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作为记者和作家，我将继续我在20年前就抱定的事业──这个事业是唐山大地震所赋予我的。我将继续奔波，继续写作，用作品回报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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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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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人这样写过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本色地记录了自1900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100个最大的自然灾害。中国“多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它由西向东，呈三级巨大的台阶。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也有世界著名的低谷。它三面为高原所屏障，一面濒临大海，纵贯寒带、温带和热带。大陆区地势的剧烈起伏，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海温的巨变，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对它的制约(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气温经历了1840～1919冷、1920～1949暖、1949～1979冷、1980年之后暖的两度冷暖变化)，这一切使中国的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频繁发生。

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现代地壳活动剧烈，又使得中国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在人类的能力大幅度增强、物质欲望空前膨胀的20世纪，人类活动正日益成为全球自然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中纬度地带的气候暖干化、滨海三角洲及平原的沉降与海面上升，森林过伐与不适当的土地利用对地表过程的不良影响，大规模水资源开发及水污染等，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在20世纪中国区域显得特别严重。

20世纪，中国的人口从4亿激增至12亿以上。同步增长的，是旱灾、水灾、海岸侵蚀、风暴潮、盐水入侵、土壤侵蚀、风沙活动与沙漠化、土地退化、冻土融化、冰川湖溃决、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在这本书中，20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庚子之变”，与政治、宗教、外交的纷争，与义和团、八国联军并存的是“1900年华北大旱”。清王朝行将崩溃前的历史，被生动记录的不是“立宪”的难产、“革命”的胎动，而是震惊了世界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

在本书中展示的“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画卷，突现的是“1939年天津大水”、“1942年河南大旱”、“1943年广东大旱”。而“文化大革命”10年，在这里留下了“1969年渤海湾冰封”、“1969年汕头台风”、“1972年华北大旱”、“1975年驻马店大水”、“1976年唐山地震”(及1966～1976年10年强震活跃期)……等一个又一个自然与“人祸”叠加的灾难。这里表达了一种观念：历史是多元的；它不仅是一代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眼中的历史，同时，具有更多的侧面、更为复杂纷繁的内涵。

这部“灾难史”是一个尝试；它试图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不仅仅是一块主权意义上的“领土”，更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中国，首先是地球北半部一个有着山川、河流、草原、荒漠、海岸、岛屿的广袤的自然区域。在地球——太阳系的51亿年历史面前，人类的全部演化史仅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地球——宇宙巨不可测的能量与质量面前，人类轻若纤埃。人类是在自然界变化的框架之内，一幕幕上演着他们的争斗。

地球巨大的变动，至深且巨地制约着影响着人类的种种悲喜剧。自然变化的历史，和它所影响下的人类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融合一体，构成了真正的“大历史”。无疑，这比我们人类以往能够解读的历史更为真实。在这里，对自然界冲突变故的描述明了直接；人类在自然灾害中的遭遇，不再是政治史的脚注——有时被当做“政治法庭”随意传讯的“证人”，以证明某优某劣；有时又蓄意杜撰出、夸张出它的存在，以推卸逃避人类自己对同类犯下的罪孽。

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决定把从1990年开始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1989年，第44届联大又通过《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本书是一批中国科学家、作家、记者对这项全球活动的志愿参与。为了远离灾难，他们走近灾难，留下了20世纪中国人与地球相守相伴又相煎相残的百年长卷。他们将它传递给生存在第21个世纪的人类。21世纪人，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宁静。他们将更智慧而不是更蒙昧，更自然而不是更“异化”，更温和宽容而不是更会自相残杀，对自己的母亲地球，将有更多的孝子之心而不是更会索取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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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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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自然有着远比人类更宏阔的生命节律；21世纪绝不可能是无灾的世纪。是的，“减灾”。不是如20世纪中国人高喊“人定胜天”时幻想的“灭灾”，也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虚弱无力的“救灾”。新世纪的人类，是否将在20世纪百年膨胀后转向静敛，把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投入自身与自然界的融合，在珍惜自然的同时珍惜自身，像爱护自身一样爱护自然?本书是20世纪中国为21世纪世界留下的历史备忘录。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在这里共同祝福地球与人类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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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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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21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先向在座的朋友说一声谢谢，特别要向现在还站在门外大厅的朋友说谢谢。辛苦你们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SARS，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我3月5日来到香港，整个SARS的高潮中间，我一直是在香港大学。如果有人问我，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让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印象是一首歌，我想在座的各位或许还能记得，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在播送新闻时，常常出现一段过渡的音乐，这个音乐就是“WeShallOvercome”，我想你们一定记得，而且一定会唱这首美国歌。“我们要征服”，征服SARS，这是我第一个强烈印象。

我的第二个印象，也是一首歌。香港人给为了抢救病人而献身的谢婉雯医生送行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在浩园唱起一首歌。我当时误以为是一首基督教的歌，后来越听觉得越耳熟，终于听出来，它是中国的古典名曲《阳关三叠》。在香港，我听见“WeShallOvercome”，也听到《阳关三叠》。香港的中西合璧，令我感慨。

第三个印象，还是一首歌。大家知道SARS期间我们每天都要用消毒剂洗很多次手。有一个同学跟我讲：钱老师，你知道吗？洗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唱歌的。唱什么歌呢？唱“HappyBirthdaytoYou”。她说：你一定要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你把这首歌唱完，手就已经彻底消毒了。噢，原来香港的同学用这首《生日快乐》，让消毒的过程尽善尽美，在面临生死的严峻时刻，香港人还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想谈谈我个人和《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很多人问我，当时唐山有很多人在现场，有作家，也有记者，为什么写唐山大地震的使命会落到你的身上？确实，我有特别的机会。

唐山地震发生不久，我就去参加救灾。我去时，口袋里面装满了纸条。很多很多的人，听说我要去，把想要寻找的人写在纸条上叫我去找。你知道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提电话，唐山完全是消息隔绝的。口袋的纸条中包括我妈妈写的。我家在杭州，妈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去找你的蒋叔叔。蒋叔叔是我妈妈的老朋友。大家不知道能否理解，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的人都被抓起来、关起来。蒋叔叔在杭州很倒霉，被斗争，日子很苦，然后他就跟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唐山人，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做了个决定，说，唉呀，杭州这个地方真不是个好过的地方，我们走吧，回唐山去。没想到逃避了杭州的斗争，又遇到唐山的地震。他们是死是活？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比我小，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他们怎么样？

一些熟人在条子上写了人名，托我帮他们在唐山找人，我就拿着一叠条子到了唐山。除了随身衣服，我带了一些大蒜，还带了黄连素，因为都说唐山特别危险，有传染病，所以要带药。还有一瓶糖──那时候内地的生活非常苦，买糖都要凭票。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瓶椰子糖。因为有人说到唐山后你没有饭吃的，我想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吃一颗糖，也许能坚持。可是哪里能够去找什么蒋叔叔、张叔叔？地震后的唐山已经没有门牌号码、没有路了，只有废墟。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见过唐山废墟，你就知道，什么叫巨大的灾变、人类的噩运。

说来凑巧，那天我跟防疫队去了几个医疗队以后，正在跟人谈事，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特别耳熟，是苏北口音，那不是我的那个蒋叔叔吗？没有那么凑巧的，到了唐山才一天，我就意外地遇到蒋叔叔，我一下子就叫起来了，蒋叔叔见到我一下子就跑上来，他的表情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又是笑又是哭，然后，他语不成句，就到处指：你看你看，我们唐山都怎么怎么……我们俩一下子就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时候我做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脱下我的军装给蒋叔叔穿上。

蒋叔叔是唐山市的民政局局长，“民政局”管理社会的救济事务，比如说残障人。因为有蒋叔叔，所以我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参加蒋叔叔的一些工作。他跟我讲：钱钢，你是喜欢文学的，你要多了解唐山的情况，我来帮你。他是一个局长，有一部汽车，什么汽车呢？又破又小的美国吉普，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破汽车。他有一个司机，他就让司机载我到处去走、让我去了解情况，让我去了解那些盲人、聋哑人，他们怎样度过地震以后的日子，特别是让我跟他一起去送唐山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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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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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唐山地震是1976年发生的，为什么你的书是1986年才出版呢？问题就在这里。在1976年，我在唐山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要出一本书的计划，也不可能。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间的人民伤亡，是秘密。地震的时候在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那么你就立刻会被警员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当时我写过一些诗，其中一首叫做《烙饼的大娘》。在走过唐山路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那里烙饼，我心里就想，好，我要写一首诗，写什么呢？写这个大娘啊：她烙饼的面粉是从山西省送来的，她的油是从山东省送来的，她的锅子是从江苏省送来的，她的铲子是从浙江省送来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从大娘的这个锅子里面，你看到了全国人民的“阶级友爱”。这个想法固然也不错，但是，当年像我们这样的作者，一考虑问题，就会习惯地想，噢，我要写一个东西，怎样去歌颂我们的国家，怎么去歌颂我们的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除此而外，没有更多。所以说，最初的时候，不要说别人不允许你写，你自己也没有想过去写后来这本《唐山大地震》。

从唐山地震往后三年、五年、八年，你们知道在中国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年代，我们叫什么呢？今天叫做“改革开放”。它到来对我来说意味什么？对我来说，就是思维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84年，唐山地震快要十年了，一本杂志向我约稿，题目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他们是说，你看从前是一片废墟，今天这个城市又重新建设起来了，盖了许多新房子，在盖新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建筑公司表现得很好，它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发了奖金等等、等等。杂志要我写唐山在十年里边的变化，它的立足点，还是在要歌颂谁谁谁的功劳。但是，这个时候是1984年，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只能用灾难来衬托十年以后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写当时唐山人所受过的苦难呢？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文学是人学”，但是如果不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写人的苦难、人的命运、人的悲欢离合、人的柔弱、人的坚强。我们不会忘记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曾经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没有人的尊严，不知道怎样去尊重人、怎么去爱人，在文学作品里边，你看不到人和人之间的爱。终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明白了，“人”是第一位的，我们要文学去反映“人”。这好像是一把钥匙，到我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我在唐山的日日夜夜，许多难忘的东西，跟泉水一样喷发出来。

我在那里不光是一个每天背药桶去喷药的防疫队员，也不光是一个四处采访的作者。因为蒋叔叔的孩子已经受伤送到了外地，我就到他们家里，成为他们的“儿子”，跟他们一起经历过所有的生活。先是住芦席的篷子，天气凉了，我们用解放军的帐篷做起了新家；天气更冷了，我们用砖头临时赶建起过冬的简易房。没有水，在街上消防车每天来，一家人发一桶水，要排队的，甚至有时候要抢。没有衣服，有时发救济衣，可能一家人领一件衣服，可能大小还不合适。有的时候，没有米，没有面，就上街去领。这就是灾民的生活。

唐山的灾难，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到今天，它的后遗症还存在。很多人记得的唐山，远远不止于我所看到的唐山。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个浙江的官员，他说，噢，你是写唐山的，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一件事。他从前是军人，在中越边境的老山打过仗，当时是个连长。他说，在老山的时候，上面分配来一个年轻的军官。老山那地方当时到处是地雷，非常危险。新分来的这个军官，就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他对新军官说，你干什么总跟着我？新军官说，连长啊，我要跟你说句话，我是唐山人，我家就剩了我一个了，地震的时候，他们全死了……我有点怕。一天，这个连长带着他，通过一段非常危险的地方，突然，就听他叫了一声，回头一看，人没有了。出了什么事情？原来路很滑，他一下子滑到了山坡底下去了。就听到山坡底下，“轰，轰，轰”，一连串的地雷爆炸了……原来这也是一个唐山地震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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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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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新闻，有责任去把人类的痛苦如实地记录下来。我从事过中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在一些科学家和作家、记者朋友的共同帮助下，我参与主编了一部叫做《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书，我们的口号是：“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近灾难。”我们要把1900年一直到1999年，100年间中国发生的灾害，一个一个搞清楚。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铜锣湾很近，大家知道铜锣湾那片海就是避风塘。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香港发生一次有成千上万人遇难的自然灾害是什么景象。这就是在1906年9月18日的台风。香港早在1882年已经开始挂风球报告台风消息了，但是偏偏1906年的台风毫无迹象，什么迹象都没有，一个外国神父还驾船，在青衣一带传道呢！突然台风到来，造成极大的伤亡，当时铜锣湾的船都打成了碎片，铜锣湾避风塘全漂满了碎船的木板，人可以在避风塘里的碎船板上走来走去，灾情如此惨重，一万人伤亡。除了唐山大地震，中国还发生过很多伤亡惨重的灾害。在唐山大地震仅仅一年之前，还发生了1975年可以称之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由于淮河大水，两个特大水库、十几个中型水库、100个小型水库同时溃决，河南驻马店地区完全是一片汪洋，有一个县全部沉没在水底，京广铁路停车100多天，巨大的火车车厢都被冲到几十公里之外。

20世纪在中国还发生过多次类似SARS这样的疫潮，比如说1910年，清朝末年，发生了东北特大鼠疫。那次鼠疫跟这次SARS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动物传给人类，第二是飞沫传染疾病，第三是肺科的疾病，第四是沿交通线迅速地扩散，第五造成严重的地区性恐慌，第六是跨国界的，俄罗斯和中国都发生问题，第七是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很多事情非常的相似。最后全世界在中国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不简单的。

大家知道，1988年上海发生了“甲肝”——甲型肝炎，这个“甲肝”，跟这次的SARS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在时间上非常相似，元旦开始出现，春节形成高潮，春天爆发，然后又突然消失。当然，有一点不同：肝炎是人类有认识的，有疫苗可以防范。但是1988年的这么大的一场肝炎，发病的高峰每天有一万个病例新增，上海的医院根本没有充足的病床可以供病人住院。这次“甲肝”总共导致40万人染病，引致40多人死亡，肝炎啊，直接死亡40多人。大家再想一想，在物质贫困时代，中国人，得肝炎是得不起的，丧失劳动力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你要在报纸上去寻找它的数据，你会找不到，轻描淡写，没有多少。

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的SARS。荧幕上是我的朋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贺延光在SARS中间拍的一幅照片。贺延光拍了几千幅有关SARS的照片。谈到中国对于SARS的报道，贺延光说，灾害就是灾害，死亡就是死亡，为什么我们的报道里，你看不到这种死亡的真相？这样贺延光就拍下了这张照片：一个病人刚刚死去，旁边是一个无奈的医生。

大家知道4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下台了。下台了以后，在北京的报纸上，前一时期的寂静无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非典”的报道。4月23日这一天，《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在“非典时期的怕和爱”专栏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北大学生的来信。我把这个来信给大家念一遍，它的题目叫《请为我的父母祈祷》。这个大学生的文章说：4月21日晚，父母把我叫回了家，吃饭时他们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医院，已经被北京市卫生局指定为SARS专门接收医院了，一个星期之内将清空所有的病人，集中所有的医护人员，专门救治“非典”病人。他们叫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并让我带够衣服和钱，叫我以后不要回家了，他们也会被封闭在医院，不能出来，什么时候能出来，也是未知数。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晴空霹雳一般，当时不知说什么好，半天说出一句：你们会不会感染上？可是谁都知道，赶上这事的医生的感染率是相当高的。我想让他们辞职不干了，我说，以后我上班养活你们！父母只是笑笑，说我孩子气。由于他们都在一个医院工作，所以可以享受只去一个人到医院的待遇。（就是她父母同在一家医院，就可以一个人去SARS病区，一个人不去。）当我要求他们只去一个人时，他们几乎同时说：“我去！”父亲说，他是一家之主，有责任承担这个危险；而母亲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去的话，那就是她去。他们就在饭桌上就这么平静地争着，而我的心就像被刺破了一样，我不相信我的家有一天会要面临这种生死抉择。他们让我决定谁去，我快要哭出来了，感到极度的无助和伤心，我喊着：“无论你们谁染上，咱们这个家就算要完了！你们谁也不许去！”最后母亲慈祥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一想起来就要流眼泪的话：“你以后会有你自己的家庭的，你已经长大了。”母亲说这句话时那慈祥平和但又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我心碎欲裂：“我和你爸爸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谁去都不放心，就像你现在不放心我们一样。所以叫你回来之前，我们已经决定了，两个人都去。比起那些孩子还小的同事，我们感到幸运多了。”此时我的叫喊、我的眼泪已经无济于事，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我又一次求他们放弃这个工作，不要去，我现在打工挣的钱三个人够用了。父亲说，他做了三十多年的医生，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决不能愧对“医生”这个称号，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坐在那里傻傻地发呆。电话响起来，是父亲医学院的同学听说了这个消息，打电话来问候。父亲还在电话中说，要是他“光荣”了（内地的话就是说如果他遇难了），就是他们这个班第一个为医疗事业献身的人。母亲安静地给我收拾东西，我本来每周都回家，但这次，他们给我带够了换洗的衣服，我只能这样回学校了。一想到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才能见到我的父母，我就泪如泉涌。街上各色各样的行人，有的跟父母一起出来，去超市购物。我想我的家本来也同他们是一样的，我的父母下班后也会去超市，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他们本来不是什么崇高的伟人，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是这个时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已。我多年来养成的玩世不恭、叛逆不羁，在瞬间土崩瓦解。我多想再听我妈妈的唠叨，而不是从今天起为他们担惊受怕，有家不能回。我现在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回到实验室坐在计算机前发呆，每到吃饭时就忍不住流眼泪。我亲爱的朋友，请为我的父母祈祷，祝他们平安好吗？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谢谢你们，祝你们和你们的父母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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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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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地震，到这次SARS，我想说，“人”这个字，终于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来了。尽管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尽管SARS的消息一度被封锁、被阻隔，然后导致了非常大的悲剧，但是4月20日，当卫生部长、北京市长下台之后，你看我们的报纸，包括党报，终于可以堂而皇之把“怕”、把“爱”放到他们的头版。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历史。真的，如果一个人他连怕的权力都没有，你怎么期望他去爱？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抑他的恐惧、压抑他的怕，这个怕，只能变成一种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谈话只到这里。然后，我很愿意和大家继续讨论大家所关心的任何问题。

问：大自然的灾害和疾病给人带来很多灾难，有人可以胜出，是否真的解决一切，还是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请看小说网·手机电子书-wＷw.QiＳuu.cＯm］

钱钢：唐山地震后，我们都佩带一个徽章，上有四个字：人定胜天。“人定胜天”，不是“人一定能胜天”的意思。可是在很多年里面，我们都说，我们能战胜这个“天”。我想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尤其是当互联网出现了以后，甚至是非常的骄傲。但是21世纪初，我想人类变得冷静多了，有许多未知的东西，SARS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说SARS是被我们战胜的，言之过早啊！我想，人类永远不要去说我们要去战胜自然，我们只能说，我们跟它和谐相处，我们去理解它、去了解它。

问：你如何说服死难者的家人接受你的访问？写完《唐山大地震》之后会否对生命有另一种看法？

钱钢：这个朋友的问题，是站在今天来说的。为什么呢？在今天SARS中间，我们如果去采访SARS死难者的家属，是很敏感，是需要特别慎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采访死难者的家属，决不像今天这样的敏感，需要谨小慎微。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充满了斗争，充满了仇恨，真的，人比较粗糙，我们也可以说是坚强。事实上，当年许多唐山人谈到死亡的时候，是很平静的，而且由于死亡的人数太大了，几十万人，身边到处都是死亡者。所以这个问题在当年唐山，不是一个问题。在今天SARS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来，我自己对于生命，可能有了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我本来就有的，我想我去送孤儿的时候，我对小孩子，对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本来就有的。我想一个健康的社会，它是使人们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善良，能够健康地生长和发育，而不被压抑，不是被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问：究竟是人对社会灾害影响大，抑或是天灾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钱钢：我们讲天灾，离不开讲人，有很多时候，灾害的后果之所以如此严重，就是因为有人的失误。还有一部分灾害，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灾害，但是某些人为了某些利益集团、某些政客的需要，他会利用这种灾害的信息，会有的，所以这样的请看小说网-整理，有的时候是人祸和灾害、天灾和人祸互为因果。

问：您刚才说的“人”的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文学，这代表日后的中国的新闻报道都会如此报道吗？这是否中国新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钱钢：在SARS中间中国内地新闻的变化，谈不上“里程碑”。毫无疑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在日益地深入人心。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仅仅认识到人的重要性，那么在今天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上的“人”的重要性的问题了。因为大家要考虑在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政府的功能、在社会的功能，这个社会的体系，这个社会的各种公共事物，比如说教育，比如说新闻，比如说卫生事业，它如何健康地发展，才能确保人的权利。不仅仅是一种呼喊，所以说来日方长。中国新闻报道刚刚开始。刚才说的4月23日，这位学生的担惊受怕，可以放在《中国青年报》这份党报的头版，这只是刚刚开始，为什么2月份不可以呀？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很多人还在说假话嘛！对吧，张文康还说：大家来北京旅游，没有危险嘛！欢迎你们来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用一个健康的制度来保障个人的权利，是这个问题。

问：请问自从发生唐山大地震后，你对中国政府在处理天灾方面有何评价，有什么地方需要做出改善？钱钢：毫无疑问，从唐山地震到现在的27年中间，人们对于灾害的处理能力，我们叫危机处理能力，叫风险的管理，这种能力是开始增强了。但是，我们今天的防灾救灾体系，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这次公共卫生的漏洞大大地暴露出来了。SARS以后，CCTV专门去做了北京第一人民医院的内部的调查，才发现，这是最好最好的医院吗？还有那么多的漏洞需要解决。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SARS、地震和别的灾害有一个不同，就是它的未知性。台风、洪水都有很多的明确的预兆，你都有很多很成熟的对付它的办法；SARS没有，没有疫苗；地震，地震最可怕的是，什么时候要发生地震，全人类，不要说中国，不要说西方世界，也都不知道的，特别大的一个谜，人类对于地底下发生的很多变化，特别茫然。所以说，真的不能说大话，可能很多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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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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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唐山大地震有大自然的警告，但人却没有察觉；而SARS在香港暴发前也是有的，但人呢，依然没有发觉。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

钱钢：据我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好像SARS出现之前是没有预兆的，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讲在SARS之前，中国内地和香港出现的较大规模的流感是SARS的预兆，这没有根据。但我可以肯定这个预兆是一定有的，因为人们倒过来去追溯它的时候，他想起来佛山的那个姓庞的是第一个病例，后来是深圳姓黄的厨师。SARS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科学考题，它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考卷。SARS来得非常奇怪，走得也非常奇怪。地震的前兆，大家看《唐山大地震》的书里面，那么多的前兆：鸡飞狗跳、猪跳出圈，可是，你能拿这个前兆来应用于下一次地震吗？比如说，你今天看见一只狗，突然地狂叫起来，你就能向全中国发布：地震来了！这样预告？这不可能！为什么呢？它没有唯一性，我们说它没有排他性，它不是唯一的信号。1996年的一天晚上，当年准确地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科学家，跑到我家，敲门说：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说，你看，北京孔庙里的井啊，水没有了！还有什么地方的鸟啊，又跟唐山地震时一样哗哗飞过去！又有蜻蜓跟蜜蜂怎么怎么飞。我真的相信要地震了，然后我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请到家里来，然后开始采访，说现在是7点36分，我们的地震工作者，在这谈一谈他的判断。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面院子里去，那天天气真的是特别怪，特别的闷热，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走到夜里二三点钟，地震没来！所以说，人类认识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非常长的一条道路。

问：你写作《唐山大地震》时，你在主观感情和客观事实上，如何做一个平衡？怎样才能确保报告没有渗入过多的个人感情或者是思想？钱钢：《唐山大地震》的确渗入了很多个人感情或者思想，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中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新闻启蒙还没有开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感情不受压制地宣泄出来，就已经是很难得了。在1986年写这样一本书，和当时中国内地读者们的欣赏习惯是一致的，他们并不会觉得我的主观过多。一篇作品，首先要有真感情、真思想，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假感情、假思想。先从假感情、假思想到真感情、真思想，然后才说更客观、更冷静。

问：由发生唐山大地震与SARS相比，你认为当权者做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钱钢：唐山地震的时候，中国处在政治的地震期。政治也在地震，为什么呢？其实，毛泽东已经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他已经病重了，就在唐山地震期间，他逝世了。但是呢？他形成的一整套的方法，是固定的。这个方法是建国以来形成的。唐山地震不能预报，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它最让人感到扼腕叹息的就是，1974年地震工作者就已经指出了，在北京、唐山、张家口、渤海湾这个圈里要发生大地震。1974年，而且形成了国务院文件，说这个地区要严密地防范大地震。这多可惜，就是说1974年的时候就已经圈了这个地区，这个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地震，最大的是辽宁海城的一个7级多的大地震。好了，这个大地震发生了以后，大家反而茫然了。等到北京又出现了很多迹象，北京周围、唐山出现很多迹象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不能够很大胆地做决断，有一个原因就是离北京太近了，如果要预报，就意味着毛主席要搬家。可以理解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政治的压力，使科学的预报变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刚才我讲过1988年的“甲肝”，其实有很多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社会要稳定，如果能不报就不要报，能少报就少报，但是关起门来要好好解决，你不能说关起门来不好好解决。医院政府都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它基本的思路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要讲信息公开、透明、流动。不仅是政府要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社会，包括知识界，包括媒体，也要很主动地起来承担责任。

问：你认为青少年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文化？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中国文化？

钱钢：可能这位朋友在听到我讲《阳关三叠》的时候，勾起了这个问题。真的，我发自内心地讲，香港有许多西方色彩，是中国内地所看不到的，香港有很多中国色彩，也是内地看不到的。我希望香港永远地保持那种中西合璧的色彩，不要把它丢掉。为什么我听到《阳关三叠》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感觉？这是这个民族沉淀了几千年的情感。我们给一个人送行的时候，用这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伤方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不要把它丢掉。好，时间关系，很抱歉，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来不及回答。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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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十个大地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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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海原地震

1920年12月16日20时5分53秒，中国宁夏海原县（北纬36.5度，东经105.7度）发生震级为8.5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震中烈度12度，震源深度17公里，死亡24万人，毁城四座，数十座县城遭受破坏。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四川、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等17地有感，有感面积达251万平方公里。海原地震还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滑坡。地震发生时山崩土走，有住室随山移出二三里。灾区有的一间窑洞压死100多人；有的村庄300多口人在山崩时同葬一穴。死者陈尸百里，伤者遍地哀嚎，野狗群出吃人，灾民情景惨不忍睹。

1927年古浪地震

1927年5月23日6时32分47秒，中国甘肃古浪（北纬37.6度，东经102.6度）发生震级为8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2公里，死亡4万余人。地震发生时，土地开裂，冒出发绿的黑水，硫磺毒气横溢，熏死饥民无数。古浪县城夷为平地。甘肃某天主教堂，一修女怀抱四名孤儿埋于屋瓦中，蒲登波罗克大主教称之“世界末日将要来临”！

1932年昌马地震

1932年12月25日10时4分27秒，中国甘肃昌马堡（北纬39.7度，东经97.0度）发生震级为7.6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10度，死亡7万人。地震发生时，有黄风白光在黄土墙头“扑来扑去”；山岩乱蹦冒出灰尘，中国著名古迹嘉峪关城楼被震坍一角；疏勒河南岸雪峰崩塌；千佛洞落石滚滚……余震频频，持续竟达半年。这次“稀有大震”，令各国科学家众说纷纭；昌马，这个地图上都找不见的地名，成为地震学者关注的中心。

1933年叠溪地震

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中国四川茂县叠溪镇（北纬32.0度，东经103.7度）发生震级为7.5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10度，叠溪镇被摧毁。震前该地异象迭出：犬哭羊嘶，蛇出鼠惊，乌鸦惨啼，母鸡司晨。地震发生时，地吐黄雾，城郭无存，有一个牧童竟然飞越了两重山岭。巨大山崩使岷江断流，壅坝成湖。1933年10月9日19时，地震湖崩溃，洪水倾湖溃出，霹雳震山，尘雾障天，造成下游严重水灾，仅灌县境内捞获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叠溪地震和地震引发的水灾，共使2万多人死亡。

1950年察隅地震

1950年8月15日22时9分34秒，中国西藏察隅县（北纬28.5度，东经96.0度）发生震级为8.5级的强烈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12度，死亡近4000人。强震使世界各国的地震记录仪纷纷出格，美国的科学家认为地震发生在日本，而日本的科学家认为地震发生在美国。喜马拉雅山几十万平方公里大地瞬间面目全非：雅鲁藏布江在山崩中被截成四段；整座村庄被抛到江对岸。几百名喇嘛和尼姑深埋寺院的瓦砾之下。一位在印度境内的英国茶叶种植园主说地震“听起来就像高速火车通过隧道”。成千上万惊恐的印度人喊着“老天爷发话啦，老天爷发话啦”逃奔旷野。

1966年邢台地震

邢台地震由两个大地震组成：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专区隆尧县（北纬37度21分，东经114度55分）发生震级为6.8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9度强；1966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河北省邢台专区宁晋县（北纬37度32分，东经115度03分）发生震级为7.2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10度。两次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000人，经济损失10亿元。这是一次久旱之后的大震。地震发生后，漫天飘雪。中国总理周恩来三赴震区，百姓的苦难使他落泪，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在邢台地震的血泊中矗立起划时代的里程碑。1970年通海地震

1970年1月5日1时0分34秒，中国云南省通海县（北纬24.0度，东经102.7度）发生震级为7.7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为10度强，震源深度为10公里，死亡15621人，伤残32431人。为中国1949年以来继1954年长江大水后第二个死亡万人以上的重灾。震前，豕突犬吠，雀啼鱼惊，墙缝喷水，骡马伤人。当时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正紧锣密鼓筹备，强震猝然而至。地震发生时，极震区内，村寨房屋尽毁，地面或裂或陷。中国总理周恩来于除夕之夜召见青年地震预报工作者，号召“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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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十个大地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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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海城地震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6秒，中国辽宁省海城县（北纬40度39分，东经122度48分）发生震级为7.3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9度强，死亡1328人，重伤4292人。经济损失8.1亿元。由于此次地震被成功预测预报预防，使更为巨大和惨重的损失得以避免，它因此被称为20世纪地球科学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

1976年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4点2秒，中国河北省唐山市（震中纬度39.4度，东经118.0度）发生震级为7.8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1公里，死亡24.2万人，重伤16万人，一座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以上，为20世纪世界上人员伤亡最大的地震。这次地震的预报过程极为复杂。海城地震发生后，京、津、唐地区是否还有大震的问题在地震界引起争论，一批地震工作者对这一地区的监视一直持续到唐山地震发生之前。中央政府最终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临震预报意见，以致唐山市最终没有预防。然而，河北省青龙县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防震减灾效果。唐山地震是数十万蒙难者的巨大悲剧，也是地震工作者终生的创痛。

1988年澜沧、耿马地震

1988年11月6日21时3分、21时16分，中国云南省澜沧（北纬22.9度，东经100.1度）、耿马（北纬23度23分，东经99度36分）发生震级为7.6级（澜沧）、7.2级（耿马）的两次大地震。相距120公里的两次地震，时间仅相隔13分钟，两座县城被夷为平地，伤4105人，死亡743人，经济损失25.11亿元。由于本次地震和12年前的唐山地震一样发生在中国的“龙年”，又由于1988年中国灾祸频仍，使一些中国人加剧了对“龙年”的恐惧。但科学家们关心的是，这个地震是否标志着中国20世纪末一个新的地震高潮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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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外的十个大地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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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美国旧金山大地震

1906年4月18日晨5时13分，一次8.3级地震猛烈袭击了旧金山及周围地区。地震的肇因是美国西海岸“圣安德烈斯断层”的活动。旧金山市无数的房屋被震倒，城市生命线——水管、煤气管道被毁。地震后不久发生的大火，整整燃烧了3天，烧毁了520个街区的近3万栋楼房。旧金山市有700余人死亡，经济损失当时估计为5亿美元，其中70%由保险公司赔偿给投保人。这场地震使一些保险公司彻底破产。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亲身经历了这次地震，写下著名的《旧金山毁灭了！》一文。

1908年意大利墨西拿大地震

1908年12月28日晨5时25分，意大利著名的旅游胜地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市发生7.5级地震。地震时，城市房屋跳动旋转，地缝开合喷水，海峡峭壁坍塌入海。这个有千座石造金字塔的城市，在瞬间夷为平地。地震引起的海啸，洗劫了墨西拿海峡两岸的城市。这次地震中共有11万人蒙难，其中墨西拿市有8.3万人死亡。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上午11时58分，日本横滨、东京一带发生7.9级地震。两座城市如同米箩作上下和水平的筛动，建筑物纷纷倒塌。时值正午，市民们家中尚未熄火的炉灶在剎那间被掀翻，无数木结构的房屋被引燃，一场无法控制的火灾在地震后发生。城市陷入火海，热气流引发狂风，120条火龙卷、烟龙卷冲天而起，将房屋、汽车、尸体吸到半空中。与此同时，海啸扑向海岸地区，扫荡船只、房屋。这次灾害造成14.3万人死亡，当时的经济损失为28亿美元，日本全国财富的5%化为灰烬。

1939年土耳其埃尔津詹大地震

1939年12月27日凌晨2时到5时，8级地震猛烈震撼土耳其，特别是埃尔津詹、锡瓦斯和萨姆松三省。埃尔津詹市除一座监狱外，所有的建筑物尽成废墟。地震造成5万人死亡，几十个城镇和80多个村庄被彻底毁灭。地震后，暴风雪又袭击灾区，加剧了灾难。

1960年智利大地震

1960年5月21日下午3时，智利发生8.3级地震。从这一天到5月30日，该国连续遭受数次地震袭击，地震期间，6座死火山重新喷发，3座新火山出现。5月21日的8.5级大地震造成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海啸，平均高达10米、最高25米的巨浪猛烈冲击智利沿岸，摧毁港口、码头、船舶、公路、仓库、住房。时速707公里的海啸波横贯太平洋，地震发生后14小时到达夏威夷时，波高仍达9米；22小时后到达17000公里外的日本列岛，波高8.1米，把日本的大渔轮都掀到了城镇大街上。这次地震，智利有1万人死亡或失踪，100多万人口的家园被摧毁，全国20%的工业企业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5.5亿美元。在地震中，智利发生了令人发指的用活人祭神事件——一名6岁的男孩被人杀害后取出心脏。罪犯被捕后，声称他们是在“祈求大地和海洋的安宁”。

1970年秘鲁钦博特大地震

1970年5月31日，秘鲁最大的渔港钦博特市发生7.6级地震。在地震中有6万多人死亡，10多万人受伤，100万人无家可归。钦博特遭受地震和海啸的双重袭击，损失惨重。该市以东的容加依市，被地震引发的冰川泥石流埋没，全城2.3万人被活埋。［请看小说网-wＷw.QiＳuu.cＯm］

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

1985年9月19日晨7时19分，墨西哥西南太平洋海底发生8.1级地震，远离震中400公里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遭到严重破坏，700多幢楼房倒塌，8000多幢楼房受损，200多所学校夷为平地，繁华的华雷斯大街多处变为废墟。墨西哥城40%的地区断电，60%的地区停水达两周，与国内外的电信全部中断。这次地震，共有3.5万人死亡，4万人受伤，万人无家可归。远离震中却遭受如此惨重损失的原因，是因为该市主要部分建筑在一个涸湖上，地基松软，再加上过量采用地下水，使地层逐年沉陷，建筑物更加不稳。

1988年亚美尼亚大地震

1988年12月7日上午11时41分，当时的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发生6.9级地震，震中在亚美尼亚第二大城市列宁纳坎附近，烈度为10度，该市80%的建筑物被摧毁。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1.9万人伤残，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卢布，超过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事故的损失。这次地震的特点是震级不高，但损失惨重。1989年，一个同样震级的地震发生在美国旧金山，仅死亡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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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外的十个大地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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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伊朗西北部大地震

1990年6月21日0时30分，伊朗西北部的里海沿岸地区发生7.3级地震，震中在首部德黑兰西北200公里的吉兰省罗乌德巴尔镇，该镇在地震中完全毁灭。地震使5万人丧生，6万人受伤，50万人流离失所，9万幢房屋和4000栋商业大楼夷为平地，全部经济损失为80亿美元。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

1995年1月17日晨5时46分，日本神户市发生7.2级直下型地震，大阪市也受到严重影响。这次地震造成5400多人丧生，3.4万多人受伤，19万多幢房屋倒塌和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神户市两座人工岛沙土液化严重，几乎所有岸壁崩塌，滑向大海，连接神户市和人工岛的跨海大桥也损坏严重，使日本第二大港神户港顿失生机。由于电线短路和煤气泄漏，灾区震后发生500多处火灾，在火灾最严重的地方，烈火蔓延了1000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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