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无字》》 · 张洁 · 2026-07-25
叶莲子亲眼见过被狼咬伤的难民孩子，耳部、腮部血肉模糊，他们一般住在城外无门、无窗、无遮挡的废窑洞里。
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攻陷郑州、洛阳后，关中告急，日本飞机说来就来，随时都会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宝鸡城里扔个炸弹。
叶莲子无时不在担心，在街上东游西荡的吴为会不会遇见狼?西北的风又多，谁知道哪一扇伪楼会倒塌?她冷不冷?日本飞机会不会来空袭?……’小孩子既没有耐心也没有耐力，不过在街上冻了一会儿，吴为就感到冷得难熬，忍不住在墙外叫妈妈。
叶莲子听到吴为的喊叫，心就乱了，连忙跑出去，给蹲在墙角的吴为搓一搓冻得黢紫的脸蛋，擦擦她的鼻涕，暖暖她的小手，吴为就觉得她的等待变得非常美好。
住惯了英国的陆太太，“扬”着英国式的脸子(这种脸子，尤其在早年的英国黑白片里常常看到)，说：“顾太太，你该知道，对你我们是没有义务的，如果你再在工作时间里做其他的事，我们恐怕就更无法忍受了。”
叶莲子无地自容。其实她大可不必如此，在英国住了很久的陆太太，除了对在英国生活过的人，谁也看不起。
陆太太进步归进步，抗战归抗战，就像宋美龄也抗战一样，这不等于她有共产意识或平民意识。
尽管陆太太很英国地表示了对叶莲子的不满、轻蔑，根本不知道英国为何物的吴为，还是看出了藏在英国教养后的冷酷。她不明白，她的玩伴陆虎、陆豹和陆燕的妈妈，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妈妈?
再看看妈妈的脸，知道妈妈受辱是因为自己，决定此后再不让妈妈受这样的侮辱，也从此不再到陆燕家去玩耍，虽则他们有时还会给她一块极其罕见的巧克力。
当陆先生对邹可仁和顾秋水承诺，找到工作更好，找不到工作也会有叶莲子和吴为一口饭吃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契约或是合同。
习惯于西方企业管理机制的陆太太，深恶痛绝叶莲子公私空间混杂，上班时间竟跑到外面照顾孩子，所以“工合”遣散时，叶莲子第一拨儿下了岗。
她的深恶痛绝无可厚非，这种大锅饭的弊病，日后果然是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碍。
吴为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伙伴，那个在欧洲出生，总是穿着一条英格兰呢裙，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唱着《杜鹃花》的陆燕——
淡淡的三月天，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杜鹃花开在小溪旁，
多么美丽呀，像村家的小姑娘，
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小溪旁，
和情郎唱支山歌，
折枝杜鹃花插在头发上。
今年村家小姑娘，
走到小溪旁，
杜鹃花谢了又开呀，
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
摘下一枝鲜红的杜鹃，
遥望那烽火的天边，
哥哥你打胜仗回来，
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
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
只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陆燕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知她是否从父亲的遭遇上早就预见到自己的结局?反正是毫无留恋地断了气。当她终于逃脱“革命”对尊严的侮辱时，是否会像小时那样，淘气地跳着脚、拍着手，哈哈大笑?
在昔日的一张照片上，陆燕头顶一个与脑袋不相上下的大蝴蝶结，圆瞠着一双愕然的眼睛，不知在那一瞬看见了什么，让她惊诧不已。
不论上代人的过节儿还是后来的社会分类学，到底与她们何干?吴为反正是失去了那可爱的玩伴。
陆先生于一九四七年最后撤离“工合”，转而在日内瓦联合国难民局任远东事务顾问。
那时候周恩来和陆先生还是朋友，问他道：你辞掉了联合国的职务吗?
他说：没辞。
周恩来说：别辞，我们还没有参加联合国，但上海还有联合国的驻华办事处，你不妨去那里工作，将国际难民输送出去，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前夕，陆先生本有机会去台湾。台湾方面也有电报、信件，往还于日内瓦之间。
但陆先生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返回大陆。之后，联合国秘书长任命陆先生为联合国上海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他从天津运走两千多名国际难民(因国际船只不能进上海)，工作告一段落后回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有关方面就派他到革命大学学习，以他的历练，一眼就明白是让他交代历史问题。
再想见见当年的朋友周恩来，难了。后来根本就见不到了。
不过他不该那样感叹：我不再是朋友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会见每一个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不论那位朋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多少工作。如果他继续会见每一个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还如何处理比会见朋友更重要的国家大事?
不要以为什么党派也没参加过，一九二三年就人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东北同乡会主席的陆先生，交代起历史问题就能轻易通过。
陆先生的复杂还在于一九二九年赴英国学习经济学，对英格兰、爱尔兰、丹麦的农民合作运动颇有研究，认为用“和平过渡”的办法解决农村问题才是最好的途径，与毛泽东用“暴力行动”解决农村问题唱了一个反调。虽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正是用“暴力行动”解决了农村问题，但陆先生还是不肯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
他一再声明，九一八事变后，一九三二年他放弃了在英国读博土的奖学金，毅然回国参加了他．所谓的革命。可是在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那个名篇里，主角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教务长，却留任陆先生为学生辅导委员会主任。
陆先生不但动员学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自己也脱去英国西服，换上对襟大袄，和学生们一同奔赴河北农村，与农民办起了棉花生产合作社。
如果翻阅燕京大学一九三二年的校刊，还可以在校刊上查到有关此行的报道。
至一九三七年，竟发展了二百四十多名大学生参加这一工作，联合了北大、清华、齐鲁、南开等著名大学，影响非常之大。可他一再说明的是，这是因为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认识到与工农结合是社会的大趋势，而不是别的理论使然!
12
贴着地皮，顺街飕飕窜来的冷风，偏偏到了吴为这里还要狰狞地拧个旋儿，毫不留情地把她身上那一点点温暖拧走了。
雪花纷飞起来，她的头发和衣服也就湿了。她真渴望一点火。可是，她连《卖火柴的小女孩》那盒可以安慰自己的火柴也没有。不，她不能叫妈妈，不能。陆太太瞪着妈妈的眼睛，比在地皮上狰狞地拧了一个又一个旋儿的冷风还冷酷。她从墙角里站了起来，在街上遛了一遛，鞋子很快就湿了。她跳起来，跺一跺僵冷的脚，可是这样一跳她就更饿了。
往手上哈点热气吧，从嘴里哈出来的气也是冷的。
怎么没有人到街上来呢?要是街上多一点人，可能还不那么冷了。她盼哪，盼哪，半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五十多年前，中国不过“四万万同胞”。西北又是偏远的，而西北的一个小山城，地界更荒凉，人口更稀少。街上本就行人寥落，更不要说在冬季。吴为在街上半天没有看到一个人该是正常的，好比陆先生为兴办农村生产合作社，联合北大、清华、齐鲁、南开等著名大学，发动了二百四十多名大学生就成为壮举，可在二十世纪末，哪怕一个年级的大学生也不止二百四十多。
噢，有了，可有了，有个人打着伞过来了，吴为捂着脸儿凑上前去，希望那人能够瞄她一眼，要是再对她说句什么话就更好了。可是雨伞遮着那人的脸，他没有看见这个往前凑的小女孩。
还要等多久妈妈才下班呢?
吴为荡来荡去、荡来荡去，不过在街上流浪了几小时，却感到好漫长、好漫长。那街上的严寒，也就一同没了尽头。
冬季什么时候才能完?
每天早上，当她看到窗纸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总想对着那个渐渐到来的白天大哭一场。可是她不能哭，她要是哭了，妈妈怎么办?妈妈不上班，她们就更没有饭吃了。
她越来越无法对付那日复一日、无尽无休而又不可抵挡的严寒了。她对严寒产生了一种与绝望相杂的恐惧，她垮了。
她那个尿裤子、尿床的毛病，并没有好彻底，一旦面临崩溃或是极度的恐惧就会复发。
当一个比一个更严寒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她就只好尿裤子。
她的裤裆外面，常常结着一层细细的冰碴儿。
下班点一到，叶莲子就冲出“工合”大门。她总是先去摸吴为的裤子，一摸一手冰碴儿。爱哭的叶莲子，一面无济于事地搓着吴为冰凉的屁股，一面眨巴着眼睛里的泪问道：“告诉妈妈，冷不冷?”不只吴为的裤子外面结了一层细细的冰碴儿，连她的嘴巴和意识也像结了一层冰碴儿。不论叶莲子说什么，吴为都是一副解不开冻的样子，不予回答。
叶莲子赶紧拉着吴为回到宿舍，为她换下尿湿的棉裤，再忙不迭地端着茶缸，到食堂买饭。
那只白色的搪瓷茶缸，称得上是非同寻常，不但不甘寒碜地在杯口为．自己点缀了一圈亮蓝，还兼起饭锅、水壶、洗漱、饮水、盛具等重任。
每当叶莲子端着那一茶缸颜色不明的熬菜，冰凉、掺杂着草棍儿细沙石的米饭，或一咬一嘴牙碜的杂面馒头回来时，总是等不及跨进门槛就对吴为说：“看看，饭来了。”那口气就像在说“法国大菜来了！”
然后她点起炭火炉子热饭，烘烤吴为尿湿的棉裤，屋子里就蒸腾起一股很怪的气味。
当炭火旺了起来，茶缸子又在炭火上放好之后，她们母女二人总是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多少说不尽的意味，就在她们母女二人那一眼对视之中沟通。一直孤军奋战的叶莲子，到了此时，该是不再孤寂的了。
吴为贴在那一眼炭火旁，几乎。怀着一份敬仰的心情，注视着叶莲子如何战战兢兢地翻动着茶缸里的饭菜。凡与吃饱肚子有关的事，不论对叶莲子或对吴为，都相当庄严而神圣。
尽管叶莲子小心翼翼，生怕哪一粒米掉在茶缸外面，可总有几粒米，还是丧尽天良地掉了出去。
没等叶莲子弯腰去捡那几粒米，吴为已经用她的小手指从炉底和地缝中抠了出来，并重新放进茶缸。
叶莲子一面搅动着那填一个肚子差不多而填两个肚子就差很多的菜饭，一面愧怍地想，吴为跟着她这样无能的妈妈，乎白、无辜地多受了多少委屈!
除了尽量把饭省给吴为吃，她还能有什么办法?尤其是早饭，她从来没有吃过，她得让吴为吃得饱一点，吴为得在街上熬一天哪，在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不要说对一个小小的孩子，就是对一个成年人怕也不好熬啊!
不过她们也有一线开心的时刻。每当星期六，同事们或去看电影，或去下小馆。叶莲子既没钱，又没心情，还是个不善言谈交往的孤苦之人，只能在宿舍里待着，那宿舍于是就成了她们的天下。吴为这时也像化了冻，深感满足地围着叶莲子转来转去，对妈妈说说在街上晃荡一天的所见所闻。
叶莲子给吴为洗干净手脸，又在炭火炉的热灰里埋上几个土豆，她们便拥坐在炭火炉旁，耐心地守候着那几个即将烤熟的土豆。
在炭火的烘烤下，吴为那营养不良的小脸，竟也泛出些许健康的红色——哪怕是昙花一现呢，也让叶莲子有那么一会儿喜从衷来。
13
幼年的吴为，既不尿裤子也不尿床，为什么长大以后，反倒尿起裤子、尿起床来?
即便对一个已经发疯、不懂得害臊为何物的人，议论她尿裤子或尿床的往事，也还是相当残忍的。可在本书的下一部，却不得不追溯她之所以尿裤子、尿床的缘由。
《无字》
第二部 第一章
1
结果和当初的设想是那样的不同。
2
当那个深秋的夜晚，吴为坐在零孤村丹阳观山门的门槛上，顺着嵌钉在重甸甸、黑沉沉的塬上，如逗号、句号、顿号、惊叹号、破折号的灯火，九曲十八弯地开始她对塬的阅读时，胡秉宸正在大别山的一处山坳里，向滂沱大雨中抛洒出一道在膀胱中潴留过久的秽水。
虽然他的后腰上顶着一杆美国造的卡宾枪，但他还是不失时机地赏鉴了这杆重量很轻，可以连发却又少见的枪。彼时，部队里最好的枪也就是日本造，不论谁缴获了都得上交首长，可以想见，这杆卡宾枪的主人不同寻常。
一九四七年秋季，在大别山的夜色中从膀胱中抛出这一道池物线的胡秉宸，与十年前在零孤村小火车站上吃臊子面相比，已经有了很多改变，仅从他的面相就可以搜寻到不少可供推敲的线索。
但胡秉宸到底是胡秉宸，此时此刻还有闲情逸致将他那道抛物线修饰得尽善尽美，力求使其显现出磅礴之势。一绺颤颤悠悠、弱不禁风的灯光从胡秉宸背后射来，含含糊糊地照射在雨中那道抛物线上，他认为那道弧线果然不负所望。他的眼波，一次又一次拂过抛出那一道抛物线的管子，一副“醉里挑灯看剑”的情态，几乎对着那道管子赞道：“好剑!好剑！”
遗憾的是那道着意经营的抛物线在暗夜中渐渐迷失了神智，六神无主，摸不着东南西北，无声无息地坠落在夜的深处，夜就展着自开天辟地以来谁也没能猜透、谁也没能玩透的老脸，坏笑起来。
忽去忽至的山风如交响乐中的变调，若即若离地撩拨着两个在暗夜中较劲的男人。
隐约在夜雨后的山峦，更是阴沉地凝视着这两个企图在它地界里一逞英豪的男人。
胡秉宸的抛物线终于走向强弩之末，他不大情愿地抖了抖自己那柄“好剑”，做了一个收势垂下。这把“好剑”本该收入国人叫做遮羞布的布兜里，但此时只能将它垂下，因为胡秉宸已被剥得赤条条丝缕不挂。
曾几何时，胡秉宸还在零狐村小火车站上为吸食面条的动静一阵尴尬，如今却赤条条在另一个男人的瞠目下，从从容容将如此私秘的事情办得如此堂皇!张口也能潇洒地来个“操他妈’’或“妈了个x”，早已摆脱文明的羁绊，向直白的表达靠齐。看起来胡秉宸已进入了革命的熔炉。可他端着那柄“好剑”的最后几抖，连自己也不觉地抖出了深藏的不屑。
胡秉宸对那道抛物线的唯美要求，与硬邦邦顶在后腰上的那杆卡宾枪不无关系。
战士赵大锤也早已不必这样硬硬地顶着胡秉宸，但有一种深潜的、说不清的恨意在作祟。
这恨意源于一起事故。
战士赵大锤前不久还在班长的岗位上，最近才削职为兵。就在胡秉宸到来前不久，中央派来了一个情报交通，等待甄别期间由赵大锤看守。赵大锤凡事积极主动，看守之外另加一轮审问，二话不说，先将来人吊起打个半死。
老资格的情报交通一路智闯国民党围追堵截，关关化险为夷，却没想到在自家人的小河沟里翻了船。他无奈而又恼怒地对赵大锤说：“你这样对待中央派来的情报人员，将来是要负政治责任的!”赵大锤是个重证据轻口供、从不意气用事的人，闲闲地问：“有证据吗?”
‘当然有。”情报交通拆开衣袖边线，从折边里抽出小纸一条。
赵大锤接过一看，不过是张白板，自视甚高的赵大锤愤怒了，“你个杂种操的，敢拿一张白纸唬老子。”三下两下就把那条小纸撕了。
情报交通连声叫道：“不能撕，不能撕，在火上烤一烤就能看到字啦!”
赵大锤参加革命若干年，自觉学问已然了得，而“你这样对待中央派来的情报人员，将来是要负政治责任的”威胁，也激发了他比试一下的用心，他哂笑着说：“你以为老子不懂?字都是写出来的，哪里听说烤出来的?”
什么叫做“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就是最具权威的解释。
这个妄想拿着一条小纸蒙混过关的家伙，不是特务又是什么?班长赵大锤甚至站都没有站起来，坐在那里，反手一枪；老资格的情报交通员脑袋就开了花。
直到上级机关追问起来，优秀班长赵大锤才不得不削职为兵，那份机密等级为“三根鸡毛”的情报，也就这样无影无踪了。
削职为兵的赵大锤百思不得其解，那些拿着一个指肚大的小条子跑来跑去的人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就能吆五喝六?怎么级别比他还大，让他敬神似的敬着?
从那时起，赵大锤心里就打了个结。可以想见，如果日后战士赵大锤不是死于非命而是坐了江山，那么在日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将如何对待白脸书生。
胡秉宸犯了一个大多数城里人或知识分子常犯的错误，低估了赵大锤们的智商，把他们表面的木讷解释为鲁钝。好比此时，战土赵大锤就分毫不差地体会到胡秉宸的挑衅。他站在胡秉宸身后，一直斜睨着胡秉宸引以自豪的那柄“好剑”，轻蔑地暗笑着，那也算男人的物件?!这样一个长不过二寸、缩头缩脑的“武大郎”，也敢拿到他这个“西门庆”面前来比试?
赵大锤没有读过纸介《金瓶梅》，但是早从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中，熟知了男女间的基本操练，掌管哪出戏可以上演、哪出戏不可以上演的行当，还要等上二十多年才会出现。
说起来实不足道，赵大锤对胡秉宸的蔑视也好、敌意也好、不屑也好，不完全像理论上分析得那么深奥。
杵在胡秉宸后腰上的那杆枪，也就更加下劲了。不要说彼时大别山上这两位革命队伍里的战友，相信同一时刻，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不少准男人在较量这个抛物线的射程。当他们成长为一个男人之后，不分肤色、国籍、民族、职业、学养……更会互相攀比这一物件的孰优孰劣，用这种办法证明他们伟乎其大的男人品德。
尤其国人，还会以此认定今后的前程，诸如指点江山、横扫一切、征服女人的种种潜能，与它的size，也就是尺码、型号，息息相关。并且认定，即便从全世界来较量，自己也是那个nunmerone。他们的盲目、自大，在他们对这段管子的自恋上表露无疑。而团长对胡秉宸那点情不自禁的尊敬或逢迎，难免不让赵大锤对卸去的班长职务回味一番。
胡秉宸与赵大锤周围的知识分子不大相同。怎么不同，赵大锤也说不清楚，反正他觉得周围那些知识分子本质上和自己差异不大，而到了胡秉宸这里，就变成永远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的另类。别看现在“走到一起来了”，可赵大锤的直觉告诉他，不过是暂时的。
赵大锤的智商绝对在胡秉宸之上，好比这样的觉悟，胡秉宸差不多到了此生尽头才略有了悟。
智商极高的赵大锤却不是标新立异的另类。
好比吴为功成名就之后，某次周游列国与一位财团老板相遇，他们就人类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争论起来，她觉得“共同”这个标准很难统一确认。
财团老板却说：“总能有一个大致的认同吧?比如说富有。”
她翻着眼睛给老板来了一句：“什么叫富有?”只是因为礼貌才没有说出后面的话——你以为像你那样有钱就是富有吗?她克制住自己，换一个说法：“对我来说，一个中等生活就够了。如果让我选择，旅游宁肯住room或zimmer，(德语，房间之意)，也不愿住五星饭店；居家宁愿住纽约第五大道的地下室，也不愿意住地下室上面的房子。有方便的公共交通何必非要拥有卡迪拉克?只要商店里有可心的衣饰，何必非得请couturier(专门服装设计师)?更不必日日三餐都去香榭丽舍否则宁可饿死……”说完这番话，她也立马从一个让男人兴味盎然的女人，变成一个让男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怪物。
这种转换她并非没有感觉，回到家里回味一下，发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一再发生，但就是不明白这种转换的症结所在。换了赵大锤就绝对不会像吴为那样，宁愿住纽约第五大道的地下室而放弃地下室上的豪宅。
吴为要不是装傻，就是娇情。
赵大锤像所有正常人一样想过一个好日子，至于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起始并没有多少奇思妙想，无非就是有很多的钱财，更要有很多的女人。
有关好日子的奇思妙想，是日渐丰富起来的。
赵大锤一枪在握之后，首先体会到的是敬畏。其实让人敬畏的不是某个“人”人跟人差不了多少。让人敬畏的是人手里的钱，或枪，或权，或能力……自己虽因枪杆子使用不当受了处分，却不能损害他对枪的顶礼膜拜。枪不但是他的图腾，也是很多大人物的图腾。在未来的岁月里，枪杆子肯定还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以实求实地说，他那个削职处分也与女人有关。．但女人的事不全是他的责任。那天晚上他向房东借了个大盆洗澡，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寡妇，主动对他说：“我给你搓搓背吧。”
搓背之后，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
第二天部队转移到另一个村，赵大锤想起搓背的寡妇，有点意犹未尽，晚上便只摸了回去。大门已经顶上，又不好大张旗鼓敲门，只好翻墙进去。院子里黑咕隆咚，他两眼一抹黑进了媳妇的屋，只好将错就错把媳妇干了；再去找寡妇，又错进了姑娘的门……归队时被领导发现，加上枪杆子使用不当，只好卸去他班长的职务。如果一定要问战士赵大锤对革命有什么不理解之处，那就是他始终不能理解，睡女人到底算什么原则问题?这种事也能算做处分的理由?
从寡妇娘往下，媳妇、姑娘，问问那满门的女人，哪个挨了他的操不欢天喜地?哪个不宝贝他那个所向披靡的物件!
3
胡秉宸转过身来，对战士赵大锤怪模怪样地笑了一下，这笑容绝对谈不上是敬仰。
很久以来，胡秉宸都没有得到如此合适的机会，来展现这样一个微笑了。然后又瞟了一眼刚才杵在他后腰上，现在则是对准他脑袋的那杆卡宾枪。
枪是一杆好枪，持枪人赵大锤更是出色，伟岸挺拔算不得什么，难得的是颧骨上没有蒙古人种特有的、极具质感的两团肉块。那两处骨感的削颊，不但为赵大锤添子一份飒爽，也显出绝断的倾向。
不论胡秉宸还是赵大锤自己，都没有料到赵大锤近在两年后的结局。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一伟大历史时刻，战士赵大锤那只渡船被国民党炮弹炸飞，船上战友全部牺牲。不会游泳的他却顺手捞到一块船板，连蹬带踹游过了长江并只身抢占了敌人一个火力点，为后继部队抢攻扫清了障碍，当之无愧地成为渡江战役中的一名战斗英雄。
如果赵大锤没有只身抢占敌人那个重要火力点，军事地图左路上的那个红箭头又会怎样走向?人们无法估量赵大锤为那个红箭头的径直走向做了多大贡献，但可以说他为那个红箭头的径直走向做出了一定保证。
直到战斗结束，赵大锤才发现他的屁股被炮弹削去一片肉，两个虎口豁得翻花，膝盖磨得白碴碴地露着骨头。他没有居功自傲，只是在恢复班长职务时高兴了一阵。说来也怪，比之奖给他的那个军功章，他更欢喜的是班长职务恢复。
在日后许多影视片中，无数次重现过解放军战士只身抢占敌人火力点或端掉敌人碉堡的经典镜头。不知人们在欣赏那些影视片并为之感动的同时，会不会知道有个叫做赵大锤的战士，当年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也曾如此英勇战斗?
赵大锤没有牺牲在解放南京、上海艰苦卓绝的战役中，相反，他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并有幸得到中共华东局对参加解放上海战役全体指战员的那个奖励每人一斤猪肉。而那些为解放上海、牺牲在上海大门口的七千多名指战员，就连这一斤猪肉也没能吃上。
进驻上海的赵大锤，平生第一次品味号称“东方小巴黎”的上海，还有那些千娇百媚的上海女人。不要对战土赵大锤说三道四，即便胡秉宸这种水里煮过三次、火里烧过三次、血里洗过三，次，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日子两不耽误的人，一旦回到上海依然心有所动。
当街头欢迎队伍里的一位小姐跑上前来，在赵大锤的枪口挂上一朵大红花的时候，他虽目不斜视继续前行，可还是感到了(而不是看到)她极短的旗袍袖下春光乍现的腋毛。旗袍又非常合身，凹凸有致地勾勒出一番乡下女人不可比拟的曲折，那是来自农村的赵大锤无从想像的风光。
旗袍改写了赵大锤与女人的篇章。更不要说献花小姐由于兴奋和奔跑而来的喘息。对女人的喘息赵大锤相当熟悉，他想起了在农村那如鱼得水的日子，还有那些被他弄得颠三倒四，对他只想不恨的女人。到了此时，赵大锤才知道过去对革命的理解有些肤浅。如果没有革命，即便哪天能与上海相逢，却永远进入不了上海的五脏六腑。只有革命，不但使他成为渗透上海每一个脏器的血液，还使他成了那些脏器的主人。
赵大锤的豪情壮志，顺着那些刺向云端的高楼攀升。他毫不犹豫、毫不留恋地从自己生命史上抹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他是再也不要回农村去了。几天后的一个雪夜，当女佣阿香看到栅栏门外赵大锤和他那班战士在纷飞大雪中席地而眠的时候，便力邀他们到廊下避一避。班长赵大锤没有拒绝，其实也不应该拒绝。有什么必要在雪地里淋个整夜甚至两夜?有什么必要拒绝阿香的盛情邀请呢?阿香为赵大锤和他那班战士熬了姜汤。作为班长，赵大锤总得出面到厨房向阿香说几句感谢话。一切就绪之后，阿香知趣地回到佣人房间，赵大锤因为要为班里战士烧水、续水，不得不时时穿过客厅进入厨房。
地板上到处抛弃着逃亡主人未及带走的杂物，一不小心就“当——”地踢上一个金属器皿，或绵绵地踩上一件衣裙。
留守女佣阿香为什么不收捡一下?也许她就势解放了自己。‘战士们入睡之后，赵大锤把大家用过的碗盏收进厨房，这时他一脚踢上一个物件；低头一看，是一只躺在樱桃木地板上的锦缎盒，盒里有棵裹在丝绸中的人参。
赵大锤对人参一知半解，也不知道一棵野参的真正标价，只对它延年益寿的作用略有所闻。又想到这是被人丢弃、已然沦落到与垃圾等同的东西，不论什么东西，一旦作为垃圾扔了出去谁都可以捡起。而一棵能够延年益寿的人参被当做垃圾丢弃又是多么可惜，简直可以说是暴殄天物。在长久顾不上吃喝、饥肠辘辘的情况下，他很自然地捡起那棵人参，放在炉子上煮了煮，就着汤水一并吃下。
他没想要独吞，当他煮好那棵人参的时候，还朝廊子底下的战士们看了看，见他们各个睡得很沉就没有叫醒他们。这一仗打得是太辛苦了。
可以看出，赵大锤对这棵人参的态度就像他和女人的关系一样。从天性上来说，赵大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甚至他独闯三关抢占敌人火力点时，都没有想得那么隆重、郑重、严重。这种人只合当一个吊儿郎当的艺术家，可是历史这位导演偏偏派给他这样一个严肃的角色，使他成为这个纪律严明队伍中的一员。赵大锤很快就像是一只灌饱二氧化碳的气球。幸亏留守花园洋房的女仆阿香熬了一锅萝卜汤让他喝下，才将膨胀体内的气体逐渐放出。这样一来，本在楼外廊下席地而卧的赵大锤，就睡到了厨房的地板上。
当阿香俯身查看他是否已经复原时，她的乳房有意无意地从他胸上擦过。赵大锤的大胸肌触到了世上最具诱惑力的弹性，同时也嗅到了女人身上的肉香。处分之后赵大锤久已没有接近女人，于是为下一个机会积蓄了趋于饱和的力量。这种蓄势待发的状态像洪汛之期万马奔腾的江河，一旦喜逢蚁洞，就会破堤而出，四处横流。赵大锤伸手就把无依无靠的阿香揽在怀里……他们在厨房地板上滚翻着、扑腾着，如两只对虾一般脸对脸地钳制着对方，如阿香从菜篮子拎出放到案板上的活鱼，原本僵僵地挺着，猛然就会来个爆发力极强的鱼跃。墙角的橱柜、炉子、切菜台子，被他们撞得摇来晃去，似乎比当事人更加兴奋异常，哗哗啦啦地震响着。这两个于茫茫人海中四处寻找出路的劳苦人，此时此刻，既不用流血牺牲，也不靠他人解救，更不需要什么理论，谁也不妨碍地以自助形式开辟了自己的乐园。
他们的享乐，与警惕再三、谈虎色变的“资产阶级腐蚀”毫无关系。
阿香既不是资产阶级用以腐蚀共产党人化作美女的蛇，也不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无产者阿香出于对革命的阶级感情，将自己贡献给了革命。如果赵大锤不发生意外；也许日后会与阿香谈及婚嫁?也许不会。按照他那时的命运走向，前程该是远大的，就像军事地图上那个又红又粗的箭头，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带着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到真正的巴黎访问也未可知。
可是他那个正在畅通无阻的红箭头突然拐了弯。几天之后，赵大锤随同全班战士，惨死在接管的一家银行金库里。赵大锤不知为什么选中金库那一处地方作为当夜安营扎寨之所，命令全班战士在金库宿营。
战士们关闭金库闸门的时候，并不知道从此再也走不出那个闸门，也不知道在战场上攻无不克、坚无不摧的他们，最后竟不能将这看似几斤重的闸门开启。
他们带着惊奇和满足，摩挲着金库光滑、平展的四壁，在经历了连续作战的疲劳和多年没有正常睡眠的生活后，这一处四壁光滑、晶亮如镜的大“房子”，于他们是太过惬意的享受，于是他们心满意足地躺下，躺下就没再起来。
直到氧气一点点耗尽，才知道这个一眼到底、无掖无藏的“房子”，充满不动声色的杀机。
没人知道那几个在淮海战役中冲锋陷阵、随解放大军胜利进入上海的战士，在没有硝烟、绝对安全的金库里，如何在光滑的四壁上绝望地抓挠，也无人听到他们求救的呼声。那呼声该是带着何等华美的恐怖，被铜墙铁壁成倍地反射回他们的耳鼓?
有人说他们是在缺氧情况下渐渐昏迷，并没有显出特别的痛苦；又有人说他们的军装在窒息中被自己撕扯为条絮，各个肤色黑紫，惨不忍睹……
不知责任在谁，反正在放下金库闸门之前，没有人对金库进行最后的清场，也没有人对当日进出金库的人员进行必须的清点。
占领了资产阶级金融阵地的战士们，没有看到贴在墙上的有关警告，即便看到，也未必懂得那警告意味着何等的危险。
而懂得这些警告的银行旧人，都被赶出了钱两重地。
这个风光无限的城市，对它的新主人掀起了蒙在身上的一角苫布，稍稍显露了内中深不可测的景物。也没有人告诉这些新主人，需要学习的实在太多。
胡秉宸此时已是肃反委员会的一名处长，当他接到这个定性为反革命案件的报告时，并不知道大别山上用一杆枪杵着他后腰的赵大锤就在其中。
胡秉宸经历的荒诞不能算少，包括到太行山送情报一节。可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赵大锤一班人马死得如此荒诞不经，并认定果然是个反革命案件，为此抓了几个嫌疑人。胡秉宸绝对不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只能说由于长期处于地下工作的严酷环境，对事对人过于戒备。在不久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胡秉宸逮捕的嫌疑分子就有二百多人。
不过他对待潘汉年一案的态度又说明了什么?
当胡秉宸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得知，“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作为同样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潘汉年不是全无了解的胡秉宸，却对这一决定既无疑惑也无不安，对在共产党秘密工作中屡建奇功的这位首脑人物也无同情。
所谓奇功，就是在棘手、复杂、危难、紧急程度几为绝顶情况下力挽狂澜，化腐朽为神奇，化黑暗为光明，化绝望为可能……即便齐天大圣在如此逼仄的刀山剑岭之间周旋，怕也难免失误，何况凡胎肉身?不是说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失误算不算牺牲的一种?尽管胡秉宸听说逮捕潘汉年之前，他所崇敬的陈毅同志曾亲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呈递了潘汉年对有关疑点的说明，但胡秉宸更相信毛泽东在看了潘汉年的说明后，在说明上留下的御批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又做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胡秉宸从这一决定之快速、决断，更判断出此案背景非同寻常。
此后，政治运动如炼狱之火，一茬又一茬燃遍中国大地。无数人的政治生命，甚至他们的肉体，被这炼狱之火无情吞噬，成为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的陪葬。
在一茬又一茬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中，胡秉宸因了过人的机敏、睿智、严谨，也许还有幸运，从未伤及皮毛，惟独“文化大革命”未能幸免。
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的胡秉宸，看准了什么时机，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将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作为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
这“温习”就像一部乐曲的主旋律，在每个乐章中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都像《命运交响曲》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反复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
或许因为他本人就是这疑惑中的一个部分，所以那温习也就始于疑惑，止于疑惑，终究不得其解，长期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共产党内不乏英才、奇才，比胡秉宸更为杰出的人物如山如海，而能像他这样逃过多场政治厄运的却并不多。从这点来说，也不能说胡秉宸的“温习”毫无成效。
虽然几十年后潘汉年一案终于得到平反，胡秉宸却仍然认为自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抓获二百多个嫌疑分子是正确的，颇不以为然地说：“……当然潘汉年非常精干，本事不小，唉，像这样的冤案不知有多少，仅胡风一案就牵连了上万人……但无论如何，潘汉年还是右得厉害。镇反运动中我抓了二百多个嫌疑分子，当然里面有‘反共救国军’、工潮中的‘敌工人员’，并不一定都是特务，但是他们拒不交代有过哪些活动，有些还继续活动，甚至拒绝交出枪支……结果这二百多人都让潘汉年放了，上海公安局归他管嘛。他太相信人、太讲感情，敌人给共产党做点儿事，为自己留个后路的情况是有的，但要正确对待。上海解放初期那些审讯特务的人，差不多都是他留用的特务，他觉得这样可以审讯到点子上，其实很多情况下这些人是在包庇那些被审讯的特务。这些人可以用，但绝不能放手把全权交给他们，对他们既要使用也要监视。”
即便到了二十世纪末，当胡秉宸准备把他多年的“温习”辑录成书的时候，也没有对这个传奇人物和他一生的遭遇稍作回顾……
4
比之赵大锤一枪撂倒的资深情报交通，胡秉宸可说是运气极佳。他在赵大锤那里遭遇的，不过是一杆杵在后腰上的卡宾枪。
处分并没有打击挫伤赵大锤对审讯工作的热情，他认真仔细地搜查了胡秉宸，包括从胡秉宸身上扒下来的衣物。除去一盒香烟、几块银元和一些金圆券之外，什么也没有查到。一抹介乎于冷嬉之间的笑意在赵大锤的脸上泛出，他转过头来，像画家欣赏自己一幅不太认真的戏作那样，端详着被他剥个一丝不挂的胡秉宸。
也不看看你在和谁玩儿!胡秉宸哈哈笑道：“小赵，你检查完了吧?你这家伙不中用啊。把我的香烟盒子拿来，让我告诉你。”赵大锤拿来香烟盒子，胡秉宸慢条斯理地从烟盒里找出一支香烟，将那支香烟剥开，抖净烟丝，里面竟还套着一个细纸卷；再将细纸卷小心翼翼展开，上面是用极细的铅笔密密麻麻写着的情报。胡秉宸仰起头对赵大锤说：“看见了吧，上面的情报共有六十条，写的是国民党部队的驻地和番号。为了和别的烟有所区别，我在这支烟上扎了一个很小的洞。此外，更大、更重要的情况，都在我脑子里装着。”
赵大锤这才想到，“烤一烤就能烤出字来”的说法，可能有些根据。
“还有一样……你把刚才检查过的袜子拿过来。”胡秉宸放出一个具有表演性质的微笑，变魔术似的从袜子边上摸出一个金戒指。那双袜子赵大锤从上到下捋了几遍，偏偏就没摸到这个金戒指。
赵大锤觉得被胡秉宸耍了个六够，他哑然转过身去，随之又眼睛一闪……胡秉宸的鞋子还没有搜查!他更加认真地将那鞋子左看右看，似乎在鞋底上发现了重要线索：“你说你走了两三天的路，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怎么鞋底一点不湿?”
“这双鞋的底于是皮的，所以进屋一会儿就干了。”本可就此完了，但在赵大锤一而再地说不清是戏弄还是寻隙，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尊没长的激发下，深沉如胡秉宸者也难免轻狂起来，挖苦道：“你难道不知道皮子是不大吸水的吗?”原本不时杵一杵胡秉宸的枪杆子，此后也就难舍难分、硬硬地杵在了胡秉宸的后腰上。
胡秉宸接着又说：“你还得拿张纸来，我得赶紧把脑子里的情报写下来。”这时，赵大锤就更觉得胡秉宸是在发号施令了。
胡秉宸把存放在脑子里的情报写到纸上以后，就肃下脸子对赵大锤说：“这些军事情报时间性很强，过时就没意义了，你们得赶紧发送到上级机关去。”
按照过去，所有情报只须记在脑子里就行了，胡秉宸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一九四三年他独自乘船送一支手枪到某个县去。那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线，全线都是国民党特务的地盘，没有一个自己的关系可以接应，除此又没有别的路线可走。
刚上船就有个农民装扮、手里提只闹钟的人坐在了他的对面，胡秉宸一眼瞟去就觉得在哪儿见过。到底在哪儿?一时说不清。胡秉宸因为工作需要，出入过各色人等的聚会场所。
国民党要员、名流、金融世家、商贾、骗子、公开或地下的共产党中坚分子、进步人士……此时全往重庆聚集。不过像对面这个人又能在什么场合相遇呢……很可能是在茶馆。胡秉宸想起来了，是在茶馆——茶馆是什么地方?五色杂陈之地。或自得其乐，或买卖生意，或说媒拉纤……茶馆是全体市民的起居室，当然也是地下工作收集大路情报的场所和接头地点。胡秉宸在那里等着和一个不太重要的关系接头。他不时挪动一下竹椅，改变一下椅子的方向，以便观察不同方向的情况。
在龙门阵的嘈杂声中，一声“开水羼起呃!”突兀地冲进耳膜。他从报纸上抬眼一溜，一位肩上搭着毛巾、腰间系着围裙，约摸三十多岁的茶倌，一边吆喝一边游蛇似的穿过擦鞋的、按摩的、掏耳朵的以及茶桌茶椅来到他的面前，高提着铜壶往他的茶杯里续水，可那一线开水却没有当当正正射进他的茶杯，还没等茶水在杯口上微微隆起就赶紧收住。
可能是个冒牌的茶倌。胡秉宸身上没有带着文件，联系人也不知他的来龙去脉，除了单线与他联系的上级领导，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并不十分担心自己的处境。
他索性放下手里的报纸，往竹椅背上一靠，拿起一粒牛肉干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定定地打量那茶倌。
看得出，那茶倌尚无明确目的，不过在那个地界撒大网而已。
胡秉宸当机立断离开了茶馆，临走时，那茶倌还在他身后殷勤喊道：“二天再来坐噻!”
他断定对面的人就是那茶馆，相信茶倌也认出了他。这一次他们两个人都犯在了对方的手里，可这里是茶倌的地盘。
一下船那茶倌就跟上了他，胡秉宸脚下一滑钻进了玉米地，弯弯曲曲、拐来拐去，走了一段时间脚下又一滑钻出了玉米地，快速地将蓝外衣翻了一个个儿，再把衣领立起。因为外衣里子是白的，翻个儿之后远远看去就是另一件衣服、另一个人了。走出很远，回头一看，那茶倌还在东张西望地找那穿蓝外衣的人呢。
他从没怀疑过，冒那么大危险仅仅为的是运送一支手枪，要是七支八支倒也好说。那支手枪又何以重要如此?在胡秉宸的地下工作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多少看起来如此不足道，可说不定就得为它掉脑袋的事情。
好比上海解放前夕，组织下达了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打开那份密件一看，原来是印发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在即，有多少急迫的事情等着解决，这也是其中之一吗?
但他不能问一个为什么，地下工作的纪律就是这样，不让你知道的事你就不能知道，哪怕你为这个不知道的事情掉了脑袋，也还是一个不能知道。
到了暮年，不知完成多少艰险、包括诸如此类任务的胡秉宸，很少提起自己的丰功伟绩，即便吴为问起也是一笔带过，双目索然，满心怅然，“有什么可说的?当时很要紧的事回头一看，也就那么回事。没有，一样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这一次送往大别山的情报之多、之重要，连胡秉宸这样的老交通也颇感责任重大，超乎寻常，担心只用脑子记忆会有差错。
除了细读强记那些情报之外，睿智如胡秉宸者，不过买了一包银行牌香烟，取出一支剥开，将卷烟纸摊平，用极细的铅笔将情报写在上面，再卷成极紧极紧的纸棍塞进另一支香烟，两头用烟丝填平补齐，然后在香烟上扎了一个小眼儿放回烟盒。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就把这支香烟点燃吸掉。
此外胡秉宸还带了一个金戒指，缝在棉线袜的边沿上，还有一些金圆券和几块“袁大头”。
不知智者胡秉宸想过没，有，真遇到所谓“紧急情况”，来不及吸掉这支香烟怎么办?用吸烟的办法把情报销毁岂非空谈?
在二十世纪的诸多战事中，这种极其原始的办法居然被各路特工屡试不爽。相信各路特工对这等老旧手法也了如指掌，可不知为什么不能彼此破获，一任对方将情报一一送达。又不知智商高于常人的特工为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于这套路数几十年如一日。
不谈西方一个叫做巴登·鲍威尔的人。那种过于学者化的倾向，一八九O年以昆虫学家的身份为掩护，在巴尔干半岛上获取敌方重要情报，并将情报绘制在对蝴蝶的素描上，以蝴蝶脉纹和脉纹上的色块，表示各种不同武器的配置、数量及位置等等；即便对以农业大国著称的中国农民的智慧也没有充分挖掘。比如请哪位老大妈绣双袜底，那五颜六色的花式和针脚就大有文章可做；或是在衣衫边缘地带，用针线隔三差五缝出数目不同的针脚；或内衣上补块补丁，补丁上做出不同的针法……总之彼时彼地还停留在手工业时代，手工业时代是浪漫的时代，是产生故事的时代，没有手工业也就没有人情故事了。如果没有赵大锤对革命的“惟我独忠”，没有他对“烤一烤就能烤出字来”的怀疑，哪里还有资深交通情报人员被一枪撂倒的滑稽，或胡秉宸被剥得精光的尴尬以及两次情报的报废?
对胡秉宸来说，大别山之行最主要的困难不是危险，而是没人知道情报送达的部队在何方，就连下达这一任务的上级机关也不知道。
即便知道，战争期间部队流动得也非常厉害，今天还在这里，等他到达时或许已经开拔。
每逢遇到难题，胡秉宸首先想到的是他那些四通八达的亲戚。
在他投身革命之后，那些亲戚也捎带着一同为他，也就是为革命，做起了大大小小的贡献，包括上海那位节外生枝、胡秉宸为之沉迷一时的表姐。
为配合这一次任务。泱泱胡家又为他准备了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亲戚，因为工作关系，对各个地域的情况有些了解。胡秉宸果然从他那里得知，共产党部队大致活动在安徽、湖北、河南交界之处，“但是没有固定地区。”亲戚强调说。
胡秉宸将地图仔细研究，先从水路进入战区，下船之后将沿途所需证件全部销毁，只携带假身份证一个，取道当时的立煌县，直奔霍丘。
党内风云人物王明的老家就在立煌。过立煌时，辗转于漫漫险途，不知最后能否顺利完成任务的胡秉宸，还有闲想起刘邓大军初到这个地区时的情景。那时战事十分紧迫，邓小平还特意抽时间探望了王明的母亲，并给她老人家留下一些钱。党内围绕王明前前后后发生的事以及王明在延安时留给他的印象……这些念头一如水上涟漪，过而无痕，他还得往前赶路呢。直到二十多年后“大革文化命”的狂澜突起，邓小平在其中三落三起，胡秉宸才想起这逝水涟漪。
霍丘县城内有国民党驻军，胡秉宸只得从县城东面的东湖插过，直往南奔。
不巧淮河涨了大水，道路全被淹没，天地间灰茫茫的一片。胡秉宸穿一件长衫，走在水中时隐时现、羊肠般的田埂上，长衫下摆随风飘动，远远看过去，真像飘在水上的一缕孤魂。秋风在一片汪洋上推出一波又一波细浪，看久了，不但让人眼晕，脚下还会虚软。
眼晕腿虚的胡秉宸，最后不得不进入霍丘县南国民党战区。只有通过这个地区，才能到达解放军可能出没的叶家集。胡秉宸心知肚明地钻进了国民党的火力网，成为天地间的惟一猎物，硬着头皮在火力网的笼罩下向南猛走。
果然碰上一个老百姓叫做“小炮队”的国民党民团，后面只跟着一个穿军装的吊儿郎当的军官，从叶家集方向北来。
可能一天没有什么收获，好不容易碰上胡秉宸，马上把他当解放军侦察员抓了起来，根据就是胡秉宸身上那件长衫。那时的侦察员差不多都穿长衫，就像胡秉宸用香烟携带情报那样，长衫，也是一个老旧不思改进的道具。
两百多民团将他团团围住，大呼小叫地问：“干什么的?上哪儿去?”胡秉宸掏出假证件，那些人也不认识字，这个拿去装模作样看一下，那个拿去装模作样看一下，因为他非常镇定，也就不知拿他怎么办。腰上别着一支手枪的军官看到前面队伍乱乱糟糟，走上前来喝道：“干什么，干什么?好好走！”
散兵游勇们一听吆喝，就把证件还给胡秉宸，走了。军官优哉游哉地从胡秉宸身边晃荡过去，根本没有睬他，他就这样混了过去。
天将黑的时候，胡秉宸看见一个镇子。从立煌县出来到现在，他一口水也没喝过，一口东西也没吃过。本希望混进镇子找点果腹的东西，再打听打听附近的情况，可是镇口上有个两层楼高的碉堡，门口还站着国民党部队的岗哨。尽管口干舌燥、又饿又渴，他也不能进去，那些站岗的士兵一定会盘查他：你看亲戚?亲戚在哪儿?只好躲开大路拐进庄稼地，忍着饥渴闷着头，继续向南走，走，走。天完全黑下了来。黑得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黑得天空低垂，胡秉宸似乎就上顶着天、下撑着地。但他并不喜欢这种感觉，低头思量出路，发现脚下有条深而窄的地沟，只好先趴到这条沟里，天亮之后再想办法。
深秋的夜晚已有初冬的寒冷，只穿一件长衫的胡秉宸冻得咳个不停，明知身上什么也没有，还是全身上下摸索了一遍。终于摸到一条手帕，就把手帕捆在嘴上，咳声似乎小了一些。
真是饥寒交迫啊!
连鬼都没有的旷野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狗，在胡秉宸头上又嗅又叫。他不可能起身就逃，那它就会叫得更凶。如同人类某些生理甚至精神疾患的传染，一旦某只狗叫起来，附近的狗就都会跟着一起大叫。那样一来，非让国民党发现不可。或许医生们并不同意精神疾患的传染之说，但有无数病例可以证明精神疾患令人恐怖的传染性。
胡秉宸只好装死，那只狗倒不咬人，只是不停地叫，他和狗就这样对峙着。不论从哪方面来说，狗都是非常杰出的动物，可胡秉宸碰上的这只狗是个例外，不但比人还笨，坚持性也比不上人，叫了半个多小时，见他一直没有反应，以为是具死尸。作为一只狗，哪怕是一只不怎么杰出的狗，怎能向没有还手之力的死尸下手?只好败兴地跑开了。
刚消停一会儿，又听见有人说话。此时他的眼睛已完全适应了黑暗，扒着沟沿往外一看，有人抬着一口棺材朝他隐蔽的方向走来，而他隐蔽的这条沟横在一条小路当中，小路又是那些人的必经之途，他们会不会发现他呢?胡秉宸又不能起身就逃，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发现他，并且喊叫起来惊动国民党，他只好听天由命，一动不动继续趴着。
幸好没有月亮，刚才怎么让他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也让这些抬棺材的人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他们没往沟下看就从他身上迈过去了，而他那时居然也一声不咳了……
天亮之后，胡秉宸绕过镇子继续前行。傍晚时分迎面撞见一个人，穿件极旧的农民土蓝布长衫，两只手放在长衫前襟下慌慌张张走了过来，一看就是解放军的侦察员。来人老远就向胡秉宸喊道：“老乡，老乡，前面岗楼里有没有兵?”一口外乡口音。胡秉宸暗暗好笑，当兵的见人才会叫老乡，当地老百姓见人只会叫大哥。
他回答说：“有咽，一直在站岗。”虽然他们二人一个往北、一个往南地擦肩而过，却觉得身旁多了一个伴儿。三十多天后，胡秉宸竟然在迎面而来的行军队伍中看到了他。他们都认出了对方，彼此笑着打了个招呼。
碰见侦察员后，胡秉宸知道自己的部队不远了。
终于到了叶家集，有东西两条街，还有两个当铺、一个洗澡堂，算是有点规模的县城。叶家集其实还有不少可以提及的地方、人家，之所以提到当铺和洗澡堂，是因为这两处地方曾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彼时叶家集处于“拉锯”状态下，两次被解放军拿下。最为壮观的不是攻战城池的战斗，而是打了两家当铺的“土豪”之后，一把把钞票被解放军战土从楼上飘飘撤下，老百姓在当铺楼下抢拾钞票的情景，整个儿一个盛世“太平天国”景观再现。也就难怪当地老百姓并不十分反感“拉锯”状态，如果不“拉锯”，又何谈一而再地打“土豪”?可是“土豪”们也渐惭总结了经验，即便那把锯又拉到国民党一方，也不肯再在叶家集下力投资经营。
至于澡堂子，更是一处是非之地。某次打下叶家集的间歇，区委书记带领区长前来洗澡，国民党部队却突然闯人叶家集；洗澡人全部牺牲在澡堂子里，满池洗澡水顷刻之间成了血水。
不久以后，当胡秉宸重返叶家集与其他人来此洗澡时，就带着一个警卫班在澡堂外警戒。
据说牺牲的区长喜欢洗澡也喜欢荤段子，有那么一个段子常常被他提起，而且是亲见亲历。说的是有次来此洗澡，突听隔壁女人巧笑，他就扒着只有半截高的隔墙一看，原来两个女人把毛巾拧成条状放在胯下拉锯，拉高兴了就乐……胡秉宸当时有点冒失，又找不到老百姓探听县里情况，也许还因为过分饥饿，便从马路北的菜园子插进叶家集，上了街。
到了街上一看，全是国民党兵。队伍朝西，整装待发，也许时间还早，当官的还没出来。他特别注意到那些士兵吃得很饱，穿戴整齐。胡秉宸又是一个不能跑!那一来，他们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只好一慢再慢，沉住气再沉住气，如同夹行在刀丛之中，在两列荷枪实弹的土兵中间向东走去，只要有一个人对哪个细节发生怀疑，马上就是刀起头落。幸亏路上都是士兵，而且就要出发，没人想在出发前给自己添乱。如果军官出来了，很可能对他这个穿着长衫，一大早就走在街上的人发生怀疑。当胡秉宸终于走出东街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突然从后面跑来个当兵的。肯定是来追他的，他想，只好在路边找块石头坐下以示从容，否则当兵的一枪就会把他撂那儿。当兵的却向站在街口的一头牛奔去，见胡秉宸在路边沉着地坐着也就没有理会，站在路上向东张望一会儿，就骑上牛归队了。
当兵的为什么向东张望?可能是查看路上的情况，这样说来，他们要往东走?胡秉宸赶紧起身，躲开公路就走，一直走到中午。
头夜在地沟里根本不曾入睡，又两天没吃没喝，明明是自己的肚子，此刻却变成他的仇敌，极其残酷地折磨着他，并不因为是他身上的一块血肉而手下留情。
从立足之地到地平线之间的留白，叙述着无边无涯、无头无绪，他就是大喊一声，怕是回声也得不到的。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部队?……他是一步也挪不动了。
路旁有个两人深的大坑，胡秉宸想，幸好这一带老百姓爱挖坑。抬头看看，太阳不错，而他极需恢复体力，于是将一切困难暂抛脑后，跳下坑去倒头就睡。坠入睡梦之前，他松了一口气，迷迷糊糊地想，幸亏亲自来了，否则谁能应付沿途一个接一个的意外?
醒来已是下午时分。
傍晚碰见一个三十多岁的老乡，提溜着一个油瓶朝南走。见那老乡穿得十分破旧，胡秉宸才喊道：“大哥，大哥，跟你商量个事，给你三十块金圆券，能不能带我找八路?”
老乡说：“钱我不要，你远点跟着就是了。”
胡秉宸就跟在三十多米之后，在山间小路上穿来穿去。来到一个岔路口，迎面就是山区，老乡说：“我要回家了。你从这条岔路再往东南走，走到有十几棵大树的地方就会看到一个镇子，那里就能找到八路。”。很容易就找到那个被大火烧了一半的镇子，有三个人守在镇口，一个坐着，一个在给另一个剃头。他们显然是部队派出的警戒，遇有情况这里一放枪，山里就知道了。
胡秉宸问他们：“这里有八路吗?”
他们指着往南的山路说：“刚走，往南。”
胡秉宸顺着山路紧迫。迫着追着突然下起大雨，他不敢懈怠，冒着大雨继续追，这才看到前面有两个背枪的人；其中一个正是赵大锤。
胡秉宸就“喂——喂——”大喊起来。
前面的人立刻回转身来，拿枪比着他说：“你上来，上来。”
两个背枪人虽然没有佩戴帽徽和番号，但一听那嘴山西口音，胡秉宸就知道是自己的部队，因为刘邓大军是六月份从北方南渡黄河过来的，而国民党驻守在这一带的大多是广西来的白崇禧部队。胡秉宸走过去，在相距十多米的地方站住。赵大锤问：“干什么的?”
胡秉宸回说：“我有急事，见了你们司令再说。”
赵大锤那时还不太明白，即便在革命队伍内，很多事情也得分着等级传达、汇报，继续追问道：“什么事?”
胡秉宸还是说：“见了你们的司令再说。”
他们只好押着胡秉宸往回走。不久来到一个百姓家，进屋就看到两个人在烤火，胡秉宸特别注意到烤火人的惬意，让饥饿至极、疲劳至极的他感到些许的刺目。战士赵大锤说：“报告团长，抓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胡秉宸想，我是你们抓到的吗?随即也明白他撞上的至少是个团级单位，便自我介绍说：“上级有情报，让我送达刘邓司令部，你们得赶快把我转送上去。不过得先给我弄点儿吃的，我已经两天多没吃饭了。”团长马上让警卫员给胡秉宸煮了碗挂面，里面还卧了两个鸡蛋。
吃完面条，团长吩咐赵大锤带胡秉宸去休息，赵大锤把他带到了另一个房间。一进屋赵大锤就翻了脸，用枪杆子指着胡秉宸，说：“脱！”
胡秉宸只得脱个精光。
赵大锤拿着胡秉宸写下的情报就要到团长那里去汇报。胡秉宸又叫住他，说：“小赵，小赵，你得让我穿上衣服，不能让我老光着。”
他说：“好，穿上。”一会儿赵大锤就回来了，还是拿枪比着他，什么也不说，只管让胡秉宸睡觉。
胡秉宸累坏了，倒头就睡。
第二天胡秉宸才知道，这个所谓团级建制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
因为没有电台，不但情报无法发送，也无法请示、汇报以及甄别胡秉宸的身份，既不敢相信也不敢枪毙他，他只好跟着部队时东时西地行军，赵大锤照例端枪在后面押着。
已是深秋，晚上没盖的，身上没穿的，吃饭也没人管，基本上没有碗和筷子，偶尔在老乡家找到一个碗，就撅两根树枝当筷子。时间一天天过去，胡秉宸无时不焦心地想着，他带来的那些情报，每时每刻都在丧失着意义。可团里没人过问此事，更没有人考虑情报不能及时送达上级机关的后果。
不说他一路带送情报的艰难，单说地下工作同志历尽何等艰险，才得到一份如此重要的情报，他虽不详知也能想出大概，说不定有同志还为此牺牲了性命。
他很不愿意这样想又不得不这样想：这份重要的情报，说不定就得废在自己人的手里。
这一趟不知由多少人的心智甚至生命铺垫出来的大别山之行，岂不犹如儿戏!
6
大别山之行最终以情报作废收尾，但胡秉宸再次单枪匹马、不怕牺牲、出色完成任务的能力，让上级领导刮目相看，上海解放前夕又被委以重任，前去领导地下武装。
胡秉宸租住了一处融合了姑苏民宅风格的西式小楼。除洗澡间为水磨石地面，其余房间皆为硬木地板，连澡盆和马桶都是美国进口货。那栋到了二十世纪末被房产商称作“连体别墅”的小楼，在结构、档次上很适合胡秉宸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也很符合安全的需要。
一般大门不开，只从后门进出。后院是个小天井，天井左手为厕所。
一楼只有大客厅一间，壁炉从客厅直通三楼。楼梯拐角下是一个很大的厨房兼餐厅，宴请几个客人还算气派。
二三楼的楼梯拐角各有亭子间一个，三楼紧挨亭子间的三角地带，是供佣人使用的小洗手间。
三楼房子两间，大间可通阳台，阳台上有地下工作者经常用来通风报信的盆栽植物，那是与“香烟”、“长衫”一样经典的道具。如果情况突发、国民党特工前来抓人，如果时间来得及，那盆植物通常被推下阳台跌得粉碎或不翼而飞，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也就不会自投罗网，并可及时将情况汇报上级，或设法援救，或组织同志们隐蔽。小间在二楼洗澡间的上方，约六至八米，有窗临后门的小街。胡秉宸姨父的那栋花园洋房，距他这栋姑苏民宅风格的小楼不远，可他再也没有前去探望。是啊，什么都会过去，包括他曾经为之欲生欲死的情爱。这算不上是胡秉宸负情负义，生活之涛正是如此无情地淘尽千古风流。
只是到了老年，本以为过去的一切却不期然地显现，在“过往”冷不丁的袭击下，胡秉宸竟有些许的怅惘，就让活动在文化艺术界的吴为替他寻访表姐绿云的下落。
吴为问：“想不想再见见她?”
他却回答说：“不，不想。”
打听来打听去，曾经在他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迹的表姐却不知所终。
革命即将胜利，胡秉宸和白帆的关系却再次亮起红灯。
有时他半倚在二楼洗澡间那只美国造的浴盆里，盘点着他和白帆间的一笔笔旧账，推算着白帆在他和另一个男人之间的房事日期，以确定杨白泉到底是谁的儿子。这种盘点和推算绝非妒忌而是不甘——在表姐绿云那一回合上对白帆五条件投降的不甘；对卓尔不群的自己，居然被白帆这种极无晶位的女人戴上一顶绿帽子的不甘……
一切虽已云消雨散，毕竟旧地重游，断梦残烛，难免思念故人之幽情。盘点起这些旧账，更会念起为他地下工作提供诸多方便的姨夫和表姐，往往发出一声叹息，与白帆分手的打算也就再次泛起。上海战役打响之前，中央却指示上诲地下武装不搞起义，胡秉宸的思路与之不谋而合。应该说胡秉宸不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者，他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蒋介石是的坐镇上海，上海市及其外围共有国民党兵力几十万，而由他指挥的枪支不过几百，力量如此悬殊的武装起义难以取胜。然而他却没有预计到，这一纸命令将使他这个地下武装的领导人在一定时间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几乎被搁置起来。
上海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
那天凌晨，上海市内已经听到炮声，地下党组织派胡秉宸去和解放军接头。
虽然解放军已经进入苏州河南，国民党军队却还占据着苏州河北，从上海大厦居高临下封锁着白渡桥。
当胡秉宸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没有人向他交代如何渡过几十挺机枪封锁的苏州河，到了河那边找谁，有没有可以帮助他的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胡秉宸只身渡过苏州河，并与解放军接上了头。
“你是怎么找到解放军负责人的?”除了吴为，几十年来从未有人问过胡秉宸；他是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的。
胡秉宸回答说：“那还不容易，哪儿有电话线哪儿就有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人。我顺着电话线走，一找就找到那个团的团长……”这让吴为更加敬仰不已。
只有她那样的脑袋，才会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她怎么不问问胡秉宸，在与死亡的多年周旋中，他是否感到过艰难，感到过孤独，感到过孤掌难鸣?是否有过被遗忘的伤感?……
而后胡秉宸来到地下市委指定地点，与其他地下工作同志会合，从此地下工作转到地上，地下党以及胡秉宸的地下工作岁月，至此成为历史。
胡秉宸也就带领手下人马，担当起保卫新上海的任务。
不久之后，应变任务渐渐减少，接收工作走向正规，胡秉宸领导的地下武装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们摘下了臂上的袖标，交出了自己的枪支。
其时百废待兴，上级领导不分昼夜地异常繁忙。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像是忘记了这样一位得力干部和他手下的核心成员，任他们撂在那里，不说安排任务，就连一个前进方向也不曾指引。
屡建奇功、艰苦卓绝、长期工作地下的胡秉宸及他领导的核心成员，此时却不知如何插进地上那支排得密密实实、浩浩荡荡、滚滚向前的队伍了。
前不久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斯”的胡秉宸，满腔的革命热情和满身的革命能力也就不知如何发挥，只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挂在了半空。
好在胡秉宸既是顽强的也是机动灵活的，自力更生地把自己和手下人放在了某个岗位上。
从胡秉宸的安排就知道，他对“形式”的意义了解颇深。好比行头，从来不是细枝末节。地下时期越隐蔽越好，顶好比老百姓还老百姓；如今转向地上，就得让人一眼看出是共产党，而且是颇有来头的共产党。
但是被革命搁置一旁的胡秉宸无处去领解放军军装，只好弄来一堆国民党军装，撕下领章、肩章，要大家(包括他自己)各找一套合身的穿上，——尽管那套不伦不类的军装使他们看上去很像国民党俘虏或起义部队。当胡秉宸将国民党军装这样改头换面的时候，真有点虎落平阳的悲凉，他是干这种事的人吗?
即便穿着那套改头换面的“军装”，胡秉宸仍然显得英姿勃勃，就像他常说的那样，“不论处于何等艰难境地，自己不能先垮。只要自己不垮，最后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就领着这支奇装异服的队伍，向一家大饭店奔去。
他不知从哪里听说，上级领导正在那里召集接管干部会议。他们是不是接管干部?没人明确。可是他想，不管是不是，反正去定了，如果他们再不记着自己，怕是没有人会记着了。
大饭店在旧日的上海非常著名，曾几何时，那里正是胡秉宸与表姐绿云一夜销魂之地。唉，想想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
7
表姐绿云，本是胡秉宸最看不起的、二房那位胡秉安的未婚妻。胡秉宸从没想要挖胡秉安的墙脚，更何况胡秉安对他还有救命之恩。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几年前，胡秉宸奉上级之命前往上海，动员一位与胡氏家族有着密切关系，又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支持革命，上海之行自然落脚在姨父家里。
约会那天，胡秉宸请表姐绿云陪同前往。
虽然女人常常被社会和男人视为祸水，就连开明如胡秉宸者，与吴为婚后一旦发起威来，也会对吴为发出这样的千古指责。可是女人往往又是革命活动的最佳掩体，好比很多革命者都会有个假太太，有时还会弄假成真，从革命同志变为革命伴侣。
进入那栋花园洋房之前，胡秉宸再次留意了周围的情况。进入花园洋房之后，除了玄关那里坐着一个黑头黑脸的男人，没有其他异常，但他还是警惕有加。好在约会之前早已来此观察多次，知道二楼阳台下就是花园后门，后门又通向四通八达的小街。
刚坐下不久，突然外面有个女人喊“冲茶厂黑头黑脸的男人立刻闯丁进来，按着腰上的大板带，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胡秉宸也噌的一下站了起来。绿云表姐就像训练有素的地下工作者，马上靠在胡秉宸肩上，莺声燕语道：“四爹爹哎，我们下个月八号就要订婚丁，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订婚式哦!”事后回想起来，连胡秉宸都怀疑，画画的表姐果真只是个画家吗?
四爹爹一脸茫然，绿云的未婚夫明明是胡秉安，转眼之间怎么就变成了胡秉宸?不过到底是场面上的人，忙说：“恭喜，恭喜。一定要去的，一定要去的。”又转过脸去对那黑头黑脸的人说，“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没人唤你不要上来。”看上去像是四爹爹的保镖。
回家路上，表姐偏着头斜睨着胡秉宸说：“说吧，怎么谢我?”偏偏不是一柄在握、满眼阴气，两片眼皮刀片似的夹着他，从此就得如履薄冰，天天想辙。
表姐的话让他不无眷恋地想起多年弃而不归的旧时家园，以及胡家女人可人又可意的大家风范。换了白帆，绝对不是这句台词。胡秉宸立刻知道，对于他的上海之行，不必费尽心机地再想托词，只须按照表姐这个调子继续周旋就是。他垂下头，从表姐敞得很开的西式领口处，瞥见一道纵深走向的凹处。他的思绪随着那道纵深走向的凹处继续深入，一时竟没有应答。表姐绿云轻推他一下，这才偃旗息鼓停止他的追击。对着谈不上沉鱼落雁，一颦一笑间却风情流溢的表姐，他不禁将假就假地对她耳语道：“此情此意，怎一个谢字了得?”这句话，要说说得妙，也是真妙；要说说得不妙，也是真不妙。两个人突然就有点尴尬。
尴尬只是一瞬间的事。尤其那个时代，就连党内，指手画脚他人私生活的也不多见，何况是在一个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鞭长莫及的地方。
胡秉宸不知不觉就循着老路，找回自小就熟悉却又久违的关于女人的感觉，重新进入他们那个阶层的情爱程序，略为不同的是他陷入了真爱。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表姐看上去很像四十年代著名化妆品“蝶霜”的那位形象大使，后来嫁给梁实秋的广告明星韩青菁女士，说她们是孪生姐妹也有人信。
那一次，胡秉宸在上海的停留并不很久，就在那不多的日子里，他似乎补足了几年的亏空，重又恢复为至情至性的胡秉宸，却又不是从前的简单拷贝，就像一棵经过多次四季轮回的树，树倒还是那棵树，到底已经不同。应该说，他已经是个更加成熟的情爱消费者。
他们常常出人不论当时还是二十世纪末都得归人时尚消费的咖啡馆，尤其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不但时尚，甚至隆重得像是洋化洗礼。胡秉宸回避了位于北四川路和窦乐安路交叉处的“公啡咖啡馆”，那里是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点，连后来被称作文化革命旗手的鲁迅先生也常在那里抛头露面，很招人眼，于公于私都不方便。他选择的，大都是文化人和进步人土不常光顾的咖啡馆。
或在夜幕下紧紧偎依着，漫步在人们至今引以为荣，以为有了它就能和巴黎一脉相通的梧桐树下；或到霞飞路国泰电影院，观看首轮好莱坞的煽情电影……
谁也想不到，他的最爱是愚园路口百乐门舞厅，明知那是对美国方式因陋就简的模仿，但一进门厅就身不由已。一路蜿蜒曲折、交错而去的灯光，并不急于诱人坠人柔靡，暗金色的沉滞背景，无处不在地应允着对斑斓的调和。
当胡秉宸拥着表姐绿云丰腴的肢体，踏着“香槟酒，满场飞，钗光鬓影晃来回，你徘徊我也徘徊，害得我今晚不得安睡。他们跳我也会，跳得比他们更够味……”或“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乎；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节拍，在底部装有五彩射灯的玻璃地板上滑来荡去的时候，犹如两条多姿多彩、游浮在水晶宫里的热带鱼，那才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但他并没有忘记革命，也没有忘记他此行的使命，他只是醉了。沉醉是灵与肉的一种短时、自由自在的轻飚，那一会儿什么也不必想，什么也不必承担，一切暂且远离……远离并不等于消失，就像是沉积在杯底的香茗，那杯茶的味道何如，还得由它决定。
舞过之后他们没有回家，而是来到一家大饭店，在号码412的房间一夜销魂。胡秉宸一生见识过的女人不少，抛开初到延安一见钟情的四川美人，不论他的第一任妻子白帆还是第二任妻子吴为，都不能与表姐绿云同日而语。不同的女人就像不同晶牌的咖啡，差别之微妙除非品尝无可言喻，绝不可仅以“咖啡”统而言之。好比与白帆，那是性力的拼搏、较量，直到最后在酣畅的高潮中同归于尽。而吴为在床上的表现则是阴阳怪气、云山雾罩、真真假假，让他不知所云。不论哪一个，只能满足他的一部分。和表姐绿云，那是世界上的惟一一把钥匙对世界上的惟、一把锁，这把惟一的钥匙和惟一的锁，在欲火的冶炼中熔化，而后又凝成一坨铁锭，再也分不清哪儿是钥匙哪儿是锁。
离开上海时，看着表姐绿云越来越远的曼妙身影，胡秉宸决心结束与白帆那个仅仅是生理层面的组合。
即便重又回到时刻面对生死之择的重庆，胡秉宸也不能忘情和表姐绿云的那些夜晚，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资深地下工作者，甚至随身携带表姐绿云一百多幅玉照，返回重庆那个多事之家。直到那时，已经不老不少的革命者胡秉宸，还保留着一块自留地；仍然把男女之间那点子事与婚姻质量以及浪漫情怀扯在一起。
正像本书第一部中所说，吴为总是把男人的职业和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把子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
吴为则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结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于她则是“爱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或双相通用。她的热爱要是再多，怎么是好?那么她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热闹而麻烦了。
恐怕胡秉宸也有同样倾向。与绿云表姐的情爱，是否掺杂着对往昔生活情趣、方式、品位的追念?对文化艺术心存过多的奢望和虚荣?如果表姐绿云不是略有名气的浪漫画家，仅仅是个性感的女人结果会怎样?
吴为和胡秉宸情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
表姐绿云十分伤情地向渐行渐远的胡秉宸挥着手套，也一清二楚这段插曲已经进入尾声，当火车消失在远处的时候，也就同时收拾起她的伤情。
“望穿秋水”只能是传统女人的情爱状态，比如说叶莲子。
时而飒爽英姿出现在高尔夫球场，时而一身泳装出水芙蓉，时而高骑马上策鞭疾驰的时尚女人……很少会“望穿秋水”地等待一个哪怕是血写的允诺。
不是表姐绿云水性杨花，而是家族历史早就让她明白，人世本就是一张瞬息万变、风云突起的麻将牌桌，未来更是靠不住、押不得的，也无从押起。表姐绿云在三十年代就有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暂时拥有”的超前意识，那时就“酷”到现而今小男女们望尘莫及的地步。何况未婚夫胡秉安自缅甸来电，近期就要回到上海，待他归来即刻筹办他们的婚礼?
但是表姐绿云的无名指上再也没有套上结婚戒指，那枚订婚钻戒孤独地闪烁了一段时间，就悄无声息地飞落首饰盒。
是否胡秉安得知了她和胡秉宸的私情?无人能言其详，只知道胡秉安不辞而别去了香港，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表姐绿云照旧打她的高尔夫球，照旧出水芙蓉，照旧策鞭疾驰，照旧出席上层社会的pany，前呼后拥着众多的仰慕者。后来又学会开车，驾一辆彼时名车雪佛来，载一路欢声笑语……
多少次几乎为革命舍弃头颅的胡秉宸，却无法舍弃与表姐的情爱。
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关系本就没有法律保障，比起表姐绿云，白帆的女人手段也非常贫乏，但有个“中统”父亲以及国民党后勤少将姨夫的白帆，毕竟比世家出身的胡秉宸更具政治亲和力，或者说是政治上的一种“阶级烙印”。
她搬出领导进行干预。领导并没有使出组织处分那个有力的杀手锏，而是晓以神圣的革命大义，还有地下工作严酷的组织纪律。
对于革命者胡秉宸，只有亮出这样的大义才能扑灭他那一腔恋火，才能让他像杀死自己那样杀死他和表姐绿云的情爱。真是血糊拉拉、生拉硬拽地把他对表姐的情爱从心中割舍。不像几十年后与吴为的情爱，有那么多个人利害让胡秉宸难以权衡。
吴为后来能够尽心尽力地为胡秉宸寻找表姐绿云，完全是为他这种几近自杀的牺牲所感动。
应该说，与表姐绿云的情爱，才是胡秉宸一生中灵肉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情爱；又因为没有完成，使保鲜技术无能为力的爱情保鲜，终于得到了解决。
8
当胡秉宸和他那一千人马来到饭店时，偌大饭店竟空空如也。电梯停止运行，连一个服务人员也看不到，像一个壮汉突然倒地死亡，让他们猝不及防。胡秉宸只好带着那些人，沿着曲曲折折、光线昏暗的楼梯向上猛跑，当他经过412那间客房时，甚至没有在那个号码上留下一瞥。他们跑了一层又一层，找了一间又一间，一直跑到楼顶，也没有找到那个接管干部会议的会场。
不知胡秉宸记错了地方还是大会已经开毕，总之，他们像孤儿一样，不知所从地站在楼顶的大堂里。
不知是胡秉宸耳旁还是他的心里，突然轻轻响起两个字：“跟上，跟上!”让他一个激灵，猛醒过来。
自参加革命以来，胡秉宸从来没有计较过、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打算记住过、从来没有在意过自己为这个革命做过什么奉献过什么，只知道一门心思付出，而且桩桩任务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万无一失。
但在这一瞬间，“履历”却突现出它的意义。
“履历”是一种记载，记载是为了说明。说明是为了什么?胡秉宸还不甚清晰，但至少应该证明他是这伟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尤其在革命大告成功的时刻。
他突然开始想，他为新中国的到来做了什么。如果连你自己都没记住自己做了什么，更不要指望他人为你记住。胡秉宸没有站在那里懊丧不已，转身带领他的人马去见更高层的领导。在一栋巨型建筑最为宽敞的一个房间里，他们找到了那位高层领导。虽然门口设有专岗，岗哨却没有十分在意这一群奇装异服的人。
大白天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电灯，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接线员的呼叫声和打字机的哒哒声。
领导背着手站在巨型写字台后，看上去很像苏联早期电影里的革命人物，很“地下”地苍白着、瘦削着，嘴唇薄而五色，胡子、头发毫不修饰地蓬乱着，说明着已久没有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他表情严酷、目光犀利、拒人千里，少语、精明、警觉地打量着他们，在白日里有些病态的灯光辉映下，如一块可惧而不可亲的坚石。
巨型写字台上，满是纸张、铅笔、报纸、文件、还有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插满长长短短烟蒂的烟灰缸。胡秉宸一干人就站在那张写字台前，领导没有请他们坐下的意思，而是一副分秒必争、速战速决的模样。冷傲的胡秉宸到了这时也只能照单全收。而眼前这间办公室的气魄和威慑力，只有多年后，当胡秉宸坐在部长办公室的巨型写字台后才找到感觉。
胡秉宸说：“我们是来转组织关系的。”顺便说到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姓名，报告了他来上海的任务，汇报了任务完成情况，有关日后的工作安排却一字未提。他十分明白，组织关系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履历，组织关系转到哪里，工作自然就安排在哪里。
幸亏胡秉宸在解放大军人城之际；立刻与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取得了联系。革命胜利之初，一切尚未就绪之前，“上级”，就是一张有效的通行证。
领导看了看胡秉宸。以胡秉宸的身份和职务来说，到这里转组织关系应该说是合乎级别待遇的，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因为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就用拇指和无名指从一堆乱纸里抽出一张纸条，草草写了几个字后交给胡秉宸，然后就着一脸郑重地思考，一脸郑重地继续吸烟。
出了大楼，胡秉宸展纸一看，与他送到大别山的那条卷烟纸差不多大小，上有胡秉宸等人的名字及行书一行：“均为中共正式党员，现转至你处。”
凭着这条小纸，胡秉宸以及他手下的几个人也就有了新的革命岗位。没人审查，也没人怀疑。
共和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其中一位在填写履历表时请教胡秉宸，这一段历史怎样填写为好。他竟对那位同志说：“就填参谋。”该人从未得到这样一个职务，可也从未有人置疑过这个头衔的合法性。
多少年后，在胡秉宸与吴为那场惊天动地的恋爱事件中，这位“真假参谋”才在白帆对吴为的自卫反击战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参谋，还为挽救胡秉宸、白帆的婚姻，组织老战友成立了一个“白胡婚姻保卫团”。直到政府某年重新核算工龄以确定老干部的离休待遇时，这位“真假参谋”才忽然对胡秉宸声称，因对白帆有个私生子的隐情和他们的婚姻危机不甚了解，才错误地站在白帆一方，今后不但不反对胡秉宸逃离与白帆的婚姻苦海，还要协调“白胡婚姻保卫团”其他同志，劝说白帆同意离婚等等。
为此，胡秉宸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的私事，违心地为“真假参谋”写下一具证明。胡秉宸苦笑着对吴为说：“……昨天来了十几位‘保卫团’中的一位，因为他有事求我，我签个字他就变成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我不签字他就变成一九五O年参加工作，每年差几百块钱的离休费哪——不过几百块钱而已。”
如果不是胡秉宸当机立断，他和他领导的那些人十多年出生人死、呕心沥血的革命历史，很可能就在那个不知所从的瞬间抹得精光，连他本人也可能湮没在历史车轮的尘埃里。
组织关系落实后，胡秉宸等人很快被派去接管某个单位。被接管的单位其实很近，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但是胡秉宸坚持要上级给他们派一辆吉普车。
一九四九年后直到二十世纪末私人汽车重新出现之前，汽车始终是一种政治地位、行政级别的证明。而当时所有被接管单位，都会举行盛大欢迎式，汽车，尤其是吉普车，在那种场合，不失为展现政治级别、革命威风的绝好道具。
等了很久的吉普车终于来到，却并不是派给胡秉宸的专车，车上还有其他人。那些人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臂上戴着鲜红的“上海军管会”袖标，让身着奇装异服、没有这等装备的胡秉宸，好一阵说不清苦辣酸甜。
浸泡在苦辣酸甜中的胡秉宸，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一起等了许久吉普车的手下人说：“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在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这句“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不知对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奇 -書∧ 網；将发生怎样的影响。
9
直到与史峤重逢，才把胡秉宸从赵大锤的枪杆子下解放出来。
早在重庆日寸期，史峤就看出胡秉宸与胡秉寰的不同，胡秉宸能有今日一番作为，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只是看到胡秉宸，史峤就会有点黯然神伤地想起过往的一切。
同样，与史峤的相逢也让胡秉宸发出时光荏苒的感叹。
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见到出狱后的史峤，大家为此紧张、躲避过一阵，过了很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才放下心来。后来又听说他在重庆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峤到香港后找到党组织，接受上级机关的审查后，又根据党组织的意见来到前线继续革命，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职务对史峤没有什么意义，明明白白的是组织上再也不信任他了。除了长吁一声继续埋头革命，像史峤这种人还能做什么?
胡秉宸在史峤领导下工作多年，也很赞赏史峤的为人，却并不同情史峤的结局。
身处地下状态，随时随地在生死中穿行，怎么能讲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牺牲、工作受损的缘由。李琳之所以得知那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正是史峤的错误。
地下党人的工作生活极其艰难。当胥德章和常梅结婚时，史峤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为他们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大家也可趁此机会聚会一下，却遭到胡秉宸的强烈反对：“这样集中起来相当危险，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纪律，按规定我们只能单线联系。”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史峤的住地必须绝对保密，如与下面同志联系，只能在约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碰头。事实证明，这一套工作原则在李琳叛变后，确保了他们那个系统的安全。所以胡秉宸总是对吴为说：“我是在十多年严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不习惯于事先马虎放纵，事后懊悔着急。一辈子有过多少千钧一发、独人虎穴的时刻，国民党却从来没有抓住我，原因就是严格。”“秘密工作是严格的概率论关系，要严格按照规律办事，只在非常必要时才冒险，不做不必要的冒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活着。有次周恩来找我谈工作，我掏口袋时顺手掏出一个电码本，那虽是明码而不是密码本，周恩来还是严厉地批评了我：‘为什么身上还带着文件?’到秘密机关接头是绝不许可携带文件的，我从此再也不带。”
“地下工作又是艰苦、平凡、日常、绝对细致严密、万万不能失误的组织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是具有特殊潜质的优秀干部，不管隐蔽多少年都能坚持下来，不论有什么苦闷也能待得住，只待有朝一日也许用得着也许用不着的‘需要’而穷年累月积累着力量。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从对面走来一个人与你擦肩而过，突然塞给你一张纸条，任务就来了……”
有一次说到这里，胡秉宸停了一停，他想起那个成了叛徒而又不知所终的李琳，如果李琳不是接错了头……
可谁又能说她的确接错了头?……
风雨苍黄啁，风雨苍黄，如此不清不楚的细枝末节，除了忘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根本不像一般文艺作品表现的那样只有惊险和传奇，可能有一些，但不是主要的。我们那条线上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曾有四个人被捕，除了一个叛变之外其他表现都很好。有个联络点上的同志被特务活埋了，却始终没有泄露地下党的机密。”虽然胡秉宸事后花了不少钱，通过关系将那位同志的尸体收回，买了一口不错的棺材将他安葬，但没有对吴为详谈其形其状，这样残酷的事说都难以说出口，只好埋葬了吧。
史峤算是听取了胡秉宸的意见，但也只是将婚礼改到他们那个地下联络点，大家还是聚了一次餐。
果不其然，这次聚餐为李琳的背叛做了铺垫。胡秉宸什么时候回想起来，什么时候都痛心自己没有把意见坚持到底。
如果不是史峤坚持为胥德章和常梅举办婚礼，胡秉宸根本不可能见到李琳。即便在那个聚会上，胡秉宸的行动也很诡秘，以至事后人们回想起来，都觉得他似乎没有参加那个婚礼。
像李琳那种大而化之的人，更不可能注意胡秉宸是否在场。倒是胡秉宸有点惊讶：地下组织里还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让他禁不住有点欣赏同时也感到极不安定的女人。
仅这一面，在暗处观察的胡秉宸就发现了李琳的不妥。
李琳的恋爱有点突如其来。
其实在胡秉宸指示常梅与李琳谈话之前，常梅对李琳的“异常表现”就有所察觉，比如李琳的恍惚。
常梅没有约李琳到新华书店或公园那一类进步青年常常聚会的地方见面，而是约她去听川戏。在尖峭的川戏唱腔中，与李琳谈柔软的爱情和坚硬的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缜密，难怪日后她对白帆做的那个手脚，也就无人可以看透。
常梅约李琳谈话时，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关唐敏之的情况和背景，李琳却是一问三不知。常梅说：“你不了解他，怎么能和他恋爱?而且这样大的事情也不向组织汇报！”
到了这种时候，李琳还振振有词：“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组织派我去和他接头的吗?再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
常梅没有回答李琳那个准派她去接头的问题，只说：“既然我们已经投身革命，一切行为就要对党负责。”“我没有为党的工作负责吗?”
“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和组织外面的人建立这种关系的……周围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吗?”
这还用说?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时期献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礼，到场的可能就是全体同志，而那些男人各个都可共事，却偏偏没有一个让她愿意托付终身。
李琳能与代表组织的常梅大唱反调，实在是时间的错误，也是地点的错误，哪怕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不听从组织安排婚姻人事的女人电不多见。不论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还是顾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于组织的干预无法与他们缔结良缘。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对重庆的大空袭?时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记得，留在心里的恐怕也只是仇恨和恐惧，谁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经历了什么?
按照组织的交代，李琳应在傍晚某时某分到约定地点与某人接头。她走着、走着，突然就看见制高点的旗杆上，挂起了三角形的绿灯笼，知道此时空袭的敌机已经起飞，但还不太紧张，只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会儿警报开始拉响，旗杆上三角形的绿灯笼换成一个红灯笼，到了该进防空洞的时候。李琳途中不是没有经过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务，还是勇往直前，向接头地点赶。
等她到了接头地点，汽笛同时响彻全城，制高点的旗杆上已是两个红灯笼，敌机迫近!可是接头人还没有出现。她看了看表，距离接头时间还有三分钟，她必需再坚持三分钟。
接头人按时出现，已是三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汽笛忽起忽落，路上车马行人突然就了无踪迹。紧接着，三个大红灯笼鬼里鬼气悄然落下，汽笛也立时哑然无声，飞机马达轰鸣。即便如此紧迫，李琳也没有忘记按照组织事先交代的特征，将来人从头到脚一一核对，没有发现异常。又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接对，刚接好暗号，炸弹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随后敌机开始俯冲扫射，因接头地点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个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们跑进大隧道躲避。想不到几小时后，大隧道就因炸弹命中，致使一万多人窒息，轰动全国。
但如果人们冷静一些，就会发现大隧道虽被炸塌却无大碍，既没有炸死也没有炸伤哪一位。
可当炸弹就在头顶开花时，谁还能保持冷静?人们像网中之鱼，拼个鱼死网破地奔向隧道出口，并在出口挤成肉团，以致隧道大门无法开启。许多人死在不断拥来的人群挤压践踏之下，据随后的新闻报道，死伤共有一万多人。李琳他们因为最后进入，地处隧道出口，空气比较充分，又被人群挤在门角之后，那一处“台风眼”反倒使他们免受挤压。更还有唐敏之，用后背和双臂奋力撑挡着汹涌而来的人群，否则像李琳那样一个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从门角后走出。
事后李琳问及唐敏之为什么在那危情时刻奋力救她，他也说不出道不清缘由。
如果那一天没有日本人的空袭，按照地下党的工作原则，他们本可以在交接之后各走东西，不再相逢，也不会知道彼此姓甚名谁。
日本人的空袭把他们挤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们只好有了联系。
唐敏之没有什么特别引入之处，不过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样子：小分头，白衬衣，西服裤，当然，胳肢窝底下常常夹本书。唐敏之夹的那本书与进步青年常常夹的《土敏土》《母亲》《铁流》什么的无关，大部分是些可读可不读的闲书，不知这是一种更为安全的保护色，还是他胸无大志。
也许李琳觉得地下党的环境太过拘谨，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监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她愿意投身革命，却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别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间。像她这样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骑一辆英国风头女式自行车，在南方郁郁葱葱的树阴下如一只白蝴蝶般飞来飞去的女子，对革命和个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摆放。如果让她经历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或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政治生活，肯定再不会强调什么私人空间。
他们的爱情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比起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或常梅与胥德章的婚姻，多了那么一点情调。比方相对小酌一杯，或手牵手到公园花前月下一番，或唱和几句诗赋，非常地布尔乔亚，——李琳这样的女人就喜欢小情小调，不喜欢大风大浪。
问题的严重性以后才得到暴露。常梅有一天突然对李琳说，唐敏之可能不是她该接头的那个人。李琳想：这到底是谁的错?更不解的是，即便唐敏之在轰炸中的匆忙回答被她错当暗号，为什么接头暗号以及一切细节都与组织的事先交代无异?还有，是不是应该由她来考虑、负责唐敏之根本不是来接头的人，而是紧急警报情况下，一个向大隧道寻求避难的行者?常梅切断了与李琳的单线联系，并将情况汇报胡秉宸。胡秉宸立刻做了相应部署，一旦有情况发生，不会造成更大损失。
像一切患有爱情病且病人膏盲的女人一样，直到被捕，李琳才想到唐敏之的可疑，因为除了他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住所。
难道他早就盯上了她，只是在紧急警报时才得到接触的机会?
可谁能肯定是唐敏之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了国民党特工？
她想起常梅在川戏馆的谈话，自己果真错了，她不太喜欢的常梅却是对的。你不喜欢一个人不等于她不正确，这就是李琳靠在牢房墙上想到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直到那时，李琳都相信自己不会当叛徒。
然后就是审讯，前两次审讯李琳都挺了过来，到了第三次，特务们开始踢她的肚子。
当那幼小的生命因忍受不住摧残，在她体内翻腾起来的时候，她听到了他或她的哭号。
李琳受不了了，她可以忍受酷刑，但她征得那尚未出生的生命。他或她的同意了吗?她有什么权利代替他或她做出决定，像她那样参与某种事业，为某个主义献身?她没有。
李琳只好交代。到了这个时候，她更觉得唐敏之的可疑。除了他，谁能知道她怀孕的事?
可是又有什么证据说唐敏之是个眼线?
10
李琳终于成了叛徒。
这时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起了作用。幸亏胡秉宸从未与她有过直接联系；地下党也从未交给她重要任务，她也就无从知道重要线索；更不可能知道胡秉宸所建立的地下交通网。
不过她参加过胥德章和常梅的婚礼，猜也能猜到举行婚礼的地方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那个不起眼儿的小饭馆，却是史峤领导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交通站。在胡秉宸胆大心细的操持下，从未引起国民党特工的注意。现在，胡秉宸经营多年的这个联络点就毁在李琳，实际上是史峤的手里。正在此时，联络点通知有个交通来了，并且带来重要情报。
即便情况危急，史峤也不能放过这个重要情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领导特征，那个时代的领导就是身先土卒。结果是不但史峤被捕，联络点上的同志也同时被捕，最后被特务活埋，却始终没有泄露地下党的机密。
联络点被毁，说明特务目标十分明确，胡秉宸马上想到是李琳被捕叛变!
史峤怎么样?不管胡秉宸平日对史峤多么崇尚、信赖，他也不抱任何侥幸的幻想。不要说史峤，即便死心塌地爱着他的白帆或他的亲娘老子被捕，也别想让他放弃警惕和设防。
胡秉宸意识到，整个地下情报交通系统处在严重的危急之中，立即通知所有同志并组织紧急撤退。他首先考虑的是电台，迅速将电台工作人员撤至延安。
大体安排就绪，只是还有两件事没有落实。
一个负责电台收发的牧师坚决不肯撤离，一再傻头傻脑地坚持着：“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
这位顽固坚持“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牧师，让胡秉宸伤透了脑筋。既不能强行撤离又不能放任自流，万一牧师被捕谁敢担保他不出问题？！即使不叛变，这样的傻头傻脑怎能应付奸险狡诈的审讯?于是只好委派牧师一个无足轻重的任务，让他远离重庆，傻头傻脑的牧师才揣着那个任务高高兴兴上路了。
事后证明，牧师对“真正的共产党员”估计不错。
李琳叛变，能出卖的只是那个联络点。国民党特工捕获史峤，应该说是机会使然，如果没有那个突如其来的交通带来重要情报，史峤是不会被捕的。
掌握整个情报交通系统的史峤，显然并没出卖任何机密、任何人。因为自他被捕后，再也没有同志被捕，地下工作也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国民党特工掌握的线索，只好在他那里中断。
后来上级机关花钱找门路，终于将史峤具结保释。
此外就是胥德章前去执行任务尚未返回，胡秉宸担心胥德章不能及时得到紧急撤退的通知，难免不出意外。眼下情况危急，他决定亲自出马前去拦截。他神速来到另一个地下联络点，一个“鸡鸣早看天”的小旅店，有点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那个茶馆，老板也是寡妇，能力上与开茶馆的阿庆嫂不相上下。
晚上，胡秉宸刚和几个住店人在同一只巨木盆里洗过脚，就发现气氛紧张起来，说不出什么明显征候，只觉得老板娘看他的眼色有些特别。以他多年的经验来说，“危险”这两个字绝对是一种物质，一种可以嗅得出气味的物质，而不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形容词。
还发现有人在旅店门口转来转去，甚至有枪托砸地的声音……
胡秉宸反复回想自己的一举一动，最后认定自己没有暴露身份的可能，沿途也肯定没有人跟踪，当地更不可能有人发现他，于是他断定有人认错了人。这种五色杂陈的地方认错人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下最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免得把与己无关的事扯上身来。于是他上了那张公用大木床，钻进…余又硬又厚木板样的公用棉被，倒头就睡。不一会儿，两个年轻汉子就睡在了他的两侧，把他紧紧地夹在了中间。这种“鸡鸣早看天”的小店，就是这么个住法。好几个人在同一只巨木盆里洗脚，在同一张大木，床上睡觉，同盖一张被……不论世家出身的胡秉宸多么不习惯这种睡法，他也不能拒绝。
两个汉子有意这里挤他一下，那里挤他一下，显然想摸一摸他身上有没有枪。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在旅店门口转来转去的人和身边两个壮汉却不知去向，好像与晨雾一起消散了。
按照原来计划，胥德章应该在这天早晨到达这个联络点，但他投有如期到达。加上昨夜的情况，胡秉宸紧张起来。
他决定到县城探探虚实。迎面撞上一个翻译官或叫做汉奸的那种人。就像后来在电影上常见的那样，推一辆自行车，上身一件黑色对襟短袄，里衬一件白色对襟内衣，下身是打着绑腿的黑色缅裆裤，腰里别把盒子枪。
那人一眼看到胡秉宸这张陌生的脸，马上将他拦住，盘问有无“良民证”。
胡秉宸说：“有。”
就在胡秉宸慢慢吞吞往外掏“良民证”的时候，突然看到胥德章沿着县城那条街，从对面晃晃悠悠走来。
原来胥德章返回时途经一座历史名城，想着任务已经完成不妨凭吊一番，所以没有按时到达联络点，当然也没想到胡秉宸会前来拦截。
胡秉宸反应异常之快地摸着自己的衣襟，高声说道：“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金砖丢了，那可是我跑生意的本钱!”希望就此引起胥德章的注意，抓紧机会赶快离开。
胥德章听到了胡秉宸的吵闹，一看形势，立刻明白胡秉宸为什么高腔大嗓，但怎么也想不出胡秉宸到这里干什么，又怎么被汉奸抓住。面对此情此景，胥德章判断眼下没有可行的营救办法，痛心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装做不相干的样子绕道而去。
胡秉宸回转身去朝来路张望，…副寻找失物的模样，又拔腿向来路跑去，将汉奸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见胡秉宸要跑，汉奸喊道：“站住，不然我要开枪啦！”
原本可能是例行公事的盘查，不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但胡秉宸这通不知真假的金砖丢失案以及逃跑企图，让汉奸非常恼怒，果然没有发现背后的胥德章，对胡秉宸吼道：“跟我走一趟厂当胡秉宸被关进牢房时，他想的最多的是胥德章是否安全到达联络点并离开了此地，相信他的情况胥德章会迅速通知组织……然后开始考虑对策，门却砰的一声开了。
先进来一伙密侦队的汉奸特务，劈头盖脸给他一顿乱揍，然后就是搜身。他身上那些蒋管区新发行的，一元等于法币二十元的保值钞票“关金券”，着实让汉奸特务们欢喜了一阵。
随后不了个日本军曹，开始对胡秉宸进行审讯。日本军曹并不坐在桌子后面，而是一边审讯一边绕着他转，出其不意就掀起胡秉宸的长袍下摆，妄图从他的立姿上寻出军人的蛛丝马迹，幸亏他的两腿自由散漫地叉着而不像军人那样绷得笔直；或骤然掀掉他的礼帽，查看他的额头有无戴过军帽的痕迹；或喝令他伸出手来，查看他的手指、手掌，有否使用武器或劳动过的迹象……凡此种种，白脸书生胡秉宸一概全无，始终咬定自己是商人。日本军曹一禾所获，便叫人把他押到牢房关了起来。一直隐蔽在后的寡妇此时只好出面。这女人非但谈不上俊俏，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丑陋，按照二十世纪末的说法还非常骨感，可在那时骨感还，末走进时尚，所以没有任何女人的武器可以凭仗，居然在封锁线上开店、跑生意，而且干得不比男人差，该是何等功夫!说到营救胡秉宸，花钱就是，上上下下打点一番于她该是驾轻就熟。特务汉奸们在日本人面前给胡秉宸来了个形式上的过堂，就“取保释放，随传随到”了。
她亲自来接胡秉宸。胡秉宸刚跨过牢门她便就地烧了一堆纸，又让胡秉宸从火堆上跨过，一直前行不准回头，说是这样才不冲犯狱神，不会再坐牢。胡秉宸一一照办，没有敷衍，诚心诚意。
胥德章还在“鸡鸣早看天”等他，他们一同回到重庆，一同隐蔽下来。
胥德章从未对胡秉宸说过因凭吊历史名城，不能按时到达联络点惹下的祸。
幸亏胡秉宸被营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呢?想想都后怕。越是后怕，他越不敢对胡秉宸说出实情。
很长一段时间内，胥德章对这位老同学充满感激、感动和敬仰，甚至胡秉宸迟迟未能发展他人党，他也没有心生芥蒂。死亡、艰难险阻算得了什么?难的是每分每秒都得提着一口气的日子。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什么时候才能松口气?谁也无法回答。
那时连胥德章的梦都是黑的。
楚霸王只不过遭遇一次“四面楚歌”就拔剑自刎，而他们则是长年累月的“四面楚歌”，长年累月地住在无墙的牢房里，且没有一毫屏障可以间隔，一不公心就会赔进他人或自己的生命，或党的事业!这个分量不好掂量啊。
那时候革命前景并不十分看好，也没有必然成功的保证，为革命作出的任何牺牲都不具有“投资”性质，绝对没有打下江山、“股份”升值的指望。
“党员”两个字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除了更多的负担、更危险的工作、更五条件的服从……什么也不意味。
胡秉宸不发展胥德章入党，只能说他胥德章付出的还不够，除了继续奋斗、努力争取，没有什么可说的。
直到一九四九年后，“党员”这个称号才渐渐“增容”，它不仅仅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更是信任的基石，由信任而任用，由任用而地位，而待遇，而级别……实非他们当初的想像。那么人不入党、党龄长短，也就凸现出特别的意义。胡秉宸为什么压了多年不批准胥德章入党?胥德章有什么突出的缺陷吗?
按照胡秉宸的说法，一九四二年后中央有个暂停发展党员的政策。
可是这粒不经意掉下、被他们暂时忽略不计的种子，却在当初无法想像的情况下发了芽。不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冰冻几千年、毫无生命迹象的种子，在适当培育下都能发芽，何况这样一粒种子?
胡秉宸险些为胥德章丢了性命的往事，自然也就随风而去。
胥德章不但没有心生芥蒂，还一厢情愿地以胡秉宸为知己。哪怕当时常梅的兴趣在胡秉宸身上，胥德章也没有嫉恨于心。直到胡秉宸选定白帆，并在同居当天晚上，从他们房间传出那一声巨响之后，胥德章才作为胡秉宸的递补，被常梅接受。
胥德章甚至感谢那声巨响，为他炸开了常梅紧闭的门。
而那一声巨响，却把常梅的心不是炸开一条日后可以弥补的裂缝，而是炸为再也不能补缀的碎片，就像无法修复的粉碎性骨折。那天晚上，常梅一直在等着一个她也说不清楚的验证。她不死心地站在院子里，等待着，辨听着，可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一声巨响。常梅恨恨地想：白帆，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怎么能把床都折腾塌了?你在向谁显摆你的得意、你被操的快活?
无人可以想像，胡秉宸和白帆将床板折腾塌了的后果；无人能够知晓，那声巨响对常梅的伤害。只能从几十年后，有关白帆的一次政治审查中猜到一些什么。
“审干”运动中，白帆当年的台湾之行无人证明。由于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派遣白帆前去台湾执行任务的领导人又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这个问题只好“说不清楚”。彼时担任会计工作的常梅，完全可以从领取差旅费这一线索帮助白帆说清楚。可是已经牺牲的领导人既然不能证明他曾派遣白帆去台湾执行任务，也就不能证明他让常梅支付过白帆的差旅费，是真正的死无对证。这个问题只好“挂”了起来。因为这个“说不清楚”，出生人死的革命老干部白帆，直到寓休前才得到一个区区行政十四级的“照顾”。比起这个副局级待遇。白帆更心疼的是她政治上的清白，可是死无对证的她只好继续“挂”着。
不能说常梅的牺牲不大，她为心里那个一藏几十年的爱情牺牲了她的良知。她为此哭泣过，痛苦过，犹豫过……特别像她这样一个不论与谁共事，都会赢得“你办事我放心”这种评价的人，她那一颗颗眼泪，是无法用正常的戥子来称量的。
她只能这样振作自己：“挂”起来算不得什么处分，与叛徒、奸细之类的敌我矛盾毫不沾边，顶多影响使用、提级。“挂”起来有点像在银行挂失，一旦存款折子失而复得，本息照付，所不同的是，白帆的存款折子永远找不到了。
白帆更不知道，如果几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她和胡秉宸不那么折腾，以至把床都折腾塌了，并在砸向地面时发出那声巨响，也不会落下一个“挂”的结果。
爱，是不能忘记的。国民党特工很快释放了李琳。
人们有理由猜想，国民党特工这样快就释放李琳，最大的可能是希望她再次混入革命队伍，继续为他们提供情报。
如果这样设计，未免太愚蠢了，他们也不想想，李琳还能再次混进革命队伍吗?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国民党特工无时不在监视着释放后的李琳。地下组织也在寻找机会，准备除掉这个叛徒。在严酷的革命时期，为保证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他们不得不以这样的形式书写一份革命教科书，以惩戒那些叛变的人，警戒那些可能叛变的人。在国民党特工部门和地下组织的双重监视下，出狱不久的李琳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不但国民党特工部门找不到她，连想要灭掉她的地下组织也找不到她了。她为什么蒸发?是不愿再与国民党遭遇，还是知道地下组织准备除掉她?或是她看透了什么，或是她觉得再也没脸见人?……
这个自由散漫、奇笨无比的李琳，又怎样在双重监视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生没生下那个孩子2如果她还活在世上，又怎样逃脱一九四九年以后篦虱子一样的户口制度和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2也许她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就因病或因天灾而亡?
她毕竟为共产党工作过，接受过应该如何面对敌人酷刑的革命教育，她在余生会不会不断反思：如果没有肚子里的孩子，她会不会坚挺到底?如她这样一只白蝴蝶，未必敢下那个保证。
她当然不知道后来有人写了一本小说叫做《红岩》，电不知道里面有个原版原型叫做江竹筠的革命者江姐，那江姐一定如斯大林所说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像她这样一个仅仅有着正常生理极限的人，是不可能忍受那种酷刑的。她可能非常感谢肚子里的孩子，为她的叛变提供了一个比较人道的理由……
她何必参加革命?即便在家里当小姐，也比当叛徒对革命的损害少。
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叛徒李琳无处可寻，而那个相信“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牧师，却成为那一叛变事件的主角李琳的替身，惨死在革命小将红卫兵的手中。毕竟牧师过自从事的地下工作与电有苯，也算让他专业对口，革命小将们耐心地在他身上一圈圈缠满电线，看起来很像一个人形变电线圈。整个缠绕过程中，牧师一直不停地说：“真正的共产党是不会迫害无辜的!”不知道在接通电源那一霎，牧师是否意识到自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自从李琳被捕后，唐敏之也无踪无影。
或许他担心李琳出卖?
按照当时地下党单线联系的工作原则，他会不会是另一条线上的人物?就连国民党特工还有“中统”、“军统”之分，何况比国民党特工不知高明多少的共产党?
他到底是谁?
对于和李琳那段短暂的爱情，他怎么想?
也许当国民党特工冲上楼的时候，李琳和唐敏之从那脚步声就听出非同寻常，知道大难临头。他们也许打开窗子，窗下就是低矮的屋脊，认为那是一条逃生之路。当他们决定从那里出逃时，李琳却突然将唐敏之推出窗外，随即锁闭了窗户。自由主义者李琳突然决定留下自己作为路障，当她周旋于国民党特工的时候，唐敏之就可能有充分的时间脱身。
要不要责怪唐敏之为什么不回转身来与李琳有难同当?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知道不能作无谓的牺牲，或许他也想着，只有他逃脱才有可能营救李琳。
也许他们后来互相找到?谁知道李琳将唐敏之推出窗外之时，是否与他约定有朝一日到什么地点会合?那么李琳的叛变不仅仅是为了肚子里的生命，还有对唐敏之的爱情，而后他们逃离了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一点不难做到。
至于释放李琳，究竟是国民党特工的一个阴谋，还是唐敏之通过什么手段所做的营救?
或许一切都是动荡年代才会发生的错节?
也许唐敏之跳出窗户逃走的假说根本不能成立……
也许……
随着他们的消失，所有的“也许”都成了永久的秘密。
11
自史峤离开重庆后，这是他和胡秉宸的第一次重逢。
如果军分区没有派史峤到这个团来检查工作，胡秉宸送来的那份情报还不知会撂到什么时候。
史峤说：“我们那里有电台，可以发送你带来的情报，然后再把你送到大军区。”
于是胡秉宸就跟着史峤到军分区去，不再受制于劳力者赵大锤，生活上也舒服多了，不但有了筷子也有了碗，还吃了两次鸡。
一同吃饭的还有一位随同史峤前来检查工作的政治委员，山西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总务科长，一路上不停地向胡秉宸吹嘘他在中央党校的岁月，学员们如何认真读革命的书……胡秉宸任他胡吹一气，懒得向他说明自己就是从延安出来的优秀分子。
那盆鸡就放在小桌中间，吃完饭警卫员收走碗筷，鸡骨头就无遮无拦地暴露在桌面上，整只鸡的骨头似乎都集中在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面前。
胡秉宸不客气地说：“你看，鸡全被你一个人吃光了。”
面对鸡骨战场，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什么也不好说。
第二只鸡的情况有些不同，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改变了战术，饭后，桌面上一块鸡骨头也没有。待警卫员擦完小饭桌又将小饭桌搬走后才发现，原来鸡骨头都堆在了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脚下。
胡秉宸又说：“看看，地道战也隐蔽不了。”
史峤就看了胡秉宸一眼，觉得胡秉宸比从前话多了。
在路上又转了一个星期，那份情报前前后后就耽误了二十多天，胡秉宸说：“什么情报都过时啦!”
史峤显然比重庆时期老练许多，只是苦笑一下，什么都没有说。
转来转去，胡秉宸再次跟着史峤转到了叶家集。他们到叶家集的澡堂子洗了澡，区委书记和区长牺牲在澡堂子里的事，就是史峤告诉他的；至于区长所讲的荤段子，则由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委转述。
到达军分区的前一天，他们必须穿过一条大路，侦察员报告说，国民党至少有一个师开了过来，而史峤所带兵力顶多一个连。
幸亏他们还没通过大路，就在附近的山丘后埋伏下来。国民党那支队伍不知怎么走得那么慢，直到天黑才走完，他们这才赶快通过大路。
过了大路就是一个河谷，越过河谷才能到山里，虽然天很黑了，参谋还是说，“快走，不能在这里住下，敌人离得太近，也许后面还有。”
可是史峤说：“你们走吧，我不能走。我要等我的一个侦察员，他是我最好的侦察员。刚才过了一个师的国民党，而且说不定后面还有，我特别不放心。”
看来一个人的脾性是很难改变的，‘即便经过常梅和胥德章的婚礼、李琳的叛变和史峤本人的，被捕。
参谋命令一些战士留下，史峤不同意。他说：“这里听我的，走吧，你们快走吧。”
有必要这样做吗?!
不是胡秉宸残酷，不讲同志情谊、不关心下级，史峤的任务是掌握大局，怎能这样事必躬亲?!
战争期间没有什么理由多说，再说胡秉宸不过是个外来人，既然史峤有命令，他也不便再说什么。
只见史峤将腰上的手枪取下，握在手里，就势在河谷伏下身来，再也没有回过头。
作为一个资深地下工作者，胡秉宸在调头前行的最后一瞥中，不仅将四周环境一一刻进脑海，还看到史峤那支手枪玲珑得像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这让胡秉宸生出莫名其妙的联想。
没想到就此一别，他们还要等上三十年才能再次相逢。
胡秉宸一路顺利到达军分区，明知已经没有意义，还是将情报尽快发迭出去。春节也就随之来临，政治部主任还把他找去吃了顿饺子。之后他被送到大军区。早在胡秉宸出发时军区就已接到电报，没想到几个月后才见到这个送情报的人。至于他从军分区发送来的情报，也因为时过境迁，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将一路隋况作了汇报，对几次惊险只字未提，只将没有电台的尴尬和被当做特务全身扒光的情况说了一说，大家哈哈一笑。这就是胡秉宸在大别山区前前后后走了大约半年的结果。
不过胡秉宸总算没有虚此一行，离开大军区时，他将部队南下时从陕甘宁带出的特殊物品携至上海售出。售后所得，不但为抗日活动解决了部分补给、经费，又为没有冬衣的部队筹办了部分棉布和棉花。
12
单枪匹马的史峤不但没有牺牲，而且等到了他那个最好的侦察员。
《无字》
第二部 第二章
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人，大多没有走上社会第一线，一旦家庭那根支柱撤离或是折毁，她们不得不被推上第一线、面对社会大战场的时候，大部分显得措手不及、招架无力，以致呈现出千奇百怪的遭际。包天剑的妻妾毕竟是幸运的，在他投奔共产党前夕都被送往天津，安置在包老太爷的护翼之下，离别前夕，又一一对她们做了具体的安排。
他最先来到三太太那一处小公馆。
看得出，他并没有多留一会儿的打算。好不容易见到父亲的孩子们，绕在他的膝下，揪着他的衣服，叫着“爸爸，爸爸”，他也没有在那张红木太师椅上坐下。在这吉凶难卜、不知何时才能重逢的时刻，也没有显出对孩子或三太太更多的留恋。
三十年代初就有了初中学历的三太太，实在明白她不过是包家的生产机器，就连她生下的几个孩子，也不过是包家必不可少的家伙什。既然如此，她也就公事公办，对着每房太太名下都有、不偏不倚的三千块钱生活费说道：“这三千块钱是供我一人开销，还是几个孩子的开销都包括在内?”
三太太的公事公办让包天剑心中非常不顺。这一次远行；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孤注一掷，倾囊而尽。带着那么多人，还要辗转于不同军事占领区，沿途不知会遭遇什么困难，他不过带着一万块钱。
三太太的盘算合情合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大太太和二太太名下也是三千块，这公平吗?战乱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点钱能把一家老小的日子支撑到那一天吗?
即便用来调解妻妾之间的矛盾，看似公正的平均主义也显得捉襟见肘。
轮到二太太，她却对着那三千块钱说：“你出门在外，处处都要用钱，就别给我留了，我在家里怎么都好说。”
直到说这些话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与她山盟海誓的包天剑，就在近在咫尺的地方，不但有了另一个女人，还有了他的骨肉。这是包家上上下下包括佣人在内无人不知，惟独对她守着的秘密。
如果二太太知道情况是这样，还会不会这样对待这笔日后安身立命的钱?恐怕难说。
什么事都怕参照，参照既然能对比优劣、决定取舍，同时也就制造出矛盾的由头。包天剑想，二太太、三太太与他的情分如此不同!一把将二太太抱坐膝上，说：“那我就把这三千块钱带上了，现在真是需要钱的时候。不过你要是有困难，就去找姐姐她们周转一下。母亲去世后，她的首饰和钱都在姐姐手里。”
不久之后二太太也是这么一参照，就在包家搅和出翻江倒海的风浪。
从本书第一部吴为的札记可以看到，二太太被安置在那栋由德国设计师设计的小楼里，三太太则被安置在大明公园附近的一处小院里。日后，叶莲子将多次以请教女红为借口到三太太那里去，希望探得一点顾秋水的消息而又不得而归的时候，就会拐进大明公园这个其实算不得公园的地方，一泄她的哀伤与无奈。
这些安排，着实让包天剑费了一些脑筋。
不要以为包天剑有三房太太，就是一个登徒子。
大太太由父母包办，与他本人没有多少责任和关系。
三太太由他人牵线代办，为的是包家后继有人。
二太太不能生养也是事实。即便他自己不太看重这一点，包老太爷那里也交代不了。对包家在继承人方面的要求，三太太不仅达标，而且超标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男男女女，品种齐全，但二太太还是包天剑的至爱。
包天剑该算有情义的男人。二三十年代，一个男人娶几房太太正大光明，根本用不着躲躲藏藏，但他不愿伤二太太的心。二太太得到包天剑如此厚爱，既不因为她是金枝玉叶、名门闺秀，也不因为她有一副花容月貌，反倒是个相貌平平、出身青楼的女子。当初包天剑一心一意要娶二太太的时候，并没有升任师长的迹象，当然也就没有经济能力为二太太赎身。
二太太不曾在意包天剑日后会不会有出息，慷慨解囊，自己赎身，说：“你要是拿钱买我我还不干呢，只为了咱们之间的感情我才嫁给你。今后只求你真心待我，将来能养活我妈、供我弟弟上学就行了。”
这不过是个狎客和青楼女子间的老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并正在上演着许多这样的故事，因此二太太的义举也就没有多少新意。
至于说到感情，包天剑懂得多少“感情”?
“感情”像艺术一样，是有钱还得有闲阶层才能练就出来的技能。而包天剑自小就骑在马上，一阵风来又一阵风去地征战，崇尚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错!
对于视风花雪月、闲情逸致如粪土的包天剑，不如说“枪杆子里自有颜如玉，枪杆子里自有黄金屋”。只是比之常来常往的狎客，包天剑可能多了那么一点呼唤女人母性的迂劲儿，多了那么一点让女人误以为是“汉子”的悍劲儿，还有让青楼女子动心的、那点不光“一夜风流．”的投入，在千百万狎客和青楼女子的逢场作戏中造就了那么一点难得的情义。
其实，青楼女子只须心黑手辣做她的皮肉生意就是，绝对不能谈爱情。试问天下男人，有哪个打算与青楼女子建立他的“千秋大业”?给你一个“小”，也就政策到顶。
综观古今中外，哪个谈爱情的青楼女子有过好下场?不论《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还是嫁了冒辟疆的江南名妓董小宛，或是《桃花扇》里的李香君，还有一个什么陈圆圆……
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的事情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包天剑将军从来没用青楼上的往事拿捏过二太太。他倒不像那些风流才子或但凡点墨在胸的男人，既识得青楼女子把玩上的价值，：又打心眼儿里看不起她们，哪天玩得不开心，免不了当头一喝“你这个臭婊子!”继而揭她们的老底，将她们羞辱得人地无门。
所以胡秉宸和吴为结婚之后，不时对吴为当头一喝“你这个烂女人!”应该说是传统文化使然，实不足怪。
像包天剑这种“胡子”出身的人，不是最该这样糟践女人吗?怪就怪在反倒没有。
2
顾秋水和叶莲子是太年轻了，在这场生离死别中，他们的表现不知该说严肃还是轻率。
离开北平前几天，顾秋水甚至还在他们那个小四合院的南墙外，教叶莲子打过一次枪。
从东北军退役后，顾秋水还留着几支上品手枪，那天拿出一支秀美、装饰多于实用的勃郎宁手枪对叶莲子说：“这支小手枪留给你，以备万一。”而后领着叶莲子来到屋子后墙外，那里有一截半途而废的房基。
顾秋水说：“这支枪可以连发五发子弹，你只要知道怎么扣扳机就行，往哪儿打关系不大；要是遇见坏人，只要把枪扣响就能把他吓跑。现在你往那截房基上打一枪试试。”
听起来相当容易，叶莲子却不敢扣扳机，顾秋水只好把着叶莲子的手，让她一试。叶莲子扭着脖子，闭着眼睛，靠在顾秋水胸前，朝那截半途而废的房基扣了一下扳机。
“乒——”的一声枪响之后，顾秋水的心也随之入下，好像叶莲子就此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应万难、可应万变。
顾秋水也就用这一发无的放矢的子弹，把叶莲子交代给了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
无论如何，顾秋水留下的这支手枪和他对叶莲子的临场训练，总算是行前为叶莲子办的惟一实事。
五十多年后，吴为居然找到了这一截半途而废的房基。叶莲子早已不在，奉天军阀时代结束了，日本人来了又走了，蒋介石来了又走了，共产党又来了……这截半途而废的房基，居然还半途而废地立在原地。
3
至于这一支手枪的下范，叶莲子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4
如果不是史峤留在河谷里等侯他的侦察员，这支勃郎宁手枪绝对不会当众显现。
它又怎样来到史峤手中?
也许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被敌人追得没了退路又受了伤，恰好叶莲子的家就在附近，他只好潜入这个谁也不会注意的院子，叶莲子把顾秋水留给她的枪转送给了史峤，希望这支枪在危急时刻对他有所帮助?
也许他旧情难忘，忍不住去看望了叶莲子，对于这个本可成为她丈夫的人，只有这支手枪才能表示他的安危仍然是她最为关注的事?
也许这正是史峤的希望，留下与叶莲子有关的什么，永远伴随着他了。
5
顾秋水离开北平的那个早上，叶莲子虽然泣不成声，却多少有些“少年不识愁滋味”，除了离情别绪的单纯哀伤，还不知道生活无着的厉害即将让她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离别的话早巳说尽，他们却仍然觉得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
顾秋水怀抱着他们的小女儿吴为，那一堆浑然不觉别离在即、熟睡在他怀里软和和的小肉团。他还能看见他这块亲骨肉吗?她还不会叫爸爸呢。
一九三七年，叶莲子才二十六岁，顾秋水也不过二十九岁。这相拥相抱哀哀哭着的一家，可不就是两个大孩子抱着一个小孩子?
不论他们如何难舍难分，临了顾秋水还得动身。更有那一声声似有似无、间隔而至、催征似的炮声，不但催促着顾秋水尽快出发，也提醒着叶莲子危险一步步逼近，每颗炮弹好像都会落在顾秋水身上而不是她或吴为的身上，让叶莲子的心猛地一缩又一沉。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顾秋水几次张了张嘴，他有话要说，可又没有勇气说出口，那就是“钱”!
叶莲子和吴为的生计到现在还没有落实也无法落实，于是这个别离更显得千头万绪无从别起。
他一个钱也不留撒手就走，让一无所能、举目无亲、无可托靠的叶莲子母女，在这兵荒马乱的时期如何生活下去?
包天剑只知道他的妻妾需要安排，却一次投有问过风雨飘摇中死心塌地跟着他继续闯荡的顾秋水：“你的家眷怎么安排?”顾秋水理解，包天剑不仅仅需要招兵买马，那也是一份丰厚的投奔共产党的见面礼。不过包天剑还是可以分一杯羹给自己的妻女。
他想到“此一时彼一时”对人的捉弄，无限怀念起那年投考蒋介石炮兵学校不巧病倒南京，包天剑寄给他那锦上添花的一百块钱。如果现在能有那一百块钱，勤俭的叶莲子至少可以对付一年的日子。顾秋水义无反顾地放弃前程，死心塌地追随包天剑，说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动力，大部分与那一百块钱制造的感动效应有关。现在想来，他把自己的前程卖得实在太便宜了。
早在当初他就应该和包天剑说清楚：“你让我跟你离开东北军，算是你的秘书，还是别的什么?我的生活来源又怎么解决?”可是他不好意思。虽然面对不敌之众单枪匹马的顾秋水也敢拔枪豁命一拼，但那是一时之勇，一旦面对情面他就常常退却。吴为长大以后，全盘继承了顾秋水这点“美德”，不好意思和人谈钱，而且还派生出一个不好意思说“不”的毛病。这点“美德”，不容置疑地证明着她和顾秋水的血脉关系，不论她怎样看不起顾秋水并拒绝这样一个父亲，也是白搭。
如果当初就把这些问题捋清楚，至少不会这样被动。现在他已沦落为包天剑的清客，一个清客，还有什么谈判的本钱?即便沦落为没有独立人格的清客，也还不到完全丢掉自尊，张嘴要钱的时刻。
而且包天剑会怎么想?现在国难当头，很多人为抗日什么都豁出去了，顾秋水居然还能在这种时候讨价还价?
不跟包天剑走又怎么办?回东北军是不行了；像房东杨大哥那样。推个小车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也拉不下那个脸；或到街上卖苦力?又吃不起那个苦；或是心一横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他的血还没冷下来……为了情面，为了面子……总之都是脸上那点事，顾秋水不但放弃了他的前程，也放弃了对妻女的责任。从这点来说，他对妻女的责任感是否还不如叛徒李琳?
叶莲子从来设有问过顾秋水：“你一走，我和孩子怎么办?”
她知道，但凡包天剑能给顾秋水一点钱，顾秋水都会留下，到了这个时候顾秋水还不提这回事，可见包天剑一分钱也没给他。
临行前，顾秋水换上了东北军的旧军装，看上去真是英姿飒爽，可是每个口袋都是空的。只看他怎样搜罗军装上的每一个口袋，就知道他怎样为钱作了难。
联想到顾秋水那张了又张却说不出话的嘴，叶莲子的眼泪就更加汹涌起来。
此时她才想到自己与别家女人的不同。比如说包家的太太们，虽然丈夫走了，跟前还有三亲六故、男帮女佣、金银财宝……别家的女人即便没有这些，也总能占着其中的一样。而顾秋水一走，除了怀里的吴为，她就一样也不样了。
顾秋水明白，叶莲子越是不提钱，就越是知道他的尴尬，她的这份体谅，他将一辈子感激不尽，铭记在心。平心而论，此时此刻顾秋水的感激也好，铭记在心的誓言也好，都没有掺假。至于“后来”就是“后来”，“当时”并不是“后来”的保证，不论多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当时”，都不能保证“后来”万无一失。
他也设想过带上叶莲子一路同行，可是吴为只有三个月大小，路上将有怎样的艰难险阻?那是部队行军，带着一个女人还算勉强，再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可就太不现实。
如果没有吴为，叶莲子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写法。可谁让叶莲子固执地生下吴为，并且极不逢时地把她生在一个风雨飘摇、民族存士的危急关头?此后她将不得不进入从里到外、全面受创的境地。
最后顾秋水只好说：“实在太难的时候，就上天津英租界包老太爷家去躲一躲，我想包家总会照顾你的……现在也只有依靠他们了。情况好一些我就回来接你们，或是再等几个月，比如说秋后孩子大一点，你来找我也行……”
那时顾秋水很相信朋友，以为朋友都是靠得住的，就像他那样，凡是答应朋友的事绝对不会食言。包括后来在宝鸡经邹可仁把叶莲子母女托付给陆先生，从口头上来说，一环接一环可不都有交代?所差的不过是落实。
这两个从乡下出来、没有根也没有关系的苦孩子，从来不能，也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前途。他们的前途不是掌握在他人手中，就是任由这个动乱的社会拨弄，好也罢、歹也罢，全靠撞大运。
这句话让叶莲子立时有了实实在在的希望；从这一天起到秋后还存多长时间?不过三四个月，顶多一年半载；不会更多，她就能见到顾秋水了。
希望是什么?是一半可能、一半不可能，却让人轻易放手眼前。可叶莲子眼下是不得不放手。
或许他们只好这样欺骗着自己。
说完这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顾秋水只得动身了。在迈出门槛的时候，他带着一个鼓励的微笑，回头看了她们母女一眼。
后来又后来，叶莲子不知多少次对吴为叙述过她生命中的这个转折点：“他迈过门槛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和你一眼。”
叶莲子抱着吴为站在房子当间儿，一动不动。她不是不想送顾秋水一程，可是不等顾秋水反对，自己先打消了这个念头。顾秋水要到六国饭店与包天幼会合，那种地方，即便顾秋水也得借着包家的光辉才能出入。为此，她只得丢失和丈夫哪怕再聚一小会儿的时光。等顾秋水出了大门，叶莲子才抱着吴为撵了出去，泪水涟涟地朝着早就没有人影的胡同，伸着脖子，踮着脚张望……顾秋水自走出家门，再也没有回过头。虽然征衣上的眼泪还投干，一旦走出那个胡同，也就立刻把叶莲子母女从脑子里抹掉了，抹得干干净净。干净到四年后他们再度重逢前，这两个影子从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好像他从没有过这段婚姻，从没生过一个女儿。
6
认真说起来，叶莲子对顾秋水的爱很可能禁不起推敲。
顾秋水并不是叶莲子的第一选择，她曾有过一个最好的可能。
叶志清在北平驻防时，叶莲子窝在深山老林里的外祖父家，突然和她接上了关系。
母亲墨荷被奶奶一把火烧了的时候，与三舅一起来和奶奶理论的还有一个老姨。老姨的儿子这时来到北平，并且考取了大学。叶志清虽然已是前姨夫，并且参与了火烧墨荷的恐怖行动，但是流亡到北平的东北人，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都是两眼泪汪汪，也就前嫌不计，何况比老乡还近着一层。第一次亲善访问之后，表哥就时时带着一个身材高大、叫做史峤的同学，前来看望表妹叶莲子。
也许第一次的亲善访问，表哥就对叶莲子的处境有了了解。叶家招待得很热情，让久已没有吃到血肠的表哥大快朵颐。
不过在大家就座之前，当着第一次访问的表哥，叶志清就瞪着眼珠子对叶莲子说：“你看，你看，筷子都摆不齐，养你干什么使?连勤务兵都不如。”
叶莲子头也不敢抬，回身钻进厨房，仰着头使劲眨巴眼睛，紧着把里面的眼泪往回捌，手下还一刻不敢停地张罗着。父亲越嚷嚷叶莲子越哆嗦，上汤的时候又把汤洒了一桌子。继母从饭桌旁边跳了起来，一边掸她的旗袍一边说：“哎哟，我的新旗袍呀，这可是在‘新世界’做的哟!”
叶莲子赶紧拿块抹布跪下就擦。继母说：“我说你，你怎么用抹布擦?这旗袍是丝绸的呀!”
叶莲子拿着抹布跪在地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又叫道：“还不赶快把桌子擦干净，看一会儿流到地上踩一脚。”
叶莲子便又跳起来擦桌子，一面擦一面想，幸亏这一汪汤水还在桌子上待着，没有继续给她招灾惹祸。
桌子上的汤水收拾干净后，叶莲子才喘着气儿，小心翼翼在饭桌前坐下。
其实，从乡下刚刚来到父亲家里的时候，叶莲子总是在厨房吃饭，那时候吃饭对她还是很松弛的一件事。可是继母不同意，她对父亲说：“这像什么话?咱们家的孩子怎么能像佣人那样不和咱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然后白了父亲一眼，“你也不替我想想，让我这个后妈怎么当?”
后来父亲就让叶莲子和他们一起坐上了饭桌。从此她就开始出错，夹菜掉菜，盛汤汤洒。她干脆就不夹菜，不盛汤。
叶莲子抬起眼睛看看表哥，表哥对她笑笑，那一笑让她有一会儿愣神。从母亲家族来的表哥，让她想起两个应该最亲又都离她而去的女人——她的母亲和外祖母。
表哥说了一声：“吃饭吧。”她才回过神来，赶紧对每个人挤出一脸微笑。继母就说：“莲子，你倒是吃菜呀!”她本不想夹菜，大白米饭已经很好吃了，用不着就菜。可是继母显然希望她做出各种待遇都与正式家庭成员无异的表现，她应该很好地配合。就赶紧伸出筷子夹菜。边伸筷子一边判断，哪些莱继母和父亲爱吃或不爱吃，之后才能决定把筷子往哪里伸。可是她的判断就像她在父亲和继母眼皮下所做的一切，没有，次不错。好比她要是把筷子伸向一碗熬白菜，父亲也许不经意的一句“好久没吃白菜熬粉条了”，就会让她不自禁地缩回筷子，而那不多的碗盏也就蛮得混杂起来。稳稳神，一眼逮住一小碟酱菜，得了救星似的赶紧去夹，可是等到她再夹第二筷子的时候，便听见父亲轻轻一咳，这一咳让她想起继母爱吃这种酱菜……
夹点什么呢?她的筷子像是停在红绿灯控制失灵的十字路口，因为不能不夹点什么而哆哆嗦嗦、犹犹豫豫。
这时表哥给她夹了两块血肠，“吃吧。”表哥低声地说。
没想到这低低一声“吃吧”的冲击力那样大，让她心潮起伏又不敢抬头对表哥说声谢谢。她埋着头，就着那两块血肠，三口两口把碗里的饭扒进嘴里，然后就离开了饭桌。
父亲问道：“你吃完了?”她回答说：“是。”
父亲说：“那你就该说，请父亲母亲表哥慢用，我吃饱了。”她就说：“请父亲母亲表哥慢用，我吃饱了。”
继母回答道：“吃饱了就下去吧。”
她坐在厨房里，听着饭桌上的动静，一等有挪动椅子的声音，就赶快去收拾碗盏。可是直到表哥告辞，她的眼泪也没有停止的意思。还是表哥特地到厨房来对她说：“莲子，我走了，我会常来看你的。”她依旧垂着头，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点着。
表哥没有食言，在父亲换防河北定县之前，果然常常带着史峤来看她。
大学永远意识新锐，耳濡目染的表哥自然而然想要帮助叶莲子改变处境。但是革新意识很强的表哥，除了想给叶莲子找个好丈夫，似乎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穿长袍西裤、脖子上绕一条长围巾的“五四”青年史峤，据说是东北同乡。真是东j匕同乡吗?她追问过表哥，表哥也不十分清楚，反正“九一八”以后的北平，有很多东北流亡学生。等到史峤不辞而别，她才想起表哥对他这位好友其实什么也不清楚。
看得出，史峤很喜欢稳重端庄的叶莲子。
叶莲子是需要一点耐心才能看出所以的女人。也许他人觉得叶莲子的目光有些呆板、迟滞，可是细心的史峤却看出那是小心翼翼、瞻前顾后，好像不知道该往哪儿落脚，老怕一不小心踩了谁。她的谨小慎微、无所适从的样子，让史峤滋生出许多心事。而天下男人大多都有救美情结，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地向前而不是向后发展。
“你在哪个中学读书?”史峤问道。那个时期有点文化的青年男女交往，大部分从这个话题开始。叶莲子红着脸无以应对，心虚地想，自己怎么能配得上史峤?
起始叶莲子没有认清形势，以为小学毕业后可以继续读书。
父亲也没说不让她继续读书，只回答说：“咱们村里也就是赵家的老爷们儿上过小学，还跟中了秀才似的。”
继母说：“那莲子可不就是咱村的女秀才了！”
接着家里的“掌柜”继母，就说是没有钱了。一个上尉军需官，怎么连孩子上学这点钱也没有?可是继母说没钱了，那就是没钱了。
自出生后，叶莲子一直处在一分钱的自主权也没有的景况中。懂得自尊的她，更懂得如何节省他人的每一分钱。即便上小学的时候，她也没有买过练习本，把父亲用过的纸敛起来，翻个个儿，用粗线钉一下，就是她的练习本。可惜课本自己无法钉，不然她也会给自己钉出一个课本来。
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三十年代初期，读中学是不是很糜费的一桩事。尤其对于一个早晚要成为“泼出去的水”的女孩子。但不论糜费或不糜费，对寄生在叶家的叶莲子来说，肯定都是非分之想。而且在旧时代，凡有继母的家庭，都恰如其分地缺个女佣。
何况连女秀才都是了的叶莲子，还用得着上中学?“我……没有上中学。”叶莲子羞惭地说。但她也不能对史峤说家里不让她继续读中学，只能含混地把不求上进的责任揽在自己头上。
“求知也不一定非得在学校不可。如果你愿意，我倒是可以帮助你……不知道你爱看些什么书?”
叶莲子说不出她爱看什么书。她的生活是封闭的，除了买菜，做饭，做家务，只能窝在房间里发呆。史峤便带了进步青年无人不看的《新青年》《语丝》之类的杂志或小说给叶莲子。
但凡有点文化的中国男人，大多有教导女人识字读书之好，“红袖添香”更是闺中一项高雅的乐趣，想必史峤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
就连没有多少文化的顾秋水，与叶莲子结婚初期也把这样一项作为理想家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教叶莲子读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甚至写诗填词。
包括胡秉宸，也不是没有向往过这样一个理想家庭。可是具备高中文化、书法相当老道的白帆，不但不需要他的教导，更对“红袖添香”这等细腻缺乏体会，这可能就是胡秉宸一个“糙”字便将白帆交代的原因。而吴为不但破坏了这幅“红袖添香”的千古风流图，反过来还要对胡秉宸的指教研讨一番、质疑一番、指手画脚一番，这些毛病在他们的恋爱高峰期不是没有显露，但都被胡秉宸作为女人的娇媚享用，岂不知同样一件事，婚前婚后的解释天差地别。
比来比去，只有叶莲子这样的女人最合男人的需要，在与男人的关系上本该万无一失，意外的是过不了多久，也被男人淘汰出局。
那本是一幕又一幕进步青年恋爱的经典模式，并引导不少女青年从此投向革命，好比小说《青春之歌》里的男女主角卢嘉川和林道静。
史峤也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对叶莲子宣讲他带来的那些书籍。她似懂非懂地看着；似懂非懂地听着……可惜叶莲子还没来得及接受那些理论而后走向革命，史峤就不知去向了。
其实早在乡下，叶莲子就跟着爷爷读过《弟子规》《三字经》《论语》，包括后来顾秋水教她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旧体诗文、平仄声韵，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可是面对史峤的《新青年》《语丝》，却毫无体会。
她更喜欢的是《秋海棠》《啼笑因缘》那一类通俗小说，巴不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人物，上演其中的一段。
结局太悲惨?青春是不考虑结局的。
噢，还有电影明星胡蝶主演的电影，瞧她那双酒窝!
有多少胡同里走出的女孩会喜欢《新青年》或是《语丝》?会关注社会和世界的走向?太深奥了，太重大了……那都是为不凡的人铸就不凡一生准备的材料。
史峤也就理解地笑笑。
逢到表哥和史峤来访，他们坐在房间里循规蹈矩地谈话时，继母总是显得很忙，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那一天凑上门来，一次又一次进来、出去，拿东、拿西，反倒开导了叶莲子的少女情怀。
史峤十分合衬叶莲子的心意，特别他的泰然从容，让她感到他的长衫下有个如母鸡孵小鸡那种温度的怀抱。自小在陌生人中流落、讨生活的日子，似乎就此可以结束了……连叶志清也很中意史峤。
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关系进展得很慢，尤其在那个战乱时代。战乱时代就像信息时代一样瞬息万变，如不抓紧机遇，马上就是另一番天地。他们循规蹈矩、慢慢腾腾，终于走到具有决策意义的那一天。史峤带着叶莲子到东单青年会参加了一个什么聚会，会后带她到了东安市场，问：“喜欢不喜欢吃涮羊肉?”叶莲子随着就点点头。
史峤在东来顺楼上要了个雅座。点菜之后叶莲子就端坐那里，看着史峤卷起袖口，微微弓着身子，拿着小勺在二十多个作料碗中挑来挑去，给她配涮肉的调料。
铜涮锅上来了，小火星子噼噗地爆着，真有点过年的气氛。
史峤也不说话，只管把一片片羊肉放进涮锅，又把涮好的羊肉一片片夹在叶莲子的调料碗里。
叶莲子说：“你怎么不吃?净给我夹了。”
他这才放下筷子沉思了一会儿，最后对叶莲子说：“莲子，有件事情早想对你说，当然，我应该先征得你父母的同意，可是……你的情况不太一样，我想先知道你的意思，然后再和他们谈……
你觉得和我在一起高兴吗?如果不高兴也不要勉强。如果……”他握住叶莲子的手，“如果你害羞也可以不回答。”
懦弱的叶莲子在关键时刻并不懦弱，在以后亡命天涯的漫道上，将有无数机会证明她在这方面的爆发力。她声音很低却很果断地回答道：“高兴……”
见叶莲子通红了脸，史峤马上拦住她的话，说：“那好，我们吃饭吧。”他吃了很多，还让跑堂儿添了一次酒。
吃完饭天就黑了，史峤拉着叶莲子的手送她回家。他的手大而厚，像一片暖云覆盖着叶莲子。
之后，叶莲子就耐心地等待史峤来和父母谈话。可是史峤忽然就没了消息，问表哥，表哥也说不出所以。
很长一段时间，叶莲子都以为那天晚上她有什么地方举止失措，令史峤不满意，所以他才不辞而别，一走了之。但她实在回忆不起自己到底什么地方不得体。她突然一惊，也许他得了什么不治之症，表哥在瞒着她……便鼓起勇气到大学去找史峤。
史峤的莫逆胡秉寰，不得不代替史峤面对这个温婉的女子，除了心中埋怨史峤办事不妥之外，又能怎样?史峤同样对他不辞而别，他也许比不上眼前这个小女子伤心……可他和史峤毕竟是莫逆，如果莫逆都能这样，还有什么是可信的?
燕子楼空啊……
他不相信史峤是利用他。但胡秉寰作为一个澹泊致学、深藏若虚却又悲天悯人的人物，他的宿舍被史峤们时以谈论佛经、历史或诗社活动的名义，作为聚会场所，恐怕也是在所难免。他们不仅与他谈天论地、索引寻踪佛学方面的心得，有时对他也不甚回避，仿佛他既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又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却不知为什么，从来不曾有人尝试动员他参与其中。
对早已将人世看透且无边寂寞的胡秉寰来说，史峤的离别让他再一次感到人生无常，身不由己。
他当然能够想像史峤去向何方，所以更为史峤忧心，如史峤这样一个被动的人，根本不适合政治，不像他的二弟胡秉宸。
二弟胡秉宸如很多人一样，对生活有种主动出击的精神，所以是个大路货。可史峤不是，史峤是被动的，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事情，都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他和叶莲子的关系可能早有定论。
即便像二弟那种主动出击的人，难道就能改变命运的轨迹?
二房一位堂兄，被二弟胡秉宸叫做败类胡秉安的大哥，黄埔一期的学生，共产党员，参加南昌起义后被派往洪湖苏区，历任要职。
一九三一年，王明当权，下令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毛泽东同乡夏曦任中央代表。三月，夏曦到洪湖苏区之后，以肃反为名，大量杀害红军指战员。他的保卫局局长江奇，指鹿为马，指谁是特务，中央代表夏曦便调查都不调查，即刻便杀。南昌起义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贺龙，根本没发言权。
这位时任红三军参谋长的黄埔一期堂兄，被诬为“改组派”，与万涛、潘家辰、柳直荀等三十多人被赶至广场，江奇一声令下，三十多名打手各提硬木棒一根，举棒便打。乱棍之下，鲜血四溅，脑浆崩裂，骨肉横飞，惨叫之声撕心裂肺。
等到后来查清江奇为国民党内奸时，开辟根据地的骨干几乎已被杀光。
荒唐啊，荒唐!
黄埔一期堂兄的墓，据说就在湖北荆州。
二房的人对此讳莫如深。但胡家人人知道，特别是一弟胡秉宸。
他的遭遇并不让胡秉寰感到十分痛绝，在胡秉寰看来，信仰不过是一种疾病，就像爱情。爱情是什么?是每个人一生中必不可免要出的那场麻疹。
胡秉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几十年后，与黄埔一期那位堂兄一起被江奇乱棍打死的柳直荀，荣幸地进入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词中有句“我失骄杨君失柳……”
不明就里的读者，以为柳直荀烈士与毛泽东第一任妻子杨开慧烈土一样，是被国民党杀害的。
而“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一句的灵感，不知是否来自柳直苟等烈士临死前的冤叫、惨叫?
这是后话。
史峤难道就抽不出一点时间辞别?即便重任在身，也可以把事情做得更为圆满，何况是对这样一个本就柔弱不幸的女孩子?
也许这样结束更好?早晚会是这个结果，史峤反正已经身不由己。
“进来坐一会儿吧?”胡秉寰对低头站在宿舍门前的叶莲子说。
虽然冒昧到了极点，可叶莲子顾不得了，她非常想要知道史峤的下落，就侧身进了门。
房间很暗，一抹清寂聚聚散散，如几缕沉香缭绕室内，散淡着一种风息浪止的安帖。叶莲子突然有一种靠近史峤的感觉，可她仍然不知如何说起，“我来看看史先生，他……很久没有他的消息，我有点儿担心。”她抬起眼睛，那是久无依赖又逢绝望的眼神；胡秉寰的心重重往下一沉。谁也不知道胡秉寰对叶莲子说了些什么。但与胡秉衰会面后，叶莲子的伤痛里多了一些沉思，并且不再企盼与史峤的重逢。
几天之后胡秉寰回了家。
上到母亲房间，叫了声“娘”，就站在一边看母亲弈棋，从她手腕上那只颤悠悠的玉镯看出，她对举在手里的那枚棋子犹豫不决。
他看了看棋盘说：“黑子输了。”
母亲随意放下刚才还在犹豫不决的那枚棋子，盯着棋盘说：“自己跟自己下棋，输赢都是自己。说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我自己怎么胜得了自己，又怎么算是胜了?”
．“你怎么回来了?”她抬起头来，看着一袭灰布长衫、身材颀长的大儿子，浅笑了一下。可不，他站在那里，端的就是一个“朴”字。可又不是“朴素”那个“朴”，如果非要用“朴素”来概括，就会缺斤短两。是“古朴”的“朴”吗?也不是。是“朴拙”的“朴”吗?也不是……
整个儿就是一个“简约”。“简约”是美中极品，因为没有半点装饰，只能真刀真枪，来不得半点假。
“看看。”胡秉寰答道，他不知母亲怎么又转而微笑了。“吃过晚饭了吗?让底下人给你做点儿什么，大概还有隆福寺白魁老号的烧羊肉。”
“不必，我已经吃过了。”
“姑婆来过了，说是请你给金家小姐题个扇面。”
“娘题不是更好?”
“同样是写字，我就是消遣，你就是学养。还是给人家小姐题一个吧。”
消遣!唉，母亲当然有许多消遣之道……这可能就是胡秉寰在决定“回老家看看”之前一定要向母亲禀报一声的原因。父亲在家更好，但是父亲经常不在，他也不必为此特地等候父亲的归来。
母亲不像别的女人，丈夫一旦有了外室，就以吃斋念佛超脱自己的烦恼。她说那是对佛的不敬，她要是念佛就诚心诚意地念，而不是因为走投无路。大概这也是她常常自己弈棋的原因。
“知道了。”胡秉寰没说题也没说不题，“娘，我想回老家看看。”
“不是就要毕业考试了吗?”
他静静地站着，没有回答。
母亲也不再问，但仔细看了看胡秉寰，有点过于仔细了，“走前要不要到疗养院看看你三弟?”老三也是鬼精灵一个，所以得了肺结核而且老不见好。想想几个秉性各异的儿子，哪个都不像是她生的。
胡秉寰想了想，说：“时间不长，回来再去看他吧。”
母亲事后回想起来，越发觉得老大的妥帖沉稳，事情到了眼前也不让她觉得他不会回来了。所以听到胡秉寰失踪的消息，母亲没有过分悲伤，无论胡秉寰选择什么，她都觉得有他的道理，既然如此也就不该有什么遗憾，不过她始终不相信胡秉寰自杀之说。
之后，胡秉寰放下手里摩挲的一枚棋子，说：“娘，您下棋吧，我回房去了。”
“去吧，扇面就在书案上。”
“知道了。”
看着他走向书房的背影，母亲莫名地叹了一口气。
胡秉寰没有拿书案上的扇面，而是把那方“绿豆眼”带回了房间。
对着那方铭文序跋一概全无，单只刻了一个“茫”字的砚台，他一夜没睡。
他是在审视自己的心吗?他对佛的信仰，会不会如二弟或那些大读书人，不过是对各种时尚的亦步亦趋，抑或自己天性如此?
人生于他不过是流水长东，对兴致勃勃的二弟临了不外乎如梦、如梦，对在肺结核中挣扎的三弟可能是随水而去，他又何必固执于人生是什么?
但求顿悟吧。可是悟什么?悟所谓“是非曲折、生死苦乐”之可信或不可信吗?
他要抛弃的又是什么?
胡秉寰对金家小姐不是没有想法，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花前月下，琴棋书画……哪个人不向往这样的人间景色?可世道应允了这种可能吗?如果他不能给金家小姐一个保证，就不该把她领进一个不能兑现的希望，好比史峤的身不由己以及他对叶莲子的不辞而别。
父母当初想必也是相敬如宾的，结果母亲还不是这样打发日子?他想起母亲手腕上颤颤的玉镯。
众生皆苦咽，他看不见救赎之道……
胡秉寰又柯止心如止水、波澜不惊?莫逆史峤简直让他心如死灰了。
也许不能这么说，李清照有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胡秉寰这只小船突然下沉，差的其实就是那么一点无法称量、难度轻重的愁绪。不过谁又能说这就是下沉呢?
他失踪以后，不但家里，连学校也没找到他的片纸只字，可能他临行前把自己所有的文字都付之一炬了。多年后胡秉宸重归故里，徜徉在人去楼空、败破荒芜的院子里，旧时皇皇家园，只落得角落里的几只花盆。他禁不住去抚摩那几只缺损疵裂的花盆，想不到一只花盆下竟压着这方“绿豆眼”。
谁将“绿豆眼”压在了花盆下?当然不会是将家财席卷一空、嫁作他一人妇的如夫人。
又为什么把“绿豆眼”压在花盆下?
花盆下压的岂止是“绿豆眼”啊!他百感交集地捡起这方砚，不由得迎光摇去，那曾经流光四溢的砚台瞎了，重新回身为一方顽石……
对着那方瞎了眼的“绿豆眼”，自以为百炼成钢的胡秉宸，竟被陈年往事那把生了锈的钝刀，狠狠地锉了一下。
不知道胡秉寰与“绿豆眼”在多年前那个通宵的神交中，他们决定了什么，又做了些什么。
7
当吴为还是胡秉宸第二任妻子的时候，有个夜晚，她在梦中急切地呼唤着：“请等一等，请等一等……”听上去不像呼唤一个不相干的人，而是一个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并且不想再失去的人。这让胡秉宸非常不受用；他推醒了她，说：“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她怔怔地说：“不，我梦见一个人，好像是你……”又非常肯定地摇摇头说，“不，不是，虽然相貌与你几乎没有差别，不，这样说不准确，其实差别很大……穿一袭道袍，飘然一杖，行走在层叠的山雾中……”
胡秉宸就想起了大哥胡秉寰。可是他没有追问吴为的梦，也没有与她一起猜测这个与他极其相似的人可能是谁。
大哥失踪后，人人都说他自杀于精神忧郁症。但胡秉宸觉得，即便大哥自杀；也是由于不肯苟同，他是太孤独了。当时他就别有想法，神思邈远的大哥，是不是断绝尘缘，潜入深山老林修炼去了?
吴为的梦，像是时间突然又回过头来，给他补上的一个验证。
可是吴为跟大哥有什么关系?他都没有梦见过自己的大哥，她又怎能梦见他呢?
他突然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吴为并没有完全说出她的梦。从未对胡秉宸隐瞒过什么的吴为，从此似乎有了重要的隐情。不过真问起她隐瞒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隐瞒，只常常流露出一副怅怅然神魂不知何处去的模。
8
顾秋水是二道河子木匠的儿子，叶莲子是赤贫人家的女儿，只是机缘使他们离开了土地。要是顾秋水还在二道河子当农民，也许就会娶个乡下大姑娘繁衍生息。不论怎样，总是个当门立户的男人，而不致误人歧途地混一辈子，不是这个人的奴才就是那个人的奴才。
要是叶莲子还在乡下放猪，没准儿会嫁个像二姑父那样的好男人，同样也会脱离那一堆恶亲戚，过上一个能吃饱饭的日子，也就心满意足。
离开土地以后，千不该、万不该，他们又读了一些书。
顾秋水从小就喜欢读书，别人家孩子过年得了压岁钱都买炮仗，他得了压岁钱买书。
当然他读得很杂，不但读过《精忠报国》《七侠五义》，离开土地以后又读了很多小说，最喜欢的作家是旧俄时代的托尔斯泰，读过他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还读过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不仅满脑子“忠义”之类的江湖义气，还很仰慕“骑士”。
顾秋水是个骑马的好手，但是会骑马且骑得好不等于就是“骑土”，就像有张大学毕业文凭并不等于有文化。
除了胡秉宸能读原文版的《大卫·科波菲尔》之外，木匠儿子顾秋水和世家子弟胡秉宸对“骑士”的理解，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
可“骑士”是西方土地上的庄稼，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不出?骑士”那样的庄稼。所以顾秋水和胡秉宸只能以对“骑士”的半吊子理解，当个半吊子“骑士”，去迷惑那些对“骑，士”只有半吊子理解的女人。
顾秋水总是要结婚的。有多少人能豁达到终身不论婚嫁的地步?即便对那些有头脑的人来说，婚姻也是个吸引入的、不可不猜的谜。
读过《茶花女》或是《安娜·卡列尼娜》的顾秋水，还能娶于连长的老婆，绰号叫做“黑牡丹”的那种女人做老婆吗?那样的女人只合用做偷情，娶妻却要娶个只有在他的启蒙教育后，才能开花结幂的女人。由此想来，“黄花闺女”这个词，恐怕也是暗藏祸心。
就像多年后胡秉宸对吴为甚为鄙夷但更为向往地说：“……你们单位有个姓赵的女人，男人远远就能嗅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味儿，一股不管什么地方，赶紧躺下、就地解决的味儿，真是又浪又贱到了极至。和那种女人能谈情说爱吗?更不要说到婚姻，睡一觉过过瘾是可以的。”
这说明胡秉宸早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西恩之前，就发现了女人的体味是她们性感与否的一个重要来源。
吴为就想，自己单位有这么一个姓赵的女人吗?
同样，读过《啼笑因缘》《秋海棠》的叶莲子，还能嫁给那些除了打仗，就是抽大烟、赌博、嫖窑子的军人吗?
小说的危害远远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如果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就会发现那些不爱看小说的人，日子大部分过得平平稳稳，到头来也会寿终正寝。
日后吴为也犯了她父母同样的毛病，不明白“小说是小说，日子是日子”，这个极为简单的道理。
不要忘记，胡秉宸也是爱读小说的。
一九三四年，东北军一一二师换防至河北省定县。
这年早春的一天，一一二师小军官顾秋水，骑着自行车从营地出来，准备到定县城里去。
经过司令部的时候，正巧一个年轻的女人坐着人力车从司令部出来。
顾秋水去县城做什么并不重要，也许就是买点烟草之类的东西。那是一个既没有仗可打也没有什么可以祸害，更没有女人可以调笑的假日。对一个二十五岁、放荡不羁的年轻军官来说，这样的日子是相当难熬的，于是他格外注意人力车上坐着的那个女人。
在他的印象里，那女人虽然坐着，也可以看出身材高挑。那时的女人，很少有那样高挑的身材，让他想到“玉树临风”那一类飘逸脱俗的句子。
可惜城门那里有个下坡，他的自行车闸也不灵，只好随着自行车一溜风地远去。不过这难不住一个对某个女人已经有了兴趣的男人，更难不住像顾秋水这样的男人。
这女人既然是从一一二师的司令部里出来，就肯定是一一二师某个军官的家眷。
顾秋水一直说，那就是第一次看见叶莲子的情形。
可是他错了，他绝对错把另一个女人当做了叶莲子。
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一定是司令部里哪位长官的亲眷，而不是叶莲子。
因为叶莲子根本不可能坐人力车，更不可能到一一二师司令部去。
叶莲子随着父亲、继母，进入城市之后，饭是吃饱了，人也长高、长胖了，可却过着另一种一言难尽的日子……
无论如何，人是需要一点花费的。好比已届“花期”的女孩子，每月都需要的那点纸张，可是叶莲子仍然没有一分钱的自主权。
她对金钱的需要既简单又复杂。除了那点最必需的纸张外，比如，还想为继母做点什么；比如，还想自食其力地继续上学。
很难想像她那样迷恋上学是为了什么。远大的理想?她能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也许与史峤的相遇更加强了这个愿望，尽管史峤S经不知何处去。
所幸定县出膏药。家家摊膏药是定县一景，房东的闺女摊，叶莲子也就跟着摊，摊完了送去领工钱。
第一次领到工钱的时候，手心儿里的热气，竟把那几个无情无义的铜板焐出了些许的温暖。回家路上，叶莲子一面浏览着街旁的摊子，二面想着怎样孝敬一下继母。快到家的时候看见一个烧饼摊子，想起继母爱吃芝麻烧饼，就买了四个。卖烧饼的伙计用长长的铁钳子将烧饼从烤炉里钳出，一个个烧饼胀鼓鼓、热呼呼、喜滋滋的。叶莲子担心路上烧饼凉了，就把烧饼揣在怀里，随之胸口也热了起来，以为继母一定也会给她一个如芝麻烧饼这样可亲的笑脸。
她急煎煎地往家走，急煎煎地拍着大门上的门环。里面影影绰绰不知在嚷些什么，没人听见她在敲门。
侧耳听了听，就听见继母在说：“什么十八岁的大闺女?早就二十了，再不把她嫁出去行吗?”
“你让我把她嫁给谁呀?”父亲说。
“王连长呀，不是刚死了太太吗?”
“他净嫖窑子……”
继母大有深意地笑着说：“哎哟，哪个男人不嫖窑子?”
叶莲子虽然不知道这个王连长是谁，但肯定镶着大金牙，梳着大背头，张嘴就是“妈拉个巴子”对女人也只有两手，不是打她们的嘴巴子就是摸她们的屁股。就听从家里牌桌底下不时蹿上来的那声不知真假的尖叫，倚在一旁的太太或非太太的屁股，肯定被狠狠捏了一把。
叶莲子心里一急，就更用力地敲起门来。
继母嫌嫌地问道：“谁呀?”
“我。”她小声小气地答道，“噢，莲子呀！”声音却是极慈祥的。
叶莲子带着急于献宝的浮躁，一刻不可多待地扒着门缝往里张望，只见继母那总是躲在鼻梁里不肯出来的两个黑眼珠，现在却齐刷刷地向两扇大门掷来。大门外面的她，立刻感到置身于它们的杀伤力下。
怀里揣着的热烧饼，一下就凉透了她的心窝。
一脚迈进门后，却忘了自己急煎煎地敲门是为了什么，一时怔怔地站在那里。
“回来了?”继母问。
这才想起揣在怀里的烧饼，“妈，这是给您买的。”她有点担心继母会拒绝，想想，那双具有极大穿透力的眼睛，是怎样穿透门板又落实到她身上的吧。
可是继母亲亲热热地拍打着那四个烧饼，说：“哟，还热着哪。”转过脸来就刺了叶志清一眼，叶莲子哪儿来的钱?还不是叶志清背着她给的。
叶莲子也就知趣地退了出去。如果没有被打人过另册、或无权无势、或寄人篱下诸如此类的经验，是不大可能了解“知趣”这种状态的。对于有着这些经验又想保持最后一点体面的人来说，“知趣”，真是一块再好不过的遮羞布。
而后就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为攒学费而奋斗。为了攒学费，叶莲子一次又一次咽下对女学生装的追求。上不了中学，穿一穿那套女学生装也好。她多少次在想像中穿上那件月白色短褂、那条黑布裙、那双白棉纱袜子和那双黑色带襻鞋，或是那件月白色竹布大褂、那双白鞋白袜，别叫旗袍，一叫旗袍就上了档次，就更不能说明叶莲子那点虚荣的渺小。
这套女学生装其实花费不大，可她始终没能穿上，直到出嫁后还让顾秋水给她做了一套，可是那张面孔已经不同。如今继母将婚嫁提上叶莲子的日程，她的中学之梦只好彻底破灭。
不管坐在人力车上的女人是不是叶莲子，顾秋水正是由于这个误会得以认识了叶莲子。
在浓香甲溢的花草堆里，寡淡的叶莲子真像浑吃海喝后那杯解渴的清茶。可是别忘了，清茶不过是清茶，解渴之后，浑吃海喝还是大部分人的最爱。
有人对他说：“……那是师里叶军需官的小姐，和孙连长住一个院子。”
他就骑着自行车来到那个有枣树、柿树，还有碌碡的小院，不把自行车支在孙家窗下，而是支在叶家窗下。在请君人瓮的办法上(不说追求女人)，顾秋水和胡秉宸有着同样的天分。
从此，叶莲子的窗下就多了一道风景。这道风景一旦进入-个待嫁女子的视野，就别有深意。
军人会骑马倒没什么希奇，尤其在“胡子”起家的东北军里；相反，会骑自行车，就非常地时尚。
叶志清既希望叶莲子有一份好日子，也巴不得遵照老婆的意见，抓住机会把女儿打发出去，但却看不惯这个招摇的师里有名的花花公子。据他所知，顾秋水就在托人向他提亲的当儿，还在和项连长的太太偷情。于是叶志清说：“我们家姑娘还小，不急着找婆家。”
顾秋水也看不起叶志清那个小矬胖子——总是眦着一双滴溜圆的眼睛，不但用滴溜圆来证明自己所言所行的金科玉律，还用它为自己的狗屁不通壮胆。
如果叶莲子不是因为还有一难，也许不会孤注一掷。
父母还在壮年，不论夜晚或白天，她都得多加小心，否则就会一头撞见令人尴尬的事情。她不明白，并不穷困的父亲为什么不肯多租一间房子，或许还摆脱不了全家一张炕的老家习俗?她能躲到哪儿去?怎样才能有一方自己的空间?父亲和继母绝不会把自己永远留在家里-，倒不是她这个负担的斤两问题，那个时代，哪儿有女儿不出嫁的道理?可是嫁谁呢?她着急，她实在着急啊。
与史峤的那场梦，美则美矣，却是“昨日之日不可留”。
也许等到老大不小，父亲会把她嫁给哪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军人当填房，好比死了太太的王连长。史峤之后，她怎能甘心那样一个出路，反正是无路可走，只好碰见谁就是谁。比比那些军人，顾秋水也算是出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盘算来盘算去，叶莲子只好硬起心肠放下史峤。逃亡意识更使她知道应该怎么办。而且一办到底不能拐弯，就写了一张纸条塞进父亲的口袋，很简单的三个字：“我愿意。”叶志清看到这张纸条，想到了女大不可留的老话，是啊，木嫁顾秋水又嫁谁呢?看看周围的军官，比顾秋水更不像样的很多，又不能回乡下给她找一个丈夫，最后只好同意了这桩婚事。
叶莲子那张“狗急跳墙”的条子，被传说得沸沸扬扬，谁也想不到，少盲寡语的叶莲子能如此惊世骇俗。
他们很快订了婚。订婚不久，顾秋水就随包天剑到湖北“剿匪”去了。
在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张学良的指挥下，东北军一一二师沿平汉铁路布防，意在消灭羊嵝洞一带共产党徐海东部。但徐海东部全部转入地下隐蔽，保存实力，暗中发展，根本不与他们接触。
给叶莲子写信就成为顾秋水枯燥军营生活的惟一乐事。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把小说名著或是唐诗宋词里的句子改头换面；然后寄给叶莲子或与朋友吟唱。这种偷梁换柱的手艺，顾秋水不但比当时的，甚至比以后从事这个买卖的贩子高明许多。
由于驻在武汉南湖，顾秋水还写过这样一首诗——
憔悴扶病一登楼，放眼天南地北头。
鹦鹉洲边芳草绿，江山无处可埋愁。
非常的张恨水，非常的文明戏。
如果再仔细搜寻一番，说不定就能在哪首唐代七律或五言中找到他们的孪生兄弟。
那时，他可是风华正茂啊。他有什么愁?他有什么病?不过附庸风雅而已。
换了史峤，绝对不做这样的贩子。
所以说，比之与史峤的邂逅，叶莲子对这场婚姻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有一个细节也许能说明点什么。不论婚前婚后，她从未对顾秋水说过“我爱你”这种热情澎湃的字眼。只是后来才把这个偶然碰上的婚姻，渐渐当做一个女人原来的梦，并很实际地将史峤收藏在哪个午夜梦回之中。
相信叶莲子这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人，最终也会习惯地爱上顾秋水，制作出一份相应的情爱。在吴为看来，叶莲子竟然能为这个相当功利的婚姻自造一份情爱，并为这个自造的情爱痴迷一生是太不值得了。不像她对胡秉宸的爱，不论结局如何狼狈，如何使她难以自圆其说，至少她得到一个求证：如果不和胡秉宸结婚，他将永远是非人间的一颗星。
其实吴为对胡秉宸的爱，不也是一份自造?在一定程度上，连胡秉宸都是她自己造出来的。
不久，叶莲子随父亲调防至汉口与蒲圻之间的咸宁，顾秋水则跟随着包天剑转往蒲圻驻防。这也是为什么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叶莲子要随继母先期到达蒲圻，并下榻在蒲圻城隍街马永和客栈的缘由。
一向苛刻的叶志清为叶莲子的婚礼拿出不少钱，并特地让继室带着叶莲子到汉口采办嫁妆。
顾秋水没有与她们一同前往，也没有下榻于同一家旅馆，而是先到武昌住下，与她们约好在汉口会齐。因为他的左脚长了鸡眼，疼得不能沾地，走路一瘸一拐，他不愿在叶莲子面前出丑。到武昌当晚，就到旅馆附近一家澡堂，让修脚师傅将左脚上的鸡眼挖掉，第二天才和她们见面。这位修脚师傅的手艺非常之好，顾秋水脚上的这个鸡眼，自一九三五年早春挖去从未再犯。有关此行的深刻记忆，与其说是因为婚娶，不如说是因为这个修脚师傅的高超手艺。如果叶莲子非要自作多情，别人又有什么办法?
叶莲子和继母在繁华、开满小旅馆的民权路找了一家旅馆住下。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在国父孙中山先生铜像周围，即那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国父政治主张和革命精髓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条路上往返来回，购买了毯子、帐子、被子、两只樟木箱子等结婚用品。这是她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共计未来。她是那样急切，毫不犹豫，纵身就跳了进去。绸布庄里有现量现做的裁缝。她拉起一块又一块衣料，在身上比来比去，对裁缝说，这里瘦一点，那里长一点……在那里做了三件旗袍(现在可以不必说“大褂”而可以说“旗袍”了)：一件浅粉镶深红边的缎旗袍；一件浅灰上有紫灰小花叶，镶浅灰边的绸旗袍；一件浅黄上有灰色小碎花，镶浅黄边的绸旗袍。按照时兴的样子，身长三尺八，领子上横有三个直盘扣，大襟和侧身则为花盘扣。手艺之好，让二卜世纪末的女人缅怀追思，望洋兴叹：如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手艺啦!据说二十。世纪未有一部香港影片《花样年华》，一度再现这种手艺的辉煌，但也只能作为博物馆的收藏，再不可能“飞人寻常百姓家”了。很多事物只能属于一段时间，甚至一个瞬间，那个时间、瞬间去了，它们也就随之而去，想挽留也挽留不住。
其中两件绸旗袍，叶莲子选的都是小碎花图案，颜色的过渡也很讲究。从未有过一分钱自主权的叶莲子，如何培养了自己的审美趣味?只能说源自她的母亲，也就是墨荷的遗传基因。
不管女人的服饰如何变来变去，叶莲子认定小碎花图案不变。
喜欢小碎花图案的女人是柔弱的、内敛的、忍辱负重的、欲言又止的、文雅的、优雅的……可惜，优雅常常只能用来欣赏而不能用来享用。它们没有大红大绿的宣泄、大酸大辣的痛快淋漓、重彩浓泼的立竿见影、大哭大闹的寻死上吊、挥快刀斩乱麻的利索果敢……优雅的女人也就十分脆弱，多半还自作多情。她们会倍加感应人生的种种尴尬和难堪，这样的女人天生是被蹂躏的对象。
顾秋水没花什么钱，只给叶莲子买了一只金手镯和一块手表。
这只手镯和手表，不久之后就发挥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叶莲子和顾秋水的婚礼基本上是叶志清操办的，这倒符合顾秋水的原则：“我和女人玩儿从来不花钱，让我花钱的女人，爱的肯定不是我。”
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叶莲子在继母陪同下，于婚礼前一天从咸宁来到顾秋水的驻地蒲圻，在城隍街蒲圻镇惟一一家客栈住下。蒲圻盛产栀于花，据说顺风香可以飘到咸宁。别人是否嗅到不得而知，想必叶莲子是嗅到过蒲圻的栀子花香的。婚礼在马耀华转运公司举行。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派头，顾秋水有意晚到了一会儿。主婚人急得出来进去地转悠，不停地问：“新郎怎么还不到?”
事先他们并没有就婚礼的着装进行过商讨，完全是凑巧，顾秋水穿了一套灰色西服，叶莲子穿着那件浅粉带有三道深红绲边的缎子旗袍，脚上是一双粉红绣花缎鞋。
灰色是无私的。它的生命似乎就是为了烘托其他的色彩，为了将其他色彩中那段平庸的光谱化为华美而存在。
原本有些通俗的浅粉旗袍，就因了灰色的烘托，显出意想不到的风雅。人们交口称赞道：“真是才子佳人，郎才女貌！”
三天以后，叶莲子又穿着这件浅粉色的缎子旗袍，和顾秋水在蒲圻镇“相真”照相馆拍了一张婚照，顾秋水却换了一套深色西服，竖着两只大招风耳站在她的身后。
除了这对招风耳，吴为认为她从顾秋水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
如果真像她想的这么简单，仅仅从顾秋水那里继承了这对招风耳倒也好了。
顾秋水官衔不高，但在师长面前是说得上话的红人，所以贺客盈门。后来房子里容纳不下，仪式改在马耀华转运公司门前一个不大的广场上举行。
不久之后，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将军就在这个转运公司对面——老陆水桥旁的木材厂，声泪俱下地发表了抗日救国的演讲。
婚礼按文明结婚那套形式进行，顾秋水还即席发表了一段演说：“国难期间，鄙人虽然结婚不忘救国，决不消沉意志在个人小天地中。‘也希望叶莲子画直眉毛，涂黑嘴唇，投身到抗日收复失地的战场上来。”尽管狗屁不通，却深得来宾赞扬，不但感动了在场的太太小姐，也感动了背井离乡的军人。点点的鸦阵，
依旧是当年的情景。
只有你的女儿哟，
已长得活泼天真；
只有你留下的女儿哟，来安慰我这破碎的心!
她不很经心地唱着，唱着唱着，突然回味起歌词，再咂摸一下，就觉得歌词不太吉利，想起从前最爱这支歌就觉得有点怪，刚结婚怎么就望穿秋水了……从此不再唱它。
连顾秋水也想了一想，叶莲子怎么老唱这支歌?好像预兆着什么。
尽管叶莲子忌讳这支歌，可命中注定，她得把这支歌继续唱下去。
他们的生活说得上是欣欣向荣。
小连长顾秋水还养着不少闲人。有个季大爷，原是一一二师前身十二师的一个连长，因为没有文化被整编下来，调到顾秋水的追击炮连。顾秋水就让他管理枪支弹药，也不把他当兵看待，还叫他季大爷。顾秋水说，人家本来就不是兵。
季大爷退役后，顾秋水看他可怜；就让他顶了一个军士，每个月还有七块钱军饷，让季大爷住在自己家里，每顿饭再给他两盅酒喝，捎带也给他们小家做做饭，帮点忙。
顾秋水对女人很小气，对男人却不，开了饷都放在抽屉里，季大爷买菜买米，用钱自己从抽屉里随便拿取，顾秋水和叶莲子从来没有和他算过账，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还养了个把兄弟老九，人很聪明，爱打麻将，一天到晚吃喝赌，倒是不嫖。不管媳妇和孩子，赢了钱也不往家拿。老婆拿他没办法，大家让顾秋水出面管管，顾秋水就让叶莲子把老九的媳妇和孩子接到他们小家来住。顾秋水那时年轻，拿钱不当回事，认为前途远大，有朋友就行。好在他是连长，每月二百多块军饷，很顶用。
落魄后的顾秋水常常回忆起这段日子，悄悄对自己说一声：那有多好啊!
新婚燕尔的顾秋水，常常带叶莲子出蒲圻镇南迎薰门，去游览四方景色，或过陆水、登长山(又曰北赤壁山)，凭吊三国遗迹。
长山下有丁鞋塘，相传为周瑜一脚踏成。西侧四百米处有周郎嘴，嘴下有周郎桥，由此可以进入赤壁古战场。
山上有晒骨台，传说东吴阵亡将士遗骨于此晒干，便于回运。
北岸为曹操屯粮之地乌林，即周瑜焚烧曹操连锁战船之处。赤壁一战，曹操大败，落荒而逃，至谷口，所随官兵只剩得二十七骑……”
可惜诸葛亮借东风的七星坛已无迹可寻，只落得遐想不已……
意气风发的顾秋水，站在长山山顶，摇首顿足地吟哦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张学良将军的前摄影师是顾秋水的朋友，闲时为他们拍过不少照片。顾秋水特别喜欢荷塘边的一张，他们双双坐在长椅上，他的左臂紧搂着叶莲子的肩，那时叶莲子还是剪发，多年轻啊!这张照片顾秋水一直留着，随着他走南闯北，“文化大革命”一来，只好把照片和值点钱的东西托付给-个工人朋友，“文化大革命”之后打算再取回这些东西，件件都不知了去向。还能说什么呢?
就连叶莲子婚后做的衣服，也都是顾秋水设计的。
有次他带叶莲子乘火车。那天她身穿件米色西装，内衬雪青色衬衣，还结了一个黑领结，下面是条短裙，头戴一顶米色鸭舌帽。这身打扮在那个时代，在一窝子当兵的中间，真算得上奇装异服。
包天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演员，忙让内差到普通车厢打听，这才知道是顾秋水的媳妇。从那以后，师里太太们穿衣服都找顾秋水设计。倒不是他偏心，哪位太太也穿不出叶莲子的风韵。
有一次顾秋水从师部回来，远远看见叶莲子站在城门那里等他，旗袍外面套着他的西服背心，高高地站在那里……想，谁教她这么穿的?
偶尔想起婚前的日子，叶莲子觉得她不过是个等着捡剩落儿的人，直到现在，她才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位置，做了一个人的妻子，有了一定的说话权利。而这一切都是顾秋水给她的，她能不爱顾秋水吗?这样的日子，怎能不是叶莲子一生回味无穷的日子?以后，再好的日子也似乎好不过这时。
叶莲子也从未因顾秋水日后对她的酷虐，否认她曾经的幸福。
在这一点上，吴为就没有叶莲子的大气，到底叶莲子与她母亲墨荷那个家族的血缘关系，比吴为更为密切。
一个过于专一的人，久而久之就会向反面转化。人们不再感念专一是种优秀品质，优秀反倒成了一种压迫。果不其然，顾秋水渐渐看出与叶莲子生活的不能随意。
好比那天他们去郊游，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待一会儿，又沿着山路向上回旋。暮春天气，空气里有种又热又甜又暖昧的气味，起伏在山冈上的杜鹃花，袒胸露怀地盛开着。裹在宝蓝色薄绒旗袍里的叶莲子，穿行在林的暗影里。啁啾鸟鸣变得像是暗语，有一声没一声地让人禁不住想想这个又想想那个。顾秋水挨近叶莲子，伸出手臂搂住她的腰，叶莲子的眼睛立刻瞠成两个大问号。
顾秋水凑近她的耳朵，笑嘻嘻地轻声问道：“昨天晚上好吗?”
叶莲子认真想了想；然后“嗯”了一声。但并不是人们通常表示肯定的第四声，而是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第一声。可以理解为一个问号，也可以理解为对床很宽大、被褥很软和、床单很干净、枕头高矮很合适的肯定……总而言之，与顾秋水想要听到的肯定不是一回事。
男欢女爱是需要激发、激活和刺激的。可不论顾秋水说什么，叶莲子就是一个“好”字。要是因为她幼年就被推出生活并被人遗忘，而且一忘二十多年地活到现在，没有看过男欢女爱这本书倒也不甚奇怪，奇怪的是她自己从来没有打开这本书的欲望。一个没有欲望、没有要求的女人，实在太乏味，太不能为男人制造一些点缀了，当然，要求太多太高也不行。
每次回到家里，迎接他的永远是千第一律的”回来啦?”这样的话等于没说，或比没说更让人觉得没劲。要是带她出去吃馆子、看戏，酒喝得正好，戏唱得正热闹，她突然就会问：“几点了?”“九点了。”
“哎哟，都九点了。”好像她有什么要紧事，非得在九点之前办妥不可，否则就耽误了。
过不了一会儿又问：“几点了?”
“九点二十。”
“哎哟，都九点二十了。”一副对时间痛惜得不得了的样子。“有什么事吗?，”开始顾秋水还问一问。
“没，没有。”
果真没有就别再问钟点了吧。《苏三起解》刚唱到“三堂会审”她又问了：“几点了?”
弄得他酒也喝不痛快，戏也看不安生，只好回家了事。
回家干什么?对着干坐。
如果说起过去，刚被胡作非为、寻欢作乐的往事激发起来，她会突然来一句广季大爷说明天要买鸡。”或是“今天的鱼咸不咸?”
和她调情呢，也接不上茬儿。好比顾秋水说：“上哪儿串门儿去了?你也不惦记我，我还等你吃饭呢。要不是看你漂亮就打你一顿了；可我舍不得打你。”
叶莲子听了也就是笑笑而已。虽说女人有张好脸就行，其他方面可有可无，可也不能“无”到这种地步!
给她介绍一些同僚的太太，让她出去打打麻将，去了一两次就不再去。
她们不是没有训练过叶莲子，今日教了“对对和”，‘她就只管碰下去，三个“一万”、三个“红中”、三个“白板”……明日教她一个“一条龙”，她就忘了“对对和”，只会一、二、三，六、七、八，二、三、四地吃下去……
打完牌总会去小吃，豪爽的于连长太太付了账，叶莲子就非要还回自己的那份儿不可。
叶莲子从不惹是生非，但常常让人感到不自在。她让人感到不自在，并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用她的不做什么去打搅别人做的什么。好比这一碗汤圆、一块米糕，值几个铜板?吃的就是随意和太太们的小亲小热。要么你来做东，要么受之坦然，偏偏叶莲子要还她那几个铜板，把小亲小热的气氛弄得像锅夹生饭。
于太太万事如意，如意惯了，就见不得让她觉得不自在的东西。这东西不管是物或是人，她就要调教调教。于是于太太忍不住要对不但败了她的兴，也败了大家兴的叶莲子来点什么：“这几个小钱儿也值得这么推来推去?非得还钱才叫还账?你回头再请我一次不就得了。好吧，好吧，我收下了，可别为这俩小钱儿闹得你几宿睡不着觉。”
一时间大家停止了说笑；闷头不响比吃了起来。叶莲子既不管自己是不是犯了太太俱乐部的规则，也不在意于太太说了些什么，看了看牌价，还是如数把那几个铜板放在了桌上。
《无字》
第二部 第三章
1
五十年代初，顾秋水终于结束了自一九三五年底而始的清客生涯，有了一份正式工作。以为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穷二白的自己；如翻身解放的贫农(连下中农都划不上)，理所当然是新社会的一名主人。说到他们那个党在抗日、解放战争中的贡献，无论如何也算有功之臣，他作为其中坚，新社会自然有他一份；又以为自己总算到过延安，就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政治资本……岂不知“曾经”是靠不住的，同路人的位置有待进一步认识，有关贫农之说也驴唇马嘴对不上茬儿，更忘记他在延安时就人了另册，面对非黑即白，又如何解释他那五色斑斓的历史?……
所以没有被打成右派之前，顾秋水不但精神昂扬、衣着光鲜，完全没有夹着尾巴做人的政治觉悟，甚至还不识时务地扩散着一股以当时标准来看很浓也很腐败的膻气，整个儿一个“旧社会”——
好比脚上那双三接头、棕白双色的镂花皮鞋。还有那与“老区”习俗背道而驰的臭讲究，将衬衣下摆束在裤内，而不是散在裤外；一身“美帝”军服或一身英式休闲装，都是从拍卖行或地摊上廉价买来的。彼时北京隆福寺满是拍卖这种货色的摊位，昔日富贵人家开始靠搜罗家底，变卖各种百无一用或价值连城的用品度日。后来国门开放，才知道那就是国外说的“跳蚤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