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陈云文选》

作者：陈云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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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九二六年七月）

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

（一九二六年七月）

有几千年文化历史、沦为次殖民地的中国，最近发展起来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国民族独立运动了，它的一切变化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形势。但是，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民族运动，在今后长时期的奋斗过程中，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当然，各方面的观察是不同的。我希望每个亲爱的商务（注「商务——指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一八九七年，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第1页。」）职工，参加讨论，坚决地破除往昔中国人民普遍“不谈政治”的现象。

从中国民族运动的历史事实看，如太平天国（注「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掀起了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随后举行北伐和西征。这次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发展到十八个省份，坚持斗争达十四年之久，太平天国在建都南京（改名天京）以后，它的领导集团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于一八六四年失败。第1页。」）和义和团（注「义和团十九世纪末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组织。它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把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义和团的活动从山东开始，逐渐扩展到华北和东北，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年，英、美、德、日、俄、法、意、奥八国联军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先后占领天津、北京。在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联合镇压下，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第1页。」）运动，都是中国盛大的民族运动。它们虽因缺乏科学的组织和指导而归于失败，但在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五四运动（注「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最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180页。」）的发生，给帝国主义一个莫大打击，同时也推进了中国民族运动的潮流。这是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次运动。参加运动的，是全国的学生、工人和商人。

他们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从这次运动的事实分析出来，没有强有力的有组织的下层民众——工农参加，革命是难能成功的。

震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注「五卅运动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当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示威时，一百余人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爱国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2、180、391页。」），将中国民族运动升至高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动摇了。参加运动的，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尤其是全国各地几十万工人，勇敢当先，不屈不挠地奋斗，也有至今还在与帝国主义肉搏的，如省港罢工（注「为了声援五卅运动，香港十余万工人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开始罢工，后来罢工人数增至二十五万，并有十余万工人回到广州；六月二十一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这两处罢工，当时合称省（指广东省城广州）港罢工。七月三日，在广州正式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会组织了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香港和广州沙面租界，使英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这次摆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胜利结束。第2页。」）。虽然在运动开始不久，帝国主义就用种种狡计，使资产阶级妥协和小资产阶级怠工，破坏了整个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但是下层民众——工人、一般小商人和一些学生，始终是不妥协的，至今还保持着反抗的决心，继续着“五卅”的精神。最近上海内外棉六个厂同盟罢工（注「内外棉即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是日本当时一家资本雄厚的棉纺织公司。它在日本国内和国外（中国的上海、青岛、辽宁等地）都设有工厂，所以有“内外”之称，当时，它在上海有十一个厂，海内外棉六个厂同盟罢工指一九二六年六月上海内外棉第十三、九、东五、七、八、十二厂共六个厂的工人，因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友而举行的一次同盟罢工。最后，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所开除的工人一律复职，这次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第2页。」），即是证明。五卅运动虽然遭受了挫折，可是在民族革命（注「这里所说的民族革命，是沿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一些文件的提法、它的含义不仅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包括打倒封建军阀。例如，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议决案还指出：“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第2页。」）的行程里，已经显现了曙光。有组织有力量的几十万工人，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锋。五卅运动的结果证明，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同时，工人也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孤单，因为没有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强有力的主力——整个农民的参加。

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现在虽然在很少的几处有了农民协会等组织，不过还没有出现急进的趋势（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全国的农民协会会员约有一百万人，其中广东最多，达到六十余万人。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全国农民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当时，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是湖南，湖南省的农民协会会员人数北伐前为四十万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增加到五百一十八万人。在湖北，农民协会会员人数北伐前为七万余人，一九二七年五月增加到二百五十余万人。在江西，农民协会会员人数北伐前为六千余人，一九二七年六月增加到三十八万余人。此外，河南、山东、陕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四川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有进一步的发展。——第2页。」）。但是，中国农民不是柔弱的，是富有革命性的。在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自陈胜辍耕而叹，迄赤眉、黄巾、黄巢、闯献，（注「陈胜（？-前二○八），阳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人。秦朝未年农民起义领袖。赤眉是西汉未年以樊崇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军。参加起义者都用红色涂眉，被称为“赤眉军”。黄巾是东汉末年以张角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军。军中以头缠黄巾为标志，彼称为“黄巾军”。黄巢（？——八八四），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闯”指李自成（一六○六——一六四五），陕西米脂人：明朝未年农民起义领袖。原为闯王高迎祥的部下，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献指张献忠（一六○六——一六四六），延安柳树涧（在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朝未年农民起义领袖。——第2页。」），而至近代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和现在的红枪会（注「红枪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起源于山东，渐流行于河南、陕西以及其他许多省份，固以红缨枪为武器，所以有这个称呼，中国共产党对红枪会的政策是启发和帮助他们，使之成为革命的力量，免遭军阀、土豪的利用。——第2、113页。」），都是官逼民反。这些虽未免带有农民原始暴动的色彩，可是中国农民运动有二千年一贯的历史，是无人能否认的。最近的红枪会，满布了山东、河南全省，以及直隶（注「直隶是旧省名，一九二八年改称河北。一第3页。」）、江苏、安徽、江西的一部分，正酝酿着将来的爆发。

从以上中国民族运动的大概中，已经可以找到过去失败的原因。农民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但是如何把成千成万的农民组织起来，又如何训练已组织起来的农民，把他们引上正轨，使之和全国的工人、学生、小商人及一切革命分子，同在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面去做民族运动的工作，这是中国很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五四”、“五卅”过去了，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未推翻，全国民众应时时预备着未来的“五四”、“五卅”。怎样补救以往的失败和准备应付将来的策略，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切身问题，尤其是已经觉悟的青年，应该担负起这种责任。“到民间去”，这是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中的重要口号。

*注「本文原载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编辑的刊物《职工》第十期，署名“怀民”。该刊物是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大罢工胜利后创刊的。当时陈云同志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店员，参加领导了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担任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目前江苏农民运动是一种发展的趋势。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主要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加重了。

在江苏农村，土地日益集中于地主阶级。各地除实行铁租制外，近来预租制、押租制（注「铁租制即不论丰歉，地租额固定不变。预租制即佃农向地主租种土地时，要预付田租。押租制即佃农向地主租种土地时，要缴纳一定数额的押金，直到退佃时才归还。--第4页。」），收租使用大秤和大斗等，都在日益普遍化。苛捐杂税有六十多种，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剥削也十分严重。所有这些，使广大农民破产，无衣无食。农民的反抗，使地主武装迅速增加起来。今年大荒普遍，只有三成到五成的收获。再加上军阀混战，徐海（注「徐海指江苏省的徐州和海州。海州今为连云港市辖区之一。--第4页。」）一带的老百姓大受其害。因此，抗租、抗税、抗债的斗争四乡都有。这些斗争，有的是我们党领导的，或者是同我们党有关系的；自发的斗争也非常多。总之，斗争正在发展着。如果这些日常的斗争继续向前发展，就会逐步动摇封建的土地关系，给国民党军阀统治以打击。在党的影响比较大的地方，有的已向武装冲突发展，南通、如皋、泰兴等地已发展成游击战争的形势，有的甚至有红色乡村的存在。江苏农民运动发展到这个地步，虽然还有许多缺点，但它的确是广大贫苦农民为切身利益所需要的斗争。

目前农村斗争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领导工作也还有不少缺点。党组织过去对农民运动没有进行坚决的领导，连实行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的宣传也很少。农民的群众性组织发展不广，也不巩固，没有汇合起来形成有系统的农民协会。由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压迫和豪绅地主的屠杀，农民还有害怕心理，尤其在斗争失败了的地区，这种情绪更重。国民党散布的改良主义幻想，在农民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就我们党内来说，虽还有盲动主义的残余，但主张和平发展的倾向却有相当的基础，有些党组织不敢领导农民斗争，有些党员甚至不敢到农村去。个别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内，混入了富农分子，以致很难开展斗争，即使斗争起来了，也常常妥协，甚至被出卖。总的说来，各地斗争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往往忽起忽落。党只有坚决克服了这些缺点，才能领导农民取得土地革命的胜利。

党领导农村斗争的任务和策略，目前应注意以下各点。

（一）党在现时农民运动中的政治路线，仍然是加紧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在指导思想上，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应该看到，游击战争的条件，不是主观制造的，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激烈的斗争，必然要走上武装冲突。同时，参加游击队的，是农民群众中最觉悟、最勇敢的雇农和贫农。在这两个条件下，我们就应该加紧武装农民。在江苏开展游击战争的前途是存在的。至于游击战争能否胜利，固然有许多客观的主观的因素，尤其在国民党军阀统治较为巩固的江苏，斗争是十分艰苦、复杂的，但是从地主那里夺取武器，装备自己，小的队伍的存在是可能的。而且，即使游击战争暂时失败了，但是它的影响将会扩大，游击队将会继续发展，农村斗争一定能够开展起来。

（二）要抓住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军阀强加于群众的一切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灾害的事实，根据农民的迫切要求，有计划地在农村提出斗争的口号、任务和方式，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债，反对征工筑路，反对军阀战争等斗争。在策略上，要使各种日常斗争互相推动，汇合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总的斗争。

（三）党应该确定独立的农民运动的政策，不应对刀会（注「刀会即大刀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武装团体。产生于清末，同白莲教有密切关系。主要活动在山东、苏北、皖北一带，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在一些地区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和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并参加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但也常被地主阶级利用来镇压农民的反抗，--第6页。」）有过分的幻想。刀会主要是破产和失业农民的群众性组织，在客观上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但如果缺乏党的强有力的领导，时常可以变成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因此，我们的策略是打入刀会，争取其中的广大群众。

（四）对土匪的策略。土匪有两种，一种是破产失业的农民，一种是军队中的溃兵。前一种是较有希望的，后一种过惯了军队、土匪生活，不易接受革命。因此，我们要着重争取土匪中的农民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影响他们，使他们转到革命方面来。如果收编土匪参加游击队，一定要将人员分散到几个单位，不能让其合伙加入一个单位。

（五）有系统地建立各级农民协会，争取把更多群众组织起来。为了防止农民的分裂，不宜用佃农、贫农名义组织；在名称上也不一定单用农民协会，还可以用其他名称。农会中要排斥富农，特别应从党内清除富农成分。对富农领导下的组织和斗争，要参加进去，夺取领导权。对黄色农会（注「黄色农会指国民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农会。--第7页。」）尤应运用这一策略去争取群众。要开展农村妇女、青年的工作，提出适合他们的特殊要求，发动他们参加斗争。在农村进行宣传工作，要注意农民能接受的程度，多用壁报、图画、歌曲来宣传。

（六）农会中党团（注「党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第7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党的农民运动的路线和策略，要经过党团去宣传、组织实现。地方党部要加强对党团的指导，以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治领导。

*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云同志在江苏从事农民运动，担任过中共青浦县委委员、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等职。这是他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苏区（1）工人的经济斗争*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年以来，党和工会在改善工人生活，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提高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一万工人英勇参加红军；踊跃退还二期公债（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准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向革命根据地工农群众募集“革命短期公债”六十万元；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发行第二期公债一百二十万元，以充实革命战争的经费。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筹备会议，号召会员退还第二期公债票，不要政府还本。三月初，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了这个消息后，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响应，至五月中旬就退还了九十余万元。」）；参加和领导乡村查田运动（注「查田运动是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在这之前，瑞金及其他县的个别地区已经开展了这个运动，并积累了经验，查田运动的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为了纠正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同年十月十日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所著《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这些事实证明，工人积极性的提高，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条件。

但是，苏区党和工会内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工人（注「这里所说的工人，主要指雇农，以及乡村的手工业工人。此外，还有一部分城市失业工人。」）在分田以后经济上的要求，还是一般存在着的严重现象。一方面不去领导工人改善生活、一方面却骂工人不革命，或者说工人落后于农民，有的地方甚至要工人在战争时期忍受资本家的任何压迫，不要反抗。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只有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发挥工人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对于农业工人（注「这里所说的农业工人，指雇农。」）在分田以后缺乏耕牛、农具、肥料的实际困难，没有领导他们用互助合作和取得政府帮助的办法来解决。乡村工人（注「这里所说的乡村工人，指雇农、乡村的手工业工人和商店店员。」），许多没有增加工资，有的没有进行劳动介绍（注「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内，由中央劳动部或各地劳动部门设立的失业劳动介绍所向雇主介绍失业工人，被称为劳动介绍。这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在当时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下，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强迫介绍，即在雇主不需要雇佣工人的时候也要雇主雇佣，结果造成私人企业倒闭。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被富农和地主残余夺取了他们的工作。因为敌人的经济封锁和资本家的怠工，成万失业工人遭遇着不能生活的痛苦。许多女工、青工，虽然与成年工人同等工作，但我们没有领导他们起来争取同样的工资并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对于失业学徒的就业和增进学徒的技能，也没有足够的重视。还有，许多工会收了大量的社会保险金，不去救济工人，反而被工会机关乱用。总之，忽视苏区工人当前这些最迫切的问题，妨碍了工人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是目前职工运动中危险的右的错误倾向。

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例如，在许多城市的商店、作坊中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注「这里所说的劳动法，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颁布施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不顾企业的经济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去；在年关斗争中，许多城市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地，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而且，这种“左”的错误，使许多企业和作坊倒闭，资本家乘机提高物价，并欺骗工人，使工人脱离党和工会的领导。所以，这种“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

这种错误，主要来源于政治上的工团主义（注「工团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地流传很广。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索烈尔、拉加德尔等人。工团主义者反对政治斗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由工会领导和组织生产，以工会代替国家机构。」），同时也由于我们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并不深入群众，不去估量商店、作坊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形，只是提出一般的并不适合每个企业的笼统的要求和纲领。所以，各业的集体合同（注「集体合同是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内由职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雇主订立的集体条约。」）虽然不断地订立，但是每个行业工人的迫切要求仍是没有解决。

党和工会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

党和工会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要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不顾实际情况，不体现出各个企业的不同工人的具体要求，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不能满足于形式上召集了几次群众会议，也不能满足于群众已经举手通过。签订集体合同，不能只是由工会机关自上而下地提出，而要自下而上地提出，反映工人最迫切的要求。这样的合同才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使群众有决心为实现他们的这些要求而斗争。

要审慎地去考察资本家怠工与否，分别各种情形执行不同的策略。领导工人坚决地反对在经济上故意停止营业、破坏苏维埃经济的资本家，监督店铺、作坊的生产和经营。对于确实因为没有来货，无货可售，或生意清淡，店铺、作坊将要倒闭的资本家，工会应该领导工人要求他们继续营业；同时应该领导工人在自愿的条件之下，减少一部分工资，以企业不致倒闭为度。某些企业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应该取得工人的同意，用增加额外工资的办法来补偿额外工作的时间。党和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予各种工人以具体的领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聚群众于我们的周围。

在斗争方式上，要克服不发动群众、命令群众的错误。过去脱离群众，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逮捕资本家，或者戴高帽子游行，纠正了这种错误以后，在去年年关斗争中，又到处采取了总同盟罢工的方式。这些总同盟罢工，同样是没有经过群众慎重地讨论，只是上级机关的命令。过去许多错误斗争方式的根源，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每个工人的日常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依靠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经济斗争中举行总同盟罢工，不但妨碍商品流通，妨碍红军的作战行动，而且会被资本家利用来反对工人的斗争，对苏维埃政权实行经济怠工。因此，这种总同盟罢工，不但是斗争方式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极大错误。

在斗争的战术上，必须分裂资本家的团结。因此，每个商店、作坊的工人斗争，应该依据本店的资本家的经济状况来进行。同时，工会应该组织同业的和各业的工人，用开会、慰问、示威、包围等各种同情援助的方式，来提高阶级团结的情绪，组织阶级团结的力量。

在职工运动中，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改善工人生活的右的错误倾向，和妨碍苏区经济发展的“左”的错误倾向，都是与党在苏维埃运动中正确的路线不能并立的。党必须清楚地估计到，工人经济斗争中“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对于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莫大的危险。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地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在每个斗争中去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工人参加苏维埃建设和革命战争，以巩固工农的联合和无产阶级在这一联合中的领导权，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

（1）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

*注「一九三三年一月，陈云同志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九期，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

怎样订立劳动合同*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

中央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的职工会过去虽然领导工人与雇主订立了许多合同，但是很多合同的条文，都是照抄劳动法（注「这里所说的劳动法，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颁布施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第9、13页。」）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所发的斗争纲领，所以大半是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没有时间性。合同的条文所以如此呆板，或者不能适合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形，这是由于在签订合同时，工会领导机关没有发动群众积极讨论，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没有清楚地估计到合同上的每一条文必须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工会领导机关常常拿了自己起草的合同条文，交到群众会上去讨论，就是这样的“讨论”，也常常变成简单的“赞成的举手”，马马虎虎“通过”。现在虽然还没有关于劳动合同实行情况的充分材料，但从汀州（注「汀州即今福建省长汀县，--第13页。」）一部分劳动合同来看，好些没有实行。其原因，一方面是资本家的怠工破坏，另一方面是有些合同的条文就连工人也感觉到难于实行。如店员和木船工人都机械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和星期日休息。这就不能动员工人积极地为自己合同的每一条文的实现而斗争。这是过去签订合同中普遍存在的毛病。

今年六月我到汀州，对于订立合同，用了以下的办法。

一、首先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形，考察已订合同实行与否，了解工人的要求。

在汀州京果业（注「京果业是当地经营南北土特产（糕饼、果子、粉条、香菇等）的食杂店。--第14页。」）签订合同之前，我首先找到两个党员，详细问了现在京果业的营业情形，生意的利润；问了上半年所订的合同是否每一条文都实行；问了工人对于“五一”代表大会（注「“五一”代表大会指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等纠正经济斗争中“左”倾错误的决议，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修正的劳动法草案，并且决定成立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征调会员参加红军。--第14页。」）的态度，对于企业在现在情形下订立合同的意见和要求。经过了解，知道了红军与白军在水西渡（注「水西渡位于福建省上杭县东北约三公里处。--第14页。」）打仗之后，国民党对于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经济的流通加紧封锁，许多货物因为不能从上杭运来，汀州店铺只好从宁化等地远道买进，或者仅向上杭来的挑贩买货。在成本提高、营业减少的情形下，有些资本家借口封锁故意不进货。许多工人觉得，工资等等的要求，现在企业是不能担负了，按照企业现在的情形。即使工人不吃老板饭，不拿工资，给老板无代价的工作，老板仍要亏本。我还了解到，四、五、六这三个月是该业生意清淡的时期，加上上杭完全封锁的特殊情形，更增加了经营的困难。经过这个考察，使我对于企业情形和工人情绪有了大概的了解。

二、以党的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加强支部对工人签订合同的领导，并通过群众工作巩固党的组织。

我在京果业党的支部会议上，详细地说明了“五一”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左”倾的决议及新起草的劳动法草案（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经过一年半时间的施行，证明有些条文不符合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倾向。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例会决定修改劳动法，并于同年四月组成修改劳动法的起草委员会。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颁布了经过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第14页。」）的几个主要条文，并且详细地考察了每个党员对于“五一”代表大会决议和劳动法草案了解的程度，诚恳地要求他们把每个细小的怀疑都提出来讨论。经过两个半钟头的讨论，全体到会的同志都承认没有怀疑了。

在第二次党的支部会议上，由党员报告各店上半年签订的合同的每个条文执行的程度。在他们逐条报告之后，了解到以下情况：（一）好些店的老板欠工人的工资，最多的欠四百多元。有些老板把政府的公债票给工人抵押工资，当然也有一些工人完全拿到了现金。（二）八小时工作制完全没有实行。照店内工作来说，每天实在做工的时间不到三小时，同时各店生意忙的时间不同，乡帮生意和城帮生意也不同。比如，接近田郊的店铺，每天上午八时后、下午四时前较忙，因为这是农民到汀州来赶市的时间。城内某些店铺因居民的生意较多，在上午八时前、下午四时后较忙。所以，机械地规定八小时，或者几点到几点为工作时间，是不适宜的。（三）星期日完全没有休息，做工也不加双倍工资。因为工人感觉到每天做工不到三小时，星期日休息不休息差不多。如果星期日要加额外工资，店内的生意老板尽可自己照顾，不愿再出双倍工资。（四）店员每年有两个月的例假，一般的做到了。客家店员（注「客家店员指家不在当地的店员。--第15页。」）按革命以前的习惯，每年有两个月回家休假。不回家的仍自动向老板拿两个月特别例假工资。（五）其他十几条多半是照抄劳动法上的条文。在上述情形之下，支部的党员提出了对于工资、工作时间、星期日休息、例假、社会保险等等问题的具体意见，一致主张改订一个临时性质的合同。这个合同只适用于上杭完全不能来货的时候，但是必须由工人严密地监督老板，反对老板故意不进货。支部把同志们所提出的意见，归纳为六七个主要的条文，经过党员一致同意之后，分配每个党员到各店去向工人宣传、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第三次党的支部会议上，由每个同志报告向京果业各店店员宣传的结果。工人提出了两条要求：每星期日应有双倍工资；每月六元的伙食钱除外。这样，我们就根据支部提出的意见，并考虑了群众的要求，拟定了这次合同的条文，并由每个同志负责到各店去召集工人，征求意见。然后经过京果业工会支部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了合同的条文，选举了签订合同的五人委员会，领导工人同每家店铺的老板去签订合同。

三、应该订立实际的适合于汀州京果业目前情形的有弹性的合同。

下面是一个合同的例子。

第一条本合同自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起，系临时双方规定的无限期劳动合同，只能适用于现在本市京果业因汀州邻近的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无法来货时。若工会认为情形有部分或全部改变，随时有权要求部分或全部修改合同，但雇主不得借口经济封锁故意不进货物。

第二条工人工资照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数额。工人王其伕每月工资大洋二十元（伙食六元包括在内）；每月由雇主另外发给理发、洗衣杂费大洋九角。工资每月一号、十五号两次发给。

股东老板在店内有一定职务而支薪者和管理人员（人数均照现在，不得增加）的工资，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均照革命以前最后一年工资额数支付；但其工资革命前在十元以内者，不减不加，革命前支十元以上者，现在最多不得超过十元。老板及管理人员的子弟在店内当学徒者，如不能做生意不给工资，能做生意者照一九三二年六月份工资减半。

第三条工作时间以八小时为标准，但工人可以按照每日店内营业时间的忙闲来安排（忙时在店，闲时休息），平均计算每日不超过也不少于八小时。

第四条工人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为使星期日店内继续营业，工人可在七天中轮流休息。如果工会会员大会决定星期日工作，将该星期日工资捐助某项运动时，则星期日工作者应给全部额外工资。

第五条每年例假照劳动法规定执行，不扣工资。客家工人每年另外可以回家两个月，照发工资；如不回家者，雇主津贴工资一个月。例假和客家工人回家时间的选择，可于店内营业较闲时；如工人有紧要事情，则不在此限。

第六条工人有疾病，在三个月以内者，由雇主负责诊治药费，并照给工资（花柳病及吃补药除外）。

第七条雇主除每月十足付给工人工资以外，每月再应付出工人全部工资额的百分之六为失业保险金（除老板、工头外，不论工会会员或非会员均应照付），由雇主交社会保险局，工会得随时要求查到社会保险局的收据，雇主每月应付出工人全部工资额的百分之二为工会办公费，百分之一为文化教育费，均按月交工会。

第八条雇主承认工人组织的监督生产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随时要求查阅帐册、货款。

第九条本合同有效期间，劳资双方如有争执，悉按现行劳动法令办理。中央政府（注「这里所说的中央政府，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18、21、94页。」）修正的劳动法颁布以后，依照该修正的劳动法办理。

这一合同的条文，并不重复劳动法上已定各种保护工人的条例，而是把京果业工人所需要的条文与老板签订合同，我以为这是很实际的。

为什么要订临时的无限期的合同？正是因为要适合现在汀州京果业的情形。现在上杭毫无来货，生意十分清淡，这种时期并不是永久的，而且也不是有一定期限的。因此，现在签订这个临时的无限期的劳动合同，是十分适宜的。只要营业有部分的好转，或全部发展起来，则工会随时可以领导工人要求部分或全部修改合同。工人群众是完全能够了解这个临时性质的合同的意义的。如果资本家能够从上杭进货时而故意不进货，工人组织的监督生产委员会可以随时监督着资本家，用群众的力量来反对资本家的怠工。

在第二条“工资”的一项，照一九三二年二月所订的合同，每人每月不论成年工人和学徒一律加十元，而按这次签订的临时性质的劳动合同，一律减少十元。这样不分等级的减少十元，是否使青工、学徒太吃亏了？这一问题我慎重地提到党和工会的支部大会上，要求成年工人和青工、学徒共同讨论，他们一致认为是适当的。事实上，大部分青工和成年工人的工资已经相差不远，在五十一个店员中，自二十五元至三十二元的占绝对多数，自二十元至二十五元的占极少数，只有一两个学徒。

对于八小时工作和星期日休息这两个条件，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我们应该领导工人坚持要求八小时工作和星期日休息，因为这是工人阶级的基本要求，不能放松。但是，八小时工作时间的运用，星期日休息的办法，是活动的，不是机械的。这正是估计到商店营业上特殊的情形。

对于例假，规定“客家工人每年另外可以回家两个月，照发工资；如不回家者，雇主津贴工资一个月”。这个问题，历次订条件时客家工人与本地工人有争论。客家工人坚决要求这个条件，本地工人反对，或者要求同等待遇。经过慎重的讨论，说服本地工人同情客家店员的要求，不受资本家的欺骗和挑拨。

最后决定，签订合同的委员会，在会同工会领导各店工人与各店老板签订合同时，可将大会通过的条件作为标准，依照各店不同的特殊情形，与各店工人共同讨论，可以部分地修改合同上的某些条文。

*注「劳动合同是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内一个工人或几个工人与雇主订立的协定。--第13页。」，「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十八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

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

（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

农业工人工会（注「农业工人工会--即中国农业工人工会，是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下的一个工会组织。一九三三年四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第20页。」）有一个很努力工作的巡视员，他的工作优点是能够深入到支部中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但是，他的领导方式十分呆板，不会具体活泼地领导。现在经过全总执行局（注「这里所说的全总执行局，指一九三一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简称苏区全总执行局，或全总苏区执行局。--第20页。」）会议的讨论，我想，这个同志在下一次巡视工作中，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成绩。

这个同志不久以前到某县去巡视，在某区召集区的农业工人工会支部长（注「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各工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其主要负责人称为支部长。--第20页。」）联席会。这个区有八个支部，但那天只到了五个支部长。会议开始了，“上级参加人”（那个巡视员）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了七件工作，要各支部去做，同时要各支部长发表意见。他说的七件工作是：（一）加紧查田运动（注「查田运动是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在这之前，瑞金及其他县的个别地区已经开展了这个运动，并积累了经验，查田运动的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为了纠正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同年十月十日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所著《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第8、20页。」）；（二）扩大工人师（注「工人师是一九三三年三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的动员中，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的工人武装队伍。这年八月一日，工人师正式组成，整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被编为中央警卫师。--第20页。」）；（三）经济动员，退还公债（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准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向革命根据地工农群众募集“革命短期公债”六十万元；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发行第二期公债一百二十万元，以充实革命战争的经费。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筹备会议，号召会员退还第二期公债票，不要政府还本。三月初，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了这个消息后，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响应，至五月中旬就退还了九十余万元。--第8、20页。」），退还谷票（注「谷票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借谷供给红军的运动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印发的借谷票。退还谷票就是把借谷票退还给政府，不再要政府归还谷子。--第20页。」）；（四）发展农具生产合作社；（五）组织犁牛站（注「犁牛站--也称耕牛站、犁牛合作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为解决耕牛、农具缺乏的困难，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成立的一种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一九三三年三月和四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发了《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和（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这些文件规定，犁牛站的基本站员应该是雇农、贫农和红军家属。耕牛、农具的来源，以没收地主的和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为基础，同时发动站员合股购买添置。站员借用耕牛、农具要出租钱，作为饲养耕牛、修理农具和津贴管理者的费用。--第20、153页。」）；（六）发展农业工人工会组织，健全支部；（七）统一工会经费收支。他的报告作完了，进行讨论，但是发言的很少。后来工人发言了，说：“我们粮食很困难，现在没有饭吃。”“照中央政府（注「这里所说的中央政府，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18、21、94页。」）规定，工人可以免缴土地税，但是我们这里区政府还是要我们缴土地税，这件事情请上级想想办法。”我们的巡视员对于工人提出的两个问题，没有要他们去讨论。结果大家空空洞洞地讨论了巡视员的报告。最后，巡视员提出要求各支部承认扩大红军多少名，各支部长承认了一两名，会议就此结束。

第二次，在城市的杂货工会支部和杀猪工会支部全体会员的联席会议上，他又作了报告：（一）过去经济斗争中的错误，或“左”或右；（二）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注「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内，由中央劳动部或各地劳动部门设立的失业劳动介绍所向雇主介绍失业工人，被称为劳动介绍。这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在当时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下，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强迫介绍，即在雇主不需要雇佣工人的时候也要雇主雇佣，结果造成私人企业倒闭。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第9、21页。」）；（三）取消参加工会工作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长期工资。在他这个报告之后，城市工人可不同了，不客气地向他“开炮”。工人说：“停止强迫介绍，老板不会主动请工人，工人大家要失业，长期工资取消了，工人家里没有饭吃。”他们很爽快地反对了这个报告。这个大会毫无结果而散。

这种领导方式，我想不仅这个同志如此，许多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常常也是如此的。但是，这是很不好的领导方式。这样的方式妨碍工人的积极性，不能推动支部工作，而且会使工人对工会领导产生不满意，影响到这个支部的健全和巩固。这种领导方式的错误在哪里呢？

一、出席会议以前毫无准备。

这个巡视员在区的支部长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七件工作的报告，但工人感觉到都没有他们目前没饭吃、割禾以后缴土地税那样的事重要。因此，对他的报告就毫无兴趣。这就告诉了我们，这个巡视员在参加会议以前，应该先找区工会的常驻人员或者个别支部长来谈一谈，问问工人有些什么要求。了解了这些要求以后，自己想一想，再与他们商量一下，如何才能找到满足这些要求的办法。准备好了，到会上首先提出工人的要求，或者把工人的要求放在自己报告的中间讲一讲。如果这样做了，工人一定很高兴，很愿意讨论自己的要求，讨论巡视员的整个报告。经过这样的会议，可以推动支部在农民群众中间的工作。

在城市的杂货工会支部和杀猪工会支部的大会上，这个巡视员同样是事前没有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没有准备好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工人的困难。最奇怪的是，连他自己对于斗争错误的实质和克服“左”倾的方法都没有了解，所以到了工人反对他的报告时，只有目瞪口呆，或者就蛮不讲理地下“命令”。事实证明，这种领导方式是不能推动工作的。

二、在支部会议上提出一大批工作。

这是工作中的大忌。如果在支部会议上，也像对上级领导机关的干部一样，提出七八件工作，不分轻重，不分先后，这会使支部同志感觉头痛，不知做哪件工作好，从哪件做起好。他们会说“能力不够做不到”，实际上是拒绝工作。或者说“你们是外来人，不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困难，只会打官话”。他们在上级参加人的严厉督促之下，觉得回答“不愿做”不好，只好说“去做做看”。工人说“去做做看”，究竟在会议以后做不做，我想不会做的。不说拒绝的话，而说“做做看”，只是为了敷衍上级的“面子”。这是不是工人不愿做工作，应该骂他们“右倾机会主义”呢？这丝毫不是工人不好，而是我们的领导方法不好。如果你要工人做七件工作，工人在会议以后一件也不做，这非但没有什么用处，而且会对我们的领导不大信任，你下次要他来开会，他就有些不高兴，要推三阻四了。

三、没有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

召开会议，应该事前了解工人当时的要求，提出工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假使已经作了报告，而工人感觉没有兴趣，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两个问题--没饭吃，要求免土地税，这时，领导同志应该“见风转舵”，先发动大家讨论这两个问题。因为粮食眼前已经缺乏了，秋收快到了，土地税是迫在眼前的事，他们一定能在讨论中发表许多意见。到那时，就可以提出发动有多余谷子的农民来互助，暂时借出，秋收归还；或者发动群众，同苏维埃政府（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一起，要富农捐谷子，来救济缺乏粮食的工人、农民。只要能做到这个程度，那我们就可以再向工人提出，应该联系完成上级提出的那几个任务。同时向群众说明，只有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了，才能根本解放工农。如果巡视员这样领导那个支部长联席会，我想有许多工作是可以完成的。

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这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这个钥匙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而不是呆板地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去做。因为只有工人愿意做，从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们推动起来。只要他们积极起来工作了，加上我们及时地活泼地领导，许多任务都可以逐渐完成。所以，我们要善于找到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环子，抓住这个环子来推动支部工作，推动全盘工作。领导的艺术在于了解群众的心理，甚至一个会议的议事日程的排列，哪个先，哪个后，都有很大关系。

四、缺少具体的方法，把握不住群众的情绪。

在会议上讨论扩大红军，只要支部承认多少人，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感觉有困难，是看上级“面子”而承认扩大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形，领导会议的同志应该告诉他们工作的方法，要他们首先去找工人、农民中平常积极工作或者愿意当红军的人谈话，以及谈话的内容应该怎样，并且告诉他们去动员愿意当红军的人在群众大会上自动报名，作广大的鼓动。这种方法不是一般的粗糙的领导，而是具体的细心的领导。这样，一定可以推动支部的工作而获得成效。

同时，还要告诉他们，这些方法在某种情形之下可能遇到困难，也不要失望。如果某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那时我们就要告诉他们，某种困难需得预防，不要忽略，要准备克服这种困难。只有把握住支部同志每一时期工作上发生的各种“失望”和“忽略”的情绪，给以预先的具体的领导，才能使支部同志团结在我们的领导之下，相信我们的领导，而使工作得到推动。这样，就会锻炼出大批细心的有毅力的新的工作干部。

最后，我郑重声明，那个巡视员是一个很好的工人干部。我这些批评只要正确，他一定能够接受并用到下一次巡视的实际工作上去。

我写了这些文章，希望大家来参加关于“领导方式”的讨论，把个人的好的坏的经验统统写出来，增加我们自己的工作能力。支部的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还不够，要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十八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一、如何建立白区党（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和群众组织？过去我们的游击队经常到白区去打击团匪（注「团匪是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编练的地方武装。--第25页。」）和土豪劣绅，召集群众会议，散发宣传品，发动群众斗争。这是建立白区工作的方法之一，但还不是经常的最有组织的建立白区工作的方法，还应该经过各种路线去建立白区工作。要利用边区党（注「这里所说的边区党，以及本文下面谈到的边境的党组织和边境的党部，都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区的组织。一第25页。」）和群众组织中能够来往自区的同志；利用来往赤区和白区的木船工人和苦力小贩；特别重要的是要找寻在白区居住的积极拥护红军和要求参加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的分子，把他们找到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来，给以工作方法的教育。不管是哪一种人，都要依照他们的环境，细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估计到他们的可能，分别讨论各人去进行工作的方向，给以简单的不多的任务，告诉他们完成任务的工作方法。在一定时期内请他们来报告工作，检查和总结工作的经验，并耐心地具体地告诉他们解决所遇到的困难的方法，使之继续去进行工作。这是开展白区工作的第一步。

二、在建立白区组织中，要培养出当地的干部。我们派到白区工作的同志，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寻找和培养白区组织中的干部。白区的当地干部更加了解当地群众的生活和要求，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可以在白区来往自由。因此，对于白区组织和一切工作的领导，我们派去的同志应该尽可能地推动这些干部去做。在每次会议以前，应该首先与这些干部讨论，并取得他们对于我们意见的积极拥护，然后经过他们去领导各种会议和群众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当地群众看到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领袖，才不会使群众感觉是外来人的命令。这种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应该在日常工作中间进行；在不妨碍干部活动的环境下，也可以把他们找到苏区来，给以短期的训练。

三、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白区的工作同志，白区的一切组织，他们的任务是要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如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减捐减税，要求自由买米买盐，反对抽丁筑路，要求筑路给工资，等等。在城市要抓住工人和贫民任何的细小的不满，领导和组织他们的斗争。在领导斗争中，不是要提出许多要求，不是要提出过高的群众还不了解或不能立刻为这些要求而起来斗争的口号。在提出要求时，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适合他们的需要，并估计到争取每个日常斗争胜利的可能性。我们领导的艺术，不在于口号提得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群众所能接受，并立刻起来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要不放松每个机会去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政治觉悟，使群众去为更高的口号而斗争。在一切斗争中，必须不放松丝毫机会去扩大党和群众的组织，去建立包括广大群众的各种斗争委员会。这种斗争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在斗争过程中大批地吸收积极分子，更加扩大党和工会、农民协会等一切群众组织。组织上的发展和争取每个日常斗争的胜利，是检查领导斗争的成绩的主要尺度。

四、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反日反帝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强暴地占领了东三省、热河，并向华北扩展（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随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这三个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军又进攻热河省（今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前后不过十天，热河全境沦陷。接着，日军向长城一线进犯。五月，日军侵入察北（察哈尔省今分别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山西省）和冀东，向华北扩展。--第27、321页。」）；其他帝国主义亦加紧进行瓜分中国的活动；国民党无耻的投降和彻底的出卖，引起了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以至小资产阶级的高度愤恨，激发了直接的、剧烈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怎样抓紧去组织这种斗争，是我们党特别是白区的党组织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党应该在广大群众面前，尽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凶暴行为；揭露国民党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抗日义勇军、封闭反日团体、捕杀反日领袖和群众的无耻出卖的事实。要组织群众的御侮自救会和检查日货队，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注「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常常采取的一种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方法。例如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都进行过这种抵制日货的运动。--第27页。」），并要领导群众加入到各党派所组织的反日团体中去，用我们的反日纲领（注「这里所说的反日纲领，指《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得到宋庆龄、何香凝等全力支持，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发表的。主要内容有下列六项：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战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第27页。」），活泼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把群众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要将下列事实作对比宣传：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注「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指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的对日战争宣言。宣言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一第27页。」），而国民党则卖国投降；在苏维埃区域已完全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而国民党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坚决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准备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奋战，而国民党压迫反日运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抗日义勇军，等等。通过深入的宣传，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在苏维埃革命旗帜之下，扩大反日反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斗争。

五、发动群众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运动。在经常的宣传鼓动中，在每个斗争中，在一切日常工作中，党要宣传苏维埃土地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的反帝政纲及各种保护工农贫民的法令，发动白区群众起来组织“红军之友社”，募捐援助红军。党和工会要组织白区的群众到苏区来参观，我们要给以热情的招待和欢迎。工会及边境苏维埃，要在苏区边境建立工人俱乐部和群众休息所，吸引白区工农贫民在经过边区时来游玩和休息。通过这些方式，吸引他们参加白区工作。边境的党组织和苏维埃要经常了解白区群众的困难和需要，并利用各种机会去实际帮助他们，在群众面前证明苏维埃政府是全国一切劳苦群众的救星。例如，赣东北白区工人参观团到苏区时，因为白区米贵而苏区米贱，党发动群众廉价卖米给参观的代表，每人挑了一元钱的米回去，我们所费不多，但对于白区工人则影响极大。在经济上有可能时，我们可以从苏区运一些米，到白区群众生活最苦的地方去平粜。这些，都有利于吸引群众在苏维埃的周围，发动群众起来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六、保证白区工作顺利进行，注意秘密工作是重要前提。我们要教育干部使他们了解白区的情况和苏区是完全相反的，在白区进行工作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秘密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保护。我们的行动和居住应该在群众中，一切日常生活甚至言语、服装，要完全当地群众化，与群众打成一片。党和群众组织的各种会议，要有群众各种形式的掩护。党和群众组织的各个单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可以分别隔离。秘密工作要靠群众的掩护，愈是我们与群众联系广泛，群众组织更加扩大，党和群众组织就更能取得群众的掩护，更不易遭受敌人的袭击。

七、地方党部要保证对白区工作的经常领导。边境的党部和工会的白区工作委员会，要真正有计划地进行白区工作，推动边境上党和工会的一切组织去做好白区工作。要经常在会议上讨论和检查白区工作。应该找白区组织的负责人到苏区来，或者派出巡视员去白区检查工作，细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给以具体的切实的而不是一般的粗糙的领导。而且，要细心地去了解群众的情绪，并了解每个干部，将他们工作上遇到的各种困难，给以具体的解决。此外，要总结和整理白区工作的经验，来教育全党。

八、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参考党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共中央编印的一本内部学习的小册子所写的前言。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

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四日）

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四日）

现在，许多被敌人占领的区域中，还没有真正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即使挺入游击区域的游击队，非但队伍缩小，而且经常退回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有些游击队在游击区域中坚持活动，也还没有发动当地的广大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游击区域中虽有不少的党员，一些同志还在独自与敌人作顽强的斗争，但是没有党的组织和领导。总的说来，游击区域中游击队和党的活动还没有给前进的敌人以极大的困难，还没有起吸引敌人到自己方面和阻止敌人前进的应有的作用。

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没有广大地开展起来，原因何在？

第一，对游击战争的重要性的认识还非常不够，一般地还没有把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作为党的第一等任务。我们可以看见，放弃被占领区域工作的倾向还是存在的。代英县（注「代英县是以恽代英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县。它是当时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为了便于领导群众和接近群众，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将原属上杭县的太拔、太阳、庐丰、蓝家渡、茶地等区划分出来成立的。红军主力长征以后，代英县一度改称杭代县。随后被撤销。--第30页。」）被敌人占领只剩下四个乡，但是县委和分区没有到被占领区域去开展游击战争，而把各级工作人员、党员、难民和分区机关，以及各武装队伍，都紧缩在这四个乡里面。许多战区还是消极的坚壁清野，没有立即武装群众去进行游击战争。在游击区域中，党的组织没有积极地去领导游击战争，一些党部变成了“谍报小组”；有的党组织即使领导了一部分群众反抗国民党强迫修路、做工事，也是停留在“要饭吃要工资”的口号上，不曾进一步去领导群众进行怠工破坏，使其修不成堡垒和马路，更没有领导群众激进地与敌人作武装的斗争。

要使一切党的组织了解游击战争的重要，了解发展游击战争是现时党的第一等任务，是主力红军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以阻止敌人的前进，可以保卫苏区。深入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创造新的苏区和新的红军。只有最清楚地认识、并向一切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解释党的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才能克服一切放弃游击区工作、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应该：（一）加强现有游击部队政治和军事的教育，派遣政治上最坚定的干部，去健全党的支部，加强党的领导，保证这些游击部队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去开展游击战争，并使之成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二）加强赤少队（注「赤少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内成立的赤卫军（队）和少年先锋队的统称。赤卫军（队）是带有地方部队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成员的年龄有的地方规定为二十三岁至五十岁。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队员的年龄有的地方规定为十六岁至二十三岁。他们都不脱离生产。在赤少队中，设有赤卫模范营和模范少先队，统称模范赤少队，由十八岁以上的男性青壮年自愿报名参加。模范赤少队经常配合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同时又是红军现成的补充队。抗日战争时期，赤卫军（队）改称自卫军（队）。--第31页。」）首先是模范赤少队的领导，派遣干部，建立支部，健全组织，使赤少队首先是模范赤少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能够挺进到游击区域去开展游击战争，成为现成的地方游击部队。（三）赤少队组织还未健全而游击小组已经组织好了的地方，党应该领导这些游击小组参加到赤少队中成为一排一班，领导赤少队去开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必须依靠游击队去发动游击区域中广大的群众，使游击队成为群众的武装斗争以及一切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过去一些游击部队所以不能在游击区域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能生根立脚，甚至找不到饭吃，归于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去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帮助。

要纠正游击区域中的党组织和游击队脱离群众的错误，必须反对那种不相信群众力量，不相信我们可以领导群众起来与国民党、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的倾向。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要改变把中心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所用的发动群众的方法一成不变地拿到游击区域去运用的做法。必须善于去了解各种环境的不同，善于采取适合于当时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要真正了解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为群众所能接受的口号，使群众起来为我们所提出的口号而斗争。这里可以用如下的具体例子来说明。在中心苏区，群众在敌人进攻西前的迫切要求是武装起来保卫苏区，所以我们号召群众“武装上前线”，号召群众节省粮食、借谷、捐助各种军用品，一切为着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正是因为党提出了群众心坎内所要求的口号，所以五六月份就有六万三千名新战士武装上前线，全苏区节约粮食、借谷捐助运动也得到伟大的成功。但是，在游击区域中就不同了。群众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是反对国民党白军杀人、强奸、抢劫，反对地主催租逼债、牵牛牵猪等等眼前不能忍受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环境之下，固然也要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也要发动群众捐助谷子给红军、游击队，最终推翻国民党统治，恢复苏维埃政权。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提出群众眼前迫切要求的口号，而机械地像中心苏区一样进行“扩红突击”（注「“扩红突击”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扩大红军的突击月运动。当时红军兵员的主要来源，是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青年参军。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经过教育而自愿加入红军的，也为数不少。--第32页。」）、“借谷运动”（注「“借谷运动”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借谷供给红军的运动。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颁发了第二十号训令，规定了革命群众自愿借谷的办法，并因战争紧迫，要求各县在三月份内将这件事办完。--第33页。」），那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成绩，甚至不能发动群众，更说不上发动觉悟还不够的群众。正像永定游击区域的县委和游击队，虽然他们长期坚持奋斗，积极开展像中心苏区一样的“扩红突击”，但是三个月来只扩大八个人。这种“劳而无功”，正是因为不懂得运用适应环境的工作方法去发动群众。

第二，在组织领导工作上，还有着几个严重的错误。首先是各地党组织还没有分配最好的最适当的最有能力的干部去担负游击区域的领导。其次，过去战区党（注「战区党指当时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地区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第33、157页。」）所组织的“秘密支部”，没有和群众打成一片，甚至脱离群众。再次，游击区域中没有建立集中的领导机关。所有这些组织领导上的错误，妨碍党在游击区域中去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结果使游击队得不到群众的配合而陷于孤立，甚至失败。

要保证游击区域中党组织和游击队坚持执行党的路线，就必须在组织上保证有最好的干部去领导。派遣到游击区域去担负工作和领导的干部，必须是在各方面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他们即使暂时与上级党失去联系时，仍能毫不动摇地执行党的路线。同时，要选择当地了解地方情形又为党员群众平昔所信任的干部，担负领导工作。这些干部，都必须懂得游击战术。如果不审慎地按照这些条件去选派干部，那必然会重复粤赣及其他游击区域中曾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在敌人到处追逐的情形之下，发生动摇，缩回苏区，甚至逃跑投敌。现在战区党的紧急任务之一，就是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而基本的是选择和派遣干部。党要有决心分配好的干部到游击区域去，根据干部的特长，把他们安置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对于那些政治坚定的当地干部，要给以必要的军事教育，或使其参加赤少队，到游击战争的实际中去学习。

党的支部应该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必须纠正过去那种组织“秘密支部”的错误。那种“秘密支部”是放弃了支部中其他好的党员，只找三四个老弱妇幼的党员来组织的支部，它的结果必然脱离群众，而且根本不会领导游击战争。我们必须教育党员到游击区域群众中去进行艰苦的不退却的工作，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只要我们深入群众，取得群众拥护，非但可以得到群众的掩护，而且能够去开展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游击区域中，党组织要建立集中的领导。必须纠正过去工作团、县委与游击队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没有统一的集中领导的错误。这种错误会使游击队得不到地方党的配合，得不到群众的拥护而陷于孤军作战，以至失败。还必须纠正庞大的机关跟着游击队走，而下面的各区以及小的游击队缺乏领导干部的现象。庞大的机关工作人员跟游击队东奔西走，只会便利于敌人找到游击队的目标，而且使游击队无法灵活机动作战。为了建立集中的领导机关，应该从区的独立团、工作团和游击队中选择最好的干部组成集中领导的军事政治委员会。在已经有县委而与游击队没有联系的地方，应该改组县委，选择县委中和最大的游击队中好的领导干部，组织新的县委，县委书记即为这个最大的游击队的政治委员。所有区的军事政治委员会或县委均须与游击队在一起行动，直接加强游击队的领导，同时担负领导地方党的工作。

在游击区中，我们必须把堆在县或区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工作人员做适当的分配。把一些干部分配到下级党部或各小游击队去加强领导；把其余的工作人员武装起来参加游击队，去开展游击战争，或者分配到各区各乡群众中去工作。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二期，题为《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注「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第36、197页。」）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注「反对五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第36页。」）中与西征（注「这里所说的西征，是当时中央红军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突围，开始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的称呼。后来统称为长征。--第36页。」）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注「一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一九三○年六月，红四军、红六军（不久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在福建长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接着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三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一九三○年六月在湖北大冶刘仁八成立，下辖红五军、红八军。--第36页。」）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注「林指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聂指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第36、45页。」）、彭杨（注「彭指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杨指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第36、45页。」及五军团注「五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它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当时，董振堂任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云是中央代表。--第36、293页。」）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注「李总政主任指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第36页。」）及刘参谋长（注「刘参谋长--指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第36、88页。」）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注「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合编组成。一第37、93、295页。」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注「西康是当时的一个省。一九五○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一九五六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第37、45页。」）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注「这一段话是原提纲中的。这里所说的今天来观察，是指写传达提纲的时候。--第37页。」）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注「一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分别在江西省宜黄县黄陂、草台冈、东陂地区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第37页。」）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注「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第37页。」）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注「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负责人。--第37页。」）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注「关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当时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加之战争形势紧迫，遵义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而这里说“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这样做，对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地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有利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总结。--第37页。」），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注「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是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的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第38、93页。」）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注「朋口战争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红军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宫溪地区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所进行的战斗。是役歼敌约两个团。--第38页。」）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注「指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同年十一月，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当时，中共中央由于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给它以应有的援助。--第38、393页。」）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注「东黄陂即东陂和黄陂，是江西省宜黄县的两个集镇。--第38、45页。」）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注「建黎泰指建宁、黎川、泰宁。建宁、泰宁是福建省的两个县，黎川是江西省的一个县。--第39页。」去侧击向延平注「延平即今福建省南平市。--第39页。」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注「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上海南汇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第39页。」）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注「这里是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把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当时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的事。传达提纲写于该错案平反之前，沿用了以前的说法。--第39页。」）。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注「广昌战斗指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县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当时，国民党军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打开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尔后夺占瑞金。“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则调集九个师的兵力，硬挤死守。红军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终于被迫撤出广昌。--第39页。」）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注「“短促突击”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它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第39页。」）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注「龙岗战斗指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县龙岗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出”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注「三溪圩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红军在江西省南丰县三溪圩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太阳嶂战斗（注「太阳嶂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红军在福建省泰宁县大洋嶂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石城战斗（注「石城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红军在江西省石城县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上以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注「堡垒主义指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修筑碉堡、步步为营、缓慢地向红军根据地推进的一种新军事策略。这是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据当时不完全统计，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前后，国民党军在江西修筑碉堡一万四千多座。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种反革命的堡垒主义是完全可以战胜的。--第40页。」），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注「李延年（一九○四--一九七四），山东广饶人。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兼第九师师长。一第41页。」）纵队之温坊战斗（注「温坊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至四日红军在福建省连城县温坊（今文坊）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1页。」）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注「抗日光遣队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牵制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而派出的一支先遣部队。它最初由寻淮洲领导的红军第七军团担任，一九三四年七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同年十一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军第十军在闽浙赣根据地会合。随后继续北上，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阻截和围攻，部队受到重大损失。保留下来的部队，在粟裕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编入新四军。--第41页。」）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注「毛指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张指张闻天。王指王稼祥（一九○六一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第42页。」）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注「恩来即周恩来（一八九八--一九七六），江苏淮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第42页。」）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注「指李德（一九○○--一九七四），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实际上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及长征初期，同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一起，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后，他被取消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博指博古，周指周恩来。--第42页。」）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注「布尔什维克是似文Боπьшевик的音译，意即多数派。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展开激烈的争论。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自称为布尔什维克。--第42页。」）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注「三人团是博古、李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第43页。」），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注「朱指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四川仪陇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指周恩来。一第43页。」）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博古（即秦邦宪）所犯的“左”倾错误作了结论。博古拥护这个决议，并在行动上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第43页。」），凯丰（注「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红军第九军团中央代表。--第43页。」）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注「毛指毛泽东，张指张闻天，陈指陈云。--第43页。」）--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长征时期，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

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

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

（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

党中央正确规定，目前野战军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来创造新的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根据地。同时着重指出，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必须在战略战术上正确指挥红军去争取胜利的战斗以外，还必须有广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因此，我们对于发展四川的游击战争的问题，应该提到创造苏区的高度上来。

我们着重说明游击战争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而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因为这是游击战争胜败的关键。过去中央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周围的游击战争不能开展，甚至部分游击队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游击队与群众联系的薄弱。由于游击队常常仅注意到军事行动，轻视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因而不能取得群众的热烈拥护与参加，而使游击战争不能开展，甚至挫折。

目前在川西北和全省如何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

四川的客观环境是，群众为反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而开展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四方面军（注「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合编组成。一第37、93、295页。」）几年来的胜利与中央红军（注「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是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的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第38、93页。」）入川的影响，更加动摇了反动统治，更加振奋与扩大了群众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更加推动着群众斗争走向为自己的武装、政权和土地而斗争。

在这一有利的环境之下，游击队的任务是要去组织和发动群众的斗争，并且把斗争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发展到更高的形式。

在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上，首先需要地方党与游击队去细心了解每一地区群众不同的最迫切的要求，用群众心坎内的要求鼓动群众起来为这些要求而斗争。这种群众的要求，不仅仅是我们平日所了解到的和笼统的，如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抽丁、派伕等等，而必须是当地最大多数群众眼前的反对某一种捐税、某一种压迫的要求。我们只有提出了这种具体的口号，而且充分说明这个口号的理由，使群众充分相信这个口号是他们所必需的，而且是可以胜利的。只有真正进行了这种具体工作，使我们提出的口号成为群众自已的口号，才能动员群众为着实现这个口号而坚决斗争。只有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起来斗争的时候，我们才能逐渐地领导群众走向更高的斗争。

在群众工作的策略上，必须指出，我们能否组织和掀起广大群众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能否扩大斗争的范围，能否真正把握住群众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就决定于我们能否正确地运用广大的统一战线和保证这一统一战线内部的党的领导权。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为在四川发动群众的策略上的中心，是因为在四川存在着最残酷的剥削群众的军阀统治。因此，在四川有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而且有着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注「这里所说的中央政府，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18、21、94页。」）和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也因为这样，在四川群众运动的开始阶段，有些流氓、富农甚至破落的小地主，以及思想不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为着自己的阶级利益，或者为着在革命运动中投机，必然会混到革命运动中来，有时这些分子可能暂时占着运动的领导地位（过去四方面军入川时，有过十几万抗捐军的运动，虽然经过几年土地革命的深入斗争，斗争中的阶级分化更尖锐了，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条件之下，依然或多或少的可能存在着这种现象）。把这种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不管谁领导的），组织成更大的范围，并且掌握在我们领导之下，这是有利于我们彻底推翻四川反动统治、建立新苏区的战略方针的。

统一战线的正确运用，首先就在于不惧怕、不拒绝任何投机分子参加到群众运动中来（当着他们在与群众一起反对军阀的时候，或者还能号召群众的时候）。拒绝这些分子参加，常常使群众运动不能得到应有的开展，更谈不上争取党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基本的策略，就在于去联合和组织这种群众运动达到更大的范围，这是有利于红军反对四川军阀的战争的。为了争取领导，必须用我们的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拥护，同时组织斗争中的群众。这样做，也就有充分的可能逐渐使群众脱离那些投机的不可靠的分子，而迅速站在我们领导之下。

在组织群众的工作上，我们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我们应该估计到群众中政治觉悟程度的不同，不必立即在群众中组织“工农红军游击队”，而应该灵活些。依据四川群众运动的经验与群众的要求，可以大大地发展抗捐军的组织。在组织抗捐军时，必须纠正在冕宁的关门主义错误（一千余人的大会，四五百群众要求报名加入抗捐军，而正副队长拒绝登记老的、少的、不能脱离生产的分子，结果只登记了五十余人）。是的，抗捐军应该是群众的武装组织，而且要使它真正成为能够作战的群众武装，但是它不能脱离群众运动而去招兵买马组织队伍。只有把抗捐军的组织扩大成为群众运动，才能在运动中锻炼出更勇敢更觉悟的、能够脱离生产的分子来组织作战的队伍。必须注意到，组织抗捐军也是组织群众的方式之一。

要使我们的游击队完成赤化群众、创造苏区的任务，要使它这样去组织群众与灵活运用策略，同时要估计到游击队常常可能得不到上级按时的领导，而必须能够在各种顺利的、困难的、复杂的环境之下独立地工作，就必须使游击队的领导干部具有各种才能。而这种才能必须给以培养和教育。游击队在出发以前，至少要使领导干部了解：（一）产生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和目前革命形势的存在；（二）发动和领导群众的策略及工作方法；（三）怎样组织党、发展党和领导党；（四）游击队的必要的军事知识。只有了解了上述问题，才能使游击队在政治上坚定起来，在群众运动的发展上措置裕如。要使游击队能够担负起这样伟大的任务，不仅必须给以上述的教育，而且在组织上要十分坚强巩固并能够去赤化群众。因此，游击队内党支部的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的坚决勇敢，处事以身作则，与战斗员共甘苦，这是使游击队坚强巩固的必要条件。游击队必须彻底纠正看不起当地新战士的倾向，必须努力吸收他们到游击队中来，而且要培养和吸引他们逐渐担负起中下级的领导，因为这些人是游击队去接近群众、赤化群众的桥梁。

*注「这是陈云同志参加长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并奉命即将赴上海从事恢复党的秘密工作时写的一篇文章，原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第一期。」

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

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

五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中华民族处在存亡的危急关头，全中国的人民都轰轰烈烈地起来进行救国运动。在这一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总是站在最前线。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追击，跋涉万里，北上抗日，还领导着东北义勇军（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地人民和驻东北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这些武装通称东北义勇军。--第97、307页。」）在冰天雪地中打击日寇。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中，共产党人不顾一切压迫，不怕一切困难，英勇地参加和领导救国运动，以及一切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斗争。去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更具体地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主张（注「指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号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联合组织抗日联军。--第97页。」）。所有这些多年来奋斗的事实和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获得全国广大人民的同情，共产党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

正因为如此，日本帝国主义拼命地在叫喊“防共”，而我们民族内部的不安于人民救国运动的国民党的一部分领袖人物，也拼命地进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革命者，破坏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团体。同时，因为许多觉悟分子要求加入共产党，许多人民团体要求共产党的参加和领导，所以反对救国运动的人们，他们对于破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手段，也采用了新的方法。

他们现在已经不仅仅站在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外面来反对革命，使用“大肚子”、“黑长袍”的“包打听”（注「“包打听”指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租界内所设巡捕房雇佣的密探。一第98页。」）来追逐革命者，而且还派遣奸细混入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内部，来破坏革命。在有些地方，那些伪装着“革命”的奸细，也组织起“共产党”、“工会”和“青年团”等等招摇撞骗，假冒“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名义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诱杀误投罗网的革命分子。

比如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早已转移到苏维埃区域（注「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上海中央分局自从一九三四年冬季以来也已撤销了，自那时候起，上海就没有什么中央的组织或者中央的代表了。但是，现在上海却出现了不少所谓“共产党中央”，“中央局”，“中央代表”，“少共中央局”，“某某工会”，甚至还有什么“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上海委员会”。他们出版报纸，有时还转载我们党的国内外领袖所公开发表过的文字。在他们这些伪造的组织下面确实也有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些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受了奸细们的骗，误以为参加了真正革命的组织；另一方面，奸细们也必须以这些受骗而不自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为招牌，来引诱其他的革命者。

为什么反对革命的人要用派遣奸细的新花样来破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呢？

第一，他们企图用“共产党”的名义，伪造许多文件，使国民党中一些宁忍坐视民族危亡的领袖们可以借口来拒绝统一战线，借口来损害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威信。

第二，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威信正与救国运动的发展同时增长着，要求加入共产党或者愿意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人更多了，所以企图用伪造的“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去欺骗这些人，诱其入网，一一捕杀之。

第三，他们知道虽然上海已经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但是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革命分子，正在英勇地独立地在工人运动中、学生运动中及一切救国运动中不屈不挠地奋斗。反对革命的人们为了要捕杀这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就伪造“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利用中国共产党在秘密条件下党员与上级党部联系的困难，冒充中国共产党组织与这些革命者接触。许多革命者因为不知道奸细们的诡计，被骗与之接触而遭受牺牲。

当然，奸细进行破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不仅仅用简单的伪造的一种方法，他们诡计多端。就我们已经发现的说来，就有许多种。

有些奸细混入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以后，开始时不一定就来破坏他们所混入的组织，因为他们想得到更多的收获，进行更大的破坏。他们即使遇到某种机会可以破坏某个重要组织及拘捕其负责人时，也还不一定就动手，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故意表现“出力”，而且也假装着奔走进行统一战线的活动，使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可以相信他，提高他在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中的地位，以便将来破坏更多更重要的组织。所以，现在有些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还以为奸细只是“见人就捕”，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了。对于那些可疑的分子，因为他在某一件事上“出过力”，或者他知道某一重要事项而未遭破坏就轻予信任，是绝大的错误。有这样思索方法的人，奸细们正好利用以掩护其活动。所以，奸细们对于这种糊涂的革命者往往不去拘捕他，而是利用他的糊涂来掩护自己的活动。

奸细们欲求混入上级共产党部的诡计的另一种方法，则是进行自下至上或自上至下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及革命干部遭受了牺牲以后，奸细们就假冒着出来“恢复组织”、“建立联系”，一步一步地混入上层组织中来。每次破坏之后，他们总是高喊着“破坏原因是由于某人不小心被侦探盯梢”，以免革命者去注意内部的奸细。奸细们的此种伎俩所以得售，是由于许多共产党人在困难环境之下，缺乏应有的警惕性，许多共产党人因革命积极性和坚持性的传统习惯，总是在每次组织遭受破坏之后急于去恢复关系，甚至于急不择人。因为不去细心考虑和研究混入内部的奸细，所以奸细们的诡计往往可以如愿以偿。由于内奸未曾清除，虽一次又一次地恢复组织，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使革命者落入奸细们的血手。根据多年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在秘密条件下革命党人的活动，每次遭受破坏以后，不应该急急忙忙去恢复组织，首要的任务在于把破坏的原因审查个水落石出，考察有无奸细。因为即使暂时不恢复某一组织，这虽然是一时的损失，但这个损失比急急忙忙去恢复组织而一次又一次地牺牲宝贵的干部的损失要小得多。革命干部的损失是最大的损失。没有革命干部坚持不懈的奋斗，革命胜利是不会自流地到来的。

奸细们活动的另一种方法是，假装自己是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牢狱内逃出来或者释放出来的“革命者”，混入革命组织中。他们假装受刑，弄得头破血流。因为一般革命者是富于热情的，所以这种奸细也常常可以混进来。其实，从牢狱内出来的人，不加审查而立即吸收其参加组织是不适当的。且不说有奸细乘机混入的危险，就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如果他在牢狱内被照了相，侦探们一定会跟踪他追逐其他革命者，那末，革命组织也不应轻易地与他发生关系，而应该进行严格的考察。对于这样的考察，只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毫无怨言。他知道这种考察是为了巩固革命的组织，避免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究竟怎样辨别奸细呢？奸细的活动是有一般的特点的。

第一，无论奸细如何伪装努力，他们总不是真正“努力革命”的。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好，或者装着一天到晚奔忙于“革命”，但是他们对于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基本主张和革命策略是不愿执行的。比如，现在共产党中央决定实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实行工作的转变，奸细们对于这一政策或者实行怠工，或者故意曲解，或者进行破坏。

第二，由于奸细们的基本目的是在于捕杀革命者，破坏革命组织，所以只要他们自己估计已经取得革命党人之相当的信任，就要开始在与他没有直接联系的或者不至于使他受嫌疑的革命组织中捕杀革命者了。这些奸细在每次革命者惨遭捕杀时，他常常是“侥幸脱险”的。有些奸细，当他到达甲地的革命组织中工作，不久甲地遭受破坏；调到乙地，不久乙地又遭破坏；再调到丙地，丙地又遭到破坏。这当然已经很明显地证明他是奸细了。

第三，奸细最有兴趣的是登记革命组织的人员，了解一切他们所未闻的消息。他们常常利用上级组织的名义造出许多调查统计表格，把各地革命组织的人员详细登记。登记以后，有时就直接逮捕这些革命者，但大多数的情况，是将存放登记表的地方叫警察来搜查，使这些登记表落入警察之手，由警察逮捕革命者。奸细们这种伎俩之所以奏效，因为有的革命者对于他那种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登记”，不加以考察。有些在上层革命组织中工作的人，甚至把许多重要而应严守秘密的东西都抄在纸上或者竟在刊物上公布，这种人如果不是糊涂虫，那就是奸细。

第四，奸细的另一种伎俩，就是在革命组织内有意散布不满意某某人，或者不满意某一组织，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派别。奸细们知道，只要革命组织内部一有分裂，就争吵不休，革命运动当然无法进行了。革命组织只要内部一分裂，奸细就有机可乘了。一九二九年挑拨江苏省委与党中央分裂，以后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派头目的马玉夫（注「马玉夫曾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委委员等职。由于他积极追随陈独秀反对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同陈独秀等一起被开除出党。他是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托陈取消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签名者之一，并且参加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后来投靠国民党，充当特务。--第102页。」），现在不是坐在南京做公开的侦探吗？

第五，奸细看见某些革命组织内已经有了新的奸细来代替他们，或者因为群众运动的高涨，他们已经快要不能继续再做奸细了，就公开在报纸上“自首”，破坏革命组织的威信。有时在报纸上发表的所谓共产党员自首宣言，就是奸细捏造的把戏。

当然，奸细们诡计多端，决不止上述几种方法，这要靠革命者随时警惕地去考察。

奸细的阴谋所以有时奏效的原因，这固然是因为几年来奸细活动更加狡猾，但是主要的还在于革命者对于他们反对革命的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有些简直是革命者的过分糊涂。比如，上海共产党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曾经实行过三次公开报名、不加考察地征收党员，这就给奸细混入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在每一次革命组织遭受破坏以后，总是受惑于“被侦探盯梢”而不去追查奸细。有些分子已经组织过小派别，而且他到一处就破坏一处，或者被捕了，侦探很客气把他放走，对这些异乎寻常的事情，还不去考察考察是否有奸细，仍然把那些可疑分子当好人，当然以后就吃了大亏。甚至革命组织内，还有腐朽到这样程度的人，把一个曾经公开向官厅自首过、捕杀过革命者的奸细，竟列为“同志”，希望他走到革命道路上来，这真是不能解释的糊涂。

至于在下级组织内的革命者，或者一些还缺乏经验的革命者，时常容易走入奸细骗局的血手，这一方面由于某些上层组织未曾对他们进行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教育，同时革命组织在组织结构上有许多弱点可以被奸细利用。比如，在组织结构上，不管秘密工作条件如何困难，总是把各个组织的“架子”十余年来一成不变地照样保存，不管这个组织内有多少工作，有多少人，纵的各级组织和横的支部组织总是舍不得加以改变，因此也就滥竽充数地选择人才。其实，在现时条件之下，组织结构愈简单愈独立就愈好。由于组织结构上的弱点和过去的习惯，通常由别处组织或某一个人介绍来的人，总是不加考察地接受，这种所谓“介绍”，奸细们是可以假造的。也有这样糊涂的组织和糊涂的人，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地随便把人介绍到别个组织去，奸细们是不难从他们手里取得介绍信的。所以，不论从什么地方来的人，先要考察清楚，才不会中奸细的骗局。至于那种不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现象，在任何地方的革命组织中都可以看到，甚至把一切必须严守秘密的材料写在公开的信件上，这方面多年来的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

在现在这样极端受压迫的困难条件之下，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常常会遭受破坏，与每个革命者有失去联系的可能。这虽然是革命运动中相当的损失，但这决不是说每个革命者就不能进行独自的革命工作。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革命者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是常有的。外国有过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不能存在，而只能由很少数的领导人出版一种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时常登载指导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那些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革命者，也并不因为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而不能工作。恰恰相反，他们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做法，反而创造出许多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同时，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反而使敌人无从追踪，奸细们也无从施其诡计。我以为这是中国革命者应该学习的榜样。像上海等地，奸细们已经组织了一些“共产党党部”和“革命团体”，其中被他们蒙蔽的真正革命者，应该立即想法脱离这些奸细们的追踪，而自己独立地到群众中去埋头进行革命活动。俄国在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指一九一七年二月（饿历）发生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十八日（公历三月三日），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开始罢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罢工很快转为起义，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奋起参加，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举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革命后，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支持下成立了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又领导人民为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第104页。」）以前很长的一个时期还不是如此吗？虽然当时各个革命者分头在独立工作，但是有着远方来的报纸给了革命者以战略方针。所以二月革命时，就把各地相互没有什么联系的革命者在大革命的爆发中联系起来了。当然，这种工作方法，不仅为今天的上海，就是整个国民党区域都可以采用。即使今天某些地方还有上下层之间相当的联系，也不要忘记，联系有随时中断的可能，各个革命者应该准备独立工作。

不管敌人如何凶恶地压迫革命者，但是革命是那些违反历史前进的反动派所不能消灭的。加紧压迫革命，决不能使他们避免必然灭亡的命运。在人民和革命者看来，愈是残酷的压迫，愈会增加人民的憎恨，愈能坚强革命队伍的意志。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救国时报》第六十七期，题为《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署名“史平”。」

一个深晚（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个深晚*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注「黄包车即人力车。--第106页。」），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注「铜盆帽是一种圆形的礼帽。--第I06页。」）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注「秋白即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第106页。」）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注「之华--即杨之华（一九○○--一九七三），浙江萧山人。瞿秋白的夫人。一第106页。」）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的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的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下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拍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一九三二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的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鲁迅竟死了！当我读了报纸上鲁迅病卒的消息时，我脑子里一阵轰轰的声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几分钟，那身穿灰布棉袍和庄严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在我脑子里出现，似乎他还在说：“深晚路上方便吗？”

鲁迅虽然死了，但是鲁迅的思想却深印在中国百万青年的脑子里。鲁迅的“坚决，不妥协的反抗”的精神，永远遗留在我们中国青年的思想里，将领着他们走上解放中华民族与解放劳动大众的光明大道。鲁迅虽死，鲁迅的精神不死。

鲁迅的死，是我们中华民族绝大的损失。鲁迅的死，损失了一个爱护我们党，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同志们！朋友们！不用悲伤！向前进吧！鲁迅一生奋斗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勇敢坚决去完成。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后写的一篇悼念文章，记述他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成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时，为将瞿秋白、杨之华同志从鲁迅家中接出并转移到别处去，同鲁迅会见的经过。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救国时报》第六十四期，署名“史平”。

论干部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

论干部政策*

（一九三八年九月）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为何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同学们要到敌人占领的后方去工作，不单是当一个游击队员，而且要当干部，当领导者，而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这样的话：“干部决定一切。”（注「见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第109、211页。」）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共产党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可惜得很，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斗争中，干部损失了十几万，没有陕北根据地（注「这里所说的陕北根据地，即陕甘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地区。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先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七月在粉碎了陕、甘、宁、晋四省敌人“围剿”之后，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同年九月，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由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突围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军团。这时，根据地发展到近二十个县，九十多万人口，成为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第109页。」）的话，连现在这一点干部也保存不了。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县，假如每个县能够保存三个党员，我们党开展工作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先讲第一点：了解人。　　了解人，要了解得彻底，不是容易的事情，严格地讲是很难的。就拿我们共产党来讲，是不是每个党员都了解人呢？我看还是做得不够的。最近就发现有两种毛病：第一种毛病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不能面面都看到；第二种毛病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

只看到坏，不看到好，或者只看到好，不看到坏，这两种看法，哪一种多？一般地说，我们有些同志总是看坏的多，看好的少。有什么证据呢？如分配干部时，往往听到许多不好的话，说这个家伙自高自大，那个家伙懦弱无能，要不然，就说这个人背景复杂等等。

自高自大当然不好，是坏的，但是这种看法往往包含片面性。我们要进一步地看，每一个坏处同时也常有它的好处。这个人自高自大，但是做起事来有自信心，这种人多少有点才能，因为他起码总有点本领才敢自高自大。对这种人，我们就要用他的好处，避免他的坏处。假如你指定一个范围，告诉他正确的方向，让他尽量地去发展，他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对这种人，给他不十分重要的工作，使他放胆做去，发挥他的长处，在工作的过程中间，随着经验的增加，他的弱点就可以慢慢克服。经验的积累和弱点的克服是分不开的。

懦弱无能当然也不好，可是其中也有它的好处，好处是小心谨慎。因为他能力不大，所以特别唯谨唯慎。这种人不能做大刀阔斧的事，但是可以担任小心谨慎的工作，例如做机要、做调查统计等等工作。我不赞成懦弱无能，但是这种人有他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他好的一方面，小心谨慎的一方面。

再来讲背景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发展党员的时候，凡是会说话的，有胡子的，懂得各党各派情形的，就以为他背景复杂，不敢吸收。然而这种人在社会上常常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了解许多问题，只要他们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现在愿意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一同革命，一同前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背景就非常复杂。我先是相信吴佩孚（注「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一九一八年一度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爆发后，以“爱国军人”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支持曹馄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三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一九二六年又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年在湖北被北伐军打垮，后逃至四川。一九三九年死于北平。--第59、111页。」）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注「国家主义是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盛行于十九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曾鼓吹国家主义，当时被称为国家主义派。由于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曾经一度蒙蔽过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向导》和《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对国家主义派散布的谬论进行了批判，把真正爱国的青年争取了过来。--第111页。」），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注「三民主义即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第111页。」），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青年是纯洁的，但纯洁的不仅仅是青年，老头子也可以是很纯洁的。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

第二种毛病是，了解人的时候，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样就往往对于干部不能有根本的估计。这种毛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随便提上来，随便放下去。我们共产党中也有过这种情形：今天这个干部表现得好一点，就把他一抬抬上了天，同一干部明天表现得坏一点，就把他一打打到地下去。你们看见过老百姓盖房子打桩，一上一下。使用干部不能也像打桩子一样，今天看他好，便把他提得高高的，明天看他做得不够，便把他打下去，后天又把他提起来，再后又打下去。这种一上一下打桩式的用人是不对的。造房子打桩愈多愈好，如果对干部也这样来几次，我说顶多只要三次，这个干部就算断送完了，因为他的自信力早已失掉，再也不敢做工作了。过去我们在江西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毛泽覃（注「毛泽覃（一九○五--一九三五），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师师长、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四月在江西瑞金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牲，--第112页。」）同志，是毛主席的弟弟，人家说他犯了一个错误，要不得，便认为这个人不能用。后来扩大红军需要人工作，于是派他到一个区域去，结果不但完成了任务，并且还大大地超过，成绩非常好。他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又把他抬高起来，调他到闽赣边界的游击区去工作。隔了几个月，因为他说了几句似乎有些近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正在这个时候，恰巧又派他去扩大红军，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于是又都说他不能用了。大家都不要这个人，送到这里拒绝，送到那里拒绝。一个这样的同志，竟会到处无人要，连饭都几乎吃不成了。后来红军退出江西的时候，他在战斗中勇敢地牺牲了，为着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所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了解人的问题。

再讲第二点：气量大。

用人要气量大。何以要讲这个问题？现在时代变更了。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二八年有何不同？卢沟桥事变（注「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第112页。」）以前与卢沟桥事变以后有何不同？我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今天我们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注「陕公即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延安成立。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给以短期的革命教育。一九三九年七月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同年十二月在延安复校。一九四一年并入延安大学。--第112、223、252页。」）、鲁艺（注「鲁艺即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文艺工作干部的学校。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九年七月，该校一部分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其余部分一九四三年四月并入延安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东北。--第112、223页。」）、党校（注「这里所说的党校，指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校。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在江西瑞金成立。长征以后，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瓦窑堡复校，改称中央党校。一九三七年初迁到延安。--第112、178、223、250页。」），在延安就有一万多个学生。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种情况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六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抗大、陕公的同志去和敌人搏斗还不会成功，要团结更多的同志和广大的群众。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辛亥革命（注「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月，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且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第113、180页。」）武昌起义，几天之内全国就有十几个省起来响应。何以孙中山先生能够得到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他气量大，什么红枪会（注「红枪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起源于山东，渐流行于河南、陕西以及其他许多省份，固以红缨枪为武器，所以有这个称呼。中国共产党对红枪会的政策是启发和帮助他们，使之成为革命的力量，免遭军阀、土豪的利用。--第2、113页。」）、哥老会（注「哥老会--是民间的秘密团体。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退伍军人和游民，也掺杂有地主分子。辛亥革命时期，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和领导，多次参加武装起义。--第113页。」）、三教九流（注「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第113页。」）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做大事。我们也必须善于用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得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同志们毕业后到敌人占领区域，到敌人的后方去工作，在那些地方用人，更要有大的气量。那里有许多从大城市避难出来的人才，躲在田野山里。你代表民族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组织游击队，只要干得好，包管躲着的人会出来归向你。那些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家，假装成农民的，这时候都露出真面目，投奔到你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人才。山东有一处地方，只去了几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八路军干部，号召老百姓抗日，一下就来了几千人，现在已经有一万人了。

现在讲第三点：用得好。

要有什么方法用人才能用得好呢？我想没有旁的道理，只要是在你领导下的人都很高兴工作，都很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任何工作都是一样，你们以后做地方工作，军队工作，或者党的工作，要使每一个人都很负责，都很积极努力，都很高兴，就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好。就怕在你领导下面，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不安心，请求调动工作，等等。一个同志如果工作合适，能发挥所长，是绝对不会请求调动工作的。他要求调动，说明他已经不能安心工作。如果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就是领导得不好。那末，要怎样领导才能使干部高兴地安心地工作呢？只有一条，就是上级要信任下级，下级也信任上级，上下互相信任。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有许多下级干部，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服从，开会的时候你问他：“同意不同意呀？”他说：“同意呵！”“同意的举手呀！”他举手。然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一定要使下级敢说话，同时还要使下级敢做事，就是做错了也不要紧，如果这个下级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他就一定会积极起来。

不敢说话为什么不好呢？举例来说，如果有人有某些不同的意见，又不敢说，而议案已经表决通过，这些决议案在执行的时候，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所以宁可争论，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过。

用什么方法使别人敢说话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在一个领导机关里，一个领导者别人见了他就不敢说话，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如果大家都喜欢亲近他，都爱和他说话，这个领导者一定很能团结人。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其实，领导者又何必装出很凶很庄严的样子呢？同志们也许要问我，领导者的好坏是从政治上来看的，为什么要看面孔呢？但是很多人都要看面孔，不要说别的，就是共产党员中间也有这种习惯，所以领导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开会时尽可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规规矩矩请他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很可能有的人就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有人常常不敢在严肃的场面中间说话。

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

第二，少戴大帽子。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

有一些人，专门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比如，某个同志犯了一些小错误，他就说人家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小的错误能说是因为政治上的动摇吗？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是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因为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我可以说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个女同志，她把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后来大家把它检查出来了，就推论说：“大概是她不愿拿出来给人家用吧？”于是下了个结论，批评她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不相容！又有一个同志在吃饭的时候吃菜吃得很多，向来是吃菜“打冲锋”，另一个同志就批评他是自私自利。假如这个同志是共产党员的话，凭着自私自利这四个字，就得考虑他的党籍问题了。还有一个例子，陕北公学有一个学生，丢了一把洋刀，据说这是一件纪念品，所以他心里很不好过。一个同志见了他那种样子，问他什么缘故，他就说因为一把刀子丢了，于是这个同志就批评他“没有牺牲精神”，说是一个革命者连性命都要敢于牺牲，难道一把小刀还不能牺牲？这个道理好像很对，实际上，这种批评用在这件小事上未免太冤枉了人家。爱护一件纪念品，并不是不应该的事，怎么能因此断定这个人对革命没有牺牲精神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帽子。戴大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把每个错误夸大，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错误，错误的大小轻重，不要随便乱给别人戴大帽子。

第三，当你去批评人家错误的时候，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根源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出气，主要是在于真正帮助人家纠正错误。一般地说，批评的人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声势汹汹地指责人家；第二种是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只有后一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千万不要戴大帽子，因为上级领导人批评下级，与同级的同志互相批评所发生的影响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同级的人，他们认为大家都差不多，即使你批评他过火一点，或不大正确，还没有什么要紧，他也不会十分在意；如果是上级给他的批评，那就不同了，因为下级对上级所说的话，都是很认真的，所以不能随便地任意地批评。假如批评得过火或不正确，那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使得被你批评的人对你解除误会，才能使别人对他不至于蔑视。当然下级也要想到上级的出发点是好意，不要只看到态度或语气的不妥，就以为不得了。

批评的时候还要注意到：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参加共产党久不久，革命的历史长不长。因为对于老党员批评，态度和方式好不好，没有多大关系。对新党员就不同，因为他们刚刚加入，他们的意识观念与老党员有差别，所以对他们批评，宜于采取温和的方式去劝导、说服。

总结起来，就是要使人敢说话。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

用人用得好，还要使人敢于做事。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脾气，喜欢在你领导下的人遇到任何一个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情，都要向你请教，先征求你的意见，你才觉得很快活，很舒服，觉得自己才像一个领导者，这种脾气对工作妨碍很大。一个人能有多少力量、多少时间？即使你的精力很强，“天下第一”，也要有天下第二、天下第三的人来帮助扶持，你才会成功。假使没有他们，你一个人也第一不起来。领导者犯了这种毛病，会降低干部的责任心，妨碍下面同志的工作自信力和积极性。比如一件事情做得很对，他说这是上面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做错了，他也说这是上面叫我这样做的，他完全不负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下面的干部没有责任心，工作一定不会做好，还会降低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妨碍他们工作能力的发展。

也许有些同志要说，你这种让下面的干部发挥主动性的领导方式不大好，恐怕要生出许多错误来。然而我看，错误虽不可免，但也不必怕。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不犯错误就不会进步。一个人犯了一次错误，同时也就是得到一个教训，不断地取得教训，方能不断地改进自己。正确的东西常常是从错误中得来的。科学家发明的东西，哪一件不是从试验和错误中得来的？今天流线型的汽车漂亮得很，灵活得很，但是到博物馆里去看一看最初发明的汽车，笨得要命，真不好看。由从前的不好，进步到今天这样好，这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试验和失败，才得到成功的。一个同志犯了一点小错，并没有什么关系；真的犯了错误，只要老老实实吸取教训，他的经验一定会增加，能力一定会提高。所以，不要怕下面干部犯错误，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总结起来说，使干部敢说话、敢做事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使干部很安心地工作。假使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一个单位，干部不要求调动工作，而且有主动性和创造性，领导必定很好；如果干部都不安心，要求调动工作，领导一定有些什么毛病。以后大家出去做领导工作，能做到使下级敢说话、敢做事这六个字，工作效果一定会好的。

最后讲第四点：爱护人。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一、使用干部不要今天拉起来，明天又放下去，好像打桩一样，这是我前面讲过的。如果你要提拔这个干部，首先就必须全面地估计他的政治品质和能力，看他各方面是否合适，要详细考虑一番。既然提拔起来，要经常留意他的工作，到他实在不能支持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不要等他塌台以后，再来追究责任，撤换他的工作。

二、对下面干部任何不安心问题，都要想法子去解决。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会有人来找你，到底会不会他呢？很犹豫。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该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说话；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地郑重地解答各种问题，这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办好，也还是值得的。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然接受了，就得彻底替人家解决，花一些时间，决不是自白浪费的。

三、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如果在政治上发生这种问题，他就会认为他的前途没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要开除党员的党籍。

常常有许多被开除党籍的同志来中央组织部上诉，或者写上诉书。这里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还很年轻，因为有人的口供说他是托派（注「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原为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列宁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一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这个组织遂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仍然继续进行活动。--第120页。」），被开除了党籍；这个人后来虽然解决了党籍问题，但是七年来光荣的历史完全不算了，同一个新党员一样。这个人要求把问题弄清楚，证人是有的，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延安，一个在一二九师，还有一个在外国，就一一写信去调查。经过比较长的时间，直到最近，各方面复信收集齐了，才知道以前是弄错了，我们承认了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现在变成活人了。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男一女，有人告发他们，说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员，女的是托派分子。他们到这里来读书，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便来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控告了他们，于是我就照实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这年轻的一男一女听了我的话，马上就惊异得哭起来了。我便保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非常活泼，走的时候都哭了回去。后来只花了两个星期工夫，查清他们不是托派，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吗？

有的同志常常怕连累自己，不敢正确地替别的同志做证明人，所以领导人遇到这类政治历史问题，更要慎重办理，否则有些人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实际上是损害党的事业。这一点，无论是领导党的工作，领导军队，都要十分注意。

同志们！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都应该帮助他纠正。如果他犯过的错误非常严重，甚至是很大的罪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看他过去有没有功，如果有功，就要把他功过比较一下，再作处理。如果一个人从前犯了错误，现在还在犯错误，这样的人，经过批评，只要赶快觉悟，下一个决心，口头是岸，将来能够转变得好，也还可以将功赎罪的。我们共产党是讲公道的。犯了错误只要自己觉悟，只要能够切实改正，在革命队伍里就应该允许人家继续革命。今天犯了错误，以前的功劳可以拿来相抵；若是今天有错，以前也有错，可以将来赎罪。我们共产党要尽最大努力把有错误的人挽救回来，因为这样做对于革命有利。

四、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只说他的好处。如果对于下面干部只说他好，掩饰他的缺点，以致养成他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实际，这样只会害干部，而不是帮助干部。

干部中间也有些人很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好就感到舒服，不然他就生气，很不乐意。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干部常常不了解这一点。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每个同志都要注意这一点。　　总结起来，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我就讲这些。但是有两点必须申明：第一，同志们不要引起这种感觉，以为革命纪律这东西也可以不要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一个革命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也就不会存在，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革命的纪律一定要遵守，希望同志们不要违犯革命的纪律，我这篇讲演不能帮助那些违犯纪律的人。第二，有的同志过去受了什么冤屈、处罚，不要使用我这篇讲演来打反攻战，今天乘机来反攻、报复，这样就不好。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谁能够不做一点错事？只要改正了，就算很好。同志们的气量要大些。

我的讲演完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刘力功去年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在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毕业以后又进了党的训练班，专门学习了一次党的建设的课程。当他在训练班毕业时，党组织根据他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给他作了鉴定，认为他“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又是工作无经验的新党员，因此党组织决定他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刘力功则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注「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养理论干部的学校。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延安创办。一九四一年七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马列学院普通班与中央党校合并；以马列学院各研究室为基础，成立马列研究院，不久改称中央研究院。--第123、178、223页。」）或回原籍（离延安很远）工作，否则就退出党。为教育新党员，党组织曾经与他谈过七次话。在第一次谈话中他声明退出党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仍旧坚持启己不到基层工作的意见。党组织认为马列学院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学校，不能接收像刘力功这样思想意识极端错误的分子，认为派他回原籍工作，只是满足了他的家庭观念，非但不能对当地工作有帮助，而且有害于事，因此拒绝了他的要求。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党组织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到华北去做下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可是他还是要求党接受他的意见，实际上是要“组织从个人”。最后党组织给他一个时间去反省自己的错误，几天以后，他声明愿意到华北去，但是又提出条件，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党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

中央党务委员会（注「中央党务委员会--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的。决定说：“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第124页。」）认为，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刘力功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刘力功开除出党了。如果问：我们党内具有或多或少像刘力功这样观点的党员还有没有？还有。这是由于我们党内接收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加入了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同时，要求每个新党员自觉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习惯。

我们在分配党员工作时常常碰到对于党的决定讨价还价的现象，借口干部政策来抵制党的决定。这样的党员虽然他满口“干部政策”，可是他并没有完全了解干部政策。他没有想到：分配党员工作时，党固然要考虑到个人的特长，但主要还是决定于党的工作需要。试问，你如果是一个飞机师，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飞机，不能用你驾驶飞机的特长，那还不是只能分配你做其他工作？所以，不能只讲干部政策“量才使用”的一个原则，而不讲干部政策的另一个原则，而且是主要的原则，这就是党的工作的需要。那种只看重个人，不顾及党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实际上是不了解干部政策。

那末，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能不能说“如果党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服从”？决不能。如果那样，实际上不是个人服从组织，而是组织服从个人了。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在接受党分配工作时，只能是这样的立场：“我个人有做某种工作的愿望，但是如果党有任何别的决定，我绝对服从。”作为一个新党员，本来应该积极要求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而刘力功却要到总司令部去工作。还有些新党员，在意见书上也说要做“上层工作”。在这一点上，许多老党员与他们恰恰相反。我碰到许多久经锻炼、有不少工作经验的党员，他们常常说：“啊呀！我们新的经验不够，要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一下。”而某些新党员却以为自己已经在某个学校或几个学校毕业了，学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可以做“领导工作”了。他们不懂得学校内学的理论固然重要，但到实际中去运用，并取得实践经验更重要。干部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班长要从老兵中提升起来，区委书记要从支部书记中提升起来。一般说来，越级提拔常常会发生领导无经验和不称职的现象，而有害于事。领导工作的能力要从下层的实际工作中生长起来。

刘力功上过党的建设的课程，曾经举过手“拥护”党的纪律。但是，要他从口头上赞成到实际上执行党的决议时，就完全相反，不服从党的纪律了。这就告诉全党同志，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口头上说遵守纪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实际行动上真正遵守纪律。所以党观察党员是否遵守纪律，要看他的行动。党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我也碰到过这样的党员，他平常批评别人不遵守纪律的时候，理直气壮，还要进行“不调和的思想斗争”；但是自己在执行党的决定时，就完全相反，讨价还价，甚至公然违犯党的纪律。似乎党的纪律是为别人写的，他自己可以例外。这个不成。中国共产党党章（注「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126、129、146、274页。」）第四十四条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这里所谓“所有党员”，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所谓“各级党部”，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一句话，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但尤贵于与自己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

那末，怎样才叫做真正遵守纪律呢？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为什么执行决议是遵守纪律的表现呢？因为党所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无非是用这样民主集中的制度来作出党的决议，统一党的意志和行动。这个决议，这种纪律，就不仅是口头上的赞成，而要实际上去执行。你执行中央和上级决议才算是真正遵守纪律。那末，为什么要“迅速确切”地执行呢？因为要考验你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决议是拖延的，敷衍的，甚至故意歪曲的，还是真正忠实执行的。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

为什么共产党要这样看重纪律？理由很简单，因为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这不是容易的事。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只有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要保障我们的党能有组织和统一，这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说过：“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注「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第127页。」）。

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的国家，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如果党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

今天党内加强纪律的教育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奇Qīsuu.сom书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会议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投降主义的错误。鉴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的事实和张国焘由自立中央发展到反党叛党的严重事实，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第127、141、187、211页。」）的报告中，论党的纪律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基本原则时，说：“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注「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第127页。」）我们党内今天有大批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受过党的纪律的教育，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今天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民众团体中工作着，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因此，今天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正是因为它的党员都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对革命有无限忠诚和责任心，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一切经验证明，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会是有组织的队伍。所以，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内，也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三期。」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一入党资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什么人有资格加入党，是我党经常留心的问题。征收党员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经常工作之一，所以，什么人有资格加入党，是我党每个同志都应该通晓的。

第一，什么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依照中共党章（注「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126、129、146、274页。」）第二条，对于什么人有资格可以加入党的规定是：

“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党的性质和党员的成分与入党的条件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在党的建设中党员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这个问题远在一九〇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一八九八年三月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九○三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布尔什维克（俄文Больщевик桕的音译，意即多数派）和孟什维克（俄文MeHьшевик的音译，意即少数派）两派。一九一二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从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八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一九二五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一九五二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党的双重名称，称“苏联共产党”。--第130、146页。」）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第一次引起热烈争论和严重意见分歧的问题，并成为列宁与孟什维克基本分歧之点。

列宁的主张是：

“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

而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注「马尔托夫（一八七三一一九二三），俄国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立场。一九二○年逃亡国外。--第130页。」）的条文是：

“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根据列宁的主张，只有真正加入组织，一切服从组织和愿意将自己全部贡献给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为了建立党的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列宁曾与马尔托夫进行了斗争，坚决反对马尔托夫所提出的一个人不一定甚至不愿加入到党的任何组织，只要能在组织外同情和赞助党，都可算作共产党员的主张。这种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不仅根本抹煞了党和阶级的界限，而且混淆了党的本质，使党降为职工会或学生会，使党沉没在同情者的大海中，“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注「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第130页。」）。所以参加党的一定组织，为党积极工作，是每个党员最低限度的义务。

坚持列宁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自己的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一致的战斗的党。这一事实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给了全世界共产党一个建设党的根本原则。而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年来的斗争中之所以能成为英勇奋斗的强大的党，也正因为我党在开始成立时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便对李汉俊（注「李汉俊（一八九○--一九二七），湖北潜江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一九二一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脱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汉口。--第131页。」）的合法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观点作了斗争，根据列宁的原则，奠定了党的建设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