眉。被刷过的线，一根一根在阳光下跳动着，妹妹将一根根细棍别在已经分为上经与下经的浆线之

间。整个线如一根长长的白练，在微风里轻轻颤动。妹妹抚摩着未成形的“布”说：快干了，快干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家，辛辛苦苦地做，兢兢业业地做，维持着艰难的生活。一切盼望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最后连

温饱都难以维持。可怜的妹妹，被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林彪记得，那天黄昏，母亲从亲戚家回来了，很平静

地对他说：“育蓉，我给你妹妹找了个吃饭的地方。”林彪沉默着。母亲又说：“在咱家里，也是受罪。”林

彪看看父亲和哥哥，他们都不说话。显然他们预先知道了，而且已经咽下去那块难以消化的热铁似的事实。于

是他也只好接受下来。他和他们不同的仅仅是：开始思索这是为什么。

收拾了一天活计，在昏暗的微光里填饱肚子，母亲的纺车和父亲的织布机又响起来。单调的声音编织着平民的

梦想。休息的时候，父亲会从怀里掏出几粒炒熟的黄豆，给林彪和他的哥哥。父亲喜欢讲薛仁贵征西、岳飞抗

金的故事。林彪却喜欢山东的响马。父亲这时总是严厉地教训林彪：“响马有什么好？响马是贼。除了那些归

顺大唐皇帝的，别的都是贼！”

“那你说，什么样的人最了不起？”林彪问爹。爹看看林彪，幸福地微笑着说：“了不起的人嘛，多得是。可

惜咱不行。你要是个有本事的，就象姜子牙那样，拜将入相。象张良那样，扶持个皇帝成大事。多么了不起！

忠臣，明君，就象一个人似的，生生地就从狼狮虎豹那里拿下一个江山，还有比那更好的吗？关键要有眼力，

得认准人。象楚霸王、李闯王那样的，有了天下也坐不住。他们没有天下想天下，能得了不得。有了天下就瞎

折腾，早晚弄毁了才舒服。都是尖腚鬼！”

腚，就是屁股。尖腚鬼，就是屁股太尖，坐不稳天下的意思。

所有的乡亲都认为父亲的道理是对的，或者说，父亲的想法就是从那里得到的。林彪那时希望成为一个象父亲

说的那样的了不起的人。忠臣明君就象一个人似的，生生地就从狼狮虎豹那里拿下江山。他向往成为优秀人

物，为臣就做忠臣，为君要做明君。不当尖腚鬼！

林家前辈的生活，只是低头拉车，没有思考，没有怀疑，没有反抗，所以也没有成就。他们一个倒下去，另一

个将脖子伸进轭里，继续在满是牛蹄子坑的小路上艰难行走。到林彪这里，才开始抬头看路了。他要离开世代

居住的地方，到另一个世界寻找前途。

林彪没有象父亲那样去轮船上当会计或到杂货店当店员。他种过田，也织过布，但老是没有兴趣。他不愿那样

老做下去。他继承了父亲的信义忠实和母亲的酷爱孩子，但是没有继承他们的安于现状。林彪出去革命后，再

没有回去看过他们。他的父亲母亲也从没有怨言。后来林彪的大哥林庆甫参加抗日武装，担任过六纵队队长，

五九年病故。三弟林程，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天津肺结核医院工作。四弟林向荣，四九年牺牲于太

原战役。林彪的两个堂兄林育南、林育英也都牺牲在革命的战火中。可以说是满门忠烈！

林彪读过一年私塾，后来到了林玉南、陈潭秋创办的浚新学校。他一生曾经演过两次戏。第一次，是在浚新学

校和同学们一起演出一出名叫《九头蛇》的戏，揭露地主的租金盘剥农民。林彪扮演的不是一位打家劫舍的青

年英雄，而是一位县太爷。林彪曾经多次向朋友提到那次演出，说“走起来一步三摇满有意思的”。

后来，他到共进工学学习，成绩很好，引起父亲的好感。林彪喜欢读书，厌恶赌博和无聊的聚众吃饭。也喜欢

思索、争论、踏实苦干，不喜欢言过其实。

林彪的出身，奠定了他的平民意识和乡村性格。他没有周恩来那样的官僚家庭背景，没有逢场作戏的手腕和纵

横俾合的口才；他没有毛泽东那种“宁叫我负天下人，绝不叫天下人负我”的一不做二不休的痞子精神；他没

有现代自由主义者的见异思迁，也没有古典知识分子的出世旷达。他有的就是农民那里形成的忠臣不二、明主

不疑的童话和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的豪情，还有在山冈和草坡上形成的那种坚毅、执着、凶猛和机智。什么

性格成就什么人物，什么文化培养什么英雄。

一九二五年，林彪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不久，北伐开始，林彪在叶挺的独立团当见习排长。一直打到河南。

南昌起义后，担任二连连长参加耒阳战役，大胜。林彪升任红军一营营长。

到井岗山，为改编后的工农红军二十八团团长。毛第一次看见林彪就大吃一惊。那时林彪正在山坡上给他的士

兵讲解战术和纪律。后来的一次战斗中，林彪不顾自己的部队的牺牲，积极出击，挽救了败局。毛泽东说：

“林彪不仅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将才。这种人能顾全大局，将来中国的军队要由这样的人来领导。”

二九年，跟随毛去闽西开辟根据地。

过草地，打腊子口，都是林彪指挥的战役。平型关大捷，给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当头棒喝，震惊整个反法西斯世

界。抗战期间，毛要重新训练队伍，将军政大学校长的职务交给林彪。三八年底，林彪因为受伤去苏联休养治

疗。在那里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受到斯大林的赞赏。四二年初回国，不久就同周恩来一起参加重庆谈

判。一九四五年，毛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派林彪带领十万大军，到东北作战。林彪很快在东北

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林彪二十四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纵队司令，二十七岁任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三十一岁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

长。从苏联回来后，曾经担任过抗大校长。在那延安的窑洞大学里，林彪曾经和聂荣臻、罗瑞卿等演过一次

戏。

那个戏是李卓然编写的，名字是《庐山之雪》。剧本虚构的故事是：蒋介石训练大批军官，带领白军围击江西

中央苏区。在红军的英勇打击下，蒋军攻势被接二连三地粉碎，如庐山的雪一样融化了。剧本只是个提纲，具

体对话要演员自己发挥。当时的抗大政委聂荣臻，中央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都参加了演出，

只有林彪什么角色都不愿意扮演。

聂荣臻决心拉林彪上台演戏。和罗瑞卿、罗荣桓商量以后，认为只有使用激将法。因为林彪是一个极不活跃的

人，私生活呆板而严肃，几乎从来不和人说笑聊天。有一天，开完会，大家看林彪情绪很好，罗瑞卿有意将话

题扯到演戏上，说自己和罗荣桓都会演戏。

林彪看着罗得意的笑，不服气地说：“别以为就你们会演戏，我在中学时就演过戏。”

罗瑞卿立即说：“那你现在为啥不演了？”

林彪摆摆手：“现在不方便了。“

罗瑞卿忙说：“你看人家聂政委，上次也演戏，不是演得很好吗？”

林彪站起来，看着聂荣臻说：“他那算啥演戏嘛，就这样，手按在腰上，下个命令，一口四川辣子味，哪个不

会嘛！”

聂荣臻也站起来说：“老林，你别笑话我，咱们比试比试，你不一定演得过我。”

林彪也提高声音：“聂政委，你别说大话。你那两下子，我超得过你。”

聂荣臻毫不示弱地说：“那咱们就比一比。”

林彪的脸涨红了，说道：“比就比，老子这回也上台！”

几天后，罗瑞卿拿着修改后的剧本去找林彪。

林彪看也不看地说：“说个笑话就是了，哪里真要上台呀。”

在场的聂荣臻急了，将了他一军：“老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本是个讲信用的人，怎么这一次说话不算

话了呀？”

“演就演！”林彪不肯输面子，便说：“但我有个条件，你们大家都得上。”

罗瑞卿一锤定音说道：“好，大家都上，你就演戏里那个红军军团长吧。”

林彪紧接着问：“你们叫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跟哪个打嘛？”

“同王金珏。”王金珏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

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他算老几。”

“何应钦怎么样？改成何应钦！”何应钦当时是国民党的军团司令。

“何应钦？”林彪沉吟了一下，还是嫌小。他沉吟不语，没好意思说出口。

聂荣臻深知林彪脾气，便说：“干脆改成蒋介石吧，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这才连连点头说：“好，我就跟老蒋打。”

演戏的时候，林彪经常脱离台词，自己另外编一套。别人问到他的时候，他既不去努力回忆剧本的句子，又不

着急。他总是冷静地在那里现编，待想出合适的话来才对付。他那不急不躁指挥若定的样子，连素来冷静细致

的聂荣臻都深为佩服。

戏的结尾当然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失败，蒋氏夫妇也当了俘虏。当蒋和宋美龄被押上台来时，林彪问道：

“你就是蒋介石吗？”蒋答应说是。

林彪又问：“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说：“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微笑着问：“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说：“我整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嘲弄地说：“怎么不吃点补药呢？”

蒋说：“吃了也没有用，我的心肝坏了，肚肠不好，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一阵哄堂大笑，林彪不笑。他自豪地宣布：“拉下去吧。”

聂荣臻对这个戏的演出结果很满意，罗瑞卿也庆幸将林彪的随意发挥对付下来了。林彪更是对自己即兴编出来

的台词非常欣赏，尤其喜欢最后和蒋介石的那几句对话。

演戏结束，林彪对聂荣臻、罗瑞卿、罗荣桓说道：“打倒那个老蒋也不难嘛。”

好胜、顽强、细致、坚决、胃口大而且精明过人的林彪不仅在演戏中打败了蒋介石，在实际的战争中也充分表

现出他的军事天才。他不到四十岁，就担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四野首长。在他完成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以后，

蒋介石恶狠狠地咒骂林彪是一个战争魔鬼。不久，这个魔鬼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横扫千军如卷席，解放了大

半个中国。

四十九岁那年，林彪被授予元帅军衔。

经毛泽东提名，五十二岁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

林彪此时功成名就，踌躇满志。

他一心一意地保卫他的明君。

谁杀了林彪，第三章：天堂与地府

专栏作家:王兆军,postedon2/15/026:32:5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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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谁杀了林彪，第三章：天堂与地府

作者：王兆军

第三章：天堂与地府

结束了中南海湖滨的散步，毛泽东的激情仍无法遏制。

他想写一首长诗。题目想好了，就叫《新天问》。他要和上天讨论：为什么一个极其美好的理想却导出这样的

结果？为什么一个尽力为民族的尊严而奋斗的灵魂会这样丑陋？为什么一个为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操心的人会落

得人人怨恨的下场？他想探讨，甚至想谴责上苍的愚昧和麻木。他带着和平、平均、富裕、平等这些天国里的

字眼，向着他的书桌走去。他满腔的激情，无法控制。

可是，他终于没有写下这首长诗，而只是完成了三首短歌《忆秦娥》：

苍天无意退残云，退残云。旷野磷火，芦荡鬼魂。长风还我壮士心，壮士心。流水且去，砥柱尚存。好刀不忍

试新荀，试新荀。的卢霹雳，妙手回春！

写完这几首词，毛泽东坐下来，默默地呆着。他觉得整个身心很空洞，也很充实。充实的是空洞的向往，空洞

的是所有的遥远的一切。他想整理出一个切口，但什么都想不下去。

四千万生命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把这个恼人的数字赶走以后，剩下的就只有疲倦、焦急和烦闷了。他昏沉沉

地在沙发上睡着了……

毛泽东信步而行，煞是悠闲。不知不觉来到个陌生去处。很多树木，组成了一片森林。森林的中间是一条河

流。河水又多又清，看上去光滑如绸缎。沿河是一条幽静的大路。从森林里飘出来的空气，带着绿叶和腐草的

气息，显出原始而清新的别致。

毛泽东喜欢这去处，便顺路向上游走去。

突然就到了另一地方。一边是个建筑华丽的饭店，飞檐斗拱，完全是中国风格。在一团粉红色的氤氲中，仿佛

有个宝蓝色衬底的匾额，有字样为“天府乐园”。与之相邻的建筑也不错，只是不如“天府”那边敞亮。中间

有一条不大的鸿沟，没有桥梁交通。可能两下里不太和睦，这边故意起了个黑暗的名字，叫做“地府佳境”。

毛泽东心想：“你们还想哄我。再不济，我也知道地狱在黄泉，天堂在九重霄，绝对不会是邻居的。”

“无论如何得进去看看。”他想。

毛泽东是个好奇的人，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天堂之路。

居然没人迎接。毛泽东喊了几声李银桥，没有回音。单身旅行，这是毛泽东多年来很少体验到的情景。他心中

不免有点诧异。这是哪个省搞的呢？这样大的建筑是要报中央审批的吧？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真是诸侯之

行，天子有所不知。他想找人质问，可是没有一个人。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如此寂静之地，是不是歹徒的机

关？他有点疑惑，也有些恐惧，觉得不如回来的好。于是给自己找到几个理由，自言自语着向回走。

道路曲曲折折，迷雾浓重，毛失了方向。

他没找到原路，却误被岔道引至一个热闹去处。

所在气氛幽暗，地方倒算宽敞。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好象天安门，只是颜色不那么灿烂，更算不上金碧辉煌。

黑墙黑瓦黑大门，门上没有悬挂任何画像。门前是个广场，古老的青砖铺了地面，砖缝中长了许多荒草。毛泽

东听见里里外外都是声音，可看不见人影子，心下又是一阵疑惑。他轻轻推开那扇巨大的黑色大门，一股子强

烈的喧闹声扑面而来。仍不知声音之所出。

正诧异间，突然有什么东西蒙上他的眼睛，他被吓了一跳。

原来那是一块彩色纱布。毛泽东下意识地拽下来，想随手扔掉。可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这块纱布如此

奇妙，他因此看见了所有的景物，也感觉到了所有的颜色。这里原来并不是黑色的，它如同故宫一样五彩绚

丽。唯一不同的是，喧闹声不是从活生生的人群中发出的，而是从成千上万骨瘦如柴的骷髅口中叫喊出来的。

没容许他欣赏风景，就有很多瘦骷髅围上来。

“你们都是很懂得礼貌的。”毛泽东见那些小人气势汹汹，少有善意，便先用高帽子压住他们，然后问道：

“你们都是干什么来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还问我们！你是哪里来的？”他们没回答，反问毛是何许人，因何至此。

“老乡们，我们得讲道理，是不是？”毛泽东从不对地位很低的群众耍脾气。他和气地对围观者说：“是我先

问的你们。你们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我就告诉你们我是谁。”

那些人说：“我们是鬼。”

毛泽东一惊，问道：“难道这里是地狱？”

那些人说：“一点不假。”

毛泽东纳闷地说：“我是要去天府乐园吃饭的，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那些骷髅大笑起来。毛泽东又是一惊。他问：“你们既然都是鬼，为什么不接受审判，重新参加轮回，及早到

世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些瘦鬼说：“我们没有罪，无法审判。再说，回去有什么好？世人没有饭吃，也

没有衣穿，搞什么吊社会主义！”毛泽东说：“随意诬蔑国家，知罪吗？”马上就有瘦鬼吆喝：“我们都是饿

死的，难道不如你清楚！你骗谁？”另一骷髅叫喊道：“地狱里不收饿死鬼，我们都是些屈死的鬼。怎么审

判？”“再说，我们大都没有名字。”毛泽东说：“叫判官给你们起个名字，该上哪里就上哪里。”

那些瘦鬼嘲笑说：“你的口气还不小呢！看来你在世上不是个乡长就是个村长。”另外一些小鬼愤怒地说：

“看他这个样子，不是很瘦，看来是从不缺吃的了。”毛泽东说：“我也半年没吃肉啦。”那些鬼不以为然地

叫喊：“你他妈的还说半年没吃肉，我们连野草都吃不到，才饿死的呢！”接着是一个农民控诉他的村长如何

鱼肉百姓，强迫他们扔掉土地去炼铁等。

很多鬼齐声附和，说他们那里更不象话。当官的将老百姓的吃饭锅，炒菜的铲，墙上铁钉，妇女的首饰，小孩

的铁环都收集去炼铁，炼成的铁块就扔在风里雨里糟蹋。毛泽东正要表态，更强烈的声浪又掀起来：“这个家

伙肯定就是那种村长，我们得揍他一顿，出出这前世的闷气！”很多人响应，有的举起干枯的手臂，有的正在

寻找凶器。即使他们什么也不拿，只是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把毛泽东淹死。

毛泽东想：“他们至少有两千万。两千万人不得了，两千万鬼更难对付。”鬼们呼喊着，咒骂着该死的大跃

进，咒骂可恶的共产党，叫天老爷打雷轰死那些贪官污吏，有的喊国民党万岁，有的喊叫彭德怀的名字，有的

则要回去吃大户，抢夺公社的粮站。

形势很危险，毛泽东想走开。可是四周被围得水泄不通，根本走不了。

毛泽东定定心，对周围的饿死鬼们说：“我不是村长。”鬼们问：“那你是什么人？”毛泽东说：“我是管你

们村长的。我一回去就整那些为非作歹的东西，一个也不放过。”鬼们问：“那你是乡长？”

没等毛泽东回答，有个鬼大声叫喊：“乡长也不是好东西。他不光有东西吃，还糟蹋了很多女人。一斤粮票搞

一个。他怀里揣着粮票夜游。他妈的！现在他在台上，人家不敢说他的错误。早晚有一天，老百姓得掀那个王

八蛋！”接着又是一阵愤怒的声讨。

毛泽东注意到，说到乡长的时候，有些人没有叫喊，只是远远地看，目光游移，好象害怕乡长。毛泽东说：

“我回去处理这个乡长，撤职，法办，当然也要开除党籍。”刚才那个提意见的村鬼说：“最重要的是那个国

库粮啊，党籍无所谓。要是不叫他吃国库粮了，当了农民，没有粮票，跟咱一样，就搞不成女人了。粮票那个

东西，这年头很吸引人啊！”他旁边的那个村鬼突然问毛泽东：“你是县长？”毛泽东说：“我比县长还大

点。”村鬼试探着说：“那你一定是省长了。哎呀，他是省长啊！”

众鬼突然寂静下来，原来站在毛泽东跟前的，怯懦地向后退却。他们怕省长。

毛泽东听见那些敬畏的窃窃私语。“省长啊，很大的官，先前是称为道台的。”“一个省就是一个国啊。了

得！”“几个省加在一起就是巡抚。巡抚的名字都是写在皇帝卧房里的。”“省长有军队，大兵小兵都有盒子

枪。军官都用大号手榴弹，一炸就是一亩多地！”

毛泽东一时兴起，打算告诉他们真实身分。他问：“你们一共多少人？”半天没有回音。过了一会儿，有个戴

博士帽子的过来说：“我是十殿阎王的判官，前来拜见主席。这些新鬼一共四千零六十八万人。”毛泽东问：

“你怎么统计的？”判官说：“根据卯簿。不会错的。”毛泽东问道：“果真都是饿死的？”判官点头。毛向

判官道谢。判官说：“何必言谢。你是一朝天子，我有义务向你汇报情况。以后请多关照。”毛泽东问：“我

在世上，如何能关照得了你？”判官说：“你过来后，说不定会是新一代阎王，小人岂敢不敬。”

有个大胆的村鬼问判官：“这人可是大清朝的光绪吧？”

判官说：“哪里是清朝的，就是当今的皇帝毛泽东啊！”

村鬼慌忙跪倒，向毛泽东连连磕头，口中还叫“我该死，我请罪。坦白从宽。”

一个鬼跪倒，成千上万的鬼一齐双膝撞地。一个伟大的情景出现了：数千万被苛政所迫害，被饿饭而至死的冤

鬼，在苛政的制造者面前匍匐倒地，山呼万岁。他们仇恨村长，怨愤乡长，甚至对县长颇有微词，但对省长，

他们就敬畏不已，不敢大声说话。如果看见皇帝或者相当于皇帝的人物，他们就会软了关节，甚至忘记一切怨

恨，忘我地顶礼膜拜起罪魁祸首来。

毛泽东很高兴。不论天上、地下、人世间，都是这样的观念和秩序。他的性格不喜欢秩序，可在理智上他喜欢

这种东西，因为他需要，因为它方便。秩序使他们跪下来，面前这些人一旦跪倒，就象没有一样。毛泽东站在

大廊柱前，对着成千上万的饿死鬼说：“你们怨恨村长、乡长，我是理解的。我有没有没收你们的家具和炊

具？我有没有用一斤粮票诱奸你们的妻女？大跃进总路线是我制定的。可是好经被和尚念坏了。他们应当对你

们饿死的事负责。有些话只能我说，别人说就不好。这是我的事情。”

一片黑压压的寂静。没有一个敢抬头正视毛。

毛泽东干脆把那块蒙着眼睛的彩色纱布揭掉，反正看见那些人和看不见那些人都是一样。在毛泽东眼里，他们

是零。他之所以经常奉承他们，就是奉承零。他们只有尾随在精英人物的后面，并且有次序地排列成行，才有

意义。或者说，伟大人物只有具备了这样个体价值等于零的人，才有更大的力量。在和他们说话时，完全可以

这样目空一切地体会这种居高临下的滋味。他要教训他们，教导他们怎样理解大跃进，怎样理解社会进展的大

道理。

毛泽东意气风发地说：“你们是我的老师，应当比我更清楚。你们中间，有的人也有一大把年纪了。难道不记

得解放前那种社会吗。有钱有势的人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那是多么不平等的制度！到处是战争，到处是抢

夺，到处是卖儿卖女的惨景。是共产党统一了大陆平分了财产。可是只要还有私有制，土地的买卖就会再度产

生地主，商品竞争就会产生新资本家，过去的轮回就会继续。我想把这个制度改变，彻底改变，于是有了社会

主义改造。”

有人开始点头，开始将过去的残酷回忆作背景，来体会共产党的好处。

“可是被打倒被剥夺的地主、资本家不相信我的试验，不相信我们的制度比他们的优越。”毛泽东继续说：

“我要做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搞出经济奇迹来，他们就没话说了。五八年搞钢铁，一下子就弄了一千万吨，

比美国英国都快。可是那些愚蠢的干部不懂得我的意图，他们只知道耀武扬威，不知道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他

们忽视了农业，忽视了农民。他们挥霍浪费，虚报浮夸，瞎他妈的指挥，刮共产风。加上国际上苏修卡我们，

又遭了自然灾害，所以弄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非常美好的。我指示了一条奔向天府的道

路，可是他们走到地狱里去了。这些东西，看我不杀掉他们几个！”

下边一片欢呼，看不见声音之所出。

“这怨谁？”毛泽东说：“只能怨我没教育好他们。他们都是打仗的出身，不知道经济建设，动不动就发热，

胡来。我只好替他们承担罪责。不过我也感觉到，你们也有责任。你们都是些目光短浅的人，目光短浅！只要

一样东西不直接属于你们自己小家庭，就不知道爱惜。你们太懒惰，生活只要有点保障，就不图上进，靠国家

包起来。你们不象主人，倒是象社会主义的食客。你们也太胆小，叫你们监督干部，你们要么背地里骂他们，

要么就是当面奉承。这样只能说明自己软弱愚昧无聊无知。除此以外，还能说明什么？”

在一片寂静中，毛泽东听见了懊悔的哭泣。有人在责骂自己。

“是的啊，如果我们好好收获庄稼，五九年不会那样饿饭的。”

“主席是好心好意啊。怨我们自己不争气，将好好的年景弄坏了。”

“我要是给村长拼了，他就不敢那样欺负我们。我也是太胆小了。”

“……”

毛泽东战胜了那千百万饿死鬼，胜利地走下台阶，如入无人无鬼之境。他经过的地方，发出一阵阵嘈杂，一阵

阵欢呼。那是拥挤的鬼们主动为他让路，有些鬼自告奋勇出来维持秩序。毛泽东暗自高兴不已：有这样好的人

民，还怕什么！

他目空一切地向前走着。

在轮回殿旁的青铜龙缸前，判官告诉他：阎王邀请他去说话。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

判官带领着，两个一路经过了美景阁、幻景殿、海市台、蜃楼亭，就来到乌托邦堂。

阎王是个汉子，好象是中国人，又象是外国人。毛泽东觉得见过，可是一时叫不出他的名字来。阎王看见毛泽

东，热情地下阶迎接。两个寒喧了，各自坐定。阎王问了判官几句话，便回头赞扬毛泽东的大无畏精神和如龙

似虎的性格。

判官备了茶水点心，两个开始说话。阎王看上去威风凛凛，有雄霸天下并吞八荒之气概，但是说话文质彬彬谦

恭得很：“主席刚才的训话，在下听了，十分佩服。这四千万冤鬼，一直在这里闹事。有的要回去杀掉他们村

长，有的要和民兵连长拼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些人的寿数都还不到，我也不能放他们参加轮回。可这

些人确实没有罪过，死得冤枉。我得找到个办法安静他们，又苦于找不到。你这一讲，他们就服气了。谢

谢。”

毛泽东心境并不好，阎王的赞扬使他不好意思。他承认：“大人物也有错。很多人骂我。我这个人喜欢理想，

没有这个东西，我做不出这么大的成就，也做不出这么大错误。”阎王说：“我佩服有理想的人。这里的死鬼

大都是理想主义者。”毛泽东问：“包括这些农民？”阎王说：“当然。穷人最喜欢幻想，越是穷，理想也就

越美丽越虚幻。一个桃花源，吸引了多少穷人，连有文化人也相信了，当做真的境界去追求。”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也是理想，难道行不通？”阎王说：“世界上没有行不通的事情。你想干什么，干的就是什么，你

就是什么。”毛泽东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退居二线，看书写字，游山逛水而已。”阎王说：“你的寿

命还长，何不再做些事呢？”毛泽东问：“我的寿命还有多少？”阎王说：“你原来能活两百三十岁的，战争

中杀人多，折去六十。做事随意，没有底线，折去若干。大跃进饿死人很多，又折去一些。现在还有不少。天

机严明，恕在下不能多所泄露。”

毛泽东问：“你觉得我还有什么事情应当做的？”阎王说：“象你这样的帝王，完全有资格求个更大更辉煌的

结果。周文王，励精图治，外抗无道，内演八卦，为一代圣贤，可是周的王业是儿子达到的。孔子是圣人，弟

子三千，贤人七十，为万世师表，可是他没有王者之功天子之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包括成吉思汗，

又都是霸业有余而立言不足。秦皇当时万事紧张，旧贵族整天造反，立法和镇压都来不及，没有更多的时间去

弄别的。唐宋大都如此。除了机会，也有才能的限制。他们缺乏主席这种武可以得天下，文可以披万世的全

才。你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也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浪漫气质，应当做更多的大事，打倒孔孟，重立万世师

表。”

毛泽东沉吟一会儿，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其实是相信孔孟治国平天下那一套的，这和少年时候的教育有

关。可是就本性来说，我是喜欢自由放荡的，这和儒家信条不合辙。台湾没过来，我的王业不全，是明显的。

要说更多的功绩，我就不敢妄言。比如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治国安民的长远大计，应当是不错的，可是弄了

半天，经济一团糟，死人也很多，失败了。党内很多人骂我啊，这个我清楚。我因此不得不将天下让给别人，

又何敢谈内圣外王！”阎王说：“此言大谬矣。世间的事，没有只作一种解释的。所谓失败，妄言也。不是事

情不好，而是人心需要改造。你要建立的理想社会诚然是很好的，可是那个方法不容易。你要那个社会幸福美

好长治久安，光创造经济价值不行。人心是第一重要的。西方富有，家家有电视有汽车，人人喝牛奶，住很大

的房子，拉屎撒尿不出屋，洗衣服做饭都用机器，论说是很好了吧？可是，也有很多问题。人的物质追求永远

没有足够的时候，老朝这个方向努力，就是累死，也找不到目的地。可是反过来，如果你把人心改变了，任何

时候都可以说是富足的。有牛奶的人没法子和喝粥的人比；他们用飞机大炮你用小米加步枪，也难说谁胜谁

败。是不是？你得改造人！”

毛泽东说道：“闻君所言，顿开茅塞。”

阎王说：“过奖了。我还想说一句话。不改造人，你那些已经几乎写入历史的事业，也会被人否定。把人改造

好了，都相信你的思想，你就是圣贤。他们遇事就得拿你的思想作尺子去对照。你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顿悟，说道：“诚然。如此说来，我还得大干一场，即使失败。”

阎王说：“大角色几乎都是不成功的。只有那些玩杂耍的，才容易成功。为什么？因为大角色想得太高太多。

所以世间的真英雄，大都是失败者。这个你不必担忧。”

毛泽东临行前，又犹豫起来。他想到报应。毛的母亲信佛，将因果报应的故事讲到毛泽东的童心里去了，造成

毛经常担忧死后的事。他小心地请教道：“如果我向那个方向再努力一把，会不会有什么惩罚报应？”

阎王哈哈大笑道：“超人永远是超人。无论成败，都不逊于人，哪里要问下场。不要追求什么正义循环道德报

应之类的东西。你看，在秦末汉初的农民起义和诸侯混战中，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敲响秦王朝的丧钟，但最终

埋尸荒野；项羽披坚执锐，横扫千军，消灭了秦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一世之英雄。但是帝国的宝座却被狡诈

虚伪的小人刘邦窃取。同样，少年时受辱于胯下乞食于漂母，后来拜将于高台的韩信，统兵百万力挽狂澜，最

终九里山十面埋伏，逼项羽乌江自刎，为四百多年的刘汉王朝立下第一号功劳，然而终于见疑于皇室，赐死于

吕后，一眨眼就丧了命。有谁给他们公道呢？流氓称孤道寡地痞坐堂为王的事屡见不鲜。历史总是乐于记录王

侯的功绩而强迫人们将失败者说成盗贼土匪！但是这又有什么呢？谁爱说什么就叫他们说去。可是我们受命于

天，要做事啊！”

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赞叹：“好极了！”

阎王继续接着说：“于是平民抒发激愤之气向鬼神嚎啕，贵族忍吞了大冤大枉硬说精忠报国，文人模仿屈原，

唱人家不喜欢听的歌。更有一些好事者，硬要在历史上寻找恩怨平衡，编造出一些因果报应的离奇故事。一个

关于公元前二世纪的童话说：因为当年韩信冤屈，后来他托生为曹操，不仅真的夺取了汉朝天下，而且使汉献

帝受尽屈辱，而汉朝的这个最后皇帝的前身就是汉高祖。而那个无罪受冤的英布后来变成居江东、占地利、轻

易割掉汉家三分之一江山的碧眼小儿孙权。因为善良豪爽而失败的项羽则成为正统的汉家帝室之胄刘备，诸葛

亮的前身则是项羽的军师范增。这都是胡说，这里的记录可以证明那些都是无稽之谈。反过来，就算都是真的

报应了，又怎么样？昨天的不公道，在明天的轮回中平衡，这恰好给生命一个颠簸起伏的曲线。只有这种颠

簸，才能激发伟大人物的激情、力量和事业心。你追求的难道不就是这样的颠簸吗？怎么还会担心报应呢？害

怕报应的人都是平庸的！他们编造因果故事吓唬小民。”

毛泽东激动地说：“承蒙点化。下官告辞了。”

“再见。”阎王说：“相信你会活得有声有色。”

走到门前一座小桥上，桥下是一些狰狞的厉鬼在实行刑罚。

判官送给毛泽东一张写了字的纸片。上面写了四个大字：内圣外王。

毛泽东正在欣赏那字，判官突然朝他背上拍了一掌，毛跌下桥去，吓了一身冷汗。

李银桥和荆山同时听见了毛泽东的叫喊，忙过来问候。

毛要了毛巾，边擦虚汗边说：“我想上天堂看看的，却走错了路，到了地狱。”

李银桥说：“主席开玩笑哩。”

“不。”毛泽东将梦中的事简述了，认真地说：“我不虚此行。”

谁杀了林彪，第四章：准备出山

发言人:王兆军,on2/19/20021:17:0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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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谁杀了林彪，第四章：准备出山

作者：王兆军

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空气湿润，暮春的风娇柔无力。

天光幽暗朦胧，古老的北京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

总是忙碌的叶群经常为星期天也要工作而苦恼。她已经不止一次地劝告自己说：今天坚决不看文件，好好休个

星期天。象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她依赖林彪，也怕林彪。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情绪经常不一致。林彪高兴的时

候，叶群当然兴奋不已。不过这种兴奋绝对不会长久，过几天，甚至几小时几分钟后，必定就是叶群的难堪。

只有平静的日子，才是值得期待的。说不定哪一天，林彪会突然叫她进去，商量点事情。但这种期待很难忍

受。一个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会得到丈夫宠爱的妻子，日子是很难熬的。

她曾经问过：“你好象成心不让我高兴？”

林彪说：“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叫我怎么办？”

近来叶群很想跟林彪透彻地聊聊天。她觉得很不安静，对外对内都经常失去做事的分寸，情绪急躁不安。她不

愿将这种现象归结到妇女的更年期。有时她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社会的风吹草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连老

百姓都开始感觉到新的话题。象这样的家庭，怎么会没有波动呢？严密的制度，严肃的纪律，严格的秩序，她

已经适应了。正常情况下，不会有急于和丈夫交流的想法。她得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提醒，以免把事情搞坏。叶

群预感到这个家的地位处于非常微妙然而非常重要的位置。

特邮人员还是照样送来那么一大包文件。

她叫道：“别看了，今天都按时休息。我有责任爱护你们的健康。”

孙志民说：“谢谢主任。可是，有些特急件，大概还是看看的好吧。”

大堆文件倒在桌子上。叶群胡乱拨拉了几下，百无聊赖。她走到门口，看看林彪的屋子，失望地返回。她坐下

来，双手支撑着下巴，有一搭无一搭地瞅着桌子上的邮件出神。在那些邮件中，叶群突然发现了一份国务院办

公厅的文件。她感兴趣地拿起来，浏览了一下，径直跑进林彪的屋子。

“一Ｏ一，你看这份国务院的文件。”叶群的声音中充满着兴奋。她也不管林彪是否在听，只管自说自的：

“整个中直机关的待遇都在变化。春藕斋又要整修。那个跳舞的地方，我们大概从没去过，去的话也就是一回

两回。现在呢，室外开辟了跳舞的场地，里边的舞池也改建了。据说还要给那些从文工团找去的舞伴发夜餐津

贴呢。副总理一级的现在至少配备三部汽车，可以用喀地拉克和奔驰。养蜂夹道的俱乐部也正在整修。寿星胡

同的高干俱乐部现在只对部长以上的开放。钓鱼台的好多房子都不接待一般会议人员了。这里还有几个简报：

郑州、武汉、杭州和济南，都给四大领袖修建了专门的别墅，风格是那种中西结合小洋楼！可是，我们毛家湾

呢，自从高岗以来，就没有修理过。他们都在搞特殊化，我们连正常的……”

林彪厌烦地说：“你出去。”

叶群一边后退一边说：“我们不争待遇，艰苦朴素。但我们的红旗应当换一下了吧？我喜欢德国奔驰，那种车

就是抓地，开多快也不漂，安全。再说，毛家湾这房子也该扩大一点了吧？”

“你给我出去！”林彪吼叫道。

叶群出来后，对着院子发呆。叶群和林彪不一样，她是个理智和欲望都很健全的人。就是说，她是个平常的

人。她关心自己的，丈夫的，子女的，甚至是这个家族的现实和未来。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名声与风光，她

都很在乎。这个好心经常受到林彪的打击。每当受到打击，她就忍气吞声，慢慢地消化屈辱。

她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呆呆地看着院子。这院子分三个部分。现在他们林办只住中间的这部分，出门有一

条路。比较其他副总理级的干部，这个院子真是太寒酸了。浴血奋战半辈子，难道就只有这么点地方吗？毛泽

东特殊，我们攀比不上。总理管理国家，事情多，要点排场是应当的，再说他也高出我们半格。宋庆龄是国

母，也不说了。除了他们，还有谁能和我们比？朱德虽然说是总司令，可是论战功，他有什么？出生入死，驰

骋疆场，我们是头功。可是现在，我们低人几个等级！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老婆个个都在拱路子朝上爬。邓颖超、康克清、蔡畅、曹轶欧，个个都有了叫人羡慕

的地位。连一直不准涉足政治的江青，也被周恩来安排当毛的生活秘书了。岂止这些，听说江青要正式担任中

宣部的副部长呢！唯独我们安分守己，恪守着旧章程过日子，过死日子。太安份守己了！在这闹市一隅，悲守

穷庐。其实越这样倒是越不好，花里胡梢的，吃喝玩乐的，倒是人人觉得正常，说说就过去了。我们算什么？

这是替谁着想？我心气不顺！我得有个更象样的职务，别出来进去的叫人当叫化子。什么林办主任？还不就是

个看家婆？康生在和平里那边的花园，修理得多漂亮！可我们这个毛家湾的一个院子还分成三部分。西院和东

院还住着别人！看四周那些小胡同，多叫人憋气！

她决心向林彪施加压力。

什么东西能够使他着急呢？他不要经常出来，偶尔到街上溜车，也就是散散闷子。他从来不讲究交通工具。房

子呢，越小越暗越静，越好。这个鬼！他恨不得住到地下室里去。吃的东西更不讲究，吃饭就是那么一点素

食，平常的零食就是炒熟的黄豆。酒、色、财、气，他什么都不好。跟了这样的人，一辈子就是打仗、打仗、

再打仗。这有什么意思呢？悔叫夫婿觅封侯！

他最关心军队，大概只有军队的事务能刺激一下他。叶群想。

她坐下来，为了一个严肃的目标——动员男人伸手——而殚思竭虑。

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小雨过后，天没有晴，空气很沉闷。林彪突然提出要出去“转车”。“转车”就是乘车

出去走走，解放解放心神，活动活动身体。这是林彪的唯一爱好。这种转车不是兜风，人只是坐在车子里边，

观赏一下风景，放纵一下眼神而已。

叶群问：“要不要人陪？”

林彪挥挥手说：“不要。我回来要你讲文件。”

妻子得不到陪丈夫转车的机会，叶群心头泛上来许多的不高兴。但是她很快就将这个不满压下去了。一是因为

传统，林彪从来就没有和她一起的特别爱好。他说他宁肯一个人出去，想点事情，看看风景，比听她聒噪要

好。叶群失去这种宠爱已经很长时间，习惯告诉她必须承认事实。接受这种命令已经习以为常，不会有任何沮

丧了。况且，今天首长还叫她准备讲文件。讲文件通常是秘书的事，偶尔林彪叫叶群讲文件，都是想要知道叶

群的看法。

叶群高兴地答应了，并积极准备。

林彪回来了。叶群仔细注意林彪的情绪。林彪下车后没有径直进屋子。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双手倒背在那

件嫌大了些的衣服上，即使没有微笑，至少是情绪不错。

叶群拿着一份自己整理的情况摘要，走进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听叶群讲文件。叶群看看林

彪，林彪说：“还等什么？”叶群就说：“贺龙、罗瑞卿问候我们。罗瑞卿的公安部长当得很红火。英国《詹

氏周刊》估计罗会取代首长的地位成为国防部长。有人说主席准备承认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内部作个检讨。

塔斯社估计首长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如果身体条件好的话。但是，也有不好的消息。有人说首长那封由高岗的

妻子转给高岗的信是与高合谋。”

“消息来源？”林彪问。

“国务院和中直机关。”

林彪想了想说：“不予理睬。”

“那封信实际上是你批评高岗，劝他听中央的话的。”叶群说：“有人说，当初是主席动员高岗搞议会制，矛

头是对准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后来主席发现搞不动，就变了卦。高岗被主席出卖，就自杀了。”

“不许胡说！”林彪威严地盯着叶群。

叶群马上停止了自以为是的发挥，象个小媳妇似的坐着。

林彪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既象自言自语，又象训话似的说：“不要太贪心。很多事情你不懂。有时

间多看点书，多思考些问题。兵法云：善用兵者隐其形。解放后，很多将领都骄傲起来了。主席没说话，是看

着那些功臣的面子。高岗一身兼有四个职务，人称东北王。如果是你，你不担心？你不了解政治。历代王朝，

建国后都要收拾一批功臣，历史学家给这个现象叫兔死狗烹。为什么？不光因为狗没有用了，还因为狗居功自

傲，动不动就欺君犯上。毛主席是个伟人，没有他，就没有新中国。和他比，我们都是无知的学生。我崇拜

他，我得忠于他。一个人，一辈子不会有几个真朋友。毛主席是四野的直接领导。即使我不出来工作，他也亏

待不了我。他有什么错误好承认的？有些人就是要降低他的威信。至于我怎么做，你不要管。出就出，不出就

好好呆着。你要懂得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象你那种人想的，把房子换大一点，汽车用美国或德国的，到处显

摆，还有点出息没有？女人！”

叶群还没有从这些话中完全明白过来，林彪就下了逐客令：“你出去吧。“

叶群出去后，卫兵和她说话，她没听见。

林彪的话就象迷魂阵一样，既有热情的颂扬，又有压抑着的计划，既有类似谦虚的韬晦教导，又有无所谓的轻

松自在。叶群能感觉到微妙的幸福。她肯定：林彪没有放松。他在密切地关心着自己的安全和毛泽东的声望。

这个肯定给叶群带来充分的幸福和美好的前景。她对着林彪的幽暗的窗口说：“看来，你总有一天会进一步出

头！只要你想干，机会多的是。你是将军，你知道怎样打仗才会取胜。首长，只要你动起来，我们的位置很快

就会向前排，很快。”

叶群想错了。

尽管她制造了一些压力，但这些来自家庭亲人的压力，根本没能动摇林彪守静的决心。即使所有四野的同事都

来劝告也不行。任何人的欲望都无法动摇林彪的意志。他的态度是：不予理睬。林彪是否能够取得更高的地

位，决定于形势，尤其是决定于那个人的需要和态度。整个国家，整个党，所有的军队，甚至所有个人，都是

他的。

那个人才是林彪的主人。只有在他需要时，林彪才会行动，而且英勇善战，一往无前。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历

史上的重要关节，都是毛亲自动员，林彪才出来。在派他去东北作战前，毛曾经对林彪说：“你打胜了，我们

就会有一个新中国；打不胜，新中国也会有，但要晚几年，而且不一定是我们的。我等你的好消息。成功后回

来，放下枪炮，我们共同将这个千疮百孔的中国治理好。”当时林彪摇着头说：“不，我不懂治理国家，只会

打仗。打完了仗，放下枪炮，我得休息。”林彪和毛泽东握了手，微笑着走向东北战场。毛泽东当时深情地看

着林彪的背影，对其他人说：“林彪，林彪，静时如林，动时如虎。我们党少不了这样的大将。”如果说毛泽

东是猎人，林彪就是他的最得意最宠爱的猎狗。在他说“党少不了林彪”时，实际上是说他自己少不了这样一

个行动起来卓有成效的将军。

什么是美？需要就是美。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和依托。一连几个漂亮的大战役，奠定了毛泽东未来的地位。四八年九月开始，东

北野战军经过五十二天激战，消灭敌军四十七万。共产党完全占领了东北。四八年十一月，林彪率领四野入

关，完成了平津战役，从而使共军在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上占了绝对优势。那时，毛才敢于说大话：看来全国

的解放比过去估计的至少要快一年。四九年四月，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在北平谈判。五月，林彪率领四野南下，

强渡长江后挥师湖北，克武汉，下湖南，打下广州。一鼓作气，再转向西，打下南宁和桂林，又攻下海南岛。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横扫千军如卷席。

战争结束，林彪放下了枪炮。除了到苏联养病外，在国内也不大管事。这个矮小而精明的将军享了几年清福。

直到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个人出面说了话，林彪才又出山。出山以后，他一直精心经营部队。提出了“四个第

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等口

号，而且取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毛泽东夸奖林彪说：“军队工作，自从林彪主持以来，有了很大的改观。四个

第一好，是个创造。”

除了军队，林彪对别的事情不动声色。

林彪每天要批阅二十万字的文件，但只用一小时的时间完成。

早饭后，林彪通常是那样倒背着手，在幽暗的大厅里若有所思地漫步。地上是浅绿色的地毯，沙发是绿色的锦

缎，连帷幕也是绿色的。这种光线里充满着孤独和恐怖的气氛。在一片凄凉的绿色中，一个小小的身子缓慢地

移动着。他就象一个倔强的幽灵，既不爆发，也不熄灭，在阴间与阳世的交界处来回荡漾着。

叶群问：“你休息得怎么样？”

那个幽灵只回应了一个声音：“喔。”

“江青打来电话，问你好。”叶群说。

“江青？”林彪突然警觉起来。他的浓密的眉毛下边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他没有马上说话，想把思路整理清

楚。是的，那个江青。主席不喜欢她，是有时。江青打电话来，只是向我林彪问好。难道只有问好吗？为什么

从钓鱼台打电话。自从我去年委托她召开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关系越来越密切。不知主席是怎么想的。他这

一步棋走得对吗？占领一个非常好的地形，在那里放一个嫡系力量。我是否应当回电话？不必要？必要？不，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但应当记得这事。不知道叶群这东西还和她罗嗦了些什么……

“今天由何一伟讲文件。”叶群不耐烦地说：“人家在门口等着呢。”

“那就让他进来吧。”林彪说。

他刚才走神了，没有对叶群的话表态。

“首长，这是何一伟同志，新来的秘书。”叶群介绍说。

何一伟恭敬地不无紧张地向林彪立正行军礼。

林彪挥手，示意何一伟坐下。

等了好大一会，林彪才说：“以后，进来不要敬礼。我一见人敬礼就紧张，就出汗。”

抗战时期，林彪曾经被阎锡山的兵误伤，不得不去苏联治疗。他养伤的那个疗养所里，矿泉水的硫磺含量太

高，身体瘦弱的林彪不幸硫磺中毒，染上了出汗的毛病。当时苏联人说那不是病。回国后，林彪才从自己的医

生那里得到解释：那是“神经性毛孔扩张”。这种病非常敏感，任何一种刺激都可能引起病人全身流汗不止。

因此，体质脆弱的林彪规定：凡进来的秘书、警卫等，一律不得敲门、不得立正敬礼、不得乱说乱道，以免刺

激他毛孔扩张，心情烦躁。

“是！”何一伟答应着，自己倒先出汗了。他瞥了一眼那光秃秃的头，心里咯得一下。他只记得林彪的耳朵下

边有一点点头发。难道这个面色苍白的病夫，就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打遍中国的长胜将军林彪元帅吗？而且现

在依然是这个军队的总指挥。简直不可思议。

“今天，我想讲一下美联社、路透社、朝日新闻等外国通讯社对我国政治形势和首长的地位上升的一些评

论。”何一伟谨慎地看看林彪，林彪正朝他点头。

“外电认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完全失败后，国民生活和生产情况都很糟糕。在党内争论中，毛将权力移交给他

的朋友。这些人的努力已经使国民经济慢慢好转，至少是渡过了难关。美国猜测毛泽东主席将难以逃脱党内更

严厉的谴责并将彻底失去权力。目前情况下，正在上升的力量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为首的文官系统，如果他们和

首长代表的军队力量结合，将足以使毛泽东下台。但是，日本人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分析，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足

智多谋的毛主席不会甘心离开类似帝王的地位，而林彪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可能与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们结

合。相反地，如果毛要反击，他首先可能利用军队的力量。他们的原话这样说：老虎到底下山还是归山，现在

还看不出来。《朝日新闻》估计，首长掌握全国军队，四野是毛的嫡系部队。首长的地位现在很牢固。如果毛

主席重新出来工作，将会更重要。”

何一伟讲完，身上已经湿漉漉的。

“你讲的，我听得懂。”林彪问何一伟：“你身体怎么样？”何一伟说：“没什么病。”林彪又问：“休息怎

么样？”没等何一伟回答，叶群就抢先说：“这样的壮年人，还不是躺下就睡着了。打呼噜都很有水平呢。我

那年在乡下搞四清时，就碰上一位……”

林彪不耐烦了，挥手让叶群出去。他喜欢沉默寡言、善于思索的人。叶群朝外走时，林彪看也没看她一眼。他

划着一根火柴，看着火苗慢慢熄灭。他特别注视着火柴熄灭后的那一缕青色的烟，好象沉迷在幻想中的安徒生

童话中的人物。那里有一个梦境，他期待什么呢？

火柴终于完全熄灭了，连青色的细烟也不再存在。他把火柴棒凑到鼻子下闻闻，黯然神伤地说：“我不行了，

老喽，睡不着觉，吃药也不顶事。”何一伟没有答话。直观上看起来，林彪对年轻人健康的体魄很羡慕。他拖

着湖北口音问：“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老家是怀德县的范家屯。”何一伟答。

“那地方我知道。气候很冷，冬天不好过，夏天还行。”林彪说完，又擦着一根火柴，继续他那饶有兴趣的观

察。这一次，没等熄灭，他就将火焰吹熄，照例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这样连续三次。何一伟第一次就和林彪

说了这么多，这是少见的例外。何一伟看见了林彪的沉默的力量、高傲的神情和奇怪的嗜好。何一伟猜想：他

一定迷恋战争。那火柴上就有火硝和硫磺的味道。那也是弹药的味道。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决定取消二线，并且逐步收回以前放弃的权力。由于当时的经济情况依然糟糕，陈云主导

的八字方针确实在起作用，毛泽东对经济问题几乎插不上手。政治上，中国比以前更封闭了，不仅没与西方和

解，连苏联也成为仇敌。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甚至不得不考虑对付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

喊。中国已经被毛泽东搞得没有象样的事情可做了。

所以，虽然是回到第一线，但是还不能干第一线的事情。直到一九六三年，毛泽东还是一半是主席，一半是神

仙。那两年，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写下了很多诗词。如果他能够一直保持那种情态，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他本

人，无疑都是一种幸福。

到一九六四年，林彪确认：毛要加快回归政坛的速度和程度。

那时北京上层官僚机构中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听刘少奇的话了。最好的例子是彭真和邓小平。在一九五九年的

庐山会议上，毛对彭真的信任已经超过周恩来。前者经常在毛泽东的委托下主持政治局会议，成为炙手可热的

人物。到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批示的东西，如果还没有刘少奇的意见，彭真就不会执行。邓小平的地位曾经在

毛的关心下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那时邓对毛是言听计从。可是到一九六四年，毛的话对邓已

经无足轻重。毛泽东叹息事过境迁人走茶凉的景象，甚至愤怒地批评邓小平开会时就躲到角落里打瞌睡。在这

些人眼里，毛越来越成为不通情理的好事者。来自苏联的教训和自己的政治挫折，使毛坐立不安。他曾经说服

自己做个游仙和诗人，但没有成功。任何东西都抵御不了政治兴趣的冲击。

毛终于示意林彪：准备反击。

他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现在就睡在我身旁。

林彪知道，一个新的战役又要开始了。

受毛泽东的委托，林彪开始数算部队的实力。

三湾派没有问题，那是毛泽东、何长工、谭震林、张宗逊领导的力量。南昌派是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

臻、徐向前、陈毅的底子，但我们也有份儿。闽西派：杨成武、罗瑞卿，这是个问题。罗瑞卿已经好久不把我

当回事，却和那些人搞得很热火……

湘赣派是肖克、王震、王首道、王恩茂他们，成不了大气候。广西百色那一派是邓小平、张云逸、陈漫远、韦

国清、李天佑的，不太可靠。湘鄂派的彭德怀、黄克诚、滕代远、刘志坚、傅秋涛、李聚奎，他们已经土崩瓦

解，另找山头了。麻黄派：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秦基伟、李德生、谢富治、郑维山、陈再道、

周纯全。这些人势力不小，拿徐向前、李先念当旗子……

川北派的陈锡联、尤太忠、向守志和川湘鄂派的贺龙、黄新庭分化了，很多人后来到了我的四野。晋鲁豫的杨

得志、杨勇、苏振华、曾思玉和晋察冀的聂荣臻、薄一波、刘澜涛后来有分化……

一野系的晋绥系、陕甘宁系在军内还有很大影响。二野的太岳系有谢富治、宋任穷、秦基伟、刘丰。这些人没

有问题。太行山系的陈锡联、范朝利、张显阳、李德生。后来实际上倾向四野……

三野仍自成体系。中原系的张震、韦国清、张爱萍、滕海清；山东系的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黄火青、成

钧；苏浙系的有粟裕、谭启龙、江谓清、陈丕显、叶飞、何志远；新四军系的陈毅、粟裕、陈丕显都控制着相

当大的兵权……

四野系一直为主席所信任，我与罗荣桓具体指挥，力量相当可观。十二兵团：肖劲光、梁兴初、李作鹏、解

方；十三兵团：曹里怀、韩先楚、曾国华、郝忠云；十五兵团：丁盛、孔石泉、邱会作、温玉成、龙书金；政

工系：肖华、梁必业、袁升平、吴法宪、刘兴元、谭甫仁、刘贤权；东北系：林彪、吕正操、万毅、张学恩；

中原系：宋任穷、陈再道、王树声、张体学、王宏坤……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个战争不是争夺疆域，而是争夺或保护地位。胜利，是双方的共同争取的但又水火不

相容的目标。战争讲究实力和策略。林彪的军事总管意识在不断加强。他反复计算着实力，计划着发展方向，

随时夺取一切可以夺取的阵地。

谁杀了林彪，第五章：走资派

发言人:王兆军,on2/19/20021:19: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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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谁杀了林彪，第五章：走资派

作者：王兆军

第五章：走资派

一直有个影子在毛的面前晃动。

那个影子就是赫鲁晓夫的光头。

几千万人饿死，经济的崩溃，证明了毛泽东总路线的彻底失败，而且也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大陆社会性质的分析

的错误。尽管无知的愚民只晓得咒骂村长和民兵连长，但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毕竟不同。他们借助四千万白骨

的磷火，借助于知识和经验，重新认识了毛泽东的路线。他们和毛泽东多年共事，了解这个社会的现实，能够

比较实际地制定政策。或者，他们具有纵横对比的能力，知道毛泽东也是个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的

形象不可能象在下层平民中那样神圣不可侵犯。事实证明，刘少奇关于民主主义新阶段的理论，更适合中国的

实际。刘少奇的工作经验，社会分析的方法和结论，以及对人对组织的原则性，都赢得了党内的拥戴。特别是

从几乎是废墟上恢复经济的艰难，更使党内上下佩服。

一个新的核心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这时，毛泽东从地狱里取得教导，正要杀回过去的战场，作新的社会试验呢。

毛一旦决定回来，便发现了必须回来的充足的理由。以自己总是正确为参照，他发现他的政策被全面修改了，

党内思想战线和政府工作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而且有一股为彭德怀翻案的妖风，矛头就是指向当年的庐山会

议的。一个清算毛泽东错误政策的运动实际上正在进行。他们大概想借助这种方法，渐渐把毛泽东搞臭，至少

是不让毛泽东的路线重新复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所有的中央委员都会心照不宣地抛弃毛泽东，而心悦诚

服地接受刘少奇与邓小平。接受他们讲究实际的工作作风，接受他们对社会的客观准确的分析，接受他们和平

接管毛泽东的权力的方法。实际上，这些差不多已经成为事实了。

毛泽东非常敏感。他预感自己的下场可悲，但是倔强的毛不肯认输。此时的苏联，也出现了否定斯大林的运

动，专制集权的恐怖主义受到挑战，斯大林主义不得人心。毛泽东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本来对斯大林不

感兴趣的毛，现在深深地厌恶那个秃头——赫鲁晓夫。是他，否定了斯大林，将斯大林的尸体搬出高贵的坟

墓。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事实，使毛寝食不安。他怕自己一生的功名被否定，而这种否定正在实际进行之中。即

使周围的人对他依然毕恭毕敬，也难以消除他的深切的担忧。他已经没有可能考虑自己是否正确，而只热衷于

发现谁在反对他的思想和路线。况且，退居二线，离开权力中心所带来的种种不舒服，都在时刻助长着他的担

忧。所谓的“修正主义”危险不断强化着他狭隘、残暴、自以为是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心理暗示。任何对他个人

的不敬，都会被称为修正主义。大前提已经确定：他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否定他的思

想和实践（哪怕是一部分）就是否定马列主义。

如果毛泽东只是单纯地这样想，即使没人制止，还不足为患；但他还要行动，他的地位使他不象平民的愿望那

样自生自灭或自生他灭，他想干什么就能变成六七亿人的运动，没人能制止他，连他的党都无法约束他。共产

党的社会控制之网密不通风，只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留下一个美好的大洞。谁逃脱于这个网之外，大家就是谁的

奴隶。谁也没有办法约束毛泽东，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凌驾一切人的暴君。

恶魔开始搜寻目标。看谁倒霉吧！

毛泽东整天呆在丰泽园里，偶尔出去看看，游玩散心。他喜欢到那些可以自由抒发豪情的地方游览。比如井岗

山怀旧，长江风浪中游泳，庐山上观赏风景。他也喜欢到湖南老家去视察。仅仅一九六五年，毛就三次经过湖

南。

第一次是路过，没有停，径直去北京参加三届人大。

没出毛所料，那次会议上，刘少奇以几乎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当整个会堂以热烈的雷鸣般的掌声祝贺刘少奇

蝉联这一职务时，毛也抬起了那双又肥又大的手。毛从未觉得那双手如此沉重。当千百双眼睛都盯着另一个人

时，毛才相信人的精神就象可以随意飘移的云彩。那天他在面前的纸上写了一生很少写的拼音：“ＺＨＵＡＮ

ＹＩ”。这个词可以同时想象为“专一”和“转移”。

服务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互相传着看了，觉得就是一张废纸，扔掉了。

毛失眠了，不断地做梦。那种半睡半醒状态的梦最有魔力，搅乱着他希望睡觉的意志。林彪的话，赫鲁晓夫的

光秃秃的头，彭真坐在那里看比武，罗长子向刘少奇微笑，雷鸣似的掌声，专一？不，转移……

所有的那些人，都举手，都鼓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不鼓掌呢？甚至连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鼓掌呢？是习惯势

力？还是利益集团？是的，这是一个集团，一个阶层。党内这些当官的，应当有个名称，叫贵族集团？行是

行，可是应当有个再好点的称呼。“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的，还是后者好。这个名字最初大概

还是陈伯达起的。不管谁起的，适用就好，叫党内走资派吧。我们的矛盾就是和那些走资派的矛盾。这些人将

否定中国的马列主义。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相信自己是代表人民的，人民是认定跟着他的。

就在这个尚未开完的会议上，毛和刘、邓发生了争吵。

头天晚上，邓小平面上带着那种诡诈的笑容说：“主席这些日子累了，休息休息吧。明天的会就不要参加

了。”

毛泽东发现邓的微笑中似乎露出一星半点的调侃。他最受不了这种嘲讽的表情。怎么了？你们已经天下在握，

不要我出来了？软的，硬的，都叫我老实呆着？看你们这些弹冠相庆的猴子，未免高兴得太早了！我毛泽东要

叫你们知道：船破还有三千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通过将要以中央文件下发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

是毛写的，在关于运动的性质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争吵起来。

毛泽东是不容许针对他的权威争吵的。他决定，要给刘少奇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生气

地将两本书朝桌上一扔，说：“今天我带来两本书，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我是党员，也是公

民，我还有说话的权利吧！”

人常常只在权利受到危害时，才想到章程和法律。但是，毛泽东是主席，他想起那个工具，拾起来就能用。平

民百姓遇到不平，上哪里说话呢？即使《党章》摔碎，《宪法》拍烂，怕也无人会意，无人理睬吧！

当时，会场上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毛讲话了很多话。他的中心思想是：四清就是要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民大众与这些人的矛

盾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我们共产党的路线就是群众路线。站在大多数群众的立场上，

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明确自己的职责。

刘一直夹着尾巴做人，象个童养媳似的。即使如此，也还是难以使毛满意，更不要说反唇争吵了。可刘少奇那

次偏偏就和毛争论起来了。鉴于过去的教训，他不能容忍毛泽东再一次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错误的影响

全党的分析，他也不愿意毛泽东突如其来地将已经基本收拾好的烂摊子再一次打个人仰马翻。这不是关系他一

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是不是还要死掉几千万人的历史责任问题。他没有让步。他知道全党都看着他。他必

须说话。

他没有看毛的眼神，没有察言观色，径直向大会代表说：“关于运动的性质，我还是认为叫两条路线的交叉，

或者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好。这样有利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有利于扩大运动的成果。我们以前有过教训，必须

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个大体准确的估计。”

“这才是你的真话呢！”毛怒气冲冲地重申自己的主张，严厉地指出党内走资派不仅基层有，各个阶层都有，

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都有这样的人。这次四清运动就是要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打击那些在农村掌权的阶级敌

人——党内走资派。法不治众嘛，就要搞运动。同时教育群众，我们共产党不会官官相护，搞封建社会那一

套。我们和这些人的斗争还刚刚开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时是你死我活的，是很激烈的……

毛一发火，大家知道事情弄大了，不再吭声。

问题就出在这里。皇帝一发火，龙颜大怒，大家就不敢说话了。

于是，关于社教运动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最终以毛的意见通过。

刘、毛之间这次公开争论，在党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大多数人觉得那不过是毛泽东一时的不高兴。但

是这件事使毛对刘少奇非常恼火。毛确认：此人不等我死，就会否定我的全部思想和实践。他就是中国的赫鲁

晓夫！

大会开完，刘少奇虽然检讨了，但毛的愤恨却没有冰释。

余怒未消的的毛泽东决心搞掉刘。

刘少奇意识到了毛的意向。几年来，甚至说几十年来，许多事情都说明毛本性难移。这个浪漫的，喜欢拿中国

和中国人民乱搞试验的领袖，并没有吸取大跃进的教训。他不仅仍然热恋着那个初级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且

有一意孤行的趋势。刘少奇坚信，毛泽东对现实社会的分析是错误的，如果按照敌我矛盾处理干部中的官僚主

义和轻微经济问题，会伤害大批干部，会造成又一次难以挽回的损失。他决心阻挡毛的新错误。

但是，一个由这么多人，经这么多年造就的领袖，谁能阻挡他的意旨呢？文化的传统和政治的体制足以将蚯蚓

变成龙，但是却没有一个限制龙的笼子或者链子。造成这种情况的，包括刘少奇自己。是他首先提出的毛泽东

思想，是他要求将这一点写到党章里边。养虎为患，咎由自取，恶果先由他自己尝。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所说

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刘少奇找不到限制毛泽东的有效措施。他第一次为这个体制感到沮丧。

唯一能够使用的办法大概是选举。刘少奇相信选举，他希望在下一次党内大会上将毛泽东合法地选下去，叫这

个做事没有任何章程的喜欢胡来的人远远离开政治，那样中国人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毛不喜欢开会和选举。除了吵嘴，他不相信会议上能解决什么。他倒是经常担心会议会引出坏结果。即使象遵

义那样的会议，结果也不理想，其他会议就更不要说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就是借开会完成的。从二十大到二十

二大，赫鲁晓夫打倒了斯大林，而列宁和斯大林的成功是在车间里和战场上。毛泽东相信自己的成功是在乡村

根据地和战争建立政权。

现代社会需要这种形式。形式是文明的胎衣。人必须作出和形式相和谐的举动。一旦到了大众跟前，就会装模

作样，连野兽都得斯文一些。毛无法取消这种形式。眼看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即将在八月召开，时间非常紧急。

如果在此之前没有变动，会议上出现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毛就可能玩完。

如果能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毛泽东的地位重新确定一次，组成一个更加实际的，有一定理智程度的领导

班子，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这个会议明年就要召开了，要不要这样做，如何做，都要马上决定。他打算先找邓

小平商量会议的内容、时间和开法，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同时，毛泽东也在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

一切封建帝王在完成暴力夺权以后，都会由依赖外臣变为依赖内戚，毛泽东也是如此。建国之初，那些在开国

中建立功勋的将军和谋士必然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们有时会恃功自傲，不把帝王太当回事。于是帝王的权

力发生倾斜，王权不稳，它需要平衡。平衡的力量在哪里呢？只有在自己家族和宫廷里边寻找。这就是所谓内

戚。等到内戚，包括太监和皇族，乱到一定程度，外臣就会帮助皇帝造反，重新肃清朝政，就象后来叶剑英等

捉拿四人帮一样。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感觉到外臣的威胁。后来，这个阴影就再也没有消失过。他要除掉那些

因为过去的军功而获得巨大权力的诸侯——被他称为党内贵族和走资派的人物。除了自己的声望和林彪的军队

以外，毛泽东能够使用的力量已经不多了。在他决计进行那个“伟大斗争”时，便首先把江青放出来搞样板

戏。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毛泽东开始使用自己的家将和内戚，既说明他的势力已经不多，也说

明他对别人的疑虑大大增加了。他本来不喜欢江青，可是现在是蜀中无大将，只好拿廖化作先锋了。

江青愉快地答应了，积压了几十年的热情、愤怒、才华和野心，一起膨胀起来。

江青其实是个可怜的人。这个被人咒骂的女人，是个掉到深渊里的羔羊。那件荒唐的历史故事——因为莫名其

妙的原因取缔她参政的权利——至今仍被很多自封为正人君子的人称颂。甚至那些自由主义者，那些女权主义

者，也掉进五千年文明的陷阱，认为江青不应当参政。几十年前，延安的那个决定，有些人即使不特意赞美，

通常也会给以会心的理解。这个故事曾经象生理缺陷那样压抑着江青的尊严，如影随形地跟踪她，监视她，嘲

笑着她的人格和失去的权利——那本是每个人都应享受的权利——不是特权，而是基本的做人的权利。

那个东西就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作出的“不准江青作为主席夫人出面”的决定。

到底那是个明文规定还是君子协定，连江青也说不出来。那个密而不宣的家法，就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

个扔尸的阁楼。江青好象违反家法败坏门庭的荒唐女子。全党都知道那个决定；所有头目都可以带着老婆出入

公开的社交场合，甚至接见外宾，只有毛不能。

潜台词就是一句话：她有“见不得人”的事。

那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大恶大丑呢？

“你们凭什么要做那个决定？”江青不止一次问毛泽东：“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都是他们那些人搞的。”毛泽东不解释那个城下之盟，一推了之。

江青毕竟是从上海出来的。她接受的文化影响远比延安的农民首领丰富多采。稍微从那个中央决定的表面挪动

一点点，江青就发现字里行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可是，当她发现黑洞时，已经身不由己了。她在那里呼喊、

叫嚣、挣扎，没有用，所有的声音都被红色的古堡吸收得干干净净。延安的土窑洞里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回声。

她曾经向延安中央写过一封信，表达她的无限的愤怒和抗争的情绪。

……难道是因为我江青的出现，才导致了毛与贺子珍的离异吗？贺子珍骂我，骂过很多女人，甚至骂过美国朋

友史沫特莱。她为什么不骂自己的男人呢？毛泽东也不是头一回这样。当初他和贺结合时，杨开慧不也还活着

吗？为什么当时没有给贺子珍这样的限制？为什么？

……难道因为贺是参加过长征的革命战士吗？她是革命的，难道我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就不是追求和参加革命

吗？在来延安的途中，我差点被逮去坐牢，难道没有危险吗？只有扛枪的军人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

就不算革命？

……那个决定的根本的一点是领袖不能娶‘戏子’！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肮脏的东西我最

明白。这个决定是你们歧视文化人、歧视平民、歧视再嫁妇女的封建意识的大暴露！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都是促成这个决定的干将。我要求他们主动站出来，取消那个败坏共产党声誉的规定！

……你们不是承认自由恋爱吗？你们不是不反对再嫁吗？如果我和毛的关系不是基于情感而是因为权力，那么

谁拥有这种权力，谁应当受到批判；如果我们的结合是本于感情，那么谁也没有权利责怪和打击我们。在解放

区做出了这种谴责和限制自由婚姻的决定，出现了‘处女等于贞节’的封建写照，真是你们的羞耻！我郑重要

求，收回那个决定，给我一个女人，一个女艺人，一个人的权利！

周恩来拿着信到了毛那里。

没等周说话，毛就先问周：“你是喝过洋墨水的，你认为这事办得如何？”

周捋着胡子，微笑着说：“当时大家是出于保护主席的威望。非常时期嘛！”

毛苦笑着。在浓重的烟雾中，周看见毛泽东眉心中那被痛苦折磨着的坚韧。

过了好一会儿，毛才说：“这信就象泼妇骂街。没有这封信，我还常常为她遗憾。现在看来，那个决定是需要

的。即使单单针对她信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农民革命队伍的偏见，也应当约法三章。四个棱的木头，不从圆孔里

走一走，哪里知道一个眼的婆婆也是个娘！”

毛忍受党内势力对他私生活的公然干涉，正是喜爱江青的明证。他不能忍受贺子珍的性格，可是支持贺的那些

人又是一起长征过来的战友。违心地接受限制，本不是毛的性格。但他必须接受周恩来那些人的围击，为了安

慰那些长征过来的红军。他们讲的是义气。

江青每想到这一点——毛宁肯牺牲自由也舍不得她——就觉得平衡些。毛看得起的女人有几个？毛为谁作过这

样的牺牲？那是个宁他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他的人，能这样委曲求全，已经不容易了。这使江青得到充分

的安慰。那是从地狱的瓦砾上反射出来的人性的残光。

同时，江青也深知：毛是不会吃亏的。今天受到屈辱和束缚，明天他会报复。根据这个逻辑，江青相信自己会

有出头的一天。等到那放虎归山的日子，看我江青不把这怨恨一股脑儿倾泻出来，打得你们人仰马翻——我们

妇女要解放！

那是漫长的等待，那是旷日持久的折磨。

封建法规，象一道铁箍，箍在江青的头上。尽管她不认可这种权利状况和生活方式，但她必须忍受。她投奔延

安的初衷不是去做一个押寨夫人，而是要革命，是渴望一个辉煌的社会图景，追求妇女（当然首先是自身）的

解放。可她万万没想到，刚踏上这条革命道路，就被革命者钉上了耻辱柱，而且是陕北高原上一根最高的耻辱

柱。这个荒唐的世界啊！

没有人听她的呼喊。

被压抑的情绪越来越浓重，越来越激烈。

自然生命对自由向往的躁动，被压抑的雌性疯狂如野兽一样冲突着江青。

她找机会骂人，发泄那些不可言传的激情。她很难有五分钟的安静。她的脸色说变就变，谁都会觉得她叫人无

所适从。高兴时，她将毛的随从人员看成兄弟姐妹，和他们一起说笑，一起打牌，还为毛的警卫长织过毛衣。

可是这样的感觉通常很短。那些人在她眼里会突然都变成没有脑子的虫。她咒骂他们，有时罚他们到外边站一

个小时。

领袖的光环被夫妻间的龌龊消化了。一个人赤身裸体，将身体的一部分进入到那个女人身体中去，并且得到异

常的欢乐后，他还能保持不可仰视的威严吗？一个女人，承受和欣赏了一个男人的癫狂动作和热烈的爱后，她

还会惧怕床上搅成一团的男人吗？不。

她所能记得的，就只有丈夫的权力，自己的处境，以及那些没人性的规矩和没有章法的制度。在所有她看不顺

眼的东西中，最叫她恶心的是农民的狭隘和守旧。她就象一个固执的商贩，越是不准她进入市场，她就越要大

声吆喝，即使走入黑市她也不在乎。你们不给我留条路，我就不择手段。破罐子破摔，老娘就这样，拿钱你

收！

积怨越来越多，释放的渠道越来越少。

这种日子耗尽了江青的青春和才能。

江青每天都想找机会酣畅淋漓地哭一次，或者做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杀几个人也行。不是真的为了什么目标，

首先是要发泄这几十年积压的愤怒！

随着共产党的节节胜利，江青挣扎的力量越来越小。

毛在现实中的成功，使江青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挣扎的合理性。

共产党建国以后，宋庆龄要求和她心爱的人结婚。这个年轻的寡妇在丈夫死后曾经倾注了热情从事中国人民的

解放。她知道蒋介石不是东西，以为反对蒋介石的就是有希望的。后来她看见了很多现实与历史的相似，新贵

与老贼的相同，失望了。她是真正受过自由思想的深刻熏陶的人。她追求自由等于生命。她渴望爱情、友情和

事业。她也更积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猪狗的基本权利。

可是当她提出结婚时，却遇到共产党上层的一致反对。

他们要她保持孙中山妻子的名称。他们需要一个国母，不缺一个幸福的家庭。

仅仅因为统战的需要吗？不，其中还有类似不准江青参政的的意识作怪。只准江青结婚不准江青参政和只要宋

庆龄参政不要宋庆龄结婚，这两个强权干涉婚姻的事件包含着一个难以启齿的腐朽意识。包揽这件事的最积极

的说客就是周恩来。周和毛将宋庆龄的生活置于不死不活的状态：有爱人不能结婚，有孩子不能当妈妈，有丈

夫还要冒充寡妇，没有自由还要被人当做充分自由的领袖。

这件事给江青的打击不亚于当事人。江青最终承认了命运。她想：既然宋庆龄也这样了，就这样吧。也许他们

是对的，大人物，名誉最要紧。这是江青最后一声叹息。虽然她的潜意识中还有很多需要发泄的东西，但在政

治上，她顺从地依附了那个征服她的势力。她后来的叫嚣都不再是追求理念的精华，而只是发泄人性的未经雕

琢的情绪。谁碰上这个情绪谁就倒霉，而最容易唤起这种情绪的就是使江青记起那个残酷的决定。

在皇帝的扶持下，皇后的戏剧的改革获得巨大成功（那一定是成功的）。革命样板戏无一不是灿烂如明珠。江

青被作为光辉的文化革命旗手大显风光。这使江青得陇望蜀。一九六五年，江青向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提

出，要在军队内部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罗瑞卿请示了军内那些老将领（唯独没请示林彪），老将领老大臣们借口延安有过决定，拒绝了江青的要求。

被拒绝并因此重新揭开历史伤疤的江青，对罗瑞卿十分恼火。江青恨罗长子，恨一切与那个决定有关并继续执

行那个决定的人。当天晚上，江青在家哭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问警卫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说不知道。

毛说：“你们去看看，安慰安慰嘛。”

文学作品：谁杀了林彪，第六章：第一头肥羊

作者：王兆军

高大魁梧的罗瑞卿是个热情能干的组织者。

毛对他的看法起初并不坏，这使罗不久就当上了总参谋长。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叫毛泽东很不高兴。那是中共建国初期，刘少奇和周恩来决定将警卫师改为公安师。虽然

总的力量没变，只是换了个名字，但是事先没有让毛泽东知道，还是引起毛的不满。毛泽东为没能预先知道这

事而非常紧张，事后多次敲打过与此事有关的人，其中包括罗瑞卿。罗瑞卿一再检讨，反复说明，将责任都拉

到自己身上。

毛说：“鱼既然到了你的爪篱，你就吃了吧。恭敬不如从命。”

罗瑞卿嗫嚅道：“我瞎长这么高，瞎活这么长，净办错事。”

“我要是硬给你抢下来，你会更难过。”毛泽东朝沙发上一仰，宽厚地说：“在其位，谋其政。既然已经当

了，干就是了。但你要记着，欠我一笔债。”

罗连连答应。罗知道毛对兵权敏感，但没想到如此过敏。

他从此更加小心，而且随时准备将功补过，叫毛泽东高兴高兴。

有一天夜里，毛临睡前突然打电话把罗瑞卿叫去。

罗猜不出毛这样半夜传呼他，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

看着那个权力的宝塔尖，罗瑞卿说不出多么紧张。那是高耸入云的权力，任何人都不能有非分之想，甚至不能

叫领袖怀疑有非分之想。他感到恐惧，感到凶多吉少。那个人虽然也是人，但他是至高无上的领袖，他随时可

以罢免任何人，只要一句话就行。罗瑞卿想叫司机开慢点，以便能够充分地分析形势，确定对答的方法和内

容。

他很快就理清了思绪。他确信这样一点：自己充其量就是想成为朝臣中受宠的一位，绝对没有胆量推倒那个

塔。说到底，那也是他本人的生命价值所在。参加了一个党，这个党胜利了；保卫一个政权，这个政权成功地

控制了整个社会；效忠于一个领袖，这个领袖享有无比的威望。人生如此，这也就够了。

他没有叫司机减速。

到了丰泽园，发现毛主席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话说。他随心所欲地说了一些关于高岗的事情，就打发罗瑞卿走

了。直到离开那个阴森的小院子，罗瑞卿还是摸不清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只是感觉到，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正

在被最高层密切注意。为此，他不寒而栗。

不久，高岗打电话要去罗瑞卿那里谈谈。

罗瑞卿预感到加倍的不祥。从毛泽东的口气里，他知道高岗近来与毛泽东不睦。不仅和毛泽东，似乎和刘少奇

更不融洽。高岗位居东北，权势显赫，如果不谨慎，一定会被毛刘怀疑有二心。这个想法如果出现在刘少奇那

里，也许不是非常要紧的；如果出现在毛泽东那里，就将大祸临头。

罗瑞卿急忙说：“你不要到我这里来，我去找你吧。”

高岗说：“好。我等你。”

罗一边穿衣服，一边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毛。

毛说：“很好哇。长子，你快去，看他说什么。”

那是一九五四年，当时高岗热心搞部长会议制，毛不同意这种集体领导。反对这种制度的，也包括刘少奇。当

时很多人认为高岗是想利用部长议会制度扩大诸侯的权力，限制中央在党政方面的集权。也有人认为这是高岗

自恃才高，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取得的地位不满。但是，无论是对谁，这种制度要求都被毛泽东认为是地方诸侯

向中央要求权力。当时高岗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又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人称东北

王，毛岂能不妨。

罗瑞卿是喜欢刘少奇的。这个人宽厚，律己，工作能干，思想有水平。和刘少奇在一起，罗觉得每天都在为国

家做事，丝毫不敢松懈，不敢狂妄。如果说对毛泽东是敬畏，对刘少奇则是敬爱。和刘少奇在一起很放心，他

不会突然将人整掉。如果高岗想整刘少奇，罗瑞卿是不会买帐的。至于反对毛泽东，更不行。

也许罗将这种情绪外露了。高岗打量了罗一眼，好象看出什么问题。

尽管罗努力镇静，装作没事的样子，高岗还是没和罗瑞卿谈正经事情。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高岗问：“听说西洋参去火，你可以试试。”

“去年有人给我一棵高丽参，我用它浸酒喝。”罗说：“就那么回事。”

“我现在用西洋参。”高岗说：“西洋参平和。你要不要弄一点试试？”

“不用了。”罗瑞卿说：“我还是相信锻炼。我天天都活动活动，而且基本吃素。”

天天锻炼，基本吃素。这都是毛泽东的生活信条。高岗听了，没再聊身体保健，话题转移到东北地理与风景，

风俗与典故。高岗提到当年和罗一起剿匪的故事，罗询问了东北土匪残余的活动情况。谈话虽然不投机，但是

也没有什么别扭；虽然没有别扭，但也都感觉到了隔阂。

从高岗家里回来，罗瑞卿马上向毛汇报。

尽管汇报得很详细，可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毛安静地抽烟。他的沉默好象在说：“难道就这些吗？难道什么事也没说吗？“

罗瑞卿这时才觉得懊丧，好象中了高岗的奸计，又好象是自讨苦吃。本来想就高岗的谈话立功的，可是他们都

老奸巨猾，使罗两头扑空，反而叫他不好做人了。

毛安慰罗瑞卿：“谁叫你不当他的人呢？如果你上了贼船，就有可谈的了。”

罗总算得到点东西。高相信不相信他，无足轻重，难得的是毛泽东不怀疑他。

罗瑞卿继续当他的公安部长。在他的工作表上，毛的安全是最大的、排第一位的。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出去视

察，罗瑞卿先去沿途侦察；五八年毛去游泳，罗瑞卿先去试水。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任何行动，罗都是紧跟照

办。罗用实际行动渐渐弥合了过去那些不愉快。他的极端忠诚的表现赢得毛的信任。

罗瑞卿记得，毛曾经表扬林彪说：“林彪同志在北京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很好，文章写得很有力量。文章原是

找人替写的，林彪看不中，自己亲自写。自己写的就是好，有分量，观点鲜明。这些话，你能不能讲出来？”

罗说：“我一辈子也讲不出来这些话。”

毛说：“不会讲，要学嘛。要读点马列，包括普列汉诺夫。”

罗当时很紧张。因为林彪那篇文章当初就是找罗瑞卿替写的，林彪觉得不行，才自己动笔写了。罗不知道林彪

是否已将实际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如果交代出来，怕增加毛的反感；如果林彪并没说，这事也许就过去了；如

果林彪已经说了原委，自己反倒态度暧昧，毛就会更怀疑¨¨

他最后决定对毛说明白。

毛听了罗的叙述后，说：“林彪并没对我讲这个事。你没当捉刀人是对的。我劝你今后也不要当这种人，这种

人在西方被叫作‘鬼写手’，很不好听。”

罗很庆幸。他相信自己的坦率已经赢得毛泽东的好感。只要他信任就好办。如果毛喜欢，即使将所有的家私都

说出来，可能罗也不在乎。毛泽东的指示使得罗瑞卿轻松，而且林彪看来也不是那种喜欢多事的碎嘴巴。既然

如此，还有什么担忧的呢？

一回到北京，罗瑞卿就请陈伯达开了三十本书马列的书，开始了他的新政治学习。

罗瑞卿后来把学习心得写给毛泽东。

毛批示了罗瑞卿学习马列的材料，叫军队高级干部都学这些著作。

公安部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走红，引起林彪的严密注视。就武装力量中的地位来说，罗是仅次于林彪的人

物。林彪肯定，罗瑞卿不向他靠拢，只到毛泽东那里献媚，不仅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且大有夺取更高权力的

趋势。从各方面的情报看，罗瑞卿已经得到军政上层非毛派人物的一致赏识，甚至是毛本人的赏识。他和那些

与林彪不一致的人往来频繁，致使林彪认为，罗瑞卿越来越不把他当回事了。据说，罗到林彪家看望，事先也

不告诉。叶群说罗瑞卿“要么不来，来就搞突然袭击。”

尤其令林彪难以容忍的是，罗瑞卿针对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大搞军事技术训练，还组织了军队和民兵的比

武。那首“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林彪唱得心烦意乱。而且，罗瑞卿不止和一位元帅说过：“林

彪不工作，又不放弃权力，只会搞空头政治。”

连出身四野的人都这样，这个军权还怎么掌！

林彪的不满变成愤怒，继而变成宰人的计划。

“这样下去不行！”林彪的情绪转化为理智，理智没有否定情绪。

“这个罗瑞卿，我们什么时候亏待过他了？”叶群说：“他原是四野的人嘛。”

“你懂什么？”林彪呵斥老婆。林彪相信派系，但更注重忠诚。

于是，这个被称为“黑土地之狐”的将军发现了第一个猎物。

一有计划，他就平静了。

正在这时，罗长子碰到江青的枪口上了。

就在罗瑞卿和老将们拒绝江青时，林彪联合了江青。

林彪的决定出于两个原因：既然和毛泽东是生死与共的忠臣明君，就要全面忠于他，不仅保毛，而且要让他的

家属光彩照人。这样难堪的束缚，是那些家伙蓄意败坏主席。林彪要为毛打抱不平。他相信，中央老是压制江

青，不是毛的本意。既然毛泽东自己不好说这个话，朋友就应当代替他说出来。至于所谓过去的决定，林彪不

相信那些。

正如林彪所想到的，毛本来不愿长期压制江青。因为江青不能参政，他少了一个重要助手；在别人的老婆如狼

似虎活动时，他觉得自己屋里的“那一个”本来并不弱；而且，限制江青，也就是对他本人的束缚。用人之

际，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相信林彪的聪明，不用暗示，林定会处理好。而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不能容许总参

谋长无视他的权力。他要借助这个事件，强调自己的地位。

有一天，林彪最忠实的伙伴刘亚楼到毛家湾看望林彪，并且劝林放弃一些权力给罗瑞卿。叶群以为会激起林彪

的嫉恨。可是林彪什么也没说，脸上没流露出任何表情。林彪证实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了。他下了搞掉罗瑞卿的

决心。之所以等待，是因为他要将罗瑞卿放在毛的炒饭锅里一起煮熟。

在江青遭到罗长子拒绝后，对江青的支持将对搞掉罗有好处。林彪开始行动。

第一件大事就是委托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件吆喝出去的事对江青的政治生活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她第一次从黑色的幕布后面走出来，以毛泽东夫人的声望开始活动了。林彪的这个恩情，江青记在心

里。她要在某个时候帮助林彪。

当林彪看见毛泽东决心搞掉刘少奇而必须借重军队时，林彪从苏州到上海，拜访了毛。

两个朋友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差不多的感觉：既有恃无恐，又觉得不大可靠。这种共同的心情使他们谈得非

常投机，而且达成了非常牢固的同盟。林彪说：“军队内和政府内都有相当一些人，对我们不放军队有看

法。”毛说：“这是他们最后一个不满。等我把军队给了他们，他们就高兴了。”林彪说：“有一部分已经在

他们手里了。罗瑞卿不搞突出政治。他相信军事比武那一套，好象我们都不会打仗似的。中国有赫鲁晓夫式的

人物，平常睡在我们身边，好象谦虚恭敬，可是有了权力就不一样了。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军队也

有危险分子，我最担心的是政变。现在中央军委是贺龙和罗长子主持日常工作，他们有权调动一个团。在北

京，一个加强团差不多等于一个师。如果突然生变故，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将政治局委员都抓起来。所以光有比

武不行，思想不好，武艺越高越坏。在山东比武时，连彭真都被邀请参加。北京市的头头要管军队，有人支持

他这样干，大概他以为快成功了。”

毛正担心罗瑞卿和刘少奇、彭真他们一起搞政变，听了这话，顿时敏感起来。他想起江青的那些话。江青不止

一次提供罗瑞卿和刘少奇、贺龙他们搅在一起的材料。尽管江青的意见可能有点情绪化，但可以理解。如果没

有政治上的顾忌，罗没必要拒绝江青的要求，不就是开个座谈会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件事情只能说明，罗

和那些老将已经是一个锅里摸勺子了。他怕得罪他们，只好压我的人。

毛泽东突然想起另一件事来。一九六四年济南观看大比武时，向他汇报情况的是贺龙，而向刘少奇汇报情况的

是罗瑞卿。毛注意过他们的表情。他们，罗瑞卿和刘少奇谈得非常融洽。刘少奇近来经常代表毛出席军事会

议，贺龙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连和军队风马牛不相及的彭真也去看比武。

那时，毛就觉得其中有鬼，但没有现在这样明确。被林彪这样一说，毛突然警惕起来。毛同意林彪把罗长子拿

掉。

但毛并没有马上点头。他想试探一下林彪的底牌。

毛泽东装作对林彪很亲近的样子，问：“拿下罗长子，你打算让谁干？”

林彪心不在焉地说：“这件事，得主席决定。”

毛挥挥手说：“干吗这么小心？给我提个建议也好嘛。”

林彪设身处地地说：“我是这样考虑的：有些部队，是我们的基本力量。多少年了，没有问题。现在的任务是

尽量团结各个山头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五湖四海。”

毛深深地点点头。

林彪推荐了一个不是四野的人物——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杭州通知林彪，同意听取叶群关于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的材料汇报。就在叶群汇报

以后，罗瑞卿和贺龙到了上海，毛马上让罗瑞卿和贺龙来谈中央军委的工作，而这两个人偏偏大说比武的好

处，有时还影射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代名词——将使军队丧失战斗力。

毛佩服林彪的发现。他自己也看见了，相当一批人正在党、政、军各个方面努力限制和清理他的影响，另搞一

套。对军队突出政治的蔑视，其实就是对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反感。毛泽东听江青说，胡耀邦曾当众问林彪：

“突出政治真就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引起周围的人大笑。毛泽东当时对江青说：“那是桀犬

吠尧。你不要随着说。”

这次汇报后，罗瑞卿和贺龙的政治生命差不多结束了。毛说干就干。他先在上海开会，批评了罗瑞卿不突出政

治和向中央要军权的“错误”，然后以“调动工作职务不变”为名，将罗瑞卿的兵权立即除掉。总参谋长一夜

之间就完结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林彪宣布撤销罗瑞卿军内一切职务。

一只肥羊就这样一下子被终日潜伏在洞窟里的狮子盘倒，生生地吞下去了。

别看林彪个子不高，但他胃口很大，吃掉几万、十几万人是平常的事。

突然被赶上架的杨成武，象一只胆怯的鸭子，反复强调自己能力不行，想让叶剑英当总长，他当副手。但是林

彪没点头，毛也不说话，杨的请求没被通过。杨成武只好答应，但特别请王尚荣出来当副总参谋长，管作战。

毛从来就是自信，自信自己的能力、智力和权力。即使在他退居二线后，也仍然有指鹿为马的威力。彭德怀事

件后，已经没有什么人敢于和他唱反调了。会议上，所有的人都看毛的眼色行事。当林彪指责罗瑞卿用学马列

冲击军队学习毛著活动时，只有罗本人反击这种诬蔑，不仅在座的人都不出声，连表扬过自己、对比武亲自作

过批示的毛，也表示沉默。

当最后罗瑞卿知道无法争辩，默默地向那些老帅们投去哀怨凄惨的一瞥时，没有人和他说话。当时叶剑英哭着

离开会场，不忍心看他即将身陷囹圄。事实上，罗瑞卿一回到北京就被抓起来了。

毛心里很清楚，他让林彪沾了一次便宜。

事后，他告诉林彪：“罗瑞卿反对你，但是不反对我。要官、比武、不学我的书，这些事说大就大，说小就

小，其实都可以挂起来。对罗瑞卿，还是应当教育。回去再说吧。”

作为答谢，林彪对毛说：“你是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领袖。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我劝主席到北京

去安营扎寨。”

毛沉吟半天，问：“你觉得现在去北京，安全吗？”

林彪说：“我建议将一支可靠的部队调到北京去，那样主席可以万无一失。”

“调那个军队？”毛泽东追问。

“这要主席下令。”林彪机警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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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杀了林彪》第七章：风声雨意

王兆军

第七章：风声雨意

一九六六年初，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湖南。

他本来打算多住些日子，想把几件事情处理一下。

一是到老家看看。从二线杀回来的红色复辟行动开始后，进展一直不很顺利。

一九六二年，他暗地里唆使江青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文化部先就不同意。他

们难道不知道江青是毛泽东的老婆？知道是知道，可是还有比毛泽东更有势力的人

物。能扶竹竿不扶井绳，人就是这样。后来她去找《人民日报》的李希凡，想请他

写，人家也不写。江青抱怨说：“当年那个敢批俞平伯的小人物，现在是中人物，

甚至大人物了。人家不干。”毛泽东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不是先前了。”

象这样的事情，多得是。北京这座城市，毛泽东几乎拱不动了。刘少奇才经营

了几个年头，就这样水泄不通针插不进，真也是本事。大跃进之后，上层很多人对

毛泽东的不懂经济擅于幻想喜欢胡甏已经形成了共识。对比毛泽东，刘少奇的思想

就实际得多，工作作风也比毛泽东扎实得多谦虚得多，容易相处。这些因素，使刘

少奇很容易就建立了自己的基础和威信。那些原来是毛泽东朋友的人也都领教够了

毛泽东叱咤风云游龙性格，开始投靠做事认真细致的谦谦君子刘少奇了。

毛泽东非常恼火。他完全陷入自己性格中的弱点中去了。这个弱点就是：越是

干不成的事情，他越是想干成；越是轻易能够成功的事情，他往往放弃。一般人

想，一件事情难以做成，要么是自己能力有限，要么是那件事情根本就不应当做。

成其能成者，不成其不能成者，顺其自然，就是顺从天意。可是毛泽东不同。如果

一件事情没费多大力气就做好了，他觉得索然无味。如果一个对手很容易的就被打

倒了，他觉得对自己是一种羞耻。他形容自己是一条专啃干骨头的狗。

他坚决地要返回第一线，要重振雄风，内圣外王。他就象一头倔强的驴，为此

不惜一切。在他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时，刘少奇还不知道自己和毛泽东

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实质。不久前在四清性质上和刘少奇发生激烈争吵后，毛泽东决

心尽快将这个敌人，连同他的那些羽翼，一起除掉。党内的，政府内的，军队里

的，上上下下，一个不留。

这是一场巨大的战役。因为这不是简单地清除一两个人，而是要清除一大批，

而且不能用行政命令和简单的军事行动去做。要名正言顺，叫人说不出不是来。而

且，中国也确实需要一次普遍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他想。既然如此，三年五年

也许弄不完。应当在大战役打响之前再到老家去看看。那片土壤中洋溢的气息是产

生这种性格的基础。他要再闻一闻那块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根基，就象水手出海

前要检查锚和舵似的。

第二，是想去看一位算命的道士。

毛泽东相信风水命运，但是敢于向命运抗争。一句话，信而不服。母亲信佛，

将因果报应的种子扎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毛泽东本人则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

儒家那些东西，不用说了。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从精英价值到参与意识，他

即使嘴上不承认，实际上是接受了。他偏爱道教，尤其是道教中的邪门歪道，他觉

得最有意思。他喜欢道教的出世与入世说，多次赞扬朱光潜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

世的事业”的说法。文学上他喜欢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风格，也喜欢老

子那种激烈与慷慨。他喜欢悲剧，佩服悲剧的力量。《红楼梦》展现的悲剧力量叫

他叹息再三。他认为如果用道教的宗旨，而不是用佛教的色空说来写，这部小说将

会更成功，更中国化。

因此，他从来不轻视方士与卜者。衡山有一道士，多少年前就知道他很灵，一

直想见识见识，可惜没有机会。他这次要去找那个道士算命，请教几个问题。可信

则信，不可信做个参考，心中有数也好嘛。

然后到井岗山游览。

那是毛泽东的发迹之地，起事之所。每一次看井岗山，都有奇特的热情奔涌出

来。毛泽东把自己的一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从湖南江西开始的农民起义，辗

转几十年，将敌手打倒，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将要正式开始的文

化大革命。他要将对手搞得绝对完蛋，连小岛那样的地方都不给他留下。蒋介石虽

然坏，但是公开地和我干，不象刘少奇，和我周旋，围追堵截，不给我留下说话的

地方，等我死了一切都变，想暗算我！我必须拿出当年起义的精神，和刘少奇拼个

你死我活。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要到井岗山去灌注造反的能源，吸收往昔的精

神。而且，毛泽东要在那里将倒刘的具体方案策划好。这大概要两三个月时间。

然后走杭州、上海，奔赴北京。

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南巡。这样的旅行也许不会再有了。

到韶山，毛泽东住进龙口附近的别墅。别墅名叫滴水洞，坐落在三个美丽的水

库旁边。

一踏上乡村的土地，毛就觉得如鱼得水。就象安泰必须贴近大地才能得到力量

一样，毛泽东不能长期离开乡村。所有的景物都那样有趣，祠堂、山坡、东池塘、

云盘大道、龙头山，无不使毛兴趣盎然。毛背诵起《毛氏族谱》里的记载：龙头山

拔地而起，昂首于千山万壑之中，别开生面，山极峻，上有田，土沃泉甘，山坡上

有龙口……

他滔滔不绝地向随从人员讲述故乡的山水故事：“附近山上，有个石头观音。

我和那石头有点关系。我前边有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我母亲，她叫文七妹，生下

我后就拜石头观音为我干娘，我的小名叫石三伢子。我的祖父毛翼臣的坟墓埋在虎

歇坪上。我祖父很有教养，不象我父亲，动辄骂人，不尊重我的人格。”

乡村给他带来了什么？桃花源思想与乌托邦追求？阶级意识和平民思想？勤

奋、贪婪、朴素？残酷、狡猾、刚愎？自信、自卑、自虐？

“我有个老师叫李漱清，他讲的一句话我还记得：硬就硬，莫激烈；软就软，

莫投降。多么好的句子！我就是不甘人下。人没有个性不行。苏联要在我们中国建

雷达站，以便和他们在太平洋上活动的舰队联系。我的回答坚决得很：不！赫鲁晓

夫说我是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总比卖国贼好一些吧！赫鲁晓夫说了那么多，我

只给他一句话：不行！我告诉他，不想听到任何人再提这件事。赫鲁晓夫还算聪

明，别人说毛泽东疯了。他说不，但他骂我，说我非常诡诈。

“哈哈！让他说去。我不是没有缺点，有，多得是。比如，我这个人，口音很

重，将‘大石鼓’说成‘大夏果’，把‘滴水洞’说成‘吊须洞’。你们可不要跟

我学啊。啊哈。”

高兴时，他也取笑自己的缺点，轻松一下，别人可以跟着热闹；但如果别人先

说出来，而且是他不高兴的时候，那就不好啦。知道的他个性的，会写了座右铭；

不知道的，绝对应当知道；就是不愿知道的，他早晚也会叫你知道。

“不要光听我的，你们也给我讲个笑话嘛。”毛泽东对随他到韶山的部下说。

主席发话了，大家立即准备，如勤奋的太监。此时谁先有故事谁就了不起。幸亏警

卫员机灵，他先找到一个话题，就说：“我给你讲个陈伯达在长沙宾馆的故事，好

不好？”毛泽东说：“好啊。那个书呆子是不是变得更可爱些了？”

“陈伯达甏到长沙，住在宾馆一号房。”警卫员说：“那是主席曾经住过的地

方。后来因为不常接待人，有些地方的铁器就锈蚀了。陈伯达去上厕所。进去时还

顺利。可是完了事后，就是出不来了。怎么弄也打不开门。他以为有特务暗害他，

大叫大喊起来。后来又大叫有鬼有神，吓得面如土色。最终还是服务员来帮他打开

厕所的铁栓……”

毛泽东说：“那是我的地方。他陈伯达不打招呼就进去，当然出不来。”

在场的人一阵哄堂大笑。

到达湖南一周后，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突然来了。

毛泽东知道有事，临时决定推迟晚饭，先听周恩来汇报。

“为什么要推迟呢？”周笑着说：“我也饿了。顺便给我一碗饭，不就兼顾了

吗？”

他们边吃边谈，随便中包含着严肃。饭没吃几口，周恩来就停下了。他表情严

峻地说：“主席，北京这些日子不太平静啊！”毛泽东问：“嗷，什么惊天动地的

事？天塌下来了？总理府倒啦？”周恩来哈哈笑着，说：“倒没那么严重。但是文

的武的，都上场了。武的嘛，三十八军正在调动，进驻北京，很多军队将领问我知

道不知道。”毛泽东问：“你怎么告诉他们的？都是大将军，不好得罪啊！”周恩

来说：“我是这样告诉他们的。按规定，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能调动一个团；

林彪同志能调动一个师；再多了，就不是我们的权力了。你们说，三十八军这样一

个军的兵力驻防北京城，会是谁的命令？”

“回答得好。”毛哈哈大笑。“他们还要追查吗？”

“大家知道是主席调动的，都放心了。”周恩来说：“主席的威信，谁也没法

比！”

毛泽东问道：“你都解释了？大将军大元帅们都平静了？”周恩来接着说：

“都解释了，没有问题。不过，此前两星期，还发生过一件事，我必须向主席汇

报。”毛停下手里的筷子。周恩来说：“主席，你继续吃吧。饿着主席，我得负责

啊！”毛泽东说：“一要革命，二要吃饭。吃饭是为了革命。继续说。刚有点味

道。”周恩来说：“事情是这样的。贺龙同志认为北京的公安力量不足，从郊区的

军队中调了一个团，到市区帮助治安。他还在体委系统搞了民兵训练，发了一些

枪。”毛稍微有点惊愕地看着周，指着周问：“你事先知道吗？”

周努力控制着，没将寒战打出来。他谨慎地说：“象这样的事，我如果知道，

主席马上就会知道。”毛又问：“你以为如何处理为好？”周说：“如果事实如

此，别无用意，下不为例。”毛泽东沉吟片刻，说：“你可以再调查调查。不要乱

动枪动炮的，制造紧张空气。贺龙有影响，要慎重对待。”周恩来松了一口气，答

应了。毛泽东又问道：“好，武的就这些吧，文的呢？”

“北京文艺界，现在很热闹，上海也动起来了。江青在上海组织批判电影《北

国江南》和《早春二月》，很多人觉得空气开始流动，眉眼为之一新。后来又批判

《林家铺子》、《兵临城下》、《红日》等，有些人就有些意见，不理解江青同志

的做法。”对付过去武的麻烦，周恩来变得轻松一些了。

毛泽东问道：“北京的情况呢？”周恩来想了想，坚决地说：“北京，不如上

海。”毛泽东微笑着问：“你也是这样看吗？样板戏演得怎么样？”周恩来说：

“有人说样板戏太简单太幼稚，就象穿露裆裤的孩子。”毛泽东当时就气愤地说：

“我知道这话是谁讲的。这样讲不对啊！孩子会长大的，干吗那样刻薄！”

周心里有了底——毛故意放出江青来作开路先锋。

周恩来这一次来长沙，一共向毛汇报了两个钟头。

周恩来可能是上层人物中最先看出来毛泽东意图的人。他不声不响地进行侦

察，最后确认了毛的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就悄悄地改变了方向——本来和刘少奇

亲近的周恩来也开始疏刘亲毛。

周恩来出身官僚贵族家庭。这个有文化的革命者生活在一大群成功了的平民

（主要是农民）之间，现实使他不得不认可农民。但他在骨头里是看不起那些土八

路的。周恩来陷入理智与情感的悖论之中。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时运偏袒了

下等人。一方面，周恩来是有文化品位的君子，他承认事实和秩序。毛毕竟是成功

者，他的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是下等人，所以周很难从感情上

真正自然地尊重他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完成了一个大转变——不断地然而最终

地从近代自由主义者手中向传统理想主义者即农民首领那里转移。一个自由主义的

革命逐渐变成农民起义。看那些乡巴佬，他们从湖南三湾走出来，从湖北麻城走出

来，有的提着菜刀从洪湖的泥淖里走出来，有的就是扛着锄头铁锨参加到起义队伍

里的。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两极分化的社会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只好这

样回报社会。他们大声赞扬辣椒，血汗中都挥发着狂热。他们当着客人的面抠脚丫

子挖耳屎放臭屁，满嘴土话和骂人的脏词，但他们懂得控制、保留和使用武装，懂

得历代成功者的诀窍和各种不文明的方法，包括扇动老百姓的甜蜜口号和一刀子攮

死地主恶霸……于是，队伍在他们手里不断扩大，根据地越来越多，最后居然天翻

地覆，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王朝！

当权力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转移到农民首领手里以后，革命节节胜利，但

革命的性质也自然而然地变化了。最后的政治胜利，使这个从井岗山就当共产党武

装力量总指挥的周恩来，不得不承认毛、林、彭德怀、贺龙这些土八路，他们才是

中国社会能够接受的英雄。

胜利以后，毛让周当了国务院总理。这一半是因为周的知识、风度、应变和办

事能力，一半是因为他在军队内还有象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那样一批力量。周知

道自己不可能凭内心的自然流露去对付毛，因此特别注意做事的章法和分寸，特别

注意不断地然而是不露声色地表示自己的忠诚。在中央机关里，他善于用周密的安

排和小恩小惠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做人情，同时在任何大的决策——如大跃进和文革

等祸国殃民的运动——他基本不和毛唱反调。他是能屈能伸的英雄，是敏感于阴晴

冷热的智者，是善于掌握进退分寸的政客，是炉火纯清的方略家。他以苏秦般的口

才和萧何般的行政能力，赢得毛和上层大多数人的依赖，包括整个新贵族阶层的信

赖。他们需要这样的管家，而他也喜欢当这样的管家。

有一点是他的天然特长，那就是贵族对平民的居高临下的包容。尽管有时他要

处于紧张的自卫之中，但大多数时间内他是象看下等人无聊游戏似的看待毛的伎

俩。当他预知了毛要演出的新节目时，他就为毛的狭隘和拙劣感到可笑。这时他会

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事件。在毛和刘发生关于二十三条的争论以后，他曾经私下里

批评刘少奇“不该和主席顶撞”。这种话，刘少奇听起来觉得相当温存，他感激周

的知心，并承认自己不够老练。即使这句话传到毛的耳朵里，毛也会认为周是站在

自己方面的。这种事情，周恩来做得得心应手。周的每个沉默、每个赞许、每个批

评、每个劝告，都可以歧读，都需要破译。任凭你公开指责或当面对质，任凭你互

相串通还是突然出卖，他都有周到的解释。连他的名字都包含这他的为人信条：周

到，恩惠，会来事。

毛泽东重回一线，杀回马枪，周恩来知道来者不善。他花了很多时间，从各个

方面得到的材料分析，毛的意图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全面动作。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吃

回头食的做法，是极端不讲理的胡来，是彻底的自私的小人行为。周恩来从心里对

毛充满鄙视。

他不能让这种鄙视流露出一丝一毫。但又利用这种鄙视得到心理上的从容。有

这种心理优势和没有这种优势很不同。老鹰可以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

老鹰的高度。你如果高于要审视的对象，就能看见他的头顶到脚跟，如果你比那个

对象低，就看不见他头顶上的东西。

周恩来确认，毛泽东是一个迷醉于穷人理想的皇帝。他迷信权力和权术，爱好

小说和《资治通鉴》。迷信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好大喜功。他果断而残暴，顽

固而狡猾，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兼有痞子和大丈夫的气质，既能指点江山激

扬文字，又能蛮不讲理无法无天。毛泽东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他曾经对周恩来讲

过：有一次，毛的父亲毛顺生大骂毛泽东不务正业，没出息，是个败家子小畜生。

毛泽东就骂其父为老畜生。老畜生追击小畜生，气喘吁吁。毛泽东看见情况危险，

就跑到水塘边上要跳水自杀，这才唬住了老子。毛泽东认为，只要敢于斗争，就能

得到胜利。周恩来佩服毛泽东的不断进取精神。但是他也知道毛不好共事。他太多

疑。谁靠近他的权力，谁就危险。他太孤独，因此缺乏政治上的朋友，只好女色，

不好钱财。

毛泽东是中国的皇帝中最霸道最狡诈也最贪婪的一种。他不仅追求现实权力的

享受，而且追求精神上的占有。几千年来，这两者是分开的，孔孟为圣不为王；秦

皇汉武唐宗宋祖，为王不为圣。周恩来比毛泽东实际，也比毛泽东更清楚政治上那

个生硬的真理：道德上完美的人不可能为王，为王就无法成为道德上完美的圣贤。

这是为什么总有人骂政治家多是痞子而埋怨而圣人贤人老实人中庸无用的原因。建

言建德与建功立业是矛盾的。真善美的道德怎么能够对付千变万化乱七八糟的政

治？而无所不为的政治家又怎么能奢望成为圣贤呢？毛泽东的贪婪恰恰就在于此，

他要成为历史上伟大的王者，同时又是最优秀的思想文化领袖。

刘少奇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和林彪鼓吹的天才领袖伟大导师，使毛在这种思路上

飞速发展下去。刘少奇现在面临的就是始作俑者成为祭品。但是，毛这次到底要弄

多大的动静，具体步骤怎么搞，周恩来还没有摸清。如果要搞几个人下台，似乎用

不着这样兴师动众。在林彪的支持下，毛随时能够将他不喜欢的人拿下来。即使单

单凭借他的威信，也没人敢于反对。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不都是这样

搞掉了吗？

周恩来估计毛要对更多的人下手。这些将要倒霉的人中是否包括他呢？可能没

有，因为看起来好象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主要猎物；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在建国前的

几十年中，周几乎都是反对毛的，连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那次将毛开除出中央委员

会，取消了其发言权，也是周干的。毛是个记仇的人。毛泽东的一生中充满着空泛

虚幻的理想、翻云复雨的爱憎和随心所欲的要求，既有农民领袖的磅礴气势，又有

乡村痞子的狡诈狡猾。他从那些陈旧的史籍中学到了曹操的精明、刘邦的流气、朱

元璋的实在和成吉思汗的狂妄。这种复杂的性格叫人很难琢磨。他的任何一点不

平、怨恨、失望或敏感，都会构成重大的行动。

有人说，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已经不留恋那个地位了。但是，有两个原因使

他不得不留下来。一是当时极其糟糕的社会状况。成千上万的人在走向死亡，作为

一位总理，能够在那个时候落荒而逃吗？再说，主席退居二线，自己也马上不干

了，是说自己也犯了错误，还是故意晾刘少奇的台？另一个不得已是，毛泽东此时

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人。他要你干的时候，你不得休息，不得马虎，更不得有半点不

忠；但是，当他不要你干的时候，你就不得好活也不得好死。一句话，要么累死

你，要么整死你。为了一生留个好名，还是累死的好。

这一点，周恩来比刘少奇聪明。刘少奇在绝望中还要求毛泽东允许他带着妻子

到延安或者老家种地隐居，被毛泽东嘲笑。周恩来清清楚楚地知道：在毛泽东的中

国，想隐居是不可能的。虽然是伴君如伴虎，但是必须整天在老虎的嘴巴旁边活

动。周既觉得满心充满寒气，又觉得这是一种艺术刺激。一个政治家，就是艺术

家。别人玩的是语言、色彩、线条、声音，政治家玩的是人。在中国的如此险恶的

体制中，玩那个最凶恶的老虎，不是最有刺激吗？

所以有人说，这才是周恩来恋栈的原因。

北京的政治气候突然变冷了。

三十八军调入，毛、林在北京的处境绝对安全。

有枪便是草头王。从此以后，毛说话就强硬多了。

军队完成调动的第二天，林彪在武汉骂北京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是国民党，并且

首次点名批判三家村，要直捣彭真的老窝北京市委。三天以后，毛泽东本人通过康

生发话：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林彪则根据毛的要求对北京实行

军管。

北京市委及彭真对四月中旬的北京军管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那实际上是一次军

事政变。

毛泽东的兵将都出动了。陈伯达奉命折腾文革小组，林彪则拨弄军队，康生上

下联络。他们扇风点火，到处制造麻烦。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则继续主持他们不想干

也注定干不好的事情。毛故意将他们放在火里烧，然后去找他们的麻烦。

贺龙的事情虽然经过周恩来的斡旋，毛泽东暂时没有发难。但是林彪一回到北

京，就委托康生调查贺龙的材料。不久，康生拿出调查结果：在三十八军进驻北京

郊区前，贺龙以军委副主席的身分调动了一个团，驻扎在海淀区几所大学和什刹海

一带，体育系统还发了七百五十支步枪。结论是：如果不是为了对付毛泽东和林彪

的军师调动，那时完全没有必要那样行动。

这个材料被报告给毛。对军队调动极其多疑的毛，一改在周恩来面前的宽厚，

相信贺龙的行动是为了对抗他的三十八军而搞的“二月兵变”。这是康生送给贺龙

的罪名。据说，调动军队的贺龙确有防止林彪政变的意思，然而充其量就是做点自

卫准备，谈不上对抗。可惜他没有王牌，没有王牌的勤王，就是造反；有了王牌的

兵变，照样是革命战略布署。

不久，贺龙成为林彪的阶下囚。

四月二十九日，毛又一次回到湖南长沙，继续准备文革方案。

目标一旦确定，手段是不计较的。一切极权社会都是这样的目的论者。毛泽东

象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必须昼夜工作，才能作好准备。

北京太不安静，他喜欢湖南老家的安静。

除了听汇报外，他的主要工作是分析各种派别和各种人物在新的动荡中的行为

趋向，运动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各种应对方法。他还要起草一些重要的文件，

包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

休息时，到外边看看风景，透透风。有时也做点简单的健身活动。毛泽东相信

人活多少年是个定数，锻炼有用，但是无法改变寿命的长度。他喜欢游泳，不是为

了健身，更多的是表达随时的激情，寻找情绪的表达方式。游泳可以使他陶醉在流

动的快感中，陶醉在对自身力量和行动艺术的欣赏中。

中办主任汪东兴陪同毛到达韶山，并且一直陪伴着他。司机赵毅雍驾驶着白色

吉姆车来到韶山时，很多乡亲都来瞻仰这位出自韶山的太阳。毛泽东和他们聊天，

轻松幽默，谈笑风生。他答应乡亲们的要求，多住些日子。

韶山滴水洞，是给毛泽东修建的别墅。那里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毛泽东决定

住在那里。到达滴水洞的头三天觑，毛没有做事。他差不多一直在从事迷信活动。

他安排的日程包括：去衡山看他母亲当年还愿的庙堂，找算命先生占卜，瞻仰石柱

娘娘等。

毛泽东在外祖母和母亲的熏陶下，从小就相信鬼神。他们曾经用很多办法企图

使父亲相信佛教或者道教，但是不行。毛泽东的父亲对鬼神的态度始终和孔子同

样：敬而远之。母亲为此非常伤心。毛泽东十五岁时，母亲生病，他和弟弟为母亲

许了去衡山烧香的大愿，结果母亲的病就是好了。后来毛泽东和两个弟弟泽民、泽

潭一起抬着母亲到南岳衡山去还愿。

“那时，我的两个弟弟出力很大，滑杆几乎都是他们两个抬的。”毛泽东没说

那时他了干什么。他以四两拨千斤的口气说：“现在他们都为革命牺牲了，我只好

一个人包了。”

陪同毛泽东去衡山的，是当时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和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

在访问衡山山麓那个卜者时，毛泽东说：“我看那道士有点神。你们信不信无

所谓。”

毛向汪东兴介绍说：他童年时就知道，那觑有个睁眼的算命道士。那时，道士

大约四十岁。当时乡村有些笑话，嘲笑这个中年神秘主义者，说他的预测不灵。但

是后来，有好几件事证明他的预见是对的。一，他自信能活一百二十岁，现在差不

多一百岁了，听说还很健康；二，他预见湖南在一百年中将出五个帝王。刘少奇是

国家主席，算一个；我得算一个，人家不是把我比作嘉靖皇帝吗？另一个是彭得

华。可惜彭德怀的帝王命被我一巴掌打掉了。

大家都笑。

毛泽东说：“你们别笑。等着看吧，以后还得出两个王，至少是党主席和国家

首脑一级的人物（这一点差不多也对了，华国锋和胡耀邦都来自湖南——作者

注）。三，他还预见自己六十岁上失明，也灵验了。现在他看不见我的面孔，看他

能给我算个什么。”

一行人兴致勃勃地上了山，多数是为毛泽东助兴的，唯有毛很认真。

那道士住在山脚下的一间茅屋里，看上去和其他农户的房子差不多，只是更低

些。没有院子，也就谈不上院墙。灌木和青草一直长到西屋山。那边有个小小的用

木条围起来的地方，不知是厕所还是鸡舍。东屋山那边伸出一个瓜棚，瓜棚里有几

个草墩子和两三张小木凳。房门没有涂漆，就是那种原木的颜色，好象刷过桐油，

但是风吹雨打，看出老朽不堪的样子了。屋子后面，是衡山的东南脚，草木繁茂，

苍松翠柏，风动林响，山涛阵阵。门前平地上有一张竹席，上面晾着一些植物，大

概是草药了。店士兼作中医的，到处都有，不为奇。

毛叫别人在远处等着，自己走了过去。

“结庐在仙境。”毛泽东未曾进屋子，先就吟唱起来。他用了老私塾先生教书

时的平仄声韵，声音显得简单而且朴素，有古典风味。没听见道士的回响，只听见

毛泽东的爽朗的笑声。随行人员不敢进去，因为有指示。但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毛

泽东的安全，一点都马虎不得，因此有点着急。请教汪东兴和华国锋，华说他有个

办法，叫司机老赵到那边借口要碗水喝，看看动静。汪东兴不同意，说他已经给主

席说了暗号，有情况他会按照那个办法做的。

大家呆在外边大半个小时，不见毛泽东出来，汪东兴先自着急起来。他要自己

去看。华国锋也不便阻拦，看着汪走过去了。

汪东兴慢慢接近了草堂，听见里边正在谈话。老者的声音清楚而响亮，毛泽东

的声音浑厚有力。老者说：“刘这个字，就是这样了。你用好人的法子对付不了

他，你是毛，他是卯金刀，哪里是对手。可是你有你的办法，乱毛如毡，裹土加

沙，水浸油滑，也能挡得住他。可是你要在这上面折阳寿的啊。至于那个林，你不

必担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他出头，别人会治他，用不着你动手。你是属

羊的，和林没有麻烦。不要被人借刀杀人。可是你这个人，多疑善变，这两件事情

都弄不好。此乃天命，也无法更改。你自己看着办吧。”

汪东兴知道毛泽东来看道士的目的了。他怕主席不高兴，想悄悄地回去。这

时，听见毛泽东问：“你看我还能活多少年？”道士说：“过来，让我摸摸天

门。”汪一阵紧张，怕这时出现万一。道士说：“四十年前，我大概就给你算过。

你是长寿人，应当好好做学问的。现在晚了，该干什么就去干吧。”毛泽东问：

“要干的事情很多，我还能安排几年？”道士说：“这要看自己的作为，看心境，

看机会。”毛泽东又问：“大体上总得有个数字吧？”道士说：“安排两个五年计

划吧。多了就算你赚了。”毛泽东问：“我是个本乡人，又是异乡人。此去经年，

你看我还有机会回家吗？”

道士哈哈大笑，随口给毛唱一首诗：

小儿出家娘断肠，返乡原是一黄粱。公说婆说皆真理，自生自灭

无汉唐。包公羞居大开封，秦会喜游小苏杭。南岳不是你宿处，

不在沙场在大堂。

毛泽东即兴地说：“我也奉和几句，见笑了。

是人岂不恋故乡，红肉辣椒伴谷粱。男儿女儿论孝顺，街前街后

说荒唐。人说回首即佳境，我无反顾奔天堂。阴间阳世墙一道，

是福是祸随他娘！”

道士沉吟半晌，说：“好诗，好诗。谢谢。”

毛泽东说：“最后一句不和，请仙人谅解。”

道士说：“气势到了那地方，就不能管压不压韵了。这就是你的道。强求不

得。我倒是觉得这样的诗好。见了性情。”毛泽东说：“如果仙人不嫌弃，回去后

我会将拙诗抄写了寄上。也请您将惠赐的诗寄下。”道士说：“不敢不敢。我差不

多知道你是谁了。我不能和你打交道太多。”毛泽东说：“那倒不必顾虑。”道士

说：“我们的气不一样。”

汪东兴怕主席不高兴，先离开了。

毛在里边又呆了小半个小时。

出来时，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十六个字：

上山走弦，下山走弓；玉全瓦碎，无动于中。

“你替我找地方保存起来。将来我要验证的。”毛把字条递给汪东兴，意味深

长地说：“哲学上还有很多东西没弄清楚，算命就是一条。我们生活在一个阶段，

怎么会把什么都搞清楚呢？如果那样，我们的子孙还干什么？可是，那些哲学家还

是硬要马上都弄清楚，所以就出现很多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省力气，随便瞎说就

是。我不信。与其相信那些骗子，还不如找算命的道士。后者虽然也是乱猜，但是

好玩啊！”

于是他们从衡山径直向井岗山开去。

毛泽东此次畅游长江和重上井岗，一是为了表示大行动前的决心，二是要寻

梦。毛对随从说，他确实梦见过一张弓，弓上写着：“蓄势待发”四个字。旁边还

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小字，他没有看清楚。他把那张纸撕毁了，扔在地上，那

些碎纸屑变成了连绵的大山。他不认识那些山峰。在山中转来转去，找不到出去的

路……

他指着地图对说：“你们看，从长沙上井岗山，有两条路。一条是弯路，就象

一弯弓；另一条象弦，要走茶陵。根据那个先生的指导，我们得走茶陵。”

“既然主席相信这样走好，我们就图个吉利吧，再说这一带风景也很好。”汪

东兴说：“但是，这种东西，也不能全信。那后边的话就是胡说。”

“不能把不好听的话就当成胡说。”毛泽东说：“要认真对待。如果是胡说，

自然很好；如果不是胡说，也得找个补救办法。这就叫向坏处着想，向好处努力。

再说，也不都是坏话嘛，无动于衷，不也很好吗？”

汪东兴笑着应了。

在井岗山转了几天，毛泽东没有找到任何灵感。

重回韶山滴水洞，毛泽东的心收定了，开始专心致志地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于北京各地发生的事情故意不理睬。王海容答

应找个机会为高文礼汇报一下北京的文革情况。可是毛听了以后什么也没说。

王海容走出来，对高文礼说：“只是笑，没态度。”

其实，他哪里是没态度。对所有人的态度他都认真过滤了一次，不止一次！怎

样扇动群众，怎样搞乱刘、邓的秩序，怎样提防周恩来，如何控制老将老帅，怎样

一步一步地搞垮刘少奇。毛泽东那时处于革命的极端兴奋之中。

……从事这样的大行动，我知道自己的王牌：个人威望和军队。这两个东西都

是林彪给我搞起来的。我一直信任他，甚至可以说感激那个家伙。别看他其貌不

扬，可政治上很够朋友。每次这样想到他，我就记起在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那个讲

话。‘毛主席的突出优点就是实际，总是和实际八九不离十。过去工作搞得好时，

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

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其实我哪里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我的想法太多、太高、太美妙。白天做好

梦，晚上做恶梦，所以才弄出很糟糕的事情来。有的事情，连自己都没法子圆场，

可是林彪行。所以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林彪突出政治，突出我的威望，这个

人不会否定我。

……当我充分使用了这两个王牌，用它们完成了那件事，结果会怎样呢？盛名

之下，其实难副。名声越响，下场越难。这得想个办法。军队呢？不能不用它。没

有它，我的目的达不到。现在不能想那么多。打鱼要一网一网地打，吃饭要一口一

口地扒拉。过去了这个村，再说那个店。用谁，就要给点甜头。等他们胃口大了，

我再给他们动手术。就是这样，你用什么，什么就异化成别的东西。这个哲学命

题，就象魔术似的。人依赖什么，什么就变得比人强大！我得小心。我偶尔能嗅到

另一种味道。当我的名声和事实差距变大，而军队又已经膨胀起来，我还能不能控

制它？还能不能控制自己，控制军队和那个指挥军队的人？我要注意，至少要保存

一个和它对抗的力量。

毛又一次翻出林彪的讲话来，逐字逐句地琢磨。

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作关于政变的讲话时，彭、罗、陆、杨的问题已经

解决。林彪说：“现在世界上政变成风。平均每年十一次，印尼，叙利亚都是这

样。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不仅要考虑战争问题，也要考虑政变问题。从历史上看，

也是这样。周朝建立不久，就是政变不断的春秋时代。专诸刺杀王僚，是政变；商

臣杀成王，是政变；吕不韦送怀孕的女人给秦庄襄王，也是政变。”

“吕后专权，是政变。后来陈平、周勃勾结，又把吕后杀了。隋代的杨广杀

父，唐朝的兄弟残杀。宋代的政变更厉害，简直是巧取豪夺。明、清宫廷，不断有

政变故事。据说雍正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民国时期也有政变，

袁世凯就是政变上台的。”

“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文化思想战线不是属于我们的。到时候，人家不投我

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他们还会拿枪打我们。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

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毛主席健在，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我们

要警惕，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现在有一些王八蛋，他们伺机而动，想杀我

们。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比如彭、罗、陆、杨，比如三家村。”

……在一大段吹嘘我的话后面，还有这样的句子：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

之，全民共讨之。这些话怎么叫人如此不舒服！只要谁有力量，然后说别人反对

我，就可以征伐天下了？这不等于把我推进一个土井里去了吗？可怕啊。操你的

娘！拿安眠药来。

……还是无法入眠。我得写点什么。给江青写封信吧。

“我是三分猴气，七分虎气……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我从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会有那么大的神通。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违心的同意别人，在我还是第一次……”

写完这封信，毛泽东双手压在信封上，吩咐部下：马上准备起程，回北京。

告别华国锋他们时，毛背诵了他十六岁去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写的一首诗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确实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滴水洞再没看见过它的主人，九所三号再没

接待过那个中国金字塔尖的人物。有个在湘江渡口撑船的中年汉子，一辈子都期盼

着毛泽东。毛在那里游泳时，曾经乘过他的船，并且表扬了他。从此组织上叫他专

门开这艘船，等着再为主席服务。可是直到毛去世，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中

年人老了，船也锈蚀了。老人坚持到退休，望着北京，含泪告别了那条船。

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湖南，走向北京。

自命为钟馗的毛泽东开始呼风唤雨地打鬼了。

滔滔的流水，为中华民族即将到来的大苦大难默默地呜咽。

临走前，毛将一条金鱼放进鱼缸里，无限感叹地说：“这回不自由了！”

谁杀了林彪：第十三章：转折点

作者：王兆军

第十三章：转折点

那是一九六七年五月的事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初夏的北京，不热不冷，不湿不燥。鸟儿在树

叶间鸣唱，空气中依稀散布了淡淡的花香。经过一个冬春的束缚，人人想活动活

动。即使毛家湾的深宅大院里，有时也能感觉到春天的躁动。

黄昏，阳光弱得和客厅里的灯光差不多了。林彪走出来，在办公室里转了一

圈。他看见墙壁上有一张叶群写的字。那是抄录的一首毛泽东的词。字体雄健，构

思扎实，有些笔划如苍鹰之爪，山松之干。

“这是叶群写的？”林彪问何一伟和孙志民。

“是的。你看，这里有小字写的署名。”孙志民的口气不是很坚定，也有点不

情愿。

“这不象叶群的字。她的字太肉，没有这精神。”林彪端详了一会儿，严肃地

问：“到底是谁写的？”

何一伟和孙志民面面相觑。林彪盯着他们，不容许半点含糊。何一伟只好说：

“是孙志民写的。叶主任想得到您的表扬，就叫我们说是她写的。”孙志民说：

“实际上，是叶主任指导我写的，有她一份劳动。”林彪笑了笑，走进屋子。

林彪觉得不服气。他来到书桌前，站着，拿起笔，看来想练字。

何一伟看见林彪说：“首长要写字吗？这里有大纸。”

“写什么呢？”林彪沾好了墨，提着笔等待秘书的主意。

“写四个伟大吧。内容好，也是您提出来的。”孙志民建议。

林彪点点头，然后就在桌子上开始写。

头几张不很理想，都扔了。到第六张，林彪算满意了。他放下笔，躺到大沙发

里休息。那样子看上去好象一只脱水的土豆。秘书问他要不要水，林彪摇头拒绝。

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突然对秘书说：“桌子上那几份文件，你们替我划上圈、签

上字。”

何一伟赶快找来笔记本。

林彪说：“第一和第二份，只划圈；第三到第五，写上‘呈主席阅’；第六个

文件，在第二页上写‘军队要永远紧跟毛主席，无条件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保证

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胜利完成’；第八个文件的最后一页上，打个问号。所有文件

中的副统帅、好榜样、好学生之类，统统划掉。”他的思路清清楚楚，记忆力极

好。

何一伟将林彪的指示拿给孙志民，叫他在文件上模仿林彪签字。

孙志民一直那样坐在桌子旁边，既不动手，也没拒绝。

他的工作原是和何一伟一样的——给首长讲文件。后来，叶群看他有书法能

力，就叫他模仿首长签字，有时也叫他替她写毛笔字。孙志民一直默默地干着，只

是在发生了整贺龙的事情以后，才变得有些神不守舍的样子。何一伟有时能听到孙

志民深沉的叹息。

晚饭没有吃，文件也没有签，孙志民仍然坐在桌子旁边发呆。

何一伟是孙志民的朋友。他给孙志民打来晚饭，陪着他，但没说话。

叶群走了，林彪那边也关了灯。夜深人静，孙志民轻轻地哽咽起来。

何一伟明白孙志民的痛苦，那也是他的痛苦。他不知道怎样安慰孙志民。

当孙志民抬起泪眼，打量着幽暗的屋子和那一大摞文件时。何一伟用铅笔在纸

上写道：“历史可能有很多是伪造的！我们没有责任。”孙志民点点头，对何一伟

说：“千万别乱写什么啊！”何一伟说：“先吃饭吧。”孙志民说：“不，先划拉

完这些玩意儿再说。”

六七年七月七日，毛泽东经郑州到武汉。

中央文革小组的谢富治、王力也在那里。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

七月二十日，周恩来当时正在北京和要揪斗陈毅的学生进行三天三夜的艰苦地

谈判。

当时武汉的两大派——百万雄师和工总司——互相冲突，闹得不可开交。毛因

为安全问题，游不成泳了，只好呆在别墅里看看报纸，或找人谈谈话，心里闷闷

的。汪东兴知道毛情绪不好，叫湖北分管接待的人积极地想办法为毛主席调济生

活。他启发当地负责人注意在几个方面找些事情做：研究主席的饮食爱好，说些主

席喜欢听的典故，歌颂主席的功绩，搜集一些主席可能感兴趣的古书，多找些女孩

子和主席聊天，亲近，等等。

十三日，王力向毛泽东汇报武汉两派组织情况，毛指示说：“工人阶级内部，

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你去传达。”

王力七月十四日视察与百万雄师对立的“工总司”。他的讲话，观点明显地倾

向后者，激起了前者的愤怒。“百万雄师”组织了成千上万人，围困了王力和谢富

治住宿的地方

。已经愤怒的群众毫无理智。王力解决不了问题，躲在宾馆里。可是在宾馆站岗执

行警卫任务的部队与百万雄师持相同的观点，和外边的群众一样愤怒质问王和谢

“谁是造反派”。王和谢说：“怎么，造到我们头上来了。”当时就命令驻军司令

陈再道：“叫他们马上撤走！”

陈再道的军队和百万雄师是亲近的，故意见死不救。看见王力那个恐惧不安的

样子，陈再道觉得很开心。他阴阳怪气地说：“这回靠你们自己做工作了，我无能

为力。”

于是，王力失去了军队的保护。司令员的幸灾乐祸鼓励了军队、公安和造反

派。王力被革命群众拉出去批斗——打猎的被野鹰抓了眼睛。这位中央文革要员陷

入造反派的围攻之中，还体验了坐“喷气式”的味道。

另一派，即被王力同情的一派，心急如焚。他们化装成百万雄师的人，溜到批

斗会上悄悄征求王的意见。如果王力同意，他们就会调集即使万人前来冲击大院，

把王力解放出来。王力还算聪明，叫他们千万别来。

对王力的愤怒的呼声响彻武汉三镇。

武汉军区对文革小组的坚定的抗议，是对文革本身的反抗，也是对毛泽东文革

路线的反抗。这个事件真正引起了毛泽东的恐慌。他命令周恩来到武汉解决武汉军

区和百万雄师的问题。这个电报到达前十五分钟，周的警卫就发现学生正在奉命撤

退，好象有人指挥似的。

周恩来很高兴。就象后来发生的林彪逃跑事件一样，周经常看见他想发生的事

情。有人怀疑周恩来预先给陈再道委婉地透了口风，叫陈再道给中央文革一点下马

威，这种说法是可能的，但没有证据。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周恩来希望毛泽东看见

这样的事实：乱七八糟，难以控制，随时都会天下大乱。

周恩来必须迅速处理这件事。事关王力——江青的人——就是对中央文革的态

度问题。文章一旦做足，就要抽身。为毛泽东的安全，并恰如其分地处理武汉事

件，周亲自飞到武汉。

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周一直在筹划怎么救出王力来。这九个小时的里，技

术员根据周的指示，实地拍摄了大量的群众冲突的场面，准备编辑后呈毛泽东审

阅。

下午，两个化了装的空降排深入王力住地，将王救到武汉大学附近的洪山。

造反派知道上当了。他们又涌到洪山。

成千上万的群众没日没夜地呼叫着，要求揪出王力来。

王力被堵在宾馆里边，不敢露面，也逃跑不了。

周恩来与江青联系，表示将努力救王力脱险。周会先砍你一刀，然后为你包扎

伤口。

王力是中央文革的要员，江青的干将，周恩来愿意协助解决难题，江青自然很

感谢。

周恩来马上调动部队。部队让王力化装成下山买菜的伙夫，抄小路离开洪山。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钦差大臣王力再也顾不得面子。离开洪山宾馆后，他惊魂

不定地跟着那些“买菜的伙夫”跑。穿过一片果园时，王力的脚被花椒树划破了。

被花椒的葛针划破的伤口，又麻又辣。王力没跑几步，都要回头看看。

到处都是这样的呼声好：“中央文革从武汉滚出去！”

晚上，周陪着毛泽东看武汉事件的现场录像。那些愤怒的群众，那些象潮水一

样散漫流淌的造反派，那些象蚂蚁一样的人和一呼百应的头头，都叫毛泽东惊讶。

当群众又一次涌向洪山宾馆时，毛泽东被群众的力量吓坏了。那些人同仇敌忾，万

众一心，只要有一个头头提出攻击，那个宾馆就会马上被履为平地。这是毛自己培

养起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比什么都可怕。当他们陷入疯狂的无理性状态，很难用什

么合适的办法将他们消灭。

“不要再争谁是核心了。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不是自封的。”毛看了录像

说：“这个龙是我请来的。可是我刚才当了半小时的叶公。”

周恩来说：“主席说过，我们既要向群众学习，但也不能做群众的尾巴。”

“龙也有休息的时候。它施完了雨就回去休息。”毛泽东说：“老是发热不

行。老是发热，大家都遭殃。孔子说的话，有一句是对的，就是克己复礼。礼就是

秩序，就是节制。没有节制就没有艺术。”

看着王力在花椒林里狼狈逃跑的样子，毛大笑不止。

周恩来小声告诉毛泽东：王力的腿划破了，流血不少。

毛说：“那一定又麻又辣。王力不是四川人，可够他受的。”

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武汉两派七月二十日发生了大冲突，一时天上、地上、水上的交通都被切断

了。武汉象一座死城。毛对困在武汉的处境有点不安，他问杨成武：“你说陈再道

会反对我吗？”

杨成武说：“我相信，解放军是跟着您走的。”

周恩来顺利地处理完武汉事件，因为要参加中央文革欢迎王和谢的大会，便告

辞了毛泽东，先回北京。他要在欢迎王力方面做得百倍的热情，既可以得毛泽东的

欢喜，也可以拉文革派，还可以将自己的导演角色掩盖得密密实实。

欢迎大会本来是在机场召开的，后来为了扩大声势，改到天安门。

谢富治和王力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热烈欢迎。

中央文革打算狠批陈再道，为中央文革小组挽回面子。林彪的目的是打倒陈再

道，改组武汉军区，将武汉军区换上自己的人。但是，周恩来并不这样想。他可以

在送人情方面做足文章，但是并不希望损害他的基本力量。即使那力量本不属于

他，当他保护了他，他就是属于他的了。只有周最善于分析毛泽东。毛泽东对军队

首脑向来是很重视的，尤其是今天。如果陈再道真的造反，毛泽东当然不会轻饶

他，周也帮不上忙。周恩来知道汤圆里的糖是怎么进去的，不愿将一切都戳破。他

也看出了毛泽东的计划和担心——毛并不想在

此时对军队大动手术。周恩来为了保护陈再道，他同仍在武汉的毛泽东讲话。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主席你放心。我刚才给陈再道司令员打了电话。你的安

全一点问题都没有。”

毛泽东觉得有点蒙在鼓里似的，“喔”了一声。

周恩来警觉得很，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怀疑。他补充说：“他埋怨中央文革的

某些人乱表态。我告诉他，不论有什么话，过几天再说。现在毛主席在武汉，你造

成这样的形势就是不对。如果主席有半点危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能饶了你陈

再道！”

毛泽东问道：“他怎么说？”

周恩来说：“他说，那可冤枉他了。他一辈子就是跟主席干革命的。武汉军队

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武汉的事情，叫主席不安，他希望能安排一个机会，亲自向主

席请罪。”

毛泽东问：“你怎么回答的？”

周说：“主席，我也没有成熟的主意。我只是向他强调了武汉的安定对全国很

重要，批评了他对王力问题的粗率和鲁莽。”

毛当即指示周恩来：“陈再道，有错误就检讨；注意休息，注意安全；把他和

钟汉华以及另外两个师长接到京西宾馆去。”

周一箭三雕地处理了武汉事件：既用实际场面说服毛泽东相信造反派的可怕，

又拉拢了中央文革，巩固了他在军队中的影响，而这实际上就是开始遏止林彪的势

力。

处理完这件事，毛松了一口气。

次日，毛泽东约杨成武一起去游泳。

在游泳池里，他们一边游泳，一边说到即将到来的“八一”建军节。

杨成武说：“现在有人要将秋收起义的九月九日作为解放军的建军节。”

毛很干脆的说：“这些人没有常识。南昌起义在前，秋收起义在后；前者是全

国性质的，后者是地方性质的；建军节是党的大会定的，不能改变。”

毛游着泳，让杨成武记录：“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杨成武为毛的清醒而吃惊。他说：“人都喜欢高

帽子。有人想给你戴高帽，可是被你看出来了。主席英明。”

“你不是正在给我戴高帽吗！”毛笑着对杨成武说：“古人有个故事，说的是

有个老师，很懂社会。他告诉他的学生，一定要学会给人戴高帽子。学生毕业，师

生分别时，这个老师给学生一百个高帽子，说有了这些帽子，差不多什么事情都能

办成。学生叹息说，到了社会上，再也遇不到象老师这样正直的人了。老师很高

兴，洋洋有圣贤之感。那学生离开学校，十分惋惜地说：一百个帽子，现在只剩下

九十九个了。”

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声音在空洞的游泳池内回荡。

“主席，你也太看不起我了。我难道真那么没头脑那么小作？”

“你以为我是说的你啊！不对。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毛泽东一本正经地对

杨成武说：“你赶快回去，到北京参加建军节活动，多请几个老帅参加。也不要都

是一个野战军的，山头很多嘛。各个山头都请到。”

杨成武说：“北京现在比较乱，将军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只有您能保护他

们。”

毛说：“你这次回去，告诉他们，说是我说的：朱德是红司令，不是黑司令；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立过大功，有道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贺龙是

二方面军的旗子，不能倒；徐向前、李先念四方面军的事不能搞，那是张国涛的问

题。我的弟弟不也是去西北了吗？西路军牺牲了那么多人，还要搞人家，太残酷

了。”

毛泽东又问：“许世友呢？他现在在哪里？”

杨成武说：“在大别山里呢。”

毛泽东指示说：“把他找回来。”

杨成武说：“我就去。”

毛泽东狡黠地笑着说：“你别去。你叫张春桥去。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因为张

是反对他的。看他去怎么办？弄得不好，他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楚。要是

他有肚量有本事，就会有个相将和。这是我给他们的小测验。”

回到北京，杨成武曾经想直接传达这些指示的，后来觉得不妥，便将这些话先

“传达”给周恩来，再由周恩来告诉老帅们。周恩来果然非常高兴，他拍着杨的肩

膀说：“恭敬不如从命。既然你不说，我就当仁不让了。”

杨成武在北京参加建军节庆祝活动，搞得很热火。

林彪当时在北戴河避暑，他没参加建军节活动。

杨成武没有向林彪汇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内容。

杨成武遇见叶群时，叶群问：“主席说林总什么了吗？”

杨成武想起高帽子的话，想说，但不敢说。

不久，杨成武派了一架伊尔－１８到合肥，又用直升飞机将许接回来。

许世友一见毛泽东，扑通跪下，在毛面前放声大哭。

毛说：“起来，没事。回来好好干。”

许世友对在场的杨成武说：“我要打个豹子送给你。”

毛泽东微笑着看看杨成武，杨没有做声。

许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我打条兔子送给你们。”

毛泽东说：“许世友是个标兵。他倒了，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都得倒。”

杨成武回到上海，按照周的意思回报了北京的情况：“北京形势比较乱。如果

没有军队，就很难控制。八月七日，王力讲话，扇动学生冲击外交部，揪斗陈毅，

刺激了很多人；十六日造反派封了外交部的大印；十七日揪斗姬鹏飞、乔冠华；二

十二日，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弄得我们名誉受损…”

“真是小人难养！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我看他们是得了锅台想上炕，不知

道天高地厚！”毛很不高兴地说：“古人作战，都知道击鼓前进，鸣金收兵，现在

的人，倒不懂了。岂有此理。”

此时的红卫兵，已经叫毛泽东哭笑不得。毛泽东的算盘是：孩子们，完成了搅

乱社会的任务，你们也玩一玩，看了景了，见好就收吧。可是你们就是不愿自觉地

走回学校接受军训。真是给你个棒槌当成真。毛泽东不高兴了。政治嘛，我利用你

们乱了一下，你们也利用我热闹了一阵子，免费串联，还结了社。但我绝不会将你

们的胃口吊得太高。孩子就是孩子，惯坏了不行。我现在告诉你们，回去上课。再

说重了，你们反感，我自己也不好意思。

造反派和红卫兵这样任性，又不能让军队得到再多权力，难道只好用工人？难

道必须起用老干部？如果工人也象红卫兵这样怎么办？那可能更可怕。干部一上

台，就会走回头路，这个不用说了。大量干部重新上台，会否定我的文化革命，而

且等于加强了周恩来的力量。如果他们将来形成气候，就很难对付。我不能随便放

出老虎来。毛泽东反复地推敲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趋势，拿不定主意。他对杨成武

说：“你先回去休息，让我再想想。”

次日，毛对杨成武说：“这里暂时不需要你，你还得再回北京去，对总理说：

一，王、关、戚不是好人，破坏文革，把他们抓起来。现在准备，马上办。二，准

备组织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对学校实行军管，强制军训，不高兴也不行。”

“是的。”杨成武感到了毛的力量。关键时候，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周恩来正等待南方的消息。他不十分清楚毛在这时会采取什么态度。

听说杨成武又回来了，周派自己的车队到机场将杨成武接到中南海。

杨成武全面汇报了主席视察中的指示。结束时，杨成武又补充了这样一个细

节：有一天，主席看报纸，发现林彪的题词，很不高兴地说：“谁封了我四个官

啊？”

“主席还说了什么？”周恩来迫切想知道毛对林彪的态度。

杨成武说：“主席很不高兴地说：什么永远健康！世界上难道有不死的人

吗？”

周恩来高兴得喜不自禁。

他双手托着下巴，半天才说：“马上开会！”

周在这一轮斗争中大获全胜。

杨成武成为周恩来的最得力的干将。

全国的群众运动正在向着一个叫毛泽东越来越担心的方向发展。

工作组的官办红卫兵垮台以后，自由结社的群众组织蓬勃发展到处都是。最先

出现的问题是北京联动。北京联动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成立的，主要成分实际

上是东城、西城和海淀三个纠察队的联合。他们是贵族子弟，所谓高级红五类，反

对毛泽东和文革。闹了一阵子，抓了不少。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北京五一六兵团，是

极左的，后台是江青，矛头对准周恩来。一直到六七年夏天武汉事件发生前，还在

活跃。

后来各地的造反派都出了问题，总是争吵谁革命谁保皇，很多地方打起来了，

非军队前去军管不可。四川、贵州、山东、江苏、东北、河南、湖南，都发生了大

规模的武斗。新疆“红二司”于六七年一月向新疆党政夺权后不久就受到部队镇

压，军民之间不断发生流血事件。一月二十六日的石河子事件，“八一野战军”上

万人攻击另一红卫兵组织，并且将生产建设兵团夺权。周恩来通知王恩茂宣布“八

一野战军”为反革命组织，依然不行。双方武斗已达到六百多次。哈蜜、柳园一带

动乱不止，影响核武器基地的安全，周专门派出七三五五部队军官保护该段铁路。

西藏两派武斗，叫他们联合，就是不联，继续打，与内地的交通联系都多次中断。

河南的二七公社和“革总”一直在打仗，连军队的枪枝都抢了。广州的“红联”受

中央文革支持，“地总”则受地方军队的支持，难以实现联合。在这些混乱中，有

些反革命组织正在发展壮大，企图反中央政权和毛泽东的领导。很多组织已经相当

庞大，他们的下属组织拥有各种工厂，包括可以生产兵器的现代工厂象武汉的百万

雄师，是十六个组织的总番号，势力强大。他们从六七年的一月到六月，就在湖北

省内把三百多个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组织，逮捕了一万多造反分子，斗争了三百多

次，杀死三百多人，受牵连而死亡的一千六百六十多人，受伤的两万多人。

毛泽东要周恩来组织一个社会调查，以便准确了解运动发展趋向。在电话中，

毛泽东念了几段语录。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迄今存在

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即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与奴

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简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是

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公开的斗争，每次结局若

不是全部社会结构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个斗争阶级同归于尽。”

念完语录，毛说：“我们不能和走资派同归于尽。除了破坏，我们还得建设。

阶级斗争也不能老是大风大浪，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现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中

等的走资派都已经揪出来了，群众组织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当联合起来，

搞好斗批改。”

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组织了最可靠的国务院第五调查组去各地收集材

料。

不久，这个小组上报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湖南的“省无联”的材料。这是一个

著名红卫兵组织。他们的大字报发表有阳光的文章《中国的迷雾》，署名凯歌。大

字报分析了人民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文革为什么会如干柴烈火

般地燃烧起来，原因就是人民受压，缺少自由和民主。大字报严肃指出，人民应当

自己学会分析，不能老是盲从，不能搞个人迷信。第三，一个单纯依靠军队力量维

持的政权不可能是民主的。第四，人民承担了文革的经济重担。应当尽快结束文

革，将民主的形式肯定下来，并发展生产。

第二个材料是广东陈正希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包括六个部分：一，民主监

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走资派要搞的不是通常说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封

建法西斯专政；二，革命的大民主如果没有正确的路线和程序，人民将被利用，被

套上新枷锁；三，批判刘少奇，其中也许孕育着新的路线斗争；四，如果不把镇压

和被镇压、压制和被压制的关系变成团结的关系，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五，建议召

开人大。用立法的形式明文实行法制，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限制官僚特权，

警惕已经出现的新贵族阶层。实施人民的监督权，随时撤换不良干部。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保障人民不受非法打击，平反冤假错案，制止公检法方面的逼供信行为。

落实政策。提高工资，奖励有贡献的人，按劳分配。

这两份大字报，真叫毛泽东感到恐惧。他拿着那两份材料，在屋子里来回走

动，神情阴暗，眉头紧锁。他的批示是：“林彪、恩来、康生，并政治局诸同志：

这个材料叫我震惊。党内大多数同志都会反对这个大字报，包括被群众斗过几次的

干部。群众对我们会有意见，但会用不同的感情表达。可是，这些人不同，他们已

经走得很远了。他们要借助红卫兵这个组织形式来隐蔽。我们应当警觉。”

康生随后批示：“象这样的大字报，可谓反动透顶，恶毒至极！”

中共中央立即批准逮捕凯歌（即阳光）和陈正希，大字报被当作反面教材批

判。

迅速解决了夺权问题以后，文革的任务就只剩下在全国强化毛泽东思想了。可

是事与愿违，毛泽东遇到了几个方面的干扰：贵族失去权力后的反抗；红卫兵的多

事捣乱；军队本身难以迅速抽回来。几只老虎一齐扑来，使得毛泽东无法应付。按

下葫芦瓢起来，刚把刘少奇打倒，林彪的势力就膨胀起来，原来的官僚贵族也在周

的支持下蠢蠢欲动。

毛泽东的文革初衷面临挑战。武汉事件是实力军人对抗中央文革的坚定行动。

虽然此事经过周的努力已经平息下去，但是毛也因此感到了周在军队的潜在影响。

毛泽东此时看见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

毛在中南海的书斋里，想和周恩来谈谈。

周的秘书接到毛那边的电话，赶快向周汇报。

周问：“什么时间打的电话？”

秘书回答：“五分钟以前。”

周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四十分。

他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这样的时间，凌晨，三点四十

分，一个人，睡不着觉，那个费尽心机的人会想些什么呢？这个时间一般是他吃了

安眠药，开始按摩，正努力动员自己睡眠的时候。没有重要的事情，他不会这样寝

食不安，打乱本来就很成问题的作息时间表。刘少奇已经完了，他现在考虑谁呢，

担忧什么呢？毛是否先找了别人谈过什么，再找我验证一下，试探我的底牌呢？如

果是，他会先找谁呢？可能先找过林彪，也许，也许没有……

周恩来想了想，对秘书说：“你们不是经常劝我早休息吗？你们看，主席这么

晚了还工作。我们要更勤快啊！你们知道最近主席接见了多少同志吗？”

秘书拿着一张主席活动的单子，说：“这是主席这个月的详细活动表。”

那是整整十一页十六开的报表，上面详细地罗列了毛泽东的活动内容。

周略看了一遍，林彪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那次谈话周恩来在场，内容非常肤

浅。除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几次谈话，周不清楚外，别的接见周都知道。周对秘书

说：“我的单子有没有这样长？肯定没有。这样下去，主席的健康会受影响。”

只要他没和林彪谈话，那就好。至于江青，我已开始和她有交流了。那人城府

不深，好办。这个时期，主席和杨成武接触不少。那就好。我必须马上去看看，话

题就是那两个

。

“这样下去不行啊。”周一见毛就很严肃地说：“这么晚了还不睡，影响健

康。”

毛说：“古人说得好：闻鸡起舞。”周双手一摊说：“可是你倒好，鸡都快叫

了，昨天的舞还没停。”毛泽东说：“睡不着啊。”周恩来故意不试探，诚恳地

说：“我们都是这样的年纪了，战争中体力支出太多，不能不考虑。唉，劝人休息

保养的话，总象老婆婆的叨叨似的，苍白无力。可是主席，我再说一遍：得注意健

康，一定得注意啊！”

毛看看周一副动情的样子，又看看自己的屋子，感慨地说：“我就老这样呆

着，看书、吃饭、睡觉，你看象不象个监狱？”

周恩来说：“西方人说，伟人都有某种程度的孤独。但我以为主席好象不是这

样。”毛泽东说：“为什么不？看上去，我不正象个孤家寡人吗？”周恩来说：

“主席，你的思想容易被群众接受，就是因为老想着千千万万的群众。靠这，就不

孤独。”毛说：“即使骂人的话，你说出来就好听。”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早晨，就是刚才，我出去看了星象，发现天不亮，地

煞混乱，二十八宿凶气泛滥。我参不透其中道理，于是就想和人说说话。说累了，

再睡觉。”周恩来说：“你就靠着那个垫子在沙发上躺着吧，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

候睡，我走时也不告辞了，好不好？”毛泽东说：“咱还是谈天说地吧，哲学也

行。”周恩来说：“我在哲学上到底懂多少，主席不知道吗？我是做事的人。谈玄

不成。”毛兴奋地将扇子在茶几上一拍，说：“我今天就是要找你这个实际工作者

谈谈。”

周很感动的样子，轻轻叹息一声说：“主席，每当我们这样随便聊天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感动。以前下乡，看见农民兄弟围着一堆火，抽着烟，说天气，说庄

稼，随便聊一些过日子的事，就象不拿地图的旅游，那个场面很浪漫啊，就象风景

画一样。”毛泽东说：“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聊天，随便胡扯。这地方我呆够了。

前些日子下去看了看，心中才算大体有个数了。”

周沉吟了一会儿，说：“主席自己有数了，我可不十分清楚，能不能指点一

二？”

毛泽东问：“你先把你的不清楚说出来，看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我再告诉

你。”

有毛泽东的鼓励，周恩来轻松多了。

“那我可要信口开河了，不对你就批评。”尽管周恩来已经将要说的话想得非

常细致了，他还是装作自然天成的样子，看起来诚恳、厚道、忠实、细致、富有责

任心而没有野心。毛泽东慷慨地挥了挥手，叫周只管说。

周恩来沉思了片刻，神情严肃地说：“运动的第一个任务，在政治上打垮那个

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呢，应当是深化这场革命，就是

要在思想和文化上下工夫。将毛泽东思想变成实践，变成自由王国的行为参照和道

德准则，而不仅仅是自在的必然和经验，更不是口号。要把这个思想变成普遍的文

化意识，是个大任务。文化革命嘛！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利于这个转变。”

周恩来停下来，想知道毛是不是听进去了。

他希望随时发现更贴近的话题，探听毛的文革计划。

毛抽了一大口烟，说：“文革应当扫尾。可是，烧香引出鬼来了。”

周恩来有了底。既然毛泽东这样说，那就好办了。

周接着说：“我有两个担心。一个是担心跨省市、跨行业的造反组织，太大。

二是担心军队。军队管事太多，不利于备战备荒的大方针。”

毛微笑着说：“朋友是老的好，老婆是新的好。真有点道理呢。继续说。”

周恩来来了精神，兴致勃勃。他想：关键的时候到了！不能大意，也不能落下

把柄。

周恩来象个演员似的，神情沉重无限忧虑地说：“过去的一年里，造反派是立

了大功，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注意到，过大的造反派组织对我们无产阶级专

政的政权不利。有的组织达到几百万、上千万人，难以有效地控制。不怕一万，就

怕万一。万一有一太难被人扇动，又都是工农、学生，我们怎么办？再说，那么大

的组织，没有必要嘛！他们不团结，都争左派，互相武斗的很多，死了不少人。现

在他们互相怨恨，弄不好，他们将来就会怨恨我们。”

毛泽东说：“所谓千人吃肉一人交钱，就是这个意思。”

周继续说：“他们一打，就叫中央表态，叫主席表态，叫林副主席表态，叫中

央文革表态。上边说他们都对，叫他们团结，等于没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要

压倒对方。我们下了命令，叫他们停止武斗，可他们不停。这样的大组织，都有很

大的实力，有的是人，有的是本事，没有武器，能够自己制造出武器，缺少钱粮，

他们也有办法筹集。有时他们无视中央，中央也无法做到令行禁止。再说，组织太

大，容易发生队伍不纯的问题。如果他们的领导层能够及时地理解主席的部署，那

很好。可是万一他们在坏人的挑动下，拒绝及时执行中央决定——他们总是有很多

理由——而且固执得很，象惯坏了的孩子。那就很伤脑筋。我举三个例子，一个是

全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今年年初镇压的那个联动。您还记得吗？运动初

期抵抗文革，很是麻烦了我们一阵子。后来有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工人革命

造反总司令部，很大，有几千万工人。如果真的弄不好，和国家对立起来，就得使

用军队。”

毛插话说：“老使用军队也不行，弄不好会养虎为患。”

周恩来说：“最不好办的是现在的全国复员退伍军人联合行动指挥部。他们有

上百万人，个个都会两下子，拿起武器就会打仗。而且很多人是能工巧匠，会制造

武器。”

“一个军队，又一个次军队，两个队伍加起来，我也对付不了。”毛泽东忧心

忡忡地说：“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如今发现周围是天罗地网。”

这正是周恩来要说的。可他很警惕，不愿说得太明白，那会使林彪敏感。周要

让毛自己想去。有一点，周恩来是非常自信的。那就是：在要不要共产党统治这个

国家的问题上，他和毛泽东都是一致的。他不相信毛会允许任何新的力量真正强大

起来。象这样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忌讳的就是自由结社和自由言论。有些东

西，写在纸上，说在嘴上，是可以的，贴在墙上，也还行。如果要真正实行，那就

很危险。为了打破秩序，毛泽东使用了这个敏感的武器，这是一步险棋，是政治上

的大忌。毛利用造反派完成倒刘政治任务后，第一个担心的问题大概就是红卫兵和

造反派。他想赶快结束文革，但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一是因为造反派已经骄横起

来，不听话；二是军队全面介入社会生活，很难一下子纳入正轨。毛迫切希望结束

运动，但又不好交代，怕丢面子。

周恩来说：“所以，我建议，今后不准成立跨行业、跨省市的组织。”

“已经成立的，要马上取缔！”毛站起来，坚决地补充说：“马上发个文件，

要求各地造反派组织紧跟中央的部署走，不能骄横，不能娇惯，不能老子天下第

一。”

“主席放心，我回去就马上准备，快的话，后天晚上会请主席批阅。”

“别搞那么繁琐，我现在说了，照办就是。”毛说：“不用审批，时间不等

人。”

毛泽东深深赞佩周的政治敏感性。他们想到一起去了。毛完全相信周的分析。

是的，群众的结社对政权会构成极大的威胁，所谓大民主，现在不必要了。周恩来

说得有道理。那些造反派随时都可能变成反对党、反对政府的力量。我不能允许他

们胡来。如果镇压，就必须用军队，这只能扩大军队的作用，使林彪在政治斗争中

更逼近我。那样，在未来的讨价还价中，我会处于不利地位。周恩来的担心是对

的，是为我着想的。林彪现在的权力，即使不减少，至少也不能再增加了。

毛话题一转，换了军队。

周不动声色，好象顺便提到似的说：“现在军队领导层中，四野的人很多了。

空军、海军、总参、总后，都是四野的。四野的人都很自豪，好象高人一等。这

样，其他几个野战军就有意见，不利于团结。我们不赞成山头，但那是历史形成的

嘛。不是每个人都能象主席那样，各个山头的人都乐意服从指挥。”

毛说：“我有一个办法：取消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成立一个军委办事组，

加一些人，各个山头的都有。你看怎么样？”周恩来问：“这个计划是林副主席提

出来的吗？”毛不高兴地看看周，说：“是我的计划，但我征求了林彪的意见。他

的意思是叫叶群当办事组组长。人家是内举不避亲啊！”

周敏捷地说：“我坚决拥护主席、林副主席撤销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用军

委办事组来代替的决定。这个决定意义深远，很好。但是我得补充一句话：叶群同

志担任军委办事组的办公室主任不好。搞成一家子，不妥当，对林副主席的影响也

不好。”

毛深深地点头，说：“我推荐叶剑英到军委办事组去工作。”

毛泽东兴奋地叫秘书去取瓶好酒，与周共饮。

喝酒期间，他们又谈到红卫兵问题。

“无论如何，让我们的工厂安排这么多学生就业是不可能的。”周恩来说。

“不用发愁。”毛泽东大手一挥，简单地说：“动员红卫兵山上下乡，那里天

地大，几千万学生下去，也看不出多多少。”

“这倒是个好办法。”周恩来说：“有两个问题：一是要告诉农民老大哥，欢

迎这些孩子去。第二，要教育学生向农民学习。学生产知识，学社会知识，改造世

界观。”

毛泽东谈到农民的聪明，便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

毛泽东当场就委托周制定一个文件，规划学生山山下乡的活动。

到六七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四家，联合

发出《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若干政策规定》，先将文革中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弄

回去。要他们就地革命，自己不回去，家长要送他们回去。撤销一切设于城市的知

识青年组织。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权力机构对回去的青年不得歧视，要保证他们

的粮食和劳动报酬。

到六八年初，一个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开始了。

其他学生组织，被要求回到学校去复课，去接受军训。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毛

泽东号召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经过几个月的搏斗，终于使学生就范。

周与毛合作，先解决了一个问题：清除红卫兵和造反派。

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开幕，于9月6日胜利闭幕。在这次会议的前后，比较充分地暴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主席及时识破并给予了严重的打击。我亲历这次会议的前后过程，有些事并与我个人有关系。因此，我把所知道的有关这次会议前、会议中和会后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的情况。对于党史部门和史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这个目的。我写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

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到政府工作方面，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等问题。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中央在江西九江庐山召开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安排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备战等问题。由于林彪在会议一开始就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毛主席敏锐地发现林彪一伙想利用突然袭击阴谋手段窃取国家权力的企图，很策略地抓住陈伯达的问题，点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在全会闭幕会上，毛主席强调要在全党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抓好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搞好党内的团结。后来，毛主席根据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在南方巡视讲话中提出，希望全党同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进一步揭露了林彪集团搞阴谋诡计的实质。他说：“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虽然对陈伯达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对多数同志，包括对林彪在内，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态度。毛主席说：“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可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反而怀恨在心，更加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1971年8、9月间，他们在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期间，干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及毛主席在沿途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要他们反革命集团的“联合舰队”按照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采取行动：一是要杀害毛主席；另是如果此计不成，就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

当毛主席察觉和了解到林彪集团在利用突然袭击阴谋手段夺权失败后，转为进行武装政变时，当机立断，采取措施，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这次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夺取了全面胜利。

一、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最伟大的功绩，是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总结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同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与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十三年仗，在这十三年之前还有六年，一共十九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你看，多困难！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

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明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道路。

在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以他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巨大发展。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籍的①。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

①这是当时误传，实际上是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未开除党籍。

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正如毛主席所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也是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的。有时，他为了不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凡是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诬陷、迫害的手法想方设法除掉。林彪为了夺权，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

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论怎样干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967年1月，林彪这样说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林彪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他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毛主席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

1966年7月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道：“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干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这次会议选出的党的中央领导班子组成不难看出：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这次会议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主席坚持要党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其中要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这次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了“九大”的党章。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他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1969年初，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开始，经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

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槁，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他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风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因为政治报告起草迟了，“九大”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代表都被通知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九大”开过后，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林彪认为这是争夺更多权力的好机会，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林彪就抓住“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大做文章，

在修改宪法时，宪法的序言中必然提到毛主席，这就涉及到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原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讨论宪法的序言时，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却支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再写上。在1970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加上三个副词，康生、张春桥则反对。陈伯达、吴法宪便借此制造事端，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是蓄意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彪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这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的。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l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二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1970年7月31日，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他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林彪听了“讲用报告”的录音后，说什么“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他们还把“讲用报告”的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吴法宪吹捧说这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吹捧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

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说，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

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

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

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了，快修好了。

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

程世清说：“那怎么办？”

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做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

我说：“不知道。”

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总理说：“我问一下。”

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然后，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吴法宪还交代：8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27日，叶群义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13日下午。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争吵。因为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二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进行密商。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又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吴密商后，黄永胜、吴法宪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8月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方面的语录。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陈伯达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作为依据。林彪布置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8月20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人带着他们准备好的材料上了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8月25日，庐山开会期间，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再次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主席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毛主席意识到林彪有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的野心。

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从1970年春天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林彪，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

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妄图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

(一)

1970年8月18日下午2时，我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19日到达九江市。我们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

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

我从19日上庐山后，就投入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了。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主席说：“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部分权力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作者注)，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指地方——作者注)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

周总理接着说：“备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周总理是说1970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

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

毛主席听了摇摇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其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工业上既要依靠专家，包括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

林彪跟着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也随声附和说：“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

周总理提出说：“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主席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这两个办法都可以用。”

周，总理分析说：“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

毛主席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1968年毛泽东主席就整党问题讲过要”吐故纳新”。“挂故”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挂”(搁置)起来。——作者注)

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8月22日晚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

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些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这时。江青打断周总理的话，说农业生产没有下降。周总理说：我讲的是工业。当周总理谈到解决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时，康生插话说：日本侵华时，南北交通中断了，那时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们还不知道。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

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毛主席于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题目中用“一点意见”，我看就是针对着林彪这里说的”讲点意见”的。

——作者注)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复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已经4点半了。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8月24日上午8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我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24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

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他说：“是。”

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

陈伯达打印的几条语录如下：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21页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9页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82页

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人’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8月24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

下午3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思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当时我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替他作翻译。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下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黄永胜那时虽然留在北京，但他也准备好了与他们一样内容的书面发言稿。

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

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24日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我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我要求印发给常委的语录。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并且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我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刷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受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个小组的煽动性的发言的影响，上当受骗了。

8月25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出来了。这个简报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大量刊登了出来。这个简报印前没有给我看。这个简报印发后，显然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

这天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谈完话，时间已到下午2时了，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当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

当晚，周总理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这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我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毛主席和我谈话后，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就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争取第一个检查吧。8月27日，我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感到第一次的检查还不深刻，认识也是初步的．当时我对许多现象的本质问题都还没有认识清楚。毛主席看过我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我还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我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阅修改后印发了。

(三)

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找人谈话。各小组暂停开会后，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8月26日和27日，周总理、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8月28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主席针对林彪等人的活动情况，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这篇重要文献在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前，毛主席还给林彪看过。毛主席在文中写道：

这个材料(指《我的一点意见》所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陈伯达。彻底揭穿了陈伯达搞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这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伙的致命打击。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9月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此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

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问。林彪又说：“嘿，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其他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9月2日以后。各小组就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在华北组，我按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检讨以后就请假了，没有再去参加会议。

9月4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

9月5日上午，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毛主席在讲到高级干部要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作者注)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的话。─作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在强调搞好党内外团结的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在叶群导演下这些人还在一起照了集体像。这实际上是表示他们的团伙要抱得更紧密。林彪走后，黄水胜等人也很快离开了庐山。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

这次全会后期，我主要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和会议的收尾工作。

散会后，全会服务人员要求毛主席接见，同毛主席合影。9月9日下午2时，毛主席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因为那天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接见。后来雨停了，就改在室外，用夹道欢送的形式接见。照完像后，我们就同毛主席一起下了庐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林彪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林彪一伙并不甘心这次失败。

三·“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

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

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

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的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1970年9月15日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即陈伯达——作者注)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丰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

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会议前期，黄永胜留在北京，但他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作者注)，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

毛主席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主席还要我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

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毛主席还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我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

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我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

这样，我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

16日下午，我去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他还陪我吃了晚饭。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我笑着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他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

我诚恳地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他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我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我和曾思玉谈话中，相互交换了一些思想认识。

晚饭后，我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就没有打扰他。午夜12点钟吃过夜餐后，我上床休息。到了凌晨4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我的门，我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我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我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这样，我就又回到床上睡觉。

不久，我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当专列走到石家庄时，我将曾思玉同我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我对毛主席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是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会通的。

毛主席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工作，并将我于9月15日写给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作了传达。

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

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在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在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这句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8月23日晚12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时，毛主席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8月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这句话时，在旁边批道：“这样对。”

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但叶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什么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主席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主席这些批语清楚地表明，对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叶群、黄水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所犯的错误，都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方针的。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继续解决这次会议上的问题，给林彪等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争取和挽救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开展学习和批判运动。

这年10月，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11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l1月16口，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指示提出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2月16日，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12月19日，毛主席对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至翌年1月26日，召开了华北会议，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

华北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去了。

去参加会议前，我请示毛主席：“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我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指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队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黄永胜等人既不真正批判陈伯达，又不作自我检查。毛主席对黄等人的态度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月26日，中央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指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召开的华北会议——作者注)，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即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之前，毛主席曾找李德生同志谈过话。

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前期，都没有开好。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批评。2月19日，毛主席在关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2月20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3月15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作自我批评，直到1971年3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作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毛主席看了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3月24日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渭‘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3月30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4月15日至29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作了总结。

4月18日，我在这个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我把当时检讨的内容抄录如下：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经过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的启发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带着自己的问题，进一步学习了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了马、列和主席的几本著作。遵照主席“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同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揭发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进一步认识了自已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但是，会议刚开了一天，陈伯达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主席很快识破了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适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在这次全会上，把陈伯达这个大坏蛋揪了出来，教育了全党。切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消除了隐患。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和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决定，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在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没有发表以前，我没有识破他是一个大坏蛋，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当了他的炮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教育，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干扰了毛主席约战略部署。我内心极感沉痛。我的错误是：

(一)在华北组听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我没有考虑分析，没有调查核实材料，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心情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把不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上了纲、上了线，使会议气氛紧张，不利团结，影响会议顺利地进行，当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煽动说，有人不要毛泽东思想，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错误地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主席的意见，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从外地回京向政治局的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可是当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柏达的煽动性的发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千二净。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冷静思考。没有坚持原则．没有考虑到主席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反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三)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第六号简报”来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切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l)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恶意造谣，没有调查核实．没有分析判断。对在哲学上的欺骗和诡辩，自己不懂，也没有向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主席教导：“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而我违反了主席的这个教导，结果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毛主席指示：“这和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观。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过去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很不够，今后必须下决心“打倒主观主义”。

(2)过去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得很少，而且有些没有读懂。因此，思想和理论水平很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的团结不够，特别是遇到像陈伯达这样手段很阴险、很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

(3)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带着问题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争取较快地改正错误。真正做到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决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

1971年4月18日

我的第二次检讨书送给毛主席看后，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几份检讨有阶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庐山会议后，大家到现在还跟不上气候，看来你跟上了。”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接连批发了许多文件和指示，毛主席把这个办这叫作“甩石头”；二是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当时被林彪、黄水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中委办事组，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作“掺沙子”；还有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改组北京军区，毛主席说这个办法是“挖墙脚”。

四·“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过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迟迟拿出来的检讨书，其实是敷衍了事的。如何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因此，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在南巡期间，毛主席几次谈到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主席沿途同各地负责同志多次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毛主席在武昌的谈话

1971年8月15日，我们陪着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被称为长江三大“火盆”之一的武汉三镇．当时天气炎热。

16日在武昌车站，毛主席找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我谈话。17日，毛主席又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我继续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亲切地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

刘丰汇报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毛主席听后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

毛主席严肃地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

毛主席的话锋一转，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丰席接着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接着，毛主席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他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士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井冈山时期的一些事情。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10月初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毛主席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当选为前委书记。8月，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作汇报工作。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取了陈毅有关红四军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个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她听了汇报后对陈毅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呢？应该拥护他，他在根据地搞的是对的。

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信是经周思来审阅同意后发出的(即“九月来信”——作者注)。信中肯定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回根据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带回来了那封信(该信全文刊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473—490页。——作者注)。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又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会议开了三天，重点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最后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样，便扭转了毛泽东遭排挤的局面。

毛主席曾经对我说，陈毅敢于改正错误，敢把中央的意见原原本本地传达，陈毅同志是个襟怀坦白的人，错误是有，但是个好同志。

红四军第七次、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是很重大的事情。当时，我在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部队里工作，对这两次会的情况也不清楚。为此事我问过毛主席。毛主席说他对这两次会议的详细情况也不太清楚。但对那一段往事，毛主席有很深的印象。

毛主席对我们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

毛主席接着说：然后是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然后是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是公开论战。在莫斯科是搞宗派。

毛主席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1931年l1月27日，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因红一方面军改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而被撤销。——作者注)，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回忆往事，讲党的历史和他的经历，说心里话，我们还是第—次听到。

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

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叶剑英同志曾对我说过，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军事方针才取得的。叶剑英当时跟随毛主席一道走的，知道得很清楚。在宁都会议上把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掉了(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后，中共临时中央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并且再—次撤销了毛泽东在1932年8月8日重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作者注)，由周恩来接着指挥红军反“围剿”。

毛主席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样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

毛主席后来谈到张国焘时还多次说过，张国焘要是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

毛主席继续说：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讲了党的历史。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同志，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水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前途有两个，—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主席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干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

毛主席在这里举出我检讨的例子，是要说服那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

那时．毛主席是主张彭德怀管军委工作的。

毛主席接着又说：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主席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作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人的问题。──作者注)，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主席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当时有人回答毛主席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后来了解这个回答的情况是假的，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

毛主席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作者注)。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打胡宗南，很紧张，毛主席疲劳过度，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笔，《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就是由毛主席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后来毛主席亲自修改完稿。

毛主席讲完了庐山会议各方面问题后，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厂，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毛主席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

最后。毛主席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四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毛主席同刘建勋、王新、刘丰和我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几个同志第一次听来真如倾盆大雨一般。足够我们去消化、琢磨的。

在武昌期问，毛主席想同华国锋谈话，我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请来了。

8月25口晚，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园锋同志谈话。我也参加了。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华国锋：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

华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

毛主席有点严肃，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主席对华又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他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作者注)。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1945年5月，七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作者注），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主席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干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干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27日上午9时，我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这时华国锋同志刚调京，仍然兼任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

27日下午2时，刘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丰：怎么样？

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刘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

毛主席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

毛主席又问：方铭同志什么病？

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铭的情况。刘丰没有回答。

毛主席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

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刘丰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

谈到军队、毛主席说：找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

毛主席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在同刘丰的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

毛主席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我的方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

毛主席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时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二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

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作者注)，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

毛主席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

毛主席讲到这里，再次向刘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

毛主席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

毛主席的这些话，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多一些，更明朗一点。细细体会。还是略有不同的。

毛主席这次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主席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来解决)。

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

毛主席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毛主席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

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己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

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刘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

毛主席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

毛主席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后，毛主席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毛主席对刘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毛主席这时带头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非同寻常的。

(二)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

毛主席的专列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

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我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

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中。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

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

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我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这时，毛主席表扬我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毛主席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直机要干校的同志在怀仁堂、府右街贴了我很多大字报，揭发我的一些问题，我天天去看一看。毛主席知道后对我说：你这个人行。不怕丢脸。我坦然地说：我不怕。我丢脸不会丢一辈子呀，认识错误就不丢脸了。

我常想，人的脸该丢的就要丢，人家给你提意见了，对的。你就要接受、改正。我在机要干校上千名同志的会上讲，对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能反，对我汪东兴，你们可以反。你们反对了，我接受；反错了，不要紧，今天我们一笔勾销，我们之间没有帐，我不会记帐。机要干校的同志听完以后都鼓掌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

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

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连长，确实“不得了”，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去拜访你的。1951年，我回江西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亲。我父亲问我在中央当什么官，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父亲听了很高兴，认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定当了很大的官。我对父亲说，我是给毛主席当马夫的，您就说当马夫的人回来了，或者说当兵的人回来了。我父亲不相信，问我是不是当了连长了，我说我没有当过连长，也没有当过排长。父亲很奇怪，又问我：那你现在当的官比连长、排长还小吗？我说还小一点，也就算个班长之类的吧。他还是不信，问我当班长的人为什么出去还坐汽车？我说这是工作需要。当时在我父亲的脑子里，当个连长就是很大的官了。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村里边，你就不得了啦。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

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二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

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

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指有人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作者注)。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

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

毛主席这次谈话很耐心，他再三向我们进行党的路线教育，进行党性、纪律、修养教育。

8月28日晚上9时，毛主席找了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的韦国清和我谈话。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不很熟悉。在谈话开始时，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毛主席谈家常式地提问和了解情况之后，开始了正式谈话，这样使刘兴元、丁盛等人不致在他面前太拘束。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主席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回答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他回广西开展群众工作带回几本书，就在东兰县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主席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主席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接着，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上来。

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主席在讲到陈独秀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时，又提到了刘仁静、彭述之的名字。

毛主席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主席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作者注)，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毛主席说：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毛主席说：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作者注)。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主席问他们：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毛主席接着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讲完党的历史上所发生的路线斗争之后，毛主席转向韦国清。他表扬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国清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主席问韦国清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作者注)，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作者注)算第四。

讲到这里，刘兴元汇报了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完汇报，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都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接着，丁盛向毛主席汇报说，在延安整风中学过两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后来还参加过“七大”。

毛主席听后说：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你们(指刘兴元、韦国清、汪东兴———作者注)有没有参加呀？

汪回答毛主席说：我参加了。我是“七大”的候补代表。

毛主席随即谈到要学习理论，讲到延安整风学习的事。他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毛主席转向丁盛问：你打过些什么仗？

丁盛回答说：打过锦州。

毛主席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讲到打锦州，毛主席想起一个动人的故事，他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主席跟着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贸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说到这里，毛主席沉思一会，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作者注)，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接着丁盛汇报他的战斗经历。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毛主席说：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钟赤兵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是在娄山关被打掉的，你们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伤的。当时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伤员，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钟赤兵，当团政委。这个人似乎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科委有人歧视他。

毛主席接着讲学习问题。他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边境作战时，有一个部队从生产的地方拉出来，，上前线打仗，并且打得很好。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

当丁盛讲到他自己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主席笑着对他说：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哟。

毛主席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

毛主席接着说：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

毛主席说：你们(指广州军区——作者注)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指林立果——作者注)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主席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8月28日，毛主席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我谈话后，为了领会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们座谈讨论了一次。

8月29日。我将这次座谈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边听我的汇报，边插话。边交谈。

当我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在座谈会上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的错误时，毛主席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

毛主席问我：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

我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毛主席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回答说：主要是学习问题。

毛主席说：对呀。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

毛主席对我说：你在会上没有念这个语录。

我又讲了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我打印称天才语录的事，毛主席听我讲完后说：这个没事。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搞的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打印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的。

毛主席接着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

毛主席多次这样说，为我“解脱”。

我说：我还是有错误。

毛主席说：当然，你发了言嘛。

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行政工作、组织工作，你是有一些办法的。你也是爱读书的，马列主义还是要学。我是关心你的。你去党校读了一年，你说你觉得用马列主义联系实际不够。我按你的要求把你下放了三年。结果。现在看来，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你在政治方面运用马列主义要加强，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后，为了强调学习历史、学会运用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对我讲了一段三国时期诸葛亮巧用空城计的故事。他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很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毛主席接着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

毛主席还嘱咐我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另有机会时向政治局传达。

毛主席当时还考问我，要我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我回答说：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毛主席见我很快回答出来了，表示满意。

毛主席又对我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三十岁左右。你看人家！

毛主席鼓励我刻苦学习，不断上进。

毛主席说：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二点论也是辩证的嘛。

针对我为人做事过于“认真”毛主席说：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作者注)；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

毛主席对我了解得很透彻，有时他甚至笑我：我有时说笑话，你也当真，也当做指示吗？我说：我不，我区别得开，但我会认真对待您说的话。

其实毛主席是最认真的人。我对他讲的话，交办的事，丝毫不敢怠慢。在转战陕北时，他要求太严格了。有一次，贺老总送给我们一些腊鱼、腊肉。有一天吃饭时，我让炊事员做了一些给毛主席吃。当时，我和周副主席、彭德怀在另一个食堂的桌子上吃饭，我们也有腊鱼、腊肉。刚开饭，毛主席就叫我过去，他狠批了我一顿。我回来后告诉了周副主席、彭德怀，说毛主席批评吃鱼吃肉了。彭德怀听我一说完，马上就说：是呀，吃得这么好，像个土豪一样。土豪有时也吃不上呀。

这时他们已经吃完饭。周副主席说：你刚才吃饭前怎么不讲，你应该有先知先觉，在毛主席批评前说出来。现在我们都吃完了，腊鱼、腊肉很好吃，我们还嫌不够呢。

周副主席让我赶紧把饭吃完，并说还给我留着两块肉哩。当时，我吃肉时，那个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

毛主席围绕为人做事对我说的那些话，对我的教育，直到现在，我还牢牢地记住它、实践它。

8月30日，毛主席在离开长沙去南昌的前夕，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

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问大家：你们谈了两天了吧，怎么样？

我们各人简要地汇报了两天中学习讨论主席指示的情况。

听完大家谈过以后，毛主席针对林彪一伙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作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作者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接着毛主席谈到党的状况和党的历史问题。他说：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干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指民主革命时期——作者注)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主席再一次提出：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毛主席又说：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二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毛主席这样说，显然指的是林彪。因为会议开始那天林彪讲话和他讲话的内容，事先都没有报告党中央、毛主席。

毛主席接着谈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问题：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利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你们的组长是谁呀？

在座的他们几个同志讲，我们中南组的召集人是曾思玉。曾当时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

毛主席说：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主席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毛主席说：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宇，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l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指毛主席讲的这些话——作者注)。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谈到这里，毛主席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

刘兴元说：不会。

毛主席指着丁盛说：你呢？

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

毛主席说：那怎么样办啊？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毛主席回过头来又谈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我们回答说：没有。

毛主席说：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主席讲到这里，看了我一眼。我补充了一句，说：我一共做了三次检查。

毛主席接着说：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

那时，毛主席对我的情况是做了调查的。他曾经问他身边的服务人员：汪东兴怎么样了？他还抓不抓我这里的工作了？我看他每天还到这里来呀。

服务人员报告毛主席说：汪主任他一方面检讨，另一方面对您这里的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还是同以前一样。对我们也一样，该办的事还在办。

毛主席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

刘兴元回答：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

毛主席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管得要合理，要有理，就是合乎事实，讲道理。你们听了我这一吹，又是什么英明伟大呀，又是英明领导呀，又是很多都是新东西呀，没听见过呀！

讲到这里，毛主席转眼看了看大家。

韦国清接上话头说：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毛主席笑着说：看，你又来这一套了吧。

毛主席专门向大家讲了他的谈话与在北京召开的九十九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谈的有所不同，他说：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毛主席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在谈到当时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问题时，毛主席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据杨成武同志讲：受到毛主席批评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组织人写的，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叫署上杨成武的名字。杨成武说这篇文章他没有看，那时他正和我陪毛主席巡视南方。

毛主席接着说：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毛主席是说在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中，真正从井冈山下来的只有黄永胜一个人。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是，他们是在瑞金以后参加革命的。真正跟毛主席在并冈山的，只有黄永胜。

毛主席说：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的井冈山。

毛主席说：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主席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当时，毛主席确实是打算回到北京以后，再找林彪他们谈谈的。

毛主席接着说：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干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这时大家插话说：百分之三大了一些，吐故纳新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包括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二。)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讲到这里，毛主席看了看桌子上的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主席说：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这时，毛主席又引伸地谈到斯大林的问题。毛主席说：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指1945年2月4日至l1日，苏、英、美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作者注)，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指当时的外蒙古——作者注)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主席接着谈起中苏关系，他说：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苏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说：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主席再三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主席：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说：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讲到高岗的问题，使我想起了我陪同毛主席出访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毛主席曾当面问过我：听说过有告洋状的吗？知道不知道告洋状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想回答说：告洋状就是把中国的事情向外国人讲。

毛主席点点头说：是这个意思。

显然毛主席当时是指高岗等人告洋状。

毛主席说：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毛主席鼓励大家：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三)毛主席在南昌的谈话

8月31日，毛主席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们就把专列准备好了。12点半，我送毛主席到长沙火车站，火车不到下午l点钟就开走了。

我送走毛主席后，又回到住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

下午l点半钟，我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昌是2点钟。

毛主席在湖南时，已经要我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我到南昌后，又用我坐的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到南昌。

许世友、韩先楚是下午5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的。他们到了以后，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的程世清一共三个人传达了毛主席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我是以提纲的方式传达的，重复的内容只讲一遍。传达从下午5点半开始，到7点半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

8月31日晚9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我们一起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主席。

专列停好后，我们上了车。毛主席在车上与我们谈了几句。毛主席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

我们送毛主席到住地，安顿下来。晚上10点多钟，毛主席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我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

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许世友赶紧说，伪中央没有他，有陈昌浩等人。

毛主席听许世友说到陈昌浩等人时，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不希望许世友讲下去。其实，张国焘搞的伪中央的名单，中央早就知道了。

毛主席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指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等81人公开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作者注)。

毛主席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毛主席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马上回答毛主席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主席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在当时的条件下，许世友讲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毛主席说过“刀下留人”的话后，许世友紧张了，他有些怕了。他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主席转向韩先楚问道：你是湖北人吧？

韩先楚回答说：我是湖北人。

毛主席说：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

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

毛主席兴奋地说：湖北出人才呀！

毛主席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主席接着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毛主席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范石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朱德同志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至交。——作者注)，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毛主席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毛主席说：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二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韩先楚、程世清随红二十五军长征，没有卷入张国焘分裂活动。——作者注)。

毛主席谈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座的几位司令员当时都掌握着军队，并且有的是四方面军的人。全党要团结，不要搞分裂。毛主席是希望、并且提醒他们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毛主席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

毛主席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

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出来。

毛主席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

接着，毛主席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毛主席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作者注)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主席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最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后来。中央的文件和社论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公布了。

这是毛主席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大约谈了1个半小时左右。毛主席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主席要我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

9月1日，毛主席休息。这天下午，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座谈。当天下午给毛主席检查身体，发现体温升高了，38度多。他患了感冒，晚上卧床休息。

9月2日上午8点钟，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问我：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我说：您看呢？

毛主席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我马上就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我想这可糟糕了。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我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

毛主席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的时间不长，比较简单。

毛主席对他们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许世友请示毛主席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许世友提问毛主席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

毛主席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便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问毛主席说：我回去吗？

毛主席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大家再也没有说什么。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喧、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午饭后，便离开了南昌。

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13个小时。毛主席在车上一直休息，抵达杭州的时间是9月3日的零点。

(四)毛主席在杭州的谈话

9月3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主席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我一起谈了话。当时，南萍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任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任空五军政委。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开始谈话时，毛主席问南萍：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南萍主要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天不帮忙噢！

毛主席很快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他问南萍、陈励耘他们：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

毛主席看着陈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作者注)，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

陈励耘听了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主席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

接着陈励耘又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主席发怔，未作回答。

毛主席回过来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实质，把问题点得很透。他说：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在座的人听了都没做声。毛主席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明确地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

毛主席这些话，显然带有开导的意思。

但是陈励耘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

接下去，毛主席继续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作者注)，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毛主席所说林彪打电话、写信的情况是这样的：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主席，但是都被叶群和黄水胜阻止了。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毛主席进一步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他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主席说的“三个副词”，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常在文件上写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在“九大”党章草案中也曾经提到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在修改时被毛主席圈掉了。1970年8月13日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表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三个副词，为此他与康生、张春桥发生激烈争论。

根据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会后发生的问题，毛主席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进一步要求大家：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他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

毛主席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毛主席接下去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一贯的态度，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指毛主席像——作者注)，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本来，称颂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曾多次表示不赞成，我记得可能是1968年的一个重要节日的一篇社论，提了这“四个伟大”，毛主席要我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它们划掉。去之前，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

毛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

我又问毛主席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

这样，我就去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这篇社论，可能是指1968年元旦社论。元旦社论的提法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使用的提法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作者注)

毛主席还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主席又谈到军队问题，他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主席接着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主席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作者注)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还问浙江舟山的武斗问题。

毛主席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

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

毛主席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

这里讲到的“中级、上级”，我理解是指省里、大军区或更上一级。当时，对舟山的问题，许世友和南萍就谈不到一起，叶群也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好像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去过，都没有解决问题。

毛主席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最后，毛主席说：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9月4日、5日，我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并座谈了一次，还对过一次笔记。

在杭州期间，毛主席已经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9月10日，毛主席决定离开杭州，让我中午通知南萍、陈励耘他们。下午2时半，他们来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白宗善当时任空五军军长，毛主席对他很熟悉。

陈励耘慌忙接口说：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主席首先对他们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这意思是讲大家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否则革命事业要失败。

毛主席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毛主席再次向他们谈到我们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首先把我的书面检查批给黄永胜他们看，想启发他们。但黄水胜等人觉得只要有林彪在，就可以掩盖、保护他们，于是顶着，不承认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同黄永胜等人谈话，他们都闭口不讲林彪的问题。

毛主席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

我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主席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治委员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7次战斗，作战45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又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通称“七战七捷”。——作者注)呀？

陈励耘说他参加过。

毛主席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主席在这里问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是为进一步谈干部问题。他讲到“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建国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

毛主席随后又谈到陈毅同志。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在谈到北京军区时，毛主席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主席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毛主席虽然同许世友讲过，到浙江不谈他与南萍的矛盾，但为了搞好团结，还是谈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毛主席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两次，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主席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主席听了点点头，表示这样做好。

毛主席又说：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最后，毛主席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青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五)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

9月10日下午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晚10点前抵达上海。

在杭州动身前，我把毛主席就要到上海的事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还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王洪文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

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立即下车去接许世友和王洪文。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就问他许世友来了没有。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并问了我路上怎么样等问题。

我引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主席。毛主席问王洪文说：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

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

毛主席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

王洪文随即下车了，我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他再去住处打电话找许世友。

毛主席一直等到l1日的上午10点钟，许世友方才来。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1个多小时。毛主席这一次谈得很简要，一个原因是毛主席等得太久了，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在南昌已经谈过话了。这次的谈话，我只作了简要的记录。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

毛主席说：去那么远了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感到毛主席批评得对，内疚地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

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

毛主席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

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主席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毛主席说：那好！

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许世友下乡去了，不在家，不是故意不来的。

毛主席缓和了一下气氛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

毛主席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

毛主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主席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的过程中，犯错误的人自己应该争取主动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指8月24日、25日、26日——作者注)三天嘛！

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主席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

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有讲什么，就开始向毛主席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

毛主席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

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

毛主席说：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

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

毛主席问道：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吗？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

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

毛主席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

“天才”的语录是林彪一伙人内部搞的，别人都没有看过。因此，毛主席不同意王洪文对语录的看法。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

毛主席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

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

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

实际上，对简报问题的意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讲的，王洪文没有去。

毛主席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光让本人看呢？

毛主席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再一次把林彪一伙人的问题的实质点透彻了。

毛主席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

谈到11点多钟，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他们一起走了。

送走他们后，我回到车上。毛主席立即对我说：我们走！

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飞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报告说毛主席的专列在12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

许世友吃完饭后，于3点多钟乘他原来至上海的飞机赶回南京，在南京站接我们。

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在南京站停了15分钟，毛主席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我下车见了许世友。

此后，我们的专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我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我们，说要同他们谈话。当时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纪登奎任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忠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六)毛主席在丰台的谈话

9月12日13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这次谈话，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了阿劳动党对我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听完李德生的汇报，毛主席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那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比较“左”，他们认为我们和帝国主义来往，我们是右了。

毛主席说：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作者注)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美国撤军后，不一定会对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增加压力。美国在侵越战争期间，投入50多万军队，死亡也不少。越南是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美军对环境不适应，越南人又运用了游击战术，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关于阿尔巴尼亚，那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当时曾经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这种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过一个电报，称他们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即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同志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其中说：“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作者注)。那个电报的内容，当时毛主席不知道。他知道后说：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的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

当时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

接着，毛主席谈他要谈的主要问题。他还是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毛主席继续说：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毛主席说：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主席谈了党的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把党分裂成。他接着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利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谈到这里。毛主席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指论“天才”的语录——作者注)，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毛主席接着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毛主席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主席又对着我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我补充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主席说到我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意思说检查过不了关——作者注)，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作者注)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这几位大将的检讨，均非出于自愿，是毛主席要我以他的名义，一个一个地催着他们把检讨书交来的。毛主席在他们每个人的检讨书上都写有批语，特别是对叶群的检讨书批语最多。

毛主席说他们的检讨吞吞吐吐，是因为他们在检讨中回避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实质性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就怀疑他们能否改好了。

毛主席接着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毛主席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毛主席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这次到南方巡视，从8月15日动身，到9月12日回到北京，共计29天。这期间除同个别人的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共13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其中包括在路途的时间。

毛主席这次南巡的目的，是他认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暴露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强调了党内团结，防止分裂，通过同沿途的负责同志打招呼，以帮助林彪及其一伙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林彪及其一伙没有按毛主席的期望去做，错误地估计形势，终于走向反面，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五·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

“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林彪一伙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毛主席英明领导，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很快就被彻底粉碎了。

在这场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毛主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临危不惧、战而胜之的气概，是我终生难忘的。

(一)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发去南方巡视。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他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

8月16日，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临行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湖南省负责人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区委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毛主席沿途历次谈话我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南巡一路上，毛主席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指林彪一伙──作者注)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听了毛主席这些话，我意识到他是为了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发生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

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直到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才知道：早在1979年10月，以林立果为首组成了”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联合舰队”是林彪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制定《“571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果明确地说：“办法是搞掉B一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作者注)实行武装起义”，“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所有的这些，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571工程”纪要》——作者注)。

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干方百计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踪，探听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样一来，危险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作了各种防范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

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

我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张耀祠马上落实了。

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

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这次谈话，毛主席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毛主席在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领导人闹不团结的情况，讲了一个故事，寓意深长。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专列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用四○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

第八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阴险毒辣！

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作了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西郊机场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计划在北线实施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德、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可否用导弹车拉着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

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怕他们经验不够。林彪要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仍称毛主席为“B─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B─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

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做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我也搬到车下来住。我因为考虑专列的安全就谢绝了。

第二天上午，许世友来了。

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毛主席说：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深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他还指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

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

我说：“我不去了，谢谢。”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

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

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

我们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

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

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3天没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我对毛主席说：“您睡吧。”

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你也睡一睡吧。”

我说：“我也回去睡一睡。”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阴谋①，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当林立果又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林立果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

他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呢？他们要实施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

当时，空军已经被他们控制。他们安排了5架飞机飞往广州：一架是256号三叉戟，林彪的专机；另外再安排一架三叉戟给黄永胜等乘坐；第三架是伊尔─18；第四架是安─12运输机，可以装汽车；第五架是安─24，也可以装防弹车。他们说，还要为林彪再准备一架伊尔─18。林立果在电话中把这些安排都报告了林彪。林彪说：“立即转移。”随后，林立果给王飞传达说：“你这样安排对。林副主席决定立即去广州。”

后来据调查得知，林彪他们有一个先谈判、后动武的计划，他们想到了广州以后，先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但他们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小。这样，他们就计划在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林立果要求通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要他安排好车辆和房子。周宇驰还对李伟信说，马上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维国，通知他9月13日早上有一架伊尔─18飞机在上海着陆，把警卫团二中队换下来，让王维国的空四军“教导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做好准备，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周宇驰还要求于新野给空军军务部打电话，通知马上准备好30支手枪，2支冲锋枪，多准备一些子弹。这些任务完成后，于新野立即去空军大院协助江腾蛟、王飞组织人员转移。周宇驰这时挥着胳膊对江腾蛟和王飞说：“他妈的，成败在此一搏！”

12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集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江腾蛟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永胜等人南逃。他们计划：13日早晨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晨7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

然而，事与愿违。玩火者必自焚。历史无情地表明：林彪的“两谋”，不过是一伙阴谋家的垂死挣扎而已，他们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二)

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两层的小楼，这就是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分，林彪、时群正在这里忙着调兵遣将。可是从表面看来，62号楼却是十分平静，在这里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与叶群平时关系不好，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林立衡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林立衡也没有心思看电影了，就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

我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我和张耀祠都守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我们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回答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

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

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些情况、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周总理后来对我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

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在中南海的南楼。他和我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

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林彪要走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忙开了，慌了，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林彪的汽车马上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

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二大队执勤的哨兵也报告，说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这时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张宏他们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地上。飞机那时还未加完油，就起飞了。专机的两个驾驶员，只上去一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

张宏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发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我们的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13日零点32分，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

这时时针指向13日凌晨l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飞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林彪认为，只要毛主席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他都不是对手，所以他想出了三个计策，即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往北叛逃国外。最后关头，他选择了下策。

13日凌晨3点多，我们还没有离开毛主席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我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所以经过一番搜索没有找到目标。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陈修文，是个很好的同志，后来被追认为烈士。他当时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够的。周字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说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飞机开始往回飞，陈修文并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这样一来，周宇驰感觉到飞机的航向有问题。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盘旋了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到离地还有20米时，周宇驰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了。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叫陈士印。他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地上装死。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碎。这两个被撕碎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

于新野对周宇驰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后，“砰！砰！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个人，原来是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抓李伟信的时候，他还喊叫，说要找卫戍司令。

14日上午8时30分，在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大使馆，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向大使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

9月14日中午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了党中央。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

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

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我国驻蒙古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了解了情况，弄清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是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l女，全部死亡。关于飞机坠毁的情况和我国外交部交涉的情况，大使和经办的外交官都已经有文章发表，是可靠的，

不久，我们把从直升机上和周宇驰等人的自杀现场缴获的林彪的一些文件，如林彪的手令、给黄永胜的信等调出来看时。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都惊呆了。

林彪叛逃后，关于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十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

周总理让我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

当我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周总理和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周总理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了。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我当时向周总理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办。

后来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当时，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等都端走了。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场阴险狠毒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人民终于将林彪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押上了审判台，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共中央在1981年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历史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毛主席在与林彪集团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气概。毛主席以他异常丰富的斗争经验，成功地识破、挫败了林彪集团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阴谋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宗派活动。此后，毛主席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削弱了林彪集团的势力。1971年南巡期间，毛主席和沿途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做工作，揭露林彪一伙的真实面目，提高大家的认识，团结全党，反对分裂，并以其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成功地战胜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的暗杀、搞武装政变等一系列阴谋，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及分裂活动的殊死搏斗中，夺取了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分裂，中国的历史避免了大倒退。

毛主席识破和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为我们党和国家战胜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其意义和作用都将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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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据李伟信(林彪死党，直接参与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成员之一。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同周宇驰、于新野一道乘直升飞机外逃，叛国投敌。被迫降落时，驾驶员中队长陈修文烈士与叛徒周宇驰夺枪搏斗，被杀害。迫降后，周、于自杀，李伟信被我俘获。)1970年10月13日交代：“一九七一年二月份，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跟野心家林彪、反革命分子叶群一起到苏州，以后，林立果又到杭州。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我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是英国飞机名称，反革命分子林立果等人称呼反革命分子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反革命分子周宇驰三月二十日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驰两人密谈，后把于新野叫去。第二天，开始他们三人商量，后来叫我也去了。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这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研究了形势。

主要谈了三方面：(l)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指野心家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2)张春桥(他们指所谓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方面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3)从事物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面转化，交叉发展规律，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还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二)研究了野心家林彪的接班问题，说有三种情况：

1．“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和平过渡地接班。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林彪)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2．“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被人抢班(被赶下台)。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反革命分子于新野说：那“首长”(指林彪)是主席自己树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恶毒地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觉得野心家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积极疯狂地策划反革命政变。接着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3．“首长”(指野心家林彪)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l)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认为张春桥同志要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2)直接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他们又考虑主席影响、威信这样大，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还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汪东兴、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搞几个犯人替死。到那个时候，反正“首长”(林彪)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林彪)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林彪)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三)研究了办法：

争取和平过渡，但是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目前先做两件事，(l)写个计划；(2)让空四军组建一教导队。

计划：一开始研究代号，想了很久，最后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计划，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目的和内容，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那时林立果问我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我说不知道。林立果叫我打听一下，我记得好像问过警卫处处长李松亭，李说张家是我们管，我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我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我为他们反革命计划进行了反革命活动)。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写。计划分几个部分我说不清，好像有实施准备、方案，以后打算等。

教导队：以培养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龚善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炮，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炮。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林彪)、“副部长”(林立果)的感情。

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以上是林立果三月份在上海的反革命活动。现在另外交待和揭发几个问题。

一、“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二、于新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在广州时对我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l)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l)、(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三、刘沛丰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钟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员的代号也要去了。

后记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覆灭，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书把我跟随毛主席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前后后活动经过写出来，希望能有助于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本书中，毛主席在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多次谈话，虽然地点、对象不同，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尽管内容上有些重复，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记录抄录下来了。书中记录的毛主席各次讲话，有些事的判断或说话，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态和检讨，现在看来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但这都是历史真实情况。我相信读者会理解历史发展有个过程，人的认识会受一定的历史环境限制的，也受到实践的检验。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得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大力支持。刘中海、金隆德、朱元石、刘志男、刘桂民和汪小燕等同志，对本书资料核对、记录整理、抄写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魏久明、霍海丹等同志对本书作了审校。对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主要靠当时记下的资料。现在看来是十分珍贵的。毛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有的谈话是有感而发的，临场记录不可能句句记到，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本书的内容、观点，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和认识整理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提出意见或批评。

汪东兴

1996年10月14日

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

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

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

王年一何蜀

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即1969年才在"文化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出现了分裂。林彪及其追随者在会议上的一些活动后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两个意见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和理论纲领。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政治纲领"？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已公开的有关材料剖析这一事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既定结论的看法。

党内高层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不同意见

文革中原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因此国家元首的职位出缺。中共"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达到了顶点，当时谈到选新的国家主席，当然是非毛莫属，任何人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毛泽东本人却另有考虑。

1970年3月，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3月7日[1]，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时突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既未与"副统帅"林彪商量，也不告知周恩来或政治局其他领导人，便径自作了这一事关国家领导制度重大变更的决定。按照毛的要求，中国将成为一个只有党和政府领导人、却没有国家元首的独特国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的任何话都是只能照办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议。毛并要汪东兴次日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

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自然是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在批示中再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2]。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3]。迄今为止的史料从未指明这个所谓的"有些人"具体是谁，如果仅仅是后来被指为"林彪集团"的成员，有关方面一定会着重点明。现在既然始终未点明，似可推测，一些与"林彪集团"无关的人也希望毛仍担任国家主席。

周恩来委托叶群将有关情况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后，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去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得知后，让秘书回了这样一个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4]

此一问候既可被理解为毛泽东委婉地否决了林彪的建议，也可被理解成是对林彪的建议表示赞许和鼓励。至少，此时的毛泽东并未向林彪明确表示反对设国家主席及毛本人不担任此职，更没有说明毛个人要改变国家领导制度的任何理由。4月11日，林彪向秘书口述了他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此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的政治局。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林彪的意见，结果是"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5]

此前，在3月8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本来已"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不设也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为什么一个月后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甚至可能也包括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却改变了前议，同意林彪提出的应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的建议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个月前，政治局委员面对毛突然提出的变更国家领导制度的要求，习惯性地表示了服从；但一个月后当林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时，显然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认为林彪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故而表态同意林彪的建议。但这样一来，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之事出现了第一次转折。

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内，虽然政治局多数成员提出了仍应设立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的意见，但毛泽东再一次以个人独断否决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他在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可是，究竟为什么此议不妥，毛却只字未谈，也不容许政治局成员谈。如此大事，政治局成员的看法不同本不奇怪，但是毛把事情弄得如此高深莫测倒是有点不正常了。有的史著称，"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6]

这个说法不全面，其实，这哪里是毛泽东与林彪一人各执己见，实际上是毛与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意见相左。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这次，他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隐晦地解说了他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党内上层仍有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7]结果，周恩来在7月18日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又收回前议，他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8]

这样，毛泽东在此事上的个人意见重新占了上风。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前夕，1970年8月22日下午3时，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在会上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明知毛对国家主席一事的态度，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9]

这段会议记录表明，林彪并不是唯一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人，除了毛本人外，几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看法都与林彪的意见相近。一向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可能是不愿陷入繁琐的外事礼仪活动中，还十分周到地提出了由毛授权、让别人代替出场的设想。康生的话则表明了他与其他政治局成员既不赞成毛的意见、又不敢反对的两难处境，明显地暗示了毛的个人意见有违众愿，这等于是在"将"毛的"军"，甚至可以说是在以"大家"的意见进行要挟。显然，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并没有主导争论，与会的多数人也未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而毛也没有因大家与他的个人意见不合而发怒。[10]

"对毛泽东已经多次表明态度的'国家主席'问题，在常委会上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1]

8月22日当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意见，可以断定，没有传达"不设国家主席"的结论性意见。

这样，是否设国家主席一事再度出现了转折，毛的个人意见又退居下风。政治局多数成员之所以会这样做，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他们还是觉得国家需要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在当时全国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国家元首只能由毛泽东来担任。其次，当时为了修改宪法正自下而上地汇集各级意见，这些意见也一致希望毛成为国家元首，政治局常委们根本没有理由反对这些意见。"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上来的讨论结果，康生作过这样的说明：'根据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最后到底怎么样，请毛主席定。......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的时候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的意见。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12]

再次，毛从未明确交代他坚决反对设国家元首的真实意图（是否有某些不便启齿的权谋考虑就不得而知了），也拿不出名正言顺的借口，这使得政治局多数常委既无从揣摩，也不敢乱猜测，甚至可能以为毛只是假意谦虚一下而已，因此政治局多数常委们按照国家元首不宜缺位的常规思维来表态是一种正常做法。

毛泽东此前也多次有过假意谦虚之情，他对真正的权力其实从来是丝毫不让的，但有时又对名义上的虚权故意谦让已示"胸怀"、以测"臣意"，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当然懂得不能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1969年在中共"九大"的开幕式上就演出过这样的一幕。在那次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选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周恩来和林彪自然而然地都提出还是要毛当大会主席团主席；然后毛竟然提出，要让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他自己当副主席；这时，林彪只好站起来，强调一定要毛泽东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一边呼喊"毛主席万岁"，一边号召"赞成的举手"，同时率先把手高举起来，带动全场"逼"得毛同意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对此有目共睹、记忆犹新，谁敢肯定这次毛反对设国家主席不是类似的"花样"，谁又敢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呢？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之后才举行会议开幕式。林彪代表中央讲了话，可能是考虑到毛泽东一再表明不设、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林彪在讲话中没有再提"国家主席"之事，而只是含混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元首"，这可被视为林彪顾及毛的意见而采取了折衷的办法。[13]

充当江青集团的"顾问"、后来成为林彪专案组第二号负责人的康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不仅对林彪的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14]

这是首次有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毛实在不愿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可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但提出这个建议的康生不仅与林彪的派系没有什么渊源，而且一年半以后就俨然成了代表中央查处"林彪反党集团"的负责人。所以，很难假设康生的这一提议与林彪有关。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讲话录音。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15]，显然毛泽东未表示异议。在各小组听录音的过程中，有人[16]提出要把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与会者自然拥护。周恩来让汪东兴就此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17]

这说明当时毛对林彪的讲话并无重要的反对意见。据陈伯达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会后，他曾特地问林彪，林在会上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毛主席是知道的。[18]

毛泽东后来在南巡讲话中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似乎不合乎情理，也不大象真话。

据汪东兴回忆："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19]

按照当时的情况推断，联名上书的人很可能不只是"部分"，而应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汪东兴本人在华北组讨论中发言时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20]

林彪死后，汪东兴为自己的这一发言辩解说，"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事后要按照批判林彪的官方套话，把政治责任推给已被打倒的陈伯达以涮清自己，这是不难理解的，但他的这种辩说显然没有道理。首先，毛几次表示不设、不当国家主席，汪东兴绝不可能糊涂到"忘得一干二净"的地步，倘若他在政治上真这么糊涂，他就不可能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升到毛的"大内总管"的位置。其次，他表态拥护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与政治局多数常委的意见一致，可能他自己当时也认为这一意见是正确的。再次，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存疑的，本文下面的分析还将进一步谈到这点。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设国家主席"无关

直到8月24日晚，这次庐山会议上并未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突然在会议期间"龙颜大怒"，似乎并非源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争论，而是与许多人批评了江青集团有关。

24日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后，各小组会发言中并未就"设国家主席"问题发生争论，也没人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当然就更谈不上为此议题而发生冲突了。真正引起了冲突的是另一个话题。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在小组发言中提出，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其他许多人也作了类似发言，攻击矛头明显指向张春桥。据8月24日华北组小组讨论后反映发言情况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

[21]中记载：听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则是"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22]

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的。"[23]

汪东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24]

当时汪东兴经常代表毛泽东向政治局传达毛的指示，因此，在那个人人随时观察政治风向的时代，汪的话有很大的分量。而汪是个政治上极为谨慎的人，他所说的应该不是他杜撰的"个人意见"，很可能与毛私下里的某些表示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趁机打击一下张春桥一伙（即江青集团）的，决不只是林彪集团中人，批评江青集团的人动机各有不同，但目标趋向一致。

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十分恐慌的张春桥、姚文元去向毛泽东告状，于是，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让陈伯达作检讨。后来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说得很明白："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25]

很显然，毛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遭到了攻击才"龙颜大怒"的。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与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反对。以致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26]

需要指出的是，从现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当时的公开冲突是表现在"称天才"这个理论问题上，而不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但没有他们冲突的例证，相反，作为江青集团"顾问"的康生甚至还公开、明确地提出，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当。毛泽东于8月31日写下的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中，也只字未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因一个"称天才"的理论问题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何在，这需要另作专门的研究。然而，由于毛泽东在世时把这场冲突的焦点转移到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以后的研究者和史料也围绕着这一钦定说法打转，模糊了"称天才"问题背后的冲突根源。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担任国家主席而发怒的，他明知坚持这一意见的并非林彪一人，还包括周恩来、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等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那么，他可能仅仅为一个"称天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怒吗？这似乎也讲不通，因为"称天才"是他早已赞同并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江青集团告状后立刻"龙颜大怒"呢？他为什么要公开站出来支持江青集团而反对林彪集团，为什么要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呢？

海外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集团"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发生了冲突，国内的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根据这种看法，"九大"召开前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就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正面冲突。陈伯达不与张、姚合作，独自组织人起草了一个报告稿，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张、姚则批评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他们在江青、康生的支持下另行起草了一个报告；张、姚的报告草稿拿到中央讨论时，陈伯达指责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27]现在也有研究者认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报告稿是"按林彪意见撰写的"，当陈伯达指责张、姚报告稿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28]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段话明确谈到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若由此推断，则可以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对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态度，主要是怀疑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要像刘少奇一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倘若确实如此，所谓的"设国家主席"、"称天才"之类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借口，因为毛泽东若直接指斥"副统帅"、"接班人"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只会造成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增加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不过，有关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那些争论并无充分根据，还有不少反证，何况仅凭这一争论也无从证明林彪集团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首先，当时陈伯达刚开始向林彪集团靠拢，还未成为林彪集团中人。陈伯达去世前回忆，他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并未给他什么指示；而且，由于他未把毛泽东对他起草的报告稿所作的批示告诉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指责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召开了对他的"批评会"，叶群在会上公开支持江青，呼喊了"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

[29]

其次，起草"九大"报告前陈伯达似乎也没有故意"不与张、姚合作"，他们三人一起去林彪处商讨，出来后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后来陈伯达将写好的头三个题目初稿（预计写十个题目）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遭到了张、姚等人的批评。叶群向林办秘书们传达时，只说是同情"老夫子"（陈伯达），但又要秘书们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内容时，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

[30]据此看来，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知情。

因此，所谓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陈伯达与张、姚之间在起草报告中的冲突并不一定代表着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政治性冲突，更可能是带有"文人相轻"、"争功邀宠"味道的摩擦。而陈伯达与张、姚之间的那些争论，也可能只是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时的偏差而已。而且，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许多指示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明确性，往往可以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去甚远的各种理解。例如，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

[31]

按照这个说法，"九大"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底"了，自然应该考虑将主要精力转入生产建设。显然，文革时期那种习惯性地把对毛的说法的不同理解"上纲"成"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不一定能成为史家的论据。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

如上所述，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设国家主席"一议其实并未引起什么冲突，而真正发生了的"称天才"问题上的争吵，会后又被掩了下去，不再深究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理论"问题上其实没有多少"油水"可以挖，也罗列不出多少政治上的罪名。然而，毛泽东既然决定要整林彪集团，就需要上纲上线，需要找到"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这样才能有名正言顺的理由。直到这次庐山会议结束一年之后，毛泽东才考虑成熟，他选择把"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纲上线"到"反革命纲领"的高度。从此，"设国家主席"就骇人听闻地变成了"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根据这一说法，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想"篡党夺权"、"抢班夺权"。

这种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南巡讲话。1971年南巡途中的8月27日，毛泽东在与刘丰的谈话中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

[32]毛还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33]

需要指出的是，毛的原话说的是"他们"，似乎泛指他的对立面是一批人；而"九一三事件"之后，可能考虑到这个说法不妥，涉及的对立面过宽，有损毛的形象，就在正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南巡讲话中，把"他们"改成了"有人"

[34]，这样就把矛头集中到了林彪一人身上。从此，在中国的当代史学界，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就成了定论，即使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之后，它似乎仍然被普遍视为解释和评论林彪事件的一个主要论据。然而，史学界应当对这个"论据"重新分析思考。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林彪这个"接班人"的位置并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据林彪身边的人讲，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托病不出，在大连休养，是毛主席派秘书去叫他，让他一定出席他才来的。让他当'接班人'，他'不接受'，并写了文字报告，毛主席做了批示还是让他干。后来，他曾把这个写有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里，叶群又捞出拼好粘到一块……"

[35]

后来，经由毛泽东亲自挑选并带头"大树特树"、而且在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所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竭诚拥戴和热烈支持下，林彪这个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才确立起来。中共"九大"通过了写有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内容的新《党章》后，周恩来专门作了拥护林彪作毛泽东接班人的讲话，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歌颂了林彪的功绩，他这个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屈尊为起义时任基层军官的林彪捧场。

[36]

称林彪"抢班夺权"，无非指他欲得国家主席之位。林彪既已身处"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对他来说，登上一个虚位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地位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高升"，而且这个位置也毫无实权可言，他这个"接班人"、副统帅多一个"国家主席"的空头名义也不可能就达成从毛泽东手里"篡夺党权"的目的。在以党领政、毛泽东个人"君临天下"的体制里，一切大事都得由"党"（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国家主席这个虚位元首不可能对毛构成真正的威胁。毛泽东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的武装，仅靠动员群众，就能把手举宪法小册子的上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即便林彪真有意愿当这个名义元首，也算不上滔天大罪，更何况毛泽东早就在十多年前自愿让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他自己不想坐，为什么就一定要"国无元首"呢？

不管当国家主席对林彪来说有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论国家主席之虚位到底有没有实权，就算林彪的心中确实暗暗有非分之想，也不能依想法念头入人以罪。指林彪"抢班夺权"，这一罪名的要害在于"抢"和"夺"，这是需要事证的。可是，恰恰在事证方面，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孤证，即叶群对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仅凭此一孤证就想证明林彪曾"抢"、"夺"国家主席之位，显然是不足信的，更何况这一孤证的可信程度还非常之低。

其一，吴法宪"交待"的这句叶群所言是否属实，值得怀疑。至少它不象是叶群的原话，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副主席"或"101"、"首长"。更重要的是，吴法宪这个"交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当时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的突击审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按最高领袖意旨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之所为，恶名昭彰。

[37]

怎能证明这样的专案组会对吴法宪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地"依法办事"，毫无逼供信之类的情事？如果并非如此，如此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能作为凭据吗？

其二，即便叶群确有此言，她的话也不一定能代表林彪的意见，更不能证明林彪有"抢班夺权"的行动。众所周知，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作风、思想、政治上都有不少分歧，叶群经常打着林彪的旗号办一些她自己决定的事，林彪并不知情。据"林办"工作人员讲，叶群私自搞来的许多文物字画、在毛家湾住地大院里修建的游泳池，林彪都不知道；甚至连林彪的爱女林立衡不堪忍受叶群的毒打折磨而自杀未遂，林彪也一点都不知道

[38]。"叶群为了控制空军，控制吴法宪，把一儿一女安插到空军，并背着林彪暗示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豆豆为空军报社副总编，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后跟林彪说的。林彪大怒，熊了叶群……。"

[39]

由此可见，叶群打着林彪旗号办的事并不等于都得到了林彪的指示。因此，如果把叶群说的那句话理解为"叶群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颇有道理，但这样一来就不能给林彪定罪了。

其三，如果林彪真有此意，按常理他就应该给几个心腹大将都打招呼，可是现在掌握的情况表明，除了吴法宪一人从叶群处"听过"以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几员大将及"小舰队"成员均不知此事，这就给此事的真实性打上了问号。同时，对"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需要众人支持配合的大事，叶群怎么可能只给吴法宪一人讲而不对其他心腹透一点口风？这也实在有悖常理，何况叶群生性爱唠叨，就象林办秘书张云生说的："叶群的嘴像个破瓢，她是不肯'保密'的，特别是当她认为透点风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40]

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即使吴法宪的这个"交待"万分可靠，那中央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才得知的。换言之，在林彪死亡之前，中央并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既然如此，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断定并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就是毫无根据的了。换言之，当毛泽东决定发动军队将领反对林彪时，他安在林彪头上的罪名，至少在当时，可能是"莫须有"的。

不仅"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一事根本就缺乏充足的证据，而且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直接、间接的证据，说明林彪不见得想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

[41]同时，林彪也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

[42]。国家主席这一虚位元首的主要职能就是参加礼仪性的国事活动，连出席中央的会议都不情愿的林彪，怎么反倒愿意承担这一任务，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频繁地"受洋罪"呢？

据在林彪身边担任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的回忆："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

[43]

既然林彪连位高权重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不情愿当，在当时"以党代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反动的多中心论"的体制下，林彪反而会去觊觎徒具虚名、无权有劳的国家主席职位吗？前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为处理大跃进后遗症卓有成效而薄有声望，结果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只凭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就被拉下马来、迫害致死。林彪这个深明韬晦之理的人，岂能不懂死活地去抢这个坐着受罪、顶着危险的位子？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设和不当国家主席？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从1970年3月至8月间有过几次"最高指示"。8月25日他再次提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在这几次指示中，毛始终没有说明他本人不愿当国家主席的真正原因，从"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之说来看，似乎毛对国家主席频繁的国事活动十分厌倦。但是，他一直未说明，为什么他个人不愿意当国家主席，中国就不能设这个职位、就不再有国家元首？事实上，从他关于"因人设事"的说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代表国家荣誉和国体尊严的职位看成是为他一人而设、可有可无的"形式"，他个人不喜欢承担国事活动的责任，就宁可国无元首。这种"朕即国家"式的霸道，反映出毛泽东根本缺乏现代国家的观念，将国事玩弄于个人的股掌之中。

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恐怕不完全是害怕为国事礼仪活动操劳，因为周恩来明明已为他设想了解除这一后顾之忧的具体办法，他仍不肯改变初衷。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毛泽东连对政治局常委也无法明说的难言之隐呢？

国内对此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即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为了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毛若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只需提名另一人即可，以毛当时万众拥戴、一呼百应的权威，必然会得到"热烈拥护"、"一致通过"。但毛显然不作此想。

[44]

国内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担心别人当了国家主席后他又会大权旁落。"从1959年直到'文革'开始，随着中共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职务的分离，两者之间协调程度不断下降。同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显得越来越活跃，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某些时候，刘少奇甚至成为事实上与毛泽东分工负责的最高领袖之一。这种情况本来无可厚非，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实权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当属天经地义。但在我国，这却带来了国家实权元首制度的彻底崩溃，实权元首制度本质上与我国政治制度所规定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相冲突，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必然地排斥国家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政治制度还不太完善，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至高无上的情况下，国家元首的地位和作用过度扩张，并不是人们对制度和行为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必然带来国家元首制度的根本性崩溃。"

[45]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道理，但还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尚待进一步探讨。

如果我们摆脱在"文革"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抛弃"两个凡是"的观点，就会发现，毛泽东有关不设国家主席的言论不但算不上"英明指示"，而且完全不讲道理，十分霸蛮。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次较为充分的暴露。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硬把"设国家主席"与批判林彪集团联系起来、搅在一起了。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到毛的赏识而得以爬上高位，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坏事。于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的无理便似乎变成了有理，甚至是有功。"庐山真面目"便被罩上了一层人为的迷雾。如果事实上"设国家主席"之争根本就不是毛泽东要打倒林彪的真正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以上分析其实提出了一个探讨"林彪事件"真相的重要线索。

【注释】

[1]此事《周恩来年谱》记载是8日，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7日，此处依汪说。

[2]批示内容不详。

[3]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227。

[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1。

[5]金冲及，《周恩来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1970。

[6]出处同上。

[7]出处同注[4]，页26。

[8]出处同注[5]，页1971。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386至387。

[10]

汪东兴列席了此次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他后来在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没有专门述及以上情节，但从他回忆录里引述的二十多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会议的气氛是平和的，并未发生尖锐的争论或对立。由此可见，当时政治局常委多数与毛之间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重大政治事件。

[11]出处同注[5]，页1974。

[12]出处同上。

[13]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523。

[14]出处同注[5]，页1976。

[15]出处同上，页1976。

[16]此为何人不详，似乎可以肯定不是"林彪集团"的人，否则在整肃"林彪反党集团"时，此人一定会被指为林彪的急先锋而点名批判。

[17]出处同注[4]，页39。

[18]出处同注[13]。

[19]出处同注[4]，页45。

[20]出处同上，页44。

[21]这份会议简报当时被毛泽东指为"反革命简报"，"文革"结束后则已平反。

[22]出处同注[3]，页233。

[23]出处同注[13]，页530。

[24]出处同注[4]，页44。

[25]出处同注[4]，页99。

[26]出处同注[3]，页230。

[27]出处同注[13]，页494至497。

[28]刘志男，"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页39。

[29]出处同注[13]，页494至496。

[30]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页211。

[31]出处同注[3]，页209。

[32]出处同注[4]，页103。

[33]出处同上，页93。

[34]此文件有关内容见叶永烈的《陈伯达传》536页。

[35]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页215。

[36]

当时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见"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37]

著名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谈到中央专案组如何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案时，回顾了中央专案组在"文革"中是如何炮制冤案的："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书中列举了中央专案组为逼供贺龙"叛变"和"政变"的材料而残酷折磨一些将军的例子，有的将军就是在这种审讯中被迫"交待"了贺龙的所谓"叛变"和"政变"材料，有的"交待"后又翻供，再被拷打又"交待"。见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页106至109。

[38]出处同注[35]，页219、167-169。

[39]出处同上，页172。

[40]

出处同注[30]，页96。例如，叶群在请人"改诗"（改好后冒充她或林彪的作品）时，她一边给找来改诗的空军干部打招呼，要求保密，怕传出去被人笑话，一边却又忍不住另找了"林办"秘书和《空军报》社、空军司令部的其他一些人。结果是她自己没有保住密。见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150。

[41]出处同注[37]，页218。

[42]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曾亲见林彪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巴卢库"热情地上前和他紧紧拥抱，林彪笨拙地接受了这一礼遇。……坐下来通过翻译寒喧了四五分钟。这次接见结束后，林彪回来一见我们工作人员就大有感慨地说：'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林彪此后就不再单独接见外宾了。见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页330。

[43]"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页13。

[44]

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回忆，他看过两份当时叶群与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记录，叶群请毛泽东秘书转告毛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并说"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毛泽东秘书回电话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建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这两个电话记录是叶群事后口述让秘书于运深追记的。假如是真的，毛泽东这个"让董老当国家主席"的私下里的说法并未再公开提出过。也就是说，任何人当国家主席毛都不同意。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384。}

[45]杨凤春，"论我国国家元首制度的演变及其未来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页19。

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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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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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一、9月12日13时，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九一三事件过去三十多年了，仍疑点重重。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一、9月12日13时，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省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年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

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

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9月11日18时50分，专列在南京车站停了15分钟，继续北上。21时45分到蚌埠，停车5分；9月12日零时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2时45分到兖州，5时到济南，停车50分；7时40分到德州，停车20分；11时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15时36分，专列从丰台站开出，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

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丰台车站成了专列一路停靠最长的车站。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

15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侵，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

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二、谁把毛泽东到京的消息透给林立果？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

1971年9月12日19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20时15分，机场调度室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林彪妻子)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

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50公里路，没有40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果然没接上。20时35分，过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10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转身要走，楼门开了，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叫住他，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八人到食堂吃，要争取12时30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12时10分，哪里来得及?13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5时10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5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6时30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4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8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可能轻饶告密者?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她的。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地翻检过，并记录了从9月6日至12日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众所周知，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庐山会议他跳得那么高，却“轻松过关”?而他不但不接受“教训”，又“贼”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秘密告诉叶群，吃里扒外，难道不该“千刀万剐”吗?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打而不倒一样，背后有着永远不能示人的秘密?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三、在毛泽东眼中，直升机想把庐山炸平

文化大革命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已经四个年头了。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文革全是主席搞的。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想搞这么长时间，1967年他巡视大江南北时就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国家需要安定，这从积极筹备四届人大可以看出来。可是1969年4月九大开过，1970年8月要开九届二中全会了，穿上了“红舞鞋”的文化大革命却仍然“舞”个不停。

庐山会议开幕前几天，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日夜轰鸣，飞机频繁起降。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到安庆坐镇，组织大型飞机换乘小飞机。他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专门到九江机场和庐山会场附近勘察地形，选直升机在山上的着陆点，然后派两架伊尔-14和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前去值班。

汪东兴回忆，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到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吓了一跳。在毛主席的住房上边，正轰隆隆地炸石头，程世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军区政委)事先也没把这件事告诉我。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落比较安全。汪东兴说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说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汪东兴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他说，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主席休息和办公。程世清说，那怎么办?汪东兴当时没有答复。回到杭州，他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警惕起来，问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

周恩来也不知道。汪东兴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周恩来马上询问，黄永胜(总参谋长)知道。黄永胜说，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意思是你报告毛主席了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于是，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再说什么，点了一下头，但心里无疑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拿出《我的一点意见》，里面有一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讲到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又提到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借助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以后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谈话，除了特意提到庐山上有人搞突然袭击，又特意点到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

毛泽东反复说“炸平庐山”，“典故”就出自正在修建的庐山小机场。

几架小小的直升机，真能把庐山炸平吗?

周恩来“追”到黄永胜那里，没再往林彪那里“追”。就是周恩来“追”到毛家湾，也是叶群接电话。作为林办主任，叶群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林彪。林彪身体不好，一向由叶群出面，林彪的意见要由叶群把关，有时她可以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或谢绝，甚至假传“圣旨”。毛泽东南巡时特意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如此说来，林彪不太可能知道庐山上修机场。在“太岁”头上修机场，实在非同小可，如果林彪知道，为什么不请示毛泽东呢?按照他的“原则”，他一定要请示。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现有资料看，机场一点点大，也不是秘密工程。是为了政变吗?没有证据。这时林彪的地位虽然有些动摇，但矛盾还没有激化。林立果搞《571工程纪要》是庐山会议以后1971年3月的事情。而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越来越深，林彪兵权在握啊。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三天，挥笔在陈伯达编的论天才语录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拿陈伯达开刀的当晚，张耀祠回忆，毛主席忽然提出不在美庐过夜，秘密挪到l00多米外的175房。那原是几家普通民房，大会前居民迁出。房间又小又破，毛泽东不准工匠修理，以免走漏风声。

下了庐山，但庐山上的硝烟飘到了北京。

华北会议后，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2月20日，黄吴李邱写了一个表态性的报告，毛泽东又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3月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做出批示，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同时通过江青传话，让周恩来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检讨说一说。3月25日，周恩来约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3月26日，周恩来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送给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彪，井说准备向林彪汇报。李德生回忆，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但林彪不“领情”。毛泽东对周恩来就会议安排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后，林彪只让秘书代写“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回忆，九大后，周恩来觉察到毛泽东对林彪日益不满，托人劝说林彪不要老呆在家里，出来做点工作，到下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但林彪婉拒，说谢谢总理的好意，我的身体确实不行，连出去转转都不敢了。4月1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会议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几位同志(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在结尾，周恩来说我们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

四、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

4月7日，毛泽东掺沙子，把纪登奎、张才千等“沙子”掺进军委办事组。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99人参加，加上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总结，按毛泽东定下的调子，点了五大将(黄吴叶李邱)的名，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同时周恩来检讨他在这个问题上督促、帮助不够的错误。

4月19日，会议中间林彪回到北京。4月20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主席的批示。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林彪拒绝。4月24日，周恩来在书面汇报上说，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4月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终于“平安”结束。

5月1日，林彪在周恩来再三劝说下，勉强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只坐了十多分钟，没有与毛泽东说一句话，这是林彪与毛泽东的最后一面。

6月15日，心情阴沉的林彪坐专列又去了北戴河。

8月5日，叶群以检查乳腺癌为由，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密谈。8月6日晚，邱会作带夫人胡敏来到毛家湾，谈到深夜。周恩来特意打电话问候，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马上追问是哪些客人。陪江青在青岛活动的吴法宪，接到夫人陈绥沂的电话，说叶群回北京治病，要他回来看看叶群。当晚23时15分，吴法宪从青岛打来电话，8月7日上午匆匆回京，15时带夫人到毛家湾，与叶群密谈。8月8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近三个小时。23时政治局会议后，吴法宪、邱会作又来到毛家湾，以后胡敏也来了。胡敏是带三O一医院的人到毛家湾看电影，叶群对给她看病表示感谢。电影看完，别人都走了，胡敏到会客厅看叶群正与他们谈话，也留了下来。谈至8月9日凌晨3时。吴法宪交代，交换了情况，分析了形势，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这一关怎么过?叶群说，这次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办法总会有，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了，意思是要硬干。不是只保林彪的问题，林彪和你们分不开，都要保，你们靠林彪，林彪也靠你们，就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失。叶群让吴法宪除整好空军外，特别要抓好广州军区空军和武汉空军的工作(难怪毛泽东南巡的重点是武汉和广州呢)。叶群还说，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比较起来，差得远，怎么也拖不过毛主席。这话叶群在1970年庐山会议前就讲过一次。

邱会作交代，叶群说，要端就端嘛，把林彪端出来了就下台了，现在大家把问题好好想一想，看怎么过关，林彪总是关心大家的，只要林彪没有事，锅里有饭，就不愁碗里空。胡敏回忆，叶群说，我们的“关”过得去过不去还是个问题，怎么办?这要看主席保林的情况。从现在看，主席保林是有个限度的，许多迹象表明，可能要把林彪的问题往外端。这次开会要早点做与咱们观点一致的人的工作，经过一场斗争，再向主席“请愿”整他们，若主席不答应，就向主席“示威”，求得解决。叶群说，看来咱们是过不去了，主席要把首长往外拿了。把首长往外拿，咱们就都保不住了，得想个办法。吴法宪说，只有斗争。邱会作说，斗争还得有斗争艺术，要取得胜利，还得给下面做工作。叶群问串连工作做得怎么样了。8月9日下午，叶群乘飞机回北戴河，黄吴李到机场送行。叶群到山海关机场，林立果亲自迎接，真让叶群“受宠若惊”。8月10日，叶群从北戴河给吴法宪打电话，叫他“不要放炮”。

8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他离京赴广州期间中央日常工作的分工。8月9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转告。8月12日下午周恩来飞回北京，立即到毛泽东那里面谈，之后毛泽东下了南巡的决心。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李德生回忆，经过批陈整风，毛主席从大量的揭发材料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南巡前，7月11日，毛泽东将吴法宪、叶群重写的检讨批转周恩来，说我已看过，可以了。并要求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一并向政治局报告，作适当处理。

汪东兴认为，庐山会议后，揪出了陈伯达。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在杭州说，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其实，毛泽东这时正身染重病。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到南昌住了两天。回到北京，到1971年8月15日南巡前，他哪里都没去。因为他在庐山上游泳受了风寒，1970年10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转成肺炎，因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在，周恩来派了三名专家级的医生来。一听诊断，毛泽东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发了两天脾气，连病也不再看了。对高龄病人来说，病情变化非常快，汪东兴不得不召回正在千里外巡回医疗的保健医生。保健医生虽然也认为是肺炎，但他深知毛泽东的脾气，说仍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毛泽东非常高兴，用双拳锤击前胸，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于是，恢复治疗。

病中的毛泽东开始南巡，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在酝酿着一场新的“风暴”。

五、南巡第一站选在武汉

8月15日13时，毛泽东坐专列南下。

8月1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这番话对“北戴河”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

就在周恩来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8月16日，毛泽东到了南巡第一站武昌。顾不上天气炎热，甚至连口气也没喘，就与刘丰(武汉军区政委)谈话，只有汪东兴在座。8月17日毛泽东又与刘建勋(河南省委负责人)等人谈话，刘丰也来了。谈话刚开始，毛泽东就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汪东兴回忆，毛泽东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接着毛泽东谈到“三要三不要”，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50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

毛主席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

刘丰从来没看到过毛泽东关于谈到庐山会议时那种严厉的表情，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还说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接着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着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最后，毛泽东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几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8月25日，毛泽东将已从湖南调国务院的华国锋从北京召来，话说得更重更透明了。

8月27日14时，刘丰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见面就问怎么样?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也曾同刘丰谈过一次。据汪东兴说，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所以这回刘丰忙检讨，说这几天想得比较多，庐山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毛泽东说，你沉重什么?你们就是太急了，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然后毛泽东再次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我讲的话，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谈话结束，毛泽东谈到《国际歌》，问刘丰看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叫张玉凤（毛泽东秘书）去拿。刘丰送毛泽东上车，毛泽东让张玉凤、吴旭君唱《国际歌》，并和刘丰一起唱，毛泽东说，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说，《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接着毛泽东还打着节拍，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一段讲一段，毛泽东说，歌里头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南巡中，毛泽东经常带头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非常注意观察对方的态度。汪东兴认为，毛泽东这时带头唱这两支歌，是非同寻常的。

刘丰得天独厚，先后听毛泽东长谈三次。毛泽东为什么把南巡的第一站选在武汉，又格外厚爱刘丰?湖北是林彪的家乡，刘丰曾是武汉空军政委，文革初期林彪曾与刘丰、曾思玉有一番讲话，被印成文件。那么刘丰是不是林彪死党呢?

六、毛泽东要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闭门”不出。是在等吗?看是不是有人把消息透给北戴河?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如果是一般人不敢违抗最高指示，但如果是“死党”，上刀山下火海也是要报告的。

刘丰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也谈话三次。

8月27日21时，毛泽东抵达长沙，与卜占亚(湖南省负责人)和随同到长沙的华国锋谈话。8月28日21时，毛泽东将刘兴元、丁盛和韦国清(广西省负责人)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不很熟，谈话开始前，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丁盛说参加过七大，打过锦州，还讲了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你可不要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主义呀！毛泽东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随后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旁听的汪东兴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了不让他们太拘束，却不知道毛泽东另有用意。毛泽东强调，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这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毛泽东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还点了林彪。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谈话后由汪东兴组织座谈了一次。8月29日，汪东兴将座谈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边听边插话。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汪东兴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你们座谈两天了吧?怎么样?每个人都汇报了一番。

毛泽东说，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光在报纸上登(指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毛泽东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不会。又指着丁盛，你呢?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毛泽东说，那怎么办啊?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

针对林彪一伙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会议(1971年4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谈到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都回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1300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刘兴元说，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毛泽东还对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77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他不坐飞机，但“各方诸侯”要派飞机接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只知道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谈话内容。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叶群、林立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

8月26日，毛泽东南巡离开武汉前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次会议。于新野记录：成绩很大；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由明斗转为暗斗；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的“战争”；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此记录清楚地表明他们还不了解毛泽东南巡的内容。

仅凭这一点，林立果“吹”他在毛泽东身边有“特务”，纯粹是瞎说。

试想刘丰如果在8月16日透露，丁盛、刘兴元如果在8月28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肯定会提前。但是“可惜”，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

七、"北戴河"终于得知

既然有令在先，不许外传，为什么让广州军区大张旗鼓地传达呢?想当年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因为传达了某次会议的内容，结果被抓，一关四年多。如果没有“圣旨”，再借给丁盛、刘兴元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开大会传达。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了个信，又可以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绝大多数干部打了“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汪东兴回忆，主席跟我讲，我讲了一点意见，（广州）他们回去向师以上干部传达，2000多人(哪里有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他(林彪)就不敢去了，只有往北(苏联)走。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最高层的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受骗上了当”。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开完，晚上接着传达。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而且传达到广州军区师一级的干部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他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锁他的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不！他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毛泽东一路上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用意很明白，就是要传给“北戴河”，就是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就是要激对方“狗急跳墙”。他南巡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等着挨宰。

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欲擒故纵，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中就没有人“狗胆包天”?倒是要看看，谁是林彪的亲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传话，传话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伙。

果然，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会议不准记录，他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约定传达完后再打电话。23时35分，于新野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要点是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周宇驰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临时改变计划，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15时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昨天晚上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计)。林(立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也是，顾同舟不是当面“聆听”，而是听的传达。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难免走样，还是要争取最“原始”。顾同舟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34师的飞机送到北京。并附上一封信，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顾同舟说，我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

确实，有些内容涉及到林彪，刘兴元并没有传达。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里得知情况，叶群9月6日夜里也从另一渠道得到了情报。

9月6日，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刘丰到车站迎接，终于打开了“金口”。李作鹏探到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马上想到三条，一是庐山会议的事还没有完，二是“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三是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因为毛泽东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办公室主任。

李作鹏非常震惊。第一个反应不是没事了嘛，怎么又“兜”出来了?而且“纲”上得更高了。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都有批示，除了吴法宪，几个大将都过了关。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邱会作说是。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从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像有一种赞赏。毛泽东在北京还亲口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几个人都非常高兴，专门到京西宾馆吃了一顿饭表示庆祝。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

可是，毛泽东南巡为什么又说得这么重?心情非常紧张的李作鹏当天从武汉返回北京，下午与朝鲜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座谈。送走外宾，黄吴李邱都没走，等着一小时后的告别宴会。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角落说“悄悄话”。吴法宪凑过去，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李作鹏说，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这半年来，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日子越来越难过，甚至想跳楼自杀。他心急火燎，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他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嘛。叶群安慰他，你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打听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9月6曰晚上，黄永胜的电话来时，叶群正与林立果密谈，不接。黄永胜急了，27分钟连要三次，最后说有重要事情，这才接通了叶群，通话时间长达58分钟。21时至23时，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密谈。之后，叶群与林彪密谈一个多小时。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李作鹏没事，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他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接下来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惊心动魄。一生中有着丰富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对付林立果这个毛孩子和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简直是老鹰捉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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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风火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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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下）答风火家人《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八、许世友和韩先楚赴南昌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就叫汪东兴提前通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和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到南昌来。8月31日17时，先由汪东兴向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21时，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在火车上谈吧。22时多，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他恨死了张春桥。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零点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许世友最佩服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

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冒，下午体温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9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东兴说，您看呢?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好在跑得不远，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只有40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还是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8月31日21时，毛泽东到南昌后，程世清向汪东兴报告了周宇驰带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让南昌仿造，第二次来又用飞机拉走了。据总政保卫部侦察和汪东兴证实，确有此事，但汪东兴说，不过程世清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让他直接向毛主席报告。9月1日、2日，程世清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

据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8月24日24时，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7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再来很神秘、鬼祟，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程世清说，你见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在下边干些什么。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毛泽东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九、在杭州，毛泽东觉察到“北京”动了

恐怕不仅仅是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吧?据随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泽东的行动急了，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行动非常警觉，而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泽东很冷淡。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刚坐下，毛泽东又说，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陈励耘赶忙说，我在庐山犯了错误。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去了吗?你也不看一看文件?陈励耘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毛泽东问，你们在山下没讲什么吗?陈励耘说，就是在山上那一次，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见面。如果光是批评，还不至于胆战心惊，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了他，面露不悦，你，怎么又来了?陈励耘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于新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王维国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于新野怎么可能说什么?于新野9月8日18时多坐车从上海到杭州，21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确实没有泄露。刚入狱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他同志。他根本不知道谋杀，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过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予起诉”。

那么，是什么事情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呢?9月3日零时，专列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这时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干部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汪东兴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得到新的情报，有知情者暗示杭州在准备飞机。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的列车专线上转移。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建议转向绍兴，即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绍兴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个缓兵之计，从战略上说，显然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毛泽东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说，能!汪东兴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

是巧合吗?现在想，林立果在北京议论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毛泽东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毛主席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十、林立果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

毛泽东谈话时，汪东兴忙着调专列。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抵达杭州。14时30分至15时40分，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了一个多小时。刚送走他们，16时毛泽东的专列就开出杭州。临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他躲到毛泽东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18时10分，专列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支线上。张耀祠介绍，毛泽东专列是三个列车，一个开道，一个后卫。中间的专列本身可以倒着开，一个车头，两节车厢。这次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多人，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外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要是路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警卫。张耀祠说，1970年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毛泽东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我没跟主席讲，跟总理和汪东兴讲过。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全撤到外围去了，在专列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以防不测。汪东兴说，在离专列不到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似乎已经了解到“那一伙人”要炸油库，提前做了防范。

看起来，毛泽东真正紧张是在9月8日。

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在杭州的毛泽东深夜也跟着“动作”了?林立果策划杭州轰炸专列和上海引燃油库，毛泽东马上命令专列转移绍兴，并对专列进行防空伪装，然后突然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发。同时严密看守油库。看!轰炸专列知道!烧油库也知道!林立果计划南飞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对王维国的戒备等，是不是他心里有一本账呢?专列突然离开上海，提前十几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伙的“上策”不攻自破，匆忙拿出“中策”。林立果要了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同时北京调机群，准备9月13日早晨飞往广州。然而，当晚第二套方案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第三方案北飞苏联，最后机毁人亡。

为什么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毛泽东似乎早就对林彪有了怀疑。林立果（林彪唯一的儿子）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毛泽东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家改名，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

1966年林彪的“518”讲话，林彪大谈“政变经”，毛泽东非常不安。

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就在“第一个号令”之际，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不知道这是不是叶群的馊主意，本来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就满腹生疑，又送上儿子的“功劳”，这不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吗?

1970年4月，林立果让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从情报部和部队选人成立“技术小组”，对外称“革新技术装备”。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王永奎(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被选中。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许秀绪(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20多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陈伦和调来，专门翻译。

经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联合舰队），成员有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上海空四军组建了教导队，整天在新马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广州民航局组织了“战斗小分队”，制定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大量的通信装备器材，几十对专线，组织起秘密通信网。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以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林立果下了庐山，很久没在毛家湾露面，一个猛子扎到南方去了。按毛家湾的规矩，每临节日，工作人员都要提醒叶群，把在外地的儿女召回北京。1970年国庆节将至，叶群却特意交代，老虎到南方搞调查去了，不必惊动他。

十一、毛泽东不能不警惕

1971年2月12日，林立果到苏州，2月下旬从苏州到上海，接着又去杭州。3月18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还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4日，《571工程纪要》出笼。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天天召集开会，研究对策。他估计会议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般地谈一下，出不了大问题；整倒军委办事组；整倒首长(林彪)。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情况，但要做好第三种情况的准备，他说首长和主任同意他的看法。于新野的工作日记(从直升机上缴获)记载，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4月23日晚上开会，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分析，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4月26日，于新野到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绝对保密，失密牵动大局，牵动整个斗争形势，把保密作为对他(林立果)态度的实际表现。

这之后，林立果一伙的行动果然大大加快。5月23日，周宇驰在吴法宪的安排下，开始学习直升机。7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机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北戴河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机机场，8月至9月初，周宇驰多次驾驶“云雀”从北京飞到北戴河。

7月下旬，林立果和刘沛丰乘专机先到北戴河。接着带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到广东深圳、尖沙咀一带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航测了香港及周围的地形。周宇驰拿到了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遥控指挥。

7月30日，林立果等人从广州回到北京，8月1日零时到2时，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召开会议，林立果总结了一年来的情况。周宇驰强调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不当叛徒，准备流血牺牲。

8月5日，于新野派人到北戴河，给林立果送去一套电话机、增音机和保密机。

8月8日，程洪珍、王琢(空司管理处副处长兼汽车队长)乘安-12运输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林立果十分警惕，再三强调防止出内奸、叛徒。1970年11月，林立果曾说，现在不是决战的时候，要隐蔽，养“兵”蓄锐。从“上海小组”学习记录中，也可以看到退缩的意思。因为敌强我弱，打基础，保存和聚集力量，不要去打硬拼仗，不要搞“碉堡战术”。我们的退却要最有组织，要损失最小，反对莽撞、二杆子、乱捅、出风头、冒险家。强调组织纪律性，不失组织原则，不要授人以柄。12月1日，林立果布置整顿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不能让“特务”混进他的小圈子。但从1971年3月至9月初，林立果等人的一举一动，都从不同渠道汇集到毛泽东那里，这恐怕是林立果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现在看，自从林家的一儿一女到了空军，一文一武，掌握了空军的“大权”，毛泽东对空军就格外关注。请到中南海跳舞的舞伴来自空政文工团。当然，更多的“油水”还不靠她们。那么是谁?为什么至今没有浮出水面?林立果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也非常注意保密，外人插不进脚。周宇驰、于新野肯定不是，他们那么坚决地自杀，说明他们是“铁杆”。林立果信任的左右手是周宇驰和刘沛丰，刘沛丰也跟他死在蒙古荒原了。有人说是程某某，直接通汪东兴。他用什么手段通知汪东兴?那时通信还不发达，电台没有，长途电话要通过总机，他敢吗?写信太慢。不过，这个深知林立果秘密的“特务”可以通过“组织”。

从毛泽东南巡的行踪看，如果没有“特务”，他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洞察入微?知己知彼，一向是久经沙场的毛泽东的秘诀。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曾经做到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身边就有共产党的“特务”，包括胡宗南、傅作义等国民党高官身边都有，有的还不止一个，甚至能“冬眠”几十年。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还不算可怕，而林彪不仅军权在握，还把一儿一女都安插在空军，这不能不让毛泽东百倍提高警惕。林彪、叶群、林立果甚至林豆豆身边都可能有“卧底”。那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如神一般，在毛林之间，除了“铁杆”，一般情况下都会倒向毛泽东一边。

9月10日中午，专列从杭州出发前，汪东兴就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诲来，越快越好，“客人”要同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汪东兴下车去接，只接到王洪文一个人，许世友没到。汪东兴把王洪文引进车厢，毛泽东问，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毛泽东只与王洪文说了几句，说等许世友来了一块谈。

王洪文马上下车再打电话，“客人”急见许世友。

9月11日凌晨2时，许世友正在扬州，连个准确地址也没有。秘书急了，求助扬州市委。这才通知到。车程七八个小时，许世友不敢怠慢，9月11日9时15分回到南京，劈头就问飞机到了没有?秘书说是值班飞机，许世友马上批评，毛主席讲话(8月31日)你也听到了，怎么要值班飞机?秘书回答没有专机。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确实没有专机。上午10时，许世友坐值班飞机赶到上海。

毛泽东住在专列上，这时好像非常紧急，马上开始与他们谈话，简要谈了一个多小时。

汪东兴分析，一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二是毛泽东在南昌已经谈过了。所以，汪东兴只是简单做了记录。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说，我去看农场，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实际上打猎去了)。毛泽东问，去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时多才回到南京(其实第二天上午9时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接着许世友大概是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那好。

十二、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埋怨许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15个小时了。毛泽东马上打断，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谈正事。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能解决了呀?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说，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日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哈哈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那个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王洪文看许世友没再说什么，就开始汇报。

毛泽东再一次点了林彪问题的实质，接着又重复讲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

但显然，毛泽东有些心不在焉，11时多，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喝几杯酒，你们都去。许世友拉汪东兴一起去，汪东兴谢绝。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和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非常冷淡，连话也没有讲。送走他们，毛泽东立即对汪东兴说，他们走了没有?我们走!汪东兴问，不通知他们了吧?不通知，谁也不通知!立即发了前卫车，13时12分，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请客，说叫上王维国，许世友没有表示不同意，王维国也就一起去了。许世友一个劲嚷嚷饿，等了好长时间，12时30分饭才上桌。饭桌上非常沉闷，平时七八瓶茅台还不够，今天一瓶也没喝完。正吃着，王洪文接到机场保卫人员的电话，说专列走了。许世友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许世友已经没心思吃了，匆匆结束饭局。

15时多许世友乘飞机赶回南京。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认为许世友急着回南京，是想再见毛泽东一面，似乎还想谈什么。专列18时35分抵达南京，在南京停了15分钟。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说毛主席昨天没睡觉，现在休息了。因为在上海谈话中毛泽东说许世友光抓“黑”(煤炭)，不抓“红”(政治)，许世友把带来的材料(一份抓“红”的报告，一份读书心得)交给汪东兴，请他转交毛泽东，以此证明自己还是努力抓“红”的。

王洪文也跟着许世友来到南京，听许世友传达，是不是监视只有天知道。许世友当面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永银布置，从现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铁路要派军队巡逻，特别是沿线的涵洞，更要加强戒备。防止有人破坏(连林立果一伙议论炸桥也得知了)。9月12日整整一天，许世友哪里也没敢去，守着电话一动不动。一夜“安静”，9月13日早晨5时，周恩来电话，要求加密。加了半天加不上，周恩来说，就这样吧，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跑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怕许世友反应不过来，周恩来又补了一句，“老病号”跑了。许世友马上就明白了，似乎早有预料(韩先楚却一时没明白周恩来说的“老病号”是谁，周恩来又说，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韩先楚还是不大明白)。许世友马上按军委命令布置一级战备，派陆军看住战区内所有的飞机、舰艇。一个人开不跑舰艇，却可以把飞机开上天，冲上跑道就没有办法了，许世友下令把卡车开上跑道。

《571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上交的。

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活动，说来就来，事先并不通知。有时连续六七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10时左右来，晚上22时离开。只有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要绝对保密。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荣。准备伙食，亲自到食堂监厨，亲自送去，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8月底，这伙人又来了，人比过去多，而且有三个没见过的女兵。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并且不许接待小组进楼了，送饭送报，事先打电话通知，送到门口，由几个女兵拿进去。

9月12日老王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再没有人找他，也没通知他送饭。老王并没有觉得异常，这伙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9月13日下午，老王把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9月14日19时30分，老王再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虚掩。他又去看车库，也没锁。老王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三辆小汽车。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如果锁上，这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进不了门怎么办?老王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他把门锁上，便去办公室上班。22时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看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白天，老王有事外出，19时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这伙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老王考虑再三，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臭味扑面而来。老王打开灯，屋里乱糟糟的，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鱼上长了很长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靠近门口，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餐桌上杂乱放着本子、书报和汽水瓶，边上放着一个敞开口的大书包，好像要把桌上的东西装进去带走，而没有来得及(瞧，伪装得多么好)；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另一栋楼的纸灰更多，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它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这一切使老王得出印象，这伙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他立即回到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将军楼工作的人汇报。负责人叫他赶快回去，把房间整理一下。老王找了两个人，正整理房间，负责将军楼的另两个人来了。老王领着他们察看了一遍，餐桌上的书和本子引起他们特殊的注意。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拉链本。三个人围着餐桌，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然后放回原处，他们的印象是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找到刘世英，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十三、这就是《571工程纪要》

那个写着条文的红色拉链本，让他们心神不安，多次商量怎么办。9月16日20时，他们终于下决心又进去，由老王摸黑（不敢开灯）把几个本子拿了出来，并把拉链本粗粗看了一遍。9月17日，周恩来派人来调查“秘密据点”的情况(为什么九一三事件过去四五天了，才想起这事)。老王心情更加紧张，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拉链本，成了“大包袱”。他们三人，一会儿让这个人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人保存，放办公室放家里，都不“稳妥”。10月4日，老王怕本子丢失，干脆锁进家中的皮箱。10月6日晚，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们才醒悟到拉链本上记的是林彪政变，那帮人彻底回不来了。10月7日午夜2时，老王把这个红色拉链本交给了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10月8日19时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上面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这就是《571工程纪要》!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的原稿。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页码出了错。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这里有个疑点，《571工程纪要》的小本子为什么放在桌子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本子却落下了?非常奇怪!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连空白的笔记本纸都从容烧了，为什么写着《571工程纪要》的本子却放在桌子上，生怕别人不拿走?林

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甚至李伟信还把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22时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时，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时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

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坐火车回到上海。

如此细致，怎么可能“漏掉”那么重要的本子?还有这个时候分分秒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伟信专门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让王大璋给他作证似的。

林立果到上海活动，王维国派李伟信接待，以后李伟信跟着林立果到北京。林立果一共开了六次“两谋”的会，每次李伟信都在场外侍候。包括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密谈，李伟信也几乎全在现场。1971年3月24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密谋“571”的具体计划。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

李伟信供词，林立果开门见山地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目前从各地区的实力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从全国范围看，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是，这种优势有可能逐渐削减，张春桥、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的力量势必要发展。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叫交叉发展规律。B-52（毛泽东）一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目前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会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上班呢?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变化也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抢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B-52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有可能被赶下台。于新野说，这可能不那么容易，首长是他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还不是他树起来的?三是“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毛泽东。但毛泽东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李伟信回忆，通过这些谈话，他得出一个明确印象，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提前抢班，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第二是直接陷害毛主席。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把B-52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B-52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林立果一伙还密谋，必要时利用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目前先做两件工作，第一个是计划，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让于新野拉成条文。第二件事是组建一支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100人左右的教导队，要精干，多配汽车和好枪，增加机动能力，军事上多学几手。确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来抓。

十四、周宇驰骗了一架直升机

9月12日傍晚，周宇驰送走王飞他们，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到了西郊机场工字房，指挥安排第二天去广州的飞机，并与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立果联系。23时左右，他得知周恩来派杨德中到西郊机场，封了飞机，赶紧给林立果打电话。稍后叶群也接到周恩来查问三叉戟的电话。两边情况一凑，林立果和周宇驰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知道不好。林立果继续商量对策，周宇驰则马上开车回到空军大院的家中。所以胡萍派人第二次再找他，没有找到。之前，周宇驰告诉妻子王圣兰(空司门诊部军医)，明天早上7时30分到西郊机场坐飞机去广州。林立果照顾我，让我带家属走，你赶快收拾东西，带上随身的衣服和孩子准备跟我走。王圣兰正在收拾东西，周宇驰回来了，这时林立果来了电话。王圣兰回忆，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关着门，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天热，窗户开着，从窗户那里飘过一些声音。所以她听见周宇驰大声问，去哪?去哪?北上?北上啊!

在北戴河的李文普听到林立果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不知道李文普听没听到林立果说“北上”，既然能听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北上”也应该能听到。但“北上”这两个字很含糊，也可以让人理解为去大连。

9月13日零时，部署南逃广州的会议快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来电话，电话在外屋，于新野接的。周宇驰说总理查问飞机了，北戴河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任务取消。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讲过，各自回家，赶紧把名单毁掉。贺德全要烧，王飞说别烧，到处是灰，撕碎从马桶冲下去。却忘了于新野那里还有一份名单。因为名单全凭脑子想，想一个写一个，太乱，于新野又抄了一份，放在口袋里，最后被缴获。

人散了以后，于新野开车直奔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正不知如何是好。于新野喘了半天气，才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可能暴露了，那就没有飞机了，快，快找周宇驰。王永奎提出，这么多人不安全。需要分散一下，有几个去二高专“秘密据点”。于新野表示同意，说李伟信和他留下，其余的人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王琢和陈伦和的对象小郁、小鲁(鲁珉女儿)一起到二高专去。李伟信对王永奎说，你们到二高专后打个电话，把那里的电话告诉我。如果天亮时还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就是出事了，你们就自己行动吧。许秀绪摸摸口袋，说我没带钱。李伟信掏出20元给他，看看王琢、小郁和小鲁，又给他们每人20元。

送走了他们，于新野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周宇驰。周宇驰忙着安排家事，存款早取出来了。他开车把母亲、弟弟和儿子送上去渭南老家的火车，然后把王圣兰送回空军大院家中。他没下车就急急走了，临走喊了一句，王圣兰也没听清楚，猜是不用等他。于新野正着急，周宇驰自己闯来了，脸色阴得吓人，急急地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们争取北上，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机北上了。这时王永奎从二高专打来电话，周宇驰粗暴地说，没事别来电话，就扔了话筒。周宇驰开车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打电话给当晚住在西郊机场招待所的陈士印(直升机大队长)，给他看了林彪“手令”，然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一起到沙河机场，陈士印又找了中队长陈修文。骗了一架直升机，加足了油飞上天。

9月13日清晨，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秘书)被马达声惊醒，见天上飞着一架直升机。不是说飞机都让中央给停了吗?怎么又有直升机在飞?他告诉了王永奎(情报技术处副处长)。到天亮，还没有电话，他们估计林立果他们已经去了广州。

王永奎决定到广州去找林立果，通过情报部搞来通行证和火车票。9月13日17时，由王琢开中吉普到北京火车站，六个人上了开往广州的15次特快列车。上车前，王永奎打电话叫妻子于秀芬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后也去广州找他。15日早上7时到达广州，跑到沙堤扑了个空，根本没听说北京有人要来。几个人沮丧地又开车回广州，陈伯羽不在，顾同舟情绪沉闷，也没摸到确切消息。好不容易找到陈伯羽，陈伯羽压低声音说，前一两天中央发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签发的，第二个是主席和总理签发的，主要讲战备。空军指挥所原来是吴法宪、曹里怀，现在是李德生。还有国内一切飞机停飞三天了，今天又有飞机飞，大军区叫广空听他指挥。这是怎么回事?王永奎决定，今天先住下，本来想住广空二所。听说广空司令部要扣他们，就住到了外面。9月15日，广州军区空军向大军区报告，从北京空军司令部跑来几个人。大军区命令坚决扣留。13时下了通缉令，20时35分，周恩来电话，必须将北京来的几个人找到。9月1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出了通缉令。

许秀绪、陈伦和家在上海，提出回上海。向熟人借了300元钱和粮票，冒充到上海学习的技术人员，带着空白介绍信和假证明，改道去了上海。9月17日凌晨，他们从广州北的小站源潭上车被抓获。

那两架起飞的飞机，三叉戟飞出国境，9月13日2时32分坠毁在温都尔汗，机上九人全部死亡。直升机被英雄的飞行员陈修文6时迫降在北京郊区，机上五人，两个飞行员和陈修文牺牲，陈士印负伤，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看跑不掉了，商量自杀。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活了下来。

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九一三事件可以说是突然发生的。张耀祠也说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主席，计划还没出来，主席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如果林立果动手，能搞成吗?张耀祠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纸上谈兵)，搞不成。还是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

九一三事件以机毁人亡落幕，但留下了盘根错节的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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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风火家人

2004-11-3023:28:49

222.8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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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3223返回

3国家只有法治才能安定答风火家人《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下）》

看得好累啊，两个太阳穴紧紧的，看了２个多小时，最后的约1/10是跳着看过去的。

内中有些人的讲法是给我印象是事后诸葛、自已吹嘘成份多，虽然是四十多年前的历史了，由于不知道文中的某些人是否还在，所以不便指名评论，也不便逐段细说，在中国目前的环境只能自已体会得了。

总的感觉像文学作品，写得也很精彩紧张。就像历史剧中的宫闱权力角逐，充满了暗谋秘计（不想用“阴谋诡计”，这个词本是中性词，现在用得太贬义了，我想尽量使用中性的词汇）。文中的许多人的活动就只仅限一个人的，或两个人知的，作者都写得很生动，甚至心理活动描写都有，而且我想这个事件还算是没有获得解冻的吧，怎么知道得这么传神呢。

就算是文学作品读吧，这从侧面反映了人治色彩深厚的中国政治形态，你可以说既是典型的传统形态，也是现实形态，呵，这说明什么？中国历史上政权交接班时总是社会紧张，人心动荡不安，史不鲜见。现在的最近一次算是最好、最和平的了，中国总算有点进步。

暂说到这吧，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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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廊主人

2004-12-12: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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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3305返回

4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答风火家人《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二次中央全会于1970年8月22日召开，这次会议的最主要成果，就是批判林彪及其党羽的抢官夺权野心。林彪一伙处心聚虑要设立国家主席，目的就是要让林彪上台，打击以张春桥为首的“笔杆子托派集团”。然而这次会议上，叶群、陈伯达、江腾蛟等人表演的相当过火，拿鸡毛当令箭，大喊大叫，甚至捏造事实，篡改全会简报，妄图造成舆论，对毛泽东施加压力。然而一开始，大家就已经反感那一伙人的过分热情了。特别是张春桥为首的那一帮派更是早早就在毛泽东面前吹风了。毛泽东的反感与忧虑决定性地造成了林彪一伙的失败。后来毛泽东说：庐山会议有人叫嚷不休，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结果，会议还没有开到一半，会议的主题就转了弯，变成了对陈伯达的批判。批判陈伯达就意味着林彪一伙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批判活动给林彪留了面子，没有点他的名，但是张春桥一伙已经从陈伯达手中抢到了不少权力。林立果事后气得破口大骂“倒霉了！玩完了！都是他妈的主任瞎指挥，想抢头功！”主任指的是他的老妈叶群，林办主任。这伙没有人性的东西开始着手准备武装起义了，于是由林彪授命，林立果指挥，炮制了这份中共党史上最奇特最尖锐的反革命活动纲领：571工程纪要，571者，武起义也。

这份纲领是1971年年中由中央正式公布的。此时林家满门尸骨已寒矣！

现在重新阅读这个东西乃是出于历史研究的需要，不料看来看去，看出许多问题来，许多文革时期的不可理喻的现象竟然可以找到答案！希望朋友们认真的看一看，好好的想一想，我不多说话，我把它全文打出来，已经累的腰酸背痛了。

全文完全按照中央文件格式和原样，包括那帮可笑的家伙写错的字、说错的话。每一个字、词、句、标点都按照原样，三遍校对！

中央文件哪，哪敢掉以轻心啊！（括号中有改错的也是中央改的）

《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Δ9.2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计（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人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

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记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

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段注：B-52指毛泽东

敌主力舰指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

王、陈、江指

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林彪的几个干将。

核保护伞指的是投靠苏联，把国家置于苏联的核保护范围。

0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

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法西斯死士。

“不成功便成仁”则是蒋介石训练干部的口号。别忘了林彪是蒋介石的忠诚学生！(2004-06-03)【返回】

中国随手转贴

2004-12-131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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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碧海青天站--文章阅读[讨论区:HISTORY]

发信人:soilder(NCE),信区:HISTORY

标题:林彪死亡真相zz

发信站:BBS碧海青天站(SunJan815:50:282006),转信

林彪死亡真相zz

“９、１３”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锲而不舍地探究其

内幕？或许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确实仍被掩盖着。本文的作者陈晓宁先生提出了自

己的疑问，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章根据作者的独到见解，对深入探讨“９．

１３”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一事件的真相大白应该能使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

人们得到些什么。

作者说明：

不久前某刊２００１年十月号上发表了笔者的《质疑林彪出走事件》一文，在

此首先向该刊表示感谢。该文中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１３日发生的

事情，亦即：“林彪出走问题”。而广义的“９．１３”事件实际还应该包括“谋

杀毛泽东问题”，但该文中尚未论及。现笔者整理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与旧

文合二为一，也算是对“９、１３”事件的整体思考。故易名为《质疑林彪“９．

１３”事件》也许更贴切些。在此也向『枫华园』的盛意表示感谢。

质疑林彪“９．１３”事件

－陈晓宁－

２００１年的９月１３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９．１３”事

件三十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

文。笔者将本着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９．１３”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内容提要：

本文中笔者将要对“９．１３”事件提出以下新的、不同于通常说法的核心结

论：

一、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

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

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９月１２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

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所乘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

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

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寻找机场迫降，而是因

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

四、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２５６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

中所致，飞机在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六、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毛泽东阴谋，也未参与，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盗用

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进入２００１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

份是我国当年驻外蒙古的武官孙一先写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

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另一份是２００１年２月号的《中

华儿女》杂志上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的文章《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

。

康庭梓的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杂志第４１

页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的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

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

坠毁于温都尔汗。

“２５６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

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所着《谁杀了林彪》（台湾世

界书局１９９７）。王兆军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

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

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

……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

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

得（指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笔者注）采访

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说

：“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

，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

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亚历山德鲁和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书中的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

记者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彼得·汉纳姆）的报导。这位记者于１９９３年

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采访

，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

，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

ｍ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

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２５６飞机

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在这

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Ｓ

ｕｎｄａｙ每日》于２０００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

：“……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

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

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

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无问题。

笔者当初从王兆军的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

听到的９．１３事件的正式的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我们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

：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着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

是朝着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这种看法应该是一般

老百姓得到的通常信息。比如，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２０

０１年刚刚出版的孙书２６３页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的航线图，在这

幅图中，就标注出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

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

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２５６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

在回返一事。我们普通人以前谁听说过２５６飞机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

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怀疑态度，只看为一家

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因为仅

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

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想一想康庭

梓就是２５６飞机的幸存的驾驶员，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

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

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

为“２５６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并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

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

笔者认为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

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

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

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

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发表

在《党的文献》杂志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１：５０飞出

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

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

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

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２５６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６０公里

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２７８、２６３页）。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２５６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

它坠毁了，实际上仍在飞行。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２５６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

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

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近１千公里以上，加上２５６飞

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会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

一点并不难理解，例如：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

达仅监视了２５６飞机１４分钟，距离１２０公里，２５６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

消失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无法监视

，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２５６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意味着它坠

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２５６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

得出的“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

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

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２５６飞机在外

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

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

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

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２５６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

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

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

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２５６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

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

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

的选择。笔者认为，当２５６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

，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

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

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

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

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也是不合理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２５６飞机转头是

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

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

），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２５

６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Ｈａｎｎａｍ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

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２５

６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

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２５６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

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

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

既然２５６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

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

通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分析，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１９７１年９月１

３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

一、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他们的恶劣程度是完

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可以说从千百年的历史

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

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

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

（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

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

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

，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真是一万年也翻

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

笔者的分析是肯定的：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份！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

以下摘自林彪着《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

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

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

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

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

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

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而

打江山。

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

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１９５８年他在昆

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

林彪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

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

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

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

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

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

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

力编《１９６５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２２９页）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９．１３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

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

不玩女人！不象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

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

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

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

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寻常的夫妻吵架最能真

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德，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

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声色小人。

实际例子当然远远多于这些，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

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

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付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

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局已定情况下跟进的多。但也有

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当作文革的替罪羊统统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

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林彪这样一个有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

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

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份动机与思想基础

。

三、林彪在直到９月１２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０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门是中央军

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

９月２日下午……

……

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

几天了。”

……

９月１１日１２：３０，内勤听到……林彪说：“

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

是从容就义。”

－－转引自《风云９、１３》

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Ｐ３１１－３１２

从以上看出，到９月１１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

都没有，更别说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２４３－２４

４页：

（９月１２日晚）十一点多了……

……

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着

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

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

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

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

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

‘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

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

正淌着眼泪。”

……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

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

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

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

”，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案件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

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

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

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

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

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

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着他往这条可耻的

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

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

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

的。

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

的）。

总之，在与毛泽东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

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

选择，林立果向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８３４１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着林立衡来找我

，说有要紧事情。

……

“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

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

“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

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

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

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３１５页）发生在９月１２日晚９：２０左右，而

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

２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３１３页：

大约（９月１２日）晚上１０时，林，叶和林立果

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好

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

了香港就好办了。”

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

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

上１０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１个多小时了。

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０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

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９

．１３》Ｐ３１４，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总之，林彪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

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

）？

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

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党内矛盾，后者可是出卖民族

和祖国。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

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

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

中得知的这一句话。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

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

“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

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

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

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第３１０页）

－－笔者注：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

任，调查研究“两案”１０年，出书５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

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

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

卫处副处长李文普。

－－笔者注：“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第２９５页（作家出版社）：

……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

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

……

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

逃的权威铁证。

笔者注：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

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

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

，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份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说的假话，作的

伪证。我将在下面作出分析。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１９９９年２月号上的文章《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

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

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

，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

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

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

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

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５８楼

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

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

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

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

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

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

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

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

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

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

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

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

不是明摆着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

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

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

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

枪逼着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

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

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

普此说不合逻辑。

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

笔者的问题就来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

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

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

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

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

。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

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见杨成武的文章《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

师长》）。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

。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只是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让大家看一下

。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第３１９页（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

也大概是确估１０月２０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

袭击。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

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各位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

）乘飞机起飞后，定于２０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

彪平时在中午１２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

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

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

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

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

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

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

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

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

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伊尔库茨

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

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

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６个人，

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４位是林彪“阴

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

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

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

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

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小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着替林彪卖

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

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共产党教育那么多年，层层筛选出来

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

抗。

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

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

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

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

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

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

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

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

第四点疑问：９．１３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

体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

。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２８８、２９５页，由于

这个情况当事人至少在２０人以上，所以应当可信）。

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这当然是最重要

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忘

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普

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着大家

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

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

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

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

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

。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３个条件后（①为李保密；②保留党籍军籍；③保

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

间？”这句话（参见张宁书２９５页）。李文普在自己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

不得不说》中对张宁进行了大量反驳，但对于张宁叙述的这部份重要情况，他却未

作反驳。

这当然引发我们判断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

。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

，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

附带一个小问题：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

晓霖（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

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

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

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

，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

说自己“枪走火”。

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

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

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定压力下，当然可能说谎。

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

。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９．１３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

证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

笔者在这里作一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

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

选去广州，去不成就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

，去哪都无所谓－－所以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

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

七、笔者现在可以勾勒一下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

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

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

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绑架，那么上车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

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

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冤）－－－－〉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

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

而由于李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９月１２日

下午林立衡就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

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

以当看到路上８３４１部队（如：姜作寿）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

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

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

成的）－－－－〉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

行后，由于某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究竟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是：潘景寅

告知林立果：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１２·５吨油飞不到广州－

－当时机上所存油料的数字见《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一书第６９页。而飞

到广州需要１６吨油。同书第８７页）。于是守在驾驶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

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

还不知情。－－－－〉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

边界时，林彪终于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

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

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那么如果说林彪在９月１３日这一天的行

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

以上这些是笔者对“２５６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一

奇怪现象的原因的分析。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方

面击落了２５６飞机”：

我方在谈到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都是认为２５６飞机由于燃

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说明

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着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

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

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１９８８年１

，２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１９－２１页，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令员

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

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

然而我方却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

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

古目击者说：“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

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

，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文中提到：“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的报导。如

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

出两个我刚刚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目前很流行的报纸）发

表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第一版的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

特派记者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

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一阵

“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

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

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

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

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２０分钟

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

天，……

请注意：拉哈玛大娘看到的是“冒着大火的飞机”。

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３５９－３６

０页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马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

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不同

意这种意见。

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处，在夜晚２点没有灯光的空

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３０００米难道还分不清着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

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

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４

０岁左右，年富力强，她观察飞机盘旋达２０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

断错？

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又将如

何解释？

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第５８０页，春风文艺出版社１

９９６）：

这位商人（指邬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

了９．１３事件的目击者－－一位仓库保管员

。保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

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看到一架正

在燃着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邬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１９９３年到蒙古把２５６

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９３－９４年的报

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

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上的

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

据：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

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忆，１

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

（“飞”字应该是“火”吧？－－笔者注）

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

，其中有个中国大官。

虽然以上两段文字细节不尽相同（不同转述者有所脱衍是正常的现象），但我

们还是可以看出：飞机在空中先爆炸，再起火，最后下落。

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旁证：

２５６飞机着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着陆（那样的话

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２４７页），只能用机腹擦着地

皮降落。由于２５６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引起油箱爆

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

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２６５页）。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还有约

２·５吨油，还可以至少飞２０分钟（孙一先书２７７页）。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

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

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

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

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做？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等不及再在

空中飞２０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着２．５吨油料强行迫降。

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的“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

。而且是由爆炸引起。

２５６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燃着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

和前面许大使及调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吧－－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

！

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２５６飞机

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着陆前的

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以大量分析否

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笔者对此认为：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极有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弹将

２５６飞机击中，引起爆炸并着火。请看分析：

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击落它。毛说“天

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系也

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泽东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不敢

）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２５６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者非

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主动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

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这是因为：

１、２５６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

（０：３２起飞，１：５０出境。在国内绕了１个多小时。孙一先书１６９页），

只要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而

飞出国境－－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２、如果认为在２５６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２５

６飞机不可能再在外蒙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

汗听到空中２５６飞机的爆炸声。

３、如果认为是在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

将其击中（王兆军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１千公里，

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不可能有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

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２５６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

由于自身故障造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爆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分析的可能性：

当２５６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

航客机。但开始时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航

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类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

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苏

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

了吧？所以，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２５６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

断２５６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２５６飞机在蒙古境内

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

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

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

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

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

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

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

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

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２５６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

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就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

？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２５６飞机返回得

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

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从

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提供

了旁证。

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

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２５６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

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

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是笔者的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使

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在

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

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国

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

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

任务。以下选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

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

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

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

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

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

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

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

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

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

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

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

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

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

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

燃烧爆炸时形成的。

……

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

１、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

２、飞机不是“空中起火”及其理由。

以下是笔者的反驳论点：

１、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着是在空中炸个粉

碎－－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着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

也不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

导弹后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

么不考虑这种情况？

２５６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

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２５６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

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迫降，并在着陆过程中也不

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着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

似了。

所以按照笔者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地面有轨

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２、“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

而２５６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

机翼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着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

所以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

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得

通。２５６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着陆失败是完全可

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

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

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份

，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４０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

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４０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

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Ｐ８，Ｐ２１）。

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是着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

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

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Ｐ１９５

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４０厘米。周围不规

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导

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

０００年）一书Ｐ５０，５４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

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

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２６０页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

２５６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

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

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

向里翻。

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

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

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

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

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

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

有可能弹着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

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

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２５６飞机仅只

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

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

，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Ｐ２７６－２７８）。

孙一先书Ｐ２７９中还有如下的说法：

９．１３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

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

，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

拦截。

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２０００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

的那篇报导中的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

该机的飞行轨迹”。以及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

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２５６飞机的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

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个当？

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

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分析一下是谁打下了２５６飞机：

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Ｐ５１，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

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

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２５６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

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本文中并未引用全），笔者认

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梗概”：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

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

２５６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

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２５６

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

，并带着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２５６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

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着２·５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

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出走事

件，而笔者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９．１３之谜，那

就是２５６飞机上的黑匣子。

２５６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Ｐ２９３即这样

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

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

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１Ｅ型”开

始，已装有７０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份

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

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

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

工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２５

６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

拆走了。

－－孙书Ｐ１９０

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

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

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

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

和地面的通话。

－－孙书Ｐ３３４

显然，２５６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但驾驶舱中的其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

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以上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９月１３日发生的事情。也即：

“林彪出走问题”。下面笔者将讨论对所谓“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的看法。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笔者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不如对前一个专题的研究那么深入

、持久。再加上写此问题时时间较仓促，不妥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教。

对于“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笔者看到过张聂尔以及网络上一些网友的

观点。有一些与笔者的思考不谋而合。但笔者感觉他们的观点还有欠系统与深入，

故而提出自己的全面看法。

值得提前说明一下的是，由于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张聂尔所着《风云９．１３》

一书（解放军出版社）中的材料，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该书材料的可信度。张聂尔

是空军元老，高干的女儿。与不少９·１３事件的参与者认识。她利用自己的特殊

条件进行了采访，又经解放军出版社等部门的层层审查，其材料应是受到官方认可

的。

林彪问题研究专家肖思科认为：“从林彪下达９．８手令上看，林彪是主谋，

是知其核心的。”（见《林彪死因只一个》，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北京青年

报》），也即：官方至今认为林彪是谋杀毛泽东行动的主谋。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阴谋，那是林彪之子

林立果盗用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一）我们先看一看张聂尔与党史专家王年一对整个谋杀事件的评价：

当人们细细琢磨“谋杀”和“南逃”这“两谋”时，不

难发现这“两谋”实际上只停留在仓促的狂想上就宣告

破产，甚至连会还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事实上，

谁作出了谋杀毛的动作了？例如谁拔出了枪，放了炸药

或点了火？没有；甚至，谁真的动手作谋杀毛的准备了

？例如准备了枪支，准备了火种，准备了炸药？没有…

…“两谋”均未遂。一切只是林立果们的狂想。所以，

“５７１”阴谋倒更像几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者梦呓

的“狂人日记”，或几个蹩脚演员在密室里表演的短命

的《我的奋斗》。正如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中所说

：“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杂乱无章，反革命准备不

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张聂尔书Ｐ３２０

笔者同意这种对杀毛事件指挥水平的评价。那么，这种低水平的事可能是谁做

出的呢？

（二）我们将通过比较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得出谁是杀毛事件的直接指挥

者：

（１）首先，我们看看林彪的指挥水平：

以下引自李天佑的回忆文章《首战平型关》中介绍平型关战斗前一天的情况：

我走进师长（笔者注：指林彪）的房子，林师长已躺

下休息了，头上还戴着健脑器。他身子很弱，常常在

地图前静坐几个小时，想了又想，把战斗的每个细节

都想到，然后才肯休息。现在他睡着了，也就是说他

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军用地图还挂在墙上，那些红

蓝笔迹已决定了敌人失败的命运。

我们再来看看时任１１５师侦察科长的苏静几年前对林彪在平型关之战中的表

现的评价：

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这个人打仗一

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在哪里架几

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埋伏一支预备队，

他都考虑得仔仔细细。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

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你让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山

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得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

我们可以说林彪指挥作战的特点是：思考周密细致，对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各

种不利情况考虑得深入细致全面。能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注意侦察，对各种情况异

常熟悉，订出的计划总是严密而切实可行。当他停止思考的时候也就说明他已经把

各种可能性，各种情况考虑周详了。对手就已经难逃失败的命运了。林彪的这种特

点就是他能成为常胜将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２）我们再来看看林立果的指挥水平：

林立果文革中从北大出来后进入空军，在军中“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当部长

”。可以说是坐着直升飞机升上来的人物，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却仗着自己了解不

少内幕消息心高气傲，是典型的志大才疏者，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是轻而易举，干什

么都很容易。

我们看一个林立果在杀毛事件中的指挥的例子，这是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回

忆：

林立果找我原来是要我去谋杀毛主席！到硕放铁路上去放

炸药！……。我说：不行，我空战次数不少，可从来没在

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摆弄过，连看都没看过。林立果

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我又说不行，铁路上保卫工

作很严密，根本不可能进去。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

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我还说不行，我说就算你

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总之

我就是说不行。

－－张聂尔书Ｐ３０３

从此例可以看出，林立果把杀毛简直看成是小孩子做游戏。完全不考虑杀手的

心理承受能力，不做深入，持久的思想动员。让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鲁珉去干，也

不管他是否有完成此任的技能。杀毛的技术工作是很复杂的，但林立果根本不去考

虑那些细节问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一句话就都解决了。

如此看来，林立果确实不愧为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典

型。

这样一来，我们从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前面张聂尔和

王年一对杀毛事件实际结果的评价绝不适合林彪，而绝对适合林立果的水平。退一

步讲，如果林彪来指挥谋杀，即使时间再紧急，没有太多的思考与准备时间，以林

彪丰富的大兵团指挥经验，也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指挥水平，况且，杀毛事件的复杂

程度远逊于辽沈战役。

所以我们有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谋杀毛泽东事件绝对不是林彪直接指挥的。

而只能是林立果直接指挥的。

（三）那么，杀毛事件可不可能是由林彪知情，同意，指使（但他自己不直接

指挥），而由林立果直接指挥的呢？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这是由林彪的另一个毕生的指挥特点决定的。

林彪军事指挥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指挥上独断专行。

林彪对于本级指挥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全面插手。叶群曾说：“首长过去打

仗从来不依赖秘书。”（《毛家湾纪实》Ｐ３２２）。可以说，林彪的脑子就是一

个小司令部，这一点与拿破仑非常相似。

林彪不但牢牢掌握本级指挥权，而且常常越级指挥！林彪曾说过，他从辽沈战

役中总结的经验，一曰“越级指挥”，二曰“越级指挥”，三曰还是“越级指挥”

。

当年四野南下作战中，临时配属四野作战的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就曾经风趣

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兵司令’，可以蒙头睡大觉。”

。这是因为，林彪常常越过陈赓直接指挥到师一级，所以陈赓等于摆设。

在平型关战斗中，林彪是师长，大包大揽指挥权。而３４３旅的旅长陈光就只

能闲着没事干。（《平型关大捷》Ｐ２９３－－２９９）。

可以这么说：只要林彪出现在哪个位置，就会有几级的指挥员临时“下岗”。

经过这样一些分析，问题就来了：在谋杀毛泽东事件中，原先那个对本级指挥

事必躬亲，面面俱到，大权在握的林彪；那个把越级指挥当作法宝的林彪，如果他

决定谋杀毛泽东，怎么可能只满足于“知情”？而放手让林立果指挥呢？况且，杀

毛这一举动在那个年代可是非比寻常，比打仗更有危险性。因为打仗失败还有一个

“打不赢就走”的出路。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杀皇帝不成功，只能满门抄斩，死

路一条。

在这么重大的事关林彪全家生死（甚至也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上，一向行事

谨慎（甚至有时因谨慎失去机会）的林彪，指挥权独揽的林彪怎么可能一反旧有习

惯当起甩手“大爷”，把杀毛的直接指挥权完全交给他那个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儿

子呢？

这里还有一个旁证：从张聂尔书Ｐ３２１可知，林彪手下的亲信大将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对谋杀毛泽东事件一无所知，没有参与任何行动。他们

在１９８０年的审判中不是由于谋杀毛泽东事件被判刑，而是以别的罪名获罪。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林彪策划政变，哪会放着自己手下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

不用，却去用林立果，周宇驰这些没有多少经验的小年轻呢？

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林彪决定杀毛，则依他的风格及事态的严峻性，林彪必然

会亲自直接指挥。而杀毛事件的实际实施结果水平极其低下，表明不可能是林彪的

手笔。所以，肯定不是林彪直接指挥。使得林彪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却不直接指挥

的原因只能是林彪对谋杀毛泽东事件事先不知情！

（四）那么我们又如何面对官方提供的林彪“主谋”杀毛的证据呢？

据现在的情况，林彪“主谋”杀毛的最著名，最核心的证据就是所谓的“９．

８手令”。其它的证据似乎就没有了。这真是与前面李文普的口供一样的异曲同工

－－孤证！

“９．８手令”就是一张纸条，其内容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

办。林彪９月８日”。这就是号称的“林彪武装政变手令”。

笔者对这个手令的真伪是有所怀疑的。笔者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这个手令本身就是林立果等人伪造的。

笔者的怀疑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下面给出证据：

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在接受张聂尔采访时，回忆他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晚

看到这个手令时就有怀疑。鲁珉说：“我从来没见过林彪的字，只见过墙上林彪的

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手令到底是谁写的我哪知道。”也就是说，鲁珉根据

他的经验就怀疑手令的可靠性（张聂尔书Ｐ３０３）。

另外，“江腾蛟在羁押中两次讲，他所看到的手令，与公布的这份周宇驰临死

前撕碎后拼上的不一样，字体不像。”（张聂尔书Ｐ２８７）

第二种可能性：这个纸条本身确实是林彪手书的，但其含义可能指的是另外一

些次要问题。林立果等人把他从林彪手中骗来，然后就滥用它的解释权为杀毛服务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稍大）。

“９·８手令”的内容实在太模糊了。“按立果，宇驰的命令”办哪些事？可

以说每个拿到手令的人都能按自己的需要滥用，随便解释其含义。

最后，笔者对谋杀毛泽东问题进行一下小结。虽然笔者自觉现在就下特别肯定

的结论总感稍嫌仓促，但是笔者还是愿意表达一下自己的倾向性结论。即认为：林

彪最初不知道，因而也未参与谋杀毛泽东事件（即使林立果曾向林彪提出过杀毛的

设想，也是被林彪否定了）。林立果骗取林彪的手令发动谋杀行动，政变未遂。他

知道纸里包不住火，遂向林彪报告了政变真相。林彪认为林立果所为使自己跳进黄

河也洗不清了，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彻底对立，所以只得同意林立果的建议出走广州

（香港）。

最后对全文总结一下。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五条新的核心质疑：

一、林彪在去机场的汽车上到底说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

间？”这句关键性的话？

二、林彪一行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飞往广州（香港）？是不是因为机上燃油不

足？

t赃

v烫蘦?林彪死亡真相zz

“９、１３”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锲而不舍地探究其

内幕？或许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确实仍被掩盖着。本文的作者陈晓宁先生提出了自

己的疑问，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章根据作者的独到见解，对深入探讨“９．

１３”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一事件的真相大白应该能使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

人们得到些什么。

作者说明：

不久前某刊２００１年十月号上发表了笔者的《质疑林彪出走事件》一文，在

此首先向该刊表示感谢。该文中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１３日发生的

事情，亦即：“林彪出走问题”。而广义的“９．１３”事件实际还应该包括“谋

杀毛泽东问题”，但该文中尚未论及。现笔者整理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与旧

文合二为一，也算是对“９、１３”事件的整体思考。故易名为《质疑林彪“９．

１３”事件》也许更贴切些。在此也向『枫华园』的盛意表示感谢。

质疑林彪“９．１３”事件

－陈晓宁－

２００１年的９月１３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９．１３”事

件三十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

文。笔者将本着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９．１３”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内容提要：

本文中笔者将要对“９．１３”事件提出以下新的、不同于通常说法的核心结

论：

一、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

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

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９月１２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

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所乘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

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

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寻找机场迫降，而是因

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

四、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２５６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

中所致，飞机在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六、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毛泽东阴谋，也未参与，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盗用

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进入２００１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

份是我国当年驻外蒙古的武官孙一先写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

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另一份是２００１年２月号的《中

华儿女》杂志上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的文章《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

。

康庭梓的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杂志第４１

页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的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

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

坠毁于温都尔汗。

“２５６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

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所着《谁杀了林彪》（台湾世

界书局１９９７）。王兆军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

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

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

……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

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

得（指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笔者注）采访

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说

：“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

，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

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亚历山德鲁和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书中的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

记者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彼得·汉纳姆）的报导。这位记者于１９９３年

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采访

，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

，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

ｍ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

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２５６飞机

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在这

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Ｓ

ｕｎｄａｙ每日》于２０００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

：“……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

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

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

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无问题。

笔者当初从王兆军的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

听到的９．１３事件的正式的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我们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

：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着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

是朝着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这种看法应该是一般

老百姓得到的通常信息。比如，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２０

０１年刚刚出版的孙书２６３页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的航线图，在这

幅图中，就标注出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

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

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２５６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

在回返一事。我们普通人以前谁听说过２５６飞机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

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怀疑态度，只看为一家

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因为仅

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

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想一想康庭

梓就是２５６飞机的幸存的驾驶员，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

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

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

为“２５６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并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

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

笔者认为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

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

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

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

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发表

在《党的文献》杂志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１：５０飞出

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

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

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

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２５６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６０公里

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２７８、２６３页）。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２５６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

它坠毁了，实际上仍在飞行。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２５６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

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

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近１千公里以上，加上２５６飞

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会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

一点并不难理解，例如：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

达仅监视了２５６飞机１４分钟，距离１２０公里，２５６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

消失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无法监视

，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２５６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意味着它坠

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２５６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

得出的“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

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

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２５６飞机在外

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

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

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

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２５６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

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

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

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２５６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

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

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

的选择。笔者认为，当２５６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

，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

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

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

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

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也是不合理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２５６飞机转头是

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

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

），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２５

６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Ｈａｎｎａｍ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

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２５

６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

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２５６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

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

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

既然２５６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

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

通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分析，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１９７１年９月１

３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

一、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他们的恶劣程度是完

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可以说从千百年的历史

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

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

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

（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

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

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

，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真是一万年也翻

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

笔者的分析是肯定的：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份！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

以下摘自林彪着《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

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

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

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

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

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

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而

打江山。

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

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１９５８年他在昆

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

林彪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

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

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

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

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

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

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

力编《１９６５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２２９页）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９．１３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

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

不玩女人！不象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

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

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

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

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寻常的夫妻吵架最能真

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德，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

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声色小人。

实际例子当然远远多于这些，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

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

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付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

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局已定情况下跟进的多。但也有

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当作文革的替罪羊统统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

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林彪这样一个有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

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

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份动机与思想基础

。

三、林彪在直到９月１２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０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门是中央军

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

９月２日下午……

……

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

几天了。”

……

９月１１日１２：３０，内勤听到……林彪说：“

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

是从容就义。”

－－转引自《风云９、１３》

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Ｐ３１１－３１２

从以上看出，到９月１１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

都没有，更别说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２４３－２４

４页：

（９月１２日晚）十一点多了……

……

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着

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

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

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

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

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

‘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

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

正淌着眼泪。”

……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

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

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

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

”，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案件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

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

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

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

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

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

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着他往这条可耻的

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

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

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

的。

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

的）。

总之，在与毛泽东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

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

选择，林立果向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８３４１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着林立衡来找我

，说有要紧事情。

……

“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

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

“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

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

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

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３１５页）发生在９月１２日晚９：２０左右，而

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

２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３１３页：

大约（９月１２日）晚上１０时，林，叶和林立果

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好

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

了香港就好办了。”

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

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

上１０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１个多小时了。

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０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

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９

．１３》Ｐ３１４，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总之，林彪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

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

）？

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

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党内矛盾，后者可是出卖民族

和祖国。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

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

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

中得知的这一句话。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

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

“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

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

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

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第３１０页）

－－笔者注：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

任，调查研究“两案”１０年，出书５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

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

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

卫处副处长李文普。

－－笔者注：“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第２９５页（作家出版社）：

……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

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

……

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

逃的权威铁证。

笔者注：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

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

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

，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份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说的假话，作的

伪证。我将在下面作出分析。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１９９９年２月号上的文章《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

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

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

，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

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

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

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

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５８楼

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

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

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

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

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

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

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

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

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

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

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

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

不是明摆着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

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

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

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

枪逼着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

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

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

普此说不合逻辑。

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

笔者的问题就来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

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

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

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

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

。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

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见杨成武的文章《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

师长》）。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

。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只是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让大家看一下

。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第３１９页（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

也大概是确估１０月２０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

袭击。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

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各位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

）乘飞机起飞后，定于２０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

彪平时在中午１２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

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

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

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

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

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

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

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

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

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伊尔库茨

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

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

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６个人，

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４位是林彪“阴

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

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

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

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

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小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着替林彪卖

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

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共产党教育那么多年，层层筛选出来

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

抗。

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

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

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

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

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

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

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

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

第四点疑问：９．１３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

体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

。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２８８、２９５页，由于

这个情况当事人至少在２０人以上，所以应当可信）。

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这当然是最重要

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忘

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普

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着大家

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

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

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

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

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

。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３个条件后（①为李保密；②保留党籍军籍；③保

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

间？”这句话（参见张宁书２９５页）。李文普在自己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

不得不说》中对张宁进行了大量反驳，但对于张宁叙述的这部份重要情况，他却未

作反驳。

这当然引发我们判断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

。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

，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

附带一个小问题：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

晓霖（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

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

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

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

，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

说自己“枪走火”。

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

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

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定压力下，当然可能说谎。

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

。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９．１３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

证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

笔者在这里作一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

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

选去广州，去不成就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

，去哪都无所谓－－所以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

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

七、笔者现在可以勾勒一下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

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

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

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绑架，那么上车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

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

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冤）－－－－〉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

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

而由于李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９月１２日

下午林立衡就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

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

以当看到路上８３４１部队（如：姜作寿）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

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

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

成的）－－－－〉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

行后，由于某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究竟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是：潘景寅

告知林立果：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１２·５吨油飞不到广州－

－当时机上所存油料的数字见《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一书第６９页。而飞

到广州需要１６吨油。同书第８７页）。于是守在驾驶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

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

还不知情。－－－－〉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

边界时，林彪终于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

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

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那么如果说林彪在９月１３日这一天的行

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

以上这些是笔者对“２５６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一

奇怪现象的原因的分析。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方

面击落了２５６飞机”：

我方在谈到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都是认为２５６飞机由于燃

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说明

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着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

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

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１９８８年１

，２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１９－２１页，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令员

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

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

然而我方却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

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

古目击者说：“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

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

，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文中提到：“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的报导。如

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

出两个我刚刚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目前很流行的报纸）发

表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第一版的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

特派记者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

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一阵

“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

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

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

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

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２０分钟

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

天，……

请注意：拉哈玛大娘看到的是“冒着大火的飞机”。

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３５９－３６

０页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马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

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不同

意这种意见。

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处，在夜晚２点没有灯光的空

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３０００米难道还分不清着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

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

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４

０岁左右，年富力强，她观察飞机盘旋达２０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

断错？

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又将如

何解释？

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第５８０页，春风文艺出版社１

９９６）：

这位商人（指邬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

了９．１３事件的目击者－－一位仓库保管员

。保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

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看到一架正

在燃着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邬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１９９３年到蒙古把２５６

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９３－９４年的报

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

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上的

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

据：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

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忆，１

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

（“飞”字应该是“火”吧？－－笔者注）

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

，其中有个中国大官。

虽然以上两段文字细节不尽相同（不同转述者有所脱衍是正常的现象），但我

们还是可以看出：飞机在空中先爆炸，再起火，最后下落。

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旁证：

２５６飞机着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着陆（那样的话

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２４７页），只能用机腹擦着地

皮降落。由于２５６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引起油箱爆

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

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２６５页）。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还有约

２·５吨油，还可以至少飞２０分钟（孙一先书２７７页）。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

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

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

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

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做？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等不及再在

空中飞２０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着２．５吨油料强行迫降。

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的“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

。而且是由爆炸引起。

２５６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燃着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

和前面许大使及调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吧－－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

！

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２５６飞机

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着陆前的

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以大量分析否

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笔者对此认为：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极有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弹将

２５６飞机击中，引起爆炸并着火。请看分析：

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击落它。毛说“天

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系也

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泽东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不敢

）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２５６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者非

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主动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

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这是因为：

１、２５６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

（０：３２起飞，１：５０出境。在国内绕了１个多小时。孙一先书１６９页），

只要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而

飞出国境－－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２、如果认为在２５６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２５

６飞机不可能再在外蒙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

汗听到空中２５６飞机的爆炸声。

３、如果认为是在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

将其击中（王兆军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１千公里，

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不可能有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

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２５６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

由于自身故障造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爆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分析的可能性：

当２５６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

航客机。但开始时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航

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类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

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苏

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

了吧？所以，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２５６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

断２５６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２５６飞机在蒙古境内

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

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

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

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

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

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

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

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

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２５６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

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就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

？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２５６飞机返回得

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

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从

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提供

了旁证。

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

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２５６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

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

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是笔者的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使

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在

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

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国

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

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

任务。以下选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

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

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

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

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

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

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

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

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

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

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

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

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

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

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

燃烧爆炸时形成的。

……

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

１、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

２、飞机不是“空中起火”及其理由。

以下是笔者的反驳论点：

１、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着是在空中炸个粉

碎－－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着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

也不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

导弹后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

么不考虑这种情况？

２５６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

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２５６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

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迫降，并在着陆过程中也不

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着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

似了。

所以按照笔者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地面有轨

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２、“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

而２５６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

机翼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着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

所以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

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得

通。２５６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着陆失败是完全可

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

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

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份

，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４０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

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４０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

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Ｐ８，Ｐ２１）。

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是着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

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

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Ｐ１９５

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４０厘米。周围不规

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导

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

０００年）一书Ｐ５０，５４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

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

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２６０页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

２５６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

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

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

向里翻。

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

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

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

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

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

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

有可能弹着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

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

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２５６飞机仅只

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

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

，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Ｐ２７６－２７８）。

孙一先书Ｐ２７９中还有如下的说法：

９．１３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

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

，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

拦截。

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２０００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

的那篇报导中的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

该机的飞行轨迹”。以及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

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２５６飞机的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

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个当？

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

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分析一下是谁打下了２５６飞机：

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Ｐ５１，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

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

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２５６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

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本文中并未引用全），笔者认

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梗概”：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

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

２５６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

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２５６

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

，并带着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２５６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

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着２·５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

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出走事

件，而笔者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９．１３之谜，那

就是２５６飞机上的黑匣子。

２５６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Ｐ２９３即这样

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

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

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１Ｅ型”开

始，已装有７０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份

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

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

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

工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２５

６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

拆走了。

－－孙书Ｐ１９０

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

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

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

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

和地面的通话。

－－孙书Ｐ３３４

显然，２５６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但驾驶舱中的其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

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以上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９月１３日发生的事情。也即：

“林彪出走问题”。下面笔者将讨论对所谓“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的看法。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笔者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不如对前一个专题的研究那么深入

、持久。再加上写此问题时时间较仓促，不妥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教。

对于“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笔者看到过张聂尔以及网络上一些网友的

观点。有一些与笔者的思考不谋而合。但笔者感觉他们的观点还有欠系统与深入，

故而提出自己的全面看法。

值得提前说明一下的是，由于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张聂尔所着《风云９．１３》

一书（解放军出版社）中的材料，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该书材料的可信度。张聂尔

是空军元老，高干的女儿。与不少９·１３事件的参与者认识。她利用自己的特殊

条件进行了采访，又经解放军出版社等部门的层层审查，其材料应是受到官方认可

的。

林彪问题研究专家肖思科认为：“从林彪下达９．８手令上看，林彪是主谋，

是知其核心的。”（见《林彪死因只一个》，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北京青年

报》），也即：官方至今认为林彪是谋杀毛泽东行动的主谋。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阴谋，那是林彪之子

林立果盗用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一）我们先看一看张聂尔与党史专家王年一对整个谋杀事件的评价：

当人们细细琢磨“谋杀”和“南逃”这“两谋”时，不

难发现这“两谋”实际上只停留在仓促的狂想上就宣告

破产，甚至连会还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事实上，

谁作出了谋杀毛的动作了？例如谁拔出了枪，放了炸药

或点了火？没有；甚至，谁真的动手作谋杀毛的准备了

？例如准备了枪支，准备了火种，准备了炸药？没有…

…“两谋”均未遂。一切只是林立果们的狂想。所以，

“５７１”阴谋倒更像几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者梦呓

的“狂人日记”，或几个蹩脚演员在密室里表演的短命

的《我的奋斗》。正如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中所说

：“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杂乱无章，反革命准备不

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张聂尔书Ｐ３２０

笔者同意这种对杀毛事件指挥水平的评价。那么，这种低水平的事可能是谁做

出的呢？

（二）我们将通过比较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得出谁是杀毛事件的直接指挥

者：

（１）首先，我们看看林彪的指挥水平：

以下引自李天佑的回忆文章《首战平型关》中介绍平型关战斗前一天的情况：

我走进师长（笔者注：指林彪）的房子，林师长已躺

下休息了，头上还戴着健脑器。他身子很弱，常常在

地图前静坐几个小时，想了又想，把战斗的每个细节

都想到，然后才肯休息。现在他睡着了，也就是说他

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军用地图还挂在墙上，那些红

蓝笔迹已决定了敌人失败的命运。

我们再来看看时任１１５师侦察科长的苏静几年前对林彪在平型关之战中的表

现的评价：

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这个人打仗一

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在哪里架几

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埋伏一支预备队，

他都考虑得仔仔细细。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

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你让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山

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得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

我们可以说林彪指挥作战的特点是：思考周密细致，对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各

种不利情况考虑得深入细致全面。能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注意侦察，对各种情况异

常熟悉，订出的计划总是严密而切实可行。当他停止思考的时候也就说明他已经把

各种可能性，各种情况考虑周详了。对手就已经难逃失败的命运了。林彪的这种特

点就是他能成为常胜将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２）我们再来看看林立果的指挥水平：

林立果文革中从北大出来后进入空军，在军中“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当部长

”。可以说是坐着直升飞机升上来的人物，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却仗着自己了解不

少内幕消息心高气傲，是典型的志大才疏者，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是轻而易举，干什

么都很容易。

我们看一个林立果在杀毛事件中的指挥的例子，这是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回

忆：

林立果找我原来是要我去谋杀毛主席！到硕放铁路上去放

炸药！……。我说：不行，我空战次数不少，可从来没在

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摆弄过，连看都没看过。林立果

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我又说不行，铁路上保卫工

作很严密，根本不可能进去。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

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我还说不行，我说就算你

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总之

我就是说不行。

－－张聂尔书Ｐ３０３

从此例可以看出，林立果把杀毛简直看成是小孩子做游戏。完全不考虑杀手的

心理承受能力，不做深入，持久的思想动员。让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鲁珉去干，也

不管他是否有完成此任的技能。杀毛的技术工作是很复杂的，但林立果根本不去考

虑那些细节问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一句话就都解决了。

如此看来，林立果确实不愧为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典

型。

这样一来，我们从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前面张聂尔和

王年一对杀毛事件实际结果的评价绝不适合林彪，而绝对适合林立果的水平。退一

步讲，如果林彪来指挥谋杀，即使时间再紧急，没有太多的思考与准备时间，以林

彪丰富的大兵团指挥经验，也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指挥水平，况且，杀毛事件的复杂

程度远逊于辽沈战役。

所以我们有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谋杀毛泽东事件绝对不是林彪直接指挥的。

而只能是林立果直接指挥的。

（三）那么，杀毛事件可不可能是由林彪知情，同意，指使（但他自己不直接

指挥），而由林立果直接指挥的呢？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这是由林彪的另一个毕生的指挥特点决定的。

林彪军事指挥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指挥上独断专行。

林彪对于本级指挥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全面插手。叶群曾说：“首长过去打

仗从来不依赖秘书。”（《毛家湾纪实》Ｐ３２２）。可以说，林彪的脑子就是一

个小司令部，这一点与拿破仑非常相似。

林彪不但牢牢掌握本级指挥权，而且常常越级指挥！林彪曾说过，他从辽沈战

役中总结的经验，一曰“越级指挥”，二曰“越级指挥”，三曰还是“越级指挥”

。

当年四野南下作战中，临时配属四野作战的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就曾经风趣

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兵司令’，可以蒙头睡大觉。”

。这是因为，林彪常常越过陈赓直接指挥到师一级，所以陈赓等于摆设。

在平型关战斗中，林彪是师长，大包大揽指挥权。而３４３旅的旅长陈光就只

能闲着没事干。（《平型关大捷》Ｐ２９３－－２９９）。

可以这么说：只要林彪出现在哪个位置，就会有几级的指挥员临时“下岗”。

经过这样一些分析，问题就来了：在谋杀毛泽东事件中，原先那个对本级指挥

事必躬亲，面面俱到，大权在握的林彪；那个把越级指挥当作法宝的林彪，如果他

决定谋杀毛泽东，怎么可能只满足于“知情”？而放手让林立果指挥呢？况且，杀

毛这一举动在那个年代可是非比寻常，比打仗更有危险性。因为打仗失败还有一个

“打不赢就走”的出路。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杀皇帝不成功，只能满门抄斩，死

路一条。

在这么重大的事关林彪全家生死（甚至也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上，一向行事

谨慎（甚至有时因谨慎失去机会）的林彪，指挥权独揽的林彪怎么可能一反旧有习

惯当起甩手“大爷”，把杀毛的直接指挥权完全交给他那个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儿

子呢？

这里还有一个旁证：从张聂尔书Ｐ３２１可知，林彪手下的亲信大将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对谋杀毛泽东事件一无所知，没有参与任何行动。他们

在１９８０年的审判中不是由于谋杀毛泽东事件被判刑，而是以别的罪名获罪。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林彪策划政变，哪会放着自己手下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

不用，却去用林

三、关于“２５６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

１、这是否是事实？

２、如果是事实，飞机为何不一直飞向苏联？为何又掉头返回中国？飞机上发

生了什么事情？

四、关于“２５６飞机着陆前曾发生爆炸并起火”：

１、这是否是事实？

２、如果是事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被苏蒙方面导弹击中？

五、林彪是否知晓并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９．８政变手令”是真实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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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林彪出走事件

【多维新闻社30日电】刚出版的《北京之春》十月号，发表了陈晓宁的长篇文章《质疑林彪

出走事件－－为"九一三"事件三十周年而作》，现全文连载于此∶

2001年的9月13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9.13事件三十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文。笔者将本著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9.13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在本文中笔者将要对9.13事件提出以下新的核心结论：

一.林彪在1971年9月12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9月12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256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因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256飞机返回中国。

四.256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著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256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所致，飞机在受

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进入2001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回忆书刊。一份是我国当年驻蒙古武官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另一份是2001年2月号《中华儿女》杂志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林彪座机强行起飞

之后》。

康文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杂志P41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256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著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谁杀了林彪》（台湾世界书局1997）。王兆军是这样叙

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得（指PeterHannam－－笔者注）采访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指托米林－－--笔者注）说："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记者PeterHannam（彼得·汉纳姆）的报导。这位记者于1993年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他们的采访，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他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256飞机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PeterHannam在这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Sunday每日》于2000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机在极

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行了。

笔者当初从王兆军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听到9.13事件的正式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著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是朝著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2001年刚刚出版的孙书P263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航线图，在这幅图中，就标注出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256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在回返一事）。谁听说过它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存疑态度，只看为一家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仅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为"256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笔者认为恐怕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著陆？》，发表在《党的文献》杂志1999年第4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50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256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6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P278,263）。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在256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它坠毁了，256飞机实际仍在飞行。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256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240公里以上，加上256飞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可能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达仅监视了256飞机14分钟，距离120公里，256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消失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当然后来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真的无法监视，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256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意味著它坠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256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得出的"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256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256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256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256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的选择。笔者认为，当256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256飞机转头是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由于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256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Hannam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256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256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256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256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通过自己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思索，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1971年9月13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还是值得大家一看的。

.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恶劣程度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从历史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笔者的分析是：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分！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以下摘自林彪著《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林彪说："......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著。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打江山。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1958年他在昆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林彪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力编《1965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P229）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9.13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像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从寻常的夫妻吵架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

声色小人。

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林彪这样一个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付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形势下跟进的多。但也有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分动机与思想基础。

三.林彪在直到9月12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1994年8月10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们是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

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9月2日下午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9月11日12：30，内勤听到......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转引自《风云９１３》，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P311-312

从以上看出，到9月11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都没有，更别说叛

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P243-244：

（9月12日晚）十一点多了。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著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著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著眼泪。"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案件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著他往这条可耻的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

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的。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的）。总之，在与毛主席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选择，林立果向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著林立衡来找我，说有要紧事情。......"叶群，林立果要带著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P315）发生在9月12日晚9：20左右，而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2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P313：

大约（9月12日）晚上10时，林，叶和林立果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

好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了香港就好办了。"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上10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1个多小时了。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9月12日晚10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９１３》P314）。总之，林彪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中得知的这一句话。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

"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P310）

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任，调查研究

"两案"10年，出书5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P295（作家出版社）：......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铁证。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分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作的伪证。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1999年2月号上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５８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

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著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著身，手扬著，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

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不是明摆著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枪逼著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普此说不合逻辑。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笔者的问题就来

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P319（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确估10月20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乘飞机起飞后，定于20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么说：从伊尔库茨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6个人，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4位是林彪"阴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

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

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破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著替林彪卖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党教育那么多年，组织上层层筛选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抗，反而从张宁的书中看到正是杨振刚将林彪"扛顶"上飞机的－－他不但不反林彪，还帮林彪（张宁书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