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历史已经为欧盟提供了“自然疆界”：东至土耳其，西临大西洋，北顶北极，南濒地中海。俄罗斯以外的前苏东地区，几乎可能全入欧盟。虽然欧盟国家在对外政策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上有诸多不同，这些不同也主要反映了政府之间的政策分歧。一系列“民调”显示，即使在最亲美的国家，大多数选民都强烈反对布什的单边主义，反感美国的霸权。一个整体的欧洲意识已经浮现出来。从长远看，美国很难在欧盟中拉一派打一派。这就像美国刚刚建国之时，亲英和亲法的势力在国内势不两立，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完整的美国意识。目前要考验欧洲人的，是他们能否意识到土耳其的历史意义、扩大西方文明的包容性，能否迅速完成内部的文化、政治、经济整合，能否更加开放、吸收和消化大量移民，来弥补其人口的衰减。如果能够完成这些目标，欧洲就无疑会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道路。

印度洋海啸挑战美国的领导力

印度洋海啸过后，各国慷慨解囊相助。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这场危机，是美国自“冷战”后的世界独霸地位第一次受到真正的挑战。

自海湾战争以来，国际上只要有大危机，没有美国的参与似乎就无法解决问题。从波斯尼亚到伊拉克，世界即使不是处处跟着美国行动，也是看着美国行动。美国在各种国际援助中，也一向投入最多。

但是这次危机，美国却出奇地落后于人。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公布了各发达国家的救援数字，与美国国内的报道略有出入。如今各国许诺的救助总额达40亿美元。在政府许诺的援助总量上，贷款和辅助金加起来，德国第一，达6�74亿美元。日本第二，5亿美元。澳大利亚第三，3�8亿美元。美国仅排第四，3�5亿美元。如果对照一下各国的经济总量，就更说明问题。美国GDP达11万多亿美元。日本4万多亿美元，不及其一半。德国2万5千多亿美元，不及美国的1／4。澳大利亚仅5千多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零头。以人均GDP算，美国38000多美元，日本34000多美元，德国30000多美元，澳大利亚26000多美元。美国绝对是最富。就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本国GDP的比例而言，美国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比如法国拿出GDP的0.41％作援助，英国为0.34％，德国为0.28％，美国仅　0.15％，可见都落后于欧洲国家。

《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继续宣称美国是世界最慷慨的国家，并称媒体一天到晚比较政府的捐助数字，根本不去注意民间捐助。美国是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一切事情主要依赖民间。从过去的国际援助看，民间捐助远远超过政府，欧洲根本没有办法比。但是，在这次印度洋海啸的救助中，截止到1月5日，美国的民间捐助仅1亿美元左右，略高于英国，但落在德国之后。

这次海啸对世界的冲击，不比波斯尼亚危机、伊拉克战争小。美国媒体纷纷强调，这正是一个向世界显示美国的伟大的机会。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却是海湾战争后第一次可以不让美国充当领袖的重大国际危机。特别是经过出师无名的伊拉克战争，世界视美国为一个仅仅为石油而战、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国家。美国这次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又没有领头救助，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也正是如此，反应迟钝的布什政府渐渐感到压力。布什宣布，这次美国人的个人捐助，要破例从马上就要申报的个人税收中扣除（按惯例要等到下一年度才能够扣除），以鼓励民间捐助。鲍威尔也公开表示，布什随时准备提高救援款项。但这要根据受灾地区的需要而决定，需要一个评估过程。

美国政府这次落后于人，原因可以理解。布什政府陷入伊拉克的泥沼不能自拔，巨大的减税又使联邦赤字攀升，不愿意再有更大的国际承诺。但是，民间捐款落后于德国，实在是一大惊奇。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民间捐款很可能后来居上。但是，以美国的经济总量和国民的富裕程度，这样的数字显然太低。美国的老百姓注意力一方面被伊拉克吸引，无心他顾，一方面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忧虑重重。看来，不仅是美国政府，就连美国社会也感到不堪重负的帝国之累。

克林顿与布什家族交情日深(1)

美国的总统政治，经过两次势均力敌的大选，两党势如水火，仇恨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上，而且落实到了个人层面。比如戈尔和布什，两人即使在正式场合，也藏不住一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状。想想美国的党争，从建国开始，就是你死我活。比如1800年亚当斯和杰弗逊之间的大选，双方不仅极尽诽谤之能事，而且几乎要兵戎相见。亚当斯落选后，作为卸任总统，竟然连杰弗逊的就职典礼都不参加。更不用说反杰弗逊的汉密尔顿后来在决斗中死于其政敌、杰弗逊的副总统布尔的枪下。仇恨，似乎就是政治的天性。

然而，虽然如今大家一口咬定两党的仇恨正在分裂美国，但克林顿和布什这两个代表对立政治力量的家族，却感情日笃。早在里根的葬礼时，就有评论员注意到，当老布什和克林顿在一起时，双方的寒暄之间，透露出彼此的友善和敬慕。这种感情在布什和戈尔之间是无法想像的。印度洋海啸后，布什派老父和克林顿一同领导赈募工作，并前往灾区慰问。在座机上，克林顿主动让老布什睡惟一的一张床，自己打地铺，老布什则夸心脏刚刚做了手术的克林顿精力如何旺盛，自己已经跟不上了，等等，一时被传为政治佳话。教皇保罗二世的葬礼，人们又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劳拉、布什、布什的老爹、被称为布什家的养女的莱斯和克林顿并排在一起，十分融洽，好像一个在圣诞前夜团聚的家庭。老布什甚至最近这样说克林顿：“也许我就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爹爹。”要知道，克林顿出生前父亲就过世，他一辈子都在寻求父爱。老布什这话，没有真实的个人感情大概是不会说的。

克林顿和布什家族何以如此温情脉脉？这里有人性，也有政治。老布什被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踢出白宫，用其子布什的话来说，实在是心灵受伤。在1992年那场大选中，老布什在全军覆灭前还难以置信：自己这么一个打赢了海湾战争、结束了“冷战”的伟大总统，怎么居然还会受到克林顿这个毛小子的挑战。但是，老布什毕竟是职业政治家。克林顿那次大选赢得就是漂亮，让本来是占尽优势的对手输得无话可说。克林顿那种亲民的政治天赋，老布什这辈子是不可能有的。他佩服克林顿，也是由衷的。况且，老布什毕竟过了一届总统瘾，被自己儿子辈的人取代，在美国是合乎人之常情的自然结局，不像同辈人之间的竞争那样容易积累仇恨。而自己的儿子两届后夺回白宫，如今又连任，说明当年自己败阵，正好是给儿子让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凭什么恨克林顿呢？

从克林顿的角度看，布什连败戈尔和克里两员民主党的大将，似乎是自己意识形态的死敌。但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个人恩怨并无关系。当年戈尔竞选，虽然靠的是克林顿的政绩，却存心躲着克林顿远远的，生怕沾上他的性丑闻的臊。希拉里却毫不避讳地拉自己的丈夫助选，最后希拉里当上了参议员，戈尔却丢了总统。克林顿心里会说：“活该，谁让你这么势利眼！”2004年布什战克里，克林顿最怕的就是克里赢。自己的党赢了，希拉里2008年的总统梦就泡了汤，夫妇双双当总统的历史就没有办法创造了。他凭什么恨布什呢？

可以说，克林顿家族和布什家族虽然是美国当今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代表，但是，阴差阳错，在过去几年的意识形态战争中，双方无意间形成了家族间的共同政治利益，所以合作十分融洽。比如印度洋海啸，布什先是反应迟钝、冷漠，后来给的捐助又少得可笑，丢尽美国的脸。为了挽回影响，他派克林顿与老父一起助战。果然，克林顿那“挡不住的魅力”为美国捞回不少面子，让美国没有把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全输给欧洲。布什第二任，修补和欧盟的关系是一大首务。这次参加保罗二世的葬礼，还是克林顿走上街头和民众寒暄，以其个人魅力征服欧洲。布什是国际上评价最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则是世界上最有人气的政治家。以布什这样一个千夫所指的莽撞牛仔领导世界帝国，让全球的老百姓心服口服，没有克林顿怎么玩儿得转？

所以，布什对克林顿实在是颇为恭敬。2004年大选的恶战期间，布什在白宫为克林顿肖像揭幕的仪式上，对自己的前任赞誉有加，而且还积极帮助克林顿筹建他的总统图书馆。克林顿则在民主党妖魔化布什之时，公开说他是如何喜欢这位总统。

当然，克林顿和布什家族如此热络，并非没有所图。从现在看，2008年的大选，自己的夫人希拉里是民主党方面的头号大将，克林顿已经公开说她可以是个出色的总统。希拉里当选的一大障碍，是恨她的人与爱她的人几乎一样多。她和布什一样，是个分裂国家的人物。但是，这个被右翼描绘成是自由派最极端的代表，夫君却和最右翼的家族交情日深，人们可能因此越来越不相信右翼对克林顿夫妇的妖魔化宣传，中间派选民就可能被争取过来。

只要中间派选民站过来，右翼对克林顿夫妇的仇恨，就只能帮助希拉里当选。因为右翼对希拉里和自由派的妖魔化，等于帮助希拉里团结了自由派。这样，希拉里在选举时，就可以不受自由派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离开左翼的营垒，大胆向中间站，扩大自己的政治基地，不会面临稍往右转左翼就叛变的难局。实际上，克林顿当总统时的政治成功，就得益于这种右翼的仇恨。对自由派，他可以让右翼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自由派；对中间派，他可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温和的民主党；对那些讲究财政纪律的保守派，他是个平衡财政收支、把赤字变成盈余的保守派！希拉里实际上已经在走同样的路线。“9·11”以后，她在反恐、“伊战”等一系列政策上，都很支持布什，在参议院投票非常保守，正在逐渐积累自己中间派的政治资本。克林顿和布什家族的交情，更帮助她打造自己的温和形象。试想：连布什一家老小都喜欢克林顿，其他的右翼还能起什么哄呢？

克林顿与布什家族交情日深(2)

希拉里能否当总统，当然还是件另当别论的事。美国这个雄性十足的世界帝国，恐怕还没有接受一个女总统的心理准备。不过，一切事在人为。不管未来成败如何，克林顿夫妇对于通过性丑闻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的右翼，开始以德报怨，超然于党派仇恨之上，其政治技巧，比起戈尔、克里来，显然更有“总统相”。这也怪不得保守的《华尔街日报》警告共和党：如果右翼被他们对克林顿的仇恨所支配，在2008年就等于为希拉里助选。

上大学难过当总统(1)

布什一直被其政治对手丑化为弱智总统，其中一个根据就是他的大学成绩。1999年《纽约人》公布了布什在耶鲁大学的成绩单。他头三年的累计平均成绩是77分。第四年的成绩不按百分算，但也是在大致相当的档次上。布什竞选时公开承认，自己当年是个C学生。

相比之下，同是耶鲁出身的克里，则被人们视为优等生，虽然他的成绩究竟如何一直是个秘密。美国社会对个人隐私保护非常严格，你不签字同意，谁也别想看你的成绩单。克里当年毕业申请进入海军时，提交了自己的大学成绩。但他一直拒绝签字让海军公布自己的档案。上个月他终于签字授权公布了这些档案，其中大学成绩单给公众带来不小的震撼。

从这个成绩单看，克里和布什的大学成绩几乎相同。克里四年的累计平均成绩是76分，

和布什同属典型的C学生。按当时耶鲁的打分系统，从90到100分为A，80到89为B，70到79为C，60到69为D。低于60分就是不及格。克里第一年的成绩，比布什还差。布什在1964到1968年的四年在学期间，总共拿了1个D，那是一门天文学的课，他得了69分，不过在D里还是高分。克里则惨多了，他第一年10门课，就拿了4个D，其他全是C。其中地质学仅得61分，险些不及格，两门历史课分别得了63和68分，政治学拿了69分。他最高的分数，是另一门政治学课，为79分，还是C的范围。他号称是外交官的子弟，法文说得甚好；但第一年法文课也就拿了77分。最近克里在给记者的书面答复时说，他当时告诉他父亲，D的意思就是distinction（卓越）。实在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

不过，克里渐渐改善了自己的成绩。到毕业那年，他的年度平均分已经到了81分，勉强算个B学生了。在那年的一门政治学课，他拿了大学期间的最高分：89。但这也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拿过A。布什的最高分也大同小异，是在人类学、历史以及哲学课上分别拿了3个88分。

克里之所以一度被误认为是优等生，主要在于他的课外活动。他在申请加入海军时就明确地表明，他大学的时间主要是用来参加课外活动，包括耶鲁政治联盟、辩论协会、足球、冰球、击剑、骷髅会等等。虽然学业平平，但和布什不同，他在校园里“是个人物”。所以，等毕业时，他被选出来代表毕业班讲话，质疑“越战”的必要，虽然自己很快就去参战。

总的来看，克里虽然学业平庸，至少还是知道上进。大学四年，分数进步甚快。也许有人会解释，第一年的糟糕成绩大概是因为一个高中生对大学还不适应吧。不过，克里上了世界最精英的贵族学校：马萨诸塞州的Fessenden和新罕布什尔的St。　Paul's。像St。　Paul's，就是为孩子上大学作准备的，一般平民百姓哪里享受得起！进行了如此特别的准备，还说对大学不适应，实在说不过去。在笔者看来，富家子弟，一切来得太容易，学会珍惜机会需要个过程。克里自己承认，当时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学习飞行，而不是书本上的知识。

不过，大学学业上的失败，并挡不住日后的成功。死读书的学生不一定是最好的学生。这一点在克里参加海军后很快得到了证明。他在描述自己为参加海军进行的准备时提到，他有许多航海训练，包括驾船、潜水、步枪射击、救生等等。这些和飞行一样，都是课外的贵族游戏。但在海军里，就比什么地质学、政治学、历史等等科目更派得上用场。所以，他很快就在海军选拔学校（NavyCandidateSchool）中成为顶尖学生，后来在越南指挥巡逻艇，英勇异常。

克里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让人记住他。耶鲁的退休历史教授GaddisSmith教过布什和克里。但他在最近的电话采访上说，他对布什没有特别的记忆，但对克里的记忆却是活灵活现。其实克里在GaddisSmith的两门课上，分别拿了71和79分。当记者告诉GaddisSmith他当年给克里的分数时，GaddisSmith还略感意外：“噢，我可觉得他是个好学生呀。这两个分数确实不怎么样。”不过，他坚持认为，他当年是个非常严格的老师，如今则是分数膨胀的时代。把他的分数换算成现在的分数，至少要加10分才行。

即使是加10分，也不过是八十几分的成绩，属于B。如今的一流名校，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都是A。现在拿B，实际上还是中等以下的学生。笔者自己在耶鲁当助教（TA）时给学生打过分。每个教授掌握的口径不同，不过，总的来说打分很宽松。许多学生为了个B难受很长时间。C几乎快绝迹了。另外，一些教授对是否有分数膨胀也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现在的学生水平就是比过去的高。过去上哈佛、耶鲁，有钱有势就可以，如今则要SAT的高分，竞争白热化。分数是跟着竞争涨上来的。

不管孰是孰非，克里和布什，大学的学业都非常平庸，这恐怕是不争之事实。笔者大学的一个同事，读法学院时还和克里同班。他骄傲地告诉我，他当年比克里表现好多了，同时又加上一句：比他好没有什么大不了。

不过，学术上的失败并没有对这两位政治精英日后的生涯产生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克里，“越战”后二十几岁就显山露水，成为政治新星，以后一帆风顺，2004年几乎当了总统。说布什当总统是靠老子还有几分道理，但克里日后的成就，和其父亲没有直接关系。而且，美国的政治家，几乎没有人敢吹牛自己在大学时如何优异的。克林顿那样读书也聪明的人是多年不见的异数。学术表现和政治才能，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怪不得美国从来没有人为当官读博士。相反，读博士一般表示你不想当官，除非一不留神成了基辛格或莱斯。即使是这两位，也是官僚而非政治家。他们不是靠民选上台，而是靠选上的人来任命。鲍威尔是西点军校的优等生，但就是死活不选总统，似乎优等生与政客有些格格不入。

上大学难过当总统(2)

仔细分析，优等生和民选政治家至少在形式上是不相容的。优等生靠上面的权威给自己打分，从来不会到处游说，给自己拉分数。所以，优等生像基辛格、鲍威尔、莱斯那样，等着被上面一个权威任命为高官，是顺理成章的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民选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大的本事，不是功课好、干什么都在行，而是和人家相处得好，用我们的话来说，是能混，最后让大家都跟他们走。这套本事，课本上没有教，读书也读不出来。克里、布什的许多功课优异的同班同学，都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但染指政治的才能一点也没有。话说回来，让克里、布什回来读书，怕是比当总统还难。

现在的问题是，克里和布什，是否是最后一代获得政治成功的草包学生？过去的世道不同，一个报童可以爬到记者的位置，甚至成为大记者；一个股市上的听差可以混到交易所的老板。同理，一个“不学无术”之士，搞起政治来可以头头是道。如今精英主义渐渐统治美国：小报童成不了大记者；股市上的听差只能当听差。爬到高位的，多是经过激烈竞争而从精英大学毕业的优异之士。换到今天，克里和布什，怕是谁也进不了耶鲁（布什不也就只能把一个女儿塞进去吗）。况且如今的耶鲁也不像过去那么好混了，因为学术上要求还是高了。布什在耶鲁讲演时开玩笑，说那些拿C的学生“也能当总统”。问题是，耶鲁校园已经找不到他那样的C学生了。这不是说以后草包学生在政治上没有出路，而是他们更不好混了，因为大学一关，就会把许多人“杀”掉。

第四部分故人传

在国际上，美国因为过度恐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展开了核竞赛。而乔治·凯南于1952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处跟踪，愤怒至极，在欧洲被记者问及在苏联生活的感受时，干脆说那里的日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还能够在严密监护下上街走走，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马上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任。在此之后，他很快被意见不同的国务卿杜勒斯挤出外交界，此时才50岁。退出官场后，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书立说，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发言，成为美国国际事务方面重要的意见领袖，并为分析“冷战”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声音，一直到1990年代还十分活跃。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1)

桑塔格（SusanSontag）死了。她的死，代表着美国1960年代知识分子传统的终结。

桑塔格1933年出生。父亲是个在中国经营皮毛业的商人，在她5岁时病死在中国。7年后母亲嫁给NathanSontag。她少年早慧，1948年只有15岁时，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51年毕业，年仅18岁。在大二时，17岁的桑塔格嫁给一个28岁的社会学讲师PhilipRieff，并移居波士顿。1955－1957年间，她是哈佛的博士候选人，但最终没有完成论文。1950年代末，她与丈夫离婚。后来她说：“我很幸运有了孩子，在很年轻时就结了婚。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现在不必再做了。”

1957－1958年，桑塔格在巴黎大学学习。她曾在纽约市立大学（CityCollegeofNewYork）和SarahLawrence学院当过哲学讲师。1960－1964年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任讲师。后来还在Rutgers大学当了一年驻校作家。在1960年代，她通过著名的左翼杂志《党派评论》和《纽约知识分子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除了《党派评论》，她还成为《纽约书评》、《亚特兰大月刊》、《国家》、Harper‘〖KG－＊6〗s等一系列左翼杂志的撰稿人。她30岁时开始写小说，1960年代末开始拍电影，集小说家、散文家、制片人、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直到2003年还出版了《旁观他人的痛苦》〖WTBX〗（RegardingthePainofOthers）〖WT〗。她不能说高产，但从二十几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创造力旺盛。

桑塔格1960年代在文坛“出道儿”，是196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一个1960年代的

知识分子死于保守主义大盛的21世纪初，本身就有些悲剧色彩。

在桑塔格“出道儿”的时期，知识分子正在美国社会如日中天。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n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并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在这部书中，Hofstandter严格地把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区别开来。他借用韦伯的话，把一个人是“靠思想活着”还是“为思想活着”作为判别知识分子的标准。那些靠思想活着的人，不过是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谋生，是脑力劳动者。那些为思想活着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牧师那里继承而来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强调的就是这种思想的终极价值。

不过，Hofstandter接着说，知识分子并不是牧师。宗教的虔敬和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有本质的冲突。知识分子并不对某一套信条和“真理”有终极承担，而是保持着一种“游戏性”，这和Vablen所谓的“闲散的好奇”（idlecuriosity）颇为近似。因为真理一经被掌握，就失去了光彩。长期为人所知并被广泛信仰的真理，常常会随着时间成为谬误。简单的真理是索然无味的。太多这样的真理就会使真理失去其纯度。所以，一旦知识分子把握了确定的真理，马上就会变得不知足。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追求新的不确定性。一句话，知识分子是一种能够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

事实上，Hofstandter的上述两段话，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识性两个层面。“为思想而活着”几乎把知识分子定义成了先知：知识分子成为启蒙主义击败了宗教传统后的现代社会中的牧师。而“游戏性”则描述着知识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固守传统价值的宗教形成截然的对立，暗示知识分子能够以其绝无仅有的探险精神指导人类走向不确定的未来。

这样的承担，并非没有原因。现代西方社会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上的。但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崛起。“二战”后，知识分子特别感到自己对专制主义的责任。如汉娜·阿伦特等等，穷其一生之力探讨专制主义的起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传统，即所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作为世俗的牧师，代表社会良心与政治权力抗争，就对这一代人非常具有吸引力。知识分子常常觉得自己超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用自己的知识和道德判断，指导“下面”的各个阶层和集团的活动，把人类带入健康的轨道。所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动笔，就是人类未来、自由的前途、通向被奴役的道路等等包罗万象、高瞻远瞩的大题目。其中布鲁尔·二世（BertrandRussell）1963年的一段话非常典型：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盖茨克尔，他们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终结人权。你，你的家庭，你的朋友，和你的国家将被少数几个残忍但有权力的人的共同决定所消灭。为了赢得这几个人的欢心，所有私人的感情，公共的希望，艺术、知识和思想的成就，以及以后可能有的成就，都将被永远地清除。”

今天你要是听人说这种话，你恐怕会觉得这个人喝醉了。但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他们对政治权力非常警惕，把自己看成是与这种邪恶的政治权力抗争的社会良心，是世界的最后拯救者，言行举止，充满了烈士般的英雄主义。

桑塔格正是被这样的传统所塑造。严格地说，她不是一个原创型的思想家，而是一个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的文化普及性作家。这样类型的作家，在世家子弟垄断大学的传统精英社会地位并不高。但19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小民百姓的子弟纷纷拥入大学，挑战传统的WASP（昂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阶层的世袭统治，拒绝因循既有权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反叛，造就了桑塔格的社会基础和她的成功。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2)

桑塔格的一系列公共行动，都代表了这一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新阶层的心声。比如她先到越南反对“越战”，成为左翼反战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言人。但当人们已经把她定义为左翼人士和反共力量的敌人时，她又在1982年公开谴责波兰的戒严法是“戴着人的面具的法西斯主义”，让一些虔诚的左翼找不到北。1989年以后，当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全面推行国家社会主义时，她到了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帮助组织抵抗运动，冒着实实在在的生命危险。她的作品，特别是“反对阐释”，预见了共产主义的失败。乃至匈牙利小说家贡扎ArpadGonz，在苏东解体后作为匈牙利总统访问美国时，出席白宫的宴席时特别邀请了桑塔格。

1989年，桑塔格作为美国笔会的主席，公开谴责伊朗悬赏追杀作家拉什迪。当时一些签名声援拉什迪的文化界人士在伊朗的威胁下已经开始恐惧和动摇，一些相关出版商和书店也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但桑塔格的勇气则使西方文化界最终能够把自由主义的理念贯彻始终，对抗专制的暴力。无怪一些人士指出，伊朗宗教领袖悬赏跨国追杀一个“异端”作家，这是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的前奏。桑塔格是最早与之对抗的人之一。但是，在“9·11”后，她作出即时反应，称美国的媒体充斥着“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和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并说“9·11”不是主流媒体所谓的“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击”，而是“美国具体的国际政策和国际结盟方式的后果”。如果要用“懦夫”一词的话，就要用在那些在高高的天空上在人家无法还手的距离杀人的人身上，而不是用在那些为了杀人自己也把命赔上的人身上。她呼吁公众反省美国的政策，而不是为廉价的爱国主义所蒙蔽：“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如笔者在《直话直说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的，当时的环境，使这样的言论很难被容忍。桑塔格本人立即受到舆论的围剿。ABC著名的晚间幽默谈话“政治不正确”的主持人BillMaher在9月17日的节目中重复了类似的言论，马上引来大公司撤消对该节目的赞助，被迫出来道歉。不久这个节目也关门。好在桑塔格是独立撰稿人，又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声望，没有人能够解雇她，文章还可以照发。

“二战”后，萦绕于对极权主义和战争的记忆，西方的知识分子，如萨特、罗素等，从书斋走向街头进行政治抗议，希望给社会提供一种道德的声音。桑塔格多少秉承了这一传统，成为反叛运动的一个偶像。不过，19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60年代的大学生，从反叛的主力变为社会的主流，享受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在里根主义之下，社会趋向保守。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从“主义”转向“问题”。那些出来为人类指引道路的，会被嘲笑为自以为是。所谓超越具体社会集团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被称为是一种“神话”。所以，桑塔格本人也不愿意自称为知识分子，而宁愿说自己是一位小说家、散文家。另外，多维媒体的迅速发达，使一小部分知识精英再难垄断公共话语，她起家的《党派评论》因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而关门。桑塔格们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桑塔格不喜欢被人贴标签，不仅拒绝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也拒绝说自己属于1960年代。但是，观其言察其行，她是地道的1960年代知识分子的化身。她有着那种先知先觉的道义承担，拒绝被“左翼”“右翼”之类的标签所化约，保持独立的思想和立场，并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一贯批评者。她属于笔者所谓的“波希米亚”式的独立不羁的文化人。

但是，到1980年代以后，她的读者，即1960年代的波希米亚式的不羁之士，率先结束了

“流浪”和反叛，在社会上安顿下来，成为“波希米亚中产阶层”。她却继续游荡。她没有博士学位，只能在大学临时代课，作独立撰稿人，日子颇为清苦，直到1990年代经济条件才有所改善。不过，那时她早已疾病缠身。她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向死刑宣战。这样的经历，使她在其读者已经成为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后，还能保持1960年代的反叛者的视角。说她是1960年代的绝响，恐不为过。

桑塔格之死，对中国的震动似乎比对美国还要大。这多少反映了她代表的那种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情怀和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共鸣。在美国，左翼媒体对她虽然赞誉有加，但右翼媒体则几乎不置一辞，仿佛她已经是个过时的人物，不值得一提。客观地说，桑塔格取得了某种世俗的成功，享受着一个知名作家的盛誉。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看到了她的运动的失败。她究竟能够留下什么知识遗产，现在还无法判断。但是，她悲剧性的失败，多少反映了她这代知识分子的限制和弱点。

第一，知识分子是否能够站在社会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们是否能够超越其他利益集团和阶层而有一种更具前瞻性的知识和道德特权、为人类提供方向？从美国草根民主的脉络看，答案是否定的。应该说，现代西方社会确实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精神遗产上。那时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扮演世俗化社会的牧师的角色。但是，那些启蒙思想家，是旧的等级秩序生产的精英。他们所提倡的启蒙精神，是建立一个不同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来行动的平等社会。当这样的社会真正建成、公民能够根据自己的理性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时，就用不着别人来启蒙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启蒙主义的胜利使启蒙者变成了多余的人。所以，桑塔格们的声音，早已被多元媒体中发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声音所淹没。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3)

第二，面对这种多元、平等的社会，知识分子应该为自己的公共性寻找不同的渠道。桑塔格自称从来不在乎、也不看别人对自己的评论，但实际上她看得颇为认真。甚至有人说她在自我推销上精明过人，并且一直非常成功。她喜欢站在启蒙的殿堂向世界发布自己的宣言。为了做到这一点，她有时要向公众释放试探气球，见势头不妙就会改变立场，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她曾赞扬里芬斯塔尔（LeniRiefenstahl），1935年为纳粹制作的宣传片《意志的凯旋》。后来又修改了立场，开始攻击LeniRiefenstahl。她还宣称“白种人是人类的癌症”，后来又收回成言，因为那等于污辱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癌症患者。即使是在“9·11”后勇敢的言辞，也有明显的失误。她质问为什么公众不注意美国依然对伊拉克进行轰炸，等于像布什一样，把“9·11”和伊拉克联系在一起，虽然目的是截然相反的。

这一“社会良心”的自我意识，使她坚持站在社会之上，迷恋自己的公共知识权威。但是，长久站在社会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等于让自己脱离了社会，不知道社会中真正发生了什么。同时，抢占能够俯视世界的道德高地，容易让人忽视社区的政治生活，忽视和基层社会的联系。而这也正是保守主义近年来的成功之处。美国的公众，大多数还是听信社区教堂中的牧师，而不是桑塔格这样超越基层社会的启蒙牧师。因此，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虚渺。《党派评论》即使仍然在世，其5000个精英读者也不足以转化世界。

在一个知识权威的分布越来越均质化的高科技、高教育的平等社会，先知式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恐龙。人们要解决的是具体社区内的技术性问题，并对周围的人的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把自己摆得太高、太超出常人，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圈子知识分子”，只在自己的同仁中有些号召力。在这个意义上，桑塔格之死，并不应该仅仅触发我们的怀旧情绪，而更应该刺激我们思索：在这样一个非先知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具体地介入社会生活，重新建立自己的英雄主义精神传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乔治·凯南：外交界最后的贵族(1)

被称为“冷战”的“总设计师”的乔治·凯南，在享有101岁的高寿之后，终于撒手人寰。他的去世，不仅使世界失去了最后一个“冷战”的全程见证者和参与者，也使我们彻底告别了外交的贵族时代。�

外交界最后的贵族

乔治·凯南的成名，在于他1946年作为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向国务院发回的八千多字的“长电报”。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和苏联还是名义上的盟友。经过“二战”的患难与共，美国的许多人还对苏联充满幻想，希望大家一道投入战后的重建。乔治·凯南当时是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发现自己到处都被跟踪，亲身体会到苏联的敌意。同时，他又是长期研究苏联的专家。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加上他多年的学术训练，使他最早放弃了对苏联的幻想，呼吁美国准备即将开始的“冷战”。

不仅他的呼吁通过这一著名的“长电报”打动了美国的决策者，而且他所构想的“冷战”策略，也成为美国“冷战”期间基本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苏联的制度难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社会竞争，美国对苏联，要采取遏制的战略，即只有当苏联侵犯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时，才坚决与之对抗，在一般情况下，美国应该投身于国际社会的战后重建，防止苏联的势力继续扩散。他最著名的一段话是：“我们必须有勇气和信心，坚持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念。我们在对付共产主义苏联时最大的危险，就是把自己也变得像我们所反对的人一样。”在他看来，斯大林对苏联被西方包围充满恐惧，就是因为他感觉到苏联的制度很难和民主国家竞争。美国则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处惊不乱。

然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很快就偏离了乔治·凯南的自信哲学，转入了恐惧。在1950年代，美国的恐共症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导致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并展开了反共大清洗，许多乔治·凯南的朋友都受到了牵连。与此同时，美苏又开始了核军备竞赛，大家心里越慌就越要造武器奇Qīsuu.сom书，不仅消耗了资源而且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让乔治·凯南痛心疾首。但乔治·凯南最反对的，恐怕还是“越战”。他在美国派兵之前，就声言印度支那没有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不应该卷入。甚至到了“冷战”结束后，他还公开反对克林顿政府扩张北约的政策，认为把北约扩张到俄罗斯的边境，只会无端刺激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不利于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这个“冷战”的设计师，实际上倒像个左翼的鸽派。

纵观乔治·凯南一生，他的外交政策和哲学，都能够坚守稳定的信条，不随着公共意见左右摇摆、面临重大挑战时沉不住气而走极端。他坚持外交政策必须以国际社会的现实为基础，而不要受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他觉得公众的意见起落不定，变化无常，需要有能够超越公共之上的人物来把握方向。可以说，在一个平民社会中，他是一个贵族。

这种贵族气质，和他的成长经历不可分。他自幼丧母，8岁到了德国，在继母的监护下，在Kassel学习德语，据说那个地方的德语是最为纯净标准的。后来他又掌握了法语、波兰语、捷克语、葡萄牙语和挪威语。他曾在威斯康星州的圣约翰西北军事学院受训，随即到了普林斯顿，并于1925年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决定去外交界。几十年后他称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职业选择上的明智决定。”1927年，他到日内瓦和汉堡任副领事；接着，又获得了进修的机会，进入柏林大学。他看准美国和苏联早晚会建立正常关系，于是决定学习俄语。1933年美苏关系开通，他自然成为驻苏的外交家，在几个边远地区的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35到1936年和1944到1946年间，他两次被调到莫斯科服务。

这样丰富的海外经验和精英教育，使他和国内的老百姓看问题大不相同。这也使他多少相信，老百姓的知识和判断力，不足以成为公共决策的基础。大概也正是如此，他在美国政治中并不成功，最终接受了老友、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邀请，跑到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任职，与爱因斯坦等最顶尖的人类智者为伍，成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于1993年提出美国要建立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非政治性的“国务委员会”，把全国一流的“大脑”集中在一起，就长期的政策问题对政府各个部门提供建议。这一构想，颇有些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的“理想国”之余韵，也颇能看得出他与美国草根民主政治的格格不入。他一直认为，美国20世纪的外交政策缺乏焦点，摇来摆去，受国内公众意见的影响太大。他始终不忘在美国建立他的“理想国”，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

历史误会的历史学家

虽然媒体把他誉为“冷战之父”、美国最伟大的职业外交家之一。不过，我却更愿意把他称为历史学家，而且是个被历史误会的历史学家。

不错，乔治·凯南确实最早提出对苏联的遏制学说，直接促发了美国的“冷战”战略。他也确实是一位职业外交家。但是，他的“冷战”思路，并没有被决策者们遵守。他在政界也一直是个圈外人。他登上外交生涯的顶峰，恐怕是1952年出任驻苏大使。但是，这一职位也仅仅延续了5个月。与此相对，他最稳定、最持久的职位，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研究员，和爱因斯坦等人类第一流的“大脑”是同事。他一生写了22本书，两获普利策奖。即使在政治和外交上，他的最大贡献还是他的笔，而不是他的外交活动。用美国前国务卿DeanAcheson的话来说：“乔治带来的麻烦是，他的笔是如此优美，乃至他可以在任何事情上都说服你。”

乔治·凯南：外交界最后的贵族(2)

他扮演历史决定性的角色，是在1946年，即他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职期间的后期。1946年2月，他作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向华盛顿发回了著名的“长电报”。这个电报有8000字之多，并且为了避开苏联方面的警觉，分5次发出。在这个电报中，他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苏联的制度、行为和心态|Qī|shu|ωang|，指出苏联领导层对自己的制度能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竞争毫无自信，时时觉得自己正在陷入这些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草木皆兵。所以，他提醒美国政府放弃与苏联合作的幻想，准备与之进行长期的对峙。这一长电报，后来以X的笔名，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震动华盛顿。乔治·凯南也一举成名。

这一夜之间的盛名绝非偶然。在美国，没有人比乔治·凯南更懂苏联。他讲一口完美无缺的俄语，直接观察了苏联老百姓自1930年代以来所经受的苦难。他认为，在未来的美苏对峙中，美国的制度将显示出无可非议的优越性，最终世界会天下归心，美国会获得“冷战”的胜利。所以，他主张美国进行政治动员，而非军事动员。作为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师，他认为美国应该帮助那些战后饥寒交迫的国家，不要让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这样才可以遏制苏联。1948年，他提出秘密报告，建议通过“政治战争”主动出击，击退苏联的扩张。这一“政治战争”的计划，实际上是一场意识形态战，包括后来建立的“欧洲自由电台”。“冷战”后，哈维尔和瓦文萨等东欧的前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领袖，都为此向他表示感谢。但是，“政治战争”的构思实现起来马上超出了他的预想。其中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央情报局中建立的“政策协调办公室”。短短4年，这个办公室指挥着数千特务人员在全球展开活动。1975年当乔治·凯南在参议院作证时，他说“政治战争”的主意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

他这样的反省，和他原初的理念实际上是一致的。他认为只有在苏联挑战美国的根本利益时，美国才应该和它有直接的军事对抗。在一般条件下，美苏的竞争应该在政治层面进行，而不必有武力和阴谋的介入。只要美国把自由世界建设好，苏联会自己垮掉。

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并没有听从他的忠告，陷入恐共症中不能自拔。在国内，麦卡锡主义横行，展开了红色清洗，许多乔治·凯南的朋友受到牵连。在国际上，美国因为过度恐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展开了核竞赛。而乔治·凯南于1952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处跟踪，愤怒至极，在欧洲被记者问及在苏联生活的感受时，干脆说那里的日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还能够在严密监护下上街走走，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马上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任。在此之后，他很快被意见不同的国务卿杜勒斯挤出外交界，此时才50岁。退出官场后，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书立说，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发言，成为美国国际事务方面重要的意见领袖，并为分析“冷战”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声音，一直到1990年代还十分活跃。

乔治·凯南为美国外交留下的遗产，主要是思想上的而非政策上的。在他看来，“冷战”

是美苏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胜败一看便知。美国应该自信而不是恐惧。他反对朝鲜战争的扩大，曾经和苏联方面进行秘密会谈，一度导致了朝鲜战场的停火；他主张利用斯大林去世的机会，支持苏联内部的改革派，避免军备竞赛的升级；大概是出于对德国文化的热爱，同时也基于他那种自由的国家自然会倒向自由的信念，他甚至提出建立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美苏双方同时从德国撤军，这一提案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多少也预示了“冷战”后德国的命运；他坚决反对“越战”，认为那里没有美国的根本利益；他甚至反对克林顿时代的北约扩张，认为那会激发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妨碍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一句话，他注重的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政治理念的胜利。

然而，历史误读了他的基本理念。他构想中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发展成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越战”的灾难、CIA在国际上的一系列秘密行动（包括颠覆左翼的民选政府）。在他的历史意识中，思想永远优于武力。美国最终在“冷战”中获胜，靠的应该是自由的理念，而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武力介入，不是阴谋和颠覆。他看到了美苏冲突的实质，也构想出了解决的方案。但也正是在这里，历史和他这位历史学家分道扬镳。

特利·夏沃：界定生命的植物人(1)

当读者读到这篇文章时，特利·夏沃（TerriSchiavo）恐怕已经离开人世。这个无法表达自己意志的植物人，恐怕比大多数能够强烈地表达自己意志的人更能影响美国的社会。

1990年2月，年仅26岁的特利·夏沃因严重缺钾而心脏暂时停止跳动，并引起了大规模的脑损伤。她的家人为了她的康复而到处求医问药，都无济于事。她只能靠人工食管来维持生命，陷入了植物人状态。从1994年开始，她的家庭在对待她的问题上出现矛盾。她的丈夫决定让她“安乐死”；她的父母则坚持要维持她的生命，并继续寻求治疗。经过一系列法律上的争执，2005年佛罗里达法院终于裁决：由于她丈夫是她法律上的监护人，由于法院认定她已经没有康复之希望，法院批准了她丈夫的请求，将喂养她的食管摘除。她的父母寻求上诉，美国国会连夜开会，通过法案给联邦法院介入、重新审理的机会，布什也专程从得州飞往华盛顿，签署国会的法案。总统的弟弟、佛罗里达州长杰·布什更是反复要求重新审理。但是，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美国联邦各级法院都表示尊重佛罗里达法院的原初判决，拒绝再受理此案。特利·夏沃父母的法律渠道完全穷尽，只好看着自己的女儿“安乐死”。

特利·夏沃的个人悲剧，很快从“家事”变成“国事”，甚至“天下事”，不仅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介入，世界舆论也广泛关注。可以说，特利·夏沃一下子成为界定我们这一代人对生命意义、对死亡、对个人权利的解释的关键人物。

悲剧的起源

这场法律和政治的战争，起源于特利·夏沃的丈夫迈克尔·夏沃（MichaelSchiavo）和她的父母罗伯特·申德勒夫妇之间的分歧。

特利和迈克尔1984年结婚。那时两个人刚刚过了青春期，还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时特利的父母给他们提供了慷慨的援助。他们先让这对新婚夫妇住在自己家的地下室中，后来又为他们独立居住支付房租。迈克尔由于在餐馆打工，早出晚归，很少见岳父岳母，不过大家相处融洽，他叫他们爸爸妈妈。

这对小夫妻曾经希望要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孕，为此还去看过大夫。不过据特利的妹妹说，　特利一度声泪俱下地向她诉苦，说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但又没有勇气打离婚。她是个不足5英尺3英寸的中等身材，中学时体重超重，达200磅，后来减到了仅仅110磅。这可能是她饮食失调、怀不上孕、最后成为植物人的根源。据说她丈夫是个要控制一切的人，常常斥责她乱花钱，并且要她严格控制体重。

1990年2月，迈克尔在家中被一声巨响惊醒，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躺在地上。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她的心脏一度停止了跳动，并引起大规模的脑损伤。医生的诊断是饮食失调导致的长期缺钾使得她崩溃。

特利的丈夫和她的父母，这时还像一家人一样，为了她的康复而战。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甚至搬到了一起住。1990年6月，迈克尔作为丈夫，顺理成章地被判为特利的监护人。几个月后，他带特利到加州进行治疗，刺激她的大脑复苏，但没有看到任何疗效。　特利随即被送到佛罗里达的一个疗养院。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迈克尔在他妻子的护理问题上非常严格、挑剔，甚至对护理人员有敌意。迈克尔的兄弟说，迈克尔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妻子，甚至去上护理学校。

不久，迈克尔·夏沃赢得了一系列官司。他妻子的妇产科医生没有及时诊断出她缺钾的问题，她的突然发病实际属于医疗事故。1993年，法院判决，这对夫妇赢得75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迈克尔·夏沃则另外赢得了30万美元失去配偶的赔偿。

一个月后，为了这笔钱，迈克尔和自己的岳父岳母开始了冲突。据迈克尔说，当他去看他妻子时，他岳父突然问他从医疗事故的官司中获得了多少钱。　特利的父母则说，他们确实问过钱，理由也很简单：他们和迈克尔在对自己的女儿的护理上有分歧。迈克尔只希望进行基本的护理，这样比较省钱；但他们则希望给自己的女儿更高级的护理，这当然要多花些钱。不过，既然医疗事故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钱是赔给夫妇两个人的，他们当然有理由过问，让迈克尔拿出一部分赔偿金来，提高护理水平。

这个冲突很快激化。迈克尔·夏沃采取行动，禁止自己的岳父岳母看特利的医疗档案。特利的父母则设法取消迈克尔·夏沃对自己女儿的监护权。根据法院的记录，1994年，迈克尔·夏沃一度要求疗养院不对自己妻子的尿道感染进行治疗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但疗养院挑战他的这种要求，最后他只好放弃。这也许表示他对他妻子的护理已经失去兴趣，也许是他最早送她“安乐死”的努力。

1997年，也就是他妻子出事的7年之后，迈克尔·夏沃突然告诉自己的岳父岳母，特利生前曾经表达过不愿意被人工维持生命的愿望。这让申德勒夫妇大为猜疑。第一，自己的女儿发病前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谁会在这样的年纪认真想自己变成植物人后的选择？更何况她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任何书写的意愿。相反，作为天主教的信徒，她相信自己在上帝手里，自己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她的狗死的时候，她还特别为之作人工的心肺复苏的治疗，这么一个人，会年轻轻就说自己要“安乐死”吗？第二，迈克尔突然提出这件事情，是在他赢了一百多万美元的官司、同时又开始和别的女人约会之后。他们很难相信，这时他的行为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利益，他更可能是迫切想甩掉这个包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特利·夏沃：界定生命的植物人(2)

1998年，迈克尔·夏沃提出要摘除维持他妻子生命的食管，申德勒夫妇立即挑战这一决定，双方上了公堂。迈克尔的兄嫂都作证，说特利在看到他们的祖母临终前靠人工手段维持生命时，对他们讲过自己将来可不愿意这样的话。2001年，法官认为这些证据成立，判摘除特利的食管。但是，迈克尔·夏沃的一个前女友给电台打电话，称迈克尔曾经亲口对她讲过，他也不知道他妻子是否愿意这样被人工地维持生命，食管立即被重新接上。但是，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作证中，那个前女友又撤回了证辞。法官于是又倾向于迈克尔·夏沃，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判决。�

合法不合情的判决

法官的判决，有着清楚的法律依据。在1970年代，一个21岁的妇女因脑损伤成为植物人。她父母要求摘除维持她生命的人工呼吸器，医院拒绝，理由是这样做违法。父母告上法庭。新泽西最高法院最后判决一个成人有权拒绝被人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人无法自己作决定时，其监护人或家庭成员可以代作决定。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也判决容许摘除维持一个女植物人的喂养器，只要这符合她个人的意愿。

但特利·夏沃的案子要复杂得多，她无法说话，但却有感觉。她的眼睛能够跟着屋子里的气球而移动，她甚至服用止痛药，她还可以对别人说出来的话微笑，她对她母亲的问候，明显有反应。绝大多数医生断定，她是没有恢复的希望。但是，医疗上的奇迹并非没有可能。就在上个月，一个堪萨斯州的病人在昏迷了20年后奇迹般地苏醒。特利目前的状态还不是昏迷，而是无法表达。人们无法判定她内心的感受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谁有权利决定结束她的生命？

法官依据过去的先例，判定特利的丈夫是她的监护人，可以决定她的死活。但是，这种监护权，是建立在配偶权利的基础上的。配偶的权利，又和配偶的义务密切相关。不履行配偶义务的人，难道还拥有配偶的权利吗？在美国的离婚官司中，那些首先违背配偶义务、有了婚外恋的人，常常会自动失去许多权利。但是这一点，却被法官彻底忽视。这是这一案子最为悲哀之处。

特利的丈夫在这场抗争中，几乎惟一的依据就是自己作为配偶的权利。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配偶呢？在自己妻子病中，他已经和另外的女人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并且计划和这个女人结婚。如果按严格的法律条文来解释，这就是通奸。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迈克尔·夏沃的行为，不必用道德大棒加以谴责。但是，一个已经和其他女人组成实质的家庭的人，怎么还能够成为另外一个女人的配偶呢？他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权利－－不仅可以看已经事实上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的身体、甚至决定这个女人的死活呢？从人之常情推断，人们有权怀疑，迈克尔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教育和技能的人，一下子得到上百万美元的赔偿（这恐怕是他二三十年也挣不出来的钱），又和其他女人建立了稳定的关系，他急切地想摆脱原妻这么一个负担，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可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给了他所有的权利。

与此相反，特利的父母对女儿之爱始终一贯。迈克尔·夏沃暗示他们贪图医疗事故的赔偿费，其实正是他们在女儿成家的早期，长期给这对新婚夫妇提供经济援助，很难说他们是图钱的人。他们过问医疗事故的补偿金，不过是主张要把钱用在自己女儿的护理上：迈克尔·夏沃应该用这笔钱补偿自己过去的配偶的悲剧，没有权利用这笔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已经为失去配偶得到了30万美元的赔偿费）。特利的父母向迈克尔·夏沃要的无非是：你既然已经在事实上不是我们女儿的丈夫，既然你已经和别人一起建立了家庭，就请把我们的女儿还给我们，让我们照顾她未来的生活，不要杀了她！他们上诉的理由，是自己的女儿在法庭上没有一个独立的代表，她只能被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丈夫来代表。可惜，这样的要求，竟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找不到任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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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哪个大学能够成功，就在于哪个大学能够把自己精心包装、获得官僚的首肯和大量的国家经费。大家一天到晚在媒体上炒作，根本没有躲开公共舆论、埋头试验新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教授们粉墨登场，把国家投资渲染为大学成功的关键，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为自己寻租。大量的国家拨款涌向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我们遵循的无疑是欧洲的失败模式，根本不是美国模式。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模式，早晚要失败。

薛涌：中国的大学何以误入歧途？

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

谁的国学？

——《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

薛涌

对人大成立国学院所提出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中已经从文化分野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但是，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与“他人”的界线问题，也不单纯是“认同”的问题，同时也是特定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原则和行为模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归属性问题。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一谈文化，必是精英主义文化。因此经史子集这些特权阶层的文化产品成为人大国学院的核心，也就不奇怪了。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讲过，明治初年，久米邦武随岩仓具视率领的考察团周游欧美。他惊异地发现：虽然儒学在日本和基督教在西方有类似的社会角色，但在日本只是一些学者背诵传统经典，并不解其意；经典对小民百姓更无感召力。在西方，从国王到农民、奴仆，大家信起教来一样地狂热；人与人之间在社会阶层上有区别，但作为信徒却没有区别。东西文明之间分途，不仅仅在于儒教与基督教的信条，而在于这些不同的价值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力。这种对照，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一个只属于少数特权阶层的传统，是没有生命力的。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说，所谓“现代性”，就是要塑造一个全民的、多层面的文化。

遗憾的是，许多中国学者缺乏这样的文化敏感，盲目崇拜几个“圣人”的只言片语，对下层社会熟视无睹。这次建设国学院的运动，就特别能够体现精英阶层自拉自唱的文化情怀。

我们不妨考查一下人大国学院是如何发足的。

建国学院的缘起，有两种说法。据纪校长说，开始时是一位海外商人的提议。另据“了望东方”的“探秘”，此事远非如此简单，是有大背景：上面的“领导”对国学空前重视。不管按哪个说法，国学院都不是出于社会基层的文化运动，而是由上到下的意识形态动员。

先从第一说讲起。海外商人提议建国学院，此说可信性较大。因为纪校长自己反复说，毕业生就业不愁，有企业说毕业生全包了等等。但如果真是如此，国学院的诞生就很值得拷问了。

还记得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一个北京人在纽约”吧。从现在的角度看，那个连续剧是中国社会心理的一个转折点：80年代那种狂热拥抱外来文化的天真劲儿没了，90年代捍卫自家文化尊严的“认同”意识觉醒了。后来国学开始热，和这种社会心理并非全无关系。

该剧的主人公王启明，号称是个大提琴家。听妻子的一个在美国作生意的亲戚说他们团的演奏“非常好”，就顿生雄心壮志，要到美国靠大提琴打天下了。结果幻灭，只能到餐馆打工，甚至丢了夫人。美国社会实在是除了钱什么也不认！美国没有想象得那么好！那里的财富都不是好来的！这一时代的心声，被王启明的扮演者姜文表现得活灵活现。

可是，至今没有人细考这段故事的合理性。一个大提琴家，怎么一听海外一个有钱人夸一句，就会飘飘然、觉得自己这把琴在美国也能混呢？一般没有音乐训练的生意人，听马友友和一个普通音乐学院学生的演奏也辨不出高低。一个专业人士，被不懂音乐的人礼貌地鼓励一下，就举家迁到美国，到处给大交响乐团寄信求职，乃至最后碰得头破血流。这到底是说明人家的社会太无情，还是说明我们的期望太不合情理？我们这么多观众为这样的故事赔了许多眼泪，是否有些滑稽？

回到国学院的话题上来。办国学院，可以有各种理由。怎么能够听人家海外的生意人一句话就动手？是因为人家有钱？还是因为人家是从海外来的？我不是说生意人一定就不懂“国学”。比如象孙大午先生这种从中国草根社会奋斗出来的企业家，就很懂中国文化。他若说应该办个国学院，而且愿意出钱资助，人大就很有理由办。

但这位海外的生意人，名字也没有，钱也没有说捐。怎么说话就这么灵？而且纪校长说，办国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界反应现在的年轻人国学根底太差，连和海外华人作买卖时能写文言文信件的人都找不到。于是，我们就得动用纳税人的钱，为和几个海外华人玩文言人弄一个国学院！难道这几个海外华人不懂现代文吗？

再算一算，这些国学院的学生如果今年入学的话，读六年毕业，到了2010年代初期，算是到了能够给海外华人写文言文信件的时候了。那时正当道的所谓海外华人，大多是笔者这一代在文革时候长大或接受教育的人，不用说文言文，就是连纪校长用的“脊续”这样的话也很难听懂。你那几十个写文言文的高手，到时候该到谁哪里“脊续”呢？说要包了这些学生的企业家，其生意眼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重要的是，国学院是纳税人的钱办的，是为全社会服务。如果是一、两个企业把毕业生包了，那就应该企业自己掏钱办，否则就成了企业侵吞国有资产了。我想，国家是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也许纪校长为了造声势，推销过分了吧。不过，身为校长，这么走火入魔地推销，反而透露出自己不仅对“国学”没有理解，对大学的社会使命也搞不清楚。这样办国学院，办到哪里去，就实在让人担心了。

“了望东方”的“探秘”，则揭示了国学院有更大的政治背景，号称领导空前重视，并举出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的宏伟计划，好象国学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我希望这同样是夸大其辞。把文化运动当政治运动来搞，没有能搞成的。不过“了望东方”还透露，在海外大建孔子学院的意见，最初是纪校长的提议。现在建“国学院”，是“当时思想的继续”。看来纪校长振兴国学的思想是一贯的。这就值得好好商量了。

所谓孔子学院计划，是要在美国、瑞典、澳大利亚、韩国等发达国家建100个孔子学院，而且号称都要建在繁华的市中心，其最大使命就是教外国人中文。这就等于把我们这么一个穷国的教育经费，挪用到了美国这样的富国之中。|奇-_-书^_^网|美国中小学一个孩子的教育经费，一年达数千美元，比中国的人均收入还高出数倍，难道还需要挪用我们的教育经费吗？再说，在这些国家大都市的中心建孔子学院，仅盖房子就该花多少钱呢？在波士顿市中心，两居室的民房就很难找到百万美元以下的，纽约就更不用说了。建个学校，就算只有两、三间教室、一、两间办公室、外加男女厕所的规模，也得上百万美元吧。这不过是北京一个英语补习学校的水准，怎么能称什么“学院”？若把运营经费、教职员工资都加上，一个孔子学院，先期投入至少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100个国学院，少说是好几亿美元，合几十亿人民币。看看黑龙江一百多名小学生洪水中惨死的悲剧，我们的义务教育破败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有这几十亿，我们能够为这些可怜的孩子建多少小学？难道还要劫贫济富、拿钱教洋人学中文吗？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呆了多年，不仅自己的文章被收入中文课本，也亲自教过中文，对美国的中文热可以说是身有体会。美国人学中文，大部份是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来中国赚钱。他们甘心情愿自己掏钱学中文，根本不用中国方面的经费来鼓励。相反，你如果把钱省下来在国内办教育，提高老百姓的素质，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些想来赚钱的老外就更瞧着中国的发展眼红，学起中文来就更舍得下本儿。即使少数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也能够在美国的大学里找到足够的奖学金。美国大学里的中国研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传统，有着雄厚的财政基础，甚至每年都资助许多中国学人。很难想象，一个有志气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放着这些大学不上，会来上什么孔子学院。我们似乎连给富人钱都不知道怎么给。

上个世纪初，几乎归依佛门的梁漱溟先生，看到生民涂炭，发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悲叹，慷慨入世，成了“最后的儒家”。以这样的精神来振兴传统文化，成败如何姑且不论，至少有道德上的真诚和感召力。真要复兴中国文化，就要到那些最穷最苦的乡村，教孩子读书，帮老百姓谋生，从草根社会建立中国文化的动力。这是梁漱溟先生当年走的路。再看看我们现在玩什么：黑龙江小学生留在墙上的最后的手印还刻在老百姓的心里，竟有人为了几个在海外过得舒舒服服的人的怪僻的文言文嗜好，要动用宝贵的教育资源建国学院。甚至老外想到中国赚钱学中文，这些自封的中国文化的卫道士，也要挥霍几十亿，赶紧建什么孔子学院为人家买单。人大国学院的建立，不管是起源于海外一个生意人的建议，还是从建立海外孔子学院、帮着富裕国家的人学中文这样的理念的延续，说到底，都不过是国内一些有地位的人要和国外的一些富人附庸风雅一番而已，他们根本不会想一想那些在洪水里消失的孩子。请问这是谁家的“国学”？梁漱溟先生如果在世，对这样的“国学”将作何感想？这是在振兴中国文化，还是在毁灭中国文化？有些国学人士动不动指责人家崇洋媚外。我看很难找到这样崇洋媚外的了。我们可以不管你们崇什么、媚什么。你们见了洋人腿软，想巴结，是你自己的问题，请掏自己的腰包。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几个，许多孩子还上不了学，凭什么拿出来给你们挥霍？！

现代社会是一个平民社会。靠剥夺老百姓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为几个精英保留他们所珍爱的传统，这样的传统，最终会被现代社会所埋葬。

写此文时，孙大午先生的鞋套风波还未起。但此风波让我对此公极度失望。但文章已写，书已印出，也就没有什么好改的了。

《中国文化的边界》

薛涌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编辑：晓婷）

薛涌：理解“陌生的美国”

理解“陌生的美国”

《右翼帝国的生成》后记

薛涌

这本“右翼帝国的生成--总统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表面是报导2004年的总统大选，实际上则是以大选为一个切入点，来分析美国政治的走向。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关于美国的概念，仍然是当今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的一个“观念原型”。这个“原型”和现实的出入已经越来越大。基于这一“原型”而“亲美”的人，觉得现在的美国越来越背叛了他们对美国的理想。那些“反美”人士，则根据这个“原型”与现实的脱节来攻击“美国价值”的虚伪。一句话，现实中的美国，和我们脑子里原来的美国不是一回事儿！

这种“观念原型”和现实的脱节，正是本书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了解美国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当时的美国，保守主义虽然已经在政治上崛起，但在文化上，特别是在媒体和大学中，新政以来的自由派还在统治，并通过其垄断的政治话语体系塑造着我们的“美国观”。我们读的WilliamManchester的“光荣与梦想”，叙述的是1932到1972年美国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大部份为自由派所主导，而且叙述者WilliamManchester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为新政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作家。谈起美国，我们会想起民权运动、反战、女权主义、性解放、甚至嬉皮士。在我们眼里，美国是个自由、多元、政教分离的国家。美国人追求个人主义，喜欢挑战权威，同时又宽容一切。还有些人干脆认为，美国是个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国家。这一关于美国的“观念原型”，显然是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亲西方、反传统思潮的一个折射。

这种对美国的认识，我称之为“青春期的浪漫主义”。以今天的“后知之明”，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许多幼稚之处。不过，这样的“观念原型”并非全无现实基础。比如，你到纽约、波士顿、或加州的几个沿海城市看看，美国确实很接近这个原型。而我们的“美国观”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这几个沿海的国际化大都市，是美国和世界打交道的窗口。不仅中国人，就欧洲人了解美国，大多数也是通过这几个城市。国际人士到美国总是在大都市间旅行，很少去乡村和内陆。我们闭着眼睛也知道纽约在哪里。亲友到那里去旅游出差，回来一谈见闻，和我们心里想象的非常接近。那就是美国！可是，谁去过内布拉斯加呢？谁能在地图上指出这个州在哪里？又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中国人来说，有两个美国。一个是我们熟知的美国，以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洛杉矶为代表。那里的人见多识广、思想开放，对新鲜事务见怪不怪。他们读的，是“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我们国内媒体采写美国新闻时，也从同样的媒体中寻找材料。这个美国，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想象共同体”中。

但是，还有一个“陌生的美国”。那里的人保守封闭，从众心态也许比我们还重，一到星期天就去教堂，从来不看“纽约时报”。他们住在内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马或得克萨斯的内陆，都是些外国人不常去的地方。你问他们法国在哪里，他们可能会说“是不是在过了南面那条河的地方。”“经济学人”的两位记者采访他们，自我介绍说是为Economist(经济学人)工作。但不管怎么解释，他们认定这两个人是为Communist(共产党人)工作。从2000年和2004年总统大选结果看，恰恰是这个“陌生的美国”成为统治者。这个美国，不仅和我们的“观念原型”完全对不上号，和欧洲人的“观念原型”也相去甚远。一句话，她与我们不存在于一个“想象共同体”中。本书的主旨，就在于揭开这个美国的面纱，探讨自6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南部和内陆地区兴起的草根的保守主义运动。由于这一保守主义在最近几年达到了高峰，统治了美国，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认识美国的“观念原型”，作好和一个在我们的“想象共同体”之外存在的“陌生的美国”打交道的准备。

申明主旨后，就得交代一下我的立场。过去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的一位同事对我的第一本书“直话直说的政治”批评说：“他(指我)的看法不代表多数美国人的看法，只代表美国高校民主党的看法，而他们在美国是极少数人。”实际上，这样的批评，多少表现了我希望解构的中国人对美国的观念。因为这种批评是建立在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的基础上的。其实，美国有好几个美国。我所谓的“两个美国”的说法只是简单化的概括而已。有穷人的美国，有富裕的美国；有基督教的美国，有世俗化的美国；有都市的美国，有乡村的美国；有相信公立学校、政府官僚和福利社会的“软”美国，有要摆脱一切“公立”和官僚控制、接受市场的严酷挑战的“硬”美国。一个美国人，可以是个贫穷、相信社会福利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可以是个富贵、相信自由竞争的自由派。你很难把他们归类。一看大选就知道，即使美国的一流政治家，对什么是美国的主流也很难判断。能够把不同的社会力量组合成主流派的常常会当选总统。但是，你也不敢说布什就代表了美国的主流意见。因为没有911这个政治礼物，或碰上克林顿那样天才的对手，你很难判断他会赢。

不过，这一批评促使我公开自己的立场。我是在前述的80年代的“观念原型”中形成了对美国的看法，最近10年，又生活在我们熟悉的美国，即新英格兰地区。克里的家离我现在的工作地点只有5分钟的路。开个玩笑说，我可以随时离开办公室，看看克里在不在家(以他门前的警卫为标志)。布什的家在哪里？我拿着得州地图还是找不到北。这种生活的环境，当然可能塑造人对世界的看法。

不过，任何人总要被他无法控制的生活环境所塑造，并且肯定会有个人的政治立场。这种环境和立场，会带来偏见。承认偏见是减少偏见的最好办法。那些自认为客观的人，常常会假定一种意见(常常是自己的意见)没有偏见。这就等于设定唯一的真理，别人的看法就都成了异端。这不仅是最大的偏见，也是最危险的偏见。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评论员，大多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亮出自己的底牌，很少冒充客观。这也是取信于公众的重要手段。而下一步的挑战则要更大些。那就是你能否对你不认同的意识形态有一个同情的了解，能否解释一个与你的信仰对立的政治运动的内在动力。这才是我在这本书的重要目标。

我写这本书是从年初的民主党预选开始。在大部份时间，我都是希望克里赢，也盼望着奇迹发生，但又预感到布什会最终获胜。这一矛盾心态，可以解释这本书的两个特点。第一，本书对克里赞誉有嘉，对布什则有严厉的批评。第二，本书大部份篇幅，是写布什和其代表的保守主义运动，对克里和民主党着墨较少，或注重分析其失败之处。理由是我很早就感到要从历史的角度解释布什胜利的原因和布什主义的源流。

这个立场倒不是因为我拥抱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相反，我曾自认为是个温和的保守派，很接近新英格兰保守主义。有时我则自称是“‘经济学人’的保守主义者”，认同英国的著名杂志“经济学人”的主张。简单地说，我信奉小政府的自由竞争体制，相信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反对过分的社会福利，尊重人们从宗教信仰到性行为方面的选择。刚刚来到美国时，还一度认同共和党。但克林顿的性丑闻终于让我对共和党大倒胃口。在我看来，共和党让政府干预个人的私生活，甚至连莱文斯基到书店买什么书都要调查。最后她的供词也被政府印成书来卖。这至少也是侵犯人家的知识产权吧？国家为了党派利益这样剥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权利，这实在比民主党的大政府可怕多了。从此我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共和党的理念。

在克里与布什之间的好恶，更是被我个人的经历塑造。我在文革后期开始懂事，在改革初期受的大学教育。我知道高干子弟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下的张狂，见过他们利用父辈的关系网进行“官倒”的腐败。克里和布什虽然都出身特权阶层，但是布什在当州长前，全靠老子的牌子混。在我眼里，他实在是美国版的高干子弟。克里则是特权阶层中的“外人”，一生的成就全靠自己奋斗。他不仅是越战英雄，而且也是反越战的英雄。一个人能够这样勇敢地对抗自己国家的不义，这种反叛精神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实在格外珍贵。所以，我看他当年在参议院作证的录像时，常常还落泪。2000年看戈尔竞选，我支持戈尔的主张却不喜欢他这个人；对克里，虽然觉得他实在缺乏政治魅力，竞选组织得杂乱无章，却对他有个人的感情。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写这本书，当然是痛苦的。因为你必须阐明为什么你不喜欢的这个人领导了某种历史潮流，为什么你喜欢的人注定要失败。这就需要用诚实来克服感情。我相信，这一点我基本上作到了。在本书中，我钩画出从BarryGoldwater，到里根、布什的保守主义运动的脉络，对共和党从董事会的金融精英政党到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草根政党的转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对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精英传统也给予了严格的批判。甚至对从“直话直说的政治”一书中就提起的反智主义，也没有象霍夫斯塔特那样进行负面的描述。我以为，启蒙主义和反智主义是美国生活中的两极。两者之间的张力保持了政治的创造性。反智主义虽然有走火入魔的时候，但也常常能够把小民百姓带入政治过程。这一观点对自由派的传统，大概是个背叛吧。

这次大选的结果，对我来说非常失望。这种失望主要倒不是意识形态方面。我认为，对于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两股美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你很难说哪一派更高。但是，只有当两派都推出最优秀的代理人时，这样交锋才是高水平的意识形态竞争。比如里根和克林顿，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这就好象你看世界杯决赛，希望看到巴西对德国，不希望看到韩国对波兰一样。布什是个缺乏能力的总统。不管他代表哪一派，都不可能有好的政绩。这也是当年支持他的保守派杂志“经济学人”这次支持克里的原因。以一个不胜任的领袖代表保守主义运动，不仅不能显示保守主义最精彩的哲学，反而可能把保守主义漫画化。这无疑降低了这两种意识形态之争的档次。弄不好，共和党可能会为今天的胜利付出代价。

本书和前一本“直话直说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前一本基本上是媒体式写作，属于社会政治观察。这一本则多少有些从媒体到学术的过渡味道。虽然我所用的中文软件还没有加注的功能，最初发表我的文字的媒体也不要求注释，但是一些文章写得很长，有超过万字的。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参考了不少专著，只是没有注出而已。书中的第二部份“现代美国保守主义”包括了几篇长文，追溯到60年代Goldwater领导的保守主义反叛运动，甚至通过美国建国前“大觉醒”的宗教运动，来理解当今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崛起。在其他部份中，类似的长文也时时能够看到。这些文字特别能够代表这一学术化的倾向。乃至我现在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按严格的学术格式写。不过，我还是坚持“直话直说”的原则，用大白话讲述历史源流，进行政治分析。相信读者除了觉得文章长一些、分析深入些、更有历史感之外，不会有什么坚深奥妙的感觉。

另一部份文字，则是实况式的述评。比如第六部份和第四部份的主体就是这样的短文。这些文字之所以保留，是因为它们具有“现场感”。如果以后有人希望研究本次大选的一些细节的话，还值得看这类文章。更何况小文章包含许多点到为止的细节分析，是长文所不具备的。

分析时政最怕的就是错。时政瞬息万变，你不能等结果出来再评论，所以没有人可以避免事前的判断错误。我在一些细节上犯了几个这样的错误。比如对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评价显然太高，对爱德华滋也明显高估。这里确实有感情的因素。克里的经历，让我热血沸腾，觉得他是个领袖。共和党的代表大会，虽然明显比民主党代表大会成功，我却没有用什么笔墨，因为感情上无法认同。这些“错误”也都原样保留，相信不会全无参考价值。不过，在大的方面，即对草根政治运动的描述，则自认为能够分析到家，摆脱感情的影响。这也是本书以“右翼帝国的生成”为主题的原因。

本书的出版，承蒙严搏非先生的多方鼓励。老友孔令琴女士主持编辑工作，特别是在最后的紧迫时刻不间歇地工作。我的同事，Suffolk大学历史系主任BobAllison，作为美国史专家，回答并和我讨论了许多问题，使我受益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200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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