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术在书外:1.“卧龙”的预言

民谚中常常蕴涵着深刻的智慧。人们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细想起来，这话实在有理。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哪个没有一批为之策划的谋士?在许多关键时刻，谋士谋划水平的高低对帝王作为的大小甚至国家社稷的治乱兴衰都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这样说绝不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这其中的道理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自打秦汉以后，我们这里所说的谋士谋臣大都身居显位、手握重权，在皇帝老儿的决策中是绝对说话算数的人。

这些谋士谋臣中的许多人都是读过书、问过学的，有些人甚至还有师承传授。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谋臣却并不是靠什么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日积月累的经验、敏锐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那没法解释和说明的天生才能。这种天生的才能可以使他把间接经验变成直接经验，把过眼即逝的日常生活变成富有意义的睿智判断。正是基于此，他们可以在众人的不知不识中辨明历史发展的大势，并提出帝王应对现实的行动方案。他们过人的敏锐、超常的反应，使得他们能够在帝王选择的重要关头施出妙计，或转危为安，或出奇制胜，因此人们常把他们看做天地间特殊的一群。

仅就我们前面的开场白，稍有常识的读者在头脑中闪出的第一个形象往往就是端坐四轮车中、手持羽扇的诸葛亮。

诸葛亮生于东汉末年的战乱之秋，早年曾在襄阳城西的隆中躬耕读书，闲暇时便与来此地躲避战乱的名士们议论天下大势。当然，每到这种场合，诸葛亮都侃侃而谈。人们相处久了，见他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既深刻又独到，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就送他一个雅号，叫“卧龙”，暗示和预见他日后必定大有作为。

10年之后，天下形势迅速变化，此时曹操打败了袁绍，统一了北方，力量日渐壮大起来，孙权占据江东，地处天险，境内富庶，社会安定。此外，荆州有刘表，益州有刘璋，各自割地为王。刘表、刘璋虽然占据地盘不小，但两人缺乏远见和成大业的抱负。而此时的刘备正投在刘表门下，虽然自称是汉景帝之后，且有匡扶汉室、成就大业的抱负，但却缺乏起码的实力，因此正四处网罗有能有为之士，特别是能出谋划策的人，以便辅佐自己成就一番事业。刘备的苦心孤诣打动了当地名士司马徽，司马徽于是便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并称诸葛亮为旷世奇才，其才能远超管仲、乐毅。诸葛亮这类人才，正是刘备此时最需要的，于是以后便上演了刘备三顾茅庐的著名故事。打天下并不是开玩笑，当时刘备已年近半百，仍有这番雄心壮志实属不易，年仅27岁、本不愿轻易出山的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真诚所打动。当年诸葛亮曾态度明确地坚辞刘表的邀请，但这次却没办法拒绝眼前这位真想干一番事业的刘备了。诸葛亮见刘备抱负远大，是个有望成大业的人物，便同意出山，并认真细致地向刘备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以及刘备应采取的具体策略，这便是历史上妇孺皆知的“隆中对”。

诸葛亮认为，论名望和实力，袁绍比曹操大，却被曹操打败，说明曹操有智有谋。而曹操现在已经统一了北方，有几十万兵马，并且可以挟天子令诸候，所以短时间内不能与之争锋。江东的孙权地处险要，经过父兄多年经营，民心归顺，政治稳定，刘备也不宜与之对垒，只能联合。因此，刘备的最佳战略应该是东联孙权，一起抵抗曹操。另外，荆州是用兵立足的好地方，但刘表无能；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可刘璋昏庸。所以他劝刘备应借助皇室后裔的名望，设法占据荆州和益州，然后再图大业。诸葛亮的这番分析，可以说深刻而富远见，后来形势的发展，基本与他的分析吻合。只是碍于刘备光复汉室的志向，诸葛亮没有点明统一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从对曹、吴的分析上可以看出，诸葛亮已经预见到天下三足鼎立的趋势了。

无独有偶，明初刘伯温的作用也与诸葛亮相似。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后，曾占据江东一块地盘。当时他周围有三股势力，北面是韩林儿的宋政权，东面是张士诚的周政权，西面是陈友谅的汉政权，朱元璋一直忙于东征西讨，缺乏总体战略构想，因此战果不佳，难有进展。此时，青田名士刘伯温求见，向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分析周围三大势力的不同情况，指明了朱元璋应采取的对策。刘伯温认为，三政权虽然都是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对手，但情形却大不相同。韩林儿名义上是朱元璋的主子，他不仅不会威胁朱元璋，而且能成为朱的工具和挡箭牌；张士诚在苏北苏南，安于富足尊荣，又接受了元朝的封号，目光短浅，难成大器；陈友谅则不然，他自起兵以来，首先清除内部异己势力，掌握了实权，势力很快扩及江西、湖北、安徽、湖南、浙江等省，是义军中最强悍的一支，也是朱元璋最重要的威胁和对手。所以战局的关键是必须首先打败陈友谅。刘伯温又进一步分析认为，陈友谅与张士诚不和，如果朱元璋攻张士诚，陈友谅不会出兵救援，极有可能乘虚而入，占据朱元璋的地盘；如果攻打陈友谅，张士诚却没有这种远见，他只会按兵不动。那么一旦攻下陈友谅的汉政权，张士诚的周政权也就很容易攻下，如此一来，“天下之形成矣”。日后的事实证明，朱元璋正是遵从了刘伯温的这个战略构想，灭元建明的事业才得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和完成。两相比较，刘伯温此次对天下大势的精辟分析，对朱元璋战略行动的富有远见的指点，与诸葛亮和刘备之间的“隆中对”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术在书外:2.临终前的忠告

历史上既能宏观天下发展大势，又能明察时局变更秋毫的谋士谋臣们可谓多矣，他们中的某些人除了身在江湖时就对江山变化指挥若定外，还能够在弥留之际对江山、后人留下决定生死命运的遗言，以利国家和社稷。

春秋时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齐国宰相管仲，一生出谋划策可谓多矣，齐桓公对之都言听计从。管仲临终之前，齐桓公前来探望，说话间问起将来管仲百年之后由谁来接替宰相之位合适。管仲当即作了这样的分析：阳朋为人忠厚正派，可以放心委以重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从以往的为人方式和性格看，都属于小人一类，遇大事不宜重用。但是，正是这三个小人过去都曾有恩于齐桓公。所以听管仲这么一说，齐桓公说：“过去易牙曾烹杀自己的儿子为我做肉羹，难道能说他不是真心对我好吗?”管仲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起码的为人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性，试想一个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爱的人能说他有人性吗?一个没有起码人性的人，他怎么可能真正忠于国君呢?”齐桓公又问：“竖刁过去曾不惜残伤自己的身体来侍奉我，这样的人难道也要怀疑他对我不忠吗?”管仲说：“没有哪个人不首先爱惜自己身体的，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是违反人情的，违犯人情的人也不会永远忠于国君。”齐桓公又问：“公子开方跟随我已有十五年了，为了侍奉我连自己的父亲去世也没有回去奔丧，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信任吗?”管仲说；“凡是正常的人都会有父子亲情，连父子亲情也没有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忠于国君？”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管仲就去世了。

应该说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周围几个重要大臣的评价并没有使齐桓公感到满意，不仅如此，相反这番话倒让齐桓公觉得有某种不愉快。于是齐桓公也就没有照管仲的临终安排去做，而是非但没有重用阳朋，反倒对曾有小恩于自己的易牙、竖刁和公子开方信任有加。人的确是个感情动物，一向深谋远虑、识见过人的齐桓公也不能例外。但结果却不幸得很，管仲去世3年之后，齐桓公正是被这三个貌似忠诚，而实际上为人恶劣的亲近佞臣害死了，齐国的霸业也从此宣告结束。不用说，管仲临终遗言似乎只是一个人格评价和为国为政中基本的用人问题，而实际上他牵涉到管仲身后的齐国如何将霸业继续发展下去的重大战略问题。齐桓公因为感情用事，把管仲的话当了耳旁风，导致齐国政坛上发生重大变故，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管仲预言的敏锐和卓见。

十六国时辅佐前秦苻坚的著名谋臣王猛也是与管仲相似的人物。王猛在苻坚麾下担任丞相兼都督中外诸军事，他曾帮助苻坚扫除西北各地的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因此，苻坚对王猛也是极其信赖的。王猛临终前对前秦的前途和未来军国大事也有一番安排，王猛说：“晋国眼下成为我们的主要威胁，它虽然目前只是偏处江南，但它既是华夏正统，又治理得上下安和。我去世之后，陛下千万不要图灭东晋。现在鲜卑和西羌虽然表面降服，但心中并未真诚归顺，两族迟早都是祸害，以后要找机会把他们铲除掉。”不久，王猛去世。王猛死后，苻坚并没有认识到王猛临终遗言的准确性、重要性，毅然调集90万大军南下攻晋，结果在淝水遇到东晋军队的顽强阻击，前秦军队一败涂地。与此同时，王猛生前一再叮嘱要铲除的鲜卑、西羌贵族也趁前秦新败于东晋之际，公然宣布独立。从此，前秦江山由初具规模的稳定和强盛陡然变得七零八落，北方地区又重新陷入战乱和分裂。此后不久，苻坚被杀，前秦也迅速走向了它的全面瓦解。前秦由发展而迅速走向灭亡，当然原因不止一个方面，但苻坚不遵王猛临终遗言，却是导致形势急转直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苻坚和前秦的快速败亡，恰从反面证明了王猛临终遗言的高度预见性和分析问题、形势的深刻准确性。

术在书外:3．灵活机动的本领

谋臣们预言未来江山大业一言九鼎，靠的是高瞻远瞩的判断力；而面对具体问题分析得入情入理、准确无误，表现出的又是即时应对、机动灵活的另一种本领。

还说齐国的管仲。他当年为齐桓公谋求霸业时，曾系统设计先得民心，爱惜百姓，使百姓富足的政策；然后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兵贵精而不在多；继而开发山林、盐业、铁业和渔业，发展商业，增加国家财税收入。并提请桓公注意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样，国家富强，民心归顺，霸业自然而成。齐桓公也的确是按照管仲提出的思路行事而成为五霸之一的。

秦末楚汉争霸战争中，双方虽然互有胜负，但胜方和负方事实上都已筋疲力尽。刘邦急于取胜，令谋臣献计。儒生郦食其建议仿效汤武立桀纣之后的办法，分封六国贵族后代，以拉拢各方势力壮大自己。刘邦当时很是赞赏，准备马上下令封侯授玺。张良听说后立刻意识到，这将破坏争霸大业，即刻求见刘邦，数以9条不可依此而行的理由，认为复立六国，则将士谋臣各归其主，就不会有人追随刘邦打天下了，这样做不仅不会壮大汉政权的势力，而且只会带来新的分裂。刘邦醒悟后，又马上下令“销印止议”。如将此与西汉统一后的历史打通来看，张良的及时谏止确实是极有远见卓识的。

东晋建国于东南一隅，政权内部组织成分复杂，其中既有原来南方的士族，也有避乱南迁的北方士族。由于南北士族的风俗、气质等方面差异很大，影响到政治主张的歧异，并因此形成若干对立的政治派别。谋臣王导向晋元帝献策，以调解北南士族之间的关系，主张“绥抚新旧”，保持平衡，主观上决不可有所偏颇。王导本是北来的山东士族，当他与北来士族在一起时，就激励北来士族为光复中原而努力，以劝导他们放远眼光，别为眼前小利而争吵不休。对于南方士族，他主张保护其既得利益，特别是旧士族的祖传产业，只在一些地旷人稀的地方让北来士人落脚。这样就成功地协调了南北士族的矛盾，维持了东晋国内的政治平衡和稳定。

唐初“善谋”的房玄龄是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学士之一，灭隋建唐的过程中，房玄龄一直在李世民身边侍奉，他很早就有辅佐李世民继帝位的打算。当李世民和太子建成矛盾激化后，房玄龄准确把握时机，与长孙无忌商议“安宗社”之大计，策划夺取帝位的具体步骤。当建成鼓动唐高祖李渊把房玄龄逐出秦王府后，房玄龄敏感地意识到建成就要加害于李世民了，于是他乔装打扮成道士潜回秦王府，劝说李世民当机立断，“大义灭亲”，从而成功地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射杀太子建成，李世民由此登基。事后，李世民称房玄龄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之功，可与汉之萧何相提并论，功居唐初重臣第一，进封为邢国公。

北宋建立后，靠陈桥兵变称帝的赵匡胤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军将作乱，避免使赵宋成为继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他在谋夺帝位的过程中一直以赵普作心腹谋臣。建宋后，赵普任宰相，对赵匡胤忠贞不贰。赵匡胤多次与赵普密谋，希望解决好军将专权问题。当时随赵匡胤起兵的石守信位居殿前都点检要职，掌握禁中军权，客观上对赵匡胤构成直接威胁。但石守信功勋卓著，毫无离心迹象，赵匡胤一直不忍心罢免，却又总是对石守信放心不下。据载，在一个大雪之夜，赵匡胤来到赵普家中，君臣二人围坐在火炉边商量如何对待石守信。赵普当时只轻轻说出12个字：“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宋太祖赵匡胤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听了赵普的话马上心领神会。但是，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赵匡胤对一般节度使使用这个办法并不怎么犯难，而惟独这个石守信却很让赵匡胤犹豫难决。赵匡胤觉得，石守信这个人一生都不会背叛自己，因为自己曾有恩于他。而赵普却说：“如果陛下念及对石守信的恩情，那么周世宗对您也施过恩，陛下又为何取周世宗而代之呢?”赵普的话正中赵匡胤要害，这一反问才使赵匡胤最终下了决心。在成功地解决了石守信的问题以后，大宋朝廷又在赵普的导演下演出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活报剧。如此对待握兵重臣，开创了宋朝巩固中央集权的一条新思路，从而使得大宋江山在几百年时间里始终没有出现诸如唐朝后期那样“内轻外重”的割据局面。对于宋王朝来说，对此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就是赵普。

王导、房玄龄、赵普们，虽不生活于同一时代，面对的帝王和问题也不一样，但由他们的实践所体现出的却都是灵活机动的应变才能。

术在书外:4．即兴表现的才能

在谋臣这个家族系列中，除了预言未来的天才之外，其他则都是“可学而能”的正常本领，所以在这正常的为人主谋划中，还有一种，那就是常在帝王社稷发生危机的关头突发奇想、献出妙策。这种妙思奇想虽属小道，但它发挥的作用却千万不可小视。

齐桓公一次亲率大军讨伐山戎，行军途中，大队人马走进一个迷谷，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漠，四周全无人烟，人们无法辨认方向。加之长途征战，天气酷热，没有水喝，人马都渴得要死，将士们万分焦急，却一筹莫展。这时管仲对齐桓公说：老马识途，选几匹老马带路，信马由缰，我们跟在后面，便可找到水源和出路。齐桓公照此行事。果然，几匹老马很快把齐军带出了迷谷。[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韩信随刘邦打天下，立下赫赫战功。韩信破齐后想自立为齐王，怕刘邦不高兴，先派人去求封“假王”。当时刘邦正为作战不利而苦恼，盼望韩信救援，听到的却是韩信求封的要求，立时气不打一处来，张口大骂：“求什么封?”接下来还要痛骂，张良在旁赶紧用脚踩了踩刘邦的脚，给刘邦递了个眼色，示意刘邦应允。刘邦也很机敏，马上改口说：“求什么假封?当什么假王?要当就要当真的!”立即封韩信为齐王，并派张良持印往告。同时令韩信追击项羽，韩信愉快地奉命而行。韩信求封时张良马上意识到，假如刘邦拒绝封赏韩信，韩信肯定会倒戈反叛；而答应封王，便赢得了楚汉争斗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谋臣们一般都读过书，可他们读的又是什么书呢？据说张良年轻时曾在桥头遇见一白发老翁，约他半夜相会，送给他的是一部《姜太公兵法》。张良日夜诵读，终于成为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的智囊，13年后辅佐刘邦时全靠此书点拨。但此书事实上并不存在，授书者自称黄石公，这黄石公实际上也只是山下的一尊石像。赵普辅佐赵匡胤时屡出奇谋，据称是深夜读书所得，但人们不知道他每天夜里读的是什么书，他也从不对人提起。待他死后清理遗物时人们才发现他已翻烂了的只是残缺不全的《论语》，这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谈。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创帝业之前，在去元大都(今北京)赶考途中一个书摊上看到一部素所未闻的天文书，当时他身无分文，只好借去阅读，仅一个通宵便熟记于心。据说他的计谋全都来自这本天文书中……不难看出，这些“书”或属子虚乌有，或是残缺不全，可见谋臣们之所以成为谋臣，并不是靠什么这书或那书，靠这师或那师的指教，而是靠经验和天资，他们神奇的计谋是一种可实践而无法总结的智慧和才能。这样说是否有点神秘呢?其实一点也不神秘，某伟人早有伟言一则，实践出真知是也。

术在书外:5.谋臣的反派

古代戏剧里常常安排忠奸分明的两类角色，习惯上人们一般把忠臣类角色称之为正派，而把奸臣类角色称之为反派。在中国古代皇宫中，帝王手下的谋臣也有正派反派之别，前述若干谋臣都是正派，除了他们之外，反派谋臣也有不少，秦桧、严崇、魏忠贤不用多说，在此仅举一个例子。以往人们对他不太了解，但他的谋划却对朝廷、国家起了不小的副作用，这个人便是隋朝的裴蕴。

裴蕴原在陈朝做官，由于在隋灭陈时他为内应，帮了隋文帝杨坚的大忙，所以隋文帝对他很是优待。隋炀帝掌权后，裴蕴官至御史大夫。这御史大夫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司法长官，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杀予夺之权，在这个位子上，裴蕴为隋炀帝出了许多坏主意，害了许多人，这其中有两例最具代表性。

一是薛道衡。此人是个著名文学家、学者，以写诗著文闻名。由于他早年曾在隋炀帝政敌手下做过事，所以隋炀帝对他颇有成见。隋炀帝登位不久，这位文学家即写了一篇赞颂隋文帝的文章。照正常情况而言，对儿子赞扬父亲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因为隋炀帝心里有鬼，所以对薛道衡的颂父之辞非但不以为好，反而认为薛道衡是有意借古非今，借父亲批评自己。善于察言观色、看风使舵的裴蕴马上就明白了隋炀帝的心思，便乘机为隋炀帝出主意说：“薛道衡一向自负，仗着和先帝之间的旧情，全不把陛下放在眼里。他对陛下有意见不敢妄讲，心中的不满全靠这种方式来发泄。他只说先帝如何如何好，却不讲陛下的英明，这不正是反对陛下的表现吗？”言下之意，是说薛道衡犯的是腹诽罪外加影射罪。隋炀帝听裴蕴这么一说，正中下怀，很快处死了薛道衡。

另一个是苏威。苏威是隋朝大将。隋炀帝的奢侈挥霍是历史上出了名的。不仅如此，他还穷兵黩武，在他执政期间不断对外发动战争。有一段时间，由于隋炀帝对外连年战争，对内残酷压迫，后来终于引起开国功臣杨素之子杨玄感的起兵反叛。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仍然执迷不悟，又企图发动征辽东战争。如何征辽东，隋炀帝向大将苏威征求意见，苏威明知此时不宜出征，却又不敢直谏，就说：“这次征辽东其实用不着朝廷出兵，只要陛下把各地反抗朝廷的盗贼赦免，就能得到几十万兵力。陛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这些人一定会奋力杀敌报效陛下，这样辽东很快就会平安。”苏威本是一番好意，只是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提出而已。这其中暗含的规谏之意隋炀帝本人并没有听出来，而裴蕴在一旁不但听出了苏威的本意，而且对此作出了另一种解释。等苏威一出去，裴蕴就对隋炀帝说：“苏威犯了欺君之罪，天下哪会有那么多盗贼?而且还主张用盗贼去征辽东，这不明明是小看皇上吗？“隋炀帝本欲亲率大军出征，苏威的主意已经使他有些不高兴，经裴蕴这么一点拨，隋炀帝似乎恍然大悟，当场破口大骂苏威。裴蕴见炀帝同意了自己的看法，就唆使手下人捏造苏威的种种罪名，把苏威法办治罪。虽然隋炀帝没有同意裴蕴处死苏威，但苏威正确而有远见的建议却被隋炀帝置之不理，最后还是发动了征辽东战争。结果，隋征辽东不但没有获得什么利益，反倒给隋帝国带来创伤性的巨大损失。

与诸葛亮、刘伯温、王猛等人相比，裴蕴的确也是个谋臣，但他的谋划不仅使许多忠贞之士遭到残害，而且也给国家、社稷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这不能不说是谋臣反派中有代表性的一例。

唇舌下面的心计:1.齐国多辩才

在风云变幻的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在严肃而又滑稽的宫廷议事厅前，常有一些以游说为职业的“说客”。这些入以能言善辩而著称，他们在关乎国家、社稷和皇权利益的种种纠纷中，凭三寸不烂之舌斡旋于“三国四方”之间。仅仅靠着这张犀利灵敏的嘴，在如簧之舌上有节奏地弹奏的曲调，就可以使对方最终放弃某种于己不利的主张，使差不多已定型了的事态骤然间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利用唇舌往往能发挥比浩浩荡荡的军队、璀璨夺目的财宝更大的作用。对于这种邦国兴亡系于一身的作为，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看似夸张的说法其实绝不是夸大之辞。

这里说的这批人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谋臣，他们中的有些人职位也许并不算高，有的甚或也不参与邦国内政，而专职从事外交，充当职业说客。这些人虽然也读过不少书，阅历也很丰富，但他们之所以受到帝王的青睐和器重，成为世人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很显然并不是仅靠他们读书学到的本事，而是靠天生的才能，靠一种独特的素质和性格。这种才能和素质是从任何书本上学不到的，它常常表现为敏捷迅速的反应，准确无误的事态把握。他们善于揣测、把握对方心理变化。往往在对方的话尚未出口前就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并且早有对策在胸。这种人的存在不仅于帝王、社稷极为重要，而且他们本人也常因口舌而顷刻间位至卿相。就这种行为方式的本质而言，它不仅属于东方人特有的智慧表达，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分封割据，战事频繁，因此各国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诸侯与诸侯间的联盟需要有人穿针引线，左右周旋。即使征伐兼并也不能全靠战场屠杀，外交斡旋也必不可少，这就为说客的产生及其发挥作用提供了时代舞台。民间流传这方面故事甚多，其中最著名的说客之一就是齐国以“习辞”而著称的晏婴。

晏婴一生出使他国不计其数，以两次出使楚国为例，很能说明他言语的敏捷、幽默和机智。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狂妄自大的楚王企图用污辱齐国的方式来吓倒这位不起眼的齐使，于是故意安排在接待晏婴的酒席间让全副武装的士兵押着一个盗贼从席前经过，并说这是他们刚刚抓到的齐国人。然后，楚王挑衅性而又不无得意地问晏婴，齐国人是不是都爱偷盗呢？晏婴听到这话立即避席而答，说：“我听说，橘子生在淮河以南就是甘甜的橘子，如果生长在淮北就成为苦涩的枳子，两种东西叶子虽然相似，果实味道却大不相同。同样的种子，栽种在不同的地方，长出的果实就不同，这是因为水土不同造成的。齐国人在齐国个个安分守己，来到楚国却成了小偷，这说明是楚国这个地方容易产生小偷吧？”这一下问得楚王哑口无言。

晏婴第二次出使楚国，楚王又故伎重演，不怀好意地说：“齐国难道没人才了吗？不然为什么派你这么个身材短小又无能的人来出使楚国呢？”晏婴本是五短身材，但气度不凡，听到这话，从容答道：“我们齐国仅都城临淄就有居民万户，怎么能说没人才呢？只是我们齐国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把有才能的人都派往英明的国君那里去了，对于昏庸的国君执政的国家，我们才派无能的人前往出使。我晏婴在齐国是最无能的人了，所以我们国君就把我派到您这里来了。”这一席话，既机智、幽默，又充满着讽刺，一时让楚王尴尬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齐国还有另一位著名的说客叫鲁仲连。战国中叶，当时秦国国势强盛，企图挥兵东向，削平六国。长平一战，秦人坑杀赵兵45万，并包围了赵都邯郸。邻近的魏国派辛桓衍去劝说赵国尊秦昭王为帝，投降秦国。鲁仲连认为，此举只会助长秦人的虎狼之心，决不可如此行事，便赶到赵国和魏使辛桓衍展开了激烈的舌战，直说得辛桓衍汗流浃背，终于明白了：一旦秦王称帝，不仅不会给赵魏带来安定，而且连现在的处境都保不住，辛桓衍再也不提尊秦为帝的事了。秦国听说后，见进逼不成，只好退兵50里。

20年后，齐、燕两国交战，齐将田单围攻燕国聊城时，燕将怕退兵被杀，故而死守聊城，齐军将近一年未能攻下。据说鲁仲连听说后写了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入城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守城的燕将读后哭了三天，犹豫不决，进退两难，最后引颈自裁，聊城随即大乱，田单率齐军趁机攻入城中。战斗胜利后士兵们都说：鲁大夫的一封信抵得上百万利箭百万兵！齐国能够在竞争兼并激烈的战国时代成为七雄之一，其原因实在很多，但这一结果与齐人多伶牙俐齿之士，并由伶牙俐齿而赢得大大小小的外交胜利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关系。

唇舌下面的心计:2．活用舐犊心理学

古代历史上巧言劝人的事例很多，而劝说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战国时期的赵国赵孝成王继位之初，因本人年幼而由母后当政。一向有东侵之心的秦国见时机已到，即发兵攻打赵国。赵国面临严重的危机，不得不向齐国求援。齐国看到赵国形势危急，便答应出兵相助，但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以执政的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然后齐国方才发兵。赵太后特别疼爱小儿子，不同意齐国的条件，大臣们反复劝说也无济于事。前来劝说的人多了，赵太后竟然发怒说：“谁要再敢在我面前提人质的事，我一定吐他一脸唾沫!”赵国派不派长安君去做人质，决定齐国发不发兵，齐国发兵与否，更决定着赵国的生死存亡。赵国的左师触龙听到这件事后，便前来面见赵太后。

赵太后听侍从报告说触龙求见，心想这触龙也一定是为人质的事而来的。自己早已有言在先，触龙胆敢冒险而来，赵太后便怒气冲冲地等他到来。触龙进宫时故意缓慢地行走，一见太后就先道歉，说自己年纪大了，腿脚如何不方便。然后又关切地问太后的身体可好？近来饮食怎么样？就这样，两人谈了一阵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家常话，一句也没提人质的事，太后觉得触龙来见，好像不是为了人质，脸上的怒气也就慢慢缓和下来。接着，触龙对赵太后说，他来见太后是有一件事相求，“我有一个小儿子今年十五岁，年纪小，不成器，可我还是很疼爱他。我人老了，所以想在老死之前给他安排个去处，请求太后就让他做个保卫王宫的警卫吧！”太后一听，一口答应下来．并问触龙说：“你们男人也爱自己的小儿子吗？”触龙说：“男人比女人爱得还厉害。”太后笑了，说：“触大夫，你弄错了，女人是最疼爱自己的幼子的。”这时候，双方的谈话已经完全打破僵局，赵太后的防卫心理也完全平静下来了。触龙见此又趁机说：“照我的看法，太后您疼爱女儿燕后远远超过爱儿子长安君。”赵太后说：“你错了，我最疼爱的孩子就是长安君。”触龙说；“父母关心子女，就应当为他们做长远打算。当初太后送女儿出嫁燕国做燕后的时候，她走时您拉着她的脚哭，她走后您也一直想念她，您还经常心中为她祈祷，希望她千万不要回来，因为您知道诸侯之女出嫁他国，只有被废或亡国才回到娘家，您这样做是为女儿长久做皇后、为女儿的子孙后代世代为王着想，是这样吧？”太后点头称是。触龙见时机已到，便把话题一转，说：“太后您表面疼爱长安君，事实上并没有像对燕后那样为长安君深谋远虑。长安君现在年纪还轻，如果他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他怎么在赵国长久立足呢？现在齐国要他去做人质，正是他为国立功的机会，您却阻拦不让他去。一旦太后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可靠什么保住自己的地位呢？所以，我认为您爱长安君，却没有为他的将来长远做打算。”说到这儿，赵太后默然无语。随后，赵太后下令派100辆战车，护送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齐国也随即发兵，帮助赵国打退了秦国的进攻。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赵国没有触龙这样一位语言天才，或者触龙不懂老人爱幼子的舐犊心理，那么他的劝说会是一个什么结果?那赵国的前途命运又会如何?不用说，这个结果是不言自明的。

唇舌下面的心计:3.利害最是动人心

劝说、游说是用言辞说服人的，但言辞本身并不具有那么大的魔力，而真正起作用、打动人心的则是通过言辞所说明的利益归属和利害得失。

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李斯从荀子学成后来到秦国，他认为秦国的发展势头很盛，很有统一天下的可能性，便毅然来到秦国，游说秦王来了。当时从山东各国来秦的人很多，这其中不少人是有才干者，但鸡鸣狗盗之徒、滥竽充数者甚至各国间谍也夹杂其中，所以秦国官员中有人提醒秦王对此应予以防备，秦王也因此对外国进入秦国者下了逐客令。秦国要彻底驱逐六国来客，以净化秦国官僚队伍，李斯当然也在被逐之列。在这一关键时刻，李斯以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辩才给秦王写了一封声情并茂、有理有据的长信，这就是千古名文《谏逐客书》。在这封信中，李斯从秦穆公求贤讲起，那时他从西戎请来由余，从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并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20国，称霸了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惠王用张仪之谋，拆散了六国的抗秦联盟，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吞并诸侯，建成帝业。这四代贤王都是任用客卿才成就大业的，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如果这四位贤王也像今天这样下令逐客，秦国会有今天吗？李斯又说，秦国的珠宝、美女、好马都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有秦国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卿却被逐呢？看来，大王是只看重东西，而不看重人啊！李斯的话，情词恳切，打动了秦王。秦王立即收回了逐客令，并继续招徕和重用外来客卿。秦王的凶狠和残酷是尽人皆知的，李斯之所以能用一封长信改变了秦王已经下达的命令，关键是讲明了逐客有可能对秦国大业带来严重的危害。作为一国之君，他无论如何凶残也不会置眼见的国家损失于不顾，这才是李斯之所以能够用言辞打动秦王的真正原因。

三国时蜀国有个邓芝，此人也是个著名的说客。当孙权中了曹操有意设下的离间之计，为夺回荆州，在麦城杀死关羽之后，吴、蜀之间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刘备念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之情，发誓报东吴杀弟之仇，遂亲率大军东征。由诸葛亮苦心经营多年的孙、刘联盟宣告彻底瓦解。等刘备一死，吴、蜀关系又露出一丝缓和的曙光，于是诸葛亮马上抓住时机派邓芝出使东吴，劝说孙权，重修旧好，以求共同抗曹。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重大纠纷，孙权此时已经死心踏地臣服于曹操，大有与西蜀不共戴天之势。此时听说西蜀又派使者到来，心中早没好气，便架起一口烹人的油锅，唤邓芝来见。邓芝见状，说：“人们都说东吴多贤人，没想到竟惧怕我这一介书生。堂堂东吴，欲烹来使，太没度量了。”孙权觉得丢了面子，便撤下油锅，给邓芝让座。邓芝说：“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我们蜀国，更是为了东吴的安危。你臣服于曹魏以来，不是让你去入朝伴驾，就是让你送太子当人质，如果不依从，便以讨伐叛臣的名义南征，这样下去您是没有活路的。如果吴、蜀两国恢复联盟，那么进则可以兼并天下，退也可以三足鼎立，你们为什么不想与我们结盟自立，而偏要去做曹操的臣子呢？”孙权听了邓芝这番话，心中自然不是滋味，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以后，遂决定断绝魏、吴关系，重又恢复了吴、蜀联盟。

要说出使和游说，我们还不得不提及战国时代鼎鼎大名的纵横家苏秦。苏秦游说秦惠王失败后，就一反往日面目，把原来的主张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来游说东方六国，要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了。于是，由于苏秦游说各国出奇地成功，很快在东方各国打开局面，并佩六国相印。然而，我们一旦略加仔细分析苏秦打动人主的诀窍，仍然离不开这么个基本原则，即以利害打动之。比如说他游说燕国吧。燕国地处北方，是一个偏远的小国，与当时的其他诸侯相比，燕国的力量是最弱的。对燕国来说，西方秦国是其最大的威胁，而它最担心、最可能首先给它致命打击的却是齐、赵等国。了解到这些情况，苏秦就赶往燕国游说燕文侯。见到燕文侯，苏秦开门见山地说：“燕国的最大敌人无疑是秦国，但是多少年来燕国没有战事，是因为赵国在南面挡住了秦国的进攻。秦国要攻燕，必须跨越云中、九原，还要穿过代、上谷，长途跋涉几千里，困难很大。如果赵国攻燕，那情况就不同了，赵国只要国君号令一出，不出十天，赵国的几十万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到达燕国东部，然后渡滹沱，涉易水，不出四五天就能攻进燕国的国都。”苏秦描述的情况恰是燕文侯最怕发生的，因为这关系到燕国的根本利益，于是燕文侯慌张而又诚恳地请苏秦为燕国出出主意。苏秦见自己的话已击中燕文侯要害，就漫不经心地说：“要阻止赵国攻打燕国十分容易，只要燕国先表示友好态度，愿意和赵国结成联盟，赵国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燕文侯马上答应下来，委托苏秦带上燕王送给赵王的礼物，请苏秦赴赵国为之斡旋去了。话说回来，苏秦游说燕文侯是他实现合纵以抗秦计划的第一步，其意并不在为燕国设计安全防卫计划。但他的说辞却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他明白，要想得到燕文侯的支持，必须点破燕国目前所处的危急局势，有了危机，燕文侯才有求助心理，苏秦的计划也因此才可能迈出第一步。而苏秦用以打动燕文侯的也是利害问题。

由此看来，不论是李斯的谏秦王逐客，还是邓芝的出使东吴，还是苏秦的游说燕文侯，其用以作为说辞和打动对方的看家本事都是明明白白地晓以利害，当利害计算打动对方心的时候，劝说和游说就取得了成功。由此我们说，利害最是动人心，实在是千真万确的。

唇舌下面的心计:4.激怒与说服

说服对方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反面激怒有时比正面劝说更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比如三国时西蜀丞相诸葛亮就扮演过这种智力游戏专家的角色，他智激周瑜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话说当时曹操亲率百万大军直下江汉，威逼东吴。执掌吴国军政大权的周瑜担心自己兵力单薄，如果出兵抵抗会殃及东南六郡百姓，因此产生了与曹操讲和的想法。这时，诸葛亮来到东吴，目的是劝说周瑜与刘备联合，以共同抗击曹操。诸葛亮知道周瑜性急气盛，便没有正面劝说，而是用计激怒周瑜。他故意说周瑜与曹操讲和是上策，并说可以帮周瑜出个主意，既不用纳土献印，也不用贡送银绢，只需送两个人去，曹操肯定会即刻退兵。周瑜忙问送谁去？诸葛亮说：“曹操新建了一座铜雀台，广选天下美女充实其中，他听说江南的乔公有两个女儿名大乔小乔，美貌无比。今天率大军南下，目的就是为了来讨这两个美女的。将军何不找到乔公，用千金买下两个女子，送给曹操呢？”周瑜问：“你怎么知道曹操是来要这两个女子的？”诸葛亮说，曹操的儿子曹植写了一首《铜雀台赋》，主题就是说曹操要当天子，并誓取此二女。接着，将原文背诵一遍，赋中有这样一句，叫“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周瑜听罢大怒，连骂曹操老贼欺人太甚。原来，大乔是孙策之妻，小乔便是周瑜之妻。因此，周瑜当即下定联合刘备抗击曹操的决心。实际上，《铜雀台赋》中的这句话原意是指两座桥，因乔与桥同音，诸葛亮便故意说成是指大乔小乔姐妹，来激怒周瑜。激怒周瑜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在诸葛亮意料之中的。回过头想，诸葛亮对周瑜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骗术，如果周瑜懂些诗文，或眼界再开阔一点，诸葛亮的目的就没办法达到了。

唇舌下面的心计:5.谏诤中的辩术

历史发展到唐宋之后，列国和战之类的事端减少了，辩士说客也相应地少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类人又改头换面，以另一种面目和方式存在，并且仍然对国家、社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便是以帝王为劝说对象的宫中谏臣。谏臣之巧谏，从基本性质上讲，已与以前的说客不甚相同，但仅就其巧言善辩的天性才能而言，又与以前的说客如出一辙。

唐敬宗贪图玩乐，巡游无度，众臣阻止不了。当敬宗为去洛阳游玩而大肆筹备时，宰相裴度知道强谏不行，便对敬宗说：“东都洛阳本来是天子巡游的地方，但因这段时间战乱太多，宫殿、官署大都被毁，须待修茸以后才好去得。我赶紧派人整修，过一年半载再请陛下巡幸吧。”敬宗听说洛阳一片废墟，便再也没兴致去游玩了。

明朝初年，宋濂经常给朱元璋讲授儒家经典，并不失时机地巧谏。一次，主事茹太素上疏奏事。朱元璋嫌写得太长，还没看完就大发脾气。群臣一见皇帝暴怒，便纷纷指责茹太素。惟独宋濂心平气和地说：“茹太素奏事洋洋洒洒万余言，所列的事件很多，且一一开列了改革弊端的具体办法，这说明他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如果写得很短，都是些歌功颂德的空话，不一定就好。尤其是陛下刚颁布了广开言路的诏书，就严惩进言的臣下，那后果将会怎样呢？”一席话把朱元璋的怒气打消了。当朱元璋重新看了茹太素的奏章，果然发现上面有不少可取的东西，说：“如果不是宋濂相劝，我差点儿犯惩治谏臣的大错。”

当然，巧舌和心计并非处处时时都用于利君利国，它也有时不免用于阿谀奉承，谄媚谋私。唐朝的姚崇为人“权谲”，起初引荐魏知古为相，而后又将其挤出朝廷，派往洛阳任职。当时姚崇的儿子只知道父亲引荐过魏知古，就想走魏的门路徇私，哪知魏知古竟向玄宗告了状。有一天，玄宗问姚崇：“你有几个儿子？都做什么官？品行如何？”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了玄宗的意思，便以攻为守，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又没本事。他们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陛下一问，提醒了我，我得提前告诫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听了姚崇的话很高兴，问姚崇怎么知道？姚崇说：“魏知古落难时我引荐过他，我儿子很可能会因此走魏知古的后门。魏知古如果为了报我的引荐之恩而提拔我的儿子，那就坏事了。”姚崇的话柔中有刚，于不经意中已巧妙地把魏知古给告了。玄宗听了，觉得魏知古不仅不报恩，还告发姚崇，太不近人情，便罢了魏知古的官。

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时，李�NB078�

的巧言也是阿谀巧极的例子。当时武则天为昭仪，高宗想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问群臣可否。老臣长孙无忌等坚决反对，许敬宗支持，却说“田舍翁多收十石麦，尚欲更故妇，况天子乎？”虽说对了高宗的心思，但又嫌太过露骨。高宗又问李�NB078�。李�NB078�是三朝元老，功高望重，他为了既不得罪

众同僚，又能讨好高宗和武则天，便耍起了滑头。他既不明确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只是说：“此是陛下的家务事，何必问外人？”高宗听后，心中有底，便堂而皇之地把武则天立为皇后了。

历代巧言善辩的说士、谏臣，有的一言兴国家，有的一言救众生，也有的一言免去杀身之祸……显而易见，这种特殊本事是一种天生的才能，甚至是自幼就具备的才能。东汉的孔融小时候聪明异常，当时有个叫陈韪的大臣不以为然，说小时候聪明的人长大了未必有真本事。孔融听后笑了笑说：“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孔融的反问省略了潜台词：“你现在这么愚蠢。”我们可以设想，孔融此时肯定没有学过逻辑学，但他能迅速、准确地做出反应，说出超乎常人想像力的妙语。语言一直是汉民族文化中的权力阶梯，而且又是审美对象，会说话、善说话，把话说得恰到好处，常常成为世人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这到底让我们是喜还是忧呢？

以不变应万变:1.“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虽然说官场如战场，升沉迁徙都是难以捉摸的，而且伴君如伴虎，作为帝王麾下的人臣一般都有“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是中国古代历朝宫廷里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面对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和任用，而且还可能不断高升。虽说古人中多有“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对此种人却无意义。他们的做法是，任凭皇帝易人，社稷易主，我都能以不变应万变，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就像正常的生意人做生意，时间越长赚钱越多一样，他们则是任官愈久，地位则愈固、愈高。这就是官场宦海中的“不倒翁”。

这类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职有权也不干事。唐代就有过这样一位“三不”宰相，他遇事不开口，办事不开印，回家不开门。这种人绝不是无知无识的愚人，他们读书而不死读书和读死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是他们的特长，他们对传统儒家学说有着透彻的了解，而对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更有深刻的把握。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干事多错误才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在官场如果真能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下，他就已经明白了人生之三昧。

历经唐、后梁和后唐三朝，侍奉过18个皇帝的张全义属于不读书，却有丰富经验和天生悟性的人。他的祖辈是濮州乡民，他年轻时曾在县衙当仆役，辛苦劳累且不说，还常常遭受官吏的污辱，就是后来当了河南尹，同僚们仍看不起他，有人当众斥骂他为“田舍翁”。就在这种备受歧视的环境中，张全义的机敏心术开始起作用。他看到唐末战局混乱，就弃官投奔了黄巢义军，一度在黄巢义军中当了兵部尚书兼水运使。他又看出义军政权不会长久，为及早脱身另谋出路，便主动投降唐朝的河东节度使诸葛爽。为了消除诸葛爽对自己的戒心，张全义主动请战，率军东奔西突，屡立战功，结果又受重用，升任泽州刺史。从反唐到降唐，两处都受重用，而这一切在张全义身上显得是那样和谐而自然。

这还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狼烟遍地，皇帝上下轮换如走马灯一般，张全义凭着高超的处世技巧，不但保住了性命、官职，也保住了地盘和实力。张全义的地盘在洛阳，朱温篡唐后对张全义并不放心，封他做东平王，想使他离开洛阳。张全义心如明镜，一再上表推让，表示无心争权夺地，并竭尽财力支持朱温，很快便使朱温消除了戒心。当朱温杀戮功臣，张全义受到威胁时，他把全部家产献给朱温，更为“难能”的是他竟让妻子、女儿和儿媳轮流侍奉荒淫无度的朱温，在朱温榻下随时为张全义辩白。有一次朱温生气，要处置张全义，张全义的妻子储氏竟然当面责问朱温：“全义只是一个种田的老翁，30年来在洛阳周围为你开荒种地，征收赋税，支援你打天下。现在他已老朽，活不了几年了，要背叛你何必等到今天？”说得朱温哑口无言。为了表示歉意和对张全义的信任，朱温还与张全义结成了儿女亲家。朱温政权倒台，洛阳一带为李存勖的后唐所控制。原来张全义支持朱温打李存勖，成了李存勖的宿敌，李存勖一直想诛灭张全义全家。对此，张全义早有准备，临危不慌。当他得知李存勖要到洛阳祭天，便立刻把祭品准备齐全，让人带信说自己早就知道洛阳当归李存勖，几年前就把祭品准备好了。意思是说他张全义身在后梁，心里却忠于李存勖。这一下居然博得了李存勖的原谅，仍然让他继续做他的河南尹，并加封为齐王。为增大保险系数，张全义买通了李存勖的刘皇后，用大量钱财博得刘皇后的欢心，并当了刘皇后的义父。这样一来，便由李存勖的宿敌又变成了岳父，官运也就更通畅了，不久就升至太师、尚书令。到了晚年，为了给儿孙找靠山，他窥测到李嗣源的势力发展快，有前途，便极力上疏说李嗣源的好话，说李嗣源如何有胆有识，雄才大略。以

致张全义死后李嗣源当了皇帝，还觉得过意不去，于是又追赐给张全义一个“忠肃”的谥号，才算了结了一桩难完的心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全义，论才论德他全无特长，但他身历数朝、身侍数君、身任数职，不但官运亨通，而且全身而去，这么一个活宝贝的坚韧生存究竟靠的是什么?这实在值得后人深深思索。

张全义有幸身历数朝，而在位长达54年的汉武帝一朝就更换过若干丞相，与绝大多数丞相被杀不同，公孙弘死于丞相位上倒成了个例外，这个例外与张全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妙就妙在他能处危而不危、处乱而不乱，看似不温不火、谦恭礼让，但实际上却是对上阿谀、对下踢脚，对竞争对手，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潜在的，他都稳准狠地予以除治。仅举几个例子：中尉汲黯因为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汉武帝的咏马诗，公孙弘说汲黯是“诽谤皇上作品，应该全族抄斩”。虽然汉武帝没杀汲黯的头，但却为此把汲黯贬到外地去了。董仲舒是当时的名儒，公孙弘因为研究公羊《春秋》不如董仲舒，心里嫉恨，就利用戴高帽子的办法把董仲舒推荐到杀人不眨眼的胶西王手下，从此结束了董仲舒的政治生命。还有主父偃，这个齐相是因为办案办过了头，也被公孙弘推荐到死神那里去了。公孙弘整人是暗里下毒手，表面却从来都是宽宏大量。比如有一次，汲黯在朝廷上当众指责公孙弘身为三公却仍盖打补钉的棉被是虚伪。公孙弘面不改色，缓缓对汉武帝说，因为陛下英明，所以朝中才有汲黯这样的直臣。你看，这马屁拍得多到位。张全义无耻，公孙弘无德，而最终成就政治不倒翁却是完全相同的。

以不变应万变:2.死人算计活人

历史上身居要职的人很多，精明一世的人也不少，而身兼二者，既身居显位，又精于算计，其精明程度甚至连身后的事情也能算计到，这样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唐朝的姚崇就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姚崇起初曾和朝中另一大臣张说争夺相位，经过姚崇的精心策划，硬是把已经坐上相位的张说拉下马来，自己取而代之。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人力所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姚崇比张说年长许多，此次政治交手张说虽然一着不慎输给了姚崇，但张说只是暂时偃旗息鼓，既然有这么个年龄优势，张说也决不想就此罢休，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就是了。

张说此时的心态，姚崇也是十分清楚的，预料到张说迟早要复仇，所以姚崇临死之前对他身后事做了周密安排。他告诫子孙们说：“张说一向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以后，出于礼节他必定前来吊唁。到那时，你们可把我平时使用的珍宝器皿都陈列出来，因为张说平生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类东西。你们要注意观察，如果张说看到我这些东西完全无动于衷，你们就赶快做出逃的准备，那样灭门之灾就要到了。如果他对这些东西表现出喜欢， 有兴趣，就说明他不打算报复，那你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都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文。”并特别叮嘱：“如果张说答应为我撰写碑文，写出后你们就立即上呈皇上，刻石立碑。抓紧时间、分秒必争十分重要，因为张说为人做事容易反悔，事后如果他发现事情做错了，要求追回碑文时，你们就告诉他碑文已呈皇上恩准，并把刻好的石碑给他看。这样，他就没办法改变他在碑文中对我的评价了。既然从他口中对我盖棺论定，你们也就没什么危险了。”果然不出姚崇所料，姚崇死后，张说收下了他的礼物，也为姚崇写了碑文，文中对姚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事过不几天，张说就后悔了。可这时姚崇的儿孙们已遵嘱而行，他没办法收回自己对姚祟的评价了。张说由于无法改掉的对珍宝器皿的收藏兴趣，还有他那一丝贪欲之心，致使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然而，由这一事件我们看到的却是姚崇对人明察秋毫般的精明算计。事后，当张说明白了事情的个中原委以后，只有顿足大骂了。实在说来，人死之后对于死者个人来说，生时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一切也都成了静止的。道家开山祖师老子主张：不与人争，而人莫能与之争。那么由此举一反三，姚崇以死为标志已经达到不与人争的顶点，而活着的张说犹有争心。但到头来，不争的姚崇终于制服了争心不已的张说，这是否就是老子隐晦的话中暗含的那番道理呢？虽然史无明文记载，民间传说中有死诸葛亮制死活司马懿的故事，这个说法似乎有些说过了头，而事实上，诸葛亮与姚崇相似，其生前也是看出了他的对手司马懿的为人和思维方式，才制造了那桩一再用木制人像来吓退追兵的有趣事件。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死人算计活人、制服活人，死前安排好身后的事情，把即将化为青烟的智力再做最后一次延伸，是否也可以算作“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典型呢？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1）

翻开中国历史，你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人，无论政治如何风起云涌，他都能稳稳占据要位；天下太平年代他的升迁不快，但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乱之秋他也能既保全身家性命，又一步步高升。这种人似乎并不是人为训练的结果，而是性格性情使之然也。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皇帝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多少王公大臣随着皇室的更替常常一夜之间由座上客变为阶下囚，许多人甚至为此很轻易地丢了性命。而冯道其人竟然在这样的年代，能在前后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仕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五朝8姓11个皇帝，而且不管在哪姓哪朝中做官从未离开过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史称此间“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并自称“长乐老”，简直比做皇帝还自在。

冯道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是看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少年时读过些书，因不太精通，所以没参加科考。最初从戎，在后唐李存勖手下南征北战，卖了不少力气。不料李存勖称帝后不重用功臣和文人，却以前朝的名门士族为官，使冯道大失所望，他只好等待时机。李嗣源继位后，改变了李存勖单纯以武功治国的方针，开始崇尚文治。李嗣源是一介武夫，四方奏章要让人代读代批，负责读奏的中书令安重诲文化也有限，常常读不通奏章的文句。时来运转，冯道在李嗣源下令“选文学之士与之共事”时被选中，授予端明殿学士，并很快当上了宰相。

冯道所以取得李嗣源的信任，主要在于他善于揣摩李嗣源的心理。他发现李嗣源不像李存勖那样重视门第家世，便利用宰相之权引用了一些出身下层的才智之士，“凡孤寒之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镇之”，做得完全合乎李嗣源的心思。李嗣源继位时已经60岁，常常深夜焚香祈祷，说自己当皇帝是勉为其难，请上天降明主，拯救黎民百姓。冯道由此看出李嗣源有致太平的愿望，不是一意孤行的昏君，便一改自己秉性，反其道而行之，不当面阿谀奉承，而是常常犯颜直谏。有一年天下丰收，李嗣源很高兴，问众臣年景如何，别人都说好听的，冯道却说，当年我骑马远行，走山路时格外小心，一路平安；到了平原上，放马由缰，却跌了跟头。意思是劝谕李嗣源居安思危。又一次谈及丰收后百姓生活好转时，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并诵唐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罗绮筵，偏照逃亡屋。”说得正中李嗣源下怀，于是李嗣源随即命人抄录此诗于屏风，“每自诵之”。本来处事圆滑的冯道，一反常态，他的犯颜直谏，正是瞅准了李嗣源的脾气，因为皇上喜欢这样。结果，李嗣源做了8年皇帝，冯道就当了7年宰相。

长保富贵实属不易。正当冯道官运亨通之时，李嗣源突然病死，其子李从厚继位。李从厚宽柔少断，仅做了4个月皇帝就发生了兵变。这天，冯道早朝时见不到皇帝，才知道兵变中皇帝跑了。宫中无主，大臣们纷纷打听李从厚的下落，当得知李从厚跑到石敬瑭处时，便准备将其接回宫中。冯道却不管李从厚的死活，急于打听谁是兵变的主谋。当得知是当时最有军权的李嗣源义子李从珂时，便集合百官，商议起草迎立李从珂为帝的“劝进文书”。他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派人给李从珂送去当皇帝的衣冠器帐，然后亲率百官“班迎”。不久，石敬瑭赶走李从珂，灭了后唐，称帝建后晋时，冯道照旧朝拜称臣，结果仍然当他的宰相。真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冯道长保富贵的另一个办法，是善于观察天下大势，透彻了解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石敬瑭打败李从珂，建后晋称帝，是借助了契丹人的力量，是以称“儿皇帝”、割让幽云16州为交换条件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冯道即明白石敬瑭的作为足为时人所耻，不能与之公开站在一起；但他明白限于君臣关系，为了保住荣华富贵又不得不顺从石敬瑭；他更明白，自己要想富贵长久，还必须讨得契丹人的欣赏。这对他人来讲无疑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处境，但对于老于此道的冯道来说，却毫不犯难。他常代石敬瑭以“儿皇帝”的名义起草给“父皇帝”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奏章，每做此事，故意表现得痛心疾首甚至为之下泪，以此来博得别人的谅解。连石敬瑭也真的以为冯道以此为耻，所以当派使臣去契丹时，还担心冯道不愿干这个受气的苦差使。没想到冯道心中早就有找机会接近契丹主子的想法，因此应承很是爽快，并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这里的潜台词是，儿皇帝靠主子扶植，儿皇帝的臣子，更要靠主子；要想保住荣华富贵，单靠傀儡主子是不行的；要数挨骂，第一个是你皇帝陛下，后面才是我冯道。

据《新五代史》记载，一到契丹，耶律德光便斥责冯道，作为宰相“事晋无道”，冯道装作吓得说不出话来。其实他久历险境，心里很是镇静，他知道对这种斥骂不能作任何辩解，无言是最好的回答。当耶律德光问他为什么来朝时，他说我们无兵无城怎敢不来？耶律德光又问你这个老头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冯道答道“是个无咎无才又痴又呆的糊涂老头”。这种自轻自贱的回答一下博得耶律德光开怀大笑，竟然缓和了紧张气氛。其实，这里面隐藏着冯道的狡猾。如果照一般人那样赶紧说自己是对契丹主子赤胆忠心的臣子，传扬回去谁还看得起他？如果不这样表白又怕得罪耶律德光。而作践自己取乐，谁也不得罪，不是最“美妙”的外交辞令吗？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2）

冯道在契丹期间，常与耶律德光在一起。有一次，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这样苦，如何救得?”冯道已不敢再用当年讨好李嗣源的“直谏”方式，而只好献媚了：“此时此地如来佛出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才能救得。”当有降臣告发冯道有过反契丹的活动时，耶律德光已经不相信了，说冯道“不是爱多事之人，勿妄引”。可见，此时耶律德光已经很信任冯道了，并给了他一个契丹太傅的官衔。耶律德光起初想扣留后晋使者，见冯道既忠厚又顺从，便放他按时回去。冯道为表忠心，曾“三上表乞留”，并故意多住了一个月。走时又故意慢行，两个月才走出契丹国境。在当时博得契丹人的信任，便是最大的政治资本。果然，回到后晋，石敬瑭马上给冯道加了军职，军政诸务，“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并进爵鲁国公。

后晋国祚不长，不久刘知远建后汉称帝，冯道即去朝拜，又被封为太师。郭威建后周称帝，冯道率后汉原宫中百官迎谒郭威入汴，郭威仍以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并让他当上了后周的开国宰相，直到去世。据说，冯道在五十多年间历仕5朝11帝，所任官职爵位不计其数，他怕后人记不齐全，曾在晚年自编了一篇《长乐老自叙》，把所有的官职、爵位、封号一一列记，引以为荣。的确，从为官处世角度看，冯道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成功者。

但是，在正直传统的士大夫眼里，冯道的作为不仅不值得效仿，而且是不屑与之为伍的。宋人欧阳修斥之为“可谓无廉耻者矣！”由于唐末五代时期这种见风使舵的官僚远不止张全义、冯道两个，似乎已从整体冲垮了“忠臣不事二君”的观念，司马光因此在《资治通鉴》载了一个姓李的寡妇被店小二推搡了一下，为保贞节而自断其臂的故事，然后发感慨说：“士不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借此对这种失节行为进行了巧妙的批评和抨击。

毫无疑问，冯道非但在五代时期是一个特例，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典型。因此，冯道的作为不具备可重复性。但是冯道的为人为官方式却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古代臣相中为官为人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要想长保荣华富贵，要想不在官场上跌足栽跟头，容忍、装傻充愣、不急不躁，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另有一例很可说明问题。

唐代中期的郭子仪在那个时代不能不算作一个功勋盖世的人物，他在安史之乱中对保卫唐王朝作出的巨大贡献，使唐玄宗以下4任皇帝都对他另眼相看。但就是这么个人物，他一生也多次面对必须忍耐和装傻的时刻。一次是宦官鱼朝恩给他制造的，另一次则是元载给他制造的。

鱼朝恩身为宦官，是朝廷皇上的幸臣。幸臣和功臣本是一对冤家，幸臣专作暗事，功臣只作明人。郭子仪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无人可比，仅此就让鱼朝恩感到非常痛恨了。于是，鱼朝恩为了发泄对郭子仪的不满，就派手下人掘了郭子仪家的祖坟。事情不用说是鱼朝恩干的，但郭子仪却不便发作。第一，他没抓住鱼朝恩的把柄；第二，弄不好会使皇上对自己产生反感。为此，郭子仪明知就里却只说了句“我家祖坟被掘，都怪我不忠不孝，这是上天的报应，并非别人有意而为”就搪塞过去了。

另一次是郭子仪驻扎在郑州时，曾向朝廷推举一名县官。对于郭子仪这样的人物推荐这么个芝麻官，实在是件再小不过的事了，但当时任宰相的元载却坚决不同意。朝廷没有答复，郭子仪的部下对此感到非常气愤。郭子仪却反过来劝说部下：“安史叛乱以来，各地统兵的武臣对朝廷请求颇多，朝廷屈于他们的实力，恩准的太多。现在我向朝廷请求的事情，皇上没有答复，是没把我当作过去的武臣来看待，而是表示对我特别的信任，对此你们应祝贺我才是呢！”小小请求事实上是受到元载的阻拦，郭子仪却作这般理解，不是就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宫廷中的某些为人为官之道吗？因此，郭子仪在那个国君昏庸、奸佞当道的时代，能够安度一次次政治艰险，最终以85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不是也很耐人寻味吗？

历朝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保住官位，稳步高升。为达此目的，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根本性的处世原则，就是以柔胜柔，以柔胜刚。遇事少说话，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尽量逢迎别

人，但心中主意其坚如铁、历久不变，永不吃亏就是目的。他们做事目的性极强，每走一步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有升无降、有进无退，永远立于不倒之地就是他们的原则。

出处行藏的揣摩:1.急流勇退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提出士人理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后，这两句话就成了古人评判士大夫立身行事的基本标准。“达”，不用说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向上精神，官场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仗义执言和明争暗斗无一不在其中，它不属于本节讨论的问题。而仅就“穷则独善其身”来说，它虽然没有武以阵亡、文以死谏的悲壮气概，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境界也差得远，但比起那些随波逐流、与世俯仰的小人和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奸佞，这些隐者以自己的不合作、不参与来保证世界的部分清洁，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在“臣相篇”中来讨论这部分人的理由。

不用说，我们这里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者，并不是仅指那些自始至终持不合作立场的隐君子，更不包括那些超凡脱俗的佛门弟子和基督信徒，而主要讲的是历史上那群先进后退之人，即曾经为国家、社稷建立过功业，甚至曾经位居要职、声名显赫，或正值人生事业高峰却急流勇退者。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怀才不遇而暂告退位，遇有机会便东山再起者。他们有卓识和才华，既是儒者，又不是儒者，既是道家，又不是道家。他们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明了了为人的方式、尺度和标准。因此，他们无论是在一路顺风的人生坦途上，还是在世事的激流漩涡中，他们都能保持异常清醒的头脑。可以说，他们是政治上特别成熟、处事极其精明而又恪守人生情操者。

人活在世上，进和退都是常有的事。一般说来，进是为争取更大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为退而退，而是战略退却，目的无非是为保住荣华富贵，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对于侍奉在帝王身边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向有“功高震主”的说法。春秋时的范蠡是最早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是越国大夫，是越王勾践最得力的助手，他曾帮助勾践在越国几乎被吴国灭亡的情况下发奋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把越国从濒临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打败了吴王夫差，灭掉了吴国。应该说，范蠡在决定越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在大功告成之后却辞官不做，悠然混迹商贾，经商发财去了。范蠡显然是一个成功的隐退者。

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官场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则恰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韩信协助刘邦打天下，真可谓功高盖世，正因为如此，韩信成为刘汉王朝中少数几个异姓诸侯王之一。按照范蠡的思路，人生地位如此，干脆万事不管，享享清福得了。可韩信在被封为王后仍握有兵权，朝中军政大事也总要参与意见，甚至还以大汉功臣、老臣自居，时不时闹些情绪，结果最终被吕后以谋反罪名抓起来杀了。直到被押赴刑场时，韩信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官场道理，但他实在明白得太晚了。

说到韩信，就不能不使人想起汉初另外两位与韩信平起平坐的人物，那就是萧何和张良。萧、张二人是刘邦从起兵到当皇帝整个奋斗过程中的谋士功臣，刘邦建汉后又先后担任汉朝相国。与范蠡不同，萧何、张良功成之后并没有彻底退隐；但他们又不像韩信，完全不懂急流勇退的道理，而是选择了第三条路，即以退隐方式来对待为官。在萧何、张良看来，自己的功高盖世，正是全部危险的原因所在。因此，他们虽身在其位，但都不断采用巧妙的办法打消刘邦对自己的疑虑，从而平安地度过了一生。比如刘邦对萧何，他一面给萧何加官赐赏，一面又经常派人打探萧何在干什么。敏感的萧何对此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他不对刘邦作任何解释和表白，而是以故意自污的方式来解除刘邦的顾虑。例如他有一次在刘邦外出时故意强买民田民宅，结果刘邦回京城后接到许多告发萧何的信件。萧何作出此等不入流的事来，是有意向刘邦表白自己胸无大志，只不过是个贪财的庸人。刘邦对此却暗暗高兴，于是慢慢对萧何也就放心下来了。

张良在西汉立国后仍要常常参与政务，为刘邦出谋划策，朝廷论功行赏时，刘邦因张良功高，就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为食邑。张良明白这里面的文章，坚持只要一万户，把另外两万户退还给朝廷。当然，三万户与一万户之间的差别对于朝廷来说也并不大，但只接受一万户食邑所表明的却是张良的一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则完全是为了让刘邦放心。不仅如此，在选择封地时，张良要求封在与刘邦初次相遇的地方。对此，刘邦很是高兴，封张良为留侯。到晚年，张良目睹韩信、彭越等功臣的悲惨结局，联想到范蠡、文种兴越后或逃或死，深深懂得了“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便向刘邦辞官告退了。退隐后，张良崇信黄老之学，专心修道养精，静居行气，希望轻身成仙。后来还是吕后劝他不要自苦，张良才重食人间烟火，但从此全不参与朝政。张良、萧何由此得以善终，并一直得到刘邦和吕后的关照，与韩信等人相比，萧、张二人不可谓不老谋深算，并且也真称得上是绝顶聪明之人了。

出处行藏的揣摩:2.知难而退

见目的已无法实现，不再作无谓的挣扎和牺牲，便知难而退了。这是另一种人的做法。

郭泰是东汉名士，志向高远，交结名流，研习学问，议论朝政，组织和领导了一批健康的政治力量，企图清除朝中积弊。但郭泰自己并不当官，只是作为当时的精神领袖，与朝中的李膺等人巧妙配合。不久，“党锢之祸”兴起，李膺入狱，郭泰也遭到通缉。事后他回到山西老家，以授徒为业，从此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也不再议论朝政得失。这时郭泰还不到40岁，便给自己的政治生命划上了句号。当学生和朋友劝他复出时，他已经对东汉政权不抱希望了，他说自己不想去“冒冲风而乘奔波”，只想修身养性，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已。郭泰的聪明就在于他决不意气用事，明知无望而硬作最后悲壮的一搏。

唐朝的孟浩然，早年就显示出超人的才华，且名传京师，他很想到政坛上去一展身手。他与王维友好，王维在内署值班时约孟浩然入内闲谈，恰遇玄宗驾临。玄宗久闻孟浩然之名，当下便让孟浩然朗诵自己的诗作。不料，诗中有“不才明主弃”一句，惹怒了玄宗，玄宗以为孟浩然是在讽刺他不分贤愚，埋没人才，孟浩然不但没得到什么官做，还惹怒了天颜。孟浩然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一下仕途更加无望了，“当路谁想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于是告别友人，离开长安，回到故乡过起了隐居生活。此后，孟浩然由儒而道，在山水田园诗意中倾诉痛苦，消磨时光，抒发“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的感叹去了。坦然地放弃仕途上的功名利禄，而选择寂寞和平静，这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方式。

出处行藏的揣摩:3.顺坡下驴

主动选择政治退隐当然属于明智之举，有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者，但也不会是完全没动脑筋的。历史上有些人的隐退就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迫于形势的结果。这主要是某些开国勋臣，他们打天下时建有奇功伟业，一旦天下坐定，皇帝担心其威高过主，彼此关系日后难处，对方又不是反敌，不忍心就此开杀戒，便设法令其交权让位。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也识趣，找个理由让出权力，达到君臣之间的某种默契，从而避免身陷囹圄或人头落地的悲剧结局。这类人虽算不得十分聪慧，但知其不可而不为，也算得几分机灵。

北宋开国勋臣石守信在北周时与赵匡胤同掌禁军，彼此视为兄弟，陈桥兵变时，石守信是主要策划人，拥戴赵匡胤登基，他更是态度积极，出过大力。此后，宋王朝面临李筠、李重进叛乱，又是石守信成功地领导了平叛，并因此任同平章事(宰相)，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独掌北宋军政大权。事实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石守信有图谋不轨之举，但作为皇帝的赵匡胤仍对他放心不下，于是便在自己称帝的第二年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

一次，赵匡胤请石守信喝酒，两人杯来盏去对饮正欢时，赵匡胤趁着半醒半醉，突然对石守信大发做皇帝难的牢骚，说：“将军，你有所不知，这当皇帝实在太难了，我没有一个晚上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明过。这哪有当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一听这话，不知就里，忙问其故。赵匡胤说：“你想想看，这天下人想做皇帝的太多了！”此时，守信还没有明白赵天子话中的话，误以为皇帝发现有人谋反，就说：“哪个敢对皇上存有二心，我一定协助陛下诛灭他。”赵匡胤听石守信这么说，便微微一笑，话锋一转，说：“比如说你吧，你本人虽然没有异心，如果你手下的人想升官发财，想荣华富贵，他要把黄袍硬加到你身上，你不也得乖乖当皇帝吗？”经赵匡胤这么一说，石守信才如梦初醒，原来他赵匡胤心里放不下的正是自己。这种情况在赵匡胤与石守信喝酒之前，石守信是绝没想到的，这突然而来的问题让本没有思想准备的石守信必须马上作出回答。于是石守信便问赵匡胤：“陛下看这情况该如何做好呢？”赵匡胤面露难色又显得十分豁达地说：“人的一生真像古人说的如白驹之过隙，稍纵即逝。朕以为像将军这样的人不如多积钱财，广置田宅，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实实在在的财产。你本人则放弃兵权，到封地去，每天以歌舞美酒为伴，以此享尽天年。另外，朕决定与你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相猜，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第二天，石守信便称疾告退，交回朝中兵权，当了个挂名的天平节度使。

辅佐朱元璋起义、灭元到登基称帝的功臣刘基，在明初的朝野中也是众所公认的第一谋臣。他聪明过人，能谋善断，朱元璋常把他与汉初张良相比，称之为“吾子房也”。当然，刘基的聪明还在于当朱元璋以他之谋与张良相比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像张良一样隐退了。可是刘基此时年富力强，愿为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而继续有所作为，不想半途而废。对此，朱元璋却不耐烦了。有一年天逢大旱，朱元璋令刘基负责祈雨。刘基上书讲了当时朝中的一些弊政，认为这是天久不雨的原因。朱元璋照他的意思做了，但仍未下雨。百官趁机指责，朱元璋也责难不休。刘基明白，此时他已失去了朱元璋的信任，便趁机告退，回乡赋闲了。朱元璋想到刘基人还不老，在家乡仍有号召力，并且手下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子弟兵，离开朝廷监视会更加危险，便又把刘基召回朝廷，追封其祖辈爵位。刘基当然明白朱元璋的用意，所以当给他本人加爵时，他坚决地辞却了。直到六十多岁时，刘基眼昏齿落，俨然一颓衰老翁，朱元璋才允许刘基回到老家去。从此，刘基蛰居深山，潜形息影，断绝与官府的一切来往，惟以饮酒下棋为乐，从不对人讲起他的经历和功劳。家乡的县令几次拜访都被挡驾，表示他只是一介山民，甘愿永远与世隔绝。

明初的另一功臣李善长却不如刘基聪明，他不肯老老实实地隐退，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他协助朱元璋起兵打天下，连朱元璋登基时的具体准备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据说他曾亲自书写“天下太平，皇帝万岁”8个大字，作为登基仪仗队的旗帜，并率文武百官劝进。朱元璋封功臣时把李善长名列第一，他也由此成为明朝的第一任丞相。但朱元璋皇位一坐下就对李善长不放心起来，并开始物色新的丞相人选了。他借李善长与另一权臣杨宪闹矛盾，朱元璋先是处死了杨宪，随后又令李善长辞职。李善长只好以养病为借口回到凤阳老家。但李善长辅助朱元璋打天下几十年，只落得赐田1500亩、佃户1500家的可怜实惠，实在于心不甘，他一直图谋东山再起。当朱元璋回凤阳扫墓时，他鞍前马后奔波，朱元璋明白他的用意，便让他负责营建中都凤阳事宜，并把大女儿临安公主也下嫁给李善长之子。本来事到如今，李善长也该安心或死心了，政治的弹性有时非常大，有时却又毫无回旋的余地，李善长却没看到这一点。他还是不死心，还希望在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土木工程监督员的位子上能再进一步，再升一阶。其结果是非但没能如愿，他的积极表现反倒引起朱元璋的疑忌。此时朱元璋已到晚年，许多想法都比年轻时复杂，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为儿孙清除掉他死后可能发生的隐患，屡兴大狱、诛杀勋臣是其集中表现。结果在处理丞相胡惟庸一案中，没头没脑地顺便也把李善长给连带进去了，最后来了个满门抄斩。事到临头，李善长方才有所醒悟。自古伴君如伴虎，退隐之人本当安心赋闲，以保善终，自己由于想法太多，反倒因此找了个大苦头吃。

出处行藏的揣摩:4.不合作主义

不管是急流勇退，还是顺坡下驴，从仕途官场走出来的人大多数并不想从此就和政治彻底断绝关系，也就因此不被视为不合作主义者。只有从此洗心革面，以体力代替心力的人才称得上不合作主义者。

东晋的陶渊明是在几上几下之后才决定做隐士的。他出身于豪门士族，走着与此种家庭出生的人大体相同的读书、九品举士、做官的道路。他年轻时即胸怀大志，希望能有朝一日施展才华，大济苍生，建立丰功伟业。但此时陶家日趋衰落，陶渊明无依无靠，迟迟得不到入仕机会，直到29岁才出任江州祭酒。尽管这个职位对初入仕者来说已不算太低，但陶渊明天生刚直耿介，向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对官场上的种种禁忌规矩难以忍受；同僚们尔虞我诈，谄上欺下的种种丑态又让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他觉得置身这样的泥潭中不仅抱负无从施展，连洁身自好都难以做到，与其和这样的人周旋，不如回家躬耕田园。没多久，陶渊明便辞官回家了。过了几年，见桓玄反对专擅朝政的司马道子，士人纷纷归附，陶氏也随之投其帐下当了幕僚，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可桓玄是个野心家，以讨逆为名招兵买马，为篡夺帝位做准备，这使陶渊明深感失望。第二年，正逢母亲去世，陶渊明便趁机辞职回乡了。陶渊明虽然归耕田园，但内心深处仍涌动着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热流，仍然渴望功业芳名，想再找机会一试身手。不久，东晋局势再度变化，刘裕讨伐桓玄，恢复晋室，陶渊明以为晋室由此可获中兴，便第三次出仕，做了刘裕的参军。但他很快发现刘裕与桓玄不过是一丘之貉，便又离开刘裕，到江州刺史刘敬宣手下做参军。不久，又当了彭泽县令。当年冬天，州里派人来彭泽巡查政务，陶渊明身为县令，当亲自迎接。他本来讨厌这些殃民之徒，便穿便服去应酬，一个老于世故的县吏深知官场规矩，赶忙提醒他“当束带见之”。陶渊明实在不愿屈就逢迎，便说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随即挂冠而去。直到这时，他才对官场认识清楚，对仕途和抱负也看淡了，绝望了。客观地讲，陶渊明是很聪明的，但又有些书生气，所以总想入仕有所作为；只是在屡次碰壁之后才认清了官场的本质，抱定了不合作的超然态废，发出了“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感叹。“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以后怎么做总算明白了，从此做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大自然中的自由人。

王夫之在明朝末年战乱中曾募集义师保卫家乡，抵抗清军。不久义军被打散，王夫之也亡命他乡，后来到南明政权中做了个幕僚。南明小朝廷力量单薄，朝政昏暗，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仍不忘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这使王夫之非常失望。王夫之与朝中敢于直言陈谏的袁彭年等五人友好，遭到奸臣排挤诬陷，结果不到半年，王夫之便只好离开了。当时清廷广招亡明遗民，特别是有学问的名士。王夫之刚届而立之年，却以亡明遗民、汉学家自居，不肯与清廷合作，便下定决心去做隐士。在此后的40年间，他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以教书授徒为业，并在荆榛草泽之中研究学问，完成十余种专著。甚至连他教授的学生也大都不愿与清王朝合作，不肯出仕，与王夫之一样终身耕读于乡间。

还有一个傅山，此人在明朝亡后也以亡明遗民自居，常穿一件红色道袍，自称“朱衣道人”。不久因参加秘密反清组织而被捕，侥幸获释后，他曾游学东南，想浮海投奔抗清的郑成功，终未如愿。这时，傅山也深知复明无望，便在山西老家过起了隐居生活。康熙时为了笼络汉族学者，改变高压政策，准备特设博学鸿辞科考试，以怀柔高傲不合作的亡明学者。康熙得知傅山的名望和学问，指名要他入京应试。当时傅山已74岁，以病坚辞，不能获允，被县令派役夫抬着送往京师。到距京师30里的地方，傅山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只好在崇文门外圆觉寺住下来。一个月后，傅山仍然称病不肯进京，康熙便下旨免试录用，赐官内阁中书。按惯例，授官后接受者应当磕头谢恩，但傅山称病不肯下床，又被抬着去了午门。傅山见了紫禁城，老泪纵横，扑地大哭。康熙无奈，只好下令将傅山放归还乡。

在各种各样的退隐者中，急流勇退为最优选择方案，抱负不得实现而中途退隐者次之，而被赶出去才做隐士的，其境界就等而下之了，更别说像李善长那样被赶出之后仍不甘心，终于招致杀身之祸，那就是自作自受，怪不得别人了。至于持不合作主义的陶渊明，在几上几下后才认清了官场原来如此，做起了隐士，则是善于总结经验，调整人生航向的一类，这在出处行藏的政治漩涡中，仍不失为清醒的智者。

奸也有术:1.钻营也需抓机遇

人们痛恨奸臣，鄙视佞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佞人并非胸无点墨，有人还读过不少书，颇有文才。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四书五经或任何一种古书中学来的，更不可能从任何一位老师那里得到，而是无书自通、无师自通，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和才华。遗憾的是，这些人的才华没用于正路，因此只能被后人斥之为邪术、奸才。

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这种天生的奸才、邪术。纵观历代奸臣作为，大都依次有投机钻营、取宠皇帝、陷害异己诸方面，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着各自独特的技巧和绝招，显示着各自特有的天赋、性格和灵魂。

机遇对每一个要求发展自己的人都是重要和不可少的，古代奸佞之人、奸佞之臣，要达到更大的目的、实现更大的野心，敏锐地抓住机遇是其成功的真正开始。北宋的蔡京，通过小说《水浒传》的流传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在发迹过程中是如何发现机遇并牢牢把握住机遇的，恐怕知道的人就不是太多了。蔡京参加科举考试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做的是地方小官，如何靠近朝廷，真正掌握大宋帝国的权力，是他梦寐以求的。为此，他深深明白，要想升迁快，光走正道是不行的，走歪道绝对比走正道更方便、更近捷。于是他首先盯上了两个可资利用的人物，一个是朝中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童贯，另一个是名道士徐知常。说来也巧，在蔡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久，童贯奉徽宗之命到江浙一带访求书画奇巧。童贯在杭州前后呆了好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蔡京作为地方官，有接近童贯的机会就主动攀附，为培养童贯和自己的感情，蔡京甚至昼夜陪伴、形影不离。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蔡京的努力，童、蔡关系迅速升温，到童贯要回汴京时，竟有些不太舍得扔下蔡京了。如此一来，童贯一回京师就把蔡京精心奉献的各种奇巧珍玩献给了徽宗，并多次在徽宗面前大讲蔡京的才能和忠诚。从此，蔡京一下子成了徽宗视野范围中的人物。

再说那个道士徐知常。此人虽是个道士，但却经常出入元符皇后的禁中，因此与宫中的嫔妃、宦官们混得很熟。蔡京也通过种种手段打通了徐知常的关节，受物欲和人情驱使，徐知常也不断在皇后面前竭力夸奖蔡京，并说蔡京有王佐之才。前面有童贯的极力推举，后面有皇后从枕边吹风，双管齐下、两面夹攻，宋徽宗果然把蔡京当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久，蔡京便被朝廷由地方调入京城，先是让他做了翰林学士，很快又被任命为右丞相。不用说，蔡京的青云直上与他抓住机会，打通关节有直接关系。

明初的严嵩在仕途生涯的开始起步也并不是很高。严嵩为官前期虽然身在朝中，但他担任的只不过是什么编修、翰林之类的文职，而与他向往并垂涎的权力中枢却全无关系。严嵩对此并不满足，于是便多方活动，寻找门路。严嵩慢慢地找上了他的同乡、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权的夏言。夏言比严嵩晚四科考中进士，即入仕时间约晚十二年，按当时的习惯，严嵩为前辈。但夏言位高权重，严嵩便顾不得这些早晚长幼了。他借着老乡关系，曲意奉承，卖力巴结夏言。可夏言权高气盛，瞧不起严嵩，有一次严嵩请夏言赴家宴，夏言竟予以拒绝。严嵩明白，夏言请不到家，就等于断了自己的仕途门路。于是他横下心来，亲自持请柬到夏府去请。夏言闭门不见，严嵩便跪在夏府门外，展开请柬，和声反复朗读，声音委婉动人，十分真挚。夏言终于被感动了，于是亲手把严嵩扶起，到严嵩家赴宴。宴席上严嵩使出浑身解数，竭尽吹捧之能事，以取悦夏言，使夏言十分开心，兴尽方归。从此，夏言便把严嵩视作知己，并多方引荐，从而使严嵩在嘉靖初年当上了礼部右侍郎。这一官职虽然级别不高，但有机会直接为皇帝办事，接近皇帝，为他进一步施展手段提供了条件。不久，严嵩进入内阁，并取代夏言当上了内阁首辅。

明朝的另一奸臣温体仁，走的是权阉魏忠贤的门路。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骄横盖世，弄得朝野怨愤，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当时温体仁身为礼部侍郎，这已经是不小的官了，但他仍期望往上爬，这就需要走魏忠贤的门路；但温体仁很是精明，他知道魏忠贤由于太过骄横，总有一天会被惩治，因此不能公开投靠。他老谋深算，以期取得既吃鱼又不沾腥的最佳效果。他看到不少地方官为巴结魏忠贤而造生祠供奉，魏忠贤喜而朝野愤，温体仁便在杭州生祠落成时大献媚诗，取悦魏忠贤，却又不署姓名，既让魏忠贤知道是温体仁所作，又不给人留下拍马的把柄。魏忠贤来不及提拔温体仁，便被崇祯皇帝钦定了逆案，崇祯严令有司广搜逆党，凡是投靠魏忠贤的都被列入逆党名单之中，而温体仁溜须不留痕迹，因此却不在其中。事发后他不但不受株连，反而借此擢升。因为革职的逆党多了，官位空缺，温体仁趁机又玩了些手段，一跃而进入内阁，成了权力核心的重要成员。

当然，奸臣们投机钻营时虽然各有奇术，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那么顺畅。开头不顺，碰了壁，后来才走顺的也大有人在。

北宋末南宋初的奸臣万俟�NB07A�，因抵挡溃兵有功，当了湖北转运判官。当时岳飞出任湖北京西四路宣抚使，统辖湖北、京西军政，是万俟�NB07A�的顶头上司。万俟�NB07A�为

了升迁，便开始巴结岳飞。他见岳飞抗金保国之志甚坚，而朝廷又不信任，便献足兵、足财、树威、树人四计，建议岳飞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搜刮财赋，扩充兵力，发展自己的势力，然后向朝廷示威要权。可是他没看出岳飞是个尽忠于朝廷的人，听到万俟�NB07A�的

四计，立即斥责道：“你所说的，简直是教我拥兵自卫，割据称雄。如此狂言，免开尊口！”这条道没走通。后来，奸相秦桧当政，万俟�NB07A�又去投靠秦桧。据说，两人初

次相见便谈得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次万俟�NB07A�才

算找对了门路。不久便在朝中做上了监察御史，又升为参知政事(副相)，成了秦桧的得力助手，特别在诬杀岳飞的过程中，万俟�NB07A�一直是秦桧的主要帮凶。

明朝的崔呈秀也走过类似的曲折道路。他在两淮任御史时看到东林党气盛，在民间享有盛誉，便想加入。但东林党人知道崔呈秀是“卑污狡狯”之徒，将其拒之门外。崔呈秀的投机不但没达到升迁的目的，反而被东林党人弹劾，揭发出贪污之罪，受了个革职查办的处分。崔呈秀病急乱投医，趁黑夜敲开了负责查核此事的御史李应升家的大门，在李应升面前长跪求情。不料李应升不予理睬，竟拂袖而去。经过这两次碰壁，崔呈秀学乖了，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拍马得找喜欢被拍的人。又一天夜里，他来到魏府，跪倒在魏忠贤面前乞求哀怜，并甘愿做魏的干儿子。这次崔呈秀才找对了人。从此，他与魏忠贤狼狈为奸，官位越升越高，坏事也越做越多。

找门路、抓机遇是历史上许多政治投机者共同的思路，与正直的朝中大臣相比，此种人的所作所为常为人们所不齿，但他们像猎狗嗅猎物一样敏锐的政治嗅觉，又常常不免使人为之惊叹。后人评价某人能力常用一句相当含糊的话予以概括，所谓“能干”还是“不能干”，这种“能干”恐怕也包括蔡京等人投机钻营的本领在里面的吧。

奸也有术:2．取宠有方也有术

古代官宦中的奸佞之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想跻身统治集团中心，甚至左右朝政的。然而为达到这一目的，仅仅结交权臣，靠权臣鼎力推荐还远远不够，因为最终决定其政治命运的还是皇帝老儿。得不到皇帝本人的青睐，纵使你使尽浑身解数也是白搭，特别是在秦汉以后君主专制政体形成并得到巩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皇帝本人是奸佞投机的最终对象，尽管围绕取悦皇帝，每个人实行的办法和设计的方案各有不同。仍以蔡京为例吧。此人在得到太监童贯的欣赏而被调入京师进了朝廷以后，为了固权行奸，便以“丰亨豫大”之说来迎合徽宗这位崇尚游玩的轻佻天子。一时间朝野上下大兴土木，挥霍无度。蔡京亲自指挥宫中的土木营造，以“空前绝后”为标准，并对徽宗说，现在天下太平，财库丰余，“足以广乐”，应当尽情享受了。他先后主持建造了九成宫、延福宫、保和殿等，史称这都是蔡京的“媚帝”杰作。投桃报李，徽宗也很识趣，加封蔡京为陈鲁国公，并荫及子孙。接着蔡京又主持兴建万岁山、保和新殿，建成后徽宗亲自宴请蔡京于殿中，并拜为宰相。从此，蔡京身居显要，一手遮天，成为北宋朝中最有实权的人物。

南宋初年有个奸臣叫黄潜善，此人没有行政能力，升迁全靠媚上。当时朝廷偏安一隅，金人步步进逼，朝不保夕。可黄潜善读了高宗的诏书，竟阿谀说当时四方鼓舞，有盛德之象。高宗为奖赏将士，命织锦院织战袍以备赏赐，黄潜善说这是“中兴之渐”，高宗听了很是高兴，说“当与卿等共持此诚，以隆中兴之业”。黄潜善又到处吹捧高宗盛德神明、英武大度，高宗因此对黄潜善欣赏备至，很快把他从中书侍郎擢升为左相。哄住高宗，位极人臣之后，黄潜善便与其他奸臣勾结在一起，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阴暗的生活历史。他先后驱逐李纲，诛杀陈东，屡沮宗泽，并极力主张割地赔款，向金人求和。

取宠皇帝也是一种专门技术，也需要才分。皇帝的性格不同，取宠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喜欢奉承，有的则喜欢“顶撞”，这就要看献媚者的心计和手段了。

元朝的顺帝有个怪脾气，他要求大臣必须绝对忠诚，但在小事上则喜欢身边的人不把他当皇帝对待，喜欢与近幸之人平起平坐。阴险狡诈的哈麻看出了这一点，便采用巧妙的“顶撞”方式使元顺帝得到一种满足，从而达到自己飞黄腾达的目的。一次，哈麻陪顺帝在宫中下棋，顺帝喝茶时不小心把茶水吐在了哈麻的新袍子上。如果是别的臣僚，这点事就不敢吭声了，可哈麻摸透了顺帝的脾气，故意板起脸说：“做天子就应当这样吗？”反而说得顺帝乐哈哈地，并连连赔礼。君臣都得到了满足，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取宠皇帝方面法术最高、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莫过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奸臣和�NBC61�了。

和�NBC61�本是满人，最初只在銮仪卫当听差，曾靠口舌伶俐博得乾隆欣赏，当上了仪仗队侍卫，总管皇帝的饮食起居。天天接触皇帝，利用常在皇帝身边的便利，和�NBC61�对乾隆的性情爱好、生活习惯，甚至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处处留心观察。他天资聪颖，善解人意，很快就把乾隆的脾气、性情摸透了。乾隆在什么时候想要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情，他一看乾隆的眼色就能猜到，有时不等乾隆开口，他早已把该要的东西准备好了，把乾隆想办的事办成了，这使乾隆非常满意。据说，和�NBC61�曾在手下人面前吹嘘：皇帝让你干什么才干什么，这是奴才；皇帝想干什么而没说出来的时候你就干了什么，这是人才；皇帝没想到的事你已经干好了，这就是天才。照这个标准衡量，和�NBC61�不仅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天才。

和�NBC61�发现乾隆爱听奉承话，但又不喜欢看到别人的有意奉承，于是便采取最为巧妙的方式，博取乾隆的欢心。他在乾隆面前既不装作一无所知，又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装得既懂又不懂。乾隆喜欢读史，和�NBC61�便随时注意乾隆最近在读什么书，他也偷偷去读。当乾隆谈起有关内容时，和�NBC61�便一一对答，并且故意把关键地方说错，为乾隆送上“纠谬”的机会。乾隆喜欢亲自校勘官府的刻书，每校出一个字就觉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心里很痛快。和�NBC61�在送给他看的书稿中故意每隔几页便留一个错别字，以便乾隆“宸翰勘正”。这样做，比当面称誉皇帝陛下学问高深，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和孝公主是乾隆最小的女儿，是乾隆的掌上明珠。和�NBC61�为了讨好乾隆，随时注意讨好和孝公主。有一次他陪乾隆与和孝公主去圆明园，看到一家店铺门前挂着一件大红呢夹衣，公主看了几眼，别人根本没留意，和�NBC61�却暗记心中。第二天他花重金买下这件衣服，送给了公主。因为和�NBC61�明白，博得了公主的欢心，也就等于博得了乾隆的欢心，甚至比直接拍乾隆更为有效。果然，和�NBC61�晋升极快，由皇帝的侍卫官升到户部侍郎，又做了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总领行营事务等，最终把朝廷内外、军政财诸权集于一身了。

在政治圈内做政治游戏、耍政治心术也许还不失几分正剧色彩。而为达政治目的专行生活手腕者就明显使人觉其丑陋不堪了。如唐朝武则天执政时，尚舍奉御柳模自愿推荐自己的年轻儿子给武则天当面首，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以自己床上功夫绝佳为由，要取薛怀义而代之，成为武则天的新姘夫，都是十分著名的无耻的例子。

此外，明宪宗时的内阁首辅大臣万安也毫不逊色地应该列入无耻者之列。万安为内阁首辅多年，年龄大了之后，身患阳痿之症，虽如此而好色之心未减、御女之意未消。为此，他的门生、当时担任御史的倪进贤曾送给他一个秘方，此方是用药水洗涤，结果万安一洗便灵。消息传出，人们戏称倪进贤为“洗�NBA71�

御史”。万安治好了自己的病，他又想到了明宪宗。宪宗身为皇上，三宫六院，身边女人极多，不能节制欲望，自然也不免阴虚肾亏，于是万安就把这个治痿秘方献给了明宪宗。明宪宗对此道也十分在行，见万安献给他这么灵验的药方，自然高兴，因此对万安更加信赖了。

而万安却因此得了一个不堪入耳的绰号，叫作“洗�NBA71�相公”。礼仪之邦、君子国度里竟有如此罕见的奇事，可真是羞煞后人。但万安却不这么想，急皇上之所急，想皇上之所想，用生活手段以实现其政治目的，得到政治收获，他何乐而不为？由此就不难看出古代朝中奸佞之辈为取宠皇上，其花样翻新、无所不用其极了。

奸也有术:3．陷害异己的招数

用系统论的观点看问题，如果身为朝中大臣，一味投机钻营、取宠皇上，甚至不惜使用俗招、荤招，那么必然会出现连带性的问题，这就是招致同僚，特别是正直同僚的反对。一旦结怨太多、树敌范围太大，即使早已到手的宠幸也会因此而失去。为此，对于这种奸佞之人来说，要想畅行己意，独占鳌头，就必须抽出一只手来对付异己力量。对付的办法之最有效者，就是施以陷害法。从长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看，历朝历代的奸佞都干出过陷害异己、陷害忠良的勾当。这似乎也是一种专门之学，仅就杀人害人而言，大凡奸人都想得到、干得出，但要做到既达害人之目的，又不露形迹、不露声色，这才称得上是害人有术、害人有方。

话说至此，人们一般不会忘记明朝的那个严嵩。严嵩在其政治生命达到辉煌的顶点时，说他是权倾内外、连皇帝老子都得敬他三分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但是，严嵩权力再大、控制再严，也有忠直之士冒着生命危险仗义执言，杨继盛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严嵩的无法无天、无所不为，杨继盛早就看不过眼，他多次上书，力陈严嵩罪状，请求嘉靖皇帝将严嵩讯拿革职，以正国法。嘉靖帝宠爱严嵩，将奏疏拿给严嵩看，目的是告诫严嵩收敛些。但严嵩边看奏疏边思谋如何除掉杨继盛。当他看到奏疏中有“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样一句话时，心中窃喜。裕、景二王是嘉靖的弟弟，严嵩深知嘉靖最担心的是藩王势力过大，威胁朝廷，便反咬一口，说杨继盛目无君上，阴谋勾结裕、景二王反对圣上，要以“清君侧”为名篡位。嘉靖一怒之下，把杨继盛投进了监狱。

设陷阱使政敌处于被动，并进而除之而后快，这是古代官僚惯用的伎俩。就是曹操也因小小年纪就成功地陷人于被动而常常被提及。据说曹操小时候父亲在朝中做官，无暇管教他，就让叔叔负责管教。曹操生性顽皮，不肯认真读书，还常惹麻烦，叔叔管不住他，就在他父亲面前告了状。叔叔告状，曹操当然免不了挨一顿批评。这曹操灵机一动，就想出了一个“陷害”叔叔的主意。一次，他远远看见叔叔正朝他走来，就马上装出中风的样子，只见他口歪眼斜，嘴吐白沫，倒在地上。叔叔赶紧跑去告诉曹操的父亲。父亲来了，却见曹操正在读书写字，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父亲问他的病是不是好了，曹操却说自己根本没有病，“只是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所以才诅咒我，说我病了”。从此以后，曹操的父亲再也不相信弟弟的话了。当然，曹操对待叔叔还不是标准的政治陷害，但他做事的陷害倾向是很明确的。此外，我们从小小的曹操身上也看到了他陷人于有口难辩境地的基本素质。

设置陷阱有明目张胆、正面作战者，更有于不知不觉中致人于死地的另一种人。比如唐玄宗时有个大臣叫严挺之，他为官清正，能力又强，很受宰相张九龄的器重，打算擢拔严挺之，委以重任。但这一想法受到了当朝权臣李林甫的阻挠，就是因为严挺之一向刚直不阿，对李林甫的为人很不以为然。虽然李林甫官大位高，可严挺之从不登门拜访。对李林甫不敬，在唐玄宗朝是不可能混出名堂的。于是，李林甫借口山西绛州刺使空缺，就把严挺之打发出朝廷了。

可是事有凑巧，唐玄宗虽一向疏于理政，但不知为什么对严挺之的印象却很深。有一天，他突然问起严挺之，并叮嘱李林甫，要尽快把严挺之调回朝廷，委以重任。皇上的话李林甫当然不敢当面反对，但李林甫实在不愿意把这个自己看不顺眼的严挺之再召回朝廷。思来想去，李林甫忽然心生一计。他退朝之后，立即把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请到家中，对严损之百般安慰，并说皇上对严挺之的近况也十分关心，只是因为严挺之公务在身，没办法回京面见皇上。为了表示自己决心促成严挺之回京，并尽快见到唐玄宗，李林甫为严损之出了主意，“你尽快让你哥哥上书皇上，就说自己突然身患中风，需要马上回京就医。这样，皇上就会马上降旨，把你哥哥宣调回京”。

严损之不知就里，就照李林甫的吩咐告诉了严挺之。而严挺之不知道这个主意是李林甫出的，也就没加怀疑，很快给玄宗上书一封，信中说自己因身患中风，要求皇上恩准回京医治。上书自然是先送到李林甫手上，李林甫看后心中大喜，马上亲手交给皇上，说：“严挺之本已年纪大了，现在又身患中风，看来已经没办法让他担当重任，干脆给他安排个闲散差使，也好让他安心养病。”玄宗本来要把严挺之召回重用，严挺之也早就回朝心切，但双方互不通气，结果被李林甫从中做了手脚。玄宗一看这种情况，只好同意了李林甫的安排，就把严挺之调到洛阳去了。李林甫憎恨严挺之，但他却一点不露声色，就这么利用对方急于回京的心理，便把这个圈套设计好了。恐怕直到老死，严挺之也不明白，他欲回朝廷反被调到洛阳到底是因为什么。

投机钻营、取宠皇帝和陷害异己，是历代奸臣佞人发达的三个主要手段，也是奸臣发迹过程中的三个基本阶段。毫无疑问，奸人的奸佞之术并不仅止这么三项，也不一定每个奸臣都具备这三种能耐，各时代奸佞之人的具体做法各有千秋。这些奸术既是天生的，又是奸佞之人的经验积累，不信书本，也不求教老师，更没有理论指导，但实行起来却非常奏效，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之下，这些奸佞的邪术往往百发百中。

身通龙门之法:1.官场也是市场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不外乎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恩荫来获得爵位和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死者长已矣，活下来便可富贵荣华；三是靠科举考试，皓首一经，做诗赋八股以登龙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瞅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虽然此举与上述三条途径不同，但却走得更快。

人们常以战场比官场，那不过是着意于它的残酷斗争性。其实，官场之中除斗争性外，还有其生意性。事实上，官场中斗争的双方你来我往，刀光剑影，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获利，而一开始就从获利的眼光出发，径直把官场当作市场来对待，实在是非具有特异眼光的杰出之人不能看得出、做得到的。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并且是这一思路的首创者。

战国末年的吕不韦自幼生长在一个珠宝商人的家庭，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意识从少年时代起就滋润着他的心田。成年后他奔走列国经商，在父亲已有家业的基础上，不久便成为远近闻名“家累千金”的巨富。就在他财富滚滚而至、家业飞速发展的时候，吕不韦却不想再像以往那样只是单纯经商，仅仅靠财富来支撑自己的全部生活了，他要拓展自己的思路，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把目标定得更大一些。为此，他决心把注意力由市场转向官场，用经商的办法和心计来从事政治的经营和计算了。人们常说，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吕不韦既然已经决定到政治中去实践一番，一个重大的历史机会就果然撞入他的眼帘，他敏锐的目光盯准了一个人，一个被吕不韦称作“奇货”的人物，这便是秦国公子异人。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当时身为太子，异人不是长子，此时正在赵国邯郸当人质。由于秦、赵两国关系紧张，异人在赵国颇受冷遇。吕不韦根据人弃我取的经商术，认定这是个可以进行政治投机的对象。据载，吕不韦与父亲商议此事时其父并不赞成，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获利几倍？父亲说十倍。又问：经营珠宝能获利几倍？父亲说百倍。又问：帮助一个国家立一个国君，能获利几倍？父亲说无数倍。吕不韦说：“帮助一个国家立一个国君，不仅获利无数，还可以耀祖光宗，传之子孙，我何乐而不为呢？”这正是吕不韦的精明所在。他没研究过政治学，此前他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但他以商人的机敏眼光看到了一个比市场更能赚钱的去处，这便是官场。他在和父亲对话中用几组数字说明利害大小，很形象，也很露骨。这表明吕不韦已经意识到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特征：权力决定一切，权的作用远大于钱。只要有了权力，金钱根本不在话下。

主意打定，吕不韦便主动去拜访异人，提出拿巨额钱财帮异人去秦国活动，让安国君立异人为继承人。异人喜出望外，表示如果此事能成，将来一定把秦国分一半给吕不韦。接着吕不韦给了异人五百金，用以广结宾客；又用五百金买下奇珍好货带到咸阳，送给安国君的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女人靠美貌取宠，一旦年老便会失宠。为了永保富贵，应该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夫人无子，可过继贤明忠孝的异人为子，然后立之。华阳夫人被说动了，不断在安国君的枕边吹风，安国君便刻玉符起誓，立异人做了继承人，并聘请吕不韦做了异人的师傅。吕不韦还大方、及时地把自己的一个美貌歌姬送给了异人。歌姬生下的儿子，便是后来出了绝大风头的秦始皇赢政。结果安国君即秦王位后仅三天便死去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按照原来两人的约定，吕不韦担任宰相，从此秦国大权便稳操在吕不韦的手中了。直到异人去世，秦王赢政继位时，包括赢政为王早期，吕不韦一直独掌秦国的军政大权。把商业心理和商业行为移用于政治，把官场当作市场，这是吕不韦的一大发明，而后代学步者比比皆是，只是他们已经把吕不韦的口号内化为实质精神，干得更隐蔽、更不露声色而已。

汉代孝武帝时有个卜式，他的发家史、人生变迁史至今还让不少人想不明白。卜式早年父母双亡，和年幼的弟弟一起生活。弟弟长大以后，两人分家自过，卜式分到的财产是家中的一百余头羊，田宅财产全给了弟弟。卜式进山放羊十几年，他的羊已繁殖到了一千余头，就又买了田宅。由于牧羊，卜式的财产越积越多。当时汉朝正派兵出击匈奴，卜式向武帝上书，表示愿意捐献家产的一半，以补贴边防开支。武帝派使者问卜式说：“你这样做是为做官吗？”卜式说：“我从小放牧，没想到要做官。”使者又问：“莫非是家中有冤情，要申诉吗？”卜式说：“我平生与人没有争执，没有什么冤情要申诉。”使者说：“这样的话，你到底为什么要捐出那么多财产给朝廷呢？”卜式说：“朝廷讨伐匈奴，我认为贤者应该效死疆场，有钱的人应该捐献财物，这样匈奴就能消灭了。”使者把卜式的话都记下来，回去报告给了武帝。武帝弄不清事情的原委，这样一来二往，卜式捐资的事也就搁置下来了，卜式照旧放牧。一年以后，赶上朝廷加紧出兵匈奴，国库开支增大，国家军费十分紧缺。再加上大量贫民迁徙，国库更是紧上加紧。此时卜式又拿出20万钱捐给河南太守，用来提供给移民。河南太守呈奏富人济贫的名册时，武帝又看到了卜式的名字，问：“这是不是以前打算捐献家产补贴边防开支的那个人？”当得到肯定回答以后，武帝下令收下卜式捐献的财产，赏给卜式1000亩土地，并授给卜式中郎官职和左庶长爵位。卜式靠放羊发了财，而靠捐献钱财得了官职和爵位。做官也许并不是卜式的本意，但自从卜式捐出钱财之后，官职和爵位却乖乖来到手中。

由上面可以看到，吕不韦是以经商的思路经营政治，进入官场是为获得更丰厚的利益。而卜式是老老实实地赚钱，而钱财赚到一定程度之后，官职和爵位自然到手。吕不韦和卜式分别从两个不同地点出发，但结果却是不约而同地打通了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身通龙门之法:2.老鼠启示录

由老鼠的生存想到人的生存，并由此而发愤，最终发迹，这似乎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说，但事实上后来做了秦国丞相的李斯便是这么走过来的。李斯年轻时曾在地方上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此人虽然官职很小，但却有一颗不甘屈居人下的心，总想着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干出一番事业来。据《史记》记载，李斯有一次对两种不同生存状况的老鼠产生了关注之情，一种老鼠生活在厕所里吃的是人屎，一见到人和狗进来就吓得赶紧跑开。另一种老鼠是生活在仓库里，这些老鼠不仅可以自由自在地吃粮食，而且根本没有人去干扰它们。看到这两种情况，李斯大发感慨，说：“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矣。”意思是说，人的贤能和无能就像这两种老鼠一样，那就看个人如何选择生活道路和位置了。由此，他明确意识到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应该像仓库中的老鼠那样，找到一个好去处，占据一个好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为所欲为、尽情享受。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李斯辞去小吏之职，只身投到著名学者荀子门下，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去了。学成之后，李斯看到山东六国一天不如一天，而秦国却雄心勃勃，发展势头强劲，便拜别荀子来到秦国，先投身吕不韦门下，后又跻身朝廷，以自己的精明、沉着和抱负，很快便发达起来。后来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李斯为秦王出了大力。秦国统一天下后，李斯当上了丞相。以后他为秦王出主意，废分封立郡县，焚书坑儒，可以说在秦国实实在在地大干了一番。无论后人对他的功过是非是褒是贬，如何评价，李斯建立功业、不为人下的主观目的毕竟还是达到了。

以鼠比人，从老鼠的生存联想到人，并因此而立下终身志向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许仅李斯一人。然而由这一思路出发，刻苦发愤，誓为跃上龙门而奋斗，从而闯出天下者

又绝不仅李斯一个。比如说战国著名纵横家苏秦也是这样的人。苏秦后来倡合纵驰骋山东各国，着实风光了一阵子，但他的发迹也是他个人发愤自励的结果。据记载，早年苏秦曾从鬼谷子学习，学成之后他便去游说秦惠王。由于苏秦的说术和说辞还不精，结果游说未果，只好落魄地回到家中。不料，回到家中“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这对苏秦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苏秦认为，这种“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的残酷现实都是由于自己事业的不成功造成的。于是，苏秦发誓要做出点成绩让世人看看，此后就产生了“头悬梁，锥刺股”那个著名的故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揣摩，苏秦胸有成竹地出发去游说各国君主了。对此，《战国策·秦策》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很能看出苏秦当时游说成功的声势：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匹、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纵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NDF72�

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NC968�

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

由这一段洋洋洒洒的描写，你就不难想像苏秦在说赵王成功之后的得意和威风了。更让他悟透人生真理、确信取得高官厚禄的重要的是，苏秦将去游说楚王，路过他的老家洛阳，他的父母听说后，“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他的妻子“侧目而视，倾耳而听”。他的嫂子“�NB07B�

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当苏秦问嫂子为什么自己上次落魄回家时表现得那么傲慢，这次却这么谦卑时，嫂子回答，是因为苏秦现在“位尊而多金”。又有地位又有钱，就使自己的亲戚也变成了这个样子，这真让苏秦也感叹不已，“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由这一铁的事实证明，苏秦为跃上龙门，为取得地位和金钱而不惜以摧残自己的肉体为代价，也实在是有他的理由的。

身通龙门之法:3.欲进故退

中国人有崇尚谦逊的传统，在这样的氛围中，锋芒毕露是一大忌讳，甚至被视为一种人格缺陷。作为一个仕途上人，越是急功近利、急于谋求升迁，往往欲速不达，难免招致众人的鄙视和排挤；相反，越是表现得淡泊名利，于升官无甚兴趣，往往名声越大，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有大馅饼突然从天而降，被皇帝请求出山做官。这在中国人看来，早已是一个见怪不怪的极有意味的现象。宋代的种放早在一千年前就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深得此道三昧，操练起来也颇熟练自如，游刃有余。此公虽然名利心切，急于出人头地，但为了更有效地仕进，却先当起了隐士。北宋初年，种放声称放弃了科举仕进之途，来到华山云台观，扮作樵夫，拜访著名隐士陈抟。据说陈抟当即看穿了种放，说：“君岂樵者，20年后当为显官，名声闻天下。”此时种放才20多岁，他放迹山林，自号“退士”，天天练避俗行气之功，表现得极为超凡脱俗，以求身隐而名显。结果，从宋太宗时候起便不断有人上表推荐种放，皇帝也下诏令他进京任事，可种放都托疾谢恩，婉言拒绝了。到真宗咸平五年，过了30年隐居山林生活的种放觉得时机到了，当真宗赐钱10万，绢、帛百匹，遣使前去诏请时，他便来到了京城开封。种放见过真宗，被授以昭文馆直学、左谏议大夫的职位，开始吃皇粮了。不久，真宗赐给种放昭庆坊甲第一所，钱30万，银器500两。这时，种放府门庭若市，来访者络绎不绝，他也逢场作戏，应付一张张陌生的面孔。30年来未曾间断的避俗行气之功也不再坚持了，原先他身上隐士的超然之气早已荡然无存。接着，种放又日思夜想，搜索各种念头和主张写成《议政》十三篇，献给真宗皇帝，以求更高的赏赐。尽管种放仍然表白自己无意仕禄，“置身天子庭”是不得已，但当时已有不少人看穿了种放的作为，说他实际上“视彼山林若桎梏，盖强隐节以沽誉，岂嘉遁之人耶！”当他在朝中混不下去的时候，又告归终南山。但这时种放已经不需要再故意装作隐士了，他豢养几十个家丁，鱼肉百姓，欺男霸女，成了地方上的一霸。

古代为官者走“终南捷径”的多不胜数，因为这是一种既得名声又得实惠的好方法。就像和尚念经一样，小和尚和老和尚念的虽是同一个版本，但念法和念出来的东西却大不一样。“终南捷径”随着人们认识的世俗化发展，到后来，这条避世以求闻达的办法竟成为到宫廷中去避世的借口，汉代著名的滑稽大师东方朔就有“避世朝廷”的提倡，而南朝梁武帝更是在做皇帝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避入佛寺之中，这有帝位而避世，无疑更增加了他在人们心中的砝码和世俗分量。这不能不说是由“终南捷径”而演化出来的一种怪现象。

然而“终南捷径”确实只能是个捷径。在中国古代社会，躲入终南山的人一旦被朝廷发现而仍然坚持呆在终南山中的话，那么其结果将会格外悲惨。比如说元末明初的高启，他生活在元明易代之际，由于当时战争不已，政治黑暗，所以他对参政为官十分不感兴趣，对政治权势也敬而远之。他虽身在山野，由于他的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文才闻名遐迩，所以朱元璋在称帝建明以后，便派人把高启召进京师。高启被朝廷委派编写《元史》。《元史》编写工作完成以后，朱元璋希望高启能够留下来做官，就授给高启翰林编修之职，负责陪侍太子，教授皇室子弟读经。对于一个热衷仕进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有望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然而对于喜欢在自由自在的山野中生活的高启来说，让他做大官，不如让他去种田更让他感到舒心和惬意。当朱元璋要进一步重用他，决定任命他做户部侍郎时，他却以自己没有为官经验，管理不好天下财富为由而坚决谢辞了。朱元璋没办法，只好同意他的请求，赐给高启白金一镒，让他回老家苏州去了。朱元璋对于高启的不赏脸虽然表面没什么表示，但心里却十分恼火。等到朱元璋看到高启为朋友新修的官衙写的贺文后，就以文中对朝廷有大不敬语为由，下令刑部将高启捉捕入京，在南京斩首示众了。从高启的被杀看来，他如果真的是个默默无闻的乡野之人，皇帝朝廷根本不知其名，这也就罢了。而高启偏偏是在不是终南而类似终南的乡间冒出了名声，既然有了这么大的名声，你却死死抱住“终南山”不放，一定不入朝廷、不被皇上所用，那么皇帝老儿对此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从这一点看，高启无疑是走终南捷径而欲跃龙门者的反面典型了。

身通龙门之法:4.找准靠山

北宋末年的“六贼”之一、著名奸臣朱�NB07C�，就是靠了阿谀投靠权势人物蔡京而发迹的。朱�NB07C�出生在苏州一个商人家庭，有钱却不满足于钱财，不甘寂寞，常常广结宾客，以求登高仕进。当时蔡京被弹劾，免官到了苏州。朱�NB07C�以其精明的目光看出这

是个有大用处的人物，是未来的一个靠山，他深信蔡京失宠是暂时的，将来必定会重新得势，于是便处心积虑地投其所好。朱�NB07C�得知蔡京将在苏州建一座规模宏大的藏经阁，还没弄到足够的钱财时，他便经人引见，主动请缨当此重任。几天后朱�NB07C�请蔡

京到选好的地址去看，蔡京见已备好大木几千棵，惊喜不已，从此相信了朱�NB07C�的本事

。当蔡京官复原职，重新掌权时，便把朱�NB07C�带回了京城开封，并把他的名字写入军籍

，假冒军功混进了仕途。宋徽宗当政时喜爱奇花异石，已经当了宰相的蔡京私下指点朱�NB07C�“密取浙中珍异以进”，这样朱�NB07C�每次进贡，都博得徽宗的欢心。不久，

朱�NB07C�被指派专门经办苏杭应奉局，到苏州办“花石纲”，搜集奇花异石，每十船为

一队（纲）运往开封。朱�NB07C�更是与蔡京沆瀣一气，一个力倡“丰亨豫大”，大兴土

木；一个极力搜刮，不择手段。朱�NB07C�为蔡京献媚取宠于徽宗提供条件，蔡京则为朱

�NB07C�步入禁宫、称霸东南提供了帮助。很快，朱�NB07C�便成了徽宗的近幸之臣，居

中百事，传达圣旨，甚至进入禁宫不避宫嫔，累加官爵，成了北宋著名的权臣和奸臣。

古代官场中人，要想发达，靠山必不可少。但找靠山也需要眼光，需要找准合适的人选。前面说的宋朝权奸朱�NB07C�找的是蔡京，因为蔡京那时在皇帝面前一言九鼎，说话

算数，所以朱�NB07C�在得到蔡京的支持后就平步青云了。而唐代的杨再思找的靠山不是

朝臣，而是女皇武则天的面首张氏兄弟。杨再思原本是一个小小的县尉，后来不但进入朝廷，而且位极人臣，这都因他善察人意、善找靠山。人们知道，武则天执政是相当严苛的，她的滥杀无辜也是历史上出了名的。但武则天毕竟是女人，而且是没有丈夫的女人，这就有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宫中的得志。作为武则天的性伙伴，[奇`书`网`整.理提.供]张氏兄弟不仅在性上让武则天满足，而且在行权用人上也为武则天做主。看到了这一点，杨再思便设法在他们二人身上打主意了。打什么主意呢？当然是讨好、巴结，只有讨好、巴结上张氏兄弟之后，张氏兄弟才能为他在武则天面前讲好话。有了张氏兄弟为之疏通，受武则天的重用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杨再思讨好、巴结张氏兄弟的事情实在太多，这里仅举一例。张昌宗其人长得唇红齿白，活像个漂亮女人。有一次在公众场合，杨再思讨好说：“人说六郎(张昌宗)面似莲花，可是我以为是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张昌宗听了这话，当然心里舒坦了。因为杨再思搭上了张氏兄弟这层关系，经张氏兄弟在武则天面前说项，杨再思的官运果然亨通。后来，他不但官至凤阁侍郎、同平章事，还被封为郑国公。

5.好人难做官

上述几位我们且不论其人品高下、名声好坏，单从他们有政治眼光、采取不同手段迅速达到升官目的而言，他们都是极富智谋的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瞅准了向上爬的路子，准确地把握时机，以超常的速度爬上去了。至于说诸君日后下场大都不强，那却不能说他们无能，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

与此相反，也有一类官僚，本来没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阴差阳错走上了仕途，结果是糊里糊涂上台，迷迷糊糊下台。这可视为前一种人物的反证，混迹中国专制主义的官场，认不清中国古代政治、官场的本质，即使一时走进官场，也难保不知什么时候就被赶下去了。我们前面曾经说到的那个捐钱得官的卜式就是这样的人。

卜式因屡次捐献，在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后，被拜为中郎、左庶长。后来又进而拜为齐王太傅，又任齐国丞相。可见由捐钱到做官是一路顺风。不久，吕嘉谋反，危及朝廷。身为齐相的卜式上书武帝，表示愿与子孙及齐国能习弓弩者以死尽臣节，要求去平叛吕嘉。汉武帝闻之，再次下诏旌表，说“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又升任御史大夫。

这时，卜式进入了中央权力核心，荣誉到了顶峰。但这对惟有朴忠、质直之心，而无更显效力的政治才能，特别是不善于揣摩皇帝意图的卜式来说，并非福音。当时汉武帝为了缓和财政贫困，利用桑弘羊等人实行了两项增加税收的措施：一是收缗钱，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为单位，抽税百二十文为一算；手工业者财产四千钱抽一算，隐瞒不实报者被知情者告发，是为告缗。二是实行盐铁官营，利归官府。实行告缗后，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破产的很多；实行盐铁官营后对于民间极为不便，铁器质量低下而价格高昂，又强令百姓购买。当卜式看到这些弊端后，便上书直言盐铁官营和算缗法的不便，主张全部废止，并借天旱求雨之际，对汉武帝说天久不雨是因为实行桑弘羊的盐铁官营法所致，主张“烹弘羊，天乃雨”。此时，卜式的不精明便显露出来了。当时中央财政正因为“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卜式却不识时务，大唱反调，这就很快引起了汉武帝的反感。于是武帝借口卜式不习文章，免去了其御史大夫的要职，从此卜式也就失去了宠褒。

卜式是个好人，他没有不轨之心和权力欲，却有为君主为国家捐献财产乃至身家性命的精神，是难得的朴忠之人。但他惟有一忠，朴而不智，直而不活，更谈不上有什么谋略心术。如果说前几位有心术、有灵犀、有眼力的成功官僚混进官场是如鱼得水的话，那么，卜式误入官场却是鸭子上架，倒霉失宠肯定是在所难免的。

德行心术两相济:1．两个白交学费的女人

东汉著名的女文人班昭写过一部极其有名的著作《女诫》，在《女诫》中，班昭对中国古代女性的为人准则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所谓“四行”。什么叫“四行”?班昭说：“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工。”从此以后，德、言、容、工四个方面就成了中国人上上下下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女性行为准则。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四行”中，“妇德”被排在第一，既然是第一，那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样一来，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不管是民间百姓的择亲，还是皇宫朝廷中的皇帝择后，其标准也都大体—样，那就是恪守妇德第一。不过，作为一个女性，特别是皇宫中朝夕侍候在皇帝周围的女性，仅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妇德还远远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就要引进心计和心术。没有心计和心术，而只有妇德的女人，十有九个要吃亏的。

因为长期受妇德妇行的熏陶、教育，历史上不少妃后成了性格内向、举止端庄、言谨行拘的“公式人”，她们只知道对皇帝毕恭毕敬，甚至连与皇帝间的私生活也少有风趣，这自然就吸引力大减。像清代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此人贞静慈和，端庄肃穆，结果弄得咸丰皇帝对她只有敬重而不生情爱。倒是伶牙俐齿、妩媚动人而又有心计的兰贵人很得咸丰的欢心，结果兰贵人变不利为有利，最后由贵妃而转正为皇后以至太后，她就是人所共知的慈禧。而钮祜禄氏虽然宽厚仁德，却只能空对冷月，眼瞅着皇帝的宠爱从自己身边滑往兰贵人。

无独有偶，白交学费的人也不只钮祜禄氏一个，北魏孝文帝的皇后冯媛也属此类。冯媛出身高贵，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她贤淑文雅，终于被孝文帝选为皇后。冯媛虽然做了皇后，却从不傲慢欺人，她不仅对孝文帝的其他嫔妃忍让有礼，而且还建议孝文帝不应专宠一人，要对宫妃、贵人都一视同仁，依次召幸，以免引起彼此争风吃醋，导致后宫不宁。孝文帝接受了她的建议，果然一段时间里六宫风气大正，嫔妃们心情舒畅。也就是因为冯媛妇德好得失去了分寸，又城府太浅，太缺少心计，所以很快就被另外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钻了空子。

这另外一个女人并不是别人，她就是冯媛的同父异母姐姐冯妙莲。冯妙莲的母亲是父亲冯熙的一个小妾。妙莲继承了母亲的容貌、性格和举止，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孝文帝的宠爱。可是她入宫后不久就得了一种慢性病，因此被送回老家做了尼姑。按照常理推断，一个女人一旦如此，这一生的命运也就大体可以定案了。但是，冯妙莲削发为尼没有多久，孝文帝对已经策立为皇后的冯媛越来越失去了兴趣，冯媛的端庄、不苟言笑，常常让孝文帝想起妩媚娇娜的冯妙莲。于是文帝又派人把冯妙莲接入宫中，封为左昭仪。

二次进宫的冯妙莲做了左昭仪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设法拴住皇帝的心，以达到废冯媛而代之的目的。为此，她对孝文帝先是大献殷勤，又不断钻研揣摩房中术，用床上本事来诱惑孝文帝，很快使孝文帝对她情有独钟，从而享受到孝文帝的专房之宠。此后她又阳奉阴违，故意触怒冯媛，激冯媛在皇帝面前失态。不仅如此，冯妙莲还暗中收买孝文帝最信赖的太监王遇，让王遇一有机会就在孝文帝面前说皇后冯媛的坏话。本来，孝文帝对冯媛的一本正经就感到乏味，再有冯妙莲和王遇两个人不时在耳朵边吹风，说皇后如何妒嫉，如何恃宠蛮横、打骂下人等等。冯妙莲心里清楚，孝文帝最讨厌的就是后妃的专横、妒嫉和猜忌了。所以这样一来二往，孝文帝就逐渐产生了废冯媛而立冯妙莲的念头。

冯妙莲眼看时机就要到了，于是就向冯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一天，她趁孝文帝正高兴的时候，说皇后背后议论皇上的改姓和迁都是错误做法。改少数民族复姓为汉人单姓，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是孝文帝处心积虑，实行政治改革的重大措施，这是他经过多方论证做出的最后选择，决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和反对。冯妙莲不编造别的故事，而单挑这一点，也说明在她看来这一状告上去是最足以致冯媛于死地的。果然，孝文帝听了冯妙莲的话后，当即勃然大怒，因为这是一个在孝文帝心目中绝无任何商量余地的问题，所以他不做调查，不加澄清便下诏废冯皇后为庶人，并迁冯媛进瑶光寺削发为尼。可怜一个仁德惠慈的皇后只好面对青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无奈而又无助地度过了后半生。而冯妙莲此后不久就登上了后位。

不管是孝文帝的冯媛还是咸丰帝的钮祜禄氏，她们对于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并非一点没有察觉，但是她们屡屡吃亏上当，却屡屡以德解释对方、原谅对方，以维持自己错误的心理平衡。学费交了不少，但从来没能从教训中学到点什么，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以败北告终。而冯妙莲和冯媛姐妹两个的升降变迁又颇耐人寻味和具有对比意义，到底仁德和心计哪个更有意义，恐怕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德行心术两相济:2．成功的马皇后

很显然，缺少心计的德行是脆弱的，它难以经受考验，而缺少德行的心术则是危险的，因为它易犯众怒。作为后妃，要想正位中宫，要想终其后位，那就必须有德又有术，谦抑修德和巧用心术二者缺一不可。东汉明帝的马皇后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成功。

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女。在她10岁那年，父亲被光武帝刘秀派往武陵镇压当地农民起义。战争未果，马援病死军中。事后，梁松、窦固和马援部将马武、耿舒等人上书朝廷，诬告武陵战事不果是因为马援贻误了战机。光武帝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削去了马援侯爵，从此马家完全失势，马援之妻和儿子因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相继病亡。马皇后从此便挑起了赡养祖母、支撑风雨飘摇的家庭的重担。家庭变故使这位小姑娘从小就养成了谦逊俭朴、恭敬贤德的品性，她的美名很快传入宫中，13岁时就被选入官，封为贵人。

失去家族势力依靠、身为罪臣之女的马贵人明白自己在后宫的孤立地位。她知道一般后妃常常借用两者取胜，这一是色，二是子。而在马贵人看来，后宫佳丽中色衰爱弛者屡见不鲜，靠色相得来的宠幸难以持久。母以子贵，而她到20岁时还未给明帝生出一男半女。马贵人审时度势，决定先在德行上下功夫。因为明帝是个事业型皇帝，在这样的皇帝面前，马贵人不时发表一些治国安邦的独到见解，而于男女情事，马贵人多依明帝，既不耍嗲，也不放刁，即使对其他嫔妃、宫女们，马贵人也总是以协贤仁慈感化之。这样时间一长，马贵人在后宫中的名声就一天天好起来了。

口碑一高，马贵人就有意识地开始了她的下一步计划，即占领太后、安抚大臣、笼络太监。

占领太后。马贵人知道，当时朝廷的理论是以“孝”治天下，而明帝对母亲阴太后又极其尊敬，那么得到阴太后的支持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阴太后是个朴实不喜浮华的人，对此，马贵人一方面恭顺地伺候阴太后，一方面身体力行，做后宫中勤俭朴素的表率。平时马贵人身上穿的总是粗布衣服，边缘也不加修饰。每当明帝携带嫔妃们游园时，她总是找借口不去参加，这些都被细心的阴太后看在了眼里。由于阴太后喜欢她，当宫女贾氏生下—个男孩，也就是后来的章帝刘�NB07D�

时，阴太后毫不迟疑地提出要马贵人来抚养。马贵人把刘�NB07D�视如己出，照顾得无微

不至，以致把自己都累出病来，这更赢得了阴太后的赏识。［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安抚大臣。明帝执政期间，朝中重臣多为光武帝时的旧臣。为守住父亲留下的基业，明帝对这些大臣的意见大都言听计从。马贵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也寻找机会在这些大臣中施加自己的影响。永平十三年，明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楚王刘英因谋反罪被黜自杀。主管部门按照明帝的旨意大搞逼供信，结果大臣们互相牵引，受株连的人不计其数，仅下狱和被流放的官员就多达几千人。因为刘英生前喜欢交游，所以这样一搞，朝野上下人人自危，一片恐慌。在这种情况下，马贵人恳切地劝谏明帝，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安定，切不要穷追不止，连累无辜。经她有理有节的劝谏，明帝放弃了过去的成见，下令此案宽大处理。此事一传出，马贵人得到了朝中大臣的一致赞扬，明帝对她的敬佩和喜欢也更增加了几分。

笼络太监。太监是中国古代宫廷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一群特殊人物，他们是皇帝的耳目、奴才，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皇帝，主宰着皇帝。对于后妃来说，太监支配皇帝的夜生活这一点，就与自己的政治生命息息相关。因为皇帝所拥有的女人太多，一般每天由敬事太监呈上若干幅嫔妃的画像或写有嫔妃名字的“绿头牌”供皇帝挑选。这与其说是皇帝挑选嫔妃，倒不如说是太监在替皇帝挑选嫔妃。因为太监在递呈画像和“绿头牌”时可以告诉皇帝“某妃近来身体欠佳”，也可以说“某妃近来容光焕发”，这两种说法一说出口，它所造成的结果就完全不同。所以，马贵人早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为此，她便常在各个方面关照敬事太监，有时也不免行些小恩小惠，这样太监们的心也都慢慢向马贵人这边靠拢，明帝从太监口中听到有关马贵人的好话也就多于别的嫔妃了。

马贵人在做好上述诸方面的工作之后，就踏踏实实地为自己铺平了通向皇后的道路。当明帝选立皇后征求阴太后的意见时，阴太后就不假思索地投了马贵人的赞成票。明帝遵从阴太后的意见，随即册立马贵人为皇后。直到刘�NB07D�继位为章帝，马皇后被

尊为皇太后，章帝仍对马太后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

马太后体面而隆重地生活了一生。在她的一生中，德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她机敏而巧妙地利用各种力量，寓心计于贤淑的妇德之中，终于使她兼得名声和实利两面，成为历代后妃学习的典范，这实在是很值得人们慢慢体会、细细琢磨的。

马皇后是一个相当周全而且取得巨大成功的后宫女人，后代能像她这样的后妃实在难找，也实在少有。元顺帝时的奇皇后虽然大不及马皇后，但与马皇后却有某些相似之处，故附论于此。

奇皇后本是高丽人，出身寒门，她是作为高丽国王的贡品由高丽献入元朝宫廷的。既无靠山，又为异邦之人，初入元顺帝后宫时，奇氏只能干点端茶送饭之类的粗活。但是，人和人接触多了，印象就会深起来。奇氏天天侍奉在顺帝身边，再加她颇有点姿色，又天生机灵乖巧，奇氏竟渐渐成了元顺帝的体己人，并且地位慢慢高升，最终被册立为皇后了。奇氏被立为皇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极其注意树立自己的形象，这从她被立为皇后之后的许多表现中都可以看出。奇氏做了皇后并没有马上骄矜自持，不仅不如此，她还经常表现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经常向身边的人施些小恩小惠。在宫中，她除了在生活上尽力照顾好皇子外，还经常挤出时间阅读《女孝经》之类的书。她经常表白，自己一定要谨遵圣贤教诲，要效法前代贤德后妃，争取做一个贤淑恭谨的好皇后。各地进献朝廷的贡品，她也总是先派人供奉太庙、祭祀先祖，然后才自己享用。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奇皇后的为人方式。元至正十八年，全国发生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饥民遍野，饿殍载道。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母的奇皇后竟身先士卒，及时命人在京城设立施粥场，以救济灾民。同时又出面出资、组织人力掩埋死者的尸体，还让僧众做法事，设坛诵经，以超度死者亡灵。她的这些作为迅速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赞誉，人们都说，苍天不悯，降下这样的大灾，却多亏了有这么个贤德爱民的好皇后。由此，奇皇后随着声望的提高，她在宫中的地位也更加稳固了。或许有人以为奇皇后的这种表现只是伪善，其实与其说这是奇皇后的伪善，倒不如说是她具有过人的心术更为准确。马皇后之后虽然再也难见马皇后，但奇皇后的作为却又不无马皇后的影子。试设想，一个当贡品从异国来到元朝的普通侍女，最后却成为举国上下交口称赞的皇后，这个成功应该说是够大的。

德行心术两相济:3．心术的误区

官场如战场，其实朝廷的后宫，女人之间也常常各藏杀机、互设陷阱，幕后的火药味浓度并不亚于君臣之间的前台。纵观历史，后宫中嫔妃之间如果双方完全放弃德行的修炼仅以心术对心术，计谋斗计谋，那结果大多只会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如明代嘉靖皇帝有个曹端妃，人长得漂亮，又擅狐媚。但此人恃宠骄妒，全无德行，常在嘉靖皇帝面前播弄是非，诋毁他人，包括方皇后在内，后宫中的许多嫔妃都毁于她的谗言之下。可是时间一长，曹端妃伤人太多，这一次终于碰上了个难缠的王宁嫔。王宁嫔听说曹端妃在皇帝面前说她的坏话，就也在皇帝面前说曹端妃是个没教养的骚狐狸。这话传到曹端妃耳朵里，曹端妃抓住王宁嫔的把柄，又是一顿诬告，结果王宁嫔遭到一顿重重的裸挞，差一点被嘉靖皇帝处死。一来二往，王宁嫔和曹端妃之间积怨越来越深。王宁嫔终于想出了一个更恶毒的招数，她秘密联合曾被曹端妃诬陷过的宫女杨金英等8人，企图暗杀嘉靖帝，然后嫁祸于曹端妃。一天夜里，她们趁曹端妃到御膳房为嘉靖帝取蒸好的甘露的机会，偷偷潜入曹端妃的房间，然后用绳子死死勒住躺在曹端妃床上的嘉靖帝。由于心情紧张，不知怎么绳子打成了死结，再加上嘉靖奋力反抗，几个人忙乎了半天，也没把嘉靖勒死。后来在门外负责望风的张金莲见势不妙，为求免祸，竟飞奔坤宁宫报信去了。结果杨金英等3人当场被抓获，王宁嫔等人也一一被供出。王宁嫔见大势已去，心里一横，把曹端妃也牵进去了，她一口咬定曹端妃早知此谋，因此才故意避开的。曹端妃有口难辩，无奈和王宁嫔等20余人一起被凌迟处死。临刑前曹端妃大骂王宁嫔血口喷人，王宁嫔却冷笑着说：“当初你多次在皇帝面前诬告我，今天算是你的报应。”

从曹端妃和王宁嫔的情况看，曹无中生有在先，王栽赃陷害在后，两人全无德行，只有为争宠而不惜一切代价耍弄的阴谋和心术。虽然你来我往，各显身手，但双方较量的结果只有同归于尽。因此，我们说有德而无术的后妃不免吃亏上当，有术而无德的非人性算计，也只能导致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这不能不说是心术在具体操作中的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误区。

色相与心计:1.先天资本的重要

中国古代的后妃制是以帝王为中心，由帝王的正妻(后)和众姬妾(妃)组成的一套职责分明、等级森严的一夫多妻制度，恩格斯曾把这种多妻制称为“历史的奢侈品”。要想了解它的奢侈，下面的几个数字足以说明问题。在周代，君王可以合法地拥有121个妻妾。秦朝时，后宫姬妾已超过一千人。汉代后宫人数多达两万。著名的隋炀帝除拥有3个夫人、9个嫔妃、27个世妇、81个御妻之外，还开民间选美之风，广选天下美女，后宫人数难以胜数。唐玄宗时，两都宫女多达400人。这些数字别说对于保守的中国人，就是让以开放著称的法国人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后妃制为帝王提供了任意而为的方便，而对众多的女人来说，一入后宫自己无形中就被引入了竞争机制。争什么？这一点不言自明，争皇帝，争皇帝的宠幸。怎么争？那就各有各的资本，也各有各的办法了。因为争到皇帝的宠幸就拥有了一切，就可为所欲为，生命也就有了意义。否则，只能眼见“红颜暗老白发新”，只能“一生遂向空房宿”，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中的世界往往不够公平，比如说，选择女人的标准一般是由男人制定的，久而久之，男人制定的选女人的标准又反过来成为女人自觉自愿的追求。这到底是好是坏、是悲是喜，谁能说得清楚？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虽然表面上看选妃选后首重德行，但仅有德而无色的女人又有几个有可能被选入宫？这个问题恐怕任何人都难以给予肯定的回答。既然皇帝喜欢女人漂亮的包装，那么天生丽质就自然成为竞争中的女性的重要资本。史载，汉武帝“能三日不食”，但“不能一日无妇人”，可以说风流浪漫得很够水平了。他身为皇帝，已经拥有了众多的漂亮女人，但是有一次他在平阳公主家里见到了当时还是歌妓的卫子夫，卫子夫娇娜的身段、悦耳的歌喉使汉武帝如醉如痴、难以自持，竟然欲火难耐，在更衣室中就对卫子夫赐幸一次，并当即带回宫中。这一次对卫子夫来说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从此以后，她不但进入皇宫，而且很快进入大汉王朝的政治权利中心，当上了皇后。这种一步登天、平步青云的变化靠的是什么？不用说，是色相，是色相和由色相而生出的汉武帝喜欢的魅力。

除了卫子夫外，还有唐代著名的浪漫皇帝唐玄宗身边那个贵妃杨玉环。史载杨玉环早在开元二十三年就被封为玄宗子寿王李瑁妃。开元二十八年，唐玄宗听说杨玉环长得漂亮，先下令把杨玉环度为女道士，天宝四年又接回宫中，封为自己的贵妃。白居易《长恨歌》中说得明白，杨玉环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因为天生丽质，才被玄宗看中，才驱使玄宗不顾人伦之常，放胆从儿子手中转移到自己身边。也正是因为天生丽质，才“回眸一笑百媚生”，使“六宫粉黛无颜色”。同样是因为天生丽质，才“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由此可见，女性的天生资本是多么重要。当然，卫子夫、杨玉环们入宫后一步比一步走得扎实，一天比一天得意，除了天生的资本外还有另外的本事、另外的才能。但是，如果没有这份人人想有而不可得的天生资本，她们极可能连宫门都没机会见到，哪里还会有宫中的得意和恣意呢？因此，天生的资本是女性走进皇宫、靠近皇帝的必要条件，离开这一点，一切都只是空谈。

我们说古代宫中后妃的长相是其天生的资本，这个资本既非强求所能得到，而且又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卫子夫、杨玉环的成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这里还有一个反证，也可说明后宫嫔妃色相的重要。读者诸君一定知道王昭君这个名字，今天的许多人更以讹传讹地把她改造成了所谓促进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交流的模范。而事实上，王昭君只不过是汉元帝时入选后宫的一个普通嫔妃。当时汉元帝的宫妃很多，为了召幸时选择的方便，他便叫画师把宫妃每人的相貌画成图册。宫妃们为了早日得到元帝的召幸，大都用重金贿赂一个叫毛延寿的画师，以求他把自己画得漂亮一些。毛延寿也趁机对宫妃们大行勒索。只有王昭君不肯这样做，因此毛延寿深恨王昭君，故意把本来长得丰容靓丽、美貌过人的王昭君画得很丑。汉元帝只看图像而不看人，结果王昭君入选后宫多年，始终也没能见到皇帝老子的尊容，这才发生了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求亲、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浪漫故事。当然，当汉元帝在将王昭君交给呼韩邪单于见到王昭君时，才发现王昭君实为后宫第一美人，并为此而深深后悔。但此前他之所以没有召幸王昭君，恰是因为不知道王昭君的美丽。由这个阴错阳差、悱恻动人的悲剧故事看，相貌这个天生资本对于宫妃是否可以真正得志于宫中，是否可以得到皇帝的青睐，着实是极为要紧的。

色相与心计:2．美貌不能包打天下

前面说到的卫子夫和杨玉环都是因为拥有天生丽质，拥有—般人难以具有的容貌，才拿到进入皇宫的门票的。但同是那个卫子夫，同是那个杨玉环，最后的结果却都不是善终。卫子夫受戾太子“巫蛊之祸”牵连畏罪自杀，杨玉环在马嵬坡前也不得不接受唐玄宗恩赐的自缢。卫子夫主动自杀说明她清醒地意识到了美貌不可能包打天下，杨玉环被迫自缢虽不情愿但也不能不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

除了卫、杨之外，还有许多事实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色相的不可恃和色相自身所带来的必然局限。像汉武帝的陈皇后，此人出身高贵，是汉武帝姑姑的女儿，又长得异常美丽娇娜，当她最初得宠于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曾许过宏愿，要为她盖一座金屋以藏纳她那娇美的身躯。但事过境迁，后来陈皇后不但没有得到汉武帝为她建造的金屋，而且连和汉武帝晤面的机会都无法得到了。关于陈皇后的失宠，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有人把它归咎为陈皇后的无子，也有人以为是汉武帝喜新厌旧造成的。如果说陈皇后的失宠是因为无子，那么是否可以说生子比美貌更加重要?如果说陈皇后的失宠是由于汉武帝另有所爱，可见仅就美貌而言，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总之，一个人所具有的容貌不足以包打天下，还不够一个人坐享一辈子的。也就是说，色相可以使后妃们蒙幸，而心术和心计才能使她们固宠。

这里有这样一个可以说明色相和心术兼具，既曾蒙幸、又得固宠的例子，这就是南朝陈后主陈书宝的贵妃张丽华。张丽华是个相当美丽的女人，就先天资本而言，她是得天独厚的。而且她还风流而善解人意。在陈书宝即帝位之前，她就深受陈书宝喜爱，并为陈书宝及时地生下了儿子。按说这个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有一点，张丽华入宫太晚了点，她前面已经有人把第一夫人的位置占据了。所以，尽管在陈书宝坐上龙椅之后，张丽华可以尽情地享受专房之宠，也可以代陈书宝批阅奏章、发号施令，但她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她前面有一个压自己一头的沈皇后，而且沈皇后的儿子已被册封为太子。这种形势既有利又有不利，张丽华要变不利为有利，她不仅想取沈皇后地位而代之，而且还想把自己生的儿子立为太子。得到陈书宝肉体和精神的愉悦，靠色相和妩媚也许并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而要变贵妃为皇后，名正言顺地成为第一夫人，这就不是仅靠色相就能实现的了，于是张丽华开始动用她的心计。

当时后宫中和陈书宝亲近的女人除沈皇后、张丽华之外，还有一个孔贵嫔，而孔贵嫔和沈皇后的关系非常不好，这一现实被张丽华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她决定利用孔、沈之间的矛盾，以达到除掉沈皇后的目的。于是，张丽华便开始在各种场合拉拢孔贵嫔，从生活上关心，从精神上体贴，结果孔贵嫔很快就站到了张丽华一边。张丽华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就先在陈书宝面前告沈皇后的状，说沈皇后和太子近来来往频繁，他们正在密谋如何推翻皇帝，以便让太子早日登位。起初陈书宝不信。张丽华就把预先设计好的孔贵嫔拉出来作证。因为张、孔二人早已订立了攻守同盟，所以孔贵嫔提供的证词和张丽华说的一模一样。陈书宝听后龙颜大怒，立即降旨废掉沈皇后和太子陈胤，改立张丽华为皇后，立张丽华的儿子陈深为太子。从这个事件中首先可以看到，是张丽华自觉把色相和心术二者有机结合，最终占据了陈朝宫廷中女人最高位置的。它也同时证明，色相只能使后妃们蒙幸，而心术和心计才能使她们固宠这一深刻的后宫真理。

色相与心计:3.话说赵飞燕

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是中国民间知名度最高、风流故事最多的女人。她原本是一个职业舞妓，凭着她妖艳的容貌和出众的舞蹈才能，被成帝召入后宫并封为婕妤。赵飞燕一入宫，靠她的美貌和舞姿一下子就把汉成帝紧紧拴在了自己身边。但赵飞燕明白，汉成帝好色成癖，占有新奇的美色和占有权力的欲望一样强烈。不管你如何国色天香，也总会有色衰香消的时候，所以婕妤的位置并不是她理想的终点，她要走向女人位置的顶端——皇后。只有到那时，自己才有可能制约和驾驭成帝，才可能从容地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主意打定，赵飞燕先在汉成帝身上下功夫。人的容貌是一种天生的资本，而使用容貌，用资本生出利息这可需要手段。赵飞燕本来舞姿婀娜，但人不能总是跳舞，她有意识地把舞蹈动作还原为生活步态，化艺术为现实，这使她的身段和风韵更增加了一层魅力。另外她还学会了抛眼神，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常露出缠绵和甜蜜，每当她如泣如诉、含笑含痴，调皮地抛向汉成帝时，汉成帝便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拥有资本又善于利用资本生出利息的赵飞燕很快就迷住并征服了汉成帝。从此，赵飞燕赢得了专房之宠。在此基础上，她又趁热打铁，在汉成帝和自己亲密的床榻上，力荐妹妹赵合德，成帝当然满口应承。这样，赵飞燕不单占领了汉成帝，还借助成帝，搬来了救兵。那么她下一步就要向后位发起进攻了。

许皇后是汉成帝的祖母许老太后的侄女，其父是车骑将军许嘉。鸿嘉三年，赵飞燕为推倒许后，精心炮制出“许谒诅咒案”。她上书成帝，告发许皇后的姐姐许谒行巫术诅咒后宫已怀身孕的王美人和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所谓巫蛊之术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些荒诞不稽的法术，但在汉代它往往成为人们敬之若神的禁忌。自打汉武帝晚年相信巫蛊，导致皇家内部自相残杀，汉宫元气大伤以后，昭、宣、元、成诸帝都对巫蛊恨之入骨，所以当成帝听到许谒又搞这个鬼名堂时，他的火气简直不打一处来。这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成帝即位多年无子，好不容易王美人怀了身孕，这个腹中婴儿直接关系到皇统的延续。另外，王凤是王太后的弟弟，身居台辅的王凤的成败关系到王氏一门的荣辱兴衰，诅咒王凤怎么不让王太后气绝！所以，皇太后和成帝同时发怒，责令严惩许谒。许谒无缘无故掉了脑袋不算，许皇后也莫名其妙地被牵进此案，结果皇后被废并幽禁于昭台宫，不久又被赐自裁。

赵飞燕推倒许皇后之后，又长驱直入，先后用诬陷法逼走了班婕妤，用心理战逼疯了王美人。她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严密运筹、巧施心计，一箭三雕，终于如愿以偿，入主后宫。

回过头来看，应该说许皇后克己修行，养名显行；班婕妤贤淑知礼，多才多艺；王美人少言寡语，与世无争。这三个人都堪称有德行者，但绝不是有心计者。无心术而位不固，这又是三个活例子。而赵飞燕在心术上却大胜三人一筹。比如，赵飞燕能够准确地发现并利用汉成帝的性格弱点，她知道成帝贪恋女色，骄奢专横，却又胆小怕事；爱慕虚荣，喜欢浪漫，却又优柔寡断。所以她对症下药，一方面在成帝面前表现得格外殷勤，格外温顺，出色地施展女人所特有的本事和魅力，每天都使成帝含笑而来，满意而归。另一方面，她又常常恃宠放刁，淫乱、嫉妒、残忍、恶毒的事情她无一不为，她甚至趁成帝高兴的时候把成帝当作玩偶。也就是说赵飞燕不断吊高汉成帝的胃口，又从不完全满足汉成帝日益增大的需求。用出尔反尔、撒娇耍赖、又痴又癫显示她感情的激烈，从而增加自身扑朔迷离的诱人魅力。这就是赵飞燕一生多行不义仍受汉

成帝宠爱的地方。其实她的每一次感情放纵都不免掩盖着明确的政治动机。

色相与心计:4.掩面托孤的意义

在汉武帝的众多女人中，那个“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李夫人是相当了解男性心理学和帝王心理学的。当年李夫人以倾国倾城之貌曾深得汉武帝宠爱，后来她得了一场大病，并且一病不起。汉武帝因为十分喜欢她，所以专程到住所去看望她。汉武帝来到身边，李夫人以被蒙面，坚持不让汉武帝看上一眼，她对武帝说：“妾病的时间很久了，面容已不像个样子，我不敢以现在的容貌见陛下。不过我有个请求，希望陛下答应我，就是我死了以后，请陛下好好关照一下我的两个哥哥和昌邑王(李夫人和汉武帝的儿子)。”汉武帝表示答应，但仍坚持要看她一眼，并以赏赐千金和加封李氏兄弟为条件。而李夫人拒不见面，并当即转过身去，面墙而泣。武帝没办法，只好怏怏离去。武帝走了以后，李夫人身边的姐妹责备李夫人不应该不让武帝看一眼。李夫人回答说；“我拒绝见面，正是为了更好地拜托他。我当初之所以受宠，是因为我容貌姣好。皇上至今念念不忘，还想见我一面，也是因为我当初长得好看。现在我病成这个样子，容貌已十分难看，要是让皇上看了，他肯定会感到厌恶。既然厌恶我，那还怎么有可能追思旧好而关照我的兄弟呢！”李夫人真是见识过人，一语道破天机。她深深懂得，在自己和汉武帝之间，色衰必然爱弛，爱弛必然恩绝。所以她坚持不以憔悴的病容面对汉武帝，给汉武帝留下那永远使他不能忘怀的明艳动人的形象，只有这样，她的嘱托才有可能付诸实现。果然，汉武帝没有忘记李夫人，不仅在她死后封给她一个皇后尊号，而且也真诚地关照了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和李广利。因此，我们说李夫人在看待后妃的色相和心计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卓识，拒不相见的托孤方式留给人们咀嚼不完的思考。因为，李夫人以自己的切身实践验证并总结出了值得后宫女人永远学习、永远实践的色相心计辩证法。

母以子贵:1.重要的是生子

中国古代的封建皇位是嫡长子继承制，它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族公社，而发展和完备于周代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是指天子世代相传，传位要求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制度。这个制度要求每一代天子都必须以嫡妻所生的长子来继承父位，做下一代天子，他负责奉祀始祖，是土地和权位的合法继承人。而嫡长子的同母弟和庶出兄弟则只能封为诸侯，但下一代诸侯王位也要由他的嫡长子世袭。这样世代相袭，就形成了作为宗法制核心的“世卿世禄”制。这一制度的坚定施行为后宫中的历代嫔妃不断提出一个古老但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即争做嫡妻，生育子嗣。可是在事实上，坐上后位的未必有子，而生有子嗣的也未必可以登上后位。即使既登后位，又有子嗣的，也并不能高枕无忧，心计和心术那根生存智慧的弦必须时时绷得紧紧的。否则，到手的东西也会失去。

古代后宫中的佳丽虽多，但绝大多数嫔妃只是这个五颜六色的分数中的分母。分子的数额虽小，但后宫中几乎所有的竞争都发生在她们当中。

不少女人极为敏锐，这与其说是来自她们的才性，不如说来自她们的理智加本能更为真实。后宫中的若干分子女性对于是否生有子嗣就普遍保持这种敏感和敏锐，她们对自身的浮游性、无根性怀有—种清醒的认识。因为传统宗法制一再提醒她们，看不到这一点的女人不会有好结果。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历史上俯拾皆是。

刘邦的妻子吕雉，作为刘邦的结发夫人，刘邦称帝后她也登上了后位，她生的儿子刘盈后来也继刘邦称帝，是为孝惠帝。但在刘邦这个家庭中，事情远不像后人了解的那么简单。其实在刘盈之前，刘邦与一女人姘居已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刘肥。刘肥的母亲因为不是刘邦的正式夫人，也就是说不是嫡妻，那么刘肥当然也就不是嫡长子，继位与他没什么缘分，这一点历史上没出现什么争议。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在他众多的嫔妃中有一个最出色的、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的就是那个戚夫人。有一个时期，刘邦极其宠爱这个年轻美貌、性情又贤淑温柔的戚夫人，而且戚夫人也为刘邦生下了一个比刘盈更让刘邦喜欢的宝贝儿子刘如意。由于吕后年老色衰，再加上刘盈性格的懦弱，刘邦决定改立太子，由刘盈改立刘如意。当吕后听到这个消息时，就像遭到五雷轰顶。吕后马上行动，请求老臣张良出谋划策，引出商山四皓，最终挽回了局面。吕后的地位从此也一步步得到加强。从刘邦家庭内部出现的这一段历史插曲看，说到底，戚夫人差一点取吕后而代之，是因为她生有刘如意这个儿子。而吕后能够调动各方面力量，反败为胜，最后坐稳后位，靠的也是他有个儿子刘盈。由此可见，后妃有无子嗣对于决定后妃的地位和命运是多么关键了。

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没有子嗣而又想固宠固位的后妃来说，生子就成了她们最高的理想了，甚至有的后妃为了生子，筒直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像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为生子就煞费苦心，也为此大伤脑筋。她曾到郊外寻找过“巨人履迹”，也曾求助过女巫，乞求神灵赐给她一个儿子，特别是汉高祖母亲梦与龙交，生出刘邦这个真龙天子的神话，更让赵飞燕期待得如醉如痴。神圣不能显灵，赵飞燕又求助于人。她为自己专辟了一个密室，名为祈祷之地，实为偷人之所。她悄悄地把自己喜欢的健壮男人引入密室，以求能使自己怀上身孕。就像一个饥寒交迫的农夫，眼巴巴地盯着自己这块贫瘠的土地，指望那刚播下的种子能尽快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她的希望又落空了。

应该说，在赵飞燕疯狂般地求子的时候，她在汉成帝心目中的地位和她在汉朝宫廷中的地位都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但她仍不甘罢休，决计作生出子嗣的最后一搏。她疯狂地、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生子，正说明了生子对于一个女人，特别是对于一个后妃的重要。仅此而已，除此以外不会再有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盼己生子和杀人之子恰成一个问题之两面，如果说赵飞燕为生子而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那么她的妹妹赵合德杀人之子的作为更令人发指。赵合德听说宫中女史曹伟能怀孕后在一个牛娃执事家中生下一子，赵合德便命黄门田客拿着皇帝的玺书，交给宫中掖庭狱长籍武，要籍武将曹伟能母子收入掖庭狱中，最后将母子二人害死。汉成帝42岁那年，许美人生下一子，赵合德听说后又要派人去杀，当她得知许美人母子已被成帝保护起来以后，赵合德就对成帝又是撒泼、又是耍赖，怨恨啼哭不算，还自己捶打自己，用头撞击床栏，从床上演到床下，以致不吃不喝，以死相威胁。最后，在赵合德的疯狂逼迫下，成帝和赵合德一起杀死了许美人生下的这个才到人世不久的小生命。

千方百计地企图生子和千方百计地杀人之子貌异而实同，它所体现出的都是子嗣对于后妃的重要。另外像汉景帝废薄后而宠栗姬，唐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一个直接的原因都是因为前者无子而后者有子，这在中国古代宫廷中一直是一个相当显见的问题。

母以子贵:2.母子辩证法

不用说，在中国古代后宫女性们的生存竞争中，“母以子贵”是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除了“母以子贵”一条原理之外，还有与它一刃两面、相辅相成的另一条原理，这叫作“子以母显”。可以说母子之间是一曲交响乐，也存在着深刻的辩证法。没有子嗣的后妃难以固宠固位，没有受宠的母亲的儿子也别想继位续统。因此，在“皇帝—后妃—太子”这个三点一线中，后妃是皇帝与太子之间的中介，是可以通达两者的桥梁，她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最能体现母子辩证法的例子要数汉景帝的王皇后和太子刘彻了。汉景帝前元元年，身为美人的王氏为景帝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刘彻，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汉武帝。但此时王氏只是个普通美人，受宠的则是另一个女人栗姬。在王美人生下刘彻的第二年，也就是汉景帝前元四年，栗姬的儿子刘荣被册立为太子。此时王美人和栗姬在后宫中的地位根本没办法相比。但是，王美人自有她的机灵和心计，她并没有服输。恰好，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刘嫖见栗姬得宠，刘荣又被立为皇太子，就想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刘荣。可栗姬偏偏不买这位皇姐的账，竟一口回绝了长公主。其实栗姬这一时的意气不仅害了自己，也同时误了儿子刘荣的前程。长公主在栗姬面前吃了闭门羹，她恼羞成怒，随时准备找机会报复。而机敏的王美人听到这个消息，认为争取外戚支持以打击栗姬的时机到来了。于是王美人不断主动接近长公主，与长公主攀感情套近乎。一来二往，长公主终于按捺不住，就将自己想把阿娇许配刘荣而遭栗姬拒绝的话说给了王美人。早有思想准备的王美人随即来了个顺手牵羊，对长公主说：“您实在犯不着和那个不识抬举的人生气，阿娇长得那么漂亮，我真想为儿子向您求婚，只可惜我的儿子不是太子，没那个福分。”这话既是试探，也是提醒。长公主当即答应把陈阿娇嫁给刘彻，王美人欣然应允，两人一拍即合。长公主把阿娇许给刘彻，是有报复栗姬的意思在里边的，而王美人则另有自己的打算。自此以后，王美人和长公主团结一致，轮番在景帝面前编排栗姬的不是。过去王美人有时说些栗姬的坏话，景帝总是认为这其中难免有争风吃醋的成分在内，现在连长公主也看不顺眼栗姬，景帝就不能一点也不往心里去了，关键的问题是，长公主每次在说栗姬坏话的时候都要说上王美人的一番好话，天长日久，景帝慢慢疏远了栗姬，而和王美人亲近起来。

王美人处心积虑，经过一年多的舆论工作以后，她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眼前的问题是，皇后的宝座一直空缺，景帝以前虽然喜欢栗姬，但并没有封她为皇后，而景帝因为时下对栗姬的温度下降，对太子刘荣也有些不冷不热。王美人决定让事态的发展速度再加快些，于是她私下找来宫中执掌礼仪的大行官，叫他去劝说景帝立栗姬为皇后。王美人探知此时景帝已经有些讨厌栗姬，大行官这一去奏请，肯定会引起景帝的疑心和反感，到那时形势就会急转直下。果然，大行官一向景帝奏请，景帝当即勃然大怒，大声喝斥大行官：“这是你应该过问的事吗？”立刻命人将大行官处死，并随后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栗姬对此一无所知，虽受不白之冤，但又无处诉说，不久便忧愤成疾，含屈而死。栗姬死后不到两个月，王美人便被封为皇后，入主中宫，其子刘彻随后也被册立为皇太子。

后妃有子固然重要，因为母以子贵。但是有了子嗣并不能因此而高枕无忧，因为儿子的未来需要母亲去奠基、铺路。更进一步说，只有儿子有了可靠的未来，母亲才可能永保富贵，这就是后宫中母与子关系的辩证法。王美人因为有刘彻才得以登上后位，而刘彻因为母亲受宠幸才得以立为太子。据载，刘彻在做了皇帝后，仅王氏一家就有三人被封为侯，这也算是汉武帝对王太后的一种报答吧。

王美人与刘彻，这母子辩证法体现得十分清楚。魏文帝曹丕的甄后和儿子曹�NDE43�则以另一种方式体现着同样的母子关系辩证法。甄后名元，原本是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是曹操打败袁绍攻进邺城后，曹丕搜城时据为己有的。当时盛传天下有三个著名美人，江南有大乔、小乔，分嫁孙策和周瑜；北方则有甄元，先嫁袁绍的次子袁熙，后做了曹丕的夫人。曹丕的喜爱美色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这一点很像他的父亲曹操。据说，早在攻入邺城前，曹操就听说袁绍的二儿媳妇是个著名的美人，本想自己将甄氏弄到手，不料有其父必有其子，后来被曹丕捷足先登，曹操只好作罢。这或许只是道听途说者随意编造的故事，姑妄听之可也。但是，这个故事也从侧面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甄氏确实美。甄氏的绝色不仅在曹操入城时使她因此保住了性命，而且还成了曹丕的夫人。甄氏不仅美丽端庄，而且还知书达礼，为人也颇为正直。这一点让颇通为人之道，时不时耍些小聪明、小伎俩的曹丕很有些不快。特别是甄氏安守女人的本分，不能在政治上出谋划策，更使曹丕感到不满。再加上曹丕的另一个姬妾郭氏善于察言观色，时不时在曹丕耳边讲甄氏的坏话，甄氏虽然为曹丕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却仍未能登上皇后之位。不仅如此，在甄氏为曹�NDE43�的事与曹丕发生口

角之后不久，曹丕便将甄夫人赐死了。问题的复杂也许就在这儿，如果曹丕不贪恋甄氏的美色，曹丕和甄氏就不可能走到一起，更不可能为曹丕生下曹�NDE43�这么个皇位继承

人。如果曹丕对甄氏自始至终怀有美好的眷恋，那么在甄氏为他生下皇位继承人以后就不会狠心将她赐死。然而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不难明白，曹丕曾对甄氏是怀有极大的情感冲动和强烈的贪恋之心的，正因为如此，曹丕才毫不犹豫地接纳和占有了这个战争对手的妻子。虽然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曹丕赐死了甄夫人，但他却仍然把甄夫人所生的曹�NDE43�立为太子。史无明文记载，曹丕是否喜欢曹�NDE43�

，后人无法得知，然而曹丕在立嗣问题上并没有对曹�NDE43�产生过太大的动摇，这是否仍然有他对甄夫人的

那份冲动和感情在内呢？我们对此不能持完全的怀疑态度。虽然赐死了母亲，但仍立其子为太子，恋顾的仍是往日的那份美好记忆，这里体现出的也是母子关系辩证法。

母以子贵:3.摆脱窘境的毒招儿

既然后妃生育子嗣如此重要，母与子之间寓有那么多极富诱惑力的辩证法，那么那些无论如何也生不出儿子，或虽生过儿子但其子并未活下来的后妃，怎样摆脱不尴不尬的窘境而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那恐怕非得出奇制胜不可了。其出奇制胜的具体办法一般是用黑心下毒手。

历史上有两个例子是最有代表性的，这就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和明宪宗的皇后万贞儿。

贾南风本来又胖又丑，只因父亲贾充是西晋第一号功臣，才被许多拍马屁的人以次充好塞进了后宫。可是，说来也巧，贾南风的丈夫晋惠帝是个智力低下的白痴，此人不仅不会治理国家，而且连女人的美丑好坏也分不清楚。所以，贾南风一入后宫，小用权术，就使晋惠帝言听计从了。尽管如此，在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强大伦理制约下，更有对未来后宫地位的深切考虑，连生4个女儿却不能生出一个儿子的贾南风心里实在没法踏实。各种办法想尽，贾南风还是没有什么收获。无子的困扰可能使一个善良人陷入绝望，而贾南风所想到和所采取的应付办法则是下毒手，让可能有子的变为不得有子，从而在生育子嗣上使自己和对方拉平。她心里明白，只有这样，她的后位才不会遭受本质性的威胁。所以，只要她听说有哪个宫女怀了孕，她就手持长戟，不问青皂白痛打一顿，直打得对方流产为止。一次，一个宫女就要生产了，消息才传到她耳朵里，她勃然大怒，立即派人把怀孕的宫女带来，她手抄短戟，奋力向宫女的大肚子刺去，宫女大叫一声，只见血花飞溅，一个还在蠕动的婴儿流出母体外，其情景之惨，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不仅对尚未出世的子嗣大使杀手锏，即使对已经出世、已经长大成人的非己出的惠帝之子，贾南风也决不放过。就说后来的惠帝太子司马�NE22D�吧。司马�NE22D�的出生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因为惠帝生性痴呆，在做太子时，晋武帝担心他不懂房帷之事

，就选了一个出身贫贱但貌美的谢才人去侍奉晋惠帝，并教以房帷男女之事。不久，谢才人怀孕。这时悍妒的贾南风进宫，谢才人自请仍回西宫。后来生下一子，取名为�NE22D

�，一直被收养在晋武帝的后宫中。多少年过去了，司马�NE22D�已长大成人，这

不能不成为贾南风的一大心病。为此，贾南风先在朝野上下到处散布司马�NE22D�的坏话。

她见仅这样做还不能彻底达到目的，于是就丧心病狂地设计了太子图谋不轨、企图篡位的那

个著名圈套。然后借愚痴的惠帝之手，最终逼死了无辜的太子司马�NE22D�。

不知道明代的万贞儿是从史书中学到了贾南风的经验，还是她生性就是个和贾南风一样歹毒的女人，我们只是看到，万贞儿在这方面的做法和贾南风几乎如出一辙。

万贞儿生活在明朝英宗和宪宗之间。明英宗在位的时候，万贞儿只是个负责管理皇帝衣饰的女侍，英宗从未垂幸过她。这老皇帝不喜欢自己，有野心有抱负的万贞儿就转向太子，打起太子的主意。在万贞儿的多方引诱下，当时只有14岁的太子终于被她拉上了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到了天顺八年，明英宗驾崩，接着太子即位，是为宪宗。因为以前和宪宗有过旧情，这次宪宗一即位，万贞儿就被封为贵妃。万贵妃虽然不是皇后，但她欺上霸下，先后挤倒了吴皇后，压服了王皇后。可是，万贵妃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没能率先生出一个儿子，以占尽后宫优势。事情就是这样不凑巧，天公不作美。宪宗成化二年，万贵妃好不容易怀了孕，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也是宪宗的第一个儿子，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宝贝儿子才活了不到一个月便死掉了。自此以后，万贞儿再也没能生育。本来挤倒吴皇后、压服王皇后，就为自己的光明前景开辟了一条路，又为皇帝生下儿子以后，这皇后之位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儿子一死，这一切顷刻之间都发生了变化。万贞儿对比得子和失子的不同待遇，特别是自己心中的感觉，强烈的反差使这位万贵妃对其他怀孕生子的后妃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恐惧与仇恨。因此，她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纠缠宪宗，全力限制宪宗亲幸其他嫔妃；另一方面，她又派心腹四处打探，明察暗访，如果发现有漏网的被宪宗召幸的后宫嫔妃，就立即逼迫对方服药，以防止对方怀孕。如果发现有的嫔妃怀孕了，她就千方百计迫使对方堕胎。万贵妃防范再严，也还是不免有所疏漏，这是一个小插曲：有个姓柏的贤妃终于想尽办法，使一男孩子顺利生产下来，宪宗为之取名佑极。佑极2岁上被宪宗册立为太子，并且诏告天下，实行大赦。这个突然的消息使万贞儿慌了神。万贵妃发慌但并没有坐等不利形势的到来，她最终还是用毒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毒杀了太子。

从上述贾南风和万贞儿为固宠固位所干出的一系列事情看，其残忍和歹毒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和做得出的。以杀人的方式消灭别人的希望以求达到自己与他人的机会均等，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道德批判的范围。如果用科学和法律的眼光看问题，对于此种人的此种行为，除了负一切法律后果之外，还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柔弱的女人去指使杀人或亲手杀人，其实这个底牌十分简单，那就是权力。为了权力，不仅过去、现在，甚至包括将来，都将是一篇永远也不可能写完的大文章。是不是这样呢?

助皇帝一臂之力:1.皇后的楷模

虽然中国古代妇女一般都是男人的泄欲工具，是男权的奴婢和传宗接代的产婆，但也有不少女性或因容貌绝代，或因才华超群，或因工于心计，更多的是一身数长、一专多能，她们在历史的夹缝中不但求得了生存，而且还发挥了男性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朝夕生活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那些做了后妃的女性们，她们更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维。从“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最朴实也最深刻的道理出发，你就可以想像到，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国古代皇帝的治国安邦，离开了女人们怎么可能运行呢？

唐代的则天武后改朝换代、自做女皇，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令当时的男人退避三舍，让后代的男人瞠目结舌的巨大作用，这已经在“帝王篇”中有所涉及。武则天之外，更有许多才华出众、见识过人的后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巧妙的方式对丈夫和儿孙、对治国和安邦、对政治和历史施加无可替代也无可更改的影响。

独孤氏是杨坚的妻子，她14岁时便嫁给了杨坚。北周大成元年，周宣帝驾崩，8岁幼子周静帝即位，当时身为大丞相的杨坚被加封为隋王，因周静帝年少难理政事，北周大权事实上掌握在杨坚手中。独孤氏对形势看得极为清楚，她劝杨坚切不可以此为满足，说：“希望你能再努一把力，开创出自己的基业。”在独孤氏的鼓励和支持下，杨坚于开皇元年废周自立，建立了隋朝。隋朝建立后，独孤皇后仍然时刻关注着政治时局的变化，常常帮隋文帝杨坚出谋划策。她提出的许多建议都被隋文帝采纳，因此隋朝宫廷中，臣僚们常习惯地把文帝和皇后并称为“二圣”。根据历史记载，开皇七年，隋人攻下建康，灭掉陈朝。南北统一以后，隋文帝推行三省六部制，裁减冗员，改进府兵制，以及初创科举制，推行均田法。这些重大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出台，都是在听取和征求独孤皇后的意见后才付诸实施的。晚年的隋文帝，眼见海内升平，国泰民安，创业的开拓精神渐渐减弱，贪图享乐的欲望开始膨胀起来，独孤皇后为此仍常常规劝他。后来皇后去世，隋文帝失去约束，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宜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先后受到恩宠。在隋文帝病笃之时，他后悔地叹息说：“如果独孤皇后还活在世上，我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由此也可以看出，独孤皇后在国家重大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了。

北宋杜太后是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两任皇帝的母亲。建隆元年，担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精心策划了陈桥兵变，然后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登基之后，尊母亲杜氏为皇太后，杜氏以皇太后身份接受赵匡胤拜见。当时朝廷大殿内外气氛热烈而庄严，朝拜仪式搞得极为隆重。这本来是一件让杜太后开心的事，但文武百官看到杜太后却是满脸忧容，大家心里纳闷：人们都说“母以子贵”，现在太祖登基，太后她老人家却为什么并不高兴呢？这时高坐在上面的杜太后严肃而沉重地说：“做皇帝可不容易呀！身为万民之主，如果治国有方，增民福祚，老百姓拥戴，那自然尊贵无比；可如果皇帝没有做好，到了被别人推翻的时候，那恐怕连争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可能都没有了。我每想到此就感到心情沉重。”当赵匡胤刚刚步入权力巅峰，杜太后首先提醒他的就是居安思危，对于一个刚刚上任的皇帝，恐怕没有比这个提醒更重要、更有远见的帮助了。

北宋建立之初，杜太后对稳定赵氏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她首先通过细致而周到的工作，加强了赵匡胤与赵普的政治联盟。赵普是赵匡胤的启蒙老师，又是陈桥兵变的策划者。杜太后对赵普的才干和忠诚都有清楚的了解。所以杜太后一方面告诫赵匡胤要虚心听取赵普的意见，一方面又在诸事上对赵普既给地位又加担子。这样就极大地调动起了赵普的主动性、积极性，以致开国后的各种草创工作都做得井然有序，就是“杯酒释兵权”这样重大的政治行动也是在赵普的建议下实施的。此外，杜太后鉴于后周亡国的教训，提出“兄终弟及”的帝位继承方略。她认为儿子赵匡胤之所以能做上皇帝，并不是前世阴德，也不认为赵匡胤就是真龙天子，而认为只因周世宗柴荣让年仅7岁的儿子继承皇位，以致形成主少臣疑的局面，这才为改朝换代提供了机会。如果周世宗的继承者是一个成熟、有经验的成年人，那情况恐怕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她主张赵匡胤退位以后，不要把帝位传给年幼的儿子，而要传给年龄较大的弟弟赵匡义。这个建议的实施，确实从体制上保证了宋初政局的稳定。

在中国古代这种“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下，“内助之贤”和“母仪之正”的确有稳定、维护政权的巨大作用。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就是前者，而宋太祖之母杜太后就是后者。然而，隋文帝、宋太祖之外，还有一个兼二者而得之的人，那就是以创超迈古今之大事业而著称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生成就的功业是包括两个女人的贡献在内的，这一是他的母亲诃额伦，元建国后追谥为宣懿皇后；另一个是他的元配妻子孛儿台，元建国后追谥为光献皇后。

成吉思汗在13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作为一个部族领袖的遗孀，诃额伦必须承担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5个子女的生活和教育重任。就教育方面而言，她要教育孩子们特别是成吉思汗要继承父志，做一个与众不同的领袖人物。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即可见诃额伦“母仪之正”对于成吉思汗成长和功业的重要作用。一是成吉思汗的父亲刚死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母子不仅承受着外人的欺压，而且成吉思汗的异母兄长别克帖儿也经常欺负他们。有一次，成吉思汗好不容易打到的猎兔又要被别克帖儿抢走时，成吉思汗忍无可忍，和弟弟哈撒儿两人一气之下将别克帖儿射杀。母亲诃额伦听到这个消息后，盛怒之下狠狠斥责了成吉思汗，并期待他将来继承父志，统领蒙古部众，真正成为一个有大作为的人物。受了母亲这次严厉的训诫，成吉思汗从此以后果然遇事冷静，待人也宽容多了。另一件事是成吉思汗正位以后，非常相信弄神装巫、预言祸福的阔阔出，而弟弟哈撒儿勇武有力，与阔阔出很合不来。一天，两人发生口角，成吉思汗当面斥责了哈撒儿，哈撒儿心情不快，三天未出来见面。阔阔出趁机挑拨成吉思汗和哈撒儿的关系，企图假托天意，要成吉思汗杀掉哈撒儿。成吉思汗不辨真假，就要把哈撒儿捉来杀死的时候，又是诃额伦怒斥成吉思汗，用老祖宗阿难可敦用五箭合一比方团结以教育子孙的方法来教导成吉思汗，使成吉思汗避免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因此我们说，有诃额伦这样的识见远大、胸怀开阔的母亲的教导和帮助，实在是成吉思汗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但有“母仪之正”，成吉思汗还有“内助之贤”。成吉思汗的元配夫人孛儿台也是一个出色的后妃。孛儿台对成吉思汗成就帝业的帮助主要表现在，在成吉思汗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孛儿台都坚定地站在成吉思汗一边，用她的温柔、体贴和深明大义来安慰和鼓励成吉思汗。比如成吉思汗与孛儿台刚成婚不久，他的近邻泰亦赤兀部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想在强邻下生存，就需寻找外援支持。这时成吉思汗想到了父亲生前好友克烈部长王罕。为了求得王罕帮助，成吉思汗想拿孛儿台献给母亲的厚礼——一件名贵的黑貂裘，作为给王罕的进见礼。母亲诃额伦当然没有什么意见，但这也是妻子孛儿台的嫁妆，还必须和孛儿台商量好才行。当成吉思汗提出这个要求后，深明事理的孛儿台一口就答应了。正因为成吉思汗带着这样一件贵重的礼品去见王罕，所以也就很容易地得到了王罕的支持。而争得王罕的支持，对成吉思汗后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成吉思汗和扎木合的关系处理上，也是孛儿台首先发现扎木合的不正常表现，提醒成吉思另觅栖身之所的。这个提醒和这个迁徙决定的形成，对成吉思汗所在部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由此可见，元开国之后诃额伦和孛儿台作为成吉思汗的母亲和妻子，在生活中不失温情，在支持成吉思汗成就帝业方面又深明大义。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一生得到这样两个女性、两种性质的支持和帮助，应该说已经相当幸运了。

助皇帝一臂之力:2.宫廷矛盾的缓冲地带

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着斗争，又必须长于和善于妥协；既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需要宽以待人、大度忍让。从元文化的意义上讲，这是阴阳之合，文武张弛之道。从政治理论上讲，这是政治运作的策略原则。然而，事情一落到实处，真正的政治运行、政治操作却不能不需要实实在在的人物角色来承担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在现代政治机构中往往都设有秘书长这样一个职务，他的职责是综理各种行政事务，既要上承，又需下达，对上要具体负责，对下事无巨细也需步步落实。而在中国古代宫廷中虽然名义上没有这样的职务，但它却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任务需要处理、需要协调、需要有人出面斡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政治远见的后妃就自发地扮演起了这种幕后宫廷秘书长角色，从而为古代宫廷中的诸种斗争和冲突建立起一个疏导和缓解的缓冲带。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就是一个为唐初朝廷建立起释解矛盾纠葛、稳固大局的缓冲地带的人物。长孙皇后起码在三个方面起到了这种作用。首先，她曾诚恳地劝谏唐太宗不要过分重用哥哥长孙无忌，因为她考虑到过分重用长孙无忌容易引起其他重臣元老的猜忌，影响团结，贻误国事。同时，她认为过分重用外戚，有可能导致外戚专权，汉代的外戚祸国就是一个血的教训。虽然唐太宗没有完全采纳她的建议，但这个提醒是相当有必要的。其次，她在处理己出子女与非己出子女利益关系上，主张一视同仁，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皇室子女间的对立和矛盾。比如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时，唐太宗命令宫中加倍陪嫁，长孙皇后力谏，最后唐太宗只好同意长乐公主的嫁妆与其他公主相同。长孙皇后之子李承乾被立为太子后，太子的奶妈要求增加太子宫内的费用，以区别于其他皇子，但这个要求遭到长孙皇后的坚决反对，结果还是按长孙皇后的意见办了。

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长孙皇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妥善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善于纳谏的有道明君，而魏征则是中国历史上敢于犯颜直谏的著名诤臣。尽管如此，唐太宗也常有被魏征的耿耿直言触怒拒不纳谏的时候。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长孙皇后往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委婉的方式、机敏的话语劝说唐太宗，以便使他接受建议，缓释君臣之间的紧张和对峙。据载，一次为了泰山封禅祭典的事，魏征当众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唐太宗的想法，以致唐太宗盛怒之下拂袖回宫。回到后宫，太宗余怒末消，仍咬牙切齿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儿！”长孙皇后忙问缘由，太宗气呼呼地说：“就是那个魏征，整天吹毛求疵，说长道短，今天竟然在朝廷上当众顶撞我，我一定要杀掉他，以解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一听，马上换上庄重的朝服，向太宗行礼祝贺说：“我听说，只有皇帝英明，大臣才能正直。现在朝廷里有魏征这样正直无私的大臣，不正说明陛下您的圣明吗？”唐太宗一听这话，恍然大悟，他马上转怒为喜，并感谢皇后的提醒。此后，唐太宗对魏征更加敬重了。

明成祖的仁孝皇后徐氏也是为明成祖出谋划策，为明朝廷建立缓冲地带做过贡献的人。徐氏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15岁时嫁给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公元1402年，朱棣经过4年的靖难战争，从自己侄子建文帝朱允�NB938�手中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