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与未来同行》》 · 李开复 · 2026-07-25
微软的成功之道(8)
除了自我批评，还要有能接受别人批评的胸怀，和改变自己的魄力。1995年，当比尔?盖茨宣布不涉足Internet领域产品的时候，很多员工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有几位员工直接发信给比尔说，你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比尔?盖茨发现有许多他尊敬的人持反对的意见时，又花了更多的时间与这些员工见面，最后写出了《互联网浪潮》这篇文章，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扭转了公司的发展方向。同时，他把许多优秀的员工调到Internet部门，并取消或削减了许多产品，以便把资源调入Internet部门。当时，有些员工在某一天上班时，老板会告诉他：“我们的产品被取消了，因为公司需要我们做更重要的IE浏览器。明天起，我们整个部门将加入Internet部门。”那些批评比尔?盖茨的人不但没有受处分，而且得到重用，今天都成了公司重要部门的领导。在软件这个市场变化迅速的领域，调整企业方向对微软无比重要。从这个例子里我们看到的是：平等的环境、直接的沟通、宽大的胸怀、宏大的魄力拯救了公司。
（4）责任至上、善始善终
公司和领导者有了关注的目标之后，还要有足够的责任心，才能把事情做好。微软公司要求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员工都要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同时，这些目标必须是“SMART”的，也就是：
* S – Specific （特定的、范围明确的，而不是宽泛的）
* M – Measurable （可以度量的，不是模糊的）
* A – Attainable （可实现的，不是理想化的）
* R – Result-based （基于结果而非行为或过程）
* T – Time-based （有时间限制，而不是遥遥无期的）
只有每个人都拥有了明确的目标，并可以随时检查自己是否达到了预先设定的目标，公司员工才能在工作中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
微软公司要求部门和员工制定的目标必须是可分享的，即，每个人都应当通过某种渠道，如公司的内部网站等将自己的目标公布出来（当然，某些需要保密的工作目标除外）。这样，当某位员工对领导或其他员工的工作方式不理解的时候，就可以去查看对方的工作目标，以寻求最好的沟通和理解。
除了针对目标、结果的负责，公司更需要在决策方面有负责的框架。微软的“决策制定框架”下，每一项重要决策都有一定的制定流程和人员角色划分。每一个决策流程的推动人很自然地就是决策的责任人。对该决策有支持和认可权利的人是决策的审批者。对该决策进行核查、提出支持或反对意见的人是决策的复核者。在整个决策流程中，虽然复核者可提出反对意见，但审批者仍拥有决策的最终决定权。有了这样的框架，公司的决策流程更加清晰，人员责任更加明确，决策不会被轻易拖延或推翻，决策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5）虚怀若谷、服务客户
微软公司对技术相当重视，对合作伙伴和客户也同样重视。作为软件平台公司，合作伙伴和客户都是公司的命脉。微软公司在价值观中强调，所有员工都要信守对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承诺，而且在产品研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产品的技术特性，还更要关注客户和合作伙伴最需要的功能。
微软的大企业产品部鼓励每一个员工在加入公司的前几个星期到技术支持中心工作，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无论一位员工的资历有多深，公司都希望他经过最基层技术支持工作的锻炼，能理解客户的困难。在大企业产品部的近一万名员工如果以前没有做过技术支持工作，在公司就没有晋升过某一级别的机会。
除了要求员工悉心聆听客户意见之外，微软的软件也会自动收集客户的反馈意见。多年前，当Office开发者无法决定该把哪些功能放进常用工具栏时，Office的程序员制作了一套特别的Office软件。这套Office在用户允许的情况下，记录用户最常用的功能，传送到微软。最后，借助这些统计数据，开发者就可以决定什么样的用户界面才会对大多数用户有利。今天，微软把这个技术做进了所有的产品。任何微软的软件碰到问题（如宕机）时会搜集数据，并在用户的允许下经过网络把这些数据传到总部的服务器，以帮助开发人员诊断和测试软件。有了这样的技术，Windows?XP推出一个月后，微软就把用户碰到的一半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再通过网络自动帮助所有合法用户升级软件。此类工作集中体现了公司的创新精神以及借助软件技术解决问题的目标，当然也体现了公司悉心聆听客户意见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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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成功之道(9)
寄语中国软件业
本文谈到的内容，大都是我个人对微软成功经验的理解以及对软件企业管理者的建议。微软公司是一家成功的企业，其成功的背后隐藏着许许多多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微软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企业，但至少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优秀范例。下面是本文中提炼出来的，我个人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建议：
* 管理方面：
* 积极为公司长远目标投资，悉心地学习研究、开发的机制。理解把握技术的重要性，而不是只注重眼前利益，重复低级劳动。同时也要认识到，市场和用户的需求决定技术和产品的开发， 而不是反之。
* 不做能力以外的工作，不为了“面子”做没有用的研究。切实研究和找到在产业价值链的最有利的位置，以增强自身长远商业实力和股东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 作专注的公司，不要急于发展而分散了管理者的注意力。唯有足够大的规模才能达到较高的效率， 但规模并不等于无协同性业务的简单合并。中国的软件业公司太多 (近万家)，需要整合。中国的软件公司的总裁需要放弃“宁为鸡首”的想法，积极合并。
* 用SMART的目标来衡量每个人负责的工作；把这些目标量化并公开出来。定下决策的框架和流程，每个人都要理解自己在一个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 要求产品的开发人员直接接触客户，才能真的理解客户的困难和痛苦。用最新的技术进一步地理解客户的需求和满意度。
* 最高领导层方面：
* 理解领军人物的重要性。中国需要更多虚心的、勇于改变的、对公司充满热情的、彼此信任的、相互支持的领军人物。
* 有“希望雇佣到比自己强的人才”的胸怀，有“最优秀的人属于公司,支持他们离开自己的麾下”的无私作风。
* 提倡以身作则的管理方式，不让领导拥有“特殊”待遇，不让领导游离于公司的法规和措施之外。
* 有足够的自觉。如果公司的管理工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要有让贤的胸怀。
* 要认识到中国软件企业在管理上与跨国公司的巨大差距，要大胆引进海外人才和职业经理人，并积极营造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
* 人才方面：
*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三顾茅庐的精神去挖掘人才，用长远的眼光培养人才。能够理解“一流的人雇佣一流的人，二流的人雇佣三流的人”。
* 引入人才管理、评估，培养的制度。追踪、提拔最优秀的人才。积极提高人才对企业的忠诚度。
* 引入职业管理人才机制，在公司战略，营销等领域使用受过正规企业管理培训的专业人才。
* 真正重视技术人才。用“双轨道”机制让技术人才受到重视和提升。
* 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和培训，让优秀的人才没有后顾之忧。
* 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员工优胜劣汰机制。
* 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利用股票期权等机制将员工与公司的长期利益联系在一起。
* 文化和价值观方面：
* 发展良好的文化与价值观，并将其灌输到企业的每一部分，要求员工用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来引导各项工作。
* 以令人振奋的前景目标和巨大挑战激发员工的热情和斗志。让每一个员工因为自己的产品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发展和改进而激动不已。
* 杜绝官僚作风，创立灵活、平等的文化。让公司的信息自由流通，让每一个员工都有主人翁责任感。
* 公司、领导和员工都自觉追寻卓越的文化；有接受批评的胸怀、承认错误的勇气和扭转劣势的魄力。
* 从上到下树立诚信至上的观念，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做到诚实准确。
我希望国内的软件企业可以从微软公司的成功经验中汲取营养，并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优秀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实现最大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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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1)
Google的成功之道——引领“网络生存”的新型创新
引言
在高科技企业中，人人都在谈创新，人人都希望利用创新制造出更好的产品，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但是，真正能把创新和产品研发有机结合起来并从中获利的企业并不太多，真正有效率的、能够深刻改变技术发展趋势乃至改变人们的生活的创新也屈指可数。创新的确是一件非常有挑战，也非常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事情。
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语音识别技术时，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将该技术转变成可以为所有人使用的产品，而是像很多科研机构里的研究者一样，认为如果能发现新的方法或新的技术，并围绕这些方法和技术多发表一些论文，就一定会有许多公司重视它们并将它们应用于自己的产品之中。虽然我所做的研究代表了当时语音识别领域的最高水平，我的论文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但我在那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技术转变为实际的产品。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论文学术性较强，一般的技术人员不容易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做研究时，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技术会在哪些特定的领域得到应用，没有考虑这些技术在具体应用领域的适用性和优化方法。这样的亲身经历让我明白，那些脱离产业实践的，纯学术性的创新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到了苹果公司以后，公司对我的语音识别技术非常重视，专门安排了一个技术部门负责开发语音识别产品。当时，市场人员和产品开发人员都非常急迫地想把语音识别产品推向市场，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项技术从诞生走向成熟还需要一个必要的发展和稳定阶段。因为缺乏足够的研发积累，过早推出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很难取得应有的成功。
后来，我在微软公司工作时发现，微软为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创建了不同的管理体系，研究人员在微软研究院从事面向未来的创新工作，开发人员在产品部门开发面向市场的软件产品。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部门间的合作机制向产品部门转移。这种根据不同工作的特点并行管理的做法可以较好地解决研发脱节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很好的激励研究与开发人员的工作热情。但因为研究院和产品部门的目标不同，衡量业绩的方法不一致，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在实际的研发和产品转换过程中，仍然会出现许多摩擦、拖延等影响效率的事情。
苹果和微软公司的研发管理体系有着很大的差别，二者的效率也许不是最优的，但它们都是在各自公司的长期实践和发展过程中积累而来的，是最适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研发体系。例如，微软的研发并行的体系就是我所见过的从事软件研发的最好的管理方式之一。
但是，在新兴的、瞬息万变的互联网产业中，我们需要更加有效率的，更加贴近网络用户需求的研发管理体系。Google公司在互联网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与其独特的研发机制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互联网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相关的技术和产品每天都在变化，这就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将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互联网是一个可以与全世界的人自由沟通的平台，这也为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们可以依靠大家的力量，在研发过程中鼓励集体参与，在产品发布后通过网络迅速收集和响应用户的反馈信息。Google公司很好地兼顾了这两方面的问题，创建了一种开放、平等、自由、高效、研发一体、用户参与、快速响应的研发管理体系。
本文细致、深入地探讨了Google公司面向网络时代的创新和研发机制，以及Google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人才战略。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要所有互联网公司都模仿Google的体系——任何制度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最能满足实际需要的管理方法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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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2)
毫无疑问，创新是今天这个时代里最有激情也最有活力的字眼之一。单独地审视创新，人们也许会把与之相关的事物看成是脑力菁英们在好奇心或功利心的驱使下所完成的超乎寻常的工作的总和，但如果把创新放在产业环境、经济布局、时代精神等更大、更广的语境中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创新其实是一种融汇了科学技术的阶梯状累进形式、社会经济的自我更新规律以及历史文化因素在新经济中的内在映射等更深层内涵的“立体”现象。
尽管人人都倡导并鼓励创新，但却很少有人深入剖析过这种“立体”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内容。比如，不同类型的企业总是会选择不尽相同的创新模式，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循吗？如果说创新本身和产业、时代以及经济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在最新、最酷也最绚丽夺目的网络经济中，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对一家将创新视为灵魂的新技术企业来说，如何充分发挥文化因素的价值，以便更有效也更直接地激励企业的创新精神呢？
随着IT产业的逐渐发展，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业内逐渐形成了几种流行的创新模式。当网络时代到来的今天，以Google公司为代表的一种与网络精神内涵契合得最好的“创新理念”或曰“创新文化”正在逐渐兴起，并且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对Google而言，这些奇迹包括巨大的用户群（每天10亿次的浏览量）；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每年超过100%的增长率，只用了7年时间就使得公司的市值达到1000亿美元）；极高的员工满意度（接近0%的员工流失）；高效的产品生产机制（从1998年公司成立以来，已经推出50多个成功的产品）……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牛津英语词典》（OED）和《韦氏大词典》（Merriam-Webster）已经将“Google”作为正式的单词收录其中，这说明与以往的IT企业所不同的是，Google公司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不光给用户提供了可供使用的产品，还创造了一种大众文化。
笔者借助自己在IT产业中积累的丰富的研发、运营和管理经验，将深入浅出地探讨一下IT业内最为流行的几种创新模式，并着重向大家介绍Google公司这种走在网络时代最前沿的“创新文化”，还有在这个崭新模式中的“核心财富”：人才和Google的“人才理念”。
创新模式与“时代精神”
作为人类社会和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创新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以物理学的发展为例，当年轻的牛顿在1666年回到乡下老家并独立完成了几项开天辟地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两百多年后，麦克斯韦、J.J.汤姆逊或是卢瑟福等人的科学研究竟会如此强烈地依赖于同一时期的产业革命进程，他更不会想到，三百多年后，盖尔曼、霍金、杨振宁等人的工作方式会与大范围的国际协作以及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产生密切的关联……
将这种“时代色彩”套用到IT产业中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断言：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进程，产业进程决定企业的经营模式，而企业的经营模式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或决定了同一时期、同一领域的创新理念。
举例来说，在互联网的浪潮到来之前，IT产业中先后出现了四种主流的创新模式——“象牙塔式”的创新、“单向输出式”的创新、“脑力出租式”的创新以及“研发互动式”的创新。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缔造出了辉煌的科技成果和企业典范，虽然无法更好地适应网络时代的全新挑战，但直至今天，它们仍然在各自熟悉的领域里发挥着重要的价值。
“象牙塔式”的创新
在IT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1980年之前），技术本身和产业链条之间的关系还不是特别紧密。软、硬件研发人员更习惯于单纯考虑研发目标的科技含量，而不重视或暂时不考虑其产业价值。这种“象牙塔式”的创新模式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称为“拍脑袋式”的创新——研发人员有了灵感，就写出论文，发表到核心期刊，然后得到同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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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3)
很显然，这种创新模式可以较好地发挥研发人员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但也同时具有与产业需求距离较远、研发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产品的缺陷。
“单向输出式”的创新
有部美国电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突然梦想要建造一个棒球场，同时他坚定地认为，球场建好后人们一定蜂拥而至，“Build it and they will come！”当然，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像他想像得那么好。
这种先发明创造、后招徕用户的做法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IT界非常普遍。许多著名的企业或研究机构依靠这种创新模式——先由科学家或技术人员主导产品的设计过程，然后再花力气将产品推向市场——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也有不少采用类似做法的企业或是因为错误地理解了潜在的用户需求，或是因为市场推广不利而步履蹒跚。今天，采用这种创新模式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少了。
“脑力出租式”的创新
.COM泡沫破灭的时候，许多公司意识到，为了用最小地花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就必须因市场而变，因客户而变。他们纷纷将研发工作转型为市场或客户导向的“研发服务”：客户的需求直接体现在市场调查的结果中，而市场调查的结果决定了企业要研发什么样的产品和技术，研发部门必须紧密围绕着这一原则贡献自己的“脑力劳动”——所以，这种创新模式也被叫做“脑力出租式”的创新。
这种创新模式的优点是反应速度快，产品设计的针对性强，研发成果转化效率高。但反过来看，因为研发人员几乎直接面对来自市场和客户的压力，在他们的工作中，服务性和定制性的内容越来越多，真正属于“创新”的部分必然越来越少。
“研发互动式”的创新
为了解决研究与开发的矛盾，一些在PC浪潮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公司在产品部门之外专门设立了研究院或类似的研究机构。研究院拥有独立的架构，不需要在市场或产品部门的压力下工作，其使命就是创造出最新的技术；而产品部门则负责响应市场需求，并在适当的时候将研究院获得的成果转化为优秀的产品。同时，公司高层会统一协调研究院和产品部门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达到最好的“互动”状态。
“研发互动式”的创新使许多公司摆脱了研、发脱节的困扰，并同时保持了对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以及对未来技术的不懈探索。当然，这种创新模式也有它的问题，比如，研究院和产品部门之间沟通的成本较高，解决矛盾和增加理解的模式不明确，公司对二者的管理投入也相对较大。
网络时代的新挑战
近年来，在摆脱了网络泡沫的困扰之后，IT业和互联网已经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些长期处于探索阶段的商务模式开始盈利并飞速发展，新的市场需求和新的用户群体不断涌现，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上市和生存周期大大缩短，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的竞争和更迭速度越来越快……在这个真正的网络时代里，以网络服务和网络产品为主要方向的企业需要一种崭新的创新模式，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新的挑战面前保持最大的灵活度和最高的工作效率。
引领“网络生存”的新型创新
作为最成功的网络服务和网络产品提供商之一，Google公司从创立的那一天起就走上了一条与传统模式截然不同的创新之路。可以说，Google公司的创新模式在今天的IT产业中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它既成功地解决了研究与开发脱节的问题，又在管理成本和研发效率上达到了最优——Google公司在互联网上取得的成功就是这种创新模式的价值的最好见证。
研发一体
早在1930年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论述科学与真理的关系时就曾预言：“研究者必然自发地涌向根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的本质形态的范围中。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活动能力，从而才能在其时代意义上确实地存在，不至于落伍。” （马丁?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1938）客观地说，研究与开发之间的界限在最近50年里已经相当模糊了，而这种模糊——更确切地说是“融合”——正是产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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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4)
如果非要把新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分开，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部门之间沟通和统一管理上），在采用研发分离方式的公司中这些问题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由于分工不同，研究部门的人主要把精力放在一些具有开创性和革命性的项目上，当他们获得很有意义的想法时，却不一定能在产品部门的同事那里获得认同，直到某一天，当“研发一体”的竞争对手做出这样的产品以后，产品部门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错失良机。而有的时候，当产品部门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希望研究部门做些用户需要的事情，但是研究部门却不屑于去做这种“没有挑战性”的工作，失去了赢得更多用户的机会。更有甚者，这两个部门间还存在一种相互轻视的情绪，因为产品部门的人认为自己是“为公司赚钱的主力”而轻视研究部门的同事，研究部门的人又认为自己是“具有高学历的天才”而高人一等，这也给两个部门之间的交流沟通制造了障碍。
但在Google公司里，没有截然分开的研究部门和产品部门，所有工程师的头上都戴着R（研究）和D（开发）两顶帽子。Google要求每位工程师既要有不断创新的勇气和才智，又要有把自己的创意变为现实的技能和经验。在这个创新加实践的乐园里，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一个绝妙无比的创意，任何人也都有机会（或有义务）亲手将自己的创意变为现实。这种研发一体的做法彻底消除了创新与实践之间的隔阂，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节省了管理和沟通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亲自动手，即研究又实践，有时候会给人更多的启发，得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思路，使一些技术难题变得更容易实现，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Google工程师朱会灿提出的图像搜索的解决方案。在以往的纯学术研究中，图像搜索是一个难题，大家往往采用色差和高深的信号处理技术来寻找一张与查询寻求最匹配的图片，虽然这些技术很“酷”但还不成熟。在过去的十年中，针对这个领域，许多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文章，但是由于这些研究员大多与产品开发脱节，这些研究成果都没有成功地转化为产品。而朱会灿结合自己在并行计算和合作伙伴在信息检索方面的专长，提出“在网页上，每一张图片都有标题和周围的文字”，而且“链接到图片的文字（anchor text）一般对图片的内容有很多提示线索”，这些标题、文字和线索非常容易提取，利用这样的想法，很快做出了“互联网上最好用的图片搜索工具”——Google图片搜索。这个例子说明，一个团队在结合实践的前提下能很快地做出很好的工作。当然，那些高深的技术也不是彻底没用了，但需要结合具体的环境，比如应用信号处理技术实现的图片检索为了能达到实用的效果，搜索的数据量就不能太大，最近Google开始针对个人相册做“人脸识别”，就有可能通过这种技术来实现。
Google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曾经有一次对话，探讨为什么斯坦福的博士的表现一般都比博士后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博士可以选择自己有激情的题目，跟随自己喜爱的老师做课题，而博士后却无法选择。同样，在公司里，如果“研发一体”，那么工程师能够从构思，到研究，再到执行，从头到尾地跟进项目，就能使他们对项目具有主人翁感，从而更有热情，更在乎用户体验，把项目做得更好。
这种“研发一体”模式的惟一缺点就是不适合那些只会创新但不能实践，或者实践强但创新弱的人才。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很好的科学家不是工程师，也有许多很好的工程师不是很好的科学家，这些人必须要经过必要的学习和训练才能适应Google这样的环境。
个人自由
许多人都知道，Google为每一位员工提供了20%可以自主支配的时间。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这20%的时间其实是Google的创新模式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一旦有了这20%可支配的时间，蕴藏在工程师头脑中的创意就会层出不穷地“奔涌”出来，在创造力和想像力的指引下，工程师们的价值可以得到最大的体现——许多令Google引以为豪的产品，如Gmail和Google News，就是由工程师在20%的时间里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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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5)
在这20%的自由支配时间内，员工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学习、培训甚至写书，但是员工的自由并不仅仅在这20%的时间里。虽然员工有80%的时间需要花在公司分配的任务上，但是这些项目公司一般只会决定一个方向，而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技术选择却是由个人决定，因此这80%的时间中也体现了个人自由。而且，对具体的项目，是占用个人80%的时间还是20%的时间，这个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一个未来的项目还只是个人的想法的时候，它可能只占用了提出该想法的人10%-20%的工作时间来进行具体实现；当产品想法提出来，经过大家的投票获得认同，并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后，这个项目可能会占用参与者30%到20%的时间，直到做出产品原型；将产品原型放在互联网这个“大实验室”中，经过广大用户的检验并得到支持后，这个项目就有可能变成项目组成员需要在80%的时间中完成的主要工作，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到新产品的诞生；当新产品推出后，又有新的点子出现，并且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如下图所示）。
此外，Google并不会像一般的企业那样，设法将工程师长期地固定在一个项目或一个产品组内。工程师可以比较容易地转换到自己感兴趣的小组工作，也可以同时加入好几个产品的开发过程。显然，这种管理方式上的灵活性也可以更好地激发大家的创新意识。
Google之所以采用这种管理方式，是因为公司认识到最好的人才都不希望被别人或者公司完全控制，而是希望有自己操纵自己命运的机会。公司的前进方向可以通过明确公司的使命（“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和合理的项目分配（70%-20%-10%）来做宏观的管理，但是在实际项目该怎么做，对产品功能或项目时间表的确定，或是提出新想法等方面，不妨给员工更多的权力来选择。
平等参与
研发过程中的平等参与是Google产品不断创新的另一块基石。Google在公司内部建立了拥有评比和排序机制的“点子库”。员工们可以将自己想到的产品或技术创意放到“点子库”里，然后由其他员工投票评选。公司从“点子排行榜”中选出未来的研发方向，并根据每个“点子”受欢迎的程度决定该项目的规模和重要性。对每个具体的项目，工程师们不仅可以在“点子库”中用手投票，还可以直接用“脚”投票，即亲身参与到该项目的研究与开发中去，或是参与公司内部的测试，与同事一起实现自己的技术梦想。当产品原型实现以后，它将放在Google“实验室”中开放给网络上所有人使用。这样做的结果是，Google几乎每一件产品问世后，立即就会接受全世界数以亿计的用户的考验，这些用户都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网民”。Google认为，一个产品是一个“好的”、对大家有用的产品的时候，大多数用户将非常乐意使用该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将有很高的点击率或者下载率；反之亦然。对于好的产品，公司将进一步开发，推出Beta版直至发布正式版本。Google深深懂得，这种来自最终用户的用鼠标进行的“投票”是最平等也最能指导研发进程的“优选法”。（如下图所示）
实时高效
以往的产品研发总会经历市场调查、产品设计、开发测试、产品封装、市场推广等诸多流程，不但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工程师们对最终用户的响应速度也不会特别快——尤其是在做市场调查方面相当困难，而且耗时长久，很有可能在得到调查结果后开始做产品时，就已经被竞争对手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Google利用了互联网实时的特性，把整个互联网当作了自己的实验室。工程师们有了新的创意，就立即动手实现产品的最初版本，然后将它放在Google实验室里接受用户的试用；就在第一批用户试用产品的同时，用户的下载和使用频率就可以帮助公司判断什么产品是用户喜爱的；用户对产品的感受和建议已经通过网络源源不断地反馈到工程师那里；工程师总是能利用实时获取的信息修正或升级产品，让实验室中的产品尽快成熟；而Google则会根据用户的反馈决定哪些产品可以从实验室中“毕业”。如果大家不能决定产品是否应该具有某个功能，按照以往的做法，往往需要专门的人力来做市场调查或者对目标用户进行访问，这样做起码需要花费一个月或者更久的时间才能得到结论。而在Google，那些天才的工程师只用两三天时间将新功能先做出来，并在一半的服务器上提供这个功能，而另一半不提供，最终根据用户的试用和反馈结果来决定要不要纳入该项功能，这就大大缩短了做出决定花费的时间，而且结论还非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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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6)
在Google，我们可能同时开展很多项目，在网上放上很多产品，但这并不是因为公司的资金充足，可以浪费，才这样做。其实很多这样的项目都只是一个尝试，并不一定是公司以后的发展目标，之所以在不确定时就放到网上，就是因为公司认识到以这种方式得到用户回馈的周期比做一个市场调查或者目标用户访问要快得多。不盲目做市场调查，而是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将市场和技术结合起来，实时地得到市场回馈，这是非常符合市场规律的做法。
用户优先
很多软件企业都遵循用户优先的准则，但“用户”这个词在Google公司又多了一层含义。有人批评Google是技术主导而非用户优先，这是一个误解，因为?Google的产品都是面对互联网用户的，而Google的员工其实也是互联网的用户，也就是说，工程师们在研发产品的同时，也能够以最终用户的身份审视和评价产品，所以由他们来做就是用户主导。Google所有的产品都以互联网为平台推出，实时地得到用户的反馈，实时地得到用户下载和使用产品的统计数据，并实时地根据这些反馈和数据修改或升级公司的服务或软件。
这样一来，Google绝大多数产品的研发过程都会有最终用户直接和全程的参与：在产品设计阶段，最终用户的需求可以毫无障碍地反映到研发小组；在开发阶段，处于迭代周期中的软件产品不停地接受着最终用户的测试；在产品稳定和发布阶段，来自公司内部的工程师和来自全世界的用户共同组成了高效的测试团队。经过了“工程师创新，用户投票”的过程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会在用户满意度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
虽然Google公司采用了以工程师为主导的研发机制，但是其产品创新利用了互联网的特性，使最终用户从始至终参与其中，所以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
Google坚持“用户优先”的原则还体现在公司实施的项目上。Google开发产品的依据是“这个产品是否对用户有用”，而不是“这个产品是否能让公司赚钱”。例如，Google大力推行的图书搜索项目，这个项目耗资巨大。而且因为对终端用户免费，公司短期内没有得到回报的机会。如果是其他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公司，可能就会把人员放在更有回报的项目上，或者把经费花在雇佣更多的业务员，而不是工程师上。但是Google认为，这个项目可以帮助用户找到任何一本书，无论这本书以前是否有电子版，是否在互联网上，并且不必知道书名或作者名，只要用书里的任何一个词进行查询就可以了，这是用户需要的，因此我们将继续做下去。
使命清晰
微软公司在三十年前的企业使命是“让每个办公桌上都有一台PC”，因此在十多年前把四个成功的产品合并成Office套装产品，来推动这个使命的实现，最终获得了很高的市场占有率；福特公司设计一款新车时，为了实现自己在成立之初就设定的企业使命——“让每个普通美国人都能买得起一辆汽车，以享受美丽的生活”，放弃更强调汽车的性能的设计，采用另一种更强调汽车的廉价与舒适的设计，最终成为汽车行业中的巨擘。跟这些最成功的企业一样，Google公司也拥有清晰、明确的企业使命，那就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并用这个使命来主导资源配置，指导企业的发展方向。
有些人看到了Google的许多新产品，例如Google视频、GMail、Google 桌面搜索等等，不理解这些产品中的内在联系，因此怀疑我们的产品线是不是凌乱不堪，随便由工程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所有的这些产品都是符合Google的使命的。因为面对互联网上数量惊人却明显缺乏有序性的信息内容时，普通网络用户总会有无所适从的感觉。如何使最有用的信息以最恰当的形式展现在最需要它的用户面前，这应当是网络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Google公司正是看到了这一挑战背后蕴藏的巨大机遇，才不遗余力地将研发力量投入到信息整合和网络服务中来。Google的目标是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文字、图片、新闻、邮件、商品、音乐、视频等不同形式的信息提供一个统一、便捷的组织方式和检索渠道，这一目标也正是Google在规划和制定创新方向时最为重要的决策依据。（下图展示了Google已经向用户推出的、符合Google使命的产品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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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7)
企业具有清晰的使命，除了对企业本身在做重要决定时有很大的帮助，还可以激励员工，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
让文化成为创新的“源动力”
可以说，Google公司的创新模式为网络时代的IT产业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果继续探究下去，以便进一步寻找潜藏在这种创新背后的驱动力量，我们又能发现些什么呢？
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它的精神、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企业全体成员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Google公司对创新的敏感以及对建立新一代创新模式的渴望从根本上源自Google公司特有的企业文化。其实，每家公司的企业文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该公司的行为模式，只不过在Google，许多企业文化本身就有着极强的“创新”色彩。
平等、互重
公司放权给每一个员工主导自己的工作。公司没有“打卡”制度，每个人上下班的时间基本上由自己决定。
在Google，所有员工是平等的，资深人员基本上没有“特权”，项目主管和技术经理依然要亲身参与具体的技术工作。在公司内部，任何人都可以找任何人谈任何话题，可以发电子邮件给任何人。一个平等的公司可以降低公司内部的信息阻塞，增加所有员工的主人翁精神。例如，我的办公室的门一直都是开着的（除非有噪音会影响别人，或别人有噪音会影响我）。任何人有任何事情时，都可以直接来找我。
有一次，一位新加入Google的秘书不知道如何使用公司里的传真机，于是就请身后等着发传真的一位先生教自己怎样操作。成功地发出传真后，新来的秘书对那位热心人感谢不已，二人分别报出了自己的姓名。让秘书小姐惊讶万分的是，那位热心人竟然就是Google公司的CEO施密特。
CEO施密特刚刚加入Google时，Google所有员工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但员工们还是觉得有必要给他老人家一个相对安静的办公场所，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十分小的独立办公室。有一天，有一个工程师自己来到施密特的办公室，说“别人都是共享办公室，我那边太挤了，所以我想做到你这儿来。”施密特很惊讶，问他：“你有没有问你的老板？”那位员工去问了老板后回来说：“老板也觉得我该坐这儿。”于是，他们就共享一个办公室，直到公司后来购买了更大的一栋楼后。直到今天，除了几十个“整天与人开会”的员工之外，所有的员工依然是共享办公室。
在Google，任何人都要亲自动手处理自己的事情，连CEO也不例外。正因为有了这样企业文化，Google公司的研发人员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研发一体的创新理念。
我们的很多决策都是由工程师集体决定的。有一次我们开会讨论一个应聘者，他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成绩很糟糕，有几科只得60分。虽然我很想雇用他，但是有一位工程师提出严重的顾虑：“成绩不是最好的没有关系，但是这么差的成绩就是一种与态度或责任心相关的问题了。”当时，有半数的工程师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在很多其它公司，老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会采纳该工程师的意见，但是在Google，我决定遵循公司平等的文化。当时，我问这位工程师：“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决定权交到你手上，你打一个电话给这位应聘者，如果他不能说服你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我们就不要雇他？”
创新、实干
著名的Google News其实是源自一位工程师的“灵机一动”：他希望看到最热门的新闻，但又不满意门户网站编辑的筛选结果，于是就亲自动手，实现了一个由软件自动编选、排序的“新闻中心”。这种创新加上实干的企业文化直接影响了Google公司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思考方式。
其实，在Google，创新文化已经深入到了员工身边的每一件事。有一次，公司的一个老板告诉自己手下的一个团队说，你们只要达到目标，我就送你们一个游泳池。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不可能，因为在高楼大厦中间没有足够的地方建游泳池。结果，那个团队真的达到了目标，这个老板第二天就把游泳池带来了——不过这是一个吹气的游泳池。后来，Google真的建了一个游泳池，而且很创新的，只有四米长。四米长怎么游泳呢？它有一个逆流喷水装置，让你永远在同一个地方游，跟跑步机的原理一样。这样的游泳池也需要一个救生员——不是怕游泳的人溺水，而是怕可能有撞到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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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8)
Google的两位创始人也不会忘记发明一些“新奇”的玩意儿来为工作增添些乐趣。有一次，拉里?佩奇自己动手，将装有自己开发的测试程序的笔记本电脑安装在可以遥控的玩具车上，然后蹲在地上，指挥着自己的测试车跑遍公司的各个角落——其目的竟然是为了测试公司内部的无线网性能。
创新引导实践，实践支持创新。实践和创新缺一不可，这就好比只懂得力学原理的人和只知道铺砖叠瓦的人都无法独立建起一座摩天大厦一样。同样的，在新的世纪里，也只有那些善于将创新和实践结合起来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透明、客观
在Google，所有员工，所有研发小组的工作进程、工作业绩都会在内部网上公布，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其他人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考核员工业绩时，Google并不仅仅依赖管理者的评价，反而更看重与该员工一同工作的其他人的意见。透明和客观的管理方式可以营造出公平的竞争环境，并进而最大限度地激励员工的创新热情。公司的任何员工都可以发“奖金”给别的员工，来感谢他对你的项目的帮助。
在公司内部，没有什么秘密的项目。所有的项目都放在内部项目管理系统中，让所有其它的人能够看到。公司开会任何人都可以来。有一次郭去疾去开会，结果十分钟后发现来的都是副总裁，[奇][书][网]还有CEO和两位创始人，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走错房间了。但当时没有人问他是谁，也没有人赶他走。
公司每个星期五都有TGIF活动，在该活动中，管理者把最新的方向、信息、产品、决策等及时地介绍给所有员工。在总部，这个活动由两位创始人亲自主持，在中国就是我和周韶宁亲自主持。
许多公司便大了就会有所谓的“办公室政治”出现。比如，一个团队自己做得很好，但是却会和别的团队发生冲突，或者是一个领导在背后批评另一个领导。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求每一个技术总监不要和自己部门共享办公室，而要和与他合作或工作重叠得最多的另一个技术总监分享办公室。这样一方面两个人可以保持合作，另一方面，也不提供机会让人可以关着门在背后和“自己人”说别人的不是。
利众、真诚
利众、真诚是Google自成立之初就始终坚守的信条。美国“卡特里娜”飓风过后，一家与Google Map合作的卫星公司得到了最新的灾区卫星图片，并将图片发给Google。当时，Google Map小组的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尽快将这些卫星图片免费发布到网上，可以解决政府机构和灾区民众的燃眉之急。于是，他们彻夜不眠，用最快的速度更新了服务器中的地图信息，为救灾工作做出了贡献。
大部分公司上市都是经过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又会把最多的股票分给大户低价买进，一两天后再卖出获得暴利，而小户可能就此被套牢。Google股票上市时，一位中国工程师沈修平提出：“为什么我们不用平等的方式来拍卖我们的股票，无论大户小户都可以用同样的价钱买入”。因此，Google自己做了一套软件来完成这个符合公司价值观和文化的上市流程，并赢得了广大股民的一致好评。这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公司的每一件事都应该符合文化，只有这样，优秀的文化才会得以传承和延续。
激情、风趣
Google的员工都喜欢在愚人节那天开玩笑。有一年4月1日，有位Google员工甚至在网站上推出了Google牌的彩色汽水。这种提倡激情和趣味的企业文化体现在研发上面，就成了无数新点子、新创意的最好源泉。
在月球上建立研发中心是另一个愚人玩笑，还真有人上当了，要申请加入Google未来的月球研发中心。愚人节玩笑开多了，真的都被当成了假的。Gmail正好在4月1日发布，很多人以为这又是Google这帮聪明家伙的玩笑，而且，那时候并没有企业曾经免费提供如此大容量（1GB，现在超过了2GB）的邮箱。最初，这个消息甚至被不少内部员工也认为是假消息，可见愚人节玩笑后遗症之“流毒”深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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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9)
一位刚加入Google的新员工，由于尚未租到房子，就在公司生活了一个月。他的生活远比汤姆汉克斯在机场的生活——电影《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的故事情节——爽得多。一日三餐自然不用愁，到处都是可以睡觉的舒服的沙发，洗澡可以在十分高级的浴室完成，锻炼身体可以去折腾游泳机和跑步机，偶尔还可以在钢琴室里活动活动手腕，比在自己家里还舒服。据说他居然做到了一个月足不出户！
人才：Google的“核心财富”
Google自创立的那一天起，就把发现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重视人才视做最为重要的管理理念，因为只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才能为公司创造最大的价值
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里，人才的价值尤为重要。在工业时代，一个优秀技工和一个普通技工的效率差异可能是30%，但在信息时代，一个高级程序员和一个普通程序员的效率差异可能高达10倍以上。例如在Google，公司最顶尖的编程高手Jeff Dean曾发明过一种先进的方法，该方法可以让一个程序员在几分钟内完成以前需要一个团队做几个月的项目。他还发明了一种神奇的计算机语言，可以让程序员同时在上万台机器上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极为复杂的计算任务。毫无疑问，这样的人才对公司来说是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的。公司必须善于追踪、挖掘、面试、聘请、评估、培养、重视和留住这样的人才，并总是把与人才相关的工作视为公司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发现人才
重视人才的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管理者要善于雇佣高水平的人才。在Google，每一个管理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招聘。有一次，记者问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施密特，未来公司的成长瓶颈是什么？我想，许多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遇到类似问题时可能会回答市场前景、竞争、技术发展等等。但是，施密特当时不假思索就立即回答道：“我们能不能够继续找到世界一流的人才。”
“招聘专员（recruiter）”这个职位在其他的公司可能只是人事部门里面的一个普通职位，一个公司最多也不过有几十个招聘专员。但是在Google，我们几千个员工中居然有500个招聘专员。之所以设置这么多专职负责招聘的岗位，那是因为我们深深理解，公司需要人才的岗位非常多，每一个应聘者又都要经过周密、严格的面试流程，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招聘专员来完成这样繁重的工作。
我当初打算来到Google的时候，Google一知道我对Google有兴趣，一位资深副总裁就立即发电子邮件告诉我说：“随时打电话给我，一星期七天，一天24小时，任何时间都行！”为了我的方便，当我到Google去面谈的时候，他们特意选择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作为谈话场所，而每一个参加面谈的资深员工也都不介意为了我一个人跑这么远的路——特别是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拉里和谢尔盖，他们一个骑着自行车，一个踩着滑板来到了高尔夫球场。
Google公司坚信：一流的人雇佣一流的人，二流的人雇佣三流的人。因此，当一个队伍雇用第一个二流的人的时候，就是它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公司强烈鼓励员工推荐自己认识的高手加入。公司有一半的人都是经过员工推荐进来的。最近，为了鼓励大家帮助一个新成立的部门招募人才，公司更是推出了诱人的奖励政策：只要你能成功地推荐十个人进入这个部门，就送你一辆车！
总能发现并得到世界上最好的人才，Google似乎拥有一种不可抵御的“魔力”。我认识的许多朋友都先后来到了Google。他们中有资深的研究者和科学家，也有技术超群的工程师。而且，他们中的每个人一到了Google，就好像被充了电一样，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激情。这样一批优秀的人才，在这样优秀的公司里，怎么能不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优秀产品呢？
在Google，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世界一流的大师，单单列举一下这些大师的名字就足以让人兴奋不已了：互联网之父Vint Cerf，世界上第一个网络爬虫（Crawler）的发明人Louis Monier，UNIX和C语言大师Rob Pike，Linux世界的第二号人物Andrew Morton，Apache组织的主席Greg Stein，Python创始人Guido Van Rossum，XML的发明人Adam Bosworth，中文搜索第一人简立峰……%%%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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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10)
众所周知，Google的面试机制既严格、精密，又充满了Google特色。
对于面试，Google采取了极为严谨的态度，使用统一的、经过精心设计的面试流程。例如，Google虽然在其他方面非常习惯放权给主管经理，但在招聘方面，每个团队的主管经理或招聘经理并没有最终的决策权。因为公司担心每个经理会因为自己希望尽快充实团队而放松了对招聘标准的把关。例如，很多人在招聘时会有类似于“在五个申请者中挑一个最好的”的想法。当应聘者都不能满足公司要求时，他就会不自觉地降低标准。因此，在Google，几乎所有应聘者都必须沿着统一的面试流程走完所有招聘步骤，然后被“招聘小组”客观评估。
例如，假设在一个星期内有一万人投简历，我们会先对简历做一次筛选，那些较优秀的会优先得到我们的电话面试（在中国也可能有笔试）。电话面试过关的，我们会安排面试。在面试中分数较高的人的资料可以被提交到每周的“招聘小组”讨论。最后，“招聘小组”挑出来的最优秀的人又被送到公司的“副总裁小组”再一次审查。这一万人里可能只有100人过关，我们这时会把录用通知发给这100个人，也许里面有90人接受。然后，接受录用的人就可以决定自己从哪一个月开始工作了。一直到这时候，各团队的主管经理才能来“争取”这些“应聘成功者”。同时，每一个刚加入Google的新员工也会根据个人爱好提出自己希望从事的工作列表，公司则会把那些最合适的人分配给最需要他们的部门或项目组。
在整个流程里，每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的。拿面试来说，除了极少数有特殊技能的应聘者之外，几乎所有的应聘者都会被不同部门的人面试。每一个面试官都可以看到此前的面试官提出过的问题（这样就不会有重复提问的情况），但是他看不到其他面试官的打分（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都足够客观）。每一个面试官在面试后要填写非常详细的反馈信息（通常在两页左右），然后还要为应聘者打分，分数从1.0到4.0不等（可以是小数，1.0表示绝对不能雇用，2.0表示反对雇用，3.0表示可以雇用，4.0则表示坚持必须雇用）。给分时，每一个面试官都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他的面试技能也会被打分和评估。如果一个面试官多次在别人都给低分的情况下给出高分（或者反之），他自己就会被扣分。如果他的判断经常和别人相反，那么他以后可能就不会有参加招聘的机会了！
为了更好地了解应聘者的情况，公司内部还有一个自动化的软件，它会针对每一个应聘者的简历自动去询问那些可能认识该应聘者的公司员工（例如，这个软件如果发现了一位1995年在苹果公司从事多媒体工作的工程师，就会自动发邮件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请我给出评价，因为该软件知道，当时我正在苹果公司负责多媒体工作）。
当所有反馈信息都搜集好了之后，“招聘小组”的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招聘小组”和公司内的任何项目都没有直接关系，小组成员会审查关于应聘者的所有反馈信息，以及应聘者的学校、学历、工作经验、推荐信、推荐人等信息，然后对所有应聘者的分数进行排序。通常，如果一个应聘者得到了一个2.0，或两个2.5，或有非常明显的负面反馈（如难以沟通、诚信有问题等等），“招聘小组”就不会考虑他了。
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招聘模式，也许它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但它能够真正保证我们所雇用的都是一流的人。
重视人才
在Google，因为我们招聘的大都是编程高手或算法大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并不鼓励他们成为经理，因为那样的话他们的编程、算法功力就无法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所有的工程师有一个和经理一样好的“双轨道”制度，也就是提供一套合理的晋升机制，让一个技术人才完全可以做到和副总裁、总监一样的级别。在不同的轨道上，Google为员工提供的机会是平等的，员工并不一定非要做管理工作才能促进个人事业的发展。在Google，一个最高级别的工程师可能比副总裁还要资深。这样的“双轨道”政策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才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有利于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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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11)
Google非常鼓励人才在公司内部流动和发展，员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或改变工作内容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例如，大约每六个月，工程师就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要换一个新的项目，以便学习新知识或更好地发挥特长。因为Google的大多数项目都比较短，差不多每六个月，手头的工作就可以告一段落，同时Google在项目管理和知识共享方面做得也很出色，一般的项目都不会因为人员变动而受到影响。当然，这一切都是看个人兴趣决定。如果一位员工很热爱爱的项目，他可以长期地留在这个项目。如果一位员工只喜欢做最新、最有创意的工作，而他确实也很有创意，那么它就可以每六个月（甚至更频繁）开启新的项目。
Google总是选择那些最优秀的经理人来完成管理和招聘工作，同时尽量保持经理队伍在人数上的精简，以便让管理结构更为扁平，无论是经理还是普通员工，都可以在这样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中充分发挥特长。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个经理都能直接领导一个较大的团队（某些经理甚至直接管理一百多人的团队）。因为这些经理人都非常优秀，这种扁平的管理方式实施起来并不很困难。当然，这样做的一个问题是，经理可能不会详细掌握每个员工的工作情况。于是，我们又建立了员工间相互评审的制度，即每个员工在接受考评的同时，也要对他身边同事的工作表现做出评价。相互评审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公开的，评审者和被评审者都能看到。经理可以收集所有自我评估和相互评审的反馈信息，然后给出最终的评审意见。
大多数公司都会根据员工业绩和末位淘汰的原则，定期解雇一些业绩较差的员工。但Google几乎从不主动解雇员工。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招聘时采用的面试标准已经非常高了，只要能够通过面试，进入Google的员工就一定是出色的人才，没有必要施行末位淘汰制度。
留住人才
在Google，人才流失率不到1%，相比之下，美国硅谷的平均人才流失率约为20%。这时因为Google非常重视发挥人才的特长，为他们提供优越的工作环境，以便留住这些优秀的人才。
很多人可能认为，留住人才的关键是待遇。的确，每个人都应该得到适当的待遇，但对一个软件从业人员来说，他更看重的是工作环境如何。与提高员工待遇相比，Google更注重创建一个能够吸引人、留住人的优越环境，这包括：
* 充分的资源支持，让每个人都没有后顾之忧。例如，Google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性能最好的电脑，以及两个24英寸大屏幕的液晶显示器。
* 吸引人的科研工作，让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工作。每个工程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适当的时候变换项目，以便更好地发挥特长。
* 领导者理解并支持员工的研究，让每个人都能在紧随公司的大方向的同时，仍有足够的空间及自由去发展自己的才能，追求自己的梦想。
* 创新实践者的乐园
* 在Google，喜欢创新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最先进的、最有价值的网络服务产品，真正把互联网变成造福世界的平台。
* 在Google，一切都可以自己创造，一切也都需要自己动手（因为工程师最喜欢的就是自己动手，创造奇迹），甚至连Google使用服务器都是自己组装和定制的（与购买现成的服务器，这可以节省大量资金）。
* 自由创新，改变世界
* Google将世界看做自己的实验室，并尽力在最短的开发周期内推出最好的产品，“今天就改变世界”是所有Google工程师的坚定信念。
* Google的创新思维和优越环境可以让员工充分发挥才华和潜力，做出最大的贡献。
* 如果想创业，员工甚至不必离开公司。因为Google内部每年都会有几个项目得到Founder’s Award，奖金大约美元100万美元，和出去创业所能得到的也差不多，|Qī-shū-ωǎng|而且没有创业的风险，周围还可以有那么多杰出的人一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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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成功之道(12)
* 为员工提供学习、培训的机会
* 正如上文所列举的那样，Google靠自己的影响力吸引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师，并借助他们的智慧、经验培训和影响新员工。事实上，这些大师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出最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了。
* Google为员工提供了丰富的培训课程，包括内部课程，科学或人文的讲座，也包括支持员工（包括中国员工）到斯坦福大学读硕士学位等等。
* 新颖的环境和福利
* 优美的办公园区，新颖的办公室装饰，诱人的美食，漂亮的健身房，舒适的按摩服务，各式各样的游戏和娱乐装置，通过媒体的宣传，这些典型的Google文化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了。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工作，员工的工作热情怎能不高涨，工作业绩怎能不出色呢？
* 百步之内必有食物！这是Google内部一条规矩。一位工程师觉得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就量了一下他与最近的食物之间的距离，果真发现超过了100英尺，距离是120英尺。于是他幽默地要求后勤部门改进自己的服务，对方的回答十分经典：你的头顶就是餐厅，距离你绝对没有超过100百步！
企业员工是Google的主人，工程师是Google的灵魂。在Google工作的员工可以享受到最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但更为重要的是，员工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发挥特长的机会，以便把自己的技术理想变成千万人使用的热点产品——对那些渴望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技术天才来说，这样的人文环境该有多么强烈的诱惑呀！
结束语
Google公司是高举创新旗帜，走在互联网时代最前沿的创新型企业。Google公司的创新不仅仅是产品和技术的创新，更是文化和管理的创新。正是因为有了平等互重、创新实干、透明客观、利众、真诚、激情风趣、以人为本等优秀的企业文化，有了全力发现、选拔、重视和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坚定理念，Google才实践出了一条符合网络时代特点的创新之路。
希望Google这种集研发一体、个人自由、平等参与、实时高效、用户优先和使命清晰等特点为一身的创新模式，以及符合互联网时代特点的企业文化和人才理念能够为更多的IT企业所借鉴，希望大家都能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创造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创新的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最适合企业发展需要，也最能满足未来时代要求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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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启示录(1)
引言
与我1998年刚回中国时相比，今天中国的许多大学都已经在基础设施、教学环境、师资力量、办学理念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大学还不能像美国一流大学那样吸引到全世界一流的人才，在课程设置、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等方面与美国一流大学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美国大学以及美国整个教育和科研制度的内在规律，有必要虚心向美国大学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理念。教育是人才的基础，人才是科技的源泉。只有不断学习并不断改进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我们的人才储备才可以成为科技发展的真正基石，中国的科技实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
为了更好地向学生和老师们介绍美国大学的办学经验，以及美国教育体系与科研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于2004年写出了《美国大学启示录》这篇文章。文章中列举了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的五大理由，同时也谈到了美国大学教育体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我认为，美国大学的最大优点在于：教授可以受到最高的尊重，有最好的待遇；国家鼓励并支持大学开展科研工作；有很好的科研转换及教师晋升机制；教师在美国是令人羡慕的行业，等等。文章中论及的内容非常有针对性，同时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文章先后在《科技日报》等媒体发表，为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贡献了一些绵薄之力。因为写了包括本文在内的许多关注大学教育、帮助青年学生的文章，《南方周末?人物周刊》将我评选为2004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并给予了我很高的褒奖。当时，组委会给我的评语是：“心系内地大学改革和内地大学生，教他们如何为人处事，教他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今天，美国大学的实力雄踞世界之首。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是国家向公民提供的一项福利，也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优良动力。美国卡内基小组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经济实力有50%是从它的教育制度获得的。拥有了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美国才能拥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影响深远的杰出学者和强大的知识经济，才能成为科技强国。
然而，美国高教并不完美。美国在过去一百年中有许多措施、政策、制度、思路值得效法，但近20年来也呈现出流弊日滋的景况。
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大学对美国发展的重要贡献，探讨美国大学成功的根本要素，以及近二十年来显现出的弊端。《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但愿本文对美国大学体制成败得失的分析能对寻求中国教育制度进步的人们提供一种参照。
美国大学成功的五大理由
美国作为世界公认的科技强国，拥有世界50%以上的学术论文、诺贝尔奖得主和专利。美国之所以强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拥有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学府，它们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负笈美国，一俟学业完成，这些学生很多都留在美国，成为美国支撑其科技强国地位的砥柱。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有85%是美国的大学（据上海交大所做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中有17所美国大学）。美国用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吸引世界各地的最有潜质的学生到美国学习，再用它强大的企业将这些人才中的大多数留在美国本土。在微软、IBM、苹果等美国高科技企业中充满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拔尖人才。这些异域精英们为美国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美国大学的成功有五大理由：（1）英明的政策与官员；（2）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3）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4）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5）私立大学奇迹般的崛起。
（1）英明的政策与官员
1862年，美国正着手开发西部，一位有远见的参议员Justin Morrill为了提供落后地区的农工人员受教育的机会，推动实施了《赠地法案》，由政府提供免费土地用以创办新的“赠地大学”。这个法案使每个州分别获得三万英亩土地，《法案》还允许大学将这些土地变卖，用卖地之资作为学校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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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启示录(2)
随着美国的社会财富日益雄厚，国家对大学的经费投入也逐步增加。见到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获得成功，Morrill和其他参议员又推动实施了新的法案，追加了研究经费和新学科教学的经费，以促成研究和教学并重的“研究型大学”。
尽管有了这些英明的政策和充裕的经费，20世纪初美国的科研和大学仍然落后于欧洲。这时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契机。历史没有让美国人等得太久。二战期间，在美国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主任Vannevar Bush的领导下，有六千名科学家机密地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包括影响深远的对原子弹、雷达、解密算法、导弹和青霉素的研究）。二战结束， Vannevar Bush调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战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的报告，阐述他设计的一整套国家扶持科技，利用科技创造财富的机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 大幅度提高科研经费。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所必需的，政府有责任支持、资助这个领域。从1940到1990年，美国的研究经费涨了4000倍。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超过380亿美元。
* 把国家科研下放给大学。 Vannevar Bush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合同制联邦主义”（Federalism by Contract），其实质就是联邦政府自己不设立研究机构，而是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务交付给大学或私营公司。他与41所大学/研究机构、22家公司签订了二百多个科研合同。美国除了少数的国防机密项目，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都经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基金会、国防部高科技组织、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提供项目，通过竞争方式下放给研究型大学和其它实验室来操作。
* 引导国防科研产业化。二战时发明的很多技术都有巨大的商业价值，Vannevar Bush 力主由大学（象麻省理工学院的 Lincoln Labs，加州理工学院的 Jet Propulsion Lab）来做这些技术的下一步科研工作，然后经过国防承包商（象波音、Lockeed、BBN）将这些技术产业化。这一系列措施催生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公司，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
美国当局从谏如流，Bush报告中的三点从此为美国现代科研政策定下基调。
《科学——无尽的战线》所力倡的开放式科研和苏联的集中式科研理念上截然不同。国防科技方面，苏联有星有弹，并不比美国逊色。但是苏联的集中式科研与社会隔离，武器做得越先进，社会越穷。最后整个国家陷入经济恐慌，失去科技强国的地位势所难免。而美国的开放式科研，由大学负责创新，由企业负责产业化，每一项发明都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同时也为大学和产业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推动力。
Bush这些明智的政策使得大学在经费上富可敌国（实行“合同制联邦主义”的初期，麻省理工学院就得到一亿美元的经费），大学里面群英荟萃。从此，不但美国大学后来居上超过欧洲，美国的高科技（航天航空、医学、计算机、操作系统、 网络……）也迅速产业化，创造了无比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大学教授和毕业生创业成功后，将他们的知识和财富重新输入大学，形成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
在此，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伟大进步的功臣：英明的官员。Vannevar Bush就是其中最卓越的典范。他本人不仅是政府官员，也是有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和卓越的科学家。他在1931年研制成功的“微分分析仪”（Differential Analyzer），是电子计算机的鼻祖。他在1945年写的 “As We May Think”一文，预测了未来计算机、数据库、数位相机、语音识别、Internet等功能，有人因此称他为电脑之父。Vannevar Bush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曾创有名的Raytheon公司，也是美国专利系统的创始人之一。如果Vannevar Bush没有步入仕途，他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作为运筹帷幄的政府官员，他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他的例子昭示我们，教育、科研和经济的进步不但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和开明的政策，也需要具备大师智慧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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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启示录(3)
（2）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
美国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风格上跟欧洲大不相同。教师和学生在直截了当的氛围中交流思想、学习知识。无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美国教师一般不会对学生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而是采用实验、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丰富生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美国的大学中，教师鼓励学生追逐兴趣而不是追逐“热门”，开明的校规也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转系。我刚进大学时想从事法律或政治工作。一年多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对法律没有兴趣，学习成绩也只属中等，但我爱上了计算机。我每天疯狂地编程，很快就引起了老师、同学的重视。终于，大二的一天，我决定放弃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已经修得的学分，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藉藉无名的计算机系。若不是开明的校规允许我转系，今天我就不会拥有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很可能只是在美国某个小镇上做一个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
在美国的大学，教师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我读书时，曾提出与导师的思路截然不同的技术方案。当时我的导师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他的鼓励最终促使我沿着自己的道路获得了成功。这种因材施教、鼓励创新的教育理念再好不过地体现了美国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3）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
美国的高等院校大多拥有一流的师资，可谓大师云集。在美国社会，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渥的待遇。优渥的待遇保证了师资质量，优良的师资带来学生对老师的尊崇，学生的尊崇又使老师社会地位提升，结果是待遇又继续提高，从而形成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
在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一个教授职位常常有上千人同时申请。当一名青年教师，击败了上千名竞争对手，进入斯坦福大学做助理教授后，他只得到一纸为期7年的聘书。7年后他有50%的机会得到“终身职”，得以终身留在学校。但是他也有50%的可能得不到“终身职”，必须放弃成为教授的目标，甚至失业。这样苛刻的条件下一个职位仍有上千人申请，我们可以想象教授在美国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工作。
“终身职”制度有两个目的。第一，确保教授合格。获得“终身职”教授职位极为困难。申请者需要做多项独立科研、在高水平的期刊发表文章、成功地指导博士生，再经过严格的师资评审制度，由同行教授进行客观考评，仔细衡量对科研的实际贡献，加上学生的评语等，然后才能证明其“终身职副教授”的资格。如此高的门槛， 保证了教授的质量，也保证了教授的社会地位。第二、保障思想自由。一旦获得“终身职”，学校不能因为思想偏激或攻击学校、政府而解雇教授，等于提供“终身”保障。
此外，美国高等院校在管理上强调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不鼓励大学办企业、不鼓励教授拿过多的横向项目，以免影响教学质量。大学教授本来就有丰厚的薪酬，还可以每周抽出一天做待遇不菲的“顾问”工作，更可以选择时机留职停薪到社会上创业。所以美国教授没有后顾之忧，也能够公私分明，把在校时间全力投入到科研和教学中。
（4）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
19世纪以前，欧洲的大学主要训练的是教士和政治家。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心目中世界是稳定的，并且从根本上讲是已知的，如果说还存在未知的部分，那也一定可以从已知的知识出发推导出来，因为秩序是一以贯之并且无所不在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历史的重演，人们从未设想过这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会存在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教育的目的是传授固定的知识。大学最重要的品质是稳定。
自19世纪以降，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医学革命带给了人们希望，核子武器、恐怖主义、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带给了人们恐惧，两次世界大战动摇了人类对自身智慧和理性的傲慢……随着伦理、道德、信仰、哲学、科学的深刻变化，人类开始意识到，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重演。这种时代趋势给教育带来深刻的影响。从此，教育的指向不再是重复僵硬的知识或真理，而是创新。而大学最重要的品质也不再是守旧的稳定，而是迎着风险追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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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启示录(4)
就在古老的世界因创新而变得年轻的转折关口，美国的大学把握机会，在“进步”的旗帜下，在胸有韬略的教育家领导下，超过了欧洲以“稳定”为要的大学（德国的大学是一个例外）。美国本是一个多元文化大熔炉，美国的大学为了进步敢于创新也愿意模仿。很好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在德国柏林大学这种研究型大学大获成功的启发之下，美国的大学迅速将德国模式融入美国本土教育，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很快青出于蓝，超过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成就。另一个例子是MIT最近以一亿美元总经费计划将2000门课程（包括课本、演讲稿、笔记、习题、答案等）无偿地在网上公开。这不但代表了MIT拥抱网络技术和远程教育的进取心，更显示了它不惧风险，并对蝉联世界工科领导者地位的无比信心。
在处理进步和稳定的关系问题上，美国大学提供了值得效法的范例。且听加州大学校长Clark Kerr的夫子自道：“进步和稳定都重要，但是我深信进步比稳定更重要，因为惟有进步才能带来真正的、长远的稳定。因此，当两者有冲突时，我们应该放弃稳定而追求进步。”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美国奉“在进步中求稳定”的理念为圭臬，终于后来居上地超过欧洲老牌大学，令全世界为之瞩目。这个理念，正是美国大学至关重要的成功秘诀。
（5）私立大学奇迹般的崛起。
美国的大学可分五类：
* 私立大学——这类大学是在有理想的成功人士捐赠的基础上建成，归私人所有，由董事会管理。这类大学不以盈利为目的，股东不得获取利润分成，所有收益用于学校发展及提高科研教学水平。
* 公立大学 ——如各州立大学，完全由政府出资，满足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需要，体现了教育资源利用的公平性、正义性和便利性。
* 教会大学——出于宗教目的，由教会拥有，补充社会基本教育条件并服务宗教目的。
* 公立社区大学——提供低学费的两年制学位教育，瞄准那些无法进一流大学的学生。也有的学生为了省钱，先读两年社区大学再转学到公立或私立大学。
* 私立职业大学——以盈利为基本目的，相当于企业或者公司，这类大学一般收费较高、办学水平较低，类似中国现有的许多民办大学。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最优秀的大学中大约有85%都属于上面第一类，即私立大学。这一点从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排名2也可以看出：
总体排名（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本科 商学院 工程 1 哈佛 哈佛 麻省理工学院 2 普林斯顿 斯坦福 斯坦福 3 耶鲁 宾州大学 伯克莱 4 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依利诺斯 5 加州理工 西北大学 乔治理工 6 杜克 哥伦比亚 密歇根 7 斯坦福 杜克 加州理工 8 宾州大学 伯克莱 普杜 9 Dartmouth 芝加哥 德州 10 华盛顿大学 Dartmouth 卡内基梅隆
高科技学科领域领先的学校 生物工程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 1 斯坦福 卡内基梅隆 麻省理工学院 2 哈佛 麻省理工学院 卡内基梅隆 3 麻省理工学院 斯坦福 斯坦福 （注：图中斜体为公立学校，其它为私立学校。）
这些私立大学都是常说的“研究型大学”，它们不但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做一流的研究。尽管公立大学拥有政府的资助，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之间的差距还是越拉越远。私立大学不仅仅是成功的学府，还成为产业的核心：硅谷的崛起归功于斯坦福大学，波士顿周围高科技产业的兴旺则依靠麻省理工学院。
为什么美国能打破过去公立大学一方独霸的局面呢？是什么让私立大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力量呢？美国的研究型私立大学的成功具备下列四个重要条件：
* 有理想的慈善家：上面表格中的每一所私立大学都是用爱国的慈善家（如Carnegie, Mellon, Stanford, Rockefeller，Harvard）的捐赠创立的。其中Rockefeller除了捐赠多所大学，还提供了研究资金，在政府尚未看到微生物学的潜力时，他一掷千金，支持加州理工学院等学校创设这个重要的学科，令美国抢得学科发展的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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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启示录(5)
* 雄厚的私人捐赠基金（endowment）：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一流的私立大学培养了大批成功的杰出校友，这些校友又对学校慷慨解囊，帮助学校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基金（endowment）。以哈佛大学为例，它的基金高达一百多亿美元，而且每年都有盈利。用这笔钱，学校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出最高薪挖来最好的教授、无偿地把课程放在网上、建立科学园区……
* 雄才大略的校长和富有特色的大学：这两者相得益彰，密不可分。雄才大略的校长用自主的办学方针和鲜明的办学特色带领学校达到卓越。每个学校都有它的个性，它们不是枯燥的生产线造出来的陈陈相因的货品，也无法用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的线性思维论定坐次。很经典的例子是Daniel Gilman，他作为Johns Hopkins的首任校长，以研究型大学为理想，在短期内创造了奇迹。除此之外，还有雄才大略的校长和计算机系主任把Carnegie Mellon铸造成一个以IT革命为宗旨的学校；加州理工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Noyes, Milikan, Hale把这所原来表现平平的Throop Institute改造成小巧精悍的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邻近哈佛，所以决意发展工科，最终修成正果；西北大学的骄傲则是它世界第一的商学院；伯克莱树立了蜚声世界的自由开放学风……每一所有特色的学校都吸引有特色的人，他们在适合的学校环境里尽情发挥，形成人尽其材，各施所长的局面。
* 灵活高效的运作： 私立大学在成本控制、运作效率、吸引学生及响应社会需求方面，都比公立大学灵活和有效得多。私立大学不受美国政府政策的限制，也不用每年苦等年度经费，因为私立学校的资金来自基金会，得以像私人公司一样灵活地运作。它们能够以更大幅度的高薪来挖研究大师，提供研究启动经费，它们可以创设新的学科，这种灵活运作的方式正是市场经济的独到之处，因此私立大学可以达到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培养高素质的学生。而且，更自由的环境也更能吸引人才。一所大学的成败取决于 能否吸引杰出人才，而杰出的人才向往灵活和自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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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面临的五大弊端(1)
对于改革中的中国教育，美国是很好的典范。但是，当我们羡慕美国的成功时，也要看清今天美国大学的弊端。
今天的美国大学有下列五大弊端：（1）“终身职”制度造成教授不思进取；（2）学费经费失衡导致“大学行销竞争”和“盈利型大学”泛滥；（3）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4）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5）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
（1）“终身职”制度造成教授不思进取
“终身职”制度用较高的门槛来遴选教授是很正确的做法，但是“终身职”也对美国教育产生副作用：得到“终身职”之后，一些教授便高枕无忧，不再努力工作。有些教授高踞其位，其实已半退休，要么就在外创业。这是因为，教授在得到“终身职”后就不再有约束，制度上无法促使他们竭尽全力地担当起对学校和学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果在企业，无论职位多高，做得不好，依然会被降薪、降级、甚至解雇。相形之下，大学也应参照企业管理的方式，才能确立令人信服的公平竞争。
（2）学费经费失衡导致“大学行销竞争”和“盈利型大学”泛滥
伯克莱大学教授David Kirp的“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一书批评了美国的大学由于近年政府经费削减而产生的学费暴涨。为了生存，很多学校采用行销手段推销自己。行销本身不是坏事，在学费、经费问题无可回避的情况下，适当地融入行销手段有其必要性。但是，有些大学采取夸大、不实的行销手段，不惜通过投机甚至作假来提高排名和提升大学品牌。
此外，很多大学忽视基础学科，因为基础学科拿不到经费。很多大学在雇用校长、副校长时忽略学术和管理能力，而主要看他们的行销能力。这一点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系统的重大隐患。
正当主流大学遭遇经费问题时，一批盈利型大学乘虚而入。这些学校（如Devry University, Phoenix University，Jon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等等）以中专水平僭称“大学”名号，竟然门庭若市，很快积累了数十万学生。分析这些学校发迹的门路，不难看出端倪：他们拿不到国际认证，就拿州立或市立认证，照样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它们得不到媒体的好评，就在电视上大做广告；它们吸引不到优秀学生，就降低入学门槛；它们为了提高利润，就以最低的代价，最少量的课，最少的专业教师，通过网络教学……这些盈利型大学利用主流大学的危机大发了一笔横财。Devry大学的控股公司已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市值为15亿美元，总裁每年收入180万美元。然而，看到大学文凭贬值，教育沦为商人掠夺纳税人尤其是贫苦学生的摇钱树，人们不禁要质问：公理良知何在？教育作价几何？
（３）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
为 了提高各个院系争取经费的积极性，很多美国大学降低学校“提成”，缩减校方的权力，而把权力下放给院系。这造成了冷门院系经费捉襟见肘，热门院系却财源滚滚的局面。例如，伯克莱大学为了大笔研究经费，开始做不开放的研究。南加州大学推行“资源管理下放”的管理制度，要求各学院自负财务盈亏，导致课程变质，院际公共设施的经营品质下降。Virginia的商学院不满校方“提成”太多，干脆自立山头，设法脱离母校。流风所及，大学的各个院系几成盈利性公司。
此外，院系独立还导致校长大权旁落。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像过去哈佛的Eliot校长、Johns Hopkins的Gilman校长，芝加哥大学的Harper校长那样的集社会理想与胆识气魄于一身的教育家。
（４）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
另一本题为“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书，作者是加州大学校长Clark Kerr，分析了美国大学荒废教学的深刻危机。随着大学经费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经费，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已变成重研轻教。目前，一个大学或者院系的品牌取决于它有没有一流的研究型教授，这使得大学以天价去挖研究型的明星教授。纽约大学在5年内挖来的法学和哲学明星教授使它有两个系从原先不列名跃升到前三名。然而，大牌明星教授最大的问题是都不愿意教学。于是，纽约大学又只好聘来大批“教匠”应付教学之需。大牌明星教授年薪可以高到一年20万美元，而“教匠”教一门课只有三千元，而且不算学校正式员工。如果“教匠”所授课程明年冷门了，他将彻底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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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面临的五大弊端(2)
很多美国名校的学生都认为教授只关心研究，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最终吃亏的还是学生，尤其是本科生。
（５）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
上述四点弊端，倘若出现在50年前或100年前的美国，很可能会被某个慈善家或教育家通过开创或改造一所大学而得到改进。但在今天，这样的变革契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 “一流私立大学”的市场已被垄断。
这种垄断除了靠私立大学的品牌、师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镇山之宝，那就是它们的基金（endowment）。 哈佛、斯坦福等大学都有超过百亿美元的基金。仅仅这个基金的利息就已经超过很多学校多年的经费。只用利息，学校就可以雇最好的教师、补足不够的经费或者进行扩张。实际上，它们甚至根本不需要动这笔“老本”，这些私立大学凭他们的品牌和实力就能拿到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基金只会年复一年像雪球般越滚越 大。
二流学校根本不可能与这些垄断市场的一流学府竞争，也不再会有慈善家敢于拿钱来和他们竞争（谁愿意投资几百亿，并且惨淡经营几十年后也只能达到“准一流”的档次？何况名校出身的慈善家对自己的母校都很忠诚）。因此，Johns Hopkins、芝加哥、斯坦福挑战哈佛的历史将不会重演。由理想的教育家和慈善家共襄盛举缔造历史的时代已经远去。现在，一流大学的作风和政策早已固定，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很难出现任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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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中国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大学的利弊得失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就中国的发展目标而论，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学府——无论这个目标有多困难，这都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面对这个任重道远的目标，有人夸下海口，声称2020年应可达到；也有人冷言相讥，斥为比超英赶美还不现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困难，但是绝对可以达到的伟大而实用的目标。作为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我深信任何伟大而实用的目标都不该靠闭门造车，而应在实际问题的考验之下，在吸取他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寻求发展。
目前，中国的大学在师资、体制、管理系统等方面都离世界一流学府有相当大的距离。若想步入一流，从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看来，我认为中国必须本着“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增加科研经费投入，革新大学管理系统，改变教学方式，并重研究和教学，推进产学研结合，避免过分产业化，打击由教育获暴利的行为，鼓励有特色的大学良性竞争，并且鼓励创办一流私立大学。如果这些措施果真能够见纳，想来月华如水，桂子飘香的金秋时节，我们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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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琐忆(1)
引言
这篇短文是应《大学生》杂志编辑王肇辉的请求而写的。
最初，我只想写一些有关自己、有关大学生活的趣事，以便在9月份学生开学时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但文章写成后，我发现其中不但谈到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大学往事，也谈到了一些可供当代大学生们思考和借鉴的经验甚至是教训。例如，沉迷于游戏对于学业是如何危险，为什么发现并追逐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大学中的社交活动以及由此建立的友谊为什么如此重要，大学期间为什么容易与朋友建立终身友谊，如何在打工中学习，等等等等。这些经验不但使我自己在走出大学校园后仍能长期从中受益，我想，即便对今天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它们也是非常宝贵的。
破灭的哈佛、法律、数学梦
上大学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哈佛人。我有这样一个梦想，一是因为那个笼罩着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1979年的四月，一封拒信打破我的这个梦想。至于原因，我估计是因为我的SAT英语成绩太差了，只有550分（如果当时有新东方，可能就不是这个结局了）。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身条件有不足，不能保证一定能上哪所大学，所以我一共申请了12所学校，这样，我觉得才能把主动掌握在自己手里。回想当时，我的老师们可能都快恨死我了，因为申请大学的材料中需要老师给学生写的推荐信，而对我，他们要一下子写那么多份（当时没有电脑，每封推荐信都需要老师亲手写成）。
最后，我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法律系和数学系也很有名。哥大给学生很大的发展空间，允许学生学习的课程范围很广。我在大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美术、历史、音乐、哲学等专业的课程，接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找到自己兴趣的机会。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哲学系的一个老教授说的话：“知道什么是make a difference吗？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difference最大，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
再来说说我的哥大法律梦。当时，我主要学的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pre-law）”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政治科学”的课后，我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来上课，十分苦恼。其中一门课实在太枯燥，我基本上每堂课都在睡觉，惟一的选择只是在教室里睡还是在宿舍里睡。睡到学期过半后，我的平均成绩勉强够得一个C，我赶在限期的前一天把这门课退掉，才避免了因为平均分不到3.0导致助学金被取消的灾难。
我向家人提起学习法律的苦闷时，他们都鼓励我转系。姐姐说：“你不是高中时就把大二的数学读完了，还得了全州数学冠军吗，怎么不转数学系？”但是，这又让我碰到了我的第二个苦恼。进入大学后，学校就安排我加入了一个 “数学天才班”，那里集中了哥大所有的数学尖子，一个班只有七个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数学突然由“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是“全州冠军”，但是我所在的州是被称为“乡下”的田纳西州，而当我遇到了这些来自加州或纽约州的真正的“数学天才”，我不但技不如人，连问问题时都胆怯了，生怕我的同学们看出我这个“全州冠军”的真正水平并不怎么样。这么一来，我就越来越落后，到今天我对这门课还是“半懂不懂”（这又是一个“沉默不是金”的证明）。当我上完这门课后，我深深地体会到那些“数学天才”都是因为“数学之美”而为它痴迷，但我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我羡慕他们找到了最爱；另一方面，我遗憾地发现，自己既不是一个数学天才，也不会为了它的“美”而痴迷，因为我不希望我一生的意义就是为了理解数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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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琐忆(2)
就这样，我与我向往的哈佛、选择的法律、自豪的数学一一挥别。
因为懂计算机成了校园里的牛人
失去了哈佛、法律、数学，我的未来之路将往何方？幸好还有计算机。
其实，我在高中时就对计算机有很浓厚的兴趣。高中时我很幸运，学校就有一台古董的IBM机器，当时是1977年，计算机还需要靠打卡片的方式使用（就是先在一张一张的卡片上打洞，然后再把这一叠打了洞的卡片输入电脑）。有一个周末，我写了一个程序，让它去解一个复杂的数学方程式，然后把结果打印出来。因为机器运行速度非常慢，写完程序后我就回家了。周一回到学校，我突然被老师叫去骂了一通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所有的纸都被你打印光了！”原来，这个数学方程式有无数的解，周五我走后程序一直在运行，也就一直源源不断地在打印结果。当时的打印纸都是每张连在一起的厚厚一叠，而这样一箱纸可能要花掉学校几十美金，结果被我一个程序全部打光了，老师当然很生气。
大一时，我很惊讶不用打卡片也可以使用计算机，而令我更惊讶的是这么好玩的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专业”。于是我选修了一门计算机课程，得到了我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A+”。除了赢得老师、同学的赞扬，我还感觉到一种震撼：未来这种技术能够思考吗？能够让人类更有效率吗？计算机可能有一天会取代人脑吗？解决这样的问题才是一生的意义呀！
大一期末，我找到一份工作，是在计算机中心打工，他们会按时间付点钱给我作为酬劳，虽然不多，但也是一种鼓励。同学们有什么计算机方面问题都会来找我解决，而且当时“会计算机”在学校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COOL了。甚至那时候我的ID都跟别人不一样：一般人的ID都是“院系名+姓名”，比如学计算机的就是“cs.kaifulee”，学政治的就是“ps.kaifulee”，而我的是“cu.kaifulee”，cu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李开复，和校长一样，多牛啊！
当然，我也做了很多无聊的事情，比如做程序去猜别人的密码。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密码是可以被破译的，当我“黑掉”别人的帐户以后，就用他的名义发一些恶作剧的信。有一次，我用一位男同学的账号在BBS上发了一个“单身女郎征友”的启事，害他莫明其妙地收了一堆情书。这位同学现在也在北京工作，估计他到今天还不知情，下次见到他我一定要记得告诉他，那个启事是我发的。
当时，哥大法律系在全美排名第三，而计算机系只是新设的一个专业，如果我选择计算机这个基础不是很厚重的专业，前途看起来并不很明朗。如果选择法律系，我的前途大概可以预测到：做法官、律师、参选议员等等。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范本，我可以照着规划。而选择计算机专业，我甚至连将来要做什么都想不出来，当时也没有软件工程师这种职业。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和“我的兴趣”（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多无聊、多沮丧啊！），并没有让这些现实就业的问题影响我。于是大二时，我从“政治科学”转到“计算机科学”。当时，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开玩笑说：“任何一个学科要加‘科学’做后缀，就肯定不是真的科学。看看你，从一个‘假科学’跳到另一个‘假科学’，跳来跳去还是成不了科学家。”
每天两毛五，游戏打到9999
我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专长”：打电子游戏在学校是NO.1——没人打得过我。
以前的电子游戏比现在简单多了。我常玩的一种游戏叫做Space Invader，屏幕下面有四个堡垒，可发射子弹，上方是很多妖怪，需要把他们一一击中。那个时候的游戏机很“笨”，妖怪不是很快地飞来飞去，只是在慢慢移动。这种游戏投币才可以玩，每次两毛五，而我没什么钱，一天两毛五对我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每天我只带两毛五去玩，上完课就去打一次或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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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琐忆(3)
这么弱智的游戏，有挑战吗？有！机器中的分数设置只有四位数，最高分数是9999分，之后再得分就会自动回0。而且，每个妖精的分数不一样，有的是一分，有的是三分，有的是十分，所以当打到接近9999时，你就要小心计算了，因为如果错打了一个，超过了9999，就会回0，得重头开始了。为了保持我的记录每天都是最高分，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瞎打一通，而是一边打一边计算自己的分数，打到9999分就自杀，不玩了。这样，游戏就很有难度了。而且我刚开始不可能打得很好，需要一次次练习，这也是很大的“投资”。
最后，我每天两毛五的结果几乎都是9999，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我每次都把名字的缩写KFL写上去，让后面来玩的人都会看到这个记录，知道谁是最高分，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时玩游戏的学生很多，甚至还要排队，我若去的话大家都会说：“看，高手KFL来了！”
我在高中时很守规矩，从不玩这种游戏，到了大学，一下子没有了家长的约束，比较自由，于是才开始玩游戏。回头想想。当时的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些游戏不够精彩，没有让我真的沉迷下去，每天我只是花两毛五，放松20分钟。当时如果有什么“魔兽世界”、“CS”，说不定我就会沉迷网吧，毁了一生。
就这样，我打了一个学期的游戏，又是什么使我脱离了电子游戏的“魔掌”呢？是桥牌。我是在高中时跟朋友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学会打桥牌的，进大学后，我参加了桥牌俱乐部，发现玩法不同了：大家都拿同一副牌，这样就可以比赛，看谁打得最好。那时，也许因为中国人的“排队心态”作祟，我特别喜欢参加桥牌比赛，目的就是想得第一。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为了得第一就非常幼稚地找了一个老先生老太太聚集的“桥牌俱乐部”打，打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似乎该换一个地方了，不然除了常挨老太太白眼之外，牌技还越来越差。当时，许多地区都有桥牌比赛，于是我们就搭车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比赛，还去常春藤学校比如耶鲁、哈佛去比赛，或去参加全美的比赛，这样以来我们得了不少奖牌、奖杯。我的一个桥牌搭档，后来参加了“百慕达杯”（类似于足球的世界杯的一个桥牌比赛），得了全世界第三名。他后来成为一名职业桥牌手，日子过得很舒服。我有时会跟人开玩笑地讲：“要是我当初一直打下去，或许在桥牌领域也能有所成就呢！”
也许，有人会觉得打桥牌和打电子游戏没什么差别，其实差别非常大：桥牌可以培养逻辑思维能力，也可以锻炼人际交往能力。不过，我在大一时过于沉迷桥牌，一星期打30小时，这么以来就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学业。
因为打电子游戏和桥牌，我大一时的成绩只有3.26。但是自从找到我的最爱——计算机之后，我突然感觉对学习有了相当浓厚的兴趣。每次老师发了编程的习题后，我晚上不睡觉也要把它做完（虽然老师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那时，我不再想拿桥牌第一，而更想做计算机第一。在这样的兴趣驱动下，我在大二、大三、大四时的成绩都是满分4.0，这样才补救了大一的贪玩，使我最后得以从计算机系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打工过程中发现别的世界
我读大学期间，靠家里资助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后来我就没跟家里要钱，靠自己打工挣钱完成了学业。我家在台湾虽然算是小康，但按美国的标准衡量，还是付不起大学学费。当时，学校会给这样家庭的学生提供打工机会，通常的做法是这样：学费的三分之一是学校“给”你的助学金，另外三分之一是学校“借给”你的贷款，还有三分之一需要自己打工挣（这种提高学费，但是人人读得起大学的模式挺好的，值得现阶段的中国大学学习）。
打工是大学生学习的良机。我比较幸运，有比较多的打工经历。
刚开始打工时，我什么也不会做，那就只能去做家教了。学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在“哈林区”，是全美最危险的地区之一，离哥伦比亚大学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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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琐忆(4)
当时我在读艺术历史，经常要去博物馆看一些画，看完画后就坐巴士去做家教。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就多坐了两站，到了哈林区中心，我当时还犹豫要不要多花一张车票坐回学校，后来却为了省点钱选择走回去，结果却犯了个很大的错误：我突然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世界——一排排流浪汉、吸毒的人、带武器的人……虽然身体上没有受到伤害，心中却很受震动，也有点害怕。从他们中间穿过时，虽然他们没对我做什么，但我心里一直很忐忑不安，不知道随时会发生什么事。那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看到过一个东方面孔，见到我后就用他们杜撰的中国话冲我“哇哇”乱叫。我好不容易一步步走到教学中心，把最后一门课教完，就再也不想去了。
当时我刚好开始申请在计算机中心实习。在这里的兼职就有了很大改变，我可以得到很大权限，做很多事情。到了暑假，我也跟一些公司做一些计划，写点程序，最有意思的就是写了一个称钻石重量的程序。当时是1980年，我大一的暑假。
大学总共三个暑假，大一大二之间的那个暑假我在计算机中心打工，大二大三之间的那个暑假我做了两个工作，一个是在《做最好的自己》中讲的在法学院打工的故事，另外就是在高盛打工，而给我介绍工作的人是我打桥牌时认识的。桥牌比赛后，我们聊得比较投机，他们就说，既然你是学计算机的，为何不来这边试试？面试的时候很有趣，因为企业里有一些很敏感的信息，他们会用测谎机对面试者进行测试，我之前没有见识过测谎机，虽然自己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有点紧张。
一开始，面试官问：“你有没有酗酒？”
“没有。”
“有没有吸毒？”
“没有。”
“有没有盗用过公款？”
“没有。”
“有没有赌博？”
“没有。”
“确定没有吗？为什么你的心跳忽然加速了？”
当时我正在想：桥牌算不算赌博？我确实有几次和同学玩桥牌时，下了小小的赌注。然后他继续追问：“你为什么心跳这么快？你一个礼拜输多少钱？一千？五百？”我赶紧解释说：“只是打桥牌时和同学玩玩。”他又追问：“真的吗？请讲实话！”——很严厉的口气。我心中暗叹：真是太可惜了！难道我就因为打桥牌断送了这样一份很好的工作？没想到面试官最后却跟我说：“你的人品非常优秀，准备来上班吧！”原来，因为这个工作可以接触相当多的敏感数据（例如高盛即将推荐的那些股票），他们怕暑期工拿这些数据去发财，所以他们必须吓唬吓唬每个申请者，这样才能发现品行不好的应聘者。
高盛是个很好的企业，里面的员工都很优秀，在那里股票分析师们每天穿得西装笔挺跟客户见面。但他们都不太懂计算机，很多数据还需要手工计算。为了从繁重的计算工作里解放出来，他们希望我帮忙处理一些工作。那些按照他们的经验认为我需要做一整天才可以完成的工作，实际上利用计算机程序我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利用其余的时间，我在那里学了不少投资、管理方面的知识。
除了打工，大学生社团活动对成长也很有帮助。我今天非常遗憾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参加任何社团活动（除了桥牌社之外）。虽然我在读高中时，参加了很多社团，非常活跃，有很多参与社会工作的良好记录：学生会副主席、创业三次……经历非常丰富。但那时，这些事情我都是强迫自己去做的，只是为了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履历表上多一行字。现在回头想想，我从中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与人相处的能力，而不是大学申请表上的那行字。
一起做蛋糕、吃蛋糕的好朋友
到大学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跟人打交道很有压力”。当时中国学生不多，也没有专门的华人圈子（当然，现在想想有了这样的圈子也未必好）。有时候，当我走进一个party，看到大家在那里聊天、喝酒、开玩笑，就这样发散式地交流，我总觉得走过去面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很难张嘴。所以去了几次新生party之后，我反问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连嘴都张不开了？我曾努力地想与人说话，但又担心没有人听我讲。而且每次大家都很分散，三三两两地在一起交流，我站在那里总觉得很无聊、很孤单，不知道怎样才能融入这么一个松散的交流中去。于是，我慢慢地就退出了，自我封闭起来，不再参加party，也不交朋友。当时，我能交到的朋友就是打桥牌、玩电子游戏时遇到的朋友，还有我的室友（关于这点，现在回头想想，当时真不该让自己退缩。后来当我读博时、工作时，慢慢发现社交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可惜上大学时没有好好锻炼，只好后来补上这堂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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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琐忆(5)
上大学时，我们一个宿舍4个人，每两人共用一间卧室。我跟我的室友关系很好，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常跟我讲他的成长过程，我也会讲一些我的事情。我们一直是好朋友，直到现在他也常打电话给我。前一阵子，我在打官司的时候，他还专门打电话跟我说：“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帮你做人格担保？”我虽然很感谢他，但我跟他说自己人格没有问题，不用他担保。他又说：“其实我也知道这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永远站在你身边。”
那时，我在计算机中心打工，我会帮他参谋作业该怎么做；而他在厨房打工，这样就可以给我带一些好吃的食物回来分享。有一次学校放春假，他说：“我们厨房剩下来25公斤奶油芝士（cream cheese），反正也要扔了，不如我们拿来做蛋糕怎么样？”我说：“好主意啊！”。我们俩的家庭都不是很富裕，为了省钱都没有回家度假，毕竟飞机票很贵。于是，我们就计划用这些芝士做20个蛋糕，这样就可以天天吃蛋糕，省出假期的饭钱了。
打定主意，我们两人开始忙活起来，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后悔这个决定了。因为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把原料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劲搅，|奇*.*书^网|一搅就搅了四个多小时，胳膊都累酸了。更让我后悔的是，当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后，感觉总有消灭不完的蛋糕在等着你。吃到最后，我们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到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这几个字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的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我问他是什么，他说：“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六道菜为蛋糕发霉庆祝。
后来好几年我们都没有再吃奶酪蛋糕。但多年以后，每当见面，我们总是开玩笑说，一起去吃东西吧。吃什么？吃奶酪蛋糕啊！哈哈！
就这样，蛋糕会发霉，但源于蛋糕的友谊却是异乎寻常地长久。
1 VisiCalc是当时最热门的计算机应用软件，但它在二十年前就被淘汰了（这件事又一次证明了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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