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哭泣的骆驼》》 · 三毛 · 2026-07-25
"好吧！我们开始吧！"神父咳了一声就走近加里的棺木边去。
他拿出圣经来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经节，然后又用瑞典文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不过两分钟的时间吧，他表示说完了，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请坟园的泥水工将加里的棺木推到墙内的洞里去，大家看着棺木完全推进去了，神父这才拿出一个小瓶子来，里面装着一些水。
"这个，你来洒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着他的长发，一面将水瓶交给我。
"是家属要洒的？"
"是，也不是。"领事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来往加里的棺木上洒了几滴水，神父站在我旁边突然划了一个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领事对泥水工说。
"等一下。"我将一把加里院子里的花丢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这才一块砖一块砖的封起墙来。
我们四个人再度沉默的木立着，不知说什么好。"请问你们替加里付了多少医药费？"
"帐单在这里，不多，住院时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将帐单拿出来。
"好，明后天请你们再来一次，我们弄好了文件就会结清给你们，好在加里自己的钱还有剩。"
"谢谢！"我们简短的说了一句。
这时坟场刮起了一阵风，神父将他的圣经夹在腋下，两只手不断的理他的头发，有礼的举止却盖不住他的不耐。"这样吧！我们很忙，奇 -書∧ 網先走了，这面墙--"
"没关系，我们等他砌好了再走，您们请便。"我很快的说。
"那好，加里的家属我们已经通知了，到现在没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们会理好送去领事馆的，这不重要了。"
"好，那么再见了。"
"再见！谢谢你们来。"等砌好了墙，我再看了一眼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墙，给了泥水工他该得的费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与我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属加纳利群岛暂时安居下来。
在我们租下新家的这个沿海的社区里，住着大约一百多户人家，这儿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着山坡往一个平静的小海湾里建筑下去。
虽说它是西班牙的属地，我们住的地方却完完全全是北欧人来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块乐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见。
这儿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们选择的海湾，往往散步两三小时也碰不到一个人影。海滩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尔有一两个步伐蹒跚的老人拖着狗在晒太阳之外，这一片地方安详得近乎荒凉，望着一排排美丽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这儿有那么多活着的人住着。"欢迎你们搬来这里，我们这个社区，太需要年轻人加入。这块美丽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声和生命的气氛，这儿，树和花年年都在长，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苍蝇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来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区的瑞典负责人与我们重重的握着手，诚恳的表示他对我们的接纳，又好似惋惜什么的叹了口气。
"这一点您不用愁，三毛是个和气友爱的太太，我，是个粗人，不会文文静静的说话，只要邻居不嫌吵，我们会把住的一整条街都弄活泼起来。"荷西半开玩笑的对这个负责人说，同时接下了一大串租来小屋的钥匙。
我们从车上搬东西进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里都有人从窗口在张望，没有一个月左右，这条街上的邻居大部分都被我们认识了，早晚经过他们的家，我都叫着他们的名字，扬扬手，打个招呼，再问问他们要不要我们的车去市场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偶尔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鱼，我们也会拿蝇子串起来，挨家去送鱼给这些平均都算高龄的北欧人，把他们的门打得碰碰地响。
"其实这里埋伏着好多人，只是乍时看不出来，我们可不能做坏事。"我对荷西说。
"这么安静的地方，要我做什么捣蛋的事也找不到对象，倒是你，老是跳进隔壁人家院子去采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没有人住。"我理直气壮的回答着他。
"我前几天还看到灯光。"
"真的？奇怪。"我说着就往花园跑去。
"你去哪里？三毛。"
他叫我的时候，我早已爬过短墙了。
这个像鬼屋一样的小院子里的花床一向开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缎子，我总是挑白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门窗紧闭，窗帘完全拉上的房子里是不是有人住，因为它那个气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几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绕了一圈房子，窗帘密密的对着大窗，实在看不进去，绕到前面，拿脸凑到钥匙洞里去看，还是看不到什么。"荷西，你弄错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往家的方向喊着。
再一回头，突然在我那么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见了一张可怕的老脸，没有表情的注视着我，我被这意外吓得背脊都凉了，慢慢的转身对着他，口里很勉强的才吐出一句结结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这个老人看，他却缓缓的开了大玻璃门。"我不知道这里住着个人。对不起。"我用西班牙话对他说。
"啊！啊！"这个老人显然是跛着脚，他用手撑着门框费力的发出一些声音。
"你说西班牙话？"我试探的问他。
"不，不，西班牙，不会。"沙哑的声音，尽力的打着手势，脸上露出一丝丝微笑，不再那么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问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听得懂德文，却讲不成句。
"我，三毛，我讲德文你懂吗？"
"是，是，我，德国，会听，不会讲。"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连忙把他扶进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边，再见！"说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墙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着一个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说。"几岁？"
"不知道，大概好几百岁了，皱纹好多，人很臭，家里乱七八糟，一双脚是跛的。"
"难怪从来不出门，连窗户都不打开。"
看见了隔壁的加里之后，我一直在想念着他，过了几天，我跟邻居谈天，顺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两年了，跟谁也不来往。""他没法子走路。"我轻轻的反驳这个中年的丹麦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辆轮椅。"
"他的家那么多石阶，椅子也下不来。"
"三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看见这种可怜的人，我心里就烦，你能把他怎么办？我们又不是慈善机关，何况，他可以在瑞典进养老院，偏偏住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岛上来。""这里天气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争辩的说着，也就走开了。
每天望着那一片繁花似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它使我心理上负担很重，我恨不得看见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来晒太阳，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静得使自己消失，夜间，很少灯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维持着他的带病的生命，对我不止是一个谜，而是一片令我闷闷不乐的牵挂了，这个安静的老人每天如何度过他的岁月？
"荷西，我们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时候不如分一点去给隔壁的那个加里吃。"
"随便你，我知道你的个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饭也吃不下了。"
我拿着一盘菜爬过墙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门，加里才跛着脚来开。
"加里，是我，我拿菜来给你吃。"
他呆呆的望着我，好似又不认识了我似的。
"荷西，快过来，我们把加里抬出来吹吹风，我来替他开窗打扫。"
荷西跨过了矮墙，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个小桌子，给他叉子，老人好似吓坏了似的望着我们，接着看看盘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着手势，我在他的屋内扫出堆积如山的空食物罐头，把窗户大开着透气，屋内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漫出来。
"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望着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头一张发黄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个加里。
"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荷西呆望着这语言不能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着我煮的一盘鱼和生菜。
"荷西，你看这个，"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面数了一下。
"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着不方便，你那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常带菜来给你吃，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懂吗？嗯！"
我慢慢的用德文说，加里啊啊的点着头，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脚趾。"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的掠过老人，他的右脚，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脚。
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
"麻疯吗？"我直着眼睛张着口望着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
苍蝇不知从那里成群的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在腐烂了的尸体。
"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我轻轻的对他说，他听了我说的话，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的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的、有礼的接待了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着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的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的望着我们。
"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的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法。"
"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着这句话。"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我们能签吗？"
"是他的谁？"
"邻居。"
"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
"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加里呆呆的望着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
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出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着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着车，好笑的对我说。
"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你喜欢他吗？"
"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
"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然会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着。"
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
我们待在那儿，定定的注视着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着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们背后。
"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的问着护士。
"是，请来结帐，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昨天他还吹着口哨，还吃了东西，还讲了话。"我不相信的追问。
"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一天，才死。"
我们跟着护士到了帐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一张帐单。
"人呢？"
"在殡仪馆，一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钱慢慢的走出来。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一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声的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过，偶尔夹着高昂的笑声。
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着边际啊！
大胡子与我
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去，你总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的问。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的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就这几句对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婚前，我们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广场打棒球，也常常去逛马德里的旧货市场，再不然冬夜里搬张街上的长椅子放在地下车的通风口上吹热风，下雪天打打雪仗，就这样把春花秋月都一个一个的送掉了。
一般情侣们的海誓山盟、轻怜蜜爱，我们一样都没经过就结了婚，回想起来竟然也不怎么遗憾。
前几天我对荷西说："华副主编蔡先生要你临时客串一下，写一篇'我的另一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当时他头也不抬的说："什么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一整片的。"他如此肯定的回答我，倒令我仔细的看了看说话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另一半，我是完整的。"我心里不由得告诉自己。
我们虽然结了婚，但是我们都不承认有另一半，我是我，他是他，如果真要拿我们来劈，又成了四块，总不会是两块，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写"大胡子与我"来交卷，这样两个独立的个体总算拉上一点关系了。
要写大胡子在外的行径做人，我实在写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来。这个世界上留胡子的成千上万，远看都差不多，叫"我"的人，也是多得数不清，所以我能写的，只是两人在家的一本流水帐，并无新鲜之处。
在我们的家里，先生虽然自称没有男性的优越自尊等等坏习惯，太太也说她不参加女权运动，其实这都是谎话，有脑筋的人听了一定哈哈大笑。
荷西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这么多年来，他的母亲和姐妹有意无意之间，总把他当儿皇帝，穿衣、铺床、吃饭自有女奴甘甘心心侍候。多少年来，他愚蠢的脑袋已被这些观念填得满满的了；再要洗他过来，已经相当辛苦，可惜的是，婚后我才发觉这个真相。
我本来亦不是一个温柔的女子，加上我多年前，看过胡适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一再的提到"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我念了之后，深受影响，以后的日子，都往这个"超"字上去发展。结果弄了半天，还是结了婚，良母是不做，贤妻赖也赖不掉了。
就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一半一半的，所以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的磨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磨出一个式样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两人在很小的家里晃来晃去时，就不会撞痛了彼此。
其实婚前和婚后的我们，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荷西常常说，这个家，不像家，倒像一座男女混住的小型宿舍。我因此也反问他："你喜欢回家来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同学在等你，还是情愿有一个像'李伯大梦'里那好凶的老拿棍子打人的黄脸婆？"
大胡子，婚前交女友没有什么负担；婚后一样自由自在，吹吹口哨，吃吃饭，两肩不驼，双眼闪亮，受家累男人的悲戚眼神、缓慢步履，在此人身上怎么也打不出来。他的太太，结婚以后，亦没有喜新厌旧改头换面做新装，经常洗换的，也仍然是牛仔裤三条，完全没主妇风采。
偶尔外出旅行，碰到西班牙保守又保守的乡镇客店，那辛苦麻烦就来了。
"请问有没有房间？"大胡子一件旧夹克，太太一顶叫花子呢帽，两人进了旅馆，总很客气的问那冰冷面孔的柜台。"双人房，没有。"明明一大排钥匙挂着，偏偏狠狠的盯着我们，好似我们的行李装满了苹果，要开房大食禁果一般。"我们结婚了，怎么？"
"身份证！"守柜台的老板一脸狡猾的冷笑。
"拿去！"
这人细细的翻来覆去的看，这才不情不愿的交了一把钥匙给我们。
我们慢慢上了楼，没想到那个老板娘不放心，瞪了一眼先生，又追出来大叫。
"等一下，要看户口名簿。"那个样子好似踩住了我们尾巴似的得意。
"什么，你们太过份了！"荷西暴跳起来。
"来，来，这里，请你看看。"我不情不愿的把早已存好的小本子，举在这老顽固的面前。
"不像，不像，原来你们真结婚了。"这才化开了笑容，慢慢的踱开去。
"奇怪，我们结不结婚，跟她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她女儿，神经嘛！"荷西骂个不停。
我叹了口气，疲倦的把自己抛在床上，下一站又得多多少少再演一场类似的笑剧，谁叫我们"不像"。"喂！什么样子才叫'像'，我们下次来装。"我问他。"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嘛！装什么鬼！"
"可是大家都说不像。"我坚持。
"去借一个小孩子来抱着好了。"
"借来的更不像，反正就是不像，不像。"
谁叫我们不肯做那人的另一半，看来看去都是两个不像的人。
有一天，我看一本西班牙文杂志，恰好看到一篇报道，说美国有一个女作家，写了一本畅销书，名字我已记不得了。总之是说--"如何叫丈夫永远爱你。"
这个女作家在书中说："永远要给你的丈夫有新奇感，在他下班之前，你不妨每天改一种打扮，今天扮阿拉伯女奴，明天扮海盗，大后天做一个长了翅膀的安琪儿；再大后天化成一个老巫婆……这样，先生下班了，才会带着满腔的喜悦，一路上兴奋的在想着，我亲爱的宝贝，不知今天是什么可爱的打扮--"
又说："不要忘了，每天在他耳边轻轻的说几遍，我爱你--我爱你--你爱你--。"
这篇介绍的文章里，还放了好几张这位婚姻成功的女作家，穿了一条格子裙，与丈夫热烈拥吻的照片。我看完这篇东西，就把那本杂志丢了。
吃晚饭时，我对荷西说起这本书，又说："这个女人大概神经不太正常，买她书的人，照着去做的太太们，也都是傻瓜。如果先生们有这么一个千变万化的太太，大概都吓得大逃亡了。下班回来谁受得了今天天使啦！明天海盗啦！后天又变个巫婆啦！……"
他低头吃饭，眼睛望着电视，我再问他："你说呢？"
他如梦初醒，随口应着："海盗！我比较喜欢海盗！""你根本不在听嘛！"我把筷子一摔，瞪着他，他根本看不见，眼睛又在电视上了。
我叹了口气，实在想把汤泼到他的脸上去，对待这种丈夫，就算整天说着"我爱你"，换来的也不过是咦咦啊啊，婚姻不会更幸福，也不会更不幸福。
有时候，我也想把他抓住，噜噜苏苏骂他个过瘾。但是以前报上有个新闻，说一位先生，被太太喋喋不休得发了火，拿出针线来，硬把太太的嘴给缝了起来。我不希望大胡子也缝我的嘴，就只有叹气的份了。
其实夫妇之间，过了蜜月期，所交谈的话，也不过是鸡零狗碎的琐事，听不听都不会是世界末日；问题是，不听话的人，总是先生。
大胡子，是一个反抗心特重的人，如果太太叫他去东，他一定往西；请他穿红，他一定着绿。做了稀的，他要吃干的；做了甜的，他说还是咸的好。这样在家作对，是他很大的娱乐之一。
起初我看透了他的心理，有什么要求，就用相反的说法去激他，他不知不觉的中了计，遂了我的心愿。后来他又聪明了一点，看透了我的心理，从那时候起，无论我反反覆覆的讲，他的态度就是不合作，如同一个傻瓜一般的固执，还常常得意的冷笑："嘿！嘿！我赢了！"
"如果有一天你肯跟我想得一样，我就去买奖卷，放鞭炮！"我瞪着他。
我可以确定，要是我们现在再结一次婚，法官问："荷西，你愿意娶三毛为妻吗？"他这个习惯性的"不"字，一定会溜出口来。结过婚的男人，很少会说"是"，大部份都说相反的话，或连话都不说。
荷西刚结婚的时候，好似小孩子扮家家酒，十分体谅妻子，情绪也很高昂，假日在家总是帮忙做事。可惜好景不常，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背诵如教条的男性自尊又慢慢的苏醒了。
吃饭的时候，如果要加汤添饭，伸手往我面前一递，就好似太阳从东边出来一样的自然。走路经过一张报纸，他当然知道跨过去，不知道捡起来。有时我病了几天，硬撑着起床整理已经乱得不像样的家，他亦会体贴的说："叫你不要洗衣服，又去洗了，怎么不听话的。"
我回答他："衣不洗，饭不煮，地不扫，实在过不下去了，才起来理的。"
"不理不可以吗？你在生病。"
"我不理谁理？"我渴望这人发条开动，做个"清扫机器人"有多可爱。
"咦！谁也不理啊！不整理，房子又不会垮！"
这时候我真想拿大花瓶打碎他的头，可是碎的花瓶也得我扫，头倒不一定打得中，所以也就算了。
怎么样的女人，除非真正把心横着长，要不然，家务还是缠身，一样也舍不得不管，真是奇怪的事情。这种心理实在是不可取，又争不出一个三长两短来。
我们结合的当初，不过是希望结伴同行，双方对彼此都没有过份的要求和占领。我选了荷西，并不是为了安全感，更不是为了怕单身一辈子，因为这两件事于我个人，都算不得太严重。
荷西要了我，亦不是要一个洗衣煮饭的女人，更不是要一朵解语花，外面的洗衣店、小饭馆，物美价廉，女孩子莺莺燕燕，总比家里那一个可人。这些费用，不会超过组织一个小家庭。
就如我上面所说，我们不过是想找个伴，一同走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既然是个伴，就应该时刻不离的胶在一起才名副其实。可惜这一点，我们又偏偏不很看重。
许多时候，我们彼此在小小的家里漫游着，做着个人的事情，转角碰着了，闪一下身，让过双方，那神情，就好似让了个影子似的漠然。更有多少夜晚，各自抱一本书，啃到天亮，各自哈哈对书大笑，或默默流下泪来，对方绝不会问一声："你是怎么了，疯了？"
有时候，我想出去散散步，说声"走了"，就出去了，过一会自会回来。有时候早晨醒了，荷西已经不见了，我亦不去瞎猜，吃饭了，他也自会回来的，饥饿的狼知道那里有好吃的东西。
偶尔的孤独，在我个人来说，那是最最重视的。我心灵的全部从不对任何人开放，荷西可以进我心房里看看、坐坐，甚至占据一席；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角落，那是："我的，我一个人的"。结婚也不应该改变这一角，也没有必要非向另外一个人完完全全开放，任他随时随地跑进去捣乱，那是我所不愿的。
许多太太们对我说："你这样不管你先生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把他牢牢的握在手里。"她们说这话时，还做着可怕的手势，捏着拳头，好像那先生变成好小一个，就在里面扭来扭去挣扎着似的。
我回答她们："不自由，毋宁死，我倒不是怕他寻死。问题是，管犯人的，可能比做犯人的还要不自由，所以我不难为自己，嘿！嘿！"
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事，心灵的自由更是我们牢牢要把握住的；不然，有了爱情仍是不够的。
有的时候，荷西有时间，他约了邻居朋友，几个人在屋顶上敲敲补补，在汽车底下爬出爬进，大声的叫喊着。漆着房子，挖着墙，有事没事的把自己当作伟大的泥水匠或木匠，我听见他在新鲜的空气里稀哩哗啦的乱唱着歌，就不免会想到，也许他是爱太太，可是他也爱朋友。一个男人与朋友相处的欢乐，即使在婚后，也不应该剥削掉他的。谁说一个丈夫只有跟妻子在一起时才可以快乐？
可惜的是，跟邻居太太们闲话家常，总使我无聊而不耐，尤其是她们东家长西家短起来，我就喝不下咖啡，觉得什么都像泥浆水。
大胡子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我几次拿出《语言行为》这本书来，再冷眼分析着他的坐相、站相、睡相，没有一点是我希望他所表现出来的样式，跟书上讲的爱侣完全不同。
有一次我突然问他："如果有来世，你是不是还是娶我？"他背着我干脆的说："绝不！"
我又惊又气，顺手用力拍的打了他一拳，他背后中枪，也气了，跳翻身来与我抓着手对打。
"你这小瘪三，我有什么不好，说！"
本来期望他很爱怜的回答我："希望生生世世做夫妻"，想不到竟然如此无情的一句话，实在是冷水浇头，令人控制不住，我顺手便又跳起来踢他。
"下辈子，就得活个全新的样子，我根本不相信来世。再说，真有下辈子，娶个一式一样的太太，不如不活也罢！"
我恨得气结，被他如此当面拒绝，实在下不了台。"其实你跟我想的完完全全一样，就是不肯讲出来，对不对？"他盯着我看。
我哈的一下笑出来，拿被单蒙住脸，真是知妻莫若夫，我实在心里真跟他想的一模一样，只是不愿说出来。
既然两人来世不再结发，那么今生今世更要珍惜，以后就都是旁人家的了。
大胡子是个没有什么原则的人，他说他很清洁，他每天洗澡、刷牙、穿干净衣服。可是外出时，他就把脚搁在窗口，顺手把窗帘撩起来用力擦皮鞋。
我们住的附近没有公车，偶尔我们在洗车，看见邻居太太要进城去，跑来跟我们搭讪，我总会悄悄的蹲下去问荷西："怎么样，开车送她去？起码送到公路上免得她走路。"
这种时候，荷西总是毫不客气的对那个邻居直接了当的说："对不起，我不送，请你走路去搭车吧！""荷西，你太过份了。"那个人走了之后我羞愧的责备他。"走路对健康有益，而且这是个多嘴婆，我讨厌她，就是不送。"
如果打定主意不送人倒也算了，可是万一有人病了、死了、手断了、腿跌了、太太生产了，半夜三更都会来打门，那时候的荷西，无论在梦里如何舒服，也是一跳就起床，把邻居送到医院去，不到天亮不回来。我们这一区住着的大半是老弱残病，洋房是很漂亮，亲人却一个也没有。老的北欧人来退休，年轻的太太们领着小孩子独自住着，先生们往往都在非洲上班，从不回来。
家中的巧克力糖，做样子的酒，大半是邻居送给荷西的礼物。这个奇怪的人，吼叫起来声音很吓人，其实心地再好不过，他自己有时候也叫自己纸老虎。
一起出门去买东西，他这也不肯要，那也不肯买，我起初以为他责任心重，又太客气，后来才发觉，他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情愿买一样贵的好的东西，也不肯要便宜货。我本想为这事生生气，后来把这种习惯转到他娶太太的事情上去想，倒觉得他是抬举了我，才把我这块好玉捡来了。挑东西都那么嫌东嫌西，娶太太他大概也花了不少心思吧！我到底是贵的，这一想，便眉开眼笑了。
夫妇之间，最怕的是彼此侵略，我们说了，谁也不是谁的另一半，所以界线分明。有时兴致来了，也越界打门、争吵一番，吵完了倒还讲义气，英雄本色，不记仇，不报仇，打完算数，下次再见。平日也一样称兄道弟，绝对不会闹到警察那儿去不好看，在我们的家庭里，"警察"就是公婆，我最怕这两个人。在他们面前，绝对安分守己，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把自己尾巴露出来。
我写了前面这些流水帐，再回想这短短几年的婚姻生活，很想给自己归了类，把我们放进一些婚姻的模式里去比比看，跟哪一种比较相像。放来放去，觉得很羞愧，好的、传统的，我们都不是样子；坏的、贱的，也没那么差。如果说，"开放的婚姻"这个名词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那么我已是十分的满意了，没有什么再好的定义去追求了。
夫妇之间的事情，酸甜苦辣，混淆不清，也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小小的天地里，也是一个满满的人生，我不会告诉你，在这片深不可测的湖水里，是不是如你表面所见的那么简单。想来你亦不会告诉我，你的那片湖水里又蕴藏着什么，各人的喜乐和哀愁，还是各人担当吧！
哑 奴
我第一次被请到镇上一个极有钱的沙哈拉威财主家去吃饭时，并不认识那家的主人。
据这个财主堂兄太太的弟弟阿里告诉我们，这个富翁是不轻易请人去他家里的，我们以及另外三对西籍夫妇，因为是阿里的朋友，所以才能吃到驼峰和驼肝做的烤肉串。
进了财主像迷宫也似宽大的白房子之后，我并没有像其他客人一样，静坐在美丽的阿拉伯地毯上，等着吃也许会令人呕吐的好东西。
财主只出来应酬了一会儿，就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
他是一个年老而看上去十分精明的沙哈拉威人，吸着水烟，说着优雅流畅的法语和西班牙话，态度自在而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骄傲。
应酬我们这批食客的事情，他留下来给阿里来做。
等我看完了这家人美丽的书籍封面之后，我很有礼的问阿里，我可不可以去内房看看财主美丽的太太们。"可以，请你进去，她们也想看你，就是不好意思出来。"我一个人在后房里转来转去，看见了一间间华丽的卧室，落地的大镜子，美丽的女人，席梦思大床，还看见了无数平日在沙漠里少见的夹着金丝银线的包身布。
我很希望荷西能见见这财主四个艳丽而年轻的太太，可惜她们太害羞了，不肯出来会客。
等我穿好一个女子水红色的衣服，将脸蒙起来，慢慢走回客厅去时，里面坐着的男人都跳了起来，以为我变成了第五个太太。
我觉得我的打扮十分合适这房间的情调，所以决定不脱掉衣服，只将蒙脸的布拉下来，就这么等着吃沙漠的大菜。
过了不一会，烧红的炭炉子被一个还不到板凳高的小孩子拎进来，这孩子面上带着十分谦卑的笑容，看上去不会超过八、九岁。
他小心的将炉子放在墙角，又出去了，再一会，他又捧着一个极大的银托盘摇摇摆摆的走到我们面前，放在大红色编织着五彩图案的地毯上。盘里有银的茶壶，银的糖盒子，碧绿的新鲜薄荷叶，香水，还有一个极小巧的炭炉，上面热着茶。
我赞叹着，被那清洁华丽的茶具，着迷得神魂颠倒。
这个孩子，对我们先轻轻的跪了一下，才站起来，拿着银白色的香水瓶，替每一个人的头发上轻轻的洒香水，这是沙漠里很隆重的礼节。
我低着头让这孩子洒着香水，直到我的头发透湿了，他才罢手。一时里，香气充满了这个阿拉伯似的宫殿，气氛真是感人而庄重。
这一来，沙哈拉威人强烈的体臭味，完全没有了。
再过了一会儿，放着生骆驼肉的大碗，也被这孩子静静的捧了进来，炭炉子上架上铁丝网。我们这一群人都在高声的说着话，另外两个西班牙太太正在谈她们生孩子时的情形，只有我，默默的观察着这个身子的一举一动。
他很有次序的在做事，先串肉，再放在火上烤，同时还照管着另一个炭炉上的茶水，茶滚了，他放进薄荷叶，加进硬块的糖，倒茶叶，他将茶壶举得比自己的头还高，茶水斜斜准准的落在小杯子里，姿势美妙极了。
茶倒好了，他再跪在我们面前，将茶杯双手举起来给我们，那真是美味香浓的好茶。
肉串烤熟了；第一批，这孩子托在一个大盘子里送过来。
驼峰原来全是脂肪，驼肝和驼肉倒也勉强可以入口。男客们和我一人拿了一串吃将起来，那个小孩子注视着我，我对他笑笑，眨眨眼睛，表示好吃。
我吃第二串时，那两个土里土气的西班牙太太开始没有分寸的乱叫起来。
"天啊！不能吃啊！我要吐了呀！快拿汽水来啊！"
我看见她们那样没有教养的样子，真替她们害羞。
预备了一大批材料，女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吃，我想，叫一个小孩子来侍候我们，而我们像废物一样的坐食，实在没有意思，所以我干脆移到这孩子旁边去，跟他坐在一起，帮他串肉，自烤自吃。骆驼的味道奇*書$网收集整理，多洒一点盐也就不大觉得了。
这个孩子，一直低着头默默的做事，嘴角总是浮着一丝微笑，样子伶俐极了。
我问他："这样一块肉，一块驼峰，再一块肝，穿在一起，再放盐，对不对？"
他低声说："哈克！"（对的、是的等意思。）
我很尊重他，扇火、翻肉，都先问他，因为他的确是一个能干的孩子。我看他高兴得脸都红起来了，想来很少有人使他觉得自己那么重要过。
火那边坐着的一群人，却很不起劲。阿里请我们吃道地的沙漠菜，这两个讨厌的女客还不断的轻视的在怪叫。茶不要喝，要汽水；地下不会坐，要讨椅子。
这些事情，阿里都大声叱喝着这个小孩子去做。
他又得管火，又不得不飞奔出去买汽水，买了汽水，又去扛椅子，放下椅子，又赶快再来烤肉，忙得满脸惶惑的样子。
"阿里，你自己不做事，那些女人不做事，叫这个最小的忙成这副样子，不太公平吧！"我对阿里大叫过去。阿里吃下一块肉，用烤肉叉指指那个孩子，说："他要做的还不止这些呢"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今天算他运气。"
"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
荷西马上将话题扯开去。
等荷西他们说完了，我又隔着火坚持我的问话。"他是谁？阿里，说嘛！"
"他不是这家里的人。"阿里有点窘。
"他不是家里的人，为什么在这里？他是邻居的小孩？""不是。"
室内静了下来，大家都不响，我因为那时方去沙漠不久，自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好似很窘，连荷西都不响。"到底是谁嘛？"我也不耐烦了，怎么那么拖泥带水的呢。"三毛，你过来，"荷西招招手叫我，我放下肉串走过去。
"他，是奴隶。"荷西轻轻的说，生怕那个孩子听见。我捂住嘴，盯着阿里看，再静静的看看那低着头的孩子，就不再说话了。
"奴隶怎么来的？"我冷着脸问阿里。
"他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生来就是奴隶。"
"难道第一个生下来的黑人脸上写着--我是奴隶？"我望着阿里淡棕色的脸不放过对他的追问。
"当然不是，是捉来的。沙漠里看见有黑人住着，就去捉，打昏了，用绳子绑一个月，就不逃了；全家捉来，更不会逃，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了财产，现在也可以买卖。"见我面有不平不忍的表情，阿里马上说："我们对待奴隶也没有不好，像他，这小孩子，晚上就回去跟父母住帐篷，他住在镇外，很幸福的，每天回家。"
"这家主人有几个奴隶？"
"有两百多个，都放出去替西班牙政府筑路，到月初，主人去收工钱，就这么暴富了。"
"奴隶吃什么？"
"西班牙承包工程的机关会给饭吃。"
"所以，你们用奴隶替你们赚钱，而不养他们。"我斜着眼眇着阿里。
"喂！我们也弄几个来养。"一个女客对她先生轻轻的说。
"你他妈的闭嘴！"我听见她被先生臭骂了一句。告别这家财主时，我脱下了本地衣服还给他美丽的妻子。大财主送出门来，我谢谢了他，但不要再跟他握手，这种人我不要跟他再见面。
我们这一群人走了一条街，我才看见，小黑奴追出来，躲在墙角看我。伶俐的大眼睛，像小鹿一样温柔。我丢下了众人，轻轻的向他跑去，皮包里找出两百块钱，将他的手拉过来，塞在他掌心里，对他说："谢谢你！"才又转身走开了。
我很为自己羞耻。金钱能代表什么，我向这孩子表达的，就是用钱这一种方式吗？我想不出其他的方法，但这实在是很低级的亲善形式。
第二天我去邮局取信，想到奴隶的事，顺便就上楼去法院看看秘书老先生。
"哈，三毛，久不来了，总算还记得我。"
"秘书先生，在西班牙的殖民地上，你们公然允许蓄奴，真是令人感佩。"
秘书听了，唉的叹了一口长气，他说："别谈了，每次沙哈拉威人跟西班牙人打架，我们都把西班牙人关起来，对付这批暴民，我们安抚还来不及，奇 -書∧ 網那里敢去过问他们自己的事，怕都怕死了。"
"你们是帮凶，何止是不管，用奴隶筑路，发主人工钱，这是笑话！"
"唉，干你什么事？那些主人都是部落里的首长，马德里国会，都是那些有势力的沙哈拉威人去代表，我们能说什么。""堂堂天主教大国，不许离婚，偏偏可以养奴隶，天下奇闻，真是可喜可贺。嗯！我的第二祖国，天哦……""三毛，不要烦啦！天那么热……"
"好啦！我走啦！再见！"我大步走出法院的楼。
那天的傍晚，有人敲我的门，很有礼貌，轻轻的叩了三下就不再敲了，我很纳闷，哪有这么文明的人来看我呢！
开门一看，一个不认识的中年黑人站在我门口。
他穿得很破很烂，几乎是破布片挂在身上，裹头巾也没有，满头花白了的头发在风里飘拂着。
他看见我，马上很谦卑的弯下了腰，双手交握在胸前，好似在拜我似的。他的举止，跟沙哈拉威人的无礼，成了很大的对比。
"您是？"我等着他说话。
他不会说话，口内发出沙哑的声音，比着一个小孩身形的手势，又指指他自己。
我不能领悟他的意思，只有很和气的对他问："什么？我不懂，什么？"
他看我不懂，马上掏出了两百块钱来，又指指财主住的房子的方向，又比小孩的样子。啊！我懂了，原来是那小孩子的爸爸来了。
他硬要把钱塞还给我，我一定不肯，我也打手势，说是我送给小孩子的，因为他烤肉给我吃。
他很聪明，马上懂了，这个奴隶显然不是先天性的哑巴，因为他口里会发声，只是聋了，所以不会说话。
他看看钱，好似那是天大的数目，他想了一会儿，又要交还我，我们推了好久，他才又好似拜了我一下的弯下了身，合上手，才对我笑了起来，又谢又谢，才离开了。那是我第一次碰见哑奴的情景。
过了不到一星期，我照例清早起床，开门目送荷西在满天的星空下去上早班，总是五点一刻左右。
那天开门，我们发现门外居然放了一棵青翠碧绿的生菜，上面还洒了水。我将这生莱小心的捡起来，等荷西走远了，才关上门，找出一个大口水瓶来，将这棵菜像花一样竖起来插着，才放在客厅里，舍不得吃它。
我知道这是谁给的礼物。
我们在这一带每天借送无数东西给沙哈拉威邻居，但是来回报我的，却是一个穷得连身体都不属于自己的奴隶。
这比圣经故事上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还要感动着我的心。
我很想再有哑奴的消息，但是他没有再出现过。过了两个月左右，我的后邻要在天台上加盖一间房子，他们的空心砖都运来堆在我的门口，再吊到天台上去。
我的家门口被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粉白的墙也被砖块擦得不成样子。荷西回家来了，我都不敢提，免得他大发脾气，伤了邻居的感情。我只等着他们快快动工，好让我们再有安宁的日子过。
等了好一阵，没有动工的迹象，我去晒衣服时，也会到邻居四方的洞口往下望，问他们怎么还不动工。"快了，我们在租一个奴隶，过几天价钱讲好了，就会来。他主人对这个奴隶，要价好贵，他是全沙漠最好的泥水匠。"
过了几天，一流的泥水匠来了，我上天台去看，居然是那个哑奴正蹲着调水泥。
我惊喜的向他走去，他看见我的影子，抬起头来，看见是我，真诚的笑容，像一朵绽开的花一样在脸上露出来。
这一次，他才弯下腰来，我马上伸手过去，跟他握了一握，又打手势，谢谢他送的生莱。他知道我猜出是他送的，脸都胀红了，又打手势问我："好吃吗？"
我用力点点头，说荷西与我吃掉了。他再度欢喜的笑了，又说："你们这种人，不吃生菜，牙龈会流血。"我呆了一下，这种常识，一个沙漠的奴隶怎么可能知道。哑奴说的是简单明了的手势，这种万国语，实在是方便。他又会表达，一看就知道他的意思。
哑奴工作了几天之后，半人高的墙已经砌起来了。
那一阵是火热的八月，到了正午，毒热的太阳像火山的岩浆一样的流泻下来。我在房子里，将门窗紧闭，再将窗缝用纸条糊起来，不让热浪冲进房间里，再在室内用水擦席子，再将冰块用毛巾包着放在头上，但是那近五十五度的气温，还是令人发狂。
每到这么疯狂的酷热在煎熬我时，我总是躺在草席上，一分一秒的等候着黄昏的来临，那时候，只有黄昏凉爽的风来了，使我能在门外坐一会，就是我所盼望着的最大的幸福了。
那好几日过去了，我才想到在天台上工作的哑奴，我居然忘记了他，在这样酷热的正午，哑奴在做什么？
我马上顶着热跑上了天台，打开天台的门，一阵热浪冲过来，我的头马上剧烈的痛起来，我快步冲出去找哑奴，空旷的天台上没有一片可以藏身的阴影。
哑奴，半靠在墙边，身上盖了一块羊栏上捡来的破草席，像一个不会挣扎了的老狗一样，趴在自己的膝盖上。
我快步过去叫他，推他，阳光像熔化了的铁一样烫着我的皮肤，才几秒钟，我就旋转着支持不住了。
我拉掉哑奴的草席，用手推他，他可怜的脸，好似哭泣似的慢慢的抬起来，望着我。
我指指我的家，对他说："下去，快点，我们下去。"
他软弱的站了起来，苍白的脸犹豫着，不知如何是好。
我受不了那个热，又用力推他，他才很不好意思的弯下腰，穿过荷西盖上的天棚，慢慢走下石阶来，我关上了天台的门，也快步下来了。
哑奴，站在我厨房外面的天棚下，手里拿着一个硬得好似石头似的干面包。我认出来，那是沙哈拉威人，去军营里要来的旧面包，平日磨碎了给山羊吃的。现在这个租哑奴来做工的邻居，就给他吃这个东西维持生命。
哑奴很紧张，站在那儿动也不敢动。天棚下仍是很热，我叫他进客厅去，他死也不肯，指指自己，又指指自己的肤色，一定不肯跨进去。
我再打手势："你，我，都是一样的，请进去。"从来没有人当他是人看待，他怎么不吓坏了。
最后我看他拘谨成那个可怜的样子，就不再勉强他了，将他安排在走廊上的阴凉处，替他铺了一块草席。冰箱里我拿出一瓶冰冻的桔子水，一个新鲜的软面包，一块干乳酪，还有早晨荷西来不及吃的白水煮蛋，放在他身旁，请他吃。然后我就走掉了，去客厅关上门，免得哑奴不能坦然的吃饭。
到了下午三点半，岩浆仍是从天上倒下来，室内都是滚烫的，室外更不知如何热了。
我，担心哑奴的主人会骂他，才又出来叫他上去工作。他，在走廊上坐得好似一尊石像，桔子水喝了一点点，自己的干面包吃下了，其他的东西动都不动。我看他不吃，叉着手静静的望着他。
哑奴真懂，他马上站起来，对我打手势："不要生气，我不吃，我想带回去给我的女人和孩子吃。"他比了三个小孩子，两男一女。
我这才明白了，马上找了一个口袋，把东西都替他装进去，又切了一大块乳酪和半只西瓜，还再放了两瓶可乐，我自己存的也不多了，不然可以多给他一点。
他看见我在袋子里放东西，垂着头，脸上又羞愧又高兴的复杂表情，使我看了真是不忍。
我将袋子再全塞在半空的冰箱里，对他指指太阳，说："太阳下山了，你再来拿，现在先存在在这里。"他拚命点头，又向我弯下了腰，脸上喜得都快哭了似的，就快步上去工作了。
我想，哑奴一定很爱他的孩子，他一定有一个快乐的家，不然他不会为了这一点点食物高兴。我犹豫了一下，把荷西最爱吃的太妃糖盒子打开，抓了一大把放在给哑奴的食物口袋里。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食物，我能给他的实在太贫乏了。
星期天，哑奴也在工作，荷西上天台去看他。哑奴第一次看见我的丈夫，他丢下了工作，快步跨过砖块，口里呀呀的叫着，还差几步，他就伸长了手，要跟荷西握手，我看他先伸出手来给荷西，而没有弯下腰去，真是替他高兴。在我们面前，他的自卑感一点一点自然的在减少，相对的人与人的情感在他心里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我笑着下天台去，荷西跟他打手语的影子，斜斜的映在天棚上。
到了中午，荷西下来了，哑奴高高兴兴的跟在后面。荷西一头的粉，想来他一定在跟哑奴一起做起泥工来了。"三毛，我请哑巴吃饭。"
"荷西，不要叫他哑巴！"
"他听不见。"
"他眼睛听得见。"
我拿着锅铲，对哑奴用阿拉伯哈萨尼亚语，慢慢的夸大着口形说："沙--黑--毕。"（朋友）
又指指荷西，再说："沙--黑--毕。"
又指我自己："沙--黑--布--蒂。"（女朋友）再将三个人做一个圈圈，他完全懂了，他不设防的笑容，又一度感动了我。他很兴奋，又有点紧张，荷西推推他，他一步跨进了客厅，又对我指指他很脏的光脚，我对他摇摇手，说不要紧的，就不去睬他了，让两个男人去说话。
过了一会儿，荷西来厨房告诉我："哑奴懂星象。""你怎么知道？"
"他画的，他看见我们那本画上的星，他一画就画出了差不多的位置。"
过一会，我进客厅去放刀叉，看见荷西跟哑奴趴在世界地图上。
哑奴找也不找，一手就指在撒哈拉上，我呆了一下，他又一指指在西班牙，又指指荷西，我问他："我呢？"
他看看我，我恶作剧的也指指西班牙，他做出大笑的样子，摇手，开始去亚洲地图那一带找，这一下找不到了，交了白卷。
我指指他的太阳穴，做出一个表情--笨！
他笑得要翻倒了似的开心。
哑奴实在是一个聪明的人。
青椒炒牛肉拌饭，哑奴实在吃不下去，我想，他这一生，也许连骆驼山羊肉都吃不到几次，牛肉的味道一定受不了。我叫他吃白饭酒盥，他又不肯动手，拘谨的样子又回来了。
我叫他用手吃，他低着头将饭吃掉了。我决定下次不再叫他一同吃饭，免得他受罪。
消息传得很快，邻居小孩看见哑奴在我们家吃饭，马上去告诉大人，大人再告诉大人，一下四周都知道了。这些人对哑奴及我们产生的敌意，我们很快的觉察到了。"三毛，你不要理他，他是'哈鲁佛'！脏人！"（哈鲁佛是猪的意思）
邻居中我最讨厌的一个小女孩第一个又妒又恨的来对我警告。
"你少管闲事，你再叫他'哈鲁佛'，荷西把你捉来倒吊在天台上。"
"他就是猪，他太太是疯子，他是替我们做工的猪！"说完她故意过去吐口水在哑奴身上，然后挑战的望着我。
荷西冲过去捉这个小女鬼，她尖叫着逃下天台，躲进自己的家里去。
我很难过，哑奴一声也不响的拾起工具，抬起头来，我发觉我的邻居正阴沉的盯着荷西和我，我们什么都不说，就下了天台去。
有一个黄昏，我上去收晾着的衣服，又跟哑奴挥挥手，他已在砌屋顶了，他也对我挥挥手。恰巧荷西也下班了，他进了门也上天台来。
哑奴放下了工具，走过来。
那天没有风沙，我们的电线上停了一串小鸟，我指着鸟叫哑奴看，又做出飞翔的样子，再指指他，做了一个手势："你--不自由，做工做得半死，一毛钱也没有。"
"三毛，你好啦！何苦去激他。"荷西在骂我。"我就是要激他，他有本事在身，如果自由了，可以养活一家人不成问题。"
哑奴呆呆的望了一会儿天空，比比自己肤色，叹了口气。过一会，他又笑了，他对我们指指他的心，再指指小鸟，又做了飞翔的动作。
我知道，他要说的是："我的身体虽是不自由的，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
他说出如此有智慧的话来，令我们大吃一惊。
那天黄昏，他坚持要请我们去他家。我赶快下去找了些吃的东西，又装了一瓶奶粉和白糖跟着他一同回去。
他的家，在镇外沙谷的边缘，孤伶伶的一个很破的帐篷在夕阳下显得如此的寂寞而悲凉。
我们方才走近，帐篷里扑出来两个光身子的小孩，大叫欢笑着冲到哑奴身边，哑奴马上笑呵呵的把他们抱起来。帐篷里又出来了一个女人，她可怜得缠身的包布都没有，只穿了一条两只脚都露在外面的破裙了。
哑奴一再的请我们进去坐，我们弯下了身子进去，才发觉，这个帐篷里只有几个麻布口袋铺在地上，铺不满，有一半都是沙地。帐篷外，有一个汽油桶，里面有半桶水。
哑奴的太太羞得背对着帐篷布，不敢看我们。哑奴马上去打水、生火，用一个很旧的茶壶煮了水，又没有杯子给我们喝，他窘得不得了，急得满头大汗。荷西笑笑，叫他不要急，我们等水凉了一点，就从茶壶里传着喝，他才放心了似的笑了，这已是他最好的招待，我们十分感动。
大孩子显然还在财主家做工，没有回来，小的两个，依在父亲的怀里，吃着手指看我们。我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分给他们，哑奴也马上把面包递给背坐着的太太。
坐了一会儿，我们要走了，哑奴抱着孩子站在帐篷外向我们挥手。荷西紧紧的握住我的手，再回头去看那个苦得没有立锥之地的一家人，我们不知怎的觉得更亲密起来。"起码，哑奴有一个幸福的家，他不是太贫穷的人啊！"我对荷西说。
家，对每一个人，都是欢乐的泉源啊！再苦也是温暖的，连奴隶有了家，都不觉得他过份可怜了。
以后，我们替他的孩子和太太买了一些廉价的布，等哑奴下工了，悄悄的塞给他，叫他快走，免得又要给主人骂。
回教人过节时，我们送给他一麻袋的炭，又买了几斤肉给他。我总很羞愧这样施舍他，总是白天去，他不在家，我放在他帐篷外，就跑掉。哑奴的太太，是个和气的白痴，她总是对我笑，身上包着我替她买的蓝布。
哑奴不是没有教养的沙哈拉威人，他没有东西回报我们，可是，他会悄悄的替我们补山羊踩坏了的天棚；夜间偷了水，来替我们洗车；刮大风了，他马上替我收衣服，再放在一个洗干净的袋子里，才拉起天棚的板，替我丢下来。
荷西跟我一直想替哑奴找获得自由的方法，可是完全不得要领，都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如果替他争取到自由，又要怎么负担他，万一我们走了，他又怎么办。
其实，我们并没有认真的想到，哑奴的命运会比现况更悲惨，所以也没有积极的设法使他自由了。
有一天，沙漠里开始下起大雨来，雨滴重重的敲打在天棚上，我醒了，推着荷西，他也起来了。
"听！在下雨，在下大雨。"我怕得要命。
荷西跳起来，打开门冲到雨里去，邻居都醒了，大家都跑出来看雨，口里叫着："神水！神水！"
我因为这种沙漠里的异象，吓得心里冰冷，那么久没有看见雨，我怕得缩在门内，不敢出去。
大家都拿了水桶来接雨，他们说这是神赐的水，喝了可以治病。
豪雨不停的下着，沙漠成了一片泥泞。我们的家漏得不成样子。沙漠的雨，是那么的恐怖。
雨下了一天一夜，西班牙的报纸，都刊登了沙漠大雨的消息。
哑奴的工程，在雨后的第二星期，也落成了。
那一天，我在看书，黄昏又来了，而荷西当天加班，要到第二日清晨才能回来。
突然我听见门外有小孩子异常吵闹的声音，又有大人在说话的声音。
邻居姑卡用力敲我的门，我一开门，他就很激动的告诉我："快来看，哑巴被卖掉了，正要走了。"
我耳朵里轰的一响，捉住姑卡问："为什么卖了？怎么突然卖了？是去哪里？"
姑卡说："下过雨后，'茅里他尼亚'长出了很多草，哑巴会管羊，会管接生小骆驼，人家来买他，叫他去。""他现在在哪里？"
"在建房子的人家门口，他主人也来了，在里面算钱。"
我匆匆忙忙的跑去，急得气得脸都变了，我拚命的跑到邻居的门外，看见一辆吉普车，驾驶座旁坐了哑奴。
我冲到车子旁去，看见他呆望着前方，好似一尊泥塑的人一样，面上没有表情。我再看他的手，被绳子绑了起来，脚踝上也绑了松松的一段麻绳。
我捂住嘴，望着他，他不看我。我四顾一看，都是小孩子围着。我冲进邻居的家，看见有地位的财主悠然的在跟一群穿着很好的人在喝茶，我知道这生意是成交了，没有希望救他了。
我再冲出去，看着哑奴，他的嘴唇在发抖，眼眶干干的。我冲回家去，拿了仅有的现钱，又四周看了一看，我看见自己那块铺在床上的大沙漠彩色毯子，我没有考虑的把它拉下来，抱着这床毯子再往哑奴的吉普车跑去。
"沙黑毕，给你钱，给你毯子，"我把这些东西堆在他怀里，大声叫着。
哑奴，这才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毯子。他突然抱住了毯子，口里哭也似的叫起来，跳下车子，抱着这床美丽的毯子，没命的往他家的方向奔去，因为他脚上的绳子是松松的挂着，他可以小步的跑，我看着他以不可能的速度往家奔去。
小孩们看见他跑了，马上叫起来。"逃啦！逃啦！"
里面的大人追出来，年轻的顺手抓了一条大木板，也开始追去。
"不要打！不要打！"
我紧张得要昏了过去，一面叫着一面也跑起来，大家都去追哑奴，我舍命的跑着，忘了自己有车停在门口。
跑到了快到哑奴的帐篷，我们大家都看见，哑奴远远的就迎风打开了那条彩色缤纷的毯子，跌跌撞撞的扑向他的太太和孩子，手上绑的绳子被他扭断了，他一面呵呵不成声的叫着，一面把毛毯用力围在他太太孩子们的身上，又拚命拉着他白痴太太的手，叫她摸摸毯子有多软多好，又把我塞给他的钱给太太。风里面，只有哑巴的声音和那条红色的毛毯在拍打着我的心。
几个年轻人上去捉住哑奴，远远吉普车也开来了，他茫茫然的上了车，手紧紧的握在车窗上，脸上的表情似悲似喜，白发在风里翻飞着，他看得老远的，眼眶里干干的没有半滴泪水，只有嘴唇，仍然不能控制的抖着。
车开了，人群让开来。哑奴的身影渐渐的消失在夕阳里，他的家人，没有哭叫，拥抱成一团，缩在大红的毯子下像三个风沙凝成的石块。
我的泪，像小河一样的流满了面颊。我慢慢的走回去，关上门，躺在床上，不知何时鸡已叫了。
三毛一生大事记
本名陈平，浙江定海人，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６日（农历２月２１日）生于四川重庆。幼年期的三毛即显现对书本的爱好，５岁半时就在看《红楼梦》。初中时几乎看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初二那年休学，由父母亲自悉心教导，在诗词古文、英文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并先后跟随顾福生、邵幼轩两位画家习画。
１９６４年，得到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的特许，到该校哲学系当旁听生，课业成绩优异。
１９６７年再次休学，只身远赴西班牙。在三年之间，前后就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德国哥德书院，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对她的人生历练和语文进修上有很大的助益。
１９７０年回国，受张其昀先生之邀聘，在文大德文系、哲学系任教。后因未婚夫猝逝，她在哀痛之余，再次离台，又到西班牙。与苦恋她６年的荷西重逢。
１９７３年，于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与荷西公证结婚。在沙漠时期的生活，激发她潜藏的写作才华，并受当时担任《联合报》主编平鑫涛先生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并且开始结集出书。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在１９７６年５月出版。
１９７９年９月３０日，夫婿荷西因潜水意外事件丧生，三毛在父母扶持下，回到台湾。
１９８１年，三毛决定结束流浪异国１４年的生活，在国内定居。同年１１月，《联合报》特别赞助她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来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并作环岛演讲。之后，三毛任教文化大学文艺组，教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１９８４年，因健康关系，辞卸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生活重心。
１９８９年４月首次回大陆家乡，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大陆也拥有许多的读者。并专诚拜访以漫画《三毛流浪记》驰名的张乐平先生，一偿夙愿。
１９９０年从事剧本写作，完成她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
１９９１年１月４日清晨去世，享年４８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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