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这份遗诏的出笼，对徐阶来说，真不知道是得大还是失大。由于《遗诏》否定了嘉靖时期的弊政，揭示了新政的大致走向，且概括得十分到位，公布后“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明通鉴》）(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显然，它顺应了人心，给徐阁老带来了巨大的声望。甚至后世有人怀疑这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我认为也极有可能。

但另一面，遗诏对先帝的谴责，毕竟是对皇帝的不恭，这就预伏了日后有人借此发难的线索。

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直接引发了高拱、郭朴与徐阶的严重对立。

徐阶在严嵩专权时期，曾经不得不忍辱负重，“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明史-徐阶传》）。因之他对门派斗争深恶痛绝，在用人上小心谨慎，决心想消除门户之见，造成和平内阁。可是《嘉靖遗诏》一出，内阁就开始纷争不断。

隆庆一朝，先后共有九人入相。可以说，其中无一人是奸佞之徒。隆庆皇帝本人木讷、怠惰，“委政台阁”，自己不大管事，对待阁臣的进退处置，又十分的理智和宽容（这一点很难得）。“九相”虽有进退，内阁始终是强势内阁。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一洗嘉靖时期的沉疴，但可惜，阁臣相斗，犹如车轮，使隆庆新政大打折扣，徐阶本人也不得不黯然离去，归乡后仍纷扰不断，一度穷途末路。

种瓜得瓜。徐阶玩的小计谋，坏了他的大布局。

但是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在这“嘉隆之交”，正是张居正青云直上的瞬间——好运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从夏秋间起，不仅徐阶常常造访翰林院，在徐阶的值班室——直庐，也能常看到张居正的身影。两人频频谋于密室，说得好听点儿则是运筹于帷幄。转轨前后的国家大事，张居正不仅了然于心，说不定还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主意。

国之器也，练兵就在此时。长于张居正22岁的徐阶，对张居正的通透与沉稳显然真的是很赞许，渐渐有了依赖感。后来张居正回忆说：“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时寰宇”，而参与其事的，只有他张居正一人。

这个庞大国家的升沉，就在徐阶的股掌之间。而徐阶身边，无其他任何阁、部大臣。只有这个年仅42岁的异才。

人与人的差别，何其之大！正如张居正所说，今日帝国的官员“冠缨相摩，踵足相接”，“然而未必皆可与之言也”。酒囊饭袋辈，跟他们有什么可说的？

这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本来，官员就是吃皇粮，为皇帝做事的。官员的生涯，应该是一种尽职的过程。官员在从政中应有一种以一己之力提升万民生计的乐趣。可惜的是，大明的官员，永远是庸碌的比尽责的多。庸官们把做官当成了一种享乐。官的涵义，成了权与利两个字。汲汲于贪贿，是逐利，把仕途看成了商场。热衷于加官晋爵，是恋权，在高人一等的感觉中才能体会到尊严。他们的人格就是官阶，将乌带换成金带、把金带再换成犀带，人格也就逐渐高大——比自己品级低的小官们的逢迎，就是尊严的基础。

张居正却是个异数，他在这些浊流中拔地而起。品级不高的他，以一个中级官员的身份与当朝首辅结成了莫逆，参与国家大局的运筹，赢得了远超过他品级的巨大声望。当年王世贞的一句话，可以为明证：“中外目属居正，谓必大用矣。”（《嘉靖以来首辅传》）

恩师提前为他铺好了红地毯。随着龙庆元年（1567年）元日的到来，这位深藏不露、智勇沉毅的未来之星，就要在龙虎风云的内阁登堂入室了！

【吉星照我上殿阁】

岁交冬至，寒风凛冽的北京城，人心里却涌动着莫名的暖流。一条病龙终于升天了（龙驭上宾），冥冥中的机括忽然弹开，有些人压抑了许久的命运，必然急剧跃起。

在那个岁末，偌大的北京有三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让他们本人也头晕。首先一个，当然是裕王。在主持了父皇的丧仪后，他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皇帝。因年号的关系，后人称他为隆庆皇帝，有时也叫他“穆宗”（其实这是他死后为他定的庙号）。

他再也不是一个“小心敬畏”、“朝夕危惧”、不受父皇待见的藩王了。在此之前，他这20多岁的藩王着实令人可怜。自从进入裕邸后，嘉靖“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怕儿子剋了老爹的寿，因此除了年节问安，再不与他见面。骨肉父子，却“生不得见，死不得诀”，大臣们都为他酸鼻子（（《万历野获编》）。

中国人都喜欢多子多孙，老嘉靖却由于过于珍爱生命，忌讳儿孙到了畸形的程度。裕王生了儿子（就是后来的万历），也不敢向嘉靖报喜，甚至连小孩的名字也不敢取。

如此皇子，何如平民？

仅仅被冷落还罢了，地位又朝不保夕。他的生母已死，在皇帝身边没有奥援。比他小一岁的景王，其母尚在，条件比他好多了。嘉宾靖对景王“爱幸日异”，再加上小人为谋私利，暗地鼓动“夺嫡”，裕王怎能不日日活在恐惧之中？

当年连严嵩父子辈，也要来欺负，常常截留给王府的例行赏赐，有时一拖就是三年不发，裕王还得低三下四地去求严世藩。

如今这一切屈辱，一扫而空。他大步走上龙庭，威加海内外。

与他相关的裕邸旧人，也通通加官。这就是一个命运中的机括，张居正就是借这个机缘在官阶上得以一步三跨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

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天翻地覆。他就是人们首先要想起来的——蹲在大牢里的海瑞。

老皇帝驾崩，铁窗内的海瑞一无所知。提牢主事（监狱长）得知宫中遗诏里有“开释言官”的说法，便知道海瑞此番要重归大海了，前程未可限量。于是备了酒菜，与海大人共饮。

海瑞见牢头忽然这个态度，大惑，心想今明两天必是要押赴西市砍头了。罢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海瑞好歹没算白来人间一场。他面不改色，喝着小酒，谈笑如常。

毕竟是要上奈何桥了，海瑞忽而又伤感，向牢头托付后事——老婆孩子还在家里苦着呢。牢头这才道出皇上晏驾的实情，然后哈哈大笑说：“先生不日必有大用，我这是祝贺大人要升官呢！”未等牢头说完，海大人竟一头栽倒，喊了一声“哀哉”，为那咽了气的嘉靖哭了个死去活来，吃下去的酒饭，全吐出来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诏下，海瑞出狱复了原职。几天后又升为大理寺丞，当法官去了。此后官职节节上升，一直当到了应天巡抚、省级干部。此是后话。

鲠直的人，处事往往异于常人，不干正事的老皇帝死了，合朝都振奋，你哭个什么劲儿？这就是直臣常被人目为笑柄的原因所在。直臣的作为，无法融入一个准则很混沌的体系，因此，也就被评为不具备可操作性。只有清誉，没有作用。

张居正不想做只有清誉的人，他想有作用。归隐林下，只是他在严嵩专权时期曾有的一念而已，20年的养精蓄锐，他的才具与声望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如今箭在弦上，用不着再“病夫空切杞人忧”了（张居正诗）。

元日一过，雄鸡高啼。吉星光芒万丈地照在他的云锦官袍上。新春，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升礼部右侍郎（副部长，从二品）兼翰林学士。也就是副部长兼了正式的翰林院院长（过去只是代理），晋升为显赫的高级干部。这一步实在迈得惊人，年前他还只是翰林院的侍读学士，不过一个从五品的中级官员，此次竟一下跨越了6个级别！

这是新皇帝对裕邸旧人的“佣酬”，是惯例，也是皇上的青眼有加。而且，大家且慢惊叹，这只不过是小小序曲，入阁才是大戏，现在不过是资格已全部具备了。

二月，吉星又增加了一个耀眼的亮度。由隆庆特批，张居正晋升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兼东阁大学士，光荣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原裕邸讲官陈以勤。

张居正这是把“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改元，是大吉大利的事，内阁按例要添新人，这是个好时机。裕邸旧人，这是谁也无话可说的好身份。新皇帝对张居正原本印象就不错，徐阶的推荐很容易奏效。此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原裕邸大太监李芳现在也水涨船高了，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内廷大总管，权力无边。他在裕邸就是张居正的密友，自然也会极力推举。

这次入阁，是不用群僚“会推”的，而由皇帝“特简”，这是会推之外的一个选拔阁臣的方法。皇帝直接下手谕，吏部备案就是了。人选的提出，除了首辅，就是大太监。

“好风凭借力”。看来，人的飙升，确实是这个道理。

张居正后来也不讳言这一点，他承认这是“因缘际会，骤步崇阶”，一步登天了。原因就在于圣主念旧，师翁引荐（《答中丞洪芳洲》）。

身份的急升，他并没有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门去”那毕只是贫寒文人对骤然暴发的反映。一个百病缠身的大国需要打理，同时今日内阁也不是个省事的地方，张居正此时还是惶恐的心情多一些。

不过，今日登阁，毕竟是他多年夙愿，走上台阶，胸中还是有一股豪气——他要“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名教，不负于知己耳”！

初进内阁，不知道“画眉深浅”，张居正的忐忑不安是有道理的。论资历、论年龄，论拜相时间，他都排在6名阁臣之最后，暂时还没有傲视群雄的资本，只有夹起尾巴做人。

那时他给友人写过几封信，都流露出这种心情。比如“仆以浅薄，骤冒非份，日夕惶惶，罔知攸措（不知所措）”；又比如“仆以謭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侪三事”等等，都是如履薄冰的样子。

但《明史》张居正本传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上面说，当时徐阶以宿老身份居首辅位置，与次辅李春芳皆能“折节礼士”，对同僚彬彬有礼。而张居正是最后入阁的，却独独有一副宰相的样子，“倨见九卿，无所延纳”。人比较沉默，但每说一句话，就一语中的，闹得人极为怕他，对他的敬畏重于其他各相。

什么叫“倨见九卿，无所延纳”？

倨见九卿，就是对待九卿态度很傲慢。九卿那可是不得了，全都是正部级的高官，包括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和通政司使（皇帝的秘书长）。而无所延纳，是不拉帮结派的意思。不拉帮结派，是有可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在隆庆内阁的混战中，一直是没有清晰阵线的。但初入阁就倨见九卿，这怎么可能？

据朱东润先生讲，《明史》的这个说法，完全来自王世贞的《张居正传》，王说张居正虽然最后拜相，但自称宰相应有尊严，所以倨见九卿。

朱先生说，这是乱说。张居正入阁之初，吏部尚书杨博、户部尚书葛守礼官都比他大，能力和官声都相当不错，居正要是“倨见”的话，人家也不可能买账。这两人，都是张居正平时比较敬畏的大佬，资历就在那里摆着，张居正一日蹿升，就敢慢待人家，是决不可能的。

朱先生还举了日后发生的一件事为例，说后来万历即位的时候，张居正当国（做首辅），启用陆树声为礼部尚书。陆是嘉靖二十年进士，比张居正早两科（早六年），张居正见陆，用的是后辈见先辈礼。一次，老陆到内阁拜访张居正，见待客的座位放得太偏，这礼部首长就是不肯落座（因为不合乎礼）。张居正连忙改正了座次，老家伙才坐下来。此事也见出张居正是个知道深浅的人物。我以为朱东润先生说得有道理。

张居正入阁后不久，就担任了《世宗实录》总裁（总编辑），为死掉的嘉靖写编年史，这又是隆庆皇帝的特别看重。

到了四月，春暖花开，面向龙椅，吉星又一次爆发出强光。隆庆皇帝以重校“永乐大典成”的功劳，升张居正为礼部尚书（正二品），兼英武殿大学士。正二品的官儿，已经赶上当年赏识他的那个顾璘大人了，可以挎着犀带而招摇过市。

然而势头还没有停止。到隆庆二年正月，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已是从一品的虚衔了！

当当当当！

张居正真的是吉星高照，额头放光了！从一个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仅一年多的时间，就顶上了从一品的荣衔，这是连升九级。就连为他写明史本传的人，在写到他的迁升之速时，也禁不住用了惊叹的笔调——“去学士五品仅岁余”！

且惊且叹。可以想象得出，执笔人在烛光下使劲拍桌子的那种样子。

令人惊奇的还有呢，按照明代的官制，大学士这一职务的品级是有弹性的。它本身的官阶仅有正五品，不高。但如果兼任了尚书、侍郎，则品秩可加得很高，从武宗时期起固定加官为正一品。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入阁，是以侍郎兼大学士的，官阶是正一品！从五品——正一品，这是整整升了10级！

在中国近代的戏文中，“连升三级”，基本就是个理想化的概念，甚至带有荒诞意味，如同现在的“娶了个处女”一样。但在张居正的身上，荒诞变成了无法摇撼的事实。

当然，这是金光闪闪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另一面。自嘉靖年间起，内阁地位空前提高，六部尚书完全沦为内阁的属吏，事事须向阁臣请示，内阁成了一块香饽饽。而在内阁的内部，也分出了首辅、次辅、群辅三个档次，首辅的权力远高过其他人，诸阁臣只能望其项背。

这样失衡的权力设置，相差如此悬殊的政治地位，必然引得很多人去争首辅之位。因此阁臣之间“内相猜若水火”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人说，嘉靖以来的首辅，莫不是依靠倾轧排挤得来的，这完全是事实。政坛老将张璁就曾哀叹：“从来内阁之臣，鲜有能善终者。”（《明神宗实录》）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玩火者的终局是自焚，没有人笑到最后。

所以，入阁实际是一场悬崖之舞，很少有人不失手的。

最可怕的是，皇帝对于内阁的授权或放权，是没有法律界定的，全凭一己的好恶。皇帝对于辅臣的评价，也是非理性的居多，有如小家千金豢养宠物。大臣地位甚至不如宠物，锦衣卫、东厂（秘密警察）就是对付大臣的。辅臣的言行，甚至辅臣家中仆人的举动，都在被监视之中。高官之途，就是一条钢丝绳，“荡呀么荡悠悠”，险象环生。

一旦帝眷衰退，或者不小心逆了“鳞”（触犯了皇帝的脾气），那就会失权、丢位、甚至掉脑袋。如夏言、严嵩那样的行政高手，也都在所不免。

所以入阁就是一场赌博，是皇帝拿着殽子，让大臣下注，输赢是皇帝说了算，而不是你自己玩得高明不高明。

在职的辉煌和失位的仓皇，构成了一个最有吸引力的赌局。不断有人甘愿飞蛾扑火。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权力尊严”的魅力。为看到属官的谄媚，为看到贿金源源不断，人们只迷醉于这只夜光杯美酒荡漾的时候，不大考虑它粉碎的时候。

张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他考虑到后果没有？他预测过前景没有？他究竟有多少胜算？客观地说，他有过考虑，但不可能清晰地预见到来日的祸福。

他的选择，是一往无前。因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学，与他的老师大不相同。徐阶崇拜的是“陆（象山）王（阳明）心学”，认为凡事“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主张“致良知”。

什么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的“人文关怀”吧？反正是求诸个人道德净化，遇事可以权变，不要固执，不能硬来。治国，讲究一个静，一个平衡，维持现状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而张居正不同。他是讲究“实学”的，痛恨“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山》）。他说，现在的迂阔虚谈之士，动不动就拿宋末的乱政来影射现在，然而都是别人嚼过的糟粕，无助于实用。

尽管他在徐阶影响下，曾深受阳明心学熏染，又与阳明后学多有私交。但他看“心学”拥护者却别有眼光。

他说，我也曾经周旋于他们之间，听其议论。然而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沽名钓誉，为爬上去找个捷径罢了。他们所说的人文主义（“道德之说”），就是佛祖所说的“虾蟆禅”，以“趋异”为能事，专门滥用新名词。其实为王学末流，已显出空疏之弊。

他说，近时的学者，皆不务实，不求真正的效果，只在言辞概念上下功夫，讲的虚无缥缈，都是大而无当的东西。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说起来都有主张，但如何实行，无人感兴趣。

张居正本人，却是要“治平天下”的，一贯研习的，则是经世之学。何谓“经世”？也许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即“安民生，饬军政”。为了富国强兵，就要“尊主权”、“振纪纲’”。要使人们有所敬畏，大家才能做事。

刚进内阁的时候，他就想做一二件实事。有人对他失望，议论说：“我以为张公掌了权，能行帝王之道，然而看他的言行，不过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张居正听说后，一笑：“您过誉了！我怎么能有本事富国强兵？”他说，孔子、舜帝、周公，开口说的都是“足食足兵”这两件事，他们的理念就是所谓帝王之道了吧，他们又何尝不想富国强兵！

他自称所本的是：“仆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草民慨叹：这样的人物，当今已是很罕见了。人人都无所崇仰，唯一己之利是图，幸福也就愈加渺茫矣。）

张居正在很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套“实学”理念，而且准备把它付诸实践。他在内阁中，有时也痛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导致匡济之业宏图难就，但他并不畏惧失败。他曾在一封写给徐阶的信中说，如果万一失败，那么就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敢于任事，不避毁誉”，这就是张居正。其勇气的来源，就在于他的理念。

不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吗？心怀天下与苍生，这就是张居正的鸿鹄之志！

【内阁里掀起一场车轮混战】

与张居正踏上内阁红地毯几乎同时，隆庆初年的内阁陡起一场风潮，水火相剋，很像一场擂台赛。结果是，不断有人咕碌碌滚下台去。

导火索当然是《嘉靖遗诏》。前此，徐阶与高拱的矛盾，还是在内心里暗较劲儿，《遗嘱》一出，火就压不住了。高拱等人被排斥在密议起草之外，“惘惘若失”，自然大为不忿。

看似老实的郭朴，竟然跳起来骂：“徐公诽谤先帝，可斩也！”高拱随声附和。

在《遗诏》正式下达之前，徐阶曾把草稿给高拱过目。高拱看了，认为语气太过。之后他与郭扑对桌而坐，说：“先帝是英主，在位45年，干的不全是坏事吧。当今皇上是他的亲儿子，30岁登位，不是小孩子了。你把先帝的罪过昭示天下，不是寒碜先帝呢么？那斋醮的事，是谁在帮着干？那大兴土木的事情，还不都是他父子在筹划，这都成了先帝的罪？装模作样地附和于身前，人一死就骂，我不忍也！”说完，与郭朴相对落泪。

这话当然有点矫情，嘉靖的胡闹，徐阶当初的无奈，高拱怎能不清楚？他这样说，主要是对徐大老爷有怨气，借题发挥罢了。这话传了开去，不少人侧目而视——这人怎么这样？ 其实，矫情的言语，我们现在也还在天天在说，不能苛求古人。不过高拱确实是有些心胸不宽，否则，内阁的战火点不起来。

徐、高的恩怨，早在张居正入阁之前，就播下了种子。事起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告的一个恶状。

还是在前一年的11月，嘉靖病得快不行的时候，胡应嘉上疏告高拱，说高拱把家安在西安门外，半夜不在西苑直庐值班，偷跑回去跟老婆亲热，根本没有克己奉公的好思想。这个事倒是有，原来高拱五十多岁了，尚无儿子，频频往家跑是为了延续香火，没别的意思，本也是情有可原。这事徐阶也知道，一笑了之。

仅这一件事问题还不大，可怕的是胡应嘉告的第二件事，他说，皇上身体“稍违和”（拍马！实际是病大发了），大小臣工都吁天祈祷，盼望皇上早日恢复健康，高阁老却把值班室的办公用具往外搬，是何居心？

这一箭来得毒！暗含之意是：高阁老是否在准备应变，疑心以为皇上要死了，用不着在西苑值班了？

幸亏嘉靖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此疏压下，没有引起风波。隆庆登位后，高拱上疏做了辩解，新皇帝认为这告状奏疏纯粹是扯蛋，自己的老师我还不了解么，怎会如此不堪，便让内阁议议，要把胡应嘉削职为民。高拱和郭仆当然同意，徐阶则主张从轻。高拱便认定了是徐阶在幕后指使，要“深文杀我”（罗织罪名杀我），从此把两人恨之入骨。

徐阶很郁闷（这么坑害人也确实不大像他的风格）。偏巧这胡应嘉又是徐阶的同乡，这就更说不清了。

胡应嘉当的这个“都给事中”，官名挺怪，“给事中”意思是“在内廷服务的”，“都”是“最大的”之意，相当于六科中某一科的“科长”。明代对应着“六部”，有“六科”，对部里起监察作用，并直接对皇帝负责。明代制度，凡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旨意，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如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奏报（打回去）。全国各地上报给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抄报各部，并提出驳正意见。

六科之官权力极大。皇上交派各衙门办理的事情，由他们每五天督办一次。倘或有拖延不办者，由他们向皇上报告。都给事中官阶只有正七品，给事中是从七品。虽然是芝麻小官儿，但不容小视，因为他们对大臣有直接弹劾的权力，对皇帝也有批评的权利。

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都是负责纪检工作的，统称为“言官”，看见什么不对就可以说，而且这意见由皇帝批示了以后，很快就公告满朝文武，形成巨大的舆论监督压力。皇帝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来限制大臣少干坏事的，同时有这么一帮多嘴的人，也可以提醒皇帝自己别犯错误。但言官们说得对不对，一般由皇帝来裁决——“说你错、不错也错”，千古定律。

大臣们是比较畏惧他们的，惹不起，都千方百计搞好与“言路”的关系。高拱是个倔脾气，主张对言官也应该监督考察，因此惹了一大片，与言官们的关系不怎样。而徐阶，则考虑到言官们几十年来被嘉靖打压苦了，新政之初，应该爱护言官，造成新气象。他的这个态度，深得人心，所以基本能左右言官的倾向。

这个“言官”的机制我看挺好，起码比媒体的监督有力量。但言官也容易因考虑私利，受人指使或者拉帮结派，无端就掀起政潮。

胡应嘉一败，果然就有打抱不平的。高拱居然敢建议把一个言官削职为民，这还了得。言官们群情汹汹。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跳出来，上疏指责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将来必为国巨蠹”，话说得很难听了。此后又有言官纷纷上疏，干脆就说高拱没有“宰辅器”了。矛盾最后交到了徐阶这里，他建议将胡应嘉贬到福建建宁当个推官。总算摆平了事情。

刚刚告一段落，不料隆庆元年一月，战端陡地又起，这下闹大了，后果为双方所始料不及。胡应嘉前次被贬后，很快因为几句话的建议受到隆庆的赏识，得以起复，又牛起来了，但马上又因办事违规被皇帝斥责。徐阶让当天轮值的郭仆执笔，他口述，票拟一个处分意见（代皇帝写个处分意见）。

徐阶知道这是高拱的意思，要报一箭之仇，便拿眼睛扫了扫高拱，见高拱在一旁“已怒目攘臂”——瞪起眼珠挽起袖子，要一触即发了。徐阶便不再说话，任他们去写。而后，他与李春芳等联名写了个奏疏，表示应留下胡应嘉，以利广开言路。

徐阶在写这个奏疏时，高拱故意不说什么，用目光示意郭朴，郭朴便上前与徐阶争辩，双方火气很大，“几失色”，差点翻了脸。（《嘉靖以来首辅传》）

王世贞后来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这段冲突的描写，活灵活现，似乎他就在现场一般。想想，五、六十岁的阁老们在办公室为一个七品官的任免，几乎动起手来，那也是很有趣的。，

此时两派策略，颇为不同。高拱对胡应嘉事件的态度很不圆滑。因为曾有前隙，在处理胡时，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官僚，一般就应该回避了——省得背个报复的名。但高拱却任着性子来，激怒了众言官，惹火烧身。

而徐阶则退居二线，一言不发。私底下默许或者鼓动言官万炮齐发（草民我以为，他一定是进行过幕后策划的，否则言官的攻势不会如此有路数）。后来史家谈迁评论说，新皇帝刚上台，如果把言官处分得太狠，怎么能避免人们在将来议论他？所以皇帝不可能支持高拱。徐阶诱使高拱走进与言官大战这个泥潭，“诚智老而滑矣”！（《国榷》）

徐阶以言官打前锋的策略大获全胜，高拱百口莫辩。当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时，已为时过晚，相当被动了。于是大骂徐阶：你结好言路就是为了驱逐我姓高的！

徐阶马上称病请假，四次上疏请求退休（那我退还不行吗？）。棋路到此，已经相当精彩。

高拱确实是太直了。他想不到，当年徐阶斗倒严嵩，为众官拨云见日，大家能不感恩戴德？不仅如此，现在朝中的大小官员，徐阶在当首辅的6年中，又不知结交或扶植了凡几！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高拱现在公然与徐阶对决，触犯的就不仅仅是言官了。

在他这一方面，也有为他说话的。高拱的一个门生、御史齐康，气不过，拔剑而起，杀入了群殴阵中，向徐阶一阵乱砍（勇气可嘉）。

这下，更加激怒了众官。一时之间，九卿大臣（所有的部长及监察院、法院院长）、南北科道（北京和南京的监察系统）一起爆发，交章论奏，弹劾高拱，斥其为“大凶恶”。光禄寺丞（宫廷餐饮司的处长）何以尚，甚至要请尚方宝剑以诛高拱！这人是广西人，和海瑞是至交，两人经常喝着小酒谈论政事。海瑞被关押，他也受到牵连蹲了大狱，是和海瑞一起被平反的，其感念徐阶，自不必言。

在这一阶段，史载“言路论拱者无虚日”（《明史-高拱传》），先后28道奏疏排山倒海压过来。估计隆庆皇帝脑袋都大了。

群情激愤到这个程度，高拱根本就没法儿再干了，只得称病求退。隆庆十分眷恋他的这位老师，但见舆论如此沸腾，只得准了。

隆庆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还有一个郭朴。言官穷追不放。九月，郭朴被逼不过，也自请退休了。

徐阶大老爷牛刀小试，凯歌以还！

但是，时论对此也有非议。稍晚后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清廉耿直的人，家里清贫得跟寒士一样。言官们这么攻击，是太过了。

徐阶这一仗玩得漂亮——前锋搦战，诱敌深入，全面包抄，只牺牲了一个不成器的胡应嘉，就打得高拱全军覆没。然而，当徐大老爷捻须微笑时，他没有想到，隆庆皇帝虽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可并不是个白痴。

一个顾命大臣，在新皇面前显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连皇帝也无法左右，那么皇帝该做何感想？

京中大老们只顾弹冠相庆，大概无不以为10年以内，朝局已坚如磐石了。究竟是不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混战之间，我们却没有看到张居正的影子。他没有声音。入阁之前，他仅为一个正五品的侍读学士，阁老们打架，轮不着他参与。况且，他与两边，关系都非同寻常，因此所抱的态度是坚不介入。

入阁以后，情况有些微妙。一面是恩师提拔，难以报答于万一。另一面，与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泽之谊，即我们今天单位里所说的“手足情，同志爱”。因而只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没态度。本身已是阁员了，对双方的执政理念，总要有个倾向，否则不是成了藏头露尾的小人了？

两方面的作派确实大有不同。高拱是个认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个“实事求是”的典范。而徐阶用政，则多从策略考虑，讲究以行政上沿袭的手法婉转达到目的。有时顾虑过多，就不惜放弃原则。

这里仅举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议说，某即将被罢官的高官素有声望，不应该拟去职。而徐阶内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干掉的，就提出：那么我们就请皇帝“上裁”吧。高拱断然反对，说：“这个头儿不能开！先帝是因为在位多年，通达国体，所以过去常请他‘上裁’。而当今皇上刚即位，哪里知道一帮下属哪个贤哪个不贤？让他上裁，不是难以决断，就是交给别人去办了（指太监）。如此，天下大事去矣！”h t t p : // h i. baidu .com /云 深 无 迹

此话真是忠直得可爱。张居正素来欣赏这种“实学”精神，对双方的行政理路，他内心实际是有所褒贬的。

在风潮之中，张居正见言官挟舆论以自重，气焰嚣张，甚不以为然。对徐老师使用权术，以舆论丑化政敌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与高拱，毕竟还有很深的情谊，于是“见其状，不平，往请于徐阶，不听。”他在徐老师那里，是为高拱求过情的。

老师不肯收手，作为学生，又不能起而反对老师，张居正只能独善其身。一日，徐阶向他就政争中的某事征询意见。张居正说：“我今日向你提供意见，明日就成了中伤他人的材料。”老师啊，打死我也不能说。（《国榷》）

这位时年43岁的内阁“末臣”，彼时政治品质还丝毫未被权力腐蚀，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的。

对老师，只能是这样了。但对言官的嚣张无度，他这回既然领教了，心里就已经有数。

——来日方长吧。

尘埃落定。张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气，总算是两边都未得罪。既未负师恩，也未负“同志之爱”。

可是，这口气还没有喘多久，朝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佬徐阶，摇摇欲坠了！

几乎是高拱前脚走，后脚，徐阶就面临着失宠的尴尬。隆庆皇帝与徐阶的关系骤然紧张。

虽然徐大老爷在“嘉隆转轨”中功劳甚大，朝官一片拥护，新皇帝也是认账的。但徐阶忽略了他与“中官”（太监）的关系，同时与隆庆之间的君臣位置也没摆好。事情就麻烦了。

隆庆这个人，也是个甚为稀奇古怪的皇帝，需要在这里说说。

他在做藩王的时候，位置不稳，所以人倒还老实。可能是由于压抑太久，反弹得就很厉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来了。用三句话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贪财。样样都到了`极端的程度。

理政方面，后世史官给他的评语是“端拱寡营”（《明史-穆宗本纪》）。什么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营”，什么也不做。朝会时见大臣，一言不发。一连三、四年都是如此，简直匪夷所思，连朝臣都感到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岂无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说句话呀！

那时候，朝鲜国派来晋见的使臣赵宪在《朝天日记》中记载道：“隆庆视朝的时候，东张西望，没个样子。且发言甚少，都是太监在传呼。”大使先生的这个描写，颇为传神。

祭祀祖宗的事，也懒得去参加，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参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鲜使臣说，隆庆即或是偶尔参加，也极不耐烦。仪式刚完，就令把宫门大开，他拉过一匹快马，骑上就飞驰进宫。扈从的诸臣，*滚**流，撵也撵不上。

政事上不上心，女色上却孜孜以求。即位之初，还服着重孝呢，就“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斥”（《明穆宗实录》）。其丑态，宫内外都传遍了。

刚一当上皇帝，他就下诏增选宫女。吴妈、小尼姑什么的，多多益善。礼部尚书高仪上疏力阻，说，现在宫里边还积压着宫女好几千呢，您还是开恩，把她们放归乡里为好，就别再滥收了。隆庆的批示反应极快，圣旨第二天就下来了，几个字：“宫女不多罢！”高部长当场没晕死！

皇帝好色，民间就恐慌。隆庆二年初春，江南一带谣传要选宫女，引发“拉郎配”的狂潮，“女子十二三以上，婚嫁殆尽”（叶权《信博篇》）。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一辈子“幽在深宫”，成个“白头宫女”。就连官宦人家也稳不住了，纷纷嫁女。女婿一时极为紧俏，在街上随便拉到一个，问问是光棍就行。大街之上花轿相连，贫家女子因涨价租不起轿子，就徒步上门入洞房。那时，穷汉娶到富家女易如反掌，不过，野史笔记上说，这样“婚姻往往不谐”。

一开始，地方督抚也不辨真假。后来弄明白了，官家就赶紧辟谣。但“官愈禁愈为实”。官方发言没有公信力，你越辟谣，老百姓越相信是真的。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平息下去。

隆庆在贪财上也可称为一绝。他不经过内阁，直接派太监向各部索要金银。各部不足，就下令停发工资，把国库（太仓）的银子也调进宫来，并令急如星火向下摊派，致使南方几省数年内加征税款几百万两。

左右太监又蹿掇隆庆搜罗珍宝，下诏让各地大量采买。“买珠买玉，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甚至有的地方官员怀疑，这圣旨是不是假的呀？（《明通鉴》）

朱家的皇帝，换了一个，仍然是很有特色的啊。

当然，这个皇帝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在政治上很宽厚，或者说怠惰。他的习惯，是完全放权给阁臣去操作。

对于这个特点，后代治史者有不同的评价。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里认为：“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即隆庆皇帝）一朝，内阁里面只看到不断的混乱。”朱先生为此感到痛惜。

]而专治明清史的韦庆远先生，在其七十高龄之年写出的巨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中则认为：“这样一个庸懦的皇帝，客观上亦为徐、高、张得行其策，得遂其谋划提供了条件。”

前辈见仁见智，我是赞同后者的。

固然隆庆内阁的混斗，耗去了明朝当时最精英分子的一些精力，耽误了明朝又快又好发展，但这个时间不很长。自隆庆三年以后，秩序便稳了下来。因为“混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淘汰机制，“混斗”选择了最适合领导明朝前进的精英。

此外，隆庆皇帝决不是有人怀疑的那样，是个智障病人。他在选择肱股辅臣时，不管是出于直觉还是理性，最终选的还是很准。

可以庆幸的是，隆庆的老师是耿直而想有所作为的高拱。由于历史的因缘，隆庆皇帝无比信任这位老师。高拱在隆庆后期所做的一切，恰恰为张居正的大展身手铺好了路。张居正的改革，实际是从隆庆年间就已经发端的，在其后，以张先生为品牌的十年“万历新政”，并不是没有来由就横空出世、天降狂飙的。

大国，就是大国。它永远会适时产生与之相称的“人中蛟龙”！

徐阶，并不是这样一条“蛟龙”。

他固然已升到了一人之下的高位，但在专制的官员体系中，爬到高位而掌控了国家权柄的，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很可能，那仅仅是一个权术高手，甚至就是个庸常官僚。

国家的经济、民生、兵备如何统筹？体制固疾源于何处？如何拔除腐败以起衰振惰？一个政治家是要会下这盘棋的。

而行政官僚，却只懂得人际关系这一步棋。如何固宠和如何安插亲信，乃是他们的全部本领。

大国如果由这样的超级官僚来领导，其结果必然是超级稳定。像明朝这样一个版图超大而兵备疲弱、人口众多而榨取过甚的大国，稳定就意味着正在没落下去。

历史不想等待，它马上就要请徐大相国出局了，用的是非常突兀而奇诡的方式。

徐阶太热心了，也太大意了。他以为，以其拨乱反正的功劳，新君能容忍他一反往日的曲从，不断对皇帝指手画脚（这是为你好啊）。可隆庆并不这么想，江山是我家的江山，做臣子的吃的是我家的饭，老说我不爱听的，烦不烦？

自高拱被“拱”走了以后，徐阶更加看重言官的作用。当他发现，新君的身边竟然渐渐聚拢了一群瞎胡闹的太监时，他又故伎重演了。在朝中，不断公开支持言官，谏阻太监操控京城“团营”、在宫内校场操练军士等等荒唐事。这，自然惹恼了“中官”。

这些太监，可不要小瞧。在大人物身边，总有这些一无所能的小人得宠。也许，皇帝对能干的大臣潜意识就是有些嫉妒：我贵为天子，为何才干不如你？好，就算我才干不如你，但我可以让你难受。皇帝对太监，心里就没有什么芥蒂——你们他娘的下半身都没了，我还嫉妒什么？因此，皇帝总是在折辱大臣，而极少折辱太监。当然，大部分以吃拍马饭为生的太监，轻易也不会惹恼皇帝。

徐阶这一来得罪的是整个“中官”群体。老东西还管到宫里来了！耳边风当然就吹得紧了：皇上，这老家伙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幸福生活呢？

皇上的脸色极不好看，几次批示近乎喝斥。徐阶只好“乞休”。

休就休吧，隆庆也来了拗劲儿，只给了老相国回家可以乘坐驿车（公家邮车）的待遇，其余的，没有了。经过李春芳的说情，才勉强给了退休金和奖状。

什么“先朝元辅，国之大老”！大臣就是我皇家的狗，太监才是我哥们儿。

隆庆二年七月，徐阶17年的大学士、7年的首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距离他“完胜”高拱仅有一年多。而且，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返回政坛。这里面，不能排除隆庆这是在为他老师高拱出气。

临走时，徐老爷子把朝政大事和家里的事，都托付给了张居正——这是他布置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国家的事，其实不用说了。退休了，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大佬习惯了操心，一时还改不过来。倒是他的三个儿子，应该让他担心。徐老虽然是个讲“心学”的君子，但儿子们却是乡里的一霸，强占民田，为非作歹，乡民对其恨之入骨。

老子高唱“孔孟”，儿子狂刮民财，明朝的好处真是都让他们占完了。徐阶一退，会不会有人追究这仨小子，徐阶没底，只能拜托张居正好生留意。

徐阶这次，是被“中官”坑了。张居正对此事的心情比较复杂。一则，本应该出头为老师讲两句话，但他估计了形势之后，觉得这么做无益，只能把自己也搭上。二来，老师如果继续干下去，朝局还是温吞水，他张居正天大的雄心壮志，也只能在老师的“心学”影子之下。所以他没有说话。几年后，在他写给徐阶的信中，略表示了忏悔，说自己懦弱！这是虚套，还是实话，真是不大好分辨。

最重要的是，张居正因此看到了“中官”的力量。他决不能重蹈覆辙，对那些没有下半身的，今后一定要拉拢好。除非是皇帝换了脑子。

内阁在这之后，论资排辈，由李春芳顶上，为首辅。李春芳这个“状元”首辅，是个庸才，一级一级升上来的。又信奉“心学”，一味以静制动，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最高行政官。张居正对李同学的这种无能，几乎是公开蔑视。

徐阶走后，李春芳心理压力极大，曾叹息说：“连徐公都退了，我也长不了吧！”张居正说：“那不正好？可以保全你的名声。”李春芳目瞪口呆。据说，为此时曾经三次上疏求退。

另一个大员，陈以勤，人还不错。淡泊，低调，但同时也就没有很大的气魄。他们，做人都是好人，做官都还欠点执政理念。张居正呢，位列末相，还轮不到他过多表现。于是，内阁有点撑不起架子来。

隆庆在在这时，便又调了个礼部尚书赵贞吉入阁。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也是一位“心学”门徒。他可是有个性，敢想敢干，然而却是个向后看的人，动不动要人家“守祖法”。因为自己的科场辈份高，不免气势就盛，并不把张居正等小辈放在眼里。在办公室，直呼张居正为“张子”（你去给我倒点水来），并且当面说张的学问不过是“浅学”。

这个赵贞吉，人际关系的学问实在是太差，与各部官员都有些抵触。

张居正当然感到很不舒服。

据说，他在这个时候想起了高拱。《明史-张居正传》上说，因为张居正受了赵贞吉的气，就去找司礼监掌印太监（太监头子）李芳，策划让高拱回来，“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

高拱果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难道张居正真的参与了人事变更？

这是谁也闹不清楚的千古之谜了。

朱东润先生却不信，他考证，那时李芳因为得罪了隆庆，正蹲在监狱里等候判决呢，不可能再推荐阁臣。再者，李春芳又能碍着张居正什么事？张居正如果想引进高拱来抵制赵贞吉的话，无异是“引虎拒狼”，他不会那么笨的。

草民我认为，这事情极有可能。朱先生还是没有吃透张居正啊！

张居正当时在班子里，是负责国防事务的，谁说秀才不知兵？张居正就是一个。他在翰林院里没白白研究山川险要，深谙地缘政治和边防战略。这在他以后的施政手段上可以看得出来。

在边防上，与俺答的或战或和，其实与整个国策的特色有关系。是隐忍韬晦，还是示敌以强，都要与国策吻合，才能做得下去。

而眼下这个班子的构成，不大像能让张居正施展拳脚的样子。李春芳是靠写青词得宠的，“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6次升官，全是皇上一手提拔（《明史-李春芳传》）。[奇·书·网-整.理'提.供]入阁后，唯徐阶马首是瞻；徐阶走后，推行“没有徐阶的徐阶政策”，主张休生养息、“优柔宽政”。他虽没有主见，但毕竟是首辅，你总不能越过首辅去改变国策。

这不是绊脚石是什么？

陈以勤，说来，是张居的“房师”。也就是说，张居正是陈的“门生”。这是个什么关系？即张居正考进士那年，经科考的是《礼记》，由陈以勤批卷子。在过去，这层关系可是不得了，是做官的一个重要关系网。所谓“门生故旧满天下”，就是指这个。

这层关系，又死死压住了张居正，意见不一直也不能太冒犯房师，总要有所顾忌。再说，陈以勤与高拱一样，是隆庆多年的老师，当年顶住严嵩的压力，对裕王的皇储位置“羽翼有功”（《明史-陈以勤传》），离权力中心比张居正要近得多。张也不可能摇撼他。

这两个人，主张“祖宗立业、子孙承之”，“苟非至于大坏，固未易变更也”。视励精图治为“躁竞”，视革除陋习为“紊乱成法”，你还好意思越雷池一步吗？

明朝的发展，其实已经很成问题了，积弊如山，财力枯竭，外敌窥伺，哪里还容得你休生养息？再不振作，再不根除顽疾，就没有时间了。什么“宽政”？无非是放纵贪官污吏；什么“和揖中外”？不就是挨打了也忍气吞声！

国人啊，“渐已醒”了吗？

再说这个赵贞吉，他倒是一条汉子。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袭北京那时候，严嵩、丁汝夔按兵不动，敌势铺天盖地。嘉靖问计于廷臣，久久无人一语。赵贞吉却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议和，并请命上前线劳军。嘉靖一见，心情大振，立刻升了他的官，让他奉旨前去“宣谕诸军”。

史载：“贞吉廷议罢，盛气谒严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适赵文华（严的干儿子）住，贞吉复叱之。”这个细节，在当时也真是大快人心（《明史-赵贞吉传》）。

严嵩当然为之恼怒，在票拟时故意不写授予督战权，让赵贞吉到前线一个兵也调不动。当时京城附近敌骑充斥，赵贞吉居然敢一个小卒也不带，单骑出城，驰入军营。持节宣慰诸路勤王军，诸军无不感动泣下，愿意杀敌报国。“北虏”听说之后，有所收敛，稍微后撤。赵贞吉大名一时传遍天下。

功臣往往都是白干。敌人退后，严嵩立马构陷赵贞吉。结果，赵老夫子被打了一顿*股（廷杖），贬到广西去当了典史（明代的县看守所所长不乏名臣啊）。

这样一个人，名气大，辈份高（比陈以勤早两科，比张居正早四科），所以敢于指陈各部、科道矢职违纪的猫腻，得罪光了都不怕。他为官40年，一点儿不懂官场潜规则，书生本色，不给人一点面子。

张居正受他的气大了。每每议论话题，老赵总是朝小张子挥挥手：“这不是你们小辈能理解的。”一谈到经史、玄禅，就笑问张居正：“怎么样，深奥吧？你们光知道韩、柳文（韩愈、柳宗元文章）！”

张居正，能不郁闷乎？

四位阁臣，莫衷一是，这还怎么干？

他一个人，拿这三个人根本没奈何。虽然张居正也当过裕邸的讲官，与当今皇上有一点儿渊源，但权力资源还差得远。怎么才能让这两个没用的离开茅坑，让那个不懂事的闭住嘴？怎么才能让自己离权力中心更近一点，能有个搭档联手做事？

他不会不想到“相期以相业”的高拱。徐相已远走，在朝中，高拱最大的劲敌没有了。普天之下的王臣，谁还能比高拱离权力中心更近？

借助高拱，可做大事。这一定是张居正最后的结论。

高拱的回来，已经具备天时。但张居正不大可能直接居间活动。活动这事，已不是外臣所能及，须得有近侍太监说话。李芳已经失势，张居正在中官那里的能量恐怕还很有限。

具体的操作，是由一名外号叫“邵大俠”的人主动发起的。张居正，最多是从中策应。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这时起，我们就可看出他的一个人格特点，就是为了达到做大事的目的，不妨在必要时刻用一点儿权术。关键是，要用得恰到好处。

“邵大俠”名叫邵方先，丹阳人，涉黑分子，能量之大相当惊人。他居然能为阁臣一级的官员“跑官”。张居正与邵大俠事先有没有勾结，没有证据，但不排除在事情进程中有呼应。

隆庆三年，大俠先跑去与徐阶商量：您老愿不愿意复职？徐阶不干（我不愿看皇上那张冷脸）。邵回头又找到高拱，两下里一拍即合。大俠立刻进京，找了当时权势熏天的中官滕祥、孟冲、陈洪，上下其手，把事给办妥了。

这三个“没下边的”，都是鼓动皇上一到晚上就泡宫女、观灯、熬夜喝扎啤的主儿。太监们为什么要管高拱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勾结”。一是可能当场收钱，二是高拱肯定承诺了将来会投桃报李（后来的事情可资证明）。

于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世界上的得意事，最美不过当“还乡团”了吧？

【1569年的最后一场雪】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白雪覆盖了静静的北京城。与这瑞雪一同到来的，是一阵强劲的政治旋风。高拱重归紫禁城。

“高老又回来了！”京中官僚们对高拱的称呼，显示了这个人的分量。

高拱的回来，同时也显出了政治游戏的诡异。民间都知道，是“邵大俠”使了回天之力，才有高拱咸鱼翻生的奇迹。这件事史有记载，说是邵大帮主因此“名倾中外”（（《明史》），估计今后可以以此为生了。但是，我以为，隆庆可能不这么简单，几个“下半身”不大能把他唬住。当时情况是，老成练达的吏部尚书杨博致仕，朝中需要有一个能压得住的人来管人事，隆庆便选了高拱，让他既入阁，又管吏部。

吏部尚书这个官，是六部首长中地位最高的，俗称“太宰”，主宰一切官员的命运。首辅弄不好是辖不住他的。到后来的万历年间，首辅地位略跌，吏部尚书就完全不听首辅的了。

高拱回来，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这在明代是破例，非常少见。因为这样一来，该大臣的权力就太大了，大政方针和人事考核任免全在一个人手里，要是把江山给颠覆掉了，皇帝也有可能还不知道。

但隆庆百分百地相信高老。我就这么用他，天下人你们就看着吧，这就是我的擎天巨柱！

至于张居正如何对待高拱的复出，恐怕很难以猜度。他是一个日夕忧虑国事的人，看问题往往看大局，因此期待的成分大约多一些。

在高拱刚回来时，他在给一个地方官的信中说：“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他没忘记，这是他一生中仅见的一个与他气味相投、旗鼓相当的人。

后来在共事了几年后，他在对高拱贺寿时说：“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像我这样的低劣之才，有幸跟着高老您参与国家大事，五年来（实际只有四年多一点）您老总是放下架子跟我交往——这当然是客套话，但多少透出，他还是很感激高拱给了他一个施展的机会。

待高拱死后，张居正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评价就更高了，达到了“生死之交”和“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的高度。人死了，生者自然是其言也善，但他感念高拱的一份同僚之谊，还是真实的。

]相比之下，他对李春芳、赵贞吉之类的书生宰相，则嗤之以鼻。他后来在万历初年回忆，隆庆四年一次“北虏”犯蓟州，京城戒严。堂堂金銮大殿之上，朝臣们就研究起如何守城的技术问题来了。赵贞吉甚至私心庆幸有敌人来犯，以证明不按他的主意整军，就没有好结果。首辅李春芳呢，不知所措，控制不了会议局面。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措施都极为可笑。最后敌人连影子也没来一个，京城防守了一个月后，解严了，白白花了几十万两银子。

很难以想象，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竟是由这样一群废物在管理。一次小小的边境战役，就闹得中枢乱了套，还有脸说什么天朝上国？历来，只有主政者如虎，国家才能虎虎有生气。主政者若是如绵羊，国家就等于置身于狼群之中，你就是喊一千遍“公理在上”又能奈何？

基于这个背景，张居正对高拱的回来，是忧是喜，就不难判断。即使高拱是虎，也暂时威胁不到他张居正什么。在隆庆一朝，高拱根本不屑于向张居正下手。他们虽然同气相求，但政治分量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真正感到忧虑的是徐阶。他素来知道高拱是个眦睚必报的人，当年拱掉高拱确实是做得狠了点儿。

徐阶的三个公子在乡里胡闹得够了，也遇到了大麻烦。铁面清官海瑞，于隆庆三年六月任应天巡抚，开始清理大户兼并民田事宜。他脖子一挺，放出话来：“法之所至，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巡视所过之处，向他告状，自诉被乡官夺了田产的老百姓，竟然有几万人！

海瑞平日最恨的就这个，你肉山酒海的我管不了，居然还不让老百姓吃口饭！于是`，他“力摧豪强，抚贫弱；贫民田入富室者，率夺还之。”（《明史-海瑞传》）这景象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群穿制服的公差，如狼似虎地闯进大户家，掀桌子，抖手拷，勒令退田。这实在是超越了我们的“常识”——制服人员怎么会向强势力群体耍威风？

徐家三公子急忙向张居正写信告急。张居正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他说：“群众情绪近来是比较厉害，等海公到了你们那里，我当写一封信给他委婉疏通。至于师翁，他年纪大了，可能会受不了这场面，你们千万要日夜好好保护。”然后是一句很含蓄的警告，“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不要给自己带来后患。

言之凿凿，你们听不懂就算了。

不管张居正是怎么赞同海瑞的做法，老师的面子还是要顾及的。高拱“复辟”以后，张居正得知徐阶终日惶惶，还特地去信嘱咐后任的应天巡抚去安慰一下。至于前任海瑞嘛，“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他退田是为了老百姓。老百姓啊不容易啊！知道吗？”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你总要给人家一点点温暖。

应该说，张居正在处理这些事上，原则与人情都照顾到了，无可挑剔。

不出徐阶所料，高拱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前徐大相国的所作所为。高老只有一个原则：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明朝的官官相轧，好像世世代代都是这一个原则。

你徐阶启用的人，不论好赖，我通通给你拿掉。你徐阶逮捕了许多方士，说他们制作假药害死了前皇帝，我就偏要为他们说情：“先帝晚年有病，毕竟是善终，不是暴卒。说先帝为方士所害，天下后世将怎么看待先帝？我高某请求法司改判！”

他把徐阶赖以立足的根基《嘉靖遗诏》全盘推翻，那是假的！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摸透了隆庆的心理——先帝虽然毛病多多，但批评多了，皇帝还有什么权威？所以，再不许批评！

所幸隆庆头脑还是清楚的，他也就做到放了方士为止，并没有掀起反攻倒算的大狱，从而把高拱的清算活动大大打了折扣。当年追随徐阶的人，一个也没受到追究。

可怜当初最初最先跳出来攻击高拱的给事中胡应嘉、欧阳一敬，听说高拱大人要出山，都因忧虑过度，吓死了。

看来，隆庆还是很不错的。生活上腐败得一塌糊涂，政治上清明得洞若观火，这是一个奇皇帝！

但是风向毕竟变了，朝中一些原来依附徐阶惟恐不及的官员，现在立马掉头，猛拍高拱马*，拼命罗织徐阶的罪名，以洗刷自己，以表示咸与维新。人间的老套大抵相似，“恶政”一除，我们居然发现全是受害者！昔日穷凶极恶之徒，今日也来控诉受迫害的委屈，人之善变，不亚于乌龟穿脱马甲。

徐阶与高拱两人，都还不是恶徒，互相较量，即使落败了也还可不失绅士风度。反倒是他们各自养了些有奶便是娘的东西，致使他们在狼狈时，被这些“叭儿狗”再三折辱。恶狗总是比主人还凶，何朝何代，无不如此。其丑态百出，令当时的人也感叹：“宦途真市道哉！”（《国榷》）做官也是有行情的啊，看涨时有多少人趋之若鹜，看跌时就有多少人弃你如破鞋！

海瑞也加入了倒徐的大军。但他与众人截然不同，一如既往，为的是信念而不是利益。对昔日曾为他缓颊的大恩人徐阶，也一点不留情面，对徐家夺人田产的事“痛裁之”。这个人，当初读书时读得太专注了，到现在还以为——既然讲孔孟，就不应该害民。他哪里知道，孔孟也有真孔孟和假孔孟之别，而且数来数去还是假的居多。

退田的官司接二连三，公差不时上门来逼。徐阶的儿子哪里见过这个，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受压迫。于是慌了手脚，嚷嚷着让徐阶想办法，弄得老爷子狼狈不堪。徐阶原想，只象征性地退一点了事，但海瑞不干，坚持起码要退回一半。他开导徐大人说：“你不这样，这些‘刁民’怎肯罢休？为富不仁，对您又有什么好处？”

我们海大人是很懂得逻辑学的——有豺狼心肠的富人，才有不讲理性的“刁民”。人之初，性本来并不是这么恶的。

看见刚退职的大学士尚且不保，江南一带的豪强知道大势不好，纷纷远走边地，以避群众运动。太阳终于打西边出来了，“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李贽《续藏书》）

千年的秩序，就这样被海大人一朝颠覆。如此看来，海瑞之所以流芳百世，自有着人心的向背。世世代代真心感念他的，恐怕都是些草芥小民。小民们没读过孔孟，但他们也知道“民为贵”的说法。可是，三千年啊，有多少官升官涨，蘑菇一样生生不息，肯这么为老百姓做主的，怎么就这么一个海青天？

不过，小民的欢乐，总是转瞬即逝的。盘根错节的老树，绝非一人两人之力就可以拔除。海瑞领导的退田运动，到隆庆三年底，遭遇了豪绅的强烈抵制。徐阶的三个公子以重金买通言官，反诬海瑞是“沽名乱政”。当惯了大少爷的他们，依然狂妄，说：“千金能去一抚臣，则钱亦神矣！”

有钱就能把省长扳倒，无怪公子们要丧心病狂地敛财。

转过年，到了二月，海瑞果然被罢官。这位海大人，连皇帝他都不怕，面对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却只能连呼“奈之何！奈之何！”

只有高拱根基牢固不怕事，他接过手来，继续清查。对海瑞，他也说了几句公道话。

他说：海君做的事，说完美无缺，当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也不对头（好个辩证法）。他过激、不尽人情，当然不可；但凡是他为民做主的举措，就全部废掉，则尤其不可。要是全部翻过来，弊端仍将在，而民心则尽失，这绝非国家之利。

作为一个当国者，高拱是清醒的。谁在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他一清二楚。“民心”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他也一点儿不含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认为天底下最可恶者，恰恰就是“民心”。人和人，一样的脑组织，产生出来的思想真是有天壤之别。

对于徐家的不法情事，高拱让言官出头向皇上检举，随后应天巡按就逮了徐家的三个小子。高拱又专门委任了一个人来穷追到底。这人是他的门生，前苏州知道府蔡国熙，此时正离职在家。高拱将他起复，不久又升为苏松兵备。高拱指示应天抚按，凡是控告徐阶父子的事，都交给蔡大人来办。

官府严厉，百姓汹汹，徐大老爷算是掉进深渊里去了。几次自杀，所幸未遂。徐阶的儿孙被整治得昏天黑地，牵着他的衣襟号泣。徐阶仰天叹道：“我不过勉强逃过一死，哪里还能保你们活啊！”悲惨之状，如坠地狱。

徐阶在做官之前，家里不过一普通读书人家，17年大学士当下来之后，家中田产竟累积到二十万亩，其富甚至超过严嵩。他虽然不收贿赂，名誉尚属清白，但时人对他以权势谋财的行径，还是早就有非议的。

昔日权倾一时，今日被人追索，分明是冰火两重天。不知他心中可有悔恨？

当官当昏了头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会倒，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只会朝他笑。今日事，够他铭记三生的。只可惜，这个宝贵教训对他已经永远没用了。

清查进行了两年多，前首相徐阶贪财之名，哄传天下，三个逆子也被发配戍边。一世的清名，全毁了。所幸高拱还是个讲“费厄泼赖”（绅士风度）的人，后来决定收手。张居正此时也极力主张罢休，多少对他也起了一些作用。

于是高拱屡次致信苏松地区的当道者，要求对徐阶与其儿子给予宽容，其辞颇恳切，说是“必望执事作一宽处，稍存体面，勿使此公垂老受辱苦辛，乃仆至愿也”。

高拱之所以没有“追穷寇”，就在于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徐老大人既已尝到欺辱百姓而遭的报应，也就算了。

他在与别人谈及此事时，曾经说道：“华亭（徐的别号）之事，一切忘却。”徐阶已不复当日气焰，“黄粱已熟，大梦已醒”，让他自己回味去吧。

后世史家多认定高拱对徐乃是挟嫌报复，说“拱再出，扼阶不遗余力”（《明史-高恭传》）。我以为，他的报复心理固然有，但从其为人来看，这样做，也有他向来容不得违法乱纪的因素。前因后果，总起来考察，高拱做得还是相当磊落的。

徐阶有幸，终不至于死掉。后来高拱下了台，他便一直在张居正的护翼之下了，晚年倒也无事，而且，是死在了张居正的后面。

世事何是梦？何是真？老人家自是领略到了真味。

再说高拱回阁后，仅居于李春芳之后，是为“次辅”，但他的权力资源无人可比，行事也就无所顾忌，实际上已具有首辅的威力。这时候，自然该下手来清理内阁这个牛圈了。当代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一流的政坛“拳手”，往日令张居正一筹莫展的人事，高拱一来，便挨个儿“修理”。仅仅两年左右时间，文渊阁内，就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紫禁城内靠东边的文渊阁，原本是个藏书馆，明成祖正式成立“内阁”那会儿，没有办公地点，就借用了这里。后来是干脆与这个皇家图书馆合署办公。最后，皇上又下令给文渊阁添了几间平房，成了内阁正式的办公署。

高拱曾在这里受了徐阶不少窝憋气，今日，环顾左右，也是不顺眼的人多——这样天天讲“之乎者也”的内阁，还能办什么事？于是，他又来了倔脾气：知道我是谁吗？有我，就不能有你们！

这样强悍精明的人，一回来，势必和另一个自负也颇高的赵贞吉形成对峙。说起来，他面对的还是一个徐阶遗留下的老班底；赵老夫子、李大状元、张小相公，都曾是徐阶口袋中的人物。

李春芳无主见，事事退让，先搁下再说。张居正谨小慎微，又与高拱毕竟有不浅的渊源，看来似可以为谋。只有那个赵老头，既是徐阶提拔的，又对徐阶倾心敬仰，新的内阁混战自然是拿这个老头开刀。

内阁充满了战前的紧张空气。首先忍受不了的，反倒是高拱的昔日袍泽——陈以勤。他虽并未卷入政争，但对高拱主持吏部的做法大有异议，不断上疏旁敲侧击，这当然触怒了高拱。不过高拱念及旧谊，也仅仅一个不理睬就是了。最终，他觉得无法作为，于隆庆四年七月归老田园了。

在高拱入阁后，赵贞吉见高拱掌了吏部，权势太大，便也经过活动，兼管了都察院，成了科、道领袖，一时与高拱成双峰对峙之势。

隆庆对他们两个都是青眼相加，委以重任。也的确，有这两个人给他看家，他尽可以放心，只管夜夜金樽美酒花姑娘了。

可是，在咱们中国，像“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样滥俗到家的俗语，往往包含的是千古不移的真理，比孔孟还要接近真理的核心。

高拱与赵贞吉，若真是能如隆庆所愿，携手并进，那还真是大明朝的至福。可惜，两人从来就没有好好合作过一天。随着隆庆皇帝发出的一道整治科道的命令，两人立刻撕破脸皮，兔起鹘落，大打了一番。

强手过招，招数之凌厉不说，还带有某种喜剧性。明朝人，这回好好的看了一场文渊阁大戏！

这两个人在朝中的势力，可以说是各领了一支精锐军团。高拱，掌管的是人事系统。他的吏部，分管的是官员的注册、定级、考核、授衔、封赏之事，是往上抬人的。跑官的人，就要往这儿跑。不过在徐阶任吏部尚书之前，吏部的官员们有个很严格的不成文规矩，就是决不与百官接触，自成体系，省得老有人半夜敲我们家门。

赵贞吉管的是科道。科，就是“六科”，其职能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道，是都察院系统的简称。之所以称为“道”，是因为都察院下设了“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当时十三个“省”的监察之职。这是个“条条系统”，不受地方牵制。他们管的是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冤狱的事情，是往下“砸”人的。这两大部门，在明代公文里常常合称“科道”。其官员，就是具有极大杀伤力的“言官”。

科道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小官，六科都给事中（科长）仅仅是个正七品、一般给事中只有从七品，跟个县长差不多。监察御史也是正七品。官阶虽小，却可以弹劾一、二品的大员。这是古代行政制度里有名的“小尅大”原则，是为了防止官大了谁也管不了，腐败一暴露就是千万贪污犯。皇帝就拿这些“小萝卜头”盯着你，一动就检举你，有利于高级官员的防微杜渐。

这科道官员也有权力批评和劝阻皇帝，话说多了皇帝往往不爱听。虽然皇帝也明白“良药苦口”，但哪个疯子喜欢天天有人骂他呀？

好脾气的隆庆就是让言官们给骂急了。一开始，他还能礼贤下士，有一次，御史詹仰庇曾经上疏劝隆庆不要疏远皇后，不该把皇后禁闭在别宫里，都憋出病来了。这不是管到皇帝的家里去了么，隆庆只是批了几句话，说：“皇后身体不好，去别宫是为了养病。你哪里知道内廷的事，光在那里胡说八道！”也就完了。换了嘉靖，那还不得打烂*股！

可是隆庆忍耐了四年，不想再忍了。这次是因为御史叶梦熊上疏引用宋时典故不当，隆庆大怒，借题发挥，直接下诏（没通过内阁票拟）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乱朝纲。”要求对科道官员四年来的作为来一次彻底考察。一天到晚说别人，你们自己难道没问题？

这里所说的考察，跟我们今天的意义略有不同，含有“整风”、“追查问题”、“过筛子”的意思，是有罪推定。

这是皇帝对言官的一次总清算。言官们平时那些猫腻，他也多少明白一些，不信查不出你们问题来。

这道圣旨一下，最高兴的是高拱。隆庆元年他被赶下台，就是这帮言官捧徐大老爷的臭脚，起哄起的。这次出山，还始终没倒出手来雪耻呢。叫你们叽叽喳喳，今天要你们原形毕露，以前那是时候没到。

这个晴天霹雳，把赵贞吉的阵营吓得不轻，他感到义不容辞，便上疏反对。说：“因此一人，遂波及于诸臣，并及前四年之诸臣，一时众心汹汹，人人自危。”我对此甚为忧虑，因此不能保持沉默。“

老家伙说得也很有道理。他说，我翻了翻花名册，自陛下上台以来，科道的官员先后有二百多人，中间难道就没有赤心报国、忠直敢言之士吗？我们老祖宗设立科道，就是为了让他们“风闻言事”，听到什么就说，对与不对，还有执政大臣把关、皇上你亲自上裁呢！纵有不当，责罚也仅仅止于说错话的人。哪里听说要将好几百号人通通加以审查，一网打尽，这不是要重蹈汉、唐、宋乱政时的覆辙，不让人说话了吗？

此疏一上，众言官精神为之一振，赵老爹，您说得好啊——大家都伸长了脖子看下文。

高拱恨言官不是一天两天了，见老赵要“护犊子”，当老母鸡，不禁大为恼火，立即上疏说，既然皇帝您发话了，那就得执行。除三品以上的都察院首长可以自纠自查外，其余监察人员都要查一遍。到底有没有徇私舞弊的？不仅现在查，将来还要随时查。你们这些言官，好事干得不多，无非是些“公室之豺狼、私门之鹰犬而已”！（高拱《本语》）

不过，争论是争论，考察还是如期开始了。

考察一开始，两人立刻进入短兵相接。有时为一个人的去留，在文渊阁从早上争到大中午，口干舌燥。

老赵这回是拼了，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干部。

平日里我等微末草民。可能很少去考虑“真理”究竟是什么东西？其实真理就是酸枣刺，它是两头尖。方向虽不同，刺人可都疼，哪一头都可以刺着人，关键是看你用了哪一头。

老高和老赵，就这样各执一端，狂怒地向对方使狠手。

“我说得不对吗？你这个老家伙。看刺！”

“我说得也没错啊！疯狗，接招儿吧你！”

两位大佬在文渊阁杀红了眼，完全失去了理智。

高拱提出了一份惩治名单，要把赵贞吉在科道的亲信一概罢黜，我要让你变成个没毛的鸡！

赵贞吉立刻反制，也提出了一份名单，要把高拱的狐群狗党通通摘乌纱帽。看你个小样，难道我平时是聋子、瞎子？

双方这下子僵住了，估计哪一伙的*股都不干净，拎出任何一个来都可以“见光死”。这两份名单要是一并执行，那这架打得也就没意义了，成了自杀式袭击了。

于是有人站出来调停，两位老爷，有话好好说。调停的结果很快出来了：双方都歇菜，你不追究我的人，我也不去揪你的人。

但是。高老有个附加条件，那就是：以前跟了徐阶跑、而现在又没投到你老赵门下的王八蛋，你就不要管了。

这下子，高拱一口气贬斥了27个科道官员。这数目看来好像并不多，但是明朝的六科一共才40人，都察院“十三道”一共110人，整个国家的监察系统才150人。就这150人管着全国12万多官僚的违法乱纪问题。150人一下被干掉了27个，用当今时髦的术语来说，这落马人数的“增幅”或者叫“同比增长值”，也是很惊人的啊！

还有以前弹劾过高拱，今日自知不免，不等你“考察”就自动辞职的，人数也有一批。

这考察是秋风扫落叶，只要没有老赵庇护的，一个不留。高拱手底下，长期以来也拢住了一些言官，谁要是替被罢免的人说话就弹劾谁。瞄准一个、打一个，简直是一场政坛大屠杀。韦庆远先生在描述这场酣斗时，用了一个极其精当的形容——“阁内已俨然存在两敌国”（《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

打完了小卒，还不解恨。高拱的门生、吏科都给事中（俗称“科长”）韩楫，蹦了出来，于阵中直取对方三军主帅。他上了个折子，弹劾赵贞吉在考察中营私，分明是“庸横辅臣”，无能而又专横。恳请皇上速速将他罢斥，以清政本，以明法典！

这个韩楫，老早就是高拱倒徐的马前卒，场场恶斗都落不下他。

赵贞吉心里恨恨：娘西皮！这高霸王，又放出这些赖皮狗了！于是，他立即上疏自辩。

老赵满腔悲愤，振振有词：我说皇上，你看这姓韩的不是胡说八道么？人要是无能，就不可能专横。专横怎么可能是庸臣的特长？您信任我让我掌管都察院，我哪里敢不尽职？我认为，高拱本来就是内阁近臣，参预中枢机密，同时在外又掌握干部人事权，这权力也太大了。皇上您委任我管监察系统，不就是要我节制他的权力么？十个月以来，他歪曲考察本意，放纵大恶之人，昭然在人耳目。如果我还不出来说话，那可就真是庸臣了。人要像高拱这样，才谈得上专横。他姓韩的小子不就是想罢免我吗？行，但是请皇上在放归我之后，让高拱这家伙回到内阁来，千万不要给他这么大的权，省得让他到处结纳狐群狗党！

好，连老将都给逼出来了！高拱见状，寸土不让，也立即上疏做了答辩。你个老不死的，就让皇上来评个公道吧！

老赵的上疏言辞犀利，也充满了逻辑性。但是君主一般是不容易为逻辑所打动的。高高在上的时间久了，思维总是异于常人，明明眼前是哀鸿遍野，他看着也是一片太平盛世。

而高拱的自辩，倒是很一般。无非是说，韩楫参劾赵阁老，是他的个人行为，绝非受我指使，而且我也没有放纵大恶。他强调的关键一点是，既然赵阁老这么看不惯我，那就请皇上将我罢免以谢赵老。

高拱将完了赵贞吉的军，这是又在将皇帝的军了。他给了隆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不是我走，就是他走！两只老虎，不可再处于一笼。

若是换了勤快一点的皇帝，可能就会分别去做工作：都是肱股大臣，看我的面子还是和为贵吧。但是隆庆是个懒人，他喜欢快刀斩乱麻，很快地，诏书下来了，其中没提赵贞吉有什么错，只是对高拱表示：你忠诚辅佐，办事公正，是我的左右手，怎么能引咎辞职呢？好好干吧，辞职不予批准。

满朝的人都在等待这个裁决，现在清楚了——高拱全胜！

赵贞吉似乎感到很是意外。老头儿明白了，这是彻底输了。于是只好灰溜溜地夹起公文包走路，致仕回乡了。

隆庆对高拱，是铁了心地信任。高拱的权力资源，可说是一等一级的。赵贞吉虽然也很受赏识，但恩宠的等级要低得很多。两人的强弱之势，非常明显。老赵最正确的战略，应该是采取守势。虽然你很强硬，但我没有破绽，你也拿我没奈何。而现在这种不顾一切的决战，胜负的结果只能有一种，老赵事先应该想得到。两个人拼的，不过是恩宠的等级——那隆庆是个听得进真理的人么？

赵贞吉就这样走了。首辅李春芳痛心于徐阶的势力土崩瓦解，在这前后也走了。高拱如愿以偿升任首辅，同时内阁又补进了一个殷士儋。殷过去也是裕邸的一个讲读，现任礼部尚书。

现在的内阁，很像是裕邸大讲堂的翻版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也是个滥俗的民间话语，不过，你能说它概括得不对？所有的宏大话语，都是冠冕堂皇的，而在那后面藏着的，恰恰就是这些滥俗到家的真理！

现在该论到高拱捻着胡须微笑了。“河清海晏”，如今的内阁还稍微有那么点模样。

官场排挤人的手段，其实到哪里都是一样。连芝麻小官也都会。要想把你挤走，就给你制造不友善气氛。对自己人有说有笑，对你，则视若无物。无论你说什么，我就是一个反对。我这一伙里的人，哪怕是赖蛤蟆，我也要把他捧上天，而你，就是苏东坡再世，也能给你找出文理不通来。

七、八品的小官儿，管的不过是十几个人，尚且要搞一统天下，就更不用说操持国柄的大佬了，那肯定是要把班子彻底“洗刷刷”。

可是，班子还没有完全干净。这个殷士儋，倒还不是高拱一伙的。裕邸的旧人先后入相，他是进来得比较迟的，隆庆四年十一月才入阁。老殷升得慢，就疑心是高拱不肯提拔。这次入阁，走的是“中官”路线，来路不大光明。高拱有点看不大好他，看好的是自己的直接下属——吏部侍郎张四维。殷士儋见此情形，就疑心自己的相位八成是坐不稳了。渐渐的，对高拱，连杀的心都有了。

殷士儋的背景，是隆庆身边的大太监陈洪，根子很硬，不大买高拱的账。高拱看他也是如鲠在喉，不耐烦之极。这时，忽而又有御史郜永春参劾张四维家庭出身不正，是个大盐商，过去有勾结官府、权钱交易的劣迹。高拱立刻疑心是殷士儋在幕后主使。

紧跟着，就有韩楫等人上疏，对殷士儋走阉宦的后门入阁提出异议。殷士儋也认定是高拱在幕后主使，两人就此剑拔弩张。

这一天，六科的给事中们会齐到内阁，按例和大学士们开碰头会。大家互相作个揖，然后开会，因此这例会的正式名称叫“揖会”。

这下冤家正好碰了头。殷士儋走过去对韩楫说：“听说科长（原话如此）对我不感冒，不感冒可以，但不要被人当枪使！”韩楫未加理会。散会时，高拱忽然来了一句：“做事不合规矩哪行啊！”

一听首辅这阴阳怪气的话，殷士儋知道这是在讽刺他“走内宦路线”，顿时勃然大怒：“你为了提拔张四维而压我，我没脾气。现在你又想驱逐我给那个家伙腾地方，是不是太过分了？你驱逐了陈公，又驱逐赵公，完了又驱逐李公，现在又来驱逐我。你这样子就能坐得稳这个座儿？”说着挥拳就要痛揍高拱。

老高急忙闪开，殷士儋连续几拳打在了茶几上，竟“其声砉然”，也就是“嘭嘭”作响！

文渊源阁里演开了全武行，张居正在一旁不能袖手，连忙来劝，也被殷士儋连带着一顿臭骂。

这山东大汉倒是个敢作敢当之人。有人立马弹劾他不成体统，他也就挂冠而去，不再玩了。这是隆庆四年十一月的事，老殷仅仅在内阁干了一年。史书上说，他后来“退居里第，闭门却扫，不谈世故”，当卧龙先生去了。

说来也巧，隆庆内阁先后落败的几位辅臣，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包括最早高拱一派的那个郭朴，回乡后都能安居草野。或诗酒应酬，或徜徉山水间，很让当时的士人羡慕，以为简直可比“凤翔千仞”、“松柏后凋”的仙人了。

他们的结局，很符合林语堂先生的“享乐人生”。看来，官场失败，绝非就等于人生失败。当官当到了顶的人，才能看得这样透。世间最躁进的，可能就数有些七、八品的“芝麻绿豆”了。

“不知道腐鼠成滋味”啊，他们把那一顶小小的乌纱，看得可是很金贵呢！

文渊阁终于平静下来。静日生香，年末的冬阳照在差点没被殷士儋砸碎的案几上，竟有一派祥和之气。

高拱坐下来，再环顾四周：身边只剩下张居正张少傅一个人了。

此刻，他最想对张居正说一句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拱耳！”

来人啊！煮酒，煮酒！

【且看牛刀是如何小试的】

诸位读史到此，一定看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隆庆九相”（隆庆末期，高拱又引进了一个高仪，因年迈多病干得不长，于万历元年死于任上）命多不好，数年的车轮大战，几乎人人都遍体鳞伤。两大派的主帅徐阶、高拱，在朝中本是举一发牵动全局的大人物，却都不免身遭重创，先后黯然还乡。

在这锋芒杂错的刀光剑影中，怎么会看不到张居正的影子？

他在前期为徐阶所庇护，避身于事外，倒也可以理解。徐阶倒台后，连累徐家班底接二连三被逐，张居正何以能独善其身？他是徐阶最为青睐的大弟子，与闻嘉隆转型时的国家机密，这事情中外皆知。那么，他是怎样在徐阶去后保全自己的？他与徐氏的渊源，犹如胎记，而能够使复出的高拱忽略这一点，容他在新内阁里安安稳稳地做少壮派，其玄奥又在哪里？

我只能说，首先是因为他很幸运，其次是由于他很小心。能在隆庆内阁的行星大碰撞中，躲闪其间而毫发无损的，唯有他一人能做到。

内阁两派，他是唯一与两边都有渊源的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他在高拱这一面，也有很深的渊源。裕邸旧人这一身份（感激徐阶吧），使他与隆庆、高拱都有了一层说不清楚而只可意会的政治血缘。他既是徐阶物色的接班人，同时又是高拱的亲密朋友。关系之铁，时人甚至用“刎颈之交”来形容。

按常理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政治营垒，除非是间谍。而张居正，恰恰就具备两个阵营的特别通行证。

属于徐氏，是因人事上的脉络，这在我们中国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属于高氏，是因为观念上的契合，这在士大夫阶层中，又是一种物以类聚的癖好。

加之张居正昔日又曾为裕王老师，使得他比别人又多了一个保护层。只要不犯大错，不陷入旋涡的中心，起码别人不可能在皇帝面前搬弄的了他的是非。因为隆庆对大臣，一是看得准，二是看准了之后印象就永远不改。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来了，正是他入相前的经历，把他造成了一个极其幸运的左右逢源者。也许，徐阶当年想到了这一点，也许仅仅是徐阶无意为之。总之，在一场又一场的乱仗中，确实是没有一块砖头是专门砸向他的。

此外他得以自保，也源于他超乎寻常的谨慎。前期在徐阶的授意和卵翼之下，他遵循“不上前线”原则，你们尽管斗，我来坐战壕。战斗中，我只是个沉默的士卒，阵线上的面目很模糊。因此在徐、高之战中，两派均未得罪。

但是，永远沉默也是不行的，时局一旦有变化，关键的时候一定要跨出一步。

在高拱反攻倒算时，他若再模糊就已经不行了，因为已没有了可靠的庇荫。再含含糊糊，就等于自己是徐阶余孽，要被人指着鼻子逼问“为什么不忏悔”。因此，他这次有了态度，就是基本站在高拱一面。徐氏已大势已去，保住老命就算不错，在隆庆一朝绝无反攻的可能。以张居正之聪明，他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殉葬。因为他的恩师，恰恰是他事业上的障碍、观念上的的敌人。此时局面已经明了，高拱迟早会清洗内阁，张居正所期待的“实学”用武之地就在前面，因此他当然会站在高拱一面。

《明史-张居正传》可以为证：“拱至，益与居正善。”这个“拱至”指的就是高拱卷土重来：“益与……善”，就是两人关系越来越好。为什么会越来越好？刚刚我已经说清楚了。

张居正这样做，是在走钢丝。他自己也说是“畏行多露”。怕言行表露得过多，被人抓住把柄。

比如，在高拱“复辟”后，如果无条件赞同高拱的话，就有可能被徐派人马指为“卖师求荣”。所以必须出面为老师求情。但如果求情的分寸不当，又可能被高派人马视为非我族类。

隆庆初年的那些日子，张居正可能有很多失眠之夜。

所幸，他安然度过难关。我发现，他有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既与强势的一方保持一致，又要适度地同情弱者。这才是高明的左右逢源，而不是芝麻绿豆们的有奶便是娘。

由于他是两大阵营中唯一与对方有渊源的人，因此失势的一方在危难时，需要靠他出面来缓冲。这个居间的身份，自然会让弱势者心怀感激。他也就因此洗脱了“背主”或者“卖友”的恶名。

他为什么不湿鞋？因为他永远离河一尺。

张居正是个热衷于执政的政治家，不是道德名臣，更不是圣人。他以权术立足，以事功为业。因此以完美品德标准来衡量他，无异于方凿圆抐，解释不了他的行为动机。

过去蹉跎于故纸堆20年，今日相业已经到手，唯一遗憾的是内阁环境恶劣，不得伸展。那么他最基本的期望底线，就是不要被搞掉；第二愿望，则是廓清内阁、打造一个能干事的平台。

当年未能站出来与老师一起玉碎、甚至事后也感到某种愧疚的原因，是为了保住底线（徐阶本人安插他入阁，期冀的也决不是让他玉碎）。而后热情迎来高拱出山，两人日益密切，则是为了实现第二个愿望。

这样一个人，说他委蛇狡诈，违反本心，逢迎了自己并不赞同的势力，那是忽略了此人的复杂性。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红心白罗卜”。人事关系的交错，铸成了他这个奇特的身份。徐阶的人马，看到的是他的白皮儿，谅解他的苦衷。高拱这方面，看到的却是他的红心儿，因而欣然接纳。

在历史转折的诡异之点，往往是“红心白罗卜”的人，方能不被淘洗掉，从而将历史惊人地推进一步。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双重身分，而是非红即白，那么无非是跟李春芳、郭朴一样，与统帅人物一损俱损，政治上从此心灰意懒，以优游田园卒其一生。

他不肯对高拱落井下石，为落魄的徐大老爷讲情，力助高拱清扫内阁，都是符合本心的行为，绝非为保全自己的违心之举。

况且，以大明官场的利益纠葛，即使道德名臣，也不免有攀附强势人物之心。

隆庆元年，广东道御史齐康上疏弹徐阶“二子多干请（帮人跑官）及家人横里中（横行乡里）”之事，徐阶以退为进，申请致仕，引起徐阵营的全面反弹，攻击高拱的上疏无日无之。如果仅此，高拱还不至于全线崩溃。恰在此时，直声满天下的海瑞放了一发重炮，直指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甘当鹰犬，目的不过是期望高拱登首辅之位，自己能捞到更高的官爵。海大人词锋凌厉，横扫千军，要求皇上果断罢斥高拱。

连时代楷模都说话了，高拱立刻陷入了道德谴责的火牛阵，难以突围。最终，以告老回家完事。

海大人的这次讲话，毫无事实根据，不过是滥用道德武器抡了一回，私心里也可能有依附徐阶强大势力的意图。事后，果然就有“应天巡抚”乌纱的回报。至于整治徐家少爷，那已是徐阶离职一年后的事了。整治徐少爷，现在看来，不排除有洗刷、撇清的嫌疑，不然不会做得那么绝。

然而一切已晚，高拱回阁后，成为了实际上的首辅，海瑞虽已有“反戈”之举，但旧账不可能一笔勾销。三个月后，言官们刚刚对海瑞提出异议，海大人的官帽子就保不住了。整治徐少爷的事，由高拱自己接过来做了。

后来张居正秉政，终身未启用海瑞，除了嫌他操切太过之外，对他在“反戈”中的薄情寡义无法原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张居正在隆庆前期，是不是光顾着固宠保位了呢？否。资料证明，在几场大混战中，他都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有时参预得相当之深。

他的某些行为，显然与“君子坦荡荡”不符，或密谋于室，或吹风于耳，都或许有之。各类史书、笔记上记载得很多，这里也不必避讳。但从他入阁以后力图有作为这一主线来看，在登上首辅之前的这些机巧，实算不得大罪大愆。

并且，我个人认为，正史或笔记上所说的，张居正“构陷”、“投隙”、“钩隐”、“乘间”，十之八九可能都是子虚乌有。

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他在“隆庆混斗”中倍受人指责的几个小动作。

先是高拱与徐阶酣斗被言官围剿时，沈德潜《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作为徐阶的门生，“为之调停其间。怂恿高避位。”意思是高拱中了张居正的招，不战自退。［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可是，高拱一走，内阁无为的状态将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这于张居正究竟有何好处？

我认为此事即使有，也无可非议。高拱那时被朝中当要津者和言官们集体抵制，已无转身的可能，硬挺下去，恐怕连隆庆也将不知如何措置。如果张居正确实劝过高避开，那也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联系他此前不愿为徐提供攻击高拱的炮弹，完全可以推论，劝说高拱暂避锋芒决没有什么祸心，前后两个行为的动机是一样的——不愿意见到高拱遭受更大打击。

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向徐阶讨好，那么我以为，以张居正与徐阶的亲密关系，张已无须以这类行动再去拍徐的什么马*。

劝高拱“走为上”，不过是张居正凭本心做了一件对朋友有利的事。

其次在徐阶的离开上，王世贞《国朝献征录》上说，徐阶被隆庆冷落、不得已上疏求归时，“张居正不欲阶久居上，且与拱有宿约”，于是就秘密告诉大太监李芳，说徐阶这次是真的不想干了，由李芳向隆庆递话，导致徐的求去被批准。然而正史及其他笔记的上，并无此事的证据——王世贞是如何得知这些机密的？

徐阶在内阁固然是压了张居正一头，但他走后，仍然有李春芳、陈以勤排序比张居正高，那么驱徐的意义又何在？如果说“驱徐”是实现“迎高”的宿约，那么这两件事相隔一年零四个月，似乎又不太可能有这种因果关系。王世贞在这里，恐怕又在想当然耳。

再者就是赵贞吉被高拱驱逐，在明末和现代，都有人说是张居正挑拨所致。这倒是唯一能找到一点点事实的说法。也就是这其中透露了，在赵、高之争中，张居正的倾向非常明确。他为高拱出过主意，打过气，都有可能。当时两人已经处于联手状态，行动默契也不足为怪。

之所以张居正要拥护高拱，前面已经讲过，是因为两人治国的理念相近。而就阁内的权力来讲，驱走了众人，高拱也未见得能给张居正以更大的空间。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张居正完全知道这个道理。

而赵、高决战的原因，是由隆庆要整治言官而引发。没有这个触动双方重大利益的事情发生，两人也不可能激化到这个程度。赵贞吉其实是被隆庆本人逼走的。说是因张居正进谗言、挑拨离间所致，无乃欲加之罪乎？

还有更极端者，沈德潜言之凿凿地说：“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把责任全都归到张居正一人身上。

我倒有些不明白了：张居正一个一个、没有原则地驱逐人，难道他会感觉很好玩？

我看，张居正之所以遭非议，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未被驱逐过。这又是一个“楚人无罪，怀璧其罪”的事例。

张居正没被驱逐的真实原因，我以为，是由于他在内阁中当时的权力资源最小。大树徐阶已经倒台。他的裕王旧人身份，在内阁也没有什么可依侍的，因为就连淡泊内敛的陈以勤，在裕邸的资格都比他老得多。大太监李方本来可以做他的一个后盾，但可惜后来已经失势。甚至在他之后入阁的殷士儋，在“中官”的背景上也足可以让他气短。

——这就是张居正在内阁的“末相地位”。其“末位”，不仅仅指的是入阁的顺序。

这样的一个脆弱者，对高拱或对其他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无害者。他因此而在这个淘汰机制中侥幸被保留。

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不材之木，才能终其天年。道理完全一样。

高拱之所以惟独留下了张居正，撇开别的原因不说，这应该是最深层的一个原因。当然，高拱也恰恰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是后话了。

隆庆一朝纷纷扰扰，张居正如履薄冰。但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隆庆二年，徐阶走了以后，内阁与朝中官员空谈的习气略有减弱，张居正私心里还是颇欣慰的。在分别给几位朋友的信中，说了几次“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之类的话。

如果徐阶还在的话，《明史》上说他“阴重不泄”，也就是闷着。大家想干点实事，很难。后来的首辅李春芳虽然无能，但他也宽厚，内阁多少就有了一点清爽之风。张居正那时已过不惑，年华已非常不禁老，他愁的就是，总有人“欲守故辙，骛虚词，则是天下之事，终无可为之时矣”。

这是清醒者的痛苦。而盲者，就不会有看见深渊的痛苦。

人们总以为，告别了嘉靖旧时代，一切就皆圆满，人人会自动成为君子国民。其实，新时代自有新时代的弊端。时代决不因为“新”就自动完美。旧的荒唐过去了，新的荒唐又生，人们只好又忍。张居正也痛感隆庆初政一年多过去，“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

到七月徐阶一离开，八月，张居正跟着就上了一道《陈六事疏》。他要跟皇上陈述六件事。张居正在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是考虑了老师的面子，他不愿在徐阶在位时就表露出两人政见不合。

这个奏折很有名，实际是张居正的全部执政纲领。一共有六条，无不切中大明吏治的要害，是他为重振帝国开出的六条良方。也就是：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

他在万历年间当国十年所为，无不是按照这个既定方针办的。奏疏把明朝的问题看得入木三分，读起来相当之痛快。就像庖丁解牛，砉然有声。

大明朝这个步履蹒跚的老牛，还真是就得张居正这样的人来捅它几刀。

因为这个条陈是张居正后来十年新政的灵魂，所以我在这里就拣出几条来罗嗦一下。

先说第一议“省议论”。

他说，几年来我看见，“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政多纷更”，老是自相矛盾。草民我觉得，譬如当今之日，一面斥不劳而获为大耻辱，一面百万彩票又为大光荣；一面娼家卖笑须游街示众，一面白衣天使又为野雉发套防病。若此，百姓又何所适从？

张居正指出，“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这是说新官上任时的情形。“漫言数事”，就是今日之“我来简单说两句”，这两句，简直就是滔滔不绝。此外一有新官上任，就不问青红皂白撤换中层干部，凡是前任所用，通通撤掉，或调来亲朋好友，或有拍马小人见机跟进，立刻就有官可做。庸官的套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张居正又指出，你看这种条陈，文辞华丽，看的人无不惊叹，不是说他有才，就是说他能干事，其实他小子刚到任，“地方利病，岂能尽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是听了人家的风言风语罢了。时间一久，“简单说两句”说了些什么，恐怕他自己也忘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要办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现在有些人施政，一开始就没考虑周全，听到有人说什么就马上实行，没等见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虑不定，旷日持久，难见成效。他主张，今后“欲为一事，须慎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就是考虑好了再干，干就要干到底。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皇上您应该叮嘱各部院衙门，今后要领会朝廷讲究务实的方针，一切汇报与报告，必须简单扼要；是非可否，你给我明明白白说清楚。全体干部要秉公持正，建立“诚行直道”的人际关系，以提高业务素质为要务。这样，干部管理才能有生气，队伍风气也才能起变化。

第二议，曰“振纲纪”。

张居正说，我看近年以来，纲纪不严格，法律不起作用，上下都讲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律所管的，居然仅仅是微贱小民；强有力者虽然违法乱纪，可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所有的纪律，反而是只有制定纪律的中央在执行，下面的官员，则有践踏法规之行而毫无畏惧之心。整个官场，因循守旧之风渐成，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办不成。

张居正指出，在处理违纪上，人情当然可以考虑但不能徇私，法律宜严格但不宜猛（严打之类的就不必要了）。我希望皇上奋起掌握国家命运的决断，把你的光辉照耀四方，申明法纪以严肃干部作风，掌握好权力以日理万机。

张居正还强调指出，奖惩赏罚要统一于公道，而决不能徇私；政教号令一定要有中央来决断，而不要受那些空谈影响。凡是法律应该惩罚的，虽是权贵也不能宽恕；凡是受了冤枉的，虽是卑贱平民也必须纠正。这样，国家的体统才能正，中央才能有威严，下面的那些家伙，才能有守法意识。

——张大人在这一点上，与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比较相信法律严明的效力。所谓“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是他们治理不正之风的法宝。

第三议为“重诏令”，也就是中央精神一定要贯彻好。

张居正说，各衙门报上来要处理的事务，关系到各地方民情利害的，该衙门机关应考虑轻重缓急，按次序上报。中央交办的事务，必须抓紧办理，事情才不至于堆在一起。

张居正指出，天子的号令，就如疾风霹雳，如果风也不能动，霹雳也不能击，那么可能连自然的进化都要滞住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近来中央的命令多落实不了，抄发到各部之后，往往拖住不办。或是签一句“按中央精神办”就算完事，“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行”。中央指示下来，各地方官反应迟缓，甚至有查勘一件事十余年也查不完者。文卷堆积，多数被淹没掉了（多至沉埋）；可作证的人，一半都死掉了（半在鬼录），事情也查不出真相来了，最后使犯法的人漏网逃脱。

张居正愤怒地问道：“国有不伸之法……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得明？赏罚何由而当？”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部院各衙门凡大小事务，接到中央命令后，数日之内，应尽快回复。事情比较清楚的，要做一个结论，不要再推到下面省里去议了。要是需要省里调查的，要严格立下一个期限，责令上报。部里设立登记簿，办的时候登记，办完后注销。超过期限的，要按违反制度论罪。这也将作为吏部考核干部的依据之一。这么干了以后，人人都会拼命尽职，事情就不会堆在一起推不动了。

——史载，大明的官僚机构，到了嘉靖、隆庆这一代，凡有文件下来，官员都会签一个“照办”（钦此钦遵），然后就成空文。什么“照办”？哪个还来理会！一年里文件不知道有几麻袋，办没办，天知道！文件本身就是一张纸，它又没有知觉，这事是没人来管的。国家机构等于基本瘫痪。你看各层，都有官在位置上，也经常有一些“揖会”，传达这呀那的，但实际工作一样也推不动。

人之初，性本懒吧？官员们有吃饭局、泡脚、剪彩的时间，却没有办实事的工夫。

第四是“核名实”，专门讲了用人标准，十分详尽。

张居正说，臣每见朝廷用人的时候，吏部首长就要慨叹缺乏人才。窃以为，古今人才的人数和水平应该相差不远，皇帝使用赏罚之权驱使天下之士，什么样的人才得不到？而说“世无才焉”，臣不信也。问题就在于“名实之不合，拣择之不精，所用非所急，所取非所求，则上之爵赏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

也就是说，提拔上来的干部，名不副实。选拔时没有用心考核，选来的并不是需要的人。于是皇帝对下的赏罚不分明，下面的人都怀有投机取巧心理。由此，可悲的局面就此形成：老牛和千里马同拉一车，两者都拖累得疲惫不堪；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瞎吹，如此，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能办得成？

张居正指出，一般来说，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现在用人则不然，把一个人称做人才，却不通过实践检验；任命了某人之后，却不考核他的成绩；办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给了适当的处罚。因此，荒谬也就产生了，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大言无当者，以虚张声势窃得名誉；超群出众的，被说成是不合时宜；而拍马逢承的，则以假象欺世。

有人虽有才干，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忽视（一成为下属就越看他越无能）；而才干不怎么样的，因为有虚名而倍受尊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有那偶尔做成了一件事的，终身都能拿来吹牛；有人偶尔出了点差错，则议论纷纷一巴掌拍死。

更成问题的是，官员往往在一个岗位任职太短，不等他干成什么人就走了。“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当官的怎能有责任心？还有就是，对待干部太过讲资格，因而毁誉都不符合实际。

张居正说，臣窃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没有好的选人办法哪里能行？如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皇家挑选，不可能挑不出适用的。臣愿皇上慎重赏赐，用人一定要考核其成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有功于国家的，虽千金之赏、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无功于国者，就是一个笑脸也不能给他。

张居正强调指出，请皇上命令吏部，要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实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满、外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给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原文如此）的评语，作为储备干部。至于官员的升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不要被虚名所惑，不要拘泥于资格，不要太顾虑舆论，更不能掺杂个人爱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一点小缺点掩盖其大节。

在京各衙门的副职，须要量才录用，长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职补上，不必另找（哪有那么多的外来和尚？）。部院本系统下属各省的官员，有熟悉规则、尽职尽责者，九年任满，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级别可直接调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奸滑官吏，有看脸色吃饭、奔走逢迎的，往往官运亨通；干练下属，有埋头苦干、办事较真的，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选拔，人心不服，队伍哪里会有士气？

——鄙人亦曾见，有一类小吏，一心谋夺正职，闻正职当红，则整日满脸阴郁；闻正职失势，则笑语振动屋瓦。某时有巡按高官视察，立时笑面灿然，飞扑而上，务求印象深刻，以利来日提拔。平日则懒赴署内办公，踪影不见。偶有成就，则绵延三年喋喋不休。此类猾吏，实为巧伪，却又虚名在外。上司不明就里，为之吹嘘，则前途更为坦荡也。可见古之弊病，今仍遗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下面来看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这一条，江陵先生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后来者聪明无比，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不无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将实际的，出去那些不尽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王，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也）。《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定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外患内盗乘机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去年因为是元年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费，这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老百姓就受不了这么搜刮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老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这么搞，国库没等充实，国家元气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张居正教导我们说，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楼宽路广场等等），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察官员贤与不贤，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也就是称职，要尽快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治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且押送到边防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指出，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来钱的方法却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小金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官吏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干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先生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一来，财政情况就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员级别高一点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奈何不贫而逃走，村里壮丁不足服劳役的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一个税收情况如何（长吏考课，唯问钱粮），其余公务，不过虚应故事。到了这位隆重庆，更是专派御事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看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夜啼，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了。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反应。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奇`书`网`整.理.'提.供]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偶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俺答估计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隆庆初年张居正的这个上疏，不过是他后来龙吟虎啸的一声初啼。入阁后，他这还是头一次露锋芒。昏昏者只见其奇谈怪论，昭昭者却能见出他志在廓清。我们明白了他的抱负之后，也就可以索解他后来与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大明帝国沉疴在身。这样庞大的一坨，生，生不得；死，死不掉。它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国手，能给他痛哉快哉地来一针。

天不负居正，给他送来了一时瑜亮的高拱。自隆庆三年起，一年之内，高拱赶走了内阁里挡道的腐儒，开始了史称“高张联立”或“高张并相”的祥和时期。

我们兄弟俩，终于可以做点事了吧？

时有人曰：“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同。”（马之骏《高文襄公集序》）

所言极是。

生也苦短，哪里还能顾及什么“毁谤盈箧”了。有异姿者，必有庸人难以认同异行。“当直几番清座久，隔帘时有御香飘”（ 曾棨诗），这样的机遇，人生能有几回？趁着东华门的紫气祥云冉冉飘起，哥们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张居正入阁的头三年，负责的是边防军务。文渊阁里，书香满溢，但边塞的警号却常常扰了他的好梦。

书生报国，也须知兵。张居正年轻时，学的是“万人敌”，兵法谋略读了个烂熟，进翰林院后又研究过山川形势，如何御敌自是了然在胸。此时，正是他施展的时候。

中国的事情，向来是知易行难。经天纬地的法子，说是谁都会说；到了实际去看，你面对的，简直如烂泥一潭。

大明帝国的北边，有凶猛异常的鞑靼。这是大明的百年恶梦。北宋覆灭的悲剧，也是本朝大臣常常要提及的一个话头。为了防备这些虎狼之师，明朝修筑了漫长的边墙。边墙之内，共设有九镇（九大军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这就是所谓的“九边”。这一线连绵边防，看起来威风凛凛，但实际却挡不住鞑靼的铁骑。

明代的“边兵”，还算是精锐的，可以一拼。“京营”（内含土木之变后于谦组建的“团营”）就要差得多，但也还能打。至于其他各州府“军籍”的兵，全部沦为了杂役，给衙门和当官的人家建房、背粮。那时连一个秀才都可以支使大兵给自己干活。因此全国120万兵员，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当劳工。

国家出了官田养兵，结果给大小官员们养活了百万劳工。要是创建“军籍”的朱老皇帝能起死回生，难免当场高血压发作，还不知道要剥多少人皮才能解恨！

“九边”的兵，却是要用来打仗的。边境一吃紧，兵当然就不够用，要添人。而添人就要花钱，边防军费开支之巨，让张居正无法安枕。嘉靖初年，每年所费才不过59万两，到隆庆这时，早已飙升到260万两以上了。

当时的情况是“边臣日请增兵，本兵（兵部）日请给饷”，张居正头都要大了。不仅如此，他还甚为怀疑：兵马数目是不是实数？军饷是不是都用在了实处？这中间的黑洞究竟有多大？

他在给一位盐务官的信中谈及此事，也只能叹气：“今边费日增，计每岁所入之数，尚少银四十余万两。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与应天庞巡抚》）

前方兵不足，将领也有一半是畏战的。俺答部落连男带女才10万余众，能上马杀敌的不过3万，兵锋所及，竟像在自己家里遛马。若不是边将怯战少谋，又何至于此！

中枢发号施令的的兵部，又是油滑官僚霍冀在主政，对边将冒功领赏的睁眼闭眼，而真正杀退了敌人的又故意压住不赏，估计全是看贿赂多少而定。如此赏罚不公，即使有敢拼的边将也不拼了——看来做人不能太老实！

堂堂大明的国防部，国家安危之所系，居然能任用这样的尚书，大明的所谓国防，不是跟开门揖盗差不多了么？

危若累卵之势，张居正能否撑得住？看他当时给各边将写的书信，不得不佩服他确有指挥三军的帅才。首先，他调派了王崇古、方逢时、谭纶、李成梁、戚继光等将领，各统大军于九边，互为犄角。这些人都是一代名将、国之干城。在后来的表现也相当不俗，不负张居正的厚望，为他扎扎实实守住了最吃紧的蓟辽一线。

张居正是聪明人，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唯有打仗来不得虚的。用将，就一定要用能打的。像严嵩奸滑一时，却只用了个草包将军仇鸾，又有何用？只能是在皇帝面前给自己丢分。

对于前线的军事，即便微末小事他也很留意。国运之所系，在这个时候，赵括是万万当不得的。

他入阁后不久，蓟辽总督谭纶建议，要在蓟镇前线修建敌台，也就是碉堡，每一里一个。台内驻扎兵卒，平时负责了望，战时可以出击。张居正立即接受了，并督促操办，用了一年时间，大功告成。他在一开始写给谭纶的信中，问得颇为详细，看出决不是个粗枝大叶的人。

他问：昨天看到你的建议疏奏，这的确是个“设险守要”的好办法。兵部马上就要批复了。但你说一个敌台需要50个兵，那么1000里就需要5万人。不知这5万人是让原来镇守的兵充当呢，还是另外找。要是用原来的兵，那么城里怎么守？要是新增的话，那么兵又从哪里来？

他又问，看见你说的这敌台，周长才有一丈二，虽然说的是收顶之式，但我揣摩基础也不过比这大一倍多而已，这么小的地方，50个人怎么周旋得开？还有士兵的衣、粮、柴、水之物充塞其间，不是太狭窄了吗？如方便的话还请指教（见《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再来看一段他关于军粮的询问。

他说：我最近听说蓟镇的军粮，是要求士兵到一二百里之外去支取，士兵颇以为苦。他们一户数口之家，就依靠这一石粮食活命，不仅发放得不及时，且斤两还不足。同时又要他们到数百里之外去等候领取，往返道路，雇人雇车，这钱是谁出？名义上是一石，其实不过八、九斗矣！况且近来又有一些摊派，都在这粮食里出，这么干，想让士兵吃饱、为国家折冲御侮，那能成吗？我听说，按照过去的制度各区驻地都有官仓，仓库如今虽然有损坏，但制度还在，官员也还在。能否修理一下，就近发军粮呢？此事你也不必上疏了，直接和管粮郎中商量个办法就是了。

一个总理大国事务的高官，看见下面有报告上来，不是简单批一个“一定要抓紧办好”就算，而是举一反三，穷究根底，心细如同老农。我们能嘲笑古人不会办事么？

对于兵部尚书霍冀赏罚不公的事，张居正也曾据理斥责，予以纠正。兵部是显要部门，并无规定一定要服从大学士指挥。大学士斥责在任兵部尚书的事，在明代极为罕见。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大破常格”的人。心中有郁闷，他就要说。

谈到赏罚之事，他自是不无感慨：“世间一种幸灾乐祸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事。”何时明朝人不再有内斗了，国家也许就不会这么疲弱了。

张居正在运筹边务的过程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坚决保护了戚继光。

戚继光是一员古今罕见的奇将，号令严，赏罚信，训练士兵的军法和制敌人的战术，都空前绝后。士兵都愿为他效命。中国古代有个人特色的队伍，除了“岳家军”之外，就是他的“戚家军”了。不论是抗倭还是御虏，其作为，都是可以让人惊喜的。

这个戚继光，在后世名声尤其之大，达到无人不晓的程度。人人以为他是近乎完美的人。其实他个人品质还是很有些问题的，好行贿，好争功，时人对他议论很多。高拱还一度严辞参劾过他。但张居正看准了他是栋梁之材，从中缓解，让他“带病”留任。

当国之后，张居正更是依赖戚继光镇守北方。时人称，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蓟门宴然”，啥事也没有。名将名相，相得益彰！

闻道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

这还是张居正在庶吉士毕业后做的诗。那时，他只是慨然一书生，而今边塞的防务，就在他的案头处理。遥闻鼓角，北望燕山，回想年轻时的报国之志，总还没算完全落空吧。

此时在关山的那一边，与张居正对垒的，就是威名赫赫的俺答汗。

这个俺答，蒙文史籍把他叫做阿勒坦汗（何其堂皇！过去我们老是不好好翻译别人的名字）。他是一位蒙古族的大英雄，说起来也是需要一本大部头书的。

俺答的世系相当显赫，是土默特蒙古部的头儿，达延汗的孙子，属孛儿只斤氏。这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他所属的蒙古部落，是由明初被成祖撵到漠北的“北元”延续下来的。明朝人俗称他们为“鞑靼”（达达）。

俺答的崛起，就在嘉靖年间。开始他不过是个部落头领，其部游牧于阴山南麓及河套一带。嘉靖三年后，屡次帮助其兄吉囊攻掠兀良哈部；嘉靖十一年和十三年，两次攻入西海（青海），大败亦不刺和卜儿孩。后又屡次出兵攻瓦刺部（就是逮了英宗做战俘的那个部落）。还多次攻掠明朝的大同、宣府、延绥（榆林），战无不胜，渐渐地成了气候。

嘉靖二十一年，哥哥吉囊死了，俺答当仁不让，把哥哥的部众收归名下，控制了蒙古右翼三万户，称“司徒汗”，与大汗（达延汗的继承者，明朝人通称为“小王子”）分庭抗礼，并进而吞并左翼一些部落，迫使汗庭东迁义州（今辽宁义县）边外。

这下，他成了蒙古部落里最有实力的一支。所控制的范围，包括了当时蒙古的大部分，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大漠，南临长城。还曾一度用兵西藏。

俺答部落纵马塞上，感觉什么都好，就是日用品不足。老百姓的铁锅用坏了，得不到更新，贵族的绸缎衣服穿烂了，换不了新的，因为当时明朝执行的是拒绝“贡市”的政策，不允许他们与明朝经济接轨。

所谓“贡市”，意谓“朝贡”和“互市”。 朝贡，就是他们派使者向明朝进贡马匹，明朝给予一定报酬，有时报酬还很丰厚，不一定等值，可算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互市，就是边境贸易，在老百姓之间展开。

俺答为了让自己的部众有铁锅可用，曾屡次遣使到明廷，请求贡市，都被顽固的嘉靖拒绝。俺答没有办法，不让贸易就只有抢。他乘着严嵩专权时期朝政紊乱，多次发兵攻扰边镇，动辄出兵几万、十多万，杀死明朝总兵官以下的各级武官，先后有23名，让安逸惯了的大明举朝震惊。这种攻掠，也有以武力逼迫明朝开放贸易壁垒的意思。

嘉靖二十九年，10万蒙古铁骑威逼北京的“庚戌之变”，是其中震动最大的一次。

边境的形势为何如此紧张？是因为国防线太脆弱了。

当时北京以北的防务，主要靠辽东、蓟州、宣化、大同这四个镇。明朝设立了蓟辽总督、宣化总督各一名，把守一方，像两个拳头护住北京。辽东方向，起初尚无敌兵骚扰；宣大一带有险要可守；所以最薄弱的就是蓟州。从北京到山海关一线，仅有的屏障，就是一条边墙。蒙古铁骑兵随时可越过喜峰口、黄崖口、古北口打进来。

敌一入境，可在数天之内奔袭至北京城下。蓟辽重镇，瞬间就成了外线，只能远远地干看着。

北京城的几次戒严，就是这么造成的。

一切问题，都是从成祖放弃三大卫引起的。长城以北，没有我方一兵一卒，等于敌人就在窗户底下。也曾经有人提议恢复大宁卫，屯重兵，东与辽东、西与宣府“声援相通”，有了这个重要屏障，北京的压力要小得多。

正如后人所说：“明初边备，自辽东而大宁、而开平、而宣府、而丰胜、而大同、而宁夏、而甘肃，东西延亘，指臂相依，称全盛焉。”理想的边防，就应该是这样子。可惜，要恢复大宁，起码要出精兵20万，而且还要打得好。兵从何来？将又安出？豪气今又安在？如今的明朝君臣，再不是成祖征漠北的那一代人了，压根就只能是说说而已。

当然，俺答也是生不逢时。他没有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么好的运气。大明不是大宋，大明说什么也是一个强国，首都又在北方边境。成祖的这一决策，倒还没错。首都在边境，边境的武备相对就强。北京一有警，从各镇赶来勤王的兵到得也快。俺答纵是凶猛，每次也只能打到北京城下。北京拿不下来，往南也不能再进一步。

到隆庆初年，双方的强弱开始易位。由于朝廷已调谭纶总督蓟辽、保定；王崇古总督宣府、大同、山西；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地练兵；北边的防守稍有复苏。

既有名将镇守，又有张居正、高拱在上谋划调度，至隆庆四年，明虏之间的遭遇战，明军已是屡有斩获了。

可是，这片阴云何时能才能彻底驱散？

世代宿仇，不是轻易可以破解。以明朝目前的国力、兵力与士气，可能永远也别想“封狼居胥”了。

可是，张居正的一生，每一步都似乎有天助。隆庆四年九月，一个千年不遇的机会来了！

边境上突发了一个小小的事件，但是，它猛然间牵动了全局。

究其原因，是因为一个漂亮女人。历史为她陡然改变了走向。

事情说破了，却十分搞笑。原来这是俺答家族里闹的一次桃色事件。

俺答的三儿子早年死了，留下一个孤儿叫“把汉那吉”（这名字又没给好好翻译）。这个小孙子，是奶奶、也就是俺答的老婆一手带大的。

把汉那吉长大后，娶了妻比吉。可是他又看中了姑姑的女儿——表妹“三娘子”。想必那三娘子一定是漂亮异常，聪明伶俐，同时又解风情，日后才可能惹出这么一场大祸来。

把汉那吉心满意足。但他没高兴多久，一顶铺天盖地的绿帽子就把他给扣住了。给他戴绿帽子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爷爷——老俺答。这三娘子是蒙古部落袄尔都司（即今鄂尔多斯）的公主，是俺答的长女所生，按说是俺答的亲外孙女。爷爷看上了外孙女，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但按当时部落的风俗，这没什么，而且是两相情愿。完全符合李银河老师的私情合法“三原则”。

俺答公然娶了三娘子。

当然，这事情未免太离奇，于是也有第二个说法。即，把汉那吉长大后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俺答却把他所聘的女孩，许嫁给了鄂尔多斯，这才惹恼了把汉那吉。但我个人认为，还是俺答看中了自己的外孙女比较像真实的历史。

被爷爷给抢了老婆，这是奇耻大辱啊，把汉那吉没去反思自己有什么问题，把满腔怒火撒向了爷爷。一赌气，带了大老婆比吉和自己奶**丈夫（奶爸），一行8个人，跑到长城边，在大同镇的败胡堡叩关，要投降大明。

把汉那吉声称要去大同镇，指名要见大同巡抚方逢时。

在古代，这叫“降人”。降人到了，大明这边却有一阵慌乱。因为就这么几个势单力孤的降人，后面肯定会有大兵来追还，这不是要惹起战祸？收留还是不收留，众说不一。

巡抚方逢时不敢擅作主张，立刻转报宣大总督王崇古。

王崇古十分机敏，凭直觉感到转机来了。他认为当然可以收留，命方逢时“盛陈兵卫”迎接把汉进关。就这样，500名盔甲闪亮的汉家骑兵，把这倒霉小伙给迎进了巡抚衙门，当起了贵宾。官府对他们“优给衣食”（估计绸子衣服早就穿坏了），但不许乱走动，等于软禁了起来。

当时有部将谏阻王崇古：“一个孤竖，何足重轻，不如勿纳为是。”王崇古说：“这是奇货可居，为什么不收留呢？”

又有部将建议，不如斩首了算了，也挫一挫俺答的气焰。王崇古坚决反对，说，“一个胡人的小兔崽子，斩之何益？北虏内讧，老天送给了我这个把汉（怎么不多出几个三娘子？），正好以此肃清胡尘，说不定这就是停战的机会！”

张居正没有看错人，王崇古的确是眼光犀利。他和方逢时联名草拟了一道上疏，谈了自己的意见。

王崇古考虑的十分周详。他说，这是老天惩罚他们，让他们骨肉叛离，千里来降。咱们应该给这小子豪宅住着，美食吃着，但严禁出入，以防有诈。如果俺答到边境上来要人，咱们就要求开互市，让他们把“板升”逆贼给送回来，还回掠去的人口，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小子礼送回去。这是上策。

如果俺答拥兵来犯，不可理喻，咱们就明告诉他要杀把汉，俺答一定怕，不敢太猖獗，这时候咱们再提出条件。这是中策。

还有一策也不错。就是如果俺答不管把汉了，咱们就把他安置在边境外，令他召降部众，犹如汉朝的属国乌桓国。等到俺答老死了，咱们就给把汉一个名号，俺答的儿子辛爱一定不忿，要兴兵来争，那就让他俩打去吧。如果双方僵持，我们就平安无事。如果双方厮杀，我们就声称要派兵去援助。他们根本没工夫来侵犯我们，我们也就可以休生养息了。

要是按照旧例，把降人安置在海滨，俺答就会日日南侵不止。如果分配给诸将，让他随营立功，他一个少爷，受不了约束，日久必然生怨，早晚是要跑回去，说不定会惹出祸事来，得不偿失。这是下策。

——王崇古出身于山西巨商家庭，的确是精于算计。他和方逢时都是嘉靖二十年进士，两人从政后都一直负责军事，一脑袋都是在想怎么不战而屈人之兵。

与此同时，与俺答接洽的事情也开始部署。方逢时准备派百户鲍崇德去和俺答谈。

张居正在事发不久就听到风声，连忙写信去询问。他问：“昨天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

接着，王崇古的上疏就到了，高拱和张居正看后，不约而同拍案叫绝！他们都看出了解决问题的契机。高拱在回信时，说这是“盖数百年所无者”。张居正回信说：“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

王崇古在奏疏上提到的“板升”，是指一伙汉奸。这伙人以赵全、李自馨（原明朝的生员）为首，投了鞑靼以后，在边境以外诱聚明朝的逃民、降人、乱兵、秘密教众等，渐渐聚起了几万人。又在丰州筑了城堡，开水田，过起日子来了。“板升”是蒙古语“房子”的意思，当时就特指这些住房子而不住蒙古包的汉人。

“板升”的成分很复杂，叛逃的原因也不一，有的甚至颇令人同情。但是他们投降敌人后，出于对明朝的忿恨，常常鼓动和诱使鞑靼杀掠明朝边镇，他们自己也参与其中，这就无可原谅了。

赵全是个极聪明的人，对明虏双方形势力洞若观火。俺答视其为心腹，每次出征，都要先到赵全家里喝酒议事，商量完了再依赵全的谋划行动，无不中者。有了“板升”们的介入，俺答的战略更加高明，明朝边境的形势也就更加严峻。甚至赵全还在谋划称王，准备尊俺答为帝，要学千古逆贼石敬塘了。如其所谋，大明的半壁江山就要危矣！

因此这次解决“三娘子危机”，大明的上下，都把解决板升的问题一并考虑在内。

明朝处理边境危机不当，以往是有惨痛教训的。

早在嘉靖三十六年，俺答的儿子辛爱有个小老婆桃松寨，不知何事与辛爱闹翻，率部前来降明。辛爱大怒，兴兵来讨。其时的兵部和宣大总督惊慌失措，毫无章法。竟然诱骗桃松寨及其部将出塞往西跑，然后密告辛爱将其追上捕杀。此事丢透了大明的国格，不仅令降人寒心，鞑靼方面也瞧明朝不起，气焰更为嚣张。

张居正经过思考，立刻给王崇古写信，详授机宜。

他说：往年桃松寨的事情，中央处置失当，人皆嘲笑，至今齿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所以决不能草率。刚才我接到情报，说俺答来到边境来要人了。我方就怕他不来要，白白扣了人质，反而结下怨仇。“今来索要，我之利也”。

张居正随后把策略详细道来，他说：王公您首先要坚壁清野，守险以待之。然后好言对俺答说，不是我们诱使你孙子来降，是他羡慕我们先进文化、厌弃了你们的落后文化才来的。按“中国之法”（原文如此），凡是拿下虏酋及其子孙的首级者，赏万金，封侯爵。但我不能这么做，因为那吉是慕我教化而来，我不忍心杀掉，而且给他的待遇相当不低。您要是想要人，就端正态度来谈判，如果您斩了叛徒赵全等人之首，与天盟誓，数年内一骑不得入我边关，则我可以礼送您孙子返回。您现在提大兵来要人，难道我怕你吗？如今的宣大人马，又不同于往年了。你要来就来，我伺候着！

张居正又指示，一定要将把汉那吉看好，不能让他与外面通声气，以免他私自跑回去。对于陆续来降的人，如果是“真虏”的话，就分配给将士：“华人”（原文如此）则让他们各回老家，不宜让他们聚在一起，以免生事……

此后，高拱与张居正的应对策略，可说是有板有眼。俺答这个盖世英雄，完全被他俩的策略牵着鼻子走了。

把汉那吉究竟是不是“奇货可居”？这是处理事件的关键，高拱立刻做了调查。得到情报反馈说，俺答原来是个极怕老婆的人（不过又何以能娶了三娘子？），他老婆就是把汉那吉的奶奶。不仅俺答爱这个孙子，奶奶更是爱。老太太得知那吉是因为老爷子的缘故降了明，气晕了，拿起柴火棒子敲俺答的头说：“即中国要汝头，吾当与之，吾只要吾孙也。”（高拱《伏戎即事》）

这个是没有问题了。高、张二人立即决定，建议授予把汉那吉“中国名号”（原文如此），并鼓励他吸纳过去的部众。因为凡是授予了中国名号的虏酋，威望都能凌驾于所有的大漠部落。这就构成了对俺答的巨大压力，迫使俺答同意我方开出的赎人条件。只要谈判达成协议，“吾中国乃得以日修战备，而享数十年之安”。

第三步，就是要坚守堡垒，“勿与轻战”。即使俺答示之以弱，也不要攻击。而是不断骚扰他的后方，让他来了也掠夺不到什么东西，只能徘徊在野外。

第四步，派人在阵前喊话，说：“那吉来降，我们厚待如此，你不感恩，还敢威胁？你要是有你孙子的远见，羡慕意义来降，待遇又岂止你孙子这样？你拥兵而来，不惭愧吗？”瓦解他的心理防线，促使他答应谈判。

第五步，对俺答的气焰，也要适度给予回击。俺答被老婆逼得急了，率最精锐的兵马，大破云中，直抵宣府，“索那吉甚急”。后王崇古派善战的总兵赵岢率兵袭击，趁着俺答在宣府一带往返交涉，心神不安，大败了俺答的前锋。俺答畏惧明军之盛，稍稍退兵，开始有了求和之意。

这个凶悍的蒙古汗王，在老妻的逼迫和大明两个书生宰相的策略面前，完全被搅昏了头，只有一步步就范。

担任此次谈判的明方主官，是一个小人物——鲍崇德。他以前曾被鞑靼掳去服过劳役，精通虏情，和鞑靼方面交情甚密，这次是自告奋勇前往做说客。

到得虏营，他按照既定方针鼓动了一番如簧之舌。俺答见明军不好欺负，又担心那吉的性命，本来就已乱了方寸，听了鲍崇德软硬兼施的说词，不禁心动。

有记载曾把他的表现描述得活灵活现。说是，俺答屏退左右，对鲍崇德说，我本意就是想进贡来的，都是赵全他们哄我，说我该坐天下，唆使我连年用兵，两下里不得安宁。

俺答说：“今天（这次老天爷）使我孙投顺南朝，乃不杀又加官，又赏衣服（可怜我还穿着破的呢），恩厚若此……（哽咽几声）若果肯与我孙，我愿执献（绑了他娘的）赵全等赎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边，各酋长谁敢不服？再与我些锅、布等物为生（好多年都没喝汤了），我永不敢犯边抢杀，年年进贡。将来我的位儿，就是把汉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刘应箕《款塞始末》）

老汗王上了道了，从此放弃了成吉思汗的大梦。

朝中得报，高拱立即主持了汇报会，请隆庆批准同意放人。到十一月十三日，诏下，完全同意高拱、张居正的计谋，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官爵，那吉奶**老公为正千户，其余人也有封赏。这下子，那吉穿上了正三品的大红袍了，煞是荣耀。

六天以后，十九日，俺答就把赵全、李自馨等八名“板升”头目一起绑了来。

二十一日，明朝隆重遣送把汉那吉返回家乡。

把汉那吉又回来了！再不复昨日的狼狈像，一彪人马在大明官兵的护送下，红袍金带，褐冠朱旗，吹吹打打出了关。

大明官员见到俺答，拔高了声音，正色告诫他：“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寻常，着俺答好生看待，不许作践他！”

俺答此时百感交集，连声承诺。一见到宝贝孙子那吉，连忙滚下马来，爷孙俩抱头大哭。

紧接着，高拱、张居正就把“封贡”和“开市”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封贡，就是要封给老俺答一个名号，俺答从此算是归附明朝，自认属国，每年进贡马匹。开市，就是在得胜堡开辟集贸市场，蒙古方卖马，明方卖布匹、丝绸、铁锅、茶叶，互通有无。

嘉靖初年以来蒙汉对峙几十年的阴霾，将就此消散。

但是，朝中反对势力很大，舆论一片哗然，其中以兵部反对最甚（估计是怕今后无油水可捞了）。

大明的官员，为什么对俺答的态度如此强硬呢？这里面有一些历史渊源。

宋时抗金名将岳飞遭冤杀，本朝民族英雄于谦也同样遭冤杀。这两位“少保”的命运，引起了后人强烈的同情。到了明中期以后，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情结，那就是对外只能开战，不能妥协。谁也不愿意被指为误国。

但是，仅仅有义愤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必须活在地球上。睁眼看看，明朝的军队，实在是没法提了。明中期以后的军务，废驰得一塌糊涂。每镇的边兵里，不仅缺额，且有一半不过是民兵（土兵、募兵），不是正规军，战斗力很低，装装样子还行。

张居正所关注的军粮问题，也是个软肋。常常发放不及时、不足额。当朝的大官又喜欢经手银子，所以后来经常按粮食数额折价发银子，折算率又很低，以借此剋扣。发一斤粮食的钱，士兵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一斤粮食。饭都吃不饱，又如何打仗？

明初洪武和永乐年的军队，还叫个军队。而看当下军队装备和士气，只能说是乌合之众了。因为军费不足，士兵们军衣褴缕，形同乞丐。所谓铠甲，就是在衣服上缝点儿小铁片，跟唱戏差不多。甚至还有以纸麻塞在衣服里充数的，称之为“纸甲”。真真闻所未闻！

所以，以如此之军力，去挡俺答的十万雄兵，不是以卵击石？

人们习惯了，自成化年后，凡是能杀得三五个敌人的军队，那就是铁军了。武宗在正德十二年微服出塞游玩，与北元的军队遭遇，损失官兵几百名，杀死对方16名，竟宣布是获得大捷。弘治十五年，杀了达延汗80余人，竟然保举了1563个有功官员。即便在最近，由总兵赵岢打胜的一仗，也不过斩首对方6人！

面对这样的军队，任是什么样的“愤青”，也是没脾气了。因此，在处理“三娘子危机”的过程中，高拱和张居正的一系列策略，都是相当之高明的。

在目前，如何才能“不教胡马度阴山”？

硬打是不可能了，只能智取。张居正坚持“封贡”和“开市”的主张，你总要让人家有饭锅用嘛！他写信叮嘱王崇古和方逢时，在此问题上决不能退缩：“事机所在，间不容发，尊见既定，断而行之！”

朝中以内阁与边臣为一方，兵部与言官为一方，形成尖锐对立。反对派无非是认为，议和乃示弱，马市易启边衅。甚至有言官诬告方逢时等通敌，罪不容诛。言之凿凿，就像亲眼所见一样（言官的话，要到爪哇国去听）。

高拱、张居正抓住根本不动摇，命中书官翻出成祖时的老档案，上面载有成祖封北元归顺者“忠义王”、“忠顺王”的先例，堵住了反对派的嘴。

最后由隆庆亲自“上裁”。他说，“此事重大，边臣最明白底细，现在边臣说干得，你们几位爱卿也说有道理，那就干吧，多费点钱粮也罢。”

一锤定音！

隆庆四年十二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也各给封赏。同时宣布开市。

明廷对开市也做了一些限制，以防发生负作用。为了防止鞑靼把锅买回去后翻造兵器，特令边贸只能出口“广铁”铸的锅，据说广东的铁锅硬度不行（低档产品），造不了兵器。火药硝磺等严禁流出。至于棉花、衣服等蒙古人民急需之物，全部放开。

十二月二十二日，赵全等“诸逆”从边境押到。隆庆亲自主持受俘仪式。此项仪式之庄重，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极为传神的描绘。而后千刀万剐，传首九边（头颅在九大镇巡回展览）。

祸首伏诛，天下太平。

这样做，其实哪里是多费钱粮？和谈以后，仅宣大三镇，每年就可省下边费60万两，等于明朝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赚大了。

关键是老百姓可以喘口气了。史书上关于休战后的描述，欢欣之辞令人动容。譬如“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稿》），譬如“由上谷至河湟万里，居如堵，行如家”（《国榷》），又譬如“九边生齿（人口）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方逢时语）。

可怜老百姓，“有生之乐”的日子在史上并不是很多。这样喜气洋洋的文字，在史书上也不是很多。

一场“铁锅战争”，化干戈为玉帛，边境此后30年基本相安无事。

今人有曰：俺答的这次归顺，是受降、封贡、互市三位一体，自汉唐以来，中原从未有人做到过。

高拱、张居正，在这件事上居功至伟！

两人联手期间，内乱外患逐一平定，大明的颓势有了复振的希望！

首先“鞑靼”已被死死压住。那时的蒙古，有两大部分，一部是蒙古右翼，就是俺答，他统辖了土默特部和他死去的哥哥吉囊的鄂尔多斯部。另一部，是蒙古左翼的察哈尔部，也就是小王子的土蛮部，这本是达延汗嫡系的继承者，却被俺答从草原撵到了辽东。

蒙古的“左翼、右翼”，有时候搞得我们头晕。其实只要打个比方，就很清楚了——将蒙古比做一个巨人，他面朝我们明朝站着（阿q说，他必须面朝我们站着）。他的右手，正好就是蒙古的西部（宣大以北），他的左手，就是蒙古的东部（辽东）。

跑到辽东去的小王子土蛮部，不接受明朝的封贡。高拱、张居正启用总兵李成梁，在辽东的卓山打了它一家伙，基本把它打服。

此外广西古田的僮人叛乱、广东的曾一本等叛军做作乱和敌视明朝的贵州永西土司，也都逐一被平定。到隆庆六年，大明已经是四海升平。张居正不无得意，谓之“东师奏凯，西虏款关（求和）”。

李贺诗云：“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哪个书生又成为了万户侯呢？）

张居正，将不会有这种哀叹！

当然，英雄自有过人之处。我在翻拣他处理俺答事件的资料中，发现他基本都是头一天获得边报，第二天就有明确答复（按当今时髦的说法，就是“一个工作日”）。当时的军情和中枢指令，都是由兵部快马递送，昼夜兼程，一来一往不过三五日。军情的报送和回馈，都是随到随办。

可以想见，张居正秉烛伏案的紧迫情状。

入夜闻刁斗， 军声壮若何？

古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讲效率。而我们今人，若被告之“二十个工作日即可答复”，竟不免感激涕零，仿若格外开恩。

古今异同，不亦悲乎！

【这注定是一条缠身的厉鬼】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的大事不多。除了处理俺答归顺一事，在他的年表当中，往往还有一条：“隆庆二年，废辽王。”

这件事，与张居正有何干？

各位，这短短的一句，挖掘开来，实是有历史令人惊恐的乖戾。一个平民出身的权贵，与一位皇族子弟，生生死死缠了一辈子的恩怨，就在这一句话中！

这个辽王，可能大家还有印象。他的王府，就在张居正的家乡江陵。张居正的爷爷张镇，就在辽王府做护卫。所谓“护卫”，就是警卫人员，站岗放哨的。

两家从此开始了一段纠葛。

辽王的名字挺古怪，里面有一个字是“火+节”，太生僻，我们姑且简化，就叫他“朱宪节”吧。

辽王这一世系，祖上为朱元璋的第十五子朱植，原来封的是卫王。洪武二十六年改封辽王，封地在广宁府，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北镇市（至今北镇还有一个街道办事处叫广宁）。建文帝时，“靖难”役起，辽王不愿意跟着瞎闹，渡海南归，从此被安置在荆州。

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王妃毛氏不能生育，因此辽王一直没有孩子。好在袭了王位第二年，小老婆给生了个儿子，与张居正恰好同岁，只大张居正两个月，这就是宪节。按古制，毛氏算是宪节的嫡母，掌管小孩的一切起居教育事宜，视同己出。

到了嘉靖十六年，老辽王死了，宪节年幼且又守丧，所以暂时不能袭封，只能继续做王子。

这个宪节，是典型的纨绔子弟，资质一般，学习不上进，十多岁了，《四书》还背不下来。小孩子臭毛病不少，自我感觉却是很不错（这我们应该不陌生）。而同龄的张居正，早就是名满荆州的神童了，两下里的差别实在太大。

张居正小时常跟爷爷到王府玩，与宪节也可称得上是朋友了。

在王府，毛氏一直是执掌大小事务的，见张居正聪明伶俐，便不时招居正入府赐食。一次，她让宪节坐在下首，谆谆教导道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要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

望子成龙，古已有之。

宪节哪里受得了这个，满脸涨红，好歹还没有当场发作。从此，在两个小孩友谊的后面，就因嫉恨而埋下了一颗诡异的种子。

嘉靖十九年，十六岁的宪节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张居正也恰在这一年考中举人。

宪节袭了王位，还是咽不下少年时的气——我是谁，还赶不上个平民？

小辽王以庆贺自己袭封王位为名，把护卫张镇召进王府，赐他喝酒。这宪节存了歹毒之心，强灌了老头一顿。结果，张镇竟活活醉死！

张居正此时已通世故，人给害死了，又害得冠冕堂皇，如何办？他只有隐忍。从此与辽王结下隐蔽的深仇，竟一直埋藏了快30年。

辽王生来就跋扈惯了，他哪里知道，与匹夫之仇也是结不得的。两人在表面上，仍是朋友。辽王闲工夫多，学会了作些臭诗，两人常有诗酒往还，显得非常亲近。

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辽王没那个机会，就跟着嘉宾靖皇帝提倡的潮流走，崇奉起道教来，被嘉靖封为“清微忠教真人”。

明朝发展到嘉靖这一朝，皇室的直系后代与旁系亲戚已发展到数以万计，每个人都有岁禄，从郡王的一万石到旁系最低的二百石不等。这是个帝国的巨大毒瘤，中央财政有一半就消耗在这上面。

此外，宗藩在政治上没出路，但这些废物总要折腾，于是就在地方上狠命兼并土地。惟恐财富不多，带到地狱的时候太寒酸。辽王府亦不例外。

等毛妃一死，小辽王在府内的管理大权到手，立刻发威，养了一批恶奴，打砸抢骗，强买强卖，无所不用其极，成为荆州一霸。地方官员碍于皇上赐的“清微忠教真人”牌匾，只有装聋作哑——孔孟之道确实是真理，但惟独管不了皇亲。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的元配顾氏病逝，居正不免意志消沉，对朝政失望，告假回到江陵。在三年的休假期间，与辽王走动得比较勤。估计也是辽王强拉他的时候多。

辽王虽然信了道教，但吃喝玩乐、泡女人还是一样不少。现在又多了一样，隔三差五要跑到道教圣地龙虎山去拜访张天师。按《大明律》规定，宗室藩王没有皇帝的恩准，是不得离开封地半步的，违者要削为庶民。但辽王有“清微忠教真人”这块护身符，谁敢阻拦？其实，求仙访道只是堂皇的名义，到几百里外去游山玩水、寻花问柳才是真。

张居正一回乡，辽王就拉着他诗酒唱和。辽王这种人，从小听的就是阿谀奉承，真的以为自己是不世之才，胡编几句臭诗，还要张居正立刻和诗，这几乎就是变相的折辱了。

张居正已在官场混过了几年，知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便也耐着性子跟这白痴玩。张居正的文集《张太岳集》中就留下了几首这时的应和诗。他跟辽王相处融洽，当面奉承他“英敏聪达，才智绝人”（跟所有过分溢美的话一样，你就反着听吧），跟对付严嵩差不多。但他对严嵩的才气还是真心敬佩的 ，对辽王，则只以废物视之。

嘉靖三十七年，张居正受命到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去册封崇王。因为离家较近，就顺便回家去看了看父亲。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

这期间，辽王又拿着手写的三大册诗稿，请张居正写序。辽王附庸风雅，自号“种莲子”，张居正也就给他一通胡吹，说辽王在“拈韵限句”的诗会上，因为出的韵太险，别人袖手不能出一语，“种莲子”大人却能“援毫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还是领导高明啊！

像辽王这类人，不管他怎么狂，履历上三个字便可归纳：“生得好”。要是他出生在平民人家，那么就得四个字来归纳：“阿猫阿狗”。到了隆庆元年，嘉靖仙逝了，这种莲的王爷也就蹦到头了。

就在当年，湖广巡按陈省专程赴京，弹劾辽王横行枉法事，隆庆下诏削了辽王“真人”的名号。现在问题倒还不是很大，但却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但辽王哪里知道收敛，一仍其旧。到了隆庆二年，又有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辽王十三大罪。这下，可是严重了，隆庆命刑部侍郎洪朝选前去实地核查。

其时，湖广按察副使（省纪检副长官）施笃臣正在江陵，他对宪节一向极不感冒，趁此机会要搞他一家伙。他假意表示可为辽王疏通，说动了辽王给洪朝选送礼，而后却把礼品全部截获。辽王吃了哑吧亏，耍开了脾气，在王府院里高高树起一面大白旗，上书“讼冤之纛”——我比窦娥还冤呢！

施笃臣去看了看，故意大惊小怪：“辽王造反了！”立刻派了500个法警把王府团团围住。

洪朝选到底是中央来的，比较正派，到现场去看了看，知道是胡扯。还朝后，没有告辽王造反的罪，而是据实奏报辽王“**虐”之罪。皇族为非作歹，不过是小菜。如果仅此，辽王也没有大问题。

可是有一个人——张居正掌握他的大问题。

宪节无嫡子，想以私生子冒充嫡子做继承人。按例，此事应由王府奉承正（监督官）署名盖印。但奉承正王大用坚持实事求是，不肯署名。辽王就偷出大印私自盖了。后来，王大用竟莫名其妙地死了，有人怀疑是被辽王所害。

张居正与王大用素来交情不错，在三年休假期间，闻王大用死，不胜悲哀。特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后来还写了一篇《王大用传》。这件事，他默默的藏在了心里。

洪朝选复命之后，是决定辽王命运的关键时刻。就在此时，张居正突然上疏一道，直斥辽王“嗜利刻害，及长，多不法，常出数百里外游戏，有司莫敢止（地方当局不敢禁止）”，连带将辽王“狸猫换太子”、迫害王大用的事情，一并举报。

顿时，朝野一片哗然。辽王休矣！

很快，隆庆的裁决下来了，说宪节本应当诛，但念及是皇室宗亲，免死，废为庶人，高墙禁锢！

这一禁，到后来就把他给关死了。

事发这一年，距离张镇在辽王府被酒灌死，已经过去了28年。

这个辽王一家，到此就很惨了。他本人死于凤阳的宗室监狱，因无儿子嗣位，朝廷又不准旁支改袭（过继），于是除其封国。这个“辽王”的封号就给取消了。辽府诸宗，都改由楚王管辖，不知后来过得是否惬意。自此，这一家的一切，都被称为“废辽”了。

由这里又引出一段公案，迄今还争纷不休。即是，张居正死后，辽府次妃（小老婆）王氏委托言官代为讼冤，称张居正侵夺（收购）了废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这可是骇人听闻！

于是，张居正因羡慕辽府的壮丽，而构陷辽王，就成了一条千夫所指的罪状。同时，也构成了张居正死后风波中的一个大浪头。

百年公案，诉讼纷纭。真相究竟如何？

那座辽王府，确是江陵最为壮丽的一座府邸。府中湖山掩映，长堤翠柳。居正小时候就在这里玩耍过，估计印象很深。如今堂皇辽府归了张家，宿仇又得报，自然是快意无比！

还有人说，因为张居正嫉恨洪朝选不肯诬告辽王造反，所以后来他当了首辅后，于万历八年吩咐福建巡抚劳堪，将洪朝选构陷下狱。洪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孰真孰伪，谁能告诉我？

直到后世，张居正究竟是否谋夺了辽府？收购辽王府的钱又从哪里来？甚至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张居正是否参与了扳倒辽王？仍是众说不一。对其他的，本文留待以后再表，这里我仅分析一下，张居正究竟有没有可能告了这置辽王于死地的一状。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张居正的政治品格及谋略特色，有很大关系。

且不谈动机问题，仅仅张居正“构陷辽王”这件事是否发生过，到现在还有争论，争论的原因是“证据不足”。

今人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理直气壮地承认，认为张居正此举乃冒着风险惩治了豪强。比如刘志琴先生的文章《张居正改革的成败》称：“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逻辑方法。问题归纳得很明了，因果关系也很简洁，但是，距离事实太远，有太浓厚的“官样”气息。我们要是这样来研究问题或者做工作，难免有人会怨声载道。

首先所述与事实不符，地方官在当时已经不怕他一个正在被调查的鸟亲王了，准备落井下石，搞死他。其次，事情已经如实上报，谁也没有胆量隐瞒造反的事，而恰恰“造反”才是不实的。再次，张居正也没有断然处置某人，洪朝选的被下狱是在12年之后；他更没有权力废去辽王，即使是参与了“废辽”，也是用了一些办法才达到目的。相信大家已经大概知道要运用些什么手段。

所以，这个说法虽然堂堂正正，却是最站不住脚的（世间这样的文字很多啊）。这根本不是在做学问。

第二种说法，是断定张居正谋财害命。以蔡东藩《明史演义》为例，蔡先生描述道：“先是居正当国，曾构陷辽王宪节，废为庶人。……居正家居荆州，故隶辽王尺籍，至宪节骄酗贪虐，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且因宪节府第壮丽，暗思攘夺，可巧巡按御史郜光先奏劾宪节**虐、僭拟诸罪状，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好教他一命呜呼。待至朝选归京，只说他**酗是实，谋反无据。朝旨虽废黜宪节，禁锢高墙，居正意尚未慊，密嘱湖广巡抚劳堪，上言朝选得贿，代为宪节掩饰。朝选遂因此获罪，羁死狱中。那时辽王府第，当然为居正所夺，遂了心愿。”

这段叙述，是以清顺治年间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为蓝本，添了一点酱油醋而写成的。

老先生对张居正有看法，整本《明史演义》里，基本上把张居正当反面人物来写。这里面有一处地方值得注意，就是说辽王“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估计辽王在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也没少从心理和尊严上凌辱张居正，这才是一个真问题。至于其他，也有诸多不合事实处，首先郜光先并未告辽王“僭拟”罪，以私生子冒充嫡子是后来才揭出的，《明史》上说是洪朝选回京后奏报的，也有一定道理。

“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此一句同样显然缺乏证据。人是皇上派去的，“谋逆”是在核查时由当地官员搞出来的，张居正事先不可能知道会发生“谋逆”闹剧。怎么能先就嘱咐洪朝选要诬陷辽王造反？其二，前面说过，洪朝选被诬，是在12年后，如果张居正谋夺王府是实，最多一、两年后就得逞了，与朝选获罪不可能构成因果关系。

此外，高阳先生的著作《明朝的皇帝》，也是指认“构陷”是实。他写道：“隆庆末年，袭辽王宪节，颇为骄横，不理会张居正已为阁臣，对他家多所侵侮，张居正是个有怨必报的家伙，且又羡慕辽府壮丽，便存下了要扳倒辽王的心思。不久，有人告辽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按验并无反迹，坐以‘**酗’，辽王禁高墙，废府，张居正夺辽府以为私第。”

他这个叙述，相对比较严谨，是反面意见中比较流行的说法。仅仅“隆庆末年”一句，应为“隆庆初年”，二年嘛，当然是初年。

第三种说法，是坚决否认张居正陷害过辽王。其中方舟子先生文章《张居正二、三事》曰：“辽王由于作恶多端而被废，此事发生于隆庆二年，当时张居正还只在内阁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责任，也该追到当时的首辅高拱身上。”

方舟子先生是名人，是从事科学打假的，但其人治史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这句为张居正开脱的话等于没说。因为废辽王的事是在隆庆二年十二月发生的，高拱早就于隆庆元年五月被徐阶排挤走了，到隆庆三年的十二月才被张居正策应回来。他怎么能对废辽王负责？

持此说法的还有一位陈礼荣先生，他做了一篇《张宅并非辽府考——为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的罪名辨诬 》，非常漂亮。他说：“说到辽王宪节因罪除国之事，它发生于隆庆二年。其时，张居正入阁未到两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以及阁臣陈以勤等；以他这样一个新近进入内阁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想要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能量。因此，连神宗自己在事后也曾有‘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遗志）’的说法。”

陈先生的文章，考证谋夺辽王府是不可能的，考据非常扎实。但在上面这段话，却不是很有底气。首先，徐阶段在那一年的二月，就不得不彻底退休了，辽王是在年底被废的，徐阶是否参与了废辽王的事还很难说。在决定辽王命运的时刻，可以肯定他已经回老家了，他不可能对此负责。至于李春芳、陈以勤，都是能力较弱的人，在这种问题上，是挡不住张居正出手的。

一个内阁大学士，是否能“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那就要看时机和手段如何。不要说大学士，只要时机对了，连一个七品的言官都可能办得到。

关键是，张居正到底有没有出过手？

对于废辽王之事，《明史》上（本纪第十九，穆宗条）记载很简单，只说“己亥，废辽王宪节为庶人”，多半个字也没有。诸王列传里关于他的事多一点，但也很简略。看来这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明史》里关于张居正构陷辽王的记载，原来可能还有一些，但在康熙十二年，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奎听说康熙皇帝对张居正说了几句不错的评语，便进京请求皇帝将《明史》里的“构陷”情节予以删除。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点未删干净的影子。就是张居正确实授意过福建巡抚劳堪，要整治一下洪朝选。史书里写朝选死得很惨，死后还不让敛尸，以至腐烂。朝选的儿子进京伏阙告御状，也被刑杖。

再看张居正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他的一个门生弹劾他专权，引起过很大风波。在弹劾的罪状里，就有以构陷谋夺辽王府的事。只是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直到张居正死后，辽王妃再告，才成为一个事件。

然而当时引起义愤的，是谋夺王府一事，而不是“构陷”本身。对于“构陷”，大家都没有异议，包括对张居正尚能持有公论的人。看来，不管是“构陷”还是为民除害，大家早就知道辽王的垮台，张居正是插了一手的。

至于张居正是怎么插的手，是直接上疏，还是利用讲筵的机会（给皇帝办的春秋季短训班），或是通过大太监李芳，均不得其详。我在上面引用的张居正揭发辽王的话，来自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原始的出处在哪里，待考。

我认为，既然有史料为证，我们就不必为尊者讳了，这件事情并不影响张居正的整体形象，反而凸显出他的一个很鲜明的个性。那就是，在关键的时刻，给对方一个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干净麻利。对手既想不到攻击会从他这儿来，而且也无法再翻身。

搞辽王，非常符合张居正一贯的政治谋略特色。所以我信其有。

那么，他复仇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谋夺王府后花园，还是因为爷爷张镇的那笔旧账？我看都不太可能。

谋夺王府，我留在后面再谈，根据线索，夺没夺还存着疑呢。爷爷之死，可能会是一个因素，但比重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只是一个类似恶作剧的行为。皇族，从来就是这套不知深浅的货色。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所谓“诗酒唱和”中宪节对张居正有意无意的折辱。张居正虽不以诗文著称，但也是一翰林才子，整天陪着白痴王爷说违心的话，陪笑脸，这就是不可化解的屈辱。那小辽王说话办事也是没有分寸的，说不定多有嘲讽与贬低。有权有势者的狂，相信大家都领教过一些，

这种折辱，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才是最不可原谅的。张居正对辽王的报复心理或者说“杀机”，就因这一点而发。

张居正平生最痛恨两种人，一是无能的宗族。这些皇亲国戚们把国家都快吃垮了，还要直接欺负老百姓。张居正所痛心的“财货上流”，就是指的这个。二是言官，张居正认为他们只会靠摇唇鼓舌混日子，没什么好作用，所以凡触犯了他的，都不会留情。

只有对那些有才干的对手，张居正才会存有敬意，不会赶尽杀绝，总是留有余地。对辽王这种除了“生得好”而一无所能的人，死，或者不死，他是不会去考虑的。

这就是张居正！他会为农妇夜哭、老农盼雨而动容，却不会给所谓“辽王”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辽王被“圈禁”的几年中，辽王死了，辽王的正妃也死了，死于何时，历史没有任何记载，否则，不会是由辽王的次妃出头来告发。

上帝欲灭亡一个人，必先使其发狂。辽王狂够了，自去找窦娥去了。张居正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错。

从这一件事情上起，我们开始看出，张居正的内心也有狠毒阴暗的一面。在决断的时候，往往无情。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他最终赢得了连他自己也不敢想象的大格局。

再看朝局，到了隆庆五年的下半年，“高张联立”的内阁已是祥云缭绕。内有善用大臣之君，外有宿敌低首下心来服；两强联手，又何所不能？

华夏虽号称龙之族，但斗升小民们却没有什么飞翔在天的理想，只求风调雨顺，能人治国，搜刮不急，有个太平日子过就行了。国势稍为安宁，就众人皆有“今儿个真高兴”之态，决无奢望。

但是，朱老皇帝设下的这个内阁，现下却不能平静。本来在漫长的实践中，内阁所形成的首辅制，就含有避免两强掣肘的意思。但，中国历史上的“一山容不得二虎律”，是没有办法消泯的。高、张二人，都是不世之才，却“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在这个多事的平台上，难免日久生隙。

风仍然起于言官之口，他们善于窥人之过，察人之色，一有空隙就出手搏击。或得名，或得利，或灰头土脸而去，都是他们所愿意的。朱老皇帝就给定了他们这样的生存角色。

此时的内阁，高拱风头正健，但也正被虎视眈眈着。他一贯“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明史-高拱传》），在复归内阁后，借考察言官之机，将触犯过自己的人一律贬黜，而对于门生故旧则着意提拔。就整个言官阶层来讲，自是把他恨之入骨——时候没到而已。

另一边，张居正入阁后却一直小心谨慎。就是到现在，虽是二人“并相”，但他毕竟不过是次辅，并不是出头的椽子，与言官们未结下大怨。正如韦庆远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他的为政之道，是“非到关键之时、要害之处，决不伸手”。

荆州人的这种智慧，使他虽处于弱势，但未来胜负已是可以预见的了。明人尹守衡的《明史窃》说到了要害：“拱甚狷浅，居正已经弄于股掌中矣！”

静静的文渊阁，书香依旧。晨露夕烟中，若登上东华门，可俯看千幢万幢的华屋。这是帝国的心脏。未来国柄，操之谁手？也许在这一阶段里，这就是张居正夙夜思虑的一个问题。

可能连他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波，马上就要把眼下的平静打得粉碎了。

政局在一夜之间急转直下。

龙翔于天，谁能擒之？

【平台上只有他和皇帝两人】

风乍起，但谁也没想到，到后来竟成了一场席卷“并相”局面的狂风。

高拱与张居正二人，才干相当，可说是不分轩桎。同时又都个性强悍，喜欢操控全局的那种感觉。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也可能惺惺相惜，也可能水火不相容。他们恰恰是经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

到隆庆后期，高拱的地位已是如日中天。隆庆对他，一万个信任。在如此巨大的恩宠之下，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客观地评价自己了。

据记载，那时高拱在朝中，唯我独大。凡有敢于抵触者，“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众人皆有惧色。百官没有哪个在他眼里，说捧谁，说贬谁，随心所欲。人到了这个份儿上，其实已经违背了生物的共生原则，就会有一种命定的力量，来毁灭他了。

高拱却感觉不到世间能有这种力量。

能给他致命打击的那个人，此刻也意识不到自己会有这种力量。这就是张居正。他很郁闷，因为祥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

天下已安，他本来心情很好，想想五年多来的苦心经营，边事终于得以澄清，正是大丈夫扬眉吐气时。

他在给一位地方官的复函中，这种得意心情溢于言表：“盖古今之谋臣策士，所以劳心筹虑，敝口游谈，冀望不可得者，正在于此。今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

两个自命不凡的人，在边患已除，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忽然四目相对——究竟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两人的裂隙，就起于这些微末之处。

这时候的朝中局面，非常微妙。从隆庆六年正月起，皇帝开始患病，并且有热疮不愈。什么是热疮？估计是近侍宦官没带他学好，搞性解放惹上的病。不然养尊处优的高等人，怎么会长疮？

从这时起，隆庆的身体每况愈下，竟然预感到来日无多，常常考虑起后事来。有时会对高拱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成年的君主），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太子）小哩！”（高拱《病榻遗言》）

这时候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才刚刚10岁。无怪隆庆要忧虑。孤儿寡母，天下就被人夺了的，不乏其例啊。

其实这一点，他过虑了，在明朝，言官的监督力量很强，谁想专权专到控制了皇帝的程度，比较困难。同时中央军权很分散，分为五军，前后左右中，不相统属，即“五军都督府”，分管全国各卫所的兵。皇帝还有一支绝对听命的“亲军”，那就是锦衣卫，共二十二卫的兵，足够安全。

如果有人要调兵，必须由兵部（管军政）和中军都督府（管军令）各出一块调兵勘合。打完了仗，将军回将军府，士兵回卫所。将与兵是分离的。平时管理部队的各镇总兵官，因为权利不集中，上有总督、巡抚和监军太监制约，比一个军长的权力也大不了多少。所以，大明是没有可能被赵匡胤那样的军头夺了天下的。

而且太子是早就立好的，不至于出现混乱。早在隆庆二年，皇子仅有6岁的时候，是张居正上了一道疏，劝隆庆早立太子。张居住正说，他在裕邸的时候，就知道皇子聪明，本朝早立太子的事例很多，望皇帝考虑。

隆庆接受了这个建议。那时皇子是独生子，有个弟弟还没生出来，所以顺利册封。

皇帝的感觉不好，阁臣们就非常紧张，高拱建议，内阁成员在宫内太监的值班室——直庐里值宿，晚上不回家了，保证皇帝随叫随到。他和阁臣一住下，其他六部五都督府的大臣哪里还敢走，就都跟着住下，这叫“朝宿”，集体当了一回太监。

晨钟暮鼓中，高拱与张居正大概都考虑过未来。他们各有依恃，都觉得，下一步自己的根基还是很牢的。

先看高拱这一面。他既是首辅又兼掌吏部，位极人臣，六部九卿无不看他的眼色行事，朝中根基之深，确实无人可比。三年多来，又多少拢络了几个言官愿为之效命，舆论喉舌也不缺乏。对于“外廷”，也就是文官系统这一块，他把持得很死。

国家机器只要想运转，又怎么能少得了他？

而对于“内廷”，也就是太监这一块，他也早就有布局。李芳被罢免后，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这是个统管内廷二十四衙门的总头目，相当于外廷的首辅。依例应由太监的“二把手”、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特务）的冯保递补。但高拱一向厌恶这个冯保太能抓权，同时也要兑现重回内阁前许下的诺言，对曾经帮过他的太监投桃报李，于是向隆庆极力推荐了御用监老太监陈洪。

可是陈洪是个只会管宫廷家具的老太监，哪能办得了皇帝跟前机要的事，没过多久就被皇帝给撵走了。事已至此，高拱还是不想让冯保蹿起来，就又推荐了尚膳监的孟冲。

这就更荒唐了，让一个厨子来管内廷，本朝是没有先例的。

高拱为何要一再破坏规矩？其实，他是有一番深远考虑的。在以往嘉靖一朝，太监还比较老实，因为嘉靖本人自幼在宫外长大，对太监的霸道有所目睹，所以对太监相当戒备。到了隆庆，这个自幼跟太监混得厮熟的皇帝登了位，太监就又开始胡闹。堂堂两朝阁老的徐阶，都被他们群起而撵走，高拱对此不得不防——必须安插可靠的人。

高拱的这步棋，从动机上讲应该是为庙堂的稳定着想的。可是从人事上，就大大得罪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巨头——冯保。两次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人格侮辱。

史载：“保由是疾拱”。这个没有下半身的内廷高官发了狠。

然而，高拱不在乎一个缺少零件的家伙有什么感受，他自信得很，因为他看到的是——

内外皆备，稳如泰山。

冯保不是木头，他自有他的一套战法。对他来说，高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拱身后那座不可逾越的巅峰——隆庆。他自然不会去硬攻，而是绕开了去，对隆庆的家庭成员展开了外交活动，皇帝也有三亲六故嘛。

目标很明确：一个，是日后肯定能做上皇帝的皇子；一个，是皇子的亲生母亲李贵妃；还有一个，是一直被冷落、住在别宫里的陈皇后。

冯保的这一手歪棋，大有收获。皇子虽然小，但毕竟已懂得亲疏。两个后宫的女人也需要有个得力太监引以为援助，她们并不是没有企图的人。于是后院悄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势力，在隆庆日近黄泉路的时候蓄势待发。

里面搞掂以后，冯保便把手伸到了外廷。他遇到了一个正好需要他的人——郁闷的次辅张居正。

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裂痕，在隆庆五年底已经非常明显，两人虽没有公开冲突，但人与人只要不对头，从语气、从神态、从肢体动作上都能体现出来。大官有了矛盾，小官的感觉最敏锐，在两人的周围，各自渐渐聚拢了一批言官。两大营垒，在静悄悄中俨然形成。

恰在此时，张居正看到了冯保向他伸来的友好之手。这是内廷里一个与他地位相等的人在示好，以张居正当时的弱势地位，岂能不抓住它？由此，他也就握住了李贵妃的那只纤纤素手（比喻意义上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底牌，不是很强，但后劲很冲，等会儿我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后院集团，实际上是违反大明祖训的，是个非法集团。朱老皇帝有言，后妃不得干政（老先生很熟悉三国故事），条文列入《宝训》。此外宦官也不得干政，宫门口立有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至于外臣勾结内臣、甚至勾结宫闱，那就更大逆不道了，肯定要杀头的。

但制度与法律，自己并没长手，你就是表决通过一万部法律，也挡不住这些事情悄悄发生。

外臣与内臣结交，在古时很为士林所不齿，但张居正去做了。事急矣！他不想被高拱狼狈撵出内阁。有许多事，他还想去做，他认为这些事比保持清誉重要得多。

据万历年间刊行的高拱著作《病榻遗言》说，张居正与冯保拜为兄弟，冯保的一个心腹徐爵，没有一天不到张居正家里去。张居正待徐甚好，三人勾搭连环。冯保是管秉笔的太监，是代皇帝对内阁票拟“批红”的。冯保想得到什么好处，就告诉张居正，张居正替他想一个名堂，第二天就以皇帝名义批出来了。

而正常的渠道，反而没有这个通畅。现在，该轮到高拱郁闷了。他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你看，这是一个奇怪的引力场吧？

《病榻遗言》是高拱晚年所著，全书充满了怨气。对张居正虽未点名，仅以“荆人”代之，但傻瓜才看不出来。该书是否为高拱所写，到现在还有争议，不过它是当时的文字，虽不完全可靠，但距离事实应该不是太远。

角力开始了，老套子又要重演，主帅在后，言官打前哨。

首先发难的，居然是反对高拱的一方。人的思维，真的不能以常规论之。

第一炮，御史汪惟元上疏，直斥执政之臣不应“为操切、报恩仇”。——说的就是你眦睚必报的高阁老！

第二炮，尚宝司卿刘奋庸上疏言事，提醒皇上还是要自己看奏章，否则，“恐险邪权势之党转成其奸”。这算是祸起肘腋了，因为刘奋庸不仅是高拱的门生，还是裕邸讲读的旧人。他对高拱的霸道不买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第三炮，也是最凶猛的一炮，是户科给事中曹大焚（“林”下为“土”）点名猛批“大学士高拱不忠十事”。他反映的问题全都有据可查，譬如，提拔门生，打击报复，权力过重，陷害徐阶，党庇太监等，似乎是一个总清算。

前两个冲击波，自有高拱的党羽来招架。这第三波，高拱不能不出面了。

在明代，像这类言官的上奏，内容一般都是要上“报纸”的，也就是所谓“邸报”。这是官方的报纸，内容由通政司（皇帝秘书处）和六科分别收集诏令、奏疏和地方汇报，经过筛选、复制，发传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广泛传阅。邸报最初出现于宋代，是全世界诞生最早的报纸。

邸报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皇帝起居、官吏任免、刑罚公报；还有受限制发布的战报和臣僚奏章。

有了这张官报，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假如有人给你奏了一本，你必须得有个说法，否则就等于默认，那脸就丢大了。

看来，古代的行政，对官僚和识字的人来说，是相当透明的。

高拱不想丢脸，他立刻上疏自辩，并且“乞休”。这也是例行公事，表示自己确实有不好的地方，愿退休以谢天下。

据高拱自己讲，这个曹大炮之所以敢于跳出来，是因为张居正的幕僚（师爷）曾省吾给他过了话，说：“老曹，皇上病成这样，大事都是冯公公在办，冯公公跟我们张大人那就跟一个人一样。你现在要是去弹劾高阁老，必定成功。等我们张大人秉了政，能少得了提拔你吗？”

曹大炮一想，对呀。就干了。

问题是，这么大的动静，冯保一个人是捂不住的。隆庆一定会看奏本，看了后不禁大怒。他病得不清，心情烦躁，火也就大，下令要处置这个没心没肺的言官。我还没死，就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拟旨当然还是由冯保执笔。皇上说，他写：“曹大焚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给我滚外省去。

拟旨后，趁着还没发出，冯公公赶紧找张居正商量。张居正看了，稍一沉吟，涂去数字，改成“曹大焚妄言，调外任”。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分量要轻多了。皇上迷迷糊糊的，也就批了。

高拱不肯罢休，策动言官反击。反击的排炮中最厉害的，要数御史张集，他的上疏开口就说：“昔赵高矫杀李斯，而贻秦祸甚烈。”把冯保比做赵高了。同时又提起严嵩勾结中官杀夏言的旧事。

张居正一见这到奏疏，知道是在影射他勾结中官，气得脸都绿了。仔仔细细看过，忽然，奋身而起，拍案大怒：“这御史如何比皇上为秦二世！”

冯保是管批文件的，有上下其手的方便条件。他怕张集的奏疏引起连锁反应，便扣了下来，没有发还内阁（留中不发）。为了防止其他人学样子，就派小太监到内阁去散布，说：“万岁爷爷说了，张集如何比我为秦二世？”他本人也四下里散布流言道：“这回皇上发火了。张御史的奏本就撂在御桌上，什么意思不好说，可能是要廷杖处分，削职为民了。皇上还说，廷杖时我便问他：今日谁是赵高？”

冯保也是隆庆非常信任的一个近侍，他的话，不由得别人不信。

恐吓，有时比真的打击还要令人恐惧。

消息传开，人人心中一震。张集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可怜他，只能天天到朝房里去等候着被锦衣卫捉拿。家中也买好了治疗创伤的南蛇胆，备好了棺材，就等末日降临了。

张居正身边的人，当然知道这是扯淡。有门客便问：“相爷，这事儿怎么收场？”

张居正淡淡一笑：“先困他几日，让他尝尝滋味。”

张集的奏疏虽然被冯保扣住，但抄本（揭帖）却流传了开来，各衙门的人都看到了。得知张御史要为此倒霉，高派的众言官群情激愤，商量着要直接弹劾张居正，以此作为反制。

张居正的好友、郎中王篆见局面有些失控，便劝道：“张集这个事一日不了，则一日多个话头。眼下舆论如此，怎么能再去激他们？”

张居正认为有道理，便叫王篆到朝房去跟张集说：“张相公的意思，你就回家吧。你的奏本不准备发下，没事了。”

高拱那边，也不想把事情搞大，毕竟是自己一方的人发的难，万一真的惊了病中的皇上不好。他在朝房间约见了一干科道官员，劝他们以皇上的龙体安宁为重，就此偃旗息鼓得了。

但是高、张两人的矛盾，等于公开化了。时任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的张四维，与两边都交好，担心冲突一起大局崩溃，便从中极力斡旋，但不见效。

皇帝的龙体是局势变化的晴雨表，人们盯着的就是这个。一日，隆庆觉得情况稍好，就坐软轿来到内阁。高拱、张居正见状大惊，叩头便拜。隆庆将二人扶起，抓住高拱的手臂，仰望长空良久。北京春天的天空，高朗而阔大。隆庆数次欲言又止，但终无言，默默返身。高拱搀扶皇帝一直走到乾清门，隆庆方说了一句：“你回阁去吧，改日再说。”

张居正在旁，专心留意，见皇上“色若黄叶，而骨立神朽”，知道要不好了。他怕冯保临事不知如何措置，便偷偷写了处理皇上善后事宜的办法十余条，密封后，派办事员去交给了冯保。

此事恰好有人看见，报告了高拱。高拱连忙派人前去跟踪，但密信已进了宫。高拱想来想去，不知张居正搞的什么名堂，越发愤恨。第二天到了文渊阁，便质问张居正：“你昨天密封里说的是什么？天下事不拿来交给我办，而去交给宦官，你什么意思？”张居正愕然，脸不由红了，无法回答，只是干笑。过了一回会儿，说：“我每天都和里边交换皇上饮食的情况，高公如何能什么都知道呢？”

高拱想想，也可能吧。遂不再放在心里。

以上这一节，是出于王世贞的描述，当是略有渲染。至于高拱本人在《病榻遗言》里的有关这段回忆，则将张居正描述得更为不堪，说张居正在质问之下，连连求饶，并发誓：“若再敢负心，吾有七子，当一日而死！”不过无论时人，还是今人，都觉得不大可能。

实际情况，可能是千古迷疑了。不过张居正在此时，不太可能像如此嚣张。胜券并非在握，隆庆也并非处于生命倒计时。一切的变化，只是一种可能。从几封私人信函中，可以窥见，他仍是苦闷不已。

春夏之交，天玄地黄。

此时，在他给密友、前礼部尚书潘晟的一封信中，语气颇激切：“自检生平，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矣。”（《答宗伯潘水帘》）他只是在等候命运的裁决。

——我以为，自认为机谋马上就要得逞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无奈。

在张四维给他的一封信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张居正这一段时间里竟然曾萌生去意：“但有秋杪欲归之谕，令人彷徨无措，宁死不愿我翁出此言也！”——看到您说秋末想辞归，这实在令人惶恐，四维我宁死也不愿先生您说这个话！

张四维后来并不是跟定张居正的死党，他保存下来的这信稿，不大可能润色或造假。这应是张居正在大变化之前的真实心情。

这一刻终于到来，五月二十二日，有消息传出，说“上不豫剧增”，皇上的病加重了。三天后，又闻“上疾大渐”，这即是病危通知书了。隆庆在这一天，召高拱、张居正和四月才入阁的礼部尚书高仪，三人到寝室乾清宫接受“顾命”，要做临终嘱托。

至哀无声。此时隆庆靠在御榻上，皇后和贵妃隔着垂帘坐在床边，太子立在一旁。

高拱一行，肃然跪下。

隆庆颤颤地伸出一只手来，抓住高拱的手，一面看着身边的皇后与贵妃，一面对高拱道：“朕……以天下累先生了……”高拱哽咽，哪里能说出话来。隆庆缓了缓，又说：“今后的事情，与冯保商榷而行。”高拱唯是点头。

隆庆又示意，冯保便朗诵了一遍遗嘱。共两道，一道是给太子的，还有一道，是给顾命大臣的。

给太子的遗嘱，有这样的话：“你要依三辅，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大臣的则说：“东宫（太子）幼小，朕今方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

读毕，床前哀声大起。高拱流泪奏道：“东宫虽幼，祖宗法度有在，臣等竭尽忠力辅佐。东宫若有什么障碍，臣不惜死也要排除。望皇上勿以后事为忧……”他且奏且哭，泣不成声。勉强说完，便放声号啕，引得一旁的皇后、贵妃也失声痛哭。

冯保见不是事，使个眼色，两名小太监督慌忙扶起高阁老，示意退出。三位大臣遂蹒跚出宫，一路哀哭。

隆庆又熬了一晚。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崩于乾清宫，当政仅6年。

此后又是丧事、下葬和劝进新皇等一系列程式，到六月初十，皇太子登基，宣布第二年为万历元年。大明第十三个皇帝隆重登场，他，就是明神宗。

在聒耳的蝉声中，京城的老槐树幽香隐隐。天地又是一新，众臣的命运又要有一番很不同的沉浮了。

皇帝死了，全国上下最最悲哀的，莫过于高阁老。隆庆与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对模范君臣了。其关系，早已经超越了君臣，而成为生死之交。感物思人，高拱在文渊阁想起不久前隆庆驾临时的情景，悲不自胜。于哭天抢地中，连声叹道：“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啊！”

高老自是肺腑之声，可是当时在场的人听了，却不禁面面相觑！

巨大的悲哀简直要压倒了高拱。先帝新丧，主少国疑，整个帝国的担子就压在了他一人身上。

回想起，二月新雪初晴的一天，隆庆召高拱等一行在文华殿议事。皇上死死拉住高拱的衣服，顿足叹息：“怎奈太子小哩！”

又回想起，那天是皇帝为太监的事而郁闷，拉着高拱的手，一路无言。从金水桥走入皇极门，一直走下台阶，坐下喝茶，仍拉住高拱的手。眼望前方良久，才说：“我心稍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