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大国无兵》

作者：田秉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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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国，必有兵。

有大国，必有强兵。

养兵，兵不能战，是谓“无兵”。

任将，将不能胜，是谓“无将”。

弱兵，则国危；无兵，则国亡。验之于古，证之于今，无一国可以例外。

一部中国近代史，屈辱百年，让中国人饱尝“大国无兵”之痛。痛定思痛，每一个有国家忧虑感或责任感的朋友都应该醒悟：中华欲大国崛起，必然要有与大国相匹配的强兵强将。

本书作者不是军人、又不是军事发烧友，因而他不具备议论军国大事的基础性条件。

本书作者不是学院派学者，因而他也无权介入任何一个法定学科流行课题的责任承包。

他所拥有的，大抵只是一个平民百姓面对尘封历史的独立思考权及个人话语权。

资料都是公开的、常见的、散放的，随意拣拾，让他触类联想，追怀起童年在野外割草放牧的自主或不自主。

不是理论，也就没有结论。维系资料而略呈连贯的，除了历史的自然顺序，便是作者的自由思绪。

“大国无兵”的命题，在“显性”上对照中国历史是难以成立的。而在“隐性”上，中国时不时总会出现“无兵”的虚脱。这与人体免疫力消退仿佛：今日无病，并不证明你真的健康；今日和平，并不证明你已经安全。

造成隐性“大国无兵”的原因很多，作者没有能力全方位地思考与探究。本书仅仅抓住一点，即“尚武精神”的失落加以铺排，或者已经触及皮毛。

“尚武精神”曾是中华民族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梁启超氏有《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列中国武士七十数人，赫然第一名竟是孔夫子。梁氏用心良苦，他是想用两千年前的列国游侠，激活两千年后的东亚病夫，其实，他天真了。他既不能终结“不武之历史”，又不能改变“不武之民族”。所以，梁氏之后的后来人也还是有继续陈述“尚武”的话语空间。

不能“尚武”，不再“尚武”，积患也久，积难也深。对“民”而言，这是道德、信仰的崩圮，这是理想、追求的转移；对“兵”而言，这是军纪、军威的消解，这是军心、军魂的销熔。

歧路亡羊，你不能坐哭穷途。惟一的积极选择是：寻觅。

面对“尚武精神”的失落，似乎也只有在理性精神被击碎、被肢解、被抛弃的旧路上一一寻觅，一一复苏。

谁丢了，谁找回。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一无可例外者。失魂落魄，断无生理。

屈原写过《招魂》，那是十分无奈的呐喊。面对自私自利、损国损民的行尸走肉，屈原肯定是绝望了。

我麻木，所以我未曾绝望。

没有灵魂的铁头功不是“尚武”，没有信仰的金钟罩不是“尚武”。

当“尚武”不再被新武侠派们虚说神异，当“尚武”不再被武林莽夫们醉后自诩，一种深深扎根于理性潜层的无私无畏、大智大勇才会萌芽绽蕾，这才是我们渴望恢复的“尚武”精神。

这是清政府、民国政府的百年镜鉴。擦拭一番这枚镜鉴，不知能否照见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曾经失魂落魄的历史。

田秉锷

2007年12月20日

于徐州黄河新村书屋

序篇

险情回放——“天理教”闯入紫禁城

清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依例，应为闰八月十五日，因星象异常而有意改动）申时（下午三至五时），在宫内太监引领下，近二百名手持利刃的天理教徒从西华门、东华门分两路攻入北京紫禁城。

闯入者白巾裹首，鼓噪而进，逢人便杀，势不可挡。原本安安静静、神神秘秘的清宫大内，一时如火烧蜂房，乱作一团……

事起突然，让拱卫紫禁城的八旗禁卫军也猝不及防。这一招，叫“黑虎掏心”。

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者高出一筹的是，起事者并没有从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起步。在酝酿阶段，他们便将奇袭皇城、直接坐上金銮宝殿的九龙御椅设定为首要目标。省去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北伐长征、兵临城下、南北和谈、或禅让退位、或吊死煤山等过渡性环节，毕其功于一役，何其轻松乃耳！何其童话乃耳！

一、林清的“革命”之梦

那支攻入紫禁城的队伍，是林清统领的“天理教”（或称八卦教、荣华教、红阳教、白易教等）教众。当他的夺权先遣队攻入清宫时，林清还在城南黄村宋家庄坐等消息。一是等宫内的消息，二是等河南李文成进京增援的消息。

说起这次“闰中秋风暴”，他们的筹划至少在两年前即已开始。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秋，彗星出西北方，钦天监奏：星象主兵，不利朝廷，应予防备。嘉庆皇帝问：星象应于何时？钦天监经细细查核，答曰：应在十八年癸酉闰八月中。并奏：若将十八年的“八月”之“闰”改为十九年的“二月”之“闰”，则“闰八月”仍为正常的九月，便可消弭星变。嘉庆帝允奏，又诏百官诫惧修省，以杜天怒人怨。①

朝廷的举动，被天理教的首领们侦知。防有防策，攻有攻略，天理教两大首领林清与李文成遂相聚而谋。

林清（1770—1813）原籍浙江，久居京邸，住城南宋家庄。幼年曾作药店学徒，后为提督王柄家僮，随王氏征战苗疆，耳濡目染，颇知战阵兵法。加之身高力大，面黑如铁，虬髯如猬，有几分张飞、李逵的派头，遂被直隶教众拥为“法祖”。女夸女美，人抬人大，这林清越发自我感觉良好。掌教日久，金银日积，权大气粗，他便油然做起了取而代之，黄袍加身的美梦。

李文成（？—1813）河南滑县人。自幼父母双亡，随一木匠作学徒，故人称“李四木匠”。因为读过几日私塾，又研习数学、星象，自然比一般百姓多了一些野心与抱负。后为天理教教主，传教河南、山东，有教众数万人。北林南李，天理教两大派遥成呼应之势。

辛未（1811）秋，林清与李文成在滑县相会，共商非常之举。壬申（1812）春，应林清之邀，李文成又两次赴京，与林氏会商举事方略。他们商定：癸酉（1813）年九月十五日、即原闰八月十五日为举事日；届时，南北两支天理教人马合攻紫禁城，一举推翻清王朝。事成，如何排座次，待定。②

上文已述，这种筹划是前无古人的。浪漫、大胆、简单、明了，省略了一切“革命”的曲折程序，直入本题，诚可作千秋万世造反者之明鉴也。为了给“革命”一个光彩的号召，二人在天理教原有的“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口诀外，又拟定了一句谶语式的经文：“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对教众的宣传提纲则是：“清朝最怕闰八月，劫数在此，天命难违，移改闰月也是无益！”③

二人分手后，遂各自秘密串连，发动群众。教众是最易欺哄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经语一转眼就传遍了黄河两岸、京畿内外。

林清的聪明，是他确定了里应外合的攻击方针。内应者，就是大内太监。太监多直隶籍，以亲情联络之，以金银酬谢之，以开国再造激励之，谁不潜生出“第二忠诚”？事发前后，投入林清统一战线的大内太监已有十余名，他们依次是：刘金、刘得才、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张泰等人。

林清的聪明，还在于他看破了一种“悖论”：即防守愈严密，便愈有漏洞；愈固若金汤，便愈可能一触即溃。日后的事实证明，重门高城，严兵守卫的帝王之居真的并不绝对安全。

以用兵之道衡量林清的军事才干，可将他列入“诡道”之才。他相信突然袭击的功效，他又全部依赖突袭的侥幸胜利，这也便将自己置于“赌徒”的位置上。

“赌一把”是有两种结局的。因而，赌“革命”，亦万难跳出“梦魇”的结局。教首在“梦”中，是做他的好梦；教众在“梦”中，那则是教首的暗示与引导。“革命”，总要有一个光彩的口号，口号是头头儿的发明；庸众，只要信，只要跟，只要激起提着脑袋打天下的斗志，“群众运动”自然如火如荼。林清告诉教众道：诵“八月中秋，黄花落地”八字真言，可以刀枪不入！教众信了，太监们也信了，于是有了二百男儿硬闯紫禁城的故事。

二、李文成快了半拍

如果李文成如约赶到北京，历史或许还有新的表述。但是，李文成辈谋事不秘，且又让滑县知县强克捷占了先手，所以在闰中秋之前被官府缉拿归案。

在北京，林清望眼欲穿。

在滑县，李文成锒铛入狱。

援军不到，林清只好孤注一掷。这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有一个人，“清史”留名，那就是强克捷。是他探闻到天理教起事的消息，火速上报河南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请求发兵镇压。高、郎二氏皆疑他轻事重报，不予理睬。再申三申，仍无回复。强克捷终不敢轻轻放下。作为知县，他深知李文成为滑县人氏，逆案一出，自己即难逃督察不力之责。纵容反叛，罪在不赦，与其失职而死，毋如为国而亡。死我一个强克捷，能保国家社稷，能安黎民百姓，何憾之有？想到这儿，他不待批复回文，即密传衙役人众，往捕李文成及其死党二十四名，且连夜突审。李文成不招。强克捷则命夹棍侍候。连夹带敲，李文成腿骨碎断。强克捷认为主犯断足，已不能逃逸，遂收狱拘押，再作审理。④

惊闻首领被捕，九月七日（9月30日）滑县天理教徒聚众三千，围攻滑县。城中仅有快班皂役，并无精兵良将，如何守得？城破，强克捷与家属十数人被害。另一种版本的说法，教众围攻，强氏缒城走封邱，搬取救兵。嘉庆帝闻其死难，发了“恤典”，强不得已自杀。

李文成被救出狱，遂扯旗放炮在滑县聚众反叛。“地下斗争”变成了“武装起义”，这在客观上是不利于林清紫禁城奇袭的。

没文化，即少计划。

小人物不足成大事。

历史失忆的部分是，李文成被救后为何不迅速派人与林清联系，告以先发之变？林清又为何未在起事前派人与李氏作最后之沟通？

呼应了本书的主题，在这儿我们要以后来人的清醒指出，由于李文成的被捕，林、李二人失去了“会师”的机会。孤军为战者险！何况胜利？其次，因为高杞、郎锦麒二人的玩忽职守，河南官军失去了“围剿”的良机。瓮中捉鳖与放虎归山，这是多么不同的战术啊！强克捷的忠君报国成了个案。

在江河日下、总体崩圮的时代，少数忠臣廉吏化为旗帜。旗帜举得再高，也无法扭转理性崩溃与信仰缺失的颓势。一支钓竿，何以擎得起泰坦尼克号的沉沦？

三、夜雨潇潇火不燃

再说“闰中秋风暴”的进展。

事发前，曾有人（曹福昌）建议将起事日期改在九月十七日（10月10日）。因为那一天嘉庆帝回銮京师、将驻跸京北白涧，京中诸王大臣届时都要离京迎驾；乘其空虚，击之最利。而林清以为“劫数”在十五日，故不肯推后。事先，他们已聚众数百人，准备全力以赴，灭此朝食。临入宫，太监们认为宫内地狭，难容多人，且恃林清辈皆有蹿房越脊、刀枪不入的本领，便主张减少入宫人数；林清也认为太监们路径谙熟，由其引导定可事半功倍，所以也同意削减“敢死队”的人数。最后确定，东西两路共二百余人。⑤

九月十四日（10月7日），东队以祝现、屈五为首领，从董屯出发，约由东华门闯宫，至，则由太监刘得才引入。西队以李五、宋进财为首领，从黄村出发，至菜市口集合，约由西华门闯宫，届时由太监杨进忠、高广福引入。进城，歇息一夜，十五日上午两队都悄悄抵达指定地点。下午，内应太监出宫迎接；两队人马遂分头行动。

西路极顺利，全部闯进西华门。先入尚衣监，将监中太监、宫女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这是领路太监杨进忠的主意。因为杨进忠是茶房太监，曾去尚衣监乞求补衣被拒；今日有了官报私仇的机会，何不先杀一个痛快！尚衣监只有一老妇因匍匐荆棘中幸免于难。

东路则颇不顺。因入东华门时教众与送煤者争道，露出兵器，为官兵发觉；官兵急掩大门，仅陈爽等十几人得以闯入。入宫后，这十几人各亮兵器，夺路向西杀去。⑥

待东、西两路人马合兵一处时，紫禁城警声四起，清宫轮值侍卫早已各就各位，内廷、外廷各大门也均紧紧关闭。这就迫使闯入者在高墙夹道间左冲右突，浪费了精力，却难以进击皇宫的核心机构。

但战斗并不稍缓：

——协和门外，教众与官军厮杀，互有伤亡，不分胜负。

——文颖馆内，供事文官起而争斗，被教众一一砍杀。

——慈宁宫伙房，教众纵火，被卫兵擒拿。

——熙和门外，教众杀侍卫那仑。在太监高广福带领下由马道登城墙，并在城上招展白旗。白旗上或写“大明天顺”，或写“顺天保民”。摇旗间，高广福中弹坠城。

——武英殿复道中，双方遭遇，官军以鸟枪击杀教众数十人。

——养心门外，教众以人梯登墙，皇次子绵宁开枪，击杀二人。贝勒绵志击杀一人。⑦

月上东天，紫禁城因为没了往日的灯火，显得格外清冷。拼杀了半天的教众，死伤之外，所剩者已不知几许。他们在黑暗中，三三两两，打着游击。有几个人闯入五凤楼，拿出火石、火绳，准备纵一把火，以便乘乱突围。岂知，火还没引着，一声惊雷，大雨瓢泼……

晴转阴，阴转晴，此乃天候之变。谁能料到，一场大雨，阻止了紫禁城的火灾呢！星星之火，未能燎原，大清皇朝的气运还有一百年的喘息呢！

战斗持续到十六日午后。除牺牲者外，林清党众被俘者二十四人。

林清被捉。嘉庆帝亲加审讯。帝问：“汝何故为逆谋？”清答：“我辈《经》上有之。我欲使同辈突入禁门，杀害官兵，以应劫数。”

审毕，造反者皆凌迟处死。

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林清辈的突袭是用“有准备”的“无组织”冲锋，向清皇朝“无准备”的“有组织”系统挑战。“有组织”胜，“无组织”败，胜败异势，归根结底还是实力的悬殊。因为即便是仓促之间，十五日黄昏清皇朝在紫禁城聚集的兵力也在四五千人以上！

十多年前，当本书的作者刚接触那次紫禁城突袭战的资料时，曾误将该事件视为大清皇朝衰败的信号。其实，那是皮相之论。突袭是下层百姓自外的挑战，有其统治机器失调性的原因（下详）；但皇朝内部，还没有解体性或崩溃性趋势，所以事虽突发，而当政者尚能应之从容。

警讯传来，在没有皇命的情势下，清室的王公大臣基本上还能闻风而动：

——宫内，皇次子绵宁紧张而不慌张，是他自觉担负起指挥宫内侍卫的抵抗与搜捕。

——宫外，诸王大臣闻变，皆率众由紫禁城北大门入宫增援，第一时间赶到者计有：庄亲王绵课、礼亲王昭梿、成哲亲王永瑆、仪慎亲王永璇、镇国公奕灏、贝子奕绍、礼部侍郎英和等数十辈。

只要人心不散，队伍不散，有时局部性的危机反而激发起全局性的振作。仪慎亲王永璇，是嘉庆帝的哥哥。嘉庆十七年（1812）因刊刻乾隆圣训误书庙号，被罢王俸三年。虽然背着处分，他也毫无芥蒂之念地奋身捕敌。事后，嘉庆帝奖其忠诚，免除一切处分。成哲亲王永瑆，也是嘉庆帝的哥哥。闻宫中有变时，他正在饮酒。半醉半醒，飞身上马赶往神武门。入门，即奋身高呼：“何等草寇敢如此猖獗，看老夫手击之！”这真是一派英雄气度。⑧

四、绵宁崭露头角

绵宁，后改旻宁，嘉庆帝次子，即后来的道光皇帝。这一年，他三十一岁。虽然皇长子二岁是便已夭亡，绵宁成为嘉庆帝诸子中的老大哥，但能否被立为“皇太子”，能否顺利登上皇位谁也说不清。

嘉庆十八年（1813）秋天的木兰狩猎，绵宁随驾扈从。因为奉旨先还京师，所以让他碰上了教众闯宫。那天下午，绵宁在养心殿与从弟贝勒绵志（仪慎亲王永璇子）说事，忽闻太监奏报有乱民闯宫。这还了得！快取撒袋（箭袋）、腰刀！吩咐一声，他即急步走向殿外，而远处正传来阵阵杀声。内侍送上武器，绵宁先系好腰刀，再背上撒袋，而手中早早握住了一把鸟铳。养心门已经紧紧关闭，他顺着木梯，联步而上，想看看外面的动静。哪知刚登一半，墙上就露出一个攀墙者的脑袋。绵宁手起枪响，那人即应声倒毙。刚下梯装好药，墙头又爬上一人。绵宁举枪，那人亦中弹毙命。⑨

第三枪是绵志打的。见院内防卫严密，围攻者在搭上三条命之后撤去。绵宁估计乱民不会太多，遂命内监出门传令，让内宫各门（如景运门、隆宗门）关闭，严防乱民闯入内廷；接着又派人去神武门迎接健锐营、火器营援军。事实证明这一部署十分合理。待宫内守军与宫外援军可以联手作战时，天理教的敢死队已被分割包围于狭小的空间。

乱平，嘉庆帝封皇次子绵宁为智亲王，封贝勒绵志为郡王衔。“智亲王”的“智”，是经历了变乱考验的。对他那支连毙二敌的鸟铳，嘉庆帝也特予命名，曰：“威烈”。在给内阁的谕旨中，嘉庆帝赞扬绵宁“忠孝兼备，岂容少靳恩施”。意谓封赠再多也不会吝啬。⑩

面对嘉奖与封赠，绵宁还算清醒。他在谢恩时言道：“事在仓猝，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其不矜功、不伐善如此，更让嘉庆帝对这个儿子增加了好感。

绵宁在平乱中经受考验，崭露头角，颇有几分时势造英雄的幸运。若与他儿时的另一件小事对照，则又可知绵宁的智勇其来也久。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乾隆帝行猎威格逊尔，年仅十岁的绵宁随猎。马上开弓，一箭中的，野鹿倒地。乾隆帝大喜过望，特赐黄马褂与花翎。并赋诗志贺，有句云：“老我策总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早二龄”是与自己相比的，盖乾隆帝十二岁时木兰从狩，初射获熊。诗中又云：“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考其义，甚至连绵宁将来继承皇位都估计到了。绵宁随猎的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连中两箭后，乾隆帝说，若第三箭也中，则赐黄马褂。第三箭果中，乾隆大喜，赐黄马褂。因为个头小，黄马褂拖在地上很长……

《清朝野史大观》中《阿哥杀贼》一节记绵宁毙敌事又加虚张，谓：“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党闯入宫中。宣宗时在上书房读书，闻变，与内监登垣瞭敌……举枪射击之，未命中，怪而察之，知为空弹。因急取衣服间银扣作丸，再射之，应声毙。教徒不敢逾垣进，积此二因，遂缄名金匮。”银扣能否作枪弹，待考。

绵宁少年射鹿，青年射敌，都属武事。长于武事，证明到他这一代，清皇族尚未丢掉弓马打天下的优良传统。而他两枪击毙两敌的经历也创造了一个纪录：即入关以后，满族皇帝唯一亲手杀敌者。雄武如康熙、乾隆，何曾在两军对垒中亲手杀过敌人？

历史，似乎期待这位皇子在未来的岁月中显现武德武功。

五、嘉庆指责“因循怠玩”

九月十九日（10月12日）辰时，嘉庆帝乘马入都，兵民夹道迎拜。缓辔入宫后，随即下《罪己诏》。太监宣读，诸王大臣集乾清门跪听之。其《诏》曰：

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不敢为虐民之事，自川楚教匪平后，方期与吾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汉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返躬修省耳。诸臣愿为忠良，即尽心力匡朕之咎，正民之志，切勿依前尸位，益增朕失。·輥·輯·訛

诏中“因循怠玩”四字，找到了病症。

仅以天理教闯宫为例，即足证清朝官吏“因循怠玩”已成流行病。

河南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可合为一例。将基层报告，置若罔闻，一再请命，均不理睬，这是造成权力体系半身不遂、乃至全身瘫痪的人为因由。高、郎二人倘稍有责任感，强克捷一家可以不死，滑县可以不失，嘉庆十八年深秋持续九十天的平叛大围剿可以不举，直隶、河南、山东数省则可以太平矣。

步军统领吉伦，负责禁御之外的京师护卫。营员屡次申报逆情，他皆以“非吾所辖”为借口，不加追究。乘着秋高气爽，吉伦邀客携酒游西山香界寺，吟咏忘归。直到九月十五日，他仍然游兴未足，对部下说，某将迎驾白涧，又率一干扈从飞马出都。左营参将某攀舆相告：“都中情形，大有叵测，尚书请留。”吉伦厉声喝道：“近日太平如此，何有叵测？尔乃作疯语乎！”挥舆驱骑竟去。吉伦逸游离职，造成京中部队群龙无首。

豫亲王裕丰，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后代。说起多铎，那可是大清皇朝定都北京后的特级功臣。而传到裕丰一代，已经无复祖上豪情。林清党众中那个领队闯宫的祝现，就是豫王府包衣人，居京郊桑岱屯，充豫府庄头，家资富饶，遂生非分之想，成为林清天理教骨干分子。其弟祝富庆，对他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知其反期已决，遂奔告豫亲王裕丰。裕丰闻言大惊；谋逆为乱，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呀！身为皇族亲王，理应检举揭发之。但转念一想，他又怕了。去年皇上阅兵南海子，自己随行，食宿不便，就曾寓居宋家庄林清大院。与乱党教匪有染，这又是辨不明的关系！越想越乱，越乱越怕，裕丰索性做起了缩头乌龟。倘若裕丰以亲王的身份入朝相报，防患于未然，平乱岂不易如反掌！·輥·輰·訛

顺天府尹某公，于九月十四日接到卢沟桥巡检司报告，说祝现奉林清之命，已集合天理教教众，暗携兵器入京，定于次日闯宫举事。林清乱党，已经过卢沟桥进城。该府尹闻报，摇头不信。朗朗乾坤，皓皓日月，京师金城汤池之固，谁人敢为蚍蜉撼树之举？荒唐！荒唐！莫信！莫信！敢冒昧声张者，滚！由于这位京城地方官的玩忽职守，第二天果然发生了禁宫惊变。

上几例，皆发生于事变前夕。而此前一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春，台湾淡水同知兵备赵崇华一上任，即访获妖言惑众的高妈达。捕而讯之，具供其党刘林（即林清）、祝现等，将于明年秋在京师举事。赵崇华笔录供词后，亟通详请奏，并建议直隶顺天府协查乱党。·輥·輱·訛奏上，大吏们认为此消息荒诞不经，耸人听闻，故匿压不报；仅依寻常传布邪教律判决了高妈达。设若“大吏”们有一丝警觉、一丝责任，早早谋之，岂有日后之乱？

问题很明显：个体的怠玩，造成整体的垮塌；个体的脱钩，造成整体的短路；大清皇朝的国家机器因为“人”的锈蚀而出现全局性失调、失控、失效。物质性的变异，起于精神性的病灶；家国危难，源于情性迷误；政治家（如果有的话，多数顶着“政治家”冠冕的人实为“权力者”）戳了纰漏，需要哲学家把脉问疾。这真是忙人忙于事、闲人闲于话的风景。

嘉庆皇帝指出了“因循怠玩”的政治病症，还算他清醒。诊病重要，开方更重要，可惜嘉庆皇帝只是说嘴郎中。

大清皇朝的病，日重一日。当那位颇有些尚武精神及武略风采的皇子绵宁，在他继承大统，乾纲独断的时候，还能阻滞颓败，实现中兴吗？

男性权力一“代”又一“代”（专制权力是用“代”计数运命的，而民主政治则用“届”。）的血缘传承，因为女性的介入，它的雄性遗传因子以几何级数逆减或稀释。满族的爱新觉罗氏家族，到底在何时、何地遗失了努尔哈赤的雄杰、皇太极的神勇、玄烨的刚毅、胤祯的严明了呢？

让我们回到大清朝的道光时代，在世界格局的国际较量中看尚武精神的失落，看男儿气概的消解，看有疆无防的疏漏，看大国无兵的败局。当然，“鸦片战争”只是本书历史反思的起点。即便延续到国名革新，国体变更的“中华民国”时代，作为“大国”的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兵弱将懦，被动挨打的屈辱。拈出紫禁城兵变，仅仅是为了指证：国家防务的虚设，已经将战乱引入天安门之内。乱入内廷，能不警乎！

有强权而无强兵。

有残民术而无御辱策。

“富国强兵”流行为自大的粉饰性宣传、或自慰性民族欺骗。

这诸多的隐疾，正是本书的焦虑所在。庶民的焦虑自古便被讥为杞人忧天。或许因为还模糊地记得天下兴亡与匹夫之责的连带关系，或许因为由“画饼”不能充饥联想到“纸上谈兵”的误人误国，本书作者只冷静地将本书的文化使命框定在“照照镜子提个醒”的有限度量之内。国事，肉食者谋之；庶民百姓，蔬食动物，偶有啼鸣，大抵只显现着黑夜将尽，黎明渐至，又一个日出而作就要开始。

［注释］

① 《清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三《嘉庆癸酉之变》，永璇《啸亭杂录》，兰簃外史《靖逆记》互见。

③ 《罗瘿公笔记选·教匪林清变纪》。

④ 《清朝野史大观·强忠烈破李文成之功》。

⑤ 兰簃外史《靖逆记》、并《清史演义》四十六回。

⑥ 永璇《啸亭杂录》。

⑦⑩ 《清史稿·宣宗纪》。

⑧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传》。

⑨ 《南亭笔记·道光神弹》。

《清史稿·仁宗纪》。

兰簃外史《靖逆记》。

《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林清之变》。

第一篇：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中国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英国战舰林立，簇拥着那艘舰身高大的旗舰“皋华丽号”。水兵持枪列队，欢迎花翎锦袍的清国谈判代表登舰。

弯腰曲背、鱼贯而入者为清朝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四品卿衔乍浦副都统尹里布、两江总督牛鉴、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还有暂戴五品顶戴的尹里布家仆张喜等人。

英方出席者有全权代表璞鼎查、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谈判代表麻恭少校、马儒翰翻译等人。

讨价还价的谈判从七月初开始，先在舰上谈，后因天热改在岸上（南京仪凤门外静海寺）谈，直到七月二十一日（8月26日）璞鼎查等人应邀进入南京城，在上江县考棚双方交换和约文本，“和谈”才告一段落。而今天的登舰相会，则是为了双方正式加盖关防印鉴，签字画押。红印一盖，大名一签，中英《江宁条约》即被后人习惯称呼的《南京条约》遂告生效。

签字仪式结束，送走了中国官员，那几个不苟言笑的英国贵族军人心里早已乐不可支。一个参与谈判的英国军官在其回忆录中用大写的英文字母写道：CHINA HAS BEEN CONQUERD BY A WOMAN（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①

这“女子”，当然是指英国女王亚历山德娜·维多利亚女士。此时，她二十三岁。中国人想不到，一个窈窕淑女领导下的政府，这个政府派出的一支规模不太大的远征军，竟然战胜了四十倍于自己的中国军队，迫使大清皇朝那位万民仰视的帝王低下他一贯高昂的冠冕。

一、“皇帝”选择了战争

“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发动的侵华战争。

本节标题却用了“皇帝选择”，可能有冒大不韪之嫌。

在下无意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关系。

谁如果对近代的中外关系（自然包括中英关系）做一些粗线条的梳理，谁如果跳出单项的历史谴责或历史表彰、而具备了一点汲取历史教训的理性，他都会对中国人（自然包括“皇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战争责任”予以正视。承认了昨天的中国人的“战争责任”，会让今天的中国人更有理性、更有智慧；而这，并不妨碍对“鸦片战争”进行诸如侵略、被侵略或正义、非正义的界定。

道光皇帝撞上了“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这账，当然要记在道光皇帝名下，于是在后人的成见中，他成了个“光腚惹马蜂，能惹不能撑”的角儿。

这多少有些误解或强加。

“序篇”中写到的那位“绵宁”，即位后改“旻宁”，就是道光皇帝。林清之变，考验了他的临事不惧。嘉庆帝夸他“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倒是实话。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秋狝热河，驻跸避暑山庄，因偶感暑气，高烧不止，竟尔大渐。临终前，回光返照，召诸大臣御榻前托以后事。帝言：嘉庆四年已遵祖宗家法，密立皇次子绵宁为“皇太子”。朕今不起，国不可一日无君，着皇次子智亲王绵宁即于行宫即皇帝位。②

绵宁这次亦随驾秋狝，大悲大哀中受命大任，依然孝思婉约，忠情怆恻，坚持要奉梓宫还京后再即帝位。八月庚戌，绵宁于太和殿即皇帝位，尊嘉庆帝为“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简称“仁宗睿皇帝”。这一年，道光皇帝三十九岁。是清朝入关后十个皇帝中即位年龄第二大者（雍正帝即位时年四十五）。年近不惑，道光帝登基后即以成熟、稳健称著。

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例证之一便是即位后一个月，就果断罢免了嘉庆皇帝十分宠信的首席军机大臣托津以及班列第二的军机大臣戴均元；另两位军机大臣卢荫溥、文孚，虽留任，但降四级使用。同时，起用汉族官员如大学士曹振镛、户部尚书黄铖入直军机。曹振镛，即是林则徐会试时“座师”。后来林则徐屡获大用，多是曹振镛举荐。“优礼词臣，回翔禁近”，是嘉、道年间较为开明的用人气象；而道光皇帝一掌权，就表现了变更朝政的意向——道光朝出人才，与皇帝有关。

道光帝的节俭与爱民，在清朝诸帝中亦无出其右者。

道光即位后，内务府循旧例为其备御砚四十方，砚背皆镌“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帝认为所备太多，闲置可惜，便命分赐诸王大臣。③

御用之笔，皆选紫毫之最硬者奏进，笔管上特镌“天章云汉”字样。道光帝认为这种笔又费金，又不合用，废而勿进；另选外间文人习用的纯羊毫、兼毫二种，令加仿制。管上镌字，亦嫌虚饰，命仅镌“羊毫”、“兼毫”字样，以示区别而已。

道光帝有一件黑狐皮端罩（礼服），皮下衬缎稍阔，他命内侍拿出，让在四周添皮。内务府一算帐，需银千两。道光帝知道了，谕令勿改。皇帝的裘服不改，京官效之，衬缎再长、再阔，也不添皮，因而终道光之世的十几年间，京官们裘皮礼服都皮短袖长，隐不露锋（毛），无法显示皮毛之珍、身份之尊。④

最有戏剧性的是，道光帝的套裤在膝盖处破了一个洞，便命所司补缀一圆绸，俗所谓“云打掌”。见皇帝如此，大臣亦争效之，亦于膝盖处缀一圆绸。某日召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见其膝上也有“云打掌”，便问：“汝套裤亦打掌？”曹答：“换新的太贵，故补缀。”道光复问：“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曰：“须银三钱。”道光惊叹道：“汝外间物太便宜了，我在内府打掌须银五两。”其实，外间打个补丁，亦无须三钱，曹振镛随口说说而已。但道光帝的节俭之德，毕竟在中国帝王中绝无仅有。后人不可因官吏们迎合伪俭而否定道光帝的惜恤民瘼。

南巡靡费，道光帝罢省，故其一生未作南巡计。

木兰秋狝靡费，道光四年（1824）正月亦罢省之，此后他一直在京郊南苑行围，每年仅五六日而已。

皇子、公主婚嫁，本皇家喜庆，道光帝也诏命从简。如其第五女寿臧和硕公主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出嫁时，道光帝给她规定的一切费用（包括嫁妆）累计不超过白银二千两！尚不如一富家女。

道光的御膳，最多只准四个菜。有时，仅是一碗豆腐烧猪肝。

道光时代，整个宫廷都尚节俭。如皇后生日千秋节，虽为国家盛典，但赴御宴者每人只是一碗打卤面。宫中妃嫔待女，非节日庆典，皆不得食肉。

而对于民间的疾苦，道光帝则念念于心。水旱为大灾，每有州县遇灾，免税之外，常例是开仓济民，发“一月口粮”、“两月口粮”、或给予“籽种粮石”，类似的恤民之举，书载不尽。⑤

从个人品质上讲，道光皇帝是一个很正直善良的人。如果日子依然如昔，他会是一个守成贤君。可惜的是，他继承了一个“关门”的祖制，又恰恰遭逢了“破门”的强盗。

清朝的闭关政策，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基于郑氏父子据守台湾，时挑海衅。不过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清军攻入台湾，郑克塽率众投降，海禁即已失去军事意义。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大开。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又宣布在东南沿海建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苏）海关，分掌海外贸易。⑥于是广州、厦门、宁波、松江自然成为正式的通商口岸。

如果这一态势长期维持下去，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当不至于推迟到鸦片战争之后、且以被动挨打的方式起步。遗憾的是，“开门”并不是国策。稍有风波，朝廷便想到“关门”。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因担心“海盗”与“洋人”纠结为乱，康熙帝不但严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严申海禁，既严禁中国人留住国外，严禁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严禁向外国卖船、卖米，又对抵岸的外国商船严加防范，视若寇仇。⑦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解除南洋海禁，中外贸易、中外交往复苏。

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提高关税后，乾隆帝又下令关闭闽、浙、江（苏）三海关，独留广州之“粤海关”与外国通商。⑧

一关一口通商的局面，历嘉庆、道光两朝而不变。着眼于短期安全考虑的闭关，引发了中国的长期不安全。闭关的结果，是窒息了中国，戕害了中国。

有一句话，流行了几十年，叫“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口号似是而非。“落后”不挨打的实例极多。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大抵是：“错误就要挨打”、“违规就要受罚”。“错误”有相对性，“违规”甚至有强加性，但世界潮流已定，则国家意志、帝王意志再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终极裁决。

“鸦片战争”的发生，有许多导火线因素。如果从近代工业革命、政治文明以及资本扩张的世界大势分析，清皇朝的闭关锁国恰恰是逆流而动的。不再是商业纠纷，不再是军事碰撞，不再是历史上惯有的边界、领土诉求，不再是一国与另一国的双边矛盾，始发于珠江口外的那场中英之战，其实是“世界”与“一国”的较量，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对“一国”的惩诫性打击。

这“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或“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世界”。“一国”，则是自认为可以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中国。

阵线已明，胜负已判，不再有任何悬念。

或曰：英国不能代表世界。

我们承认，英国只是英国。但它的目标，它的方向，它的响应，早已是世界性的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合伙，再后则有“八国联军”的群狼搏龙，这都显示了“世界潮”的涌动与奔劲。

道光皇帝至死也不明白：“人在家中坐”，何以“祸从天上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关门有罪。因为强盗已在门外，门外公行的原则是：谁家也不准装门。

以上是就世界潮流的大势而言。

体认大势，顺乎潮流，不论从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的角度衡量，最后这都归属于治国者、当权者的文化智能。文化智能低，是国家悲剧。中国历史上，每每弄到众叛亲离，怨声载道，四分五裂、国破身亡，多数情况都有“昏君”背景。“昏”不“昏”，不看小聪明，要看大势。

从为国家、为子孙、为百姓深长谋划来看，清朝的皇帝从乾隆帝起，即开始发“昏”。

在西方耶稣会教士的启蒙下，康熙皇帝自康熙七年（1668）重任南怀仁起，即接受了西方的天文历算及地圆之说，⑨ 这就等于承认了世界地理观念及世界观念。但到了乾隆时代，一切官修的典籍（如《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四库全书》等）仍然宣扬“中国即天下”的天朝上国意识，以排斥西方的地理观和世界观。最缺乏常识、最没有预见的是乾隆皇帝竟然麻木而愚蠢地拒绝建立送上门来的中英外交关系。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英王乔治三世任命爱尔兰人马嘎尔尼伯爵为特使，率英国使团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起航，直驶中国天津。而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培林爵士已给两广总督郭世勋写信，通知英使访华事。⑩ 郭世勋得信，即火速上奏朝廷，乾隆帝应允，且命于天津上岸。

英国使团除特使、副手、翻译、秘书、医生之外，还有一批天文学、力学、化学等多种学科的科学家，于外交使命外，尚有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意图。特使乘坐配有六十四门大炮的“狮子号”军舰，这是当时英国第一流的战舰。使团成员约百人，加上“印度斯坦”号运输舰及另外八艘海船的水手、后勤人员，共八百多人。从使团规模之大，可以推知英国国王的重视。⑾

如果这次来访仅仅是一次特例，乾隆帝不予回应，或许情有可原。实情恰非如此。

在中国的皇帝一再关门自闭的二百多年间，英国国王却在矢志不移地寻找中国，并期望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外交关系。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总是以“侵略”与“被侵略”来简化英中关系，是当代史学家不忍割舍的爱国主义情结。

在此，不妨插叙英国国王的中国梦：

——1497年和1498年，受都铎王朝之命，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两次西航，以寻找黄金并探索去中国与印度的海路，未果而返。⑿

——亨利八世时代（1509-1547），又组织多次西航，均无结果。

——1553年威洛比（Willoughby）和钱塞勒（Chancellor）从英国向东北方航行，寻找中国与印度。威洛比死于途，钱塞勒则抵达俄国莫斯科。

——在从北美出发、沿海路寻找中国失败后，1583年，即明万历十一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派商人约翰·纽伯莱（John Newberry）携带她致中国皇帝的信，从陆路远赴中国。中途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英王信未至中国。⒀

——1583年，与陆路去中国的同时，英国女王又从南面组织了一次通向中国的航行，船队在巴西海岸遭西班牙舰队拦截，被迫折回。

——1586年，即明万历十四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汤姆森·甘文蒂斯（Thomas Cavendish）率舰队再一次进行寻找中国的环球航行。船队绕南美洲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曾经至菲律宾。两年后船队回到英国，带去了详细的中国地图，及沿途了解到的中国情况。

——1596年，即明万历二十四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为自己的使臣，与另外两位准备去中国的北美商人一道，前往中国。使臣携英王致中国皇帝信。信中申明，通商利于两国臣民，请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中国贸易，并给予与他国同等的权利。可惜由于海战与海难，人亡船沉，英王致中国皇帝信未达中国。⒁

——1610年至1613年，即明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士一世两次托英国商人尼古拉·道通（Nicolas Downton）东航时带去致中国皇帝信，表示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因为中国发生了天主教案，无人敢翻译和传递这些信件，至使英国联系中国的愿望再次落空。⒂

由于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他原因，英国国王暂停了联系中国的努力，但中英两国间的贸易基本做到了“互市不绝”。

——到了1787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任命卡思卡为全权大使，率团访华。因卡思卡中途病故，使团返回。

这一次次遥远的探访，都表明了英国国家统治者开放、开明的世界意识。待马嘎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经过整整一年海上颠簸抵达中国时，乾隆皇帝仅仅将他们视为祝寿的“贡使”。对英国使者提出的八项要求，乾隆帝逐一以“断不可行”、“皆不可行”、“更断不可行”、“尤不便准行”、“尤属不可”等驳回。⒃

英国人无功而返，他们高攀不上中国这个“天朝大国”。

中国人失去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于今天不愿意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明天，中国等到了外国强加给她的不平等。

马嘎尔尼带了六百箱礼品，送给中国皇帝和官吏，回程时，两手空空。一路上，他和他手下的科学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观察着中国，并写下了有针对性的感受：·輥·輵·訛

——其中的地质学家考察了黄河的水土流失，预言道：“在八百七十五万天内，也就是说在二万四千年内，黄河的泥土就要填满了黄海。”

——其中的思想家说：“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们的手中，对于这种命运，他们是不甘心的。”

——马嘎尔尼则预言：“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那个“没有才干的人”终于走上甲板，担当了“船长”的重任。他便是俭朴而厚道的道光皇帝旻宁。

不是得之于血缘遗传的智商问题，其实是得之于后天实践的认识缺失。

不是个人的、偶发的局限，其实是民族的、国家的时代落伍太为遥远。

可以这么为道光皇帝的“无能”开脱：在那个时代，中国境内，上自帝王，下至臣民，亿万众生中，还没有一个人因为具备着地理大发现背景下的世界意识，而锻炼出在国与国的抗衡中制胜大英帝国的才干！

二、“爱国主义”何以不能“救国”

回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七月的清空下，从耆英辈手中取过《江宁条约》浏览一下，十三条“和约”内容，八款“善后”事宜，无一条一款不镂刻着中国国家的“失败”。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民族，经历过“失败”，而且能够承受住“失败”。失败留下教训，接受教训而争取胜利，有何不可？

但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史书对于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仍然缺乏最中肯的表述。语言要绕行在思想的立交桥上，右行而达左，上行而趋下，一段“失败史”，常常会被人左讲右讲、变成了一出“英雄戏”。让听众、观众悲凉的是：英雄的将领与英雄的人民总是不能制胜，因而英雄们的“爱国主义”总是不能有效地“救国”。

这是中国历史学的悖论？还是中国历史的悖论？"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爱莫能助”的无奈，让人反思“爱国”这种“精神”对于“物质”即“国家”的反作用毕竟有限，因而无限度地颂扬“精神”如果不是阿Q式的自欺，大抵是心不由己的误导。误导者希望绕过“人民存在”而呵护“权力存在”——不能美满的是，人民维护了权力，权力却只维护自己。

在鸦片战争的历史断面上，中国并不缺乏爱国者：

大声疾呼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

大刀阔斧禁烟的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

竭诚辅助禁烟的两广总督邓廷桢；

血战定海、第一个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正二品衔总兵张朝发；

血战沙角炮台而英勇献身的从二品衔副将陈连升及其子陈长鹏（土家族）；

血战虎门炮台而壮烈牺牲的从一品衔提督关天培、正二品衔总兵福祥（满族）及从三品衔游击麦廷章；

血战定海而中创阵亡的正二品衔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

血战镇海而落水捐躯的正二品衔总兵谢朝恩；

血战镇海而投水殉节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

血战吴淞而孤守阵殁的从一品衔江南提督陈化成；

血战镇江而慷慨殉国的正二品衔副都统海龄（满族）；

等等。

不乏爱国英雄，不乏奋斗牺牲，但抛头颅洒热血之后，爱国的英雄们却没有任何利国利民的建树。奇 -書∧ 網百年之后，我们仍不免要为那个时代的爱国英雄们的无效牺牲而长歌当哭。

爱国主义遭逢无奈。

爱国英雄杀身成仁。

国家却陷入灾难。

对此，历史无所解释。后来，当“爱国主义”被宣说成公民道德的最高准则时，屡经磨难的百姓却彷徨于报国无门，卫国无术。

是“爱国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人”出了毛病？还是“国”出了毛病呢？“国”板着面孔，“国”不言，“民”何敢言？

就以关天培为例来说吧。六十二岁，那该是一个退休的年龄了，可他还拼搏在两军厮杀的火线上。身为“广东水师提督”，职位不谓不高，俸禄不谓不厚，[奇Qisuu.ｃom书]而在生死存亡关头，当机立断，舍弃一切，倘无爱国精诚，万难做到。

考清朝绿营兵制，广东自顺治八年（1651）设“提督”，十八年（1661）移驻惠州。而设“水师提督”则始于康熙三年（1664），驻顺德，存五年，于康熙七年（1668）裁撤。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将原设“广东提督”改为“广东陆路提督”，复添设“广东水师提督”一人，驻节广州珠江口要塞虎门镇。

“提督”，为清代绿营兵武官中的最高将领，全国仅十四名，故其品级也高。清初无定品，“提督”有正一品者，也有从一品者、正二品者。到乾隆十八年（1753），一律定为“从一品”。以今方古，关天培的军阶在“元帅”与“大将”之间。

考定关天培的官阶品级，意在提醒世人，一个高级将领能在炮火纷飞中坚守第一线，已属难得；而他，还要舍生取义，杀身卫国，百年翘楚，千秋一人，空言易许，孰能如此？

关天培牺牲时，家中尚有九十岁老母！

关天培，字滋圃，江南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初以武秀才补清绿营兵把总（正七品），积功二十余年，升太湖营水师参将（正三品）。道光六年（1826）初行海运，关天培以吴淞营参将身份，督护粮船一千二百五十四艘由长江口循海道北上。风大浪高，方向难控，其中有三百多艘粮船随潮漂至朝鲜海岸，不久又觅道而归，安抵天津。当浩浩荡荡的千艘海船运载百万担漕粮，无缺一船，无伤一人顺利抵岸时，道光皇帝闻讯大喜，即升关天培为副将（从二品）。道光七年（1827），关天培升任苏松镇总兵宫（正二品）。道光十三年（1833），署江南提督（从一品）。道光十四年（1834），授广东水师提督。

一步步走向军职的至高点时，在潜意识里，关天培或许早有了马革裹尸的准备。

关天培的前任李增阶，因疏于海防被黜。故关天培莅任之初，即着力于筹措经费，铸炮筑垒，将广州门户要塞建成了当时中国万里海疆最坚牢的守御体系。

虎门，当珠江口东侧，与广州城径距百里。虎门，因大虎山、小虎山而得名，山扼珠江口，形如门，故称。虎门有虎门寨，但我们历史上所说的虎门炮台、虎门销烟不指虎门寨，而指大虎山至大角、沙角间十五六里长的那段珠江水面与岸防。珠江出虎门，即为伶仃洋。洋面东西阔六七十里，南北长百二十里，端口东为香港、西为澳门；再出此，即茫茫南海。从军事上看，扼住虎门，即在水路上守住了广州。

清朝在虎门设防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其时仅建横档、南山两座炮台，各置大小铁炮十二门，共二十四门。

八十四年后的嘉庆五年（1800），添建沙角炮台，安大小铁炮十二门。

又十年，即嘉庆十五年（1810），于亭涉山麓新建新涌炮台，置炮十二门。

又二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于黄角山麓建蕉门炮台，置炮二十门。

又三年，即嘉庆二十年（1815），将横档炮台从山顶移至山脚，并在炮台前加筑月台，添置铁炮二十八门，使该炮台有炮四十门。同年，又在南山炮台西北建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

又三年，即嘉庆二十三年（1818），于大虎岛南端建大虎炮台，置炮三十门。

又十二年，即道光十年（1830），建大角炮台，置炮十七门。

至此。总计建炮台八座，置炮一百八十五门。

叙述时，我们强调“又”几年，意在提醒读者：清朝政府对虎门的防御体系确实是日益重视，惟恐闪失；因而不能说他们开门揖盗。

关天培到任后，其战略思想更加明确，对各炮台之间体系性的建设更加重视。归纳起来，他的防守设想可以简述为“三重门户”体系。

第一重门户：东边的沙角炮台、西边的大角炮台，隔着四里多宽的珠江口，对峙而立。因为清兵火炮射程近，二炮台难以形成交叉火力，所以关天培除保留其原有火炮作近岸防守外，又在两处分设信号台，发现有敌舰内驶，即发信号给二、三线炮台。

第二重门户：以珠江中流上横档岛一线为防御重点，隔东水道与武山诸炮台形成交叉火力，隔西水道与芦湾岸上火炮形成交叉火力。为加强这一线的防御，关天培于1835年底完成了武山西麓原南山诸炮台的扩建，即将南山炮台改名威远炮台，增加炮位至四十门，在威远炮台以北加筑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1839年夏，又在威远、镇远二炮台之间加筑了靖远炮台，置炮六十门。上横档岛西端的永安炮台是1835年底与威远炮台同期完成的，此台置炮四十门。与永安炮台隔着西水道遥遥相对的，是同时竣工的芦湾巩固炮台，置炮二十门。为了保护武山侧后，关天培在珠江支流三门水道上筑了三门口炮台，又在三门水道边的太平墟、虎门寨驻兵置炮，其数不详。

第三重门户：即珠江中大虎山南端的大虎山炮台，旧置炮三十二门，未变。

上横档岛在珠江中，珠江主航道在上横档岛与武山之间。关天培又在武山山根至上横档、饭萝排（上横岛南）之间扯起两道排链，作为水上障碍，以阻滞敌舰。一排链长三百九十丈，系大木排三十六排；一长三百七十二丈，系大木排四十四排。每个大排，都由四个小排组成。而每个小排，都是由四根四丈五尺长的圆木以横木穿插而成。木排驮着铁链，铁链牵着木排，宛如水上长城。

为了拦击敌人，关天培还在水面上配备了十艘“师船”，每船装炮十门，合计亦有一百二十门炮的火力。

关天培思虑周全，用心良苦。

他的基本思路是：先阻敌于水道之外；阻之不住，敌入，则以岸炮、船炮交叉射击之。从大角、沙角一线到上横档一线，约七里；从上横档一线到大虎山、小虎山一线，约五里；敌若进入这十二里水域，正好中了他预设的埋伏。

但这是一厢情愿的战争预测。

英国人通过多次侦察，早已清楚了关天培十二台、十船、约五百门火炮的防守能力。所以他们采用了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先予摧毁，再予占领，最后通过的战术。换言之，关天培设置的是“口袋阵”，想用关门打狗的战术取胜。未料英国人不钻“口袋”，先撕“口袋”，而且从头撕起，如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最牢固的海防长城便被英国人以吹灰之力瓦解。

道光二十年（1841）十一月二十五日（1月7日），英舰三艘（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正面炮轰沙角炮台，又派登陆部队迂回攻炮台侧后。两面夹击，清军不支，炮台失守。

同一天，英舰四艘（萨马兰号、德鲁伊德号、哥伦拜恩号、摩底士底号）正面轰击大角炮台，清军不支，炮台失守。

仅仅半天功夫，三重门户的第一重门两炮台即告失守。副将（从二品）陈连升与儿子陈长鹏双双战死。

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何以不堪一击？英军攻击沙角、大角时，关天培就坐镇在靖远炮台，相隔仅七八里，何以无力相救？

问题先悬在这儿，且让我等追寻当年事态的变化。

沙角、大角的失守，让虎门水道大门洞开。关天培十分震惊。第一重门户已破，如今只有坚守上横档一线的第二重门户了。关天培利用重开谈判的机会“另作武备”。

在这第二重门户上，一字排开六个炮台，总炮位二百四十门。为了增强火力，关天培在靖远等三炮台又增加重炮七门，且在威远炮台南增建两座沙袋炮台，置炮三十门。炮台后山，增建兵营，驻扎兵勇，以防英军用攻占沙角炮台的战术包抄后路，因而武山地区炮位已增加到一百七十七门。在上横档岛上，除原建二炮台外，又修复了上横档山顶炮台，增建了岛南、岛北两个沙袋炮台，这便使上横档岛的火炮由八十门增加到一百六十门。在江西岸的芦湾，巩固炮台外，又建一兵营，增设火炮二十门，这便使芦湾一带的火炮达到四十门。虎门大战之前，上横档一线的清军火炮总计为三百七十七门。这是当时中国最强的、绝无仅有海防火力系统。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四（2月25日），英军十八艘军舰突入虎门江面。大出关天培意料的是英军并未先闯珠江主航道，或是攻靖远等三炮台，而是以优势兵力、火力包围了上横档与下横档岛。英军占领下横档后，即于该岛山上设立炮兵阵地。次日（2月26日）拂晓，英军先以火炮轰击上横档各炮台。上午十时，英舰二艘（伯兰汉号、麦尔威丽号）沿江右侧进至威远炮台附近，对武山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实施炮击。同时，英舰二艘（威厘士厘号、德鲁伊德号）进至上横档以西珠江水道分别轰击永安、巩固二炮台。在英军的舰炮与清军的岸炮的较量中，岸炮难支。守军溃逃，英军开始实施登陆，下午一时，英军在上横档登陆；下午二时，英军占领靖远等三炮台，关天培战死；下午四时，英军在芦湾巩固炮台登陆。下午五时，虎门一线要塞全部陷落，战斗结束。

第二重门户又被英国人敲开了。

战斗的硝烟散尽，没有人能还原1841年2月26日的战况。确切无疑的是：英军胜了，清军败了，清朝政府经营了一百三十年的边防长城竟在一天之内被英国人不大的一支远征军一炮打碎了！

不是诱发国人仰视别人的强大，这失败的事实、或一触即溃的真相提醒国人：大中华的防卫实力，总比向老百姓许诺的要虚弱得多。

败了，就是败了，这是坏事。但太史公们还要从失败中挖掘出比失败的绝对值还要大的“经验教训”。好像，前人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一点“经验教训”作为历史财富。

但关天培、陈连升们毕竟幸运。牺牲了，留下了名字，且能用这牺牲唤起后人永恒的尊敬，这便叫“名垂青史”！让人悲凉的是，这“名垂青史”的英雄们并没有用自己的血肉筑成长城，将敌人挡在长城脚下；更让人伤感的是与关天培、陈连升一起牺牲的数百名男儿，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让数字说话！让数字表示我们迟到的怀念与尊敬！

沙角、大角之战，清军战死282人，伤462人，死伤合计共744人。而作为攻坚战的一方，英国兵无人一死亡，仅伤38人。

上横档一线战斗，清军死伤人数无综合统计，我们仅知上横档岛因无路可退，清军伤亡较重，计死亡250人，伤100多人，降于英军者达千人以上。武山靖远等三炮台与芦湾巩固炮台，是英军攻坚战重点，史书说守军“伤亡过半”，显然夸大了。但六炮台合计，死伤之数当不低于千人。关天培作为最高将领，负有守土之责，他惟一的体面选择是战死，所以他的贴身卫队20多人亦与他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与清军重大牺牲形成反差的是，英国人攻占虎门第二重门户的重点防区仅仅伤6人。又是无一人死亡。

至此，我们可以算算虎门大战的伤亡总帐了。清军死伤约1700多人，死者过其半数。英军伤44人，无一死者。

这组对比数字，揭示了军队的强弱比势。英强而清弱，英强，强在武器；清弱，亦弱在武器。一言以蔽之曰：武器相差太大！

我们终于回到了“武器”的、“物质”的现实！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百因千因，主因乃“器不如人”！

有一顶“唯武器论”的大帽子，被一批十分革命的批评家握着。因为怕被扣帽子，鸦片战争中敌我双方“武器”的差距，一直被近代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回避着。

我们不明白，中国古人“道不离器”的正确论断、常识表述为什么被当代一些学者曲意掩饰呢？

战争，是人的较量，是握着武器的人的较量。离开了“武器”谈战争，那不是战争，那很可能是小孩儿过家家，或老娘们儿厮打。

备战，不能不备“器”。俗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器，是与粮草一样重要，甚至要先于粮草而筹措的备战重点。吴起论战，强调“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看来他是因人而配兵器的。

有兵，必配兵器。同样的兵，器利者胜。所以，“兵法”重承袭，“兵器”重革新。不重兵器，驱兵为战，无异于驱人赴死。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修“兵”（器）就是修道；上升到“人道”的高度，修“兵”（器）就是爱人。

从相反的角度考求，一个不重视武备的政府必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都不负责的政府。宣言再美，它都是坏政府。

鸦片战争的失败，仅仅从“兵器”的落后就足以判定清朝朝廷既缺乏国家责任，又缺乏人民责任。

冷兵器时代，兵器有悬殊，还不是不可逆转的。热兵器时代，兵器威力大小，往往对弱势一方是致命的。

鸦片战争中，英国与中国的军力对比，不是数量之比，而是质量之比。高质量对低质量，可以说一天一地，这就无怪乎那个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英国神父，在1832年随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阿美士德号侦察了中国的沿海防务后敢于自夸：“英国的一只护卫舰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整个中国海军的1000只兵船”；“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回顾虎门海战，透过中国当代史书浪漫的爱国主义渲染，那实际上是清国水师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的任人敲打。

对进攻者而言，那是一场放手屠杀。

虎门，防卫能力最强，尚且如此，闵海防、浙海防、江（苏）海防、津海防先后被英国舰队一触即溃，定是十分正常的了。

下面，我们仍要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双方伤亡数字的对比，来揭示兵备落后的严峻性和残酷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伤亡统计：

1841年1月7日，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744人（死282人），英军仅伤38人；

1841年2月25日-2月26日，虎门上横档之战，清军伤亡约1000人（死约700人），英军仅伤6人；

1841年2月27日，乌涌之战，清军死亡466人（伤未计），英军仅伤8人；

1841年8月26日-8月27日，厦门之战，清军伤亡110人（死73人），英军仅伤亡17人（死1人）；

1841年9月26日-10月1日，定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29人（死2人）；

1841年10月10日，镇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19人（死3人）；

1841年10月13日，宁波失守，守军溃逃，双方均无伤亡；

1842年3月10日-3月15日，浙东反击战，清军伤亡740人（死540人），英军仅伤亡25人（死3人）；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清军死亡286人（伤未计），英军伤亡64人（死9人）；

1842年６月16日，吴淞之战，清军死亡88人（伤未计），英军伤亡27人（死2人）；

1842年7月21日，镇江之战，清军伤亡503人（死239人），英军伤亡169人（死39人）。

以上战斗，清军伤亡人数共计约4600人（约死3300人），英军伤亡人数共计401人（死59人）。

上文所述英军伤亡人数，较确。清军伤亡人数，较难统计，但当在实际伤亡人数之内。如虎门上横档一线，战斗规模比沙角、大角为大，史书曰“守军伤亡过半”，实际守军8000人，伤亡估计1000人，肯定低于实数。又定海、镇海之战，规模与激烈程度与厦门之战相若，史书说“伤亡数百”，今依厦门数估为300人，亦属保守。即此，清军伤亡数仍是英军12倍，而死亡数则是英军的55倍！

另一个让人痛心的损失是，清军高级将领牺牲巨大，而英军高级将佐无损。

以下是清军部分牺牲将、官品级罗列：

战斗 牺牲者 品级

沙角之战 陈连升 副将、从二品

虎门之战 关天培 提督、从一品

麦廷章 游击、从三品

乌涌之战 祥 福 总兵、正二品

厦门之战·摇 （佚名） 总兵、正二品

定海之战 葛云飞 总兵、正二品

王锡朋 总兵、正二品

郑国鸿 总兵、正二品

镇海之战 裕 谦 总督、从一品

吴淞之战 陈化成 提督、从一品

镇江之战 海 龄 副都统、正二品

以上十一名牺牲者中，从一品三人，正二品六人，从二品一人，从三品一人，皆为高级将领。牺牲者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证明：清军的将领多数有爱国心、有献身精神。将领临阵脱逃者有，www奇Qisuu書com网但不多。如余步云，守宁波不战而逃，最后是判了死罪的。绕了一个圈儿，我们还是想证明：“人”，基本上没问题，问题出在“武器”上。

鸦片战争打响时，清军武器系统与清初无“质”的改变。这二百年，西方大进，中国不进；不进则退，在战具上的差距便拉开了。

先说步兵武器。

不论“八旗兵”，还是“绿营兵”，仍然不能全部配备火器。二者相比，“绿营兵”装备更差。就全军而言，冷兵器约占一半。步兵火器，主要是前膛火绳鸟枪。这种枪，大都是明末清初制式，长约2米，不能上枪刺，从枪口装填火药与弹丸，弹丸铅质，重约一钱，射程约百米，射速每分钟1至2次。

同期英国步兵，一人一枪。枪分两种，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一种为1800年研制成功的伯克式（Barker）前装滑膛燧发枪。枪长1．16米，口径15．3毫米，弹丸重35克，射程200米，射速每分钟2至3发。另一种为1838年研制的布伦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装滑膛击发枪。枪长1．42米，口径17．5毫米，弹丸重53克，射程300米，射速每分钟3至4发。有人将这两种枪与清军鸟枪对比，说一支伯克式相当两支鸟枪，而一支布伦士威克式相当五支鸟枪。如果考虑到射程、射速、精确度诸效能，应是1∶5及1∶10的比率。若近战肉搏，上枪刺与不上枪刺，威力相去更远。

再说炮兵武器。

清军炮台火炮及船舰火炮，其发炮原理、样式与英军无大差别，落后在质量差，制作工艺粗糙，炮架、瞄准器等配置残缺。这就造成了清军火炮射程近，打不准。清军炮弹只有实心弹一种，英军除实心弹，还有霰弹与爆炸弹等，于是英炮体小威力大，清炮体大威力小。双方火炮对射，英军基本上在清军火炮射程之外停舰发炮，弹无虚发，清炮弹落中途。这与步兵对射一样，人能伤我，我不能伤人。

三说舰船。

清军水师舰船虽有数百艘之多，但吨位小，载炮少，仅能海岸巡逻，对付走私商船或海盗，不能作远海作战。英国海军在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于十七世纪中期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经过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海军又战胜法国拿破仑海军，用“天下无敌”形容之不为过分。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有各种舰船400多艘。作战舰只的排水量从百余吨至千余吨不等，舰载火炮数量随排水量增大而增加，由10门至120门不等。英国装炮最少的军舰，恰等于清军装炮最多的军舰。虽然英国海军多数舰船仍然靠风力推进，由于制作坚牢，双层抗沉，多桅多帆，铜片包裹，所以都具有远海航行和作战的能力。此外，英国海军中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的铁壳轮船，它的航速快，吃水浅，机动性能强，特别便于进犯中国的沿海与内河。

由于战斗性能悬殊太大，清朝水师根本不敢与英国海军在外洋进行海战较量。中国有海，但放弃了制海权，只好容忍强者打上门、打进家。

英国人将军舰依战斗力分为七等：一等舰，装炮100至120门；二等舰，装炮80至86门；三等舰，装炮74至78门；四等舰，装炮50至60门；五等舰，装炮42至48门；六等舰，装炮22至34门；七等舰，装炮10至22门。在1840年6月英国海军16艘战舰集结珠江口时，最大的旗舰麦尔威厘号（Melville）载炮74门；到1842年8月，英国海军在华舰队拥有战舰25艘，最大的旗舰皋华丽号载炮72门。这表明，英国侵华舰队是以三等舰为首，以五等、六等舰为作战主力。

对比到这儿，强弱已判。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除仗其优势战具外，还选择了他们最易取胜、最少牺牲、最让中国防军失望的打法。清将、清兵，包括林则徐、邓廷桢、颜伯焘、裕谦这些封疆大吏在内，都希望英军闯到眼前，己方再长短兵器一齐上，让敌方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英国人放弃近战肉搏，专意于远战炮轰。“炮”与“炮战”，是英国人的制胜法宝。“炮灰”一词，是颇有宣传意味的。用于鸦片战争中被动挨打的清军将士，是再恰当不过的。看不到敌人，更打不到敌人，敌人却将死亡倾泻在你的头上，这是何等的无奈与无望呢！

火炮引发的巨大声响，巨大爆炸，巨大破坏，都是最易于瓦解被轰击者斗志的。

英国人打到哪儿，胜到哪儿；中国将领，谁首当其冲，谁失败，谁死亡。生与死，胜与败，已无悬念。这总该让后生于鸦片战争、没听过枪炮声、没流过血、更不知道别人的死亡为何物的革命学者们反思一下（哪怕就“一下”）“武器的批判”与他们一家独鸣的“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一回事！

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要说飞机大炮了，放个炮仗，多数人不还是要捂上耳朵吗？

三、英国也有张骞、班超样人物

上两节文字，我们粗线条地分析了鸦片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及鸦片战争失败的不可避免性。这都是很让后人“憋屈”的历史遗产。

最好将这“遗产”扔到爪哇国去！

历史既然没有回程，因而对历史的思辨只是今天的云影。云卷云舒，没有一滴雨可以落到昨天的戈壁滩上。历史智慧之为虚无，正如历史蒙昧之为真实一样不可改变。

思索到这一层，多事者真想停止思索。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代史，有如一串永远不会成熟的酸葡萄。因而，不论如何细数历史家底，都寻不到一瓶甘甜的美酒。

于是善良的人们开始给中国近代史加“糖”。

以“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为例，即已被“糖化”了不少。批判“投降派”以发泄压抑，赞扬“禁烟派”以伸明正义，歌颂牺牲者以呼唤献身，夸大“三元里”以虚张民气；最妙最妙的，还是以诅咒英国侵略者，尤其是丑化侵略者中的头面人物为历史主旨，不断在新一代扫盲班里播种仇洋恨外的情绪，似乎这样的辩证法才能平衡历史的失败感；或者说，惟其如此，才算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彻底地将“坏事”变成了“好事”。

我们将处在对立面的敌人及自己营垒里的败类已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创造历史的任务，业已超额完成，历史的写手们十分自负而自得。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那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呀！

随手翻一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那些流行最广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总可以看到对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那个英国人查理·义律（Capeain·Charles·Ellilt）的谴责。

站在中国的、被侵略的立场上谴责非中国的侵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民族感情。但历史教科书并不是民族感情的艺术抒发，它揭示的应该是由双方较量所隐含的“全部”历史内容和“全部”历史教训。因为快意于谴责，人们竟没有功夫去认识自己的对立面，故而也不可能从“人”的、即一个英国人完成其时代使命、国家任务的角度，去认识义律。义律在中国教科书中的“妖魔化”，“符号化”，丝毫无助于让中国人了解对手、了解世界。

沿用类比的思维程式，站在英国的立场，查理·义律无疑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张骞式或班超式立功异域的英雄。一种较为中平的参照是：大汉民族有理由赞颂张骞、班超，不列颠民族即有理由赞颂义律。

这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这也不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这更不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家威风。

查理·义律是一面镜子，认识了他，也便认识了英国的民心民意、战略战术。战争，是双方的对抗，岂能不知己又不知彼呢？

在大英帝国的政治体系里，义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从“级别”上看，义律与堂堂天朝大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均不在一个等高线上；从“使命”一看，义律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的总监督，后加的“领事”头衔，似乎也未履行严格的任职手续。所以他与汉代张骞、班超衔皇命而通使，亦降一格。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不般配的较量中，却步步紧逼，处处主动，终于让每一个中方对手都败下阵来，因而，人们没有理由不承认他的存在与价值。

可惜，中国史学家对义律的情况了解太少，分析太浅，因而在中国百姓的印象里，他只是一个体现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恶的化身。

义律（1801—1875），因英国在华设立商务监督处，于1834年7月15日随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W·J·Napier）勋爵初次抵达澳门，开始接触中国事务。其时，义律的职务是商务监督处秘书。律劳卑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以为，自己既然是大英帝国驻华商务处的总监督，作为官方外交方面的代表，就应该有与中国广东地方官员直接洽谈有关事宜的权力。但这要求被广东方面拒绝了。一怒之下，他竟敢于、并真的指挥两艘英国巡洋舰闯过横档、镇远、大虎诸炮台，直抵广州黄埔。义律作为律劳卑的贴身随员，自然体验了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冒险乐趣。·輦·輶·訛

当年9月26日，英舰退回澳门。

10月11日，律劳卑病故澳门。

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律劳卑的宿命。除了进行了一次尝试性侵略外，他还是英国官方第一个提出武力胁迫清政府遵守近代秩序的人。

1834年8月21日，律劳卑在广州给英国首相格雷伯爵写信报告情况，指出：“满族政府在思想上极为愚蠢而且在道德上极为堕落，梦想他们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民族，完全不了解国际法的原理和实践，所以该政府不能够由文明国家按照它们中间所公认的和实行的那些规则加以处理或对待。”如何对待呢？律劳卑建议：“命令一支英国军队率领一些小艇在沿海一带活动”；“准备一小支军队，随着西南季风的开始进入中国海域；它到达后应占领珠江东部入口的香港，该岛非常适合达到一切目的。”·輦·輷·訛

这封信的“建议”，已经勾画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军事战略框架，甚至战后条约的一部分内容（割让香港）都已初见端倪。

义律作为律劳卑的秘书，一定了解这封信的全部内容；或许，他还参与了意见；甚至也不排除就是他这位秘书草拟了这封信。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阴谋。

站在英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预见。

当历史事变真的如律劳卑设计而发生、发展时，英国人只是在完成一个设定的目标，他们处处主动，走一步看三步，稳操胜券；而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敌人从哪里进攻，更不知道敌人的最终目的。

律劳卑的死，没有影响“律劳卑计划”的实施。

第二任商务总监督是德庇。

第三任商务总监督是罗宾臣。

其时，义律仍在驻华商务监督处任职，先后为船务监督、监督处第三监督、第二监督，并于1836年12月14日，接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第四任总监督。

他的务实，很像他的前任德庇与罗宾臣，能否与清朝的封疆大吏平起平坐无所谓，最重要、最实惠的还是将买卖、尤其是鸦片买卖做大。而他的远见与野心，又很像他的第一任老上司律劳卑。

无独有偶，义律几乎是在林则徐抵达广州、刚一实施禁烟措施的同时，他便像律劳卑那样捕捉到了选择战争的理由。在写给伦敦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义律评价林则徐禁烟为“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輧·輮·訛

律劳卑与义律，“越位”地预言战争和策划战争，表现了他们的国家责任感和军事战略意识。这与清朝官吏的贪墨腐败及昏聩无能，该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即便拿他们与中国当时最优秀的文官林则徐、最优秀的武官关天培相比，他们对形势走向的清醒程度及对斗争方式的掌控艺术，仍然高出中国官员。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概括：义律这个小人物有时能够代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代表他的国家，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却不可能代表道光皇帝，更不能代表国家。

我们决无贬低林则徐的意思。在历史的回放中，当我们与林则徐一同感受皇恩浩荡进而再感受失落的时候，禁不住要为他的雄才难展发一声浩叹。

1838年冬日，北国清寒。陆行一月，12月26日，林则徐抵达北京。应诏陛见，当时是无上荣耀之事！

次日清晨，林则徐递上折子，“卯时”，被道光皇帝第一起召见。破格的礼遇是“命上毡垫”，即坐下来，舒舒服服回答皇帝的垂问。这一天，道光皇帝与林则徐的对话持续了“三刻”有余。

从12月27日起，林则徐连续八天受道光皇帝召问。这是一份君臣际遇的最高纪录。刘备访诸葛亮，“三顾”而已。“三顾”还有两顾不遇，正式访谈只有一次。为了这“三顾”之恩，诸葛亮闹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则徐被召问，八天竟有八次之多，圣眷之隆，殷勤之意，尽在虚席而问间！外加的礼遇是一次紫禁城骑马，四次肩舆上殿。·輧·輰·訛

最高的礼遇，最大的信任，其实呼唤的是最纯粹的忠诚、最彻底的奉献。

所以当林则徐捧着那枚镌着满汉篆文的、“编乾字六千六百十一号”的“钦差大臣关防”走出军机处厢房时，他早已将自己的“生命权”抵押在道光皇帝的御案上了。

时代变迁，即使民主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普及为平民百姓的常识行为，我们依然保守地认为：为了那份国家级的信任，人可以舍身一搏！

林则徐的悲剧，是忠诚遭受践踏，是功业遭逢抹煞，是釜底抽了薪，是航船拆了底，是终极依附的精神家园后院起了火……

陛见之时，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许诺是：“断不遥制。”其实，林则徐的一举一动都受道光皇帝牵制。·輧·輱·訛

禁烟小有成果时，道光皇帝鼓励林则徐放手大干，曾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

烟禁了，烟焚了，道光皇帝高兴了，高兴得忘乎所以；英舰兵临天津了，道光皇帝害怕了，怕到乱了方寸。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林则徐给我惹祸了！

帝王有理，永远有理，错也是对。

臣子无理，永远无理，功也是过。

其实，林则徐从北京领受的任务是“禁烟”，烟禁了，他就完成了任务，立了功。至于禁烟可能引发的“边衅”，林则徐曾当面向道光皇帝请示，道光束之高阁，不予理会。所以“边衅”之起，起于道光皇帝的“天威震怒”，“大张挞伐”。但皇帝是不会错的，只有拿臣下开刀。“阵前换将”，林则徐被撤职。

与林则徐的因功获罪相比，义律真是太幸运了。在林则徐的压力下，义律令英商上缴鸦片，前后共19187箱。·輧·輳·訛 若按1838年的每箱销价580元计，英商损失达3万元；若按1839年走私价每箱800元计，英商损失近1534万元。造成这么大的经济损失，英国女王却并未对义律就地免职，“严加议处”。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些中国人自夸的政治信条，却被英国政府遵循不殆。义律在被迫交出鸦片之后，于1839年5月24日从广州撤到澳门，开始了他与林则徐及清政府的又一轮较量。

在缴不缴鸦片的较量中，林则徐胜，义律败。而此后的较量，义律则由相持不下，到处处抢占上风。

刚上缴鸦片时，义律曾有一个天真的、西方人的判断，他以为林则徐开具收条，收缴了各国商人的鸦片后，或有政府专卖，进而使鸦片贸易由地下、半地下走向合法，烟款自然会予以偿还。但清方销烟（始于1839年6月3日，终于6月23日）及停止中英贸易的做法让义律清醒。

且看义律的具体行动：

撤到澳门，首先他拒收林则徐因缴烟而颁赏的茶叶1640箱。·輧·輴·訛蝇头小利没有迷住他。这为后来英方的索赔创造了条件。

1839年6月中旬，他公开表态，决不中止中英间的鸦片贸易。在此，他坚持了英国方面的一贯立场，并预示了英国未来的鸦片政策。

当月，义律高价雇用1060吨位、载炮36门的武装商船“甘米力治”号（即“剑桥”号）为退居九龙海面的英国商船、趸船提供保护。

8月13日，在拒不交出于尖沙嘴打死中国村民林维禧的英国水手后，他在英国武装商船“威廉要塞”号上自设法庭，自审英国人犯。这是各国列强后来在中国推行“治外法权”的先例。

8月24日，在清方压力下，澳门葡萄牙当局驱逐英商离境。26日，义律率英国商人撤出澳门，寄住尖沙嘴海外货船及潭子洋趸船上。他的坚守阵地与坚持原则，都表现了英国式的固执与忠诚。

8月29日，应义律之求、被印度总督奥克兰派遣的载炮28门的英国军舰“窝拉疑”号（Volage），在新任英国海军驻华司令官、该舰舰长士密（H·Smith）大佐率领下，进抵九洲洋面。9月1日，“窝拉疑”号与新来的四艘货船驶至尖沙嘴，与义律所率英船会合。

9月4日，义律与士密率领“路易莎”号、“珍珠”号（Pearl）等数艘武装船只向九龙山炮台清军寻求食物，清军不允，义律下令开炮。英舰“窝拉疑”号、“威廉要塞”号赶至增援，双方各有伤亡。这是义律亲临侵华战场的尝试。

9月下旬，为了缓解水与食物的供应困难，义律与澳门同知蒋立昂重开谈判。这表明义律具备软硬兼施的外交手腕。

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作出对中国的战争决定。10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发出第15号训令，正式把战争决定通知义律。随此决定，附有作战计划的“纲要”。而这份作战计划的原始构想，正是1839年4月3日由义律在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提出的。·輧·輷·訛 因而英国内阁通过对华战争决定，本质上又是实践着义律的外交理念。

义律与林则徐的相持阶段结束了。有坚强的“国家”后盾，义律的每一个行动都更多地体现了英国政府的意志；这与逐渐失去道光皇帝信任的林则徐正好相反。

11月2日，士密率“窝拉疑”号、“海阿新”号驶入穿鼻洋面，炮轰关天培乘坐的师船。双方激战，互有伤亡。·輨·輮·訛 义律虽未参加，但他肯定策划了这次突袭。此时，他尚未接到伦敦方面的战争指令。自发的战术行为，表示了他的战略立场。

11月11日至13日，英国舰船与清军水师又有官涌之战。这次战斗，被林则徐视为“大获胜仗”，·輨·輯·訛 而从义律方面看，他只不过完成了一次对广东海关防务的火力侦察而已。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依道光皇帝旨意，下令封港，断绝与英国的贸易。义律针锋相对，于1月8日让士密宣布，自1月15日起，英舰封锁珠江口。

同年1月26日，林则徐接到调任两广总督的谕旨。2月3日（庚子年正月初一），林则徐接受邓廷桢送来的关防、印信，正式就任两广总督。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月的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Elliot）与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公使，负责处理侵华战争及战后的一切事宜。就在这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还向二人发来了第一号秘密训令，训令详列了侵华战争的三大步骤、战后谈判条件及条约草案。借用时下流行语，英国人于侵华战争实施之前，即已制订了详尽的“系统工程”规划。接到任命与训令后，义律对未来的战争已经心中有数。相比之下，林则徐此时还没有估计到会发生战争，他更不知如何应付这场战争。

山雨欲来，大海扬波。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1840年5月10日，英国上院亦通过了此案。英国的对华战争，进入到了实施阶段。4月底，英国侵华远征军的大小战舰从非洲好望角的开普敦等地起锚，直驶印度加尔各答，在那儿完成集结任务后，便向南中国海扑过来了。

义律的任务虽然更其重大，但却变得单纯起来。

1840年3月24日，载炮44门的英舰“德鲁伊德”号（Druid）抵澳门海面。

6月9日，载炮28门的英舰“鳄鱼”号（Alligator）驶抵金星门海面。

6月16日，东印度公司所属武装汽船“马达加斯加”号（Madagasor）抵达珠江口外。

6月21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J·G·Brener）乘坐载炮72门的旗舰“韦尔斯利”号（Wellesley）抵于澳门湾外。次日，伯麦发出“公告”，说奉英王之命，将于当月28日封锁广州出海口。同一天，他即依据战争密令，率舰队北上舟山一带。

6月28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乘坐载炮72门的旗舰“麦尔威厘”号（Melville）驶抵澳门港外。同时抵达的还有军舰数艘。至此，英军共有16艘军舰（合计载炮540门）、4艘武装汽船、27艘运输船齐集南中国海域。随船而至者，有三个陆军团、共四千多兵力。海、陆军合计，约六七千人。

义律于6月28日登上“麦尔威厘”号与懿律相见。就在这一天，英军封锁珠江口的告示生效。

6月30日，懿律与义律亦乘舰北上，追赶伯麦的先遣队。珠江口外，他们只留下4艘军舰、1艘武装汽船执行封锁任务。自6月初英舰初集，林则徐便甚为警觉，并且专折上达天听，但是直到7月3日，他才判断英军可能北上舟山、上海。而此时，英军已经越过厦门，准备攻打定海了！从英军悄然北上起，林则徐的所有判断都比义律的行动慢了半拍。

让我们快节奏地扫描义律的活动：

——1840年7月6日，在海军司令伯麦与陆军司令布尔利（Colonel Burrell）率军攻下定海的当天，义律与懿律也乘舰赶到定海。义律参与了在定海扶植伪县政权的活动。

——7月28日，义律与懿律率舰离定海北上。8月11日抵达大沽口外，派员上岸投书，求购食物。

——8月15日，在舰上与懿律一起接见琦善所派使者，给清政府施加压力。

——8月30日，在大沽口南岸义律与琦善会谈。

——9月1日，照会琦善，坚持英国方面向清政府提出的各项勒索条款。

——9月15日，在获得清政府保证后，义律与懿律率英舰起航南下。作为“全权公使”和“海军上校”的义律，完成了他的政治任务与军事任务。就在这月月底，道光皇帝下达了对林则徐的罢免令。

如果作一次人与人的横向对比，义律与林则徐的人生轨迹正好一个坐标系上扬，一个坐标系下跌。背景使然，环境使然。由“人”的命运升沉而推及“国家”，英国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与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又获得了一组人文的参数。

中国当时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在竞争中失利，更遑论二流、三流之才了！

在1840年8月、9月于大沽口举行的多次谈判中，直隶总督琦善未曾跳出义律的规范。义律在天子眼皮底下完成了对一个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的军事讹诈。·輨·輲·訛

在1840年10月于镇海举行的索俘谈判中，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几乎应允了义律所有的重要条件。伊里布家奴张喜竟受主人之命带鸡、鸭、牛、羊等食品登上英舰“犒师”慰劳。

在1840年12月至1841年2月的广州对峙中，因懿律身体不适而去职，义律便成为惟一的全权代表。他对新一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琦善软硬兼施，寸步不让，炮制了“穿鼻草约”，实现了英国对香港的占领。

在1841年3月至5月的广州战局中，义律以武力推动谈判，先后让参赞大臣扬芳、靖逆将军奕山屈膝求和。《广州条约》的签订，让清方付出了600万元的“赎城费”，并迫使清军撤出广州60里。·輨·輵·訛义律在军事上、经济上实现双赢。

从1834年夏天来华，至此，义律在中国已有七个年头。其间，虽经大风大浪，并未退却过一步。乡关万里，他也没有回过英伦三岛。《广州和约》的签订，给他的“七年之劳”抹上一笔亮色。站在英国的立场，他不也算立功异域的英雄吗？

不过，英国政府，其实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对义律的工作效率并不满意。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作出召回义律的决议。义律的任务，由陆军少将、璞鼎查勋爵接替。召回义律的指令是1841年5月3日从伦敦发出的，直到8月8日才到达他的手中。8月10日，璞鼎查莅任，义律办完交接，不久即踏上归程。因为广州郊区三元里的“平英团”曾在这年夏天有过一场抗英的群众运动，义律作为英方驻华的第一责任人，自然免不了又被中国近代史谴责一番。

能够参与创造历史，是一种机缘。将生命融入历史的年轮，则生命永存。

林则徐与义律，曾经针锋相对，这正如中、英两国曾经相互对峙一样。碰撞产生火花，星火燎原，中国的近代史在烈火中经受炼狱之劫。当中国人用造神的虔诚重塑林则徐的历史金身时，出之戏剧化的角色分配，义律只能担当“反派”。

这是中国人的自由与权利，与高悬于民族讳饰之上的哲学清醒无涉。何必要“换位思考”呢？冲着义律撞开了我们的“国门”，还不应该唤起一丝亡羊补牢的警觉吗？狼在，羊也强壮！

笔者倾向于将义律奉召回国视为英国政府正常的人事调动。相比于被道光皇帝的权力之手托起来、摔下去的清朝封疆大吏，义律的去职，仍然是幸运的。

义律的观照面，是这么一群中国高官：

林则徐，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从任命到罢职，仅一年又九个月。追加的处罚是遣戍伊犁。

琦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上任仅六个月，即被罢职，抄家，入狱，判“监斩候”。

邓廷桢，闽浙总督，上任九个月罢免，追加处罚为遣戍伊犁。

颜伯焘，闽浙总督，上任一年又四个月罢职回籍。

乌尔恭额，浙江巡抚，以守土不力免职，任期未满。

伊里布，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赴浙江任所仅七个月，即被免去“钦差”一职，接下来“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又革“两江总督”职。

余步云，浙江提督，因临敌退却，被革职拿问，后“即行处斩”。

牛鉴，两江总督，任职一年后被革职，罪名为长江防务未能尽早部署。

1840年至1842年，在鸦片战争中受处分的清朝大吏接踵不断。无能者自无能，误国者自误国，但任用无能与误国者，又该怎讲？

木偶师但可处置他的木偶人，并不自责是自己的手指拉错了引线。

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吾皇圣明，臣罪当诛。

皇帝及一切权力顶峰的人，都永远正确。有一天，他要下“罪己诏”，那是需要，那是演戏，戏做完了，天下还是“吾皇圣明，臣罪当诛”。

义律是英国人，英王与英政府鞭长莫及，让他有了自我发挥的空间。倘若义律是中国人，一个“海军上校”，军职军衔只相当于清朝绿营兵中的“千总”或“把总”、“从六品”或“正七品”而已，那还不是匍匐疆场，困顿终生！

四、八十万人齐解甲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总人数约为88万人（八旗兵22万人，绿营兵66万人）。

英国远征军总人数近2万人（陆军12000多人，海军不足8000人）。

中英军队在中国陆海空间的人数比为44:1。

但中国败了，英国胜了。

我们说“八十万人齐解甲”，没冤枉清军。

2万人打败了88万人，或88万人没有抵挡住2万人的进攻、没有完成保家卫国的职责，不论怎么表述，都是一个严重的国家问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谁都知道该花这个“养兵”钱。但“一时”到了，“千日”费了，人民便有权力对军队与国家的存在产生怀疑。因为从本质上讲，是“人民”分出自己的劳动创造养活了“军队”并维持着“国家”。

清代的八旗兵与绿营兵均实行薪给制。月有“饷银”，年有“岁米”，依照职级，多寡不等。百姓种庄稼，还有水旱之灾、绝欠之虞，当兵则旱涝保收，故谓“种铁杆庄稼”。“种铁杆庄稼”的人多，兵饷即多。有清一代，在不发生战争的常规年份，兵饷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一半。

如清初，全国每年财政支出凡银2739万两，兵饷银为1349万多两，占全国财政支出的49％以上。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全国财政收入4854万两，支出凡银3370万两，兵饷支出银约为1700万两，兵饷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0％以上。

拿出国家一半的钱养兵，这兵还不能保卫国家，这是个大讽刺、大笑话。

每逢战争，军队还要向国家伸手。

学者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额外支出军费2500万两白银，而英国远征军的累计军费仅900万两白银。花了大钱，仍吃败仗，这再一次印证了清朝军政的腐败。中国人谈鸦片战争，真应了一句俗话：“花钱买教训。”

教训还不在白白花费了金银，战争、流血、失败、赔款，这一切，都雪上加霜地摧残着一个国家的军心与民意。失败是噩梦，失败是瓦解力，失败是传染性病毒，在失败的打击下，最易于产生的共性情绪是自暴自弃，自甘沉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百年期间，中国人凡与外国对阵，几乎每战必败。面对这一连串的失败史，你在理性上几乎无所解释，余下的慨叹或许是：中国人被外国列强打怕了、打服了、打得灵魂出窍了！这时候，如果再阅读中国文人的“武侠小说”或“历史演义”，你会哑然失笑：

在一个尚武精神全民性失落的民族中，最廉价的自我安慰竟然是梦呓般地赞美武侠与歌颂英雄。

如果让思想降落到地面上，让议论针对着战争，我们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的军事弱势便会有一个常识性的把握：

第一，极端化的专制皇权与无人治军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皇权高于一切，皇权又不可能转化为有效的军权，造成“皇权”与“军权”同时丧失。

第二，国虽有兵，兵虽有防，但清朝“国防”既无战略思维，又无战略准备，一旦临战，即无战略运作。这种“战略体系”的缺失，先是隐性的，后是显性的，但不论如何，都是致命性的——这正像一个半身不遂或全身瘫痪的人，既无法保护自己，更无力回击别人。

第三，不知己，不知彼，凭想当然打仗。

第四，兵器极端落后，形不成战斗抗衡。

至于军内腐败，失于演练，将无谋略，兵无斗志，则又在其次之其次，姑且不论。

［注释］

①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二卷P372。

② 《清史稿·仁宗本纪》，《清史稿·宣宗本纪》。

③ 《清代野史大观》卷一，《宣宗俭德》。

④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狐裘不出风》，《缀补套裤》。

⑤ 《道光实录》。

⑥ 《清朝文献通考》卷33。

⑦ 《清史稿·圣祖纪》。

⑧ 《乾隆实录》卷55。

⑨ 《清史稿·时宪志》，《清史稿·南怀仁传》。

⑩ 《清史稿·郭世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