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大兵压孤岛,和谈秘使首临大陆。李次白明言:“台湾要我给你谈国共合作事。”陈毅说:“以后会有机会哩!”

《金陵新传》

作者：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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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兵压孤岛，和谈秘使首临大陆。李次白明言：“台湾要我给你谈国共合作事。”陈毅说：“以后会有机会哩！”

第一节蒋介石黯然引退毛泽东打出一张巧牌毛泽东一生多次被蒋介石通缉，悬赏买他的首级。最后一次是在1947年6月25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监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7月18日，又取消其国民参政员的资格。这是蒋介石宣告国共和谈破裂，决心“剿共”到底的战书。

如今，时移势易，轮到毛泽东通辑蒋介石了。1948年年底，毛泽东在西柏坡他的简陋的办公室里拟了一个战犯名单，经过和周恩来等人仔细考虑和斟酌，用一种极巧妙的方式把这张牌打了出去。在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1948年12月25日）

【新华社陕北25日电】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样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威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对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这则消息不用中共中央的名义，不用中央军委的名义，也不用毛泽东主席的名义，而用陕北“某权威人士”的名义，简直是妙不可言。前面还加上一句“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名单”的导语，使这种名单既像是中共的主张，又像是民间的主张；既算数，又不算数；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去掉（如傅作义），罪恶升级者可以加上（如黄维），极富有灵活性。

这个消息的发表，对国民党营垒起了极大的震撼和瓦解作用，促成了西南、西北许多国民党地方当局领导人的起义。将追随国民党反共的青年党领袖曾琦、国社党领袖张群劢列入战犯名单，对受美国影响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人士”是一个警策。民主党派出现了向共产党一边倒的局面，谁也不敢别起炉灶了。

战略决战的失败使蒋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司徒雷登对蒋介石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大元帅（指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这位大使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

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副总统李宗仁、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开始“逼宫”活动。先是白崇槽于1948年12月24日发出“亥敬电”给蒋介石和李宗仁，建议与共产党停战议和，邀请美、英、苏三国出面调停。接着李宗仁的谋士甘介候提出五项和谈主张：（一）蒋介石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与此同时，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及湖北、湖南、河南、广西四省参议会议长亦先后发表通电，促蒋下野。

泪洒正气亭风瑟瑟地挟着不少的寒凉，由长江画上阵阵袭来，吹落一些还没有十分枯黄的树叶，给岑寂的故城增加了许多凄凉的景象。在昏蒙的日色中，有洋车夫沉重的身影，小贩无力的叫卖声，踯躅在暗灰色小巷里的乞丐的抽泣，军警的喝斥声，追捕行人的脚步声。。更使毫无生气的南京蒙上一层恐怖的阴影。

这是194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4时许，一辆黑色的林肯牌防弹小轿车，缓缓地从市中心一座葱绿围绕的院落里驶出。穿过占老的中山门，绕完环抱钟山的环陵大道，车子在那半月形的中山陵广场上稍然停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侍卫官急忙上前打开车门，并用手挡在后座车门框的上沿，生怕车内主人的头碰在车框上。少顷，一位60多岁的老人钻了出来。他头戴宽边礼帽，身着黑色的披风，拄着手杖，步履蹒跚地独自向陵门走去。

自1929年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中山陵的墓室后，蒋介石不知来过陵园多少次。巍峨壮丽的钟山和秀丽幽静的陵园风光，对他思考决策应付时局确实是个理想的处所。

钟山，又名紫金山。面积计20多平方公里，环山一周约23公里。它有三座主峰：北高峰，小茅山，天堡山。最高峰为海拔448.9米，山势起伏，形似卧龙。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子熊商打败越国，在此掘山埋金，以镇王气，因而得名金陵山，汉代开始称为钟山。三国时，诸葛亮曾登临石头山，俯瞰秣陵景色，见钟山、石头山遥遥相对，俨然两座城堡，扼守门户，不禁赞叹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从此，“龙蟠虎踞”成为的南京城的象征。

钟山主峰北高峰南麓，座落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

它是我国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规模虽比不上十三陵，但气势雄伟。

在钟山第二峰小茅山南麓，便是最有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中山陵了。它占地2000亩。苍松翠柏，碧瓦银墙，宏伟壮观。

蒋介石对钟山情有独钟，除了因为中山陵可做金字招牌外，还有一个外人不知的秘密：他曾在这里为自己选定了一块墓址。

蒋介石共为自己选过三块墓地。头二块在其故乡奉化。他的母亲王采玉1921年病逝，安葬在离溪口镇约3华里的上白岩山鱼鳞岙中垄，后又修建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并建筑了新式洋房《慈庵》，蒋介石还亲撰了《慈庵记》。当时蒋曾打算把自己埋在母亲身旁，以便身后仍能尽孝。后他发现奉化城北响铃岗地势高爽，景物幽美，风水颇佳，就改变了主意，选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并派人在周围修了一条公路。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曾多次去拜谒中山陵，又觉百年之后，若能在孙中山身旁得一安息之地，比安葬在母亲身旁更有意义，更何况1700多年前，东吴孙权因避祖父名讳而将紫金山改名蒋山，这不刚好应验在自己身上吗？于是蒋介石在钟山南麓亲自勘察，选定了一块墓地。此处背靠紫金山，面临紫霞湖，东邻中山陵，西毗明孝陵。它不仅风水极佳，有山川之胜，林壑之美，而且高低相宜，既高于明孝陵（蒋介石自认为比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高明），又低于中山陵。

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宜大兴土木，蒋介石只好令人先在此处建亭一座。该亭由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共绘制了三种样式，报请蒋介石选定后，于1947年春天动工，秋天建成。亭为方型，重檐飞角，以苏州花岗石为基座，顶覆蓝色琉璃瓦。亭内外画梁彩栋，富丽庄严。蒋介石命名为“正气亭”，并亲笔题写了匾额和槛联，正面横眉上阴刻“正气亭”三个馏金大字，两侧楹联蓝底、黄边、金字，联为“浩气远连忠烈塔”，“紫霞笼罩宝珠峰”。忠烈塔指国民革命军将士纪念塔，紫霞指亭东之紫霞洞，宝珠峰则在亭西的独龙岗上。亭后有石墙，正中刻有孙科撰写的《正气亭记》。

这次谒陵，蒋介石心事重重，一会儿，他便匆匆走出了中山陵。顶着凛凛的北风，他来到了自己未来的那块墓地上。

只见“正义亭”周围大片腊梅黄花朵朵，天竺红果，花枝翠柏与瑞雪相映。放眼处，远山前拱，青障后拥；风过处，松涛飕飕，清香袭人。。美妙的景色，并没有勾起蒋介石的诗情画意。他遥望夕阳迷恋着的钟山峰顶，久久不语。

他的时代似乎正在消失。突然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使他发懵。尽管是预料之中的，他仍然感到突然。

他长叹了一声。他不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会是真的。。东北之战结束，长春郑洞国投降，锦州范汉杰全军覆灭，辽西廖耀湘全部人马被歼。。40多万大军被解放军吃了个净光。

东北战场的战火刚熄，淮海战场又重蹈覆辙。虽然在淮海战役前他曾不断告诫战区指挥官：“徐蚌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徐蚌乃首都门户，党国存亡，在此一举。”他部署了三分之二的精锐嫡系部队，但也未能顶住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两把铁钳的夹击。

原来指望华北战场可以使局势扭转，没想到事态的发展更令他糟心。由于东北全境陷落，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迅速入关。与华北野战军形成两支有力的铁钳，傅作义的52万人马还没有正式地进入角色，就让解放军围困在北平、天津、保定、唐山、张家口、承德几个孤立的据点中。

现在，蒋军在这三大战场共损失了154余万人，江北的大片土地己变成了红色。

想到这儿，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恨不得让所有的思索神经都中断。

他需要甜蜜的回忆，只有这种回忆才会给他带来一丝安慰。

两年前，他身披黑色大擎，迈着坚定的步伐从峨嵋山上走下来时，还没有把他的最后一个对手——毛泽东放在眼里。因为，他已经组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最现代化的军队。在他手中握有248个师，总兵力达430万人。他的背后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全力支持，美国人不惜血本，为他装备了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空军、海军，同时还准备了57个美械和半美械师。

那时蒋统区的面积为7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人口为3.3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71％。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主要交通线、几乎所有近代工业都在蒋介石的手中一阵寒风袭来，打破了蒋介石瞬间的平静。几片被刮落的枯叶在亭子下不住地翻滚旋转，他无可奈何地抬头望着光秃秃的枫树，那上面尚有屈指可数的几片残叶，在冷风中悲凉地挣扎着，他不知哪一片是自己，哪一片是李宗仁，哪一片是白崇禧。。哪几片叶子，又很像中国一个个地区，他不知哪一片属于华东、西北、西南。。但不管怎样，都会在寒风中凋落。

他失掉了几百万美械装备部队，失掉了大半个中国，又将失去总统的主座。但此时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算是最痛心的。他已进入老年，对于他来说，这些都行将成为身外之物。而最令他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的，乃是这块大好的墓地。他是国民党的领袖，但同时也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人，对于一个老人来说，难道还有比失掉墓地更使他懊丧的呢？他留念这龙脊般的山丘、繁盛的树木，他眷恋这每一寸土地。此时此刻，他真想躺到这里再也不起来。但是，他不能！此时躺下，谁来给他建造雄伟的中正陵呢？更使他害怕的是解放军进了南京后会不会将他拉出来鞭尸！

摹地，他不顾一切地蹲下(禁止)去，迅速脱掉皮手套，发疯似地用双手死劲挖着。。扒开积雪，一把黄土出现在那双抖颤的手上。

“我一定要再回南京来！”山野里传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

蒋家王朝的“最后晚餐”

蒋介石从自己未来的墓地踏探归来，已是傍晚。这时，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氛。会议室中，党政军高级官员正坐等他回来共度除夕。

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孙科以及张群等国民党高官要人应邀出席。

大厅内外灯火辉煌，但在场的每位来宾都面无笑容，死气沉沉，好像是在办丧事一样。战场上的失利，形势的严峻，不但影响了在座诸君的情绪，也减弱了各位的食欲。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虽然蒋介石一再招呼大家，却很少有人动著。众人都意识到这大概就是蒋家王朝举办的“最后的晚餐”了。席上，蒋介石无不伤感地说：“当前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明日（1949年元旦）发表。”

然后，由张群代其宣读。全场鸦雀无声，屏气聆听。文告中，蒋介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使，说“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勘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同政府的片面的希望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产党。国家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接着又说：“只要中共有和谈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和平是有条件的，蒋介石提了五条：“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只要中共能答应这五条，“则个人迸退出处，绝不索怀。”

毛泽东岂容蒋介石以战败待罪之身还这样胡言乱语，乃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说：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旬日以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8项条件，作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悄悄安排退路读了毛泽东的声明，蒋介石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和毛泽东作对等谈判的实力地位，求和只能是全面投降。毛泽东是不会让他利用和谈作幌子，重新编练军队，进行第二个回合的较量的。作为政治家，他知道自己在大陆的失败有多深、有多惨，大陆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尽管他顽固颇预，还没有完全丧失对现实政治的敏感。他要安排退路，让李宗仁在前台挡着，他悄悄地作撤出大陆的准备。

1月18日，他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任命他宠信的将领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加紧部署长江防务，阻止解放军南进；任命另一位受宠信的将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种种迹象表明，台湾这时已成为蒋介石的经营重点，他要把台湾变为大陆失陷后的最后落脚处。日后，蒋介石曾如此说道：“我下野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帝俄集团的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三十六年（1947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记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尽管这是蒋介石为自己不得已下台找借口，但也反映了他的确有长期经营台湾的思想。

据陈启文的《宋美龄传》说，孙中山先生曾告诉蒋介石：“内战不出湾，外战不出川。”也许，蒋介石在其大陆的统治已风雨飘摇炭发可危之时，深刻地认识到经营台湾的巨大意义。

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一个大动作，是命令中央银行总栽俞鸿钩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将上海国库价值3亿7千万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

蒋介石化国为家，化公为私，让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只管昼夜不停地印金圆券，应付各方，中央银行总库的硬通货由一个亲信管理，直接对他负责。这个亲信叫吴嵩庆，浙江镇海人，官衔是联勤总部中将财务署长。据吴的中校机要秘书詹特芳日后撰文披露，当时中央银行总库的“家底”如下：1。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是经吴嵩庆口说出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因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台湾银行了）。

2。黄金：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余斤至20余斤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

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4200余两，一直未动）？

3。银元：约计3000万元。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出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

运到台湾后，交给当时金库总负责人王逸芬（台湾收支办事处主任），另有两个保管人，他们三人都是蒋介石恃从室的亲信。

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的亲笔批条，才能办理。

在秘密转运金银时，中共地下党发动中行职工罢工拒运。在中央银行任职的黄炎培的儿子黄竟武和另外7名职工，因拒运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埋在南火车站附近。1949年6月25日黄炎培到上海，将儿子的尸体挖出来辨认，发现被打断了一条腿。

宣布“引退”

一切安排妥当。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官邸宴请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下午2点，又召集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

副总统李宗仁在前排正襟危坐。尽管他努力在那国字型的脸上挤出少许与大多数人相似的沉痛表情，但却难以掩饰那种将要如愿以偿的兴奋。

“诸位久等了。”蒋介石进门来，向与会者们点了点头，脸上露出内疚之色。他身着一件深色的皮袍子，头戴一顶翻毛卷边皮帽，像个有涵养的绅士。接着，会场上响起了他那微带沙哑的嗓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之中，人民所受之痛苦亦已达于顶点。在元旦文告中，我已表明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惟国民公意是从。目下，为实现和平，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以挽救党国之危机。”蒋介石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迅速引起了在座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们的共鸣。座中先有唏嘘之声，接着有人用手绢抹眼睛扪鼻子，随之便是哽咽痛哭，宣传部长张道藩如丧考妣，表现最佳。社会部长谷正纲也不甘示弱，他边哭边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诸位的心情，我理解，很理解！”蒋介石略感安慰地点着头，但他很快又沉痛地说：“这个，这个，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出下野决定了！”接着，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前天由陶希圣拟好的文件，放到李宗仁面前，用手指点道：“德邻兄，我今天下午就离开南京，请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罢！”

李宗仁一楞，他毫无签字画押的思想准备。此时，会场上的鸣咽声中仿佛参杂着些许愤怒。李宗仁没有勇气仔细推敲文告的措辞，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仍把那张文告从李宗仁手里收回，放在自己衣袋之中。接着便宣布散会。

“总统！总统！请留步！”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急促地呼喊着，刚走到门边的蒋介石回头一看，是监察院长于右任。他拖着一把胡须向他奔来道：“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于右任的话，像磁铁般一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蒋介石的身上。

“于院长，我已下野了，此事你找德邻办去吧！”蒋介石气恼地把右手向后一摆，还没等于右任反应过来，便匆匆走出门去。

于右任无可奈何地来到李宗仁面前，急喘喘地说：“德邻，德邻，你一定要想办法啊！”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是在当众为难他，便不甘示弱地把胸一挺，大声说道：“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一定要放！”

“下野”文告之争1949年1月21日，下午4时。

南京，光华门外军用机场。

在轰鸣的马达声中，银灰色的美龄号专机沉重地爬向碧蓝如洗、一尘不染的苍穹。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飞机在南京上空绕行一周。侧头俯视，古城景色历历在目，钟山、石头山还是那么庄严、肃穆。蒋介石试图看见总统府，看见国防部大院，但突然间天空云合雾障，将目标掩埋得无迹元痕。。他无可奈何地抬起头来，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

美龄号飞机离开南京后直飞杭州。蒋介石选择在笕桥航空学校下榻。这次下野，尽管都说是以退为进之策略，但殊不知蒋介石的心态也极沮丧，他自己说此乃“寒天饮冷水，雪夜度断桥。。”

“父亲，南京电话。”蒋经国把蒋介石从沉思中唤醒。他拿起话筒，耳边传来张群的声音：“总裁，德邻现在我处，他要求修改文告。”

原来，李宗仁在蒋介石下野文告签字后回到傅厚岗官邸。下午3时多，他根据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的通知，率文武大员到明故宫机场为蒋送行。可是，他们在寒风中鹄立了近一个小时，才获知，蒋介石改在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登机。于是，李宗仁等又驱车直奔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等他们到达时，美龄号已起飞多时了。两次扑空，李宗仁心中懊恼不已。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此之前，他已受到更大的捉弄。

回到官邸后，他接到白崇禧一个非常冲动的电话：“蒋介石下野的文告，我们从广播听到了。全文没有‘引退’或‘辞职’这样的词。老蒋既不引退，又不辞职，你德公凭什么上台呢？这样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李宗仁刚放下电话，侍从来报：“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先生来见。”

李宗仁一想，司徒大使此时派傅泾波来，八成又与老蒋的下野文告有关，便匆匆来到会客室。傅泾波见了李宗仁，也不客气地说：“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据悉，蒋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是被CC分子删去的。为此，李先生不能充分地行使总统职权。大使特以私人名义提醒李先生注意，并设法补救！”

没想到美国人也是这样看，李宗仁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太恨蒋介石了，临下台还耍这一连串的权诈之术，不但愚弄他李宗仁，也愚弄了国家的名器，愚弄国民。他气得手拍桌子：“老子不于了！”

“德邻，你怎么啦？”

夫人郭德洁见李宗仁一送走傅径波便大发脾气，忙过来问道。

“老蒋在下野文告里搞了鬼！”李宗仁怒气冲冲地把白崇禧和傅泾波的话跟她说了一遍。

“啊！”郭德洁宛如晴天听到一声霹雳，惊得差点又要像一年前在李宗仁宣布退出竞选时那样失声恸哭起来。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是白高兴一场，李宗仁这个总统职位乃是不明不白地被蒋介石吊在半空中，可看而不可即。她突然大声叫喊起来：“找吴忠信！找张群！要他们立刻改过来，一定要改过来！”

郭德洁这不顾一切的叫喊，倒提醒了李宗仁：蒋介石走了，他的下野文告只有找吴忠信和张群才能处理。李宗仁想了想，马上打电话把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找来。

“礼卿兄，蒋先生的下野文告中并无‘引退’或辞职等字句。如此，则今后蒋先生算是什么身份？我李某人又系何种身份？所以那个文告必须修改，要在‘于本月21日起’之前，加上“决身先引退’5个字，由中央社重新播发，《中央日报》明天见报。”

吴忠信两手一摊，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道：“德公，蒋先生的文告，谁敢更改呢？那可是他的亲笔手书呀！”

“不管谁的文告，都要以宪法为准绳！”李宗仁坚持道：“根据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

“唉，德公，”吴忠信摆摆手打断了李宗仁的话，“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愿以老朋友的关系提醒你，你要知道蒋先生的脾气，现在，毛人凤他们那一伙人在南京到处活动，说不定连你身边的侍卫人员也难免有他们的人。我看你还是不要再争了，宪法根本就约束不了蒋先生，争得不好，连你的生命安全都难保！”

“呼”地一股热血冲上了李宗仁的脑门。吴忠信暗带威胁的话不仅没有吓倒他，反而使他心中的愤忿之情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更激起了他军人的血性。他把两只衣袖往上一持，然后用握着拳头的手往腰上一叉，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大叫道：“丢哪妈！我李某人一生统兵作战，出生人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值此党国存亡之际，我绝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倒是他蒋先生处处不忘为自己打算。他故意在文告中埋下伏笔，好把我当做他的挡箭牌，他则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不明不白地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让蒋先生自己接着干好了！”

李宗仁这一席话，把蒋介石下野的预谋揭露得淋漓尽致，也把他坚持要修改文告的理由说得铿锵有力。他那义愤填膺、绝不屈服的态度，倒把吴忠信给镇住了。

“德公，”吴忠信见吓不住李宗仁，也不敢再来硬的了，因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专门为抬李宗仁“上轿”的，如果逼得太紧，李宗仁不肯“上轿”，岂不适得其反，到时候又如何向蒋介石交代呢？于是吴忠信忙把口气一软，说：“蒋先生的文告是交给张岳军处理的，不知他有没有妥善的办法？”李宗仁也正要找张群，见吴忠信这样说，便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份了，一把拉住吴忠信就走：“我和你一起找张岳军去！”

到了张群府上，张正在指挥家人收拾东西。三天前蒋介石任命他为重庆绥署主任，他准备回四川老家为蒋介石巩固大西南去了。吴、李二人说明了来意，张群略一沉思说：“看来，此事只有打电话去向蒋先生请示了。”

李宗仁一听，不由地火又上来了，这不明摆着拿他当猴耍吗？他本想发作，但转念一想，不妨等张群和蒋介石通完电话看看结果再说。于是朝张群点点头说：“好吧，那就请岳军兄给蒋先生打个电话。”

待蒋介右接起电话，张群即把李宗仁要求修改文告之事向蒋报告。因李宗仁此时就坐在电话机旁边，蒋介石的回话，他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喔，这个，这个，”蒋介石哼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答道，“就照李德邻的意思改吧。”

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又是一个极圆滑的人，他见蒋介石有让步之意，忙提醒道：“请问总裁，是按照宪法第49条上半段修改，还是按下半段修改？”

“嗯，这个，这个。”蒋介石又哼了好一阵子，才答道，“就按下半段的意思来改吧。”

张群放下电话，对李宗仁说：“德公，蒋总裁口谕，他下野文告按照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来改。即改为爱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不行！”李宗仁一口否定这个修改意见，“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现在蒋先生所引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先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继任’。因此‘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应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为难地说：“总裁可没有这样说呀！”

李宗仁知道，张群一向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便道：“请岳军兄再给蒋先生打电话！”

谁知，张群把电话打到览桥航校后，一侍从副官答：“总裁出去了。”

再问“何往？”答：“不知道。”

“德公。你也看见了，不是我张岳军不出力。蒋总裁下野之后，已是闲云野鹤。不唯今晚找不到他，恐今后亦难找矣！”张群摇着头，看着李宗仁说。

“德公，我看蒋先生这样说也有其法律依据的。因为他虽辞职，但未经国民大会批准；而德公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尚未得国民大会之追认，故此以代总统称之合法统。”吴忠信灵机一动，忙为蒋介石的话找法律依据。李宗仁冷笑一声：“嘿嘿，札卿兄，你不是说过，宪法也约束不了蒋先生的吗？现在为何倒替他去寻找法律掩护呢？宪法上并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任呀！”“这，这。。”吴忠信一时语塞。这李宗仁既吓不倒也说不服，而蒋介石又不会再让步，他又将如何才能把李宗仁推上“轿”呢？

“德公，目下局面危急，国家兴亡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哟，我看你就先行就职吧！就算我这个老朋友求你了，国不可一日元君，再这样僵下去我们就国破家亡了。。”吴忠信只剩下苦苦哀求这最后一手了。

“德公，蒋总裁已说过了，他5年之内不过问政治，你无论是‘代行’，是‘继任’总统职权，不都是一回事吗？中共大军压境，局势危难，还望德公以大局力重。”张群也面带忧凄地劝说。

李宗仁在吴忠信和张群两人苦苦劝说之下，心里那股火气渐渐熄灭了。

他冷静下来，倒不完全是为吴、张二人说服，而是产生了一种凄凉之感：偌大个国家都快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此时此刻闹得太凶了，遭殃的是民众。。算了，不如先上台干起来再说，或和或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也算对得起国家和民众了。想到这里，他慨然长叹一声，说：“既如此，我就勉为其难，权且就当这个代总统吧！”

吴忠信见李宗仁同意“上轿”了，顿时喜形于色，忙说：“德公有德有仁，真乃党国之福，民众之福也！”

李宗仁精疲力尽地回到傅厚岗官邪，已是晚上8点多了。此时，浙江省主席陈仪正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楼外楼”，为路过的蒋介石接风。尽管主人热情招呼，但客人神态黯然，连平素喜爱的西湖醋鱼也吃不下一口。

第二天便飞回老家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隐居”生活。

埋志故乡山林泉石同许多中国人一样，蒋介石对自己的故乡情有独钟。在他统治大陆的20余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特别是每次下野，他都总是躲在溪口，装扮成陶渊明式的隐土，盘算东山再起。

们他这次归来的情势不同，心境自然很坏。当他走进“慈庵”的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没有衣架，就大声训斥：“衣架到哪里去了？”侍从人员只好立即去找。吃饭时，看到送上来的是机器加工的大米饭，立刻把脸一沉，下令退回，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

这段时日的恃从人员，个个胆战心惊，深恐稍有不慎，就招惹一身祸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不免在无意之中，惹蒋介石大发雷霆。这一天，蒋介石住在坟庄，侍卫官和警卫主管，睡在蒋房间外的一间小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官紧挨着蒋的住房门边睡，以备蒋半夜临时呼唤时，能够很快应答。

半夜，蒋介石就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左翻右翻，怎么都睡不着，一气之下，冲出堂屋，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咆哮：“你们这些人全部给我滚蛋！吵死人了！”

当众人被吓醒之后，蒋才知道刚才是门口警卫在打鼾磨牙，不是什么怪声音。因为一位侍卫官有夜睡磨牙的习惯，而另外一位副官，则是一人睡就会打鼾，可是，这种有规律的鼾声，使蒋没法继续人睡。

后此，只要是轮到这二位恃从人员值夜，他们在就寝前，会在嘴巴内塞条毛巾，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再把情绪不佳的蒋介石从睡梦中吵醒。那时，侍卫们才深刻体会到为什么会有人说“君王榻前不得有鼾声”的道理，所谓伴君如伴虎，真是丝毫不差。

蒋介石的一个侄子，名叫蒋孝镇，经常和同伴们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头又被先生砍了一次了，可是，我的头每次被砍，最后都会自己长出来。”蒋孝镇从北伐时代就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安事变的时候，东北军向蒋介石的宪兵卫队开枪射击，蒋介石慌乱中没来得及穿鞋便由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为了分散后面追兵的注意力，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拿给主子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一处树林子时，地上布满荆棘，扎得蒋孝镇两脚血肉模糊。

事变结束后，蒋孝镇经南京的军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才痊愈出院，对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侍卫人员。

不过，在蒋介石心情好的时候，也能表现出少许幽默感。在恃卫圈子里流传着一则蒋介石与侍卫之间方言差异而引发的笑话。有一回，蒋介石走出官邸，不自觉地摸摸口袋，发现侍从人员没给他准备手帕，他就对着身边一位四川籍的侍卫人员说：“去给我拿绢头来（按：宁波话绢头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籍恃卫没听懂他的话，以为蒋介石要他搬一块砖块，就连忙跑到路边捡了块砖块拿去给蒋介石，蒋见到之后，不觉尧尔，知道是侍卫没了解他的话，一旁的浙江籍恃从人员赶快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条手帕，不是砖头，是绢头！”

由于时局的败落，蒋介石要带头装出勤俭自持的风格。

据卫士翁元回忆，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介石要大厨为他作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这道菜，他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卫士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他们认为这些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这次从南京扛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里头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介石在溪口指挥国民党军政事务的所有办公费用。

蒋介石是溪口武岭学校的校长，宋美龄是该校的董事长，这个学校也是蒋介石为“造福乡里”出资30余万银元修建的新式建筑。这天，武岭学校的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了两只甲鱼，烧好后端来给蒋介石佐餐，不料老蒋勃然作色：“现在什么时候，你还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

尽管心情很坏，但表面文章还要做。春节前蒋介石以进宗谱为名，开祠堂祭告祖宗，并大摆酒席，宴请族中父老。蒋介石在席上大谈要把溪口办成小型工业的示范镇；农历腊月二十八，蒋介石在溪口办了一次年夜饭，奉化县长周灵钧、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总统府参军施觉民等10人被邀出席，饭后，蒋介石大谈要在溪口建一座大桥，要使汽车能直达法华庵。宋美龄也大谈在溪口办丝织厂，使溪口妇女都有就业机会。农历正月初一的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武岭学校的礼堂同乡民们一起看京戏《苏三起解》，一幅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样子。表面上，好像他们真是在野之身，毫无牵挂，其实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在大陆的日子不会长久了，必须早作永别溪口的准备。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公历2月18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走。叙谈之中，蒋介石多次叮嘱表弟工良穆（王贤矩次子）：“你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临走上轿之前，还对王良穆再重复一遍。王良穆日后回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从来没有这样叫我到他那里去。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跟他同行啊！”

两天后，蒋经国也到自己的外婆家岩头扫墓辞亲，他在墓地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并在她家吃了中饭。张定根送给蒋经国一只大公(又鸟)、一包长寿面和一些(又鸟)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40岁生日，这些东西表示舅母一点心意。”蒋经国恭敬地接过生日礼物，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你是否同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里去啊？”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张定根由于舍不下自己的家，终于没有同去。

清明节（4月5日）那天，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子孙女，到白岩山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他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蒋方良不知是没听清还是怎么的，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见此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人不懂礼节”。接着，他又命堂弟蒋周峰和族人挑了供品，扛了供桌，到桃抗山祭扫了蒋父之墓。

由于身在溪口的蒋介石十分明了全国的军政大势，清明过后，他深知在家乡余日无多，便开始带蒋经国等追访家乡的山水，作告别式的巡游，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等等。在妙高台千丈岩下瀑布前溪坑的石拱桥边的一块天然大方石上，蒋介石一家留下了在大陆的最后一张的合照。此块方石迄今依然在原处。

蒋介石等在宁波南郊的柳亭庵，祭扫了近旁的蒋姓祖坟，给柳亭庵当家500元钱，嘱其管好坟幕。之后，去宁波东乡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蒋摩何，给弥陀寺主持果如和尚5担白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此后又到了奉化的三岭，去拜蒋家祖宗墓。根据《蒋氏宗谱》，溪口的蒋氏是元代从奉化三岭迁去的，所以，蒋摩河虽是蒋介石这一分支的始祖，三岭的蒋氏与溪口蒋氏血缘最近。蒋介石此次去三岭，带了宋美龄、蒋经国夫妇以及孙子孙女。他率儿孙拜了祖宗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进祠堂又拜了神位。三岭的蒋氏族长，比蒋介石大一辈，直呼蒋之小名“瑞元”，蒋则称其为“阿叔”。族长提出三岭的摩河庵己很破旧，是否修一修，意思是让蒋介石掏口袋，蒋当时满口答应，但哪里还有时间哟。

清明节后的4月15日（农历三月十八日），是蒋经国的40岁生日，蒋介石为其题写了“寓理帅气”四个大字，并制成横匾悬挂在蒋祠报本堂的前廊。此匾有跋文云：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尝以“寓理帅气”自铭，尤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不敢示人。令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看来，蒋介石也在回顾和反思自己的人生。

溪口取代南京蒋介石在溪口这一段日子，并不完全沉浸在个人的伤感和对乡邻故旧的装模作样中，他时时关注着南京，关注着长江，关注着前线，仍然指挥调度着国民党控制区的军政事务。

在此次下野之前，蒋经国曾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表面上蒋介石要求：“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话说得堂堂正正，其实，全是作戏，他一边辞掉总统，一边又挂出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仍主持中常会，凌驾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代总统，却是空头称号，无控制全局的权力。

此后，溪口取代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权新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前往晋谒。如：l月29日，蒋介石接见黄少谷，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1月31日，国防部次长林蔚文自南京来溪口。2月7日，李弥向蒋面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2月17日，阎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到达。3月3日，张治中访蒋。

3月19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3月24日，陈诚自台湾赴溪口。

4月10日，周至柔、胡宗甫到奉化。

4月12日，居正、陈启天访溪口。

从上列频繁的活动看，蒋介石算是世界上最忙的闲人。李宗仁取得头衔，但无实权。行政院长孙科，为了报竞选败北的一箭之仇，行政院拒绝自粤迁宁，公开闹府院分裂。当初桂系，拉蒋下马，欣喜一阵，他们就没有想到，蒋介石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扑了一个空。关于这一点，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枚里建立电台7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半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2月16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南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好放下碗署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餐未终，顾祝同先后三次接了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扬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多少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进入4月，蒋介石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但他仍把自己钉在溪口，期盼着局势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知道解放军一定要过江，但期望李宗仁主持的国共谈判能达成隔江而治的协议；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美国人抛弃了，但仍幻想美国人能阻止解放军渡江。4月21日晚，蒋介石、蒋经国正在武岭学校观看演出，俞济时匆匆跑来报告：有南京来的长途电话。蒋介石一听，就挺直了腰板，知道有重大事情，示意蒋经国去接电话，蒋经国归来，对蒋介石耳语几句，蒋即匆匆退席。顿时会场秩序混乱，演出中止。

原来。蒋经国从南京电话得知，解放军于4月20日20时开始渡江，突破国民党军鲁港至铜陵段防线，国民党军第7绥区部队虽多次反击，未能遏止；21日，解放军已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4月22日，身患小恙的蒋介石急忙飞抵杭州，召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张群、吴忠信等人来杭州会晤，讨论如何应对危局。会议在杭州觅桥机场航空学校举行。会上，蒋介石听到的战况是。

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

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撒，南京危在旦夕。

蒋介石命令：将南京城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部队，都撒到沪杭一带。这仍是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国民党总裁与代总统，这两个巨头以下的一段对话，颇堪玩味：蒋介石问李宗仁：“德邻，你呢？”

李宗仁：“我？当然去广州啰”

蒋介石：“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宗仁：“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介石：“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余地了。”

李宗仁：“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李宗仁：“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诚挚万分似地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杭州会议时，就已决定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了。

蒋介石随后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银洋400万元（当时中央银行没有这样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1万5千两黄金折价，并派专机给白崇禧送到汉口）。这样，白崇禧率领桂系剩余的100多万军队，与解放军作战到底，做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第二节梦断溪口南京新生1949年4月1日始，中共方面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由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组成的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派出的以张治中为首，由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等组成的代表团在北平六国饭店进行十几天的和平会谈，4月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内，国共双方代表共同拟就了《国内和平协定》（又称《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4月20日共同签字。但是，冥顽不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竟断然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碎，和平的大门被无情地关死了。北平国共和谈彻底破裂，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事情，他实在是太了解蒋介石了。

北平的西郊，双清别墅的大厅内。毛泽东一手拿着点燃的香烟，一手习惯地插在腰间，用他那双睿智的眼睛看了看他的战友们，说道：“各位老总，我们对李宗仁、白崇禧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可现在看来他们还是要跟我们的蒋委员长一条道跑到黑，真是没有办法哟！”

“就是嘛”，朱德总司令插话说：“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桂系舍不得那点本钱，还幻想与如来佛斗斗法哩。”

毛泽东笑着说道：“那就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厉害。李宗仁刚刚当上代总统，舍不得那个宝座。对不起，你们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民不聊生，当然要把位子让出来，由我们共产党人来治理天下。”

说到这儿毛泽东略微沉思了一下又说：“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非常了解的，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李宗仁、白崇禧非要陪老蒋上断头台，我们也只好成人之美啦。原来，我们在战争初期估计，与蒋介石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原来的估计是保守了，我看再有一年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了，还有许多仗要打，还有许多事要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曾提醒全党注意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轻敌大意是要吃大亏的。”

“主席分析得对。”周恩来接着说：“国民党崩溃速度之快，不但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且也出乎美国人、英国人、其它党派人士，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预料之外。同时，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未作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因此，根据主席的指示要特别告诫各级指挥员，虽然我们已兵临南京城下，但尚未实现我们的解放全中国的目标，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大意是要失荆州的。”

毛泽东赞赏地点点头，然后笑着对朱德说道：“老总哟，该咱们拍板定案喽！小平、陈毅、伯承他们箭已在弦，弓已拉满，等不及了，该让他们发出去了。”

这位从湖南韶山冲出来的青年，历经了风霜雪雨几十载的磨难，几番周折，几番生死，如今已成为把握中国命运的“一代天骄”。他把他的理想和他的智慧全部投入到伟大的人民解放的事业中，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紫禁城，他与他的战友们最终把星星之火燃遍了中国大地。每到危难之时，这位伟人总以他那无穷的智慧、惊人的胆略、超凡的气魄，扭转乾坤，在这一点上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为之折服。现在，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后角逐中，又一次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和智慧的光彩。

1949年4月21日，东边天际，晨曦初露，雄(又鸟)报晓。

新华社播音员以清晰宏亮的声音，将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通过电波传遍了长江南北，黄河上下。

长江北岸顿时万炮齐轰，万帆齐发，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怒吼着扑向南岸，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拉开了。

长江北岸的炮火打碎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在杭州得到蒋介石许诺，“全盘负责领导国家”的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2日傍晚返抵南京“坐镇”。这时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机枪声。李宗仁在总统府的这最后的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李宗仁乘车抵飞机场时，载代总统逃离的专机马达已发动。李宗仁叫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还多绕了一圈）。飞机腾空，进入李代总统眼底的是：“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转完两圈后人坐舱请示代总统：“往哪儿飞？”李：“桂林。”

桂系又归“桂”去了。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茫，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解放南京一段趣事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南京城指日可下。为了尽快得到解放南京的进展情况，我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在广播里同伪中央广播电台通话。4月23日，我著名播音员齐越，在广播里向南京台反复呼叫，通知他们明天上午9时双方通话。

第二天9时整，机务人员把收音机波段调到了南京台的位置上，齐越打开了话筒开关：“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请南京广播电台注意，我向你呼叫，请你回话。”

一会儿，传来了一个男播音员清晰的声音：“我是南京广播电台，我来回话。”

齐越抑制住兴奋、激动的心情，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对方答道：“我叫蔡骧，是做播音工作的。您先生贵姓？”“我姓齐，叫齐越。整齐的齐，越打越强的越。”我奉本台领导的指示跟您通话。现在你报告一下南京的情况。”“红军已在凌晨进入南京城。现在街道到处都有。”“不对！不叫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要求你要负责保管好电台和机器，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的约法八章。”

“是，是是。。”

“你们要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不许破坏，不许听信谣“是。”。。这次奇特的通话，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蔡骧和他的同事们果然一一照办。蔡骧还亲自请来一个排的解放军保卫电台安全。

解放后，蔡骧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来成为颇有名望的导演。尤其有趣的是，他和齐越曾多次会面，两人一起切磋朗诵技巧，还一起灌制过朗诵唱片。泪洒“慈庵”

4月23日，解放军解放了南京。翌日，蒋介石获知，惊恐万分，不吃不喝，企图自杀。后经蒋经国等家人、心腹苦苦劝解，他才打消自杀念头，强打精神，但也残局难收。

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溪口的武岭、丰镐房、慈庵虽难割舍，但也不敢再留。“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4月24日中午，蒋介石对蒋经国这样说。就在这天上午，蒋经国已将妻儿送往台湾，“以免后顾之虑”，并“处理有关溪口之事务，作永别准备”。

这是4月25日上午，蒋介石带领蒋经国到蒋母王氏墓前辞别。蒋介石呆立慈庵前，沉默不语。只见他两颊清癯，双眼沉凹，身穿长袍马褂，手持西式礼帽，臂挂拐杖，好不凄楚。慈庵位于溪口北侧白岩山腰上，为蒋介石生母王采玉的墓地，这里有洋楼三间，蒋介石经常在此下榻，以尽孝道。今日离去，不知何日能返？蒋介石想到此，不由得滴出几滴清泪，滴落墓前。在众人催促下，依依而别。

然后，父子二人走上飞凤山顶，对故乡山水，“作最后一次的眺望”。

日后，蒋经国对此曾有一段追忆：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溪口故居，蒋经国的出生地），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从飞凤山上下来，蒋氏父子二人直接乘轿车前往象山港，这时，离溪口最近的宁波机场已被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二十二军逼近，哪还敢去那坐飞机？只好用眠轿抬着蒋介石，翻山越岭，去乘军舰。在下午一点钟光景，行至奉化县城，城内人闻讯，纷纷倾家而出，都来目睹蒋氏家族逃难景象。随行的有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孙子蒋孝文（爱伦）等家人。

不知是那位忠实信徒突然喊起了“万岁”，接着有人放起鞭炮。喧闹混杂的场面，弄得蒋介石心里直生气。“娘希匹，这简直是像送葬！”尽管他心中着急，还是在城内孔圣殿郑重其事地祭祀了孔夫子。当来到象山港边时，已是4点来钟光景，正遇退潮。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担心解放军抢先包抄，截住后路。于是，勿匆步行至象山口岸，上了停在水中的“泰康”号军舰。直到此时，蒋介石一颗悬着的心才踏实了些。站在甲板上，望着水波，蒋介石又悄然落下几滴清泪。

在沪最后时光蒋介石离开老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从海上迂回。蒋介石下令军舰驶往上海，他要去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途经宁波时，“泰康号”停泊了三天。由于两天前南京失守，国民党党内、军内、政府内一片混乱。4月27日，蒋介石赶忙在报上发表了《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谈话，表示反共到底，“无论何时何地，必将始终不贰”，企图稳定一点局势。他在宁波逗留的三天里，竟一直留在军舰上，不敢上岸到宁波城里的宅第去住，以便及时撤退。因为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接近杭州，这时的宁波几乎成了前线。

可是，蒋介石对那所宅第十分惦念。因为这里有许多值得他回忆的往事。

那是一座带有花园的住宅，位于甬江北岸新马路与草马路衔接的拐角处。早在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读书时，蒋母王氏曾命蒋介石带他的原配妻子毛氏到宁波伴读，一来是照料生活，二来是王氏盼孙子心切。蒋介石就赁这所房子与毛氏居住六七个月。后来蒋介石发迹了，他就将这所住宅买下，并修葺、扩建了这座花园。1921年至1923年间，蒋介石又经常与爱妾陈洁如在此居住。随着蒋介石地位的提高，花园也修建得日趋完美。蒋每到宁波，必到这里住宿或玩赏。4月28日，蒋介石要离开宁波了，特意把为他着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玉麟夫妇找到“泰康舰”上见面。蒋介石详细询问花园情况后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的，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一百块银元，以防万一。”

4月30日下午，蒋介石乘坐的泰康号军舰在一片阴雾茫茫中穿过吴淞口，靠上了黄浦江心的复兴岛码头。

当天，蒋介石便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蒋介石对淞沪防务又作了周密的部署。蒋训话时说，坚守在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即将得到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这是至关党国存亡之战役。

5月1日上午，蒋介石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召集驻淞沪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是想以他黄埔老校长的名义，将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集合起来，达到收拢嫡系部队的目的。但是，好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并不到会。如黄埔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介石召开会议的当天上午，从上海返回广西老家了。

同日下午，蒋介石在汤恩伯司令部向守卫上海的“国军”团长以上的长官训话，声言：他要留在上海不走，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他又把政工方面的事务交给蒋经国，蒋经国实际上成了汤恩伯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还命令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蒋纬国将装甲兵部队调到上海加强防御力量。

为着企图保住上海，蒋介石要孤注一掷了。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上海是蒋介石当年的发迹地，国民党政权，一直就靠着江浙财阀，尤为上海财团所培植。从现实利益来说，上海的战略物资还没有抢运完。蒋介石更有其战略的考虑：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由于利害相同，可望获得英、美的军事干预。所以，蒋介石要坚守上海，哪怕争取能多守几天也好。从1948年12月初开始，蒋介石即命令在上海构筑工事，历时四个月，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阵地。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一万多座。阎锡山看了阵地满有信心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一年。”蒋经国把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说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汤恩伯向蒋报告说，防御阵地3华里以内的房屋已全部平毁。另外，在市内选定国际饭店、汇丰银行等22处建筑物作为市区巷战的核心工事。他拍着胸脯说：“我已颁布了十杀战令，大上海将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为了表示自己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蒋介石不顾部下的劝阻，在第二天就离开军舰住进了由军警宪特严密戒备的金神义路（今瑞金二路）励志社内。5月3日，蒋介石突然吩咐侍卫官，要去巡查市区。街头不时传来警车刺耳的尖叫声，防弹汽车内的蒋介石透过玻璃注视着部熟悉的马路和楼房，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翻腾。在经过江西路汉口路国民党市政府时，他仿佛听到了3年前在这里的欢呼声。可如今。。往事不堪回首啊！蒋介石紧锁眉头，闭上两眼，长长叹了口气。他心里明白，汤恩伯在说大话。上海是守不住的。再完善的防御，还是需要人来守的。如今，上海的国军人人自危，士气低落，没人相信能守住上海。

但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张网已经向他张开，国民党中将张权准备在上海活捉蒋介石，交人民审判。

张权在北伐时就任师长，国民党驻沪部队中不少将领包括汤恩伯在内，当年都是他的部下。张权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准备响应共产党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并已任上海起义军总司令。他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单线联络了一艘军舰，准备沉在吴淞口封住航道，截断蒋介石的退路。同时张权自率精兵，活捉蒋介石。张权指令一个准备参加起义行列的纵队司令李锡佑做好准备，李又向部下中校参谋科长张贤布置了起义任务。谁知这个张贤竟是蒋介石忠实走徒，结果武装起义流产，张权和李锡佑都被逮捕。

蒋介石听说张权要活捉他，气得把玻璃杯摔在地上，亲自下令把张权和李锡佑枪杀在南京路西藏路闹中口，又重赏了张贤，从中校科长提升为上校处长，还赏给银元5000元。张贤在大陆隐匿下来，后被查出，1957年9月26日，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活捉蒋介石的计划，在上海解放前夕，就这样由于张贤作梗而没能实现。但这在精神上给了蒋介石以重重的打击，勾起了他对西安事变的回忆，从此更加疑神疑鬼，感到哪里似乎都是火山口，哪里都不安全。

表面上他也吹“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但他内心已十分恐惧，再也不敢住在金神义路，而龟缩在吴淞口外洋面的军舰上，以便随时逃离。

蒋介石自己也设想到，此次来上海呆不到几天就不得不离开。5月3日，解放军攻克杭州，沿京沪、沪杭铁路向上海进军。阎锡山于5月4日乘专机到上海，向蒋介石说：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虽已迁至广州，但李代总统却滞留桂林，拒不到国府主政，并牢骚满腹，意志消沉。阎还带来李宗仁委托传达的话：“蒋先生幕后不放手，我决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激流勇退之一途。”

接着阎锡山向蒋谈了李宗仁提出的六条方案。李宗仁说：“请蒋先生作确切的保证，为我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其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是：交出军事指挥权；交出全国官吏任免权；将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一律交出；各级政府向总统及行政院负责，蒋先生不得幕后干预；国民党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为了向中外表明国民政府尚存，也需要李宗仁这位代总统支撑这支离破碎的门面。于是蒋介石叫阎锡山去桂林转告李宗仁：“蒋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他5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是蒋先生希望能留居台湾，因国家败亡至此，他觉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

得到蒋介石的又一次不干政的诺言后，李宗仁遂于5月7日飞抵广州，主持“中枢大政”，“为防止中国赤化，作最后5分钟的努力”。

两翼吃紧，蒋介石在上海也坐不住了。乘军舰离开上海太引人注目，再说主帅临战撤退如何向部下交待？5月5日，蒋介石令儿子蒋经国冒着大雨到轮船招商局，征用了“江静”号轮。

从海路逃离浙江省宁波镇海一座年代久远、古朴幽静的平房里，原国民党招商局“江静”轮船长徐品富，谈起了当年蒋介石逃离上海时的情景。

1949年5月5日的中午，新婚方3日的徐品富船长和妻子正在吃饭。突然，“江静”轮二副仁谓荪急匆匆闯了进来，大声嚷道：“船长，快，快！有紧急任务，要你立即到局里去。。”

徐品富急忙赶到上海广东路外滩招商局办公大楼。董事长徐学禹神态极为严肃地对徐品富说：“根据上司指示，‘江静’轮有重要紧急任务，船上售出的客票已经全部退掉，你立即把船移到复兴岛江心带浮筒，准备好4天的煤水给养，与这次任务无关的客运部人员必须全部离船！”

徐学禹紧接着压低了嗓门说：“这次任务是送老先生离开上海到舟山。

此事要绝对保密，只准你一人知道。如果泄了密，你要负绝对责任！”徐船长抬腕看看表，回家向妻子告别已经来不及，只得给妻子去了个电话，言明任务紧急，一个星期左右回到上海。

徐品富回到船上后，当即安排客运部门的40人离船。当他移泊到复兴岛江心的浮筒时，只见一直是作为蒋介石座舰的“泰康”号早已系在浮筒上了。

第二天一早，一艘艘汽艇便在复兴岛和泊在江心的“江静”轮之间穿梭往来，送人上货，忙个不停。从日出到日落，整整运了一天。这艘客货轮，虽然有4600吨位，也显得拥挤不堪了。

蒋介石的100多名随从人员登轮后，当即封闭了“江静”轮原有的电台，架设了专用的通讯设备。船上的要道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

晚上8时许，一艘大型交通艇徐徐靠在“江静”轮的左舷。船上顿时紧张起来，卫兵们个个目视江面，如临大敌。在舷灯的照射下，身穿玄色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右手执根“司的克”，左手提着长袍的下摆，在徐学禹的陪同下登上了舷梯。随在老蒋身后的是蒋经国和蒋孝文。徐品富是第一次看到蒋介石本人，至于跟在老蒋身后的蒋经国，徐品富和他倒已有4次交往。

本来，蒋介石的卧室是安排在餐厅的，由于来不及布置，第一晚就只能安顿在船长的寝室里。“这是江静轮船长徐品富，是位优秀的船长，江静轮也是条好船。”蒋介石一行踏进徐船长的住舱时，徐学禹向蒋介石介绍着徐品富。蒋介石没有作声，只是看了一眼徐船长，微微点头。

当晚，蒋经国住在头等客房，徐品富只能到二副的住舱里权且过了一夜。当他离开寝室时，询问蒋介石次日何时开船为好？“到舟山需要多少时间？”蒋介石沉思片刻后，用宁波官话反问徐品富。“最好是天要亮未亮时开船，天要黑未黑时到舟山。”随后蒋介石又说。

5月7日清晨6时，“江静”号在“泰康”舰的护航下，轮载着蒋介石悄悄驶离了复兴岛，徐徐向吴淞口驶去。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沮丧地写道：不管前途如何艰难，也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我眼看到中华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挥泪前进？”但“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党，我们用什么方法对付敌人呢？”

蒋介石在复兴岛召开的三次团长以上会议时都强调不要把船留给共产党。所以，黄浦江里稍大一些的船舶有的撤到台湾，有的出国不归，有的干脆击沉江底。昔日的“水上大马路”，此时已是行舟寥寥，清冷死寂，宛若一条冻僵了的巨蟒。

10时许，徐品富正在驾驶台凝神眺望，蒋介石带着4名随从走进了驾驶台。蒋介石端坐在太师椅上，4名卫士静侍左右。“江静”轮进入了舟山海域，远瞧近岛擦着船舷而过，这时，蒋介石的情绪较先前有了好转。

一群依稀的岛影横在船头前方。蒋介石用望远镜凝望着。他要求天将黑时开到舟山，徐品富只能通知机舱减速慢行。

掌灯时分，“江静”轮靠上了舟山码头。码头上戒备森严，搭好跳板，只见当时担任浙江省长的周岩，疾步登上甲板，迎接这位“下野”的总统。船靠舟山，一路风平浪静，徐品富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巴望着蒋介石快些离船，然后驾船回沪。谁知事出意外，蒋介石不仅没有下船，还派人传话，要继续乘船视察舟山各岛。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军队纷纷从大陆出逃，大量的军队汇集于星罗棋布的舟山群岛，他们士气低落。蒋介石要去给他们打打气，以稳定军心。

尽管徐品富对此一百个不愿意，但他又怎能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呢？他强忍下对亲人的思念，对前途的不安，操纵着“江静”轮悠然于碧水青山之间。有时船靠岛屿，蒋介石便轻轿一乘，登岛视察。有些岛屿船大难靠，就放下船上的救生艇，把驻岛的军政要员接至大船，听取汇报，面授机宜，安抚人心。一连几日，蒋介石仆仆风尘，不遗余力。

一天晚上，蒋经国约见徐品富，蒋经国告诉他：“这几天老先生坐你的船很满意，故请你送他到台湾去。”蒋经国的这句话，对徐品富不啻是个晴天霹雳，他急中生智，提出了：“江静”轮的保修期已到，需要检修；再说台湾、福建的航线不熟悉，没有绝对把握。。蒋经国听出了徐品富有推托之意，有些不悦地说：“修船问题，推迟数月无妨。至于航线不熟悉，跟着‘泰康’跑就是。”最后，蒋经国要他考虑，明日再听回音。徐品富彻夜未眠，思之再三，还是不主动去向蒋经国表态，采取拖的办法为好。他满以为蒋经国会来找他的，但是蒋经国一直没有来，船上也丝毫无其它反常现象。10时左右，徐品富提心吊胆地躺在住舱里。忽然，从窗外传来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他夺步跨进驾驶台，拿起望远镜，只见蓝天白云之间，3架巨型的运输机徐徐向舟山机场飞去。当他看到其中一架是蒋介石的专用座机“美龄”号时，提到嗓眼的心终于怦然落地了，看来蒋介石也许改变了坐船去台湾的主意而改乘飞机了。事后他才知道，5月17日，上海市郊已经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也已岌岌可危；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蒋介石怕乘船赴台航路漫漫，夜长梦多；徐品富又态度暖昧，缺乏把握，所以临时决定改乘飞机及早逃离舟山。

乘此时机，思乡心切的徐品富和宓领港在夜幕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乘小渔船离开舟山，顶风迎浪，昼夜兼程，经过了舟山群岛，到了杭州，又从杭州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已经解放了。

解放大上海就在蒋介石逃离上海的同时，我军总前委根据渡江后战局的发展，决定命令七兵团解放浙江全省；八兵团一部担任南京、镇江的警备，肃清残敌；集中九、十两兵团解放上海，同时包括八兵团一部共8个军；二野主力在金华、东阳一带休整，以对付美英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确保三野顺利解放上海。

因为上海情况十分特别，如何能消灭敌人又减少损失，使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毛泽东专门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军决定分为东西两个兵团分进合击，分别从上海郊区东西两个方向向吴淞口前进。会师吴淞口后，截断敌人海上逃路，力争在郊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龟缩在市区的敌军，采取轻武器加以解决。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了。宋时轮指挥的东线九兵团从沪西南、浦东向敌军发起钳形攻击。18日进抵高桥。叶飞指挥的西线十兵团从沪西北、沪西像把利箭猛插淞沪，攻占了南翔、嘉定，直逼刘行、月浦。这时，上海外围敌军已全部解决。

在攻打刘行、月浦时，二十九军、二十八军同时受阻。这里是敌军重点防御阵地，工事十分坚固，守敌又十分顽强，给我军很大损失。同时，由于我军重武器和大口径火炮都未多带，也就给进攻增加了困难。但是，我军发扬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终于在15日攻占了刘行、月浦，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20日高桥主阵地被攻占。23日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尽可能保存兵力运往台湾。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除汤恩伯的五十四军和五十二军等部的5万人登舰逃脱外，其余15万蒋军全部被歼。26日，大上海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上海的解放，使毛泽东大大地松了口气。

入夏的北京城，窗外一片翠绿，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毛泽东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外面的景色，从他那宽大衣袋中抽出支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转过身来，对正趴在桌面上看地图的朱老总说道：“老总哟，渡江战役按咱们的计划已经实现了。原来，咱们担心美英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也未出现。看来他们对老蒋实在太伤心，要不岂能见死不救。另外，我想他们还是害怕卷入中国内战，不能自拔。”

“是的，”朱老总抬起头来说：“下一步看来该解决白崇禧、胡宗南、马步芳，还有东南的蒋介石残部了。”

“对喽，”毛泽东掰着手指说：“俗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吃嘛，咱们再来算一算。在中南地区有广西白崇禧20万人，川鄂湘有宋希濂10万人，西北马家军有18万人，还有老蒋的最后一点本钱主要集中在台湾、舟山、金厦和潮汕地区，大约剩下约38万人左右。依照计划由一野的彭德怀在打击胡宗南后，解决马步芳；四野来对付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这个人很滑头，得拉开大网逮他。”

“主席，”周恩来插话说：“陈老总曾向中央提议，二野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自挺进大别山后搞得很苦，是否可让二野来经营富庶的江浙地区，由三野来担负进军西南的任务。”“陈毅的风格倒蛮高哩。”毛泽东笑着说道，大家也都笑了。“但我考虑，”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道：“三野前身是江南的新四军，比较熟悉江南水乡，江河作战经验较多，这就便于以后解决台湾和沿海诸岛。而二野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过去主要活动于川陕、晋冀鲁豫和中原地区，相比之下三野来经营东南较为有利，这是扬长避短嘛。诸君意下如何？”大家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分析。

毛泽东又说道：“老蒋已将老巢迁到台湾，军委应特别研究一下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问题。渡海作战我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靠空军，二是要组建一支渡海陆军攻击力量。空军的问题我已向少奇同志提出，在他去莫斯科时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在5月23日，我已电告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它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途中滞留马公岛穷余末路的蒋氏父子离开舟山后没有径飞台北，而是先在澎湖马公岛驻节，要着看东道主陈诚的态度再定行止。

当时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警备总司令和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总揽台湾一切大权。当时，蒋介石风闻美国要在台湾废蒋立陈。所以到舟山时就致电台北陈诚，告有赴台之行，但陈诚在24小时内未行复电，更引起蒋的不安。蒋介石这种难言苦衷，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二。6月4日：“露雨初晴，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快又感觉到愁苦；连夜多梦，睡眠不安。”

6月9日：“昨夜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坐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一直坚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要坚决抛弃蒋介石，最基本的原因是看到了蒋介石不可避免的失败，看到蒋介石集团的腐朽和无能；另一方面，由于在1948年的美国大选中，蒋介石选错了支持对象，使后来蝉联总统的杜鲁门十分恼火。但是，美国在1948年底至1949年之间还不愿让台湾落在共产党手中，因此，美国人企图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还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实际上是想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美国的基本意图是寻找一个既“不必听蒋介石之指挥，也不必服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者”来完成“台湾自治”。美国人选择了陈诚和孙立人。

1949年2月，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派遣，前往台湾执行特殊使命。莫成德到达台湾后，便根据美国政府的打算游说陈诚自立。莫成德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是：一、台湾与国民党政府分离，与中共断绝经济贸易，自办台政，美国每年援助台湾2500万美元。

二、美国可以联络菲律宾、澳洲、印度、巴勒斯坦、锡兰（斯里兰卡）

各国，进行象征性的联合出兵，共同占领台湾，并在台湾召开政权转移会议。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海峡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袭击；同时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的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五、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有同乡、师生和婿翁（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后来嫁给了陈诚）多层关系。陈在蒋之手下，不但表现出过人的才干，而且表现出少有忠诚，因而在仕途上一路绿灯，一帆风顺，也正由于此，当蒋介石看到大陆形势危急时，把陈诚派到台湾去，为蒋介石经营孤岛，并收编、整训从大陆逃到台湾的残兵败将，以确保台湾这块最后的存身之地。这一次美国人来游说陈诚自立，他也表现出对蒋的绝对忠诚。他对莫成德说：自己追随委员长多年，不能背蒋而自立，也不能拒绝蒋介石到台湾来。莫成德无功而返，他在给艾奇逊的报告中说：“陈诚主席是蒋先总统之亲信，不能望其背蒋而奉行美国之旨意。”

有人在评论陈诚时用“忠蒋、反共、爱国”6个字来概括，蒋介石也曾经说过：“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陈诚的字）”。但在这大风大浪的非常时期，在他又听到美国人企图拉陈诚自立的消息后，蒋介石是不敢轻易把自己交付于人的。

蒋介石盘桓澎湖，其实还想摸一摸另一个台湾要员的态度，这就是孙立人。孙立人在东北与黄埔军官不和，蒋介石把他调到台湾编练新军，这本因为他不是黄埔嫡系，被蒋介石穿了小鞋，而如今他却是台湾岛上足以与陈诚相抗衡的力量。他有三个新军，这在其它国民党军仍在大陆与解放军作战的情况下，是一支能左右台湾局势的重要力量。这些既是美国人要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的原因。也是蒋介石要看一看他的态度的原因。

当蒋介石到达澎湖的马公后，孙立人闻讯即来晋见，陈诚一直到4天之后才登上马公，联想上海有人密谋活捉蒋介石，美国的扶李倒蒋、拉陈拥孙，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求蒋介石流亡国外，蒋介石对陈诚不由疑窦顿生，对自己上不上台湾岛踌躇不决，因而一拖就是10天。

前文已经提及，蒋介石早有经营台湾的打算。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前，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的政策，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王朝。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演接收政权的美梦。”蒋介石对台湾的地位一直很重视。1946年10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曾经巡视过台湾，从台湾归来，蒋介石高兴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他还发感慨地说：“巡视台湾之收获，较诸巡视东北之收获犹大。”很明显，在1946年10月，他已形成把台湾作为内战后盾的想法。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年，他就要被赶到这个当年他曾赞不绝口的孤岛上来了。

特别是解放军渡江以后，蒋介石知道“江南半壁。。风声鹤立，草木皆兵”（蒋经国语），更加清楚台湾地位的特殊和重要，蒋介石还说过：“台湾要作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使台湾成为复兴民族的基地。”

然而，由于“白云苍狗”的原因，他殚精竭虑要将其作为存身之地的台湾近在眼前，却不敢贸然前往，心中又怎能没有“流亡”之苦？但是，蒋介石经过反复斟酌，还是决心上岛。

蒋介石虽然决心已定，但仍未径飞台北，而是先到冈山，再转高雄。蒋介石之所以在台湾岛南部上岸，不仅是因为此处是孙立人的势力范围，而且是因为有彭孟缉也在这里。蒋介石仍对陈诚放心不下。

彭孟缉当时是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是蒋介石最可靠的亲信。20年代的东征、北伐期间，他一直是蒋介石卫士大队的卫士。1927年8月，蒋介石

第一次下野后，亲自点名送他和另外21名人去日本学习军事。

蒋介石终于登上了台湾岛，但他的心并不踏实，他一看到来迎接的孙立人和彭孟辑，开口就问：“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快人快语，他说：“有我们保卫，谁敢把总裁怎么样？”据说此话后来传到陈诚的耳朵里，陈很不以为然。6年后，孙立人因“兵变事件”“辞职”，台湾当局派了9位大员组织“调查委员会”对其进行侦讯，陈诚是主任委员，那还有孙立人的好？不过，这已是后话。

5月31日，蒋介石在高雄草拟了防守和治理台湾的计划，6月2日，陈诚等在台国民党要员到高雄开会，研究台湾的整军、防务和其它军政问题。终于，蒋介石认为陈诚确没有“异动”企图，才于6月26日迁往台北的草山。台北草山，是著名的风景胜地，处于台北北部。附近岗峦起伏，绿荫密匝，青山翠谷，原野开阔，长满了桃树、杏树、樱花和杜鹃等。筑有中山楼、阳明山庄、前山公园等。蒋介石选中了这个地方住下，想缓解一下流亡之苦，并在这里设立了“总裁办公室”。但阴影总是笼罩在心头。

新一轮军事冒险失败面对这发发可危的局势，蒋介石感叹，他愤恨，他诅咒。但他并不甘心失败。他不仅要在这处绝地上生存，而且还要在这处绝地上重建他的帝国大厦。

他重新修改了作战计划，制定了以台湾为中心，控制两广，开辟川滇，建立一条北起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的宏伟的军事计划。他对这个计划充满了自信心。他相信这个计划一定能够实现。

6月21日，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再次离开高雄，开始了他新一轮的军事冒险。

同日上午9时30分，美龄号专机徐徐降落在福州市的南郊机场，机舱门一开启，蒋介石表情严肃地匆匆走下弦梯，连给摄影记者抢拍特写镜头这一不可缺少的欢迎程序都省略了。他只与前来迎接的东南要员们握了一下手，立刻前往机场办公楼，他要在此召开临时军事会议。

从上海逃出的败将汤恩伯（现又被蒋任命为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第6兵团司令李延年等党政军要员及各军、师长八十余人参加会议。

“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想起总理（孙中山）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战。”蒋介石在会上讲话说。接着他强调了保卫福建的重要性，说：“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又说福建若“陷落”，“其政治影响甚大”，因为“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建失败了，“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必须死守”。

训话之后，蒋介石又就地图对浙、闽、粤边境和各海岛的防御作了防守部署。接着传见了九个主要将领进行单独谈话。除进行鼓励外，还了解其他人是否忠诚可靠。这次蒋介石连续工作了5个小时之久。

从将领们的谈话中，蒋介石了解到：各军新败，士气颓唐，装备缺乏，兵员不充，有的士兵竟衣不遮体。有的将领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说，上海有那样巩固的工事都守不住，何况福州这个背水城市呢？

蒋介石仰首叹息，最后说出：“此绝地也可以生。。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美龄”号载着蒋介石于6月21日下午3时半离福州飞往下一站。汤恩伯率领与会将校在机场列队送行，汤指示大家要目送蒋介石飞空。当“美龄”号消失在海空相连处时，目送蒋介石的众将校，心中都默念着：“永别了！”就在蒋介石专机刚从福州的南郊机场轰鸣着飞向他的第二站时，在北平郊外香山脚下双清别墅的一间极为平常的房间里，毛泽东正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当一根烟抽完时，他站起身来走到桌旁将手中的烟蒂在烟灰缸上按灭，然后拿起电话要通了三野指挥部。。6月25日，三野指挥部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向十兵团下达结束休整提前入闽的命令。

7月2日，十兵团从浙江省嘉兴县乘火车，沿浙赣线西进，于浙江省的江山县和江西省的上饶下车，然后分成两路急速向闽北挺进。

福建本来就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加上此次十兵团入闽作战采取的策略是出其不意，克敌必胜，务求歼敌于陆路，故各部选取的行军路线多为没有人烟的地势险要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以增加大部队行军的隐蔽性。

7月的闽北大地正值三伏酷暑，天气阴晴变化无常，一会儿骄阳似火，晒得大地热湿气升腾，远处看上去似如一片水雾，行军在这片水雾中的战士个个如同在洗“桑那浴”，大汗淋漓；一会儿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泻而下，使人在这雨幕中辨不清东南西北。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丛林中的蚊虫和蛇蝎的叮咬，使这支在山东老解放区组建起来的“北方军”遇到了比攻坚战更为难以克服的困难——疟疾和烂裆症，全兵团的非战斗减员急剧上升，大大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致使200多公里的路程竟用了20多天的时间。

7月26日，兵团部率28军、31军经浦城到达建瓯，29军经崇安到达建阳、南平，这样十兵团的3个野战军都已按照到达了战役集合地。

到达建瓯后，兵团立刻召开了军以上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省委书记张鼎丞以及各军军长、参谋长等。

在战役发起之前，往往是战役指挥者最紧张、最繁忙，也是最费神的时候。作战方案的优劣好坏，直接影响战役的成功与失败。因此，指挥者不但制定总体作战方案，而且要考虑到各个细节，特别是注意可能突然发生的情况。既要知己，也要知彼，方能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百战百胜。

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会儿，大家对这次战役如何打各抒己见，争论热烈。

叶飞司令员一面听大家的意见，一面将有价值的意见记录下来。随后，与身边的韦国清、张鼎丞商量一下，站了起来，在座的指挥员们停止了议论，肃静下来，目光都注视着司令员。

叶飞略微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遍会场，用带有闽南口音的语调说：“同志们，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和三野总部就命令我们入闽，参加解放全福建的战斗，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信赖和鼓励。因此，大家不可以满足和骄傲，要乘胜前进，打好这一仗。”

叶飞端起茶碗喝了口茶，接着说道：“全国形势大家也都知道，一派大好。蒋介石已兵败如山倒，不堪一击，因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穷追猛打彻底消灭之。”

“前面大家对解放福建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对首先要集中兵力全力围歼福州地区的朱绍良、李延年兵团，控制闽中；其次，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平潭、厦门和金门等地，力求消灭汤恩伯兵团，解放福建全省这一总体方案并无异议。”

叶飞略微沉吟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地图说：“争论较大的是如何完成第一步：解放福州。我们从地下党同志们那里得到确切情报，福州地区敌军约6万人，是朱绍良、李延年管辖的六兵团。分布是：敌25、96军为左翼，位于城西北闽西侧地区；敌74军为右翼，位于连江、琯头一线；敌73军驻守福清、平潭岛；福州市区由敌106军防守。分两步防守，一是拒我军于闽清、罗源一带，保住福州。二是如闽东、闽北防线被我突破，敌则可由海路逃往平潭等岛屿，或陆路西窜沿福厦公路逃往厦门、漳州及广东等地。”

“戟福州的作战方案归纳起来有两个。一是采取大迂回，断其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分割福州朱绍良兵团和厦门汤恩伯兵力之联系，截断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执行这个方案困难较大，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要从尤溪出发，翻越百余公里崇山峻岭，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才能夺取福清，宏路。这一路全程200多公里，山多，山高，没有公路，没有大路，只有山地山径，不能携带大炮、山炮，只能轻装。

第二个方案就是只向东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

叶飞稍顿将语调提高了一度，看着大家分析：“我认为，两个方案相比，前者不但艰苦，而且也是一着险棋。”

韦国清政委插话说：“请大家注意，这招险棋险在何处？险在担任攻占马尾任务的部队，只有两天路程；而担任攻占福清、宏路的部队，却要翻山越岭，自带5天干粮走五六天，因此长途行军必然疲劳。这支疲惫之军还要立即作战，(禁止)福州与泉州之间，很可能遭到敌军南北夹击的情况。险就险在此处。”

叶飞点点头表示同意韦国清的解释，继续说：“假如我们采取第二个方案，虽然比较稳妥，但由于没有大迂回占领福清、宏路，不能断敌南逃的退路，即使追得再快，也不能顺利通过闽江桥，渡过乌龙江，可能变成赶鸭子，而不能全歼敌军。因而造成敌军可能利用陆路福厦公路南逃，使我们在解放福建总体作战第二步计划实施时增加困难。所以，我与张鼎丞、韦国清同志权衡再三，决心采取第一个方案，实行大迂回，在福州外围撒下天罗地网，以求全歼福州之敌。”

最后，叶飞司令员向各军下达命令：以31军为左路军，由古田出发，担任攻占连江、琯头、马尾断敌军海上逃路的任务，马尾占领后迅速向福州攻击；以29军为右路军，由尤溪、南平出发，实施大迂回，担任攻占福清、宏路，截断福州朱绍良、李延年与厦门汤恩伯之间的联系，断其陆路南逃的任务；以28军为中路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攻击的任务。

8月6日，各军遵照兵团总部的指令开始隐蔽疾进，逼近福州外围。11日右路29军经过5天急行军，攻占了永泰；13日左路31军攻占了丹阳；15日中路28军攻占了连江、马尾等地，割断敌海上逃路，并开始向福州攻击。右路29军已攻占福清、宏路切断敌南逃之路。中路28军已逼近市区。这时，大迂回方案已基本完成，敌人已成瓮中之鳖。朱绍良、李延年大为惊恐。8月16日下令分兵从海上陆上向平潭、厦门逃窜。临逃走时，朱绍良还欺骗部下说：“对保卫福州有充分信心，希望大家保持镇静，不要自相惊扰。”当日，他自己丢下部下与李延年乘飞机逃路了。

十兵团所属的3个野战军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于8月17日解放福州。

除少数残敌逃到平潭和厦门岛，共歼敌1个兵团部、5个军部、14个师约5万人。

6月1日，蒋介石抵达台湾高雄要塞度端午节。虽惊魂初定，但局势严重，心绪难宁。先寄希望于长江天堑，保半壁河山，结果是美梦一场。如今上海失守，伤及国际观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战略，亦成泡影，国事真到了不可为的程度了。

至此，十兵团提前入闽后展开的解放福建的第一阶段战役结束了，残存在福建境内的蒋军龟缩在闽南的漳州、泉州和厦门的几个孤立点和沿海岛屿上，已成惊弓之鸟。

“避寿”阿里山1949年10月初，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在蒋经国、谷正伦等20余随员簇拥下，来到阿里山。

这天，蒋介石面上颇有倦色，他在臣铺上稍事休息后，即行上山。专车沿崎岖山道盘旋而上。一路森林的海洋，奇石峥嵘，飞瀑奔泻，使人犹置仙境之中，但这山光水色，均未引起蒋的兴致，反而使他越发怀念溪口风物。车行一小时后，都下车去观赏“神木”。这是一株“亚洲树王”，已长了三千多年，树围20多米，高过20层楼，异常壮观。谷正伦拍马说：“愿总统寿比神木，万年长青。”蒋介石还是高兴不起来，反而似有感慨地说：“人的寿命和这棵神树比起来，实在太短促了。”

当晚，在贵宾馆附近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别人边歌边舞，但蒋介石却只在旁边观看，由谷正伦代表在场者向蒋介石致祝寿词，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在阿里山的两天多的时间里，蒋介石始终没有一丝笑容。

这就是败走台湾时的蒋介石。

第三节别了，司徒雷登权衡利弊，美国大使滞留南京“中共军队进逼长江北岸，南京政府行将迁往广州，美国大使馆何去何从？”在位于南京西康路的美国驻华使馆内，司徒雷登正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

司徒雷登是一个和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他于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1896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州汉普登—西德尼学院。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在金陵神学院任新约教授。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开办的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在马歇尔的建议下，1946年7月，他开始任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在对华关系上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进行内战，并企图培植“中间势力”。他曾选定蒋介石做为他在中国实现理想的人物，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化身。后来，他又支持逼蒋“下野”。对大使馆的前途问题司徒雷登早已有所考虑。或去，或留。让他费尽了心思。最后，他权衡行弊，决定还是留在南京为妙。

早在1949年1月19日的一个外交使团会议上，司徒雷登与他的外国同行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各自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伴随一些其他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人要在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一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可司徒雷登对走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婉言拒绝昔日的盟友的邀请。

4月中旬，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司徒雷登考虑到谈判有可能破裂，届时国民党政府势必将会正式邀请外交使团南迁广州。为了促使国务院作出留驻南京的决定，他于12日主动给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建议电，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行动方针：（1）接受李的请求，随李氏飞往广州。

（2）置李南撤于不顾，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按兵不动。

（3）在李请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

对于这三种方案，司徒雷登强调指出，“我本人较倾向于留在南京（第二种选择）”。接着，他用很长一段文字，详尽地论证了留在南京是何等必要。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复电司徒雷登，命令他留在南京。司徒雷登怀着喜悦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国务院“答复了我们大使的电报，批准了行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

4月20日傍晚，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开始挺进江南，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间被摧毁，国民党守军狼奔豕突，仓皇向南溃逃。在南京方面，隔江相望的人民解放军虽然还未南渡，但是大军云集北岸，足以使南京政府的要员们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地开始撤退了。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城，司徒雷登再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22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用过早餐，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便急匆匆地来访，代表李宗仁代总统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移驻广州。

但是，司徒雷登仍然不想离开南京。叶公超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独自悻悻地走了。

拒绝叶公超之后，司徒雷登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今兵临城下，难免人心浮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会不会改变初衷，接受叶公超的邀请，跟着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呢？前些天，他曾向国务卿艾奇逊打保票，说如果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那么北约组织国家的使团都将会与我们协同一致，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使团山必将如此效法。司徒雷登想，万一那些外交官说话不算数，突然间变卦溜了，那可不好向上司交代。

想到这里，司徒雷登立即拿起电话与各外交使团联系，建议召开一个紧急协调会议。

在这时候，各国的外交官都十分紧张忙碌，哪里还顾得上开会呢？所以，司徒雷登整整忙乎了一上午，直到中午时分，外交使团的会议才开始举行。司徒雷登先把决定留在南京的想法说了一遍，要求各国使团与美国使团保持一致。这一建议再次得到赞同。特别是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大使，都一致表示要向美国看齐，安心留在此地，并立即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不要下令将使馆迁往广州。

在面临撤与留的最后时刻，司徒雷登又一次向国务院建议，要求允许大使馆在共产党政权在南京建立之后继续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很快，这一请求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了稳固的政权为上，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

说来也怪，司徒雷登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留在南京呢？原来，他的目的是想寻找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以求阻止共产党制度在中国建立。这是司徒雷登本人3月10日在给艾奇逊的一份电报中透露的。他在那份电报中说，一旦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他将首先提醒对方，美国对中国一向以仁爱为怀，给了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将会利用一切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

司徒雷登之所以如此狂妄，还因为他自以为有一些特殊的理由。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期当时对司徒雷登有这样一段评价：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经历；而且，作为前燕京大学的校长“据说该校有近50％的学生在共产党阵营中”，“在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他都处于“老师的地位”。司徒雷登本人也相信，这种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他过去常对别人说：“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我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与黄华会谈大失所望在南京解放的最初几天里，司徒雷登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内心很不平静，几天来，他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共的一举一动，他多么希望，随着中共军队的进入，南京城会出现烧杀抢掠的局面，会遭到民众的反对。然而，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所见所闻，使他既为国民党人的贪婪、懒散和腐败深深痛惜，又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感到不寒而栗。

想到这些，司徒雷登再也呆不住了，他要利用自己特殊的身分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情况并非司徒雷登所想象的那么乐观。中共已经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严格坚持民族独立的尊严的中国共产党，再也不能像以前对待国民党那样为所欲为了。

就在司徒雷登一筹莫展之时，傅泾波给他带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显然有利的消息。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作为学生的傅泾波就是他的助手，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司徒雷登又把傅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同伴和知心朋友。

傅泾波告诉他，据可靠消息，中共方面已派黄华为南京外侨事务处主任，黄华之所以来南京，是专门为着与留在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听到黄华的名字，司徒雷登心中一动。他知道，黄华是自己从前的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和傅泾波还是同班同学。“这倒是个好机会，”司徒雷登高兴地对傅泾波说，“假如与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为了尽早同黄华取得联系，司徒雷登于5月6日先派傅泾波出面接洽。

第二天，黄华与傅泾波会面，傅泾波首先代表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傅泾波并表示，司徒雷登甚盼与黄华会见。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分到司徒雷登的住处与其会晤。

望着风华正茂而又肩负处理南京外侨事务重任的黄华，司徒雷登不禁回想起4年前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所说的一席话。当时，毛泽东对他说：“现在延安有许多你以前的学生。”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门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如今，眼前这位学生能为他这当老师的解忧排难吗？

想到这，司徒雷登一古脑地讲出了许久以来的想法。他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他认为所谓世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他甚至还想提出，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此来威吓眼前这位学生。黄华当即作了驳斥。

接着，司徒雷登话锋一转，以抚慰式的口气表示，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的国家；他还提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

但是，当黄华具体谈到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时，司徒雷登却闪烁其词，还列出了几条标准。一条是中国必须按照国家公认的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另一条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说是必须达到这些标准之后，美国才能考虑承认共产党的政权。在此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能等着瞧。

6月6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应约前往外事处与黄华进行第二次会晤。

谈话很快就转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黄华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当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仍然不愿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有所松动，辩解说：“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纯属内政，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出现新政府时，我们要确定它是否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维护至今公认的国际准则。”

司徒雷登接着又说，目前中共尚未成立新政府，况且国民党仍然占领着相当一部分地区，故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但他又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各国使节仍留在南京，这应当作看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

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据他个人看法，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解放广州后召开，届时将决定产生联合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已表明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已经放弃失败的干涉政策。

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中共明显地拥护共产主义，使许多美国人普遍地感到恐惧。说来说去，实质上就是害怕中国成立一个独立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此，司徒雷登进一步强调，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声明，他以个人身分，希望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能够尽量吸收一些国民党自由派人士与其他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士参加。黄华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纯系内政，外人不要干涉。

司徒雷登继续为美国辩护，但言语矛盾，甚为窘迫，乃举出燕大校训“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箴言以收场。

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双方态度都很坦率，有时是针锋相对。“几乎不时越出了中国人的一般礼节”。司徒雷登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他的这位学生“已经完全赤化了”。看来，在南京与黄华的会谈是捞不着什么油水了。司徒雷登不肯罢休，决定另找出路。

寻求与周恩来联络6月初，司徒雷登接到由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和国务院分别发来的绝密电报。6月8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会见了黄华。傅称，司徒雷登考虑再三，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他想返美后作些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份量。

接着，傅泾波吞吞吐吐地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络，能否转达意见，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黄华表示，什么都可以讲，不必有什么顾虑。

傅泾波这才道出了这次求见的真实意图。傅说，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了解很深。司徒雷登还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这样，返美后活动将更有力量。

“司徒雷登先生此行有何具体内容？”黄华问道。

“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傅泾波接着说，“司徒雷登希望经济合作总团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大批借款、贸易，对中国工业化想有帮助。”

会谈结束后，黄华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鉴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松动，认为司徒雷登来访不无益处。考虑到与美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建议此事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自己又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表示他长期担任燕大校长，每年6月都要回燕大过生日，故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是否允许，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就由陆志韦校长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江南的6月，正是黄梅季节，既潮湿又闷热。这更使得司徒雷登内心烦躁不安。试探的信号已经发出了，为什么至今尚无回音？司徒雷登踱到窗边，无神地朝前望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北平来信了。”司徒雷登一震，暮然回首，眼光一下子落在傅泾波的信件上。这是一封用英文写的信，不用说，是陆志韦的手笔。陆志韦在信中说，我已经会见周恩来先生，周先生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果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

竟然如此顺利？司徒雷登想来想去，觉得放心不下，便打发傅泾波去找黄华探听虚实，最好请黄华电询北平当局，问个明白。

6月28日，黄华来到司徒雷登家中，告知他已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表示欢迎司徒雷登赴燕大一行，希望与中共领导人晤面之事也有可能。司徒雷登得到这一肯定的答复，内心极为高兴。但他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口气冷淡地表示等他向艾奇逊国务卿请示之后再说。

也并非司徒雷登故作姿态，他原本就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对于北平之行虽然跃跃欲试，然而一动真格的，他便犹豫起来。

第三天，司徒雷登致电文奇逊，报告了中共方面的邀请。然而，他并没有报告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系，并且已经私下作好了旅行准备的实情，却向他的上司撒了一个谎，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则显然当回事了，巴不得请他到北平去。

接着，司徒雷登用很长的文字陈述了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希望。通过和共产党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

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并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司徒雷登想得非常周到，他说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代表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最后，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所极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抵销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谈到要不要同样作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内部的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又抵销了访问北京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盘算来盘算去，总觉得此事很难两全其美。最后，他干脆将矛盾上交，说“我已对此情况作了充分说明，供国务院考虑和决定。”

本来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被司徒雷登瞻前顾后地一搅和，结果变成了一道纷繁不堪的难题。弄得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众说纷纸，意见不一，艾奇逊没办法，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电报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指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向中共领导人送去“礼物”

时令虽然刚交7月，然而古城南京早已炎热异常。对于年事已高而又身体虚弱的司徒雷登来说，这确是一个难耐的季节。

计划中的北平之行因杜鲁门总统的否定而落空了，司徒雷登对此懊恼不已。想想自己一心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到头来却得不到理解。他越想越觉得窝囊，可他并不服气，自认为手上还有一张王脾。

原来，就在司徒雷登分别与黄华和陆志韦联系，商谈赴北平之事时，他又通过另一个中介人陈铭枢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接触。

司徒雷登与陈铭枢早就相识，交情亦深。一个偶然的机会，司徒雷登获悉陈铭枢将于6月中旬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便于5月下旬和6月初同他联系，要陈协助向中共领导人转达若干信息。陈铭枢立即表示乐于相助，并将于近期内赶赴南京，具体商谈北上事宜。

在等待陈铭枢的日子时，司徒雷登要求大使馆工作人员准备了4份内容很长的文件，以便请陈铭枢转交给中共领导人。司氏在这些文件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谈到了中美贸易，并将中苏条约与中美条约进行了对比，以此来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和重要的。

6月10日，陈铭枢到达南京后，司徒雷登同他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的会谈。除了将那4份长长的文件交给陈外，司徒雷登还请陈向中共领导人转达如下五点意见：（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A）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B）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上述五点意见，不难看出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共的蔑视。

陈铭枢带着司徒雷登的五点意见。司徒雷登暗自有些得意，觉得自己为中共领导人准备的这份“礼物”太好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非常得体。10多天后，陈铭枢有消息传来，说任务进行得很顺利，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完全令人满意”。陈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方交换意见。

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北平之行虽然未能成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司徒雷登想到这里，得意地笑了起来。

7月9日，司徒雷登与由北平赶来南方的陈铭枢晤面。

第二天，陈铭枢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两个附件交给了司徒雷登。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综合整理而成的。而另外两个附件，实质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对司徒雷登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的直接答复。

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称道司徒雷登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并对他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中共领导人还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地制定对华政策。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关于中美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司徒雷登读一读他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对派的关系，不再勾结的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对司徒雷登提供的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针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待中国非常仁慈，中国从同美国的贸易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等论点，周恩来列举事实作了驳斥，指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中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同时，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桩罪行，即30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对于司徒雷登本人，周恩来再次赞扬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司徒雷登反反复复地看着陈铭枢带来的这两个附件，脸色越来越难看，心情越来越沉重，他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中共领导人给他的答复，“并未暗示要脱离现行的政治方针，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而是表示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但还是能够而且将要建立经济关系。”也就是说，中共不准备放弃原则和立场来同他作交易。

司徒雷登无力地将手中的文件放在桌上，颓然瘫倒在座椅里，失望和沮丧之意重重地袭上他的心头。

陈毅发怒主席台就在司徒雷登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的时候，上海领事馆传来了令他不快的消息。

1949年7月6日，为纪念抗日战争12周年和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市近百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盛大游行。

这天，黄浦江水碧如蓝，天气晴朗且十分炎热。由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组成的三个美式榴弹炮团，一个日械摩托化兵团，一个美械摩托化兵团，以威武雄壮的列队，隆隆开进，举行庆祝解放和纪念抗日战争的“入城仪式”。接着，从北面响起了马蹿声，骑兵团的勇士们手执着闪亮的马刀，分两路纵队疾驰而过。。学生、工人、市民手持鲜花、锦旗，敲锣打鼓从市区涌上街头，秧歌队，安塞腰鼓，一个个精彩的庆祝节目伴随着阵阵鞭炮，使整个上海沸腾了起来。这时，市民们有的爬上了坦克，给战士挂红星、彩条、锦旗，有的架上锅子，给入城官兵敬献“解放佳肴”。欢乐的游行队伍越拉越长越走越慢。

当游行项目举行到一半的时候，队伍里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一辆美国人驾驶的吉普车，无视军管会事先发布的交通管制令，擅自闯入游行区域，阻断了队伍的行进。维持秩序的交通警过来干涉，这位穿着西装，嘴里叼着雪茄烟的美国人连车门也不开，一副傲气十足的派头。

车子不开走，且有意横卧街头，又不听劝告，怎么办？交通警立即将此事报告了指挥游行的公安局长李士英。李士英前去了解到这辆车上的主人叫威廉姆·欧立夫，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便立即打电话向检阅台上的新任上海市市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请示如何处理。

陈毅市长听完报告后，双眉怒立，毫不犹豫地对着话筒大声说：“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末了，陈毅市长又关照一句：“要讲政策，要群众不要对他搞人格侮辱。”欧立夫低头认罪这事首先在主席台上传开了，有的人不免暗中捏了一把汗：美国外交官，可惹不起呀！现在国家被美国经济封锁住了，如果再拘留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弄不好是一次外交事件，会引起武装干涉，国际上不乏先例啊！可是再看看陈毅市长，他仍旧兴致勃勃地在观看游行。

车上，精通华语的欧立夫听到新任市长要拘留他的话后，仍然派头十足，不可一世。他用华语对车旁愤怒的人群说：“你们不要得意得太早了，蒋介石放弃了上海市，可我们美国人还要这座大城市。”正当欧立夫喋喋不休大谈美国政府重视他们在上海的财产和所剩的利益时，公安人员奉命进入了人群中，将欧立夫这个骄横的副领事强行带出车外，欧立夫还想摆出往日的威风，大喊大叫，拒不出车，还公然用英语骂脏话，用拳头在空中乱舞，可谓洋相出尽。公安人员将欧立夫带到了公安局拘留所。当时，他依仗着美国外交官的身份，暴怒得像头狮子，先是砸毁了办公桌上的墨水瓶，摔坏了凳子，接着又踢伤了值班员警毛桂珠等人。他以为，当局只要弄清了他的真实身份后，便会立即向他赔礼道歉，客客气气地放了他的。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上海市公安局拘捕了欧立夫的消息传开后，美国领事馆提出了抗议，司徒雷登也在南京叫叫嚷嚷，美国总统扬言要对中国政府进行报复，但统统无济于事，提篮桥公安局照样将欧立夫带局审问。并于第二天判处欧立夫“拘役三日”的处分，所毁坏的物品由他照价赔偿，所内的人员对他这个狂妄不羁的“洋老爷”实在愤恨不过，他一不老实就想“教训教训”他，陈毅听说了，认真嘱咐道：“打人不行，他不讲文明，我们可要讲文明。谁打了人要处分！”

就这样，7月9日，欧立夫被释放前，毕恭毕敬地向我方公安人员递交了一份道歉书：毛桂珠、夏定和刘敏先生及公安其他员警：我，威廉姆·欧立夫，美国公民，对我在七月六日所犯的严重错误和行为，对他们的人身及公安局的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谨向上列先生道歉，及其深刻的歉意。

我向他们及人民政府保证，我不再重复这种错误和行为。我保证，我今后将在中国做一个守法的外侨，我承认帝国主义的行为是要不得的行为。我感谢人民政府对我的事件给予的考虑，及对我的宽大处埋。

威廉姆·欧立夫（签名）

当时，中国政府拘留欧立夫这样的高级外交官，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上海市乃至全国各报纷纷刊载了这一事件，连同欧立夫的道歉书一起公诸于众，这一下不仅轰动了全上海，轰动了外交界，也轰动了世界舆论。美国的《华侨日报》称：中国这头睡醒了的东方巨狮，开始发生怒吼了。香港《大公报》以“各国人士不能不对昔日的‘东亚病夫’刮目相看”为醒目标题，加编后进行重点报道。

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行动，无疑是给美国政界傲视新生红色中国人士的一记响亮耳光。

就连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时，对他的同行们说：“共产党的红色中国真不好对付，欧立夫事件丢尽了我们美国政府的脸。”而欧立夫回到美国后，受到了当局的严厉查办。

上海各阶层的人民对这事的反应说：“痛快！过去在马路上，见了洋人要让道，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法办，真太痛快了！”人们不禁联想到那一年“跷脚沙逊”买了辆新车，为了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硬要用上海的“1111”和“2222”两张牌照，不料“2222”已被中国一富商占有，并且不肯吐出，沙逊恼怒之下，给国民党市长发了一信，堂堂的“市长大人”吴铁城立刻慌了手脚，亲自下令将此车号牌吊销后，奉送给沙逊。这自然是小事一桩，但“市长大人”的奴才相却活灵活现了。

上海的百姓议论说：“共产党到底跟国民党大两样！”“有共产党领导，阿拉中国人要翻身做主人了！”

大使挟起皮包走路寄予厚望的北平之行未能获准，陈铭枢带来的消息又使他大为不满，一次次的机会都已失去，一次次的努力都已白费。原先雄心勃勃、想要扭转中国历史车轮的司徒雷登，终于感到回天乏术、无能为力了。

他带着失望，带着遗憾，决定离开这个“令人烦恼而灰心”的地方。

7月11日，他向艾奇逊建议：“在我离开南京之前，不要向这里、华盛顿或广州的新闻界透露我的新的旅行计划。”

司徒雷登之所以不愿透露其行踪，其中一个原因是，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在离开南方后他将访问广州。杜鲁门在几天前曾对艾奇逊说：“作为一个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接触后便回国，是不会被美国公众所理解的。”司徒雷登担心中共知道此事，会对自己有所不利。

7月15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这时，从无线电广播里传来了蒋介石已抵达广州的消息。“不行，广州又去不得了。”原先一贯举棋不定的司徒雷登，忽然间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

为了取消广州之行，他于当天和18日两次致电艾奇逊，摆出了许多“去不得”的理由：“我在拒绝北平之后，马上访问广州，并与委员长会晤（这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肯定将其看作是有意侮辱。他们会对此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我对中共领导的影响纯属个人性质。我飞抵广州，看望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而且未来我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会因此丧失殆尽。”因此，“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毛泽东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7月25日，司徒雷登利用办离境手续的机会，又同黄华见了一次面。谈话间他问黄华对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有何希望。黄华认为，现在谈不到希望美国做什么，因为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但迄今美国仍支持反动派打内战，并组织“太平洋公约”，中国人民自将坚决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政策。

司徒雷登说：“美国政府最近将来也不需要做什么，过一个时期看情形发展再谈。”并说，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而是方法错误。美国政府迄今对“太平洋公约”未表示任何赞成或支持，故没有责任。接着，司徒雷登对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了看法，说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此外，司徒雷登还提出，上海美侨因中共对外侨案件的处理及劳资纠纷甚感不安，不知当局是否不希望美侨留华。黄华表示，中方对一切外国侨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华的守法者，均保护其生命及财产安全，对犯法者当依法处理。你提出的问题没有事实根据。

8月2日，司徒雷登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乘坐大使馆的一架运输机飞离南方回国，同机者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等一行8人。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第3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美国政府将这部以推卸其侵华政策失败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刚刚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发表，显然不是偶然的。这对于忠心耿耿为美国侵华政策服务的司徒雷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8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南京解放时的司徒雷登作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评价：“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结束，遭到失败的蒋介石逃往台湾，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不顾杜勒斯的不同意见，立刻弹起“是美国的贻误造成了中国的丢失”的老调。1949年8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发表了题为《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这份长达千余页的白皮书叙述了令人沮丧的，在前5年中发生的事件。

最先想到要搞白皮书的是梅尔比。1949年初，凯南为《外交》季刊写了他著名的《X先生》一文。文中力图为美国对苏关系提出一项明智的政策。梅尔比觉得也应当有人为对华关系做一番这样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凯南和这个内部智囊团的成员戴维斯谈了，他们两人都支持这一想法。

梅尔比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拼凑了一篇合适的文章，但是，引用的材料太多了。于是，戴维斯提议，搞一份详细的白皮书可能更合适些。凯南赞成这个建议，艾奇逊和社鲁门这两位大人物也表示赞同。总统在4月中旬甚至说，他希望白皮书能在8月份起草出来并发下去。

梅尔比奉命担任这一工作的统筹人。笔杆子斯普劳斯被要求起草其中的一部分。政府中的老手杰赛普没有在中国工作过，因而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艾奇逊要他审阅第一稿。最后的润色工作由艾奇逊、梅尔比和杰赛普做的。艾奇逊在把草稿交给总统看时，附上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这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的经历中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友好联系。。这份记录表明，美国一直坚持了，并且仍然坚持着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那些根本原则，其中包括门户开放、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遗憾的是，在编纂这份记录的时候，为了尊重事实，必须公布一些表明这个国家的可悲局面的事实。然而，我认为，不能为了这个缘故就不加以公布。。我们派去帮助中国人作战的政府代表，不管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很快都发现。。（国共两党之间的）长期斗争使中国政府不仅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民心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削弱。从美国军人和外交官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1943年到1944年间，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失掉了赢得人民效忠的战斗精神。根据许多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腐败了，醉心于争权夺势，依靠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维护他们自己在国内的经济地位。。我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一个有朝气、进步、能重新得到人民热烈拥护的中国政府，才能够有效地对日本作战。美国官员一再向委员长表示他们对这种局势的关注，以期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一再保证要扭转这一局面。然而，他并没有作出什么有效的努力来扭转局势，甚至把那些对他苦苦相劝的中国官员拒之门外。除了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萎靡不振感到关注之外，一些美国观察家还对国民党同中共的最终较量（政治的或军事的）表示关注。这些观察家的报告也在附录中引用了。他们早在1943和1944年就担心国民党政府如此脱离群众，以致在战后的权力斗争中，证明它无法保持政权。不过，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提供的一切援助，全都给了国民党政府。。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力所能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果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种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奏效。这种局面是中国国内局势决定的。

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制订的政策，对中国人和对我们自己，都不能有所帮助。我们仍旧认为，不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多么悲惨的局面。。中国古老的文明和民主主义终将重新抬头，它将打碎外国加给它的枷锁。。一些共和党人把白皮书斥为替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洗刷过失的文件，并且宣称，有朝一日他们掌了权，他们将公布中美关系中发生的事情真相。

白皮书发表不到两个星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这个文件讲了话。他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声明：“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到1949年的5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注释中，向他的读者们简单介绍了美国先前的历史：“华盛顿（1732—1799）、杰斐逊（1743—1826）、林肯（18091865），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新中国宣布：美国驻华外交机构是非法的白皮书发表的那一年，美国驻华人员变得越来越少了。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对中国总是另眼看待。美国在派有外交使团的大国，都很少设总领事馆。在中国，总领事馆却设得很多。例如，在情况允许时，北平、广州、上海、天津、汉口、沈阳和哈尔滨都有总领事馆。按照惯例，在政权更迭或发生内战时，只要获得允许，领事馆是可以继续活动的。

但是，因为美国当局不承认中国现政权，所以他们在中国的领事馆，不被中国现政权承认。

10月1日，共产党在北京正式升起国旗的那一天，柯乐布和当时在北京的所有其他外国领事都接到了当地政府的正式通知：如果他们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那就可以保持通常的外交关系。那时，蒋介石还不曾离开中国大陆，这种要求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按照华盛顿的指示，柯乐布拒绝了。

在一个时期内，柯乐布继续履行自己受到限制的职责，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他对那种状况心里是不痛快的。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方面继续发表反对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声明。我倒认为，他们还是改变一下做法，什么话也别讲，让共产党先揣摩揣摩为好。但是，看来，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是一定会促使我们把牌摊到桌面上来的。”

1950年1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打出了两张牌。他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在北京局势平静下来之前，美国不会考虑承认这个政权。他后来又发表过一些类似这样的声明。

与此同时。新生的人民政府在所有西方国家领事馆的大门上都贴了告示：8天后，他们以前的兵营将被没收。伊·卡恩说：“看来，这同艾奇逊的声明不是没有关系的。共产党人知道，以前美国军人就住在现在作为总领事馆的地方。在限期来到的前几个小时，柯乐布把办公室迁到了邻近的美国人的院落里，那里从未驻扎过军队。亏得他有先见之明，头几天就把电台移过去了，才使他能同华盛顿保持发报联系。”

此时，艾奇逊已决定，不管人民政府采取什么做法，全体在华的美国官员都要撤离。4月10日，柯乐布关闭了驻北京的领事馆，凄然踏上了归途，他像往常一样，经由天津回国，天津的领事馆也在晚些时候撤离了。在天津，柯乐布夫妇的行李受到了海关的彻底检查。当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他家的物品运输手续时，有25本稀有的珍贵书籍和50件艺术品被没收。

柯乐布在离开时，有意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钥匙插在锁孔里，他还事先降下了美国国旗。

4月15日，柯乐布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共产党中国。

我们来到了竹幕的这一边；又可以深深地舒一口气了。”

第四节厦门战役内幕控制厦门外围阵地福州战役胜利后，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很快成立了福州市军管会，由韦国清担任主任，负责接管工作，叶飞率兵团主力继续南下，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尔后再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这时，蒋介石重新调整了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署和第6兵团建制，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8兵团、胡琏12兵团和李良荣22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及潮汕。显然，敌人企图凭借厦门海岛的有利地形及原有要塞的永久性工事来抵抗我军进攻，固守厦门作为台湾的屏障。

第10兵团由福州挥师南下的目标，首先是解放闽南泉州、漳洲地区。南下时，兵分两路主力沿福厦公路行动。

第28军两个师由海上前往。派部队由海上走，一方面是要渡海解放平潭岛，另一方面是有意锻炼部队适应海上作战。虽然部队经历了渡江作战，但渡江与渡海作战是两回事。入闽部队都是“旱鸭子”，未见过一望无际的大海，不少官兵一上船就要呕吐。渡海作战，首先要有船只，部队还必须有航海知识，否则就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在福建地下党组织和福建人民支持下，28军于9月14日攻占大练岛，16日攻占平潭岛，俘敌74军、73军六七千人。

八九月份正值台风侵袭福建、浙江沿海的季节。正因为台风这一人类尚未征服的怪物，解放平潭时，两个团部队登陆，突然遇到台风，刮了一整天，敌我双方的船只都被台风吹散了，都不能增援。人们都熟知，1281年忽必烈出动10万之众攻打日本，被台风吞噬了这支骠悍的大军，弄得全军覆没。这就是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弘安之役”的著名战例。还有，1944年12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由于强台风袭击，险遭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我军解放平潭虽然顺利，但船只却被台风刮散了！这就使部队初步懂得了渡海作战掌握气象情况的重要。那时没有气象台，只能向老渔民请教。老渔民经验丰富，一辈传授一辈，他们熟知台风来临的一些预兆。台风来袭前，一般人看不出问题，他们却把辐射状卷云叫做“扫帚云”、“马尾云”。谚曰：“马尾云，吹倒船。”台风近了，乌云滚滚，谚曰：“断虹现，天要变”。“静海起浪头，渔船快回头。”有时，大风和海浪强烈摩擦，引起“海啸”，谚曰：“东吼叫，西吼叫，台风来到鼻梁梢。”还有“海水发烫，船莫出港”，“海水发臭，台风随到”。。天虽有不测风云，人们还是能凭经验预先测知的！

我28军解放平潭以后，9月17日又攻下大小痒岛、塘屿等地，完成了预定战斗任务。解放泉州、漳州都没有什么大的战斗。我29军于9月11日攻占湄州岛，16日攻占南日岛，随后主力南下，19日晨占领马巷，22日攻下集美，扫清了厦门外围之敌。我31军于19日晨攻占长泰，另一路同时攻占同安、角尾、石尾，20日渡过九龙江攻占海澄、浮宫，25日解放漳州，先后攻克岛美、城仔丙、东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这一阶段，共歼敌2万3千余人，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金厦两岛三面包围的形势。这已是10月1日的前夜，总部一再催促第10兵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解放厦门。

老蒋令汤恩伯死守厦门厦门岛的面积是118平方公里，自然形成南北两半岛。西、南、北三面临大陆，离大陆最近处一海里。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海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本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永久性工事。

厦门岛的西南是鼓浪屿，面积只有1.09平方公里，距厦门岛约700余米，距大陆最近处约1000米。四周多为礁石陡壁，能登陆地段较少。

守敌为汤恩伯集团55军全部，166师及从漳州方向逃来的68军余部，总兵力3万余人。

具体部署是：以齐装满员的74师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181师守东南面；以29师一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68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29师两个团守鼓浪屿。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由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员劳军慰问。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

虽然福州战役，泉、漳战役顺利，但我军对渡海作战攻取厦门这个要塞，进行了充分准备，生怕在人闽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出问题。蒋介石严令汤恩伯死守厦门。过去日本人在厦门构筑的防御工事非常隐蔽，与海礁、岩石的颜色差不多，不易观察，非到近处不能发现。一点不夸张地说，我军从来还没有打过如此设防的岛屿。敌人离台湾又近，又有海空军，我军却没有海空军掩护。虽然当时全国形势势如破竹，但第10兵团的领导认识到以木船渡海登陆攻取厦门，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军完全没有经验，是不能轻敌的，因为这不是在大陆作战。

我军准备了近一个月，主要是征集渡船。大军渡海登陆，需船数量很大，筹集不易。我28军虽有一些船，但在平潭岛吹散了大部分，只好在泉州湾继续搜集补充。29军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31军则在九龙江征集。但大多数是江船，江船平底出海困难。因船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延了3天。

原定作战方案是厦门、金门同时攻击，这是兵团9月26日在泉州召开的作战会议所确定的。

会上提出，“金厦同取”、“先厦后金”和“先金后厦”三种方案。军事上，金厦一般是并称，金门厦门唇齿相依，相邻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是东南海防要地。会议权衡了三种方案的利弊。

金厦并取——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但征集船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先金后厦——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问题是厦门国民党军已有逃跑迹象，先攻金门，厦门的国民党军就有可能逃走，不能全歼；先厦后金——当面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易于奏效，但一旦厦门攻下，金门的国民党军可能逃跑，不可能全歼敌军。

权衡再三，兵团领导认为：国民党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的准备，但也显露其恐慌动摇的心理。

比如，汤恩伯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至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等等迹象来看，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一鼓作气，同时攻下金厦。

会议并决定：由28军担任攻取金门，29军和31军两军担任攻取厦门的任务。

但是，10月上旬一检查，29军只有3个团的船只，31军有3个多团的船只，而28军只有一个多团的船只！时不我待，兵团领导决心改变原定方案，先攻取厦门，而后攻击金门。10月7日把这一决心电报三野司令部，三野首长指示：“。。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船阻援与截逃）牵制金门之敌，此案比较妥当。。请你们依实情办理，自行决定之。”

第10兵团决心先攻取厦门。确定以第31军及第29军攻取厦门，以第28军攻取大、小嶝岛，并作攻金门的准备，待攻占厦门后，再打金门。

10月10日，28军与29军一部先后渡海攻占大、小嶝岛，歼敌3个多团。15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取厦门战斗。

厦门战役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兵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之战。厦门岛不大，长13公里，宽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

叶飞司令员判断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决定渡海登陆，佯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调援救，主攻方向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这是叶飞司令员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10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向东，然后我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叶飞司令员一生就用过这两次。

具体作战部署是：以31军的91师并以93师一个加强团，担任佯攻鼓浪屿任务；以29军85师、86师和31军92师，在集美强大炮兵群的火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采取多箭头，在厦门北部高崎两侧30里的正面登陆突破，夺取高崎滩头阵地，然后向厦门继续攻击，把28军配置在大小嶝岛、莲河、围头沿海阵地，监视金门国民党军，并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金厦慰劳团”抵达厦门我军开始进攻厦门之际，汤恩伯正在虎头山总部宴请来自台湾的“金厦慰劳团”。这个“慰劳团”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前来前线劳军的，不料险些成了我军俘虏。

据“慰劳团”团长谢汉儒日后回忆，这个“慰劳团”成立于1949年9月下旬。这一天，国民党政府台湾省参议会正在举行每周例会。会上，议长黄朝琴首先对时局作了扼要的报告。他说，汤恩伯部队已从上海撤退厦门，而在大陆被共产党军队追击败退入闽的刘汝明部队，也撤至厦门重整。他宣布，当局要由省议会、省政府和各界团体代表共同组织一个“金厦慰劳团”携带白银30万元，前往厦门和金门前线“慰劳军民同胞”，这次活动由省参议会率领。他并说，目前金厦由汤恩伯坐镇指挥，局势已趋稳定。“慰劳团”团长由省参议会推派，副团长则由省政府社会处长担任。同时，他希望参议会应该推派一位较为年轻的参议员担任“慰劳团”团长。

黄朝琴此语一出，坐在他旁边的秘书长连震东，立即指着谢汉儒说：“谢参议员最为适当”。

谢汉儒忙推辞说：“这是秘书长的预谋吧”。

但是，一阵掌声，还是通过了谢汉儒代表省参议会担任“慰劳团”团长的决定。

“慰劳团”的全称是“台湾省各界金厦慰劳团”，谢汉儒任团长，副团长是国民党台湾省政府社会处长李翼中（原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团员包括由当局指派的士农工商各行业代表和随行记者。此时，解放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慰劳团”中有不少人员临时退出，只剩下的只有十几人。“慰劳团”启程的日期是10月14日，全团由台北出发前往基隆，拟乘搭早已起火待发的“继光号”运输船出发，但当团员抵达码头时，“继光号”船长说船发生机件障碍正在修理，要等第二天才能起航。时已近午，“慰劳团”无精打彩地到基隆市区的一家餐厅用餐。就在这个时候，副团长李翼中夫人和家属赶到，坚持不让李翼中随团前往，面带泪水，其他成员目睹此景，心里都感到十分沮丧。

15日下午，“继光”轮已修好，“慰劳团”全体团员来到基隆码头集合，但副团长已另派社会处一位科长黄震球（其后出任台北市政府财政局长）代理。下午3时，团员们登上“继光”轮，直航厦门。

当船离开基隆港时，天空晴朗，风浪不大，但入夜以后，开始摇晃震荡。船上人员对此行的前景倍感不测，久久难以入寐。直到破晓时分（10月16日），天色仍然黯淡无光，海浪起伏更加凶猛，他们便用闲聊打发“豆腐掉进灰堆里”的时光。

汤恩伯欢宴“慰劳团”

“慰劳团”被招待安置在厦门市大中路的大中旅社。有关官员告诉谢汉儒在厦门的活动日程的安排：当晚汤恩伯总司令在虎头山总部欢宴全体“慰劳团”，并邀请厦门市国民党党、政、军各界要员作陪。

第二天上午9时，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民众”欢迎大会，中午由厦门市各界政要欢宴。下午2时半，前往前线劳军。

“慰劳团”全体团员，按照有关方面早已安排分配的房间，各自卸下轻便的行装。时已下午5时许，他们便在旅社静候汽车前来接他们前往虎头山汤总部，应邀出席汤恩伯的欢迎晚宴。

大约6时许，汤总部的副官处长派了几部轿车接“慰劳团”到虎头山的总部。这里原来是谢汉儒家乡邻村后坑的菲律宾侨商杨德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的别墅，颇为气派。谢汉儒少时在集美中学读书，周末时常和二三同学来到厦门鼓浪屿游玩，曾数度在鼓、厦往来，海上乘“舢舨”远远眺望别墅，红瓦黄墙，心向往之，可惜攀不上任何关系，无缘到别墅一览风光，心有戚戚焉。今天有缘到此，而别墅也暂作汤恩伯的总部，谢汉儒心里另有一番感受。但夜色一片迷蒙，仍然看不到别墅的风貌，至感遗憾。

当“慰劳团”一行抵达虎头山总部，进入别墅的大厅时，所有国民党厦门市党、政、军、警、工、商各界要员都已到齐，筵开数席，谢汉儒被安排在汤恩伯主人席的对面座位上，其余团员被安排在其他筵席座位。汤恩伯的左边是“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儆寰），右边座位是福建省主席方治（希孔）。宾主和席坐定后，立即端上菜肴，谢汉懦不会喝酒，以茶代酒先向汤恩伯致谢忱，然后向各界表示谢意。

席间气氛颇为严肃，但宾主间彼此还是谈些台湾和厦门的时局鳞爪。当上第二道菜肴时，突闻炮声隆隆如在左右，而且是若断若续的发射。“慰劳团”的代表，因初到此间，不免有些惊愕。为了安慰客人，雷震立即堆满笑容向大家说：“没有关系，炮击是常事(奇*书*网*.*整*理*提*供)，但匪炮是打不到虎头山的，大家可以安心。”听雷震这一说，席上人员只有装成安心了。

大约过了数分钟，在炮声仍然不断的发射中，楼上有人急速下楼向汤恩伯耳语。汤恩怕以沙哑的声音微笑着说，要到楼上听电话马上回来。果然，他听完电话又下楼来了。这时炮声仍然隆隆地响着，汤恩伯装得若元其事，谈笑风生，态度非常镇定。但当端上第四道菜的时候，楼上又有人来向汤恩伯耳语，汤又再度离席上楼，而在这关键时刻，炮声忽然停止了。

汤恩伯第二次上楼之后，久久未见下楼，而后炮声又起，发射过来的炮，有啾啾的声音，好像越过了虎头山，紧接着电灯全部熄灭。宴会无法继续，赴宴人员急急走出别墅，场面十分慌乱。

“慰劳团”蛰守旅社候消息出了大门，天空布满着愁云惨雾，云里似乎有微弱的月光，就是不能从云端里突围而出。“慰劳团”一行“身在异乡为异客”，一时不知所借，幸好汤总部的副官处长仍然用数辆轿车，摸黑把他们送回大中旅社，并且安慰他们好好在旅馆休息，万一有紧急情况时，会把他们带到安全地方。事后，慰劳团才知道，汤恩伯二度上楼后没有再下楼来，是因为前线军情告急，传闻那时解放军不但占领了鼓浪屿，而且已在厦门市高崎方面登陆成功，汤恩伯己离开总部前往前线指挥。

“慰问团”回到旅社，一片漆黑。电灯虽熄，但旅馆房间备有烛光。谢汉儒基于责任上应有的担当，立即集合全体团员，指出情势的严重性，紧急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希望大家在旅社静候汤恩伯总部的消息，如果在厦门有亲友的话，更希望不要外出，以免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失去联络。

谢汉儒回到房间，心情十分沉重，面对微弱的烛光，独自躺在床上，思潮不断起伏。突然忆起了对日抗战期间，日军轰炸厦门时，他从临海的大千旅社逃出时，差点被敌机扫射着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寒颤。晚间遭遇的，不是敌机的扫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击，心里感觉非常复杂。

在担惊受怕中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慢的几乎使人心跳停止。全市是一片死寂，谢汉儒躺在床上，除了听到不时传来的枪炮声外，面对房间的玻璃窗外，看到时断时续闪烁着的强烈火光，谢汉儒心知肚明，那是鼓浪屿内厝澳方面激烈战况的火光闪。他意识到战况的激烈，也意识到危机就在刹那间，心里感到烦乱，但毫无办法。

谢汉儒看看腕表，已是深夜11时许，突然旅社的人叫他听电话，谢汉儒希望有好消息，原来是厦门警备司令打来的，他说：“很抱歉，让大家受惊了，请大家放心，如遇紧急情况，我们已有万全的措施。”谢汉儒谢了他，同时立即把他的话，逐一告诉各团员。有些团员正在烛光中打“唆哈”来缓和紧张的气氛，打发时间。

“慰劳团”成员守在旅社中，把安危交给汤总部。但他们心里暗自思量，乐观地认为：“我们慰劳团带来了30万白雪雪银元的慰劳金，而且全体团员都是台湾各界的代表，即使在最危急的关头，应该在安全上有优先考虑吧。”外面的战况如何，“慰劳团”的团员们蒙在鼓里，但听到不断的枪炮声，总觉得凶多吉少。直至深夜12时许，汤总部副官处长终于来电话告诉谢汉懦，要慰劳团立刻在楼下集合，马上派汽车接送到安全的地方。谢汉儒非常高兴。然后立刻转告全体团员到楼下集合，要准时到达旅社门口。但当谢汉儒逐一点名让大家摸黑上车时，发现竟独缺《自立晚报》记者萧枫，回旅社房间寻找，也未见踪影。据团员说，恐怕是外出访友。谢汉儒心里着实焦急了，“同行同命”，也为了作为团长该有的责任，谢汉儒不得不商请接人车队的军官谅解，让车队稍候10分钟离开，希望萧枫闻讯及时赶上。果然，他还不到10分钟即匆惶赶上。

车队在凌晨1时左右离开了旅社，迂缓向前行驶，不开车灯，也不能按喇叭。而以匆匆上车的紧张时刻，谢汉儒也未曾向坐在前车的军官，查询目的地何方？

沿途除了偶而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外，只见天空密布愁云，没有月色，也没有云端的星光，厦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死寂的城市。

谢汉儒和两位团员坐在另一辆轿车上，跟着前导车行驶，彼此默默无语。大约经过数十分钟的光景，车队在一个旷地上停下来。指挥车队的军官先下车来，他说这里是厦门大学工学院，也就是“慰劳团”登陆的地方。他说要先到院里察看一下，可是他回来时说，院里已是人满为患，里面尽是国民党政要的家属，大约数百人，正准备撤退，根本没法子再容纳“慰劳团”成员，只好人车暂时停在这里休息一下。说完后，他的车子开走了，谢汉儒想是请示去了。

谢汉儒心想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不然怎么连政要家属都集中准备撤退呢？可能解放军已经登陆成功，战况一定相当激烈。“慰劳团”人车停留在工学院的旷地上，有些上年纪的团员经过整夜的紧张，疲惫不堪，多已躺在车上睡觉。谢汉儒独立在车旁的旷地上，阵阵海风扑面而来，百感交集，这夜真是最长的一夜。偶而看到发射的信号弹，五光十色，在惨淡的夜空里划下了残忍的记号。

多次转移等候“发落”

谢汉儒表面镇静，内心充满着紧张而无助的情绪，团员中有人担心地问他怎么办。他说此时此刻，只有把生命交给上苍安排吧。不过谢汉儒对汤总部充满了无比的信心，汤恩伯从虎头山将他们送回大中旅社，此刻又送到这里，对慰劳团一定会有安全的考虑和妥善的安排。

枪炮声随着海风断续飘送，极目四野，大地沉沉。“慰劳团”就在这旷野里一分分一秒秒地挨过了漫漫的长夜。

突然之间，听到有汽车行进的声音，由远而近，原来从大中旅社送慰劳团到工学院的那位国民党军官又出现了。他叫团员们上车，车队又继续开动起来了。慰劳团告别了岑寂的旷野，朝向更具安全性的方向前进，但这一次的“转进”，命运如何，仍在未定之中。

车队把他们送到厦门岛东边的“何厝”地方，军官引导进入一栋标准闽南建筑的民宅内，谢汉儒看腕表，是凌晨4时许，还不是拂虹的时刻。他们都站在民宅内临“天井”的屋檐下，静候那位军官的“发落”。此时此刻，大家心情舒坦多了，可以看见民宅的烛光，也有一杯热茶可以止渴。

摸黑下沙滩登船离厦慰劳团在民宅逗留约10余分钟，军官又出现了。他说不用车了，让慰劳团马上上船去，团员们听他这一说，心里都充满了喜悦，因为只要一上船，就是离开厦门战地了。

出了民宅，他们跟着摸黑步行，越过阡陌，走下沙滩。团员中，也许是过度紧张，当走下沙滩时，有人跌倒，有人衣裤被某种障碍物刮破，也有位团员小腿部擦伤流血。

天色还是一片灰黯，在沙滩上感觉到强劲海风鼓起的隐隐约约的海浪滔滔。汽艇泊在沙滩临水的边缘，船头放下一张木制梯子供人上船。团员中，多数习惯都市生活，不谙水性。也许是正在退潮时刻，也许是风大浪大，加以上船木梯不稳，团员中有人跌入海中，变成落水(又鸟)。好不容易，最后总算全部团员都安全上了汽艇。

破晓时分，他们终于登上一艘远远泊在厦门港外的轮船，才知道这艘名叫“锡龄号”，原是汤恩伯于上海撤退时的座轮，现作为“海上总部”之用的。

船上的负责人，引领他们到舱中房间休息。经过餐厅时，看见雷震正向在餐厅靠边的皮凳上仰面熟睡。谢汉儒想他在昨晚“一夕惊魂”中的遭遇，也够累了。但未见福建省主席方治。

经过了15日一昼夜的海上航行和16日晚的紧张惊恐，好像做了一场恶梦似的。度过了“最长的一夜”以后，谢汉儒蓦然感到昏眩、口渴、心悸，全身疲乏无力，连声音也沙哑了。他警觉到自己未曾休息过，因此身不由己的向在舱房中狭小的卧铺上，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在昏昏沉沉中，好像听见有人催请到餐厅用早餐，谢汉儒迫不得己勉强起床，和团员们一同走进餐厅。

餐厅挤着好多人。在用餐时，听见邻席的团员用日语谈话，谢觉得很奇怪，哪来的日本人？后来团员告诉谢汉儒说，同席有一二个日本人，其中之一，就是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现在是汤总部的军事顾问。真有此事？直到几近半世纪以后的今天，谢汉儒还在迷惑中。

从鼓浪屿拉开战慕10月15日，我军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鼓浪屿弹丸之地，由于风景优美如画，素有“海上花园”之称。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踏来，争相在这里划租界、开洋行、建教堂、设领事馆，鼓浪屿成了“万国租界”。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军以两个团的兵力防守此处。

这天下午4时30分，天气由晴转阴，东北风渐起。炮兵依原令提早30分钟开始破坏射击，但命中率不高。6时，我31军两个主攻团，91师271团（即“济南第二团”）和93师277团4个一梯队营的船队，扬帆鼓浆，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捕风击浪，一会儿波峰，一会儿浪谷，缆绳拉断，桅杆打折，力挽狂澜，奋勇前进。船队航至距岸200米左右，鼓浪屿国民党守军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50多岁的船工张绵娘，同丈夫和三个儿子划两只船。在离岸100米处，丈夫和小儿子中弹倒下，她顾不得上前去扶他们，接过船舵，一边继续驾船，一边鼓舞战士们奋勇杀敌。9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整个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杀伤。

攻破汤恩伯“海上堡垒”

11时后，91师组织3个二梯队营起渡，因为风浪大，船只大部分又飘回，只有两个排登陆上岸。尽管情况严重，突击部队的官兵仍然奋力拼搏。在济南战役中荣获“青年战斗模范班”称号的271团1连8班，抵滩时遭敌火力严重杀伤，班长丛华滋高喊口号，带领全班勇猛突击上陆。271团2连一个排单独于鼓浪屿西南面岩石下登陆后，在副团长田军指挥下，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人滩头地堡。这时，7连2排也打上来，两个排合力继续向里突进。91师炮2连在抵滩时，船只被击沉，指导员赵世堂率领10余名战士强行涉水登陆，突入前沿阵地，直插日光岩西侧制高点，最后剩他一人，仍然坚持战斗。

官兵们英勇顽强的战斗，果然造成了汤恩伯的判断错误，误认为鼓浪屿是我军的主攻方向，以为我军夺取鼓浪屿后，会从鼓浪屿直攻厦门市区，立即将他掌握的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包围了我军登陆部队，并将其控制于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战斗更为激烈。我军战士无愧于英雄称号，顽强战斗，直至全部壮烈捐躯，终于牵制了敌人，威慑了敌胆。官兵们洒满鲜血的阵地，以后命名为：英雄烈士山。解放后，叶飞每次去鼓浪屿，总要去凭吊一番，向烈士们表达敬意。

就在我军以有力一部强攻鼓浪屿之后，我29军两个师，31军一个师的先头登陆部队，于当日午夜12时，分别由北、西、东北登船起航，于拂晓前登陆夺取高崎滩头阵地。具体部署是：31军92师由西段的东渡至石湖山间登陆突破；29军85师由中段的高崎至西侧的石湖山和花屿间登陆突破；86师由东段的钟宅至花屿间登陆突破。东北风对我军从厦门北面登陆却是有利的，船队顺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高崎发起一线攻击。

在西段，92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谁知这里是一片宽约1000米的淤泥滩，正逢落潮，一脚踩下去，淤泥陷没膝盖，又被国民党军发觉，以密集的火力封锁。274团3营8连在副连长、排长和7班、9班班长负伤的紧要关头，8班长挺身而出，指挥全排剩下的12名战士，攻下山腰地堡，坚守阵地，又苦战4小时，打退敌军5次反扑，最后在兄弟连队策应下，夺取了山头。战后，这个排被授予“厦门登陆先锋排”的光荣称号。但是部队陷于淤泥，处于险境，幸好29军在岛两侧登陆成功，策应他们迅速通过泥滩，继续向寨上攻击。至16日晨，92师有4个营胜利突破了石湖山、寨上一线，占领了前沿阵地。

在中段，29军85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是扼守厦门岛北部的重要卡口，国民党军在这里以重兵据守，自吹是“海上堡垒”。但是，我军主攻部队的船队趁夜暗秘密地在高崎东侧的白莲尾、湖莲一线抵滩，先头班越过堑壕时，国民党守军才从酣睡中清醒过来。经过激战，至16日晨6时，这个“海上堡垒”就土崩瓦解了。同时，另一主攻团也在高崎西侧的神山前沿抵滩，随即攻克神山。

奋战两昼夜解放厦门岛在东段，86师在钟宅、下马一线上陆。这里多陡壁，经人工削修，高达三四丈。我两个营在夜色掩护下，顺利登上陡壁。国民党军起初还以为是自己人哩！发现不对后，国民党军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苦战数小时，258团2营只剩下50余人，仍然坚守海滩阵地。

16日拂晓前，第10兵团的突击部队在20多里的进攻正面上，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厦门北半岛前沿一线的防御，并迅速地向周围扩张，沿岸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至当日上午9时，北半岛登陆即告成功，夺取并巩固了高崎这个最主要的滩头阵地。后续部队陆续登陆，在高崎集结。上午11时，汤恩伯慌忙把已南调的机动部队北调向高崎反击，被我军一举击溃，我军即由高崎向厦门本岛追击，向纵深发展。

战后，被俘的国民党74师中将师长李益智说，从我军进攻北半岛开始起渡直至抵滩登陆，国民党军一直被鼓浪屿方向的登陆战所迷惑，放在岛腰部的机动部队，始则左顾右盼，继而南调增援鼓浪屿，北半岛就只有挨打了，他还说：没有想到你们从石湖山攻下来，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这样打厦门。据说：1841年，英军进犯厦门，是从沙坡尾一线登陆：1938年，日军侵占厦门，是从五通道、浦口一线登陆；而解放军却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岸地段作为主攻方向，实出他们意料之外。

我登陆部队击溃敌人反扑之后，士气旺盛，不顾疲劳，乘胜猛插纵深，抢占要点，后续部队争先恐后，源源不断地从各突破口上陆。16日下午，推进到岛腰的仙洞山、松柏山、圆山和薛岭山一线。

这一线山头是南北半岛的天然屏障。抢占这一线山头，就控制整个北半岛，并可以以此作依托，向南推进。

位于中段的松柏山，是卡住厦门南北交通的咽喉。午夜至黄昏，汤恩伯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我反扑，即被我军击溃，敌222团团长当场毙命。最后，特务头子、厦门警备司令毛森把他的特务营用卡车运载，急速赶来松柏山，进入山口后，我军将其截住，未等他们跳下卡车，即将其全歼。

16日黄昏，被我击溃的国民党军狼狈不堪地向南溃退。我军的部队虽很疲劳，但抓紧时间喝了水，吃了干粮，一见敌人垮了，就像下山虎一样，勇猛追击逃敌。

汤恩伯知大势已去，带了一部分人向海上逃去。他们用报话机直接呼叫兵舰放下小艇接应。这时，适逢退潮，船只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上团团转，直跺脚。这情况，我军从监听的报话机中收到了，听得非常清楚。叶飞也使用报话机，命令追击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但是我军追击部队只顾追击敌人，不向后方联络，报话机呼叫数次一直叫不通。汤恩伯在海滩上足足停了一个小时才喊到小艇，夺路而逃。只是由于我军在追击中不注意通讯联络的疏忽，被汤恩伯逃掉了，真是可惜！

10月17日上午11时，战斗结束，厦门岛和鼓浪屿全部解放，宣告了16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厦门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驰名中外的“海上花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漳厦战役自9月16日解放平潭岛开始，至厦门解放，计一个月整，共歼敌1个兵团部、1个要塞司令部、2个军部、7个师及其他部队，共5.1万余人。

金门慰劳“残兵败将”

17日早餐后，谢汉儒虽然疲惫不堪，但“慰劳团”是否就此结束回台，谢汉儒不能不找“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合议合议。正在此时，福建省主席方治正冲他而来。他劈头就说，慰劳团马上要改乘另一艘轮船，继续前往金门劳军。原来“锡龄号”轮船，仅是作为他们用早点的补给站。金、厦一衣带水，少顷，“慰劳团”在金门岛登陆。

他们没有休息，立即展开劳军工作，但首先的“慰劳”对象却是昨晚从厦门撤退到金门来的部队，他们无所选择的，就在野草丛生的旷野上休息，有的坐着，有的正在酣睡，军装不整，不在话下。谢汉儒眼见这些成百成千的“残兵败将”，痛苦无以复加。

谢汉儒因声音沙哑，面对昨晚和“慰劳团”同遭“一夕惊魂”的部队兄弟，说不出内心的痛苦感受，只好请由副团长黄震球代表致慰问之意，同时也请方治为部队兄弟“加油”。

在金门先后数天，“慰劳团”走遍金门全岛，所到之处，但见黄土滚滚，满目凄凉，令人伤感。为了“鼓励士气，振奋民心”，劳动团拖着疲惫的步伐，完成了慰劳的全程。

“慰劳团”归返台湾，在高雄码头靠岸，正拟登岸时，有10余名宪兵上船要押解“人犯”。谢汉儒从随船来台的某军官口中获悉，宪兵上船是要“陪同”刘汝明登岸的，谢汉儒这才知道原来刘汝明是和他们同船回台的。据说刘汝明的被扣押，除了他的部队入闽时的军纪败坏被人告发外，对于厦门在一夜之间变色，也要负一部分战败责任。

回到台北，大有恍同隔世之感。仅仅一星期的音讯断绝，不但参加“慰劳团”团员的家属们，急得如锅上蚂蚁，就是有关机关，也是关怀备至。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在音讯断绝期间，曾到谢汉儒家里慰问致意。凑巧的是，当谢汉儒率领“慰劳团”于10月16日抵达厦门时，当晚对岸率领解放军进攻厦门的司令员，竟是他的表兄叶飞。

两位当事者再次聚首1990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6月24日在北京会见了台湾民社党元老谢汉儒。会见中，双方表示，国家统一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海峡两岸各党派、政治团体和各界人士应求同存异，积极创造条件，共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这条新闻与每天都有的类似的报道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知情者知道，叶飞会见的这位台湾“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他的表弟。

叶家和谢家祖上都是闽南人，谢汉懦的母亲与叶飞的爸爸是亲兄妹。叶飞的父亲早年远渡到菲律宾，叶飞就出生在那里。他幼年被送回国读书，在厦门读中学时参加了革命，成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据说，谢汉儒当年是为了逃婚离家出走到的厦门，在厦门成了家立了业，他的政治生涯也是从那里开始的。他早年追随张君劢，是中国民社党的元老。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谢汉儒全家移居台湾，他成为台湾政界的要人。尽管当时叶飞和谢汉儒曾同在一座城市中生活，但是两人从未谋面。40年代末，谢汉儒在台湾当选为省参议员，是政界的知名人士。晚年退休后仍然任“中央选举委员”。现在，他们全家正致力于海峡两岸的统一事业。

叶飞爱厦门，特别是晚年，更是常常想念厦门，那里有他很多很多的回忆。。谢汉儒也爱厦门，特别是在台湾与大陆隔绝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厦门使他梦萦魂绕。。在1990年的那个初夏，兄弟二人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时，共同的话题就是厦门。。谈着谈着，他们惊奇的发现，1949年10月16日这天，两人都在厦门。但是，那天他们又绝无可能见面的。因为他们当时是站在对立战线的各自一面，一位是指导人民解放大军渡海进攻厦门作战的兵团司令；一位是随着国民党厦门守军司令部仓皇逃离的“国军慰劳团”的团长。从谢汉儒登上厦门岛到他离开岛来到汤恩伯“海上总部”的十几个小时，正是解放军发动攻击到全岛解放的时候。谢汉儒以他亲自的经历，成为国民党败将汤恩伯败走厦门的目击者和证人。

“如果您知道率军打过来的共产党军队的司令官是您的表哥的话，那么，您还会跟着国民党军队走吗？”

谢即风趣又坦成地回答：“当时我根本不晓得‘共军’的司令官是我的表哥。就是知道了，我还是要走的。”

兄弟畅谈往事，共同回忆了在厦门度过的、惊魂动魄的一天，谈到两人分属两个阵营，一个是攻者，一个是跑者，而几十年之后，两人又走到一起，兄弟相聚了，不觉开怀大笑起来。一家人终归是一家人。叶飞将自己写的回忆录送给谢汉儒，其中解放厦门的一章正好圆满了谢亲身经历蒋军溃败厦门岛的历史全貌。

对叶飞和谢汉儒会见时的谈话，叶飞的女儿叶蓁蓁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都是厦门岛历史大变迁中的当事人。对父亲了解得多一点，但对表叔知道得却不是很多，于是，她冒昧地请他写下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表叔痛快地慨然应允。不久，她便接到了表叔要他的儿子谢正观从台湾带来的稿子《金、厦之战的另一幕》。

谢汉儒写的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极短的短暂的片断。这段经历已经过去40多年了。今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正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奔走。。40年后，谢汉儒终于又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厦门岛，还有那花园般的鼓浪屿。在1993年溽暑的一天，老人不顾骄阳的炎热，兴致勃勃地一面寻找着他曾走过的那条小街、住过的那所大房子，一面滔滔不绝地向年轻一代讲述着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