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中国抗日战争全史》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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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继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它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战争，也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过程。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各族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赢得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发生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又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继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立即开始了新的争夺霸权的斗争。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在战争造成的新的格局的基础上，经过激烈斗争，建立了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国际关系体系，实现了对全球利益的再分割。

但是，这个新的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它们之间的固有矛盾，反而增加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各战胜国之间的新矛盾。这种状况，预示着新的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苏联。这一划时代的变化，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使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德、日、意等国的实力很快得到恢复或加强。它们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成为英、法、美等国的对手，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重新尖锐起来。而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逐渐形成了以英、法、美为一方的“维持现状派”和以德、日、意为另一方的“打破现状派”。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为适应对外扩张争霸的需要，德、日、意开始向法西斯道路迈进。它们既与苏联和被压迫民族、周边弱小国家为敌，也与其他西方大国为敌，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

日本早在明治中期，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经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后进的日本不仅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为了独霸中国，日本利用列强准备和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利用袁世凯称帝的机会，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日本的侵华活动更加猖獗。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是首先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

会后田中给天皇的奏章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扩张纲领。从而把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又两次出兵山东，并相继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特别是1930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后，为了摆脱危机，日本更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妄图首先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分别支持各派新老军阀，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使中国继续维系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处于连年内战，国弱民穷，科技落后，生产停滞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随着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在法西斯国家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西方列强苦于应付经济危机，苏联忙于国内建设和中国贫弱与进步并存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首先在东方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迈出了独霸中国、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第一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二）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曲折的抗日战争的序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却违背全民族的意志，对日本的进攻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方针，集中兵力进行“剿共”的反革命内战，致使日军乘虚而入，继占中国东北之后，又进犯上海，并炮制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反“围剿”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但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和出卖民族利益，主张武装抗日方面是坚定的。“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派出大批干部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开展东北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影响下，东北沦陷区和其他地区人民及部分爱国军队，一反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东北人民武装的抗日游击战争和上海第19路军的抗战，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33年1月，日军又侵犯热河和长城各口及其以南地区。随后，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此时，蒋介石国民党仍继续推行“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动国策，一面在国内集中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第五次“围剿”，扼杀长城抗战，破坏察哈尔抗战，镇压主张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禁止抵制日货运动；一面对日步步退让，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积极引导和推动部分爱国军队和广大群众，冲破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同时，发表“八一宣言”，作出“十二月决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左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列强和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于1935年11月五全大会以后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反共内战政策仍未放弃，直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国民党才被迫改弦更张。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意见，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抗战的发动、坚持和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三个月灭亡中国。“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又经过多次谈判，于9月得以正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中华儿女不分民族、阶层、党派、宗教，也不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以至海外侨胞，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汇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到处都燃烧着抗日的烽火。特别是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其规模之广，时间之长，作用之伟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这次全民族抗战不同于第一次中日战争。它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代进行的；是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对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两支军队，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既有战略配合又独立自主地实施的战争。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和胜利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指望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单纯和敌人拼消耗，消极地以空间换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求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采取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和效果。

在战略防御阶段，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中，顽强抗击，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但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38页。]导致半壁山河迅速沦丧。尽管这佯，国民党正面战场仍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战场。在敌后战场配合下，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分别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对破坏敌战略进攻，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再无力举行战略进攻，中国也需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于是抗日战争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妄图扑灭人民游击战争，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目的。客观上敌后战场就被推上了主战场的位置。敌后战场军民不畏强敌，主动挑起了主战场的重担。而国民党却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影响，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1939～1940年，日军在加强敌后战场兵力，重点进攻敌后根据地的同时，对正面战场加紧诱降活动，并通过军事进攻、战略轰炸、封锁沿海等手段，逼迫蒋介石步汪精卫的后尘，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危机。此时，国民党一面对日军的进攻进行防御作战，一面与日本秘密交涉，并开始制造反共磨擦和反共事变。面对当时的不利形势，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敌后战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向日军发起百团大战，“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毛泽东选集》（合订—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6页。]

1941～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日本在德、意法西斯横扫西欧北非、闪击苏联暂时得势的刺激下，为了打破中国战场的僵持局面，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此前后，日军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并把中国占领区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遂集中2/3到3/4的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实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的灾难。但是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贯彻“十大政策”[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和“敌进我进”方针，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多种多样的游击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渡过了难关，巩固了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中国战区的建立和美英等国对中国援助的增加，中国战场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是国民党未能加以利用，而是继续保存实力，依赖外援，坐待胜利，以便将来用于消灭在艰苦抗战中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力量。因此，这段时间国民党除派遣中国远征军赴缅直接协同盟军作战外，在正面战场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八路军于同年秋冬在华北敌后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军也在缅北开始了反攻。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加紧了对轴心国军队的战略反攻。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了走向胜利的阶段。此时，正面战场拥有2亿多人口的地区和600多万军队，本应在反攻中有所作为。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保全实力在先，抗战为次的避战方针，致使正面战场在日本于1944年春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严重失利，只是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和滇西的反攻作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与此同时，敌后战场主动承担了对日举行局部反攻的任务。由于敌后战场反攻的胜利，弥补了正面战场的损失，并在整体上使在华日军的战略态势迅速恶化。进入1945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势如破竹。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和中国战场面临最后崩溃。中国敌后战场军民乘势进一步扩大局部反攻，取得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的重大胜利。国民党正面战场也进行了有限的局部反攻，同时，中国远征军继续在缅甸境内消灭日军，打通了中印、滇缅公路。这些都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同年5月，希特勒德国战败。7月，中、美、英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上旬，当美国先后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之际，中国敌后战场军民对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同盟国的胜利和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

（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不论在中国近代史还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它的胜利，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性的联盟战争，参战的同盟国的各个成员国都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作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和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家，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第一个举起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义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长达14年之久，从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也8年有余。

1939年欧战爆发以前，英美等国不仅没有承担反法西斯的责任，反而纵容法西斯国家，造成对中国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的重任达数年之久。经过艰苦抗战，粉碎了日军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争霸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的侵略计划，使其陷入“中国泥潭”，延缓了整个法西斯勾结起来扩大侵略的进程，为主要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对粉碎远东慕尼黑阴谋，动员和鼓舞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壮大，都起了重要作用。欧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欧、亚、非大批国家沦亡的情况下，中国始终与苏、美、英等盟国一道屹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线，把日本陆军主力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对保证美、英、苏实施“先欧后亚”方针，避免两线作战，聚歼德国法西斯，对支援盟军太平洋战场反日作战，对阻止德、日法西斯会师中东，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战场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抗击着半数以上日本陆军。据日方统计，日军在战争中共死伤195万人。[〔日〕《昭和史事典》，1980年日文版，第212页。）其中中国战场死伤133万人，（〔日〕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株式会社教育社，1979年版，第266页。]占伤亡总数的70％。

中国军民在这场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军队伤亡380多万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伤亡总数的2/5；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1000亿美元以上。而美军在对日作战中仅伤亡32万余人，苏军伤亡3.2万余人。当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与同盟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政治形势。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所发展起来的雄厚力量和积累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经验，对战后世界特别是远东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反帝斗志，促进了各国革命和进步力量的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次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走向胜利具有直接而重大的意义。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凌辱、侵略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饱受帝国主义奴役之苦的中国人民，在历次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勇斗争精神，但大都失败了。唯有这次抗日战争开创了历史记录，中国人民取得了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显示了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的伟大力量，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这场战争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通过战争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反动势力，大大增强了新的革命因素，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新的高度。作为中华民族先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都由几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是全国抗日的模范，也是全国民主的模范，新中国的雏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所有这些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这次抗日战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学说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更加成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成为战后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次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种觉醒的共同内容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爱国主义蕴含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它不仅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团结前进的巨大动力。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促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日益富强昌盛，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短暂的和平时期，实际上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时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产物，同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国际格局及其矛盾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及其矛盾冲突

（一）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于欧洲，东方的日本与中国也先后参战，卷入战争的国家共达33个。战争结束后，美、英、法等战胜国为处理战败国，并协调战后国际关系，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然而，这两次会议未能消除战争根源，却埋下了爆发更大战争的种子。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揭幕，与会有27个战胜国及5个新成立的国家，代表共约1000余人。到1920年8月10日签订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为止，和会历时1年又7个月。会议由英、法、美、意、日等协约国五强国控制，而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首相克里孟梭三巨头是会议的主宰者。

各战胜国依据自身的利益，各有打算。美国参战于1917年4月，参战最晚，损失最小。到战争结束时，虽然海陆军事力量不及英、法，但由于在战争期间向协约国销售军火，获得暴利，成了世界上头号债权国，纽约取代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十四点原则”，主张废除秘密外交，缔结公开和约，实行公海航行自由，撤销经济壁垒，建立国际联盟等，为1918年11月11日贡比涅停战协定及巴黎和会定下了基调。

英国在大战中受到相当的削弱，失去了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了美国的债务国，但在军事力量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海军力量占有相当优势。

英国力图维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阻挠法国利用德国的战败而过分扩张，并维护在战争中获取的既得利益。

法国因在战争中遭受损失最大，元气大伤，负债累累。但法国仍然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控制着重要的战略地区。法国决心确立和巩固其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并力图通过勒索巨额赔款、分割领土等手段进一步削弱德国，进而控制中欧及部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

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虽不及英法，但它除了要求得到1915年《伦敦秘密协定》所许诺的利益之外，还要求在巴尔干诸地扩张势力，要求割取阜姆港（今南斯拉夫里耶卡），变亚德里亚海为意大利的内湖，在东地中海建立霸权。

日本也是一个发了战争横财的国家，它乘欧洲混战之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大肆扩张。

1914年10月占领原德属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11月抢占中国青岛和胶州湾。

1915年1月18日，迫使中国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力图独霸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的工业生产、黄金储备都大幅度增长。

因此，日本决心保住战争中掠取的既得权益并进一步同英美等国争夺远东霸权。

中国曾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奥宣战，也属战胜国。但中国的参战，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操纵和控制。中国为参战经费等问题，在权益方面遭受巨大损失。中国政府希望能通过和会修改同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

鉴于上述背景，和会自开始便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协约国五强力图根据各自意志来安排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首先讨论国际联盟的建立，尔后再讨论赔偿等问题；英法两国首脑则首先关注对德国的惩罚、战争赔款及殖民地分割，认为首先建立国联会更加强化美国的地位。因此，在英法两国的强力坚持之下，和会决定首先讨论德国殖民地与土耳其领土的处理问题。而中国山东问题，是关于。“处理德国以外之德国权利及利益”问题中的重要事项，故围绕山东问题，中国代表与日本等列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战。

日本对中国的山东志在必得。日本政府对其代表团规定：“第一、……绝对的使命：即要求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及财产，并领有原德国占领的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发言正式提出，日本作为战胜国，根据同中国的“二十一条”及同英法等国的秘密协定，应该继承在山东的权益。翌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言，驳斥了日本的说法，指出中国作为主权国和战胜国，依据国际间的基本准则，完全应该收回本国的领土主权。顾维钧强调：“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

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5～267页。]中国代表的发言，义正词严。巴黎报界普遍报道：“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中国在舆论上取得了胜利，“形势对日本不利。”[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9页。]

4月16日，英、法、美、意、日等五国会议讨论中国山东问题。美国代表在会上提议将山东先交本会暂收，以后再议定交还中国。日本代表牧野坚决反对，要求先由日本接收山东，然后再寻求解决办法。英、法、意三国代表执缄默态度，美国转向妥协。4月22日，在美、英、法三国首脑“三人会议”上，由中国代表列席。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他“不赞成顾的看法，即与日本订立的条约是不公正的安排。条约的神圣正是大战的主要动力之一，它并非一堆废纸。如果条约与和平赖以存在的原则不符，我们还是不能废除过去的义务。”英国首相说：“英国与日本的订约是在极度需要日本的支持时进行的。……订立条约是严肃的，英国现在不能掉过头来对日本说‘行了，谢谢。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时，你给予帮助，可是现在我们认为条约很不好，不应该执行。’”[《美国对外关系——巴黎和会1919年》第5卷，第146～148页。]而法国首相克里孟梭随之附和共同压中国妥协，以接受日方观点。

日本代表还向会议表示，如果日本在山东问题受挫，将拒绝在国联问题上签字。建立国联是威尔逊最大的愿望，威尔逊于是提出，如果日本在一切军事权利上让步，而将协议仅仅限制在纯粹的经济问题方面，他就将同意日本的要求。

29日，美、英、法三国会议邀日本代表出席，最后于4月30日议定了凡尔赛条约。其中第156至第158条对中国山东问题规定：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在胶州领土内的德国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均为日本获得，各项有关档案证券及文件，均于3个月内移交给日本。

这样，名为《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竟把对于战胜国领土主权及铁路、矿山等方面权利的分割写入条文，完全剥夺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和战胜国的一切权利。这是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以及威尔逊“十四点原则”虚弱性的大暴露。消息一传到中国国内，人民愤怒之极，立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因此，中国代表团亦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决定建立国际联盟，是一个重大国际事件。1919年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并将它列为《凡尔赛条约》的第一部分。1920年1月10日国联正式宣告成立，协约国方面的五强国为常任理事国。国联成立后，实际上操纵在英法手中，美国因其要求未能达到，一度拒绝参加，苏俄也被排斥在外。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正义，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根本宗旨，但国联盟约并没有能够确定关于侵略的定义，也未能制定出制裁侵略的办法。国联不过是各帝国主义大国维护其自身利益，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

6月28日，各国在凡尔赛宫明镜厅正式签署《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共432条。战败国殖民地随后由国际联盟根据委任统治制度加以处置。

这些殖民地被分为土耳其地区，中非地区，及南非和太平洋岛屿三类，分别由委任统治国实行治理或纳入版图实施统治。德国的欧洲领土被割让1/8，赔偿问题先决定赔200亿金马克，最后决定的数额是1320亿金马克，并要担负占领军的全部费用。德属殖民地的中非多哥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东非的坦噶尼喀划归英国，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划归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萨摩亚划归新西兰，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划归日本。列强从德国手中共夺走殖民地总面积295万平方公里。这样激烈争斗的结果，英国维持了海上霸主地位，法国确立了在欧洲大陆上的优势，日本扩张了在中国及南太平洋的势力。从而形成了列强在欧洲、西亚和非洲的“新秩序”即凡尔赛新体系。对战败国处置的各项条约，基本实现了英、法的复仇愿望，但战胜国之间的权益分配并不均衡，中国等被侵略国家的正义要求没有得到伸张。

所以，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冲突又在酝酿。正如列宁所说：“靠凡尔赛条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页。]

（二）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

巴黎和会所确立的凡尔赛体系没有解决远东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中国问题。德国势力虽然在远东消失，但日本的扩张却危及列强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日美之间的争夺逐渐加剧。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空忙一场，并未得到多少实惠。因此，它除了在欧洲扶植德国外，又把扩张方向移向亚洲，试图在东方的争夺中得到补偿。1919年8月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针对日本有关宣传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于山东问题的态度，强调巴黎和会由日本归还山东的决议，公开警告了日本。

1921年7月，美国致函英、月、法、意及中国，建议召开会议，讨论远东及裁军问题，得到响应。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除上述邀请国之外，还有荷兰、葡萄牙和比利时，共9国。会议上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美国国务卿查理·伊斯·休斯、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士·贝尔福和日本海相加藤友三郎。

华盛顿会议首先从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开始谈判，美国以维护“和平”、解除军备重担的响亮口号，要求限制英日的海军势力。会议通过的第一份文件是1921年12月13日所订立的美、英、日、法《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该条约要求互相尊重四国在太平洋的岛屿领有现状。四国条约的订立拆散了原有的英日同盟。会议通过的第二份重要文件是关于海军裁军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的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为5：5：3：1.75：1.75，其数额美国、英国为50万吨，日本30万吨。这一条约对美国来说是又一个胜利，它使美国取得同英国海军相等的地位，并挫败了日本所要求的对美英比例70％的要求。美英亦对日作出了让步，承诺不在菲律宾、关岛等接近日本地域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

关于中国问题，这是华盛顿会议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为改善国际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华盛顿会议寄与了莫大希望，派出代表团人数多达130人，而巴黎和会专使团不过35—40人。[《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0页。]11月6日，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向“远东及太平洋委员会”提出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政治、行政上的独立，声明中国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赞同开放门户，与约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各国对中国政治上、法权上、行政上之各种限制应从速取消或废止等解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中国代表提出的赞成开放门户，实行与约各国在中国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适应了美国的需要。美国为削弱英日两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的口号，反对独占和肢解中国，要求实现在华利益均等，以加强美国对中国的控制。

11月21日，美国代表卢特根据中国代表所提原则，为大会起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归纳出“四点原则”：[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上），第8页。]

（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并解除由改革年久之帝制政府后所生之困难。

（三）尽吾人权力所及，为世界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四）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完全之举动。”

在会议进行中，1922年1月16日和17日，会议议长、美国国务卿休斯进一步引伸和补充了卢特“四原则”，强调反对划分在华势力范围，承认工商业机会均等。英国在华的势力虽受到了美国的排挤，但是，不让法国在欧洲加强霸权和不允许日本在远东确立统治的默契，使英美两国在远东暂时取得了一致。法荷等国意欲遏制日本的过分扩张，都追随美国。

2月2日至4日会议上，中国代表再度就“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发表声明：“1919年之中日条约及换文，当加以公正之审查而图废弃之。”最后于2月4～6日正式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等3个文件，其中关于山东悬案的规定是：“第一条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第二条中、日两国政府关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祖界地之行政权及该地域之公产，并解决其他应行清厘事项，……。第四条日本政府担任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行政权之际，并将移交行政权时所必需及移交后中国治理该租借地及胶州湾周围五十启罗迈当地域所必需之档案、图样、册籍、单契及其他证书或各项签证之副本，现为日本所有者，交付中国政府。第九条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第二十三条日本政府声明并无在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设立日本专管租界或公共租界之意。中国政府亦声明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8～211页。]

上述各条，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中国解决山东主权问题的愿望，也达到了列强遏制日本的目的。在九国公约签订后不到3个月，美国于1923年4月宣布废除1917年订立的《蓝辛——石井条约》。但是新条款仍然保持列强在华的经济特权，中国将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并准外人在该区域自由居住，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山东问题。1927年和1928年，日本正是借口保护在华日本人，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济南惨案”。在税则问题上，则完全保留了“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掠夺性原则。中国坚决要求的废除“二十一条”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日本放弃了有关铁路借款优先权等次要条款，但在东北等地的殖民势力则完全没有受到动摇。

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就以凡尔赛—华盛顿诸条约的缔结为标志，正式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部分解决了战时尖锐化的国际冲突，使战后国际关系重新得到了调整。但是，两次会议又带来了新的矛盾冲突，整个20年代，各种矛盾都在与日俱增，酝酿着新的世界性大战。

（三）国际裁军会议

华盛顿会议只规定了主力舰比例，未规定巡洋舰及其以下的辅助舰的发展规模。各国海军军备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有增无减。一些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满的国家，如意、日等国都在竭力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英、美、法等战胜国强国，也在努力加强各自的军事优势，并力图胜过对方，为了限制军备竞赛，1925年12月国联决定成立裁军筹备委员会展开裁军工作，自1927年至1930年，筹备委员会召开大小裁军会议118次，勉强拟定了一个60条的裁军公约草案，并附有各国提出的49项保留意见。

上述裁军活动，并没有能够真正限制各国军备的扩充。日本表面上裁减了部分步兵兵员，却加紧发展摩托、航空，电讯等现代装备，不断改善军备质量，谋求先进武器与技术优势。美国凭借巨大的经济力量，稳步扩充海军力量，使具有200年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深感担忧。1929年10月7日，英国以外相亨德森名义，向美、日、法、意四国发出邀请，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得到响应，1930年1月21日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上的分歧与冲突十分激烈，首先是意大利要求同法国平等，而法国坚决反对，英国调解无效，于是法意两国均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剩下英、美、日三国。英同美的要求也差距很大，经过讨价还价，达成英国巡洋舰比美国多1.6万吨。

会议上矛盾最尖锐的还是美国同日本，日本一直将美国看作是争霸太平洋的劲敌，因而力图坚持：“1.水上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7成；2.大型巡洋舰为美国的7成；3.潜水艇保有量为7.8万吨。”[《冈田启介日记》，见《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页。]但美国则要求日对美比例仍如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主力舰比例6成，双方坚持不下，3月13日美国提出了最后妥协案：日对美总比例为69.75％，大型巡洋舰为60.22％，轻巡洋舰为70％，驱逐舰为70.3％，潜水艇为5.27万吨（与美国相等）。[《现代史资料》7，第44页]日本迫于国内经济危机，于4月1日由内阁会议同意并上奏批准。4月22日，日本代表在伦敦条约上签字。1931年6月31日，由国联邀请全部加盟国，准备在纽约召开陆海空全面裁军会议。但这些裁军会议均未取得任何成效。

总之，二十年代一系列国际裁军活动，并未能真正限制各国军备发展或制止战争。相反，日、意、德等国都从裁军活动中得到掩护，完善了各自的战争准备。特别是日本，以伦敦条约问题为导火索，激化了国内各种矛盾的冲突，法西斯势力飞速膨胀。日本统治阶级为转移矛盾，解决经济政治危机，加快了对外侵略准备的步伐。

二、十月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建立

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7日）宣告苏维埃政权成立，对于当时还在进行的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和平法令》（11月8日），提出了缔结和约的不割地不赔款原则，与德国于同年12月签订了为期10天的停战协定，随即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了谈判，并缔结了和约。翌年3月，俄共第7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以暂时性妥协和让步，退出战争，使世界上第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时机，以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

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制定并推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秘密外交。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废除沙皇俄国欠下总数达160亿金卢布的对外借款。同时也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迫周边弱小国家所订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支持各弱小民族的平等独立要求。1917年12月18日承认芬兰独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取得了独立。12月3日公布《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对外订立的关于强占君士坦丁堡、瓜分土耳其和波斯等方面各种秘密协定。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苏维埃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1923年9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放弃过去沙皇政府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约定。1924年5月3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苏联政府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之一切特权及特许等。[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25页。]

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列宁还拟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宣布：“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苏维埃政权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各弱小民族的斗争，例如对土耳其的凯未尔运动的支持，对伊朗人民独立运动的支持等。苏联派出了越飞、鲍罗廷等来华支持中国革命。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支持国共合作，协助创建黄埔军校，派出了军事教官，提供武器装备，为反对旧军阀的革命战争培训了干部。

为了更好地领导各国人民和各国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与革命运动，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建立新的国际进行不懈的斗争。经过1918年1月各国社会党左派在彼得格勒的准备会议，1919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和左派社会主义代表会议，最后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决定组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列宁、季诺维也夫等组成的五人执行局。1920年7月19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大会特别关注朝鲜“三一”起义和中国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1922年1月召开远东劳动者大会，进一步支持和推动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遍及全球五大洲的具有世界规模的运动，世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及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使西方列强感到十分恐惧，他们实行武装干涉，企图扼杀这一新生的政权。1918年3月，英国协同法国组织干涉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扶植沙皇将军，建立“北俄政府。”4月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借口三名日本商人在海参崴被杀而强行登陆。7月，日本又同美国一道派兵支持被遣返回国途中在远东叛乱的捷克军团。到10月底，日本进入西伯利亚的军队达7.2万人，并扶植了谢苗诺夫等傀儡政府。11月底，英法等国所支持的前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上将在鄂木斯克叛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1919年3月，由列强所支持的高尔察克叛军在北海、乌克兰等地集结，向莫斯科发起进攻，被红军所粉碎。

1919年9月，邓尼金等人在英法等国支持下，向莫斯科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再度被年轻的红军所粉碎。

1920年苏俄击败以波兰军队为主的协约国的第三次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所取得的胜利，完全打破了列强武装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阴谋。

1920年1月，美国宣告从西伯利亚撤兵，日本继续赖在西伯利亚，企图长期占领该地区。日军在西伯利亚的占领遭受到俄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及俄国人民的沉重打击。美国出自维持远东平衡，反对日本的过分扩张，因而迫使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表示撤军。

1922年10月，除北库页岛之外，日本从西伯利亚大陆撤出。

至此，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终于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粉碎了列强的武装干涉，在国内建设上亦取得了成就。苏俄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迫使列强走回谈判桌上来。1922年，在热那亚和海牙先后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方诸国包括苏俄共34个国家。会议讨论了关于沙皇政府所欠下的外债问题，苏俄要求英法等国赔偿武装干涉所造成的损失，会议未能对此达成协议。会后，苏俄同德国缔结了恢复正常关系的《拉巴洛条约》。

英国于1924年2月2日向苏联递交照会，正式承认苏联。同年10月德国承认苏联。1925年日本自北库页岛撤兵。

苏联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功，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活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一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统天下。在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出现了一个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阵线，国际政治格局中又增加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发展，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加剧和扩大，列强殖民宗主国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相互支援，又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宰割及其分赃不均，造成一战后的民族复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势力膨胀，连同2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20年代未的大危机，是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得以崛起的两个重要条件。

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发源地是欧洲的意大利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势力兴起于一战期间，其头目墨索里尼自1914年主办《意大利人民报》以来，大肆宣传民族沙文主义，鼓吹侵略战争，于1919年3月正式组织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意大利成了首先恶化一战后欧洲格局的主角。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曾作为“四强”发起人之一，坚持要求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的权益，要割取阜姆港。但英法美等国不愿意意大利势力在地中海过分扩张，只将的里雅斯特等地割交意大利，而将阜姆划给南斯拉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乘机鼓动沙文主义，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墨索里尼指责政府软弱，提出：“要么修改（凡尔赛）条约，要么进行新的战争。”[加莱阿佐·齐亚诺：《意大利面临战争》，米兰1939年版，第16页。]

法西斯文人邓南遮则组织志愿队占领了阜姆城，宣布阜姆与意大利合并。在这些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潮中，意大利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而国内经济危机又为法西期主义提供了温床。据统计。1921年第一季度与1914年相比，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生活开销增加560％，1919年和1920年移居国外人数占当时人口总数的2.26％，达86.7万余人。[费德利科·卡鲍德：《当时意大利（1918—1948）》，意大利1961年版，第28～29页。]

在这样的条件下，1920年5月24日，在米兰召开了意大利法西斯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暴力行动为方针的基本纲领。进而在1922年10月发动暴乱，组织“向罗马进军”，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府。随后，经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1928年颁布法律决定法西斯大委员会为国家行政机构，确立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完全统治。

德国的法西斯兴起于20年代初，由希特勒组建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希特勒在其《廿五点纲领》及《我的奋斗》中宣布，纳粹党的根本目标是取消凡尔赛条约，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由凡尔赛条约而重新划定德国边界，并剥夺德国的海外殖民地，成了纳粹党煽动复仇主义的借口。

纳粹党首先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地区迅速发展，德国国防军及巴伐利亚军人在这里组织有军国主义的“自由团。”曾任德军总监督，与兴登堡总参谋长共掌军权的鲁登道夫居住在这里，是希特勒的坚强支持者，也是1923年纳粹党组织“啤酒馆暴动”的直接参预者和领导者。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以西方所称为的“黑暗的星期四”[林茂等：《日本内阁史录》3.第一法规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即10月24日纽约华尔街的金融交易所倒闭为开端，迅速波及全球，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巨大冲击，特别是对于意、德、日法西斯主义的膨胀，起到了刺激作用。在德国，危机期间工业生产降低了40.6％，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全国工人将近半数失业，小农成批破产。希特勒以“社会主义”为旗号，向广大民众许诺提高工资、消灭失业、企业国有、严惩奸商、实行土地改革等，蒙骗了大批群众。纳粹党员从1925年的2.7万人，激增到1930年的38万人，并成了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希特勒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鼓吹反“凡尔赛压迫”。

1932年希特勒在演讲中煽动说：“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了物资、政治和领土的损失，”“13年来我们由他人摆布！”[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第47页。]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国际格局与德国的国内危机形势相结合，最终导致希特勒的纳粹党于1933年夺取了政权，并凭借德国国力形成了欧洲主要的战争策源地。

国际法西斯主义自产生伊始，即鼓吹战争，提出一整套赤裸裸的对外扩张理论。墨索里尼认为，“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倾向，即各民族扩张的倾向，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而其反面，或守在家里，则是一种没落的标志。”[《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第26页～29页。]他还宣称：“法西斯主义不相信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与有益性。……同样，一切国际性和社会性的（和平）组织与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第26页～29页。]希特勒信奉“战争万能论”。他鼓吹“德国不是所有国家中唯一建立在纯粹力量的政策基础上的帝国的杰出榜样吗？帝国的胚种细胞普鲁士是由于赫赫的武功，而不是由于金融的操纵和商业的买卖而建立起来的，而帝国本身又完全是积极进取的政治领导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的光荣结果。”他说，“俾斯麦国家的创建者不是逃避兵役的胆小鬼，而是置身前线的将士。”[（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中译本，第140页。]他认为，经济也只能依靠战争来推动：“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中译本，第123～124页。]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局势。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由于法西斯势力的促动，国家内外政策发生巨大变化，造成列强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动摇了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起来的短暂平衡。意大利法西斯率先发难，于1922年3月3日突破列强对其向巴尔干扩张的限制，以武力夺取了南斯拉夫的阜姆城。接着，1923年8月31日武装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当希腊向国联提出控诉后，墨索里尼拒绝国联干预。科孚岛是亚德里亚海的锁钥，意大利占领科孚岛，显然极大地危及了英国的利益，英国摆出战争架式，向意大利提出最后通牒，才迫使意大利同南斯拉夫一道回到谈判桌上来。1924年意大利控制了利比亚。1926年11月胁迫阿尔巴尼亚订立“地拉那条约”，使阿尔巴尼亚成了意的保护国。

1931年意大利征服了利比亚。

在20年代的德国，纳粹党虽未最后执政，但也同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一样，在多方面影响着德国的内外政策。20年代后半期德国外交家施特雷泽曼（1878—1929年）在去世前曾对英国记者谈到：由于纳粹党及右翼团体钢盔团等组织，“我们本来能争取德国青年支持和平和新欧洲，但我们都没有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悲剧和你们的过错。”[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香港中文版，第261页。]1930年，纳粹党在608席的国会中已占有107个席位，成为一股不容轻视的势力。

国际法西斯在20年代的战争叫嚣，对于英美等国的和平主义也是一个沉重打击。美国总统威尔逊拟定的十四点计划所宣扬的各国平等，限制军备，防止战争，曾在和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并促成一战后裁军及和平主义的潮流。

英国战时内阁还决定，英国的军事部门编制预算所依据的假定应该是：“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1第1分册，中译本第73页。]

但到1932年3月23日，英国麦克唐纳政府决定，十年无大战“这个假定业消了。”[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1第1分册，中译本第74页。]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法西斯主义在东西两半球磨刀霍霍，这不啻于对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也是对英美等国的民主派一记耳光。国际法西斯的战争叫嚣，严重毒化了一战后的和平空气。

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对于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起到了巨大的支援作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在西方泛滥，分散了列强对于日本在东方扩张的注意力。同时，日本还从意大利和德国方面取得了借鉴。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日本同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相互支持、相互推动，加速了法西斯战争准备的进程。[《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社。]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