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毛泽东传》》 · 金冲及 主编 · 2026-07-25
第一，将陈谢集团的进军方向从西进陕北改为渡河南下，挺进豫西：“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陇海路潼关、洛阳、郑州段，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⑧
第二，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略事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⑨
第三，华东野战军出鲁南、鲁西的五个纵队在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下，就势进入鲁西南；另由陈毅、粟裕指挥一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由鲁北南渡黄河，会同陈唐五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外线（西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的广大地域内往来击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华东野战军的另外三个纵队及由胶东地方武装刚组成的一个纵队组成东线（内线）兵团，在谭震林、许世友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之任务。
第四，西北野战军仍然独立在陕北战场坚持内线作战，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并为自己今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这样，在南线最终形成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彭习、许谭两军分别在陕北、山东两翼钳制胡宗南集团和进攻胶东的范汉杰集团的战略布局。
我们再把眼光转到北线的东北战场和晋察冀战场，毛泽东也多次作了规划。
毛泽东一直认为，华北、东北是一个整体，两区军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夺取长春、北宁两铁路线和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之际，毛泽东指出：“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他要求华北部队：在为配合东北夏季攻势而发起的青（县）沧（县）战役结束后，主力应出击平津间和平保（定）间，“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⑾在东北夏季攻势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又告诉东北部队准备在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到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并准备在一九四八年春配合晋察冀、晋绥两区进攻平绥路。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解决北线之敌的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引者注：即晋察冀）、晋绥为辅”去完成。⑿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的。它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主要战略重心，分别在南线和北线逐步展开。
在南线，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刘邓大军十二万人出敌意外地南渡黄河，转战鲁西南，歼敌九个半旅。紧接着，突然在八月中旬向南越过陇海铁路，穿过遍地泥淖的黄泛区，在国民党重兵堵截追击下，抢渡沙河、汝河、淮河，在八月下旬进入长江北边的大别山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陈谢大军（四纵、九纵及三十八军）从晋南南渡黄河，切断陇海铁路，进军陕南、豫西，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中旬，陈粟大军（华野外线兵团）在鲁西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接着在九月下旬分路越陇海铁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
三路大军在广阔的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后，一面大力扫荡土杂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一面适机集中兵力打中等规模之仗，历经高山铺战役、大别山反“清剿”、陇海路平汉路破击战、洛阳战役、宛西战役等，到一九四八年五月，胜利地完成了创建、巩固拥有三千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中原三军的作战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⒀
担任右翼钳制国民党胡宗南军任务的彭习西北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多人。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沙家店战役进行时，毛泽东就在离战场只有二十里的梁家岔。炮声一打响，他就兴奋地说：“好！我看这回胡宗南怎么交代！”战斗一结束，他来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高兴地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打我们没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就没有吃过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想的行动。”“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哪样想，他就那样办，当然要吃亏了。”他又说：“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漂亮的胜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⒁
担任左翼钳制山东国民党军的许谭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历经胶东保卫战、胶济路西中段战役，不但完成了钳制范汉杰兵团的任务，而且在战略反攻和进攻中攻占周村、潍县，迫使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缩据在济南、兖州、青岛、临沂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内。
在北线，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收复县以上城市三十三座，把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狭小地区内，为下一步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同一期间，晋察冀野战军首先在平汉线发动攻势，举行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攻克河北重镇石家庄，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保定以南段，使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接着又转移攻势，出击绥东、察南的国民党军队，截断了平绥铁路；留置内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分及广大地方武装，先后攻占运城、临汾，使山西阎锡山部缩据在晋中、太原及其附近地区，完全处于守势。
毛泽东关于战略进攻的一系列构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十个月中全部变成了现实。一九四七年年底，毛泽东高兴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⒂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指挥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由他们两人商议后就付诸实施了。后来，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随着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外，必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设新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还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任弼时，有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马明方、王震、张经武，还有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会议在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有这样多负责人集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次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
小河村座落在靖边县城东南约三十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绿树掩映，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但它的周围却是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只是在一个多月前，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几经辗转，曾在六月九日从王家湾冒着大雨迁移到这个村子。两天后，国民党军队又从王家湾向这个村子扑来，离村只有十来里，毛泽东不得不率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向西北方向的小山村天赐湾转移。这次转移十分艰险。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电闪，大雨又下起来。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敌人就在邻近，队伍不能有一点亮光和声音，只能在大雨中摸黑从羊肠小道爬上山顶。第二天清晨到达在山梁上的天赐湾。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毛泽东、周恩来等挤在一间小窑洞里住，很多随从人员只能在外露宿。一星期之后，六月十七日，他们在形势稍见缓和后又回到小河村。这以后没有几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性的战略大进攻就要开始了。小河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小河会议上，由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他先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四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现在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他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他把加强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不如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广泛了。针对这种错误看法，毛泽东说：日本投降后，我们同蒋介石进行了和平谈判，这是必要的。虽然没有达到政治解决问题的目的，但确实教育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统一战线。现在统一战线的成分有了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现在我们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却因为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加相信蒋介石，现在和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最后也会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中，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⒃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正确方面，但也指出了它的某些方面的不彻底性。毛泽东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暂时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如果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去做。
他还说：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去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⒄
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等问题外，主要是就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开得很活泼，虽然没有作正式决议，但为以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当时，胡宗南的军队虽已疲惫不堪，并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主力仍保存着。由于西北解放军正从陇东向陕北的榆林附近集结，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毛泽东就率领中央机关在八月一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八月十九日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
就在这里，他们迎来了沙家店大捷。二十三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从梁家岔赶到会场，表示祝贺。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过坳了。他说：侧水侧敌，本来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却敢于在黄河西侧侧敌而进，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又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宿营。
毛泽东等在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和当地农民一起，只是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九月二十一日，移驻佳县神泉堡。十一月十三日，又由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离开陕北。
在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七个月，由于陕北和全国的战局都已大为好转，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考虑在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
七个月内，毛泽东工作得最紧张的是十月上旬。那时他正住在神泉堡。在这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并审定了《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纲领。他审定了准备以人民解放军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并补写了十四条，更加突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人人“有地种”、“有粮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书读”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内容。他还同时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要求全军指挥员、战斗员对这六十七条口号“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并在所到之处“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还重新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起草《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开始了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完成这些文件的起草审定后，毛泽东稍稍轻松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委托给周恩来，又要任弼时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区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情况和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问题，他自己从十月十七日到十月三十日的两周内，先后对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他接见了出席佳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的人员，并同县委负责人深入进行交谈，了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他参观了峪口纸厂，调查了这个厂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重阳这一天，他还到白云山看了庙会，向寺院人员了解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好好保护历史文物和古迹，还高兴地看了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子戏《反徐州》。
经过他自己的调查研究，回来后又听了任弼时有关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他敏锐地发现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党内的“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认为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这种“左”的倾向，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一九三三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发给全党，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任弼时为颁发这两个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泽东审阅时加上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之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冬天快要到了。考虑到陕北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迁到米脂县的杨家沟。这里的居住环境比以往转战陕北时有明显的改善。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中有七十二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在十二月召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开始前，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先用十八天时间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响亮地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写道：
“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每一条，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面对着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将夺取城市与歼敌有生力量相结合，如何使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如何使作战和休整相结合，如何使后方补充和取之于敌、取之于当地相结合等。十大军事原则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新经验，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而完整的论述。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只提到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二十年时间内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下一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这个问题到十二月会议时已经明朗了。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
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这个报告里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报告把这些归结起来，写道：“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⒅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反复思考，修改了好几遍。“当把原稿交秘书抄写时，还书面提出五条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⒆
十二月会议的正式会议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会期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十二月会议在二十五日开幕。毛泽东在第一天上午讲话。他先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对当前形势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断。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分析道：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他说：过去我们把它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而且我们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已走上轨道。他归结起来说：战争期间，高潮主要表现在为战争的胜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但战争仍是长期的。
接着，他着重谈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我们本来不孤立，但因为政策右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脱离了群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政策上的“左”，结果孤立了自己，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坚决同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但又停止了没收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等政策，因此孤立了蒋介石。所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毛泽东还详细地列举了在对待美蒋、对待中间派、对待土改和整党工作等方面怎样做到既反“左”又反右。
最后，他又谈了国际形势中的若干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起草过一份文件，当时只在中央很少人中传阅。这次会上，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还作了说明。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⒇
十二月二十八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在今年发“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不但领导者，群众也看出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毛泽东还说：我在日本投降以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明朗了，我们的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孤立了，土改整党都上了轨道。因此我们这次会比今年七月小河村开的会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在结论中着重地强调：“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引者注：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21)
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而毛泽东却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他对情况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使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十二月会议后，战争形势继续以最快的速度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全国各个战场上，除中原战场处于胶着状态外，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一九四七年冬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又先后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解放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军运动，对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为了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更好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十五篇。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要集中精力来研究政策问题？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关键，也因为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不少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使他更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22)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3)
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自己要懂得和执行党的政策，而且“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24)他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但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
为什么各地在规定和执行政策上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呢？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个电报中详细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四类原因：第一，“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第三，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第四，“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25)
鉴于正确地规定和执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鉴于以往有些地方擅自决定政策和上下连系不够的教训，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第十天，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指示中强调：“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26)三月间，他接到邓小平关于大别山地区几个月工作所受的“左倾冒险的、急性病的害处”的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是“非常好的”，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告诉他们：“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要求各地在每两个月向中央所作的综合报告中，不但要报告各地规定的策略与政策，而且要说明这些“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27)
在研究政策和策略问题时，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依托广大农村逐步展开的。能否给广大农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是能否取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关键，也是能否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后，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各解放区全面展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农村中实现根本的社会大变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壮举。但《土地法大纲》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左”的倾向。例如《大纲》过分强调“平分土地”的原则，没有说明必须按照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行分配土地，出现了不分新解放区、老解放区、中心地区、游击地区一律强行平分土地的情况。又如由于《大纲》对有些政策的规定还不具体，不明确，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损害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用过激方法斗争地主和搜罗地主“地财”等情况。
毛泽东在政策确定后，总是密切注视着它的实施情况，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当他发现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后，立刻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纠正这些偏差的政策指示。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写道：“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28)经过两个多月的冷静观察和总结，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作出了更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29)
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重新厘定一些具体政策：
他明确规定在老解放区，日本投降后解放的半老区以及转入战略进攻后新解放地区三种不同的地区内实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步骤和具体政策，特别强调在新解放区“不要性急”，要分步骤，要区别巩固区和游击区，要“严禁乱杀”，甚至可以“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他要求各地准确地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严格地把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封建剥削收入和经营工商业收入、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等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他指出要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和消灭地主个人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革命的对象，是要坚决消灭的，而作为地主个人，应该给予出路，做好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引导他们参加国民经济生活行列，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注意：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生产，增强支援战争的力量，因此，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中要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反对破坏，反对浪费；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要着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生产斗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各项政策。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以什么态度对待资产阶级。针对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左”的偏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告诉全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指示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指示还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中间力量和左翼的不同政治态度，指出应当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孤立其中的少数人。“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30)
毛泽东对事情总是想得很深很远，在走这一步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的需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特别是石家庄这样重要城市的解放，为了筹划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把注意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他为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写道：“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他着重指出：“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31)
此外，对工商业政策、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毛泽东也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系列指示，明确而具体地规定在这些工作中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从长远看应该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哪些是适合在农村做但不适合在城市做的。这样，使干部和党员不仅有明确的方向，并且了解工作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便于遵循，有利于防止各种偏向的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下工作。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踏上东移的旅途。
① 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0、1231页。
③ 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告陈粟电，1947年1月18日。
④ 中央军委致陈陈粟谭电，1947年1月18日。
⑤ 中共中央致陈饶及华东局，并告刘邓电，1947年1月24日。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电，1947年5月4日。
⑦ 中央军委致陈粟谭榘张饶邓黎，并告刘邓电，1947年5月22日。
⑧ 中央军委致刘邓，徐滕薄王，郑李，谢韩电，1947年7月19日。
⑨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粟谭，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⑩ 毛泽东致林高并告朱刘电，1947年5月20日。
⑾中央军委致朱刘聂，并转杨罗耿电，1947年6月19日。
⑿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3页。
⒁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7、169、170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44页。
⒃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1日。
⒄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3日。
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60页。
⒆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06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7年12月25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7年12月28日。
(22)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1月15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6页。
(25)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3月6日。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5页。
(27)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电，1948年3月14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7、1288、1289页。
(31)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1948年2月25日。
三十五、东移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三百七十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们在三月二十一日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二十三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早已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几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毛泽东上了岸，回头再看着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①显然，他的心已在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了。在他们东渡黄河后不到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就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②毛泽东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毛泽东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四月一日和二日，毛泽东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着重地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他针对当时农村中正在流行的那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最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主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③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主张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在蔡家崖停留八天后，他们又上路了。毛泽东白天坐车，夜间工作，找地方干部谈话，参加各类人员的座谈会，访问群众，还在油灯下批阅各地发来的电报。四月十日，他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④他们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在四月十三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初早曾提出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这年七月一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⑤在到达城南庄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阜平县西下村宿营时，毛泽东向周、任又提出这个问题，周、任都表示同意，决定到城南庄后，周、任先去西柏坡同刘、朱会合，毛泽东则暂留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斯大林先在二十九日复电同意，到五月十日又致电毛泽东：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这样，毛泽东在城南庄共住了三十五天。
在这段时间内，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间相隔只有一年多一点，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形势变化的要求，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一条，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人民代表会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生产的发展，要使人民的负担适当减轻。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⑥他的这几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十六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北、中原分别成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就这个问题立刻同有关人士交换意见。会议还研究并确定了粟裕率领的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先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部署（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谈到）。
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有几天，五月十八日，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轰炸城南庄，击中了毛泽东的住房，但毛泽东却没有受伤。对这段惊险的经历，聂荣臻回忆道：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我想，不能再延迟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⑦
这次敌机一共投了五枚炸弹，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子里爆炸了。毛泽东住的那两间小房子，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了。看到这些，聂荣臻真觉得“后怕”：“如果不是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转移到离城南庄二十多里的一个很隐蔽的小村子：花山村。他在花山村住了九天。五月二十七日，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西柏坡。
到达西柏坡后，毛泽东逐步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指挥作战上来。
在这以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面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一面展开攻势作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五万多人，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这三个互不相连、仅占东北总面积百分之三的狭小地区内。毛泽东对这次攻势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指出：“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西北野战军在取得被毛泽东称为“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形势”的宜川大捷后，又攻占宝鸡，光复延安。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中原地区的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所部，华北的徐向前兵团和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兵团，也在一九四八年的三、四月间分别进行了周村战役、潍县战役、洛阳战役、临汾战役、察南绥东战役等，各自歼灭了为数不少的国民党军队。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前后相继开始的一九四八年夏季攻势作战，就是在上述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国五个作战方向上先后展开的。这就是：中原战场上的豫东战役和襄阳、樊城战役，华东战场上的津浦路中段战役，华北战场上的晋中战役和冀热察边战役。
其中，豫东战役对推进南线战局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战役的形成，在决策上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到以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略后方的构想。他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一份电报中说到，在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由陈毅、粟裕、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留置山东（包括鲁西南）“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另以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经过整补和政治动员后，第一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二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三步跃进至“闽浙赣目的地”。为了加强这支部队出击后的领导，毛泽东还提出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组成东南分局的建议，要华东局考虑。⑧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地布下的棋局。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着棋——向大别山地区挺进的刘邓大军，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力量仍嫌不足，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还有被迫撤回的可能。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在八月七日和八日两次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邓，修改了原来考虑的华野主力全部在山东内线作战而以第一、第四纵队分步骤挺进闽浙赣边的构想，决定由陈毅、粟裕立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包括第一、第四纵队在内的华野六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也叫外线）兵团，进行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毛泽东估计，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国民党军必然会以重兵追堵。在这种情况下，陈粟西线兵团立即尾随敌军南下，就可以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有效地掩护刘邓大军的挺进并在大别山地区立足生根。
毛泽东对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执著地认为，只有适时地和有步骤地把战线向蒋介石统治区推移，使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于对方，才能使新解放区逐步扩展，使老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跃进和巩固的几次反复，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还多次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大约一个星期，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毛泽东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在同陈毅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它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毛泽东说：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从十九日下午开始，会议连续三天听取了陈毅关于日本投降以来华东地区和华东野战军的各方面情况、中原战场当前形势的汇报。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卧榻之旁赶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调集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三军在三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三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三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力量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二十七日，又以毛泽东、陈毅两人的名义，就山东兵团的使用问题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华东局研究提出意见。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一九四八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设想虽然提出了，但对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毛泽东下决心是十分慎重的。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前一个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向粟裕发出第二份电报。这是一份限少数领导人“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的绝密电报。电报中说：关于由你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研究有三个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整一个月再渡江；三，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于一九四八年秋季再行渡江。在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三个方案各自的利弊后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毛泽东希望粟裕“熟筹见复”。⑨
毛泽东还同陈毅研究了准备成立东南分局，由粟裕任书记，叶飞、金明任副书记；准备组成东南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邓子恢任副政委。
给粟裕电报发出后第三天，一月三十一日，粟裕发来他同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研究后的回电，就一、四、六纵队的渡江时间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三个纵队先北开陇海铁路附近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即可出动；二是三个纵队仍先参加中原作战，三月中旬开始休整，五月中旬出动南下。“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回电中，粟裕还就渡江路线、渡江后留在中原各部队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复电粟裕，表示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第一方案，在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⑩
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决定下来了。
但是，一九四八年春季，中原战局出现了重要变化。
第一，由于刘邓军实行了集结和分遣相结合的灵活战略，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陈谢部的积极作战，不但基本上粉碎了白崇禧对大别山区的围攻，而且开辟了桐柏、江汉和沙河淮河之间的三个新解放区，拦腰切断了中原地区两条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攻克中原重镇洛阳，中原战局已逐步走向稳定。
第二，中原三军成功地保持了从豫北经过鲁西南、豫皖苏区通往大别山区和由晋南进入豫西、陕南这两条重要通道，使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部分军需物资和三万新兵得以补充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损耗较大的刘邓军，使他们的战斗力逐步恢复，也保障了中原各军在此后的作战中能得到后方的支援。
第三，中原新解放区经过半年经营，特别是纠正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中某些“左”的偏向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新区开始得到巩固。
第四，解放军一部分主力进入中原并吸引国民党军部分主力回援后，坚持在内线的解放军乘机相继发动攻势，取得重大战果，尤其是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两个整编师近三万人，迫使胡宗南从中原战区抽调一个兵团回援西安；同时，由于苏北兵团的积极作战，也吸引了部分国民党军队从大别山东麓调往苏中地区，从而相应地减弱了他们在中原战区的兵力。
总之，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逐步具备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中原战局的这些变化，引起执行跃进闽浙赣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粟裕的反复思考。
四十一岁的粟裕，在当时各战略区领导人中，是一位身经百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年轻将领。他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率一、四、六纵队从平汉铁路东侧的临颍地区北上，到达濮阳地区，准备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同时，派出先遣小分队到预定渡江的地段先期侦察，并密切注视着不断变化中的中原战局。以往的作战经历使他熟知苏浙皖赣地区的地形条件，这种河流文错、稻田密布的水网地区对装备较重的第一、四、六纵队的机动作战很不利。同时，也考虑到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而且在补给和伤病员安插上也有许多困难。他回忆起一九三四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皖浙赣边地区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他还具体地分析了中原战区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具体情况，认为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第五军、第十八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这样，中原战局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呈现僵持局面，而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数学的竞赛。粟裕算了一笔细帐，认为解放军三个纵队进入江南后，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作战，减员必大又无法得到补充；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这对打开中原战局将更为有利。⑾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尽管构想有充足的根据，但他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因此在濮阳休整期间，他先向刚从中央回来的陈毅作了汇报。征得陈毅同意后，他又在四月十六日致电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构想。两天后，四月十八日，他才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粟裕的这份电报长达三千字。在电报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取得的极大胜利，接着，详细地分析了华野三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仗。他认为，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是谨慎的，深知自己这个建议的分量。因此，在电报结束时写道：“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刚到城南庄只有一个星期的毛泽东，看到了粟裕的电报，也看到了刘邓在同一天发来的电报。刘邓的电报表示，在粟部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和渡江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自以“迟出几个月为好”。这样，粟部可以“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看到这两份电报后，毛泽东立刻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作研究。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起，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中，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五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印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⑿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
城南庄决策，为中原会战擂响了战鼓！
五月三十日，粟裕率领一、四、六纵及两广纵队（相等于一个师）、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同中原野战军（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第十一纵队会合。六月三日，第三、第八纵队在陈士榘、唐亮指挥下从漯河地区东越黄泛区，前来会合。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会开封，歼灭守军约四万人。接着，又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乘胜发起睢杞战役，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策应下，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五万四千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开封、睢杞这两个战役，通常合称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九万多人，是继东北冬季攻势以后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
豫东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中原新解放区的支援，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解决中原问题。七月十一日，毛泽东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贺电，指出：这个战役的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明确地告诉中原局和粟陈唐：“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并且斩钉截铁地写道：“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⒀
在豫东战役前后，其他几个重要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通盘筹划下展开的强大攻势作战，也相继取得重大胜利。
在华东战场，为了配合豫东作战，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在济南和徐州之间进行了历时五十天的津浦铁路中段战役，全歼整编第十二军等部六万多人，完全孤立了由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山东省会济南。韦国清、陈丕显、吉洛（姬鹏飞）指挥苏北兵团在苏北北部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完全打通了苏北同山东的联系。
在晋中战场，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了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歼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约十万人，完全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城。
在中原战场，中原野战军在七月二日至十六日发起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樊城，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人，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在华北北部战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人，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夏季作战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战局。这五个作战方向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被合称为“五路大捷”。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祝五路大捷》的社论指出：“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敌人在黄河以北，除了平绥、平锦两条铁路及在这两条路上的城镇外，只有沈阳、长春、承德、保定、太原、安阳、新乡、焦作等稀稀落落的几个据点了。”在黄河以南，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超过了战前规模，其余各解放区都在发展或恢复之中。中原战场上的形势，早已不利于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夺取了敌人成千门的大炮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强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不独在运动的野战中是无敌的，就是在阵地战中也是无敌的了。一年来我们攻克了石家庄、运城、临汾、宝鸡、潍县、兖州、洛阳、开封、襄阳、辽阳、鞍山、四平街等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这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⒁
①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29页。
② 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页。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1949年6月版，第82、84、88、89、91页。
④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谭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1948年4月10日。
⑤ 《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⑥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48年5月3日。
⑦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77、678、679页。
⑧ 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⑨ 中央军委致粟裕电，1948年1月27日。
⑩ 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电，1948年2月1日。
⑾《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37—541页。
⑿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华东局电，1948年5月5日。
⒀中共中央致中原局，并告粟陈唐电，1948年7月13日。
⒁《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7、218页。
三十六、决战前夕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旅程。如果说一年前还处在“爬山坡”的时刻，那么，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有如自然界进入金秋一样，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盱衡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
在军事上，他思考着要打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开始筹划行将到来的大决战，根据这个目标作出全盘的部署。
作为这场决战的序幕，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准备发动济南战役。在五路大捷后，济南事实上已成为国民党军队坐困的孤城，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基地徐州也变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线的城市。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得知解放军已攻克兖州的消息，当天就向他们提出新的作战任务：许谭兵团在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①十六日，又要求许谭兵团：“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②同一天，还要求粟陈（士榘）部准备阻止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北援济南。为了保证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的胜利，毛泽东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作有力配合”。接着，又要求粟兵团以歼灭国民党第五、第十八军等部，开辟渡江南进的道路为目标。毛泽东想起，蒋介石在这年四月九日，也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总统”前几天，还在说“一定可以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肃清中原人民解放军”，便在新华社社论中加写道：“三个月已经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③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辛辣嘲讽，而且也透露出毛泽东准备在中原战场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所下的决心。
对华北战场，毛泽东在七月十六日指示徐向前：指挥华北第一兵团攻取太原。
对东北战场，毛泽东批准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到北宁线作战。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三十日指示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④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⑤，以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且指示华北的杨成武、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南下北宁线作战。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全盘部署后，八月十五日致电告诉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⑥
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责问道：“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⑦
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二十日复电林彪：
“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⑧
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紧紧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⑨
在大决战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⑩像这样大量地吸收俘虏兵，让他们在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在过去还很少有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
毛泽东收到以上各电后，在八月一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⑾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⑿
这种“和平运动”确实只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蒋介石于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他们的应变方针。
政治方针：“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在“实施要领”中规定：“实施全面动员，确定戡乱第一”；“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
军事方针：“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为此，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划为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划为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加强各战略城市的守备，“责成有关总部、绥署构成强固工事”，长期坚守。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这次军事检讨会议，虽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它的主要内容仍被一些外国通讯社记者获悉，公开加以披露和评论。这样，所谓“和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决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十五人和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十人。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开始时的一比三点三七，变为一比一点三；由于战斗中积累的新经验和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了。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达一点六八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有一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许多海外华侨积极声援人民解放战争。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原来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而且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在孤立被动的困境；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经济状况更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将要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大变动。
九月政治局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什么？他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他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还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⒀
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刘少奇发言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邓小平插话说：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我们是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这两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朱德插话说：将来在徐州会战的可能是最大的。刘少奇接着又说：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⒁
周恩来就军事工作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他说：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
他提出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并且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应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可能增多，使攻坚和野战互相结合。军队组织也要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并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战，“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他还谈到第三年军队建设的方针：充实野战军，努力建立特种部队，加强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统一全军编制的问题，也应该在这次会上确定下来。⒂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两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现在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地来讲了。同时，要充分估计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这次会议也作了估计。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个阶段的过渡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至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⒃
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通知中强调：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且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当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第一线，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九个旅，用于北线的有九十九个旅，南线的有一百五十个旅。它的主要战略集团已处在十分孤立被动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要求全军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并夺取北平、天津、沈阳以外的一切城市。
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得多：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已可集中、机动地使用；部队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强；原来被分割的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被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战斗力大为削弱，部分高级将领正在寻求出路，酝酿反战起义。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各在十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到堡垒化的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反复地进行权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常常用来指导红军作战的一句名言。他恪守这个原则。对如何攻克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新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他对徐向前部采取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时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⒄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不久发动的济南战役和以后的战略大决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位于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正规军三个整编师的九个旅和非正规军五个保安旅等十万余人，依托济南内城、外城和商埠构成基本防御阵地，并以东山和飞机场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还拟定了一个从徐州派出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的“会战计划”。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认为，攻打济南将“是一次严重作战”。他在八月十二日致电粟裕等，从对豫东战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断：解放军如果真打济南，徐州的三个兵团一定会北上增援；但在刚发生“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受重创”的情况下，很可能采取“谨慎集结、缓缓推进”的方法。他预计这次战役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也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援敌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他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既达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⒅根据这个决策，华东野战军的具体部署是：以山东兵团加一个纵队担负攻城；以六至七个纵队在兖州、钜野间“夹运（河）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二十八日，毛泽东又决定中原野战军当济南徐州吃紧、位于信阳和郑州的张轸孙元良两兵团被迫移动时，在运动中发起攻击，歼其一部，以配合济南战役的进行。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给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电报中，就攻济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明确的说明：“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他又说明这种部署在遇到情况变化时可以予以改变，如：援敌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时，可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的情况下，则应从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加入打援。他还指出：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于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同时指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⒆并规定：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这样，毛泽东就从战略运筹到战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对济南战役的基本决策。
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于九月十六日发起济南战役，只经过八天的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城。从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团一部，因为害怕被歼，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区不敢前进。另外两个兵团还没有在徐州集结完毕，济南已告解放。蒋介石的增援计划便胎死腹中。
济南的攻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和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聿明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九月二十六日评论道：“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同一天评论道：“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
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了解放区军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纷纷致电祝贺称：济南的解放“创造了我人民解放军攻坚解放大城市的新纪录”，“使我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更加全面的联成一片”，表示要加紧作战，“争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济南战役胜利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是“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也不除外了。
他们还从济南战役的胜利中总结出解决国民党重兵集团的两条经验：一是“攻济打援”的战法；二是争取国民党军队举行战场起义。正如朱德所说：“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
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秋季攻势引向战略决战的起点。周恩来后来说道：“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①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许谭，华东局电，1948年7月14日。
②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
③ 《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8页。
④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
⑤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7月30日。
⑥ 中央军委致彭张赵，并告西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⑦ 中共中央致林彪、东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⑧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8年8月20日。
⑨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22日。
⑩ 中共中央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唐，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彭张赵，徐周，许谭，杨罗电，1948年7月17日。
⑾毛泽东致李济深等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电，1948年8月1日。
⑿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1948年7月18日。
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8年9月8日。
⒁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8年9月。
⒄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5月7日。
⒅中央军委致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8月12日。
⒆中央军委致许世友，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11日。
三十七、大决战的日日夜夜（上）
人们期待已久的战略大决战终于来到了。
这次大决战，是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紧扣一环地组成的。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多人。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历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这场气势磅礴的大决战，生动地体现出毛泽东作为卓越的军事家那种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惊人胆略。当决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更比人民解放军好。南京政府仍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毛泽东不仅看透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其实已异常虚弱，无法摆脱战备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并且敏锐地察觉他们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正是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发动了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战略大决战。
这场大决战，是从辽沈战役开始的。
为什么毛泽东要选择东北战场作为这场大决战的起点？叶剑英作过详细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①
那时候，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加上地方武装共五十五万人，但已经被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点和地区内。东北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近三十万人，自身也迅速壮大，野战部队已发展到五十三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已超过一百万人，经过近半年的大练兵，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有很大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已占有显著优势。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毛泽东还在陕北时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电报说：“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他问道：“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并着重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②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当时毛泽东还是在征求意见，并没有下最后的决断。林彪对主力从北满远道南下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并在周围有若干据点的锦州却顾虑重重，担心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从华北和海上增援，将会陷解放军于被动地位，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并在四月十八日报告军委，强调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先打长春，而又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③五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发现攻占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
七月二十日，林罗刘将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后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④的意见上报军委。二十二日又致电军委：“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部队］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如能将傅作义调动一两个军向西去，我们就可能全部歼灭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敌的把握。”⑤
毛泽东在接到这个电报后，就在二十二日深夜复电林罗刘：“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上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⑥并指示他们要加紧进行政治动员和粮食准备，否则八月间还不能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望他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
为了将傅作义主力向西引开，以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八月三日在西柏坡召见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向他们交待“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毛泽东先让聂、杨看了由他起草的七月二十二日、七月三十日给林罗刘的两份电报，在聂、杨表示完全同意后，毛泽东宣布组成华北第三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二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把傅作义部主力拖到平绥线，配合东北作战。并问杨成武有什么困难？杨成武回答说：“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毛泽东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析：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搞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毛泽东要他们把困难想透，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杨成武听后，很受感动：“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待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上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⑦
八月八日和十一日，林、罗、刘又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后来又提出：“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⑧
毛泽东接电后，在九日电告林罗刘：杨成武部已确定在二十一日出动，并指出：“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⑨在十二日又电告他们：“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杨部孤军早出，如被傅作义赶走，对于战局有何利益？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的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人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毛泽东在这个电报的最后，严厉地指出：“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⑩
八月十三日，林罗刘致电军委和毛泽东，承认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问题，“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九月三日，林彪、罗荣桓致电军委报告了南下作战的具体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
九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同意这个部署。指出：北宁线上各处敌军互相孤立，均好歼击，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电报中还谈了对敌情的估计：“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七个纵队又六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长春和沈阳的敌军“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⑾
接着，毛泽东便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要求东北野战军“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大歼灭战的决心”。九月七日，也就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考虑到在东北工作的领导人不能抽身前来参加会议，就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告诉他们中央关于全国战略任务的计划，要他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果在你们实行锦、榆、唐战役期间，沈、长之敌倾巢来援，你们便可以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⑿这个电报，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九月十日，林彪、罗荣桓态度明朗地报告军委：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已在北宁线附近的部队于十二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十三日起从四平街、长春附近南下。
这时，在东北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人中，由卫立煌直接指挥的两个兵团共三十万人驻守在沈阳地区；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的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十万人驻守在长春；由另一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十五万人，防守义县到山海关一线，主要兵力在锦州、锦西。在坚守长、沈，还是将长、沈主力撤至锦州的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高级将领之间的争论正日趋激烈。
东北野战军在九月十二日发起强大攻势。二十六日，林罗报告军委：准备在二十七日攻义县，得手后接着打锦西、兴城，再打山海关，如果敌军已逃，就回头打锦州。二十七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批准他们的计划，同时指出：歼灭义县等五处之敌后，如果先打出海关然后再回头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时间。不如先打锦州，然后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如有可能直迫天津城下。同一天，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战争第三年全军歼敌任务的电报中，又把原来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共同担负歼敌三十五个旅的任务，改为分配东北野战军歼敌三十六个旅，华北两个兵团另行担负歼敌十二个旅。这是对预定作战任务的重大改变。
林彪等在九月二十八日定下“先攻锦州，再打锦西”的决心后，第二天将具体部署报告军委；并称：“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⒀毛泽东接电后，十分高兴，在三十日复电称：“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⒁
这样，随着东北战场局势的实际演进，经过毛泽东、中央军委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反复磋商，终于将初定的北宁线秋季攻势，发展成一举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辽沈决战。
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察觉东北野战军主力会南下奔袭北宁线，关闭它通往关内的大门。守在锦州的范汉杰，在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东北野战军包围义县的危急情况下，才连电蒋介石乞援。蒋介石命令卫立煌从沈阳出兵援锦，卫立煌拒不接受。蒋介石在九月二十六日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赴沈阳监督卫立煌执行援锦命令，卫立煌仍坚持拒绝执行。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报告后，在三十日飞北平，调集第六十二、九十二军等部共五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由侯镜如指挥组成援锦东进兵团。十月二日，蒋介石又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给你负责，如有贻误，也唯你一人是问。”廖耀湘表示：“沈阳主力先集中于新民、彰武地区，完成一切准备，俟锦、葫两地军队会师之后，再东西对进，以夹击共产党军队，才是万全之策。”得到蒋介石的默许。
当日晨五时，毛泽东签发由周恩来起草的东北野战军的指示：因傅作义部九个步骑师向绥东寻杨成武部作战，杨罗耿兵团不能不到平张段，予以配合。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林彪在获悉葫芦岛已开到国民党援军四个师、华北的杨罗耿兵团又因傅作义部向绥东进攻而不能开到山海关至天津段作战这两个消息后，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攻锦决心再次动摇。十月二日深夜，由林罗刘致电军委，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认为，攻锦州需要相当时间，而葫芦岛方向的援敌可集中五、六个师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挡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第二个方案，回师打长春。估计经过几个月的围困，“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天时间”。并称：“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⒂提的虽然是两个方案，它的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就是放弃北宁路作战，仍然回师打长春。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政委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他说服了林彪撤回这个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桓政委便亲自起草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路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⒃这就是十月三日上午九时的电报，里面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⒄并重新调整了部署。
中央军委在十月三日清晨四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个电报，毛泽东、周恩来看后都感到十分不安。毛泽东立刻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并称：五月和七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同时询问道：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望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⒅这封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仍不放心。两小时后，他又再次致电林罗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电报中继续分析了先打长春再回头打锦州的诸多不利后，指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地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电报发出后一个多小时，军委收到林罗刘第二个电报，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在四日清晨六时电复林罗刘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电报接着说：从你们部队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并且表示：“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同时指示：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部署做去。”⒆
按照上述部署，十月五日，林罗刘率领指挥所到达锦州西北二十公里的牤牛屯。接着，林彪带了担任主攻的纵队领导人详细勘察锦州周围地形后，确定了攻锦步骤。十月九日至十三日，扫清外围据点。十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罗刘电，指出：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每三日以敌情和我情电告我们一次。毛泽东这时已在考虑战局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电报中说：“这一时期的战局，很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⒇
十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只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战斗，就攻克了锦州。在锦州东西两侧进行阻援的部队，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分别从沈阳和葫芦岛增援的企图，保障了攻锦的胜利。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作战的成功，致电林罗刘说：锦州作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21)锦州的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就像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方面在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22)
在锦州攻克后，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举行起义，新七军投诚，郑洞国率领残部放下武器。十月二十一日，长春和平解放。从沈阳西出后徘徊于新民、彰武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十万之众，在蒋介石“规复锦州”的严令下，在十月二十日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毛泽东批准林彪、罗荣桓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予以歼灭。十月二十五日，当廖耀湘兵团转向营口撤退时，东北野战军从四面八方将它分割包围，经过两天激战，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紧接着，大军又乘胜挥师东进，到十一月二日，解放了沈阳和营口。九日，收复锦西和葫芦岛。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决战历时五十二天，东北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歼灭了东北人，其中包括由美国装备并训练、曾在印缅战场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取得震惊中外的巨大胜利。
辽沈决战的结果，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是致命的一击，引起了全国战局的急转直下。蒋介石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他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路透社记者评论道：“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败，目前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
辽沈决战的胜利，对解放战争来说，大大加速了胜利的进程。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巩固的有较强工业基础的战备后方，拥有一支强大的战备机动部队——七十多万人的东北野战军，而且取得了在战略协同下进行大会战的丰富经验，这对于整个战略决战的进一步展开和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全东北解放的贺电中写道：
“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一九四五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一百一十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奇-书-qinkan.net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23)
① 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6、7页。
② 毛泽东致林罗刘，并朱刘电，1948年2月7日。
③ 毛泽东致林罗高陈李刘谭电，1948年4月22日。
④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7月20日。
⑤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7月22日。
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
⑦ 杨成武：《战华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31、132页。
⑧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8月11日。
⑨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杨罗耿电，1948年8月9日。
⑩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8月12日。
⑾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9月5日。
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5、1336页。
⒀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29日。
⒁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9月30日。
⒂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2日。
⒃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16页。
⒄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3日。
⒅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0月3日17时。
⒆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10月4日。
⒇《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7页。
(21)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0月9日。
(22)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27页。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45页。
三十八、大决战的日日夜夜（下）
辽沈战役一结束，南线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四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部队，加上以后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等部，总兵力达八十多万人。其中，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和黄维兵团的第十八军是南京政府仅存的两支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叶剑英曾这样分析：“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①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还有华东、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共约六十多万人，数量少于敌军，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更远不如对方。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东北战场上不同。
当时，蒋介石的打算是：在徐州地区布下重兵，既可寻求同解放军主力决战，又可以退而作为长江一线的屏障，保住它的根本重地——南京和上海；当战局对它不利时，还可以将主力撤至江南，巩固长江防线，阻止解放军过江。因此，如果不能抓住战机，在徐州地区消灭它的主力，让刘峙集团缩回江南，就会给以后的渡江作战和解放江南广大地区带来许多困难，甚至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作出歼灭刘峙集团于徐州地区这个决断，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确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部署，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提出发起淮海战役这个建议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当人民解放军已突入济南内城进行巷战时，他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如果“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②第二天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③当晚十九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并且明确地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④这里说的“黄兵团”，是指位于徐州东侧、由黄百韬率领的第七兵团。当时所说的“淮海战役”，准备夺取两淮（淮阴、淮安）、海州，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威胁长江北岸，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还不是作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淮海战役。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继续观察和思考着。他很快觉察到，这次战役的规模和影响将比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九月二十八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⑤十月十一日，他又再次电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央突破”；并且更着重地提出：“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及阻击及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⑥像这样“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的巨大决心和部署，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之外。它对以后保障淮海战役的初战大捷有着巨大的意义。
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立刻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这两支大军并肩作战的问题，在十月十一日那个电报中提出：正在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的“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同一天，他又致电叮嘱中原野战军：“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⑦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在二十二日以突然动作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回忆道：“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小平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⑧
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又对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⑨可以清楚地看到，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峙全军的巨大决心，到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有利形势面前，淮海战役应该怎样打？毛泽东觉得原定的在新安镇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野主力转向淮安、淮阴地区的部署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十一月七日，即淮海战役发起后的第二天，他致电华东并告中原野战军的领导人，提出：第一仗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等部廿一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这样，他对淮海战役规模的构思又推进了一步。十一月九日，他在接到粟裕、张震关于“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歼灭之”的建议后，立即在九日起草了一份“佳亥”电，明确提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至此，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即毛泽东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致中原、华东领导人电报中提到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便最终确立了。
毛泽东历来主张：要多谋善断。在淮海战役正式发动前的一个多月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从多种方案中进行比较选择，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及时地调整部署，作出战略决策。因此，当战役一开始，便能成竹在胸地将既定的作战方案一步步地付诸实施，并能从容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的张震后来评论道：“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歼灭对象是黄百韬兵团。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协同华野作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⑩这是淮海战役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南线战略决战能够如此有条不紊地胜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基本作战方案已经确定，毛泽东仍然十分谨慎，没有因此而完全放下心来。十月二十七日，他致电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再次叮嘱：“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⑾第二天，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向中央军委并刘、陈、邓报告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计划。三十日，毛泽东复电：“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并且提议：“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陈、邓方面“亦请同时动作”。⑿次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⒀这个要求立刻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十一月三日，毛泽东致电陈、邓：关于钳制邱孙兵团的“具体攻击任务，由你们按当面情况临机决定”。⒁
一场大仗很快就要开始了。
十一月四日，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六日傍晚，华野向徐州东侧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开始。第二天，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攻击部署，并说：“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⒂华东野战军发动攻击后，黄百韬率领所辖五个军慌忙西撤，企图退往徐州。八日下午，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地下党员）率第五十九军全部、七十七军大部二万三千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解放军得以迅猛地直插徐州以东，并造成国民党军上下混乱。刘峙不得不把原在徐州以东掩护黄兵团的李弥兵团撤回，并急调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共同守卫徐州。
十一月十一日，解放军切断黄百韬撤往徐州的退路，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于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同一天，蒋介石一面命令黄百韬固守待援，一面派杜聿明到徐州指挥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东援。邱、李两兵团在飞机、坦克、榴弹炮掩护下，向解放军阵地发动猛攻，但没有估计到华东野战军“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攻势得不到进展。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在解放军总攻下，全部被歼。
当华东野战军主力正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中原野战军主力根据中央军委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的电令在十六日攻占宿县。宿县是徐州至蚌埠间铁路线上的重镇，是徐州“剿总”的重要补给基地。攻克宿县，就一举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这是一个大举动，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并且为下一步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立刻敏锐地看出：战场上的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他在十一月十四日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⒃两天后，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明确地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⒄
全歼黄百韬兵团，标志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结束。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指向哪里？还在十一月七日，毛泽东曾预计第二仗是打从河南赶来淮北的黄维兵团。但一切作战都将依战场实际情况而定。到十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期间，战场的情况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由徐州东援的邱、李两兵团被阻于林佟山、东贺村一线，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位于蚌埠地区，黄维兵团正由阜阳沙河以西东进。据此，毛泽东同刘、陈、邓和粟裕经过磋商预定：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就势转兵歼灭邱、李兵团，将它打得不能动弹；或以华野一部南下协同中野打黄维兵团。十一月十九日，黄百韬兵团仍未歼灭，而黄维兵团已进抵蒙城东西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十九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我们决心先打黄维”。当天，毛泽东复电，同意中原野战军以主力歼击黄维；华东野战军除继续围歼黄百韬兵团并阻击邱、李、孙外，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兵团，以求歼灭至少阻止李延年兵团，保障中原野战军侧翼不受威胁。二十三日，刘、陈、邓又向中央军委报告：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远道疲劳，孤军冒进，态势突出，“歼击黄维时机甚好”，决心在浍河以北布置袋形阵地诱敌深入，聚歼黄维兵团。第二天，毛泽东复电：“（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⒅这样，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击黄维兵团的作战方针便确定下来了。
先打黄维兵团的决心确定下来后，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二十四日他给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写了一封信说：“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⒆吴晗对毛泽东在指挥战略决战的紧张时刻，还读完了他所写《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并且提出使他在理论上得到启发的意见，十分感动。
黄维所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辖有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大部分为美械装备，是蒋介石的精锐兵团。其中的第十八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淮海战役开始时，他们被中原野战军一部牵制在豫西山区奔波不息，人马疲惫。以后，因为淮海战场局势危急，未及休整，匆忙东调。他们带着大量重武器，闯入河流纵横的淮北，遭到解放军小部队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袭击，行动迟缓，先头部队到十一月下旬才进至蒙城地区，企图同由徐州南下的邱、孙两兵团和从蚌埠北上的李、刘两兵团，重占宿县，恢复徐州和蚌埠之间的交通，但彼此还隔有相当的距离。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从十一月二十三日（全歼黄百韬兵团之日）开始。二十五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合围于双堆集地区。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总前委：“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⒇两天后，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21)中原野战军在得到华东野战军一部的加强后，经过激战，至十二月十五日全歼黄维兵团，胜利地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
正当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十一月三十日，杜聿明鉴于徐州已陷于孤立无援状态，经同蒋介石磋商后，慌忙放弃徐州，率领前进指挥部和邱、李、孙兵团共三十万人向西南的永城方向撤逃。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已要求总前委注意：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十二月二日，又致电华东野战军：“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22)四日，华东野战军将撤退中已混乱不堪的杜聿明集团合围于徐州西南六十五公里的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在单独突围时被歼。解放军采取南面阻击、东西北三面攻击的方针，逐步缩小包围圈。
十二月十六日，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在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南下，毛泽东指示在南线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由于歼灭杜聿明已不成问题，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就地休整，并加强政治攻势。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向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阵地反复广播，它劈头就指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广播稿最后要求他们：“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23)
从十二月十六日以后的二十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粮弹两缺，饥寒交迫，士兵俄死冻死的越来越多。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少量粮弹，根本无济于事。人民解放军就地休整。后方的几百万民工为了支援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粮食弹药等，使解放军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这是取得胜利的保障。陈毅多次说过：“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他推倒的。”(24)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十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到二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历时六十六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五千多人。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得到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汉已处在太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整个南线战局已经根本改观。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的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上少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称赞前线指挥员们：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回忆道：“淮海战役既是与敌人斗力，又是与敌人斗智。”“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依据。前线指挥员的胆略、智慧和威望，也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贯彻和补充作战方针，并根据情况变化，采取机断处置，适时调整部署，这个环节如稍有失误，也不可能取得战役的全胜，甚至弹打鸟飞，功亏一篑。毛主席十分重视了解下情和发扬集体智慧，善于集中下级的正确意见，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并给他们以临机处置的权力，使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得到更好的贯彻，这更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英明。”(25)
当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相继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黄维兵团正被围歼时，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屡遭打击后，又失去南北两面的依托，军心动摇，已陷入十分孤立和混乱的境地。
那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除一个军位于归绥、一个师位于大同外，其余主力四个兵团、十二个军连同其他部队五十多万人，沿着北宁铁路和平绥铁路，分驻在东起滦县、西迄张家口的五百多公里狭长地带上，摆成一字长蛇阵。这些部队中，百分之四十属于傅作义系统，百分之六十属于蒋介石系统，彼此间存在矛盾。在面临东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打击面前，他们在总兵力上已居于劣势，处境极为不利。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相继发动后，这是国民党方面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
对如何解决华北问题，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早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一份电报中就作出大致的规划。这份电报明确地指出：为了将来解放北宁、长春两路和平、津、沈、长四城，东北和华北必须密切配合，有计划地、逐步地建立北满、南满、冀热辽强大根据地。一九四八年八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杨成武时，又对他们说：“现在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先解放东北，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放华北。因此，你们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配合东北作战，抓住华北的敌人，不让他们增援东北。”(26)十月三十一日，当东北野战军即将攻占沈阳、营口时，毛泽东部署东北主力先抽两个纵队即行南下，其他部队准备在下一步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等地，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天在北平开会。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他所写的评论《国民党军队北线总崩溃在即》。
蒋介石和傅作义在这种局势下虽已惶惶不可终日，但仍以为：在辽沈战役这样的大仗刚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一定需要有一段时间休整，不可能立即入关，华北的生存还不会马上受到威胁。由于徐蚌会战已有一触即发之势，急需要投入更多兵力，长江防线也须加强兵力，蒋介石着设想要傅作义率部南撤，并委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但他的主意并没有打定，仍在犹豫之中，考虑到根据地原在绥远的傅作义可能不愿南下，所以又想仍以傅部守平津，阻挡和牵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南下，以利争取时间加强江防。傅作义的考虑是：绥远是他的“老家”，但他统率下的蒋系部队带不去；而且绥远经济落后，不利于扩充实力和长期坚守；暂守平津，有利于扩充实力；如果南下，不但自己的嫡系部队很难带往江南，而且在南下后可能被蒋介石吞并。他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傅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解放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傅系部队在不利情况下可以西撤绥远。这样，蒋、傅各有各的打算，不易取得一致，一时仍采取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决策。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签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影响下，傅作义部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并提出抑留傅部在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27)十五日，东北野战军总部致电军委，建议华北人民解放军除以一部监视太原外，“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切断它同北平的联系，以拖住敌人。“等到东北部队南下后，再同时合力发动攻势，歼灭全部敌人。”(28)毛泽东在第二天复电说：“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认为如以杨罗耿位于绥东与杨成武集结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部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傅部及中央军向海上撤退，包围张家口世不能达此目的。”接着，他提出一个独到的设想：“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海上逃跑。”但他仍以商量的口气写道：“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为盼。”(29)
战场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就在中央军委发出上述这份电报的十一月十六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了总攻，中原野战军也攻克宿县，对徐州地区形成合围。十七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由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的电报，指出在南线战局急剧变化的情况下，蒋介石必将考虑长江防线问题，目前他“所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华北、西北两集团，首先必是华北”，因为西北胡宗南集团还负有掩护四川和西南的任务。毛泽东在这里添写道：虽然蒋介石不调动平津一带兵力这一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我们的计划应当放在他可能调动一点上。”电报接着说：“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另一个是“仍按原计划休整到十二月半然后南进”。对实行后一种方案的后果，毛泽东加写道：“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于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30)十分明显，虽说有两个方案，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倾向于实行第一个方案的。
林罗刘在接到毛泽东十六日的电报后，复电称：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在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需要以大力解决；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因此，关内部队最好能在东北主力尚未动时，即能包围一股较大敌人，以拖住敌人为好。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林罗刘通报：“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接着，便断然作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31)二十日，他再次致电林罗刘等：“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为了使东北主力入关的行动不过早惊动对方，他特别强调：“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32)他还决定以聂荣臻的名义，通过符定一等，要傅作义派可靠代表到石家主，作起义谈判的初步接洽。
傅作义这时虽已通过关系开始接洽起义，但意在“保存实力”，并没有拿定主意，还有西逃和南下的可能，而以西逃的可能性较大。聂荣臻回忆道：“这时候，东北我军主力尚未入关，如何在他们入关之前，将敌人抑留在华北，不使其南窜或西逃绥远，这是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考虑的中心问题。经过一再分析，决定从二十兵团包围张家口、宣化入手。”(33)毛泽东估计，一旦以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张家口、宣化后，傅作义将调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等部由北平地区西援。如能在平张线上歼其一部，使傅部不能西逃或南下，便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
平津战役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作战先从西线打起。当夜，华北第三兵团对柴沟堡等地发起攻击。傅作义果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立刻命令第三十五军主力和第一百零四军一个师分别乘火车和汽车驰援张家口，并且调原在涿县的第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这样，傅系主力被牵制在平绥铁路一线，又掩护了东北野战军的入关行动，避免国民党在北平地区的兵力调向东去。十二月五日，原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平谷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两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第三十五军和一百零四军一个师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第九十二、六十二军和第九十四军主力增防北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华北第三兵团迅速包围了张家口，华北第二兵团将从张家口匆忙东撤的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接着，东北先遣兵团占领了怀来、康庄、南口。东北野战军指挥所属各纵队，以神速隐蔽的行动，分别由喜峰口，冷口向关内急进，到达冀东集结。这样，解放军便将傅作义集团主力分别包围或吸引在北平和张家口地区，使天津、塘沽、唐山各只有一个军（塘沽还有一个独立师），造成东北野战军主力可以切断平津、津塘之间联系的有利形势。毛泽东欣慰地说：此种形势“对于大局极为有利”。(34)
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毛泽东对正在展开中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作出决策。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等电。这个电报，后来以《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电报一开始就分析当前的局势：“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并且明确地指出：“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
根据这个判断，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电报说：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在完成上列部署后，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35)
对这样的作战部署，叶剑英后来评论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36)
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十二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的防守。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派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从南京飞抵北平，劝傅作义率部南撤。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加强对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包围，作好攻击的准备；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七纵队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已被分割包围而变成笼中之鸟，欲逃无路了。
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将傅系主力基本消灭，使他们无法西逃。毛泽东在布置严密防止平、津国民党军南逃的同时，一再查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他从一些情报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获悉，大沽口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塘沽以西的新河是盐滩不毛之地，而塘沽附近集结有一批国民党的军舰；是天津出海的唯一口岸。因此，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二十一日，又指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37)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后来说：“我军本拟首先攻歼塘沽之敌，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守敌侯镜如的指挥所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38)这些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能不加考虑的。二十五日，林罗将第七纵队关于塘沽地形情况的报告转报军委，提出：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二十六日，林彪又向军委报告：平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示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同时，又强调：“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39)“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兵力移至平津之间。”二十九日，毛泽东更明确地复示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40)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国民党守军奉命拒绝和平解决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到十五日攻克天津，歼灭守军十三万人。十七日，塘沽守军乘船南撤，人民解放军于当日解放塘沽。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已完全没有退路，促成了他们接受和平解决。
毛泽东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对傅作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既考虑到他的安全（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属于傅系的只有四个师，其余都是蒋系的部队），又晓以大义，指明正确的出路。
傅作义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是不是接受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说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六十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41)事实正是这样，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利害权衡和犹豫动摇之中。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新保安一战中歼灭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张家口的解放又断绝了他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到天津解放、解放军对北平已兵临城下时，他才最后下定决心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要他们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直接告诉傅作义：“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42)九日，他又表明：“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作义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43)
这以后，经过多次谈判，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劝说和促进，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八项和平条件”后，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人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开出城外，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在一月三十一日进驻城内。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谈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个文化古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促使国民党军队日益瓦解，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44)傅作义、邓宝珊听后都受到很大鼓励。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北平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后，绥远国民党军五万多人，留待以后起义，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在三月上半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天津、北平、绥远作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45)
用这样三种方式来解决国民党的一百多万残余军队，是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① 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页。
② 粟裕致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24日。
③ 刘陈李致中央军委并粟电，1948年9月25日。
④ 中央军委致饶粟，并告许谭王刘陈李电，1948年9月25日。
⑤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刘陈，华东局电，1948年9月28日。
⑥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10月11日。
⑦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李电，1948年10月11日。
⑧ 李达：《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83页。
⑨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陈邓，中原局电，1948年10月22日。
⑩ 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4页。
⑾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陈邓电，1948年10月27日。
⑿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刘陈邓电，1948年10月30日。
⒀粟裕致中央军委并报陈邓，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10月31日。
⒁中央军委致陈邓，并告刘粟电，1948年11月3日。
⒂中央军委致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谭电，1948年11月7日。
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1页。
⒄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粟陈张，告谭王韦吉，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电，1948年11月16日。
⒅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电，1948年11月24日。
⒆《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10页。
⒇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电，1948年11月26日。
(21)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韦吉电，1948年11月28日。
(22)中央军委致粟陈张谭王，并告刘陈邓电，1948年12月2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9、1370页。
(24)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9页。
(25)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3、34页。
(26)《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86页。
(27)中央军委致杨罗耿，杨李李，聂薄滕，徐周，并告林罗刘，程黄电，1948年11月9日。
(28)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1月15日。
(29)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6日。
(30)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电，1948年11月17日。
(31)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8日。
(32)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东北局电，1948年11月20日。
(33)《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94页。
(34)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并告聂薄膝电，1948年12月10日。
(3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3—1366页。
(36)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1页。
(37)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2月21日。
(38)刘亚楼：《平津战役的胜利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伟大的战略决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6月版，第195页。
(39)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8年12月26日。
(40)中央军委致林刘电，1948年12月29日。
(41)崔月犁：《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崇高的使命》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55页。
(42)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9年1月1日。
(43)中央军委致林聂电，1949年1月9日。
(44)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91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25页。
三十九、将革命进行到底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
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两年多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十二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九、十、十一、十二，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中。“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党内有进步，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学会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还要普遍地进行政策教育。接着，他提出了十六项任务，包括要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原则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②一月八日，他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他说：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