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反贪局专案》》 · 杨晓升 · 2026-07-25
《反贪局专案》
作者：杨晓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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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作家走进专案组
腐败的痼疾，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备受社会舆论关注，也为中国的老百姓所痛恨。可悲的是，腐败似乎不在乎社会舆论的抨击，它一如久治不愈的牛皮癣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冒出，大有前赴后继、不怕斩尽杀绝之势。
什么原因？贪欲也。有一句成语：欲壑难填。
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但欲望应该是有止境的，没有止境而且是没有节制的欲望，肯定是犯罪的渊薮，最终害的只能是控制不住自己欲望的人。
本书着力解剖的，就是一些形形色色没有控制住自己、任欲望之蛇蹿出灵魂随意横行肆虐的人。这些人，大都高居职位，按理，他们也有优越的待遇，羡慕者多，追随者众，衣食住行已经无限风光。可悲的是他们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并不满足。他们想的并非尽职尽责，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当好人民的公仆，而是在欲望的支使下，利用人民给予的手中的权力，或明目张胆，或暗度陈仓地大肆敛财、四处挥霍。
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卷宗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账，一笔笔、一本本记录着他和妻子章亚非共同受贿的时间、数目。这些账时间长的可以上推到90年代初的某年某月，数目从几百、几千到一万、几万、几十万不等。马向东夫妇共同受贿以及转移家财折合人民币总数高达2000多万！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原本是堂堂的一位社会治安监管部门的高官，不想却知法犯法，可见贪欲的诱惑是多么巨大、多么难以抵挡！
再看看“中国第一大款警察”，从1993年4月到2003年5月，每年敛财500万，平均每天敛财竟然达到1万！如此明目张胆巧取豪夺，确实令人触目惊心！他们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仔细想想，无非是要满足自己罪恶的欲望……
然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贪官们如此明目张胆为所欲为呢？
“马向东在没有坐上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宝座以前，肯定没有听过太多人对他的批评，因为在他的成长记录中，46岁往前几乎都在积极进取，一路提升；1997年在他当了常委、副市长的前后几年，他也不可能听到任何微词，包围着他的只有连绵缧叠的阿谀奉承；等到他仕途落马，双规受审，这个时候他再想听听人们对他真实的评价，已经没有机会，此时他可以面对的不是纪委、司法机关的人，就是冰凉的监室。这不知道于他是幸、是憾？”
这是《之前》作者长江对贪官马向东犯罪轨迹的剖析，这也可以说是其他贪官一步步走向犯罪的写照。
对权力监管机制的缺失和贪官个人欲望的不断膨胀，使得官场犯罪屡斩不绝，贪官络绎不绝接踵而来。然而历史早已证明，利令智昏者，最终大都没有好下常贪官虽然也能够风光一时，却随时都可能锒铛入狱、痛悔一生，最终还落得遗臭万年的骂名，甚至还祸及子孙。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披露的一个个贪官，每一个都是绝好的反面教材，它能在让我们经历令人咋舌惊心动魄的阅读之后，掩卷长思。那一道道曲折的前车之辙，那一声声洪亮的人生警钟，会让我们每一位读者冷静地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把握自己的人生的航向。
这是一本可读性极强警示性极强的人生纪实读本，不可多得。�
马向东走向刑场长江
作为中央电视台的女记者，多次与临死前的马向东面对面，采访下来总觉得心里像塞了一团东西似的难以吞咽，寻了机会一定要对什么人说说才好解闷，特别，原本采访为制作两集大容量的《新闻调查》电视节目，后来节目因故停播，有些事情，尤其是一些当时的感触如若不说，也就会随时间麻木掉，混淆于人生的种种凡俗和琐碎当中。
不晓得今天已入冥界的老马（我就曾这样称呼他）还记不记得，在他临死前有位中央电视台的女记者曾受命和他长聊过？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他坐在我的面前，没有忘记他的相貌、眼神，没有忘记他话语中的可怜、绝望，没有忘记或者说无法忘记他是怎样从一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到失去人生自由的“阶下囚”，在看守所里任看守“提”来“提”去的天地变化，以及这天地变化的错位给他带来的措手不及与无可奈何，那无奈是飞扬的马车在仕途上狂奔猛跑，忽然间将其掀翻在地，然后在他眼前一路绝尘而去宿命般的追悔莫及与难以玩味。
2001年12月19日，我为“慕、马大案”最后一次采访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开始采访前曾经不经意地问到马向东的生死结果，恰好当天马向东选择了最新死亡方式——接受针头注射，刚刚于上午被执行了死刑。我又感到了那团难以下咽的东西，采访结束回到办公室，人其实已经回到了三个月前的南京，回到了绿园宾馆，那是我和摄制组住的地方，我们刚刚从后院儿回到前院儿，“前院儿”就是绿园宾馆，“后院儿”就是江苏拾省看”，马向东就被关在那里，每天和我只有几十米的距离相隔，但是为了能让他接受采访，为了让他在接受采访时真正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已经做了好多天的准备——
烟屁股
当他接过我剩下的半截烟屁股猛抽几大口，那份贪恋没法儿让人想像他曾经是一位“老板”派头的副市长，人，到了这一步，怎么会是这样？
人的记忆有时会因为某个细节而挥之不去。采访马向东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首先是一个细节，我把这个细节叫做“死亡细节”，因为对于我，现在已经消失于人间的老马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首先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一个细节，一个“死亡细节”。
老马嗜烟，对于嗜烟如命的人来说，关在看守所，失去抽烟的自由可能比失去什么自由都更现实般的让人难以忍受。
与老马“长聊”，我是事先备好了香烟的，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红梅”，备着我自己抽，也备着给老马。一盒廉价的香烟能冲淡敌意，能支撑仁慈，当然也包括我的另外一份儿用心：“老马，老烟鬼，你说不说，说了，就给你烟抽!"在这一层面上我是有一点残忍的，而这一点“残忍”对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的良心也许不算过分。
老马的可怜和贪恋全都被这一盒“红梅”给勾引了出来。开始他一如我们摄制组的几个人猜想的那样不会一坐到记者面前就“竹筒子倒豆子似的”说出他的相关罪恶，让老马最后开口，我知道不都是香烟的作用，但一定有那盒香烟的作用。总之采访之前我和他先坐下来拉家常，第一次休息，我拿起就放在身旁的“红梅”，自己抽，同时也问老马：“老马，抽吗？”不用说，老马还没等我问完，眼睛就早已把“红梅”给卷去了。
谁都能想象羊的舌头饥饿时怎么对待青草。老马对烟的急切让人怜悯，他熟练到炉火纯青的点烟动作更让人想到谗嘴而不知害羞的孩子。“抽吧，抽一支以后还有。”那一刻我竟忘了坐在我面前的他是一个罪恶难赦的腐败典型。
到了老马主动要求休息的时候，我知道他的烟瘾又犯了。一支烟在他手里很快便抽完，用做烟缸的纸口杯因为放在他脚下，我和他又是面对面而坐，我就把我手里抽了一大半的烟屁股递给他，说：“老马，帮我把烟扔到你那边的烟缸里。”谁知老马接过我的烟蒂，一连猛吸几大口，那份贪恋没法儿让人想像他曾经是一位“老板”派头的副市长，在场的摄录和工作人员看见了的都来不及反应，愣在了那里，老马却半点不好意思都没有，他的动作就像贫苦家妇刷锅前用舌头添去孩子碗边上的一口剩粥一样自然。我的天呀，这么大的市长还拣烟屁股？如果不是在看守所，谁会相信？人，到了这一步，怎么会是这样？！
马向东自由的时候，当他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穿着名牌儿、坐着名车做他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时候，一截儿烟屁股对他是什么？四块五一包的“红梅”想必他是永远不会动的。想抽烟了，许多时候都会有早已伺立一旁的人闪身上前麻利地把烟递上，温柔地点上火儿，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到一边。可是现在，在江苏省条件上乘的看守所里他的很多物质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比如他是回民，只能吃素，看守所就给他专门开“回民灶”。再比如2001年是他的“本命年”，他老婆章亚非提出要给他买条红裤衩儿，大过年的办案人员就上街去给他买“红裤衩儿”，可惟独香烟，按看守所的规矩被看管人员一律不得吸烟，因此，马向东只有在个别提审或谈话的时候才能有机会向别人要根烟来解解谗，所以他接过我剩下的半截儿烟屁股才那么本能地不舍，才让我们看到一个高官往日的威风显贵如何在半截儿烟屁股面前被瞬间一扫而光。过去他大笔一挥，说给谁批一块地就一块地，说给谁减免几百万税费就是几百万，但到了看守所，这么个大人物的尊严竟敌不过几毛钱一根儿的烟卷儿。人啊，有烟瘾的人们啊，千万别犯事让人拿住，千万别以身试法锒铛入狱，不知道这样的话老马在“里面”有没有一遍遍对自己徒劳地问过？反正我看了老马的“可怜相”已经发下铁誓：这辈子，为了不失去抽烟的尊严，我是不会贪污受贿以卵击石触犯什么法律的。
采访结束，大家开玩笑：“你呢？你呢？”谁心里都会顿生一个残酷的答案。
账本
马向东的卷宗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账，一笔笔、一本本记录着他和妻子章亚非共同受贿的时间、数目。这些账时间长的可以上推到90年代初的某年某月，数目从几百、几千到一万、几万、几十万不等。我惊奇他们两口子的记忆力怎么会好到这么完整而又琐碎的地步？
在素有新闻“航母”之称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做记者，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每逢采访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必先反复研究其预审卷宗，“重量级”人物的大卷摞在地上往往要两三尺高。没有哪一个人的卷比马向东的更枯燥无聊，即便“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汕头惊天税案”所涉及的各路要犯。马向东的卷总共68本，这当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账，一笔笔、一本本地记录着他和妻子章亚非共同受贿的时间、数目。这些账时间长的可以上推到90年代初的某年某月，数目从几百、几千到一万、几万、几十万不等。我惊奇他们两口子的记忆力怎么会好到这么完整而又琐碎的地步？
看着老马的“账本”，问及预审人员为什么要把他的受贿事实弄得这么细，有个大数够判刑的不就完了？其实我也知道法院量刑、定罪重证据，哪怕犯罪嫌疑人自己承认贪污受贿有多少多少，也必须一件件地锁定言证、物证。马向东夫妇共同受贿以及转移家财折合人民币总数高达2000多万元，想想这么多的钱，如果要一笔笔地记账那要记掉多少张纸，费掉多少笔墨和时间？可是他们两口子就是有这个耐心。下面是我随便从老马的卷中摘出的两笔“回忆”：
某某某，沈阳某大厦总经理。1990年送2000，91年送3000，92年送5000，93年5000，94年5000，95年2000，96年10000，97年10000，98年20000，另：95年章亚非煤气中毒住院送10000，96年马向东生病送5000，96年10月单送10000，96年某天又另送17000，97年马去党校又送10000。
某某某，沈阳某商城董事长。1991年送1000，92年送1000，93年2000，94年2000，95年2000，96年5000，97年10000，98年10000，99年10000，另：95年章亚非煤气中毒住院送2000，96年马向东生病送5000，98年5月马向东过生日送一个玉件（不知多少钱），98年下半年送10000，这次是美金。
老马坐在我对面开始给我“翻”他们家的“账本”，那已经是“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了一个多小时以后的事：
“起初就是一两千块，两三千块，到1995年以后，收入水平提高了，有人就送一万，个别的有两万的。”
我问：“送钱这事儿也能水涨船高？”
马：“对。97年末我当上常务副市长，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分管的部门越来越多，而且在工作中、在城市建设上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来，在成绩面前我就有点忘乎所以了。”
问：“你能告诉我人们都以什么借口给你送钱的吗？”
马：“春节、给小孩压岁、生并出国、上学，什么借口都有。”
问：“那你能记得给你送钱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能分分类吗？”
马：“能，三类。主要的部分是沈阳市的政府官员，委办局的和区县主任；另外就是下属干部；再就是几个私人老板，几位外商。”
问：“你一共收过多少人的钱？”（我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马：“我一共向司法机关交代的是130多人。”（马向东受贿涉及行贿人总共189个，其中被核实、认定的是130多人）
我继续问老马：“你记得最多一次收了人家多少钱？”
马：“记得，50万。”
问：“收的谁的钱？”
马：“泰明，我们市政府副秘书长，他直接对我负责。”
问：“泰明为什么要送你这么多钱？”
马：“他到计委来是我建议的，当副秘书长也是我建议的。”
问：“也就是说泰明是你一手提拔的？”
马：“怎么讲呢，这话？他的成长进步有我的帮助。”
问：“那泰明的钱是从哪来的？”
马：“他说是一个搞房地产的同学的。”
问：“他搞房地产的同学和你有什么关系？”
马：“他说是他给我的，没说是他同学给的。”
问：“这样的钱你收的塌实吗？”
马：“对泰明我是比较了解、比较信任的。”
问：“这个信任是什么含义？”
马：“我觉得不会出问题。”
问：“是他不会给你说出去吗？”
马：“对!"
马向东如数家珍般地跟我讲这些年他的“收成”，我曾经设计了这样一个采访方案，具体点出一个个人的名字，问这些人都送了老马多少钱，我想用一口气点出71个人的名字，{奇书手机电子书网}可是人名实在太多，{奇书手机电子书网}一口气根本问不下来，只好中间的打“隔断”，而对这71个行贿者，马向东一一承认，没有在听完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后打过一次愣，点头并回答的速度也非常快。也许，他知道这71个人的名字我肯定是从哪一本卷宗上抄下来的，这71个行贿者的身份和行贿过程办案人员早已知晓。不过即使是这样依然让我十分惊诧，更没想到我这么问着显得并不够咄咄逼人，老马却还要补充：“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些人我也主动向司法机关交代了，只不过在取证当中没有核实下来。”我又忍不住要叫天，怎么谈到这么一筐的行贿者老马听过都显得很平常，平常到面无愧色。那么过去他在面对这些人一次次登门送钱时又该是何等的麻木啊！
那么，老马有没有什么人的钱他不收呢？“有!"老马斩钉截铁地回答我。
问：“这么说你是想告诉我，你收钱也是有原则的？”
马：“不，不是，我收钱是错误的，怎么说也是没原则的，只是要寻求一种安全感，争取不出事，就能得实惠。”
沈阳一位行贿者不知道属不属于马向东所言行贿者的三种人之一类，开始老马拒收过这个人的钱，后来却收下了这个人送来的价值16万元的一尊金佛，老马告诉我：“那一万美金开始我觉得不把握就没收，后来我去党校他送一万元人民币，我收下来了，以后的金佛也收下了。为什么开始不收，后来就对这个人开了口子，具体原因老马没有解释，好像根本没有解释的必要，他的表情已经让我明白：后来他可以收下那个人的钱，肯定是因为彼时认为这个人的钱可以收了，此人已经“有把握”了，不会因为一万人民币和一尊“金佛”要了他的仕途之命，这一点难道还需要什么过多的解释吗？
私分公款
马向东向我解释他是怎么具体“私分公款”的，我不觉得，起码从他的态度中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慌张、胆怯，好像这么“玩儿”并没有什么不应该，好像是在用一个什么“变通”的手法处理一件公务，受益者哪怕有他自己也在情理之中，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在马向东所有经济犯罪的条目中“私分公款”是赫然醒目的一条。
1998年年底至1999年年初，马向东、李经芳（原市财政局局长）、宁先杰（原市建委主任）三人拧在一块儿策划并“玩儿”了一个“猫儿腻”，为了奖励香港某大公司对沈阳大二环路建设的投资，经市里面同意，在马向东的指使下将100万奖金打入香港，这100万本该悉数用做奖金支出的费用应该说从一开始就被马向东准备先拆成两份，再派三个用场：首先他们用被拆开的第一份40万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取名为“定志”的私人有限公司，李经芳为董事长（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公司后文我还要讲到）；然后决定将第二份60万中的48万真正作为奖金拿出来交给领奖人；而其余的12万由马向东做主，马、李、宁三人每人4万，以“自我奖励”为名目分别装入了个人腰包——请注意，这里的100万、40万、48万、4万都不是人民币的概念，而是美金，4万美元换成人民币可是要翻上8倍还多！
马向东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哪来这么大的胆量，或者他并不认为做这样的事需要什么胆量？听听坐在我对面的他怎么说？
问：“当时要用100万美金奖励香港外商是谁提议的？”
马：“我提议的。”
问：“是谁决定的？”
马：“市政府决定的。”
问：“市政府决定总共要奖励几个人？”
马：“两个。”
问：“每人奖励多少？”
马：“24万。”
问：“24万的数目由谁说了算？”
马：“我。”
问：“为什么100万美金奖励香港外商你只决定给两个人各24万？”
马：“——”
马向东的表情显得很复杂，好像在告诉我要说清楚这件事很费工夫。
问：“那么到了香港以后，怎么具体把钱给的那两个人？”
马：“我让外商到我住的酒店房间来，分别给了他们。”
问：“钱是谁给的？”
马：“我本人。”
问：“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马：“没有。”
问：“钱是用什么东西装的？”
马：“事先准备好了的鞋盒子。”
问：“名义上你打算给两个外商多少？”
马：“60万嘛。”
问：“那到了香港为什么每人只给了24万，两个24是48，剩下的12万呢？”
马：“为了弄到那笔投资，我们三个人也跑了十几趟，也挺辛苦的，外商也有那个意思，也想给我们仨表示表示。”
问：“外商想从他们的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感谢你们？”
马：“对，确实有这个心意。”
问：“那为什么不通过其他途径，你们为什么要分走人家的12万？”
马：“是我错了。”
问：“老马，你完全没有必要跟我说你错不错，我不是法官，我只是想知道你当时到底怎么想？”
马：“你要是这么说，我，我当时就是觉得大头60万给人家香港人了，当然，12万美金也不是小数，但是对于60万来说，是20%，外商也有这个心意，我，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给他们俩点奖励，我自己也留一点，说老实话，我想以后还要和外商打交道，公款不能报销的一些费用，我想我留点备用金将来用。”
马向东就是这样向我解释他是怎么具体“玩儿”的这个“私分公款”的“猫儿腻”，我不觉得，起码从他的态度中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慌张、胆怯，好像这么“玩儿”并没有什么不应该，好像是在用一个什么“变通”的手法处理一件公务，受益者哪怕有他自己也在情理之中，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我接着往下问：
问：“老马，咱们这样说吧，从这60万中你们仨就这么拿走了12万，这个事情你跟其他人商量过吗？”
马：“没有。”（老马显得更理直气壮也更义气）
问：“完全是你自己做主？”
马：“这个事我已经主动向司法机关坦然承认，这个决定是我做出来的，是我决定的。”
问：“那么这么做算不算私分公款？”
马：“司法机关怎么定，我就怎么接受。”
问：“我不管司法机关怎么定，你自己认为这个行为是不是私分公款？”
马：“我认为这个行为没有经过组织程序去办。”
问：“是不是私分？”
马：“是。”
采访到这里，老马终于有点被迫地承认了他这么做是属于私分公款，但他的理直气壮并没有减少些许，为什么他依然如此理直气壮？我至今都想不明白，是因为这么“变通”在当时的确没什么大不了，还是他知道别人也曾这么“变通”过，只不过他也学着干了一把，没干好那是他功夫还不到家，或者是命运不济？！
赌徒
马向东初赌在何时？赌瘾上身在何时？赌到什么程度？都在哪赌？赌多大数目？谁给他提供赌资？1997年马向东被人举报有经济问题就因他在境外豪赌开始，后来一系列疑问也都源发一个“赌”字。
现在我可以解释一下马、李、宁当初打到香港去了的那100万美金当中其中用40万注册了一个私人公司，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个私人公司？40万美金打入这个公司真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了？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办案人员所讲，那40万是留给马向东、宁先杰日后到香港赌博之用，为“备用赌资”；二一种说法是老马的一面之词，即成立“定志公司”是为了沈阳市将来在香港运作股票上市做准备，是给公家办事的“备用金”。两种说法都没有结果做证实，因为这个公司还没有运转，这笔钱还没有来得及“使用”或“糟蹋”，马向东已经被“双规”，马案爆发，以后那40万先被冻结，很快就被退回到了沈阳。
老马好赌，他的东窗事发毁就毁在这个“赌”字上，1999年初，有人举报几位大陆高官多次出入澳门赌场，一掷千金，经查“几位大陆高官”之一就有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氏向东。
马向东初赌在何时？赌瘾上身在何时？赌到什么程度？都在哪赌？赌多大数目？谁给他提供赌资？一系列疑问都源发一个“赌”字。我是和他这样进入的——
问：“关于你赌博的事，外面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开始赌博的？”
马：“第一次到境外赌博是1996年，去马来西亚招商引资，对方的客户领我到赌场去赌过。”
问：“你好赌吗？”
马：“应该说这个事我没有把握住自己，因为我的确是去澳门赌过，去玩了，当然我不能强调别人领我去的，我还是自己没把握住自己。”
问：“你好不好赌？”
马：“我只是说我确实是参与过赌博，但开始我没有好赌成性。”
问：“后来呢？”
马：“后来喜欢去了。”
让老马承认他好赌，没想到比让他承认受贿还难。如果不是面对记者，如果在他锒铛入狱之前，我想恐怕不只我一个人听说马向东一向好赌成性，人们谈论他赌博时虽然算不上一身豪胆，{奇书手机电子书网}却也有几分当仁不让之气。
俗话说“常赌必输”，老马赌博却是赢多输少，当然这是指开始的时候。
我问他：“开始去赌场的时候花的是谁的钱？”
马：“开始都是自己的零花钱，几百、几千，自己玩的。”
问：“一般赌多大？”
马：“每次都是一百、二百地往上押。”
问：“在哪儿赌？”
马：“澳门。我一般没去过葡京那种大赌场，我一次都没去过，我去的都是比较小的地方，因为我怕在葡京那种大赌场会碰到熟人。”
问：“什么时候玩得比较大了？”
马：“1998年下半年。”
问：“那时候赌多大，赌资从哪来？”
马：“每次去一两天，宁先杰给我5万港币，后来赌得大了给10万。”
问：“为什么每次都是宁先杰给你赌资？”
马：“因为宁先杰，赌博是他张罗，领我去的，讨好我，他是建委主任，我的下属，再一个，后来他从我们沈阳借了50万美元，我们就用这个钱做赌资。”
问：“你有没有问过宁先杰这50万是跟谁借的？”
马：“问过，他说是从一个私人集团老板那借的。”
问：“宁先杰怎么有这么大的面子，说借50万美金就50万？”
马：“宁先杰在1997年为这个集团免、减了1200万费用，是建委打的报告，当然我在报告上也签了字，请慕绥新市长酌定的。”
为了过赌瘾、搞赌资，权钱可以自然而然地交易?"徊肚奥硐蚨�⒛�冉艽庸俪〉蕉某°戾�黄�俺啤案缑嵌�保�路⒁院螅��吮扯员常�髦匆淮剩�坏愣济挥小肮ナ赝�恕钡囊馑肌Ｋ档酱由蜓艚璧哪?0万美金，按宁先杰的交代，根本就不是他的主意，相反是马向东先打好了招呼，他宁先杰只不过是跑跑腿儿，把钱取了回来；可马向东听了宁先杰这么说显得十分伤心：
“怎么会是这样？1998年年初，宁先杰说要借点钱，我说你可不能动公款啊，后来他借了这50万美金，另外他说这些钱他能把握得好，这个钱他管借管还。”
我问：“你当时说不能动公款，这么说你是同意去借钱赌博？即使是和私人借，这合适吗？”
马：“很不合适，是很不合适。”
老马承认自己借钱赌博“很不合适”，事实是就在他用着“很不合适”的钱到境外豪赌的时候他的赌瘾已经大过于从前，1998年老马曾连续9次到澳门赌博，借口都是“谈项目”，时间都是安排在周末，这样的安排无法遮掩，显而易见就是为了能有“赌”的日程安排，对这一点老马丝毫不否认。
问：“那么你在澳门赌博的时候经常会想到你的副市长身份吗？”
马：“我自己正是会想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才不去葡京那样的大赌常”（老马竟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个问题的）
问：“你想过万一有人认出副市长的身份，那样会有什么影响？”
马：“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不过我的身份的确没有暴露过。”
问：“在北京党校学习时间你也去赌过吗？”
马：“赌过，两到三次。”
问：“老马，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你，作为副市长，沈阳有多少国企，有多少下岗职工，你知道吗？知道他们每个月只有多少生活费吗？”
提到沈阳的国企，提到下岗职工，老马脸上的表情有所紧张，但没有愧色，他接着说了这样两句“实话”，一句是：“我去澳门赌博，忘了自己的劳动人民本色，忘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犯了错误。”第二句：“我一直觉得我为沈阳引进了那么多资金，已经给了那么多人就业的机会。”后面的话我已经听出了他的心安理得——这样，赌博花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输掉50万
“没告诉你吗，他去赌的时候有几件宝物不离身，一个手链儿、一个戒指、还有一个金烟嘴儿，还带什么护身符——”
“到赌场去，那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市长。胸前带个金刚法轮，手上戴着戒指，脖子上戴着项链，吆喝着——”
马向东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到他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我又犯了错误”，从来不说他“犯了罪”。赌博是不是犯罪？中国的法律已经规定赌博为治安管理所不容，中国的党纪、政纪则规定党、政干部不得从事赌博行为。即使在澳门那样的特区，官方也明文规定政府公务人员只有在节假日可以出入赌常马向东借款赌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答案自有法院来定性，那50万美金很快被输光倒是事实，这一点最清楚的人当数他的“赌友”宁先杰。
宁先杰：“不到一年，那50万美金就输光了。”
我问：“这一年你们都在哪赌？”
宁：“澳门、香港赌船。”
问：“那时候老马赌注押到了多少？”
宁：“尤其到11月份，有时候十万八万都押。”
问：“老马赌博不是总是赢吗，怎么会把钱很快就输掉？”
宁：“赢什么？每次去都输。他上去开始玩儿赢一点，赢了就不撒手，继续想赢，最后玩来玩去就都没了。”
我问这个时候马向东赌瘾到底大到什么了程度，宁先杰的回答带着一种明显的嗤之以鼻：“赌瘾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想方设法，无论公还是私，想方设法找理由。我们去香港这么多次，不是说有些事非得到香港去办，这个李经芳都可以讲，在沈阳就可以办了，但是马每次都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就去香港，然后就是到澳门赌博。”
此时宁先杰对老马的“嗤之以鼻”不排除争取立功做戏的痕迹，他对马的声讨不能不让人感到这两个坏家伙是“狗咬狗一嘴毛”，因为宁本人也是一个赌徒，要不马向东为什么一去香港总是带着他，以致招来身边人嫉妒，连宁妻都觉得马市长每次出差都带着她丈夫，“这很奇怪”。
实事求是地讲，在采访的时候，马向东没有在我面前讲过宁先杰太多的“坏话”，宁先杰倒把老马赌博时的“德行”抖落了个底朝天：
“没告诉你吗，他去赌的时候有几件宝物不离身，一个手链儿、一个戒指、还有一个金烟嘴儿，还带什么护身符——”
对于老马的“赌态”，他生前的副秘书长泰明也有“精彩”回忆：
“到赌场去，那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市长。胸前带个金刚法轮，手上戴着戒指，脖子上戴着项链，吆喝着——”
无论有没有遇见熟人，在赌场，身边人都一味地称马向东为“老板”。我问老马：“为什么你手下人都叫你老板？”
马：“我没让他们叫，是他们自己这么叫的。”
问：“那你听着心里舒服吗？”
马：“开始有点别扭，后来也就顺耳了。”
问：“你在赌场里更愿意让人叫你市长还是老板？”
马：“当然是老板!"
马向东在赌场十分中意手下人把他称作“老板”，据宁先杰等人的交代，这样的叫法即使在开始也不是人们主动叫起来的，而是老马让人们这样叫的。
也许只有在老马对我不无得意地说“当然是老板!"的时候，我才能想象当初他带着手下左右时常出没于澳门、香港赌船，那时候他的“风采”。“马老板”当初是何等的牛气冲天，他的“牛”和外国真正的大老板出手几十万、上百万也许不能相比，但他在赌场上“一掷千金”，那些钱都不是掏的自己腰包，那些钱，除了有人不断“进贡”，大部分都是借来的，那怕只有50万美金，试想，哪个外国大老板能有他这样的“牛气”？况且那50万输光也就输光了，要不是老马被审查，哪家“借”钱的集团会和老马计较，这件事又有谁会知道呢？！
“恶”评如潮
一会儿他跟小姐要赌一种色子，小姐说你要输了就给我一百块钱，马向东说：那我要赢了呢？小姐说你要赢了，赢一把我脱一件衣服，马向东也不愧是老赌客了，连赢了四把，把小姐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我当时非常紧张，这要叫别人看见多不好——”
马向东在没有坐上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宝座以前肯定没有听过太多人对他的批评，因为在他的成长记录中，46岁往前几乎都在积极进取，一路提升；1997年在他当了常委、副市长的前后几年，他也不可能听到任何微词，包围着他的只有连绵缧叠的阿谀奉承；等到他仕途落马，双规受审，这个时候他再想听听人们对他真实的评价，已经没有机会，此时他可以面对的不是纪委、司法机关的人，就是冰凉的监室。这不知道于他是幸、是憾？
在对马向东以及相关“马案”人员的采访中，为了节目的需要我对每一个人都设计了对马向东的评价，这些人在马在位时都是“马市长”、“马老板”的鞍前马后，随马翻车后却没有一人肯对他施舍半句好话。
沈阳老百姓没准看到城市里的某个大桥、公路还会偶尔感念那是老马在位时修的建的，而我所采访的这些人知晓马向东许多事情的细节却对老马怀着不言的愤怒。相形之下，老百姓的评价显得散漫而又盲目，对缔造和颠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起不到直接的作用，而这些身旁的“知情者”，特别是在面对预审人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他人，争取立功”的咄咄目光却能对准老马身上的癌瘤戳一刀是一刀。这也真是，群民众生哪里会懂得年年忙、月月忙、天天日理万机的市长大人究竟每天都在忙什么，怎么会知道他是怎样的忙中取乐，乐在何途？
李经芳，原沈阳市财政局局长，在马向东这一圈子犯罪嫌疑人中是最木讷的一个，当我几次问到他对马向东的评价时，他都没有成串儿的话语。
问：“你认为马向东属于哪种人？”
李：“刚接触的时候觉得挺好，属于那种比较辛勤的人，当然这只是指以前。”
问：“能干吗？”
李：“能干，武断。”
问：“你怎么评价他的人品？”
李：“我觉得从心里讲，好像心胸不是很宽。”
迟若岩，原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沈阳市少有的三十几岁的正局级干部，1998年连续给马向东行贿，“炮轰马向东”，他的评价颇有学术味道：
迟：“他的工作能力我还是非常钦佩的，沈阳市太原街动迁，大二环建设，整个环城水系，他都功不可没。”
问：“那么如果立体地看马向东，怎么评价？”
迟：“在我看来，他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缺点，我看是致命的。”
问：“他的缺点是什么？怎么致命？”
迟：“这个人欲望无限，就像赌博，赢了还想赢，人哪有老赢的道理？我在想一个人要是老想赢，欲望无边真不是一件好事。”
宁先杰，原沈阳市建委主任，不用说，他对马向东的评价肯定是磨得最快的刀子。
宁：“我现在才算看清了这个人，手心手背。”
问：“什么是手心手背？”
宁：“用你的时候手心，不用你的时候手背。”
问：“在我看你和毛马是最近的人了，他好像比对谁都更信任你？”
宁：“出了事以后还这样吗？!"
马向东等一批贪官受到法律的审判
宁先杰话里有话，他以为他俩结伴豪赌，事发后马向东总说是他带他去的赌场，这真是本末倒置。其实马向东也明白，每次他要去赌，总不能自己赤裸裸地去邀请别人，总得有人替他把话说出来，宁先杰在这方面最“善解人意”，所以他和宁关系走得最近，只不过没想到，关系走得最近的人到了看守所里却分的最远。
宁先杰又说到那借来的50万美金赌资的事，那50万，一开始也不是50万，马向东最初是让他去借100万！
宁：“他当时是以私人名义，说借100万，我这个人呀，就是太实在了，当时就是惟命是从，给他去借，结果，人家说先拿50万行不行？我跟“老板”讲先拿50万行不行？他说行，就先拿50万。”
我问宁先杰那么到底马向东在北京党校学习的时候一共去外边赌过几次，宁先杰说“八九次吧”，这说法比老马自己所说的次数多了三倍。宁先杰对老马的评价还有结论性的如下语言：
“他这个人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围着我、顺着我，就提拔你；你逆着我，我肯定就让你靠边儿站!"
在所有对老马人品的评价中，原来直接和他对口的市政府副秘书长泰明所言简直让我毛骨悚然：
泰：“1997年，我和马向东去北京开会，晚上他叫了几个人说咱们出去放松一下，我以为他说的“放松”就是去外边歌厅唱唱歌，没想到到了歌厅他就叫了几个三陪小姐，小姐要陪我们跳舞，我既不会跳舞，也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他就在那一个人尽兴。一会儿他跟小姐要赌一种色子，小姐说你要输了就给我一百块钱，马向东说：那我要赢了呢？小姐说你要赢了，赢一把我脱一件衣服，马向东也不愧是老赌客了，连赢了四把，把小姐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我当时非常紧张，这要叫别人看见多不好——”
我不愿意相信泰明告诉我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多年做女人的经验告诉我，男人要赌不一定就色？但是要色，必然下流。如果泰明说的在北京歌厅里的事都是真的，那他马向东还是人吗？如果他还是人，如果这才是他最隐秘、最真实的一面，我很难想像我怎么能那么平静地对他曾经做了好几个小时的采访却没有爆发女人对这类男人最本能的愤怒？可惜，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对马向东的采访已经完成了。
当时的沈阳官场
有人的地方就有场，有做官的地方就有官常
曾几何时沈阳的官场一度是什么样子？
据有关部门介绍，“沈阳腐败大案”俗称“慕、马大案”已被查处的一共有106人，移交司法机关的84人，这些人中23人是副厅局以上的领导干部，17个是单位的一把手。他们贪污受贿，疯狂敛财，以人划线，拉帮结派，阳奉阴违，善于伪装，大有“官员群体腐败”的猛虎下山之势。在这样的“官潮形势下，诞生慕绥新、马向东这样的“大贪官”是不是就顺理成章？
问到马向东对那几年沈阳“官潮形势的看法，老马并没有特别强调“时势造英雄”，他的表达中最对抗的就是慕绥新，仿佛慕绥新贪，他就不能不贪，和慕绥新相比他贪得还不够档次，手法还不够狠，有慕绥新在，做官、为人的所有标准都化为乌有：
马向东：“慕绥新到沈阳工作后，好大喜功，他在个人捞钱上胆子也非常大。”
我问：“慕绥新的胆子大到怎么样一个非常的地步你能给我一些例子吗？”
马：“比如说沈阳有一个搞房地产的人，欠了建委500、600万的赔偿金，这个是不能免的，老慕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他就同意给免掉了。这种事，说老实话，我的胆子就不小了，但是再大胆，也不敢干这种事，他就敢干。还有还是某个人有走私车，老慕就公开推销给我们市接待办，四台奔驰，推销给北京办事处两台旅游车。所以我看他这么做，我没和他作斗争，反正他公开捞，我送上门的不拒绝就得了。”
老马的“愤愤不平”让我证实了两个信息：一、他在官场上和慕绥新的确展开过一场疯狂敛财的大赛；二、他们和行贿者进行“钱权交易”的诸多管道之一就叫做“减免”。
我曾问过接受我采访的所有沈阳“案犯”：“前几年，在沈阳，只要官场上混，都得会玩送钱的游戏吗？”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肯定。
我问过宁先杰，沈阳的送钱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宁这么说：“比较重一点是从97年开始的，慕绥新来了以后沈阳的确是肆无忌惮。”
问：“什么叫肆无忌惮？”
宁：“就是这个送礼，你不送不行。”
问：“他们会公开索要吗？”
宁：“不用，不支持你工作，大会上批评你，批你几回，不就完蛋了？!"
问：“如果我想进步呢？”
宁：“想进步必须得送!"
看来宁先杰完全懂得我所说的“进步”在这个语境里是什么含义。
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后我多少知道了一点“木讷”的李经芳为什么“木讷”，用宁先杰的话说，要不是给老慕送钱，跟着马向东跑，他这位市财政局长早就坐不住了。
问：“你给马向东送过钱吗？”
李：“送过。”
问：“送了多少？”
李：“8000左右美金。”
问：“为什么要给马向东送钱？”
李：“怎么说呢？现在看来是犯罪，但从前来说是一个坏习惯，特别是春节期间，好像送的比较多。”
问：“你是说都送吗？”
李：“反正我知道范围很大。”
问：“大到多大一个范围？”
李：“包括政府机关之间送来送去是事情很多。”
问：“送来送去，这不成了八月十五送月饼？”
李：“不一样。我们往上送，下级的人给我们送，钱数不一样。”
问：“每一级都有每一级的价格？”
李：“水准我不知道。”
问：“像你们这些局长给市长、副市长送要多少钱？”
李：“一般要一万。”
问：“你们钱从哪来，出手就一万？”
李：“反正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小金库，有的是别人送来的钱。”
问：“有没有人单纯从自己工资、自己腰包里拿出钱来给市长行贿的？”
李：“好像没有。”
没有人出自己的血，那么用来行贿的最下一层的钱是不是就有可能源于民脂民膏？总有没人送钱的小官儿，小官儿也要靠金钱铺路成为中官儿、大官儿？
马向东是泰明的主管市长，泰明不想做只扮演幕僚角色的市政府副秘书长，有求于马向东，这就是为什么要从同学那里拿来50万给马向东装修房子。泰明的解释是：“我只是延续了一种风俗，因为沈阳官场就是这个样子，你就得入乡随俗，你做了，领导也不当回事，不这样做，就该觉得你怪，而且我相信这种风气恐怕也不仅仅是沈阳有。”
多么可怕的“恐怕”，泰明拿出50万，只是为了别让领导认为他是个“怪人”！不过反正这50万并不是他个人的，马向东如果领情只会领他的，而等他那位同事能得到马市长的好处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天下没有播种不期待回报的，泰明花了50万到马向东案发还在做着他痛苦的副秘书长，还在被人取笑“秘书长，秘书长，接待群众接上访，开会之前讲一讲，试试喇叭响不响”，而迟若岩，沈阳市政府另一位副秘书长（当时沈阳市政府共有14位副秘书长），在做副秘书长之前是沈阳市自来水公司的经理，1998年曾连续多次用美元、人民币向马向东开炮，企业获利甚丰，迟本人也获利匪浅。
问：“你第一次给马向东送了多少？”
迟：“1�5万美金在马来西亚云顶。”
问：“第二次呢？”
迟：“2万，也是美金，也是给他的赌资。”
问：“以后还给他送过吗？”
迟：“送过多次，送到党校、送到他家，还有办公室。”
问：“你给他送钱想得到什么具体好处吗？”
迟：“当然。”
问：“得到了吗？”
迟：“得到了。”
事实证明迟若岩的大炮轰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前后算一下，自来水公司在1998年总共给了马向东8万美金、12万人民币，用迟自己话说：“这些钱加到一块才合人民币100万，90万，我们单位得到了多少效益呢？应交的费用3000多万免掉了，这是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安排了1000多下岗工人；第三，公司得到了固定资产几个亿；第四，因为马向东给我批了地我还给职工开了五栋楼房。市长开会多次表扬，公司后边好多问题解决起来就不费吹灰之力。”
迟若岩用公司的钱“滋润”了马向东，一方面，这种行贿不是个人行为，另一方面他本人在仕途上潜在的实惠也搭上了一辆“特快”，对此，迟本人一点也不否认，这样在官场上行舟驾船真可谓一箭双雕、两全其美呀。
翻供
1999年7月马向东被中纪委“双规”，接着被辽宁省检察机关立案审查，2000年11月“马案”整体移至江苏，这中间时间长度为17个月。那么这17个月的时间究竟是怎么的一段日子？究竟生发了一些什么事情？为什么在17个月以后，沈阳“慕、马大案”要拆开，一分为二，其中“马案”要“北案南审”。
这17个月的时间，中国出了多少领导干部腐败案？社会有人议论：“哼，一旦出了事，到底就是得看谁在中央的关系硬，东北的马向东抓起来有一年多了，就是有人保他，案子就是查不下去。”
马向东在中央有什么过“硬”的关系纯属人们臆想，“案子就是查不下去”倒是让人们不幸而“猜”中。为什么“马案”就是查不下去？谁在中间捣乱，干扰办案？“搅屎棍子”不是别人，正是马向东的爱妻——章亚非。
章亚非，辽宁省人大代表，原系沈阳医学院副院长、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这些职务和头衔不知道是不是“富贵妻荣”的结果，对丈夫马向东的忠诚和爱却是可圈可点。
马向东被“双规”后，章亚非就四出活动，提溜出一条条可用的人头线索，用重金拉关系、求保护，刺探案情、买通看守，其目的就是要营救马向东尽快将马向东“捞”出来，到章亚非也被“双规”时，她已经花出去的“营救经费”已高达130万。
在江苏看守所我曾问老马为什么在沈阳的时候要“翻供”？老马不喜欢“翻供”一词，说他在辽宁办案人员只查了他两件事，一是贪污，二个是涉嫌挪用公款，换句话讲，老马在辽宁没有“翻供”，他只是“停”供，有关他如何巨额受贿，包括收受刘涌（涉嫌黑社会犯罪）的4万美金、用受贿的钱置办的三处房产（每处价值100多万）、怎样将万元资产转移至马来西亚，还有大量股票、财物藏匿何方等等都咬死不讲。
的确，在辽宁办案的时候，检察人员在审查中除了发现马有赌博行为，涉嫌私分12万美元、挪用公款40万美元，此外一角冰山之下面还隐藏着什么更大的罪恶？马向东就是不交代。为什么不主动交代？因为他知道章亚非在给他活动，知道办案进度，能够在看守所和外面通电话，手中握有“底牌”。
好家伙，一个已经被逮捕关在看守所里的人竟能和外面通电话，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他哪来的机会打电话？谁给他提供保护？
问：“你在辽宁看守所的时候往外打过电话吗？”
马：“打过。”
问：“哪来的电话？”
马：“谢文秀给的手机。”
谢文秀，马向东在辽宁看守所的看守，男性，老马出事后被章亚非买通，照顾马向东身体，也“照顾”马向东与外界联系。我们采访小组曾专程到东北他的关押地对其进行了采访：
问：“你过去和章亚非认识吗？”
谢：“不认识。”
问：“章亚非给过你钱吗？”
谢：“给了。”
问：“给了多少？”
谢：“开始是一万，后来又给过我、我爱人、小孩一共一万九。”
问：“马向东向外打电话用的是谁的手机？”
谢：“我给他的。”
问：“安排他在哪儿打电话？”
谢：“一次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没人的地方，还有在监室。”
问：“马向东给章亚非打电话你在干吗？”
谢：“可以说我在望风。”
问：“他给章亚非打电话都说些什么？”
谢：“身体什么的。”
问：“他们说的东西如果涉及到案情了，这个东西你控制得了吗？”
谢：“我控制不了。”[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问：“你是因为拿了章亚非的钱，才给他们办事的吗？”
谢：“不完全是，我以为马向东是冤枉的。”
谢文秀身为看守所干警执法犯法，有可能是以为马向东是冤枉的，这里面排除不排除他想在马身处囹圄的时候伸一伸援手日后图报打算呢？谢文秀内心的全部想法我说不准，可另有一人，在马向东案发后，主动找到马家给章亚非四处活动充当“跑腿儿”却实实在在出现在“马案”中，给这一贪污受贿为主色的腐败大案平添了一笔怪异的色调。
还有人在上“贼船”
此人姓名于海洋，沈阳浑南开发区。在主动为章亚非四处活动“跑腿儿”之前只与马向东纯属工作关系地见过三次面，自言与马没有一点私交，那么，他为什么在马向东已经被抓起来以后还会干出后来连他自己也认为是后悔莫及的“傻事”呢？还是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于海洋：“我在单位一直不顺心，人的矛盾，一直就想能找到市里、省里某位大领导，以便逃脱工作环境，回避矛盾。后来省里的一个大领导和我谈起马向东的案子，说了一些内幕，当时认为马向东是冤枉的，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希望我能在这困难的时候照顾照顾他的家属。”
问：“你就决定去照顾了？”
于：“我当时没多想，我一贯是比较听话的，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家长让我听老师的话，老师让我听家长的话；参加了工作，我母亲说在外面一定要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我认为现在大领导说让我去照顾照顾马向东的家属，我就决定去。”
问：“那你认识章亚非吗？”
于：“不认识。”
问：“她能信任你？”
于：“开始不信任，我去了有三四次，当时认为自己还是比较虔诚的，去照顾她妈妈、孩子，逢年过节还送些水果、吃的什么的。”
问：“后来章亚非是怎么求你帮忙的？”
于：“她拍着胸脯说老马绝对没问题，我一去她和她妈就都哭，说老马绝对没问题，非常冤枉，后来打电话让我给她跑跑腿，因为她不便出面，她说：嫂子求你了，就给我跑一趟，都联系好了，就跑一趟。”
问：“她说的跑一趟指的是什么？”
于：“她为了马向东求了一些人，就是让我去送个包裹、联系一下，送个礼、送个材料。”
问：“你帮她送过吗？”
于：“送过。”
问：“你也帮她送过钱吗？”
于：“送过。”
问：“送过多少吗？”
于：“我这边数字都不大，两万、三万。有一次送过大的，后来办案组的同志找我谈，我才知道，当时就是一个皮包，包都封好了，我也没看，也不知道是钱。她送我上的飞机，后来才知道那是钱。”
问：“是多少呢？”
于：“好像是10万。”
章亚非干扰办案，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特别是在“马案”由当地审理的时候，于海洋与刘实刚好是十几、二十年的朋友，因此安排于海洋去找刘实也就成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马向东异地受审时，刘实也因“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罪”而同时接受审查）
问：“为什么要去见刘实？”
于：“就是让我去送一封信，送个律师材料。”
问：“你向刘实打听过马向东案子的进展情况吗？”
于：“他也没跟我说什么，给他材料的时候，他用手弹弹材料，说沈阳是管不了这个事，沈阳听中央的，中纪委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你也别管。就是有一次，说过一点，是开政协会，散会以后他告诉我，马向东有些证据有些翘角，就是慕绥新的事，慕绥新下去，意思是有可能别过来，翻过来。”
问：“别过来，翻过来是什么意思？”
于：“当时的情况，当时马向东的案子。”
问：“是指翻案吗？”
于：“我理解好像是。”
问：“那你把这个情况告诉章亚非了吗？”
于：“我给章亚非打了呼机，通了电话。”
于海洋为章亚非大致就做了这些事，我好像可以相信于海洋所言，因为在我对“马案”采访接触过的所有被访对象中，于海洋是一个小人物，虽然他在“马案”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但他是最盲目的，最可怜的，他的交换目的也最小，只是想通过“照顾”马向东家属，买那位曾经托付于他的那位“大领导”的“好儿”，日后寻机求那位“大领导”帮他改变改变工作条件，如果，万一马向东真是冤枉的，日后能出来，特别是能官复原职，他可就成了马向东的患难知己，得到提携好处自不待言，这是“小人物”的一点“小心眼儿”，更为可怜、可悲的是，他为章亚非忙前跑后，那是在“你大哥一出事，都躲了”（章亚非曾对其说的话）的时候，为章亚非送钱，他自己却没从章亚非那里拿过一分钱，于海洋说：“章亚非曾经告诉他，她家里一分钱都没有，她是向别人借了50万，这样的话，我一直认为他们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花她一分钱，不能趁人之危。”
我至今有时还在想，要是于海洋当初在困难的时候相助的不是马向东，而是一位革命老干部、一位蒙冤入狱的老教授，最好是一位“地下党”什么的大人物，那他的人格该有多伟大？他的行为该有多么的可歌可泣，只可惜他这一次投错了机，认错了人，下错了赌注，把自己也搭进了“马案”中，呜呼！起诉马向东案的公诉人队伍
怎样一种爱
马向东出事后，过去他身边和他贴得最近的人，要么跟着他一块儿“翻了车”，要么一个个“都躲了”，要么落井下石、隔岸观火；相助者，不怀目的者几无；但只一人，表现了对他无限的忠诚和固执的爱，这样的人当然不会产生于官场，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婆章亚非，老婆就是老婆，到了自己仕途折“跟头”，能有老婆为自己守身已经不易，况且还“痴”到死心塌地一意孤行、不惜钱财、干扰办案，“头拱地”也要把老公“捞”出来，这对男人来说真乃人生大福，对犯了“事儿”男人来说也是人生大幸，也可以招来四方艳羡。
那么章亚非到底是怎样一个老婆？她对马向东是怎样的一种爱？这爱是单纯到像旧世妻子“守节”般的没道理可讲，还是混杂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船”色彩？
我曾经问过马向东你受贿的钱都怎么处理了？老马告诉我“都交给我妻子章亚非了”，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章亚非对丈夫的情感就有理由让人怀疑其单纯性而想到“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利益关系？但是据说，章亚非自从跟了马向东，一直就对老马好到真像一个“旧世妻子”，最好的例子就是老马每天回来，不管多晚，必有一盆热呼呼的洗脚水端到脚前。年轻时，若论门当户对，章、马绝对搅和不到一起，因为章亚非出身高干，马向东出身贫寒，不仅门第太低，而且父母早亡，贫寒中靠姐姐拉扯草草长大，但是章亚非不嫌贫爱富，不听别人劝告，认定情窦初开时的恋人就一爱到底，这又让人不愿意怀疑她后来对马向东的爱。
两口子的事怎么说得清？到了马、章这样层次的“两口子”怎么说得清？毕竟他们是“共同受贿”。
采访中其实我特别想知道马向东对妻子章亚非是一种什么感情，作为一个女人，我偏执地要找出老马的态度，因为在我的心里，我就是偏执地认为男女之间除非利益关系很难存在不顾一切甚至不顾法律的盲爱，除非都“痴”到同一个档次。老马对章亚非有这么“痴”吗？我很怀疑，老马在歌厅可以让三陪小姐把衣服一件件脱到精光，这时候对妻子的爱还有什么“痴”？（章亚非知道这件事吗？）
我问马向东：“这么多年你受贿，曾经回避过你妻子吗？”
马：“没有。”
问：“你妻子也替你收钱吗？”
马：“收过，有时我不在家，有时有的人觉得把钱直接送给我情面不好看，就送到我妻子手里。”
问：“你有没有嘱咐过你妻子不要掺和这种事，你不要接钱？”
马：“没有。”
问：“你同意她替你收钱，就构成那么夫妇共同受贿，这在当时想过吗？”
马：“没有。”
问：“你在吉林看守所你妻子为你四处活动、干扰办案是谁的主意？”
马：“我的。”
问：“你让你妻子在外边为你四处活动，没想过会把她牵连进来吗？”
马：“我对不起我妻子。”
问：“那是肯定的，但我想话不能说得怎么简单。一开始你同意你妻子和你一道收钱造成你们夫妇共同受贿，你接受审查后又让你妻子为你四处活动、干扰办案，这是又一次害了她，你们夫妇关系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马：“我对不起我妻子。”
马向东连连说“我对不起我妻子”，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不能从他的嘴里、眼里、话里、心里感觉到他对章亚非一如章亚非对他的感情，更清晰的感觉他说这话主要是在敷衍我、对付我。当然，非常可惜在南京整个的采访中，我也没能有机会和章亚非一次面谈（办案不允许），不了解章亚非内心到底怎么想，
我只有从老马那里继续挖东西——
问：“你在外面赌博的时候你妻子知道吗？”
马：“不知道。”
问：“一次也不知道？”
马：“个别的时候知道。”
问：“你妻子劝过你吗？”
马：“劝过，我没听。”
问：“你收钱的时候她劝过你吗？”
马：“经常劝我，让我注意一点。”
好容易有点要美好一点的东西，没想到只是让他“注意一点”。
好多好多次我真希望章亚非是一个爱到单纯、爱到能消灭丈夫在政治上被金钱引诱每一次闪念的“贤达”之妻，然而事实上我也说不清在他们夫妇共同受贿的问题上到底是谁更为金钱所引诱。据泰明说他用他同学的50万给马向东“进贡”的时候，钱根本就不是交给马向东而是存了一张存折由他本人直接交给章亚非的，存折上写的也是所取章亚非名字的谐音，章当时接过存折根本没有拒绝，就是反复问泰明：“你的同学可靠不可靠？”然后“叮嘱我别让你同学出去乱讲”！马向东在等待被执行死刑
应该说知道了这个细节，知道了章亚非在替丈夫收钱时原来竟是这样的平常、自然，知道了章亚非在收下50万巨款的时候，并没有手忙脚乱、战战兢兢，我对这个女人心存的那份美好的希冀也就绝望地破灭了。那一刻，我想哭，为我“希冀的绝望的破灭”而想哭，为章亚非看来没有怀着对丈夫高尚的爱而想哭，为世上到底有没有“高尚的爱”而想哭，为世上到底有没有那么“高尚的女人”而想哭我就是想哭！
马向东在东北“扛”了17个月，到了南京只有4天就“吐噜”了他的全部罪行，然后他给章亚非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让心里哪怕还有一点情感的女人都会感动：“即使我在你面前长跪不起，我也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悔罪”，我不愿意继续否定马、章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的想法，章亚非就是在看了丈夫的这封信后才打破了她那比马向东还难开的口，开始交代实质问题。我还是不明白丈夫犯法，她也犯法，丈夫有罪，她也冒着犯罪的可能为丈夫四处活动，丈夫不“扛”了，她也不“扛”了，这样的女人，到了这份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终于有一线之机，我们的摄像人员被允许进入章亚非的监区进行拍摄，回来我听说章亚非在他们的镜头里正在跟监友聊天，一边聊一边笑，一边笑还在一边不停地嗑瓜子。对于人这下我可是更糊涂了。
一个“两面”市长的悲剧无法面对老百姓
1999年底，当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就要降临的时候，在沈阳市，一座雄伟壮丽的21世纪广场落成了。在广场中心的世纪钟下，埋藏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这位本届市长叫慕绥新。
这已成为历史。
100年以后我们都死了。
百年以后的人们会怎样评价今天的事情呢？
无法面对老百姓
他们进来的时候，前市长和他的妻子并未改变姿势，虽然梅花听到敲门，说了请进，但仍然一只手搂着老慕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给他唱歌。
老慕躺着，她半躺着。
本来办案人员在楼下已经跟梅花见过面了。她穿得很薄很露地跑下去。办案人员说要带她去谈话，她说必须征得老慕的同意，便跑上楼来再无下文。
这样办案人员才跟到楼上。
这个美丽的女人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示对老慕的爱情，比如老慕出国回来，她到机场去迎接，不仅献上鲜花，还要热情拥抱，这回表现得更加生死不渝。
进来的人说：“慕绥新同志，我们要请梅花同志去谈谈。”
老慕很不高兴：“要谈就在这儿谈!"
他摆出了市长的派头。
不过当时他不是市长了。
那是2001年2月6日，他已被迫辞职近两个月。震惊全国的“慕马”案中的马已经暴露，这回轮到了他。他的前妻贾桂娥交待了许多问题，现在该现任妻子梅花交待了。先扫清外围。中央纪委办案很慎重，慕绥新这个沈阳市市长，副省级干部，没有确凿证据，是不能轻易动他的。
迈着沿重的脚步，慕绥新走进法庭
进来的办案人员说：“慕绥新同志，我们不是跟你商量，我们是代表组织通知你，让梅花跟我们去把问题说清楚。”
慕绥新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说道：“那行吧，去吧!"
还是一贯的风格，办事不抹叽，要么不答应，要么痛快答应。
当时慕绥新是躺在病床上，到这一年的8月，他坐起来了。
坐起来的原因并不是病情减轻，而是心情放松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个结果才好。犯罪也一样。没有彻底交待之前总是非常害怕，硬扛着，灵魂不得安宁，很受罪。交待了也就交待了，天并没有塌下来，心情反而平静了。他升华了，大彻大悟了。所以他愿意坐起来，打起精神，跟记者长谈。那时候他把所有的问题都交待了，想跟记者好好探讨一下，他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说：“已经到秋天了，我能感觉到凉意了。”
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说：“那是98年换届的时候，是我提议宣誓的。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票数也很集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做一个承诺，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主要是这么几句话：‘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因为我知道，上任后会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腐败。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在群众中亮相，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闯过这一关。代表们都站起来，为我们欢呼。”
从录像上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虽然宣了誓了，喊了，说了，讲了，做的却是另一套，没有“廉洁奉公”，而是收钱受贿，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
也许他在想，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沉痛地说：“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
低下头去，半晌没有再吱声。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
“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没有再沉默，而是激动起来：“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对我的罪刑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不要在沈阳审，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并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他以为，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他说对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
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城市建设，路的改造，等等，等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
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他们对腐败有了很大的承受力，再不像以前那样，干部吃顿高档宴席也义愤填膺。他们早就想开了，吃吧，玩吧，捞吧，造吧，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就行。
况且，老慕还不爱玩。
慕绥新除了干工作，下班准时回家，从来不去娱乐场所，更不与女人鬼混。在与前妻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白天很威风地当市长，晚上回到家里好歹吃点剩饭，便独自看电视。贾桂娥在经商，总是很晚才回来。他对妻子把嘴唇画得通红很反感。
那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梅花，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不经常见面。他对家庭有责任感。可是他越来越感到，这个家庭快维系不下去了，不仅因为感情，而且还因为经济。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办企业太出格了，要给他惹祸的。他向有关部门发下话去，贾桂娥不代表他，不能给她办任何事情。但是不管用。方话不入圆耳朵。
也许一开始就错了。
那是1970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冶金部设在鞍山的第三冶金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机修厂，当然是下车间当工人。同去的有16名大学生，除他以外都陆续地与车间女工结了婚。他身高1米80，英俊潇洒，会拉小提琴，在清华当过乐队指挥，想找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
这时候中专毕业的绘图员贾桂娥出现了。在师傅们的撮合下，二人谈起了恋爱。但谈了两个月后，慕绥新觉得她太俗，想结束恋爱关系。
这对痴心爱他的贾桂娥是个打击。那时慕绥新已经调到文艺宣传队，她生怕这位帅哥被别的姑娘抢走了，马上就神经了，疯了，寻死觅活，家长也找上门来施加压力。他只得跟她结了婚。
然后就有了两个女儿。过日子，忙工作。然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包括慕绥新在内的16名大学生都受到重用，当了官。
那15名大学生像当初很快找工人结婚一样，又很快地全都离了，找到自认为档次较高的女性结了婚。慕绥新没有这么干，尽管贾桂娥在16个女人中排名并不靠前。
这么做是对了，还是错了？就算对了吧。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次对了，并不能?"Ｏ麓我捕裕�荒艿!"Ｄ阌涝恫宦醮聿健Ｉ�钍呛芪Ｏ盏摹Ｄ侵治Ｏ胀��鱿衷谀愀芯醪坏轿Ｏ眨�炊�醯煤馨踩�氖焙颉?
那个年代生活困难，贾桂娥学会了理发，她给慕绥新理出很好看的发型，二人对着镜子笑。然而后来她借着丈夫的势力大把捞钱。你为什么让她借那个势力呢？回想起来很是懊悔。
“政绩市长”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鹚导彝ド�钫庑┬∈拢�矶嘧龉俅诱�奶资�⒐婢厮�膊唤玻�蛘咚挡欢�Ｄ侵秩们肭蟀焓碌娜送诽鄣摹把芯垦芯俊保�谒�饫锖苌俪鱿帧Ｐ芯托校�恍芯筒恍校�背「�愦鸶础Ｓ惺弊�谛〕道锝拥揭桓銮肭蟀焓氯说牡缁埃��⒖叹突卮鹂梢园旎故遣豢梢园欤�绻�梢园欤��吐砩闲锤鎏踝樱�桓�厥槿グ臁３�苏�酱蠡幔�不按永醇蚨蹋�婧私獍濉��患妇洌ň猓�Ｋ�诎凑兆约旱姆绞教岣甙焓滦�省?
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惴梗�３３鱿帧笆榧浅Ｎ�仁谐ぁ钡某∶妗Ｕ馊绻�旁诒鸬牡胤剑�赡芫褪歉稣�问录��蛭�叵档剿�橇斓己诵牡奈侍狻５�谏蜓簦�蠹夜�夏剿缧率恰暗衬诟鎏寤А保�究占�撸�魏嗡�坏谩?
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参加的重大活动中，他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他思维超前，头脑敏捷，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人家毕竟是书记，你不能这么办啊！
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便让一名干部去论证，那干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他便说：“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不是让你论证不行，你他妈回去给我重新论证!"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当然是工作目的，不讲究方法，不斟酌手段。对某项工作越是热衷，便越是勇猛向前，不顾细节。
他当选沈阳市长后，除了集体宣誓，还有一个自己的就职演说。他对记者回忆说：“这个就职演说是我自己打的草稿，没让任何人看过。核心的内容是，我衷心地希望沈阳人民能够骄傲起来，能为自己是沈阳人而感动、骄傲和自豪。这是我为政一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
他接着说：“我基本上像一部装甲车或一部坦克车，呼呼往前冲，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无所畏惧，我都可以克服。很多在常人眼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已经变成了现实，就是因为把我放在沈阳市长这个位置上，我要实现我的抱负，我要完成对这个城市人民的庄严承诺。1998年我们做过一个测验，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7％。”
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但说明慕绥新很在乎这个，很在乎自己的政绩。这就足够了。他以“政绩市长”自居，他把抱着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奖杯的神采飞扬的大照片挂在客厅里。他认为这是光荣的。光荣背后也许还有“政治野心”什么的。但确实没把捞钱作为一种目的而特别加以考虑并付诸实施，也是事实。
那么他没有捞钱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主观上没有处心积虑地捞。他这个贪官，严格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不太自觉的贪官。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闹出不收红包的风波，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收了。
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行贿受贿，只是想送点礼品，但不知道送什么好，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撂下点钱自己买吧。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让你没有理由不收下，不收下就太见外了，不收下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看来今后还得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投靠别的领导。
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这样做比较安全。
很奇怪吧？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因为你没跟着风气走，你在反潮流，你是个异类。对你就要多加小心了，你就把关系搞坏了，你就团结不住人了，你就被无形地孤立了。
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收了钱，受了贿，风险不是更大吗？但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查不出来。就这么简单，你能都查出来吗？
有勇气拒收者，必须有大智能，能够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摆平。一向自信的慕绥新觉得在这方面智能还不够，他就把钱收下了。但他很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发生这么令人遗憾的蜕变，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果只有客观条件，而没有主观原因，这个客观条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但仅有主观原因，而没有客观条件也不会发生得这么快。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为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用钱，把我淹没掉了。”
他提出了一个“客观条件”。指什么呢？指送钱的风气，还是指整个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也许两者皆有吧。
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
他属于后者。他收了别人的钱了，但具体细节总是很马虎，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向来不太在意，事后连看也不看，这比斤斤计较的贪官要“大度”得多。有人送给过老慕一张卡，办案人员问他，他说记不得了，让我想一想，噢，是给过一张卡，多少钱不知道，过年的时候扔给别人了。找到当事人，承认有此事，以为也就几千块钱，到商店买东西，一划卡，20万！
收受红包一般都在家里，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或许是为了早早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
市长时间很紧，拜年也要加快速度，尤其拜年的背后还有“那个”。所以听起来很滑稽，但他确实是这样，一面忙着收钱，一面忙着创造政绩。
“打慕保马”
无论如何他是收了别人的钱了，而且数额非常巨大。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叭干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
他做得一点也不隐蔽，好像根本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没怎么往受贿的方面想（也许是不敢想，不愿想），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同样他也不把学习当回事。为了遏制腐败，我们党制定了许多党规党法，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不应该怎样去做，违犯了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白纸黑字在那儿印着呢。但他没有看到，或者不屑于看到。他认为，搞这些都是虚的，没用。要搞，就动干的，来实的，闯出一番事业让大家看！别玩那些花拳绣腿。
他多次宣称：“党校的门我从来没进过。”言外之意，我现在不也干得挺好吗？通知全体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不管他，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结果他就吃了不懂党规党法的亏，没有看到收钱的严重后果。至于对妻子贾桂娥的放纵，那就更与此有关了。领导干部要管好家属子女，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经商办企业，这是中央所三令五申的，他却全当做了耳旁风。
现在他清醒了，明白了，对记者说道：“我没有严格按照党的规定来办事。”
他接着说：“把送钱这个事情，最初是当成礼尚往来的一种交往，看得比较简单，比较温和，是好事情，不是什么坏事情。”
至此我们看到，他不会保护自己。接受他人钱财，用职权给他人办事，这是一种受贿行为，是犯罪。他却认为“不是什么坏事”。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全力以赴要干出点政绩来是真的。他只顾干，不会防。
因为他是一个成功者。
他在此之前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
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需要他这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
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毕业分配到企业里工作了15年，我有一个特点，工作比较投入，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吧。我要工作，我就全身心地去工作，一直到把工作干好。正因为这样，党组织很信任我。”
1982年提拔为三冶某公司代理党委书记，1984年调任海城县副县长，1985年提拔为海城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出任鞍山市市长助理。
上边很欣赏他，他又干得好，便这样步步高升。他的短处被掩盖起来。短处是什么呢？很难说，但一贯地不拘小节应该算一个吧。
把他放在市长助理的位置上不是目的，目的是想让他当市长。市长要选举产生。这对他是个考验。
1988年，在鞍山市换届选举中，被辽宁省委确定为副市长候选人的慕绥新落选了。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个打击和教训，就被提升为副厅级干部，安排当了省体改委副主任。于是这个打击和教训便不存在了。后又任劳动局局长、建设厅厅长。
但这还不是目的，这只是为当副省长做准备。1993年，辽宁省人大换届选举，作为副省长候选人的他却再次落选了，可仍被提拔为省长助理，后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兼省政法委副书记。
这些有惊无险的“波折”，完全不能促使他对自己做一个很好的检讨和反剩两次落选是有原因的，如架子大，处理事情简单粗暴，调部队战士装修房子，更换高级轿车等。他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更谈不到吸取什么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做出让领导看得见的“成绩”，就会受到重用。于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他更加狂妄自大，好大喜功，一个人说了算，以为只要有政绩，犯点小错误，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照样装一佛，像一佛，升里能转，斗里能量。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得和体会，于1997年12月，出任沈阳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的。
这回不是犯了小错误，而是犯了大错误，犯了罪。
还能够有救吗？还能够像过去那样顺利过关，步步高升吗？
他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抓起来了。马向东开始是他的人，他反对辽宁省委确定的常务副市长的人选，坚持让马向东当上了常务副市长，让他分管全市财经、城建等重要经济部门，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宣布马向东是沈阳市的“接班人”。但是二人后来又发生了矛盾，权力互相碰撞，马向东爱搞“小圈子”，老慕却不搞这个。现在马向东先落马了，是因为在境外赌博的问题，追查赌资是哪里来的。
但是马向东没有缴械投降，他在沈阳经营多年，上上下下有许多关系。他通过妻子章亚非花费130多万元，上边找人，买通看守，收买记者，为其鸣冤叫屈，并且积极与慕绥新靠拢，想抱成团，对付调查。
马向东等3人私分12万美元的问题是个关键。章亚非找到慕绥新，说向东托梦给我，只有慕大哥才能救他。只要慕大哥说知道12万美元奖金的事就行了。在这里章亚非让慕绥新证明12万美元是给马向东等3人发奖金了，市长代表市政府给他们发了奖金，那还能算贪污私分吗？这是一个任何办案人员也攻不破的铁证，只要慕市长说一句话就妥了。
她以为慕绥新一定会答应她。马向东毕竟是他提拔的，二人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马向东办的事有的他清楚，而他办的事有的马向东也掌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那时候慕绥新的真正想法我们是很难猜测的了，他始终没有暴露过。不过他应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在对待马向东的问题上，他需要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才对自己更为有利。
那是1999年7月2日，中央纪委来人，通过辽宁省委、省纪委，“两规”（党内纪律，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组织说清自己的问题）马向东。时间定在了这一天晚上的8点。这之前先向市长慕绥新做了通报，要求市政府通知马向东晚上8点来开会。
慕绥新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心里掀起震荡，自己的副手被“两规”这意味着什么？
法庭上的慕绥新
还没容他想好自己该怎么办，马向东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这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连着秘书的办公室，秘书的办公室又连着一个小会议室和一个大会议室。平时就是这种格局，这一连串的房间都是慕绥新的天下。但今晚不同了，不再是慕绥新的天下了，被别人控制了。
马向东到他这里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只是站一站，过渡一下，就会被人依次带下去，先进小会议室见中央纪委的同志，后进大会议室见省纪委的同志，然后就到指定的地点交待问题去了。
他几乎没有看到马向东进来时是什么表情，他的心思不在马向东身上而在自己身上，只听到马在被带出去时嘴里嘟囔着：“我没有问题，我不害怕……”
马向东“不害怕”，他却有些害怕了。中央纪委是否也发现了他的问题呢？马向东会不会把他也带出来？
但是“两规”马向东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动静。他便恢复了自信心。以往的成功者的经历又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想，党是信任他的，他跟马向东是不同的。他必须跟马向东划清界限，他们决不是一个团伙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章亚非找上门来求他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这正是向党表示忠诚的大好机会，他必须站在中央纪委一边。
他说，这件事我很难做。关于12万美元的事，不是有人告了马向东，是中纪委查出来的，也是马向东在里面自己交待的。我对12万美元的事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帮他？
方话不入圆耳朵。章亚非万万没有想到慕绥新是这么一个态度。好吧，咱们走着瞧。在高人的指点下，章亚非四处串联，写信上告慕绥新，企图“打慕保马”。一时间，专案组收到了许多对慕绥新的举报信，慕绥新的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
“5号不错”
转眼到了2000年的夏天，马向东的案子仍然处在艰难突破的阶段，但是老百姓看到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纷纷举报慕绥新和马向东的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真切地感到危险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可是他实在不愿意马上结束自己辉煌的事业和幸福的爱情。
他跟梅花才刚刚结婚一年。1999年4月与贾桂娥离婚，5月8日就跟梅花结了婚，前后只隔20多天。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梅花比慕绥新小24岁。她那种活泼、可爱、天真的样子实在让老慕着迷。但老慕更看中她的文化素养。她也喜欢音乐，二人一起欣赏名曲，她给老慕轻轻地唱歌。老慕下了班就回到她的身旁，抚摸着她那一头长长的秀发。
贾桂娥就像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一样被他甩掉了。
他不想再失去这位娇妻。
梅花是一点心计也没有的，她就是爱老慕，崇拜老慕，不具体地图他的钱、图他的官，而是图他从外表到内心都是一个完美的男子汉。她不知道老慕还有没有钱。她也不问这个。她猜想他是没有钱了。她是被贾桂娥“扫地出门”的。
老慕就喜欢她这一点。他实在是被贾桂娥攫取金钱的大胆和疯狂吓坏了，她到处打着自己的旗号招摇撞骗。现在梅花根本就不跟他周围的人来往，除了个别的几个人，她谁也不认识。她在一个单位当工会主席，本本分分，下班就回家里呆着，等着老公。
老慕陪她去转商常她喜欢上了一个样式新颖的皮鞋，围着转了好几圈。老慕说，喜欢就买吧！她说哪儿有钱啊！我只是欣赏欣赏，说完赶快拉着老公走开了。
老慕立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幸福感，那就是没有钱的安宁和轻松，以及在没有钱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爱情的珍贵。
难道现在就要大祸临头，把这新的生活一笔勾销了吗？
从本质上讲，他不应该走到贪官这一步。他有理想，有抱负，聪明能干，人品也不错。
他只是没有解决好腐败的问题。
他在努力创造政绩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婚姻之外，为自己寻求一个感情的避风港。这也不能认为就是堕落，因为他没有放纵，他很克制，他特别尊重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他跟梅花相识多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关系。有梅花的诗为证：“你我相恋十四载，九年之后才有爱。”
他第一次见到梅花是在他当海城市长的时候。电视台选拔节目主持人，请慕市长去做评委。他一眼就看上了5号，年龄不大，但气度不凡。当台长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说5号不错。5号就被选上了。
5号是一位乡村音乐教师，她就是梅花。
以后二人便有了许多工作上的接触，市长进行公务活动，梅花去采访。当二人的感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慕市长才说，小梅，你是我选的，咱们是一见钟情，枣木棒槌，一对儿！
慕绥新到沈阳工作后，经常到鞍山去看她。二人在咖啡馆里听着音乐，很有情调地坐上几个小时，便依依惜别。他从来不住下。后来就把梅花调到沈阳工作，两人的关系才进一步升温。
婚外恋，算个问题，但比起有些贪官的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来，还要算好一些。他的堕落主要是受贿和纵容家属子女打着他的旗号捞钱。
当他离开梅花坐着小车回沈阳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是越靠近沈阳，他的愉快的心情便越减弱，许多不好办的事情在等着他处理，一个复杂的官场在等着他去面对，疯狂的贾桂娥又不知给他招揽了多少事情！
好像是为了逃避这一切似的，他跟刘宝印说起话来。
每次去看梅花他都不用自己的车和司机，而是用刘宝印的车。
刘宝印是个“个体户”，出身很苦，当过兵，靠修车、倒卖走私汽车发了起来。许多周围的干部向老慕介绍，说刘宝印不错，就认识了。他其貌不扬，但老实厚道，对老慕忠心耿耿，老慕稍加关照，便感激涕零。出手特别大方。他从国外给老慕买来名牌西装、衬衫、领带、裤带和皮鞋。慕市长穿着满身名牌出现在电视上时，他便眉飞色舞地对人宣扬，这全是我给买的！影响十分不好，但老慕并不知道。在老慕面前他非常懂规矩，处处加小心。
就这样开车送慕市长去会梅花，前后已有好几年，但他愣是没见过梅花是什么样子，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直到老慕结婚时，他才一睹市长夫人的风采，果然美人一个。
可是梅花很不喜欢刘宝印，认为他形象猥琐，档次太低，今后不想再见到他了。
果然刘宝印就再也见不到慕市长了，打电话市长夫人接自然没戏，秘书接也说不在，市长从地球上消失了。
总不见真有点想。后听说得了重病住进北京某大医院，便带领妻子小袁去看，提着一书包钱。
梅花开门一看是刘宝印，坚决不让进。
他就跟妻子在楼道里蹲了一天。
第二天小袁说我再去试试，就去敲门。梅花一开门，见是一位漂亮少妇，从心里特别喜欢，一把拉进去。
从此二人成了好朋友，经常通电话，谈论电视广告上哪儿的化妆品好，达成一致意见后，便共同去买，一般都是乘上飞机去香港或北京。
慕绥新也很高兴，说这不是宝印爱人吗？
因为喜欢小袁，梅花就准许刘宝印进了病房。
刘宝印见了市长唏嘘不已，市长也很感动。临走时放下书包，抖抖地拿出一张纸，求市长在上面签了字。这时候你还能说什么？钱权交易？对，是钱权交易，一点也不错，但很有人情味，也很真诚，也很感动。这时候慕绥新如果严肃起来，把钱隔着窗户甩出去，那又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无例不兴，有例不灭。大家对此已经非常习惯，非常认可，好像在游乐园里，一同坐在一个大转盘上转，转得特别舒服，即使有个别感到不舒服的想停下来，他也达不到目的。
慕绥新对记者说：“随着送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花样翻新，慢慢地就把钱权交易的概念淡化了，就把这作为一种人情往来，过年过节不送土特产了，送个卡，卡也不送了，送两个钱，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把这条路铺开了。”
前妻的摇钱树
与刘宝印说些话还是比较开心的。他很会顺着市长的意思说，让他高兴。但到家之后他就不高兴了，贾桂娥最会给他出难题。
贾桂娥仗着市长的势力又收钱又做生意。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向夫人投资，向丈夫要效益。你不给提官，不给办事也行，但你欠了我一笔人情，今后得想着我，关照我，起码不会批评我、整我了，你再看不上我，也奈何我不得了。我胜利了，慕绥新失败了。
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慕绥新不是什么人的钱都收，什么样的钱都收，他得掂量掂量。他平时还要杀伐决断，他还要指挥下面的人干事。他看上的信得过的人的钱他才敢收，他看不上的信不过的人的钱他不敢收。
他正想批评他，教育他，训斥他呢，正想免了他的职呢，怎么能收他的钱？那不是让自己被动吗？不是让自己当孙子吗？他是一个脾气很大，说一不二的人，他怎么能受得了这个！
他的这个特点，贾桂娥虽然也知道，但凭她的智商，怎么能衡量得出什么人的钱该收，什么人的钱不该收？所以她就收了记了一大笔糊涂账。
慕绥新说：“我不是全部都收的，有许多都推辞掉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关系不是很亲密，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道理，也没有什么理由。有的是印象不好，当然也就推辞掉了。但是关系比较亲密一些的，谈得比较投机的，一般是不推辞的。”
这是慕绥新的原则。
贾桂娥盲目收钱，破坏了他的原则，弄得他老需要做补救工作，有的实在补救不了，他也只得认了。
这无疑就增加了收钱的数额和出问题的可能性。
他不认识周伟，但一笔收了周伟20万元。
这是由贾桂娥这条线上来的。他最终也不知道收了多少钱，贾桂娥只告诉他收了人家钱了，你就给办了吧！
周伟本是鞍山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想调到沈阳烟草专卖局去发展。沈阳是副省级市，差着级别呢，应该是特别不好办的一件事。他知道慕绥新权力大，但自己这么一个小人物，是绝对高攀不上，很难直接对话的，即使有再多的钱，也送不上去。
于是想到了夫人路线。辗转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贾桂娥的妹妹，请求帮忙。妹妹找姐姐贾桂娥商量后，对周伟说自己想买台车，能不能给凑点钱。周伟就给她“凑”了20万。刀快不怕脖子粗，多多益善。
妹妹给了姐姐10万，自己要了10万。贾桂娥真是胆子不小，这事能不能办根本没向老慕透过，就先收了人家的钱。她很有主意，只要慕绥新下了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
慕绥新一听就火了，周伟是谁？沈阳烟草局是个人就能进吗？
但是没有办法，她说收了钱，而且收得还不少，反正是退不回去了，你看着办吧！
把周伟招到家里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看印象非常一般。但他已经通知组织部了，已经开始起动了，着手去办了，停不下来了。
自然是一办就成功了。周伟当上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又赶上局长就要退休了，周伟到“贾姨”家跑得更勤，每次都不空手，美元、人民币穿插着送。断火不蒸馒，蒸馒不断火。于是当上了局长。从过去的副处级一跃而为副厅级，时间只用了几个月！
周伟哪儿有这么多的钱向外送？他说是借的。那么现在局长当上了，就赶快搂吧！果不其然，他开始收获了。借着给一个个体户批罚没烟，索贿9次，共得100万元，给贩卖走私烟的货主返还50万元，得回扣20万元。
这只是贾桂娥“参政”的一件事，还有很多。她不仅收钱，还“挣钱”。
她说：“在不懂法的情况下，有人情送的钱，还有我跟着挣的一点钱。”[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她很会使用语言，“跟着”，也就是依仗慕绥新的权力经商捞钱。
为了得到某项工程，她对一位局长说，你赶快向市政府打个报告，让老慕给你批?"ǜ娲蛏先ィ��痪团�耍骸罢飧鱿钅亢茫�ソ羯?"她经常给各部门打电话，要求办事，人家问你是谁呀？她就说我是慕绥新的爱人！
她成了慕绥新的“二传手”。
她说：“有的人直接找慕绥新的机会没有，他就得通过我。有的一开始找到慕，慕比较忙，有官腔的时候，他不死心，千方百计地说服我，让我帮他说一说。”
她一说，一般都能成功。有些事情虽然不是慕绥新的初衷，不想办的，但二人的利益毕竟是一致的，还是得给办。如果说老慕在以权谋私方面还多少有点分寸，有点原则性的话，那么这分寸、这原则性也让贾桂娥完全出卖了。老慕实在是搪不了她。
以为离了婚就能摆脱掉她了，非也。老慕出国回来，梅花是不能去机场接着的，因为当时还处于秘密结婚阶段，贾桂娥便乘虚而入了，到机场去接着“丈夫”，献上大把的鲜花。还共同出席公众集会。给人的印象，他们还是夫妻。
原来这都是贾桂娥向老慕提出的条件，老慕必须答应她这么做：在外人面前还说是夫妻，并且一个星期还得“回家”住几次。晚上有人来家串门，贾桂娥便很张扬地把老慕从书房里叫出来，跟来人见面。大家就有点纳闷，听说老慕离婚了，怎么还住在一起？也许离婚是传言，不是真的。
除了这些，贾桂娥还提出，老慕在多长多长的时间里，还得允许她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办事，并且他还得诚心帮着贾桂娥办成几件事等等。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贾桂娥就把慕绥新骗取离婚和秘密结婚的事给抖落出去。所以慕市长还要受制于前妻一段时间。
慕绥新是贾桂娥的摇钱树，她是不肯轻易放弃的。她说：“我主要是考虑经济上的东西太多了。当时他当官挣的不多，他也不能赚钱，我自己放松思想改造，对这个钱的重视太多了，总觉得帮人办事收点钱是人情，没有觉得是受贿、犯法。只要慕不张口说，不去告诉别人，这事怎么办他有个意思就行，我自己去办，偷偷求人去办，觉得托人、帮人说情不是违法的。现在认识到，慕虽然没有讲过话，但他的权力在那儿，人家是看慕的面子才给我办事的。反过来我和慕离婚以后我再去做也就不好使了。”
准确地说，是在离婚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伪装，直到慕绥新把跟梅花结婚的事公开，她的“权力”才不好使了。这个非常傲气的女人也体会到了失败的滋味。隔夜的金子，抵不上当日的铜。她说：“我们离婚以后，很明显地有变化，没有离婚前，人家一听说这个事，一般都想给办，但人家也得想法让慕知道，问问慕。有些事我不想让慕知道，他们也要让慕知道，想瞒他也瞒不祝但事情还是给办的。离婚之后，就变了。他们是看着慕的权力，慕和我不在一起生活了，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就不是市长夫人的地位了。我在市长面前说话也不行了，人家也不理我了，我再求他们办事，不好说不办，搪塞了。”
自从马向东的问题暴露后，慕绥新一直是不安宁的，他不知道中央到底对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中央纪委根据群众来信举报，结合调查马向东的问题，也对他的问题做了核实，他早已进入了中央纪委办案人员的视野。
2000年1月20日，办案人员得知慕绥新让前妻贾桂娥买好了去美国的机票，便立即由领导出面找慕绥新谈话，让他动员贾交出机票。开始他说已经离婚了，不是夫妻了，她的事不好再干涉。后来答应说服，但做不通贾的工作。看来他是不可能做通的，贾到美国去本来就是他们二人的计划，因为女儿、女婿已经先期到了美国，贾再一跑，慕绥新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跑不了和尚，但庙已经跑了。
领导们就到贾桂娥家亲自做她的工作，说马向东事件后，这是非常时期，不要出国。她不听，又哭，又闹。好说歹说，做了6个多小时工作，才把护照和机票要出来。
贾桂娥是2000年11月19日被“两规”的，当时她正在北京开会。她已于一年前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正处级调研员退休，但又被聘为沈阳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长，所以还能开会。经过艰难开导，她终于承认了一些问题，移交检察机关立案，并对其住宅进行搜查。鹌鹑嗉里寻豌豆，肯定不会落空。果然搜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现金、存折、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折款，共1000多万元人民币！
“老板，你好!"
慕绥新反思说：“这是一笔债。简单说，对送钱人是一笔债，你收了人家的钱嘛，所以关系要进一层。另外，在情和理之间，在情理上，欠了人民一笔债，这个债在自己内心深处有压力，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我都承认有压力，都是不正当的。”
记者问：“刚才你也讲了，在市长任期的4年中，你心里还是有个声音，始终在提醒自己：这可能是不对的。但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来自心里的这种声音，是它太微弱了吗？”
慕绥新回答：“是外面的力量太强大了，而我本身受到的监督太微弱了，再加上我本身接受党的教育这个过程中，要求自己又比较松。作为一个党员，他一定要在这个组织之中，如果不在组织当中，他就变成了‘党内个体户’，没有了监督和约束。不受监督的党员是没有力量的党员，没有战斗力。这是我的体会。”
是的，他每次都意识到收钱、受贿是不对的，但他每次又都收了、受了。这时候他特别需要一种外力来阻止他一下，让他收不成。他并不喜欢钱，更不需要钱。作为一个市长他需要很多东西，荣誉，地位，信任，赏识，拥护，爱戴，威信，权力，爱情，鲜花……但就不需要钱。他收了那么多钱，只能一笔一笔存起来，作为罪证，等着最后的清算。
但是，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使他收得非常顺利，好像坐在一条轨道上，“嗖嗖”地往下滑，许多人推着往下滑。
这是一条愚蠢的欲望的轨道。
由推的人的欲望和他自己的欲望组成。
推的人的欲望比他自己的欲望更强大。
当时给不给周伟办调动，他只有20万元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如果欲望可以用钱来衡量的话。但是，周伟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就要大得多了，到他被宣判罪行的时候，已经在新的岗位上索贿受贿190万元。
真的，他追求的不是这个，不是钱。他还有许多很好的想法，比如要把沈阳建设得更美丽，使沈阳人民骄傲起来。他还有许多美好的憧憬，比如对梅花的爱情，希望过上一种高雅的生活。他更不认为他所亲近的人，给他送钱的人都是罪不容诛的恶人，而是自己带坏了他们，害了他们。他们都很聪明而有本领，很能干一番事业的，这也是当初他所以能看上他们的前提。但现在一切都走向了反面，他很惋惜。
刘宝印已经进去了。他没有说慕绥新跟自己的事，他知道拘留他是冲着慕叔来的。早在他进来之前，他就感到了风声不对，与马向东有牵连的政府官员已经抓起好几个了，能不能捅出老慕来？慕叔有没有问题他是最清楚不过了，谁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不能捅出去。乱捅，那还不乱了套？从各方面着想，他也得保老慕。他认为老慕对他有恩，所以他不往外捅老慕。专案组那么攻他，他就是不说。他后悔没有继续在外面躲着了，因为他感到风声不对的时候，就到外面躲起来了，后来看到慕市长还在电视里露面，就以为没有问题了，就回来了。回来就被弄到专案组里来了。电视真是个骗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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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电视也帮他过足了自我表现的瘾。电视新闻里经常播放本市的领导人物，他一个个体户是上不了电视的，但是他可以借着电视上的慕绥新来表现自己。慕绥新的穿戴全是他给买的，慕市长的镜头一出现，他就开始从头到脚报价。都是价格不菲的名牌，几千几万地从嘴里往外蹦，好像电视上的慕市长是他花钱买的，是他的模特和化身。这么一白话，感受着人们羡慕的眼光，他的自尊心便得到巨大满足。
他现在虽然也是个民营企业高明集团的董事长了，也可以跟某些官员搭上个关系了，但总觉得人家是看上了他手中的钱，感情上总是有些别扭。而慕叔是真心看得起他，不把他当外人，交的是人，而不是钱。当然他也送钱了，但送多送少，慕叔全不在乎，看得出来，他给你办事是出于一种人情。所以算总账他给老慕的钱并不多，共计才24万元，但慕市长给他办的事可是太多了，太重大了。
他倒卖走私汽车被扣了，老慕一出面，放车。刘宝印的走私车销不出去，老慕让让市政府接待办买了6辆奔驰和2辆丰田。他承揽工程，老慕批示，减免税费400万元。
更使他感动的是，有一次他在歌厅打架，老慕看到他脸上的伤痕，说打个报告上来。刘宝印是省政协委员，这个报告就由政协口打了上来。慕市长批道：“沈阳市公安局：为了保证投资环境安定，建设好一支保卫环境的队伍，要认真查处这件事。”歌厅老板吓跑了，回来后被拘留。
当歌厅老板向他赔礼道歉的时候，他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比面前这个小老板高级得多的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而是刚从部队复员之后，打零工，住车站，饥寒交迫的小人物。是慕叔帮他打了这个暴不平，只有慕叔才真正心疼他这种人。
慕绥新很像个黑社会老大，虽然有时候思想很超前，很现代，但有时候很老旧，很义气。所以像刘宝印这样的一些大款特别服他。
但刘宝印最后还是说了。
专案组抓住了刘宝印偷税的问题，然后亮明政策，让他争取从宽处理。
他打电话跟妻子商量说，反正咱也救不了他啦，专案组也知道咱们干的事了，我看还是说了吧。
大连一民营企业老板杨某也交待了向慕绥新送钱85万元的问题。杨某心情很沉重。他不愿意看到老慕会有这样一个不幸的下常他们曾经合作得很愉快。是的，有的人你就是行贿850万也不见得能合作得很愉快。
他一开始卖服装，又搞长途贩运，但赔光了。贷款一千万搞房地产，成了青年企业家，成了“十佳”什么的，名气就很大，派头也就来了。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哥儿们开着一队小轿车为他送行，他下了车，不是道别和感谢，而是全部骂跑。轮船上的会议代表们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以为他上了船还不知会摆什么派头。但是他上了船，立刻脱下名牌大衣，卷巴卷巴当拖把，为全体代表擦起地板来。
慕绥新欣赏这样的人。
当时他正当副省长，吃饭坐在一起，欢迎他到沈阳来投资。
1997年慕绥新当了沈阳市长后，杨某果然就来了，说要建设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支持，建吧。建成后，又要建一个森林动物园。这很符合老慕的思路，列为重点工程支持，资金不足时批了3000万元的贷款。点了灯自有油钱进门。作为回报或感谢，杨某为慕绥新的母亲在大连装修房子买家具，之后又为慕出国送费用，为上中央党校送零花钱，为住院送保养费。
跟他来往的个体企业老板人数不是很多，但少而精。他不是任何一个大款的钱都收，他选那些能干事的。主观上收钱不是目的，他更看重自己的政绩。民营企业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要发展经济，必须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跟创造政绩不矛盾。想打咚咚鼓，总得二三人。而支持他们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收到大量的钱。还用去主动地吃拿卡要，不给钱不办事，门难进脸难看吗？那就太低档了。
他对能干事的老板从来都是热情支持，不讲代价的，但客观上恰好形成了一种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事态，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良性循环。正是这些能干事的老板也才最能赚钱，给慕绥新的回报也便十分丰厚。专案组做过一项统计，在向他行贿的人员名单中，老板人数不足20％，金额却高达60％。收了这么多的钱，却又毫不生硬，水到渠成，温情脉脉，绝无尴尬，真是一个大手笔。难怪他没有一点犯罪感了。难怪他家的那只八哥最爱叫：“老板，你好!"
“两面性”
送钱的人中也有大手笔。
他叫夏任凡。不高的个儿，胖胖的，特别健谈。他很看好慕市长，认为这是个能干事的市长，是个人才。他自己就能干事，而且是人才。
他是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辽宁大学毕业，80年代初期，当电车公司经理，大搞改革，名燥一时，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改革家”，到北京大学做报告，上下交流，全场轰动。
他的外号叫“夏大胆”。特别敢干。
这应该很符合慕绥新的性格，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开始老慕愣是不喜欢他，开会时看到他在下面松松垮垮地一坐，不像个干事的样子。
弄得夏任凡隔着玻璃亲不上嘴，很是着急。
他决定给“慕大哥”来点新鲜的，开个国际玩笑。得知老慕要出访某国，便派人先期到那国去，重金聘用一女电影明星，届时到机场给慕市长献花。这事办成了。老慕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过后一想，有点不对劲，问谁搞的名堂？夏任凡。
于是对他有了好感。慕市长到客运公司视察，夏总铺上红地毯迎接，手板心煎鱼给他吃。
下一步就可以送钱了。
你能说他不是个大手笔吗？
他并没有因为上边调查慕绥新的问题，而不敢说出他跟“慕大哥”的关系和他对老慕的评价。他情绪激昂地说：“我与慕市长，关系是不错。他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这一点与我是不谋而合。他来沈阳这几年，沈阳市大变样。你们可不知道，过去的沈阳，到处黑乎乎的，没有一点现代都市的样子。老慕来了没几年，整个变了个样。我们在改革方面的一些想法是一致的，他欣赏我。这可能就是他为什么举荐我当交通局局长的原因吧。”
但进一步问他向慕绥新行贿的事，他就不说了。
贾桂娥却全线崩溃了，她说了很多事。她除了帮着老慕收钱受贿，还利用老慕的权力求人办事，打着市长夫人的旗号替人办事，从而大肆敛财。慕绥新不敢收的钱，她敢收，慕绥新不便出面办的事，她敢办。她帮慕绥新收钱32次，共75万余元。帮某公司办事，得了价值126万元的股票。为人承揽工程，推销石料，收钱230余万元。打了两次电话帮人办事，得款30万元。
记者问老慕：“我真地很难理解，在你担任市长的这4年里，有很多媒体对你进行过采访，你给众人留下的印象，的确是一个政绩市长，一个有魄力，敢想敢干的市长。可是为什么当你转过身去时候，你却做出来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事情呢？”
慕绥新回答说：“我有两面性。人不是完全一面的，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人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应该用阳光灿烂的一面，不断地把自己照亮，把所有阴暗的地方都照亮起来，让他透明和纯粹。如果不是这样，阴暗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一个阴暗的人，污浊的人。我认为，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愿意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而且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就是私心和贪欲没有得到根治，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使光明的一面迅速成长，使阴暗的一面尽快消灭。”
我们是否能够把慕绥新所说的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比喻成红与黑呢？
慕绥新是一个在红与黑中行走的人。
慕绥新也承认说：“使自己变成了‘一手红，一手黑’。”
这就把“两面性”更加具体化了：一手干事，一手捞钱；装金是人，刮金也是人。
他很自觉地在两种颜色中行走，他没有力量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壮大一方，而消灭另一方。他在红黑两方中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非常惬意。
2000年的夏天，真是个多事的季节。他已经预感到危险的来临，但又心存幻想。人是很不容易认输的。
事情来得是那么的突然而奇怪。2000年3月至5月，慕绥新在中央党校学习。5月31日，秘书给梅花打电话来，说市长下午乘飞机回沈阳。梅花高兴得跳起来，然后就心神不定，坐卧不宁了，站起来在屋里走遛儿。屋子收拾打扮得又干净，又新鲜，像他们去年在大连结婚时的新房一样。是去年5月8日结的婚，今天回来还没有出月，正好可以庆祝结婚一周年，慕绥新和梅花结婚一周年！她看着老慕和自己的合影照片，幸福地笑着。等啊，等啊，秘书怎么还不打电话来，快上飞机了，上了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过去秘书都是上飞机前两个多小时就打电话来，这次是怎么了？而且过去老慕会亲自给她打电话来，这次为什么没有呢？她再也忍不住了，她主动把电话打了过去。
秘书说市长明天回去。为什么？为什么明天回来？今天为什么不回来？我要今天回来，不要明天回来！她太激动了，她一点也接受不了这种只差一天的现实。秘书说今天市长要看一场交响乐演出，这个交响乐团不可能到沈阳去演，而且在北京只演这一场，就是今天晚上，市长要去看。
刘涌案揭开了慕绥新头上的面纱
梅花不说话了，市长是那么喜欢音乐，看就看去吧，听就听去吧。市长是懂音乐的，艺术节时他穿着白衬衫在辽展馆的广场上指挥辽宁交响乐团演奏《欢乐颂》，那挺拔的身姿，飘逸的动作，艺术家的气质，征服了沈阳市民、各方来客和港台商人。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说，想不到啊，市长太内行了。他怎么能不内行呢？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演奏小提琴，并且是乐队指挥。梅花在沈阳音乐学院读过研究生，她不仅看到了内行，还看到了美。
不过今晚北京的那场演出就那么重要吗？她忽然伤心起来，自己不如交响乐重要，交响乐胜过了她，市长没有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为了看一场演出把回家的日子推迟了。陷在爱情中的人总是很会折磨自己的。
她哪里知道慕绥新正在承受着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打击跟即将降临到他头上的那个政治打击，几乎是等量齐观、不相上下，因为都是对他宣判了死刑。他被查出了癌症。他有一个同学，在北京某大医院当副院长，去中央党校看他，见他气色不好，问过去得过什么玻他说得过肺结核，钙化了，没事了。同学说，还是到我们医院检查检查吧，以防万一，没事更好。他就在5月31日这一天，在老同学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用非常先进的进口仪器做了检查：肺癌。
慕绥新挺住了，什么也没说，让秘书通知梅花，今天不回去了，明天回去，今晚去听一场交响乐。思路非常清晰。他要镇静一下，理理思绪，确定自己该怎么做。长时间以来，对于不祥的政治命运，虽然还抱有幻想，但潜意识里早已感到难以逃脱。他以被处以极刑的高级干部作参照，觉得自己很难是个例外。他非常害怕。没想到现在又得了癌症，在政治上的死刑没有宣判之前，先宣判了一个生理上的死刑。这样就相对地把两个死刑的分量都减轻了，反正总得一死，那就随便吧！
人到这个时候才更知道生命的价值。他决定不做手术，明天就回沈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走进光明之中，走进红色之中，演奏自己的《命运交响曲》，嘣嘣嘣嘣！
在飞机上
6月1日，梅花到机场迎接老慕，献上鲜花，热情拥抱。慕绥新掩饰得很好，说交响乐很不错，然后就忙着说工作上的事，不再提交响乐。
他在做访问日本的准备，召集部门开会，部署工作，要情况，听汇报，视察。晚上回到家，带着一大摞文件、材料，看累了，就躺在床上，让梅花念给他听。什么地方重要或者有问题，就让梅花用笔勾上。
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头上，梳理着她的长发。她稍微停顿一下，还接着读。他又抚摸她那漂亮的前额。她停下了阅读，感觉着他的动作。她慢慢地转过头来，看到他正深情地注视着她。
事后梅花对记者说：“但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你说作为我来讲，也想不到，也不敢想会得这种病啊！然后他就说，吃饭吧。吃饭的时候，又总是直直地看着我，总感觉有什么话要说，可又不说。”
没过几天，慕绥新就到日本访问去了。她就坐在家里回忆老慕的眼神和一下一下不紧不慢给她捋头发的情景。老慕从日本回来了，脸色很不好看，她以为是劳累的，劝他好好休息几天，但他说不能休息，马上就得去美国。梅花说，如果身体不好，就不要去了。他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跟美国通用公司总裁一年前就定好时间了，定的就是这个时候。这次如果我不去，等于我们自动放弃合作，项目就转到别的城市去了。
慕绥新于6月中旬去了美国。他是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进雪佛莱汽车生产线的问题，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太需要现代化新兴产业的支柱了，他拼上性命也要把这个项目谈成?"鹑巳ニ�遣环判牡模��チ瞬拍芨�苑揭约�蟮某弦猓��宜�唤鲇谐弦猓�褂腥惹椋�褂兄腔郏�褂型�虾推�恰Ｕ舛伎梢允怪泄�苏急阋恕?
最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做成一件事，跟美国人做成一件事，一件漂亮的事。光会在家门口干事不算能耐，出国跟白种人过过招才算本事。前几天去日本，现在又到了美国，这也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值了。
谈判是很艰难的。他们果然要把项目转到别的地方去，条件提得很苛刻。但老慕是好对付的吗？中国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攻关辩论谋划运作软的硬的明的暗的，什么没见识过？再说老慕那风度，那得理不让人的劲头，把洋人震住了。终于达成协议，雪佛莱生产线安家沈阳。
本来计划7月中旬回国，但既然谈完了，就赶快回来吧，不要考察了。这事如果放在过去，是必须考察的，考察就是变相旅游，还要跟着几个大款给提供资金保障。这回全免了。老慕要洗心革面，做一回人民的公仆。再说他的病也顶不住了，身体支持不了啦，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所以7月3日就回来了。回来向省委做了一个汇报，就直接往北京医院送。老慕把医院的专家、大夫、领导气坏了，他是一个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副省级干部，堂堂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怎么能够已经查出了癌症，并且开好了住院单，却还把人给弄跑了呢？
他的副院长的同学对下属大发雷霆，他的上级又对他大发雷霆。但是谁也不敢对老慕大发雷霆。他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发雷霆的人，那就是慕市长的妻子梅花。
这回让她知道真实情况了，一点也不对她保密了。这也是老慕的指示，老慕在上飞机前下达的指示，把我的病情由组织上出面通知我的妻子。大家理解，这肯定不包括前妻。两个妻子都到机场迎接，那就有好戏看了。
7月2日那一天，组织上派有关人员来到了梅花家里。她正好出去了。等她回来进屋一看，领导、院长、大夫、秘书、司机都坐好了，面孔特别严肃。她进来，这些人也没跟她多说话，只是哼了哼。她大为惊讶，说你们怎么了？他们还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尤其是那位领导，表情非常痛苦。梅花就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些，她说：“院长同志，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说罢还夸张地冲大家笑了笑。大家却还是绷着脸，没有对她的笑做出任何反应。还是院长先开口了：“我和你说之前，你必须把心放下，市长3号回来。”梅花笑了一下说：“回就回来吧，回来不是挺好吗？”
但她猛然就不笑了，表情变得比哭还难受。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太傻了，她应该想到市长可能有麻烦了，肯定是有病了，而且不是小玻市长临走前对她说，你好好在家等着我，回来我有话告诉你。现在不能告诉吗？他摇了摇头。她追着问秘书和司机，他们什么也不对她说。走后通过几次电话，他说话很?"寡�印Ｕ獠欢际窍日茁穑孔约涸趺椿共幻靼祝?
现在她明白了，挺了挺身子说：“说吧，我受得了，市长得了什么病？”
院长说：“肺癌。”
她立刻晕倒了。
她跟着大家到北京机场去接老慕。她以为会看到一个被人背着抬着的老慕。她伤心得不得了。她等着那一致命时刻的到来。但是老慕却谈笑风生地走出来，西装笔挺，潇洒精神。老慕这不好好的吗？你们为什么骗我？
她捧着鲜花迎上前去，跟老慕热烈拥抱。
刚下飞机，又上飞机，老慕始终情绪饱满，跟周围的人谈个不止，主要是说谈判如何成功，这条生产线的能力有多么强大等等。
再次上飞机后，二人并排坐下，老慕拍拍她的肩膀说，他们跟你谈了？她点点头，眼泪忍不住落下来。原来这一切还是真的！他说，别哭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我的心愿了啦。他们本来已经签到别的城市去了，在我的努力下，又签回来了，签回咱们沈阳来了！
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的时候，他静静地看着舷窗外面，看着曾经被他亲手描画过的沈阳城。那些街，那些路，那些广场，那些水上公园，现在又多了一条雪佛莱汽车生产线。沈阳有金杯汽车，现在又将添上一种从世界最先进生产线下来的雪佛莱汽车，还有也是采用引进生产技术，却是全部自己设计制造的中华牌轿车也将投入生产。但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这句话应该是他追求的一个理想，希望他的人民骄傲起来，希望自己能给老百姓留下一个好的口碑，现在却怎么也好不起来了，慕绥新原来是个大贪官！悬崖上扭秧歌——乐到头了。
但他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下面的城市，他看到了他在任期间留下的那些建筑，这毕竟是抹不掉的，他少许得到了一些安慰。他有一个很知名的城市建设的理念，即建筑是形，文化是魂，环境是本。他以此为着眼点，建设改造这个城市。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城市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慕绥新上任后，把城市建设作为工作重心，改造治理旧河道，建成了百里带状水上公园，建设现代化立交桥、大二环路，开辟草坪，建设广场，布置灯火，改造棚户区，建设现代化居民小区，让全市亮化起来，绿化起来。于是市长慕绥新于1999年荣获了联合国颁发的“城市环境人居奖”。
意想不到的联系
慕绥新向省委汇报了工作并郑重请了假之后，便到北京住院去了。潜意识里他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所以就把这些工作做得非常正规，好像这是最后的晚餐。他还要特别地反一反现在的送红包之风，向组织提出要求，这次他住院一律不接受探视和看望，希望不要把他住院的消息传出去。住院是最好的送钱时机，可以跟研究干部人事变动前的时机相媲美，但他现在必须舍弃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要做一个廉洁的人。
再说他收了钱也没用了。可以给梅花用。还是让她干净一些吧！过去他收了那么多钱，自己都不知道准确数字，可是有什么用呢？不是一分钱也带不走吗？这个时候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可惜这种清醒来得晚了一些。也不晚，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要较一较真，做一个真正的人。
梅花陪着慕绥新住进了北京某大医院，医生不敢责问市长，只能拿她来撒气。说你是病人的家属吗？你这家属是怎么当的，怎么一点也不看好你的丈夫？她低头不语。听着！5月31日检查出肺癌那一天，我们就把住院单开好了，你为什么不让你的丈夫来住院？你不知道癌症发展得很快吗？她不敢低头不语了，她说不太知道。医生说，啊！连这个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这怎么能当好家属？告诉你吧，肺癌这种病是以每天成百万成千万的细胞指数增长的！
她吓了一大跳，但这回她的气势也上来了，她冲着医生喊，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市长，除了有自己的病，还有许多事情，为了工作他连命都不要了，他瞒着我，不说他的病啊！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为我捋头发，就是不说他的玻还带着病出了两回国，让癌细胞吞噬着他。我心里好受吗？谁来安慰安慰我？
医生这才安静了，不再说什么了。
慕绥新做了化疗手术，很成功，8月返回沈阳，继续当市长。
同年7月，沈阳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又使人担忧的大事情，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头目刘涌被公安机关抓住了。虽然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刘涌等黑恶势力跟市长慕绥新还没有直接和重大的政治经济关系，但是随着刘涌案件的逐步揭露，人们看到一大批政府官员被刘涌拉下了水，或者说是他们自愿去趟刘涌这片浑水的，黑红两道，司法腐败成了社会黑恶势力的保护桑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政府和司法机关本应是保护人民，惩治黑恶势力的，但是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领导干部，却走向了这种职能的反面。
刘涌是沈阳市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头目，为非作歹，巧取豪夺，却因少数政府官员和司法干部的庇护和赏识，而长期逍遥法外，最后一举成为拥有资产总额超过7亿元的嘉阳集团董事长，并且挂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等头衔。这是一个典型的党内腐败势力与社会黑恶势力相互勾结的实例。刘涌不惜动用百万巨资向政府官员行贿，然后得到庇护和好处。
他两次向马向东行贿4万美元，马副市长便在“申请免交建筑四费一税和国有土地出让金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使他如愿以偿地免交了“四费一税和土地转让金”，在沈阳市的黄金地段中街大搞房地产开发，据有关部门评估这块地价值3�5亿元人民币。
他认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为“干爹”，孝敬刘实20万元。
他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为“焦姨”，给她送高档家具、手机、2万美元和3万人民币，焦玫瑰便推荐他加入了中国致公党，为其当选市人大代表增添了政治砝码。1999年刘涌连打带砸抢占了中街大药房，但原承租人拥有那块地皮的使用权，便告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焦玫瑰的关照下，立案厅未予立案，后又按照刘涌的要求把案子转到区法院审理，直至对方败诉。
正因为刘涌在政府和司法机关有自己的代言人，他才能靠非法手段积累财富，而逃脱掉法律的制裁，并且摇身一变，成为“优秀民营企业家”。
作为打黑除恶的公安机关曾对刘涌犯罪团伙作过坚决的斗争。民警刘宝贵见刘涌一伙正在行凶杀人，便举枪高喊：“把刀放下，我是警察!"但刘涌在暗中开枪，将刘宝贵打成重伤。逃跑两年之后，于1994年初被公安局抓回。但是其父时任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一庭庭长，到公安机关展开活动，看守所医生贪赃枉法，采取给刘涌注射肝炎病毒，服用降压药等办法，使本应判重刑的刘涌得以保释出狱，继续为非作歹。这一回他知道了公安的厉害，除了收买公安干警，还雇用警察做保镖。
当然我们还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慕绥新收过刘涌的钱。但是他手下的一些官员收了刘涌的钱，并对刘涌起到了保护作用。而这些官员中有的，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烟草局长周伟等又向慕绥新送过钱，你能?"Ｃ挥心囊徽徘�橇跤康穆穑?
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候在特定的条件下，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可以说，慕绥新的事首先是从刘涌这里突破的。二人本来谁也牵扯不上谁，没想到红萝卜记在蜡烛账上，周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
当时中央纪委虽然在举报材料中知道周伟通过向慕绥新行贿得到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局长的职务，但怎么取得证据呢？慕家的人不能随便动，周伟也不能随便动，一动，一问，没这码事，就把问题暴露了，下边就不好查了。恰好在这个时候，刘涌交待，他曾经通过个体烟贩赵某向周伟行贿过10万元。行了，这下可以对周伟采取措施了，“两规”，拘押，审讯，再大的问题他还能不交待吗？花20万元向慕绥新买官的事很快就交待清楚了，慕绥新也就难逃党纪国法了。
但这些情况慕绥新当时是不知道的，他还在庆幸自己没有沾上刘涌的边儿。在这个暴风雨即将到来前的相对平静时刻，他错误地认为自己也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癌症经过化疗，也情况良好，只要从此谨慎，不再收钱，全身心地为党努力工作，并且跟梅花在一起好好地生活，享受爱情，这不是非常幸福的吗？
要把过去的麻烦，一个一个全都甩掉。贾桂娥已经甩掉了，女儿女婿也到美国去了，只剩下了决心重新做人的他和没有受到污染的梅花。
离婚之谜
当他捋着梅花的秀发的时候，他不仅真切地感到自己拥有一个美丽温顺的妻子，还感到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她们现在虽然不在自己的身边，但她们是幸福的，安全的。
慕绥新很喜爱自己的两个女儿。小女儿聪慧，稳重，早年到美国留学，办了绿卡，不回来了。大女儿慕洋幼师毕业，开始在社会上干点事，没有什么出路。那时候慕绥新对自己要求还是很严格的，还不怎么谋私，而且他的意识很西化，主张子女不要靠父母，要自己去闯。他就让慕洋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去闯荡。女儿很听父亲的话，到深圳去打工。但她文化素质不高，又没有什么特长，所以生活得很艰难。但她坚忍不拔，不向父母诉苦，报喜不报忧。过了几年，慕绥新到深圳去开会，看看女儿吧，女儿正在“上班”，样子惨不忍睹。他转过身走出来时，已是满面泪水。
从此慕洋回到了沈阳，与丈夫李伟一起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开始靠父亲的权势，非法经商办企业。一个本来可以有另一种前途的女儿，现在成了被追查的对象。
慕洋打着市长女儿的旗号，以经商的名义，捞了许多的钱。在慕绥新任沈阳市市长的4年中，慕洋夫妇在沈阳开办了10家公司，其中广告公司5家，什么广告传播公司，广告有限公司，广告设计工作室，商务广告有限公司等；房地产公司2家；商贸公司2家；保安公司1家。没有势力的人办一家公司也有可能倒闭，他们开10家公司，却个个兴旺发达。
怎么能不发达呢？代表沈阳市形象的，按照慕绥新的建议塑有3个图腾式“太阳鸟”的市政府广场建成了，这么一个大的景观，不宜再建高立式广告牌，但是慕洋要建，慕绥新就在她送来的报告上批道：“我意见，如广告箱不阻挡市府大路视线，可以设。”于是开会研究，许多人反对，最后副秘书长拍板说：“从市容景观上看不太合适，但有慕市长批示，就照办吧!"一个高大立柱式广告牌建了起来。澡盆里洗脸，还是市长的面子大。
也许是慕洋打工的那段经历使慕绥新觉得欠了女儿的账，现在便加倍地补偿给她。一个堂堂的市长在参加完隆重的电话号码升位仪式后，居然郑重地对电信局长说：“以后你们有建筑工程，关照一下慕洋、李伟。”紧接着慕洋就来要工程，局长就把建设住宅楼的项目交给她，她的公司没有资质干，转包出去，从中获利1400万元。
慕洋过去打工是人下人，现在办公司是人上人。到大企业拉广告，总是开门见山：“我是慕市长的女儿，给你们做个广告，开票吧!"人家只得给她奉上几十万、几百万的广告费。
她还想尽各种办法偷税漏税。据调查，仅一个广告公司和一个房屋开发公司就偷漏税款1000余万元。
马向东等人出事以后，慕洋夫妇感到形势不利，便把5410万人民币转入北京、上海、福州、蚌埠等地的33个银行账户、8个股票资金账户和设在银行的4个保险箱。现在这些款项除被提走的还下剩2000多万元，已被依法冻结。同时还扣押了他们在沈阳、北京、上海等地的6处房产和一部轿车。
对于大多数沈阳人来说，慕绥新与贾桂娥的离婚和与梅花的结婚，是一个迷。人们闹不明白，贾桂娥那么厉害，怎么会同意跟老慕离婚，连法院都没去就协议离了，其中必定有诈。有什么诈呢？又实在想不明白。
至于跟梅花结婚，大家也都很理解，现在不都这样嘛，老慕就算不错的了，没有在外面包着几个。在这次的“慕马”案中，法院院长、副院长、财政局长、国资局长等不都是在外面包养情妇吗？有的还不只一个，而是好几个。老慕只跟梅花相好，互相还真有感情，比那些人强多了。
只是这个谜解不开
其中必定有诈。说对了。这个诈是慕绥新搞的。他支持女儿经商是一种心情，支持贾桂娥经商是另一种心情。前者是对女儿的关爱，是“爱”令智昏；后者却是出于一种利益的考虑，他和贾桂娥的共同利益，是利令智昏。“爱”令智昏更为严重，他始终在支持女儿，利令智昏到后来却使他有些清醒了，他不再支持妻子，最后离婚了断。
事后他对记者说：“我和前妻离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参事参政参权太多，影响很坏，我已经挡不住了。她参与很多事情，比如包工程的石料，人家都说，为什么老慕要修马路，因为马路上的石头都让姓慕的一家包了。我这个市长还能当吗？不能当了。所以没有办法，我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最终与我的前妻解除了婚姻关系。”
当然离婚的目的不全为这个，摆脱贾桂娥这个麻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名正言顺地跟梅花结合在一起，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老慕认为这对自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但是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老慕是有智慧的。他处理政务，往往能抓关键，高屋建瓴，把问题解决得很利索。处理跟老婆的关系，平时他马马虎虎，致使自己吃了不少的亏。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他要稍微动点心眼儿了。像他这样高智商的人，只要用点方法，贾桂娥肯定玩不转了。平时她那么凶，敢跟老慕吵、闹，就是因为老慕让着她，没拿她当回事，没有认真对付她。现在要认真对付她了，看她还能闹吗？老慕这种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要不在离婚这个大事上贾桂娥跟你闹起来，可就会没完没了啦?"匦氩扇〔呗裕�劝阉�茸。�盟�约荷瞎场?
按照老慕的计划和谋略，他自己是不能主动提出离婚的，离婚得让贾桂娥提出来，而且还要提得特别迫切，老慕想不同意都不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关系切身利益的事，这女人只听她自己的，而不会听别人的。于是老慕的方法就有了。
现在反腐败的风声这么紧，贾桂娥有时也很害怕，但老慕显得很自信，她也就不往心里去了。忽然老慕也紧张起来，她就觉得糟了。老慕是故意紧张的，因为现在需要紧张。他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这一天一个熟人来串门，带着一位从北京来的易经大师。贾桂娥立刻很高兴，没有怎么过渡，马上就跟大师特别谈得来了，反把熟人亮在一边。但熟人却偷偷地笑，显出很得意的样子。
三说两说，她就觉得这位大师有水平，再加上熟人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大师在北京的名气，给大人物都算过什么的，她就更加崇拜。贾桂娥是非常信这个的，经常求神拜佛，测算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老慕就抓住她的这个特点，略施小计，就让她上钩了。这一切都是老慕安排和导演的。
贾桂娥坐直了身子，深吸了几口气，郑重其事地对大师说：“给我和老慕算一算。”
大师不慌不忙地问：“算什么？”
她慌忙回答：“算算我们今后是不是很平安，有没有什么事。”
大师说：“还是让我先说说你们的过去吧，看看准不准。”
“对对对，说说！说说!"贾桂娥更加来了兴致。
大师一项一项说起来，说一项，贾桂娥点一次头，说对对。那还能不对吗？“托儿”就在旁边。说完了过去，又说现在，都是特别的对。该说未来了。说未来的时候，又做了许多铺垫，说了许多现象，马上就要水到渠成了，才说最关键的话。
贾桂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大师说：“怕要有血光之灾，有一方性命不保。”
贾桂娥愣在了那里。她已经预料到了，她想从大师这里得到否定的回答，但明察秋毫的大师还是给她指出来了，而大师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
“有破法没有？”她问。一般都是有破法的，她准备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甚至牺牲自己，只要能保住老慕，她就虔诚地去做。
大师说：“有。那就是离婚。”贾桂娥在法庭受审
她又愣在那里了。离婚，这比牺牲自己还不容易做到。当年她追老慕，一见老慕要变心，她就不准备活着了，当时她觉得死是非常容易做到的，特别是死给老慕看，那简直是一种幸福。可是老慕没给她这种幸福，而是给了另一种幸福，跟她结了婚。所以她还欠着老慕的账，这回老慕有难，如果需要她去死，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可是大师没有表示出这种需要来，而是需要她跟老慕离婚，这就有点难度了。她咬了咬牙，离，只要能保住老慕，离婚就离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没有向大师讨价还价，她知道这种事情都是说一不二的，斤斤计较就不准了。
她说：“好吧，我离婚。”
大师说：“灾过去后还可以复婚。”
刚刚打进地狱，马上又见光明。大师的神通太广大了，她匍匐在活神仙脚前，流下了虔诚的眼泪。
大师接着说：“100天之后就可复婚。”
她欣喜非常，前途太光明了！
瞧瞧，老慕硬是把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指挥到这个份儿上！本来是她绝对不愿意办的事，前途绝对黑暗的事，现在却完全反过来了。
那天老慕回家后，贾桂娥便迫不及待地拉着他商量这件事。老慕好像还很忙的样子，急着看文件。她说都放下吧，这可是个大事。她就说起了今天请大师来测算的情景。最后坚决地说，我必须跟你马上离婚，早一天办早安全，晚一天办晚安生。老慕心不在焉地说，信那个呢，不离。贾桂娥说，你必须离！
她认准了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三下五除二，离了，秘密的，对外他们还是夫妻，老慕还回家里来住，她单等着100天以后再顺利复婚。
新婚
但是她等不这一天了。老慕在离婚后的第28天，即1999年5月8日，在大连与梅花秘密举行了婚礼。是让那位姓杨的大款朋友给操办的，只请了几个特别要好的人，连省委、市委的领导都没汇报，外界根本就不知道市长又结婚了。只有大连某街道办事处的那位老大妈知道，因为办结婚证时必须有本人到常老大妈非常坚持原则，杨先生怎么通融也不行，只得把慕绥新请来让老大妈过目。老大妈特别爱看电视新闻，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沈阳市的慕市长吗！
真相大白之后，贾桂娥差点气疯了，慕绥新居然敢骗她！她过去也知道老慕跟梅花有来往，当面教训过他，说那可是个坏女人，你怎么跟她来往？有事没事？老慕一本正经地说，你想哪去了，没事！我们只一般工作关系，同志关系。对我你还信不过吗？
她信得过他，他是个好人，老实人。当年他是那么帅气，又到了文艺宣传队，飞机打哆嗦——抖上天了。会拉手风琴，会唱歌，有多少好看的姑娘追他，哪个都比她贾桂娥有档次。他也动了心，想不要她了，但一想到她为他得了癔病，怎么能抛下人家不管呢？就跟她结了婚。老慕心眼儿多好使啊！
可是现在变了，变质了，堕落了，欺骗了她，跟那个坏女人结了婚。
她知道生米做成了熟饭，挽救不了啦。老慕也不是那种可以回头的人。她就找老慕达成了一个协议，要求给她办成几件事，离婚的事也暂时别让外人知道。老慕也想有个过渡，就答应了，继续跟她过假夫妻生活，直到有一天梅花以夫人的身份到机场去迎接市长，他们的“婚姻”才正式结束。但有的人不知道这一情况，还去原来的慕家送钱，市长不在，就给贾桂娥留下了。她也不明说，因此又得了许多好处。
谈起这一重大变故，贾桂娥很是后悔，她说：“都怪我听一个搞易经的人，说我们俩不离婚要出问题，有一方死了什么的。这个大师挺有名气的，大首长都信，挺灵。算了以后相信他，就跟老慕离婚了。离婚以后快点复婚就好了。当时我说100天以后再复婚，他说你想复就复吧！可是他下个月就跟那个女人结了婚。”
为了惩罚那个女人，她把梅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放在一个巨大的工艺品玉石斧头之下，让斧头剁着她。还不解恨，又把写有梅花名字的纸条塞进一对铜狮子的嘴里，让狮子把她嚼个稀巴烂！
然而，梅花和自己的丈夫生活得很幸福。在争夺男人的战争中，梅花是得胜者。她也知道贾桂娥恨她，但她并不恨贾桂娥，她很同情她。作为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去爱一个男人，并且得到那个男人的爱。贾桂娥没有得到，她得到了。她们都爱这个男人，但回报不一样。
她认为慕绥新是值得她一爱的。他是中国官员中的一个佼佼者，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她看到了他对爱情的忠诚和对事业的热爱，没有看到他有多么贪婪。爱情是指跟她的爱情，贪与不贪是指她的亲眼所见。结婚时她以为慕绥新没有什么钱了，后来他陆续地往家里送来一些钱，她就问这钱哪来的？他总是说，你放心吧，这绝不是吃拿卡要来的钱，是发的奖金。奖金能发这么多吗？但她不愿意多想，所以无论如何，慕绥新也不能在她面前形成一副贪官的嘴脸。当然，她是妻子嘛，妻子还有认为自己丈夫是坏人的吗？
可是我采访时，好多人也对慕绥新恨不起来，认为他这个贪官是情有可原的。
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使用“恨”这个词。慕绥新是一个悲剧。他把自己的价值亲手撕得粉碎。所以才让人恨不起来，而只是惋惜。于是在涉及慕绥新的话题时，咬牙切齿是没有的，多少带有一些同情的成分，认为他还是干了一些事情的，贪就贪点吧！贪，居然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原谅的东西。是人们对廉洁失去了信心，还是认为机制有什么问题，而慕绥新正是某些不合理机制的牺牲品？有些人素质本来就不高，牺牲了也就算了，而对于慕绥新，就多少有点可惜。
所以当梅花怀着感情在记者面前夸慕绥新时，记者并没有打断她的话，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慕绥新。梅花说：“在我眼里，在我心里，慕绥新是一个工作极端认真的人。可以这么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工作当中，工作就是他最大的快乐。他为人非常豪爽，非常豁达，非常非常的坦诚，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从来不会跟人家玩什么心眼儿。他做人比较坦荡。为了工作他可以把命都不要了，命不要了，也得把事儿做成，比如顶着癌症到美国去引进汽车生产线。”
如果不是被查处，他可能会上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现在却只有上《焦点访谈》或《新闻调查》的份儿了。所以我们极想知道，像这样一个人物，在接受别人贿赂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梅花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俩有过一次交锋。有时候他把一万、两万的钱拿回来，我问是什么钱？他说，小梅，既然我们俩是夫妻，就应该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你要相信我，我也实话对你说，不能对你不负责任。这钱，我拿回来的这些钱，肯定没有去索贿，去吃拿卡要，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没有他托我办件事，我索要多少回扣，索要多少好处，这些都没有的。我也干不出这样的事。从他说话时的表情我看得出，他真没有干那种索要的事，他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
慕绥新没有索要，都是大家自愿给的。于是，他在新婚的妻子前，保持了做人的尊严。
别人很能谅解他，贪就贪点吧！他自己也能自圆其说，没有张手要。于是腐败在人们的心理上畅通无阻，在社会上大肆蔓延。谁要对腐败说个不字，委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保险箱
还是让我们接着说梅花被办案人员带走之后的事吧。
带走她就是让她交待慕绥新的问题的。前妻交待了，现妻也得交待。她对这个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像贾桂娥知道早晚会有那一出，打定主意扛着，当然最后也啥都说了。
梅花虽然也30出头了，但还非常天真，还沉浸在她和老慕的感情里。一下子被“两规”起来，见不着老慕了，也不准随便活动了，干什么事都受到了监视，真是受不了。
她是搞音乐的，搞艺术的，自由，浪漫。跟老慕认识以来，结婚以后，都非常地浪漫。因为这正是老慕的追求和需要。老慕在工作中十分劳累，在官场上十分劳心，在家庭中没有格调，只有到她这里来寻求格调，然后组成新的家庭，继续追求格调和浪漫。
现在这种生活被阻止住了?"砻嫔峡词潜话彀溉嗽弊柚棺×耍�导噬鲜潜还愦笕嗣褡柚棺×恕Ｄ阆胍幌耄�蜓粽飧隼现毓ひ祷�赜卸嗌傧赂诠と耍��液芏嗍侨�叶枷赂冢�淮θフ跚���烀磺�∨��堇锾�洌�驼�旃渖痰瓴宦蚨�鳎�蛘呋ㄒ豢榍���匣烦锹返墓�财�担�椿乩慈サ刈�６���剿缧拢�飧鍪谐ぃ�骄�扛鲈率芑呤�竿蛟�≌馐且桓鼍薮蟮拿�堋Ｎ耷�煸畹惫撞模�星�雷拥毕诽āＫ�跃捅匦胫棺×恕２恢棺】刹坏昧恕Ｌ暗闾暗惆桑�鞘遣恢�浪�固傲四敲炊啵��捞傲四敲炊嘣缇拖呕盗恕?
梅花更不会想到这一层，她想的是，跟刘宝印的妻子坐上飞机到北京去买化妆品，一天打个来回。都住在大沈阳，想的问题不一样。现在不讲忆苦思甜了，眼面前的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没钱的想没钱的事，有钱的想有钱的事。贪了钱，犯了法的，想办法把钱交出来。
办案人员阻止了梅花的浪漫，让她想钱的问题。有那么多钱，别人干几辈子都挣不下，让你想想把这些钱放在哪里了，然后找出来，交给国家还不行吗？
她不说。她觉得，她一说，老慕就完了，老慕一完，自己也就完了。自己跟老慕好了这么多年，刚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妻子的地位，而且是市长的妻子，多么骄傲啊！可是自己一说，他收了那么多钱，他的市长肯定就当不成了。所以不能说。
不说她又实在受不了办案人员的反复追问。他们问得很有逻辑，很有道理，不由得你不跟着他们的话往下说。你要瞎编瞎说，肯定说不了几句，就行不通了。人家知道你说的是假话，让你说真话。她又是个特别心直口快，爱讲真话，不会说假的人。
眼看着她就要坚持不住了，就要说真话了，可是她又万万不能说真话，这可怎么办？脚板上长草——慌（荒）了手脚。
她就疯了。
也许是假疯，也许是半真半假地疯，总之行为不是正常人的行为了。办案人员问她话的时候，她不说话，她唱歌。办案人员说不要唱歌了，她就不唱歌了，她就跳舞。说不要跳舞了，她就停止跳舞，冲着办案人员笑。一边笑，一边七扭八歪地走过来。办案人员往后退，她就满屋子又唱歌，又跳舞，又笑。就这样，一次谈话让她搅黄了。
她总这样。办案人员就说，你不要装疯卖傻了！她如果是真疯，她就不应该听懂这句话，但是她听懂了。她就不唱歌跳舞了。唱歌跳舞办案人员不相信，她就改为能让办案人员相信的行为，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她就脱了裤子撒尿。办案人员掩面喊停，并教训她说，你一个文化人，国家干部，怎么能做出这种行为来！连一个农村妇女都不如。赶快把裤子提起来！她就提起来了，很羞愧的样子。她说我是真疯了，刚才是真疯了，脑子里有幻觉。
装疯、真疯都不管用。为了继续不说，她决定死了算了。这样老慕就会因为她的死而没事，而继续当市长，就会非常感谢她，想念她，还像她活着的时候那样爱她，所以她仍然是幸福的。这真是一个最佳选择。办案人员肯定没有办法了，面对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他们肯定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她把一个盛化妆品的玻璃瓶在卫生间里偷偷地摔碎了，然后攥着锋利的碎片上床睡觉。她乘同屋住的监视人员不太注意的时候，钻进被窝里，蒙住头，用玻璃碎片割手腕上的动脉血管。非常地疼，她就动了一下。她感到血在流，就非常地害怕，就连续扭动起来。完全是下意识的。最后她还喊起来，喊的是什么，她不知道。但事后据办案人员说，她喊的是救命。既然想自杀，为什么还喊救命？显然非常不合逻辑，所以在所有的材料里都说她表演了割腕自杀的把戏。但是她坚持说，我是真想自杀。
监视人员见她在被窝里动，还喊，就把她救下来，送进了医院里。
既然不是尸体，办案人员就有办法叫她开口了。办案人员说，慕绥新是一只千疮百孔的破船了，你想用两只手给他堵住，办得到吗？办不到的。这时贾桂娥等已经交待了慕绥新的许多问题。他的确是漏洞百出，问题不少了。办案人员没有骗她，也不是诈她。的确是这么一个问题。她想一想，冷静思考一下，觉得以前自己真是太天真了，怎么没有想到那个贾桂娥呢？她也能像自己一样忠于老慕吗？不会的。她肯定把老慕出卖了。
其实贾桂娥一开始也是不说，最后办案人员帮她分析，说老慕骗你离婚，根本就不爱你，你还保他？她一想也是啊，就说了。办案人员专门会“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既然保不住老慕了，那就说吧。不说也没办法了，自杀的招儿都使了，到头了，可惜没有成功，人家还不认可，说是假装自杀，再杀一次，再不成功，这是很有可能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所以她只得说了。她说在沈阳有个保险箱，在朋友家放着。马上带办案人员把保险箱取来，里面是现金、字画、首饰、手表等。办案人员分析，不会只有这么多财产，起码还应该有一些存折，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雪里埋小猪，总会露出个蹄脚来。就继续问她，反复问她，她就抵挡不了啦，五迷了，不知怎么就说漏了嘴，说还有人送过7万美元，说了就非常害怕，打定主意，办案人员如果接着问，她就什么话也不说。
幸好办案人员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没有接着问她这件事，而是又问别的事，她就把心放下了，而且还觉得办案人员也不过如此，自己完全有能力对付他们了。
正在非常得意，放松警惕的时候，办案人员突然问：“你说的7万美元在哪儿？讲!"猝不及防，她一下子就傻眼了，双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把原来制定的什么也不说的战略完全忘记了，她觉得只有说才能挡过去，其实只要一开口，她必定要失败。她说在卡上。
卡在哪儿？
又说没有在卡上。
没有在卡上，在哪儿？好好想一想，别慌。办案人员开始安慰她，给她倒水喝。他们特别会揣摸人的心理，知道她快投降了，赶紧显出优待俘虏的样子。拔出脓来才是好膏药，别急。果然，这种很自己人的样子使她受到了感动，她感到很温暖，作为她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总想靠近温暖，而不愿与人为敌，感受寒冷。所以她立刻就放下武器了，说在保险箱里，保险箱在大连。
办案人员同她一起去大连。到了银行里，走过好几道门，才到了那间放保险箱的密室。人们看看她，又看看一排排的保险箱，希望她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存钱的那个保险箱是哪一个。但是她偏偏就忘了，忘记号码了。她说忘记号码了。
怎么会忘记呢？这是不可能的。但办案人员无法让她想起来，可又不能退回去，不把近在咫尺的赃款取到，错过时机，什么奇$%^书*（网！&*$收集整理情况都会发生。
银行的规定非常严格，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只认开户人，不认其他任何人。任何行政命令在这里不起作用。
办案人员说挨个试验。这个办法很笨，但万无一失。
她只得向保险箱走过去。其实她并没有忘记号码，只是不想去碰那个定时炸弹。有一万多个保险箱，你们能有那么大的耐性吗？她开始一个一个摸过去，好像一点也不担心会摸到那个定时炸弹。
办案人员看出了门道，说不要这样摸了，从那头开始摸。那头的保险箱很高档很豪华?"Ｏ障湟卜秩�寰诺取０彀溉嗽惫兰疲�谐し蛉说谋Ｏ障淇隙ㄊ亲罡叩档摹６�罡叩档谋Ｏ障洳欢啵�挥幸话倮锤觥：芸炀突崦�槐椤?
梅花不情愿地走过去，动作很慢地摸起来。所谓摸就是用手指按保险箱的某个地方，哪个有反应，哪个就是你的保险箱，这叫活体指纹密码。
但是摸了一遍，哪个也没有反应。没在高档的里面，而在中、低档的里面吗？再试一遍那可就要费功夫了。也许手指用错了，她故意把手指用错了，刚才她用的是食指，现在让她改过来，用中指再摸一遍。她一听，本能地退后一步，不肯去摸。办案人员说，刚才已经摸了一遍，现在再摸一遍怕什么？怕保险箱还打不开吗？不会的，肯定能打开。
她觉得自己实在没有退路了，就一个一个很程式化地摸过去，突然在一个保险箱旁停下来。毫无疑问这个保险箱就是了。
大家却没有催她，大家等待着。她看了看大家，说：“我害怕。”样子很可怜，几乎在发抖。在慕绥新的财产面前，可怜得发抖。财大并未气粗。大家赶紧给予温暖的微笑和鼓励的目光。她就颤抖着把右手的中指伸过去，一按，绿灯亮了。
银行工作人员拿来钥匙，打开了这个保险箱。里面有4个纸袋和一个布袋。纸袋里装满成捆的美元，布袋里面是名贵手表和金银首饰。
一清点，4个纸袋里的美元共计：70万元。
不想谢幕
随着前妻和现妻的相继被突破，慕绥新的问题被抓住了，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对他采取措施了。于是，在2001年3月21日，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赴沈阳向慕绥新宣布了对其立案调查和实行“两规”的决定。
这时慕绥新的心情复杂极了。作为一个副省级干部被“两规”了，后果会是怎样的呢？胡长清、成克杰的形象不断在他脑子里闪现，自己会步他们的后尘吗？不！他从小就想做好人，不想做坏人，他努力地干事情，而且干成了事情，他只是不自觉地走到了这一步。他看着刘丽英，刘丽英的表情很沉重。他想知道上级对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我们的官员在紧要的关口，总是想到上级，岂不知群众对他们的生死存亡也多少起着一些作用。他的问题最终能暴露出来，就是群众的举报信引发的。不过如何查处，那就由上级说了算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像慕绥新这样的人不会被放过。他想知道中央对他有个什么看法，有个什么结论，这显然是太早了。这得通过调查，才能最后下结论。他太着急了。不过，叫谁，谁也是沉不住气。这好比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心里没底。
但他很快也就把问题想明白了，他希望能够得到保护。这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不能太大，或者说被查出来的问题不能太大。他收了许多人的钱，也给许多人办了事，但是收了钱而没有给办事或者没有办成事的，他一律非常小心地把钱退回去了。一是为了心理平衡，不欠人家的情，二是为了防止对方心存怨恨，事后举报他。
但他也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有人举报，上边知道了，怎么办呢？风气不正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就这个风气嘛，法不责众嘛。所以对有人会告他，反映他点问题，他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哪个领导干部不挨告？女人怕生孩子就不要跟男人睡觉，干部怕挨告就不要当领导。但没有确凿证据，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自己说清楚也就算了。
这里边有很大的学问，得看自己的综合实力，即上边是否有领导赏识你，下边是否有自己的势力支撑着你，中间你自己是否有能力有政绩，三者缺一不可。他经营多年，自认为这三方面都不弱，铜帮铁底，牢不可破。正因如此，平时他才认为不会有问题，才那样大大咧咧，一种不严加防范的样子。如今出事了，他该怎么办？
看来上面的态度他是左右不了啦，下边的支撑也许还会发挥一些作用，主要是看自己了，能否把问题承认得最少，把“政绩市长”的形象保持下去。
他从来没有被“两规”过，大闺女上轿——头一遭。不知是什么“待遇”，是否很严厉？自己的病肯定是保证不了治疗了。但是令他非常感动，刘丽英发下话来：“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慕绥新案的公诉人在法庭上
“进去”以后，没有急着跟他谈话，好像根本就没有跟他谈话的意思，把谈话的事给忘了。这使他感到很奇怪。难道是上边有人在关照他，发下什么话来了。其实发下来的话就是“办案服从治疗”，这不很对吗？先不跟你谈话，别影响你的玻还是住在很高级的病房里，对他的病却比过去还当真了。那些办案人员对他的病情非常了解，过去是怎么治的，经过几个阶段，都用过什么药，知道得清清楚楚，甚至能说出过去治疗的某些重要的细节，很流利地说出那些非常绕口的进口西药的名称。功夫下得真到，功夫下在了办案之外。那些很知名的大夫本来是有些派头的，但在这些高水平的“陪护”人员面前也不敢摆了，恐怕稍一不慎被挑了眼。
专案组又为他抽调来更知名的医生，连护理人员也换最高级的。他非常感动，他有点躺不住了，病不下去了。
他也知道了大家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奉了谁的关照，在保护他的政治生命。怎么说更好呢？与其说放过他就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倒不如说查处他才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党的政策一贯是“治病救人”。不管怎么说吧，现在绝不是要放过他，而是要抓住他。要抓住他，就必须先保护好他的生理生命。
但也用不着这么精心和重视啊！用得着。这是在让他受到感动，这是在打感情牌。他虽然把这一切都看透了，他还是感动了。感动了就好办，就是要你的感动。鏊子好了，烙的饼也好。感动了你就不对立了，至于你说不说先不管，那是下一步的事，下一步你也必定会像第一步受感动一样，把什么都说出来，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一种设定好了的程序之中。现在你已经感动了，好，不管你是从什么角度感动的，总之你感动了。也许你觉得大家伙都很不容易，这么多人围着你转，组织医生会诊，研究治疗方案，一套不行，又换一套，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你明知道这不是大家的最终目的，更不是大家的专业，大家不会特别感兴趣，大家感兴趣的是赶快拿到你收钱的数字，但是不行，大家得强制着自己干这个，干医生这行的事，还得像背外语单词一样，把洋药名背个烂熟，你说这有多么不容易吧，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上感动了。
他感动了，他一点抵触情绪也没有了，他做好了谈话的思想准备。他精神饱满地等着了。但办案人员说不行，他们还得请教专家，请示医生，并征求护理人员的意见。芝麻粒上刻字——抠得太细了！他们征求完意见，又跟医护人员反复推敲，设计好谈话中出现各种问题怎么应对。他们特别地有耐心。连他自己都没有耐心了。其实事情办到这种程度，真正科学的比重已经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在看火候。火候正好的时候，才跟慕绥新谈。他们认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才最能接近谈话的大方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不会指望他第一次谈话，他就会说出什么问题的。
后来知道，慕绥新在第一次谈话之前，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充分地被感动之后，特别感觉到了党组织的温暖，也感觉到了党组织的强大。党要专心办一件事情是没有办不成功的。他出任市长的时候，认为解决腐败问题很难，现在自己果然腐败了，那么就由组织给你解决吧。腐败没出现的时候，或者正在出现的时候，解决起来的确很难，腐败者一旦暴露，并且被列入目标，解决起来就不难了。
他是配合组织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保护好自己，闯过这一关呢？按照他一贯的坦诚和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应该竹筒倒豆子，把什么都说出来。但说出来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就彻底完了。他很看重那个机会，他很难全盘接受“贪官”这个事实。
事后他总是再三再四地对人表明：“我本来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有可能，我就做一个最好的市长。什么是最好的市长？就是他能使人民最喜欢他。”
他朝这个方向去做了，他想使沈阳人民骄傲起来，但是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了一个贪官。从他事后那种刻骨铭心的悔恨，可以判断当时他是极力想给自己保留一线生机的，以便东山再起，大干一番。
他是这样说的：“短短几个月揭发出的事实，让我明白地看清了自己的面目，不是一个好市长，是一贪官，是党和人民都唾弃的贪官。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特别是辜负了我很心痛的沈阳市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怀着单纯的、朴素的对党热爱的感情，满怀希望地说，遇到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好市长，可能为他们办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半途而废，经济没有搞上去，城市没有搞上去，老百姓的很多愿望还没有实现，就揪出了我这样一个腐败分子，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这个悲剧的主角还不想退出舞台，不想就此谢幕。几个月之前，他还从电视上看到了自己引进的雪佛莱汽车生产线建设安装好了，第一台雪佛莱汽车在鲜花、掌声和欢呼声中下线了。他本来应该在那个热烈的场面中去剪彩，但却成了旁观者。这时候他才无比珍惜地看到，过去当市长的日子是多么好，多么宝贵，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捞钱呢？最后，捞钱的代价将是失去了干事的权力，为了一堆废纸，为了一堆罪证，失去干事业的权力！
所以在失去之前，他是不想失去的。
非法起跑线
第一次谈话开始了?"纠此�蕉汲锘�苏饷闯な奔洌�剿缧乱环接Ω迷缇妥龊昧朔朗氐淖急福�文阍趺垂ィ�叶加杏Χ灾�撸�热缣┥剑�∪徊欢�Ｗò缸檎庖环娇隙ㄒ蚕牒昧私�サ恼惺酰�銎洳灰猓�テ洳槐浮?
但是战幕拉开恰恰相反，办案人员很程式化地交待了一些政策之外，几乎不再问什么话，不再说什么话了。
慕绥新却忍不住了。原来他的策略根本不是防守，而是进攻，以攻为守。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干什么事都是杀杀打打，冲在前边，绝对不会当肉头。但干别的事，这或许是个优点，作为一个被审查的人，这么干可是不明智的。言多语失，过于暴露，没什么好处。
他却这么干了。他觉得机会难得。专案组怎么会给他这么一个很大的空隙，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自由申辩？这真是太好了！
他说，我知道有人举报我，有些事情也可能说得很具体，要不中央纪委也不会对我立案侦查。但要分析举报我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马向东一伙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疯狂报复。马向东案发之初，他的妻子章亚非找到我，让我承认他们赌博私分的那12万美元是政府发给他们的奖金。我当然不会给出这样的伪证。当时态度非常坚决。从此章亚非就采劝打慕保马”的策略，来挽救马向东，到处串联，给我写举报信。
说到这里，他已经很兴奋了。他常常能把自己的情绪很快地调动起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他还没有把平时收人家的钱看成是多大问题，以为是人情往来，而且到底有多少，他也不知道，不掌握。直到办案人员向他通告，贾桂娥已经交待了受贿、非法所得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1000多万元时，他才大吃一惊。
事后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钱。说老实话，我今天特别对您讲，就是最后我妻子把我交给她收藏的钱和财物交给组织的时候，我都大吃一惊，这么多钱！我当时估计能有个三十几万，几万美金，那已经不少了，但是没有想到700万!"
但当时他还不知道有这么多，所以说话很是理直气壮，他说：“我不是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马向东这样严重腐败的干部我没能及时发现，就是问题，是我用人失察。另外我的前妻贾桂娥和子女经商，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我管教不严，监督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应该负责任。其他的问题，我根本不存在。”
平时收了别人那么多钱，竟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不算问题，配偶子女经商赚了那么多钱，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四个字：“管教不严，监督不够”。看他那激动认真的样子，不像是故意撒谎和抵赖。反贴门神不对脸。越是这样，越是可怕。这说明，他麻木了。对于这种麻木，他有一段反思，很能说明问题。
他说：“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三讲的后期找过我，让我三讲的时候也讲一讲，你夫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那是1999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告诉他。还让我讲一讲女儿做生意的情况，就是办什么公司了，有没有违法的事。我回去和他们一商量，什么毛病也没有，说都非常好，也没有参加什么经济活动，也没有办什么公司，把公司兑掉了，当然公司这笔财产不能随便丢掉。”
看看，很马虎，根本没当回事。看来只让在会上讲一讲，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的，必须走到这最要命的一步，才能了断。
这就代价太大了，太可惜了。但不这样，他又真的不讲，平时给了多少次机会都不要，现在要机会了，却没有了。当然相对地来说，还应该说有机会，不过那是什么机会呢？轻点儿，重点儿而已。像他想要的那种机会，即再当市长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是绝对没有了。
他这样说了一通，就等着看办案人员的反应。能认可他所说的吗？这已经很合乎逻辑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办案人员注视着他，觉得平时一向水平很高的慕绥新，现在水平可是太低了。看来他还要在“两规”的实践中很好地学习。这也是一个大学校。刚进来的人都这样，跟不上班。办案人员说，听你所谈的，你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中央纪委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如果只知道你有问题，而没有拿到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
提了两个问题，就不再说什么了，谈话就结束了。慕绥新心里空落落的，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是自己弄错了，自己把什么事情办坏了。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到现在的非常懊丧，落差太大了，他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了，他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他无力地摇了摇头，被人搀扶着退了下去。
这是一种很难受的状态。不上不下，不左不右。顶着磨盘踩高跷——难上加难。难道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那种防范心理和防范行为吗？
过去他从来没有防范过，直来直去，透明度很高。对上级他不会，也觉得没有必要去低眉折腰，他们要的是他的政绩，拿出政绩给上级看就行了，上级就高兴了，上级就比什么都高兴了。当然有的人兴趣不同，喜好各异，也许更希望你给他来点别的东西。但政绩总是硬邦邦的，放在那里是座山，你的腰杆子就能挺起来。
腰杆子挺得起来，对上级都不折腰，还对下级客气什么？“你他妈的”，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语言了。他喜欢他，信得过他，才使用这种最美好的语言跟他说话。
甚至在接受别人贿赂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防范。因为他根本不认为那是贿赂，那不是贿赂，那是人情，他不能不讲人情。他很慷慨而大方地收下了，双方都很满意，皆大欢喜。
现在要求把这些事情向中央纪委讲出来，他的思想弯子、感情弯子实在是转不过来。这是一种谁也不说，但又尽人皆知的事实。好像大家都是这样，都站在这样一条非常“操蛋”的起跑线上，连老百姓都认可了。贪就贪点吧，能给老百姓办事就行，就是好官。老百姓养活一头牛，是让它耕地的，养活一个干部，是让他干事的。他要偷吃点草料，就偷吃点草料吧，只要干事就行，只要能给老百姓带来些好处就行。最讨厌的是光偷吃草料，光搂钱，不干事，那老百姓意见就大了。他不属于后者，他属于也搂钱，也干事的那种，而且事情干得还不错。他虽然也是站在那条起跑线上，也跑了，但他用干事做了补偿。
没有办法，现在标准就是这么低。所以对慕绥新，没有多少人骂他。他还算站在那个不光彩的起跑线上，干事比较多的一个官。当然了，老百姓也不太关心最后他到底搂了多少，更不敢拿那么一个巨大的数字跟自己微薄的收入去相比。如果那样的话，痛恨慕绥新的目的固然达到了，但对自己的伤害也太大了。连慕绥新都知道这一点：“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面对专案组，他必须把收钱的事牢牢隐瞒起来，这就是防范，防范就要虚假。他很不适应。平时他虽然也没有把收钱的事对别人说，但那是不值一提，心照不宣，并无虚假之感。好像大家都穿着一条内裤，没有必要露出来给别人看看。现在专案组却让他露出来，他捂着盖着不露，他就非常虚假了。
现在他认识到了虚假，刚才谈话时他没有意识到，他以为不会要求他暴露到那种程度，露出衬衫来就可以了。哪知道完全不合格。
为难
他把一个不真实的“我”——按照专案组的标准来衡量，呈现了出去，然后遭到了退货。他的心情非常灰暗。过去的慕绥新一直是免检产品，从未遭到过什么退货的。
于是他又有反思：“应该说，我不知道保护自己，不知道保护自己，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斗争随时在进行着，不知道保护自己，实际上就是把自己交给人家了。我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在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的同时，千方百计按照党的要求，把自己保护好，做一个让老百姓真正满意、真正放心的好市长!"
听了这些话每个人都是很感动的，我们不会因为他的犯罪而拒绝听这些话。我们也不会认为他的这些话都是假话，是装出来的，是说给别人听的。没有这个思想，没有这个感情，让你装，你也装不出来，让你说，你也说不到位。而慕绥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略加思索，脱口而出，心情沉重，眼含泪水。说他假装，目击者马上会指责你不人道。
过去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现在他要保护自己了。这很不是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央纪委。过去他面对自己，面对送钱人的时候，他也曾想到保护自己，但下不了决心，感到有很大难度。他失去了良好的机会。现在要保护自己了。晚了。
而且方法也错了。现在要保护自己，只能是按照党的政策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实他这样的人，或者说他这种性格的人，走“从宽”的道路是最容易的，最合适的。但是他已经不能很客观地判断自己、对待自己了。他糊涂了。他在经受痛苦的炼狱。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他就能很清醒地向我们反思了。这个阶段不会很长的，他坚持不了多久。他绝不会像他的副手，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一样，17个月没有承认，没有开口，但是一开口却也了不得：180万美元！
他感到很痛苦。这又是个很奇怪的现象，过去他当“两面”人，又干事又搂钱的时候，他认为那是人情往来，心理却比较平衡，现在让他把这些事情谈出来，他不谈，装作没有此事，他反而受不了啦，也就是说，实践的时候很容易，让他承认这个实践，或者不承认这个实践，他反而为难了。
比如那个周伟，现实中的周伟已经让他很为难，这时候再要把他隐瞒住，或者干脆把他交待出来，那就更难了。他实在是不好给自己当时的行为定性，也不好给周伟定性。
他慕绥新本人确实没有收到过周伟送的20万元，全是前妻和前妻的妹妹搞的，而且当时要求干部交流，周伟的父亲又是老干部，住在沈阳，需要照顾，所以把他调到沈阳来也是合乎道理的。但是贾桂娥又确实告诉他收过周伟的钱了，没有说收多少，只说是收了钱了，不调不行，不调交不了账。开始他没理她的荐儿，拖着没有办，觉得他实在是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位与自己连面都没见过的不认识的周伟调过来不可。但是贾桂娥认定的事，你不给办又是绝对搪不了的。他就只好不情愿地给办了，一办就成功了。这么一来，这就是个问题了，不说不行了，但说了算成卖官，又确实有点冤。所以就出现了，说也为难，不说也为难的情况。
这件事只要说出去，就是一个20万元和一个官位的问题，非常的典型，非常的可怕，买官者和卖官者非常的可耻！
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对了，不是这样。当我听了慕绥新的录音自白之后，我觉得不是这样了。
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不了解，也不认识周伟。他没有直接找过我，是我原来的妻子的妹妹，他们亲属一帮人找到我，是一定要办，不办好像是天要塌，地要陷。这事我拖了半年多没办，说老实话，到现在我还认为我不想办。但是我毕竟办了，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不想办的理由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个事情跟我毫无关系，我也不需要，从我做市长来说，我不需要，结果听了夫人，听了几个亲戚，他们无休止的一些工作吧，就抵挡不住，就把这事情给办了。我和组织部长打个招呼，他们就去调查，回来跟我说这个人不错，没有说不行。”
是的，点了戏就得有人去唱，而且还得唱好。
老慕接着说：“后来在家里见过周伟一面，谈得很不好，我印象不是很好。可是事情已经启动了，收了人家钱了，没有办法了，收不住了。这样后悔得不得了，我对这个事情，是所有受贿事件里最为后悔的一件，最为不应该办的一件。”
可怕仍然可怕，甚至更可怕，典型仍是典型，甚至更典型，只是我觉得，对于当事人来说，何止“可怕”、“可耻”几个字所能了得！因此我说“不是这样了”。
周伟并没有计较慕绥新对他印象不好，当他在北京住院的时候，仍然去看他，给他送钱，当时并没有求他办什么事，也不指望他今后还能继续帮自己的忙，因为他已经得了癌症。他送钱只是为了报恩。
他平稳而略带激动地说：“我当时就是觉得慕绥新曾经帮过我，而且我对他印象也不错，我上医院去看他，认为他回来当不了市长了，当时都讲他住院，肺癌大手术，整个肺都切除了，只剩很少一部分，回来之后可能就是一个维持生命，我去看他，从我个人内心来讲，他曾经对我很好，一种报恩心理。我去看望他，让他买点补品，给他留了1万美元。这个钱我还是跟人借的。当然我承受得了，只是当时手里没有。”
收到这个钱，老慕很感动。他错就错在了这里，总把送钱和收钱，看成是一种人情，而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或者不十分纯粹的或者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行贿和受贿。
慕绥新是个性情中人。
他在人情交往上办了一些糊涂的事，但是反思的时候却头脑异常清醒。慕绥新案的辩护人在法庭上
当机智的记者问他，周伟这个官是不是买来的时候，他回答得清楚明白、滴水不漏。
他是这样说的：“可以这样讲，这个官不是一个人能定的事情，他给我钱就能把官得到，是因为我犯了错误，从中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实际上想向共产党买官是做不到的。官是共产党管的，你要官只能向共产党去买，这是做不到的。但是通过贪官帮你策划怎么做，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是不是说清楚了这件事情？”
他最后向记者来了一个谦虚的反问。
他说清楚了，而且说得非常好。
但是，在专案组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却什么也没说清楚。
金寿桃
第二次谈话开始了。这次他没有抢先“发言”，以免陷入被动。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应对准备，等着办案人员询问他，然后一一给予回答，那回答将是巧妙而严密的，把所有的提问拒之门外。摆上羊角士，不怕马来将。到这时他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第一次谈话他还是认识问题，说与不说是感到拿不准，还很痛苦。这次他没有痛苦了，态度非常坚决，是准备对抗和战斗了。
办案人员决定满足他的求战心理。他们问：“说说你与私营企业老板刘宝印的关系。”
他马上承认有关系，并且收了他一些钱物，但事后都由他女婿跟刘宝印结清了。女婿和女儿已经跑到外国去了，没有办法找来对证。
他知道刘宝印早就进去了，也知道刘宝印会说的，但让女婿跟他结清不就完了吗？
他认为这个回答和解释是最佳的，是全国通用粮票，在一般的谈话或生活会上，是很认的：原来已经结清了，那就没事了，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嘛！
然而，这是在专案组。粮票不行，要粮食，要现金，要存折，要卡，要美元，要手表，要金寿桃……
除了粮食，其余种种都是老慕经常过手的东西，他再说自己本来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也不能否定他熟悉并拥有这些东西的事实。
当办案人员向他做了上述物品的少许提示之后，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刚才向办案人员直视过去的目光，现在拐了个弯儿，又折回来了。
他感到人生的确就是一场游戏。
此刻，他正在跟这些年轻人做着费力不讨好的游戏。
他以前的所谓生活、所谓交往，不也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所做的一种游戏吗？他并没有违反游戏规则，却把游戏演砸了。
金寿桃，这可能是最不值钱的玩艺了，才5888元，但留给他的印象却最为深刻，因为这是刘宝印给梅花的，在沈阳某个宾馆里给的，金光耀眼的一个大寿桃，作为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真是再好不过了。
手表，多了。你要那么多手表干什么呢？名表。名表又能怎么样？值钱。难道你的钱还少吗？他无法解释。他很被动。他实在是对那些美丽而价值连城的表，看都没有看上几眼，就扔进抽屉里不管了。但是它们在这场游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手表是很冠冕堂皇的，能登大雅之堂，不像红包只能在没有人的场合偷偷摸摸地塞。所以它很走红，可以在豪华饭店的高级雅间里献上来，把气氛整得很浓烈，使收受者特别威风和舒服。在北京王府饭店，他接受了刘宝印赠送的价值7万元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在沈阳某商贸大厦，又接受了夏任凡赠送的还是“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只是价值9万元。同样在沈阳某大酒店，又接受了某人赠送的“劳力士”手表一块，价值16万元。把钱变成表，显得很文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我们有很多办法，用美丽的东西来掩盖赤裸的欲望。
市长是欲望之泉，人人都来开掘。他无处遁逃，他别无选择。
他说：“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他们用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用钱来把我淹没掉了。”
当然，他也有欲望，但他的欲望绝不是几块名表，更不是金寿桃，也不是钱。他的欲望很大，很大……
但是不幸得很，现在只能用钱来衡量他的欲望了。于是，他成了一个大贪官。
在那个坐起来跟记者长谈的夏天，他已经心静如水，不急于为自己辩解了，他只是想跟人们坦诚交流。
他心平气和地说：“为什么弄那么多钱，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弄这么多钱？现在我也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你也不缺钱花啊，共产党对你也不薄，各种待遇都有，什么都很方便，你为什么还要跟人家收那么多钱？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但我想把它讲出来，错了大家批判。我当时收这些钱，实际上我并不需要钱，但是我需要情，我需要干部对我的尊重，对我的认可和理解，而这比干部给我个万儿八千的要好。所以我看重的是情，而不是钱。没有说给得多的就好，表扬几句，给得少的就不好，就批评几句，没有。谁给钱我都觉得他们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是一种支持，一种信任，是一种对我的肯定。我错误地把这些东西归纳到这样一个点上，所以给钱我就接着，我不觉得他是贿赂我。”
当然，这不仅是错了，而且是一种很难让人理解的想法和行为。但是，他说这是真的。
在辽沈大地上有一个康平县，非常的贫困，连走进慕家大门的县领导也很土气的样子。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不会是也来送钱的吧？他们是来干正经事的，找市长商量如何尽快脱贫致富。慕绥新过去也在县里干过，在海城县当过县长嘛，所以跟康平县的几个“土领导”很谈得来。开始那几个年轻领导还很拘谨，虽然在下面都是“县太爷”，但在慕市长面前就是小学生了。不过，谈着谈着，他们就放开了，因为慕市长谈的都是实情，他对县里的情况十分熟悉。一说到县里的事，县领导们就有了发言权，他们就很激动的样子，就不知不觉地放开了，也试着发表意见。慕市长就很注意地听，但一般不等他们说完，就全明白了，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说自己的看法。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笑。
慕市长说：“你们就靠种粮食，脱不了贫。今年丰收了，天气好，咱们就脱贫了，明年天气不好，旱了一点，咱们又返贫了。这样反反复复，怕有四五个来回了吧？”
他们就说是是，老打不开思路。
于是，慕市长就把思路打开了。
“我在县里工作过，在海城县，我给你们出个主意。”老慕来了劲头，认真地说，“搞庭院经济！市里面可以帮助你们，你们养点鹅，市里到处都是烧鹅店嘛！你养鹅，我不让收别人的，大家都收你康平的鹅仔，保证你鹅都有卖处。你还能养多少鹅啊！是不是保证家家都有收入。你们还可以养猪，我保证我们屠宰场，绝对收你康平的猪。这样行不行呢？”
他们赶紧说行行行，听市长的。慕绥新很得意。他出的点子很好。他可以开个点子公司了。但他是市长。市长就是点子大王。市长就得给他的老百姓解决困难。沈阳市区很现代化了，但还有康平这样的贫困县。平时关心不够，今天终于做成了一件事。等于给了他们一个金寿桃。他很高兴，督促他们回去赶快抓紧落实。
但是他们却没有抓紧的意思，还磨磨蹭蹭地坐着，不肯走。
还有什么困难吗？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不能老陪他们坐着。有困难就说嘛，如果没什么事情了，今天是不是暂时就先到这里。他们却越发地为难和不好意思了。老慕忽然明白了，说放心吧，市里肯定支持你们。如果需要资金，由财政给你们拨一点款，帮助买猪仔、鹅仔。
他们千恩万谢地走了，他们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资金。
事后慕市长在康平县关于发展庭院经济所需资金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支持康平县发展庭院经济，要求财政安排200万元资金。
康平的庭院经济搞起来了，猪啊，鹅啊，送到哪里去？送到沈阳市里来。
千纸鹤
事情如果就这么完了，那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慕市长剥夺了我们讲“好的故事”的权利，哪怕只是这么一个很小的故事。漩窝里洗澡——越陷越深，慕绥新又收人家钱了。
贫困县的钱很少，一次只能一两千、三五千地给。这对大笔大笔收惯了钱的慕绥新来说，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笔的钱他都不在乎，何况这点小钱呢？但是他收下了。他不能不收。不收，嫌少吗？看不起我们贫困县的这点情谊吗？得，又跑到人情上去了，老慕最抵挡不住的就是人情。
谈到这一节，慕绥新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他说：“说起来也是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内疚。我为什么要收呢？现在想起来没有任何道理，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当时也推脱过，说你们不要搞这个东西了，你们自己也很困难。推脱几句，人家也要让一让的嘛，一让两让三让就收下了。”
老慕帮助康平县发展庭院经济，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也可，说是本来就应该办的一件小事也行，都不过是一种公务活动，哪儿有那么多感情、人情掺和在里边？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办事要花钱成为了一种潜规则。大家都在照此办理。可是，已经收了钱的老慕却认为自己是个例外。
他说：“我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不收钱不办事。可是大家却以为我是那样的人，所以才给我那么一千块钱、两千块钱。我没有这样认为过，而且我到现在也不这样认为，我不收钱不办事，没有这个东西。”