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市场制度如此美妙，它就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吗？人类社会还要进步吗？它应迈向何方？当然，市场制度虽然比之人类社会过去尝试过的各种制度优越得多，但它自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最主要的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它起源于人类对物质欲望无休止的追求。市场经济也没有找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有效手段。过分地突出个人权利，发生了权利和责任的脱节，表现为吸毒、依赖心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市场规则之有效，仅仅限于处理企业、家庭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和家庭内部，市场规则并不适用，甚至还产生负作用，工人不能事事与老板处于平等地位讨价还价；家庭内部更不能“按劳分配”。我国国营企业的缺乏效率，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稳定性严重被削弱，都与市场制度的泛滥有某种关系。

1994年11月20日

建立绿化祖国的新机制

经过中央的提倡，人民的积极参与，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己从停滞多年的12.8％提高到13.9％，然而这令人兴奋的数字掩盖了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即可采伐的成熟林依然面临短缺。以我国两个主要采区内蒙和东北为例，前者的林木蓄积量与1949年相比减少了80％，后者单位面积的林木存量减少了40％，这将严重限制今后的采伐量。现在我国木材价格已经很高，每年从国际市场进口近10亿美元木材及其制品，但因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对木材需求增长的速度必定超过树木生长的速度，木材价格将继续上升。同时因各国都关心生态保护，对木材出口趋于减少，所以国内木材价格很难借助国际供应而降下来。这一切使得种树在我国可以成为一项获利丰厚的行业。国务委员陈俊生强调，要把林业作为绿色产业来办，正是针对这一分析作出的结论。

过去几十年来林业发展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对经济效益重视不够。全民义务植树的政治动员，虽然对唤起全民重视绿化祖国起了重要作用，但从经济上看，也是成本高，收效低的方法。正因为投入多而产出低，再加上国家能投入的人力有限，绿化进度极不理想。按目前国家通过计划拨款直接用于造林的每年不足10亿元，照最起码的单位造林投资所需资金计算，这样的投资造林速度半个世纪也不能将宜林荒山全部披上绿装。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人民储蓄存款已超过几万亿元，如果将这笔钱的1％投入造林，也比目前造林投资强10倍，造林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

传统造林方法不需投入大量机械设备，倒是耗用大量劳动，因此是一项劳动密集产业，而且造林技术简单，普通农民都可以参与。一旦城市资金流入穷山沟成为穷苦农民的工资用于造林，荒地加上阳光雨露每分钟都能生长出财富来。现在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力流向沿海地区，固然对全国经济产生有益的效果，但引起的社会成本也是巨大的。农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环境往往不易适应，他们承担的家庭分离的痛苦引起不少难以用金钱计量的社会成本。对城市而言，增加了住房、交通的拥挤，有时产生新的治安问题。运送5000万农民往返东西部之间，已成为我国铁路系统无法承担的巨大压力。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西部贫困地区流失大量精壮劳力，使当地的经济更难赶上发达地区，长此以往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相反，将几十乃至成百亿绿化资金注入贫困地区，将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推动作用。钱是交换的媒介物，是市场发展的触媒剂。钱流入缺钱的地区将促进当地交换和分工的发展，使面貌迅速改观。

对城市居民而言，在银行存钱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我国资金市场很不发达，很少有其他的投资渠道可供选择。如果资金可以投向绿化祖国，还有高出一般的投资回收率，居民无疑会乐于出资。将钱投入于绿化和存入银行有完全不同的宏观经济后果。如果投入绿化，钱已变成了树木，万一发生通货膨胀，投资者也无法将它重新变成钱到市场去抢购（除非有另一位愿意将钱从市场上转移去购树木，从而减少市场上同样数量的资金）。而且投资者也根本不会惧怕通货膨胀，因为木材的价钱会跟着通货膨胀而上升，所以投资造林将有利于宏观的经济稳定。

树木除了本身生产出木材及相应林产品之外，它还产生重大的生态效益。植树有利于水土保持，减少江河中泥沙含量，延长全国上万个大小水库的寿命。森林是动植物的最佳栖息地，因而增加森林有利于保护濒危物种。每一棵树又都是一个小水库，下雨时涵蓄雨水，干旱时通过蒸发将水分返回到大气中。大气中的水最终有一部分重新成为降雨，所以植树是毋需投资的水库建设。有的学者认为森林可以形成一条空中河流，其输水量不小于长江西段南水北调的水量，而投资仅几十分之一。森林又有利于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降低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危险。国外学者研究一致的意见认为森林的生态效益比之它的直接产出的经济价值大五倍乃至十几倍。对于中国严重缺树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应该接近其上限，所以投资于绿化的人，无意中又为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做了好事。

城市储蓄投资于绿化造林，既然有如此大的效益，何以没有成为现实呢？首先是过去几十年所建立起来的绿化机构、管理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们办事的方法习惯完全与以商业目标导向的林业不相容，因此要进行巨大的制度建设工作。其中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关于林木所有权的保障，使谁投资谁收益（有别于谁种谁收）的原则能牢固地确立。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司法及日常管理上要有一整套的具体办法，特别是当地政府，包括林业行政、公安、交通、市场管理各部门的全面配合，使林木所有权不受侵犯。第二是发展森林保险业。造林是风险很大的投资，有虫灾、火灾、干旱等难以控制的因素，一旦受损投资可能全部化为乌有。为了解除投资者对风险的顾虑，必须开办森林保险。第三是建立活木林市场，即未成熟的各种树龄的森林都可以买卖，因此投资者不一定要等几十年树木成熟达到采伐期才能收回投资，而是随时可以出售，使投资兼有活期存款的方便。活木林市场的另一个用场是对树林的价值的估测，使投资者不必等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投资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这对于改善投资结构，调整投资方向，提高树木的经营管理水平都有很大的意义。最后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建立森林所有权的各种方式，其目的在于寻求投资者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权责利相对称的结构，使报酬和贡献相称。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寻求交易费用，特别是监督费用最低的产权关系，林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一点是投资者往往远离生产现场，因此极难监督他所投资金的操作实绩。贷款给农户种树，林地的承包和承租，公司结构的科层监督，代理人监督等都是不同的产权结构方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以上四个方面都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以后我国林业部门在保险、活木林市场、不同产权结构方面都有不少尝试。如果能吸收外国经验，将加速这方面的进程。

随着以上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一定会有大量资金拥向有丰厚利润的造林事业，造林业有了资金将吸引各种与造林有关的专家参与造林活动，其中有选种、育苗、营林，防火、灭虫、采伐，运输、保险，地产、法律。资金加上人才，造林业将从传统工业被改造成为具有高生产率的现代化林业，它不再是农民扛锄头上山的简单活动，而是专业知识和专门机械武装起来的新林业。目前我国林业在劳动生产率，木材蓄积增长率等一些主要指标方面只及发达国家同类指标的几分之一，其根本原因是传统林业是缺乏以资金武装、以利润导向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社会化分工。缺乏分工的产业必然是低生产率的。

建立于基于市场机制的新林业，由政府主办的林业还有需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林业之所以可以通过市场来推动，是因为它可以获得利润。然而有不少情况下造林并不能获利，而从生态保护的观点看，在这些条件下造林仍属必要。此时的林业要由政府动用全体纳税人所纳的税金去造林，譬如在交通极端困难的地方，在沙漠边缘，在不适于人类生活而树木却可以生长的环境。

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发展林业新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将有大笔资金拥向绿化。我国的绿化高潮必将来临。

1994年2月18日

全新的“能源服务公司”

由于节能工作的重要性，我国许多企业节能的潜力又很大，为了开发这一潜力，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能源咨询公司，叫作能源服务公司，这些公司中办得成功的不多，大多数维持自身的存在还很艰难。既然节能潜力大，为什么这些咨询公司未能大展鸿图呢？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未能切入节能工作的特点，而仍旧用一般的咨询服务公司的方式在运转。事实上国外从事节能服务的企业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近年来他们摸索出一套全新的运转方式，立刻使这个行业大放光明。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简称为ESC(Energy Service Company)。它使节能的潜力大大地被发掘了出来，使一国的能耗水平显著地降低，为工程和管理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机会，增加了就业，而且减少环境污染，真是善莫大焉。

能源服务公司（ESC）运营的特点是什么？它以我们所熟悉的承包机制来服务。ESC瞄准能源生产或消费的厂矿企业。为企业诊断出通过节能减少原料消耗、增加能源产出的具体途径。然后和企业签订合同，ESC从节约能源的价值中分得自己的服务报酬。其结果是企业得利，ESC挣得了收入，社会减少了能源浪费，减少能源运输和投资，而且还减少污染。但如果ESC未能实现节能目标，它将失去其根据合同应得到的收入，所以他们的运作承担着风险。换句话说，企业不承担节能投资的风险，几乎是坐享其成，风险转移给了ESC。因此ESC和企业谈判时比较容易成功。

能源服务公司是按“交钥匙”原则来承接项目的。ESC 看准了一个节能机会之后，负责提出技术方案，筹集资金，组织施工，负责设备安装，培训人员，一直到核定节能成果，这才算项目完成，才能得到服务的报酬。其中任何一步失误，都可能导致项目失败。这也决定了ESC必须由配了套的各类专业人员组成，其中包括能源技术专家、筹款专家、能源审计专家以及经营管理专家。国际上大的ESC有上千名雇员，有的发展成了跨国公司，像美国的EPS（能源运行服务公司）在全球的17个城市内设有分支机构，年营业额近10亿美元。但小的ESC仅仅十来个人，他们或从事较小的项目，或者将部分工作分包出去，例如设计委托给设计院，施工包给安装公司。

ESC常用的技术包括换用高效锅炉、高效马达、风扇和水泵，调速马达、余热利用、改进绝缘，提高照明效率、建筑物综合节能、联合循环发电、热电联产、输配电改进、集中供热、汽车节能、专用设备节能、负荷的时间调整、设备和负荷重新配套。但作为能源服务公司，其服务范围不一定只限于硬件的更新，也可以为企业从事能源审计、某一节能方案的经济可行性计算，进行DSM（终端能源管理），设计负荷合理调配等，并尽量将这些工作归纳为ESC所特有的方式来获取其服务报酬。在以上这些节能方式中，照明改进的潜力最大，可达50％以上，其次为联合循环、建筑物节能、高效家用电器。大多数投资还本期都只有两三年。

成立能源服务公司除了人员配套是关键之外，筹资也往往有困难。在许多国家里，节能是政府的政策，再加ESC活动的风险小，还款期短，银行愿意为他们提供贷款。最近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此设立了专项贷款基金，他们不但提供低息贷款，还帮助介绍各国ESC运行的经验。根据最新的估计，全球ESC的市场容量目前为每年340～420亿美元。未来的10年内可能增加到每年约8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现在全球的ESC业务中有41％集中在美加两国，OECD的欧洲国家占了21％，OECD的太平洋国家占了13％，而发展中国家仅20％左右。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节能的潜力大于发达国家，所以ESC业务在这些国家中理应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特别是中国，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耗能大国之一，能源浪费现象相当普遍，节能可以节约投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轻运输压力。但迄今为止，按ESC方式运营的单位可能还没有问世，这个潜力有待我们去发掘。

按ESC方式开展业务的障碍何在？在许多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里，ESC方式运营往往会遇到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能源是国家补贴商品，价格低，节能的真正效益被低价格所掩盖。ESC不能从中取得应得的份额。其次是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并不着意追求经济效益，利润不是衡量他们业绩的首要指标，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官衔，而官衔主要靠与上级的关系而不是利润。企业对节能不热心，ESC就难以与企业达成节能协议。发展中国家资金市场不发达，资金不是流到获利最大，还本期最短的地方去使用。像在我国大笔资金用在了最没有效益的地方，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致使有效益的项目反而贷不到款。整个投资环境不良，三角债拖欠不还，商业信用差，产品质量低，交货不按时等等都会影响ESC的正常运营。

ESC的业务中带有关键的一项是如何准确计算出能源节约的数量。能够计量的是用掉了多少能。电度表、磅秤、流量计等都只能量出实际的消耗量。没有消耗掉的是多少，或节约的是多少则测量不出来，而要靠计算。当然这一计算并非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原先的测量，而且计算的方法要与企业事先商量妥当，否则容易发生扯皮。

我国正在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市场力量将日益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价格扭曲在减少，企业自主权在扩大，低效的企业被淘汰，厂长经理更将关心自己企业的利润，特别是大量非公营企业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些都为ESC在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我国能源市场，特别电力始终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节能节电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各地的能源咨询公司可以逐渐朝这方面转变，特别是其中素质较好、人员水平较高、有能力与国外沟通的，可以与美国EPS等大企业联营。小的咨询公司只要有能力有志气也可以赶上来，例如帮助企业改装调速电机以节能，可以向电机制造厂赊购，分期从所节电价中偿还。而且节约了耗电，可以将电厂的容量腾出一些来，向新用户供电，每供一个千瓦可以节省几千元投资。这部分费用可以与电厂或电力局协商分成给ESC公司。我们还应该向社会呼吁，在贷款、工商注册、税收、广告、环境管理等方面向ESC开绿灯，把我国的节能工作大大地推前一步。

1995年4月19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三)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三)

他山之石

这里的“他山之石”指的是生在南京，长在台湾的海外学者高希均教授的两本文集：Ⅰ《观念播种》和《优势台湾》。

台湾对于大陆的众多百姓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可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勾起恐怖回忆的事物。文革时我因摘帽右派的罪名被抄家。红卫兵把我们全家人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半个光头）之后，在轮番批斗，斥骂甚至拷打了几个昼夜之后，风浪似乎要平静下去。忽然，一个细心的“红卫兵”发现了我们四兄妹几十年聚积的两万余张邮票中有一张1947年发行的蒋介石总统60寿辰纪念邮票。这张邮票立刻成为私通台湾，图谋翻天的铁证。于是批斗再次升级，并且把全家所有的衣服、用具、书籍全部没收。当年我又以“首都危险分子”的身份被赶往山西大同。那年冬天，我们全家拿破棉絮裹身才挨挺过来。

曾几何时，今天台湾变成了大陆同胞向往的地方。只要对方准予入境，大陆单位和政府全力协助办理赴台手续。这个变化在28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恐怕连高瞻远瞩一万年的英明人物也未必料到。当前，过去两岸对立的历史教训已不在大陆居民的舆论视野之中。然而如果翻开这几天的报纸，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杀，南北朝鲜的对立，穆塞停火的困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不共戴天。这些新闻某种意义上正是海峡两岸之间28年前势不两立的翻版。其实，中国人今后是否永远不会重蹈覆辙，也是很难说的。

发生这种不必要的人群之间相互仇视的具体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其间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即社会的封闭性，信息交流被阻甚至被垄断。大陆同胞对这一点是有亲身体会的。私通海外是“文革”其间知识分子被批斗的一个主要原因；偷听敌台则足可以被判刑。台湾在30年前怕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争取言论自由的第一步先是要有“听”的自由。改革15年来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一切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可能的。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高希均教授文集《观念播种》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

高希均在台湾中兴大学毕业之后，于1959年赴美深造，1964年获密歇根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他获得大学终身教授以后没有继续留在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里，而是分出一半时间回到台湾从事观念播种的事业。30年来一共用中文发表了一百三十余篇文章，出版了19本书，总计达400余万字。他还同一些朋友共同创办了《天下》和《远见》两本杂志，和天下文化出版社。他在传播新思想，介绍新观点，引进新学问方面的成绩，使他成为台湾知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1988年首次访问大陆以来，他的著作开始在大陆出版，至今已经出版多种。传播观念，开发民智，决不是容易的事。用高先生的话说：移山比观念改变还容易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高希均的大部分文章都和经济有关。经济问题是最容易产生误区的领域。误区之一就是“白吃午餐”。1977年高希均写下《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指出想占便宜的自私心理误导了许多舆论，甚至产生错误的政策。“白吃午餐”一词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首创的名词，高希均利用它评论了台湾的许多经济现象。首先是关于工资标准。拿工资的人都想工资标准高一些，可是如果效率不提高，冗员不裁减，增加工资等于白吃午餐。其实，说到底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取决于工资标准，而是取决于总的生产量。只有有益于促进生产的工资水平才真能提高生活。国际的经验证明，保持一个略低的工资水平才能保证其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才能为其产品源源不断地开拓市场，百姓才能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例子之二是政府对公营事业的补贴。如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的低价格政策，这种政策助长了白吃午餐的心理，而且无例外地成为地方财政拮据的一个主要原因。到头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得从增加百姓的税收来找齐。例子之三是大学学费该不该上调。高希均主张学费应尽量反映教育成本，同时给清贫家庭出身的学生贷款或奖学金。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我们吃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大陆同胞而言，“白吃午餐”的心理恐怕比台湾同胞更甚。尤其难办的是大陆政府当局还经常把“白吃午餐”的权利当成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有意无意地经常宣传。例如灾区人民拿到了救灾物资，媒体着力描写百姓如何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官员们在一旁听了也似乎受之无愧。应该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克服灾难方面确实比之西方的民主制度更有效，所以几处较大的水灾虽然灾情严重，人心还稳定。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物质财富都是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政策变出来的。政策好上了天，没有各色各样用自己劳动作出无偿贡献的人，天上连一块馒头也掉不下来。当然，媒体讲的不是经济学，不够准确也无可厚非。可是经常性的不恰当宣传会产生副作用，有时还很严重。因为这使百姓产生对政府过高的期望，同时又把过于繁重、实际上不可能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了政府。企业经营不善，工人收入降低，变成了政府的过失；万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必须出来收拾残局，甚至股市疲软也成了政府的毛病。对比之下，台湾每年都有上万个企业倒闭，投机赔钱的人天天都有，近几年白领阶层中出现了失业，邮资涨价，水电涨价也不是稀罕事。这些事情中倒了霉的人认准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并没有归罪于政府，更没有因而上街游行示威。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看不见的手比之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能更有效地优化各部门的产出比例。虽然据说日本的通产省制定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使日本的工业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日本的支柱产业汽车是一个例外，因为当年通产省断定日本发展汽车生产是没有前途的）。但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国家的产业政府，倒也没有发生过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30年代的大萧条不是比例失调，而是宏观政策犯了大错误）。台湾基本上步美国的后尘，发展的历程也基本顺利的。反观大陆的情况，制定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当仁不让的权利和义务，从以钢为纲到以粮为纲，从五年计划到十大关系，一套跟着一套。可是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但未解决，而且越闹越厉害。倒是改革以后产业政策不那么强调了，五年计划也似有似无，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比例失调的问题确乎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所以大陆经验合乎高希均的理念，不过总的说来，大陆朝野对市场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信心还是相当欠缺的，因此还有人主张随时随地动用政府的权威来纠正市场的“盲目性”。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大陆显了神通，而且国家也正式宣布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的发展模式，然而计划经济的思想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有时改头换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出现。例子之一是据说明年“节能法”要出台。节能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劳法律的大驾。如果节能要靠法律，那么节约其他资源是否同样要靠法律呢？这一来，我们不仅要有节能法，不要有节水法、节钢法、节电法、节时间法、节资金法、节外汇法……这些法律互相还会打架。例如根据节能法应该加装烟道锅炉以利用余热，但根据节钢法则属于浪费。强硬的计划经济之行不通，事实已作出了证明，难道更强硬的法律经济就行得通吗？我不是说政府和法律不可以管经济。收税、发钞票、国防、道路等必须由政府来操作。对环境污染、行业垄断，要有行政限制。就其他方面来看，法律最好只管市场的规则，而不要介入市场的运作。相反，法律必须保障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市场将形同虚设，剩下的只有计划和命令了。

高希均先生的早期作品更集中在经济问题上，随着他在台湾的影响的扩大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他的目光逐渐地移向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因此近几年来他发表的文章大多是针贬时弊之作，不限于经济问题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大为吃惊的是台湾社会的毛病和大陆的毛病何其相似乃尔。例如：

只要肯花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公开辩论少，幕后协商多；

政府多原则口号，少操作步骤；

要得到有权人的赏识，绝少是因为忠言，绝多是因为忠诚；

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常把研究报告当作密件，不对外公开；

政府官员应减少会议的次数和时间，从多劳改为多思，多思然后知不足；

首长们在心理上就不宜坚持“我比你们懂得多”；

民众最大的抱怨来自贪污和特权相关联等等。

文章所讨论的事几乎和大陆上的事一模一样。例如《主张有根据，坚持有道路》一文谈到台湾的人口问题。1959年台湾的蒋梦鳞先生（1964年去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为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个人。

就在同一年，大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人口论”，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他们两人的遭遇也有点相似。蒋先生遭受的无理反对、恶意攻击，是常人无法忍受的。www奇Qisuu書com网例如有一位匿名自称“反共斗士”写信道：“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至于马寅初的命运则是马上从北大校长的职位上下台。

另一个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留学人员学成不归，造成了人才外流。大陆教委提出的对策是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一定年限的学生要求出国留学时要交纳教育费。高希均在1980年统计台湾留学生中回台的人数仅10％左右，而台湾政府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学费补贴达每年10万台市上下。为了防止人才外流，鼓励学成回国，高希均提出了“留学存款”的构想。他的基本想法是对于公立大学毕业生（私立大学的学费大体上等于成本）。毕业后工作不满四年的出国留学时应交留学存款。此款于学生学成回国时按复利计息归还给学生。高先生竭力提倡的另一个主张是“民营化”。台湾和大陆一样，有许多国营企业。台湾的国营企业大多数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按照当今世界潮流，俄罗斯在搞全面私营化，当然还不成功，但法国、英国、日本也都在将国营企业私营化，从经济效果看，他们的改变基本是成功的。因而私有化成了世界潮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起而效法。在大陆，低效的国营企业已经成为各种经济麻烦的总根源。亏损的财政负担只好由政府发钞票来弥补，因而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是积重难返，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老板，欠债可以互相抵消。一切经济手段对国营企业用处不大。不论是环境污染罚款，或是价格税收杠杆，到了国营企业那里所起的作用只是财政部的钱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喊了多年的四大银行商业化，如果银行背负着大笔国营企业的呆帐死帐，根本独立不起来，到头来仍旧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尽管国营企业有许多问题，全世界都在搞私有化，大陆的政策倒有点巍然不动。说到这里，读者恐怕会对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之相像感到惊奇。海峡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也处于极不相同的阶段。只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历史，两岸面临的问题就如此之相同。读者也一定会感兴趣，对于这些问题高希均教授开出了哪些药方，这些药方是否也可以用来解决大陆的各种问题呢？据我读了这两本书之后的印象来看，这块他山之石确乎可以用来攻大陆之玉的。

私人办邮政

市场之所以能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是因为有竞争。然而市场里有垄断，垄断排除了竞争，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垄断是市场的大敌。

美国是市场最发达的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极高。然而美国的邮政因为具有垄断性效率很低。邮政局里排长队是常见的事，大家都有意见然而奈何它不得。后来出现了私人办邮政，那就是快邮公司。现在快邮公司已经不止一家，据说有些城市还出现了私人办普通邮政的公司。看来邮政的垄断局面在美国已经不长了。

我国的邮政一直是办得比较好的。从解放前开始就以可靠、迅速和能抵达边缘地区而闻名于世。解放以后邮政系统还保留着自己的服务特色，相对于其他服务部门而言服务的质量还比较好。可是自从开放改革以来我国服务业的服务态度从总体上看已经大有改善，相形之下邮政却显得相对落后。而且邮政的垄断地位已经成为它自己进步的障碍。由于谁也离不开它，它可以任意开价，否则拒绝为你服务，你总不能为了一封信坐火车到千里之外跑一趟。不论邮局开出什么苛刻的条件顾客只有服从的份儿。如果你不识事务，非要争个明白，到头来倒霉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大家虽然对邮局有意见，却很少有人当面提意见，顶多在背后牢骚几句。

邮政系统的效率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如果投递延误或错误就会耽误用户的工作，有时会造成重大损失。如果投递收费太高，也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以目前对出版物发行的收费为例，邮局要收取报刊定价的35％，一本杂志如果售价是两元，邮局为了经办定阅和投递就要收取七角钱。出版部门核算下来自己发行的成本远远不到七角，所以大一点的出版社纷纷自己组织发行和投递。放着现成的邮政系统不用，自己去搞投递，显然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是由于邮局定价高出成本太多造成的。这里我们看到价格如何影响社会对资源的利用，当价格定在成本之上时，一切高于此成本的活动都不会发生。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只有最低价格才能存在，此时社会将以这种最低的成本来完成特定的经济活动。

由于邮政对出版社收取的发行费用大大高出印刷品的邮资，出版社开始将自己的出版物按印刷品邮资通过邮局寄送。虽然多出了不少写地址、贴邮票、装信封等工作，但总的成本还是比委托邮局发行的费用低。以后邮局也许是为了对付出版社的这种战略，规定了严格的包装要求，即使是印刷品也要全封闭式包装，而且对于大宗邮件的寄送还要额外收费，这就进一步抬高了出版社自己发行的成本，从而迫使出版社将发行交给邮局。邮局自己在投递印刷品时却可以裸装，节省了写信封、贴邮票等成本。这成为邮局的垄断超额利润。附带说一句，在美国，报刊杂志全都是裸装，发行单位在报纸或杂志的反面贴上一张地址条，就可以投邮。美国总体上的富有，是一点一滴讲究资源利用效率的结果。

后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开始出现了自行组织起来的发行网，与邮局竞争。虽然他们在设备、组织，经验等方面远远比不上邮局系统，但他们的投递成本还是比邮局的要价低，所以他们能站住脚跟。这种发行网当然只能覆盖本地区，对于寄往外地的印刷品还不能和邮局竞争。最近又出现了城市间发行网的联网，实际上等于是另外一个邮政系统，他可以和现有的邮政竞争。根据今年9月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六和第七条的规定，这种做法是受到保护的。看来我国邮政的垄断局面也可能会有所改变。

邮政系统的这一做法不但破坏了资源配置的优化，还极大地抑制了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知识界因为待遇比较低，购买力弱，已经成为文化事业发展的制约。现在又加上了邮政系统超利润的负担，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报刊书籍的出版首先要负担定价1/3以上的发行费，本来因为购买力弱而缩小了的市场进一步被压缩。学术性的书刊很难得到发展。邮政系统为了鼓励文化发展而对印刷品收取较低邮资的规定，已被超额发行费完全抵消还尚且不足，可见邮政垄断利润的间接危害已经波及到整个民族的文化前途。

放着现成的邮政系统不用，自营报刊发行，这一做法是好是坏？单纯从资源利用来看显然是不利的。然而自办发行终究对邮政是一种竞争压力，能促进邮政系统的改进。最近在邮政系统发生的几件事说明了它的垄断地位正在进一步腐蚀自己。绿条子的问题远远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又出了新问题。一是邮局强要汇款的收款人先存款三至六个月；二是故意拖延几个月才通知取款人领取；三是收件人收电报、挂号信、甚至平信都还要向邮局交钱。所以我倒希望自营的报刊发行系统能发展成为兼办普通邮件、汇款、挂号信，能与邮政竞争抗衡的事业。垄断不但降低资源利用的效率，而且败坏社会风气。这并不是邮政系统的人员素质差，而是行业垄断造成的。所以总的办法不是提高人员素质，而是取消其垄断地位。

1993年12月9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

孔子告诫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里有一句类似的话：“己所欲，施于人。”从表面上看，前一句话是后一句的否定形式，似乎二者并不矛盾。但细分起来却有重要的差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道德信条的基础。它的意思连小学生也能解释：每个人不要做他认为讨厌的事。它不像“学雷锋”，“精神文明建设”一类说法的含混不清，这一信条特别高超的地方是，它告诉人不要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它是从消极的一面叙述了人的道德守则。它强调了每个人无权干预别人的事务，尤其不能对人做他自己都不喜欢的事。它隐含着人与人平等的观念。这与当今的人权观念有内在的联系。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罪恶，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损人利己，不都是违反了这一简单的信条吗？如果人人做到了这一信条，就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己所欲，施于人”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对别人做好事；是从积极的方面去推行道德守则。好的道德守则，似乎不应该是消极的，更应该是积极的。一般而言，这样的想法并不错，然而这里有一条根本的困难，即你未必知道别人需要什么。万一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己所欲，施于人”就可能好心办了坏事。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有所不同。即使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你只是“勿施于人”，并不会对别人有所伤害。

“己所欲，施于人”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敬酒也许是我们最经常遇到的一例，自己喜欢吃肥肉而硬叫人也吃，则是另一个例子。这些都是小事，无伤大雅。但以这种积极态度去制定政策则可能闹出大事来。美国出兵索马里，目的是去解救饥荒，制止内战，应该说出自好心。但事与愿违，固然有不少索马里人欢迎美国人的进入，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我们可以从电视新闻里看到情绪激昂高呼美军滚出去口号的当地百姓，再有是输出革命，也是“己所欲，施于人”，革命对我们有益，谅必对你们也有益。“己所欲，慎施于人”恐怕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信条。

人权是与特权相对立的观念。一部分人有了特权，其他人便无了人权。拥有特权的人不但“己所欲，施于人”，而且已所不欲也施于人。如果人人都有了人权，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有特权。所以人权能成为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不但管理一国的内部事务要以人权立足，国际关系的准则也应如此。美国在索马里奉行的政策不符合人权，因为他遵从了特权。一个美国兵被杀，美国控制的新闻机构大肆宣传，白宫和国会反映强烈，并且立刻在外交上有所反映。而一名索马里百姓被杀，新闻里轻描淡写他说一句，甚至连一句也不说，好像只是踩死了一只蚂蚁。人和人平等不平等，从这些比较里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从缘由上看，美国出兵索马里并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是无可非议的，正因为把“己所欲，施于人”的信条推行得过了头，才发生了违背初衷的不该发生的事来。可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人，今天是否醒悟到这一点，还很难说。

恐怖主义是美国反对的，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反对的。恐怖主义的手段之一，是将无辜者押为人质。当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时就杀害人质以示做。美国为了警告或报复伊拉克企图暗杀布什前总统，派飞机前往袭击。如果击中了那些未遂的凶手，伸张了正义，这样的行动可以为大家认可。可是事实上杀死的都是无辜百姓，这种行动和恐怖主义何异！从反对恐怖主义出发，最后自己变成了恐怖主义者，也是因为把“己所欲，施于人”推行得过了头。

那么什么是对待索马里事件的正确政策呢？如果当地百姓懂得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里就不会发生内乱和饥荒。反过来说，如果当地人不懂得或不愿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不论国际社会如何干涉，动乱就不可能完全平息。有了这个认识，就会懂得，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帮助只能限于缓解人民的痛苦，而永远不可能是平息内战。近年来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十分频繁，究竟什么是这些行动的目的？它的界限何在？一方面应该从过去的军事行动中汲取经验，更重要的，是从法学、伦理学、哲学的深度上理解儒家思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儒家道德的信条，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实践考验，而今愈益显出它的哲学智慧。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就可以便大下太平。

1993年10月28日

法律和市场各司其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少违反市场规则的事情。有一些是故意侵犯他人的利益，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也有一些是由于无知，造成市场活动的混乱。这些都需要有法律来加以纠正。然而法律的作用是保护市场活动有规则地进行，却不允许它本身去破坏市场活动，不必要地干预市场，市场活动的基础是平等谈判和自由选择，除非侵犯了他人的利益，这两条基础是不容违反的；它们是法律的依据，而不是法律的对象。

市场已被证明能够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如果我们发现某种浪费现象，必定是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消除市场运行的障碍，而不是采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更不应该用法律手段。然而在我国，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理论还远未能为大家所接受。相反，计划经济的方法倒是政府和企业都十分熟悉的。目前计划经济已不大有人提起了，倒是法律成了时髦名同。过去相信计划经济的人，忽然发现用法律管经济比之计划更有效，于是出现了用法律去干预市场而不是保护市场的一种倾向，企图制定“节能法”就是一个例子。

确实，我国能源使用存在着巨大浪费，但这种浪费的最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大低，煤矿和石油开采行业已经亏损多年，全凭国家补贴，人为地维持了一个低价格。现在不从纠正价格过低而想用比计划经济更强硬的法律手段来纠正能源使用的浪费，结果将引起别的种种浪费。例如为了满足节能法要求的节能指标，造成不必要的人力、资金或其他资源的浪费。法律不能代替市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要节约的不仅仅是能源，一切有用而稀缺的资源都是我们要节约的。如果节约要通过法律手段的话，我们不但要制定节能法，还得制定节粮法，节钢法，节约人力法，节约资金法……而且这众多的法律中必然引起互相冲突。例如为了节能而使用一台余热锅炉应该是符合节能法的，但这很可能会和节钢法相矛盾。所以达到节约避免浪费的唯一办法是将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告诉公众，让公众各自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环境选择最节约的设计和工艺。这相对稀缺性就是各种资源的相对价格。所以我们要节约的是用钱表示的相对稀缺性，换句话说就是要节约钱，节约钱就是节约了稀缺性，就是节约了资源。所以我们要求一个正确的价格而不是由政府补贴维持的价格，然后由消费者自己去作出如何节约的决定。只要有了正确的价格，消费者自然会按照所给定的价格去寻求节约的办法，用不着政府去操心，更不必请法院帮忙。

主张制定节能法的人另外一个理由是市场经济国家多数也有节能法。那里市场机制大体上能正常运作，他们尚且需要节能法，我们更需要了。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并未完整地了解那些国家制定节能法的背景及后果，以美国为例，1974年到1986年那里石油价格人为地订得比国际市场价格低，因而造成了巨大的石油浪费。因为石油生产者比石油消费者人数少。议会里按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不能通过取消石油价格管制的法案，却通过了节能法，以后许多经济学家纷纷著文，指出美国的节能法并未纠正能源浪费的问题，相反却造成了许多其他浪费。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也常常犯错误。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仍会如此，因为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终究是少数。他们即使有机会参与政策的制定，最后的决定权却不在他们手中。最近纠正此类错误的一个例子是英国决定取消不许商店星期天开门营业的规定。这项法律典型地代表法律干预市场而不是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例子。正因为过去法律曾不恰当地干预了市场，所以近年来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在进行取消管制（Deregulation）的法律修改。究竟法律应该管理市场到什么程度，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在越来越多地依靠法律建设一个健全市场，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注意。

1994年2月17日

交换不是等价的

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了思考的线索。但后来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却并未按这些线索的思路去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传统经济学中有些基本观念包含着严重的逻辑缺陷，这些缺陷有不少是后来的学者杜撰出来，以讹传讹而形成的。所谓“等价交换”就是一个例子。

等价交换的意思是强调在市场交换中，不论是以货换货还是钱和货的交换，必定是双方都认可的。在钱货交换的情况下得到的货必定和用以支付的钱等值；对交换的另一方面而言得到的钱必定和交出的货等值。不等值的交换将使一方吃亏，交换将不能达成协议，因此不可能发生。

这一假说的问题在于，如果交换只是等价，人们不能从交换中得利，为什么人们要从事交换？如果一头羊换一柄斧是因为二者生产所花费的时间相等，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去生产而要交换？要知道商业交换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它本身并不能提供乐趣。相反达成一项交换协议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克服许多困难，有时还要承担风险，它不是什么好玩的事。然而市场上熙熙攘攘，人们奔走忙碌，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得利。可见“等价交换”一说完全不能解释千千万万的人参与交换的积极性从何而来的问题。

要解释交换双方都能得利，这只有在交换创造出新的利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交换是不能产生价值的。一柄斧和一头羊相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从物质上看没有任何变化，仍旧是一柄斧和一头羊，只不过是交换了所有权，这新创造的价值从何而来？使人困惑而不能摆脱“等价交换”理论的关键就在于这一点。

要突破这一难点，必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有差异，当斧和羊交换时持斧的一方长于生产斧而拙于生产羊（相对于对方而言），而另一方则正相反。所以交换使各方都能利用对方的长处，避免了自己的短处，因此双方同时都能得利。我们能用三角钱买一盒火柴，因为对方长于生产火柴，如果叫我们自己生产，花上十倍的钱也未必造得出一盒火柴。当我们赚钱的时候，必定是以自己的长处上为社会服务并取得报酬。如果我是火柴厂的一名职工，我赚钱就是用我生产火柴的专长去换来的。因此当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被建立起来之后，一切生产的优势都被充分地利用。个人的专长、家庭的储蓄，天时地利形成的特点（例如热带作物必须在热带生长，一个良好的桥址能使当地地价提高），都可以成为优势。特别是资金当用于投资时就可能创造出优势，建火柴厂的投资就是创造出了制造火柴的优势。但是要注意，如果社会上火柴厂已经大多，新建的火柴厂就未必有优势。这要看新厂的生产成本是否比别的厂更低。

优势的概念完全是从比较中得出的，一个人、一间厂在某方面是否有优势，要从客观评价中去比较。这个比较的尺度就是价格。当你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比市场价格低，说明你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个人的优势是可以培养的，职业学校就是专门培养某种优势的场所。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要在社会中谋生，必须寻找适合于自己专长的职业，培养自己的优势，否则的话，只能一不怕苦，二不怕脏，甚至不顾危险，去做那些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工作。

上面从交换的不等价谈到了培养优势和社会分工。我们再回过头来问，交换的商品虽然不等价，似乎应该有一些别的相等的东西在交换中起作用。否则就会发生一平二调这种极不公平的交换，是的，交换中有相等的东西，那就是交换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选择是自由的。所以“等价交换”一说，应该改为“地位平等的交换”，或者就叫作“公平竞争”。

1994年2月10日

道德建设中言数不如身数

大家都认为道德的特征是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它是反功利的。然而大多数人也许并未意识到，归根结底道德的基础是功利主义的，换句话说，只有别人得到了利益，自己才值得去牺牲利益，而且别人所得的利益比之自己失去的利益更大，这才是道德的正常依据。因此履行道德义务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目的去当苦行僧，如果一项道德准则将使一切的人受损，这将不成其为道德，恰恰是反道德的。如果我们不能透过道德在表面上的反功利看到道德实质上的功利主义，我们将永远无法掌握道德的精髓，而且必定在评论道德问题时陷入混乱。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内，会感到安全、祥和、融洽、幸福，这种气氛只有由周围人群的道德觉悟来提供。相反，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道德的社会内，周围是一批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当自己陷入困境时，也不会伸手帮忙，甚至反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人，我们将感到紧张、不安，要处处提防坏人，要为自己的亲人担忧，这将造成一个令人焦虑的环境。试比较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将进一步认识到道德的功利特征。它对功利的要求与直接的功利主义仅有一点不同，即道德提供的利益是通过集体行为而实现的，但受益的仍是个人，是集体中的一员，而决不是抽象的“集体”。集体不可能感到融洽和幸福，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正像集体不会感到饥饿，或身上发痒，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

道德环境是由集体中的每一个人提供的，当每一个人提供这种道德环境时，往往要作出某种牺牲，当一位少女路遇歹徒时，路人拔拳相助，这使他可能经受某种牺牲。但他维护了一个道德环境。如果人人都有拔拳相助的道德，这个社会内将无盗贼的容身之地，因而是一个安全、融洽的社会。相反，当周围都是怕事之徒，眼看少女落入魔手，也宁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则必然盗贼蜂起，无法无天，最后这批怕事之徒难免终有一天同样落入魔掌。所以道德实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它是由社会的每一个人提供，又被每一个人享用。商品和劳务也为个人服务，但那是通过双方自愿的交换来实现的。而道德则是单方面提供，并非建立在即时的交换之上的。拔拳相助的义士并不要求任何回报。但当每个人都当义士时，每个人又都有机会享受社会的道德服务。

下面的例子可以更形象地说明道德是公共服务的意义。领一群小学生到公园去玩，教师告诉孩子们，在公园里不许乱扔果皮纸屑。当孩子们来到一所清洁很差、满地肮脏的公园时，孩子们会忘记教师的叮嘱，而和以前扔了脏东西的人一样，随便扔脏物。这说明，当人们没有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他也不愿意提供这种服务。相反，如果孩子们来到一座卫生良好的公园，甚至不用教师的提醒，孩子们也会自动地保持公园的清洁。这说明，当人们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他也会愿意向别人提供这种服务。

这一例子有力地说明了何以道德建设身教重于言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动去为别人提供道德服务。别人享受到道德服务时，也会参与这种服务。光说不练，叫别人应该如何如何，自己却不照着去做，叫人怀疑你想“剥削”别人的道德服务；自己不服务，却想坐享别人的服务，结果很可能被人嗤之以鼻。光有言教而无身教，比之没有言教更坏。因为别人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当欺骗盛行时，社会将面临道德崩溃的危险。

重大的丑闻对社会道德有极恶劣的影响。当林彪事件败露之后，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一落千丈。因为天天手里摇着红宝书，声称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全国人民的副统帅竟然是一个阴谋家。人们普遍感到受欺骗，因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他可以骗人,我为什么不可以？”社会弥漫着欺骗时,人们做坏事的胆子变大了，因为“这么大的骗局都可以瞒天过海，小恶谅必无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中说谎而下台，此事虽然没有林彪事件那样严重，也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逼尼克松下台，道德危机将不可避免。加拿大短跑选手约翰逊在奥运会采用服兴奋剂的手段得了金牌，同样是一大丑闻，因为他愚弄了全世界的观众听众，使人们怀疑奥运会颁发的奖牌究竟有多少价值。这些事实从反面论证了身教的重要性。

一个人向社会提供道德服务，未必能唤起全社会的回响，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并不能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享受。这正是道德建设中根本性的难题，要进行道德建设，更多宣扬好人好事，这样可以鼓励人们奋发向上，逐渐形成一个互相提供道德服务的环境。这说明道德教育应以正面教育为主。但如果对光是享受别人的道德服务，自己却规避道德义务的人不加以批评，道德环境很容易被破坏，因为乘机捡便宜的人会越来越多，形成了风气就难于扭转了。道德建设固然要宣传雷锋、焦裕禄这样的英雄人物，但这仍是言教，顶多只是间接的身教。

直接的身教要靠社会中有影响的人物的带头。家庭中靠家长，学校里靠师长，社会上是靠各级政府领导。因此每一个家长、师长、领导要有道德责任感，要处处做表率。一位士兵跳入冰水中救人和一位政府领导跳人冰水中救人的社会后果不可同日而语。没有道德责任感的人没有资格当教师或政府领导。彼得大帝一世在俄罗斯寒冷的深秋跳入冰冷的水中去救援受困的士兵，因而罹病，几个月后去世。他一生功过不论有多少争论，他的人格力量无疑是伟大的。

重大的社会丑闻将对社会道德水平构成威胁。同样的道理，当社会处于某种特殊环境之中时，如果一部分人破坏了道德约束，可能导致道德崩溃，例如在最近发生的洛杉矾地震时曾出现大范围的抢劫。在战争临近，政府不能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时，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相反的例子也出现过，即人们普遍期望更高的道德环境将出现时，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可以在一夜之间明显地提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仓促逃离，由于普遍的贪污腐化，欺骗百姓，上海已处于道德崩溃的危机之中，但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共产党的新作风、新思想立刻给广大群众带来道德环境的新期望，一夜之间道德崩溃变成了道德升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敢于站出来和破坏公共秩序的壮汉作斗争，社会上坏人坏事无容身之地。1977年4月5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总理时，人们被一个共同的崇高的道德目标所鼓舞，几十万辆自行车整齐地停放在广场一侧，没有人看管，但没有一辆车被窃。这些正反例子说明道德是需要实践的，因此身教重于言教。

1994年5月

拗倔的乌托邦思想

乌托邦社会是中外古今一切思想家追求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自从生产力提高到出现了剩余产品时，就产生了穷富、压迫与被压迫,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别。人世间的大多数悲居(都与社会制度有关，所以从制度上探讨理想之国一直是人类最重大的课题，而且这一课题对于思想深刻的学者们至今仍有巨大的诱惑力。

《礼记》中“大同”篇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要使人人和睦相处，必须出于公心，“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说不要把东西扔在地上但也不必据为己有；人不应偷懒藏力，但出力不必为了自己。这种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后来人类社会无例外地朝着追求物质利益，通过交换发展分工生产的历史经验相去甚远。16世纪莫尔写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在他的书中已经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的理想。清朝作家李汝珍写的《镜花缘》中有关于君子国的描述，在那个国度里，买卖双方的争吵和我们所见的正相反，卖方力图降低价格，而买方则坚持多付钱，这是极端化了的天下为公。在欧洲，继莫尔之后又有圣西门，进一步将社会公平的理想更精细化。到傅利叶（1772～1837）则将乌托邦的理想付之实施。他按自己的理想建立了一所合作社，经营了8年头，但效果不好，最后因失火而结束了试验。和他同时代的欧文（1771～1858）用他本身的财力、理想和品德在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几个试验区，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最终因管理和宗教纠纷未能坚持到底。从今日关于产权的理论来分析，其原因还要深刻得多。这些理论和实践以后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以有别于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吸引了全世界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经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现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采用了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进一步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结束，但它面临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中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结构？

从上个世纪末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微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严密科学的一门学问。它建立在经济人，效用的有序性和边际收益递减等公理的基础。使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些经得起最吹毛求疵的洁询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在己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公平竞争可消除生产和交换中的一切浪费；或均衡价格可以引导各种资源（人力、土地及矿藏、资本及制成品）的最佳利用；或消费、生产、交换的全面均衡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状态；或干脆表达成均衡价格是度量商品稀缺性的尺度，有效的社会应当尽可能节约稀缺性。与上述关于理想社会有关的结论可以转而表述如下：只有生产方希望获得最大利润和消费方希望获取最大效用（不大精确的意思相当于用最少的钱买最满意的商品）的动机下，通过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达成能使供需均衡的价格协议，然后此价格进而指导生产者降低成本，指导消费者增加效用（相当于使用价值），社会才能避免资源的浪费，人们才会有富裕的生活。

如果人类社会还希望生存几百年几千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将越用越少，即使人口不再增加，甚至还可能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可能缓解。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欲望却仍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将是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能彻底化解，而只可能设法缓和，其办法是高效率地使用一切资源，避免浪费。以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将这一点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所以预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不断改善，这一论断当然并不错，然而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前提，即科学家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技术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因为社会不会接受没有商业价值的新发明，一个不能获得利润的新技术将被社会拒绝，换句话说，科学技术之能否节约稀缺的资源是通过市场的价格系统来鉴别的。一项新技术的采用，必须投入机器设备和人力，在经济上表现为成本。它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得到收入，收入和成本之差即为利润。如果利润是负的，说明新技术不但没有节约稀缺的资源，反而浪费了资源，因为微观经济学证明了相对价格表示各种物质的相对稀缺性。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资源的减少，加上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不断在变化，今天我们以为有利的技术，几十年之后在新的价格条件下未必有利。因此价格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它，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失去方向，人们将无从判断一项新技术是节约了稀缺性还是浪费了稀缺性。价格的伟大作用有点像地心引力，我们每个人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以至于觉察不出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地心引力无时无刻不主宰着我们自己和周围物体的物理行为，而价格则主宰着我们的经济行为。

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声，价格是如何产生的？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讨论的问题上来了。价格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竞争和讨价还价形成的。换言之，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乌托邦思想希望消除社会内利益对立，可是果真如此的话，同时也消除了产生价格的机制。一旦失去价格，社会将发生资源的浪费。当工人变成工厂的主人时，虽然消灭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同时也消灭了价格产生的机制。工厂以低价出卖产品时，企业虽然赔了钱，但工厂的主人（工人）受了益；工厂以高价出卖产品时，工人虽然受损，但工厂的利润仍将用于工人。因此低价和高低不构成差别，价格不再有任何重要性。结果必将是价格信号混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正是旧体制中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情况。

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乌托邦的不可能存在作出了最终的结论。

1994年4月6日

美国的生活和物价

人们都说美国的物价便宜，可是当你来到美国一看，觉得几乎一切东西都比国内贵，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采购的。尤其是超级市场里充满了中国货。1992年我去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开完会口袋里还剩下几十块美元，心想要买一件小礼品回来，到超级市场挑了半天，最后找到了一个镀银镂花的金属相架，立在桌子上十分诱人，价钱只有7．5美元，相比之下还值得买。可是买回家打开仔细一看，发现“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真叫人啼笑皆非。按当时汇率折算，这样的价钱在国内也能买到，何必远隔重洋买一件中国货回去呢？

美国东西是不是便宜？如果你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真正过上了美国的生活，你用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精神反复盘算，和周围人群交换了各种省钱的门道，逐渐也会同意这个结论：美国东西确实便宜。现在我们要问，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所谓便宜，是和什么作比较得出的结论？

一种比较办法是拿美国和别的国家比。但这比较将依赖于汇率，因为同样一公斤牛肉，在美国是用美元买，在英国是用英镑买，要比较两国的牛肉何者较便宜，首先要问一美元值多少英镑，或两种货币的比价，这就是汇率。可是汇率的变动很大，它受到两国贸易顺差逆差、银行利率高低、国际间投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就以英镑和美元的汇率来说，过去十几年内变动将近一倍（最低时一英镑换1．05美元，最高时可换1．9美元）。所以通过汇率比较，不但结论十分不确定，而且受到许多不相干的因素的影响。

另一种比较是从经济上看，日子好过还是艰难。所谓日子好过，就是钱比较容易赚，赚来的钱又比较经花。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肯花力气，不怕吃苦，生活不但过得去，还可以有些节余；所谓日子难过则指拼死拼活，仍难以维持温饱。看来，所谓的美国东西便宜，正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便宜。

在美国，有正式工作的人日子都不差，即使是工资水平最低的，也都能买得起起码的住宅，买一辆二手货的汽车，甚至供孩子上大学，苦的是失业的人，所谓失业就是没有一份固定工作。但社会上零星的活仍不难找，例如园子里剪草坪，为人看孩子，在餐馆里洗碗或带客，帮人搞卫生，看护病人或老人。这些活平均起来一天挣50美元是很普通的，而一个人在美国每月的生活费用有400美元是足可应付的。中国派去美国访问学者的生活费每月也只500美元，他们多数人省吃俭用，一年下来还可以攒上一两千美元。一个人的伙食费每月有100美元就可以吃饱，再花150美元就可以和人合租一间卧室，吃、住两大问题有250美元就可以对付了。将收入水平和维持生活所必要的开销作比较，很明显，美国的生活是好过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每个月能工作上八天，自己的温饱问题就可以解决。我们常看到报上说美国有几百万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当然是事实。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流浪汉的构成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中国人，甚至黄种人也很少。按理中国人在美国就业往往受到歧视，再加语言困难和社会关系生疏，往往处于极不利的竞争地位。可是他们中没有人流落街头，正是因为美国生活容易对付，物价比较低。再加中国人肯吃苦，尚节俭的生活态度，只要不出车祸，不生大病，过一个起码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来到美国的青年人绝大多数都有大学以上的文化程度，他们来到美国的渠道虽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在金钱、时间、精力等方面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换句话说，他们原来在国内的地位就比一般人优越，因而有条件争取出国，到了美国后多数人进了大学，将来毕业之后如果不回国去，在美国找一个工作，就进入了美国的中上等社会。然而也有一些个别人，情况特殊的。我就认识一个来自苏北的妇女，她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她原本在苏北射阳县的农村，结婚之后由于受到丈夫和公婆的打骂，偷跑到上海做了一名女佣，服伺一位有病的老太太。后来因为东家有儿子在美国，老太太举家迁美，她以东家亲戚的名义也跟到了美国来，继续服伺老人。可是老人到美国后几个月就病逝，这个妇女失去了工作，不得不走上街头自谋生路。一个妇女来自农村，连初中文化程度都没有，更谈不上懂英文，在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环境里要生活下来，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她做过清扫工，替人看小孩，拾冷饮罐，卖破烂，最困难的时候几乎陷入绝望。她也曾想回苏北农村去，可是从哪里去筹措回国的旅费？再说，回去之后仍旧是那个不堪忍受的家庭。置之死地而后生，她作出了痛苦而坚定的选择，一年之后终于找到在一家作坊里做纸花的工作，逐渐从绝境中恢复过来。又过了一年多，她已成了那个小作坊的合伙老板。我问她从苏北到上海到美国的感想，她轻松地回答说：在美国赚钱容易多了！东西也便宜。一个没有任何专门训练，连起码的文化水平都不具备的妇女，来到美国三年就能混出个名堂，这不能不说，美国的社会虽然离开真正的公平还远得很，但确实为普通人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条件。

中国和美国相比，付出同样的劳动，所得的报酬是不同的。不论从事何种职业，这个结论都不会错。从餐馆洗碗、当保姆，到外科医生、工程师或教授，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远远不如美国同行。正因为这样，才有许多人希望移民到美国去，希望用同样的劳动获得较好的报酬。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其必然的推论一定是“同样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应该创造同样的财富”，可是经济学却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这是一个世界上最重要而且带有现实性的问题，它值得我们每一个政治家、学者、普通老百姓认真想一想。

1994年4月28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四)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四)

私营经济之我见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观察到社会分工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从他发表《国富论》以后的两百年，人类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这个过程伴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奇*書$网收集整理。一辆汽车的制造有上万个零件上百个行业的支持，一台电视机要用到几十种不同的金属（虽然其用量极小），每种金属都要有不同的工厂去生产。如果我们再把从采矿到冶炼的过程也包括进来，涉及到的行业和门类就更多了。这些行业又有他们要用的原料、工具、设备……这样无穷细分下去，其结论就是现代生产是一个分工的生产。

这样的分析固然很有道理，但仅仅是对现象的归纳，而没有深入到本质。分工必须伴随着交换，这是比分工更本质的东西。在没有分工的社会内，生产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商品率等于零，因此没有交换。

然而分工的社会也可以用计划的方法分配产品，从而避免了交换，这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原因在于计划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表现为不断的计划失误，浪费严重。现代微观经济学用严密的数学方法证明，市场调节形成各种商品的价格，然后生产者和消费者再按价格信号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资源才可以得到最优利用。这是从本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来经济学的主要成就。

约近十年以来，经济学深入到了比交换更本质的问题的探讨，最重要的发现是交换的前提是明确的财产权的界定和自由平等的关于交换条件的谈判地位。说穿了一钱不值，交换是以我所有的与你所有的相交换，如果东西属于谁还不清楚，逞论什么交换！财产权当然应是交换的前提。可是现代股份公司发展起来之后，公司是属于全体股东的，当股东老板来到企业里时，不能指出企业里哪一种东西属于他个人所有。此时所有权有一定程度的模糊，这必然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只有纯粹的私人企业才能保证最高的经营效率。然而私人企业很难有雄厚的资本，因而发明了股份公司这种结构，它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营效率以换取强大的资本支持。股份公司应该如何经营，它应该以纯私营创业为蓝本，即使是国营企业，也应尽量模仿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要以当家作主的精神来经营。统计资料显示，近三四年内在各种经济成分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正是私营经济。所以说，私营企业是市场经济之母。

许多人并不反对私营经济，但心存一种顾虑，即私营经济会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形成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造成社会动乱。然而资本主义国家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证明，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的调节。贫富差距可以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而且一定程度的“公正”的收入差距会鼓励人们学习，创新，勤奋，更多地创造财富，从而保持社会生产力的活跃，正因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采取了鼓励私人企业的政策。尤其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私人企业繁荣了，私人慈善事业也同时繁荣起来。美国私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同一时期全国的慈善事业以及各种基金会如雨后春笋。我国著名的私人企业喷施宝负担了该厂所在镇的全体孤寡老人的赡养，还支持兴办学校、桥梁、道路等公益事业，也是一个证明。

1994年6月21日

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有利有弊

经济增长不是全部目的，平等地享受增长的成果同样是相当重要的社会目标。我国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它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负面后果十分明显。这一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会严重偏离社会主义的目标，甚至导致不可控制的局面。政治家、学者、文化人从不同侧面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力图控制这种发展的趋势。然而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之前，收入差距的确很有限，但却造成了一个大家一起受穷的悲惨局面。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是收入差异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必然导致收入差异的扩大？以及这种扩大最终是否一定会造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货币经济。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要能生存必须要有钱，而钱是用自己所持有的生产要素通过交换得到的货币收入。因此生存有两个条件，一是持有生产要素，二是此要素能通过交换取得货币。劳动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具备的生产要素，然而将自己的劳动转换为货币收入却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譬如要存在对劳动的需求，在空间时间上供需能接触，劳动的质量恰为需方所要求（在一个分工的社会中劳动质的区别极大）。这些条件中任一个不能满足就发生失业现象，在一个没有分工和交换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或一个计划分配劳动的社会内生存的条件完全不同，所以市场经济的确为制造贫困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市场经济中各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以有巨大差别。一个世界级拳手一场比赛可以获得上千万元的收入，一个拥有十亿元资产的富翁，躺在床上每分钟就有200元利息收入。这种财富的迅速集中过程，在非市场经济中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的确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可以按性质分为三类，一是由于先天的缺陷，例如残疾，弱智，或者出生在一个闭塞地区的贫困家庭。这种因为出身时的条件所导致的低收入，会引起社会的同情。市场经济国家里的慈善事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是由境况较好的企业或个人出资，帮助那些处于不利条件下的人们。较为富裕的企业或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定会产生的，而且历史证明经济越发达，慈善事业也越兴旺，当然，政府也会制定各种帮助穷人的办法，但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私人慈善机构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种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各人主观努力的不同。凡是适应市场需要，又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收入会逐渐超过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正是市场的根本功能，它使人们有积极性去满足社会上其他人的需要。所以这样的收入差距不但无害于社会发展，反而是发展的动力，我们没有理由去消除它。有的人看到某些歌星、运动员、作家的收入高得出奇，因而提议要用限暴利法去加以限制。这是根据不足的。只要他们的收入是从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取得的，并且按章纳了税，就是合法收入。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收入。一个人的收入应否受到保护，在于收入的是否合法，而不在于收入的多少。这是吃了半个世纪大锅饭的中国百姓要从根本上加以扭转的概念性变化。然而要使这种收入差距真正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从低收入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迈向高收入的渠道畅通。政府不但要保护劳动市场的公平竞争，严禁走后门，或垄断录用权，或对进入竞争设置名目繁多的障碍（如不许农民进城找工作，找工作要有本地户口等），而且还应帮助处于低收入的人能得到免费教育的机会，以及免费提供劳动市场的信息，例如不收费的人才介绍。

第三种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是非市场性的，或由于特权形的，例如贪污就是一例。消除这种不应当产生的收入差距的方法除了政治上完善人民监督之外，就是取消政府不必要地干预市场的各种规定。最近除了规定标准信封的规格之外，又规定印制信封的印刷厂必须经过审批。这种规定又增加了无数以权谋私的机会，更严重的是贷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因此分配贷款相当于分配钱，此种权利可以用来换钱。政府一方面在努力肃清贪污，另一方面又制造出许多贪污的机会，这一场混乱不知要到哪一天才能有个结果。

1994年6月16日

为什么不保护生产者的权益

最近一阵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对抵制假冒伪劣，整顿市场秩序，提高服务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老百姓上班时是生产者，下了班就是消费者，难道生产者的权益就不应该保护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过去曾经风靡一时的“维持物价稳定，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现在已经不提了，因为物价不能偏袒消费者一方。如果物价压得过低，不利于生产者，最终吃亏的是消费者自己。据此，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还有没有必要呢？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于商品的了解程度是不同的，在经济学中称为“信息不对称”。老百姓中有一句谚语：“走遍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供应一方常常利用消费者信息不全的弱点，获取非分之利，这种行为近乎欺诈，所以要专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生产者专门生产一种商品，而消费者消费几百上千种商品，所以生产者不难全面了解商品的价格，包括许多竞争者的价格，尤其是他自己的生产成本。而消费者不可能对每种商品都去作一番调查。所以常常在价格上吃亏。再有便是商品的质量，像电视机、录相机等的质量从外表根本无法判断，只有生产者自己肚子里明白，他们生产劣质品却按优质品的价格出售。由于这些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需要得到保护。

有利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是否可能出现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即在超级市场购物时消费者是否偷窃了商品，就这件事而言，消费者自己最清楚。他或者偷了，或者没有偷，每个顾客对此有百分之百的了解。但对供应方而言，他怀疑每一名进入过市场的人，但又缺乏确切的信息。这一局面使超级市场遭受巨大损失，据欧洲几个大城市的统计，损失达到销售额的2％左右。在美国个别城市甚至超过3％。有些超级市场就是被小偷偷得亏损以致关门的。超级市场为了防小偷采取了许多措施，最常用的是用监视闭路电视，还有一种是在商品上安装电磁暗号，在交款时由收款员将它消磁，否则通过门口时会发出警报声响。但这些办法有的成本太高，管理复杂，有的小偷有反措施，仍旧防不胜防，尤其是即使抓住了小偷，警察也奈何不得。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的超级市场内就写有警告牌：小偷误机，责任自负。可见，只有误机才能使小偷敛手。

要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还要从信息上想办法，要让超级市场一方也能有百分之百的信息，即允许市场对顾客搜查。澳大利亚规定顾客经过收款处时，收款员有责任搜查顾客的包袋。菲律宾则禁止顾客将包袋带进市场，北京国贸超级市场因为搜查了顾客被起诉，而且败诉。以后又被取消了搜查顾客包袋的规定，其理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但我认为从经济学理论出发，这里误用了保护权益的概念。这样的规定使小偷有恃无恐，将极不利于我国超级市场的发展。

1994年6月30日

经济分析和制度分析

纠正扭曲了的价格是经济改革中的几个最主要任务之一。不论起始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如果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资源配置高效率的市场制度，价格调整是绕不过去必须克服的一关。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内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总产出，而与物价、工资等无关。然而从微观上看，相对价格引导资源的流向和配置，从而会影响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总产出的多少，最后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

价格引导资源的流向，所以价格的改变会改变资源流向并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如果价格朝合理的方向调整，会提高其利用效率，增加社会的总产出，使一切人都能得益，这也正是价格调整的目的。然而在调整过程中，难免有一部分人在短期内受损。这部分受损的人会抵制价格调整。在计划经济框架内，价格调整要征得有关各方的同意，由于利益冲突使这一调整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按照一般的经济分析，如果价格朝上调整，会使生产者得益而消费者受损，因此反对应该来自消费者。价格朝下调整则相反。可是这种分析却往往不符合事实。记得1984年煤价上调之后，过了一年由于物价水平上升，煤的相对价格又显得过低，因而酝酿煤的再次调价，可是遭到了煤炭部的强烈抵制。提出的理由是煤提价后引起物价普遍上升，结果煤的相对价格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所以提价还不如不提。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应降低煤价才能提高煤的相对价格。1989年由于运价太低铁路运输严重供不应求，各方面都呼吁运价要调整。但铁道部却提出了“为人民分担困难，坚决不涨价”的口号，还把个别区段按供需均衡原则调价的措施批评为乱涨价，据说还给有关人员处分。类似的例子还发生在粮食、电力、汽油、柴油，化肥等行业，可见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涨价受到生产方的抵制？为什么经济分析在此失去了效力？这里要应用比经济分析更深层次的分析方法，即经济制度分析。这种分析的特点是利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并深入到行为主体的利益动机的具体过程。在上面这些例子，由于价格过低必然造成供不应求。因而煤炭、铁路运输等成为稀缺商品。这种商品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来分配，因为市场无法满足愿意按规定价格付款购买的顾客，势必辅以其他的条件来实现分配。例如买铁路客票要排长队，申请铁路车皮要走后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掌握这种稀缺资源的人便有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完全是因为人为地将价格定得过低而制造出来的。如果将价格调整到了供需均衡水平，特权便消失了。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消费者并未享受到低价格的利益，反而吃足了供不应求的苦头。买一张火车卧铺票要排上十几个小时的队，或者从票贩子手里用高出一两倍的价格去买，所以提高价格非但消费者不反对，甚至还主动呼吁。反对提价的恰好是因供不应求而享有特权的生产者一方。

当然，这样的分析未必适用于一切生产者反对提价的情况。有不少生产者确实出于照顾消费者的利益而反对提价的。把他们统统说成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才反对提价，就冤枉了好人，然而制度分析也揭露出在市场被扭曲之后人们的行为如何随之扭曲，应该承认，这确实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分析方法。

1994年8月18日

行政规定与消费者权利

1994年7月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公安部发的通知“不准强制安装汽车防盗等非法定安全装置”。通知指出，强制安装是一种乱收费行为，对一些新的防盗手段的采用，只能通过宣传，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使用，不得强制推广。对这条通知我举双手赞成。

这条通知立刻引起我对汽车前排安装安全带的回忆。大约在1994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命令，大小汽车前排座位强制加装安全带，而且安全带必须到指定厂家去安装。那么安全带和“防盗及其他安全装置”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这里有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学问题，即消费者有无选择权利。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规定强制加装安全带是说明消费者无权选择，只有屈从的份儿。那么关于防盗等安全装置则说明消费者有权利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消费者有权作出判断，接受或拒绝某种商品的购买或享受某种服务。如果安全带确实有助于安全，驾车人会自动购置，用不着用法律强制，相反，如果驾车人特别谨慎小心，有把握不会出事故，或权衡安全带造成的麻烦和不舒服不足以抵消其可能的安全性改进，他会拒绝购置。但另一派人认为驾车人可能对安全带的重要作用估计不够，可能作出错误判断，因此通过法律强制一下对驾车人并无害处，由于这两派人各有各的理由，在美国各州的法律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州法律规定必须安装并佩带，否则要罚款；有的州则没有这种规定。要知道，并不是一切有利于安全的规定都是合理的。例如在超级公路上行车限速应是每小时60里还是55里，在美国一直是引起争论的问题。为了弄清正确答案，花了几百万美元做试验和调研。单从安全看，无疑55里比60里更安全，但车速慢降低了效率，总体上未必有利。加装安全带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加装和使用安全带都有其成本，有的不能用钱表示（例如不舒适感，麻烦，费时间），但终究也是一种代价。拿北京的情况看，规定颁布半年多以来几乎没有认真执行过，现在已基本流于形式，出租汽车司机多半只把带子放在胸前，并不真的系牢。在北京驾车和美国不同，北京的车子多半在市内跑，速度快不起来。在美国，汽车的行驶大多是在城市间，速度也高，此时万一出事安全带可以起较大的作用。北京市内几十万辆车，为了加装安全带至少花掉了上亿元直接成本。现在看来这一亿元是花了冤枉钱。公安部后来发的通知似乎已经总结了安全带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值得钦佩。但原先必须系安全带的规定是否应该明令废止？我认为明令废止比这含糊其辞要好，一方面这样可以保持安全带和其他安全装置的规定上的一致性，尤其重要的是可以保证规定的严肃性。我国当前推行法制的主要问题不是法律不健全，而是执法不严。如果法律可以任意执行或不执行，法律再多，除了观赏又有何用？

1994年7月28日

纳什获奖有感：从斯密到纳什

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在对策论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豪尔绍尼以及波恩大学的泽尔滕。他们三人中，纳什在国内的知名度最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和我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中就有张欣博士写的一篇专门介绍对策论的文章，其中对上述三位经济学家的贡献都作了介绍，但较多的篇幅介绍了纳什的工作。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对制度研究有杰出贡献的科斯，诺斯等人，而1994年又奖给了研究对策的人，实际上制度就是在对策中形成的，所以诺贝尔奖的这一趋势性变化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然受到中国改革和东欧剧变的影响，当然也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受着贫困的煎熬，他们的经济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有的至今执迷不悟（当然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虽然知道有病，却开不出处方。何况制度转变最成功的中国也远没有解决全部问题，我们能否不经太大的震荡就建成一个有健全制度的社会，至今还充满着未知数。

其实，真正深刻地思考过经济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离得开制度问题。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他提出了与一般人的见解大相径庭的结论：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以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只是将斯密的结论更精确化，更严密化。到本世纪中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可以说微观经济学的大厦已经建成。从表面上看，它只是证明了在竞争条件下达到的全面均衡可以使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好。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意义却要深远得多。斯密只是说，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而微观经济学的制度含意却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它强调仅当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才能形成均衡价格，而且只有追求自利的人才会按照价格信号去配置资源。换言之，人必须自利才有社会整体的最大福利。说到这里，惊奇又化成了平淡。社会原是由个人构成的，如果人人放弃了自利，社会中谁还能得利呢？确实，近二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物质享受的空前增长，不正是每个人追求自利的力量所推动和促成的吗？

但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今天在每一个社会里都可以看到因私欲膨胀，造成对他人利益或整体利益的侵犯。尤其在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追求自利的合理界限正在消失，造成了全社会的道德蜕化。当然，杀人越货，偷盗诈骗，直接损害他人的身体财产，是市场经济（以及一切人类有组织的社会中）所反对的，这是每个正常人都可以判断的。然而除此以外，是否也会发生并不对任何人直接构成威胁，却因追求自利而造成整体的危害呢？对策论的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但可能，而且还经常发生。著名的囚犯难题（参见拙著《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囚犯难题和市场规则”）就是一例。在囚犯难题情况下，各人追求自利形成的最终局面，是一个纳什均衡，它是对所有的人均不利的一个结局。因为它是一个均衡解，一旦陷入其中，要摆脱这个困境远非易事。因而对策论又深入到研究重复对策和多阶段对策，这些概念涉及到制度演变的基本规律。当然，了解规律未必就能避免危机，因为事物的发展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类能够摆布自然，让自然界为人类所利用。可是人类却无法纠正自己所造成的悲剧，波黑战争，卢旺达残杀不都是例子吗？从斯密到纳什，由于杰出人物的深逢思想，我们对制度形成及对策规律有了深刻得多的理解。但要靠它来挽救人类，恐怕还是非常遥远的事。

1994年10月21日

人类进化与经济学

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书，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恩格斯认为进化论是19世纪三大自然科学发现之一。

进化论的主要贡献是弄清楚了整个生物圈是如何演化的，特别是人类自己是如何发生的。进化论的解释力还在于它不仅了解了生命物质的演化法则，而且提示了整个宇宙也在不断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变化。进化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

然而很少有人应用进化论的概念来推测一下，人类正在朝什么方向进化。有一些科学幻想小说，描写人类将变得头脑发达，四肢萎缩。这固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他并未说明当前的进化法则是什么，它又如何导致了这种变化。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前，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主要是淘汰了体力弱的，反应迟钝的，追逐异性失败的个体。但人类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以后，淘汰规则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后代繁殖占优势的是哪些个体？是体力强弱在起作用？显然不是。是智力高低在起作用？也未必。是好人吃亏坏人占了优势？有人这样说，也有人反对。现在世界各国的共同规律似乎是精英分子后代的比例在减少，劳苦大众的后代在增多。但这种规律是长期的还是一时的，没有人能知道。也许有人会嘲笑说，人类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经过几万年未必能看出分晓，现在费这种神委实是多余。可是要知道，进化的过程虽然缓慢。它却是不声不响地在进行的。一天也不会停顿的。如果我们对此茫然无知，等到结果出来之后，事情已经发生，追悔已经来不及。不少人谈先人类的未来，认为人类已经有了上百万年历史，大概再存在几百万年，甚至上亿年也是可能的。确实，从太阳的寿命来看，再过一亿年地球吸收太阳热量的情况不会有很大变化。可是人类进化的后果要紧追得多，因为几十万年甚至几万年之后，它就会让人们感觉到。

人类进化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现在的经济学能生存几万年之久吗？当然我们决无将现在的经济学传诸万世的奢望。但有些前景却是相当有把握可以推测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如果我们假定稀缺性将待续存在，换言之，人类较质欲望永无止境，那么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下去。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要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但更主要的，是要有一种社会的制度安排能保证科学技术朝这个方向演化。今天伪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稀缺性问题而发生的。不论经济学的内容会如何演化，它的基本任务在可以想锡的未来却不会改变，这就是经济学将与人类进化相联系的依据。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前也存在稀缺性，人们靠了体力、敏捷和勇敢竞服稀缺姓；可是人类找了市场制度以后，靠的是市场规则来克服稀缺牲。所以，人类进化的规律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一根本性的改变的影响。

1994年11月20日

美丽的非洲大陆之行

非洲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块神秘的大陆。它的面积是中国的3．2倍，人口是中国的40％，地广人稀是非洲的特点。由于它交通不便，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内部纷争，反复发生的干旱，国际市场上非洲出口货的价格猛跌，将非洲的经济推入了灾难，它几乎被国际大家庭所遗忘。我由于工作关系近七年来曾去过非洲十多次，那里的人民有不少是我的朋友。1995年初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我的朋友卡仑兹教授夫妇就死在那场灾害之中。那里发生的每件大事都牵动我的心，1994年底我再一次应邀去肯尼亚出差，而且工作地点在首都内罗毕以西150公里的乡下，使我有机会走得更近地去观察非洲大地和人民。

出访的头一件事是选择航程，肯尼亚在北京之西南，最近的路线应是从北京出发之后朝西南方向走，例如经过印度或中东诸国。但是经由这些地方的航班，多半每星期只开两三班，时间都不合适，结果只好绕道朝西北。先飞到巴黎，再向东南飞到内罗毕。由北京到欧洲国家的航班每天都有，而且不止一班。到内罗毕可以在巴黎转机，也可以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转机，或者在伦敦转机。可是这样的路线安排因为绕了一个大三角。费钱费时，而且增加了旅途的劳顿，过去每次去非洲多半要碰到绕道走远路的曲折安排，在北半球旅行就不会发生绕道的问题。这个事实实际上反映了南半球经济落后，它的交通要依靠北半球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解决，而不能直接选择最短路径。

离开北京是中午12点。由于飞机朝北朝西飞，太阳也是由东往西，所以飞了11个小时到达巴黎时还只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半。巴黎的戴高乐国际机场共分A、B、C、D四个区，其中A区是新落成的现代化建筑。我们的飞机停靠在A区，而且下一航程飞往内罗毕的航班也从A区登机，所以我可以充分利用8小时的中转候机时间欣赏一下新落成的A区大厅、许多登机口、餐厅、休息区、商店和各种设施。由于建筑是新的，到处闪着亮光，使这现代化的设计格外神气。各个登机口之间没有隔墙，一览无遗，没有拘束，让人感到宽敞。每个登机口都有电子显示牌，标明航班号，起飞时刻，飞往城市，非常醒目。登机口旁边就是免税商店，这儿和过去的布置不同。过去，商店集中在离登机口五六十米远之外。由于建筑落成不久，有的商店货架上的货还没有摆好，但可以看出设计精巧，广告布置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相比之下，北京机场就大大地落后了。据说新的候机楼已在酝酿之中。

因为我在巴黎候机8小时，法国航空公司给我免费提供一顿正餐。机场内餐厅的伙食谈

不上考究，正餐包括面包、奶油、生菜冷盘、热菜（鸡，牛肉、鱼、蛋任选一种）、甜点及水果，体现出干净、快速的机场服务特点。我因没有办理法国的入境签证，所以不能离开机场，否则法国航空公司还可免费提供旅馆让我休息。我在侯机楼转了一会就进到商务舱专用休息室去休息。现在国际航班都有三个等级的舱位，即头等舱、商务舱（我国称为公务舱，相当于二等舱）和经济舱（相当于三等舱）。由于头等舱和公务舱的服务水平和项目相差不大，所以有的航空公司己取消了头等舱。看来这一趋势正在发展。商务舱休息室要凭商务舱机票登机方可进入。里面布置高雅，杂志、报刊一应俱全，饮料和点心任意取用。这方面法航比之其他航空公司还略逊一筹，其他航空公司的商务舱休息室还提供酒类饮料，有时还能喝到X．O．人头马酒；有的还提供全套办公室设备，有电脑、打印机等，都是免费使用。

从巴黎到内罗毕的路途飞行7个半小时，正常飞行时速为900公里上下，飞机的高度为11到12公里（11000～12000米）之间。在这样的高度下，外面的气温为零下45℃。从北京途径西伯利亚到巴黎时，机外气温是零下65℃。可见不但在地面上，在高空中南北的气温也是不同的。以上这些飞行速度、高度、温度等数字，以及离开目的地还要飞多少时间，都标明在映电影的大屏幕上，而且屏幕上还轮换着显示不同比例的地图，上面有飞机当前的位置以及正在哪个方向飞行，使人一目了然地知道自己处在整个航程的哪一段，下面的地面是什么城市。这一套用电子控制的旅程显示设备，我在1990年坐澳大利亚快达航空公司的飞机上第一次见到，现在则已在各大航线上普遍使用了。我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也己采用了这套设备。坐在我旁边位置的一位女士担心飞机晚点，来接的人会接不上。我告诉她，飞机一旦起飞，就不可能晚点到达，因为机上的燃料有限。半路上摔下来的可能倒是有的。她听了我前一句话似乎感到大为放心，再听说还有可能摔下来，又忧愁起来。其实，坐飞机是非常安全的。全世界每天飞行的航班估计有一万次，一年有三四百万个航班飞行，出事故的大约只有10次上下。所以平均起来要坐上三四十万次飞机，或者一个人一生中每天都坐10次飞机，才有可能碰上一次事故。如果一人天天坐在汽车上，一辈子要死上好几十次。坐飞机比坐汽车要安全百倍。

南半球的季节正好和北半球相反，当我们春天时他们是秋季。现在北京是冬天，南半球则是夏天。当然，太阳同样是由东移向西面，但在南半球是从东北移向西北，而不像在中国是从东南移向西南。在南半球太阳总是偏在北方，所以朝北的房子冬暖夏凉，正好和北半球相反。在我国越是北方，房间更需要朝阳，也就是朝南。南半球的天象也不同，北斗星不可能被观察到。但是内罗毕恰好位于赤道，既非北半球，又非南半球。在任何一个时刻，那里既不可能是夏天，又不可能是冬天，同样也没有春秋之分，一年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分，现在正好是他们雨季的开始。照想，位于赤道的国家一定是终年炎热难熬，扇子空调须臾离开不得，可是内罗毕却极其凉爽。我们住的别墅里还装有电热采暖器，而且我也用了它。天气凉爽的原因是地势高，内罗毕海拔2500米。同样的道理，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外界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

内罗毕是第二次大战以后才成为一个城市的，现在联合国许多机构设在此地，再加络绎不断的外国游客，所以内罗毕比之一般城市更像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它的特点是树、花、草和现代化建筑相映成趣。拿该城市的建筑和汽车来看，非洲的穷困在内罗毕城区里不大能感觉到。但以内罗毕商店里商品的档次看，仍旧反映了一个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可说是一种规律。商店里商品的档次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出人民的收入水平。拿我国改革开放15年来看，商品档次上了几个台阶。如果百姓的收入不增加，这些上了档次的商品去卖给谁呢？但内罗毕有不少高等级的豪华商店，里面的东西价钱极高，这也说明这个国家人民收入水平高的和低的相差悬殊。离开内罗毕进入农乡之后，可以看到农民居住的房子相当破旧，据说这些地方在整个肯尼亚的农村中还算比较好的。

内罗毕市区内小汽车极多，而且也有堵车的现象，但堵的时间不长，而且我观察十字路口汽车通过的速度可以得出结论，内罗毕的堵车纯粹是道路容量不足造成的。因为大家都遵守交通秩序，驶过显示绿灯的十字路口时非但不减速，还比正常速度更快一些。不像北京及我国其他大城市，汽车驶过显示绿灯的十字路口速度不及正常速度的一半，道路容量大大地损失了。所以我国城市的堵车现象极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是大家不遵守交通秩序，交通规则本身也有重大缺陷的结果。一般而言，非但内罗毕的交通秩序良好，我到过的其他几个非洲大城市哈拉雷、哈勃罗内，交通也极有秩序。说到这一点使我想起了我国从汉以下，外国使节来到中国时，无不钦佩中国的制度优越，人民有教养，简直是世界上的理想之国。只是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清末，中国才在世界上表现出经济上的落后，制度上的僵化。今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到非洲，竟发现有许多地方非洲比中国先进得多，怎不叫人感叹呢！

当然，内罗毕也不是一切都好，突出的问题是社会治安。我住的两所旅馆里在房间内、在接待处，到处都提醒你注意安全，晚上不要独自出门，不要露白，叫人感觉有点草木皆兵。当地的主人告诉我，近两年来治安恶化与卢旺达、布隆迪等国家的内战，大批难民拥进肯尼亚有关。

我们开会和工作的地点在离内罗毕150公里的纳依瓦萨镇。汽车驶出内罗毕，就进入了肯尼亚的主要农业区，那里种植蔬菜和花木。花木主要是出口到荷兰。这里由于肯尼亚地处赤道，得天独厚，航空交通又十分便利。但农村的经济发达水平比之内罗毕差多了。公路两旁有些农产品的小摊，摊上的货物很少，一个人站一天能卖出多少钱，真是可怜得很。公路上有大小公共汽车行驶，车内挤满了人，车子很老，吃力地在路上爬着，后面的排气管冒着黑烟。同行的非洲朋友告诉我，非但汽车冒黑烟，一切现代化设备的维修状态都很差，只会花钱买而不懂得良好保养的重要性成了非洲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一情况同样存在在我国。尤其在公有制条件下买设备是花公家的钱，维修却要自己花精力，所以不少昂贵的进口设备因缺乏维修而不能正常使用。

路上我们经过了东非大峡谷，这是一处有名的地理景观，它从北向南绵延几千公里，在飞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下到峡谷之前我们停下车来在一处专供游人眺望的平台上向下望去。当地的垂直高差估计有三四百米，下面的房舍、湖泊、牛羊历历在目。世界上有不少峡谷，有的垂直高差达千米，但长度则远不及东非峡谷。站在平台上向两边一望无际的峭壁望去，使人终生难忘。

我们住的旅馆称“野外俱乐部”，占地百余亩，一间间别墅式的独立房分布在缓缓起伏的绿茵地上，其间点缀着一些极高大的热带乔木。客房总数共有六十多间，可是占了如此大的一块地面，只有在地广人稀的非洲才办得到。我的窗户外面是翠绿的世界，是草地，树木，湖泊和远山。除了各种鸟叫声，这里宁静得出奇，每次我朝外眺望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影。旅馆的野地上还有许多动物，我不知道是人们喂养的还是野生的。各种只有在动物园内才能见到的美丽的鸟，这里却随便在草地上走来走去。几对孔雀也不躲人，我走到离它只有3米的距离给她拍了照。旅馆告示牌上警告旅客说，入夜之后不要走到黑夜里去，以防野兽伤人。有一天晚上九点钟，我工作结束走回房间的约150米路上就见到三四十米开外的一只大河马，在草地上吃草。因为旅馆的野地和纳依瓦萨湖相连，旅馆的草长得又嫩又绿，所以吸引河马光临。当时我真想走近一些看个仔细，忽然想起旅馆的公告，警惕地缩了回来，据说河马胆子极小，它的视觉迟钝但嗅觉特灵，千米以外的人，只要在上风头，它就能觉察到，现在河马既然敢走到人烟复杂的旅馆别墅周围来吃草，证明人和动物的关系已经大大地改善了。肯尼亚，以至于整个非洲还保留着野生动物生存的原始环境，旅游业是肯尼亚的第一创汇行业。我们往的旅馆别墅包括三顿伙食，每天65美元，比之中国大城市里的星级宾馆的价格可说是极便宜的。如果社会治安能进一步改善，非洲的旅游业具有极光明的发展前景。我在旅馆里就见到一拨一拨的游客，但其中几乎全都是白种人。也许因为非洲当地人已习惯于自己周围的环境，觉得没有任何旅游价值，也可能是他们的收入水平低，支付不起这样的费用（肯尼亚普通劳动力的月工资约为60美元）。在国际航线的飞机上，大都是白种人，黑人和黄种人都比较少，尽管在全球的总人口中白种人还没有黄种人多。

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还在继续迷恋非洲大地的美丽时，已经到了回国的时候。回国的路线和去时相同。所不同的是同样从北京到巴黎，去时飞行11个小时，回来时只飞9个小时，因为在中纬度的地球高空存在一股恒定的由西向东的大气环流，所以去时为逆风，返程是顺风。这股环流在每天电视的天气预报中可以看到。坐进了返程的机舱，脑子已被回到北京之后要办的事所挤占，但是非洲翠绿的世界还不时在我的眼前晃动着。

1994年12月5日

政府要领头建立和遵守市场规则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成为1994年的突出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宏观调控问题，所以政府当局和理论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善宏观调控上来。可是以我之见，表面上的宏观问题其实质是微观机制问题。经济学家们习惯于边际分析。对上面这个问题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可以这样来思考：如果亏损巨大的国营企业行为不改变，三角债拖欠不清，市场行为混乱并导致整体效率降低，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能起作用吗？何况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执行机构是银行，银行本身的微观机制不健全，“商业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仍旧吃着政府的大锅饭，宏观调控本身还需要先进行一番调控，这种宏观调控能成功吗？反过来看，如果大企业的管理优化问题解决了，三角债还清了，假冒伪劣消灭了，商业信用建立了，整体效率提高了，多数企业赢利了，通货也就不会膨胀了。这说明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出在微观上。因为在边际上欠缺的并不是宏观调控，而是理顺微观机制。当然，宏观上的恰当调控有助于提高微观效率。然而不同于美国30年代初的那场大萧条，那时宏观政策上出现了倒行逆施（需求不足时反而收紧银根，致使物价水平在五年内降低了20％多）。我国近几年在宏观政策上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货币发行超量并不是宏观政策决定的，而是为了微观上救火，不得不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确诊病因，乱开药方，病是医不好的。

当前改革的主要课题是什么，我认为是建立市场规则，这需要一切人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所有权重组，当然是当务之急，但那不需要全体人去参与。把这当作当前改革的大文章，大多数人与此无涉，站在一边等待观望，就会失去时机。有的同志认为建立市场规则只要立了法，大家遵守法律，市场规则就建立了。殊不知现在有不少政府颁布的法律和规定本身就违反了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的原则并不是一切情况之下都是政府至高无上。规则是能为一切人带来利益的需要共同遵守（包括政府）的行为规范。大家都遵守市场规则，大家都能受益，少数人钻空子破坏市场规则，这少数人就会得利，多数人就会吃亏，如果这少数人的破坏行为不受制裁，这多数人也会跟着学，结果市场规则就会荡然无存。当前我国市场上破坏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受到制裁的只是少数，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学。如此下去，我国改革的成果就会全部葬送。外国投资者评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指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市场规则目前正处于危险中，在这样情况下劝导大家遵纪守法是徒劳的，因为多数人不守规则，少数人守规则就会吃亏。出路何在？这就需要政府起作用。政府登高一呼，令出法随，把违反规则的人严加制裁，并且自己带头遵守规则，形势就可改变。这种作用没有别人能够代替，因为政府是在市场之外，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是公正无私的，他是有权威的。可是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有权修改比赛规则，或者光叫人守规则，自己却随意破坏规则，事情就会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政府起了坏榜样的作用，市场就要陷入混乱。

市场制度要求微笑服务，可是多数政府官员和百姓打交道时板着面孔打官腔。这是态度问题难于准确定量，政府自己违背法律、条文的事也不在少数。举例说，国家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最近又在拟反暴利法，禁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可是现在有许多政府部门收费完全脱离了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又以低于成本价在出售产品，如邮资、铁路运输等，一年的直接价格补贴还有300亿元。法律禁止搭售强卖，可是不少税务部门强行推销《中国税务报》等报刊。政府禁止企业做假帐，隐瞒收入逃税，可是税务局又叫企业虚假地扩大利润多上税（北京市规定每名职工的年工资超过6000元的部分不准列入成本，而要当作利润征收所得税）。市场制度的原则是供需双方有权选择交易的对象并协商价格，可是政府自己出尔反尔，跑到球场里来踢球。上述的例子中有的好像从国家利益出发，理有所据。可是其后果至多只能解一时之难，从长远来看，被掩盖压抑的一面终会冒出新问题来。更糟的是政府带头破坏规则，企业和百姓群起效仿，市场就要混乱。要知道，市场规则建立很不容易，破坏起来却非常容易。

1995年的改革，究竟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重新再想一想？

1995年2月2日

法官的难题

天津市发生一起丢包悬赏讼案。丢包人将装有票据现金共值80万元的包丢失，于是在《今晚报》连续三天刊登寻包启事，表示将对拾包人重奖。拾包人用匿名电话与丢包人谈判，几经商量双方谈妥奖金1．5万元。并公开在报纸上。最后两人见面时，丢包人反悔，不愿按约定的奖金付给，于是拾包人诉诸法庭。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认为民法通则规定拾到失物应交还给失主，且拾包而不主动交出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对此判决拾包人不服，表示将上诉。

这是一件包含一系列矛盾的案子。首先，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承认公民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拾包人和丢包人达成奖给1．5万元是双方同意的，至少在形式上具有法律效力，这也是拾包人向法院起诉的主要法律根据。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大陆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1．5万元的奖励显然超出了归还失物的费用，所以双方达成的奖励1．5万元的约定已超出了法律成为非法；其次，民法通则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的民事行为无效，拾包人以匿名电话与对方谈判，实际上是乘人之危。丢包人虽然不愿支付1．5万元奖金，但这将使他遭受更大的损失。他在权衡得失之后不得不出此下策，所以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来判断，天津市和平区法院的判决是对的。

然而这样的判例，可能对今后类似的失物归还的事情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如果得到奖金成为非法，则拾到失物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将缺乏激励去寻找失主，另一方面失主愿意支付一点奖金以减少损失的机会将落空，结果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一种结局。而且失主将自己的所有物丢失，至少是犯了粗心大意的错误，他为此支付一点代价也未尝说不过去。对于拾者来说，如果他昧了良心吞灭拾物，也没有人知道，现在他愿意将拾物交还给失主，因而得到一点额外的奖励也合于情理。从这样的分析看来，法院应判拾包一方胜诉才对。

从社会的长远目标来判断，上面的分析也不完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里，希望周围能提供我们一个安全性极高的环境。如果归还拾物给奖励成为一种制度，路不拾遗也就难于做到。所以对此案判的深入分析似乎无法得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判决。

事情虽然复杂，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但比较一切可行的方案中理应存在一个比较起来最合乎逻辑，且能为大家接受的办法。找出这一办法从技术上看应避免简单地认定某方胜诉对方败诉，而应找出中间过渡办法；从原则上看要区别眼前的实现和最终的长远目标，既应从实际出发，还应考虑到发展的后果。拾包人受奖或不奖，似乎是一个绝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法，但奖励数目可大可小，大可大到失物本身的价值，相当于将失物判给拾者；小可以小到零，相当于将失物判给失主。可见法官在此案中并非只有两种选择：是或非，而是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从当前大陆推行市场经济之后，人性恶的一面己得到施展的机会，这是一个现实。在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将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来要求百姓，非但难于被舆论所接受，而且对教化循循善诱也没有帮助。所以窃以为比较好的判决。一方面应肯定拾包人愿意将失物交出来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在匿名电话中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则带有要挟的味道，非但不合于道德，而且糟蹋了自己的人格。奖金作为奖励道德行为是应该支付的，但数量应当减少。减少的程度取决于拾物中现金价值的比例。比例越高，奖金也应提高。但拾包人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而且在匿名电话中讨价还价，这种行为应当受批评和处罚。如果具体的情节十分恶劣，奖金可以全部扣除。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道德觉悟的上升，奖金的比例还应逐步减少，最后在全社会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时，奖励应该减少到零。

1994年12月18日

损人不利己

人与人打交道，从经济上看，有四种可能的后果，即利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利己和损人损己。这四种后果从道德标准来衡量，损己利人是最高尚的，而损人利己则是最卑劣的。但从经济后果看，利人利己是最有利的，损人损己或损人不利己则是最恶劣的。这种简单的分类平凡而且普通极了，然而里面却可以引导出大学问、大文章。

利人利己是最好的结果，然而双方都要得利，这有可能吗？两个人打交道如果没有净的利益发生，就不可能双方都得利，而只能是一方获利另一方遭损，在对策论中就称为“零和对策”。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大体上是一种零和对策的格局，有一部分人变富必有另一部分人变穷，所以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人和人的关系只能是剥夺和被剥夺，在政治上用现代术语说就是革命和反革命。

市场制度出现之后，情况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关系建立在人和人平等讨价还价的基础上，任一方都不能强制另一方。在这种条件下，上述四种可能中仅仅利人利己的情况才会发生，因为其他三种情况下都至少有一人受损。如果不被人强制，这种结果一定会被当事人否定掉，所以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市场制度开辟了增加社会财富的广阔道路。现在我们见到的一切买卖都是同时有利于双方的。国际贸易中买方赚钱，卖方同样赚钱；其实国内贸易又何尝不如此。交易能使双方都得利的原因，是各方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避免了劣势。我们能用几角钱的代价买一盒火柴，正是利用了火柴生产厂的优势，避免了自己去生产的劣势。所以交换是不等价的，妙就妙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相反，回顾过去搞的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都是强制人们参加，结果都造成了国家经济的重大损失。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仍没有好好总结一下在经济活动中强制一方参与会造成什么后果，因此很难保证以后类似的事不再发生。

其实，损人不利己的事还多得很，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此，见怪不怪了。下面试举一些例子：

到邮局寄印刷品，当局规定印刷品内不许夹寄信函，因为印刷品的邮资较低，怕寄件人在书籍内夹寄信函，揩了国家的油。有了这项规定，寄印刷品时不能事先包装好，包好了的到窗口检查时，还要拆开。这增加了许多不便，甚至经常引起口角。有时寄书的同时确有必要同时寄一封信，因为有此项规定，只好另外写个信封贴上邮票，与书分别投邮，但印刷品投递速度慢，对方先收到信，若干天后才收到书，有时弄不清二者有何关系，误了事。这样的规定对邮局并元任何利益。如果信放在书里一起寄走，分拣、投递都一次完成；如果书和信分别寄，分拣、投递工作要加一倍。所以此项规定可以归之为损人不利己，更恰当他说应该是以损人为目的，以损己为手段。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分析此项规定的利弊，因为这造成的国民经济的损失每年可能上千万元。

过去发放票证（粮票、布票等）时，票证是不许可交换的。但如果有两个人一个想卖，一个想买，他们之间的交换并不影响任何人，禁止他们交换就是损人不利己。推而广之，一切个人之间或法人之间的正常商业买卖，如果第三方出面禁止，都属于这一类。两年以前报纸上曾报道过上海向广东购买一批家用电冰箱，因为成交的价格高于国家限价，上海的物价局禁止他们成交。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反对商业活动中牟取暴利，但采取的措施却不可以禁止别人交易，而只能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引导消费者有寻觅合理成交价格的机会，例如公布各个卖方的索价水平。只有对欺行霸市的行为，政府可以用法律手段加以制裁，因为它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

过去限制公民出国，办护照时要通过十八道关卡，每一道关都有被否定的可能（说得难听点，都有被刁难的可能）。其实，别人要去国外。他又碍着了谁呢？不让人出国不是损人不利己吗？（按“出入境管理法”的规定，仅有未了法律案件的人及极个别出国将有损国家安全的人不许出国。）现在在大城市中申办护照的手续比过去大大简便了，但小城市仍旧不容易，而且办护照仅是一例，好的是现在有法可依了。其他许多规定仍无法可依，经办人受刁难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自己亲身的经验，只是没有觉察到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恶劣行为，没有认识到中国之所以穷，这是根本原因之一。这几年变得富了一点正是这种事情逐渐在减少。更不容易认识的是自己有时受别人的刁难，生出一肚子怨气，可是遇到机会，自己又成了刁难别人的人。

1995年2月20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五)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五)

科技成果的市场选择和商品化

我国有大量的科技成果不能成为生产力，束之高阁成为无用之物。此中原因究竟何在？如何改变这一局面？这些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回答，为什么科技成果要经过市场的选择，要经受市场的考验？有不少很巧妙的新发明，因为不能商业化而不能采用，岂不可惜？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承认并接受科技发明必须能商业化这个事实，并不明白这个事实的依据是什么，这样做是有利于社会还是不利于社会。

人们无不希望过上物质丰富的生活，可是人们所能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产生了稀缺的概念。由于人的物质欲望无限，稀缺就永远存在。各人努力用各种方式在市场上赚钱，就是为了丰富物质享受，减少自己的稀缺。然而从社会整体来看，要从根本上缓解稀缺的问题，还得依靠科学技术。所以有“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说。确实，近一二百年以来物质文化的进步都是靠的新科技。如果没有新科技，我们非但不可能享用汽车、电视、电话、音响，恐怕连能否吃饱肚皮活下去都是问题，因为粮食增产是靠了化肥和绿色革命，这都是科技成果。对于未来，我们仍寄希望于科学技术，它不断帮助我们克服稀缺，使物质享受越加容易获得。

是不是一切新发明新工艺都能够克服稀缺增加物质财富呢？并非如此。有些新发明，构思虽然巧妙，可是成本太高。换句话说，它消耗的稀缺物品比之它能提供的稀缺的物品更多。如果社会接纳了这种新发明，社会不是变得更富足而是更穷困。所以科技成果要经过市场的选择，经受市场的淘汰。

能否为市场接受的标准是此项新技术能否为企业带来利润。或者说收入减去成本是正还是负。如果是正，说明此技术为社会增加了财富，否则则是消耗了社会的财富。这种判断的前提是钱可以通过商品的价格正确地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或者说，价格必须正确地反映商品的真实价值。谈到这里，我们又面临了什么是正确的价格的问题，又发生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以及如何度量价值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不要说科技工作者，连许多经济学家碰到这些问题也感到棘手。有的经济学家花了一辈子时间试图搞清楚它，有时他们自己感到似乎弄清楚了，可是未能向他的学生说明白，更谈不上让广大公众去理解。好在现在独辟溪径，找到了一条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持的简捷明了的解决办法。

在一个自由买卖的市场经济内，商品供不应求时会引起价格上升，于是生产被激励而消费受压制。如果供过于求则发生相反的过程。所以通过价格的调整可以实现供需均衡。此时出现的一个特点是按照均衡价格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商品，而且也可以按均衡价格出售一切商品。于是任何甲商品可以交换任意乙商品，只要先将甲商品卖掉，再将所得的钱去买乙商品。他们的交换比例反比于它们的价格比，即价格高的商品用较少的量可以交换较多的价格低的商品，当一切商品都可以通过钱的媒介自由买卖，且价格达到均衡价格时，钱在客观上成为度量价值的单位。这是一个事实，用不着任何理论去证明。相反，如果我们提出不同于均衡价格的另一种价格理论，不论这个理论如何雄辩，在事实上它不能用来实现商品之间按这种价格来交换，这种在实践中行不通的理论有何用处！

我国目前的价格比之过去已经更接近于上面提到的均衡价格，因为绝大多数商品已经由市场来调节价格。但仍不能说已经消除了一切价格扭曲。黄金、外汇都还不可以自由买卖，国家还对住房、交通、邮政（指1996年12月邮资调整之前）等进行巨大补贴，银行利率还在国家管制之下，这些价格扭曲将波及到一大批商品的价格，使得衡量一商品的价值发生困难。在一些重要的经济评价中要用到所谓“影子价格”，即设想在消除了一切价格扭曲之后的均衡价格。

有了均衡价格理论作基础，从事科技开发的同志就会运用价格来测定自己成果的价值，并进一步自觉用市场和价格来指导自己的研究方向，使之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应该承认，我国有一大批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其中原因之一是这些成果本身缺乏市场价值。换言之，它本来就不是生产力。相反，凡是经济价值高的成果一般都比较容易找到愿意投资的一方，帮助它投入生产。当然，市场不健全，信息沟通不够，资金渠道不畅，缺乏企业家人才，也都是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原因，但不能否认，成果本身通不过市场检验也是原因之一。

市场是多变的，价格也经常在变化。一项成果是否真正是生产力要经受一个变化中的市场的检验，似乎缺乏客观性。然而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规律也与自然规律不同。科技成果是否是生产力确实会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由于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竞争性产品的出现，当地资源条件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各种原因，使得价格结构发生变化，而且成果本身的价值也在变动。今天有利的成果若干年之后可能变得不利。长江三峡有一千多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发电是三峡工程的一项主要经济产出。但三五十年之后如果出现了新能源，电力价格对于其他价格降低的话，三峡的经济性将随着发生变化。价格变化对一项成果经济效益评价的影响有时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像三峡工程这类将继续发生作用几十年上百年的大项目更是如此。这里讲的是由于时间不同，使得成果的价值发生变化。空间不同，成果的价值也是不同的。一项在美国能取得巨大经济效果的新技术，搬到中国来用就未必适用，因为两国的价格结构不同。譬如说，美国劳动力对资本的相对价格比，比之中国的来得高。因此多投资以节约劳动的技术在美国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在中国就未必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不少企业见到外国技术先进就引进到中国来，结果却并不好，成为盲目引进，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一项技术的成败与它所处的社会条件，尤其是价格结构有关。过去我国的价格严重扭曲，许多经济评价失去了客观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迷失方向。可见价格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依赖于市场，不仅是它的商业化必须靠市场的作用，它是否确是潜在的生产力，也必须由市场上所形成的价格来判断。而且大量科学技术是受利润机制所驱动的。失掉了市场，科学技术将失去自己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也有必要学习一些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便能更自觉地用经济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防止劳而无功。

1995年5月25日

理性的谬误

20世纪末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实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们，全面地转向了以自由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原先就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则普遍进一步实施将企业所有权从国家转向个人，而且，放松管制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方向。然而这个全面转型的过程却并不顺利。不用说原苏联和东欧诸国，他们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就以最成功的中国的例子看，虽然我国的经济获得空前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大大提高，但潜在的问题仍旧深刻地困扰着我们。通货膨胀、失业、贪污腐败、三角债、企业亏损、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社会治安恶化、赌博娼妓和风气恶化，这些问题在改革以前基本上都不存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经验似乎说明，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如何从解放前的市场经济转轨到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的历史，将发现这个体制改革却相当顺利。1949年解放时没收了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及少数大官僚的私营企业。1953年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逐步扩大到棉、油、肉、茶、糖。1956年实行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名义上是将私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实际上是政府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将私营企业以低价收购变成国营企业。这几个重要步骤的实施并未遇到有力的阻挡，相反，全国人民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激励，一致拥护取消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实施永无失业恐惧的终生雇佣制，而且人人有免费医疗，不再有通货膨胀。比较一下这一正一反的制度改变，能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呢？我认为基本的教训可以用五个字来归纳，叫“理性的谬误”。

不论是有识之士还是芸芸众生，也不论在哪一个朝代总有强烈的声音对社会上种种现象表示不满。即使是歌舞升平的年代，也总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因此，用理性去改造社会，甚至发展一种“社会工程学”的学科便始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出自这种观点。尽管我们已经吃尽了计划经济的苦头，也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但社会工程学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失去市场。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犊的文章批评市场的毛病并提出各种管制办法。各级人大的会议上类似的提案更不在少数，马上就要通过一部节能法，用法律来管节能。将来极可能还会通过节水法、节钢法、节人力法、节外汇法、节资金法，几百上千个互相打架的法律。总之，我们对市场经济充满着怀疑，同时又深信，理性行为可以纠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弊端。

不要说我们这些智力平常的人，一代哲人爱因斯但也曾经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热心拥护者，他曾视为明白无误的是“人类的理性一定有能力找到一种分配方法，它将和生产方法一样地富有成效”。他还写过“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应该取代资本主义秩序的“为获利而进行的生产”。我国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赞成用工程的方法来设计和组织社会活动，把社会活动看成是一个可以观察，可以控制的系统工程对象。经济控制论这门课在许多大学里被传授，并列入了教委的大学教学课程之中。

为什么社会工程的想法行不通？要把这道理说透是很难的一件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那克在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不幸的观念》（The Fatal Conceit）（有内部发行的中译本）就是专门论证此事的。凭着哈那克的学问，他还写了相当于13万中文字的巨大篇幅才算交卷。对于大多数的读者而言，不经过深思熟虑和对历史事实的反省，建立起自由经济的概念不是容易的事。根据我自己的学习，倒觉得复杂的论述可还原为基本的几条原理。首先，经济事物的因果关系比之自然科学要复杂百倍。一项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和最初制定的目的背道而驰。而且社会现象无法通过实验来判定是非。社会工程学的信仰者往往假定有一个“正确”的先知，他会根据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事实上针对同样的问题往往有几个全然不同的对策。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本事对哪一对策最有效作出正确的判断。正好像没有人能预测股市的波动一样。其次，社会工程（包括计划经济）的执行者，以政府的权威去管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官员必定握有其他人所不拥有的权力。权力虽不等于腐败，但一切腐败都由权力产生。所以非自由市场的经济如果缺乏民主监督，几乎必然发生腐败。即使政府管理有效，其效果也往往被随伴的腐败抵消。

为什么我们相信自由经济？撇开复杂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可以用几条基本原理来说明。首先，一项交换是否有利于交换的双方，当事人最能作出判断，用不着第三者去介入。只有当交换会影响到其他人们利害时（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外部性），才用得着政府去管理。自由经济之所以能导致繁荣，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充分地利用了交换获利的机会。其次，个别的交换虽然是盲目的，价格信号却丝毫也不盲目，它能精确地反映供需形势，并引导生产与消费。我们曾体验过各式各样的比例失调，从买不到火车票到棉花大战，或因价格信号的形成和传递受阻，或因供需中一方不能随价格信号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可叹的是我们常常认为是价格偏离了我们头脑中的价值，甚至认为是价格发了疯，所以要把价格管住。

那么政府还应该起作用吗？当然是的。政府首先要把治安管好，保障公私的财产所有权；政府要提供公共商品如道路、灌溉、防洪；政府要维持好市场秩序，制止各种欺骗和不讲信用的行为，并防止不公平竞争。如果政府放弃那些不该管的，把该管的真正管好，我国的经济还大有潜力可挖。但是这一希望不断地被社会工程之类理性的谬误所阻挡，实现起来还相当渺茫。

1995年6月3日

从“保险费”怎样变成“乱收费”谈开去

1995年6月，我到南方出差，去了好几个城市。在住旅店时发生了完全不应该发生，却又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在退房结算时忽然冒出一笔保险费。钱数虽然不大（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人深究），却完全违背了商业规则。因为保险是顾客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怕因风险发生某种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交易，万一风险成为事实时保险公司要负责赔偿。决不会有任何人在事情过去之后，因为庆幸自己没有出事而向保险公司纳贡的。我们所遭遇的情况正是事先并没有告诉我们保了险，事后却要求顾客支付保险费。这里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事先不声明保险，万一出事保险公司可以赖帐不赔。而我们手中又没有任何凭证可以作为索赔的法律依据。所以这笔“保险费”就成为保险公司没有赔偿义务的“乱收费”。

保险是一种商业行为，顾客有权利投保，也有权利选择不投保。换句话说，保险公司根本无权强制顾客保险。（养老保险是例外，因为除非夭折每个人都会变老）即使顾客自愿投保，保险公司也应先将保险的条款交代清楚，特别是发生损失时的赔偿金额，同时保险公司应该将附有公司签章，有法律效力的保险合同书交给顾客保管，作为万一出事时索赔的根据。而这一切在我们住过的旅馆统统都没有。所以保险费成为乱收费的一种借口，附带说一句，现在坐飞机保险时的保险合同往往和客票用订书机订在一起，旅客乘飞机时带上了飞机。万一飞机摔下来，保险合同一样粉身碎骨，罹难者的亲属根本无法证明他曾保过险。在我们所到之处，乱收费借保险费的名义能够畅通无阻不受抵制，说明了广大群众作为消费者对自己的权力和义务不甚了了。有人说要交钱，自己就莫名其妙地把钱交了。

这次出门还看到了一个孰视而无睹的现象。即不论是坐飞机，还是全程对号人座的火车，旅客上车登机时无不带着紧张恐慌的表情争先恐后。这一现象不但在国内，而且同胞们还把它带到了国外。只要看中国民航的航班办理登机时，总是挤挤攘攘，和其他航班的秩序井然相比，显得非常乍眼。但中国人在外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办理登机时，并没有这种紧张惊慌的表情。我曾注意这一现象，并试图探究其原因，但一直不得其要领。现在联系到保险费变成乱收费的事，我忽然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中国人在市场上很少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倒是垄断企业或大企业（往往是国家办的）随时随地可以侵犯消费者的权益，欺侮消费者。百姓们有了这个经验，虽然车票机票上有对号人座的说明，上去之后有没有位子心里还不是很有把握的，所以出门旅行时往往处于情神紧张的不正常状态。

也许有人会批评我是神经过敏，把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扯到了一块，甚至说故意在我国的市场经济脸上抹黑。为了对应这种可能的指责，下面再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

1994年5月我出差去广西北海，在坐飞机回北京登机之前，先把行李办了托运。那里对行李没有调光检查，马马虎虎就过了关。可是在检查手提行李时，我同行的一个朋友背包里装的一瓶茅台酒却被扣下，说茅台是高酒精度的烈性酒，属于易燃品，不让登机。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的大机场都设有免税商店，专门出售各种酒类，供旅客出境带上飞机。别人的烈性酒可以带上飞机，为什么北海机场就例外呢？再说，我们身上穿的化纤衣服，也属易燃品，难道都要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上飞机吗？虽然我们据理力争，因而召来一大片围观群众，可是越吵越坏事，我们几乎要被当作滋事寻衅流氓拘禁起来。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出示了VIP（十分重要人物Very imporortant person）证件，安全检查员忽然前倨而后恭,立刻放行,当然连茅台酒也一起通过了。事后我专门写了一封信向民航管理局反映。焦点是为什么行李检查马马虎虎，却对一瓶茅台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为什么普通人不允许带，VIP 却可以带？最后我居然得到了回答，可是这个答复令人啼笑皆非。说是因为人员水平低，业务不熟悉。我们的大企业不但有欺侮消费者的习惯，而且一旦被告发，还有横顾左右而言他的本事，如果认为这个事例并非典型不足为凭，让我再举一例，那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铁道部规定托运货物如果运费不按时交纳，要支付迟纳金。其罚则是每天罚欠交金额的1％。（见铁道部货物运价规则第35条，1993年119号文）

迟纳金是应该交的，因为客户耽误了铁路的资金周转，理应负担利息损失。但每天罚欠款的l％，三个月下来付款就要加倍，这大概是现代社会中利息最高的高利贷了。作为对比，信用卡透支一般认为是利率最高的借款，其利率很少超过每天1‰。在发达国家一般是每天0．5％。在高通货膨胀的我国，国家银行给储户的存款利息没有超过每天0．5‰。而铁道规定的利率为此数的20倍。许多同家由中央银行控制利率，允许商业银行上下浮动一个百分数，顶多不会超过50％，而铁道部的利率比规定值高出2000％。我知道有一个3000人的工厂，去年被铁路系统一次罚了二百多万。平均每名员工辛苦一年创造的价值中被罚了700元，而铁路方面却不费吹灰之力，白捞了二百多万。这种事有地方告状去吗？工厂领导连想都不敢想。他安慰自己说，幸亏铁道部没有规定每天罚10％。

1995年7月10日

远虑和近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人们从多少年来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金科玉律。什么样的是远虑？我们考虑明天的事，明年的事，甚至下个世纪的事，但很少人考虑几代人以后的事。而且对下一代的关心多半只限于自己的儿孙。这样的远虑似乎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更长远的，范围更大的事。但是有两点原因妨碍了我们这样做。一是我们的知识有限，弄不清今天的行为对几代人以后的生存会发生什么影响，做什么事会有利于后人，哪些事将不利于后人。二是缺乏对后人的责任感，因为那是我们身后的事，哪怕天塌下来，也与我无干。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我们确实没有将大范围、几代人以后的远虑，变成为今后自己的行动指南。

就上面谈到的第一点原因来说，近几十年来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使我们对事物的长远后果有了丰富得多的知识。例如人口增加与地球环境容量的矛盾。现在我们懂得，森林的消失，地下水的枯竭，渔业资源的减退，生活的拥挤等都与人口增加有关，控制人口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方针，30年以前这在我国还是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又如全球气候变暖的研究，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全球的气温的确在缓慢地上升，而且这种上升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研究说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燃烧大量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石油和煤炭，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增加了大约1/4（从万分之2．7增加到了万分之3．5）。如果任其发展估计到下世纪中叶，浓度将增加一倍，同时气温将比现在上升2到4度。照外行人看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微小含量和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科学计算证明，正是由于这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更微量的所谓温室气体保持了我们周围的气温，没有它们的话，大气平均温度将是零下20度左右，大多数人以为气温上升三五度完全在人们可以忍耐的范围之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科学家们却不这样粗心大意，他们研究地球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气温升降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发现气温上升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森林大片死亡，降雨的分布变化，植物和动物的分布随之改变，灾害性气候出现的频率增加，其经济后果究竟有多大，各人的估算差别很大，究竟如何还很难说。

有人以为气温上升如果是二氧化碳等气体造成的，等到真正发生了灾害再来采取措施也不算晚。这种想法是由于不了解各种成分的气体在大气中循环的性质而形成的。二氧化碳气体分子在大气中的寿命估计平均为500年左右，即要大约500年才有机会溶入海水或重新被植物吸收。容纳二氧化碳的主要介质是海水，表层海水吸饱了二氧化碳之后，要流到海洋深处，腾出地方让深层海水浮到表层来吸收二氧化碳。所以大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要等深层海水循环到表层。而海水的垂直方向的循环要800到1000年才完成。这些现象决定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非常缓慢。正好像50万吨的巨型油轮，船长发出停止的命令之后，轮船还要向前滑行好几海里才能真正停下，大气成分也具有巨大的惯性。等到我们确认事情出了毛病再停车，根本来不及了。

除了大气成分造成的危险，还有更为根本、更隐蔽、惯性更大的变化也可能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这就是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根据考古研究，我们知道人是猿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而成的，这个进化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至少要几万年才能看到一些端倪，但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过去生物进化是适应自然环境的优胜劣汰。可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能不能适应环境全都取决于社会环境而几乎与自然环境无关。过去的淘汰规律是体力强壮，能够获取足够的食物并在争夺异性中取得胜利的有机会繁殖后代。现在仍旧是食物和异性在决定繁殖过程，但靠的完全不是体力强壮，是什么因素代替了体力强壮？是聪明才智？是诡计多端？是光明磊落？我们根本不知道。因此人类正在朝什么方向进化我们全然无知。如果诡计多端的人有繁殖优势并成为淘汰规则的活，将来人类成为一群彼此阴谋计算别人的可怕生物，到那时再来纠正就太晚了。

这些事情确实是很遥远的事。虽然其起因都是我们眼皮底下正在进行的事，但人们事实上对其进程毫无控制能力。另外有些事其后果已确实发生了的。例如我国华北地区的干旱化过程，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在50年代京津一带年降水量为650毫米左右，现在已逐渐降到四百多毫米。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但京津地区缺水的问题越加严重，华北整个地区退化为沙漠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如果拿中华民族三千多年前的华北和中原的环境和今天作一对比，或许可以发现造成华北的缺水的直接原因是毁林。那时全国有多少森林虽然没有测量的记录保持下来，但从各种文献记载的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大大地不同于现在。譬如周代诸侯各国交换礼物的清单中就有犀牛和大象。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蜀山兀，阿房出。”可见秦始皇为了造阿房宫把四川山上的树砍光了。甚至100年前瑞典地理学家考察罗布泊时还记下了当时百姓巧妙地捕捉老虎的方法，可见那时罗布泊不但有水，而且有草有树还有众多的小动物作为食肉老虎的生存条件。而今罗布泊已成了一片干涸荒地，不要说老虎早已消失，连植物都难以存在下去。

为什么森林可以增加降雨？大家都知道，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最终有两种归宿，或者经过溪流河道汇入大海，或者重新蒸发成为水汽升腾上天。因为地面系统所含的水量从长远来看是稳定不变的。重新蒸发上天的水汽有可能再次成为雨水降落下来。所以蒸发升腾的水汽越多，降雨也越多，气候会变得湿润一些。森林的作用就是将雨水截住，让它慢慢地流走，在流走以前会更多地蒸发成为大气中的水汽，人们乘飞机经过千岛之国印尼时，如果碰巧刚落过雨，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有森林的岛上蒙着一股垂直的云雾。那就是蒸发水汽升腾所形成的。在大陆上，这股云雾可能再次遇上冷空气，凝结成雨降落在别的地区。人们看到江河湖海，认为那是巨大的水体。其实云雾所包含的水体超过江河湖泊中流动着的水体。为了解救华北的干旱缺水，人们修了引滦入津的工程。现在已经开工将汉江中游的水用人工渠道和扬水机械引到山西。这项工程的投资达百亿元之巨。但很少有人思考如何利用空中河流来输水，即通过绵延不断的森林，将水汽引导到华北来。这样做的话，还可以减少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增加木材的生产，改善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即使森林不能增加华北的降水，它的附带的生态利益也值得我们为之一试。

人口、气温上升，人类进化，华北干旱似乎都和我们眼前的生存无关。在八小时之内，每个人都忙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只是到了八小时之外，才空下来想一想属于远虑的事。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无这份远虑，或者虽有考虑却无行动，远虑最终难免变成近忧。

1995年6月8日

摊派

今年初，我所在的单位被北京西城区税务局的一个税务所摊派订购《中国税务报》和《北京财会》两种报刊。为此我曾向西城税务局反映，局里还派了三名干部到我处向我解释。以后我又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得到的答复简单说来，同意这种行为是一种不正之风，但现在己成了风气，牵涉的面相当广，一时难以扭转。最近我几次去现场调查研究，发现摊派订刊物远远不止税务系统。农村工作系统、民政系统、环保系统，乃至党组织系统，全都有自己的摊派任务。它已泛滥成为一种灾难，它的间接影响非常恶劣。

摊派不同于贪污，它不可能被起诉。现在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对摊派者治罪，所以从事摊派是绝对安全的。摊派订阅报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督促学习。这样看来它非但没有罪而且还有功。可是摊派活动真正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是利用职务上的权威牟取私利；是一种不作贡献就能获得报酬的最便捷的谋利之道。许多摊派活动中个人能得回扣，有的在年末单位能分得一笔红利，有的干脆就是单位办的一项“实业”，正因为它虚伪的正当性掩蔽了个人动机，它才会以巨大的动力和迅猛的速度席卷全国。

单纯从经济上看，摊派比之贪污造成的损失更大。因为贪污只是财富的转移，购买力从一个人（或单位）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它并不形成物质损失。摊派则不同，摊派订的刊物要花人力物力印制出来，然而并没有人读它。我们单位订的《中国税务报》和《北京财会》连封套都不拆，直接扔进了垃圾筒。这种物质损失一般是个人得利的5倍到10倍。换言之，个人为了一元钱的回扣，往往要浪费社会5到10倍的财富；它是不惜巨大的社会浪费来牟取个人私利的罪恶活动。

大多数靠摊派维持的报刊质量低劣。办报刊的人不需要把报刊办好，登的文章缺乏新意，废话连篇，印刷马虎，错别字到处可见，这类报刊的经办人员并不把心思用在如何登好文章上，而去钻营关系术。他们用回扣、分红、谄媚、请客去扩大订户。它们不怕竞争，也没有人能跟它竞争。相反，一些真正办得好的报刊反而销不出，因为单位订阅费有一定限制，订了摊派报刊就没有钱去订真正用得着的读物。

摊派已经成了风气。广东省某地强行摊派每名党员干部捐资50元用以帮助穷困地区发展经济。表现上看来这是件好事，可是仔细分析是弊远大于利的，现在干部的收入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甚至维持生活都有困难。对于没有额外收入的干部来说，50元钱也称得上是一项不大不小的负担。干部帮助穷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首要的方法不是捐那区区的50元钱，而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满腔热情地，不是打着官腔地为当地的百姓和企业服务。这种服务精神恰好是穷困地区最为需要的，而1000名干部捐的几万元钱要想用来发展经济真是杯水车薪。摊派捐钱未必有助于改善官员们的服务精神。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经济桔据的干部受了硬性摊派的委屈，很可能是降低了他们的服务质量和贡献精神。各种摊派的经济负担如果强加给了企业，企业的反应可能将这笔负担转嫁给顾客，也可能鼓励他们通过偷税漏税来弥补。政府对这种活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摊派最大的恶果是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搞摊派的政府机关自己破坏市场规则，和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沦为同一类人，他还会有什么资格去维持市场秩序？能发号施令搞摊派的都是手中握有各种实权的党政单位。他安排的摊派别人不敢不屈从，因为如果不屈从就会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你。摊派的背后有一根棍子在支撑着，这根棍子是用来揍人的。这些搞摊派的党政部门，利用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权力去破坏社会的公正。他们在群众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支维护正义的力量。真正需要他们出面主持公道的时候，他们已变得软弱无力。

应该承认，有一部分摊派收入用在了支持正当的政府活动，只因为这部分活动没有正常的款源，所以出此下策。例如政府官员的收入过低，可是加薪水又受中央规定的限制，所以用这种产生巨大社会浪费的摊派办法来弥补。要取消摊派首先要将这些正当活动的款源落实，否则就是一句空话。然而要为一项活动设立名正言顺的经费来源却远不是简单的事。取消摊派之所以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此。可是如果我们认清了摊派是以5倍以上的浪费为代价的筹资办法，或许会增加一点我们治理摊派的决心。

1995年10月5日

“不二价”和超级市场

解放前，我国有不少老字号都用“不二价”来标榜自己诚实无欺，意思是说，他所提出的商品价格都是最低价，不允许还价，也不必要还价，这种“不二价”的经商规则实质上是商业行为的一种革命。因为过去做生意都有讨价还价的过程，现在变了“不二价”，这个过程不再存在了。大家都知道，讨价还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不小心还价高了，就会吃亏。越是大笔的生意这个过程越复杂。双方都要搜寻大量的价格信息，并从中定出自己的谈判策略，于是价格谈判成为耗时费钱的一项工作，这使得双方的交易成本上升，使一些本来可以成交的买卖做不成，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谁也没想到，“不二价”的中国发明被西方的超级市场接了过去，并切实地付诸实行。老字号标榜自己“不二价”，但是不是真的“不二价”却很难说。只要顾客还了价，店家还得再认真想一想，于是“不二价”仍旧变成了讨价还价。可是在超级市场那里，顾客并不和售货员打交道，因为超级市场里根本就没有售货员，只有收银员。顾客只和收银员打交道，这时商品上称的价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不二价”。

“不二价”有什么特点？它必定是接近于成本的最低卖价。有过出卖商品经验的人都知道，谈价格的时候总是捉摸对方可能出的最高价是多少，尽量把成交价抬到这个最高价。自己有一个最低价，它是接近于成本的价格，低于此价买卖就要亏本。但最低价是自己的底牌，决不泄露给对方。在超级市场中商品所标的价就是最低价，这倒不是因为超级市场的老板不想多赚钱，而是因为超级市场互相之间的竞争，只要你标的价稍微比别人高一点，生意就被别人抢去了。超级市场想赚钱，不能从价格上打主意，只能从改进内部效率降低成本上打主意。

超级市场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就己在美国出现，但它的大规模推广则是在60年代。凡是超级市场出现的地方，其他零售业很难与它竞争，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席卷了全美国，并迅速推广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外行人看到的，只是超市里商品的琳琅满目。其实它引起了一场商品经济的重大革命，即彻底消除了讨价还价这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大大减少了顾客受骗上当的风险。实际上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几乎等同于在无人售货机上买东西。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国外去，对当地的物价情况不了解，想买东西怕吃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光顾超级市场。

当前我国商业秩序极其混乱，漫天要价，假冒伪劣，不守信用的陷井到处都有。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一笔买卖都像自动售货机那样诚实无欺，顾客怕吃亏上当的心理障碍彻底消除，商业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一切贸易的机会全都可以利用起来，社会将得到巨大的利益。

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有一共同的感觉，即美国的物价很低。一个非技术的普通工，譬如餐馆里洗碗的，一天可以赚40～50美元，而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120美元，所以打三天工就可以供一个月的饭钱。这种低物价水平和超级市场有很大的关系，是它把漫天要价赚取欺骗性利润的恶劣行径赶出了市场。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使价格接近成本，消除超额利润是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这里要用到稍为复杂一点的推理。包含超额利润的价格是一种扭曲的价格，它会导致消费者作出错误的选择，例如在改革之前手表的利润高得惊人，而粮食的价格则比成本还低。这种价格扭曲导致消费者减少手表的购买而增加粮食的消费，使本来就供不应求的粮食格外紧张，而手表的生产潜力则因需求不足而不能发挥。再如目前（指1996年底之前）邮资是国家补贴的，本市信函一角钱大大地低于成本。由于信函比打电话还便宜，消费者为了传递一个信息，可能选择寄信而不去打电话，结果是浪费了社会的资源，因为电话的真实成本可能比寄一封信低。换句话说，由于价格扭曲，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消费者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浪费了社会资源。

由于超级市场的空前成功，全世界出现了一种试图将超级市场的规则推广到其他行业的趋势。现在大批出现的批发超市，电子银行和自动取款机则是另一些例子。本来银行是最需要信用的行业，过去银行的信用主要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用自动电子银行能否获取顾客信任似乎是有问题的，但美国在80年代初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之后，电子银行得到迅速发展，甚至超越了国界。现在凭一张信用卡可以在世界各地付款甚至提现。对我国而言，推广超级市场这种不二价的规则更具有迫切性。去年我国政府规定了一切商品均需明码标价。这一规定虽然和真正的“不二价”还有差距，但出售商品的一方在给商品标价时必定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如果标低了将失去赚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如果标高了会被竞争者抢去市场。所以明码标价加上充分的竞争可以便商品的价格降到成本点上这种政策比之几百个物价检查员更有效，也更符合市场的基本规则。

1995年10月11日

何必较这个真

1995年9月6日《光明日报》第10版刊登了一位女记者写的题为“我偏要较这个真”的文章。文章讲了她经历的几件事情，由于别人办事不讲原则，违反了“文明”，她不怕麻烦费事，不惜代价地“较真”，教训了那些无原则的人。第一件事是面的司机推说没有带发票所以不给开，她坚持了20分钟，这位司机终于屈服，从小抽屉里拿出发票给开了。但又为了要找5角钱，双方都没有零钱，她又坚持了10分钟之后，司机再次屈服，从小贩那里换了零钱结束了这番争论。第二次也是坐面的，司机未经她同意，在中途又拉了两位顺路的乘客，她虽然同情出租车司机工作辛苦，但这次拉客侵犯了她的权利，最后逼得那位司机把两位乘客赶下了车。第三次是她用一张破旧但完整的1元人民币买晚报，摆摊的嫌钞票太破不愿接受，她据理力争。摆摊的一时性起，宁可白送她5角钱的晚报也不愿接这张破票子。她却揪住不放，非要用这1元破币并要找还其余的5角钱，最后摆摊的也屈服了。这三次较量都以她坚持原则，不怕耗时费事，取得了成功，所以她用“偏要较真”这四个字不无得意地写了这篇文章。

这位记者的行为似乎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她的亲友也赞赏她的勇气。她最后说，作为记者，要用手中的笔传播文明，维护文明。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了什么是“文明”的问题。对文明的解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立的。那么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呢？大家也许立刻会在脑海里出现两种人的鲜明对比。野蛮人是无理可讲，随时准备动武的人；文明人是彬彬有礼，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所以盛洪先生曾归结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历史。从无数次两败俱伤的教训中逐渐学会了谈判妥协，从合作中求利益。这个历史是文明发展最基本的特征。张曙光先生也说，制度创新就是寻求如何均分合作剩余利益的规则，人类制度创新的历史就是不断寻求从合作中获取剩余利益的机会。市场经济和人类历史上各种其他经济的一个根本区别，从制度上分析，就是市场经济允许乃至鼓励每一个人与别人合作，双方都从合作中取得利益，只要这种行为不妨碍别人的同样的权利。所以市场制度是一种利人利己制度。正是这种制度的特色，使得人类社会在近300年内取得了物质享受方面辉煌的胜利。附带说一句，不少人以为物质文明的进步是科学技术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是不错的，但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进步是因为市场制度的鼓励，发明人会从市场安排中得到回报。相反，如果谁发明了有利于生产的技术就要被杀头，科技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与利人利己相反的就是“损人不利己”。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位记者所做的三件事，确实都是损人不利己。第一件事双方为了11．5元钱的发票相持半个小时，如果让司机去拉别的客人，半小时可以赚上20元。记者自己也白搭了半小时进去。第二件事硬是把顺路搭车的人赶了下去，对任何人（司机、中途上车的人）都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第三件事，摆摊的已经同意白送她一张晚报，但她并不罢休，非要对方认错。这三件事都可说是不折不扣的“损人不利己”。我认为这些事并不符合文明的要求。

我作为一名有志于研究经济学的人，使我最终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为什么穷”。

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十几年得到的结论竟是简单得出奇：因为损人不利己。损人不利己看来似乎是小事，而我却以为这是带根本性的大事，是违背了文明发展方向的大事。

老太太养几只鸡，等鸡下了蛋卖给需要补充营养的人。这又碍着了谁呢？可是文革中把这一类活动称为资本主义尾巴，统统都要割掉。青年人想读书，老师、学校都是现成的，可偏不让人读书，统统赶去上山下乡。这一类的事写上一本书也说不完，这全都属于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可这并不是疯子做的事，而是成千上万正常人认为理有所据而做出来的事。现在当然好多了。可是损人不利己的习惯还在，理论还在，法规还在。否则为什么有这位记者的这三件事，为什么有她的亲友支持她，也许还有不少读者看了她的较真精神感到钦佩，值得同情。确实，这里存在着对文明的不同看法。

市场经济能够运行的原则是交易的双方本着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通过妥协、协商，寻求合作的剩余利益，所以做买卖时双方都能赚钱。交易是平等自愿的，没有人可以强迫你，赔钱的生意可以不做，所以交易都能利人利己。计划经济则不同，它是按照某种理论由国家制定一系列原则性规定来运行的，个人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所以“理论”和“原则”，在计划经济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按照原则办事并没有错，可是别人也可能有别人不同的原则。你有权按原则办事，别人也有权按原则办事，难道世界上只有你的原则才对，其他不同的原则统统都错了？而且即使是同样的原则，双方理解不同，冲突照样难免。文革中武斗的双方都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例证。市场经济则不同，他尊重每个人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去解决矛盾。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没有共同的原则了，自己可以坚持原则，但要承认别人也可以坚持原则；自己可以追求利益，但不能妨碍别人追求利益。所以平等倒是市场经济中共同的原则。现在我们看到在市场中出现的大量丑恶现象，并不是因为市场运作缺乏原则，而恰恰是因为破坏了市场经济共同的原则，即追求自利时不得妨碍别人追求自利。或者说，利人利己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而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则不是市场经济的原则。

我国推行市场经济若干年，平等协商和妥协的原则逐渐被人们接受。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物质生活忽然地变得丰富起来。这是市场环境在实践中教育了我们，并不是我们从理性上有了新的认识。在潜意识中恐怕还是老的一套，被某种“原则”主宰的行为规则在起作用。所以损人不利己的现象还大量地存在。仅举邮政局的一些规定为例来作一些分析。邮局规定寄信要写邮政编码，以便于机械分拣，加速投递，这原来是好事，但如果寄信人不知道收信人的邮码，为了写邮码还得费大事到处打听寻查，这就还不如让邮局的专职人员去代查邮码或干脆改为手工分拣节省时间。可是我就收到过从邮局退回来的信，说是因为未写邮码，或因为邮码有误。（也许邮政系统的规定并非如此）邮局退还这封信，对邮局并无任何利益可言，但对寄信人却会造成不便。这不是损人不利己吗？我国邮局还规定印刷品内不准夹寄信件，因此需要同时寄印刷品和信件的人就要分两次寄，邮局要分拣两次，投递两次。这岂不是以损人为目的，以害己为手段吗？这种现象在我国的日常生活中还大量地存在着。政府对物价的管制多半也属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范畴。一方愿卖，一方愿买，双方从买卖中都得了利，它不损及任何第三者的正当利益（对那些想通过压价或抬价，损害对方利益自己得利的人是例外）。可是政府出面干涉，非得按政府规定的条款做买卖不可，这就是损人不利己。听说现在压价收购农产品政府要动用公检法的力量。也许这种做法有复杂的政策设计为基础，但他破坏了市场原则。我估计这种政策考虑很可能带有某种成分的片面性。

前文提到的喜欢较真的那位记者，只是以她的平等地位在和面的司机和摆摊卖报的小贩较真。如果这是一位政府官员，并且以同样的较真精神去执行公仆的任务，百姓可要受大罪了。我们每个和政府打过交道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经验，明明是简单容易的事，偏要坚持原则，弄得极其复杂，光以盖图章来说，这里就有无穷的学问。该盖人事章的，行政章就通不过，该盖处级章的局级章也不管用。在支票上盖章更得小心,位置偏了、歪了，都可能被顶回来重办。支票上写“壹仟元正”有的银行要求将“正”字改为“整”，可有的银行正相反。写“整”字不行，非要改成“正”不可。当然，银行不是政府，可他们都有权管着你。条款严密，执行细致，都不能说是错了，可是百姓和这些部门打交道并不是平等谈判，而是只有屈从的份，严密和细致再加不能通融，简单的问题就复杂化了。因此在制定条款时有权威的一方更不能和百姓较真，而是应有充分的体谅和同情心去处理临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这个从计划经济脱胎出来的市场经济，最最不能适应的恐怕就是从政府到百性，每个人都要从整人、教育人转变成体谅人、爱护人。摒弃那种只有我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傲慢态度，更不能把斗争看成是乐趣，窝外斗，窝里斗，没事找事斗。

尊重别人，不较真，双方都有妥协退让的精神准备，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说起来似乎简单，其实是需要培养的，损和利都是说的物质方面的，但同样重要是精神方面，或文化方面的。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一个容易相处，和谐协调的环境中，谁也不愿意整天惹麻烦，或者是自己找别人的麻烦，或者是被别人找麻烦。中国人的传统是重视这种文化环境的。但过去似乎更着重在家庭邻里之间，顶多再延伸到同事之间，而很少应用到陌生人之间，更谈不上政府和百姓之间。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比较一下，一个明显的差别是我国这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现在在礼貌和尊重别人方面却大大地落后了。我们经常可以在马路上看到像上面提到的那位记者所经历的事，素不相识的两个人，为了一点小事，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而在发达国家,马路上吵架的事确实非常稀少。在那里生活,别的话不会说不要紧，“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这三句话是一定要会说的。我国在文革中生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有些人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对不起”，更不会说“请原谅”，似乎说了这三个字就降了身份丢了面子。尽管也有感到对不起人的时候，而且也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可是这三个字硬是硬在喉咙里吐不出来，憋得满面通红。相反，要在大众面前逞英雄倒是劲头十足（不是做救死扶伤、仗义直言的英雄，而是做一个具有野蛮人气质的英雄）。

较真的态度并非永远都是错的。科学研究就要有较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日常生活中认真和细致也都是良好的习惯。我们反对的是那种缺乏设身处地、与人为善的同情心，制造出各种麻烦来的较真。这种较真，说到底和对人的尊重有关。我们很少看到下级和上级去较真，更多的倒是体会上级精神，甚至唯唯诺诺。我们经常受困扰的是管你的政府官员忽然和你较起真来，弄得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跑断了腿也满足不了对方的要求。不是官员的普通百姓一旦有了一点权利，便得理不让人，把权利扩大膨胀，给别人制造种种麻烦，形成生活中种种损人不利己的摩擦。如果这种现象不纠正，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至少上千亿元还是小事，更叫人弄得垂头丧气，生活失去了情趣，对社会产生出怨恨情绪，对谁有益处呢？

1995年9月17日

市场制度的利和弊

法国经济学家阿兰·科达教授于1995年12月18日在中国社科院作了“市场制度的利与弊”的报告。我因事先不知道而未能参加。次日改革开放论坛组织我们与阿兰·科达教授座谈，他的谈话中多处涉及到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我国来说，正确认识市场制度的利与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经常和我接触的人中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欢迎市场经济的，但对改革以后出现的各种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因而对市场经济持有保留态度。另一类是少数，对社会风气的恶化看得较重奇 -書∧ 網，认为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潜伏着深层次的危机，如果不立即刹车迟早会出现重大变故。这两类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不能说谁对谁错。但共同的问题是没有分清楚哪些是市场制度带来的利益，哪些是它带来的毛病，因而也说不清不搞市场经济是否就可避免这些毛病。确实，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对市场制度预期过高，以为一切依靠市场都可以解决问题。另一是对市场缺乏信心，认为现在的毛病都是市场制度带来的，要纠正这些毛病非得把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停下来不可。

应该承认，和其他各种制度比较起来，市场制度能够最有效地利用一切资源。这不仅是理论得到证明了的，也是当今一切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制度的事实所证明的。当然，并非一切试图实行市场制度的国家都能做到资源分配的优化并实现繁荣。其原因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写上一篇大论文。但用简单的道理一句话就够了。市场制度只能用于可交换的商品上，如果把市场制度推广到可交换的商品之外，非出毛病不可。

什么是可交换的商品？一切物质财富，可以在公开和竞争性市场上买到的东西都是可交换的。什么是不可交换的？人的生命和人格，人的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政府授予的各种行政权利，关于正义和公正的观念，对道德的评价，这些都是不可交换的。

凡是实施市场经济有保留的，收收放放，三心二意，都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但把市场原则用过了头，把不可交换的权利和信仰也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同样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市场经济不同于平均主义。由于个人的天赋、机遇、努力的不同，肯定有一部分富人，也有一部分穷人。要想实现市场经济就得准备接受这个事实。其实人与人的不平等任何社会都在所难免，人类还没有发明能齐步走向富裕的社会制度。相反，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贫富差别可以鼓励人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创新，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全社会的财富全部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并非消除贫富差异。然而人的欲壑难填。富起来的人不但吃好穿好用好，还想用钱去奴役别人，获取权力，骗得名声，从而弄来更多的钱。另一部分人则被剥夺了权利，被排斥在市场之外。这种现象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在所难免。如果权钱交易的篱笆一开，社会的安定将受威胁。所以一切政府都要致力于既限制金钱的作用又限制权力的作用，更要限制二者互相勾结。用钱购买选票就是一例。本来选举权是公平的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它不是可交换的商品。但富人向穷人贿选，选出更有利于富人的政治家当权，穷人就更进一步受穷。更多的是有钱人向政府机关行贿，官员们以手中的权去与金钱交换，牺牲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让少数人发财致富。更不用说政府不提供服务就凭他的权威用各种名目向百姓收费，借以中饱官员。我们反对娼妓，就因为这种交换己超出了商品经济的范围，更不用说贩卖妇女和儿童。个别新闻界人士搞什么有偿新闻（不是广告），就是拿舆论与金钱交换，愚弄群众，欺骗百姓。一个健康的市场制度必须对以上这类行为有严厉的制约，这个功能就是法院和政府的职能。我们现在所说的扶贫是对已经成为贫困的人给予帮助，限制富人滥用金钱的行为则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因为社会不公而形成的穷人。

应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当公平的制度，只有一些抱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分子才会反对它（这种极端分子将反对任何一种现实的制度）。换句话说，百姓可以接受市场造成的贫富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驱动每个人学习、工作和创新。百姓有时之所以忿忿不平，是因为有人破坏了市场规则，有钱的人又有势；有势的人方便地弄钱。如果有大量的人，其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就会出现危机。清楚地划分市场的界限，或许是既保证安定，又实现繁荣的基本之道。

1995年12月20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六)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六)

社会贴现率

贴现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取自贴现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率。当商业银行用此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贴现时称为再贴现。再贴现所用的利率或再贴现率由中央银行统一公布。再贴现率的高低可以调剂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而且银行执行的各种长短期借贷款的利率都要参考贴现率，因此，贴现率成为计算通行利率的一般标准。

经济学家将贴现率用来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一个桥梁。贴现率越高，则同样一元钱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就越小；在经济学中贴现率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的高低是市场上对货币的供需形势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并无所谓好坏。

但是社会学家却从贴现率中发掘出更多的意义。贴现率越高，说明将来发生的经济损益越不重要，只有眼前的损益才是重要的。如果将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贴现率的概念推广到一般社会活动，可以得出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贴现率概念，它表明人们对将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有多重视。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说明人们只追求眼前利益。变得鼠目寸光。商业上的毁约，政治上的失信，对设备保养掉以轻心，对环境破坏无动于衷，对下一代人不负责任，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社会贴现率高所表现的心态。所以社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人与人的联系减弱，机会主义的泛滥。

社会贴现率既然如此重要，我们有办法测定它吗？经济贴现率是可以观察的，然而社会贴现率却无从观察，而它又确实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然未能提出一个客观的测定办法，却了解了社会贴现率依赖于哪些因素而变动。

首先它依赖于经济贴现率，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知道，高通胀导致高贴现率，从而会导致高的社会贴现率。经济学家常将通货膨胀仅看成是货币现象，而不重视它的社会后果。高通胀是对未来预期不确定的原因之一，它造成人们恍恍惚惚，暴躁不安。即使人生活在富有诗意的田园景色之中，一想到笼罩着一切的高通胀，就会感到担忧。其次，社会的安定，特别是政治安定对社会贴现率有重大影响。极而言之，在一个战争环境中，人们生死未卜，与处于安定环境的人相比，肯定会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同样的理由，人的平均剩余寿命会影响社会贴现率，平均剩余寿命越高，社会贴现率越低。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的犯罪率、交通事故率、职业保障程度，都会对社会贴现率产生影响。甚至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人与人互相信赖的程度，社会的道德风尚都会反映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社会贴现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评价中应该注意到政策对社会贴现率的正负影响，有的政策虽能获益于一时，却会损害社会贴现率。这种政策是否值得肯定就应慎重对待。可惜至今我们未能提出一套定量的分析方法对社会贴现率作客观的评价。

1996年1月6日

一封国际信函引起的思考

由我负责筹资，在山西临县贫困山区设立的一个村民互助基金，由于《八小时以外》杂志的报道(见1995年第5期),为许多读者直接间接所了解，其反应出乎意料的热烈。有写信去了解情况的，有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也有捐钱捐物的。人都说，市场化以后，人人向钱看，良心都变黑了。但从这件事看，天下充满着热情的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我相信，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正常的世界，而且将来阳光会更灿烂，空气会更清新。

在许多来信支持的故事中，有一件事令我联想到扶贫以外的事。新加坡一位名叫华运海的华侨写信给临县龙水头村小学负责管理基金的雒玉鳌老师，表示愿意出资襄助，并要了解基金的管理办法及汇款到国内来的方式。雒老师很负责地作了回答，写了回信寄去，当地山村的邮政所从来没有办理过国际邮件，不知道如何处理，只从邮资表上查出该贴6．7元邮票。滩老师如数贴上了邮票，可是被太原市邮政局邮件处国际科退了回来，并将6．7元邮票盖章注销。理由是没有使用国际标准信封。试想一下，一个偏僻山村，连邮政所的人都不知道国际标准信封为何物，怎能用这样的规定来要求寄信人呢？按太原市邮政系统的要求，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那就是让雒老师请上两天假，花上上百元旅费到太原去买一个国际标准信封寄走。这样可以满足邮政系统使用标准信封的要求，可以让邮局使用邮件自动分拣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代价太高了！邮局节省的只是用机械分拣代替人工分拣，大概只值几分钱（一个分拣工每天可分拣两万封信，一天的工资才几十元），而寄信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两百元钱。

雒老师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心痛那6．7元的邮票。什么事都没办成，6．7元邮票倒是被盖章注销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信寄到我处，由我替他把信寄走。

写信要用标准信封，信封上要写收件人的邮政编码，这个规定已经有18年的历史，1995年开始“强制”执行。可是至今推行并不顺利，各方反应很强。邮政系统的调查说，虽然己有96％的信函写了邮政编码，但由于信封纸质太差，邮码红框不合规格，书写的字体过于潦草，仍有约20％的信要经人工分拣。一套新设备据说要上亿元的投资，可是它还远不够聪明，只能处理80％的信件，强制推行“标准化”发生了雒老师那里给寄信人带来巨大不便的事，而邮局得到的利益又甚为有限，这种措施是否明智，值得我们认真重新想一想。

我并不否认，写邮码用标准信封有利于加速分拣，但使用机器分拣是否有利于节约成本则大成问题，一台分拣机只能代替20个分拣工。而光是投资应付的利息可能是人工费的若干倍。为什么这一可以提高邮政效率的规定不断受到各方的责难呢？原因很简单，此项规定是只考虑邮政系统的效率，还是考虑了全社会的综合效率？换句话说，是否也考虑了寄信人也有他的效率要求。

一般而言，用标准信封和普通信封对寄信人的负担几乎是相同的。在信封上多写上6个邮政编码仅举手之劳。所以要求寄信人予以配合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是指一般情况，在特殊情况下，这两项规定也可能给寄信人造成巨大不便。前面提到的雒老师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寄信人只知道收信人的地址却不知道他的邮码。如果邮局有权拒收未写编码的信，寄信人势必跑到邮政局去查编码。这也正是目前邮局要求寄信人做的事，所以邮局里备有几大本全国邮政编码专供顾客查询之用。然而就社会分工而言，查编码理应是邮局的事而不是寄信人应做的事。邮局雇人专门查编码，日子长了成了查编码的专家。由他们代查代写编码肯定比寄信人自己去查效率高得多。为了公平起见，可以要求寄信而不写编码的人多贴几分钱邮票，以支付查编码人的工资。使用标准信封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有人用标准信封有困难，有人偏爱用特别古怪的信封，因为人各有志趣。对这些信封邮局无理拒收，倒可以要求多贴一点邮票。

只顾本单位自己的利益，侵犯用户的利益，只有垄断部门才有这个条件，不光是邮政系统有这类问题，电信系统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许多电话用户都可以诉说他们从电话安装到每月收费中的种种困难和无礼对待。因为他们是垄断部门，不像买早点，这家服务不好马上可以换一家，用户无法改变选择。与他们讲理，根本不会理你。所以百姓害怕和他们打交道，他们也才能吾行吾素，巍然不动。

垄断行业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远远不止邮电部门。如果我们用保护自身权益的新观点对周围垄断业作一番巡视，可以发现许多例子。北京地铁设计时一般的站都有四个出口，可是几乎所有的站都有出口通道被挪作它用的事。中国银行办理支票托收，要45天至60天才能提现，铁道部对用户迟交运费有严厉的罚款规定，每迟交一天罚欠款的1％，一年下来一元欠款就变成4．65元，比全世界最高的高利贷还高出10倍。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损人利己的行为。可是他是垄断部门，他甚至还是政府部门。至于服务窗口开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小孔，刁难顾客的事，那就更多了。百姓的权益被侵犯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已经许多年了，近两三年来的情况非但未见好转，还有越演越烈之势。因为市场经济的大潮改变了几乎一切人的办事原则，一切都在向钱看了。向钱看并不错，错在一切都向钱看，尤其是政府部门，他的任务不是赚钱，而是维护社会公正。政府目前还经营着一些服务项目，这些业务严格来说，与政府的基本职责不一样，倒是更接近于企业。像邮电、铁路、银行、城市公共交通等实质是企业，他们应在公平的原则上通过内部效率的提高做到能创利创收。他们无权对顾客实施监督管理。为了提高效率而作的各种规定必须兼顾顾客的权益。顾客与他们是地位平等的。当然更彻底的办法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这些行业。199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联通公司，打破了邮电部对电信业的垄断，电信业的服务很快有了大的改观。数字型大哥大的价格降了1/3；原先的高柜台服务改成了低柜台。但这些改善仅限于联通开展了业务的几个大城市，其他城市仍是邮电部一家把持着，高价格高柜台依然故吾。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许多习惯于政府独家经营的，都可以变为竞争经营，如银行、铁路、邮政、保险。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我国的航空业也这样做了。这些行业的服务改进，将大大有助于提高我国百姓的生活质量。

1996年1月24日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

1．改革的开始和结束；改革和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改革的紧迫性：积累的政治、经济压力，特别是国际信息的交流；

改革的契机：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对过去政策失误的责任的淡化；

改革的结束：①成功：特殊的改革阶段转变成不间断的调整，即建立一种新制度，它能自我调整，释放出社会内的压力；②失败：改革导致新的利益矛盾激化，或压力的释放速度太慢，社会内部矛盾加剧，最后改革转化为革命；③改革停留在表面层次，不愿触及较长期的利益关系，以致不断改变策略。改革成为时断时续，时而前进，时而倒退的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维持很长时期，直到新的契机出现，从而转入成功或变为失败。

2．改革的过程。

不否定过去则改革无从开始，彻底否定过去则社会进入巨大的不确定状态，其结果必定是每人追求短期利益，社会动荡，生产下降，所以改革的根本性难题是如何在否定过去和保持连续性之间维持平衡。

这种平衡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转变上。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是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开放比之改革更具有根本性意义。没有开放，继续闭关锁国，不可能有改革；仅仅调整组织机构，甚至变更人事安排，出台各种政策，而没有意识形态的调整，改革只是一句空话。相反，意识形态改变之后，其他改变自然跟着发生。因此，社会结构、市场交换、内外关系之所以僵化并因之而形成内部紧张，导致改革之不可避免，皆起因于意识形态之僵化。而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形成一种新的秩序，它没有不可逾越的信仰障碍，经常性的调整通过规则的调整来完成，而不是先破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