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外国评级机构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2)

美国控制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直接威胁中国金融主权、经济和技术信息安全

美国控制中国信用评级旨在谋求控制中国资本市场主导权　中国政府决定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鼓励企业依靠自身的信用在市场中融资，债券市场对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信用评级则是债券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石，债券的发行和交易完全依赖信用评级，交易利率费用也由信用级别的高低所决定，而债券的价格走势又与股票等其他证券价格的走势密切相关。实际上，信用评级掌握着发债企业的生杀大权和债券发行交易的定价权，是控制资本市场走向的制高点，与国家的金融主权息息相关。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一旦控制了中国评级业，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中国未来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就必须依赖美国评级机构。这势必严重侵蚀中国通过金融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直接威胁中国经济安全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控制中国评级业，除了追求商业利益外，他们代表的是美国国家利益，将使中国金融市场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随着债务工具品种的增多，中国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的比例会越来越大（美国这一比例达到70%）。也就是说，整个债券市场对信用评级的依赖程度会日益增加，信用评级的状况将直接影响债券市场，乃至整个资本市场。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经济金融状况直接受资本市场走势的影响。美国评级机构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就有能力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甚至扰乱中国的经济秩序。

目前，美国评级机构已经通过操纵香港金融市场，逐渐强化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美国评级机构通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中国外币主权以及在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进行评级，每次评级都会引起香港股市的震荡。鉴于美国评级机构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与日俱增，2002年7月，香港交易所与标普签署合作协议，创立一系列以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为成分股的新指数系列。有专家认为，这是香港以金融主权出让，换取美国评级机构“口下留情”，这种做法在当今国际上实属罕见。

严重威胁中国技术信息安全　信用评级需要掌握债务人的经营环境、市场竞争、核心技术、内部治理、发展战略以及财务状况等全面信息。美国评级机构控制中国信用评级业，将严重威胁中国的技术信息安全，进而危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企业、银行、甚至政府的融资都将越来越多地依赖资本市场。目前美国评级机构在中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包括具有政府和军工背景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的评级。美国评级机构很快就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国各大骨干企业、主要金融机构、各个行业、各地政府乃至国家较为全面的经济和技术信息，掌握中国技术发展动态和各种重大商业机密。在目前军民技术结合日益紧密、中国军工企业逐步走向市场的环境下，即使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外资机构通过对外围企业或相关民用技术的了解，仍可以掌握中国军工企业的技术状况。事实上，美国评级机构早就借助在香港的子公司和影响力，对中国经济金融领域进行渗透，获取中国政府与中资企业（包括国防工业或与国防有关的企业）的全面信息。

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信息，甚至一些国防技术信息在美国人面前暴露无遗，不但危及中国国家整体竞争力，使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位置，还将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有意压低中国主权与企业评级，增加中国海外融资成本　三大评级机构长期以来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他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直至2004年前，标普依然宣布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级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普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为A。中国经济在全球遭遇经济寒冬时，算是为数极少的“阳光地带”，但是所获得的评级，不仅与美国，而且与众多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我国的主权信用级别被人为压低，不但严重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还导致我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

引导中国经济决策，危及中国发展战略　中国银行业通过海外上市寻求国际化本身就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2003年底，正值中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标普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有意思的是：他们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显然在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中国金融机构为了国际化，纷纷股改上市、走向国际，引进境外投资者。同时美国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使其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得以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助一臂之力。

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据有关专家统计，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狂赚了7500亿美元，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世界银行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目前国内政界、学界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中国的银行被贱卖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但对美国评级机构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却依然没有充分的认识。

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和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美国评级机构垄断了中国评级业，中国就完全丧失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取得话语权的可能。在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美国人控制的金融服务体系不但不会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提供任何保障，还将使中国面临各种难以预知的巨大风险。

世纪金融大危机，使三大评级公司尤其是标普和穆迪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欧盟早就对美国的评级机构存有不满，此次危机给欧盟一个极好的机遇。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今后在欧盟境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向欧洲证券管理委员会统一登记注册，以获得经营许可，并由各成员国证券主管部门负责监管，从而结束了信用评级机构长期游离于欧盟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局面。

中国应当积极呼应欧盟的义举，积极发展民族评级业，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首先，此次金融危机再次清晰展示，“美国制造”神化破灭，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彻头彻尾的伪善；使世人进一步认清三大评级公司的特权以及协助美国搞强权的实质，消除对三大评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其次，中国信用评级业多头监管，有利都趋之若鹜，有责则相互推诿。因此，应尽快统一对信用评级业的监管，加强对在华活动的三大评级公司的监管、监督，包括媒体监督与其他社会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依赖。最后整合评级市场（机构多、经营乱），肃清假冒中资机构（名义中资，实际外资），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在中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有理由、有能力扶植本土评级公司、民族评级机构的发展。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当中国的“账房先生”

伍

当三匹狼和一头羊坐到一张餐桌前，决定要吃什么的时候，无论他们投票与否，结果早就注定。如今，坐到中国餐桌前的是四匹狼，中国的羔羊如何结局？

金融信息：被安全遗忘的角落

2007年8月28日，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关注世界金融形势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这是继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高层将视角再次聚焦于金融领域。高层聚焦金融风险，并非偶然。除了美国冷不丁闹了个次贷危机掀起国际金融一阵恐慌外，大凡稍有理性的人士，都会对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所累积的风险惴惴不安。不安的不只是一般市场风险，更是监管者对这些风险的判断以及应对措施，方寸正乱，这是一个普通投资者都能感觉到的——中国的金融风险与报道的金融改革成绩一样不断攀升。

关于中国现在的金融风险，一般都关注金融市场的风险，却普遍忽略了另类金融风险，即不当开放带来的金融信息风险。信息是信息时代的关键要素，金融信息是金融市场的稀缺资源。一个有效的金融信息，足可令金融市场“潮起潮落”，相关财富转瞬间即实现重新分配。因此，有效金融信息不仅是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孜孜以求的一般要素资源，而且也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战略资源。国际金融机构、金融大国都通过各种途径尽其所能地获取有效金融信息。

中国金融信息安全正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威胁，集中在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控制并试图垄断中国的会计审计业，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中国的积极展业如入无人之境，国际投资银行对中资企业境外上市的咨询承销已形成垄断，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使中资金融机构的投资经营活动近乎无密可保。由于篇幅所限制，这里仅集中论述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信息安全所带来的危害。

天掉馅饼——“四大”主导中国市场

与信用评级机构一样，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金融服务行业，通常被看成是金融服务的“中枢”。1932年《财富》杂志推出的排行榜，首次凸显出“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后来合并为“六大”、“五大”，即普华永道、安达信、安永、毕马威、德勤——“清一色”的美资。由于悠久的历史、完善的管理制度、全球的业务网络、全方位的服务，以及许多成功的案例，使得“五大”成为国际知名品牌。20世纪90年代初，“五大”陆续登陆中国大陆，获准在华设立合资会计师事务所。2001年因卷入安然等大公司的严重作弊丑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破产，“五大”变成了“四大”。

“9?11”事件后，世界经济低迷、企业经营活动放缓，欧美资本市场的股票承销和并购业务剧减。“屋漏偏遭连阴雨”。2001年美国巨型公司倒闭，对审计欺诈的恐惧，不仅结束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风光，也令“四大”陷入困境。但是，天佑“四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审计以及财务咨询市场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前所未有，整个行业的规模几乎每年都以不低于10%的速度增长。2001年，一些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卷入“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会计丑闻，中国证监会由此颁布“补充审计16号文”，要求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一些银行也相继规定，贷款的公司必须到指定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令“四大”倍感意外的不仅有中央监管部门、大金融机构，还有一向对外资“无比友善”的地方政府。如，2004年1月底，深圳市要求深圳基础产业国有企业年度审计工作全部由“四大”承担。借助这些优惠政策，“四大”在中国狂飙突进。

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显示，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分别以9亿元、4.3亿元、3.7亿元和3.2亿元位居业务收入前四名，而位居其后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中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上海立信长江一家。“200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显示，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分别以12.4亿元、7.1亿元、6.5亿元、6.2亿元的收入位居前四名。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统计，“四大”在中国的业务总收入，2002年为16.9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38.23%；2005年为45.98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49.46%；2007年为91.31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3.69%，占该年度中国事务业务总收入的55.51%。由此清晰显示，“四大”在中国市场份额在不断提高。“四大”已几乎垄断了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在14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中，“四大”审计的资产超过40%。当中行、建行、工行分别以数亿计费用主动向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投怀送抱时，5600多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却在为每笔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业务打得头破血流。

“四大”独立、客观、公正的神话已被戳穿

长期以来，中国相关主管部门与企业的自信严重不足，对“四大”崇拜有加，都想借助其所谓的“卓越声誉”在国内外市场中树立起信誉。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审计实践表明，“四大”没有能够提供更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证据。

“四大”多“门”

早在2001年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中，毕马威就因为中石化河南分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报表数据失真等受到通报批评，2001年更因为“锦州港事件”而创造了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在华成为被告等三项第一。安永因为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风险手册而广为诟病；2006年安永全球发布《不良贷款报告》，在遭到中方严正驳斥后，宣布收回报告，承认其中关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数额估计“没有根据，是个错误”。2005年财政部公布例行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普华永道因上市公司“黄山旅游”问题被责令整改；紧随其后，因失察，普华永道被G外高桥提起仲裁，要求追究审计责任并赔偿巨额损失。德勤则深陷“科龙门事件”，因在存货、应收账款、销售收入等审计过程中，执行的审计程序不充分而遭受普遍指责，并因科龙资不抵债而成为诉讼重点。此外，德勤在中芯国际、古井贡、创维等多个审计事项中不断在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我们很多媚外人士很善于自我解剖，认为“四大”在中国遭遇的诚信问题根源在于我国司法制度不健全，社会风气不好，诚信普遍不足，使得外资事务所难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这种自我解剖精神可嘉，但是妄自菲薄实在不可取。作为垄断资本，“四大”逐利而且是暴利之本性丝毫没有因国而异。“四大”在美国本土与西方世界的“独立、客观、公正”的神话早已被戳穿。

2005年8月，德勤因涉嫌为罗孚汽车公司避税而获取额外报酬，遭到英国会计调查与纪律委员会的独立调查。2005年9月，持续数年的日本保险公司状告德勤一案有了结果，德勤付出至少2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审计公司为诉讼和解付出的最昂贵代价的。2006年5月，普华永道的日本公司被日本金融厅责令停止最大客户审计业务两个月，原因是该公司的内部控制措施松懈，导致化妆品公司嘉娜宝出现会计欺诈行为……。

财务丑闻背后都有“四大”身影

即便在美国本土，随着“四大”越来越多的掺假涉假被曝光，美国监管机构也越来越难以包庇纵容。近乎每个大公司（如世界通讯、安然、施乐、微软、IBM、波音、朗讯等）财务丑闻的背后都有“四大”的身影，但几乎没有一个重大财务舞弊是由“四大”自己发现的。2005年8月，美国司法部着手调查毕马威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非法避税。美国国税局声称，会计师事务所的避税策略使20多家公司至少少缴了17亿美元的税款。

在倒闭前的2000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取的收入中，审计收入为2500万美元，竟然低于2700万美元的非审计收入；毕马威2002年从通用电气（GE）公司得到的审计收入仅为2390万美元，而咨询服务费收入则高达7970万美元。大量的非审计服务收费引起市场的广泛批评，甚至美国证监会（SEC）的主席也不由感慨：“如果审计收入只占事务所收入的30%，事务所的独立性怎能保证？”

美国在“安然事件”后成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PCAOB）在2003年6~12月间对“四大”的审计业务进行抽查，发行了大量的审计错误。根据PCAOB提供的报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2003年审查账户中错误地使一些客户低估其债务和歪曲其财务状况”，“错误地解释一项已经9年的规范”。SEC的首席会计师称，“四大”个个都需要改善其审计质量。

当安达信陷入危机时，其执行总裁贝拉迪诺在给雇员的信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陷入这种困境的大机构。”

“四大”在华祸害深远

成为政府的座上客

“四大”进入中国后，通过各类公关活动，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特别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把自己和监管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勤从1993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参与××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该部推进此发展方案。此外，德勤还与国家税务总局、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相关监管部门还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草《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以此“构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自1995年起，毕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多年担任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外国专家顾问，安永的中国区合伙人多年担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由于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四大”在华受到的监管很少，因此可以便利地谋取更多、更广泛的利益。

垄断高端审计业务

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相关措施限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于境内展业，如中国的台湾对外资会计所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外资事务所的会计师必须考取当地的资格后才能执业。印度除此以外还要求外资事务所做上市公司业务后须经本土事务所复核。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对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采取保护措施。而像中国内地这样多个政府部门与一个始终对自己不很友善国家的机构保持如此密切关系，并给予多种“特许经营”，在国际上恐怕是罕见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罕见关系，使中国监管部门宁愿牺牲本国机构的利益来讨好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

正是在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帮助下，“四大”事务所几乎垄断了中国大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跨国企业的审计业务。“四大”也因为这种“特许经营”而获取高额垄断收益。研究显示，同一个审计项目，“四大”的收费高出国内事务所2~5倍很正常。以收费标准最高的北京为例，国内事务所的主任、副主任会计师每小时收费300元，而安永为2750元。随着审计事务所并购加速，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四大”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获取的垄断利润也会越来越大。

无商业秘密可保

跨国垄断资本的本性是获取暴利与实施控制，控制是为了更好、更稳定地获取暴利，而暴利则更能便利、更有条件实施控制。在华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的“四大”，不只是获取了丰厚的市场利润，而且获取了更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信息。“四大”审计的大型企业，特别是金融类企业，关系着国家经济命脉。这些企业完全由“四大”来审计，无疑将中国经济的重要数据暴露给了外资。据中国银行一经理人员透露，普华永道在中行上市审计期间，中行高层专门指示各部门必须为普华永道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资料，而很多资料本来对自己的研究人员都是保密的。

不仅如此，诸多中资机构还请“四大”来设计企业改革、融资模式，如普华永道为中国工商银行规划了未来八年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全面风险管理改革路线图，这意味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弱点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外资。在美国，会计师事务所一般都建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其他提供咨询、顾问的中介机构也是如此），专门对搜集到的情报进行筛选分类，然后提供给相关客户（企业、机构甚至个人等）获得商业上的“增值”收益。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屡屡遭遇不顺，巨额经济损失时有发生，相关专业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恐怕也最重要方面，那就是我们的企业已经无商业秘密可言。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等已经使中国企业乃至部分政府部门在近乎透明的状态下运作。

荒谬接着荒谬

早在2002年初，也就是中国证监会颁布那一纸文书后不久，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就撰文指出了“必须请外国公司补充审计”的荒谬。200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不再实施特定上市公司特殊审评要求的通知》，废止了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的荒谬政策，但是对“四大”在中国市场已形成的垄断近乎无所作为，外资审计机构对华审计行业的控制日甚一日。自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急速膨胀的风险日益令人不安。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相当一部分归功于“会计革新”，即上市公司可以合法交叉持股，拉抬股价。笔者不甚清晰是哪家机构使出的“高招”，也不清楚监管者为什么会接受这一“妙计”。但是，笔者知道的是，当初日本就是因为允许企业交叉持股而使股市迅速走向泡沫，而随着泡沫的破灭，是十多年的经济萧条。笔者不敢猜测这其中是否有什么预谋，但是可以设想的是，这极有可能使中国股市加速走向崩盘。

国际金融大鳄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

陆

长期以来，中国的一些政府高官、企业高官不能或不愿意正视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金融玩家的本性。一些政府高官、国企高官与美国金融大鳄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不仅是“坐，请坐，请上坐”，而且还“茶，敬茶，敬香茶”，请狼入室！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金融玩家一直以来是中国诸多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以及机构的顾问。如此，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投资融资顾问等好赚钱、赚大钱的机会都给了这些玩家。香港一著名爱国学者曾经不断提醒，中国的政府高官、企业高官应当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国际金融大鳄。

世纪金融大危机不仅重创了华尔街，重创了美国，更重创了世界。作为金融资本主义图腾的五大投资银行，作恶多端、罪孽深重，不论是依照市场规律还是道德标准，五大投行理当全死，而且还死有余辜。但是，在美国政府的全力救助下，作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机器”——高盛与摩根斯坦利，一起摇身一变，成为银行控股公司，不仅得以保全，而且还在积蓄能量，有可能在未来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嚣张”。美国政府有选择破产（挽救高盛，抛弃雷曼），一方面是美国金融资本内斗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政府干预的产物。以高盛为代表的美国投资银行，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爪牙 。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帜下，美国牺牲了雷曼；但是当自由市场经济威胁美国霸权手段时，美国毅然决然选择了干预。高盛这个“华尔街最诡秘的投行”，自1994年进驻中国以来，于中国市场积极布局，不仅赚取巨额垄断利润、控制主导中国的相关产业，而且误导我国政府与企业经济决策，涉嫌危害中国经济安全。

后来居上的成功秘密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是当今世界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行为也最为诡秘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是华尔街“最赚钱的机器”。2006年，高盛集团薪酬福利支出165亿美元，平均每名员工收入超过62万美元。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摩根斯坦利、美林、贝尔斯登和花旗集团等华尔街金融巨擘普遍受挫，唯有高盛收益数据节节攀升，全年净收入为459.87亿美元，薪酬福利支出为201.9亿美元。

“最赚钱的机器”之秘诀在政商勾结　高盛将它成功的秘诀归结为独到的经营管理。但是，有诸多报道披露，高盛成功的秘诀在于与华府的密切关系。多年来，高盛向华府输送众多要员。1985年，时任高盛联合董事长的约翰?怀特黑德加入里根政府，官居副国务卿，不久时任高盛副总裁的罗伯特?霍尔迈茨成为里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1992年，时任高盛联合董事长的罗伯特?鲁宾离开高盛，出任克林顿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两年后调任财政部长。

在前任布什政府中，除了财长亨利?保尔森外，其他诸多要职（白宫办公室主任、国务卿赖斯顾问等）都有高盛任职背景：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塞恩出任过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长；高盛前合伙人肯尼思?普罗迪曾经担任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兼董事长；高盛前任执行合伙人鲁本?杰弗里担任大宗商品期货及期权交易负责人；高盛前任联合董事长斯蒂芬?弗里德曼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任白宫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高盛原执行董事乔舒亚?博尔顿担任白宫办公室主任；高盛前副总裁罗伯特?斯蒂尔担任财长的国内金融顾问；原高盛全球股票业务主管兰德尔?福特担任国务卿赖斯的顾问。

华府要员卸任后，进入高盛担任高管也不乏其人，如前副国务卿罗伯特?左利克在2006年6月辞去公职后，担任了高盛担任拓展国际业务的副董事长。除此以外，还有不少高盛“毕业生”走入国会山，成为举足轻重的国会议员。尽管美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限制“旋转门腐败”，禁止政府官员参与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质性冲突的事务。但是，由于官学商之间的“人员流动”十分频繁，这些限制都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疑窦丛生的众多“第一”与其他同行相比，高盛是中国市场的姗姗迟来者。日本野村证券1973年就开始拓展中国金融和投资业务。摩根大通1980年就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高盛在1984年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1994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代表处，正式进驻中国市场。但是，高盛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创造令国内外同行羡慕不已的众多“第一”，甚至“唯一”：唯一一家作为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中国政府每次主权美元债务海外发售项目的国际投行；第一个外资机构投资中国金融企业股份（平安保险，1994年）；第一家获准交易B股的外国证券公司；第一批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第一次成功地使中国通信、中国航空、金融以及石化行业踏上民营化和公开发行之路的外国证券公司；第一家中标处理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外资机构；第一个组建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中国不良资产的外资金融机构；等等。高盛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资金用于在华公关，主攻目标就是政府高官与国企高管，这是高盛在华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

精心布局中国市场

2007年高盛税前收入第一次有超过一半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其中中国是高盛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像在美国本土市场一样，高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满了神秘色彩，令人质疑。

钻法律漏洞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2004年12月，中国证监会批准高盛与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恰逢其时”地在一轮牛市开始之前介入了中国证券市场。

根据《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2002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定：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不得超过1/3。高盛名义拥有合资公司33%股权，高华拥有67%的股权。但是，高华是由高盛借款1亿美元组建的，另一出资人高盛的重要客户联想集团则只是扮演“掩护”角色。高盛高华证券近乎100%是高盛控股，这是业内早已公开的秘密。而且有报道显示，监管机构对高华证券与高盛高华证券的组建的内幕心知肚明。在高盛高华成立之初，双方协议规定，高盛集团具有“选择权”，即拥有收购相关中方持有的股权的权利，一旦监管环境允许，马上就能控制高华证券。而且高华证券成立的注册资金均为“待缴”。

英国《金融时报》就此评论，高盛此举已迫使其他投资银行改变策略，大多数外资银行过去将时间花在收购中国本地券商少数股权的谈判上，现在却希望达成与高盛类似的交易，但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却是个未知数，也许是因为没有哪家金融机构像高盛那样与中国官员有如此密切关系？

以隐形渠道渗入中国房地产市场　2001年初，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的不良资产的国际拍卖，2001年12月高盛中标。2003年，高盛与华融成立合资公司——融盛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价值19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及地产资产组合。同年，高盛与华融资产和长城资产签署的近百亿元的不良资产处置协议中，约50%属于地产不良资产。通过处置不良资产，高盛悄悄地进入了中国尚对外资限制进入的房地产市场。

2003年以来，国际炒作人民币币值低估，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一浪高过一浪，大量热钱由此纷纷涌向中国，房地产是热钱栖身的重要领域。擅长投机的高盛当然不会坐失良机，2005年底，向21世纪中国不动产公司注资2200万美元，成为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2005年，在上海以1.076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凯德置地有限公司的百腾大厦（商业写字楼）用于出租，成为上海成交价格最高的地产买卖，直接拉抬上海房地产价格；2006年10月，高盛以7000万美元买下了上海虹侨花苑酒店式公寓。当时就有专家评论，高盛进入商业写字楼与高档住宅市场，很可能是进行短线炒作，即便房地产本身并不升值，也将因为人民币升值而获利。

通过并购农产品加工企业进入中国农产品市场　2006年11月，中国商务部批准香港罗特克斯有限公司（高盛控股）以3.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中国最大的国有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的100%股份。此后，罗特克斯直接或间接控制双汇发展约61％的股份。此前，高盛已持有中国雨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13%的股权。高盛在拥有双汇和雨润两家巨型肉类加工企业以及成熟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后，便开始向上游养殖领域进军。

自2007年中国农产品价格出现上涨后，“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金融大鳄罗杰斯语），因此高盛斥资数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资本渗透的不仅是中国养殖业的整条产业链，更涉及中国农业上下游各个领域。另外，德意志集团已经注资天津宝迪集团。这样，中国三大肉类加工企业均被外资染指。业内人士担心，继中国大豆与豆油沦陷后，生猪养殖与猪肉正在成为外资的盘中餐，由此引发的食品与粮食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通过对国有骨干企业债券主承销等渠道，掌握中国重要行业的商业及战略信息　美国大型投资银行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研究能力惊人，信息采集、处理、分析的能力超乎想象。一家大型投资银行对于经济信息的处理能力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在高盛等境外机构的游说下，中国大型骨干企业纷纷于海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或海外并购。而企业海外融资必须请外资中介服务机构（包括投资咨询、审计、评级等）进行全面、彻底的“家底盘查”。凡是经过外资中介机构“周密服务”的，都近乎无秘密可言。

高盛因为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突出地位，在中国大型骨干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扮演关键角色。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与中化等中国石油巨头，在股份配售承销、账簿管理、奇Qīsūu.сom书海外并购等各方面都得到高盛等相关美国金融机构的“周密服务”。如此不难发觉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布局了如指掌，为什么国际金融炒家总能轻易利用“中国因素”进行成功炒作。当然高盛介入的中国战略行业远不止石油。

电信业直接涉及中国信息安全，在日益走向一体化的欧洲，英法德之间的电信业都是明显的禁区。1997年，高盛担任中国移动40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这是当年除日本外亚洲地区最大的民营化项目之一，也是中国电信行业第一个民营化项目。1999年高盛担任中国移动价值20亿美元二次股票发行项目的主承销商。2000年，高盛担任中国移动创纪录的价值72亿美元后续/可转债发行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2001年，高盛收购了中国三大综合固线电信服务公司中国网通价值6000万美元（合2.4%）的股份。其他如金融、汽车、大众传媒、医药等行业高盛早就染指，而且无一例外都是龙头骨干企业。

更值得关注的是，高盛还担任一些省政府的财务顾问，多次在中国政府的大型全球债务发售交易中担任顾问及主承销商。上面提到的德勤从1993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参与××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该部推进此发展方案。而高盛与德勤等会计师事务所都有着紧密的业务合作，因此美国机构对我国中央及重要地方的财政运行状况相当清楚。近年来，高盛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与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事后发表的报告数据，经常出现惊人的一致，有时连小数点后数字都分毫不差！

欺诈交易与误导决策

在美国频繁涉及内幕与欺诈交易的指控　2003年，因涉嫌安然、世通等上市公司财务制假欺骗投资者丑闻，高盛支付了1.1亿美元的赔偿金。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对有关高盛在次贷危机中异常突出的业绩“深表关注”，要求财长保尔森就高盛在次贷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进行说明。2008年7月，因涉嫌“欺骗性地”卖空抵押支持证券（MBS），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高盛发出了传票。此外，美国纽约州立检察院、康涅狄格州检察院表示将对高盛“是否有意对投资者隐瞒高风险债券的关键信息”进行联手调查。

最具代表性案例是，高盛收买美国财政部新闻发布人透露相关商务信息（如1987年10月发行的30年期主要债券停止销售）。2003年９月，高盛与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协议，因“不当使用实质性非公开信息”而支付930万美元的罚款。2004年4月高盛集团前副总裁、资深经济学家约翰?扬代尔被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判刑入狱33个月。

在中国从事内幕与欺诈交易不胜枚举　中国市场的透明度不太高，本来这应是跨国资本的最大障碍。但是，高盛通过本土化战略，“不透明”反而给了高盛更好的保护，更多的拓展空间。

中国不良资产处置问题重重，因内讧，摩根斯坦利暴露出在中国不良资产处理中的利润达到900%。在中国不良资产处理上，高盛比摩根斯坦利更加活跃，因此国内外舆论也不断怀疑高盛存在内幕甚至欺诈交易。

2006年7月20日，高盛全资子公司Delaware投资9615万元持有西部矿业10%的股份，每股约为3元。到2008年7月上市交易时，高盛以不到1亿元的投资成功套现70亿元。业内人士质疑，高盛先签约后注册的做法涉嫌编造虚假合同，因为Delaware于2006年7月24日才在美国特拉华州成立注册。就在与高盛签约注资前，西部矿业其他投资者（如维维集团等）的股权转让价格每股为7~10.5元。高盛获得的股权价格低得离奇。

高盛收购双汇存在明显违规：首先，高盛本来就不符合双汇提出的禁止同业竞争的招标条件，因为高盛拥有双汇在肉制品领域的最大竞争者（雨润食品集团）的股权；其次，香港罗特克斯有限公司不符合双汇原先要求的拥有500亿元资本的条件。

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引导、误导中国经济决策　在相关媒体追捧以及相关重要人士的偏爱下，高盛在中国金融界拥有极大声望，高盛也不断利用这种声望积极谋取利益。|Qī-shū-ωǎng|中国大型骨干企业纷纷于海外上市、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决策的始作俑者就有高盛。有专家分析统计，“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中国10家银行所获得的资产收益就高达1.06万亿元人民币，若加上在广发行、深发展、华夏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所得约7000亿元，合计达到1.7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取得的。

高盛一直善于以中国最习惯、最受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2001年11月，高盛发表了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的报告，即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英文起首字母组合起来为BRICs（译称“金砖四国”）。2002年8月，高盛发布题为《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的报告称：中国要主导全世界。2003年10月，高盛在《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可能会在2015年赶超日本，在203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前任总裁保尔森直接吹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袖”。

高盛对中国的大肆吹捧，讨好相关官员，一方面是炒作公关的需要，另一方面不仅有自己的私利，而且还有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黄靖博士认为，吹捧中国是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第一，经济和物质上的责任，在国际问题上更多地出钱出力。第二，开放金融市场方面的责任，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许多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大开金融之门，导致经济受制于人。第三，道义上的责任。西方想让中国逐步按照他们的价值理念和博弈规则来出牌。

近年来，高盛及其分析师针对中国宏微观经济不断发表报告与评论，影响相关部门决策，影响金融市场走势。当国际油价攀升至120美元时，高盛发表报告预计未来6~24个月，油价有可能每桶升到150~200美元，诱导中国加快购进价格不断上涨的石油，填充刚刚建成的四个战略储备基地。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进口原油1.79亿吨（同比增加9.6％），累计用汇1292亿美元（同比增加62.2％），平均单价722.4美元/吨（同比上涨47.9％）。而实际上，身为中国相关机构的投资顾问的高盛本身就是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四大玩家”之一。业内人士披露，高盛非常肯定且一再强调2008年人民币要升值10%，直接诱导热钱涌向中国；利用A股与港股连动，不失时机发表评论，引发内地A股与港股暴涨暴跌，从中获利。关键是高盛的一些报告明显存在误导中国决策嫌疑，如：人民币应一次性大幅升值；资本项目应尽快开放；“港股直通车”有利于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热钱对中国不是大问题等等。总之，高盛在华行为早已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商业机构的一般商业行为，社会大众与相关部门应当给予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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