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杨登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了。他必须保住董志良的荣誉，或者说必须保住董志良的位置，这样自己才能保住自己的前程，才能使自己多年的努力不至于毁在这两筒胶卷上面。这个道理是谁都明白的。那么怎样保住董志良呢？现在只有一种选择，将胶卷曝光，不让董志良的对手抓住董志良的把柄，从而大做文章。

杨登科脑袋里飞快地闪着这么一些意念时，那两位大汉已经猫腰向他靠了过来。杨登科别无选择，只有跟他们一拼了。好在杨登科在部队时学过一阵格斗，还有些功底，又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也没功夫发怵了。于是慢悠悠道：“你们不是要胶卷吗？我拿着也没用，你们想要就给你们。”说着将手伸进了衣服口袋。

握着匕首的汉子的黑脸上松弛了一下。但提着砖头的黄脸汉子警觉一些，以为杨登科要操什么家伙，往旁边闪了闪，厉声喝道：“给我别动！”

杨登科这时手上已经有了一筒胶卷。他将胶卷举起来，对着如血的残阳晃了晃，说：“这可是进口名牌胶卷，洗出来的照片一定非常精彩。”黄脸汉子说：“扔过来，快扔过来！”杨登科说：“要是我不扔过来呢？”黄脸汉子说：“那我们就动手了。”

杨登科瞥一眼步步紧逼的两位大汉，嘿嘿一笑，哗啦一声将胶卷撕开，往空中抛去。刚好挂到前面的铁栅栏上，那发开的长长的胶卷迎风抖动起来，仿佛舞台上飘逸的黑绸。

两位大汉想不到杨登科会来这一手，愣怔片刻，立即呼地一下扑了过来。黑脸汉先近身，手中的匕首已经顶住杨登科的后腰。接着黄脸汉的砖头也扬到了杨登科的头上。但黄脸汉没将砖头砸下来，说：“想不到你还会来这一手，你可要付出代价的。”后面的黑脸汉则吼道：“把另外一筒交出来，如果再这样，那就结果了你。”

杨登科站着没动，说：“行行行。”低了头，做出要去身上拿胶卷的样子。他眼角的余光已经到了自己脚后黑脸汉的脚尖，于是突然发力，猛地一抖，在那只脚尖上重重地蹬了一下。黑脸汉痛得一声厉叫，身体不由自主地收缩了一下。杨登科趁机弹到一边，以极迅的速度掏出身上另一筒胶卷，撕开，抛向空中。

杨登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身上不觉松弛下来。

两位大汉气急败坏，抓过地上散开的胶卷瞧了瞧，见已曝光，成了废品，便狠狠扔到地上，然后再次扑向杨登科。

杨登科既然做了该自己做的事，又知道他们的目的无非是那两筒胶卷，不会把自己怎么着，也就不想硬拼，抱着头等着他们进攻。两人踢了杨登科几脚，在他肩膀上砍了两砖头，又趁他躲闪不及，对着他的鼻梁砸了两拳，才算出够了恶气。加上杨登科不怎么反抗，两人渐渐失去了攻击的激情，便抛下杨登科，骂骂咧咧爬上凌志走了。

望着凌志出了街口，杨登科掏出餐纸擦了擦脸上的鼻血，这才拾起地上木匠师傅刨出来的刨花一样的胶卷，团好，塞进衣兜，跳上路过的出租摩托，回了九中。

打开家门，正在做晚饭的聂小菊见杨登科鼻斜脸歪的，猛吃一惊，心疼地捧起他的脸瞧着，问道：“你这是怎么了？”杨登科说：“没什么，路上摔了一跤。”聂小菊转身拿出家里备用的棉签碘酒，说：“别把我当小孩了，摔跤摔到脸上来了？是谁干的？”杨登科说：“我也不知道那是谁。”简单说了说刚才的经过。

聂小菊在杨登科脸上简单地做了点处理，又去掀他的衣服，想看看他背上的伤，竟痛得杨登科吸了一口冷气，原来被砖头砍裂的地方的血和衣服粘在了一起。聂小菊又在上面涂了一些碘酒，说：“伤得这么重，光涂点碘酒不管事，感染了就麻烦了。我陪你到学校医务室去打针消炎针。”杨登科说：“别大惊小怪的，出点血算什么？”

聂小菊不容杨登科分说，拽了他就往门外拖。

两人下了楼，天边还淌着最后一缕霞光。聂小菊说：“为了董局长，你舍生忘死，被打得遍体鳞伤，总该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吧。”杨登科说：“我打算明天上班时再向他汇报。”聂小菊有些生气，说：“你都成了这个鬼样子了，还明天汇报。如果你被人家打死了呢，明天看你怎么汇报？”杨登科笑起来，说：“你别危言耸听嘛。”

笑过，杨登科便动起了心思，暗忖自己拼了老命才将两筒胶卷曝了光，不给对手留下董志良的把柄，其真实意图不就是要让董志良明白自己对他的一片忠心，最终被他提拔和重用么？那么何不趁着自己血迹未干，伤痕犹在，叫董志良过来看看？他如果还是一个有心有肺的情感动物，定然会有所触动，再也忘不了自己的。

这么一想，杨登科就拿出手机，给董志良打了一个电话。不过他没有说自己受了伤，而是以淡淡的口气说：“老板对不起你了，我没有完成你托付的事情。”

董志良一时也没明白过来，说：“什么事情？”杨登科说：“就是下午冲洗胶卷的事。”董志良说：“街上不是到处都有照相馆么？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也完成不了？”杨登科这才兜了底，说：“有人要抢走那两筒胶卷。”

董志良一下子警觉了，说：“你说什么？谁要抢那两筒胶卷？”杨登科说：“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一时也没法赶到你那里去，因为我正在冲洗伤口。”

董志良吃惊不小，急切道：“你受了伤？是怎么受伤的？”杨登科带着哭腔道：“我如果不是死里逃生，差一点老板你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董志良急了，说：“你现在在哪里？我这就去看你？”杨登科歙歙鼻孔，说：“没事没事，你要跟柴老板谈工作，别过来了，反正暂时我还活着。”董志良说：“别�嗦，快告诉我，你在哪里？

这话让杨登科好生感动。他很感动地颤声告诉董志良，自己就在九中医务室里。

放下电话后，杨登科还感动了一阵，以至眉飞色舞了。聂小菊却见不得他这个鸟样，说：“董志良要来看你，你就激动得捡了大便宜似的，你以为他是来看你的？”

杨登科觉得聂小菊的话也太没道理了，说：“他不是来看我的，又是来干什么的？”聂小菊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是董志良脚边的一条狗，一条狗值得他如此重视么？董志良担心的还不是那两筒与他有关的胶卷？”

杨登科一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

已经望得见医务室了。学校因为有寄宿生上晚自习，校医也得值班到晚自习结束，此时医务室里已亮了灯光。杨登科的脚步放慢了，落在了聂小菊身后。他想自己身上这点小伤小痛，也许还不足以震动董志良。杨登科就恨那一阵两位大汉下手轻了一点，如果还在自己身上多来几拳，多留些痕迹就好了。当然最好是在明处，比如脸上脖子上，那才容易打动董志良。杨登科就后悔当时不该一双手死死护住头脸，多留出些空当给那两位大汉下手就好了。

杨登科觉得还要想想别的办法补救补救才行。

由于分心，加上脚下的路有些不太平坦，杨登科一脚踏空，一个趔趄往前栽去。腰上的钥匙串甩了甩，甩出一串金属碰撞的细碎声。杨登科下意识摸了摸腰上，钥匙还在。正要松手，手指触着了钥匙串上的弹簧小刀。杨登科心头动了一下，立住不动了。

聂小菊已走到医务室门口，并没察觉杨登科还没跟上来。

这时杨登科已取下弹簧小刀，啪一声弹开了。并没怎么犹豫，就咬咬牙，让刀尖抵住脸颊，用力往下划去。一阵惨痛直往心尖钻去。杨登科不明白，脸皮竟然也跟心是连着的。不过杨登科就是杨登科，他马上镇定住了自己。他用想象缓解着心头的惨痛，觉得这有点像是划拉树上的皮。好像还听得见那吱的一声钝响。这声钝响仿佛是从划开的皮肤下面慢慢淌出来的，余音缭绕。杨登科知道树皮下面是白色的树肉，自己脸皮下面也该是白色的脂肪。所不同的是树肉不会流血，而脂肪是会有红色的血液要渗出来的。

这一刻聂小菊才意识到后面没了脚步声，回过头来找杨登科。却见杨登科正拿了把小刀在脸上比划着。聂小菊几分不解，又几分惊讶，走回来要探个究竟，这才发现杨登科脸上已是血糊糊的一片，手上的弹簧小刀也沾着血滴。

聂小菊大睁了眼，说：“你这是怎么了？”伸了手去捧他的脸，要看个究竟。杨登科躲过她，嘿嘿一笑，说：“没什么，好玩。”

就在聂小菊还没完全明白过来时，杨登科又在地上捡了半截砖头，像功夫高深的气功师一样，狠狠心，砰一声在自己额头上敲了一下。半截砖头便去了一个大角。这一砖比下午的黄脸汉敲得有水平，不仅分量很够，还敲在了理想的地方。杨登科顿时眼冒金星，忽觉天旋地转起来，仿佛这一砖不是敲在自己的额头上，而是不小心敲着了地球的要害之处，这颗四平八稳的地球竟然失去平衡，一下子乾坤颠倒了。

杨登科喝醉酒般在地上晃荡着。已被吓呆的聂小菊傻了片刻，上前扶住了他。杨登科手中还拿着那半块沾满血污的砖头，有些舍不得扔掉似的，是聂小菊一把夺过去，愤然摔到了地上。知夫莫如妻，望着杨登科脸上仍在下淌的血液和额上突起的肿包，聂小菊还是明白了他的用意，心疼得流下了泪水，说：“再怎么的，登科你也用不着对自己如此残忍啊！”

残忍！这两个字让杨登科猛然回过神来。他觉得聂小菊不愧是当老师的，对中国语言的理解还算透彻，只残忍二字就把什么都说穿了。

世道如此，你不对自己残忍，生活就会用加倍的残忍来对待你。

二十七

没两分钟，董志良就坐着袁芬芳的车赶到了九中。

这时杨登科已躺倒在医务室里的窄床上。校医也是胀屎挖茅厕，还在忙着找器械，煮针头和纱布，做些简单的准备工作。这里不像正规医院，谈不上什么规范管理，应急能力非常差，要什么没什么。

董志良虽然在电话里早知道杨登科受了伤，但走进医务室时，一见杨登科脸上肿包高耸，血肉模糊，还是惊骇不已，倒吸了一口凉气。

此前杨登科眼睛虽然望着天花板，两只耳朵却一直支愣着，捕捉着外面的动静，所以董志良和袁芬芳下了车，刚出现在医务室门边，杨登科就挺挺身子，要坐起来。这一下校医已做好准备，正待动手，便按住他，不让他起身。杨登科扒开校医的手，还要挣扎，董志良已来到床前，扶住他的肩膀，说：“登科你受苦了！”

“老板……”杨登科一声呼唤，喉头突然梗住，泣不成声了：“我以为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董志良大受感动，低头瞧着杨登科那张惊心动魄的脸，同时在他肩膀上拍着，动情地说道：“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

在场的两位女人都受了感染，掉过头去，抹起眼泪来。

过了好一阵，董志良的目光还不愿离开杨登科额上肿得老高的血包和皮开肉绽的刀痕，好像那不是伤在杨登科身上，而是疼在他董志良的心里。安慰了杨登科几句，董志良又咬着牙骂道：“这些伤天害理的家伙，真是下得了手。”还回头问校医：“不会破相吧？”校医说：“处理得及时，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董志良认真地点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握着杨登科的手用了用力，说：“你也听到了吧？没事的，再坚持一下，好好配合医生。”杨登科听话地嗯了一声，董志良这才放心地退到一边，给校医让出工作的位置。

杨登科的样子虽然惨不忍睹，其实伤的都是皮毛，可谓无伤大雅。校医将几处伤口洗净，敷些消炎膏，又打了破伤风针，还给了两瓶药，就把杨登科给对付了。

出得医务室，杨登科从身上掏出两筒曝了光的胶卷，递到董志良手上，简单说了说下午跟两位歹徒搏斗的经过。董志良望一眼袁芬芳，回头对杨登科说道：“登科你非常清楚，上午咱们几个人一直呆在一起，这两筒胶卷里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只不过何场长给我和芬芳多拍了两张合影，竟让他们如此大动干戈。”杨登科说：“也不知那两位歹徒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一直不太吱声的袁芬芳说：“还能是什么人？志良的对手呗。”

董志良觉得袁芬芳说的是实情，说：“估计他们已暗中盯了我们好一阵了。”

董志良告诉杨登科，不久前省委做出决定，要将贵都市一名常委领导调往外地任职。为此好几位有些背景的县区委书记和市直单位实权局长立即活跃起来，都想进常委。不想省委组织部却通知市委，将派员到贵都来对董志良进行民意测验。这就意味着那几位活跃分子的愿望落了空，他们于是想把董志良弄下去，好取而代之。只是董志良也没有别的什么把柄握在他们手上，他们才瞄上了这两筒胶卷，无非是想将董志良和袁芬芳的照片公之于众，借题发挥，搞臭董志良，让他进不了常委。

下午两位歹徒要抢胶卷时，杨登科就隐约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却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层内幕。杨登科不免感慨，人在官场，真是险象环生啊。

不觉就到了小车旁。董志良吩咐杨登科说：“登科你在家休息几天，有空我还会来看望你的。”杨登科说：“这点伤痛算不了什么，明天我就去上班，不然老板要出去办什么事，没车坐不方便。”董志良说：“这几天没什么事要出门，你放心在家养伤就是。”杨登科说：“我还没这么娇贵吧？”董志良说：“没娇贵也得在家里呆着，你一张破破烂烂的脸，人家见了，问长问短的，你也难得答腔嘛。”

杨登科还要说什么，董志良止住他，说：“别�嗦了，这是政治任务。”

好一个政治任务！杨登科当即听出了董志良话里的真正意思。杨登科是他的专车司机，董志良是怕别人将杨登科的脸和他进行联系，那就有些说不清了。杨登科于是点点头说：“那我就坚决按照领导的指示办，完成这个政治任务。”董志良笑道：“人家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你还幽默得起，看来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痛了。”

说着上了车。又摇下车窗，对杨登科和聂小菊说：“两位回吧。”杨登科说：“领导先

走。”董志良说：“好好，我们先走。”袁芬芳开车。小车已经启动了，杨登科又奔过去，特意提醒董志良道：“老板，我不在你身边时，你千万要多加小心。”董志良说：“谢谢！不过你不必替我担心，他们的目的只是想把我搞臭，还犯不着要我这条小命。”

小车出得九中，袁芬芳对董志良说：“志良，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有这么对你死心塌地的部下。”董志良说：“是呀，杨登科确实挺不错的，我跑了这么多单位了，还从没碰到过他这么忠心耿耿，自愿为你两肋插刀的。”袁芬芳说：“毛主席曾教导我们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肯定是想得到你的提拔或重用，才这么卖命。”董志良说：“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人家对你好，尤其是你在台上时，抱有个人的目的，再正常不过。但杨登科能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啊。你不知道，刚才在医务室里，看到他那张破烂不堪的脸，我真是感动不已。”

袁芬芳望望董志良，说：“我当时也看出来了。”又说：“杨登科好像已是干部了吧？”董志良说：“半年前给他转的。”袁芬芳说：“下一步看来得给他安排个什么副主任副科长之类的了。”董志良说：“原来我打算明年再考虑这事，刚才在医务室里我改变了主意，过两个星期就召开党组会，提他做办公室副主任。”袁芬芳说：“他做了副主任，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好司机？”董志良说：“提他做副主任，可以让他分管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但主要还是跟我跑。”袁芬芳说：“你这倒是两全齐美的办法。”

董志良是个说到就要做到或想到就要做到的人，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就正式在研究人事的党组会上将杨登科名字提了出来。董志良是党组书记，党组书记说要提拔谁，党组副书记党组成员还有什么屁可放的？于是杨登科做办公室副主任的提议被一致通过。

这天的党组会散得比较早，会后董志良还要出去办事，上了杨登科的车。杨登科只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星期，脸上的疤痕一消失就上了班。

出了农业局，董志良用一种淡淡的语气告诉杨登科，党组已提议通过了关于提拔他做办公室副主任的决定。尽管这是杨登科预料之中的事，但他眼前还是晃悠了一下，激动得差点要风瘫了。不过杨登科还是坚持着不让自己风瘫，因为他得继续为董志良开蓝鸟。

陪董志良办完事，杨登科还是没法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下班回到家里，让聂小菊炒了几碟家常菜，自斟自酌起来。登科进步的夙望终于实现了，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台阶。杨登科想好好犒劳犒劳自己，享受一下成功的喜悦和自豪。

因为是在家里，不用推杯换盏，不用虚与委蛇，自然喝得随意放松，畅快淋漓。慢慢杨登科就有了一些醉意，眼前模糊起来，桌旁的老婆和杨聂成了重影。杨登科莫名地想起不久前听到的一则小笑话，有些按捺不住，就支开杨聂，说给聂小菊听。

说是一位当干部的走进酒店喝酒，刚喝得起劲，有人进来说：“高声你的专车被小偷开走了。”他立即跑出去，到了门边才想起自己没有专车，转身进了酒店。喝了两口，又有人进来说：“高声，你二奶跟人跑了！”他赶紧跑出去，朝一部正行驶着的小车追了一段，忽想起自己没有二奶，又回到酒店里继续喝酒。喝得正痛快，又有人跑进来说：“高声，你已经提拔做领导了。”他慌忙跑出去，打的赶到组织部，才猛然想起，自己的名字不叫高声。

聂小菊没觉得这个笑话有什么可笑的，说：“你们这些臭男人，成天就想着专车二奶和当领导。是不是当领导就是为了拥有专车二奶，有专车二奶的就是领导？”杨登科说：“这当然不是绝对的。不过行走在这个世上，想出人头地，却是人之常情，没什么错。不想做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领导的干部也不是好干部嘛。”

也许是得意，杨登科话也多起来，继续发挥道：“你想李清照一女流之辈，还生当为人杰，死亦做鬼雄，何况我等须眉男子？不过我知道自己这辈子是做不了人杰了，但作为一介小小司机，最重要的无非就是开好车子，傍紧主子，找准位子，赚足票子，挣够面子。这就叫做五子登科。五子是有因果关系的，前二子是前提，有了这样的前提，才可能谋得到自己的位子，有了位子，才可能赚得到票子，金钱社会，自然是有票子才做得起人，才够面子。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人生在世，活得没有脸面，真是生不如死啊。”

说着话，杨登科并没忘了往嘴巴里灌酒。聂小菊知道男人的习性，得意了就跟马尿过不去。何况平时杨登科也难得放松一回，也不怎么阻拦他，任他喝个满意。

慢慢酒劲就上来了。

怪就怪，酒劲上来了，得意劲却下去了。杨登科竟然生出无限感慨，心想自己现在已经做上了办公室副主任，可说是如愿谋到位子，正式登科，步入官员行列，虽然是最基层最小的官。但再基层再小的官也是官，已经完成了从民到官的历史性转折和重大飞跃，不用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了。换句话说，只要不是普通老百姓，就人模狗样，算有面子了。可这面子是用什么换来的？是用里子换来的啊！里子是什么？里子是人的尊严，里子是人的灵魂，里子是人那脆弱得不能再脆弱的内心。这么多年以来，谁知道自己的里子受了多少压抑，挨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伤害？

一时间，杨登科不禁百感交集，像打烂了五味瓶，甜酸苦辣咸一齐涌上心头。他一辈子也没法忘记曾经的那些屈辱：巴结领导，领导不屑；讨好群众，群众不理；求人办事，事没办成，还要受人耍弄，甚至拿着亮花花的票子都送不出去。还有更难忘怀的，就是两个多星期前的那个下午了，现在想来，两位歹徒的拳脚和砖头其实仅仅伤着一点皮毛，只有自己给自己的那一刀和那一砖头，才真正地伤及到了自己那深深的里子。

杨登科忽然莫明其妙地想起那次和钟鼎文在海天歌厅见识过的那个人妖来，当时觉得那是一种戕害人性的严重变态，如今思之，自己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变态呢？只不过人家的变态是肉体上的，而自己的变态则是深层的精神和灵魂上的。这么说来，自己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人妖了。

这么想着，杨登科忽觉鼻子一酸，通红的眼睛越发混浊了。

聂小菊见杨登科神色不对，去卫生间拿了条湿毛巾，想让他抹把脸，清醒一下头脑。回到客厅，便见杨登科涕泗横流，眼睛不是眼睛，嘴脸不是嘴脸了。聂小菊知道不能再让杨登科这么喝下去，夺走他的杯子，把毛巾塞到了他手上。杨登科却扔掉毛巾，拿起酒壶往嘴里倒。聂小菊又伸手过来抢走了酒壶。杨登科勃然大怒了，猛地一脚踢翻桌子，桌上的碗筷杯碟哗啦啦砸到了地板上。

望着一片狼藉的屋子，杨登科怔了片刻，忽然蹲到地上，抱头痛哭起来。

其实那不是哭，要知道，男人是不会哭泣的。确切点说那是嚎。这天晚上，杨登科直嚎得昏天黑地，哭得风声鹤唳，好像已到了世界末日一样。

聂小菊并不生气，也不去理睬杨登科，任他嚎个够，只低了头拣拾地上的东西。等聂小菊收拾干净屋子，杨登科也停止了嚎叫，安静下来，最后孩子样歪在沙发上沉沉睡去。聂小菊没法搬他到床上去，又怕他着了凉，就抱来一条被子盖到他身上。

这一顿酒醉，这一顿嚎哭，让杨登科将心头的块垒都释放了出去，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就没事人一样了。他好像将昨晚的事都忘了个一干二净，一边吃着聂小菊准备的早餐，一边聊起闲话来。放下碗筷，杨登科就精神饱满地出了门。

走进农业局，上班时间还差五分钟，院子里静悄悄的。杨登科觉得自己已是办公室副主任，身份不同以往，心情畅快，九中到局里的那段距离也缩短了。这就叫做春风得意马蹄急啊！杨登科终于体会到了这句老话的真正含义。

不一会董志良和蔡科长进了传达室。杨登科正要上前跟他们打招呼，董志良先向他招了招手。杨登科一路小跑到了董志良身边，说：“老板有何吩咐？”董志良说：“刚才我跟蔡科长说了个意思，今天就将你那副主任的文给下了。”杨登科说：“谢谢领导的栽培！”

董志良笑望着杨登科，说：“你现在可是杨主任了，本来我也不好再让你当主任的给我开车，只是要找到满意的司机并不容易，所以还得委屈杨主任跟我跑一阵子，等物色到可以接替你的人选后，你再交出方向盘，多管些办公室的事。”杨登科忙说道：“老板这是批评我了，我可没把自己当什么主任看待。你可千万不要物色司机，我不想也管不了办公室的事。我没别的能力，就开开车还行，我要一心一意给您开蓝鸟，开一辈子。”

如果想给领导开一辈子的车，那又急着转干提拔什么呢？杨登科这话也太假了点，董志良还能听不出来？但也是怪，这明明白白的假话听着就是顺耳，仿佛竹制的痒抓，挠得董志良浑身舒服，轻轻笑道：“谁叫你给我开一辈子的车了？若是这样，那国家还费尽周折将你转干提拔做干嘛呢？”

董志良这话说得确有水平，好像压根就不是杨登科想转干提拔，而是国家缺少他这么一个难得的人才，非将他转干提拔不可似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国家干部嘛，国家不让你转干提拔，你还真转不了，提不了，既然国家转了你，提了你，那你跟国家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了，也就是常说的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了。

办公室副主任属于副科级，在局里也算是中层领导了，虽然还是并不入流的所谓领导。要在一年多以前，杨登科可是连想都是不敢这么想的，不期然一转眼，自己就是国家干部，就是领导了。杨登科自然别提有多么舒畅了。由于是初做领导，缺少历练，涵养还不够，这舒畅就明明白白写在杨登科脸上，旁人都明显地感觉出来了，说：“杨科哪，看你面色红润，印堂发亮，如果晚上停电，只要你在场，那些应急灯什么的怕是不管用了。”杨登科说：“你们说得也太夸张了。”心里头却直乐呵，好像有什么东西总是按捺不住欲往外蹦似的。

按照董志良的指示，蔡科长当天就把局党组任命杨登科为办公室副主任的文件打印了出来。还把杨登科叫到政工科，让他看了看文件，告诉他过几天局里要开大会，到时就会当众宣布的。当然蔡科长会将文件发放到各科室，让大家知道党组的正确决定。

听蔡科长如此说，又见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红头文件上十分醒目地印着杨登科三个字，杨登科如沐春风，一份从未有过的成就感跟着奔腾的血液漫向全身。

杨登科于是热切盼着局里的大会早些召开。

这天董志良要主持召开党组会研究工作，不用出车，杨登科闲着没事，就有些憋不住了，准备到各科室去走动走动。怎么说自己也是正儿八经的办公室副主任了嘛，杨登科要以这样的身份在局里人面前露露脸，看看他们有些什么反应。身份不同了，杨登科的底气因此也足多了。底气一足，肚皮也挺了，脖子也硬了。特别是看什么时，那如炬的目光也不再低视，一米六五以下的人便不那么容易进入他的视线了。

原来杨登科一米七左右的个头，一双眼睛就长在一米六五处。

杨登科先来到综合科。党组的任命文件都已成了文，科里人不可能不知道杨登科提副主任的事。机关里都是明白人，杨登科一进门，他们就知道了他的来意。但他们却故意装糊涂，说：“杨科你气色不错，在哪里捡到财喜了？”

杨登科暗想，我提了副主任，不是比什么财喜都还强么？可这话又不好自己说出口，只好说：“党组……”仅仅两个字，没再往下说，其用意是要提醒大家，党组已经正式下了文，任命他杨登科为正式的办公室副主任了。

这些家伙却不管杨登科正不正式，偏不给他面子。先是科长接过他的话头说：“党组今天正在开会吧，是董老板亲自主持的，据说需要研究的议题还不少呢。”真是你吹横笛他偏吹竖箫，杨登科无奈其何，只得说道：“我又不是党组成员，关心不了他们的议题，我只关心党组……”到此又特意打住了。

这时一位副科长开了口，说：“党组在研究芬芳山庄的事吧？据说再过两三个月就可开业了，以后局里干部职工就可大步奔小康了。”杨登科又启发道：“奔小康那是自然的事。党组……”另一个副科长说：“党组会也不知开到什么时候才散，我们科里有一个文件还放在董老板那里，他也该给个意见了。”

又连续“党组”了几回，见科里人始终不肯上路，杨登科也就失去了信心，出门去了农经科。寒暄了几句，正要说出“党组”二字，觉得这一招不管用，得改改方式了。刚好科里一位姓邓的年轻干部正拿眼睛看他，杨登科顿时来了灵感，说：“小邓，据说你要进步了，不请客不太对得起同志们吧？”

小邓刚刚大学毕业，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进步，杨登科是想用这话引出自己进步为副主任的事。不想小邓他们也存心跟他过不去，说：“感谢杨科你的关心，你是老板心腹，在老板那里多替我美言几句，我进步起来就快了。”旁边的科长也说：“是呀，杨科你可要多多关心年轻人的进步哟。”杨登科说：“我有这样的能力吗？有这样的能力我自己……”

意思是要让他们说出“你自己不是已经进步做上副主任”之类的话。想不到这些家伙偏偏不愿上钩，把话题引到了别处，说：“你天天跟董老板在一起，同车进同车出，人家都说他是局里一把手，你是二把手。”

过去有人说他是局里二把手，杨登科心里很是得意，可今天他并不想做局里二把手，只想做办公室的二把手，虽然局里二把手比办公室二把手官大多了。却没有人肯开金口承认他，杨登科竟有些恨恨的了。

接着杨登科去了财务室。财务室属于办公室，虽然归办公室主任曾德平直管，但杨登科作为副主任也算是他们的领导了，他们总会把自己当做副主任看待了吧？谁知会计出纳也装聋卖傻，好像压根没这回事似的，气得杨登科只差不骂娘了。

又走了几处，大家都只喊他杨科，没人喊他杨主任。不喊杨主任，按实直呼杨副主任也可以，他是不会斤斤计较的。杨登科暗自琢磨，肯定是大家看见他一个普通司机又转干又提拔的，心里暗生嫉妒，故意跟自己过不去。要不就是蔡科长口是心非，有意将他的任命文件压住，没及时下发到各科室。他要去政工科质问他几句，文件都印出来三天了，怎么局里的人还一无所知？这不是失职，不是侵犯干部职工的知情权么？

可是到了政工科门外，门却是关着的。杨登科就气不打一处出，扬起脚要去踢门。正好走廊另一头有了说话声，原来党组会结束了，领导们刚出会议室，说着话朝这边走了过来。董志良走在前面，身后跟着蔡科长。蔡科长作为政工科长，是要在党组会上作记录的。董志良这时看到了杨登科，对他说：“过一会我要到市政府去一下，登科你不要走远了。”

杨登科虽然心里恼恼的，但在董志良面前还得装出笑脸，点头道：“我不会走远的，就在办公楼里转转。”董志良说：“那好。”忽又想起什么，对旁边的蔡科长说：“登科提副主任的事不是成了文了么？本来想这几天开个干部职工大会宣布一下，今天党组会上定的几件事急着处理，干部职工大会一时看来难开得成了，你和曾德平先带登科到各科室去跟同志们见个面吧，究竟是中层领导了嘛，也要让同志们明确知道这么回事。”

董志良在最后那句话里加了“明确”两个字，确实是挺有学问的，官场中人都听得出来。意思是说这事虽然同志们早知道了，但没正式宣布，还不能说是“明确”，很有必要正式宣布一下。这话简直说到杨登科心坎上去了，不觉暗忖道，当局长的还是当局长的哟，水平就是高，考虑问题周到。不免又在心里对董志良悄悄佩服了一回。

董志良这么说了，蔡科长自然得坚决照办，当场对杨登科说：“杨主任明天上午你如果有空，我就和曾主任陪你到各科室去与同志们见个面。”杨登科乐道：“领导有空我就有空，我坚决服从领导安排。”

二十八

这天下班回到家里，杨登科跟聂小菊说起明天将在政工科长和办公室主任的共同陪同下，以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到各科室去跟同志们见面的事，聂小菊也深受感染，颇觉安慰，心想十年媳妇熬成婆，自己的男人终于算是出息了。

出息了的男人看上去也顺眼得多了，聂小菊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杨登科脸上，觉得这张脸周周正正，有棱有角，还真有几分官相。聂小菊显然有些动情了，捧过丈夫的脸，在上面亲了一口。觉得还不过瘾，又温顺地把头枕在杨登科胸前，像是初恋情人一般。男人的胸膛也比从前宽阔厚实多了，只有这样的胸膛，才足以成为女人一生的依靠啊。

确确实实，在不少女人心目中，男人只有事业有成，只有有了一官半职，才能成为女人的坚实依靠。相反那些无职无权，一事无成的男人，其分量总是轻飘飘的，像一片随风飘零的秋后的落叶，总是没法带给女人以安全感。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是男人们怎么也绕不开的严重问题。有些男人终其一生，四处奔忙，拳打脚踢，上蹿下跳，无非就是想让女人能在自己身上得到这么一种既实在又莫名其妙的感觉。这大概也就是聂小菊为什么会在杨登科背后不停地甩着鞭子，而杨登科自己也自觉自愿奋蹄向前的惟一理由了。

缠绵够了，聂小菊才从杨登科怀里抽身出来，说：“登科你打算明天怎么跟同志们去见面？”杨登科一时没反应过来，说：“让蔡科长和曾主任陪着去呀？”聂小菊斜杨登科一眼，说：“我知道蔡科长和曾主任会陪你去。我是说，你第一次以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去跟同志们见面，总得有一个良好的姿态和饱满的精神面貌吧？你既然是堂堂正正的局里中层领导了，可不能让人看着还是一个普通干部甚至普通司机的老样子。”

杨登科细想，还的确是这么回事。只是不知怎样才能使自己让人看着不再像一个普通干部或普通司机，便向夫人讨教。聂小菊瞄着杨登科，说：“你的头发两个月没修了吧？胡子也该刮一刮了。身上这套西服太旧太一般化，领带的质地和花色也已过时，跟服装不怎么配套。脚上的鞋子是我花五十元在街边的鞋摊上买回来的，已穿得又硬又皱，毫无光泽。”

说得杨登科都有些惴惴不安了，直望着聂小菊傻笑。聂小菊脸上依然很严肃，用给学生讲课的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样吧，今天学校发了一千元补课费，我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今晚就上街，将你好好包装一下。”

主意一定，聂小菊就陪杨登科出了九中。如今街上各种类型的超市多，晚上也营业，生意甚至比白天还好，正是购物的绝好时机。转了好几个大型超市，在聂小菊的指导下，经过反复比较和试穿，终于选购到了满意的西装领带。接着又来到贵都市最大的鞋城，购了一双五百元的高级皮鞋。最后还进了一家美容美发中心，做了头发，修了胡子。

待杨登科在聂小菊的陪同下，花了近两千元，焕然一新往回走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因为行人和车辆稀少，城市的街道比白天仿佛宽阔了许多。杨登科神气十足地站到路边，向远处开过来的的士扬了扬手。的士很快停在前面，司机从车窗里伸出脑袋来，说：“是登科呀，今晚你的派头挺足呀，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杨登科低头一瞧，原来是那位受自己之托接送过董少云的战友。杨登科拉过聂小菊，做了介绍，然后两人上了的士。战友一踩油门，开玩笑道：“今天你打扮得这么洋气，我还以为你在外面找二奶呢，原来是跟嫂子在一起。”聂小菊说：“他敢！我放了他脚筋。”战友笑道：“我量登科也不敢，这么优秀的嫂夫人，再年轻貌美的二奶也没法比呀。”

说笑着到了九中门口，杨登科要掏钱，战友生死不肯。杨登科说：“那怎么行？过去托你接送董少云的钱我都没给足呢。”战友说：“哪里话，足了足了。”

杨登科没法硬给，只得让聂小菊先下车回家，然后掏出香烟，陪他抽一支，说几句话，算是小偿战友不收车费的情。点了烟，战友吐一口烟雾，说：“董少云寄了宿，你也解放了。”杨登科说：“是呀，接送董少云的事被董局长知道后，他让董少云到学校去寄了宿，后来还狠狠批评我不该背着他来这一套。如今学校把寄宿生当摇钱树，收了钱，却天天让学生吃母猪肉，董局长这也是下了狠心了，其实他完全可以不这么做的。”

战友忍不住笑起来，说：“哪是董局长下狠心？是学校在教育局领导那里得到批示，以高中学生学业任务重，硬性规定学生寄宿的。”杨登科说：“还有这样的事？”战友说：“怎么没有？我的亲外甥也在一中读高中，他家里困难，没钱寄宿，学校就找到我姐姐说，不寄宿就转学到别的学校去，没法子，我姐姐才从我这里拿了两千元钱，交了半期的伙食费。”

从的士上下来后，杨登科想起董志良批评自己的那些话，好像董志良是怕影响不好和麻烦杨登科，才让儿子到学校去寄宿的，当时杨登科还暗暗佩服董志良，原来董少云寄宿的原因并非如此。杨登科就想，也许董志良早就知道自己在接送他的儿子了，却故意装聋作哑，如果学校不让董少云他们寄宿，自己恐怕至今你还在履行这份义务呢。

回到家里，聂小菊还等着杨登科。她不让他脱下身上的衣服，连脚下的鞋子也要他继续穿着，而以往进屋后他如果不脱鞋不换下家里的便装，她肯定是要河东狮吼的。聂小菊叫杨登科在地上站定，她前后左右对他进行反复打量端详，不时还要走过去，提提衣肩，抻抻衣脚，扯扯裤腿，像摆弄洋娃娃一样。还把杨登科扔在沙发上的公文包塞到他腋下，让他在客厅里来回走了两趟，对他迈步摆臂的姿势一次又一次做了纠正，直到杨登科装模作样走得让她完全满意了，才放了手，说：“这多有领导风度，明天就按着这个步伐和样子走步得了，保证再也不会有人觉得你像个小干部小司机了。”

折腾了好一阵，准备上床睡觉时，麻烦又来了。原来杨登科刚刚做了头发，往床上一睡，这发型岂不要弄得一塌糊涂？但总不能在地上站一个晚上吧？两个人琢磨了一会，最后还是聂小菊有办法，找来一个浴帽，套到了杨登科头上，并反复嘱咐道：“要特别注意，头不能乱摆乱扭，保持好平正的姿势。”

按照聂小菊的指导，杨登科平躺到了床上，而且一动不动，像听话的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然而不知是因为明天要以中层领导的身份在局里干部职工面前露面而过于兴奋，还是老担心头发弄乱，身子有些不自在，过去一挨枕头便能猪一样睡死过去的杨登科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僵尸一样挺了个把小时，只觉背心生疼，四肢发麻，极不好受。

又坚持了半个小时，杨登科实在受不了了，才翻身下了床，想活动活动筋骨。在地上徘徊了一阵，聂小菊也醒来了，发现杨登科在床前晃来晃去，就拉亮电灯，问道：“你觉也不睡，发什么神经？”杨登科枯着一张脸道：“你要我只得平躺，又不能动弹，搞得我全身疼痛，哪里还睡得着？”

聂小菊不免有些急了。晚上没睡好，明天站在人前没精打采死气沉沉的，打扮得再时髦再阔气又有什么用？聂小菊实在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心想连萨达姆都害怕失眠精神不济，影响自己在公众中的光辉形象，不得不借助药物帮助睡眠，看来杨登科也得如此了。于是穿衣出门，跑到校医家门口，把人家从睡意朦胧中敲醒过来，要了两片安眠药，回来让杨登科服下，杨登科这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见杨登科精神状态上佳，发型也保持完好，聂小菊便踏实了。早饭后杨登科正要出门，聂小菊又叫住他，给他递上一样东西。

那是一只黑色羊皮公文包。

杨登科瞧瞧手上的公文包，然后盯住聂小菊，说：“我又没出差，拿个这么高级的包干什么？”聂小菊在杨登科的包上拍拍，捞过那垂在包下的一小块圆形羊皮，答非所问道：“看见没有？这上面还写着真皮两个字呢，绝对的货真价实。”杨登科说：“这是哪来的？我以前怎么没见过？”聂小菊说：“这是那次董少云他们参加市里地理知识大奖赛获重奖时，我作为辅导老师获得的纪念品，价值三百多元哩。本来我早就想给你了，只是觉得你当时一个小工人，也不配拿这么高级的公文包，所以一直收着没拿出来。”

杨登科就懂了聂小菊的想法，说：“我现在尽管不是工人了，但董局长做了交代，还得继续给他开车，拿个公文包，我看没有这个必要。”聂小菊说：“你还得继续给董局长开车这没错，可你已是堂堂办公室副主任，这也没假呀。我跟你说吧，我虽然天天呆在学校里，但你们机关里的大官小员，我还是多少见识过一些的，大凡做了科长副科长，哪个手上没拿着一个上档次的公文包？所以说这跟必要不必要没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标志，有了这个标志性的真羊皮包，你的身份就今非昔比了。”

聂小菊这套理论还不容易否定，杨登科只得说：“过去我除非帮领导提过包，自己从没带过包，还真有些不习惯。”聂小菊说：“怪不得有人说，贵族至少要三代以上才能培养得出来，你看你已经是科级干部了，还是找不到做领导的感觉。不过不习惯也得习惯，你又不像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再变回普通工人或普通干部，也不太可能。”

说得杨登科心潮翻涌，说：“行行行，夫人的美意我领了。”将公文包往腋下一夹，挺了胸就要出门。又觉得不太对劲，这个包也太轻太瘪了，他曾经提过的领导的公文包可是很有分量的。于是转身，到书柜里胡乱抓了两本书，往包里一塞，才将包撑了起来。再将鼓鼓的包塞到腋下，那感觉顿时就真切了许多。

油头粉面，西装革履，腋下再夹个颇有分量的公文包，走在洒满阳光的上班的路上，杨登科一下子就找到了做领导的感觉。

很快到了局门口，见了门边的烟摊，杨登科像电大毕业那次一样，花五十多元买了两包芙蓉王，塞进公文包，这才昂首挺胸进了大门。

陆陆续续有人上班来了，大家见杨登科焕然一新，气宇轩昂，问他是要上电视，还是要去参加什么重要仪式。杨登科笑而不语，去了办公室。办公室的人都围过来看稀奇，这个问他的西装是什么牌子的，那个问皮鞋产于何处，有的则说：“杨科你这派头，如果跟董局长出去，人家还以为你是局长，他是司机呢。”

还有人注意到了杨登科腋下的公文包，说：“杨科的包看上去挺高级的，不是假皮子的吧？”杨登科说：“绝对真皮。”要将公文包递给同事们验证。恰好曾德平进了办公室，杨登科于是手一缩，把公文包重新塞回到了腋下，径直走到曾德平面前，亮着嗓门甜甜地喊了声曾主任。同时拿出包里的芙蓉王，抽一支出来，递到曾德平手上。曾德平看看杨登科，接烟于手，说：“登科你好精神，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杨登科嘿嘿笑着，打燃打火机，给曾德平点了烟，说：“谢谢主任大人鼓励。”

曾德平鼻孔里喷着烟雾，明知故问道：“准备出差？”杨登科心想，这个曾德平还要装蒜，今天他和蔡科长要陪自己跟同志们见面，还怎么出差？于是说道：“曾主任不安排我出差，我敢出差么？”曾德平说：“你是老板的人，我怎么安排得了你？”

闲话了几句，曾德平见杨登科还在前面站着不动，又故意问道：“有事么？”

杨登科想，昨天董志良不是跟蔡科长说得好好的，今天他俩一起陪自己到科室去跟同志们见面么？莫非蔡科长把这事忘到了脑后？杨登科有些扫兴，只得提醒道：“蔡科长跟你说了么？”曾德平说：“跟我说什么了？”

杨登科心里生了毛毛火，八成是蔡科长还没给曾德平打招呼。身为政工科长，怎么能把领导当面交给的任务当做耳边风呢？于是转身出了门，要去政工科。曾德平望着杨登科的背影，窃窃而笑：“这家伙也太迫切了。”

不想刚出门，就碰上了蔡科长。没等杨登科开口，蔡科长就说道：“不是说好今天陪你跟同志们见面的么，我在政工科等你好一阵了，你却躲在了这里。”

原来蔡科长并没忘记领导交给他的光荣任务。杨登科心头的火气一下子就消掉了大半，说：“不是还要叫上曾主任么？我来看看他在不在办公室。”蔡科长说：“那曾主任在不？”杨登科说：“在。”要转身去叫曾德平。忽又立定了，给蔡科长发了烟。蔡科长不再像杨登科电大毕业回来那天，生怕杨登科的烟给自己惹来麻烦，避犹不及，而是高高兴兴地接烟于手，放鼻子下嗅嗅，说：“杨主任的烟挺高级的嘛。”杨登科乐滋滋道：“离领导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呢。”一敲打火机，给蔡科长点上，这才屁颠屁颠跑到办公室门口，对曾德平道：“曾主任你快出来，政工领导等着你。”

曾德平也就出了办公室，跟蔡科长一道陪杨登科一个一个科室去和同志们见面。

听蔡科长介绍说杨登科做了办公室副主任，同志们再不好装聋卖傻了，认真瞧瞧杨登科那不凡的打扮和十足的派头，做晃然而悟状，说：“怪不得�。”自然都不叫他杨科了，口口声声呼着杨主任。以往局里人叫他为杨科时，都是逗他开心的，带有戏谑的味道，现在大家改称杨主任，却是正经的严肃的，而且隐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羡慕甚至嫉妒。究竟杨登科

是从一介司机提上来的，起点虽然低了点，但从转干到提副主任却是坐的直升飞机，想想那些正规的大学毕业生在局里干了好多年，至今还是普通干部，哪有杨登科这样的速度？

杨登科自然觉得杨主任的称呼那么顺耳，那么中听，那么让人振奋。多少年了，跟了一个又一个领导，吃了那么多苦中苦，做了那么久人下人，才终于盼来了这声实实在在的杨主任。杨登科也就知足了，这个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称呼毕竟来之不易。

杨登科当然不只顾着知足，还不忘打开包，拿了烟敬同志们，顺便说些请多多关照的话。同志们说：“是杨主任要多多关照我们，你和曾主任是办公室领导，是局长心腹和局里的当家人，你们不关照我们，我们只好喝西北风了。”同时要夸奖几句杨登科的领带西服皮鞋还有腋下的真皮包，说：“凭杨主任这样不凡的风度和气质，今后还会继续进步的，苟富贵，莫相忘，到时可不要撇下我们这些难兄难弟哟。”

这些话说得杨登科差点双脚离地，要飘起来了。他嘴上谦虚着，心里却十分受用，所以临出门，跟同志们握手道别时，手竟有些忍不住老往后缩。特别是跟那些普通职工和只有级别没有实职的科级副科级或一般科员握手，如果对方动作慢了半拍，杨登科便只能捏到人家的手尖了，好像大领导出席什么重要仪式，接见小领导或普通群众一样。

花了半个上午，才跟十多个科室的同志们见完面，然后三个人来到杨登科的发祥地司机班。小钱刁大义和胡国干正在扯谈，见蔡科长和曾德平陪着风度翩翩的杨登科进来了，自然知道他们来做什么了。只听蔡科长说道：“给三位带来一个好消息，经党组研究决定，杨登科同志已正式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了。”

三个人脸上沉了沉，旋即缓过劲来，做作地拍了拍手掌。

接着曾德平又告诉他们，司机班有可能会由杨登科来分管。

杨登科像在其他科室一样，上前给他们递起烟来，一边说些客套话。他们自然都接了杨登科的烟，只是比以往客气了许多，左一个杨主任右一个杨主任的。

杨登科这才意识到彼此之间，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平起平坐了。

杨登科便尽量做出平易近人的样子，跟几位兄弟捶捶胸，拍拍肩，你敲敲我的脑袋，我扯扯你的领带，打闹着，杨登科一不小心，腋下的包一滑，掉到了地上。还是小钱眼疾手快，立即将包捡起来，一边拍去上面的灰尘，一边说：“杨主任这包好高级，我看局里正科级以下的领导，还没谁有这样的好包。”

胡国干便来了兴致，将包拿过去，说：“光看这个包，人家还以为杨主任至少是副处以上的领导。”刁大义也不甘落后，夺走胡国干手上的包，说：“国干你这话也太没水平了。杨主任虽然现在还是科级干部，可凭他不凡的天赋和超群的才华，我敢打保票，过不了三五年，别说副处，正处甚至副厅什么的，也是不在话下的。”

蔡科长和曾德平一旁听着几位司机的调侃，觉得他们嘴巴上的功夫确实了得。也怪不得，机关里的司机天天跟领导在一起，领导都是能说会道的，笨嘴笨舌也别想做上领导，伴随领导左右的司机耳濡目染多了，自然而然要被领导同化，得些领导的真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人说司机和秘书是领导的影子，那确实是有些道理的。

最后杨登科的包又回到了小钱手里。他在上面敲敲，说：“我观察过，官做得越大，公文包也就越大，因为大领导掌握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机密多，杨主任的包鼓鼓囊囊的，装着什么方针政策和国家机密？”胡国干说：“管他方针政策还是机密，先打开看看再说。”刁大义说：“我同意国家干部的意见。”

小钱受到激励，也不征得杨登科同意，哗啦一下就将拉链拉开了，同时将手伸到了包里，杨登科想上前阻拦，也没来得及。

小钱立即从包里掏出两本书来，道：“什么方针政策和国家机密，原来是两本破书。公文包不装文件，却装书，杨主任上进心好强的。”胡国干也说：“听说市里准备公开招考副处领导，杨主任刚做上科级干部，就想考副处了？”

唠叨着，几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两本书的封面上。原来一本是《马屁经》，一本是《新厚黑学》，大家都笑了。连蔡科长和曾德平都来了劲，一个说：“杨主任你真会读书，好多世界名著不读，专门读这样的书。你这个主任是读这两本书读出来的吧？”一个说：“把这两本书借给我们学习学习，学通学精了，也好早日飞黄腾达。”

原来早上杨登科去书柜上拿书撑包时，心里正亢奋着，也没顾得上瞧一眼封面，顺手就塞进了包里。这两本书是杨登科在地摊上一元一本买的，当时是感到好奇，可带回家后，往书柜里一夹，从此再没想起过，谁知阴错阳差成了包"奇"书"网-Q'i's'u'u'.'C'o'm"中之物，也真滑稽。

此后，杨登科是读了《马屁经》和《新厚黑学》才做上办公室副主任的传言便不胫而走，搞得农业局里尽人皆知，局里人碰到杨登科，都嬉笑着朝他借这两本书，好学几招。杨登科啼笑皆非，将那两本破书扔进垃圾堆里，换上了局里的文件汇编和局办公室发的只有副科级以上干部才有的工作记录本。再有人拿过包找那两本书时，见是文件和记录本，就失望得很。

包里虽然没了《马屁经》和《新黑厚学》，但关于这两本书的闲言还常会被人提及，后来竟传到了董志良的耳朵里，有次出差回来，车上只有他们两个，董志良他还特意问起杨登科：“局里人都说你包里常备了《马屁经》和《新厚黑学》，有空没空就拿出来学习学习，有这回事吧？”杨登科红了红脸，说：“我在地摊上买过这两本书，当时仅仅是好奇，拿回家后便没了兴趣，一页都没看过，早已被我扔掉了。”董志良有些不相信，说：“不会吧？这么好的书你也舍得扔掉？我还想借来读读呢。”

杨登科有口难辩了，说：“真的扔掉了。不过老板想看，我再到地摊上找找，也许还找得到。”董志良说：“随便问问，哪有时间看这些闲书？”不再追问。杨登科松下一口气，瞟一眼董志良，心里想，如今当领导的据说都喜欢看这种书，也许他早就看过了。

渐渐的，《马屁经》和《新厚黑学》便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大家见到杨登科时，也难得问及那两本书了。这倒让杨登科觉得少了什么似的。

有一天，杨登科心血来潮，竟在包里塞进了党组任命自己为办公室副主任的那份文件，一个人闲来无事的时候，就打开包，取出任命文件偷偷看上一遍。多看得几回，文件里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烂熟于心了。

任命文件的边都翻毛了，但奇怪的是，杨登科每次捧着这个任命文件时，总是看得自己心跳不止，激动难耐。

二十九

杨登科做上办公室副主任之后，曾德平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副主任办公室给杨登科摆了一套桌椅，因为这是一个待遇问题，虽然司机班里杨登科的办公桌椅还没挪走，而且他还要跟董志良在外面跑，难得到副主任室坐上两回。二是根据董志良的意思，把过去自己分管的司机班和后勤工作分给杨登科来管，凡是与此有关的事务和开支皆由杨登科说了算。这可是实打实的权力，局里人便对杨登科刮目相看了，不刮目还不行。要用车，必得杨登科签具派车单，签报油费和司机出差补助。要解决吃喝拉撒睡和生老病死退的困难，必得杨登科点头同意，签字画押。因为杨登科同时还是董志良的司机，谁想密切联系领导，想给董志良捎句话什么的，自然找杨登科最为可靠。至于要找有关部门和单位疏通个什么关系，只要杨登科打着董志良和局里的牌子跟人家一说，再施以小恩小惠，对方还是挺买账的。

好在杨登科挺会做人，有人找来了，能办的难度不大的事尽量给人办到。比如到人事部门给某老干部解决个久未解决的工资待遇问题，上教育部门给某职工的子女弄个三好学生指标，到税务工商部门给某干部以亲友名义开的店子减免两笔税费，甚至到派出所给某科长将年龄改小几岁，给某主任取回嫖赌时被拿走的部分罚款，杨登科都有求必应，乐此不疲。慢慢杨登科的好名声就传了出去，局里的干部职工都乐意说他的好话，年终考核给他打优秀的人比领导还多。连老家的父老乡亲都上了门，要这经费那项目的，杨登科也通过关系，给人家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实权和实惠都姓实，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手握实权的人如果硬是对实惠怀有敌意，就是在门口设上五岗六哨，估计也是没法将实惠这位兄弟拒之门外的。有些实权部门为了加强廉政建设，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在办公楼的制高点上安上高倍摄像机，监控前来送礼的车辆和人员，说是要把腐败拒之门外。这可是高科技手段，不可谓不高明了。至少有人送成桶成筐成麻袋的米面茶油西瓜桔子什么的，摄像机肯定能尽收镜底，记录在案。问题是这已是什么年代了，还有谁会拱着肩背，扛了这些不值钱的农副产品上门。而人家的金卡龙卡或红包之类都塞在口袋或手提包里，也不知那摄像机是否有孙大圣火眼金睛的功能，能像识别妖魔鬼怪一样，一眼就把人家深藏不露的金卡龙卡和红包给瞧出来。

且说手握实权的杨登科这天晚上刚回到家里，一家小车维修中心的老板就来敲门了。当老板的都有一张金嘴，他不说是特意来找杨登科的，却说是从九中门口经过，想念杨主任了，顺便来看看。杨登科在九中住了也不止一天两天了，过去从没听说他从九中门口经过过，杨登科做副主任没几天他就要从九中门口经过了，这事也真是凑巧。不但经过，并且进了九中，而且敲开了杨登科的家门，杨登科心里自然明白他的来意是什么。不过杨登科不露声色，客气地递烟倒茶。那老板也不久呆，坐了两分钟，闲话了几句，就起身走了。杨登科开门目送他下楼后，关门转身就看到沙发上放着一个大红包，抓到手上欲去追赶，人家早已没了踪影。杨登科没有法子，过了几天，便将局里暂时没安排人开的奥迪开进了那家维修中心。

那天晚上老板走后半个小时不到，一直还被挂着没有安排具体工作的吴卫东也来了，他是为自己的工作而来的。杨登科不可能忘了被吴卫东毫不留情退回来的那五千元钱，那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五千元现金，而是杨登科身上的灼痛；不可能忘了老郭出让的奥迪，自己没开几天就被吴卫东撬开卷闸门拖走了，那其实不是普普通通的奥迪，而是杨登科心头的耻辱；也不可能忘了那张自己一气之下撕毁的补胎时开的三十元面额的发票，那也不是平平常常的发票，而是杨登科做人的尊严。可现在杨登科已提不起再生吴卫东的气的兴趣。钟鼎文把吴卫东和刁大义弄进城西派出所的那天深夜，杨登科心头的气就已消掉了。何况如今的杨登科竟戏剧性地翻到了吴卫东上面，反过来做上了他的领导，也就是说杨登科已成为强者，至少在吴卫东前面。望着这个前主任欠着身子一脸谦卑地坐在沙发上，想起昔日他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气再也不可能在他身上重现，杨登科的自我感觉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本来为人所求是一件最能满足自尊的事情，而且还是被过去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总与自己过不去的冤家对头所求。杨登科想都没想，就答应在董志良面前说说他的事。杨登科没食言，跟董志良出车时还真说了说吴卫东的情况，后来又陪吴卫东上了一趟董志良的家。当然是趁董志良不在的时候，董夫人看杨登科的面子，才收下了吴卫东的红包。此后吴卫东很快上了班，还恢复了科级待遇，虽然没有实职，但于吴卫东，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结局了。为感谢杨登科，吴卫东说尽了感恩戴德的话，过年时还给了杨登科儿子杨聂一笔不薄的压岁钱。

除了掌握好国家和人民交给的权力外，前面说到，杨登科大部分时间还是跟着董志良跑。杨登科于是拥有了双重身份：办公室实权副主任和董局长的专车司机。这在局里人眼里，杨登科便举足轻重了，他既是给领导开车的副主任，又是掌着实权的领导司机。明眼人看得出，不是领导的心腹，一般角色是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么特殊的双重身份的。

这天杨登科又开着蓝鸟陪董志良出了一趟差。回到贵都市，董志良要下车了，忽然用一种似不经意的口吻对杨登科说道：“登科你不是外人，我就不瞒你了，过两天要召开市委全会，省委组织部将在会上就我的事进行民意测验。”杨登科高兴地说：“那祝贺老板了。”董志良说：“才开始进入程序，也不知结果会是如何。官场中的事太复杂了，你先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事。”杨登科点头道：“老板放心好了。”

董志良还告诉杨登科，这次市委全会先还要封闭式学习一个星期，市委委员都要参加，他不用坐车，要杨登科趁机将办公室或私人的事情处理一下。杨登科忽想起一事，说：“我母亲正好是下周生日，好多年我都没回去过了。”董志良说：“那你正好回去给母亲做做寿。俗话说，娘肚里有儿，儿肚里没娘，做母亲的也不容易。也代我向老人家问声好。”

这话让杨登科好生感激，说：“我先代母亲谢谢老板了！”

星期天杨登科上银行取了两万元现金，又买了两捆红包，然后跟曾德平说声回老家办点事，就开着蓝鸟，带上刚刚放了假的聂小菊和杨聂，意气风发地出了贵都城。

穷奔口岸富奔乡。杨登科忽然记起这句老话，心想自己虽然并非大富大贵，但终于登了科，入了品，此番回乡，感觉确实不同以往。

过去杨登科很少专程回过家，只偶尔出差到了老家县城，抽空回去看看父母。这是司机职业使然，平时要上班，节假日不是领导有安排，就是上级部门的人要下来游山玩水，做司机的没法逃避，只能看着人家节日快乐，自己节日劳碌。所以这次能专程回家一趟，确实应该感谢市委全会封闭式学习一个星期和董局长的亲切关怀。

不知不觉就快到老家县城了，杨登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一揿绿键，是县农业局办公室李主任打来的，问他到哪里了。杨登科有些惊讶，这次行动除董志良和曾德平外，也没跟其他人说过，李主任是怎么知道的呢？便说：“李主任没打错电话吧？”李主任说：“杨主任你还是家乡人，说这话是看不起下级了。我估计你也快到县里了，才给你打的电话。把车开到我局对面的金穗酒家来吧，郑局长和分管办公室的王副局长都在那里等着了。”人家那么客气，杨登科觉得很有面子，说：“那我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赶到金穗酒家，李主任已候在门口。郑局长和王副局长果然也在，听到车响，立即从大厅里奔出来，左一个杨主任右一个杨主任地上前跟杨登科亲切握手。杨登科顺便将聂小菊和杨聂介绍给他们，几个人客气着上了楼。

杨登科心里清楚，他们这是将自己当上级领导来接待了，这可是他做司机和一般干部时不可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杨登科经常跟领导下县检查指导工作，知道市里的人下县，县里都要进行对等接待，也就是说市里来了什么级别的领导，县里得安排什么级别的领导进行接待，一点含糊不得。如果为了表示敬重，安排比上级领导高半级的领导接待也是常情。杨登科还是副科级，县农业局的王副局长是副科级，他出面是对等接待，郑局长也出了面，那就是高规格接待了，杨登科估计他是把自己和董局长之间的特殊关系考虑了进去。

怪不得机关里的人整日只恨进步太慢，原来一进步，种种风光和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好处妙处不用你操心，就自动等在那里了。

进包厢后，李主任便忙着将杨登科请到上头，再安排郑局长和王副局长坐在两边，然后让聂小菊和杨聂依次坐下。服务员紧接着把酒和菜端了上来，几个举杯开喝。平时上面来人，都会请几个大胆开放的小姐陪酒，喝了边三轮，再喝穿心莲，又喝三龙护鼎什么的，花样迭出，尽得风流。今天聂小菊和杨聂在场，也不好请小姐，这酒喝得不免有些沉闷，气氛一时上不来。后来还是王副局长打破局面，边劝杨登科的酒，边说道：“杨主任不要因为纪检书记在场就缩手缩脚的，书记在与不在一个样嘛。”

机关里有许多行话，只有机关里的人才懂得其真正含义。比如这个纪检书记，有时不见得是指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而是指领导的老婆，意思是专门监督管束领导的。王副局长这里说的纪检书记，自然是指杨登科的老婆聂小菊了。王副局长还回头问聂小菊：“聂书记你可不能对杨主任管得太严哟。”聂小菊说：“我们家里实行无为而治，我从没管过他。”

王副局长对聂小菊翘起大拇指，说：“这是开明书记。”又问杨登科：“听到没有？书

记发了话，你可放开胆子喝了。”主人这么热情，杨登科也不好扫他们的兴，端起杯子，说：“一天不抽领导烟，不知方向在哪边；一天不喝领导酒，不知路线怎么走；一天不吃领导饭，不知工作怎么干。我听王领导的，干了这一杯。”一口干了。

桌上一下子活跃起来。郑局长兴致勃勃道：“我先讲一个小段子，再敬杨主任全家。段子不长，说是儿子每晚都缠着要跟妈妈睡，妈妈说，儿呀，你这么离不开妈妈，长大娶了媳妇，看你还跟不跟妈妈睡。儿子说，当然还跟妈妈睡。妈妈说，那你媳妇怎么办？儿子说，让她跟爸爸睡。爸爸一旁听了，非常激动，感慨道，这儿子算我没白养，从小就这么懂事。”

这个段子并不新鲜了，但郑局长是领导，大家还是很卖力地笑了笑。郑局长有几分得意，摸摸杨聂的头，说：“杨公子，你有这么懂事么？”别看杨聂还是初三学生，但现在的孩子都是吃着带激素的营养品和用激素催大的鱼肉瓜菜长大的，成熟得格外快，杨聂当然也就听得出段子里的意思，脸上立即红了。郑局长格外开心，对杨登科举起杯子：“杨主任我敬你全家，不为你当了领导，只为你有这么懂事的儿子。”几位笑着喝了酒。

杨登科因为还要开车，喝到七成再不肯喝了，郑局长他们也就见好就收，一齐吃了些饭，离了席。一家人要上车时，郑局长过来握着杨登科的手说：“路上慢点儿开，明天我们几位再上你家里去。”杨登科不免又要犯疑了，说：“去我家里干什么？过两天我们就要打转的。”郑局长说：“你就不用管这么多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上车出了县城，杨登科心里还在纳闷，自己母亲生日，他只在董志良面前说了一句，跟曾德平打招呼时只说有事回家，未提母亲二字，郑局长他们是从哪里打听到的？总不可能是董志良透露给他们的吧？杨登科多年没陪母亲过生日了，这次回家主要是尽点孝道，减轻些心里的歉疚，不想竟惊动了郑局长他们。

老家早已通了公路，近年又铺了油，路面窄是窄了点，却还算平坦，所以杨登科尽管开得很慢，三十公里的路程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下了车，就见家里聚了不少人，正在杀鸡宰羊，一派忙碌景象。跟父母见了面，才知原来他们接到杨登科要回家的电话后，喜出望外，立即忙着做些简单的准备工作。这事不知怎么被老村长知道了，他跟县乡领导过往得多，有些识见，主动过来对杨父说：“我们杨家村过去虽然出了些布衣秀才，但像登科这么正儿八经的官，几百年来却还是第一个，这可是我们整个杨家村的光荣。所以登科要回来给母亲祝寿，我们当然要举全村之力，大操大办一场，好好长一长我们杨家人的威风。”老村长说到做到，自己亲自做这次喜事的总管，把村里的精壮劳力都派到杨家，大张旗鼓操办起来。

这其实是杨登科预料之中的。他生于斯长于斯，对家乡的世道人心再清楚不过。他非常感激老村长，说：“老村长，您辛苦了。也不知怎么感谢您老人家。”老村长说：“不用谢，明天你陪我多喝几杯就是。”杨登科说：“那是应该的。”

晚上杨登科拿出两万元现金，让聂小菊和杨聂一起帮忙，装到两百个红包里。父亲不解，说：“明天你妈生日，众人要给我家送礼，你们装红包干什么？”杨登科说：“我们是按照城里人办喜事的做法，散席时每位客人都要打发一个红包。”母亲说：“我听说城里给客人打发红包，也就十元八元一个，哪有一百元一个的？”

杨登科只好掏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爸妈都在这里，我把话说白了吧。儿子离开乡下二十多年，终于混了个小官，可我是吃家乡的五谷杂粮长大的，平时也没能力和机会报答父老乡亲们，心中不安啊。这次母亲生日，大家要来祝贺，总得送上十元二十元的礼金吧？若在城里特别是在机关里，这点钱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十元二十元并不是一个小数，收了乡亲们的钱，叫我怎么过意得去？所以才特意做了准备，凡来贺喜的人，不论他送的礼是大是小，一律回一个百元钱的红包，以表诚意。”

母亲心疼这么一大笔钱，嘀咕道：“乡下办酒想赚钱是没有可能的，但也不能倒贴那么多呀！”父亲却明白杨登科的意思，知道他是想在家乡父老前面挣个面子，特别赞赏他的做法，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一张脸重要，登科这么做，我们做父母的就更有脸面了，我举双手赞成。何况登科刚升了官，升了官还缺这一万两万的？”

父亲这话露是露了点，却把什么都道破了。

第二天日上三杆，客人陆陆续续进了杨家。在老村长的指挥下，司仪员吹鼓手严阵以待，几处大灶烟正浓，二十多套桌凳已分别安置在左邻右舍上房下屋。用老村长的话说，这叫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齐上。按照地方风俗，杨母已端坐于堂屋祖先牌位前，只等午时将至，鞭炮点燃，鼓乐声起，受过跪拜之礼后，就可大开筵席了。

此时与杨家对望的山前忽冒出一串小车，沿着蜿蜒公路呼啸着开过来，徐徐停在杨家屋前。乡下公路通了多年了，平时跑的多是大车和农用拖拉机，只偶尔有一部两部小车自此经过，这么十余部小车整整齐齐招摇而至，大家好像还是第一次见过，感到很是稀奇。客人们于是纷纷跑出屋子，上前来看热闹。连忙忙碌碌的勤杂人等也扔下手中活计，奔到了路旁。

杨登科正在屋里帮身为总管的老村长登记客人送来的礼金，忽见大家都往外面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出了屋。见屋前长蛇阵般停了十多部小车，杨登科就明白是郑局长他们了。但转而一想，县农业局也就三四台小车，一下子从哪里来了这么多小车？

纳闷着，杨登科几步迎到了路边，原来除了郑局长他们，曾德平也带着胡国干刁大义小钱还有已退下去的老郭几位兄弟，一人开着一部小车赶了来。农校马校长等市农业局下属几个单位的头儿也在。杨登科又惊又喜，上前跟各位一一握手，感谢大家老远跑来捧场。来到曾德平前面时，杨登科说：“曾主任我就知道是你的主意。只是我并没跟你说过我母亲生日的事呀？”曾德平笑道：“是董老板亲口告诉我的，我跟兄弟们一说，大家踊跃得很，争先恐后要来给伯母祝寿，我看又是星期天，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

杨登科禁不住心里一阵热乎。董志良真是关心下属，这一辈子能跟上这样的好领导，也算是自己天大的造化了。

杨登科这里正在招呼客人，那边老村长已叫人燃响爆竹，还带着吹鼓手吹吹打打迎过来，分立两旁，将这批高贵的客人往中堂请。机关里人去宾馆参加喜宴，都是先给主人递上红包，然后各自找位置落座，哪来乡下这样热闹隆重的场面？大家感到新鲜，欢欢喜喜来到杨母前面，按照乡下的规矩，给老人家行跪拜大礼。

礼毕，曾德平和郑局长还有马校长他们便把身上的大红包掏出来，塞到杨登科怀里。杨登科谢过，让司仪人员安排各位入了席，再到后堂去跟老村长登记红包。曾德平他们的红包有两种，一公一私。公家三个，市农业局六千，农校等几个下属单位和县农业局各五千。私人方面，曾德平几位同事的钱装一个红包，人平一千；郑局长和马校长两拨人分别装在两个包里，人平八百。董志良单独送了一个红包，两千。几项加起来已是三万。

这些红包比乡下人送的十几二十几元一个的红包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登在一起不免别扭，杨登科特意登到了另一个本子上。

登记完红包，杨登科出了屋，要去打曾德平他们的招呼，只见马路上又开过来几辆小车。大家兴奋起来，说：“又来贵客了。”怂恿鼓乐手做好出迎的准备。杨登科再也想不起还会有谁要来，还以为是过路车呢。岂料那几部小车到得屋前，都停了下来。

杨登科便迎上去，同时注意了一下那几部小车的牌号，发现都是县里的号子。

此时县农业局的郑局长跟了过来，告诉杨登科，那是县委县政府和乡政府的车。杨登科也来不及细想，只得在郑局长的介绍下，跟从车上下来的客人握手见面。原来除了书记县长在市里参加市委全会之外，其他七位县委常委领导都到了场。乡里是几位书记和乡长，其中两位过去到市里找杨登科办过事，彼此认识。带队的是一位分管党群的县委副书记，属于常委里的第三把手。他告诉杨登科，他们是受两位老板之托，特意来给杨母祝寿的。县里的两位老板当然就是书记县长了。喊书记县长太生硬，喊老板显得既亲密又实在。

县里领导也这么捧场，杨登科自然也觉得风光无限。就有几分陶醉，自己一个副科级干部，何德何能，母亲生日竟然将县里和乡里的核心领导都惊动了。旋即杨登科就明白过来，他们一定是知道董志良就要进市委常委了，见自己跟董志良关系非同一般，提前在自己身上投资，今后想要投靠董志良了，也好有一条内线可以利用。这些人都是洞庭湖上的老麻雀了，见的世面大，深知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佛脚是抱不住的。

这么一想，杨登科接他们递上的红包时，就理直气壮多了。

父老乡亲们当然不可能知道杨登科心里这些想法，只知道杨登科出息大了，给他们也挣了面子。是呀，一个偏僻的乡村，一位老人做生日，村前公路上长龙般齐整整停了十七八辆小轿车，市县乡有关领导都到了场，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么！大家一边对这一溜照得见人影的小车指指点点着，一边打心眼里敬佩起杨登科来，还讨论起了杨登科的官位。他们对当今那三六九等的官级不甚了了，有人说看这阵势，杨登科的官跟县长县委书记应该是一个级别了。其他人不同意，县里领导都来了，没来成的县长和县委书记都托了话，杨登科的官也许在县长县委书记之上呢。年级大的人还借题发挥，教育在场的晚辈，做人就要做杨登科这样的人，做了官连父母和地方上的人都跟着沾了大光。

县委常委和乡里领导给母亲行过礼，被安置好之后，杨登科又连忙跑到后堂去跟老村长一起登记他们递的红包。县里两个红包，一个是以县委政府名义送的，一万元整；一个是包括书记县长在内的九个常委领导的，共九千，也就是说人平一千。乡里公家和私人的加在一起也上了三千。将前面市县农业系统的三万加在一起，已过了五万。

望着这厚厚几叠钞票，杨登科眼里都要冒绿火了。他只是一个小小副科，给母亲办一回酒，光市县乡三拨人马的礼金就上了五万，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办一回酒，岂不要数十万上百万地进？怪不得手中有权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办酒，乔迁要办，生日要办，娶儿媳嫁闺女要办，儿孙出生和周岁要办，死爹死妈更要办，原来办酒的奥妙就在这里。

对此有人说是腐败之风，有人说是人情世故，各有各的理由，政府也不好硬性规定不准办酒。有意思的是前不久市纪检会作出庄严而神圣的决定，定期给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发送反腐倡廉短讯，杨登科提拔副科以来，已荣幸地收到好几条了，其中一条说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要能做到四不：用权不用计，过节不失节，进步不进钱，生日不生财。杨登科当时就笑起来，心想如今的人都放聪明了，对上面的精神尤善于正话反用，这不恰好提醒了大家，用权用计，过节失节，进步进钱，生日生财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趁在台上好好用足自己手中的资源，加大力度加强“四项建设”，以后下了台，那就再没机会了。

这是闲话，不说也罢。还是说这天的老村长，他算是大开了眼界，这辈子他恐怕还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对杨登科不免又敬佩又羡慕，说：“看来还是要做官啊！登科你一做官，回来给母亲做回寿，一下子就收了这么多钱，我们当农民的，在田里土里刨上几辈子也别想刨这么多钱出来。自古说升官发财，不升官，哪来的财可发？”

杨登科无言以对。半天才笑笑，说：“老村长，这些钱我可是不能往自己袋里一塞就完了的，我的官还太小，只有官做大了，肚大量大了，才吞得进，咽得下。”

老村长不懂了，说：“你不吞进去，咽下去，难道给人家退回去不成？乡下是不兴退礼的哟。”杨登科说：“当然不是硬邦邦退回去，我有我的办法。”随即叫过聂小菊，吩咐她拿二十个空红包出来，每个里面装上两千元，领导们上车前再给他们。

老村长望望杨登科，一脸的迷惑，说：“你这不是没赚什么钱了？”杨登科说：“老村长，我这次回来给母亲做寿，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的。”

老村长似乎懂了杨登科的意思，觉得他不是一般角色，翘了大拇指夸奖道：“看得出来，登科你是个干大事的人才，以后一定会有更大的出息。”

午时即至，三声震天动地的铁炮响过，欢快的鼓乐声一齐奏响，正式开席了。杨登科在老村长的陪同下，代表母亲，带着老婆孩子，一桌一桌去敬酒。先敬市县乡来的客人，再敬父老乡亲。酒宴随之进入高潮，一派喜气洋洋。

就在杨登科在酒桌间来回穿梭的时候，外面又来了一位客人。这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却很快进入了杨登科视线。其时杨登科正举了杯准备敬一位亲戚的酒，那位中年妇女一出现在门口，杨登科的目光就僵住了。

虽然已二十多年没见，杨登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位客人就是邓桂花。

杨登科放下杯子，缓缓朝邓桂花走过去。不用说，如今的邓桂花已不是当年的邓桂花了，脸上刻着岁月的沧桑，微胖的身子稍稍佝偻着。杨登科心里像是被什么一蜇，隐隐有些作痛。他努力想像着当年的邓桂花，这才发现她那混浊的目光里依然闪动着杨登科永远也没法忘怀的真挚。杨登科仿佛有许多话纷纷跑到嘴边，要对她尽情倾诉似的，可最后却只这么淡淡的一句：“你怎么也来了？”

邓桂花望望杨登科，笑了笑。这一笑，让杨登科一下子找到了从前的邓桂花。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邓桂花，笑起来也是这么个样子。邓桂花说：“我是今天上午接到前进的电话，才知道你回来给母亲做寿了，所以迟到一步，很对不起。”

说着递一个红包给杨登科。杨登科犹豫着接过红包，好像这才明白她是来祝寿的，要给她安排席位。邓桂花说：“别忙，我还没见过伯母呢。”找到杨登科母亲，行过礼，才入了席。杨登科有话要说，可席上又不是说话的地方，只得说：“一路辛苦了，多喝几杯。”邓桂花说：“我不会喝酒，这你是知道的。别管我，你招呼别的客人去吧。”

杨登科当然不好老守着邓桂花，只得走开了。

热闹了两个小时，酒宴接近尾声，老村长安排人将那一百元一个的红包分发给各位客人。这个规矩，上面来的客人见得多了，接了红包，就塞进了口袋。乡下的百姓还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事，觉得有趣。平时拿一包主家事先准备好的糖果，已经非常客气了，现在见给的是红包，好奇心顿起，就在桌前将红包开了。

这一开，眼睛就都圆了。谁能想到，里面竟然是一张百元的大钞。

就在众人不可思议之际，市县乡的客人离席准备告辞了。杨登科忙跑去送客人，又不忘说些感激的话。聂小菊也追来了，又给每位客人递了一个大红包。大家就有些稀奇，都说：“聂老师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席上已经拿了红包了，还要给呀？”杨登科忙笑道：“席上是席上的，这是各位远途劳顿，路上买矿泉水的。”

其中性子急的早已把厚厚的包打开了，粗粗一点，竟有二十张大钞，心头暗喜，嘴上则说道：“杨主任也太客气了点，你是要我们买矿泉水，还是买金条？”杨登科笑道：“惭愧惭愧！下次我发了财，我一定给各位领导买金条，怎么样？”

说话间，聂小菊又将县长县委书记的大小两种红包，给了领队的县委副书记，拜托他转给两位未到场的领导。至于董志良的红包，杨登科本来想让曾德平转交，临时又改变主意，扯住了聂小菊，打算自己回市里后当面交给他本人。

客气着各位上了小车。长长的车队蠕动起来，首尾相衔，缓缓往来时方向驰去。杨登科的手不自觉地抬了起来，朝着车流扬着扬着，脸上溢满笑容。他心里念叨着董志良，这些不是看在董志良就要进市委常委的分上，怎么会把自己放在眼里，一个个开着小车跑到乡下来给母亲做寿，让你扎扎实实地风光这么一回？

车队即将消失在远处，杨登科的手这才放了下来，转身准备回屋。却见身后站着黑压压的人群，每人的手都不自觉地高高地挥着扬着，目送着那已然消失的车流。原来是席上的客人都离了席，下意识地随杨登科一起来送别市县乡里的领导。杨登科从那还高扬着不肯放下的众多的手臂上看到了一份无形的虔敬。那是在权力面前才可能产生的发自内心的虔敬，也许像基因一样在我们的血液里潜藏了千百年了。

下了席的乡亲们不再入席，用手抹抹嘴巴，再捏捏兜里的百元红包，跟杨登科他们打声招呼，陆续散去。乡下人婚丧喜庆办酒，大家凑个小份子，只图热闹，无所谓赚钱亏本，反正今天你来，明日我往。像这天喝杨登科母亲生日酒，送个小人情来，拿个大红包走，盘古开天地可还是第一回。乡下人容易满足，得了好处总放在心里，挂在嘴边，逢人就道杨登科的好，说他做了官发了财，心里还想着他们这些穷乡亲，这样的人以后肯定会有更大的出息。杨登科的好名声就在四里八乡传开了。

关于母亲生日的收支，剔除酒席上的开支不计在内，杨登科初步核算了一下，所有收到的大小红包和自己带回来的钱加在一起，再减去每位客人一百和市县乡领导人平两千的回礼红包，正好持平，不赢不亏。这个结果恰在杨登科的预计之中，正好兑现了他在老村长前面说的话，此次回来给母亲办酒，动机并不是为了赚钱。这就是杨登科不同于别人的地方，他决不会为眼前的利益所动。有时候得与失是没法用看得见的金钱作简单衡量的。

就在杨登科权衡得失的时候，有人在他身后喊了一声登科。原来邓桂花还没走，特意向他告别来了。二十多年了，好不容易才见上这么一回，话没说上两句又分了手，杨登科还真有些不舍。只是众目睽睽之下，特别有聂小菊在场，杨登科也不好表露什么，只说了两句干巴巴的客气话，就眼睁睁看着她走了。

远远望着邓桂花的身影就要转过山嘴不见了，杨登科再也挺不住了，这才找个借口出了门，抄近道追上邓桂花。

听到后面的脚步声，邓桂花自然知道是谁了。不过她没有止步，虽然脚下明显地慢了许多。杨登科在后面喊了一声：“桂花！”邓桂花站住了。杨登科绕到她前面，说：“今天客人多，也没顾得上陪你喝杯酒，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邓桂花无语，低着的头抬了起来。杨登科在她混浊的目光中看到了莹莹的泪影，心下一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还是邓桂花打破沉默，说：“前进的事多亏你操心，我也知道城里的工作不好找。”杨登科说：“前进是你的儿子，可也是我的侄子。”邓桂花说：“过去我就欠了你的，前进又去麻烦你，你的情分，这辈子我怕是还不了了。”

他们身旁有一块干净的大石头，杨登科一屁股坐到了上面。又朝邓桂花招招手，说：“天色还早，坐会儿再走吧。”邓桂花迟疑片刻，还是听话地在石头上坐了，不过是坐在石头的另一头，跟杨登科隔着两三尺的距离。杨登科扯一根草茎放嘴里嚼着，眼望远处的山峦，接住刚才的话题说：“其实你已经还了。”

邓桂花几分迷惑，说：“我还了什么了？”杨登科说：“你不记得托前进转给我的那双鞋垫了？”邓桂花笑笑，说：“那算什么？又不值几个钱。”杨登科说：“我活到四十岁了，见过的经历过的也不少了，其实有好多东西是不能用钱来计算的。”邓桂花说：“你现在是有钱人了，所以才说这样的话。”杨登科说：“比在乡下做农民自然强些，吃穿不愁吧。”邓桂花说：“岂只强些，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你以为如今的农民好做？”

杨登科深知邓桂花这话不假。他耳边响起做过乡镇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说过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话，心里有些酸楚。还想起读中学时空着肚皮，挑了谷子到粮站去送爱国粮和公粮的情形来。那是物资短缺的年代，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和牲猪，自己勒紧腰带不吃，先要无偿或廉价交了公再说。可到了物资过剩的年代，便没人再过问你的粮食和牲猪了，你走你的市场去吧，卖得掉你可拿回部分成本，卖不掉该交的税费一分不能少。杨登科当然不是希望回到过去那种名为计划经济实为指令经济的时代，那种指令经济只能将老百姓指到绝路上去。可一个文明社会，容得少数人通过种种渠道把黑钱洗到国外去，也要容得多数人能够活命，不然这个文明社会是文明不到哪里去的。

又东一句西一句说了些闲话，不知不觉太阳就落到了后山。邓桂花站了起来，说：“登科你回去吧，我也该走了。”杨登科说：“我送你过了前面的山岔吧，见到你不容易。”邓桂花也不阻拦杨登科，抬步朝前挪去。杨登科跟在后面，无话找话道：“你家老杨怎么样？”邓桂花不想提及自己的男人，淡然道：“他还能怎么样？都快成废人了。”

对当年抢走自己心上人的屠户，杨登科自然一辈子都是无法释怀的，尽管时过境迁，杨登科终于混成人模狗样，提到他时不无优越感，可杨登科还是忍不住口带讥讽道：“当年你家父母生死要把你嫁给他，我可是嫉妒得要休克了。”

邓桂花听得出杨登科话里的分量，说“你就别挖苦他了，其实你要感谢他才是，是他成全了你。”杨登科说：“你这话倒也新鲜，是他把你从我手上夺走的，我不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已是便宜他了，还感谢他？”邓桂花笑起来，说：“当初你如果娶了我，你现在能有这样的好日子吗？”杨登科说：“你扯远了。”邓桂花说：“今天我来给你母亲祝寿，是个借口，我主要是想来看看你的老婆。我听前进说，你老婆人挺不错的，今天见了面，才知前进的话不假。你能讨聂老师做老婆，是你的福分啊。”

这个道理确实还说得过去。杨登科觉得这女人的心地真是善良。

两人不觉已来到山岔口。邓桂花说：“你回吧，不然聂老师要担心了。”转身要走。杨登科望着邓桂花微胖的背影，不知怎么的，鼻头一酸，又跟了上去，说：“我还送送你吧。”邓桂花站住，回头道：“别送了，再送就要到家里了。”杨登科说：“那就送你到家里。”

邓桂花摇摇头，把手伸给他，说：“按你们城里的习惯，握个手，你就打转，好不？”杨登科点点头，听话地把手伸给了她。

也是怪，都是四十岁的中年人了，杨登科触着邓桂花那粗糙的手掌时，还是情不自禁地颤了颤，似乎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邓桂花也受到了感染，身子禁不住软了软。杨登科于是顺势将她搂到胸前，一只手忙不迭地伸进了她怀里。

杨登科有几分惊讶，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别的地方都变得松弛了，那对乳房却鼓胀柔韧，风情不减，跟当年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似的。

原来杨登科迟疑着不肯跟邓桂花分手，潜意识里是放不下这对让他念念不忘梦萦魂牵的乳房。杨登科满怀深情地抚摸着这对迷人的乳房，心里痴想，这个女人是不是因为我杨登科，才将这对乳房保护得如此完美？

因为有了这么一次跟这对美丽的乳房的短暂却忘情的会晤，杨登科便觉得今生不再有什么遗憾了，松开邓桂花，转身回到父母身边。

为母亲做了生日酒，在众乡亲前面赢得了好名声好面子，同时又跟二十年前的旧情人见了面，杨登科这次回乡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可第二天杨登科准备携妻儿回城时，又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做，认真想了想，才想起应该到爷爷坟上去看看。跟父亲一说，父亲也非常赞同，说：“确实应该去看看，没有你爷爷的保佑，哪有你的今天？”

准备好酒肉香蜡纸钱和爆竹，在父亲的陪同下，杨登科还有聂小菊和杨聂，一行四人出了门。沿村后小道走上两三里，爬上不高的山坡，没多久就到了爷爷坟前。坟场周围山势环抱，松竹掩映，而且前瞻开阔，远处青山如黛，绿水似带，对阴阳五行不甚了了的杨登科也觉得这是一个墓葬的好地方。

杨聂是第一回到这里来，有几分好奇，又有几分疑惑，指指坟包，问杨登科：“爸爸，这里面的人是谁呀？”杨登科这才想起还没给儿子交底，说：“你的老爷爷。”杨聂说：“我的老爷爷又是谁呀？”杨登科觉得这个问题倒有一些意思，说：“你的老爷爷就是你爸爸的爷爷，也是你爷爷的爸爸。”

杨聂想想，略有所思道：“我算是明白了，我的老爷爷是爸爸的爷爷，也是爷爷的爸爸，也就是说爷爷的爸爸也是爸爸的爷爷，也是我的老爷爷。有趣有趣，真是有趣。”

说得几位都笑起来。笑过，大家一齐动手，燃香点蜡，设酒摆肉，只等烧纸钱，放爆竹，给爷爷下跪了。杨聂又开口了，说：“摆上酒肉，老爷爷会跑出来吃肉喝酒？”杨登科说：“哪有你说的这么肤浅？这是后人对先辈的祭奠和怀念。树有根，水有源，人是不能忘了祖宗的，祖宗是人的根本。”杨聂说：“是不是书上说的，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杨登科说：“也可以这么理解，无古不成今嘛。”

杨聂还要刨根究底，杨登科难得跟他纠缠，说：“快过来跪下，准备给老爷爷磕头。”杨聂便学大人样，虔诚地趴到了坟前。父亲那边已点上纸钱，接着又燃响了爆竹。声响惊动了林间的鸟群，扑楞楞飞向另一个山头。

爆竹响过，惊炸一时的山间复归寂静。

聂小菊和杨聂磕完头，便站了起来，杨登科却依然一动不动跪在坟前。他相信爷爷是有灵的，一定知道他的爱孙正虔诚地跪在他坟前。他还相信爷爷一定听得见他不出声的倾诉：爷爷，我终于有脸面来看您老人家了！您可知道，为了您给我取的这个名字，为了您的殷殷期望，您的孙子这大半辈子是怎么过来的吗？干脆跟您实说了吧，您又不是外人，若是外人我还怕被他学了去呢。孙子其实也没有别的能耐，只有一条，就是该缩头时且缩头，不该缩头也缩头。具体说是小心翼翼为人，谨谨慎慎处事。白天低着眉顺着眼，晚上睡着了也不敢把脸拉长，以防万一被人撞见。在领导面前只说行字，在群众面前不说不字。能忍的气忍住了，不能忍的气也坚决忍住。能吃的亏吃了，不能吃的亏也强吃下去。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这还远远不够，主要是我还学会了特别的招式，就是从来没把自己当过人。我知道自己太把自己当人了，人家就不会把你当人，你就永远做不成人，只有自己先别忙着把自己当人，兴许人家高兴了，才有可能把你当人。这样效果很快就出来了，人家不仅把我当了人，还让我当了副主任，就是您老人家希望的登了科，或者说是入了品了。爷爷我真得感谢您，不是您给我取了这个芳名，不是您对我寄予厚望，不是您冥冥中瞪着一双老眼督促着我鞭策着我，这一辈子我也许就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至今一事无成了，哪有现在的人模狗样？……

这么无声地倾诉着的时候，杨登科的脑袋一直非常陶醉地埋在青青的草地上，看上去就像一只满怀激情的山鼠，发现了地里的美食，恨不得几下钻进去。过了老半天，山鼠一样的杨登科才终于抬起了头，对着站在旁边的老婆儿子和父亲笑了笑。不想三个人都忍俊不禁了，杨聂指着他的鼻子，乐道：“爸爸，你的�脸……”�

杨登科伸手在脸上一抹，竟抹下一大把泥土和草茎。这些泥土和草茎潮糊糊的，原来是杨登科的热泪外加鼻涕口水充当了黏合剂的作用。

这天杨登科看来确是动了真情了。而他悲壮的情怀已化作滚滚热泪挥洒在爷爷坟前，他竟然毫无察觉。

祭完爷爷，祖孙三代人便离开坟场，开始往山下走。聂小菊告诉杨聂：“你知道不，你爸爸的大名就是你这位老爷爷取的。”杨聂说：“那一定有什么用意吧？”聂小菊说：“你问你爸爸好了。”杨登科正要开口，父亲替他回答孙子道：“登科登科，就是要让你爸爸登科进仕，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懂了吧，孙子？”杨聂说：“原来爸爸做上了主任，还是托了老爷爷的福。”说得一家人开心地笑起来。

下了山，父亲回头望望高耸的山势，对杨登科说：“登科你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山么？”杨登科站住，仰望着山头，说：“不是叫紫云坡么？小时我们都是这么叫的。”父亲说：“其实还有一个名字，不过只有你爷爷辈以上的人才知道，后来便没有人能叫得出来了。”杨登科说：“是个什么好名？”父亲朝山上指指，说：“你瞧瞧，这座山是个什么形状？”

杨登科眯眼瞄了半天，觉得山形也普通，并没什么特殊之处，一时看不出名堂，只得请教父亲。父亲说：“你看像不像一顶轿子？”

经这一提醒，杨登科也似乎看出来了，整个山形真像一顶活灵活现的轿子，圆形的轿顶，方形的轿身，还真是那么回事，越看越像。还有自山腰处往两边延伸而去的山岭，则是轿杆无疑了。杨登科心头怦然一动，说：“那该叫轿顶山了？”

父亲笑着点了点头，说：“你爷爷生前就跟我说过，只要把他葬到轿顶山上，你们这代人肯定有轿可坐。你现在不是已经做了官么？也算是坐上了轿子了。”

杨登科一时默然了。他明白爷爷和爸爸他们心目中关于轿子的真正含义。众所周知，过去的人只有做了官才有轿子坐，没做官便只有抬轿子的份。所以一代代人千百年来都做着同一个梦，就是能做上官，坐上轿子。现在没有轿子了，改成小轿车了。不过除了近年有钱人购了私家车之外，也只有做了官的人才坐得上小轿车。尤其是将小车叫成小轿车，跟轿子一样都姓轿，这实在是挺有意味的，说明官员坐小轿车跟坐轿子是一回事。

由此杨登科想起这世间之人，其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坐轿的，一种是抬轿的。远的不说，就说杨登科呆了二十多年的机关吧，除了坐轿的和抬轿的两种人，那是再也找不到第三种人了。说具体点，机关里就领导和群众两种人，领导是坐轿的，群众是抬轿的。机关里有不少科室，科室里也只有科室领导和科员两种人，科室领导是坐轿的，科员是抬轿的。不过坐轿的和抬轿的，又因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互为转换。比如科室领导，在科员那里无疑是坐轿的，到了局长那里便成了抬轿的。局长在科长主任那里是坐轿的，到了书记市长那里又成了抬轿的。而书记市长在局长那里是坐轿的，到了更高的领导那里自然也成了抬轿的了。由此说来，大小官员们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再简单不过，天天不是抬轿就是坐轿。不过不论抬轿坐轿，心里都是打着主意的。现在给别人抬轿，为的是以后自己坐轿。坐了轿还要去抬轿，为的是扔掉屁股下低级的轿，换成更高级的轿。

世上只有坐轿的人才有轿子，抬轿的人将轿子抬好了，抬到位了，坐轿的人自然就会给抬轿的人一顶轿子，最后抬轿人终会成为坐轿人。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不抬轿子，那是一辈子也别想坐上轿子的。就是最终坐不上轿子，能抬一辈子的轿子也是你的福分。抬上了轿子，就归到了坐轿人的门下，就有了保护伞，至少一辈子衣食无忧了，不信可讨教那些有些阅历的人，他们肯定只见过争抢轿子抬的，还没见过谁好不容易谋到了抬轿子的美差，或怕抬轿子出力吃苦，或遭抬轿子的同行挤兑，或被坐轿子的人不时踢上一脚两脚，而负气扔了轿杆走人的。

杨登科自己抬了二十年的轿子了，对此自然深有同感。不过他是媳妇终于熬成婆，好不容易做上了副主任，也算是坐轿的了。但他非常清楚，坐了轿子还不能忘乎所以，还要更买力地抬轿子，把该抬的轿子抬好了，以后自己才有可能坐上更好的轿子。

这么奇思怪想着，忽抬头，已到了村上。

杨登科也有些弄不明白，今天本来是给爷爷去上坟的，忽然间思维就变得如此活跃起来，生出这么些不着边际的念头。他想，若照这样胡思乱想下去，说不准哪天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

三十

当天下午，杨登科就带着老婆孩子离开老家，回到了贵都市。

市委全会没几天就结束了。据说省委组织部就董志良同志的提拔问题，在市委委员中间搞的民意测验非常成功，对董志良的满意率几乎达到了100％。市委委员都是市里领导和市直单位和县区领导，让他们给董志良打勾勾，也叫做民意测验，这说法不仅巧妙，简直说得上是幽默了。

这民意测验一搞，董志良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市委常委。魅力飞扬的姜总再运作运作，省委陶副书记再在后面关心关心，董志良进市委常委已完全不在话下。

也是好事成双，在姜总的大力支持下，董志良倾全力策划的芬芳山庄各项工程全部如期完成，并经有关部门正式验收合格。

芬芳公司自然要请验收人员热闹一番，董志良也带着杨登科往宴请地点赶去。路上杨登科对董志良说：“感谢老板对部下的关照，母亲生日办得很成功，市县乡三级政府部门都去了领导。”顺便给了董志良一个红包。本来是两个红包的，杨登科临时改变了主意，那个一百元的红包留下了，在那个两千元的红包里又加进去六千，成了个八千元的更大的红包。也就是说减去董志良那天送的两千元的礼金，杨登科倒送了六千元给董志良。

董志良手上托着这个厚厚的红包，说：“我母亲又不过生，你给我红包做什么？”杨登科说：“老板送了大人情，连酒都没喝一杯，所以还个小礼。”董志良说：“这还是小礼？起码有七八千吧？”说着要还给杨登科。

杨登科一手扶稳方向盘，一手挡住董志良，说：“老板你这不是看不起我，是看不起我母亲了，这可是我母亲大人的意思，她说你这么关心她，她也得表达点小心意，才亲手打了个小红包，嘱我转达给你。母命难违啊！你不收下，我怎么向母亲交差？”说着，杨登科竟然被自己编造的美丽的谎言所打动，抑制不住泪眼模糊了。

董志良见杨登科动了情，也受到感染，将红包放入自己公文包里，说：“好好好，老人家的心意我只能领了。以后你见了她老人家，代我感谢她，有机会时我再登门拜访了。”

杨登科嗯一声，又用力点了点头。还悄悄舒了口气，眼角眉梢都是喜色。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大事，很有成就感的样子。为了给人送钱，杨登科算是遭够了罪，受够了委屈，至今想来，还难免心有余悸。今天这个红包却很体面地出了手，杨登科可是一脸的光鲜，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杨登科得意着，不觉得就到了宴请地点。席上自然免不了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一团和气，你好我好他也好。不过天下的宴请尤其是公家的宴请大同小异，此处就不细说了。只说宴请结束后，还是初夜时分，袁芬芳把何场长推到验收人员面前，说：“各位兄弟，大家也别急于回去守老婆，我给何场长说好了，由他和芬芳公司的职员安排你们去潇洒。”

这些验收人员都是各职能部门的实权派，吃喝玩乐纯属家常便饭，机关里的人说是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三陪基本不空，老婆基本不用。平时基本惯了，所以袁芬芳提出要安排他们潇洒，自然正中下怀，也不怎么推辞，只嬉皮笑脸对袁芬芳说：“我们不要何场长安排，要袁总亲自安排。”袁芬芳笑道：“你们男人去寻欢作乐，我一个女流之辈跟着，岂不影响你们的情绪？”那伙人说：“你在场我们才有情绪呢。”袁芬芳说：“下次我亲自安排，这次还是何场长出面吧，他也跟着你们乐乐。”

何场长和芬芳公司的职员带着那伙人走后，袁芬芳这才转身来寻董志良。董志良和杨登科就在一旁，袁芬芳说：“走，我带你们到别的地方去。”董志良说：“也去潇洒？”袁芬芳说：“你们这些臭男人，整天就想着潇洒，看回家老婆废了你们的武功。”

说着要去开车。杨登科说：“还是坐我们的车吧。”董志良也对袁芬芳说：“登科技术没比你差吧？”袁芬芳说：“好好好，享享杨主任的福。”

上了蓝鸟，董志良接住前边的话题，说：“我听说有些男人喜欢去外面潇洒，女人绞尽了脑汁也拿他没法，最后只得蛮干，每天晚上都逼着男人上阵，说是肥水不落别人田。男人开始还坚持得住，多几个晚上却不行了，不肯干了。女人说不干也得干，反正这是女人的权力，你不干我找外面的男人干去。男人都是这个德性，自己天天在外面打野食可以，自己的女人越雷池半步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叫做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所以听女人说要去找别的男人，他哪里还敢偷懒？只得强打起精神继续上。男人都是最不中用的，夜里逞强，白天扶墙，出门时路都走不稳了，还用得着担心他再去外面拈花惹草么？”

说得袁芬芳咯咯笑起来。也不避杨登科的嫌，伸手去董志良脸上揪一把，说：“你老婆就是这样整你的吧？怪不得常常见你走路东倒西歪的。”董志良顺便在袁芬芳大腿上捏捏，说：“你说怪话了，我哪天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袁芬芳剜董志良一眼，说：“在我前面夸什么海口？”意思是董志良的能耐她是领教过的。只是杨登科在前面开车，不便说得太露，才收住了。

其实杨登科是个聪明人，只得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眼睛死死盯住前面的路，握紧方向盘认真开自己的车。杨登科想，领导如果不是信任你，看得起你，他还不会在你车上这么放得开呢。领导对你什么也不避讳了，就说明你是领导的人了。杨登科主动请袁芬芳来坐蓝鸟，本来就是为了讨好她，让她有空跟董志良坐在一起的。杨登科知道给领导开车就是要懂得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见风使舵，见机而作，给领导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该装聋卖傻的要装聋卖傻，对领导的某些事情要能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不过相对来说，视而不见容易，管住自己的眼睛，不朝不该看的地方看就是；充耳不闻就难了，只要耳朵不聋，或没塞上棉花，什么方向的声音都会往里钻。只听袁芬芳又跟董志良开玩笑道：“我太了解你们这些臭男人了，你们的乐事无非就是枕边勤换女人头。据统计，湖北的张二江就跟107个女人有染，平均一个月换一个。”

董志良反唇相讥道：“湖北不是还出了一个女张二江么？”袁芬芳说：“那个女张二江，我也在媒体上见过她的报道，叫什么尹冬桂，做过市长和区委书记，不过传媒也只说她与多个男人有一腿，如果与男张二江107个的记录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董志良说：“你是不是嫌女张二江败在男张二江的手下，很没面子的？”袁芬芳说：“你别挖苦我们女人，这方面女人再坏也坏不过你们男人。”

董志良想起一个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比喻，说：“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一把茶壶，可以配无数只茶杯，可一只茶杯若配上几把茶壶，那就有些不成体统了。”袁芬芳想想，还不无道理，说：“这也是怪，一把茶壶，周围茶杯再多好像都不为过，茶杯与茶杯之间总能相安无事，和睦相处。如果好几把茶壶围着一只茶杯转，那茶壶们一定会张飞不服马超，大打出手，恨不得将其他茶壶的壶把都砸掉，让自个一把独秀。”

说得车上两个男人不禁粲然。董志良说：“想想当年的貂婵，旁边也就董卓和吕布两把茶壶，竟闹得你死我活，如果再有几把茶壶掺和进去，岂不要弄得乾坤颠倒？”袁芬芳说：“所以人们才说，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嘛。男人那茶壶看上去强大，最后还得任女人这茶杯来摆布。茶壶强也罢，弱也罢，好也罢，坏也罢，起决定因素的还是茶杯。”

由男女而茶壶茶杯，这说法实在独特，一旁的杨登科也觉得甚是有趣。只听董志良又借题发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事情的根子还在皇帝那里，一般的男人再坏也没法坏过后宫佳丽三千的鸟皇帝。”袁芬芳说：“你们这些男人是不是都想做鸟皇帝？”董志良说：“那还用说？你知道如今那么多的皇帝戏怎么来的吗？就是有些男人的皇帝情绪或茶壶情绪作怪，恨自己没赶上做皇帝的时代，恨自己不能像皇帝小儿那样成为世上拥有最多茶杯的大茶壶，只好乐此不疲地写皇帝戏，演皇帝戏，来满足自己的茶壶欲。”袁芬芳说：“这个我也看出来了。写皇帝戏的人躲在幕后，我不清楚，那些演了几回皇帝的大腕的作派是略知一二的，他们都快把自己当成真皇帝了，不演戏的时候，那皇帝腔也改不回来了。特别是在女人面前，那份自鸣得意的样子，好像天底下的女人都是他的茶杯似的。”

说着说着，董志良就没法笑得起来了。他说：“要说皇帝小儿的坏，还不仅仅坏在占有了那么多的茶杯上，主要还是坏在他占着那么多茶杯还不甘心，还巴不得天底下的男人都死掉，死得一个不剩，就他一把茶壶横行于茶杯国里。为什么皇帝小儿格外喜欢太监，而且动不动就对有才能的男人施以宫刑？原来就是皇帝小儿这份阴毒心理在作祟。”

本来是开玩笑逗乐的，被董志良往严肃的话题上一引，袁芬芳也不知该说什么了。好在已经到达袁芬芳要找的那条灯红酒绿的老街，袁芬芳就喊住杨登科，要他放慢车速。行至一处巷口，袁芬芳说声到了，杨登科将车靠边停稳，三人下了车。

往巷子深处走去，只见地上铺着溜光的石子路面，两边是斑驳的板装屋，让人不由得想起旧时的花街柳巷。走上两百多米，袁芬芳往前头一指，对两个男人说：“看到前面的金字招牌没有？”董志良和杨登科抬了头，果然巷底一座两层的砖木旧楼前立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神秘文化研究院”几个字。杨登科感到新鲜，欲问袁芬芳是个什么机构，想起自己长着眼睛，进了门不就一目了然了？也就将话咽了回去。

来到金字招牌下，迎面一扇木门，虚掩着。袁芬芳上前一推，木门戛然出声，格外刺耳。进了木门，里面一个不大的天井。穿过天井便是正厅，墙上供着财神，烛光摇曳。三个人一入厅，就有人出了厢房，向他们迎过来。杨登科猜想可能是木门的声音给主人报了信，不然怎么知道屋里来了客人？

主人六十开外，美髯飘然，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袁芬芳抢先一步，将主人介绍给董志良二位，说这就是神秘文化研究院的孟院长。孟院长握握两位的手，将客人带进厢房。不想房里却充满现代化气息，靠墙一张宽大的木板，桌上摆着电话电脑和打印机。墙上挂着一幅字。那字于书法艺术而言还算不得上品，却也周正浑厚，瞧着舒服，如果硬弄成横竖没法认的所谓的书法艺术，相反没了这个效果。字条上只两行字，意思甚好，形象而富于哲理。杨登科读电大时接触过，记得是唐人诗句。诗曰：

繁华事散逐香尘

流水无情草自春

杨登科正对着字幅出神，孟院长已让工作人员端上茶水。品茗之际，袁芬芳说：“孟院长有两个院长的头衔，一是贵都市歌剧院院长，二是神秘文化研究院院长。”孟院长说：“歌剧院院长是政府下了红头文件任命的，文化研究院院长却是自封的。政府任命的院长早就一文不值了，只好自封一个，混碗饭吃。”袁芬芳又说：“孟院长可是我学徒习艺的师父，我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早几年歌剧院红火，这贵都城里谁不知道我袁芬芳？不想三十河东四十西，歌剧院说解体就解体了，我们一伙兄弟姐妹被扫地出门，作鸟兽散。我开了几年店子，亏得血本无归，还是孟院长给我测了一回字，让我深受启发，做上地产和房产生意，才慢慢有了些起色，一步步走到今天。”

董志良起了好奇心，问测了个什么字，袁芬芳就将孟院长测袁字的事说了一遍。说得孟院长直乐，说：“别把功劳放在我头上，都是你自己的造化。”

又说了些闲话，袁芬芳才言归正传，说：“孟老院长，今天我们三个特意到研究院来，有两件事要您老指点迷津，一是我经营的芬芳山庄已经落成，正等着开业，请您给择个吉日良辰；二是董局长和杨主任都是政府机关领导，前程无量，也请您给算算。公事公办，该多少银子就多少，不会让您吃亏。”孟院长说：“你这话就生分了，我还怕你跑到云南四川去了不成？至于择个日子，算个前程，本来就是我们研究院的工作，自当努力为之。院里有好几个研究人员，各有分工，如测吉日良辰，我可以代劳了，要算前程，对面办公室里有一位姓卢的先生是我院副院长，他比我强，等会我陪你们去见他。”

孟院长一边说着话，一边戴上眼镜，开了电脑。袁芬芳说：“还要用电脑的？”孟院长说：“不用电脑，还算什么研究院？而且电脑数据库丰富，排算快速准确，误不了事。”

杨登科一旁暗笑，比尔·盖茨们生产电脑时，肯定设想过这个怪物的种种用途，什么信息传递，生产科研，游戏娱乐，网上聊天，等等等等，但他想象力再丰富，也绝对想象不出这家伙到了咱中国，还会被派上这么一个排算阴阳，占卜吉凶，预测前程运势的特殊用场。

电脑进入预设程序后，孟院长向袁芬芳问了芬芳山庄的方位，朝向，始建时间和建设规模，以及山庄的主要用途等等，然后一一键入电脑。电脑很快做出反应，根据综合指数给出了一个十分合理可信的日子和时辰。孟院长又拿了张32开的白纸装到电脑架上的小型激光打印机里，再点了打印功能，芬芳山庄开业的吉日良辰便吱吱吱从打印机里吐了出来。

袁芬芳忙拿过吉日良辰瞧了瞧，很是满意。又当场将附在里面的四句有韵有辙的贺辞念了一遍，逗得董志良和杨登科两位直乐。孟院长也很高兴，拿回袁芬芳手上的纸张，折成方状，装入一个红色封套，复还给袁芬芳。

袁芬芳将封套收入悬在腕上的坤包，提出去见孟院长说的卢副院长。孟院长点点头，陪三位出门，敲开了对面厢房的木门。

里面的摆设跟孟院长那边差不多，都实行了现代化。电脑旁坐着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见孟院长带人走了进来，立即起身相迎。孟院长说这就是卢副院长，又把三位一一介绍给他。杨登科觉得这个卢副院长有些眼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主客坐定后，外边响起戛然的开门声，杨登科估计又有人推开了天井外的木门。果然屁股还没挨凳的孟院长又竖起腰身，对袁芬芳几位和卢副院长说有客人来了，出了厢房。这边卢副院长已开了电脑，问先算哪位。杨登科说：“老板先来。”缩到了后面。董志良也不客气，开始给卢副院长呈报自己的出生年月。杨登科知道董志良并不相信这一套，他之所以装作饶有兴致的样子，完全是为了迎合袁芬芳，助她的兴。

就在主客一问一答之际，杨登科忽然想了起来，这个卢副院长就是一年多前在路边给自己算过一回的算命先生。那时杨登科前途渺茫，心灰意冷，还是他一番神侃，让杨登科莫名其妙地重新振作起来。杨登科无法忘记的是他收了五十元钱，还给了十元回扣，撕了一张开餐发票。至今那张发票杨登科还塞在抽屉里没有扔掉。

杨登科正回想着当日的情形的时候，卢副院长已将董志良的基本情况键入电脑。很快打印机就吐出一张方纸来，上面是董志良的有关数据和美好前程。董志良拿过去瞧瞧，顿时一脸的灿烂。杨登科也伸长脖子瞟了一眼，见尽是好话，意思是说董志良吉星高照，官运亨通，三月内必有高升。杨登科暗忖，此话倒还不假，莫非电脑测算还真有这么灵？

董志良退下来后，袁芬芳要杨登科坐到卢副院长前面去。杨登科心里想，自己的前程不捏在董志良手上吗，何必劳驾这个姓卢的？正要推辞，身后的门开了，竟然是何场长。袁芬芳说：“何场长你不陪客人潇洒，跑到这里来干吗？”何场长说：“客人正在潇洒，我抽空来找杨主任办件事，再回去招呼他们。”

杨登科巴不得有个借口，听何场长如此说，也就站了起来。袁芬芳说：“那也好，我先算，杨主任跟何场长去办事。”坐到了卢副院长前面。

跟着何场长出得神秘文化研究院，杨登科问他有何贵干，何场长说：“托你办件事，东西在我的车上。”两人于是向巷口走去。

到了蓝鸟旁边，何场长的桑塔纳果然停在后面。何场长说：“把蓝鸟打开吧，到你车上去。”杨登科一揿腰上遥控器，蓝鸟的门锁就落了下去。何场长却没上车，过去开了桑塔纳的车门，从里面拎出一个脏兮兮的小麻袋，回身钻进了蓝鸟后座。

杨登科已经坐在车里，见何场长上了车，顺手开了顶灯。也不知那麻袋里装的什么，估计是刚出产的土产或山货。可笑何场长像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如今的土产山货也不值几个钱，犯得着这么煞有介事么？

上车后何场长就关紧车门，又拉严黑色窗帘，还伸手关掉了杨登科刚开的顶灯。杨登科更加不可思议，何场长好像还不放心，掉头瞧瞧车后，确信车上就只他和杨登科两位，这才打开脏麻袋，掏出两个又厚又沉的纸包，一把塞到了杨登科怀里。

杨登科看着怀里沉沉的纸包，还是没明白这是什么东西，疑惑道：“何场长你不是要我学董存瑞去炸敌人的碉堡吧？”

何场长像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松下一口气，说：“什么年代了，人家都使上了远程导弹，还哪里有碉堡用得着你去炸？”

这时杨登科已经猜到是什么东西了，却故意说：“你别吓唬我好不好？你不给我说清楚，我只有还给你？”说着捧了纸包真要往何场长怀里扔。[奇`书`网`整.理提.供]何场长伸手挡回到杨登科怀里，又用力按按，说：“你这就不够哥们了。”

杨登科不再出声，等着何场长给个说法。何场长这才放低声音说道：“这是两个十五万元，你和董局长一人一包。”

尽管已在杨登科预料之中，但他还是愣住了，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他是第一次抱着这么两大包钞票，脑袋里形成不了概念，没法将两个大纸包跟两个十五万联系上。借着前边挡风玻璃外透射进来的弱光，杨登科瞧了瞧黑暗中的何场长，下意识将两个沉沉的纸包抱紧点。他一时没了主意，不知是留着，还是推给何场长。

何场长瞥一眼杨登科，似乎看出了什么，笑道：“芬芳工程已经建成，这是董局长一手策划和跑项目跑资金跑来的，说他是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一点不为过。你呢也鞍前马后的，没少出力气。可你们连误餐补助都没领过一分钱，我和袁总过意不去啊，所以给侯家村拨付那笔地皮款时多拨了些，让侯村长按事先约定返还了一部分，算是给你和董局长的劳务费吧。”

杨登科算是弄明白了这两个大包的来历了。但他心里还是没底，说：“劳务费也不能拿这么多吧？”何场长笑道：“你放心好了，我何某人办事，绝对不会留下什么尾巴，不可能害你和董局长的。从侯村长那里拿钱时，我就跟他说好了，是申请办理有关工程项目时所需活动经费，根本没提到你和董局长的大名。我和袁总也核算了一下，如果不是董局长亲自出面，减免了大部分税费，省去了不少中间环节，要想这么快办下如此繁琐的工程项目手续，简直是天方夜谭，痴心妄想，所以这点钱只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按说完全是你们的劳务所得，属于合法收入，不会有任何风险的。”

何场长把底细都掏了出来，杨登科心里就踏实了。只是担心董志良不肯接收，说：“董局长的还是你当面给他吧。”何场长打拱手道：“你是领导的知心人，天天跟董局长在一起，说话方便，就请你给老兄帮了这个忙吧。”杨登科说：“那你要我怎么跟他说呢？”

何场长嘻嘻而笑，说：“我还不知道你杨主任有的是办法？还用我多嘴么？好啦，我下车了，你代我感谢董局长对工程的大力支持。”

说完何场长就下了车，爬上桑塔纳走了。杨登科还在黑暗里发了一会呆，这才掂了掂怀里两包大钱，先在方向盘下面的屉子里塞了一包，打了锁，再把另一包放进了董志良留在车上的公文包里。他想好了，董志良肯定已知详情，也用不着他多嘴，等会安全送他到家，就等于完成了任务。说不定董志良以前就单独得过芬芳公司不少好处，也是考虑他杨登科没少跟着跑腿，这次才顺便给了一份。

这么一想，杨登科就释然了。

没过多久，董志良和袁芬芳就出了巷子，上了车。杨登科已将马达打响，先将袁芬芳送回原处，再送董志良回市委。

这天晚上蓝鸟破例没在市委门外三百米处停留，杨登科坚持将董志良送进了大院。他担心董志良提着那么多钱不太安全。理由却是这么晚了，不会有谁在意他们的车子，就是在意，也看不清车牌号。何况院子里面出出进进的高级小车那么多。董志良自然懂得杨登科的用意，没有固执己见，依了他。

蓝鸟在董志良家宿舍楼下停稳后，杨登科不像以往那样先开车灯，却返身伸手替董志良开了车门。宿舍楼前光影依稀，杨登科稍微留意了一下，发现董志良去身边提那又鼓又沉的公文包时，依然不慌不忙的，跟平时没有任何异样。脸上也毫无表情，脚往车外一伸，人就下去了。杨登科心想，领导就是领导，比自己这样的小人物量大多了，包里提着十五万元现款，就像女人提了两斤降价猪肉一样，什么事也没有。

望着董志良从容上了楼道，杨登科这才方向盘一打，倒好车，上了路。

回到九中，杨登科没有立即下车，头搁在靠背上，望着墙角那株摇曳的古槐，发了好一阵呆。如前所叙，杨登科当了副主任后，经常给私人和公家办事，不免要拿一些辛苦费和回扣费，但每次也就数百上千，或三五千，七八千的样子。那应该属于灰色收入，安全系数大得很，叫做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机关里有点实权的人没有不尝过灰色收入的甜头的，却从来没人在这上面犯过错误。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令人眼馋的能耐。没有能耐想犯这样的错误，想灰色一下，还犯不上，灰不上呢。只是像今晚一下子就拿回十几万的大钱，杨登科还是花姑娘坐轿第一回，心里不免忐忑，分不清这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收入。

机关里关于收入的说法不少，主要分为三种：白色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过去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现在机关里的人总结了一套经验，叫做无白不饱，无灰不富，无黑不豪。看来是古今一理了。具体来说，白色收入该是工资表上的那点收入了，这是凡有工作的人就有的收入，受法律保护。灰色收入是利用工作和职务之便额外获取的不太显眼的收入，这在权力部门和有权人那里已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属于普遍现象，法律想追究都追究不过来。黑色收入也是与工作和职务有关的收入，只不过数量大，不是谁想黑就能黑得上的，法律也是实在看不过去了，偶尔会追究追究。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性质其实是最不容易区分的，就是拿到法学专家那里去，恐怕也没法分出泾渭来。如果硬是要区分，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那就是没穿帮的非法收入是灰色收入，穿了帮的非法收入便是黑色收入，其实说白了，都属于横财或者夜草。如今社会分工细致，权权交易权钱交易钱钱交易的机会很多，其手段之高明，花样之奇特，局外人想象力再丰富也不见得想象得出来，而监督机制又不健全，据权威人士研究，穿帮的概率比飞机出事概率低得多，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往往游离于法眼之外，一时便变得黑灰不分或黑白不分了。

这么胡思乱想着，杨登科更加糊涂了，芬芳公司给的这十五万元到底是灰色收入还是黑色收入？他脑袋想烂了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想不出所以然就干脆不想，杨登科打开屉子，将纸包拿了出来。摸着门把要下车了，忽儿又松了手。就这么把钱带回家，聂小菊见了，怎么跟她解释？何况以后万一出了事，她知道了这钱的事情，岂不把她也要一起给扯进去？杨登科于是又将钱放回屉子，打算还是第二天再想办法藏到别处。至于藏到何处，他还拿不定主意。

进了屋，聂小菊刚洗完澡从卫生间出来，准备休息了。杨登科努力装出没事的样，跟她搭讪了几句，便一头钻进了卫生间。在里面冲了大半天没出来，打算等聂小菊睡着后才上床，免得她问这问那，自己一不小心漏了口风。

想不到拖了这么久，走出卫生间推开卧室门时，聂小菊还开着床头灯在等他。杨登科自然不好将门扯上退出去，只得若无其事地进了门，说：“怎么还不睡？”聂小菊没去瞧他，只嗔道：“你自从做了副主任，天天早出晚归的，除了睡个觉，难得在家里多呆一会，想跟你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也不见你关心关心我。”

杨登科就听出聂小菊有什么事要跟自己说。他却不想在这个时候跟她唠叨，钻进被子就去扯她的裤衩，想用这个办法转移她的注意力。聂小菊不买他的账，扒开他的手，说：“你除了对这事来劲，别的都没兴趣？”杨登科只好作罢，心想谁来劲了？我这是没法呀。嘴上敷衍道：“我这不是工作紧张，想缓解缓解么？”

好在聂小菊还沉浸在自己的心情里，也不怎么计较杨登科，说：“向校长跟我打过招呼了，学校已经到教育局给我报了教导主任。”

杨登科在九中住了那么多年，对学校里的事情多少了解些，知道这个所谓的教导主任是兼职的，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不过多做些杂事罢了，便冷冷道：“那祝贺你了，这教导主任一做，你老人家好歹也是个堂堂校领导了。”

聂小菊听出了杨登科话里的嘲讽，却也无所谓，说道：“我知道在你们这些权力部门的人眼里，教导主任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自己也明白这只是个做事的位置，没有什么特权，但我告诉你，不仅向校长，还有教育局里好几个头头可都是在学校里做过教导主任的。”杨登科说：“向校长和教育局里的头头做过教导主任，这我也不否定，可这并不意味着做过教导主任就一定能做校长甚至教育局长呀。”

聂小菊意识到杨登科是在故意跟她抬扛。想起杨登科要转干进步，她那么热心帮他扶他，现在自己想做个教导主任，他却事不关己，阴阳怪气，不免就来了气，有些恨恨的，低声吼道：“你是怕我以后万一做了校长，甚至做了教育局长，你不配是怎么的？好好好，以后我的事再不会跟你说半句。”身子一翻，将个冷屁股对着杨登科。

杨登科满脑子是车上那包钱，确实没心情跟聂小菊说她做教导主任的事，巴不得她快点闭住嘴巴，好清静一下。

女人的心里不容易装事，不一会聂小菊就起了微弱的鼾声。杨登科却依然一点睡意也没有，望着窗外水一般的月色出起神来，脑袋里一会是何场长到车上给他递钱时的样子，一会儿是自己往驾驶室屉子里和董志良公文包里塞钱的情形，最后董志良提着装了那包钱的公文包从容下车上楼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

杨登科想，不知道董志良是否也会像他这样，现在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也许给董志良送钱的人太多了，十五万元对他这样实权在握而且即将成为市委常委的领导来说，不过小菜一碟，他才不会像他杨登科这样气窄量小，少见多怪，自己折磨自己呢。

过了两个小时，杨登科还处于清醒状态，脑袋里仍是车里那包钱。他忽然担心起来，万一有人把车偷走了，或是打烂车窗，撬开驾驶室里的抽屉，把那十五万元拿走了，那该怎么办？如今盗车砸车的事多着呢，他开过的那辆破面包车就被人砸过两回。

杨登科越发睡不着了，趁聂小菊熟睡之机，轻手轻脚下了床，出门来到楼下。

所幸蓝鸟依然卧在明晃晃的月色里，静若处子，安然无恙。钻进车里，急急打开抽屉，那包又厚又沉的钱还好端端地搁在里面。

犹豫再三，杨登科后来抱着钱下车进了自家煤屋。不敢开灯也不用开灯，月光自窗外泼进来，煤屋里的杂物一目了然。杨登科的目光停在了屋角，那里黑糊糊地堆着一堆东西，这才想起是向校长那几捆诗集。他在屋角蹲了下来，发现手中的钱包和向校长的诗集一样都是用牛皮纸包着的，好几块砖头般大小。

杨登科灵机一动，便有了一个绝妙主意。他不再迟疑，几下扒开那堆诗集，将钱包塞到了最里层，再把扒开的诗集原样堆好。他知道如今的人什么都会偷，包括女人的短裤，就是不会偷不值钱的诗集和书本，把这包钱跟这些诗集混堆一起，比存进银行的金库还要保险。

杨登科都快有些自鸣得意了，轻轻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出了门。回到家里，心里已经安稳多了，躺下后没多久就恬然睡了过去。

第二天杨登科早早开着蓝鸟去了局里。开始的时候，他心里还有些不自在，总担心被人窥破心里的秘密。他现在管着局里的后勤和车辆，局里人有求于他，见了面主动跟他握握手，说几句闲话，他也疑心是套他的口气，想探听那包钱的事。隔得远够不着的，会跟他点个头，给个笑脸，他便觉得人家的脸色意味深长，不可琢磨似的。

这天董志良在局里有事，不要出车，杨登科打算到司机班里去看看。他已经几天没空去司机班了。刚到门口，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掌。杨登科却足足吓了一跳，身上一颤，下意识地弹开了。一看原来是政工科蔡科长，是来找他签报购物发票的。杨登科心里发虚，又不好发作，只得讪讪道：“蔡科长要签发票就签发票，拍我背干什么？”

杨登科成为董志良司机，特别是转干提了副主任之后，蔡科长已将他视为同僚，才肯跟他勾肩搭背，拍拍打打。何况在一个机关共事多年，走到一起，你捶捶我的背，我拍拍你的肩，是关系亲密的表示，如果见了面像不认识似的，那就不正常了。这一下见杨登科有些异常，蔡科长不免称奇，望他一眼，说：“只怪我拍马屁拍错地方，拍到了你背上。”

杨登科不再吱声，当即在发票上签了字，连是什么内容都没顾得上看一眼。要是在以往，他是不会随便就给人签字的，非得让人拿了单子上他的副主任室去不可，他觉得只有坐在副主任室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笔，端了架子，从容不迫给人签字，才像是那么回事。

蔡科长这一拍，拍没了杨登科进司机班的兴致，他转身走开了。想起自己为那包钱弄得杯弓蛇影神不守舍的，也不知董志良会是个什么情形，便上了楼，朝局长室走去。这天局长室的门是半开着的，里面有说话声，杨登科不便贸然闯进去，站在门口不动了。

却听出是自己的老婆聂小菊在里面，杨登科有几分惊讶，不知她到这里来干什么，杨登科可没听她说起过要找董志良。

正迟疑间，只听聂小菊甜甜地跟董志良道了再见，要告辞了。杨登科不想让聂小菊误以为自己是来跟踪她的，往后一缩，敢紧躲到了楼梯间的盥洗室里。聂小菊的脚步声渐渐近了，又橐橐橐往楼下走去，杨登科这才出了盥洗室。

重新来到局长室门外，正好董志良从里面走了出来。一见杨登科，董志良说道：“登科你来了，我正要喊你跟我到政府去一趟。”

杨登科侧身让过董志良，再紧紧跟上，一边说道：“我就是来问你要不要出去的。”同时特意留心了一下董志良，竟丝毫也看不出他跟以往有什么异样。杨登科暗想，在董志良这里，那十五万元钱其实什么也不是，他自然也就不会像自己这种没见过世面的角色一样，这么沉不住气。自己看来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董志良这副不露声色的样子倒给杨登科壮了胆，杨登科顿时底气足起来，头便昂高了。

等到上了车，杨登科已经把那包钱成功地搁到了脑后。蓝鸟驶出大门后，杨登科还把最近买的腾格尔的带子放了出来。那是腾格尔作词谱曲自唱的《天堂》，激昂奔放，苍茫悠远，嘶哑中带着震颤，让人温暖而又伤感。

董志良的心情看来也很好，跟着腾格尔哼了几句，主动提到了聂小菊。他说：“九中已经给聂老师报了教导主任，我也给教育局长打了电话，他说这事没问题，下星期开党组会就可定下来。我的想法，等忙完芬芳山庄开业的事，我再跟教育局沟通沟通，下学期至少给聂老师弄个副校长什么的干干，凭她的能力，当个校长甚至教育局长也是不在话下的。”

杨登科这才想起昨晚聂小菊曾跟他说过这事，当时自己也没心情搭理她，她好像还有些生气，想不到今天竟找到董志良这里来了。杨登科谢过董志良，说：“我的事让老板操了那么多心，小菊的事又来麻烦你，真过意不去。”董志良说：“这算什么？如果不是聂老师，我家少云还不知成了什么样子呢。”

杨登科想，这倒也是的。

三十一

不久聂小菊就当了九中教导主任，第二学期又在董志良的关照下提了副校长，以后还做上了教育局副局长。不过这已是后话，此处不必赘述。

且说孟院长给的吉日良辰一天天接近，芬芳山庄开业的筹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余下的是请诸方面的要员来参加庆典。袁芬芳就开了一个单子，到农业局来找董志良商量。董志良一看，都是贵都市党政要员和各职能部门的实权人物，说：“山庄奠基时就请过这些人，这次是开业，场面将更大更隆重，贵公司恐怕得出点血哟。”袁芬芳说：“出血自然不在话下，这是行规，主要是怎么个请法。你是政府官员，跟他们熟悉，还得你动动步。”董志良说：“我对这些人还是比较了解的，山庄奠基时又见识过一回，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参加此类活动，可你上门邀请时，却要虚与委蛇，找种种借口推辞，非得你三邀四请，好话说尽，才装出个很不情愿的样子答应下来。这还在其次，到了正式场合，你一不小心，哪里安排得不太周到，比如出场的先后，排位的主次，他们稍有不如意，脸色就看不得，而且还会因此留下后患，以后有机会碰在他们手上，够你受的了。”

被董志良如此一说，袁芬芳不觉出了一身冷汗，说：“官方是最大的买方市场，请地方政要参加活动，本来是想借他们的面子为山庄贴金，今后还得他们多照顾咱们的生意，而这样的活动，总是难免要有疏漏的，如果因此得罪了人，岂不是弄巧成拙？”董志良说：“那你把活动取消便是。”袁芬芳瞪董志良一眼，说：“人家都急死了，跟你说正经的，你却还有心开玩笑。”董志良说：“要我也跟着你急？你那是芬芳山庄，又不是志良山庄。”

袁芬芳是个灵性人，从董志良的玩笑中看出他已有了什么主意，就使出女人的伎俩，拿肩膀在他身上蹭蹭，嗲声嗲气道：“有什么妙法贡献出来嘛，事成之后，老娘好好报答你就是。”董志良说：“那得先说好怎么个报答法。”袁芬芳就过去关严办公室的门，回身在董志良脸上狠狠一吻，说：“就这么个报答法。”

董志良伸手捂住袁芬芳吻过的地方，像是怕她的吻飞走了似的，说：“这还差不多。”又说：“山庄主楼那芬芳山庄的招牌还没做出来吧？”袁芬芳说：“那四个字已经请省里一位著名书法家写好了，正准备找市里的装潢公司去做。”董志良说：“书法家的字我看就不要做了。”袁芬芳说：“你说得轻巧，那可是我又托人又花钱才弄回来的。”董志良说：“既然花了钱，那就裱一下，挂到大厅里得了。”

袁芬芳已经领会到了董志良的意思，说：“你是想另请高明？”董志良说：“陶副书记的字可不比那些所谓的书法家差到哪里去哟。”袁芬芳的眉毛就扬高了，爽声道：“你是说先请陶副书记题写芬芳山庄四个字，再顺便把他请来参加我们的庆典？”董志良笑道：“我想起一句旧话，非上上智，无了了心。袁总就是袁总，悟性不错嘛。”

袁芬芳顾不得跟董志良调侃，乐得眼睛放电，说：“这么一来，市里那些大官小员，根本就不要去理他们了，这要省去好多麻烦。想想也是的，官场里的人就认一个官字，哪个官大，哪个就是爷爷，陶副书记官那么大，他老人家到了贵都市，贵都市的儿孙们还不都一个个争先恐后跑过来，环绕在陶副书记周围？这真是个好手段，我也是忙得头脑发晕，才没想起这么一招来。董大局长不愧为官场中人，比我懂官场里的套路。”

第二天袁芬芳就扯上董志良，到省城约好柴老板和姜总，让他们一起出面，专程找了一回陶副书记，请他题写芬芳山庄四个字。陶副书记是省委班子里的真秀才，不仅红学研究颇有成就，字也写得风骨清奇，跟省里的书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能拿到陶副书记的字自是天大的荣幸。可一般情况下，陶副书记是不会给人题字的。他知道平常人爱怎么题都可以，不会有人说三道四，当领导的树大招风，题字题多了，难免招惹种种猜测和非议。这次是因为姜总出了面，陶副书记推卸不掉，稍稍客气了几句，还是破了例。不过袁芬芳他们也是懂行情的，不会白拿陶副书记的墨宝，只是考虑他的身份，绕了个弯子，事后留了个大红包在姜总那里，至于姜总怎么处理，那就是她的事了。

要跟陶副书记告别时，袁芬芳又借姜总的金口，向陶副书记提出请他参加芬芳山庄开业庆典的事。陶副书记开始没有肯定答复，只是说：“到时再说吧。”姜总有些不满，说：“你可是省里的大领导，说话这么模棱两可，叫下面的人怎么操作？”

听姜总的口气，就知道这个美人在陶副书记那里的分量了。陶副书记果然马上改变口气，说：“行行行，我去就是。不过得提前一个星期告诉我，我可不是贵都市的书记哟。”袁

芬芳乐道：“陶书记真幽默。”把孟院长给她测算出来的开业时间报告给了陶副书记。

回到贵都，袁芬芳当即请市里一家最大的广告装潢公司，将陶副书记所书芬芳山庄四个字放大烫金，镶于芬芳山庄主楼。

芬芳山庄正式开业前一个星期，袁芬芳又揣着大红请柬，和董志良专程去省城请了一次陶副书记。陶副书记没有爽约，山庄开业的头天晚上，便在姜总和柴老板的陪同下到了贵都市。陶副书记本来是当做一次私访，悄悄离开省委的，只带了一部车子和一个秘书，抵达贵都后也只让董志良和袁芬芳前来作陪，不准惊动贵都方面的领导。

有道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陶副书记这么大的领导，甩甩袖子也会抖落半天云雨，他到了下面，岂有不走漏风声的道理？市委张书记顿时慌了手脚，也来不及弄清陶副书记此行的目的何在，连正在主持召开的常委会议也马上停了下来，带着田市长还有几位副书记，匆匆忙忙赶往陶副书记下榻的地方。

见了陶副书记的面，张书记只差没抽自己的耳光了，连连作检讨，说：“陶书记已到了贵都，我这个市委书记还一无所知，是我严重失职，该打板子。”陶副书记说：“上周常委开了个会，今后省委中心组的学习，几位书记要结合我省实际，轮流讲课。我天天关在省委大院里，偶尔外出开开会，不是坐在小车上，就是住在宾馆里，几乎与世隔绝，要讲课拿什么讲？所以特意到下面来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些民情民意，先教育好自己，再教育省委一班人。考虑下面工作千头万绪，不忍心惊动你们，不知怎么的，还是被你们知道了。”

张书记脸上的愧疚还是不敢收回去，说：“陶书记这是批评我们了。我们天天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哪个不是一肚子的民情民意？其实您问问我们就得了。”陶副书记说：“不可不可，我要掌握第一手资料，比如贵都市的民营经济，在全省就是很有特色的嘛，这我早已有所耳闻，可百闻不如一见，此次下来若能增强一点这方面的感性认识，也算有所收获了。”

张书记能把官做到市委书记这样的显位，肯定不是等闲之辈，能不谙熟陶副书记这一级高官的说话艺术？他一下子就从陶副书记话里听出他是冲着芬芳山庄来的，因为芬芳山庄就是民营经济。而且早闻山庄跟陶副书记有些转弯抹角的关系，山庄新做的金字招牌也是他的墨宝。为证实这一点，几天前张书记特意到山庄去瞧了瞧。下级官员都是熟悉上级领导的笔迹的，张书记不可能不认得陶副书记的字，主楼那芬芳四字果然系陶副书记所书。

顺着陶副书记聊了几句民营经济，张书记就借口茶喝多了，装着要上卫生间的样子，起了身。到了卫生间门口，却没进去，而是回头看了董志良一眼。董志良知道张书记有话要说，知趣地跟了出去。两人走进服务员特意打开的一间小会议室，张书记就脸含愠色道：“陶副书记要来，怎么没听你先吭一声？”

陶副书记到达贵都的消息，其实就是董志良拐了弯透露给张书记的，这一点张书记心里肯定是有底的。但董志良没有点破，说：“我专门请求过陶副书记的，他执意不让惊动市里领导，我只好作罢。”张书记说：“是不是芬芳山庄明天开业剪彩？”董志良说：“是的。”张书记就瞪董志良一眼，说：“志良同志啊，你说句良心话，我张某人对你如何？”

董志良听得出张书记话里面的话。那次省委组织部来搞自己的民意测验，多亏张书记做市委委员的工作，董志良的满意率才几乎达到了100％。不过董志良心里明白，张书记主要是看在陶副书记的面上才这么做的，同时也算他没忘记当年在郑副书记前面许下的宏愿。可话还不能明说，彼此心中有数就是，要不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董志良只得说：“张书记的大恩大德，我董志良真是没齿不忘啊。可芬芳山庄开业的事，我也提醒过袁芬芳，要她请示您张书记，她把这个意思跟姜总说了说，姜总又请示了陶副书记，陶副书记表态说，如果请他出面，最好不要惊动市里领导。这让芬芳山庄好不为难。”

张书记了解陶副书记，知道董志良此话不假。脸色已经缓和下来，说：“陶副书记对我市民营经济那么重视，特意从省里过来参加芬芳山庄的开业，市里没有人出面，这说得过去吗？”张书记这话，是想让董志良替自己在陶副书记那里请求请求，让市里领导参加芬芳山庄开业庆典。但董志良不想承揽这个差使，怕费力不讨好，说：“等会儿张书记您亲自问问陶副书记，我估计只要您开了口，他肯定会答应让市里领导座陪的。”

果然回到陶副书记套房里，张书记提出明天要陪陶副书记参加芬芳山庄的开业典礼，陶副书记沉吟半晌，最后还是答应了。只是有个小要求，只张书记田市长和在座几位副书记陪同，几大家领导都不要出面，各人该忙什么还忙什么去。

张书记脸上呈现出了喜色，当即对在场的田市长和几位副书记说：“陶书记的话你们听清没有？领导看得起我们，才给了我们一起参加芬芳山庄庆典的机会。”

果然第二天芬芳山庄的开业典礼，市里只张书记田市长和几位副书记参加。不过省委陶副书记到了场，又有市委政府两位一把手及几位副书记陪同，市直各部门和县区党委政府的头头哪里肯放过和省市主要领导接触的良机？何况陶副书记只说过除张书记等几位市委政府领导之外，市里几大家领导不要出面，没有说市直和县区领导不要参加，因此纷纷赶了过来。来了自然得送上丰厚的彩礼，这是不在话下的。至于市里各大媒体，更不敢稍有怠慢，也是不请自到，对开业过程进行了全方位宣传报道。

开业典礼开始之际，陶副书记望见楼前自己书写的芬芳山庄四个烫金大字做得挺豪华气派，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在礼仪小姐的引领下，从容走向前台。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数百名小学生扬着小彩旗，大声喊着首长好，首长辛苦了！陶副书记面带微笑，一边向台下的小学生以及数千群众招着手，一边喊道同志们辛苦了！

陶副书记走到前台正中央，市里张书记田市长和几位副书记陆续出了场，按官位大小分列陶副书记左右。另外柴老板和姜总也上了台。接下来陶副书记对着话筒，大声宣读了芬芳山庄方面提供又经他亲自改定的简短贺辞，将芬芳山庄作为贵都乃至全省民营经济典范进行了充分肯定。最后拿起礼仪小姐递上的金剪，亲自剪了彩。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八千八百八十八响礼炮炸响，八千八百八十八只彩球升空，八千八百八十八只吉祥鸽振翅飞向蓝天。

典礼一结束，陶副书记就在市里张书记田市长以及姜总柴老板一伙簇拥之下，进入装修豪华的芬芳山庄，参加丰盛的宴请。其余众多佳宾也纷纷走进芬芳山庄大堂，跟省市领导同喜同乐。整个山庄人气鼎盛，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最忙的当属袁芬芳了，她跑前跑后，上蹿下跳，全力调度着整个庆典。但她还是没忘记董志良，特意偷闲找到他，感谢他为此次活动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董志良说：“你别想着谢我，忙你的去吧。”袁芬芳轻声道：“那我忙去了，以后有空我再好好陪陪你，啊？”然后飞给董志良一个吻，乐滋滋跑开了。

这次开业典礼规格高，规模大，影响深远，庆典结束后，芬芳山庄生意立即火起来，各路主顾食客络绎不绝。主要业务有三：一是代办各类会议，二是承接各单位各部门的公款宴请，三是招待有钱的老板经理。另外就是上级领导一到贵都市，市里领导不再安排他们住市委招待所，直接请到芬芳山庄，汇报工作，吃喝玩乐，都在里面进行。也怪不得，全市就数芬芳山庄设施最先进，装修最豪华，品味最高档，加之区位优势明显，说是乡下，离城不远，说是城里，其实又在乡下，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到这里工作娱乐，搞什么活动，既方便又不显眼，甚合有权有钱人的心意。

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芬芳山庄在上级领导那里留下了良好印象，他们到贵都市来得明显比过去勤了。上级领导来得勤，市里领导就有了密切联系上级领导的机遇，一来二去的，彼此关系融洽了，感情加深了，上级领导该给贵都的投资给了，不该给的投资也多起来，贵都市经济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市委领导的政绩大了，自然就经常会受到省委领导的表扬。政绩的攀升和官位的上涨有时是有些联系的，市委张书记据说已被内定为下届副省长人选，田市长也水涨船高，将接任市委书记之职。

另外芬芳山庄自正式营业以来，农业局里干部职工因为前期象征性地入了些股，已经分了两次红，董志良的威信因此空前高涨，比以往任何一届局长都要有人气，都要得人心。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董志良得到全局上下一致拥护，年终测评给他打优者几乎达到了100％。下面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中间有当年郑副书记留下的社会网络，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上面有省委陶副书记的亲切关怀，董志良很快被正式任命为市委常委。只是暂时还留在农业局里兼着局长，单等市委换届腾出空位，再打马赴任。据消息灵通人士分析，董志良至少会做上常务副市长，如果运气好的话，任市委副书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这是下一步的事情，此处先不细叙。只说董志良做了市委常委后，因自己不久就要离开农业局，局里该重用的都做了重用，该提拔的都做了提拔。这也是官场的套路了，一任领导走之前总要做些好事，没必要把现成的人情留给继任者。这跟皇帝一登基就大赦天下的意思有些相同，我得了便宜，也不能忘了众人。另外董志良还将杨登科也扶了正，任命为综合科科长。却仍然让他给自己开车，董志良不想在农业局工作的最后几个月再换个司机，这叫穿惯的针，用惯的线，使唤起来方便顺手。当然也不排除今后将杨登科一齐带走的可能。

就在众人皆大欢喜的时候，出了一个与芬芳山庄有些瓜葛的小插曲，有人跑到市里上访来了。那天天上下着毛毛雨，杨登科送董志良到市政府去向田市长汇报工作。董志良已是市委常委，倒过来成了原来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的领导，他再向副市长们汇报工作有些说不过去，有事只好直接去找田市长。因为汇报内容并不多，要不了太多的时间，杨登科没将蓝鸟开走，把车停到政府大楼前的坪地里，坐在里面一边听音乐一边等候董志良。听的还是腾格尔的带子。董志良越来越喜欢腾格尔的歌，杨登科也要向领导看齐，不敢不喜欢。

正听得来劲，忽有大声的呼喊传过来，竟然盖过腾格尔悠扬的歌声。杨登科不免心生好奇，按下车窗，往外张望起来。原来是有人披了只破麻袋，上面写着一个偌大的冤字，跪伏在政府大楼前的台阶上大声喊冤。

如今国家正处于转型期，利益格局变化很大，社会矛盾集中，到政府来请愿上访，甚至寻衅闹事的不少，政府见怪不怪了，杨登科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不再关心外面的上访人，按下车窗又听起腾格尔的歌曲来。听着听着，杨登科觉得倦意袭来，连打几个哈欠，头往沙发高背上一搁，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直到董志良回到车上，在杨登科肩膀上拍了几下，他才从梦中惊醒过来。开着车快出政府大门时，只见两位保安一左一右架着一个人往门外直拉，正是刚才的喊冤者，披在背上的破麻袋上的冤字格外显眼。蓝鸟已经开了过去，杨登科又忍不住往反视镜里瞧了瞧，当时就吃了一惊，喊冤人竟有点像是自己的战友猴子。杨登科当然不敢肯定那就是猴子，因为反视镜上沾了不少雨水，有些模糊。而且车上又坐着董志良，杨登科不便擅自停车，方向盘一打，出了传达室。

也许是喊冤人跟猴子有些相似吧，从此喊冤人背上的破麻袋就深深地嵌进了杨登科的大脑。尤其是麻袋上那个十分显眼的冤字，仿佛一只怪兽，常在杨登科眼前张牙舞爪的，欲挥之而不去。第二天杨登科抽空去了一趟市政府，想打听昨天的喊冤人，市政府的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上政府喊冤的人太多，一天要来好几起。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董志良在局里主持局务会，杨登科趁机去了一趟侯家村。猴子家没人，堂前屋后蛛网密布，青苔暗生，一片破落迹象。找到邻居一问，说猴子家半年没住人了，猴子一直在外上访。杨登科想，那天在市政府看到的披着破麻袋喊冤的人一定就是猴子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杨登科去了侯村长家。侯村长也没在，说是乡政府的人把他喊走了。杨登科只好找其他人打听猴子的情况。原来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被村里要回去划给了园艺场，可园艺场跟芬芳公司建设的芬芳山庄已经投入使用了，猴子交给村里的五万元承包款却依然没有拿到手。为此他在侯村长屁股后面追讨了一年多，开始侯村长说他的承包款村里已经用光了，要猴子等两三个月，有了钱就还给他。三个月后，猴子又去找侯村长，侯村长说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要交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乡国土管理所和地方税务所已在村里的提留返还款里抵扣了五万多元，早超过了猴子的承包款，村里已经不再欠猴子的钱了。猴子自然不服，他的药材基地才铺开摊子，一分钱都没赚到就被村里收回去卖给了园艺场，自己的损失没得到任何补偿，哪还有倒过来要自己出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的道理？猴子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在破麻袋上写上一个老大的冤字，披到背上，层层上访，先是乡里，接着是区里，都没有人理睬他，于是又到了市里。

杨登科不免要联想到何场长送给自己和董志良的那三十万元钱，何场长说是从芬芳公司多拨给村里的地皮款里返还的，当初村里怎么不从里面拿出五万元还了猴子那笔承包款呢？但杨登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了。以芬芳公司为轴心，环绕周围的何场长董志良包括侯村长和他杨登科，可说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彼此之间的权钱交易也好，钱钱交易也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延续以后的合作，以继续获利。至于猴子，跟这个利益共同体没有关系，谁有义务操心一个乡下普通农民的承包款？

不过猴子究竟是杨登科最要好的战友，杨登科心里怎么也放心不下他。何况他的遭遇跟这个芬芳山庄有关，如果芬芳山庄和何场长没通过侯村长买下猴子的药材基地，让猴子能经营下去，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而芬芳山庄的始作俑者便是董志良，杨登科不仅天天跟董志良在一起，还得了那十五万元的好处，自己能不愧对猴子么？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又去了市政府。他已经想好了，如果碰得着猴子，无论如何要把他劝回去，就是从自己那十五万元里拿出五万元，以村上的名义偿还猴子的承包款，自己也乐意，反正那钱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他杨登科的。杨登科有一个预感，猴子再这么一路上访下去，事情如果闹大了，迟早会把自己和董志良一起牵出来的。而且那十五万元现金老是跟向校长的诗集一起堆在煤屋里，也不是个办法。为此杨登科心里一直是悬着的，总想着转移到更妥当的地方，却一直没能兑现。

可政府里的人说，猴子自那天被保安赶出大门后，再也没到政府去过。杨登科只好去了市委，市委里的人对几天前披着破麻袋在办公大楼前跪了半天的喊冤人有些印象，说那天被信访办的人扯走后就再也没见他的影子。杨登科有些着急，政府市委都找不到猴子，他又不在侯家村，到底去了哪里呢？会不会有人把他做掉了？杨登科摇摇头，否认了这个猜测，不就是五万元钱么？还不会有人蠢到为这么点钱去谋一条命吧？

晚上回到家里，杨登科跟聂小菊提到猴子，聂小菊也是无限感慨，说好多人都在芬芳山庄那里得到了该自己得到和不该自己得到的东西，却让猴子这样的弱者吃了这么大的亏。还说猴子也是没有什么背景，不然五万元钱的事早就摆平了。

论及猴子的去向，聂小菊提醒杨登科，猴子是不是到省里上访去了。杨登科就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也不知猴子能否在省里上访出名堂。杨登科心里很矛盾，他希望猴子能上访出名堂来，这样他也许还能要回那五万元承包款子；又希望猴子上访无果，因为万一上面追查下来，还不知道会引出什么后果来呢。

杨登科和聂小菊的猜测没有错，猴子果然跑到省里上访去了。这是杨登科一位在市委信访办开车的熟人亲口告诉他的，说省委有关领导已经对贵都市提出了严厉批评，竟然让猴子这样倔强的上访者冲进了省委大院，同时责令市委立即去人把猴子接回来，然后将处理结果向省委领导和省信访部门作出专题汇报。

杨登科特意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董志良，他好像并不怎么在乎，杨登科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过了三四天，杨登科又去了趟市委，听说猴子已被人从省里接了回来，并遣送回了侯家村。不过市里不再对猴子的事不管不问，已按照省领导的指示精神，安排专人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杨登科深感不安，总觉得猴子的事跟何场长送给他和董志良的钱有什么联系。

杨登科也许是做贼心虚，预感到这两天要出什么事，所以弄得坐卧不宁，下午又开着车出了九中。赶到侯家村，还是没见到猴子。村里人说，猴子是被小车送回去的，可小车开走没多久，又来了几个人把猴子悄悄带走了。

那么猴子被带到哪去了呢？村里人不得而知。杨登科在村里村外转了许久，又打听了不少人，还是没打听到猴子的去向。后来杨登科到猴子屋后去看了看，猴子承包过的那块药材基地早已被圈入芬芳山庄的高墙内，旧迹无觅。

垂头丧气回到城里，杨登科也没心思回家，走进一个小店子，喝了半宵闷酒。半醉半醒回到九中，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上了楼，正要拿钥匙开门，手机突然响起来。一看是何场长的司机小马的手机号子，杨登科顿时感到不妙，酒一下子全醒了。揿下绿键，小马那急促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你是杨科吧？”杨登科说：“我是，小马你有事吗？”

小马像是娘改了嫁似的，带着哭腔说道：“何场长和侯村长被人弄走了。”

杨登科心里咯噔一下，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小马说：“什么时候了，我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杨登科说：“被谁弄走的？”小马说：“被检察院弄走的，可能跟芬芳山庄拨给园艺场和侯家村的地皮款子有关。”杨登科说：“两个人一起弄走的？”小马说：“侯村长昨天就被人悄悄带走了，可能跟猴子的事有关。据说侯村长进去后经不起敲打，很快将何场长供了出来。看来是惹上大麻烦了。”

杨登科努力镇定着自己，说：“小马你别急，我跟董局长和袁总他们联系一下，也许他们有办法。”小马说：“我给他们打了好多电话，他们的手机都不在服务区，一直没联系上。”

杨登科想，该出的事终于还是出了。

放下电话后，杨登科感觉全身散了架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干脆坐到了地上，喘息了好一阵。心绪慢慢稳定了些，才掏出手机去拨董志良的号子。却如小马所说，不在服务区。再打他家里的电话，里面传来脆脆的女人的声音说你要拨打的电话暂不想接听。

又轮番打了几次董志良的手机和家里电话，结果依旧。

也不知过了多久，杨登科才缓缓爬起身，拿出钥匙，摸索着去开了门。家里人自然早已睡下，屋里静极。杨登科也不开灯，点了一支烟，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猛抽起来。他觉得脑袋里塞着一团乱麻，扯也扯不清。

只有那只燃烧着的烟头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有一种梦幻般的神秘。

后来，杨登科脑袋里那团乱麻竟慢慢成了一只摇摆不定的大钟摆，在眼前晃荡起来，晃得他心烦意乱了。一晃一晃，这只钟摆又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杨登科兀地一惊，忽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仿佛一只受了惊吓的青蛙一样。

杨登科猛然想起，何场长送给他的那包大钱还搁在煤屋里呢。

本来杨登科是一直想着将那包钱转移个地方的，只是天天跟着董志良在外面跑动，近几天又被猴子上访的事揪着心，竟然将那包钱搁到了脑后。现在何场长和侯村长都出了事，那包钱弄不好就是一包炸药，不知什么时候会炸个惊天动地的。

杨登科也来不及细想，立即出门，噔噔噔下了楼。

杨登科进了自家煤屋。他这才发现这个夜晚没有月光，世界仿佛已陷入一个深深的黑洞。却不敢开灯，直到慢慢适应了屋里的黑暗后，才一步步向墙角靠了过去。

然而，当杨登科蹲下身来，双手哆哆嗦嗦探向堆着向校长的诗集和那包钱的墙角时，那里却空空如也，什么也不复存在。

杨登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身上大汗淋漓了。他虚脱得不行，仿佛顿时成了一具没有知觉的干尸，散发着怪怪的腐味。夜色暗黑得涂了墨水一般，一种天空即将塌下来的恐惧笼罩着整个世界。其实天真能塌下来，那就好了，便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拖着艰难的步履回到家里，把熟睡中的聂小菊摇醒来，问那堆诗集到哪里去了，聂小菊却还懵在鼓里，不知这么个时候了，杨登科为什么会去关心那么一堆破诗集。

当然聂小菊还是把那些诗集的去向告诉了杨登科。这个时候聂小菊还不知道那堆诗集里有一包十五万元的大钱。

这是十几个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当时聂小菊正在搞卫生，楼下来了收破烂的。收破烂的天天走街串巷，知道一到星期天，学校的老师学生就会打扫卫生，容易收到破铜烂铁和废报旧书，于是在门卫那里打通关节，进得校园，大呼小叫起来。

收破烂的在楼下吊嗓子的时候，聂小菊正好搞完家里的卫生，忽然想起煤屋墙角那堆搁置了近两年的诗集，恐怕都快长绿毛了，何不趁收破烂的在楼下，搬出去卖几个小钱？于是来到楼下，跟收破烂的说好价钱，让他过了秤，一肩挑走了。

不想收破烂的兴高采烈来到传达室，刚塞给门卫三元好处费，准备开溜，向校长从外面回来了。学校是订了门卫制度的，外面闲杂人等不许随便进大门，今天收破烂的却在门卫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挑着破烂进进出出，向校长气不打一处出，就点着门卫的鼻子骂了两句粗话，要他把收破烂的拦住。门卫没法，只好把收破烂的喊进了传达室，装模作样训了几句。

不想向校长还不肯放手，要门卫好好检查检查收破烂的担子。门卫在破烂担上一翻，就翻出了旧报纸下的那一捆捆诗集。

诗是向校长一生的追求，他曾经把自己的诗歌创作看得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何况这些诗集都是向校长本人亲手包装好，托杨登科寄给所谓的读者的，虽然快两年了，当它们重新出现时，向校长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向校长眼睛立即就睁大了。他两下把门卫扒开，趴到挑担前，捧了一捆诗集，左瞄瞄右瞧瞧，又撕开一角，从里面抽出一本，果然不出所料，正是自己的《残缺的寂寞》。

向校长捧着自己的诗集，足足愣了有两分钟之久。

向校长怎么也没起到，这些诗集当初杨登科竟然一本也没寄出去。都说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被向校长视若宝贝的诗集在人家煤屋里睡了两年大觉，如今又被当作破烂卖掉了，作者本人会是什么滋味，这是可想而知的。只是向校长有些弄不懂，杨登科留下他的诗集没寄走，难道仅仅为了当破烂卖几个小钱？按说杨登科再缺钱，也不至于这么缺德吧？何况他并不缺这几个小钱。这里面看来有什么隐情。

向校长不甘心这些诗集就这样被人当作破烂挑走，于是朝门卫要了一个纸箱，将它们装到里面，背了回去。到了家里，守着纸箱里的诗集又出了一会神，然后又背着去了校长办公室。向校长是个有心人，他感激那些喜欢他诗集的读者，当初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每收到一笔邮局汇来的购书款，就要郑重其事地把读者的地址邮编什么的写到小本子里，有空的时候拿出本子来温习温习，心头就会生出一份特殊的幸福感。只是向校长感到有些奇怪，他曾经按照自己留下的地址给读者写过几封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的字样。后来又通过114查到一些读者单位电话，照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人也说没有这么一个人。向校长疑虑重重，本想问问杨登科，可为两笔小汇款动这样大的心事，还不让人家小瞧了？所以最后还是犹豫着放弃了这个想法。

现在向校长打开了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了那个记着读者地址的小本子。小本子已经有些发黄，但读者的名字和地址依然很清晰。

向校长究竟是写诗的，最不缺乏的就是想象力，他忽然就明白过来了，这些所谓的读者一定是杨登科杜撰的，因此他收到的每一笔不大的汇款也就是杨登科冒名寄给自己的了。现在想来，杨登科这么做其实也并不奇怪，他通过这个手段，先让聂小菊当上了董少云班上的班主任，从而跟董志良搭上了红线，做了他的专车司机，最后如愿以偿转了干，进了步。

不过不管怎么样，躺在纸箱里的诗集究竟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它们已经在杨登科那里受到了委屈，现在既然物归原主，再不能亏待它们了。向校长就腾出一个文件柜，然后开始拆包，要把这些经历特殊的诗集放里面保存起来。

然而向校长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拆出一大包亮花花的百元钞票。

向校长顿时就傻了，接着身上的血液沸腾起来。不是说向校长见钱眼开，任何人陡然碰上这么一笔意外大财，能不为之心动吗？中国有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今人说得也绝，什么都可以有，但不能有病；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财和命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凡夫俗子也好，英雄豪杰也好，栽进钱眼里出不来的多着呢。

向校长当即返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还打了倒锁。再回到原地，数起地上的钱来。开始一双手有些打颤，怎么用力也捏不开那粘在一起的钞票，半天没数几张。好不容易稳住自己，手指才慢慢变得听话起来，数得有些章法了。数到一百张，向校长便没了耐心，觉得这么厚的一堆钞票也不知得数到什么时候，就拿数好的那一百张跟没数的去量，加起来好像有十五个一百张的样子，也就是说是十五万元了。

不过等到把钱量完，向校长不再像刚才那样头脑发热了。他眼睛在钱上盯着，心里却暗忖，这么一大笔钱，当事人不存到银行里去，却跟几捆诗集堆在一起，此中一定有什么蹊跷吧？向校长已不是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了，隐约意识到留下这样的钱并不见得就是好事。

不过向校长一时还是下不了决心。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目光从那堆磁铁一样的大钱上挪开来。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向校长发了好一会儿呆，接着又在屋子中间徘徊起来。最后咬咬牙，重新将那叠厚厚的大钱包好，捆扎实，提着出了九中。

同时他在心里狠狠咒着：杨登科你这小子，我姓向的是那么好戏弄的么？

三十二

直到第二天早上，杨登科才打通董志良的手机，问他在什么地方。董志良说在外面有事，正准备回家里去。杨登科暗想，他是不是正在为何场长和侯村长的事斡旋？又不好多问，只提出要见他一面，董志良停顿片刻，答应了杨登科。

杨登科是打的赶往市委的。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不敢开着蓝鸟，招人耳目。杨登科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想起跟胡国干他们下象棋时常用的战术：舍卒保车，看来只好

搬出相棋上这个常用的战术了。杨登科再也明白不过，如果舍不得卒子，让车也跟着陷入绝境，最后卒子终是保不住的，只有舍了卒，保住车，那也许还有收拾残局的余地。

到了市委门口，的士司机放慢速度，正要去拿市委保安处颁发的市委大院的士出入证，准备往大门里开，杨登科忽儿犯了嘀咕，叫住了司机。他暗自思忖，如果舍了卒子，最后车不认你卒子的账，你这卒子不是白白做出牺牲了？

杨登科也就多了一个心眼，让的士司机改变方向，将车开走了。

在一处大型综合商场门口，杨登科下了车。街上行人慢慢多起来，杨登科前后瞧瞧，估计没人注意自己，这才掀开商场的门帘，一脚迈了进去。这个商场离九中较远，平时杨登科来得少，对里面的商品布局不甚了了，问了几个值勤的保安，转了几道弯，才找到音响专柜。时间尚早，选购音响的顾客不多。但见柜台里的服务员一脸倦容，眼睛里还粘着白色眼屎，哈欠接连不断，像是刚从梦中醒过来似的。杨登科上前正要询问，服务员那永远也打不完的哈欠又来了。也许是意识到嘴巴张得太大，不那么雅观，那服务员忙抬了手捂住嘴巴，还轻轻拍了拍，似要把哈欠拍回嘴里去。杨登科就没了问她的欲望，心想我自己长着眼睛，低头在柜台里找寻起来，很快便在最偏僻的柜段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那是一种宽和长不过两三寸的微型录音机。

录音机的名字倒还好听：勿忘我。只是杨登科心想，自己今天晚上就不属于这片自由的土地了，那么还有谁会记得我杨登科呢？

杨登科让服务员拿出录音机，要了电池和带子，几下装好，揿了录音键，低头连叫了两声勿忘我！再倒了带子，揿下播放键，里面立即有响亮的勿忘我传出。服务员为了尽快销出产品，讨好地对杨登科说：“声音好清晰的，而且一点不走样，跟你的声音十分逼真。”

服务员无意中道出了杨登科藏在心里头的意图，他要的就是这个不走样的效果。杨登科二话不说，将录音机塞进上衣内袋，然后掏出钱递到服务员手上，转身就走。连服务员要给他开发票，他也摇摇手，说：“免了免了。”心下想，拿张发票找谁报销去？

出了商场，杨登科就拦下一辆的士，转过几道路口，进了市委大院。将董志良接出市委，也不征求他的意见，让的士司机直接开往城外。出了城，路上人车稀少了，杨登科才叫停，买票下车，两人一前一后钻入路旁一处茂密的树丛。

拿着司机找补的零钱塞进上衣内袋里时，杨登科不露痕迹地按下了勿忘我的录音键。

这回肯定是在劫难逃了，但杨登科没有半点要害董志良的想法。前面已经说过，杨登科早就做好了舍掉自己这颗卒子，全力保住董志良这颗车的充分准备。他只是觉得有必要留一手。留一手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卒子现在保了车，那么以后车会不会回过头来保你卒子呢？毕竟世事难料，什么都说不死的啊。

已是仲秋时节，林子里的树木开始凋零，地上铺着橙黄的落叶，人踩在上面，发出����的响声。初升的阳光从林外透进来，显得稀落而又遥远。杨登科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古脑儿都告诉给了董志良。从董志良那处乱不惊的样子看得出，他显然是有一些思想准备的，至少何场长和侯村长的事他早已心中有数，说不定昨晚他就和袁芬芳将何场长和侯村长做了妥善安排。杨登科是从来不怀疑董志良和袁芬芳的能量的。

但听了杨登科的叙述，董志良还是愣怔了半天，脸上显出一丝惶惑。他大概没想到杨登科那十五万元会弄出个这样的局面。

见董志良沉默着，杨登科鼻头一紧，泣不成声道：“董局长啊，我一个普通司机，因为你的栽培，又转干又提拔，也算是人模狗样了，可我不但没能好好报答你，却给你闯下这么大的祸，我真是无地自容啊。我自己判刑坐牢是自讨的，连累了您，我怎么担当得起啊！”

林子外的天空一下子阴沉下来。董志良还是没声。杨登科侧首偷偷看了他一眼，见他脸色越拉越长，赶忙把目光挪开了，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脑门，大骂自己不是东西。骂够了，才试探着问了问董志良，现在还有没有挽回局面的可能。

董志良透过树丛，望着远处依稀的山影，沉思良久，才长叹一声，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杨登科说：“董局长，我反正是木匠戴枷，自己做的，没话可说，您一定要想个办法，保护好自己。”

董志良又不吭声了，再度陷入沉思。杨登科真想跪到他前面，央求他原谅自己，说：“老板您说吧，您要我下油锅，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董志良有些不耐烦了，说：“谁要你下油锅了？你下了油锅就能解决问题了？”

杨登科再不敢出气了。秋风起时，林地里的落叶上下翻飞起来。过了好一阵，董志良这才缓了缓语气，说道：“你那十五万元暴露了，我那十五万元也得交出去。交出去事小，不就十五万元吗？只是我们恐怕都得到里面去呆上几年。”杨登科说：“如果我能替罪，我真愿意把您的几年都揽到我的头上。”

董志良看一眼杨登科，说：“如果要你替罪，你真愿意？”

从董志良的目光里，杨登科看出他肯定有了主意。舍卒保车四个字又浮现在杨登科脑袋里。他很认真地说道：“我这可是说的真心话，没掺一点假。”董志良说：“其实也不是要你替什么罪，只要你肯跟我配合，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董志良的话让杨登科稍稍振作了一下，他说：“老板您就开句口吧，我一切都听您的。”董志良说：“我已经想好了，与其我们两个一起都进去，还不如只进去一个，留一个在外面打点照应，也许还能让里面的少吃亏，并提前几年出来，一切可以重头开始。你说你是愿意进里面去，还是愿意留在外面打照应？”

杨登科深深知道，可怕的不是进里面去，而是进去后外面没人照应。他就不止一次两次见过这样的事，有人判了十年八年，可送进去后，外面有硬关系，不是保外就医，监外执行，就是立功减刑，提前释放。只是自己一个小小科级干部，除了董志良再没有别的过硬的社会关系，如果让董志良进去，自己怎么在外面照应？而董志良已是市委常委，以后不是市委副书记，至少也会是常务副市长，完全具备这样的实力。何况何场长给的三十万元是自己经手的，哪有让董志良代自己受过，进去遭罪的理？杨登科当下表示说：“我非常愿意进去，别说还有您在外面照应，即使排除这层因素，我也心甘情愿啊。”

董志良似乎被杨登科的话打动了，眼眶里盈满了热泪。他抓住杨登科的手，哽咽着说道：“登科我的好兄弟，这一辈子结识了你，真是我的福分。”然后从身上拿出一张银行龙卡，塞到杨登科手上，说：“这里有四十五万元存款，你立即取十五万元出来，主动交到检察院去，就说何场长给的三十万元，你是分两个地方藏起来的。卡里另外三十万元，留给你的夫人和孩子，算是我对你们的酬谢，也好消除你的后顾之忧。”

看来董志良把什么都考虑到了。当领导的就是当领导的，不仅泰山崩于前而无惧色，还能走一步看三步，这叫杨登科不得不心悦诚服。手里拿着龙卡，杨登科忽想起上衣内袋里还塞着一个微型录音机，就问心有愧了，责怪自己目光过于短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懂得从大处着眼，正确分析判断事态发展的方向。

此时董志良又开了口，说：“我设想了一下，三十万元的数额，你又主动交了十五万，我估计也就个十来年的刑期，我会想法子让你只在里面呆那么四五年就出来的。就是这四五年时间，你也会在里面过得舒舒服服。至于你出来之后，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更挣钱的地方，比你做这个科级干部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如果能有董志良设计的这个结果，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没有这个结果，家里还有董志良给的三十万元，以后的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董志良这是处处都想着自己啊，而自己还要在袋子里揣上一个录音机，自己这岂不是小人作派吗？杨登科真想当即把录音机拿出来扔掉。

可最后杨登科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打算还是给聂小菊龙卡时，顺便把录音带子留给她。一盘小小的录音带子又不要喂饭给它吃，收着也不碍事。

跟董志良分手后，杨登科就去了一趟银行，将那十五万元取了出来。又打电话把聂小菊叫到一个偏僻地方，跟她见了一面。聂小菊自然是悲悲切切，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杨登科相反冷静了，说：“我已和董局长商量好了，一切都由我顶着，虽然我要到里面去呆上一阵，但有他在外面照应，我不会吃什么苦头的。”

聂小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你真是世上少有的奴才，连坐牢这样的事都愿意去顶替主子。”杨登科说：“你这才是妇人之见呢，我们两个都进去了，不是同归于尽么？留着他当领导的给我在后面撑着，还怕天塌了下来？”聂小菊说：“要是你进去后，他食了言，对你不管不问呢？”杨登科很有把握道：“这你放心好了，董局长我还是了解他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何况他不管我，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杨登科还想说，我这里还留有一手呢，可话到嘴边还是强忍住了。他先从口袋里拿出龙卡来，递到聂小菊手上，说：“这是三十万，是董局长特意留给我的，现在它已经属于你和杨聂了，你要把它藏到最安全的地方去。”

聂小菊的眼睛就闪了闪。她也许觉得，有了这三十万元，杨登科进去呆上几年那就非常合算，一点也不冤了，按常规在外面工作十年八年，全部工资算拢来也不过十万八万的。

杨登科原打算将龙卡交给聂小菊后，把那盘带子也递给她的。那部录音机刚才已被他扔进垃圾筒，只留着这盘不大的带子还揣在怀里。可看到聂小菊接过龙卡时眼睛里闪动的亮光，杨登科心里不觉沉了沉，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惧。这个女人太容易被金钱打动了。杨登科没经历过也听人说起过，容易被金钱打动的人往往不太可靠，是托不得大事的，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至亲至信。

杨登科一时又下不了决心了。

可两人拥抱片刻，分了手，聂小菊已走出去几米了，杨登科又把手伸进口袋，悄悄捏住那盘带子，轻轻喊了一声聂小菊。

聂小菊当即回过头来。杨登科心里像被什么锥了一下，他看见聂小菊满眼是泪。聂小菊奔回来，投进杨登科怀里，泣不成声道：“登科你放心好了，[奇`书`网`整.理提.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你不用担心我们母子，我们等着你早日回来。”

这句话让杨登科备感欣慰。他不再犹豫，一手搂着聂小菊，一手掏出了那盘带子。

也是鬼使神差，杨登科脑袋里忽然又想起为了做上学校教导主任，聂小菊自己跑到董志良那里去，求他去找教育局领导给自己说好话的事。这个女人不仅对金钱感兴趣，对权力也是情有独钟。凭经验和直觉，杨登科意识到迷恋权力和金钱的女人，有时比痴迷权力和金钱的男人更可怕，更靠不住啊，虽然这个女人是自己的老婆。

杨登科将那盘带子重新放回到了口袋里。

杨登科绝望地咒着自己，是不是因为这次突然到来的变故，让自己对什么都疑神疑鬼了？这世上最无可救药的恐怕就是人了。贪婪。自私。焦虑。怯懦。患得患失。首鼠两端。得意时倨傲，失意时自卑。崇拜权势，欺压弱小。看重金钱，藐视贫穷。貌似强大，其实不堪一击。怀疑一切，甚至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杨登科无奈地跟聂小菊分了手。他在街旁徘徊了好一阵，一时不知如何处理这盘带子才妥。他甚至后悔不迭了，早上不该一念之差冒出这么个馊主意，害得自己煞费苦心，左右为难，多出这番周折来。

后来杨登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老同学钟鼎文，觉得把带子托付给他应该是放得心的。他于是上了一辆的士，去了城西派出所。

钟鼎文并不清楚最近杨登科身上发生的一切，却已经知道杨登科的主子董志良进了市委常委，而且风闻他有可能要做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因此一见杨登科，钟鼎文就拍着他的肩膀，说：“登科好久没见你的影子了，是不是董领导成了市里的核心领导，你也跟着身价看涨，烧香的人多起来，忙得抽不开身，顾不上老同学了？”

杨登科哪有心思跟他开玩笑，随便应付了两句，正要道出自己的来意，只听钟鼎文又说道：“机关里都说董领导以后会做副书记，分管我们政法这一线，该不会有假吧？登科你应该没有忘记，你的进步，老兄我也是出过力气的，以后可要在董领导那里替我多美言几句，让我这个老派出所所长也进步进步，到市局去补个有点油水的缺。”

钟鼎文本来是跟杨登科开惯了玩笑的，并不一定真要通过他去巴结董志良。可杨登科却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来派出所的初衷。他假设自己就是钟鼎文，而董志良已经做上了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恰好自己手头有一盘记录着顶头上司不可告人的隐私的带子，我是将它留着，等到朋友从里面出来后还给他，还是交给上司，为自己今后的晋升铺下一条黄金通道？理智地分析，杨登科觉得钟鼎文决不是那种人，可如今世风日下，人心叵测，有些人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杨登科设想着，万一钟鼎文为了自己的前程，卖友求荣，把这盘带子交到了董志良手上，自己这一辈子岂不是彻底完蛋了？

杨登科期期艾艾告别钟鼎文，出了派出所。

杨登科想到了杨前进。也许只有他是靠得住的。

然而见了杨前进，杨登科又下不了决心了。他瞧瞧杨前进那张稚气未消的脸，觉得他虽然长得牛高马大，却还是嫩了一点。嘴巴没毛，做事不牢，一盘带子虽然小，可里面却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如果杨前进心不在焉，将它泄漏了出去，或是弄丢了，岂不要坏了大事？

最后杨登科扔下杨前进，来到了街上。他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去。想烂脑袋，杨登科也想不出一个处置兜里的带子的妥帖办法。像是放电影一样，杨登科几乎把全城自己认识的朋友都搁到脑袋里放映了一次，竟然没有一个可以放心托付这盘带子的最佳人选。杨登科有些灰心，甚至起了扔掉带子的念头。他怀疑自己这么做到底有没有必要。自己既然都铁了心做董志良的替罪羊，又何必在后面搞这么个小动作呢？

就在杨登科这么垂头丧气的时候，猛然间瞥见了前方不远处的一块招牌，那上面有几个熟悉的字眼：红杏楼。也是怪，杨登科一下子记起在那楼里有过一面之交的那个叫做丁雨亭的女孩来，她还给自己留过手机号子的呢，只是杨登科后来天天跟着董志良东奔西跑，虽然偶尔也想起过她，却再没机会到红杏楼来，也没跟她联系过，连手机号子都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那个丁雨亭还在不在里面。想起到检察院把钱一交，自己就没有任何自由了，就是按董志良预计的，至少也得有四五年挨不上女人，这可是非常残酷的。

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自己运气还好的话，说不定真能碰上那个他还没忘掉的女孩。杨登科也就起了心，将带子的事搁到脑后，几步迈上红杏楼的台阶，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掀开了落地门帘。

想不到刚进门，就碰上了自己要找的人。

当时吧台旁有三四个女孩正在嘻嘻哈哈说话，杨登科也不在意，只顾低头往里走。因为曾经来过，知道那种服务项目在里面。可没走上几步，吧台旁的几个小姐都围了过来，拦住了杨登科，一齐说道：“先生，你需要什么服务？看中谁了？”

杨登科头一抬，立即就乐了，那个人不正在这里么？他指着其中一个女孩，说：“你还认得我么？”女孩眼睛也大了，说：“是你呀！”

这女孩就是丁雨亭。照理说，这个地方的女孩接触的男人那么多，杨登科还是一年多前来过一次，是不可能认出他来的。只是其他男人到这里来，说的话一个调子，做的事一个样子，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愿打的打了，愿挨的挨了，然后分手，再无瓜葛。惟独这个杨登科与众不同，出了钱却没取货，丁雨亭才那么难以释怀。想想也是的，那次杨登科留下的其实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百元钞票，而是留下了一份这种场合根本不可能有的尊严。能在这样的场合获得这样的尊严，于一个从事此种职业的女孩来说，简直神话般难以让人置信，而杨登科偏偏制造了一个这样的神话，丁雨亭能忘得掉么？

这天丁雨亭又把杨登科带进了上次的那个包厢。

丁雨亭开始还有些拘谨，和杨登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不想像上次那样逼着杨登科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事实是这次杨登科就是想来做那样的事的。那次是来陪领导的，他不能因小失大，给领导留下不好印象，如今都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好在丁雨亭是个灵性的女孩，又经历了那么多的男人，对男人的一颦一顾还不一眼就能识破？杨登科只跟她说了几句话，在她那半露的胸前多瞧了两眼，她就心领神会，试探着偎进他的怀抱，动用她的一切能耐来调动杨登科。只不过她没有将杨登科看成一般的嫖客，她是发自内心地要报答这个让她无法释怀的男人。作为一个风尘中的女子，这恐怕也是她惟一的报答方式了。

也许是已把什么都置于脑后，也许是面对特殊的女人和处于非同以往的境遇，杨登科这天表现得空前勇武，发挥得酣畅淋漓。丁雨亭更是竭尽全力，拿出十二倍的热情和所有本事迎合着杨登科，让他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做男人的自信和豪迈。

杨登科将自己挥洒完毕之后，又拥着丁雨亭温存了一阵，才万般难舍地慢慢穿好衣服，起身准备离去。除了那十五万元，裤兜里还有一千元现钞，杨登科也不想带到里面去孝敬那些牢头狱霸，于是拿出来，要交给丁雨亭。

丁雨亭本来是想做一回纯纯正正的女人，一分钱也不打算收杨登科的，现在见他竟掏出一把钞票来，哪里肯接？正色道：“你这可是看轻我了。”杨登科说：“对不起！其实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丁雨亭说：“我在这里服务过不少的男人，每次我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钱。可今天你一进这个门我就想好了，我要做一回女人，做一回真正的女人，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我没法忘怀的人，为了我的尊严。”

想不到丁雨亭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杨登科对她肃然起敬了。别看她从事的是这样的职业，其实她的内心却是孤傲和高贵的，在如今这个钱就是一切的社会里，这实在是太难得了，难得得有些不太真实。杨登科莫名地感到一丝欣慰，觉得没白认识这个女孩。他说：“雨亭你误会我了，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手中的钱与我俩刚才的事情完全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